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风云初记》》 · 孙犁 · 2026-07-25
富的还是富的，穷的还是穷的，男的还是男的，女的还是女的。不能变更，不能不服从。从今天起，取消合理负担，改成按地亩摊派。听到了吗？你们！
我是代表蒋委员长讲话。”
他讲完话就走了。老头儿们也就散了，他们的心里很沉重，也很恐怖。
因为他们的儿子并没反对过他们，媳妇也还孝顺。家里没有长工，儿子是在别人家当长工。取消合理负担，难道说已经掀去的压在头上的大石头，就又要搬来顶上吗？
五十四
正赶得这样不如意，地里的麦子熟了。去年河南河北全泛水，黑土地白土地里的小麦都很好，沉甸甸的穗子乍乍着长，“谷三千，麦六十”，今年随手摘下一穗，在手掌里捻开，就有八十个鼓鼓的大麦粒。麦子身手高大，刀劈斧砍一样整齐，站在地这头一推，那头就动，好像湖面上起了风。
古老传言：“争秋夺麦。”麦收的工作，就在平常年月也是短促紧张。
今年所害怕的，不只是一场狂风，麦子就会躺在地里，几天阴雨，麦粒就会发霉；也不只担心，地里拾掇不清，耽误了晚田的下种。是因为：城里有日本，子午镇有张荫梧，他们都是黄昏时候出来的狼，企图抢劫人民辛苦耕种的丰富收成。
老百姓说：今年的麦子，用不着雇看青的巡夜了，有八只眼睛盯着它：一边是日本和张荫梧，一边是本主和八路军。这几天，城里的敌人，不断用汽车从安国运来空麻袋，在城附近抓牲口碾轧大常子午镇的村长老蒋，也正在找旧日的花户地亩册子，准备取消合理负担，改成按亩摊派。
敌人是为麦子来的。
抗日县政府指示各区：要组织民兵群众，武装保卫麦收。
指示规定邻近村庄联合收割。芒种和春儿都参加了民兵组织，每天到河口放哨。高四海担任了子午镇和五龙堂的护麦大队长，他的小屋又成了指挥部。
白天收割河南岸的麦子。高四海到各家动员了，秋分又分别动员了那些妇女们。农民们鸡叫的时候就起来，拿着镰刀在堤坡上集合。他们穿着破衣烂裳，戴一顶破草帽，这些草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紧张的麦秋，抵御过多少次风雨的袭击。高四海从小屋里出来，肩上背一枝大枪，腰里别一把镰刀。用过多年的窄窄的镰刀，磨的飞快，它弯弯的闪着光，交映着那天边下垂的新月。高四海站在队前，只说了几句话，就领着人们下地去了。
这队伍已经按班按排分好，一到指定的地块就动起手来。割的干净，捆的结实，每个人都用出了全身的力量。这不是平日的内部竞赛，这是和对面的两个敌人争夺。胶泥地是割，河滩附近的白土地，就用手拔。抡着拔起的麦子，在光脚板上拍打着，农民们在尘土里滚滚前进。
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大车队在村东村西两条大道上，摇着鞭子飞跑。三股禾叉，在太阳光里闪耀着，把麦子装上大车，运到村里。秋分领导着妇女队，担着瓦罐茅篮，从街口走出，送了中午的饭菜来，也有人担来大桶的新井水。小孩子们也组织起来了，跟在后面，拾起农民们折断和遗漏的麦穗儿。
在五龙堂村里碾了几片打麦常在场边，放几条大板凳，结实的小伙儿们，光着膀子站在上面，扶着铡刀。大车把麦子卸下来，妇女们抱着麦个儿，送到铡刀口里去。
中午，她们在大场中心撒晒着麦穗。几次翻过摊平，到起晌的时候，牵来牲口，套上大碌碡。鞭子挥动，牲口飞跑，碌碡跳跃。她们拿起杈子，挑走麦秸，拉起推板，堆好麦粒。
用簸箕扬，用扇车扇，用口袋装起。
晚上，民兵和收割队到河北去。三天三夜，他们把麦子全收割回来，地净场光，装到各家的囤里去了。田野像新剃了头似的，留下遍地麦楂，春苗显露了出来，摇摆着它们那嫩绿的叶子。
我们的军队，正在平原的边界袭击敌人。这是新成立起来的队伍，最初几天，曾经想法避开了敌人的主力。不分昼夜的急行军，跳出了敌人布置的包围圈。对于刚刚参加部队的农民来说，行军就是一种作战准备，在行军中，组织严密了，纪律的感觉加强了，每个战士都要学习判断情况，决定动作，掌握敌人运动的规律，并且看穿它的弱点。
在保定和高阳的公路上，连续袭击了几次敌人。敌人从深泽、安国撤走薄弱的兵力，我们赶在前边，破坏了公路，在唐河附近作战，又消灭了两股敌人。最后，高阳的敌人也撤回保定去了。
当日本鬼子从深泽撤退，民兵武装，就开始攻击张荫梧盘踞在子午镇附近的队伍，高疤随着田耀武窜到了冀南地区。
一场患难过去，李佩钟的伤还没好。芒种回到部队上，还住在城里，春儿和老常回了子午镇。
晒麦子的天气，白天焦热，一到夜晚，天空是清朗的，星星是繁密的，风吹过来是凉爽的。五龙堂村边平整光亮的打麦场，是农民们夏季夜晚的休息场所，一吃过夜饭，人们就提着小木凳，或是用新麦秸编制的小蒲墩来了。
在场院中间，是一个夜晚也在闪着银光的、发散着香味的高大的麦秸垛。
农民们坐在风凉的地方，恢复白天的疲劳，庆贺护麦的胜利。妇女们刷洗了锅碗，挂上大门，也跟在后面来了。她们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扯着宽大的麦秸垫子，铺开了坐在男人的后边。孩子躺在怀里，她们拍打着，哼哈着，什么时候孩子睡实着了，就把他放到草垫上去。
这是阖村欢乐的时候，邻居畅谈的时候，然而她们只是静静的听着。
夏季的晚风吹拂着的妇女们，脚踏着收获过的土地，头顶着明媚的星斗，从这里听到了多少古往今来的战争，知道了多少攻防斗智的故事？为那些悲欢离合的情景，多灾多难的人物，先苦后甜的结局，她们流过多少次眼泪和轻声的欢笑过啊！
虽然都说：“听书长智，看戏乱心”，乡村的文化生活，很早就有了明显的阶级界限。
田大瞎子，在酒足饭饱以后，好在他家的场院上，讲说“三国”。他说这真是一部才子书，他的全部学问，就是从这一部“圣叹外书”得来。可是去听他讲演的，只是村中那些新旧富户，在外面发财的商人，年老退休了的教员。农民们进不去，也不愿意进去，他们都是跑到五龙堂来，听些庄稼玩意。
这几天，五龙堂的打麦场上，变吉哥正在说唱新编的抗日小段。他说的是梨花调，一定得请高四海来给他伴奏弹弦。高四海很忙，顾不上弄这个。
可是那些书迷们，一到天黑，就给他们摆好了桌子，放好板凳，还从做饭的大锅里舀来一大壶开水。又有人把鼓板弦子取了来，任凭他怎样推托，也是不能不来一段了。
变吉哥说书的兴致是非常高的。这在他也有一套想法：既然自己拔麦手痛，背口袋不动，赶车牲口夹套，扶犁沟垄不平，能在文化宣传工作上下些工夫讨些彩，不也是十分应该的吗？
所以，每当他唱完一段，说天气不早该休息了，明天还要去耩晚棒子的时候，有几个青年农民说：“变吉哥，不要紧，再来一段。明天一早，我们背上种式去给你耩地，连饭也不吃你的，还不好吗？”
变吉哥，就又抓起壶来，润润嗓子，扬着两块用破碎的犁铧砸成的铁片，叮当的说唱起来了。实际上，你就叫他说个通宵，他也是高兴的。
农民们听的入迷，真是鸦雀无声。直到西北角上变了天，云彩一涌一涌的上来，甚至已经在滴着雨点了，他们还不愿意散。一边往树底下躲，一边说：“说完，说完。下紧了再走！”
其实呀，并没有惊人的场面，离奇的故事。变吉哥不过是把这次五龙堂人们的护麦斗争，稍加编排，添些枝节，大致上是按实情实事说唱一番罢了。
五十五
雨渐渐下紧了，这一场雨，对晚田的播种很有益处。听完变吉哥说书的人们，都往家里跑，妇女们低着头紧扯着衣襟，遮掩住怀里的小孩，男人们把麦秸垫子顶在头上。变吉哥把鼓板揣在怀里，还是扬长的走着，好像他的光头，并不怕风吹雨打。高四海有些抱怨，又心痛他那张旧三弦，只好扯起破棉袍的大襟，包裹住它，这样走起路来，就感到非常的不方便了。
他要回堤上去，刚刚走到村口，有人叫住了他。“四海大哥，慢走。”
老温喊着赶上来，“我有个问题和你讨论一下。”
“有什么问题，到我那小屋里细讲。”高四海说，“这么大雨。”
“这个节气的雨并不伤人，”老温说，“像这样的好雨，往常年念经打醮都不容易求下来。真是：国民党带来水旱雹灾，八路军占着天时地利，麦收一过，就又催着人们种小苗儿了。
我和你讨论一下，我在田大瞎子家这活还做不做？”
高四海说：
“不做活，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到哪里去呢？”
老温说：
“我是不想再在这个人家呆下去了，这回没叫他们吊死我，难道再等他吊我一回？凭我这年纪力气，就是给人家打短，我看也饿不着，为什么非缠在他家？”
“我也不愿意你在田大瞎子家里。”高四海说，“我是说，要研究一个长远的办法。眼下，我们主要的敌人是日本，我们和田大瞎子的斗争，也是为了抗日。你要是一跺脚走了，对我们的工作，反倒是一个损失。”
“吃他家的饭，他总是当家的，咱总是做活的。”老温说，“在他看来，咱头顶的是他家的，脚踏的也是他家的呢！你就得看他的眉眼，听他的声口。
一离开，谁也是一个脑袋，谁也就不比谁矮一截了！”
“村里的工作是多打粮食，支援前线。”高四海说，“田大瞎子，反对抗日，我们偏要抗日；田大瞎子不愿交公粮，我们偏要好好生产，打下粮食，他敢不交？这个时候你辞活，田大瞎子正怕不能得儿的哩。要走，就像芒种，到我们部队上去。村里的工作，有老常他们也就行了。壮大我们的军队，才是最长远的打算。你回去就和老常谈谈吧。”
他们在堤口上分手，高四海上堤回家，有一个女人从堤上跑下来。
“谁呀这是？”高四海往旁边一闪，伸着头问。
“我呀，”那个女人笑着说，“你不认识我？”“可不是一下听不出来。”
高四海说，“这么大雨，你这是干什么去来？”
“去找你家秋分，讨论问题儿。”那个女人说着，脚一滑，就仄着身子溜到平地上来了。
刚刚走到河边上的老温，却听清了这是谁的声音。这声音，即使离得再远一些，说得再轻一些，他也会听得很清楚的。这是和他相好的那个东头的寡妇的声音。
妇女也看见了他，追上来了。她轻轻地说：“喂，你等等我。”
等她走到身边，老温说：
“这么大雨，你干什么来了？”
“听说书来呀！”那女人笑着说。
“怎么我没看见你？”老温说。
“我坐在人们的后边。”那女人说。
雨点虽然细小，下的可紧。它滴落得很有力，打在干燥轻松的泥土上，泥土马上就把它吸收了。在眼下，收获了一季的土地，是需要多少雨水埃春苗们挺直着腰，仰着头，把中间的一张新叶，拧成一个喇叭承接着。突然降落的温暖的雨水，使它们的心胸张开，使它们的身体润湿了。
老温和这个女人，在这样深的夜晚，这样紧密的雨里走着。他们走得很慢，风雨天对他们竟成了难得的时机。走到河滩里，看到那只被日本的炮弹打破，现在修理好了的摆渡船，那女人靠着它坐下来了。她说：“我累极了，歇一歇再走。”
老温对面蹲在她的跟前，摸摸烟袋，想抽一锅烟，想一想又放下了。
他说：
“你找秋分讨论什么？”
“讨论我和你的事。”那女人说，“这样就算完了呀？我怎么把那孩子抱到街上来？难道叫他在小屋里长大，一辈子不见日头？”
“抱出来怕什么？”老温说。
“那样省事？”女人说，“他娘是我，他爹是谁？”
“人们不是全知道了吗？”老温说。
“知道是知道了，”女人说，“还得办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老温说。
“你要把我娶过去。”女人歪着身子哭了，泪水和雨点一同滴在摆渡船底上。这只摆渡船，每当夏季水涨，两岸相隔，曾经载负着多少男女，渡过了汹涌的河流。
虽然全身已经叫雨水浇湿，女人的眼泪，却一直浇进老温的胸膛里去了。他说：“我要对得起你和孩子。你想，我不愿意把你娶过来？可是，我的家在哪里，难道叫你跟我去打短，在树底下睡觉。”“我不嫌你穷。”女人说，“跟着你，我沿街讨饭也情甘乐意。再说，眼下也没有要饭讨吃的了。”
“秋分怎么说？”老温仰起头来问。
“她说，过去我们做的事有些缺点。”女人说，“应该先结婚。她又说。
这也不完全怨你和我，旧社会里的妇女们，并没有婚姻的自由。现在呢，她劝我和你结婚，她说这对哪方面也好。”
“难就难在我还没有房子地。”老温说。
“这我早就替你打算过了，”女人说，“我家里不是有那么两间瓦屋，几亩碱地？就缺你这么一个人来耕种收拾它哩！”“那我不干。”老温说，“那不成了倒踏门儿？再说你那当家子们也有话说。”
“他们有什么话？秋分说，妇女今天也有继承权。”女人说，“你的脑筋还没有我开通，为什么净认那些老理儿？”“我想的更长远一些，”老温说，“眼下顶要紧的是抗日。
是要不叫日本和张荫梧再过来，他们一过来，你看还有我们的活路？
我现在想的不是结婚，是怎么着辞了活去参加八路。”“去抗日，那就更好。”
女人说，“张荫梧在这里，俗儿不断找寻我，我连门儿也不敢出。你去抗日，我和孩子都有脸面。你的年纪过时不过时？”
“抗日是看的决心，”老温说，“不像找男人看的是年纪。比起芒种来，我自然是老了一些，可是干起活儿来，不比他弱。论打整个牲口，铡个草什么的，他还得让我哩。”“人家讲究是出兵打仗，”女人笑着说，“又不是当长工。”“八路军里也有了马队呀。”老温说，“我们就这样决定。”“就这样决定吧。”女人说，“我们还是得先结了婚。头天晚上过了事，第二天早上，我就送你到队伍上。这不是我落后，这为的是端正我们娘儿们的名声，好有脸见人。”
“你说的也有道理。”老温站起来。
在旷野里，他亲了亲她那只亲近过一次的、现在被幸福和希望烧干了雨水和泪水的脸孔，就分别了。
五十六
老温回到家里，把辞活的事和老常说了，还说了结婚以后就去参军的事，老常说：“不呢，我还是愿意和你就伴儿。我们这些人，离不开土里刨食儿，可是眼下我们又没有自己的土地。既是要参加八路军，那我就不能拦你了。参加军队是根本，只有这样，我们才有长远的指望，不要犹豫，就去吧。这活什么时候辞呢？”
“明天一早就辞。”老温说，“我先在春儿家住两天。”“那好。”老常说，“眼看四十的人了，虽然我们穷，结婚也是一辈子的大事。要准备准备。咱弟兄俩就伴过十年了，我不能帮衬你什么东西，给新人添箱。可是我有力气，跑前跑后的还行。”
第二天早起，老温给牲口添上几筛子草，把自己的几件破旧衣服，两只鞋子，包裹好了，就找田大瞎子去。田大瞎子说：“老温伙计，这是你不干，可不是我辞你，你要和农会说清楚。按你们的律条是：东辞伙，工资按一年算；伙辞东，就得按月日算。实在说，现在正是农忙的时候，你这一走，真有点撂我的过儿。可是，赶上这个年月，我还有什么说的。回头我看看账，把你的活钱算给你。”
“算出来，你就交给老常哥吧。”老温说着走出来。
田大瞎子跟在后面说：
“我们东伙十几年，按实情说，我们谁也没有亏待谁。就说前几天把你吊了一下，使你受了点委屈，那也是耀武的过，现在他走了，你叫我怎么办？
咱们都要往长处看，谁也不要记恨这些小节。你走吧，我不送你了，以后，在外边要是混不上吃喝，你就还回来，千万不要不好意思。”
老温说：
“不要你结记。我就是饿死在大道边上，也不会再登你家的门限儿！”
“老温，你说的什么话？”田大瞎子说，“真的咱们就有了那么深的仇恨？
说话不要往气上顶。我对你明白说了吧，这么几顷罪孽地，我也不想费心经营它了，回头，我想把它贱贱的去了，不担这个富户的臭名，我也参加农会，到那时，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其实，老温早已经走远，他这一套话语，是对送走老温、站在梢门口的老常说的，老常也没有答言。
老温到了春儿家里，把小包裹往炕上一丢，说：“春儿，我把活辞了，要在你这里吃两天闲饭，行吧？”
“行，太行呗！”春儿高兴的说，“我就去给你做饭。”“我不能白吃你的饭，”老温笑着说，“我去给咱挑水。”
他挑上水桶，把小瓮灌满。又给春儿抱了柴来，坐下就烧火。春儿一边和面一边笑着说：“打了点麦子，今天叫你吃白馒头。什么时候，我用上这么一个大领青的长工就好了。”
“不要盼那个。”老温说，“用上长工，人就黑了心。”“我说着玩儿哩，”春儿说，“我是说添上你，我倒轻闲多了。”
“你轻闲不了几天，”老温从灶火里扯出一根火，点着烟说，“回头还得叫你忙活一阵。”
他告诉春儿，要和东头寡妇结婚的事。春儿赞成极了，不过，她为难的说：“这是件大事，恐怕我料理不好，还是请大娘来吧。”
“对，就请她来。”老温说。
春儿带着两手面，去喊叫大娘。叫她赶快过来，有要紧的事儿商量。
大娘立刻就来了，一听明白，就问：
“合了八字儿？看了好晌儿？”
“不用那个。”老温说，“个字只剩下四个字：人穷命苦。
好晌不用挑，就是五月初五。”
“几乘轿？几个吹打的？”大娘说，“就打着咱们定不起官轿，花轿总得有一乘。至少也得叫四个吹打的，娶场子亲事，连个响动儿也没有可不大好。”
“我看全免了吧，”老温说，“抗日时期，凑合着办了事儿就算了。”
“我不赞成大闹，也不赞成太省事。”春儿说，“今年不同去年，现在咱们是根据地了。我看就请咱村的子弟班来吹唱吹唱，叫他们喝上两盅就是了，也不费什么。”
“他不懂得颜色布丝儿，明天集上，春儿去给他扯点布，做身裤褂。”大娘说。
“行。”春儿答应着，“我再赶着给你做双鞋。”“那我就成了甩手掌柜的，什么也不管了。”老温笑着说。
五月初五是端阳节。初四那天下午，小孩子们钻到村西大苇坑里去摘苇叶，回来叫母亲包粽子。其实小户人家还是吃不起，子午镇包粽子的不过十来家。春儿整整一夜没有睡觉，直到老常他们赶来两辆大车，老温穿戴好，到东头娶亲去了，她才稍稍休息了一下。
本来订了四个吹鼓手，可是村中的子弟班，自动来了八个人。老常到工会一说老温娶媳妇，那些工人们争着来赶大车，要求拉着老温和新媳妇，围着村子多转几转。
到东头，天还没亮，新人上了车，大车一直转到五龙堂村南里去了。
太阳一露头，听见了大笛吹奏的将军令，大娘和春儿又忙了起来。关于接待新人下车的礼节，春儿和大娘很有一番争执。这是一个后婚儿，按照老理儿，要在新人下车以后，叫两个小伙子抱了大捆的秫秸，跟在她身子后面燎火把，为的赶走她身上带来的邪魔。春儿说那简直是拿着妇女开心，是封建势力对寡妇的残酷虐待。现在婚姻自主了，妇女的人格提高了，要免除这个，叫她像初次结婚时一样受到人们的尊敬，感到快乐。大娘只好依她，免去这一个步骤。
院里挤满了人，新人一下车，大娘和春儿赶紧把她围随到屋里去，随后就插上了门子。
小孩子们在门外顶撞着，爬到窗台上去撕窗纸，吹鼓手们站在院子里，拚命的吹打，四支大笛冲着天空，一低一扬，吹笛的人脸红脖胀，眼珠儿全鼓了出来。
大娘和春儿在屋里忙着，春儿是有些手忙脚乱。大娘为了表现她经历的事儿多，并且还想叫春儿提前见习一下，以备结婚时心里有数，不着惊慌。
她把结婚时一些繁重的手续，都加到这个新娘子身上来了。把新人弄得筋疲力尽，大娘才开门出来，鼓乐手们才停止演奏。
院里放上几张方桌，酒菜十分简单，每桌上不过是一斤酒，一碟子绿豆芽儿，一碟子豆腐泡儿。人们喝的很高兴，老常带着老温，一桌一桌的给人们斟了酒，致了谢意。老常说：“酒薄菜少，我想也没人挑他的礼儿。大家多喝几口，也算是给他送行吧，明天，老温兄弟就到部队上去！”“这样更好。”人们说，“可有一桩，新报名的战士隔不得夜，明天一早，可不许叫新媳妇的大腿压住了！”
“不能，不能。”老温笑着保证。
晚上，老常又套上车，把新人和老温送回东头。大娘和春儿也跟了来，说了一会话儿，替他们端出灯盏带上房门，叫新郎新妇安歇了。
从这一天起，老温就有了老婆孩子。一夜的时间很短，多半辈子在田地里操劳过去的汉子，从窗纸的颜色，看出天就要亮了。从幼年起，他的两只粗手，只是在风沙的田野里，抚摸着青苗和黄谷，泥土和草根；只是在炎热的太阳下面，操持着鞭把和镰把，犁杖和锄头。
现在抚摸着的是身边的妻子。从幼年起，在他耳边响动的只有大道上车马的声音，水井边辘轳的声音。现在听到了女人轻轻的嘱咐。除去田大瞎子的吆喝，老少当家们的白眼，在天地之间，原来还有这样可爱的声调和欢喜温柔的眼色。
然而，他还是很早就起来了。穿好他新做的服装，告别了新婚的妻子。
到城里找芒种去报名参军了。
因为，有了妻子，就有了牵连，也就有了保卫她们的责任。生活幸福，保卫祖国的感情也就更加深了。
五十七
女人把他送出大门来。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扶着门框，看着老温走到街上去。她说：“春儿给你做的这身衣服很可体呢，颜色也好。”
“到军队上恐怕就穿不着了。”老温爱惜的轻轻拍着褂子的前襟说，“等我换了军装，有方便的人就把它捎回家来，在外边丢了怪可惜了儿的。”
“衣裳不要丢，也不要忘记我们。这会城里不知道还有照像片儿的没有？
你要能给我们捎回一张穿着军装照的像来，那多好埃”女人说。
“照那个干什么，光花钱。”老温说，“家去吧，我这就走了。”
他走到街上来，往东西两头一看。这时候，普通人家还都没有起来，只有村里的长工们，勤谨的农民们，集合出操的男女自卫队员们，开始在街上活动。老温不愿意惊动别人，他很想从小胡同穿到村外去。可是老常正在井台上打水，早就看见他了，三把两把提上水桶，把担子往旁边一扔，大踏步赶过来说：“怎么起的这样早？也没吃点东西？我是说拾掇清了，再去叫你的。咱镇上的工人同志们，约会下要欢送你一下。”
“不要送了吧！”老温笑着说，“大家都很忙。”
“早晨的工夫，忙什么？芒种走的时候，没有热闹一下，那时咱们还没有组织。”老常说着跳到当街一个半截碌碡上，向村西那头扬着手吆喝了一声，几个长工，就都放下水桶跑过来了。
这些长工们，都在壮年，一清早就敞着怀，宽大的胸膛晒得黑黑的，走起路来，拿着摇鞭把赶大车的姿势。他们跑到小学校里，推出那架大鼓来。
一个年老的，在后面抡起两根像擀面杖一样粗的鼓棰。
这是惊天动地的音响。使小孩子们，顾不得穿裤子就跑到街上来了，妇女们一手掩着怀也跟出来。男女自卫队，踏着鼓点，迈着坚强的步子，排队过来了。
“欢送老温同志武装上前线！”
在子午镇大街上，是什么力量在鼓动人心，在激励热情，在锻炼铸造保家卫国的决心呢？是谁在领导，是谁在宣传？“同志们，乡亲们！”老常站在碌碡上说，“老温同志就去参加咱们的八路军了！他像我们一样，在别人家，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昨天才成了个家，今天就到队伍上去。这是我们工人弟兄的光荣，这是我们工人弟兄的榜样。他为什么这样做呢？还是叫老温同志自己给我们讲究讲究吧！”他说完，就从碌碡上跳下来。
老温不愿意登台讲话，过去两个长工，差不多是把他抬到碌碡上去。
他站稳了，慢慢的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人弟兄们会明白我的心思。我胡涂了几十年，从去年七月间到现在，才从一连串的实际事儿里，看出一个道理来。我从共产党八路军这里看见了咱们的明路，日本和张荫梧过来了那就是咱们的死路，只有这个八路军，才能保卫我们的国家，才能赶走日本，只有参加这个八路军，才能解放我们工人和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
“老温哥，你先走一步，我们就跟上来！”子午镇十几个长工，围着老温到村外来。
这样晴朗的天气，大鼓的声音是多么清脆！远近十几里都可以听到了，更何况那仄着耳朵站在小小庭院里的新人？
光荣，随着大锣大鼓的声音，飞到小院里来了，飞到女人的耳朵边、小孩的头顶上。它旋转着，跳动着，长久不能消散，一直到战争的胜利。
到摆渡口，老温才伸着大胳膊，把人们拦回去。在五龙堂的堤头上，又有很多人站在那里欢迎他了。
到城里一共是十八里路，在这十八里路上，老温有几十年的感触。到了城里，他才觉得肚里饿了，在十字街口找了一家豆腐脑棚，坐在临街的一张白木桌旁边的板凳上。掌柜的用围裙擦着手过来，老温说：“盛一碗，多加醋蒜！称一斤馒头。”
他掏出烟袋，抽着，望着大街上来往的车马、军队。在过去，无论是赶集上庙，出车走路，他最注意的是车马。牲口的毛色，蹄腿的快慢，掌鞭的手艺，车棚的搭法，车脚的油漆，车轴的响动。今天，他注意的是军队。
在他眼里，今天的队伍，已经不像去年冬天。去年冬天，我们的队伍，在服装上还是不么不六，在走动上还是一群一伙，今天的队伍，是服装也一律，步伐也整齐了，枪枝的披挂得法，马匹的鞍鞯齐备。
是谁在指挥，是谁在训练？农民们为什么这样快就变成了支持祖国北方的坚强的长城？从今天起，老温也就不是给当家的收割几亩庄稼，看养几匹骡马，他的职责扩大了，他是保卫这一片广大的乡土、关心祖国的前途的人民战士了。
掌柜的端了饭菜来，他慢慢的吃着，还望着南来北往的人们。
北大街通着北关，是从保定来的大道，大街两旁都是客店，门口都还挂着久经风雨的笊篱。现在车马不多，街口上只有两挑卖馒头的柜子，几只卖青菜的筐子。从北边过来一个老年人，他的头发多日不剃，布满风尘，脸晒得很黑，皱纹像一条条的裂口。一身黑色洋布裤褂，被汗水蒸染，有了一片一片的白碱，脚下的鞋，帮儿飞了起来，用麻绳捆在脚背上。这是一位走过远道的人，他已经很疲乏了。可是，使人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好强的汉子，走在人群里，他拿着一种硬架式。从这个架式，老温猜想这也许是一位赶四五套大车的好把式。
老人后面，有一位中年妇女，她穿一身蓝色洋布裤褂，头上的风尘，脸上的干裂，和老人是一样的，她背着一个黑色的破包袱。
老人走到十字街口，等女人跟了上来，笑着说：“这可就到了，这就到家了，还有十八里路。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县里最热闹的西大街，你看那座石牌坊，是明朝的物件哩！”
“那我们就歇息一下子吧。”女人说话是外路口音。“要歇息歇息，”老人说，“还要吃点儿东西。来，吃碗豆腐脑，我有七八年不吃这家的豆腐脑儿了。”
老人招呼着女人坐在老温对面的板凳上，女人仄着身子把包袱放在脚底下。
老人的口音，老温听着很熟。他仔细看了看，从老人那在高兴的时候、眼睛里的跳动的神采，他认出这原来就是他多年的老伙计，秋分和春儿的父亲吴大印！
“大印哥，是你回来了呀！”
老人站起来看了看，就抓住了老温的两只手。
掌柜的端来两碗豆腐脑，老温说：
“再拿二斤馒头来，一块算账。唉呀，大印哥！这咱们可就团圆了，就差你一个人了。”
他拉着吴大印坐在他的身边。大印说：
“我出去七八年，没有一天不想念你们。人一年比一年的老了，在外边又剩不下个钱，光想回来，可没有盘川呀！今年听说咱们这里也有了八路军，改了势派，我就一天也呆不下去了，走！要饭吃，也要回老家。老弟，这一路真不容易呀，全凭你哥哥从小卖力气，修下的这副腿脚，换换别人，早躺在大道旁边了。老常兄弟好吧，芒种哩？”
“都好。老常哥是咱镇上的工会主任，”老温说，“芒种去年就参加了八路军。我对你说吧，咱这里可大变样儿了，庆山也回来了，是一个支队的司令，你看！”
“你看，”大印对那女人说，“这个支队的司令，就是我们那个大女婿！”
女人正低着头吃饭，抬起头来笑了。老温说：“这是谁？”
“这是，”大印说，“这是你的新嫂子。出外七八年，这算是那落头。”
“我们这里的妇女可提高了，到镇上就要参加妇女抗日救国会哩，”老温高兴的说，“春儿就是主任！”
“春儿，就是咱们那小闺女。”大印又对女人介绍。
五十八
在县城里，吴大印知道了村里的很多事情，故乡的新的变化，在他的心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约略的轮廓。老温也和他谈了自己结婚，现在就去参军的事。直到天快晌午，豆腐脑棚的买卖忙上来，他们才分手告别。
吴大印领着女人回子午镇去，这十八里路，他走得非常快，女人得时时喊叫他等一等。
起晌以后，他们到了子午镇的东街口。墙院还是旧墙院，堤过上的柳树高密了。乡亲还是旧乡亲，子午镇的男女老幼都集在十字街口的广场上。
用碾场的碌碡支着台板，搭起来的席棚里，挂着宽大鲜红的幕布。它不像是庙会演戏，台上没有锣鼓胡琴的响动，台下没有各种叫卖的嘈杂。在席棚附近是严肃的、紧张的，好像在讨论什么要紧的事情。
一进街口，两个背枪的青年民兵，就把吴大印拦住了，虽然吴大印笑着说这里就是他的家，并且还能指着叫出一个民兵的小名，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可是因为他身上带来的过多的风尘，身后女人的远方打扮和外路口音，使得两个青年查问得越发紧了。
十字街口的席棚那里，有人在讲话，尖利又带些娇嫩的声音，传到村外来了，吴大印望见那里，是一个女孩子站在台上。
“那讲话的不是春儿？”他对两个青年民兵说，“我就是她爹！”
两个民兵才好像想了起来。一个民兵带他们到会场上去，在路上，这个青年也不肯安静，不住的用鞋尖踢着道沟边上的土块，说：“走这么远路，怎么你就不开个路条呢？”
“没有路条，我能从关外飞回来？”吴大印兴奋的说，“到了自己家门，我就该是活路条，谁知道碰上了你们两个年轻的，偏不认识我，论乡亲辈儿，你该跟我叫爷爷呢！”“咳！”青年民兵一拧身子，把枪枝换到另一个肩膀上说，“你就算我的亲爷爷，出外这些年，回来也要查问查问哩！你们先在这里站一站，不要搅乱了会常等妇女主任讲完了话，我再去给你通报。”
吴大印和女人只好靠着墙站祝他提着脚跟，望着自己的女儿，想听听她在白话什么。
“妇女同志们，”春儿在台上正讲的高兴，“今天这个大会，是个选举会，选举村长和村政权委员们的大会。我们选举的村长，是抗日的村长，是坚决抗日的人，是誓死不当汉奸的人。选他出来，好领导我们抗日。我们妇女，在过去不能参加选举，就是穷门小户的男人，也不能参加选举。过去的村长，都是几个人唧咕成的，他们财大气粗，可是不给老百姓办事。今天参加选举，是我们妇女的权利提高了，我们绝对不能马虎，要在心里过一下，看谁抗日坚决，就选举谁！”
春儿讲完话，就退到后面去。这一回站到台前来的是老常。老常在台前这一站的姿势，引起了吴大印一段亲切的回忆：在从前，乡村演唱大戏，总得请上几个管台的人，管台的工作，是维持台下的秩序。乡下人看戏，要拚着全部力气和一身大汗。戏唱到热闹中间，比如《小放牛》唱到牧童和小姑娘对舞对唱，《喜荣归》唱到花头一手叉腰一手扬着花手绢来回踏碎步，《柜中缘》唱到哥哥要开柜、妹妹不让开的时候，台下就像突然遇到狂风的河水一样，乱挤乱动起来。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讲究看戏扒台板，就像城里的阔人，听戏要占前五排一样。他们通常是把小褂一扒，三五个人一牵手，就从人群里劈进去。挤到戏台前边，双手一扒台板，然后用千钧的力量一撅屁股，这一动作，往后说可以使整个台下的人群向后一推，摧折两手粗的杉篙，压倒照棚外的小贩；往前说，可以使戏台摇摇欲坠，演员失色，锣鼓失声。当这个时候，管台的人，就站到台前边来了，他们一手提着烟袋荷包，一手一按一扬的喊：“乡亲们！这是和谁过不去呀？还看不看戏呀！”
态度既从容又急迫。这样台下就会渐渐安静起来，管台的笑一笑，又退回打锣鼓的后面，抽着烟看戏去了。
这种角色并不好当，第一要有人缘，第二要有涵养，第三要人佩服。
面对着动乱的群众，他负责的显然是临阵指挥的工作。但是今天他的老伙计来到台前，并不是为了台下挤。[手机电子书网 Http://www.qiyebooks.com]
台下的人正在鼓掌，人们问什么话，老常笑着解答着。吴大印等不及，他说：“我可以过去了吧？”
“还得等一等，就要选举了。”青年民兵说，“我也要去投一张票哩！”
“我们也要去投票呀，”吴大印说，“赶上了，还能放过去？
我当了一辈子长工，还没有参加过村长选举哩！”“你刚来，你知道选谁？”青年民兵说，‘允许不允许你投票，我还得去问问呢？”
青年民兵说着就到台那里去了。这时台下放上了几张桌子，每个桌子有一位写票的，一位监视的。工农妇青，都按小组编好，拿着票到桌子前边，轻轻说明自己要选的村长，写好了，再投进台前的票箱里去。
那个青年民兵只顾自己投票，一直没有回来。吴大印着急，自己走过去了。春儿第一个看见，从台上跳下来。吴大印说：“春儿，别的事家去再说，我要写一张票！”
群众决定让新回到家乡来的吴大印参加选举，发给了他一张票。吴大印拿着票走到写票桌跟前，写票员小声问他：“你选谁？”
“我选老常。”吴大印说。
“他的大名叫常德兴。”写票员笑着说，“你真有眼力呀！”
选举的结果：老常当选了子午镇的抗日村长。老常站到台前来，讲了话，作了抗日的动员。去年冬天，高庆山在地里和他谈话，说工人可以当村长，他当作一个笑话听。现在，这是一个事实，不容他推托，他要担负起这艰难沉重的工作。最后，他约请他的老伙计吴大印发表一点回到家来的感想。
吴大印站到台上去说他的感想。他说，他出外不久，那里就叫日本占了，农民们更不能过活。在那里很受了几年苦，回来的时候，日本人又占了我们很多地方，他只能挑选偏僻的道儿走，整整走了三个月。可也见到很多新鲜事儿，在我们国家的广大地面上，不管是铁路两旁，平原村镇，山野森林，湖泊港汊，都有我们的游击队。凡是八路军到的地方，农民们就组织了抗日的团体，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有时看着并不相连，有时又被敌人切断，可是，它们实际上是叫一条线连接着，这就是八路军坚决抗日的主张，广泛动员人民参加抗日的政策。他知道这条线通的很远，它从陕北延安毛主席那里开始，一直通到鸭绿江岸的游击队身上。他想，这条线，现在是袭击敌人的线，动员群众的线，建立抗日政权的线；以后，我们就会沿着这条线赶走日本。回到家来，看到村里的热烈的抗日气象，他要告诉大家的是：象我们这样同心协力坚决抗日的地面，是很宽广很强大的了。
他要求参加村里的抗日工作。
在他讲话的时候，人们都往台前挤，高四海和秋分也赶来了。只有田大瞎子和老蒋退到远远的地方，低着头抽起烟来，好像不爱听。这一天，春儿家里，亲人团聚。一年以来，在子午镇和五龙堂，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流散在外的，像高庆山、高翔、吴大印，全都回来了，像芒种、老温，成群结队的从村里走出抗日去了。无论是回来和出去，分离和团聚，都是存了保卫乡土、赶走日本的一片热心的。
也有那走了又回来，回来又走了的，像田耀武和高疤。因为他们并不保卫乡土，只知道闹磨擦，乡土也就不再需要他们，不再在他们身上寄托任何的希望了。
五十九
这天下午，秋分又给爹娘送了一小笸箩白面来。临走，叫出春儿去说：“你的好日子到了，今天晚上。”
“在哪里呀？”春儿笑着问，她的脸有些发红。
“在我们家里，吃过晚饭，你就赶快去吧！”秋分说。
“为什么在你们家里，”春儿问，“我们村里没有共产党呀？”
“眼下，因为党员还少，两个村子合着成立了一个支部。”秋分说，“看你，哪村不是一样呀，普天下的共产党还是一家人哩，别说一条河隔不开，就是国家的边界也分不开、割不断呀？”
“还要开大会吗？”春儿问，“叫我讲话不？姐姐，你告诉我，到时候该说些什么呀？”
“从今以后，我们就是革命的同志，”秋分说，“同志的关系和姐妹不同。
它比起姐妹来，还要亲密。讲什么话，要出自你的心里，能叫别人教呀？”
春儿点了点头，姐姐走了。
春儿的心里，忽然觉着沉重起来。她想到入党不仅是高兴的事，从今天起，她是负起一种责任来了。一种重大的责任，她的生命，成了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党对人民所负的责任，她也要分担。她已经把自己的青春和将来，交给了党。党就要培养自己，使自己的生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完成最光彩最高尚的任务。
她告诉爹和娘，就到五龙堂来。
天快黑了，有三片红色的云彩留在西边的天空里。遍地是庄稼，一只鸟儿衔着一条青虫，正在吐着穗子的密密的谷丛上面飞腾，里面有新出卵壳的小鸟在啾啾叫唤。棒子吐出的红绒花，鲜艳得像结婚的新娘子头上的花朵。
小道旁边的园子里，已经搭起一个新窝棚，一对年轻的夫妻，并排坐在上面，把光着的脚板垂下来，共同看守着他们那已经结成的碗口大小的甜瓜。
“开园了吗？”春儿望着他们笑着说。
“还没有，”窝棚上的媳妇说，“瓜是熟好了，就等一个有福分的人了！”
“你还没有福分吗，”春儿说，“看乐得你快钻上冒天云儿里去了。”
那丈夫轻轻推了媳妇一下，那媳妇就笑着跳下来，摘下躺在垄沟边上的一个黄皮大甜瓜，跑到春儿跟前说：“今年算赶上吉幸了，你的小嘴儿顶有福，就请你给我们开园！”
“我有什么福呀？”春儿说。
“我看准了，”那媳妇说，“你今天一定有喜事。你吃了我们这瓜，管保我们今年能做好买卖，瓜园里，不涝不旱，不闹地羊，不出虫子！”
“好吧，恭喜你小两口儿发财，”春儿接过瓜来，打开就吃，“地羊虫子是你们管着，我只管不叫日本鬼子来糟蹋你们的瓜就行了！”
“我说你是顶有用，顶能叫我们幸福的人么！”媳妇高兴的跑回窝棚里去了。
一路吃着甜瓜，春儿也很高兴，她回头望望，那一对夫妻说笑着钻到窝棚里睡觉去了。
春儿觉得脚下的土地，头上的天空，庄稼和人民，都在自己的身上，寄托着亲密的希望。
春儿过了河，上了堤坡，天空出现了那颗大明星。姐姐正在小屋门口等着，领她到屋里去。
炕上地下全打扫了，靠南边的小窗户，摆好一张桌子，变吉哥正装饰着他画的毛主席像。一盏明亮的灯放在窗台上。
高四海严肃的望着毛主席的画像。变吉哥安排好了，回过头来笑着说：“大伯，你知道画这张像多为难呀，遇见从延安来的人我就打听，有没有毛主席的照片，后来还是庆山哥给我借来了一张，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保存的，我高兴极了，买了好纸张、好笔墨，等到晚上，老婆孩子全睡下了，我安安静静的画，整整画了三宿才成功，你们看画得怎样？”“画得好，”高四海点头说，“他在望着我们，在鼓励我们，他经过了多年的艰苦的斗争，把党的事业领导到胜利。这些情景，从你的画像上，全可以看出来！”
“那样啊！”变吉哥高兴得红了脸，激动起来说，“大伯最能批评我的作品，秋分同志，你说哩，我愿意听听你的意见。”“是好。”秋分说，“面对着这张画像，就像毛主席亲自在前面指引我们！”
“春儿，你说说！”变吉哥说，“是为了你入党，我才精心画的呀！”
“我心里高兴极了，”春儿笑着说，“从今天起，毛主席来领导我这个穷孩子了！”
“那我们开会吧，”变吉哥立正了说，“我先向春儿同志介绍：高四海同志是五龙堂子午镇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我是支部的宣传委员，秋分同志是组织委员。同志们，我们今天举行春儿同志入党的仪式。我们接受春儿入党，因为她是一个敢于反抗地主压迫的雇农吴大印的女儿，因为她在抗日战争中勇敢负责的工作，对党的热情和忠诚。”
高四海讲话说：
“春儿！你还年轻，你要知道我们党的历史，要想念那些为党艰苦的工作和英勇的牺牲的人们，秋分！你把我保存的那面红旗取出来！”
秋分打开一只破旧的红油板箱，取出那面旗来。这是十二年以前农民暴动的时候，高庆山打着的旗帜。庆山把它插在堤坡上，在它的下面抵抗围攻的敌人，胸部的鲜血，染紫了红旗的一角。庆山出走以后，高四海叫秋分把它保藏了起来。它仍然完整，颜色凝重，十几年来，它不停的在这一带人民的心里招展。
高四海把红旗铺展在春儿前面的桌案上，它带着当年滹沱河边的风暴，壮烈的斗争和鲜明的理想，和这个女孩子的热情结合了。
春儿举起右手来，安静有力的说：
“我要做一个好的忠诚的、积极斗争不怕牺牲的党员！”
会后，高四海又谈了谈子午镇的政治情况，把党员介绍给春儿，把她编在老常领导的小组里。
回去的时候，姐姐送她，在河滩里，慢慢告诉她以后应该怎样做工作，怎样团结群众和领导群众。
六十
高庆山支队原有的骑兵连，新近扩充成了一个骑兵团，芒种是个班长。
老温参加部队以后，就在这个班里当了一名骑兵。他原来要求并不高，就是当马夫也乐意，可是到班里以后，芒种发给他一支新马枪，还把全班最好的一匹小青马交给他骑。在我们的部队里，对于新来的战士，就像对待最小的弟弟，是什么也要让他挑选的，虽然按年岁说，老温在这一班里要算是最大的了。
老温看养和驾驭了二十多年牲口，在他手里倒换过的骡马也有几十匹了。他被惊车的牲口轧伤过腰，惊了犁踢破过脸，可是，老温能使劣性牲口是有了名的。对于牲口，他不只能从口齿看出年龄，从眼色看出性格，从蹄腿看出快慢，从肩膀看出力量，还能一鞭子下去打倒直立起来的牲口，并不损伤它的毛皮。他对牲口的使用法是：能打也能喂。在他手里调理出来的牲口，真是力大膘肥，驯顺无比。
当了骑兵，他渐渐知道，军队里使用牲口，并不完全像庄稼主。对一个战士的要求也并不像对一个长工的要求。牲口要喂好，这是一样的，但主要是训练得它成为战士的肢体，对牲口的感情也要加重，对待它，就要像对待自己的腿脚一样。他骑在小青马身上，就把小青马当做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了，马能了解他的意图，很好的完成战斗的协同动作。
他要和小青马锻炼成一个整体。就像爱人们幻想把男女两个人扫乱重分一样。他身上要有马的感觉，马身上要能寄托他的想像。小青马，跃进飞扬吧，当他冲锋陷阵的时候；小青马，迅速卧倒吧，当他隐蔽作战的时候。
虽然这匹小青马还只有四岁，已经长的非常高大，今后转战疆场，老温和它就不只关心对方的饥渴冷热，灾病甘苦，也细心的听着战友的呼吸和心脏的跳跃吧。
不久就有大战到来，冀中军区正在利用战斗空隙，进一步整训部队。
高庆山支队就要调往河间去了。老温请了半天假，回了一趟子午镇的家，看了看他的妻子。他往返只用了三四个钟头，站在院子里说了五六句话，他的目的不过是穿着新军装，骑着小青马，在乡亲、伙计、妻子的面前，晃一下就是了。
部队夜晚出发，骑兵团走在前面。在满镇过滹沱河。在五毛营过沙河，在张岗休息十五分钟，半夜就到了河间。
第二天是七月七日，芦沟桥抗战一周年了。芦沟的流水和月光，石桥和芦苇，还披带着敌人侵略的创伤，但它有的已经不只是创伤，也有了动员起来的巨大的民族的信心和力量。
它已经在看着祖国儿女的英雄行为含笑了。
冀中军区的阅兵在河间东关的古教场上举行。初升的太阳的多彩的耀眼的光芒，射向平原晴朗的天空。在教场中间的墩台上，竖起了一面高大的红旗在飘展作声。新近训练的青年的号兵们，吹着集合号。在附近的古代遗留的残断的碉堡上，有一只苍鹰展翅飞起，所有这一切，都在兴起战士们对于敌人的愤恨，对于战争生活的向往；也强烈的吸引着周围那些从事耕种的农民。
祖国现在进行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规模巨大组织坚强的民族解放战争。吕正操司令员，高庆山支队长，高翔政治委员，站在墩台上检阅了他们所领导的、由冀中区青年农民组织成的抗日部队。
阅兵完毕，高翔作了政治报告。他说明抗日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过程，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才能争取到最后胜利。他打击了亡国论，揭发了投降论，也批评了速胜论。他的报告比起去年十月，更确切，更有事实的根据。他指出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描绘了大牙交错的战争，强调了政治动员的重要，又详细解释了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原则。
他讲的很生动通俗。经过一年实际战斗的战士们，都感觉政治委员是总结了他们每个人的经验，指出了军民全体奋斗的目标。这总结和每个战士的思想结合，加强了他们的信心，鼓舞了他们的力量。
他们能够理解，受到鼓动，听得十分入神。坐在地下，抱着枪枝，相互称赞他们政委的讲话的才能，分析的能力。部队里的知识分子，平日虽有些自高自大，一听这样卓识远见的分析，也感觉到自己的理论水平太低，和政委比较起来，是相差太远了。
高翔的报告，依据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同年同月在延安讲演的《论持久战》。
这两本书，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指南针，是通俗的兵书战策，是必胜的决算，民族解放胜利的保证。
《论持久战》，在冀中军区最初只油印了几百本，随后由印刷厂大量铅印出版了。这本书由“钢板战士”们精细刻写，由印刷工人们夜晚赶印，它有各式各样的版本，用过各式各样的纸张。这本书由干部研究，向战士传达，由部队向老百姓宣传。随着它，部队前进，根据地建立，抗日武装扩大了。
它把必胜的信念注射到民族每一个成员的战斗血液里。
六十一
一九三八年七月，冀中区创办了一所抗日学校。这所学校，分做两院，民运院设在深县旧州原来的第十中学，军事院设在深县城里一家因为怕日本、逃到大后方去了的地主的宅院里。
部队保送芒种到军事学院学习。行前，他捎一个口信给春儿，说到深县学习去了。他带着组织介绍信来到深县，学校里到的人还不多，房舍也正在改造修理，看样子得过几天才能开学。他闲着没事，到旧州去玩了一趟，顺便打听：民运院是不是还招收学生，前来学习要经过什么手续？教务处回答说：现在人数还不齐。学生入院，一般的要经过考试，如果是地方上保送，文化程度低一些也没多大关系。芒种在回去的路上，坐在道旁大麻子棵下边，掏出钢笔日记本，给春儿写了一封信。叫她见信就来深县投考。
把信折叠好，赶进深县城，今天正是大集日，可是因为正在秋忙，遇不见一个他们那边来的熟人。把信交到交通站，又怕耽搁，他就站在十字街口等起来。
直等到晌午大错，才遇见一个贩蜜桃的，托他把信带到子午镇。小贩怕忘记了，把信压在桃堆里。
这些日子，春儿在家里倒比较清闲。她家地里的庄稼已经锄过三遍，今年雨水不缺。青纱帐期间，战争情况也不紧张。村里的群众基础，比过去巩固了，工作也顺利。自从父亲回来，她也有了照顾，新来的后娘，待她很好，帮她做饭做活。她自己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姑娘，现在竟有些娇惯起来了。
这天晌午，天气很热，人们都在歇晌。春儿似睡不睡的，听到街上有卖蜜桃的声音。这个孩子，从来很少买零食。今天，她忽然从蜜桃联想到深县，想起吃个桃儿来。她跑到街上，卖桃的小贩刚进村，正把桃子放在南房凉儿里。春儿过去望着堆在筐子上面的小桃奴儿说：“多少钱一斤？”
“五百。”小贩蹲在两个筐子的中间，用一块白布手巾扇着汗。
“这么小的桃儿，”春儿说，“这样贵？”
“别不懂眼，这是真正的深州蜜桃，给西太后进贡的东西。”小贩说，“你尝尝，保管顺嘴流蜜！”
“我不尝你的。”春儿笑着说，“称半斤吧！”
她随手就刨开桃堆，正要挑拣，一封折叠着的信，像认识她一样，从桃堆里挺了出来，她立刻看见了那亲切的字体和自己的名字。
小贩正要向她打听这个叫春儿的住在哪街哪头，她已经把信打开，看的入了迷。她告诉小贩，不称桃了。谢谢他给带了信来，问他是不是到家里坐坐喝碗开水？就跑回家里去了。
小贩也高兴碰得这样巧，虽说半斤桃的买卖没有做成。他想：对于这位姑娘，这封信的内容，一定是比深州的蜜桃还要甜蜜。
刚刚看过了信，是要她去学习，春儿很高兴。可是当决定明天就走，她也像那些第一次离家远行的孩子们一样，心里有些烦乱起来。
她经过村、区、县，写好了介绍信。她又和本村的同志姐妹们告别。
她到五龙堂去看望了姐姐。回来，一夜差不多没有合眼，年老的父亲就催促着母亲起来给她煮赶路的饺子了。
她带了一个挂包，装着她珍惜的纸笔和文件；一个小包裹，里面只有一身替换的单衣和一双新做的鞋。
子午镇到深县有六十里，走到双井村，天气就热上来了，一个人走远道，有些累得慌。
过了双井村，净是沙土道，走着更费力。好在这一带大道旁边，果木树很多，随时有树荫凉可以歇息。雨水勤，梨儿挂的很密。起晌以后，春儿就到了旧州。
旧州实际上只是一个小乡村，并没有春儿想像的那样热闹。原来的第十中学却占着很大的地势。红油的大门旁边，有两棵一般粗的大柏树，一棵树下面蹲着一头白石大狮子。春儿很少见过这样大片的青楼瓦舍，和这比较起来，她村头一份的田大瞎子家的宅院，也不成什么规模。一眼望过去，这个学校，给了她个大庙的印象。
校门口，有一个战士，来回走动着站岗。春儿想起，她是要进到这里面去学习，是来这里投考了。她的心很快的跳动起来，脸也腾的红了。
她被人领进教导主任的办公室，教导主任是一个年轻人，看来是刚从部队上调来，春儿还好像在哪里见过他，顾不上问，忙把自己的介绍信交过去了。
年轻人详细的问了问春儿在村里的工作，和她的家庭生活，就叫人来测验一下她的文化。前来测验文化的是一个年老的教员。他虽然也很喜爱眼前这个女孩子的活泼态度，却为她回答试卷的情况皱了眉头。
“我没有上过学，”春儿不住的用手擦着脸上的汗，把卷纸也染湿，“我只是在冬校识字班里，念完了一本书。”
“你考的可是学院，”教员笑着说，“是大学哩。”“文化可以慢慢提高，”教导主任解释着，是在安慰春儿，“她有一定的政治认识和工作经验。”
“那你就听候榜示。”教员摇摇头，拿着那张如果没有几处污手印，就是一张完全的白卷出去了。对于榜示，教导主任又给春儿解释一番，就叫人带她去吃饭。
这一顿饭，春儿吃得很不安心。她不知道这究竟算考上了没有？如果考不上，又怎样回到村里？她奇怪：为什么对着一张纸，坐了那么一会儿，身上就这样不舒服，比三伏天锄几亩小苗还觉累？对于文化，她真有点害怕起来。后来又想，既是叫她吃饭，就有几成儿，心里一宽，才吃完那拨搅了半天咽不下去的一碗小米干饭。
吃完饭，有一个比她年岁大些，穿军装的女同志来叫她去做游戏。春儿一听这个女同志的口音，就和她攀起乡亲来。
女同志说：
“把你那包袱放到我屋里，晚上就和我一块睡觉。”
春儿出大门，就看见那片大操场，一大群男女学生正在那里拣拾烂瓦和砖头。他们要把“七七”事变学校南迁以后，久经荒废的操场清理出来。
在这群青年学生里边，有些是穿制服的，更多的是穿着便服。他们多数是原来北平、保定的大学和中学里的学生。女学生有的是玉白色士林布短大衫，下边光着腿；有些是短袖漂白小褂，露着胳膊。这些当然都是富家小姐，有的脸上还擦着脂粉。她们的手很小很白，她们轻轻的蹲下身子，一只手小心的提着衣裳襟，在那里喊叫加油。干这种勾当，春儿觉得比答试卷要超脱得多，她的活泼熟练的动作，立刻引起了那些女学生们的注意。
然后，她们牵起手来，拉成一个大圈子，那些女学生很自然的把手伸给男同学，春儿找好两个女同学的中间，插了进去。把圈子拉圆，她们围着操场转。按照旧有的习惯，春儿觉得，她，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是幸运的参加到这些学生们的队伍里来了。但等到跑步开始，这些学生们就能看出：不仅在姿势和动作上，春儿可以作为她们的表率，在认真努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上，这个女孩子更是远远的超越了她们。
六十二
榜示以后，春儿也跟着人们跑到大门口墙壁上去看榜，她从最后面找寻自己的名字，她的心怦怦的跳着，然而她的名字却列在了榜的前端。她是正式录取了，学院也正式开了课。
她们没有星期休息制度，芒种在一天黄昏的时候，来看了看春儿，给她送来一个他自己裁订的笔记本，还有一条用棉被拆成的夹被。春儿都收下了，在人群里红着脸送他出来，说：“你有什么该拆该洗的，就给我拿过来。”
“这些事情我都会做了，”芒种说，“我们都在学习，哪能侵占你的宝贵时间。”
学院是军事组织，制度很严，春儿把他送到门口，就赶紧跑回班里去了。当时，即便女同学们在一起，也并没人追问这些关于男女的事情。至于那些男同学，虽然平日对春儿很有好感，自从看见芒种来过一次，也只是从心里知道，像春儿这样一个女同志，好像是已经有主儿的人了。
学院的学习很紧张，上午是政治科目，下午是军事科目。雇来很多席工，在大院里搭了一座可容五百人的席棚。这里的教员都称教官，多数是从部队和地方调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参加工作较早又爱好理论研究，抱着抗日的热情来教课，在这样宽敞的大席棚里，能一气喊叫着讲三点钟。
春儿对军事课很有兴趣，成绩也很好。政治课，她能听懂的有“论持久战”和“统一战线”；听不懂的，有“唯物辩证法”和“抗战文艺”。虽然担任这两门功课的教官也很卖力气，可是因为一点也联系不到春儿的实际经验，到课程结束的时候，她只能记装矛盾”和“典型”这两个挂在教官嘴边上的名词。
春儿认识的字有限，能够运用的更少，做笔记很是困难。在最初一些日子里，每天下午分班坐在操场柳树下面讨论，她发言也很少。在这些时刻，她就时常望着远处地里的庄稼，想到在那青棵棵下面工作，虽然热得流汗，也比在这里“讨论”好受一些。她愿意讨论些乡村里的实际事儿，现在主要的是要记些教条。在一些日常生活里，她也有时感觉和这些学生们相处不惯。
主要的，她觉得有些人会说会写，而实际上并不爱去做，或根本就反对去做；好教训别人，而他自己的行为又确实不能做别人的榜样；想出人头地，不是从帮助别人着手，而是想踩着别人上去。春儿是个有耐性的孩子，在一些细节上，她很少和人家争吵，也知道帮助别人。有些事情，想通了也知道向别人学习。比如这些学生们很讲究卫生，很爱洗头发，每隔一个星期，就到后院的井台上洗一次。春儿觉得洗过了的头发，确实好看，因此，她除去向她们学习勤洗衣服和穿衬衣，也经常去打水洗头。她那特别乌黑的头发，立时引起了人们的羡慕。但是当这些学生只干净自己，不干净别人，甚至为了干净自己把别人和环境弄脏，春儿就不向她们学习，还要指出她们的错误。
她从不嘲笑别人。当她在讨论题目的时候，有时忘记和说错了，那些学生们是常常忍不住用手帕堵住嘴的。但当她们在树下讨论问题的时候，一听见飞机声就那样惊慌，而有时飞过的不过是一只蜣螂，才强作镇静；偶尔又有一条绿色的小虫，爬上她们的脖颈，就尖声怪叫，活像挨了蝎子螫一样。
春儿虽然看不惯，也没有觉得好笑。她知道这些人从小是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长大的，和自己并不相同。
这些女学生，有的也能热心的帮助春儿，好像也了解她。有时，在收操以后，她们叫着春儿到田地里去玩。这时大秋就要到了，遍地高粱，长得像红山一样。这些学生还只知道爱好风景，不知道关心老百姓的收成；她们面对着夕阳唱歌，并不问雨水的勤缺。她们问春儿：“你觉得在家里种地好，还是在这里学习好？”“学习好。”春儿说，“学习好了，我才能做更多的工作。
我的文化太低了。”
“文化高有什么用？”女学生说，“现在就是生产和打仗有用。我还后悔自己有文化哩！我已经给我妹妹写信，叫她不要上学，快学织布。我羡慕的是像你这样的人。”
“你是笑话我。”春儿说。
“是讲的真话。”女同学说，“你出身好。”
“可是，文化总是好的。”春儿说，“我没有文化，我很痛苦。我要好好学习，希望你们多帮助我。”
春儿颜面上表现出来的真实感情，使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女同志们很受感动。她们沉默了。
她们有的时候，发些怪问题，问的春儿不好回答。走着走着，她们会忽然指着一丛树木问：“春儿，你喜欢柳树，还是喜欢枣树？”
春儿想一想：柳树枣树对人们都有好处，就说：“我，都喜欢。”
这就使得提问题的女同学很不满意，说她白白的在农村长大了。春儿又想：枣树能结果实，柳树不能；枣木能砍油楔，能做车轴，而柳树有的只能砍马杓。就说：“我喜欢枣树，我好吃甜枣儿。”
这又使得女同学不满。女同学说：
“在一切树木中间，我呀，顶不喜欢枣树。它是个孱头。发芽最晚，落叶最先，长年枯枝少叶，干巴拉杈。我顶喜欢的是柳树，春天还没有来到，她的身上就发绿发黄；她的枝条柔嫩，她的身态多姿；她是春天的信号，构成大平原风景的主要角色。在性格上，她见水就活，能抗旱也不怕涝，不管山地平原，气候冷暖，到处都有她的子孙。并且在一切树木中间，她落叶最迟??”春儿虽然觉得这些谈话里面也有一定的学问，可是她只能点头，并不能从心里感到兴味。
六十三
春儿在这里过的是军事生活。每天，天还很黑就到操场跑步，洗脸吃饭都有一定时间，时时刻刻得尖着耳朵听集合的哨音。夜晚到时就得熄灯睡觉，她没有工夫补习文化。有些课程，道理是明白了，可是因为记不住那些名词，在讨论的时候，就不敢说话，常常因为忘记一个名词，使得这孩子苦恼整天。为了记住它们，她用了很多苦功。
因为默念这些名词，她在夜晚不能熟睡。为了把想起来的一个名词写在本子上，她常常睡下又起来，脱了又穿上，打开书包抱着笔记本，站到宿舍庭院的月光下。
有时，庭院里没有月光，或是夜深了，新月已经西沉。她抱着本子走到大席棚里来，她记得那里的讲桌上有一盏油灯，里面还有些油。她把油灯点着，拿到一个角落里，用身子遮住，把那个名词记下来。
每逢这时，她的脑子很清楚，记忆力也很好。整个课堂里，只有她自己和一排排摆在黑影里的长板凳。席棚外边，有一排大杨树，一只在上面过夜的鹁鸪，在睡梦里醒来叫唤了两声。
在灯光下面看来，到学院的一个月里，这女孩子是削瘦了许多。她望着灯光喃喃的念着笔记本上的名词，当她记住了，她也就觉得困乏了。她想闭着眼休息一下再回宿舍去，可是头一低就睡着了。灯盏里的油也点完，灯头跳动了一下，熄灭了。
起初，她听见有人闯进课堂，绊倒了迎门的一条板凳，她还以为是在梦里。接着，她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进来呀！”
“看急得你。”一个女的笑着说。
春儿立刻惊醒了，心里突然怦怦的跳动起来。
“连玩的时间都没有，我看不出在这里有什么好处。”男的说，“人们还一群群的奔这里来，简直是自找罪受！你过来呀！”
“你为什么半夜三更的去叫我，真把我吓死了！”女的说。
春儿听出是她班里的一个女同志，心里就更害怕起来。“理由不是说过了吗？”男的说，“并且我就是爱上了你。”
“你是在威胁我。”女的说。
“威胁是爱情的集中表现，是发展的最后阶段。”男的说，“你为什么穿衣裳那样慢？”
“我们班里少了一个叫春儿的，我怕她回来看见了，看样子她又是一个党员。”
“怕她干什么？”男的说，“她一定也是出去打野食儿吃了，你以为她们都是些贞节烈女吗？他妈的，用大学的幌子把我们骗了来，却叫我们受大兵的训练，和一些野孩子们在一起。我知道你出身书香门第，受过的是教会办的大学教育，我们的身份教养相同，我们有相亲相爱的基矗”“你是个流氓。”女的躲闪着，“这些早不是求婚的光荣条件了，现在人家爱的是工农老干部。”
“我并不想在他们这里呆一辈子，所以还是按照我的习惯找爱人，”男的扑过去说，“这才叫生活。”
春儿很后悔自己打了一个盹儿，就陷入了这样难堪的境地。当这一对男女站起来要走的时候，男的用命令的口气说：“明天或是后天，有一个国民党的委员到这个学院里来。你要在女同学里串通一下，在委员来到的时候，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高呼口号：欢迎中央派人来领导我们的学院。你一定要执行，从今天起，我直接领导你。”
明天或是后天，委员并没有来。学院正为一个新鲜的问题，争论的有趣。不久以前，有从鹿钟麟那边来的一个姓胡的教官，据说，他是一个左倾分子，受那边顽固分子的排斥，要求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没有担任正式课程，却主持了一种课外的讲座，就叫“生活讲座”。
他背来很多马列主义的书籍，态度严肃，满嘴革命的名词，好像是一个很有理论修养的人。
但细听起来，他的唯物辩证法真是海派，他惯于添油加醋，他所作的比喻非常荒谬，他所有的用意非常下流。他从不用唯物辩证法去讲解革命和抗日战争，却常常去联系他个人的“生活”，甚至吃饭喝酒、聚赌嫖娼的历史。
这一次，他在学院的告示牌上，贴出来的新题目是：“自由恋爱”。许多同志认为：在紧张的军事训练里，这个题目会分散青年的政治热情，松懈他们的生活纪律，瓦解他们的战斗要求。但前来大席棚听讲的学生很多。又因为胡教官的颠倒是非的口才，拼命一般的叫喊，他竟能一战成功，被一些学生誉为名教授！
在他的讲演里，照例以革命的词句作引，然后引证了很多下流小说弹词和唱本上的故事，有时近于丑角的打诨，有时超过花旦的骚情。使青年们觉得：那些革命的理论，好像不是先烈的热血浇灌起来的果实，不是无数次壮烈斗争积累起来的经验，不是为了阶级斗争，不是为了抗日胜利，不是为了社会改革和文化的发扬。一切都被他利用，成了他个人哗众取宠的阶梯，招摇撞骗的工具。
凡是真正为了抗日和革命来学习，并且有了初步判断能力的同学，都非常不满的退出了教室。春儿因为文化低，必修科目还学着巴结，她很少参加这些课外的讲座。但是“自由恋爱”这个题目，确实也打动了这个女孩子的心。她在课堂里挤满了人的时候，才偷偷的站在后面去听了几句。她立时认出主讲的教官，就是那天晚上为了反动的政治目的，玩弄了一个女同学的人。
他把问题反映给党的组织。回到宿舍，她就发起疟疾来。隔一天一场，冷上来浑身打噤，热上来想跳进水井。她用了一些土方子，藏到别处去躲，跑到野外去丢，但疟疾并不离开她，越来越重。这种病夺色夺力，几场过去，这女孩子就黄瘦得像蜡捏的人儿了。
她不愿意到学院的卫生所去打针。班长强迫她，医生也来劝告，她才勉强的去了。打过一针，病就显好，对医生也就非常信任起来，第二天就自动到卫生所去了。
汉奸张荫梧在衡水一带抢劫了农民的食粮，收编了一些封建势力和土匪流氓混合的武装，又突然向北进犯，到了学院附近。
六十四
两个学院先后两期训练了将近五千个干部，那正是根据地非常缺乏有理论基础的干部的时候。这些干部投入实际工作以后，冀中区就转向艰苦的阶段，他们多数经过了考验，成了对革命有用的人。他们散布很广，几年以后，当有几位教官，从冀中出发，路经晋察冀、晋西北，到延安去的时候，一路上，不断的遇到他们的学生们。因为他们熟人很多，不被盘查，行军得到很大方便，同行的人就送给他们一个“活通行证”的称号。
三个月的学习期间，春儿也有很多收获。主要的：她理解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和持久战的方针；对于领导群众，她也觉得有些办法、有些主见了。
学习初期，那些因人设课的“抗战地理”、“抗战化学”，她虽然听不大懂、记不大清，对于她也有启蒙作用，她知道知识的领域是很广大的。对于各式各样的人，对于各种理论上的争执，她也有一些分析和判断的能力了。
并且，当习惯了这个新的环境，心里有了底，学习有了步骤，她又慢慢胖了起来。眼下，她的像貌和举止，除去原有的美丽，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庄严。确确实实，她很像一个八路军的女干部了。
三个月期满，芒种在军事学院毕了业，要回原部队上去。
春儿成绩很好，学院留下她，当下一期学生的小队长。
芒种临走的时候，绕到旧州来看她。这几天学院正在青黄不接，春儿也有些时间，她请假送他出来。大队长问她：“那个小同志，是你的什么人？”
“我的一个亲戚，”春儿笑着说，“你怎么看着他小呀？他年下就要二十岁了。”
“现在才十月初，”大队长说，“离年下还远哩，同志！”
春儿先到学院附近一家小饭铺里，用她节省下的津贴费，买了几个油炸糕给芒种吃。然后，他们顺一条小路，去找通往城北边的大道。他们要通过一个大洼，大洼里是碱地，没有庄稼，只有一片片红色的草。在水坑里洗得洁白的绵羊群，躺在沙滩上晒着，阳光在这里，很明净也很强烈。一条小路弯弯曲曲通过草地，伸延到前面的大沙岗。大秋已过，路上并没有很多的行人，道旁边倒有很多肥大的蚂蚱，被春儿的脚步惊起，飞几步就又落下了。
它们都带着沉重的肚子，春儿不明白为什么它们不在那草丛中松软的泥土里生产，偏偏要找到这硬棒棒的道路上来？
“把你的被包给我，”春儿拉着芒种那打得整齐的被包上的带子，“我给你背一截路。”
“不沉重。”芒种说，“你背着我可干什么哩？”
“你轻闲一会儿。”春儿硬把被包拉过来，套在自己肩膀上，“看起来，你还没有我胖哩，被包带子怎么这样短呀？”
她用力拉着两个肩头上的带子，她的胸脯还是叫带子挤得高高的鼓了起来。
“勒死人了。”她说。
“来，我给你松一松。”芒种过去说。
“我不松。”她笑着奔跑到大沙岗上去了。
这条沙岗很高很长，站在上面也看不到它的头尾。沙岗啊，风从哪里把你吹来？什么年代把你吹到这里来？为什么把你吹到这里来呀？沙岗上树木不多，在通过沙岗的这条小路旁边，只有一棵黑树皮的高大的枝叶繁密的杜梨，它的叶子已经发红，今天天气还热，它的荫凉投到白沙上，就像在炎热的高山顶上遇到的一洼墨色的水泉。
“你回去吧。”芒种站住说，“把被包给我。”“我累了。”春儿把被包放下，坐在树荫凉儿里，“我们在这里休息休息，我们要分别了，我要和你谈谈。”
“在这个制高点上，四下里走路的人都望得见，”芒种也坐下说，“可谈什么呀？”
“怕他们看见呀！”春儿低下头去说，“我们就好比到这里来站岗放哨的呀！”
但是很长的时间，她并没有谈什么。她拔着沙地上的野草玩儿。在她旁边，有一棵苍翠的小草，头顶上歪歪着一朵紫色的铜钱大小的花朵。虽然到了晚秋的时候，它才开放了这样小的一朵花，它那乳白的多汁的根，为了吸收水分和营养，向地下作了怎样努力的坚韧的探求呀？它的根足足有一尺多长。
春儿挖掘着白沙下面的湿土，拍成一个小窑，然后用湿土在手掌里团成一个个的小球儿，放在里边。在小窑的旁边，她又堆起一座小塔。
“上了三个月大学，”芒种说，“你会闹着玩儿了。”
春儿笑着把小窑小塔全毁了。她用力拍打着，用沙土筑成一个小平台，在平台上面，轻轻的整齐的插上三枝草花。
“这是什么？”芒种问。
“看不出来呀？”春儿抬起头来，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庄重的问，“猜一猜！”
“你弄的那个什么也不像，”芒种说，“这都是跟那些女学生们学来的玩艺儿，我猜不着。”
“这就是你的缺点，”春儿不满意的说，“笨。不好动脑筋。”
“我是有这么一个缺点。”芒种不好意思的笑了。
“这是一个香案。”春儿指着那个小平台，抚摩着那三根草儿，“这是三炷香儿，咱们乡下结婚的旧规矩。”
她笑着伸过手去，拉着芒种站起来，替他挂好被包，说：“走吧，要不你就赶不到了，你看树影儿转到哪里去了呀！”
她站在沙岗上，望着芒种穿过一片梨树园，走到大路上去。有一架敌人的飞机飞了过来，它飞的很低又很慌促，好像是在侦察什么。
六十五
民运院第二期收生，变吉哥也被录取了。直到现在，他才脱下那破旧的长衫，穿上了全新的制服。可是，他脸上的胡子还是不常刮，下边的绑腿也打不紧，个儿又高，走起路来拿着穿大褂的架式，就很容易给人一个浪当兵的印象。
他学习很努力，讨论会上也踊跃发言，最爱和那些学生们争辩，参加课外的活动，他尤其热心。变吉哥常到担任“抗战文艺”的张教官那里去请教，非常热诚的去替张教官做一些事，在执行弟子礼上颇有些古风。
教官起初叫他给墙报画些小栏头、小插图，看出他有一套本领，就叫他画些大幅的宣传画，这样他的两只手上，就整天沾着红绿颜色。不久，学院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他担任演员又管理布景，遇见音乐场面上没人，就抓起小锣来帮忙。他很能照顾那些女同志，剧团里女演员又多，他实际上成了剧团的负责人。
现在学校强调联系实际，变吉哥的剧团常常跟着实习队到乡下去演出。
他走在最前面，打着一面小红旗。其实他像一只远行的骆驼，他的身上，上下左右都背满和挂满了东西。在背后，那个装着大幕布的包裹上面，驮着他自己的被包，人们看着这被包上面很稳当，又赶上来给他加上一把别人不愿意提着的胡琴。到了村里，他放下东西，就去看地势，拿着铁铲帮老乡修整戏台，登在板凳上张挂幕布。他们演的戏都很短小，一天上午，要演出四五个节目，差不多每个戏里都有变吉哥。老乡们热情的犒劳他们，在戏台旁边烧了一大锅开水，用筐子背来一堆粗磁碗。变吉哥绝不感觉劳累，一到演戏他总像神附了体一样。最后的一个戏已经演完闭幕，台下的观众也要走散，他不换服装，也不擦去油彩，又慌忙的从幕布里钻了出来。他哑着嗓子，对观众们说：“今天的戏就算完了，不早了，回家吃饭去吧！怎么样，大伯，你对我们的演出有什么意见？没意见，回去就照着我演的这个模范人物学习呀！”
“行了。”有的老乡回过头来说。
变吉哥已经攀到柱子上去解绳子拆幕布。
一些学生出身的演员，对于变吉哥这种演戏作风，有些不满。他们认为这样絮絮叨叨，会减弱戏剧的实效。但看到变吉哥这样做，实在是出于过分的热情，并不是想闹个人突出，也就不好意思提出来，只有时和变吉哥开个玩笑，说他像在跑江湖卖艺一样。变吉哥听了，点头认可，并不以为这是讽刺，他以为大家对他的评价很是适当。
他说：
“我们要向那些人学习，学习他们苦学苦练的精神，学习他们联系群众的方法。你们见过那在庙会上变戏法儿的，在他打锣开场的时候，只有几个小孩子守着他。在这个时候，他总不肯闲着，他叨念着和孩子们逗笑话。抖出一块白布来，在地下铺平，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蛤蟆，放它在上面跳几下，又收了进去。这都是为了招引人，在表演中间，在散场的时候，他都有一份和观众维系感情的诚意。使观众明知道戏法是假的，也还要掏出钱来，因为艺术是真的，感情是重的。在那旧社会里，凭一技之长，在人群里端碗饭吃，实在并不比今天容易！”
联系到过去的身世，说着说着，他竟有些伤感了。对于变吉哥，这只能使他对今天的宣传工作更加努力。下午，他又盘腿卧脚的坐在老乡家的炕头上，编写明天演出的新词了。
他的窗外，有一盘石碾，这也像一个农民，每天从早晨起一直忙到天黑。现在，有一位粗腿大脚的中年妇女在那里推碾。她已经推好一泡儿玉米，又倒上了一泡儿红粮。
这时又来了一个青年妇女，背着半口袋粮食。她的身段非常苗细，脸上有着密密的雀斑，可是这并不能掩盖她那出众的美丽。
“让给我吧，大嫂子！”她放下口袋喘着气说。“你的脸有天那么大，”中年妇女笑着说，“我好容易摸着了，让给你？”
“你是推糁子吗？”青年妇女问，“那我就等一会儿。”
“我推细面，晚上烙饼吃。”中年妇女说。
“那你就让给我吧，”青年妇女跑过去拦着她的笤帚，“我的孩子好容易睡着了，就是这么一会儿的空。”
“我就没有？”中年妇女说，“三四个都在村南大泥坑里滚着哩！你图快，就帮我推几遭。”
“呸！”青年妇女一摔笤帚离开她，“你这家伙！”
“我这家伙不如你那家伙！”中年妇女摊开粮食，推动碾子，对着青年妇女的脸说，“你那家伙俊，你那家伙鲜，你那家伙正当时，你那家伙擦着胭脂抹着粉儿哩！”
青年妇女脸上挂不住，急的指着窗户说：“你嘴里胡突噜的是什么，屋里有人家同志！”“同志也不是外人，”中年妇女说，“同志也爱听这个。”
青年妇女跺跺脚，背起口袋来，嘟念着：“我是为的快交公粮，谁来和你斗嘴致气呀！”
“你说什么？”中年妇女格登一声把碾子停了。
“公粮！”青年妇女喊叫着。
“你的嘴早些干什么去了？”中年妇女赶紧扫断了推得半烂的粮食，“你呀，总得吃了这不好说的亏！来，你快先推。”
青年妇女转回来，把口袋里的金黄的谷子倒在碾盘上，笑着说：“醒过人味儿来啦！”
“我是看在那些出征打日本的人们的脸上，”中年妇女说，“这年头什么也漫不过抗日去！”
她头上顶着一个簸箕，左胳膊挟着一个簸箕，右手拿着笤帚，挺挺直直的走了。走了几步，又转过身子来，说：“大妹子，你可把米碾细点。你的汉子和我的汉子全在前方。他们穿的还是我们织的布，吃的还是我们种的谷。”
“你那高粱还推不推？”青年妇女问。
“不推了，这样贴饼子正合适。”中年妇女走着说，“为了他们呀，我在家里吃糠咽菜也甘心！”
青年妇女默默的把谷铺好。她的身子很单薄，推着碾子有点吃力，天快黑了，有几只麻雀飞回来，落到碾棚的檐上，它们唧唧的叫着，好像在催促。
一个女孩子跑来。这女孩子穿的衣服很瘦很短，裤子又狠狠的往上兜着，身体显得格外结实俐落。她过去一帮手，大石碾立刻就轻快起来了。
“你不来，我着实费劲哩，”青年妇女高兴的说，“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样晚？”
“考试来呀！”小姑娘笑着说，“题儿很难答。我到家放下书包就跑来了。”
“回头和我一块吃饭去。”青年妇女说。
天黑了，她们要点着碾棚里挂着的小油灯，小女孩扒着变吉哥的窗台来借洋火。变吉哥问她：“你和她是一家？”
“不是。”小姑娘说。
“你们经常互助？”变吉哥又问。
“嗯。”小姑娘笑着答应，“我这个嫂子是抗属，我应该帮她做活。你问我们这个干什么呀？”
“唔，”变吉哥说，“我可以给你们编写一个剧本。”
六十六
变吉哥也常常编写一些小剧本。
变吉哥编写的剧本，在题材上，虽然也不外是青年参军，妇女支前，拥军优抗，送交公粮，但是在他的每一个小戏里，都有真实的群众生活的情调。
他的编剧和他的绘画一样，并没有经过多少明师的指点，差不多都是自学自纂出来的。
幼小的时候，他跟着一个堂叔父，在冬闲期间，学习过一本千字文，没有纸笔，他用镰刀在村边的土寨墙上习字。后来学习绘画，他才认识和积累了更多的文字。在他的生活里，凡是遇到印着和写着字的东西，他都非常尊重和珍惜，对于学习文字，他有超过一般人的热诚。
村中街头上的公私告白，粘在人家立柜上的喜帖，他都认真的去读。
流浪画庙的年代，对于那些用木炭或是粉块题在破庙墙壁上的诗句和谜语，尤其感到兴味，总是尽情的欣赏和批注。至于那些躺在道路上的残断的古碑，庙宇里悬挂的匾额，他就更当做伟大的作品来仰慕了。
结婚的那年，他称了几斤旧报纸，自己裱糊的新房，乡间的画匠都兼有纸匠的技能。在风雨天不能外出的时候，他在炕上，仰着立着，挨篇挨段，读完了所有报纸上的文字。这间用废报裱糊的小屋，成了他的藏书库和文化宫，等到报纸被烟熏火燎，不能辨认的时候，他还能指出在屋顶上有一篇什么故事，炕头上有一则什么新闻。包了杂货的旧书篇页，他也是仔细的读过，然后保存起来。
他喜欢听人讲说故事，在外边画庙那些年，冬天的夜晚，他常常和那些小贩，同宿在山村的小店里。他有机会听到了很多很好的故事，有时也受骗。一天下了大雪，小店的炕上早早的就挤满了人，后来的一个卖线货的客人，只好蹲在地下，他看见变吉哥睡在热炕头上，很是舒服自在，就说：“这样冷天，我们来说个故事吧？”
“你会说故事？”变吉哥一翻身坐起来。
“我会讲《西游记》。”卖线货的说，“平常忙着做买卖，我轻易不说罢了。”
“那太好了，”变吉哥催促着，“你快讲吧，人们一定爱听。”“这样公平吗？”卖线货的说，“你们睡在热炕上，叫我这说书的蹲在地下。”
“说的有理。”变吉哥说，“伙计们，那我们就给说书先生挤出一个地方来吧！”
可是，那些客人们都纹丝不动。他们好容易睡下了，宁可放弃听书，也不肯缩小自己既得的地位。
“这样吧，”变吉哥说，“你上来在我这个地方睡，我下去在你那个地方蹲着。”
他们换了一个位置。实线货的拿着会讲故事的架子，安排好自己的行李，慢慢的脱了衣服，钻进被窝里，眯缝上眼。
“你可讲呀！”变吉哥说。
“唔，”卖线货的说，“讲什么？”
“西游。”变吉哥在地下冻得直打颤。
“好。我讲。话说：唐僧取经到东天，骑着草白呜哇大叫驴??”实线货的并不会讲故事，他不过借这个名义，骗取一夜的热炕，而且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终于生了气，说：“我不会讲。你会讲，你就讲给我听吧！”
等到别的人真的讲起来，才证明他既不会讲故事，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鉴赏家，他睡着了。
变吉哥更好看戏，他能看到的只是在乡间跑大棚的那些戏班。只要戏唱得好，不分寒暑，他可以跑出二十里外去看夜戏。看完戏走回家来，天就亮了。前些年，这一带来了一个唱青衣的，叫小出云。变吉哥看她看的入了迷，他制了一些卖给小孩们的耍货，跟着这个青衣跑了四个台口。戏班在一个地方唱完四天，当夜就坐上接戏的大车，赶到另外一个地方演出，有时竟在一百多里以外。变吉哥也就背上他那不值钱的耍货跟了去，耍货里有红油的小轿车、小皮鼓，黄油的小碌碡、小木枪，把它们摆在戏台旁边，做着买卖听小出云的戏。在这十几天里，变吉哥完全忘记了道路的远近和自己的饥渴。
他同情和帮助那些出门卖艺的人，年节时候，凡是街上来了唱独角戏的，唱十不闲的，说书为了卖针的，变戏法带着卖药的，都找他担任散筷子的职务。当演唱终了，再由他收回那些插满过年的饽饽的筷子，卖艺的人对他十分信任和感激。
六十七
十月，武汉失守。十一月，冀中区的敌情就很严重了。敌人在正面战场对蒋介石诱降，并在蒋介石节节败退的形势下，抽调大批兵力，进攻八路军，认为这才是它的真正的心腹之患。敌人又是先从东北角上蚕食，侵占了博野、蠡县，这次并用公路把据点连接起来。不久，深县也被敌人侵占了。
学院转移到深南地区。一天，变吉哥，春儿，还有教“抗战文艺”的张教官，接受一个任务，到滹沱河沿岸，慰问一支新来到冀中的部队。起初领导同志并没有告诉他们是什么部队。他们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公路，要预先计划好可以依靠的社会关系。在路上，张教官提议第一天晚上，就宿在他的家里。
张教官家中有一个很好的媳妇，参加工作以后他很爱回家，每逢行军，只要向着他的家乡的方向前进，他就走着特别有精神，说话也多；如果是反着方向，他就觉得腿脚沉重，因而也就沉默寡言。这次，他这样说服春儿：“按说，我们的感情并不错。不过，她有些落后。”
“谁呀？”春儿正在望着前方警戒的走着。
“我的老婆。”张教官说，“她有些落后，不愿意出来工作。我们那里的妇女工作同志，能力很弱，她们说服不了她。我更说服不了她，她只是和我打哈哈。我好久就想：只有你能够帮助她进步。你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这是一个好机会，宿在我家里，你可以和她彻底谈谈。”
春儿笑了笑。张教官又说服变吉哥。变吉哥替张教官背着东西。他虽然道路不熟，却好跑在头里。也不爱打听，常常钻错了胡同，又退了出来，还是急忙忙走到别人的前面去。
张教官叫住他说：
“变吉，我知道你喜欢书画，可是因为生活条件不好，你见过的好书好画并不多。我家里书画很多，有一柳条包，还有一火柴箱。我也是一个穷学生，隔二跳三的才上完了大学。
我家里是一个富农。一个普通的富农，只能供给一个中学生，上大学就要省吃俭用，我这些书画得来的实在不易。你去了，可以翻着看看，对创作有帮助。我家里还有些颜色纸张，都是现时不容易买到的，我们可以拿出来用。”
变吉哥高兴极了。他帮着张教官说服春儿，春儿说：“走着看。”
现在，田地里已经没有庄稼，眼界很宽。农民害怕敌人进村放火，把秫秸、棒子秸、谷草和豆蔓，分散的垛在地里，不往家拉。道路上很少行人，地里跑着很多野兔。抗战以来，硝磺贵重，就是在初冬，也再看不见有人在漫地里踢跶着打猎了。野兔们变得胆子很大，可以沿着道旁，和人们面对面的行走，等到你伸手去捉，它一闪就窜到柴火垛后面去了。
在黄昏时候，他们过了公路。应该记住，他们还是第一次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通过敌人修筑的公路。天空很晴朗，四野里没有一个人，离公路还有好远，他们就快跑起来，跳过公路的封锁沟，变吉哥还跌了一脚，春儿走到公路中间，立住，向东西两方面张望了一下，她看见公路翻掘起家乡的土地，伸延过来，就像敌人在母亲的胸膛上，狠狠的砍了一刀，心里骤然的搅痛起来。
张教官的村庄，四面叫白沙包围，在本县的地图上，称做“沙漠”。原有几处树林，都被敌人砍伐了，今后几十年，在这一带就会看不见参天合抱的大树了。村边，正在刮着一个旋风，那旋风像一条直直立起的长蛇，脚踏着白沙地面，头顶着晴朗的天空，它漫过小树，坟丛，沙岗，摧残着一切，滚滚前进。到了村庄的东头，忽然有一股黑烟火烬，卷进它的身体，其中夹带着哭喊的声音。
“情况不好。”张教官说，“我们在村边找个地方躲避一下吧。”
他们跑到村西南的一座砖窑上来，一窑砖刚刚烧好，窑工们爬在窑道上，偷看村里的事变。
张教官认识这里的掌作张老冲。这老头子到这个时候还光着脊梁，白胡子飘洒在黑胖的胸膛上，抽着一条宽大的绣花围腰，站在窑顶后面。他指挥着张教官他们爬下，春儿感到身子下边滚热。
“我们的一个小队被敌人包围在村里了，”老头儿说，“他们本来可以撤出来，也可以隐蔽起来。他们叫敌人的疯狂劲儿气坏了，就打了起来，敌人太多，现在是撤不出来了。”
窑工们都焦心的望着村里。打水坯的模子翻在坯场上，闷窑的水担和水桶扔在窑道上，他们关心的不只是自己家里的老小，现在主要的是这一小队战士的命运。
敌人早已经攻进了村子，但村子里很沉寂，除去不断升起来的烟火，简直听不到什么声音，也看不见有人往外跑，这种沉寂是可怕的。田野紧张起来，太阳停在远远的村庄上面，收敛了光辉，像一块烧红了又离开了风炉的铁。窑的附近，就连那一排排整齐的水坯，一垛垛高耸的柴火，都像在那里激动着。
“我们的一个战士上了房，”老头子提高了声音说，“咳，他受了伤，他躺在房顶上了。”
别人却望不见。
“他没有命了。两个鬼子上了房。”老头子的声音低下来。
接着，他喊叫，“好！他站起来了，他和鬼子拚了！”
人们听到了一颗手榴弹的爆炸，一家房顶上冒起一股黑烟。
村里又沉寂起来，那些房屋和树木好像僵直的一样。可是，街道上和房屋里正遇到了多大的灾难呀！
“跑出来了一个！”老头儿说。
这次人们都可以看见：我们的一个战士从村南头一条小胡同里跑出来，他的腿部受了伤，他不断的跌倒。有一个日本人追他。
“奔这里来吧！”老头子喊叫了一声。
那战士好像并没有听见，但是他奔着这里跑来了。日本人也跌跌撞撞的跟上来。战士的血滴在白沙上，窑上的人也可以看见。他挣扎到窑坑旁边，就倒在地上了。
日本人站在那里望着窑顶。
“我们不能放这个鬼子回去，他会报信。”老头子说。“战士身上有一枝枪，我们这里的人，谁会射击呀？”
望着那些窑工，他知道他们都不会，就叹了口气。
“我会。”春儿说着就从窑顶上滚下去了，她从战士身上摘下枪枝，在烂砖堆后面卧倒。日本人并没看到她。她瞄准的时间很长，最后枪声响了，老头子叫了一声好。
他们把战士埋葬在砖窑的附近。
六十八
他们等到天黑才进村。张教官的家是四合砖房，一个黑油梢门。他们到家时，张教官的父亲正要关门，看见儿子回来，有些吃惊也有些高兴，看见后边还跟着两个人，脸上又一冷，说：“怎么你们就赶这么个日子？日本人刚走！家家拾掇了个落落翻，在东头烧了好几家的房子，杀了四五口人。”
“我们还是往前走走吧！”春儿说。
“不要紧，”张教官的父亲怕儿子也跟着走，就说，“既然来了，就好歹在家里住一宿吧。敌人今天来了，明天不一定再来。家来吧！”
二门外边有一大架葡萄，月光从落了叶子的架上洒下来，使得庭院的景象阴森，人的心情不得安定。走进二门，张教官的老婆站在院子里，在月光照耀下，她那秀丽的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
“给他们烧壶水喝。”张教官的父亲说，“赶上这个时候，家里也没好吃的。”
媳妇很怕难为了自己的丈夫和他带来的客人，她低声说：“爹！你到东头老马那里称点挂面吧。”
“我去换点。”张教官的父亲，在一条蹲在灶火旁边的破麻袋里掏摸着，“卖挂面的掌柜就是喜欢这个，这一本，你看不厚，能换一斤。”
“那不是我的书吗？”张教官跑过去，翻着麻袋，“怎么都装在这里面？”
“再别提你这书，差点没叫它要了我的命！”张教官的父亲两只手抖擞着，“东头你姐姐家，就是因为几本书，叫日本烧了房！眼下，这是顶犯病的东西！”
他又从麻袋里掏出几本，一起夹在胳膊窝里出去了。“这不是添了一大锅水，”媳妇掀开锅盖对丈夫说，“我们撕着烧了半天了。别说你看见心痛，我还心痛呢。我拣了几本硬皮好纸的，想留着当样册，还叫爹闹了一顿。”
“给我几本吧。”变吉哥蹲下身子挑选着，把自己的挎包塞满，又要过春儿的挎包，“我们背着它抗日去。”
“把我那些颜色和图画纸也给了他。”张教官对媳妇说。
一会，张教官的父亲换了二斤挂面回来，又掏出几本，在手里掂量掂量，说：“再去换点杂碎肉儿！”
这一顿饭虽然算是丰富，可是主人客人全吃得苦脸愁眉。
媳妇在外边拉着风箱，父亲蹲在旁边把一本本的书，撕碎了扔进灶火。
他抱歉似的对儿子说：
“烧，也得晚上，白天就不方便。”
“把它埋了不好吗？”张教官说。
“埋在这里也是祸害。”父亲凄惨的笑着，“还是烧了吧。你以为我就不爱惜这个？这也是我地亩里的出产，一大车一大车的粮食，供给着你买来的呀！”
锅里的水大开着，沸沸跳跃着，女人拉着风箱，书的火烧得她心痛。
她热爱自己的丈夫，结婚以来，他们还没有一个小孩。丈夫的书和画，她的花样和布头，曾经是他们共同生活的珍宝。丈夫常常把新买来的书，和她新做好的针工，一同放在她的陪送妆盒里。现在是一把火烧了，不留一片纸。
越是烧到最后，她越难过。她站起来，擦擦眼泪，到自己屋里去了。
她为了文化的遭厄，很是伤心，这个女同志，后来参加了抗日工作，当了一名油印员。到那时她才看到，在战争里，文化也和别的事物一样，有一些是毁灭了。但是，抗日战争创造了更新鲜活泼、更有力量的文化。这就是那些用粗糙的纸张印成的书报。这些文化产生在钢板上、石块上；它和从来没读过书的人们结合，深入人心，和战争一同胜利了。
“把他那些制服也找出来，”张教官的父亲在外边紧紧拉着风箱说，“那也不能存着，李家就是吃了一条裤子的亏！凡是安袖的褂子，直缝的裤子，都包在一起，我系上块石头，趁着天黑，沉到村北大井里去！”
“嗯。听见了。”媳妇慢慢开着柜。
“还有他在外边照的那些像片??”父亲说着咳嗽起来。
六十九
在这个家庭里感受到的是一种非常低沉的气压。等到一切拾掇清，该烧的烧了，该沉的沉了，张教官的父亲才叫媳妇安排着客人睡觉。家里只有两条炕，变吉哥愿意张教官和媳妇去团圆一夜，那媳妇怎样也不肯，她把春儿拉到自己屋里去了。变吉哥、张教官，老人，三个人睡在西屋。
春儿和张教官的媳妇，早早吹灭了灯，可是不断的小声说话儿。这个媳妇给了春儿一个很好的印象。
“你认识字不？”春儿问她。
“小的时候，跟着哥哥念过一本头册。”媳妇说。
“在村里参加了工作没有？”春儿问。
“参加了妇救会，”媳妇说，“有时也帮着集合集合人儿，统计统计数目字儿，我不知道那叫不叫工作。”
“叫工作。”春儿说，“你为什么不出去？”
“出去是好，就是舍不得家呀！”媳妇说。
“你当家的在外边，舍不得谁呀？”春儿说。
“舍不得我这立柜、红箱、梳头匣子、镜子、花瓶、小吃饭桌儿；舍不得我睡觉的这条炕。”媳妇一边念叨一边笑，“庄稼主儿过日子，就是这么一堆呗！”
话音还没有落下去，街上忽然响了一声枪。
枪在街里乱响起来，听枪音又不像打仗，有的冲着天上打，有的冲着地下打，有的冲着墙，有的冲看门子窗户。这是土匪绑票的枪音。
在临街的高房上，有人大声喊叫：
“枪子儿没眼，有事的朝前，没事的靠后！”
接着砰砰的就是一梭子子弹。
“这是叛徒高疤的声音！”春儿吃惊的说。
张教官的父亲，叫起张教官和变吉哥，开门跑出来，砸了媳妇的窗子一下，就都上房跳到村子后面去了。
媳妇拉着春儿出来，说：
“我们也从房上跑，后面就是沙岗。”
她扶着春儿上了小耳房，春儿刚要回过身拉她上来，从西邻的房上，跳过一个土匪，端着枪问：“别跑，谁是女学生？”
春儿没答话，转身就往下跳，一枪打过来，子弹贴着她的耳朵穿过去。
春儿栽到沙岗上，荆棘刺破了她的手脸。她等候那媳妇跳下来，她听见一声尖叫，那媳妇叫土匪捉住了。
街里，枪声夹杂着乱腾腾的叫骂、哭喊、哀求。土匪们架着绑住的人往村北去了。
春儿赶紧藏到一个刨了树的土坑里。土匪们从她身边走过去，到了最高的沙岗上，放了一声枪。春儿听见高疤打骂那些被绑的人：“喊叫！叫家里拿现洋来赎你们，你们都是抗属，不然就毙的你们这里！”
沙岗上接二连三的喊叫起来，里面也有那媳妇的脆弱的声音。春儿心里多么痛苦啊，那媳妇是为了让她快跑，才晚走了一步。不然，是会跑出来的。这是高疤新从张荫梧那里学来的政治绑票吗？
高疤不断往村里打枪，过了好久，从村里出来一个提着灯笼的人，一边走一边大声咳嗽：“朋友们！我是烧窑的张老冲。我给你们送钱来了。这不是，放在这棵大臭椿树下边了。”
“多少？”高疤大声问。
“四八三百二。”张老冲说，“白天刚叫日本抢了一下，硬货实在太缺。”
“你当过牲口经纪，连行市也不懂？”高疤喊叫，“牵你一条骡子，你得给多少？”
“咱们赌场上不见，酒场上见，”张老冲说，“看我的面子！”
“你这老家伙，还有什么面子！一个票儿再添二十，少一个，就叫他们抬门板来吧！”
这是一个女人。春儿听出是俗儿的声口，差一点没有呕吐起来。夜猫子叫的难听，如果一只公的和一只母的在一个桌面上唱和起来，那就更要命。
“女镖客！”张老冲打着哈哈，“在团长面前，你该给我帮个好腔才是，怎么还打破桃？”
“那就放下吧。”俗儿说，“你回去告诉村里，高团长这回不是绑票，是筹划军饷。”
“是。”张老冲提起口袋来摇了摇，洋钱在里边哗哗的响着，说，“过来拿吧！”
高疤过来提上口袋，喊叫了一声，又放一阵枪，就带着他的人马奔公路那里下去了。
张老冲打着灯笼，在一个拔了坟的大坑里，找到了那些遭难的人，给他们解开绳子。
春儿回到家里，那媳妇扑到她怀里痛哭着说：“你带我出去吧，家里呆不得了，我什么也不要了。”
张老冲提着灯笼，对张教官的父亲说：
“不要难过。咱们宁叫财帛受屈，不能叫人受屈。钱财是倘来之物！不过，我要说大兄弟一句：可能是你拿书换杂碎肉的时候，走漏了风声！”
听说春儿她们要走，又自报奋勇，送她们一程。他对春儿说：“女同志，昨天有幸，我们见过一面。我自己再介绍一下：我叫张老冲，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好赖人儿。好事儿里面有我，坏事儿里面也有我。我认识高疤，我可不赞成他。这叫什么，日本人刚刚放火杀人走了，他们就来绑票，这叫趁火打劫！还说什么筹划军饷！这算什么军头？我，可也不是什么正经人，我从小赶趟子车，后来当牲口经纪，现在烧窑，也拉过宝局，也傍虎吃过食儿。可是我赞成抗日。高疤这回专绑抗属，又图财害命，又破坏抗日，证明他心肝都黑了，以后我就不招惹他，你们可别把我也看成他们一起。”
“你们村里那些民兵哩？”走出村来，春儿问。“唉！”张老冲说，“从一修公路，日本人又这么一闹，村里的工作有点儿泄气，同志，要打几个胜仗才行啊！这也不能怨老百姓，谁经过这个年月？可是，我们不能悲观失望。
当一辈子人，顺水能凫，呛水也得能凫。
看事情，就像交朋友一样，要往长远里看。当人家红火了，你才看见人家红火，那不算能耐；在他不红的时候看出他能红，这才算眼力。你们别看我无二八非了一辈子，我可不是个轻易就随风转舵的人。你看高疤今天夜里横不横？四条人命在他手心里攥着，愿意打就打，愿意骂就骂，别人不敢吭声，这算不算威武？可是我说他不行，他一百个不行，他没有好结果。日本人就不用说了，那更是暴横绝短。可是，依我看，它像我们村边常常刮着的旋风一样，谁也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起来，只要留心，谁也能看到它的灭亡。它旋的越凶越快，消灭的就越麻利。日本没有根，它是没头没尾的旋风，在中国地面上做梦。它虽说找到了高疤这些人，这些人既是我们这一带的败类，就绝不会成事。反过来看，我们八路军找到的净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是这一带地方的真正的财宝，结实的根。从人上看，八路军一准能成事。看见日本人修了一条公路，烧了几间房，有几天看不见八路军，或是看见八路军打了一两次败仗，就说抗日不行了，我绝不相信这个。天南海北，我哪里也去过，什么人物我也见过。我见过品正操吕司令。我见他，不是在他带领了多少支队，手下又有多少司令的时候。
我见他，是在去年七月间，他不愿意南撤，带着一支小队伍往回翻的时候。那时候，人们每天看见的是队伍往南逃，谁也没想到队伍会往北开。
我正在安国东长仕庙上拉着宝局，一天晌午，我站在那大庙的山门高台上吹凉风，看见他带着队伍从正南下来了。这队伍，鞋袜不整，脸上都有饥色，走的实在又困又乏。吕司令走在前边，脸晒得很黑，步眼很大。他看见我站在庙台上，就问：老乡！这是什么村庄？离城几里？我说：东长仕，离城八里。吕司令叫队伍站好，在我站的那个大石牌坊下边讲了几句话。这一段话，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段话是说我们要抗日，就不能怕艰难；我们的力量虽然小，可是有群众支援。他讲的很短，可是力量很大，我看见那些军队立时精神起来，结了结鞋带，就奔安国去了。到了县衙门口，把两门子小炮一支，就收编了伪商团一百多枝枪，这队伍越闹越大，后来打着野外，在十二村解决了土匪高建勋，我都亲眼见来着。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认定吕正操这个人，行！”
老头子一路话语不停，送出春儿她们十里。
七十
天明的时候，春儿她们到了滹沱河边。使她们兴奋的是：她们已经知道，她们前来慰问的部队，就是那传说和盼望了很久的，贺龙将军带领的一二○师。
更巧的是：司令部就驻在春儿的家乡子午镇。她们在村东头一家贫农的北屋里见到了贺龙将军。突然见到他，她只顾得浑身打量，好像在这位将军身上，每一个地方都带着红军时代的灿烂的传说，都是那些出奇制胜的英雄故事。
将军很是和蔼可亲。向她们致谢以后，他首先关心的是她们身体的健康。问到学校里的伙食，问到她们除去军事科目，平时还有什么运动？
她们还见到了周士第参谋长，参谋长站在悬挂着的一张军用大地图旁边，给她们详细的讲解了目前敌后战场上的形势。她们虽然缺少军事经验，也能预感到：随着这些英雄人物的到来，一场新的激烈的战争风暴，就要在她们的家乡开始了。参谋长告诉她们：敌人好像发觉我们的主力过来了，情况变化得很快，叫她们先不要离开司令部，编成一个民运小组，跟着部队转移。可是，晚上还从容的召集了一个交流经验的座谈会，主要是请她们介绍了冀中区的风习和人情。
慰问了自己的部队，见到了红军时代的人物，是春儿生平很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她想：她出生的这个村庄，有机会驻扎了这一支革命劲旅的首脑机关，它一定也感觉着光荣。
春儿和变吉哥都到家里看望了看望。春儿家里也住着一班战士，他们看见自己部队上的客人，和这家房东这样熟识，最初还有些奇怪哩，后来才知道是春儿的家，战士们笑着说：“好呀！这么一来，你这个女同志，就不是我们的客人，快来招待我们吧！”
乡亲们偷偷的问春儿：她会见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司令？春儿保守军事秘密，只是笑着说：这是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一位很能打胜仗的将军。
乡亲们虽然闹不清将军到底是谁，可是他们知道：这一准是真正老牌的八路过来了。
一开始就是紧张的行军。春儿还没经历过这样的行军，行军是从每天黄昏开始，宿营是在第二天的早晨。她们编列在一支队伍的后面，一走起来，就得跟着紧跑。队伍走开了，真像一条龙，它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有时，使得春儿她们这些本地人，也闹不清方向，只是跟着紧转。只有在第二天驻下的时候，一打听村庄的名字，才知道又出来了一百几十里。
是连续的行军。最初几天夜里，春儿是累，是腿痛，是害怕掉队。后来，也就习惯了。
每天黄昏出发的时候，她觉得很有精力，脚步跟得上，也就用不着那样紧追紧赶了。行军到了黎明，才是最困最乏的时候，她常常是走着路就做起梦来了。
到了宿营地，太阳升起来，坐到大场边上就不再愿意动弹。可是她们的任务，正是要在这个时候完成。部队上的口音，老乡们听不清，有些风俗习惯又不相同。她要帮助管理员去找房子，借东西，要粮要草。她要向老乡们动员解释。等大家都进了房子，火房里把米下了锅，她才能去休息。
敌人从东西两线向根据地压迫，调集了很大的兵力，跟在一二○师的后面。
一二○师好像并没有和它一决胜负的意思。这支部队只是在敌人的空隙里穿过，攻击敌人的弱点，在根据地的边缘打着回旋。这支部队也不是单纯的行军，它有很大的政治影响，有很强的吸引力量。它刚刚进入冀中的时候，听说只有两个主力团，现在它一路行军，一路扩大，谁也不知道它已经增加了多少倍的人马。
跟着这支部队，春儿走遍了冀中区。在平汉路一带，村庄很大很密，水车园子很多。定县境内，小小的清凉的水沟在村边绕过，用手就可以捕捉那潜藏在芦苇根底下的小鱼。在津浦线附近，地形宽阔，村庄很稀，农民们住在那零散的黄土筑成的小屋里，村外大洼里是一丛丛的红荆，天空里盘旋着大鹰。
她渡过了家乡的不同姿态的河流。夜晚，她跟着部队，在一个灯火繁多的镇上，通过子牙河的木桥。再往东，沿着红土河身的运粮河，它两岸都是长满了肥大白菜的园地。有时候，她趟着沙河的清澈的浅水，一直走到西边的铁路，看看就到大山的脚下，然后又返回东北，宿营在雾露很重的大清河边。她无数次在奔腾的河流上，小心的走过颤动的浮桥，她的身影和天上的星月，一同映进碧绿的水流。有时候，她静静的站立在河岸上，等候那集中起来的、穿梭一样摆渡的船只。
亲爱的家乡的土地！在你的广阔丰厚的胸膛上，还流过汹涌的唐河和泛滥的滹沱河。这些河流，是你身体里沸腾的血液，奔走和劳作的动脉！是你的奋发激烈的情感，是你生育的男孩子们的象征。你的女儿是沉静的磁河和透明的琉璃河。她们在柔软的草地上流过，娇羞得不露一点儿声色，她们用全身温暖着身边的五谷，用乳汁保证了田园的丰收。她们摇动着密密的芦苇，飘载着深夜航行的小船，她们给了人们多少慰藉和恩情啊！看见她们，就看到你的美丽，也看到你的孕育的伟大和富庶了。
春儿经过号称金的束鹿和号称银的蠡县，这里丰产棉花；她到过叫做小苏州的胜芳，那里著名的是荷菱鱼稻。农民们用秋收的新粮，供给过往的部队。
行军当中，她可以听到各个地方的民间小曲。家乡啊！你的曲调是多么丰富，为什么一枝横笛，竟能吹出这样繁复变化的心情？原来只是嫁娶时的喜歌和别离时的哀调，现在被保卫祖国的情感充实激发，都变得多么急促和高亢了啊！
黎明的时候，春儿远远望见过定县的古塔，正定的大佛，起伏在大水洼里的曲折的十二连桥。
她望见过大城市里的不安的灯火，听到过人民在那里受难的呻吟。
家乡啊！一支曾在几次反“围剿”战斗里立下威名，经过雪山草地上的千辛万苦的部队，正在你的富饶的土地上，急急忙忙连续不断的行军。
深夜里，春儿看见过那骑在马上的将军。他们有时停在村庄的边缘，从马上跳下来，掩遮着一个微小的光亮，察看地图和指示向导。他们骑马走在队伍中间，春儿不知道在他们前边走着的有多少人，在他们后边走着的又有多少。有时他们闪在一旁，让队伍通过，轻声安慰和鼓励着每一个人。到了宿营地点，战士们都睡下的时候，他们又研究敌情，决定行程。
仍旧是长距离的方向不定的急行军。春儿跟着部队，每天夜里，就又要经过无数的村庄，听着一起一落的大吠鸡鸣，听着妇女们在夜间操作，因为各地的出产不同，她们有的泡制皮革，有的编筐抱篓，有的织造铜丝罗。
各个村庄的民兵都在集合，深夜里，区村的干部们还在工作。所有根据地的人民，站在门口，兴奋的欢迎他们，把必胜的信念，寄托在自己的主力部队身上。
她听到铁锤叮当的声音。在一处背静的街道里，她看见一座打铁炉燃烧着，火苗闪在油黑的大风箱上。在火光里，那系着破油布围裙的，来自冀南或是山东的铁匠们，正在给农民打制破路的铁铲小镐，给民兵们修制枪枝地雷。就是在阴雨连绵的夜里，炉火也不会熄灭，铁锤的声音也不会停止。
家乡啊！你儿女众多，你贡献重大，你珍爱节操，你不容一丝一点侵辱，你正在愤怒！
七十一
大敌当前，在家乡的土地上，存在着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人民的斗争就复杂和艰难了。
敌人的进攻方略，在张荫梧这些磨擦专家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呼应。当敌人的军事行动显得非常嚣张的时候，张荫梧提出一个口号来：“变奸区为敌区”。敌人进一步引诱他，对他表示友好，把“剿共灭党”的口号削去一半，只剩下“剿共”一条。张荫梧紧跟着又感恩的喊出“反共第一”。敌人因为获得了这样忠实的汉奸伙伴，就在北平开了一次庆贺大会。
高疤叛变了八路军，张荫梧写了一篇文章，大加称赞，这篇文章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发表了，敌人的报纸也全文转载它。可是张荫梧对待高疤，就像他对待那些“礼义廉耻”的词句一样，也是用来一把抓，不用一脚踢。他对高疤的队伍没有供给，也不指明防地，叫他利用环境，自己找饭吃。高疤完全恢复了过去的生活方式。
当八路军和日寇在平原上转战的时候，高疤在这一带空隙里狠狠抢掠了一番。但是，高疤也能看出来，在人民武装日见壮大的形势下面，这绝不是长远的办法。有一天，他听说张荫梧为了配合敌人修好通过滹沱河的公路大桥，来到了五龙堂，他就带着他那一小股人马过河找上前去，追索给养。
张荫梧起初不接见他，高疤在村边开了火，张荫梧才叫人把他带进来。
张荫梧住在五龙堂西头一处比较整齐的砖瓦房舍里，这是高翔家的宅院。
这个军队最初住进来，高翔的父亲赶集去了。这班人马既不通过村干部，又不招呼主人就涌进了正房。高翔的母亲看着不对路，赶紧叫高翔的女人躲到邻舍家里去，老太太一个人在家里支应着。
快到中午的时候，高翔的女孩子在房后边场院玩得饿了，回到家来拿饽饽吃，她一路上唱着歌儿，手里托着一个鸡毛毽儿，她看见家里住了军队，心里很是高兴，因为这些日子打仗，八路军好久不来村里住了。她跑近在房门口站岗的那个马弁身边说：“叔叔，你给我带来胜利品了吗？”
“小丫头子，什么胜利品？”那马弁瞪着眼看着她问。
女孩子听着口气十分不对，她仔细看了看，这个人穿的是中国军装，她还是愿意和他亲近亲近。她又问：“你见到我父亲吗？”
“我知道你父亲是黑的白的！”马弁轻蔑的说。
女孩子心里很是委屈了，她听见奶奶在西屋里叫她。但是，她还没有完全失望，她愿意再给这个士兵解释一下。过去那些八路军叔叔们，听到这些话，就会亲热的把她高高举起来的。她说：“我的父亲叫高翔，是一个支队的政治委员哩！”“啊？你这个该死的小八路！”那个士兵做个狠狠的鬼脸，把女孩子差点儿吓哭了。
她非常纳闷，中国怎么会有这样的军队？她呆呆的坐在西屋的台阶上冷眼观察着，又到街上去看了看，后来她明白了，这是另外的一种军队。他们到来，不只人们插门闭户，街上冷冷清清，连院里这些鸡狗，也在惊惶的躲避他们，她也赶快躲到屋里去了。
高翔的父亲在集上听说家里住了中央军，东西没买好就赶紧往回返。
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又知道自己儿子和这帮人是死对头，一路上心里很是不安。这样冷天，棉袍叫汗水湿透了。
当他走进家门，张荫梧正在房里和石友三、高疤会议。庭院里和台阶上布满了马弁卫兵，穿的都是灰色服装。现在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前院里一棵大槐树上落下了两只鸽子。
这是一雌一雄，它们还没来得及看清庭院里的变化，和往日一样，在阳光下面，忘情的追逐着，嘀咕着。一个卫兵走过来，掏出小手枪，简直是没有什么声响的就打落了一只，同伴们围上来，称赞他的枪法。老人看见心爱的鸽子躺在地下，哭丧着脸，走过去拾起来。卫兵瞪眼说：“放下。这是我的猎物。”
老人只好扔下，苦笑着走进二门去了。打死的是一只雄鸽，那只雌的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在高高的天空里，翻腾号叫，然后不知道飞向哪里去了。
老人回到西屋里，低着头对坐在炕上的高翔的母亲说：“听说儿子负责咱这一个分区，就住在近处。”“快给他捎个信去！”老太太脸上立时布满了笑，“叫他带兵来把这帮子匪类打出去！”
“他那么听你调动？”老人说，“他的军队是打日本，叫你一说，那不成了内战？”
“那你就出去应酬这些阎王爷吧，”老太太气愤的说，“你可要小心点。
真是，一块地里能长五谷，也能长蒺藜和刺儿棵！”
今天是张荫梧主席，在北房外间，高疤坐在一个末座上。张荫梧不停的在桌子头起那块不大的地方转动着，有时回身把一只肥厚的手掌用力抵到糊着粉纸的墙上，有时把两只手挂在大方桌的边沿上，悬起他那牛犊一样的身体。
石友三正在发言，他说：
“和日军联络问题，在兄弟这一方面，有几条线索。兄弟和保定的特务机关长有旧，前些天有信来，他的意思叫我们直接和平津联络，我打算叫我的兄弟友信到北平去一趟。”“很好。”张荫梧说，“要利用一切关系。我们的同乡、同学、同事，凡是和日本有来往的，都叫友信联络一下。多带一笔钱去不算什么。”
“我建议，”石友三说，“我们应该精诚团结。”
“这你还怀疑吗？”张荫梧说。
“不然。”石友三沉下脸来说，“我这位兄弟友信，跟我多年，很有功劳，这次到河北来，我委了他个县长。前些天上任去，听说已经有四个县长在那里争吵不休。”
“有共产党派去的？”张荫梧问。
“没有。”石友三说，“都是我们派去的。”
“民政厅委派了一个，省政府又委派了一个。”张荫梧说，“我想以后委派人的事，还是大家提出名单来，由民政厅统一掌握才好。”
“还有一个，听说是什么专员委派去的。”石友三说，“那我就更有权利委派两个了。”
“一个是我委派的。”坐在对面的田耀武站起来说。“听说你委派去的那个，是个混蛋！”石友三喷着唾沫说。“不要争了。”张荫梧说，“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扩充我们的地盘。我们是混世魔王，在时间空间上，都得有充分广阔的天地。希望大家努力完成这次决议的任务。”
散会以后，张荫梧和高疤谈了一次话。在座的有田耀武。
“你来要求什么？”张荫梧问。
“补充和给养。”高疤说。
“我不能生孩子给你添兵；也不能种地打粮食给你添饷。”
张荫梧说，“兵和粮食，你和老百姓去要。”
“老百姓不给我们。”高疤说。
“你的手段哩？”张荫梧说，“道路多得很，你要灵活点。”
“上级的军令军纪呢，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呀！”高疤说。“笑话。”张荫梧说，“军令军纪是对八路军说的，你是什么？”
“我们可以换上皇协军的臂章吗？”高疤问。
“等我联络好了就换。”张荫梧说，“你记住，和日本友好，是我考虑好久得出来的上策，谁也不要怀疑。可是要做得秘密，不要给八路口实。你自己想想，自从你投靠我方，出力很小，影响很坏。我所以宽容，只是希望你以后能有些成绩。”“希望总指挥多指示，”高疤说，“目前我们实在困难。前次遇到日本，因为条件没讲好，他们把我骑的马也抢了去，我要求总指挥发给我一匹好马。”
张荫梧没理他就出去了。
“高团长，”田耀武抬起头来说，“你不要碰日本，那不会有好处的。”
“我哪里是碰他？”高疤说，“就是老躲，也有个躲不及呀！”“你以后不要躲，要向他身上靠。”田耀武说，“我再向你说一次，我军北来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抗日。这些好名声，叫别人去承受吧，对我们并不要紧。我们的职责是消灭共匪，这样就必须和日军协同动作，你好像对这个根本道理，并不十分明白。”
“我明白。”高疤说，“从那天跟白先生到你这里来，他就给我讲清了。
投靠日本，也得有些人马枪枝呀，凭我这一群，日本也不一定收留。”
“收留的。”田耀武说，“就像我们当时收留你一样。这当然不是军事上的胜利，可也是政治上的胜利。”
七十二
高疤顺便又向田耀武要求补充和供给。田耀武说，他更没有办法，自己只是一个空头专员。他给高疤出主意，叫他多利用家乡关系，把俗儿还放回子午镇去，探听一些八路的消息，联络一些反共的力量，还可以完成一些其他的任务。高疤只好答应了。
高疤从正房里出来，天已经快黑了。他的情绪很不好，低着头。当他走到前院的时候，老房东的长工正慌慌张张牵着一匹青马到槽上去，高疤立时精神起来。
“这牲口什么口？”他问。
“是个马驹子。”长工说着，赶紧把马拉到屋里去。“好玩意儿。”高疤打量着马匹的后腿说，“这样热天，你为什么不把它拴在外面？”
“它不老实。”长工拴好牲口，关上门出来说，“院里住着队伍，踢着人了，不是玩儿的。”
“不是为那个。”高疤笑着说，“你是怕军队要了你的马去，你把它藏了起来。好，你把门上再加一把锁就更严紧了。”
高疤在院里站了一会，四下里观望了一下。他一直和那些马弁们混到夜深。
半夜里，长工开门喂牲口，青马不见了。他跑来告诉主人，差一点没把高翔的父亲气挺在炕上。
“我怎么说来？”老人斥责长工，“不要在这些队伍面前牵出牵进。”
“牲口渴的不得了，天黑了我才去饮它。”长工辩解说，“回来遇到一个官儿，他还劝我把门加上一把锁。”“那个官儿就是高疤！”老人说，“你以为他们是什么真正的大老爷吗？”
“可是门窗全没动。”长工叹口气说。
张荫梧晚上招待石友三，丰富的筵席上，又增加了一盘清蒸小鸽，使得主客都非常满意。饭后，两个人促膝谈心，夜深还没睡。
“在这里吃到野味实在不易。”石友三说。
“这是我那卫兵们孝敬的。”张荫梧说，“他们常出去打只野兔、野鸡儿什么的，拿回来叫我吃。”
“平原上也有野鸡？”石友三吃惊的问。
“有的。”张荫梧说，“你知道，我是不允许我的卫队偷鸡摸狗的，这样才能给部队树立起一个模范。可是，这些大兵有他们变通的办法，他们把老百姓的鸡，从窠里轰出来，赶到野外去，这样家鸡就变成了野鸡！在目前这样混乱的局面下，我们也不好管教得过于严紧，这就叫做行为不轨，情有可原吧！我这个厨师傅也真好，他曾经给袁世凯做过饭，对袁大总统的故事知道得很多，我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的学问哩。”
出其不意的，老房东走了进来，张荫梧说：“什么事？”
“我有一匹牲口丢失了。”房东说，“请总指挥给我查点查点。”
“你那意思是说我的部下偷盗了你的牲口？”张荫梧变色说。
“我不敢那么想。”老房东说，“我只是求求总指挥的情面，帮我找找。”
“丢了东西，要报告区县。你们县的县长，现时就住在我的对门。”张荫梧说。
老房东只好站在一旁，不敢再说。
张荫梧的面色却渐渐缓和下来，他转身对石友三说：“这位房东原来是个洋布庄的经理。他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高翔政委。
高翔曾经在四存中学上过学，现在八路那边。”“那只是传闻，”房东说着要退出去，张荫梧把他叫住，说：“老先生，有这样大名气的儿子，还瞒得住人？你的儿子是我的学生，虽然他在八路那边工作，我们还是师生。我希望他能幡然改悔，来我们这里做事。因为和高翔有师生之谊，我和老先生的关系，也就非比寻常。荫梧侧身戎伍，出身翰墨。我的家乡博野，曾经出过两位圣人。我办四存中学，就为的使礼义廉耻的观念，得到继续。这次奉蒋委员长命令，率队北上，也是为了反抗共党，解除老先生们这些殷实户主的苦痛，数月以来，孤军奋斗，备尝辛苦。老先生，你的儿子和你讲过阶级斗争吗？说实话，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你和我才算是一个阶级，我们应该站立在一条战线上。如果共产党得了势，他们就要分你的地，拆你的房，还要开大会斗争你。这二年，虽说你是政委的父亲，在村里大概也尝到一些苦头了吧？老先生应该体会我们来此地的本意，和衷共济，尽力支援。现在居然对我军这样看法，荫梧实感遗憾。”
张荫梧说着话，眼睛死盯着高翔的父亲，嘴角上挂着森冷的微笑。他的话，有些确实激起了老人内心的波澜，但是，面对着这种现实，这波澜很快就平息了。很久以来，老人确实为他的产业担过心，经历了多少不眠的夜晚，痛苦的矛盾的纠缠。但他明白：中央军是不会抗日的，如果当了亡国奴，那就不只是财产的问题。至于将来的事，他早已想通：脑袋破了用扇子搧，就只当是万贯家财叫儿子糟了，管不了那么许多！因此，老房东说：“总指挥，这牲口的事情，我自己认倒霉吧。可是白天我亲眼看见你的卫兵打死了我那心爱的鸽子。我希望你能约束一下你的队伍。”
“不会有这样的事！”张荫梧横眉立眼的说，“我马上就把队伍集合起来，你指出那个人来，我立刻把他枪毙。”“唉唉，”老房东说，“为了一只鸽子，我敢老虎嘴里掏食儿去？我不敢闻那个祸。天不早了，总指挥早点休息吧。”
老人回到西屋里，坐在炕沿上，半天没说话。高翔的母亲早钻了被窝，说：“明天再想法儿，先睡觉吧。”
“这就是有些人想念的中央军！”老人说，“看起来，咱那儿子的说法，真对！”
他无可奈何的脱了衣裳，刚要睡觉，又听见张荫梧住的正房里吵闹起来。他爬在窗台上，贴着窗户纸听着。老太太也爬起来听。正房里来了什么紧急报告：“报告总指挥，东面十几里一带村庄，来了一小队汉奸，挨家抓民夫修路。”
“叫他抓就是了。”张荫梧的声音。
“有些乡绅来请求我们保护。”报告的人说。
“不要理他。”张荫梧说。
“弟兄们都愿意打。”报告的人说，“敌人兵力很校”“谁是我们的敌人？”张荫梧说，“告诉士兵们，谁和日本人发生了冲突，我就把谁枪毙。”
“这样我们会失掉人心。”报告的人小声说。
“混蛋！”张荫梧说，“失掉什么人心？你以为人心在我们手里吗？”
“假如那些人再向这边进攻哩？”报告的人问。
“那我们就再向西退却。”张荫梧说，“战略原则不能动摇！”
报告的人匆匆走了。
不到天明，张荫梧的司令部就从这个村庄向西退走，老婆子听见人马乱搅搅的从院里走完，合起手掌念了一声佛。
“可走了！”她说。
“日本也就要来了。”老人叹气说。
七十三
当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一二○师，用一个团吸引住敌人的主力，往死里拖，然后用全部力量包围上来，坚决、猛烈的歼灭了它。敌人有生以来还没见过这样严重的阵势，它着急施放毒气，也没得逃过死亡。
战斗结束以后，虽然敌人还占据着一些县城据点，冀中区的局面和人民的心情已经稳定下来。地方部队经过这一次战争的学习和考验，也能够逐渐在各方面适应新的环境，壮大自己和保卫根据地。一二○师不久就奉命转移到山地去了。
春儿她们接到通知，学院暂时结束，张教官和变吉哥调路西参加文化工作，要回家准备一下，头两天先走了。春儿留在地方工作，她在区党委那里办好手续，想看看芒种，没有找见，就一个人回县里去。
整个的冬天和青年人一向迷恋的旧历年节，今年是第一次在战争中度过了。现在已经是春天，严冬的痕迹，除去披在春儿身上的破军装棉袄，就是在田野里也很难找到了。麦苗油绿并且长高起来了，很多雁群在大洼的麦地里啄食和过宿，在浅沙上留下连环的竹叶形状的爪印子。有的小桃树得天独厚，这样早就在一棵大柳树下面开花了，柳树长在一眼大井的旁边。田野里到处是驴马拉动水车的响声，改畦的妇女们倚着铁锨的种种姿态，黄雀在榆钱里穿动的尖厉的叫声。小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沙岗上翻跟头，姑娘们只穿着一身单衣，还觉得浑身躁热。在战争的空隙里，根据地的人民劳动生息，就是在黄昏黎明，谷垛底下，麦苗垄里，也不断爱情的追求。
晌午的时候，春儿走到安国县城南二十五里有名的大镇伍仁桥。还离北寨门很远的时候，春儿就听到了集市上骚动嚣乱的声音。从这些声音里，可以分辨出大粮食市那里的过斗的呼喊，牲口市那里的对蹄腿快慢的褒贬评价。这些买主和卖主，好像不是赶集做交易，而是进行着一场严重无情的斗争。经纪已经说好价钱了，因为一句话不合，卖主又抱住粮食口袋，不让过斗；或者是牲口已经牵在买主的手里了，卖主又搬着小牛的犄角硬把它夺回来。
自从敌人占据了一些县城，我们就把商贩动员到四镇上来。各处的抗日集市越赶越大，伍仁桥的四九大集，一到中午，就到处拥挤不动，各色货物一直摆到四下的大堤上来了。
安国城关有名的饭馆，像宴宾楼、宴宾园也打起游击，跟着农民到这里赶集做生意。南堤坡上有一家搭着席棚卖豆腐菜的馆子，生意最好。他们原来开设在安国南关药王庙对过，是一个山东老汉，因为老家遭了荒年，担着两只破筐来到那里，发财起家的，现在也转移到伍仁桥来了。老汉已经去世，儿子们全参了军，老伴儿只是坐在柜台上照顾着，掌柜的跑堂的全是家里的一班女将，年轻的女儿和媳妇们。这一班女孩子，长的都很好，在棚口掌柜的她家那位大姑娘，在大集日，密黑的头发，梳得整齐，穿一身十成新蓝布袄裤，一件洁白的护襟围裙，从领口接下来。她一边做着菜，低头注意着火色，一边又不住的抬起头来，用她那一对又黑又大又水灵的眼睛，看着在她家棚前过往的人。
春儿饿了，走进来坐下，因为钱少，只要了一碗素豆腐菜。那个掌柜的姑娘一直望着春儿，把菜盛好，叫她的一个小妹妹端过来。
穿得整齐的小姑娘两只手捧着一个豆青大花碗，里面的豆腐和丸子冒起了尖儿，汤上面浮着很厚的荤油。她小心翼翼的把碗放在木案上，一仄，还是流了一桌子。
“吃吧，同志。我姐姐特别给你加了油水。”小姑娘低声笑着说。
“为什么特别优待我？”春儿昂着头问，又赶紧低下头去喝汤。
“你说为什么？”小姑娘蹲在她的身边，说，“你从堤上走过来，我们老远就看见你了。姐姐和我说：‘这个女同志是个老八路，刚打了胜仗的，她要到我们这里吃饭多好哇！’”“你姐姐长得多好看，她有了婆家吗？”春儿问。“我早有两个小外甥了。”小姑娘说，“我们南关的家叫鬼子烧了，把我们赶到这大堤上来。”
听见姐姐叫了一声，她跑过去，端来一碟子热烧饼，说：“你为什么不要干的？”
春儿笑了。
“我知道你没有钱。”小姑娘拿起一个烧饼，放进春儿碗里，溅出很多汤儿。“这烧饼不要钱，是我们姐儿俩请你吃的！”
这一家人是多么值得留恋啊！春儿从大堤上跑下来，走得更高兴更轻快了。
在前面的道上，跑着一辆小牛车，赶车的是一个矮矮的身体浑实的女孩子。她穿一件褪色的宽大的红衭袄，卷着裤子露着腿肚。车上装着几棵大白菜，肥大得像怀了八个月孕的妇女，在车厢里滚来滚去。还有几个又大又圆的红萝卜，不断的从车后尾巴蹿下来。小姑娘回头看见了春儿，就喊：“女同志，快赶两步，来坐车吧！”
她的声音很嫩很脆，难道是从小吃这些新鲜菜蔬的关系吗？
“我走得动呀。”春儿笑着说。
“我一个人实在压不住它，”女孩子说，“你上来，它就稳当了。”
春儿上去，和她并排坐在前车辕上。这头黄色的小孳牛，肥胖得油光发亮，两只小白犄角，向前弯着，像个“六”字。它感到了新增加的重量，小尾巴愤怒的害羞的摆动了几下，老实了。
女孩子把红山木小鞭压在腿下面，然后用一柄镰刀，悠闲的雕刻着一颗萝卜。她很快的把它做成了一个精巧的花篮儿。
这应该是春节前后的礼物。女孩子们把它挂在房梁上，里面种上麦子，等麦苗长高，萝卜缨儿也就开花了。过年的时候，还可以在里面插上一枝蜡烛，这萝卜就叫灯笼红。可是，这一个新年是叫日本鬼子给搅了！
“你是哪村的？”春儿问。
“过河就到了。”女孩子望前一指说。
七十四
春儿坐在车上想：今天竟遇到了这些个好心肠的人。自从参加工作以后，人们对自己都很好，难道也真的是因为自己长了个有人缘的脸蛋儿吗？
牛车很快就到了沙河的草桥。今天集日，桥头上挤着很多车辆，等着过河，看桥的老头儿，站在他那房顶和地面相平的小屋门口，和熟识的车夫打着招呼，又伸着手向远地来的车辆要桥钱。沙河里的冰块快融化完了，水流很大很急。草桥两旁压上了很多的土袋，桥桩顶上碌碡，防止摇倾，可是大车在上面一走，桥身还是颤动着，咯吱咯吱的响着。桥的两头，有两根高大的杉木，临时搭起来的军用电线，被河滩里的风一吹，发出很大的丝丝的声音。
车夫们正为抢先过桥争吵，堤坡上面忽然出现了一个战士，他全副武装，脸上满是尘土和汗，手里斜举着一面小小的军旗。他那跑上堤坡昂头一望的姿势，使人想起黎明的时候，一只虎或豹爬上了一座可以俯瞰一切的高峰。他后边有一小队人，严整的沿着堤坡走过来，他们前进的沉重有弹性的步伐，就像连绵的山峰向前移动，流水的节拍也加紧加强了。
当领队的人走到桥头上，和看桥的老头儿说了几句话，老头儿就向车夫们喊：“把车往外靠一靠，叫同志们先过去。”
春儿坐的牛车，本来在很多车辆的后面，队伍过来，她们也看不清楚。
因为过河就可以到家，赶车的小姑娘也不太着急，她坐在车上，撕着白菜的烂叶子，探着身子喂她的小牛儿。
春儿忽然感觉到了什么。她在车辕上站立起来，望着这队过河的人马。
他们差不多是用力按住枪枝和弹药，在草桥上冲了过去的。带队的人站在草桥旁一只土袋上指挥着，春儿看清了，就从车上跳下来说：“小妹妹，我走着过去吧。我还要赶路呢！”
没等小姑娘答言，她就在人马车辆的中间插过，跑到草桥上喊：“芒种！”
带队的那人一转身。
“我们要调到山里去。”他低声的说，“我没想到在走以前还能看到你。”
“我到区党委那里打听你来，”春儿喘息着说，“他们说你们的队伍改编了。”
“这次战役以后，我升了指导员。”芒种说，“我们已经完全是正规军的建制。现在要到路西执行任务，你回家吗？告诉村里同志们，就说我走了。”
他的队伍已经过完，战士们在他和春儿的面前通过，都好奇的望望春儿，有的还做个怪样儿。春儿红着脸，芒种装做没看见。
“我不能也到山里去吗？”春儿着急的说。
“你向上级要求么！我们也许还要回来的。”芒种望了望她的眼睛，就转过身去，赶紧跑到队伍的前面去了。春儿沿着草桥的旁道走过来，跳过那些土袋，踏着翻乍起来不断绊人的秫秸。队伍过了河，就沿着南岸奔西方走了。
太阳已经被晚霞笼罩。
春儿站在河岸上，望着西去的队伍。河水翻滚着从西面过来，冲击桥身，向东流去。有一只刚刚开河就从下水航行上来的对槽大船，正迎着水流，全部紧张的钻进桥孔。她的感情也好像逆着大水行船，显得是多么用力又多么艰难哪！
芒种差不多没有回头。只有走在排尾的那个战士，春儿现在才看清他是老温，不知是真情还是和她开玩笑，不断的回过身来向她摆手儿，那意思是说：不要远送。
大车也陆续从桥上过来了。车一过桥，便像通过了一道险阻的关口一样，人马欢畅的奔跑起来，谁也没有注意她。只有那个赶着牛车的小姑娘，坐在车辕上，摇摆着腿儿对春儿笑：“你这赶路的可好，天快黑了，还站在这里！你骗我，和你说话的那是谁？”
“一个认识的同志。”春儿含着眼泪说。
“还坐上来吧，”小姑娘好像明白了什么，轻声把车停住，“今天不用走了，就宿在我家里，和我做伴儿。”
春儿说可以赶到家，就和小姑娘告别，一个人走上那条奔东南方向的小路。夕阳在沉落以前，鲜艳得像花的颜色，春儿再回头西望的时候，它已经完全钻进山里去了。春儿想：芒种他们今天晚上，如果顺利的话，也可以赶到山里去的。在经过平汉路的时候，一场战斗也是避免不了的。她觉得她和他不是一步一步、而是两步两步的分离着。
她的脚步变得沉重起来，她的心不断的牵向西面去。路上行人很少了，烟和雾掩遮住四野的村庄。在战争环境里，这种牵挂使她痛苦的感到：她和芒种的不分明的关系，是多么需要迅速的确定下来啊！
当她走到子午镇村北的横道上，遇见了一个一边走一边发着哮喘的女人，是变吉哥的老婆。她手里拄着一根在路上拣起的干树杈，怀里还抱着一堆细小的干树枝。
“你这是到哪里去来？”春儿问她。
“学了学新兴样儿，”那女人又喘又笑的说，“送郎上前线。
你哥哥要走西口，我这老婆子也难留。”
“变吉哥动身了吗？”春儿问。
“信上插着三根鸡毛，要不我是叫他和我耩上地再走。”女人说，“反正他干活也不中用，还是俺娘儿们自己遭罪自己受吧。”
“你送到他哪里了？”春儿问。
“送到他刘家大坟那里，我捎着拣了点干巴，春天就是柴火缺。”女人说，“唉，我到他家里十几年，他出外像是上炕下炕，什么时候送过他？他到山里也不是一遭儿了。过去是给人家画庙，这回是抗日工作吧，也不过还是画个画儿，编个剧词儿，也没有长进多少！”
“那你为什么还送他这么老远？”春儿忍不住笑了。“是为了那么一位客。”女人说，“你哥哥说是他的老师，一块到路西去的。老师来了还不算什么，后边又来了一个师娘，一个漂亮的小媳妇。”
“那是我们的教官和他的女人。”春儿说。
“没见过人家这样的夫妻，真是恩爱夫妻呀！”女人笑着说，“看样子一块儿从他们家里来，也是过了夜的。在家里有多少亲密话说不完，又陪伴着到这里！一把鼻子一把泪，你看那个哭劲呀，把我也哭得伤心了。我想：我和你哥哥结婚以来，地里是我，家里也是我，我不管多冷多热带着孩子们下地，省下工夫叫他在家里画画儿。锅里没米，灶前没柴，都是我一个人操心，有点好吃的，叫他和孩子们吃，受累的勾当，我一个人去作，还不到三十年纪，我就落下了痨病喘的病根儿。你说我还能不陪着那小媳妇哭一场？我这一哭不要紧，你哥哥对他的老师说：‘你看她，病病拉拉的身子，跟着我可没得过一天好。’大妹子！结婚十几年，这是你哥哥说的头一句人话，多么知心的话呀，我哭的更欢了！”
“就哭着送了这么远？”春儿问。
“可不。”女人咂着嘴，“我是送他去学习，去抗日。你们说的，只要打败日本，我们就能解放，就能改善生活，我没有别的指望，我就是指望那一天！”
七十五
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有些人是轻松愉快的，也有些人是负担沉重的。
对于变吉哥，更明显的是对于像芒种这样的年轻人，他出身贫苦，脱下破棉袄，穿上新军衣，扔下缺米少柴的愁苦，过一天一斤十四两小米口粮的日子。
过去不能进学堂，现在可以学文化，都是一种生活的提高，切实的改善。他没有妻子儿女，因此也就没有过多的牵挂。偶尔想到这些，也不过把希望寄托在革命胜利，革命成功了，什么也就会有的。张教官的情绪，就不能这样单纯。他好像每逢前进一步，就感到一次身后的拉力，克服这一点，是需要坚强的意志的。
他们走在路上，他的老婆一步不离的靠在他的身边。这年轻的女人，又从来没有走过这样长远的路，她的脚一颠一拐的，好像踩了水泡。张教官就只好常常停下来，甚至搀扶她。
这女人从家里给丈夫打整了一个很大的包裹，除去路上吃的东西，还包上单夹皮棉四季的衣服。变吉哥为了对老师的尊敬，只好背在自己身上，他的行囊是非常简单的。今天晚上，他们要赶到地委那里，办过路的手续。
如果情况紧急，今天夜里也许就要过路。他几次劝说师娘回去，而那个多情的女人一定要送他们到地委那里，她说那里有她一家亲戚。
到地委那里，已经是半夜的时分。因为这里接近铁路据点，在寻找机关的时候，很费了一番周折。最后，一个民兵把他们领到一家大梢门场院里，在一间像草棚的房间里，他们见到了李佩钟。
李佩钟自从受伤以后，调到地委机关来工作，因为她的身体还不很健康，就暂时负责过路干部的介绍和审查。她正守着一盏油灯整理介绍信。在灯光下看来，她的脸更削瘦更苍白了。虽然她和变吉哥认识，可是不知道是由于哪一个时间的观感，她对于这位“土圣人”印象并不很好。变吉哥把学院党委的介绍信交过去，李佩钟问了他很多的似乎不应该在这个时间审查的内容。因为一天劳累，和还没有人招待他们饮食，变吉哥的态度变得很不冷静。
“我找这里的总负责人。”他说。
“总负责人是地委书记，你过路是部门的工作。”李佩钟说。
变吉哥抓起包裹来，就转身出去了。他到处找地委书记，结果他找到的地委书记不是别人，正是高翔和高庆山。
“我知道这里总没有外人。”变吉哥得意的说。
高庆山立时给他们叫了饭和安排了休息的地方，并且告诉李佩钟，除去一般的组织介绍信，再用他自己的名义给那边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写封信，说明变吉哥在美术工作上有一定的修养和成就。高庆山还告诉他们，明天晚上才过路，今天夜里可以好好睡一下。
第二天早晨起来，李佩钟把组织介绍信和那封私人的介绍信交给变吉哥。他把组织介绍信慎重的带好，打开那一封看了看，信写的很长，变吉哥对于这样的介绍信，并不满意，他认为李佩钟的文字，过子浮饰，有些口气甚至近于吹嘘。他想：虽然地委书记关照自己的情意是可感的，但对自己来说，这是不必要的，他把这封信扯毁了。
黄昏的时候，他们在树林里集合。他知道掩护他们过路的，是芒种带领的队伍，紧张的心情，就沉静了一半下去。他靠在一棵杨树身上，养精蓄锐的闭起眼睛来听指挥人的报告。
近来敌人已经在铁路两旁掘了封锁沟，在一些重要的路口，还建立了炮楼，安设了电网。在沿路的村庄设置保甲，在哪段发现八路军过路，哪村就要受残酷的刑罚。关于通过铁路，我们用过好多的方式。一种最简单利索，我们兵力强大，一阵炮火硬打过去。一种是在铁路上安设两处爆炸物，阻止敌人的铁甲车前进，我们从中间过去，岗楼上伪军的动作，是无足轻重的。
可是，在铁路附近，绝对保密是很困难的。村庄里“两面派”的人物很多，他们可以不让我们受很大的损失，可是也多少的让敌人知道点儿，好不担沉重。如果消息走漏了，敌人的铁甲车出动到爆炸物跟前，就停了下来用探照灯照射，用掷弹筒打过路的人们，我们前些日子就吃了这个亏。并且，爆炸有时会伤了普通客车，影响也不好。
这次是用一种新研究出来的办法。
现在是阴历月初，一钩新月升起的时候，他们集合好了，从树林里出来。新月遭到了普遍的诅咒，谁也希望快有一块黑云把它遮祝但当他们接近铁路的时候，月亮就像很懂事似的落在山后去了，这都是指挥人员事先算计好了的。他们在离铁路十几丈的地方，伏在地上掩护起来。变吉哥看见芒种带着队伍爬到路基下面那里去了。
大地有些颤抖。有一列火车隆隆的从南方过来了，不久他们看到北边不远是一座小车站，车站上的红红绿绿的信号全点着了。列车在他们面前还没有过完的时候，芒种的队伍就站立起来，列车一过去，战士们就跳上路基，一个人举起大锄刀劈开了铁丝网的栅栏，回头招呼人们快过。
他们在铁路上跑过，有些没有见过铁路的人，还俯下身子摸一下铁轨。
沿线的电灯和车站上的信号唰的一声全灭了，敌人已经发觉，可是它那一辆预备在车站上随时准备出动的铁甲战车，现在却开不出来，它的道路被刚刚要进站的这一列客车挡住了。铁甲车和列车，愤怒的慌乱的吼叫着，等到它们错开，我们的人已经过完了。
铁甲车还是冲了出来，芒种他们伏在地下向它射击。
过了铁路是一段急行军。因为不只要防止敌人的追击，还要通过敌人在山口的封锁。这是沙河滩上，人们一路跑着，脚下不是泥沙，就是尖石。
这里的河水，还在结凌，趟水的时候，刺骨的寒冷。
变吉哥替张教官背着包裹，还要随时照顾他。进入山口以后，本来是可以休息一下的，忽然下起大雨来，很多人头一次进山，就赶上了在大雨中爬山的艰难的时刻。
他们从冀中穿过来的薄底鞋，一着水很快就叫山石磨穿了，脚趾不断碰在石头尖上。下山的时候，越战战兢兢越容易被冲下来的红泥滑倒。这一段山路，对于张教官来说，真是艰苦的锻炼，变吉哥有时回过头来，看看他那作为一个画家的老师，在弥漫的风雨里，攀登着高山奇峰，竟没有了任何观察和创作的心情，他浑身流水，脸色苍白，嘴唇发抖，情绪可以说是低落到不能再低的程度了。
绕过几座山峰，雨渐渐停止了，一下到山脚，就奉命休息，人们就不顾一切的躺在岩石上草丛里睡着了。
一觉醒来，大家吃了些东西，换了换鞋子，就又开始行军。天已经放晴，现在是早饭前后的时刻。一夜的紧张、劳累、惊恐、痛苦，都雨过天晴的忘记了，人们又沉入一种精力恢复、肚子饱、腿有力量的幸福的感觉里去了。
现在，大家才有心情看看山区根据地的可爱的景色。太阳照射在半山腰里，阳坡上的茅草小屋的炊烟和流散的薄云分别不开。穿着浅蓝色布衣服的妇女们，站在门口。穿着白粗布棉裤的汉子们，披着老羊皮袄，悠闲的抽着烟。小孩子们抱住大雄狗的脖子，为的是不叫它们向新来的同志突奔吠叫。
七十六
随同部队，芒种和老温行进在荒凉和高险的山区。当部队继续向西北进发的时候，简直是一步一登高，好像上天梯一样。部队每一回顾，他们原来驻扎的地方，就好像栽到盆底去了。按照序列，芒种行军的时候，总是走在他那一连人的后面。老温现在是第三班的副班长，正好走在芒种的前面。
老温是顶爱说话的，更好在别人感到疲乏的时候，说个笑话。对于芒种，虽然他时刻注意到：现在他们已经不是在田大瞎子家牲口棚里的关系，而是正规军里的直属上下级，应该处处表现出个纪律来。但是他又觉得自己和芒种那一段伙计生活，不应该忘记，那也是一种兄弟血肉之情，和今天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一有机会，他还是和芒种说长道短。在芒种这一方面，老温看出来，变化是很大的。根据他们那些年相处时的情形，老温觉得芒种没有按照他的预计发展，而是向另外一条他当时绝不能想到的道路上发展了。这小人儿好像成熟得过早了一些，思想过多了一些。当然老温明白，这是因为他负责任过早了一些也过重了一些的缘故。芒种现在的脸上是很难找到那些顽皮嬉笑，在他的行动上也很难看见那兴兴撞撞的样儿了。
老温想起：他们有一次在田大瞎子家地里割谷子的情景。那时天气还很热，地块离家很远，他们提来一破锡壶凉水，主要是为了磨镰，也为了实在干渴的时候喝上一口。芒种割谷的时候，很卖力气，他紧紧跟在老温的后面，老温前进一步，他就前进一步。当时弄得老温很不高兴，他想：如果我不是“二把”，这孩子就把我漫过去了。老常领青，照例走在最前面，也回过头来说：“芒种，慢着点，干什么那样急，没大没小的！”“他想挑了我的饭碗哩！”
老温苦笑着说，“你这孩子，就不想想，你就是忠心保国，累死在谷地里，田大瞎子也不会给你买口柳木棺材的。”
老温觉得说话重了些，他看见芒种立时就像撒了气的皮球，半天没精打采。这孩子显然是还有些不明白这长工生活里的种种底细和艰难，他直起身来，低着头到地头上磨镰去了。
他磨镰磨得时间特别长，老温割到地头，看到这孩子正提着那把破锡壶，用里面的清水，冲灌一个田鼠的洞穴。他爬在地上，仄着耳朵倾听那水灌进洞口的嘟嘟的响声，就好像看见了那些小动物因为突然的水灾，家庭之间发生的慌乱一样。
老常的镰也需要磨，老温口渴，很想喝水。芒种却把水全灌了老鼠洞。
老温非常生气的说：
“你这孩子实在是废！那老鼠洞是个填不满的坑，你一壶水，十壶水也灌不出它来！没有水磨镰，我们今儿个的活别做了！”
芒种好像并没有听见他的话，他还是注意着那洞口，手里紧握着镰柄，等候田鼠跑出来。可是等到水渗完了，田鼠还是没有动静，只是从洞里慌慌张张的跑出一只大肚子的蝼蛄来。芒种一镰柄把它拍死了，笑着说：“看样儿这蝼蛄就像田大瞎子一样。我们为什么还给他出力做活呢！”
闹的老常和老温全笑了。
现在队伍还是向高山上爬。前边的人们不断的停下，用手挥着汗水，有的飞到后面人的脸上，有的滴落在石头道路上。山谷里没有一丝风，小块的天，蓝得像新染出来的布。“我们要爬到哪里去呀？”老温说，“我看就要走进南天门了。”
芒种没有说话，他的眼睛老是放到最前面，放到他那一连人的领头那里。他注意大家是不是很累了，是不是快到休息的地方。
“指导员，”老温看见芒种不回答，就改了一个题目，“你说是六月天锄高粱热呀，还是六月天行军热？”
“热是一样的，”芒种说，“可是意义不同。”“怎么意义不同呢，指导员？”老温说，“不是一样的出汗吗？”
“是一样的出汗，”芒种说，“那时出汗是为了田大瞎子一家人的享乐，现在流汗是为了全中华民族的解放。”“是。”老温说，“一切问题都应该从抗日观点上看。可是，指导员，这民族解放是不是包括田大瞎子那些人在内？”
“谁真心抗日，就包括谁在里面。”芒种说，“田大瞎子反对抗日，自然就没有他。”
“我看没有他。”老温说，“我们抗半天日，要是叫他沾光，那还有什么意义？你说不是吗？”
“是的，”芒种说，“抗日战争解放了我们，我们要努力学习，努力进步才好。”
老温不再问了。前面还没有传令休息的征候，他们继续往前爬，老温走路，如果不说话了，就得闹些动作，他不断的用脚踢起路上的石子，叫它滚下那万丈深沟，仄着耳朵听那隆隆的声音。
“不要闹声响。”芒种制止他，“下面有人有羊怎么办？”“我保险这阴山背后，除了我们，没有别的人。”老温说，“我们这真叫走进深山老峪里来了。”
“什么地方也有人祝”芒种说，“老百姓很苦，是没法挑拣地方的。”
“有人住也许有人住，”老温说，“可是我敢保险，除去我们，外处的人从没有到这里来过。这是什么地方，谁的肉痒痒得受不了，跑来喂狼？”
“你怎么能保险？”芒种有些烦躁，“人们为了生活，哪里也会去的。日本挡不住人，狼还能挡住人？”
“日本挡不住我们。”老温镇静的辩驳着，“多么高的山我们也过得去，多么宽的河我们也过得去。我是说，这个地方是个没有人烟的地方！”
“那不是烟？”芒种指一指山顶上面笑着说。
部队在原地休息了。在这一直爬上来的笔峭的山路上，战士们有的脸朝山下，坐在石子路上；有的脸朝左右的山谷，倚靠在路旁的岩石上；有的背靠着背，有的四五个人围在一起。人们打火抽烟，烟是宝贵的，火石却不缺少，道路上每一块碎石，拾起来都可以打出火星。战士们说笑唱歌，这一条条人迹稀罕的山谷，突然被新鲜的激发的南腔北调的人声充满了。
太阳直射到山谷深处，山像排起来的一样，一个方向，一种姿态。这些深得难以测量的山谷，现在正腾腾的冒出白色的、浓得像云雾一样的热气。
就好像在大地之下，有看不见的大火在燃烧，有神秘的水泉在蒸发。
“这不是烟，”老温抽着烟，对芒种说，“这是云彩。我们种地的时候，常说西山里长云彩，就是这个。”
随后他们就继续行军了，他们在这无边的烟云里穿上穿下，云雾越来越浓，山谷里响起了雷声。
“又可以不动脚手的洗洗澡和洗洗衣服了。”老温兴奋的说。
在这些年代，风雨并不会引起部队行军的什么困难，相反的大家因为苦于汗热，对风雨的到来，常常表示了不亚于水鸟的欢迎，他们会任那倾盆的大雨在身上痛痛快快的流下去。
这里的山路石头多，就是在雨中，也不会滑跌的。
往上看，云雾很重，什么也看不见，距离山顶究竟有多远，是没法想像的。可是雨并没有下起来，只有时滴落几个大雨点。他们绕着山的右侧行进，不久的工夫，脚下的石子路宽了，平整了，两旁并且出现了葱翠的树木，他们转进了一处风景非常的境地。这境地在高山的凹里，山峰环抱着它。四面的山坡上都是高大浓密的树木，这些树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叶子都非常宽大厚重，风吹动它或是有几点雨落在上面，它就发出小鼓一样的声音。粗大的铜色的树干上，布满青苔，道路两旁的岩石，也几乎叫青苔包裹。道路两旁出现了很多人家，人家的门口和道路之间都有一条小溪哗哗的流着。又有很多细小的瀑布从山上面、房顶上面流下来，一齐流到山底那个大水潭里去。人们在这里行走，四面叫水、叫树木包围，真不知道水和绿色是从天上来的、四边来的，还是从下面那深得像井底似的、水面上不断窜着水花和布满浮萍的池子里涌上来的。
“看见人家了吧？”芒种逗老温说。
“这是仙界。”老温赞叹的说。
七十七
这里的居民，并不像老温说的是什么仙乡佛界，他们也像高山区的群众一样，生活非常贫苦。部队原来打算过了前面的关口再吃中饭的，现在进入了这样一个不平常的环境，村庄的几个老年人，相约出来，挡住爬山的道口，要部队休息做饭。那些妇女和小孩子们的欢笑惊奇的脸，全贴在粗木窗棂上，而窗棂外面，瀑布像水帘洞一样挂下来，她们看不清楚过路的人，更是多么希望男人们把客人引到家里来呀！
领导决定在这个村庄做饭。
部队在“街上”立正，然后分配到各家房子里。老温带一班人进到面对南山的一户人家。这一家的房舍，充分利用了山的形势，一块悬空突出的岩石做了房的前檐，后面削直的岩石就成为房屋的后壁。房椽下面吊挂着很多东西：大葫芦瓢里装满扁豆种子，长在青棵上的红辣椒，一捆削好的山荆木棍子，一串剥开皮的玉米棒子。两个红皮的大南瓜，分悬门口左右，就像新年挂的宫灯一样。
这家房子很小，祖孙三辈人却很齐全。老头子招呼着大家，叫老伴、儿媳和躺在炕上的孙女儿退避到炕角上去，把在灶火台上烤着的烟叶也清理了，让同志们坐下休息。
这一顿饭，因为村庄小并且还没有粮秣委员，下锅的是战士身上米袋里的小米。柴火不缺，家家门前都有砍下来的松杉树枝，这些木柴就是潮湿也燃烧得很旺。老温虽然是副班长，每次行军做饭，都自讨下抱柴烧火的职务，他很早就发现了这一工作的种种好处：费心不多，抽烟方便，如果赶上雨天冷天，还可以取暖烘干。
据老汉说，这里知道抗日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是一个从曲阳调到繁峙去的干部，在这里路过告诉大家的。这个干部过去是个石匠，几乎是唯一的到过这个山庄的外路人。至于见到八路军这还是头一次。
“八路军的好处，我们从那个石匠嘴里就听说了。”老头子说，“可是我们想，你们一定走不到这里来。”
“我们哪里也能走到的，大伯！”战士们说。
“我们一辈子可不常出门。”老头子说，“我今年六十七岁了，就没有离开过这四面山。”
战士们观察着这屋里的陈设，他们信服了老头子说的话。这一家人吃穿使用的东西，每一件都好像鲜明的打着这座高山的印记。他们的衣服，毛皮是一部分，树皮和草又是一部分。只有那害羞的、靠着窗台坐着一声也不吭的媳妇才穿一件布褂子。布的颜色是染的不匀的黑红色，这种颜色的原料也许是橡树的果实、乌拉叶，也许是长在山坡上的野靛。老头子用来抽烟，老婆子用来簪发，媳妇用来捻毛绳的，都是用兽骨削成。屋里很多工具是石器，好看的兽角兽皮，和肥大的果实种子一同张挂在墙壁上，这是他们的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的装饰品。
起初，这屋子里很暗。含有多量油脂的松枝，在灶火膛里吱吱剥剥的响着，屋子里弥漫着有香味的烟。当战士们的饭快要煮熟的时候，云雾忽然裂开，阳光照射进来，屋子里非常明亮了。小米饭在锅里突突的响，米的香味也散射出来。
战士们原以为在那里睡觉的小姑娘，忽然转动起来。她掀开盖在身上的黑山羊皮，向锅台这边伸着一只小手。
“香。”她睁开眼睛，喃喃的说。
“好些了。”那媳妇望着婆婆笑着说，“想吃东西了哩。”“病了两三天，汤水不进。”老婆子向战士们说，“你们都是福星，一来我这小孙女儿就清醒了。”
“孩子有病，这可不知道。”老温说，“我们这样吵吵嚷嚷了半天。”
“不要紧。”老婆子说，“一个小妮儿，病了也没拿她当过回子事。”
小孩子这时才看见，在她家屋子里竟有这么多眼生的人。她把伸出来的手缩回去，插到母亲的怀里。媳妇又对婆婆笑笑，老婆子才说：“我和大哥们卖个老脸，俺家小孙女儿想吃你们的干饭哩！”
“这好说。”老温连忙掀开锅盖，在锅台角上抓了一个饭碗，盛得满满的送过来。
奶奶喂着小孩吃，小孩吃得实在香甜，轮着小眼对战士们笑了。
“在我们这里，不容易吃到这样好的干饭。”媳妇羞怯的对战士们说。她爬下炕来，给战士们抄出一大盘酸菜来，当做回敬。
“小孩子什么病啊？”老温吃着饭问。
“发热。”媳妇说。
“那要看看。我们带着医生哩。”老温放下饭碗到连部里去。芒种听他报告完了，对卫生员说：“去给老乡的孩子瞧瞧，用见效的药品，不要老是阿司匹林和红药水。”
卫生员跟着老温过来，把当时认为珍贵的退热剂给小孩注射了一针。
村庄里听说军队会看病，那些有症候的人就全找了来。这里边有多年的疮疖、心口痛、眼疾，原不是一时可以治好的。卫生员尽可能的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告诉他们应该注意的方面，军民的关系显然更亲密了一层。那些患病的人说：“八路军给我们治好了病症，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这里实在难得有个看病的先生哩。”
尤其是那个小孩的母亲，她心里有十分的感激，又苦于没有办法表示和报答。她忙着替战士们洗锅洗小碗，又把炕上扫一下，愿意他们坐到上面再休息休息。老温有时到街上去，她就站在门口张望，好像对待刚刚回家的亲人一样。老温终于感觉到了这一点，当他整埋背包准备集合的时候，他想应该留给这个妇女和小孩一点纪念。可是，他是一个穷八路，有什么富裕的东西可以留赠旁人？他翻倒背包，打开几层纸，找出他还没有参军时，求变吉哥画的那张毛主席的像来。
这是尺幅不大的一张水彩像。当时，他到集上买了好几次纸张，又替变吉哥做着地里的活，变吉哥才很高兴的画好了。
“把这张毛主席的像留给你们，挂在墙上吧。”老温对那媳妇说，“我们就是他的队伍，我们就是听他的话到处关心老百姓的困苦的。”
一家人全俯着身子来看。那媳妇两手捧着画像，轻轻的欢笑着说：“啊，这就是他吗？这就是他！”
当队伍集合起来，宣传员在对着村口的那面大岩石上，写好一幅大字的抗日标语。从此，这个高山顶上的村庄，就到处传说：“毛主席的队伍到过我们这里了。”
“是的。他们奉毛主席的命令到前边抗日去了。”
部队啊，你的任务，不只是开山辟路，作战冲锋，万里跋涉。你是革命的耕犁，每逢你前进一步，每逢你走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就把革命的种子，播种在那一带人们的心灵之中了。
七十八
部队在这里作战，十分艰难。这地区群众的生活很苦，粮食和棉花，都很缺少。天气冷得早，补充给战士们的服装，都是用旧衣改制，尺寸又小，很多人穿上露着腿腕和半截胳膊。鞋袜也是用破单衣做成的，妇女们，不分昼夜的搓着麻绳给战士们做鞋袜，把她们给丈夫纳好的厚鞋底，也都捐献出来。
本来这里人烟就稀少，经过敌人的连续“扫荡”，这地区就更显得凄楚荒凉了。
但是，在那吹着大风的山顶，在那砖石残断的长城边缘，在那堆插着乱石的河滩和道路上，部队在行进。
他们黄昏时分在狭窄的河滩上的乱石中间集合，然后爬上高山的绝顶，再冲下去，袭击川下敌人的据点。登上高峰，天空的星星也并不多给战士一些光亮，他们在羊肠小路上行进，伸手可以摸着天，脚下艰难，偶一失足，就会滚到万丈深的山沟里去。在行军中，常常听到哗啦一声，一匹负重的驮骡掉下去，就再也没法挽救它。
狂暴的风，战士们要用全力把步子踏下去，才免得被暴风吹落下去。
一天夜晚，他们露宿在一处山腰的羊圈里。这是牧人带领羊群来卧地施肥时搭成的。现在没有牧人也没有羊群，周围一排木栅栏，中间是厚厚的干羊粪。能在这里面睡一觉，使人感到难得的舒适和温暖。战士们靠在木栅上，小声说笑几句，就睡着了。
“有人说抗日战争就是农民战争。”老温睡前和芒种说，“我完全相信这句话。除去行军打仗，我们的一切，都还是一个贫苦的农民。”
“这句话也表明我们和农民是血肉相连的关系。”芒种说，“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农民。进了深山，我们也是睡在他们辛苦搭成的羊圈里。”
整夜，一阵冷风，一阵骤雨，沉睡的战士，连身也不翻。谁能知道，他们现在正做着什么甜蜜的梦？有人在梦里发出了轻微的笑声。
芒种同一个战士在附近的山头上担任前半夜的岗哨。北风呼啸着吹卷他身上那件全连人轮流穿用的棉大衣。远处山坡上奔跑着号叫的狼群。在这样的时候，他的头脑很清楚，心境很安静。他直直的站在那里。
他守卫着荒山就像以前在冀中守卫着乡土一样。已经沉睡的弟兄们，占有了他全部的感情。参军已经有两年的时光，每个冬季，都在紧张的战斗里度过。两年来，他已经有显著的进步和变化。他现在能够用整个的心，拥抱这距离他出生地方很远而又荒凉的山区。
因此，掩盖住狂暴的风声，他听到了山野和村庄发出的每一个轻微的声响，包括野兔的追逐声，羊羔落地的啼叫声，母亲们拍抚小孩的啊啊声，青年夫妻醒来时充满情意的谈话。
一切生命，现在对于他都变成了名叫做诗的那种东西，只有庄严纯洁的胸怀，才能感觉到的那种境界。
他下岗回到羊圈，躺在老温的身旁。在这样寒冷的夜里，老温睡起来，也是这样香甜，他那高亢沉着的、表示着没有丝毫挂念和烦恼的鼾声，几乎要和山风争雄，响彻了梯田层层的山谷。
但是因为他身量高，脚手大，睡时肢体伸张，那短小的军衣，包裹不住他，有一半身子露在外面。芒种给他往下拉了拉衣服，然后紧靠着他睡着了。
七十九
家乡的音问，好像断绝了似的。每逢在一个地方驻下，芒种带几个班长到附近那些高山上去观察地形。有时和战士们一同去打山柴和采野菜。
今天带着他们观察地形的是寺院里的一个佃户，年纪老些了，可是爬起山来，就是这些长年行军的战士们，也有时跟随不上。对于这一带的地理，他完全可以详细背诵，每次上山之前，他都是一沟一坡一石一木的讲清了，然后实地观察，分毫不差。他笑着对芒种说：“指导员，为什么地方上不给你们介绍一个放羊的或是砍柴的，单单介绍我？就因为放羊的只知道哪个山上有草，砍柴的只注意哪个山上有树。我是一个活地图，熟悉从这个地方通往各处的路。我从小在这一带山上爬上爬下，你看，这样高的地方，我可以一屁股从山顶滑到山底。”
这引起了战士们的好奇心。芒种俯身往下看，刚刚升起的太阳，照耀着这座山坡，山坡上没有种什么庄稼，却有一片片开着黄花的野菊，一丛丛挑着紫色小铜铃样花朵的丰润的灌木。有他们熟悉的草虫噪叫，有他们在平原从来没有见过的鸟儿飞掠。
那年老的佃户，把上衣紧了紧就从山顶滑下去。他有时是立着，有时就坐在地上。那些树木葛藤都不能阻碍他，他随时可以利用它们，保持了滑行的平衡。
芒种和几个班长也跟着他滑下去，手脚衣服全有些伤损。
太阳虽然照不到山脚地方，这里却显得宽阔明朗。他们从上面滑下来的这个山头，是群山的主峰，和另外的两座山脚，形成一个雄奇的局面。那两座山长满幼小的杉树，沉静温柔，左右伸张，像两扇大门的样儿，围抱着这座主峰。
溪水围绕着三座山流泄，使人不能辨认它们的方向和源头。溪流上面，盖着很厚的从山上落下的枯枝烂叶，这里的流水，安静得就像躺在爱人怀抱里睡眠的女人一样，流动时，只有一点点细碎的声响。
他们脱下鞋袜，把脚浸到这绵软清凉的水里。
“指导员，不要认生，这就是你们滹沱河发源的地方。”老佃户说，“谁要是想念家乡，就对着这流水讲话吧，它会把你们的心思，带到亲人的耳朵旁边。”
“不像。”老温用脚踢着水里那些枯枝烂叶，它们结片成堆的飞到山坡上去。“我们村边的河流可又宽又大。”
“到你们那里，它没有拘管自然就宽大了。在我们这里，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儿。”老佃户把他们领到主峰的山脚那里。山脚悬起来，在它下面是一洼泉水。泉水从一条赤红色的石缝里溢出，鼓动着流沙，发出扑扑的声音。
这就是滹沱河的主泉。两座小山下面，还有几个泉眼，流出的水也加入在它的雄厚的声势里。
同志们相信了老佃户的话。
“我知道了你们的家乡，我就想领你们来看看。”老佃户说，“我们住的相离很远，可是多少年来，就有这么个东西把我们连在一起。”
“我们就像吃着一个井台上的水，那样亲近。”老温笑着说。
“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沿着这条河，走出山地，然后坐上船，航行到海边上。”老佃户说，“你们那一带的风俗人情，我还记得清楚。条河两岸，高粱种得多么整齐，长得多么兴旺！夹着大抱高粱叶的小伙子们，从地里钻出来，汗水冲着满身上的高粱花儿。老头儿提着旋网，沿着河岸走，看着水花撒网。河两岸的松软的泥块，不停的崩散到河水里。有的人用一个兜网捉鱼，站在一个回水流那里，半天不移动，像扇车一样的工作，不管有鱼还是没鱼。
我们船往下行。滹沱河过了饶阳、献县，和滏阳河合并，河身加宽了，再往东北流，叫子牙河。可是，天下的水，都是从我们这里流过去的。我看着那里的河水，也像看着亲眷一样。经过水淀，大个蚊子追赶着我们，水拨子载着西瓜、香瓜、烧饼、咸鸭蛋，也追赶着我们。夜晚，月亮升起来了，人们也要睡觉了，在一个拐角地方，几个年轻的妇女，脱得光光的在河里洗澡哩，听到了船声，把身子一齐缩到水里去。还不害羞的对我们喊：不要往我们这里看！”
“说实在的，我们平原上，是多么广阔和散心啊！”老温仰头望着高高的、像淘井的时候看见的天空。
“我并不想搬到你们那里去祝”老佃户说，“那里道路太多。我们这里，不管通到哪里，就只有一条路，你就放心大胆奔前走吧！哈哈，我这是说笑话儿了。”
他们趟着水顺着山谷往前走。山谷里闷热。脚下的烂叶，也在蒸发。
天空出现了大块黑云，压下来，像一架大夯一样。
老佃户说：
“不好，要变天了。我们赶紧上山。”
老佃户走得很急，像有什么追赶他，跑出山谷，爬上一条山道，他攀着石角猛上。老温还没有穿上鞋袜，跟在后面说：“你别安心拉扯我吧，就是下雨，这里也不会发水冲房。”“你没有吃过什么亏，就不知道对什么害怕。”老佃户说，“赶快走，不然我们就会过不了前边的河。”
四面的山峰全叫阴云盖住，雨声就在耳朵里怪叫，可是并没有一滴落在眼前。他们爬过山梁，老佃户带他们急急的过了河。这是滹沱河的前身，现在水还只涨到膝盖以下，可是在过河的时候，老温跌倒了好几次，那水流好像叫什么大力量压下来，一人高的石头，在河身里翻动着。他们过了河，又急急上山。直等爬到山顶，雨也下起来了，老佃户才停下来喘喘气，对老温说：“往上流看，现在你可以看看山里发水的情形了。”
在大雨里，老温转身看滹沱河。山洪像一堵横泥墙一样，从山谷压下，水昂着头，一直漫到半山腰。水往下行走，好像并没有什么声响，可是当水头接近他们站着的山脚，他们觉得这座山也摇动起来。洪水上面载着在山沟潜没多日的树枝树叶，载着整棵的大树，载着大大小小的野兽牲畜。
“多么危险哪！”老温打了一个寒噤说。
“这场水是发大了。”老佃户说，“你们那里也要受灾了。”
“不知道我们那里堤修得怎样？”老温担心的问芒种。
芒种只是直着眼望着那向东方奔溢的洪水，没有回答。
八十
部队爬到了长城岭上的关口。这个古代的关口，它的本身并不高大，像一个小小的城门洞。它的关系重大，成为攻战的焦点，是因为它所处的这极端险要的地位。
古长城沿着山顶的外斜坡筑起来，也并不显得很高大，它的防御的能力，同样表现在它是建筑在这样连绵起伏的高山上，它所凭依的山峰是群山中的突起的脊骨。这山好像不能再高再险了，而在它的上面又筑起了堡垒，守卫了兵士，施展了弓箭。
长城和关口都有些残破，砖石被风雨侵蚀，争战击射，上面有很多斑驳。通过关口的石道，因为人马的践踏，简直成了一道深沟，可以想像，曾经有多少人马的血汗滴落在上面。
在洞口石壁上，残存着一些题诗，一些即兴的然而代表征人的想像的断片的绘画，一些烽火熏烤的乌烟。
风从关口外面吹进来，关口外面是应县大川。河床宽阔，布满乱石，河身不定的桑干河水，流在南北相峙的高大的山峰之间。河水很有力，冲击着乱石，在夕阳照射下，翻起滚滚的沙浪。河上有一排刚刚打好的长长的木桩，沿岸的居民正在上面铺搭木板，以备部队通行。
站在关口回望，在关里，除去那挤到一块的一排排的山谷山峰，就什么也看不见了，那些人烟，那些河流，完全隐蔽起来了。太阳还没有落下，圆圆的月亮就出现了，她升起的很快，好像沿着长城滚过来。有一大群山羊，这时还没有下山，黑色的羊群在岩石上跳跃着，沐浴在落日的红光里。那个背着水斗饭袋的中年牧人，抱着牧羊的小铲，向着阳光坐在长城的墩台上。
你啊，是回忆着古代的频繁的争战？还是看见新的部队出关，感到你和你的羊群有了巩固的保障？
战士们在关口休息了一下，他们爬上城墙，抚摩着那些大砖石。不知道由于什么，忽然有很多的人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来，一时成为全连全队的合唱。他们的心情像长城上的砖石一样沉重，一种不能遏止的力量，在每个人的血液里鼓荡着，就像桑干的河水。歌声呀，你来自哪里？凌峭的山风把你吹到大川。古代争战的河流在为你击节。歌声呀，唱到夕阳和新月那里去吧！奔跑在万里的长城上吧！你灌满了无穷无尽的山谷，融化了五台顶上的积雪，掩盖了一切的呼啸，祖国现在就需要你这一种声音！
出关以后，往下去的道路很陡很难走，但部队很快就从一个山谷里走出来，到了宽阔的川里。过了流沙乱石的桑干河，沿着北山坡向西走，远远的前面有一个大村庄，显出一带红色的围墙和一片金色的脊顶，那是一座大寺院。
进村的时候，部队通过一座上面有雕刻得很好的栏杆的石桥，溪水在下面流过，它那清澈的水色和淙淙的声响，很能解除人们的长途行军的疲乏。
在寺院的山门前面有一个大场院，这场院的规模，叫芒种和老温看来，简直不亚于他们当雇工时从事劳动的场所。场院里有几垛莜麦秸和玉米秸，有十几个农民正在那里收拾晒好的粮食，有一个中年的僧人，手里拿着念珠，在那里监视着。
“这都是寺院的佃户。”部队里有个山西人对老温说，“这里的大寺都是地主。”
那个拿念珠的僧人不断的向战士们合掌致敬，含着笑说：“同志们，辛苦。团部就住在寒寺里，你们也可以休息了。”
部队在这里过夜，上级告诉战士们要尊重佛教的风俗，保护寺院的文物。那位僧人是大寺的“总务”，临时兼着村庄的粮秣委员。
“我们欢迎抗日的部队。”总务僧人对战士们说，“我们寺里就可以住下一个团。”
这个僧人还分班率领战士们各处参观。战士们并不进到佛殿里去，只是站在庭院中间，看看那些精雕细镂的红油隔扇，和殿顶上光亮耀眼的琉璃。
老温问：
“为什么盖房用那样大的瓦块，总有五斤重一个吧？”“这里好刮大风。”
僧人说，“瓦轻了就叫北风卷走了。”
僧人在战士们面前，很像一个村干部。今天的晚饭是：莜麦面荷拉，素炒茴子白。
吃过晚饭，老温看见他们住的偏院里有几匹马，缰绳系在大石碑座上。
几个通讯员站在旁边。
“哪个的马？”老温兴致很高。
“地委书记和专员的。”一个通讯员说。
“借你那手电筒照照。”老温说，“我看看你们这牲口。”
通讯员只好给他一个一个照了照。
“喂得很好。这地方草肥。”老温说，“这匹白的一定走得好，就是脑袋长得笨了一些。”
他说完就到屋里睡觉去了。这一条大炕上，还睡着十几个小和尚。那些小孩围着战士们，不肯去睡觉。老温说：“像你们这样大小的，一共有多少？”
“可多了。”孩子们说，“十五岁到十八岁的就有一百多个。”
“你们愿意当八路军吗？”老温说。
“愿意。”孩子们齐声答应，“我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办法才当和尚的。我们愿意跟你们走。”
这一晚上，老温想起了童年见过的那些佛事：超度和经棚。他听到了前院佛堂里的诵经声，他忽然想到了他那在子午镇的妻子，好久不能睡着。
他想：明天请芒种给家里写封信吧，把在这山地里见到的一些新鲜事由，说给她们听。
八十一
自从门婿高疤叛变八路投降了张荫梧，经常在附近扰乱，俗儿也跟着走了，乡亲们早把他们看做汉奸，老蒋却并不以为耻，那团长老丈人的身份，也不愿下降。他自己想：女婿是“中央军”，这比起过去响马时代，自然是一种明显的高升，就是比起在八路的时候，论官职势力，也不见得就已经低人一头。别人议论是别人议论，最后的胜利，也许说不定就落在老蒋的身上。
女儿随夫潜逃，他也不觉得是她的失算，还认作这也是跟着男人走马上任，是他蒋门的无上光荣哩。
在村里，他还是倾向田大瞎子。田大瞎子自从芒种、老温相继参军，老常当选村长，一力向外，这老奸在农业经营上，有了个退一步的策略。他觉得这年月，多用长工，就是自己在家门里多树立对头人，非常不上算。可是不用人，这些田地又怎样收拾？田大瞎子并不愿意卖地变产，他觉得这份祖业不能从他手里消损丝毫。他屡次从祖先家簿上查考评定，他这一代，还应该算是手头上有几招的人物，绝不能轻易就向这群穷光蛋低头认输。可是近来负担也实在重，八路军的合理负担，非常不合理，不用说了；中央军偷袭，日本侵占县城的时期，村长是由他的手下老蒋担任，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蒋政权了，汉奸日本人对他也并没有放松。因为论起油水，有眼的人就会看到，在子午镇，只有他家的锅里汤肥。村中地亩册上既然登着三顷地，多么有人情，也得出血。
田大瞎子想减轻一点负担。他想了一个既下落败家的声名，也不减实际的收入的办法，左掐右算，觉得万无一失。然后置办了一桌酒饭，找了个晚上的工夫，把老蒋请了来。“好久不喝你的酒了。”老蒋好像很抱歉的说，“今天为什么这样高兴？”
“高兴什么？”田大瞎子说，“我是找你喝杯愁闷酒。”
老蒋也就装起愁眉苦脸的样儿，以适应主人的心情。并且大箸夹菜，大口喝酒。
“小口着点。”田大瞎子严肃的说，“我们是壶中酒，盘中菜，细水长流，光为的多说说话儿。”
“有话就说吧。”老蒋放下筷子。
“我想卖给你点地。”田大瞎子又把那一只好眼闭起来说。
这对于抱了田家多年粗腿的老蒋来说，简直是完全出乎意料。
“不要开玩笑吧。”他说。
“是实在话。”田大瞎子说，“我不愿意多用人。多用一个人，就多一个出去开会的，田里的庄稼还是收拾不好，生气更是不用提。”
“这倒是。”老蒋首肯。
“因为这样，我想卖地。”田大瞎子说，“我家没有坏地，当年买地的时候，都是左挑右拣，相准了才买的好地。我卖出去，自然也得找个相好知心的主儿，便宜不落外人。现在村里，就是咱两家合适。”
“可是，就是你肯，我也没钱呀！”老蒋说。
“当给你。价钱定低一点。”田大瞎子说。
“我一个钱也没有。”老蒋说。
“那我就不要你的钱。”田大瞎子说，“你只挂个买地的名儿，地让你白种。”
“打的粮食呢？”老蒋说，“负担呢？”
这是个复杂的难以议定的条款，直到半夜，老蒋才自认帮忙，答应下来。走出大门，他觉得田大瞎子，实在不好惹。
达成的协议是：畜力由田大瞎子担负，打下的粮食，除去支差交公粮，全在夜间背到田家。如果不方便，则由老蒋背到集上出粜，把粮价交来。老蒋想：这真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只是为了“交情”，他不好反驳。
确定的地块，是老蒋家房后身那三亩。这确是一块好地，原是老蒋的祖业地，那年水灾，老蒋没吃的，又要陪送长女，磨扇压着手，田大瞎子乘人之危，捡便宜强买过去的。现在，他叫老蒋在亲人的骨肉上，挂上虚假的招牌。虽是老蒋，也觉得有些难过。
一切仪式，全像真事那样进行。规定了一天，在老蒋家里摆买地的“割食”，请到了地的四邻，中人很不好找，也算找到了两个。酒饭是老蒋预备，田大瞎子花钱。吃罢饭，写了文书，点了地价，这钱自然也是演戏的道具。
老蒋也有他得意的地方。无论如何，从今天起，村里传出这样一种风声：田大瞎子不行了，现在去了村北的地；买主是老蒋。除去两顿酒饭，这一点虚荣，也够老蒋过几天瘾。
一到开春，老蒋借来田家的牲口，把地耕耙了一下。田大瞎子不放心，站在地头上，问：“你打算在这块地里种什么？”
“你说哩？”老蒋小声说。他没使过大牲口，只担心骡子惊犁。
“随你种什么吧。”田大瞎子转脸往家里走，“看你耕的地，还不如狗舔的匀实哩！好地也得叫你糟蹋了。”
这块地头起有一条绕村边走的小道，断不了有路过的人。
有和老蒋认识的，看见他耕作，觉得新鲜，就停下来问：“老蒋，给田家做活吗？”
“你怎么看我是给他家做活？”老蒋翻着白眼说，“我自家的活儿，还做不过来哩！有对事儿的人，你给我留点心，我想雇个月工哩。”
“新买的地吗？”行人问。
“对啦，你们村里有去地的户，也给我注意点。地块大小没关系，最好是离我们村边近点，种着方便。”老蒋说。
“大骡子也是新买的吗？”行人笑着问。
“这还没定准。”老蒋说，“先拉来试试。这牲口，碾磨上倒好，拉犁有些瞎仗。你看到有合适的好牲口，也给我注点意。”
老蒋东一犁西一犁的耕完地，又累又饿，把牲口牵还田家，不想回家做饭，就到了西头卖烧饼果子的何寡妇家里。何寡妇正坐在门限里，用手数那卖剩的“货”。见老蒋进来，连头也没抬。
“你说，人就是这样，”老蒋大声说，“没地的时候想地，等有了这么几亩啊，可也真够操心受累。”
“听说你要了地。”何寡妇数完货，把那装货的油柜子抱在怀里说，“真的吗？”
“有那么几个闲钱。”老蒋有些抱怨的说，“我本想存在你这里换烧饼吃，可是人家劝我置些产业。现在交完地价，还剩这么个零头，要是换烧饼，就够我吃这么一年二年的。先来一套。”
他过去掀开何寡妇的柜子，挑好一个烧饼一个果子，夹在一起，“蛤蟆吞蜜”的吃起来。
“再来一套。”吃完了说。
“可是要现钱哪！”何寡妇说。
“崩不了你。”老蒋站起来一抹嘴，“明天我一总把钱带来，把钱放在你这里我放心。
你最近出去说媒来没有？”“你问那个干什么？”何寡妇说，“现在可不兴那个了。”
老蒋笑嘻嘻的说：
“你看我种上这么几亩地，顾了外头顾不了家里，做半天活儿，谁还愿意爬锅做饭？有合适的，你给我说个人儿。”“哪里一下子就有合适的，”何寡妇说，“你有钱就每天到我这儿吃烧饼吧。”
“那也行。”老蒋往外走着说，“可也不是长远办法。你留点心吧，咱这年纪，大闺女是不好说了，弄个寡妇什么的，我看满行。”
八十二
老蒋的行迹和关于他的风传，引起村中很多人怀疑。有人猜是那汉奸女婿给他捎来的款子，不知道有多少。嚷嚷的厉害了，村治安员也来找老蒋谈了两次话。
起初，老蒋对于那些传闻，暗暗得意，还不断造作一些新的材料，促使那传说更为有声有色。可是一到治安员要和他谈话，他就恐慌起来，甚至想消声敛迹，也觉得来不及了。
在这些村干部里面，老蒋最怕的是治安员。老常虽是主要干部，那原是个老实人，嘴头上不行，心地更良善。春儿虽说兼着小区委员，嘴头上也不让人，可到底是个女孩儿家，好脸热害羞，老蒋也不大怕她。唯独这个治安员，他觉得最难对付。说起来，治安员也是个庄稼人，小的时候在外面学过几天手艺，见了人也不好说话，可是那眼睛总好像是在打量着。
每逢遇到他，老蒋不知道为什么，总不期然而然的，对他表示十二分的客气，从心里又愿意远远离开。
治安员头一次来了，没说什么，屋里院里转转。老蒋说：“治安员，找我有事吗？”
“没事，闲转转。”治安员说着走了。
第二次又来了，坐在炕沿上抽了好几锅烟。老蒋觉得他那眼把山墙立柜都看穿了。又问：“治安员，有事吗？”
“听说你要了几亩地。”治安员说。
“是要了几亩。”老蒋对答这个问题，早有几分准备。“我从心里是赞成抗日的，八路军给了我很大教育。这年月，闲人懒人吃不开，谁也得抗日生产。你知道，过去我游手好闲，帮财主家，吃眼角食，现在我要改邪归正，就要了几亩当契地。”
“你哪来的这些钱？”治安员问。
“这几年我省吃俭用，积攒了些。另外，那天在集上，卖了俗儿几件衣服。”
治安员没说什么就又走了。老蒋虽然对答如流，没有漏洞，可也总觉得这是块心玻他很后悔和田大瞎子订立的盟约。他想来想去，总得在这几亩地里找些便宜，不能完全按照田大瞎子那如意算盘去做，干担嫌疑。他决定在这三亩地里栽瓜，为的一来可以零卖些钱混点账，另外这一夏天，可以闹他个“西瓜饱”。
可是说起栽瓜来，他更是外行。他只知道什么瓜种好吃，究竟瓜籽怎样安法，尖朝上还是朝下就把不定。另外，想到整天蹲在瓜园里松土压蔓，也实在腰痛。他想搭个伙计，自己当个不大不小的东家。想了半天，他想起春儿的爹吴大樱这老头子年上从关外回来，呆在家里没事做，是百里不挑一的种地的好手，为人又忠厚让人。老蒋就找他去商量。非常顺利，吴大印一口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