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二流小说家》(出书版)》 · [美]大卫·戈登 · 2026-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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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摔上了。杂志记者？我对着镜子看了一眼：两个黑眼圈，没刮脸，在列车上睡觉压平了的脏兮兮的头发。头发里甚至有一小团白色花粉，仿佛是春天的第一个乐句。门铃响了。

“来了，”我喊道，“稍等。”我走向房门，边走边掖衬衫，发现袜子上有好大一个破洞。今天早上洞还很小，但现在我的大脚趾已经戳了出来，仿佛粉红色的乌龟在试风向。我渴望地看了一眼皮靴，但门铃再次响起，我把脚趾藏在门背后，打开门时送上最传统的问候语：“不好意思！”

来的是珍妮。

“不好意思。”她说，仿佛我俩都是不好意思国的居民。她大概看见了我的震惊表情，问：“我不该来吗？”

“不，我，不，我，我没想到……”

“不好意思，我和你的经纪人谈过，叫克莱尔对吧？是她安排的。”

“我的经纪人？好得很。”

“刚才走廊里遇到一个女孩，她告诉我你住在这儿。”

“对，那就是她。”

“谁？”

“什么？”我想起前天达妮看见克莱尔时的表情，“没事。我刚才说什么？别在意。”

“实在不好意思。”她说，“要么我走吧？”

“不，别走。不好意思，请进。不好意思，我的袜子破了。”

又是几轮不好意思，她终于走进房间，脱掉大衣。我们像是两个有强迫症的武士在交换礼物，一边微笑着说不好意思，一边横着走进厨房。我开始煮咖啡——大概算是吧，另一种说法是洒得满厨台都是咖啡粉和水。

“我来是为了谈公事，”珍妮说，“发挥我的职业能力。”

“挨家挨户征订杂志？”我终于把碾碎的咖啡豆装进滤网，揿下红色按钮。机器开始嘶嘶呜呜运转。

“不是。”她笑道，脸红了。她的局促让我冷静下来。我用海绵擦拭厨台，取出一块恩滕曼蛋糕放在台面上。她说：“不过我确实注意到订阅人里没有你。”

“哈，你知道我只读色情文学和漫画。”我拿起雏菊咖啡杯，“再说了，一年只出四期？那算是什么杂志？”

“我们管它叫季刊（quarter）。”

“什么？我还以为意思是每份卖两毛五呢，就像《邮报》以前的价钱。你的杂志应该叫十块刊。”

她笑得更热烈了。“我都忘了你有多风趣。”她说。

“天，谢谢。”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这是优点。”

我倒了两杯咖啡，在她对面坐下，两人之间是一夸脱瓶的牛奶。“谢谢夸奖。”我说。

“实话实说，我很吃惊。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还以为你会比你现在看上去这样更心烦意乱呢。”

“我确实比我现在看上去这样心烦意乱。”我突然心烦意乱，胃里和额头尤其不舒服。我用双手拢了拢头发。“但我算是还好吧。”我又说，事实如此。

“那好，我认为你勇敢得不可思议。我们都这么认为。”我心想这个“我们”是谁，但不想打断她的连串恭维。“所以我今天才会来。为了尽可能提供帮助。我们对你受到的现实威胁无能为力，但我们可以组织一支作家纵队，就像西班牙内战时那样。”

我仿佛看到一幅画面：戴夫·埃格斯和乔纳森·勒瑟姆身穿同款风衣，拿着手电筒坐在车里监视我这幢楼，等待德里罗小队长用步话机下达指令。

“很好。”我说，“一帮神经过敏的家伙武装起来，我们恐怕会自杀或者自相残杀。”

“没错。说到对抗现实威胁，我们的力量毫无用处。但我们可以帮你打抽象的文字战争。警方的骚扰。调查局扣留你的文件。我已经搜集到了足够多的名字，可以发动一场请愿。许多人发邮件询问他们能如何帮忙。”

“什么人？”

“你明白的，出版业的人。比方说你那晚见过的一些作家。我想从在《时报》上发布公开信开始。我和瑞安谈过，他很愿意共同主持一场慈善朗读会，筹集费用打官司。我还给国际笔会打了电话。”

我笑道：“我能搞定，不过还是谢谢你。”

“你确定？”

“对，非常确定。”

“我知道你会拒绝，但请不要被他们吓住。你必须写出这本书。你要答应我。”

“我答应你。”

“你会考虑我的提议吗？要是我能帮忙请一定告诉我。”

“当然。”

她起身，我也起身。她隔着厨台抚摸我的面颊。我一动不动，就仿佛蝴蝶落在了我的手背上。

“说起来，”她说，“当然是非常客观地说，你现在非常迷人。这件事好像让你脱胎换骨了。”

“我后脑勺有个非常性感的肿包，想摸一摸吗？”

“想，挺想，”她亲吻我的面颊，“但我不会。”

珍妮走后，我思前想后，意识到她看见了但我没有发现的变化是什么。没错，我筋疲力尽，神经紧张，无所适从。我惊恐绝望，而且——最主要的——非常害怕。但多年以来第一次，我不再消沉。给你一条心理建设小贴士：没有什么比恐惧更能让我们充满生机。

我决定从头开始我的调查，也就是克雷的家，他居住和犯罪的场所，他拍摄受害者照片的地方。达妮坚持开车送我。我刚开始不愿意（我想不出她除了受创还会有什么感觉），但她很坚持，我暗自高兴，不但因为有人陪，还因为有车接送。克莱尔宣称她也要去。听说我拒绝了珍妮的提议，她震惊得说不出话，因此认为不能放我无人监管地上街乱逛。另外，她有一辆更好的车。

就这样，我坐上克莱尔老爸的黑色宝马750i的驾驶座，克莱尔在我身旁的乘客座，等待达妮走出她在杰克逊高地的公寓楼。克莱尔用吸管吸完最后一口健怡可乐，发出的声音犹如什么人窒息而死，随手把空罐丢在车厢地板上。她余怒未消。

“国际笔会，”她说，“国际笔会啊！”

“你不上网搜索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我知道慈善音乐会是什么。说不定会很风光。”

“慈善朗读会。和慈善音乐会非常不一样，而且肯定不风光。不会有波诺。另外，考虑到我们以前的关系，我不可能接受。”

“唉，所以你才必须要参加啊！”

“不可能，太奇怪了。再说只有这样，她才觉得我有英雄气概，而不是绝望无助。她说我很迷人！”

“狗屁。只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而已。别上当。再说你和脱衣舞娘在一起，得到的已经超出了你能掌控的。”

“我说不准，只是那一晚而已。”我说。达妮走出公寓楼，挥手打招呼。我和克莱尔一起向她挥手。

“你反正当心就是了。”她说，转身跪在座位上，迎接坐进车里的达妮。

“嗨，达妮。”她轻快地说。

达妮笑得像个天使。“嗨，亲爱的。”她说。

我抓住方向盘，开车出发。

克雷以前的住处在欧松公园，接近布鲁克林的边界。这是个普普通通的住宅区，有很多年久失修的房屋，车道上停着旧车。比较年轻的新居民（其中很多是移民）修整了一些房屋，克雷家也许就在其中。十年前，这条街很可能更阴沉、肮脏、衰败而荒凉。我从网上下载了一张新闻照片，打印出来，刚开始我还以为“地狱屋”（新闻标题的叫法）已被拆除，新的房子建了起来，实际上原先的屋子被重新粉刷过，侧面增建一块，屋后加盖新的凉台，前院种上高灌木和树苗，你几乎认不出这里就是克雷的住处——估计是存心的，但确实还是那幢屋子。

我在马路对面停车。“就是这儿？”克莱尔听起来很失望，“不怎么吓人嘛。”她虽这么说，还是取出相机，拍摄希望能用在书里的照片。我望着双开的前窗、瓦片屋顶、深屋檐和小门廊。来这儿似乎是符合逻辑的第一步，但现在我却不知如何是好。达妮没有犹豫。

“等着。”她说，大步流星穿过街道。我站在车旁看着她。她身穿旧牛仔裤和高领套头衫，美得不可方物，但我感觉自己不像她的情人，而是备受折磨的同伴。从那晚以后我没再见过她，今天早晨没有亲吻、拥抱和浪漫关系下常有的其他举动，谁也没提起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事情或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只能认为她后悔了，假装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是在悲痛和酒精作用下的错误，忘个干净最好。达妮走上前门廊，揿响门铃。她敲敲门，等了一会儿又敲敲门。她招呼我过去。我穿过草坪走向她，克莱尔跟着我，透过相机的取景器观察四周。

“家里没人，”达妮说，“咱们四处看看。”

“刚才要是有人开门怎么办？”

她耸耸肩说：“不知道，也许随便编点什么吧。”

她说得对。她和克莱尔这样的女孩和我不在一个宇宙里。她们所在的宇宙里，人们哭着喊着也要扑上来帮忙。我所在的宇宙里，谁也不会帮你换零钱，每家商店的卫生间都永远有故障。这些女人，这些有魔力的生物，为什么会怜悯我？我不知道答案，但我打心眼里感激。

我们隔着前窗窥探，前窗拉着白色薄纱窗帘。我看见一张柔软的白色皮沙发，比奥登堡雕塑还宽大和松软，还看见墙上挂着大屏幕电视机，另有几个十字架和与耶稣有关的物件。我看见架子上的照片和几本书的标题，说明这是一家韩国人。估计是新来的，完全不清楚这幢屋子的恐怖历史。我们从窗前转身，我看见达妮的鼻尖因为贴着纱窗而沾了一团黑灰。

“别动。”我说，舔舔手指。她耐心地看着我的眼睛，等我擦掉黑灰。

“好了？”她问。

“非常好。”

克莱尔拍了张照片。“真可爱。”她说。

我们没有讨论接下来做什么，三个人走下门廊，绕向房屋侧面，尽量不踩踏新翻泥土里的柔弱花朵。屋后是个小院子，有一张白色熟铁桌子、几把椅子、白色石制鸟食盆、几株玫瑰和一方草坪。我们并排蹲下，向地下室内张望。

就是这儿。这两扇低窗曾经都被封死，一扇是达利安的暗房，另一扇是他搭拆布景的所谓“工作室”。那里曾经有铁链、皮鞭、刀具和锯子，有铁钩固定在墙壁和低矮的天花板上，混凝土地面上有排水槽和清洗血液用的水喉。还有各色道具、服装、假发、化妆品和照明用具，廉价摄影工作室所需的物品一应俱全。现在这些当然都消失了。

我看见蹲在旁边的达妮用双手挡住阳光，看着相同的景象，转着相同的念头，多半想到了姐姐的最后时刻。我听见她的喘息声，近得能感觉到她的头发触碰我的面颊。我吸气的时候，闻到了她的香波气味。

“这是……”克莱尔开口道，我碰碰她的腿，她领悟了我的暗示。她默默举起相机，拍了几张照片，放下相机，不出声地望着前方。没什么可看的。墙壁和地面重新粉刷过，作为地下室，这里干净得夸张。一侧是一张乒乓球台、一个冰箱、几张动画片角色海报和一套旧音响。另一侧是许多纸箱、一个也许曾经属于暗房的水槽、一台洗衣机和一台干衣机。还有一个冰柜，但里面恐怕没有失踪的头部。唯一能提醒你这里曾经多么可怕的东西是一张老旧的工作台，粗糙的木台面伤痕累累，星星点点满是油漆，上面挂着两把大号铁钳，仿佛锈迹斑斑的钢铁兽颚。

摘自T.R.L.庞斯特隆所著《无论你去向何方，荡妇飞船指挥官》第二章：

时间旅行比你想象中要慢得多。要进行星际跳跃，你必须利用时空统一体内的褶皱和破口，因此你感觉不到运动，也就是从一点到另一点的渐进过程。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飞船里，飞船悬浮在冰冷的黑暗空间之中，但这时候我们已经走了一光年。然而，身体知道真相，大脑拼命领悟，向前或向后调整，努力弥补丢失的时间。这是佐格星儿童在学前物理班上（类爱因斯坦理论、后量子理论、普鲁斯特理论和矮魔法理论）讨论的狭义相对论问题。假设你的粒子列车在鬼明时分离开大麦拉星，以每秒五百公里的速度飞驰，那么列车要是在布拉伯多克车站临时停车五分钟，感觉为什么像是五个小时呢？时空旅行的概念和这个差不多。几分钟跑完了几十年的里程，但这几分钟感觉却慢得可疑。仿佛永无止境。你越来越不安、多疑和恼怒。你胃痛或者突然很饿，但菜单上的东西却提不起你的胃口。穿越这几百万光年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等完了整段人生。

在这些压力的作用下，旅行者常会受到晕空、黑洞郁和脚踝浮肿的折磨。更严重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精神融毁的病例，机组和乘客都变得异常暴力，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五三二一年天狼六大血案（不过由于时间错层，尸体于四四四〇年被发现）。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也为了减少不适，例如宇宙幻旅逆流症（饱受折磨的人里就有我），所有以五级及以上（或六级及以下）时空速度航行的佐格飞船必须加装轮班深眠系统。糅合了超级药物和假死的技术被用来让机组成员轮流冬眠（时间上限为一个世纪）。不冬眠的成员在现实时间内“生活”，履行“日常职责”，吃“三餐”，最后也去“睡觉”。等下一个班组苏醒，意识体会被诱使认为它是昨天才睡下的，虽说“昨天”可能是一千年之前，而“今天”也许只会持续一个小时。

听起来都很简单对吧？理论上确实如此，但我是阴茎十二号的船长兼指挥官，这是一艘标准的爱奴飞船，除我之外的六名机组成员都是性欲旺盛的女性，所以我发现生活非常简单，尤其是星际氏族战争爆发之后，基地被摧毁，我们只能在深空游荡，寻找可供避难的时间。我意识到我们有可能会一走就是百千年，于是决定执行深眠计划。每名成员工作一百年，然后休息五百年，我每一百年醒来一次，检查飞船的运行情况。

刚开始情况很顺利。我把我可靠的老阴茎对准遥远的过去，一口喝掉甜美的蓝色药剂，钻进睡眠舱休息。一百年以后我醒来，煎培根的香味扑鼻而来。

复调在厨房做煎饼、培根和炒蛋。她是A型欢愉荡妇，所有配件一应俱全，醒来时胃口好得惊人。她在温暖的飞船里赤身裸体，一边做饭，一边开心地哼着小调。她还年轻，时间旅行对她影响很小。她刚洗完空气浴，金发直垂腰际。她只戴着颈圈，按照规定，她全身上下一根毛也没有。她可爱的胸部向上翘起，散发着香料星球的油膏气味，嘴唇和阴唇都涂着美味的闪亮星粉，那是消亡恒星余下的颗粒状尘埃。除了专精于烹饪和色欲道之外，她还是阴茎号的系统专家（SX），负责维护舰载电脑。

“早上好，复调。”我走进厨房，用皮鞭轻轻抽打她丰硕但结实的臀部。我这个船长喜欢照章办事，虽说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我还是身穿标准制服：工具腰带、皮靴、手套、斗篷和仪式头巾。“什么东西这么好闻？”

“早上好，指挥官。”她说，“早餐准备好了。”

吃饭时我听她的汇报。飞船的全部功能都正常运转，但附近还是没有安全港。我们决定趁机休息，享受接下来的几百年时光。我们从洗澡开始。复调从头到脚给我擦身，然后用温暖的合成水（循环利用自氢燃料电池和睡眠船员的尿液）为我冲洗。接下来，根据《身心健康条例》，我们做了“提神爱”，首先在云室里漂浮嬉笑，而后在更激烈的性车上，模式先调在“脉动”挡，然后是“全力冲刺”，最后是“多重组合”——这是复调的最爱。我们检查引擎，吃了顿简单的午餐。下午我们玩四维填字游戏，漫步水栽森林，采摘松露供晚餐享用。我们欢笑，手拉手走路，甚至就在假草坪上来了一场“模拟性爱”。可是，吃晚餐的时候，复调却没怎么碰她的食物。

“怎么了？”我问，“你都没有摄入推荐量的卡路里。”

“没什么，”她叹道，“我只是在想事情。”但我知道她在说谎。肯定不是“没什么”，而是“有什么”。躺下睡觉的时候，我看见她眼里的泪花。

“求你了，复调，到底什么事？告诉我吧。”

“只是你离开后我会想你的，指挥官。在你让我入睡以后，那整整五百年。”

我微笑着擦掉她的眼泪，说：“但感觉就像一个晚上。另外，在此之前我们还有整整一个世纪呢！”

“我知道，”她说，“确实很傻，但我忍不住。我忍不住要想，每过去一天，无论多么美好，都等于少了一天，等这些日子用完，我们就将分开很久。”

最后我终于说服她不要多想，她蜷缩在我怀里睡着了，但我却心神不安。尽管她这种性爱机器人在设计时就包括了高智商，可她的反应却远远超出情绪范围。她应该是一台欢愉机器，快乐而无忧无虑。然而，她却成了这个样子：虽说不怀念过去（因为她并没有过去）也不惧怕未来，却在当下哀悼尚未发生的离别，哀悼她正在享受的这个时刻。她入睡后我取出工具，悄然检查她的维生系统。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睡眠舱的停滞障碍，用错了药物，固有的设计缺陷——总之损坏了她的大脑。她的时间感准确得可怕。假如你我讨论当下，这个当下其实是个近似概念，甚至是一段记忆，因为真正的当下是个短暂得超出我们感知能力的时刻，就像转动中的星球似乎一动不动，肉眼无法察觉植物的生长。但复调不一样。对她来说，时间长河中的每个时刻都是单独来去的，有如一滴滴落下的水珠，时刻和时刻的离去是无法分割的同时事件。欢乐和悲哀一体两面。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的指挥官职责说得很清楚：关闭她的大脑，销毁她的身体。但我犹豫了。为什么？我告诉自己是因为我们在迈向未知目标的长途跋涉之中，我需要她的技能，而备用躯体的库存已经低得可怜。然而，也许更因为她为我沐浴的手法，还有我将性车调到最高挡时她的表情。

也许只是因为她在我的睡眠舱内沉睡时呼吸的声音。我下不了揿按钮重设的狠心，而我的麻烦就是这么开始的。我，朱利乌斯·狗星指挥官，十二级大师，应该检查我的维生系统。

我应该摸自己的脉搏，感知血液里的细微黑太阳如何飞向我的心脏。

回到家里，我们点了披萨。这是我的主意。徒劳往返克雷家之后，侦察小组情绪低落，我觉得吃披萨也许能让大家高兴起来。我们要了个大号的半素半辣香肠——多亏了达妮，我们才能这么点。要是只有克莱尔和我，一整个大号的无论如何也吃不完。我顶多能吃四小块，克莱尔有个一两块就足够了。水蛇腰达妮声称她最多能吃三块，克莱尔对她的尊敬油然而生。

“真的？三块？可你这么瘦。”

达妮耸耸肩说：“跳舞的好处，全都消耗掉了。我还做瑜伽和普拉提。”

“我做瑜伽，一直想尝试普拉提来着。都说普拉提对核心很有好处。”

“绝对的。”

我使劲点头。我不清楚核心是什么，甚至不知道男人有没有那东西，但看见两位女性朋友有了共同话题，我高兴得简直心花怒放。

“我去做过一次瑜伽。”我说。

“你？”达妮嘲笑道。

“真的。”克莱尔说，“班上最差劲的学员，左右都分不清。”

“我太紧张了。”我说，“我承认我的平衡感不算太好。”

“少吹牛了。”克莱尔说，“他险些撞倒一个孕妇。”

“再说你僵硬得像块木板，”达妮说，“伸懒腰好像在扯魔术贴。”

“一点不错。”克莱尔说，“导师都不肯让他尝试倒立，她害怕被告。”

她们笑得像两朵花。我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她表扬了我的婴儿式。”

“对，估计还有棺材式。”达妮说。这句话肯定很俏皮，因为克莱尔对着吸管哧哧发笑，汽水喷了出来。她们终于找到了共同的爱好——挑我的刺。我们塞了一肚子芝士和油脂，满意地躺进椅子，喝着第二轮汽水，身为小组头领的我开始回顾今天的教训。

“唉，看来我不是侦探那块料，对吧？我都不知道我今天能发现什么。血脚印？”

“侦探工作难道不是这样吗？”达妮问。

我耸耸肩说：“我怎么知道？”

“他们重访犯罪现场，四处查看，寻找线索。”她说，“在找到之前，谁能知道他该找什么呢？”

“科伦坡似乎知道。”我说。

“我爱科伦坡。”她说，用指甲从硬纸盒上抠下一小块干芝士，放进嘴里吃掉。

“恶心。”我说。

“科伦坡是谁？”克莱尔插嘴道。

“你出生前的旧剧集。”达妮对她说，“也是我出生前的。”她对我笑笑。

“他总能注意到被其他人忽视的小细节，”我说，“比方说受害者的车钥匙在哪儿，一个姑娘跳窗自杀前为什么要叠好衣服。”

“为什么？”克莱尔问。

“她是被催眠跳楼的。”

“蒙克也会注意到这些东西。”达妮说，“我喜欢他。”

“好吧，还有夏洛克·福尔摩斯，”我说，“他就雪茄烟灰唱了好长一段独角戏。”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克莱尔说，“CSI类型的证据。比方说排水沟里的体毛，或者一颗牙齿。”

“别逗了。”我说，“我该怎么做？翻出我的旧显微镜？调查局应该已经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了。”

“我喜欢PBS上的那些英国侦探。”达妮说，“莫斯警长，莱因利警长，都那么有冲劲。”

“我喜欢弗雷斯特警长。”我说。

“我也是，但他没什么冲劲，只是认真的老派警务工作者。经验和直觉，对吧，朋友？”

“唔，这两样我恐怕都没有，”我说，“就像艾德·麦克贝恩说他的书，来自正确的警务工作程序。”

“还有《主要嫌疑犯》呢，”达妮继续道，“主演叫什么来着？”

“海伦·米伦。”

“她在剧里挺火辣的。”

“确实，”克莱尔赞同道，“尤其是她和那个年轻黑人亲热的那段。”

“还有那些心理学侦探。”我说。

“侧写师，”达妮说，“就像《心理追凶》和汉尼拔·莱克特。”

“我想到的其实是梅格雷探长。”我说，“也许还有波洛。就是愿意浸入环境、向其他角色移情的那种侦探。他们就像作者，创造足够可信的叙述。”

“这个你在行，”克莱尔说，“你能做到。就像你写小说那样——除了足够可信。”

“我只希望我不是卢·亚契和菲利普·马洛那种类型。”

“怎么说？”达妮问。

“他们只顾东奔西闯，直到被人绑架或痛揍。”我说，“哈米特笔下的主角也是这样，就像萨姆·斯贝德，脑袋上动不动就挨一下。马洛几乎每个案子都会被麻翻，但他就是不长心眼。坏人请他抽烟，他还是立刻点火。”

“因为他喝多了。”达妮说。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继续道，“他们从不沐浴和睡觉，但经常刮胡子？就像这样：‘我回了趟家，刮脸换衬衫。’”

“但他们穿西装戴礼帽，模样很不赖，”达妮说，“连反派女郎都喜欢他们。”

“而且一路上都说俏皮话，就像亨弗莱·鲍嘉，”克莱尔说，“而且不买任何人的账。”

“而且抽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办公桌抽屉里藏着威士忌。”达妮说。

“而且姑娘到最后总要害得他们身无分文。”克莱尔说。我们像是倒空了书架，寂静笼罩了房间。克莱尔推开椅子，轻轻地打个嗝，去沙发上躺下。达妮起身开始收拾桌子。我拿起空汽水罐跟着她。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说，“不确定具体几岁，应该是上小学那会儿，附近出了个强奸魔，我看见警方贴在路灯柱上的嫌犯画像和体貌特征。我到今天还记得，他戴眼镜，留小胡子，中分发型。总而言之，警方请大家留意此人，上报一切信息和线索。我当真了。放学回家之类的路上到处去找这个人，更离奇的是甚至开始寻找线索。我甚至搞了个放大镜。”

达妮笑着洗碗。克莱尔躺得四仰八叉，轻轻打鼾。我说了下去。

“我记得我搜集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就是线索。一个小像章，我认为是金子做的，其实顶多是电镀黄铜。电线保护帽——就是有一小截电线吊在外面的那种塑料小玩意。味道还没散的雪茄包装管。紫色的，印着金色图案，我觉得很炫。我把这些东西藏在鞋盒里，一边叼着雪茄包装管假装抽烟，一边逐样研究，希望拼凑出什么真相。然后有一天我路过一条小巷，听见一声惨叫。我当然吓坏了，确定强奸魔正在巷子里袭击什么人。我想逃跑，但逼着自己走到小巷尽头，绕向一幢建筑物的背后。我记得我怎么蹑手蹑脚，心跳加速，背贴墙壁。然后，我鼓起全部勇气，探头张望拐角的另一头。”

我停下来，达妮扭头看我，说：“然后呢？发现了什么？强奸魔？”

“当然没有。什么也没有。有一道楼梯通向地下室。谁知道惨叫声是从哪儿来的？有人在吵架，或者是电视。也许根本不是惨叫。也许是小孩的笑声。我再仔细一看，吓得不敢动弹，眼睛盯着一样东西：一根雪茄，抽了一半，就在我前方的地面上。金色和紫色的商标和我那根雪茄管上的一模一样。”

“哇，然后呢？”

“没什么。我捡起半截雪茄，我认为那肯定是什么证据，然后落荒而逃，一口气跑回家。我把半截雪茄放进雪茄管，结果我老妈闻到那股味道，没收了所有东西。她答应会把它们交给警方，但不知为何警方没联系过我。”

达妮笑出了声。

“但这件事的重点——”

“对，我也正在想呢。”她说。

“唔，显然这些东西和强奸魔毫无关系。”

“显然。”

“事情只存在于一个孩子的想象之中。就算雪茄对得上，那又如何呢？只是偶然的巧合而已。”

“但很离奇。”

“仔细想就没那么离奇了。雪茄和雪茄管？多半是个便宜品牌，到处都有卖的。附近也许存在几十根。我没注意到是因为我没有去找。事物对我们有了意义，我们才会去注意。就像健怡可乐罐、断鞋带、穿蓝袜子的红发男人。谁知道那条小巷里还有什么我没看见但一旦留神就会注意到的东西？比方说新港烟盒或有数字六的撕碎的彩票。我有时候觉得，与其说线索带着我们走向案件，不如说是案件突然让许多东西变成了线索。”

“我明白你的意思。”她关掉水龙头，擦干双手，“就像我姐姐去世后的情景。我好几年没见过她了，但忽然间不管看见什么都会想起她。纸巾广告，一首老歌。我走到哪儿都会看见她——真的会有一瞬间以为就是她，正在拐弯或者坐进汽车。她活着的时候对我来说好像不存在，离去后却到处都有她的身影。”

我伸手抚摸达妮的手。她用力捏了捏我的手腕，很快松开，去拿手袋里的香烟。我望向沙发，发现克莱尔早就醒了，她睁着眼睛躺在那儿，听我们说话。

“我得回去换衣服上班了。”达妮在敞开的窗口抽烟。窗帘卷动，像是里面裹着个人，马上就要钻出来了。

我拿起克莱尔的车钥匙，和达妮一起出门。终于只剩下我和她了，我们乘电梯下楼，走向轿车，尴尬的气氛重新降临，我搜肠刮肚寻找话题。克莱尔前天的问题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万一克雷真是无辜的呢？你当然可以将弗洛斯基和特雷奥的疑虑视为机会主义者的妄想。但确信他是凶手的其他人呢？会不会太自私了？证明克雷无辜，汤斯、警方和法院将大难临头。只是哪怕提一提他也许无辜，就会激怒通纳和其他受害者的家属。在达妮身旁，想到这种可能性我就很难受。我为她打开乘客座的车门，然后绕过去坐进驾驶座。

“达妮。”我说，关上车门。

“别说话，”她打断我，“咱们做吧。”

我点点头，发动引擎，开了几个街区，拐进一条安静的街道。我在一辆卡车后找了个树荫下的僻静位置停车，不小心扫了一眼侧镜，看见一辆新型黑色雪佛兰羚羊在街区前面悄悄停车。我们被跟踪了，至少我觉得是这样。达妮抓住我的胳膊，我跟着她爬到后排。她脱掉套头衫，解开牛仔裤的纽扣，我瞥了一眼后视镜——没有看见那辆羚羊。她贴上我的身体，我闭上眼睛。

接下来几天，我们追踪达利安·克雷多年前的足迹，尽管去的都是让人心情沉重的地方，克莱尔、达妮和我却越来越像一家人，在不愉快地度假：我开车，达妮看错地图，克莱尔躺在后排，讽刺挖苦说笑话，抱怨晕车、肚子饿，吃过饭继续抱怨晕车。她和达妮似乎不比绝大多数亲戚更憎恨彼此，这种正常的感觉无论多么虚假，都让我有了一定的安全感。几个普通百姓在光天化日之下开车兜风，互相讽刺挖苦，他们能遇见什么坏事呢？晚上我们叫外卖，中餐、日本餐、马来西亚餐，看重播的《法律与秩序》，怀着一丝希望想捕捉有用的教导。但最后学到的只有一点：假如你想知道嫌犯曾经用电话打给过谁，那么就去检查他的LUD（本地通话记录详情），我靠这个赢了克莱尔一块钱。（“为什么要检查他的肺[lung]？”）达妮教克莱尔做瑜伽和普拉提，还令我惊恐地展示了几个基础“舞蹈”动作，克莱尔调整了她对脱衣舞娘的敌视态度。

早上吃玉米片的时候，克莱尔对我说：“总之不会是我选择的职业。”

“很好。”我挥舞调羹表示强调，“所以你必须做家庭作业——我说的是自己做。”

“但达妮很好玩，知道好多有意思的事情。举例来说，你知道白宫痔疮膏能去眼袋吗？”

“我得试试看。”

“我宁可我老爸约会的是脱衣舞娘，而不是那些假惺惺的高级女经理，一个个身穿迷你裙，总想扑上来拥抱我。贱——人。”

我们三个开车去阿斯托里亚找哈瑞尔家，他们的女儿南希遇害前和他们一起住在那儿。一路上我都在找那辆黑色羚羊，但始终没有看见，最后我认为是自己犯了疑心病。

我们找到那个街区，但找不到那个门牌号。沿着那条马路来来回回走了几趟，我们得出结论：他们家和这个街区绝大多数一两户一幢的房屋一样，已经被夷为平地。原址如今是一幢十层的玻璃和钢架大楼。我们停好车，从新办公楼门前走过。商业人士打扮的男男女女，脖子上挂着证件，站在门口吸烟。不知道哈瑞尔一家是怎么想的。凶案和审判之后，他们卖掉屋子，搬家去了本州北部。他们也许很高兴，因为有买家肯消灭对他们而言只象征着痛苦的东西：变成纪念堂的家园。然而，我还是很难受。克雷夺走了那个姑娘的未来，现在她的过去也被抹除，取而代之的是个空白盒子，而我们站在这里，能看见的只有自己的影子。

希克斯一家曾经是农民，至少按照我的标准来说是农民，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什么地方，但他们的女儿在华盛顿高地生活，学习表演，在下城的一家餐厅当女招待。我们在那家餐厅吃过饭，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到了午饭时间。虽说天气还冷，但我们还是坐在室外。在这里的菜单上，薯条被叫作“棍棍”，达妮点的芝士培根汉堡叫“肉肉”。我为我们的女招待感到抱歉，她身穿人造纤维条纹制服，拼命挤出笑容，说到“超大份超美味的黑椒奶酪脆玉米片”时哧哧直笑。

克莱尔从墨镜边缘投去一个非常克莱尔的眼神。“我看恐怕没那么好味吧。我就要奶酪芝士卷饼吧。话说这名字是不是有点啰嗦？”她说。

“绝对的。”可怜的姑娘吓得够呛，尖声笑道。我在她身上看见珍内特·希克斯的影子。贪婪、饥渴、绝望，最害怕的是无法成为明星，甚至忘了应该害怕达利安·克雷，心甘情愿地走向末日。我们开车经过演艺学校——学校还在原处，中城的一幢办公楼里，达利安在那儿贴告示招募模特；然后继续向北去华盛顿高地。在百老汇大道上，我似乎又看见了那辆黑色雪佛兰，它急急忙忙闯过一个红灯。

珍内特·希克斯和两名室友住在河岸公路旁一幢公寓楼的十层。早晨她沿河慢跑，去多米尼加人开的一家面包店喝橙汁，下午去上即兴表演课，整晚端盘子，上贵得离谱但难吃的汉堡。

我们走过她居住的街道，拐进公园。尽管能感觉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浸染，分割公寓开发商在驱赶住户，但高地的变化比纽约的大部分地区要小，就目前而言还保持着原有的风味。人们在商店里说西班牙语。老妇人在窗口看风景，母亲坐在门廊上，孩子在街上玩耍。太阳正在西沉，一整个街区庄严的古老建筑物渐渐变暗，仿佛船只慢慢下水。夜晚很快就要来临，有人会在窗口或车里播放萨尔萨舞曲，响得整条街都听得见。夏天很快就要到了，会有人为孩子们打开消防龙头。

每个夜晚，去过这些只有我们才知道的纪念地之后，达妮和我开车躲进停车场或小巷，重复我们的怪异仪式，在后座上无言地撕扯肉搏。

尽管转卖了好几次，但通纳家在大颈区5的旧宅还是和照片上没什么区别：白色廊柱，高门大院。通纳如今和新妻子住在附近一个更奢华区域一幢更大的宅子里。不过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那家工厂，工厂原本属于他妻子的父亲，妻子遇害后由他继承，现在仍旧归他所有，克雷曾在那里短暂地工作过。工厂是一幢没有窗户的狭长建筑物，围墙顶端有铁丝网。汤斯说他们生产塑料袋，但实际上里面在做什么都有可能。我们绕着工厂转了几圈，最后在门口停车，看着卡车进进出出。这一天就快结束，我们都累了。三个人都在打电话的时候，有人敲了敲达妮身旁的车窗。她吓了一跳。

“妈的。”

敲车窗的是工厂保安。达妮摇下车窗。

“什么事？”

“不好意思，你们在找人吗？”

“不是，只是停下休息一会儿。”她说，“没问题吧？”

“唔，看见你们开车经过了好几趟，没别的意思。”

“看见？”

“保安摄像头。”他抬手一指，我们望向安装在围墙顶端的摄像头。

克莱尔对着电话说“等一等”，钻到前排面对保安，说：“呃，标志说星期四不准停车，但今天是星期五，所以可以停车，对吧？”

“没问题，小姐。”保安笑得很生硬，有点嘲讽地碰碰帽子，“问问而已，祝你们玩得开心。”

我们看着他穿过马路，走进大门，大门随即关闭。

“有蹊跷。”她说。

“咱们走吧，”达妮说，“那家伙让我起鸡皮疙瘩。”

“还有件怪事，你们知道吗？”我发动引擎，“别惊慌，但我总看见那辆黑车跟着我们。我估计是警察，或者调查局的人。”

“我知道，”达妮说，“看见很多次了。”

“我也是。”克莱尔在后排说。

我心里还有一件事，但不愿说起：名单上明天要查的是朵拉·吉安卡洛。从重访达利安的恶魔足迹之旅开始，我就经常想起这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我知道这和达妮坚持一路陪着我肯定有关系。但我们始终避开这个话题。那晚从工厂去她家的路上我们还是没有提起，到了她家，她拒绝我们三个人去吃饭的邀请。我想和她吻别，她只让我亲她的面颊。

“又给你脸色看了？”克莱尔问，她跳到前排，我看着她扣上安全带，这才开车。

“你注意到了？”

“对，我还注意到她的一只袜子卡在后排座位之间。”

我皱皱眉头说：“对不起。”

“所以我猜她昨晚不是这么冷淡，至少没有冷淡得不肯脱光。”“唔，也不算脱光啦。她在你面前大概比较害羞。”

“害羞？她是跳钢管舞的，不可能有这个问题。”

我开车驶向白色城堡，克莱尔想在那儿吃晚饭，估计也是达妮不肯来的理由之一。寂静中时间慢慢过去。我能感觉到克莱尔在看我。

“好吧，要说什么？”我问。

“我不想说得这么直，但你的反应比较慢，所以……”

“所以呢？”

“怎么说呢？达妮人不错，但她对这些案件和她的姐姐怀有古怪的情结。让她情欲勃发的不是你，而是他。”

达妮的姐姐在世时住下东区。她有表演和演唱奖学金，靠做模特挣钱贴补。我们驱车经过她在克林顿街的旧住处，然后向北穿过蔓生的纽约大学。纽约大学的扩张犹如蚁丘，逐步占领纽约下城曾经的蛮荒地带，遍地可见悠悠荡荡的人群。就算是十二年前，朵拉居住在这里的时代，附近地区的獠牙也已经差不多被拔光了。九十年代的中产阶级化风潮不但赶走了穷人、艺术家和少数民族，也扫清了毒贩和盗贼，朵拉应该比纽约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安全。也许她只是不走运，也许繁荣和年轻血液的流入反而引来了更邪恶的一类猎食者。

警方认为，达妮的姐姐就是在某个学生沙龙看见了招募模特的海报：报酬可观，提供免费样片，可以放进履历。她从住处打电话给达利安·克雷，然后于一九九七年二月九日前往皇后区与他见面。

“至少警方是这么认为的。”达妮说。她坐在我身旁，克莱尔在后座假装不理睬我们。“完全是从她对我们父母说的话里推断出来的。没有提人名之类的细节。她只说第二天要去为某个摄影师当模特，钱虽然不多，但她希望能拍几张好照片放在她的书里。警方认为他也有可能是在咖啡馆甚至校园内接近朵拉的。经常有人企图和她套近乎，明白吗？因为她的相貌。”她尴尬地皱了皱眉，意识到她也在描述自己，“她比我出众得多，非常有魅力，所以她才是明星。”她笑着说，“好吧，还有天赋。总之，他想办法将朵拉骗到家里去拍照。”

“你见过那些照片？”克莱尔问。达妮扭头对她无力地笑了笑。

“没见过那些血腥的，但见过普通的那几张，就是警方在克雷的工作室找到的那些，克雷声称她们是自愿拍摄的那些。警方向我们出示照片以辨认身份。我只见过普通的那几张。但我能感觉到照片有问题，照片上的她有问题。我看了很伤心。但本来也应该如此，对吧？出了那种事。事实上我有好几年没见过她和父母了。我住在旧金山，听说她失踪才回家。看见那些照片，我突然为她难过。我记起她从小到大在家里各处拍摄的照片和录像，唱歌和跳舞的课程，我们必须在饭桌上听她练习的台词，她第一次拍摄的大特写，她化了妆做了发型什么的，她最初的几份工作，看见她身穿睡衣出现在邮购目录上，我母亲把广告图片全剪了下来，天知道我老爸后来是怎么处理的，我没有了以前的嫉妒、憎恨和鄙视，我只为她感到悲哀，因为她经历的那些事情——不只是最后的痛苦，而是所有事情。我相信如你所说，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使得过去显得悲哀，像是命中的劫数，就仿佛日后的悲哀早已存在，是我们这些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的人将悲哀放了进去；可是，当我看着照片，见到年轻的她望着镜头，我心想可怜的姑娘啊，你这个可怜的姑娘。”

摘自《无论你去向何方，荡妇飞船指挥官》第七章：

零重力下的“就寝时间”。《时空健康守则》推荐将视像屏从最近的恒星转开，指向遥远的角落，黑色宇宙的狭小裂纹和细微气孔。同时还指定“故事时间”为睡前仪式。不但因为它可以协调生物钟，还能为接下来几个世纪的眼球速动期提供做梦的素材，减少空间噩梦的发生频率，假死状态下的可怕噩梦会让睡眠者头脑混乱、身体疲惫，偶尔甚至会导致疯癫。真正的心理断层相对而言罕见，但很多人在睡眠舱醒来时会发现枕头浸满泪水，皮肤被挠得红肿。一梦死去的亲戚和怪物几十年之后，你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时间才能重建现实。搭乘商业飞船的旅行者会预先录制影像片段，用来提醒自己到底是谁。

今晚我把脑袋搁在复调的大腿上，她为我梳理马尾辫，修剪胡须和耳毛，我们穿过时间飞往航图上称为“太阳”的遥远恒星，她用古老而熟悉的故事安慰我：

“曾经有一位佐格工匠（九级），名叫鲁佛斯·卡米留斯，他在麦拉市区的旧欢愉中心有一间小作坊，他在那里制造性爱机器人，和美丽的女儿克里奥住在里屋。他的技术无与伦比，制作血肉的本事尤其惊人，据说德拉古公爵的口袋里装着一块鲁佛斯制作的臀部皮肤，算是他的护身符，在穿越沼泽地的寒冷大进军和整个基佬大会战之中，他时常摸着口袋里的那东西寻求安慰。然而，时尚总会转变，鲁佛斯发现潮流不再需要制作精良的机器人了。基因工程发展迅猛，人人都想要大规模生产的克隆体。科学就是未来，人们不再欣赏精致艺术和老式手工。可怜的小克里奥每天只能喝一碗稀粥，而鲁佛斯靠咀嚼他曾经自豪的皮肤来抵御饥饿。虽说有很多人想购买标致可人的小克里奥，而他总是因为情感的理由而拒绝，但最后的结果似乎不可避免。他突然有了主意：将机器人设计的古老技法与基因克隆的新科技结合在一起。这是他孤注一掷的希望了。他融化作坊里的所有血肉，取下自己那只人工脚的线路，趁女儿睡觉时拔了她一撮金发。他不吃不喝不睡觉，夜以继日埋头苦干，终于做出了第一个样品：克里奥二号。

“计划大获成功。他卖掉了无数个克里奥，很快开始执行计划的第二部分。他接近名流、全息电视和卫星赌场的顶级表演艺人，用他们的基因材料申请专利。你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就能养一个最喜欢的演员、歌手或政治家当性奴。鲁佛斯挣得盆满钵满。他建了一幢豪宅，给女儿穿上美丽的衣服。他们每晚吃羊羔肉和新鲜的太空松露。

“然后，一天深夜，一辆没有标记的水力马车来到他家门口，鲁佛斯的贵客不是别人，正是迈洛铎勋爵。他身穿黑色兜帽和斗篷。他处于哀恸之中。他至爱的妻子普卢姆夫人刚刚去世，悲哀就快将他逼疯。他说只要鲁佛斯肯帮他一个忙，他就愿意出任何价钱，还有他的全部影响力和保护。他打开一个天鹅绒盒子，取出普卢姆夫人的一根头发。

“你看，鲁佛斯能怎么做呢？拒绝必死无疑。于是他返回作坊，做出了勋爵夫人的完美复制品。他只有一个请求，就是要勋爵答应将她永远锁在地牢里。勋爵的谢意铺天盖地。他将财富与恩惠赐予鲁佛斯。但这有什么意义呢？死亡乃是命定之物，从那时候起，鲁佛斯的生活成了一场折磨。仅仅过了几天就又有人敲响他的大门。这次是布拉德大公，他可爱的情妇死于龙爪之下，大公站在台阶上，捧着她剩下的全部身体：绸缎垫子上的一只娇美右手。鲁佛斯除了听从，还能怎么做呢？然后是外昴星团的一位香料商人。他至爱的男童奴波诺遇见一个过路的吟游诗人，坠入爱河后私奔而去。他威胁鲁佛斯说要是不帮这个忙，就到处去宣扬他的勾当。鲁佛斯不情愿地答应了。伤心的人们接踵而来，他们都失去了所爱的人，有些是过世了，有些是背叛了，有些甚至只是拒绝了他们。最后，一天清晨，斯塔克公爵，著名的骑士和鲁特琴作曲家，带着一箱珠宝敲开他的大门。

“‘怎么了？’疲惫的鲁佛斯问，‘她是死了，还是抛弃了你？’

“‘不，都不是。’悲伤的骑士说，‘她还在，此刻就在家里我的床上，但已经不是我刚遇见时的那个人了。她改变了……’”

第二天，达妮、克莱尔和我的计划进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反正没有任何收获）：重访近期受害者（也就是我见过的那三个姑娘）的住处，寻找犯罪模式和能将它们与旧案联系起来的线索。不过这里面有个小问题，受害者的公寓仍被视为犯罪现场，而我又是这几起案件的嫌疑人，跟踪我们的警察也许不会像先前那样谨慎随和。

就这样，在一个明媚但寒冷的春天早晨，西碧莱恩·洛琳度—高尔德再次走出她的隐居之处。这次我穿着我母亲的全套行头——黑色礼服、长袜，等等，只有鞋子除外。克莱尔倒是也想逼我穿高跟鞋，但我实在套不上我母亲的矫正鞋，所以换上了我唯一的高帮黑色皮鞋：一双战斗靴。我的面容藏在厚如石膏的粉底、樱桃红的口红、浓重的眼线膏和睫毛膏底下。我的眼皮涂成了深蓝色。

达妮和我收拾起我们的东西，包括一个小过夜包，装着我平时的衣物。克莱尔在窗口把风。

“看见他了，”她用窗帘挡着脑袋，“黑色轿车，十点钟方向。”

“十点钟是哪个方向？”

“马路对面的消防龙头。”

“好极了。”我说。

达妮用手机打了个电话。“好，行动，”她对手机说，“黑色警方车辆，你左边的消防龙头前面。”她挂掉电话，“咱们走。”

“祝好运。”克莱尔在窗帘底下叫道，穿着运动鞋的两只脚兴奋得乱抖。

“好。”我戴上黑色草帽（有一朵朵小玫瑰花的那顶草帽），和达妮出门。

来到楼下大堂，我把手提箱交给达妮，接过橡胶头拐杖，但我们没有立刻出去。我们在门口等待，随即听见街上传来响动。就仿佛脚下的阴沟里爆了颗深水炸弹，就仿佛哥斯拉摧毁布鲁克林之后走了过来。

“他来了。”达妮说。他确实来了，开着钢丝辐条车轮的金色凯迪拉克轿跑，重低音响得震耳欲聋。RX738前来救驾。他驶近，停车，就堵在警车前面。我们走出公寓楼，达妮替我开门，挽着我的手臂，我拄着拐杖，假扮有关节炎的老妇人。我和达妮走向她停在不远处的破旧达特桑。她打开乘客座的车门，扶着我坐进去。她绕向驾驶座，我望向后视镜，见到我们的尾巴——那个警察或调查局探员，一个戴墨镜的白人——正在和RX吵架。

达妮坐进车里，我说：“咱们走。”她看着身边的侧镜。

这时候，RX跳下车，他比我记忆中还要壮硕，六英尺三英寸的身高加上灌木丛似的爆炸头，他邀请瘦巴巴的年轻警察下车谈谈。达妮发动引擎，我看见他们吵得越来越凶。白人挥舞手臂，RX逼近他。白人挥舞警徽，RX哈哈大笑。然后白人开始挥舞手枪。

“操！”我说，“大事不妙，还是别玩了吧。”

“别担心，”她说，换挡启动，“雷克斯搞得定。”

RX不慌不忙地后退两步，高举双手，转身把手掌放在车顶上。达妮驶上马路，我看见凯迪拉克里又钻出一名乘客，刚才我没注意到这个穿深蓝色条纹正装的大块头白人。他也高举双臂投降，但一只手捏着一张名片。

“那是谁？”我问。

“他的律师。”达妮说，驱车离开现场。

“上帝保佑律师。”我说，“我要是发财了，一定也请一个。”

达妮慢吞吞地开到路口，那场闹剧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她拐上北大道，猛踩油门。我换上男性衣服，用湿纸巾擦脸。我们驶向城区，霍雷肖街，摩根·切斯的住处。

我们开过她那个街区，然后又兜了一圈，寻找停车位和监视现场的警察。没有发现蹲点的警察，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辆UPS卡车驶过街道，一辆出租车猛按喇叭。年轻的母亲推着婴儿车走过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春天似乎选了这个街区开欢迎派对。树木展开薄若蝉翼的芽膜，每次有风吹过，一把把状如心脏和蝴蝶的芽膜就落向停泊的车辆、正在打电话的正装男子、拄着两根拐杖（橡胶头，和我那根一样）的老太太。摩根的那幢楼还是那么容易进去，但公寓门锁着，还贴着警方的黄色胶带。

“现在呢？”达妮问，拍掉头发里的一小块白色芽膜。

“我打赌窗户开着，为了通风换气。咱们走防火楼梯试试。”

我们爬上屋顶，走向大楼后侧，尽量轻手轻脚地走下防火楼梯。还好这会儿是工作日的上午，其他公寓都紧闭窗户，合上了百叶窗。没人看见我们。摩根家的窗户开了六英寸左右，里面只拉着薄窗帘。我抬起窗户，钻进去。达妮紧随其后。

公寓算是清理过。浸满血污的床垫和席梦思连同所有被褥都不见了。钢铁床架和弯曲的横档床头板仿佛抽象雕塑，主题不是陷阱就是战车，反正不是休息的地方。床下的地板经过擦洗，清漆都被刮掉了一层，颜色比周围的木板要淡。然而，尽管费了很大力气消除犯罪的踪迹，却只让这个房间显得更加阴森。我想到我为克雷写的故事，发生在这个房间里的那一幕。

警方无疑用镊子和放大镜检查过这里，但我们还是翻了一遍，寻找任何有可能和其他什么东西存在关联的事物，或者因为我们最近见过的东西（虽说不多）而有了新意义的事物。没有收获。达妮沉浸在一本家庭相册之中，这可不怎么健康；我发现了许多个小玻璃罐，每一个都装着干草药，贴着字迹优雅的标签。摩根确实活得一丝不苟。餐具柜像是外科手术的器具盘，连抹布也折得整整齐齐摞好，就像没读过的报纸。但这些都没有能够保护她。危险通过她内心的秘密缝隙钻进她的生活。欲望不受约束，不向任何人低头。也许反过来也说得通：欲望是终极约束，能破坏一切规则。

我们打开前门，从黄色胶带底下钻出去，随手咔嗒一声锁上门。我们向北穿过西区，出城来到新泽西。沿着哈德逊河和高速公路，我看见树木在风中抬起缤纷冠顶，仿佛一面面彩旗，像是在指引去方丹家草坪的道路，那里铺满山茱萸炫目的粉色花瓣。

我们敲门，听见门锁转动，我的勇气忽然熄灭。要是家里没人，我们可以闯空门，甚至白跑一趟，但我更害怕见到受害者的父母。害怕不足以形容我的感受。我惊恐万状地看着前门打开，玛丽·方丹的母亲出现在门口。她体重超标，身穿奇紧的弹力裤、与裤子并不相配的黑白条纹上衣和白色凉鞋。她描着黑色眼线，染黑的头发根部露出棕色。她的脚指甲涂成粉色，戒指嵌入浮肿的粉色手指。她还不到五英尺高，我害怕她，害怕悲恸的力量。我不敢看她的眼睛。我盯着脚尖，本能地意识到悲剧帮她从人类情感的疆域中得到一份尊贵，而我那些卑下的欲望和可怜的抑郁使我还是上不了台面。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因为我无法回答她用自身向这个世界理直气壮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至少她在我的脑海里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在现实中问的却是：“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但就是这句不咸不淡的问候也突然显得那么尴尬（帮助我们？你？），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还好达妮开口了。

“我是达妮艾拉·吉安卡洛。我姐姐是达利安·克雷的受害者之一。”

“哦……”方丹夫人的表情开始软化，“很抱歉听你这么说。”

“谢谢。这位是哈利·布洛赫。请允许我们为你的遭遇表示哀悼。”

“是的，”我说，“很抱歉听说你女儿的事情。”

“你认识我家玛丽？”她问，突然对我有了兴趣。我后悔自己乱说话。

“不算认识。”

达妮插嘴道：“哈利在写克雷案件的书。他和你女儿谈过，因为她和克雷先生有过联系。”

“唉，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她对我说。

“我不知道，方丹夫人。年轻人常常会迷失方向，感到愤怒。我只见过她一次，但我很喜欢她，真的。她这个人似乎很特别。我相信她最后肯定会想通的。”

她微笑道：“是啊，她一直很特别。从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站在摇篮里，抓着扶手叫喊。讨厌被束缚。她很有天赋。大学里得到了整个专业最高的GPA分数。不是全班，而是整个专业。但她总那么愤怒。就像你说的。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说不下去了，眼睛不再看我们，而是望着树木。

达妮说：“方丹夫人，我们想看一眼玛丽的房间，对我们的调查会很有帮助。”

“我现在还不能上去。当然迟早要上去，但现在真的不行。”

“不，当然不行。但不需要你上去，我们自己就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她耸耸肩说：“我介意什么？警察叫我别上去，但我才不在乎呢。”

她给我们钥匙，我们踩着楼梯爬向车库上的小工作室。我们打开房门，钻过黄色胶带。我们算是得到了允许，于是动手开灯开窗。房间像是玛丽匆匆忙忙搬走了。被褥和床垫不见踪影，墙上贴着一条条胶带，标记出原来挂着画像的地方。警方取走了所有海报和其他与犯罪和恐怖有关的物品，玛丽莲·曼森的照片也不例外，剩下一角还粘在木框上。镜子前曾经属于克雷的神龛，现在只剩下几团烛蜡和灰尘中那个信件盒的轮廓。

我和达妮一起检查抽屉，然后我看药柜，达妮看壁橱。我们漫无目标地乱转，翻看叠好的T恤衫和一摞摞杂志，像是指望线索会自己掉出来。我记起第一次来这里的经历，与玛丽的上一次会面。

我对达妮说：“实在不想说来着，但这姑娘挺可怕，吓得我够呛。”

“怎么会？”她打开一件特大号的九寸钉T恤，拎起来晃晃又放回去。

“很难说清。就像她母亲说的，她粗野、好斗、精力旺盛。她幻想和克雷出去一起杀人。我很讨厌这种装模作样。”

她到我身旁坐进凹陷的沙发，说：“她肯定非常不开心。”

“然后她开始自摸。”

达妮坐了起来，说：“什么？真的？怎么可能？”

“真的。她撩起衣服给我看身体。天哪，她可怜的母亲。真不敢相信我说我喜欢她。”

“你怎么办？”

“我落荒而逃。逃出这个房间。她狂笑不止。”

“你不想上她？”

“不，”我说，“完全不想。”

“一点也不想？”她狡黠地笑笑，“哪怕只是为了给她个教训？”

我摇摇头。

“别骗人了。我打赌你跑掉时肯定是硬着的。”

“不记得了。”

“我打赌，我敢打赌。”达妮嗓音沙哑，“真是个小荡妇，当着陌生人的面大笑自摸。”她的脸红了，在沙发上贴近我，“想让她看看那种荡妇会遇到什么事吗？”

“不，”我说，“不想。”

她拉开牛仔裤的拉链，一只手放了下去。“演示一下，演示一下她是怎么做的。”她贴得更近了，抓住我的手，伸向她拉开的裤子。

“不，够了，咱们走吧。”我拿开我的手。

她伸手隔着裤子摸我的下体，表情变得愤怒。“看，你现在就是硬的。我知道。你别演戏了。表演一下你是怎么操那个小婊子的。表演一下要是现在遇到她，你会对她做什么。”她说。

“滚开！”我站起身，转身离开，“你慢慢玩吧，我在楼下等你。”

“去你妈的！”我打开门，她对我喊道，“去你妈的！”

玛丽的母亲在楼梯上等我。

“方丹夫人。”她不自在地动了动，抱紧怀里的购物纸袋。她听见了什么吗？我看上去不对劲吗？“嗨。”我说。

我听见门砰地打开。

“喂！”达妮喊道，大踏步追了出来，看见方丹夫人便突然停下脚步。“哦。”她轻声说，向上退了一个台阶。我不敢回头看，只是默默祈祷她已经拉好拉链。我继续对方丹夫人微笑。

“我们正要下去。”我说。

“对不起，”她说，天知道她为什么道歉，“我想到了这个。”她把纸袋递给我，不看我的眼睛，“我早些时候发现后拿走的。我不希望警察看见。我知道这么做不对，但我不希望警察认为她是那种人。但你见过她，你……”她的视线越过我，落在达妮身上，“唉，你们也许更能理解。”

我望向纸袋——那个装饰精美的盒子，我知道里面肯定是她和克雷的通信。

“我们用完了就还给你。”我说。

“不，”她说，“我不要。我看了一眼就藏起来了。我不想知道她的那一面。对我有什么好处吗？”她抓住我的手臂，“我知道她不像你说的那样是个好姑娘。但我爱她。尽我所能地爱她。对不起。”她又说。这次我答道：“没关系。”捏了捏她的手。我原谅了她，因为我在这儿，因为我可以。达妮走下来，拥抱她，她们也原谅了彼此。

回去的路上很安静。我们只在开进加油站加油时说了一两句话。我们决定碰运气，选择了乔治·华盛顿大桥，然后穿过东区驶向布鲁克林。关于在玛丽房间发生的事情，我们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达妮这种悲痛与性爱的联系并不罕见，有很多故事讲述人们在葬礼上和医院里一时冲动交合，再说事实上她比我要多一个借口，不过我寂寞得要命又饥渴得要命，而她美丽得要命，加起来得到的悲哀也算自成一派。但尽管我既渴望又伤心，还是忍不住要琢磨：这姑娘是不是有病？谁知道我知道的所有事情？谁能接触到过去和现在的所有信息？谁能轻而易举地跟踪我，掌握我的动向？她说她应该在学校，那她到底为什么不在呢？

“说起来，最近学校怎么样？”我们驶下大桥，开往哈莱姆河公路，右边坡顶是一幢花岗岩高楼，我小时候常有帮派把拆干净部件的失窃车辆从那儿往下扔。金属框架翻翻滚滚掉下来，卡在树木枝杈之间，像是从天而降似的挂在树上。现在没了。“没课？”

她好奇地看了我一眼，说：“要放假了。下周期末考试。我告诉过你的吧？”

“哦，对。”

我们驶向下城，皇后区出现在左边，蓝色的天空之下，灰色的河流对岸。一艘足有足球场那么大的驳船驶过，拖着一座垃圾高山。

失败诗人的心，新手侦探的脑，中年九流作家的身体——我真的怀疑她是杀人犯吗？侦探的身体，诗人的脾气，疲惫的小说家的脑垂体——我和她之间突然张开的深渊，一具躯体和另一具躯体之间、一个灵魂和另一个灵魂无法缩短的距离，我该怎么看待这些？诗人的脑袋，侦探的翅膀，廉价科幻小说家的爪子——你不在我身边时是什么人？天使的性爱，恶魔的脸孔，好奇的十四岁男孩的身体——哪怕我们彻夜交谈，哪怕我们哭泣，哪怕我们互拥入睡，哪怕我将獠牙深深刺进你的血肉，小小的裂缝仍旧存在，等待时机分崩离析。山峦的眼睛，老虎的烟云，隐晦诗人的河流——任何事情都变得有可能：你可能对我撒谎，你可能背叛我，你可能改变、死亡或离去。怪物的双手，受害者的喉咙，垂死吸血鬼的嘴唇——那么为什么不杀人？为什么不是她？而在她的脑海里：为什么不是我？

我们来到布鲁克林，抵达桑德拉·道森的住处。

“就这儿。”我对达妮说。她在马路对面找到位置停车。人们进进出出那家小酒馆。达妮关闭引擎，点燃香烟。烟雾充满车厢。

“你去，”她说，“我等你。”

“你要是没心情，也不是非得现在就去，”我说，“下次来也可以。”

“不用了，没关系，”她挥手赶我走。我再次记起她不是我的女朋友，也不是我的搭档。我甚至不了解她。“去做你的事情吧。”

我下车过街，走向桑德拉那幢楼。不知不觉间，下午的天空变得明媚晴朗，街边的所有窗户都倒映着蓝天。小酒馆的平板玻璃前窗突然爆裂。我听见一声尖啸，随后是空洞带回音的噼啪巨响。我停下脚步，傻乎乎地站在那儿，小酒馆门口的人四散奔逃，里面的人纷纷蹲下。我意识到出了什么坏事——脑海里闪过的念头是楼塌了——我也开始跑。又是噼啪一声。头顶上方的砖墙崩出一块碎屑，这下我明白了：是子弹。有人朝我开枪。我弯下腰，扑向路边两辆车之间的空隙。我感到血流涌入心脏。下一枪打中身旁汽车的轮胎，轮胎嘶嘶泄气。我听见引擎发动和鸣笛的声音。我犹豫着抬头张望，看见达妮来了个疯狂的急转弯，冲过来把车停在我和枪手之间。

“上车！”她叫道，推开门。我弯着腰，尽可能快地跑过去，跳上车。她猛踩油门，我翻了个跟头。后窗爆裂，碎玻璃洒向我们。我和达妮俯身躲避，她甩尾转弯，我身旁的车门荡开了，我拼命抓住门把手关上。达妮再次转弯，滑过一个停车标志，汇入车流。我扭头向后看，但只见到数以百计的普通人。

“操！”我叫道，麻木的惊恐和肾上腺素在我胃里像冰一样融化。有人居然朝我开枪。我控制不住地颤抖。“操，操，操！”

“你没事吧？”达妮喊道，再次拐弯。这次她开进一条空荡荡的小巷，小巷尽头有几个停车位。“没有中枪吧？”

“不，我没事。你没事吧？”

“不，我没事。”她说，然后撞上一根柱子。

达妮那辆车的引擎盖和后备厢被撞得立刻弹开，我和达妮前后震荡了几下，最后落回座位上。

“操！”我又说，“你没事吧？”

“没事，应该没事。”她说，“你呢？”

“没事。”

我们沉默地坐着，大声喘息。那根钢柱是停车位的标记，达妮开得太快，又太惊恐，所以没看见。我再次扭头张望。没有见到可疑车辆，我想我们算是安全了。我的双手还在颤抖，我把它们塞到屁股底下。

“我觉得咱们应该在这儿躲一会儿，”达妮说，“确定外面没人在追，等我能开车了再说。”

“没关系，你慢慢来。”

达妮在座位上转向我。她涨红着脸，我看见她的胸部快速起伏。

“我喘不上气，”她说，“就像犯了哮喘。”

“你有哮喘？”

“没有。”

“没事，我也抖个不停。是肾上腺素，精神紧张。恐惧。”我捏了捏她的肩膀。“会过去的。”我说，“你太厉害了。妈的，简直了不起。你救了我的命。”

“不，”她摇头道，“我只是想他妈的落荒而逃。”她每说几个字就要吸一大口气。我更用力地捏了捏她的肩膀，用颤抖的双手捧住她的脸。

“当心，有玻璃。”我说，从她的头发里拣出几小块玻璃碴。

“谢谢。”她说，也替我清理头发。

“不，”我摇头道，“谢谢你。”她看着我的眼睛，凑近我。

这次我说不上来到底是谁开始的。躯体好像脱离了我们的控制，它们做它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在旁边观望。此刻我感觉我和达妮很亲近，仿佛她是我与这个世界最重要的联系，但我脱离了我的自我。车里像是有两对男女：她和我，我们和它们。

事后，尽管她仍气喘吁吁，但还是点了根烟。抽烟似乎挺有用。我们重新穿上衣服。不知道为什么，我打了个哈欠。突然之间，我又累又饿又渴，总之就是各种不舒服。

“不知道我的车还能不能开。”达妮终于打破沉默。车肯定是毁了。假发和拐杖被后车窗的碎玻璃淹没在后座上。我扫开假发上的碎玻璃，把假发塞进包里——我几乎忘了包里还有玛丽的信件。

“我去看看损坏情况。”我说，心想有教养的男人就该这么做，虽说我对车辆一无所知。我下车查看前部。保险杠弯了，引擎盖折了起来。我掀起引擎盖，没有冒烟，也没有东西破碎。

“看着挺好。”我喊道。

“有泄漏吗？”她问。

“问得好。”我跪下，朝车底张望，“没有，看着挺好。”

她发动引擎，引擎顺利点火。她笑着朝我竖起大拇指。

“我去关后备厢。”我说。排气管冒出缕缕白烟，我绕到车后。刚才那一下撞开了弹簧锁，厢盖打开了。我掀起厢盖查看——从一块毛毯里掉出一把锋利的大号切肉刀，刀落在备用轮胎上。旁边还有一把细长的剔骨刀和一把锈迹斑斑的大砍刀，大砍刀的把手缠着黑色胶带。后备厢里还有螺丝刀和小锯子、一卷绳索和几卷胶带。还有一个小麻袋，我没打开就已经知道里面是什么了：黑色自动手枪。

“怎么了？”达妮喊道，“都还好吧？”

“挺好。”我说。我把所有东西塞回毛毯底下，合上厢盖。厢盖重新弹起，对我张开血盆大口。我又使劲合上，这次锁好了。我回去坐进车里，系上安全带，露出笑容。

“咱们走。”我说。

我用手机报案，汤斯带着他的探员和一小队警察在我那幢楼门前等我们。他从路口的售货车买了个富豪冰激凌，然后无动于衷地听着警察录口供。橱窗破碎的店主打电话报警，警察找到了子弹，但从现场逃跑的车辆似乎只有“一辆屎一样的达特桑”。

“允许我复述一遍。”汤斯吃完蛋筒，把纸巾扔在达妮的车后座上，“你们从调查局的监视下逃跑，非法闯入犯罪现场——而且这几起凶杀案的嫌疑人就是你——现在声称受到枪击，枪手很可能是真正的凶手，之所以要杀你，是因为你离真相太近。”

“对，”我说，“一点不错。”

“反过来恰好证明你是无辜的——不，应该说假如还有其他目击者，就能证明你是无辜的了。”

“你的意思难道是我朝自己开枪？”

“这要看情况了。”他说，“你有枪吗？”

“没有。”

“你能拿到枪吗？或者知道谁有枪吗？”

我忍不住瞥了达妮一眼，她坐在屎一样的达特桑的引擎盖上，但她没有发现我在看她。她忙着怒视汤斯。

“不，”我说，“恐怕没有。”

“哈啰！克莱尔？在家吗？”我喊道，走进大门，“你绝对不会相信发生了什么。”我锁好门，插上门链。

“这儿，”她从卫生间喊道，“进来，我没法起来。”

“怎么了？”我惊慌失措，推开卫生间的门。她在泡澡，肥皂泡一直盖到下巴。

“对不起。”我说。

“不用，我想听。”她擦掉鼻尖上的肥皂泡，“坐下。”

于是我坐在马桶盖上。她瞪大眼睛，听我从头讲到尾，我说到枪击时，她险些坐起来，肥皂水从浴缸边缘泼出来。然后我说了达妮后备厢里的东西。

“也许早就在那儿了。”她说。

“可能，但为什么？”

“呃，她是脱衣舞娘。你那本《铁石心肠血手狐》里，脱衣舞娘随身带小左轮，忘了吗？她的G点里镶着枪套。”

“G字裤。你别拿我写的书搪塞我。只是我胡思乱想的狗屁而已。”

“那你认为她是什么路数？”她在蒸汽和泡沫中看着我，脚趾攀着浴缸边缘，像是一排小鹅卵石。我耸耸肩。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我说，闭上眼睛，尝试整理思绪。我打个哈欠，闻了闻空气——温暖而潮湿的香膏气味。熟悉的感觉袭上心头，我又打个哈欠。我累得无以复加。

“什么味道？泡泡浴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浴盐，”她举起一个毛玻璃瓶子，“在水槽底下找到的。”

一瓶天知道是何年何月的珍内特。

“你闻着像我老妈，”我说，“既甜美又瘆人。”

“这话说的。至少我很甜美。”

我今天第一次真心微笑，然后起身走进厨房，倒了杯可乐加冰块，拿着走进办公室。我取出一本新的黄色拍纸簿和一支新的三菱钢珠笔，坐下开始思考。脑袋里空空如也，这倒是很平常。我试着记录今天发生的事情，纵向分成几栏，方便日后查询；但写了三页就兴味索然，因为“线索”栏除了一个问号只有大片空白。我喝完可乐，起身去再倒一杯。我对克莱尔说请快点儿，因为我要用卫生间。这时我想起方丹的信件。

实话实说，我一直在拖延时间：智障变态杀人狂和他新近被残杀的精神情妇之通信实在不是我愿意去挖掘的东西。那天晚上我完全没这个心情。我已经足够抑郁和惊恐，脑袋里丑陋的念头一辈子都消耗不掉。但我还是打开了盒子。信件整整齐齐摞成两叠。我随便拿起一封，从信封里抽出信纸。和克雷写给我的信件一样，这封信也用蓝色圆珠笔写在廉价线格信纸上，线条很粗，纸张纤维中能看见木屑，就是小孩用的那种练习册。

半小时后，克莱尔终于爬出浴缸，裹着毛巾走进我的办公室，这时我还在读信。

“你可以去撒尿了，对不起。我必须洗头来着。”

“什么？”我没有抬头。我把一页信纸反着拍在桌上，开始读下一页。“狗娘养的。”我咕哝道。

“怎么了？”

我抬起头，我的表情使得她皱起眉头。“狗娘养的王八蛋。”我说。

“怎么了？谁？”

“克雷。”我挥舞着信纸说。

“他怎么了？”

“狗娘养的变态孙子王八蛋写得比我好。”

第二天早晨，我动身去见克雷。我断断续续睡得很不好，一次次被我庆幸已经忘记的噩梦惊醒，神经绷紧在恐惧和愤怒之间。身份不明的跟踪者现在想杀我，我的保护神达妮有可能精神不正常，而我与真相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我的线索只有信件，因此克雷成了解决案件的唯一希望。这个念头与早餐的咖啡和维生素相处得不太好，像石块一样沉在我的胃部深处。

我出门走向地铁站，一边肩膀背着小旅行包，另一边背着手提箱兼电脑包。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有人跟踪我。我将其归咎于神经紧张，不去理会害得我左顾右盼的怪异感觉，就像有舌头在舔我的后脖颈。

肯定是风，我心想。今年春天气候多变，春天一次次尝试突破冬天的桎梏，一次次失败，今天又开了倒车，早晨还很温暖，这会儿突然冷了下来。我经常在这种时候生病。我熬过冬天的袭击，却在春天的第一轮爱抚时倒下。我停下取出包里的套头衫。一个男人从我背后走近，他很高，身穿海军蓝运动衫，戴着兜帽；他在前进的轨道上停顿片刻，然后绕过我继续走。他拐进梅西百货。我穿上套头衫，走进源记烧腊，想买几个肉包路上吃（一块钱四个，全城最低价），出来走进地铁站。

要我说，从皇后区乘轻轨到曼哈顿是进市区最美丽的走法，尤其是黄昏时分或者天空阴晴不定的白天。列车从地下钻出，悬浮于屋顶之上，然后再次入地过河。高架轨道的边缘没有护栏和挡板，你穿梭于水塔和天线之间，低头俯视街道。你能看得很远，视线越过窗口充满生机的红砖公寓楼和浑身涂鸦的仓库，越过轨道如蛛网的车场，一直能看见法拉盛草地公园的绿色条带和硕大如建筑物的钢球。列车停进谢伊体育场（抱歉，亲爱的编辑，现在叫花旗球场了），它平时在大型停车场和汽车坟场之间沉睡，到了比赛之夜突然生机勃勃，变成灯光巨碗。再过去，随着我们从东方飞来，市区越来越近，对我们露出更古老也更华丽的灰色与银色的立面：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桥梁，码头，东哈莱姆一眼望不到边的橙色公租房。

然后我们进入黑暗，在大地与河流之下行驶，再次钻出地(8○○ΤxΤ ˋc○Μ面时车上的所有人都眼花缭乱。时代广场显得那么狂野，声音、人群、难看的灯光突然爆发。我换一号线去佩恩车站，穿过中央大厅赶去州北的列车，头脑还没完全清醒。

这时候我又看见了他，那个穿运动衫的男人。我在佩恩车站和平时一样迷路了，在二楼月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转身看轨道号码时我看见了他。这次我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尽可能快地向前走，按捺住想跑的冲动。我穿过一间杂志铺，沿着自动扶梯上下两次，突然拔腿就跑，跳上我要乘的列车。直到这时我才敢回头。他不见了。至少我没有看到他。前提是刚才我真的看到了他。回头再想，说老实话，我很难形容那个人，只记得他脸很白，佝偻着肩膀，穿牛仔裤。经过昨天的事情，我当然有理由神经过敏，看见不真实的东西，比如穿帽衫如鬼魂般跟踪我的人，比如鬼魂。

我缩在座位上假装读报，直到列车开动，我的呼吸也没有恢复正常，直到我们离开城区，穿梭于街区背后连绵不断的隧道和轨道之间，就仿佛列车也想不为人知地溜走。但我没有再看见他。我在奥西宁下车，搭出租车到监狱门口，经过现在已经很熟悉了的各种手续，走进访客等待室，迎面撞见两位伙伴：特蕾莎·特雷奥和卡罗尔·弗洛斯基。

“你他妈来这儿干什么？”弗洛斯基问候我。

“你以为呢？”我说，“来理发。”

弗洛斯基一咧嘴，露出几颗金牙，说：“我以为你应该已经想到了，在法律问题解决之前，这本书的写作暂时搁置。”

“什么法律问题？抓凶手？和你的案子有关系吗？”

“那是警察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已经洗清了罪名。我的任务是让当事人得到自由，他没有杀过任何人。”

“好吧，肯定有人杀了人。另外，昨天他们也想杀我。”

她的笑容消失了。有一瞬间她看上去似乎真的在乎我，但立刻恢复原样。“太不幸了。我把我的担忧告诉过你了。你应该通知警方。”她说。

警卫出现在门口，弗洛斯基进去见克雷。特蕾莎抱歉地笑笑，但我看得出她很开心。

“她在盘算什么？”我问，“什么法律问题？”

“你昨晚没看新闻？我们一整天都在法庭上。”

“对不起。我没那个心思，因为有人朝我开枪。”

“真的？”她顿了顿，“总之，法官决定暂时停止行刑，考虑是否接受她重启案件调查的诉请。看上去达利安有机会接受新的审判了。”

“我明白了。”我说，重重地坐下。

漫长的十分钟过后，弗洛斯基走出会见室。她耸耸肩，掏出一根香烟，被警卫提醒后又耸耸肩，一屁股坐下。达利安还是决定见我。

“我劝他别见你，但谁知道呢，他想聊天，”她说，“但不许录音，不许记笔记，什么都不许。还有，记住了，这不是一次正式会面。”

我同意了。警卫让我把物品存进锁柜，然后领着我走进会见室。克雷身穿橙色连体服和拖鞋，戴着镣铐，咬着一根牙签，桌上放着一个厚厚的档案夹，他看上去心情很好。从他的角度看，情况确实很乐观。

“哎呀，看看是谁来了，”他说，“我的博斯韦尔。”

我假笑两声，没有笑容。我坐下，用低沉平稳的声音说：“你利用了我，狗娘养的。”

“什么？”他像是真的吃了一惊——也许有点太夸张了。

“那本书，”我说，“只是个幌子。是计划的一部分，为的是把你弄出死囚区，甚至彻底脱罪。”

“你到底想指控我什么呢？我在监狱里不可能杀人。连杀你都做不到。”他晃晃手铐，“我利用了你？怎么利用的？你是想说我这个面临死刑的无辜百姓，利用你这位作家，让大众得知我的故事吗？没错，这个是真的。”

“但你还没有说过你的故事呢，对吧？”

他耸耸肩说：“有事情发生，又不是我的错。”

“你为什么不自己写呢？”我问。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读了你的几封信，写给玛丽·方丹的信。你很会写。你饱览群书。博斯韦尔？我之前在这儿见过的那个蠢笨色情狂，他可不知道谁是博斯韦尔谁是海夫纳。”

他微笑道：“唔，我喜欢你对我的文笔的看法。你是职业人士，我是业余的。”

“戏是演给我一个人看的吗？弗洛斯基呢？她认识的你是傻瓜还是聪明人？这是无辜大戏的一部分吗？太蠢，所以不可能杀人？”

他嚼着牙签。我耸耸肩。

“我知道你不会回答我，”我说，“但我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要那几个色情故事？对，你需要一个白痴替你代笔，一个绝望的九流作家帮你执行计划。但为什么要我写性爱故事呢？你显然能自己写这种色情幻想嘛。为什么需要我？”

“为什么？”他取出牙签，“因为我不在外面。我没见过那几个该死的姑娘，忘了吗？我是无辜先生。我需要你是因为我自己去不了，没法进她们家和她们见面。我需要你替我实现。”他凑近我，眼睛闪着恶毒的光芒，“但你，你去过，却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什么也没搞清楚。她们笑、尖叫、高潮时发出的是什么声音？她们的身体她们的头发她们的腋窝她们的下体闻起来是什么气味？性交以后气味有变化吗，是更浓了还变淡了？她们出汗多吗？她们能湿成什么样子？她们的下体是什么样子？阴唇、阴蒂、阴毛。请描述她们的肛门。她们的房间是什么样子？白天的光线从哪个角度进来？夜晚的黑暗呢？周围有什么声音？汽车、鸟儿、其他房间的声音？她们死时听见的是电视里的笑声音效还是老妇人的鼾声？她们穿什么？呼吸好闻吗？是什么气味？这些女人吃什么？是素食者吗？假如是，有没有影响体味和尿的颜色？她们有没有吃什么荒唐可怜的食物，希望能为我苗条下来？开膛破肚时她们肚子里装着什么？糙米和有机豆腐？巧克力和红酒？尿和精液？鲜血洒在床上是什么样子？她们有没有恳求饶命？有没有哭？她们临死前的眼神是什么样子？”

他翻开档案夹推给我。一叠信件洒向我。我看见一张颠倒的照片，照片上的金发女郎赤身裸体。“想再试试吗？”他问，“因为我总能收到来信。她们不会停止给我写信。难怪你只是九流写手。他妈的老天在上，你要学会描述生活原本的样子。想当真正的作家吗？我就是现实。描述我。想写文学作品吗？我就是文学。你应该感激我才对。”

我出来的时候，特蕾莎和弗洛斯基已经走了。我叫了辆出租车，在汽车旅馆沉思度过夜晚。电视机固定在桌上，衣架卡在横杆上，毛巾磨损得近乎透明，全都让我打心眼里想走，但同时又无法动弹，躺在包得紧紧的床罩上一动不动，直到深夜。天知道这张床这条毯子上发生过什么悲哀得可怕或可怕得悲哀的剧情？这是我想象中克雷和母亲在皇后区居住的房间。一个人会住进来酗酒致死或饮弹自尽的那种房间。在这种房间里，你可以把电视开得震天响，杀人时不必担心邻居，他们不是在酣睡就是在交媾，你在浴缸里慢慢分尸，把尸块像起皱西装似的塞进塑胶保护袋，然后起身上路。

来去加拿大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停在旅馆外，半挂车头呼哧呼哧晃晃悠悠拐进停车场过夜。我去咖啡馆，吃了个干巴巴的“豪华”芝士汉堡，柜台前除了我就是几个低头弓背的司机，还有一个女人，我估计她是来探望囚犯的，她打扮得挺体面，褶边人造丝衬衫、羊毛大衣、长裙和高跟鞋。几个司机尝试和她搭话，但她置之不理，他们很快发现她一直在哭，于是也就不打扰她了。廉价的性感装束加上眼泪让她显得很悲惨，我忍不住要想象她有晒斑的双乳之间插着一柄牛排刀。里面的一张饭桌前坐了一家大块头，其中一个用旅行笼带着一条小狗，他们弄出许多噪音，又笑又叫，令年老的女侍者很头疼。我想象他们被剁掉的脑袋放在各自面前的盘子里。进入杀戮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哪怕你是以侦探身份：每个人都变成潜在的受害者，变成尚未倒下的尸体，还能走路的肉块。

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看电视，最后不知不觉入睡。卡车的声音在清晨吵醒我。我下楼喝旅馆的免费咖啡兑奶精，回房间的路上，我看见几个女人爬下停车场里的卡车，她们穿着高跟鞋，小心翼翼地落地。其中一个身材纤细，头发漂染成金色，穿脏兮兮的白色迷你裙，膝盖磨得通红。还有一个黑发女郎，身材过于丰满，勉强套上的黑色牛仔裤使得肥肉从其他地方挤出来。第三个是瘦得像毒虫的黑种女人，头发染成红色，穿小短裤和红色高筒靴。她们是车场蜥蜴，也就是到卡车里过夜的妓女，但在此刻的清晨，黑夜的蓝色还笼罩世界，她们不可能不显得美丽。她们走向一辆等在那儿的别克（车门与车身不相配）。她们纵声大笑。黑种姑娘在坑洼地面上绊了一下，另外两个女人扶住她的胳膊。第一缕晨光开始蔓延。山区散发着积雪融化、湿润树木和柴油尾气的气味。柏油路面闪闪发亮。

我冲了澡，用掉所有的毛巾（要我说，这才是真正的奢侈享受，哪怕在最糟糕的旅馆也一样），出门赶火车。我等待列车启动，眼神空洞，喝着淡而无味的咖啡，吃着像变质甜甜圈的百吉饼，这时我看见了他，穿牛仔裤和运动帽衫的幽灵。他背着一个小背包，沿着过道走向我。我震惊得有一瞬间忘了害怕。他看见我，我和他对视，他也吓了一跳。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他微笑，轻轻挥手。他似乎很恼火，立刻转开视线，不理睬我，沿着过道快步走出这节车厢。

我一时心血来潮，起身跟上他。列车启动，我抓住连接门的把手，连接门前后摆动。我走进下一节车厢，看见了他，他坐在第一排，诧异地看着我。

“嗨。”我说。

他扭头看窗外，假装我不存在。

“哎，”我说，“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跟踪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不肯看我。

“行啊，”我耸耸肩，“佩恩车站再见，然后是法拉盛。”

他叹了口气，向四周看了一圈，估计是想确认没有人盯着他，然后从衣服口袋里摸出皮夹。他向我出示证件，照片里的他身穿黑西装。特伦斯·贝特森，联邦调查局。

结果我们坐在了一起。对他来说，这比远远地跟着我轻松；对我来说，可以减少不安的情绪。知道自己有个保镖，我感觉安全多了。特伦斯刚开始不太情愿，但我再三保证说我不会告诉别人我发现了他，等我答应让他偷偷跟踪我回公寓，他就欣然同意了。这个任务只有他一个人执行，没有人和他轮班，所以他累得筋疲力尽。我们聊了大半程，剩下的时间在心照不宣的沉默中读书。我尽量详细地向他描述克雷，而他在学校里研究过克雷。他向我描述汤斯。汤斯是个传奇，特伦斯觉得能和他共事真是三生有幸，但在我的逼问下他不得不承认，大家都认为汤斯是个混球。

最后我问他：“你不会真的以为是我杀了那几个姑娘吧？”

“应该不是你。”他吃了一粒嘀嗒糖，把盒子递给我。我摇出两粒。我的口气肯定不好闻。“但汤斯知道你和案件有关，多半是被坑害的，”他亲切地说，“我们认为向你施加压力，有可能挤出点什么来。”

“对，”我说，“我的脑浆，我的牙齿，我的肾脏。”

他皱起眉头说：“我不该告诉你的。他还说你搞不好是个非常精明的变态狂。”

“算了，”我耸耸肩，“别给我打气。我多半是被坑害的那种人。”

特伦斯被逗乐了，我们继续低头看杂志。后来他睡着了（他无疑监视了我一整夜），我望着窗外。他的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可怜的特伦斯。我觉得他的职业前景恐怕不妙。他会变成我这种可爱的窝囊废，执法部门的哈利·布洛赫，仰仗嫌犯的好心肠，信任我不会偷偷溜走或者拿走他的徽章和手枪。他靠得更近了，我再次想到克雷的话。是不是嗜血杀人狂暂且不论，他这个文学评论家确实说得对。我在职业生涯中做的所有事情或多或少都是败笔。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挠到了平庸的肚皮。通过写作（以笔名和为人代笔），我勉强能够温饱度日，这个事实只将我的彻底失败推向了自我安慰，因为我承认我的东西不值得用真名出版。此时此刻，我得到了大家眼中一生一次的写作机会，却快要搞砸了。我见过受害者，见过犯罪现场，和未知的凶手擦肩而过；我见过中心人物，得到允许查看（甚至为他书写）他的思想、念头和幻梦：我拥有一切线索，但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材料在我手上积累，却只产出了次等色情小说和劣质真实犯罪口述故事的未完成笔记。

我回到家，看见克莱尔在我的办公室里，坐在我的书桌前，接听我的电话。她身穿校服和白色紧身裤，正在啃一根扭扭糖。她示意我坐下。我放下行李，跌坐进沙发。她挂断电话，跷起腿，转动椅子面对我。她不是在吃扭扭糖，而是在嚼，就像老头子咬雪茄屁股。

“我们需要谈谈。我和出版社谈过，帮你争取到了佐格系列新书的延期，但他们很不高兴。我知道你分心了，但现在该埋头工作了。”

“分心？有人想杀我。两次！”

“唔，第一次不算袭击，对吧？凶手打昏你就走了。但我能理解。你很烦躁。但咱们得把话说清楚：这本书已经没得写了。”

“去他妈的这本书。这是真实生活。非虚构。我像是期待死后得到荣誉的那种人吗？”

“好吧，但你没有收入了。户头余额付房租都困难。”

“我知道，我知道，自尊是我买不起的奢侈品。”我起身踱来踱去，“但王八蛋克雷和王八蛋汤斯都利用了我。我像是鱼钩上的虫饵……等一等，你看了我的对账单？”

“我在网上查的。”

“我不知道你可以查。”

“我替你设置的。密码是我的生日。”

“你的生日是哪天来着？”

她起身抚平校服裙，说：“唉，我去上学了。”

“我还正在琢磨这个呢。”

“但晚上我会再来的，没问题吧？老爸去希尔顿黑德岛了。”

“行啊，有啥不行的。”

“对了，罗伯特逊的事务所送来的。”她用正在啃的扭扭糖指着一个大号牛皮纸信封。看见我一脸茫然，她说：“就是那位律师。是你的东西，调查局还回来的。”

她出去了。我煮了咖啡，然后在书桌前坐下，努力琢磨《无论你去向何方，荡妇飞船指挥官》的结尾。狗星指挥官和复调逃离星际战争，为他们被禁止的爱情寻找庇护所，在时空飞船的引擎即将失灵时坠毁地球。我写到这里卡住了。然后呢？我和狗星指挥官一样，绝望地盯着空白的屏幕，感觉时间悄然爬过，看着光子渐渐湮灭。虽说克莱尔说我穷得要揭不开锅了，但现实世界还是压垮了我，我无法集中精神思考我深深后悔不该离开的虚构世界。

至少我写的书是真诚的谎言。角色也许是可以复用的熟悉类型，但我不会装模作样地去探究吸血鬼和电子人的心理，就好像我不会装模作样地去理解达妮、特蕾莎·特雷奥以及追求克雷的所有女人。我只想重述古老的主题：背叛、复仇、恐惧、逃避。还有爱情，究其全部意义也只是刺透心脏的利箭。

就其寓意和标志来看，类型小说接近神话——或者说神话和经典小说曾经代表的东西。一两个世纪之前，你可以引用《奥德修斯》或《伊阿宋》，激起读者发自肺腑的共鸣。现在想到孤独身影策马沙漠、身穿长外套戴礼帽的陌生人持枪穿过走廊、蝙蝠在夜幕下翱翔于城市上空，我们也会触及心中同样的地方。类型小说缩减到本质，经过蒸馏，转折与反转展开有如梦境，我们分享和交换的梦境，虽然笨拙，虽然脱离现实，但依然指引我们发现真相。

此刻我想到，与达妮和克莱尔讨论最喜欢的侦探时，我忘记了其中最优秀的一位，他解开谜团也创造谜团：弗洛伊德博士。他和夏洛克·福尔摩斯是同代人，自己担任自己的华生，撰写一个个案例，程序和方法与福尔摩斯相似得离奇。两个人甚至都注射可卡因。案例开始永远是当事人走进他凌乱积灰、堆满书籍和古物的书房，向主角讲述他缺少了什么或丢失了什么。他总是在团团烟雾中认真倾听，留神注意线索，孜孜不倦、无畏无惧、充满耐心地追查线索，线索往往带着他回到过去那个失落之物的王国，故事到了尽头，总是会发现线索的起源，永远是一出犯罪。

我撕开牛皮纸信封。信封里有磁带，有我与克雷和遇害女性尚未誊抄完毕的记录，还有我的笔记本和档案。我把磁带插进录音机，一边随便翻开文件，一边听着克雷用傻乎乎的声音唠叨，但现在我知道他这么说话完全是为了骗我。

我翻开克雷给我的档案夹：他的情书，一叠粉色和紫色的宝丽来照片，他从仰慕者那里收集的文书。大概是另一种色情文学吧。这么多女人，这么多年，这么多面孔、名字、躯体。她们后来都怎样了？每一个都可能遭遇我见过的那三个的命运。快翻到最底下时，我看见一张手写的字条，用的是上等白色信纸，日期是三年前。

亲爱的克雷先生：

我叫达妮艾拉·吉安卡洛。我姐姐是朵拉。我知道你一直说你没有杀她。我还知道她为你当模特，因此你肯定很喜欢她，认为她值得被拍摄进你的作品。她和我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所以我认为我有权放肆写信给你。我参加了你的庭审，我认为你看见了我，对我微笑。我有点觉得我好像认识你，因为我们上的是同一所高中，虽说不是同一段时间。我入学比你晚，而且只上到三年级就和家人搬去长岛了。我甚至记得你的家，你寄养的那个家，学校那个街区拐弯就能看见。总而言之，因为以上种种，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不管报纸上怎么说你，求你向我展示你是一个仁慈的人。如果你能帮我找到我姐姐剩余的部分，或者让我知道她是如何过世的，求求你告诉我。我知道你有能力帮助我。

此致……

随信附的是一张护照照片似的大头照，上面的达妮艾拉（或她的姐姐，谁知道呢？）满头棕发。这种恭顺的语气，若有若无的调情，都说明写信的是个心理学新生，捧着一本管控精神变态者的书籍，但我的胃还是忍不住翻腾起来。她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克雷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克雷有没有回信？他向我隐约提到她。他是在用一条线索逗弄我吗？达妮为什么没有提起高中和寄养家庭的事情？没错，她在杀戮开始前好几年就离开了那个地区，当时不可能认识克雷。但问题仍旧存在。

我翻开我和克雷的访谈记录，找到他提起寄养母亲的地方。格雷琴。她叫格雷琴。格雷琴夫人。老婊子，应该进监狱，而不是坐在老房子里看电视。克雷这么说。这么多年以后，他为什么还能知道她的近况？他怎么会知道她还活着，还住那幢屋子？他们有联系？还是达妮告诉他的？

我写到了我不敢写的部分，我需要把情节拼凑到一起，推动其发展。高潮。第三幕。费力而不讨好的任务。情节安排就像下水道，不通顺之前谁也不会想这个问题，然后每个人都变成了评论家。但是，请你思考一分钟，你的真实生活戏码要是落在纸上，看上去会多么不真实和矫揉造作，秘密和潜藏动机看起来会多么显而易见，在客观读者的眼中会多么黑白分明。举个例子，咱们实话实说，珍妮和我那段关系的发展，除我之外难道还有谁感到惊讶吗？因此，哪怕是在这么一个真实的犯罪故事里，想让故事至少还算可信，需要的是深思熟虑，认真挖掘和隐藏事实，创造悬念大体而言等于掩盖一个人的足迹。可是，回头再看，我一路抛洒线索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泄露了答案。

我走出大楼，看见特伦斯探员的车停在马路对面他通常停车的位置，车里还有一个男人。我有点想请他们送我一程，但不希望在他的搭档面前让他难堪，于是我没有搭理坐在车里读《邮报》的他。我搭了两列地铁和一班公共汽车去那儿，出地铁站时，我发现达妮打过我的手机，但我没听留言。

我乱转了好一阵才找到那幢屋子。从克雷和我的童年到现在，这个地区重生过不止一次。当时这儿已经奄奄一息，已经破败不堪，充满年久失修的公寓楼，私家住宅的房主不是太老就是太穷，反正没钱修缮，死死抓着中产阶级的最低几档不肯放手，眼看这个城市滑向破产边缘。如今这里已经复兴，一切都那么明亮整洁；克雷的寄养母亲的那幢屋子——台阶弯曲，地基下沉，灌木丛需要修剪，窗帘拉得紧紧的——就仿佛一个脓包，乃是街区之耻。我停下脚步，看着屋外的门牌号，马路对面有个年轻的母亲怀疑地盯着我。她正在将婴儿放进沃尔沃后排的婴儿座，她的车道和房屋四周点缀着花床，鸢尾正在盛开。我这边的人行道地面皲裂，杂草丛生，车道上是一辆面临朽烂的旧别克。我对她笑笑，她突然转开视线，坐进车里。我听见电子门锁嘶嘶锁上。不怪她。这地方也让我毛骨悚然，我扭头去找特伦斯探员令人安心的身影。他不在。

我推开大门，立刻听见一条狂怒的狗在吠叫。我等了好一会儿，确定狗没有从屋里冲出来，才穿过院子，经过过于茂盛的苹果树、斑秃的草坪和又一辆死去的轿车，这辆大众已经朽坏，车身停在泥地上。

我打开扯破的纱门，爬上门廊，犬吠几近癫狂，整个邮编号码的地区都知道我在这儿，但我没有多想，还是揿响门铃。没人开门。我敲敲门，狗扑到门上，估计是想杀了我。我听见爪子挠门的声音，但没有其他响动。

我放弃敲门，绕到屋后，看见岌岌可危的车库，我推一下恐怕就会塌，还看见多年前一个菜园的枯萎遗迹，围栏倒了一半。两棵树的枝杈并在一起，院子的后半部永远有树荫笼罩，陈年落叶堆了一层又一层。

我向围栏外张望，看见一小片树林和住宅区后的荒地，高速公路从荒地一侧的上方经过。另一侧的树木之间透出绿色。我看看地图。那是克雷念书和学习拍照的中学。

我侧身挤出半倒下的围栏，摸索着走进树林。彼此纠缠的树木过于浓密，阳光很难照进来，地面的植被很稀薄，但积着厚厚一层垃圾——数量可观的纸张、瓶罐、床垫、轮胎和无法辨识的或朽烂或熏黑的杂物。解冻和春雨造就了成片的烂泥塘，我不得不一路蹦跳。树林的尽头是一小片草地，树林与校园之间的斜坡上杂草茂盛，但校园界内的草坪就很整齐了。

这一幕隐约有点不寻常，让我想到了什么，似乎是在书里读到过的地方，或者是我以前念书的学校，已经被我遗忘，今天凑巧又故地重游。我四处走动，听见高架桥上的车声，嗡嗡飒飒仿佛树上的昆虫。我忽然想到，肯定就是在这片野地上，好心肠的巴恩斯沃思老师发现少年达利安拿着相机乱转，于是鼓励他，手把手教他。他的手里会不会还有别的东西？考虑到克雷的背景，并非没有这个可能。他生活中的每一段关系都基于受害与加害。区别只在于谁是猎手谁是猎物。我转身重新走进树林，手机响了，我掏出来。屏幕上显示的是“未知号码”。我接听电话，信号很差劲。

“哈啰？”

“哈利·布洛赫？”

“对。”

“是我，贝特森探员。”

“谁？”

“是我，特伦斯！”

“啊，抱歉，你好。”信号连一格都没有，居然还能接通，真是奇怪。

“听着，”他说，“我有话要告诉你。我们被叫回去参加案情交流会，但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今天早晨我看见一个女人开车跟踪你。”

“什么时候？”

“今天早晨。”

“达妮？”我问，“是达妮吗？”

“我是特伦斯。”他说，然后电话断了。

我突然意识到树林里有多么寂静。那条狗不叫了。只剩下高架桥传来的嗡嗡车声。这时我听见了树枝折断的声音——也可能是其他响动——我惊呆了。发出噼啪声的东西也停下了——假如真有什么东西的话。我小心翼翼地走了一步，眼角忽然看见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像是树林间的一个黑影。我不确定，但我不在乎。我拔腿就跑，一脚踩进烂泥，烂泥一直淹到脚踝，我使劲一拔，鞋子被烂泥吸走了。

“操！”我叫道，一时间忘了我应该躲避追我的人。我弯腰去捡鞋，另一只脚也陷了进去。“妈的。”我小声说。我不得不承认，此刻我只想哭。我在臭烘烘的软泥里扒出鞋子，小心翼翼地跳向干地。我继续逃跑，惊恐占据了身心，一只鞋湿漉漉的，另一只脚只穿了袜子，那只鞋抱在怀里。每跑几英尺我就紧张地扭头看一眼。我没看见任何人，但总觉得听见了脚步声，听见了树枝断裂声，听见了一声喘息。我跑到围栏前，犬吠蓦地炸响，一方面吓得我三魂出窍，另一方面也给我打了支强心针。我迈开大步跑过院子。此刻我看见窗口有一点黯淡的灯光。

“救命！”我喊道，跌跌撞撞跑过去，挥舞我的鞋子。我在窗口看见了那条狗——只是一条瘦巴巴的灰毛小狮子狗，狂吠乱跳，抓挠窗台。那一点灯光是背对我的电视机发出来的，电视机那头的躺椅上有个人——好吧，人影，花白头发的苍老人影。

“救命！”我又喊道。我使劲敲玻璃。小狗叫得像是要丧失理智了。那个人却一动不动。难道是死了？更可能是睡着了或者喝醉了。是克雷的寄养母亲？她的那个男朋友？看不出人影的性别。最后我放弃了，转身跑开——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是一瘸一拐地走开。我的脚很疼，我呼吸困难。来到街上，我想去敲邻居的门，但我想起邻居出门了，再说我知道这会儿我是什么模样：汗流浃背，疯疯癫癫，浑身烂泥，从邻居老旧的屋子一路跌跌撞撞地跑来，还挥舞着一只鞋。我停下脚步，穿上鞋。我系好两只鞋的鞋带。这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我看见了全世界最美好的东西：一辆出租车转弯驶近。

我冷静地拦下出租车，尽量不吓跑司机，虽说克莱尔说我没资格这么奢侈，但我还是请他一路送我回家。夜幕降临，但来得很慢，因为已经是春天了。我们开过法拉盛草地公园，成排的树木一闪而过，在暮霭之中变成黑色与绿色的模糊一团。车窗上我的影子在树木间抖动流淌，仿佛双重曝光的照片。记得我小时候参加过暑假艺术班——市政府赞助的免费公开课，旨在让年轻人远离街道生活——上课时我用母亲给的塑料相机拍过这种照片。就在此刻，我坐在出租车里，突然灵光一现，我明白了，我解决了案件。

现在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在我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之中，正如克莱尔所说，我其实挺迟钝的。我像没头苍蝇似的乱撞，好比带着我都不知道怎么叠的过期地图迷失于森林。每一棵树看起来都差不多，动物在灌木丛里发出吓人的声音，包里的三明治也不是我要的口味。当然，这么过日子的不是我一个人。这是因为生活喜欢用谜语、游戏和神秘故事捉弄我们。坐在沙发上读阿加莎·克里斯蒂，把《时报》的周二字谜贴在冰箱上让克莱尔视而不见（还有最怪异的乐趣：解开我在自己书里设置的难题，就好像我的一侧大脑终于拥抱了另一侧，失散多年的双胞胎终于团聚），我看穿现实那不可思议的表面，瞥见内部的齿轮如何转动。我想象一个我能理解的世界，有那么短短的一个瞬间，我知道了身为天才是什么感觉。

可惜我们只有一个世界，这个黑暗而离奇的世界，要是看得太仔细，找到的真相往往不那么美丽。现实和小说不一样，书里的我们都是无畏的探求者，现实中绝大多数人宁可看得别那么清楚。因此，尽管突然间我揭开了谜底，真相的滋味还是那么苦涩：我知道了凶手的名字。我明白了。

我掏出手机。又有信号了，但那又怎样？我不知道特伦斯和汤斯的号码。汤斯的名片好像在家里的什么地方。克莱尔的律师呢？或者打给接线员，请他转调查局？出租车开到我家楼下。天已经黑了，一个晴朗而明亮的夜晚。我付了钱，匆忙下车。没人跟踪。我搭电梯上楼。我打开房门，穿过黑洞洞的门厅走向办公室。半路上我想起汤斯的名片要是没被我扔掉的话，应该还在我的浴袍口袋里。于是我走进卧室，打开电灯。

克莱尔赤身裸体地躺在我的床上。细瘦的胳膊和腿被拉到要折断的角度，被我的领带捆在床架上。胶带封住她的嘴，横贯喉咙的切口淌出一缕鲜血。她惊恐地瞪着我，像是落入陷阱的小动物。她的眼睛向上翻。

“克莱尔。”我走向她，她使劲摆头，发出柔弱的咯咯声音，我知道那是被捂住的尖叫声，她的眼珠向我的左边转动。我猛地转身，正看见一把大刀朝我砍来。我看见女人涂着红指甲的手指攥着刀柄，然后看见对面那张脸属于卡罗尔·弗洛斯基。

我和她对视，刀锋砍破我的左臂。剧痛刺激神经，像闪电似的点亮我，我看见好大一块肉翻开，鲜血喷涌而出。我惨叫一声，高亢而癫狂得不像出自我的喉咙，听上去不似人类，更像野狼。我想抓着胳膊缩成一团，但刀又刺过来。我的眼睛只看得见刀锋和手臂。我抬起左手，抓住握刀手腕下的胳膊，拽着她倒地，右臂压在我和她的身体底下。刀刃架在我的咽喉上方，她使出全部力量向下压，我用血淋淋的左臂挡住她，挣扎着想抽出被自己压住的右臂。休克开始，伤口感觉不到疼痛，我的手已经麻木，我不知道它还能使出多少力气。我和她的脸只隔着几英寸。她盯着我的眼睛。我看见的只有她全神贯注想要我的命，只有她想杀死我的意志力。她的嘴唇微微卷起，表情近乎微笑，这下我看清了相似之处。以前没有注意到，但此刻是多么明显。他们很像。

我闷哼一声，用尽力量向上推，想找到借力点抽出右臂。她将整个身体压在我身上，将整个世界压向我。我和她的视线都移向刀刃，刀尖落向我的皮肤，最后二者终于相遇。突然传来一声枪响，震得我失去了听觉好一会儿，弗洛斯基瞪大眼睛，身体抽搐。

“当心，哈利。”我听见达妮说。我感觉温暖的血液在弗洛斯基和我的腿之间从她流向我。她疼得龇牙咧嘴，眼神有一瞬间从我身上转开，我抓住这个机会。我没有推开她，而是逼着麻木的左臂动了一英寸左右，然后彻底放松。刀刃擦过我的左耳刺进地毯，弗洛斯基的脸撞在我脸上，我用力挺身，脑袋撞得生疼。我向右打滚，掀开弗洛斯基。又是一声枪响，这次弗洛斯基喊了出来。我抬头看见她在地上，手脚并用爬向屋角，腿和手臂流出鲜血。达妮右手握枪，左手抓住右腕。她瞄准弗洛斯基，慢慢走过去，眼睛片刻不离目标。

“她是谁？”达妮对我大声叫道，好像我和她隔着一个街区。

“律师。三个姑娘是她杀的。她是达利安·克雷的母亲。”我攥紧伤口，感觉到了剧痛，整条胳膊被染成红色。克莱尔在床上呜咽不止。

“要我杀了她吗？”达妮问。弗洛斯基扭动身体，恳求地看着我。

“要，”我喊道，“杀了她。开枪。”

达妮跨过我的身体，瞄准弗洛斯基的头部。她看着弗洛斯基，问：“我姐姐的头在哪儿？”

就在这时，特伦斯探员冲进房间。

救护车赶到，送我们所有人去医院。我的伤其实并不重，那一刀没有劈中重要部位，但失血害得我虚弱和昏昏沉沉。我吊了一夜各种点滴，警察、护士和调查局探员走进走出，从不敲门。

卡罗尔·弗洛斯基做了手术，第一粒子弹击碎她的股骨，嵌在大腿根。第二粒子弹穿过肩膀，切断了肌肉和神经。警察从我家的地板里挖出子弹。

达妮因为休克接受了短暂的治疗，然后被带去警局录口供。她询问过我的情况，但没有要求见我。

克莱尔也一样。她几乎没受伤，身上只多了几小块瘀青和颈部的刀口——其实非常浅，是我开公寓门时弗洛斯基吓了一跳，失手划破的。可是，从揭开封嘴的胶带开始，克莱尔连一个字也没说过。她看上去挺好，用点头和摇头回答问题，用吸管吸护士手里的果汁。护士推着我去缝针的路上，我在急诊室看见了她，我喊她的名字，她却闭上眼睛扭过头去。她在北卡罗来纳打高尔夫的父亲包飞机连夜赶了回来，母亲明天从香港回纽约。

汤斯带着包括特伦斯在内的一队探员来找我，逼着我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讲述经过。我提到玛丽·方丹的信件还在我家，两名探员跑出房间。他们似乎还拿不准我到底有没有罪，我不禁想起克莱尔的高价律师。估计他已经放弃了我的案件。再说我实在太晕眩和虚弱，没精神担心这些。我脑袋里基本上只有克莱尔，得知她父亲已经来接走了她，我终于沉沉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们用警车送我回家，邻居纷纷打开门，讶异地看着警察护送我穿过走廊回到公寓房间。家里一片狼藉，警察和探员造成的损坏远远超过弗洛斯基。汤斯很快驾到，看上去比我疲惫。其他人离开，我问他喝不喝咖啡，他说好，然后在厨台前坐下，喟然长叹。

“唉，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他说。

“妈的。”我说。我企图单手煮咖啡，结果咖啡粉洒得满台子都是。汤斯起身帮忙，将咖啡粉扫进过滤器。我看见其中混了些陈年面包屑，但决定还是不说为妙。

“先听好消息。”我说。

“她承认杀了人。昨晚签了自白书。”

“坏消息呢？”

“她承认杀了人，”汤斯重复道，坐下看咖啡滴进咖啡壶，“所有案件。包括克雷要为之被处死刑的那些。”

“哦，我明白了。”我也坐下，“她怎么说？”

“她说她始终和儿子保持联络，从来没离开过儿子。说她在寄养家庭找到儿子，一直偷偷见他。他长大以后，母子重新团聚。唯一的问题是儿子开始拍摄女人。她不答应。她说她知道女人是什么货色，她自己当过妓女，说她一眼就能看穿那些姑娘。她们在诱惑她儿子，企图抢走他。因此他拍摄模特时，她会监视那些姑娘，事后一一残杀。达利安被捕以后，她去念了个法律学位，就是为了帮助儿子。这一点我核实过。审判期间他只有政府指定的公设辩护律师，五年后她才当上他的律师。把自己变成死刑专家，只是为了替儿子辩护。这个女人也确实了不起，虽说脑子用错了地方。”

“你相信她？以前那些女人也是她杀的？”

“当然不信。这是她救儿子的最后一招了。你相信吗？”

“不相信。”

“但问题是她不需要我们相信。她只需要一名法官认为她的供述足以怀疑原有判决，甚至能成为新的证据，据此签发令状，重启她儿子案件的庭审。然后呢？如果她在庭审时作证说那些女人都是她杀的，那么检察官可就有得忙了，必须同时证明克雷有罪而她无罪。陪审团到最后说不定就是无法达成一致，谁知道还会怎么样？当庭释放都有可能。总而言之，我认为这就是她的计划。”

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瓶阿司匹林和一瓶胃药，摇出几粒，像吃薄荷糖似的慢慢吞下去。

“要水吗？”我问。

他摇摇头，吞了下去。“你认为她为什么想杀你？”他问。

“她知道我查到她了，或者很快就要查到了。克雷的寄养家庭屋后有一片树林，他在那儿拍什么艺术课的照片。我认出我在弗洛斯基的办公室见过那儿的照片。所有事情一下子就对上了。我知道了她是他的母亲。她肯定和杀人案有关系。”

汤斯精神了起来，说：“我派人去拿那张照片。”

“她肯定跟踪我去了那儿。特伦斯打电话提醒我，但我以为……”我犹豫了，“以为是另外一个人。总之，弗洛斯基看见我掌握了所有线索，知道我弄清真相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决定做掉我。她回到我家等我，却撞见了克莱尔。”

“有道理。”汤斯赞同道，“克莱尔不走运。弗洛斯基撬门进来时她正好在，所以她必须杀了克莱尔，把现场布置得和其他案件一样。但你提前回来了。”

“我叫了出租车。”我说，“我从不叫出租车。”我在心里怒骂自己。能救下克莱尔的性命，居然只是因为这么一个可怜的奇迹——在烂泥塘滑跤，吓唬自己，搭出租车——感觉像是被侮辱得更彻底了。可怜的克莱尔。

汤斯对厨台点点头，说：“咖啡好像好了。”

“哦，对。”我站起来，“加什么？牛奶？糖？”

“都要。”

我倒了两杯咖啡，取出牛奶和糖。汤斯加牛奶加糖，乐呵呵地喝了一大口。这是他第一次问我的看法，我意识到他就算还没有正眼看我，至少也不再鄙视我了。可是我比以前更鄙视自己了。汤斯站起身。

“休息一下，明天来我的办公室签你的证词。”

“我现在就可以去。”

“明天好了。上床睡一觉吧。谢谢你的咖啡。”

“好。”我说，坐在原处听着他离开，然后过去锁门，接受他的建议。我需要休息，但我没法上床睡。想到走进那个房间就足以让我再次看见克莱尔被堵住嘴捆在床上，咽喉淌下一缕鲜血。于是我打开电视躺在沙发上，那天晚上我就是这么睡觉的，第二天、第三天和第四天也都一样。持续了很久。

我试着打给克莱尔，但手机和住宅电话都没人接，留言从来不回，短信和电子邮件也一样。我给达妮留言后倒是立刻就收到了回电。

我接起电话，听见她说：“嗨，一向可好？”

“还行吧，谢谢你。”

“说什么傻话。只是撞上了而已。”

“撞上了？你太强悍了。你在哪儿学的好枪法？”

她笑道：“在我姐姐死后学的。我做梦都想追查凶手，于是开始去靶场。我有一柜子枪械打算用在他身上，让他尝尝他对我姐姐做的事情。后来警察抓住克雷，但我的习惯留了下来。大概能让我感觉比较安全吧。有点发疯，这我知道。偏执狂。”

“呃，我没学过心理学，”我说，“但既然你的看法完全正确，那就恐怕不能算偏执狂和发疯。”我对她说了我发现的那封信，还有那封信如何指引我去找克雷的寄养家庭。

“对，信是我写的。”她说，“我开车经过那幢屋子。好多次。实话实说，他完全就是我学心理学的原因。我大概不希望你知道我有多么渴望复仇。哪怕他已经落网，但我心里还是在追杀他。我能说什么呢？我有很多包袱。只要他活着，我就不可能卸掉。”

我想到达妮抓住弗洛斯基导致的法律困境，但没有提起。也没提起我对她的那些阴暗疯狂的念头。我说：“今晚我请你吃饭吧，感谢你救了我的命。两次。所以甜点也包括在内。礼物不算豪华，我知道，但我这条命也值不了几个钱。乘以二也一样。”

她笑道：“我得想想。”

“要带枪来也行，但你要记住我只有一条胳膊，你那是占我的便宜。”

她又轻声笑笑，我隔着电话似乎都能看见她的笑容，但她说：“可是，我不确定我们应不应该见面。”

“哦，我明白了。”我听懂了她的意思，“为什么不呢？”

“只是，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变成一对普通男女，面对面坐着分食无淀粉巧克力蛋糕。不是你的错，你是好人。但就像我说的，我有许许多多包袱。”

“每个人都有包袱。至少咱俩的包袱能配对。”我说，这次她真的笑了，“谁知道呢？说不定我能帮你减轻负担。”

“不。”她静静地说，“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人们必须背负自己的包袱。”

我说我明白，她说对不起，我说没关系，我们又热情但尴尬得绝望地寒暄了几句，然后说再见。我知道她说得都对。我们走得太远了，不可能回头重新越过那条线。我的问题——或者换其他的名词也行：情感障碍、不信任、怀疑——比她知道的更加绊脚。尽管我在电话上那么说，但她仍旧有可能是个疯婆娘。可是，我忍不住觉得我搞砸了一段好情缘，也许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一段情缘。

然后，反正我也睡不着，便坐起来继续写那本佐格小说。我需要钱。

摘自《无论你去向何方，荡妇飞船指挥官》第二十四章：

“看见了。”复调指着远处绿色山坡上的白色石塔喊道。我用最后一点推力调整飞船的前进方向，尽量对准下方的一片空地。

“抓住了，复调！”我喊道，我们坠入森林。可怜的老阴茎撞开树木滑行，伤痕累累的机首顶着一块巨石停下。前舷窗碎了，导航系统的灯光熄灭，控制台上的所有读数同时消失。复调被撞得半昏迷。我用力推开舱门，害得细胞损毁。我抱着复调，披着褴褛的制服，踉踉跄跄走出阴茎号的冒烟残骸。

这是一条溪谷。阳光穿透层层松针落下来。能听见的只有风声。一个身穿白大褂的长胡子老头坐在一块石头上，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他笑嘻嘻地抽着烟斗。

“欢迎，朋友们，”他说，“欢迎来到血海研究所。我是春风博士。”

春风博士为我们治疗伤口，给我们吃东西，我们向他讲述我们的故事：如何来地球寻找能接纳主人与性爱机器奴隶之爱的落脚地，随意选择了导航图上最近的进入点——二〇五八年（犹太历的五八一九年）。这个时间真是糟糕透顶。全球变暖导致的大灾变正在肆虐：洪水、干旱、饥荒、瘟疫，战争已经不远。我们逃离被淹没的纽约，击败了当时统治纽约的异能嗜血海豚，艰难穿过中部各州的宗教狂部落，前往美洲原住民自由区这个安全的避难所，在曾经是科罗拉多州的地方寻找血海研究所，我们听说那里的科学家在努力研究解决手段。

“很抱歉，朋友们，你们听错了。”春风博士悲哀地笑着说。研究所已被遗弃，他是最后一名坚守此地的科学家。我们所在的地方曾经是世界气候指挥中心，位于名字有点冗余的落基山高处，但指挥中心的显示屏上只有恐怖的景象，大难临头的人类争夺日益短缺的资源，只是为了稍微多活几天，直到人类从这颗星球上彻底消失。整个世界分崩离析，博士看着显示屏一块接一块熄灭。

“真是有趣，你们从外太空来寻找未来。”他说，“群星曾是我唯一的慰藉。明白吗？随着地球越来越暗，夜空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美丽。”

“春风博士，真的没有希望了吗？”复调问。

春风博士吸着烟斗，捋着长胡子说：“亲爱的，请允许我这个气象学家引用智者卡夫卡的话回答你：希望当然存在，无穷无尽的希望，”他耸耸肩，“但不一定属于我们。”

“也不属于我们，博士。”我说，“我们的飞船严重损坏，逃不出地球重力场。我们和你一起陷在这儿了。”

“真是对不起，”春风博士说，“人类的愚蠢也要害死你们。地球曾经是个美丽的地方。可惜你们选错了年代。”

尽忠职守的春风博士去检查读数。复调和我站在观景台上，眺望美丽但致命的太阳西沉。那天晚上气温六十五度，但感觉像六十三度。她在哭泣。

“对不起，主人。”她说，“都怪我。我太自私，想和你在真实时间内共同生活，现在我们要一起死了。”

“不，复调，你没有错。”我说，“我并不后悔。和你共度一晚比什么都珍贵。你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荡妇。”

她紧紧抱住我，我俯身亲吻她，但她的眼泪突然变成笑声。

“但我有一点后悔的，”她说，“我们没有选其他的年份，比方说二〇〇九。”

“复调，”我喊道，再次抱紧她，“了不起的机器人，我想到了！”

我们找到春风博士，带他去阴茎号的残骸。我解释我的计划，他兴奋地抽着烟斗，挑起毛茸茸的眉毛。

“时间旅行救地球？老天在上，也许真的能行。”

“不幸的是睡眠舱只装得下两个人，而且引擎已经没多少能量了。”我说。复调在检查系统。

“但短距离跳跃没问题，”她说，“比方说五十年，返回你们的二〇〇九。”

“哎呀，亲爱的二〇〇九年，”春风博士说，“当时要是知道以后会这样就好了。”

“但你会知道的，”我说，“我们会去你说你念书的地方找你。哈佛大学？我们会告诉年轻的你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会得到第二次机会。我们都会。”

“但你们两个呢？”他问。

“失去离开的能量，我们会留在二〇〇九年。”我说。

“但你们会被困住，”春风博士说，“在现实中生活并死去。”

“和你一样，”我说，“和所有人一样。”我悄悄捏了一下复调的小手。

“现实会有足够多的时间。”她说，望向夜空，望向我们跨越的美丽而广袤的空间，望向我们所属时代的死亡星辰，“肯定会有。只会有。”

第四部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

假如这是一本古典侦探小说，或者警方程序小说，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凶手落网，罪案有了解释，受害者人数得到清点。可我不是古典侦探，我的故事还有一个转折。

实话实说，我更喜欢传统的侦探故事，杀人犯在最后一页死去，不需要黏黏糊糊地描写主角的个人生活。我认为后者是一个系列开始走下坡路的征兆，也是作者陷入绝望的表现：侦探突然长了肿瘤，恐怖分子绑架了他老婆。非常不专业。我想说的是：别拿你的个人问题烦我们。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达希尔·哈米特，老派侦探的真正大佬，他在最初几部小说里甚至懒得给侦探起名字。叙事者只是个带枪的矮胖男人，戴着帽子，没完没了地抽法蒂玛香烟。他身穿皱巴巴的西装进城，解决案件，搭下一班火车离开。

可是，与我在故事里读到和创造的人物不同，命运让我活在了另一种故事里，每次我想合上书晃晃悠悠去睡觉，命运就会又塞给我一个惊吓。也许你比我聪明，早就猜到了谜底。毕竟线索都在你的眼前，问题只在于你看不看得见——我反正没看见。

言归正传，第二天早晨，我去下城的调查局办公室，签字确认我的证词。上次路过联邦大楼还是天知道多久以前，这次的感觉非常……呃……后后“9·11”：一方面能看见水泥路障和加强的警力，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一切很正常，就仿佛新恐惧已经融入旧有的其他恐惧，成了新的正常状态，恐惧被抑制和遗忘（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日常生活还要继续。举例来说，如今我经常路过归零地，只觉得这是个普普通通的建筑工地。话也说回来，不久以前有一次我经过小意大利——现在好像应该叫北小意——看见工人正在清扫圣热内罗街头狂欢节的垃圾。不知为何，神秘的哀伤情绪突然袭击了我，我哽咽得没法呼吸。我在市区长大，节日里走在遍地垃圾的街道中央始终是一种特别的乐趣。现在不再是了。自从九月的那个晴朗早晨开始，充满飞扬废纸的空旷街道总是让我心情低落。

我走过金属探测器，到前台领了个访客证，等特伦斯探员来陪我乘电梯。我和他亲切握手，我再次感谢他。他脸红了。我们见到对方都挺开心，算我运气不错，因为我刚走出电梯，就遭遇了约翰·通纳的炮火突袭。

“你！”他从沙发上起身，沙发对面是前台和墙板上的调查局徽标。一个苗条的大胸金发女郎抓住他的胳膊，要他冷静，但他甩开女人的手。第二任通纳夫人。

“你他妈干了什么？”他吼道，“我没提醒过你吗？”对着耳麦说话的接待员停了下来，拿着文件经过的探员转身观看。

“通纳先生。”我平静地说。

“我他妈没提醒过你吗？”他朝我挥拳，我向后一跳，不过这一拳打得不太认真，特伦斯干净利落地挡住，抓住他的胳膊，轻轻推着他后退。

“先生，别这样，谢谢。”他说，用年轻的嗓音诚心诚意地恳求道。通纳夫人连忙跑过来拉开丈夫。

“你就不在乎吗？”他扭头问我，“你就不在乎你做的事会影响别人吗？吸血鬼。你靠别人的痛苦挣钱。”泪水滚下他的面颊。他吸吸鼻子，摸摸脸，像是突然注意到面颊是湿的。他陷入沉默，妻子领着他回去坐下。特伦斯连忙带着我走进通向办公室的玻璃门。

“吸血鬼，”他说，领着我穿过走廊，“詹姆斯·甘多菲尼也这么说过，我在访谈里读到过。”

“谁？”

“托尼·索普拉诺。扮演他的演员？”

“哦，对。”

“他说作家是吸血鬼，吸取读者的生命。他说的是那部剧的作者。”

“真的？”我说，“有意思。”

“到了。”特伦斯说，敲敲门，然后推开。

“哈利，很好，”汤斯说，他站在办公桌前，正在整理几大堆文件，“请坐。胳膊如何？”

“挺好。”我说，“谢谢。”我坐下。

“很好。”他说，没有抬起头，随便朝办公桌打个手势，“这是你在医院说的证词的副本。读完签个字。”

我开始读证词，汤斯翻阅文件，特伦斯站在旁边。

“通纳还在外面，”特伦斯说，“朝布洛赫先生挥了一拳。”

汤斯抬头看我。

“小意思。”我说，“我见过风浪。”

汤斯没有笑。他低头看着那些档案，一页一页翻动。“可怜的家伙，”他说，“他逼着律师想尽办法起诉。就目前而言，他这么做只能添乱，但实在没法怪他。要是弗洛斯基让克雷的案件重新开庭，他老婆的事只怕又要被挖出来了。”

我在证词上签字，交给汤斯，汤斯交给特伦斯，特伦斯离开房间，随手轻轻关上了门。汤斯终于坐下了。他摘掉眼镜，向后一靠，按摩鼻梁。

“你睡了吗？”他问我。我们必须调整头部的位置，才能在几摞文件之间看见彼此。

我耸耸肩说：“一会儿吧。”

“做噩梦？”

“不记得了。”我撒谎道。

“开着灯？”

“电视。”

“总是能看见，对吧？”他伸着脖子探身道。

“对。”

他朝我眨了几次眼睛，点点头，说：“唉，不会消失的。我也希望能消失。你会慢慢习惯的。”他打开抽屉，取出一个大号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信封很旧，磨得起毛，有几圈咖啡污渍，接缝贴着胶带。

“不知道你想不想看，但我希望你知道我知道你是什么感觉。”

我打开信封，才看见相纸的白色边缘，我就知道了：这些是克雷拍摄寄给警方的原始照片。

汤斯说：“十二年前，我看见了这些姑娘——我指的是在现实中，看见她们的尸体。然后是那个王八蛋寄的照片。我到现在还会看见，每天至少一秒钟，哦，现在大概每隔一天一秒钟了。要是我不去想它，甚至能几个星期看不见，然后见到什么东西——公告牌，街上的女人——就一下子全都回来了。有时候在地铁上或者经过花店，我还会闻到那股气味。你明白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