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梅琦点点头：“的确很特别，但不算是特别好吃。”

“可听起来还是很诱人。”

虽然福尔摩斯希望能吃上一顿蓬草馅的饺子，但最终让他饱腹的却是另一种当地特色美食：外面浇着甜酱、里面塞着馅料的日式煎饼，顾客可以从菜单上任选各种馅料，广岛火车站周围不少街边小摊和临时面条店都有卖。

“这叫大阪烧。”后来，梅琦先生和福尔摩斯坐在面条店的餐台前，看着厨师熟练地在大铁锅里烹制他们的午餐时，梅琦这样解释道（滋滋的声音伴随着香气扑面而来，他们的胃口都被吊起来了）。他说，当他还小的时候，和父亲一起在广岛度假时，就尝过大阪烧了。自从童年的那次旅行后，他又来过这座城市好几次，往往都只有换乘火车的时间，但那时，经常会有小贩直接在站台上卖大阪烧。“我总是没法抵挡它的诱惑，光是它的香气，就足以勾起我和父亲共度周末的所有美好回忆。您知道吗，他还带我们去看了微缩景园，但只有在闻到大阪烧香气的时候，我才会想起他和我在这里的各种情形。”

吃到一半，福尔摩斯停了下来，用筷子戳了戳馅饼的里面（他仔细观察着肉类、面条和白菜混合而成的馅料），说：“其实做法也并不复杂，但真的很精致，你不觉得吗？”

梅琦把目光从筷子夹着的馅饼上抬起来。他嚼完嘴里的食物，咽了下去，才最终回答：“是的，是的——”

吃完饭，忙碌的厨师告诉了他们去微缩景园的大致路线，他们便朝这座十七世纪的世外桃源走去，梅琦觉得福尔摩斯一定会喜欢那里的。梅琦拖着行李箱，走在前面。人行道上行人不少，由于时不时出现的扭曲的电话杆和弯折的松树枝，大家的脚步都很悠闲。梅琦回忆起了童年记忆中的微缩景园，栩栩如生地向福尔摩斯描绘起来：这座微缩公园是缩小版的中国西湖，里面有小河、小岛和小桥，看上去比它们实际的尺寸都要大气。福尔摩斯试着在脑海中想象花园的样子，却发现很难想象在这个被夷为平地、而今正挣扎着重生（周围全是各种噪音——锤子的敲打声、重型机器的嗡鸣声、工人们肩上扛着木材从街道上走过的脚步声，以及马匹和车辆的行进声）的城市里，到底会有怎样的一片绿洲存在。

不管怎样，梅琦也不得不承认，他童年时期的广岛已经不复存在了，他担心景园可能也遭到了炸弹的严重破坏。但他还是相信，它最原本的魅力应该有些许尚存——也许是横跨清澈池塘的小石桥，也许是雕刻成杨贵妃形象的石灯柱。

“我想，我们很快就能亲眼看到了。”福尔摩斯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烈日炙烤下的街道，换一个宁静放松的环境，好让他在树荫下暂时歇一会儿，擦去额头上的汗珠。

在荒芜的市中心，横跨元安河的一座小桥旁，梅琦先生感觉自己在路上什么地方一定拐错了一个弯，又或者，是听错了厨师匆忙间给出的路线。但两人都没有停下脚步，而是身不由己地朝前方隐隐出现的一处建筑走去。“那就是原子弹爆炸顶。”梅琦指着被炸得只剩外壳的坚硬水泥圆顶说。接着，他的食指越过建筑，指向湛蓝的天空，说，那里就是大爆炸发生的地方，那一声无法形容的巨响，将整个城市吞没在无边的火海中，然后又带来了连日的黑雨——在大爆炸中被摧毁殆尽的房屋、树木和尸体的灰烬被吹上天空，又混合着放射性物质迅速落下。

走近花园，河上吹来的微风开始变强，炎热的天气也突然变得凉爽。城市的声音被风声掩盖，不再那么令人烦躁。他们停下来抽烟——梅琦把行李箱放在脚边，帮福尔摩斯点燃了雪茄，他们坐在一根倒塌的水泥柱上（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倒是很方便，周围长满了各种野草）。除了一排新栽的小树，这片几乎是完全开阔的空地没有什么可以遮阴的地方；除了两个年轻女人陪着的一位老妇人，也没有其他什么人。这里就像被飓风袭击后的一片荒凉的海滩。几米开外，原子弹爆炸顶周围的栏杆里，他们看见那几个女人正跪在地上，虔诚地把用千纸鹤串成的项链放在已有的几千条项链之间。梅琦和福尔摩斯吞吐着烟雾，仿佛是被催眠了一样，坐在坚硬的水泥建筑前。它是与原爆点最接近的标志性存在，是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亡灵纪念碑；在大爆炸之后，它也是少数几处没有被完全摧毁的建筑之一——圆顶里的钢筋结构在废墟之上高高拱起，在天空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而它下方的一切都已被化为碎片、烧为灰烬、消失不见。圆顶里早已没有任何楼层，炸弹的冲击波把内部构造全部震垮，只剩下竖立的墙壁还在原处。

然而，对福尔摩斯而言，这建筑却带给他一种希望的感觉，他也说不上来到底是因为什么。他想，也许是在生锈横梁上筑巢的燕子，也许是空洞圆顶中呈现出的湛蓝天空，都在传递着这种希望感吧；又或者，在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毁灭之后，这建筑本身坚韧不屈的存在就代表着希望。就在几分钟之前，他第一眼看到它时，他第一次走近它时，内心还充满着深深的遗憾，因为它的背后意味着无数惨死的人们。它是现代科学最终带给人们的恶果，它代表着原子炼金术出现后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突然想起了曾经审问过的一位伦敦医生，那医生是个聪明绝顶、深思熟虑的人，但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用宁碱杀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又纵火烧掉了自己的家。警方反复询问他犯罪的动机，他却始终拒绝开口，最后，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三句话：一种巨大的力量正开始压迫这个世界的每一面。由于它的出现，我们必须让自己停下来。我们必须停止，否则整个世界就会由于我们施加给它的压力而彻底崩溃。直到许多年后的今天，福尔摩斯才为那晦涩隐秘的字句找到了些许勉强的解释。

“我们没时间了。”梅琦丢掉烟头，用脚把它踩熄。他看了一眼手表：“哎呀，只怕是真的没时间了，我们还要去看景观园，还要赶去宫岛的轮船，得赶紧出发了，晚上还得住在防府旁边的温泉呢。”

“当然，当然。”福尔摩斯拿起拐杖，当他从石柱上站起身时，梅琦说要去几个女人那里打听一下前往微缩景园的正确路线（他亲切的问候和谦恭的询问声随微风传来）。福尔摩斯仍然抽着自己的雪茄，看着梅琦和三个女人站在阴森的建筑下，共同沐浴着下午的阳光，微笑着。他清楚地看到老太太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了异常幸福的笑容，展现出随年龄增长复又重现的孩童般的纯真。接着，三个女人仿佛是同时接到了什么信号般，同时鞠了一躬，梅琦先生也回鞠了一躬，便表情严肃地迅速离开了她们——他的微笑立马消失在平淡甚至是有些阴沉的面容背后。

13

微缩景园和原子弹爆炸顶一样，也围着高高的围栏，不让人进去。但梅琦并没有因此受阻，他在围栏中间找到了一处缺口，显然早有人进去过了（福尔摩斯怀疑，是有人用钳子剪断铁丝网，用戴着手套的手拉开铁丝，使缺口的宽度足以让一人通过）。很快，他们就走上了交错相连、蜿蜒曲折的步行小路——小路绕过毫无生气的黑色池塘，一路上都撒着灰色的煤烟，路旁还残留着焦炭般的李子树和樱桃树枝。他们悠闲地走着，时不时停下来环顾四周，仔细打量着这座历史悠久的花园被焚烧后的残余——茶艺室只剩下焦黑的瓦砾，曾经数百丛、甚至数千丛杜鹃花盛开的地方而今也只有凋零的几株。

但梅琦先生对所目睹的一切都保持着沉默，这让福尔摩斯有些沮丧。当他问起这花园的光辉历史时，梅琦没有理会他的问题。不仅如此，他似乎也不愿意待在福尔摩斯身边，有时候，他会走在前面，有时候，又趁福尔摩斯不注意，突然落到后面。实际上，自从向那几个女人问过路之后，梅琦的情绪就一直相当低落，也许是因为他听到了一些不想知道的事吧，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记忆中美好的花园如今变成了不欢迎公众参观的禁区。

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他们并不是唯一的擅闯者。在小路上，一位看上去饱经世故的成年男子朝他们迎面走来——男人应该四十多岁或五十岁出头，袖子挽到了胳膊肘——他还牵着一个兴高采烈的小男孩，男孩穿着蓝色短裤和白色衬衫，蹦蹦跳跳地走在旁边。双方相遇时，男人礼貌地对梅琦点了点头，用日语说了句什么，当梅琦回答他时，他又礼貌地点点头。他看上去似乎还想和梅琦说说话，但男孩一直拽着他的手，催促他往前走，他只好点点头，又继续走了。

福尔摩斯问那个男人说了什么，梅琦只是摇摇头、耸耸肩。福尔摩斯发现，这短暂的偶遇似乎让梅琦很是不安，他不断回头看身后，显得心神不宁。有一段时间，他紧紧挨着福尔摩斯走，提着行李箱的手指关节都因为过于用力而发白了——他看上去就像是刚见到了鬼。在他再次加快步伐之前，他说道：“真奇怪，我觉得我刚刚见到的就是我和我父亲，不过，却没有看到我的弟弟——我真正的弟弟，不是健水郎。因为您一直认为我是独生子，没有任何兄弟姐妹，所以，我也就觉得没有必要跟您提起他。其实，他死于肺结核，就在我们一起走过这条小路后一个月左右，他就死了。”他又回头看了一眼，加快了脚步。“真是太奇怪了，福尔摩斯先生。这是很多年之前的事，可感觉却一点也不遥远。”

“确实，”福尔摩斯说，“有时，我以为早已被遗忘的过去会活灵活现地出现，让我出乎意料，吓我一跳。如果不是它们找上我，我压根就不会记得。”

他们沿着小路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池塘，上面有一座拱起的石桥。池塘里，还有几个小小的岛屿，每个小岛上，都残留着茶室、小屋或小桥的遗迹。整个花园也突然变得开阔起来，仿佛远离了任何城市。走在前面的梅琦停下来，等着福尔摩斯赶上他。然后，两人盯着一个在一座小岛上盘腿而坐的和尚，看了一会儿。那和尚身穿长袍，坐得笔挺，像尊雕像般一动不动，低着剃得溜光的头在祈祷。

福尔摩斯在梅琦脚边弯下腰，捡起路上一块青绿色的鹅卵石，放进口袋。

“我觉得，在日本压根就没有命运这回事。”梅琦目不转睛地盯着和尚，终于开口说，“在我弟弟死后，我见到父亲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那些日子，他经常外出旅行，主要是去伦敦和柏林。对了，我弟弟叫贤治，他死后，母亲的悲伤情绪感染了整个家庭。我特别希望能和父亲一起旅行，但我当时还在念书，而且母亲也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待在她身边。不过，父亲倒是很鼓励我的想法，他承诺，如果我能认真学英语，在学校成绩又还不错的话，他也许有天会带我一起出国旅行。于是，你也应该能想象得到，满心热切期盼的我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来练习英语的听说读写。我想，从某个方面来说，那种勤奋的劲头也培养了我成为一名作家所必需的决心。”

当他们又开始走路时，和尚突然抬起头，仰望着天空。他低声吟诵经文，嗡嗡的声音像涟漪般从池塘上传来。

“一年多过去了，”梅琦继续说，“父亲给我从伦敦寄来了一本书，一本精装版的《血字的研究》。那是我第一本从头看到尾的英文小说，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华生医生写的关于您的历险故事。遗憾的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再也没能读到他写的其他英文小说了，直到我离开日本，去英国念书，才又重新看到。因为我母亲当时的精神状态不好，所以，她不允许任何和您有关、甚至是和英国有关的书籍出现在我们家。实际上，她把父亲寄给我的那本书都扔了——她找到了我藏书的地方，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它扔了。幸好我在前一天晚上看完了最后一章。”

“她这样的反应实在是有点过激。”福尔摩斯说。

“确实，”梅琦先生说，“我生气了好几周，不和她说话，也不吃她做的饭。那段时间，每个人都不好受。”

他们来到池塘北岸的一座小山，花园外相邻的小河和远处的群山形成了一幅美丽的背景图。小山旁有人刻意放了一块大石头，石头的上半截被锯断磨平，可以当作天然的长凳，于是，福尔摩斯和梅琦坐下来，享受着眼前美丽的景色。

福尔摩斯坐在那里，感觉自己就和这块在山丘旁歇息的古老大石一样沧桑，周围曾经光辉的一切都已衰退或消失时，只有自己还存在。池塘对面的岸上，有几棵未经修剪、形状奇怪的大树，它们弯曲而光秃的树枝早已不能将花园与城市中的房屋和拥挤的街道隔绝开来。有一会儿，他们就这样坐在那里，几乎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风景。福尔摩斯一直想着梅琦跟他说过的话，最终开口了：“我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太爱管闲事——但是我猜，你父亲是不是已经不在人世了啊？”

“我父母结婚时，母亲的年纪还不到父亲的一半，”梅琦说，“所以，我敢肯定，父亲此时肯定已不在人世了。但我却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哪里死的，又是怎么死的。老实说，我还指望着您能告诉我呢。”

“为什么你会认为我知道呢？”

梅琦往前弯下腰，双手紧握，用无比专注的目光盯着福尔摩斯：“在我们互通信件的那段时间，您难道不觉得我的名字有点眼熟吗？”

“没有啊，我并不觉得眼熟。我应该眼熟吗？”

“那我父亲的名字呢？梅琦松田，或者说，松田梅琦。”

“恐怕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父亲在英国时，似乎曾经和您打过交道。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您提起这件事，因为我担心，您会就此质疑我邀请您来日本的意图。我原本以为您会自己猜出这其中的联系，主动跟我说起。”

“他跟我打的这些交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可以跟你保证，我真的完全没有印象了。”

梅琦严肃地点点头，拉开脚边旅行箱的拉链，把箱子摊开在路上，仔细地在他自己的一堆衣服中翻着。最后他拿出一封信，打开递给福尔摩斯：“这是我父亲和书一起寄来的。信是写给我母亲的。”

福尔摩斯把信纸拿到面前，仔细看着。

“信是四十——也许是五十年前写的，对不对？你看纸的边缘都已经明显变黄了，黑色的墨水也变成了蓝黑色。”福尔摩斯把信还给梅琦，“但很遗憾，里面的内容我真的看不懂，能不能麻烦你——”

“我会尽力而为。”梅琦先生露出迷茫的表情，开始了翻译：“我在伦敦咨询了伟大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我意识到，我永远待在英国才是对我们来说最好的选择。你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福尔摩斯确实是个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对这件重要事情的意见我们绝对不能忽视。我已经做好了安排，所有的房产和财产都会转到你的名下，直到民木长大成人，可以接过这份责任为止。”然后，梅琦把信折起来，补充了一句，“这封信的落款是一九〇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也就是说，我当时十一岁，他五十九岁。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必须留在英国。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所掌握的一切信息。”

“真是令人遗憾。”福尔摩斯看着梅琦把信放回行李箱。现在，他显然无法告诉梅琦他的父亲撒了谎，但他可以说出自己的疑惑，说清楚他为什么不能确定到底有没有与松田梅琦见过面。“我也许见过他，也许没有见过。你不知道，在那些年里，有多少人来找过我，真的有成千上万。让我印象深刻的寥寥无几，但我想，如果我真的见过一个在伦敦生活的日本人，我应该会记得的，你说呢？可不管怎么说，我确实想不起来了。对不起，没法帮你什么忙。”

梅琦摆摆手，似乎是决定放弃了。他突然卸下严肃的表情，“没必要那么麻烦，”他用轻松的语气说，“我在乎的不是我父亲，他消失了那么久，我早已把他连同我的弟弟一起埋葬在童年的记忆中了。我之所以问您这件事，是为了我的母亲，因为直到今天，她都还在痛苦之中。我知道我应该早点跟您提起这件事，但我很难当着她的面说，所以只好等到我们出来旅行的时候了。”

“你的谨慎和你对母亲的孝心，”福尔摩斯和蔼地说，“很让我佩服。”

“您过奖了，”梅琦说，“不过，请不要让这件小事影响了您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我的邀请是真心实意的，我希望您能清楚——我们还有很多要看的、要聊的。”

“那是当然。”福尔摩斯说。

可是，在此之后很长时间，除了梅琦先生几句泛泛的闲谈（“恐怕我们得走了，可别错过了轮渡”），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两人也都不觉得有说话的必要。他们离开花园，坐上前往宫岛的轮渡，也是一路沉默，甚至在看到了竖立在海上的巨大红色牌坊时，也没有说话。他们坐上开往防府的巴士，在红叶温泉旅店（传说一只白色的狐狸曾经在温泉中治好了受伤的腿，所以，现在当你泡在热气腾腾的温泉中时，还有可能看到蒸汽中白狐若隐若现的脸）安顿下来，准备睡一晚时，令人尴尬的沉默依然有增无减。直到晚餐前，这沉默才被打破，梅琦直直地盯着福尔摩斯，露出大大的笑容，说：“真是个愉快的晚上。”

福尔摩斯回以微笑，但并不热情。“确实。”他简短地回答。

14

如果当时梅琦先生只是轻轻地摆摆手，不再讨论关于他父亲失踪的话题，那不知所措的反而会是福尔摩斯，因为他后来才发觉，他对这个名字确实有一点点模糊的印象（他想，又或者是因为他已经熟悉了梅琦这个姓，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所以，在他们旅行的第二天晚上，坐在山口的一家小酒馆里吃着鱼、喝着清酒时，他再度问起了关于梅琦父亲的事。他的第一个问题让梅琦盯着他看了很久：“您为什么现在要问我这个？”

“因为我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了，很抱歉。”

“真的吗？”

“恐怕是真的。”

之后，福尔摩斯问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认真的回答，而随着梅琦手里的酒不断被喝光，酒杯又不断被添满，梅琦也流露出越来越强烈的情绪。两个人都喝醉之前，梅琦有时说着说着，就会突然停下来，没法再说完想要说的话。有一段时间，他只是紧紧握着酒杯，绝望地盯着福尔摩斯。很快，他就什么话也不说了。最后，是福尔摩斯帮他站起来，扶着他离开酒桌，摇摇晃晃地走回去，回到各自的房间。第二天早上，他们在附近的三个村庄和神庙观光时，谁也没有再提起头天晚上的谈话。

旅行第三天是福尔摩斯整个旅程中最精彩的一天。虽然他和梅琦都还有些宿醉后的不适，但两人的兴致都相当高，那天也是春光明媚的一个好天气。他们坐着巴士，颠簸在乡间的小路上，天南海北地聊着，气氛自然而轻松。他们谈到了英国，谈到了养蜂，谈到了战争，也谈到了各自在年轻时旅行的经历。福尔摩斯惊讶地发现梅琦居然去过洛杉矶，还和卓别林握过手；而梅琦也饶有兴趣地听完了福尔摩斯在西藏游历的故事，以及他参观拉萨、和达赖喇嘛共度数日的经历。

友好而轻松的交流持续了整个上午，一直延续到下午，然后，他们去了一个村庄的集市闲逛（福尔摩斯买了一把非常完美的短剑作为拆信刀），又在另一个村庄看到了极具特色的节日庆典。当大队的牧师、乐手和当地人打扮成魔鬼的模样，在街道上游行时，两人止不住地窃窃私语起来。他们看到男人们举着用木头制成的男性生殖器，女人们抱着裹在红纸里的小一些的木雕阳具，围观的人们伸手触碰木头生殖器的顶端，以求神灵保佑孩子健康成长。

“真有趣。”福尔摩斯评价。

“我就知道您会觉得有意思的。”梅琦先生说。

福尔摩斯羞涩地笑了笑：“我的朋友，我想你比我更感兴趣吧。”

“也许您说得对。”梅琦表示同意，他也微笑着伸出手，用指尖碰了碰一个迎面而来的木雕。

接下来的夜晚和之前一样，又是一间小酒馆，共进晚餐，一轮又一轮的清酒、香烟和雪茄，更多关于松田的问题。福尔摩斯的问题从宽泛变得越来越具体，而由于梅琦不可能知道关于父亲的所有情况，所以他的回答往往是不确定的，甚至只是一个耸肩，或是一句“我不知道”。梅琦对福尔摩斯的盘根问底并不反感，即便是这些问题带来了他童年不快的回忆和他对母亲悲伤情绪的担忧：“她毁了好多好多东西，几乎是我父亲碰过的所有的东西。她两次在家里放火，还试图让我和她一起自杀——她希望我们一起走进海里淹死，她觉得这才能算是对父亲过错的报复。”

“那我想，你母亲一定很不喜欢我吧——我之前就感觉到了，她怎么也掩饰不了对我的厌恶。”

“是，她确实不喜欢您，但老实说，她其实谁都不喜欢，所以您不要认为她是特别针对您。她从来不承认健水郎，也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我一直没结婚，而是和伴侣住在一起。她把这些都怪罪于父亲对我们的抛弃。她认为，一个男孩如果没有父亲的教导，就永远也无法成长为真正的男人。”

“在你父亲决定抛弃你们的过程中，她难道不是认为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吗？”

“是的，她是这样想的。”

“哦，那她的厌恶就是针对我的嘛，不是吗？我希望你不要和她有同样的感觉。”

“不会，完全不会。我母亲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人，我对您没有丝毫的意见。容我直言，您是我的英雄，是我的新朋友。”

“你太抬举我了，”福尔摩斯举起酒杯，“为新朋友干杯——”

整个晚上，梅琦脸上都带着信赖而专注的表情。实际上，福尔摩斯感觉那表情中传递着一种信念：梅琦在谈起父亲时，他是相信眼前这位退休的大侦探能就父亲失踪一事带来一些新的讯息的，或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一点见解。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福尔摩斯也没有什么想法，于是，他的表情渐渐变了，变得有些悲伤，甚至是阴郁。他闷闷不乐，愁眉不展，女服务员不小心把新端来的清酒洒到他们桌上时，他还严厉训斥了她一番。

接下来，在他们最后的旅程中，两人经常长时间地沉思，只有吞吐的香烟烟雾点缀其间。在前往下关的火车上，梅琦先生忙着在他红色的日记本里写着什么，而福尔摩斯则满脑子都在想着松田的事——他盯着窗外，目光一直追随着一条围绕陡峭大山的蜿蜒小河。有时候，火车也会从乡村小屋旁开过，每间屋子前面都会有一个二十加仑的水桶摆在河边（梅琦之前告诉过他，水桶上写的字意思是“防火用水”）。一路上，福尔摩斯看到了很多小村庄以及它们背后高耸的山脉。他想象着，如果能爬上高山的山顶，那能够看到的景色将会是多么壮观——脚下的山谷、村庄，远处的城市，甚至是整个内海，都将尽收眼底吧。

福尔摩斯一边欣赏如画的风景，一边反复琢磨着梅琦说过的关于他父亲的事。他在脑海中渐渐形成了对这个失踪男人的基本印象——他就像一个从过去走出来的幽灵：瘦削的面容，高高的个子，憔悴的脸庞应该是与众不同的，还留着明治时期知识分子最爱蓄的山羊胡。他是一名政府外交官，在因为丑闻提前下台之前，曾是日本最杰出的外交部部长之一。他还是个谜一般的人物，他以缜密的逻辑思维和善辩著称，对国际政策有着深刻的了解。在他众多的成就中，最负盛名的是他写的一本记录中日战争的书，这本书是他在旅居伦敦期间写成的，详细记录了战争爆发前日本的秘密外交政策。

松田天生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他的政治抱负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崭露头角了，当时，他不顾父母反对，进入政府工作。由于和亲西方的四大党派都没有关系，他被认为是个外来者，但由于其杰出的能力，最终好几个区都请他去当区长。任职期间，他在一八七〇年首次出访伦敦。卸任区长职务后，他又被选入了当时正迅速扩张的外交部，后来，由于不满党派对政府的操控，他参与了推翻党派的密谋活动，被人发现，导致他原本一片光明的前途在三年后戛然而止。谋反的失败导致了长期的监禁，但他并没有在铁窗内自暴自弃，而是继续做着重要的工作，例如，把杰瑞米·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翻译成日文。

从监狱被释放后，松田娶了当时年龄尚小的妻子，又生下两个儿子。与此同时，他多年一直在国外旅行，频繁进出日本，把伦敦当作是他在欧洲的家，还经常前往柏林和维也纳。这对他来说，也是一段很长的学习时间，他主要的兴趣还是宪法。虽然大家普遍认为他对西方世界有着深刻的了解，但他始终相信君主专制政体。“您不要搞错了，”梅琦先生在福尔摩斯提问的第二个晚上，曾经说过，“我父亲相信，应该由单一的、绝对的权力来统治人民，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更喜欢英国而不是美国的原因。我还认为，正是他固执己见的信仰，才让他失去了成为一名成功政治家所必需的耐心，更不用说成为一个好父亲、好丈夫了。”

“你觉得他在伦敦一直待到了去世吗？”

“很有可能是的。”

“你在伦敦上学时，从来没有去找过他吗？”

“找过，但找的时间不长——我发现我不可能找到他。老实说，我也没有特别努力去找，当时，我还年轻，有新的生活、新的朋友，并没有非常急切地想去找一个很早以前就抛弃了我们的人。最后，我刻意不再寻找他的下落，觉得这样的决定才能让我自由。毕竟，他当时已经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我们早已形同陌路。”

可梅琦先生也承认，这几十年过去后，他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因为他现在五十四岁了——只比他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时父亲的年纪小五岁——他感觉内心的空虚越来越强烈，父亲的失踪给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更重要的是，他坚信父亲的心中也一定有过同样的空虚，那是再也无法见到家人的创伤。父亲过世后，这阴暗空虚的伤口不知怎的，进入了他儿子心中，并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成为无法释怀的心结，让他时常感到迷惑沮丧。

“也就是说，你不仅仅是为了你母亲，才想知道答案的吧？”福尔摩斯问，他的语气中突然带着困惑与疲惫。

“是啊，我想您说得对。”梅琦多少有些绝望地回答。

“你其实是为了自己在寻找真相，对不对？换句话说，为了你自己，你必须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是的。”梅琦沉思了片刻，盯着手中的清酒杯回答，然后，他又看着福尔摩斯，“那么，到底真相是什么呢？您是怎么找出真相的呢？您到底是怎么解开那些谜团的呢？”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福尔摩斯，希望这些问题能成为一个确切的起点。如果福尔摩斯能作出回答，那父亲的失踪、他童年时的痛苦也许都能由此一一得到解决了吧。

但福尔摩斯沉默着，似乎是陷入了沉思；他坐在那里冥思苦想的表情激起了梅琦内心的希望与痛楚。毫无疑问，福尔摩斯正在他庞大的记忆库中搜索，关于松田抛弃家庭和祖国的种种细节就像一个档案夹，深藏在被人遗忘的柜子里，当它最终被人找到后，必定会带来无法估量的重要信息。很快，福尔摩斯就闭上了眼睛（可梅琦确定，这位老侦探的思维已经深入了那个档案柜最阴暗的角落），难以察觉的轻微鼾声也随之响起。

养蜂艺术三

15

那天傍晚，福尔摩斯在书桌边醒来，只觉得双脚发麻，决定外出走走，促进血液循环，而因为如此，他发现了罗杰。罗杰在离养蜂场很近的地方，身体被半掩在高高的草丛中。他仰面朝天躺着，双手放在身体两侧，懒洋洋地望着头顶高空中缓慢移动的白云。福尔摩斯并没有立刻朝他走去，也没有叫他的名字，而是也抬起头，看着云朵，思考着到底是什么牢牢吸引住了孩子的注意力。可除了缓缓变幻的积云，他并没有看到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大片的云层时不时遮住阳光，在草坪上投下影子，仿佛掠过海滩的浪花。

“罗杰，孩子，”最后，福尔摩斯终于开口了，他的视线穿过草丛，投向罗杰所躺的地方，“真不好意思，你妈妈叫你去厨房帮忙。”

福尔摩斯本来并不打算进入养蜂场。他只是计划绕着花园走一小会儿，看看香料园，拔掉零星生长的野草，再用拐杖拍实松动的泥土。可是，就在他从厨房门口经过时，蒙露太太叫住了他。她把沾着面粉的手在围裙上擦干净，问他能不能帮个忙把罗杰叫来。于是，福尔摩斯同意了，但多少有些不情愿，因为阁楼里还有尚未完成的工作等着他，还因为花园范围之外的散步虽然能放松身心，但往往都会浪费不少时间（一旦走进养蜂场，他肯定要在那里待到黄昏，看看蜂巢的情况，重新安排一下巢框，搬走不再需要的蜂窝等等）。

几天后，他再回想起来才发觉，蒙露太太的请求是一个多么偶然的悲剧：如果她自己去找儿子，绝对不会走到比养蜂场更远的地方去，至少一开始是不会去的；也绝对不会注意到高高的草丛中被人新踩出了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路；更不会注意到罗杰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盯着洁白的云朵。是的，她只会站在花园小路上大喊他的名字，当无人应答时，她会以为他去了别的地方（在小屋里看书，在树丛中追逐蝴蝶，又或是在海滩上捡贝壳）。她绝对不会突然担心。而当她走进草丛，反复叫着他的名字，朝他走去时，脸上也不会带着忧虑的表情。

“罗杰，”福尔摩斯说，“罗杰。”他站在男孩身边轻声叫着，用拐杖轻轻去碰触他的肩膀。

事后，福尔摩斯把自己再次锁进阁楼书房时，他能想起的只有孩子的一双眼睛，那已经扩散的瞳孔死死地盯着天空，却不知怎的，传达出一种狂喜的情绪。他不愿想起在那微微颤抖的草丛中他很快推测出来的事实：罗杰的嘴唇、双手和脸颊都肿胀着，无数被叮的伤口在他的脖子、脸庞、前额和耳朵上形成不规则的形状。他也不愿想起他在罗杰身边蹲下时喃喃说出的那几句话——如果别人听到了他那严肃的口气，只怕会以为他冷漠得不可思议，麻木得难以想象吧。

“真的死了啊，我的孩子。恐怕，是真的死了啊——”

但福尔摩斯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并不陌生——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突发的死亡事件已经不会再让他觉得惊讶了。在生命的长河中，他曾经在无数的尸体旁跪下——有女人，有男人，有孩子，也有动物，往往是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可有时候也会有熟人——他会仔细观察死神留下的特殊印记（例如，身体一侧蓝黑色的瘀青、毫无血色的皮肤、僵硬弯曲的手指，还有直往活人鼻孔里钻的恶心的甜腥气——表现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有着同样不可否认的主题）。死亡，就和犯罪一样，是很普遍的，他曾经这样写过，但逻辑却是罕见的。因此，保持思想的逻辑性就很难了，尤其是在面对死亡时。然而，人始终应当依靠逻辑而非沉溺于死亡。

因此，在那高高的草丛中，他把逻辑拿出来当作盾牌，抵御着发现男孩尸体这一令人心碎的事实（实际上，福尔摩斯已经感觉微微眩晕，手指开始颤抖，痛苦心酸的情绪也开始快要爆炸）。现在，罗杰死去的事实已经不再重要了，他对自己说。重要的是他是怎么走到生命尽头的。他不用检查尸体，甚至不用弯腰去细看那肿胀的脸庞，就已经明白了这孩子已不在人世的可怕现实。

当然，孩子被蜜蜂蜇了，而且被蜇过很多次，福尔摩斯看一眼就明白了。临死前，罗杰的皮肤会发红，他会感到火烧般的疼痛和全身瘙痒。他也许试图逃离攻击者。无论怎么说，他毕竟从养蜂场走到了草坪，但在蜂群的追逐下，他应该是分不清方向的。他的衬衫上、嘴唇边和下巴上都没有曾经呕吐过的迹象，但他一定出现过腹部的抽筋和恶心。他的血压迅速下降，让他感觉虚弱。喉咙和嘴唇都肿了，所以他无法吞咽或呼叫救命。接下来心率的变化和呼吸的困难也许让他感觉到了死亡的逼近（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应该会预料到自己的宿命）。然后，他就像掉进了陷阱般，瘫倒在草坪上，不省人事了——他瞪圆了眼睛，慢慢死去。

“过敏反应。”福尔摩斯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拂去男孩脸上的尘土。他断定，是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导致了罗杰的死亡。被蜇得太厉害了。这是最极端的过敏反应，是一种相对迅速但痛苦的死法。福尔摩斯把绝望的目光投向天空，看着头顶的云朵飘过，发现暮色越发浓重，这一天就快要结束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最后，他问自己。他挣扎着，拄着拐杖站起来。男孩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会把蜜蜂激怒成这样？养蜂场看上去和平时一样宁静，而当他之前穿过养蜂场，寻找罗杰，呼喊他的名字时，也没有发现任何聚集的蜂群，蜂巢入口处也没有不同寻常的骚动。还有，目前罗杰的四周也没有一只蜜蜂在盘旋。可无论怎样，必须对养蜂场进行更仔细的观察，蜂房也需要严格的检视。如果他不想面对和罗杰一样的命运，还必须穿上全身防护服，戴好手套、帽子和面纱。可首先要做的，是通知警方，将这个噩耗告诉蒙露太太，再把罗杰的尸体移走。

太阳西斜，田野和森林后面的地平线变得微微发白。福尔摩斯跌跌撞撞地从罗杰身边走开，穿过草坪，躲开养蜂场，自己踏出了一条歪歪斜斜的小路，一直走到了铺着碎石的花园小径。然后，他停下来，回头看着宁静的养蜂场和尸体所在的位置，此刻，这两处都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中。就在这时，他突然低语了几句，却被自己沉默而毫无意义的话弄得慌乱不安起来。

“你说什么？”他突然大声说，还一边用拐杖重重地去敲路面的碎石。“你——说——”一只工蜂嗡嗡飞来，接着，又是一只——它们的嗡嗡声压过了他的声音。

他的脸上失去了血色，抓着拐杖的双手也开始颤抖。他想恢复冷静，深吸了几口气，飞快地转身向农舍走去。但他走不动了，眼前的一切变得虚幻，花园里一排排的花床、房屋、松树都模糊起来。有那么一刻，他呆住了，被周围和眼前的情形弄迷糊了。他问自己，我怎么会贸然闯进这个不属于我的地方？我是怎么走到这儿的？

“不，”他说，“不，不，你搞错了。”

他闭上眼睛，把空气吸进胸腔。他必须集中精神，这不仅仅是要找回自我，也是要消除那种不熟悉的感觉：这花园的小路是他自己的设计，花园也是——附近应该就有野生黄水仙，触手可及的地方应该还有紫色醉鱼草。他确定，只要他睁开眼睛，一定还能看到巨大的蓟草和香草园。最后，他努力撑开眼皮，果然看见了黄水仙、醉鱼草、蓟草，以及更远处的松树。他下定决心，逼迫自己往前走。

“当然，”他喃喃说道，“当然——”

那天晚上，福尔摩斯站在阁楼的窗户前，看着外面的一片漆黑。他刻意不去回想他在上楼进入书房前所说过、解释过的细节——他进入农舍后，曾与蒙露太太有过短暂的交谈。当时，她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你找到他了吗？”

“找到了。”

“他就来了吧？”

“恐怕是的——就来。”

“要我说，早该回来了。”

他也不去回想他在匆忙中给安德森打的电话，告诉了他罗杰去世的消息，以及应该去哪里找到尸体，并警告他和他的手下要记得避开养蜂场：“我的蜜蜂有点问题，要小心。请你们处理好孩子的尸体，并通知他的母亲，我会看好蜂房，明天再告诉你我的发现。”

“我们马上就赶过去。对于您的损失，我也感到很遗憾，先生。我真的——”

“赶紧行动，安德森。”

他更不愿回想因为自己不敢直接面对蒙露太太而选择逃避的态度——他无法表达自己的懊恼，也不能与她一起悲伤，当安德森和手下进入屋子时，他甚至都不敢站在她身旁。相反，罗杰的死让他手足无措，他没有勇气把噩耗当面告知男孩的母亲。他爬上楼，把自己关进书房，把门锁上，也忘了按计划返回养蜂场。现在，他只是坐在书桌前，一页接一页地写着笔记，却根本没有在意匆忙间写下的词句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注意着窗外来来往往的动静，听到了蒙露太太的哀号声突然从楼下传来（她伤心欲绝的痛哭、上气不接下气的啜泣都传达出最深层的悲伤，那伤心沿着墙壁和地板蔓延，回荡在走廊里，很快又像它开始时那般突然地结束了）。几分钟后，安德森敲响了书房的门，说：“福尔摩斯先生——夏洛克——”福尔摩斯不情愿地让他进来，但只让他待了很短的时间。他们谈论的具体内容最终不可避免地被福尔摩斯遗忘了，包括安德森的建议、福尔摩斯表示同意的事项等等。

安德森和手下离开农舍，把蒙露太太送上一辆车，把男孩抬上救护车。在接下来的安静时间里，福尔摩斯走到阁楼窗口，窗外除了彻头彻尾的黑暗，其他什么都没有。但他还是感觉到了什么，那是让他不安、却又无法从记忆中完全摆脱的画面：罗杰瞪着蓝色的眼睛，躺在草坪里，圆圆的瞳孔专注地看着天空，那空洞的眼神让人难以忍受。

他走回到书桌前，在椅子上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手指用力压着紧闭的双眼。“不，”他嘟囔着，摇着头，“是这样吗？”他抬起头大声说，“怎么会这样呢？”他睁开眼睛，环顾四周，似乎是想看到有人在旁边。但这书房里就和以往一样，只有他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正心神不宁地伸出一只手去拿钢笔。

他的目光落在面前一沓沓稿纸和散乱的笔记上，还有用一根橡皮筋捆着的尚未完成的手稿。在天亮前接下来的几个钟头里，他不会再去多想什么，也永远不会知道男孩曾经坐在这把椅子上，细读着凯勒太太的案子，希望能看到故事的结局。然而，就在那天晚上，福尔摩斯却突然感觉有了必须把故事写完的动力。他伸手拿过空白稿纸，开始为自己寻找一种心灵上的解脱，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笔下文字出现的速度似乎超过了他思想的速度，他毫不费劲地写完了一页又一页。文字催促着他的手向前、向前、再向前，可也同时带着他后退、后退、再后退——退到了在苏塞克斯度过的夏天，退到了他去日本的旅行，甚至退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回到了一个在上世纪终结、新世纪开始之际繁荣兴盛的世界。他一直写，写到了太阳升起，写到了墨水几乎完全用尽。

16

Ⅲ.在“物理和植物协会”公园

正如约翰在很多短篇小说里所描述的那样，我在调查案子时，经常也会违反原则，行为举止也并不总能做到大公无私。比如说，我问凯勒先生要来了他太太的照片，其实并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老实说，这个案子在星期四晚上我们从波特曼书店出门之前就已经解决了，如果不是那女人的脸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当时就会向凯勒先生道出事情的原委。可是，我想把宣布结果的时间再拖一拖，我知道，我还有机会从更好的角度亲眼见到她。那张照片也是我出于自己的私心想要的，我甚至愿意把它当作这个案子的报酬，永远保留下来。那天晚上，我独自坐在窗边，那女人却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轻松地漫步——她高举太阳伞，为自己雪花般的皮肤遮挡着阳光——而照片中，她羞涩的脸则一直在我的膝盖上看着我。

几天过去了，我还一直没有机会全身心投入她的事。在那期间，法国政府委托我处理一件极其重要的案件，占据了我所有的精力——在巴黎，一位外交官桌上的玛瑙纸镇被盗，最终被人发现藏在伦敦西区剧院的地板下。可即便再忙，她的影像仍在我脑中挥之不去，而且还变得越来越梦幻；她充满诱惑，又令人不安。当然，这一切几乎都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我当然也意识到了这是我的幻想，并非事实，但我无法抗拒在做这种愚蠢白日梦时心中涌起的复杂冲动——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内心的温柔情愫竟然可以超过理性的思维。

所以，在接下来的星期二，我对自己进行了一番乔装打扮。我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样的人物最适合独一无二的凯勒太太。最后，我决定扮成斯蒂芬·皮特森，一位未婚的中年藏书家，性格温和，甚至可以说略有些阴柔；他近视，戴着眼镜，穿着陈旧的格子外套，总是由于紧张而习惯性地用手去捋乱糟糟的头发，心不在焉地去扯蓝色的宽领带。

“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小姐。”我眯起眼睛打量着自己在镜中的形象，思考着我对凯勒太太的说的第一句话到底应该是什么，它应该是礼貌而含蓄的。“对不起，小姐，能不能打扰您一下——”

我调整了一下领带，想到这个人对植物的热情完全可以媲美她对一切能开花事物的喜爱，我又把头发拨乱，确定了他对浪漫主义文学也应该有无人能及的痴迷。毕竟，他是个爱读书的人，相比普通的人际交往，会更喜欢书籍带来的慰藉。但在内心深处，他也是个孤独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开始思考寻找稳定伴侣的重要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学习了神秘的手相术，但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与他人打交道的方式，而非预测未来的手段；哪怕只是短暂放在他手心里的手，只要对方是合适的人，他也会在之后的好几个月里，仍然感觉到双手相触时那转瞬即逝的温暖。

可是，我却无法想象如何才能隐藏在自己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人物中——实际上，当我回想起那天下午的情景时，我感觉自己和发生的一切并无关联。是斯蒂芬·皮特森走进了那天夕阳西下的日光中，他低着头，缩着肩，小心翼翼又从容不迫地朝蒙太格大街走去。他漫无目的的模样显得有点可怜，路人不会多看他一眼，他的存在是微不足道的。对那些和他擦肩而过的人们来说，他只是一个转眼就忘的普通人。

他下定了决心要完成自己的任务，要赶在凯勒太太之前到达波特曼书店。他走进书店，悄无声息地经过柜台。店主和以往一样，正拿着放大镜，把脸凑到书上，认真地看着书，完全没有察觉到近在咫尺的斯蒂芬。而等到他慢慢走进一条过道后，他才开始怀疑店主的听力可能也有点问题，因为无论是店门打开时门上铰链的吱呀声，还是门关上时写着“营业中”的牌子与玻璃的碰撞声，似乎都没有惊动到老人。于是，他穿过微弱阳光中飞舞的细尘，沿着堆满书架的过道继续往前走。他发现，越是往里走，光线也就越暗，直到最后，面前的一切全被笼罩在阴影之中。

他走到楼梯前，爬上七级台阶，蹲在那里，这样，他就可以在凯勒太太进来时清楚地看到她的一举一动，又不会惹人注意。接下来，一切都像被安排好似的依次发生了：楼上传来玻璃琴哀婉的声音，那是男孩的指尖正滑过琴碗；几分钟之后，书店的门开了，凯勒太太就像之前的每个周二和周四一样，从街道上走进来，她把阳伞夹在胳膊下，戴着手套的手中还拿着一本书。她没有理会店主——店主也没有理会她——她飘然走进过道，时不时停下来看看书架，仿佛是情不自禁般地抚摸着书脊。有一段时间，他是能看到她的，但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他看着她慢慢地走进暗处的角落，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他看到她把一本书放回最高的书架上，又换了一本似乎是随意挑选的书之后，终于完全消失在了他的视线中。

你这不是偷书，他对自己说，不，实际上，你这是借书。

她消失后，他便只能推测她的准确位置了——应该很近，是的，他能闻到她的香水味；应该就在附近的某个暗处，也许她只在那里待过短短几秒。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完全在他意料之中的情况，所以，他并不惊讶，但眼睛却一时没有适应过来：书店后面突然亮起刺眼的白色光线，瞬间照亮了过道，可它的消失和它的出现一样迅速。他飞快地走下台阶，瞳孔中似乎还留着刚刚的白光，他知道，凯勒太太就在那白光之中。

他沿着两排书架之间的狭窄过道通行，闻到了她留下的强烈的香水味。在最后那面墙的阴影处，他停住了。他面朝墙壁站着，眼睛开始适应周围的光线。他低声细语地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没错了。”玻璃琴微弱的乐声清楚地传到耳边。他看了一眼左边——是堆得歪歪斜斜的一摞摞书，又看了一眼右边——是更多的书。而在他的正前方，就是凯勒太太消失的地方——书店的后门，这扇紧闭的门四周透着刚刚让他目眩的白光。他往前走了两步，推开门。他努力控制自己不去追她。当门被推开的一瞬间，光线再度照进了书店里。他却犹豫着，不敢跨进门槛。他小心地眯起眼睛，看到外面的凉亭棚架形成了一道封闭的走廊，这才慢慢迈出步子。

她的香水味很快被更浓郁的郁金香和黄水仙的香气所掩盖。他逼迫自己走到走廊尽头，从爬满青藤的隔栅间看到了一个精心设计栽培的小花园——浓密的灌木丛、常青树和玫瑰花经过精心的修剪，形成了一堵天然的屏障；店主在伦敦市中心苦心营造出一片完美的绿洲，就连从斯格默女士的窗口都几乎看不到它。老人应该是在视力衰退之前，花了好几年时间，根据后院不同位置的气候条件，细心做好规划的：在被屋顶遮住了阳光的地方，店主种上各色阔叶植物，以点缀暗处；而在别的地方，则种着常青的洋地黄、天竺葵和百合花。

鹅卵石铺就的小路蜿蜒通向花园中心，路的尽头是一小块方形的草坪，周围是黄杨木树篱。在草坪上，有一张小小的长椅，长椅旁边是巨大的陶缸，漆着铜绿的颜色；而坐在长椅上的，正是凯勒太太——她把阳伞放在膝盖上，双手捧着书，坐在楼房投下的阴影处，楼上窗口传来的玻璃琴声像是飘进花园的神秘微风。

当然，他想，她当然是在这里看书了。她把目光从书本上抬起来，侧着脑袋，认真地听着乐声。就在这时，乐声停顿了片刻，然后，更加流畅熟练的琴声响起。他知道，是斯格默女士取代了格莱汉在玻璃琴前面的位置，她是在给男孩演示琴碗正确的弹奏方法。当她灵巧的手指在琴碗上弹出优美的音符时，空气中都弥漫着安静的气氛。他在远处认真打量着凯勒太太，看着她脸上表情的微妙变化：她微微张着嘴，轻轻地呼吸，僵直的身体越来越放松，眼睛也慢慢闭上了；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宁静随着音乐浮现出来，但只有昙花一现般的瞬间。

他不记得自己把脸贴在隔栅上看了她多久，他也被花园里的一切所吸引住了。可他的注意力最终被后门的吱呀一声响打断，紧跟而来的是剧烈的咳嗽声，店主正匆匆跨过门槛。老人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戴着棕色手套，一手抓着洒水壶，走上了过道。很快，他就会从一个紧张地贴着隔栅而站的身影边经过，走进花园。和往常一样，他大概也不会注意到花园里的入侵者吧。就在玻璃琴最后一个音符消失时，他正好走到了花圃前，洒水壶突然从他手中掉落，侧翻在地上，壶里的水几乎全都流了出来。

此刻，一切都结束了：玻璃琴安静下来；老店主在玫瑰花圃旁弯下腰，在草坪上到处摸索着从他手里掉落的水壶。凯勒太太收好自己的东西，从长椅上站起身，用此刻他早已熟悉的悠闲步调向老人走去。她在他伸长的手臂前弯下腰，身影落在他身上，可店主完全没有察觉到她幽灵般的存在。她把洒水壶摆正，店主很快就抓到了它的把手，又咳嗽起来。然后，她就像一片轻轻掠过地面的云影，朝花园后面的小铁门走去。她转动插在钥匙孔里的钥匙，把门推开到刚好能过人的宽度——门一开一关同样发出了吱吱呀呀的声音，可他却觉得，她似乎从未在花园里出现过，甚至连书店都不曾来过。在他的脑海里，她立刻变得模糊起来，就像斯格默女士琴键上最后的音符，消失了。

可是，他并没有去追她，而是转身经由书店，回到了大街上。黄昏之前，他已经踏上了通往我公寓的楼梯。一路上，他都在责骂自己一时软弱，在她消失时竟然呆呆地留在了花园里。直到后来，当我脱下斯蒂芬·皮特森的行头，把它们整齐地叠好，收进了抽屉柜之后，我才认真思考起这个人物犹豫不决的本质。我在想，一个如此学识渊博、通达人情的男人为什么会为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神魂颠倒？从凯勒太太温顺的外表，实在看不出她有什么超乎寻常或惊世骇俗的地方。那么，也许是因为他一生与书为伴所导致的孤独感——那些独自度过的漫长时间，他都用来埋头学习人类行为和思想的各种形态，可反而在需要他采取行动时，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想鼓励他，你一定要坚强。你一定要比我更会思考。是的，她是真实的，可她也是虚构的，是你出于自己的渴求臆造出来的。在你的孤独世界中，你选择了第一张吸引你眼球的面孔。你自己也知道，除了她，还可以是其他任何人。毕竟，我亲爱的朋友，你是一个男人；她只是一个女人，还有成千上万个像她那样的女人散布在这个大城市中。

我有一整天的时间来策划斯蒂芬·皮特森的最佳行动路线。我决定，在接下来的星期四，他会待在波特曼书店外面，远远地看着她走进书店。然后，他会走到店主花园后面的小巷，在她的视线范围之外耐心等待，等着后门最终被她打开。我的计划在第二天下午顺利实现了：大约五点钟，凯勒太太从后门出来，一手高举阳伞，一手拿着书。她开始往前走，他则保持距离跟在后面。虽然他有时候很想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可总有什么让他不敢轻举妄动。他能看见她浓密黑发上的发夹以及微微翘起的臀部。她时不时停下脚步，抬头看天，而他此时也有机会得以一睹芳容——那下颚漂亮的弧线，那几乎是透明的光滑皮肤。她似乎是在喃喃自语，嘴里嘟囔着，但并没有发出声音。她说完几句话，又会继续朝前看、往前走。她穿过罗素广场，走过吉尔福德大街，在格雷旅店路左转，横穿国王十字街的交叉路口，又在一条小巷里走了一会儿，很快，她便离开了步行道，沿圣潘克拉斯车站旁的铁轨前进。这是一条没有方向、拐弯抹角的路线，可从她坚定的步伐来看，他想她应该不是随意逛逛的。最后，她终于穿过“物理和植物协会”公园的大铁门，此刻的时间也从下午到了傍晚。

他跟着她走进高高的红砖墙，才发现墙里与墙外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面，是车水马龙的宽阔主道，挤满了去往各个方向的车辆，人行道上的行人接踵摩肩；可一旦穿过铁门，到处是高耸的橄榄树、蜿蜒曲折的碎石小道和成片的蔬菜、香草和花朵，六点四英亩葱郁的田园景致中央，伫立着一七七二年由菲利普·斯隆爵士遗赠给协会的大宅。在树荫下，她懒洋洋地转着太阳伞，继续往前走；她离开主干道，转上一条狭窄小路，走过蓝荆棘和颠茄，又走过马尾草和小白菊——她时不时停下来轻抚那些小花，像之前一样自言自语着。他跟在她身后，虽然他已经意识到这条小路上只有他们两人，但他暂时还是不愿意缩短两人之间的距离。

他们继续一前一后地走过鸢尾花和红菊花。小路突然绕到了高高的树篱后面，他一时不见了她的踪影，只看见那阳伞还高高飘浮在树篱之上。接着，阳伞也消失了，她的脚步声没有了。当他拐过弯时，才发现自己离她已经非常近了：她坐在小道分岔路口的长椅上，把收起的阳伞放在膝盖上，打开了一本书。他知道，很快阳光就会落到花园的围墙之下，一切都将没入夜色。他对自己说，你现在必须行动了。就是现在，趁着还有光线的时候。

他理好领带，紧张地朝她走过去，说了句：“不好意思。”他问她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书，并礼貌地解释说，他是个藏书者，也非常地爱看书，总是对别人看的书感兴趣。

“我才刚刚开始看呢。”她警惕地看着他在自己身边坐下。

“真好，”他热情地回应着，似乎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尴尬，“这里确实是个享受新事物的好地方，对不对？”

“对啊。”她镇定地回答。她的眉毛很粗，甚至算得上是浓密，这让她蓝色的大眼睛显出一种严肃的气质。她似乎有点不高兴——是因为他突如其来的出现，还是一个谨慎内向的女人固有的含蓄？

“可以借我看一看吗？”他对着书点了点头。她犹豫了片刻，把书递给他。他用食指压着她刚刚翻过的那一页，看了看书脊：“啊，缅绍夫的《秋日晚祷》。很好，我也很喜欢俄国的作家。”

“哦。”她说。

长长的沉默，打破沉默的只有他手指慢慢敲在书本封面的声音。“这一版的书很好，装订很精致。”他把书还给她时，她打量了他很久。他惊讶地发现她的脸有点奇怪，并不对称——眉毛是往上翘的，笑容是勉强的，就和他在照片里看到的一样。然后，她站起身，伸手去拿阳伞。

“先生，不好意思，我要告辞了。”

她觉得他没有什么吸引力吧，要不然，该如何解释她刚坐下又要离开的举动呢？

“对不起，是我打扰到了你。”

“不，不，”她说，“完全不是这回事。实在是时间太晚了，我得回家了。”

“好吧。”他说。

在她的蓝眼睛里和雪白的皮肤里，甚至是她所有的举止神态里，都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她离开他时，缓慢地移动着，整个人像幽灵般在小路上飘然而去。是的，他很确定，那是一种没有目的，但又泰然自若、神秘莫测的东西。她离他越来越远，最终绕过了树篱。暮色渐重，他感觉怅然若失。这一切不该这么突然地结束啊；对她来说，他应该是有趣的、特别的，甚至也许是似曾相识的。那么他到底欠缺了什么？为什么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被她牵引时，她却忙不迭地要离开他？又是为什么，在她明显觉得他很烦人的时候，他还要跟着她追上去？他说不上来，也想不出来，为什么头脑和身体在此刻会出现分歧：明明知道不该如此，可理智上却做不了决定。

不过，树篱后面，还有一个挽救的机会在等着他——她并没有像他以为的那样匆匆离去，而是蹲在了一丛鸢尾花旁，灰色的裙摆垂到碎石地面上。她把书和阳伞都放在地上，右手捧着一朵艳丽的大花，并没有察觉到他的靠近，而在越来越昏暗的光线中，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从自己身上掠过。他站在她身边，专心致志地看着她的手指轻轻捏着细长的叶子。而就在她缩回手时，他发现一只工蜂飞到了她的手套上。她并没有退缩，也没有把蜜蜂抖落，更没有一下把它捏死，而是仔细地看着它，脸上露出微微的笑容和崇敬的表情，充满感情地喃喃自语。工蜂停留在她的手掌上，并未急于离开，也没有把刺扎进她的手套，似乎也在打量着她。他想，这是多么有趣的交流，他之前从未见过类似的情景。最后，她终于觉得是时候该放走这个小生物了，便把它放回了它来时飞出的花朵，伸手去拿阳伞和书。

“鸢尾的意思是彩虹。”他结结巴巴地说，但她并不惊讶。她站起身，用冷静的眼神打量着他。他仿佛听到了自己声音中颤抖的绝望，可他还是阻止不了自己开口：“这很容易理解，因为鸢尾有很多种颜色——蓝色的、紫色的、白色的、黄色的——像是这些——还有粉色的、橘色的、棕色的、红色的，甚至是黑色的。你知道吗，它们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只要有足够的光线，它们既能生长在沙漠里，也能生长在遥远寒冷的北方。”

她茫然的表情变得温和，她继续往前走，但在身边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好让他走在她身旁。他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鸢尾的一切讲给她听，她认真听着：鸢尾是古希腊的彩虹女神，是宙斯与赫拉的信使，她的职责是引领死去女人的灵魂，带她们去往极乐世界——所以，古希腊人会在女人的坟墓上种植紫色鸢尾花；古埃及人会在君主的权杖上用鸢尾花作为装饰，以象征信仰、智慧和勇敢；古罗马人用鸢尾花祭奠女神朱诺，并将它用于洁净礼中。“也许，你已经知道了，鸢尾花还是佛罗伦萨的市花。如果你去过意大利的托斯卡纳，你一定会发现在那里的橄榄树下，种着无数的紫色鸢尾，你会闻到它们芬芳的气味，很像是紫罗兰的香气呢。”

她现在看他的眼神变得专注而入迷，似乎这突然的偶遇让平凡的午后有了亮点。“听你这么说，似乎真的很有趣，”她说，“不过我还从来没去过托斯卡纳呢，就连意大利也还没去过。”

“啊，你一定要去看一看，亲爱的，一定得去。没有什么地方比那里的山丘更美丽了。”

说完，他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害怕自己的言语已经全部干涸，他没什么可以告诉她的了。她把目光转开，看着前方。他希望她能说点什么，但他确定她不会说。不知道是由于沮丧，还是因为对自己的不耐烦，他决定卸下沉重的思想包袱，头一次直截了当地开口，不再去考虑说的话到底有什么含义。

“我想——能不能问问你——为什么你会对鸢尾花感兴趣？”

她深吸了一口温暖的春日空气，却不知道为什么摇着头。“我为什么会对鸢尾花感兴趣？我还从来没有想过呢。”她又深吸一口气，微笑着，最后才说，“我想，是因为它在最恶劣的条件下还能茁壮生长吧，对不对？鸢尾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一朵凋谢了，还会有另一朵来替代它。从这个角度来看，花朵虽然生命短暂，却是生生不息的，周围的环境是好是坏，对它们的影响可能并不大。这能回答你的问题吗？”

“差不多吧。”

他们走到小路与主道交汇的地方。他放慢脚步，看着她，当他停下来时，她也停了下来。他看着她的脸庞。他到底想跟她说什么呢？在这黄昏暗淡的光影中，是什么再次激起了他的绝望情绪？她盯着他一眨不眨的眼睛，等着他继续。

“我有个本领，”他听到自己说，“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分享。”

“什么本领？”

“其实说起来更像是爱好吧，不过它给别人带来的好处比给我带来的好处更多。你看啊，我其实算得上是个业余的手相师。”

“我不太明白。”

他朝她伸出一只手，给她看自己的手掌：“我能从这里推测未来，还有点准呢。”他解释说，他能通过仔细观看任何一个陌生人的手掌，解读出他或她一生未来的进程——能否找到真爱，能否拥有幸福的婚姻，最终会有几个孩子，会有哪些精神上的困扰，以及能否长命百岁等等。“所以，如果你愿意给我几分钟时间，我很乐意向你展示一下我的本领。”

他觉得在她眼中，他一定是个老谋深算的无赖。她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他以为她一定会礼貌地拒绝他，可她并没有——她依然带着困惑的表情，蹲下来，把阳伞和书放在脚边，然后又站起身面对着他。她毫不犹豫地摘下右手手套，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手心向上地把手伸了过来。

“那就帮我看看吧。”她说。

“没问题。”

他握住她的手，可在傍晚昏暗的光线中，他很难看清楚什么。他弯下腰想看个仔细，却只看到了她手心白皙的皮肤——雪白的肤色也在黄昏的阴影中变得暗淡。手掌上没有什么特色，没有明显的掌纹，也没有深陷的沟路，只有光滑洁白的皮肤。他唯一能从她手掌上看出的就是它还缺乏深度。肉眼看去，它是完美无瑕的，没有任何经历过生活沧桑的痕迹，就好像她从来不曾出生在这世界上。他想，应该是光线造成的错觉。是光线造成的错觉罢了。但他内心深处传出的一个声音却扰乱了他的思绪：这个女人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老太太，永远也不会满脸皱纹、步履蹒跚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

可她的手掌上还是清楚地显示出别的讯息，既包含了过去，也包含了未来。“你的父母都不在了，”他说，“你还很小的时候，你父亲就去世了，而你母亲是最近才过世的。”她没有动，也没有回答。他又说到了她未出生的孩子、她丈夫对她的关心。他告诉她，有人深深爱着她，她会重新找回希望，重新找到生命的快乐。“你相信自己属于一种更伟大的力量，你是正确的，”他说，“一种仁慈博爱的力量，比如，上帝。”

就在那儿，在公园与花树的影子下，她找到了她要的确定答案。她在那儿是自由的，她远离了车水马龙的喧嚣大街，远离了处处潜伏着死亡的危险，远离了昂首阔步向前、把模糊的长长身影丢在后面的人群。是的，他从她的皮肤上就能看出来，当她置身大自然时，她感觉自己是最有活力的、最安全的。

“现在天色太暗，我也说不出更多了，但我很乐意改天再帮你看看。”

她的手开始颤抖，她惊慌失措地摇着头，出乎意料地把手抽了回去，仿佛是被火灼到了手指。“不，不好意思，”她一边慌张地回答，一边蹲下去收拾自己的东西，“我得走了，真得走了。谢谢你。”

她迅速转过身，匆忙沿着主道走了，仿佛身边压根就没他这个人。可她手掌的温度还残留在他手里，她身上的香水味还飘散在空气中。他没有喊她，也没有随她而去。她是应该独自离开的。那天晚上，他对她如果还有别的期待，都是愚蠢的。他想，看着她飘然离去，越走越远，这样才是最好。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简直不敢相信；他后来一直坚信，事情的真相并非是他记忆中的样子，而应该是他想象出来的。因为，就在他的眼前，她突然在走道上消失了，融入了最洁白的一片云朵中。她之前曾经捧过蜜蜂的手套却留了下来，像片落叶，在一瞬间飘落。他惊讶地跑到她消失的地点，弯腰去捡手套。等他再次回到贝克街的时候，开始质疑自己记忆的准确性，因为就连那只手套也似幻影般消失了——从他的手中滑落，再也找不到了。

很快，斯蒂芬·皮特森也和凯勒太太以及她的手套一样消失了，当他活动身体、改变面部妆容、脱掉并收好衣服后，他也就从这个世界上永远退出了。当他彻底退出后，我感觉肩上好似卸下了千斤重担。可我并没有满足，因为这个女人仍然让我无法释怀。每当我冥思苦想一件事时，我总是几天都睡不着觉，我会反复思考证据，从每个可能的角度分析它。而当凯勒太太占据了我的整个脑海后，我想，我可能好一阵子都别想休息了。

那天晚上，我穿着宽大的蓝色睡袍，在屋里闲逛。我把床上的枕头、沙发上和椅子上的靠垫全收集在一起，在客厅里用它们堆出了一张东方人用的睡榻。我拿着刚打开的一盒香烟、火柴和那个女人的照片，躺到了上面。在闪烁的灯光中，我终于见到了她。她从缥缈的蓝色烟雾中走来，向我伸出双手，紧盯着我。我一动不动地坐着，嘴里叼着正在冒烟的香烟，看着灯光照在她柔和的脸上。她的出现仿佛化解了所有困扰我的复杂情绪；她来了，她抚摸着我的肌肤，在她面前，我很轻松地陷入了沉睡。过了一会儿，我醒过来，发现春日的阳光已经照亮了整个房间。香烟都被我抽完了，烟雾还飘浮在天花板附近——但除了照片上那张迷茫而略带忧伤的脸庞，房间四处都已经没有了一丝一毫她的痕迹。

17

清晨来临。

他的笔快要没有墨水了，空白的稿纸也已经用完，桌上堆满了福尔摩斯彻夜疯狂努力的成果。不过和无意识的涂涂写写不同，精神集中的工作更能让他一刻不停歇地写到天亮。这个尚未完成的故事写的是他在几十年前曾经与之有过一面之缘的一个女人，而她不知道为何，总在夜深人静时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当他坐在书桌旁休息，用大拇指紧压着合上的双眼时，她总会像个幽灵般来找他，那么栩栩如生，那么活灵活现：“你还没有忘记我吧？”这位早已不在人世的凯勒太太说。

“没有。”他轻声回答。

“我也没有忘记你。”

“是吗？”他抬起头问，“怎么会呢？”

她也和年轻的罗杰一样，曾与他并肩同行在花丛中、在碎石小道上，她很少说话（她的注意力也经常被路上见到的这样或那样的新奇事物所吸引）；和罗杰一样，她在他生命中的存在也是短暂的，在离别之后，也让他心神不宁、不知所措。当然，她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她完全不会想到这样一位著名的大侦探会乔装打扮来跟踪她；她永远只会把他当作腼腆的藏书家，和她一样喜爱花卉和俄国文学的羞涩男人——这个在花园里偶遇的陌生人很亲切、很善良，当她坐在长椅上时，他紧张地走近她，礼貌地问起她正在看的小说：“不好意思，不过我忍不住注意到，你看的那本是缅绍夫的《秋日晚祷》吗？”

“正是。”她冷静地回答。

“这本书写得相当好，你觉得呢？”他继续热情地说，似乎是要掩盖自己的尴尬，“当然，也不是完美无缺，不过既然是译本，我想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所以也可以谅解吧。”

“我还没有看呢。实际上，我才刚刚开始——”

“不管怎么说，你肯定已经看到了，”他说，“只是还没有留意——不留神很容易错过的。”

她警惕地看着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她的眉毛很粗，甚至算得上是浓密，这让她蓝色的大眼睛显出一种严肃的气质。她似乎有点不高兴，是因为他突如其来的出现，还是一个谨慎内向的女人固有的含蓄？

“可以借我看一看吗？”他对着她手中的书点点头。片刻沉默后，她把书递给了他。他用食指压着她刚刚看的一页，翻到书的最前面，说：“你看，就拿这里举例——在故事的一开始，练习体操的学生们是没有穿上衣的，因为缅绍夫这样写道：‘那个强壮的男人叫赤裸着胸膛的男孩们站成一排，弗拉迪米尔和安德烈、塞吉站在一起，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便把长长的手臂挡在身体两侧。’可是到了后面——第二页上，他又这样写：‘听到这人是将军后，弗拉迪米尔悄悄地在背后把袖口扣好，又挺直了纤瘦的肩膀。’在缅绍夫的作品中，你能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或者，至少在他作品的译本里是这样的。”

然而，在福尔摩斯对她的记录中，却没有记下他们相遇时谈话的具体内容，只写到了他是如何问起那本书，又是如何被她长时间的注视弄得心慌意乱的（她不对称的脸庞有种奇特的吸引力——她挑起一边的眉毛，露出他已经在照片里见到过的勉强笑容，完全是一副冷漠女主角的模样）。在她的蓝眼睛里、雪白的皮肤里，甚至是她所有的举止神态里，都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她缓慢地移动，整个人像幽灵般在小路上飘然而去。显然，那是一种没有目的，但又泰然自若、神秘莫测的东西，可它对命运是顺从的。

福尔摩斯把笔放到一边，回到了书房中残酷的现实世界。从清早开始，他就没有理会自己的身体需求，可现在，他必须从阁楼走出去了（无论他有多么不情愿）。他要去上个厕所，喝点水，再吃点东西填饱肚子，他还必须趁着白天光线明亮时，去检查养蜂场的情况。他小心地把书桌上的稿子收起来，分门别类，堆成一摞。然后，他打了个呵欠，伸了个懒腰。他的皮肤和衣服上全是雪茄烟腐臭而刺鼻的味道，经过整夜埋头的工作，他只觉得头重脚轻。他拄好拐杖，推着自己离开座位，慢慢站起来。他转过身，开始朝门口一步步走去，没有在意腿上的骨头咯咯作响，刚刚启动的关节也发出轻微的嘎嘎声。

罗杰和凯勒太太的影子在他脑海中混在一起。他终于离开了烟雾弥漫的工作室，条件反射般地去看走廊里有没有罗杰留下的晚餐盘，可还没跨出门槛，他就知道不会有了。他穿过走廊，前一天晚上，他也正是沿着这条路线满心痛苦地爬上了楼。可是，昨晚的混沌状态已经消失；让他麻木震惊、把愉快午后变成漆黑暗夜的可怕乌云也已经消散，福尔摩斯做好了准备，完成接下来的任务：他要下楼走进一间只有他自己的屋子，换上合适的衣服，走到花园后面去——他会穿上白色的防护服、戴着面纱，像个幽灵般进入养蜂场。

福尔摩斯在楼梯顶端站了很久，就像以前，他会站在这里等罗杰来扶他下楼。他闭上疲惫的双眼，仿佛看到了男孩快步跑上来。接着，男孩还在别的地方也出现了，那些福尔摩斯曾经见到他出现过的地方：他慢慢地把自己的身体没入满潮池，冰冷的海水淹过他的身体，让他的胸口冒出了鸡皮疙瘩；他穿着纯棉的衬衫，衬衫下摆没有扎到裤子里面，袖子挽到胳膊肘，他高举着捕蝴蝶的网，在高高的草丛中奔跑；他把花粉喂食器挂到蜂巢旁边阳光充足的地方，好让他后来深深爱上的小蜜蜂们能更好地吸收营养。奇怪的是，每次见到男孩的瞬间都是在春天或是夏天，可福尔摩斯却只感觉到冬天的寒冷，这总会让他突然想到男孩被埋葬在冰冷漆黑的地下。

这时，他的耳边会响起蒙露太太的话：“他是一个好孩子，”当她接下管家的工作时，曾经这么说过，“喜欢一个人待着，很害羞，很安静，这点更像他爸爸。他不会给您添麻烦的，我保证。”

然而，福尔摩斯现在知道了，那孩子已经成了一个麻烦，一个最令他痛苦的负担。可他告诉自己，无论是罗杰，还是其他任何人，每个生命都有终点，人人都一样。他曾经蹲下来仔细观察过的每一具尸体都曾有过生命。他把目光转向下面的楼梯，开始往下走，心里却在重复着他从年轻时就一直思考却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这痛苦的循环到底有什么目的？它应该是有种目的的吧，否则世界岂不是完全被几率所控制了吗？可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他走到二楼，上了个厕所，用冷水洗了脸和脖子。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微弱的嗡嗡声，他觉得可能是昆虫或鸟儿在歌唱，反正窗外浓密的树枝会把它们挡在外面。可无论是树枝还是昆虫，都不会参与人类的悲伤，他想，也许这正是它们为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生，和人类不同的原因所在吧。等他走到一楼时，他才发觉，那嗡鸣声竟然来自于室内。它温柔而低沉，断断续续，但肯定是人的声音，是女人或者小孩的声音，让厨房有了生气——不过，显然不会是蒙露太太的声音，更不会是罗杰的声音。

福尔摩斯灵活地走了六七步，来到厨房门口，看见炉子上的锅里正冒着腾腾的热气。他走进厨房，看到她就站在切菜板前，背对着他，正切着一只马铃薯，漫不经心地哼着歌。她又黑又长的头发让他立马就心神不宁起来——那飘逸的长发、手臂上又白又粉的皮肤、娇小玲珑的身材都让他联想到了不幸的凯勒太太。他哑口无言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如何与一个幽灵对话。最后，他终于张开嘴，绝望地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嗡嗡的哼歌声停了，她猛地转过头，与他四目相对。面前这姑娘是个相貌普通的女孩，应该不超过十八岁——有着温柔的大眼睛，善良甚至是带点愚钝的表情。

“先生？”

福尔摩斯从容地走到她面前。

“你是谁？在这里做什么？”

“是我啊，先生，”她诚挚地回答，“我是安——汤姆·安德森的女儿——我还以为您都知道呢。”

沉默。女孩低下头，避开他的目光。

“安德森警官的女儿？”福尔摩斯悄声问。

“是的，先生。我想您还没有吃早饭吧，我现在正帮您准备午餐呢。”

“可是，你在这儿干什么呢？蒙露太太呢？”

“她还在睡觉，可怜的人。”女孩的语气听起来并不悲伤，反倒像是庆幸找到了个话题。她继续低着头，仿佛在对着她脚边的拐杖说话，当她开口时，话音里带着轻微的口哨声，像是把那些话从双唇间吹出来。“贝克医生整晚都陪着她，不过她现在睡着了，我也不知道他给她吃了什么药。”

“她在小屋那边吗？”

“是的，先生。”

“我知道了。是安德森叫你来的吗？”

她看上去有点迷惑了。“是的，先生，”她说，“我还以为您都知道，我以为我父亲告诉过您他会派我来的。”

福尔摩斯想起了昨天晚上安德森确实来敲过他书房的门，还问了不少问题，说了一些细枝末节的事，还把手温柔地放在他肩上——但一切都很模糊。

“我当然知道。”他看了一眼水槽上方的窗户，阳光洒满了橱柜的台子。他深吸一口气，又用略带混乱的眼神看着女孩：“对不起，过去的这几个小时我太累了。”

“不用道歉，先生，真的，”她抬起了头，“您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吃点东西。”

“我只想喝杯水就好。”

极度的缺乏睡眠让福尔摩斯无精打采，他挠着胡须，打了个呵欠。他看着女孩飞快地跑去倒水，当看到她用玻璃杯在水龙头下接满了水后，把两手在臀部擦了擦，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女孩带着开心甚至是有些感恩的笑容，把水递给他）。

“还要点别的什么吗？”

“不用了。”他把一支拐杖挂到手腕上，空出一只手去接水杯。

“那我就烧水准备午饭了，”她对他说完后，又转过身回到切菜板前，“但如果您改变主意，又想吃早饭了，就告诉我一声。”

女孩从橱柜台面上拿起一把削皮刀。她弯下腰，削起了一只马铃薯，一边清着嗓子，一边把马铃薯切成块。当福尔摩斯喝完水，把水杯放进水槽后，她又开始了哼歌。于是，他离开了，什么话都没有多说，径直从厨房里走了出来。他穿过走廊，走出大门，那翻来覆去、不成曲调的哼唱声一直跟着他，跟到了前院，跟到了花园小屋里，即便是他已经听不到了，它也还是一路跟随。

但走到小屋前，女孩的哼唱声就像他周围的蝴蝶般扇扇翅膀消失了，在他脑海中取而代之的是花园的美景：朝着晴朗天空盛开的花朵，空气中弥漫的鲁冰花香味，在附近松林中叽叽喳喳的小鸟——还有四处盘旋的蜜蜂，它们轻盈地从花瓣上起飞，消失在花蕊中。

你们这些任性而为的工蜂啊，他想，都是些变化无常的惯性小虫。

他把目光从花园转开，盯着面前的木头小屋，突然想起了数个世纪前一位罗马作家关于农业方面的建议（作家的名字他一时想不起来了，但古老的讯息却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你们切不可用烟熏它们或朝它们吹气，也不可在它们中间惊慌失措；当它们看似对你形成威胁时，不可贸然自卫，而应该用手轻轻地在你面前拂过，温柔地把它们赶走；最后一点，你一定要和它们熟悉起来。

他拉开小屋的门闩，把门大敞四开，好让阳光在他之前洒进那满星灰尘的阴暗角落。光线照亮了屋里摆得满满的架子（一袋袋的泥土和种子、园艺用的铲子和耙子、空的水壶，还有曾经属于养蜂新手的一整套衣服），一切都在他触手可及之处。他把外套挂在竖在墙角的耙子上，穿上白色连体服，戴上浅色手套和宽边帽子，又将面纱遮好。很快，他就全副武装地走了出去，在面纱的保护下视察着自己的花园，慢慢往前走，走过小路，穿过草坪，来到了养蜂场——唯一能辨别他身份的只剩下他的拐杖。

可当福尔摩斯在养蜂场四处查看时，一切都显得非常正常，倒是他穿着这身拘谨的衣服，突然感觉不自在起来。他看了看一个蜂箱里面，又看了看另一个。他看到用蜂蜡建成的城市里有无数的小蜜蜂，它们或清理着自己的触角，或使劲搓着复眼旁边的前腿，或准备着再度出发飞行。初步观察看来，它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如鱼得水——它们是高度社会化的生物，过着机器般的生活，发出稳定而和谐的嗡嗡声，在这昆虫帝国有序的运转中，找不到任何骚乱的痕迹。第三个蜂箱同样如此，第四个、第五个也不例外。他曾经有过的顾虑迅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对蜂巢复杂结构的敬畏和崇拜之情，而这样的情绪是他并不陌生的。他拿起在查看蜂巢期间放在一边的拐杖，突然涌上一种无坚不摧的感觉。你们伤害不了我，他冷静地想，我们俩在这里都没有什么好怕的。

可是，当他弯下腰，揭开第六个蜂箱的盖子时，一个可怕的身影让他吓了一大跳。他透过面纱朝旁边望去，首先注意到的是黑色的衣服——女人穿的镶着蕾丝花边的连衣裙——然后是一只右手，纤细的手指上还抓着一个一加仑的红色金属罐。可最让他苦恼的还是盯着他的那张隐忍冷漠的脸——她眼里大大的瞳孔是那样镇静，麻木的表情传递着最深的悲伤，让他想起了那个抱着死去婴孩来到这花园的年轻女人。可面前的这张脸是蒙露太太。

“我觉得这里不太安全，你明白吗？”他站起身对她说，“你应该马上回去。”

她没有移开自己的目光，也没有回应他，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你听到我说话没有？”他说，“我虽然不敢确定，但你可能真的随时会有危险。”

她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嘴唇动了动，虽然开始没有发出什么声音，但最后，她终于小声问：“您会杀了它们吗？”

“什么？”

她稍稍提高了音量：“您会杀了您的蜜蜂吗？”

“当然不会。”他坚定地回答。虽然他十分同情她，但对于她越来越强势的态度也有点不习惯了。

“我认为您必须杀了它们，”她说，“要不然，我就替您动手。”

他已经明白了，她手里拿的是汽油（那金属罐本就是他的，里面的东西是他用来烧附近森林里的枯树枝的）。他还看到了她另一只手里的火柴盒。以她目前的状态而言，他实在想象不出她还有点燃蜂巢的力气，可她平静的声音中充满了坚毅和果决。他知道，人到了最悲伤的时候，会被强大而冷酷的愤恨之情所掌控，面前的蒙露太太（是无所畏惧的、冷酷麻木的）根本就不是那个他认识了多年的爱聊天、爱跟人打交道的管家。这个完全不同的蒙露太太让他犹豫，让他害怕。

福尔摩斯掀起面纱，露出和她一样的克制表情。他说：“孩子，你这是太难过了——你迷糊了。拜托你回到小屋去吧，我会叫那个女孩子找贝克医生来的。”

她一动不动，也没有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两天后，我就要给我的儿子下葬了，”她平静地告诉他，“我今天晚上就要走了，他和我一起走。他会被装在棺材里，去伦敦——这是不对的。”

福尔摩斯的脸上露出深深的忧伤：“我很抱歉，亲爱的。我非常抱歉——”

他的表情开始放松，而她用盖过了他声音的音量说：“您连亲口告诉我的勇气都没有，是不是？您躲在您的阁楼里，不愿意见我。”

“对不起——”

“我觉得您就是个自私的老头，真的，我觉得您该为我儿子的死负责——”

“不要乱说，”他喃喃自语，可他只感觉到她的痛苦。

“我怪您，也怪您养的那些怪物。如果不是因为您，他压根就不会到这儿来，不是吗？不会的，应该被蜜蜂蜇死的人是您，而不是我的儿子。这压根就不是他的工作，不是吗？他根本就不需要一个人来这儿——他压根就不该来这儿，不该一个人。”

福尔摩斯打量着她冷峻的脸——那深陷的两颊、充血的眼睛。他寻思着该说点什么好，最后，他对她说：“他是自己想来这儿的，你也一定明白。如果我能预见到他会陷入危险，你以为我还会让他照料蜂房吗？你知道失去他，我有多么痛苦吗？我也为你感到痛苦，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一只蜜蜂绕着她的头飞舞，在她的头发上停留了片刻。她喷着怒火的双眼依然紧盯着福尔摩斯，完全没有去在意那小飞虫。“那您就把它们都杀了，”她说，“如果您还对我们有一丝一毫的关心，那就把它们统统都杀了。这是您应该做的。”

“我不会那样做的，亲爱的。那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包括对罗杰。”

“那我现在就动手，您也不能阻止我。”

“你不会做那样的事情的。”

她一动不动。有几秒钟时间，福尔摩斯都在想自己该怎么办。如果她把他推倒，那他也将对她的破坏无能为力：她比他年轻，而他已年老体弱。但如果他首先发动进攻，用拐杖去打她的下巴或脖子，她也许会倒地，而一旦她倒在地上，他就可以再次对她出击。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拐杖，两根拐杖都竖在蜂巢旁边。他又把目光转向她。时间在沉默中流逝，两人都没有挪动分毫。最后，她放弃了，摇着头，用颤抖的声音说：“我真希望我从来没有见过您，先生，我希望我在这世界上从来没有认识过您。您死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掉一滴眼泪的。”

“拜托你，”他恳求着她，同时伸手去拿拐杖，“你在这里不安全，回到小屋去吧。”

可蒙露太太已经转过了身，仿佛是在梦境中一般，摇摇晃晃地走开了。等她走到蜂场边缘时，手里的金属罐掉在地上，紧接着，火柴盒也掉了。然后，她穿过草坪，很快便离开了福尔摩斯的视线范围。福尔摩斯听到她的哭泣，那哭声越来越悲恸，可沿着小路也变得越来越微弱了。

他走到蜂箱前，继续看着草坪的方向。高高的草丛在蒙露太太身后摇晃着，她打破了养蜂场的宁静，现在又扰乱了草坪的安详。他想大声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他控制住了自己：这个女人悲伤得不能自已，而他想到的却只有手头上的工作（检查蜂房，在养蜂场里找到一点点的平静）。你是对的，他想，我是个自私的人。这个真实的念头让他愁容满面的脸上眉头皱得更紧了。他把拐杖放在一旁，跌坐在地上，静静地坐在那里，让内心的空虚感涌上来。他耳朵里听到了蜂房传来的低沉的嗡嗡声，此刻，这声音没有让他想起养蜂时孤独但自我满足的岁月，而是让他感觉到存在于这世上越来越深又无法否认的寂寥。

空虚感将他彻底吞没，他完全有可能像蒙露太太那样大哭起来，可一只黄黑相间的陌生访客扇动着翅膀，停在了蜂巢旁边，吸引了福尔摩斯的注意力。他思考了很久，说出了它的名字：“黄胡蜂。”话音才落，它又飞走了，在他头顶来回盘旋，向罗杰的丧身之处飞去。他心不在焉地取来拐杖，疑惑不解地紧锁着眉头：那蜂针是什么样的？在男孩的衣服上、皮肤上有蜂针吗？

他努力回想罗杰尸体的状况，却只能看到他的眼睛，无论怎么努力尝试，他都无法确定自己问题的答案。但无论如何，他应该警告过罗杰关于黄胡蜂的危险性，提到过它们可能对养蜂场造成威胁。他也一定说过，黄胡蜂是蜜蜂的天敌，能用下颚把它们一只一只咬碎（有些种类的黄胡蜂甚至每分钟能杀死四十只蜜蜂），将整窝蜜蜂全部消灭，再夺走幼蜂。当然，他也告诉过男孩蜜蜂蜂针和黄胡蜂蜂针之间的区别：蜜蜂的蜂针上有粗大的倒钩，在刺入人皮肤的同时，也会让蜜蜂的内脏随之被带出；黄胡蜂的蜂针上倒钩很细，蜂针几乎不会穿透皮肤，黄胡蜂可以将它拔出后再多次使用。

福尔摩斯爬起来。他匆忙穿过养蜂场，高高的草丛扫到了他的双腿，然后，他又踏上了罗杰之前踩出来的一条小路，想要了解那孩子从养蜂场出来后的死亡之路到底是怎样的（不，他自己跟自己理论道，你这不是在逃避蜜蜂。你不是在逃避任何事，至少现在还不是）。罗杰踩出的小路在半途转了个急转弯，通向尸体被草丛掩盖的地方，终结于男孩倒地身亡处：一小片被草坪包围的石灰岩空地。这一次，福尔摩斯又看到了两条人踩出来的小路，从远处花园的走道延伸出来，绕开养蜂场，一条通往这片小空地，一条从小空地出去（一条是安德森和他的手下踩出来的，一条是福尔摩斯在发现尸体后踩出来的）。他犹豫着，是否要沿着已有的小路继续走到草坪，寻找他知道他可能会发现的东西。但是，当他回过头看着被踩平的草丛时，他注意到了指引那孩子走到空地的拐弯，便决定沿原路返回。

他走到拐弯处，看着前方罗杰走过的小道：草丛被踩得很平整，说明男孩和他一样，是从养蜂场慢慢走来的。他又看了一眼空地：那里被踩平的野草却是断断续续的，说明男孩是从这里跑到那里去的。他又把目光投向拐弯处，路径是突然转折的。他想，你到这里来是走来的，从这里之后却是跑的。

他继续往前，走到了男孩踩出的小路上，看着拐弯处旁边的草丛。几码之外，他看见深深的草丛中闪过一道银光。“那是什么？”他自言自语，再次寻找银光。不，他没有看错，确实有什么东西在草坪中闪光。他走过去想看个仔细，便离开了男孩踩出的小路，可很快他就发现，自己踏上了另一条比较隐蔽的小路，男孩应该是顺着这里，一步步走进了草坪最深处。福尔摩斯不耐烦起来，加快了步伐，踏过男孩仔细踩过的地方，却没有注意到，一只黄胡蜂停到了自己肩上，还有好几只在他帽子周围盘旋。他半弯着腰，又走了几步，终于发现了奇怪闪光的来源。原来是他花园里的洒水壶，侧翻在地上，壶嘴还是湿的，正在滴水，三只口渴的黄胡蜂正接着喝水（黑黄相间的工蜂在喷嘴周围飞舞，想要喝到更多的水）。

“我的孩子啊，你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用拐杖戳了戳洒水壶，惊慌失措的黄胡蜂飞走了，“严重的失算——”

他把面纱先放下，才继续往前走，对于在面纱周围盘旋不停的黄胡蜂，他倒没有十分担心。因为他知道，他就要接近它们的蜂巢了，他还知道，它们是无力自我保护的。毕竟，他已经全副武装，比男孩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来实施毁灭，他要完成罗杰之前想做但最终没能做完的事情。他仔细观察了地面，每迈一步都很小心。他的内心充满了愧疚。他教会那孩子很多很多，却显然忘了告诉他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把水灌进黄胡蜂的巢只会加速激怒它们，就像是火上浇油一样——福尔摩斯多么希望自己告诉过他这一点啊。

“可怜的孩子，”他看着地上一个奇形怪状的洞口，就像一张张大的脏嘴，“我可怜的孩子啊。”他把拐杖插进洞口，又抽出来，再把它举到面纱前，仔细看着爬在上面的黄胡蜂（一共有七八只，被拐杖的搅动激怒了，正气愤地看着入侵者的模样）。他抖了抖拐杖，它们便飞走了。接着，他查看了洞里的情况，由于洒水壶里流出的水，洞口显得很泥泞。黑暗的洞穴里，一只又一只黄胡蜂争着往外爬，很多直接飞到了空中，有些落在他的面纱上，有些在洞口周围拥挤徘徊。他想，原来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我的孩子，原来这就是你丧命的原因。

福尔摩斯不慌不忙地撤退了，满心悲伤地走回养蜂场。很快，他就将给安德森打去电话，说出跟验尸官在验尸后得出的一模一样的结论，也就是当天下午警方向蒙露太太转述的话：男孩的皮肤和衣服上都没有凸出在外的蜂针，说明他是被黄胡蜂害死的，而非蜜蜂。除此之外，福尔摩斯还会说明，男孩是为了保护蜂巢牺牲的。毫无疑问，他首先在养蜂场里发现了黄胡蜂的踪迹，然后找到了它们的巢穴。他想通过水淹的方式将它们消灭，不料却激怒了它们，招来了一场全面进攻。

福尔摩斯还有更多的话想跟安德森说，有更多的细节要与他分享（比如，男孩在被蜇以后，是沿着与养蜂场相反的方向逃跑的，也许是为了把黄胡蜂从蜂场引开）。可是，在给警官打电话之前，他必须先拿回被蒙露太太扔掉的汽油罐和火柴盒。他把一支拐杖留在养蜂场，抓起汽油罐，走回草坪，将所有的汽油倒进了黄胡蜂的洞穴，被淹没的黄胡蜂绝望地向外挣扎。这时，一根火柴完成了他的任务，火焰穿过草坪，嗖的一声引燃了洞口，那地上张开的黑色大嘴里瞬间腾起一团火焰（什么东西都没能从里面逃出来，除了一缕消散在平静草地上的黑烟），将困在里面的蜂后、蜂卵和成群的工蜂全部消灭。曾经庞大而复杂的帝国灰飞烟灭，就像年轻的罗杰一样。

干得好，福尔摩斯穿过高高的草坪时，心里一直在想。“干得好！”他又大声说了出来。他仰头看着万里无云的天空，一望无际的蓝色让他头晕目眩，分不清方向。在说出这句话时，他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悲壮伤感之情，为所有活着的生命，也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将永远在这完美宁静天空下流浪的一切。“干得好啊！”他又重复了一遍，可眼泪却在面纱后默默流了出来。

18

为什么会有眼泪？虽然他不曾号啕大哭，或悲伤到麻木的程度，可为什么躺在床上休息时，在书房踱步时，第二天早上以及第三天早上去养蜂场时，他都会发现自己双手抱头，触到胡须的指尖被泪水沾湿？在某个地方——他想象，应该是伦敦郊区的某处小公墓吧——蒙露太太和她的亲戚们正站在一起，穿着颜色暗淡的衣服，海面和陆地上乌云笼罩。她也在哭吗？还是在她孤身前往伦敦的路上，早已流光了所有的眼泪，当她回到城里，在家人的支持下、朋友的安慰下反而能够勉强支撑自己了？

这都不重要，他对自己说，她在别的地方，而我在这里，我什么都不能为她做。

他曾经努力想要帮她。在她离开之前，他派安德森的女儿带着一个信封去了小屋两次，信封里的钱支付路费和葬礼的开支后还绰绰有余。但两次女孩都带着矜持而愉快的表情回来了，告诉他，她拒绝收下信封。

“她不肯要，先生，也不肯和我说话。”

“没关系，安。”

“我要再去试一次吗？”

“不用了，再试我想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现在，他独自一人面对养蜂场站着，表情茫然而严肃，仿佛置身于罗杰墓边哀悼的人群中。一排排的蜂箱就像一座座的墓碑——长方形的白色箱子上没有任何装饰，竖立在草丛中。他希望，埋葬罗杰的小墓园能像这养蜂场一样，是个简单朴素的地方。有人细心地看管，绿草茵茵，没有杂草，附近也不会看到什么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或拥挤人潮，没有人来打扰长眠的亡灵。就是一个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平静所在，一个让男孩能好好安息、让母亲能最终道别的好地方。

可他为什么总是毫无来由地就哭了起来，还不带任何情绪，就好像那眼泪都是自己掉下来的？为什么他不能双手捂脸，放声大哭出来？他也曾经遭遇过其他亲友的故去，当时的痛苦不亚于现在，可他从不去参加所爱的人的葬礼，也不曾流过一滴眼泪，就好像悲伤是种该遭人鄙夷的东西。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没关系，”他喃喃说道，“都没有意义——”

他不会寻找什么答案（至少今天不会），也永远不会相信那泪水可能是他这么多年来所见、所知、所喜爱、所失去、所压抑的一切的集中爆发——他年轻时生活的片段、历史上伟大城市和帝国的毁灭、改变了世界地理的浩大战争，还有逐渐失去的心爱同伴，渐渐衰退的个人健康、记忆能力以及生命回忆；生命中一切不可言喻的复杂，每一个深邃而足以改变未来的时刻，都浓缩成了他疲惫眼中不断涌出的咸咸液体。他不再多想，任由自己坐到地上，像个摆在才剪过草坪上的莫名其妙的石雕。

他以前也曾经在这里坐过，就是这个地方，离养蜂场不远，四周还有十八年前他从海滩上捡来的四块石头，被他对称地摆在四角（黑灰色的石头已被海潮打磨得光滑而扁平，正好可以放在手心）——一块在他前面，一块在后面，一块在左边，一块在右边，形成了一片隐秘的小空地。以前，他曾经在这里默默释放自己的绝望。那就像是心灵的诡计，是一种游戏，但它是有益的。在四块石头的范围之内，他可以冥想，可以回忆与已逝亲人温暖的过往；而当他踏出这片区域时，他之前有过的所有悲伤都将被留在那里，哪怕只是短暂的一会儿。“身灵合一”，这是他的咒语，他走进来时念一次，走出去时再重复一次：“万物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哪怕是诗人朱文纳尔也得承认。”

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九年，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六年，他曾经经常来这里与死去的人交流，把自己的悲痛埋葬在这养蜂场。但一九二九年带给他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沉浸在无比的伤痛中，久久不能自拔：那一年，已经年迈的哈德森太太（自从他住在伦敦开始，哈德森太太就是他的管家兼厨师，也是他退休后唯一一个陪他来到苏塞克斯的人）在厨房摔倒，跌碎了髋骨，撞破了下巴，磕掉了牙齿，陷入了昏迷（后来才发现，她的髋骨可能早在那致命的一摔前就已经碎裂，她脆弱的骨头已经无法支撑她超重的身躯了）；在医院，她最终死于急性肺炎（华生医生在给福尔摩斯写信通报她离世的消息时说，这已经算是不错的结局了。你也知道肺炎对上了年纪的衰弱老人们来说，不会带来什么折磨。）

等到华生医生的信件被归档收好，哈德森太太的遗物被她的侄子带走，他也刚刚请来了一位缺乏经验的管家帮忙料理家务后，他多年来的同伴、善良的华生医生也在一个深夜突然寿终正寝了（那天晚上，他和来探望他的儿女孙辈们共进了晚餐，喝了三杯红酒，长孙在他耳边悄悄说的笑话还逗得他哈哈大笑。十点不到，他跟所有人道了晚安，午夜之前，就离开了人世）。华生医生的第三任太太发电报告诉了福尔摩斯这个令人心碎的消息，年轻的管家不以为然地把电报交到他手上（这是他继哈德森太太之后请来的第一位管家，她忙碌穿梭于农庄中，默默忍受着雇主的暴躁脾气，在她之后又有众多继任者，但往往不到一年时间便都辞职不干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福尔摩斯一连好几个钟头都在海滩上闲晃，从清晨直到黄昏，他久久地眺望大海，或是看着脚边的石头。自从一九二〇年夏天之后，他就没有见过华生医生，也没有直接同他说过话了。那年夏天，医生带着妻子和他共度了一个周末，可感觉却很糟糕，或者说，福尔摩斯的感觉比客人们的感觉更加糟糕。他对医生的第三任太太并不十分友好（他觉得她十分无趣且傲慢专横），他还发现，除了重温过去的经历之外，他和华生之间已经再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晚上的聊天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令人尴尬的沉默，而唯一打破沉默的只有太太无聊的闲话，不是提起她的孩子们，就是说到她对法国美食的热爱，似乎沉默是她最大的仇敌。

可无论如何，福尔摩斯一直把华生当作比亲人还要亲近的人，所以，他的突然离世，再加上最近离开的哈德森太太，让福尔摩斯感觉到一扇门在他面前猛地关上了，把以往塑造过他人生的一切都锁在了里面。他在海滩上漫步，时不时停下来看看翻滚的海浪，他明白自己有多么漂浮不定：在那一个月里，与他过去的自我联系最纯粹的两个人突然一个都不剩，可他还留在这里。第四天，他又去海边散步，开始研究起了海滩上的石头。他把它们拿到面前，喜欢的就留下来，不喜欢的丢掉，最后，他找到了四块最喜欢的。在他看来，哪怕是最小的石子也隐藏着整个宇宙的奥秘。他把它们放在口袋里，带到峭壁之上，这四块石头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在他被孕育、出生、接受教育、年华老去的时候，它们却丝毫不曾改变，一直在这海滩上等待。四块普通的石头，就像他曾经踩到过的其他石头一样，融合了构成人类、各种生物和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一切事物的基本要素；毫无疑问，它们也包含了华生医生和哈德森太太最初的痕迹，当然，也有不少他自己的痕迹。

于是，福尔摩斯把石头摆在特定的地方，双腿盘坐在中间，清理着困扰自己的思绪——由于永远失去了两个他最在乎的人而引发的困扰。他认为，感受某个人的消失，从某个方面来说，也就是感受他的存在。他呼进的是养蜂场吹来的秋日的清新空气，呼出的是自己的懊恼心情（他在心中默念着，思绪平静，心灵平静，这是西藏喇嘛教徒教给他的）。他感觉自己和亡灵的告别仪式正在开始，他们如同潮水般慢慢退去，要把平静留给他。最后，他站起来，走上前，在那些庄严的石头之间，他的悲伤暂时得到了抑制：“身灵合一——”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他六次来到这里，每次冥想的时间都越来越短（分别是三小时十八分钟、一小时两分钟、四十七分钟、二十三分钟、九分钟、四分钟）。到了新年之前，他已经不再需要坐在石头之间了，他到这里来都是为了打理花园的需要（拔掉杂草、修剪草坪，以及把石头深嵌进泥地里，就像铺在花园走道上的石子那样）。又过了差不多两百零一个月，在得知哥哥麦考夫去世的消息之后，他才又回到这里，坐了好几个钟头——那是一个寒冷的十一月下午，他呼出的白气在眼前消散，让他有种如梦如幻、半真半假的感觉。

可脑海中浮现的那个人影始终让他无法释怀。四个月前，那人还在第欧根尼俱乐部的会客室欢迎过他——那是福尔摩斯与他唯一还活在世上的兄弟的最后一次见面（两人一边抽着雪茄，一边喝着白兰地）。麦考夫看起来身体挺好，眼神清澈，丰润的脸颊上还透着红润，实际上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每况愈下了，还表现出丧失心智的迹象，可那天，他头脑简直清醒得不可思议，不仅回忆起了自己战争时期的光荣故事，对弟弟的陪伴也显得非常开心。福尔摩斯刚开始往第欧根尼俱乐部定期寄去一罐罐的蜂王浆，所以，他相信是蜂王浆的功效让麦考夫有了好转。

“即便是你发挥想象力，夏洛克，”麦考夫庞大的身躯里似乎随时都会爆发出一阵大笑，“我觉得，你也没法想象我跟我的老朋友温斯顿从登陆舰上爬上岸的样子。‘我是灰雀先生，’温斯顿说——那是我们事先商定的暗号——‘我来亲自看看北非的情况怎么样。’”

然而，福尔摩斯还是怀疑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给他这位优秀的哥哥造成了可怕的影响（麦考夫在达到退休年龄后还在军队服役了许久，虽然他很少离开第欧根尼俱乐部里的扶手椅，但他却为政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个神秘的人物，位居英国秘密情报机关的最顶层，经常几周不眠不休地工作，只靠狼吞虎咽来补充体力。他曾经单枪匹马监视了大量国内国外的阴谋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不过，看到哥哥在持续服用蜂王浆之后，又恢复了一些活力，福尔摩斯也并不意外。

“麦考夫，见到你真高兴，”福尔摩斯站起身准备离开，“你的精神又变好了。”

“就像开在乡间小路上的电车？”麦考夫微笑着说。

“差不多吧，就是那样。”福尔摩斯伸出手握住哥哥的手，“我觉得我们之间见面太少了。什么时候再见见呢？”

“恐怕再也见不到了。”

福尔摩斯弯下腰，抓住哥哥柔软而沉重的手。他此刻应该笑，可他却看到哥哥的眼中没有丝毫笑意——那犹豫不决的眼神中带着向命运顺从的谦卑，突然就牢牢吸引住了他自己的目光。那眼神仿佛在竭尽全力地传达着什么信息，它们似乎在说：和你一样，我也是经历了两个世纪的人了，我的人生长跑就要到达尽头了。

“哎呀，麦考夫，”福尔摩斯用一根拐杖轻轻敲了敲哥哥的小腿，“我敢打赌，你这句话可是说错了。”

可麦考夫从来不曾错过。很快，福尔摩斯与过去联系的最后一根纽带也随着第欧根尼俱乐部寄来的一封信被彻底切断了。信件没有署名，信里也没有任何安慰之词，只是简单地说明他哥哥在十一月十九号星期二与世长辞。按照他最后的遗愿，将不举行葬礼，尸体也将匿名下葬。他想，这真是太符合麦考夫的风格了。他把信折好，放进书桌上的文件中。后来，当他坐在石块间思考时，他觉得麦考夫做得很对。那天晚上很冷，他一直坐在那里，完全没有发觉罗杰正站在暮色中的花园小道上观察他，也没有听到蒙露太太在找到男孩时对他的责备：“儿子，你不要去打扰他。他今天的心情很奇怪，天知道是为什么——”

当然，福尔摩斯没有把麦考夫的死讯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公开承认他还收到过第欧根尼俱乐部寄来的第二个包裹。那个小包裹是在收到信件之后整整一周才到的。那天早上，他正要出去散步，却在前门台阶上发现了它，差点就一脚踩上去。打开棕色的包装纸，他发现里面是一本陈旧的温伍德·瑞德的《人类的殉道》（他还是个孩子时，生了重病，在父母位于约克郡乡间农舍的阁楼卧室里躺了好几个月，日渐憔悴，这本书是父亲西格那时送给他的），里面还有麦考夫写的一张便条。这本书的内容相当沉重，但却给年轻的福尔摩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看完便条，再次捧起书本，尘封许久的一段回忆又涌上心头——一八六七年，他把这本书借给哥哥，坚持要他看一看：“等你看完以后，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感想，我想知道你的想法。”七十九年后，麦考夫对它给出了一个简短的评价：书里有很多有趣的反思，但我觉得有点过于迂回曲折了。花了这么多年才看完。

这不是他第一次收到离世者给他的留言了。哈德森太太在世时就曾经写过不少纸条，但显然她当时是想留给自己看的，她把要提醒自己记住的事项潦草地写在随便撕下的纸条上，顺手一塞——厨房的抽屉里，放扫把的柜子里，管家小屋的各个角落里——她去世后，接任者们陆续发现了这些纸条，每个人都带着同样困惑的表情，把它们交给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将它们保留了一段时间，对每张纸条都认真研究，就好像把它们拼凑在一起就能解开某个毫无意义的谜团似的。但最后，他从哈德森太太留下的讯息里并没有找出任何确定的含义，所有的纸条一般都只包含了两个名词：帽盒、拖鞋；大麦、皂石；旋转焰火、杏仁糖；猎犬、小摊贩；教会日历、圆垫片；胡萝卜、家居服；小水果、试吃；假导管、盘子；胡椒、甜松饼。终于，他得出客观的结论：书房里的壁炉才是这些纸条最好的归宿（在一个冬日，他点燃了哈德森太太随意涂写的密码般的文字，而一同化为乌有的还有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写给他的信）。

在此之前，华生医生的三本从未公开的日记也遭遇过相同的命运。当然，他烧掉它们的理由非常充分。从一八七四年到一九二九年，华生医生将自己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全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由此产生的无数本日记摆满了他的书架。其中有三本，他在临终前转赠给了福尔摩斯——时间是从一九〇一年五月十六日星期四到一九〇三年十月下旬，其内容都比较敏感。他按照时间的顺序，记录了几百起小案子和几次著名的大冒险，还有一件关于赛马被盗案的有趣传闻（“赛马案”）。但在这些或微不足道或值得注意的记录中，还混杂了十来件很可能会带来严重影响的丑闻：皇室亲属的各种不检点行为、外国某高官对黑人小男孩的特殊嗜好，以及很可能会将十四名议会成员曝光的嫖妓事件。

于是，华生医生很明智地将三本日记送给了他，以免误入他人之手。福尔摩斯决定，应该将它们全部销毁，否则在他也离开人世后，这些记录也许就会被公之于众了。他想，要么把它们作为无足轻重的虚构小说出版，要么把它们永久毁灭，以保守住那些当初信任他的人们的秘密。于是，他自己忍住了没有去翻看那几本日记，连一眼都没有看，就把它们扔进了书房的壁炉，纸页和封面冒出浓烟，瞬间爆发出橘色和蓝色的火焰。

很多年之后，在日本旅行时，福尔摩斯又不无遗憾地想起了被毁的三本日记。根据梅琦先生的讲述，他应该是在一九〇三年帮助过他的父亲，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梅琦的说法属实，那么关于他父亲的所有细节可能都在壁炉中化为灰烬了。在下关旅店里休息时，他再次想起了在壁炉中燃烧的华生医生的日记——那炙热的灰烬记录了过去的岁月，却在炉火中分崩离析，像是升天的灵魂般，飘上烟囱，飘入空中，再也找不回来了。回忆让他的思维变得迟钝，他躺在蒲团上伸了个懒腰，闭上眼睛，感受着内心的空虚和无法解释的失落感。几个月之后，当他在一个阴沉多云的清晨坐在石头之间时，这种尖利无助的感觉再度回到他心头。

罗杰下葬时，福尔摩斯不在现场，但他却突然无法感觉、也无法理解任何事了。不知怎么回事，他觉得自己好像全身都被扒光，一种窒息感挥之不去（他衰弱的灵魂此刻正穿越荒无一人的区域，一点点地被驱逐出了他所熟悉的地方，再也找不到回到世界的路了）。可一滴孤独的眼泪让他苏醒，那眼泪滑落到他的胡须里，流到他的下巴，挂在下巴的一根胡子上，他赶紧伸出手。“好吧好吧，”他叹了一口气，睁开红肿的眼睛，望着养蜂场——他把手从草坪上抬起来，在眼泪掉落之前接住了它。

19

在养蜂场的旁边——然后，又到了别的地方：阳光越来越强烈，多云的夏日清晨退回到了刮着风的春天，他来到了另一个海滩，另一片遥远的土地。山口县位于本州岛的最西端，隔着一道狭窄的海峡，与九州岛相望。当福尔摩斯和梅琦先生（他们都穿着灰色的和服，坐在能看到花园景色的桌子旁）在榻榻米垫子上坐下时，圆脸的旅店老板娘用日语向他们问了早上好。他们住在下关一家传统的日式旅店里，店主会借给每个客人一套和服，并且只要客人提出要求，就有机会在用餐时品尝当地人在饥荒时用以充饥的食物（各种汤、饭团，以及用鲤鱼做主要原料的菜品等）。

老板娘从早餐室走到厨房，又端着托盘从厨房回到了早餐室。她是一个很胖的女人，腰带下面的肚子鼓得高高的，她走近时，地上的榻榻米都在随之震动。梅琦先生大声问，在国家如此缺粮少食的时候，她怎么还能长这么胖。可她只是不断地朝客人鞠躬，并没有听懂梅琦的英语，她就像一只营养过剩、温顺服从的狗，不断进出早餐室。等到碗盘和冒着热气的饭菜都在桌子上摆好后，梅琦先生擦了擦自己的眼镜，又重新戴好，伸出手去拿筷子。福尔摩斯一边研究着早饭，一边也小心地拿起了筷子——他一整晚都没有睡安稳，此刻呵欠连天（没有方向的大风一直吹到天亮，风摇晃着墙壁，发出可怕的呜咽声，让他始终只能半睡半醒）。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能不能告诉我您晚上都梦到了些什么？”梅琦夹起一个饭团，突然问道。

“我晚上梦到了什么？我敢肯定地说，我晚上是不会做梦的。”

“怎么可能，您一定有时候也会做梦的呀。难道不是每个人都会做梦吗？”

“我还小的时候，确实做过梦，这点我很确定。我也说不上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做梦的，也许是青春期之后，或者更晚一点吧。不管怎么说，就算我曾经做过梦，我也完全不记得任何细节了。幻觉只对艺术家和有神论者更有用，你不觉得吗？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它们是完全靠不住的，还很麻烦。”

“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过，有人宣称自己从不做梦，但我不相信。我觉得他们也许是出于某种原因，压抑着自己。”

“嗯，如果我真的做过梦，那我也已经习惯忽略它们了。我现在问你，朋友，在晚上，你的脑子里又出现过什么呢？”

“很多很多东西啊。您看啊，可能是非常具体的事物，比如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每天都能看到的面孔，最最普通的场景；有时候，又可能是遥远而令人不安的情形，比如我的童年，已经去世的朋友，我很熟悉但和他们原来的样子丝毫不像的人。有时候，我醒来的时候一片茫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儿，也不知道到底看到了些什么——在那一刻，我就像被困在了现实和想象之间，虽然只是短短的片刻。”

“我知道那种感觉。”福尔摩斯微笑着看着窗外。在早餐室外的花园里，红色和黄色的菊花在微风吹拂下轻轻摆动。

“我把我的梦看作是记忆中磨损的片段。”梅琦先生说，“记忆本身就像是一个人生命的布料，我认为梦就像代表过去的松散线头，它与布料相连的地方虽然有些破了，但还是布料的一部分。也许这么比喻有点奇怪，我也不知道。不过，您难道不觉得梦就是一种记忆，是过去的一种抽象吗？”

福尔摩斯继续望着窗外，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是，这个比喻是有点奇怪。就我的情况而言，我这九十三年都在不断地蜕变、更新，所以，你所说的所谓松散的线头，在我这里应该有很多，但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我是不做梦的。又或者，是我记忆的布料十分牢固——按照你的说法，我大概是在时间里迷失了方向。不管怎么说，我都不相信梦是过去的抽象。它们倒可能是我们内心恐惧和欲望的象征，就像那个奥地利医生老爱说的那样。”福尔摩斯用筷子从碗里夹起了一片腌黄瓜，梅琦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黄瓜送到自己嘴边。

“恐惧和欲望，”梅琦说，“也是过去的产物。我们只是把它们随身携带而已。梦远远不止这些，不是吗？在梦中，我们难道不像是去了另一个地方，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吗？而那一个世界就是根据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经历而创造的。”

“我完全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么，您的恐惧和欲望有哪些？我自己就有很多。”

梅琦停下来等待福尔摩斯的回答，但福尔摩斯并没有回应。他只是牢牢盯着面前的一盘腌黄瓜，脸上露出深深困扰的表情。不，他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的，他不会说出自己的恐惧和欲望的，它们在有的时候是相同的：不断加重的健忘一直困扰着他，甚至会让他在睡梦中喘着粗气，猛然惊醒——熟悉和安全的感觉离他远去，让他孤立无助、呼吸困难；但健忘也压抑了他绝望的念头，让他暂时忘却了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把他困在此时此刻，而他可能想要或需要的一切都近在咫尺。

“原谅我，”梅琦说，“我并不是有意要刺探您的隐私。昨天晚上我去找您以后，我们应该谈一谈的，但当时感觉时机不对。”

福尔摩斯放下筷子，用手指从碗里拿起两片黄瓜，吃掉了。吃完以后，他把手指在和服上擦了擦：“我亲爱的民木啊，你是怀疑我昨天晚上梦到了你的父亲吗？所以你才问我这些问题？”

“也不完全是。”

“还是你自己梦到了他？现在，你希望用这种迂回的方式，在吃早饭的时候告诉我你都梦到了些什么？”

“我确实梦到过他，是的，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明白了，”福尔摩斯说，“那么，请你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起，”梅琦低下头，“我道歉。”

福尔摩斯意识到自己没有必要如此尖锐，但不断被人逼问一个他并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确实让他厌烦。再说，昨天晚上，他睡不安稳时，梅琦进入他房间、跪在他蒲团旁边的行为也让他很不高兴。当时，他被风声惊醒，哀怨的呜呜声吹打着窗户，而一个男人在黑暗中的身影让他吓得呼吸都停止了（他就像一片乌云，飘浮在头顶，用低沉的声音问道：“您还好吗？告诉我，是什么——”），可福尔摩斯压根说不出话，手脚也无法移动。当时，他真的很难想起自己到底置身何处，也听不出在黑暗中说话的这个声音到底是谁。“夏洛克，是什么？您可以告诉我——”

直到梅琦离开，福尔摩斯才恢复了知觉。梅琦静静地走了，他打开两人房间之间的推拉门，然后又关上。福尔摩斯侧身躺着，听着哀怨的风声。他摸着蒲团下面的榻榻米，用指尖压了压，又闭上眼睛，想起了梅琦问的话，才反应过来他的意思：告诉我，是什么？您可以告诉我——实际上，虽然梅琦之前一直在说他们共同的旅行是多么开心，但福尔摩斯还是知道，他早已下定决心，要打探到一些关于他失踪父亲的事，哪怕这意味着要在福尔摩斯的床边守上一整夜（要不然他为什么要擅闯进房间，还有什么理由需要他非进来不可的呢？）。福尔摩斯也曾经以类似的方式对梦中的人问过话——小偷、抽鸦片的瘾君子、谋杀嫌疑犯等等（在他们耳边私语，从他们气喘吁吁的嘟囔中收集信息，睡梦中坦白的准确性往往让罪犯们自己都惊讶不已）。所以，他对这种方法并不反感，但他还是希望梅琦不要再对父亲的谜追根究底了，至少，在他们的旅程结束前，能暂时放一放。

福尔摩斯想告诉他，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继续烦恼也无济于事。松田离开日本也许有其合理的原因，也许确实是为了家庭着想。但即便如此，他也明白，父亲一直不在梅琦身边让这个男人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不完整的。那天晚上，福尔摩斯想了很多，但他从来不认为梅琦的寻找是毫无意义的。恰恰相反，他一直坚信，一个人人生中的谜团值得他不懈地努力调查。在松田的这件事上，福尔摩斯知道，就算他有可能提供什么线索，那线索也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毁灭在壁炉里了。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华生医生被烧掉的日记，最后终于筋疲力尽，很快就脑子一片空白了。他还躺在蒲团上，外面的风呼啸刮过大街，将方格窗上的窗纸撕裂，但他也听不到风声了。

“该道歉的人是我，”福尔摩斯在早饭时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拍了拍梅琦的手，“昨晚我睡得很不好，天气的原因吧，还有其他的，我今天感觉更不舒服了。”

梅琦继续低着头，点了点头：“我只是有点担心，我好像听见您在梦中大叫，那声音好可怕——”

“当然，当然，”福尔摩斯安慰着他，“你知道吗，我曾经在荒野中游荡，呼呼的风声就像是人在远处大喊或痛哭，或是在叫救命——风雨声中，人很容易听错的，我自己就弄错过，不用担心。”他微笑着抽回自己的手，转而伸向装腌黄瓜的碗。

“那您觉得是我听错了吗？”

“很有可能，不是吗？”

“是的，”梅琦如释重负般地抬起头，“是有这种可能，我猜——”

“很好，”福尔摩斯把一片黄瓜拿到嘴边，“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不如，我们开始全新的一天？今天上午有什么安排？再去海边散步吗？还是应该完成我们此行的目的——去寻找那难得一见的藤山椒？”

梅琦却显得很困惑。他们以前不是经常讨论福尔摩斯来日本的原因吗（想尝一尝藤山椒做成的料理，亲眼看一看野生的藤山椒树）？那天晚上，不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指引着他们来到了海边乡村的居酒屋（福尔摩斯一踏进门口，就明白了，居酒屋就相当于日式的酒吧）吗？居酒屋里，一口大锅正冒着热气，老板娘忙着把新鲜的藤山椒叶子切碎。当他们走进屋时，所有正喝着啤酒或清酒的当地人都把头抬起来，有些人脸上还带着明显不信任的表情。自从福尔摩斯来到日本后，梅琦先生有多少次说起过在居酒屋出售的一种特殊蛋糕？它用经过烘焙磨碎后的水果和藤山椒籽做成，揉进面粉里以增添风味。他们又有多少次提到了过去多年来往返的信件？那信件的内容总是会讲到这种生长缓慢但也许能让人延年益寿的植物（在盐分多、日照充足、风力强劲而干燥的地方生长最为繁茂），那就是他们都很感兴趣的藤山椒。到底有多少次？似乎一次都没有。

居酒屋里充满了胡椒和鱼的味道，他们坐在桌子旁，小口喝着茶，听着周围喧嚣的说话声。“那两个是渔民，”梅琦说，“他们正在为一个女人争吵。”

就在这时，老板掀开后面房间的门帘，走了出来。他笑着，嘴里没有牙齿，用夸张滑稽的语气跟每位顾客打招呼，和熟人一起开怀大笑。最后，他走到了他们桌旁。当他看到一位年迈的英国绅士和衣着讲究的日本同胞在一起时，似乎觉得很有意思。他开心地拍了拍梅琦的肩膀，又朝福尔摩斯眨眨眼睛，就好像他们都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在他们桌旁坐下，一边打量着福尔摩斯，一边用日语跟梅琦先生说着什么，他的话让居酒屋里的每个人都大笑起来，除了福尔摩斯。“他说什么？”

“真好笑，”梅琦告诉他，“他谢谢我把我父亲带来光顾他的酒店。他说我们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不过觉得您比我更帅。”

“我同意他的后半句。”福尔摩斯说。

梅琦又把福尔摩斯的话翻译给店主听，店主点着头，哈哈大笑起来。

喝完茶，福尔摩斯对梅琦说：“我想看看那锅里煮的东西。你能不能帮忙问问我们的这位新朋友？你能不能告诉他，我很想看看藤山椒到底是什么煮的。”

梅琦转达了他的请求，店主立刻站起身。“他很乐意让您看一看，”梅琦先生说，“但负责煮饭的人是他妻子，她一个人就可以给您演示了。”

“太好了，”福尔摩斯也站起来，“你要一起来吗？”

“我就来——我先把茶喝完。”

“这个机会很难得的呀，你知道吗。那我就不等你了，希望你不要介意。”

“不会，完全不会介意。”梅琦说，但他却用锐利的眼神盯着福尔摩斯，仿佛是被抛弃了一般。

不过很快，他们就都来到了大锅边，手里拿着藤山椒的叶子，看着老板娘搅动着锅里的汤汁。之后，老板娘告诉他们，藤山椒生长在离海更近的沙丘之间。

“我们明天早上去吧？”梅琦说。

“现在去也不是很晚。”

“还有很远的路程呢，福尔摩斯先生。”

“要不就走一段路——至少走到日落之前？”

“如果您想去，那我们就去吧。”

他们带着好奇的目光，看了居酒屋最后一眼——那大锅，那汤汁，那些拿着酒杯的男人们——然后，他们走出店外，穿过沙滩，慢慢地走到了沙丘之中。暮色降临，他们仍然没有看到藤山椒的任何踪迹，便决定先回旅店吃晚饭。两人都因为长时间的行走而筋疲力尽，吃完晚饭后，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出去喝酒，而是早早上床休息了。但这个晚上——他们在下关的第二个晚上——福尔摩斯却在半夜就醒了过来，他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安稳。一开始他觉得很惊讶，前一晚呼啸的风声居然消失了。然后，他想起了临睡前几分钟，一直盘旋在他脑海中的场景：海边简陋的居酒屋，在一大锅鲤鱼汤里沸腾的藤山椒叶子。在昏暗的光线中，他躺在被子里，盯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他又犯困了，便闭上眼睛。但他并没有沉沉睡去，而是想起了那位没有牙齿的居酒屋店主——他叫和久井。他幽默的话语曾经让梅琦那么开心，他们还拿天皇开了个很没品位的玩笑（“为什么说麦克阿瑟将军是日本的肚脐？因为他在日本的阳具上面啊。”）。

可让梅琦最最开心的，还是和久井说福尔摩斯是梅琦父亲的玩笑话。那天傍晚，他们一起在沙滩上漫步时，梅琦又提起了这个话题，他说：“想起来也奇怪，如果我父亲还活着的话，应该跟您是差不多的年纪。”

“是吗？”福尔摩斯看着前方的沙丘，在沙质的土壤中寻找着藤山椒生长的痕迹。

“要不，您就当我在英国的父亲吧，怎样？”梅琦突然出乎意料地抓起福尔摩斯的手臂，他们往前走时，他仍然牢牢牵着，“和久井是个很有意思的家伙，我明天还想去找他。”

就在这时，福尔摩斯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梅琦选中做了松田的替身。也许他并不是有意的，但很明显，在梅琦成熟周到的外表之下，还潜伏着童年的心理创伤。他一再重提和久井的玩笑话，又在沙滩上紧紧牵住福尔摩斯的手，一切都再明显不过了。福尔摩斯想，你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消息正是你第一次听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松田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了，我却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现——一个取代了另一个，如此而已。

所以，才有了那些盖着亚洲邮戳的信件，有了在几个月愉快的书信往来后诚挚的邀请，有了横跨日本乡野的旅行，有了朝夕相处的这些日子——他们就像一对父子，在经历了多年的疏远之后，静静地弥补着过去。就算福尔摩斯不能给梅琦确切的回答，可他远渡重洋来与他会面，留宿在他们位于神户的房子里，并最终一起踏上向西的旅程，还去了梅琦小时候松田曾经带他去过的广岛景观园，这一切也足以让梅琦稍稍释怀了吧。现在，福尔摩斯也发现了，梅琦对藤山椒、蜂王浆以及他们在信里详细讨论过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没有什么兴趣。他想，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诱惑诡计，但很有效——他认真研究了和我聊的每一个话题，在信里大书特书，把我骗来以后，又假装统统忘记。

福尔摩斯在走向沙丘的路上，默默地想起了梅琦和罗杰。当梅琦牵着他手臂的手越来越紧时，他想，这些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到了这个年纪，灵魂仍然在孤独的探索中。

与梅琦先生不同，罗杰对自己父亲的命运是理解的，他坚信，父亲的死虽然对个人而言是悲剧，但从更宏大的角度来看，却是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梅琦却无法说出这样的话来，他只能靠眼前这位年老体弱的英国人寻找答案。他陪着他走到海边的沙丘，紧紧抓住他瘦骨嶙峋的手臂，与其说是牵引着他，倒不如说是依赖着他。“我们回去吗？”

“你已经找累了吗？”

“不，我更担心的是您。”

“我觉得我们已经很接近目标了，现在回去——”

“可天色已经很暗了——”

福尔摩斯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掂量着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要安抚梅琦先生，那就要事先想好一个可以以假乱真的答案（他想，就像华生医生在构思故事情节时一样吧，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让人无法否认的结论）：是的，他确有可能和松田打过交道；是的，他可以对松田的失踪作出解释。但他必须要精心构思好。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也许是由麦考夫介绍的，就在第欧根尼俱乐部的会客室里？但见面的原因呢？

“麦考夫，如果侦探艺术的开始和终结都只需要坐在这个房间里思考，那你一定会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罪案探员。但你显然不能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而它们又是在做决定前必须深入研究的——我猜，这就是你又把我叫到这里来的原因吧。”

他想象着麦考夫坐在扶手椅上的样子。旁边还坐着T.R.拉蒙特（还是R.T.拉蒙？）——他是个严厉阴沉、野心勃勃的波利尼西亚裔人，伦敦传教会成员，曾居住在太平洋上的曼加利亚岛，实际身份是秘密情报机关的探员，以维护社会道德为名，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严密的监视。后来，英国当局为了帮助新西兰扩张，又开始考虑把拉蒙特（或拉蒙）安排到更重要的位置，即担任英国公使，与库克群岛上的酋长们谈判，为新西兰吞并这些岛屿铺平道路。

或者他是叫J.R.拉本？不，不，福尔摩斯记得，他是叫拉蒙特，绝对是拉蒙特。不管怎样，在一八九八年——还是在一八九九年，又或者是一八九七年？——麦考夫叫福尔摩斯去对拉蒙特的性格做些评价（哥哥在电报中写道：你知道，我也可以给出很好的专业意见，但观察一个人真实本性的细节，实在不是我的长项）。

“我们手上必须握有筹码。”麦考夫解释，他很清楚法国在大溪地岛和社会群岛的影响力。“自然，玛琪亚·塔克女王希望她的岛屿能够附属于我国，但我们的政府并不愿意接手管理。另一方面，新西兰总理已经表明了坚定的立场，所以，我们必须尽量提供帮助。拉蒙特先生跟当地人非常熟悉，又与他们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我们相信，他对于我们达成目标会非常有帮助。”

福尔摩斯瞥了一眼坐在哥哥右边的人，他个子矮小，不善言辞（此刻正盯着自己的眼镜下方，膝盖上放着一顶帽子，在左边身形巨大的麦考夫衬托之下，显得格外矮小）。“麦考夫，你说的我们，除了你，还包括谁？”

“这个嘛，亲爱的福尔摩斯，就像我提过的其他事情一样，是绝对的机密，也不是现在的重点。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你对我们这位同事的意见。”

“我明白了。”

可福尔摩斯现在看见坐在麦考夫身边的，并不是拉蒙特，也不是什么拉蒙或拉本，而是身材高大、脸庞细长、留着山羊胡的松田梅琦。他们在那间私密的会客室里首次见面，而福尔摩斯几乎立马就能看得出来，他完全符合那个职位的条件。从麦考夫给他的档案资料来看，松田显然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写了好几本著名的书，其中一本讲的就是秘密外交），作为特使相当有能力（他曾在日本外交部工作的背景就能说明这一点），而作为亲英派的代表人物，他又对自己的国家并不抱任何幻想（在需要他的时候，他愿意随时从日本前往库克群岛或欧洲）。

“你觉得他适合这份工作吗？”麦考夫问。

“很适合，”福尔摩斯微笑着回答，“我们认为，他就是最完美的人选。”

松田和拉蒙特一样，在运筹帷幄、开展各种政治活动时，会非常谨慎——他会在库克群岛合并一事中进行斡旋，而他的家人还以为他在伦敦正潜心研究宪法呢。

“祝您好运，先生，”问话结束以后，福尔摩斯握着松田的手说，“我确定您一定能顺利完成任务。”

他们后来又见了一面——在一九〇二年的冬天，或者，是一九〇三年初（新西兰开始正式合并群岛后的两年左右），当时，松田就纽埃岛的问题向福尔摩斯寻求建议，那座岛原本是和萨摩亚群岛、汤加王国联盟的，但在新西兰合并库克群岛一年后被新西兰占据了。松田此时还面临着是否要接受另一个重要职位的选择，但这次他代表的不是英格兰，而是新西兰。“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相当诱人的机会，夏洛克先生。我可以永远待在库克群岛，处理好纽埃岛人的抗议，并帮助这座叛乱的小岛建立独立的管辖机构，同时，还能改进其他岛屿上的公共设施。”

他们坐在福尔摩斯位于贝克街上的客厅里，一边喝着干红葡萄酒，一边谈着。

“可你害怕你这样的行为会被看作是对英国政府的背叛？”福尔摩斯说。

“差不多吧，是有这样的担心。”

“如果我是你，我才不会担心呢，我的好兄弟。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任务，而且还完成得相当出色。我想，你现在终于可以自由地把你的才华运用到别的地方了，为什么不去呢？”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当然，当然。”

然后，松田跟拉蒙特一样，向福尔摩斯道了谢，又请求他对这段谈话保密。他在离开前，喝完了杯里的红酒，鞠了一躬，才跨出前门，走到大街上。他很快就回到了库克群岛，开始频繁往返于岛屿与岛屿之间，与五位主要的岛屿大酋长和七位地位稍低的酋长会面，阐述他对未来岛上立法机构的设想。最终，他甚至去了新赫布里底的埃罗芒奥岛，最后一次有人看见他时，他正要深入那里最偏远的地区（那个地方极少有外人进入，与世隔绝，丛林茂密，最出名的是当地人用头骨竖立起来的巨大图腾柱和用人骨头做成的项链）。

当然，这个故事还远远算不上无懈可击。如果梅琦先生追问下去，福尔摩斯担心自己很可能把各种细节、人名、日期或历史事实弄混。再说，他也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松田必须要抛弃自己的家人住到库克群岛上去。但梅琦是那么迫切地想要找到答案，福尔摩斯觉得这个故事应该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了。他想，无论是什么未知的原因促使松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对梅琦而言，都已经不重要了（毫无疑问，这些原因应该都是基于个人或隐私的考虑，是他不可能知晓的）。但梅琦还是能知道一些关于父亲的重要事实：他曾经在阻止法国入侵库克群岛时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他平息了纽埃岛的叛乱，在他消失在丛林之前，还曾经号召岛民有朝一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政府。“你的父亲，”他将如是告诉梅琦，“受到了英国政府的高度尊敬，而对于拉罗汤加岛上的老人，以及周围岛屿上上了年纪的人们来说，他的名字就是一个传奇。”

借着蒲团旁边一盏灯笼的微弱光线，福尔摩斯抓起拐杖，站了起来。他穿上和服，走过房间，非常小心地不让自己被绊倒。当他走到墙板前时，站了一会儿。对面就是梅琦先生的房间了，他能听到打呼的声音。他盯着墙板，用一根拐杖轻轻地敲了敲地板。然后，他听到里面像是传来一声咳嗽，接着是轻微动作的窸窸窣窣声（翻身的声音，掀开被单的声音）。他听了一会儿，但又什么都听不到了。最后，他摸索着想找门把手，结果只找到一道凹槽，他抠住凹槽，拉开了推拉门。

隔壁房间完全是福尔摩斯所睡房间的翻版——灯笼发出暗淡而昏黄的光线，地板中央摆着一张蒲团，桌子是固定在地上的，靠墙摆着用来坐或跪的垫子。他走到蒲团边。被子被踢开了，勉强能看到梅琦先生半裸着身体，仰面睡着，一动不动，非常安静，看上去甚至连呼吸都停止了。蒲团的左边，灯笼旁边，是一双拖鞋，摆得整整齐齐。福尔摩斯弯下腰时，梅琦突然醒了，他用日语惊恐地说着什么，盯着在面前不断逼近的黑影。

“我有话必须对你说。”福尔摩斯把拐杖横放在自己膝盖上。

梅琦仍然直盯前方，他坐起来，伸手去拿灯笼，又把灯笼举起，照亮福尔摩斯严肃的脸庞。“夏洛克先生？您还好吧？”

福尔摩斯在灯笼的照耀下，眯起了眼睛。他用手掌摁着梅琦抬起的手，轻轻地把灯笼往下压。然后，他在暗处开口了：“我要求你，只需要听我说就好，等我说完以后，请你不要再追问有关这件事的任何问题了。”梅琦没有回答，于是福尔摩斯继续说，“过去这么多年，我一直严格恪守着一条原则，那就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谈论那些必须严格保密或涉及国家机密的事件。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因为破坏这条原则很可能会危及很多人的性命，也会让我的名誉毁于一旦。但我现在意识到，我已垂垂老矣。我想，我的名誉早已有定论，而我保守了几十年的秘密中所涉及的人，也恐怕不在人世了。换句话说，造就了我的一切都已不在这个世界上，而我还活着——”

“不是这样的，”梅琦先生说。

“请你千万不要说话，如果你什么都不说，我会把关于你父亲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你。你看，我希望能趁着我忘记他之前，把对他的了解跟你解释清楚——我希望你只要认真听就好——等我说完以后，我会走的，我请求你再也不要和我讨论这件事了，因为今天晚上，我的朋友，这是我第一次违背自己坚守一辈子的原则。现在，就让我尽我所能，让我们俩的心绪都能得到一些平静吧。”

说完，福尔摩斯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他的声音低沉而含糊，仿佛是在梦中。当他悄声说完以后，他们面对面坐了一会儿，都没有动，也没有说一个字，只有两个模糊的身影坐在那里，彼此像是对方的倒影。他们的头隐藏在黑暗中，脚下的地板反射着微微的光线。最后，福尔摩斯一言不发地站起来，摇晃着走向自己的房间，疲倦地上了床，拐杖砰然掉到了蒲团旁。

20

自从回到苏塞克斯后，福尔摩斯再也没有去多想那天晚上在下关跟梅琦说的故事，也不再回想一直被松田之谜所困扰的行程。可是，当他把自己反锁在阁楼书房时，思绪突然把他带回了那里——就是他和梅琦曾经一起漫步的遥远沙丘；更准确地说，他仿佛看见自己和梅琦在海滩上，又朝那些沙丘走去，两人时不时停下来远眺大海，或是看看地平线上飘浮的几朵白云。

“天气真好，是不是？”

“啊，是啊。”福尔摩斯表示同意。

这是他们在下关的最后一天，两人睡得都不好（福尔摩斯在去找梅琦之前，一直睡得断断续续的，而梅琦在福尔摩斯找过他之后，完全无法入睡），但劲头却很足，他们继续寻找着藤山椒。那天早上，风完全停了，呈现出一片完美春日的景色。当他们很迟才吃完早餐，从旅店离开时，整个城市仿佛也恢复了生机：人们从家里或商店里出来，清扫着街道上被风刮落的杂物；在赤间神宫大红色的神庙前，一对老夫妻正在阳光下吟诵佛经。他们走到海边，看到远处的海滩上有不少捡东西的流浪汉——十来个女人和老人在海面漂浮的杂物中翻找着，把随海浪漂来的贝壳或其他有用的东西收集起来（他们的背上已经背着沉重的浮木，有些人还把厚重的海草串成串，挂在脖子上，就像一条条肮脏不堪的大蟒蛇）。很快，他们就走过了流浪汉身边，踏上了一条通往沙丘深处的狭窄小路，越往里走，小路也就越宽，直到最后，他们来到了一片微微闪亮、柔软开阔的空地。

沙丘的表面被风吹得起伏不平，四处还有野草、贝壳碎片或石头的点缀。沙丘挡住了海洋，倾斜的山坡似乎是从海滩无边无尽地伸展出来，又朝着东边远处的山脊或北边高高的天空爬升再落下。哪怕是在这样一个无风的日子，沙丘的形状也随着他们前进的脚步而不断变化，在他们身后打着旋，让他们的衣袖都蒙上了带着咸味的细沙。他们身后留下的脚印慢慢消失了，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抚平。前方，沙丘与天空交界处，海市蜃楼的幻景如水蒸气般从地面上升起。他们能听见海浪拍岸的声音、流浪汉们相互喊叫的声音，以及海鸥在海面上鸣叫的声音。

让梅琦意外的是，福尔摩斯指着前一天晚上他们找过的地方，又指了指他认为现在应该找寻的地方——沙丘北边最接近海的位置。“你看，那边的沙子更潮湿，是最适合藤山椒生长的环境。”

他们一刻不停地继续向前，眯起眼睛以阻挡强烈的阳光，不断吐掉吹进嘴里的沙子，鞋子还时不时陷进沙丘的深坑里。福尔摩斯有好几次差点失去平衡，还好梅琦及时牢牢扶住了他。最后，脚下的沙地终于变硬，海洋似乎就在几尺开外。他们来到了一处长满野草和各种灌木的开阔地，这里还有一大块浮木，像是渔船外壳的一部分。他们在一起站了很久，喘着气，拂去裤腿上的沙子。然后，梅琦在浮木上坐了下来，掏出手帕擦着从眉毛流到脸上又流到下巴上的汗滴。福尔摩斯则把一支没有点燃的牙买加雪茄塞进嘴里，开始认真地搜寻野草，查看周围的植物，最后，他在一丛苍蝇围绕的灌木边弯下了腰（那些害虫包围了灌木，大批聚集在它盛开的花朵周围）。

“原来你在这儿呀，我的小可爱。”福尔摩斯感叹着，把拐杖放到一8○○ΤxΤ ˋc○Μ旁。他轻轻地抚摸着它的嫩枝，那叶片底部有成对的短刺以自我保护。他发现，它的雄花和雌花生长在不同的植株上（腋生总状花序；雌雄异花，花朵浅绿色，很小，大约只有零点二到零点三厘米长，花瓣五到七片，白色），雄花大约五个花蕊，雌花四个或五个心皮（每个心皮包括两个胚珠）。他看着黑色闪亮的圆圆种子。“真漂亮。”他就像对着知心好友般对藤山椒说着话。

此刻，梅琦先生已经在藤山椒旁蹲下了，他拿出一支香烟，对着苍蝇吐出烟雾，把它们熏走。但最吸引他注意的，却并不是藤山椒，而是福尔摩斯入迷的表情——他灵活的指尖触碰着叶片，像念咒语般自说自话（“单数羽状复叶，二到五厘米长；主茎狭窄，刺多，三到七对小叶，再加上最末的一片光滑叶片——”），脸上微笑的表情和闪亮的眼睛明显流露出了最纯粹的满足和惊喜之情。

而当福尔摩斯看着梅琦时，他也看到了类似的表情，这是他在整趟旅行中都还不曾见过的——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在与包容。“我们找到了想找的东西了。”他看到了自己在梅琦眼镜镜片上的倒影。

“是的，我想我们找到了。”

“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样东西，真的，但它就是让我很感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我和您有同样的感受。”

梅琦鞠了一躬，马上又直起身。就在那时，他似乎很急切地想说点什么，但福尔摩斯摇摇头，阻止了他：“就让我们静静地感受这剩下的一刻，好吗？多嘴多舌只会破坏这难得的机会——我们都不想这样吧，对不对？”

“当然。”

“那就好。”福尔摩斯说。

此后，两人都久久没有说话。梅琦抽完香烟，又点了一支，他看着福尔摩斯一边仔细地看着、摸着、研究着那株藤山椒，一边不停地嚼着牙买加雪茄的烟蒂。附近的海浪卷起一波又一波，流浪者们的声音似乎越来越近。后来，正是这心照不宣的沉默在福尔摩斯脑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两个男人，在海边，在藤山椒树旁，在沙丘间，在完美的春日里）。他曾经试着回忆他们一起住过的小旅店，一起走过的街道，在路上一起经过的建筑，但总也想不起什么具体的实质内容。只有那沙丘、那海洋、那灌木、那诱骗他来到日本的同伴，让他无法忘怀。他记得他们之间短暂的沉默，也记得从海滩上传来的奇怪声音，那声音一开始很微弱，后来越来越响，低沉的说话声和单调尖利的和弦声打破了他们之间的寂静。

“有人在演奏日本三弦。”梅琦站起身，望着野草的远方，草茎挠着他的下巴。

“演奏什么？”福尔摩斯抓起拐杖。

“日本三弦，有点像鲁特琴。”

在梅琦的帮助下，福尔摩斯站起来，也望向野草丛的远方。他们看到，在海滩边，一支又长又细的队伍正慢慢朝南边流浪者的方向走去。队伍里几乎全是小孩，领头的却是一个穿黑色和服、头发蓬乱的男人，正用一把大拨子拨弄着一个三条弦的乐器（一手的中指和食指还紧紧压着琴弦）。

“我知道这种人，”队伍走过后，梅琦说，“他们演奏乐器，讨点吃的或钱。很多人很有才华，实际上，在大城市里，他们的生活过得还不错呢。”

孩子们就像童话故事《吹笛手》里着了魔的听众般，紧紧跟在男人身后，听他一边唱歌一边弹琴。队伍走到流浪者面前时，停了下来，歌声和乐声也停止了。队伍散开来，孩子们围绕着乐师，各自找地方坐在沙滩上。流浪者也加入了孩子的行列，他们解开绑着东西的绳子，卸下沉重的负担，或跪或站在孩子们身边。等每个人都安顿好以后，乐师开始表演了。他的歌声情感丰富，但属于叙事的表达方式；他高高的音调与和弦相得益彰，带着点类似电子震动乐的感觉。

梅琦懒懒地把头歪到一边，看着海滩，然后又像是事后想起般，补充了一句：“我们要不要去听听？”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福尔摩斯盯着人群回答。

但他们并没有匆忙离开沙丘——福尔摩斯要去看藤山椒最后一眼，他扯下几片叶子，放进口袋（后来，在去往神户的路上，这些叶子却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在横穿沙滩之前，他再次恋恋不舍地看了几眼那株灌木。“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他对那植物说，“恐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了，见不到了啊。”

说完，福尔摩斯才离开，他和梅琦穿过野草丛，走到沙滩上。很快，他就和流浪汉以及孩子们坐在了一起，听着乐师拨动琴弦，唱出自己的故事（福尔摩斯后来才得知，乐师的眼睛是半盲的，却以步行的方式走遍了大半个日本）。海鸥在头顶俯冲盘旋，像是也被音乐吸引了；地平线上轻轻滑过一艘船，朝港口开去。所有的一切——完美的天空，专心的听众，坚韧的乐师，异域的音乐，平静的海滩——福尔摩斯都把它们看得清清楚楚，并认为这是他整段旅程中最开心的一刻。后来发生的一切像梦中的惊鸿一瞥，在他脑海中飞快闪过：队伍在傍晚时分重新聚集，半盲的乐师引领着人群走过海滩，穿过一堆堆用浮木点燃的篝火，最终走进了海边茅草屋顶的居酒屋，受到了和久井和他太太的迎接。

阳光照在窗户的窗纸上，树枝的黑影是模糊的。福尔摩斯在餐巾纸上写下了“下关，最后一天，一九四七年”的字样，把它收好，用以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这个下午。和梅琦一样，他也已经在喝第二杯啤酒了。和久井告诉他们，用藤山椒做的特别蛋糕都已卖光，但他们可以找点别的代替。福尔摩斯愉快地喝了一会儿酒，回味着自己的发现。就在那儿，就在那天傍晚，就在他和梅琦喝着酒的时候，他仿佛又看到了那株在城市之外蓬勃生长的灌木。它是孤独的、被蚊虫困扰的，它多刺的外表并不美丽，但却是独特而有用的——他顽皮地想，和我自己也没什么区别嘛。

客人们在三弦琴乐声的召唤下，不断涌进居酒屋。孩子们都回家了，他们的脸被阳光晒得通红，衣服上满是沙尘，他们跟乐师挥手道别，表示着感谢。“他叫高桥竹山，”和久井说，“他每年都会走路到这儿来，孩子们就像苍蝇似的围着他。”但特别的蛋糕已经卖完，只有啤酒和汤用以招待流浪的乐师、福尔摩斯和梅琦先生。船只卸下货物，渔民漫步街上，走到居酒屋敞开的大门前，呼吸着诱人的酒精香味，就像迎面感受着宁静的微风。夕阳预示着黄昏的来临，福尔摩斯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完整了——是在喝第二杯、第三杯，还是第四杯酒的时候？还是在找到藤山椒的时候？又或者是在听到美妙的春日乐声的时候？——那感觉妙不可言，让人心满意足，就好像是从一夜安睡中慢慢醒来。

梅琦放下香烟，从桌子上俯过身，尽可能轻声地说道：“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很想谢谢您。”

福尔摩斯看着梅琦，仿佛他阻碍到了什么般，说：“到底怎么回事？应该是我要谢谢你，这次的旅行非常有趣。”

“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要谢谢您，是您解开了我人生最大的谜局。也许我还没有得到我要找的所有答案，但您已经给我足够多了。我感谢您对我的帮助。”

“我的朋友，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福尔摩斯固执地说。

“重要的是我说了，这就够了。我保证，再也不会提起了。”

福尔摩斯玩弄着自己的杯子，最后开口道：“嗯，如果你真那么感谢我，那就帮我把杯里的酒倒满吧，我好像快要喝完了。”

梅琦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并以不止一种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他立马点了一轮酒，很快又点了一轮，又是一轮。他整个晚上都莫名其妙地微笑着，问着关于藤山椒的各种问题，似乎突然对这种植物有了兴趣。他向盯着他看的其他客人表达着满心的喜悦（鞠躬，点头，举起手里的酒杯）。喝完酒，他已经酩酊大醉，但仍能飞快地起身，扶着福尔摩斯站起来。第二天早上，登上开往神户的火车时，梅琦依然保持着体贴细心的态度，他满脸微笑、心情放松地坐在座位上，显然并不像福尔摩斯那样正受到宿醉的困扰。他指出一路经过的景点（隐藏在树丛后面的庙宇，曾经爆发过著名领地战争的村庄），还时不时地问：“您感觉还好吗？您要点什么吗？要我把窗户打开吗？”

“我挺好的，真的。”福尔摩斯总是嘟囔着回答。在这种时候，他无比地怀念之前旅途中漫长的沉默。他也明白，返程的路途往往都比出发时感觉更冗长乏味（刚开始出发时，见到的一切都是奇妙而独特的，而每一个未来的目的地都能让人有各种新的发现），所以，在回程时，最好尽量多睡觉，在昏昏睡意中跨越千山万水的距离，让疲惫的身躯赶紧回家。但他在座位上不断被惊扰，他睁开眼睛，用手捂住嘴，呵欠连天，梅琦那过分殷勤的脸庞、永无休止地在他身边出现的笑脸让他开始觉得厌烦了。

“您还好吗？”

“我挺好的。”

所以，在到达神户后，福尔摩斯万万没有想到，见到玛雅严肃冷漠的表情，自己会那么高兴，而一向和蔼亲近的健水郎居然也有比不上梅琦热情奔放的时候。可即使再受不了梅琦令人厌烦的微笑和刻意展现的活力，福尔摩斯也知道，他的本意至少是好的：他想在客人停留的最后几天，营造出好的氛围，消除自己内心反复无常的情绪和烦闷，让福尔摩斯知道他已经有所改变了——是福尔摩斯推心置腹的坦诚让他受益匪浅，他会永远感激自己所知道的事实的真相。

可他的变化并没有改变玛雅（福尔摩斯想，梅琦到底有没有把自己知道的事告诉他母亲，还是他母亲压根就不在意？）她尽可能地躲避着福尔摩斯，从不关注他的存在，当他在她对面的餐桌旁坐下时，她会嘟囔着表示不满。最终，她知道或是不知道福尔摩斯说的关于松田的故事都已经没有差别了，知道不会比不知道更令她得到解脱。无论如何，她会继续怪罪于他（自然，事情的真相根本不会对她产生任何影响）。就算她知道了，她也只会得出结论，是福尔摩斯在不经意中将松田送到了野蛮的食人族地区，让她唯一的儿子失去了父亲（在她看来，这对孩子是个毁灭性的打击，他从此失去了一个可以作为模范的男性榜样，导致他拒绝除母亲之外的其他所有女人的爱意）。无论她选择相信的是哪个谎言——是松田多年前寄来的那封信，还是梅琦在深夜得知的故事——福尔摩斯都清楚，她会一如既往地讨厌他，期待她会有什么别的态度只是枉然。

即便如此，他在神户度过的最后几天虽然波澜不惊，但还是相当愉快（和梅琦、健水郎绕着市区散步，直到筋疲力尽，晚餐后一起喝酒，早早休息）。他说过、做过、聊过的细节已经记不起来了，只剩下海滩和沙丘填补着记忆中的空白。在厌倦了梅琦没完没了的关心之后，在神户，福尔摩斯反倒对健水郎产生了真正的好感——这位年轻的艺术家不带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抓着福尔摩斯的胳膊，热情地邀请他到自己的工作室参观，把画作展示给他看，自己却谦虚地把目光投向了溅满颜料的地板。

“这些画非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非常现代，健水郎。”

“谢谢您，先生，谢谢您。”

福尔摩斯仔细研究起了一幅未完成的油画——饱受蹂躏、瘦骨嶙峋的手指绝望地从废墟下往外扒，一只橘色的大花猫在前面咬着自己的后爪——然后，他又看了看健水郎：他带着孩子气的脸庞是那么敏感，害羞的棕色眼睛中透露出单纯和善良。

“这么温和的性格，却有如此残酷的观点……我想，这两者的结合是很难得的吧。”

“是的——谢谢您——是的——”

在靠墙摆放的许多已经完成的画作中，福尔摩斯走到了一幅与其他作品明显不同的画前。这是一幅相当正式的肖像画，画中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男人，非常英俊，背景是深绿色的树叶，他穿着和服、剑道裤、羽织外套、分趾袜和日式木屐。

“这是谁？”福尔摩斯问。一开始他并不确定到底这是健水郎的自画像，还是梅琦先生年轻时候的样子。

“这是我的——哥哥。”健水郎努力解释道，他哥哥已经死了，但并非因为战争或什么重大的悲剧。不是的，他用食指划过自己的手腕，表明哥哥是自杀的。“他爱的那个女人——你知道吧——也像这样——”他又划了一下自己的手腕，“我唯一的——哥哥——”

“两人共同赴死？”

“是的，我想是的——”

“我明白了。”福尔摩斯弯下腰，仔细看着油画中的脸，“这幅画很可爱，我非常喜欢。”

“非常感谢您的夸奖，先生——谢谢您——”

最后，在福尔摩斯就要离开神户前的几分钟，他突然感觉很想拥抱一下健水郎以示道别，但他控制住了自己，只是点点头，用拐杖轻轻敲了敲他的小腿。倒是站在火车站台上的梅琦先生往前跨了一步，双手搭在福尔摩斯的肩膀上，鞠了个躬，说：“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再次见到您，也许是在英国，也许我们能去拜访您——”

“也许吧。”福尔摩斯说。

然后，他就登上了火车，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梅琦和健水郎仍然站在站台上，抬头看着他。但福尔摩斯最讨厌伤感的离别，讨厌夸张而郑重其事的分离，于是，他避开他们的目光，忙着摆放自己的拐杖，又伸伸腿活动筋骨。火车从站台开出了，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两人站的地方，却不禁皱起眉头，原来，他们已经走了。火车快要开到东京时，他发现自己的口袋里被偷偷塞进了一些礼物：一个装着两只日本蜜蜂的小玻璃瓶；一个写着他名字的信封，信封里是梅琦写的一首俳句。

我失眠了——

有人在睡梦中大喊，

风声回答着他。

在沙滩中寻找，

曲折辗转，

藤山椒却隐藏在沙丘之间。

三弦琴声响起，

黄昏暮霭降临——

夜色拥抱树林。

火车与我的朋友

都走了——夏天开始，

春日里的疑问有了答案。

福尔摩斯对这俳句的来源非常确定，但面对玻璃小瓶却困惑了。他把瓶子拿到眼前，仔细看着封存在里面的两只死蜜蜂——一只与另一只纠结在一起，双腿缠绕着。这是从哪里来的？是东京郊区的养蜂场吗？还是他和梅琦旅程中经过的某个地方？他不确定（就像他也无法解释口袋里出现的很多零碎东西到底从何而来一样），他也无法想象健水郎抓住蜜蜂，把它们小心地放进瓶子，再偷偷塞进他口袋时的样子。这口袋里除了蜜蜂，还有残破的纸头、香烟烟丝、一个蓝色的贝壳、一些沙子、从微缩景园捡来的天蓝色鹅卵石，以及一颗藤山椒的种子。“我到底是在哪儿找到你们的？让我想一想——”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想不起是怎么得到这个玻璃瓶的了。但他显然是出于某个原因，才收集了两只死的蜜蜂——或者是为了研究，或者是为了留作纪念，又或者，是为了给年轻的罗杰带一份礼物（以感谢罗杰在他出门期间细心照料养蜂场）。

在罗杰葬礼之后的两天，福尔摩斯在书桌上的一沓纸下面，又发现了那封写着俳句的信。他用指尖拂过被压皱的边缘，身体瘫坐在椅子上，嘴里叼着牙买加雪茄，烟雾缭绕，直飘向天花板。过了一会儿，他把信纸放下，吸进烟雾，又从鼻孔中呼出去。他看着窗口，看着烟雾朦胧的天花板，烟雾飘浮升起，就像天上的白云。然后，他仿佛看到自己又坐上了火车，外套和拐杖就放在膝盖上。火车开过逐渐远去的乡村，开过东京的郊区，开过铁轨上方的桥梁。他看到自己坐在皇家海军的大船上，在军人们的围观中，独自静坐或吃饭，就像是与时代脱节的古董。他基本不说话；船上的食物和单调的旅程让他的记忆力受到了进一步的影响。回到苏塞克斯后，蒙露太太发现他在书房里就睡着了。然后，他去了养蜂场，把装蜜蜂的小瓶子送给罗杰。“这是送给你的，我们可以叫它们日本蜜蜂，怎么样？”“谢谢您，先生。”他看见自己又在黑暗中醒来，听着喘气的声音，头脑一片模糊，但天一亮，思绪似乎又回来了，就像过时的老机器又恢复了运转。安德森的女儿给他端来早餐，是涂着蜂王浆的炸面包，并问他：“蒙露太太托人带了什么话吗？”他看见自己摇了摇头，说：“她什么话都没有带。”

那两只日本蜜蜂呢？他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探身拿来拐杖。男孩把它们放在哪里了？他一边想，一边站起来看了一眼窗外——晚上他在书桌前工作时就开始出现的乌云笼罩着天空，天色阴沉，压抑了黎明的光线。

他到底把你们放在哪里了？最后，他走出农舍时，心里还在想，拄着拐杖的手里还紧紧握着小屋的备用钥匙。

21

乌云席卷海面和农庄上空，福尔摩斯打开蒙露太太所住的小屋房门，蹒跚走了进去。窗帘都是拉着的，灯都是关着的，四处弥漫着树皮般的樟脑丸气味。每走三四步，他都要暂停片刻，向前方的黑暗张望，重新调整手中的拐杖，似乎是担心某个无法想象的模糊影子会从阴影处跳出来，吓他一跳。他继续向前走，拐杖敲在地板上的声音远没有他的脚步声沉重而疲惫。最后，他走进了罗杰敞开的房门，进入了小屋中唯一一间并未与阳光完全隔绝的房间。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踏足男孩屈指可数的领地之一。

他在罗杰铺得整整齐齐的床边坐下，看着周边的环境。衣柜门把手上挂着书包，捕蝴蝶的网立在角落。他又站起来，慢慢在房间四处走动。好多书。《国家地理杂志》。抽屉柜上的小石头和贝壳。墙上挂的照片和彩色画作。学生书桌上摆满各种东西——六本教科书、五支削尖的铅笔、画笔、白纸——还有装着两只蜜蜂的玻璃瓶。

“原来在这里。”他拿起瓶子，看了一眼里面的东西（两只蜜蜂没有受到丝毫打扰，仍然保持着他在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第一次发现它们时的样子）。他把瓶子放回桌上，确定它的位置和之前完全一样。这个男孩的房间是多么井井有条、多么精确严密啊，一切都是摆好的、整齐的，就连床头柜上的东西也是规规整整——剪刀、一瓶胶水、一本大大的纯黑色封面的剪贴簿。

福尔摩斯把剪贴簿拿起来，又在床边坐下，随意地翻开查看。里面贴着男孩精心收集剪贴的图片，有的是野生动物和森林，有的是士兵和战争，最终，他的视线落在了广岛原政府大楼破败凋敝的照片上。看完剪贴簿，自从天亮起就挥之不去的疲惫感终于将他完全吞没。

窗外，阳光突然变得暗淡。

纤细的树枝划过窗户玻璃，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不知道，”他坐在罗杰的床上，毫无来由地说了一句，“我不知道。”他又说了一遍。说完，他躺在男孩的枕头上，闭上了眼睛，把剪贴簿紧紧抱在胸口：“我什么都不知道——”

接着，他就睡着了，不过，这种睡眠既不是筋疲力尽后的安枕，也不是梦境与现实交错的小睡，而是一种把他拖入无尽宁静之中的慵懒状态。现在，那庞大而深沉的梦境把他送到了别处，把他拖离了身体所在的卧室。他睡了六个多小时，呼吸均匀而低沉，手脚一下也没有动过。他没有听见正午响起的惊雷，也没有察觉到正从他土地上刮过的暴风雨，高高的草丛被狂风折弯，豆大的雨滴砸湿了地面；他更没有发现暴雨过后，小屋的门被吹开了，雨后凉爽的空气吹进客厅，吹过走廊，一直吹进罗杰的卧室。

但福尔摩斯感觉到了脸上和脖子上的凉意，像是轻轻压在他皮肤上的冰凉手掌，催促着他快点醒来。“是谁？”他嘟囔着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盯着床头柜（剪刀、胶水）。他缓缓移开视线，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房间外的走廊，走廊夹在男孩明亮的卧室和打开的前门之前，显得很模糊。好几秒钟之后，他才确认有人正在走廊的暗处等着，那人一动不动，面对着他，被身后的光线勾勒出剪影般的轮廓。微风吹得她的衣服窸窣作响，掀起了裙边。“是谁？”他又问了一遍，但他此时还没法坐起来。就在这时，人影往后退缩，似乎是滑向了门厅——他终于看见她了。她把一只手提箱拿进小屋，然后把前门关上，小屋再次陷入黑暗之中，而她也像刚刚出现时那样迅速地消失了。“蒙露太太——”

她现身了，像是被磁铁吸引般走向男孩的卧室。她的头飘浮在黑暗中，像是漆黑背景中一个虚无缥缈的白色球体，可那黑暗并不是一种颜色，而是在她下方飘浮着、摇摆着。福尔摩斯推测，应该是她穿的丧服吧。她确实穿着黑色的裙子，镶着蕾丝的花边，样式相当简单朴素；她皮肤苍白，眼睛周围可以看到深深的黑眼圈（悲伤夺走了她身上的年轻气质，她现在形容枯槁、动作迟缓）。她跨过门槛，不带任何表情地点了点头，朝他走来，看不出一丝她在罗杰去世当天痛哭流涕的悲伤，也没有她在养蜂场时表露出的愤怒。相反，他却从她身上感觉到了一种温柔、一种顺从，甚至是平静。他想，你不能再责怪我或我的蜜蜂了，你错怪我们了，孩子，你现在也意识到你弄错了吧。她朝他伸出苍白的手，小心翼翼地把他手里的剪贴簿抽了出去。她躲避着他的目光，但他从侧面看到了她圆圆的瞳孔，就和他看到的罗杰尸体的眼睛一样空洞。她一言不发地把剪贴簿放回床头柜，按照男孩的习惯，把它摆得整整齐齐。

“你怎么来了？”福尔摩斯把脚搁在地上，让自己在床垫上坐直。他刚说完这句话，却立马尴尬得红了脸——是他睡在她的小屋，抱着她死去儿子的剪贴簿，就算有人要问这个问题，那提问的人也应该是她。但蒙露太太并不介意他的存在，这反而让他更加不自在了。他环顾四周，看到了靠床头柜摆放的拐杖。“没想到你会这么快回来，”他一边说，一边心不在焉地摸索着，抓到了拐杖的把手，“希望你这一路不是太累。”他为自己如此浅薄的话语感到羞愧，脸越发红了。

此刻，蒙露太太站在书桌前，背对着他（他坐在床上，也背对着她）。她解释说，她觉得还是回到小屋比较好。福尔摩斯听到她平静的语气，不安的感觉消失了。“我在这里还有好多事需要处理，”她说，“很多事情要办——罗杰的事、我的事。”

“你一定饿坏了吧，”他拄好拐杖，“我让那个女孩子给你拿点东西来吃。要不，你就去我的餐厅吃饭？”

他不知道安德森的女儿在镇上买完了杂货没有，他站起身，蒙露太太却在他身后回答：“我不饿。”

福尔摩斯朝她转过身，她正斜眼盯着他（那充满嫌恶之情的空洞眼神从来没有正眼瞧过他，总是把他放在视线边缘）。“你还需要什么吗？”他只能想到这样的问题，“我能做什么？”

“我能照顾好自己，谢谢您。”她把目光彻底转开了。

她松开交叉抱在胸前的双臂，开始翻看桌上的东西。福尔摩斯观察着她的侧影，突然明白她这么快回来的真正原因了：她想要好好地终结生命中的这一段篇章。“你要离开我了，对不对？”他还没有想清楚，就已经脱口而出。

她的指尖拂过桌面，掠过画笔和白纸，在光滑的木桌表面停留了一会儿（罗杰曾经就在这里写过家庭作业，画了那些挂在墙上的精美图画，显然还认真地看完了他的杂志和书）。虽然孩子已不在人世，但她仿佛还能看见他坐在那里，而自己则正在主屋忙着煮饭打扫。福尔摩斯也仿佛看见罗杰坐在桌前——跟自己一样，他俯身趴在桌上，从白天坐到黑夜，又从黑夜坐到黎明。他想把自己的所见告诉蒙露太太，告诉她，他们都想象着同样的画面，但他并没有说，他只是保持着沉默，等待着从她嘴里最终说出的确定回答：“是的，先生，我要离开您了。”

福尔摩斯心想，你当然是要走的。他理解她的决定，可她确定的态度让他感觉很伤心。他结结巴巴地开口了，像是在恳求她再给他第二次机会：“拜托，你不需要如此草率地决定，真的，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一点也不草率，您明白吗。我想了好几个钟头——我怎么看待这件事都不可能再改变主意了——对我来说，这里没有什么价值了，除了这些东西，其他都不重要了。”她拿起一支红色的画笔，若有所思地在指间转动着，“不，这个决定一点也不草率。”

一阵微风突然轻轻吹动了罗杰书桌上方的窗户，树枝从玻璃上擦过。一时间，微风变强，晃动着窗外的大树，树枝猛烈地敲在窗上。蒙露太太的回答让福尔摩斯沮丧不已，他只得叹了口气，又问：“那你会去哪儿呢？伦敦？你准备做什么呢？”

“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我的生活无论怎么样，都不再重要了。”

她的儿子死了。她的丈夫死了。她亲手埋葬了她最深爱的人，也从此把自己埋进了他们的墓中。福尔摩斯想起了年轻时曾经读过的一首诗，其中的一句话一直萦绕在年少时他的脑海中：我要孤独地去了，你也许能在那里找到我。她的绝望让他无言以对，他走上前，说：“怎么可能不重要？放弃希望就等于放弃了一切，你可不能这样，亲爱的。无论境况如何，你都必须坚持，如果你不坚持，那你对儿子的爱又该如何延续呢。”

爱，这是一个蒙露太太从来不曾听他说过的字眼。她瞥了他一眼，用冰冷的眼神阻止了他。接着，她似乎是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便把目光转向书桌，说：“我学了很多关于这些东西的知识。”

福尔摩斯看到她伸出手去拿装蜜蜂的玻璃瓶。“是吗？”他问。

“这两只是日本蜜蜂，很温柔、很害羞，对不对？跟您养的那些蜜蜂不同，对吧？”她把玻璃瓶放在自己掌心。

“你说得对。看来你真是做过一番研究。”蒙露太太掌握的这点小知识让他觉得惊讶，可当她不再说话时，他又皱起了眉头（她的目光仍然停留在瓶子上，紧盯着里面死去的蜜蜂）。他无法忍受沉默，便继续说：“它们是非常了不起的生物——正如你所说的，非常害羞，但在消灭敌人时，却是不遗余力。”他告诉她，日本大黄蜂会捕猎各种类型的蜜蜂和黄胡蜂。一旦大黄蜂找到蜂巢，就会留下分泌物以做标示，这种分泌物会把附近区域里的大黄蜂都召集起来，对蜂巢发动攻击。但日本蜜蜂能够探测到大黄蜂的分泌物，从而让自己有时间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攻击。当大黄蜂进入蜂巢后，蜜蜂会把它们各个包围，用自己的身体把对方团团围住，让它们处在四十七摄氏度的温度中（这对大黄蜂来说太热，而对蜜蜂来说却刚刚好）。“它们真的是很神奇，对不对？”他得出结论，“我在东京碰巧遇到了一个养蜂场，你知道吧。我很幸运地得以亲眼见到它们——”

阳光穿透云层，照亮了窗帘。就在这时，福尔摩斯感觉自己此时发表这样的长篇大论实在是不合时宜（蒙露太太的儿子被埋在坟墓里，自己能给她的居然是关于日本蜜蜂的介绍）。他摇摇头，为自己的无助和愚蠢而懊恼。就在他思索该如何道歉时，她把玻璃瓶放在桌上，用激动而颤抖的声音说：“这都没有意义——它又不是人，您怎么这么说——它们都不是人，只是些科学知识和书本上的东西，被塞在瓶子里和箱子里的东西。您难道知道爱一个人的滋味吗？”

她沙哑的声音中带着轻蔑与鄙视，福尔摩斯被她尖刻怨恨的语气激怒了。他努力让自己在回答之前平静下来，可他发现自己的手已经紧紧抓住拐杖，指关节都开始发白。你知道什么，他想。他愤怒地叹了一口气，松开抓住拐杖的手，蹒跚走回罗杰的床边。“我没有那么死板，”他在床脚坐下，“至少，我自己不愿意这么认为。但我要怎么跟你说，才能让你相信呢？如果我告诉你，我对蜜蜂的喜爱既不是出于任何科学研究的目的，也不是来自书本上的说教，你会觉得我更有人情味一点吗？”

她依然盯着玻璃瓶，没有回答，也没有动。

“蒙露太太，随着年纪的增长，我的记忆力恐怕也在逐渐衰退，你肯定很清楚这一点。我经常把东西放错地方——我的雪茄烟、我的拐杖，有时候甚至是我的鞋——我在口袋里找到的东西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这既让我觉得好笑，也让我觉得害怕。还有的时候，我会忘记我为什么从一个房间走到了另一个房间，或是怎么也看不懂自己刚刚写下的句子。但有其他很多事情，却牢牢地烙在我的脑海里，似乎永远都无法磨灭，这真是矛盾极了。比如说，我对自己的十八岁就记得非常清楚。我当时是个高个子、独来独往、算不上英俊的牛津大学学生，每天晚上和教数学与逻辑的导师在一起。导师是个循规蹈矩但很爱挑剔的人，并不讨人喜欢，和我一样住在基督教会学院，你也许听说过他的名字，刘易斯·卡罗——我叫他C.L.道格森教士。他发明了神奇的数学谜题和字谜游戏，还有最让我感兴趣的密码文，他的魔术手法和折纸艺术直到今天还令我记忆犹新。还有，我也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养过的一匹小马，我记得我骑着它，奔驰在约克郡的荒野上，在石南花盛开的花海中迷了路，但我却那么高兴。在我的脑海中，还有其他很多这样的场景，很容易就回想起来。为什么它们能保存下来，而其他的记忆却烟消云散了呢，我也说不上来。

“但还是请你听我再说一件关于我自己的事，因为我觉得它很重要。我知道，你看着我的时候，一定觉得我是个没有感情的人。孩子，你会有这种感觉，错更多地在我，而不在你。你只认识年老时的我，隐居在这与世隔绝的养蜂场里。每次我多说几句话，往往说的也都是蜜蜂。所以，我不怪你对我有这样的看法。可是，在四十八岁之前，我从来不曾对蜜蜂以及蜂巢的世界产生过一丝一毫的兴趣——到了四十九岁，我的脑子里却除了它们再没有别的了。我该怎么解释这一切呢？”他深吸一口气，闭了一下眼睛，继续说，“你知道吗，当时我在调查一个女人，她比我年轻，跟我素昧平生，但我觉得她是那么迷人，我发现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她——我其实也不完全明白个中缘由。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短暂，还不到一个小时，真的。她对我一无所知，我对她也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喜欢看书，喜欢在花丛间散步，于是，我就和她一起散步，知道吧，在花丛间漫步。这案子的细节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最终她还是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我无法解释自己的心情，只感觉好像是弄丢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内心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空洞。可是，可是，她又开始在我思绪中出现了。她第一次出现时，我的头脑很清醒，觉得也没有什么，后来，她一次又一次出现，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了——”他沉默了，眯起眼睛，仿佛在召唤着过去。

蒙露太太回过头看了他一眼，微微做了个鬼脸：“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吗？”她开口说话时，光洁的额头上显出皱纹，而深陷的皱纹成了她脸上最显眼的地方。福尔摩斯没有看她，而是把目光投向地板，仿佛盯着一样只有他才能看见的东西。

是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他告诉她，哪怕是凯勒太太在他面前现身，穿越历史的长河，向他伸出了她戴着手套的手，也都没有什么意义。在物理和植物协会的公园里，她曾经抚摸过蓝荆棘和颠茄、马尾草和小白菊，又把一朵鸢尾花捧在手心。她缩回手时，发现一只工蜂飞到了手套上。但她没有退缩，也没有把蜜蜂抖落，更没有一下把它捏死，而是仔细地看着它，露出崇敬的表情（她好奇地微笑，用深情的语气悄悄说着什么）。工蜂停留在她手上，并不急于离开，也没有把刺扎进她的手套，似乎和她一样，也正打量着对方。

“那种亲密的交流，我没法用言语来准确描述，从那以后，我也再没有见过类似的画面。”福尔摩斯抬起头，“总而言之，那交流持续了也就十来秒钟，绝对不会再长了。然后，她觉得是时候该放走这个小东西了，便把它放回了它来时飞出的花朵。这短暂而简单的经过，这女人和她温柔的手，还有她曾经全心信赖、握在手中的生命，促使我一头扎进了蜜蜂的世界，并全身心投入了进去。你看，这并不是什么精确计算的科学，亲爱的，可它并不像你说的那样毫无意义。”

蒙露太太仍旧盯着他：“但那很难算是真爱吧，不是吗？”

“我对爱没有什么了解，”他痛苦地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懂爱。”无论是谁或是什么激发了他对蜜蜂的兴趣，他知道，他这孤独一生的追求将完全依靠于科学的方法，他的想法和所著的书籍都不是感情丰富的门外汉们所能理解的。不过，他还有金色的蜂群，金色的花朵，金色的花粉。神奇的蜂群文化支撑了蜜蜂们的生活方式——持续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一个万年又一个万年——证明了昆虫王国在克服生存困境时的巧妙功力。蜂巢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小社会，没有一位成员需要依赖人类的施舍。只有守卫在蜜蜂世界边缘的人、保护它们的复杂王国不断进化的人，才会对人与蜜蜂的伙伴关系感兴趣，在它们和谐的嗡鸣声中找到平静，舒缓心灵，在面对世界纷扰变迁时，能得到一丝丝的安慰。而由此生发的神秘、惊喜与敬畏之情，又在傍晚照耀养蜂场的橘黄色阳光中更加彰显。他确定这一切罗杰也都曾体会过、思考过。当他们一起在养蜂场时，他不止一次在那孩子的脸上发现了由衷的惊奇表情，这也让他心中涌上一种无法准确表达的情绪。“也许有人会说那是一种爱，如果他们硬要这么说的话——”他的表情突然变得哀伤而压抑。

蒙露太太发现他偷偷在哭（泪水涌上眼眶，顺着脸颊，流到了胡须里）。可是，那眼泪的消失和它的出现同样迅速，福尔摩斯把脸上的泪痕擦干，叹了一口气。最后，他听到自己说：“我真的希望你能再考虑考虑，如果你能留下来，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蒙露太太不愿说话，只是把目光转向墙上的画，仿佛当他不存在。福尔摩斯又低下头。这是我罪有应得，他想。眼泪又开始涌出，但马上停止了。

“您想他吗？”终于，她打破沉默，语气平淡地问。

“当然想。”他立马回答。

她的目光掠过画作，停在了一张褐色的照片上（照片里，她怀抱着还是婴儿的罗杰，年轻的丈夫骄傲地站在他们身边）。“他很崇拜你，真的。您知道吗？”福尔摩斯抬起头，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她转身看着他：“是罗杰告诉我关于瓶子里蜜蜂的事的。您跟他说过的关于蜜蜂的一切，他都提过；您说的一切，他都跟我说过。”

尖锐严肃的语气消失了，蒙露太太突然想要跟他说话了。她温柔的声音中透着忧郁，她直视着他的眼睛，这让福尔摩斯感觉她似乎原谅他了。可他只敢认真聆听，点头赞同，偷偷地打量着她。

她的痛苦越来越明显，她仔细盯着他懊恼而憔悴的脸：“先生，我现在该怎么办？儿子不在了，我该怎么办呢？他为什么会那样离开我？”

可福尔摩斯也想不出任何确定的答案回答她。她用目光恳求着他，似乎她只要一样东西，一样有价值的东西，一样确定的而且是好的东西。在那一刻，他突然感觉全世界最残酷无情但又是最坚韧不屈的心态应该就是在没有确定答案的情况下，还想要寻找一件事真正的意义。况且，他知道，他不能像对待梅琦先生那样，编造谎言去安慰她；也不能像华生医生写小说那样，创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来填补事实的空白。不行，这一次，事实的真相是明明白白、无法否认的：罗杰死了，而且死于不幸的意外。

“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先生？我必须知道为什么。”

她说的这句话之前有无数人曾经说过——他在伦敦时就来找过他的人；多年以后，他退休隐居在苏塞克斯时，还来打扰他的人——他们都想要他的帮助，请求他减轻他们的困扰，让他们的人生重新恢复正常。如果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他想。如果每个问题都能确定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就好了。

然后，困惑感再次席卷而来，让他感觉无法再思考，但他尽力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述清楚。他庄重地说：“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似乎确实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亲爱的，现实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是毫无逻辑的，是我们无论怎样都找不出个中缘由的。可它们就是如此，很遗憾。我相信，我真的相信，我们如果要生活下去，就必须接受最残酷的现实。”

蒙露太太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似乎并不打算回应，但接着，她苦笑着说：“是的，是这样的。”在接下来的沉默中，她又把目光转向了书桌——笔、纸、书、玻璃瓶——她把她曾经碰过的每样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摆完以后，她转过身，对他说：“对不起，我要睡一觉了，过去这几天真的太累了。”

“你今天晚上要待在我那边吗？”福尔摩斯很担心她，同时，他也感觉此时的她不应该一个人待着。“安德森的女儿正在做饭，不过，也许你会发现她的厨艺实在不怎么样。客房里还有干净的床单，我确定——”

“我在这里挺舒服的，谢谢您。”她说。

福尔摩斯想坚持己见，但蒙露太太的目光已经越过他，投向了黑暗的走廊。她弓着背，头却坚定地仰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瞳孔又圆又黑，周围还有一圈浅绿色。她无视他的存在，把他推到一边，一言不发地走进罗杰的房间。他想，她大概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出来吧。她朝门口走去时，他拦住她，抓住她的手，不让她往前走。

“我的孩子——”

她没有挣扎，他也不再阻止她，只是握着她的手，她也抓住了他的手，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也没有看对方一眼——他们掌心贴着掌心，手指轻轻的触碰已经传达出了对彼此的关怀——最后，她点了一下头，抽出手，走出了房门，很快消失在走廊里，只剩下他孤独地留在黑暗中。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罗杰的房间。在走廊里，他用拐杖在前面一边敲，一边走，就像盲人一样（他身后是男孩明亮的房间，面前是昏暗的小屋，而蒙露太太就在他前方某处）。走到门口，他摸索着找到门把手，费了很大力气，才将门打开。外面的光线刺痛了他的双眼，让他一时停住脚步；他站在那里，眯起眼睛，呼吸着雨后湿润的空气。宁静的养蜂场就像座避难所，召唤着他，他感觉自己就像坐在四块石头间时一样平和。他深吸一口气，往前迈步，走上小路时，眼睛还是睁不开。他在路上停下来，在口袋里搜寻牙买加雪茄，但只找到一盒火柴。算了，他想。他继续往前走，鞋子在稀泥里发出啪叽啪叽的声音，小路两侧高高的草丛上闪耀着露珠的光芒。快到养蜂场的时候，一只红色蝴蝶从他身边飞过。又一只蝴蝶跟着来了，像在追赶前面的一只——接着，又有一只。当最后一只蝴蝶飞走后，他扫视了一眼整个养蜂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一排排蜂巢和隐藏了四块石头的草坪上（雨后的一切都是湿漉漉的、安静的）。

他继续往前，朝着农庄与天际线交接之处走去；地平线上，是他的农庄、花园和蒙露太太的小屋。白色而纯净的土壤中，岩层的变化显示了岁月的变迁，通往海滩的蜿蜒小路边峭壁林立，每一个岩层都暗示了历史的沧桑巨变，它们在漫长的时间里持续而缓慢地形成，层与层之间还夹着化石和卷曲的树根。

他开始沿着小路往下走（仿佛是双脚不停地指引着他，他拄着拐杖，在潮湿的石灰岩地面上留下一个个小坑），他听着海浪拍岸的声音，遥远的隆隆声、嘶嘶声，以及随之而来的短暂沉默，就像是人类生命尚未孕育之前，造物主最初的语言。他看到，午后的微风与海洋的波动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海滩上，几英里之外，阳光反射在海面上，波光粼粼。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海水也变得越来越耀眼，太阳似乎从海底深处升起，海浪中橘色和红色的范围也越来越大。

可一切在他看来，都是那么遥远、那么抽象、那么陌生。他越是看着大海与天空，就越能感觉到它们与人之间的距离。他想，这也许就是人类为什么总是纷争不断的原因——人类进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自我天生的本质，那种背离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副作用。想到这里，突然涌出的悲怆之情让他几乎无法承受。海浪依然卷着，悬崖依然高耸，清风依然带着咸咸的味道，暴风雨依然缓解着夏日的炎热。他继续沿着小路往下走，内心冒出一个不安分的念头：他只想成为那原始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逃离身为人的约束和人类自以为是的无谓喧嚣。这想法在他脑中根深蒂固，超越了他所重视、所相信的一切（他写下的众多作品和理论，他对无数事物的观察）。太阳西沉，天空开始摇晃；月亮占据了天空，反射着太阳的光芒，像个模糊又透明的半圆，挂在蓝黑色的苍穹之上。他飞快地想了想太阳和月亮，一个是炙热而耀眼夺目的星球，一个是严寒而毫无生命的新月，运行在各自的轨道上，却又是彼此不可或缺的。想到这里，他觉得满足了。一句话突然浮现在他脑海中，至于出处，他早已忘了：太阳无法追上月亮，夜晚也不能超越白天。最后，就像他过去走在这条小路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过的那样，黄昏降临了。

他走到小路的中点，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上，阳光照耀着满潮池和碎石堆，与深色的阴影混在一起。他在可以俯瞰海景的长椅上坐下，把拐杖放到一旁，望着下面的海滩——然后是海洋，然后是变幻不定、无边无际的天空。几片不肯离去的乌云仍然停在远处，云层里偶尔亮起的闪光就像萤火虫一般。几只海鸥似乎在对着他鸣叫，相互绕圈飞行，灵巧地趁着轻风起飞；在它们下方，是橘黄色的海浪，模模糊糊，但又闪着光。在小路拐弯通往沙滩的地方，他注意到了几处新长出来的草丛和怒放的野蔷薇，但它们就像是被从上方肥沃土地上驱逐出来的流浪者。他觉得他好像听到了自己呼吸的声音——持续不断，低沉而有节奏，和风声的呜咽有些类似——又或者，它是别的什么声音？从附近什么地方发出的声音？他想，也许是悬崖峭壁微弱的低吟，也许是无数土层岩缝的震动，也许是石头、草根和土地千百年来宣告它们超越人类而永远存续的声音；而现在，它在对他说话，就像时间在轻轻诉说。

他闭上眼睛。

他的身体放松了，全身只觉得疲惫。他坐在长椅上，告诉自己，不要动，想一想所有能持久的东西吧。野生的黄水仙和香草园，从松林间吹过的微风，在他还没有出生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他突然感觉脖子上有刺痛感，胡须上仿佛也有。他将一只手慢慢地从膝盖上抬起。巨大的蓟草弯曲着往上爬。紫色的醉鱼草盛开着鲜花。今天下的雨湿润了他的土地。明天又会下雨吧？大雨后的土地更加芬芳。茂密的杜鹃和月桂在草丛中微微摆动。这是什么？他的手也开始发麻，刺痛感从脖子蔓延到拳头。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但眼睛还是睁开的。就在那儿，在他张开的手指上，它像一只没头的苍蝇般正在乱窜，原来是一只孤独的工蜂。它的花粉篮是满的；它远离蜂巢，独自来寻找食物。真是了不起的小生命，他一边想，一边看着它在手心起舞。然后，他摆摆手，把它送入了空中。它迅速地、毫不费力地飞入了这变幻不定、自相矛盾的世界，让他嫉妒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