第3部分

三十九

机票买得便宜，时间不好，到多伦多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飞临多伦多的时候，从空中往下看，远远的是一片模糊的光，渐渐明亮起来，一片灯海望不到边。然后，一条条街道，汽车的红色尾灯一行行缓缓移动，都看清了。思文指着下面说：“多伦多，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说：“还是被我想到了。”她说：“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说：“这一年多伦多是我心中的圣地。”她说：“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看她的眼睛，她转了脸望着外面，说：“一年了。”我说：“那也不一定就有了造化，出息不了的人到哪里也出息不了。”她说：“那你还逃难似的逃离纽芬兰？”我说：“多伦多不图它别的，图它有两张中文报纸看。在圣约翰斯再呆两年，我都会变成真的文盲了。”

两部小手拖车拖了皮箱旅行袋，我和思文站在出口处等车。不断有出租车开过来，问我们进不进城。在纽芬兰有人告诉我们，出租车到城里很贵。我随口问了一个黑人司机，到唐人街多少钱，他说：“Maybe fifty dollars。”我吓一跳，还是等着，专线客车只要八块钱一个人呢。在纽芬兰这一年多里我们存了差不多两万块钱，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想，但能省还是要省，钱来得太可怜了点。思文抱怨说：“来了一年多还用国内的概念来算钱的，大概也只有你了。”我说：“那大概也只有我准备回去。”

机场到市中心花了半个小时，一路上巨大的广告牌在夜中闪亮，看得我眼都花了。到汽车总站下了车，我说：“先找多大的学生联谊会。”思文说：“都十点了，到哪里去找。就是你要买便宜票，搞到天墨黑了才到。”站在路边有出租车停了问我们去哪里，我们连忙摆手。

把行李托到候车室，思文说：“今晚要住旅店了，省了机票钱，去了多的。这就是你高力伟做的事。”我说：“我还有那么大的派头住店，那不杀你几十块钱一晚。实在没办法先在这里蹲一夜，还有靠背椅呢。”思文说：“我去打电话。”她拿出一张纸，上面抄了一些电话号码，别人给的，都是一些不太相干的人。我们把两毛五一个的硬币都收拢来，有七八个，她拿了去打电话。过一会她回来说：“只通了两个，听口气不肯来帮忙。”我说：“我一点都不瞌睡，你打你的瞌睡，我守行李。”我投了硬币到自动售货机里，按了选择键，掉下两筒可口可乐。又把晚餐没咬完的面包翻出来说：“凑合一餐。”思文接了面包，半天吃一口。我口里苦涩苦涩的，勉强塞进口里，用饮料咽了。思文说：“今晚怎么办？”我说：“在这里混一夜也好，挺剌激的，这么多空位子，随你坐。”她说：“错了就错了，还要找道理。你就没做几件漂亮的事让人佩服佩服，跟了你总是受刺激，还说刺激好呢。”她眼眯了一会说：“睡不着。”我说：“睡不着你看看行李，我出去看看。”

从飞机上看，多伦多象一座玻璃城，现在看去却平平淡淡。我朝着灯亮的那边走，怕走远了找不着回来的路，转一个弯就停下来记住街角建筑物的标志。在一家小店里我买了一张城市地图，对着街口的街牌查到自己的位置，发现离著名的央街已经很近。我便横过去，央街果然热闹得多，白人、黑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来来往往，是国际大都会风貌。灯光下各种各样的面孔闪烁起伏，如纸糊的脸飘浮在梦中一般。看着这无数的脸在眼前晃动，我觉得很陌生，又觉得很理解他们。

（以下略去380字……）

回到候车室，思文说：“啊呀，你回来了。刚才两个人过来问我要不要住宿，吓得我！”我说：“还有这么多人啊，怕什么！”又告诉她刚才遇见妓女的事。她说：“第一天来就走桃花运了，以后日子还长呢，这么浪漫的城市。”我说：“一开口就是酸的，酸不溜溜醋坛子。”她说：“我醋坛子！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呢。我倒希望自己有这种情绪。”我说：“我又自作多情了，好惭愧。我真是不要脸，我太不要脸了，我为什么这么不要脸呢。”我又虚张声势打自己的脸说：“看你还不要脸！打这张不要脸的脸！”她笑一声，不说话。我想：“现在有机会就来两下子，看起来离婚真的是无所谓了。”

思文侧了身子去打瞌睡，我把箱子移到脚边并排放了，腿分开用脚尖夹了，闭了眼想瞌睡一下，但总是刚一迷糊了又惊醒过来。过一会就有夜行客车进站出站，来往的人行色匆匆。我无聊地盯着那些出出进进的人，揣想他们在这半夜行车是怎么回事。思文不时地醒来换一种姿式，又后悔没有在附近找一家旅馆住一夜。她说：“也就是跟了你，受这样的罪，一错再错。”

我笑着说：“跟个有钱的这些错都没有了。”她气了说；“你想这样说，那也可以这样说。”我不再说什么，闭了眼假装打瞌睡。一个老年的黑人妇女来讨钱，我给了她一块钱示意她离开。她接了钱又去别人跟前去讨，总没人理她。我担心她又会过来碰醒思文，但她蹒跚着出门去了。我怕行李被人提了去，打着哈欠又不敢睡，就把别人丢在座位上的SUN（太阳报）拿过来看，找到Rent 那一栏，看到一间房都是四、五百块钱一个月，吓得心惊肉跳。挣扎着熬到天亮，我到门外手推车上买两份热狗，两人吃了。思文说：“这些东西吃了一天，胃都要翻过来了。”我说：“中午还吃不到饭我们去餐馆吃饭，到加拿大我还没吃过餐馆。”她说：“你天天吃餐馆。”我一笑说：“倒也是的。”又说：“我查地图了，这里离多大不远，我跑过去问问联谊会在哪里。近了拖车过去，远了叫部车。”她说：“慢点，赵教授给我一个牧师的电话，昨天没打通。这个彭牧师他自己也不认识。”她到投币电话机那边打了电话，回来说：“到门口去等，马上来了。”我说：“这教会的人真还仁仁义义的啊！”

不一会彭牧师开车来了，他太太坐在车里。彭牧师一身西装笔挺，帮我们把东西放到车后。车开动后，彭牧师问我们什么时候到的，思文马上说：“刚才到的。”牧师说：“圣约翰斯这么早就有班机过来这边？”他太太回过头来问：“你们加入教会没有？”我说：“没有，中国教会少，圣约翰斯那边华人少。”她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思文马上说：“有兴趣。”彭牧师说：“有兴趣过几天接你们去参加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思文很高兴地说：“那好，我正想去。”车转来转去，问了半个小时才找到联谊会，离多大很远，到唐人街上去了。彭牧师要帮我们提行李上楼，我马上拦了他，千谢万谢说：“耽误您太多了。”他递了名片给我说：“房子找到了打个电话过来，过几天接你们去教会看看。”上了楼我对思文说：“你要说有兴趣，又多出来一件事。”她说：“没兴趣你去说去，你坐在人家车上呢。”

这是多大中国学生联谊会租的一幢房子，住的都是过客，一人一天十块钱。上上下下一天到晚吵吵嚷嚷，各种各样的人在交流自己的经历。在这里实在难得住下去，便到外面买了《星岛日报》找房子。两天以后，我们搬到靠近唐人街中心的一条街道上去，住进二楼一间房中。房东是一对老年夫妇，很多年前从香港过来的。同样一间房，比圣约翰斯贵了几乎一倍，和那两个老人讨价还价半天，也没能少一个钱。这幢房子的二楼三楼都出租了，我们的隔壁是刚从美国德克萨斯州来的一对北京人，两个月前听说加拿大有移民机会，博士学位也不要了，电视机也送了人，连夜飞到纽约去办来加拿大的旅游签证，正遇上美国国庆，加拿大驻纽约领事馆不办公，耽误两天。赶到多伦多，正好移民申请在前一天对美国学生关闭。说着这件事丈夫拍着腿连连叹息。听说我们的移民申请已经受理了，羡慕得不得了。太太说：“你们幸福了，你们幸福了。”经他们这么一说，我才知道移民这事原来真有这么神圣，说：“移民的瘾我还没有那么重，要是能够换名字，两千加元卖给你们算了。”那丈夫眼珠鼓出来说：“不想移民？说笑话吧！两千块，二万块也便宜得跟捡的一样。一张绿卡值得五万加元呢。”

思文去多伦多大学注册了，拿回来一张支票递给我说：“存去。”我一看是两千九百块，吓一跳说：“这么多！”她说：“一个学期的，一年就发三张。”我说：“读这个书比打工也不差多少了。”她说：“先别高兴太早，把我们自己的支票开一张五百块的交学费。”我拿了支票本给她说：“你自己开。”她扯了一张填了，说：“收进来就高兴，开出去就象割你一块肉似的。”我说：“学费割一刀，房租割一刀，两千九百块几刀也就割完了。”

四十

我每天到街上买一份《星岛日报》来看，找工作。看到那整版的聘人广告，我心里就很放心，这么多机会总有一个要轮到我。好在我在龙──88了学了一点手艺，这使我有一点自信。每天我把可能的机会都作了标记，然后一处处打电话。不敢要求太高，钱比在纽芬兰多点就行，累是不在乎的。多伦多市政府规定最低工资七加元一个小时，这在我看来已经不少。我还有个想法不敢告诉思文。到了多伦多，我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好的机会。多伦多有两家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每天都厚厚的几十页。我想以我的文字水平，到里面去谋个编辑记者一类的差使应该还是有点希望。《星岛日报》发行量大，却是香港背景，我不懂广东话，不敢问津。《世界日报》是台湾背景，语言上没有问题。我算计着得先写几篇稿子给《世界日报》，让他们也认识认识我。

这天我在报上偶尔看到一条消息，有个台湾画家在唐人街大人物画廊办画展，就跑去了。展室不大，就是一楼的客厅装修成的。几十幅国画都标了价挂在墙上，也有上千元一幅的，也有几十元一幅的。看画展的人只有几个，我来来回回转了半天也没见有人买。两个人坐在那里说话，听了知道是画廊老板和画家。画家的脸色阴沉，抱怨多伦多的华人不懂艺术，又说去年自己在纽约办画展，画多么抢手。老板说多伦多画的生意不好做，所有的人都只知道赚钱，准备明年关闭了画廊做别的生意去。美术方面的书我也看过几本，模模糊糊都记不清了。

听他们说了一阵，我鼓了勇气插一句嘴说：“您的国画还是走张大千的路子。”画家看我一眼说：“你懂画？”我说：“读研究生的时候学过中国美术史。”撒了这个谎我心里很镇静，露了馅我就说自己不是专业学的，都忘记了。他说：“我老师是张大千的学生。”我大了胆子说：“这些画用笔很工细，意境却平庸，也不说平庸，是没有创意。”他说：“听起来你是个内行。”我说：“内行不敢说，看过几本书。”他说：“不过既然是国画，你总不能画成油画。”我说：“国画表现隐逸的情趣，几百年不变，再好的东西也疲倦了。境界打不开，手头功夫再怎么样也突不破的。”他拍了桌子说：“你倒说到点子上来了，照你说又怎么个变化？”我说：“我没专门研究过，也说不上来。”老板说：“依你看怎么叫人舍得往外掏钱来买？”我说：“我是外行，抓瞎说你们别笑。这种山水意境和现代人文化心理结构缺少有机的对应性，现代人有现代人的情趣、节奏和韵律。他们喜欢有力度的东西。”画家不高兴说：“去年我在纽约就卖得很好。”

我说：“你的画我提点小意见。”三个人起身去看画。我指了一幅画说：“这幅画你标题是《夏》，改成《圆荷凝露》意味就深远些。这幅《冬》，改成《独钓寒江》，意境更出来了。”跟他说了七八个可改的标题，他只否认了两个。最后我说：“如果有地方发表的话，我写篇评论文章，效果比广告要好些。”老板说：“写得好，发表的事归我，两家报纸的编辑都是熟人。”画家说：“你打算怎么写？”我说：“那当然是唱赞歌，这你只管放宽了心。老实说在技巧方面我也不太懂，你跟别人讲色彩透视比例他也不懂。我想谈一谈你这画的意义，让谁也能理解。”画家“嗯，嗯”着点头。我说：“要说这些画的内涵，你作者是最清楚，我只是想把它表述得大家都能接受，这很重要。”老板说：“那当然，当然。”画家说：“你说，你说。”我说：“我就用《疲惫心灵的停泊地》这个题目，不知合不合你的意思？意思是，现代人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太疲倦了，心灵在持续压力下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你的画提供了一个暂时放松一下的机会，传统艺术的现代意义就出来了。当然这了有点胡说八道，但别人不会想这么多。你愿意讲讲你这些画的个性特点，那就更好。”

画家迟疑一下说：“按你的意思写。什么时候写好？明天总可以了吧。我给你送到报纸去，我认识他们。”我说：“明天给你了后天登出来？”老板说：“没有问题，要他们留了版面。要写得好，两千字。”我留下电话号码要走，老板给我名片说：“效果好了我们订个长期协议，发表不是问题。”我看了名片说：“老板您姓孙。”他说：“姓孙，孙子的孙。”他自己先笑了，我也笑了，说：“孙子可真的是古代一位大军事家，了不得哦。保不定那孙子就是您远祖。”他说：“听说是有这么个人。”我说：“此孙子可不是彼孙子。”画家送我到门口轻声说：“写好点。”

我到唐人街公共图书馆借了一本《国画技法》，想熟悉一下术语，我需要术语作个筏子。晚饭后我对思文说：“到多大图书馆看书去了。”思文觉得奇怪，猜疑地望着我，好象是在研究我的表情，说：“你今天忽然想起要看书了。”我拍拍那本书说：“别那样望我，不是去给谁写信，那件事早就完了。”

一年多来我没有正经写过东西，好象有什么油腻的东西堵塞了思维的通道。前面一段反复涂改，写了一个多小时才写了几句。写了第一段，笔下顺了起来，很快写完了草稿。我把稿子看一遍，虚是虚了点，但给真正的内行看了我也不怕，还混得过去。想马上誊抄了，又记起要用繁体字，没带字典了写不出。旁边那些外国人还在看书写作业，我双手抱了后脑勺，慢悠悠地去打量他们。

我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孟浪。文章登出来，我买了份报纸回家给思文看，漫不经心懒洋洋地指了那篇文章告诉思文是我写的。她说：“这样一篇文章多少稿费？”我说：“四、五十块吧。”她说：“我要是你每天写一篇，也不去打工了。”我说：“我有那么大能耐！整个北美靠写东西赚饭吃的华人都没有几个。”她说：“怎么就起个笔名叫孟浪，证明你是个浪漫的人。”我说：“说得上吗，你想象力太丰富了，我自己也没想到。”她说：“你没想到你的潜意识想到了。”我笑了说：“那有可能，那有可能。”她说：“何必辛苦又起个笔名，干脆就用宋志就好了。”我说：“我想骂你吐酸水呢，我自己又太多情了，不骂你呢，又一股子醋气直往外冒。”

文章登出来我高兴了一天，又有点紧张，怕没有一点效果，老板下次就不找我了。也有点得意，多伦多刚来不几天，就有了点小进展，忽然又觉自己还不必那样自我轻贱。

过了几天画家打电话来，说自己明天要回美国，请我去翠园酒家喝茶。（以下略去1200字……）

四十一

到多伦多十天多才在一家西餐馆找到一份洗碗的工作，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多伦多的工作也这么难找，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对多伦多抱有太多一厢情愿的想法。

这份洗碗的工作，还是我花了十天时间，打了几十个电话，约见了十多次才找到的。西餐馆叫做红蕃茄，在安大略湖边的皇后大街上。（以下略去600字……）

出了餐厅我把渍着油汗的脸贴在门前的不锈钢的柱子上，里面幻出我变得狭长的头影，在街对面霓红灯的闪烁中一明一暗。

一辆小车开过来，在头影上碾过，那强烈的光一晃就消逝了。又一辆小车开过去，尾灯在头影上映出两个小红点，渐渐远去。忽然我看不见自己的眼睛，两个小红点灼灼地注视着我，终于消失。柱子那种坚硬而冰凉的感觉给了我一种提醒，我想到生存的现实对我，也许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坚硬而冰凉，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残忍，你无法回避也无法突破。那些闪着诱惑光彩的温情怀想，无论自己多么执着，也只能放弃。那种不动声色不可捉摸的力量总是在迫使人们就范。我记起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发表了好几首爱情诗，谈恋爱的时候以谦虚的炫耀拿给思文看过，她看了对我崇拜得跟个神仙似的。那时我太幼稚她也太幼稚了。我忽然觉得很多著名的情诗都写得太虚飘太夸张了，让那些诗人们天天来洗碗试试！那种脉脉温情还能无限地持续下去？又想到自己也是这不动声色的力量的一种，思文那么多的期盼都被粉碎了。想到这些我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抱怨思文，对人我不能作超出人性的要求。现在我知道成熟是怎么一回事了，那就是有勇气正视生存现实沉默的冷漠和无法如自己希望的那般完美，就是有力量拒绝真诚的善意的温柔的自我欺骗。

这天深夜下了班我骑车回家，开了楼下的门，房东已经睡了，楼道的灯不知怎么也熄了，眼前黑乎乎一片。我摸到楼梯，几乎没有力气上楼，就坐在楼梯上喘气，黑暗中我怜惜地摸摸自己的脸，又捏一捏酸痛的胳膊，记着很多年前，在大学参加运动会后，胳膊也有这样酸痛的感觉。楼上也没有灯光，一种轻微的声音传来，知道思文还没有睡。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在楼梯上坐了喘口气，是怕思文看到自己这副疲倦潦倒的模样，我在心里害怕着女人的怜悯同情。到了门口我舒展一下筋骨，推了门进去，步子里带着一点矫健的弹性。思文坐在床上看书，说：“今天回来晚些。”我说：“今天事多点。你明天要上课，熄了灯睡就是，我可以摸黑。”她说：“今天累不累？”我说：“西方社会总不会把人累死的，以前十几个小时做也做了。”洗了澡我熄灯睡下，她说“外面贴了一张条子，不知道谁贴的，也不知道是说谁，有点象说我们。”我翻身起来说：“我去看看。”她说：“明天早上看也不迟。”我说：“不看我睡不着。”我开了楼道的灯，看见一张条子贴在楼梯口墙上，写着：中国人人穷志不穷。我们到西方已经几年，从来没丢过东西，这是第一次。东西虽然不值钱，是个道德问题。请不要再拿别人的东西。

没有署名。我看了血往脑袋上涌，回屋对思文说：“那错不了是隔壁那对狗男女贴的，在说我们呢，王八蛋！”思文说：“他又没有点名，再说我们又没拿他的东西。”我说：“简体字肯定是大陆来的人写的，也是写给大陆人看的。这一幢除了我们就是他们。道德问题！听这语气也知道是自己的同志。你错拿了他们的东西没呢？”思文说：“绝对没有。”我说：“冰箱里的菜拿错过没有？”她说：“上面两格是他们的，下面两格是我们的，怎么会错。”我说：“这几天你买了什么菜，吃了什么菜，仔细想想！”她说：“绝对没有。”我要拖她起来去厨房看清楚，她把手缩进毯子裹紧了身子说：“我再糊涂也不至于拿了别人的菜吃！”我躺下说：“好，明天找狗男女算帐。逼急了我，不是只狗我也会跳起来咬人一口！”

那天晚上我气得没有睡好。第二天一早我起来，把门打开一条缝，看外面的动静。那女的到水房走了几个来回我没理她，丈夫先生出来了，我在楼道堵住他，说：“这东西糊在这里是给谁看的呢？”他吓得一退说：“咦，我又没写名字，谁拿别人的东西谁就看，他们自己心里有数。”我说：“我心里倒还没数，向你请教！”他说：“谁会贪那点点小小便宜呢，总不是楼上的香港人吧。”

我说：“话挑明了好，痛快！你彻头彻尾吐出来，我们拿了你什么东西？”我说着逼近一步，拳头一捏一捏的。他又吓得一退说：“我没说你们的名字，我是写给拿东西的人看的。”我指了那张纸说；“你自己去撕下来。”边说边把拳头提到胸前一捏一捏的。他说：“别搞错了，这是法治社会。”他说着想闪过去。我用身子挡了他说：“很好，法治社会，法治社会不能打人但可以污蔑人，是不？上上下下来来往往都是香港人台湾人，你脸丢给谁看？”他说：“别以为这是中国，有力气就行。这是加拿大！都是自由的人，谁还怕着谁，谁还管得着谁！”我推他一把说：“老子今天就犯法了，管你娘的加拿大不加拿大！”他叫嚷起来：“你打人，你先动手！”他太太听到声音，系着裤腰带从水房跑出来，隔在我们中间问：“什么事，什么事，不要打人！”思文从房里跑出来拉着我，把我往房里推，说：“有多大的事情呢。”我说：“推我干什么，我又没要打架。看了那洋奴才狗嘴脸，拳头就不能不发痒。拿加拿大吓我！”他从他太太肩上伸了手指着我说：“你不是洋奴才你跑过来赖在这里！”

思文把我倒扣在房里，从门缝中说：“你静着，我去看看。”丈夫先生还在门口跳脚嚷什么，被他太太推回去了。过几分钟思文回来说：“误会了，误会了。房东老太太把他们的牙膏牙刷肥皂杯子收到水龙头底下的柜子里，他们以为谁拿了。他太太已经扯了那张纸，说了对不起。”我好气又好笑说：“偷他的牙膏肥皂，他想得出，我还以为掉了银子钱。他也想得出，他一分钱有天那么大。不是我骂自己的同胞，这样的事给别人那是做不出来的。”思文说：“他们心眼是小了点，你就气量大点，好好说。”我说：“好好说！屎他都喷到你脸上来了。”她说：“高力伟你怎么说话，到了这边也该学学这边的人，文文雅雅的。”我笑一声说：“对，文文雅雅，好有风度！”我模拟着文雅的口气说：“丈夫先生，你条子贴在这里是不是有点误会？──好含蓄好温和，我有耐心？！”她说“这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我说：“修养！这字眼不错，你好意思跟我讲修养这两个字！屎不臭就别挑起它臭了！”她头摆到一边去说：“懒得跟你吵。”

过几天隔壁这对夫妻家遭了贼，夜里他们睡着了，贼从窗口把他们的挎包衣服钩出去，把钱和存折拿了，把护照挎包丢在窗下。早上起来他们在楼道里跟房东讲这事，我在房里听了抿了嘴笑。过几天丈夫先生在厨房里做饭，我从冰箱里拿菜出来。思文进来了，我说：“林思文，讲起来也可笑，前几天你还在海吹自己到西方几年了没丢过东西，昨天东西就被偷了。这不是说嘴打嘴，现世现报，现活宝现在别人眼里了！”思文对我眨眼要我别说，丈夫先生回了头呆望着我，我也望了他眯眯的笑。

四十二

多伦多有三个唐人街，我们住在大唐人街附近，在东边和北边还有两个唐人街。士巴丹拿街和登打士街交叉的地方是大唐人街的中心，这是多伦多也许还是整个加拿大人流量最大的地方，远远近近的华人都到这里来买东西，天天是人潮涌动。在这街上挤着我不觉得自己在加拿大，也很难想象加拿大居然有这样拥挤的地方。街角有三方是几家著名银行占了，还有一方是华人的购物中心龙城。这天我和思文上街买菜，买了菜在人丛中挤着。在街角皇家银行门口，看见有人摆了摊子在卖手表，用广东话大声吆喝。我说：“你是不是也买块表，你那块表没有修头了。”思文说：“走，走，这些广佬最会骗人了。”那个卖表的人忽然说：“哪个是广佬，哪个是广佬，不认得啦？”我看那人面熟，正想着是谁呢，思文先叫起来：“赵文斌！”他是另一所学院的老师，思文办出国时他也在办，经常交流经验。

我说：“你在散得贝，到多伦多来了！”他说：“来有半年了，手上生个瘤子，开了刀做不了事，就卖这个。”又问我们做什么，思文说：“我在多大读书，他在一个地方做事。”我说：“她在多大读博士，我在湖边上西餐厅做洗碗工。”赵文斌说：“收入怎么样？”我说：“每个星期发工资那天过一次穷人节。”他笑了说：“想办法找好点的事做。”我说：“哪个不想做好点的事，哪里有！洗碗还是找了十多天找到的。”他说：“你也来做点小生意。”我说：“你卖表，我不抢你的生意。还有什么事做得的？”他说：“你来卖小菜，也要以赚几十百把块钱一天。”我说：“那好，反正我上午到下午四点没事。”他告诉我早上在这里等，自然会有农场的车送菜来。我说：“明天早上你来不来？你来我就来试一试。”思文说：“高力伟你小心。”我对赵文斌说：“她怕我碰见熟人。”赵文斌说：“又不杀人又不放火，那怕什么！警察赶你走，你就走。”思文说：“还有警察！”赵文斌说：“说你妨碍了交通。”我说：“不抓人吧？”他说“没有那么吓人，不然我早就坐牢去了。”

（以下略去500字……）

走远了思文说：“高力伟你明天真的来卖菜？跟个小贩样的在街上喊，这么多人看着，怎么好意思。”我说：“思文你把我看成谁了，什么叫跟个小贩样的，本来就是那一流人物。我还跟个洗碗工样的呢。”她说：“会碰见熟人的。”我说：“多伦多熟人只有两个，赵文斌和你。要怕就是怕碰见你，赵文斌跟我是一窑货。”她说：“随你，反正我讲什么也没有用。本来可以不那样，我一讲你就偏要那样了。”我说：“这你还是讲出了部分的真理。”女人更爱面子，没有这一点理解我算不得一个男人。如果我不是处于这样的境地，我对思文会有一种发自理解的宽容，服从了她。这种宽容恰恰表现了精神上的优越，妥协的胸怀是男人应该有的大度。但现在我偏不这样。说真的，象赵文斌那样在人丛中吆喝，我也有着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我跟他说这种事的时候，还没细想这一点。但现在我却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做，不能因为思文一句话就往后退。而且，跟自己过不去，我也感到挑战带来的痛苦的快意，我克服了点什么。

我装着想买菜的样子，蹲在一个卖菜的老太太跟前，拿了西红柿在手里看质量。她用硬纸板做成小纸篮，卖的几种菜都是一块钱一篮，从篮子里倒进塑料袋让顾客提走。看了一会我看出了点名堂，那小纸篮底部是夹层的，外面看不出。菜堆上来看着不少，其实要少些。发现了这个秘密我很高兴，回到家也做了两个这样的篮子。做的时候我觉得很可笑，吹着口哨似乎想安慰自己，这也算不得卑鄙。做好了我又觉得很正常，不这样做那才奇怪呢。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别人做了觉得可笑可恨，有一天轮到自己也不得不做了，才明白那可笑可恨的事原来如此自然如此容易理解。

第二天清早我去街口，赵文斌还没有来。我用单车占了一个位子。（以下略去1500字……）

思文从多大下课回来，远远地看了我，笑着。我向她招手大声喊道：“过来呀！”她慢慢溜过来，我说：“脚上又没长鸡眼，走快点不行！”她走到我面前弯了腰去看那些菜，轻声问：“赚了吧？”我说：“赚了。”又高声说：“西红柿你老摸它干什么，你又不是买菜的。”她站起来轻声问：“要送饭吗？”我说：“今天不要你送，带了牛奶面包，水果是现成的。”摸了一个西红柿在衣服上擦擦咬一口。又拿一个大的递过去说：“你也吃一个。”她说：“现在不想吃。”却也接在手里。我装一袋西红柿给她说：“拿回去吃。”她接了，还站在那里。我说：“你快去，等下会有熟人来了。”她去了我冲着她的背影高声喊：“西红柿回去就吃了它！”她没听见似的一直去了。

快到三点半，西红柿还剩了半筐。我对赵文斌说：“今天站了七八个小时，赚了十几块钱，还有这点西红柿。明天懒得来了。你帮个忙，带点回去吃。”我说着装一袋给他。他要给我钱，我说：“干什么呢，嫌不好你就丢了。能吃你别丢，也是劳动人民种出来的。”我把筐放到单车后面，手扶了推着回去。到家里思文说：“赚了多少？”我说：“有四十几块钱吧，还没清。”又指了西红柿说：“你大量吃，营养好。”她拿起一个洗了吃，说：“还赚了吃，好吃。”那几天我总催她吃，最后她发脾气说：“还叫我吃，还叫我吃！我都吃得拉肚子了。今天上午课上到一半就跑去厕所，好难堪，我还没怪你呢。”其实这几天我自己吃得想吐，从冰箱里拿出来用塑料袋装了几袋，丢到垃圾桶里，心想：“一辈子看到西红柿都怕了。”

四十三

思文说想买一条金项链，已经和别人在街上看好了式样，一百八十块钱，约好了明天一起去买。还没等我说话她又说：“知道你会不同意，反正我决定好了要买，不用你的钱。”我说：“下次托人到香港去买，纯金的，还不要交税。葛老板的太太都是到香港去买的项链手链。”她说：“我已经跟别人说好了，一人一根。这次不问你要钱，纽芬兰大学退了二百多块钱的学费寄给我，我用那点钱买。”第二天她戴了金项链回来，我在她脖子上看了说：“一根这样的东西，还不是纯金的，去了两百多块钱，天下偏有这么傻的人，怪不得有人成了百万富翁。你用钱真的是乱用一气！”她说：“钱反正是给人用的。”我说：“我们的钱来得容易？血汗还不说，一副脸也搭进去了。赵教授叫你workhard，你搞到半夜不敢睡觉，我在雪里骑车送豆芽，你都不记得了！为这点钱没少苦，没少哭，没少闹。你这样急得我心都扯扯的痛。”她生气起来说：“高力伟，你管钱我太不自由了，用一分钱你也要吵要心痛，谁杀你一刀！以后还是各管各的钱，你又不肯。”我说：“你是想分家了，那也可以，你自己去立个户头。”她说：“把钱分出来，你会舍得！”我说：“舍不得？你这样乱用一气，我还难得着急。”

把存折拿出来，算好了，二万一千块钱，也不管谁挣得多挣得少，一人一半。我说：“你开了户，把钱转到你帐上去。这条金项链我不同意你还是买了，算你的钱。”她说：“别人就算离了婚，买条金项链给他太太也不算什么，你分得好清。我说：“我有言在先你还要买，那我就要这样，我是有言在先的。我的话你当它是个屁！屁还听到一声响呢。”分了钱又说好房租食物每人一月轮流负担。

这样不自觉地我们向分手的方向跨了实质性一步。思文很快察觉了这一点，说：“看样子我们分手是分定了的。”我说：“你这么想了！”她说：“做都做了，还用想？”

思文在多大读了两个月，有天突然说：“高力伟，这个博士我不想读了，我想退学。”我说：“别人会说你是疯子呢，送奖学金给你读博士，世界上再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事，也就是加拿大啦。”她说：“我也不跟你吵，你自己去想，博士要读四五年，读出来还找不到工作，谁会要我这个黄种人的文科博士？学这门的白人博士失业的都一串，白白耽误了几年时间。”

我觉得她说得也有理，但还是说：“抓摸到了个博士在手里又退掉，怎么想也想不通。”她说：“可以移民了，不读书也可以留在这里，放弃博士的好多个。”我说：“怎么想也想不通。”她说：“这件事就不要再讨论了，我已经都决定了。我自己对自己负责，不会后悔。”我说：“你又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我撇了嘴学她的声音说：“这件事就不要讨论了。”她说：“你这样固执我没有办法，答应了改百分之五十，连百分之一都没改，我只有来干脆的，节省口水。”我说：“干脆也好，要干脆就再干脆点，这样要干脆又不干脆的，太不干脆了，干脆！”她说：“干脆就干脆，你吓谁呢，当我那么怕干脆！你以为自己是个宝吧，别人捡了不舍得放手。”我说：“干脆就干脆干脆了，拖泥带水，一点也不干脆！”她说：“好，你这样说了，我会放你一条生路，成全了你和那个人。”

第二天她从学校回来，已经办了退学手续，告诉我那二千九百块钱奖学金要退回去。我还没想到这件事，急了说：“这学期都过了一半多了，再坚持一个月，到了圣诞节，就不用退了。”

她说：“学都退了，我开始也没想到。”我说：“已经过了一半，只退一半行不？”

她说：“这我还没想到要去问？问了不行。”我说：“人民币就是一万多块钱呢，一万块是多少你跳回到国内想一想！”她说：“十万块也没办法，这是规定。”我说：“再想想办法，总不能说给就给了。”她说：“你以为这里也可以找熟人想办法？人家按规定办事。”我说：“那五百块钱学费呢，那应该退给你。”她说：“那没有退，学是你自己要退的。”我说：“太惨了太惨了！”第二天她催我开张一千四佰伍拾块的支票给她，她再开张支票给学校去。我说：“干脆不给他们钱，再拼命赚几个月，回去算了。他们又到哪里去抓你！”她轻笑一声说：“人家是法治社会，那一套嘻皮笑脸的不灵。我还得在这里往下混呢。”我说：“那也不能说退就退了！”她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你这样的人，只能引起别人的三种感情。”我马上说：“第一是喜欢，第二是不喜欢，第三是半喜欢半不喜欢。”她说：“第一是烦躁，第二是愤怒，第三是绝望。”我说：“象我这样的人还能引起别人三种感情，我没想到过自己有这么伟大。”

这个周末思文在《太阳报》上查到有个地方拍卖有桌子买，要我去运桌子回来。两人骑车去了。骑到半路，我又提起奖学金的事来，说：“你再到研究生院去问问，学期过了一多半了，钱应该只退一半，万一可以只退一半呢？”她说：“你别提这件事了好吗？”我说：“支票开出去就收不回了，你再去问一次，找院长，寻官不到秀才在，又不掉你什么。”她说：“我脸皮没那么厚呢，问过了又问，再问一百次，还是要退。”我说：“再试一次……”她打断我的话说：“你还说，你还说，畜生，王八，贼！”我大吃一惊说：“你是骂我？！”她说：“那还骂谁！别人响鼓不用重敲。这么难说话的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你自己说！”我说：“骂得好，骂得好，骂得太好了！骂了帮我下决心。我们俩没希望了，早就要下决心了。离婚，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婚。”她说：“离就离，怕你吧！”我说：“说了不要反口。”她说：“反口就不是人，跟你这样固执的人在一起短阳寿。”我掉转单车龙头说：“懒得去了，买什么桌子！”骑车回去了。

过一会她回来了，带了张折叠式的小桌子，砰砰地提上楼来。我躺在床上不理她，她也不理我，到厨房里去做饭。做好了她端进来说：“饭熟了啊。”我还是不动。她自己吃起来说：“想离婚就离，吃了饭再离还不迟，吃饭前要离也来不及了。”

对于思文，我已经没有那份感情。我尽责任维持着现在的局面。如果说舒明明在我们之间起了什么作用，那更多地是给了我一种启发，使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象思文这样的女性，是不适合我的。在国内的我还没有太多感觉，但到了这边，我痛切地感到这一点，而且也特别不能忍受。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宽难以掩盖。她并没有错，环境也不允许她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去生活；我也不以为自己错了，我不能去强迫自己的心灵感受。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错，矛盾就更难调和。我已经在心中将思文和舒明明反复作了比较，我可以说出思文的更多优越之处，但感情还是倾向另一方。人没有办法在感受上强迫自己欺骗自己，在这里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讲。

虽然我和舒明明之间已经了结，但那种形象作为一个模糊的影子在我心中遥遥召唤，这种召唤使我对思文越来越失望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但要我把“离婚”这两个字说出口又是那样困难。我并不担心自己，我在这里毫无自信，却知道回国了自信能够恢复。我担心的是思文，让她一个人留在这遥远的地方，我心中不忍，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命运等待着她，搞得不好就误她一辈子。三十多岁的男人和三十多岁的女人毕竟不是一回事，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没有特别公平。对这种差异洞若观火的理解，使我怀着不忍的心情等待着，希望思文理解到暂时的优越并不是那么可靠。可是，直到现在事情并没有一点转机，反而一步一步往坏的方面滑下去。她今天这样骂我，使我良心上解脱了，有力量推动婚姻解体的进程。我在内心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既然她把事情做到了这一步，我那种恻隐之心也就再没有必要那么强烈。提到离婚的时候她那么自信，我在心里还感到了一种轻松，也许，她完全有把握面对以后的生活，而我的忧虑是完全不必要的。

以后几天很平静，事情好象是在口里那么说说就过去了。思文每天跑出去找工作，先找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做了几天说：“不行，不是学金融的在银行会站一辈子台子，学专业的都提不上去，哪里会轮到我。”我说：“那么多白人小姐，漂漂亮亮光光鲜鲜一个个，站也站了，你的心性比她们还高些。”她说：“那样我还不如回国去。”又看了房地产公司的招聘广告，去约见了回来说：“我这辈子就干这一行了。”过几天又说：“不行，那些做了几年的经纪人几个月还做不成一笔生意，我吃什么？”我说：“才搞几天又放弃了。房地产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她说：“我没那么好的耐心。”接着又到化妆品公司、保险公司当推销员，都只搞了几天就没有做下去，回来总结说：“拿佣金的事做不得，哪里推销得动。”我说：“条条蛇都咬人！加拿大会有好机会轮到你？它自己的人又不傻！”她说：“看起来还是要读书，不读书到处只有壁碰。”这一次她打算重读研究生，学应用型的专业。她四处打听好找工作的专业，考虑了护士、会计、统计、档案几个专业，最后决定申请多大档案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四十四

我经常感到冥冥中有种什么力量和自己作对，不然为什么总是碰壁，找份洗碗的工作也这么难，卖小菜也赚不到钱。还有一次在报上看到一家医院招厨师的广告，十三块钱一小时，我去约见了，自我感觉还不错，以为会有点希望。出来了在心里问自己，如果得到这份工作能稳定，还回国去不呢？这样想着心中就“咚咚”地跳，似乎马上就面临着重大选择。等了几天也没有消息，我每天上午不敢出门，怕错过了通知的电话，最后忍不住打电话去问，已经录用了其它人。多次失望以后我也不敢再抱希望，甚至在事前就会本能地预想结果一定与自己所希望的相反，没达到目的正是证实了自己的预想。怀有这样的想法我就不太焦灼，心平气和地面对每一次失败。我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认定洗碗这份工作是多伦多给我作出的恰当安排，是我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在一个凭实力生存的社会里，我的实力仅仅是还有一把子气力。我服了气，对某种好的转机不再抱有幻想。

出乎意料地，我竟小小地走了一次运。

这天中午思文吃饭的时候随手翻着《星岛日报》，翻到一页说：“这里招厨师，你去试试。”我吃着饭没有留意。招厨师的广告天天有，但有本领的人太多太多，哪又会轮到我。她见我没有反应，就翻过去了。吃了饭我躺到床上拿了报纸来看，先看了新闻，又翻到招聘那一版看了，思文说：“招人的广告看了没有？”我说：“看了，天天都差不多。我技术又不过硬，试也白试。”她说：“不是那一页，是一家外国人办的公司，招中国厨师。”我一听高兴了，凭我的手艺，在唐人街餐馆做不行，外国人办的公司也许还能混过去。我翻到广告，是一家由香港老板投资，委托外国人办的中式快餐连锁店，叫做Ho－Lee－Chow，一下就要招进几十个人。我铺开地图查到地址，就骑车去了。

这是一家送餐公司，没有餐厅，顾客打电话订餐，做好了由司机送上门去。公司六家分店前几天一起开张，正缺人手。接见我的是个姓王的总厨，会说国语，几家分店的厨务由他总管。他问我申请什么位子，奇-书-网我说：“炒锅。”他说：“做过几年？”我说：“才做过四年多，在加拿大做了差不多两年了，要不现在就试试。”

他说：“相信你了。炒锅位子没有了，做油炉你来不来。”我说：“对不起，我想知道油炉多少人工一个钟呢？”他告诉我是九块钱，我说：“来。”又说：“不过我做炒锅比较熟一些，王先生今天一定帮我个忙把我分到炒锅位子上去。”他说：“以后看机会，我记着点。”我站起来点头笑着。他指头点一点示意我坐下，说：“有工作证没有，这不是唐人街的餐馆，打黑工也可以。”我说有工作证，他要我复印一份，又要我把开户银行支票帐号也带来，钱直接付到帐号上去，公司只发一张工资单。他问：“今天能不能做，能做就去换衣服。”我说：“明天来可以吗？我今天还要到另一家餐厅去把那边厨师辞了。”他说：“那明天不来就当你不会来了。”走的时候我怯生生问一问：“人工多久发一次？”他说：“每周划到你的帐号上。”我对他半是点头半是鞠躬，说：“那我明天到哪家分店？”他说：“先到这里培训几天。就这样了。”

这么轻易地，一个月就可以多挣几百块钱，我心里高兴透了。出了门我走在马路上，跳起来向空中捞抓几把，象是抓到了钱，塞到口袋中去，口里发出“啧啧”的声音。骑上单车又夸张地想象着自己刚才那副低眉顺眼的神态，把那种神态在心中仔细描摹。描得活灵活现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在心里假装对自己生了气说：“你呢，男子汉呢，做了那副样子羞不羞呢？”于是在心里对自己挤着眼睛扮着鬼脸笑。笑着笑着忽然就再笑不出来，叹口气，嘴蠕动着对自己说：“又装了一回孙子。”

一年多来我总是在装孙子，这样别人看着顺眼，在心里肯定了他自己，想着自己是决定他人命运的人物，也许就给我一份工作。我也想做出不卑不亢的样子，更想做出很神气的样子，可我有求于人底气不足，想做也不能够，万一人家看着你不有点不对眼，机会就完了。我不断地做出低眉顺眼的神态，我要让人家看着高兴，人穷了首先要向钱看，讲不起志气。无论如何，我总算找到了一份还过得去的差使，每小时的收入比纽芬兰多了一倍呢。这是真的，这是实在的，为了这真的实在的玩艺儿我得委屈了自己。我还不太敢相信这样的好事会这样轻易地落到自己头上来，太多的痛苦经验和失望经历使我对希望抱着极深的怀疑。也许明天我去了，他说一句“Sorry”，我又完了。我心中计算着如果拿到了这份工作，再想办法爬到炒锅位子上去，有更多的收入。为了钱这东西，我得把内心那种倔犟的反抗冲动打下去。想到这是对命运的暂时妥协，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我的心中轻松了一点。在这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倔犟赌气除了证明自己的不成熟再没有其它意义。我也想带着优越的谦虚微笑潇洒地走几个来回，可这得有实力。这个我没有。我心里明白，我服了气。这样想着我又想到思文。要我以这样的心情对待她，我却做不到。我也明白一个男人在家庭中的位置并不是由他是一个男人决定的，那种非常现实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幸我也没逃脱这个大多数的范围。但无论如何我不能从感情上接受这种事实。有时候我对自己的固执作出反省的时候，又马上有一种内心冲动对这种反省作出本能的否定。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在捍卫着一种关于爱情的信念，爱情不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改变了就不再是爱情，不是爱情就不必那样执着。我可以承认所有的现实，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不配有一份象样的工作，承认自己赖以生存的唯一基础就是吃了饭有一把力气，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不成功就在家里畏畏缩缩。我可以在所有的方面压抑着自己以屈求伸，只有在思文那里不行。我和思文已经互相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谁也不愿向妥协的方向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不进则退，退到如今想进也难了。说真的，时至今日，我还担心她会向前迈出这一步呢，那样我将会进退两难。

第二天我骑车去上班，路很远，骑了四十分钟才骑到。（以下略去600字……）

干活轻松，精力还过剩，我又在一个韩国女人开的一家小餐馆找了一分半职的工作，吸尘、洗碗、切菜，每天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两点半，三点钟到Ho－Lee－Chow 上班。收入多了，心情也好了一点，到底天无绝人之路。

四十五

多伦多大学有两幢宿舍在央街上，专门提供给那些带了家属的研究生。那里交通方便，租金便宜，申请的人很多，一般要等一年才能轮到。历史系有个天津来的博士轮到了，他和太太住在一个孤老太太家中，不要租金，可又不想让机会轮空了，就把租住权偷偷转给思文。那房子在十八层楼上，一室一厅，比我们现在住的大一倍多，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租金却也差不多。这样的机会被思文找到了，我不能不承认她的能干。

那时我和思文的关系正处于冰点。我每天上午出去深夜回来，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说几句也是例行公事似的。搬家那天早上，思文见我也不收拾东西，也不说走，问我：“我的东西收好了，下午有人开车搬走，你搬不搬？”我正在犹豫中，希望她来求我，又怕她来求我，听她这样一说，我随口说：“你先搬走，我再说吧。”她说：“你不搬就算了，我是叫了你的。”我说：“这些话就多余了点，又没谁叫你负什么责任。”我在心里猜测着她这些话是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也许她并不想要我搬去，这样她就在心里对自己推卸了责任。又想，也许她还是想要我搬去，又不好直说。还没想清楚我说：“电视机录象机你都拿走，我不要，我拿着还是个负担，电话机你也拿走，我没有人要打电话。”

深夜我干活回来，她已经搬走了。我站在房子中间，有一种异样的陌生的感觉，自己已经被世界彻底遗忘，没有人再需要我了。我又想象着隔壁那对男女会怎样在心里窃笑，关了门乐得在床上打滚，在楼道里碰了面把那种幸灾乐祸的微笑传递过来。熄了灯我靠在床上默然凝神，一个家就散掉了，这样轻易这样平静，使人根本体会不到这件事对一个人的重大意义。我有点怅然，却并不悲伤，也没有那种曾在心中期盼过的解脱的兴奋。苦涩的孤寂的生活正在我眼前展开，我必须咬紧了牙坚持下去。我想起自己曾定了五万块钱的目标，这一瞬间这个目标成为了神圣的召唤。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能沮丧，退一步我就完蛋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力量以父母的慈爱关注着你，悲哀和眼泪都毫无意义。

这样想着，眼眶中就有泪水涌了出来。我在黑暗中睁圆了眼睛，竭力控制着不让流下来。僵持了几秒钟，一行泪从面颊上流过，接着又是一行。我大声对自己说：“干什么呢，干什么呢，都几十岁了。”说着抽出枕头，双手抓着从额头往下一抹，“嘿嘿”地干笑两声，骂一句“不争气的东西”，似乎想也没想，举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清脆的响声被黑暗的四壁吸收了去，接下来又是一片沉寂。我害怕这种寂静，感到寂静中有一种力量从四方沉沉地压下来。我对着黑暗吹了一声极长的口哨，“嘘”的声音在房中浮漾。又深深吸口气，尽可能更长地不停顿地吹着，那一丝声音带着悦耳的尖锐。莫名其妙地，顺着口哨的声调，我在一口气就快吹完的时候，吹起了那首歌，“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问自己………”后面的词记不起来，把曲调一直吹下去。声音在夜里特别响亮，我忽然想起如果被隔壁听见，明天会到房东那里去诉苦，于是用毯子蒙了头，在毯子里使劲地吹，终于，吹得口干了，嘎然而止，头颓然地一偏。

在要睡着的那一瞬突然惊醒了，就再也睡不着。我看着腕上的表，已凌晨两点。计算着明天上午十点出去工作，还有时间，就爬了起来，摸了衣服穿上，到厨房冰箱里提了壶喝几口冷牛奶，摸黑下楼开了门，朝唐人街走去。

路上积水的地方刚刚结了冰，踩上去发出断裂的轻响。上弦月象被冻住了一样弯在无云的天幕，星星隐隐约约地闪闪烁烁。一阵寒风吹来，几片落叶擦着我的脸掉下去，带来一点微痛的感觉。唐人街上霓虹灯的招牌和广告还亮着。街上没有几个人，有一两家小酒家还在营业，里面的人映在窗帘上影影绰绰的。又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几声粤语的骂人声。永远游荡的印第安人在黑暗的街角晃动着身影，他们无家可归也不想归家。我从士巴丹拿街拐到登打士街，在街角停了，看道明银行橱窗里的利率表。又漠然向前走。这座巨大的城市离我非常遥远，对它我感到疏远，我无法摆脱那种漂泊旅人的感觉。我深深感到哪怕在这里再呆更长的时间，也仍然找不到心灵的归宿，哪怕有朝一日真的发了财，我不会感到幸福。所有的人对我来说都是路人，我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与他们都没有关系。他们看得起也好，看不起也好，与我也没有关系。我内心没有向社会证明什么的冲动，钱是我与这个社会的唯一联系。这个社会并不需要我，在这里没有什么人需要我，连思文也不需要我，我被遗弃了。

一直走到央街，我看见一些妓女穿着短裙，在等公共汽车的玻璃亭中避风，又有几个穿着长袜毛大衣在冷风中徘徊，向偶尔驶过的小车招手。我忽然觉得对她们不能骂一句“卑鄙”就总结了一切，她们也挺可怜的。我怕惹麻烦不敢走过去，就往回走。看见银行区一幢幢一百多层高的大楼在黑夜中通明透亮，想象着自己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忽然成了某幢大楼的老板，每天进出大楼时，白人小姐毕恭毕敬地拉开大门，我也不望她们一眼，在内心高傲地一笑。到了办公室不断有人进来请示，我以一种优雅的从容一个个打发走了。又掏出烟来，秘书小姐马上给我点着了。我吐着烟雾，靠在安乐椅上，思考着怎么到中国去投资，寻找自己需要的那一种感觉。正想着眼前一个人影一晃，我吓了一跳，倒退了一步，原来是个露宿街头的讨乞者，是个印第安人。我摸出一块钱硬币塞给他，匆匆走开，在心里抱怨他打断了自己的好梦，再往下想也没有情绪了。又想起自己在这么冷的天还舍不得花一块钱坐地铁去上班，骑车跑那么远，于是在冷风中给了自己一个嘲笑。从明天起我不能省这点钱了，我自己也是个人，对人我不能那么刻薄。在深夜里我游荡了一个多小时，冻得受不了，一路小跑回到那空寂的小屋里。

第二天去一号店上班，总厨说：“调你去五号店，今天就去。”我说：“是做炒锅吧？”他说：“去就知道了。到那里找阿来，他是头厨，看他怎么安排你。”我又转了地铁到五号店去，找了阿来，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他问我：“你会炒菜？”我说：“我都做了好几年了，王先生说调我到这里当炒锅。”他问：“过来几年了？”我说：“三年，在纽芬兰我当了两年多厨师。”他说：“Yo u are lucky，来三年就当了两年厨师，当年我从香港过这边来，餐馆里做了三年还没摸到锅边呢。”又说：“今天我看你做大厨，楼下换衣服。”我在计时器上打了工卡，到地下室换了衣服，又掏出菜单飞快地溜了一遍，幸而这几天每天看了几眼，也差不多背熟了。又想象着炒菜的动作，手动了几下。两个多月没做，手明显有点生了。到了五点钟，订单从传真机中不断出来，生意比一号店要繁忙得多。阿来在后面配菜，我和叫阿长的厨师在前面炒。头几份菜阿来看了一下，下面就让我去了。

这一站就是五个小时不动，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以下略去1000字………）。

四十六

那家小餐馆的韩国老板娘的勤奋令我吃惊。她从上午十点到凌晨一点工作，天天如此。她独自带着两个儿子生活，开这家小店九年来，没有出去玩过，有很多年都没去过湖边了。还是在七年前她因为办移民的事情离开多伦多到渥太华去过一天。她跟我说这样的生活没有意思，非常可怕，好在已经习惯了。又说：“To make money，nochoice。”我本来还闪闪烁烁地想过，有机会了是不是自己办一家小餐馆，听了这话不敢再去想，在心中承认了自己不是吃这棵菜的虫。有一次她应付一百零五块钱给我，却付了一百五十块，我想她算帐可能会算出来，把多的钱退给她。她收了钱，从裤口袋中掏出一沓钱夹到一起，又夸我说：“You are honest"。我当时就意识到这钱不退也可以，在心里后了悔，暗暗跺脚骂了自己几句。

这天我从小餐馆干活回来，到唐人街买了《星岛日报》，准备另找房子。我不能一个人住四百块钱一间的房子，再过几天这房子就到期了，多住一天也要交一月的钱。我必须尽快找到一间便宜的房子。我找到了一间小房子，二百四十块钱一个月。我交了二十块钱的押金，说好三天后搬来。房东给了我一张收据。现在每个星期我只有两个半天的休息时间，在Ho－Lee－Chow休息的那两天，我也得去小店干半天。这两个半天对我显得珍贵，我可以喘口气，心中早早就计划着这时间能干点什么，好几次我想放弃了小餐馆的工作，又想起挣钱的机会实在来之不易。每天上午九点钟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出门，心中好象赴刑场似的，向往着晚上快点到来，一直到深夜才回家。这种紧张有个附生的好处，可以让人没有精力去想那么多。晚上回来经常是澡也没有气力去洗，身体往床上一板就睡去，睁开眼睛又得动身了。想起韩国女人来加拿大十多年了，一年到头也是这样生活，我心里又有了一点勇气。

钱是这种可怕生活的唯一补偿。劳累是可怕的，但没有钱的可怕比劳累的可怕还更可怕些。所以可怕了你还得迎着那可怕走过去，不能怕那个可怕，你觉得可怕很可怕那就更可怕了。在这里有钱的人什么都是，没有钱的人什么都不是，对这种现实你除了接受之外，根本无法去讲道理，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出国之前，我没想过钱这东西还能够这样有力的支配了自己，那时从心底我还有点看不起钱呢，觉得俗气，但眼下我不能有别的选择。想到这一点，我打了个寒颤，全身马上泛出鸡皮疙瘩，摸着胳膊上的疙瘩我警告自己，钱毕竟是身外之物，如果它以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使自己把这种日子无穷无尽地过下去，那我就完了，就把生命变成了追求数字的游戏。心中还有这么一点反抗意识，我觉得自己还是个正常人，还不象那老板娘从人格上已经完全被钱同化。我又想到自己订的五万加元的目标太高，还有太长的路要走。按目前的速度还要差不多两年，想到这点我感到绝望的痛苦。好多次我在心里跟自己抗争，想推翻这个目标都没有成功，才知道人原来最容易被自己禁锢。

在我要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我在餐馆干活，经理说有电话的我。这太奇怪了，在这个城市还会有人打电话给我？五号店的电话号码连我自己都没有注意过呢。我拿起电话说一声“哈罗”，那边传来思文的声音：“今天晚上你回过这边来好吗？我已经把你的东西都运过来了。”她说着轻轻笑一声：“没跟你商量，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我说：“又不早说，我房子都找好了，押金也交了。”她马上说：“那我叫部出租车把你的箱子毯子送回去。”我说：“那算了，你告诉我住在几号。”

接了这个电话我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下了班我在央街地铁站下了车，心想，这个位置好，每天上下班也不必转车。我没有开楼下门的钥匙，进不去那玻璃大门。在通话器上找思文的名字也找不到。我等急了胡乱按了一个按纽，（以下略去220字……）。

我不停地按，再也没有回应。我想：“反正我没事，对不起我就这么按下去了，吵着了你是你活该，谁叫你骂人。”正一下一下按得来劲，电梯响了。我想可能是那人下来骂人了，赶忙坐到一边假装打瞌睡，想着他要是问我，我就说刚才有个人在按那些按纽，又走了。正低了头笑呢，有个声音叫“高力伟”。是思文。我说：“我都准备在这里过夜了。”她说：“等了多久？”我说：“反正这段时间如果在赚钱够买一袋米了。”又问通话器上为什么没有她的名字。她说：“我是顶别人的名字住进来的，你忘啦？”在电梯里她望我笑一笑，我也望她笑一笑，都不提那件事，到十八楼进了屋子，我说：“你好好过啊，一个人住这一套！”这房子的确很好，木板地，有五十多个平方。她说：“所以我把你喊来。”我说：“至少每个月可以省几百块钱房租。”她说：“我没有这样想。”我说：“你是想起我一个人太可怜了。”她说：“你知道就好。”我说：“谢谢你还记得我，我没有料到自己这样一个人还值得别人记起。”

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又住到了一起，关系却还是平平淡淡，没有争吵，也没有那份情绪。要是自己是一个挺拔的形象，我就会有那一份宽容一份大度，而不会这么狭隘这么固执。我落到靠偏执来维护内心那一份骄傲的地步了。明白了这一点我还是不愿放弃，我等待着思文彻底妥协。

思文没有收入，我主动提出房租伙食全都归我承担。她说：“那就先欠了你的，记下每个月多少。”我说：“我高力伟再没有志气再舍不得钱，也不至于就要跟你来算这个细帐，男子汉气慨的牛皮吹不起，也不至于那么小人呢。”

四十七

圣诞节快到了，街上渐渐有了节日的气象。雪早就覆盖了世界，总是有人买了圣诞树在雪地上走。这天我休息，中午从小餐馆回来就在街上闲逛，准备到唐人街去买点菜。快到唐人街我碰见了孙则虎，他从马路那边叫住了我。他原来在北京当编辑，过来有两年了，他太太袁小圆是我的老乡，前两个月在移民局偶然碰上的。那天我和思文说家乡话，被她太太听见，就认识了。他提了菜横过来，问：“这会去哪？”我说：“闲了乱走。”他说：“去我家吃晚饭，赏不赏脸。”我说：“我又不是百万富翁，等我明年成百万富翁了你再说赏不赏脸的话。”他说：“那这就走，到我家我给你太太打电话请罪。”我们俩进了地铁。坐了几站，下了车，站在电梯上往上去，那边上车的人从电梯下来。天色已经有点昏暗，人们踩着雪在地铁站里化了，到处都有点潮湿。孙则虎说：“老孟，这个世界真它妈的奇怪，就在这一瞬间，有多少人不在赚钱，又有多少人不在作爱！世界你就不能细想，人也不能细想，越想就越奇怪。”我笑了说：“孙则虎这个人也不能细想，怎么这一块肉还套了布在外面晃来晃去的，乘地铁还要这块肉买票。”

（以下略去560字……）

做着菜袁小圆说：“圣诞节请你和林思文两个来，来不来？”我说：“那还要请示她，说不定她还有别的什么安排，她在外面朋友多些。”孙则虎说：“不肯赏脸！”我说：“老孙，明年我一定要成百万富翁才对得起你这句话，我先把梦做在这里。”他说：“愿你美梦成真，说不定我也沾点光。”我说：“要找得到一个孤老太太孤老头子，小心侍侯几年，他去了房子存款都有了。小说上老是有的，我又碰不到！”孙太太说：“小心侍侯着他，心里又恨不得他死！拖着老也不死，心里烦着都有下药的冲动了！”老孙说：“还有个办法，可惜我们没机会了。要是没结婚，找一个嫁不脱的丑女，她家里还不陪送一套房子。”我说：“那晚上怎么睡得着，还不做整夜的恶梦，那不是存心坑害自己！不得死了吧。”袁小圆笑着指了我说：“男人，男人就是这一类的货。”我说：“孙太太你骂我我是活该，连老孙一齐骂了就太冤枉他了，他可是正经人。”她又指了丈夫说：“他是正经人！你问他自己承认不！”我说：“是啦，是啦，老孙是正经人，袁小圆还会嫁给他？正经人可是惹人爱的人吗？”我想着圣诞节来做客应该送点什么，买株圣诞树岂不是最好，说：“我下去一下。”孙太太说：“吃饭就快了。”我说：“马上就上来。”

在附近的商店花十八块钱买了株圣诞树，我抱了往回走。（以下略去1500字……）

四十八

思文申请档案专业的硕士生非常顺利，还得到了第一个学期的两千七百块钱奖学金，过了圣诞节就开学。很多人想申请这个专业都没有成功，很难申请，大概因为她从博士退出来，学校对她另眼相看。收到录取通知那天，思文说：“我倒不是想证明自己对，如果听了你的，上次的钱不退，还会有今天吗？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那些主意，你自己信得信不得？”我说：“对永远都是你对，只是对了也不要骂人才好。”

圣诞节前几天，思文说：“圣诞节我要去参加一个冬令营，学校的国际学生中心组织的，要去五天。”我说：“又要花一笔钱了，你那点钱小心掂着点，别得了奖学金就忘记自己有几个钱了，下学期搞不到奖学金看你怎么办。”她一笑说：“就不麻烦你劳这个神了。”我说：“我又多事了，寒婆婆操腊心，现在你的钱我不得过问，我都忘记了。怎么回事呢，我这个不识相的东西！”

Ho－Lee－Chow在圣诞节停业两天，这两天我在家里呆着，没有工资。我觉得这两天太可惜了，心想：“没有圣诞节才好呢。”又恨不得临时到哪里找两天事来做，这样闲着不挣点钱，心中好象有了个缺口。我怕一个人呆着太无聊，从一个叫大嫂的同事那里借了几盘录象带来看。录象带是台湾的电视连续剧《悲惨岁月》和《含羞草》。（以下略去370字……）

凌晨五点钟，我看完了《悲惨岁月》，精神亢奋，毫无睡意。我从窗口去看下面的央街，外面下着大雪，偶尔有几辆小车驶过。我想起今天就是圣诞节了，穿上羽绒衣，想到街上去走一走。乘电梯下了楼，推开外面那张大门，一阵寒风裹着雪花朝我脸上扑来，我往门里面一缩。这么大的风雪，不敢出去了，又觉得实在太无聊，就不乘电梯，从楼道尽头的楼梯上一级一级走上去，一直到了十八楼。回到屋子里又百无聊奈，终于想起一件可做的事，从冰箱里提出牛奶壶，凑着壶口喝了几口，冷冷的液体在我身子里划出一道分明的线，曲曲折折一直通下去。肚子里凉凉的更加没有睡意，还是下决心到雪中去走走。（以下略去450字……）

回到屋子里已经天色微明，我躺到床上去睡，翻来复去的睡不着。好久没有这样闲过了，总是盼着什么时候有一整天的空闲，真闲下来又若有所失。整天的倚在床上看电视，这福气不该由我来享受，不够资格！又默想着刚才又取出八十块钱，这个活期帐户上的钱应该还剩多少。又去想另一个存折上的钱还有多少，这么想着口中就轻轻念了出来，好象那些数字变成了声音就更加真实地存在，心中更踏实一些。闭上眼我也能想象出那两张存折的模样，连上面数字的排列都真真切切。终于忍不住，跳下床开了箱子，把那两个存折都拿出来，翻来复去看了几遍，在心里计算着，自己笑了一回。笑完了把存折和那些钱抛在地板上，又把那几张钞票一张一张抛向空中，把最后一张折成了小飞机推出去。我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地上的钱，似乎不理解那是什么，突然跳起来，赤了脚去踩，去踢，把那几张票子踢飞起来，又想象足球运动员的姿式，弯了腰用头去顶，最后累了，坐在床沿看着地上的存折和钱喘气。

这时天已大亮，一线阳光挣扎着射到地板上，形成一条狭长的金线。渐渐地扩大，越过散乱在地上的钱和存折，向床这边靠拢过来。静寂中我忽然感到心中有一种声音在遥遥呼唤，使我感到猛地被扼住似的窒息的紧张，仔细倾听又隐隐的一片模糊不清。我知道自己在时间里思索，一个阴影在悄然逼近我却无法逃遁。

就在这个冬日的黎明，那种恐怖的想象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我。我想象着自己将在遥远的某一天，也是这样一个晴朗的早晨，告别了这个世界。那时我正躺在医院的床上，神智清醒地接受着这个无法逆转的事变。冬日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感到了温和的灼热，知道这是最后的生命感受。一种丝丝的凉意在我身体中慢慢扩散，这是死神的最后逼近，逐渐泛开的凉意使我感到了生命移动的每一寸。一辈子原来只是如此而已。四肢的凉意带着轻微的轰响均匀的向心脏聚拢，然后，心脏轰地一声，嘴角扯下了生命的最后微笑。

这种想象使我全身冰冷，我竭力想逃脱却又不能。我那么清楚地意识到，生命与这个永恒世界的共同存在只是一次偶然的遭遇。尽管在时间的后面，人们有着许多寄托，但是，在时间的后面，其实是一无所有。

四十九

醒来的时候已是垂暮时分。我是饿醒来的，肚子里“咕咕”响着，我不去理它。我窝在毯子里懒得起来，看着地上那几张钞票，那图案在暮色中已经变得模糊。

忽然有人敲门，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外面喊“林思文”。我不做声，我总是回避着和那些留学生打交道。我很怕他们问起“在哪里干什么”一类的话，曾有人问我，我就直通通地说：“在餐馆里洗碗，劳动人民。”对方有点尴尬说“也好也好”，我猜测他心里想的是“不好不好”。我象蜗牛似的缩在自己的壳里，在寂寞中获得那种安全感。

外面那人还在叫“林思文”，我只得起来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个女孩子，我睡眼惺忪看不清她的模样，仿佛眼下有颗小黑痣。她说：“林思文住在这里吗？”我说：“她去冬令营了，有什么事你要我转告？”她说想问一下档案专业申请的诀窍，自己托福已经考了六百多分还进不去。又说：“她怎么申请到的，你知道吗？可以告诉我一点点吗？就一点点。”我说：“我半点也不知道。”她说：“她已经进去了，其实没关系。”我说：“我知道她已经进去了，其实没关系，可我不知道还是不知道。”她不相信似的摇摇头，我也由她去，叫她等林思文回来后再来问。她说：“她回来你告诉她，有个叫张小禾的找过她，她知道我。”她去了，我这才想起把人家女孩子堵在外面，请她进来的姿态也没有做一下，这不太礼貌，她心里又要笑我了。又想：“管它的，我一个劳动人民缺少点礼貌也不算什么，爱怎么想由她想去，不关我的事。”很坦然地又爬到床上去躺着。

从冬令营回来，思文的情绪很好。我猜也猜着了怎么回事。我说：“好玩吧？”她说：“好玩，滑雪，雪地聚餐，各国学生联欢，我还表演了一个节目，跳白毛女。我的腿滑雪都滑痛了。”我说：“在外面很受欢迎，是吧？”她说：“当然，我这样的人不受欢迎，还有谁受欢迎。”我说：“好骄傲啊！”她说：“也该我骄傲，我没有什么理由不骄傲。我到哪里不受欢迎？在心里我是何等骄傲的人！只是到了家里不受欢迎，想不通。”我说：“好委屈啊，认识了一些人吧？”她说：“当然，认识了一些人。不过你别胡思乱想。”我在心里说：“我哪里又有胡思乱想的情绪。”我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完了，那种嫉妒的心情想它有它都没有。真的我还有点希望她碰到一个不错的人呢，这样对我们两个都好。她见我不做声，说：“你别胡思乱想，对我你应该是放心的。”我说：“对你我放心得很，真的放心得很。”她说：“那你的意思是我没有什么可调皮的吗？”我一笑说：“反正总而言之我是放心的。”她说：“你就这样看死了我！”我说：“总而言之反正我是放心的。”她说：“恨不得就真的露一手给你瞧瞧，到时候别怪我。”我说：“可别，你不是那样的人。”她说：“那也可能被逼成那样的人。”

她见我借了录象带来，就开了录象机来看，看了又不满意说：“什么臭男人呢，还要两个女人来抢。”我说：“世界上的臭男人是稍微太多了一点，把女人都委屈了。”她说：“你别说，女人优秀的是多些。”我说：“承认，以你为代表。”她说：“为不为代表暂时不说，反正也不算不优秀。”

我记起那个姑娘又告诉她说：“圣诞节那天有人找你，打听申请档案专业的事。”她问：“男的女的？”我说：“女的，名字记不得了，她说你认识她。”她说：“那我怎么知道是谁，认识这么多人。长得漂亮不呢？”我想起那女孩眼下有颗痣，却说：“没看清楚，不记得了。”她说：“不记得肯定是不漂亮那一类的，漂亮一点你都看得清楚，也记得。你的眼睛见了漂亮的就亮了。”我笑了说：“真的，你了解我！可惜到了加拿大，我眼睛亮也白亮了，话也不敢上去说一句，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呢？干脆瞎着点，还不那么痛苦。”她说：“到加拿大你这方面倒有点正人君子了。”我说：“你这不是笑我没戏吗？”她说：“在外面你越是没戏，在家里你越想把戏做足，把我给苦了。”我说：“你这个话说得有点道理。”她说：“只有点道理？没有道理我们会到今天。”我说：“那你就让我在家把戏做足，就当是实行人道主义，让一个人心理也有个平衡的机会。”她说：“我也想让你把戏做足，可你的话又听得？”我说：“不说了，不说了，这就进入雷区了，再往前走就要把地雷踩炸了。跟你说，找你的那个人这里有颗痣。”说着我点一点眼下。她说：“那是张小禾。”我说：“张小禾，是叫张小禾。”她说：“张小禾挺漂亮，你说没看清楚。”我说：“照你的意思我是长了一双色眼，不漂亮的才看不清楚，漂亮的都留了底片在脑子里，随时印一张出来。”她说：“你可能搞错了，漂亮的你会记得。”我说：“看死了我，洗也洗不清！搞错了我怎么知道地球上有个张小禾？”她说：“那你可能在别的地方留下的印象，她那样的人容易给你们男的留下印象，特别是你这样的人。”

我去厨房做饭，她给张小禾打电话。吃饭的时候她说：“那个人是张小禾呢。她想进档案专业都想好久了，这次托福考了六百多分还是进不来，人都要急病了。”我说：“想起来你好幸运。”她说：“加拿大没有幸运这一说，都要看自己的实力。”我说：“你有实力，有！”她说：“那还是被别人看得一钱不值。”我说：“别人也不是别的意思，是怕，是实力太强了他吃不消，他只能把女人做老婆看，他不是老板要找一个能干事的人。”她说：“男人统治女人，要实行愚民政策。”我吃着饭，不再搭话。我觉得自己的猜测得到了某种印证，她这次出去，回来就有点不同了，有了点新的想法。我不去捅穿她，由她去。

过了一会她说：“张小禾也挺可怜的。”我笑了说：“那跟我差不多，也挺可怜。”她说：“别钻牛角尖，我那个‘也’不是‘也’你，是‘也’我自己。”我说：“好会说话的人！‘也’你自己，这么自信的人！”她说：“我自信什么，我不出去冲锋陷阵，谁来管我的事，奖学金会自动跳到存折上去吗？靠你行吗？”我说：“我没有用，靠不住，这都不用再证明了。你说，她怎么就也挺可怜的啦？”她说：“我懒得讲了。”我说：“还能可怜到哪里去？加拿大饭总是有一口吃的。再说，女孩子长得有个样子，自然会有人来照顾她。”她说：“现在跟她住在一起的男朋友在国内有妻子儿子，人人都知道了，只有她自己睡在鼓里。”我吃惊说：“他们天天在一张床上干着那些这些都不知道，被你知道了？她心里亮着呢。”她说：“她真的不明白，她天真着呢，那个男的讲一句她信一句。男的是约克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给自己在美国的弟弟写信，打在计算机里面，晚上忘记关机就回去了，第二天别人上机，都看见了，就传了出来，以前谁也不知道他是结过婚的，他对谁都说自己single。”我说：“这人胆子贼大，这样的牛皮也敢吹，真的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象我这样的人就只有饿死。”她笑一声说：“你还饿死，你真太谦虚得过分了点，你对自己估计也低得过分了点，你对自己的光荣历史忘得太快了点。”我避开这个话题说：“那你行行好，把底细告诉了张小禾，救她一救。”她说：“知道你怜香惜玉了吧。别人都不说，我去说什么。那个男的会恨死我，搞得不好连她自己都会恨得在心里咬我，一脚捅破了她的梦！我才不做这个恶人。反正天下女人都被男人害了。想起来天下男人都差不多，都不怎么地，找个男人挑来挑去其实意思不大。想起来好多人都可以接受，其实也不必一定要认那个真，非要找个什么样的。”我说：“女人都想通了啊，反正都不怎么是好人，还不如找个有钱的，图到了一头。”她说：“也可以这样说。以前我好看不起这样的女人，现在想起来，有她们的道理。”我说：“说不定张小禾就是看了这男的专业好，容易找工作。”她说：“张小禾跟我说起男朋友眉飞色舞，说个神仙似的！我把自己的事说了给她听，她倒还来安慰我。我刚说了又后悔了，说什么呢，让别人笑话有什么意思！”我说：“你又在外面说我，败坏我的名声。幸亏我的名声在这里还不那么要紧，由着你败坏去好了。”她说：“反正我没造谣。”我说：“事情就那些事，从你口里说出来和从我口里说出来，就不是一回事了。造谣倒是没造谣，那也差不多了，总之我不是东西。”她说：“你别紧张，这是加拿大，又不是中国，没人计较你那些事。”我“啧啧”说：“听你煞有介事说起来，我真的是煞有介事了，冤枉！”她望了我点着头微微地笑，说：“冤枉了你吧！冤枉了你吗？哼，冤枉了你！”

五十

在Ho－Lee－Chow做了炒锅以后，每天收工前清洗炉头挡板这最脏最累的活很自然成了我的事。（以下略去2200字……）

五十一

那几天阿来阿长和做油炉的阿良下班后不急着回家，在地下室玩牌赌钱。他们赌是真赌，不是意思意思来点刺激。他们叫我也来几把，我说：“不赌钱就来。”他们都笑起来说：“高先生有没搞错，不来钱的谁跟你来。打牌不玩钱，炒菜不放盐，你今天出的菜不放盐有人要没有，你自己说！”我说：“那我还不如送钱孝敬你们，省得你们麻烦，多费一道手脚，我还落了个人情，说不定哪年在街上碰了还请我喝杯茶。”阿良洗着牌笑嘻嘻说：“你们别叫他，他输了一块钱他老婆都查得出来的，会排他屁股的。”阿长说：“不要说他这么怕老婆，他是要留着钱办大事业的。”我说：“你们阴一句阳一句，说了都白说了，以为我会往火坑里跳吧！”在旁边看了几次，也明白了怎么回事，心里痒痒的起来，有一天终于坐上去说：“来几手试试。”（以下略去400字……）

一桌子的钱都被他搂过去，那泥塑的脸上露出沉着的笑意，我不甘心又玩了几盘，怕输牌也不敢跟，身上一百多块钱输光了，又退到一边去看，舍不得走开，心里好懊丧，几分钟两天的活又打水漂漂了。阿长要借钱给我翻本，我说：“火坑里跳一回，屁股上毛也燎了，还敢跳！”阿良说：“赢都是从输开始的，输不起的人就赢不了。”阿来说：“高先生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输的不过是钱，几张纸，又不是命。”我只不做声。想起该回去了，一看表，已经赶不上最后一班地铁，只能搭阿来的车回去。他们到四点多钟才走，我到家已经快五点了。思文还没睡着，生气地问：“这时候才回来，我一直没睡着，我明天还要上课呢。”我说：“你睡你的，把毯子枕头丢到地板上，我进来就摸了睡在地板上。”她说：“那也不行。干什么去了呢，回这么晚！”我说：“看他们玩牌忘记了，赶不上地铁只好等搭他们的车回来。”她说：“我今天九点钟还有课，那肯定是上不成的了，我干脆睡觉，反正去了也听不进去，脑袋里面糊糊的一滩稀。”她又埋怨了好久，我也不敢做声。

十点钟我挣扎着爬起来去小餐馆干活。思文躺在床上说：“今天按时回来啊，我心里有点什么就睡不着，瞌睡过了到现在我都没睡着，一晚不睡觉怎么上得成课？考试通不过就不得了。”我说：“好。”出门的时候她又嘱咐一遍，我说：“好。”她说：“好就好，别到时候又不记得。”我说：“都刻到脑袋里面去了。”晚上收工的时候，我瞌睡得眼睛也睁不开，想着家里那张床不知有多亲热。他们换了衣服又玩牌，叫我也来一个，我说：“我虽然是个傻瓜也不至于不知道钱是不能拿去送人的。”心里计算着时间，看他们玩了一轮猛的，桌上三百多块钱都被阿良搂去了。我心里猛地一振，瞌睡都没有了。想起思文的话，又舍不得离开，想再看一轮有刺激的。看了有二十分钟，想想不能再看，就悄悄离开，往地铁站跑。我照例往人多的车厢上车，一节车厢上只有几个沉默不语的男人，想着在报纸上看到的车厢行劫的报道，可别这几个人都是串通一气的，车一开就都围拢过来逼我交钱。

我着急地看表，晚了十几分钟，思文又要抱怨了，出了地铁站我一路跑回去，到了家还不停地喘息。思文果然很生气说：“又看玩牌去了。”我说：“才晚了几分钟呢，是地铁它自己误点了，车半天才来。”我这样说着口气犹犹豫豫，她不相信我，说：“又哄谁呢，哄鬼去吧。”我想：“要是自己有阿良那样镇定就好了，扯个谎也吞吞吐吐，真没出息。”她又说：“求你做点好事，还要怎么求呢，就差了没磕头了。”我爬到床上躺下，说：“对不起，行个礼。睡吧，睡吧。”她气恼地用脚把我的毯子蹬下去，说：“睡，睡！瞌睡也气跑了。”我把毯子拉上来说：“啊呀，不就差了十分钟吗，路走快点慢点车来快点慢点差个十几分钟也不一定呢。今天我错也认了，就差没磕头了，明天十二点四十到家，晚一分钟你踢我下床去！”她说：“昨天你是不知道，还不怪你，今天你又还这样！我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明天又不上课？布置的作业还没写呢。心里又烦躁，又打不起精神，也写不下去。”我爬起来一只手撑着身子说：“我真的在这里跟你磕个头好不？说也说了不止十分钟了。”

她哭起来，用枕头蒙了脸。我叹口气，说：“值得不值得嘛，十几分钟的事！”去摇她的身子，她也不动。她也真的可怜，多少别人难以承受的她都承受了。在国内呢，还可以退一步缓口气，即使什么也不争，清心寡欲也教着现成的大学。可这里不成，不管多么苦多么难多么大的压力，都得强打了精神挺下去，没有退路也没有喘口气的机会。还有，国内的父母、亲戚朋友还眼睁睁看着你有出息呢！出息那么容易么，别人也不是傻子！我已经不想去争这口气了，心里轻松一些，可她还想拼了命去争。什么叫做“把心一横”，什么叫做“打断牙和了血往肚子里吞”，我领教了她也领教了。这些都不会写信回去说，只把漂亮的照片寄回去，父母都放了心。我把去尼亚加拉瀑布玩的照片寄了回去，父亲来信说“要好好珍惜”。我要告诉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得路也走不稳，告诉他夫妻都要打离婚了，他能睡得着觉？思文比我好强，我还告诉家里自己现在在干着什么，她写信回去只说好的，时不时还把点美元夹在信中寄回去。谁愿说自己在北美混得不行？都把国内的亲人朋友做鬼哄。我闭了眼也能想象她母亲接了信乐颠颠逢人遍告的神态。

她哭了很久，我东一句西一句劝她，又倒杯牛奶给她喝，说：“医生说牛奶催眠的。”她说：“冷的。”我又去电炉上热了，让她喝了，拍着她的背要她安静下来。拍了很久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她说：“可以了。”我一翻身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思文把我推醒了，我一看表是四点多钟。我说：“我都困得要死了，真的是要死了。”她说：“我到现在还没睡着，你说怎么办？我睡不着你也别想一个人睡。”我说：“求求你，我瞌睡得神经就要断了。”她嚷起来：“只有你的神经会断我的就不会！我又不去上课？你给我想办法！”说着手用力一推，我差一点掉到床下。我不敢跟她争，闭着眼说些自己也不太明白的话应付着她。她又使劲推我说：“醒来，醒来！”我说：“啊呀呀，积德吧，神经都要断了！十点钟还要去做工呢。”她说：“我已经都神经了！你这两天还睡了，你白天做事也不要动脑筋。跟你说，你去换一个工作可以不？找个白天上班的，别每天深更半夜才跟个鬼魂样的荡回来！”我说：“换一个工作？找遍多伦多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份工作了，好不容易我走了一次运。我对天发誓，今天下了班就一路跑回来。”她说：“那还是太晚了。你跟老板说，少要点钱，提前两个小时下班。”我又气又好笑，说：“你是老板就可以，要不你把我们公司买了下来。”她再说些什么我朦朦胧胧听不清，她一推我说：“醒着！我知道你舍不得那点钱，就不顾我的死活。”我实在没办法了，说：“好，好！我今天请两个小时的假，十点半钟回来，卫生留给他们搞去了，让他们骂我一次。谁叫我罪该万死竟敢晚回来十几分钟？自作自受！”她又侧过身去睡说：“那也可以说是自作自受，你先睡吧，我睡不着了再找你。”早上八点多钟她起来，我惊醒了问：“睡着没有？”她说：“迷迷糊糊闭了一下眼，不知道睡着没有。”我马上说：“不知道就是睡着了。今天你别去上课了。”她穿好了衣服站在地上说：“昨天也别上了，今天也别上了，明天再别上了，拿不到奖学金你给我出？”我说：“又吓我了，我有好大能耐你也知道。”她嘴耸一耸说：“没有好大能耐我也不怪你，只是别跟吹气泡似的说轻巧话。到了这里，挣扎着也得象个人！”她吃了面包，牛奶，把书包背在背上去了。我也不敢再睡，看着表快九点钟，跑一趟唐人街还来得及。我到唐人街给她买了安神的杞菊地黄丸和人参蜂王浆，又赶去小餐馆干活。

思文的失眠成了习惯性的，几天也不能安安稳稳睡一觉。这样她变得非常敏感容易烦躁，因为那天的十分钟，在道义上我承担着全部的责任，怎么说我骂我，我都一声不吭听着。每天晚上下班就胆颤心惊，不知这一夜可怎么过。开始她还坚持着不吃安眠药，拖了一个多星期，实在不行了，脸都憔悴得变了形，去找医生开了安眠药。吃了安眠药夜里能睡一会，白天却昏沉沉做不了事，过了几天她又不敢再吃。她那样敏感脆弱，我不敢有些微冲撞，每天下了班就往地铁站跑，一分钟也不停留。这样我成了餐馆同事打趣的对象。阿长说：“老高玩几把也没关系嘛，太太是老婆，又不是老娘。”阿良说：“别叫老高，她太太等她回去，做点什么运动才睡得着呢。”又一个说：“老高别听阿长的，赶快去好了，太太等急了。可惜我老婆没这份情绪，我没这份福，不然我也一路跑回去了。”他们一起哄笑起来，夹着“哎哟哎哟”的怪叫。对他们的玩笑我无动于衷，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他们认真。说得多了我说：“哎哟，哎哟，别把你老婆的神态都现在我眼里，丢了她的人了。怕老婆是美德，这你们又不知道了！”说着我跑上去，他们还在地下室怪叫，喊着：“老高可留点精神啊，明天忙呢。”上了楼梯我在心里骂：“可不是得留点精神捣弄你娘呢！”

思文借了催眠的音乐磁带来听，我睡意沉沉陪她听到很晚。”……我的身体很轻，很轻……一只白天鹅飞过水面……”听完一遍她还睡不着，我又把磁带打回去再放一遍。经常是放了三四遍她还睡不着，我倒是被音乐催得撑持不住。她着急起来更睡不着，拉着我也不让睡，我只好拧自己的大腿，拼了命打起精神给她数数；“一、二、三……”快数到一千了，她才躺在那里没了声息。我不敢停一直数下去，数到两千了，轻轻喊一声：“思文。”没有反应，我才停了去睡。她睡不了多久又惊醒了，问我几点钟。我哀求说：“我神经都快断了真的快断了。”她说：“谁叫你把我害得这么惨，又想不负责了吧。”我说：“实在没办法呢，这个学期你休学算了，再这么拖下去，两个人都会拖死去了。”她把我一推说：“这个自私的家伙，只会为自己打算。休学？又拖一个学期，又啊？又把奖学金退回去，又啊？我今年才十八岁，急什么呢，啊？”我坐起来说：“那我还跟你数数。”她也坐起来说：“数也不用数了，高力伟跟你商量，你出去一下，我打个电话。”我说：“深更半夜的，你给人打电话，人都睡了，不怕吵了他吧！”她说：“那不要你管，你出去十分钟就可以了。”我说：“要我出去我有什么办法，反正告诉你是半夜了。”

我裹了毯子开门出去，听见里面门闩“喀嚓”一声轻响。我就在门口坐下来，楼道里静悄悄的，灯光照在塑料地板上泛出橙色的光。我头脑中刺刺的痛，却又极为清醒。我也懒得去猜想她这个时候打电话给谁，打给谁我也无所谓了，反正不会是打给一个女人。我知道事到如今，我们关系的了结只是时间问题。我对她已经不抱什么希望，正如她对我不抱什么希望一样。我们又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这种尝试看来是多余的，徒然增添了两个人的烦恼，又耽误了她的时间。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再也无法挽回。人是那么奇怪的东西，他被现实推着走，被现实改造，却毫无反抗的力量，好象他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哪怕爱情这回事吧，也没有力量违抗现实。流行歌曲那种温情脉脉的抚慰，容易打动人却不能认真，经历过了的人才知道那不过是一种人们愿意接受的幻觉。和思文的事情既然到了这种地步，一定有它的道理。这个道理我没有看透，但我知道一定有它的道理，这也是一个人的命运。

正这样想着，一只花猫从斜对面的门缝中探出头来，窥视着我。我朝它招招手，它从门缝中溜出来，在离我几步的地方蹲下，望着我。我又朝它招手，它又往前一步、蹲下，望着我。这样对视了一会，我轻轻地把毯子从肩上掀下去，猛地跳起来去追它。那猫来不及缩回门缝里去，一闪就往楼道那边跑。我一直追过去，它在转弯处停下，回头看见我追过来了，又往前跑。它以为电梯口是一张门，往里一冲，碰得“咚”地一响，身子一滚，又往楼道尽头跑。我一直追了过去，把它逼到楼道尽头。后面是安全门，可它过不去。那猫转过身来，前爪伏着地，弓起背后身翘起，发出低沉的“呜呜”声。我放慢脚步，盯紧了它，慢慢靠过去，离它几步的地方停下来。我并不想抓它，也不想踢它一脚，它慢慢走过来我也不会碰它一下。可它吓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好玩。我一点点往前移，它想从一侧窜过去，我脚一拦，它又退了回来。我再往前移动半步，那猫身子翘得更高，发出更大的“呜呜”声，在夜的寂静中听得清清楚楚。这样僵持了有两分钟，我再往前移动一点点，那猫又把身子往后缩，一冲一冲的想冲过去，我抬起一只脚，做出拦截的样子，它不敢冲过来。我怕猫的主人会寻过来，飞快地一回头，就在那一刹那，那猫一弹，蹦得老高朝我脸上飞过来。我正转过脸来，看一条影子过来，头一偏让开，顺势看去，那猫轻捷地着了地，一溜烟跑了。我慢慢走过去，看见思文站在门口，我问：“有一只猫看见没有？”她奇怪地望了我说：“猫？”我说：“一只猫儿，跑得很快从那边过来。”她说：“谁还管猫儿狗儿，自己人都管不了。”

进了房子，我也不问她打电话给谁了。她望了我似乎等着我问，我躺下去说：“睡吧。”她说：“你生气了吧！”我说：“什么事情生气？”她说：“刚才叫你出去，你生气了吧？”我说：“没生气呢，这一两年在老板那里忍气吞声习惯了，忍来忍去自己人也没个气性了。睡吧。”她说：“就知道你是生气了。”我心想：“我没生气一定要我说生气。”想一想应该说生气才对。于是说：“好，我生气了，生气了。睡吧。”熄了灯躺着，她说：“你也不想问一问我打电话给谁了。”我说：“那我得自觉点是不是？你愿意告诉我还会教我到门外等着？睡吧”。她说：“我打电话去纽芬兰给赵教授，下次电话单来了你可以看是打到纽芬兰不是。”我说：“好，打给谁也可以，睡吧。”她赌气似的裹了毯子，背朝着我。我想做出点真生气的样子也来不及了，于是说：“谁没有点自己的事呢，这不奇怪。睡吧。”她沉默一会说：“高力伟我们完了，我们真的没有一星点点戏了。”我怕她激动起来这一夜又完了，说：“春天晚上还是挺冷的，毯子裹紧点。肚子也饿起来了。”她说：“那你去喝点牛奶。”我说：“算了，让它饿去，睡吧，睡吧。”

五十二

每天跑两个地方工作十几个小时，路上还要两三个小时，晚上又睡不好，我整天头昏沉沉的，四肢骨头相接的地方象是塞了棉花。每天上午出门，象赴汤蹈火似的，几乎没有勇气去想怎么度过这一天。深夜回来，又担心着思文这一夜不能安神。每天出门进门时，都是精神上的折磨，过了那一瞬，倒又有豁出去的慷慨，天它要塌下来我也无法回避。每过去一天，就松一口气，似乎抛开了一点重负，可又不知道希望在什么地方。人累得吃不下东西，我拼命多喝牛奶。多少次我想辞了韩国老板娘小餐馆那份工，又想到那会推迟了目标的实现，反而延长了痛苦。每天上工下工，我坐在地铁车厢里闭了眼抓紧那几分钟休息，在心里默记着经过的站数。有时等地铁车没来，我就坐在候车大厅瓷砖地上休息一会，来来往往的人怎么看我，我也不管它，反正都不认识。没有体面的人多了一份自由，不必为了维护体面辛苦自己，这使我有点高兴。有几次工作时太疲倦了，我就装作去解手，在抽水马桶上坐几分钟。

这天晚上下了班，我进了地铁站，站在往下去的电梯上，眼前突然一片漆黑。我以为是停电了，但电梯还在下行。我摸着下行电梯的扶手，竭力睁大眼睛去仰望天花板上的灯，只感到了模糊一片的暗黄色。我心里一惊，记起医生说过劳累过度会出现视网膜脱离。下了电梯我凭印象往一边靠，摸索着往前去，手碰到了冷冷的墙。我靠着墙坐了下去，转脸去看那墙。我记得墙是红色的，现在却什么颜色也看不到。就这么瞎了吗？想到这里我心中还是很平静，好象即使真的有这么严酷我也能够接受似的。我把五指伸到眼前张合晃动，只感到了一个朦胧的影子。一列地铁轰隆隆开过来，在站上停下了，我听到了有人上下的脚步声。我扶着墙站起来，伸了手慢慢摸过去想摸到车厢的门，脚贴着地面向前滑动，怕一脚踩空了掉了下去。还没摸到车厢呢，听见了车门合上的声音，便停了下来。列车隆隆远去，隧道深处传来的“喀嚓喀嚓”声渐渐消失。我退回去靠着墙，想着今晚又晚回去几分钟，思文又要抱怨了。我扶了墙摸着往站台中间走，这样下一趟列车来了我可以摸到车厢而不会踏空。估计到了中间，我又靠了墙坐下去，仰了头竭力睁了眼去看那灯光，仍旧是一片模糊一片的暗黄。我心中那么平静我自己也不理解，什么事情它要来你也没有办法。似乎在那一瞬间就决定了，这双眼真的瞎了，就不必再活下去，解决的方法就是在列车到来的那一刹那，从站台跳下去，一秒钟后就完全解决了。

渐渐的灯光强了，我闭了眼，听见列车声从南边传过来。列车停稳了我睁开眼，欣喜地感到一切都正常了，分明有两个黑人从对面的车上下来往电梯那边走。我看得见了，没事！上了下一趟车我心里害怕起来，如果刚才真就这么毁了双眼，这活着就难了，没意义了。那样回国去是不可能了，不敢见父母也不敢见朋友。死也不敢死，死那么容易，听见列车开过来，近了，往下一跳就解决了。但自己死了父母也得死，至少也得坚持活到他们去世那一天。我想象着自己怎么摸索着写了信回去报平安，人却不敢回去；想象着自己知道了父亲母亲去世的消息反而松了一口气；想象着一个没有了自己这个人的世界一切依然如旧。又想象着自己寂灭了内心一切的想法，每天背了架子鼓下到地铁站“答答”的敲，来来往往的行人怜悯地望着这个盲人，往纸盒中丢一点钱。又有几个小孩跑到跟前来仔细观察，看我是不是真的看不见。列车隆隆开来，我知道身边有了更多的人，就“答答”地敲得更加起劲，双手灵活地起落，配合得更加巧妙，鼓锤上缠着红色的布带，在空中划出潇洒优美的孤线。夜里地铁站渐渐寥落，我伸了双手把纸盒中的钱拢起来，一张张摸着辩别是多少，叠好，塞到口袋中去，背起鼓，一根长竿点着路面，平静地咀嚼着生命的悲凉，在霓红灯下慢慢走回去。想到这里不敢往下再想，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又傻子似的自己笑了，记起早几个星期看见一个中国男人在地铁站拉二胡，有不少人把钱给他，又有人告诉我这个人的母亲是某某名人呢。当时我还遗憾自己什么乐器也不会。还是敲鼓好，敲鼓声音大，敲鼓容易。我觉得自己这种构想并不那么拙劣，甚至还是“good idea”呢。

第二天我辞去了那家小餐馆的工作，不敢再做下去，哪怕当自己是头牛呢，我也得让这头牛喘喘气。韩国老板娘很遗憾，问我是不是嫌七块钱一个小时太少了，可以再加五毛钱。我告诉她说，不，我在报社找了一份好工作，每个小时十八块钱呢。她望了我呆了似的，半天说：“You're lucky，very lucky！”

思文的失眠拖了快一个月，办法想尽了也不见转机。她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说是焦虑过度引发的情绪失衡，保持心理平衡安静就会不治而愈。她越想平静就越平静不下来，对自己生气也对我生气。学校的作业和考试使她焦虑，两人的关系也使她焦虑，现在又多了一层焦虑，不能消除焦虑的焦虑。

那段时间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触犯了她，她睡不好已经成了我无可推脱的罪责，因为她情绪失衡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对这一点我不敢辩驳。看她一天天憔悴不成人形，我也着急起来，在无可奈何中总劝她要多喝牛奶，她不喝就吓她说，吃再不补上点身体就垮掉了。有几次我做出很亲切温柔的姿态，她却推开我说：“算了算了，又何必呢。你也别来安慰我，我也不是小孩说逗就逗了，我要就要真的，你又没有。”我搓了手在一边窘迫地笑，说：“要怎样才是真的呢，怎样才是真的呢。”她说：“真的才是真的，你自己知道。”我知道自己做得不象，我在心里恨着自己：“别的地方做得也象，做了三年炒锅的牛皮吹了脸也没变色，怎么这就不行！”这个敏感的人，她太了解我了，瞒不过她。哪怕我做了很充分的心理准备，临场发挥总是不行，被她点了出来。我真的的恨起自己来，恨完了还是不行。这样几次之后，我也不好意思再做出那种姿态。我所能做的就是象一个朋友那样去关照她，哪怕是个朋友呢，也得尽做朋友的责任，我只能如此了。这时我对友情和爱情的区别体会得特别清楚，就隔那么薄薄的一层纸，却鲜明地划出了两种感情的界线。

这天晚上我陪了她折腾到两点，音乐也听了，数也数了，牛奶也喝了，她总算安静地睡去了。我马上抓紧时间去睡，也许她过一会就会惊醒过来。睡下去却睡不着，这一两年来的种种生活景象，那混乱无序的画面，一幕幕在心中显现，象河水一般流淌过来，流过无阻碍的心的河道。躺久了我胳膊支撑着轻轻翻了一下身，思文惊醒了。她问：“几点钟？”我一看表是三点多一点，却说：“快五点了，你两点钟睡的。”她说：“那快天亮了。”我说：“骗你呢，怕你又着急没睡着，其实才三点钟，你放宽心睡。”把表伸过去让她看。又说：“再睡一觉，一说话就让瞌睡跑掉了。”她说：“你睡了就别动行不行？”我说：“我睡着了，动不动我自己也不知道，刚才我动了没呢？”她说：“就是你动醒的。”我说：“要不我抱了毯子睡到地板上去好不？”她说：“那由你，我没有赶你啊。”我说：“睡在地上我还睡得着一些。睡在床上越不想动就越记得这件事就越想动，就越睡不着。”

我把毯子铺在地板上，半垫半盖。地板很硬，我有些不适应。但我还是感到好些，压力消除了，想打个滚也可以。精神上的一放松，睡意就上来了。快要睡着的时候，思文叫我：“高力伟，高力伟。”我不理她，把气出得更粗一些，又转为轻微的鼾声。她开了灯把脚伸下来在我背上点一下说：“打什么鼾呢，你又不打鼾的。”我坐起来说：“还没睡着？”她说：“你还是睡上来，你睡在地板上我更加不习惯。”我说：“那我会动来动去的。”她说：“实在想动就动一下算了。”我只好睡到床上去说：“你这样敏感怎么会不失眠，一星点变化都不适应。”她说：“睡不着了，睡不着了，心里又烦躁起来。你害得我这样还怪我敏感。”我说：“春天来了，心里烦躁一点也是正常的，你不要自己去成天那么大，越记得烦躁就越烦躁。”她嚷着说：“我烦躁也烦躁不得！心它要烦躁我也没有办法！什么春天不春天，都是你害的又怪春天，开始失眠的时候根本没到春天。”她把失眠全部怪了我，我心里本来就不服气，这时说顺了口道：“自己心里不放松，情绪不平衡，老是怪我，医生都说了是你自己心里作怪！你越是抱怨我就越是睡不着就越是……”她嚷着说：“还不是你，还不是你！你又想不承认了，你又想翻案了！”她双脚乱蹬，把毯子蹬下去。我说：“我不清不白背了这个罪名都一个多月了，还要我背多久？”她用脚来蹬我说：“又想翻案，不是你那还是谁！”说着用力一蹬，把我蹬到床下去了！

我扶着地爬起来，笑着说：“乱蹬乱蹬的蹄子！我不翻案好吧，不翻案。”她见我一脸的笑，倒有些意外，望着我不做声。我说：“下了床就顺便去解个手。”到水房解了手，对着镜子做出可怜的神态，想带点表演性做得更动人些，却在镜中看见一副滑稽的模样。又自己笑一下，笑纹荡开去凝在嘴角，一副似笑非笑的怪样。回到床边我说：“下了床就顺便睡在地上算了。”说着把枕头往地下一扯，又去扯毯子。她把毯子抓了抱在胸前不松手，又不做声。我拉了几下拉不动，又把枕头捡回去说：“好了，好了，睡吧，再翻腾几下就天亮了。”我又怕她会说“对不起”之类的话，又说：“也别说什么了，我瞌睡得脑袋都要掉下来了，你明天还要上课呢。”她松了毯子，熄了灯两人睡下。我心想：“对不起也不说一句，好，好，这样也好。”

拖了一个多月，思文的失眠不治而愈。她能睡好了叹息说：“啊呀呀，一个多月不知怎么过去的，我以为就是那样拖下去拖死了呢。”我说：“你要知道你好伟大，你救了两条命！”

五十三

我和思文都感觉到，再这样拖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心平气和地讨论分手的问题。

不知是谁先说出“离婚”这两个字。两个人绕过来绕过去暗示着，还是绕不过这两个字，终于被谁先说了出来。以前在气头上很多次说到离婚，事后两人又回避着，现在竟心平气和说出来了。我们都知道这种冷静的讨论一旦开始，事情就再也无法挽回。

思文也不愿这样拖下去，她对我绝望了。她非常现实，既然分手无可避免，就要趁早，时间对她更加宝贵。我呢，这一年多来，离婚的念头萌发之后，就象一只怪兽，顺着不同的黑暗路径，在湿润的空气中寻着嗅着，沉重地喘息着，最终都回到那唯一的窝巢中来。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去办理这件事。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事情也格外简单。在那个初夏的周末，我们坐在窗前从中午讲到傍晚，她的面孔在暮色中渐渐模糊，象隔了许多岁月的朦胧印象。我们象老朋友一样说了许多伤心动感情的话，说到认识的那一天，说到一起到黄山去玩，记忆中的细节都活生生描绘了出来。她提到结婚那天我被客人灌醉了摇摇晃晃，她还发了朋友的脾气。我提到那年考研究生她说两人都考起了她就要飞到屋顶上去。说着说着好几次似乎都要改变了话题。有一瞬间我几乎要动摇了，她再多说几句我就会哭出声来把她抱住。但两人都很清醒地及时刹车转向，把话题拉了回来。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再试一试，已经试过很久也没有意义，感情用事的确很危险，对这一点思文比我看得更加清楚。我们说好不要互相怨恨，她说：“我心里也不恨你，你是个好人。”我心里非常沉重，为她的前途担心，怕误了她这一生，那样我就永远不得安宁。这种想法我不敢说出来，这个好强的人是听不得这样的话的。她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给了我一点安慰。

我们说好了星期一到领事馆去办手续，办了手续她就搬到多大的单身宿舍去，那里正好空出来一间房子，机会难得。这里我再住一个月也得搬走，别人已经来催要房子了。她要我借两千块钱给她，我同意了。没有更多的话可说，我开了灯说：“思文，我现在来跟你做个实验，你把两只手交错这么叉起来。”她按照我比划的把手指交叉起来，问：“什么意思？”我说：“你看你哪只手的拇指在上面？”她说：“右手拇指。”我说：“你交换一下，叉起来把左手拇指放到上面。”她照我说的做了，说：“挺别扭的。”说着就松开了。我说：“别动，别动，这是做试验呢。”她又把手指交叉了说：“快点，不舒服呢。”我说：“打比一只手就是一个人，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她说：“有点明白了。”我说：“你说。”她说：“你说。”我说：“不舒服吧？也不是左手有问题，也不是右手有问题。”我说着把左手和右手摊一下，“两只手要配合得好才好，不然那两只手都难受。手还是这两只手，配合不好就只好分开，也不要怪左手，也不要怪右手。”她这时把两只手分开，甩几下似乎想甩掉难受的感觉，指了我说：“也不要怪左手，”又指了自己说，“也不要怪右手。”我说：“是的。”她说：“我们的事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事情到这一步怪你也怪我，只是怪来怪去怪谁也没用了。”我说：“你要怪我，怪也怪得不怪，不怪才怪呢。不过既然怪我怪谁也没用了，还是别怪的好。”她说：“你倒会为自己开脱！说到底你到底要多负一点责任。但是我还是接受了你的这种说法算了，求个心安理得，将来也不后悔，两人配合不好，劈开过有什么后悔呢？哪怕就自己过一辈子我也不后悔。”她说着带了哭声，我心中凄切，连忙岔开了说：“做饭吃去，你还不饿吗？”

星期天我一觉醒来，已经是十点钟了。思文还睡着动也不动。我想起要去唐人街买米买菜，轻手轻脚爬起来，怕惊醒她。到厨房烧水冲了一包方便面，端到门外，轻轻带上门，坐在楼道的地板上吃。那只花猫又从斜对面门缝中伸出头来，冲着我叫一声。我用筷子敲敲碗，把碗伸过去，那猫马上缩回去了。我笑一笑，吃完面把碗放在门口，下楼去了。

快到中午我提了米和菜回来，思文正伏在桌子上写作业。她见我回来了，马上放下作业过来接了菜问：“碗是你放在外面的吧？”我说：“是呀，我还以为谁拿走了呢。”她很激动说：“你站在外面吃的？”我说：“我坐在那里吃的呢。”她望了我的眼说：“也难得你这样一个好人，离婚的事再商量商量，你愿意不愿意。”我没想到这一件小事还会使她激动，说：“商量商量是可以，要真正有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你要想好了别冲动，一时的冲动也没有什么用。”她讪讪地笑笑说：“那就算了，我跟你说着好玩的呢。”

按原来的约定，星期一思文下了课就到领事馆去，我在那里等她。我骑车去了，等了一会，她穿着那件小碎花连衣裙从马路那边斜插过来。她走到跟前，我从草坪上站起来，朝里面走。她轻轻拖一下我的衣服说：“急什么呢，我是懂道理的人，会让你为难吗？”我跟她站在铁栏杆外面，她沉默着。我说：“想法又改变了？”她说：“没有。”我说：“没有你想说什么就说。”她沉吟说：“我说一句，你听就听，不听就算了。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这样，高力伟你最后最后想一想！”我说：“到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已经晚了点。”其实她如果作出明显的表示，我也并不是不能改变主意，我的抗拒并不那么坚定，但我需要她作出明白表示。我正想着她真表示了我该怎么办，她说：“现在进去吧，我也是信口开河问一句。”两人都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又签了委托书，委托她的一个朋友在国内办手续。出来时我冷眼观察她，似乎也很平静。我推了单车和她一起走，她说：“就这么完了，做梦样的好难想象，可心里又知道这梦是真的，真的是真的。”我陪着叹一口气，不做声。她说：“你倒没有事，你回国去一群姑娘都包围上来了，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可能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我说：“别说那么悲观。讲句二意话放在这里，你先找着试试，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了再来找我，我这一年半年又不会回国去。”她说：“把这句话先放在这里。你如果回国去了，找谁也可以，我还希望你找个好的呢，就是不要找那个舒明明，我心里恨她。”我说：“那不是主要原因，你又不信，我跟她都快一年没联系了，我想她已经有人了。”她说：“那我心里还是恨她。”我沉默不语，她自言自语似的说：“我心里恨她。”我说：“回去吃饭吧，你在后面坐了。”我骑了车，她跳到后面坐了说：“最后一次搭你的车了。想起那年你第一次搭了我到你家去，被警察抓了还罚了五角钱，我们说自己是大学生，不敢说是大学老师。”说起过去的事我鼻子一酸一酸的，不敢接口，于是说：“我们也没有就成了仇人是不是？只是个熟人呢，他的车也搭得。”她说：“我想很多人如果能重新选择，都不会选原来那个人，看透了。”我说：“又选了别人无非是重新看透一次。”她说：“那我们今天这样做了毫无意义，只有不想那么好才有意义。”我说：“天下总还有几个例外，说不定就被谁幸运撞上了。”到了家她说：“明天你帮我搬家好不？”我说：“那当然。”她说：“下午我就把东西清好。”我说：“要什么你都拿去，反正我饭在餐馆吃。你东西也不多，叫部出租车也装下了。”她说：“我已经跟赵文斌说好了，他开车来。”我说：“才几块钱的事呢，麻烦别人干什么。”她说：“已经叫了就算了。”我说：“想不到赵文斌还买了部车，几个月不见，他派头就不同了。”她一笑说：“像你这样抠死了钱不松手的，那也没几个。到北美来一趟车也没开过，也可惜了来这一趟。”我说：“再过一年，我就回去了，车也不学了。留在这里我怕看别人的脸色。老板脸色不好看，你要赚他的钱也只好看了。白人心里也有点那个，他笑眯眯的他心里对你有点那个。在这地方我算个什么东西呢？”怎么想自己也不能算个东西。她说：“绿卡呢，绿卡也不等了？一张绿卡抵得五万块钱呢。”我说：“绿卡说起来真是个好东西，可惜我又没福气消受。”

晚上我下班回家，她还没有睡。我说：“今天你早点睡呀！”她说：“睡晚的睡惯了，每天你都回得晚。反正这是最后一晚了，最后一晚。”我脱了衣服钻到毯子里，她也躺下来。黑暗中两人似乎有什么话说，又似乎再没有什么可说。沉默着却等着对方先开口。我想等她先说点什么，又怕她说什么，过了一会她还不说话，我似乎又放了心，似乎又有点遗憾。我想说点什么又找不到话头，犹豫着终于下决心不再开口，倒了身子去睡。过一会她“嗯”了一声，我不做声。她悄声问：“你睡着了？”我说：“睡着了。”她的手在自己的毯子里似有意又似无意地轻轻触我一下，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说：“知道。”她说：“今天是最后一晚了。”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她的意思，又怕领会错了，说：“真的不好意思，不过──”不好意思。她马上说：“你别胡思乱想。你想着我是什么人吧。”

第二天上午她很平静地搬走了。往赵文斌车上搬东西的时候她还有说有笑的。她的情绪倒使我觉得自己心里那种隐隐的沉重是没有必要的。搬了过去，她上楼去开门的时候赵文斌说：“你们怎么就会离婚呢，象你们这样离婚的满世界也只有几对。下个月要搬到一起再打电话给我。”我说：“你要问我怎么回事我自己也说不清怎么，反正就这么了。”把东西搬到楼上去，赵文斌说还有事，匆匆告辞走了，在门口对我丢个眼色。我心里想：“真有什么话说还会要等到现在来找机会说？”思文说：“你也去吧。我自己清理。”她一边清理一边哼着小调。我帮她接好电视机录象机说：“那我这就去了。”她头也不抬说：“谢谢你了，有空来玩。我的电话明天接通，通了打电话告诉你。”我下楼去，把楼下贴的各种小招贴广告看了看，出门看见还有一只提桶放在门角没拿上去。我提了桶上楼，推门进去，瞥见思文侧了身子倚在枕头上，见了我马上支了身子站起来。我似乎看见她眼中有泪在闪。还没看真切呢，她转过身对着窗子，伸手去拉窗帘，顺势用衣袖在脸上一擦。我放下桶说：“忘在楼下了。”说完也不敢再望她一眼，逃跑似的走了。

五十四

突然的我又闲得发慌。每天上午懒在床上，十点多钟起来，在房里到处磨蹭一下，无聊地把什么东西都翻出来看看，摸到下午两点半钟去上班。房子里就这几样东西，空空荡荡让人心虚。我忽然着了迷似的喜欢逛商店，好多次我到依顿购物中心，从地下的餐厅一层一层看上去，连六楼的家具也细细看了，也只能看看，什么也不敢买。那些精美的东西也并没有在心中激起强烈的欲望，我知道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就这么看着，心里也有了一种说不明白的充实。休息那两天实在无聊了，我到公共图书馆去看画报，又借了《红楼梦》和《金瓶梅》回去看，看累了又趴到阳台上去看汽车。我经常一两个小时趴在那里，看楼下汽车行人来来往往。看呆了好象在看，又好象没看，有时脚都站麻木了才记起已经过了很久。看着下面央街上的轿车乌龟似的爬行，人影子也蚂蚁似的移动，远远的来了又远远的去了，我觉得非常可笑，这个世界很奇怪很滑稽也很荒诞，怎么就是这个样子！又在心里设想怎么才是不奇怪不滑稽不荒诞，却想不出来，又觉得似乎也只能如此。于是我站直了身子，挺了胸，想象着一种庄重神情，又尽量在脸上表现出来，稍微探出身子对着下面行人车辆检阅似地缓缓挥手，喊着：“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有一次我站在窗前出神，不知怎么一来顺手拉了一下窗框，听见一阵轻微的嗡嗡声，发现一只好大的苍蝇被我关到夹层玻璃中间了。看那只苍蝇在里面飞来飞去，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搬了张椅子坐到窗前去看。对着阳光我看清楚了苍蝇脚上茸茸的细毛，停着的时候翅膀也在轻轻的颤动，两条后腿弯过来梳理翅膀，前面两只触角似的东西前后动着。它停下来我就在玻璃上拍一下，它又飞起来，在玻璃上碰得嗡嗡的响，渐渐落下去。又停下来我就再拍一下。这样有几十次，它对我拍动玻璃再也没有反应。我想：“让我也喂一只动物。”就到厨房拿了几粒米饭，飞快地拉开窗框丢进去。过了两天我又记起那只苍蝇，一看它还停在那里，米饭已经干了，似乎还是那几粒。我拍几下玻璃它动也不动，象是死了。我拿了一根筷子，把窗拉开一条缝去拨它，还是活的，轻轻动几下竟不避开。这么老实的一只苍蝇使我感到惊奇，用筷子挑了它，它就停在筷子头上。我把窗户拉开，它并不飞走。我说：“饶你一条命了。”拿了筷子走到阳台上，伸出去用手一扇，不动，再对着嘘一口气，它飞走了。我对着空气说：“本来想喂了你做个伴呢，你又要绝食。”把筷子丢到地上。

我终于有耐心坐下来，写了几篇散文杂感，投到《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去。文章刊了出来我无动于衷，这个世界离我很遥远，它承认不承认我都无所谓，我心里在计算着那点稿费。

这天晚上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刘晓冬从圣约翰斯打来的，他找林思文。我说：“林思文到蒙特利尔去了，这几天都不会回来。”他说：“你是高力伟吧。”我说：“是高力伟，我还记得你呢，你在物理系读博士对吗？”他说：“找你也是一样的，一定帮个忙。”他告诉我说，一年多来他帮女朋友申请语言学校终于成功了，她星期四从上海起飞，应该是今天下午到，可飞机到了却不见人。我说：“在多伦多转机耽误了也不一定。”他说了那女孩的姓名特征，要我到机场去帮他找找。我说：“明天一早我要上班呢。”心想：“到机场去帮你找，你倒是敢开这口，以为机场就在这楼下吗？”他又问我有什么办法在多伦多找到她，我说：“上海航班晚点了也不一定。”他说：“我帮她订的加航的机票，不太可能晚点。”他说得有点结结巴巴的，我似乎看见了他嘴直哆嗦。

放下电话不几分钟，他又打电话来了，第一句话说：“她跑掉了，一定跑掉了。肯定现在在多伦多。”他要我帮他找找。我说：“多伦多几百万人呢，在这海里到哪里去捞这根针！”他说：“到联谊会去看看，她来了今晚很可能住在那里。”他要我现在就去，我说：“都半夜了我还去敲门呀！”答应了他明天一早去。他又告诉我那女孩可能用化名，要我问几个人有没有那个样子的人。我要他明天晚上打电话来问消息，他说：“明天中午行吗？明天中午！”我答应了。

有这样一件事情做我也挺高兴。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联谊会，心想：“是个什么女人呢，又能够风骚到哪里去，把他挤捏成这个样子！”我查了登记名册，又问了好几个人，并没有这样一个人来过。中午刘晓冬打电话来，我告诉了他。他听了呆在那边了，我“喂”了几声也没反应，我对着话筒吼一声：“长途呢！”他在那边说：“完了，完了，这女人，我掐死她！掐死她呀！”

放下电话我没再去想这件事，就算真的跑了也没有什么稀奇。过了几天我晚上下班回来，看见刘晓冬在家门口等我。我说：“为那人就跑到多伦多来啦？”进了门他说：“等你都有几个小时了。我下午五点就到了。”他说着脸上显着亲热，象见了多久不见的老朋友，其实我跟他就那年圣诞节前说过一次话。我下方便面给他吃，说：“就干等了七八个小时？”他说：“我下去走走，又上来，上上下下也有十几个来回了。”我说：“现在知道热锅上蚂蚁的心情了吧！”他说：“知道了知道了。我打电话回上海，我妹妹送她上的飞机。”我说：“老刘，我骂你又不好，不骂又实在该骂几句，是脑袋里灌了油腻还是怎么着，这么想不通，还飞到多伦多来找！什么玩艺，值不值得嘛！她现在就是坐在你面前，倒在你怀里让你搂稳了，明天她要走还是走，你用根绳子拴了牵着也不行，侵犯人权！钱送给航空公司还不如买几箱啤酒一醉，醒来就好了。她真是个天仙吗，身上哪里都雕着花吗？就把我们老刘坑成这样！”他说：“老高，说别人的事总是一口气的事，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自己没痛在心里！她的事我办了一年多，联系语言学校，找经济担保，买飞机票，不怕你笑我，光身一个老爷们等这两年有多少想象你也该知道，就盼着这一天呢！完了，说完就完了！有些事真的就这么轻易就完了，不相信！”他吃了面在椅子上坐了抽烟，又说：“走之前我妈当她是儿媳妇了，把一个家传的宝石戒指给她戴上，在国内前前后后花了几千块钱，都是我牙缝缝里省下来的，寄给了她我心甘呢，谁知她就这样照我头顶一棍子！”我把毯子抖开说：“两个男的睡一床挺那个的，你睡地板上。”他点点头，问：“林思文呢，她还没回来？”我说：“总会回吧。”他说：“那边传说你们快离婚了，我想挺好的一对，上帝选着配人也难配这么好，不可能吧！”我不置可否笑笑。他掏出一叠信递过来：“你看，你看看，她写给我的。”我说：“不客气我就看了。”他说：“尽管看尽管看。”我顺手抽一封，他都丢过来说：“都看看，看了就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了。”我说：“知道什么东西还飞到这里来找，天下总还另外有几个别的女人吧。”信上那火辣辣的句子烧得我脸热，目光都不好意思在那上面多停留：“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在那美好的国度重温共枕同欢的旧梦”等等，看到这里我说：“姑娘倒挺会写的，也怪不得我们老刘搁不下来，火在心里烧了几年，说熄就熄啦？”他说：“我主要是怄不过，找到她让我使劲踢几脚，我就算了。”我说：“你都跟她睡过了，也该付出点什么，现在这就打平了。”他躺下去说：“不瞒老兄，出国前在一起前前后后也有两三年，要是有一间房子，早结婚了，要是有那间房子，访问学者我也不一定来了，一间房子！”熄了灯他躺在那里长吁短叹，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亮。

第二天上午我陪他去了移民局，坐在那里等到十点多钟，总算约见了他。他走到三号约见台去，好奇着我站在后面看。移民官听了他的申诉，到后面查了一会回来说：“This girl is really in Toronto．But she doesn't want to tell others whereshe stays．We can't help you。”刘晓冬急了，把头伸过去嚷着：“Tell me，please tell me。”移民官摊开双手微笑着摇头。我跑上去拉他一把说：“没有用的，这是人权。”移民官又按下键报了下一个号码，刘晓冬急了，踮着脚把头凑得更近，用中国话骂：“他妈的你是什么东西他妈的你，怎么不保护我的人权。”移民官大为惊异，严肃地望着他。我不好意思，退到后面去。刘晓冬还在骂，移民官的脸色越来越严峻。我又跑上去拉他一把说：“骂人也犯法，他听懂了早就叫警察了。”他听了“犯法”两个字，马上就不骂了，气呼呼地“哼”着，似乎是瞧不起那不愿为他打抱不平的移民官。出了移民局到了街上，他又骂了起来，骂那女人，骂移民官。我说：“老刘，在这里骂你有什么用，听的人只有我一个。”他说：“我太气了我太气了！”他站在移民局门口不肯走，我抓了他的胳膊推他，那胳膊在不住地颤抖。

五十五

在六月里我搬到东区唐人街附近去了。一个上海人租了那一幢房子，一家人住在楼下。楼上我住了一间小的，那间大的已经有一个三十来岁的香港女人住了。

那些日子在恍惚中象梦一样的飘过去。每天干活回来就在房子里呆着，借几本高阳的历史小说来看，或者写几篇文章投到报社去。到了每周休息那两天，经常是一整天也不跟人说话，想来想去想到一件可做的事，比如到东区唐人街去买一把小菜，心里就有了一点充实，也不骑车，慢慢悠过去，又慢慢悠回来。有时回来时就在桥上伫了，看远处的高楼大厦，看CN塔，看下面高速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这样闲逛着，又记起在国内把北美的生活想得多么浪漫诱人，嘴角又浮起自嘲的微笑。那些远远近近的风景我已经看得厌倦，闭了眼也能在心里描摹出是什么样子，于是又觉得跟思文在一起吵几句也有点好处，那样我可以在心里有点事情做。到了夜里我靠在床上捧了书看想引来瞌睡，可经常越是意识到了看书的目的，瞌睡就越不来，心里有个骄傲的声音在反抗着说，不能欺骗自己，一直到凌晨四五点钟。躺在床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睡着，睡着了心中那种空虚的沉重就没有了。那种空荡荡的沉重有着物质般的质感，压在心头我可以感到它的分量。这时我知道了酒的好处，可以让人暂时忘了痛苦，可惜我又不会喝酒，也舍不得买了来喝。好多次我睁着眼望着一片漆黑有几个小时，终于忍不住，爬起来穿了衣服，在这半夜里象游魂一样，到无人的街上去游荡。在夏夜的微风中我感到了凉爽，伸开双臂微微弯曲想象着是舒开了翅膀，一下一下地缓缓拍击，身子轻盈地也就有了一点飞翔的感觉。有时就骑了车，沿着街一直下去，到安大略湖边去看夜景。偶尔看到两个夜游的醉鬼吵架，两个人很温和地推来推去，骂着脏话，却打不起来，让人看了不过瘾，这样我也能看上半个小时。在深夜经过那些无人的街，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在口袋里装了三十块钱，有人来打劫就拿去好了。经过那些黑暗的街角，我总是想象着象报纸上报道的那样，有人会跳出来，用枪逼住了我。我在心里等待着，要是真碰着那么一回也有点刺激，可惜这样的事从来也不发生。我这时已经厌倦了逛商店，却又着了迷似地的到银行区去看利率的变化。在那些利率较高的小银行之间比较，在心里计算着利息是否够付我这个月的房租了。

那个休息日我在家呆了一天，磨磨蹭蹭的把白天度过去了。打开冰箱看了半天，也想不起要买什么，银行的利率昨天也看过了。可怕的夜晚来了，我骑车到央街逛了一圈，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回来才十点多钟。我后悔下午不该睡了那一觉，现在一点瞌睡也没有。我想找件事做，用力按了按肚子，想体会清楚里面是不是空了，偏又一点也不饿。我的思维象通了电一样灵敏，又象原始时代的穴居人一样贫弱。我把电话本摸出来想跟几个熟人打电话。平时我很少跟他们联系，今天急了没话也要找些话来说，问一声“近来可好”。拨了几处竟没有一个人在家，失望地把话筒放了。我想起今天一整天还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就坐到床上去，靠着墙，闭了眼把自己设想成两个人，在心里一问一答：“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一个人呆在这房子里？你从哪里来？你是干什么的？”这样问答着终于突破了那种莫名其妙的心理障碍，长长地叹出一声，顺着这一声，把那些问话在嘴里说了出来。听着自己的声音非常奇怪，又不知道问答者哪一个代表真正的自己，哪一个代表设想中的自己，想来想去来来回回设想了好几次，都觉得不合适。这样神经病似的自言自语有几分钟，自己感到了无聊又觉得有点恐怖，终于停下来。又下了楼走到街上去，碰了一个人就拦了他问：“Excuse me，Would you show me theway to Yong street？”这样拦了有十几个人问了，每个人都很耐心地告诉我方向，我非常恭敬地点头致谢，“Thank you”前后也说了有几十遍一百多遍。最后自己也问得厌烦了，把双手伸过头顶拍响着，一个人神经质地笑。再往前走，忽然看见对面的马路的路灯下，有一辆警车停着，几个警察扭着两个黑人在搜身，黑人很老实地举着双手。我马上横过去看，刚走到旁边站了，一个警察说：“May I help you？”我只好知趣地走开，远远看着警察把那两个人塞进警车带走了。

时间还早，不到十二点，我继续往前走，发现自己走到丹佛士街口。这是多伦多有名的妓女集散地，很多次深夜回家在电车上看见妓女们穿着性感的衣服站在街角路旁，或者慢悠悠走着，等待着生意。我忽然感到自己心跳得厉害，有一种非分的向往。沉住了气一想，自己也并不是想去干那勾当，而是想去跟那些姑娘们说几句话。明白了自己又有点不放心，又想到自己口袋里也并没有钱，才彻底放心了往那边走去。（以下略去1000字）

回到小房间里我还是毫无睡意，那种空荡荡的沉重又重新聚集起来，在心头凝成一个结。捧了书到床上去看，也看不进，于是扔开了。又到水房里把浴盆用肥皂洗得干干净净，放了满池的水跳到里面躺了泡着，浑身搓来搓去也搓不下灰疙瘩。泡了好久觉得够了，把水放了擦干身子。想起那香港女人这几天也不见人影，楼上就我一个人，就打开一条门缝伸手把过道的灯关了，赤裸着身子回到房里。披了毛巾拉上窗帘在灯下看自己的身子，觉得有点羞愧，又觉得又点刺激。干脆把毛巾甩开，在房里走过来走过去，双手在身上拍得“啪啪”的响，心想：“我把自己吓着了，把自己吓着了。”一下窜到床上去坐了，双手搂了肩尽量缩成一团，一下又跳下来，拍着身子走来走去，又熄了灯，黑暗中在房子里绕着圈子，左边走几步，右边走几步，想象着电视中演员的表演，做着各种舞蹈动作和造型，眼珠子随着动作瞟来瞟去左右乱转。做着我觉到了兴奋，逃脱了那种沉重的空虚。最后我“哈哈哈”地笑几声，摸到床上去睡了。

这样我在孤寂中挨过了几个月。好多次我觉得自己意志快要崩溃，又怀疑自己思维迟钝是不是神经有了问题，心里害怕起来，在心里默默地背着“八八六十四，九九八十一”，“日照香炉生紫烟”，又轻声念出来让自己听见，似乎这样就给了自己一个还清醒着的证明。

五十六

在我住的街道附近有一所小学，每天有很多小学生越过马路上下学。（以下略去1100字）

五十七

在报纸上写文章多了，也写出了一点小名气。报纸上称我为“大陆作家”，我感到惶恐又有一点得意。慢慢的我有了一点自信，把稿子寄到美国的报刊上去，发表了，又寄到香港去，也发表了。这使我有了勇气以平等的心态与别人交往，哪怕对方是个博士什么的呢，我也用不着那样躲躲闪闪畏畏缩缩了。这样我交了一些朋友，他们有什么聚会就叫我过去。孤独虽然依旧，毕竟又好多了。有时候干活回来已是深夜一点，我依然精神振奋，写到三四点钟再睡。不知怎么一来，餐馆里的同事也知道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的孟浪就是我。阿良说：“孟浪也在餐馆里，怎么回事！孟浪也切菜包春卷，怎么回事，嘿嘿！”阿长说：“孟浪怎么跟我们干一样打湿手的事，这不对嘛，人家是个知识份子嘛！”说了两个人互相望了哈哈的笑起来。

这天多大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国内一个女画家叫汪莉娟的，在大人物画廊办画展，销路不好，她想把画抽回来移到纽约去，孙老板却把画扣住了准备贱卖掉。因为合同订在前面，那些画她想抽也抽不回，只好在多伦多想办法。朋友要我尽快写篇文章发表，看能不能挽回局面。这个画展我在《星岛日报》上看到了广告，还没去看过。我知道这些画家为了出国，不管画廊老板条件多么苛刻，也接受了。这样至少可以出国看看，回去又可以说是在国外办过画展的。到了这里，老板按合同行事。画家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满心委屈也无可奈何。

朋友陪我去见了汪莉娟。（以下略去1100字）

过了两天文章在《星岛日报》登出来，我又说服孙老板再花钱做了一次广告。画的销路见着就好了起来。过了一个多星期，孙老板打电话来告诉我，那些画卖得差不多了，还剩几张让画家包回去了。他很高兴，请我去翠园酒楼去喝茶。我去了，孙老板塞给我一个二百元的红包。我也不推辞就收了，说：“孙老板你把汪莉娟的画甩卖掉了，她亏了你也亏了，那种价别人买去只当装饰品，不当艺术品。”孙老板说：“我跟她赌气！自己的东西走不动，怨我！这不是笑话吗？”我说：“老板你当然不容易，大陆来的画家更不容易，有时候您放松一点，他们也喘口气，瘦死的骆驼大过马呢。”他笑了说：“好歹我也算个搞艺术的人呢，心就那么辣？没有办法！我也要找口饭吃是不是？说穿了说透了我这也是生意，商场如战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血淋淋你死我活的事！我今天破产了，跳楼也不会有人拉着我！你信不信？我也想心软呢，可能软吗？”他说着眼中放出一种光来。我看了心颤，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说：“孙老板别说那么可怕，我心都被你吓跳了。”他又笑了说：“这就吓着你？嘿！十年前我破产了一次，为了朋友的事抹不开面子！朋友做生意贷款请我担保，又算着有把握就签了字，可到了期他归不了帐，银行把我帐上的钱哗啦一下就划去了，又封了我的房子，那次不是我太太死拉着我，我真跳了楼，不想活了！我想人的心要硬啊要硬啊，想着想着真的就硬了。生意嘛，杀人见血的事！”我跟他碰杯喝了口啤酒，说：“老板您说得这么恐怖，那个意思我也领会到了。这么说，我这个人就做不得生意？”他“嘿嘿”的笑，不回答。我说：“我还想等赚足了五万块钱做个什么小生意呢。”他说：“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是朋友啊，别不高兴啊，你根本不行。你不够狠。生意上的事要狠心，狠心！该咬的时候要一口咬紧，怕他痛？我做二十年的生意，经验主要就是这个“狠”字，没有良心吃饱饭。心肠一软，倒血霉是一定的。生意上的事就是要钻牛角去，要腆着脸横下心钻到牛角尖尖尖上去。这中间的真理我跟你吹三天三夜也没有用，一定到那一天你自己出血了，痛了，才会明白。生意上的经验说是说不明白的。说这次吧，我放她走了，好人吗？好人！可损失我就一个人扛了。甩卖了她的我还少亏几个！”我说：“孙老板你看死了我？说不定哪天我就发了！”他眯了眼对我笑，说：“那也许你会走运，这样的运气我是碰不到的，想都不敢想会碰到自己头上来。你要做生意也可以，要倒一次血霉，把这五万块钱亏完了再欠上几万，从头来过！那时候你就知道生死之间只隔一层纸。有这种决心你就去做。”我举了杯说：“孙老板谢谢你提醒我，我敬你一杯。”他跟我碰了杯说：“恕我直言，你只要心里明白我不是害你，就别生我的气。”我说：“老板我还要谢谢你呢，怎么说得到生气上。”“谢谢我倒不必，别在心里惦记着孙老板是一头狼就谢谢你了。”

五十八

快到秋天的时候，二房东告诉我，隔壁的香港女人结婚搬走了。我说：“她结婚了吗，她反正也没在这里住过几天，她早就结婚了，现在不过是正名，其实在加拿大这名正不正也没有关系。”他笑了，又说：“过几天有个女孩子会搬来，从南京来的，是多大的学生，没关系吧？”他意思是问我和女孩共用厨房水房介不介意。我说：“没关系，反正得来个人。十八岁的小姑娘和八十岁的老姑娘对我来说都一回事。”他笑了说：“那你挺正经啊。”我说：“想不正经也不正经不起来。”他说：“那你修练成佛了。”我说：“什么时候回国去我再还俗。别把我看那么好，我也不是吃素的。”他说：“那随你们，你们自己的事。”我笑了说：“还不知道是不是个猪八戒呢，你就把我和那个人‘们’到一起去了。”他望了我有点神秘地说：“挺漂亮的。”我说：“那是金陵一钗呀！”

这天晚上下班回来，我发现隔壁已经住了人，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我也没想什么，进了屋倒在床上看书，看一会困了就去洗澡。我发现今天澡盆已经有人用过了。挡水的塑料帘子我平时都是拉到左边，今天却移到了右边。搬到这里来我总是洗淋浴，我特别忌讳和别人共用浴盆，怕传染什么病。香港女人搬走后，我用肥皂把浴盆仔细洗刷了一次，开始泡到浴盆里去洗。今天只好又洗淋浴了。洗着的时候我心里有点不高兴，心想，要是自己一个人住这一层楼多好。

好几天我都没见到隔壁这姑娘。我上午十点钟起床，她已经上学去了，我晚上回来，她却睡了。这样过了几天，我心里痒痒的有了点好奇，象有只小甲虫在那里停了，那许多只脚不住地乱动，毛茸茸的惹人。我去揣想这姑娘到底俊不俊，二房东说挺漂亮也不知是真是假。一会儿我希望她挺漂亮，有机会了发展她做说话的伴儿；一会儿又希望她丑，真象个猪八戒，这样我放宽了心，当她是原来那个女人，各干各的事，心里也不必七上八下的受刺激。有天上午在楼道里碰了面，那一瞬间光线暗暗的没看清。我看她很明显地把头一低，我也马上漠然地侧了脸，和她擦肩而过。等她过去了，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她走下楼去，中等个子，细细的腰肢一扭一扭的，有点意思。这更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倒得找个机会看清这人啥样。这天早上我醒得早，听见厨房里有响动。我爬起来，把衣服穿整齐了，抓了枕巾在脸上干擦几把，又搂搂头发，开了门走到厨房门口，停一停，惺忪着眼慢慢走进去。她站在电炉边炒菜，平底锅“嚓嚓”的响。我轻轻咳嗽一声，看她回了头，我马上把脸一偏，从冰箱里拿出牛奶壶，倒在小锅里，问：“对不起，煮牛奶可以吗？”她把身子移开一点，往电炉上一指，也不望我，脸微微往那边一偏。我把小锅放到后一排的炉架上，很自然地望她一眼，觉得有点面熟，眼盯着牛奶心想，这人是见过的。忍不住又往那边瞟了一眼。这不是张小禾吗？眼下的那颗小黑痣看得清清楚楚。我吃了一惊，她怎么到这里来了，怎么会呢？我在心里作种种猜测。正想着呢，她叫道：“牛奶，牛奶！”我眼睛并没从小锅上移开，但牛奶溢了出来我却毫无知觉。我把锅端到一边，厨房里马上飘着一种焦糊的气味，小锅放下去的时候太重，几滴牛奶溅到她的菜里面。我把手指放到嘴边吹着，掩饰着说：“好烫好烫！对不起啊。”她还是微微偏了脸不做声。我心里想：“咦，还挺傲的啊，以为谁又不知道你！”我端了牛奶到房子里，把小锅放到桌上，又钻到毯子里去睡，也不去想这件事。以后我们迎面碰了，象不认识一样走过去。我觉得这样也好，非常好。我看见了她就象没看见一样，眼睛就这么望着也不避开，毫无表情地走过去。我对自己用更大的冷漠来回答她的冷漠感到满意。幸好在加拿大我并不想动什么心思，幸好。

这天我休息，睡到中午才起来。我胡乱地吃了饭，懒洋洋地走到东区唐人街买了点水果蔬菜，在桥上看了会汽车，回来又倒到床上去睡，哪里还睡得着。心想，不睡也好，睡了晚上精神太好，难得熬过去。想写点什么东西，铺开了纸坐在小桌边，怔了半天一点情绪也没有。于是下了楼，躺到门口的小草坪上去晒太阳。躺在那里我想着这一次又写点什么才好。忽然想起把张小禾的事写了，投到香港去也挺好。下次得问问思文，她的故事的后半截是怎么回事。前不久我把刘晓冬的故事写了，投到香港去，很快就发表了。当然我没有用他的名字，也没用孟浪的笔名，怕万一他看见了在心里唾我。这样想着我在草地上翻一个身，把鼻子凑着地面去闻那青草幽微的清香。侧过脸忽然看见张小禾背着书包，穿了牛仔裤，白衬衣扎了进去，远远的在太阳底下一闪一闪地走过来。我慢慢坐起来，迎着她望过去，毫无表情地看她渐渐走近。她走近了，脸上也毫无表情，经过了我身边，头在我的视线中消失，我眼皮也不抬一抬，在那刹那间，我看见她胸部隆得高高的，在白衬衣里随着脚步轻轻地上下颤动，很生动的样子。突如其来地，我全身触了电似的一颤，一个冷噤从脚底飞快移动着传到头顶。这样的感觉我已经非常陌生了。到加拿大这两年多来，我对异性有一种冷漠。我用冷漠表示着疏远和拒绝，这样来维护自己内心的骄傲。久而久之，内心那跳跃的火花也渐渐微弱。知道了自己是没戏的人，是局外的角色，我也不往那方面多想。有时我对自己感官知觉微弱的状态感到害怕，怀疑自己是不是心理上生理上有了问题。还是在两年前，在圣约翰斯的时候，有一次和林思文去逛超级市场，偶尔转过脸时，看见一个穿红色夹克衫石膏模特的胸部微微显露了出来，我全身也是这样中电似的一颤，站在那里呆了有几秒钟，思文还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哪怕那次阿唐带我去看脱衣舞，那么多姑娘又那么漂亮那么好的身材，白种人，黄种人，黑人，我也无动于衷。想不到今天自己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受了诱惑。

我坐在那里想入非非，想到了“有亭翼然”这几个字来形容那种生动。我知道有很多姑娘，为了追求曲线感，用了那种厚海绵的胸衣。曲线是突出来了，但却没有这样一种富于质感的生动。我想来想去，越想越细腻，想象力突破了一切遮蔽，一切都在脑海中活灵活现的浮出来。我故意打乱自己的想象，去想写文章的事，又去计算存款的数目，可心里转了个弯，又想了回来。我抵抗了几次，没有用，干脆放弃了抗拒，让想象自由地流动，一边自言自语念叨着：“太下流了，太下流了。”不管怎么样，今天心里能有这么一颤，我还是感到了安慰。我没有问题，我是一个正常人，我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证实了这一点。

五十九

思文打电话来，问：“最近还好吧？”我说：“老样子。她又问我，休息那几天都干什么，我说：“看汽车。”她没听明白却也不再问，又告诉我，她房间的抽水马桶堵塞了，请人疏通要几十块钱，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来看看吧。”就骑车去了。我在工具店买了一个吸筒。去了她望我笑笑，我也望她笑笑。我到厕所里去看，她说：“有气味呢，脏。”我要她走开，把门关了，揭开盖子，一只手捂了鼻子，用吸筒去吸。吸了几下还是不通，也顾不得臭，双手握了吸筒去吸。吸通了秽物都下去了，可水还是流得不畅，一放水就快溢出来，再慢慢渗下去。思文推开门说：“可以了。”我说：“可以了我一走你又要打电话给我。堵东西了。”我要她找个东西来钩，她问：“筷子行不行？”我说：“拿个衣架来折了。”折了一个铁丝衣架钩了一会，软软的不得力。思文说：“还是请人来算了。”我手执了铁丝伸到水下面去，她说：“太脏了太脏了，还是去叫人。”我说：“反正已经脏了。”又把衣袖推得更高些，再伸下去，钩上来一个塑料袋。她说：“这是谁丢到里面的！”我用肥皂洗手说：“反正你这里来的人也多。”

她从冰箱里拿葡萄给我吃，说：“黑加仑呢，出国的时候看报上登了，广州卖七毛钱一粒，现在怕都要一块了。”我用左手拣了几颗吃说：“到这里才敢吃这玩艺，才几毛钱一磅。”她又告诉我，约克大学有个学政治学的博士对她有那个意思，来过几次了。我说：“那好啊。”她说：“我还没说高矮胖瘦呢，你就说好。生怕我找不到要你负责吧。”几个月前分手以后，我很担忧她那样悬着。在我看来，她应该对现实作出妥协，而不能死抱着一种理想不放。她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也不好明说出来。我说：“那当然好，至少下次掏马桶就不要我打湿手了。”她笑了说：“跟你说真的。”我说：“至少是个博士，还是洋的呢。”她说：“博士有什么用，我还当过洋博士呢。学政治的，将来饭碗都没有，还来靠我？我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说：“人人都有缺点，到哪里去找那么好的人？真有个那么好的人，眼睛又望着空中飞过天鹅，说不定心也是黑的。”她说：“起码有你在前面做个榜样。”我说：“我算老几，黑角落里随便揪出一个都压在我上面。”她说：“你回国就威风了。”

她又详细告诉我和那个人认识的经过，要我判断这人怎样。又说：“专业实在不好呢，也就算了。也离过婚呢，也算了，我也不能那样去要求别人。只是个子又不太高，可能一米七还差点，年龄还比我小一岁。我有点难接受。”我说：“个子呢年龄呢，差不多就算了，别讲究那么细。”她生气说：“跟你说就这也算了，那也算了，什么才不算了呢？是个男人就算了！”我说：“固执就不算了，固执的人将来麻烦大！只要不象我的人我看去都是合格的人。”她笑了说：“那个人倒还不固执。”我说：“老是那个人那个人的，把他的名字吐出来算了。”她说：“那你不能出去说，你作保证。”我说：“什么军事秘密，要作保证！你不愿说就算了，我跟谁说去！我真要知道那还不容易？”她说：“你保证了啊。那个人叫古博学，这个名字我就不喜欢，跟出土文物一样。”我说：“名字是稍微太旧社会了点，不过你挑也挑得怪，名字也要挑，那挑起来还有个完？要是我喜欢一个人，她叫做狗屎也可以，叫王八也可以，我当她是王七的妹妹就是。”她笑得顿足说：“你好好玩的。”又说：“我不是挑呢，我有这样的感觉。”我不明白她是指对那人的感觉还是对名字的感觉，心里只想她快点安顿下来，就竭力劝她接触试一试，说：“又表白自己相信原罪说。成功的男人只多了犯罪的机会，有什么好，可怕。真的事到临头你还是不相信，只愿对方门门优秀。”她笑了说：“那倒也是，人就有这么怪，想的做的不一样。”我说：“反正先只是试一试。”她说：“就听了你的，试一试就试一试。试了好就好，试了不好就不好，反正是试一试。”我也说：“反正是试一试。”她又笑一笑说：“我们好奇怪啊，婚都离了，还商量这些事！别人知道了会笑脱牙齿的。”我说：“这有什么呢，有什么呢，又没有犯了法的哪一条。”

我说要走，她说：“再坐一会。”又想起什么似的说：“上个星期作业我出了三十块钱请个加拿大人帮我润色，我想得下期的奖学金呢。教授看出来了，给我一个C，下期的奖学金肯定是没有了。如果我实在没有钱了，你借点钱给我可以不？”我心里一愣说：“可以是可以，借多少呢？”她说：“到时候再看。我不找你借又去找谁借？实在没办法，谁喜欢跟人借钱呢？这个忙你一定会帮我，是吧？”我说：“好厉害的口！一定先把一定说了，我就一定不好意思把你堵回去了。可我还是要想一想。到时候再说好不好，说不定你又得了奖学金呢？”她说：“真的你想想这件事。我保证会还给你还有利息。到时候连以前那两千一起还给你。你实在不肯借也算了，我也能理解你。我这个书还是要读完的，天也不见得就会那样狠心把人的路都绝了。”我说：“我这几个钱，你知道的，来得容易？看我的手！”我的左手食指前几天不小心碰在烧热的锅耳上，烫起一个很大的泡。我把指尖朝下，泡里面的水就流到指尖那一头，又把指尖朝上，里面的水就流到指跟那一头，反复几次，让水在里面晃荡。她抓了我的手说：“让我看看。”又摸一摸那水泡。我说：“痛得我直弹起来，把手帕打湿了不时敷一敷，照样要做事。现在倒不痛了，有几晚都没睡好呢。”又指了手上几处刀伤烫伤的疤痕给她看，说：“看了你知道钱是什么东西了吧。”又搂起裤脚让她看腿上爆起的青筋。她松开我的手说：“你的钱也真的是血汗钱，你不想借我也不怪你。”我说：“我也没说不借，说不定你奖学金又得了。”她说：“那肯定是没有的，我银行里只剩两三千块钱了。”我想起孙老板的话，心要狠，要狠！想丢句过硬的话让她绝了这个念头，可就是说不出口。我敷衍着说：“再说啦再说啦。”她说：“你心里还是掂一掂这件事啊。”

停一停我说：“你周末也不出去玩玩。”她说：“哪里去玩呢，别人都忙呢。”我说：“找古博士、张小禾他们去玩玩。”她说：“张小禾，人都不知到哪里去了，鬼影子都不见一个，电话也不打一个来。”我说：“你碰了她问她就是。”她说：“上次倒碰到一次，告诉我搬到东区去了，电话还没装好。”忽然想起什么很兴奋地说：“她跟那个男的分手了，她知道那个男的底细了，赌气搬走了。有人写信都告诉了她，也不知谁写的，肯定是那个男的仇人。”我说：“谁叫她自己那样轻飘飘的，随随便便把自己献出去了，吃到苦果子了吧。”她说：“别拿那一套来看人，这里是加拿大！她还算是个有气性的，知道了就走开，要轮到别人，那还不将错就错含含糊糊过了下去，再唆使那男的离婚。仔细一想，天下男人都令人心寒，不能怎么让人抱希望。我真的很可怜那些少女，一个个都在梦里沉着。”我说：“少女可怜，这是什么话？听不懂。最好天下女人谁也不抱希望，团结起来把男人一概批倒，就出了口恶气。”她说：“可女人还是要去抱希望，不抱又怎么办？她们总要走到男人跟前去，今天不去明天还是要去，说她们贱那是委屈她们了。人间有些悲剧简直就是上帝安排的，女人其实没有选择。”我说：“那她张小禾也挺倒霉的。”她说：“她也挺倒霉，我也挺倒霉。倒霉的女人多，她一个，我一个，还不知多少，普天下都是。”我指了自己说：“倒霉的人这里还有一个。”她指了我说：“你？你还不算，不够资格。你有一条现成的路走，赚得不想赚了就往国内一溜，什么都有了。”我说：“这条路人人都可以走，可没人愿意走，都舍不得北美的锦绣前程。”她说：“别阴一句阳一句说风凉话。”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古博士打来的。在她打电话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拜拜”的手势，开了门出去。

六十

张小禾不理我，我也不理她。有时迎面走过我头也不抬一下，象眼中没见到有个人。我最不喜欢姑娘们那种用冷漠装饰起来的傲慢。我在心里说：“以为是个男人就想打你的主意吧，别来这套！”我一点也不想打主意，我觉得那种主意在这个地方离我很遥远，这使我有志气做出高傲冷淡的样子。但有机会了，我又偷眼望她一望，身肢婀娜，脸色白润，小嘴微微撮着，水溜水秀的挺惹人。她下楼的时候，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去，她衣服腰部那细微的折皱传达出的那点什么也是刺激想象的。有几次她从我身边掠过，我似乎闻到了一丝淡淡的体香，侧了头嗅嗅，却又什么也闻不到了。那一丝异香总使我老半天心神不宁。

在心里我承认这个姑娘算是个不错的，搬来这么久了，也没见她和什么男人缠到一起。在多伦多，大陆来的姑娘漂亮的不多，有个差不多的模样，就老有人找她去玩。我从来没见有人来找过张小禾，有几次我注意到她整天一个人呆在家里，也难为她耐得住这份寂寞。有一次她在厨房里轻轻地哼着歌儿，我下意识地吹着口哨接上去，她马上就停了下来。我好惭愧，在心里揍自己几老拳，停一停又把调子吹下去，证明着是自己吹自己的，与她没有关系。

有天晚上我洗澡的时候，躺在浴池里突然意识到不知什么时候起，自己又开始泡在浴池里洗了。意识到这点我吃了一惊，忽地从水里跳起来，双脚站在水中想跨出去。犹豫了一会，又觉得没什么，慢慢躺了下去。我竭力去回想自己是从哪天开始这样做了的，但已经想不起来。我觉得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不知不觉就这样放松了戒备，连浴池也不洗一下。前面那个女人在这里的时候，我也泡着洗过几次，但一定不会忘了洗刷浴池。洗完澡我并没有那种不安全的感觉。

这天我休息，叫了孙则虎一家和几个朋友来玩，做晚饭吃。我买了一箱啤酒，两只龙虾，几斤螃蟹等，大家都拥在厨房里。我说：“孙则虎，今天你动手，我休息一天。天天我就是炒菜炒菜，站到锅边上我心里就发慌。”几个朋友嚷起来：“老孟出钱，老孙出力，我们大家出嘴！”朋友们都不叫我高力伟，都叫老孟，有的干脆叫孟浪。孙则虎说：“我出力可以，都是我指挥。”他吩咐这个那个摘菜切菜，自己在椅子上坐了开瓶啤酒喝说：“都做完了我来上锅，不许有人插手捣乱。”他没分配事给我做，说：“你上午去买了菜，没你的事了。”我说：“老孙你好厉害，跑到这里喧宾夺主，还放一个人情给我。”他指了张小禾那间房说：“隔壁住了什么人，可别是个姑娘！”我说：“好象是个女的，刚搬来我也没怎么见过。”他说：“老孟你别打幌子，你我还不知道？她漂亮吗？”我说：“没看清楚，也不至于晚上想起来做恶梦。”他说：“有艳福的人就是有艳福，送都要送一个到他床前来。”袁小圆听了直笑，说：“狐狸尾巴露出来一截了。”他对我说：“有股酸气热腾腾从哪里冒出来闻到没有？”又说：“她哪里来的？”我说：北京南京天津地津谁知道呢，想知道你自己去问，她暂时还没到我这里申报户口。”他指了我对别人说：“大家看孟浪好正经个人，让我们这些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惭愧。呸！别跟我来这一套！说不定今晚我们一走，你就溜到她房里上了床。以后我经常晚上两点钟打电话来查。”我笑了说：“有老孙魅力的一半就好了！再冷淡的女人也扇得起火来，扑都扑不灭。”袁小圆听了直笑。我说：“看小袁笑了吧，她在这方面是最有体会的。”又转向她说：“你要多一个心眼呀，对他行动的掌握要落实到每一分钟，他会犯错误的，会调皮的。”旁边人说：“我知道老孙老实，他不会调皮。”袁小圆说：“不会调皮，让他自己说这句话！”又转向孙则虎说：“给大家说说你的经历，都是朋友。”有人说：“他想调皮呢，也只敢在心里调，他太太是什么人！他吃了豹子胆吗？”袁小圆说：“打趣起我来了！他调皮我正巴不得呢，还减轻我的负担。只别找太丑的，让别人说袁小圆的丈夫没本领。”大家都哄笑起来，说：“孙太太心襟这么开阔，下次我家里的从国内来了，先到这里上一课！”孙则虎说：“你们那么天真就信了她的！她那个铺子，柴米油盐酱茶都不卖，只卖一样东西！我今天喝了酒在这里开几句玩笑，回去还不得写小字！”袁小圆红了脸说：“你再胡说！”孙则虎装着没听见，喝口啤酒对我说：“跟你说真的，隔壁那个，上了她吧，组成一个临时内阁，有什么呢？她寂寞你也寂寞，她需要你也需要，一个要卤锅，一个锅卤嘛。说真的一个你单身一人旷久了对身体可不好。”袁小圆说：“孟浪别听他的，女人别拿她们开玩笑，她们心里挺苦。”我说：“嫂子别替姑娘们担忧，我老孟还不是那样的人！”孙则虎说：“好高尚的人，这么高尚的人我都被感动，马上就要热泪盈眶了。”又说：“我们老爷们到房里去说话。”我跟他到了房里，他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可是够朋友提醒了你。只当她是小菜一碟，找机会把她给推了。傻瓜，现在的姑娘谁认真呢，她要你负责？只可惜了我没这份运道！”我说：“老孙你开玩笑呢，又变成了说真的！我一个打工的，谁会用眼角朝这边扫一扫，漂亮的当然不扫，丑的也不扫！我用命拼来几个钱，拿去跟她敷衍吧！汽车也没一部，谁会跟你。”他摸出一包烟，往底下一弹，跳出来一支，让我抽去了，又弹出来一支，用两根指头捏起，点燃了深吸一口，过瘾似的抬头吐着烟圈，说：“下个月准备买部车，没钱也要买，二手货吧。到北美来一趟车也不开一辆，起码有一半是白来了。老孟你也买部破车玩玩，别死守几个钱守上甘岭似的，发不了财的！钱来得辛苦，更要用它那辛苦才没白辛苦。到那天吃也吃不动了，做爱也做不动了，钱有了也没有用了。”我说：“你看我房里三件东西，床、桌子、椅子，买了车不相配嘛。”他说：“有了车，找女朋友就方便了。起码的面子都没有，谁跟你呢！女人的虚荣心是她的衣服，你要理解理解。”我说：“有人说没吃洋肉白来一趟，你又说没车白来一趟，任务这么艰巨！”他吸着烟说：“当然最终还是房子，这是最大的目标。到这里失去的太多了，最大的弥补就是哪一天圆了房子的梦。一幢别墅式的洋楼，前后草坪，人生也只能如此了，还要怎么样呢，活这几十年的！”我说：“失去的东西房子车子也弥补不了。”他说：“老孟，咱们哥们，来点现实的，你是文人，我也算个文人，文人心里那酸点东西我知道！有什么用？在这样的世界上都发臭了。几千几万年我也想过，关你什么事呢？就算关了你的事，你又能怎样？还是一个无可奈何！这么大的天下！自己这几十年是真的。自己这几十年，古往今来一切真理都在这句话里面了，老实人说老实话，谁也别哄着谁。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说！”我说：“你都说了还容得我说什么！你真要我说呢，我就说。”他把凑近一点说：“你说。”我说：“闪开点，好大烟气，也不知袁小圆怎么就让你亲她的嘴。真要我说呢，我说你都是胡说，放屁！”他说：“怎么就是放屁了，你说！”这时厨房里的人叫：“孟浪，菜都备好了，叫老孙过来。”孙则虎说：“下次再教育你。”

一溜就去了。我站在门口，看见隔壁门缝透出灯光，有人影子在晃动，心想：“她在家里，这么久也不出来，也不要解个手吗？”

孙则虎用清水去煮螃蟹，又抱怨说：“孟浪还是在餐馆里捞饭吃的人，螃蟹出也不会买，都是公的，没有蟹黄。”又说起在国内时，有次招待一个香港朋友吃螃蟹，买了两斤怕不够吃，爸爸妈妈装作有人请客出去了。袁小圆说：“还好意思说！”老孙说：“几十百把块钱一斤，没有办法啦！我不想做个孝子？可囊中好羞涩，讲不得志气。这是辛酸史，别提它了。”

吃了喝了，把东西收了打扑克。孙则虎说：“来点刺激。”我说：“打十三张，谁会？”他们都不会。有人说：“还是来三打一。”说好了七十分起叫，七角钱一次，每叫高五分加两角钱。一个博士没怎么打过，出牌的时候手只发抖，大家都笑。玩到十二点多钟，我赢了几块钱。孙则虎输了想翻本，牌不好也敢叫高分抢了庄打，输得最多。袁小圆带了孩子睡在房里，这时出来叫孙则虎回去。孙则虎说：“刚开始打又要回去。”袁小圆说：“再不走地铁就收了。”又问谁输了。我们一起说：“老孙赢了我们三个。”孙则虎说：“再打两盘。”叫得更猛，两盘都抢庄打，可都输了。袁小圆在一旁看了脸色不好看。孙则虎不情愿地站起来说：“下次到我家去玩，大家都骑车来，打到天亮再回去。”走到门口他说：“你们单身汉好自由，你们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呢。”一时都去了。

我躺在床上想睡，忽然听见隔壁的门一声轻响，楼道里有了脚步声，在这寂静的夜听得分明，又转到水房里去了，门闩一响。一会脚步声又转到厨房去了。我想起张小禾还没吃晚饭呢，她被我们封在屋子里有七八个小时。我想起觉得好笑。其实她做她的吃的，谁又碍着她呢？就那么羞答答的怕见人！又不是个真没见过世面的。我熄了灯，抱了毯子想睡，耳朵却特别灵，象全身神经都集中到耳朵上来了，厨房里的声响听得清清楚楚。随着声音，我想象着她的一举一动，怎么切菜，怎么淘米，活灵活现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关你个屁的事呢，要你竖起耳朵听。”直到她做好饭，端到房子里去。我又细听了一会，没有动静。似乎放了心，只觉得夜沉沉地压了下来。

六十一

第二天上午，我在厨房里煮方便面吃，听见张小禾走到楼道里来了。我以为她要出去了，谁知脚步声在我身后响了起来，似乎比平时沉重些，象是在提醒着什么。奇怪！平时我在厨房里时，她从不进来，一定等我走了她才来做吃的。有时我就故意慢慢的做，慢慢的吃，慢慢的洗碗，让她久等。谁叫她那么傲着呢！感觉到她离我近了，我忍不住偏了头望了一下，她从冰箱边侧过头来，似乎是微笑了一下。这更奇怪！我怀疑是自己看花了眼，又望了一下，她正往一只杯子里倒牛奶，又侧脸望着我微笑一下，头也几乎难以察觉地点了一点。这一次我看得分明，也回报了一个微笑，把头轻轻一点。她端了牛奶回屋子里去了。我知道刚才这一幕已经消除了我和她之间的那一层潜在的敌意，她那一笑一定有一笑含意。可我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怎么就会有了这种转机呢？

以后我们碰了面就点点头，有时也“嗨”地招呼一声。有几次我觉得她脚步放慢神色迟疑着想说什么，又怕自己领会错了自作多情，就一直走过去并不停下来，心里又不踏实象失去了点什么。她在厨房里哼着什么歌儿，我就吹着口哨接上去，她也并不停下，继续哼着。她最喜欢哼的一首歌是“我们在回忆，回忆那过去……”，我吹着口哨应和着，心想：“回忆什么，又挂念着那个人吧。”有天上午我坐在厨房里吃饭，她进来了，我“哈罗”一声招呼她。她说：“吃饭呢！”她居然开口说话，奇迹！我说：“吃饭，你呢？”筷子敲一敲碗。她说：“我吃了早饭没吃中饭，你这时候算早饭算中饭呢？”我说：“按时间呢，可以算中饭了，但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餐饭。我晚饭吃得晚，餐馆里做事都是这样。”把自己的身分交待出去了我有点紧张，也有点羞愧，看她并没有感到意外我放了心，想着可能房东已经告诉过她了。她倒了一杯牛奶，在我对面坐下慢慢的喝。我觉得气氛有点尴尬，没话找话说，问道：“你喝冷牛奶？会生病的！”她说：“都习惯了。”我试探着说：“听房东说你在多大读书？”她“嗯”一声，似乎不愿多说。我还想找些话来说，问她从哪里来，读什么专业，来加拿大多久，又怕犯了她的忌讳，都不敢问，好象动一动脚就会踩响地雷，只好站着不动。沉默一会，我想找个借口离开了，她忽然“喂”了一声。我眼睛直望了她，她又“喂”地一声，脸刷地一下红了。我想：“会脸红的人总是老实人。”我又轻轻哼起“我们在回忆……”来掩饰那种紧张的气氛。她再“喂”一声，说：“问你。”我说：“问什么，你只管问，我这个人问什么都可以。”她笑一笑又有点羞涩地说：“前几天有人喊孟浪孟浪，是喊你吗？”我说：“是的。”她说：“房东又说你姓高。”我说：“有时候写点什么就叫孟浪，朋友也这样叫了。”我不好意思说“笔名”这两个字，觉得那是有身分的人才那么说，我算什么呢。她说：“是在报纸上写文章的那个孟浪吗？”我说：“也不知道还有人用孟浪这个名字在写不？如果没有呢，那就是我。”她说：“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孟浪啊！”她这样一说，我身上都燥热起来，说：“可不敢这样说！说得我心里一冲一冲的，说不定心就冲出口来了。我是活得无聊了，写着玩，顺便也骗几个稿费。”她说：“你的文章我看过，有一篇是《消极思想的意义》，我喜欢，不是谁想往前冲就冲得上去的，人要有点消极思想才能在这世上活着。还一篇评那些画的，我也喜欢。”我说：“那都是哄老百姓的。”她说：“别谦虚，过分的谦虚等于骄傲。”我说：“过分的谦虚等于虚伪。”她笑了说：“说了你懂吧！我不懂，信口乱说，可别在心里笑我。”我说：“到了这里，别人不笑我呢，我在心里就向他致敬了，我还敢笑别人？”

我想起那天草坪上的事，忍不住把目光往她胸前一溜，她今天多穿了件夹克，又是坐着，看不出那么明显的曲线。说了一阵子话，她变得神态自若起来，问：“怎么你不去读书呢？”我说：“读过，在纽芬兰，读了半年就不读了，赚钱去了。”她摇头叹息一声，又记起什么似的说：“有个人也去过纽芬兰，林思文，你认识不认识？”我说：“是个女的吧？”她说：“她现在在多大读档案专业。”我说：“是吗？这专业听起来不错，毕业了找得到工作。”她说：“她先生你见过没有？”我说：“那当然见过，我们还是朋友呢。”我忍不住要笑，用手挡了脸，低了头装着咳嗽，偷笑了一回。她说：“林思文很能干的。”我说：“能干有什么好呢，能干的女人幸福的少。”她说：“我不能干，也没见怎么就幸福了。反正女人幸福的就少，还不如能干点，不受人欺负。”我几乎就要问：“谁欺负过你呢？”话到嘴边没说出来。我说：“能干有能干的幸福，不能干有不能干的幸福，上帝造人的时候都安排好了，他老人家没打算给人完整的幸福，所以人永远也得不到完整的幸福。”她要我再说一遍，我又说了，她说：“有点道理。”我心里想：“索性再镇她一镇。”于是说：“世界上的事，你仔细去体会，都是相反相成，好事的反面是坏事，长处的延伸是短处，一定是这样的。”她点头说：“有时候我也这样想，就是口里说不出来。”又说：“跟你说话还有意思。”我右手敬个军礼说：“谢谢你的表扬，帮你解解寂寞吧。问你，怎么不见有人找你玩？姑娘长得那个点，总有人找她，何况你呢！”她堆起一脸的笑说：“我不想跟人打交道，见了人就烦。”我双手蒙了脸说：“以后我戴个面罩在楼道里走。”她笑得拍了桌子说：“不包括你！”我说：“给我好大的面子，那我这张脸也有资格露在外面了，我这就写封感谢信给你。”她笑弯了腰指着我说：“看你这个人说话！”笑完了又说：“你应该去读书，你怎么不去读书？你只有去读书。你到餐馆里打工太可惜了，也不是长久之计。”我说：“能赚钱就好。再说我的发音有问题，你听我说连普通话也不准。”她说：“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可惜了你自己。”我想说“在加拿大我没有长久之计”，心里转了一下没说出来。她又问我在哪里读的大学，学什么专业，来加拿大有多久了，餐馆工作辛苦不辛苦，现在在写什么东西等等。这样我也不客气，问：“你什么时候到加拿大？”她说：“有一年多了，在多大读教育学硕士。”我说：“毕业了工作好找吗？”她说：“根本没希望。”我说：“没希望读它干什么？”她说：“家里人知道你在念书了，就放心了，不然天天来信催你，觉得你在北美打流不务正业。不读书家里人跟亲戚朋友也不好说话。”我说：“那你读个能找到工作的专业。”她说：“谁不想呢，可申请不上，好难的哟！”我说：“你女孩子一个人在这里一年多，也挺寂寞的啊！”说了去观察她的脸色。她有点不自然地笑笑，不做声。我马上把话岔开说：“说说就到中午了，你不做饭？”她站起来说：“啊呀，我下午还有课呢！”说着去做饭。我洗着碗问：“你一个人吃这么多？不相信！”她说：“还有晚上的，一次煮了带到学校去。今晚要上机呢，不回来吃饭了。”我说：“你挺会算计，他们有的人就在图书馆前面买快餐。”她说：“他们学理科的有钱些。”我说：“再睡一觉上班去，我没有事吃了就睡，睡了就吃，跟头什么东西一样。”

她嗤嗤地笑。我走到门口她叫住我，说：“说真的，你还是应该去读书。”

六十二

那天晚上我干活回来正在水房洗澡，听见有电话铃声传来。我想着是张小禾的，从没有人这么晚给我打电话。电话铃响了一阵，楼道里传来张小禾的声音：“孟浪，你的电话。”我想着她已经进去了，穿着短裤，赤膊着就跑了出去。张小禾正从门缝中探出头来，我赶紧用毛巾挡在胸前。她见了我，马上把头一缩，头在门边碰了一下。我笑着进屋去了。接了电话，竟是周毅龙打来的。我说：“今天你舍得打个长途给我，有什么事？”他说：“我在多伦多，给你打电话有十次了，你总不在家。”我说：“你来多久了？”他说：“你现在睡了没有？没睡我们见个面。”我说：“我正好精神着呢。”我们约好二十分钟以后在央街和布禄街街口见面，他在帝国商业银行大厦门口等我。

我下楼跳上单车去了。（以下略去500字）

我想他这么晚约我出来总有点什么话说，可现在又懒洋洋的不打算说什么。我看他也并不掩饰自己的颓丧，想着干脆推他一推。我说：“老周，有点不高兴？”他说：“从哪里去高兴起？”我说：“天下的事再大也是个屁事，大不过要了这条命去。站在高山上一望，什么也都小了，你是历史博士，这个话其实不要我来讲。”他顺着我的话说过来：“话也是这么说，可望来望去，你眼前的那些事情还在那里。老高，我陷在这里了！”我说：“哪里至于就到了这个份上，脚踏着北美的大地，多少人都想不到的事！”他说：“不能说这个话了。在这里混下去呢，实在看不到前途。总得有条云缝里透点曙光下来吧？看不见！我不想争口气？我没有努力？我好歹也算是个人呢。三十多年的距离，我这一辈子也弥补不了，来晚了。语言不行，专业也不行，凭什么我能在这里活这条命？打一辈子工吗？回去呢，国内什么也丢了，口袋里也没有厚厚的一叠，有什么脸？来都快两年了，这个样子，我它妈的都不怎么象个人啦！想进呢，又进不动，退呢，又退不得。咬紧了牙看那张寡妇脸子把日子挺下去，有什么含义？我每天在心里把这些话问自己，转来转去还是这几句话，就是转不出一条路来！”我说：“说真的，你还是应该去读书。打工你没有一点优势。人家那些人，一天做十几个小时，十年二十年这么做着，你行吗？”他吸着烟叹息说：“读书？读个老娘。不瞒你老高，托福我也考了有两次，没信心了，托了什么福，托了罪来受是真的。再退一步说，学我这行的，读了四五年读个博士，还不是一场空？人家的社会，就这么让你打进去了？争不到生存空间啊！”我说：“有人劝过我改专业重新学起，你想过没有？”他哧地一笑，说：“早个十来年呢，还可以想想，我三四十岁的人了，和二十来岁的人去竞争？不说我没这个信心，有这个信心也没这个能力。”我说：“总得找个方向，还有一辈子要活呢。一犹豫，晃一晃几年过去，完了！”他说：“还说呢，我心里每天急得下油锅似的，我好象都看见自己的心剜出来浮在热油里煎得滋滋的冒白气，就靠一支烟镇静镇静。”说着他把手上的烟一举，“你在多伦多日子长了，倒是帮我个主意。”我说：“做点小生意呢？”他说：“想过，针挑土似的挑起两三万块钱，开个小杂货店什么的，慢慢再多积下点钱，做个象样的小生意。可是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一条缝让我这根针插进去？密密麻麻遍地都是。再说我哪里又象个做生意的人？我替别人站过柜台，才站了两三个小时，心里就发毛，没那份耐性。”我说：“你跟我一样，文人的毛病都全了。”他说：“能比你就好，你口袋里还有那么一小叠。跟你说，你当个笑话听。前几年我可看不起钱呢，别人说起钱我听也不要听，赤条条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好潇洒似的！我还在报纸上写了篇文章，《不要给我一百万》，我有了一百万我就会没进取心了，会坐享其成了，会堕落了，真好象谁给我一百万就是要陷害我是要揪我下地狱，一片真心！到今天一万块钱也要拿命去搏，才知道那原来是鬼话。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我给骗了，我是个骗子！”我说：“钱原来这么厉害，到加拿大我才知道，没有钱你的自尊心都没处搁，老板的脸你乖乖看着，你有志气不看？才知道原来钱还不只是钱。别人赚钞票容易，那是他的命，我的可一张张都是血泪斑斑。没来还以为北美遍地黄金，馅饼都掉到口里。跟那年动员我哥哥下乡一样，说去的地方顶上柚子碰着头，下面花生绊脚，早上去塘边洗脸，不小心舀上来几条大鱼。”他说：“人活这一辈子呢，也就这一辈子。活着为来为去还不是为了活得更好点，还有什么呢？不然世上的人忙来忙去都在忙什么呢？你说，从总统到乞丐都在忙什么？活着的意义在活着之中而不在活着之外，看得透亮！想不俗也不行。想活得更好就得有钱，人又不能穿空气喝西北风过日子。可赚钱又是这么难的事。钱这魔鬼，叫人又爱又恨的！”他又掏出烟来抽，丢过来一支，我一捞没捞着，掉在地上，我弯腰捡起来叼在口里。一个巡夜的警察走过来，伸着脑袋往里面望了望，去了。周毅龙说：“把我们当流浪汉了。”我看看表已经两点多钟，说：“你明天上班？”他说“你要去睡了吧？我也走了。我明天休息。我倒想天天有事做，偏叫你休息。”我说：“我没事。”他说：“再坐一会，都一年多不见了。”

两人又抽烟，他先抽完了，丢了烟头，望着我。我说：“你说。”他说：“说什么也只是说说。”我说：“老周，要我给你出个主意呢，你又不会听，你舍不得口袋里那张绿卡。象我们这样的人，最现实的一条路，赚一把回去算了。在这里不是有出息的材料！我也跟你说句老实话，我的目标，”我伸出五指晃一晃，“有了这个数我就开拔了，大概还有一年吧。再多呆一天也是多余。你还敢抽烟，我是舍不得的。回去了小小风光一下，也算个小理想。”他说：“老高，真的羡慕你，还有条退路。”我“嘿嘿”笑了说：“我倒还有人羡慕，听着挺新鲜的，也挺滑稽的，不是什么好话！他说：“哄你呢。我想回去也回不成。我的儿子，你见过的，小磊，我带来的，读三年级了。中国话呢，还能说，中国字呢，爸爸妈妈都不会写了，骂他他还笑呢。带他回去读一年级？把他丢在这里老婆带着，自己跑回去，我做得出？我好歹也算是一个父亲呢。没办法了，钱啊名啊，想通了都放下，放得下儿子？老高，我真的心里天天挨刀子呢，捅进去拔出来，又捅进去拔出来，杀，杀！血淋淋的滴，嘿嘿！”他说着“杀”的时候手中象虚执着一把刀，一捅一捅地伸缩。我说：“你那赵洁呢？”他说：“还在圣约翰斯，带着儿子。我真的都不怎么看得起她的，可她都读博士了！不是什么好事。到了地球这一面，什么都翻转过来了。”我说：“那她苦啊，要读书又要带孩子。”他不做声。我想他一个人来多伦多，和赵洁之间恐怕有点问题，说：“我跟林思文的事你知道了吧？”他说：“怎么不知道，这不奇怪，太不奇怪了。女人你还能想她怎么样？”我说：“老周，你别骂倒了天下的女人，你家小赵还是挺好的。”他自嘲的笑一声：“好，好，好得很！你怎么会这样想？真的好呢，太阳也从西边跳出来一回。说起来也真没脸说，如今连个女人也镇不住了。她这博士才读了一年呢。毕业找份工作，我在家里就别做什么人了！想当年她追我，捧我跟个什么人似的。男人啊，就不能倒了霉！她在家里颐指气使，气焰万丈，我是赌气跑出来的。我也真想混出点名堂争口气呢，可又到哪里去混？这么大个世界就没有我站的那个位子！你说人到了这一步，惨不惨？你还可以捞一瓢稠的往回跑，我回也回不得。你没有儿子，又捞了一瓢，你要知道你好幸运。我比不得你。没有办法！”

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那一种得意的神气，好象这个社会是为他特别安排的。这才一年多呢，就这样了。居然还有人处境比我还差这么多，我心里有了一种阴暗的安慰。我想，这家伙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把我当个真朋友说话。我说：“要是个姑娘长得也有个模样，嫁个人也是一条路，爱情不爱情也顾不上了，这个社会爱情姓钱，现实得很。这样呢也算有个着落。要是个男人呢就只有靠自己，可自己又没有什么可靠的！要我说，你只有赚点钱回去，五万没有，三万也行。这里没有我们的位置，五年十年也不一定找得到自己的位置，干什么呢，人这一辈子！为本加拿大护照活这一辈子？骗了父母亲戚朋友可骗不了自己的心！”他说：“这我也看到了，没看到我不那么悲观。那本护照呢，就算我想得开，可我的儿子呢？搞得不好一辈子也见不到了。老婆我放得下由她去，回去了我闭着眼也要抓摸个好的，就是儿子的事想不通。你没儿子，你不会知道这种心情。没有办法！”我说：“怪来怪去也不能怪加拿大，只能怪自己。”他说：“没有办法！”我感到有了点压力，好象自己有了给他想个办法的义务。可我哪又能跟他想出什么办法来？有办法我自己也不至于这样。我说：“要不你到报社去试试。”他说：“你怎么不去试试？”我说：“我又不是博士。”又说：“慢慢混着，天无绝人之路。好在这个社会还养人，有了绿卡社会救济也可以领几百块钱一个月，活这条命是没问题的。不过你老周哪里就至于到了那一步？”他说：“那也别这么说，那一步说到也就到了。”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街上的灯光黯淡了些似的。远处帝国商业银行大厦通明透亮的在夜中矗立。几个夜游的白人黑人幽灵似的走着。偶尔有一辆车放着音乐驶过，夹着几声男女的浪笑。周毅龙指了远去的车说：“人家活得好滋润的。”我找不出话来说，就问：“刘晓冬现在怎么样？早几个月来多伦多找他的女人，快疯了似的，含着泪回去了。”他说：“这事你也知道？”我说：“在我这里住了一夜。”他说：“他现在好！他回去了请我们吃了一顿，喝了几瓶啤酒，醉了，在地毯上打滚，说酒话，唱歌，醒了酒就想通了，见人有说有笑的，找了一个白人姑娘同居了二个来月，现在又是第二个了。”我说：“那他倒是吃着洋肉了。”他说：“这小子因祸得福，命啊。这份福他自己也没想过，可就得了！”

又说了一些话，准备走了，忽然下起雨来，雨点打在亭顶上“扑扑”的一片响。我说：“天留客我们再聊聊。”他说：“也好。”我说：“在这异国它乡，凌晨三点，听这一片雨声，你细想一下此时此景此身，挺奇怪的，都象是幻觉，不象真的。”他说：“老高，有时我差不多已经悟了，纷纷攘攘一个大千世界，转眼灰飞烟灭，什么不是过眼烟云？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什么可心焦的？冷眼看世界人生，任它涛生云灭。把这几十年一过，谁知道有个周毅龙这么个人在这世界上溜了一遭？这样想了，我马上就要把自己解放掉了。睡一觉醒来，还是不行！那么多麻烦事它要来找你，你躲不开它！儿子放不下，钱放不下，心里面里面还有个名也不怎么放得下！人到这个地步还说这个，不好意思！文人呀！有了这几个放不下，一连串的都放不下了。本是个吃肉的人，说不得做和尚。知足常乐这样的话，都说不出口了，那不是让人笑话吗？俗人啊！”我说：“悟的人心里要有个拙字，你太巧了，哪里是悟的人！”他说：“看着人家一天到晚蝇营狗苟，居然都有所斩获。自己也只得回过头来，杀到这个世界里去拼。我倒是想悟啊，可悟得了吗？”我说：“悟的人要六根清静，你是一根也不清静，说什么悟！也是得不到了，暂时哄一哄自己的心。”他说：“老高，你知道我。”

他沉默着不做声。靠在玻璃一动不动，雕像似的显出黑色的轮廓。这时阵雨过去了，他说：“走吧。”我说：“走吧。”我们默默分了手，各自走了。

六十三

渐渐的我和张小禾熟了起来，有了那么点朋友的意思。我们很小心地保持着距离，不让这种朋友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了另一种朋友。我在心里想法也不是没有，飘过来飘过去不敢认真去想。在这个社会里，一个男人没有象样的收入和身分，就没资格有那种想法。朋友是朋友，现实是现实，这个我心里非常明白。我在内心骄傲着，却又很现实地把自己看得很低。因为这种心理我对张小禾没有进攻的意思，我得自觉敛着点。她试探着以后对我也放了心，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不安全的人，放了胆与我交往。我感到她不自觉地看高了我，我心里很不安，有时就故意开玩笑似的贬低自己几句，给她一个提醒，怕她更了解了我后知道我不过如此会小看了我。这样几次之后我发现效果适得其反，她把我看得更高，好象写了几篇文章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说：“报纸每天出版总要登几个字上去，有什么呢。”她说：“那也要能写。”我说：“那是哄人骗稿费的，我当那是打工。”她说：“你又虚伪了！”又问我报上发表出来文章的繁体字是不是我写的。我说：“那当然，这里写简体字编辑都不认识。”她说：“你还能写繁体字！”我心里觉得可笑，这在她看来也算一回事呢，有了那点好感，崇拜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我说：“你要用心去写，三天就习惯了，算什么呢。”她直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后来我发现这正是自己在潜意识中追求的效果，开始我连自己也骗过了。我不去招惹她，可有时也顺口说几句模棱两可的话，把球踢给她，看她怎么处理。她总是无知无觉似的不接这个球，很坦然的样子。我心里感到羞愧，觉得自己心里那种闪烁不定的念头实在太荒唐了点。我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出现，又似乎什么也没等待。有时我在心里骂自己几句：“你是什么人，狗屎堆！在这片土地上还想浪漫？”这样想了我心里就平静下来，有如释重负之感。有个漂亮的姑娘说说话，这福气就够大的了，还想怎么着吗？我知道姑娘们明白自己的每一点优势，明白自己的每一寸价值，她们不会昏头昏脑地处理了自己的终身，在这个问题上她们要使自己的价值得到最充分的实现。在加拿大你就不能指望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可有时候她说话之间也带着一点点娇羞，我猜不透这是姑娘们不自觉地在卖弄风情呢，还是在给我一种含蓄的暗示。有一两次我觉得那是一种暗示的时候，我又感到了一种危险，在内心开始退却。我想：“即使她有那点意思呢，我也不能够有，我哪里就敢交个女朋友？口袋里那几张钞票还得留着的。进一步就更不能了，我哪里就养得活她？”我不敢承担这种责任。有时她热情一点，我又怕去扇动这种热情，用一种不动声色的淡漠去抵抗。有一次她炒了菜，自己挺得意的要我尝一尝，我说：“闻着香香的就够了。”她说：“用嘴尝一尝，鼻子管什么用。”我就夹一点尝了尝，说一声“好”。她说：“好多呢，你拿个碗夹点吃去。”我说：“够了，够了，不拿碗几筷子我也把你的夹光了。”她说：“我做得不好。”我说：“好，真的好。”我心里是真的想说好，可口里说着挺不自然，象那个“好”字是被她催促了才说出来似的。我掩饰说：“起锅如果再快一两分钟，那就更好。什么菜炒过了都不好。”她说：“你心里想说不好，我知道。你是专业水平。”我说：“我的水平哄哄外国人还蒙混着，反正中国菜他们吃在嘴里都是一个意思。”有几次我有机会很顺口地说：“菜就一起做算了，省事。”可我就是不敢把这句话说出口。有时我又觉得她根本没有那点意思，是我自己心里作怪，神神鬼鬼的想得太多。人家坦坦荡荡的有什么呢，人家能把你捡得进眼缝缝里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