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风云初记》》 · 孙犁 · 2026-07-25
《风云初记》
作者：孙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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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三七年春夏两季，翼中平原大旱。五月，滹沱河底晒干了，热风卷着黄沙，吹干河滩上蔓延生长的红色的水柳。三稜草和别的杂色的小花，在夜间开放，白天就枯焦。农民们说：不要看眼下这么旱，定然是个水涝之年。可是一直到六月初，还没落下透雨，从北平、保定一带回家歇伏的买卖人，把日本侵略华北的消息带到乡村。
河北子午镇的农民，中午躺在村北大堤埝的树荫凉里歇晌。在堤埝拐角一棵大榆树下面，有两个年轻的妇女，对着怀纺线。从她们的长相和穿着上看，全好像姐妹俩，小的十六七岁，大的也不过二十七八。姐姐脸儿有些黄瘦，眉眼带些愁苦；可是，过多的希望，过早的热情，已经在妹妹的神情举动里，充分的流露出来。
她们头顶的树叶纹丝不动，知了叫的焦躁刺耳，沙沙的粘虫屎，掉到地面上来。
远处有一辆小轿车，在高的矮的、黄的绿的庄稼中间，红色的托泥和车脚一闪一闪。两个乌头大骡子，在中午燥热的太阳光里，甩着尾巴跑着。
两个妇女仄着身子看，姐姐说：
“又有人回家了！”
“我看是不是俺姐夫？”妹妹站起身来。
“你就不想念咱爹？”姐姐说。
“我谁也想，可是想不回来！”妹妹提着脚跟，仔细看了一会，赶紧坐下拧起纺车来，嘟念着说：“真败兴！那是大班的车，到保府去接少当家的死着回来了。咱的人，一个也不回来，今年不知道能回来一个也不？”
轿车跑到村边，从她们眼前赶进了寨门。大把式老常从前辕跳下来，摇着带红缨的长苗鞭，笑着打了个招呼。少当家的露着一只穿着黑色丝袜子的脚，也从车里探出头来望了她们一眼。她们低着头。
这姐妹两个姓吴，大的叫秋分，小的叫春儿。大的已经出嫁，婆家是五龙堂。
五龙堂是紧靠滹沱河南岸的一个小村庄，河从西南上滚滚流来，到了这个地方，突然曲敛一下，转了一个死弯。五龙堂的居民，在河流转角的地方，打起高堤，钉上桩木，这是滹沱河有名的一段险堤。
大水好多次冲平了这小小的村庄：或是卷走它所有的一切，旋成一个深坑；或是一滚黄沙，淤平村里最高的房顶。小村庄并没叫大水征服，每逢堤埝出险，一声锣响，全村的男女老少，立时全站到堤埝上来。他们用一切力量和物料堵塞险口，他们摘下门窗，拆下梁木砖瓦，女人们抬来箱柜桌椅，抱来被褥炕席。传说：有一年，一切力量用尽了，一切东西用光了，口子还是堵不住，有五个青年人跳进大流里去，平身躺下，招呼着人们在他们的身上填压泥土，堵塞住水流。
他们救了这一带村庄的生命财产，人民替他们修了一座大庙，就叫五龙堂。年代久了，就成了村庄的名字。
这小村庄站立在平原上，实际是生活在风险的海里。人民的生活很苦，多少年来，人口和住户增加的很少。
每年大水冲了房，不等水撤完，他们就互助着打甓烧砖，刨树拉锯，盖起新房来。房基打的更坚实、墙垒的更厚，房盖的比冲毁的更高。他们的房没有院墙和陪衬，都是孤伶伶的一座北屋，远处看去，就像一座一座的小塔。台阶非常高，从院子走到屋里，好像上楼一样。
秋分的公爹叫高四海，现在有六十年纪了。这一带村庄喜好乐器，老头儿从光着屁股就学吹大管，不久成了一把好手。他吹起大管，十里以外的行人，就能听到，在滹沱河夜晚航行的船夫们，听着他的大管，会忘记旅程的艰难。他的大管能夺过一台大戏的观众，能使一棚僧道对坛的音乐，像战败的画眉一样，搭翅低头，不敢吱声。
这老人不只是一个音乐家，还是有名的热情人，村庄活动的组织家。
在十年以前，这里曾有一次农民的暴动，暴动从高阳、蠡县开始，各个村庄都打出了红旗，集在田野里开会。红旗是第一次在平原上出现，热情又鲜明。
高四海和他的十八岁的儿子庆山，十七岁刚过门的儿媳秋分全参加了，因为勇敢，庆山成了一个领袖。
可是只有几天的工夫，暴动很快的失败了。一个炎热的日子，暴动的农民退到河堤上来，把红旗插在五龙堂的庙顶。农民作了最后的抵抗，庆山胸部受了伤。到了夜晚，高四海拜托了一个知己，把他和本村一个叫高翔的中学生装在一只小船的底舱，逃了出去。
在那样兵荒马乱的时候，送庆山出走的只有两个人。年老的父亲，扳着船舱的小窗户说：“走吧！出去了哪里也是活路！叫他们等着吧！”
用力帮着推开小船，就回去了。他还要帮着那些农民，那些一起斗争过、现在失败了的同志们，葬埋战死在田野里的难友。
另外送行的是十七岁的女孩子秋分，当父亲和庆山说话的时候，她站在远远的堤坡上，从西山上来的黑云，遮盖住半个天的星星，谁也看不见她。
当小船快要开到河心了，她才跑下去，把怀里的一个小包裹，像投梭一样，扔进了小船的窗口。躺在船舱里的庆山，摸到了这个小包包，探身在窗口叫了一声。
秋分没有说话，她只是傍着小船在河边上走，雨过来了，紧密的铜钱大的雨点，打得河水拍拍的响。西北风吹送着小船，一个亮闪，接着一声暴雷。亮闪照的清清楚楚，她卷起裤脚，把带来的一条破口袋，折成一个三角风帽，披在头上，一直遮到大腿，跟着小船跑了十里路。
风雨锤炼着革命的种子，把它深深埋藏在地下，嘱咐它等待来年春天，风云再起的时候??庆山出去，十年没有音讯，死活不知。和他一块逃出的那个学生，在上海工厂里被捕，去年解到北平来坐狱，才捎来一个口讯，说庆山到江西去了。
高四海只有四亩地，全躺在河滩上，每年闹好了，收点小黑豆。他在堤埝上垒了一座小屋，前面搭了一架凉棚，开茶馆卖大碗面。这里是一个小小的渡口。
秋分擀面，公公拉风箱。老人从村里远远挑来甜水，卖给客人，又求过往的帆船，从正定带些便宜的大砟，这样赚出两口人的吃喝。
秋分在小屋的周围，都种上菜，小屋有个向南开的小窗，晚上把灯放在窗台上，就是船家的指引。她在小窗前面栽了一架丝瓜，长大的丝瓜从浓密的叶子里垂下来，打到地面。又在小屋的西南角栽上一排望日莲，叫它们站在河流的旁边，辗转思念着远方的行人??每年春夏两季，河底干了，摆渡闲了，秋分就告诉公公不要忘记给望日莲和丝瓜浇水，回到子午镇，来帮着妹妹纺线织布。
二
子午镇和五龙堂隔河相望，却不常犯水，村东村北都是好胶泥地，很多种成了水浇园子，一年两三季收成，和五龙堂的白沙碱地旱涝不收的情形，恰恰相反。
子午镇的几家地主都是姓田，田大瞎子（那年暴动，他跟着县里的保卫团追剿农民，打伤了一只眼睛。）在村里号称“大班”，当着村长。他眼下种着三四顷好园子地，雇着四五个大小长工。在正村北有一所大庄基，连场隔院。左边是住宅，前后三截院子，都是这几年里新盖，一色的洋灰灌浆，磨砖对缝，远远望去，就像平地上起了一座恶山。右边是场院，里面是长工屋，牲口棚，磨房碾房，猪圈鸡窝。土墙周围，栽种着白杨、垂柳、桃、杏、香椿，堆垛着陈年的麦秸、秫秸、高粱楂子。五六匹大骡子在树荫凉里拴着，三五个青石大碌碡在场院里滚着。
小做活的芒种和打杂的老温，在柳树下面锄草，切碎的草屑，从铡刀口飞起来，不久就落成大堆，一只毛腿老母鸡在草堆旁边找食，红着脸张慌的叫了几声，丢出一个热蛋，叫碎草掩埋了。
轿车赶到梢门口，老常打了几声焦脆的鞭花，进了场院，把鞭子往车卒上一插。少当家田耀武拍拍衣裳下来，老常帮着往里院搬行李。芒种放下铡刀跑过来，把牲口卸下，牵到外面井台上去打滚饮水，老温卷着长套。
田耀武的母亲，穿着一身白夏布出来，到车跟前探身看了看，有没有丢下儿子的东西，告诉老温：“不要摘套，明儿还得去接人家佩钟哩！没见过当媳妇的这么尊贵，不请不接就不回来！”
说着，又到东墙根鸡窝里摸了摸，回头看见芒种牵着牲口进来就问：“叫你歇晌看着鸡，把蛋都丢到哪里去了？”
“天热！”芒种赶紧说，“它们在窝里卧不住，净去找凉快地方，看也看不住！”
“看你会说！先去打肉，回来村边村沿，绕世界找找去！”
田耀武的母亲说着家去了。
一家团聚。田耀武把从北平买来的、日本走私的丝绸衣料拿出来，孝敬父母。又带回一些乡下还没见过的新鲜物件：暖壶、手电棒儿和保险刀。
把一部《六法全书》陈列在条案上。他在北平朝阳大学专学的是法律，在一年级的时候，就习练官场的做派：长袍马褂，丝袜缎鞋，在宿舍里打牌，往公寓里叫窑姐儿。临到毕业，日本人得寸进尺，北平的空气很是紧张，“一二九”以后，同学们更实际起来，有的深入到军队里进行鼓动，有的回到乡下去组织农民。田耀武一贯对这些活动没有兴趣，他积极奔走官场，可也没得攀缘上去，考试完了，只好先回家里来。
父亲安慰他说：
“能巴结上个官儿，自然很好，实在不行哩，咱家里也不是愁吃愁穿，就在家里吧。供给你上学原不过是叫你学会写个呈文状纸，能保住咱这点家业过活就行了！”
晚上，二门以外也有个小小的宴会。老常和老温坐在牲口棚里的短炕上，芒种点着槽头上的煤油灯，提着料斗，给牲口撒上料。老常说：“芒种！去看看二门上了没有，摸摸要是上了，轿车车底下盛碎皮条的小木箱里有一个瓶子，你去拿来！”
芒种一丢料斗子就跑了出去，提回一瓶酒来，拔开棒子核，仰着脖子喝了一口，递给老温。老常说：“尝尝我办来的货吧，真正的二锅头！”
“等等！”芒种小声说，“我预备点菜。”
他抓起喂牲口的大料杓，在水桶里涮洗涮洗，把两辆车上的油瓶里的黑油倒了来，又在草堆里摸着几个鸡蛋，在炕洞里支起火来炒熟了，折了几根秫秸尖当筷子。
老常说：
“小小的年纪，瘾头挺大，别喝多了！”
可是每回轮到芒种，他总是大口招呼，不多几口，就到炕头上趴着去了。
“这孩子！”老常叹了一口气。
老温说：
“老常哥，保府热闹吧！”
“我看着很乱腾，人心不安。”老常说。
“看样子，得和日本人打打吧？”
“车站上军队倒是不少，家眷可净往南开。”
“那是不打听！日本人到了什么地方？咱这里要紧不？少当家的怎么说？”老温着急的问。
“他知道什么？”老常笑着说，“他就知道三样：到了保府，还去住了一宿哩！”
“咳，这才是！”芒种一滚爬起来说，“佩钟等了半年，怎么不憋到家就撒了！”
老温说：
“这你就精神了！”
“我看咱们少当家的成不了气候，”老常又叹了口气，“虽说上的是大学，言谈行事，还不如他媳妇。一家子苦筋拔力，供给着这么个废物！”
“苦什么筋，拔什么力呀？”老温说，“地里有的是大车大车的粮食，铺子里放债有的是利钱，还有油坊花店，怕不够他糟吗？一抽一送，倒不费劲。
我们这些人，再加上城里打油轧花的那一帮子，可得一点汗一点血干一整年哩！”“你看俺们这个，”老温又摩着芒种的头说，“别说大学，连小学也没进过！”
芒种也拍着老温的脊梁说：
“闹的俺老温哥快五十了，连个媳妇毛也摸不上！”“芒种，来我给你破个谜，”老温笑着，“两根筷子，夹着一根鱼刺儿——是什么？”
“我猜不着。”
“我们两个大光棍加着你这小光棍！”老温说，“咱们这长工屋，也该起个堂号了，就叫光棍堂，要不就挂块匾：五世同光！别说了，安置着睡觉！”
说着一抬大腿从炕上跳下去。
芒种露天睡在场院里，地下铺着一领盖垛的席。天晴的很好，刮着小西北风，没有蚊虫，天河从头上斜过去，夜深人静，引导着四面八方的相思。
这孩子，已经到了入睡以前要胡思乱想一阵的年龄。今年十八岁了，在这个人家已经当了六年小工。他原是春儿的爹吴大印在这里当领青的时候引进来的，那一年大秋上，为多叫半工们吃了一顿稀饭，田大瞎子恼了，又常提秋分的女婿是共产党，吴大印一气辞了活，扯起一件破袍子下了关东，临走把两个女儿托靠给亲家高四海，把芒种托靠给伙计老常。告诉两个女儿，芒种要是缝缝补补，短了鞋啦袜的，帮凑一下。芒种也早起晚睡，抽空给她姐俩担挑子水，做做重力气活。
农村的贫苦的青年，一在劳动上结合，一在吃穿上关心，就是爱情了。
今天，芒种去打水饮牲口，春儿在堤埝上低着头纺线，纺车轮子在她怀里转成一朵花，她的身子歪来歪去。芒种直直的望着，牲口把水喝干了，用嘴把梢桶挑起来，当啷一声，差一点没掉到井里去，春儿回过头来笑了。
芒种望着天河寻找着织女星。他还找着了落在织女身边的、丈夫扔过去的牛勾槽，和牛郎身边织女投过来的梭。他好像看见牛郎沿着天河慌忙追赶，心里怀恨为什么织女要逃亡。
他想：什么时候才能制得起一身新人的嫁装，才能雇得起一乘娶亲的花轿？什么时候才能有二三亩大小的一块自己名下的地，和一间自己家里的房？
半夜了，天空滴着露水。在田野里，它滴在拔节生长的高粱棵上，在土墙周围，它滴在发红裂缝的枣儿上，在宽大的场院里，滴在年轻力壮的芒种身上和躺在他身边的大青石碌碡上。
这时候，春儿躺在自己家里炕头上，睡的很香甜，并不知道在这样夜深，会有人想念她。她也听不见身边的姐姐长久的翻身，和梦里的热情的喃喃。养在窗外葫芦架上的一只嫩绿的蝈蝈儿，吸饱了露水，叫的正高兴；葫芦沉重的下垂，遍体生着像婴儿嫩皮上的茸毛，露水穿过茸毛滴落。架上面，一朵宽大的白花，挺着长长的箭，向着天空开放了。蝈蝈儿叫着，慢慢爬到那里去。
三
话虽这么说，田大瞎子还是替儿子张罗。他家和张荫梧沾点亲戚，他写了一封信，叫田耀武到博野杨村去一趟。那时张荫梧管辖着附近几个县，要组织民团，还要“改驯区长，就叫田耀武回到本县本区服务效力。
田大瞎子随着办了几桌酒席，把全区的村长村副请来，吃到半截腰里，把儿子的名片发下去，又叫田耀武敬了酒，他才把请客的意思说明：“请各位老兄老弟照应照应你们的侄儿！”
那时的村长村副差不多都是田大瞎子一流人，就说：“不照应他还照应哪个去？可是一件：耀武当了区长也得照应着我们哪！”
田大瞎子说：
“那是。有个大事小情的，总得比别人有个看顾。张专员说：不定哪天日本人就会过来。这，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国家养着那么些军队，都打不过，你们说我们老百姓可有什么能耐，挡住人家？可是，我们得防备一件：到了那个时候，地面上一不安稳，我们就要吃亏，我们是吃过亏的人了。放耀武在区上总好一些。张专员又要组织民团，不久这些公事就要下来了，各村殷实户主，都得出人买枪，这是件风火事儿，区上要没个靠近的人儿，咱们可有很多事不好办哩！”
“今年这么旱，大秋好不了，可哪里有富余钱买枪啊，一杆湖北造就要七八十块大洋哩！”有几个村长村副发起愁来。
“这是张专员委派给耀武的命令，我们也没法驳回。”田大瞎子说，“可是也犯不上为这件事情发愁作难。各位回到村里掂对着办就是了，叫那些肉头厚的主儿买几枝，其余的就摊派给那些小主儿们。可有一件：钱叫他们出，买回枪来，还得拿在我们手里！”
宴会完毕，各村村长村副都说在改选区长的那天，投耀武的票。
天很热，送客出门，田大瞎子就搬一把藤椅，放在梢门洞里，躺着歇凉。
东头有一个叫老蒋的，这人从小游手好闲，专仗抱粗腿吃饭。他每天指望的就是村里出点横祸飞灾：红白大事，人命官司，失火求雨等等，找些油水。这些日子天旱，农民们早早晚晚好站在村边大堤上望云彩等雨，他就过去：“老天爷又等着子午镇的好戏看了！”
农民们答腔的很少，他们明白：就是眼下落了透雨，收成也不会好，再加上求雨唱戏花钱，穷人更是难办。
老蒋正自没趣，看见大班的客人们走了，就摇着蒲扇拐到这里来，他放轻脚步走到田大瞎子身边说：“我说呀，老天爷也瞎眼，这么热天，他还不下场雨叫你老人家凉快凉快！”
田大瞎子眼皮也没抬，只把翘起来的一只挂在大脚趾头上的鞋，摆动摆动。半笑半骂的说：“滚蛋吧！又跑来喝我的剩酒了！”
“叫我看呀，你还是不会享福。”老蒋说，“大地方不是有了电扇吗，怎么还不叫耀武买一把回来呀？我们也站在旁边，跟着凉快凉快。”
田大瞎子不说话，老蒋就冲着他扇起扇子来。田大瞎子坐起来说：“算了。你去把管账先生叫来，有点剩酒菜，你们一块吃了吧！”
老蒋跑去把先生叫了来，田大瞎子告诉他们派款买枪的事。
先生抱着大账算盘，老蒋背着钱插，先从尽西头敛起，到了春儿家里。
秋分和春儿正为冬天的棉衣发愁，每天从鸡叫，姐妹两个就坐在院里守着月亮纺线，天热了就挪到土墙头的荫凉里去，拚命的拧着纺车，要在这一集里，把经线全纺出来。一见又要摊派花销，秋分就说：“大秋都扔了，正南巴北的钱粮还拿不起，哪里的这些外快？”
老蒋说：
“你说这话就有罪，咱村的收成不赖呀！”
“谁家的收成好？”秋分问。
“大班的支谷，下了一亩八斗，你砍我的脑袋！”老蒋说。“别提他家！”
春儿说，“那是大水车的灵验，我们哩，我们这些穷人哩，别说八斗，八升打出来，你砍了我的脑袋！”
“你可有多少地亩呀？”老蒋笑了。
“他地多，就叫他把钱全垫出来呀！”
“人家不是大头！”
“他家不是大头，难道我们倒成了大头？”
“这是阖村的事，我不和你小丫头子们争吵，”老蒋说，“你不拿也行，到大众面前说理去！”
“你们是什么大众！”春儿冷笑着，“还不是一个茅坑里的蛆，一个山沟里的猴！”
管账先生说：
“你这孩子，不要骂人，这次泼钱是买枪，准备着打日本，日本人过来了，五家合使一把菜刀，黑间不许插门，谁好受的了啊？”
“打日本，我拿。”春儿从腰里掏出票来，“这是上集卖了布的钱。我一亩半地，合七毛二分五，给！”说着扔给老蒋。
“这就是咱村的一大害，刺儿头！”老蒋走出来，和管账先生嘟念着。
听说山里的枪枝子弹便宜，老蒋在那边又有个黑道上的朋友，写了封信，田大瞎子派芒种先去打听打听。这孩子吃得苦，受得累，此去西山一百多地，两天一夜，就能赶回来。
芒种轻易不得出门，听说叫他办事，接过信来，戴上一顶破草帽，包上两块饼子就出发了。
这时已是起晌以后，农民们都背上大锄下地去了，走到村边，从篱笆门口望见春儿和秋分，正在葫芦架下面经布，春儿托着线子走跳着，还挂好一边的橛子。芒种想起身上的小褂破了，就走了进来。听见脚步声，春儿转过身来，没有说话。秋分抬头看见，就说：“起晌了，你倒闲在？”
“我求求你们，”芒种笑着说，“给我对对这褂子！”说着把饼子放下，把褂子脱下来。
“什么要紧的事，你这么急？”春儿停下手来问。
“到山里送封信？”芒种说。
“颠颠跑跑的事，就找着你了？”春儿盯着他说。
“没说吃着人家的饭嘛，就得听人家的支唤。”芒种低着头。
“叫春儿给你缝缝，”秋分说，“她手上带着顶针。”
春儿回到屋里，在针线笸箩里翻了一阵，纫着针走出来，一条长长的白线，贴在她突起的胸脯上，曲卷着一直垂到脚下。她接过褂子来，说：“这么糟了，衬上点布吧！”
“粗针大线对上点，不露着肉就行了。”芒种说。
春儿不听他，又回到屋里找了一块白布，比了比，衬在底下，密针缝起来，缝好了，用牙轻轻咬了咬，又在手心里平了平，扔给芒种：“别处破了，这个地方再也破不了啦！”
芒种穿在身上，转身到墙根水瓮那里探头一看，说：“又干了！我去担挑子水来！”
秋分说：
“一会我和春儿去抬吧，叫你们当家的看见，又该说你了！”
“这是体己活，他管不着！”芒种说，“我要两三天才能回来哩！”
他担起她们的小梢桶就出去了，担了一挑又一挑，小水瓮里的水波波的漫出来了，又去担了一挑，浇了浇葫芦。
春儿在他背后笑，刚刚给他缝好的褂子，又有一个地方，像小孩子张开了嘴。
“来！再对上几针，”她招呼着芒种，“就穿着缝吧，给你叼上一根草棍儿！”
“叼这个干什么？”芒种说。
“叼上，叼上！要不就会扎着你，要不咱两个就结下冤仇了！”春儿笑着，把一根笤帚苗放在芒种的嘴里。
两个人对面站着，春儿要矮半个头，她提起脚跟，按了芒种的肩膀一下，把针线轻轻穿过去。芒种低着头，紧紧合着嘴。他闻到从春儿小褂领子里发出来的热汗味，他觉得浑身发热，出气也粗起来。春儿抬头望了他一眼，一股红色的浪头，从她的脖颈涌上来，像新涨的河水，一下就掩盖了她的脸面。她慌忙打个结子，扯断了线，背过身去说：“先凑合着穿两天吧，等我们的布织下来，给你裁件新的！”
四
芒种拿起饼子，连蹦带跳的跑下堤埝去，他头一回听见子午镇村边柳树行子里的小鸟们叫的这样好听。小风从他的身后边吹过来，走在路上，像飞一样。前边有一辆串亲的黄牛车，他追了过去；前边又有一个卖甜瓜的小贩，挑着八股绳去赶集，他也赶过去了。他要追过一切，跑到前边去。有一棵庄稼，倒在大路上，他想：“这么大的穗子，糟蹋了真可惜了儿的！”扶了起来。车道沟里有一个大甩洼：“后面的车过来，一不小心要翻了哩！”把它填平。走到一个村口，一个老汉推着一小车粮食上堤坡，努着全身的力气，推上一半去，又退了下来，他赶上去帮助。到街里，谁家的孩子栽倒了，他扶了起来，哄着去找娘。
当天晚上，他就过了平汉路，在车站上，他看见了灰色的水塔和红绿色的灯，听见了火车叫。一火车一火车的兵马，在他眼前往南开去了，车顶上挤着行李、女人和孩子。
他走在山地里的石子路上，爬过一个山坡，又一个山坡，一打听道儿，老乡总是往前面山顶上一指说：“翻过这个小梁梁儿就到了，一马平川！”
这里冷的早，山前的草还青着，山后的草就发白了。白色的房顶上，堆着枣儿，黑色的山羊，在山坡石头堆里跳跃着。山道两旁，常常遇见泉水，小小的水泉慢慢冒出水来，像螃蟹吐泡，芒种从没喝过这样甜的水，不断蹲下用手掏起来喝。
尽量抬着脚步走，还不断踢起小石块，不久鞋底磨出窟窿来，石子钻到里面去，芒种想：“回去又该求春儿了！”他捡了几块又圆又滑的紫色小石头装在兜里，平原的孩子们欢喜这些小石头，偶尔才能从田地里拾到一块，说是老鸹从山里衔回的枕头。他预备回去送给女孩子们抓子儿。
中午，他走到一个大镇店，叫做城南庄。村边河滩上有一片杨树，有一个中年妇女坐在大道旁边纳着鞋底儿，卖豆腐和红枣。芒种坐在一块石头上，脱下鞋来休息。
前面是一条大河，叫胭脂河，太阳照在河面上，水流很清，红色的砂石在河底翻动。河对面有唱歌和喊叫的声音。
不久，从山后转出一支队伍来，稀稀拉拉，走的很不齐整，头上顶着大草帽，上身披着旧棉衣。这队伍挤在河边脱鞋，卷裤子，说笑着飞快的趟过来，在杨树林子里休息了。芒种问那妇女：“大嫂子，这是什么军头啊？”
“老红军！”妇女说，“前几天就从这里过去了一帮，别看穿的破烂，打仗可硬哩，听说从江西出来，一直打了二万多里！”
“从江西？”芒种问，“可有咱这边的人吗？”“没看见，”妇女说，“说话咵得厉害，买卖可公平，对待老百姓可好哩！”
“怎么火车上兵往南开，他们倒往北走哩！”芒种又问。
妇女说：
“那是什么兵，这是什么兵，往南开的是蒋介石的，吃粮不打日本，光知道欺侮老百姓的兵。这才是真心打日本的兵，你听他们唱的歌！”
芒种听了听，那歌是叫老百姓组织起来打日本的。队伍散开，有的靠在树上睡着了，有的跑到河边上去洗脸。有一个大个子黑瘦脸的红军过来，看了看芒种说：“小鬼！从哪里来呀？看你不像山地里的人。”
“从平地上，”芒种说，“深泽县！”
“深泽？”那红军愣了一下笑了，“深泽什么村啊？”芒种听他的口音一下子满带了深泽味儿，就说：“子午镇。
老总，听你的口音，也不远。”
“来，我们谈谈！”红军紧拉着芒种的手，到林子边一棵大树下面，替芒种卷了一枝烟，两个人抽着。
“我和你打听一个人，”红军亲热的望着芒种，“你们村西头有个叫吴大印的，你认识吗？”
“怎么不认识呀，”芒种高兴起来，“我们在一个人家做活，我还是他引进去的哩。现在他出外去了，在牡丹江种菜园子。”
“他有一个女儿??”红军说。
“有两个，大的是秋分姐，小的叫春儿。”芒种插上去，“你是哪村的呀，你认识高庆山吗？”
红军的眼睛一亮，停了一下才说：
“认识。他家里的人还都活着吗？”
“怎么能不活着呢？”芒种说，“生活困难点也不算什么。
就是想庆山想的厉害，你知道他的准信吧？”
“他也许过来了。”红军笑了一下，“以后能转到家里去看看，也说不定。”
芒种说：
“那可就好了，秋分姐整天想念他，你见着他，务必告诉他回家看望看望。”
红军说：
“你这是到哪里去呀？”
“我去给当家的送封信。”
“你们当家的叫什么？”
“田大瞎子。”
“你们村里谁叫这个？”
“就是村北大班里，那年闹暴动，叫红军打伤了眼的。”
“是他！”红军的眼睛里的热情冷了，宽大的眉毛挑动一下，“那些闹暴动的人们，眼下怎么样？”
“那些人有的死了，有的出外去了。”芒种说。
“老百姓的抗日情绪怎么样？”红军又问。
“什么情绪？”
“抗日的心气高不高？”
“高。”芒种说，“我这就是去买枪，回来就操练着打日本。”
“村里是谁的主事？”
“田大瞎子。”
“咳！”红军说，“武器掌握在他们手里，是不会打日本的。
你们要组织起来，把枪背在自己肩上。”
他给芒种讲了很多抗日的道理，天气不早，芒种要赶道，红军又送了他一程，分别的时候，芒种说：“同志，你真能见着庆山吗？”
“能。”红军说，“你告诉他家里人们放心吧，庆山在外边很好，不久准能家去看看。”说完，就低着头回到树林子里去了。
芒种一路上很高兴，想不到这一趟出差，得着了庆山的准信，回去一告学，她们不定多高兴哩。把信交了，把事情办妥当，第二天就赶回来，路过城南庄，部队不见了，卖豆腐的妇女说连夜又往北开了。
回到子午镇，看见秋分和春儿在堤埝上镶布，芒种老远就合不上嘴，走到跟前小声说：“秋分姐，家来！我说给你句话。”
“什么事啊，这么偷偷摸摸的？”春儿仰着头问。
“家来，你们全家来！”芒种说着先走了。
到家里，芒种坐在炕沿上说：
“天大的喜事，庆山哥快回来了！”
秋分靠在隔扇门上，问了又问，芒种说了又说。好容易把那个红军的身量、长相、眉眼、口齿，告学明白，秋分哭了起来。
“这是怎么了？”芒种着了慌。
“你见着的恐怕就是他！”秋分说，“怎么这样狠心，见着了靠己的人，还不说实话呀！”
春儿抱着线子家来，也斥打芒种：
“你怎么就不知道好好儿叮问叮问？他穿着什么衣裳？”
“衣裳顶破旧。”芒种说。
“什么鞋袜？”
“没穿袜子，我看那也不叫鞋，是用破布条子拧的！”芒种比划着。
“你问那些个干什么？”秋分说，“我看就是他，别人能知道咱这里的事儿那么清楚？”
“他有胡子没有？”春儿还是问。
“一脸黑胡子碴儿。”芒种说。
“我看那不是。”春儿说。
“他离家十几年，你还不叫他长胡子？”秋分说着笑了，她站立不住，就到五龙堂去了。春儿在后边暗笑：姐姐像好了一场大病，今天走的这么轻快。
五
走到五龙堂，秋分把芒种带回来的好消息，告诉了公公，还加上她的猜想。老人说：“那一定是他。他还不能明说呀，这个地面还是归人家辖管着哩！”
他披上褂子，拿起烟袋来：
“你在家里看门，我到村里去转转！”
秋分嘱咐着说：
“不要见人就告学啊，等他真的回来了吧！”
“我知道！”老人说，“我不是那缺谋少算、眼薄嘴浅的人，我不过是去告诉几个真心实意和咱相好的人，人家也整天惦记着庆山哩！”
直到天黑，高四海还没有回来，秋分把门锁上，也到村里去了。
她到和庆山一块出走、现在北平坐狱的高翔家里去。高翔家里有爹有娘，一个和秋分年岁差不多的媳妇和一个小女孩。秋分在婆家住的时候，好到他家坐坐，和高翔媳妇说说话儿。这两个女人，并不是什么都能说到一块，高翔的媳妇是从小娇养大的，热爱丈夫，却不明白他为什么净做那些傻事，对于那年暴动，她也不赞成，因为婆家稍微富裕，还跟着吃了一惊。可是，她愿意和秋分说话，她说：“庆山嫂子，咱两个是一个命儿，”停一会就又说，“我比你还苦！”
那时庆山只是没有准信，至于高翔，在那个年月，就是身边的孩子，也随时能从共产党这三个字联想起杀头来。
公公和婆婆曾经到北平去看望过高翔一次，媳妇也想带着女儿去一趟，公公回来说：高翔不让她去。只是叫她做一身棉衣，因为丈夫带着刑具，这一身棉衣，裁剪得奇怪，做成了，就像是不会系腰带的孩子们穿的。她拿起又放下，好几夜的工夫才把这身棉衣做成。
一针一滴眼泪，把棉花全湿透了。从结婚起，小夫妻的感情很好，新婚不久，丈夫送她到娘家去，路经滹沱河，夏天河里浪头大，小船不安稳，她年轻、胆孝晕船，当着船上很多人，高翔就把她抱在怀里，用手遮着她的眼。封建岁月，远近都当笑话传说起来。
越想过去，就越发难过了。打从高翔坐狱起，她没有畅快的欢笑过，没有穿过新衣裳，一家人过年不挂红灯，中秋不买月饼，一到天黑，就关门睡觉。
这天秋分来到她家里，正是掌灯的时候。窗纸上闪着亮光，十年以来，她第一次听见了高翔媳妇的笑声。
走进屋里，这一家人正围着桌子看一封信哩，谁也没有看见她进来，秋分说：“什么事，一家子这么高兴？”
高翔的媳妇转脸看见是秋分，笑着说：
“喜事！”
“俺爹从狱里出来了！”爬在桌子上的小女儿望着秋分夸耀。
“你这个爹可是个稀罕！”高翔的媳妇轻轻拍了女儿一下，对秋分说：“高翔出来了，信上还打听你们的人哩，你来的正好，快坐在炕上听听吧！”
秋分只好先把自己的喜讯收起来，坐到炕上去，听她家的喜讯。
其实，这信白天已经念过一次了，吃过晚饭，小孩子要求爷爷再念一次。高翔的父亲把信纸铺在桌子上，把花镜擦了又擦，拿起信纸，前挪挪后退退，像对光一样，弄了半天，才念起来。
高翔的母亲，靠在炕头被垒上，不耐烦的说：“你看你，真比戏子扮脚还费工夫哩！”
“你落俐，你来！”父亲把信又放在桌子上，把眼镜摘下来拿在手里，“你不知道我上了年纪，眼力不行，又加上你儿子写的这笔字，真不好认，我就怕看这个钢笔信！”
“算了！念吧，念吧！”母亲闭上眼专心听着。小女孩子还要往上挤，用两只小手使劲扯着耳朵。
高翔的信是写给父亲和母亲的，可是不用说秋分，就是这个十来岁的孩子也能听得出来，有好多言语，是对她的母亲说的。爷爷念着，她看见母亲不断的红脸。
信上写着：
“我出狱后，就兼程赶到延安，现住瓦窑堡，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进行学习，不久就北上抗日。十年以来，奔走患难，总算得到了报偿！”
父亲念到这里停了下来，说：
“延安。这个地名很熟，《水浒传》上——王教头私走延安府，可就是想不起在什么地方来。去，在他那书箱里，找本地图来。”
高翔的媳妇登坡上高，打开多年没动过的、尘土封盖的丈夫的书箱。
翻了半天，找出一本来，递给公公。老人打开一看说：“这是一本字典。我来吧。”
他找出儿子上中学时候用的一本地图来，找了半天，才在陕西肤施县下面的括弧里找到了延安。又用两个手指头量了量，说：“你们看：这里是深泽，咱们的家，这里是延安，高翔他们占的地方，距离也就是这么寸数光景，走起来，可得些工夫哩！”
高翔的母亲叹气说：
“在外边十几年，叫人跟着担惊受怕，好容易出来了，还不先到家里看看老娘，怎么又跑到那天边子上去了哩！”
父亲说：
“你老不明白：一准是那里，有你儿子更想念的人儿！”
信上也提到庆山，说他可能从江西长征过来，北上抗日了。秋分把芒种带回来的消息说了，一家子替她高兴。老人把信装好，交给儿媳妇，媳妇像捧着金银玉宝一样，递给婆婆，婆婆把它塞到被垒底下去。
小孩子托着腮帮儿望着她母亲说：
“娘，我们去找爹吧！”
“你去吧，你离的家了？”母亲问。
“离的。”小孩子说，“你去不去？你不去，我自己去。”
“你自己去吧。”母亲笑了。
能把孩子送到丈夫的身边也是好的。在她想来：比做衣裳，孩子就是一个小针，能把母亲心里这条长长的线带到那边去，并且连在一起；像一条小沟，使这个洼里的水流进那一个洼；像一只小鸟，从这个枝跳上那个枝，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
今天夜里，在五龙堂这个小村庄里，至少要有两个女人，难以入睡。
这一天晚上，闷热。秋分回到小屋里，公公还没有回来。小菜虫从窗口飞到屋里来，围着小油灯乱转。坐不到炕上，她抓了一把破蒲扇到堤坡上来。黑夜里，望日莲滴着金黄的花粉，香的闷人。从村庄到这里来的路上，有一星星的火光，不断飞起，秋分知道是公公抽着烟回来了。
春儿吃过晚饭，到姐姐家去看了一下，她替姐姐高兴，盼望着姐夫回来。姐姐不在家，她又一个人回来，过河的时候，天就大黑了。月亮升上来，河滩里一片白，闲在河边的摆渡鼓鼓的底儿向上翻着，等候着秋天的河水来温存。
她还要走过一片白沙岗，一带柳子地。
柔细光滑的柳子，拂着她的手和脸，近处有一只新蜕皮的蝈蝈儿，叫的真好听。她停下来，轻轻拨动着柳子，走到里边去，想把它捉祝忽的一个黑影子，从她脚底下跳起来，她叫了一声。
原来是芒种。嘻嘻的笑着说：
“我吃了后晌饭，喂饱了牲口，到菜园子井台上洗了洗脚，站在高处一望，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在柳子地里浮游，我想：准是一只大鸟，要在柳子地过夜，我去捉住它。走近了，原来是你的白褂子！”
春儿说：
“你饶吓了人，还编歪词儿！”
“我是说来接接你，四海大伯高兴吧？”
“亲人快回来了，还有不高兴的？明儿还许请请你哩！”春儿说。
“请我什么？”芒种说。
“请你吃大碗面，多加油醋！”春儿笑着说，“看你把我的蝈蝈儿也闹跑了，快回家吧！”
“紧着家去干什么，我要在这里玩一会儿！”芒种说。
“漫天野地，有什么玩儿头？怪害怕的。”春儿说着往前走了。
“等等我呀！”芒种小声叫着，“等等我去捉住这个蝈蝈儿，它又叫哩。”
芒种拨着柳子里面去了，听见蝈蝈儿的叫声，春儿也跟了进去。
芒种紧紧拉住她的手，春儿急的说不出话来，用力摆脱，倒在柳子棵的下面。
密密的柳子掩盖着，蒸晒一天的沙土，夜晚来，松软发热，到处是突起的大蚂蚁窝，黄色的蚂蚁，夜间还在辛勤的工作着，爬到春儿的身上，吸食甜蜜的汗。
最后，春儿哭了，她说：
“这算是干什么？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芒种说：
“听见庆山哥的消息，大家都在高兴。我是问问你，我们能不能成了夫妻??”春儿低着头，用手抓着土。她刨了一个深坑，叫湿土冰着滚热的手。
半天工夫，她说：
“成不了，你养活不起我。”
芒种说：
“要是庆山哥回来了呢？假如我也有了出头之日??”“那我们就指望着那一天吧！”春儿说，“我又没有七十八老，着什么急哩！”
六
春儿回到家里，月亮已经照满了院，她开开屋里门，上到炕上去，坐在窗台跟前，很久躺不下。小白褂湿透了，带着柳子地里的泥土和揉碎的小草的味道。月亮从葫芦的枝叶里，从窗户的棂格里照进来，落在丰满的胸脯上，心口还在突突的跳动。
她感到有些后怕，又有些不满足。她仄着耳朵听着，远远的田野，有起风的声音。
她出来，西北角上有一块黑云，涌的很快，不久，那一面的星星和树木，就都掩盖不见了。干燥的田野里，腾起一层雾，一切的庄稼树木、小草和野花，都在抖擞，热情的欢迎这天时的变化。
半夜里下起大雨来，雨是那样暴，一下子就天地相连。远远的河滩里，有一种发闷的声音，就像老牛的吼叫。
今年芒种还没有给她们抹房顶，小屋漏了，叮叮当当，到处是水，春儿只好把所有的饭碗、菜盆，都摆在炕上承接着，头上顶了一个锅盖，在屋里转来转去。
堤埝周围，不知道从哪里钻出了这么多的蛤蟆，一唱一和，叫成了一个声音，要把世界抬了起来。春儿一个人有些胆小，她冒着雨跑到堤埝上去，四下里白茫茫的一片，有一只野兔，张慌的跑到堤上来，在春儿的脚下，打了一个跟头，奔着村里跑去了。
“看样子要发大水了。”春儿往家里跑着想。
第二天，雨住天晴，大河里的水下来了，北面也开了口子，大水围了子午镇，人们整天整夜，敲锣打鼓，守着堤埝。开始听见了隆隆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占了保定。大水也阻拦不住那些失去家乡逃难的人们，像蝗虫一样，一普面子过来了。子午镇的人们，每天吃过饭就站在堤埝上看这个。
那些逃难的人，近些的包括保定、高阳，远些的从关外、冀东走来。
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越走越少，从这些人的行囊包裹、面色和鞋脚上，就可以判定他们道路的远近，离家日子的长短。远道逃来的人，脚磨破了，又在泥水里浸肿了，提着一根青秫秸，试探着水的深浅，一步一步挪到堤埝跟前来。他们的脸焦黑，头发上落满高粱花，已经完全没有力量，央告站在堤坡上的人拉他们一把。
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把一个小孩子背在背上，手里还拉着一个。孩子不断跌倒在泥水里，到了堤埝边上，她向春儿伸伸手：“大姑，来把我们这孩子接上去！”
春儿把她娘儿们扶了上来，坐在堤埝上，一群妇女围上来，春儿跑回家去，拿些饽饽来，给两个孩子吃着，那个女人说：“谢谢大姑。我们也是有家有业的人啊，日本人占了我们那个地方。”
春儿问：
“你们家是哪里呀？”
“关外。当时指望逃到关里，谁知道日本人又赶过来，逃的还不如他们占的快，你们说，跑到哪里是一站呀？”
“孩子他爹哩？”春儿问。
“走到京东就折磨死了。”女人擦着泪。
“日本人到了什么地方？”人们问。
女人说：
“谁知道啊，昨儿个我们宿在高阳，那里还是好好儿的，就像你们现在一样，可是今天早晨一起来，那里的人们也就跟着我们一块儿逃起来了。”
人们都不言语了，那个女人叫小孩子吃了吃奶，就又沿着堤埝，跟着逃难的大流走了。
天晴的很好，铺天盖地的水，绕着村子往东流。农民们在水里砍回早熟的庄稼，放在堤埝上，晒在房顶上。
天空有一种嗡嗡的声音，起先就像一只马蝇在叫。声音渐渐大了，远远的天边上出现一只鹰。接着显出一排飞机，冲着这里飞来了。农民们指划着：“看，飞艇，三架，五架！”
他们像看见稀罕物件一样，屋里的跑到院里来，院里的上到房顶上去。
小孩子们成群结队的在堤埝上跑着，拍着巴掌跳跃着。
逃难的女人回过头来说：[手机电子书网 Http://www.qiyebooks.com]
“乡亲们，不要看了，快躲躲吧，那是日本人的飞机，要扔炸弹哩！”
没有人听她，有些妇女，还大声喊叫她们的姐妹们，快放下针线出来看：“快些，快些，要不就过去了！”
飞机没有过去，在她们的头顶仄着翅膀，转着圈子，她们又喊：“飞鸡，要下蛋了，你看着急找窝哩！”
轰！轰！飞机扫射着，丢了几个炸弹，人们才乱跑乱钻起来，两个人炸死在堤埝上，一头骡子炸飞了。
飞机沿着河口扫射，那里正有一船难民过河。河水很大，流的又急，船上一乱，摆渡整个翻到水里去。大人孩子在涌来涌去的大浪头中间，浮起来又淹没下去，一片喊救人的声音。
日本人的飞机扫射着，轰炸着，河里的水带着血色飞溅起来。
五龙堂能凫水的人全跳到水里去打捞难民。高四海老头子脱的光光的，拍打着浪头，追赶一个顺流而下的小孩子。他一个猛子扎了一里多远，冒出头来，抓住了小孩子的腿，抱到岸上来。他在搭救出来的水淋淋的难民中间走着喊：“谁是孩子的娘，这是谁家的孩子，没有主吗？”
有的人说：
“你老人家遮盖上点吧，这里净是女人们！”
高四海说：
“别放他妈的屁了，什么时候，还有这么些讲究！有理可就去和日本人说呀！”
他找不到小孩子的娘，把孩子嘴朝下放在河滩上，又跳到水里去了，他专门打捞着女人，打捞上一个来就问：“别哭，快吐吐水，你的小孩我给你打捞上来了！”
当女人摇头说不是她的小孩的时候，他就又跳进水里去了。
一直打捞到天黑，有很多人是叫大水淹没死亡了。人们点着一堆堆的柴火，烘烤那些打捞上来的人们。高四海穿上衣服，逢人就打听小孩的母亲。
有人说：这是从关外逃来的那个黑脸的年轻的女人的孩子，她恐怕是在水里炸伤了，没有力量浮起来淹死了，还有她那个大些的孩子。高四海听了，叫过秋分来说：“抱着这孩子到有奶的人家吃吃去，他娘死了，我们收养着吧！”
秋分说：
“这个年月，收养这个干什么呀？”
“你不抱他，我就抱他去，”高四海说，眼里汪着热泪，“这年月，这年月，还哪里的这些废话呀！”
夜晚，逃难的人们，就在熄灭的柴火堆旁边睡下了，横倒竖卧，河水汹涌的流着，冲涮着河岸，不断有土块滩裂的隆隆的声音。月光照着没边的白茫茫大水，和在水中抖颤的趴倒的庄稼。远近的村庄，担着无比的惊惶和恐怖，焦急和无依的痛苦，长久不能安眠。在高四海的小屋里，发出小孩子的撕裂喉咙的哭声。
“日本！日本！”在各个村落，从每一个小窗口里，都能听到，人们在睡梦里，用牙齿咬嚼着这两个字。
七
前些日子，子午镇也曾买回几枝枪来。田大瞎子自己带一枝八音子，把一枝盒子交给田耀武，有两枝大枪叫村里几个富农地主子弟背着，每天早晨起来，在十字街口集合出操，田耀武是指挥。这些子弟对出操跑步没有兴趣，又怕以后真的挑兵，总是等到巳牌时还到不齐，随便报报数也就散了。
并且，指挥虽然是大学毕业，也受过暑期军训，对于操法口令却非常生疏。
自从那天，好容易分做前后两行，他喊：“前排不动，后排向前五步走！”
以致后排的人顶了前排的屁股，田耀武在全村老百姓面前羞了个大红脸，也就懒的再集合这些人了。
这些子弟们对枪还是有兴趣的，他们在夜晚背上枪枝去串女人门子，对相好的夸耀，说他不久就是一个官儿了。田耀武因为自己的媳妇一直没有回来，和老蒋的一个女孩叫俗儿的交接上了，每天晚上就住在她那里。
俗儿是老蒋的第三个女孩。两个姐姐全出嫁了，长的也都平常；唯独这个老三，从小就显出是全村的一个人尖儿。十五六上就风流开了，在集上庙上，吃饭不用还帐，买布不用花钱。今年才十九岁，把屋里拾掇的干干净净，糊上雪白的窗纸，铺上大红的被褥。这天前半夜田耀武又来了，把盒子放在炕沿上吓唬她说：“小心着！你要再和别人好，这个玩意可不饶你！”
俗儿笑着说：
“你觉得我怕那个吗？我摸过的比你见过的还多哩！你瞎背着，会使吗？
你能这样——”她说着一只手抓起盒子来，抬起穿着红裤衩的大腿，只一擦就顶上了子弹，对准田耀武。田耀武赶紧躲到炕头里面去说：“别闹，别闹！看走了火打着人。”
俗儿关上保险，把枪放在桌子上，说：
“你用不着拿这个唬我们，我们不怕这个。你这样说：你再和别人好，我就不给你钱花了——那我就没有话说了。”
田耀武说：
“别废话了，你愿意和谁好就和谁好，我也快走了。”
“你到哪里去？”俗儿把灯挑亮，仄到炕上来。
“到南边做官儿去。”
“这个东西也带走吗？”俗儿问，她指指放在桌子上的枪。
“带着，道路上不平静。”田耀武说。
“你们有钱的人，哪里也能去，你也带我去吧，给你搓搓洗洗的。”俗儿笑着说。
田耀武只是笑了一下。俗儿说：
“和你说着玩儿哩，我跟你去干什么？我人穷命苦，活该受罪，日本人来了再说他来了的，在劫的难逃，天塌了还有地接着呢！可是，你这趟出去，盘川脚给，也得花不少的钱吧？”
田耀武说：
“家里有些现洋，老头子全埋起来了，我还得到城里铺子里去拿钱。”
“穷家还富路哩，何况你们是有钱的主儿，”俗儿说，“哪天走，规定了日子没有？我还得给你送送行哩！”
“不要你送行，”田耀武说，“快脱衣裳睡觉吧，什么时候走再告诉你！”
俗儿慢慢脱着衣服，又问：
“路上不平安，你有个伴没有？”
“没有，”田耀武说，“平汉路不通了，叫老常送我到濮阳，再从那里坐火车。”
“也得在五龙堂过河吧？”俗儿问。
“嗯。”田耀武答应着把灯吹灭了。
半夜里，村里住了兵，人们乱了起来，田大瞎子派芒种把田耀武从热被窝里叫走了。俗儿刚刚合上眼，就听见有人轻轻敲打着窗棂说：“走了吗？”
“走了。”俗儿说。
“问清楚了没有？”
“问清楚了：有枪有钱，老常送他，在五龙堂过河。”
“日期哩？”
“没有定准。”俗儿说，“你每天在河口上留点意就是了。
得了便宜，可别忘了我。”
“你的大功一件。”窗外的人压着嗓子笑着，“给你买件花褂。”
“你还进来睡不？”俗儿撒着娇问。
“你叫我就热锅吗，他妈的！”那个人说着，爬上房去走了。
村里住的是骑兵，起初人们以为是日本，不敢开门，军队砸开了门子，才知道是五十三军。马跑得四蹄子流水，披着鞍子就都在街里卧倒了。村公所赶紧预备吃喝草料，军队绕家串游，乱放枪，一条狗在街上跑，一枪打死。
田大瞎子把营长请到自己家里，好酒好菜应酬着，有兵闯进来，他就出来说：“老总别闹，你们官长在这里！”
“什么妈拉巴子官长，”那些兵用枪托子顿着田大瞎子的胸脯，“你叫他出来认认我们！是官长就该领我们和日本子打仗，王八蛋狗命的就会领着我们跑，把马都快跑死了，还是官长哪！”
军队乱夺乱抢一阵，不到鸡叫就又下命令往南开，那些军队，大声骂着街，爬上马去，歪歪斜斜的跑走了。“我看不行了，”田大瞎子把耀武叫到屋里说，“你先把你那长头发去了吧！”
“这头发要什么紧？”田耀武不大高兴。
“什么要紧？”田大瞎子大声吆喝，“你的命要紧！日本人就是讨厌念书的学生，光凭我可怕什么呀？”
母亲也劝，把老常叫来，拿把剃头刀子把田耀武的分头刮掉，箍上了一块西湖毛巾，田大瞎子说：“我看那么鲜亮的毛巾也扎眼。早些吃点饭，到城里去一趟！”
田耀武光着头往街上一走，大大增加了子午镇村民的恐日情绪，农民们偷偷说：“怎么区长把羊头也去了？”
“怕日本。”
“剃光头就不要紧了？我们可全是光头。”
“我看是鸡巴一样，日本人不管你有毛没毛！”
田耀武到铺子里支了几百块钱，到县政府去转了一下，县政府的牌子也摘了，大堂的正门堵起来，一个顶事的人也不见，转了半天，才遇见一个认识的听差，说县长和科长们半夜里就雇上大车南下了，枪枝钱粮全带走了。
田耀武赶紧回到家里，匆匆忙忙打整了个包裹就要走。
他母亲说：
“把咱那文书匣子，你也带出去吧！”
田大瞎子说：
“地亩搬不动，拿出那个去做什么使，还是埋起来，反正我在家里守着它！”
又把老常叫来，嘱咐了几句。老常急忙回到长工屋里拿双替换的鞋。
老温和芒种全在那里心神不安的等着，老温说：“老常哥，你就和少当家的说说，叫他把我也带出去吧！”
“你出去干什么？”老常说。
“到哪里也是实力气吃饭呗，总比在家里叫日本人杀了好啊！”老温说。
芒种也说：
“求求他也把我带上！”
老常说：
“谁也别想。该着怎样就怎样吧，别看叫我跟着，用不着了，也就叫我回来了，要不我就多带上一双鞋？咱们就是擦屁股瓦，用的时候抓起来，用过就丢了。跟着他干什么去，他肯管你饭吃？”
等到天黑，田耀武才和老常从家里出来，父亲和母亲怕叫人看见，也没有送他。他们从村边趟着水，抄着小道，并没有遇见一个人。到了五龙堂河口，老常先到头里去，招呼一声摆渡。
摆渡靠在对岸，上边好像没有人。老常用两只手卷成喇叭，大声喊叫，在水雾茫茫里，好半天才听见有人答应：“听见了。”
田耀武和老常站在河边等着，河水落了些，水流还是很大，小船从上游下来，像漂着的一片树叶。船靠了岸，船上只有两三个人，黑影里跳下一个女人来，和船夫们打趣着：“劳你们的大驾了，我也不掏船钱了！”
船夫们笑着说：
“我们候了你吧，回头再去上你的船！”
“扯蛋！没一个好东西！”女人骂着上了岸，望了田耀武一眼，说：“这不是田区长吗？”
田耀武早就听见是俗儿，冷冷说了一句：“我到五龙堂去有点公事。”
“有什么公事啊？”俗儿笑着，“县长全跑了，你这区长还不交代了吗？”
田耀武顾不得和她搅缠，就催着老常上船，老常上去说：“今天净是谁们呀，怎么听口音都生呼呼的。”
小船开动了，船夫们一句话也没说，把舵的人背着身子，眼望着滚滚的河水，留恋着俗儿的模糊的影子。很快到了对岸，田耀武先跳下去，就要掏船钱。这时那个把舵的说了话：“不要船钱了，把你带的枪留下来！”
“为什么给你们枪？”田耀武吃了一惊。
“枪是老百姓掏钱买来打日本的，你带着上哪里去？”把舵的跳下来，就拧住了田耀武的胳膀。
“你们这不是明抢明夺吗？”田耀武挣扎着。
“眼下很难说清是谁抢谁的了，县政府的八辆大车，全叫我们留下了，你还想怎样？不想走旱道，就到河里去。”说着就把田耀武悬空举起来。
“我给，我给。”田耀武把枪摘下来。
“子弹，五十粒。”掌舵的人又说。
“枪给你们了，我留着子弹干么。”田耀武递过去说。
“钱。”掌舵的人又说。
“这是我的路费。”田耀武说，“你们拿了去我怎么走路呀？”
“你用不了那么多。给你留下点，花到濮阳。”
过来几个人把他搜了，丢了摆渡走了。掌舵的人在水皮上试着新得来的枪，连发一排子弹。
“哪来的这么一班强盗？”田耀武哆哆嗦嗦的说。“我听着像和俗儿相好的高疤。我们还走不走？”老常说。“不走怎么办？”田耀武说：“这个地面我更不能呆了，钱也不多了，送我一程，你就回去吧。”
八
自从大军南撤，县长逃走，子午镇的老百姓只好听天由命，庄稼烂在地里不愿去收拾，村庄里成立了很多小牌局。从安国长仕庙上来了一个道士，住在老蒋家里，设黑坛，闹神闹鬼，招了一群妇女来整天整夜磕头。
传说日本已经到了定县。县城里由一个绅士，一个盐店掌柜的，一个药铺先生组成维持会，各村的村长就是分会长，预备八月十五就欢迎日本人进城。田大瞎子领回红布白布，叫老蒋派下去做太阳旗，还要在地亩里派款收回布钱！
又是从西头派起，老蒋拿着一块白布一块红布告诉春儿：“把红布剪成圆的，贴在白布上，就像摊膏药一样。”“我不做这个，”春儿说，“你愿意欢迎，就叫你们俗儿去做呀！”
老蒋说：
“我们自然要做一个，还得做一面漂亮的，挂在大门上。日本人过来了，没有这个旗儿，可要杀个鸡狗不留，你合计合计吧！”
“不用合计，我不做。”春儿扭头出去了。她拿了一把小锄，又抓了一把油菜子装在口袋里，到她那块地里去。
前半月，县里曾经派人下来压着，挖了一条长长的战壕，说是军队要在这里和日本打仗。战壕的工事很大，挖下一丈多深的沟，上面棚上树木苇席，盖上几尺厚的土，隔几丈远，还有一个指挥部。
那些日子正下连阴雨，地里的庄稼也待收拾，农民们心气很高，每天在大雨里淋着，在水里泡着，出差挖沟。战壕是一条直线，遇到谁家的地，就连快熟的庄稼挖去，春儿这一亩半地，种的支谷，身手长的全很好，挖了多一半，地头上一棵修整得很好的小柳树，也刨下来盖了顶棚，别人替她心痛，芒种挖沟回来告诉她，春儿说：“挖就挖了吧，只要打败了日本，叫我拿出什么去也行。”
现在，战壕顶上铺盖的树枝还发着绿，泥土还发着松，春儿用小锄平了平，在上面撒上了晚熟的菜种。有一只苍鹰在她头顶盘旋着。
撒完菜种，一个人坐在战壕上想：“假如在这里狠狠打一仗，还用着害怕日本人过来？”
近处的庄稼，都齐着水皮收割了，矮小的就烂在泥水里。远处有几棵晚熟的高粱，在晚风里摇着艳红的穗子。有一个人，一步一拐的走过来。春儿渐渐看出是一个逃兵，把枪横在脖子上，手里拄了一根棍，春儿赶紧藏在树枝后面，逃兵已经看见她，奔着这里来了，春儿害怕，抓紧手里的小锄。
等到看清这个逃兵又饥又渴，没有一丝力气，才胆壮起来，直着身子问：“你要干什么？”
“不用怕，大姑。”逃兵说着，艰难的坐下来，他的脚肿得像吹了起来，“我跟你要些吃喝。”
“你不会到村里去要？”春儿说。
“我不敢进村，老百姓恨透了我们，恨我们不打日本，还到处抢夺，像我这样孤身一个，他们会把我活埋了！”逃兵说。
“为什么你们不打日本呀？”春儿说。
“大姑，是我们不愿意打？那真冤枉死人。你想想我们这些当兵的都是东省人，家叫日本人占了，还有不想打仗的？我们做不得主，我们正在前线顶着，后边就下命令撤了，也不管我们死活，我们才溃退下来。”
“说得好听。”春儿撇着嘴，“背着枪不打仗，有吃喝也不给！”
“你家去给我拿一点。”逃兵把枪摘了下来，“我愿意把这枝枪给你留下，我把它卖掉也能换几十块大洋，这是国家的东西。留给你们打日本吧！”
“我们一个女孩儿家，怎么打日本？”春儿笑着说。
“总归是有人要打的，我们那里就有了抗日联军，我也要想法投奔他们去了。”
春儿看了看他那枝枪，低头想了一会儿说：“你在这里等等，我家去给你拿些吃喝去。”
逃兵说：
“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行好就行到底吧，家里有男人穿不着的破衣烂裳，拿给我两件，我好换了走路。”
春儿点点头，逃兵又说：
“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呀，你们这一带难缠，叫他们知道，我就别想活了。”
春儿说：
“你放心吧！”
春儿回到家里，找了芒种来，偷偷告诉他有这么件儿事，问问他可行不可行。
芒种说：
“行了，这个年头，咱们有枝枪也仗仗胆儿，你拿着东西前边去，我在远处看着，免得他疑心。”
春儿找出她爹的一身破裤褂，又包上几个饼子和一些咸菜，就去了。
逃兵把枪枝给了她，换上便衣，就绕着村边走了。等到天黑，春儿才把枪拿回家来。
芒种说：
“今年冬天活不多，地面上又乱腾，田大瞎子装蒜装穷，打算不用我了。
我也不想再当奴才了，咱们有了一枝枪，我背着它参加了高疤的队伍吧！”
春儿说：
“先别忙，他的行为不正，你准知道他能成事？要是俺姐夫过来了，不用说，我就叫你背着走。”
她把枪紧紧藏了。
九
高疤以前是这一带有名的大贼，以门窗不动能盗走大骡子出名。自从在城南地面截下了县政府的八辆大车，收了南逃官员们的枪枝，又接连在五龙堂河口卡了几伙逃兵，就自称团长，委了几个连长，到各村镇吊打村长富户，把埋藏了的枪枝起出来，有的主儿舍不得枪枝，叫子弟背着，参加了这个队伍，在冀中说起来，就有了很多“跟着枪出来的”兵士。每天在子午镇大街二丰馆大吃大喝，夜晚就住在俗儿家里，过了些时，人马越多声势更大，就向俗儿提出来：要正式娶她。
各村送了喜幛来，挂满了老蒋的屋子院子，一直挂到大街上来。八月十五这天过事，定了两抬官轿，两抬花轿，前后几十匹顶马，后面跟随着一个营的步兵。顶新奇的是不放花炮，一路上连放排子枪，闹的这样红火的排场，没人敢看，路过哪村，哪村关门闭户，路上断绝了行人，子弹皮撒了满道满街。
这一天，老蒋穿戴很体面，走出转进，招呼着各村来送礼的人，饭庄上送来几桌酒席，送礼的站不住脚，放下东西就惊惊慌慌的走了，可就便宜了他，喝了个醉里胡涂。
只有村里管账的先生陪他，晚上，新女婿睡了觉，两个人又喝了一场，老蒋说：“也不知道是我哪块地里的风水，竟出了个女婿团长。”
管账先生说：
“这叫时来运转，这还不算到头哩，团长升旅长，旅长升师长，你这老爷子是当上了。”
“人家俗儿，”老蒋像是说别人家的孩子，“算是有眼力，你说，从十五六上，说媒的没离过门儿，她就是一个全不如意。到底看上了高团长。你说高团长的福气到底在哪个地方？”
管账先生说：
“我看就在那块疤上，不分冬夏阴晴，都在发红发亮，更加上有胆气，有智谋，遇见这个时候，自然就升发起来。”
两个人正说着，田大瞎子绊绊坷坷走了进来，老蒋赶紧让座说：“来，村长，上坐上坐。从前我净是吃喝你的，今天算我还个席儿。”
“我不喝酒，”田大瞎子愁眉不展的说，“我是来向你托个人情。你什么时候背私间和高团长讲一声，就说我请他到舍下吃个便饭。”
“不用了，”老蒋说，“咱们又不系外，你费那个事干什么？”“一定请他去，你们两位陪客。”田大瞎子说，“自从张专员南边去了，咱们就连个依靠也没有了，幸亏和高团长结了亲，这地面儿上的事，总得请他多照看着点。”
“那有什么，”老蒋一口应承，“自己的嫡亲女婿，还不是我说怎样他就得怎样。”
过了两天，在子午镇的十字街口，出现了一张盖着大红关防的布告，有三四个月不见官方的告示了，凡是认字的都围上来看。
出告示的是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武装抗日，司令员是吕正操。
有人从高阳回来，说在城门洞看见了真正的红军，胳臂上带着红五星。
芒种就跑去告诉秋分说：
“他们真的过来了，高阳离咱这里不远，你自己去看看吧，不要再错过了。”
秋分愿意去一趟，就收拾着找伴动身。
这几天，高疤心里不大痛快，他派手下人到高阳打听一下，听说吕正操委派了各支队的司令，正整编各地杂牌的队伍，又听说红军纪律很严，官兵一致吃小米，不许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当官的也要受训学习，团里还设政治委员。自己底子不正，怕受管束，心里很是彷徨不定。
夜晚对俗儿一讲，俗儿笑着说：
“这有什么难处，你去领个委任不就完了吗？”“谁知道他委你一个什么呀！”高疤说，“素日和他们又没有联络，不定那天他来缴了你的枪哩！”
“我和他们倒有点关系。”俗儿抿着嘴。
“你认识吕司令？”高疤笑着问。
“吕司令我倒不认识，”俗儿说，“我认识的这个人资格也不嫩，听说在红军里面是个大头儿。”
“简断截说是谁吧！”高疤喊着。
“就是五龙堂的高庆山。现在，高阳不是驻的红军吗，你到那里去说，当年曾经和高庆山一块闹过事，也是红军底子，这牌子多吃香，管保委你个司令。”
高疤一想，虽说把不定，倒也是条门路，就说：“咱们和他家素日没有来往，空口白话，人家也许不信哩！”
“这好办。”俗儿说，“我去给你拉关系。”
说着就出溜下炕来，到了春儿家里，一听说秋分正要找高庆山去，俗儿可就高兴极了，忙说：“秋分姐！路上不平安，离高阳城又这么远，你走着去，多么不方便？
我们那个也正要到高阳会吕司令去，你就跟他一块去吧！路上前呼后拥，有人保护着你，多么威风？再不就叫他们备上一匹走马，脚手不沾地，就送你到了高阳城。到了那里，见了俺庆山姐夫，夫妻相会，真是一出《武家坡》。
这些年，你受苦受难，当男变女，可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可眼见来哩。
见了俺庆山姐夫，二话别说，先跟他要身好衣裳换了，他做着那么大官儿，一呼百应，要什么有什么。”
一场话说的秋分懵头转向，不知道怎么回答，春儿说：“我看还是自己走着去吧，大脚五手的，又不是没出过门。”
“嗐，我那妹子，”俗儿拍打着春儿的肩膀头说，“你年纪小，知道事儿少，咱姐姐到了那里就是太太，有多少人要来请，有多少人要来瞧？步下碾了去，多么不好看，咱要没有，也说不上，要着饭千里寻夫的多着呢，可是谁叫咱有这么现成的大走马哩！骑上去，像坐花轿，一点也不颠，那天我还骑了一趟哩！”
不容分说，拿了秋分的小包袱就先走了，见了高疤就说：“你看怎么样，比算卦还灵哩，人家正要找男人去，你就和她一块去吧！”
高疤派人备了一匹花马叫秋分骑着，还叫一个兵在旁边牵着。
“你把衣裳也换换，”俗儿又对高疤说，“看你花丽狐哨的，红军不稀罕这个！”
高疤脱了绸缎衣服，穿了一身卡来的军装，把盒子炮上的大红丝线穗子也摘了去。军队身上的红红绿绿的东西，也减退了减退。他穿上俗儿早给他打好的一双草鞋：是雪白毛线织成，前面顶着一个大红绒球儿。说是红军那里兴这个。
带着一连人，奔着高阳去了。
路过附近几个村庄，那些村长村副们又在街口上摆下茶果桌子，站立在两厢恭身施礼，欢迎高团长的队伍。高疤一见就恼了，骂：“混蛋！谁叫你们又弄这个，以后免了！”
村长村副们闹不清怎么回事，赶紧指挥着人们把桌子抬走，又看见队伍里有个骑马的妇道，以为是高疤霸占的谁家的妻女！
十
秋分没骑过牲口，一路上铲的两腿生痛，出了浑身大汗，队伍走的又快，也不歇晌打尖，心里抱怨说：“知道这样不自在，还不如听着春儿自己个走来哩！”
又猜想：
“他别把我拐带走了啊！”
一路上，她只是觉着道儿远，天快黑下来，才到了高阳，离着城门还有老远，就出来一队兵，枪枝服装都很整齐，臂上果然挂着小红星儿。问清了原由，叫高疤的队伍在城外扎住，只叫他一个人进城。高疤说：“这妇女是来找丈夫的，也得让她进去。”
讲说了半天，城里的兵才答应了，前后围随着他们进了城门。街上很热闹，买卖家都点上灯了，饭铺里刀杓乱响，街上来来往往的净是队伍，有的军装，有的便衣，有的便衣军帽，盒子枪都张着嘴儿，到处是抗日的布告、标语和唱歌的声音。
先到了司令部，把高疤带进去，把秋分带到政治部来。走进一家很深的宅子，秋分不断在石头台阶上失足绊脚，正房大厅里摆着几张方桌，墙上也满贴着标语、地图，挂着枪枝弹药。几个穿灰色军装的人正围着桌子开会，见她进去，让她坐下，一个兵笑着问：“你是从深泽来的？”
“是。”秋分说，“我来找一个人，五龙堂的高庆山。”“高庆山？”那个人沉吟了一下，“他参加过那年的暴动吗？
是你的什么人？”
“是我们当家的，”秋分低着头说，“那年我们一块参加了的。”
“这里有你们一个老乡，也是姓高，”那个人笑着说，“叫他来看看是不是。小鬼，去请民运部高部长过来，捎着打盆洗脸水，告诉厨房预备一个客人的饭！”
秋分洗完脸，一大盆小米干饭，一大盆白菜熬肉也端上来了，同志们给她盛上，秋分早就饿了，却吃不下，她的心里怦怦跳动，整个身子听着院里的响声。同志们又问：“你们那一带有群众基础，现在全动员起来了吗？高疤的队伍怎么样？”
秋分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说：
“土匪性不退！”
人们全笑了，说：
“不要紧。这叫春雨落地，草苗一块儿长，广大人民的抗日要求是很高的。明天高部长到那里去，整理整理就好了。”
院里有脚步声，屋里的人们说：高部长来了。秋分赶紧站起身来望着，进来的是个小个子，戴着近视眼镜，学生模样，进门就问：五龙堂的人在哪里？秋分愣了一下，仔细一看，才笑着说：“这是高翔。你什么时候回来了？”
高翔走到秋分跟前，凑近她的脸认了一会，高兴的跳起来说：“秋分嫂子！我一猜就是你们。”接着又对同志们说：“来，我给你们介绍，高庆山同志的爱人，农民暴动时期的女战士。”
“怎么一猜就是我，就不许你媳妇来看你？”秋分说。“你来她来是一样！”高翔笑着说，“你今天不要失望，见着我和见着庆山哥哥也是一样！”
“到底你知道他的准信不？”秋分问。
“一准是过来了。”高翔说，“在延安我就听说他北上了，到了晋察冀，在一张战报上还见到了他的名字，我已经给组织部留下话，叫他和我联络，不久就会知道他在哪里了！”
这时又进来一个女的，穿着海蓝旗袍，披着一件灰色棉军衣，望着高翔，娇声嫩语的说：“高部长，你还不去？人都到齐了，就等你讲话哩！”
说完就笑着转身走了，秋分看准了是大班的媳妇李佩钟。“好，我就来。”高翔说，“秋分嫂子也去看一看吧，高阳城里的妇女大会，比咱们十年前开的那些会还人多，还热闹哩！”
参加了大会回来，已经多半夜，秋分直到天明没有合上眼，很多过去的事情，过去的心境和话语，又在眼前活了起来。看来很多地方和十年以前的情形相同，也有很多地方不大一样。领导开会的、讲话的、喊口号的还是小个子高翔，他真像一只腾空飞起的鸟儿，总在招呼着别人跟着他飞。十年监狱，没有挫败了这个年轻人，他变的更老成更能干了。十年的战争的艰苦，也不会磨灭了庆山的青春和热情吧？
为什么田大瞎子的儿媳妇李佩钟也在这里？看样子高翔和她很亲近，难道他们在外边，守着这些年轻女人，就会忘记了家里吗？
第二天清早，她就同高翔和李佩钟上了一辆大汽车，回深泽来。她们路过蠡县、博野、安国三个县城和无数的村镇，看到：从广大的农民心底发出的、激昂的抗日自卫的情绪，正在平原的城镇、村庄、田野上奔流，高翔到一处，就受到一处的热烈的欢迎。
汽车在长久失修的公路上颠簸不停，李佩钟迎着风，唱了一路的歌儿。
秋分感到在分担了十年的痛苦以后，今天才分担到了斗争的光荣。她甚至没有想到：在今后的抗日战争里，她还要经历残酷的考验和忍受长期的艰难。
黄昏的时候，她们到了子午镇。秋分一下车，就有人悄悄告诉她：“庆山回来了，现在五龙堂；你们坐汽车，他赶回来了一群羊！”
秋分没站稳脚，就奔到河口上来。船上的人和她开玩笑说：“不回来，你整天等，整宿盼；一下子回来了，你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在船上，秋分就看见在她们小屋门口，围着一群人。在快要下山的，明静又带些红色的太阳光里，有一个高高的个儿，穿一身山地里浅蓝裤褂的人，站在门前，和乡亲们说笑。她凭着夫妻间难言的感觉，立时就认出那是自己的一别十年的亲人。
她从船上跳下来，腿脚全有些发软，忽然一阵心酸，倒想坐在河滩上嚎啕大哭一常人们冲着她招手、喊叫，丈夫也转过身来望着她，秋分红着脸爬上堤坡。
在平原痛苦无依、人民心慌没主的时候，他们回到家乡来了。
十一
秋分爬上堤坡，乡亲们见她来了，说笑着走散了，庆山望着她笑了笑，也转身进小屋里去。公公从河滩里背回一捆青草，撒给那几只卧在小南窗下面休息的山羊。秋分笑着问：“出去了十几年，这是发财回来了？”
高四海摸着一只大公羊的牴角说：
“发财不发财，我还没顾着问他；反正弄了一群这个来，也就有我一冬天的活儿了。你也还没有吃饭吧？快到屋里和他一块儿做点吃的。”
秋分走进屋里来，好像十年以前下了花轿，刚刚登上这家的门限。她觉得这小屋变得和往日不同，忽然又光亮又暖和了。自己的丈夫，那个高个儿，正坐在炕沿上望着她，她忍不住热泪，赶快走到锅台那里点火去了。她家烧的是煤，埋在热灰下面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她的手一触风箱把，炉灶里立时就冒起青烟，腾起火苗儿的红光来。望着旺盛的火，秋分的心安静下来。
她把瓦罐里的白面全倒出，用全身的力量揉和了，细心切成面条儿，把所有的油盐酱醋当了佐料。水开了，她揭开锅盖，滚腾的水纷纷窜了出来，秋分两手捧着又细又长、好像永远扯不断的面条儿，下到锅里去。
忽然，在炕角里，有一个小娃子尖声哭叫了起来。高庆山吓了一跳，回头一看，一个不到两生日的孩子睡醒了，抓手揪脚的哭着。
“唔！这是哪里来的？”庆山立起身来，望着秋分。“哪里来的？”秋分笑着说，“远道来的。你不用多心吧，这是今年热天，一个从关东逃难来的女人，在河口上叫日本的飞机炸死了，咱爹叫把这孩子收养下来。要不，你哪里有这么现成的儿子哩！”
庆山笑了，他把孩子抱了起来，好像是抱起了他的多灾多难的祖国，他的眼角潮湿了。
吃饭的时候，高翔赶来了，两个老同志见面，拉着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庆山从里边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高翔说：“这是我的介绍信，组织上叫我交你的，还怕路上不好走，叫我换了一身便衣，赶上一群山羊。路上什么事也没有，没想到和你碰的又这样巧。”
高翔看完了信说：
“你来的正好。在军事上，我既没有经验，新近遇到的情况又很复杂。
你先不用到高阳去，就帮我在这里完成一个任务吧！”
庆山正要问什么任务，高翔的爹领着小女孩来看儿子了。
秋分拉着小女孩问：
“你找谁来了？”
小女孩慢腾腾的说：
“俺爹！”
秋分指着高翔，小女孩没想到她的爹竟是一个完全面生的人，不敢走过去，高翔过来把她抱起，秋分又逗她：“谁叫你来找爹？”
小女孩笑着说：
“俺娘！”
引的人们全笑了。庆山对高翔说：
“我好像从没见过她，长的这样高了！”
秋分说：
“你哪里见过她，你们走的时候，她娘刚刚坐了月子！”“要不大人就老的快，”高四海笑着说，“生叫这些孩子往上顶的！”
高翔说：
“我看就是秋分嫂子不显老，还是我们离开时那个样儿。”
秋分笑着说：
“那是你近视眼的过，我老了你也看不见。你不要拿我取笑儿吧，你们要再晚回来几年，我还会成了白毛老婆子哩，那可没的怨！”
“你这话真能叫英雄气短！”高翔拍拍怀里的孩子，放在地下，笑着说，“要不说，干革命的人不要轻易回家哩，没有好处，临走时总得带着点负担。”
“你们这还算轻易回家呀？”秋分问。
“不和你辩论，”高翔笑着说，“我马上要和庆山哥谈谈这里的情况，开展工作，你们先到外边去玩一会儿。”
高四海、高翔的父亲抱着孩子出去了，秋分噘着嘴说：“我听听也不行吗？”
“不行，”高翔说，“我们还没正式接上关系哩，分别了十年，回头我还得考察考察你的历史！”
“等着你考察！”秋分给他们点着灯，就扭身走了。
他两个在屋里谈着，秋分她们就坐在堤坡上等着，天上出着星星，高翔的小女孩指着：“又出来一颗，爷爷，那边又出来了一颗！”
一直等到满天的星斗出全了，他们还没有谈完。高翔的父亲对高四海说：“你说盼儿子有什么用，盼的他们回来，倒把我们赶到漫天野地里来了。”
高四海抽着烟没有说话，大烟锅里的火星飞扬到河滩里去。儿子回来，老人高兴，心里也有些沉重。他们回来了，他们又聚在一起商议着闹事了。
那些狂热，那些斗争、流血的景象和牺牲了的伙伴的声音、面貌，一时又都在老人的眼前，在晚秋的田野里浮现出来，旋转起来。老人有些激动，也感到深深的痛苦。自从儿子出走，斗争失败，这十年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当爹娘的，当妻子的是怎样熬过了这十年的白天和黑夜啊？再闹起来！那次是和地面上的土豪劣绅，这次是和日本。人家的兵强马壮，占了中国这么大的地面，国家的军队全叫人家赶的飞天落地，就凭老百姓这点土枪土炮，能够战胜敌人？他思想着，身边的草上已经汪着深夜的露水，高翔的小女孩打着呵欠躺在她爷爷的怀里睡着了。
最后还是秋分等的不耐烦，跑到屋里去说：“高翔，快家去吧，俺们没有这么些油叫你熬，天快发亮了！你媳妇也来了，家里安好被窝等你哩！”
“这些妇女没有原则！”高翔笑着站起来，“好吧，明天再谈吧，你赶了几十里地的羊，也该休息休息了，看样子，我再不走，秋分嫂子就要用擀面杖把我轰出去了！”
高翔一家子在黑影里走了，高四海把几只羊牵进小屋来，披上自己的破棉袍子说：“我到街里找个宿去。”
“爹！”庆山站起来说，“我们一家子再说会儿话吧！”
老人说：
“家来了，有多少话明儿说不了，我困了，你们插门吧！”
十二
春儿听说姐夫回来了，欢喜的多半夜没睡着。一清早起来，看见芒种在井台上挑水，就叫他放下梢到她这儿来一下。她在家里，舀了一盆热水洗了洗脸，坐在窗台前，用母亲留下的一面破碎的小镜照着梳光了头。找出一件新织的花衭袄穿上了。芒种进来，她说：“俺姐夫回来了，你和我去看看他！”
芒种笑着说：
“常说参儿不见辰儿，姐夫不见小姨儿，你该藏起来才是，倒跑去看他？”
春儿说：
“我这个姐夫和别人不一样。人家是个红军，不讲究这一套老理儿。再说，我是为了你呀！”
芒种问：
“为我什么？”
春儿笑着说：
“你就背上咱们的枪，我带你去，替你报个名儿，在他手下当个兵，有我这面子，总得对你有个看待。”
芒种咧嘴说：
“美的你！你姐夫是什么官儿，他出去了十几年，嚷的名声倒不小，到头来，一个护兵也不带，只是赶回来了一群羊，你还不觉寒伧哩！你看人家高翔，坐着大汽车，一群特务员，在子午镇大街一站，人山人海，围着里七层外八层，多么抖劲？我要当兵，也要到人家那里挂号去，难道当了半辈子小长活，又去跟他放羊？”
春儿说：
“去！你别这么眼皮子薄，嫌贫爱富的！你看过《喜荣归》没有，中了状元，还装扮成要饭的花子哩？越是有根底的人越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咱两个，谁嫌贫爱富？”芒种巴嗒着嘴儿说，“那天在柳子地里，你说的什么话，忘了吗？就听你的话，把枪拿出来吧！”
春儿从炕洞里把那枝逃兵留下的枪扯出来，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放在炕上，芒种抓起来，春儿说：“你先别动！”回身在破柜里拿出一件新褂子说：“我给你做了一件新衣裳，你穿穿合适不合适？”
芒种高兴的穿在身上，春儿前前后后围着看了又看说：“好了，背上枪吧！”
芒种背上枪，面对着春儿，挺直了身子。春儿又在枪口上拴了一条小红布，锁上门，两个人走到街上来。芒种说：“我把梢送回去，到当家的那里一下，告诉他我不干了，我当兵去了！”
春儿说：
“忙什么，先给他放着，没人挑水，他就不用吃饭！报上名回来再辞活也不晚！”
两个人一前一后，在街上一走，一群小孩子跟着，跑着跳着，扯扯芒种的褂子，又拉拉他的枪，农民们说：“芒种这是吃大锅饭去吗？”
芒种笑着说：
“打日本去！”
妇女们问：
“春儿干什么也穿的这么新鲜？”
春儿笑着说：
“我这是去送当兵的！”
“哈！你这可是头一份！”妇女们欢笑着。
到了五龙堂，高庆山和芒种在山里原是见过一面的，秋分又说了说芒种的出身历史，和她们家的关系，春儿说了说这枝枪的来历，高翔说正愁没个可靠的人哩，就叫芒种给庆山当个通讯员，又派人去取了两套新军装来，叫他们两个穿戴好，说这样才能压住今天的场儿，就忙着一同参加整编高疤的队伍的大会去了。
整编这一带杂牌队伍的大会，在滹沱河一片广漠的沙滩上召开。事先，县里的动员会，就派人下来，把附近最好的棚匠们组织起来，拉来杉篙苇席，面对着河流，精扎细做，搭了一座威风高大的阅兵台。
这天，从早晨起来就刮大风。阵阵的白沙，打着人们的脸，台前那条宽大的横幅标语，吹得鼓胀了起来，和河里的水浪，一同拍拍作响。标语上写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参加整编的队伍有子午镇高疤的一个团，角丘镇李锁的一个团和马店镇张大秋的一个团。三个团长穿的整整齐齐，站在台上，调动着自己的队伍。
这些队伍挤挤撞撞，怎样也调动不开，简直是越调越乱，最后争吵起来，还有几枝枪走了火。三个团长在台上跳着脚乱骂，要枪毙那走火的人，可又查不出来。快晌午了，主持大会的高翔，请高庆山帮着把队伍调动一下，高庆山和三个团长商量，把营长们叫到台前，然后叫他们把队伍各自带开，再按着名字往场子里指定的地方带，才慢慢把会场稳定下来。
五颜六色的队伍，刚刚都抱着枪坐下，在会场周围，又来了很多小摊贩。自从各村成立起队伍，平地一声雷，增加了很多小买卖。什么馅饼锅，包子房，熏鸡柜子，豆腐脑棚子，专卖这些队伍，赚了一阵子好钱。今天听说三个团都在这里集合，又搭棚又开会，就都跟了来，抢占地势，刀杓乱响，一片叫卖声。一闻见香味，军队就又动乱起来，出去买烧饼吃。
高庆山又派芒种去劝说了一阵，小买卖们才走散了。
第一个讲话的是高翔，高疤先叉着腿站在台边上介绍说：“弟兄们，这是吕司令的代表高委员，拍手！”
台下乱鼓起掌来，高翔说：
“同志们！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人民，现在遇到我们家门上来了！日本人要灭亡我们的国家，叫我们给他当奴隶，我们怎么办？”
“打狗日的！”台下乱嚷。
高翔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台下跟着他呼喊，狂风吹送着，河流奔腾着，高翔说：“我们要保卫祖国，保卫家乡，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同志们，你们是抗日的英雄好汉，你们看到敌人来了，并没有逃跑，也没有投降，你们背起枪来，反抗侵略者，你们是光荣的，祖国和人民尊敬你们！我代表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政治部向你们致敬！”
台下欢笑着，队伍变得安静起来，高翔接着说：“我们的同志，参加抗日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有的过去为生活压迫，夜聚明散，成了黑道儿上的朋友；有的是富家子，跟着枪出来的；有的是见今年年头不好，冬天不好过，出来混大锅饭吃的。今后，战争就要考验我们，谁也不能投机取巧。我们要改造自己的思想作风，整编成有组织、有领导、有纪律的抗日部队！”
随后，高翔宣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一些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的重要原则。接着说：“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光荣的战争，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我们不怕日本的武器好，只怕我们不齐心，不要看日本占领了几座城池，我们要在它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有枪的出枪，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男女老少，一齐动员起来，破坏敌人的交通，扰乱敌人的后方。同志们！祖国仰仗我们，人民依靠我们，我们要勇敢的担负起解放祖国的任务，我们战争的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最后，高翔宣布了司令部的命令，整编三个团为人民自卫军第七支队，委任高庆山为支队长，高翔为政治委员。
十三
田大瞎子这几天，整天躺在炕上，茶饭无心。那天听见汽车叫，他以为是日本人来了，抓起小太阳旗儿就往街上跑，唯恐欢迎的迟了。到街上一看，竟是自己的儿妇，披着军装，跟着共产党高翔回来了，他赶紧把小旗一卷，挟在胳膊底下，低头回家。从此就没有起炕，他的女人见他愁眉不展，怕闷出病来，就劝他到外边转转，到相好的人家走动走动，田大瞎子斥打她说：“你不要管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连自己的亲儿妇都跟了他们，我还有脸出门见人！”
“提那个不要脸的东西干什么？”他的女人咬着牙说，“只当她死了，耀武回来我二话不说，就叫他写休书散了她！”“这不用你操心！”田大瞎子说，“等不到你儿子回来，她就不是你家的人了！”
风沙吹打着新糊的窗纸，河滩里开大会的声音，一阵一阵的扑到屋里来。田大瞎子说：“他们又要造反，去！把大门插上，我懒得听这种声音！”
他的女人刚要爬下炕来去插门，小做活的芒种，穿着一身新军装，背着一枝大枪进来了，直家的立在正当屋。田大瞎子的女人又爬回去了。
“你这是干什么？”田大瞎子直起身来，唬着脸问。“当家的！”芒种笑着说，“我不给你干了，我报上名当兵了！”
“唉！”田大瞎子吃了一惊，着急的说，“你这孩子，你怎么事先也不说一声儿！”
“怎么又怪我？”芒种说，“你不是早就说，今年冬里活儿少，人多用不开，叫我想别的活路儿吗！”
“我是叫你找个安分守己的事由儿，”田大瞎子挤着那一只失去光明的眼，“谁叫你跟他们胡闹去？他们净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好下场，说不定哪天日本人过来了，弄个风毛五散斩尽杀绝哩！你是个正经受苦的孩子，听我的话，把衣裳扒下来，把枪还了他们去！我天大困难，也养得起你。咱们东伙一场，平日我又看你这小人儿本分，我才这样劝你，要是别人，我管他死活哩！”
芒种正在高兴头上，听田大瞎子这样一说，女当家的也帮着腔儿，脸色和口气儿又是这么亲热，心里就有点拿不定主意，慢吞吞的说：“那怎么行哩，我已经报上名了，谁也看见我背上枪了！”
田大瞎子说：
“那怕什么，你就说当家的不让你干这个！”紧接着又摆手，“不要这么说！你还是说你自己不乐意！”
“我乐意！”芒种的心定下来，“我不听你们的话，死活是我自己找的，也不用你们心痛，把我的活钱算一算吧！”
田大瞎子的脸一下子焦黄了，大声说：
“你怎么敢不听话！你不听我的话，我一个大也不给你！”
芒种也火了，说：
“收起你那大气儿来吧，不给我活钱，看你敢！”
扶了扶肩上的枪，一摔风帘走了。
女当家的张了张嘴说：
“你看，你看，这不是反了吗？”
田大瞎子冲着她喊叫：
“这你才知道啊！”
芒种从里院出来，到了牲口棚。老常刚刚耕地回来，蹲在门口擦犁杖，老温在屋里给牲口拌草，一见芒种这身打扮，就都笑着说：“好孩子，有出息，说干就干！”
芒种也笑着说：
“我来和你们辞个行儿。咱们就了几年伴，多亏你们照看我，教导我。”
老常说：
“教导了你什么，教导你出傻力气受苦罢了，从今以后，你算跳出去了，有了好事由儿，别忘了我们就行了。”
老温说：
“芒种，听我说两句：咱们兄弟两个，这几年黑间白日在一块，虽说没有大不对辙儿，也有个不断的小狗龇牙儿。这些小过节，我想你也不会记在心里，这不是你就要走了，没有别的，咱弟兄们得再喝两盅儿。”
老常说：
“不要叫他喝酒了。家有家规，铺有铺规，军有军规，既然干了这个，就好性干，不要跟坏人学，要跟好人学，吃苦在前，享受靠后，出心要正，做事要稳，不眼馋，不话多，不爱惜小便宜，不欺侮老百姓。芒种：你记着我这几句话吧！”
老温笑着说：
“你这都是家常老理儿，军队上不一定用得着。”
芒种说：
“用得着，我都记在心里了。”
他觉得两眼发酸，就滴了几滴眼泪。老常说：“走吧，别耽误着了！”
芒种又拿起笤帚来，给他们扫了扫屋子，扫了扫炕，挑起水梢到井台上打回一担水，老温赶紧拦着说：“快走，这些事儿留着我干吧！”
芒种在长工屋牲口棚里转了几转，在场院里站了一下，望了望紧闭的二门，才和老伙计们珍重告别，走出了田大瞎子的庄院。
这是一九三七年的初冬：四野肃杀。一个十八岁的农民，开始跨到自由的天地里来。留在他身后的，是长年吃不饱穿不暖的血汗生活，是到老来，没有屋子也没有地、像一只衰老的牲口一样，叫人家扔了出来的命运。从这一天起，他成了人民的战士，他要和祖国一块儿经历这一段艰苦的、光荣的时期。
芒种想念着，走到秋儿家里来。篱笆门虚掩着，他轻轻推开，又把它关好。太阳照满了院子，葫芦的枝叶干黄了，一只肥大光亮的葫芦结成了。
架下面，一只雪花毛的红冠子大公鸡翻起发光放彩的翎毛，哽哽的叫着，把远处的一只麻丽肥母鸡招了来，用自己的尖嘴整理润饰着她的羽毛。
有一个红红的脸，在窗上的小玻璃后面一贴，就不见了，芒种知道春儿在家里。他推门进去，到了里间，看见她正低着头，面对着窗台做活哩。
“做什么哩？”芒种问。
“再给你做双鞋！”春儿说着转过头来，“换上二尺半了，真像个大兵了！
我给做的那褂子哩？”
“这不是套在里面，还做鞋干什么，队上什么也发！”芒种说。
“发了吗？”春儿说，“我先做好你穿上，要不，穿着这么新鲜衣裳，下面露着脚趾头，多不好看！”
“怎么看着你不高兴？”芒种坐在炕沿上，靠着隔扇门。对面墙上有四张旧日买的木刻涂色的年画儿，是全本《薛仁贵征东》，他望着别窑那一节。
春儿没有说话，眼圈儿有些红了。芒种说：“你这是怎么了？舍不得你这枪吗？我还给你放下，当了兵，不愁没枪使！”
“放屁！”春儿笑了，“你这就走了，我不知道还能和你见面不？”
“为什么不能见面，我又走的不远，无非在家门子上转游。”芒种说。
春儿说：
“那可不敢定，一步一步你就离我们远了，你没见庆山，他一出去就是十年！”
“我哪里能比他！”芒种说，“我这一辈子能成了他那样，就是死了也不冤。你没见今天大会上哩，人家真有两下子！”“你得跟他学，”春儿说，“还要比他好，别叫姐姐笑话我们！”
“我记着你的话！”芒种说。
“你出去长久了，”春儿低着头说，“别忘了我。做了官儿，也别变心！”
芒种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急的胀红了脸，说：“你净说些没踪没影儿的话！我怎能变心哩！”
“有什么凭据？春儿抬起头来，红着脸，眼里有那样一种光芒，能使铁打的人儿也软下来。芒种说：“什么凭据？我得给你立个字儿吗？”
“不用。”春儿笑了，“那天你在柳子地里拉拉扯扯，要干什么呀？”说完就用手掩着脸哭了。
芒种呆了，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他过去把春儿的头轻轻抱起来，把嘴放在她的脸上。
“好了！”春儿把他推起来，“就这样。你走吧，我反正是你的人了！”
芒种从春儿家出来，追赶队伍去。这年轻人，本来是任什么牵挂都没有的，现在觉到有一种热烈的东西，鼓荡着他的血液，对一个这样可亲爱的人，负起了一种必要报答的恩情。
这以后，在战争和革命的锻炼里，这孩子渐渐知道什么是精神的世界。
尽管他长年只有脚下一双鞋和一身粗布衣裳，一枝短短的铅笔和一个小小的白纸本，他的思想的光辉却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坚强。他坚持了连续十几年的、不分昼夜的艰苦战斗。在祖国广漠的幅员上，忍受了风霜雨露、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在历次的站斗受伤、开荒生产、学习文化里，他督促自己，表现了雇农出身、青年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在他的眼前只有一面旗帜和一个声音，飘展和召唤。祖国的光荣独立，个人的革命功绩，和来自农村的少女的爱情，周转充实着这个青年人的心。
十四
实际上，高翔只是挂了个政委的空名，开过大会的第二天，就回高阳去了。把这个新成立的支队的全部工作，留给高庆山，还要他负起整个县的地方责任来，留下李佩钟，做个助手，主要是叫她管动员会的事。
支队部就设在县城，过去公安局的大院里。从国民党官员警察逃跑了，这个以前十分森严威武的机关，就只剩不了一个大空院。不用说屋子里没有了桌椅陈设，就是墙院门窗也有了不少缺欠；院子里扔着很多烂砖头。头一天，高庆山带着芒种到三个团部巡视了回来，坐没坐处，立没立处，到晚上，动员会的人员才慢腾腾送来两条破被子，把门窗用草堵塞了堵塞。
高庆山心里事情很多很杂乱，倒没感觉什么，芒种这孩子却有点失望。
他想，听了春儿的话，不跟高翔坐汽车上高阳，倒跟他来住冷店，真真有点倒霉，夜里睡在这个破炕上，看来并不比他那长工屋里舒服。这哪里叫改善了生活哩？铺上一条棉被，又潮又有气味，半天睡不着。
这样晚了，高庆山还没有睡觉的意思。他守着小油灯，倒坐在炕沿上，想了一阵，又掏出小本子来记了一阵。看他记完了，芒种探着身子说：“支队长，眼下就立冬了，夜里很冷，这个地方没法祝我们还是回五龙堂家去，大被子热炕睡一宿吧！”
高庆山望着他笑了笑说：
“怎么？头一天出来，就想家了？”
“我不是想家！家里也没什么好想的。”芒种说，“我们为什么受这个罪，今儿个，你横竖都看见了，高疤他们住的什么院子，占的什么屋子？铺的什么，盖的什么？他那里高到天上不过是个团部，难道我们这支队部的铺盖倒不如他！”“不要和他们比。”高庆山说，“革命的头一招儿，就是学习吃苦，眼下还没打仗，像我们长征的时候，哪里去找这么条平整宽敞的大炕哩！”
芒种听不进去，翻了个身，脸冲里睡去了。高庆山把余下的一条被子给他盖在身上，芒种迷糊着眼说：“你不盖？”
“我不冷，”高庆山说，“我总有十年不盖被子睡觉了。还有你这枪，不能这么随便乱扔啊，来，抬抬脑袋，枕着它！明天有了工夫，我教你射击瞄准！”
芒种在睡梦里嘟念：
“这个硬梆梆的怎么枕呀，指望背上枪来享福，知道一样受苦，还不如在地里拿锄把镰把哩！”
随后就呼呼的睡着了。高庆山到院里转了一下，搬进两块砖头，放在头起，刚刚要吹灯休息，听见院里有人走到窗台跟前说：“高支队长睡下了吗？”
是个女人的声音，随着在窗户的破口，露出半边俊俏脸来，高庆山看出是李佩钟，就说：“还没有睡。有事情吗，李同志？”
“我到你这里看看，”李佩钟笑着走进屋里来，她穿着一身新军装，没戴帽子，黑滑修整的头发齐着肩头，有一枝新皮套的手枪，随随便便挂在左肩上，就像女学生放学回来的书包一样。她四下里一瞅说：“炕上那是谁？”
“通讯员。”高庆山说，“你看，这里也没个坐的地方！”“你这里和我那里又不一样！”李佩钟笑着说，“你这里像个大破庙，我那个动员会，简直是个戏台下处，出来进去，乱成一团。这里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落后呀，比起高阳来，可就差远了！高翔同志撂下就走，也不替我们解决困难。走，我们到电话局去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们连个坐立的地方也没有，真真，这怎么叫人开展工作呀！”
“这样深更半夜，不要去打扰他吧！”高庆山说，“他那里的工作更忙。”
“你说对了，他真是个忙人！”李佩钟笑着说，“他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大红人儿！他没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土包子们，只知道懵着头动员群众，动员武装，见不到文件也得不到指示，他一来把在延安学习的，耳闻眼见的，特别是毛主席最近的谈话和讲演，抗日战争的方针和目的，战略和战术，给大家讲了几天几夜，我们的心里才亮堂起来，增加了无限的信心和力量。他忙的很，到处请他讲演，到处总有一群人跟在他后边，请他解决问题。高翔同志又有精力，又有口才，资格又老，历史又光荣，又是新从革命的圣地、毛主席的身边来的，我们对他真有说不出的尊敬。他还给我们讲过红军长征的故事，提到了你，高支队长！你的历史更光荣，你给我讲个长征的故事吧，你亲身经历了的，一定更动人！”
高庆山笑了笑说：
“十年的工夫，不是行军，就是作战。走的道儿多，经历的困苦艰难也多，可是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总的说起来，一个革命干部，要能在任何危险困难的关头，不失去对革命的信心，能坚定自己，坚持工作，取得胜利，这种精神是最重要的！”
“你不对我好性讲，”李佩钟微微突了突嘴唇说，“你具体的讲一段最精彩的！要不，你就教我一个新歌儿！”
这时睡在炕上的芒种，说起梦话来，叫老温喂牲口，喊老常哥套车。
李佩钟听了听说：
“我认识他，这是我们家的小做活的。”
高庆山说：
“你给我讲讲你怎样参加的抗日工作吧，子午镇，你们那个家庭??”“那不是我的家。”李佩钟的脸红了一下，“我和田家结婚，是我父亲做的主。”
“听说你们当家的跑到南边去了，”高庆山说，“你能自己留在敌后，这决心是很好的。”
“高支队长！”李佩钟说，“不要再提他。你是我的领导人，我愿意和你说说我的出身历史。我娘家是这城里后街李家。”
“也是咱们县里有名的大户。”高庆山说。
“我也不是李家的正枝正脉。”李佩钟的脸更红了，“我父亲从前弄着一台戏，我母亲在班里唱青衣，叫他霸占了，生了我。因为和田家是朋友，就给我定了亲。不管怎样吧，我现在总算从这两个家庭里跳出来了。”
“这是很应该的，”高庆山说，“有很多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了我们的革命工作。‘七七’以前，你就参加革命活动了吗？”
“没有。”李佩钟说，“从我考进师范，在课堂上作了一篇文，国文老师给我批了一个好批儿，我就喜爱起文学来，后来看了很多文艺书，对革命有了些认识。可是我胆小，并没敢参加什么革命行动。抗日运动，对我是一个大提示，大帮助，它把像我这样脆弱的人，也卷进来了。我先参加了救国会的工作，后来，又在高阳的政治训练班毕了业。”“抗日运动是一个革命高潮。”高庆山说，“我们要在这次战争里一同经受考验，来证明我们的志向和勇气。”“我想，和高支队长在一块工作，我会学习到好多的东西，主要是你的光荣的革命传统。”李佩钟激动的说，“我希望你像高翔同志那样，热心的教导我吧！”
“我明天和你去把动员会的工作整顿整顿，不要什么事都去找高翔，”高庆山笑了一下说，“他既然把这里的工作委托给我们，我们就要负起责任来！”
放在炕角上的小油灯细碎的爆着烛花，屋里的光亮，都是从破纸窗照进来的月色。在城墙根那里，有高亢的雄鸡叫明的声音，李佩钟说：“你睡吧，你没有盖的东西，我到家里给你拿两条被子来吧！”
“你刚说和家庭脱离，就又去拿他们的被子！”高庆山笑着说。
“这里是我娘家。”李佩钟也笑了，“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动员他们两床被子，不算什么！”
高庆山说不用，李佩钟就小声唱着歌儿走了。
十五
第二天，高庆山很早起来，到大院里散了一会步，把烂砖头往旁边拾了拾，才在窗口把芒种叫醒。芒种穿好衣服就跑出来，高庆山说：“你那枪哩！”
“可不是，又忘记它了！”芒种笑着跑到屋里去，把枪背出来说，“背不惯这个玩意儿。要是在家里，早起下地，小镰小锄什么的，再也忘不了，早掖在腰里了。”
高庆山在烂砖上揭起一块白灰，在对面影壁上画了几个圆圈圈儿，拿过枪来，给芒种做了个姿势，告诉他标尺、准星的作用，上退子弹、射击的动作，说：“每天，早晨起来，就练习瞄准；晚上，学习文化。把心用在这两方面，不要老惦记着喂牲口打水的了！”
芒种练了一会，说：
“打水？谁知道这里的井在哪儿，早晨起来连点洗脸水也没有！”
高庆山说：
“我们到动员会去吧！”
高庆山走在前面，芒种背着枪跟在后边。今天是城里大集，街上已经有很多人了。高庆山随随便便的走，在人群里挤挤插插，停停站站，让着道儿。芒种觉得他这个上级，实在不够威风，如果是高疤，前边的人，老远看见，早闪成一条胡同了。他不愿遇见子午镇赶集的乡亲，叫他们看见这有多么不带劲呀？
动员会在旧教育局。这样早，这里就开饭了。院子里摆满了方桌板凳，桌子上摆满了蓝花粗磁碗和新拆封的红竹木筷。两大柜子菤子放在院当中，腾腾冒着热气，在厨房的门口，挤进挤出的，净是端着饭碗的人。李佩钟也早起来了，梳洗的整整齐齐，站在正厅的高台阶上，紧皱着眉头。看见高庆山来了，就跑过去小声笑着说：“你看这场面，不像是放粥？都是赶来吃动员饭的，谁也认不清净是哪村的。”
“这就好，”高庆山说，“能跑来吃这碗饭，就是有抗日的心思。现在，主要的是要领导，要分配给他们工作！”“什么工作呀？”李佩钟说，“放下饭碗一擦嘴就走了，你看那个，不是？”
高庆山看见有几个人吃完饭，把饭碗一推，就拍拍打打，说说笑笑出门赶集去了。他说：“这里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工作制度来。我们到屋里研究一下吧！”
李佩钟领着高庆山到大厅里去，回头对芒种笑着说：“你也去吃个热馒头吧，家里吃三顿饭惯了，恐怕早就饿了！”
等他们进屋，芒种就到大柜子那里抓了三个热菤子，在手里托着，蹲在台阶上吃，太阳晒的很暖和。他猛一抬头，看见大门口有个人影儿一闪，很像是春儿。跑到门外一看，春儿提着一个小包袱，躲在石头狮子后面，穿着一身新衣裳，在路上刮了一头发尘土。芒种忙说：“你来赶集了？”
“我给你送了鞋来！”春儿小声说，“捎着看看城里抗日的热闹！”
“还没吃早晨饭吧？”芒种把手里的菤子递给她一个说，快到里面吃点去！”
“俺不去，人家叫吃呀？”春儿笑着说。
“谁也能吃，这是咱们动员会的饭！”
芒种把她拉了进来，春儿说：
“等等，还有一个人哩！来吧，变吉哥！”
那边站着一个细高个穿长袍的中年人，举止很斯文。春儿对芒种说：“你认识不？他是五龙堂的，又会吹笛儿，又会画画儿，来找俺姐夫谋事儿的！”
芒种带他们进来，在一张方桌旁边坐了，春儿看着出来进去的人，扭着身子红着脸，局促不安。芒种到厨房里说：“大师傅，再来两碗菜汤，支队长来了两个客人！”
满头大汗的厨师傅，一看芒种全副武装，就说：“端吧，同志，大锅里有的是！不用提队长不队长，咱们这个地势，不管是谁，进门就有一份口粮！”
芒种满满的盛了两碗菜，又抓了一堆菤子，叫他们吃着，真像招待客人一样。春儿很高兴，说：“怎么样？还是抗日好吧，要不，你哪里整天吃白菤子去！”
芒种笑着说：
“这里饭食儿倒不错，就是晚上睡觉，炕有点凉！”
春儿说：
“你务必和俺姐夫说说，也给这个哥找个事儿！”
“那好办，”芒种满口答应，“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要不然我也不来，”叫变吉的那个人慢慢的说，“我是觉着有些专长，埋没了太可惜，在国家用人的时候，我应该贡献出来！”
他说着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卷儿，在方桌上打开。那是四张水墨画儿，他小心的按住四角，给芒种看，请芒种指导。芒种翻着看了一遍，说：“这画儿很好，画的很细致，再有点颜色就更好了。可是，这个玩意也能抗日吗？”
“怎么不能抗日？”叫变吉的红了脸，“这是宣传工作！”
芒种赶紧说：
“我不懂这个，那不是支队长来了，叫他看看！”
高庆山从大厅里走出来，李佩钟拿着一个红皮纸本子，笑着跟在后面。
春儿小声问芒种：
“那不是田大瞎子的儿媳妇吗，她不是跟着高翔？怎么又和我姐夫到了一块儿？”
芒种还没顾的答话，那个叫变吉的拿起画儿迎上去了，他说：“你还认得我不，庆山？”
高庆山很快的打量一眼，就笑着说：
“为什么不认识，你是变吉哥！”
“我打算你早把我忘记了，”变吉很高兴的说，“你的眼力真好！”
“是来闲赶集，还是有事？”高庆山拉他坐下。
“没事谁跑十八里地赶集，我是来找你。”变吉说着又把画儿打开，“我有这么点手艺儿，看你这里用得着不？”
高庆山仔细的把四幅画儿看过说：
“你的画比从前更进步了，抗日工作需要美术人材。你以后不要再画这些虫儿鸟儿，要画些抗日的故事。”
“那是自然。”变吉说，“我是先叫你看看，我能画这个，也就能画别的，比如漫画，我正在研究漫画。”
他说着从怀里又掏出一个小画卷，上面画着一个瞎了一只眼的大胖子，撅着屁股，另有一个瘦小的老头儿，仰着脖子，蹲在下面。
芒种一见就拍着手跳了起来，说：“这张好，这张像，这画的是田大瞎子和老蒋。这不是今年热天子午镇街上的黑贴儿？敢情是你画的！”
李佩钟看了一眼，就拉着春儿到一边说组织妇女救国会的事儿去了。
“这几年，你怎样过日子呀？”高庆山仔细的给他卷着画儿问。
“从你走了，我就又当起画匠来。”变吉说，“这些年修庙的少了，我就给人家画个影壁，画个门窗明星，年节画个灯笼吊挂，整年像个要饭的花子似的。那天听说你回来了，我就到堤上去，谁知你又走了。我想你做了大官儿，早该把我们这些穷棒棒们忘到脖子后头去了哩！”
“你说的哪里话，”高庆山笑着说，“我怎么能把一块斗争过、一块共过生死患难的同志们忘记了哩？”
“没忘记呀？”变吉站起来大声说，“你等等，外边还有人！”
“还有什么人呀？”高庆山问。
变吉说：
“咱那一片的，十年前的老人儿们，都来了。叫我打个前探，他们都在西关高家店里等信哩，我去叫他们！”
高庆山笑着说：
“他们远道走来，我和你去看他们吧！”
两个人说着走到街上，芒种跟在后面，春儿也追上来了。正是晌午的热闹集，他们挤了半天，才出了西门，到了高家店，在正客房大草帘子门前的太阳地里，站着一大群穿黑蓝粗布短裤袄的老乡亲们。
这里边，有些年纪大些，是高庆山认识的，有些年岁小的，他一时记不起名字来。十年前在一家长工屋里，暴动的农民集合的情形，在他眼前连续闪动。他上去，和他们拉着手，问着好儿。
那些人围着他说：
“我们以为你的衙门口儿大，不好进去，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倒跑来看我们！”
又说：
“当了支队长，怎么还是这么寒苦，连个大氅也不穿？就这么一个跟着的人？你下命令吧，我们来给你当护兵卫队，走到哪里，保险没闪失！”
高庆山说：
“还是和咱们那时候一样，不为的势派，是为的打日本。
我盼望乡亲们还和从前一样勇敢，赶快组织起来！”“是得组织起来！”
人们大声嚷嚷，“可是，得你来领导，别人领导，不随心，我们不干！”
“就是我领导呀！”高庆山笑着说。
“那行！”人们说，“我们就是信服你！”
高庆山说：
“眼下就要组织工农妇青抗日救国的团体，你们回到村子里，先把农会组织起来！”
“我们早就串通好了，三十亩地以下的都参加。”人们说。“不要限定三十亩，”高庆山说，“组织面还要大一些，能抗日的都争取进来，现在是统一战线。”
“我们都推四海大伯当主任，”人们说，“可是他老人家不愿意。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这步田地，他倒不积极了，咱村的人们都盼你回去一趟，演讲演讲，叫我们明白明白，也动员动员你父亲！”
高庆山答应有时间回去一下，人们就走了，高庆山和芒种把他们送了老远。
十六
五龙堂的人们正筹备农会，子午镇却先把妇女救国会成立起来了。县里来的委员李佩钟，把全村的妇女召集在十字街口，给人们讲了讲妇救会的任务，说目前的工作就是赶做军鞋军袜。讲完了话，她把春儿找到跟前，叫她也说几句，春儿红着脸死也不肯说。高疤新娶的媳妇俗儿，正一挤一挤的站在人群头里，看见春儿害羞，就走上去说：“她大闺女脸皮薄，我说几句！”
她学着李佩钟的话口说了几句，下面的妇女们都拍着巴掌说：“还是人家这个！脸皮又厚，嘴也上的来，这年头就是这号人办事，举她！”
接着就把俗儿选成子午镇的妇救会主任，春儿是一个委员。
俗儿开展工作很快，开过了会，下午她就叫着春儿分派各户做鞋，又把村里管账先生叫来，抱着算盘跟着她们。
俗儿走在头里，她说：
“先从哪家派起哩？”
管账先生说：
“按以前的旧例，派粮派款，都是先从西头小户起头，就是春儿家。”
春儿说：
“去年的皇历，今年不能使了。从脚下起，就得变个样儿！”“我也是那么说，”管账先生笑着说，“从前旧势派，净是咱们小门小户的吃亏受累，眼下世道变了，你们说先从哪家派起吧！”
“我说先从田大瞎子家，”春儿说，“他家是全村首户，按合理负担，也该领个头儿。
你们敢去不敢去？”
“怎么是个不敢呀？”俗儿说，“他是老虎托生啊，还是家里养着慎人猫？
走！”说着，冲冲的向前走去。
俗儿领着头，春儿在中间，管账先生磨蹭在后面，转了一个弯，快到田大瞎子家梢门口的时候，他在墙角那里站住了。俗儿回过头来说：“走啊，你怎么了？”
管账先生嘴里像含着一个热鸡蛋，慢吞吞的说：“你们先进去，我抽着锅烟。你看，火镰石头不好使唤！
光冒火，落不到绒子上！”
俗儿鼓了鼓嘴进去了。迈过了高大的梢门限，春儿觉得心里有点发怯。
从前，她很少来到这个人家，就是有时到他家场院，摘东借西，使个碾啦磨的，没有点人情脸面，也不敢轻易张嘴。逢年过节，她这穷人家的女儿，不过是远远看看这大户人家门前挑起的红灯，和出来进去穿绸挂缎的人们的后影儿罢了。她紧跟在俗儿的后边问：“他家的狗拴着没有？”
“管他拴着不拴着，它咬着我了，叫他养我一冬天！”俗儿说着走上二门，一看见里院影壁下面卧着的大黑狗，就两手一拉，光当把二门倒关了起来，用全身的力量揪住两个铜门环儿！春儿吓的后退一步。
“开门！”俗儿颤抖着声音喊。
院里的大黑狗跳着咬叫起来，铁链子簧簧响着，一只大雄鹅也嘎啦嘎啦在深宅大院里叫起来。半天的工夫，才听见田大瞎子的老婆慢腾腾走出来，站在过道里阴阳怪气的说：“谁呀？这是。”
“我们！”俗儿说。
“有什么事儿吗？”
“你先把你家那狗看住！”俗儿喊叫，“进去了再说。”
“进来吧，它不咬人！”
俗儿松了手把门推开，田大瞎子的老婆，迎门站着。她又矮又胖，浑身的肉，像发好的白面团儿，两只小手向外翻着，就像胖胖的鸭掌。她原身不动看了春儿一眼，说：“你们有什么事儿呀？”
俗儿说：
“到你们屋里说去，这么冷天叫我们站在这里呀？”
“俺们当家的不大舒服，刚盖上被子见汗，有什么事儿，你们就在这里说吧！”
春儿说：
“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派你们做几双鞋！”
“给什么人做鞋呀，这么高贵？劳动着你们分派？”田大瞎子的老婆说，“我们家可没人做活！”
“给抗日战士做的，没人做活你就雇人做去！”俗儿说。“什么叫抗日战士呀？”田大瞎子的老婆笑着说，“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可没听说过这个新词儿。抗日战士是你们的什么人儿呀，他们穿鞋，叫你们这大姑娘小媳妇的来出头找人！”
“你别说这些没盐没酱的淡话，我们这是公事！”俗儿和她吵起来。
“俺们这个人家，可不和你们这些人斗嘴斗舌！”田大瞎子的老婆后退一步说，“该俺们做几双呀？”
“按合理负担，”春儿说着，回头问管账先生，“他家有多少地？”
管账先生正背着脸在梢门洞里抽烟，听见问他，才跑上来，先冲着田大瞎子的老婆笑了笑说：“老内当家的！大先生的病好些了吗？啊！他家三顷二十亩地，”他拨着怀里的算盘，“一共是该交七双！唉，这么摊派，数目叫大一点儿！”
“七双！”田大瞎子的老婆的两只眼暴了出来，“你们安的什么心，我们家开着鞋帽铺哩吗？你们打听打听，几辈子的工夫了，我们这个门户，什么时候成了大头？”
“谁叫你家种那么多地呀？我倒想多做几双，有吗？”春儿说，“这是抗日，谁也不能有话说！”
“抗日？”田大瞎子的老婆一下子掌握了这个名词的讲法，“这么说，我们家还有抗日的哩，俺的儿媳妇还是县里的委员哩！不叫她来，就有了你们？
她穿的鞋脚，我不跟你们要就是了，你们倒来派我一大堆！”
“你别说那个！”俗儿说，“有抗日的就不做？我的男人还是个团长哩，我就不做了？”
“别提你吧！”田大瞎子的老婆拍着手说，“我听了倒牙！”
“你放屁！”俗儿跳着一只脚骂开了。
“你放屁！千人骑万人压，勾引坏了我的儿子，花了俺家不知道多少丢脸卖屄钱的臭娘儿们！你给我滚出去，你站脏了我的院子！”田大瞎子的老婆也嗬嗬的走动着骂起来。
“我顶死你个老杂种！”俗儿后退一步，把头一低，就拱过去。田大瞎子的老婆赶紧把两只小脚一叉，没有站稳，就来了个后仰，在高门限上一翻，滚到门道里去了。俗儿赶到里面又顶上，她的脑袋撞在这个肥胖的妇女的肚子上，像顶着一包棉花。
田大瞎子不能再装病，披着一件袍子从正房跑出来，大声吆喝：“反了！找上门来打人，好！到县里去告她们，我田家还有个媳妇哩！”
随手就撒开了大黑狗，俗儿跳起来，乱着头发跑出来，春儿也跟着跑出来，大黑狗一直追到街上，差一点没叼住她的裤子。
“走！”俗儿在街上扬着两只手喊叫，“田大瞎子，我们手拉手儿到县里！
我不告你别的，我就告你个破坏合理负担！”
看热闹的人们，站满了街，都说：
“这倒有个看头，看看谁告下谁来吧，一头是针尖儿，一头是麦芒儿！”
十七
结果，闹了半天，谁也没有去告谁。俗儿的爹老蒋听见街上吵吵，放下酒壶跑出来，骂了俗儿几句，俗儿不听他，和他一对一句的骂。老蒋没法，就跑过去劝田大瞎子：“村长，别和她小人儿们一样，看在我们的交情上！”
“我还是什么村长呀！”田大瞎子跺着脚说，“我鸡狗不如！”
“到什么时候，你老人家也是一村之长，”老蒋推着田大瞎子往回走，“别人不尊服你，我尊服你！”
田大瞎子叹了一口气，也就顺坡下驴，歪歪斜料的家去了。他心里明白：到县里去，吉凶未卜。虽说自家的儿媳妇是个委员，可也不见得就和他一个鼻孔出气儿。现在全县的大拿是高庆山，那明明是他十年以前的活对头。
更要紧的是，俗儿的男人是高疤，眼下是个团长，这家伙，心毒手黑，不能得罪他。想来想去，不免又想到张阴梧亲家在时，自己在地面上的威风；儿子走了这些日子，也不知道在南边弄上了个事由儿没有。莫非真的就从此大势已去，江山难保吗？他低下头去。
老蒋把他扶到家里，坐在炕上，劝说：
“村长，不要这样。我回到家里，得好好把那小妮子教训教训。她人大心大，眼里连我也没有了。等我们姑爷回来，我叫他管管她吧！”
田大瞎子一猛抬起头来说：
“真的哩！那天我求你请高团长，有空到舍下坐坐，你对他说了没有啊？”
“说了，早就说过了！”老蒋说，“他也答应了，就赶上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个高庆山，当了什么支队长，半路里添了个婆婆，调到城关，他什么也不能自由了！”
田大瞎子眨巴着眼说：
“说也怪，高团长平日那样心高志大，怎么就服他们的辖管？队伍是谁带起来，还不是他一人的功劳？高庆山是什么人？原不过是五龙堂堤坡上的一个野小子，那年闯祸逃跑，不知道在哪里要了几年饭回来，冒充红军，既不烧柴，又不下米，人家做熟了饭，端碗就盛，也不嫌个寒伧？要是我啊，说下黄天表来，也不叫他们收编，动硬的，自己有枪有人，拉到哪里，也有官儿做，反受这帮穷小子们宰制？我说老蒋！咱们多年不错，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你好了，我也能沾光。等高团长回来，你该把这理儿和他念叨念叨。也不要说是我说的，免的传出去外人生疑！”
老蒋深感知己，又劝说了老内当家一番，告辞走出。田大瞎子送出来又说：“家去，也不要和俗儿闹，我不和她一样见识，她不过是受了那些人们的愚弄！西头吴大印家那个小闺女叫春儿的，我早就看着不是正经货，十七到八了，老是和我们小做活的芒种勾勾搭搭，结果叫她给挑着当了兵！”
俗儿的状也没有告成功。她走到村边，正迎上高疤骑着一匹大红马，从城里回来，后面有七八匹马围随着他跑着，就像顺风飞来的一窝蜂。高疤气色不好，看见俗儿也没说话，只把手里的马鞭子一摆，就在她身边窜了过去。一个特务员，从马上跳下来，两手一卡俗儿的腰，抡起来放在马鞍上，手拉着缰绳，跟着高疤的马屁股，跑回村里去了。
一见高疤回来了，子午镇街上的人们，吃了一惊：俗儿会拘魂念咒，怎么来的这样凑急？这一下子该着田大瞎子受受了。
高疤在俗儿家院里下马，俗儿把他侍候到炕上。特务员们把马交给老乡去遛去饮，都到街上二丰馆去喝酒，街上的妇女儿童，也都躲回家去了。
高疤靠在大红被垒上，用马鞭子敲打着裤脚上的尘土，气昂昂的一句话也不说。俗儿小心问：“你怎么了呀？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高疤把眼眉一拧说：
“怎么啦？不许我回来？”
俗儿轻轻推他一下说：
“你看，谁敢不叫你回来啊？”
听见姑爷回来，老蒋忙着屋里来，看势头不对，也只好坐在对面小凳上搭讪着抽烟，过了一会，高疤问他：“长仕庙来的那个道士走了没有？”
老蒋说：
“还没走，在咱那小西屋里给一个女人治病哩！”
“什么病？”高疤随便的问。
“肚里的病，”老蒋说，“正在那里揉哩。干么你找他？”
“叫他来！”高疤说，“叫他给我摇一个卦！”
老蒋去把道士领进屋里来，道士有五十多岁，大个头，胖胖的脸上，像涂着一层红油彩，见了高疤先弯身问好。高疤说：“听说你很灵验，你给我摇一卦，看我今年的运气到底怎么样？”
道士说：
“我这卦不摇，你写两个字儿吧！”
“你不知道我不识字是怎么的！”高疤大声说。
“啊！那你随便说两个字儿就行了。”道士赶紧笑着说。
“受训！”高疤像吐出什么咬不动的东西一样狠狠的说。“啊，受训！”道士闭上眼睛，“就是受训教的那个训呀？”“什么他妈的受训教？”高疤恼了，“我教训别人行了，别人谁敢教训我？”
“这两个字儿很好，高团长！”道士睁开眼睛大笑着说，“主你官运亨通！
不到年底，有升师长的命儿哩！”
老蒋也在一旁陪着笑儿，高疤把头一扭说：“亨通鸡巴！去你的吧！”
道士刚要退出，高疤转过脸来问：
“你看这地面上要落个什么结果？”
道士想了一想说：
“大乱之年，平安不了。”
“你看这些队伍能存站的住吗？”高疤又问。
“有你老人家在里边，怎么能存站不住哩？”道士说。“我不是他们里边的人！”高疤说，“你看日本人能站得住不？”
道士看着高疤的气色说：
“日本人灭亡中国，是活该有这么一劫！这一带的人，免不了血光之灾。
吕正操、高庆山这些人，成不了气候，只能给老百姓招灾惹祸！有见识的人，得早些找自己的明路儿走！”
高疤低头不语。老蒋乘机把田大瞎子那段话也说了。俗儿抢过来说：“我不爱听！什么王八狗日的话，一到你耳朵里，就成了圣旨。田大瞎子的话也听得？他是什么人，他早足着劲儿当汉奸哩。去你们的吧，天不早了，我们要睡觉了！”
高疤又叫住道士问：
“你这样大年纪，怎么养的这么好，老是红光满面的，有什么秘方儿吗？
道士说：
“没什么秘方儿，不过是从小童子身儿修行的罢了！”“你别打算我不知道，”俗儿笑着说，“整天价揉搓娘儿们的肚子，你还修行哩！”
道士红着脸走出，老蒋唉唉了两声，也跟出去了。
俗儿点灯铺炕，侍候高疤睡觉。她上身穿着一件小红袄，下身穿着宽腿黑棉裤。爬在炕上，给高疤扒下袜子来，笑着说：“骑了一天牲口，怪累了吧，这么不高兴，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高疤说：
“司令部的命令，叫我去受训学习，你说叫人生气不生气？”
“什么叫受训学习？”俗儿问。
“说的好听：军事政治一大套。我看，不过是过河拆桥要把我踢磨出去！”
“就你一个人，还是别人也去？”
“人多了。成立一个军事队，一个政治队，还说是带职学习，学习得好，还可以高升。”
“那也不错，去学学怕什么？”
“你摸清他们打的是什么主意？我怕到那里把枪一下，毙了哩，前不久，高阳那里就毙了一个土匪头儿！”
“我想不会那样，”俗儿笑着说，“那天，高翔讲的很好。”“不要光听他讲，”高疤说，“咱们底子不正，近来到高庆山那里反映我的，想也少不了。
就往好里说吧，叫你学习，把你送到山沟里，吃砂子米睡凉炕，跑步爬山，站岗勤务，我白干了这些日子团长，又去受那个？”
“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俗儿又说，“你从小不也是受苦出身？你看人家高庆山，说起来受的那苦更多哩！”“高庆山这个人，我摸不透！”高疤说，“按说，对待咱们也不错，就是脾气儿古怪。这些日子净叫我们开会，我、李锁、张大秋，谁后面也是跟着十几个人，他就只有一个小做活的，背着一枝破枪。那天我们三个团长议合了一下，说支队长走动起来，不够体面，和我们在一块，我们人多他人少，也不合人情。我们决定：一人送他两匹马，两个特务员，两把盒子。谁知给他送去了，他不收，还劝我们把勤杂人员减少减少，按编制先把政治工作人员配备起来。你看，这些共产党，有福也不知道享，生成受罪的命，和他们在一块干，有什么指望？”
“你打算怎么样呢？”俗儿皱着眉问。
“今儿个接到命令，叫文书给我念了一下，没听完，我就拉起马家来了！
我不去学习，他们逼急了我，我不定把队伍拉到哪里去哩！”高疤说。
“我劝你不要那样。”俗儿拍着高疤的腿说，“别人能学习，你就不能去？
再说学点能耐，认识个字儿也好啊！”“认识字儿有鸡巴用？”高疤说，“我要有念书的命，从小就不干那个了！有胆打日本就算了，还要学什么习！”
俗儿说：
“你不去学习也好，要和人家好好商量。不要胡思乱想，人家跟你出来，都为的打日本，落个好名贴儿，你能把队伍拉到哪里去啊，跟着蒋介石往南边逃，还是投日本当汉奸？这两条道儿我看都走不得。”
“那就脱衣裳睡觉！”高疤喊，“天大的事儿，明天再说！”
十八
高翔用电话通知高庆山，叫他好好掌握部队，进行战事动员和教育。
高庆山召集团长和干部们开会，竟没有高疤，李锁说他昨天没请假就回子午镇去了，怕是不愿意学习。高庆山考虑了一下，开完会，带着芒种，骑着自行车到子午镇一带乡下来。
一路的白沙土道，很是好走。小道两旁的菜园子，白菜砍光了，残留着一些烂菜叶。水井闲着，瓜蔓叫霜打干，几个鲜红肥大的倭瓜，披着白霜，躺在田埂上的阳光里。
很快望见了五龙堂的南街口。在村头高高的堤头上，东边坐着一个妇女纺线，西边站着一个妇女纳鞋底儿，人民自卫，这是平原上新建立起来的岗哨。
这两个妇女在太阳地里，做着活儿站岗，都在年轻。纳鞋底儿的望见远远来了两个骑车的军人，就说：“喂，来了两个兵！”
纺线的妇女低着头说：
“过来了就查他们，嚷什么？”
“怎么个查法？”纳鞋底的妇女说，“当兵的，人家叫查呀，查恼了哩？”
“查恼了他也不敢怎样，”纺线的妇女笑着说，“这是上级布置下来的公事。”
“他要恼了我就说，”纳鞋底儿的笑着说，“我就一指你说：这是支队长的媳妇，你敢恼！”
“你不要提我吧，”纺线的说，“你提高翔，他的名声更大！”
两个人逗着笑儿，两辆车子过来了，纳鞋底儿的看出是高庆山，就笑着说：“你看，说张飞张飞就到，快家去烧火做饭吧！”
纺线的正是秋分，停下纺车一看是高庆山和芒种，就又低下头去纺，正经的说：“你说的哪里话：他来了我就能放弃岗位吗？”
“真坚决！”高翔的媳妇说。
看见是她们，高庆山跳下车子来，说：
“你们两个做伴站岗呀？”
高翔的媳妇说：
“嗯。拿出来！”
“拿出什么来？”高庆山问。
“拿出通行证来！”高翔的媳妇绷着脸儿说，“怎么你这上级，倒不服从命令！”
“啊！”高庆山赶紧问身后的芒种，“带着通行证吗？”
“没有！”芒种笑着说。
“以后出门结记着开，”高庆山说，“这次是我疏忽忘记了。”
“下次再没有，就不让你进村！你们布置的，你们倒不遵守！找个熟人儿给你做证明吧！”高翔的媳妇说笑着，指一指秋分。
高庆山笑着推车走进街里，芒种回过头来说：“你们就是这一套！”
“我们是哪一套？你说！”高翔的媳妇问。
芒种笑着说：
“你们站岗，不查别人，专查我们。看见穿军装的呀，挂背包的呀，你们就查问得紧了；要是老百姓打扮，你们连头也不抬，还怕耽误做活哩！”
“那是为什么？”高翔的媳妇又问。
“你们怕漏了岗，挨罚！”芒种说，“还有丢人的哩，人家不管拿出张什么纸儿，只要有块红记儿就哄了你们，你们还事儿也似的，翻来覆去的拿着看哩，其实和我一样，大字不识！”
“去你的吧，老婆儿们才那样哩！”秋分笑着说，又看高庆山，“用我家去给你们烧水吗？”
“不用。”高庆山回头说，“好心站岗吧，你们不识字，赶紧成立识字班！”
五龙堂村儿不大，高庆山一进南口，连站在北口的人都看见了。正是吃早晨饭的时候，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跑到街上来：一手端着一大碗山芋白菜粥，一手攥着一块红高粱糁饼子，这就是农民冬天的好饭食。高庆山向那些年纪大的说：“大伯，大娘，结实呀？”
“结实。受苦的命儿，有个死呀？”老头老婆儿们笑着说，“你们看，庆山这孩子多礼性，他要不叫我，我可不敢认他！
怎么这孩子老不大胖呀？太操心呀！”
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就只冲着高庆山笑，高庆山一个个的问他们：参加自卫队了吗？会打枪了吗？小媳妇们站在婆婆的背后面，提着脚跟瞧。高庆山抱起一个小孩子放在车上推着，走一截就换一个，年轻的母亲们都高兴的说：“快下来！叫你叔叔歇歇！”
老年人们又叹息着说：
“唉！真是共产党能教导人呀，你们看这些行事和言谈。庆山小的时候，多淘气，净好坐在树老刮把里往下拉屎！怎么样啊，庆山，日本鬼子过来了吗？”
高庆山说：
“不要紧。过来就打他，不能叫他站住！”
“可得打呀！”老婆儿们说，“你大伯大娘的老命都交靠的你了啊，孩子！”
“大家组织起来一块打！”高庆山说。他一路走着，宣传着，动员着，使得五龙堂全村的人，心里又亮堂，又快乐。
他出了北口，上了堤坡，看见了他家的小屋。小屋在冬天早晨的太阳光里，抹着橘子的黄色。高四海正要赶羊到河滩里去，看见儿子来了，就站在门口，打火抽着一锅烟。
把车子靠在小屋前面，芒种跑过去，摸着羊说：“肥多了，你净喂它们什么呀，大伯？”
“喂什么，放它们吃草罢咧，”老人说，“这一带，哪里有好草，我都摸得清，冬天又没事儿，一出去就是一天！”
“村里的农会组织起来没有？”高庆山问。
“正在写名儿，”老人说，“他们推我当什么主任，我说叫别人干吧！”
“大家既是推你，你就担任嘛！”高庆山笑着说。“那不叫人家说我是凭着儿子的威风？”老人说，“我看你们也不一定能成事。”
“为什么？”高庆山问。
“你们的家伙不行！”老人说，“只就眼面前的东西来说，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你们就只有一些坏枪和土造。”“只要打起来，我们就什么也会有了，”高庆山说，“红军的历史就是这样，起先什么也没有，越打人越多，武器也越好，地面也越大。打仗，就是革命发家的本钱。不要只看见日本人的飞机大炮，除去这个，他就什么也没有了。他们是在侵略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侵略者能在别人的国家土地上，长久站住脚的。他们都是凶猛的攻进来，凄惨的败回去，侵略行为，是一种天大的罪恶。日本，现在正做着甜梦，等我们打的他醒过来，他会来不及后悔他眼前命运的悲惨！我们的部队，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打走进门的强盗，我们的战士们都是勇敢的，会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不提武器，你们的人也不行。”老人说，“十年前那回，你记的，人马多么整齐！现在哩，不用说队伍里乱七八糟，就按地方上说吧，子午镇的妇救会主任是高疤的媳妇俗儿！春儿和她搭伙计，还当她们的下手，我已经告诉秋分，叫她说给春儿一声，不和这些烂货在一块工作，她干，我们就不干，日子长了，还洗不出好歹人来了哩！”
“不能那么宗派，”高庆山说，“革命会把一些人变好的，没有天生的坏人。”
芒种笑着说：
“大伯不愿意干就叫他老人家歇歇吧，老老搭搭的了，管起事儿来，也不见得行！”
“你说什么，芒种？”老人一拧脖子红着脸说，“你说我老了？我看我一点儿也不老！
你这小人家，敢和我这老人家比试比试？是文是武，动手劲还是动心劲？做庄稼活，我不让你一锄一镰，论打枪，你才几天，毛胎孩子，我闭着眼也比你瞄的准！”
“那为什么一提日本人，你就那么胆小，连个农会主任也不敢承当哩？”
芒种背着脸偷偷笑着说。
“我怕日本人？”老人说，“等他们过来叫你看看吧！我不敢当农会主任？
这不是说，五龙堂的农会要不是我领导，那才怪哩！”
秋分回来了，怀里抱着纺车，上堤坡就问：“到家也不进屋，吵什么哩？”
“说笑着玩儿哩，”高庆山说，“怎么，下岗了？”
“到了钟点儿了！”秋分笑着说。
“什么钟点儿？”高庆山问。
“东房凉儿，”秋分说着推开门，“一家站二尺！快屋里去吧。”
“我还要到子午镇去！”高庆山推起车子来，芒种在堤坡上翘起一条腿，先飞下去了。
秋分送了几步，小声问：
“晚上你家来睡觉吗？”
“不回来了，”高庆山说，“情况紧一点，工作很忙。”
十九
高庆山和芒种奔子午镇来，子午镇的街上，除了集日，就冷冷清清。
高疤的几个特务员正在二丰馆门前吵嚷，一见高庆山过来，“喂！支队长！”
吹一声口哨都溜到里边去了。等高庆山走过去，又一个个跑出来，小声叫住芒种：“伙计，一会儿上这里来呀！有酒有菜。”
芒种笑了笑，就领着高庆山奔俗儿家去了。俗儿家在西头路北一条小胡同里，白板门儿大开着。芒种先进去，望着窗户喊：“高团长在这里吗？”
她家的窗户顶漂亮，新糊的雪白粉连纸，中间用狗牙的红纸，镶着明亮的玻璃。俗儿在玻璃里一张，就出溜下炕跑了出来，她的小红袄儿松开脖项里的钮扣，绣花鞋没提上后跟儿，盯了高庆山有抽半锅烟的工夫，就张开红嘴唇儿笑了：“支队长呀！你可轻易不来。快到屋里，车子就靠在那里吧，没人敢动！”
高庆山站在那里说：
“高团长哩？”
“不在家。”俗儿说，“你们先屋里坐坐，有现成的热水，擦擦脸，喝碗茶。你看身上这土！”她说着跑回屋里拿出一把红绸结成的摔子来，拍打着芒种的身前身后。小声笑着问：“这还是春儿给你做的那双鞋？好模样儿，好活计儿，你回头不去看看她？”说的芒种红了脸。
推脱不过，高庆山只好跟她到屋里去。这房间，和外面土墙草顶的宅院，十分不相称。
它明亮，温暖，充满女人头油香粉的气味。这个环境，对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高庆山，非常生疏，他坐不下去，像叫毒气熏着。
俗儿热心的，忙茶又忙水，还要烙饼炒鸡蛋。高庆山说：“都不用，你把高团长请来吧，有些事情和他谈谈，我们就回去了。”
俗儿说：
“他要是上别人家去，我早就给你去叫了，子午镇这条街，还有我去不到的地方？可巧我刚和这家人吵了一架。”
“是谁家？”芒种问。
“对了，”俗儿说，“你去吧，他就在你们当家的田大瞎子那里！”
“他到那里去干什么？”芒种问。
“谁知道？”俗儿拍拍手说，“田大瞎子那个白眼狼，左一趟右一趟，请高疤到他家坐坐，我不让去。今天他家来一个什么客，又叫俺那糊涂爹来说，死乞白赖的拉他去了。”
“什么客，从什么地方来的？”高庆山一直留神听着，仰着脸问。
“气得我也没顾着问。”俗儿说，“芒种，你快去叫他吧！”
芒种望望高庆山。高庆山想了一想说：
“不要去叫。我们先到别处转转，等一会再回来吧！”
俗儿说：
“晌午的时候，你们务必回来！”
从小胡同穿出去，就是村北野外，高庆山低头走着，他的脚步有些沉重，迎着北风走了老远一截路，才回过头来说：“芒种！我考考你，你说田大瞎子叫高疤去，是为了什么？”
芒种说：
“反正没好事！”
高庆山说：
“这个村庄，有人暗里和我们斗法。田大瞎子是拉拢高疤，今天这一顿饭，轻着是进行离间，重着是要煽动高疤叛乱！”
“那我们怎么办哩？”芒种问。
“我们要估计到这个情况。我不叫你出面去找高疤，那样做，会更坏事。
对高疤我们还是要争取教育的，在子午镇这个环境里，他就会坏到底。你说对不对？”
“对。”芒种笑着说，“整天躺在俗儿那个小暖洞里，再受着点反革命的挑拨，谁还有心思革命呀？”
高庆山也笑了。他更喜爱眼前这个孩子了，这孩子，经过党的教育和本身的战斗经历，会成为一个亲近可靠的助手。
他说：
“我们到地里去吧，和那些做活的老乡们谈谈！”
“那我们就找老常去，那边使着两个大骡子耕地的就是他！”芒种说。
正北不远，有一个中年以上，穿蓝粗布短袄，腰里系着褡包的农民，一手扶着犁把，向外倾斜着身子，断续的吆喝着牲口。两匹大骡子并排走着，明亮的铧板上翻起的潮湿的泥土，齐整的像春天小河的浪头，雕匠刻出的纹路。芒种说：“老常真是一把好手，耕出地来，比墨线打着还直！”
“可惜是给地主做活！”高庆山说。
“老常哥！”芒种喊了一声，“我们在地头上等你！”
把手里的缰绳轻轻一顿，老常站住了。随后就轰着牲口耕到地头，回过来，按好犁杖，拉着芒种坐在地边上的小柳树下面。
“这是我们支队长！”芒种给他指引着。
“那些年见过，”老常笑着说，“方圆左近的人，谁不知道他？”
高庆山过去扶着犁杖说：
“老常哥，我给你耕一遭吧？”
老常说：
“我知道你也是庄稼人出身，可是这牲口不老实，有点认生人！”
“不要紧！”高庆山笑着拾起缰绳，扶正犁把，吆喝了一声。这是农民的声音，牲口顺从的走下去了，高庆山回头笑了笑。老常说：“真有两下子，没怨能带兵打仗哩！”
耕了一遭地回来，高庆山也和他们坐在一块，说：“子午镇有多少长工呀？”
“大二三班，一共有十六七个哩！”老常抽着烟说。
“你们该组织一个工会。”
“该是该，”老常说，“就是没人领头操扯哩！”
“你就领头呀！”
“我？”老常笑了笑，“哪里有工夫呀？吃人家的饭，连睡觉的工夫都是人家的！再说，当家的也不让你去掺合那个呀！”“这不是当家的事，他管不着。”高庆山说，“把工会组织起来，我们工人就团结的紧了，学习点文化，脑筋也就开通了，我们是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决力量，我们要参加村里的工作，有能力还可以当村长哩！”
“当村长？”老常笑了，“咱可干不了。自古以来，哪有长工当村长的？
把吃喝改善改善，多挣点工钱，少干些下三烂子活儿，就心满意足了！”
“在工作和战争里锻炼。”高庆山说，“把日本打出去，局面大了，省长县长，也会叫我们当的！”
“好，我回去串通串通。”老常说着站起来，“我不陪你们坐着了，叫当家的看见了，不好。”
回到俗儿家里，高疤已经回来，喝醉了，倒在炕上，没法正经的谈问题。高庆山对他说：希望他赶紧回去，什么事情也可以商量，就和芒种推车子出来。
俗儿拦不住，送到大门以外，抓住高庆山的车子把说：“支队长，我问问你：为什么一定叫高疤去学习呀？”
高庆山说：
“有机会学习，是顶好的事。在我们部队里，上上下下都要学习。他不抓紧学习，过些日子，下级学习好了浮上来，他就得沉下去。学习，是为工作，也是为他好呀！”
“他想不通。”俗儿说，“等他回去了，你这上级该多教导教导他！”
芒种插进来说：
“还是你晚上多教导教导他吧。对于高团长来说，你的话，恐怕比上级还有劲儿哩！”
“你这小嘎子！”俗儿笑着撒开手。
走到河口上，春儿又在后面追来了：
“姐夫，姐夫，停一停！”
高庆山停下车子，回过头来问：
“你这是慌慌张张干什么呀？”
“我来送送你，”春儿喘着气说，“怎么到了子午镇，也不上俺家去呀？”
“你不是来送我。”高庆山笑着说。
“你看你！”春儿笑了，“不是来送你，是来送谁呀？有要紧的事情和你商量：我们妇救会派了田大瞎子七双鞋，他不应，叫狗追我们。这还不算，他女人今儿个又放出大话来，说高疤和他家相好，文班里有人，武班里也有人，就是不怕我们这帮穷闺女！你说，到时候，他不交鞋怎么办？”
“到时候不交，你就到县政府告他！”高庆山坚决的说，“我看出来了：不把这封建脑袋往矮里按按，这村子的抗日工作，不能抬头！”
“你算说对了，”春儿说，“人们还是看风色，望着田大瞎子这个纛旗儿倒不倒哩！姐夫，我们去告他，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呀！”
“不是我给你做主，”高庆山说，“是革命的时代给你做主！”
二十
这些日子，冀中平原的形势，紧张起来。日本人顺利的爬过黄河以后，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它的脚踝上，狠狠插上一刀，并且割向它的心腹。起先，它没把吕正操这个名字放在眼里。这个年轻的团长，在整个国民党军队溃退南逃的时候，在大清河岸，抗命反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这场挺身反抗的战争，扫除了在军民之间广泛流行的恐日情绪。部队损失了一半，青年将领并没有失望，他和地方上共产党组织的武装结合起来，在平原上坚定的站住，建立了一个光荣的根据地。当日本人明了吕正操竟是一个共产党的时候，才深深恐慌起来，它布置向冀中平原进攻，沿平汉线增加了部署，在北线，进占了河间，威胁着高阳。
冀中人民热情支援抗日的部队，农民们做的鞋都交上来了。春儿一双一双的检验，有的布料和针工好一些，有的使块旧布用锅底的黑烟子染了一下，在鞋底儿里衬些草纸。可是，这些青年妇女们都很高兴，她们这是第一次给卫国保家的战士们做的针工。她们第一次给家庭以外的人做活，这些人穿上她们的针线，在战场上抗击进犯乡土的敌人。她们在夜晚丈夫和孩子睡下以后，掌起灯来做到鸡叫。她们在货郎担上选择顶好的鞋面，并且告诉掌柜：这不是给自己的丈夫做，也不是给自己的孩子做，是给抗日的军队做的。
她们手里扬着鞋面回家，就像举起小小的一面坚决抗日的旗帜。所有的人望着她们，她们自己觉到了荣耀，在众人心中引起了钦佩。
做好鞋，她们手托着送到春儿家里，活路差些的就叫自己的婆婆代替送了来。春儿称赞了这些年轻的伙伴们，也拿出自己做的一双，请她们批评提意见。自然那是全村拔尖的顶漂亮顶坚实的一双。妇女们都说：“送到军队上，谁挑了春儿这一双，谁算有福了。该把你的名字写上呀！”
“我的名字在鞋底儿上！”春儿说，“穿在脚上，一步一个印儿。”她翻过鞋底来，在那中间空心的地方，突出的绣着她的名字。这个女孩儿的名字，随着战争的脚步，在祖国这一片光荣的土地上，留下鲜明的痕迹和使人兴奋的影响。
就还差田大瞎子家的七双。春儿找了俗儿去，要一同去催，俗儿这两天下积极了。俗儿有时顾前不顾后，很能陷阵冲锋，可是她的思想感情变动的太厉害。高疤倒是回城里去了，那天吃了田大瞎子一顿饭，回来对俗儿说：“你不要当她们的枪使，日本人占了河间，高阳不知道能不能存站的祝我们和春儿不一样，她们是和高庆山睡一条炕的人儿，自然一心保国，我们得留一只后手，不要再得罪田大瞎子！”
今天早晨，又听见日本人进攻的炮响，俗儿有点害怕。这些日子，她和春儿也闹不团结。她看见村里的年轻妇女们，都向着春儿，对于她，不过是眼面前的怕情，她知道自己在众人眼里的地位。当春儿叫她一块到田大瞎子家里催鞋，她说：“我这主任还想推出去哩！上回我出了阵，这回该你试试了。享好名儿不是一个人的事，得罪人也不能只我一个人！”
老蒋也走过来，对着春儿，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说：“谁有工夫，谁是满街腿，谁就一个人跑去，来回上我们家来干什么？
俺们俗儿不去干那瞎踹子勾当，从有了妇女会，我们家里就没得安生过，门限子也叫你们给踢破了！”
真把春儿气坏了，她说：
“你家的门限，是我踢破？我看是那些有钱有脸的大汉子们！”
“春儿大妹子！”俗儿接过来说，“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谁不知道我们，我们脏，我们自己兜着，沾不到你的身上去！我们不管怎样，还没有赔着工夫赔着布，给小做活的做衣裳做鞋，偷偷送到城里去哩！住在一个村里，我又没戴着捂眼儿，谁做的事情谁不知道？别在俺们家里充好人来了！”
气的春儿抱着一捆鞋，哭着出来。可是她没有绝望，正和整个民族进行的光荣努力一样，她忍受着痛苦，坚持庄严的工作。她挺直身子，一个人进入了田大瞎子的庄宅。
外院里，只有老温正在起大猪圈里的粪，满院子的臭气。
看见春儿今天大不像往常，老温停下铁锨，探出头来说：“春儿，干什么呀？”
“来收他家的鞋！”春儿说。
“你们那主任俗儿呢？”老温笑着说，“怎么今天不出马？”“人家妥协了，”春儿说，“以后，没眼的瞎子也不能举她！没干三天半，听见树叶儿响，就低脑袋转弯！她不来，我自己来。”
“我劝你回去，”老温小声说，“他家连个鞋毛儿也没做，你跟他要，保险得捣起乱来！”
春儿说：
“不做不行。人家战士们撇家撂活，上前线打仗去，我们这么点责任都不负？叫那些人光着脚打仗呀？”
“我还是劝你回去。”老温扒着猪圈沿儿说，“你不同俗儿，她是一个破罐子，属卖炸馃子的，带着一身油，只许别人怕她，她可不怕别人。你不行，从小本分家的女儿，骂骂咋咋你张不开嘴儿，动手打架，你伸不出手来，就会哭！我们当家的，男的是一只虎，女的是一只母老虎，他们会欺侮你！”
“我不怕，看看他们能把我吃了？”春儿一步登上二门的台阶。
正赶的田大瞎子送出他的客人来。这客人像一个退休的官员，又像一个跑合的商人。他从敌人占据的保定来，那天请高疤吃饭，陪的就是他。望见春儿，田大瞎子把眼一翻说：“又来干什么？”
“来拿鞋！”春儿站住说。
“什么鞋？”客人问。
春儿说：
“给抗日战士做的鞋！”
“你看，”那个客人对着田大瞎子一笑，“这么大的闺女，不坐在炕头上纺线，要不就到野地里拾柴火去，她也跟着抗日抗日！日本那么好抗？你能抗住飞机大炮？日本就快过来了！”
“日本过来，有人打它！”春儿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愿意叫我们抗日吗？”
“我是为你好，”客人嘻嘻的笑着说，“一个庄稼人，谁过来了不是做活吃饭，谁来了不是出差纳粮？不要听那些学生们胡说八道，整天价花着爷娘不心痛的钱，不好生念书，抗日，抗日，我说吧，日本人进攻中国，都是他们招惹来的是非！”
“听你的口气，像是个汉奸！”春儿狠狠的说。
“野闺女！”田大瞎子推了春儿个后仰说，“你敢骂我的客！”
春儿爬起来，哭着喊：
“你们怕人骂汉奸，就别放那些汉奸屁呀！”
田大瞎子追过来，还要动手。老温用起粪叉一拄，跳出了粪坑。他穿的很单薄，带着两鞋泥粪，跑过来一把拦住说：“当家的，你别打人啊！人家是个女孩子，才有多么大？
这说的下理去吗？”
田大瞎子大声叫：
“你一个臭做活的，敢来管当家的事！快给我跳下猪圈起粪去！”
“好，出力气做活，吃不饱，穿不暖，我们倒臭了？”老温说，“从今天起，看看在大众面前，臭不可闻的，到底是谁吧？”
“真他妈的是五鬼闹宅，”田大瞎子说，“你也反了，你不要只看见城里那么一班人，你听见炮响了没有？”
“没听见。”老温说，“我们不盼望外国人，我们不想当汉奸！”
“你给我滚蛋！”田大瞎子飞起一条腿，正踢在老温的小肚子上。老温抱着肚子，爬在地上，哼哼着喊叫：“春儿，去到县里告他！”
春儿答应着走了。田大瞎子说：
“看见你们那群毛毛官儿了，走，我和你们去当堂对质！
老常，套车！”
老常正在村北近处耕地哩，听见家里吵嚷，丢下犁杖跑了来，一看见老温爬在地下打滚，就过去扶了起来。田大瞎子叫套车，他说：“我们不干了！你自己套吧！”
“好！”田大瞎子说，“天下缺少的是金银，做活的有的是，你们马上离开我这院子！”
老常扶着老温到别人家去。田大瞎子从槽上牵出牲口来，怎样也套不到车上，客人帮着他，好容易把骡子塞进了车辕，忘了结肚带。田大瞎子一抓鞭把，牲口窜了套，惊了车，差一点没把他轧祝车在梢门限上撞翻，墙角塌了一大块，骡子向野地里跑去了。
“我走着去！”田大瞎子把鞭子往地下一扔，说。
田大瞎子这回敢去告状，是因为听见了日本进攻抗日人民的炮响。是因为高疤曾经在他家吃了一顿饭，也有点仗持他的儿媳妇新近又升了县政指导员。他要在来客面前显显他的威风，做他恢复政权、重新统治人民的本钱。
田大瞎子一脚踢成了子午镇好久组织不起来的工人抗日救国会。全村十七个长工听见消息，都跑到老温的床前，立时写上了名字，按上手印，选举老常当他们的主任。叫他去追赶春儿，一同进城。
他们三个人走在通向城里的路上，春儿在最前边。现在是立冬前后，快晌午了，太阳融化着大道两边树枝上的霜花，不断的滴落在她的头上。今天，遍地是部队，各地的人民自卫军，正奉命向前方转移。西北方向，腾起滚滚的黄土。冀中人民组成的部队，在家乡的冬天的早晨，披带着呼吸和热汗凝冻成的霜雪，庄严前进。在田野工作和在道路上行走的农民，都停下来望着他们，在村庄的入口，男女拥挤着，在房沿草垛上，有雄鸡接连的热情的长鸣。这是平原伟大战争的开始，坚决打击进犯的敌人，民族愤怒沉重的向前滚动了，它的每一个儿女，都激动的跑来，伸手在牵引上，加上自己的一把力量。
二十一[手机电子书网 Http://www.qiyebooks.com]
在路上，老常步眼大，不久就越过了田大瞎子，看看追上了春儿。
春儿走的很暖和了，脊背上出了些汗。东瞅西看，她两只眼睛不够使唤。到处是我们的队伍，她望着在队伍的上空，紧连着他们的新军帽腾起的尘土，汗水蒸成的雾。她望着接连翻起的脚步，穿的是她们妇女做的鞋袜，战士的脚印像叫一条长线穿起。她自己也觉得脚下轻松，身上有了力气，跟着他们前进。心，飞到他们那里去了，开赴前线的，不知道有芒种没有？
老常叫住了她，说：
“没怨说这会的姑娘们好，走起路来像风胡辘，叫我好赶。”
“你来干什么，”春儿把眼睛收回来说，“走在前头，给你们当家的鸣锣开道吗？”
“想的他！”老常笑着说，“我和他散了，咱们是一条线儿上的人。我是子午镇的工会主任，帮你去打官司。”
“什么时候选的你？”春儿笑了。
“这才叫走马上任。”老常说，“刚刚开过会，我连行头也没换，就追上你来了。他们说你小女嫩妇，嘴头心劲上，全不是那老狼的对手。”
“有你去，自然更好，就是我一个人也不会把官司打输！”
春儿说。
“我站在一边给你仗胆儿，”老常说着叹口气，“不用说你，就连你爹，一辈子敢和谁强过一句嘴？就不用提打官司了。上城下界，是人家大地户的能耐，从小时，俺爹就教导我：饿死别做贼，屈死不告状。衙门口是好进的吗？可是啊，春儿你带着个钱没有？”
“带钱干什么使？”春儿说，“又不置办东西。”“打官司的花销呀！”老常说，“没钱你连门也进不去！”
“不用花钱，”春儿说，“一去就找俺姐夫！”“对了。”老常笑着说，“光想着钱，连他也忘了。我们还怕什么？这成了一面词儿的官司，准赢不输！”
说着从褡包上解下烟袋来就打火抽烟。
“什么一面词儿呀？我们是满有理的事！”春儿批评他。
“对！对！”老常随口答应着，只顾低着头打火。他的火石那样老，周围的稜角全打光，简直成了小孩们弹的球儿。他用两个粗大鼓胀的手指头捏着，用破火镰拍拍的凿着，看不见一丝火星儿。他转动着火石，耐心的打着，一边和春儿说着话儿。走了十几里路，过了好几个村庄，他的火还没有打着。
到了西城门口，他才把火石收起来，把装好的一袋烟又倒回破荷包里，这就算过了烟瘾。
春儿先到的动员会，动员会的人说，高支队长正在给军队讲话，春儿想芒种一定也不闲在，就说：“我们是来打官司！”
动员会的人问了问她是哪村的人，就说：“打官司你到县政府。党政军民，各有系统。县政指导员是你们老乡，又是个妇女同志，她叫李佩钟。”
春儿出来和老常一说，老常一咧嘴：
“那怎么行？她是大瞎子的儿媳，还有不向着公公、反向着我们的道理，我看这一趟白来了！”
“既是来了，就得试试，空手回去，不显着我们草鸡？”春儿说，“什么儿媳妇公公，是人就得说真理，她既是干部，吃着人民的小米，难道还能往歪里断？”
她一路打听着往县政府来，穿过一条小胡同，到了跑马场，再往北一拐，就看见县政府的大堂了。
县政府门前也是一片破砖乱瓦，从国民党官员仓皇南逃，还没有人收拾过。人民自卫军成立以后，忙的是动员会和团体的事，政权是新近才建立。
上级委任了李佩钟当县政指导员，她觉得动员会的事，刚刚有了些头绪，自己也熟练了，又叫她做这个开天辟地的差事，很闹了几天情绪。上级说：“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又说：“为了妇女参政，我们斗争多少年，今天怎么能说不干？再说，县政指导员就等于县长，妇女当县长，不用说在历史上没有，就在根据地，李同志也是头一份呀！”她才笑着答应，说干一干试试，不行再要求调动。昨天才搬到这个大空院里来。
她喜欢干净，把自己住的房子，上上下下扫了又扫。县政府有一个老差人，看见她亲自动手，赶紧跑了来，说：“快放下笤帚，让我来扫。你这样做叫老百姓看见，有失官体！”
李佩钟笑了笑，她在院里转了转，看见门台上有一盆冬天结红果的花，日久没人照顾，干冻的半死。她捧了进来，放在向阳的窗台上，叫老差人弄些水来浇了浇。老差人说：“看你这样雅静，就是大家主出身。你当家的，原先不过是一个区长，现在你倒当了县长，真是妇女提高！”
李佩钟皱了皱眉说：
“你去找一张大红纸，再拿笔墨来。”
老差人说：
“我一看你就是个文墨人，听说咱们的支队长，也不过是个拿锄把的出身，全县的干部，就属你程度高！”
“快去拿吧！”李佩钟说。
老差人说：
“那得你批条子，到庶务科去领。”
“什么庶务科呀？”李佩钟跺着脚说，“你看不见就我一个人，你先到动员会去借！”
等到老差人把笔墨纸张拿来，已经正晌午了，天气很暖和。老差人替女县长研墨铺纸，李佩钟在房子里来回的走。她那嫩白的脸上，泛起一层红的颜色。站立在窗前，阳光照着她的早已成熟的胸脯。曾经有婚姻的痛苦，沾染了这青春的标志。现在，丰满的胸怀要关心人间的一切，她要用革命的工作，充实自己的幻想和热情。她用带来的一把小剪，修理花树的枯枝，她看见有一股嫩绿的浆液，在表皮里流露，细心培养，她想等不到春天，它就会发芽。
她弯着身子，在一张红纸上，写了“人民政府”四个楷体大字。
老差人笑着说：
“这四个字儿和我有缘，我全认识。政府就是县政府的意思，和人民连起来，那意思是说：老百姓的父母官吗？”“唉！你把意思想反了。”李佩钟说，“人民政府就是替老百姓办事的政府。”
“什么政府不是替老百姓办事？”老差人说，“不替老百姓办事，发谁的财呀？”
“分别就在这上面。”李佩钟把红纸拉到阳光下面晒着，“过去的政府是封建阶级当权作主，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块石头；现在的政府是反对封建阶级的压迫，人民自己起来，当权作主。”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老差人说。
“等我审判案件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李佩钟说，“你打浆糊来，我们去把它贴上。”
老差人又到动员会领了面，打好了一大盆浆糊，和县长抬着这张大红纸，走到大堂上来。这四个大字，在老差人手里，分量很重，他不知道究竟从这一任县长手里，要有什么新出的规程。
李佩钟，跳到大堂的桌案上去，这种灵便，使老差人吃了一惊。她在那块旧的匾额上面，重重的抹上了一层浆糊，把一大群麻雀从匾额后面的窠巢里轰出来，老差人叫她别迷了眼。她仔细的把红纸贴在上面，老差人一手扶着桌案，一手比划着，好叫她摆得更端正。贴好了，李佩钟站在桌案上，端详着她写的这四个大字，心里一时激动，眼眶充满了热泪。
这是神圣的理想。鲜红的匾额，映照得大堂明亮，一直照过跑马场，照到野外去，在那里，高庆山正给四千个战士讲话，口号声不断的传来。走在街道上的人，一眼就可以看见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实现了多少年多少人的斗争的愿望。为了这个愿望，他们前后的献出了青春的生命，亲人为他们曾经把眼泪流干。
二十二
老差人看见女县长流出眼泪来，惊慌的说：“上任的大好日子，这是为了什么？有过什么冤屈吗？这个地方，别看它方圆不到三丈，屈枉的好人可不少。我在这里干了快一辈子，什么事情都从我眼里经过。今后不会有那种事了，你刚才的话我也明白了。”
“正是这个道理。”李佩钟说着从桌子上跳下来。“十年前，”老差人又说，“县里抓来好些共产党，就是在你们那一带闹事的农民，杀了好几个，其中有个孩子，是高级小学的学生，每逢我带他的爹娘去给他送饭，爹娘哭的天昏地暗，我总没见过他皱过一下眉毛，胆气真正，有空还向我宣传共产党的好处。他出斩的那天，我不敢见他，我请了几天假，害了一场大玻”“我就是为那些人掉泪。”李佩钟整整衣服和头发说，“我们进去吧！”
“县长，有人来打官司！”老差人低声叫，“你快进去，等着击鼓升堂。”
李佩钟往外一看，一个女孩子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中年的农民，都很眼熟。原来是春儿和婆家的领青长工老常。
她跑上去；拉住春儿的手说：
“进城干什么，妇救会的事儿吗？”
“我们来打官司，”春儿说，“告的就是你公公！”
李佩钟的脸上发烧，老差人给她搬来一张破椅子，放在审判桌案的后面，她摇了摇头，问：“为了什么？”
“派了他军鞋他不做，我去催，他推了我一个跟头，还踢伤了工人老温，你说该怎么办？”春儿说。
老常说：
“我就是证人。”
“他是咱村新选的工会主任，他什么也见来着。”春儿说，“你公公也来了，就在后面。”
“喂，这位小姑娘，”老差人招呼着春儿，“你是来打官司，又不是在炕头上学舌儿，什么你公公你公公的，被告没有名姓吗？”
“我们不知道他的学名儿叫什么，那不是他来了！”春儿向后一指。
田大瞎子到了。他从小没有走过远道，十八里的路程，出了浑身大汗。
他穿的又厚，皮袍子和大棉靴上，满是尘土。他喘着气，四下里找外收发，可是一个熟人也看不见，上前一步，才看见他的儿媳和对头冤家们。他面对着正堂站住，大声说。
“现在打官司，还用递状纸不用？”
看见公公，李佩钟心里慌乱了一阵，她后退一步，坐到椅子上，掏出了笔记本，说：“不用状纸，两方面当场谈谈吧！”
“两方面？哪两方面？”田大瞎子问。
“原告被告两方面！”李佩钟说。
“谁是被告？”田大瞎子又问。
“你是被告，你为什么推倒抗日干部，并且伤害工人？”李佩钟红着脸问。
“好，你竟审问起你的公爹来了！”田大瞎子冷笑一声。“这是政府，我在执行工作。”李佩钟说，“不要拉扯私人的事情。”
“政府？”田大瞎子说，“这个地方，我来过不知道有多少次，道儿也磨明了，从没见过像你们这破庙一样的政府。”
“我们都还没见过。”李佩钟像在小组会上批驳别人的意见一样，“你看见上面这四个字儿吗，这是人民政权的时代！”
田大瞎子死顽固，从来不看新出的报纸，对这些新词儿一窍不通，不知道怎样回答。这时不知谁传出去的消息，大堂上围满了人，来看新鲜儿，高庆山讲完了话，也赶来站在人群里看，芒种挤到前面，两只眼睛盯着春儿，使得春儿低头不好，抬头也不好，红着脸直直的站着。可是她觉得胆壮了，她问：“李同志，我们这官司要落个什么结果呢？”
田大瞎子的脸一红一白，他觉得在大众面前，丢了祖宗八代的体面。
他要逞强，他说：
“不能结案，我还没有说话哩！”
李佩钟说，
“准许你悦。是村里派了你做军鞋，你到时不交吗？”
“我没交。”田大瞎子说，“为什么派我那么多？”
“这是合理负担，上级的指示。”春儿迎上去。“合理？”田大瞎子说，“你们都觉着合理，就是我觉着不合理。”
这是一句老实话，李佩钟听了差点没笑出来。她瞟了高庆山一眼，看见他在那里严肃的站着，静静的听着，她又镇下脸来问：“是你踢伤了长工老温吗？”
“那是因为他多事，一个做活的哪能干涉当家的？”田大瞎子说。
“你动手打人，他就有权干涉，做活的并不比当家的低下。”
李佩钟说，“你推倒了春儿吗？”
“那是因为她骂了我的客人！”
“什么客人？哪里来的？有通行证没有？”李佩钟紧跟着问。
田大瞎子沉了一下，说：
“你这叫审官司吗？你这是宣传。你专门给他们评理，他们是你的亲人，我连外人都不如！”
看热闹的人们，全望着李佩钟，李佩钟站立起来，说：“既然都是事实，你也承认，我就判决了：不遵守抗日法令，破坏合理负担，罚你加倍做鞋。推倒干部，踢伤工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你回村要在群众面前，向春儿和向受伤的工人陪不是。你要负担工人一切医药费用。
工人伤好了，只许他不干，不许你不雇，还要保证今后不再有这样的行为发生！”李佩钟宣判完毕，转身问春儿：“这样判决你们有什么意见？”
“意见倒没什么意见了，”春儿说，“只是受伤工人的吃食上头，坏的他吃不下，好的我们又没有。被告回到村里，要逢集称上几斤点心，买些鸡子儿挂面什么的送过去，这才算合理。我就这么点，看看俺村的工会主任还有什么意见？”她回头看看老常。
老常赶紧摇了摇头。田大瞎子说：
“像你说的，我还得买点干鲜果品，冰糖白糖哩！聘闺女娶媳妇，我也没有这么势派过！”
“势派势派吧，从前你拿着工人不当人看待，好东西都自己吃了，你既然愿意多送点东西，我们赞成！”老常的庄稼火上来，也气愤愤的说了一套。
“就像春儿说的那样办。”李佩钟说着退了堂。
人们哄哄嚷嚷的走出来，议论着这件事儿。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年人抬起杠来。老年人说：“我看这女县长有点过份，栽了你公公，你脸上也不好看呀！”
年轻人说：
“你看的是歪理，当堂不让父，王子犯法还一律同罪呢，做官最要紧的是不徇私情儿。”
二十三
李佩钟送走春儿，回到自己屋里来，兴奋的坐不下，走动着唱起歌儿来。不多一会，高庆山来了，她赶紧止住，笑着问：“高同志，我处理的问题怎么样，站的稳立场吗？请你不客气的提些意见。”
高庆山笑着说：
“处理的不错，群众看来也很满意，春儿她们也会满意的，在今天，这样判决也就可以了。谈到立场，我们还有机会经历一些锻炼哩。你想：田大瞎子踢伤了工人，我们只是判他道歉和负担一些费用。假如在旧政权的统治下面，一个工人踢伤了田大瞎子，他们该怎样判这个工人的罪呢，恐怕要重得多吧？”
他望着李佩钟，李佩钟一愣，着急的说：“叫你说，我还袒护了他哩！”
“你没有袒护。我知道你倒是存心要左一些的。”高庆山说，“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是长期的事情。你的判决有积极的影响，它已经使劳动人民抬头，这个判决会很快的在各村流传，使我们的动员工作更加顺利。不要谈这个了，我要和你讨论一件工作。”
“我想休息休息，”李佩钟没精打采的说，“可是你说吧！”“今天夜里，我要带队伍到前方去。”高庆山说，“这次打仗，是看机会消灭一股敌人，增加人民抗日的信心，兴奋抗日的情绪，另外就是掩护我们的首脑机关顺利转移，司令部可能到咱们县里来。留给你的工作是积极动员老百姓破路，更重要的一件是准备把这县城拆除！”
“破路可以，为什么要拆城？”李佩钟问。
高庆山说：
“我们不能固守着城池作战，我们要高度的分散和机动。敌人可能占领县城，我们把城拆除，使它没有屏障，我们好进行袭击。”
李佩钟说：
“还没有打仗，我们就准备放弃县城？这几个月的工作不是白做了？”
“工作怎么会白做呢？”高庆山说，“我们初步完成了战争的动员，人民有了抗日的要求和组织。我们放弃的是城池，并不放弃人民，打起仗来，我们和人民结合的就更密切了，更血肉相连，更能进一步组织和动员。我们要有胆量和信心，不能张慌失措，要组织群众的力量，巩固他们的战斗热情，使人民的生活，渐渐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
李佩钟说：
“破路还容易，这样高的城墙怎么个拆法，砖拉到哪里？土放在哪里？
我的老天，三年的工夫也拆不完呀，哪里找那么些人呢？”
高庆山说：
“修这城的时候，恐怕更费力，可是人民到底把它修成了，为什么现在就没有力量把它拆掉？好好动员群众，还要进行说服解释，不然全县的群众会反对，他们认为这是破除风水。说通了以后，砖呀，土呀，群众都有办法解决。动工的时候，村中出差要公平，各村负担的尺丈要合理，县里要解决民工吃饭喝水住房的困难。”
“你留给我们工作太多，我一想到那几千年的老厚老高的城墙就头晕。”
李佩钟笑着说。
高庆山说：
“又不动脑筋想办法，又不找群众商量着解决，那心里就只有叫困难堵塞了。这是战略任务，一定要完成！你计划计划吧，我要回去吃饭了！”
“你不要走，”李佩钟跳前一步用手拦住他，“晚上你就出发了，今天下午我请请你。”
“请我吃什么呀？”高庆山说。
“请你吃十字街路北的羊肉饺子，好不好？”李佩钟说，“我知道你不愿进馆子吃饭，咱们叫他煮好了送来，就在我这屋里吃。我叫老头儿要去，你可不许走！”
李佩钟跑了出去，高庆山在屋子里溜达着，他看见了放在南窗台上的那盆花儿。
等李佩钟回来，他说：
“同志，真是小姐脾气，还有时间养花儿呀？”
李佩钟说：
“那是刚才一时高兴弄的，现在叫你给压上了一大堆工作，什么心情也没有了。”
高庆山说：
“正在打仗吗，枪炮砰拍响，花儿朵儿的就不时兴了。我并不反对文化生活，有时间唱唱歌儿，吹吹口琴还是有意思，李同志在这方面很有天才。”
“地才！”李佩钟笑了，“豁着嗓子瞎喊罢了！”
“现在我欢迎你来一个吧！”高庆山笑着鼓起掌来。“我不！”李佩钟笑着扭了扭身子，“两个人有什么唱头？”
“两个人听的清楚。”高庆山说，又接连鼓掌。
李佩钟背过身去，刚唱了一句，送饺子的就来了，赶紧红着脸停止。
她坐在对面，照顾着高庆山吃饭，她拨拨拣拣，推推让让，叫高庆山吃饱。
她笑着说：
“自从上级给我们提了意见，不再吃大柜的菤子和大锅的猪肉，一下改变的过了劲儿，顿顿小米干饭，不是夹生，就是糊爆。看见你盛饭的时候一皱眉，大师傅和管理员还说你不能艰苦，享乐腐化，思想意识成问题，气都把你气饱了。还有那白菜汤，连把盐也懒的放，用杓子一搅，菜叶儿一个赶着一个跑，哪里是吃饭，简直是捞鱼。”
她自己吃的很慢很少，那样小的饺子，要咬好几口，嘴张的比饺子尖儿还小一些。高庆山是一口一个，顿时吃了一头大汗。李佩钟把自己的干净手巾送过去，带着一股香味，高庆山不好意思大擦，抹抹嘴就放下了。
吃完饭，李佩钟低着头，收拾了碗筷。她坐在床上，好久没说话。把头靠在那厚厚的松软的干净整齐的花布被子上。
高庆山站起来说：
“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这顿饺子真香！谢谢你请客吧！”“你不批评我就行了，还谢什么呢？”李佩钟说，“等一等再走，我有句话儿问你。是你们老干部讨厌知识分子吗？”她说完就笑着闭上了眼睛。
“哪里的话！”高庆山说，“文化是宝贝，一个人有文化，就是有了很好的革命工作的条件。我小时没得上学念书，在工作上遇到很多困难，想起来是很大的损失，遇到知识分子，我从心里尊敬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才是幸福，哪里谈得上讨厌呢？自然知识分子也有些缺点，为了使自己的文化真正有用，应该注意克服。”
“高同志，我还有一个问题。”李佩钟说。
“什么问题？”高庆山问。
“我的婚姻问题，”李佩钟坐起来，“我想和田家离婚，你看可以吗？”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高庆山说，“我很难给你提意见。可是我相信在革命过程里，你会解脱了这种苦恼，完全愉快起来。这是一个应该解决的、不能长期负担的问题。”
“你同意我离婚？”李佩钟笑着问。
高庆山点点头，走了出来，在大院里，他吸了一口冷气，整了整军装。
李佩钟送他到大堂上，又叫住了他，说：“你抬头看看我写的这四个字儿怎么样？”
高庆山回转身看了看，说：
“字写得不错，不见这块匾，我还不知道你是个写家哩。
不过，现在上级没这样提，我们还是叫抗日县政府吧！”
二十四
黄昏时候，李佩钟站在十字路口，送走那些出征的战士，他们是第一次去作战，一个紧跟一个，急急的走着，举手向女县长告别。高庆山在最后拉着一匹马，沉静的走着。李佩钟望着他走尽了东大街，走出了东城门，才转身回到了县政府。夜晚，她一个人在这大院落里，在南窗台点起一支红蜡烛。她好像听见了寒风里夜晚行军的脚步，霜雪在他们的面前飞搅，骑在马上的将军，也不会想到爱情。她振作自己，在一张纸上，描画拆城破路的计划。
她一个人在夜晚工作，在这样的夜晚，有的母亲正在拍哄着怀里的孩子，有的妻子，正把头靠近她的丈夫。很长时间，李佩钟心里不能安定，拿起笔来又放下。她听着院里的一棵老槐树发出的冬天的风的响声，她把想念引到那走在征途上的人们，她必定拿他们做自己的榜样。眼望着蜡烛的火苗，女人的青春的一种苦恼，时时刻刻在心里腾起，她努力把它克服，像春雨打掉浮在天空的尘埃。
她在一张从学校带出来的图画纸上，设计着农民破路的图样。她用修的尖尖的铅笔，细心的描画，好像一个女学生在宿舍里，抱着竹绷子做绣工。
现在是严冬腊月，冰雪封冻着平原，从她们这一代青年起，今后经历的冬天，都要是残酷战斗的季节。她想，不过几天，农民们就要抱着火热的心肠，背着大镐铁铲，破路拆城，用一切力量，阻止进犯的敌人。这是历史的工程，她竟是一个设计人。在工作里，她忘记自己的痛苦，充满了高尚的希望。
隔着五尺砖墙，县政府的东邻，是一个小印刷厂。半夜里，那架人摇的机器，正在哗哗的响动，工人们印刷着动员会编的抗日小报纸。李佩钟想：等她把图样设计好，再加上一个说明，可以在小报上登载。
机器的响声停止了，接着是工人们的嘈杂。不久，那个印刷厂的负责人，细高个子秃头顶的老崔，跳墙跑到她的屋里来。
“你们出了什么事？”李佩钟停下工作转身问，“半夜三更跑来做什么？”
“李同志，你这里该安一个岗，”秃头老崔说，“这么大院子，一个人就不害怕？”
“一忙，什么也就忘了。”李佩钟笑着说。
“我是来问问你，有这么一件东西没有？”秃头老崔用手比划着，“我们那机器上有一块呢子，老朽的不能用了，没有它机器就不能转动，报就出不来，宣传工作就完不成任务，这是抗战工作的重大损失！找这么一小块呢子，要在北京天津，像烂纸一样，到处可以捡到，可是在这个小小的县城，真比讨换金刚钻还费劲，有钱哪里去买？我想了半天，满城里就许你有这个东西，因为你上过洋学！”
“什么呢子？”他说了那么多，李佩钟并没有听明白。
“就是做衣服用的那个毛呢！”秃头老崔说。
“毛呢衣服可以不可以？”李佩钟说着站起来，从床底下扯出一个包袱打开，抖出一件大红的毛呢外氅来。
“真算我走运！”秃头老崔拍着巴掌说，“画眉张变戏法，假神仙的倒搬运，也来不了这么快！太好了。只是这不可惜了儿的吗，这是十成新的衣裳呀，就算是你大方，我也下不得手把它割成碎块，去裹那油黑的滚子呀！你再找块别的吧，最好是布头布尾！”
“别的没有，就只这件。”李佩钟笑着说，“你就是这么婆婆妈妈的，既是用着它，就算没糟蹋，有什么可惜的？再说，放着我也不穿，还不是叫虫儿咬了？快拿去吧，别假张支了！”
她把衣服扔在秃头老崔的怀里。
秃头老崔赶紧接住，还翻过来翻过去用手摸着，赞叹的说：“真是抗日高于一切，这身衣裳，拿到北京，也能换五袋洋面！”
李佩钟说：
“这个时候，你还是面儿面儿的，别叫面儿糊涂了你的心。这是我结婚那年做的，结过婚不顺当，也就没穿过，抗战了，大家全是粗布棉衣，谁还穿这个！我是拿来夜晚压风的。”“那我回头给你送一条棉被来。”秃头老崔说，“用不了这么多，有一个袖子也就够了，太可惜！”
“你扯去一个袖子，我留着它还做什么用？全拿去吧，你放着使个长远！”
李佩钟说着，就又去画她的图样。
“你这样热心，我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秃头老崔怀抱着大衣恭敬的说，“我要代表我们工厂，代表抗日小报广大的读者群众，向你致谢：因为李同志的模范行为，我们的机器就又转动起来了。”
秃头老崔走了以后，李佩钟的图样画成了，她计划：在全县的纵横的车行大道的两旁，每隔五尺，刨一个壕坑，长度，五尺；宽深，三尺。她想，这样就可以使敌人的汽车寸步难行。
她放下铅笔，细心的看着自己的工作成绩，蜡烛着过了一半，火苗跳动。她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下，身上感到一种像叫亲人抚摸的轻轻的舒快。睁开眼睛，从窗纸的小破口，她看见有一个很大的流星斜过天空坠落了，像泻下了一滩水银，照着全院明亮。
二十五
破路的图样发布下去，已经靠近年节。平原上这一个年节，已下了人民生活心情的重大变化。一过腊月初十，就到处听见娶儿聘妇的花炮，为了使爹娘松心，许多女孩子提前出嫁了。媒婆们忙了一阵，很多平日难以成就的婚姻，三言两句就说妥了，女家的挑拣儿很少。
有的丈夫不在家，娘家一定要娶，就由小姑子顶替着拜了天地。
敌人的烧杀奸淫的事实，威胁着平原的人民。在铁路两旁，那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们，新年前几天，换身干净衣裳，就由父亲领着送到了婆家去。
在根据地，爹娘们还想叫女儿抢着坐坐花轿，唢呐和锣鼓，从夜晚一直吹响到天明。可是，因为敌人的马蹄、汽车和坦克，在平原的边缘，在冰冻的麦苗地里践踏倾轧，就使得在大道上奔跑的迎亲车辆，进村的喜炮，街头的吹唱，都带上了十分痛苦的性质。
在这种情形下面，破路的动员，简直是一呼百应。谁家有临大道的地，都按上级说的尺寸，去打冻刨坑。早晨，太阳照耀着小麦上的霜雪，道路上就挤满了抡镐扶铲的农民。
老温的伤养好以后，又回到田大瞎子家里做工，经人们说合，老常也回来了，还担任着村里的工会主任。田大瞎子的女儿，坐了月子，婆家报了喜来，田大瞎子的老婆忙着打整礼物，白面挂面，包子菤子，满满装了四个食盒，叫老常担了去送。老常进来说：“今儿个上级布置挖沟，我去不了。”
田大瞎子的老婆一沉脸说：
“你看你这做活的！是我们出钱雇的你呀，还是你那上级？吃的拿的都是从我们这里出，你那上级，连四两烟叶儿，我看也没给你称过。怎么你这么向他们，到底是哪头儿炕热呀？”
老常说：
“挖沟是国家的事，是大伙的事，自然要走在头里。你们家临道的地亩又多，我不去挖，你们自己去挖吗？”
田大瞎子的老婆一撇嘴儿说：
“你什么时候见我摸过铁铲，铁铲把儿是方的圆的，我还不知道哩！挖个坑儿壕儿，就能挡住日本？我看你是穷命催的，有福不享，你担着食盒去了，保险有二两喜酒儿喝，不强如这么冷风儿削气的去抡大镐？”
“叫当家的担了送去吧，我们得去挖沟！”老常说。“他什么时候挑过东西？”田大瞎子的老婆说，“亲家门口，能叫他去丢这个人！”
“挑挑东西，怎么就算丢人哩？那我们有多少人，也早丢光了！”老常说，“要不，他就得去挖沟！”
“喝！”田大瞎子的女人说，“做活的倒支使起当家的来了！”
“我是你家的做活的，”老常说，“可我也是村里的一个干部。分配你们一点儿抗日的工作，你们也不要推辞。你们掂量掂量吧，是担食盒去送礼呢，还是去出差挖沟。”
田大瞎子的老婆，进到里间商量，田大瞎子虽说满不高兴，还是选择了挑担的任务，他以为这总比挖沟轻闲些。老常背起铁铲到街上集合人去了。
田大瞎子的老婆给丈夫拾掇齐整，捆好绳儿，插好扁担。田大瞎子挑了起来，并不感觉沉重。他走出屋门，下了台阶，走到过道里，又折了回来，他走不出大门。他挑着食盒在院子里转游起来，像在戏台上走场儿一样。他的老婆说：“你这是干什么？天气不早了，过午再到人家那里，还像个周礼的样儿吗？”
“这不是给人家玩猴儿！”田大瞎子说，“坐月子也不看个时候，我不去，你的女儿你去吧！”
他生了气，把扁担儿一顿，食盒的绳儿没有捆好，盖儿掀开了，雪白的包子菤子在满院里乱滚起来。
他的老婆追赶着馒头，一个一个拾起来，吹吹土，装在盒里，央告他：“你还是辛苦一趟吧，我出去看看，趁没人的时候，你往村外走！”
“满地里是挖沟的，我能飞着过去？”田大瞎子喊，“我去换做活的回来吧！”
田大瞎子说着到地里去了，看见老温，抡着大镐，正刨的有劲儿。他走过去，看了看说：“我这是留麦，怎么能一块一块的挖了去，你不想叫我吃麦子了吗？”
“这儿有尺寸！”老温说。
“官家的事儿，不过是水过地皮湿，卖个眼前俏就算了！”
田大瞎子说。
“不能那么办！”老温说，“回头县长还要来检查哩，不够尺寸要受批评！”
“你回家去送礼吧！”田大瞎子接过铁铲来，把老温打发走。他把已经刨好的坑，填了靠里面一半，再往大道上伸展，这样，他可以保存自己的地，把大道赶到对面的地邻。田大瞎子是赶种人家土地的能手。冀中乡俗，两家地邻的边界上，插栽一棵小桑树，名叫桑坡儿。每逢春天耕地，他总得嘱咐做活的，把桑坡儿往外赶赶，他亲自站在地头上去监督，叫牲口拚命往外撇，犁杖碰在桑树根上，打破几块铧子，他也不心痛，反正得侵占别人的一垄半垄的地。田大瞎子家地边上的小桑树，永远不得茂盛，总是靠他家的半边死，靠人家的半边活。弄得这一带的孩子们，春天养个蚕儿玩，也没有桑叶吃，只好上树去摘榆叶儿。
对面地邻，挖沟的也是一个老人。这老人的头发半秃半白，用全身的力量挖掘着。他的地是一块窄窄长长的条道地，满共不过五个垄儿宽，他临着道沿儿，一并排连挖十二个大沟，差不多全部牺牲了自己的小麦。他的沟挖得深，铲得平，边缘上培起高高的土墙，像一带城墙的垛口。他正跳在第十二个沟里，弯着腰，扔出黑湿的土块，他全身冒汗，汗气从沟里升起，围绕在他的头顶，就像云雾笼罩着山峰。
这老人是高四海。
听见田大瞎子说话，他直起腰来喘了口气，看见田大瞎子填沟赶道，他按下气说：“田大先生，你们读书识字，也多年办公，告诉我什么叫人的良心呢？”
田大瞎子扶着铁铲柄儿翻眼看着他说：
“你问我这个干什么？”
高四海说：
“日本人侵占我们的地面，我们费这么大力气破路挖沟，还怕挡不住他！
像你这样，把挖好的沟又填了，这不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诚心欢迎日本，惟恐它过来的不顺当吗？”
田大瞎子狡赖说：
“你看，把沟挖在大道上，不更顶事儿？”
这时从北面过来了两抬花轿，后面紧跑着几辆大车。赶车的鞭打着牲口，在田大瞎子的地头上碰上沟，差一点儿没把送女客翻下来。吹鼓手告诉高四海说：北边的风声不好，有人看见日本的马匹。
高四海对田大瞎子说：
“看！你这不是挡日本，你这是阻挡自己人的进路。你的地里，留下了空子，日本人要是从这里进来。祸害了咱这一带，你要负责任！”
“我怎么能负这个责任哩？”田大瞎子一背铁铲回家去了。
“什么也不肯牺牲的人，这年月就只有当汉奸的路。一当汉奸，他就什么也出卖了，连那点儿良心！”高四海又挖起沟来，他面对着挖掘得深深的土地讲话。
二十六
春儿背着一把明亮的长柄小镐，用袖子擦着脸上的汗和头发上的土，笑着站在高四海的身边：“大伯！还不收工吗？”
“就完了。”高四海扔出最后一铲土，从坑里跳出来。已经是吃晌午饭的时候，挖沟的人们，前前后后的回家吃饭去了。四周围的村庄，叫中午的太阳光照着，好像浮在水里。风从北边吹过来，能听见敌人汽车吼叫的声音，这声音在老人和春儿的心中，引起每年夏季听见滹沱河水暴涨的感觉。
老人转身往村里走，春儿跟在后面。看看大道两旁的沟差不多全挖成了，老人说：“春儿，你今年十几岁了。”
“过了年就十九了。”春儿在后边答应。
“该说个婆婆家了。”老人说着，并不回头。
春儿没有答言。过了一会她才说：
“大伯，你看明年的麦子收成好不好？”
“今年雨水大，麦苗儿长得密，只要不闹黄疸，收成就错不了。”老人说，“你是想多打点儿麦子，置买陪送吗？”
“不是！”春儿笑着说。
“我家去和你姐姐商量商量，有对事儿的给你说个婆家。”
老人说，“你看不见这几天常过花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