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萨特:荒谬人格》》 · 萨特 · 2026-07-25
一致对外,于是,本来很可能成不了的事反而因为家长的反对而弄成了. 在这种情况下,性急的家长是在不自觉中充当了造成恋人“共在”的第三者,他以他的反对来使一对恋人觉得“我们”是一体的,反对越强烈,“我们”就越需要“枪口对外”
,“我们”就团结得越紧. 于是家长没有办法了,只得由他们去,他撒手不管了,谁知没人反对,这对小冤家反而自己散了. 因为没有第三者的注视,我们已经不存在,他和她的冲突显出来了.于是我们看到,这里的共在——“我们”
,基本上只是一个作为对象的共在,是作为宾语的“我们”。萨特认为,作为主体的共在应该只有一个意识,只有出现了意识的整体的时候,整体才能成为主体,而这只不过是人们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主观体验而已,在现实的共在中,在实际的“我们”的内部,个人之间仍然是处于冲突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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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并不否定人的绝对自由,恰恰相反,冲突的根源正在于人是绝对自由的. 对此,萨特其实一点也不悲观. 他认为,如果人能认识到自己的自由,勇敢地承担起自由的责任,承担起自己的存在,那么人生就完全可能不像《间隔》中所表现的那样.关键在于不要像加尔森等人那样徒劳地逃避与他人的关系,逃避自己的自由,而是要勇于正视自己的自由,反抗他人的压迫,使自己的存在真正存在起来.如果你敢于承担起自由的责任,那么他人的限制就不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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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你的自由,而且还是你自由实现的必要条件. 人生的辨证法是:英雄是困难造成的,正如“犹太人是排犹主义造成的”
,“他人的限制使人的自由客观化”。
关于人是自由的,这我们可以相信,因为萨特已经作了必要的论证,在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中,我们已经顺着萨特的思路去论证过了. 尽管这种论证还不够严密,也许还不能让所有的人完全信服,但毕竟还算是一个完成了的论证.现在,使人感到很不大放心的是萨特关于人是“绝对自由的”这种观念. 我们知道人总是受限制的,我们随时都能感受到外部世界的种种限制,说人是绝对自由的,是否有讳常情、有悖常理呢?
一、人是绝对自由的吗?
要弄清人是不是绝对自由的,首先要弄清“绝对自由”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般所谓的“绝对自由”就是不受任何限制,行动和思想都如天马行空,随心所欲. 在这种一般意义上说人是绝对自由的,实在是痴人说梦. 但这并不是萨特所说的人的绝对自由.恰恰相反,萨特十分看重的“死”
、“他人”
等,都是对人的重要限制,萨特之所以提倡存在主义,就是要研究在这些限制之中的人的存在.可见,他说人是绝对自由的,绝不是说人的存在是绝对不受限制的. 那么萨特所谓人的绝对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钻进《存在与虚无》中去找,那未免枯燥,在上一章中我们刚刚才陪着他钻了那么久的概念堆了. 幸好萨特自己也是个讨厌枯燥的人,他也不愿意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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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绝对自由的”这类关系重大的命题只有一副枯燥的面孔. 在1946年,也就是《存在与虚无》出版后的第三年,萨特又推出了他的重要剧作《死无葬身之地》,其中对人的绝对自由问题作了生动形象的说明.《死无葬身之地》塑造了几个在极限环境中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自由的英雄.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盟军胜利在即,而五个游击队员卡诺里斯、索尔比埃、昂利、吕丝和弗朗索瓦却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俘虏了. 他们是因为执行了一个愚蠢的命令而遭到失败的,他们的三百个战友全部在战斗中牺牲,只有他们的队长若望得以逃脱. 这几个被俘的游击队员将被枪毙的命运几乎是注定的,而在这之前,敌人还要用酷刑逼迫他们供出他们的队长若望的下落.他们并不怕死,也不想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屈服,但他们确实都不知道若望的下落,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与敌人的这种抗争有什么意义.他们都明白自己将“毫无价值地受苦,不知有什么价值地死去”
,看不到有什么斗争实际意义,但他们还是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意志战,绝不在敌人面前示弱而丧失尊严,绝不像懦夫那样死去. 这样,是做英雄还是做懦夫本身,就成了斗争的唯一意义,成了他们忍受那难以忍受的痛苦的唯一意义.首先被敌人带去用刑的比尔索埃,他忍受不住难耐的疼痛而嚎叫起来. 就在人们在议论索尔比埃在受刑时是否应该因痛苦而叫喊的时候,队长若望被带进了牢房,不过他没有像一般重要囚犯那样给戴上手铐. 他是在路上碰到敌人一支巡逻队被捕的,他的真实身分还没有暴露,所以他完全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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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获释,脱身出去通知其余的战友们转移,到别处去坚持斗争.这样,被俘的游击队员们的斗争立即就有了实在的意义:为队长保守秘密. 为此,他们团结一致,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现在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这些游击队员们的处境:他们已经被关起来,而且随时都可能拉出去枪毙,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还是自由的吗?剧作向我们显示,他们是自由的,而且是敢于正视自己的绝对自由的真正的英雄.半小时后,刚才还在受着“无意义”的痛苦,并因痛苦而惨叫过的索尔比埃被押回来了. 他一见若望也被捕了,反而感到来了精神,因为他终于有一件事情可以向敌人隐瞒了.同时他又担心,他怕自己经不住酷刑会把真相招出来,成为懦夫和叛徒. 因为现在若望的秘密既给他提供了作真正的英雄的机会,也给他提供了当叛徒的现实可能.卡诺里斯被带出去了. 他经受住了敌人的酷刑,没有叫喊.昂利被带出去了. 敌人用两根棍子插进昂利的两只手腕里,不停地绞动,昂利熬不过剧烈的疼痛,终于叫喊了. 但他宁死不屈. 敌人无奈,只好把他送回牢房. 他们又把索尔比埃带来,企图从他身上打开突破口.敌人把索尔比埃绑在椅子上,命令士兵用钳子将他的手指甲一个一个地拔掉. 对疼痛非常敏感的索尔比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他只好假装愿意招供,骗敌人给他松绑以后,他跳楼自尽了.恼羞成怒的敌军官下令把女队员吕丝带来. 敌人对吕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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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百般侮辱,最后强奸了她. 但她没有招供. 她担心的是弟弟弗朗索瓦,他太年轻,意志也不够坚强. 她要弟弟无论如何要保持沉默,使敌人丢脸,但弗朗索瓦早就被吓破了胆,他口口声声地说要揭发队长若望. 于是昂利等人处死了弗朗索瓦. 吕丝安慰昂利和卡诺里斯,说是敌人通过他们的手杀死了弗朗索瓦,作为他的姐姐,她认为他们没有罪;而且他一死就是自己人了,他保住了大家的秘密. 她说,同大家在一起,她不感到孤独. 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若望想了一个两全的主意,他说如果敌人放他出去,他就把一个战友的尸体拖到他们藏武器的山洞里,冒充他自己.当敌人再审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说出这个山洞的秘密,可以免受痛苦了. 话刚说完,若望被敌人叫出去放了.第二天早晨,绝望的敌人企图从那个叫弗朗索瓦的孩子打开缺口,可是他们得到士兵的报告说,弗朗索瓦已经被弄死了. 他们只好下令把剩下的三个游击队员都带来,并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供出队长,就让他们活命. 听到他这样哀求他们活下去,吕丝高呼胜利了,他们终于在精神上压倒了敌人. 她大声痛斥敌人的兽行,使敌人大为恼怒,正要对他们用刑的时候,卡诺里斯说话了. 卡诺里斯说他准备供,但他需要单独与吕丝和昂利呆一会儿,好说服他们.三个游击队员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卡诺里斯解释说,他刚才是骗敌人的,他并不怕死,但他们没有权利死得毫无意义.昂利却说他不愿在弗朗索瓦死后再活下去.卡诺里斯说,如果你今天死去,人家盖棺论定:你是出于自尊才杀死了弗朗索瓦的,这就永远确定不变了. 而如果你活下去,那就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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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也尚未确定,人们评判你的每一个行动都要根据你整个一生. 如果你还能工作就让人杀死,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 吕丝本来也坚决不同意卡诺里斯的计划,但经卡诺里斯的劝说,她最后同意放下自尊心,以便把敌人引到错路上去.敌人果然上当了,但还是枪毙了他们.那么为什么说这些游击队员是敢于正视自己自由的英雄呢?他们在什么意义上是“自由”的?
从人身自由的意义看,这几个游击队员是最不自由的,他们已经被囚禁,他们的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 可见,萨特所谓的自由不是人身方面的自由,他更不是像有的人那样在“为所欲为”的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 通过剧情的显示,我们可以确认,萨特所谓的自由是指人的精神方面的自由,是人自由选择人生,掌握自由命运的自由. 萨特的英雄们面临着最为严酷的处境,在一般意义上讲,他们是最不自由的. 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有两种以上的选择:屈服,或不屈服;像英雄那样高傲地死去,或作为懦夫、叛徒而活着;机动灵活地与敌人斗争,或是宁折不弯保持人的尊严. 所以,他们仍然是自由的,他们仍然可以作出自由的选择. 英雄与懦夫的区别,不在于他是不是怕死,是不是怕苦怕痛,而在于敢不敢正视自己的这种自由. 所谓正视自己的自由就是自己承担起自己的存在,自己选择自己的本质. 在这个意义上,萨特是强调人的自由的绝对性的,必须承认人是绝对自由的,否则,人就总能找到逃避自由及其责任的借口.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萨特把他的主人公放在了最为极端的处境中去考验,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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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那种看似最不自由的地方自由的选择,他们选择了成为英雄.英雄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英雄也是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打他,他也会痛,割他的肉,他也会流血,也会像常人一样地死去. 与常人不同者,是英雄永远不会自欺,他永远都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永远都知道自己应该作出自由的选择,并把它付诸行动. 自由是需要具体的表现的,一个人到底是不是英雄也需要通过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所以在这里,敌人的拷打就成了他们成为英雄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所以萨特说,“他人的限制使人的自由客观化.”
二、论人的处境
作为一个作家,萨特倾向于文学艺术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作为一个现象学家,萨特又倾向于哲学的严密性. 他是一个最反感跟着感觉走的人,任何一个称得上严肃的命题,都必须经得起最苛刻的检验. 像“人是绝对自由的”这样的命题,自然也不能指望仅凭一出剧来完成它的论证.一般反对人的自由论者的理由,最常见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绝对不能按我们的意愿来改变我们的处境. 由于人们经常在现实面前感到无能为力,所以使这种反自由的论据很能引起共鸣. 我们真的是自由的吗?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家庭出身,无法改变自己的民族和阶级,甚至无法掌握自己的权力和命运.假如我是一个身在中国边远农村的农民,假如我不幸患了遗传性疾病,我的个人奋斗,我为摆脱贫穷、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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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和生活的痛苦而作出全部努力却并未使我走上幸福之路,那么我还是自由的吗?当我眼看着我毕生奋斗而未能得到的东西别人却毫不费力地拿来,漫不经心地享用的时候,我体验到的与其说是我的自由,不如说是极大限制. 即使我不是一个农村青年,我是城里人,从小就得到一个农村孩子做梦也想不到的良好环境条件,那我的自由感又有多少呢?破灭的梦远比实现的多,一辈子八方碰壁,到处受限制. 骑自行车一不小心闯上了红灯,也要被交通警察或义务管理交通的老太太扣住,你却说我是“绝对自由”的,这叫我怎么相信呢?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哲学老师在讲到萨特关于人的自由选择的时候,只用了一句话就把萨特驳倒了:我要选择当总理,这行吗?当时这位教师的话博得了全班同学赞同的笑声,大家从心里认识到萨特的观点是一种唯心主义妄想——是啊,我也选择当总理,你也选择当总理,这可能吗?
其实大家在心里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甚至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我们都生来就是小人物,这就决定了我们只能选择任劳任怨,当一枚小小的、闪闪发亮的镙丝钉了. 看来说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是自己自由的选择,其荒谬性的确是显而易见.当然还有更为理论化的驳斥. 这位教师没有讲,其他的教师或教科书却已经讲到了,自由实际上就是对客观规律的完全掌握,人为了支配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所以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 而就一个人本身来说,他是怎样一个人,看来是他自己造成的,然而其实他却是由他的国家、民族、阶级、他的家庭遗传、他接受的文化传统,他的个人境况,他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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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影响等外部条件所造成的,就是说,他不是自己造成的,而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他是“被造成”的. 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决定论,即环境决定论、历史决定论如此等等.决定论是自由论的死对头,其势不能两立,其中必有一错,你赞同此,就不能相信彼. 上面提到那位大学教师,就是站在决定论的立场上的,所以在他看来,萨特的自由论是显然错误的.所有这些来自决定论的驳斥萨特是否都听见了呢?在听见了这些对自由论极端不利的意见之后,萨特是否还会坚持他的自由论呢?当时我真为萨特身在法国,不能听到这些极其重要的批评而深感遗憾,1980年萨特病逝的时候我就更为遗憾,因为他永远也无法从这些批评中受益了. 直到十年后我终于有机会读到《存在与虚无》中文版的时候,才发现这些批评萨特早就知道了,而且充分考虑到了. 他不仅没有因此而放弃自由论,而且他认为上述决定论的论据从来就没有使自由论者真正为难过. 早在萨特之前300多年,笛卡尔就在决定论与自由论之间选择了自由论,他不主张把责任推给命运了事,认为首先要克服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命运.为什么决定论者提出的论据不会使主张自由的人们感到为难呢?在萨特看来,这是因为决定论者提出的事实根本不可能成为反对自由论的论据. 外部的限制之所以成为限制,恰恰是由于我们,由于我们的目的才成为限制的,我们的目的在先,客观的事物成为限制在后,而我们的自由并不是表现我们能够为所欲为上,而是表现在我们对目的的选择上. 萨特以一块岩石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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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敌对系数不可能是反对我们的自由的论据,因为是由于我们,也就是说由于目的的先决地位,这种敌对系。. . .数才涌现出来.这有如一块岩石,如果我想搬动它,它便表现为一种深深的抵抗,然而当我想爬到它上面去观赏风景时,它就反过来成为一种宝贵的援助.从它本身来看——如果甚至有可能观察它本身能是什么的话——它是中性的,也就说它等待着被一个目的照亮,以便表露自己是一个对手还是一个助手.甚至,它只能在一种已经确定了工具性复合内部才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露自己. 如果没有十字镐和冰镐,没有已经踏出的山路,不掌握攀登的技术,要爬上岩石便不容易,也不艰难;问题可能还没有提出,岩石和攀登技术还不保持任何类型的任何关系.于是,尽管天然的东西(海德格尔称之为‘天然存在物’)一开始就能够限制我们行动的自由,然而正是我们的自由本身应当事先构成它们对之表露为限制的框架、技术和目的.甚至如果岩石被揭示为‘难以攀登’的,如果我们打算放弃攀登,我们也要注意,只是由于一开始就已被当作‘可攀登的’,它才被揭示为这个样子;因此正是我们的自由构成了它后来将碰到的限制.”
(《存在与虚无》第618—619页)
萨特的意思是说,没有自由的选择,就不可能不对自由限制,正是在我们的自由选择的背景上,有了我们想要攀登这一目的,这一块岩石才显得比另一块岩石更难攀登.而且,正是多亏了有这些天然的岩石,我们才能设想去进行攀登,我们的自由才得以显示出来. 萨特说,自由就是去实现自己的谋划,所以自由本身就包含了对限制的克服的意义,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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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实际上也就没有了人的自由.更进一步说,自由实际上与是否能达到自由的目的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意味着人自己去选择目的.为了消除误会,萨特明确地把他所说的自由定义为“选择的自主”。
“我们不说一个俘虏有随时出狱的自由,这将是荒谬的,我们同样不说他有随时希望被释放的自由,尽人皆知这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可以说他随时都有企图越狱的(或企图使自己得到自由)的自由——也就是说,不管他的处境如何,他都能谋划他的越狱和通过一个活动的开始使他本人知道他的谋划的价值.”
(《存在与虚无》第620页)
不是说,你必须实现了你的目的你才是自由的,而是说,当你在选定了你的目的,并为你的目的而行动的时候,你就已经实现了你的自由了,这谋划和行动本身就是你的自由的表现.
三、什么能够限制自由?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说人是热爱自由的,但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同意人已经在自由中、并且是绝对自由的这一结论.无论萨特怎样花言巧语,我还是感到我不是绝对自由的,我还是感到处处受到限制. 我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受到我的身体的限制,受到我的过去的限制,受到他人的限制. 正是这些限制使我感到不自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萨特大概也感受到了这种种限制,所以他在说明了任何外在的限制都是自由的表现之后,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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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放心,他还要对这些限制逐一进行考察,他要进一步证明:外在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构成对自由的限制.1。我的位置:空间的限制我们所受到的最为直接的限制莫过于空间的限制了,我被局限于我目前的位置上,我凡胎俗骨,血肉之躯,并不能像传说中的神仙真人一样,想到哪里只须意念一动,转瞬即到.中国人说在宇宙中就像猴子在铁笼子中一样,“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
,所以很不自由,其实根本不需要像乾坤那么大的套子,就是我脚下这块立脚之地,加上这地心吸引力就够让我们不自由了:我被牢牢地吸附于此,脱身不得;我在此就不能在彼,分身无术,何曾有所谓自由呢?而且我之所以能以刚才的方式来到现在这个位置,完全是由我刚才所处的位置决定的,而刚才那个位置又是由更前一个位置决定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一直受到某种空间的必然性的制约,终于推到那个偶然的起点——我的出生地了,但这个地点又完全不是由我选择的. 由于我的父母在生我之前种种情况,我被生在某地了,这可能是我父母的选择,但却与我的自由或自主的选择无关. 我的出生地是强加给我的,我同时被迫接受的还有这出生地的地理气候,人情风俗,社会经济条件等等,我在未经商量的情况下就已经被抛在了寒冷的北方,或潮湿的南方,或者更糟的是:抛在了又冷又潮的某个穷乡僻壤. 那么请问萨特:我的这种位置上的处境怎么会成了我的自由的表现?
萨特说,一种空间位置之所以成了我的位置,就是以我为中心来定义的位置,这本身就说明位置不是纯客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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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关系,是各种事物相对于我的空间关系,本身就说明位置是我的自由意识的表现了. 一个无意识的纯粹存在物是不自由的,也不是不自由的,它毫不受约束,也不否定约束,它就只在那里存在着,位置的概念对它说来根本就是无意义的,它无所谓位置问题. 而人有位置问题,因为人在此并不仅仅在此,他还要谋划着到彼去,因此位置的概念一开始就有对现有位置的否定的含义,从而具有人的自由的含义.只有当有了我将要到的位置,我目前的位置才有位置的意义,否则它根本就不是一种位置,也不构成对我的限制. 所以萨特说,“位置相对某个人们想达到又尚未存在的某种存在而具有一种意义. 正是这个目的的可接受性或不可接受性给位置下了定义. 因此正是由非存在和未来的光照下,我的处所才能现实地被理解:此在就是只要走一步就能拿到茶壶,就能够伸出胳膊在墨水瓶里浸湿羽毛尖,……”如果我不选择温暖的地方,寒冷的北方就不会对我构成位置的限制,如果我不向往舒适文明的生活,那又冷又潮的穷乡僻壤对我也不构成限制,这选择,这向往,就是我的自由,这位置的限制就是给了我的这种自由以具体内容的限制,只是由于这种限制,我的自由才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 所以,位置的限制不仅不是对我的自由的取消,而且是我的自由的表现. 位置的偶然性和它对人的限制,只有“在我以我的目的造成的自由选择中并通过这种选择才向我揭示出来.”总而言之,是“自由本身创造了我们遭受的障碍”
(《存在与虚无》第632页,第633页,第634页)。
2。我的过去:历史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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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过去也在限制着我们:过去的东西就是既成的东西,谁也无法改变它.我五岁生过一次病,27岁结过一次婚,就算我后来病治好了,离婚了,但都不能改变我生过病、结过婚这一历史事实,我的自由似乎也拿它毫无办法. 而且我们都是从过去走来的,没有那不可更改的过去就没有我们的现在,没有我们的将来.如果没有过去,我们能是什么呢?
什么都不是. 我们的选择只能在已有的基础上作出,过去是我们自由的基础,历史造就了我们现在的状态,那么,面对过去,我们还是自由的吗?
萨特思考的结果是,面对过去,我们仍然是自由的.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的过去在什么意义上成为我们的过去?过去究竟意味着什么?过去作为我们的历史,并不是单纯意味着时间上的既往,而同时还意味着它与现在的活的联系,不与现在联系的过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按萨特的说法,它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存在.“为使我们‘拥有’一个过去,我们就应该通过我们对将来的谋划本身将它保持为存在:我们不是接受我们的过去;而是我们的偶然性的必然性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不选择它.”
(《存在与虚无》第638页)
就是说,过去实际上是我们选择的,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的.所谓“选择过去”不是说我们能够改变过去曾经存在的天然事实,而说过去的天然事实的实际意义取决于我现在想要实现的目的,取决于我对将来的自由选择. 我生过病,这是天然的事实,但如果没有我现在的谋划它便毫无意义,它最多只是一种有名无实的过去.而一旦联系到我现在的选择,比如我想报考飞行员,它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现在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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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我曾经生过的那种病,我可能就因为已经生过病而有了一定的免疫力,不必那么担心了;现在我正在照料生病的母亲,那么我孩童时生病的经历就会使我更加悉心地照料她,如此等等. 可见,“过去”的意义的确是紧密地依赖于我现在的谋划的. 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玄奥,萨特说“在我谋划我的目的时,我拯救了过去和我,并且通过行动决定它的意义”
,。.但只要我们结合具体的事例来思考,就会发现其中的道理还是很实在的:“谁来决定我十五岁时的神秘危机‘是过去了的’青春期的纯偶然事故,还是相反地是未来转变的第一个征候呢?是我,根据我——在二十岁时,在三十岁时——是否决定改变而定. 转变的谋划一下子就将我未曾重视的一种预感的价值赋予一个少年时的危机. 谁来决定在一次偷窃之后我被囚于监狱里的日子是有收益的还是可悲的呢?
是我,根据我是不再偷窃还是变本加厉地去偷而决定. 谁能决定一次旅行的教育价值?谁能决定一个爱情誓言的可靠性?谁能决定一种过去了的意图的纯洁性呢?等等. 是我根据我用来照亮它们的目的来决定的.“
(同上第639页)
去年我已经结婚,我买了房屋和家具,这些事实的确限制了我现在选择的可能性,我不能像一个未婚青年可没有买房的人那样去行动,我的具体选择方案可能会变少了,但却毫不影响我选择的自由性. 而更重要的是:已婚和有房对我的限制,只有在我认为我的婚姻现在仍然是有价值的,我打算承担起我的婚姻责任时才是有效的,所以过去的限制来源于我对未来的打算. 如果我打算从我先前的生活方式中脱身出来,比如说我打算奉行独身主义,我打算出家为僧,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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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过去的婚恋,我过去的一切,便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它就像一本陈年流水帐一样成为一种死去的过去. 正是我们的未来,决定了我们的过去是活着还是死去.3。我的世界:社会的限制我的自由使一切具有意义,这仍然像是对一个“孤独的个人”的描述:这世界上没有别人,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的目的照亮了世界. 问题在于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别人已经先来了,他们已经赋予了这个世界以意义,而我要进入这个世界,这就必须接受这些意义. 坐火车必须按别人制定的行车时刻表,过街口必须按红灯停止,绿灯通行的指令行事;在我懂事以前,我已经被动地属于一定的国籍、一定的血统、一定的肤色、身高、体质;而所有这一切意义都不是我自己选择的,而是别人给我的,因为我所来到的是一个已经具有意义的世界. 刚才所说的岩石的例子在这里是不顶用的,除非我生活在边远的农村,除非我沉浸于我的孤独,像那种天然的、等着我去赋予意义的岩石我将会绝少碰到,在大部分时间里,我见到的是街道、房屋、商店、各种汽车、指示牌,听到的是言语、喇叭声和音乐.它们并不是天然的,它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意义,而我则必须接受它们已有的意义,这房屋是出租的,是一家公司的办公楼,或是一座监狱,其意义是非常客观的,不仅不容我去选择,反而要求我去服从、去接受,因为我无法凭我的主观性来否认它们的意义. 在火车时刻表面前,在“禁止通行”
、“闲人免进”和“进口”
、“出口”
这类告示面前,我不仅得承认别人已经赋予它们的意义,而且还得按照别人的指令行事,而不敢有丝毫的自由谋划.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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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上飞机,坐上火车,或者骑上自行车的时候,一个整齐划一的技术性世界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就被技术所统治了,就像其他任何人被统治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还有我的自由吗?
我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技术的世界,也是一个集体的世界,我不仅被技术定义为乘客、行人、骑自行车的人,而且也被集体定义为个人,我属于人类,属于某个民族,某个国家,某个团体,干某种职业,这样一来,就连我自己的意义,也是被别人赋予的了,我的自由在哪里?
我碰巧生在中国,我就是中国人,我接受的是中国文化,我按中国人的方式去生活,去思维,去行动,我讲汉语,用筷子吃中餐;萨特是法国人,他就按法国人的方式去生活,去思维,去行动,他讲法语,用刀叉吃西餐:我一举手,一投足都显示我是中国人,正如萨特一举手,一投足都显示他是法国人一样,我即使跑到法国去,也还是在法国的中国人,正如萨特即使选择到中国来生活,也还是在中国的法国人一样,那么我们的自由在哪里呢?
如果我这样问萨特,萨特一定会说,我所讨论的自由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在给定的处境中的自由. 你说的那些情况,不过都是一些给定的条件罢了,你的自由恰恰就在这些给定条件下的自主选择. 所以这些条件不是对你的自由的限制,而是使你生而具有的自由具体化了. 而且萨特在讨论到社会对自由的限制时,确实就是这样说的. 他先用他特有的哲学带文学的语言对我刚才讲到的情景作了一个概括,先使问题精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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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在一个对其他自为而言的世界中涌现.这样的东西就是给定物.因此,我们看到了,世界的意义对他来说是被异化了.这意思恰恰是说,他面对着不是通过他来到世界。.上的意义.他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涌现,这个世界对他表现为在所有意义中已经被注意过、耕犁过、开发过、耙犁过的世界;是其构架本身已经被这些探究定义了的世界,在他用以展开其时间的同一个活动中,他在一个其时间意义已经被别的时间化定义了的世界中自我时间化,这就是同时性的事实.”
那么这种情况是否对自由作出了限制呢?萨特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这些与对自由的限制是无关的:
“这里问题不在于自由的限制问题,而毋宁说,正是在。
这个世界里,自为应当是自由的,正是在考虑到这些情况时。. . . .——而不是随意地——他应当自我选择.“
(《存在与虚无》第686—667页)
其实,技术总是为我服务的,当我使技术服务于我的目的的时候,并不存在我被技术定义的问题,而只存在着“一种从其个人目的出发自我定义的具体作为”。萨特说:“一个。.正在换鞋底的鞋匠不感觉自己‘正在实施一种技术’,他把处境把握为要求这样或那样的行动,这一块牛皮在那里,要一颗钉子,等等.”
(同上)人实际上是把技术化为己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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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了技术. 技术所体现的法则不仅不否定他的自由,恰恰相反,就是在他的这个世界中,他的自由才起作用,他就是在这个世界中自我选择的.至于别人给我带来的事实上的限制,萨特也是承认的.但这似乎并未使萨特为难,因为萨特早就看到了人是一种“为他”的存在,而且也已经证明了“为他”的存在也是一种自由的存在. 无论我是中国人、法国人、还是犹太人,也无论我是美还是丑还是畸形残废,所有这些特性都是“为他”的,对我说来只是一种外在的意义,至于我以何种方式对待这些意义,以何种态度感受我的国籍、血统,那是我个人的事,那要看我选择作怎样一个人:是一个骄傲的犹太人,还是一个自卑的犹太人,还是一个根本不把别人看重的血统当成一回事的人,都视我的选择而定.萨特还把这一观点推到极端:别人的任何行为都不可能剥夺我的自由. 他说:“拷打本身并不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是在拷打中自由地屈服的. 按一种更一般的方式说,我在路。. .上碰到的一种禁令:‘禁止犹太人入内’,‘犹太人餐馆,雅利安人禁止入内’,等等这使我们归结于前面谈论过了的情况(集体的技术)
中,而这种禁令只在我的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并由于这种基础才有意义.事实上,根据所选择的自由可能性,我能够违反禁令,把它看成一钱不值的,或者相反地给予它一种它只能从我给予的分量中获得的有强制权的价值. ……
只是在我自己的选择的限制内并根据我在所有状况下都喜生恶死,或者相反,我在特殊情况下把死亡看作是某种可取的生活典型,等等才丧失其固有的强迫力量.“(同上第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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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问题就这样推到极端了,如果你连死都不怕,那他人还能限制你么?这样一来,萨特讲你是在拷打中“自由地屈服”的,就不像我们刚听到时那么强词夺理了.那么自由到底有没有限制?萨特说有的,那就是你自己的自由.“一个自由所遇到的唯一限制,是他在自由中发现的.”
(同上第672页)别人的自由能把他的限制赋予我的处境,但我的处境对我的限制又只有在我选择的目的的光照下才显示出意义. 如果我执行别人的命令,也只有当我自由地认可了别人命令的权力和命令的内容时我才会执行.“要使一个命令成为命令——而不是抱有希望的声音或者人们仅仅企。. . . . . .图转变的事实的纯粹已知条件——我就应当和我的自由一起获得它,就应当把它变为我的自由计划的一种结构.”
读了萨特的这段话,我更加明白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审判时,那些纳粹德国的军官的自我辩护为什么是荒谬的了. 他们说,他们是军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执行国家元首的命令,所以他们是无罪的,一切罪行只能由他们的国家元首希特勒来承担. 这里的关键在于:他们是军人,但首先是人,他们是能够理解命令的意义的. 他们在让他们犯罪的命令前,并不是像他们所狡辩的那样是不自主,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可以选择的. 他们把让他们犯罪的命令当作他们应该执行的命令执行了,这本身就是他们的一种自由的选择,他们自由地选择了执行命令而犯罪,所以他们理应为此而受到应有的惩罚.由此我们也知道了,那些不承认自由的人,逃避自由的人,往往是为了回避责任,逃避责任,不是欺人,就是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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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的死亡:生命的限制凡人固有一死,不管我愿不愿意,我早晚都得死. 那么面对死亡,我还是自由的么?
也许有人可以选择他死的方式和具体时间,是上吊还是吃安眠药,是早点吃药还是晚点吃药,等等,但却没有人能够选择他不死. 一个在死亡的威胁前屈服的叛徒选择了“不死”
,但准确地说,他是选择了现在不死,不在这一次死,他没有,也不能选择永远不死. 不管他多么渴望“万寿无疆”
,死亡也会把他捉住,而且绝对不会比捉别人晚多少.“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不管是像唯物主义认为的那样“人死如灯灭”
,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还是像宗教家讲的那样死是一种定数,一种神意的安排,人对死都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死是一种非人的东西,是一道无形的但我们却又无法穿越的墙,在墙的那边是真正的虚无.为了消除死这种非人性,一些人力图把死理解为人的生命的一个部分,他们把死看作是生命的终点,就像音乐的最后一个休止符. 这样一来,死就成了生命的最后目的和最终意义了,整个生命过程都是为死而作的准备. 海德格尔说人是一种“能死者”
,是一种向着死亡的生存,他向着死亡谋划,大致就是属于上述死亡观念的. 如果死真是我们向着它谋划的目的,那么我们虽然是必死的,也可以说是自由的了. 但死亡毕竟不是我们选择的,而是我们被强迫接受的. 在萨特看来,海德格尔的错误就在于他把死亡的具体形式的“死”
和人必有一死的“死”混淆了. 我们能够谋划死本身吗?不能,我们只能谋划死的具体形式.“事实上,人们能等待一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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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而不能等待死本身.“
(《存在与虚无》第683页)因。. .为除非被判了死刑或患了绝症,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死到底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临. 人们不可能像等待一列火车那样“等待”死亡,因为列车的到达是一种必然,尽管它也可能偶然地晚点,翻车,而人的死则根本上是不期而遇的,是人无法把握的偶然. 一般来说他可能作为一个百岁老人而死,但也有可能在四十岁死,或明天就死. 人们只能盲目、自欺地来等待一种老年的死,但是,“死亡的本义恰恰就是:它总是能提前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个日子里突然出现在等待着它的人们面前. ……它丝毫不能预料,因为它是未确定的,人们不能在任何一个确定的日期上等待它:事实上,它总是包含着我们在一个所等待的日子之前会突然死去的可能性,因此,我们的等待应该是作为等待的一种欺骗,或者,我们应该一直。. . . .幸存到这个日期,而由于我们只是这种等待,我们应该在我。.们本身之后幸存.”
(同上第686页)
也许你会认为死亡可不可以等待其实并不重要,反正我知道人都不免一死就是了. 但这确实是关系到人的自由感的问题. 如果死亡是可以等待的. 人们的生活就有一种自由抉择者的悲壮,人们会说我们处在一个被判决者的处境中,处在一群不知其被处决日期的被判决者之中,每天都看见他的难友们被处决. 而如果死亡是不可等待的,那么人们就会像那些勇敢地准备迎接最后刑期的死囚一样,他竭力使自己在上断头台时有一付从容的面孔,但谁知他却在一场流行感冒中提前丧命了. 这种偶然性才是死亡的荒诞所在.从表面来看,自杀是在死亡面前实现自己自由的确凿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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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自杀者“自由地”选择了他的死期,选择了他死的方式. 但萨特恰恰认为自杀是最不表现人的自由的,因为它根本逃不出死所表现的必然性. 因为萨特所谓的自由是向着未来的谋划,从未来中获得意义,而自杀则从根本上中止了自己的未来. 所以自杀是荒谬的,是一种将生命“沉入荒谬之中的荒谬性”。
那么死亡是不是对自由的限制呢?如果因为死亡我们就是不自由的,那么我们的整个一生也可以是不负任何责任的了:既然我是不自由的,我的生命活动到头来并不是我的选择,我还有什么责任呢?我还能够负什么责任呢?
萨特还是坚持说,人是自由的.死亡不能限制人的自由.首先,有限性并不等于死,死也不意味着有限性. 死只是一种属于必然的偶然(萨特称之为“散朴性”)的事实,而有限性是人的自由的内在结构. 就是说,只有自由才能造成有限性,只有提出目的的时候,才有可能存在限制. 我选择了A,就排除了B,这才是真正的限制,我不能同时涉足两条路,这才是真正的限制,但这里与死亡无关.“死不应该在生命中看到,它‘在此期间’突然出现,而人的实在在揭示自己的有限性时,不会因此发现其死亡性.”
(同上第699页)
其次,死亡是一种给定的事实,就像出生是给定的事实一样,所以它不在人的选择范围内,与人的自由是无关的,它不能构成对自由的限制. 我们不能谋划死,所以死在我们的生命活动之外,死与自由相互独立.“由于死总是在我的主观性之外的东西,所以它在我的主观性里就没有任何地位. 而这种主观性并不表现为和它对抗,而独立于它的,以尽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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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表现被直接异化了. 因此我们不能想死,不能等待它,也不能把自己武装起来对抗它,而因此,我们的谋划之成为谋划——不是通过我们的盲目,就像基督教徒说的那样,而是原则上——是独立于它的.“萨特的这些说法简单地说来就是:我们是”要死的自由人“。
(同上第701页)
四、自由与责任
承认生命和世界意义的虚无可以引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消极的结论是:既然生命原本一场空,那么我们就不必太认真,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力气,于是得过且过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用对生命中的任何事物负责. 这种结论用于人生,就造成了清静无为的老庄哲学,凡事看淡、得过且过的懒人哲学,自欺欺人,逃避责任的乌龟哲学;走向极端,还会演成一种抛弃一切价值追求,为所欲为的恶棍哲学. 另一种可能的结论是:既然生命原是虚无,那么人就注定是一种自为的存在,他必须自己造成自己是什么,和一切是什么. 于是,人的生活就是一场自己不断从虚无中存在起来的过程,不断地使自己虚无化以投向未来的过程,所以他必须自己承担起生命的全部责任.这种结论必然演化成积极向上的哲学,成为让人精进奋发的哲学. 萨特的存在主义属于后一类哲学.萨特一再地强调人的绝对自由,其核心就是要强调人对每一选择的不可推脱的责任. 萨特的基本结论是,由于人只是一种虚无化的力量,所以他什么都不是. 人的存在过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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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断地自我否定,不断地“不是其所是”
,即否定以现在否定自己的过去;又不断地“是其所不是”
,即以未来否定自己的现在. 除了这种不断地虚无化而外,人没有任何预设的本质,没有任何外来的规定,一切都是人自我选择、自我谋划的结果,是人不断地自己以新的谋划代替旧的谋划的结果,所以人是绝对自由的. 由于人是命定自由的,所以他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了肩上,他对他自己和他自己存在的世界是有责任的. 他就是他自己的作者,就是他的世界的作者,在他生命中所有的阻碍、麻烦和威胁都是由于他的自由谋划才成其为阻碍、麻烦和威胁的. 整个世界对他的敌对性都是由于他是自由的、他在谋划着才显出敌对性的.因此,对自己境遇的任何抱怨和牢骚都是荒谬的,对自己责任的任何推脱和逃避的借口都是荒谬的,因为生命的绝对责任不是从别处接受来的,它仅仅是我们的自由的结果,是我们自身的逻辑要求. 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为自己的行为寻求辩护,都不能说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一切只是别人的责任,或是在一定处境中的被迫的无奈. 因为任何处境之所以是我的处境,都是针对我的选择而言的.萨特指出自由与责任之间必然联系的意义就在于,这使我们明白没有什么情况是我们“被迫”的,任何所谓的“被迫”
实际上都只有在我们自己的选择配合下才可能发生作用,所以实际上是我们自由谋划的结果,我们都应该自负其责.生活中人们所谓的那种“完全出于被迫”的感觉,不过是人们为了逃避责任的“自欺”心理造成的.即使我受命去参加一场战争,但我既然参加了,这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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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也就成为“我的”战争了. 我的确是“被迫”参加的,但参加仍然是我的自由选择,因为“我随时都能从中逃出,或者自杀或者开小差:当涉及到面对一种处境的时候,这些极端的可能性就应成为总是面对我们在场的可能性. 由于我没有从中逃离,我便选择了它:这可能是由于在公众舆论面前。.的软弱或者怯懦所致,因为我偏向某些价值更甚于拒绝进行战争的价值(我的亲友的议论,我的家庭的荣誉,等等)。无论如何,这关系到选择的问题.”
假设我是不愿参加这场战争的,但同时我又更不愿丧失我现在的地位,不愿影响我的晋升,不愿危及我的前途和生命等等,这样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些作了权衡和选择之后,我就“被迫”参加战争了. 但显然,这种“被迫”参加战争仍然是我选择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萨特甚至赞同法国作家若尔. 罗曼的一句话:“在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
(《存在与虚无》第709页)
如果我宁要战争而不要死和耻辱,宁要战争而不要失去我的既得利益和前途,那么我就是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的.也许战争是别人宣布的,是别人组织的,但我一旦参加了,它就是我的战争,所以我没有任何推脱责任的余地. 这才是人的绝对自由的具体含义. 正是由于人是绝对自由的,所以人在任何时候必须负起自由的责任,任何时候都没有托辞可言:“进行这场战争,就是我通过它来自我选择和通过我对我自身的选择来选择它.”
“而在我选择了的这场战争中,我每天每日都在自我选择,我在造就自己的同时把这场战争造成我的。.战争.”
(同上第710页)
萨特在这里讨论的责任与法律意义上的责任是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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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它主要是在承担自己的生命意义上,在道义意义上的责任,而不一定是依据造成损失程度衡量应得惩罚的技术意义上的责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而不是一般根据我的选择和具体情况可负可不负的责任. 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就命定是自由的,所以我们命定负有责任.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并没有要求出生,生而为人并不是我的自由选择,我是被迫成为人的,所以我对我的生命是不应该负责的. 但是,生而为人是一种就给定的事实,就像我爬山时遇到岩石是给定的事实一样,我们生活处境也是给定的事实. 对被给定的事实,我们无法回避,只能以我们不同的选择赋予它不同的意义,使它成为我们实现目的必须克服的障碍或克服障碍的手段,而不能以自欺的方式无视它的存在. 我们的确是被迫负有责任的,正如我们是被迫自由的一样. 萨特一再强调,人除了“必须自由”这一点是不自由的而外,其余的一切都是自由的,所以人由于自由而来的责任是根本无法推脱的. 就算我想逃离责任,这“逃离责任”的欲望也是我自己产生的,所以对这种欲望我也是要负责的.而且,我出生这一事实远远不是一件天然的事实,它总是在我的自由谋划中才向我显出意义:我或者为我的出生而感到羞耻,或者为我的出生而感到惊讶,或者为之而庆幸,而欢欣,都是在与我现在的生命目的相联系才产生的. 我赋予了我的出生以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选择了我的出生.萨特还把责任的概念扩展到整个世界. 既然世界的所有事件对人来说都只是机会,都只是作为一种我在利用的机会,我缺乏的机会,我忽视的机会,我错过的机会而向我显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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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自由选择的手段,那么对别人来说,它们也是机会和手段,所以“自为的责任就扩展到作为人民居住的世界的整个世界中”。就是说,我们不仅必须对自己负责,而且也必须对别人负责,因为别人和我一样,也是一个自由的人. 其中的具体逻辑环节,萨特并没有详细展开,他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我对我和我的世界的责任必然会扩展到他人和他人的世界中,但是,只要我们明白了萨特对我的“为他”存在的描述,其间的联系还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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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是理论归理论,生活归生活,两者各行其道,各不相干;另一种是哲学与生活相互交融,他的哲学就是他的生活的写照,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哲学的一种形象说明.第一种哲学家以叔本华为代表. 叔本华一生都在宣扬一种看破红尘的痛苦哲学,他说这世界是一个痛苦的世界,人们在盲目的生存意志支配下生活,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望,没有欲望产生痛苦,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又成为折磨人的痛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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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一旦满足则又会产生新的更多的欲望,造成更多更大的痛苦. 欲海难填,所以人生就是无限的痛苦.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叔本华说,最好是不生,其次是现在就死,这就是他提倡的死亡的智慧. 如果死亡的智慧一时还难以实行,也要在哲学、艺术、宗教中寻求智慧,而千万不要去追求财富,尽管人们对财富的爱远比对智慧爱超过千倍,但财富却只会带来贪婪与倦怠,并不能带来人们希望的幸福.听了叔本华这一套理论,一般人会以为他自己一定是一个不贪生、不爱财的隐逸之士. 即使他不带头自杀,也会是一个一不求名,二不求财,一辈子清贫自守的高士. 但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叔本华却极其怕死,渴爱名誉,在钱财上也十分精明. 他不仅不想自杀,而且生怕有什么人把他谋杀了,或一不小心就不明不白地死去. 他给煤气管上锁,从来不让理发师用剃刀刮他的颈部,睡觉的时候,还在床边放一把上了膛的手枪——远比一般人怕死多了.1831年柏林流行霍乱,他和著名的哲学大师黑格尔一样赶紧外出逃命,结果由于黑格尔过于大意,过早返回柏林,染病身亡,而一向宣扬死亡智慧的叔本华却一直逃到法兰克福才停脚,并在那里活到七十二岁.从物质生活看,叔本华一直过着小康生活,用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遗产进行投资,其运作之精明,使人很难想象他还是一个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个对金钱和财富大加攻击的哲学家. 他到饭馆吃饭的时候,总是在桌上放一枚金币,让堂倌觉得那是一笔可观的小费,但每次他吃完饭离开时都把金币揣回自己的口袋中. 这终于激怒了一个堂倌,他质问叔本华这是什么意思,叔本华回答说,这是他悄悄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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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注,只要在这儿就餐的英国军官什么时候不谈论狗、马和女人,他就把这枚金币投进济贫箱中. 像叔本华这样的哲学家,不仅他悲观厌世的哲学会让你大吃一惊,而且当你了解到他的生平时,你只会因为他的哲学和他的实际生活之间有如此巨大的反差而再次大吃一惊.但萨特却不然,萨特属于第二种哲学家,他的哲学与他的生活不但没有明显的鸿沟,而且是相互印证的. 正如他的小说是他的哲学的形象化说明一样,他的生活也是他的哲学的一种具体体现,这也许正是人们对萨特的生平特别感兴趣的原因. 但一般人所注意的萨特生平,往往把注意力放在萨特那颇具传奇色彩的爱情生活上,而忽视了一个人的爱情只是他生活的一个方面. 作为一个哲学家和小说家,一个存在主义者,萨特的爱情生活是和他的写作生活、社会政治生活交相辉映的,他的写作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与他的爱情生活一样充满了存在主义的奇特色彩,成为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最好注脚.
一、书是我的小鸟和鸟窝
由于身体和性格方面的原因,萨特小时候从未有过像一般的乡村孩子那样在大自然中撒欢的经历.在萨特的记忆中,找不出一个乡村儿童那种天真烂漫的情景:他既没有种过地,也没有掏过鸟窝,既没有采过草药,也没有用弹弓打过鸟.甚至,他连类似于鲁迅小时候在百草园的那种乐趣也没有.小萨特的唯一一个自由的乐园,是他的外祖父那间布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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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尘的书房.正如他最后是在书籍中结束自己的生命一样,他也是在书籍中开始了他的生命. 在萨特的心目中,书籍就是他童年时的小鸟和鸟窝,就是他所宠爱的家畜,就是他充满儿时甜蜜回忆的可爱的村庄.萨特第一次看到这间书房时,他才只有四、五岁,那时他还不识字,但那些像石碑一样立着、躺着,或者像砖头一样摞在一起的书籍,却使小萨特有一种莫名的崇敬感. 在小萨特看来,这些书都是一个模样,他偷偷地摸着上面的灰尘,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才好,他只知道这里面很好玩,他常常一个人来到这里,自得其乐,仿佛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圣地.外祖父的行为尤其让萨特对这些书产生莫名崇敬. 外祖父的手脚本来很不灵便,戴手套时总要外祖母帮他扣扣子,但他一般弄起那些书来,立即就显得得心应手,灵巧得像宗教仪式中的一个熟练的司仪牧师. 小萨特看见他每天都在进行着这种仪式,但无法明白其中的含义. 外祖父经常漫不经心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过写字台,大步跨过房间,不假思索就从书堆里取出一本书,根本用不着挑选,其熟练与准确,让小萨特惊奇不已. 萨特看着他取出书来,边走边用两个指头哗哗地翻动书页,然后准确无误地找到他所需要的那一页.有好几次,萨特都想走近去看个究竟,但他只看见了白色的、有点发霉的纸张,上面有许多黑色的符号,再有就是一股奇怪的气味.外祖母屋里也有一些书,外祖母看书的时候就变得有点喜怒无常,有时还会看着看着就大声地叫骂起来. 每当这种时候,萨特的母亲总是保持着沉默,她还叫萨特也不要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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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气氛里,萨特更感到书籍是一种神圣的东西.有一次,外祖父指着一个书橱让萨特看,里面有许多包着褐色封皮的厚书,他对萨特说,“孩子,这些书都是外祖父写的.”
萨特真为外祖父感到自豪极了.他的外祖父是一个教德语的教师,每年都有一部德语教科书的新版本出版,这使萨特经常都能感到自己是一个专门制作神圣物品的工匠的外孙,自己的外祖父也像那些制造风琴的工匠和缝衣服的裁缝一样是令人尊敬的.萨特拥有的第一套书是莫里斯. 布考尔写的两卷本《童话故事》,但他那时却仍然不认识字.当他学着外祖父的样子摆弄书的时候,他发现一切都是枉费心机,无论把书页弄得怎样哗哗作响,无论他翻到他想要的哪一页,他都不能产生占有感. 他把书当成布娃娃来玩,又摇它,又亲,又打,可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 最后,他只好含着眼泪把书送给他的母亲. 母亲停下针线活问:“乖孩子,要我给你读一段吗?读‘仙女的故事’怎么样?”于是,母亲那断断续续的声音就响起来,又把小萨特带进了那一个个美丽凄婉的故事中. 这些故事萨特已经不知听过多少次了,可是只有这一次,萨特才发现一个根本的奥秘:原来那些故事都是从书上来的,大人们讲故事说的那些句子也是从书上来的!真正在讲故事的是那本书,是书在说话!
从那以后,萨特开始嫉妒他的母亲,他决心要取代她. 他拿起一本书来,大声嚷嚷着,自己给自己讲故事,这使家里的大人认为,该是教萨特识字读书的时候了.萨特学识字非常卖劲,常常在私下学习额外的功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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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上,他与许多初学识字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不过,他一边大声地背诵那些他早已记得烂熟的故事,一边对照着书上的文字的学法,也许可以算作萨特的独创. 当他用这种方法一字一句地读完的时候,他简直有些得意忘形了,他感到,他已经知道该怎样读书了. 从那时起,那些在外祖父的凝视下起死回生的声音,那些从前只有外祖父听得见而他却听不见的声音,都属于萨特了. 他一心要倾听那些声音,和它们谈话. 萨特得到了大人的许可,可以到书房里去了. 现在,书房才成了真正属于他的乐园.书房里主要是法语和德语古典名著,其它的书籍不多.有一些法语小说,比如像莫泊桑小说集之类,那是外祖父送给萨特的新年礼物. 萨特最喜欢的是那部拉贺塞百科全书,那里面的知识丰富得足以取代世间的一切,其中的每一个分卷都是厚重的大部头. 小萨特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取下一卷来,吃力地放到外祖父的书桌上.百科全书的版面很精美,人和动物的形象都栩栩如生,萨特带着一种狂喜翻阅着里面的图像和文字,那里有真正的小鸟,有在花丛中飞舞着的真正的蝴蝶.萨特在书房里既经历着精神的探险,也经历着实际的探险. 他很多时候都冒着跌落在地上,被书籍活埋的危险,爬上椅子,桌子,去取那些放得很高的书. 过了好些时间,他才能够爬到书架的顶上. 但有些书他才刚一发现,刚开始阅读,就被家里的人藏起来了. 为了重新找到它,往往得花一周的时间,重复一次又一次的历险. 有时候费尽心思,找到的可能却是一本影集,一块调色板.虽然有外祖父的指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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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却更喜欢在书的海洋里自由的漂浮. 他长时间地躺在地板上,任凭那些可怕的虫子在眼前飞来飞去,一心一意地对付阿里斯托芬. 拉伯雷,不过往往都是白费力气. 一些文学理论著作中的生涩难懂的词汇更是让人莫名其妙. 10到15年以后,萨特才慢慢弄清了那些艰涩的黑字.读书成了萨特逃避乏味的现实生活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萨特感到他周围的大都是一些严肃有余的人,信念明确而坚定,总是发表一些显然十分正确的言论. 他们所说的话千篇一律,夸张地讲着那些早已经解决了的矛盾和冲突. 萨特感到枯燥乏味,只有当家里的客人离去,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才感到松一口气,仿佛从陈腐的墓地回到人间,萨特又逃回了书房,回到他那个气象万千的书本世界里.在这里,只需要打开一本书,就能看见真正的、活生生的思想在躁动,它们的壮丽和深沉并非小萨特所能理解,但却能使小萨特为之着迷、为之激动. 书上的句子异常迅速地从一个观念跳到另一个观念,在每一页上都有十几处是萨特无法搞懂的,他只好带着一种茫然若失的心情让它们溜过去. 书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大不一样,他们会相爱,会吵架,还会因此而割断别人的喉咙,幸存者也会在悲伤中死去,以便与被他杀死的朋友或情人相会于九泉之下. 这类事情是外祖父根本不会相信的,但它们却又白纸黑字地写在书上. 萨特不知道该相信谁,也不知道是否应该像大人们那样去责备那些离经叛道的人物. 他把《包法利夫人》末尾的几段反复读了20遍,最后都能把这些段落背出来了,但他还是搞不懂那个可怜的鳏夫到底要干什么. 他家发现了几封信,但这是不是他留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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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呢?他阴沉地望着鲁道夫,这意味着他对鲁道夫有恶意,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他又要对鲁道夫说“我对你没有恶意”呢?包法利后来究竟是为什么死的?为什么医生要解剖他?有时候,萨特仿佛看见包法利衣衫褴褛地在一个院子里散步,他身材高大,留着胡子. 萨特真害怕一不小心就掉进了小说的世界中,再也回不来.直到妈妈走进房里,打开电灯,大叫一声“你会把睛睛搞坏的”时,他才怀着一种失望的心情回到家庭的琐谈中,又开始日常的演戏,扮演他乖儿子、乖外孙的角色.几十年以后,年近花甲的萨特在回忆起这段读书生活时,他总结说:
“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宗教:书对于我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我把那间图书室视为一座神殿. 我,一个牧师的外孙,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穹庐之上,住在楼房的第六层,我栖息的那个地方是那个‘中心十字架’最顶端的横枝:那‘十字架’的柱子是电梯竖井.我在阳台上走来走去,我探着身子俯视街上的行人,并透过铁格栅与鲁塞特. 莫洛打招呼,他是一个和我一般大的男孩儿,也像我一样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卷发,并带着一股少年时代所特有的女人气;最后,我又回到我的神殿里;我本人从未离开过那儿.当我母亲每天带。.我去卢森堡公园时,我只把我的这副皮囊借给脚下的大地,但我那高贵的灵魂却没有离开它的栖息地;我觉得它仍然留在原来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他最适宜的位置,其高度既不是由自豪也不是由价值决定,而是由童年时代决定的.我的最适宜的位置是巴黎市区里俯视着许多屋顶的一座楼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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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层.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幽谷里感到窒息;而平原又使我感到不知所措:我向着火星爬行,我觉得自己被沉闷的氛围压垮了.为了得到快乐,我只得爬过一座小山以便赶快回去:我要回到我那象征性的六层楼上去;在那里,我又能呼吸纯文学的新鲜空气,宇宙在我的脚下一层一层地升起,宇宙中的一切都谦卑地乞求我给它们一个名称,给一件东西命名既是对它的创造又是对它的占有.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本幻觉,我是决不会从事写作的.“
(《萨特自述》第33—34页)
二、走进文学的世界
萨特走进文学的世界得力于外祖父的引导. 外祖父经常带着一种崇拜的心情,给萨特讲那些大作家们的事.然而,出于牧师的职业偏见,外祖父对那些对宗教有所冒犯或他感到有可能威胁到上帝荣光的大作家都一概采取轻视的态度,就像他尽管喜爱流行歌曲,但却对无数流行歌曲的作者假装视而不见一样,他把对他们的喜爱只留在心底. 他不重视莎士比亚,因为他的身分还没有搞清楚,因为同样的借口,他把荷马也不当一回事,在他看来,这类人是否真有其人,找不到任何证据. 他严格地按照宗教道德的标准来审查每一位作家,力图使萨特成为一个合符宗教标准的“高尚的人”
,但其结果却适得其反:萨特没有记住外祖父对他们的批判,倒是通过他的批判熟悉了一大帮作家,成了他们的朋友. 萨特童年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玩耍的伙伴,这些作家们就成了他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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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姐妹和玩伴. 这些作家都像他们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爱过,勇敢地承受过,最重要的是,最后他们都成功了. 萨特在想象中分担着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最终成功也无疑给了萨特以极大的鼓励.在萨特看来,他们并没有死,书本就是他们活着的生命.萨特在书中与他们交往,与他们对话,他对他们是太熟悉了.他能看到高乃依的大个子,粗犷有力,红光满面,散发着一股胶水味,还有一个黑封面. 这家伙爱挑剔,语言尖刻. 福楼拜有一个布封面,没有什么,是个长着几粒雀斑的小东西.雨果则洋洋洒洒,在书架上到处可见.萨特对他们感到亲切,但却并不怎么崇拜,他认为他们不过是在尽他们自己的本分而已,对于不尽责的人,萨特统统加以谴责. 在这间书室里,人类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委员会.萨特的作家朋友们所遭受的磨难使萨特觉得他们也并不高人一等,他们与自己相比,也是半斤对八两,大家彼此彼此. 因为虽然萨特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他们的才华,没有他们的成就,而且那时他还根本没有做作家的打算,但他却是一个牧师的外孙,所以天生就比他们高贵. 萨特有时学着外祖父的样子,以卫道士的眼光来审视他们;有时又像一个君临天下的帝王一样随意地处置他们,把他们推来拖去,想拿起就拿起,想放在地板上就放在地板上,想打开就打开,想合拢就合拢.他们成了萨特手里的玩偶,他可以任意摆布他们,把他们从虚无中拉出来,又把他们扔回到虚无中去. 萨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受人摆布的可怜人,他们却说他们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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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鼓励着萨特的放肆,他认为所有的儿童都是天生的诗人,没有必要去崇拜诗人,不过可以与他们结识,与他们平等交往. 正是在外祖父的怂恿下,萨特试着给一位还活着的诗人写信联系,如果这次联系成功的话,他就真正进入了文学的现实了. 但不幸的是,这次萨特却吃了人家的闭门羹.有一段时间,萨特对卡特林着了迷,为了给厨娘读卡特林的《迪奥德寻找火柴》,他竟跟着她走进厨房. 萨特对这本书的迷恋使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他们非常小心地培养他对卡特林的兴趣,当着他的面称赞他的热情. 有一天,外祖父似乎漫不经心地对萨特说,卡特林一定是个正派的小伙子,既然你这么喜欢他,为什么不给他写封信呢?
萨特真的给卡特林写了信,那是在外祖父的口授下写的.而且在外祖父的设计下,萨特的信中还留下几处拼写错误.在这封信的落款处,还写着“你未来的朋友”几个字,这在萨特看来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伏尔泰和高乃依都是自己的知交,一个活着的作家显然也不可能拒绝自己的. 但是,萨特这封充满真挚之情的信发出后,等来的却是无尽而难堪的沉默,他和他的家人都从这种沉默中明白,他们永远也等不来希望中的回信了,卡特林确实拒绝了他.外祖父说,“我知道他很忙,可是,该死的,对一个孩子的信是不能不回的.”
萨特成名后,他小时候这封寄给作家的信不知怎么落到报社,同时在几家报纸上发表出来了. 当年逾半百的萨特重读这封几十年前写给作家的信时,他仍然感到一种被轻慢的气愤.也许是他那位当语言教师的外祖父对他这位外孙寄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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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希望,作了太高的估价,或者是由于外祖父当牧师的职业偏好和古典主义趣味,萨特当时读的书确实有点过于沉闷. 萨特后来自己也承认,他有时读书纯粹是一场骗局,是读给大人们看的. 他常常在有人推门进来看他的时候一跃而起,把他正在读的“缪塞”放回原来的位置,然后飞快地把沉重的古典主义作家“高乃依”搬下来. 他知道大人们是以他用功的程度来衡量他的学习热情的,他还偷听到他们用茫然的语气小声嘀咕,惊讶地说他喜欢高乃依. 但萨特自己很清楚,他自己一点也不喜欢高乃依. 幸好这卷大书里全文收录的只有高乃依的几部最有名的悲剧,而其它的作品只有一个梗概,这使萨特可以毫不费力地就记住高乃依作品中的许多人物的名字,在大人面前显得像一个饱学之士,然后他可以在博得大人赞誉的同时去偷偷地读那些他喜欢的东西.但萨特这种假装出来的老成却让他的母亲担心,她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萨特的外祖母. 于是两个女人同声谴责萨特的外祖父,说他把孩子逼得太苦,哀叹要是孩子消瘦下去怎么办. 她们还提到了神经过度疲劳和脑膜炎的可能性. 她们对外祖父的这种攻击显然很有效果,但最终还是没有拗过那个倔老头. 不得已,她们只好采取迂回战术. 在一次散步中,母亲好像无意似的把萨特带到圣. 米歇尔大街口的一个书报摊前,那些花花绿绿的图片立即吸引了萨特的注意,他要妈妈给他买,她欣然答应. 她们的计策成功了. 这是一些专供儿童阅读的东西,如《三个童子军》、《驾飞机环游世界》等等,还有《奇迹》、《假期》,都是些连载故事. 于是,萨特告别了他并不十分喜欢的拉伯雷和德维. 维尼,高高兴兴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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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斯山上的雄鹰、和残忍的拳击家、基督徒飞行员交上了朋友. 母亲乘胜扩大她的战果,开始为萨特寻找能把他拉回童年的读物. 她给他订了一种专登神话故事的月刊,那是一种很漂亮的粉红色小书,还给他买了《格兰特船长的孩子们》、《最后的莫希干人》、《尼古拉. 尼克莱比》和《拉瓦厄德的五个苏》。
萨特再也感觉不到自己是在用功读书了,他简直是忘乎所以地纵情于童话的奇妙世界. 那些手执长矛的土著,那戴着头盔的探险者,在这个新世界里,似乎比古典主义的世界还有更多的骚乱,更多的烧杀抢掠,简直是血流成河.代表了恶的野蛮人抢占了美丽的姑娘,勇敢的白人来了,他们杀死了那些坏人,救出了那个可怜的姑娘. 姑娘终于和她的父亲相见,父女激动地拥抱. 死的只是坏人,还有几个次要的好人. 再凶恶的敌人也逃不掉善的惩罚,最后胜利的都无一例外地是英雄,他们得到了荣誉和金钱,得到了美丽的姑娘的爱情. 通过这些书籍,萨特不自觉地建立了乐观主义倾向.萨特读这些“肤浅的东西”当然不能让外祖父知道,不过他最终还是被外祖父抓住了. 外祖父大发脾气,母亲和外祖母赶忙把一切过失都推在小萨特身上,反正孩子是不会受责备的. 他喜欢那些杂志和历险小说,他渴望得到它们,请求我们帮助,难道她们能够拒绝孩子吗?这回,外祖父的溺爱和宽容又起了作用,萨特那些东西没有被烧掉,外祖父容忍了他对这些不正经的癖好. 直到晚年,萨特还是说他读侦探小说和惊险小说比读维特根斯坦更来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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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早期创作
读小学的时候,萨特的成绩并不好. 当然,在外祖父眼里,萨特从来就是一个天才.他在把萨特送到蒙台涅小学时,在校长面前把萨特大吹大擂了一通,说小萨特的唯一的麻烦是他的智力太多地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 校长相信了外祖父的话.但第一次听写课之后,外祖父就被请进了校长办公室.在那里,他看到了萨特的作业——一张涂得乱七八糟的纸片.萨特超出别人的地方是他的不着边际的想象,而他的拼写则是错误百出. 到这时,外祖父才明白萨特的程度其实是很低的. 第二天,外祖父就让萨特退了学,并和那个校长吵了一架.在一个家庭教师的辅导下,萨特学习了一段时间拼写,然后又进了一家公立学校. 第二年萨特转入波旁小学,但不到一学期,他母亲又因那里校风不好又让萨特退学了. 在他十岁读中学之前,萨特一直是在两个女人和一个老头之间生活的.无论萨特后来把写作看成是怎样一种作为,无论他把自己的写作赋予了怎样的历史意义,他最初的写作动机与其说是一种“介入”
,不如说是一种逃避,一种对现实的逃避. 其原因就在于他只能在想象的空中楼阁中才是自由自在的,而在现实中却是四处碰壁. 写作给他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的游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可以尽情地发挥,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 据萨特回忆,他最初读的“创作”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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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对小说人物故事的发挥. 那时他读了一些《蓝鸟》《穿皮靴的小姑娘》、《莫里斯. 布克尔的故事》之类的小说,读过之后小说中的人物并没有随着故事的结束而隐去,而是继续在他的脑子里交谈着. 萨特大胆地接触他们,在他们中扮演一个角色,接着又改变了其中的一些人物的脾气和故事情节.他不太喜欢仙女的故事,他觉得围着自己转的仙女太多了.他也不明白家庭有什么好处,所以萨特把家庭,还有那些美女们,统统都从自己的想象中驱除掉了. 萨特进入的是一个英雄的世界,他自己就是一个英雄. 他每天晚上都要在自己的幻想中消灭一伙匪徒,为的是从死神手中救出那些年轻的女士们,她们在向他大声呼救. 每当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萨特自己就出现了. 土耳其士兵在挥舞着刀枪逞凶狂,情况已经不可扭转,人们在悲叹,“可惜有一个人不在这儿,那就是萨特!”正在这时,萨特就从他隐蔽的地方跳出来,手持战刀杀将过去,敌人的头在他的刀下纷纷落地…….每天晚上,萨特都要在这种壮烈的情景中入睡,第二天他又急急忙忙地念完祷告词后,钻进被窝里,继续过他的英勇悲壮的英雄生活.有时他还会学着连载小说的样子,在最紧要的地方停下来,自己吊自己的胃口. 他在正在熊熊燃烧的房顶上行走,怀里抱着一个不省人事的姑娘. 人们在他的下面尖叫着,因为房屋马上就要塌了,他自己也十分清楚这一点,情况已经万分危急了. 就在这个时候,萨特自己作出预告:“未完待续,下期连载.”第二天晚上,他又如约地回到即将倒塌的房顶,面对熊熊大火,与死亡进行着最后的拼搏.萨特真正的写作是在七岁左右. 所谓真正的写作,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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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用笔在纸上写,写一些诗歌、散文或故事之类的东西.就像他原来的胡思乱想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一样,他的写作也是一种新的“欺骗方式”
,至少在萨特看来是如此.那是1912年的温暖夏天,母亲和外祖母带萨特到阿卡桑去度假,外祖父因为没有结束学校的教学工作而未能与他们同行.在家里,外祖父每周写来三封信,每封都有两页是写给外祖母的,还有对萨特母亲的问候文字. 外祖父写给萨特的全是诗,这自然表明萨特在家里的特殊地位. 为了使萨特明白这一点,母亲自学了诗律,并把这些知识传给萨特. 外祖母和母亲还手把手地教萨特用诗给外祖父写了一封回信. 这当然得到了外祖父在下一封诗体信中的热情夸奖. 于是萨特又用诗写了一封回信. 久而久之,萨特俨然成了一位真正的诗人. 外祖父专门送了一本音韵学词典给他,他写给妹妹薇薇的小诗,更是得到人们的赞扬,这些小诗给人们带来的喜悦甚至多少减轻了因小妹妹去世而带来的悲伤. 从文学的角度看,小萨特写的这些东西也许并没有表现出多少诗歌天才——萨特后来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甚至说,在1912年,除他自己而外,所有的儿童都是天才——但却使萨特得到了较有益的文字表达训练. 在不长的诗歌热情之后,他便转向了散文写作.他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是《一只蝴蝶》,他写了一位科学家和他的女儿,还有一位探险家,他们同乘一条船去亚马逊河采集蝴蝶标本. 人物形象、故事情节都是从他原来读到的一篇小说中抄过来的,他小心地改换了人物的姓名,结果就写出了一篇记忆和想象的混合物. 他觉得自己是有灵感的,不过他主要还是把写作当成一种自娱的新游戏,一种他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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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子最适宜于玩的游戏. 他在写作中,常常停下笔来,装出一副沉思的样子,甚至皱起眉头或作疯狂状,以便使自己更像一个作家,更充分地体验当作家的滋味. 萨特还在他的小说中加入了许多他自己也不怎么明白的东西,比如非洲的植物和沙漠气候等等. 他的主人公遇难了,那位采蝴蝶标本的科学家和他的女儿天各一方;后来他们同乘一条船,但彼此并不知道. 这条船又遭海难了,父亲和女儿同时抓住一个救生圈并且同时冒出头来高叫“黛西!”
“爸爸!”正在这时,一条饥饿的鲨鱼突然出现了,快速地向他们扑来,它的肚皮在波涛中闪着白光. 这对不幸的父女能够化险为夷吗?萨特巧妙地结束了这一节. 他搬来一本大字典,找到“鲨鱼”的条目,一字不漏地照抄,这样就开始了他的小说的新的一节:“鲨鱼常见于南大西洋.这些巨大的海鱼非常凶猛,有些可长达40英尺,重达8吨多……”
不过萨特的这种早期创作并不十分顺利. 很多时候他编的故事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他无论怎样冥思苦想,也不知道该怎样把他的主人公从鲨鱼的嘴边救出来. 尽管大人们都在不断地赞扬他的作品,舅舅给他送来了一台小型打字机,母亲把他的《卖香蕉者》正式打了出来,不过萨特还是看得出他的作品实际上是枯燥难读的. 外祖父告诫萨特不要再写那些不着边际的东西,而是老老实实地通过自己的观察,用朴实的语言把家庭中的生活记录下来. 他不愿读萨特编造的那些东西,如果他读了,就会怒气冲天地指责萨特的拼写错误. 萨特的母亲再也不敢祝贺萨特的成功,但又怕伤了萨特的心,她只好不再读她聪明的儿子的那些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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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萨特的创作却是欲罢不能. 由于再也得不到大人的容忍,他的创作只好转入半地下状态. 在假期里,或者在他生病的时候,他就可以愉快地从事他的写作了. 写作是萨特最好的游戏,萨特离不开写作.小说的情节逐渐复杂起来,萨特还写出了一些变幻的人物对话.他把自己平常读到的所有故事都塞进自己的小说中,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花许多时间来思考如何使它们连贯起来,这种工作使萨特的创作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他的抄袭成分慢慢地少了,主人公也不再是他自己,而是一个有别人名字的“他”(奇*书*网.整*理*提*供)
,这个“他”的名字是萨特起的,性格行为也有点像萨特,但却不是萨特,而是另一个人,是萨特想要成为的那一种人,这真让萨特着迷. 主人公完全听任萨特的摆布,萨特可以随心所欲地让长矛刺穿他,然后又让他得到看护和医治,就像萨特的母亲看护和医治萨特自己一样. 为了让惊险小说更惊险,更刺激,萨特把主人公遇到的敌人和危险增加十倍. 在《一只蝴蝶》中,年轻的探险家拯救他的未婚妻和未来的老丈人,与鲨鱼苦战了三天三夜,鲜血把海水都染红了. 在另外一篇小说中,萨特让他的主人公只身与敌人奋战,他最终打败了整整一支军队.充满萨特早期创作的,不仅有这类夸大其词的幻想,而且还有人类本性中的残忍. 萨特在小说中既充当了反对残暴的英雄,也充当了一个寻求残暴的暴君. 他不知为什么写着写就产生了一种难以压抑的恶意,他忍不住要把那个科学家的女儿的眼睛挖出来. 尽管他自己也怕得要死,但他还是坚持这样做. 他一边写一边心惊肉跳:“黛西用手捂住双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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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瞎子了.“
写完这个情节他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握着笔坐在那里发呆. 一旦心情高兴,他也会马上抹去这些不幸的事,他会一遍一遍地修改,让那个姑娘恢复视力,或者根本就没有失明. 但更多的时候,萨特小说中的英雄们所面临的困难都是无与伦比的. 为了找到这种无与伦比的困难,他把他们放到地球最边远的地方,让他们以生物学家或深海潜水员的身份出现在故事中,于是,萨特就可以制造出一系列吓人的东西来考验他的主人公了. 一条眼睛喷火的章鱼,一只重20吨的甲鱼,一只会说话的大蜘蛛等等.萨特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那么着迷于这类奇形怪状的东西,也许这就是少年萨特的心理折射,是他潜藏着对生命的厌倦,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变了形的阴郁,就像他夸大其词的幻想和压抑不住的残忍一样,反映了一个特殊处境的儿童对生命的特殊感受. 可惜的是这些手稿都遗失了,否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手稿更加清楚地透视到萨特的整个童年.
四、职业选择
无论是从必要的写作训练,还是从个人的自我认识来说,萨特的早期创作在他的一生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正是从这种写作中,萨特开始认识到他自己:只有写作才能充实他生命的空虚,只有创造才能填补他存在的虚无. 萨特自己后来对这段创作生活有一个总结:
“我几乎就是无,最多是一种无内容的活动,但那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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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一切.我要从游戏活动逃离出来.我还没有游戏,但我已经停止了游戏. 说谎者正是在他炮制谎言时发现他的真理的:我生来就是为了写作,在此之前,只有镜子游戏. 通过我的第一部小说,我意识到一个孩子走进了一间有镜子的大厅.我靠写作而存在,靠写作来逃避大人,但我只是为写作才存在的,如果我说‘我’,那就意味着‘写作的我’。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懂得快乐.这个出了名的孩子正在由他自己来安排他的私事.“
(《萨特自述》第91页)
但一个孩子要想安排自己的事毕竟不是那么容易. 当萨特的文学创作倾向不断突出,想当作家的苗头不断明显时,他的外祖父出来说话了. 外祖父非常珍惜萨特的文学才华,但他生怕他亲爱的外孙真的去当作家. 外祖父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他曾经非常喜欢韦尔莱纳的诗,身边收藏着韦尔莱纳的诗选.不过他总是忘不了韦尔莱纳醉得像猪一样的醉鬼模样,他曾经亲眼看见他醉醺醺地踅进一间酒吧. 那个情景给外祖父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使他对职业作家抱着终身的蔑视.他经常讽刺作家说,他们不过是一些贩卖奇迹的人,你出一个金币,他们就会向你出示月亮,你要是有五个法郎,他们就会向你供出一切内幕. 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当着萨特的面严厉地问萨特的母亲:“要是他想吃笔墨饭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一天晚上,外祖父宣布要同萨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女人们都走开. 然后他把萨特搂在怀里说,他不反对萨特当一名作家的志愿,但他必须让萨特明白当作家的遭遇:文学填不饱人的肚皮,名作家也会饿死的. 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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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萨特必须选一个第二职业——教书.因为教书既可饣胡口,又可保持与文学的联系. 外祖父为萨特描绘了未来的美妙前景:一面向学生讲文学,一面写几篇文学评论,也搞一点翻译和创作,以慰藉自己那颗偏狭而孤独的心灵. 还要写点关于希腊文教学的文章,外加几篇儿童心理学的论文. 在他死后,人们会在他的未发表的遗稿中发现一篇沉思大海的散文,一个独幕剧本,几篇讨论学术细节的论文,这些会足够出一本薄薄的集子,可以由他生前的学生负责编印.对萨特来说,写作从来就是一场自由的梦,而现在他却必须按照外祖父的严格程序来写作了,写作成了“练笔”。莫泊桑小时候,福楼拜曾经让他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去观察一棵树,外祖父对萨特说. 萨特按照外祖父说的办法去观察,结果发现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闷游戏.他盯着家具仔细地看,但却看不出个什么名堂. 那是一把破旧的、包着天鹅绒的安乐椅,可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再细致一点,椅子上面包着绿色细毛天鹅绒布,两只扶手,四只脚,一个靠背. 萨特在进行这种枯燥的观察时只好用未来读者对自己作品的赞叹来安慰自己,他想象读者们会说,“观察得多仔细!多准确!真是棒极了!
那决不是随意虚构出来的啊!“但无论如何,萨特还是有一种失望感,他觉得自己并没有那种成为大作家必备的文学天赋,自己是受了外祖父的欺骗,误上了文学创作的贼船,以致被弄得痛苦不堪. 萨特感到,外祖父正是要用这种方法,来使萨特自己认识到文学可不是好玩的,来使他自己认清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文学天才.每当他感到才思枯竭,再也没有办法写下去的时候,他就看到深谋老算的外祖父在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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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地冷笑.但一种英雄主义的冲动在支撑着萨特,他渴望成名,渴望成为救世的游侠骑士. 对萨特来说,放弃写作,就等于是被抛回凡夫俗子的行列,那会让他感到极度的空虚. 他晚上恶梦不断:他梦见一个金发小姑娘需要他的拯救,而他却又无能为力. 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就像他那死去的妹妹薇薇,她用她那双真挚的眼睛镇静而自信地望着萨特,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 相反,萨特自己却很害怕,他说不出地爱她,但却又无能为力,一次又一次地把她搂在怀中,却又一次次地失去了她……
萨特感到自己不能放弃作英雄的使命,而这一使命就是当作家. 他还看到,尽管很多作家都备尝艰辛,但只要他们活的时间足够长的话,总会在死前收到素不相识的人写给他的感谢信的,他的名字会传遍全世界,人们会用他的名字来为他们的街道命名,为发起募捐为他建造纪念碑. 萨特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幅画,画中表现的内容是纽约市民热烈欢迎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到来的场景. 狄更斯乘坐的船已经遥遥在望,码头上欢迎的人们都张大了嘴,挥舞着帽子. 那人山人海、群情沸腾的场面使萨特禁不住热泪盈眶,他知道文人要受到人们如此狂热的崇拜,就必须冒最大的风险,对人类作出最大的贡献.萨特执拗地相信:自己生来就是一名作家,而且永远是一名作家. 当有人问他长大了想干什么时,萨特总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当作家.这种童年时代一心要成为一个名作家的冲动显然是萨特毕生写作的最原始动力.尽管他后来一再强调作家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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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性,强调作家为时代服务,但在他发愤要当一名作家时,却是以他自己要成为一个英雄,一个世人景仰的大骑士为动机的. 他后来强调作家必须为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读者写作,而当他发愤当一名作家时,他却是目的明确地要为上帝写作.后一点显然是受了他那位虔信天主教的外祖父的影响.萨特自己曾经坦率地承认,在20岁以前,他都相信他从外祖父那儿囫囵吞枣地接受来的观念,即“这个世界是魔鬼的猎场;唯一的得救之路就是:超然不受其自我的影响、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从一位遭遗弃的底层人物的好的方面出发,沉思一些不可能的观念. 因为如果没有既艰且险的锻炼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此这项工作便分配给了一批专家. 教士们掌握着人类的命运并且用功过是非的可逆性来拯救人类:尘世间大大小小的野兽们有充分的闲暇去自相残杀,或者去经验那茫然而不是真实的实存,因为作家和艺术家为他们设计的是善和美. 为了把人类从兽性中拯救出来,只需要有下述两个条件:一是死亡了的教士的圣物——绘画、书籍、雕塑——应该保存在一些妥当的地方;二是至少有一名活着的教士去执行这项任务、去炮制圣物.”(《萨特自述》第107页)在萨特形成自己的存在主义思想后,他自然要把当年外祖父的这些话看成十足的蠢话,但在当时,这种把艺术视为形而上之物,视为对人类的拯救的观念,对萨特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支撑起了他继续当作家的信念. 把艺术与如此崇高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就使写作这个十分晦气行当变得多少有了那么一点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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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个存在主义者的美学视野
作为“神童”萨特,他十岁就拿起了创作的笔,而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萨特直到22岁才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墙》(1936年)。此后又隔了一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恶心》才得以问世. 而使他真正名扬四海的,则是他的《苍蝇》一剧的上演,和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的出版,那又是在此后七个年头,即1943年的事了.“神童”萨特基本上是生活在他英雄主义的自我幻觉中,尽管他对写作无限热爱,一有机会就伏在桌上写了又写,但他的大作却谁也不欣赏,他在学校的作文不只一次地被学校的老师视为一个差等生的信笔涂鸦. 只有作家萨特才真正生活在世界上的,他凭着自己的货真价实的劳动成果,而不是母亲的宠爱,逐渐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十年辛苦,对萨特并不仅仅意味着语言文字上的艰苦训练,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脱胎换骨. 儿时的阅读,使萨特受到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文学传统教育,推动他去写作的动力,一方面是对现实的逃避,对一个天性敏感的独生子的孤独感的逃避,另一方面是对个人荣誉的追求. 这就是他的人生的意义,也是他的写作的意义. 但当他一步步地走向生活的时候,他感悟到的却是生命的空虚,是人生的无意义.他的《墙》和《恶心》就是以揭示了人生的这种存在处境而引起人们共鸣的. 萨特在直面人生的虚无中获得了空前的精神自由,又从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奠定的自由观出发,开始了他新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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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萨特已经有了近40年创作经历和10年发表作品史,他已经如愿以偿,成了他小时候所梦想的名作家. 世界上许多大型杂志都在介绍和讨论“存在主义”[奇+书+网]
,萨特由于他的《存在与虚无》这部巨著和他的一系列小说,成了存在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到巴黎的旅游者组成了朝圣的人流,纷纷前来参拜“花神”咖啡馆和“双猴”咖啡馆,人们以一睹存在主义的要人为快.《恶心》被译成了30种不同的文字,从莫斯科的社会主义舞台到美国芝加哥的剧院,到处都在上演萨特的剧作. 罗马的电影界急着邀请他和西蒙. 波伏娃前去讨论《间隔》一剧改编成电影的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也安排了萨特的讲演.1947年,萨特的荣誉已经达到了顶峰,然而他却要回过头来问自己:文学是什么?为什么要写作?
就在这一年,萨特在《现代》杂志上连载了他的重要美学和文学理论著作《什么是文学》。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什么是写作》,第二章:《为什么写作》,第三章:《为谁写作》,第四章:《作家在1947年的境遇》。这部书既是萨特对文学的现实实践的理论探讨,又是对他自己创作思想的概括和总结,是他存在主义美学观的一个集中阐述. 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读出萨特写作的人生的意义,明白作为作家的萨特到底在向往什么,追求什么.萨特在他的自传里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童年时代对文学的最初向往是出于对荣誉的追求,后来费了很长的时间,他才认识到:文学比其它学科不同的地方在于文学是一种“更人道”的活动,于是,“揭示出深刻的社会真理”
,就成了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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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作的根本目的.(《萨特自述》第166页)在美学上,萨特的思想讲起来可以非常复杂,但它的基本支点却只有两个:一个是自由,另一个是介入.关于自由,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它实际上是人的存在的基本形式. 由于人生的意义不是事先规定的,人本来什么也不是,仅仅是虚无,所以人是绝对自由的,这种自由体现在人的选择上. 因此文学创作作为一种人的活动,也是人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人的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与现实生活中的选择不同的是,它只发生在精神的领域,只是精神自由的一种表现;但是,这种精神自由又是与现实的自由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所以写作也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介入,一种干预.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文学必然是一种精神的自由?它为什么又必然是对现实的介入或干预?萨特的回答是,因为文学不是一种僵死的物,它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那么人类为什么又要进行这种活动呢?仅从个别人的主观目的来看,人们进行文学活动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解释. 有的人把艺术作为一种逃避,也有的人把艺术作为一种征服的手段,两种截然不同的动机,却导致了人们共同进入了文学. 我们知道,萨特童年进入文学的时候,这两种动机就是同时存在的. 问题在于,逃避和征服都可以有各种方式,并不一定非文学不可,而人们为什么又非要选择文学不可呢?要逃避,人们可以去做隐士,让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那才是最有效的逃避;此外,还可以沉迷于疯狂,还可以干脆去死,都比进入文学的写作或者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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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更为有效,那你又何必通过写作来向人们讲诉呢?
要征服,你可以用武器,远比文学直接得多,那你为什么非要写作不可?可见,在不同的人选择文学的形形色色的目标后面,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选择,这一根本的选择,才是不同的人进入文学的深层原因.根据存在主义的观点,人的存在,或者说人的世界,实际上是由人自己开启出来的.相对于外部世界的存在来说,人是一个“展示者”
,只有通过人,自然事物才显示出来.“是我们,使这株树与那一小块天产生了联系. 由于我们,那颗死了一千年的星,那一弯新月,那一条黑色的河流,才在浑然一体的景色中显现出来.正是我们的汽车和飞机的速度,把这大块的土地组织在一起. 随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世界向我们展示出一个新的面貌.”
听起来,萨特的这段话真像是唯心主义的老调重弹,但如果我们还记得萨特是在现象学的“意向性结构”中把握世界的,那你就不会为萨特担忧了. 现象学讲述的始终只是给定的现象,它并不关心发生学意义上的起源问题. 世界最初到底是先有精神还是先有物质,在现象学家看来根本就是无法解决、没有意义的假问题,只有现象才是可描述的,也只是现象才有意义. 现象的根本就在于我们对对象的意识,而任何意识都只能是对某物的意识,而不能是纯粹的空洞的意识,所以萨特在描述了意识的作用之后,又说,“但是,如果说我们知道自己是存在的导演者,那么我们也知道自己并非存在的创造者. 要是我们掉头不看这片景色,它就会沉回到永恒的黑暗中去. 至少,它会往回沉;可是谁也不会傻到认为它将被消灭.将被消灭的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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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地球则将在无生命的状态下继续存在,直到一个意识出现把它唤醒.“
(《为什么写作》,《现代西方文论选》第192—19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所以,人在感觉上有一种需要,就是要体验到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人是更为本质的方面. 在萨特看来,这恰恰构成了艺术创作的动机之一.
六、从“自由的梦”到“投入战斗”
艺术描绘世界,就是“通过凝炼各种关系,引进本来不存在的秩序,以统一的思想,控制五花八门的事物”
(《为什么写作》,《现代西方文论选》第19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同时,艺术家又不能把自己引进的秩序强加给别人,他不能强迫读者去欣赏自己的作品,也不能自己欣赏自己的作品. 所以作家的创作只能是对读者自由的一种吁请. 作品不能强迫读者,这好理解,但作家又为什么不能自己欣赏自己的作品呢?为什么不能只为自己写作呢?要知道,很多人恰恰就是认为他们只是为自己而创作的,他们不屑于为读者写作. 但萨特指出,文学的本质就在于被阅读,阅读是文学创作的一部分,是阅读才使文学创作真正完成了. 这就决定了任何人不可能只为自己写作. 因为阅读是一种充满希望与探究的行为,“阅读时,你在预测,也在等待. 你预测句子的末尾,预测下一个句子,预测下一页书. 你等待它们来证明你的预测是否正确. 阅读由许许多多终于要醒的梦、许许多多希望和受骗组成的. 读者总是走在他们阅读的那个句子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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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进入一个他们读下去时一部分逝去、一部分相应地聚集拢来的未来之中. 这个未来从一页退到下一页,形成了文学客体的一个移动着的地平线. 没有了等待,没有了未来,没有了无知,那也就没有了客观现实.“
而一个作者如果要读他自己的作品,恰恰就是一种没有等待,没有未来,没有无知的阅读.作者无论在什么地方读到的,都只是他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计划,这样,阅读就不再是一种创造性的、能给他快感的审美活动,而只是枯燥无味的对写作过程的某种重复. 所以,为自己写作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那么我自己写作不为阅读,只为自我表现,自我抒发感情不行吗?
萨特提醒我们:这也不行.“在你把你的感情投射到纸面时,你只不过在设法使这种感情作无力的延伸而已.创作行为在作品创作中只是一个不完整的抽象的瞬间. 要是作者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话,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他爱写多少就写多少,作为客体的作品将永远不能问世,而作者也就不得。.不放下笔来,或者陷入绝望之中.”
(同上第195页)
写作只能是为一定的读者写作,而读者之所以成为读者则在于他能在作品的指导下自由地创造,于是,萨特得出结论说,写作的目的就只能是诉诸读者的自由.“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吁求”
,“作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向读者的自由提出吁求,要求进行合作”。
(同上第198页)
作为一个作者,我吁请读者把我所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我就必须把读者当作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体,我力图影响读者,唤起他们的某种感情,但我不能通过压倒他们来实现这一点,而只能对他们提出要求,向他们提出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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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可以通过“纯描述”的艺术手段来提出这一任务,通过所谓冷静的刻画来提出这一任务,而读者则以自己被激起的感情来回应它,完成它. 读者出于对作者的信任,他会变得对作品“轻信”
,但同时他却又每时每刻都是自由的. 读者知道自己沉醉于艺术的梦境中,知道自己随时都会醒来,但他自觉自愿地选择了不醒来.萨特说:“阅读是一场自由的梦.”
为什么说阅读是“自由的梦”呢?因为“阅读就是行使慷慨,作家要求于读者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自由,而是读者全部的天赋;连同他的感情、他的偏爱、他的同情、他的性生活方面的脾性,以及他的价值观. 只有这样,一个人才会慷慨地献出自己,自由透过了他,开始改造他感觉中最黑暗的那些素质. 主动性为了更好地创造客体,会使自己变得被动,反过来,被动性就变成了一种行动;于是正在阅读那个人把自己提到了最高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以顽强著称的硬汉子听到别人叙述虚构的不幸事件时也会流下眼泪的原因;要是他们没有对自己隐藏自己的自由,这时候他们就变成他们本来会要变成的那个样子了.”
(同上第202页)
作者吁请自由,读者以投入阅读来认可作者的自由,行使自己的自由,所以在阅读中就构成了这样一种辩证关系:我们越是体验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对我们的要求越多,我们对别人的要求也越多. 作者勾划出世界的一种“新关系”
,他创造一种美,然后通过他的作品把这种关系,这种美传达给读者,这样,艺术就成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中的“授予仪式”
,一种共同的生存建构行为. 它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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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世界以意义,在这种意义的赋予中,同时把世界建构起来,使自己存在起来.“写作既展示世界,又把世界作为一项工作奉献给读者的慷慨大度”。
这样,文学就不可能只是一种纯个人行为或单纯的消遣了. 而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同的自由谋划.不管作品有什么主题,它都绝不会是一份自然的资料,而是“紧迫的需要和一种授予”。
这个世界将它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一齐授予了作者,作者在对这些作出情感反应的同时,又把它们授予了读者,使世界按它们的本来面目呈现于读者面前,吁请读者对之进行反应和评判.“因此,作家的领域只对读者的观察、赞赏、愤怒展现其深度;慷慨的爱表示愿予支持,慷慨的愤怒表示要加变革,而赞赏则表示将作模仿”。这样一来,文学就与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它是要对现实作出判断、确定对现实的态度的活动,因此也是要对负责的活动.萨特说:“文学和道德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但在艺术责任的核心中,我们看到了道德的责任.”
(同上第211页)因为文学的本质就是对自由的要求,就是对不自由的反抗. 作者动笔去写,这一事实就表明他承认了他的读者们的自由;而读者翻开书去读,也就说明他们承认了作家的自由.“当我一感觉到自己的自由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紧密相联不可分割时,应当可能再要求我用自己的自由来同意对这些人中的某部分人进行奴役了.”
我们可以设想一部反对种族压迫的优秀黑人小说,但我们却不可能设想可以有一部歌颂反犹太主义的好小说.由于任何奴役读者的企图都是与作家、与艺术不相容的,所以谁要是接受法西斯主义观念,谁就必然会在艺术上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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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白无力. 萨特说:“一个铁匠在作为一个人而生活时,可能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但他作为铁匠所拥有的技艺却不一定会受影响;而一个作家则两者都会受到影响,后者所受的影响甚至比前者更大. 我看到过这样的作家,他们在战前衷心欢迎法西斯主义,但当纳粹分子把种种荣誉加在他们头上时,他们的创作立即变得苍白无力了.”萨特举了《新法兰西评论》的编辑罗歇为例,他在德国军队占领法国时期为纳粹领导一个评论杂志,即《新法兰西评论》。他是真诚的,但作为一个作家,他走错了路,并因此断送了自己的艺术. 其实,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其人,许多封建御用文人,就其个人才华和个人信仰的真诚来说,都无可指责,但问题是艺术才华与任何反自由的信仰是不相容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信仰得越真诚,他的艺术才华枯萎得越快. 很多人年轻时才华横溢,而一旦投入封建专制主义的怀抱,他的创作才思逐渐就变得苍白无力了. 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历史经常看见的个人荣华与艺术才华成反比的现象. 萨特关于艺术与非自由思想不相容的观点,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既然艺术担负着自己的道德责任,既然艺术天然与自由为盟,那么,文学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就必然是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和“干预”了. 因此,在萨特看来,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必然是捍卫自由的战斗者. 萨特说:“散文艺术只能存在于一个使散文获得意义的领域中,那就是民主的领域. 当民主受到威胁时,散文艺术也同样受到威胁. 仅仅用笔来保卫它们是不够的. 被迫放下笔的一天会到来,作家于是必须拿起武器. 因此,不管你是怎样接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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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也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见解,文学把你投进了里头. 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了,你就给卷入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同上第214页)
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萨特的美学思考是从最抽象、最超然、最个人化的“自由”开始的,而最后却落脚在社会的“责任”
上,在别人眼里纯属风雅之事的文学艺术变成了一场社会“战斗”。这种鲜明的色调对比,这可以说是萨特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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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的美学最终要诉诸于社会学,这已经逻辑地暗示出作家萨特最终会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一个资本世界的著名抗议者. 萨特说仅仅用笔来保卫民主、自由是不够的,“被迫放下笔的一天会到来,作家于是必须拿起武器”
,这绝不是他一时的冲动之言. 他说到做到,尽管还没有拿起杀人的武器,但从他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的表现看,他拿起武器并非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萨特的确是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的. 他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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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从不满足于把真理仅仅挂在嘴巴上,锁在象牙塔里,他意识到人的存在必须有直接的社会行动,于是他成了一位直接行动者. 在萨特的时代,几乎哪里有对自由的侵害,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萨特大声的抗议.无论是文学还是政治,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只要出现了事关正义原则的战斗,哪里就成为萨特关注的焦点,哪里就会出现萨特战斗者的身影.这个存在主义者要承担起自己的存在,要担负起自由的责任.
一、活着就是为了行动
如果从个性和气质和个人生活目标来看,萨特和西蒙.波伏娃本来都不会成为社会活动家的. 在大学时代,萨特还认为政治与自己毫无关系. 萨特在柏林留学期间,德国正是正义的力量与法西斯主义殊死搏斗的战场.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当上了总理,2月27日策划了国会纵火案,随后取缔了德国共产党. 法国舆论深为纳粹对待德国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安. 许多优秀的学者、艺术家已经开始流亡外国. 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代表1400万德国工人宣布:他们决不允许法西斯继续统治德国,决不允许希特勒把德国拖入战争. 但就在那时,萨特还是对政治漠不关心. 他在思想上属于左翼分子,但他决不准备介入社会活动. 正如他后来自己所说的那样,在1939年以前,他都一直认为自己的存在与国家无关.萨特说:“我是‘孤独的人’,就是说是一个因其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相对抗的人,这个人不欠社会任何情分,社会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自由的.”在政治,萨特决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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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他既听共产党朋友的演说,也听社会党朋友的论点,但就是不在任何选举中投票.“我认为我要做的事情是写作,我绝对不把写作看做一项社会活动.”
(《七十岁自画像》)
,《萨特研究》第89页)萨特后来又一再解释他那时的观点:“我想,我的任务是写作,而写作决不是一项社会活动.”
(《心心相印》第66页)
1933年夏天,墨索里尼政府搞了一次“法西斯主义展览”
,为了吸引国外游客,意大利的火车票七折优惠,而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就是被吸引到意大利去的游客中的两个. 尽管那里到处都可以看到黑衫党党徒,到处都有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大幅标语,但他们两人还是在那里玩了个够. 然后,萨特又回到德国,在法西斯主义喧嚣的柏林继续读他的胡塞尔,继续他在法兰西学院自由自在的留学生活,其间还轻松地涉足了与“玛丽”——当地一位学者妻子的风流韵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萨特就是这么一个不关心世事的逍遥自在的家伙. 在本书第五章中我们曾指出,是战争使萨特注意到了“他人”的存在,现在我们要补充的是,战争也使萨特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意识到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用他的笔来“战斗”了,同时,他也开始了对社会的直接行动:投入反德国法西斯的抵抗运动.那是在1941年3月的一个夜晚,西蒙. 波伏娃参加了一个宴会回到达内马克旅馆,发现萨特留下的一张字条,说他在“三剑客”咖啡馆等她. 这就是说,被关在德国战俘营的萨特,她日日夜夜挂念的萨特,现在已经回到巴黎了!她急急忙忙地跑到“三剑客”
,没有人. 就在她精疲力竭地瘫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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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上时,侍者交给她一张纸条,说萨特已经等了两个小时,现在正在外面散步,他要使自己平静一下,很快就回来. 萨特是在1940年6月法国贝当元帅宣布停止抵抗,向德国投降后被俘的,他当时随法国第70师在洛林驻守. 从那以后,萨特在德国的战俘营,西蒙. 波伏娃在被德军占领的巴黎. 西蒙. 波伏娃听说在巴黎郊区的一个战俘营里,战俘们饿得连死狗都要吃,就更为萨特担心了. 成天想着在战俘营快要饿死的萨特. 一个月以后,她和萨特开始取得联系,但她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就突然回到巴黎. 原来萨特是偷跑回来的. 他逃出战俘营后,冒充平民,混过了敌人的盘查,一直回到巴黎.那天晚上和接下来的几天里,西蒙. 波伏娃吃惊地发现她和萨特并没有预想中的那种大难不死的宽慰和久别重逢的亲热,而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萨特说的是另一种语言,是集中营里使用的语言,它代表着战俘营中的战友们那种团结一心,只讲原则,反对一切妥协和让步思维方式,他不太理解沦陷区生活中所必须的灵活. 西蒙. 波伏娃觉得,萨特满口都是自以为是的说教. 他一会儿认为西蒙. 波伏娃在黑市上买东西是太过分了,一会儿又指责她不应该在声明自己不是共济会成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文件上签名.更让西蒙. 波伏娃吃惊的是,萨特宣称,他回家来不是为了活下去,而是为了行动. 但当时纳粹德国正是强大得不可一世的时候,已经统治了从挪威到地中海、从大西洋到黑海的整个欧洲,他的伙伴日本正在中国登陆,意大利则横扫希腊,占领了非洲的索马里和利比亚. 在法国国内,整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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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政界都向德国俯首称臣,同时严厉镇压“通敌分子”。而萨特他们呢,可说的只有两句话:孤立无援,手无寸铁.然而萨特还是决定了要立即行动. 为此,他必须恢复自己的合法身分. 这只有在贝当统治的“自由区”
,即德国实际上并未占领的维希法国才能做到. 萨特准备偷越“边界”去弄一张平民证,然后再悄悄地回到德国占领的法国. 但他后来了解到,巴黎的学校对回校教师的态度较为宽松,对他们的证件检查也不那么严格. 于是,他回到了他原来工作过的中学,并重新获得了教职.有了合法身份,建立抵抗组织的工作立即就开始进行.组织工作是在西蒙. 波伏娃的房间里进行的,参加的人员有也像萨特一样当过兵,后来成了一名著名哲学家的梅洛—庞蒂,还有梅洛—庞蒂原来在师范学校的几个学哲学的学生. 在这个小团体中,没有一个人会干诸如制造炸弹之类的工作,大家一致决定,在与别的抵抗组织取得联系以前,他们的工作先限于进行反德宣传. 具体地说,就是搜集情报,油印传单和小册子.他们很快就与其它的小组织联系上了,其中还有佩隆领导的一个组织. 佩隆是萨特少年时代的朋友,现在已经当上了英国间谋.不久以后,各个小组织的联系会议也召开了,地点就在学校操场上,还有卢森堡公园里. 这些新生的抵抗团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打败纳粹德国,此外就很少有什么共同处. 他们对战胜德国后的前途的看法更是五花八门,相互矛盾. 法国共产党最先投入了抵抗运动,他们当然希望战后出现一个彻底马克思主义化的法国,至少也要有一个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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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线. 萨特的朋友则倾向于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运动和他领导的敌后游击队. 那时,戴高乐通过伦敦的广播电台不断地号召他的法国同胞们坚持斗争,他说,法国并没有战败,还有半个非洲、印度支那和加勒比海群岛还在法国手中,大部分法国海军都完好无损,保存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港口,还有整师整师的法国陆军部队与英国部队一起成功地撤出了敦克尔克,与英国人一起坚持战斗.萨特和他所在的那个组织认为,他们难以全面地考虑怎样打败德国的问题,他们应该考虑法国的未来,他们应该为未来法国的建设设计一个行动的新纲领.他们讨论的结果是,未来行动的基本目标是:社会主义和自由. 萨特与他所在的团体内的共产党人轮流撰写传单,宣传他们的这一纲领. 在德国进攻苏联后,他们还试图与法国共产党接触,但没有得到共产党的信任:他们本来是一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上萨特又是从德国人的牢里逃出来的,所以更加令人怀疑了.这年暑假,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决定骑自行车到维希的“自由区”走一趟.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到那里去了,他们去既是作次骑车旅行,又可为他们“社会主义和自由”作宣传,他们希望能拉拢几个知识界的名流支持他们. 同时,萨特还要在“自由区”设法弄到一张合法的复员证.在“边界”
,他们与一个妇女讲好了价钱,让她带他们摸黑越过了边界. 似乎没有什么人对他们的“社会主义和自由”感兴趣. 他们找到了作家安德烈. 纪德,在一家咖啡馆坐下来. 萨特开门见山地谈到一份地下报刊,纪德显得紧张不安. 他多疑地注视着周围的其他顾客,不断地叫萨特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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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换桌子,商谈结束,纪德还是觉得他什么也做不了.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也见到了作家安德烈. 马尔罗. 马尔罗很早就主张知识分子应该介入革命斗争. 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就指出,知识分子适当地介入革命斗争,能够起到比一般追随者更大的作用. 所以当时很多渴望参加战斗的知识分子纷纷前来求见马尔罗. 但马尔罗很现实,他总是问那些想成为游击队员的人:“你们有武器吗?”但即使别人有武器,也有组织,马尔罗也不愿支持他们的行动,他反对过早行动,他感兴趣的是“认真做事的人”
,比如一些空降到法国的英国谍报军官. 对萨特,马尔罗也不例外地表示了这些观点. 听完了萨特的想法之后,马尔罗说,目前的一切行动无论如何都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也是荒谬的. 他认为德国现在正猖獗一时,但已是强弩之末,希望只在时间上,美国迟早会被拖入战争,到时候,要靠苏联的装甲部队和美国的炸弹才能够结束战争.回到巴黎,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对马尔罗的话作了一番痛苦的掂量. 地下抵抗组织已有一些人被捕,其中包括萨特少年时代的朋友佩隆和西蒙. 波伏娃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被放逐了.萨特和他的“社会主义和自由”
小组还完好无损,但他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萨特现在也认为,行动的危险与所能得到的结果之间太不成比例.整个10月,他们除了没完没了地讨论他们的行动纲领而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做.这年冬天,地下抵抗组织有了真正的行动. 一个德国少校被杀死在街头,手榴弹扔进了德国人占据的餐馆和旅馆,铁路干线也遭到破坏. 然后他们遭到的德国人的报复也是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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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每杀死一个德国兵,盖世太保就枪杀50个法国人作为报复. 有时候,德国人几乎是随意抓人杀死了事,作为对抵抗行动的惩罚.
二、迎接巴黎解放
在1941年到1942年之间,萨特真正有成效的工作还是写作. 历史并没有给他提供拿武器的机会,他还是用他那只笔来进行战斗,而且他用笔比起拿武器来,总还是显得要得心应手一些. 在这期间,他写了两个剧本,其中大量运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或者描写古希腊篡权统治的暴政,抒发心中的忿恨;或者让剧中人大谈占领军、通敌分子和抵抗战士.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存在与虚无》的写作.1943年,萨特完成了他的剧作《苍蝇》。
剧作取材于古希腊的悲剧故事,但主题却有十分鲜明的当代性. 它告诉人们在选择了容忍犯罪之后,不应该总是生活在内疚之中,而应该勇敢地担当起自己自由的权利. 剧中的阿耳戈斯是一个充满血腥的罪恶国家,王后的奸夫埃斯托斯杀死了国王阿伽门农,并篡夺了王位.阿伽门农是当年希腊军队中的一员猛将,英勇善战,为希腊立过汗马功劳.他随希腊舰队凯旋而归,来治理阿耳戈斯. 那时阿耳戈斯还只是外省的一座小城市. 市民们早就看出了王后与埃癸斯托斯的奸情,但他们始终保持沉默. 善良的阿伽门农禁止死刑,而他们却需要刺激,想目睹一次暴死,所以他们明知道阿伽门农面临着血光之灾,那时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话,就足够挽救他们敬爱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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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命,使国家免于伤风败俗的罪恶,但他们却依然什么也没有说. 在阿伽门农被害的那天上午,阿耳戈斯人听见国王在宫里痛苦地嚎叫,他们仍然一声不吭,整整一个上午,他们都躲在自己的屋里,屏声静气地听着国王惨叫. 第二天他们又像往常那样,继续寻欢作乐. 从此之后,这个城市到处都是血污,腥味扑鼻,墙上、神像上到处是洗不尽的血污,成群的苍蝇笼罩着这个城市,嗡嗡乱飞,每一只都有蜻蜓那么大. 阿耳戈斯的人民因为容忍了血腥的犯罪,并欢迎一个罪犯作为自己的国王,从此也陷入全国性的内疚与忏悔之中.在国王遇难时,他的儿子俄瑞斯忒斯被偷偷地送出城外,因而幸免于难.当他回来时,他已经长成一个健壮的青年.他和他的姐姐一起杀死了王后和篡位的国王,为父亲报了仇,为国家雪了耻. 但他拒绝坐上王位,而是骄傲地离开了阿耳戈斯. 临行前,他对蜂拥而来,想要打死他、撕碎他的人群说,他愿意为他们承担这个国家的罪恶和悔恨:
“你们的过错,你们的悔恨,你们夜间的苦恼,还有埃癸斯托斯的罪行,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我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别再害怕你们的那些鬼魂了,它们都是我名下的鬼魂了. 你们看,忠于你们的苍蝇都离开了你们,冲着我而来.但不要害怕,阿耳戈斯人:我不会血淋淋地坐在被我所杀的人的王位上的.一位神祇曾想把这王位让给我,我一口拒绝了.我想当一位既无土地也无臣民的国王.永别了,我的人民,设法好好生活下去,这儿一切都有待于开始……”
1943年春天,《苍蝇》正式在法国上演,并受到巴黎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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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欢迎,第一轮演出就连续演了25场. 当然,评论家们都对这个剧的政治含义只能含糊其词.除了写剧本,萨特还参加了法国知识界的地下反抗组织,并接受共产党的邀请,参加了他们控制的全国作家委员会,并为地下报纸《法兰西文学报》撰稿. 这年夏天,萨特那本厚达700多页的巨著《存在与虚无》出版. 在当时这本书并没有引起什么重视,但仅仅在两年以后,它就被视为存在主义的重要哲学著作,受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当代任何一部哲学著作. 它被隆重地再版,战后许多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如罗素,卢卡奇等,都对这本书发表了评论.1944年,整个战局发生了转机. 德国人在美英军队的打击下,不得不撤非洲,处于战略守势. 盟军空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在莱茵河地区和汉堡进行大规模轰炸. 在东线,苏联军队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反击;在法国,“抵抗运动”十分活跃,德国人的汽车被炸,铁路不断遭到破坏. 萨特、西蒙.波伏娃与一伙新老朋友经常聚在一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交流对时局的看法. 那时,他们已经结识了《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神话》的作者加缪、画家毕加索夫妇、精神病医生雅克. 拉康等一大批知识界的名流. 大家在一起自然是无话不谈. 他们认为,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战争结束后将是他们这些人战斗的开始. 他们不可能去帮助建立一个与他们信仰格格不入的法国,但也不想再去推行那些已经明显过时的思想观念. 有一点大家是非常一致的,就是战后法国不应该是1939年前的法国的重现.他们感到未来世界的统治权将会转移到美国和苏联人手里,他们也意识到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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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未来的历史中将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但他们还是不知道,今后是应该远离政治呢,还是在适当的时候参加共产党?
尽管这伙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了幻想,但他们眼前的处境却仍然十分严峻. 萨特担任了一家新的评论性刊物的主持人工作,还为一套哲学丛书担任编辑. 西蒙. 波伏娃、加缪、梅洛—庞蒂都是其中的骨干力量. 德国占领军不断张贴处决“恐怖分子”的照片和名单,逮捕随时都可能发生.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的朋友中就经常有人被捕,其中包括奥尔加. 这些被捕者不一定参加了抵抗组织,往往只是与抵抗组织成员有交往,就被捕了,有的还被杀害.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曾经为了营救其中的人而四处奔波. 所以,每当萨特参加什么秘密会议回来晚了,西蒙. 波伏娃都会提心吊胆.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 在巴黎郊区,开始出现英美飞机,每夜对重要目标进行轰炸. 随着盟军的向巴黎的推进,德国占领者在巴黎对抵抗运动的镇压也日益疯狂. 由于全国作家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被捕了,而且他传出话来,说他已经供出了一些人的名字,所以加缪主张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暂时避一避. 他俩先在一个朋友家住了几天,然后到巴黎以北40英里的一家乡村旅馆里租了间房住下来.这时英国广播公司发布了轰炸德国重要城市汉堡的消息——战火已经燃到德国人的后院了.整个巴黎都爆发了破坏活动.溃退中的德国人对“可疑分子”的镇压也决不手软,他们随时处决抓到的抵抗战士,把那些他们认为十分顽固的人吊死在大街两边的阳台上,在法国南部,他们将上千名法国人活活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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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美国军队推进到离巴黎只有50多公里的夏尔特尔郊区.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决定回巴黎去. 到巴黎的铁路随时都可能被切断,公路又尽是溃退的德国军队,他们只好骑自行车走小路回巴黎. 在半道上,他们乘了一段路的火车,正巧遇上了空袭,车头部分有好些人员伤亡,他们碰巧在列车后部,只是一场虚惊. 他们在巴黎一家较为僻静的旅馆住下来,与加缪取得了联系. 加缪告诉他们,抵抗运动领导人已经形成决议,巴黎应该自我解放.8月18日,西蒙. 波伏娃看到德国军队沿街撤退. 第二天,巴黎的警察局、市政厅、火车站和大多数公共建筑物都落到了起义者手中. 在纳夫大桥上,法国一支小分队向德国护航队开了火.但德国人仍然控制着这个城市,第二天早晨,字旗还在塞纳河上空飘扬.萨特在全国作家委员会总部,加A缪和他的小组接管了通敌分子们丢弃的印刷机和编辑室,《战斗报》和《解放报》开始在街头出售. 街头上流言纷纷,有人说为了保全城市,德国人已同意撤离,有人说德国人在巴黎圣母院和大部分城市建筑下面装了炸药,要炸毁整个城市.一个星期过去了,德国人没有离开巴黎.从8月22日起,萨特在新办的《战斗报》发表连续述评,描述和评论巴黎的局势,其中包括起义的总体情况,人们的希望、担心,并提醒人们防止过度行为. 在9月4日的文章中,萨特描述了人们欢迎菲利普. 勒克莱将军的第10师浩浩荡荡开进巴黎的盛况.萨特在文章中评论说,“从来没有一次起义以这种形式亲近一支军队,从来没有人见过为游击战和狙击战而武装起来的平民战斗者在行进中受到与正规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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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军官同样的喝采. 人们向他们所有的人欢呼,多半理解了这种爱国的和革命的行动的双重性质,感受到了包含在这非凡的典礼中的全部指望,但也觉察到了,关键不仅是把德国人赶出法国,而且是开始为新秩序作更艰难和更持久的奋斗.“
(转见《心心相印》第145——146页)
三、这是我们的时代
萨特说对了,建设法国战后新秩序果然是一场更艰难、更持久的奋斗. 市政厅的屋顶上,还有一些死硬的维希分子向广场上的数千群众开枪. 他们与德国人不一样,他们既不能撤退也不能投降,于是宁愿在这种自杀式的行动中送命. 但这都不是重要的,真正的艰难在于战后法国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难以实现平衡. 全国抵抗委员会的领袖戴高乐,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数百万党员的共产党,还有曾经默认德国人的统治而被戴高乐视为敌人的法国大资产阶级,现在戴高乐又需要他们来稳定法国,各派关于新法国的设想大相径庭,彼此冲突. 另外一些法国人则举棋未定,不知如何是好.萨特和当时法国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政治.《战斗报》上在进行着时局的热烈讨论,从盟军的莱茵河行动到希特勒的阿登大反攻,从战后的世界格局到法国未来的建设,都是他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都认为,要他们回到战前那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是不可能了,因为过去那种超然于社会之外的作法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一种“自欺”。而且,仅仅停留在口头抗议也是不够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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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直接行动. 你们既不愿作一个袖手旁观的看客,也不想只抓住一些抽象的概念夸夸其谈. 萨特说是战争使他的生活分成了两半,我们看到,战前与战后,萨特在对社会的态度上的确是判若两人.当时,很多思想激进的法国人都支持共产党,萨特也希望能和他们站在一边,但他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其中当然与他和法国共产党之间的成见有关,在萨特搞“社会主义和自由”的那段时间,他和共产党有许多误会. 有人说他能从战俘营获释,是为了充当告密者. 在全国作家委员会接纳了萨特的同时,还有人把他列入反动分子的名单. 但历史原因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萨特不愿放弃自己那套独立的想法. 共产党只能把他看成正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信奉现象学而不是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萨特从不打算放弃他的存在主义,他坚信他自己关于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的思想. 他希望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能够接受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而不要让人道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矛盾尚不突出,包括法国共产党在内的几乎所有法国人都支持戴高乐政府,形成了全国一致、团结一心的局面. 可是后来情况起了变化,加缪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与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不协调性似乎又明显起来,《战斗报》的政治观点越来越让共产党人不满. 一群青年人掌握的共产党周刊《行动》上开始连续发表攻击萨特的文章,他们说萨特的存在主义是转移阶级斗争视线,萨特本人是海德格尔这个纳粹分子的门徒,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者.萨特对党派之争不胜其烦,他请求加缪派他出任访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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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1945年1月,萨特搭军用飞机到了美国. 他的身份是《战斗报》和《费加罗报》的特使,应美国战时情报局邀请,到美国作有关战争的报道.事实证明,萨特不仅政治不在行,干记者似乎也不怎么在行. 他有出众的文学才华,语言能力和洞察能力都非同一般,但他不懂得干记者应该掌握的分寸,结果不知不觉地捅了马蜂窝. 萨特在一篇电讯稿中,提到了1942年到1943年在美国的贝当派法国人和戴高乐派法国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他还引用了未标明来源的资料,说美国的大公司和国务院资助过《为了胜利》这张报纸,给法国造成了很多危害. 萨特的文章在《费加罗报》刊出后,美国《纽约时报》驻巴黎的记者就指责萨特破坏美、法两国的友谊. 萨特急忙写信给《纽约时报》编辑部,谴责他们驻巴黎的记者错误地引用了他的报道,并向《纽约时报》的读者们保证,他的确无意危害法、美两国的友谊. 可是在后来的一篇报道中,萨特又忍不住攻击了一些在美国的法国人,揭露他们当初曾经支持过贝当政权.接着,萨特又在他发回欧洲的报道中批评了美国的社会制度,他说,美国人民优于美国的制度,他们从来就不是富有的,他为他的《战斗报》的读者们介绍了美国社会贫富之间的巨大悬殊,美国的价值观念,美国国内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两派的论争,还介绍了罗斯福政府的工业改革.3月10日,萨特和另外5位到美国采访的法国记者一起,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接见. 萨特在发回的文章中生动地报道了这次会见,他描述了罗斯福总统如何与他们谈起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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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国家的热爱,总统那张长脸是如何具有一种深通人情的魅力,既温和,又严厉,打动了所有在座的人.在后来发回的文章中,萨特还揭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萨特提出,黑人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让美国无产阶级认识到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共同利益,美国的一切进步,都将取决于美国蓝领工人的发展.8月6日,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这时萨特已经与西蒙. 波伏娃在巴黎相聚. 他们不知道原子弹的爆炸究竟是意味着永久和平,还是世界末日.8月底以前,他们完成了《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这是他们创办一份长达192页的大型月刊. 萨特任主编,西蒙. 波伏娃和梅洛—庞蒂都是编委会的重要成员. 当时法国纸张奇缺,政府规定只保证在战前就出版的刊物和经核准的抵抗运动报纸的纸张供应. 西蒙.波伏娃拜访了戴高乐的情报部长,解决了《现代》的纸张问题,保证了它顺利出版.萨特在为这份刊物所写导言中说,他们的刊物将不为任何政治服务,而是通过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和分析,选择自己应有的立场. 这篇导言说:“我们不愿错过我们时代的任何东西. 或许还有更好的时代,但这是我们的时代;在这次战争中生活,在这次革命中生活,我们只能过这样的生活.”
四、自由共和国理想
萨特与他的祖国一起熬过了4年的被占领期. 在德国法西斯的铁血统治下,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和每一个法国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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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至少在萨特看来,他关于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的思想是完全经得起现实的考验的.战争结束后,萨特用他自己的存在主义方式对法国人民四年来的抵抗运动作了一个总结. 通过这一总结,他也使自己的思想有了一番总结,并为他在《存在与虚无》抽象地加以论证的“自由”理论赋予了历史的具体内容.首先是人的自由问题. 在德国占领时期,法国人还是绝对自由的吗?萨特认为,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法国人民丧失了一切权利,但他们恰恰因此而是“自由”的. 萨特说:“我们从未比在德国人的统治下更自由过.我们已经丧失了我们的所有权利,首先是说话的权利. 我们每天都被公然地侮辱,我们不得不保持沉默. 我们是被驱逐的大众,因为我们是工人,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因为我们是政治犯. 我们所见所闻——在墙上、报纸上、电影银幕上——我们总是看到我们的压迫者要求我们相信的那种恶劣与枯燥的形象,就是我们的真正形象. 由于所有这一切,我们是自由的. 既然纳粹的毒液已渗入我们的思想,所以每一个准确的思想就是一个胜利;既然一个强有力的警察系统企图强迫我们沉默,所以每个字都变得如同原则声明一样宝贵,既然我们被追捕,所以每一个手势都具有投入战斗的意义.”
(《萨特自述》第196—197页,下同)
就是说,是德国法西斯的残暴使法国人民抽象的自由有了具体的历史内容,正如萨特一再强调的,只有限制才能使自由客观化.抽象地看,表达一定的思想,作出某种手势,你很难说有什么自由的含义,它们不过是人的极其普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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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法西斯统治这个给定的环境中,由于人们已经丧失了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的权利,所以这样的思想和这样的表达本身就有了自由的意味了,它们本身就是对限制的挑战.在那个时候,萨特正是这样来体验自由的一切行为的,包括他的秘密活动,他的写作.他非常庆幸他的《苍蝇》上演时,来看戏的绝大部分观众是对抵抗的含义有明确理解的青年人,他们懂得这出戏的深刻含义. 后来有的人因为《苍蝇》是在“占领”
期间上演的而攻击萨特,说他得到了德国检查官的恩准,这些人其实是不懂得自由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具体含义. 实际上,《苍蝇》的上演固然得到了德国检查官的“恩准”
,但同时也得到了当时的“民族抵抗委员会”
、“文学委员会和作家委员会”等抵抗组织的支持. 在他们控制的《文学新闻报》上,还发表过一篇点明《苍蝇》主旨的评论,尽管这篇评论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含糊其词.这都清楚地表明,萨特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尽职的自由战士,在那个特殊的境况下,他用他特殊的方式进行着不屈的战斗. 而且,他的这种战斗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奋斗,而与他的祖国、他的人民的战斗联系在一起的,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处在一个“共在”中. 所以在萨特的观念中,战斗者不再是洛根丁式的孤立的自我,而是“我们”——所有的法国人民.萨特说:
“我们斗争的恐怖环境使我们最终能够经历——毫无掩蔽地完全公开地——那个可怕的,无法忍受的被我叫作人的善的境遇.放逐、监禁,尤其是在比较幸福时我们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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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隐瞒起来的死亡,成了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情,我们渐渐地认识到了它们既非可以躲避的意外事件,甚至也非来自外部的经常的威胁:不,我们知道它们其实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归宿,是我们作为人的现实的深刻原因.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感到了那句陈腐的短语的全部含义:‘人是不死的.’我们每个人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它是在死亡面前被做出的,因为它能够在这种形式中表达:‘宁死也不……’这里我并非指我们中的那些杰出人物,他们是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我是指4年来,在每时每刻都说‘不’的所有法国人.敌人的残忍把我们逼到了这种境况的极限,压迫我们提出那些在和平时期可以避免的问题.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有哪个法国人在这个时期的某个时刻或其他时刻不是外在于这种境况呢?——每一个对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有所了解的人,都被迫向自己提出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如果他们拷打我,我能坚持到底吗?
‘因此自由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们被带到了人关于自己所能够具有的最深刻的认识的边缘.因为人的秘密不是他的’奥狄普斯情结‘或他的’自卑情结‘,而是他的自由的界限,是他忍耐拷打的能力.“
这里,我们仿佛听到了萨特在对他的《间隔》一戏的主题思想的自我概括:人的自由决不是哲学家书本上轻飘飘的抽象概念,而是面对痛苦和死亡的艰难选择. 人的死亡暴露了人的全部有限性,也为人的自由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四年来,法国人民就是在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死亡的境况中作出自己的选择的. 每一个普通的法国人都在敢于说出“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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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现了自己的自由. 这充分说明法兰西民族不愧为一个热爱自由的伟大民族.在这里,自由的虚幻色彩没有了. 萨特后期对他原来抽象地谈论“绝对自由”有过反省,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他认识到意识到的自由只是自由的直觉的保证,但还不是完全的自由;如果只是局限于这种抽象的自由,那就意味着对“一定历史条件的‘逃避’”。
萨特在后期更强调人的社会关系,他强调人是在“别人对待你的那种前后关系中变成了你之所是. 这一点是首要的,因为事实上别人对你所为和对你的态度确实是起了作用的,你只能从这一点开始发展”。
从这种个人与他人的新关系出发,萨特表明了他关于未来社会的政治理想. 在这种新关系中,每个人都是充分个性化的,同时他们又共处于一个和谐的整体中. 这里我们似乎听到了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也是萨特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的一个证据吧. 不过,萨特还是用他的存在主义话语来表达他关于未来的希望和理想的. 他说:
“在地下活动中战斗的人们,由于他们斗争的条件,得到了一个新的经验:他们并不是像战士那样公开地战斗,他们独自在一切环境中,他们独自被追捕和逮捕.当他们被捕时,他们是没有保护的,独自面临着拷打.拷问者们脸刮得干干净净,他们保养得很好,并且衣冠楚楚,他们完全蔑视地看着这个悲惨的人,他们沾沾自喜的良心与权力地位的结合使得正义似乎是在他们那一边.我们却是孤独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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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都没有一只帮忙的手.然而,在这个孤独的深处,他人存在着,所有的他人,所有正在战斗的抵抗运动的同志.一个字可以使十个或百个人被捕,难道这不是完全的孤独中的展现吗?因此,在幽灵和鲜血之中,一个共和国诞生了.这是最强大的共和国. 每个公民都知道他是依赖于其他人的,就如同他同样知道他只能依赖自己.每个人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努力自由地和不可挽回地成为他自己. 通过在自由中选择他自己,他也就在所有的事情中选择了真理.每个法国人在每一刻都必须占领并证实这个共和国——没有机构、没有军队、没有警察的共和国——反对纳粹主义.没有人玩忽职守,现在我们发现自己是在一个新共和国的边缘.这个未来的共和国——不是幽灵,而是灵光——将按照白天的样子保持这个沉默的、黑暗的国度的严正美德,难道有人能够隐匿这种希望吗?“
萨特向往的这个理想的自由共和国看起来很有点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实质上两者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区别. 萨特的理想实际上是一种从存在主义理论推出来的无政府主义理想,正如萨特一再承认的那样,他在政治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共产主义却是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的平等社会. 其次,萨特的存在主义共和国是在人们意识中召唤人们、给生活以意义,给人们以希望的“灵光”
,而共产主义却不仅是一种思想意识,而且更主要的还是一种现实的革命实践,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毛泽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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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抗议者zhiyekangyizhe
从1945年到1947年,存在主义思潮逐渐流行,几乎达到一种狂热的地步.巴黎的夜总会定期举行存在主义的聚会.每到星期六晚上,多芬街上的“塔布”总是一幅人头济济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热闹景象. 这里是存在主义者的一个最著名的夜总会. 男人们的标准装束是黑色高领绒衣,女人们则是黑色紧身外套. 人们在这些存在主义聚会上听爵士乐,朗颂诗歌,讲存在主义先驱们的各种故事. 萨特与西蒙。波伏娃的故事自然也成了某些存在主义式的爱情小说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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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题材.随着存在主义狂热的升温,萨特的名望也与日俱增,各种流言蜚语也接踵而至. 萨特一共只到过那些存在主义夜总会两次,但有的报纸却把他称作塞纳河两岸夜间恶行的鼻祖. 其中的逻辑很简单:他不是说人生是荒谬的吗?他不是主张人是绝对自由的吗?他的信徒们不是仅仅为过好日子而生活吗?
为了清除萨特的恶劣影响,《法兰西晚报》的新老板决心在使《法兰西晚报》成为法国最大的晚报的同时,实现他的第二大目标,即打倒萨特,击败存在主义. 可是事与愿违,为了打倒萨特,他们就不得不在他们的报纸上大谈萨特,以至于他们在指责萨特追求名声的同时实际上又增加了萨特的名声.随着战争的远去和战后冷战局面的形成,法国国内的各种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 戴高乐下台又上台,反共派和亲共派势不两立. 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使一些坚定的共产党人也忧心忡忡,法国共产党分裂成了左右两翼. 存在主义在政治上也发生了分化.但萨特和加缪在主要之点上还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存在主义应该努力在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间作出第三种选择,结果他们遭到了四面八方的同时攻击. 萨特被称为“反共主义者”
,“诲淫小说家”
,“使人类倒退到爬行时代的哲学的鼻祖”。在《人道报》上,有人给萨特一生作了这样的总结式评价:“深奥的哲学家、《恶心》的作者,喜欢丑闻的戏剧家,低劣的蛊惑人心的政客,这就是让. 保罗. 萨特先生的生涯中的几个发展阶段.”
还有的人用警语式的句子来评价萨特,说“没有任何一本著作会比他的著作更蔑视人类、更低劣、更讨厌. 仇恨是他的职业,写作是他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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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的角度看,萨特因第三种选择而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十分自然、合乎逻辑的事. 尽管萨特已经意识到“一种新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政治学”
,但他们的第三种选择却仍然不是纯政治的,而有着更多的道德原则方面的抽象意义. 从政治的角度看,它不合时宜,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但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看,它所揭示、所坚持的却是人类社会不可离之须臾的原则. 萨特不是从政党利益出发去介入社会的,他只知道从绝对的原则出发,在社会历史中作出选择,这使他成了一位没有政治支持的职业抗议者. 这是萨特的悲剧所在,也是他的伟大所在.
一、《肮脏的手》:目的与手段
在法国地方选举的前夕,萨特应邀在国家广播电台作演说,这个每周一次的节目叫作“现代论坛”。萨特和他的朋友们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筹备了6次圆桌讨论会和一个政治短剧. 在第一次“现代论坛”广播上,萨特呼吁人们拒绝接受冷战观念,抛弃划分东、西方两大集团的思想方法.萨特和他的朋友们还抨击了戴高乐集团坚决的反共政策,认为这种政策会加剧世界冲突.他们这次广播立即激起了愤怒.一群胸前挂满奖章的前戴高乐抵抗运动战士彻底搜查了“塔布”和“花神”
,扬言要找到萨特狠狠地揍他一顿. 戴高乐的人民联盟成员则直接把参加广播的人称为“事实上的法西斯主义分子”。
萨特他们接着又来了第二次“现代论坛”广播,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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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共产主义问题,结果招来了法国共产党的攻击. 第三次广播他们又攻击了保守主义,要不是新成立的法国联合政府干脆取消“现代论坛”
,还不知有多少人想砸烂萨特的脑袋.但萨特碰的壁还远远没有结束.1948年2月,他的《苍蝇》在德国演出获得成功,这出戏努力奉劝人们要摆脱自己的有罪感,得到了战后的德国观众的普遍共鸣,演出过程中,观众一直掌声不断.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到柏林参加了《苍蝇》首演式. 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对演出的成功作出了他自己的解释. 他说,《苍蝇》在1943年对被占领的巴黎所具有的意义,或许对1948年被占领的柏林也同样适用.他说:“问题不在于发现我们为何是自由的,而在于找出什么是自由之路. 黑格尔说,只要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自由,就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我们赞同他的说法,我们具体的、当代的目标有三重——首先是逐个地解放人,这意味着实现我们的完全自由和反对限制这种自由的一切东西;其次是在艺术上解放人,这就是通过艺术作品促进获得解放的人们的交流;最后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解放,是受压迫者的解放,是使人们摆脱他人的奴役.”
他的这些言论自然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引起了苏联人和亲苏的德国人的不满,在苏联军队控制区的报纸批评萨特的《苍蝇》是一部反人道主义的剧作.但萨特仍然热衷于“第三种选择”。他与加缪、梅洛—庞蒂和安德烈. 勃勒东共同起草了一份要求欧洲和平中立的呼吁书,既不亲苏,也不亲美. 他们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实际上是既向往又讨厌. 这年三月,萨特完成了他的七幕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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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的手》,形象地说明了他对社会的思考,以及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感受.《肮脏的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某东欧国家“依利黎”为背景,描写的是革命党内部的路线斗争. 革命党内部因为思想路线的不同而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党指示入党不到一年的新党员雨果去暗杀党的领导人贺德雷,因为贺德雷已经不再体现党的路线了,他主张与本国的法西斯政府达成妥协,实现广泛的统一战线. 而雨果等人则主张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纯洁性. 他们认为,只有杀贺德雷,才可使党不至犯机会主义错误而招至损失. 雨果因为对贺德雷的为人的敬重而迟迟未能动手,一再错过刺杀贺德雷的机会. 他想说服贺德雷坚持目的的纯洁,而贺德雷则坚持:为了实现纯洁的目的,必须弄脏我们的手. 雨果想与贺德雷讲和,这引起了雨果的上级和同事的不满. 有一次,雨果发现贺德雷与捷西卡——雨果的情人——拥抱在一起亲吻,他一怒之下开枪打死了贺德雷. 结果,他是因为情杀,而不是因为执行党交给他的任务才干掉了党的领导人贺德雷的.两年以后,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根据“国际”的精神,大家认为贺德雷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应该为他恢复名誉. 因此,雨果必须宣布他刺杀贺德雷是出于情杀,而不是因为政治任务. 否则,雨果就将会因为执行了错误的政治路线而遭到惩罚. 雨果终于认识到,他的同志们实际上与贺德雷是一样的,都是冷酷的征服者,只有他自己死抱着纯洁的理想不放. 他至今还是认为贺德雷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为自己不是当时由于政治目的,而是为了一个女人而杀死了贺德雷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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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羞愧. 他要坚持纯洁的理想,他不能与这些人同事了. 他不愿承认自己是情杀,也不愿接受一个同志的帮助逃命;他选择了让他的同志们处死.《肮脏的手》在巴黎安托万剧场上演后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从4月2日演到9月20日观众仍是络绎不绝. 11月,《肮脏的手》经改编在美国百老汇上演,也获得成功,成为百老汇经久不衰的剧目.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他的创作动机.他说,贺德雷代表革命现实主义,雨果代表革命理想主义,他不愿偏袒任何一方,因为一出好戏应该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但由于这出戏的敏感背景和其中的超然党派的视角,萨特尽管作了这样的解释,但他落入被人攻击的处境却几乎是必不可免的. 一些评论家认为萨特是“与外界隔绝的哲学家、令人作呕的作家、恶意中伤的剧作家和蛊惑民心的三流政客.”
《肮脏的手》提出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只要出于正确的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实现它?萨特说他只提出问题,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不偏袒任何一方,至少在主观态度上他是诚恳的.如果说,在《肮脏的手》中,还容易给人一种他偏袒理想主义的印象的话,那么在1952年他与加缪那场公开论战中,你就可以看到他实际上并不主张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抽象理想主义. 当时,苏联的西伯利亚死亡集中营已经被揭露,十年中有700万人在那儿失踪. 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和他的警察国家使法国共产党也对批评苏联的人保持沉默. 萨特的态度是,既谈论苏联的集中营,也不允许反共分子把这些用作反共的材料. 这种态度使只坚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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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原则的加缪老大地以为不然,终于导致了这对存在主义的伙伴由朋友间的分歧发展到公开的论战. 萨特在这场论战中声明的观点恰恰就是,考虑到苏联受到资本主义包围的特殊处境,考虑到他们遭受的战争威胁,以及反共分子对集中营材料的大肆渲染和大加利用,像加缪那样去跟着指责苏联是没有好处的.问题只能历史地具体地看待,要参与历史,就有一个立场问题. 萨特在文章中对加缪说:“是的,加缪,我像您一样认为这些集中营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但是,‘资产阶级新闻’每天所使用的那一套也同样是令人不能接受的.”
“今天,我们的自由仅仅是自由选择为了自由的斗争.这种说法的奇特面貌只是表现了我从前历史的命运的奇特.您看,问题不在于将我们的同时代人关进牢笼,他们已在其中了;相反,是要我们与他们相结合,砸碎铁栏.因为我们也一样,加缪,我们也处于牢笼之中,如果您真的想阻止一场人民运动蜕变为暴政的话,……首先应该参加他们的战斗;如果想试图改变一些东西,道德应该接受许多东西.”
(《答加缪书》,《萨特研究》第35页,第39页)萨特指出,要想坚持抽象的原则,不走弯路,直接达到抽象的自由,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二、诺贝尔事件: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
中国有句古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萨特其实就是一个哪里有不平就在哪里大鸣大放一番的“善鸣者”。
尽管萨特反对加缪不进入历史,但他自己的非党派立场还是使他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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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50—6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萨特坚决地站在反战争、反酷刑的法国人一边,与作为铁腕人物重新上台的戴高乐大唱对台戏. 萨特在报上公开发表反战讲话,并带头签名《121人宣言》,声明了他们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反对战争的立场.萨特等人的言行被政府视为动摇军心,煽动军人叛乱. 为此,他们可以被判处五年监禁.1961年7月19日,一颗炸弹在萨特的住处爆炸,在厅中炸开一个洞,幸亏没有伤到人,这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阿尔及利亚的恐怖组织安排的一次除掉萨特的暗杀活动. 萨特只好把他的母亲迁到另一个住处.戴高乐政府也在加紧行动. 发表《宣言》的《现代》杂志被搜查,宣言的签名者纷纷被捕入狱,并被受政府资助的剧院、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500名法国军团的老战士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高呼“枪毙萨特!”
还有报纸以“萨特,文明的战争贩子”为题发表谴责萨特的社论. 当时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正在里约热内卢,法国大使馆传出消息:萨特一踏上法国国土,就会立即被捕. 偏要对着干的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还是回到法国,并请了律师,为被捕作了必要的安排. 警察局长到西蒙. 波伏娃的住处请候了他们,但当局没有动他们. 后来,当局迫于社会压力,对已经被捕的人也没有再进行审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但萨特并不领情,1968年5月,法国青年与戴高乐的矛盾空前激化,爆发了著名的“五月风暴”。青年们认为戴高乐政权正在变成一个独裁专制政权,他们占领了大学和工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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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发生暴力冲突. 大学生们占领并捣毁巴黎大学,宣称要把它办成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大学”。萨特在电台发表讲话,他认为学生的行为是正确的.他和西蒙. 波伏娃都发表宣言,声明他们与持不同政见者团结一致.随着矛盾的步步升级,警察在学校当局的请求下开进了大学校园,实施清除“叛乱分子”。于是,一个世纪以来,警察第一次侵入了神圣的知识殿堂. 结果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在拉丁区筑起了街垒,与警察发生了更剧烈的冲突. 由于警察的暴行,法国舆论转向对学生的同情.5月13日,80万巴黎市民在学生领袖、自由主义教员、工会领袖和左翼政治人物的带领下举行了游行示威,高呼“我们需要人民的政府!”在这场运动中,萨特始终站在青年反对者一边,连连发表文章,抨击戴高乐的独裁专制,指出戴高乐是一个“要求当国王的法国人”。
5月17日有数百家大型企业被青年工人占领,更为严重的是,运动已经不受总工会和共产党的控制.5月20日萨特到巴黎大学作讲演,他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的行动,讥讽总工会被学生们“未经批准的民主”吓坏了. 萨特演讲的大型阶梯教室里,听众挤得水泄不通,真让西蒙. 波伏娃和另外几个朋友们为萨特的安全捏了一把汗.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萨特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又站出来公开谴责这一暴行,他在接受共产党的日报《国家晚报》的采访时,直截了当地把苏联人叫作“战犯”。
三个月后,他和西蒙. 波伏娃到了布拉格,表面上是为了出席《苍蝇》和《肮脏的手》的首演式,实际上是以挑战的姿态冲着瓦茨拉夫广场的苏联坦克而来. 在《苍蝇》最后一幕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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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萨特应邀上台讲话,观众敦促他表明他的观点. 萨特直冲冲地说,他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看作是一种战争罪行,他写《苍蝇》是为了鼓励法国人民进行抵抗,他为自己的作品能在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上演而感到很高兴.最能显示萨特不合时宜的作派和他职议者风格的,是他在1964年拒绝接受瑞典科学院颁发给他的诺贝尔奖金这件事. 萨特拒绝受奖的理由是,他拒绝接受来自官方的一切荣誉.1964年10月15日,《震旦报》刊发了一则发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暗示萨特有可能成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人. 萨特立即写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明说:“出于个人的原因,我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可能获奖的名单上.”
萨特还在声明中补充说,他这样做,不应被理解为对瑞典科学院不够尊重. 这份声明经翻译后,由萨特在瑞典的出版商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可是没过多久,正当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在餐馆用餐的时候,记者们追踪而至,告诉他,他已经成为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萨特大感意外,他不明白为什么瑞典的评委们会不顾他的拒绝态度,偏要把这个奖发给他. 于是,他只好又认真起草了一份声明,译成瑞典文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并由法新社在法国散发. 这份声明说,他不要诺贝尔奖的“个人原因”是,他从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而其中的政治原因则是,在当时欧洲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他不希望被打上属于任何一方的标记.萨特这一举动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他遭到的基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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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痛骂. 有人说萨特是“不可救药的毁谤家和习以为常的辱骂者”
,有人说他拒绝领奖是东方集团宣传的胜利.还有使萨特痛苦的是许多穷人的来信,他们都看中了萨特可能得到的25万克朗(6万美元)的奖金,他们给萨特说的话几乎都是同一个内容:把你拒绝接受的钱给我吧!甚至在莫斯科方面,也传来了对萨特的不满,他们认为萨特是站到了斯大林主义一边. 当时苏联已经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清算.
三、超级审判:“罗素法庭”庭长
萨特自从积极介入社会活动以来,总是四面受敌,八方不讨好,主要是因为他正越来越成为一个无任何党派目的的职业抗议者. 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认为有不公正、反人道的现象,他就会公开站出来抗议. 苏联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重见天日,索尔仁尼琴和爱伦堡的作品也得以发表,卡夫卡也不再被认为是腐朽没落的颓废主义者了.就是在这段时间,萨特和苏联的关系相对密切起来. 他和西蒙. 波伏娃经常应邀到苏联访问,在那里度假. 但在1966年,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断然拒绝了访问苏联和出席第十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邀请,使他的苏联朋友很没有面子. 原因是在这年2月,苏联判处了两个苏联作家的徒刑,他们被送去接受劳动改造. 他们的罪名是损害了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写了一本小说私自出版,并在他们的小说中讽刺了斯大林的恐怖主义. 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的这一举动是要表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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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被监禁的两位作家是休戚相关的. 这自然招来了他的苏联朋友们的不满,萧洛霍夫对他们说,那两个人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同时,索尔仁尼琴又觉得萨特始终能够公开发表作品,与资本主义当权者关系暧昧,因而拒绝与萨特见面.萨特对这些毫不在乎,他似乎觉得得罪的人还不够多,回过头来又与美国干上了. 他当上了“罗素法庭”的庭长,要对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所犯的罪行进行审判伯特兰. 罗素是本世纪少有的几个大哲学家之一,他德高望重,在逻辑学、数学和哲学认识论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罗素所属的罗素家族是英国甚至整个欧洲最古老、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 这个家族在历史上曾经为英国提供了不少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罗素本来被选定为第二代“罗素伯爵”的继承人,但他放弃了继承权,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伯特兰. 罗素感到十分震惊,这位身体虚弱,心肠善良,热爱和平的哲学家发现,世界上最文明的欧洲大陆已经退到了蛮荒时代. 他从逻辑学原理和数学公式中走了出来,反对一切流血冲突和暴力行为,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了“罗素和平基金会”
,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哲学史家曾经把罗素称为在当代欧洲哲学家中,“最年轻、最刚强的一位”。不过,在筹建“罗素法庭”的时候,他已经是93岁高龄了.从60年代开始,罗素的注意力就移到了美国,他对美国的战争政策感到十分忧虑,把它看成人类核灾难的主要威胁.美国侵越战争开始以后,这个瘦削苍白的哲学家反美情绪也日益浓厚.1965年,美国《一人少数派》杂志的一个编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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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建议,进行一次专门关于越南战争的战争罪审判,得到罗素的赞成.1966年初,罗素开始物色国际战争罪行法庭的法官人选,并派他的秘书前往北越搜集证据. 为了给国际战争罪行法庭筹集资金,1966年7月,他将他的私人文件以2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一所大学. 他要求他的秘书在选择法庭成员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真正有正义感、能够承担义务的人.当罗素的秘书来到西蒙. 波伏娃的家,向萨特和西蒙.波伏娃说明情况,并要求他们充当法庭成员时,善于打抱不平的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立即一口答应下来. 他们当然知道审判的结果不会像纽伦堡审判那样被执行,但罗素法庭的意义并不在此,而在于通过对战争罪行的审判,唤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唤起美国舆论的注意. 届时,罗素和平基金会将派出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赴越南调查,美国左翼人士还将提供证明材料.1966年11月,罗素亲自宣告了“伯特兰. 罗素国际战争罪法庭”的诞生. 萨特在接受《新观察家》周刊的采访时说,他所要出席的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法庭”
,因为这个法庭并不自命为真正的法庭,而且也不打算审判美国的对外政策的道德;帝国主义存在于整个历史,它本身逃脱了所有司法和道德的审判. 罗素法庭的目的,是要审查一下,看根据狭义的“战争罪”定义,美国的政策是否就是犯罪. 对罗素法庭只调查美国和南越的罪行而不调查北越的罪行的作法,萨特解释说,他不愿将一群像动物一样被追赶,同时还要在他们队伍中实行铁的纪律的穷苦农民的行为与一支超工业化国家的庞大军队的行为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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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萨特到伦敦参加了罗素法庭成员会. 他们在开庭地点的选择上遇到了麻烦.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由于美国是个不好惹的庞然大物,许多国家都不愿意罗素法庭设立在他们国土上. 英国已经首先宣布,不允许任何作证的北越人进入英国境内. 这就排除了把法庭建在英国的可能. 不过萨特这伙人却不怕得罪美国,决心干到底. 当时罗素仍然很乐观,他打算7月在纽约,8月在日本,9月在奥斯威辛开庭. 罗素的秘书要现实一点,他把首选的目标确定在瑞士. 趁法庭选择开庭地点的这个间隙时间,萨特和西蒙.波伏娃又到中东去了一趟,因为那儿出现了战争危险. 萨特忙于会见政治家,西蒙. 波伏娃则调查妇女问题. 他们力图为避免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战争作一点贡献.罗素法庭在苏黎士租到一个会堂,但瑞士政府却不准法庭设在他们国家. 于是只好在法国租了一个旅馆,却又因法国政府的干涉而告吹. 萨特写信给戴高乐,问他拒绝让罗素法庭租到旅馆是否基于阻止法庭在巴黎开庭的动机. 戴高乐给他回了信,信中优雅地称萨特为“我亲爱的大师”
,并明确地答复他的问题说:“是的.”
萨特公布了戴高乐给他的信,并说,法庭一定会开庭,万不得已可以到公海上去开.瑞典政府考虑再三,最后同意让罗素法庭设在斯德哥尔摩,罗素已近95岁高龄,当然不能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他只好缺席了,不过他还是法庭名誉主席,萨特担任法庭的执行庭长. 听证会在人民礼堂举行. 法官们被提请考虑两个问题:第一,美国是否触犯了国际法,实施了侵略行为?第二,美国是否对纯粹民用目标进行过轰炸?如果是的话,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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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程度?
法庭听取了来自北越的证人和越共代表的证词.5月10日午夜两点钟,法庭作出了美国在上述两点都有罪的裁决,并决定在秋天举行最后一次开庭.在这期间,美国的反战运动进入高潮,有18万人参加了在纽约的“结束越战春季动员”示威活动.“立即谈判”成了联合美国各大政治力量的口号. 罗素法庭的最后一次开庭如期举行,地点在丹麦的罗斯基勒,距哥本哈根20英里. 萨特带着他的养女和他的一个学生到了罗斯基勒. 这次开庭审议的内容包括三个议题:第一,美国军队是否使用或试验过战争法所禁止的新武器?第二,越南俘虏是否受到战争法所禁止的非人的虐待?第三,是否存在带有灭绝人口的倾向和法律意义上的种族灭绝行为?
美军的暴行证据确凿,当法庭在三个问题上都判定美国有罪的时候,人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庭长萨特作了题为《越南:帝国主义与种族灭绝》的总结,对美国的战争罪行进行了全面谴责. 他说,美国在距自己疆界一万英里以外的越南展开战争,是一场针对全人类的种族灭绝,因为它在那里没有什么利益可言,仅仅是为了逞威.1975年,南越政权垮台,越南战争也告结束. 当《世界报》记者问萨特,他认为罗素法庭有什么意义时,萨特说,罗素法庭在美国和苏联都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但它却给了北越人道义上的支持,“罗素法庭重申了一个古老的观念:人人都既是邻居的法官,又是邻居的看护.”
(《心心相印》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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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或者有人会对萨特感到不理解:一个建立在虚无基础上的人生,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巨大的热情,为公众利益,为社会正义奋斗呢?存在主义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不承认人具有什么固有本质,否定了任何先验的普遍价值准则,看穿了人生的空虚无聊,那萨特还在积极追求什么呢?中国的道家早在萨特之前两千多年就看出了人生的空虚,看出世界的存在不过是从“无”中生出来的,但他们得到的结论却是人最好是“清静无为”
,因为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追求,所以世界上的事情没什么意思,最好是别去操心,闲事少管. 萨特的存在主义也是从承认世界的空虚开始,认为世界是从虚无中存在出来的,人的存在是从虚无中开启的,但他的结论却是,正因为人本身不存在,所以人才必须去自己建立自己的存在,正因为人和世界的意义本来是空虚,所以人才需要通过自己的创造向虚无要意义.早在1946年,萨特就针对人们对存在主义的种种误解,作了一次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讲演,对存在主义并不主张颓废、并不贬损人的价值和尊严作了论证,对他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所阐述的存在主义作了更为简明的解释. 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些人把存在主义指责为绝望的无为主义,一种只看到人性的阴暗面,看不到人的善良美好一面的悲观主义,或者否定上帝所规定的永恒价值的颓废主义. 萨特说,存在主义不是别的,它不过是“使人生成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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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一种学说“
,这种学说宣称“任何真理都包含着环境和人的主观性”。
在这个讲演中,萨特把存在主义的内容概括为两大原则,第一是“存在先于本质”
,第二是“人必须对他自己负责”。所谓“存在先于本质”
,也就是人的存在是从虚无中来的意思. 与中国道家不同的是,萨特说的这种从无到有的转化,不是一种自然的演化过程,而是人自己的创造过程.所以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也可以表述为:“主体必须作为一切的起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考夫曼编《存在主义》第303页)
萨特解释说,人与物不同就在于,物,比如一把裁纸刀,总是本质先于存在的. 工人在制造它以前,就已经有了裁纸刀的概念,它的本质就被预先决定了. 它的存在不过是根据它的本质派生而来的. 如果真有所谓上帝,那么人就是上帝根据他设计的本质创造出来的,那么人也就会和裁纸刀一样,是本质先于存在了.但萨特的存在是建立在“上帝不存在”
这一背景之上的,所以他反对一切人的本质先于存在的理论.萨特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有一种东西它的存在是先于它的本质的,它是在可能被任何概念所界定以前就已存在的,这样东西,就是人,也就是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实在性.”这就是说,人首先存在着,然后才开始得到限定,才把自己创造成他所要成为的东西. 在得到限定以前,人什么都不是.“人是首先就自己存在了的——人在一切之前某种自行向未来推进并自行正在这样推进的东西. 人确实是一种主体生命的设计者,而不是表苔,兰花,或是花椰菜. 在这个自我设计之先,无物存在. 即使在睿智的上天也没有. 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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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计划成为什么时才能获得存在,只是希望还不够.“
(同上第305页)
由于人是自己决定自己的本质的,所以人就要对他自己负责.萨特说:“存在主义的第一个作用是它使每一个人主宰他自己,把他存在的责任全然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由是,当我们说人对他的本质负责时,我们并不只是说他对他个人负责而已,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
(同上)为什么对自己负责也就是对他人负责呢?
这是因为一个人在自己作选择的时候,他也为所有的人作选择.“因为实际上,在我们选择一个我们所想要做的人的时候,我们所作的种种努力,无非是在创造一个为我们认为当然的人的形象.我们在两者之中作选择时,同时也就是在肯定我们所选择的对象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永远选择没有价值的.我们所选择的常常是较为有价值的,同时没有对我们更有价值的,除非对大家都更有价值.进言之,如果存在先于本质,而当我们存在的时候,我们也在创造我们的形象,则这个形象是适用于所有人类和我们所处的整个时代的. 我们的责任因此较我们想象的更为重大,因为它关涉到人类全体.”
(同上第306页)所以在萨特看来,存在主义要张扬的,恰恰是人的主体性,是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而且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提供了可能性. 从虚无中来,在存在中生,这就是萨特存在主义的基本思路.可见,认识到世界的虚无,并不一定会导至消极无为主义. 从虚无到消极退避之间并没有唯一的必然逻辑通路. 在无与有、虚与实之间,也许本来就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森严的鸿沟和绝对的界限. 中国哲学素有“虚实相生”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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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萨特不是在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业呢?
我们看到,萨特从60年代开始又批判地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为基础与法国的结构主义展开了论战,与法国资产阶级统治展开斗争.他宣称:“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
但他同时在思想上却又与僵死的“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在政治上从不依附于任何党派. 他既反对“美帝国主义”
,又反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
,既支持以色列复国,又支持巴勒斯坦人回到以色列. 在法国国内,他既与戴高乐大唱对台戏,也与新上任的蓬皮杜总统过不去;既不赞成法国青年的“毛派”分子,又支持他们的造反行为,为了捍卫新闻自由,他不顾自己72岁的高龄,亲自去当老报童,帮被查封的《人民事业报》发报纸.《人民事业报》是一份“毛派”青年在街角和校园兜售的地下报纸. 由于它的观点过激,既要把法国共产党作为“通敌分子”打倒,又要反对法国的资产阶级统治,《人民事业报》及其追随者以游击队员自居,扬言要从资产阶级手中“解放”
他们的祖国.这使蓬皮杜政府大为恼火,1970年4月,该报的两名编辑被捕.6月,当法官判处他们一年徒刑的消息公布后,大学生在好几个地方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因为这是法国自181年以来,除了德国占领时期以外,首次出现的报纸编辑因办报坐牢的事. 几天以后,警察包围了印刷《人民事业报》的工厂,要拘留这个工厂的老板. 工人们包围了警车,使老板顺利逃脱,厂里的7万多份报纸也抢在警察之前运走了.萨特觉得这事警察做得太过分了,他忍不住又要打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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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就在警察包围印刷厂的第二天,《人民事业报》又出现在街头,报头上赫然印着它的新编辑“让. 保罗. 萨特”的名字. 这天晚上,新编辑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一起到街上向行人分发《人民事业报》。他们一边高喊着“请读《人民事业报》,请支持新闻自由!”一边把报纸递到行人的手中. 当有人以不赞成的神色拒绝接受报纸时,萨特大声说,“这是被取缔的!”
一个警察走过来,见一个老头正在分发被取缔的报纸,就一手拿过他手中的报纸,一手抓住他的手臂,要带他去警察所. 一直跟在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周围的记者立刻围了过来,咔嚓咔嚓地把这个警察摄入镜头. 有人喊了一声:“你逮捕的是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人!”
这个警察就松手了.萨特就跟在警察后面走,但警察走得越来越快,把他刚才要逮捕的人甩掉了.接下来的一天,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等五人在另一条街上继续分发《人民事业报》而且是从颇有势力的《人道报》的大楼对面开始行动. 不一会,一辆警车追了上来. 警察告诉他们,他们不是被逮捕,而是被带去检查身份. 警车在警察所门口停下,除萨特以外,所有发报的人都被请了进去. 警察告诉萨特说,他已经自由了. 于是萨特立即向围观的人群分发剩下的报纸,直到最后他也被请进警察所.警察所来了几位上级行政官员,把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带到一边,说,半小时内,所有的人都会释放.萨特表示,他和西蒙. 波伏娃将要最后离开.其实萨特并不完全赞同“毛派”的观点,他出手援助他们一是出于以捍卫新闻自由为目的的行侠仗义,二是为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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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僧恶的资产阶级官僚政府难堪. 借着这股劲头,他不仅连续帮助了好几家青年办的报纸,而且还想自己在新闻中干出点名堂.1972年,与另一个作家合作创办反主流文化的通讯社——“解放通讯社”
,第二年他又在此基础上自己投资20万法郎,约4万美元,办了一张每期16个版面的日报《解放报》。结果,萨特办得很成功,但在1974年,萨特因高血压并发症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报纸的领导职务,另外去弄一些体力上能够胜任的工作,例如为电视台策划系列电视节目. 但后来《解放报》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使萨特大伤脑筋.本来萨特的稿费收入不薄,据他自己透露,仅1974年,他上交的税款就达3。
6万美元,但这次他却被《解放报》弄得破了产.在萨特看来,一个人不仅要因为其自由的选择而对自己负责,也要因此为所有的人负责,因为所有的个人选择都是相关的,都要对他人造成影响. 而知识分子就更应该因自己的选择而对全人类负责,因为知识分子的“境遇”使他们客观地负有更多的责任. 萨特认为,知识分子是由于他们所掌握的普通知识以及利用这些知识来为特定目的服务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由于知识分子是掌握人类知识的人,所以他们的选择就更是所有人的选择. 这样,知识分子的境遇可能被两个方面所限制,即忠诚和批评. 首先他必须有对人类正义事业的忠诚,其次他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批判精神.“一个知识分子的作用就要强调革命的原则. 如果这些原则被束之高阁,那么知识分子就有责任把它们清楚地、如实地讲出来.”
(《萨特自述》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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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说,他越到晚年越清楚地认识到了什么是知识分子,他们拥有知识,因此他们有义务走进社会生活,走进群众之中,当现实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向人们“指出一种朝普遍性接近的趋势,而这种普遍性因为知识分子的研究而属于他们所有”。同上第234页)在此,一个写《恶心》和《存在与虚无》的萨特为什么会激情澎湃地走到示威队伍中,走到反叛的学生中,走到罢工的工人中去调查,为什么他会蔑视权势,处处打抱不平,不是就已经一目了然了吗?
为什么冷静的学者与热情的斗士会如此奇妙地在萨特身上结合在一起?因为存在与虚无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存在主义也就是一种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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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世界的虚无和人的价值jieyu:shijiedexuwuherendejiazhi
1980年4月15日,萨特在巴黎的一家医院病逝.在与他的敌人和他的病痛进行了长期斗争之后,萨特笑着退场了.他仍然热爱着生活,但他早已习惯了死亡,所以他临终时能够那么沉着地面对虚无,平静地归于不存在. 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再给这位不信上帝、看穿了世界的相对性及其虚无的人更多更长的生命的话,他仍然会激情澎湃地去进行他们的人生奋斗的.这个擅长于揭示世界本来的荒谬和虚无,撕下人们关于生活种种幻想面纱的人,身上似乎有着永不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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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萨特:荒谬人格
的生命能量.一直到死,在他身上都还有两个萨特在斗争,一个希望继续写完他的写作计划,一个后悔没有能够走上参加街头对垒,以便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事实上,他一直在超强工作,有时为了工作还不惜损害身体,服用兴奋剂.虚无人格却充溢着生命的激情.我们还记得存在主义者加缪也主张过“荒诞的激情”
,生活毫无意义,但他要人们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又信心百倍地生活,像西绪福斯那样满怀激情地干下去. 如果要说存在主义还有什么当代意义的话,那么,这种在虚无基础上建立起人生价值的努力,就可算是很能给人启发的一种意义了.在一般人看来,既然是虚无,就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人生一场空,所以任何积极的追求都是可笑的,而只有及时行乐,或退居自处,消极无为才是可以理解的人生态度.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有的人不是努力建立或捍卫一种价值,而是在必要的时候为了一时之需尽可能地去破坏人类的价值原则,不是因某一种价值不合理而批判它,而是嘲笑或逃避一切价值的思维.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疲软现象”
:一种普遍的没精打采,只有感官才能感觉到刺激,甚至连感官也不再有刺激的现象.这种现象是一种没有价值支持的空虚感,一种没有固定牢骚对象的牢骚,一种类似于“闲愁万种”式的抱怨.人们现在活得很不幸,这很少是因为物质的匮乏,外在环境的恶劣,或智力的普遍退化,恰恰相反,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现在人们物质上的相对过剩,是因为现在人们往往太聪明而“看穿了人生”的缘故. 在现实层面,人们坚信实在而不信虚无;在精神层面,人们又不相信“无”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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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世界的虚无和人的价值 312
“有”
,因而只要存在而不要价值. 于是当我们无视虚无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存在反而被虚无化了. 这就是人生失落的本体论原因.在我看来,萨特的人生和他的理论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他在虚无之上建立存在的努力,就是在自我身上建立价值的努力. 它向我们揭示:人“就是各种价值赖以存在的那个存在.”
因此“他的自由就会进而获得对自由本身的意识并且在焦虑中发现自己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存在与虚无》第798页)
通过萨特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人的价值问题是不能逃避的,正如人的自由不能逃避一样,因为人“就是价值”。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是虚无,但同时它又是非常实在的. 它“受到无条件地存在与不存在这双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