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人的奴役与自由》》 ·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 2026-07-25
《人的奴役与自由》
作者:[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译者:徐黎明
校对:陈维正、冯川
申明:本书由请看小说网(www.qiyebooks.com)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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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著
徐黎明 译陈维正 冯 川 校
A B C D E F G H I E G J D J K H L H M J G H 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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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现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注重人的主体性研究。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意在寻求到人类和人类文化所依据的先在的根,由此而重识、重铸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的研究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对人的宏观研究,即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各个侧面,如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宗教等的研究;一是对人的微观研究,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致力于探求人的深奥莫测的精神世界和千变万化的行为表现。
为了帮助国内学术界及广大读者了解现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主潮,以便纵观全局,我们选编翻译了现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对人进行微观研究的一批有代表性的著作,作为丛书出版。这些著作从各个领域的不同角度对人的本质、人格、本能、潜能、情感、价值、需要、信仰等进行了较深刻的剖析,力图揭示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状态,并预测这种精神状态在未来的演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对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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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研究已成为许多学科的交汇点,由此形成了哲学人类学、深层心理学、社会生物学、人类行为学等竞相争艳的纷繁格局;另一方面,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较客观地揭示了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当然,由于作者固有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些著作中存在着一些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偏见,也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这就需要我们在阅读时加以分析、鉴别,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这些著作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吸收其中对我们有益的成分,为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编委会198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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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嘉耶夫哲学思想概述——代中译序
在世界中有一种最高的圣秩制度,亦即唯一崇高神圣的
制度——为真理献身。
①
19世纪初,西方科学理性-人本精神东渐,叩开了俄罗斯古老的国门。国粹与泊来品在这片土地上争战不已。那场颇具声势的精神文化运动②是俄罗斯文化的转形,而苏维埃政权则是它的社会-政治转形。这种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转形其基本价值基础究竟建立在哪里,或者说,这种转形的终极价值根据究竟是什么,当历经近两个世纪后,至少时间在冲刷了那些历史之流、生活之流的表象后,已使它透明多了。
而且人实在无法再闭着眼不看自己的现实历史境遇。无疑,这
①别尔嘉耶夫:《我们末世论哲学》,载于《哲学译丛》191年,第4期。
②产生于19世纪末—30世纪初,各种新兴的文化思想自西涌入,各种流派应运而生,在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中都产生了精神的飞跃。文学上的象征主义、语言学中的形式主义、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批评、社会学、心理学、性哲学等是这场精神文化运动结出的果实。它在诸多方面都与德国的古典文化运动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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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代俄国人面临的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预示整个人类未来的警世本铎。俄国存在哲学便紧紧扼住了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主题。
俄国存在哲学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和别尔嘉耶夫是它的现代先驱。
20年代初,这一批青年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布尔加柯夫、舍斯托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等)流亡巴黎,在那里形成了30年代俄罗斯文化的“繁荣”。从世界思想史看,是俄国存在哲学影响并勾连德国(一战后、二战前)和法国(二战后)的存在哲学。
近代以来,当人成为西方思想所关注的中心后,中世纪的“神本中心世界”便转换成了“人本中心世界”。这时,虚无主义开始徜徉上市。其一,“活着,就是使荒诞活着”
,①还要信仰做什么?其二,竭力把俗世的一切神圣化,并恪守这种根植于经验形态中的伪信仰。可以说,正是这种道德和宗教上的虚无主义造成了人类精神的崩溃和基本价值的混乱。
被杀死的不仅是上帝,而且还有人。因此对终极价值根据的追问,便首先表现为对虚无主义的拒斥。存在哲学的主要特色也正在这里。具体地说,即:存在哲学不仅要找到被遗忘了的人的存在,也要找到被遗忘了的神圣的存在。在这种找寻中,存在哲学不完全听凭经验感,不遁入非理性,不建构形而上学的知识体系,而立足于神性的景观,亦即通过与神圣的存在发生关系来确定人的存在。一句话,面向上帝找寻人的位置。
①加缪:《西西弗斯神话》,见《文艺理论译丛》第3辑,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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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俄国存在哲学由于长期受俄罗斯精神——基督宗教性和道德感的浸渍,发展得最为充分。就在黑格尔刚刚说过“那远在彼岸的内容,由于它徒具形式,已经失掉了它的真理资格”
①的时候,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借佩西神父之口说过这么一席振聋发聩的话:
世间的科学集结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个世纪里,把圣经里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一切天国的事物分析得清清楚楚。经过这个世界的学者残酷地分析之后,以前一切神圣的东西全部一扫而光了。他们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分析,却盲目得令人惊奇地完全忽略了整体。然而,这整体仍像先前一样不可动摇地屹立在他们眼前,连地狱之门都挡不住它。难道它不已经存在了十几个世纪,至今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里和民众的行动里么?甚至就在破坏一切的无神派自己的心灵里,它也仍旧不可动摇地存在着!
②
而就在此时,俄国另一位被誉为“最伟大的哲学天才”——索洛维约夫也发表了他的力作《哲学的历史性事业》。
③他在追问“哲学做了些什么”后,肯定地说:哲学除了要在人中实现真正的人的本原之外,还要服务于上帝的本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卷,第17页。
②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上部第249页、250页。
③《卡拉马佐夫兄弟》问世于1879年,《哲学的历史性事业》问世于180年,此文见《哲学译丛》1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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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于此,我们确实会像老卡拉马佐夫一样叫道:整个俄罗斯人的气质就在这里显现——刻一个记号,记载下来!这气质即是在关注个体人的命运、在沉思终极价值根据时,尽管表达的方式和风格不同,但他们都敢于信赖神性整体。这神性的真理:
天国之王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身上穿着奴服,曾经走遍了亲爱的大地,到处给人们赐福。
①
是它,使得俄罗斯之魂以罕见的敏锐首先捕捉到了虚无主义的幽灵,并给予抗击虚无主义一个十分清晰和坚实的支点。
俄国存在哲学的生存历经了不同凡响的痛苦,它是在地下室中、在火刑柱上流出来的,它带着受苦者从绝望深渊中的呼号——这是它的重要特点之一。其实不用说,这也显而易见,因为存在哲学家要打破那些被我们的习惯性所视为永恒真理的全部基础,要在沙漠上拓出精神之魂,这就不能不艰难倍生。也许生存的辩证法就是这样:跃出深渊,则需陷入深渊。
作为存在哲学家的别尔嘉耶夫,他的思想正是在这种背
①丘特契夫(1803—1873年)
:俄国诗人,此句见《可怜的乡村》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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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出现的。他既受着俄罗斯精神的洗礼,又将这一精神火种传承至今。
一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嘉耶夫(OINJMCI)1871年出生在俄罗斯基辅一个贵族P Q H N E C R K B J G I S H B K T H G家庭。
184年曾进过本地的武备学校,后来转入基辅圣弗拉基米尔大学的自然科学系学习。
当时的俄国社会经过名义上的废除农奴制以后,一切翻了个身又都睡了下来。对此,俄国的有识之士均有同感,而问题的症结是:出路在哪里?现在该怎么办?这也是当时别尔嘉耶夫哲学思想形成的路标。因此,大学时期的别尔嘉耶夫虽然涉足于自然科学领域,但却与同时代的许多贵族知识分子一样,开始广泛地接触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1894年,他曾在基辅的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中研究社会主义理论。这正如他说:“在大学时期,我对社会现实十分关注,马克思影响着我,使我审视一系列问题时,变得非常实际、具体。”
①这一时期可视为作者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时期。这里应指出,别尔嘉耶夫对社会最初的关注一直持续终身,当然,他所关注的是社会生活中人的精神的问题。他说,他思想的基本矛盾维系于社会生活,思想的圆圈始终留驻在社会哲学领域中。
②
①本书作者的《代序——我思想中的诸多矛盾》。
②本书作者的《代序——我思想中的诸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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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别尔嘉耶夫自述,当他几乎还是孩子时,托尔斯泰的书便使他确信文明的根基是伪理,历史充满大罪,社会垒筑在不公平的基础上。
①然更重要的是,他整个一生都始终把这种确信贯注在行动上。对专制政体的反抗是他的热情所在。
1898年他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1901—1902年被流放到沃洛格达。以后,他的整个晚年都在流放中度过,直至瞑目之日。
在大学时期和后来,别尔嘉夫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其中,康德、叔本华比柏拉图、黑格尔、谢林更深刻地影响过他。
1901年,他开始发表第一部专著《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论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提出了“伦理社会主义”的思想。至此,别尔嘉耶夫已不再拘于某一固定的视点,而成为了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把马克思的唯物论与德国的唯心论调合起来。
思想中完成了的凝固的一元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哲学家决不会终止自己的思想拓展,人正面临历史剧变即精神的重大转向,精神需要一种全新的价值定向,生活的态度要立足在更为真实、更为人性的尺度上——这一点,被一直苦苦追寻真理本身的别尔嘉耶夫敏悟到了。
精神究竟去向何方?
在这方面,别尔嘉耶夫虽然对康德的二元论感兴趣——因为它给予人极大的主体性,也给予自由以独立的领域,但是他不满意康德把认识真实界存在的权力统统交给理性,而几乎完全杀死了精神。同样,他虽然极敬佩托尔斯泰,并从中受益
①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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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浅,但他却从来不信仰托尔斯泰的道德主义。显然,在别尔嘉耶夫那里,理性和道德都不是精神的最后宿地,精神必须找寻到一个比它们更为坚实即高于它们的东西。
这一时期,易卜生关于个体人格对集体的反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个体人命运的关注、尼采的价值重估等,都汇成一股潜在的力量影响着他。另外,与培根同时代却站在培根对面的德国第一位哲学家雅各。波墨也深深影响着他。雅各。波墨的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思想进到了别尔嘉耶夫的哲学视域中,这种超自然主义的神性景观对于他是一个全新的支点。这一时期,别尔嘉耶夫被各种哲学思想灼烫着,他太热了,用他的话来说,即处在“精神的困苦挣扎”之中。
1904年,别尔嘉耶夫参加《新路》①杂志的工作。当时来看,他哲学心路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还不太清楚的宗教哲学。1905—1906年,别尔嘉耶夫又同布尔加柯夫一起编辑《生活问题》杂志,力图汇集当时社会、政治、宗教、哲学、艺术中的各种新潮流。紧接着在几年中,别尔嘉耶夫连续发表了许多作品:《从永恒的观点出发——哲学的、社会的和文学的经验(190—1906年)
》(1907年)
、《新的宗教意识和社会生活》(1907年)
、《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1910年)等。
可以看出,在精神困苦挣扎中的别尔嘉耶夫对人的沉思已脱出一般的(即民族的、社会的、阶级的)视野,而进入了更高的境界。在别尔嘉耶夫那里,人既有人类普遍性,同时又具有不可重复和不可置换的个体性。这时他的哲学思想的定
①此为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彼得堡组织的“宗教哲学会”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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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已渐趋明朗。他所主张的解放是人内在的精神解放,即人摆脱自然的受限状态,臻至神性的真理。
1911年,他的《自由哲学》出版了。这是他这一时期哲学思想的小结。此书的第一部分猛烈抨击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神学本体,说它一直把那个空洞的概念即巴门尼德的存在当作有生命的第一实在,并由此制造出一套纯属思辨理性的认识论来遮掩人的生存。因此,首先被纠正的应该是存在的本身。集子的第二部分则探寻了历史的意义,旨在重建基督教的本体论。
随后,他的《创造的意义》(1916年)一书问世。这本书第一次充分传达出了他的宗教哲学思想。
①他的用意这时已十分清楚:当科学意识摧毁了自然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后,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建构新的人正论,即在宗教基础上建构哲学人学。
为此,他首先对自己的哲学进行本体论的转换,与以自然为对象和唯一终极实在的理性主义哲学划清界限。他的哲学关注人,以人的自由、创造和爱为主题,并认定存在的中心是人。
他提出“猜破人的奥秘也就是猜破存在的奥秘”。
②这与他在25年后撰写的《人的奴役与自由》中所提出的“要解开人这桩世间最幽邃的谜题”
③一脉相承。当然,这仅仅是第
①晚年的别尔嘉耶夫在《自我认识》中回顾自己的哲学思想历程时说,他对青年时期的著作只喜欢其中的《创造的意义》和《历史的意义》两书。
②别尔嘉耶夫:《创造的意义》的第2章,载于《哲学译丛》190年,第3期。
③见本书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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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问题还在于对人究竟作什么样的理解。在《创造的意义》中,别尔嘉耶夫确认他的哲学是“自觉地以关于人的宗教启示的事实为目标”的哲学。他认为:人由于受“此世的诱惑”
,即受理性主义的特别是受自笛卡尔以来的自然机械观的束缚,人朝向物质必然性,已失却了自身的自由,堕入低等级的自然领域;而“人要恢复自己的尊严,唯有通过绝对的人——圣子的出世,通过神的化身才能实现”
,①即“通过基督而再生为新的精神的人的亚当”。
②显然,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的救赎不以社会历史进程的所谓规律或者人的自然本性为依据,而必须由上帝来完成。而且,他对十字架意义的强调,使这位上帝不再是一个在彼岸的抽象物,而是与人在一种活的关系中。这样,别尔嘉耶夫不仅从根本上批判了近代以来把人的价值观建在自然实在性上的谬误,而且还给人与上帝在存在意义上的交会找到了契合点。那么人为什么可以通过基督走近上帝呢?
别尔嘉耶夫认为:“人不仅出自此世,而且出自别世,不仅出自必然,而且出自自由,不仅出自自然界,而且还出自神。”
③一句话,这是由人的意识的二重性所决定。也正立足于此,别尔嘉耶夫指出人不是自然的客体,而是超自然的主体,是“存在的中心”
、“全人”
、“原初的亚当”
、“小宇宙”。我们见到,在别尔嘉耶夫建构的哲学人学中,他把基督教精神与生存的本体论连接在一起,在神性整体的真理那里找寻人的位置。至此,他对这种超验的
①别尔嘉耶夫:《创造的意义》,载于《哲学译丛》190年,第3期。
②同上。
③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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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原则和基础终身不渝。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据别尔嘉耶夫多次述说,在他哲学思想拓展的过程中,他之所以皈依基督教,关键在于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那位传说中的宗教大法官的形象。
①
我们见到,这位宗教大法官多少悟到了自由的辩证法。自由本来是人天性中的根本秘密,人需要信仰自由和自由的信仰,但现实中的人却往往无力承受上帝的赐与,不能净化自己的内灵,反而确信天上的面包与地上的面包不可兼得,甚至为了地上的面包而打出这样的旗帜:先给食物,再问他们的道德。于是,对自由的需求蜕变成对权威的需求,而自由也变成了最令人难以忍受和最令人恐惧的东西。于是,大地上的精灵们纷纷起来率领人群造反,在推倒圣殿的废墟上修造新的大厦。于是,羊群被搅散,走上了谁都不熟习的道路——这便是人的自由的辩证法。追究起来,人在自己的生存中从信仰自由走向否弃自由,这源于人自身的罪性,即人做了上帝的叛逆者和俗世的囚徒。无疑,这对以沉思人的自由、创造和爱为主题的别尔嘉耶夫具有重要的启迪,如果按照霍布斯的“自由即消除对人的障碍”
,那么,在别尔嘉耶夫晚年写成的《人的奴役与自由》中,自由便不再指消除人在自然生命需要中、在自然界中以及在道德良心进行社会选择中的障碍,更重要的是指消除人的深层次上的内在的精神障碍。简言之,自由即精神自由,即人的个体人格向着上帝进行超越。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上部“宗教大法官”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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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爆发了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别尔嘉耶夫一开始对此都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并撰文预言革命的胜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革命所表现的精神的粗糙叫他不能忍受,幻灭感折磨着他。
1918年,在他的宗教哲学的反思批判下,他写成了《不平等的哲学——给社会哲学方面的论敌的信》。对这一时期的战争与革命的总结,集中体现在他的《新的中世纪——关于俄国和欧洲命运的沉思》(柏林,1924年)
一书中。
1918年,别尔嘉耶夫还创建了自由精神文化学院,举办各种研讨班,讲授他自己的宗教哲学和历史哲学。
1920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系推选他为教授。
1921年,他因涉嫌“策略中心”案被捕,次年复再度被捕。
1922年,他流亡欧洲,从此开始了他的漂泊生涯。
在欧洲,他先侨居柏林,1924年又迁至巴黎。这时的别尔嘉耶夫已经历了种种磨难,他在自传体的《梦与实体》一书中写道:“我经过三次大战,其中两次是世界大战,另外一次则是1905年与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
在20世纪,我也经历了俄罗斯的精神文化的复兴阶段,经历了俄罗斯共产政治的统治;在欧洲,我体认了整个欧洲文化的危机,目睹了中欧的动荡不安、法国的沦陷、德国军队的掠城。就我个人而言,我至今依旧在流放之中,至我瞑目之日,依旧是一位放逐者。“对此,那些精神贫乏、缺少个性的人会漫不经心,会把它视作个人履历表上的事实。但这对于精神体验型的哲学家却是再重要不过的了,因为他们的哲学认识朝向具体的生活,不是概念的抽象组合,也不是讨论式的思想。别尔嘉耶夫就曾多次强调,他不是经院式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是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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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经验相联系的个体哲学,是由他的信念决定的,是从精神体验中诞生的。
①他说:“我有原初自由的体验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关于创造新奇事物的体验和恶的体验,有关于个性及其与一般世界、与客体化世界之间冲突的尖锐体验,有摆脱一般政权的体验,有仁慈和怜爱的体验,有关于作为哲学唯一对象的人的体验。”
②
至此,别尔嘉耶夫进入了他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在巴黎生活的几年中写了一系列他自认为最重要的著作,其中有:《自由精神哲学》、《论人的使命——悖论伦理学尝试》、《自我与客观化世界——孤独与交往的哲学体验》、《精神与现实——神人的精神基础》、《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的体认》、《末世论形而上学的尝试——创造与客体化》、《神的东西与人的东西的生存的辩证法》。
此外,他还写了另一类著作:《人在当代世界中的命运》、③《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源泉和意义》、《俄罗斯的观念》。他认为,其中的《论人的使命》和《人的奴役与自由》两书最具有特殊的意义,他的基本思想在此获得了最充分的表述。
这些年除著书之外,别尔嘉耶夫还在柏林创建了宗教哲学学院,到法国后仍继续积极开展活动。1925年,他创办《道路》杂志。在此期间,别尔嘉耶夫广泛地与文化各界主要人士进行交流,他在巴黎郊区的寓所成了法国的思想中心之一。
①别尔嘉耶夫:《我的末世论哲学》,载于《哲学译丛》191年,第4期。
②同上。
③别尔嘉耶夫认为此书比《新的中世纪》更好地表达了他的当代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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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23日,别尔嘉耶夫溘然长逝于写字台前。
他整整走过了人生77年的历程,在创造中他得到了安息。
二别尔嘉耶夫曾多次强调,《人的奴役与自由》一书对于他具有特殊的意义,最能体现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①印证着他为了价值重估进行过一场长期痛苦的精神挣扎,是他在找寻真理的漫长的哲学道路上结出的果实。
②的确,这本书可谓别尔耶夫的“百科全书”
,囊括了他所有的基本思想;而且,别尔嘉耶夫还竭力想借此书来反思自己一生的哲学历程。作者放在全书之首的《代序》,与其说是对全书钩玄提要,不如说是对他作为哲学家一生的评价。
在别尔嘉耶夫的哲学思想中,他自认为最重要的是:自由高于存在③,精神高于自然,主体高于客体,个体人格高于共相-普遍的事物,爱高于规律。
④而其中最基本的又是自由与客体化的相互对立。
在他看来,客观的现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着的只是由精神的某种意向所产生的现实的客体化。这里,一方面整个世界生活和历史生活都由精神主宰,都只是精神的回声——在这点上,难怪有人称他为“20世纪俄国的黑格尔”
;而另一方面,精神又必须对象化,要在对象化中获得自身的形式,这
①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载于《哲学译丛》191年,第4期。
②见本书作者的“代序”。
③指巴门尼德的“存在”。
④见本书作者的“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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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他所说的“客体化”。因此,我们看到“精神”和“客体化”在别尔嘉耶夫那里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显示了他对整个世界和人的基本看法。毫无疑问,如要进入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必须首先弄清他的“精神”和“客体化”的含义。
别尔嘉耶夫的“精神”与属于逻辑决定论、仅是一个概念的黑格尔的“精神”完全不同。它从生存论出发,指涉存在的终极价值,是个体人陷入存在的深渊,面临无意义时,向上帝的哭告,即指主体性,并在主体性中发生超越,亦指自由、创造活动、个体性和爱。也正在此意义上,别尔嘉耶夫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精神哲学”
、“自由精神哲学”。另外,“精神”
在别尔嘉耶夫那里具有二重性:既可以返回内在自身,也可以自我异化、外化。同样,“精神”在人的生活中也具有二重效果:既使人自由、独立,也使人的意识变得狭隘起来,仅受某种观念的支配。那么,实际上“精神”对于人究竟显示了哪一重性和哪一重效果呢?别尔嘉耶夫认为,在自然力的统治下人受自然界的挤压,人则发明科技,征原自然界,以回到主体的位置。但当人回到主体的位置后,在找寻走出封闭的主体性的出路时,精神的意向发生了迷误:没有引导人沿着超越的方向,去与上帝进行存在意义上的交会,却引导人走进客体化世界。这里,“精神意向的迷误”就是精神的客体化。
那么客体化是指什么呢?
别尔嘉耶夫认为客体化即异化、外化、自然化。具体说,客体化不再仅仅是社会历史的范畴,仅指经济-劳动(马克思)
;也不仅限于人的意识形态、宗教领域(费尔巴哈)
;更不是单指“人们中间的普遍的社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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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卢卡奇)
;而是指涉人的本质存在与历史境遇之间的冲突,指在这种冲突中人自身本质的扭曲,人被向外抛出。这里的“客体化”不是一种中性现象和肯定的事实,它标志着世界的堕落和人受奴役,同时它又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也正在这层意义上,所以别尔嘉耶夫说:“只有主体才是存在的。”
“世界真实地存在于非客体化的主体中。”
①
在精神的客体化中,别尔嘉耶夫认为最主要的是思想过程的客体化,而这一客体化的集大成者则是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他说,从高尔古尔特别是从巴门尼德开始,便一直把一个空洞的概念——存在奉为终极价值根据,从而掩盖了个体人的真实生存,霸占了人求索真理的决定权。其实这个存在即康德所说的“超验的幻象”
,它是“客体化的抽象思维的极致”。因此,别尔嘉耶夫强调真正的自由精神根植于“无物”
、“无底”
、“非存”
,要从深渊(Ungrund)中导出。他极尖锐地说:哲学面临的选择只有两种,要么承认存在高于自由,要么承认自由高于存在。
②我们看到,别尔嘉耶夫的一生和《人的奴役与自由》全书都在首先抗击这种作为虚无主义本源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他把这视为正义的、神圣的、基督教的反抗。
当然,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宗教、政治、道德、艺术和生活上,他也坚决反抗由这种概念实在论建立起的一整套有关国家、社会、民族、教会等方面的理想的或现实的等级
①别尔嘉耶夫:《我们末世论哲学》,载于《哲学译丛》191年,第4期。
②见本书第二部分第1章“存在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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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他认为这些都是客体化的产物,他把这些统称为“客体化世界”。这亦即一个普遍的、法则的、必然性的王国,一个充满种种幻象的虚拟的王国。通常所说的“世界统一”
、“世界和谐”
、“历史规律”等便是这个王国的上等公民,便纯粹维系于逻辑的、自然的、国家的法则,都是以个体人生存的痛苦为抵押。因此,别尔嘉耶夫认为,从生存论出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奇Qīsūu.сom书,它们连一只猫、一只虫豸的价值也不抵。
过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不能接受的也正是这种不抵一个受苦孩子的眼泪价值的世界最高和谐。现在我们又看到,别尔嘉耶夫也把这张进入世界最高和谐的门票退了回来。
但是,人的倒错却恰恰正在这里:把经验领域中即客体化世界中的有限之物神圣化,信仰不具有真实的终极价值的代用品。这种不问信仰的对象性实质,不责难究竟是什么冒充了上帝的做法,难道还没有被人类20世纪的苦难史所证实?这种代用品的虚假性,难道还没有被它们在人的历史境遇中所发挥的作用所彻底揭穿?
对历史的过去我们无法负责,但现在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让一些人假最高真理之名,再去虐杀千百万无辜的良民?价值的全面重估难道还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显然,《人的奴役与自由》一书正基于此义,它将现实的各个领域纳入它的视域,对存在①、上帝②、自然、宇宙、社会、文明、自我、权力、国家、战争、民族主义、贵族主义、资产性、财产、金钱、革命、集体、乌托邦、社会
①指巴门尼德的“存在”。
②指传统的思辨神学中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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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爱欲、性、美感、艺术等,进行了全面地剖析。完全可以说,这本书所触涉的范围之广、力度之深,在别尔嘉耶夫那里也是仅此唯一的了。
在此,更重要的当然是关于人的救赎的沉思。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精神是双刃利剑”
,这话一点不错。
别尔嘉耶夫也认为既然世界的堕落和人受奴役是为精神所致,那么救赎的重任也就只能委以精神。换言之,救赎不是人的本性的、道德的和理性的要求,也不是历史现实的要求,而是精神的要求。用别尔嘉耶夫的话来说,即是向着精神奇迹复归,即精神返回自身,返回自由。他的理由是:人的本性中含摄着自发的魔性源头,使人囿于自然①力;理性不具有整体性和个体性,它总趋向于类概念的思维;道德虽然在个体人那里凭藉个体人格、良心可以践行,但在集体那里就往往难以实现;历史现实是经验形态中的有限之物,能提供的仅仅是自由精神用以活动的场所和材料而已。一句话,唯有自由精神能引导人走出万劫之邦,这是人救赎的希望所在。
为此,他热切地呼唤我们企盼强大的震撼人心的新信仰的确立,呼唤我们企盼新精神热潮的到来,呼唤我们准备新王国。
这自由精神当然指基督教的精神,亦即圣经中的上帝关于超自然的启示,亦即福音书中关于上帝之国来临的福音。这不是无数个真理中的一个,而是真理的本身,是一系列形而上学真理的基础。
①指与自由相对立的另一维,而不仅指自然界。见本文后面对“自然”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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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人的奴役与自由
如何理解和实现这种精神,其关键在于人具有什么样的本质和价值。
《人的奴役与自由》全书的第一段话即向我们传达了别尔嘉耶夫对此的基本看法。他认定,人不是自然事实的存在,不以自然实在性为根据。这里的“自然”不作为文化的、文明的或者超自然的、神赐的对立物,也不取其宇宙之意,更不是一种与灵魂有所区别的物质的空间世界。别尔嘉耶夫的“自然”是自由的对立物。在这点上,他把康德对自然秩序与自由秩序的划分称作“永在的魁力”
,认定是康德之所以没有像后来德国唯心论大师们那样陷入泥潭的原因所在。
为此,别尔嘉耶夫认为基本的二元论应指自然与自由、自然与精神、自然与个体人格的对立,并认为二元论比一元论正确。接下来,他便进一步把“自然”界定成“客体化世界”
、“异己性”
、“决定性”
、“非人格”。具体说,“自然”即指宇宙自然、社会、民族、国家、教会等共同体以及它们所彰显的共同性。这样,在别尔嘉耶夫那里,人作为一种非自然的存在,就不是以这些共同体和共同性为自己的本质和价值。他批判近现代人学的根本错误即在于把人放在这些自然实体上,让有限之物遮盖了人自身携带的上帝的意象;而这也正是《人的奴役与自由》全书所论及的人的奴役之最。所以他认为,人要获救,人的本质和价值的重心必须发生根本的转移,即必须从外在的自然实体移至人内在的精神。
在别尔嘉耶夫那里,“人即个体人格”
,“人这桩谜由个体人格铸成”
,“人的问题即个体人格的问题”。
“人格”在希腊语中是πóσασιs,表示“移近”
、“置换”
;在拉丁语中是personU V Wa,表示“面具”
、“伪装”。后经长期演变,词义才逐渐固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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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12
来,即表示“理性的、个体人的存在”。但是,这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却有不同的理解。托马斯主义把它与物质联系在一起,莱布尼兹把它规定为自我意识,康德把它放进道德领域,系于自由。
至此,人格虽然不再是诸多自然现象中的一桩,但因为康德的道德是理性化的产物,这等于又杀死了人格。而当代的舍勒则强调人格与行动的关系。别尔嘉耶夫把人格视为一项行动、一个姿态、一种意象,指涉精神、自由、创造、超越、爱。他强调人格的个体性、整体性、潜在性以及它的不可重复、不可置换、不可模拟等特性。由此他提出必须重新审视:一、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二、共相与个别的关系;三、一与多的关系。
但当别尔嘉耶夫把人界定为个体人格时更重要和更有特色的是:他有了一个新的神性景观,即不赞成人的不要上帝的自我完成,不把人仅仅放在经验层面上,而是把个体人的价值与超个体的价值结合在一起,在人的生存中引入神圣的本源。在他看来,个体人格自身不能自足,“如果没有一项比个体人格更高的存在存在着,没有一个可供个体人格进入的冰清玉洁的世界,那么个体人格则不可能走出自身,去实现自身丰盈的生命。”
①这里所言及的“他者”
、“更高的存在”
、“另一个世界”即指圣经中的上帝。对此他曾多次说:“我不怀疑上帝的存在,我的烦恼痛苦不在这里。人无法杀死上帝。”
②“我只相信,对上帝和天国存在的精神-经验的证
①本书的第一部分。
②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载于《哲学译丛》1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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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人的奴役与自由
明。“
①“我一直向往着不同于‘这一’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并且我以为这另一个世界不是别人的,而是我自己的。”
②由此我们见到,别尔嘉耶夫在审视人时既脱出了传统的概念实在论,又不像尼采那样强调人的自我超越性而超越的目标却又是缺如的,以至于总给超越蒙上一层虚幻性,“超人”总好像是“云雾中的彩色配偶”。这里,别尔嘉耶夫把人格主义的全部要义规定为:在内在世界,个体人格凭藉上帝的意象拓展自身,即人要贯注神性,要透过神的折射,要由神性启明;在外在世界,真理的实现则意味着现实世界、社会和历史对个体人格形式的隶从。
③
当个体人格只有面向上帝才能进行超越、实现自身的生命,即人的存在只有导入神性的本源时,人的全部精神性问题的焦点则自然会指向有关上帝的理论。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有病乱投医”
,这个世界太破碎,太扭曲,太混乱无序,人太渴求一种聚合力,为减轻俗世的痛苦,上帝则愈来愈理所当然地成为人偶像崇拜的最后栖身之地。因此,对上帝究竟是哪一位的追问就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别尔嘉耶夫和他的《人的奴役与自由》也正扼住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那种作为人观念中的上帝、客体的上帝是人意识的客体化产物,携带着人意识的有限性,烙印着传统形而上学和各种人文学的痕迹。在那里,上帝要么被抽象为一项概念,是“所有一切的统一”
;要么被具体用来与社会和自然中的任何事
①同上。
②同上。
③本书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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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32
物、任何关系进行类比,即上帝是君主,是判官,是护身法,是世间的手艺人……因此,人类认识上帝的历程实际上更多地是把魔鬼当成了上帝。
但无论如何,真正的上帝只有一个。
正基于此,别尔嘉耶夫肯定费尔巴哈的正确不表现在对上帝的态度上,而表现在对上帝观念的态度上。
①他认为,那种把自己视为上帝,为了自己而摧毁上帝的无神论不足挂齿;但为了上帝而摧毁人们陈腐观念中和幼雅幻想中的上帝,则是一副极有效力的醒脑剂。这种无神论正是否定的神学。也正基于此,他有力地批判了种种伪神学,它们貌似以谈论上帝的话为己任,但却亵渎和侮辱了上帝。他说,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理智概念游戏把上帝变成了一位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君主,从而推行共相-普遍对个别-特殊的统治——其中尤以思辨神学所泡制的神正论为上乘。
那么接下来,上帝在别尔嘉耶夫那里究竟是哪一位呢?
这当然是指圣经中的、福音书精神②的上帝。这位上帝是“大神秘”
,是“自由精神”
,是“与人在存在意义上的交会”
,是“牺牲的、受苦受难的十字架上的启示”
,是“钉死的爱”
,是“与客体化世界秩序的抗争”。或许其它称名的上帝也不乏这位上帝的某种特性,但别尔嘉耶夫之所以认定是“这一位”
,重要的是这位上帝克服了与人之间的鸿沟,是活的存在,即作为超个体的上帝与个体人之间有了关联域;而这正是通过
①本书第二部分第2章“上帝与自由”。
②别尔嘉耶夫把福音书精神与福音书的寓言作了严格的区分。在后者中,上帝的形象是判官,不是拯救者,其中蕴含着暴虐的因素,体现了强烈的复仇观。这常成为正统的地狱维护者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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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人的奴役与自由
上帝的仁爱——牺牲自己的儿子以拯救受苦之人来实现的。
被钉死的基督显示着上帝与人同在。这有十字架为证,更有别尔嘉耶夫自身的精神-经验的证实。因此,别尔嘉耶夫强调人“通过基督而再生为新的精神的人的亚当”
,其意义也正在这里。对于怎样才能走近上帝,他指出这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体认取决于个体人在发掘生命意义时的内在深度,取决于人意识结构的变革。
①在他看来,人的意识结构由“奴隶”
、“统治者”和“自由人”三种成分组成。意识结构的变革意味着人不做“统治者”和“奴隶”
,只做“自由人”。对于怎样才能传达出人走近上帝的这桩事实,虽然他一再表示这极为困难,但态度却非常鲜明:上帝的真理在约定和象征的形式中,不能取用概念的形式去表达。
现在我们已知道,别尔嘉耶夫把人格主义革命视为一条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途径;而另一个世界——上帝之国,这不仅是人格主义革命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超验的,也就没有人的超越”)
,也是人的希望、未来和理想。对上帝之国的信仰涉及末世论的问题。这对于他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他曾说自己一直有着很强烈的末世论情感,一种临近灾难和人世终结的情感;为此,他甚至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末世论哲学”
,而把基督教主要地理解为一种末世论的东西。在此,别尔嘉耶夫剖折了上帝之国与乌托邦的本质区别。乌托邦自身含有整体性,因而也就具有凝聚力奇Qisuu.сom书;正基于此,乌托邦自身比那些理性化的蓝图更真实得多。但乌托邦的价值依据却要么建
①见本书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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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52
在历史规律上,要么建在人的道德理性上,要么建在教皇国的神权政体的基础上。其实,这些都是上帝之国在人意识中的扭曲,都遮盖了上帝之国的本真面目。他指出,真正的上帝之国实现在精神的启示之中,它以人的内在精神解放为尺度。这种上帝之国即意味着世界终结、历史终结,示即客体化终结。
为此,他提出以个体人格的不朽战胜死亡的恐惧,提出时间的三个维度,即“宇宙时间”
、“历史时间”
、“存在时间”。
当代许多大哲学家都拒绝把他们复杂深奥的思想从著作中抽出来加以解说,甚至怀疑能否抽得出来。当然别尔嘉耶夫也有同感。他曾多次强调他的思想中存在着矛盾、悖论和非理性的倾向,他没有完全了解自己,他无法述说自己。
“关注人的哲学家的思想必然会显示矛盾,因为人是矛盾的。”
①反映在别尔嘉耶夫身上,这种内在的矛盾无一不体现他的关注所向,展示出一个十分丰富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即是“世界总不断地向我提出新问题”的过程,当别尔嘉耶夫一一作出回应时,必然会带有某些局限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他声称自己身上有着“马克思主义的酵母”
,承认马克思的天才,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中的许多优点;尽管他强烈地抨击作为价值虚无主义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并从各个方面拒斥由这种概念实在论建立起的一整套理想的或现实的等级秩序——但作为一位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思
①见本书作者的“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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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人的奴役与自由
想毕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迥然相异的一面。由于种种原因,别尔嘉耶夫的著作在我国至今尚未见出版,某思想观点也鲜有系统介绍;本书列入“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抑或可以弥补一点空白。
至于对该书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那就只有仰仗广大读者了。
译 者19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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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代 序——我思想中的诸多矛盾…………………………………………………(…1)
第一部分
1。个体人格………………………………………………………………………(…2)
2。统治者、奴隶和自由人………………………………………………………(…49)
第二部分
1。存在与自由:人受存在的奴役………………………………………………(…64)
2。上帝与自由:人受上帝的奴役………………………………………………(…75)
3。自然与自由:宇宙的诱惑。人受自然的奴役………………………………(…88)
4。社会与自由:社会的诱惑。人受社会的奴役………………………………(…99)
5。文明与自由:文化价值的诱惑。人受文明的奴役………………………(…116)
6。自我与自由:人个主义的诱惑。人受自我的奴役………………………(…131)
7。王国的诱惑与奴役:国家具有两重意象…………………………………(…141)
8。战争的诱惑与奴役…………………………………………………………(…159)
9。民族主义的诱惑与奴役:人民和民族……………………………………(…170)
10。贵族主义的诱惑与奴役:贵族主义具有两重意象………………………(…180)
1。资产阶级性、财产、金钱的诱惑和奴役…………………………………(…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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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革命的诱惑与奴役:革命具有两重意象…………………………………(…19)
13。集体主义的诱惑与奴役:乌托邦的诱惑。
社会主义具有两重意象……………………………………………………(…21)
14。爱欲的诱惑与奴役:性、个体人格和自由………………………………(…235)
15。美感的诱惑与奴役:美、艺术和自然……………………………………(…252)
第三部分
1。人的精神解救:战胜恐惧和死亡…………………………………………(…263)
2。历史的诱惑与奴役:三种时间。对历史终结的两种理解。
积极创造的末世主义………………………………………………………(…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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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风气就是时兴对自由冷嘲热讽,把自由与荣誉同样视为已经过
时的陈腐观念。然而,我丝毫不赶这
种时髦。我认为,如果没有自由,世
间便一无所:自由赋予生命以价值,
我哪里会是捍卫它的最后一人呢?我
将永不停歇地为它呼唤、呐喊。
——夏多布里昂《墓外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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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我思想中的诸多矛盾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撰写完这本书,在未向你们亮出我的观点前,我萌生出一个需求:阐明自己理性的和精神的道路,理解自己思想中时时出现的矛盾性。
就我的哲学生存来说,它不仅企盼认识世界,也企盼变革世界。
这个世界的客观现实是最后一个坚实的冥顽的现实,我常常从思想和情感上否弃它。
此书论及人的解救和自由,其中大部分章节可列为社会哲学。它建立在人格主义哲学的基石上,显示了我对整个世界的哲学沉思,是我在找寻真理的漫长的哲学道路上结出的果实,印证着我为了价值重估进行过一场长期痛苦的精神挣扎。
这本书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比我原有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更正确呢?在哪种意义上存在着思想家的思想拓展呢?进一步问:这种思想拓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还是一个于其中存有间歇性并且必须经由危机和自我否定的过程呢?再接下去问:又在哪种意义上存在着我的思想拓展呢?其中的变化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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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的奴役与自由
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有的哲学家一开始便构架体系,然后终其一生,始信不疑;有的哲学家则在自己的哲学中处处传达着精神的挣扎,在他们思想的过程里可以找到许多不同的阶段。其实,哲学家面临历史剧变即精神进行重大转向的时期,不可能再羁绊于书斋、书本,不可能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不可能不感悟到精神的挣扎。我从来就不是一位学院式的哲学家,从来就不想使哲学远遁生活而成为抽象的东西。不可否认,我确实不停歇地读过许多许多的书,但我思想的来源从来就不是书本,甚至可以说,我从来就没有完全读懂过任何一本书。我读书,总把自己体认过的许多经验掺和进去。我想,真正的哲学总是挣扎。柏拉图、普洛丁、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哲学便是这样的哲学。
我的思想一贯属于存在主义哲学。在我的思想中可以找到诸多矛盾:精神挣扎的矛盾、自己生存的矛盾。这些矛盾一一困扰着我,无法用逻辑的统一掩盖得住。思想中真正的统一关联于个体人格的统一。这不是逻辑的统一,而是生存意义上的统一。生存性彰显矛盾。个体人格是变之中的不变性,这是由生存着的个体人格所决定的一种特性。变化发生在这项或那项主体中,但如果这项主体被那项主体替代,那就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变化。当变化趋达变节之时,变化便毁灭个体人格。哲学家的哲学生存的基本主题和价值的基本取向以及哲学家的思想的基本动机,倘若一旦发生改变,就意味着哲学家变节。当然,关于精神的自由究竟怎样实现和在哪里实现的观点,也可能发生变化。只是倘若爱自由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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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3
爱奴役、爱暴力,那么就是变节。须知:观点的变化也许导向真实,也许导向虚幻的前景。
我以为,人终究是矛盾的且悬置在对立的两极上(“两极化”)
的生存。
哲学家如果不抽象地远离基本的生活而同它有所联系,那么哲学家的思想就会显示矛盾,就会被悬置在对立的两极上。哲学家的思想构成非常复杂,即便在鼎助于最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形成的哲学体系中,不时也可发现其中矛盾的因素相互并置。其实这并非坏事,恰恰正是好事。思想中完成了的凝固的一元论根本不存在,退一步说,即使存在着,也实在糟糕透顶。
能否建构哲学体系,我一向甚疑,至少我没有建构哲学体系的欲望。已有的哲学体系永远不会终结圆满。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矛盾即包括,思想的辩证法和进程被窒息在完成了的体系的形式中,即终止了辩证法的发展。
于此,精神进程的结束和随之产生的种种矛盾,也许仅仅只标志世界的终结。但是,即使世界终结,矛盾也不可能消逝。
因此,思想的眸子不可避免地要转向末世主义的前景。末世主义的前景投给思想以返回的光亮,产生世界生命内在的矛盾性、悖异性①。
当我审视自己时,首先想审视自己生活与思想的价值的基本主题和基本取向。据此,才能理解我思想的内在联系和变中不变的真谛。当关涉到社会生活时,在我思想的基本矛盾中总交织着两项因素:既贵族式地理解个体人格、自由、创
①俄文:是全书主要的哲学术之一,意指奇特、反常、矛盾、相X C B C K J N E悖。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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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的奴役与自由
造,又相信社会主义的需求能确认每个人的价值、尊严,能确认最下层人的生活的基本权利。换言之,我既然爱、迷恋另一个冰清玉洁的高伟的世界,也怜悯、痛惜这一个卑俗受难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常在我的内心里冲突着。这是怎样一种冲突啊,它长驻于我,永不消歇。
我同时亲近尼采和列夫。托尔斯泰。
对卡尔。马克思、日。杰。梅斯特尔①和克。列昂季耶夫②,我也一向评价甚高。
但就我个人而言,则更接近我所喜爱的雅各。波墨③,还有康德。
当专制政体凌辱我对个体人格尊严的看法,窒息我对自由和创造的热爱时,我奋起抗击,并取用极端的形式来传达这种抗击。
当社会不平等的庇护者无耻地庇护自己的特权,当资本主义压迫劳动群众,把人转换成物,我也同样起而拒之。
我否弃现代社会的全部根基。我认为,只有转向哲学家对世界的基本体认和重要观察,才能阐明哲学家世界观中那些复杂的内在动机。哲学认识的基础是具体的体验,不是概念的抽象组合,也不是讨论式的思想,这些仅仅是工具而已。当我转向哲学认识的重要来源之一,即对自身的体验时,我获得了重要的和基本的启示:拒斥世界的现实性,拒斥一切客
①日。杰。梅斯特尔(1753—1821)
:法国政论家、政治活动家、宗教哲学家。在历史哲学方面拥护宗教天命论。 ——译 注②克。列昂季耶夫(1831—1891)
:俄国作家、政论家、文学评论家,后期斯拉夫派,崇尚拜占庭主义。 ——译 注③雅各。波墨(1575—1624)
:德国早期的神秘主义者。黑格尔称他是“第一个德国哲尔家”
,认为他的哲学思想最具有真正的德国气派。
他的主要哲学思想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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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5
体性,因为它们奴役人。另外,我还发现:精神的自由同世界必然性、暴力、调和主义之间不可调和。我在这里所陈述的这些,绝不指个人履历表上的那种事实,而是指哲学认识的事实和哲学道路的事实。这些一开始就取决于我的哲学的内在动力。即在我的哲学思想中,我始终确信:自由高于存在,精神高于自然,主体高于客体,个体人格高于共相-普遍的事物,爱高于法则。
确认个体人格至上,意味着确认形而上的质的不均等,各有差异,不可混置,意味着质对量的统治的拒斥。这种形而上的质的不均等次迥然异于社会的和阶级的不平等。自由缺少怜悯,就变成了魔鬼。人不仅应向上超升,出俗不染,也应向下观照,同情怜悯尘寰中的一切。在精神的与理性的道路上,我走过了一程又一程,个体人格是我最终所领悟到的真理。即使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个体人格也支撑着他们的最高存在的形象,万万不能将他们所拥有的生存意义上的核心——个体人格转换为工具。这些人不仅拥有生命的权利,即使这份权利已被现代文明扼杀;同时还拥有生命的共相内涵。
遗憾的是,福音书未能充分揭示出这样的真理,但这仍是福音书式的真理。从深刻的意义上看,作为个体人格的不均等的且各有差异的质,不仅面对上帝是平等的,而且面对社会也是平等的。审视个体人格建在特权基础上即建在各种不同社会地位上的这份权利,不属于社会。在社会的无阶级结构的思潮中,品评人不再凭藉社会地位而遵依人的生存状态,社会平等的意义恰好应承认人们的个体的不均等和质的差异。
也可以说正基于此,我站在反等级的人格主义一边。个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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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的奴役与自由
格不是任何分等级的整体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处于潜在状态的小宇宙。因此,个体人格的源头和自由的源头、怜悯的源头和正义的源头既在世界中,也在我的自身中,并时时在矛盾斗争中。只是这些源头在我的意识中也可以联合起来。平等的源头按其自身的特性而言,完全没有独立的意义,它必须隶从于自由和个体人格的价值。
我从不顺应社会传统,从不为贵族社会或者贵族式社会的偏见和利益祭献自己。我努力从这些陷阱里走出来,凭藉自由铺设自己的道路。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觉非常僵死刻板,常烙着拼凑组合的印记,但这些东西都不能羁绊我。
我感受自己全然不属于这个世界,可以肯定地说,我绝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方面,我厌恶资产阶级性,不喜欢国家,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我的起点不是对世界的爱,而是以精神的自由抗拒世界。
这个为我所需的起点,并非一块空场,并非根植于虚无,它具有思想世界的精神内涵。于此,为理解我的哲学道路,首先需要弄清我的哲学的思想世界。在对整个世界的哲学沉思中,我最重要的基石和最核心的思想是:客体化与生存、自由的相互对立。这里,倘若依照柏拉图主义的观点,依照黑格尔和谢林的哲学,则不可能理解我所论及的自由。当然不可否认,柏拉图、普洛丁、黑格尔、谢林对俄国的宗教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只是对于我却正好相反。
从康德、叔本华那里远比从黑格尔、谢林那里更容易理解我的思想。
前者在我的哲学道路的起点上深刻地影响过我。
但如前所述,我从来不是学院式的哲学家,从来不属于任何一个学院。我深刻感受过的第一位哲学家是叔本华,自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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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7
便开始读他的哲学著作。
青年时代,我也接触过康德哲学,但这多多少少仅止于一种整体感受,而没有像解剖叔本华那样去解剖康德。我甚至也同康德冲突过,但康德影响着我,决定着我在自己的哲学道路上时时取用这种或那种形式。我十分亲近康德的二元论,亲近康德对自由与自然的区分,亲近康德对自由的界定,当然,也亲近康德的唯意志论,亲近康德关于划分现象界与真实界的观点。只是康德把这个真实界称为“物自体”
,我以为这是他的败着。另外,我也亲近叔本华关于意志与表象的划分,亲近叔本华关于意志在自然界中客体化并建构出一个不真实的世界的观点。与此同时,我还受过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的浸润。但总的来说,我的哲学思想在后来也同他们存有差异。康德掩盖了对同现象界有所区别的真实界生存的认识方法,他的哲学中几乎没有“精神”
这个范畴。
我还非常厌恶叔本华的反人格主义,并奋力拒斥它。
属于这一类的还有: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一元论、进化论、乐观主义,其中包括他们对精神的客体化和对共相的“我”的客体化的理解。在这一类哲学中,尤以黑格尔学说中关于精神的自我启迪、精神在世界进程中朝向自由的发展和上帝的形成等说教,最令人无法容忍。应该说,康德的二元论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更近于真理。这需要探讨哲学观念的净化。
要理解我的哲学思想,也许更重要的是理解在我对周遭社会现实的审视和对整个世界的道德评判中那些重要的观点究竟源自何处。
在最早的时代,当我几乎还是孩子时,便从列夫。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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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的奴役与自由
斯泰那里受益不浅。我确信,文明的根基是伪理,历史充满始罪,一切社会垒筑在虚伪的不公正的基石上。当然,这些都是列夫。托尔斯泰给我的。列夫。托尔斯泰抗击虚伪的伟大,无情揭露历史的虚假圣物,拒斥人的社会关系中的种种虚伪,这些都深深地渗进了我的生存中。
但是,坦率地说,任何时候我都不是列夫。托尔斯泰学说的信仰者,甚至我并不喜欢托尔斯泰主义者。现在,经由长期的哲学探索,我认识到历史现实和社会现实的基本价值存在于人的自身,认识到精神的自由脱出于社会传统,脱出于有教养者及有产者之流的各种道德偏见,而这意味着反叛无论“左派”或“古派”的一切暴力。另外,我还意识到精神的革命性也存在于人的自身,它可以对周遭的环境会产生各种作用。
以后,在我的大学年代里,我十分关注社会现实。马克思影响着我,使我审视一系列社会问题时变得非常实际、具体。但是,我从来不是任何“正统派”的追随者,而且还始终反叛一切“正统派”。当然,我也从来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严格说也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在马克思对我颇具影响的那个时期,我仍是个哲学的唯心论者。面临社会问题,我曾试图把自己的唯心论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
我虽赞同对历史进行唯物主义解释的许多观点,但事实上我的社会主义仍立足于唯心论的基点。
我十分厌恶大部分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文化的低劣状态。当我在故乡时,这种感受还不十分强烈,以后流放到了北方,感受甚强。对待马克思主义,我有自己的两种态度,但首先我实在无法接受集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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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9
我曾经带领青年马克思主义小组同那些集权型的马克思主义者论战。这个论题对于现在依旧十分重要。那时的论战主要围绕阿。日德和他的关于苏联的两本书。
说真的,直到现在,我还常常回忆起同卢那察尔斯基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中那些青年同志的争论,只是当卢那察尔斯基进入人民教育委员会后,我就再没有同他们争论了。为着真理和善的生存,我是那场论战的积极参加者。真理和善的理想价值的生存不依附于阶级斗争和社会环境,不隶从于为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的哲学和伦理学。我确信真理和正义的生存,这取决于我对社会现实的革命态度,而不取决于那种理论。卢那察尔斯基主张捍卫无功利的真理,捍卫理智的独立性,捍卫个人判断的权利,并拒斥将正义和真理隶属于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记得著列汉诺夫对我说过,凭着我的独立的唯心论哲学,我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这个问题也放在了那些欣赏共产主义的社会真理的当代知识分子面前。人们拒绝向阿。日德讲述他们在苏维埃的俄罗斯所见到的真理的真相,因为真理没有向个体人敞开。阿。日德不应庇护那种经由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产生出来且服务于无产阶级自己的真理,以致使那些同最显见的事实贴合在一起的真理变成了谎言。如果这项谎言确实有损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那是因为这项谎言取用了无产阶级斗争的不可或缺的辩证因素铸成。我一直沉思并确信真理不为任何个人和任何事物服务。
退一步说,即便真理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有害无利,也应该捍卫它,沉思它。但在当代世界中,人们对真理的态度朝三暮四、模棱两可,早已走得很远很远。法西斯主义者和有的共产主义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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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人的奴役与自由
为:唯有集体才能认知真理,真理只在集体斗争中才显现;而个体人格不能认知真理,不能为着真理去抗拒集体。
这方面,我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时期曾烙印着它的痕迹,后来我以人格主义的名义拒斥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影响。当然,我仍继续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一项正义的社会要求。
这些年来,我发生了一场精神上的困扰与挣扎。浸渍在这场精神斗争中时,我接触到了易卜生和尼采,这于我有着极重要的意义。易卜生、尼采不同于马克思、康德,他们所拥有的另一类哲学主题深深地吸引着我。一开始,易卜生对我产生的重要意义甚过尼采。虽然迄今为止,我并没有读完易卜生那些缺乏深刻冲动的剧本,但我的道德评判的诸多方面却很贴近于易卜生的个体人格对集体的反叛。过去我还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从童年起,我就喜欢他。我发现陀氏深刻地关切个体人的命运和个体人格。相反,在俄国左派知识分子的情绪中,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我从未发现过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识。我也读过尼采的著作,但尼采在那时尚未引起俄国文化界的普遍注意。我可以这么说,尼采贴在我禀性的这一极上,而列夫。托尔斯泰贴在我禀性的另一极上。
有时,我内心的马克思和托尔斯泰也让位给尼采一人,但即便如此,他们却始终未能把我的哲学思想装进完成了的形式中去。
尼采的价值重估和尼采对理性主义、道德主义的拒斥,都进到了我的精神挣扎中来,并汇合成一股作用力,潜在地影响着我。我曾经同马克思和尼采在真理的问题上冲突过。
无论如何,我的人格主义总在不断强化并锐敏起来,这与我对基督教的审视有关。于此,我看到各种心理作用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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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11
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人却很难同时囊括一切,很难成为一个圆满的整体。人没有力量导向和谐,没有力量把一切都统一在一个本源中,人常显示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因素。这些对我来说,则意味着爱、自由、独立性、个体人格的创造使命与社会进程的冲突,因为,社会进程扼杀个体人格,视个体人格为工具。
当然,在自由与爱、自由与使命、自由与命运之间也存在着冲突,但这是一种植根于人生命更深层面上的冲突。
当我在自己生命的起点上奋起反抗贵族社会而投入革命知识分子的阵营里时,我的最主要的力量都用于抗击社会环境。但在这个阵营里,我悲哀地看到个体人格价值同样受到蔑视,人的解放到头来更多的仍是对人和人的良心的奴役。
其实,我早已预料到了这种进程的结果,早已知道这个阵营里的革命者并不喜欢精神的自由,他们否弃人的创造权利。我曾以心理的和道德的内在力量奋起抗击过俄国的第一次小革命①。
它在精神方面实在太平庸,它施给人的道德结果不堪想象,我反抗的矛头便主要集中于此。当然,这次革命也蕴含着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解救,我对此并不反对。我曾充分地体察过这次革命的种种情况,致使我把批判俄国左派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视为己任。从那时起,较之远离仅在某种意义上讲的革命知识分子,我更加远离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对他们仅仅留有一点私人的交谊而已。
早在1907年,我写过一篇预言布尔什维克在革命运动中势必胜利的文章。
但这些年,对
①指1905年的革命。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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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精神生活产生重大意义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塑造的那位传说中的宗教大法官①。
甚至也可以这么说,我之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在于接受了那位宗教大法官的基督的形象。在专横的宗教、专横的国家性和专横的革会的社会主义中,我从左边、右边均审视过那位宗教大法官的精神。因此,我虽然朝向他,亲近他,但我反对基督教的一切都归属于他的精神。人、自由及创造是我的哲学的基本主题。我那本《创造的意义》②是“反击与进攻”的书,它传达了我对整个世界的独立的哲学思考。
应该说,我接触雅各。波墨的哲学思想也颇具意义,由此我得到了精神的嫁接。不过总的来看,我是一名游勇,游离于现存的宗教哲学和社会政治的营垒。
而对20世纪占优势的思想潮流,我体认到自己内心世界存有一股疏离感,体认到务必要以精神的力量拒斥政界、文学界、宗教界(东正教)。孤独是我生命的基本旋律,我时感自己十分孤独。但依从自己的积极性和战斗性,我又周期性地进到现实的众多领域中去。然而,现实总那么令人沮丧,幻灭感总时时折磨着我。此间,我又以内在暴风雨般的力量体认了俄国的第二次大革命③。我并不否认这次革命势在必行,不否认它的正义性,但革命一开始在精神方面所显示出来的东西,便特别令
①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368页,“宗教大法官”。 ——译 注②该书全面阐述了作者早期的哲学思想,写于1914年,初版于1916年。
——译 注③指1917年十月革命。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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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悲哀。它收效甚微的种种举动,它对精神自由的扼杀,迥然异于我对个体人格的贵族式解释和我对精神自由的景仰。
坦率地说,我之所以不能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这次革命,其主要原因不在它的社会方面,而在它的精神方面。像我在这里对它所作的这种过于尖锐的表述,也许不近人情,有欠公正,但我以为这次革命不过是宗教大法官的胜利。因此,我不相信他们有治愈创伤的任何可能,也不指望他们去治愈创伤。
正是为着精神的自由,我被流放到了国外。在北欧,我再度体认到自己内心世界的心理力量。我的这种心现力量作用于两个方面:既批判俄国侨民,也批判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俄国侨民中,我看见他们厌恶和否弃自由,这同发生在共产主义俄国的情景相差无几,甚至还可以说,他们比共产主义革命更远离了真理。任何革命都不喜欢自由,至于革命的使命则是另一码事。在社会革命中,新的社会阶层急骤上升,并涌向政治舞台。过去,他们的积极性横遭压抑,是一群受压迫者;而现在,为着争取自己新的社会地位,他们前仆后继,不惜牺牲。在这样的社会革命中,他们完全不可能弘扬对自由的热爱,不可能仔细地关注到精神的价值。
这里,我特别无法理解并很难判明的是:那些自认为属于文化阶层,自认为精神文化卫士的人,为何竟如此厌恶自由和否弃精神创造。在北欧,我清楚地看到反共产主义阵营的运动受控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利益,并染有法西斯主义的气味。
我思想的圆圈留驻在社会哲学的领域中。我一直凝视着社会主义这项真理,也可以说我早在青年时代便相信社会主义。
由于沉思和信仰,社会主义伴随我生命的全部里程。我把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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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称为人格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迥然异于占优势的形而上学的社会主义。其区别即在于:前者的基础是个体人格高于社会,后者的基础是社会高于个体人格。
另外,对人格主义的社会主义仅仅是人格主义的社会投射的观点,我愈来愈笃信不疑。
历史浪漫主义关联于用唯美主义态度审视宗教、政治,关联于对历史力量的理想化。近十年来,我一直在廓清它对我的影响,迄今已扫除殆尽。这种历史浪漫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抵达我的内心深处,不能成为我的原动力。列夫。托尔斯泰曾就虚伪的浪漫主义者对历史价值的态度进行过严肃的批判,这使我领悟到托氏在这里揭示的基本真理。人的个体人格价值高于强大的国家价值和民族价值,也高于强大的文明价值。
我同俄国的赫尔岑、克。列昂季耶夫以及西方的尼采、列昂。布卢阿一样,都敏悟到即将来临的是一个市民王国。在那里,资产阶级性不仅烙着资本主义的印记,也烙着社会主义文明的印记。当然,倘若现在要我拿出有关这个市民王国即将来临的充足证据,我似乎会有点仓猝。但我以为,从深层面看,精神在世界中的一切客体化便是一个市民王国。不应庇护社会的非正义性,它的基础是把正义性转换成市民王国的私货。这也是克。列昂季耶夫的结论。
不能拒绝解决劳动群众的面包问题。可以说,正基于这个问题的不可解决和劳动群众的受压,文化才多少显得华而不实。基督教要特别警觉这一方面的问题。我拒斥对历史进行“有机的”理想化。还在《创造的意义》一书中,我便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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诘过这种有机观。同样,我也拒斥文化上流阶层的虚伪的理想化。文化上流阶层的自我满足和自我欣赏是一种隔绝自身并且缺乏服务使命意识的利己主义。我相信个体人格的真正的贵族主义,相信总存在着这么一些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天才,他们认可服务的责任,他们不仅能感受向上超升的需求,也能感受向下观照的需求。
相反,我不相信小集团的贵族主义,因为它的基础在于社会选择。没有什么比自视为文化精英而鄙弃劳苦大众更令人厌恶。倘若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使用“黑色”这个词,那么,文化上流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上流阶层,它所显示的色彩,也许正是这么一种黑色。
面对历史的、保守传统的、权威的、君主政体的、民族的、家庭的、私有者的圣物,面对革命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圣物,必须弄清楚有关上帝王国的基督教思想和基督教的末世论意识迥然异于偶像崇拜。除充分相信格言式的否定的神学真理,还应充分相信格言式的否定的社会学真理。那种建在宗教基石上的灵车式的社会学是奴役人的孽根,我这本书的宗旨即在于反击它对人的奴役。
这本书的哲学是我个人所意识到的东西。
其中论及的人、世界、上帝仅仅是我所体认到的和所见到的那一种,其中展现的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哲学思考,而决非世界理性和世界精神的推演。
为着阐明自己理性的和精神的道路,应该说世界总不断地向我提出新问题。
因此,即使对那些我早已认可了的真理,我仍旧不断地以基本的直觉去感悟它。
在这里,读者若想从我的这本书中求索社会问题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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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即寻见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邢它定会难孚众望。这本哲学著作的前提首先是精神的变革。
于巴黎 克拉玛尔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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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tnichtIch,aberthatIch》。
Nietzsche《AlsosprachZarathustra》
《SoltihrschafendeSein》。
Nietzsche《AlsosprachZarathustra》
“你们不要说我,而要说那个我。”
“你们应是创造者。”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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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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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人格
世间最幽邃的谜也许是人。究其原因,并非在于人是社会或动物的生存,也并非在于人是社会或自然的一个部分,而在于人是个体人格。个体人格铸成了人这一个谜。
在世间,人的个体人格、人的独特性和人的命运无与伦比。
遍历痛苦之万劫,人渴求知道:他是谁?
他从哪里来?
他将归依何方?其实早在古希腊,人便萌发出认识自己的这种渴求,并由此触到存在的谜底,领悟到哲学认识的源头。
人可以从上和从下认识自己。从上认识自己,即从人自身的光亮、人自身的神性源头去认识;从下认识自己,即从人自身的幽冥、人自身潜意识中自发的魔性源头去认识。那么,人何以能认识自己呢?这是因为人是一种具有两重性的矛盾生存。具体说,人悬于“两极”
:既神又兽,既高贵又卑劣,既自由又受奴役,既向上超升又堕落沉沦,既弘扬至爱和牺牲,又彰显万般的残忍和无尽的自我中心主义。
对此,人每每莅临自己内心冲突的高峰阶段便时有体悟。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廓尔、尼采早都敏悟到人的悲剧源头和人的矛盾本性。更早些,17世纪法国的帕斯卡尔也敏悟到人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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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重性,并对此作过精彩的表述。而其他哲人也从下审视过人,即追踪人堕落的痕迹,揭示人堕落的内在的自发源头。
人作为受限于自然力的堕落的生存,常显出对经济利益和对潜意识中的性冲动、焦虑的奴从。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弘扬人对苦难的需求,克尔凯廓尔揭示人的怕和悔恨,尼采正视人的残忍和强力意志,都证明了人确实是一种堕落的生存,是一种因堕落而蒙难和为克服堕落而忏悔的生存。
然而,人果真这般凄苦无望了么?人是否还可仰仗什么以走出堕落的低谷?
人自身的个体人格意识朗照着人。它是人的最高本性和最高使命。一个人纵然横遭压抑,磨难不已;纵然沉疴在身,不久人世;纵然只存于一种可能性或者潜能中;但重要的是万万不能没有个体人格。人一旦没有个体人格,也就混同于世界的其它事物,也就失掉人自身的独特性。
人的个体人格向我们证实这个世界并非自足圆满,证实这个世界必须变革、提升。在此,个体人格同世界的任何事物不相类似,不可以把它与世界的任何事物进行对照和比较。
唯有当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个体人格进入这个世界,届时,这个世界外观的变化,也许藏而不显,不被人们觉察,但这个世界的内部却蔚成奇迹:世界进程被阻断,一个光灿灿的方向被另辟了出来。
现在,这个世界自身的进程已到非终止不可的时辰。在连续的平顺的无止尽的世界进化中,个体人格无法安身立命,它不可能是世界进化的一位元素或一个环节,它不组构这个世界。
个体人格的生存必须以世界进程的阻断和终止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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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这种观点定为一般的生物学和社会学所不容,因为人在它们那里仅仅被认定为自然的和社会的生存,被认定为世界进程的产物。但个体人格(人即个体人格)绝非这个世界进程的子嗣,它拥有自己的家园,它来自另一个世界。正是基于此,遂使人成其为谜。
个体人格是这个世界进程的阻断、突破和终止,是新秩序到来的启蒙者。个体人格不是自然,不隶属于客体的自然的等级结构,不是这个等级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人即个体人格,他因于精神,不因于自然。倘若因于自然,他则是一个孤单的个体。个体人格不是镶嵌在任何等级上的并隶属于任何等级的单子。
分等级的人格主义的虚伪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我们必须拒斥这种人格主义。
个体人格是小宇宙,是完整的共相。唯个体人格具有共相的内涵,是存在于个别形式之中的潜在的共相。自然界和历史界中的任何事实都不会认可个体人格的共相内涵,在它们那里,个体人格只是被评定的一项客体、一个部分。然而,个体人格不是部分,不能把它作为任何整体的部分,哪怕这。。。。。。。。。。。。。。。。。。。。。。。。
个整体恢弘无比,是整个世界,个体人格也绝非它的部分——。。。。。。。。。。。。。。。。。。。。。。。
这正是个体人格的本质原则,也正是它的奥秘所在。如果否弃这,经验的人就会成为任何社会整体或者任何自然整体的一个部分,人就不再是个体人格,其个体人格也就随之消弭,即仅成了某个整体的外在的所属部分。
依照莱布尼兹、雷努夫耶(PeHyBbe)的观点,单子是被镶嵌在复杂结构中的一个简单的实体,它未设门窗,暗暗然,不跟外界通往来,仅是一个封闭体而已。人格主义却不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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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阐释个体人格。个体人格与无限性相关联,即无限性为着个体人格启迪自身,而个体人格走进无限性,并在自身的启迪中趋向无限性的内涵。与此同时,个体人格当然有自己的形式和界限,它不与周遭的这个世界混存,更不融进这个世界。个体人格是存在于个别的不可重复的形式中的共相,是个别-独特与共相-无限的结合。在此结合中,显示了个体人格生存的矛盾性。人的独特性即在于人自身存有不同于其它事物的非普遍的(东西)
,而其中包括着人的共相的潜能。
把人的个体人格阐释为“小宇宙”
,这与有机的分等级的人格主义完全不同。
这种人格主义视人为整体的、普遍的、共相中的一个部分。
然而,个体人格不是共相的部分,相反,共相是个体人格的部分,是个体人格的质。这是人格主义的悖异。在此,不能把个体人格理解为实体——这是自然主义的思维对个体人格所下的注脚。
也不能把个体人格理解为客体,或客体世界中的一个客体,或世界的一个部分——这是一般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认知。否则,人会失却作为个体人格的奥秘,会失却作为世界生存核心的奥秘。这里,个体人格只能阐释为在无限的主体性中开启生存奥秘的主体。
个体人格是变化中的恒定,是多样中的统一。人倘若固著不动,缺乏变化,或者变化不居,缺乏恒定,皆不可思议。
还有,倘若铁板一块,缺乏多样,或者斑驳陆离,缺乏统一,同样失之真确。无论将人置于它们中的哪一种状态,都会破坏个体人格的最重要的质。个体人格不是凝固的状态,它突破、拓展、丰盈、充满,是这个和那个留驻的主体的发展。
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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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说:自身的变化为的是持守住这个不变。这非常真确。显然,个体人格在这里绝不是既定的材料,而是人的一宗理想和一道习题。
谓之理想,指个体人格的完美统一和整体性;谓之习题,指个体人格自己建构自身。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大言自己的个体人格已经完成。个体人格是价值哲学的一项价值范畴。在这里我们会遇到个体人格生存的基本悖异:个体人格应以共相的内涵建构、丰盈和充满自身,应趋达自己全部生命的整体性的统一;但是,为此,它又应是一项已然状态的有。应是那个认可建构自身的主体。个体人格在路途的起点上,也在路途的终点上。
个体人格不由部分连缀而成,不是组合物、被加数,它自身即一项根本的整体。个体人格的拓展和实现完全不指涉由部分建构整体,而指涉个体人格的创造行动。个体人格的意象是完整的,它完整地进入个体人格的一切创造行动。个体人格具有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意象、Gestalt。格式塔心理学派所强调的“格式”具有首要的质的整体性,人格主义比其它任何心理学派尤能欣然接受这一界说。
个体人格不可摧毁,即使它自身的意象分裂,也不意味着它的最后消弭。当个体人格的力量注入存在的本源时,个体人格便创造自身,实现自己的命运。
个体人格蛰伏着潜能。这既是共相的,又以独特的形式显示出差异、不可重复、不可置换、不可比较等特性。个体人格是破例,不是定则。个体人格生存的奥秘就蕴含在它的绝对不可置换性、唯一性和不可比较性中。个体性的一切都不可置换。日常生活里,一个人或许会用平庸的行动取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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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性,但当你感受到他的个体人格尚未出窍,他持之“恒定”
,这时,你仍会喜欢他。像个体人格的这种不可置换性,不仅见之于人,也同样见之于动物。当然,这个人与那个人的个体人格,也可以进行比较,也可以发现它们有某些相似之处。
只是这些可比较的特征,不指涉个体人格的生存,不能铸成个体人格。个体人格不是普遍的,而是独特的。
另外,每个人的个体人格中还存有普遍的共相的特征,如种族的、历史的、传统的、社会的、阶级的、家庭的或者遗传的、模仿的特征。
这些是个体人格中的非个体性的特征,它外在地系于共相,同内在地系于共相即进行生命的质的内涵的创造结果不一样。具体的个体人格,其生存总是有着自己的而非普遍的传达方式,这远不像所有的人都长着两只眼睛一样。具体的个体人格拒斥诸如人人都长着两只眼睛的那种普遍的传达方式。个体性的特征关联于本源的真实。个体人格应践行自身存在的真实的创造之举,这样才能铸成个体人格,拓展个体人格的独特价值。个体人格应成为例外,任何法则都不可能统摄它。一切种族的和遗传的特征,仅仅是个体人格的创造积极性的材料而已。
由自然、社会、历史以及文明的需求所累加于人的重荷,已置人于绝境,已成为人的一桩难题。唯一可指望的是,在独特的个体人格中生出抵抗,进行创造的转化。时下,阶层的或行会的各种群体常不乏鲜明的个体性,但却不具有鲜明的个体人格。人若羁绊于这样的社会网络,人的个体人格何以能实现自身?无疑,人的个体人格必须攻克社会群体的决定化。个体人格不是实体,是行动,是创造之举。一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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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创造的行动,非创造的行动则显示被动性。个体人格是主动性和抗争,它消解世界的累累重荷,以自由攻克奴役。
害怕努力,则阻碍个体人格的实现。个体人格——抗争、努力,战胜自我和世界。个体人格——解放、拯救,战胜奴役。
个体人格是理性的生存,但理性不能决定它。个体人格仅仅是理性的携带者。理性自身不是个体性的东西,而是共相的、普遍的、非个体性的东西。被康德所界定的人的道德本性和理性本性,具有非个体性的、普遍的本性。视人为理性生存的古希腊哲学,理性在那里纯粹是共相的、普遍的、非个体性的理性。
这当然有悖于人格主义哲学。
人格主义认为:个体人格不仅是理性的生存,也是自由的生存。
个体人格是我的整体思想、我的整体意志、我的整体情感和我的整体创造行动。我在这里所肯定的理性,指涉我这一个个体的理性,尤其是我所肯定的意志,更指涉我这一个个体的意志。
人格主义不能立于柏拉图的和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也不能立于自然主义、进化论和生命哲学的基础,它们冷冰冰地将个体人格淹没在非个体性的自然宇宙的和自然生命的进程中。过去,舍勒曾对个体人格与有机体、精神生存与生命生存的差别进行过审视,其中不无洞见。
个体人格不是生物学的和心理学的范畴,而是伦理学的和精神的范畴。个体人格也不等同于灵魂。
个体人格具有自发的无意识的根基。人在潜意识里宛如一叶扁舟,任凭原始生命狂涛的颠簸。此间,意识只部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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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化了。必须区分人的深刻的与肤浅的两个“我”。
一个人太热衷四周的交际,太朝向他人,太沉溺于社会和文明,他所能凸现的往往是那个肤浅的“我”。依从此项“我”
,常发生交往,而不发生交会①。列夫。托尔斯泰对此实在了了于心,他常描绘人的双重生活:周旋于社会、国家和文明,是一种外在的虚伪的生活;注视永真,体悟生命的底蕴,是一种内在的真实的生活。确实,我们见到的在遥望星空之时的安德烈公爵,远比他在彼得堡沙龙中高谈阔论时更深刻。人的肤浅的“我”总烙着社会化、理性化和文明化的印记,它不是人的个体人格,甚至会扭曲人的形象,遮蔽人的个体人格。
在此意义上讲,人的个体人格也就可能泯灭。
当人的个体人格泯灭时,人常混杂使用多重面具,交相扮演多种角色,扑朔迷离,叫人难识庐山真面目。个体人格的这种分裂症更多地猖行于原始先民和心理病患者,而在一个正常的文明化了的人那里,则习成两面性。常常是你不“两面”
,反而怪异。
于是,两面性作为文明的标准和自我的庇护者,被堂而皇之地认作虚伪的必要性和正常心态。当然,文明的和社会的洗礼对于原始先民不无裨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人格的生成。一个文明化和社会化十足的人,很可能是彻头彻尾的非个体性的人,很可能做奴隶而习焉不察。
由此可见,人的问题即个体人格的问题。这远比其它任何问题都更重要。迄今为止,有关人的社会学理论的错误即在于:仅涉及人的客体化表层。按这种社会学的视点,个体
①指交融会通。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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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是社会的一个部分,个体人格同社会的巨大性相比,极为渺小。无疑,这种社会学哲学以及生物学哲学均不能建构关于人和个体人格的学说。可以委以重任的,只能是存在主义哲学。
个体人格是主体,是主体之中的主体。个体人格的源头在生存的内在位置上,即在精神世界和自由世界中;而社会是客体,是个体人格的一个部分、一个社会的方面,这犹如宇宙是个体人格的一个部分、一个宇宙的方面一样。
换言之,个体人格不是客体之中的客体,不是物体之中的物体,倘若把个体人格转注到客体和物体中去,则意味着它的泯灭。客体总铸成恶,唯主体才铸成善。也许可以这么说:社会和自然为着个体人格的主动形式提供材料,个体人格却卓然独立于它们。
个体人格拒斥一切外在的决定,它由内在的所决定。个体人格不由上帝外在地决定。个体人格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不置于外在的决定王国,而置于内在的自由王国。对于个体人格,上帝是主体,不是客体。个体人格与上帝显示生存的关系。个体人格是生存的绝对核心。个体人格内在地决定自身,脱出一切客体性。唯有植根于自由的内在的决定性,才是个体人格。一切被外在所决定和基点设在客体性之上的事物,都是人的无个体性的和非个体性的事物。
在人的“我”之中,凡被外在所决定的都已成为过去了的,都是非个体性的。个体人格是将来的形成,是创造之举。客体化是在被决定的世界中人的非个体性和抛出性。个体人格生存的前提是自由。自由的奥秘亦是个体人格的奥秘。这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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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志的自由,选择的自由其前提均理性化了。
人的价值是人自身的个体人格。唯个体人格才具有人的价值。具体说,人的价值即从奴役中获释,从上帝与人的传统关系中获释,从对宗教生活的传统理解中获释。上帝是个体人格脱出于自然的、社会的、凯撒王国的客体世界的统治而走向自由的护卫者。这一事实发生在精神世界,不发生在客体世界。客体世界中的任何事物都不能作为真正的生存核心。
客体世界中的任何范畴都不能转述这种内在的生存关系。
个体人格作为生存的核心,其前提是体认痛苦,体认欢乐。客体世界中的任何事物,如民族、国家、社会、教会等,均无此种禀赋。或许,它们偶尔也叙及大众的苦难,但那仅滞于寓言的意义。客体世界中的一切共同体都不可能认可个体人格。集体的真实性是真实的价值,而不是真实的个体人格。这些共同体的生存性取决于它们与个体人格的真实性所发生的关系。这里,可以设定“集体的灵魂”的生存,但若设定“集体的个体人格”的生存,则大谬不然。集体的或者“交响乐式”的个体人格的概念是矛盾的概念。这方面,还有待于我们去澄清。追溯起来,人常喜好把自己钟爱和怜悯的那些死寂的对象和抽象的观念实体化。创造神话的历程由此而起。当然,如果没有它,生命和生活定会缺乏张力,但它不是个体人格的真实材料。
个体人格不仅特别敏于体认痛苦,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个体人格就是痛苦。个体人格的挣扎和确立何其艰辛!个体人格自我实现的前提是抗拒:抗拒世界奴役的统治,抗拒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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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奴役的驯服融合。这里,倘若遮蔽个体人格,躬行妥协,顺应奴役,则可缓解和减少痛苦;反之,则痛苦倍增。世界如此沉重,生命如此孱弱,人是很容易本能地趋乐避苦的。
但是,攫取自由即或再度激活痛苦,赢得的自由却可以减少那种因失去自由所招致的更大痛苦。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人世间的痛苦即个体人格的生成,即个体人格为着自身的意象而斗争挣扎。动物界的个体性已正在感受痛苦。人的价值即个体人格亦即自由。无疑,这必须体认痛苦,也必须承担痛苦。就我个人的体认来说,我的民族的堕落和我的信仰的沦丧时时叩击着我的心,常令我痛苦万状。但像民族、宗教团体等,因其不拥有生存的核心,所以也就不会进入这种状态,不会拥有这种体认。通常,每一种活体(动物、植物)天性上都固有感受痛苦的能力,特别是人,就更具有这方面的能力。而这对于集体的真实性和理想价值却是另一码事。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人格主义的伦理学正取决于此。最高价值是人和个体人格,不是共同性,不是集体的真实性。最高价值不能像社会、民族、国家、文明、教会那样隶属于客体世界。这是人格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我已强调过多次。另外,个体人格关联于记忆、实证,交织着人的独特命运和独特经历。因此,身临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个体人格的生存不能不痛苦万状。
基督教总从两方面审视人。
其一,人为堕落罪孽之物,天性谦恭驯服。
这一观点贬损了人,基督教的初衷并非在此。
其二,人镌刻着与上帝相似的意象,人自身存有使人高于自然和社会的精神源头,存有独立于凯撒王国的精神自由,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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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为人并把人拯救至天堂。这一观点特别能提升人。基督教的基石唯有建在这上面,方可用以建构个体人格学说,用以作为人格主义价值重估的导向。
为此,人格主义哲学必须认定精神不能通则化,精神只能个别化。精神创造出来的不是一个彰显理想价值的、超人的、普遍的世界,而是一个同个体人格的质的内涵相关的个体人格世界。在那里,实现着个体人格的形式化。精神源头的取胜意味着共相在个体人格中的拓展,而不是人对共相的屈从。一个人倘若构想自己在心智、天分、姿色、幸福、圣洁等方面分享到了很高的共相的质,这样,他就会转换生存的核心,会把自己的“核心”迁移到共相的质的源头上,其结果即用这样的质把“我”铸成了另一种生存。于是,主体与个体经历的统一被一笔抹去,记忆也不再珍藏个体人格。
由此显见:以理想的存在和理想的价值建构起来的理想主义哲学是一门伪学。
人是提升自己和超越自己的生存。人的个体人格的实现即不断地超越。
人企盼走出封闭的主体性由来已久,归结起来,这种“走出”
沿着两相背反的方向行进。
其一,沿着客体化的道路,走入用种种普遍义务的形式来框限人的社会。这条去路缀满种种普遍义务的训诫。由此,人异化了自身的本性,把自身抛到了客体世界中,个体人格再也找寻不到自身。其二,沿着超越的道路。超越是导向超越的主体性的通道,而不导向。。。。。。
客体性。由此,发生人与上帝、与他人、与世界的内在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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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遇。这条道路是生存的交会,不是客体性的交往。个体人格唯有藉此方可圆满实现自身。
上述这个问题,对我们理解个体人格与超个体价值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
它们两者的关系如果建构在客体化世界中,人则轻易沦为奴隶;如果建构在生存和超越中,则展现自由的生命。客体化无论如何不是超越,认定客体化是超越的想法,是一种谬想。客体化中的人置身于决定化的统治和非个体性王国中。超越中的人置身于自由王国中,这时,他虽然携有个体性,但他与超个体的(事物)相遇时,超个体的(事物)并不挤压他,而只是提升他。注意:这是基本的区别所在。
个体人格的特性即在于它自身不能自足,不能自身实现自身,它的生存一定需要“他者”。也就是说,它既需要导向卑下寒微的事物,也需要导向高远神绝的事物。倘若抹去它的这一特性,也就无法意识上述的那一基本区别。前面我已强调,个体人格与任何事物(即使高远神绝者)的关系都不发生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个体人格自身是一个整体,它不进入任何事物(即使高远神绝者)。
客体化世界中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数学关系,如同器官与有机体之间的生物学关系一样。置身在这种世界中,人则削成了部分或器官。这里,个体人格同“他者”
(包括高远神绝音)的生存关系不显示任何普遍性。
超越不指涉个体人格隶属于任何整体,不指涉个体人格作为任何集体真实性的组成部分,不指涉把最高的“他者”
和最高的生存作为统治者。超越,是一个蕴含着动力的积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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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创造过程,是一种深刻的内在体认。具体说,即在自己的生存中体认地狱、深渊、灭顶之灾,勃生阻绝之感,引发创造之举。当然,这一切决非外在化,而是内在化。只有像客体化这种虚假的超越,才炮制超越的幻象,把人向外抛出,摧残并统治个体人格。就生存意义而言,超越是自由,并以自由为前提,使人从自我的位置上获释。这项自由,当然艰难困顿万分,定会承受无数悲剧式的冲突。
个体人格的问题与灵魂和肉体的关系问题相比,全然是另一个层次上的问题。个体人格绝不是那个有别于肉体并系于人的自然生命的灵魂。个体人格是人的整体意象,其中存有统摄人的灵魂力量和肉体力量的精神源头。个体人格的统一在于精神,而肉体隶属于人的整体意象。
但自笛卡尔以来,关于精神与肉体的旧二元论尤显陈腐。这种二元论认为:灵魂生命吸摄全部肉体生命,就像肉体生命作用于灵魂生命一样,是人的灵魂与肉体的自然而然的统一。其实,二元论的存在不指涉灵魂与肉体,而指涉精神与自然、自由与必然。
个体人格是精神取胜自然,自由取胜必然。
人的肉体形式的出现是因于精神治理了自然的混乱。对此,浪漫主义时期的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卡鲁斯①曾揭示过远比当时被认可的科学更为真确的事实。他说,灵魂不存于人的大脑,而存于形式。
此后,又有克拉格斯②承传这一观点。
①卡鲁斯(1789—1869)
:德国生物学家、心理学家、自然哲学家,无意识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译 注②克拉格斯(1870—1956)
:德国心理学家,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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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形式全然不是物质,不是物理界的现象。肉体形式不仅是灵魂的,也是精神的。人这种个体之所以演成宇宙进程的高峰和杰作,绝非仅只得力于自然力量,而应首先荣归于精神力量的运作。倘若缺乏精神力量,人岂能突破自然力量的循环?甚至也可以这么说,正因为人折射出了另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才使人成为生物界中引以荣耀的个体。当然,这即意味着个体人格以自己的独特性、唯一性、不可重复性突破世界进程。总之,在人的这种个体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肉体的生命,而是灵魂的生命。同时,我们认识到灵魂生命远比肉体生命重要。
人的肉体形式是灵魂的与精神的,于其中存有个体人格的整体性。
但19世纪,人们的意识主要着眼于生理学上的肉体,从而遮蔽了肉体形式。这时,虽仍旧奉行基督教对肉体的禁欲态度,但由于人的肉体功能在事实上的不可否认,所以,禁欲态度有所缓和。这时,肉体功能是生理学的,关联到的人是那种隶属于生物界的生存;肉体形式则局限在美学意义上。从前,古希腊人视肉体形式为美感现象,这种看法渗透了古希腊的全部文化。
而现在审视肉体形式,又在重弹古希腊的老调,当然,肉体形式也在开始履行自己的权利。所有这一切均与基督教意识的变化和反对抽象的唯灵论有关。唯灵论视精神对立于肉体,视精神源头为肉体的宿敌。其实,精神自身蕴含着肉体,并把肉体精神化,用另一种质去沟通肉体。迄今,随着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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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论世界观①的克服,已不再把肉体看作物质的、物理的现象。只是就唯物论而言,仍旧无法理解和无法释明何谓肉体形式。
在这里,精神沟通灵魂和肉体的形式,促成它们的统一,而不是摧残、毁灭它们。或者说,精神将个体人格这一整体进行形式化,同时,精神和人的特性也一并进入其中。个体人格是精神、灵魂、肉体的结合,它脱出自然界的决定论的统治,不隶属于任何机械论。
人一旦生出感知的亲切目光,人的形式也就不再依赖于物质,而表现为攻克物质,抗拒非个体性的决定化。
于此,人格主义当然不否弃人的肉体价值,只是不能容忍同肉体交往的那种低劣方式和亵渎肉体的那种谬见。面包的问题也是精神的问题,因为肉体的权利与个体人格价值相关。世间那些迫害狂对此颇为明了,他们施于个体人格的暴力,每每肇始于对肉体的摧残,即每每先经由饥饿、鞭笞、暗杀……然后再扩展开去,击垮整个人。但是精神自身长存不灭。
古希腊哲学缺乏对个体人格的清醒认识,其中没有关于个体人格的鲜明思想。这一症结出在斯多葛派,致使后来的神父们阐释教义时遇到极大的困难。具体说,古希腊人应谨慎区分úπóδαδιs②和φúδIs③,这样,上帝就会有一个本性和三V①这种世界观把肉体视为无录魂的,并敌视肉体形式。 ——原 注②希腊文,即本质、实体。 ——译 注③希腊文,即本性、自然。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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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位格,基督就会有两个本性和一个个体人格。
①后来,神父们的思想太沉浸于古希腊思想的范畴、概念,当然,同时也想表达一点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洛丁的新的精神体认。
从世界思想史的审视点来看,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学说对个体人格问题颇具意义。也许可以这么说,人在意识到上帝是个体人格之前,便已意识到人是个体人格。所以,像卡尔萨温②那样仅认可上帝的个体人格的生存而否定人的个体人格的生存,确实令人费解。卡尔萨温的学说是以象征化的个体人格来实现上帝的三位一体。这种学说在深层面上悖于人格主义,是奴役人的形而上学的基石。
要释明这个问题,不能取用辩证的概念,必须依赖于精神的和道德的体认。卡尔萨温确实永远无法弄清个体人格与一的关系。由此折射出一个事实,即一元论的形而上学的基石不能建构人格主义。
下面,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个体人格”
一词的生成。
希腊语的úπóδασιs表示“移近”
、“置换”
;拉丁语的persona表V示“面具”
、“伪装”
,同戏剧角色有关。这两个词用在新的哲学和基督教中,都无法充分表述个体人格的涵义。经长期演
①此为基督教神学的三位一体之学说。上帝只是一个,自具神性,这是上帝的唯一本质,但上帝有三个位格:父、子、灵,亦即圣父、圣子、圣灵。基督有两个本性——神性与人性,却有一个位格。这里,别尔嘉耶夫将基督的这一个位格阐释为“个人体格”。关于基督教神学的这一学说,可参见穆尔:《基督教简史》第二章,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1989年版。 ——译 注②卡尔萨温(182—1952)
:俄国宗教哲学家、中世纪史学家。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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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拉丁语的persona失去戏剧角色的含义。
从古罗马哲学家波伊细阿斯①起,经中世纪经院哲学,persona的词意逐渐确定为“个体人格”
,即表示理性的、个别(体)的生存。
人对个体人格的认识历尽坎坷。
个体人格问题曾是经院哲学的一桩难题。托马斯主义把个别性同物质联系在一起,认定是物质个别化,不是形式个别化,形式仅共相而已。但托马斯主义哲学对个体人格与个别(体)作了重要的区分。后来,莱布尼兹把个体人格的本质界定为自我意识,即把个体人格的意象同意识联系在一起。
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康德对个体人格的理解较之以前有了重要的变化:个体人格从理性的领域移到道德的领域。这样,关联于自由的个体人格才脱出了自然的决定论和自然的机械论,不再是诸多现象之中的一桩现象。这样,个体人格不再是手段,而是自身的目的,它经由自身去生存。但是在康德那里,当个体人格的价值取决于道德的和理性的本性时,道德的和理性的本性却是共相-普遍的(东西)。因此,康德关于个体人格的学说不是真正的人格主义。
马克斯。施蒂尔涅尔(Makc)
②的哲学不无谬Y F I B R H B误,但其中也有扭曲了的人格主义真理,即“我”的自我确定的辩证法。他的那个“唯一的”不是个体人格,个体人格已消逝在漫无边际的自我确定中,消逝在拒斥认识“他者”
和
①波伊细阿斯(480—524)
:基督教哲学家、罗马国务活动家。
——译 注②马克斯。施蒂尔涅尔(1806—1856)
:原名卡斯巴。施米特,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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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斥向上超越的冷漠中。当然,在他的那个“唯一的”里面也存有部分真理。
因为个体人格在那里是共相,是小宇宙,一定程度上讲,整个世界都是它的部分,都隶属于它;而它却不是整体的和普遍的部分。
舍勒把个体人格界定为经验的统一,亦即各种行动的存在的统一。这里,他强调个体人格与行动相关。我与舍勒的分歧在于,个体人格要以他人的个体人格的生存为前提,要朝向他人的个体人格,要与他人的个体人格交会。
涅斯梅洛夫①也不乏关于人的许多深刻见解。
他认为,世界只存有一个谜、一项矛盾,这关联于人的个体人格。他又认为,绝对存在的意象显透在个体人格中,而同时,个体人格又藏于有限存在的条件中——这是人的个体人格应该成为什么与个体人格的现实生存条件之间的矛盾。涅斯梅洛夫对人的生存矛盾作过这样的表述:人作为物理世界的一件东西,自身不锈刻着上帝的意象,但是,人的个体人格又不是物理世界的一件东西。
生命哲学在当代思潮中影响深远。它的有关人的学理全然悖于人格主义,个体人格的原则不可能与它认同。其原因如我前述,即生命哲学把人的个体人格导向并消融在宇宙和社会的进程之中。
还有酒神论、自然主义的泛神的神秘论、神智论以及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均系于资本主义制度,均为人格主
①涅斯梅洛夫(1863—1920)
:俄国宗教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先驱之一。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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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反动。
要真正理解什么是个体人格,须区分个体人格与个体人之间的差异。尽管法国托马斯学派的哲学基础与我的完全不同,但他们却合理地坚持了这一点。
个体人属于自然主义的、生物学的、社会学的范畴。个体人是关联于某一整体的不可分的原子。具体说,个体人是种族、社会、宇宙这些整体的部分,并且在不停地思维着。
个体人作为整体的所属部分,一方面,一旦脱出整体,也就不再称之为个体人;另一方面,个体人也在利己地进行自我确定。从词源学角度看,“个人主义”正好源于“个体人”一词,想来“个人主义”是携带了“个体人”的后一层含义,即“个人主义”指涉个体人在利己地进行自我确定。当然,它们的这种渊源关系并不意味着个体人可以脱开宇宙的、生物的、社会的进程,可以独立于这些整体;相反,正说明个体人仅仅是隶属于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绝缘体,是一个既欲对抗整体且又力不从心的“空架子”。
个体人的主要形式关联于物质界。个体人由双亲产出,为种族进程的子嗣。无个体人即无种族,反之,无种族则无个体人,这是个体人的生物学的根基。这里,个体人除受种族遗传性的决定,也受社会遗传性的决定。因此,个体人、个体人的总是为着在生物的、种族的、社会的进程中的生存而竞争。
据个体人自身的向度,它在众多的范畴中属于种族这一类。
人是个体人,但并非仅仅是个体人。个体人关联于物质界,受物质界的滋养,不是共相的,不具有共相的内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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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宇宙,是共相,小宇宙和共相不在个体人的质中。人是个体人格,人的观念同个体人格关联,世界由此蔚为大观。
个体人格不是自然主义的范畴,而是精神的范畴。个体人格不是关联于种族、社会或者宇宙这种整体的不可分的原子。个体人格是自由,它卓然独立于自然、社会、国家。个体人格的自由迥然异于个体人的利己的自我确定。人格主义同躬行自我中心的隔绝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个体人格卓然独立于物质界,物质界只不过是精神运作的材料而已。
与此同时,个体人格是共相,它贯注了共相的内涵。在种族和宇宙的进程中产生不出个体人格,父母的交媾也产生不出个体人格。个体人格的诞生因于上帝,它来自另一个世界。
由此可证实:个体人格是两个世界的交叉点,其中横陈着精神与自然、自由与必然、独立与依附等多重矛盾的斗争。
埃思皮纳斯()曾说过,真实的个体人是一个硬Z E Q I R C E壳。这话不假。但是,个体人格不是硬壳,它不需要像部分组构整体那样进入有机体。个体人格自身即一个基本的整体和统一体,它的这种特性显现在关系中,即显现在个体人格与世界、社会、他人的一种不受限于决定化的、创造的、自由的、爱的关系中。于此,个体人格拒斥个别-部分与普遍-种族的关系,拒斥部分与整体、器官与有机体的关系。人的个体人格不受社会遗传性和生物遗传性的决定,它是人的自由,是人克服世界决定化的一种可能性。
凡真正属于人个体的那一切均反叛所有的自动性。心理的或社会的自动性正在人的生活中蚕食着人。
这样的两种人,即个体人的人和个体人格的人,他们不是各有差异的两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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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而是人的完全不同的两种质和两种力量。
什。贝玑①认定个体人对于每个人都是贪婪的资产者,呼唤人起而战之。
的确,作为个体人的人往往置于隔绝之中,从而受自我中心的蚕食。因此,要护卫生命,就必须攻克时时守伺着人的个体人,以脱出个体人的围剿。
但遗憾的是,什。贝玑为脱出厄境却取用了顺应与调和。人,唯个体人格的人,既能克服自我中心的封闭性,拓展人自身的共相,又能使人在同世界发生关系时持守住自己的独立和尊严。
日常用语极为混乱,往往所用非所指。这里有必要对“个体人格”与“个体的”含义进行一番区分。
“个体的”和“个体性”指涉在自己种类中相互有所区别的、本真的、创造的独特事物。
在此意义上,“个体的”
携带着个体人格的意思。
两相比较,“个体人格”比“个体的”更具有个体性。另外,“个体的”还常指涉非理性的,与共相-普遍的、人人依从的普遍义务、理性、规范相悖。在此意义上,“个体人格”也指涉非理性,而“个体人”则更指涉隶属于人人依从的普遍义务的准则。
在个体人格意识的历史上,剖析一下浪漫主义者的个体性,会发现它同我们阐释的个体人格相去甚远。浪漫主义者自身不缺乏鲜明的个体性,只是传达出来的个体人格常常孱弱得很。个体性一旦比精神性更生气盎然,精神和自由当然不能凯旋。从法国的普鲁斯特、俄国的安德烈。别雷的当代小说里,我们时可见到这一档次人的个体人格分崩离析和个
①仆。贝玑(1873—1914)
:法国诗人、政治家。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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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人命运艰难困顿。无疑,这是一种启迪:仅个体人格才固有内在的统一和整体性,而个体人则只有一副“硬壳”
,即或个体性生气盎然,也无法抵御外在世界的力量。
个体人格不可能完全是世界和国家的公民,它还是上帝王国的公民。因此,从深刻意义上讲,个体人格是一项革命的因素。这与人不是属于一个世界的生存而是属于两个世界的生存相关。
人格主义是二元论的哲学,不是一元论的哲学。
个体人格的生存必须以超个体价值的生存为前提。
如果没有比个体人格更高的存在存在着,如果没有一个可供个体人格进入的冰清玉洁的世界,就没有人的个体人格。
如果没有超个体价值,或者个体人格仅作为超个体价值的手段,也就没有个体人格。
个体人格与共相事物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与种族和与社会的关系。
要阐明这种关系,是人格主义哲学面临的最大难题。
其困难性同我们的思维定势相关,而这一思维定势又源自唯名论与唯实论问题的虚假根基。
个体人格与共同性、客体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
无疑,uWniver-salia(共相)不在anterem(事前)
——这是唯心主义的柏拉图的唯实论,也不在postrem(事后)——这是经验主义的唯名论,而在rebus(画谜)中。这里,为我感兴趣的是:共相的事物在个别的事物之中,即在个体人格之中。这共相的事物并非来自于量的体认,不是派生的,而是基质。
共相的事物不置于理念的、超个体的表层,而置于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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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生存位置的个体人格之中。
共相的事物不属于客体性世界,而属于主体性世界。
共相价值一旦客体化,人则沦为奴隶,所以,应该说是宇宙、人类和社会置于个体人格之中,而不是相反。人是人类中个别的、独特的、生存着的人,而人类仅仅是人界中全体人统一的价值,是人这一群体的质。人类不是凌驾于人之上的真实性。共相的事物不是普遍的抽象的事物,而是具体的即充足的事物。共相的事物同普遍的事物相比较,它不是自足的生存,它置于独特的生存中,用旧有的术语来说,即在rebus(画谜)中。个别的事物全然不是共相的事物之一个部分,不能把共相的事物同独特的事物对立起来。
个体人格不是与共相的事物相互对立的一个部分,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个体人格就是共相的事物。个别的事物其主要的独特性则在于它内在充满的不是个别的事物,而是共相的事物。
旧有的哲学术语极为混乱,它们关联于概念的客体化世界,同存在主义哲学无缘。莱布尼兹曾想弥合唯名论者与唯实论者的论争。
个别事物中应蕴含着共相的、具体的事物,这样才能克服共相的事物与个别事物之间的矛盾性。共相的事物是主体的体验,不是客体的真实性。观念的客体世界并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共相的事物(共相的观念、共相的价值)仅仅是主观的。那种为克服主观性,则把共相的观念进行客体化和实体化的做法,是盲人导路,绝非真正意义上的超越。
这里令人棘手的是:经由客体化道路所形成的上帝的概念和上帝的观念。说上帝是共相的事物,或者说上帝是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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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别的事物,均有偏颇。因为这样一来,共相的事物与独特的事物之间的区别被安放在了客体化的位置上。上帝不在客体化的位置上。
上帝在生存的位置上和超越的体认中。
如前所述,人与上帝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不是普遍与部分、目的与手段、奴仆与主子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同客体世界(自然、社会)中的任何事物和任何关系都没有相似之处。当上帝被作为客体的真实性,或者发生共相观念的客体化时,上帝也就荡然无存。上帝生存着,上帝是生存的相遇,是超越。
在这样的相遇中,上帝即个体人格。因此,必须以全新的目光来感知个体人格与超个体价值之间的关系。
以为超个体价值高踞于人,上帝是目的,个体人格是实现这项目的的手段,皆大谬不然。鼓噪上帝为着荣耀自身而创造人的神学教义,既侮辱人,也侮辱上帝。而更令人吃惊的是,一切侮辱人的学说同时也侮辱上帝。必须重申:个体人格与个体人格(即或与上帝的最高的个体人格)之间,不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一切个体人格都有自身的目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仅存于客体化的即把人的生存向外抛出的世界中。
如果没有超个体价值,没有生命的神性巅峰——上帝,个体人格便不能走出自身,不能实现自身的全部生命。
因此,判定人的个体人格为终极意义上的最高存在,或者否弃上帝,视人为上帝,均是一套落井下石的理想骗局。
这不能提升人,只能致人于奴役的位置。人的个体人格不是任何超个体价值的手段,不是神性力量的工具。当超个体价值把人的个体人格转换为手段时,人也就跌落进偶像的崇拜中。对于理性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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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个体人格是悖异。它悖异地把两两相悖的事物,即个体的与超个体的、有限的与无限的、留驻的与变化的、自由与命运,揉合在了一起。
个体人格所发生的与上帝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不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是见面交会的关系。
个体人格-上帝,不想充当人的统治者,它提升人,荣耀人;个体人格-人,应成为上帝的荣耀,感领上帝的恩泽,响应上帝的召唤,与上帝进行爱的相遇。
人的个体人格是潜在的一切,是整个世界的历史,世界的一切都随我而生生不息;与此同时,每个人的个体人格又都拥有自己的世界。但是迄今为止,人的个体人格却仅实现了少许,而大部分都滞留于被遮蔽的状态。追究起来,人的这种深层面上的被遮蔽在于人自己的意识,是“我”沉浸在世界生命的汪洋大海中。因此,人要拓展共相内涵自身,而又不至于转换成这项共相内涵的手段,唯有经由认识、爱、理智和激情。
我的意识与我的个体人格和我的个体性之间的关系甚为复杂,且时时对立冲突着。个体人格从深层面上建树自己的意识,就犹如构筑工事和划定疆界以抵御外患那样,因为,意识会阻碍我的个体人格去圆满实现自身的共相内涵,会阻碍我的个体人格同大千世界交会。
意识中存有超个体的因素,意识无论如何不会因其个体性而关闭起来。意识在“我”与“非我”的关系中凸现。这里,意识要走出“我”
,同时又可能阻碍从“我”走向“你”的内在的交会。换言之,即意识会客体化,会遏止超越。不错,意识确实是一项“不幸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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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意识隶属于法则,亲近普遍的事物,疏远个别的事物。
所以,意识极易跌落进幻象,极易曲解个体事物与超个体事物之间的关系。意识自身的结构极易产生奴役。在此,经常需要意识扮演既封闭着又敞开着的两种角色。
许多哲学家,如莱布尼兹、施特恩①、洛斯基②以及舍勒的一部分思想,都庇护分等级的人格主义。其实,这一学理的内在矛盾已使它演化为人格主义的反动。
这一学理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的分等级的整体,这个整体由各种不同等级的个体人格组成,而且其中每一等级上的个体人格都隶属于最高等级上的个体人格,并是它的所属部分或器官,要走进它,组建它。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一学理还认为:在这个分等级的结构中,人的个体人格被排列在低等级上,民族、人类和自然宇宙不仅具有个体人格,还具有最高等级上的个体人格。
我以为,只有个体人格认可集体的共同性和整体性,一切真正的统一才可能显示个体人格。彻底的人格主义应承认这是个体人格自身的矛盾生存。分等级的概念强说人的个体人格是分等级的整体的一个部分,人的个体人格所显示的价值仅在于个体人格与分等级的整体的关联,即人的个体人格仅因于分等级的整体才得到自身的价值。这样,分等级的整体便理所当然地具有最高价值,于其中便理所当然地可以寻到共相性、统一性、全面性。这样,人的个体人格不能不隶
①施特恩(1871—1938)
:德国心理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
——译 注②洛斯基(1870—1965)
:俄国宗教哲学家,俄国直觉主义和人格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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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这种整体。真正的人格主义决不苟合这一伪理。那些集体的统一缺少生存的核心,缺少个体人的命运,它们无力体认痛苦与欢乐。因此,个体人格之外,没有绝对的统一,没有全面性。个体人格之外,一切都只是部分。客体化的一切和客体的一切,只能是部分。一切客体化世界和一切客体化社会都担负着客体化自身的沉疴。像这么一个客体化的世界所具有的只能是摧毁个体人格的沉重性,而绝不是整体性、全面性。
生存的核心和苦难的命运在主体性中,不在客体性中。
如果个体人格隶属于分等级的整体中的、排列在最高等级上的那些集体的统一,那么就意味着个体人格隶属于客体化世界。
客体化总反叛人格主义,总敌视并异化个体人格。
客体化世界中生存的一切,像民族、人类和宇宙等,应隶属于个体人格的内在生存,而不是个体人格隶属于分等级整体中的任何核心。
民族、人类和宇宙等放置在人的个体人格中,即放置在个别化的共相或者小宇宙中。相反,如果把它们抛向外在的真实性,抛向客体,则意味着人的堕落,人对非个体性的真实性的屈从,是人的外化和异化。就生存而言,太阳并不位于宇宙的中心,而是在人的个体人格的核心中。太阳的逐外指涉人的堕落状态。实现个体人格,使个体人格力量现实化、集中化,便可以内在地含摄太阳甚至整个宇宙、整个历史、整个人类。在与人的个体人格的关联中,集体的个体人格和超个体的个体人格仅仅是幻象而已。这种幻象源自外化、客体化。这种客体的个体人格实际并不存在,存在着的仅仅是主体的个体人格。唯有反等级的人格主义,才堪称唯一真正的人格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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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人格之外,不存有任何整体性、全面性、共相性。
这些诸“性”仅存于个体人格。个体人格之外,仅存有作为部分的客体化世界。对此,我将在下文不断论及。
人格主义要进行个体人格重心的转移,即从社会、民族、国家、集体等客体的共同性的价值里,转移到个体人格自身的价值上来。
在深层面上,我们对个体人格的理解同自我中心主义相抵牾。自我中心主义扼杀个体人格。自我中心主义躬行自我封闭,专注于自身,所以它不可能走出自身。自我中心主义的首罪也正在这里,即阻碍个体人格生命的拓展,阻碍个体人格力量的现实化。这方面,歇斯底里的妇人堪为自我中心主义的典型。
她们爱自己爱得发狂,以为万事万物皆备于己,这样,她们即便不乏鲜明的个体性,却还是更加悖逆于个体人格,最终仍会把个体人格绞杀殆尽。个体人格生存的前提是走出自身,相互靠近。
封闭的自我中心主义滞留于自身,会因缺乏空气而窒息。
人格主义也许仅仅是有关可沟通性的理论。个体人格走出自身,走向“他者”
,但这不意味外化和客体化。个体人格是我与你,即我走进你,与你交会。这个你是另一个我,是个体人格。客体仅隶属于人人依从的普遍义务的法则。这个你不是客体,不与客体发生交会,不与客体具有任何共同性。
凡是个体的,都得进入“他者”。但“他者”不是外在的、异化的事物,个体的同“他者”发生的关系也绝不是外化。个体人格在与他人的交往中,特别是在与他人的交会中。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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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13
即客体化,交会即生存。客体化世界中的交往匍匐在决定化的法则下,它不能解救人脱出奴役的深渊;而生存世界中的交会,不认可客体,它归属自由的王国,这是人脱出奴役的解放。
自我中心主义意味着人受双重奴役:受自我的奴役,囿于僵死、狭小的自我性;受世界——一个行使外在强制手段的客体——的奴役。
这样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不能不是奴隶。
他对一切都取用非我的屈从态度,只认可非我,不认可另一个我,不认可你,不认可走出“我”并走向自由。无疑,自我中心主义者通常都不以人格主义态度来确立自己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而极易接受价值的客体定向的观点。这样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守持不住人性,不喜欢具体的生气盎然的人,独有钟情者——抽象的概念,是这一类东西养活了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任何思想体系,即便基督教的思想体系,都可能服务于自我中心主义。
人格主义的伦理学昭示人走出“普遍的”事物。与“普遍的”事物搅混在一起的伦理学,常常也与人人依从的普遍义务的法则搅混在一起。过去,克尔凯廓尔和舍斯托夫便力主扫荡这种伦理学。人格主义的价值重估即在于重新认识被判为无道德的那一切。因为过去评判的标准,只取决于与“普遍的”事物的关系,即与社会、民族、国家、抽象观念、抽象的善、道德准则、逻辑准则的关系,而没有取决于与具体的人的生存关系。所以,凡对“普遍的”法则不再拳拳服膺者,才是真正有道德的人;反之,凡依旧屈从于“普遍的”法则并为社会常态所决定者,恰恰是无道德的人。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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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人的奴役与自由
悲哀的是,包括克尔凯廓尔这样的人在内,他们也一并献祭给了反人格主义的伦理学和反人格主义的宗教(即社会常态中的宗教)。
悲剧在这些人身上重演,向我们昭示必须进行价值重估的巨大意义。
于此,重新阐释个体人格最重要的是:个体人格的确定不取决于与社会、宇宙和客体化世界的关系,而取决于与上帝的关系。再有,个体人格是在这一深刻的内在关系中,为着与世界和与人的自由关系去拓展自身的力量。
自我中心主义者常作这样的构想:在与世界交往时,自己是自由的,世界于己是非我。这样一来,他实际上是一个被非我世界所决定的奴隶,一切都禁锢在封闭的自身之中。自我中心主义者被世界所决定,其意志来自外在的劝诫,因为世界就安置在自我中心主义的状态中。两相比较,“我”的自我中心主义比“非我”的自我中心主义更具奴役性。人的个体人格是共相,这仅就对世界不取用自我中心主义的态度而言。
个体人格的共相性摄取客体世界的一切于自身,这种“摄取”
不是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我确定,而是爱的敞开。
人文主义是拓展人的个体人格的辩证因素。它的谬误不在于它过分地肯定人,敦促形成一条像俄国宗教意义上的人神之路,而在于它未能圆满、透彻、始终如一地肯定人。这样,它当然无力护卫人于世界的独立,无力解救人脱出社会和自然的奴役。
须知:人的个体人格意象不仅是人的意象,也是神的意象,由此才可揭示人之谜和人之一切奥秘。这是神性-人性的奥秘,是无法诉诸理性的悖异。当个体人格是神性-人性的时候,才是人的个体人格。人的个体人格作为脱出客体世界的自由和独立性,其实就是神性-人性。这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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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33
味着个体人格进行形式化时,不凭藉客体世界,而凭藉主体性,是在主体性中拓展上帝意象的力量。人的个体人格即神的生存。此说定为神学家们所惶惑,因为在他们那里仅耶稣基督才是神-人,而人作为被创造者,断然不可共享殊荣。
其实,他们的全部证据都回于神学唯理论的樊篱。
退一步说,即便人不是神-人,唯基督才是神-人,那么,人的内在也蕴含了神性因素,人具有两重本性,人是两个世界的交叉点,人自身携有人的意象和上帝的意象。人的意象即是上帝的意象在世界中的实现。
关于人的这一真理,教条的公式无法揭示。这是生存的精神体认之真理。如果真的能传达它,便只能寓于象征,而不能取用概念。神性-人性对理性而言,是矛盾、悖异,因为理性总屈服于一元论或者二元论。于此,不仅人文主义哲学不能理解关于神性-人性的悖异的真理,而且神学哲学也不能。神学哲学致力于这桩真理的理性化。一切神学中关于神赐的学说,已演化为关于人的神性-人性和关于神对人发生内在作用的纯粹措词上的真理。而那些同一哲学、一元论哲学、内在论哲学更无法阐明神性-人性的奥秘。二元论的因素、超越的体认、历经深渊并跃出深渊,是传达这一奥秘的前提。神性的既使人超越,又与人性的神秘地结合在神-人的意象中。据此,个体人格才能矗立于世界,才不被世界所奴役。据此,人的个体人格提升人,使人不再依赖于世界。
人携有世界的意象,但人并不止于这一重意象。人是携有多重意象的生存。上帝的意象与世界的意象常在人的内心争战不已,人无法从中脱出来。其实,这不足怪,人就是既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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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人的奴役与自由
又依赖的生存。
上帝的意象凭藉象征来传达,一注入概念,便堕入五里雾中。
人即是象征,因为人的内在存有另一种符号。
这里也可以说,人就是另一种符号。唯与此发生关联,人才有摆脱奴役并获得解救的可能。这是个体人格学说的宗教基础。注意:这是宗教的即生存的精神体认的基础,而不是神学的基础。
关于神性-人性的真理,不是教条主义的公式,不是神学伪理,只能是体认的真理和精神体认的传达。
人具有两重本性。这两重本性同时存于一个整体中。人的个体人格在审视社会和历史时,既反映它们,又反叛它们。
个体人格是例外,不可重复,它独立于社会的决定化,拥有自己的天地,携带自己的意象。但与此同时,个体人格又与社会和历史关联,烙印着集体无意识的痕迹。这样,个体人格既是人脱出隔绝状态的出口,又必须在社会和历史之中实现自身。个体人格的可沟通性其前提是同他人交往,分享他人的共同性;但人生命的深层面上的矛盾和困苦却又往往系于这项可沟通性。人在实现自身的去路上陷入奴役,人不断地需要返回到自身的神性-人性的意象上。人驯服于强制性的社会化,人的个体人格又需要自由的交往,需要拥有自由的共同性。自由、爱是可沟通性的基石。
现在,人遭遇到的最大险情是误入客体化的道路,是机械化和自动化。人的凡属机械化利自动化的那一切,都是无个体性和非个体性的,都与个体人格意象相悖。上帝的意象不同于机器和自动机的意象。人要么是神性-人性,要么是机器-人性、自动机-人性。这里选择的艰难即在于:人的内在与外在不能协调、同一,并且,当人从这个世界进入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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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界时,还缺少与之相应的直接的传达。这是客体化的问题。
这项客体化也危及人类的宗教生活。一定意义上讲,宗教关联于社会,是社会之维。但是,宗教的这种社会性扭曲了精神,其结果:无限的服从有限的,相对的变成绝对的,人远离启示的源头,远离活生生的精神体认。
因此,必须是:于内在,个体人格通过神的意象和神性的对人性的渗入,来找寻自身的意象;于外在,真理的实现意味着世界、社会、历史服从于个体人格的意象,意味着个体人格渗入并摄取它们。
简言之,于内在,个体人格经由神性-人性,获取力量,解救人;于外在,社会、历史、世界经由人性和个体人格的最高统一,蔚为奇观。人格主义的全部要义正在这里。
个体人格的可沟通性由内向外运动,但这种运动不是客体化,个体人格不隶属于客体性。个体人格应成为神性-人性的个体人格,而社会应成为人性的社会。神性-人性在社会中和历史中的客体化,是伪理。这样一来,会建构起客体的等级论,会因此引出神圣化,人的个体人格价值和自由会被扫荡殆尽。
个体人格关联于个性。强大的个体人格是传达出来了的个性。
个性是人的精神源头的胜利。这一胜利取自具体的个别的且关联于人由灵魂、肉体和精神所构成的形式。个性突破自我的奴役,有了这种突破,方铸成突破世界奴役的可能。
当然,个性也首先表现在对待周遭世界的态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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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人的奴役与自由
一般人把气质与个性作这样的类分:气质更为天赋;个性是抗争、“到达”
,以自由为前提。其实,这未免造作并失之肤浅。个体人格的奥秘就在于不可类分。
个体人格的个性指独立性、凝聚性、自由,指人进行选择,展现差异。这项自由不是无差异的意志自由,当然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志自由。这项自由深刻地关联于人的整体生存,是精神的自由,是创造的精神的动能。人的心理生命蕴含着契合于个体人格的创造源头的精神积极性。这是贯注了灵魂生命和肉体生命的精神积极性。正是精神建构个体人格形式,建构人的个性。失却精神积极性,个体人格便分崩离析,人便被碎割为部分,灵魂便灭绝自己的整体性和自己的积极作用力。
把个体人格的自由判定为权利,过于肤浅。
这项自由是责任,是实现使命,是完成上帝关于人的构思,是回应上帝的召唤。人应成为自由人,不应做奴隶,因为人应成为一个人——上帝的全部意志正在这里。
是人喜欢做奴隶,才欣然把做奴隶视为权利,才更换人自身的形式。受奴役的位置激起人对权利的需求。自由不应是人的权利的宣告,应是人的责任的宣告。人的责任铸成个体人格,展现个体人格的个性的力量。
一个人可以拒斥生命,有时也应该拒斥生命,但万万不能拒斥个体人格和自由,不能拒斥与自由相关联的人的价值。
个体人格同人的使命意识相关。每个人都应催生它,从而使自己脱出自然本能的囹圄。这是存于不可重复的个别形式中,以回应上帝呼唤,以创造性开掘自己内在潜能的使命。
当人意识到自身的个体人格时,便不再俯首低眉向外,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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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内在的声音。人群中那些优秀分子,在他们拒斥与世界合作之际,就常聆听到了这种声音。
个体人格与苦炼同在,以苦炼为前提。具体说,即凝聚内在力量的精神运作,即选择,即人的内在力量拒斥周遭世界的非个体性力量。历史上的基督教曾倡行苦炼,但其中有许多东西都背离了基督教的初衷,甚至敌视个体人格。人格主义的苦炼与这种苦炼的一切传统形式大相径庭。
实际上,苦炼意味着积极抗争,抗争世界奴役的统治,抗争世界对个体人格的摧残,以护卫个体人格形式和意象的完整。唯立足于这一层意义,即苦炼是个体人格对奴役的抗击,苦炼方可践行。
苦炼一旦质变为奴役,一旦转换成它的那些历史的形式,便当立即废止。废止奴役人的苦炼,也是一场抗争,它需要躬行真正的苦炼。苦炼决不是驯原、屈从。苦炼是个体人格的桀骜不驯,是个体人格实现自身使命,是个体人格回应上帝的召唤。
当然,个体人格的本性也是桀骜不驯,是抗争,是无休止的创造行动。与个体人格相关联的苦炼,才是真正的苦炼,才是人的英雄主义的源头。
奴隶的苦炼是卑鄙的行动。
个性必须躬行苦炼,必须践行选择和抗争。个性意味着拒斥奴役,拒斥世界奴役的统治。
个体人格是一与多的结合。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有着一小点辩证法。这是关于存在的概念的辩证法。至于巴门尼德的绝对的一元论,则不能解决多的问题。他的学说提供了虚伪的本体论原型,亦即绝对存在的观念的奴役原型。人由此没有任何出路。无疑,一与多的问题确实折磨过古希腊人的心智,它也是普洛丁的思想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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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一如何演变为多?一究竟怎样到达多?为了一,有“他者”的生存吗?于此,如果一不认可“他者”的生存,这就正好暴露出绝对观念自身的虚伪性,即暴露出它否弃朝向“他者”和朝向多样的出路。
凭藉理性不能解决一与多的问题,它与悖异相关。它以深刻的意象关联于个体人格。关于基督不能理性化的这桩奥秘,把一与多悖异地结合在了一起。这里,基督代表全人类,他是一个置身于时间和空间中的共相的人。人的个体人格的奥秘也被基督的奥秘照亮。个体人仅是一项特殊,归属于多样世界;而个体人格却关联于一和一的意象,并在个别、特殊之中。这样,个体人格才不是多样世界的一个部分,一切于其中才是一项特殊。
人的思维和想象喜欢把力量和质进行实体化和人格化。
由此引发大众生活中创造神话的过程:神话的实体化常产生虚妄倒错,并奴役人。唯一真正的实体化是人自身生存的实体化,是把人阐释为个体人格。人的实体化即把个体人格的质给予人。这是关于人的一桩真正的真实的神话。它需要想象。唯有基于这桩神话,人才不再是孤立的部分,而是一的意象和共相。这是人相似于上帝,上帝相似于人——一桩真正的而非虚饰的人神同形论。唯有经由此,人才可能与上帝相遇,与上帝发生关系。认识上帝即对上帝进行实体化和阐释。这如同认识个体人格一样,也需要想象。上帝的实体化同样是一桩真正的实体化,是人的实体化的另一半。人是个体人格,所以上帝也是个体人格。
但棘手的问题是:个体人格须以“他者”的生存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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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关联于一,也关联于多;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同上帝的个体人格发生关系呢?作为生存核心的个体人格能体认痛苦和欢乐,并且特别能体认痛苦,它一旦失却这种能力,也就荡然无存。[奇+书+网]
可是,一般的神学教科书却否认上帝的痛苦。
要知道上帝缺乏运动,上帝就成为actuspurus①。追溯起来,像这样地理解上帝,主要不取自圣经的启示,而取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如果上帝是个体人格,而不是绝对的事物;如果上帝不仅是esentia(本质)
,也是exitentia(存在)
;如果在上帝中拓展个体人格与“他者”和与多的关系,那么,上帝就具有痛苦和悲剧的源头。相反,上帝就不是个体人格,而是抽象的思想、本质、埃利亚派的存在。上帝的儿子不仅像人那般体认痛苦,也像上帝那般体认痛苦。上帝的痛苦与人的痛苦共存,上帝的痛苦是分领了人的痛苦。上帝企盼自己的“他者”
,企盼响应的爱。上帝不是抽象的观念,不是抽象的存在,那些仅仅是由抽象思维造出来的范畴而已。上帝是生存,是个体人格。既然上帝具有爱的能力,那么上帝也就应具有体认痛苦的能力。事实上,无神论所否弃的上帝是那个作为抽象观念、抽象存在和抽象本质的上帝。
说实在的,对那个上帝,甚至连神正论也嗤之以鼻。因此,无神论不无真理。走近上帝,唯经由上帝之子。上帝之子是上帝的爱、牺牲、痛苦,也是上帝的个体人格。
个体人格关联于痛苦和悲剧性矛盾,所以,它是一与多的结合。与“他者”的关联使它痛苦。无论如何,这个“他
①拉丁文:纯粹之动,意指无动之动,抽象之动。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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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人的奴役与自由
者“
不是整体,不是抽象的统一体,个体人格应进入其内。
这里发生的是个体人格与一项个体人格或与多项个体人格的关系。如果认可一元论对存在的理解,并且把它放置首位,那么,个体人格便无立锥之地,甚至还会弄不清产生个体人格意识的可能性。
个体人格意识拒斥本体论的极权主义,对此,我在本书“人受存在的奴役”一章里将展开论述。|Qī-shū-ωǎng|个体人格不是存在,不是存在的一个部分,而是精神、自由、行动。
上帝也不是存在,而是精神、自由、行动。存在是客体化,个体人格植根于主体性。抽象的、唯理的、概念的哲学永远无法释明个体人格,它一谈到个体人格,便把个体人格圈在非个体性的普遍的囹圄中。
19世纪以来的哲人,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廓尔、尼采、易卜生对此早有洞察,他们都竭力扫荡“普遍的”淫威,扫荡唯理性哲学。其中,尼采对人格主义影响极大,他从另一个极端发展出摧残个体人格的哲学。由此可见:个体人格显示众多的对立性,它自身就是矛盾,我们无法造就出一个关于个体人格的统一的概念。
没有超越的事物,就没有个体人格。
在超越的事物面前,当个体人格实现自身时,它便超越着。此间,人会产生怕和烦。这正是个体人格深层面所执著的状态。每当人感悟到自己悬于深渊,并凭藉着个体人格反抗至高无上的集体性时,这种状态就勃然而发,并且一发不可缓解。这里须区分畏。
(Furcht)
①和怕(。Angst)
②。克尔凯廓尔对此有过明析,因为
①德文,即害怕、敬畏。 ——译 注②德文,即害怕、忧虑。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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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懂得即便每种语系运用术语都有条件,但术语自身的含义仍不尽相同。
畏具有原因,与日常经验世界和危险性相关;怕是面临神秘的存在与非存在,面临超越的深渊,面临强烈的不可知所产生的一种体认。例如,死亡激发人产生经验的日常世界的畏,也激发人产生超越的怕。一般说来,畏糅合着对痛苦和厄运的焦虑、胆怯,它朝向低处,囿于经验,不能提升人,不能使人去到那冰清玉洁的另一个世界;而怕是面临永恒和命运时的体认,是关联于超越的临界状态。
人作为体认的生存,不仅体认怕和畏,还体认烦。在怕和畏两者之间,烦更接近怕。烦完全不是危险性的体认,也完全不关联于焦虑;相反,它消解和弱化焦虑。烦有自己的质。烦渴求向上,彰显人的最高本性。人体认被抛弃、孤独和世界的异己性。特别是体认世界的异己性,可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痛苦的了。个体人格在自身超越的去路上常被这种痛苦状态煎熬着。烦在两层意义上具有超越的因素:一、个体人格体认自身是超越的,是这个世界的陌生人。二、个体人格体认深渊远离最高世界,远离冰清玉洁的另一个世界——那里是它的故乡和乐土。即便尘寰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也会催生出强烈的烦。人深层面上的烦源于渴慕上帝的生命,渴慕圣洁,渴慕天堂。这种烦同尘寰生活中任何幸福的一瞬都无干系。个体人格的生存不可能不伴随烦,因为烦意味着阻绝世界进程,意味着终止与世界的合作。个体人格扎根在无限的主体性中,它不顺应也不接纳客体世界的习惯性,只是在其中显透自身。
浪漫主义阶段常常呈现这种情况:个体人格置于主体性与客体性的断裂层,这时个体人格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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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认主体性的跳跃,但却不能超越到另一个世界中去。烦总产生于失去和对圆满生命的渴求。
例如,性就是折磨人的烦。
这性之烦不可能在日常的客体世界中消解,因为客体世界不显示无限的整体性,而性要走出自身的主观性却正需要它。
这里,性一旦导向客体性,则会锐减人的个体人格意识,人则会一味地屈从于种族生活的非个体性的原则。
那些通常被我们称为罪孽、过失和需要忏悔的东西,其实从生存的意义看,它们仅是超越性的产物,是面临超越且又不能超越的临界状态。死亡临头,人体认到最大的畏。这是对死的烦,是死的烦。人作为体认痛苦的生存,最大的痛苦还来自于自己生命的内在。死对于个体人格是悲剧,而对于一切非个体性的事物则无悲剧可言。一切自然的事物都会死去,但个体人格不朽。唯一的不朽荣归个体人格,因为个体人格为着永恒而创造。对于个体人格来说,死是它的命运中最大的一桩悖异。个体人格不能转注于物,否则,人也因此而转换成物。
一旦发生这种转注,个体人格便不复存在,亦即个体人格已死。死,是在个体人格命运中体认阻断,是突破与世界能交往方式,是突破世界的生存。死不是终止个体人格的内在生存,不是终止个体人格在自己的去路上朝向另一个世界。要么因于世界,我死;要么因于我,世界死,这中间全然没有任何缓冲地带。
死的悲剧首先是告别的悲剧。
对死的这两种态度,都向个体人格显示了积极的意义。在习惯性的日常生活中,在客体化世界中,个体人格无法实现丰盈的生命,它的生存常常意味着失去和残缺不全。个体人格臻于永恒的充满,唯有历经深渊且又跃出深渊,唯有历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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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灾难。所以,烦总伴随着个体人格的生存;而个体人格面临超越的永恒性时,也还会生出怕。
通常,唯灵论的形而上学都庇护灵魂不朽之说。
其实,这种灵魂不朽说全然不懂死的悲剧,也无法阐明死。不朽也许仅仅是整体的,即仅仅是整体的个体人格的不朽。
于其中,由精神凝聚人的肉体因素和灵魂因素。肉体隶属于个体人格的永恒意象。当人的肉体因素离析时;当人失去肉体形式,不能再导向个体人格的不朽,即不能再导向整体人时,灵魂也就离开了肉体。基督教反对唯灵论的灵魂不朽之说,它相信整体人的复活和肉体的复活。个体人格经由裂变和阻断,走向复活。没有人的自然的不朽,唯有复活和经由基督、经由人与上帝结合的个体人格的永恒生命。除此,人会被消融在非个体性的自然本能中。
所以,个体人格生命常生出畏和烦,同时还生出渴求。这里,当我把人的不朽与基督的不朽相提并置时,不朽的生存并不完全指涉那些自觉信仰基督的人。
更深刻的问题是:基督生存着,是为了那些不信仰基督的人。
个体人格与爱相关联。个体人格是爱的生存,是体认爱欲①和反爱欲的恨的生存,也是痛苦的生存。
诚如匮乏热情就没有天才一样,匮乏热情就没有个体人格。
实现个体人格经由爱。爱分两种:向上超升的爱与向下介入的爱,亦即爱欲之爱与怜悯之爱。个体人格蕴含着向上
①俄文:音译“厄洛斯”
,即古希腊的爱神。 ——译 注Z B J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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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升的爱与向下介入的爱。
个体人格在这两种爱中实现自身。
柏拉图所揭示的仅仅是向上超升的爱,即爱欲。柏拉图认为爱欲生于丰盈,也生于贫瘠;它离开感性的多样世界,超升到了观念的一统世界。爱欲不是一种交织着观念世界和感性世界的色彩且导向具体的、活的生存的爱。
爱欲仰望完美、至善、上帝的圆满。那巅峰的重力,那向上的运动,那醉人的颂诗,那对残缺和失去的补足,那贫瘠对丰盈的渴求——便是爱欲之爱。世间男女的爱蛰伏着这种因素,但也掺合了其它因素。性是一项失去,其自身不能补足,不能实现圆满,因此性常常催生人的烦。而爱的悲剧正在这里,即它关联于感性世界中具体生存的爱与观念世界中美的爱之间的冲突。
按照柏拉图的观点,任何一种具体的生存都不可能契合于观念世界中的美。因此,爱欲之爱、超升的爱、颂诗的爱应交织怜悯之爱和同情之爱。爱欲之爱对每个人都是选择的爱,人若不能走近它,也就无法强迫自己去接受它。爱欲之爱存于友爱、乡土爱之中,存于对艺术和哲学的理想价值的爱之中,也存于宗教生活之中。怜悯之爱介入尘寰,它不为着自身的丰盈去寻找什么,它是奉献、给予、牺牲。它置身于痛苦的世界,它在世界中痛苦着。相比之下,爱欲之爱需要互惠,怜悯之爱却不然,而这正是怜悯之爱的力量和财富所在。爱欲之爱凝视着它所爱的上帝的意象和上帝关于人的观念,沉浸在它所爱的美之中;怜悯之爱饮啜痛苦,俯向世界的黑暗和丑恶。
舍勒曾就基督教的爱与柏拉图式的爱的区分,导向具体的个体人格的爱与导向观念的爱的区分,作过有益的思索。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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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图主义深深浸润过基督教,这毋庸置疑,但柏拉图主义和柏拉图的爱欲却从未触及个体人格问题,仅基督教触及了。
只是对爱、爱欲之爱和怜悯之爱,基督教的思想和实践又作了非个体性的阐释。这是柏拉图的爱欲所具有的非个体性转嫁给了基督教的。
caritas(博爱)的阐释。这里,拓展爱的生存应理解为个体人格之间的互动,即从个体人格走向个体人格。
非个体性的爱欲导向美和至善,会取代不可重复的个体人格的具体生存;而非个体性的怜悯之爱又导向对非个体性事物的依赖,以至于乞求援助。总之,存于非个体性的观念世界——上界中的爱,以及存于非个体性的感性世界——下界中的爱,都仅仅是爱的主观构想。只有当爱脱出“普遍的”
、非个体性的世界时,爱才能导向个体人格意象,才能肯定个体人格意象的永恒性,肯定自身同个体人格意象交会的永恒性。
这样,在个体人格的互动中,这才既是一阕颂诗,一个向上超升的过程,又是怜悯,一个向下介入尘寰的过程。对待他人,这两个过程必须相随相伴,不可亲疏有别。因为纯粹的爱欲之爱携带着魔鬼的破坏基因,而纯粹的怜悯之爱也会贬损他人的价值。由此可见,爱的复杂正在于它同个体人格的关联。
基督教的爱极易被纳入演讲术的形式而受空谈的蛊惑,也极易转向禁欲主义的拯救灵魂的演习而耽于所谓的慈善业。但基督教的爱站立在精神之巅,它不是生命哲学,也不是抽象的精神。基督教的爱是具体的精神,是关联于整体的个体人格的精神和灵魂。
爱的问题和爱欲诱惑问题,对个体人格问题十分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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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人的奴役与自由
为个体人格即爱的、超越的、怜悯的、同情的生存。
个体人格问题与天才性问题密不可分。天才性不等同于天才。天才性是人的整体本性,是人对生命进行直觉创造的态度;而天才却在这种整体本性中掺合了人的特殊才干。一个人即便未能造就成为天才,但天才性也潜伏在个体人格的生存中,因为个体人格是整体,是对生命的创造态度。存于人的上帝的意象便是天才性。
但这项天才性也许会被遮蔽,会横遭摧残,仅韬晦之光而已。天才性的问题和天才的问题不与客体化的社会化的等级论发生联系。真正的天才、天才性不归属社会化的等级论,不关联于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出身、社会财富,而关联于人的才华的差异和使命,关联于个体人的质。这是人格主义关于社会投射的问题。这项投射不属于社会化的等级论。天才即孤独者,他不攀跻任何享有特权的社会集团,这样的集团塞满了利益分子。
面临世界,个体人格意识与恶的生存相关。恶发挥着社会定型化的作用,个体人格则反抗世界恶的统治。个体人格是选择,选择即抗争——抗争世界奴役,抗争人对世界奴役统治的顺从。此间,个体人格同天才在一起。天才实现选择时,勃生出不懈的意志力,并以他的整体性作战。个体人格的形式化必须经由与恶自身的抗争,也必须经由与世界恶的抗争。这里存有个体人格的一桩悖异:一方面,强烈的个体人格意识以罪和忏悔的生存为前提,对罪、忏悔和世界的恶麻木不仁,意味着个体人格意识匮乏,意味着个体人格消融在普遍的、宇宙的和社会的进程中;但是,另一方面,恶与个体人格、罪、忏悔的关联,又导向恶的人格化,导向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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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74
个体人格意象即被判断为恶的共相体现,这样,恶的实体化则会从相反的方面去削弱和扼杀个体人格的忏悔意识和责任感。
这实在复杂极了。
这涉及如何审视每个人所存有的恶。
应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是恶的化身和恶的人格化。恶在任何人那里都只是部分。所以,人的主要本质不是恶。这是处罚人和审判人的最重要的原则和界限。人不可能不犯罪,但人不是罪人,不是罪的化身。人是整体的个体人格,携带着上帝的意象。人是上帝王国的子民,不是凯撒王国的公民。因此,即使人犯罪,凯撒王国也只能作出部分的、非最后的判断和指责。为此,人格主义力主废除死刑。
人的个体人格不能社会化。
人的社会化致使人贬为部分,致使人无法拓展深层面上的个体人格和良心,无法开掘生命的源头。日益扩展的社会化围剿着人的深层面上的生存,鲸吞着精神生命。
由此足可以见出dasMan(人类)
和社会习惯性的肆虐,以及普遍的事物凌驾于个别的事物。所以,个体人格的原则也应成为社会组织的原则。这样,人置身于社会组织中,人的内在生存才会幸免于社会化。
“谋共同利益”的大旗曾被用来遮掩过无数暴君和奴役,到头来,每个具体的人所得到的不过是无助的、微薄的、抽象的利益罢了。无疑,个体人格不能贴在这样的标志上。
置于客体化世界中的人,只能成为数字的标记。
个体人格要首先审视人的这种悲剧:人不再作为个体性的生存而生存着。于此,奴役的孽根是客体性。客体化是践踏个体人格价值的统治的形成。正是人的本性的客体化、外化、异化,人才受到强力意志、金钱、贪欲、虚荣等的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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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人格才受到致命的伤害。
遏止人的这一悲剧,抗争人的被奴役,唯有通过个体人格实现自身的生存和自身的命运。这种实现,置于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多与一、必然与自由、外在与内在的既结合又对立之中。没有外在与内在、客体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和同一,悲剧性的冲突便永远不能消歇。
趋达共相性和统一,这不发生在无限的客体性中,而发生在不断超越自身的无限的主体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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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治者、奴隶和自由人
必须反复强调:人是矛盾的生存,时时都在同自身争斗。
人拼命寻找自由,对自由的渴求常常勃发强烈的冲动;但另一方面,人却又极易做奴隶,且喜欢做奴隶。显然,人是主人,也是奴仆。黑格尔曾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论及统治者与奴仆、herschaft(统治)与knechtschaft(屈从)。他的论述颇有见地。
下面我使用的统治者、奴隶、自由人等术语,不属于社会范畴,而指涉更深的意义。这是意识结构的问题。
人有三种状态,即三种意识结构,我把这分别称为“统治者”
、“奴隶”和“自由人”。统治者与奴隶相互依存,它们不能各自独处。自由人为自己生存着,有自己的质,同它的对立物没有对应关系。统治者具有为自己生存着的意识,但这必须经由他人,即经由奴隶的为自己的生存。如果统治者的意识是他人为自己而生存,那么奴隶的意识则是自己为他人而生存。自由人的意识是每个人为自己而生存,当然,这也意味着自由人要走出自己,走向他人,走向一切。
奴役在于匮乏自由人的意识。奴役的世界是精神自身被异化了的世界。
奴役来源于外化。
奴役即人的本性的异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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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性向外抛出。费尔巴哈和后来的马克思都认识到奴役的本源正在这里,只是他们将此联系于唯物主义哲学,就又合法化了人的奴役位置。人受经济奴役,被转换成物,这就是人的本性的异化。马克思在这方面颇有见地。人的解救应返回人的精神本性,应认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和精神的生存。人如果滞留于物质和经济,如果把人的精神本性判为意识的幻象,判为虚假的观念体系,那么人的本性就是奴隶的本性。
在客体化世界中,人也许仅能成为相对的自由人,而不能成为绝对的自由人。自由必须并应该与必然性抗争。自由的前提是:人具有与必然性抗争的精神源头。以为自由是必然性的结果,实在大谬不然。那样的自由不是真自由,它只算得上必然性的辩证中的一项因素。因此,也可以说黑格尔并不明白什么是真自由。
逐外的、异化的意识是奴隶意识。凡此种种,即上帝是统治者,人是奴隶;教会是统治者,人是奴隶;国家是统治者,人是奴隶;社会是统治者,人是奴隶;自然是统治者,人是奴隶;客体是统治者,主体是奴隶——都是奴隶意识。奴役的本源是客体化,即外化和异化。现在,这种奴役已侵入认识、道德、宗教、艺术、政治、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奴役的终止是客体化的终止,不是统治的再次登台,因为统治是奴役的对应物。人不应做统治者,而应做自由人。柏拉图说“暴君是奴仆”
,这话确实不错。对他人的奴役,也同样是对自己的奴役。统治与奴役一钻出来就被原始的魔力粘合在一起。这魔力不是自由,是人的强力意志。统治者仅是引导世界步入魔阵的奴隶的意象。
普罗米修斯是自由人和解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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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暴君和奴隶,因为强力意志总是奴隶意志。基督才是真正的自由人,是人类最自由的儿子。基督脱出世界的羁绊,只注视着爱。他曾说:权存在着,但存在着的权不显示强力意志,不是统治者。于此,凯撒——昔日帝国的这位英雄也是奴隶,是世界的强力意志的和大众的奴隶。统治者仅仰望权的高峰,奴隶们簇拥着他,登上峰巅。只是奴隶们也可以推翻一切统治者、一切“凯撒”。自由不仅远离统治者,也远离奴隶。统治者由外在决定,不显示个体人格。奴隶同样禀有这种天性。唯自由人是个体人格,即便整个世界都想奴役它,摧毁它。
人的最大堕落在于:人是暴君,并始终趋向成为暴君。
如果暂且不论在重大方面即在国家和世界历史中它的种种表现,而巡视一下家庭、小店铺、办公室、官僚主义的机关,便立刻可以发现它占据着位置。人的天性喜欢扮演角色,喜欢自己赋予角色以特殊的意义,这似乎不可克服,暴君也由此应运而生。人是自己的暴君,这可能演成暴君之最。因为人暴虐自己,自身的整体性则分崩离析,乃至丧失殆尽。而且,人凭借什么都能暴虐自己。
暴虐渗透在恨中,也渗透在爱中。
渗透于爱的暴虐则更加残忍。还有自爱和resentiment(憎恨)的暴虐,特别是病态的自爱的暴虐简直令人恐惧。嫉妒者是奴隶,他在虚构的幻觉世界里生活,人的嫉妒的暴虐也蛰伏在令人恐惧的形式中。
还有,真正的忏悔意识解救人,但人却常被虚伪的忏悔意识暴虐。
除此,虚伪的信仰、迷信、神话、恐惧、一切病态的综合症……都可能暴虐人。人自觉渺小、无价值而企望强健和伟大的意识,也会暴虐人。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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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奴役意志不仅奴役别人,也奴役自己。唯自由人不想统治任何人。
黑格尔所说的“不幸的意识”
,指涉意识的对立性。这种对立性是意识自身不高尚的本质。通常,当人受依赖感的奴隶意识压迫时会很沮丧,往往要以奴役别人来作为对自己的补偿,这是一种“赢回”。因此,奴隶擢升为统治者会比什么都更令人生畏。贵族拥有自己的财产,一向认为自己血统高贵,不乏尊严,是天生的自由人,那么这样的人一旦成为统治者,他的质似乎并不很令人生畏,他并不一定会成为独裁者和迷恋强力意志的人。独裁者是parvenu(暴发户)
,是奴役着自己的奴隶,其心态早已被扭曲。
从更深刻的意象看,独裁者全然不同于普罗米修斯那样的解放者。大众的领袖安放在被奴役的位置上,他统治大众,又不能脱离大众。他向外抛出了一切。
暴君由在暴君门下只感受恐惧的大众酿造出来。
强力意志、优势意志和统治是占有性。这不是自由人的意志,也不是自由的意志。强力意志的占有者沉溺于权,被权的厄运所限,而又由此制造人的厄运。那个独裁者,昔日帝国意志的英雄——凯撒,只能受限于厄运。一切对他都是既定,他不能成为自己,不能限制自己,在自己的去路上,他永远得走下去,一直走到丧钟敲响。
凯撒注定是一个失败者。
强力意志的沟壑永远无法填满,这并不能证明人自身拥有奉献给人们的内在力量。历史上,那些垒筑在帝国意志之上的昙花一现的王国,除繁殖灾难和战争外,又给了人们什么?
无疑,帝国意志是人的真实使命的魔鬼般的倒错,是共相主义的倒错。这种共相主义的展现,经由客体化和外化,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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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向外抛出,把人降格为奴隶。
人的观念中固有帝王性。
人嗜好扩张,想占据空间,以成为世界和土地的帝王。无怪乎,人常会弄出些伟大的冒险行动来。人的堕落正在于接受了这一共相意志的错误导向。
孤独而不幸的尼采是强力意志的哲学家。
但在许多地方,人们卑鄙不堪地曲解和利用他,把他的思想塑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对此,尼采也曾愤然抗击过。尼采是一个贵族思想家,只面向少数人而无视大众,他把大众判为帝国意志的体现者。
但尼采认定国家是嗜血成性的怪兽,他说:只有在国家消亡之处,人才可以生存。国家对于人的不幸,并非尼采一家之言,但不知为什么,人总不停地去建构帝国,总推崇帝国是大众的组织。尼采是弱者,不是强者。他是世上最孱弱的人。
他拥有的不是强力意志,而是强力意志的观念。不错,尼采曾激励太砥砺自己的意志而成为强大者,但他未必知道国家暴力、革命暴力和帝国意志的强大性。过去的波尔德日亚君主对此颇有些说服力。
波尔德日亚曾体认到精神的内在悲剧,曾屡次痛苦地挣扎过,但到头来,他也仅是自己的一项象征罢了。
帝国意志、强力意志和奴役意志的狂热阻断福音书的道德福音。这种阻断不起源于文艺复兴,也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而起源于世界。如今,暴力的奴役日显姿态,它想攫取力量,想成为力量的体现者。但事实上,暴力自身永远是弱者。君主堪称世上最孱弱的人。使用暴力的一切人都意味着精神力量的泯灭,也意味着对于这种精神力量的所有意识的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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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意志、帝国意志扼杀人的自由和尊严,而庇护这种意志的哲学不能护卫人的自由和尊严。目前,这种哲学煽动暴力,已达极限。
如何审视暴力,实在是一件复杂的事。
通常,人们反抗暴力时,难免不染指粗野,并往往仅注重外在的暴力形式,如鞭笞、坐牢、杀害……其实,生活中更多地充斥着隐匿的暴力。这种暴力用心更歹毒,形式更精致。
如心理的暴力就远比肉体的暴力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人丧失自由,沦为奴隶,不仅源于肉体的暴力,更源于心理的暴力。
人生活在社会之中,社会从人的童年起便奴役着人。教育体系全然扼杀人的自由,使人丧失对自由的判断。历史的沉重性也胁迫人。
而这一切在对人施行暴力时,或经由威逼,或经由渲染。特别是渲染,一旦转换为集体行动,人则更加身不由己。
再有,人总驱遣他人沉浮于生命之场和死亡之场。
恨暴虐他人,置他人于死亡之场。但令人惊恐的是,爱也一样置他人于死亡之场,而且,爱对人的暴虐并不一定亚于恨。
人的生命在种种隐蔽的“场”的冲击下,渐被奴役和暴力的看不见的氛围所剿杀。
个体人的心理暴力也是社会的、集体的心理暴力。凝固且坚实的社会舆论即一种强加于人的暴力,人很容易沦为它的奴隶。而习俗和道德密切关联于社会判断和社会舆论,人也会很容易沦为习俗和道德的奴隶。
当代报刊杂志汗牛充栋,中档次的人所持有的判断、见解,哪一则不源自报纸?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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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履,人捧读那一张报纸,甘愿接受心理强制手段的暴虐。
纵观人受奴役的诸多情形,不能不承认,人顺应并趋附报刊杂志的虚伪和堕落是最令人震惊的了。在这里,人已完全丧失自己的自由、良心和判断,并对此毫无觉察;相比较起来,人对专制暴君的奴役还能有所发现。
另外,金钱也是一种更强大的围剿着人的暴力。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以隐匿方式间接地作用于人且被遮掩了的暴君。不错,生活中的人都要使用钱,也正基于这一点,金钱最无个体性,最无质的内涵,最易被世界的某一种力量所俘获。
金钱使人丧失良心的自由、思维的自由和判断的自由,其方式不是通过施于肉体的暴力,而是通过把人放在对物质的极度依赖的位置上,放在饥饿和死亡的胁迫中。总之,金钱给予人独立性,人缺少钱会滋生出依赖性;但是,占有金钱,人又陷入奴役,蒙受看不见的暴虐。
人在世间被强迫出卖自己的劳动,人的劳动不自由。人不能从劳动中体认真正的自由。相对地说,也许手工艺者和知识分子的劳动稍有自由,但这仍受隐匿的暴力奴役。在绵延的历史中,人群已历经奴隶的劳动、农奴的劳动,也历经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式奴隶的劳动,但人仍陷在被奴役的位置上,而且,人愈来愈在心理上安于当奴隶。有人认为自由是匮乏运动,是习惯状态,但实际上,当今的种种运动已成为施于世界、物质环境和他人的暴力。运动是变化,但运动不应与既定的世界妥协,而世界应是运动和变化的产物。
这里,运动和变化也很可能像暴力那样,受社会生活保守传统的影响。于是,静止的认识则拒斥暴力,也拒斥运动和变化。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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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被认可的习惯状态中的奴役往往不显示暴力,而导向消除奴役的运动却会显示暴力。还有,社会改革避免不了暴力。
那种习惯状态中的业已老朽的社会制度可以乔装自由,举起改革的旗帜,而工人阶级为改变自身地位所进行的改革,会刺激资产阶级,会被诬为暴力和亵渎自由。这是自由在社会生活中的悖异。
奴役正从四面进逼着人,自由须抗争,不抗争即无自由。
自由一旦被安放在常规生活中,自由也就蜕变成对人的隐匿的奴役。这是客体化的自由。真自由植根于主体领域。由此不难见到,人之所以做奴隶,实在是因为获取自由太艰辛太艰辛,而顺应奴役太容易太容易。
客体性世界中的暴力被当成力量,自以为它显示力量;而对暴力的狂热又被当成是对力量的崇拜。其实,暴力与力量不仅不一样,而且暴力丝毫也不关联于力量。深层意义上的力量是获得,它不导向始终留存着外在性的统治,而导向内在的结合。基督凭藉力量说话,暴君永远不能这样说话。行暴者没有力量,仅有暴力而已。也可以说,行暴者正由于没有力量,没有强力,才倾向暴力,才实施暴力。统治者没有任何力量统辖自己的奴隶。对人施行残酷的折磨,只能说明统治者正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统治者握持力量时,他就不再是统治者。统治者如果以杀人作为表达自己的出路,那么他正站在无力量的极限上。力量是革新、启示、复活,暴力是把人投进牢房、用刑、杀害。在客体化、习惯性、非个体性、外化的世界中,没有任何力量可言。力量仅指涉生存的意义,而这意味着与传统价值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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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高价值的比那些低价值的更孱弱,更微不足道。
价值最高的被钉死,价值低的却凯歌高奏。
警察、武官、银行家、律师总是强者,诗人、圣者、哲学家、先知总是弱者。在这里,物质一定高于上帝,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定是上帝的儿子,被迫饮鸩而死的一定是苏格拉底,被人掷石块的一定是先知。在这里,新思想、新生活的先驱和创造者横遭迫害,死于无辜,而恪守社会习惯性生活的平庸之辈却节节得胜。在这里,最高价值——人的个体人格得不到认可,低价值——国家以及国家所使用的暴力、谎言、间谍勾当、杀害却赢得赞许,被誉为最高价值。在客体化世界中,人们仅趋近有限的事物,不再携带无限的事物。当人被有限的事物所统治,人也就沦为奴隶。被遮蔽了的无限性显示人的解救。
人之所以误入这样的迷途,在于把力量与卑劣的手段搅混在一起,以为为着实现目的,卑劣的手段也会变成高尚的东西。
其实,一切生命凭借卑劣的手段并不能实现任何目的。
这里,手段貌似给人力量,实际上却使人降格为手段的奴隶;而所能实现的不外乎是奴役意志的行动,决不是解放意志的行动。那些被誉为历史的伟大活动家和帝国意志的英雄,谋杀是他们不可或缺的手段。这恰好证明此种“力量”的形而上学的虚弱性,恰好证明他们拥有病态的强力意志和统治意志,恰好证明他们是与之相应的迫害狂。精神的孱弱、内在生命的匮乏和对复活新生命力量的拒斥,都会轻易把人置于暴虐别人的生活中。
真理在尘寰已被钉死。蕴含真正力量的真理是上帝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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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一元论是人受奴役的哲学根源。一元论的实践是暴君的实践。一元论被“普遍的”和抽象的共相所统治,扼杀自由和个体人格。人格主义以最深刻的意象力拒一元论。
个体人格和自由关联于多元论。确切说,其外在采用多元论形式,其内在是具体的共相主义。良心不能成为任何共相统一的核心,不能异化,而应留存在个体人格的深层面上。
这种“留存”不意味个体人格封闭自身,繁衍自我中心主义;相反,个体人格内在充满具体的共相内涵。个体人格的这项具体的共相内涵,不把自己的良心和意识转移到社会、国家、民族、阶级、政党、教会和社会法规中去。
“统一的”不染指奴役的气味,不按照“全体性”
、“共同性”去理解,不涉及把良心抛向任何外在的集体。对“统一的”理解,唯有解释成个体人格内在的具体的共相主义,才能令人接受。自由人仅仅在于能拒斥自己良心和意识的异化和外化,否则,他便是奴隶,是统治者。
统治者只不过是奴隶的另一重意象而已。
用不太准确的术语说,这是个体人格自主、意识自主和良心自主的问题。但在康德那里,个体人格却隶属于道德法则和理性法则,即自主的不是人,而是法则。人的自主即个体人格的自主,这才堪称自由。欧洲历史上曾以理性或者自然来反抗野蛮的等级制,反抗权威,但最终仍不能获取人的自由。
因为,人隶属于非个体性的理性,或者隶属于至高无上的社会和简单的自然必然性。人当然要奋起抗击专制意识和专制制度,但与之作战的武器不是理性、自然和至高无上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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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精神。
精神即自由,即人自身具有的拓展人的个体人格。
它是脱出客体化的自然和客体化的逻辑世界的独立的精神源头。这需要导向对人的奴役的抗击,需要进行人格主义的价值重估。本书的宗旨也正在这里。
个体人格的内在的生存的共相主义,必须拒斥外在的客体化的共相主义。在“普遍的”领域里,一切都是无个体性的和异化的,都是对人的诱惑与奴役。
自由人是自治的生存,不是被治的生存。自由人的自治不同于社会和民族的奴隶式的自治,它是人的自治,关联于个体人格。
导向人的自由和自由人的出现,是一场争战。这首先需要变革人的意识结构和价值取向。这是深刻的内在革命,它不在历史的时间中实现,而在生存的时间中实现。这一深刻过程的结果来得非常缓慢。
变革人的意识结构要重新审视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关系。
内在的持续性始终把人安放在平顺的无止境的进化过程中,这样,内在的持续性正好反叛那作为阻断与超越的个体人格。
人服从于共相的统一,而上帝内在于它,并超越它,进入它的全过程。上帝的这种超越性以及上帝脱出世界必然性和一切客体性的自由,即是人的自由的本源,即是个体人格生存的前提。当然,超越也可能被曲解成客体化和外化。只是这种超越已不再是植根于自由的内在的超越,而仅仅反映奴仆与主子的关系。遵从那样的解释,人的解救又会步入内在性与超越性的传统关系的老路。植根于自由的超越,不臣服于他人的意志,仅朝向终极真理;同时,它也是生活与道路。
真理总关联于自由,并只成为自由。
奴役总否弃真理,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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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真理。
热爱真理,则要攻克奴役着人的恐惧。
迄今为止,原始人的一切还活在现代人这里。现代人太受恐惧的奴役,对过去的、习俗的和祖宗魂灵的东西,无不诚惶诚恐。神话也奴役着现代人。自由人不置于神话的统治之下。自由人攻克神话的统治。诸如共相的真实性、“普遍的”王国等神话正笼罩着文明化了的现代人,笼罩着占据文明顶峰的那一切。其实,共相-普遍的真实性并不存在,这是客体化产出的幻象和错觉。存在着的仅是共相的价值,例如真理,但共相的价值必须存于具体的个别的形式中。共相价值的实体化是意识的错误导向。
那种不能真确判断任何事物的传统的形而上学,正由此形成。离开个体人格,不存有任何共相性。共相在人的个体人格中,在上帝的个体人格中。共相的人格化的开始便是客体化,亦即个体人格的消亡。
受奴役即是被动性,战胜奴役即是创造的主动性。唯有在生存的时间里,才显示创造的主动性。历史的主动性是客体化,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着的行动计划。历史时间企望把人驯服为自己的奴隶。自由人不应顺从于历史、种族、革命,以及那种自诩具有共相意义的客体的共同性。
统治者被历史、共同性和虚假的共相主义俘获。统治者也是奴隶,统治者与奴隶的相似之处远比人们想象的多得多。自由人不想当统治者,因为这意味着失去自由。
攻克奴役和统治,旨在变革人的意识结构。为此,需要建构一门与真确的神学相类似的真确的社会学。灵车式的社会学陷于无法传达自由而只能传达奴役与统治的范畴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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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沉思社会,不取用奴役与统治的范畴,也不取用一般社会学所使用的概念。因为,这些范畴和概念产生的前提即封闭性和否定一切。在其中,社会臣服凯撒王国,人转换成了客体。
在自由人的社会和个体人格的社会中,没有任何君主、任何神权、任何贵族、任何民主。这种社会不是专制主义的,不是自由主义的,不是布尔乔亚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当然,更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是客体化。这种社会是一项真知灼见,即一项认识上帝的真知灼见。认识的门径在于弃绝概念和一切理性化。于此,首先需要变革人的意识结构,以消解客体化,攘除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灭绝奴隶与统治者。这是无限性,是拓展共相内涵的主体性,是纯洁的生存性王国。如果认为真确的社会学务在使人进入彼岸的、天堂的、超越的世界,进入阴朝冥府;或者务在使人栖息于此岸的、尘寰的、内在性的世界,一切从生到死,循环不已;那么,这是对真确的社会学的误解,也是对末世论的误解。这不具有任何生存的意义。真确的社会学旨在变革人的意识结构,消解客体化,创建自由人的社会,而这一切都应发生在此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