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中国艾滋病调查》》 · 高耀洁 · 2026-07-25
山东有一户憨厚的陈姓农民，夫妇二人都已50多岁了，身体很好，家里有十几间瓦房，十几亩地，养有600多只鸡，三头菜牛，是当地比较富裕的农户。他们原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不幸的是，一次意外事故使他们中年丧子。听说高闯的身世以后，妻子难过得直哭，就让她娘家弟弟刘某去接高闯。刘某到了之后，高闯拿着自己的几件破衣服，寸步不离他左右。夜晚刘某住在旅社里，高闯趴在他的床边不走，生怕刘某万一又不要他了。
高闯临走的时候告诉他奶奶：“奶奶，我去山东上学了。”他奶奶回答：“你愿到哪儿就到哪儿，你死了我也不管，你到谁家‘妨’谁家……”
高闯就这样“闯”进了山东。一进养父母的家门，他就叫了一声：“爸爸、妈妈，我来了！”陈家父母大哭，一把将孩子搂到怀里……
2002年6月16日下午，笔者见到高闯时，他长胖了，精神也很好，生活得很快乐。每天除上学以外，他还帮助他的养父母拾鸡蛋、打扫院子等。陈家父母一直夸他懂事，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复旦大学有一位姓高的教授，来信提出愿意资助高闯读书，并已给他汇去500元学费。
高闯啊，你由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闯进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又得到了一位大学教授的关怀和支持，希望你继续“闯”下去，“闯”出一条成才之路，“闯”出一个光明的前途！
2004年暑假，高闯小学毕业了。他在小学期间学习成绩不错，初中上的是县三中，这是一所封闭式管理的寄宿学校。8月20日开学了，他和邻村的艾滋孤儿颜××一起高高兴兴进入三中。他们的学费由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缴付，生活费由广东龙老太太供给，每人每年1000元。如此安排，皆大欢喜。请看三中主管初中部的副校长的来信：
尊敬的高教授：
您好！
您的汇款收悉，敬佩之时，代陈××、颜××以表感恩！
……
感动中，向您汇报他们近期情况：他俩学习上很投入，生活上能适应。对他们心理上、学习上的变化，班主任、年级部都在仔细关注，发现情况及时谈心，对此，也请您老放心，我们会牢记您的叮咛，以自己的良知全力照顾好他们，对我们的不到之处，敬请您老指正！
……
×××
2004年9月5日
收到此信后，我以为现已改名为陈××的高闯他们可以安心地读书了。殊料，9月23日收到高闯的来信，读后真令人难过。
（老）姑奶奶（：）
您好！您近来身体还好吧！（老）姑爷的身体还好吧！
我们俩来三中已经三个星期了，对三中的具体情况还不是很了解，才迟迟没给您写信。
（老）姑奶奶，您为我们这些孩子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和精力，我知道您还在为别的不幸孩子拼命、努力工作着。但是，我非常担心您的身体健康。
下面让我介绍学校的情况吧！
课程比较紧，住宿学生不准出校门，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的，还有具备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交（教）我们，我感到特别荣兴（幸）。
住宿差得可想而知了，住宿紧点没关系，房屋还多处漏水，要是碰到下雨天，就会有许多同学没有地方睡。
我们俩的包也被别人翻走了，有二十张信封、书、钱、表、本子等东西被别人翻走了。
还有一点，学校开学都快一个月了，我和颜××的书都还没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师再好，教得再好，光用脑子记是不容易的，有课本可以写到书上，时常看一看，念一念，就不会忘这么快了，就写到这吧！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俩就写了一封信。
祝：全家欢乐，节日快乐！
陈××
颜××
2004年9月16日
高闯的遭遇，可以视为孤儿中的代表。他有读书的机会，他有个家，比其他孩子还好一些。学校环境又在和他“作对”，这该怪谁呢？不知高闯何时才能闯出逆境！
她何时才能走出苦难
高燕（化名）是一个不幸的艾滋孤儿，国内外多家媒体曾报道过她的遭遇，许多好心人救助过她。在她走投无路之际，被某县李氏夫妇收养了。许多人都认为，她从此可以安心读书了。可是，悲剧却无视人们的美好愿望，还在延续。
“弄瓦”之不如
古时生男孩称“弄璋”之喜，生女孩称“弄瓦”之喜，高燕却是“弄瓦”之不如也。
高燕生于1987年12月，一出世就招来了高氏全家的厌恶。她奶奶不耐烦地说：“你妈没出息，生个女孩，粪坑还噘三天嘴，我儿子太倒霉了！”懵懂无知的高燕成了高家“人见人烦‘妨人’的臭丫头”。在家里，她奶奶、叔叔谁都看她不顺眼，经常以白眼相待，骂她“扫门星崽子”，意思是说她妈是个扫门星，有时甚至踢她一脚，打她一拳……
5岁时，有一天她端着碗吃饭走得快了，摔倒在地把碗打碎了。小孩摔碗本是一件小事，可是惹恼了她奶奶和爸爸，说她没有用、笨蛋，拼命地用棍棒往她身上、头上乱打。邻居看不下去，出来劝解。这时高燕的前额已被打出了二指多长的伤口，血流如注，已经昏迷了，她爸嘴里还喊着“打死她”、“赔钱货”。她妈很心疼，实在看不下去了，哭着把她抱到村卫生所，医生在她前额发际处缝合了三针，才止住血。据高燕回忆说：“他们打我的经过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躺在床上脸肿得看不到人，十多天后才好转拆线……”这次毒打使她落下了“轻度脑震荡后遗症”，有时一“迷糊”，脑子里就一片空白。
2001年3月30日，我见到了14岁的高燕和她11岁的弟弟，此时高家一贫如洗，连个破烂也找不到。唯一的财富，是北屋东间一个大麦囤，内有几千斤麦子。高燕在院子南边一间没顶的房子里哭着做饭，她说：“我爸爸病得这么重，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我这么小，不让我上学，我能干啥？”可是她父亲说：“女孩读书没有用，闺女像根草，长大就锄掉了。读书越多，将来彩礼越少。”
我问高燕：“你想上学吗？”她泣不成声地说：“想！就是没钱交学费。”这时我才想起追问2001年1月15日和3月8日，我分别给她家寄去300元和100元人民币的事。她父亲有气无力地说：“听说省城有人往俺村给病人寄钱，别人都收到了，我没有收到。”后来经过再三查找，结果令人非常吃惊：这400元钱，被高燕她四叔偷偷取走赌博了，两个孩子怕受四叔打骂，不敢吱声。
2001年7月25日，我又把300元钱寄往她弟弟就读的小学校长处，好心的校长送高燕到一所中学复学了。2001年8月19日，高燕父亲去世，25日我又寄去500元，她奶奶把钱取走，只给了她70元钱。在2001年的全年里，我先后给他们寄去1100元，两个孩子只得到370元。她们家中的东西，包括那囤麦子，全被她的几个叔叔拖走了。
失去双亲几经磨难
1993年至1996年，高燕的父母为了致富多次卖血。1999年春，她父亲开始发烧、咳嗽、胸闷，身体日渐消瘦，经医生检查确诊为艾滋病。几个月后她母亲也开始发烧、呕吐、腹泻，一病不起，经医生检查诊断也是艾滋病。夫妇两人丧失了劳动能力，天天看病吃药，失去生活来源，积蓄也花光了。正在读初中的高燕，无奈辍学，在家服侍生病的父母。她父母先后于2001年1月和8月死于艾滋病。父亲临终遗嘱，让她弟弟跟她五叔生活，家中的七亩多地让她五叔来种；而她则跟她的姨妈生活，待长大后让姨妈给她成个家，把她打发了（嫁出去）。高燕住进了姨妈王家之后，也没能逃脱她叔叔对她的折磨：2002年5月2日，她叔叔找到她，让她给原来她们家的房子交电费，她不给。当天深夜，他叔叔就跑到她住的地方对她进行毒打。
姨妈又对她如何呢？据邻居说：“刚开始前两个月还可以。谁知她姨妈有个34岁的儿子，嘴歪眼斜，好吃懒做，不务正业，找不到媳妇，竟然打起了高燕的主意……她不从，他们就一齐打她，不止一次让她跪在钉有250个钉子的木板上，打得她皮破血流，衣服粘在身上脱不下来……”
在忍无可忍、生不如死的情况下，高燕于2002年7月29日哭着给被外地好心人收养的弟弟打电话。她弟弟现在的舅舅刘某给我打电话，说高燕想去他们那儿，当地一户姓李的人家同情她的遭遇，表示愿意收养高燕。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在她姨妈家受虐待的情况。
2002年8月4日天刚亮，高燕就站在县收费站门外一个公用电话亭旁边，等候来接她的恩人。一直等到下午4时许，高燕终于等到了他们。他们一行五人什么行李也没带，两手空空，于次日一大早乘汽车返回李家。
高燕姨妈扣留了她的户口本、衣物等日常用品和别人给高燕的1900元捐款。一周后，她姨妈开始给李家打电话，此后更是电话不断，让高燕回去“上学”，说户口迁不出来，甚至要去李家接高燕回去。高燕明白是怎么回事，断然拒绝了。秋季开学了，高燕到当地一个镇中上学。在此期间，她姨妈仍然贼心不死，企图把她骗回去关起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不该发生的事情
高燕的姥爷（外祖父）是上世纪40年代黄埔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姥姥（外祖母）也有些文化。姥爷去世之后，姥姥随女儿生活，照料高燕。刚满两周岁时，姥姥就教她学习认字，她五岁半就进入本村的小学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连校长都说：“不要看她人比较小，学习就是好。”小学毕业后，她又以193分（满分200分）的成绩考入当地的重点初中。2003年夏，高燕被姓李的人家收养后进入当地三中高中部后，学校一直让她免交学费，由于学习努力，成绩逐步上升，高一第一学期期终的总成绩在600多分。
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一直为某县的艾滋孤儿交学费。2004年2月6日，我和杜先生去给孤儿交学费时，找高燕的班主任询问她的学习情况。这位班主任说：“高燕的学习成绩不好，只考了200多分；视力下降，看不见黑板上的字；性格内向，和全班同学都不说话，一年来很多同学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组织纪律性差，自己拿起书来坐在最后一排，也不报告老师，自己孤立自己，我曾经找她谈过一次话。”
高燕学习成绩下降的情况使我很吃惊，随后我找到她所在学校的高中部主任，他说的内容与班主任基本相同，还说：“高燕精神压抑，不与任何人沟通，我担心她会得精神病，我们正准备找家长谈一下她在学校的情况。”
我信以为真，由于当时收养她的李氏夫妇外出打工不在家，我就把高燕一个人叫了出来，询问她的学习情况。她缩着脖子，低着头，一言不发，追问再三，才吭出句：“老师扣了我的分……”再往下问，一无所得。我只好掏给班主任100块钱，麻烦她费心给高燕配一副眼镜（事后得知，她拖了三个月眼镜也没帮高燕配，钱也没有还给高燕。在李母的多次追问下，6月中旬才把这100块钱要回来）。于是，我和杜先生商量，高中七门功课才考了200多分，已没有再读下去的必要，不如让她转中专或技校吧，学一技之长，将来也好有碗饭吃。杜先生说：“你看让她学缝纫还是学烹调？她适合学什么专业呢？学导游或开汽车，将来就业机会多，可是她又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不然让她学电脑吧，将来当个打字员，行吗？”我们再三商量，给高燕寻找适合她的生活出路……
后来，我又委托一位大学生到学校找高燕谈话，她回来说高燕精神很正常，而且从谈话中感觉高燕的文化课底子还不错。
2004年3月10日、29日我又赴三中两次，和高中部主任谈话，他一本正经，重复高燕太内向，精神压抑，学习不好，说得有声有色。我又找到了校长，他也说高燕学习不好。
6月6日，我和杜先生又一次去该校探望艾滋孤儿，一进学校门刚好遇到李母。她告诉我们：“我发现高燕考得不好，找了校长几次。上个月学校说高燕的考分和一个名字音同字不同的女生弄错了，考200多分的是那个女生，高燕考了600多分，现在又换回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猛然一惊，当即到校长办公室。校长主动笑着对我说：“高燕学习不错，上一回把考分弄错了，现在又换回来了。”向高燕了解情况后，我认为即便同名同姓，那也还有考号和座位，分数登记绝不应该弄错。何况，那时高燕在二班，考200多分的学生在六班，又不是一个班主任，更不可能弄错。为什么到3月份才突然把她俩都调到十班，那个学生又主动找高燕交朋友呢？我又见到了十班的班主任，这次她完全换了一种口气对我说：“高燕学习很刻苦，吃完饭就学习，七门功课考了630多分，成绩很不错……”我再次发出疑问，我认为考分不是无意弄错，而是有意的换分！究竟出于何种目的？为什么要这样做？背后是否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该县因高考顶替，曾在2001年被中央电视台曝过光，中央电视台记者得知此事后，感到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换分案例，打算深入采访。为了不使事情败露，高燕原来的班主任竟对她说：“我认为关注的人越多，你就越容易产生自卑感。最好避开外援，比如记者采访等，他们一次次揭开你的伤疤给别人看，我认为这样很残忍……”
2004年7月8日，该县副县长、教育局局长、纪委书记，带着高燕和另外一个孤儿静静、县电视台的记者一行十余人来到我家。副县长首先要求不要曝光，并说该校校长和高中部主任已被免职，关于换分事件的来龙去脉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处理结果一定会让我满意。教育局长和纪委书记也这样说。我告诉他们，高燕一定要转学，离开她现在所处的环境。当时他们没有同意。8月20日，那位副县长给我打来电话时，我把高燕的心理状态和不幸遭遇告诉了他，他同意高燕转学了，并愿意去做李家的工作。
成了李家的摇钱树
前面已经提到，高燕是2002年8月5日被李家收养的。尽管村里有人向我反映说李家不是真心收养孩子，他们是为了捞钱等等，但从表面上看他们还可以，说得也很动听，我对此将信将疑……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后来我才得知，从2002年9月份开始，李母稍不顺心，就拿高燕出气，并以“不要你，把你送回你姨妈家”来威胁高燕。因为高燕摔碎了一个暖瓶、刺破一次自行车轮胎就对她辱骂不休。2004年8月20日，为了转学问题，一直吵到凌晨3点也没有停止。邻居看不下去过来劝解，叫高燕到她姑姑家住了一天多才了事。
李母还生性多疑，限制高燕与外界，尤其是和李母关系不好的人家接触，甚至不让她去奶奶家，不让她和同在一村的弟弟说话。外来信件、外发信件，必须先念给她听，高燕念过，再让她儿子念一遍，若有不合意之处，她便大发雷霆！
对于他人资助，她表面上声称不要，其实一次机会也不放过。有一次一位记者给了高燕1000块钱，她这屋赶到那屋找高燕把钱要走。高燕在李家住了两年零27天，有据可查，李母共收了6300块钱。李母对外声称高燕每年花她上万块钱，而实际上，高燕在三中每三周从学校回一次家，一次才用她40-60块钱，吃得很差，大便秘结，蹲在厕所里一两个小时也解不下来，有时七八天才解下几个干粪块，肚子胀得睡不着觉。李母对高燕的态度，有时她婆婆都看不下去，背着人悄悄给高燕一点钱或食物，按高燕的话说：“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俺奶奶……”
杜先生曾给高燕一支英雄钢笔，也被李母藏了起来。别人赠送的书本、学习用具、礼物等，她是来者不拒，一概藏起来，贪得无厌，多多益善。请看高燕的同学、孤儿静静的来信中是如何说的：
敬爱的奶奶：
……
奶奶那一次让×××（指李母）带走的衣服和鞋子都让可恨的×××挑了一遍，全部都换了，虽然这里面没有什么好东西，但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自私品质。
……
2004年8月14日
从法律上讲，李家还没有正式办理领养高燕的手续，连户口也没有迁入当地。高燕仅在她家住了两年多，好心人捐给高燕的钱和物品，几乎全部落进了李母的腰包。许多情节令人不可思议，高燕也不说，直到2004年5月看到相关的报道后我才如梦方醒。
李母，我是自高燕去后才接触认识的，表面上像一个心直口快的农妇，我没料到她实际上是一个挑三拣四的敛财奴。满嘴假话，喜好自我吹嘘，贬低他人，挑拨事非，谁不合她的意，就把人家说得一钱不值。例如，她与大队支书关系不好，就说支书今天要了别人的钱，明天又拉帮结派。最过分的一次，他们县的谢某，有40多岁，唯一的儿子在上大学的路上出车祸不幸丧生，他痛不欲生，很想要个小孩。有个艾滋孤儿11岁（长得像8岁的样子），支书给了谢家收养。李母竟造谣说谢家有六个女儿，根本没生过儿子，哪有什么车祸呢？她到处打电话说，我和杜聪先生听后感到问题严重，谢家已有六个女孩，再要一个孩子，七个孩子如何能养活呢？于是我们专程雇车赶到当地了解谢家的情况，实际情况是谢家根本没有女儿，唯一的儿子确实死于车祸，现在孤儿在他家生活得很好。真不知她编造这些谣言用意何在，还害得我们白白花了近千元钱。
另外，她口口声声到处说高燕的考分被换是她发现的。但是她目不识丁，我们对此虽然心存怀疑，但杜先生还是表扬了她，为表示感激，给她买了一块手表。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事是《齐鲁周刊》的记者发现的。因为据高燕回忆，大约是2004年4月的一天下午6点钟左右，一位削着短发、大眼睛的中年女士来到三中找到她，对她说：“我是《齐鲁周刊》的记者，找你已经一个多小时了，我们一直很关心你的学习。刚才，我找你们班主任，她告诉我你学习不好。我提出要看你的成绩单……”记者走后，学校告诉她把考分弄错了，然后她又告诉了李母。李母便就此大做文章。
2004年8月29日，我和杜聪先生、中央党校靳薇教授一行七人去送高燕转学，李母陪同前去。因为那天是星期天未能办成入校手续，经办人让我们在宾馆等候到次日办理。李母提出自己陪高燕等待，于是我们把她们母女安排妥当后，于下午3点启程返回。岂料她5点钟就带着高燕回家了，并威胁高燕说：“你要去转学，你姨再来电话，我们不管了，你自己来处理吧！”还逼着要高燕打电话对我们说：“三中老师对我很好，我一定要去三中上学，其他哪里我都不去。”可是高燕在电话中哭着求救，她说：“我不去三中，三中换我的分……”次日（8月31日）我们先找到县长，县长派县教育局局长、乡文教主任等一行11人再次赴高燕家与李母谈判。李母又耍她那一套伎俩，大喊大叫，但嘴上说高燕到哪里上学她都同意，且连说十几遍。见此情景，靳教授当即领高燕乘小车离开了村子。至此，高燕才脱离了困境。
高燕走后，李母失去了摇钱树，气愤之余经常来电话骚扰我。每天打三五次电话，吵闹不休。9月3日，她在电话里边哭边闹，一个电话打了一个半小时，闹到夜里11点半，口口声声说天下人都知道，高燕永远是她的女儿。
分散抚养的艾滋孤儿现状
艾滋孤儿是被艾滋病夺去生命者的遗孤，他们并没有感染艾滋病，是健康的孩子，他们和艾滋病孤儿不同，后者是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儿童，不论是艾滋孤儿还是艾滋病孤儿，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因父母患艾滋病辞世而留下的孤儿究竟有多少？是1万、10万还是更多？谁也说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昔日的“血祸”造出了今日的艾滋孤儿，在艾滋病患者死亡的背后，每对夫妻通常都会留下一到三名孤儿，孩子的生活大多没有着落，更谈不上接受教育。这些孩子正处于学龄阶段，在饥寒交迫和歧视下失去了一切，就会成文盲、法盲，我真为他们的将来担心！
有人问现在防艾工作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我说，关键是孤儿，中心是孤儿，第一位的是孤儿问题，其他问题次之！否则，可能导致民族的灾难！
在山东，一些好心的农村家庭出于同情和爱心，收养了其中的八个孩子，在我的老家曹县有六个。这几个孩子又有了自己的家，又有了爸爸和妈妈，又有学上了。他们之外，还有更多无辜的孩子需要关爱，哪怕是一点点的温情。
在山东曹县苏集镇的五个村庄里，六个艾滋孤儿已经在新家生活了两年多，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4岁，其中有对姐弟分别被不同的家庭收养。
最小的艾滋孤儿是2004年6月被一对绝对不孕症夫妇收养的。孩子爷爷来信说，这孩子特别懂事，有些话说得像大人一样，并且听话，记性也很好，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让孩子上学读书，吃穿更不用说了。
小晗（化名）的爸爸说，孩子刚领来的时候，身上脏乎乎的，满是污垢。他妈妈把他放在澡盆里洗了几个钟头才洗干净，他的小手却死死地抓住脏衣服不肯放，原来他是怕扔掉后没有衣服穿！煮熟的鸡蛋剥皮后放在面前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吃，因为从来没吃过鸡蛋，并且只能数四个数。现在给他买了好几身新衣服，每天早上给他煮一个鸡蛋，他自己也会剥皮了。目前他已经能数几百个数，2003年秋季在村里的小学上学了。但因为他没上过幼儿园，总是坐不住，所以一年级读得不好，打算让他再上一年。
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来到这几个僻远的村庄，给孩子送去了开学要交的学费。杜先生承诺，今后将一直负责这些孤儿的学杂费。
9岁的小蕊（化名）开学就升入三年级了。小女孩很沉默，当杜聪先生问她开学要交多少学费，“一百零五块两毛”，小女孩发出蚊子叫般的声音。她妈妈抱起她，乐呵呵地说：“俺闺女可听话了，虽然这里的生活比不上城里，但是我们尽量让她吃好穿好。”小蕊拥在妈妈怀里，看起来很文静漂亮，身上没有一点孤儿的影子。她的老师说，小蕊上学期考了全班第四名。
一个叫熊小果（化名）的小女孩，11岁那年她的父亲得艾滋病死了，母亲被迫改嫁。2002年10月1日，山东曹县一户姓杨的人家收养了她，改名叫小静（化名）。
要开学了，小静在杜聪来之前的几个晚上老是做同一个梦。“梦见新爸妈没钱给我交学费。他们干活很辛苦哩！”小静说。她还有个可怜的小妹妹，父亲因艾滋病死时才生下来6个月。现在她刚5岁，因营养不良得了佝偻病。我后来又去他家，想带孩子出来，她80岁的爷爷说什么也不同意。原来竟是有人上她家造谣说：“熊小果被高医生卖了……”
还有一个13岁的孤儿，读到小学五年级，父母就因艾滋病死了，他一个人在家乡无依无靠，靠拾荒乞讨来养活自己。一个烧锅炉的工人看他太可怜，便租了一辆三轮车，把他送到了山东曹县，被高新庄村村长的哥哥收养。他上学的前一天，养母到城里给他买了一件灰蓝色的西装。第二天，他穿着去上学，同学们笑他像个“新郎官”，他撇撇嘴：“咋啦？这是俺娘给买的，俺爱穿。”现在这孩子在城里第三中学读初中。
13岁的高闯是中原某省第一个被山东农户收养的艾滋孤儿，到陈家后进入邻村的小学读五年级。他每天和村里的同学一起骑着自行车上下学。他人缘很好，能说会唱，他有了很多伙伴，2003年秋季升六年级考试成绩获全班第一，在县里参加比赛时，成绩名列前茅。2004年也升入三中读初中。
15岁的女孩高燕（化名）是最不幸的。刚进入收养她的新家，起初看起来还可以，但一年以后，才发现情况非常糟糕。新家的母亲限制她的通信等种种活动，把她作为敛财的“摇钱树”；学校对她也比较冷落，老师竟将她的考试成绩与别的学生对调。
由此可见，选择领养孤儿的家庭非常重要。事实证明，以不孕不育者或丧子家庭最为理想，声誉不佳的人家千万不能让孤儿进入。因为这些孩子缺少自我保护能力，一不小心便成了“才出狼窝，又入虎穴”，境况会更加悲惨！
多数艾滋孤儿分散抚养进入正常的家庭，能得到养父母的爱护，有了生活的保障，所接触的全是正常的伙伴、同学。几个月过去后，他们会慢慢忘记昔日的痛苦，精神集中在正常的学习生活上，这样有利于孩子的正常成长。否则，他们的生活问题、学习问题、心理问题都可能会葬送他们的前途！
这些可爱的孩子过早地遭遇了不幸，他们有相同的经历，集中收养容易产生不正常的心理。集中办孤儿院还牵扯到经济问题，如租房、工资、生活用品等等，会加重社会的负担。国际上并不推崇孤儿院这种形式，因为孤儿院会加重儿童的心理阴影，他们被社会看成另外一个群体，身心健康会差一些。现在美国对孤儿抚养有一种方式：找一对健康夫妻分别担任父母角色，负责抚养一个孩子，使孩子生活上得到的关怀和正常儿童一样，他的人格发展是健全的。
据《南方周末》2003年8月21日报道，2002年7月7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的第14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发布过令人震惊的报告：到2001年，全球已有1340万15岁以下儿童的父母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大致相当于美国5岁以下人口的总数。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2500万。
“单凭这些数字不能说明问题。”负责全球卫生事务的彼得森博士说，“这些数字没有反映出那些尽管父母还活着，但处于危境中的儿童。数不胜数的儿童生活在死神缠绕的父母身边，并且照料他们。这种情况带来的社会影响超过对孤儿本身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贝米拉说，国际社会面对这一孤儿危机的策略，首先必须加强和支持家庭保护儿童的能力。她强调：“事实上绝大多数孤儿和弱势儿童都生活在他们直系亲属或亲戚家，所以对家庭的支持至关重要。”这既包括对他们生存的直接支持，也有对他们的长远支持，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心理的支持。贝米拉认为：“更重要的是尽全力使他们平等地在学校接受教育。政府要为弱势儿童制定适当的政策和提供必要的服务，还要创造一个整个社会支持艾滋儿童的环境。”
歧视艾滋孤儿何时休
艾滋孤儿是被艾滋病夺走生命的人的遗孤，这些孤儿本身并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他们是健康的。只因为他们的亲人们生前感染了艾滋病，他们才受到无尽的歧视和冷落。
2002年春节，我接一批艾滋孤儿来我家过年，一下汽车，我就让他们到省防疫站做HIV抗体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证明他们都没有感染艾滋病，都是健康的孩子。但是，许多人对他们还是唯恐避之不及，首先就是我儿子。儿子过年前来看我，进家门第一眼看见孤儿就黑着脸，瞪着眼说：“快把孩子送回去，万一他们有艾滋病怎么办呢？”我批评他不学习、无知，他竟然一走七天不敢回来。我儿子是××大学78届文科毕业生，现为某大学副教授，竟然吓得年三十都不敢回家与父母共吃年夜饭。如此表现在我家里并非儿子一人。天啊！不知这种恐艾心理与行为何时才能消除？
我16岁读高中二年级的小孙女，就比她爸爸勇敢，她来我家两趟，把自己多余的衣物、文具、玩具等送给了小朋友。我问她：“你来给他们送东西，不怕传染艾滋病吗？”小孙女说：“奶奶不怕，我也不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艾滋孤儿是健康的，他们不会传播艾滋病，大家应当平等对待他们。正像有位政府官员说的那样，“社会上对艾滋病的态度问题，不仅是人道问题，而且是稳定问题、政治问题，不可小觑。”
社会上其他人对艾滋病更是有着形形色色的恐慌。30多年前我在大学任教时，曾救助过一个姓王的学生，后来她当上了主治大夫，现在退休了。她儿子开了大酒店，逢年过节她都给我送东西，领着她的小孙女，坐在我家说个没完没了。2002年除夕她送来一箱蔬菜，一进门看见两个艾滋孤儿，问了几句情况就说：“高老师今年过节还缺啥东西，你说一声我去办。”我让她坐下，她表情紧张，站在我家门口不到两分钟，就一溜烟地跑了。
无独有偶，有一个老同学更怕。她打电话说：“我要来你家玩，过节了咱们聚一下吧。”当听说有艾滋孤儿来我家过节时，她立刻决定：“等孩子走了，我再来。”
另一个大学同学来我家，看见艾滋孤儿，气冲冲地说：“老高，你真是个精神病，管这些孩子干吗？他们能活几天呢？”我说：“孩子都已经检查过了，他们没有艾滋病。”她说：“艾滋病这玩意，传染病嘛，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管这些人太没意思了。”还有一位微生物学教授说：“老高以后不要这么傻了，该享受享受啦！”
后来有一次，我领着两位艾滋孤儿去配眼镜，路上听说原单位的一位老领导病了，急急忙忙去看她。当时她瘫在病床上，我买了一些礼物，由于我年纪大了拿不动，让两个孩子拎着，她当时吓得不敢吃，事后她女儿打来电话问两个孩子有没有艾滋病，我说没有，她才告诉她妈说我送的东西可以吃。
幸亏我家当时住的这幢楼房准备拆迁，我住的这个单元，原有八户人家，现有只有三户了。我庆幸邻居们未出现异常反应，虽然如此，我还是过了一个异常冷清的春节。从这些现象看出，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教育太欠缺，人们对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认识不清，恐惧心理和恐慌行径已成了防艾的障碍，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正视艾滋病患者，加大防艾宣传教育的力度。
2002年2月10日晚，我在厨房做饭，高燕（化名）给我打下手，她说：“我爸爸妈妈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死得太早了。我经常晚上梦见他们，有时候白天不做梦也会看见他俩。一天我没有吃饭，饿着肚子回家了。我家的东西全被亲戚拉走了，我站在空空荡荡的屋子当中，突然看见我爸我妈回来了，他俩又说又笑，一前一后走进家门，妈妈手里还拿着一包馍。我迎上去，他们没和我说话，转眼间就看不见他们了。这真的不是在做梦，真的不是在做梦！”高燕流着泪问我：“高奶奶，人死了会不会有灵魂？”我说：“人死了没有灵魂，那是你心里想的。你好好读书吧，将来考上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我赶快把话题转开了。这次谈话，使我了解到艾滋孤儿的内心世界，他们是多么想念自己的父母啊！
艾滋孤儿春节期间在我家住了十一天，2月17日王霞把孩子们接回去了。他们走时带了五个大纸箱，里面装着各界好心人士赠送的百余件衣物和用品。大家送的压岁钱，已够孩子们一年的学费了。我相信带走的东西，王霞会转赠给更需要的人。愿今后有更多的好心人关注、援救这一弱势群体。
2004年5月的一天，某个一直宣称没有艾滋病的乡镇，突然来了一个求救电话说：“我哥哥嫂嫂得艾滋病死去两三年了，我无力抚养他们留下的三个孩子，求你给他们找个新家吧。”
5月12日，当我见到这三个艾滋孤儿时，他们贫寒的家境、凄凉的生活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破烂不堪的院落里，群蝇乱飞，臭气熏天，令人头晕。屋里屋外找不到一点存粮，孩子们的吃穿全靠基督教徒救济（因他们的父母生前是基督教徒）。孩子们自我保护意识淡薄，他们还有一颗容易受伤害的心！
15岁的大女孩病了一个多月了，她的右侧臀部及大腿疼痛难忍，不能走路，当地一个中医说：“你这是‘血脉不通’、‘经脉压迫神经’，吃了我配的中药就会治好的。”可是吃了却不见什么效果。更可怕的是，还有两个“神医巫婆”给她治病，说这病是中了邪，是她得艾滋病死去的父母缠着了她，让用她们的“神法”——枣树刺、臭鸡蛋子树刺、花椒刺三刺煮的水洗腿和服用所谓凡人看不见的“神药”与三个铜钱、七根桃树枝熬的汁，看一次要奉上5元、10元的“上香钱”，比看中医一次几十元省多了。一个多月过去了，女孩仍然在疾病的痛苦中煎熬着。
当我告诉某些人艾滋病患者及艾滋孤儿苦难的状况时，其中有些人，特别是某些有权有势的人不但不同情、不救助这些无辜的孩子，反而公开说：“他们的爹娘造了孽，就该他们受罪。”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够不再遭受歧视和冷落啊！
艾滋孤儿的出路在何方
原来我一直认为艾滋孤儿在父母双方或一方死亡之后，其他亲属会抚养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在经济上对他们的支援。1999年的下半年至2002年的上半年，我用三种渠道给孤儿寄钱，总计在8万元以上：
一，用稿费与讲课费汇给他们2万多元；
二，将我治好的病人付给我的报酬和采访记者的捐款汇给了他们；
三，宣传呼吁社会上的好心人直接给他们寄钱。
直到2002年7月我才得知，这么多钱绝大多数没有用到孤儿身上！如2001年全年我给某县艾滋孤儿姐弟俩总共寄了1100元，大多数钱被他们的叔叔拿去赌博了，两个孩子曾经有过三个月没有钱买盐吃！政府救济他们的一袋面粉、一堆煤及家里原有的电灯、电表，也被他们的叔叔抢走了！
更可恶的是还有人以招工为名，向艾滋病高发区的少女们伸出罪恶的双手，骗她们到外地去“卖淫”。如江苏的“金老板”，自称在苏州开有纺织厂，到某艾滋病村招女工，在那里招了六名16到19岁的女孩。当她们到达苏州时，发现那里根本没有纺织厂，只有一家大型发廊。金老板说：“你们就在发廊里当招待员……”她们发现情况不妙，六个女孩都坚决拒绝进发廊，凑了路费回家了。但听说也有少女因贪图钱财而上当受骗，毁了自己，害了一生……
有人说：“让这些孤儿自生自灭。”还有人说：“不能让这些孩子发展高了，将来他们会成为我们的掘墓人。”艾滋病也是病，艾滋病患者也是人，特别是，绝大多数的艾滋病患者是无辜的感染者。他们不幸死于艾滋病，他们的孩子是健康的、无辜的，为什么不能救助他们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在《艾滋病的家庭内传播》（收入本书上编第二章附录）中指出：“作者调查了国内109例HIV抗体阳性的母亲，她们所生育的143名子女中，54名被艾滋病病毒感染，母婴传播率为37.8%。……作者调查了父亲HIV抗体阳性、母亲HIV抗体阴性的家庭32户，所生子女50人均未感染艾滋病。”与笔者有联系的160多名孤儿，父母因艾滋病死亡，而这些儿童均未被艾滋病病毒感染，说明艾滋病在家庭中的传播并非如人们想像的那么可怕。
由于宣传的误导，总是把艾滋病和性乱、吸毒联系在一起，不少人对艾滋病如临大敌，敌视、羞辱艾滋病患者及其亲属，造成了大量艾滋孤儿的心理问题。
2001年的一天，笔者走进某艾滋病村，发现一个12岁男孩跪在一座大的新坟前，对着一张中年夫妇的合影照片号啕大哭，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爸爸妈妈，你们为我们上学缴费去卖血，染上了艾滋病，你们走了……对不起你们，我再也不上学了！”他叫小夏（化名），在坟墓里躺着的是他因艾滋病死去的父母。他妹妹也染上了艾滋病，他14岁的姐姐也辍学了。一位好心的记者为他交了学费，但不久他因贫困又辍学去了砖厂打工，每天挣十块钱来养家糊口。
从上述情况来看，单纯对艾滋孤儿进行经济援助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集中办孤儿院、孤儿学校也是困难重重，多数孤儿会养成懒惰、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习惯，个别人甚至仇视社会。把他们集中在一起生活，极不利于他们完善人格的培养。
艾滋孤儿如果分散抚养，他们进入的是正常人的家庭，接触的是正常的伙伴、同学，几个月后，他们会慢慢忘记往日的痛苦，精神集中在正常的学习生活上了。我认为这种方法才是可取的。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被收养的孩子已融入了新的家庭，在那里过着正常孩子的生活。特别是丧子的家庭，他们对孤儿的到来非常高兴，处处体贴爱护，真可谓“爱如己出”。但已经发现有个别收养家庭把孤儿当成“摇钱树”，使孩子仍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目前还有很多艾滋病高发区对孤儿的救助尚未到位，正如艾滋孤儿董某所说：“我们这些孩子比当年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还孬……”天哪！真不知道今后艾滋孤儿的出路在何方！
艾滋孤儿抚养工作应立法
有人问我中国现在有多少艾滋孤儿，我也说不清，只知道凡因患艾滋病死去一对夫妻至少会留下两个孤儿，甚至更多。这些孩子生活在艾滋病的阴影下，忍受着贫困、歧视与敌视，过着穷苦、耻辱的生活。有人怕他们会传染艾滋病，有人说他们父母造了孽该他们受罪，等等。
这些艾滋孤儿，祖父母有的已经过世，有的没有能力抚养这些孩子，还有的是不愿意抚养。因为许多农村地区有一种封建思想，认为父母一死孩子就会“妨人”（即所谓“克星”）。某地有一个11岁的男孩，父母因艾滋病死亡，爷爷也死了，奶奶又有病，他跟着叔叔婶婶生活。但后来婶婶也因艾滋病死了，叔叔则患了艾滋病卧床不起。他没有饭吃，到姑姑家去要馍，姑姑隔着门给了他一个馍说：“你赶快走吧，你妨人……”后来他被好心人收养，临走前他跟奶奶打招呼说：“奶奶我走了。”奶奶说：“你走吧！你想去哪里去哪里，你走到哪里妨到哪里！”
这些艾滋孤儿在贫困与歧视下，生活无着，缺衣少食。一次在某艾滋病村，有个4岁的女孩问我家里有没有馍吃，我说有，她就说要跟我走。她的姐姐6岁，当时蹲在墙角里挠头，我掀开她的头发一看，全是虱卵，她从头上捉了个黑黑的虱子拿着给我看……
2003年12月4日我去某艾滋病村，在零下2℃的天气里居然有个艾滋孤儿还穿着单裤，幸亏有好心人给了他一件大棉袄，不然就有冻病冻坏的危险。这并不是仅有的情况，许多艾滋孤儿都是过着类似的生活，而且他们大多数没有读书的机会。在一些地方，艾滋病患者和家庭开始享有“四免一关怀”（“四免一关怀”指国家实施艾滋病自愿免费血液初筛检测；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对孕妇实施免费艾滋病咨询、筛查和抗病毒药物治疗；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纳入政府救助范围。），但那些单孤（即父母一方死亡）不享受上述政策，特别是那些准孤儿，在他们的父母忍受艾滋病折磨的日子里，日子更加难过。
我曾多次到某艾滋病村调查，了解到那里12岁以上的儿童全部失学，原因是没有钱缴学费。2004年2月26日下午，我在该村与12岁的艾滋孤儿谈话，她第一句话就说：“奶奶，我想上学！”此外，不少艾滋孤儿由于备受歧视，逐渐地发生心理畸形，开始仇视社会。有个十几岁的孤儿喊着要“杀人”，我问他杀谁，他说杀抽他爸爸血的那个人。另有一个孤儿在手臂上刺满“仇”、“杀”等字样。这些情况，如果不加教育扭转，他们由文盲变成法盲，反社会的情绪有增无减，将来可能危害社会安全。
鉴于以上情况，解决艾滋孤儿的抚养问题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我建议分散抚养，最好采取收养和助养两种方式。
一些有经济能力的无子女家庭、普通的好心人愿意收养孩子，但其中也不乏骗子，企图通过收养孩子敲诈钱财。为此，有关部门在确认收养资格时必须慎重。法律保障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依法行事。让有条件的家庭收养孤儿，经过有关部门办理正式收养手续，建立正式的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收养孤儿可以不受收养人有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养父母必须履行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有赡养养父母的义务。对那些声誉不佳、别有用心的收养者，应予以监督，必要时解除领养关系。
另一种方式是助养，即代理父母经民政部门办理正式的助养手续后，负责孤儿生活和教育的一切费用，减轻社会的负担，而孤儿的姓名等不变。等到18岁成人后，孤儿可以独立生活，代理父母就完成了助养任务。
2002年夏季以来，曾经有八个艾滋孤儿经我联系，先后进入山东曹县，分散在五个村庄的七个农民家庭，最大的16岁，最小的4岁。近两年来，他们多数已经融入了这些家庭，和养父母的关系融洽，只有个别孩子例外。这些孩子精神状态很好，在各自的学校读书成绩优异，和同学相处融洽，有两个孩子还当上了班长。
这些孩子长胖了，也都长高了，谁也看不出他们曾经有过一段辛酸的作为艾滋孤儿的历史。其中，最大的女孩立志要考上大学（她是最不幸的一个孤儿，现已离开山东，在外省学习仍名列前茅）；最大的男孩把现在的家庭生活看得“像天堂一样”，骑车都唱着歌儿；再一个男孩是一个最能维持班级秩序的班长，他的老师说“只要他在班里秩序就不乱”；还有一个11岁的女孩写信给我说“长大要把天下书读完，有了工作就把妹妹从老家救出来”（因为现在他们老家认为有损地方形象，不再允许艾滋孤儿被异地领养）；最小的女孩一听谁说要把她送回老家就哭。有一次某电视台新闻频道做节目，主持人逗这个女孩说：“把你送回老家吧？”她一下子就哭了，一说不送马上又笑了。最小的男孩，谁要说他不是他妈妈（养母）生的就要和人吵架、打架。有一次他姑姑家的孩子来了，说：“你能得不轻（当地方言：你别这么霸道），你不是我妗子（当地方言称舅母）生的！”他哭着向妈妈告状：“妈妈，他说我不是你生的！”他妈妈对外甥说：“滚！”他高兴了，不哭啦。这些孩子已经认同自己是新家庭的成员了。
由此看来，我所提倡的分散抚养方法无论对孤儿，还是对社会都很有好处：孤儿有了父母，有人爱护，生活有着落，教育有保障，也免受社会歧视；孤儿和正常儿童在一起玩耍、读书和生活，日子久了，能慢慢消除他们的心理阴影，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同时，也为政府、为社会节约了开支，比办孤儿院集中抚养效果好得多。
我认为，办孤儿院集中抚养艾滋孤儿有以下不良因素：
一，艾滋孤儿心理创伤大同小异，他们会相互影响。比如，我发现他们结拜兄弟姐妹，这容易增长他们的反社会情绪。日子久了，不仅毁坏了他们个人的前途，又会成为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
二，孤儿院的封闭环境容易被社会歧视。他们避免不了艾滋病的阴影，心理上的创伤难以消失，心理问题进一步加剧。有十几岁的孩子就叫嚷着“杀人”，这种心理状态在10年、20年以后是否会影响社会安定，实在令人担忧。
三，办孤儿院集中抚养艾滋孤儿增加了政府、社会的负担，万一孤儿发生了意外伤害或疾病，孤儿院负担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还可能引发经办人贪污犯罪。目前已发现民间有人利用办艾滋孤儿机构之名聚敛钱财的情况，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下，其他人士再办孤儿院能否杜绝重蹈覆辙呢？
但是，目前最大的阻碍是某些地方不让艾滋孤儿走出当地被异地领养，唯恐孩子出去“乱说情况”、“丢面子”。这就造成那些想收养孩子的家庭以及那些希望获得收养的孩子，都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2003年12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2003年年终新闻发布会上说：“艾滋病是一种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没错，艾滋病是一种鲜为人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带来的危害比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还要严重。在与艾滋病斗争的战场上看不到硝烟，有不少人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艾滋孤儿是艾滋病传播造成的后遗症，不可轻视。为了将来社会的安定，不能再捂盖子了。更要制止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艾滋孤儿发国难财！
笔者在此疾呼：也许我们暂时还不能全面控制艾滋病流行，但至少应该首先保护孩子！我建议就孤儿的抚养问题立法，依法保障艾滋孤儿的健康成长。上蔡县文楼村因是媒体公布的“中国艾滋病第一村”，那里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免费用药、子女免费上学、享有生活补助等，但其他艾滋病高发区的相关措施还没有跟上。艾滋病的传播不是中原地区的专利，更不是文楼村一村的事件，为了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为了我们的民族昌盛，我郑重建议：学习“三年自然灾害”后期周恩来总理指示三千孤儿进内蒙分散抚养的经验，使这批艾滋孤儿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对个人、对国家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附：在华中艾滋病高发区这几年
杜聪（香港智行基金会）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华中地区不少人为了赚取一些额外收入而“有偿献血”。不卫生的采血方法导致很多人因此感染了艾滋病。自2000年开始，因卖血而造成的艾滋病感染者，经过近十年的潜伏期，很多地方均出现大规模的发病情况。
几年前，当我听闻这场因卖血而导致的艾滋病灾难时，初时感到有点难以置信，后来跟很多从事卫生工作的人员谈及此事，才开始渐渐对事情有所了解。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联系，终于在2002年，有机会被邀请到该地区了解情况。就是这样，我便与当地因艾滋病而变成孤儿的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是一场国难”
记得第一次到华中地区，只属考察性质，并没有具体计划要如何救助当地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经过多日的家庭访问，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艾滋病在当地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同时也让我体谅和同情当地政府的处境。一个小小的地方县政府要在极度缺乏资源的环境下照顾成千上万的艾滋病患者及其他因艾滋病而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实在十分艰难。
工作旅程中，我曾访问了一户被艾滋病弄得家破人亡的家庭。本来老中青三代同堂，中间的一代，有六个兄弟姊妹。早年为了改善生活和孝顺年老的父母而去卖血，结果六名子女全部染上艾滋病。我去访问时大哥二哥已经因病去世，剩下的四个弟妹亦开始发病，时日无多。可怜老父不但不能享儿女福，还要天天以搬运砖头来赚取微薄的工钱。白发人送黑发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六个孩子一个一个地死去，剩下一群孙子要老人家来照顾。过去两年我亲眼目睹这个大好家庭日渐衰落，叫人不胜唏嘘。最近一次访问这个家庭时，六个兄弟姐妹已死了五人，最后一个也奄奄一息。
这样的断代家庭，即中年的一代完全被毁灭的，我探访过不少。除了带来了孤儿问题，还有老人缺乏照顾的问题。由于染病者是以中年的劳动人口为主，所以生产力也受到极大的影响，整整毁了三代人。
艾滋病除了直接夺去生命外，还间接造成伤亡。不少人因为承受不了因艾滋病带来的苦难，不忍心看见亲人一个个地离逝，便选择了自杀的道路。我曾经访问过一个村庄，一个月之内便有五人自杀身亡，而自杀失败被救回的更不计其数。对于一个只有两千多人口的村庄来说，自杀率实在相当高。
还记得第一次走访农村的那天，在短短一天之内，一口气跑了数个村庄，其中一个村里的一个大队，总共几十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艾滋病患者。在阴暗的屋子里，躺着一个个年青但病危的患者，本应是人生风华正茂的年纪，却没能力照顾幼年子女，过着天天与死神搏斗的日子。当时还未有抗病毒药物的提供，连一些针对机会性感染由于艾滋病患者人体免疫功能极其低下，原本寄生在正常人体不会致病的条件致病菌也会引起感染，这称为机会性感染。药物也十分缺乏。患者与艾滋病病毒斗争的同时，普遍伴有发烧、腹泻、痔疮、疱疹类症状等现象，使他们痛苦不堪，情况叫人惨不忍睹。死亡固然可怕，但死得没有尊严更加可怕。虽是炎炎夏日，却叫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这样的慢死折磨所造成的人间惨状，比一刹那的地震或水灾，对患者及其家人来说，要来得百倍残忍。
到了下午4时，连陪同我访问的当地人也不忍心看下去了，我们一行五个男子汉，默默看着村外的玉米田，无不触动得泪流满面。其中一人悄悄地自言自语说:“这真是一场国难！”据一些当地人说，某些村落的艾滋病感染率，竟达成年人口的40%-60%。
为艾滋孤儿助学
我所接触过的艾滋病家庭中的孩子，每个人都在默默承受着一切苦难。他们的坚强和刻苦，实在叫我敬佩万分。
他们不单要提早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处理家务之余还要照顾父母弟妹，还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无助地亲眼目睹父母饱受艾滋病煎熬下痛苦地离逝。
这样残酷的打击，不要说十几岁的小孩子，对五六十岁的成年人来说，当要面临送别父母的人生最后一程时，还是有不少人承受不了。
我曾经探访过一些所谓的家庭，其实是由几个孩子所组成的。当家长双双离逝之后，如果长女或长子已有十四五岁，很有可能她或他便成了一家之主，并要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幸好在农村的环境下，一个村落可能是由几个大的同姓宗族组成，小孩虽然是独自居住，但仍可以得到村内亲戚定期的照顾和接济。
就在离开农村前的那个晚上，我彻夜难眠，不断回想起几天以来在当地所见所闻的人间惨状，久久不能入睡。仲夏夜，繁星闪耀，我倚在窗旁，凝望着天上的星斗，立志要为那里的人做点事。就是这样，我开始全身投入华中地区的艾滋病救助工作。
我认为，如果能让这些艾滋遗孤完成起码的初中课程，他们长大后便可以更有竞争力，更有机会找到工作，从此自力更生，摆脱贫困。另外，助学还可以改变孤儿的生活环境，扫除孤儿心灵上的阴影。
经过这几年的奔波努力，香港智行基金会在华中地区已救助了两千多名学生，通过替他们交付学杂费、生活费和其他一些关爱工作，为他们提供教育机会和其他救助。他们的父母都已因艾滋病而去世，或是艾滋病病毒呈阳性反应者，他们本人则没有感染。
经过五个学期的运作和经验累积，助学的工作已渐上正轨。三年前为了尽快解决庞大孤儿人口的生存问题，我们以量为主，精力主要放在扩大受助孤儿人数之上，随着工作的继续铺开及国家对艾滋病问题的重视，例如“四免一关怀”中就包括了孤儿免费普及九年教育，孤儿的基本生存问题将逐渐得到解决，我们的方向亦演变为加快思考和实践孤儿的发展问题，以配合国家的救助工作。
例如助学方面，我们开始扩大力度资助越来越多的高中生和大学生，虽然每资助一人可能要用数千元，但他们能以非自费生考上高中以上的水平，证明他们是艾滋遗孤中最优秀的一群，更加值得栽培。至于小学及初中，由于属于普及九年教育之内，“四免一关怀”的政策虽然刚开始还未全面到位，但不少地方的孩子已获得减免，我们未来的方向应该是与当地的卫生、教育及民政系统配合，不重复政府该做的或承诺做的事，而是配合协调政府的工作，拾遗补缺，目的是让孩子接受全免的教育及更全面的发展和关怀，甚至能得到一些生活的补助。
有些18岁以上的艾滋遗孤，已经错过了读书的机会，或因缺乏读书天分而读不上去了，为此我们展开了职业培训，介绍他们到外面工作，让他们能得到一技之长，也能赚取一点收入帮补家庭。有一个正在职业培训的遗孤，弟妹因为我们的助学计划而读上了书，父母虽有艾滋病，但亦能受惠于我们每月发鸡蛋及督导员的工作。而他更可赚钱寄回家，全家都能帮上了。
孤儿的发展问题中，最严重及最难处理的可算是孤儿的心理问题。这个问题如处理得不好，将来他们长大后，可能会有忧郁症、狂躁症、自闭症等，甚至有自杀倾向，将会影响他们及他们的配偶、子女一辈子的生活。
艾滋遗孤的心理问题，不应只放在治疗他们的伤痛身上，而要更全面地考虑。例如，怎样才能使这些孩子不会变得冷酷无情，懂得关心别人，有感激报恩之心和回馈社会的责任感？也不能让艾滋孤儿被人宠坏，养成过分依赖的心态，把自己的身份变成博取别人可怜同情的卖点，甚至摇钱树。
每个人的心理状况都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比助学要来得复杂得多。而且，对此并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未来的日子，可能需要不断地思考和摸索，以及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帮助。
在助学的过程中，我也注意到传媒对华中地区穷追猛打的采访报道所引起的误导。当我在全国各地展开艾滋病预防教育时，不少人会这样对我说：“噢，艾滋病，听说在华中地区有，我们这个省（或地区）没有。”卖血地区以外的公众有不少以为艾滋病与他们无关，这就有可能因而导致疏于防范，掉以轻心。媒体有责任教育公众，艾滋病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卖血地区的问题。
假如艾滋病是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燃烧，目前最急切的任务是在火场中救人，即减少艾滋病患者所受的痛苦，让患者的遗孤得到关爱和接受教育的机会。至于起火原因是意外还是蓄意纵火，是谁人放火等问题，相对来说显得次要。
与其隔岸观火，高调炒作，追究责任，不如亲临火海，低调实干，救火救人。
四 失乐的艾滋群体
本章九节（包括附录），其内容主要涉及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作为一个“失乐的群体”，他们遭遇的歧视、冷落、贫困……
我所见的艾滋病患者多是“血祸”，即卖血或输血传播的。受长期片面宣传的误导，多数人至今仍认为艾滋病与自己无关，以为只要不嫖娼、不卖淫、不静脉吸毒就不会得艾滋病。因此就歧视他们，冷落他们！其实艾滋病的性传播几率很低，据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报道，“性传播的几率为1/700-1/1000”。这远远无法与医源性传播的几率相比，输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血液，感染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人们应当知道孰轻孰重。目前，很多人缺乏艾滋病预防的基本知识，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唯恐受到冷落和歧视，不肯吐露真实病情，这就引发了艾滋病的医源性传播。
人们对防艾知识的奇缺，不仅在一般公众如此，而且在大学生中也是如此。据2004年8月的《凤凰周刊》报道，在接受该刊记者调查的大学生中，有超过1/3的人认为接吻会感染艾滋病，还有超过1/5的人认为一起洗澡也是感染艾滋病的一种途径，甚至还有1.4%的人认为握手也会传染艾滋病。虽然大学生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错误认识令人吃惊，但在调查中，只有不到8%的大学生认为自己需要了解有关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艾滋病预防知识的缺乏，不仅学生如此，教师也不例外。2004年10月21日，我在某名牌医科大学问一位临床医学教授，他竟然不知道哪一天是“世界艾滋病日”。我再问他，如果你们这里发现艾滋病患者怎么办？他竟然说：“我们这儿没有这种病。”其实，这位教授所在地就离艾滋病高发区不远。
联合国艾滋病问题中国工作组称，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恰如驶向冰山的巨轮。而处于象牙塔中的部分大学生并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
和1997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较，2001年的中国大学生正确认识艾滋病三种传播途径的比例没有显著提高。事实上，1997年至2001年的四年是中国媒体报道艾滋病力度最大的时期。由于这四年间高校对防治艾滋病教育的轻视，导致大学生对艾滋病的认识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可笑与无知的面貌。我们应该大力开展艾滋病普及教育，使防艾知识家喻户晓。
在艾滋病蔓延的今天，中国正处在“泰坦尼克之灾”的阴影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潜在的“危险者”。对于确定的高危人群进行优先教育，并不能够成为反对普及教育的理由。
比贫穷、歧视与恐艾症还严重的是，某些人正处心积虑地讹诈、欺骗艾滋病患者及孤儿，大发“艾滋财”。竟然出现了开价50亿美元的所谓“治艾秘方”，真是天大的“奇迹”。既然宣称攻克了全球医学界的难题，怎么不去拿个诺贝尔医学奖为中国争点荣誉，却只想着骗钱呢？还有人声称有祖传中医秘方专治艾滋病，要知道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于1981年在美国被发现，至今不过20多年，哪里来的“祖传”秘方？还有迷信活动的危害，让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这个痛苦的弱势群体雪上加霜。我曾给一个因艾滋病丧夫的女人300元钱，她赶快把钱藏了起来，问她为什么，她说：“怕村干部要走去修庙敬神……”笔者写了一首新诗揭露这些现象：
艾滋与巨贪
尔贪尔富，尔可换权。朝朝暮暮吃吃喝喝，只论钱和权！
“吸血鬼”，草菅人命，哪管他，民众死活，世人如何评说。
只管为个人欲壑难填！
捂、捂、捂，盖、盖、盖！掩盖了草菅人命的巨贪。
“血祸”在蔓延，变法转地下……
尔！地位显赫，私囊饱满。
天地良心，在尔内心早已发酸！
一批欲发“艾滋财”的冷血畜生啊！变本加厉，花样翻新……
四处鼓摇唇舌，俨然治艾神仙，
乱配药物，拿艾滋病患者做试验……
愚弄患者，实施诈骗。
真个是，造假发家的“冷血们”腰缠万贯！
春去秋来，声、色、赌、乐，打发无聊岁月。
尔、尔、尔，如同魔鬼混世，尔、尔、尔，廉耻气节全丧完。
失乐的群体无奈的遭遇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神州大地刮起了一股“卖血风”。一群原本朴实本分的农民，为了养家糊口，梦想着发家致富，便一头扎进卖血的队伍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没有富起来，却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生活雪上加霜。现在他们被病魔折磨得没有人样，就这样一个一个地离去，新坟日渐增添。
颜领（化名）那呆滞的眼睛里满是对生的渴望，对亲人的留恋，对死亡的恐惧，表情似笑又似哭，似爱又似恨，在他侧头咽气的时候，还向亲人招手，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这是2002年3月11日，我在艾滋病高发区目睹的实况。他匆匆地走了，全家人号啕大哭。70多岁的老母亲，瘫在院里，拍打着双手，哭天嚎地，叫着自己活着是作孽……我不忍再看下去，流着泪走了。
来到张家，这座1998年前就盖起来的房子里铺设了当时村里还不多见的漂亮的地板砖，如果不是这场灾难，张家在村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
现在呢？今年78岁的张老汉有点耳背，76岁的老伴常年因病卧床。每天天刚亮张老汉就拄着拐杖，步行十多里到县城乞讨，后来他因病行走蹒跚，外出乞讨也无能为力了。他们原本跟着两个小儿子生活。好日子过得不长，1999年12月四儿子张建（化名）因卖血染上艾滋病死亡，四儿媳于第二年改嫁他乡。三儿媳小荣（化名）、三儿子张立（化名）也因卖血染上艾滋病于2000年7月、2001年5月相继死去，死时他们年仅35岁。张立的小女儿张星（化名）因感染艾滋病，于2002年6月病死，死时只有5岁。二儿子2001年因艾滋病发作死亡后，二儿媳改嫁他村。张老汉的大儿子因患脑溢血，死得早。
三儿子张立的大女儿张瑞（化名）今年16岁，上到初一后因贫穷失学在家；儿子张夏（化名）14岁，2002年小学五年级未毕业就辍学了，四处干泥水匠，维持生计。他在砖瓦厂打工每天只能挣10元钱，他和姐姐经常到父母的坟前痛哭。张夏心事重重，他的左臂上刻满了“忍”、“仇”、“杀”等刻骨铭心的字样，据说，其中的“仇”字是他的伙伴们刻的。
张家生活过得紧巴巴的，老人与孩子相依为命。某报记者得知了张家的遭遇，很是同情，2003年春节前夕，她到张家看望张老汉夫妇。张老汉看到来人欲哭无泪，断断续续地把家庭情况告诉了这位记者。记者出于恻隐之心，送给他200块钱。张老汉计划用这钱过春节，买点米、面，再买一斤肉，做顿饺子吃。而张夏想把钱要去打电子游戏，他爷爷不给，一老一少便吵了起来。老汉当然吵赢了孙子，但孙子却用棍子打了爷爷。村干部看不下去出来制止，这200块钱才没被孙子抢去。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艾滋孤儿由于遭受歧视常有心理问题，如果不加以正确地引导，我很担心这些孩子的将来！
张家的五亩多地租给同村人耕种，当初承诺每年每亩给300斤粮食，现在租地者也害了艾滋病无力耕种，田地荒废，几年了也没有给张家一斤粮食。
齐家是这个村庄的老户，他们健康平安地在这里繁衍了八代。
齐成（化名），今年37岁，妻子陈叶（化名），今年39岁。夫妻二人均为文盲，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因家境贫寒，也没有什么谋生技能，致富无门，就去血站卖血，结果双双感染了艾滋病。
齐成有三女一子，老大14岁，老二12岁，老三10岁，老四是儿子。齐成一心巴望要个儿子，儿子来了，全家皆大欢喜。但4岁的儿子一直身体不好，害了这病害那病，今天发烧咳嗽，明天呕吐拉肚子，后天烂嘴长疮。村医提出给他化验HIV抗体，但因为化验一次需要70块钱，夫妻俩自顾不暇，就一直没有给儿子化验检查。直到县防疫站来检查工作，才请医生给他儿子化验了HIV抗体，结果是阳性，说明4岁的儿子已感染艾滋病。
齐成说，他从16岁开始卖血，整整卖了15年，先后在中原地区各县市卖过血，总共卖了不少于1000次。有时一天卖三次，每次卖700到800毫升，被抽得自己爬不起来，只能由别人把他从献血床上抬下来。总共卖了多少钱，他也算不清楚了。反正单浆采血是45元一次，全采是75元一次。靠卖血的钱盖了三间房，还缴了一万多元的计划生育罚款，但家里至今还欠村委会3900元的公粮款和计划生育罚款。近来，齐成夫妻天天发烧、咳嗽、腹泻，到医院取点药吃了好一些，一停药又不行了，而且病情明显加重。眼见自己和妻子没几天活头了，2003年春节吃年夜饭时，齐成对71岁的老母说：“娘，俺俩走后，四个孩子就托给您照顾了。”老母亲说：“我也是快入土的人了，你托给我不是等于没托？”一家人相视无言。窗外已传来公鸡啼鸣，东方出现了鱼肚白，又是新的一年来临了。大地的爆竹声，人们的欢笑声，显示着春节的到来。可齐成全家过的是何种日子呢？
类似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情况并非罕见，请看下面一位来自某艾滋病高发区的义务宣传员吕女士的来信，由此可从一斑而窥全貌：
高教授：
您好！
……
宣传这本书的同时，让我经历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南大吴村现在死亡率最高。5月22日至6月15日，前后左右不到百米的距离就去世四口，其中有两个是一家的（大伯和侄子）。一个男孩叫雷×磊才12岁。从认识这个小磊到他离开人世才20多天，为了这个孩子我不知去了他们村多少次；为了他，想吃什么我就给买；为了他，曾带他和父母来城里玩，满足他想看路灯的愿望，因为一个小县城没有什么可看的地方，只有夜景，他认为是最好看的。我曾多次去他家里，也知道救不了他的命，但我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给他家里的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才20多天的感情，他的离开已经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悲哀，为了他，我失声痛哭过不止一次，每当想起他——一个聪明可爱、学习优秀的孩子，只是因为小时候体弱多病，打针或推葡萄糖而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的时候，伤心的泪水就不止一次流下来，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痛苦，想想他那因患艾滋病已经死去四口的家庭和正在患病的父母，我感到无能为力，这个孩子已经牵住了我的心，此时此刻——泪水又一次流在我的脸上，流进了我的心里。所以，为了这个年仅12岁就离开人世的孩子，为了每个家庭不再为失去亲人而痛苦、悲哀，我要呐喊，要通过您这样一位可爱又可敬的母亲，呼吁全社会的人都能够关心艾滋病预防的宣传工作。
祝您健康！
一位义务宣传员：吕××
2004年6月22日晚
读完此信之后，我希望更多的人实事求是地关注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这个弱势群体，“爱人者，人恒爱之”，关心救助他们，也是为了多数人和自己的安定与幸福！
源于歧视的艾滋病社会问题
艾滋病已不仅仅是一种病程漫长的恶性传染病，而且还引发了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情况令人担忧。我们国家要搞建设，要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改善人民生活，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由艾滋病引发的社会问题值得警惕，必须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艾滋病小偷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患者充当小偷者并不少见。前一段时期，艾滋病小偷在杭州地区作案的情况在社会上炒得沸沸扬扬，我问了来访的记者，确有其事。
2003年11月17日，杭州警方破获了一起西南某省籍的小偷团伙，落网的26个扒手均自称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经抽血检查HIV抗体，确有12人是感染者。
从一个小偷身上搜出一封尚未发出的给同乡的信，信中写到：“杭州人有钱，容易偷，杭州警察不打人，只要你说有艾滋病，他就把你放了，你快来吧！”
一个姓谭的小偷说：“为了不被警察抓，就用注射器把患有艾滋病的同乡的血抽出来，注射到自己体内，使自己感染艾滋病。”小偷们普遍认为：艾滋病不可怕，吸毒品就可以治愈艾滋病。因此，他们用偷来的钱去买毒品吸，多是共用一个针筒，大家轮着扎，这又增加了感染艾滋病的机会。
艾滋病患者用针扎人
有的诈骗团伙，利用人们的恐艾心理，或一人单干，或三五成群地拿着盛有红色液体的针筒，自称是艾滋病患者，在火车站、汽车站或大街上、小巷内进行抢劫。此类事件在北京、天津、广州、西安等地都频繁发生过。知情人告诉我，这种人十有八九是骗子，针筒里多是红药水（汞溴红水溶液的俗称）或高锰酸钾和红药水的混合液。听说警察抓了一些人，判了一些人，后来这种现象就销声匿迹了。
我见过一个抽自己含艾滋病病毒的血往他人身上扎的人。此人因车祸受伤后手术输血感染了艾滋病，他不断地抽自己的血在省城各大舞厅往他人身上扎，我曾去阻止他，他说：“我因外伤在医院输血得了艾滋病，没地方说理。因为这，我要用自己的血来扎那些当官的，让他们都得艾滋病。”我问他：“你已经扎了多少人？”他说：“扎了不少啦。”他究竟扎了多少人，不得而知，只知道在2001年初夏的一天他病死了。
艾滋病感染者咬人、抓人
有媒体报道过艾滋病患者、感染者抓伤反扒警察、咬伤缉毒警察，虽说被抓、被咬伤者都及时得到了预防艾滋病的治疗，后来也证实他们并没有感染艾滋病，但这类事件情节太恶劣了，本人也曾亲眼目睹过。
2004年4月的一天，我赴某村看望艾滋病患者。在2001年至2002年我去过该村多次，但近一年来村里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几家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都盖起了很气派的新房，有的还是新楼房，但大多数村民比两年前还穷，那一小部分人是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盖房子呢？
后来，村里一位老人告诉了我他们的“致富”秘诀。原来这几家组成了一个敲诈团伙，他们结伴讹诈、抢劫过路车辆，弄了不少钱。具体做法是每当有外地汽车从村边公路开过，他们就骑上三轮车或摩托车往汽车上撞，待三轮车或摩托车翻倒在地之后，他们便反咬一口，硬说汽车撞倒了他们的车，摔伤了他们一个人，并自称是艾滋病患者，要求对方拿出钱赔偿。这样一下子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围在汽车周围，他们对司机、乘客大打出手，抓咬司机，勒索司机掏出几千元钱，甚至上万元。有一次他们拦住一辆过路大货车，用这种方法一下子敲诈了4万元。司机只能自认倒霉，花钱消灾。每次勒索之后，这伙人共同分钱，偶尔因分赃不均会吵架甚至打架。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讹诈来的钱盖起了漂亮的新房子。
心理严重变态
艾滋病感染者及患者，有少数心理变态，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他们。他们见了陌生人就要钱，而且要的数额很大，给一两百元都不满足。一次我去某艾滋病高发区，一个艾滋病患者的家属理直气壮地向我要2000元钱，说是需要买化肥。另有一个有名无实的“孤儿学校”到处募捐收钱，有一次他们找到我，要求我给他们17000元，后来我去了解，其实这个学校里没有几个真正的艾滋孤儿，有人去参观时，他们就把亲戚家的小孩找来让人家看，他们弄来的钱是为了做生意用。
艾滋病感染者心理脆弱，自杀者有之，如李治×割腕、黄清×服毒、张珍×上吊，他们都是无法忍受艾滋病的折磨，才走上了这条绝路。但更可怕的是有人得了艾滋病后恨天恨地，发展到故意杀人。如李志×，他妻子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亡，所生的两个孩子也感染了艾滋病奄奄一息，他本人也是艾滋病感染者。他憎恨原来曾抛弃他的女人，一气之下将前女友全家杀光，有人上前阻止，他把来人也杀了，一早上砍杀了9人，其中8人死亡，他本人也投井自杀了。是否只有他一个艾滋病患者以杀人报复社会呢？不，不是，有人比他更凶残，杀人更多。
违纪违法事件时有发生
还有一些不法之徒伙同艾滋病感染者结成团伙扰乱社会治安，讹诈钱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别村干部勾结当地艾滋病防治主管人员办理假艾滋病证明，享受艾滋病患者待遇；个别感染者伙同当地官员以50-200元的价格出售“艾滋病治疗证”，治疗证上还加盖有当地卫生院的公章，使真正的艾滋病患者得不到治疗证，造成管理上的混乱。
二，个别艾滋病感染者和村霸勾结，组成敢死讨债队，以讨债为名进行讹诈活动，对不顺从的敲诈对象，他们就大打出手，造成当地民众人心惶惶，严重扰乱了社会安定。
三，某些人以艾滋病感染者名义承包工厂，偷逃大量税款，工厂主是最大受益者，造成其他艾滋病感染者心理不平衡。
四，冒充艾滋病患者驾驶无证、无牌照的出租车运行，直接威胁着人们的安全与生命。
五，钻当地政策的空子，坑公家钱财以饱私囊。当地规定艾滋病患者的车辆过收费站时免收过路费，于是有自称患艾滋病的人，与车主进行私下交易，让车主说车是他雇来拉货的，这样过收费站时可免收过路费，车主只需把过路费用的半数给他就行了。
鉴于以上情况，必须在防治艾滋病领域尽快立法，依法管理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和生活，以避免发生更多更大的危害社会的事件。
附：知识普及和政策倡导改变艾滋病歧视
靳薇（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
中国政府1998年在《中国预防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中规定，艾滋病防治的总目标为：“建立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参与的艾滋病性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在全社会普及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控制艾滋病的流行与传播。”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政府领导。如果政府的主要领导干部像《规划》中所预设的那样，将“减轻艾滋病给人民健康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作为自己的工作要务之一，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有效控制艾滋病流行传播的机制就能形成。
党政领导干部怎样看待艾滋病问题？他们存在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吗？2001-2003年，结合“防艾政策培训研讨”项目活动，我们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400余名地厅级领导干部作了调查。本文是对调查结果的介绍和分析。
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调查方法采取问卷和访谈两种形式。调查对象是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青班、西部班、进修二班等几个班级的学员，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澳门行政特区，均为地厅（局）级领导干部。
干预活动采取报告会、研讨会两种形式。报告会由专家做“我们面对着艾滋病——形势与政策”专题报告，介绍艾滋病相关知识、艾滋病在中国和世界的蔓延趋势、艾滋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奇+书+网]、中国政府防治艾滋病的政策、世界各国防治艾滋病的成功经验等。研讨会由专家及学员共同参与，主题为“决策者与艾滋病防治”，讨论防治政策及现实存在的问题。
调查问卷分为I、Ⅱ两种。问卷I为基线调查，在培训研讨活动之前发放和回收；问卷Ⅱ的调查在干预活动后进行，用以检查培训研讨活动的成效。问卷I共发放380份，回收369份；问卷Ⅱ发放270份，回收201份。
统计分析问卷用SPSS 11.0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处理，用X2检验差异性。为保证分析质量，问卷Ⅱ回答者中未做过问卷I者作为无效回答均已剔除，以确定干预活动的效果。
接受问卷I调查（3年合计）的369人中，男性83.3%，女性16.7%；问卷II的被调查者201人中，男性87.1%，女性12.9%。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3年合计）各为：大学71.3%；硕士23.3%；博士5.3%。调查对象的年龄情况（3年合计）：35岁以下1.1%；36-40岁15.7%；41-45岁27.1%；46-50岁42.5%；51-55岁11.9%；56岁以上1.7%。
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
由于艾滋病目前仍是无法治愈的传染病，公众普遍存在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社会歧视。在中央党校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党政领导干部中仍部分存在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由于党政领导干部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的歧视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更大。
歧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艾滋病问题道德化
在中央党校进行的基线调查显示，34.4%的被调查对象非常同意或基本同意“只有卖淫嫖娼和同性恋者才会感染艾滋病”；36.3%的人非常同意或基本同意“只有吸毒等堕落的人群才会感染艾滋病”；50.4%的人不太同意或不同意“任何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学员：原来我也不知道艾滋病是个什么东西，但就觉得它邪恶，是一种非常阴暗的东西，一种肮脏的东西，好人得不了这个病，只有坏人才会得。过去就这么一种概念，同时也很害怕，担心的就是这个。
——2002年12月研讨会记录
（2）主张限制和剥夺艾滋病患者及其亲属的工作、生活权利
在中央党校进行的基线调查表明，36.2%的被调查者非常同意或基本同意“在工作提升、调动、培训或就业等方面限制艾滋病感染者的机会”；38.6%的人非常同意或基本同意“将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与健康人群隔离”；7.0%的人非常同意或基本同意“学校有权拒绝父母和亲属感染了艾滋病的儿童到校上课”。
另外，还有6.7%的人非常同意或基本同意“应该剥夺或限制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使用交通工具的权利”；有7.0%的人非常同意或基本同意“剥夺或限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参加体育休闲活动的权利”。
感染艾滋病本来就非常不幸，再加上社会的嫌弃和歧视，称得上是“雪上加霜”。
学员：如果真正检查出他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很严重而且治不了，能不能采取集中的办法管理？国家出一部分钱，也给他们创造一个学习生活的环境，叫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再创造一点财富。也就是说，只要查出来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就把他们集中起来管理。国家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搞几个比较大的场所。他们可以从事一些轻松的劳动，比如编织麻袋、缝纫等，把自己养活起来。然后我们根据医生的指导，延长他们的生命，再给他们创造一些娱乐设施。我相信这个办法挺好，而且把他们隔开后，大家也不会再歧视他们。这是国家采取的良性的、真正有利于社会的抉择。感染了艾滋病相当麻烦，这样对家庭也减少了一些负担。
——2001年12月研讨会记录
学员：这两天我才知道，我们省艾滋病发病人数是全国最高的。我就考虑一个问题，能不能在我省建立国家艾滋病研究中心，把一些确诊为艾滋病患者的病人都集中到这个地方来治疗，至少可以隔离这些人与外界接触，把传播渠道给切断。医院确诊以后把他公布出来，让他的单位、特别是他的家庭以及与他有接触的人知道这个人得了艾滋病，应该让这些人知道。不然的话，他可能有报复行为，社会危害就大了。
——2002年6月研讨会记录
（3）最典型最集中的歧视
我们看一下调查中显示出来的基本态度。“如果您的家人被感染艾滋病病毒，如果您的下属被感染艾滋病病毒，如果您自己被感染艾滋病病毒，您将作何选择？”
①最典型的歧视
在调查中表现得最典型的是对家人的态度。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不同于SARS，除了性、血液、母婴三种途径外，日常接触并不会传播。如果家人得的是普通的疾病，或者是普通的传染病，一般人大多是选择给予温暖并帮助治疗。但是，如果家人不幸感染的是艾滋病，被调查者会如何选择呢？64.5%的人选择“让生病的家人隔离”，22.7%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12.7%的人选择“给予温暖并积极帮助治疗”。
②最集中的歧视
表现得最集中的是对下属的歧视。就领导干部而言，下属的工作安排是能直接产生影响的范围。从一般的人情世故看，下属生病领导会给予更多关心和帮助。调查的结果如何？问卷提问：“如果您的下属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您主张怎么办？”60.1%的人选择“不用管他，病死活该”；16.1%的被调查对象选择“公开他的病情并解除他的工作”；只有11.2%的人选择“替他保密允许继续工作”；“不知道如何办”的人也较多，占20.6%。
③最本能的选择
如果自己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将作何选择呢？16.0%的人选择“保密，不传染别人但也不告诉别人”；90.8%的人选择积极治疗。
学员：要真是有人得了艾滋病，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控制、治疗、隔离患者，先把传染源给切断。
学员：中国公布的感染者数字是84万，实际数字应该不止这个数。中国能不能搞一次普查，每个人都来检测一次。一个人才花100多块钱，要做全民检测还是有可能的。政府真正重视就应该搞一次普查，连真正情况都搞不清楚，如何订防治规划？
——2003年12月研讨会记录
歧视存在的原因
无知和偏见是歧视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的调查对象是中国的中层领导干部，身居当地要职，文化程度也很高。但是，由于相关的宣传教育、知识普及力度不够，这个群体中也普遍存在着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
（1）对艾滋病名称和危险性的认知较高
基线问卷调查显示，党政领导干部对艾滋病名称和其危险性质的认知程度较高。只有极少数的人认为不必要了解艾滋病，不知道艾滋病是危险传染病的人也不多。
（2）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知之不多
调查表明，对艾滋病及相关问题，领导干部掌握的知识仍不充分，存在着许多恐惧和担忧。24.8%的人认为与感染者或患者共餐会传染；34.1%的人认为使用公共卫生设施会传染；40.3%的人认为蚊虫叮咬会传染。还有少数人担心与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谈话会传染，也有人担心与感染者或患者握手会传染。
学员：桑拿本来是一个健身的好去处，但现在却搞得正派的人都不敢去。如果你去，舆论就认为你思想不健康，而且你去了以后可能就会得艾滋病。
学员：我是医学院的院长，但在回答你们的问卷时，有一些问题我也是不大清楚的。看过资料我才知道，蚊虫叮咬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因为我不是研究昆虫的，说不清楚。(奇*书*网.整*理*提*供)还有就是补牙、修牙的时候会不会传染，我思考了一下，认为是有可能传染的。如果医疗器械没进行严格消毒，是有可能传染的。我还算是搞医学的，又做教育工作，这些常识性的东西我都搞不太清楚，可见是应该加强艾滋病宣传教育。
——2001年12月研讨会记录
与不必要的恐惧同时存在的，是被调查对象对一些可能的传播途径的错误认识。34.6%的人认为修补牙齿不会传播艾滋病；17.8%的人认为医疗机械消毒不合格不可能传播；认为器官移植不可能传播艾滋病的为21.7%；认为人工授精不可能传播艾滋病为26.2%。
此外，相当数量的人不了解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情况。5.6%的人认为“目前艾滋病不能根治”的说法“不正确”；有19.3%的人误认为“已经发明了艾滋病疫苗”；38.5%的人“不知道”是否已有艾滋病疫苗。
学员：我不太了解艾滋病，我认为跟我没关系。
专家：为什么？
学员：我洁身自好，也不吸毒。
专家：创伤性医疗服务和美容等服务都有可能导致感染，血液安全对健康人存在很大威胁。现在中国临床用血将近一半来自个体供血者，由于种种原因，血液的安全还不太有保障。
学员（紧张起来）：是吗？我父亲因为贫血，每三四个月就要输一次血，真危险哪。怎么办呢？
专家：自己可以要求医院在输血前对所用血液进行严格检测，排除感染艾滋病、丙肝和其他传染病的可能性。
——2002年12月报告会之后的谈话记录
歧视带来的影响
社会普遍存在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这对防治艾滋病工作非常不利。领导干部的歧视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大，他们是政策的制定、执行者，他们的歧视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会带来巨大阻力。
艾滋病在我国大范围流行的潜在危险正在变成现实，加大防治力度、控制疫情的蔓延已成为各级政府迫在眉睫的任务之一。各级政府负有领导和组织协调的责任，各有关部门要将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工作纳入到本部门的相关工作中，并将有关职责具体化。
——《〈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实施指导意见》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领导本地实施《中国遏制与预防艾滋病行动计划》的工作。
——《中国遏制与预防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
（1）歧视导致漠视
调查表明，一部分党政领导干部认为“防艾”与自己的工作无关，较多的干部对艾滋病防治政策及相关问题持明显的漠视态度。除了该项工作没有纳入政绩考核范围等制度性的原因外，也可能由于艾滋病“污名化”现象的存在，一般人都对其“避之不及”，唯恐参与相关的活动或表现出对此问题的关注而“坏了名声”。
个案： 2002年12月，某省省委办公厅的一位主要领导，坚决不参加“艾滋病防治政策研讨会”，他的理由是：“我不懂艾滋病防治，艾滋病防治工作与我也没有关系。”
#奇#某省作协的一位主席被指派参加研讨会，同班的学员说：你是作家，代表各方面的声音，要深入生活，所以你要去参加这个座谈会。在座的人全体哄堂大笑。
#书#现象：尽管使用了规定性的行政手段，仍有一些领导干部不愿意参加中央党校的防艾政策培训和研讨活动。
#网#学员：值得担忧的是，广大的社会层面，包括我们的领导干部，对艾滋病预防知识的缺乏和意识的淡薄。前几天卫生部的一位领导来搞艾滋病讲座，平时上课是座无虚席的，但这个讲座参加的人稀稀拉拉。人太少啦，我坐在那里都觉得难为情。很多领导干部都认为艾滋病预防跟自己没关系。我又不是艾滋病患者，我听那个干吗？我不分管卫生工作，我听了也没有用啊。这种意识可以说存在很大问题。
学员：卫生部领导做的那个讲座我也去了，我们小组就去了我一个人。到那里一看，我认识的人不多啊，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来受这个教育觉得不好意思，这也说明我们宣传不到位的一方面。
——2002年12月研讨会记录
中央党校的基线问卷调查显示，32.4%的被调查者认为艾滋病防治与自己的工作“没有关系”；4.9%的人“不知道”与自己的工作是否有关系。党政主要领导若认为防艾工作与自己的工作“没有关系”或不知道与自己的工作有何关系，如何建立中央政府期望的“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参与的艾滋病性病预防和控制体系”？
中国政府是社会动员的最核心的力量，也是社会资源分配的最有力的“手”，只有政府的领导干部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才有可能投入人力、物力及各种资源打一场遏制与预防艾滋病的人民战争，才能挽救中国于未来的艾滋病危机之中。
（2）歧视误导决策
如何作防艾战略选择？这涉及对资源配置、工作重点的考虑，也涉及到对生命价值的考量。对艾滋病问题的认识以及对防治政策的态度，直接影响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政策的选择。
①防艾具体措施
34.7%的被调查对象选择“如果在所工作的地区发现了艾滋病患者，将采取不公开谈论、暗中展开防治的方法”；63.9%的人将“公开讨论并加大防治力度”。
会议主持：××市长，您来自××省××市，请问在您的地区有没有人感染艾滋病？
学员：现在还没有报告。
会议主持：在××省其他地区，据您了解有吗？
学员：我没有听说。
会议主持：您觉得这个问题在中国严重吗？
学员：根据我了解的情况看，中国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全国已经有将近100万（感染者），全世界每天有将近8000人死于艾滋病。中国尽管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作为一种传染病，确实处于上升的趋势。处于这么一个阶段，不能不引起中国官员的高度重视。
会议主持：下面我们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干预室主任吴尊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艾滋病在中国及世界的发展趋势。
吴尊友：在座的各位领导来自的省份里，艾滋病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比方说华中、华东、西南、西北，艾滋病都是比较严重的。××省比较严重的是在北部。
学员：长江以北。
——2003年12月研讨会记录
这位学员其实是知道××省的艾滋病情况的。但是，即使主要不是出现在他工作的具体地点，他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省内的真实情况。据此推测，他更不愿谈他领导的××市的真实情况了。
②歧视影响政策措施选择
63.7%的被调查对象非常同意或基本同意“大力扫黄打黑是防止艾滋病扩散的唯一途径”；14.7%的人不同意“在正视黄毒问题的同时加强管理也可以控制艾滋病的扩散”；11.0%的人不同意“控制艾滋病传播是每个家庭每个人的事”。
知识普及带来认知显著改变
问卷调查表明，中央党校的培训研讨活动，在提高参与者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上成效明显。培训研讨活动参与者对艾滋病三种传播途径的知晓率有明显提高。
（1）解除不必要的恐惧
培训活动在澄清艾滋病传播途径的误解方面成效较大。担心“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的人大大下降，相信蚊子不会威胁自己的人增加了50.5%（X2=41.06,df=2，P<0.05,干预前后差异显著）。
相信与艾滋病患者共餐“不可能感染”的人增加30.6%（X2=18.54,df=2，P<0.05,干预前后差异显著）。
许多不敢使用浴缸、马桶等公共卫生设施，害怕由此感染艾滋病的人也松了一口气。相信“不可能感染”的人增加了40.2%（X2=26.44,df=2，P<0.05,干预前后差异显著）。
担心“握手”会传染艾滋病的人，在2001年的培训研讨活动后担忧消失，100%的人相信不可能传染；恐惧“谈话”会传染艾滋病的人，在2001年的培训研讨活动后也改变了，100%的人相信“不可能传染”。
学员：以前到公共场所，感觉非常硌硬（紧张、不舒服）。现在知道了传播途径，很多情况下把担心解除了。
——2001年12月研讨会记录
学员：通过宣传，了解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对工作的开展和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好处。过去一说艾滋病就好像见到瘟疫一样，我也以为和艾滋病患者不能握手，我也害怕。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为了大家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相关知识，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
——2002年12月研讨会记录
（2）提高对可能传播途径的警惕
许多人对可能的传播途径不清楚，或不知道，或似是而非。干预活动帮助他们提高对相关危险途径的警觉。认识到修补牙齿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的人大大增加，干预活动后多了35.9%（X2=22.51,df=2，P<0.05,干预前后差异显著）；了解到医疗器械消毒不合格可能导致传染的增加了15.9%（X2=6.23,df=2，P<0.05,干预前后差异显著）；知晓器官移植可能传播艾滋病的增加了34.5%（X2=21.89,df=2，P<0.05,干预前后差异显著）；认识到人工授精可能导致艾滋病传播的人干预活动后，增加了31.8%（X2=7.18,df=2，P<0.05,干预前后差异显著）；懂得使用未经严格检测的血液制品很危险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的人，在干预活动后增加了12.1%（X2=6.73,df=2，P<0.05,干预前后差异显著）
学员：以前只知道艾滋病是性传播，现在才了解输液打针也会传播，要引起重视。
——2001年12月研讨会记录
（3）增加对相关知识的需求
培训研讨活动后，参与者对防治艾滋病相关知识的需要有较大提高，认为“很有必要”了解艾滋病知识的人增加了36.8%（X2=22.54,df=2，P<0.05,干预前后差异显著）。
（4）相关知识认知率上升
活动参与者对艾滋病“目前仍不能治愈”的知晓率增加了6.5%。知晓目前仍没有预防艾滋病疫苗的增加了44.0%（X2=31.06,df=3，P<0.05,干预前后差异显著）。
学员：以前不知道艾滋病到底从几个途径传播，我们就知道性传播。听说某一个人可能是艾滋病了，肯定就认为这个人的道德品质不行。
——2002年6月研讨会记录
（5）增强危机感
培训研讨活动后，认同“任何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的人增加了28.7%（X2=13.94,df=4，P<0.05,干预前后差异显著）。
学员：对艾滋病问题不重视不行。虽然现在不少省还处于低流行阶段，但问题已经很严重了。目前中国的实际数字现在还很难准确估测。一旦到了数字大的时候，说句不好听的，你哭都没地方哭了。如果爆发出来问题就大了。
——2001年12月研讨会记录
态度与观念转变
实践证明，政策、形势的介绍、知识盲点的清除有助于促进党政领导干部态度与观念的改变。
（1）减少歧视
问卷调查显示，防艾政策的培训研讨活动后，参与者在对艾滋病感染者及患者的歧视方面有较大变化。非常同意或基本同意限制感染者和患者工作机会的下降了21.1%（X2=11.21,df=4，P<0.05,干预前后差异显著）；非常同意或基本同意隔离感染者和患者的下降了20%；同意学校拒绝儿童的下降了5.1%；同意限制艾滋病感染者使用交通工具、限制他们的休闲活动的下降了6.7%。
对家人的态度转变。干预活动后，参与者在家人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的情况下，选择“给予亲人的温暖并积极帮助治疗”的人增加了11.5%；选择“将患者与其他健康家人隔离”的下降4.1%；“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减少了7.3%。
改变较为明显的还有对待感染艾滋病的下属的态度。2003年活动参与者选择“替他保密允许他继续工作”的增加了13.2%；而选择“公开他的病情并解除他的工作”的下降了6.4%；选择“不管他，病死活该”的下降了1.8%；选择“不知道”的下降了6.2%。
自己不幸感染艾滋病后的行动也有一些变化。选择“积极治疗”的增加7.1%，而选择“保密，不传染别人”的下降7.1%。
学员：对艾滋病患者，不能采取歧视的态度和政策。另外，对卖淫人员也不能采取歧视政策。为什么？你仔细考察一下，究竟有多少人喜欢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我觉得没有多少，比例很小。这个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有关系，与教育有关系。从事不正当行为的人，尤其是姑娘们，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贫困落后，是造成这个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也没有更多地介入这个方面，有时候参加过一些座谈会，了解了一些情况。我发现做这些事情的，也是逼出来的。好多都是良家姑娘，开始在发廊做个小工，后来慢慢变了。当然它也有诱惑力，这比做别的事挣钱快、额度大。这些人一般都是一种求生的欲望，她希望自己至少活得好一点，不是别的目的。所以我的看法是，对这部分人不能采取歧视的政策，一定要面对现实，制定一些相关措施。
学员：有一些措施，比如隔离什么的，不是好办法。应该是公众正确对待的事情，应该关爱。不然这些人对社会会有一种阴暗的报复心理，对社会危害更大。前面一位学员说把他们隔离起来，我算了一下，1985年我国发现第一例，到现在感染者有80万，每年几万人感染。要隔离，每年都需要新建100多家医院，每个医院500多张病床。这根本做不到。
——2001年12月研讨会记录
（2）减轻道德化倾向
对研讨活动参与者的问卷调查显示，他们对艾滋病感染者的道德评判也随着知识的增加、形势的了解而发生变化。研讨活动后，同意“只有卖淫嫖娼者和同性恋者才会感染艾滋病”的下降了7.3%，不太同意或不同意的增加了8.1%；同意“只有吸毒等堕落人群才会感染艾滋病”的下降4.0%，不太同意或不同意的上升3.8%。
政策选择发生变化
研讨活动参与者在政策措施选择上的看法有所改变。
学员：我们现在是多难选择。我们国力就在这儿，财政支持力度就这么大，这个蛋糕就这么大，我们维护国家统一要花钱，加快经济建设发展，还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贫困人口等等，都要花钱。这么多的问题摆在这儿，现在我们作为决策者就要比较一下，哪些是最严重的。我们现在的官员政绩测评体制有一些问题，本来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但是我们这些官员一想，我反正当政就这么五年时间，可能更多地关注到的是形象工程或者是什么，而防治艾滋病这方面的工作由于投入量太大，工作难度太大，可能暂时不做。
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认为应该着眼于未来。今天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表态要做这个事情，包括中央党校今天能开这样的会对我们都是一个鼓舞。如果我不参加今天的会，我可能不了解这方面的问题。我来自西部欠发达县，我本来以为我们那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是贫困，没有这方面的危机。但是通过参加今天这个会我有概念了，艾滋病没有禁地，某一天可能就会潜伏到你这个地方了。本来是贫困，再是疾病，贫病交加，后果就不堪设想。
今天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把艾滋病问题提到一个国家安全、民族安全的高度来重视，可能我们在决策时要对这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今天参加了这个研讨会我就考虑，我回去以后要建议有关方面，也搞一个防治艾滋病预案。以前我们那个地方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我们那个地方没有发现艾滋病感染者。另外，宣传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2003年12月研讨会记录
（1）增加决策的透明度
“如果在所领导的地区发现艾滋病疫情”，选择“公开谈论并加大防治力度”的增加了23.6%，而选择“不公开谈论并暗中展开防治”的下降了22.2%。
学员：我想换个角度谈这个问题，看看预防艾滋病有什么好处。可能还没有受到艾滋病流行危害的地区的领导听了觉得有点意思。
第一个是有利于招商引资。也就是说，外资一进入你这个地方，看到宣传搞得很好，民众都知道这方面的知识，那么外商就可以放心。这一点我想很重要。
第二点是有利于我们当地政府的当政、执政。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厚生省为这种问题几年前向国民道歉，法国的卫生部长因为这个引咎辞职。我们现在预防艾滋病早一点动手，对我们政府形象有利，至少你可以对老百姓说我们是负责的。我们开展预防艾滋病工作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艾滋病流行，就像我们今天来参加研讨会的，每个人的地方都不是艾滋病流行区，对不对？
第三，可以预防和化解我们各地出现的矛盾。不管吸毒、性乱、卖血，都会给当地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就会被一些反动组织利用来做文章，结果就会激化矛盾。我们付出党群干群关系的代价太大了。我们主动去做，就可能有利地化解许许多多矛盾。我们把艾滋病预防工作做好了，就会减弱不利影响。早预防艾滋病是有好处的，至于坏处我还没看到。
——2002年12月研讨会记录
（2）重新思考资源配置
判断“治疗艾滋病患者是浪费资源”为错误认识的增长了7.0%；否定“艾滋病只感染少数有危险行为的人，我们无须大量进行健康行为宣传教育”提法的人增长了8.8%。
学员：恐怕要把艾滋病宣传教育放在首位。我们的卫生工作者，我们的专家学者教授们，奔走呼号，忧国忧民，确实感到我们的国家、民族受到极大的威胁，在做预防艾滋病的工作。而那些管钱管物的人麻木到什么程度呢？包括我们中青班的，都是些领导干部，你看看调查表，80%到90%的人对艾滋病一无所知，80%到90%的人对我们参加研讨会的人都用嘲笑的目光、讽刺的目光看，觉得很可笑。我逢人便讲艾滋病知识，有人说你都成了艾滋病专家了，我说我就成为专家。一条义务，就是把你知道的艾滋病知识告诉所有人，也就是要抓宣传、抓教育，这比什么措施来得都快，这是最大最好的一个办法。
——2001年12月研讨会记录
（3）思考管理方式的转变
控制艾滋病扩散，正视黄毒问题的同时加强管理，也可以控制艾滋病扩散”的措施选择是否可行？选择“非常同意”的人增加24.9%。
学员：今天听了教授的报告很受启发。主要是对卖淫嫖娼、吸毒的管理，国外的成功经验确实值得我们借鉴。过去我们总用搞运动的方式，搞“严打”，但越打越多，反弹很厉害。长久以来，我们也对自己工作的方式和效果产生疑问，看来使用“管理”的思路会更有效。教授讲得好，并不是我们喜欢这些社会丑恶现象，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要用其他的方法来治理,将它们的社会危害降到最低。我今天真的很有收获，我会把你们发的材料和讲授的内容带回去，让我们省里政法系统的领导学习，帮助我们的工作。
——2001年12月报告会后学员与专家对话
学员：对卖淫嫖娼，只能采取双管齐下：一个是严厉打击，不打击成了合法的，那就更乱了，这是绝不容许的。必须打击，把它控制在最小范围。第二个就是正视它，确实就是存在这么一部分人。
——2002年6月研讨会记录
（4）确认政府领导是防控艾滋病流行的关键
问卷提问：控制艾滋病扩散，您认为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对“建立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机制，是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流行的关键”的提法，选择“非常同意”的人上涨了16.8%。
学员：我看了相关的材料，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增长的速度是惊人的。如果各级党政领导不重视，2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将毁于一旦，振兴中华民族、走向世界都变成空话。
学员：参加了培训研讨活动，我感觉到，我们在一个地方担任领导，首先应该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把这项工作摆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防治艾滋病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素质和健康，关系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
——2002年12月研讨会记录
学员：艾滋病问题首先要引起各级政府机构的重视，然后才能形成一个综合治理的局面，要全方位进行宣传教育，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个工作的确不光是卫生行政部门和艾滋病防治部门的工作，而是全社会的各级党政机关、各个业务部门的共同任务。
——2002年6月研讨会记录
（5）意识到家庭和个人的责任
问卷提问对“控制艾滋病扩散，是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责任”的提法，选择“非常同意”的增长14.8%；不太同意或不同意的下降5.6%（X2=7.74,df=2，P<0.05,干预前后差异显著）。
学员：对艾滋病的危害，宁可估计得严重一些，绝不能掉以轻心。中国目前的社会风气，很多管理都不到位，就这样一个现状，现在艾滋病在中国处于爆发前夕我想也有可能。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认清艾滋病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重视艾滋病问题。今天中央党校召开这个研讨会非常好，应该加大宣传力度，现在对艾滋病，很多人知之甚少，它的危害性、传播途径，知道的人不多。舆论宣传部门，应该把艾滋病的预防、艾滋病的危害作为一个主题，各种媒体联合作战，加大对艾滋病危害的宣传。使广大老百姓都知道艾滋病，避免危险行为，每个人都关爱自己、关爱生命，做事情三思而后行。这对社会的进步肯定有好处。我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说，加大艾滋病宣传的力度，对家庭的稳定、家庭的和睦，对身体的健康，对子孙后代，绝对有好处。
——2002年12月研讨会记录
学员对中央党校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培训活动大多持肯定的态度。不少人一开始不愿意参加，但参加后纷纷表示很有收获。
学员：中央党校搞的这个防艾政策培训研讨活动很好，普及知识，唤起领导干部的责任感。我建议中央党校从下学期起应该设置课程，而且是大课、必修课，要讲清这个问题的危害。防治艾滋病，先要把教育搞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事情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政治责任。
——2001年12月研讨会记录
学员：我们可以在这么大范围谈艾滋病防治问题，引来这么多不同层次的人关注这个事，这是可喜的事。以前我们总是回避这个问题，现在从中央到一般老百姓，从普通院校到中央党校都谈这个问题，这是成功的一步，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这个工作沿着这个思路、这种方式、这种力度抓下去，我感觉艾滋病的控制是有希望的。
——2003年12月研讨会记录
实践证明，政策的宣传及知识盲点的清除有助于唤起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改变他们的态度和观念，并有可能影响他们将来在工作中的政策选择和决策。在领导干部中的防艾培训研讨活动的目标：最低目标——参与者不阻挠防艾工作；中间目标——参与者支持防艾工作；最高目标——参与者亲自推动防艾工作。此类的培训研讨活动有助于改变目前中国防艾工作在中层领导中的“梗阻”现象，推动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附：省城花市一日游宣传防艾遇冷落 高燕 小静 本文作者系艾滋孤儿，为保护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2004年暑假，我们从山东的新家回中原某省城看望高奶奶，住了好些天。7月26日，我们和高奶奶去陈砦花卉市场，一方面是观赏花卉，另一方面是做防艾宣传。
这天一大早吃罢早饭，奶奶和我们各提了一包防艾宣传资料，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等公共汽车。约20分钟，一辆77路公共汽车驶过来，半小时后，我们在陈砦蔬菜批发市场下了车。这里离陈砦花卉市场还有两站，我们不得不搭机动三轮车到了那里。
花卉市场坐落在街道的南端，呈长方形。中间被条条道路隔开，井然有序。层层奇花异草，摆放在各种各样的区间里。奶奶在前，我们在后，径直向南走去，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一盆盆紫薇花、含羞草、一品红等，枝叶舒展，亭亭玉立，宛如一个个娇柔倩美的女子。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花，上面挂着美丽的红灯笼。就这样，我们边走边欣赏。每走一步，都为这些美丽的花所吸引、陶醉。
遭遇冷漠与歧视
一个中年男子手持报纸坐在椅子上，奶奶让我们从包里掏出一叠防艾资料，说：“凡是看报纸的，咱就给他一些资料。”说完，奶奶走上前去，递给那个中年人一些资料。那人神态漠然，没说一句话。
我们继续往前走，模型式的假山上泉水丁东，人造狮子、人像等相映成趣，可是我们无心观赏。从进门到路的尽头大约500米，我们向西一转弯，见一个中年男子躺在躺椅上不停地摇晃，用一张报纸遮着脸。当奶奶把防艾资料给他时，只见他随手把它扔到了椅子下面。难道防艾资料也会传染艾滋病吗？走了大约50米的我们，重新返回到那个中年人旁边，顺手把资料拿了回来，只见他满脸横肉，眼里闪着凶光。我们继续向前走去，我说：“像这种人，不值得给他。”站在旁边的奶奶叹了口气。怕奶奶生气，我们又把话题转移到花上面，说：“奶奶，你看这花多漂亮！”随后，我们都沉默了。
我们仿佛感到内心的温度一下子从摄氏一百度降到零度，我们为那些人的冷漠感到寒心，为他们不屑一顾的神情而感到可怜。你即便不想要这些资料也该说一声吧！年近八旬的高奶奶不惜用自己的奖金和讲课费来印刷这些资料，救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你们对此漠不关心也就罢了，何必用那样的神情来回应呢？难道防艾资料也受歧视了吗？
国难与我何干？
出了商店，来到一个画廊前。里面摆满了艺术品，有隶书、国画等。在画廊正中央并排坐着两个大约20岁的青年，其中一个穿着白色衬衫、戴着眼镜的男青年正在练习素描。奶奶跟他说：“艾滋病危害是世界瘟疫、是国难。预防艾滋病势在必行。”那位青年头也不抬，冒出一句话：“国难与我有啥关系！”他或许是一名高中生，也可能是艺术系的大学生，这到底是怎么了？“国难与我何干？”真不敢相信这话竟出自一个青年学子之口？置别人的痛苦于不顾，又怎能把国家兴亡放在心上，怎能挑起建设祖国的大业，成为国家的栋梁？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那青年一句：试想没了国家，何以有自身安全？我们的生存空间何以谈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祖国的兴旺与我们息息相关。你的心灵为何如此麻木、如此冷漠！
返途
在一家玩具商店，一位50岁上下的男子立在柜台边，正在仔细地看报。奶奶按着惯例把资料给了那个中年人，他接过去看了看。见他看得挺认真的，奶奶给他讲了一番道理，他很和蔼地与奶奶搭话，还目送我们走出商店。奶奶露出淡淡的微笑。
走到花卉市场门口，一对中年男女突然拉住奶奶，说：“您就是高耀洁老师吧？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您，您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3年度‘感动中国’十大杰出人物之一，您真是做了件大好事。”说完又补充一句：“祝高老师身体健康。”
11点的钟声敲响了，公共汽车载着我们往家的方向驶去——天空乌云密布，空气十分冷寂，足以使人窒息，“艾滋”两字何时能不受歧视？
后记
7月30日上午，奶奶和我们又来到陈砦蔬菜批发市场。接连几天不断的大雨使得这里路面泥泞。没走几步，奶奶和我们的鞋就都湿透了。菜贩子们正在忙着卸货、装货、看货，一片忙碌、杂乱的景象。拿到我们散发的资料，这些忙于生计的人放下手中的活，认真地看起来。几个正忙着装货的人也停了下来，喊着让我们给送些资料。有的人当场认出了奶奶，高兴地和奶奶说话，说在电视里见过她，知道她一直在宣传预防艾滋病，要求我们多给些资料，好好看看。看到这种场面，奶奶感到十分欣慰，她认为这些人虽然生计艰难，却关心国家大事，也很热心，比那些冷漠的有钱人好多了。
我们不要求他们为那些受害人伸张正义，只要他们内心不麻木冷漠，能够了解一下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真实处境就足够了，只要不把防艾宣传资料当作废纸那样扔掉，奶奶的心血就不会白费了。
艾滋领域的怪现状
医骗子的讹诈活动、农民的封建迷信意识、各种黑恶势力的剥夺和勒索……这种种艾滋领域中的怪现状，正在艾滋病患者及孤儿身上发生！
许多艾滋病患者，是因生活贫困走上了“卖血致富”之路，生活尚未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卖血感染了艾滋病，花了很多钱病也没能治好（目前治疗艾滋病仍是全球性难题），以致贫病交加，最终导致家破人亡。由于公众对艾滋病知识的缺乏，加上长期片面宣传的误导，许多人误认为这是一种“脏病”，是嫖娼、卖淫、吸毒传染的，正常人不会得艾滋病。因此艾滋病患者受到了各种歧视、冷落、侮辱，以至他们的遗孤也难以幸免。
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现象，其危害我在前面已经讲了很多，这里不再重复。现在害人最深的却是诈骗、迷信、剥夺，而这种现象又鲜为人知，我有责任将真相告诉大家。
讹诈欺骗
某些人利用行医之名，行欺骗之实，诈骗艾滋病患者的钱财。这类“冷血动物”目前为数还不少。为了发“艾滋财”，他们用尽各种伎俩，耍尽了无赖的手段：通过广告、广播、电视、网络大搞有偿新闻，极力吹嘘，自称“国宝”者有之；自称全中国、全世界第一个攻克艾滋病者有之。
一个没有行医资格的工人，竟敢自制中药酒给艾滋病患者服用，说他的药酒对治疗艾滋病有奇效。他的资料中宣称，服了他的药酒之后，艾滋病患者“体温全部恢复正常”、“16天之内止泻，再未发生过腹泻”、“六人腋下及腹股沟淋巴肿大，服药24天后全消”、“有两人患全身性单纯疱疹，服药16天内全消，再未出现过”。他还说艾滋病患者不必吃政府免费发的“鸡尾酒”，吃他的中药酒就行了。“鸡尾酒”疗法是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博士发明的控制艾滋病的一种方法，称之为“鸡尾酒”疗法只是一种比喻说法，指将多种药物混合使用以控制病毒，并非真要患者饮用鸡尾酒。从这里也可见这位“国宝”对现代医学的极端无知。2003年9月1日，艾滋病高发区的程××给我来信说：“‘国宝’称治疗艾滋病有奇效的中药酒，2001年8月服用他药酒的十几人，现已死亡八人，有的人吃完他药酒后，一周不到就死了，如安某。”这药酒的奇效在哪里呢？
2003年9月25日，我收到来自外省的一封信，此人自称出身于八代中医世家，研制出专治艾滋病的神药“克艾宝”，能治疗早、中、晚各期艾滋病，他用这个“祖传秘方”在最近五六年里已治愈几十例艾滋病患者。其实艾滋病被人类发现也不过20多年，哪里来的专治艾滋病的“祖传”秘方？还有一个青年医生自称他研究艾滋病治疗已经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信中罗列了不少数据，真真假假地吹嘘，以他的年龄和中国艾滋病流行时间，“十年研究”令人不可思议。我还收到过这样一封来信，来信者自称是“中医药实践的市民”，有“秘方”能治好艾滋病，保证无毒副作用，可做法律公证云云。
还有人以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保护神的身份自居，专门诈骗艾滋病患者和孤儿。如某县一对夫妻，根本没有行医资格，也不懂任何医学知识，竟然开了诊所给艾滋病患者治病，为了发财，又办起了“关爱之家”，并取得执照，印有名片，对外称属于“北京关心下一代协会”。他们以救助艾滋病患者和孤儿为名，到处打电话要求援助。我信以为真，雇车前往了解情况，在谈话中发现这对夫妇识字很少，水平也很低，连艾滋病知识也说不全，可是他们有办法欺骗无助的艾滋病患者来他诊所看病，看来这一招不错——他们家建起了新楼房和新院子。
这些人吹得天花乱坠，经他们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明明已经死亡，他们硬说还健康地活着，作为他们治愈艾滋病的证明。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耍无赖，借助“胡编乱吹”，为了钱财不知害了多少艾滋病患者！
封建迷信
时下社会道德沦丧，人们精神空虚，封建迷信乘虚而入。2001年3月30日，我在某地见到一个晚期艾滋病患者，她痛苦不堪，天天跪在庙前磕头拜神，可神仙也没有救活她。几个月之后，她还是痛苦地死了。
2002年夏天，一个因艾滋病失去父母的11岁小男孩没有饭吃，跑了十几里地找到他姑母，姑母给了他一个馍就赶他走。为啥没有人理睬他呢？原来，在他父母感染艾滋病死后，他随叔叔婶婶生活。不久叔叔病了，婶婶死了，他们害的都是艾滋病，可是村里人硬说是这个小男孩“妨人”给“妨”死的。
当我告诉某些人艾滋病高发区患者及孤儿的苦难状况时，他们不但不同情、不救助这些无辜的孩子，反而公开说：“他们的爹娘造了孽，就该他们受罪……”
2003年5月16日，从艾滋病高发区某村来了两个艾滋病患者，男的来到我家门前时，已经走不动路了，女的身体稍好一些，但脸上已露出了病容。她搀扶着男的，两个人蹒跚地行走着，男的气喘吁吁地对我说：“我们离婚了，结婚十多年啦，因为八字不合才得了这种病，这是算卦先生说的。”女的流着泪说：“高医生，我哥哥死了，留下一个11岁的男孩，我有个男孩8岁，等我不行了，这两个孩子送给你抚养，行吧？他们不会妨你，你的心好。”
我给了他们200块钱，让他们回去买点营养品滋补一下，他们两人流着泪走了。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路过市场时，又买了几块钱的香烛和纸钱去烧了，为的是求神仙保佑。
剥夺勒索
艾滋病患者多在农村，那里不少人失去了为他人着想、互助、友爱的集体精神，赌博成风，若好心人救助艾滋病患者或孤儿时，他们的亲属会把钱截走，拿去挥霍、赌博。有的还逼着孩子向外人要钱，如孤儿高闯的叔叔就把笔者给他寄的钱拿去赌博。还有人打着保护孤儿的旗号，办起私人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孤儿院等等，以此为名到处募捐，却拿着这些钱去做生意，甚至用诈骗来的钱包养情妇。还有人用这些钱修盖房屋，某县一位老太太向我反映某个自称“孤儿保护人”的家中盖起了楼房，至少也得花费十几万元，他个人拿得出吗？至于星星点点的剥夺就更无法一一阐述了。
2001年6月13日，艾滋病高发区某村派人来找我，为艾滋病患者要药，我交给他一箱价值几百元钱的药品（有退烧药、消炎药、止泻药等）。后来我才得知，这箱药品还没到村里，半路上便被来取药的人卖了，钱流入他个人的腰包。
近两年来，我多次为几个艾滋病高发区的病人送衣物，每次经手人都说已把衣物发送给了村民。2002年12月23日，我突然去了某县某村的经手人家里，竟发现她房间里堆满东西，其中就有我募捐来的衣物，真令我气愤。
我把以上的情况称为艾滋病患者及孤儿领域的怪现状。它比原来的贫困、歧视、恐艾症隐蔽得多，目前外界还很少有人察觉，因此其危害更大、更广、更深，急需揭露曝光才能消除这种现象！笔者建议对艾滋病防治工作应该尽快立法，有了法律保障，谁再敢坑害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就可依法予以严厉制裁。
诈骗艾滋病患者钱财的人应感到羞愧
艾滋病的病原体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的致病条件非常特殊，一旦进入人体，就寄生于免疫系统中的T4淋巴细胞内，并随免疫细胞DNA复制而复制，使人体免疫系统遭到彻底破坏，因此，它成了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一种不可根治的“超级瘟疫”。世界各国都对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众多医学专家绞尽脑汁，但至今尚无有效疫苗，更无治愈艾滋病的药物。临床医生对于艾滋病只能做对症治疗，缓解症状，无法挽救患者的生命。
目前社会上却有那么一群骗子，利用艾滋病患者求救无门和渴望治病的心理，大吹特吹能够治愈艾滋病。骗子的伎俩都是越不容易治愈的疾病，他就越有特效药物、特效疗法。他们自称老中医、老专家，是攻克艾滋病的神手，有祖传秘方专治艾滋病，其实无非是用低劣的中草药、过期药、发霉药，甚至白陶土或其他草根树皮，研成粉末后或做成药丸、或装入胶囊、或泡成药酒，吹嘘成专治艾滋病的特效“神药”来欺骗患者，服用后只会加速患者的死亡。那些受骗上当的艾滋病患者在甜言蜜语中一个个倒下了，谁又能知道骗子们究竟赚了多少昧心钱？
经常有人向我反映有骗子不择手段诈骗艾滋病患者钱财的情况。如某县一个姓陈的村医给发烧的艾滋病患者静脉滴注地塞米松（一种免疫抑制剂），导致患者大汗淋漓，加速了死亡。还有一些社会上的游医、庸医，利用报刊、网络、信件来欺骗艾滋病患者及家属。如2000年6月20日，我收到一封来自外省的信，写信人如此介绍自己：“某某，65岁，自幼庭训，自修自学，能治顽疾，医龄40余年，自1998年来已治愈13例艾滋病患者。”还自称是“神州艾滋病克星，花5-6万元即可治愈，艾滋病病毒抗体转为阴性。”
这种自命不凡的“神医”并不少见，2000年12月27日我还收到本省一封来信，自称某教授，已用“祖传秘方”治愈四例艾滋病患者。我按照来信提到的地址追踪患者情况，发现四例患者全已死亡。
我还收到过一个自称73岁的退休西医的来信，说艾滋病是基因受损引起，只要用他的“天药修补基因的综合疗法”，即食用核酸就可以治愈。现代生物学早已证明，虽然核酸作为遗传物质，对人体的生理活动至关重要，但是人体内的核酸都是自我合成的，并不从膳食中直接吸收。膳食中的核酸都会在消化道中被彻底分解。口服核酸不能起到营养、保健作用，吃多了反而会对身体造成危害，比如导致痛风和结石等。
2001年10月2日，艾滋病患者马×军告诉我说：“听说××市××医院有预防艾滋病的针，每月打一针，可防止艾滋病发作，但是要几百块一针，我打不起。”2001年11月26日，艾滋病感染者刘某在电话中告诉我说：“有人告诉我说北京有一种机器，艾滋病患者坐上去摇几次病就好了。”目前，艾滋病疫苗和药物研制尚无重大突破，艾滋病仍处在无药物可医，无疫苗可防的状态，这是世界医学界公认的，不知这“预防艾滋病的针”、“治疗艾滋病的机器”从何说起？
还有骗子竟直奔我家中，明目张胆地要找我合作，宣传自制的中药，宣称对治疗艾滋病有“奇效”。这类人坐下寒暄几句便试投敲门砖，“事成之后如何分红”等。不管他们骗术多高，伎俩多妙，我会一眼看穿，告诉来人我不会受骗上当，更不会与骗子同流合污。
直到2004年10月，还有一个来自内蒙古包头市自称能治疗艾滋病的“神医”多次来信，我不理睬他，他竟来找我，自称来给我送“神药”，一直折腾了一个多星期。还有那么多防艾宣传工作等着我去做，我实在没有精力见他。
这些骗子何许人也？有无业游民、有庸医、有游医，还有干部、工人，他们并没有读过医学院校，没有受过任何正规医学训练，更无行医资格，竟然敢说：“我研制的中药对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外试验杀伤率两分钟为100%（高耀洁按：其实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后对外界环境抵抗力极弱，高温、干燥及常用消毒药品均可杀灭。），对淋巴细胞保护率为92.7%以上，在十几例艾滋病患者身上试用，抗感染疗效为100%。”用这些假话胡编乱吹，盯住艾滋病患者不放，其目的很简单，就是一个字：钱。出售所谓的“神药”，大肆牟取暴利，中饱私囊。
我非常厌恶这类骗子，但还是经常有骗子来找我。2004年7月，我收到了一封几经周折转来的信，信云：“有事找你，找了很久……”我回信告诉他：“本人搞防艾宣传，救助艾滋孤儿，若因此类事情请回信，若来送药、卖药请免开尊口。”一周后这位先生回信了，自称“我不是医生，不是制药的，也不是大老板，更没有想过发财，我在行政部门工作了几十年……”他说有位医学研究生认为治疗艾滋病要比治疗癌症容易，他有一位老师曾用云南的“三仙菜”治好过这类病，“我觉得我国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有大量工作，特别是药物研究方面……”
类似这种事情太多了，如某“专家”原是一个汽车修理工，摇身一变成了治疗癌症、艾滋病的“中医专家”，四处设立医院、诊所，他的简历中没有介绍他接受医学教育的经历，只有云天雾地的在境外这国那国治疗艾滋病的经历，可能他是“生而知之”，现在他又自称在国内治愈艾滋病患者20多例。省卫生厅一位副处长告诉我说：“这个人在项城县一带从艾滋病患者身上赚了不少昧心钱。据说他上面有人，不然他怎么在这几年会发展这么快？他跟李红莲（高耀洁按：此人绰号“三仙姑”，南阳市医骗子，已因诈骗罪判刑。）是一类货色。”
无独有偶，在某省有个非医务人员，夫妇二人自制药酒宣称能够治愈艾滋病。他说：“中国人莫被西方人‘艾滋病不可治’的狂言吓破了胆，艾滋病最好治！”此人有些文才，会玩弄笔墨，笔者看过他一篇长文，他在文中罗列了光学、声学、力学、电学等理论，抄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中药药名，自命不凡地宣称研制出了攻克艾滋病的“神药”。
与以往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医骗子不同，这些人是国家职工，有一定的文化，会利用文笔、利用关系，嘴里高喊“只为救人，不为赚钱”等官话，到处写信、登广告、上网、打电话、托关系，不择手段地查找艾滋病患者进行诈骗。比如近期社会上出现的开价50亿美元的“治疗艾滋病的‘中医秘方’”，显而易见是个骗局。
笔者在2004年9月出版的《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一书中统计，截至2004年4月14日，笔者共收到全国各地来信10001封，其中有近10%是医骗子信，另有不少是病人受骗后写来的控诉信。
如一个女性艾滋病感染者，其丈夫因艾滋病死去，家中一贫如洗，好心人救助了她几百元，不到一周就被医骗子们骗走了。为了买骗子的“神药”，家中能卖钱的东西都卖了，结果还是很快死亡了。家中四壁空空，连火化费也拿不出来，家属只得用高粱秆捆好尸体，夜里偷偷地埋入村外的坟茔。
还有程某和妻子张某，都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为了活命到处求医。能借的钱全借了，能要的钱都要了，能卖钱的东西也都卖了，他们的三个孩子因没钱交学费都辍学了。我曾给过程某四次钱，共计1050元，他们却拿着这些钱找骗子买药酒、药丸吃。骗子没能治好他们的病，2002年1月20日张某死了。同年3月30日，程某带着他8岁的女儿明明（化名）来到了我家里。当时他极度消瘦，眼窝深陷，全身皮包骨头，已出现了恶液质，他哭着对我说：“高老师，他妈走了（死去）快百天啦，我也快走了。这是我最小的女儿明明，才8岁，请你给她找个吃饭的地方，她饿不死，我在阴间也放心了。”正巧，我有个中学同学苏老师在场，苏的女儿40多岁，无生育能力，经过联系，她愿意领养这个孩子。第二天程临走时说：“我把明明带回去，到她妈坟前烧个纸，跟她说一声，我把明明再送回来，回来时带来她的户口。”苏当即给他路费，并租车送他到汽车南站。程到家第二天就因病重说不出话了。2002年4月10日，程有气无力地打来电话说：“我这几天好一些，等到能走路了，我把明明送给苏奶奶。”5月14日程死去了，他身后留下万余元的债务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他们轻信骗子们的谎言，最终人财两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实在无法一一列举。吃得脑满肠肥的骗子们，你们从艾滋病患者身上诈骗财物，难道不觉得羞耻吗？
应立即制止乱给艾滋病患者服药
据各地艾滋病患者反映，给艾滋病患者乱送自制药物，在很多地区的艾滋病村都广泛存在，并且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为艾滋病患者提供自制药物的除了正规医疗机构外，还有私人制药公司、医院、个体医生、江湖游医，甚至一些非医务人员。这类自制药物绝大多数没有经过药检部门检测，副作用很大，非但不能控制病情，还引发淋巴结肿大、面部浮肿等症状，有的患者用药后头晕、呕吐、无法进食，甚至用药后立即死亡。更有非医务人员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不但非法自制药酒让艾滋病患者服用，还雇佣电视台同赴艾滋病高发区为其捧场，而当地县卫生局局长、乡长还请他去饭店吃喝。
有一个姓李的退休工人,夫妻俩没有读过医学院校,也无行医资格，却宣称“艾滋病是个高雅的纸老虎”，“艾滋病最好治”，发明了“一种可以内服的中药酒,在上蔡县文楼村四例艾滋病患者身上试用后，抗感染治疗效果100%”。“数次送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中药酒，是在相关机构登记过的，是公开的，合法的。”李某还急不可待地吹嘘许多名人曾经为他题词，还说此酒“英商出价一亿美元而未获得”，并自称是“国宝”。
“国宝”自称给病人送“中药酒”，总计支出三万多元，请看服用过“国宝”的药酒者，是怎样反映的：
程×立：我妈服用了他的中药酒以后，仅仅一个多月就去世了。
程×善：“国宝”自称他的中药酒是祖传秘方，能够百分之百治好艾滋病。但是吃了他的药酒的人，很快死了好几个。
赵×：我丈夫喝后，皮肤瘙痒，没有一点效果，很快就死了。
程×根：2001年农历七月份，他送来中药酒。俺老婆已经喝了七天，那天她又喝了两盅，就去晒玉米。一会儿，她就瘫倒在房顶的平台上，送她到医院时，人已经没救了。
艾滋病治疗是目前世界性的难题，任何一种药物的研制者都不能自己认为有效就有效，更不能随意以艾滋病患者来做临床试验，否则不仅增加了艾滋病患者的负担，甚至加速了部分患者的死亡，而且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对临床用药和艾滋病的治疗，我国早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规体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第二条规定：“中药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和监督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执行。”第十一条规定：“中医从业人员，应当依照有关卫生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通过资格考试，并经注册取得执业证书后，方可从事中医服务活动。”《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第五条规定：“进行药物临床试验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在进行人体试验前，必须周密考虑该试验的目的及要解决的问题，应权衡对受试者和公众健康预期的受益及风险，预期的受益应超过可能出现的损害。选择临床试验方法必须符合科学和伦理要求。”第九条规定：“为确保临床试验中受试者的权益，须成立独立的伦理委员会，并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也就是说，没有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核，任何人都无权进行药物人体试验。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说：“任何一种药品是否有效都有一个严格的临床试验过程，有各种检测手段和检测指标，有的周期甚至长达数十年，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国家都有相关的法规，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只有获得国家批准文号的正规药品，有执业医师的处方，方能供病人使用。然而，很多人显然缺乏最基本的医学常识，就断定他自己的药是‘神药’。每种病都有每种病的病因，要因病施治，说一种药包治百病就是不科学的。”
我坚持认为，那个“国宝”没有行医资格，不能给病人治病。他自称他的药酒是消毒剂，但消毒剂是不能内服的，且没有药品批准文号，给病人服用是非法的，我完全有理由怀疑其治疗效果。“国宝”也承认自己没有行医资格，但是他认为，开中药不像西医那样严格。直至2004年冬季，“国宝”仍然往文楼村等地送中药酒，也无人过问。
中国中医药管理部门认为，医生必须具备“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后才能开处方，否则就是非法行医，不管西医还是中医都是如此。由此足以说明，这个对号入座的骗子连“医骗子”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获得医生资格。
那么，艾滋病药物环境为什么如此混乱呢？我分析有以下原因：
一是缺乏必要的科学和法律知识。大多数药物试验对象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他们不知道自己享有知情权等权利。
二是贫穷无助。艾滋病患者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经济来源，只要是不掏钱或者送给便宜药物，他们就乱吃。
三是盲目投医。艾滋病患者发病后，身心备受折磨，痛苦不堪，而又找不到就医渠道，只要有人给药即欣然接受，并视这些给药者为恩人。
艾滋病患者也是人，为什么他们就这么苦，为什么这些人随便就给他们未经任何检测的药物吃呢？
“三陪女”凭啥不怕艾滋病
艾滋病感染者沈子丘（化名）一行十多人进行长途宣传防艾活动。他们热情很高，但在不少地方却遭受了冷遇，大酒店不让住宿，“三陪女”夜间来电话要为他们做“特殊服务”，莫非“三陪女”不怕艾滋病？
2002年3月上旬，沈子丘和他的伙伴们骑自行车出发了，行程数千里，沿途八站，进行防艾宣传。他们一出发便遭到了冷遇，他们发放防艾宣传资料时，许多人不敢伸手去接，怕染上了艾滋病。甚至有人说：“艾滋病来了，快跑吧！”
沈子丘他们来到了中国第三大城市，住进了某某大酒店，该酒店自称“涉外三星级酒店”，当住宿手续办妥之后，不到一个小时，该酒店客房部经理来了，他说：“住宿上有点麻烦。”
经理首先声明说：“我们没有任何恶意，也不是歧视艾滋病患者，只希望你们最好能够离开我们的酒店，另谋住处。”经理接着又说：“我们也是为了大家好，是从酒店的大局出发来考虑这件事情，我们也要为酒店的其他客人负责。我们当地公安机关也有这方面的规定，艾滋病患者首先要和当地的卫生部门联系之后，取得准许，才能在我地逗留。”
当沈子丘对此提出质疑，并要求他拿出相关证据，经理表示去拿，但他一走就未再露面。
这天晚上，沈子丘等人正准备入睡，电话来了，话筒那端是个女人“甜美柔和”的声音，自称是酒店里美容美发的服务小姐，她娇声娇气地问是否需要服务，沈子丘很生气，当即回绝了。一会电话又来了，话筒里传来女人的撒娇声，她说：“我是小姐，有特殊服务，包你满意、舒服！”
沈子丘听了更心烦，他大声地说：“我是艾滋病患者！”
小姐在话筒那头说：“别开玩笑啦，我不怕艾滋病，我有‘套’……”
一夜之间沈子丘接了十多次电话，闹得没睡好觉。第二天一大早，大伙儿见面了，每人在夜间都接到了十多次“性骚扰”电话，闹得大伙儿都很不愉快。“三陪女”真的不怕艾滋病吗？我认为这与过分强调安全套的防艾作用有关，值得深思！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性传播只是其中的一种，且传播几率远远低于血液传播，这在本书前面有关章节中已有说明。而在宣传防艾工作中，由于过分强调性传播，发放“安全套”似乎已成了防艾的主要“法宝”。狂热的“安全套”推广运动已经使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活动出现不应有的现象。《北京青年报》2004年12月3日刊登了一则题为《疯抢安全套》的图文报道，描述了福州五一广场“艾滋病日”活动的情景。在分发31万只安全套的过程中，有秩序的排队领取迅即演变成混乱的争抢，全场乱作一团，致使不少工作人员的手上被抓出一道道血痕。与此同时，长长的咨询台前却鲜有人去光顾，取阅文字宣传材料的人也寥寥无几。安全套已经成为“艾滋病日”活动的绝对主角，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则变成了安全套唱的独角戏，发生在福州五一广场的疯抢安全套现象并非绝无仅有，而不过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缩影而已。透过这一现象，我不能不为中国预防艾滋病教育策略的失误感到担扰。
安全套又名避孕套，它能够做到百分之百地防御艾滋病病毒吗？在现实生活中，因使用安全套避孕失败而到医院做人工流产者不乏其人，既然安全套连自身的“分内工作”都没做好，又怎能可靠地担当起防御艾滋病病毒的作用呢？
使用安全套失败的主要原因有破裂、滑脱、乳胶质量差、厚度与弹性差、选择不当、反复使用等。艾滋病病毒较小，是精子的1/2000，更容易透过安全套不易觉察的细小缝隙。艾滋病患者每毫升精液中含有1000万至1亿个艾滋病病毒，即使正确使用安全套，没有发生滑脱、破裂，也可能从安全套根部泄出少量精液接触女性外阴，使其感染艾滋病。不论是女性的阴道和外阴，还是男性的阴茎和会阴，只要有皮肤或黏膜的轻度擦伤，便可能受到感染，而这种轻微的擦伤在性交时是经常发生的。另外，艾滋病病毒最容易侵袭口腔、直肠、阴道黏膜或其他部位皮肤上的郎罕细胞（Langerhas cell），先在郎罕细胞内大量繁殖，然后再进入血液向全身扩散。因为黏膜、皮肤表面有大量作为抗原呈递细胞的郎罕细胞，所以在使用安全套的情况下感染艾滋病病毒比避孕失败的几率要大得多。艾滋病病毒的感染，在每次性接触时都可能发生，而怀孕的机会每月只有一次。避孕失败可以做人工流产来补救，而感染了艾滋病是无法补救的。
鉴于以上情况，对于有高危性行为的人来说，安全套的保护效果极差。因此，盲目宣传正确使用安全套就能防御艾滋病是不负责任的。安全套非但不能保证性乱者安然无恙，反而会助长他（她）们的放荡行为。我曾对一个推崇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的教授说：“你不要过分宣传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的作用。”他说：“你不叫他们用安全套，那叫他们用啥？”我再次告诉大家：安全套不能有效预防艾滋病，它只能误使公众产生心理上的安全感，以致丧失警惕性，从而加速艾滋病的流行与蔓延。至于“叫他们用啥”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洁身自爱，才是保护自身、家庭、社会健康，防御艾滋病的最好办法。
写书为了什么
《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一书于2004年9月由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顺利出版了。这本书是我在过去四年里，从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1封来信中，选录了其中200多封，重点展示了中国艾滋病、性病患者的生存现状，并附了几十张与此相关的现场人物照片。让读者了解艾滋群体的实况，留下艾滋角落的踪迹，这是写书的目的。在我有生之年，还要继续写下去。
一分稿费都没要
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但同时也惹了一些人生气。但我不管这些，我只是要把自己亲眼看到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真实境遇告诉读者，用这些最朴素的来信，告诉公众当前中国艾滋病传染的特殊性——血祸。由于非法血站的草菅人命和人们的冷漠歧视，艾滋病所引起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我想在这本书里，告诉大家艾滋病患者的真实遭遇、假医假药的坑蒙拐骗伎俩。
写这本书，我一分钱稿费都没要，而是折算成1900册书，用于赠送朋友、媒体记者和一些医疗机构，现在已经送出去了500多册。有一家外地的妇幼保健院来拿了9本，他们坚持要付钱，我没有收。当得知我免费寄送艾滋病的宣传资料需要邮票时，他们给了我价值200多元的邮票作为书费。我希望通过我的实际行动，使大家对艾滋病有更多的了解。
当务之急是什么
不少人问我，您的工作不是正需要钱吗？您为何不收别人买书的钱，又拒绝了一些团体和个人的捐款呢？
我是被骗怕了。太多人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甚至有人托人上我家来骗我。过去我曾做过一个统计，在我当时收到的8326封信中，有812封是骗子信，一些是借机敛财的假医假药，一些是别有用心的欺诈者。不客气地说，他们都是冷血动物，睁着眼睛说瞎话，打包票说能百分之百治愈艾滋病。2004年11月8日一个上午的时间，就有四个人来和我说“打一针能治愈艾滋病”，这些人就百分之百是骗子。我行医40多年，就连感冒我都不敢说能百分之百治愈，何况是“世纪绝症”艾滋病呢？
不能因为钱的问题，而让自己“晚节不保”。那些谎言消耗了我太多精力和时间去应付和分辨，所以我决定纯粹依靠个人的力量，把自己所获奖金悉数用于印制宣传防艾知识的小册子和雇车下乡考察等等。2003年我获得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总共拿到5万美元的奖金，但现在已经差不多用完了。最近又印了3万册《艾滋病与性病防治》，此书由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前后总共改版3次，印刷6次，总印数为35万多册，2004年上半年获得省第一届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2004年11月我又获得了“内腾国际育儿奖”，这笔奖金，可以再多印一些书和资料，送给更多的读者，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预防艾滋病。这是我的心愿！但有的地区仍在公开卖血，有的地区则转入地下，当前预防艾滋病的当务之急是打击非法卖血！
老伴负责邮寄
有人问我的近况如何？那么冷的天，还自己推着小车去邮局寄书和资料吗？我告诉他，现在都是我的老伴郭明久负责上邮局寄书和宣传资料，今天他就要去寄70多公斤的邮包。我刚刚在西安参加了“关心下一代”委员会举办的有关青少年防治艾滋病工作的会议，出席会议的前提就是，绝不人云亦云。我要把自己走遍十几县市、几十个乡镇、一百多个村庄的真实见闻公之于世。我所见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大多是血液传染，少数属于母婴传染，他们大多生活在贫困线下，哪有钱去吸毒，更不会去性乱。
目前，我最关心的是艾滋孤儿的收养问题。有些孩子被收养者当作“摇钱树”，用来吸引好心人的捐助，他们并不是真心对这些孤儿好。比如送去我的老家山东曹县的六个小孩中年龄最大的那个女孩，她在收养家庭过得就并不好。现在一个美籍华人资助她，在广州的一所外语学校上高中，她的学习成绩优秀，也得到了老师、同学和一些好心人的热心帮助。这个女孩的弟弟还留在山东，一个广东的老太太每年资助他1000元作为生活费，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则为他缴学费。个别艾滋孤儿由于身世和别人的歧视而留下心理阴影，沉默内向，胆小怕事，甚至在挨打的时候也不知道反抗，但大多数孩子都很聪明懂事，学习也非常努力。我希望他们能尽早走出阴霾，将来都能有出息。
继续下乡“打黑洞”
我目前新的工作计划是继续下乡“打黑洞”。“黑洞”是我对那些自称没有艾滋病疫情，实际上疫情却很严重的地区的称谓。媒体已经报道、政府已经关注的地方，我一般就不再去了。事实上，还有一些地区疫情还被掩盖着，我要出去，就是去打黑洞！我要让他们曝光！我现在身体不好，腿脚不方便，但我要自己雇车下乡，去发现真相，帮助那些被艾滋病拖垮的家庭，解决孩子们的读书问题。
从2004年5月4日到6月14日，我跑了四个地方，发现其中两个地方的艾滋病疫情相当严重。另有一个地方我未能进入就被当地官员强行阻止了。
第一个地方是驻马店市驿城区古城乡。这是省城市委一位干部的家乡，这位干部老家村里有不少艾滋病患者，他希望我能去看看。5月4日下午我们雇车去了一趟。
在古城乡马园村，我痛心地发现，这里不仅艾滋病疫情严重，而且当地人对待艾滋病还像1999年以前我在其他地区所见的那样无知，患者和家属只知道害怕，周围邻居都是“铁将军”把门，因害怕艾滋病举家搬走了。这就说明我们对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宣传不力，形式主义还很多，普及防艾知识做得太差！到今天了，这里的人怎么还这样愚昧无知呢？
另外一个地方是登封县的石道乡和君召乡，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里曾开办过两个血站，如今这两个乡的艾滋病疫情都非常严重。我和一个留学归来、热心艾滋病防治事业的女士前去探访，因为怕受阻挠，我们是以给当地投资、考察投资环境的名义去的。到那里以后，在王楼村第三居民组就见到23个艾滋病患者，有的家庭夫妇二人全部染病。有一对夫妇病得很重，靠他们15岁的儿子下煤窑干活来养活他们，我含泪拍了许多照片。这里的患者也像马园村的村民一样无知，有的知道自己害的是艾滋病，有的连这病名也不知道。
我做这个工作，越做难度越大，越做越伤心，但是决不会放弃。为此，我要继续写书，把这艾滋历史的沉重一页用我的笔记录下来。我要继续努力！
下 编 艾滋病预防知识问答
艾滋病十大问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艾滋病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传染性疾病问题，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由于艾滋病常与性乱、吸毒、死亡联系在一起，导致公众产生歧视、羞辱与恐惧心理，极不利于预防和治疗工作的开展。2003年12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2003年年终新闻发布会上说：“艾滋病是一种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没错，艾滋病比带有硝烟的武器更凶残！因为没有硝烟，它不被公众所关注，反而由于患者和感染者怕遭歧视、羞辱而隐瞒病情，某些地方官员为所谓“地方形象”、“投资环境”而掩盖真相，造成了难以预料的危害和损失！
第一问 何谓艾滋病
艾滋病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的译名，我国曾一度译为“爱滋病”，因容易造成仅由性行为传播的误解，故现统一译为“艾滋病”。最早的病例由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于1981年6月5日报道，1983年6月，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肿瘤病毒室主任吕克·蒙泰尼尔（Luc Montagnier）在《科学》（Science）发表论文宣布分离出了病原体，1986年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CTV）将其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又称艾滋病病毒）。根据目前的研究，艾滋病病毒分为HIV-1和HIV-2两种类型，HIV-2局限于西部非洲，且毒性较弱，而HIV-1则分布广泛，是引发艾滋病全球流行的主要原因。HIV-1又可进一步分为三大进化群，共12个亚型，中国已发现8种HIV-1亚型（A、B、B'、C、D、E、F、G）。
艾滋病病毒能引起人体细胞免疫功能缺陷，导致原本寄生于正常人体内不会致病的条件致病的病原体（如卡氏肺孢子虫、弓形体、隐孢子虫、白色念珠菌等）引起严重感染以及发生罕见肿瘤（如卡波西肉瘤）而最终导致死亡。
艾滋病传染速度快，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并具有波及地区广泛的特点。至今，还没有药物可以根治，更没有疫苗可以预防，是当今全球医学界最关注的一种传染病。因此，它有“世界瘟疫”之称，又因危害严重，又被称为“超级癌症”。艾滋病的传播无国界、种族、尊卑与男女老幼之分，已成为肆虐全球的疾病。
尽管许多国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但至今仍没有研究出可治愈艾滋病的药物和可预防的疫苗。艾滋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世界公认的不治之症，也是全球性公共卫生的重大难题。但是，艾滋病却是可以预防的。艾滋病患者在死亡之前很有可能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因此预防就显得尤为重要。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被确诊得愈晚，将病毒传染给他人的可能性就愈大，被传染的人数可能也就愈多，这对于健康人群造成相当程度的威胁。
2004年4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84万人，其中艾滋病患者约8万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青壮年为主，大多在农村，局部地区正面临集中发病和死亡的高峰。从艾滋病传播和流行的规律看，中国艾滋病疫情已经处在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临界点。”因此，当前预防艾滋病的重点在于宣传普及防护的基本知识。采取防护措施、控制流行、制止蔓延，已是当务之急。
第二问 艾滋病病毒是怎样进入人体致病的
艾滋病之所以如此猖狂，就在于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后直接侵犯人体的免疫系统，攻击和杀伤人体免疫系统中最重要、最具有保护功能的T4淋巴细胞（辅助淋巴细胞），使机体一开始就处于丧失防御能力的被动地位。
艾滋病病毒一旦进入人体，病毒包膜上的糖蛋白刺突极易与T4淋巴细胞表面的CD4受体结合，随后病毒核心进入T4淋巴细胞并释放出病毒遗传物质RNA（核糖核酸），通过逆转录过程与T4淋巴细胞的细胞核的遗传物质DNA（脱氧核糖核酸）整合为一体，人体没有能力使其分开，更没有力量杀灭它。于是艾滋病就成为一种“病入基因”的痼疾。艾滋病病毒随人体免疫细胞的DNA复制而复制。病毒的繁殖和复制使免疫细胞发生破裂和溶解，并释放出更多的病毒。新增殖的病毒再感染更多的细胞。在被感染的6-8小时内，一个被感染细胞可产生多达10000个新的艾滋病病毒。就这样，病毒一代一代地复制、繁殖，免疫细胞就不断地死亡。
除了T4淋巴细胞，CD4受体也见于B淋巴细胞、组织巨噬细胞、单核细胞、骨髓细胞、胶质细胞、大脑毛细血管内皮细胞、表皮郎罕细胞、肾小球细胞、肠上皮嗜铬细胞等，因此在临床上可引起广泛的免疫功能缺陷和机体损害。
当人体内这些免疫细胞被破坏到一定程度时，人体就会软弱无力，很容易遭受外界各种微生物的侵袭而致病。艾滋病患者最大的特征就是抗病能力极度低下，继而发生所谓的“机会性感染”和“机会性肿瘤”。正常人完全能抵抗的某些感染病，如卡氏肺囊虫性肺炎、脑弓形体病、隐球菌脑膜炎、隐孢子虫病等，艾滋病患者几乎没有一点抵抗力。而正常人难以抵抗的感染，在艾滋病患者身上引起疾病的机会则更是大大增加。实际上，艾滋病患者很少死于艾滋病病毒的直接损伤，绝大多数的直接死因是机体免疫缺陷所导致的继发性的机会性感染和肿瘤。
艾滋病病毒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病毒的逆转录病毒，具有极强的迅速变异能力，病毒中有20%的遗传物质因人而异。而人体相应抗体的产生总落后于病毒的变异，因而无法阻止艾滋病病毒的繁殖和扩散，更何况人体免疫系统产生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是毫无作战能力的非保护性抗体。艾滋病病毒的迅速变异能力，也给目前特效药物和疫苗的研制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众所周知，病原微生物的遗传性状越稳定、变异越少，针对该病原微生物导致的疾病的疫苗研制工作就相对越容易，反之就越难。
第三问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是否会感染他人
艾滋病的一般潜伏期为6个月至10年以上，也可能更短或更长。潜伏期的长短一般与感染的艾滋病病毒类型有关，也与病毒进入人体的数量、途径及人体免疫系统的个体差异有关。
艾滋病病毒侵犯和破坏人体免疫系统，损害多个系统器官。艾滋病临床表现十分复杂，但其基本特征是造成人体细胞免疫功能受损，使机体处于严重的、进行性的免疫缺陷中，从而并发各种机会性感染和恶性肿瘤。当然，并非每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会出现典型症状，有的人可能多年处于无症状携带艾滋病病毒的状态。
一个人如果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即使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也仍然可以把艾滋病病毒传播给其他人，所以不能以某人是否有症状来判断其是否会传播艾滋病病毒。因此，一经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就应该注意避免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
那么，怎样才能知道是否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呢？
确定一个人是否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通常都不是检测艾滋病病毒本身，而是化验血液中有没有艾滋病病毒抗体。抗体是指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的能抵抗和破坏侵入人体的各种病毒、细菌的物质。在一个人的血液中如果发现有艾滋病病毒抗体，就表明这个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如果检测未发现艾滋病病毒抗体，即测试呈阴性反应，表示被检查者：
1.没有受到艾滋病病毒的感染；
2.刚受到艾滋病病毒的感染，但还没有产生抗体（抗体的形成需要2-3个月的时间），需要进一步检测。
第四问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几种
国际公认的艾滋病传播的途径只有三种：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如果再加以细分，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血液传播通过使用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包括采血）或血液制品，使艾滋病病毒直接进入健康人体内。
2.静脉吸毒使用被艾滋病病毒污染且未消毒的注射器针头、注射用水、棉球而感染艾滋病病毒。这种传播方式主要高发于静脉吸毒人群中。
3.母婴传播又称“垂直传播”。患有艾滋病或携带有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可能通过胎盘将艾滋病病毒直接传染给胎儿（妊娠期），或通过产道（分娩期）和产后哺乳（产后期）感染新生儿。其中婴儿经产道分娩时接触大量母血和产道分泌物可能是其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主要途径。
4.性接触同性或异性间的性接触。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与健康人发生性行为（不仅包括阴道性交、肛交、口交，而且包括口腔黏膜破损时的深吻等），通过体液将病毒传染给健康人。
5.其他途径如使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器官做移植手术，或使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精液作为供体进行人工授精等，也会感染艾滋病。
6.意外传播常见有以下几种情况：
（1）职业传播：手术中使用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器械，可将病毒带入体内。可能与艾滋病患者密切接触的人员，如医务人员、警察、理发师、殡葬人员等，如果在皮肤有破损时不慎接触感染者或死者的体液，也有被感染的可能。
（2）马路游医传染：在一些县城的大街小巷，经常有一些无证牙医摆摊设点，他们多数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所用的器械从不严格消毒，一把钳子多人共用。如果他给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拔完牙，接着再给其他人拔牙或镶牙，后者很可能被艾滋病病毒感染。
（3）马路理发传染：近几年来，在某些城市郊区和乡镇集市上，马路理发随处可见。有些过往行人经常光顾这些“马路天使”，又理发又刮脸。殊不知，这些理发刮脸从业人员使用的刀剪只管使用不管消毒，谁能保证前来理发刮脸者没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些刀具一旦刮破了艾滋病患者的脸，很可能会将可怕的病毒传染给他人。
（4）马路扎耳朵眼传染：一些爱美的年轻女性为了图快捷和省钱，喜欢在马路地摊上扎耳朵眼。这些地摊从业人员多数不是专业医务工作者，扎耳朵眼所用的器具从不严格消毒，极可能造成艾滋病病毒的传播。
（5）马路修脚传染：有些修脚师傅在马路边摆一个小凳，铺上一块白布就给他人修脚。修脚用的刀具从不消毒，一把刀给这个修了再给那个修。倘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与其他人共用同一把刀修脚挖鸡眼，健康者就有可能被艾滋病病毒感染。
第五问 性病患者为什么容易感染艾滋病
一个性病患者可能同时感染多种性病，如梅毒患者可能同时感染淋病，淋病患者常有支原体、衣原体感染，亦可能同时患有艾滋病。性乱人群有更多的机会感染性病和艾滋病，也是性病和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1989年，我国居民中发现的首例通过性行为感染艾滋病者，就是一例梅毒患者。目前，对性病患者同时感染艾滋病者已多有报道。
性病患者容易感染艾滋病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性混乱造成了传播的机会；另一方面是由于性病所引起的生殖器损害，如溃疡和炎症为艾滋病病毒进入身体提供了缺口和传播的可乘之机。另外，梅毒、软下疳等引起的生殖器溃疡，可使通过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增加10-20倍。据报道，非洲的性病患者中有70%同时感染了艾滋病。
艾滋病患者机体的抵抗力降低，给各种致病微生物以可乘之机，甚至在健康人体内原本不致病的微生物也会引发疾病。由于免疫力下降，已经感染的性病病菌或病毒更加猖獗，致使诊治性病变得复杂且困难。在艾滋病流行地区，诊治性病时不能不考虑感染艾滋病的可能及影响，以便选择合适的诊治方案。
因此，控制艾滋病传播与防治性病是不可分割的。换句话说，性乱是性病的土壤，而性病又是艾滋病的温床。对于性病的二级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就是对艾滋病的一级预防（使其不发生），只有通过完善的性病防治才能实现对艾滋病的最终控制。
第六问 血液为什么会传播艾滋病
全世界关于通过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的报道已有多次，最著名的是1985年发生在法国的“血浆丑闻”，造成1200多名无辜者因输用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浆而感染了艾滋病以致死亡。此事引起全世界的震惊，法国全国输血中心主任加雷塔被判刑四年，法国卫生部部长下台，法国政府不得不拿出50亿法郎赔偿受害者。在美国，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数，1984年为714例，自1985年开始筛查艾滋病病毒抗体后，感染者骤减至288例，1986-1991年则下降至每年20例以内。在非洲的扎伊尔，有5%的成人和25%的儿童由于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另外，使用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制品，同样可导致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在某省曾发现4名血友病患者，因输入由美国进口的第Ⅷ因子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现均已死亡。笔者到过艾滋病高发区十几个县，见过数以千计的都是由于卖血、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
输血有风险，这是医学专家们多次提出过的。在医学高速发展的今天，输血仍然是其他任何药物与技术难以代替的，尤其在各种大出血及严重贫血等疾病的治疗过程中，输血是不可缺少的。然而，输血治疗在使病人转危为安的同时，也可能通过输血传播乙型肝炎、梅毒、艾滋病等。血液检验，可有效地减少因输血传播疾病的可能，但不可能完全杜绝。其原因是：
1.艾滋病在病毒感染初期（即艾滋病窗口期），病毒抗体浓度低，从而出现阴性结果，不能及时检出。
2.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后会寄生于细胞核内部，并将病毒基因整合到人类基因组中，逃避免疫系统对它的识别和排异，这时既查不到抗原，也查不到抗体。
当今，供血者情况较为复杂，很多采血站不完全像大城市中的义务献血站那样正规，输血者必须提高警惕。而地下非法血站的血浆的安全性就更没有保障了。要转变旧的输血观念，防止输“人情血”、“保险血”和把血液当成“补品”。要让公众知道：
1.血液仅是一种提高携氧能力的特殊“药品”；
2.输血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的类似器官移植的干预治疗；
3.应在严重贫血、免疫力低下、术后感染、癌症或急性失血等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
4.血液传播比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大得多。输入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事实也证明，血液已是当今中国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因此，不能再简单地把艾滋病与吸毒、性乱联系在一起，使人们误认为不吸毒、不嫖娼、不卖淫就不会得艾滋病。许多因血液感染艾滋病的人，他们都没有性乱问题，也没有钱去买毒品，却不幸感染了艾滋病，这究竟是谁的错呢？
有人也许会问：目前义务献血是否有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我要郑重告诉大家：正规献血绝不会传染艾滋病！正规的献血，采血前要求所有献血者填写健康状况表，抽血时会再次进行筛选，排除高危人群。采血时使用的是国家定点厂家生产的质检合格的一次性采血器、采血针、采血袋；采血方式为“全采”，不存在回输现象，因此绝不会感染艾滋病！
第七问 吸毒为什么会感染艾滋病
随着艾滋病的全球性蔓延，东南亚许多国家成为它的受害者，“金三角”也笼罩在不祥之中。于是，艾滋病随着罪恶的海洛因“搭车”、“偷渡”，渗入边陲和平宁静的净土。
吸毒本身就是一种自杀行为。若一旦染上毒瘾，不仅丧产败家、寡廉鲜耻，如又与艾滋病相伴，则将步步坠入深渊。据估计，世界上有5%的静脉吸毒者感染有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在吸毒人群中传播十分迅速，主要危险来自于共用注射器。为了预防艾滋病，应使注射吸毒者了解，共用注射器和针头以及使用未经消毒的针头对健康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尤其是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是感染艾滋病的高危行为。
注射吸毒者极可能通过下列几种途径被艾滋病病毒感染或将病毒感染给他人，而这些途径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
1.高危险的吸毒共用被血液污染的针头和注射用品，如水、棉球等。
2.高危险的性行为吸毒者若与多人有性关系，患有性病又未能及时治疗，极易感染艾滋病。
3.静脉吸毒的妇女为筹毒资卖淫、卖血已经染上毒瘾的妇女不但与他人共用注射器易感染艾滋病，又多以卖淫、卖血来换取毒资，则是另一种传播艾滋病的途径。若她们在感染了艾滋病之后怀孕，分娩和哺乳时就可能把病毒传给婴儿。
社会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方法来帮助静脉吸毒者戒毒，公众也会因此受益。静脉吸毒者减少即意味着在人群中减少了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机会。
第八问 如何预防艾滋病
自1981年艾滋病被人类发现的这20多年来，全球医学界的专家学者，在艾滋病的流行病学、病毒学、免疫学、诊断学、预防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今后预防控制艾滋病的流行与传播提供了科学依据。人们应当知道：艾滋病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行为和习惯，因此，预防艾滋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可以做到的。对个人预防来说，除掌握有关艾滋病知识外，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洁身自好，不去非法采血站卖血，不涉足色情场所。在任何场合都应保持强烈的预防艾滋病意识，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不要因好奇而尝试注射吸毒。
2.患病时要到正规医院、诊所求治，注意输血安全，不到医疗器械消毒不可靠的医疗单位，特别是个体诊所打针、拔牙、针灸、手术等。不用未经消毒的器具穿耳孔、文身、美容等。
3.不与他人共用剃须刀、牙刷等，尽量避免接触他人体液、血液，对被他人污染过的物品要及时消毒。
4.注意与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的接触，给感染者、患者采血及注射时，注射器应使用一次性用品，血液、排泄物、污染物应进行彻底焚烧。感染者和患者的器具如刮脸刀、牙刷、毛巾等及医用器械要专人专用，避免交叉感染。
除此之外，应禁止艾滋病病毒抗体呈阳性者献血及提供其他体液。患艾滋病的妇女不要哺乳或口对口给婴儿喂食；月经期应特别处理好经血，不要使之污染他物。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性生活时要使用避孕套，以防感染他人。同时，尽量说服患者不要怀孕，因为怀孕期间很可能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后代。患者的性伴侣、配偶要定期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查；对抗体呈阳性者家庭的其他成员，在有条件的地区也要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查。
总之，目前艾滋病虽是不治之症，但完全可以预防。最重要的是遵守国家法规，恪守性道德，特别要警惕非法血站——再贫穷也不能去卖血，再紧急也不能输用可能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浆或其他血液制品。若有艾滋病感染可疑时，可以到各地医学科研机构，各省、市防疫机构接受检查。一次化验艾滋病病毒抗体呈阴性，不能完全排除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可能正处于艾滋病窗口期，应在2-3个月后进一步检查。
第九问 艾滋病患者的用具如何消毒
为控制艾滋病的蔓延，保障公众健康，家庭消毒是一种预防艾滋病流行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一般采用的消毒方法有以下几种：
1.粪尿混合物和呕吐物消毒在艾滋病患者的粪尿混合物和呕吐物中加入20%漂白粉，充分搅拌后放置1-2小时，然后就可按常规情况处理。
2.生活污水消毒艾滋病患者用过的漱口水、洗脸水、洗脚水等污水，按10升污水加入2-4克漂白粉的比例消毒2小时，然后就可按常规情况处理。
3.饮食器具消毒艾滋病患者用过的餐具，如碗筷、茶杯等可进行高温消毒，一般煮沸30分钟即可达到消毒目的。
4.环境、物体表面消毒地面、墙壁、家具、门把手等，可用3%的漂白粉或过氧乙酸溶液喷洒和擦抹。
5.衣被消毒棉布类可用水煮沸10-20分钟，然后清洗；对于化纤、绸缎等不能煮的物品，可采用2%戊二醛、500mg/L有效碘碘伏溶液等化学消毒剂浸泡消毒。
6.书报、钱币消毒艾滋病患者用过的书报，可在阳光下暴晒消毒；钱币最好放在密闭的容器中用过氧乙酸熏蒸消毒。
7.手的消毒照顾艾滋病患者或者接触患者物品后，应先用0.2%过氧乙酸溶液、0.5％碘伏溶液浸泡双手，再用肥皂和流动清水洗涤干净。
第十问 艾滋病患者家庭常用消毒药物有哪些
用于艾滋病患者家庭消毒的药物很多，常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漂白粉这是杀菌范围广泛、应用时间较长的一种消毒剂，对细菌、病毒及真菌均有良好的杀灭作用，是医院、家庭中较为理想的消毒药品，常用于对水源、传染病病房、器具、污物池及病人吐泻物的消毒。应用时可根据不同消毒对象，配成不同比例的溶液、乳剂进行喷洒、浸泡、擦拭或直接用漂白粉进行消毒。
2.乙醇又名“酒精”，能够杀灭多种细菌，对某些病毒亦有一定的杀灭作用。常用于注射与手术前的皮肤消毒、器具的浸泡消毒等。也可在就餐前进行双手或碗筷的擦拭消毒。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网由于高浓度乙醇能使蛋白质变性凝固，而低浓度则达不到杀菌作用，研究表明，浓度70%-75%的乙醇溶液，对艾滋病病毒有灭活作用。
3.过氧乙酸这是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一种高效消毒剂，可杀灭多种细菌、真菌、病毒及细菌芽孢。研究表明，过氧乙酸对艾滋病病毒有较强的灭活作用。常用于房间、器具、织物、餐具以及水果、蔬菜的消毒。将本药品配成浓度0.2%-0.5%的溶液喷洒房间，30分钟即可达到消毒的目的；浸泡、洗涤餐具和水果蔬菜，5分钟就有较好的消毒作用；喷洒或擦洗家具、浴盆、墙壁等，或擦拭双手2分钟，均能达到满意的消毒效果。
4.煤酚皂溶液又名“来苏儿”，是一种应用时间较早的消毒防腐剂，对多种细菌、真菌和部分病毒有杀灭作用，但不能杀灭细菌芽孢，对艾滋病病毒有灭活作用。常用于环境、房间及污物的消毒。将本品配成浓度1%-5%的溶液浸泡器具、用品等30-60分钟或喷洒地面，均可收到较好的消毒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本品对皮肤黏膜有一定的腐蚀性和刺激性，且气味易滞留，不能用于食品和食具的消毒。
5.碘酊又名“碘酒”，是一种常用的消毒剂，对大多数细菌和病毒均有一定的杀灭作用。常配成浓度2%的溶液，用于皮肤擦拭消毒或疖肿、脓肿的局部消毒。
6.碘伏这是碘与表面活性剂的不定性络合物，对多种细菌、病毒和真菌均有较强的杀灭作用，对艾滋病病毒有较强的灭活作用，对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亦有一定的灭活作用。它气味小，对皮肤黏膜无刺激，是一种较理想的杀菌消毒剂,适用于餐具、用具的擦拭消毒。碘伏的有效浓度一般为20%-25%，作用时间为1-10分钟，使用时按消毒对象不同配成合适的浓度即可。但要注意的是碘伏若受热高于40℃即分解失效，需要在室温下避光密闭保存。
7.84消毒液这是一种速效、广谱、无毒的消毒剂，对甲肝、乙肝、艾滋病等病毒，各种杂菌、芽孢等致病菌杀灭作用强，广泛适用于医院、家庭等场所的器具、食品、衣物消毒。可用0.2-0.5%（1∶200-1∶500）水溶液浸泡洗刷3-5分钟，然后用清水洗净。原液对棉织品、金属等物有腐蚀作用，但不伤皮肤，如有接触，用清水冲洗即可。本品已成为消毒常用药，特别是对传染病消毒。
艾滋病十大特征
每年的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2004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关注妇女，抗击艾滋”。很多媒体往往只是在这一天前后关注一下艾滋病。关注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平等，而不是猎奇和歧视。艾滋病只是一种疾病，不是划分人与人之间的界线。艾滋病具有以下十大特征：
第一特征 艾滋病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丧失
人体的免疫系统担负着保护机体健康的重任，它能够辩别“自己”（Self）和“非己”（Non�self）抗原分子，防御外界入侵的病原体，并能监视和防止机体内部细胞发生恶变或异常增殖。人体免疫系统中最重要、最具有保护功能的是T4淋巴细胞（辅助淋巴细胞），它一方面能产生多种免疫分子（如干扰素、白细胞介素等细胞因子），另一方面能协调和辅助其他免疫细胞（如T8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等）对病原体做出反应。
艾滋病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而引起，导致被感染者免疫功能部分或完全丧失，继而发生机会性感染、恶性肿瘤等死亡。艾滋病病毒一旦进入人体，就寄生于T4淋巴细胞的细胞核内，并与细胞核的遗传物质DNA整合为一体，它随免疫细胞DNA复制而复制。病毒的繁殖和复制使免疫细胞遭到破坏和毁灭，并释放出更多的病毒。新增殖的病毒再感染更多的细胞。就这样，病毒一代一代地复制、繁殖，导致免疫细胞不断死亡。人体没有能力使其分开，更没有力量杀灭它，艾滋病就成为一种“病入基因”的痼疾，至今还没有疫苗可以预防，更无有效药物可以治愈。一旦发病，由艾滋病感染者转化为艾滋病患者，第1年死亡率为50%，第2年为70%，第3年为85%，第5年为100%。
第二特征 艾滋病感染者存活时间较长
一个健康人从感染上艾滋病到死亡的时间较长，存活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传入人体内艾滋病病毒的多少、个人健康的差异，生活营养条件、是否对症医治等。据文献报道，艾滋病患者从感染到死亡，时间为2-20年不等。因病程较长，故公众对艾滋病的关注程度远不及2003年对“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
患者的心理状态也是存活的重要因素之一。当一个人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之后，可能会有失落、恐惧、抑郁、焦虑、不安、愤怒、否认等心理，这对治疗都是有害无益的。患者应当保持乐观态度和进取精神，积极从事公益事业和集体活动，充分发挥自身价值。艾滋病感染者应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再次感染艾滋病病毒，避免接触其他一些可能促进疾病发展的诱因，如吸烟、饮酒等；调理饮食，加强营养，不要乱吃非法药物；注意避免感染其他疾病，如发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诊治；增强体质，延缓病情发展。
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的长短又与感染途径有着密切关系。
1.血液传播人体若输入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其感染几率为100%，患者多在4-5年发病，6-18个月死亡。笔者曾遇到过一名女性子宫肌瘤患者，在手术中输入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900毫升，她半年后发病，一年内死亡。据国外统计显示，医务人员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针具刺伤后，发生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几率为0.33%。如处理措施得当，危险性会降低（具体措施详见“艾滋病十大缺”之第七缺）。
2.母婴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包括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通过胎盘、产道、哺乳等途径传给胎儿、婴儿的几率，一般为30%左右。这些染有艾滋病的幼儿，多数在5岁发病，存活到10岁以上者极为罕见。
3.性传播性传播的方式有多种。有文献报道，若性交一方为健康人，一方为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按一次性生活计算，男性传男性（同性恋）的感染几率为1/1500-1/10；女性传男性为1/3000-1/700；男性传女性为1/2000-1/200；女性传女性为1/10000左右。传播几率远远低于输血传播和母婴传播。因传染的几率不同、艾滋病病毒进入体内数量的差异，即便发生了感染，存活期一般也在10年左右。
第三特征 艾滋病的病程漫长
在正常人体内，每立方毫米血液中有800-1000个T4淋巴细胞，而感染者体内，每立方毫米血液的T4淋巴细胞则以每年 50-70个的速度逐渐下降。当T4淋巴细胞减少到每立方毫米血液中只有200个左右时，下降速度就会加快。艾滋病病毒每天摧毁大量的T4淋巴细胞，而骨髓则通过加速生成新的免疫细胞来加以补偿。但是，新的免疫细胞的补偿速度总是赶不上免疫细胞损失的速度，这是艾滋病发展过程的规律。
感染艾滋病后，一般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急性感染期，又称为“窗口期”，出现发热、疲劳、腹泻等症状，这些症状在2-3周时间里自然消失。接着进入第二阶段，此期被称为“无症状感染期”，这个时期最长，占整个病程的80%左右，此期的患者称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表面上看起来还很健康，和正常人没有区别，只是体内的免疫系统与艾滋病病毒正在作斗争。第三阶段称为“艾滋病前期”，感染者已出现艾滋病基本症状，但程度较轻，免疫功能尚未完全消失。当感染者体内的免疫细胞已无法与艾滋病病毒抗衡时，就进入了感染的最后阶段，称为“艾滋病期”或“临床晚期”，此时的患者称为“艾滋病患者”，非常容易出现各种感染性病症，此期若不做抗艾滋病病毒及抗机会性感染治疗，多数人在半年至一年半内死亡。
第四特征 艾滋病比“非典”更难确诊
2003年“非典”期间看到相关的报道，我常因感动而流泪。因为我看到了政府的重视，因为我看到了那些为了挽救他人生命而牺牲的医务人员，因为我看到了所有的人紧密团结、守望相助，共同抗击“非典”并赢得了胜利！
著名华裔科学家、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发明人何大一博士于2003年11月10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AIDS与SARS国际研讨会”上将“非典”与艾滋病作了比较：“非典”患者死亡率约为10%，而对于全球70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来说，死亡率是99%。事实上，全世界两个小时内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多过死于“非典”的总人数。
“非典”主要表现为呼吸道症状，较容易确诊，而艾滋病的症状众多而又复杂，加上公众对艾滋病缺乏认识，故容易与一般疾病混淆。如发烧、咳嗽、胸闷等症状容易误诊为“气管炎”、“肺炎”或“肺结核”；厌食、恶心、腹泻等症状容易误诊为“肠胃炎”；口腔病变，如口腔黏膜溃疡、白斑容易误诊为“一般口腔炎”；皮肤发生机会性感染，如蜂窝组织炎、溃疡、疱疹容易误诊为“皮炎”、“疮疡”。
第五特征 艾滋病比“非典”容易预防
全世界公认艾滋病有三种传播途径，即血液传播（传播几率为95%-100%）、性传播（婚内传播几率为10%）和母婴传播（传播几率为30%左右）。其实在这三个途径中，还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必要条件：
1.必须有足够量的艾滋病病毒从感染者或患者体内排出；
2.排出的艾滋病病毒在一定温度和时间内传递给对方；
3.足够量的艾滋病病毒通过接触者的皮肤或黏膜的破损处进入对方体内。
从上述条件来看，艾滋病属于体液传播、接触性感染，比空气、飞沫、接触传播的“非典”容易预防。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意识到并采取有力措施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其突出标志是：胡锦涛主席于2004年11月30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在北京佑安医院和艾滋病患者握手的镜头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里。2003年12月18日，吴仪副总理视察了河南省上蔡县艾滋病高发区，2005年2月7日至9日，温家宝总理来到上蔡县几个发生艾滋病的村庄，与艾滋病患者共度春节。但许多市、县一级的领导怎么样呢？笔者认为，急需改进！特别是乡镇一级的干部们应当知道：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形势十分严峻！艾滋病真的已经就在每个人的身边了，预防艾滋病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紧迫大事！
第六特征 艾滋病病毒很脆弱，婚内传播几率较低
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在外界生存能力很差，暴露于阳光下、空气中很快就会死亡。常用的消毒药品，如0.5%的过氧乙酸溶液、84消毒液、漂白粉、消毒灵、酒精、碘伏等都可以很快将艾滋病病毒杀灭。
笔者的调查发现，艾滋病在患者夫妻间传播的几率不高。夫妻一方因卖血或输血感染艾滋病死亡，另一方健康状况良好，多次抽血化验艾滋病病毒抗体均呈阴性，2-5年后仍未发现有艾滋病感染的迹象。如上蔡县石××、沈丘县王××、西平县巴××、鄢陵县王××等，都因卖血或输血感染艾滋病死亡，但她们的丈夫均健康无恙。如果说这是“男女在感染艾滋病方面的区别”，那么，项城县金××、尉氏县郭××等，其丈夫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亡，她们的健康状况良好，多次化验艾滋病病毒抗体均呈阴性，这又该作何解释呢？这并不是仅有的罕见病例。据有关化验人员告诉我：临床经常遇到这类病例，男女一方患有艾滋病，其配偶未被感染，是不是在中国流行的艾滋病病毒的类型对性传播缺乏亲和力？还是中国人体质对艾滋病病毒的性行为感染具有抵抗力？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第七特征 日常生活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
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中还有一部分人依然感受着生病的“无辜”与“活该”，感受着生病的“对”与“错”。对于一个艾滋病患者，将死或已死的人，你可以不必表示悲伤、理解，你甚至可以不必表示同情，但请怀有尊重之心。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人随时都有可能感染上各种疾病。身体上的病，即使是艾滋病，也不是耻辱，不是丑恶。
艾滋病感染的几率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高，也无“非典”那么凶猛。艾滋病只有三种传播途径：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艾滋病病毒不可能通过空气、水源、食物，以及生活和工作接触等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一般性接触绝对不会传染艾滋病，如握手、拥抱、接吻、谈话、进餐等，使用公共设施和用品，如车、船、飞机等各种公共交通工具的座位、扶手、公用电话亭、马桶、浴缸、影剧院、商场、钱币、票证、游泳池等等，都不会传染艾滋病。
第八特征 蚊虫叮咬、游泳不会传染艾滋病
目前尚未有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的报道，实验室和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均证实蚊子等昆虫不会传播艾滋病。
首先，艾滋病病毒与疟疾、登革热、流行性乙型脑炎等传染病的病原体不同，后者不但能在蚊子体内存活，还能在蚊子体内增殖，并且进入蚊子的唾液腺。在蚊子叮咬人类时含有病原体的唾液被注入人体造成感染。但艾滋病病毒不能在蚊子体内进行复制，而随食物（血液）被消化。
其次，研究发现，在叮咬人体后，蚊子口器表面一般只有极少量的残留血液（0.0004毫升），除非蚊子有目的地连续叮咬艾滋病感染者2800次，其残血中的病毒量才能足够感染另一健康人。然而，昆虫学研究证实，蚊子在吸血后通常不会再去叮咬下一个人，而是用数天时间去消化已经吸到的血液。
再次，蚊子在叮咬人体时，并不会将自己刚刚吸到的血液再注入被叮咬者的体内，而只是注入唾液作为润滑剂，但蚊子的唾液中是不含艾滋病病毒的。
再次，如果蚊子能传播艾滋病，那么艾滋病的发病就应该有季节性和儿童多发现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