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名人演讲在北大》》 · 和弦 · 2026-07-25
《名人演讲在北大》
主编：和弦
申明:本书由请看小说网(www.qiyebooks.com)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前言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中国公认的一流学府，是中国近代新思想、新科学的重要发源地，有史以来，无数著名学者、商界巨子、以及国际政要都先后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做过演讲，能够在北大和清华做演讲已经成了一种荣幸。在这些演讲中，有针砭时弊的政论，气宇轩昂；有严谨求实的学术论述，循循善诱；又有推陈出新的另类思维，语惊四座，也不乏促膝谈心般的思想感受，娓娓道来。这些精彩的演讲体现出演讲者的学识和水平。
同样，能够在北大和清华听演讲也是一种荣幸。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快，两所高校的演讲更是盛况空前，许多场馆几乎每周都有演讲活动，有些时候甚至在不同场馆同时有多场演讲在进行。使学生们常有顾此失彼的感觉，各个场馆的演讲经常是座无虚席，更有一些慕名而至的校外“来宾”，席地而坐或是攀窗而立早已是司空见惯。
为了让更广泛的社会读者能够领略到在北大和清华的演讲，同时也为了使这些演讲的精华得以保存和收藏，我们在校内外各界同仁的帮助下，从收集到第一盘录音带直至正式结稿，前后历经两年时间，将所有演讲加以选择，编辑成册，现在与广大读者见面。
在编辑整理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几条基本原则：一、时代性强。演讲稿中所反映的内容都是在新的时代发生的，与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以及国际环境息息相关；二、科学性强。无论是何种思想模式、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但其论述必须是严谨而科学的；三、实用性强。大部分的演讲内容涉及现代经济、社会、IT产业以及当代文化艺术与传播等，使广大读者能够直接从中受益。
在语言风格方面，我们尽量保持了每场演讲的现场感，以便于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同时我们将所收集到的录音及部分录像和照片资料等编辑制作了多媒体光盘，供广大读者收藏和使用，使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能够聆听真实的声音。书中所附的光盘可以在电脑中自动运行，也可以在VCD、DVD影碟机中播放录音。
由于水平有限，有些演讲稿在编辑整理中难免有不足之处，另外限于时间，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的演讲未能编入，在此表示歉意，同时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3年6月北京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在北大的演讲
克林顿
在朝鲜半岛，我们曾经是对手，现在却一起为永久的和平以及免受核武器威胁的将来努力。在南亚次大陆，当全球大多数地方正在远离核武器危险的时候，印度和巴基斯坦甘冒点燃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风险。我们两国现在正采取共同战略，推动印巴两国不要再进行核试验，并以对话解决分歧。
克林顿(BillClinton)
出生日期：1946年8月19日
出生地点：美国阿肯色州霍普镇
学历：乔治敦(GEORGETOWN)大学国际政治学学士学位(1964-1968年)；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1970-1973年)
经历：
到阿肯色州州立大学担任教授(1973年)
阿肯色州州长(1978-1980年)
连续五次担任州长(1982-1992年)
克林顿被选为民主党最高委员会主席(1990年)
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1992年11月3日)
再次当选美国总统(1996年11月)
克林顿的美国总统任期正式结束(2001年1月20日)
陈校长，任书记，迟副校长，韦副部长：
谢谢你们。
今天我很高兴能同一个人数众多的美国代表团一起来到这里，其中包括我夫人，还有我女儿，她是与北京大学有学术交流关系的许多美国大学之一――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我们当中还有美国国会的六名议员、国务卿、商务部长、农业部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驻中国大使、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白宫办公厅主任和其他人，我想强调这反映了我们十分重视美中关系。
同学们，老师们，学校领导们，在这北大百年校庆之际，首先我想向你们全体表示祝贺。恭喜北大（中文）！（掌声）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里曾经是美国传教士建立的燕京大学所在地，许多美丽的建筑是一位美国建筑师设计的，几千名美国学生和教授曾在这里学习和任教，所以我见到你们感觉特别亲切。
当然，我很高兴，在某种重要意义上今天与79年前的那天不一样。1919年6月，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先生，正准备在此地发表第一篇开学致辞。他准时来了，但学生们却没来，他们全都去参加致力改革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五四运动去了。当我读到这段历史时，我希望在我走进这座大礼堂时，能有人在座。非常感激你们今天前来参加。（掌声）
经过100年的时间，北大已逐步发展为拥有逾两万学生的大学。你们的图书馆是全亚洲最大的。去年你们的毕业生有20％出国留学，其中包括半数左右数理学科毕业生。中国和亚洲以至世界各地，有超过百万的人曾经访问过你们的网址。在这新的世纪就要来临之际，北大正领导着中国迈向未来。
我们来这里是想同你们――中国的下一代领导者们――交流一下有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美中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美国人民非常仰慕中国数千年来在文化、宗教、哲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做出的贡献。我们也清楚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两国的坚强纽带。如今，我们看见中国正处在一个通过迅猛全面的改革赶超辉煌的往昔，并展现更加伟大的前景的历史时刻。
就在30年前，中国还完全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现在，中国已是一千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成员，这些机构的影响遍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航空到农业发展无所不包。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向世界开放了她的贸易和投资。今天，正在美国学习的中国青年学生已达四万人，在其他地方留学的人更有几十万之多。
你们的社会和经济领域内的改革更加引人注目，正从一个封闭的中央指令经济体系迈向充满活力、日益市场化的经济，创造出持续20年的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使人民在旅行、投票选举、选择住所、就业和受教育等方面有更大的自由。你们使得几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人均收入过去10年来翻了不止一番。大多数中国人今天所过的生活，是他们20年前根本不敢想象的。
当然，这些变化也打乱了以往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并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过去每一个中国市民都一定能在国有企业中获得一份工作，现在必须到就业市场上去竞争；过去中国工人只需要完成北京计划者的指令要求，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必须在品质和创造性方面与整个世界竞争。对于那些缺乏适当训练、没有技能、也没有知识的人来说，这个全新的世界是难以应付的。
短期内一些勤劳善良的人们难免会失去工作。此外，人所共知，过去20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能源使用模式，使环境、经济和健康方面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例如空气污染、森林减少、酸雨和水荒。
面对一些挑战，必须建立新型的培训及社会保障制度。为了达到发展经济同时改善环境的目标，必须实行新的环境政策和采用新技术。就我所知，根据中国人的智慧、创造才能和进取精神，以及过去几天里我从江泽民主席、朱基总理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所听到的，我完全相信你们会取得成功。
在你们建设新的中国的时候，美国愿意和你们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我们希望中国成功、安全和开放，和我们一起为建设一个更加和平与繁荣的世界努力。我知道，在中国和美国都有人质疑，中美两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是否是一件好事。然而，我们都知道，世界转变的道路以及你们这一代所面临的挑战，都告诉我们两国――美中两国携手合作远比各自为政要好。
已故的邓小平劝诫我们要实事求是。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事情是很清楚的。我们两国的距离正在缩短，事实上任何国家之间的距离都如此。从前，一艘快船要由中国到达美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今天，科技令所有国家实际上都成了邻邦。由手提电脑到激光，由晶片到比特（Byte），信息革命正照亮人类的智慧领域。思想、信息和金钱，可以在按下电脑键盘的一瞬间，从地球一方到达另一方，从而产生出不寻常的创造财富的机会，或者防止和征服疾病，甚或加深不同历史和不同文化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
当然，我们也知道，开放更多和转变更快，意味着在一国国界以外地方发生的问题，可以很快蔓延至该国之内，例如大面积杀伤性武器的传播，有组织犯罪的威胁，贩毒，环境受到破坏，以及严重的经济失控等。没有国家可以独立不受这些问题的影响，也没有国家可以单独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特别是中美两国的年轻一代，对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要建立共同的使命，以便我们可以一起塑造这种光辉的可能性。
在21世纪――你们的世纪――中美两国面对亚洲安全问题的挑战。在朝鲜半岛，我们曾经是对手，现在却一起为永久的和平以及免受核武器威胁的将来努力。在南亚次大陆，当全球大多数地方正在远离核武器危险的时候，印度和巴基斯坦甘冒点燃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风险。我们两国现在正采取共同战略，推动印巴两国不要再进行核试验，并以对话解决分歧。
21世纪，你们这一代要扭转世界的犯罪案和毒品潮流。在全球，有组织犯罪每年夺去人民数以10亿计的金钱，并损害人们对政府的信心。毒品对学校和社会的危害，美国知之甚详。中国和10多个国家接壤，成为各国毒枭走私活动的十字路口。
去年，江泽民主席要求中美两国的高级执法官员加强合作，打击那些掠夺者，肃清洗黑钱活动，阻止残酷的走私人口，以及杜绝损害货币的伪钞活动。本月，美国打击毒品的执法机关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中国的反毒专家也会尽快到华盛顿工作。
在21世纪，你们这一代要承担一项使命，确保今天的进步并非以明天的代价换取。中国过去20年取得了显著增长，但也付出了毒害环境的代价。污染物把你们饮用的水和呼吸的空气污染。对贵国人民健康的损害和对经济增长的阻碍而言，后果也是沉重的。
环境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当然在中国也更加全国化。例如，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便会超越美国成为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温室效应是令全球气温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下一世纪，气温有急剧转变的危机，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把一些岛国埋葬在汪洋之下，并且危害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我们必须合作。我们美国人从本身的经验中知道，可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环境。我们必须为自己和世界一同努力。
在我国副总统戈尔先前和中国政府合作成果的基础上，江泽民主席和我一起工作，要把美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引入，以帮助改善空气质量，并同时令中国的经济增长。
不过，我要再说一遍――并非只为了强调我说的话――你们这一代在这方面要做更多工作。这是对你们、对美国人民及对世界未来的重大挑战。这一点必须在大学里就开始强调。作为政治领袖，如果相信环保措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和贫穷增加，便不会采取环保措施。然而，有证据清楚地表明，环保妨碍经济并非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如果做得正确，实际上会有更快速的经济增长，会有薪酬更好的工作，并会导致更高的教育和科技水平。不过，这需要你们，北大、中国社会和美国以及全球一起领路。（掌声）
在21世纪，国际金融体系不会受阻于国家疆界，你们这一代也必须领导面对这种情况带来的挑战。当香港和印尼股市下泻时，影响并非地方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因此，贵国蓬勃的经济增长与亚太地区稳定及增长的恢复是密切联系的。
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中国坚定地负起了对国内以至全球的责任，帮助阻止另一轮危险的贬值风暴发生。我们必须继续合作，抗衡这场对全球金融体系以及整个亚太地区增长与繁荣的威胁。
在21世纪，你们这一代将有可贵的机会和我们的科学家、医生、工程师的智慧联合起来寻求进步。我们在各个领域合作取得的突破，在对抗极端天气环境和地震方面均获得了成果，证明我们的合作可以改变中国、美国以至全球数百万人民的生活。扩大我们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合作，可以成为送给未来的一份最大的礼物。
很明显，在我谈到的上述每一项重要领域中，我们携手并进所能取得的成就，远比我们分开的成就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努力确保我们现有的互益关系在下一世纪发展成为更全面的伙伴关系的原因。
如果能够实现以上目标，并加深我们之间的互相了解，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愿望以及我们真正的分歧。我相信，正如你们很多人所看见的，江泽民主席和我上星期六在记者会上的开放和直接的交流，可以澄清和缩小我们之间的分歧，让人们了解这种辩论并谈论这些事情，可以让人民对建设更美好的将来拥有更大信心。
从华盛顿我居住的白宫的窗户向外望，可以看见我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纪念碑屹立在地平线上。那是一块高高的方尖石，但在这宏大的纪念碑的近旁，有一块小石头，上面写着：“美国不建立贵族和皇室封号，也不要世袭制度。国家事务概由人民投票公决。”
这种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是从古到今都未有过的尝试。多么美好。不过，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之手，而是福建总督在1853年代表中国刻在石碑上送给美国的礼物。
我十分感谢中国的礼物。这份礼物直指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这就是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受政府干扰地发表言论和不同意见、结社和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这便是美国220年前赖以立国的核心思想。这就是领导我们从大陆的一方到达大陆的另一方，最后踏上世界舞台的思想。这也是美国人直到今天仍然珍惜重视的思想。
正如同江泽民主席在记者会上所说，我们不断为实现这些思想而努力。订立美国宪法的人明白，我们永远无法达到完美。他们说，美国的使命就是“不断朝着完美迈进”，换言之，我们永远无法到达完美，但我们总得不断改进。
当我们由于种族、宗教、价值观等问题而剥夺人民的自由，或限制新移民的自由，美国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便出现了。但当我们致力落实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自由提供保护，并把自由交还给以往曾遭受剥夺之人时，美国的历史便进入最辉煌的时期。
今天，我们并非要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因为我们深信，某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而目前这些人权已清楚地列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上，包括享有个人尊严、自由表达意见、选择自己的领袖、结社和集会、选择宗教信仰等各种自由。
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是第三任总统杰弗逊，他在生前最后一封信中说，“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人类的权利。”我相信，在112年后的今天，人类的目光仍然注视着世界各地男女老少的权利上。
在过去20年里，自由的浪潮在全世界解放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扫除了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独裁统治，结束了拉丁美洲军事独裁和内战交替往复的怪圈，使非洲各国越来越多的人民获得了难得的独立机会。而且，自由的潮水已经到达了亚洲的海岸，从菲律宾到韩国，从泰国到蒙古，自由给经济增长和生产活动提供了动力。
经济保障可以是自由权利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便承认这点。中国在经济自由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步，成功地把经济保障转变为人民力量的来源。中国人民的收入增加了，贫穷减少了，人民享有择业的自由，享有旅游和改善生活水平的能力。不过，真正的自由并非局限于经济自由，美国相信自由是不能分割的。
过去几天来，我在中国看到自由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我看见民主在中国国土内的农村萌芽。我到过一个农村，那里的村民可以自由地选出他们心目中的村领袖。另外，我也看见移动电话、传真机、录像机等等，这些仪器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和影像。我还听见人们在表达心声，我更曾经与那些宗教信仰与我相同的中国人一起祈祷，处处都使我感受到一股稳定的自由气息。
问题是我们将迈向何方？我们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携手共进？50多年前，中国的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曾在北大任教的胡适说过：“现在有人对我说，为了国家的自由你必须牺牲个人自由，我的回答则是：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解放个性就是解放民族。”
我们美国人认为胡适说得对，我们相信并且我们的亲身经历证实了，自由可以加强国家的稳定以及推动它改变。
美国的奠基者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批评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他们指出了我们的错误。”假如他说得对，那么许多时候美国总统的朋友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多。（笑声）事实的确如此。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信息化的时代，创造经济机会和使国家富强需要做出不断的改进和变革。因此，最大限度地自由交换信息、思想和意见，以及对不同的政治和宗教主张采取更加尊重的态度，实际上将会带来更加稳健的前进。
所以，如果这一代年轻的中国人的心灵能够自由发挥到最大限度，将会使贵国以及全世界享受最大的好处。
我希望中国更全面地接受这一真理。你们有非常伟大的历史，但我相信你们更加灿烂的时代是在未来。虽然经历了20世纪的诸多灾难，中国不但没有倒下，而且正在大步向前迈进。
其他的古老文明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它们未能改变自身。而中国已一再证明她有能力改变自己并不断成长。今天，我们应当为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构思蓝图，你们这一代应当成为中国再次腾飞的核心力量。
新世纪取决于我们，我们的看法影响着未来。你们的国家经过的千年比美国经过的百年还要多，然而今天的中国，跟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年轻。如果你们不仅为自己的伟大历史和正在进行的事业所自豪，更为即将到来的明天所自豪，一个新世纪就是新中国的曙光，世界有一天就会再次向中国寻求文化活力、创新思想、以及必然包含其中得到了进一步升华的人类尊严，世界将在最古老的国家的帮助下获得新生。
在贵国把这样一个时代变为现实的过程中，美国希望同你们携手合作，共创未来。
谢谢！（掌声）
（以下是克林顿总统回答北京大学学生的提问）
问：总统先生，很荣幸第一个提问。一如您在演说中提到的，中美两国人民应向前迈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增加交流。
我个人认为，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美国的文化、历史、文学已有很多了解，对美国总统也知道得很多。我们还看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但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却似乎没有那么多。也许他们只是通过一些描写文化大革命或农村生活的电影来看中国。
所以我的问题是，身为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阁下计划怎样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真正了解和尊重？谢谢。
克林顿：首先，我认为这是很好的看法，我来此访问的一个理由就是……正如你所看到的，因为许多与我一起来访的人是来自新闻媒体，我希望此行有助于向美国人显示完整、平衡的现代中国面貌。而来到这里，可以鼓励其他人也来，并鼓励其他人参与中国的生活。
我在听众中看到一位青年，他昨天向我自我介绍说，他是第一个在中国研习法律的美国人。所以我希望我们还有许多美国人来这里留学，很多美国人来这里观光，很多美国人来这里做生意。第一夫人今天上午和国务卿曾参加一项有关法律计划的会议。我们正与中国进行很多计划，以协助促进法治。那样应可使很多人来这里。
我认为，你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这是我们必须努力的工作。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需要有多种接触。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越多越好。
问：总统先生，身为中国人，我对祖国的统一抱高度兴趣。自1972年起，在台湾问题上已有进展，但我们看到美国一再出售先进武器给台湾，最令我们愤怒的是，我们看到美国与日本重新修订美日安保条约，而根据某些日本官员的说法，安保条约甚至把中国台湾省也包括进去了。所以我必须请问，如果中国把海军派到夏威夷，或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安全条约，联手对抗美国的一部分，美国会同意这种行为吗？美国人民又会同意这种行为吗？
克林顿：首先，美国的政策并不是中国与台湾和平统一的障碍。我们的政策体现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将近20年前，我国承认中国并推行一个中国政策。我在与江泽民主席会谈时，也向他重申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奇*书*网^_^整*理*提*供)
现在，当美国和中国达成一个中国政策的协议时，我们同时也达成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的协议，我们也鼓励海峡两岸对话以达成这个目标。因此，我们的政策是，如果出售武器给台湾，一定只是用于防卫的目的。中国绝不要相信我们企图破坏我们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这是我们的政策。但我们相信，统一应以和平方式达成。
现在谈到日本，如果你看过我们与日本签订的美日安保条约，我想，从文中的用词可以明显看出，安保条约不是针对任何国家，而是用来支持亚洲的稳定。我们在韩国驻有部队，目的在于防止朝韩分界线的战火再起。我们在日本的驻军目的旨在协助我们随时加强亚太地区安定。我认为，硬说日本或美国有一个企图围堵中国的安全关系是不公平的。事实上，美日两国所希望的是与中国建立21世纪的安全伙伴关系。
例如说，你提到北约，我们已在欧洲扩大北约，但我们也签订了一项条约，一项北约与俄国之间的协定，证明我们不再对抗俄国。过去五年来，北约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与俄国并肩终止波斯尼亚战争。我可以向你预告，你现在看到我们正与中国合作，力图阻止印度与巴基斯坦核试验造成的紧张情势，将来这种工作会愈来愈多。你会看到这方面有很多安全合作。而我们是无法从昨天冲突的镜子看到今天的协议的。
问：总统先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问一个问题。您带着友善的笑容踏上中国土地，来到北大校园，我们对您的莅临备感兴奋与荣幸，因为中国人民真的渴望中美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友谊。就我所知，您访问中国的理由是因为中国太重要，而且交往比遏制好。
我想请问的是，这番话究竟是应对此行的承诺，抑或是您在笑脸背后是否还藏有其他的涵意，您有别的什么设计来遏制中国吗？（笑声与掌声）
克林顿：要是我有的话，我不会把它藏在笑脸后面。（笑声）但我没有，那就是说，我讲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必须做决定，我们大家都得做决定，特别是生活在一个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的人，更得决定如何界定他们何以是大国。
苏维埃联盟瓦解时，俄罗斯必须决定如何界定自己的大国地位。是发展俄国人民的潜能，并与邻国相互合作，以创造更伟大的未来？还是念念不忘过去两百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坏事，认为若要强大，惟一途径是用武力控制其他邻国？结果他们选择向前看，世界因而更美好。对中国而言也如此。你们国家对内对外的政策将会决定，21世纪的强大中国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你们将获得庞大的经济成就，意味着你们将有无穷的文化影响力，是意味着你们能在解决世界问题上扮演更大角色？还是意味着不管邻国是否喜欢，你们将以某种方式制约邻国？这是每个大国都必须做的决定。
你问我是否想围堵中国？答案是：不。美国人一向对中国有好感，这种好感在我们的关系发生问题时有时会中断。不过如果回顾我国历史，美国人民向来认为我们应该亲近中国人民。我认为，21世纪时，美国人民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远比因我们对在我们疆界之外发生的事情持有不同看法而耗资庞大金钱和时间围堵中国要好得多。所以我不想这样做。我想要有伙伴关系，我没有笑里藏刀，这是我真正的信念。（掌声）
因为我认为这是对美国人民有利的，而做对人民有利的事是我的职责。对他们有利的事便是与贵国建立良好关系。
问：总统先生，今年我就要毕业了。踏出校门后我要到中国银行工作。您提到中美两国年轻一代对国际安全、环境、金融安定的责任。我认为这些真的很重要，我也认为，最重要的是年轻人要受良好教育。我知道您非常疼爱令媛，她现在正在斯坦福大学就读。我的问题是关于多年前您所提出的适应经济的观念。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对高级教育的看法如何？在未来的知识经济中，高级教育可扮演何种角色？第二个问题是，您对贵我两国年轻的一代有何期望？
克林顿：我先回答知识经济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我在美国是怎样做的。我尝试在美国创造一种环境：大专院校校门为每一位学业优良的年轻人而开，不会有任何财务负担。我们没有完全做到这点，但已有很大进展。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认为，经济越发达，越需要有更多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我可以告诉你在美国这有多重要。我们统计全国人口，每十年我们做一次人口普查，统计美国的人口，得到有关人民的各种信息。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拥有大学学历的美国年轻人最可能获得良好工作，收入不断增加的可能性也最大。受过两年以上高级教育的美国年轻人比较可能得到良好工作，并使收入增加。根本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可能得到的工作，是收入逐渐减少的工作，而且比较容易失业。
中国的经济越发达，以上情形发生的可能性也越大。你们会越来越需要大量受过大学教育和技术教育的人。所以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
现在我来谈对中美两国年轻一代的期望。一个与经济无关的期望。你们的前途有一个最大的威胁，那就是你们所处的世界并非受现代问题所控制，却受古老的仇恨所操纵。环顾全世界，不论是在波斯尼亚、巴基斯坦、中东或非洲大陆，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问题是因为人们对种族、宗教或族群的差异互不喜欢而引发。看看全世界的每个地方，你到处都能看到这类问题。
而年轻人对与自己不同人胸襟较开放，对与自己不同的人较有兴趣。因此，他们能成为这个世界上对抗这种仅仅因为彼此不同就相互仇视或歧视他人的恶习的强大声音。谢谢。（掌声）
问：总统阁下，提到民主、自由、人权，这实际上是关乎中国与美国人民重大利益的问题。不过，老实说，两国对这些议题的确有些歧见。在刚才的演说中，您非常骄傲地检讨并反省美国民主政治中人权发展的历程，同时为中国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当然欢迎发乎至诚的建议之言。可是，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在虚心接受批评之余，勇于自我检讨。
因此，我现在想问阁下的是，您认为在时下的美国社会里，民主、自由、人权等方面是否同样存在问题？还有，贵国政府在改善这种状况方面做了哪些事情？
克林顿：首先容我说一句，我从未在其他国家――当然不只是中国――访问的时候，自欺欺人地不承认我国也有类似严重问题。此外，我也一直牢记在心，在美国，奴隶制曾经是长年的合法制度，而且直到今天，我们在这方面的表现还不是很完美。我常常这么说，因为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自称住在一个凡事十全十美的国家。为了创造并享受更好的生活，我们必须不断向理想迈进。因此，我大致上同意你的论点。
现在，容我举出两个例子。在美国，基于种族差异而产生的歧视案例仍时有所闻，无论是居住、就业或其他方面均是如此，所幸我们已建立了一套应付这种现象的制度，只不过我们迄今仍未消除这种歧视现象。去年，我曾经针对这个问题和美国人民对话，并设法了解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一般民众可以透过地方政府或其他民间团体采取哪些配合的行动，以及应该如何才能改变美国人民的心态等等。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当我在1992年初竞选美国总统时，有一天我在纽约市一家饭店逗留，当时一位希腊裔移民跑来跟我说，他儿子已经十岁，曾经在学校讨论大选的问题，表示应该投我一票。不过他又说，如果他投我一票，希望我能设法让他的儿子获得自由，因为他的儿子并未享有真正的自由。我接着问他，这番话的真正用意何在？他回答，他居住的社区犯罪事件层出不穷，帮派和枪械随处可见，以至他不能放心让他的儿子每天自己步行上学，或者过马路前往公园博戏。他说，如果他投我一票，希望我能让他的儿子获得真正的自由。
我认为这点很重要。因为在美国，我们通常会把自由视为摆脱了政府滥权或控制的自由。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开国先贤当年为了逃避英国的君主政体而抵达美国。但是有时候，所谓自由的先决条件之一是，政府必须采取主动，让每一位国民享有接受教育和最起码的安全生活的公平机会，同时维持法制的环境。因此，我一直努力设法降低美国社会的犯罪率。目前的犯罪率已经比过去25年来任何时候都低，这意味着，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的美国下一代已经更多。尽管如此，美国社会的犯罪率仍然很高，暴力事件还是屡见不鲜。
因此，美国人不但必须主动保卫自己珍视的自由，更应该创造一种人人都可以真正享有安适及自由生活的环境。
这个问题很好。
问：总统阁下，我们竭诚欢迎您访问北大。你曾经引用前福建巡抚徐继畲说过的一句话。不过，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不过，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指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我还认为，只有能够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不知道阁下是否同意我的看法？
克林顿：首先，如果你相信自由的价值的话，你必须尊重他人选择自由的权利，即使是对个人自由有激进定义的其他社会，也会有个人自由侵害到他人的权利时，对个人自由有所限制。
举个例子说，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法庭判例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确拥有言论自由，但任何人都无权在全场客满的戏院中，以开玩笑的心态大喊失火，进而导致现场民众因为恐慌而相互推挤践踏。另外一个有名的法庭判决指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攻击他人的身体。
因此，我同意你的论点。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自由，他人不能侵害这种自由。再者，他人也有权作出和你不同的决定。我们的制度、文化、选择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是生命让人兴味盎然的原因之一。
问：总统阁下，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国经济已经连续增长18个月，因此我要问，除了你个人的贡献之外，你认为造成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的重要因素还有哪些？它们或许可供中国参考。
第二个问题是，当江泽民主席去年访问哈佛大学时，一些学生曾经在活动中心外进行示威。如果总统阁下在访问北大时，碰上有一些学生在校外进行示威，你的感受如何？
克林顿：先谈美国经济。我认为，自从本人担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政府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第一，设法控制庞大的预算赤字，我们最后终于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即将达成30年来第一次平衡预算。这个局面使得利率不致出现大的波动，相对地又产生出大量的财富，投入民间企业，进而创造了就业机会；第二，我们扩大贸易，今天的出口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第三，设法在美国人民的身上投下更多资金，其中包括研究、开发、科技以及教育等。
除此之外，许多功劳其实必须归于美国人民。美国的商业非常发达，美国人不断地将资金投入开发新科技、新市场、以及人力资源训练等领域。在美国，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开展事业，这可能是对中国最有借鉴价值的地方。
我知道，我的妻子在世界各地的农村做了很多事，不断设法让乡村民众取得信贷，以便开发自己的事业，发挥他们拥有的某些技术。我们亲眼看到这套做法逐渐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奏效。在这些地区，机会已经萌芽抽枝。
我们不断让美国人民更容易开展或扩大事业。我们也非常努力地把新机会带进一些以往不曾拥有这些机会的领域。我要将其中大部分的功劳归于美国人民。毕竟，以我的立场来说，我们按理应该规划正确的政策，借以创造一种可以让美国人民创建未来的环境。我想，这种理想基本上已经实现。
你还提到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老实说，在美国，我也曾经碰到多次针对我自己的示威活动。我曾经向江泽民主席说，我感到欣慰的一点是，当他访问哈佛大学时，有人针对他进行示威，我就不会觉得形单影只了。
我要给你严肃的回答。如果许多人在场外针对我进行示威的话，我们不妨假设他们是为了一位先生提出的问题而表达不满。如果他们说，噢，克林顿总统企图干预中国和台湾的和平统一，绝对不应该向台湾出售武器。如果是这样，我一定会设法了解他们示威的诉求，并问问接待我的主要官员，我是否可以过去和他们说说话，或者让一两位示威者过来和我见个面，当面向我吐露他们的心声，以便我当场回答。
请记住，我曾经说过的有关富兰克林说过的一段话：批评者是我们的益友，因为，他们指出我们的缺点，各位今天提的一些问题含有批评的成分，这些都是好问题。它们让我受益良多。它们让我了解到，别人究竟如何看待我的观点，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全世界。它们让我更加明白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更称职的美国总统。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进行的这番交流非常难得。我认为，这些问题比我的演说重要得多。每当我在讲话时，我从未学到其他东西，只有在洗耳恭听的时候才能学习。
谢谢各位，谢谢。（掌声）
哈佛大学校长在北大的演讲
劳伦斯?萨默斯
在哈佛大学，无论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还是美国总统都根本没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工程学教授或医学教授，他们根本没有权力为他们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学指手划脚。
劳伦斯?萨默斯，1954年生于美国纽黑文，其父母均为经济学家，1975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学士学位，1982年28岁时，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1987年到1993年，萨默斯先生在哈佛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在专业经济期刊上发表过100多篇论文。1984年至1990年期间，一直是经济学季刊的编辑。1991年到1993年，萨默斯先生受聘于世界银行，在世界银行的贷款委员会担任首席经济学家，1999年在克林顿政府任财政部第72届部长，2001年3月11日当选为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8月1日正式上任。
闵校长、许校长，感谢你们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你们对我所表示的热情友好，也感谢你们对哈佛大学代表团表示出的热情友好。
我相信，哈佛大学代表团这次北京之行是有史以来我们访问中国最大的代表团。我认为，这表明了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这也表明了我们共同的努力：追求知识，教书育人。能来到中国和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访问，我感到万分激动。更令我高兴的是我能有机会与这么多的学子谈谈他们将要继承的这个世界。
如果你们认真思考我们在大学所做的一切，如果你们能认真思考全球化这一现象，我想我们今天的特殊地位和全球化现象已清楚地表明全世界正在进行一种深刻的转变。这就是：与以前相比，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每一方面来说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想想我们周围的一些例子。我坚信，两个世纪以后，当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被载入史册的时候，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只能在历史书中被放在第二位。被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20世纪后五十年中，十几亿或者是近二十亿人迈入了现代化的社会；是十年之内人们的生活水平双倍的增长，而且又是在十年之内亿万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增长。我相信，在人类历史的第二个千年，这一事件足以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相媲美。
这些增长的中心是什么？这个中心是中国。中国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中心也是知识，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因为在欧洲和北美洲根本找不到一个国家能象中国一样在上一个十年之中以及上上一个十年中有如此快的增长速度。
这反映了现代科技为融合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也反映了知识的力量。有些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阶段，科学有着能搞明白疾病产生过程的潜力。在我们在座的人能看到的日子里，科学有潜力在每一个分子的层面上搞明白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什么让人类痛苦和死亡，并且能发现一些可操作的方式，找到治疗这些疾病的办法。在我们活着的这一时代，我们能够比其它任何人类历史上的时代更有能看到医学进步发展的潜力。
这一切还与什么有关呢？它还与知识的增加有关。我们知道知识是在不断增加，知道学术研究的过程，也知道知识在寻找其并不明显的用途的过程。我们知道善于发现新奇事物这种天赋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各种机构的作用。
让我对知识进行一个总的评论，这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最有用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你无法预测它来自何处，你也无法设计一些程序来找到最有用的知识的形式是什么。
让我给大家举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也许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在大学教授的最抽象的科目是数学。也许在数学领域中被运用的最少的是数字理论，即对数字的研究。你们中间任何一个发过E-mail的人都会从在近二十五年中发现的数字理论中获益，因为关于素数（译者注，术语：只能被1和该数本身整除的数）的研究是编码计算程序的基础，这种计算程序是今天每一方面的电子通讯和电子交流的基础。这些，都来自于我们所拥有的最抽象的一类知识。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于局势很困难的那部分世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我们举这个例子似乎有些奇怪。这些年来，美国对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1978年在戴维营就中东冲突在以巴双方达成的协议。很显然，我们并不是今天中东地区和平的唯一途径，但是那是通向稳定的重要的一步，据参与过这次谈判的人说，我们的总统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是他能促成以巴和平的关键。这种能力就是他能从每一个被争议地点的《圣经》名称及其在《圣经》中的作用谈起。对宗教的研究和对2000年前历史的研究，看来抽象和深奥，然而，这些知识对一个关键的、实际的成就来说是很重要的。
人们可以不停地从大学的几乎每一知识领域来谈论知识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有一类知识是我们很难掌握的，那就是预测哪一类型的研究、哪一类型的纯理论的探索会对未来社会做出最巨大的贡献。但是，同样地，正因为我们不能预言到哪一类型的知识会对我们的社会做出巨大贡献，我们才能有信心地预言，新知识、新观点、新方法和聪明的想法对我们的未来是很重要的。
很显然，这种对知识创新的追求不只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学里，而且出现在商业机构的运作中，这些非常实际并为利润驱动的机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为自己做着筹划。不久以前有一次，我与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聊天，他问我，哪个机构雇用的博士毕业生最多？我认为，有可能是哈佛大学，也有可能是某个天文台。而他给我的答案是摩根?斯坦利，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这家银行过去一直在搜寻那些极其有资质，非常有能力做数量研究的人才，因为这些人能在金融市场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的确，如果我们看看这些一流的商业机构，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正在不断地寻找非常有创造力、受过最好的教育、资质超群的人。的确，如果我们看看世界上一流的机构，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具有一流大学的一些特质。
那么，一流大学最典型的特色是什么？首先：思想的价值是通过思想者所拥有的品质来判断的，而不是通过他们的地位来判断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希望他们的学生能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当学生做研究验证某一教授提出的假设或理论时，这个教授当然希望这项研究结果出来后会证实他的假设而不是推翻它。教授也是人。然而，无论研究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教授会坚持认为这项研究很重要，值得一做，值得提出，也值得发表。我们哈佛大学有些教授对进化论的本质、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有他们独特的见解；但是每一个教授都坚持认为大学的职责就是雇佣一流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学者加入他们的院系，无论这些学者是否赞同他们的研究成果。
这种强调以质量来判断思想的做法正在走向全世界。商业领域的人们谈到统治集团的消亡、谈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在增加、谈到强调创造力的重要性。我敢说，这种通过质量而不是来源来判断思想的方法对近二十几年发生在中国的革命至关重要，它也对中国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至关重要。
大学所承担的第二个重要的任务是对视角多样化的承诺，不管这个人来自于什么背景，只要他能为我们的卓越做出贡献，我们就愿意招徕他。这一点也正在被更广泛的世界努力赶上。这也一直是我们哈佛大学不断追求探索的东西。一个世纪以前，哈佛大学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绅士培育来自新英格兰富裕家庭的年轻绅士的地方。它不向上过公立学校的学生开放；也不向黑人学生开放，也不向女生开放；也不向出生在美国大部分地方的学生开放。就在半个世纪以前，有些哈佛教员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而被迫离开学校。哈佛大学对某些团体也有限制，因为如果不限制这些团体，它们就会变得太多，会使人们觉得不舒服。
现在，哈佛是一所非常开放的大学，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无论你来自哪个种族、无论你来自美国的哪个州，也无论你来自世界上的哪个国家，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哈佛大学。但是，如果我们想更加包容和开放，如果我们想从多样化视角所带来的好处中受益，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们想把最优秀的学生和老师吸引到哈佛大学来，我们仍然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必须把我们抛向杰出人材的网张得越大越好。
正如大学的演变一样，最优秀和最尖端的商业机构、领导的最好的一些国家的政府，都不再根据人际关系来挑选少数的精英，而是转向发现最有才能的人、最能给他们做出贡献的人。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正在进步，我们的进步在很大一部分上是基于大学的模式。
第三个区别是大学里最真实、最特殊的一点，但是这一点在各种各样的机构中也越来越重要。在这一点上，也许大学和中国有一些相似之处，这也就是：强调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当我们考虑一项学术研究时，我们追求的不只是判断它明天的影响、下一周、下一个月或下一年的影响，我们追求的是从长远来看，为最终能产生最大影响的知识做贡献。
越来越多的一流的商业机构、社会中一流的团体，不仅在尽量快速地前进来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而且还重视长期效益，他们都在投资一些不只在明天，而是在将来会产生影响的思想。
让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三十年前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美国的生物工程如果从其市场价值来看，现在值几千亿美元。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年创造过这么高的利润。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它将会带来的潜能，他们有长远的眼光。他们进行了投资，正如大学所在做的一样。当大学引进一流的学者，让他们充分发挥其想象力时，尽量不去指挥他们，依靠这种想法，从长远来看，正是这些一流学者的知识才会有价值。
这是大学最根本的信仰，这是在美国己经成功的信仰，而且，我认为，它会给任何想追随这一信仰的人带来成功。美国所授予的主要专利中大约有75%，从很重要的方面来讲，是从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中获得灵感的。来自世界各地在美国大学学习的学生的愿望就是让不为谋求利润、自然也不用“竞争”一词的大学，同美国所拥有的任何一种出口业务比起来一样成功。
那么，是什么促使美国大学成功？我们现在关于创办一流大学的最佳见解是什么？我想就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我还想就大学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进行探讨。
首先，大学应该不受政治和外界控制的干扰。在哈佛大学，无论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还是美国总统都根本没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工程学教授或医学教授，他们根本没有权力为他们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学指手划脚。
让我告诉大家一些其他的重要的东西，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大学能够成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一些人在赚钱这方面非常成功，他们在经济方面为哈佛大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有时，我们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学校的建筑物；有时我们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一些项目；有时我们还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一些教授职位。今天早上当介绍我的一些同事时，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他们中很多人的教授职位前都有挂名，有人被称作克芬斯汀数学教授，有人被称为斯蒂姆森法学教授，还有其他一些教授职位也被提到过。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明确告诉大家的，你可以到哈佛大学，提出承诺要为一个数学教授、政治学教授或法学教授提供资助，但是你无权告诉哈佛大学谁应该被任命为这一教授，或这个教授必须信奉什么。如果你这么做，我们就会说，而且我们也曾经说过：“把你的钱拿到其他学校去，把你的钱拿到别的地方去。”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要理解创造智力卓越的源泉，这是创办一流大学最基础的东西。
对创办一流大学至关重要的第二点是：这些大学在极力地争夺最优秀的人材。早些时候，在中国的一次聚会上，有人问我，对于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我能给点什么建议。我说，从长远来看，要想创建一流大学，只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拥有最具创造力、最积极思考、最聪明的师资。我说，如果一个大学能够成功地找到一流的年轻学者，吸引他们留在大学工作，他们就会发现一些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学生就会朝这些一流学者涌去；很多研究基金也会涌向这些一流学者。最终，成为一流大学的承诺是一定会实现的。
创造一流意味着不能有完全同等对待每个人的观念；创造一流意味着要有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拥有最新思想的人一定是那些拥有最具威胁思想的人，而且学校还得学会化解这种威胁。创造一流意味着要接受最优秀的人，因为最优秀的人并不总是最容易相处的人。的确，事实是能使人们最具创造力、使他们最富挑战性、并使他们的思想令人振奋的特点同时也是这些人难以以最顺畅的方式适应社会的特点，而一流的大学能理解这一点，他们尽力去寻找这些最优秀的人。
对保持一流大学很重要的第三点是：这些大学必须不断寻找方式来衡量自己，不断寻找方式来给自己追求卓越的压力。在商界，在追求经济效益的领域中，毕竟，大多数的机构都是如此，他们有一种现成的方式来衡量他们是否是一流的。这就是账本底线，这就是利润。而大学却没有这样的衡量标准。因此，大学需要寻找其他的方式来确保自己总是朝一流大学的方向去努力。
那么，这些方式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鼓励学者们去寻找外面的研究基金。在哈佛大学，我们的科学家所进行的很大一部分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学校的资助。部分理由是因为我们的经费紧缺。我们想确保这些有限的经费能被用来支持那些如果大学不提供资金，其他人也不会资助的领域，这样，我们就能把我们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些能够提供研究基金的机构也在做他们自己的调查、做他们自己的监管，他们对什么是最出色的研究项目会做出自己的评判。当他们进行这些评判时，资金就会流向那些能不断出成果的人，而不会再流向那些成果很少的人那里去。
在大学，我们还做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事，而且，我们还会在以后会更加积极地去做这些事。这就是：对于学校的每一部门，我们都会邀请世界上顶尖级的专家来评审我们的项目，告诉我们这项管理进展的如何、它的作用发挥的怎样。我们用这些评审来作为我们确定未来方向的基础。我们不允许那些正在负责某一项目的人来选择谁来评审这一项目。相反，我们会从外面寻找那些最挑剔的人来做评审。
这一原则不只适用于各种项目，而且也适用于个人。在一个人被任命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之前，他需要得到的不只是其所在领域将会成为其同事的人的认可，我们还会发信给他所在领域的各方面的顶尖级专家。这些专家要把这个人与同一领域的其他人进行比较，在任命任何人为哈佛大学教授之前，我们都会对这些评审进行仔细考虑。比较和竞争是给自己压力去不断追求一流的重要方式。
大学的第四个方面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那就是：大学以集体价值观的名义把自己置于很强的领导之下，这一点很具有讽刺意味。我曾强调过美国的总统也无权任命任何一个人作哈佛大学的教授。但是，同时，美国一流大学的目标就是要产生很强的领导人物。试想如果哈佛大学的一个学院有一个新院长的空缺。这个新院长产生的程序是什么？在世界很多地方，在全世界很多大学里，新院长往往都是由这个学院的教员投票选出来的，或新院长是基于某一学院大多数教授的同意而被选出来的。这种方式是很有效的。当一群教授做得很成功时，他们会从自己中间选出一个能使他们的成功最有效地延续的人。但是，这样做也会常常产生平庸的人，出现不少弊病，因为，当一个机构运作的不是很好的时候，如果要选出一个新的领导，人们选出的常常是一个不具威胁性的新领导，而不是一个能承诺创造出卓越的新领导。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哈佛大学，我们给予大学校长这个权力来任命各个学院的新院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流大学里，大学董事会来选择大学校长，而不是通过大多数学生和教工的同意来选择校长。
如果说我在哈佛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之际，非常荣幸地当上了哈佛大学校长，我确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只是自1860年美国内战结束后第七个成为哈佛大学校长的人。确实，让有很强的领导才能的人长期担任职务的这一传统，使得大学能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持续更新自己。
我认为以上列举的每一方面：很强的领导层、竞争、外来的审察、对人才的无情竞争、与政治的分离，都非常重要，因为其中的每一条都不容易做到，每一条都很难。但是，在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这一时代，这些方面不只在大学，而且在全社会，都变得很常见。
摆在我的大学、美国的大学，还有，依我之见，全世界其他大学面前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我将重点谈论五个大的挑战，五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大问题。我想，对这些问题，我们有一些答案，但是，可以肯定，我们并不是对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
首先，努力设法解决全球化的问题，把我们最优秀的东西传播出去。从很多方面来讲，世界与从前相比己经变得越来越小了。正如我在演讲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十年前中国发展的状况，那时人们没有办法从中国往美国打电话，这表明我们现在比二十年前交流的机会多多了。一年前，如果你让美国人说出世界哪一个地方非常遥远、非常落后，而且对美国无足轻重，他们很有可能会选阿富汗，这是袭击纽约的本?拉登恐怖分子的大本营。我们需要调整大学的教育来促进学生不光是对他们所居住的社区的了解，而且要促使他们了解全世界。我们应该保持一种社会感，这会极大地促进大学的成功。
想达到这种平衡并不容易。哈佛大学与中国的紧密合作很重要，但是，如果这些合作只在中国进行，那它就很难使远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区的哈佛学生受益。因此，促进我们对全球化的参与、对全球化的理解、同时又保持我们的社会感，这些都是首要的、关键的挑战。
第二个关键的挑战是保持大学的社区感，大学的自治感，因为知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有用和实际，而且被更广大的社会需要。我，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一直被认为是做抽象研究的的人，也都有机会担任我们国家的财政部长。当我以部长这一身分访问世界时，我也遇到了许多其他曾经是教授的人在他们各自的国家担任着类似的职务。一个接一个的领域，出于实际的原因，人们对一流思想的需求为大学创造了巨大的、充分发挥其贡献的机会，但是，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挑战。……
第三点，……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保持我们对那些从目前来看不是很有实用价值的知识领域的承诺。我认为，正如我在这个演讲的刚开头提到的，人们无法预测未来什么知识领域会很有价值，对此我深信不疑。适当的起作用的思考会使我们探索的范围更大、更广。
但是，当我们急急忙忙地处理一些被每一代人再度提出的问题时，我们又遇到一个挑战，那就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些永恒的问题，如人性的本质、人类的冲突、人类家庭以及许多传统文学名著中所描述到的一些进退两难的困境。在我们下决心要变得精明和目的明确时，我们不应该牺牲培养学生博学睿智的机会。这是大学非常重要的义务，因为，如果大学在管理方面的训练做得少一点，社会上其他的机构会在这方面做得更多一点。如果大学不全面考虑未来商业的行为准则，其他机构会考虑这一点。但是如果大学不研究古代的手稿，如果大学不寻求对历史的理解，那么这些东西很可能就会失传。这将会是人类的悲剧性的损失，也是我们造成的悲剧性的牺牲。
第四，大学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知识结构。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调整我们的大学设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法学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教育学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物理和化学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社会学和经济学系。但是，尽管存在着一个人类传统的知识结构，然而，没有任何知识是一模一样的――没有知识，是永恒不变的。当学者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这一点就变得越来越有道理。以前，据说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所有的知识；后来，据说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某一学科，如物理和经济学中所有的知识；今天，要掌握一个学科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如宏观经济学的知识，都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但是，同时，很多非常重要的发现都是跨越传统学科界限的，无论是在化学和生物之间，还是在考虑应用于音乐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共同主题，或是在把教学的广泛应用扩大到人类探寻的越来越多的领域。我们必须准备去利用这些重要的边缘学科领域的研究。
最后，大学需要适应这一不断变幻的世界所带来的变化的机会。在未来，教育将会变成一个终生的需求。我们已经看到被人们称之为“燃料箱”的这一教育模式的结束，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人们年轻时用知识来给自己填充燃料，接下来在其一生的工作中逐渐消耗所学的知识，直到退休。现在，通过英特网向数千英里以外的人传送知识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因此，教学本身、教学对象和教学方法都要改变。在一个重要科学领域，如粒子物理的主要研究论文现在有三百个合著者。诸如人类基因组测序之类的研究项目耗资数十亿美元。这种工作规模的变化、合作本质的变化都会改变或迫使我们改变大学的这种我行我素的传统。但是同时，正是我们对最有创造力的个人的尊重才会常常产生重大的成就。使大学适应这些新的机会，但是又保存它最有特色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另一挑战。
今天，我在此尝试着谈论了一些我认为对大学来说至关重要的几个方面和大学面临的一些挑战。我希望我表达的观点是正确。但是，我更希望我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因为我坚持认为，如果，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产粮食上；而在另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产和运用钢铁；那么，在我们正在前进的当今世界上，一个社会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产生和运用知识。在这点上，没有什么机构能比大学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有幸呆在大学里的人需要常常很认真地去思考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正如我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所讲的，大学永恒的传统应该是我们要永远年轻、永远要承诺不断更新自我。这就是全世界大学应该做的。我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与中国的最高学府中的各位分享我的一些看法。非常感谢大家。
问答
问题一：我很认真地听了您的演讲，对于您讲到的该如何把大学变成一个一流的研究机构，我听后深受启发。但是，我认为你并没有提到学术研究的目标。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们都知道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比哈佛大学的小多了，但是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比哈佛大学多。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哈佛大学的教授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政策方面的贡献更多一些。因此，我的问题是，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你怎样指导哈佛大学的学术研究？这是一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个相关的问题。你对北京大学的校长有何建议？你觉得北大是否应该鼓励教授在一些国际刊物上发表一些与中国政策改革无关的文章，或你认为，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多做一些政策研究，尽管这些政策研究性的论文可能没有机会发表？谢谢。
回答：你所提的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问题，我会用传统经济学的方式，也就是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来回答你的问题。事实上，我认为检验一个大学的研究，最终，得看它对真理的贡献。最重要的是要有最优秀的、最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如果这个思想是最优秀的、最富有创造力的，它最终一定会找到其重要的应用。但是，大学被建构出来的方式就是允许其有一定的研究范围。我认为，一个出色的大学一定有一些经济学家正在思考如何理解经济系统。他们关心的只是纯粹的探索，他们并不在乎他们的建议或政策建议是否能得到发表、是否能得到实施，等等，但是他们尽量争取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这一领域的一流学者的尊重，这对一个出色的大学是绝对关键的。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大学里，我们也应该给予比较职业化和可实施性教育一些空间，也应为职业培训学校提供一些管理方面的训练，还应该使职业培训学校与政策制造者一起合作来分析问题。因此，我认为这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我认为强调纯学术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领导大学的人不强调纯的学术研究，那么没有人会强调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强调纯理论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刚开始演讲的时候举了一些研究的例子，这些研究都是从非常纯的学术研究开始的，然而，它们却有比表面上较实用的工作更有实用价值和影响。
问题二：先生，早上好。我是北大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会员、国际政治学院的学生。事实上，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比较严肃；另一个比较有趣。您更喜欢哪个问题？
回答：如果你抓紧时间问，我会两个都回答。
问题三：那好，事实上，去年票房排名在前十的一部电影是“LegallyBlonde”。这部电影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以哈佛大学法学院为背景的。在这一部电影中，哈佛法学院的学生被描绘成严肃的、无聊的、丑陋的学生，教员也被描述为严格死板的、难以通融的人。我想问的是，作为哈佛大学校长，当你遇到社会上的这类对事实的歪曲和偏见，你会怎样来保护你的同事和学生的声誉？谢谢。
回答：我不知道我是否明白你的问题。在座的有多少人看过“LegallyBlonde”这部电影？“LegallyBlonde”这部电影拍得确实不错。除了其它一些内容，这部电影里有一些事情，我个人认为，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那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子播放了一段她自己在一个很美丽的游泳池游泳的录像，以此作为她申请哈佛法学院的依据。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在哈佛法学院发生的。我，作为一个曾经在很多哈佛法学院学生住过的公寓楼里住过的人，向你们保证，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一点都不那么死板严肃，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喜欢开心地去玩，而且有时，由于哈佛的学生、哈佛法学院的学生的联欢和庆祝活动使得周六午夜时分同楼的人都难以入睡。
问题四：谢谢你，萨默斯教授。当你提到人们的努力是获取新的知识，这使我想到了追求知识和维护道德之间的冲突。大家也许知道；上个月有一家关于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一个丑闻。他们在中国农村做的一些研究、有关基因的研究，被怀疑侵犯了道德规范，更进一步说是侵犯了当地农民的基本人权。我好奇地想知道，哈佛大学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在未来再发生？或者，你会不会只让公共健康学院自己独立地解决这一问题？在面对类似这样的冲突时，你的责任是什么？谢谢。
回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这个事件确实是错误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应该发生，这是公共健康学院的院长的责任，最终，作为一校之长，我的责任是处理这件事，把所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此类的事不会再发生。而且，我们已经以很严厉的方式修改了公共健康学院涉及到运用人、涉及到与人有关的所有的研究制度，以确保类似的错误再也不会发生。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让这一点非常的明确，那就是，人类的利益决不应该成为抽象的科学探寻这一概念的牺牲品。我们能够坚决要求一些制度应该被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来确保科学家个人不会擅自做出这种判断，而且这些判断应该受到仔细审查。接下来，当这些制度被认可能够做实验时，我们可以监控这些制度以确保他们事实上是在被密切关注着的。这是一个对什么是大学至关重要的东西，这是一个我和我们大学的其他领导在这件事引起公众注意时，想尽快做出回应的事。我们可以改变这些制度，这样，如果类似的错误在以后再发生，这些错误会很快地引起我们的注意。
问题五：早上好，萨默斯先生。我是北大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成员、法学院的学生。今天你可以看出，你受到了我们热情洋溢的接待。如果北大校长去哈佛大学，你认为他会受到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热情洋溢的接待吗？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正如你刚刚提到的，知识在今天的世界上变得越来越重要。你认为哈佛大学的学生关于中国了解的够多吗？或者，他们是否对中国人有种错误和敌对的态度？谢谢。
回答：在美国、在哈佛，我们过分地注意内在的东西。在一些重要方面，我们对内在东西的注重比我们应该注重的多得多。北大的校长应该得到我很幸运地在此得到的同样的热情接待。我们大学的领导一定会给予他这种热情接待，但是，我无法完全肯定他是否会得到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的礼遇。但是，如果他没有得到这样的礼遇，这只能是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给予他们的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北大的问题。我们越来越多地鼓励我们的学生多研究一些国际事务，特别是多研究中国和亚洲。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猜，如果我让在座的各位举手看有多少人知道亚伯拉罕?林肯，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如果你认为你知道亚伯拉罕?林肯，或者听说过他，或者乔治?华盛顿，请大家举手。
如果在哈佛作类似的事，问他们是否曾经听说过孙中山，除了那些选过每一年越来越多的教员开设的一些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课的人以外，没有几个人会知道孙中山，当提到全球化时，这是在未来我们应该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我认为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就是美国人对于世界其它人民和国家想得太少、太缺乏同情心。
问题六：非常感谢您给了男生一个提问题的机会。我是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从1924年以来，普利兹新闻奖已经有41次颁发给了哈佛前任或现任教员。哈佛大学有没有什么特殊机制来鼓励和培养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另外，如果有一些学术腐败，比如剽窃，发生在哈佛大学，会受到什么惩罚？谢谢。
回答：我们非常、非常重视剽窃这一问题。剽窃的学生会被要求离开大学，很多时候，他们是不允许再回来读书的。或者，至少，在他们回来之前，他们，被要求要离开大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对教员我们也坚持这样的原则，他们是绝对不允许剽窃他人的成果的。我认为，就剽窃这一问题而言，我们应该产生一些制度来确保我们对大学里的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普利兹新闻奖而言，我为哈佛大学的成绩感到自豪。但是，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在于我们无情地竞争以得到最优秀的人；一旦我们有了这些最优秀的人，而且他们想做最出色的工作，我们就会给他们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他们受到挑战，被敦促着做最优秀、最具创造力的工作。我认为，就创造一个智力界而言，我提到过的那几种价值对促进这方面的成功是极其重要的。
问题七：您好。我来自台湾国立大学医院。很久以前，我曾经在AssociateGeneral医院和哈佛的波士顿城市医院学习过。我认为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研究是很有名的。我的问题是，与其他哈佛大学的校长相比，你对哈佛的贡献是什么？顺便提一下，我的同学，我想你们见过面，现在在台大。非常感谢。
回答：我希望我的贡献将是在我前任哈佛大学校长所做的基础上，使哈佛大学更加成功。我认为，一个大学的校长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量培养一些正确的价值观、尽量培养一种文化，吸引最优秀的学者到哈佛来，让他们在这里能有最好的机会与其他学者相互合作；检验学生、挑战学生；以保证我们能对以快速的方式正在被开辟新的探索领域做出反应。比如，我认为在我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期间，一些重要的机会，一些新的领域将会被开辟，它们就是我提到过的正在发生在生命科学领域中的那些了不起的事情。能够保证大学能以饱满的精力对这一机会做出反应将会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研究怎样使不同的社会，像美国和中国，能够越来越紧密地保持联系，怎样使这样的联系尽量产生正面影响，全球化这一问题也应该越来越多地成为大学研究的焦点。例如，我们刚刚修改了我们的制度，使得哈佛大学的学生比以前更容易得到出国学习的机会。哈佛大学正在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考虑我们本科教育的教学大纲。如何教授学生以及教学大纲的特点是需要我们时不时考虑的东西。人们实施一个系统、让这个系统运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获得了这一系统的经验，这时新的知识就产生了。重新检查这一知识也是应该的。哈佛大学已有二十五年没有做过这么全面的检查了，这是我们在接下来几年中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
问题八：萨默斯教授，如果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找不到一个好工作，您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失败？当一个学生从世界一流的大学毕业时，你认为他需要具有什么样的品质？谢谢。
回答：如果哈佛大学毕业的好学生找不到工作，我认为这不是哈佛大学的失败，而是美国经济的失败。我想一个学生最重要的是应该有思考问题的能力。这跟今天所谈过的内容有一点不同。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也许，我早该提到了这一点，早该就这一点谈上几分钟，那就是，有一段时间，教育是在教授一些知识点。它所传授给学生的是如何做乘法；如何拼写、如何拼写单词；如何掌握不同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如何掌握不同的物理公式、如何记住主要书籍中人物的名字。我认为如果你看一看今日最成功的人，他们不是――他们最特别的不是他们掌握了多少知识点，而是在于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在于他们能把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在于他们能够看到人们从前看不到的模式。对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来说，他需要学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如何去思考，如何以创造性，而且又是非常严谨、认真的方式去思考。我认为，正是这种认真、严谨，同时又有创造性的思考能力才是大学留给其学生的最重要的东西。
问题九：谢谢您给我提问题的机会。我是《中国大学生杂志》的记者，它是中国唯一一家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综合性杂志，它有700多万读者。因此，我的问题与学生有关。在您的演讲中您提到如何建立一流大学。因此，我的问题是，关于学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特质，您对这些年轻的学生有何建议？您对中国学生有什么看法？您是否能就这一点与700多万读者谈一谈？我还想同您保持联系，想与您进行一次访谈，了解更多的东西。谢谢。
回答：请允许我把你们的这份特别的杂志先搁一搁，来回答你提出的部分问题。我会给学生什么样的建议？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建议是适合所有学生的。但是，我想，如果我必须为这里的学生提一个总的建议的话，那就是，仔细想想你最关心的到底是什么？什么对你来说能产生重大影响？在哪里你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你们要以全部的热情来追求这些东西。仔细想想，你身上最特别、最与众不同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尽力去发挥它。尽量寻找一些与你所关心的东西相适应的机会，而不是去寻找与你父母所关心的、最传统的，或是与你看到的其他学生都在做的事情有关的机会。在世界上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以及从职业角度来看，能够拥有最满意的生活的人，一定是那些能够突显出来的人，他们不仅是一群人中的一部分，而且还正在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因此，一定要找到你的与众不同之处，努力去发挥它，这就是我的建议。非常感谢大家。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在北大的演讲
金大中
在我四十多年来的苦难的政治历程中，在生命受到威胁，被囚禁或被软禁，遭到军事政权的政治迫害的时候，中国朝野各界人士都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金大中总统此次是第三次访问北京大学，1998年11月12日上午，金大中总统会晤了江泽民主席，下午，不顾身体疲乏，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发表以下演讲。金大中总统三次访问北大，对北大具有深厚的情感。金大中总统毕业于汉城大学，后获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韩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北京大学与韩国的汉城大学都是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肩负着振兴国家的重任。
尊敬的陈佳洱校长：
各位教授：
肩负着中国未来的北京大学学生们：
继1994、1996年两度访问北京大学之后，今天是我第三次来到这里。其实，我在韩国也未曾有机会三度访问同一所大学。相信这是因为北京大学与我特别有缘。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荣幸。
领导中国近现代史的北京大学正好庆祝它的建校一百周年，首先，我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
（掌声）
北京大学曾主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开拓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同时在20世纪的波澜之中，坚守中国，使国家得以发展。
我坚信业绩如此辉煌的北京大学，以其潜力足以保证中国前途光明。
各位教授们和学生们！
首先，我要以个人的名义，对下面一件事情要向北京大学的各位师生，中国人民政府的领导，表示由衷的感谢。
那是因为，在我四十多年来的苦难的政治历程中，在生命受到威胁，被囚禁或被软禁，遭到军事政权的政治迫害的时候，中国朝野各界人士都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各位中国人民，谢谢你们！
（掌声）
今年夏天，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洪水泛滥而遭受巨大的灾害，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和财产。
同一时期韩国也曾遭遇水灾，因此我要向中国人民转达4500万我国国民的诚挚的慰问之意。中国人民在江泽民主席的卓越领导之下进行防洪抗灾活动终于得到胜利，对此也表示赞赏。
各位教授们，同学们！
韩中两国两千多年来，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上，一直维持着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更为密切的关系。
在过去的冷战时代里，虽然有过处于不幸关系的时期，但是韩中两国关系是极为和平的，相互合作的。
尤其韩国过去两千年期间，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影响，尤其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影响特别明显。但是我国民族，正如中国所做过的一样，总是能够重新创造，使之韩国化。引进佛教，将它发展成为海东佛教；吸收儒教，使它深化成为朝鲜儒学。而且把来源于中国的伦理、文化等一切部门，化为自己的，并让它们发扬光大。
中韩两国都以民本主义精神作为中心思想。中国人说“以民为大”“敬大爱人”，韩国人则说“人乃天”“事人如天”。我认为这是不亚于西欧任何一种人权思想的伟大教导。
教授们，同学们！
中韩两国，到了近代，同样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不过，两国都已经摆脱不幸的过去，而找回民族的解放和自由，并且为了打开繁荣与发展的历史新篇章，挺起胸膛站了起来。
我们两国要齐心协力，成为可靠的好伙伴，主导21世纪的世界史。
韩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实现了所谓的“汉江的奇迹”，现在又为了克服在发展的过程中引起的种种弊端，以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并行发展的国政目标为原则，正在采取果断的改革措施，并进行结构调整。
中国也在邓小平先生和江泽民主席以及卓越领导人的领导下，并通过中国人民的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和发展。自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左右，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强国。
如此开拓自立之路的韩国和中国，在建交六年多的短暂时间里，获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
两国之间进行了7次的首脑会谈，两国领导人之间也进行了频繁的交流，这些为改善关系而作的努力，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尤其是活跃的经济交流使两国之间的交易额大有增加，同建交当时相比，增加了3.7倍，两国互相成为第四位以内的贸易伙伴国。如今，韩国各地随处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产品、农水产品。另一方面数千家韩国企业在中国从事经济活动。
其实，韩国的部分人士看到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便一味地把中国视为一个竞争的对象。但我的看法不同，我倒认为邻国取得发展的时候，在双方展开合作和竞争的过程中，也会给自己带来发展的良机。
教授们，同学们！
20世纪距今只剩下400多天了。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发生最大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在历经人类的诞生、农业革命、城市革命、思想革命和产业革命等五大革命之后，我们正在步入知识信息革命的时代。
信息通讯、交通网络日新月异，开辟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时代。全球化的经济体制使得国界毫无意义。产业革命以来持续下来的民族主义和以民族为一个单位的经济，正在发生急剧转变，现在正朝向世界主义和以世界为单位的经济发展。
现在单靠一台电脑，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同时进行全方位的信息交流，从事经济活动。
在这种世界化趋势之中所产生的经济危机和贫困，开发和环保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毒品和恐怖活动等各种问题，不再是某一个国家所独有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于这些全球性的问题之外，仅靠一国的力量，这些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我们所处的情况正是如此。
因此，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在展开竞争谋取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为共同利益齐心协力。尤其是美、日、中、俄等四大强国以及生活在朝韩对抗的东北亚地区的我们，都要在共同命运的认识下，共同创造进行善意的竞争和合作的历史。
各位教授们，同学们！
去年在东南亚发生的外汇危机扩散到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其结果，给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亚洲经济的高速成长趋势笼罩了一层乌云。
韩国所面临的这种经济危机是在推动以高速成长为主的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的政经勾结、官方主导的金融以及贪污腐败等现象所造成的。如今，我们下定决心，要从根本上重建韩国经济，并为此果敢进行金融、企业、劳动、公共等四大部门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进展。
明年下半年，韩国经济将取得改革的成果，转趋稳定，从后年即2000年会进入发展的阶段。这并非只是我们自己充满希望的主张，也是注视着韩国改革进程的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以及世界权威机构和人士们的一致的评价。
不可否认的是，韩国能够如此走上经济复苏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许多国际组织和以中国为首的很多国家的支持与合作。
中国不顾自身经济上的困难，承受住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制止了其他国家的货币价值的连续下跌，实在可以说是劳苦功高。
中国政府为世界经济，尤其为亚洲经济的稳定作出了有勇气的决断，以此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本人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
尊敬的教授们，学生们！
我相信扩大韩中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必将大大有利于两国人民克服当前的经济困境，开辟繁荣的康庄大道，再度飞跃。
众所周知，韩中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有着强大的成长潜力。今后，如果以交易和投资为基础，扩大产业、信息通讯、能源、科技等多方面的合作，必可获取更多的机遇，谋求共同发展。
中国的远景目标，就是要改变产业结构，朝向高附加价值、高新技术密集的领域发展，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加快城市建设，建立新的中国。我相信韩国在这一过程中比其他任何国家能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认为中国是真正的友邦，热切希望以这次的访问为契机，能为两国经济奠定更加巩固的合作的基础。
各位教授们，同学们！
为了准备迎接21世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韩中两国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历史的教训，韩国国民和中国人民都已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和平与稳定，就没有发展与繁荣。
六年前的韩中建交，对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大有贡献。虽然有了这一进展，但是东北亚的局势仍然显得不稳定。
韩半岛依然处于冷战状态，区域内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等的军事紧张气氛也没有完全消除，仍然存在着许多贸易摩擦等的冲突的因素。
尤其，最近朝鲜发射一枚火箭发射体，这一情况甚至有可能点燃区域内国家间的军备竞赛。
尽管如此，东北亚仍然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建立以维护和平为目标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地区。如果考虑到东北亚有必要消除区域矛盾冲突，为和平与发展而共同努力，我们就不能不想到在东北亚建立合作组织的必要性。
为了使21世纪成为东北亚共存共荣的一个世纪，现在我们要奠定合作的基础。这一地区必须要从核导弹等大量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中，得到安全的保证。我坚信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将扮演不辜负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期待的重要角色，
东北亚的和平稳定的核心在于韩半岛的和平。
为了韩半岛的和平与合作，韩国曾表示坚定的立场。我在就任总统时，发表了对朝鲜的三大原则：第一、决不容许朝鲜的武力挑衅行为；第二、不追求吸收朝鲜完成统一的模式；第三，南北双方要实现和解并进行合作。我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我国政府的这种立场与努力，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在巩固韩半岛的和平问题上，如果说中国的角色极为重要，也非言过其实。
中国同韩国和朝鲜都建有外交关系。正如两年前我在这里向中国方面所要求的，中国作为四方会谈的主体之一，为韩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为了通过四方会谈，在韩半岛建立和平机制，我再次建议中国担当更加积极的角色并给予合作。
我们决不会侵略朝鲜或者加害于他们。因此朝鲜对韩国也要采取同样的态度。为了中国的利益，韩半岛的和平是绝对需要的。我们期待中国为此扮演积极而又有建设性的角色。
最近，韩国企业同朝鲜政府达成协议，展开金刚山旅游和其他经济合作，我积极支持这些项目。而且一向鼓励文化、宗教、新闻等各界人士访问朝鲜。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同他们来往。我相信这一切能够促使韩半岛缓和，让我们走上和解、合作之路。希望各位给予积极的支持与合作。
尊敬的北京大学各位教授们，同学们！
正如上面所说，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两国比其他国家进行了更加密切的交流，今后两国之间存在着通过合作取得共同繁荣的无限的可能性。
通过这次的首脑会谈，我已经同江泽民主席达成了协议，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从以往的以经济合作为主的领域发展到所有部门，展开合作。
我们拥有这一共同的认识是因为我们相信韩中两国通过扩大合作，能对两国人民保证更美好的未来，对东北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也能以主动的态度共同面对21世纪世界化时代。
亲爱的各位同学们！
我热切希望韩中两国的青年通过两国间全面的伙伴关系的桥梁，一起在21世纪世界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
我认为我国的青年和各位都富有潜力，请各位携手向前！贵国政府的领导和我一定会为各位搭起一座通往世界的桥梁。
我爱我国青年，同样也关爱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中国青年，我将积极支持你们！
我希望各位作为开辟新时代的先锋，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所说，建设一个“确保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中国”。最后，衷心祝愿北京大学和贵国无限发展，繁荣昌盛！
谢谢各位！
健全的刑事司法程序的重要性
桑德拉?戴?奥康纳
中国和少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大约2/3的州还保留着死刑。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实施死刑都受到废除死刑的其他国家的批评。
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DayO'Connor),1930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1952年获斯坦福大学法学士学位，先后担任过律师、亚利桑那州助理司法部长、州参议院议员和亚利桑那州上诉法院法官等职务。1981年7月被前总统里根提名出任最高法院法官，9月正式加入由九名大法官组成的美国最高法院，是该法院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法官，享有终身任期。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我很荣幸能在这所著名的大学演讲。这里有聪明的学生，优秀的教员，你们的声望不只在中国，也传播到美国。感谢大家有耐心在这里等了一个下午，为了听我的演讲，我希望你们不虚此行。同时，感谢你们让我用英语演讲，我真希望再回到学校补一下中文。
非常感谢刚才朱院长对我的介绍。他没有告诉你们的是：事实上，我是第一位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供职的女牛仔。我在墨西哥亚里桑那州一个偏远的牧场长大的。从亚里桑那州的牧场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实是一段很漫长的路程。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走到现在。正如你们的院长所说，下个月，也就是十月，我将参加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建成50周年的庆祝会。我与首席大法官将共同出席。
今天，我想与大家谈谈关于辩护的法治的部分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健全的刑事司法程序来说是很重要的。法治是秩序下的自由存在的基础。孟德斯鸠（1745年）曾经说过：“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奇Qīsuu.сom书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有这个权利。”让触犯法律的人承担责任是保障法治的核心。但是在让其承担责任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法治的基本原则：每个人都有受到尊重的权利。匈牙利宪法法院认为：法治下的政府，不能通过破坏法治产生。这个原则普遍见诸刑事诉讼法条文中，因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作为被告的个人完全处于政府随意裁断之下，所以这个原则用于限制国家专门的强制力。
在保护社会的同时，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同的社会会寻求不同的方法来保证他们的刑事司法体制保证法治。例如，中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就试图加大对刑事被告人的法律保护，来加强法治。让辩护律师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限制检察官和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转换法官的角色――使法官在刑事案件中从一个调查者转变为一个更加中立的仲裁者。在加强对所有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保护时，必须加强保护作为被告人的个体受到公正对待的权利。
今天，我想讨论刑事司法中我认为对于保证我们国家的法治所必需的一些原则。当然，在一个国家起作用的，不一定在另一个国家也管用。但是，我们希望有机会互相学习我们之间的异同。我认为任何遵循法治的刑事司法体制都需要在限制政府任意的权力的同时，保留足够的弹性，以保证在特殊案件中的公正裁判。不给法院留下足够自由裁量的空间，刑事司法体制就无法有效运行。寻找一种方法使裁判透明并且合法，对于任何法治下的法律体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换句话说，法治要求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但不是通过牺牲对于个人的公平。法治不仅是法律规范。不幸的是，为了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而死板的适用法律，有时往往适得其反。
让我来举个例子，是我在美国的经历。这源于1987年采用联邦审判指导方针。在指针被采用前，联邦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判决刑事被告人时。这造成对于情况基本相同的被告人的判决有差异。为了避免很大的差异和裁量的任意，并且为了保证判决的一致性,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判决改革法案。根据此法案成立由法官组成的判决委员会。他们负责起草联邦刑事判决的指针。判决指针的结果是缩小了法官判决的自由度。然而国会同时指出：不能以牺牲对个人的公正为代价，保证判决的一致性。结果，如果案件情况特殊的话，法官们就可以此为根据偏离判决指针。判决指针在总体上限制任意裁量的同时，试图维持法庭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以保证个别案件中判决结果的正确。通过以上措施，指针试图进一步加强法律公正的价值，减少武断。但是判决指针却不能算做成功。评论者认为指针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制过度。一些有自己想法的法官经常对这种判决的要求限制表示不满。我们对于判决指针的经验表明：在起草和实施法律时，我们必须始终考虑到条文，大众的理解和各种价值的平衡。当然，法治要求固定经常适用的原则，可预测性和一致性是法治的价值所在，但是他们不能排除所有的法庭判决的自由裁量权。
第二条原则，我想提的是程序上的保障不仅写入法律条文中，还必须在现实的刑事司法中保障。正如一位中国学者准确的指出，公正的法律并不保证法律公正。在美国，我们相信，法官和法院有昨儿保证受之苦的犯罪嫌疑人确实是根据宪法上写的程序正义作出的审判。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审判―180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对亚伦?伯尔的审判。亚伦?伯尔曾任托马斯?杰弗逊总统当政时的副总统。在他卸任之后，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有人声称：他和其他30个人在密西西比河岸组成武装反对美国联邦。并且，托马斯?杰弗逊表示亚伦?伯尔确实犯有叛国罪。闻此消息，公众一片哗然，引起众人对亚伦?伯尔的公愤。约翰?马歇尔虽然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却因命运安排审理了此案。因为那时，最高法院的法官在事务不忙时，也在低级的法院审理案件。所以，马歇尔做了此案的法官。但是，由于公愤太甚，使得很难找到一个中立的陪审团。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刑事案件在美国仍然采用陪审团制。寻找一个公正中立的陪审团确实是个巨大的工程。足足花了两个星期才找齐陪审团的12位合适人选。在我们国家，政府有责任证明被告人有罪并且排除合理怀疑，并且说服陪审团相信。我们的宪法要求，对于叛国罪，必须提供至少两名证人，证明他们关于叛国的行为。伯尔的辩护律师要求排除所有的证据，除非政府根据宪法的要求提供两名证人。大家对辩护律师提出排除证据的要求意见分歧很大。最后，马歇尔裁定，根据宪法的要求，应当排除证据。亚伦?伯尔没有被发现有罪。最终，亚伦?伯尔这个案子成为法院有权维护宪法要求的程序正义的先例。我们宪法的架构就试图通过法律保障自由。宪法中将个人的权利至于政府权力之上，司法独立，不受政府干预。无论我们国家的政府政治意图如何、公众的感情如何强烈、社会舆论如何认为亚伦?伯尔有罪，约翰?马歇尔在本案中开创性的坚持了宪法精神。马歇尔为法官们树立了榜样，在面对公众舆论时，如何将宪法中的崇高理想付诸实践。
即使是最好的法官也会犯错。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公正的刑事司法体制需要提供多层的审查，所以我想说的第三点就是一个良好的体制对审查的需求。这个审查的机构可以称为刑事司法体制中的质量控制机构。为提高法律系统的一致性，多层的审查为宪法中公民的权利提供了第二道保护。
中国和少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大约2/3的州还保留着死刑。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实施死刑都受到废除死刑的其他国家的批评。如果保留死刑，我认为只应适用于极为严重的犯罪，并且应公平的适用、执行。并且，我认为死刑犯必须有足够好的辩护律师。
刑罚在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中，我猜有四个目的。第一，隔绝；第二，阻止；第三，报复；第四，在某些情况下，矫正。
通过施加刑罚，社会至少可以制止罪犯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犯罪。社会通过惩罚罪犯，来威慑阻止其他人犯罪。社会要求报复触犯法律的人，在某些案件中为抚慰受害者。人们也会脱离与社会的联系，在特定的案件中，刑罚是为了使起重新回归社会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以上表明，法治不仅惩罚做坏事的人，法治还让社会相信，这种行为是不会被容忍的。个人对其行为负责表明了传统的法治价值观念――责任、公平。社会对于正义的刑罚的兴趣会下降，如果体制不被人信任能产生公平和正义的结果。我认为社会本身对死刑犯提供程序上的保护有很大的兴趣，以实现正义。
在美国州立法院的死刑案件中,对于无力请律师的罪犯提供的辩护律师，在很重要的程序阶段律师的辩护是不够水准的。除非合格的律师能够并且愿意参与死刑的辩护，我们不能期望死刑是在根据公平的标准下实施的。
中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改后，增加了重要的一项――为因经济原因无力请律师的被告人提供律师。
正如法官所说，因为被告人缺乏法律知识，人身又受到限制，所以他不能充分的保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就不能完全保证他享受到法律规定的程序上的权利。让每个人有平等的权利通向正义之路是法治的任务。有人说自由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程序保障的历史。保护严重违反社会规范的人的社会意愿反映了一个社会对于理想的正义和公平的法治的追求。同时，法治肯定了每一个个体的尊严。在保护社会安全的同时，保障被告人个人的权利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提到了三个司法的原则：在保留法院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将政府权利最小化；在理论上同时也在实践中保护个人的权利；对于死刑给予高标准的个体公正的要求。这三个原则共同作用将会实现法治，保护我们的社会的同时，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当我们通过保证程序正义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我们不只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也是为了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利益。这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法治。在美国，50年前，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保证所有的重罪被告人都有辩护律师，随后，我们将此推广到州法院。但是，还有工作留下来需要我们做。保障所有的公民都受到尊重，正如法治所要求的那样拥有一个良好的法律体制，我想，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都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正义在目前仍是幻影，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建立基础，开始加强我们的法律和政治机关的建设，我们必须清楚任何社会都不完美。法治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劳动，它需要时间，它需要不懈的努力。但是，这个任务可以变得容易一些，当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互相学习借鉴彼此的经验，并且努力完善刑事诉讼的程序。为我们的人民建立公平正义的体制，是通过我们一点一滴的努力。谢谢大家。
20世纪西门子在中国和世界的地位
埃伯哈德舒墨
建立评估制度是很重要的。它引导公司走向繁荣并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进步。
埃伯哈德舒墨先生，1940年生于德国柏林。在Darmstadt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进入西门子公司致力于核反应堆发展项目，特别是高温高压原子能设计。他在从事多年的核工程技术研究之后，被任命为1300MW水能核反应堆的项目经理，核反应堆临近维色河畔的布勒名。此后，他又接手管理西门子在德国北部签下的4个核反应堆工厂。1980年埃伯哈德舒墨先生成为核能工厂的总经理，该部门全面负责西门子在该领域所有的国内外业务。他在美国以及一些东欧国家建立了合资企业，并与德国、西班牙、瑞典、南非、巴西、加拿大的合作伙伴们展开亲密合作。这些业务的总销售额高达7亿美元。1990年，埃伯哈德舒墨先生就任西门子核能部总裁，主管核工厂的建立和服务。该部门约有3500名员工。后来由于德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对核工业采取的某些政策使该项业务严重滑坡，西门子对其进行改组。1998年舒墨先生到西门子在北京的分支机构从事管理工作。
我的讲演包括四个方面：
一、西门子要树立什么样的商务形象？
二、商业环境怎样变化？
三、是什么驱动着公司不断发展？
四、工作目标是什么？
一、西门子要树立什么样的商务形象？
在电器与电子行业，我们名列第三，仅次于通用电气和IBM。我们的销售额平均每年增加5%，目前已高达每年550亿美元。这就是整个西门子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西门子在中国的情况。我已经提到，因为中国的法律允许合资，我们于1984年在中国成立了第一个子公司。但很不幸，我们还没有得到在中国销售产品的许可。我希望在中国加入WTO时我们能享有更多的商务自由。
二、商业环境的变化
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集团崛起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必须管理，必须合并。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只有少数公司能够跟得上时代的脚步。我们国家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优胜劣汰过程。西门子公司与其它公司之间有很多不同。西门子的产品包罗万象，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家别的公司可以与之媲美。我们的业务涵盖能源、工业制造、通讯、信息、交通、人身保险和医疗服务，都是变革者孜孜以求的商业目标。
三、是什么驱动着公司不断发展？
我的回答是，员工。他们是我们成功的主要动力。西门子是有着长达150年的悠久历史跨国公司。我们追求一流的管理，而这需要一流的管理体制和更多真正的管理人才。一流的管理是基于杰出的商业技能和强大的竞争力的。它对领导层的要求则更为苛刻。领导层承担着全部的责任，而且必须比其他人付出更大的努力。他们是企业的灵魂。我们的企业是建立在团队精神的基础之上的，领导层就是这支队伍的教练组。员工们每年一度聚集在一起，对领导层的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通常是领导层(教练组)组织这样的讨论。多数的情况下，这些讨论是开放的、坦诚的。多数时候，我们通过对员工的调查来评估他们的满意程度。员工们也为企业的管理提供相关信息，他们大多表达了对公司内部沟通的重视。建立评估制度是很重要的。它引导公司走向繁荣并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进步。它包括九个要点：谁取得了进步、领导层、质量和发展策略、员工的价值取向、资源、流程、顾客和员工的满意度、以及公司经营状况。
四、公司内部存在对所有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因素或者原则吗？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吗？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持公司的长期繁荣。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管理策划和管理学习。这一点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我们将来的成功有赖于员工时刻保持着不断学习、不断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改变的高度警惕性。
西门子公司简介：
西门子正在融入中国经济
西门子与中国的合作始于127年前，当时西门子为中国提供了第一台指示电话。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于1994年10月建于北京，该股份公司是西门子的54项业务的基石。在近15000名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西门子及西门子在中国的地方合资企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98年年度财政高达3.5DM.西门子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西门子的地区性合作伙伴对她能在地方上站稳脚跟功不可没，通过帮助这些合作伙伴们建立战略方案，西门子在中国正在实现她在最为重要的全球战略目标，即同时成为全球玩家和地区英雄。
1998年10月1日西门子AG聚集其信息和通讯系统的专业力量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商业部门―信息和通讯部门。该部门最重大的成就是获得了全中国主干网络的SDH干线近45%的合同。这个网络使西门子产品遍及全国，从哈尔滨到广州，甚至拉萨。
在中国，不论西门子走到哪里，她都致力于培养本地的熟练技术力量。她为中国员工建立了广泛的培训和发展计划。建于1997年的西门子管理学院的任务就是帮助建立合格的地方员工队伍和管理力量。管理培训、职业培训、以及个人工作技能培训将为西门子实现其在中国的目标服务，那就是，成为中国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业已成为西门子公司在太平洋地区最为重要的市场，大约占该地区业务总量的30%。西门子在中国的长期目标是，并将永远是“成为中国经济不可分割的，成功的一部分。”
珍?古道尔博士2001年在北大的演讲
珍?古道尔博士
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类所做的对这个地球的最大的伤害，最糟糕的事情―是我们污染了这个地球，污染了这个环境。
珍?古道尔博士(Dr.JaneGoodall)是国际知名的动物行为学家。是国际动物保护界的一位最重要的人物，也是20世纪的一位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带着儿时的梦想，她于1960年前往非洲的坦桑尼亚研究黑猩猩，发现黑猩猩有许多和人类相似的行为，其中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日后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珍?古道尔一生致力于黑猩猩的研究和保护，并为冈比河研究中心开展持续时间最长的野生动物群落的实地考察。并创立了“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在号召全球的年青人一同关注环境问题。
她的实地研究改变了人类学的历史，她的爱心、毅力、才智和热情使她成为动物保护领域的杰出人物。多年来的重要研究工作为她赢得了无数的头衔和奖项，其中包括动物权益研究所授予的艾尔伯特?史威策奖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授予的传播造福人类知识杰出工作者奖。并于2002年4月被安南秘书长任命为联合国和平信使。
各位晚上好，能够看到有这么多人在这么一个美好的晚上来这个地方我感到特别高兴。我想用黑猩猩的语言来向大家问候。（掌声）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很多年以前在伦敦出生的一个小女孩儿，后来在全世界周游，并且有这么多的人来听她讲话。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总是想到当我还是个小女孩儿的时候我妈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讲有几只鸟在争论谁能飞的最高，最后是决定来一个比赛看谁飞得最高。当然是鹰，它肯定能飞得最高，所以它就越飞越高，越飞越高，一直到最后它不能再飞了。这时候其他的鸟都已经飞回地上，只有它高高的飞在天上，没有回来。但是它没有想到在它的背上趴着另外一只很小的小鸟。当鹰已经飞不动、不能飞得更高的时候，这只小鸟从鹰的背上飞了起来，飞的比鹰还要高。我之所以喜欢这个故事，是因为这就像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飞得更高一点。但我们能飞多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下面的那只鹰。回想在我的生活中间帮助过我的那些人，就像那只鹰，像鹰身上的羽毛，每一根羽毛都帮助过我。那些学生在冈比亚帮助我来收集那些资料；我在全世界旅行的时候遇到了许多许多的好朋友，像我旁边的这一位。还有JaneGoodall研究会的那么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今天晚上都来了。
提到我了不起的家庭，我特别要提到我的母亲。当我才10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疯狂的梦想，想到非洲去，当时所有的人都笑话我，只有我的母亲支持我。在那个时代，我们家甚至连一辆自行车都买不起，而非洲是几千英里以外一个遥远的地方，谁能想到我有钱到非洲去呢？那个时候一个小女孩儿想做到这件事情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可是我母亲说Jane，如果你真的想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努力的工作，永远不要放弃，继续追求，总有一天会实现。
我没有走从中学到大学、毕业以后到非洲这样的一种常规的道路。我当时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在餐馆里打工，给人家端盘子，用这样的方式来攒够去非洲的路费。23岁那一年，我就跟家里人告别，从此踏上了一条神奇的探险之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我是通过专门研究人类化石的古生物学家里奇教授才开始研究黑猩猩的。当时他很奇怪一个小姑娘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关于非洲动物的事情，其实为了准备到非洲去我已经读了很多很多关于非洲、特别是关于非洲动物的书。所以从1960年开始，里奇教授帮助我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使我能够开始饲养黑猩猩。我选择了几张幻灯片让大家得到一点感觉，我在非洲研究黑猩猩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现在请把灯关掉。
（图片演示）这是1960年拍的照片，当时黑猩猩看见我就跑。但是我有耐心，我也不太快地就离猩猩很近，这样猩猩渐渐地就愿意跟我接近了。有一天，我的厨师告诉我说，有一只猩猩跑到我们的厨房来，拿了几根香蕉走。这样，我就决定留在营地，亲自来喂它香蕉。这只猩猩名叫大卫，它的头上有一撮白毛。我这样喂了它几天以后，有一天它直接从我的手里拿走了香蕉，我知道，我已经赢得了它的信任。
（图片演示）这是大卫又把我介绍给它在森林里的朋友们。
（图片演示）这是那只最权威的雌性黑猩猩，她的名字叫朱莱雅；那是大卫；那边的那只是布劳德；布劳德的女儿是四岁的菲菲。菲菲是我从1960年研究黑猩猩以来，惟一一只仍然活着的黑猩猩，现在她已经42岁了。
（图片演示）经过我的观察，我发现黑猩猩许多很特别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发现黑猩猩用一根草叶子做工具。它不仅会用草叶子，而且会用树枝。它会把树枝上的树叶捋下来，然后用中间的树枝来做工具，这就是制造工具的开始。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直到我发现这件事情为止，人们都认为：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而这正是人类和其它动物区别的主要标志。就因为我发现了这个现象，所以《国家地理》杂志社给了我资助，让我继续进行黑猩猩的研究。
（图片演示）在黑猩猩的家族里面，男性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它的体型也比较大。雄性的黑猩猩为了表示它的统治地位和权威性，总是做出种种动作：扔东西，把东西搞烂……以此来表现它们的威力。它们经常做出要和别人打架的样子，但它们并不是真的要打架，只是为了显示它们的威力。
（图片演示）这是一只典型的雄性黑猩猩，它对比它级别低的黑猩猩做出一副吓人的姿势，把其它的雄性黑猩猩都吓走了。它们有时也真的打，但是更多的时候只是做出吓人的样子而已。
（图片演示）在争斗中，被打败的一方常常做出这种卑躬屈膝的样子，来接近和讨好获胜的一方，表示它已经臣服了；有的时候，胜利的一方也向它表示友好，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恢复了。
（图片演示）黑猩猩久别之后，也会象我们一样互相亲吻；它们也互相拥抱。
（图片演示）让我们看看一个黑猩猩家庭的情况。这是冈比亚最著名的黑猩猩家庭：布劳德的家庭，它们家庭成员的名字都是以F打头的。这是菲菲，它这时候5岁半；它又生了一个小猩猩，叫布鲁特，只有6个月大；菲肯这时候已经是12岁了，它是菲菲最早生的一只雄性猩猩。菲肯常常随着其它的雄性黑猩猩到外面去游荡，长时间地离开家，离开菲菲。但是它同样也花很长的时间和自己的家庭在一起，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家庭也越来越稳固。
（图片演示）这时候的菲菲12岁，它刚刚生了它的第一胎。布劳德在后面，趴在菲菲的肩膀上在看自己的第一个孙儿；费在旁边，和自己的姐姐在一起。
猩猩常常在一起花很多的时间在玩，也常常离开它的母亲，和其它的猩猩一起玩。
（图片演示）他们都在笑，这三只猩猩都在笑。（珍?古道尔女士学猩猩的笑声；一片掌声）。所以有的时候，菲菲完全一个人到外面去游荡，只剩下它的孩子们。
（图片演示）对于一只猩猩来说，野外有很多事情可做：
他们可以玩石头；有时也会和狒狒去玩。这只猩猩想和狒狒玩，但是这只狒狒正在和自己的同伴玩，不理它。很不幸，狒狒有一样东西是猩猩没有的（图片上的猩猩抓住狒狒的尾巴使劲拽着）。
对于一只小黑猩猩来讲，在野外成长，有很多的乐趣，但是也有很多的东西要学。黑猩猩有很长的时间是跟着母亲的。它不仅要吃奶，而且晚上就睡在母亲的怀里。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它很注意母猩猩怎么样去照顾另外一只猩猩；它看一只成年的猩猩怎么样去吃坚果，它因此而学会了它们的食物传统，以及在这个特定的群体中该寻找什么样的食物来吃。而且，它们还要学会怎样去使用工具。在冈比亚地区的黑猩猩，至少有九种使用工具的方法。这种使用工具的传统是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黑猩猩通过观察、学习，以及亲身的实践，来把这种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视为一种原始的文化。
（图片演示）这时候菲菲有了第二个孩子，它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差不多5岁了。5岁的猩猩对这个小猩猩特别感兴趣，比其它的姊妹都有兴趣。后来，菲菲就让它的大儿子来抱着它的小儿子。这两只猩猩花很多的时间在一起玩。
通过这42年，我们学到了和我们最接近的亲属的行为模式。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非常接近人类。我们是灵长类动物里很特殊的一种，但是我们和其它的动物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这个地球上惟一的一种有感情、有情绪的动物。我们不仅是和黑猩猩，而且是和其它的许多动物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这使我想到很多伦理学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破坏了很多其它动物的生存环境。我们感到很悲哀，像这样的黑猩猩家族正在非洲大陆上迅速地消失。
（图片演示）60年代，当我刚刚到达非洲的时候，在坦葛尼喀湖的周围，像这样的森林一英里接着一英里地延绵；现在，在那里的国家公园仍旧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色。但是，这个国家公园只有十英里长，出了这个国家公园的范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如果你到公园的北面或者南面去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图片演示，一片哗然）：树已经被砍掉了，水土流失严重。人们企图在这个非常陡峭的，而且石头很多的山坡上栽种粮食，土地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肥沃。
（图片演示）这里几年以前还是森林，而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黑猩猩和其它的动物就从这样的地方离开了。所以十年前，我曾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这个地方的人们为了生存而奋斗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保护住黑猩猩的栖息地？”因为这个地方的人越来越多，超过了这个地方土地的承载能力，而当地的人又是那么的穷困，他们没有钱到外面去买粮食，他们也没有办法移居到其它地方去，因为他们的人太多了，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他们。所以珍?古道尔研究所就开始帮助当地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寻找能够维持他们生存的一种生活方式。
（演示图片）现在在33个村子里面都有这样的苗圃，有很多苗圃都是由当地的妇女来维护的。我们资助一点钱，然后就由当地人去管理，这样也提高了妇女在村子里的地位，男人们也更加尊重妇女。我们和当地的医生共同为妇女和儿童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条件。我们为他们提供计划生育的咨询，关于艾滋病的教育，提供保护自然的教育。我们建立了一个叫“根与芽”的项目，在这33个村子里都有“根与芽”的小组。照片上的女孩子们正在学习怎么在石头很多的土地上耕种。我们发现，在这片土地上，如果你不去侵犯它的话，它的植物会很快地自己生长出来。当地人很高兴我们给他们这么多的帮助，所以他们也开始帮助黑猩猩。
我们恢复了一些森林，这样的话，黑猩猩的群体就不会和其它的群体隔离，变成孤立的一群。我们雇佣了当地人来做关于黑猩猩的调查研究。他们跟随着黑猩猩做调查，现在他们把黑猩猩看成是朋友，也很少去偷猎黑猩猩了，但是在别的地方，还是有人在偷猎。在大约100年前，非洲大陆大约有200万只黑猩猩，当时全世界大概有20亿人口；现在全世界有61亿人口，而且还在往上涨，但是非洲黑猩猩只剩下了1万5千只了，而且数量在不断地减少。到现在，还有人在猎取它们，而且有人是猎取它们作为食物。现在除了珍?古道尔研究所之外，还有很多机构，大家共同努力，来保护黑猩猩的栖息地。至少在冈比亚，现在黑猩猩已经是比较安全的了。
（演示图片）这是一对双胞胎，这是在整个群体里的第三对双胞胎，它们的母亲是我最喜欢的黑猩猩之一。这对双胞胎特别地可爱，我很少见到这么可爱的婴儿。它们有的时候非常地活泼，有的时候又非常安静地坐在那儿观察、学习，怎么使用工具，怎样捕捉食物，而且他们学习得很快。你们可以看到那只长着白胡子的小猩猩，我老怀疑：它是大卫的孙女。
（演示图片）这是一只最著名的黑猩猩，很多到非洲来的人，都会来看菲菲。菲菲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坐下来，很悲伤地看着我，
有些事情是只有我和菲菲记得，在那些早年的日子里头的那些其他的黑猩猩现在都已经去世了，只有我和它记得那个时候的很多其他的黑猩猩。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永远都不知道它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什么，即使我看见他的眼睛，我也不知道它在想什么。我也永远不知道菲菲是怎么想我的。虽然经过了四十多年，但是仍然有一个秘密：对这个黑猩猩的内心世界，对我的……
我希望那个冈比亚的黑猩猩的基因库能够足够大，使得这个种群能够延续下去。但是在冈比亚的国家公园，现在也只剩下150头黑猩猩。从这个黑猩猩的命运里面反映了我们人类对这个地球造成的伤害。
（请把灯光恢复）
我们知道在非洲发生了什么事情：森林在消失，这里水土在流失，这个土地在沙化。它拥有那么宽广的地方，但是人却居住得太多，超过了土地的承受能力。人类的人口增长造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饥饿、疾病和贫穷形成的一个恶性的循环。菲菲有很多的同伴被人类杀害的理由就是是为了要捕食它们，人们猎取猩猩作为食物。
但也有的地方人类猎取野生动物作食物并不是因为他们饥饿，而是因为他们想换换口味。
在非洲，洪水，旱灾都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这是因为战争，内战使得整个局面都变得越来越恶化。
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类所做得对这个地球的最大的伤害，最糟糕的事情――是我们污染了这个地球，污染了这个环境。关于这个我以上提到几个问题，各位在中国大概都很熟悉。
你只要在北京或者上海，你可以闻到空气里面被污染的味道，可以看到水被污染;我们都知道在土壤中间所积累的这种有害的化学物质会使它所种出的庄稼，所长出的粮食成为对人类有害的食品，有毒的食品;而且我们到处乱丢的这种合成的化学物质会积累成为非常严重的后果，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搞基因食品是吧，但是究竟这个基因食品将给未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
造成这种环境的破坏很重要的原因是人类的贪婪和残忍。在全世界我们看到到处都是罪恶，都是战争。现在我们又有了国际恐怖主义。（哄笑）你们觉得可笑吗？国际恐怖主义，你们觉得可笑吗？9月11号我本人在纽约，我亲身经历了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被袭击。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这种情景，然后我打开窗户，我闻到了飘进来的烟尘的味道。一个城市里你什么也听不到，只听到警车和救护车的呼啸声。我感到痛苦、害怕和震惊。在那天，很奇怪的是，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人类所能做出的最大的罪恶，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人类最善良的一面。那么多人冲进正在坍塌的世贸大楼，企图把里边的人救出来。很多人从楼里边已经逃出来了，又转过身去，到楼里边去救助其他的人。而不仅是人类这么勇敢，还有一些救人的警犬，也冲进楼里边去救人。事情发生两个月后，我曾经遇到了一位警察和他的救人犬。这只狗在救人的时候，他的爪子受伤了。大夫说，你不能让这只狗再工作，至少要休息四到五天。但是这只狗知道那栋楼里边还有那么多人需要救助，竟然不吃饭，他要再回去救人。为了让受伤的狗能继续回去救人，他们给这只狗做了个小靴子，套在狗的爪子上。当时狗的爪子已经痊愈了。我把这只狗的靴子脱下来，带着它在全世界周游，想告诉人们一只狗能够有多么大的勇气和勇敢。（掌声）
在人们经历了这场震惊安静下来之后人们开始考虑，他们的人生价值究竟在哪里？有很多人说：也许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挣越来越多的钱，而没有用更多的时间和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在这件事情之后，很多人开始更多的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告诉家人说我想你们，我爱你们。我自己就遇到了很多很多年以前的六个学生，这六个学生很多年都没有跟我联系，现在又来找我，说我们想跟你联系。这次恐怖事件使得很多美国人开始想，至少造成这次恐怖事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全世界范围内财富的分配太不平衡。很多的恐怖主义分子都是来自那些最穷困的国家，他们没有任何希望，他们都是生存在世界上最穷困的角落里的人群。现在美国人开始考虑，也许他们应该更多的去理解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的文化。所以我想，我的“根与芽”项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根与芽”的名称有着象征的意义，“根”就意味着他有非常坚实、广泛的基础；“芽”意味着破土而出，见到阳光。我们也许要用“芽”来冲破我们人类为这个地球所带来的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根与芽”项目带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千百万参加“根与芽”项目的年轻人可以共同努力，突破我们的世界所造成的目前的状况。而“根与芽”项目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都可以使这个世界有所不同。每一个小组选择三件事情能够使其他的人、居住的社区、其他的动物，包括那些家养的动物，能够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
至于他们选择什么样的项目，决定于参加这个项目的成员的年龄，我们参加“根与芽”项目的从学龄前儿童一直到大学生都有；而且也取决于在世界的什么地区活动，最早“根与芽”项目是在坦桑尼亚开始，但今天我们已经在全世界69个国家有“根与芽”项目的活动。而且在中国“根与芽”的项目也发展得非常之快。在中国“根与芽”项目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是因为有三位了不起的教师，他们今天都在座，谢谢你们。（掌声）还有三位年轻的女士也是为我们“根与芽”工作的，两位在北京，还有一位不在北京，谢谢你们。（掌声）由于这些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努力，“根与芽”项目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大学里发展得非常快。但当我在全世界旅行的时候，有人问我，Jane，你真的对人类的未来抱有希望吗？我有四项理由使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第一条理由是人类的头脑正在反思我们人类究竟对地球做过什么？我们可以把人类送到月亮上去。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很糟糕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制造了武器。幸运的是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考虑我们人类究竟对地球的环境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据我所知，几年以前中国很少有人谈到什么环境问题，但是现在几乎人人都在谈环境问题。所以你们觉得我们大家把自己的头脑和热心都连在一起，不能够一起为这个世界作一点什么事情吗？我的第二个理由就是，自然是非常宽容的，只要我们给他一点时间、一点帮助，大自然就会恢复往日情形。我记得伦敦曾经跟北京一样是污染比较严重的城市，但是现在他的情况好多了。我记得当年的泰晤士河污染得非常严重，但是现在的河里纯净的有鱼。有一些已经几乎濒临灭绝的动物，现在又能够在人类饲养的环境下重新繁殖起来。讲一个好的例证就是在北京我们看到的麋鹿，郭耕先生就是麋鹿苑的教育项目的负责人，是他把去年一只麋鹿脱落的角送给我作为纪念品。这里提到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英国人在满清末年的时候发现麋鹿快要灭绝，就带了几只到英国去。后来在中国麋鹿灭绝了，85年的时候英国把他们运走的那些麋鹿的后代又运回到中国，现在在中国麋鹿又重新繁殖起来。还有很多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像这样的故事。另外，有那么多的了不起的人在做一些别人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个是个手术用的手套，但是它的拇指已经没有了。有一个小男孩点了一个炸药，炸药在手里爆炸了，把他的两只手都炸伤了。他一次一次到医院去做手术，把他的手指缝合，但他的大拇指不能用了。当时他说他决定要做一个大夫，人们说这是个好主意。他说他想当一个外科大夫，人们就劝他说，你想当大夫很好，但是，一个没有大拇指的人可能在医科中不太适合当外科大夫。他后来就努力地通过了各项考试，最后他在纽约成为一个很好的外科大夫，他专门为孩子们做手术，来医疗他在那次意外事故中受到的伤害。这是我抱有希望的第三个理由。我的第四个理由是，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有这样的决心,把这个局面改变过来。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就在你们手里把握着未来的希望。但是有人会想，我只是一个人，全世界有六十亿人，即使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能够使这个世界有所区别吗？但是由于我们有现在这种传输的手段，成百万的人都理解了我们应该做什么来保护我们的环境，不应该做什么来破坏我们的环境。可以畅想一下成百万的人在想怎么把垃圾捡起来；都在想节约水和能源；都在想如果我们能够选择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买那些对环境有利的产品，而不买那些有害的化学化合物产品；我们可以尽量去买那些其行为对环境比较友善的公司的产品，而不买那些破坏环境的公司的产品。这个将会使得商业圈产生一个很快的改变，因为人们的购买导向可以使得商业界产生一个很快的改变。当我们讲到全世界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压抑，没有什么希望，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周边的环境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我们是有能力使它有所改变。这就是我要传达给你们的信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就掌握在大家手里，大家共同努力是可以使这个世界有所不同的。这就是我要传达的信息，谢谢！（热烈的掌声）
郭耕：JaneGoodall曾经有这样一句名言：唯有理解才能关心，惟有关心才能帮助，惟有帮助才能都被拯救。刚才大家听到Janedoodall关于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作为一个当过三年黑猩猩饲养员的我，觉得非常惭愧。毕竟，人类的爱、希望和恐惧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
下面给20分钟时间给大家提问。
问：谢谢。您好，古道尔博士，我是今年大一的新生，我学的是地质学。在我接触地质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以后要成为一名在野外工作的地质学者。我每天都在忙碌地学习，学习英语、学习各门的功课，为的是以后能够找到一种简单而有普通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当我接触到地质学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我对这门学科越来越感兴趣了，昨天晚上，我读了你的书，并且做了一个梦，梦里我梦到我变成了你，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突然有这样一个愿望:希望昨天我的梦能变成真的事情。博士我今天想问您的是，如果我真的成为了一名女的野外工作地质学者，您认为从社会和我个人来说我将遇到多少困难，而如果我这样做了的话，我能看到什么样美好的世界，谢谢你。
JaneGoodall：我不能够预测到你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面临什么样的世界。但是我要告诉你，永远不要放弃，你会成功的。你可以参加“根与芽”的项目，因为你可以在这个项目里边找到和你志同道合的人，他们都和你有同样的决心和勇气，来到这个世界不断地找到你的朋友。
问：Goodall博士，你好，我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我想问您动物是不是真的和人类享有同等的权利，那么现在如果你手中只有一个香蕉，你会把它给一个濒临死亡的非洲难民，还是会给一个非常可爱的黑猩猩，谢谢。
Goodall：每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说只能这样或者那样，要依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找出一个更合理的办法。也许我会把香蕉一分为二，一半给猩猩，一半给人。（掌声）
问：Goodall博士，我是中央财经大学的新生，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现在有个名词“绿色经济”，就是把环保和经济联系起来，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治理环境的话，要花费很多的经费，这样就要提高产品的成本从而提高产品的价格。怎么才能使人们买贵的环保的产品，而不买便宜的不环保的产品。
Goodall：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的后代的幸福、为了你的孩子的幸福多花一点钱。那些能够承受这样较高价格的人如果买了这些产品，就可能使这个产品的价格降下来，使得那些没有钱购买这种产品的人也能够享受到这些环保产品。
问：我来自清华附中，我们都很爱动物，很喜欢自然，我想问，怎样参加“根与芽”的项目？
Goodall：在我们的前厅的几张桌子前有我们“根与芽”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参加“根与芽”项目。
问：Goodall博士，你好，我来自北大，我想问你一下，在我们到野外去研究动物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对他们的生活有一些影响，我们如何降低这种影响？
Goodall：对于不同的动物的回答是不同的。重要的就是，那些有经验的人知道怎样做才能不影响到野生动物的生活。
郭耕：好，谢谢大家，现在有两位朋友要送给JaneGoodall一束鲜花。（掌声）谢谢王雪纯和敬一丹。
如何创建一个公司
依琳诺洛芝
我真心希望不久的将来，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能够成为CEO；我希望大家学到的是如何避免我曾经经历过的、你们离开校园后有可能面临的失误。
依琳诺洛芝女士，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1978年加盟摩根斯坦利银行，在诸多部门（如公司财务部、公共财政部等）担任主管职务。在此之前，依琳女士在华尔街从事了长时期的投资银行工作，曾经是美国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的助手。
我有一个愿望：
我真心希望不久的将来，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能够成为CEO；我希望大家学到的是如何避免我曾经经历过的、你们离开校园后有可能面临的失误。
在我走进这个大厅的时候，我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我真心希望不久的将来，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能够成为CEO。要成为一名CEO并没有一定的模式，今天我将要告诉大家的以及我所希望大家学到的，是如何避免我曾经经历过的，你们离开校园后将会面临的失误。作为CICC的首席执行官，我希望首先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的发展历程介绍给大家。
关于中金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国际性投资银行，其宗旨是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国际、国内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中国第一家国际性投资银行，总部设在北京，并在上海和香港设有办事处，共有144位专业人才。中金公司是一家合资投资银行。投资银行是一种金融中介，属于服务部门。建立一个服务企业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都不同于产业企业，我们的宗旨是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国际、国内投资银行。中金建立之初便秉有多重目的。我们的首要目的是成为一个完全的赢利性机构。其次，我们愿意帮助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并且为中国的改革提供融资服务。我们的信条是关注客户，关注职员。作为一个服务性机构，我们希望我们的机构永远和我们最成功的客户以及最出色的职员一样好。
我们的五个合作伙伴是中国建设银行、摩根士坦利、中国经济技术担保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香港名力集团。我们的每一个合作伙伴都为这个集体增加了力量。
建立公司与创建事业和企业文化：
建立公司与创建事业有着不同的蓝图；公司和组织的实质就是为它的成员提供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就是企业文化。要区分建立公司与创建事业，理解二者的不同蓝图。创造力、革新力、判断力是一个出色的投资银行区别于一个平庸的投资银行的标志，如前所述，我们的企业文化的核心是客户至上，注重我们事业的多元性，把我们的文化建立在团队精神上。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技巧可以通过教授传播，恰如技术和分析能力可以通过阅读来获得；但我们无法传授的是创造力、革新力、判断力。任何一个公司和组织的实质就是为它的成员提供一个环境。我们认为我们对我们的成员负有责任，这种责任即致力于为他们创造一个完全职业化的、体面的、令人尊敬的工作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存在着职业的流动性，因为如此智慧的人群不会愿意在今后20年中重复同样的工作。在这个环境中，表现最出色者担任领导者，因为一个组织的强度就是它最薄弱的环节的强度。在这个环境中，充满了投资银行业务创造财富的机会。这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
简单地看，我们是以一种平展方式组织起来的。大多数的投资银行都从一个组织结构中发展起来的致力于研发工作的平展型的机构。因为投资银行有一系列不同的事务，而每一条事务线有不同的风险。这些事务都需要不同的任务以不同的技术来完成。个人是不可能完全而直接地管理所有这些事务的。这正是多数投资银行采用平展结构的原因。本公司有一系列平行的事务线，而在团队合作中，这一系列的事务线都是在同一水平基础上的。这一平展结构的特点与您所将进入的文化氛围有着直接关系。这暗示着这将是一个开放而坦白的文化。
当两家公司合并时，二者在组织形式、企业文化、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等方面都是迥异的。不到一年以后，您所看到的就是一个已经在市场上创造了几亿美元价值的新实体。这是真正国际意义上的银行业务。目前中国显然还不存在真正的投资银行业务。CICC希望成为发展这一事业的种子。即使是今天的CICC仍然缺少许多许可证。我们不能在亚洲市场上直接做贸易。但我们能在亚洲市场包括国际市场上从事承销业务。我们与中国官方长期合作，致力于将国际市场的操作规范转移并运用于今日的中国市场。但是CICC的初衷来自于两个民族智慧的结晶，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CICC初建时，所有成员使用同一种语言。我们所希望建立的是一个能在国际市场中运作自如的，达到世界标准的中国的投资机构。这就是CICC的筹备过程。
随后，一个投资银行集团和一些中国同行走到一起，接着又有一群律师加盟，共同生成一组文件。在一些工作人员到位后，我们的CICC形成了。你们都可以发现，这个过程本身也许并不是创建一个企业的最佳道路。
中金公司的创建过程：
CICC建立之初的工作重点在于如何开创一项事业，而现在则需要将集团的注意力集中到“让我们创建一个公司”上来。
什么是市场所要求的勤勉?我们是如何决策的？我们的长期业务计划如何？这些似乎是最基本的问题。但如果你拥有一群无比智慧的人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也许您就不再需要这些问号了。
投资银行家本身并不创建公司，投资银行家从事交易业务。他们完全懂得集团战略，他们懂得如何区分优秀管理和劣质管理，他们知道如何对商业和股票估价；但他们并非天天作决策。与雇员交流，激发他们的热情，使他们担负起责任，这是他们也必须担负起的完全不同类型的工作。因此，CICC建立之初的工作重点在于如何开创一项事业：如何在从未实践过真正投资银行业务的中国创立这样的事业。
这些都是最初几年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不断创新，不断调整。CICC成长了，它的业务打开了。它以其高水平的咨询业务，高质量的技术和分析能力建立起了良好的声誉。它已壮大成为拥有144名优秀人才的新实体。去年五月，我的一位同事，CICC的前任CEO，OstenKollen由于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这对于CICC事业而言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一个文化内部它的领导者往往就代表了这个团体。因此，当我回到这里，人们都在疑惑：“谁是依琳？”一个女CEO?CICC在我到来之前已经有两位CEO，他们都是男性。因此我最初努力做的是把人员重新团结起来，认识到CICC已经遭受到的不止是人员上的损失，也是业务上的损失。事实上，没有人能替代欧思汀，但我们要做的是沿着他一直在跋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因此，我个人的，同时也是我事业上的挑战，一方面是意识到我必然被不断地与欧思汀比较并且可能落在其后，同时也是要努力开始将集团的注意力集中到“让我们创建一个公司”上来。我们已经开创起了一项事业，但要取得长期的成功，就必须有一个结构，在CICC内部建立起管理机制和决策机制，并且创建一个明确的企业文化。
CICC的革命：
CICC要拥有它独特的个性，独特的制度化的运作过程。这是我们最近6个月来一直在努力做的，它将成为CICC标志;在CICC，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革命。
CICC不是MorganStanley,CICC不是建行，CICC不是国有企业。我们的职员来自这些机构，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CICC。我们如何为自己定位？这取决于您是从那里来，也许还取决于您的年龄层；在许多方面实际上CICC是中国的微型Carson，在这里有来自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力量。而CICC的未来则仍在酝酿中，并将由它的144位成员来塑造；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公司生存下去。无论谁是CEO，这个公司都要拥有它独特的个性，独特的制度化的运作过程。这就是我们最近6个月来一直在努力做的，它将成为CICC标志。
许多同事对我说：“依琳，这是行政事务。”经营报告、执行委员会、决策机制，所有这些都只是行政事务。于是我意识到，我们所未曾真正讨论过的是管理。我们如何与领导者交流？什么是管理？不同的角色各自应展现什么？我们仍然在这场革命的过程中。
第一代领导人是幸运的。他们被放到这个职位上，6年来一直被恳请从事业务。而真正的挑战将在以后几年我们培养下一代领导人的时候。今天和明天中国的CEO是怎样一种角色？我告诉我的同事们，我将不再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我将不再对他们的业务做微观管理，我将不再对他们的一切负有责任，我将要开始对他们提问，我的同事们震惊了。我将成为一名选手，一个教练，我会引导他们，但最终，执委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对彼此负责，对公司的运作成功负责。
CICC的企业文化与管理者：
CICC的CEO和管理者应当是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榜样；目前，我可以为每个人做决策，但这决不是能让人们去学习的途径。他们必须在错误中学习；CICC的管理者应当明白：“我的成功就是公司的成功，我的成功依赖于其他成员的成功”；公司的CEO应当创造这样一个环境：“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我们可以共同解决困难，在这里，不存在我的客户，只有公司的客户；在这里，人们对我工作的重要性给予了肯定，我在这里有着大量的投资。”
在CICC，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革命。关键是如何培养革新力、主动力、创造力。这不是我能越俎代庖的。环境、CEO、其他的管理人才可以为员工们提供榜样。如同园中撒种，您为它浇水，希望它繁茂，有朝一日花满枝桠。但你无法拔苗助长。无数次我企求这场变革的步伐更快些。但这需要时间。作为CICC的CEO，我一直致力于灌输和表现企业文化。如果我们要开放和坦白，我首先必须开放和坦白。我希望我这么做了之后，人们也都能对我和他人开放和坦白。我的一些同事以前未曾从事过这项事业，在关注商业战略的过程中，他们担心下一笔交易不会到来。你一方面必须为他们提供引导，让他们确信只要服务好客户，下一笔业务必将轻松到来--尤其是在中国这个需求极大的环境中；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帮助他们建立商业判断力。目前，我们掌握的业务远超过我们所能处理的。您该如何拒绝一笔业务？您该如何表示我很愿意进行此项业务只是目前我还不能？您如何判断哪些业务将给您带来高回报而哪些不会？这些都是培养商业判断力的挑战。目前，我可以为每个人做决策。但这决不是能让人们去学习的途径。他们必须在错误中学习。
我如何定义成功？为什么我对定义成功如此关注？我希望CICC中的每一位经理都能这样想：首先，我的成功就是公司的成功。其次，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他们的成员的发展。当我发现我日常交往的人已经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他们感到他们可以做我正在做的工作并且他们非常愿意做我的工作时，那就是我最大的成功。
一位经理所遇到的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就是寻找人才。要寻找到最合适的人是非常困难的，而关键就在如何招聘。因为投资银行业的招聘本身就是一种投资。因为在您进入公司的前三至五年，公司一直在为您投资，教您分析，提供公司和本行业的信息。在您经过了这几关后，在第四到第五年，您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成为一位突出的专业投资银行家，了解所有的公司财务技巧，懂得分析公司财务收支帐目，善于阅读数据，体察公司运行状况。同时，学会分解公司战略并逐步实现每一个目标。有了五至六年的投资银行经历后，您就将开始为公司创造商业机会了。此时，回报期才开始。对于投资银行而言，无论是因为职员背叛还是不能胜任工作，人员损失的成本都是极高的。这就是选拔人员之难的原因所在。
我们可以创造这样一个环境，在这里我们都认识到每个人的不足是不同的，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我们可以共同解决困难，在这里，不存在我的客户，只有公司的客户。但如果您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这里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企业家，每一个银行家都有自己的客户，在摩根斯坦利,20年来，有许多杰出的银行家，他们在这里得到了发展，但又走到了我们的竞争者的公司中，因为人们相信从摩根斯坦利出来的人是最好的。如果有人愿意出足够高的报酬，他就能得到一位非常成功的银行家。我为什么说这些？有两个原因：首先，摩根斯坦利并不比其他公司的报酬更高，摩根斯坦利并不是因为它的高酬而吸引人。它吸引我，因为我发现，在这里每天的工作都充满挑战，在这里，人们对我的工作的重要性给予了肯定。第二，我在这里有大量的投资。
关于BiMBA学员：
今天我留给大家的是中金公司已有的发展历程和公司组织形式，你们需要学会的是下一步如何运用技术改变工作环境，改变管理地位；正如组织需要不断自我再投资一样，作为一名职员，一位经理，|奇^_^书-_-网|作为一个领导人，也必须不断自我再投资。我为你们所拥有的前景而兴奋，为你们能解决那些未知领域的问题而兴奋，为你们能成为未来的领导者而兴奋。
在当今推崇科技的时代，什么是影响公司结构和劳动力转移以及顺利过度的重要因素？在当今西方劳动力市场上，我这样已经工作20年的劳动力，或许再过5年就没有市场了。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的要求是适应性强，懂得在动态的经济环境中如何运作。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企业模式。令我兴奋的是我发现在中国可供选择的机会很多，因为在中国许多经济形式和经济规模并存。很多评论和争端明显与中国实际不符。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你进入一个企业或董事会的时候，你需要了解在这个动态的竞争环境中其他相关的子环境。
我可以举出微软的例子。众所周知，联邦贸易委员会曾说过，微软并不适合在美国生存。每个人都认为微软会失败。实际是怎样的呢？微软的确走出了美国，它成为在墨西哥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国内银行业务的佼佼者。相信大家都知道微软最近对香港电信业的举动和影响。这是真正上的运用“技术”动态地改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模式。今天我留给大家的挑战是中金公司已有的发展历程和公司组织形式和结构。你们需要学会的是下一步如何运用技术改变工作环境，改变管理的地位。
有趣的是今日的华尔街已被看作是相对年轻的行业，虽然年过50的华尔街领导者仍然从不使用电子邮件，偶尔使用也是出于被迫。同样，那些被最好的MBA学校录取的学生往往技术水平也很高。6年前我们曾经称他们为“激光头脑”。但是现在，如果你不具备这种”激光头脑”，你很难成为股票经纪人或投资银行家。这就是那些经营公司，进行战略企划或者管理“激光头脑”的人所面临的挑战。这是非凡的发展。由于许多公司采用网络技术，它们极大地已扩大了它们的客户群。
CICC正在发展中，多数其他的优秀组织也都在发展中。如果他们停止不前，他们必将死亡。正如组织需要不断自我再投资一样，您，作为一名职员，一位经理，作为一个领导人，也必须不断自我再投资。这并不意味着您要经常改变您所在的位置，但这意味着您必须非常灵活，对您的公司的需要和所在行业的变化非常敏感。
我希望我能再年轻20岁。中国正在使我变得年轻。经过这些年，我已经变的更有耐心也更有幽默感了。但最重要的是我变得更易于兴奋了：我为你们所拥有的前景而兴奋，为你们能解决那些未知领域的问题而兴奋，为你们能成为未来的领导者而兴奋。
每天我都受到我所从未想到过的问题的挑战，每天我都为我的无知而羞愧；但最后，在这样的夜里，我仍然相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我所要承担的只是我自己的错误。如果你能避免它们，你就是一个更强的堡垒。
对依琳女士演讲的反馈
一、对问题“你从依琳的讲话学到了什么？”的回答：
回答一：我了解到CICC的关键事务应该是其债务/净资产率（debt/equityRatio）和其自身的投资政策。而企业文化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它还与资本结构、董事会、CEO及工作动机有关。CICC是非常专业或者说方向明确的公司。然而当外国职员回国之后，这种专业性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为什么不让美国文化成为主导？
回答二：我了解到如何形成公司文化，以及在公司面临困难时CEO利用公司文化鼓励职员的重要性。
回答三：我欣赏依琳的方式。
回答四：我认为这一活动有利于树立BiMBA的形象，有利于我们结识成功的商业人士，学习怎样建立公司，从跨国公司获取最新信息。但我感觉课题太泛，应该更具体一些。
回答五：她告诉我们CEO对公司的贡献不仅在于其管理技巧，还在于建立公司文化。做一名CEO，不仅需要书本知识，还需要判断和协调的能力。
回答六：我从她的讲演中知道了CEO的大致概念，了解到CICC的跨国文化。我想她作为中国的第一家资本公司，将带动中国金融投资业的发展。我想多了解一些具体问题，如中国的股票市场、中国公司的金融投资。
回答七：我了解到如何在中国开拓新的事业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具体问题。她的演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些客观因素如性别不一定是个人事业发展的阻力。我个人认为，由于银行投资需要大量的人际交流，成功的外国投资银行在中国并非一定成功。
回答八：这是一个让我们结识跨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机会。面对面，定期的，目的明确的交流非常好。我希望有更多具体的课题和详细的案例。
回答九：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声音充满活力。我对CEO应该做什么这个课题很感兴趣。总体而言，我对她的关于CEO的描述很满意。我希望能更具体地了解她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我觉得似乎时间不够，只能抓住表面的东西。我建议能让我们在演讲人来之前提出一些问题。
回答十：我们对CICC只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希望能进一步了解CEO对管理的真正想法。但关于CICC的讲座在这方面作了巧妙的回避。
回答十一：总的来说，通过这个讲座我了解了CICC的运作情况。我觉得CICC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我怀疑CICC是否能永远保持其现状。
回答十二：该活动拓展了我在银行投资方面的知识，为我接触有关集团公司提供了机会。我希望能有一次让其他人更好的了解我们的课程计划的机会。但我不同意她对天赋可变和对公司保持忠诚这两个问题的观点。
回答十三：我的目标是获得较强的数学专业背景。所以我认为在金融方面做一些研究只是在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准备。直到听了她的演讲我才意识到创造性才是成为成功的金融家最重要的因素。
回答十四：我从CICC的CEO的演讲讲中领会到如下几点：
1在国外环境中建立风险事业必须牢记跨文化的背景。也就是要尽力建立起与当地文化协调的公司文化。
2专业能力、责任感、适应能力……这些都是管理领导人的重要素质。
3可观的薪水是使对工作保持热情和保持工作连贯性的重要因素，
回答十五：CICC是中国的第一种投资银行，是中国大陆一项新的业务。我们大许多数人对于它是什么并不清楚。她的收入不是来自它提供的服务，而是从她帮助客户完成的业务总额中提取预先规定的那一部分。这样就有了更多的潜在业务。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和被广泛接受的银行投资的标准业务之间存在差距和分歧。所以我认为她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展起来。
回答十六：
1对工作十分敏感、适应能力强。
2要有创造力。
3她充分展现了她的活力、积极性和自信。这些对我们很重要。
4她坚持认为CEO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教导、训练他/她的员工。
5她必须建立一个公司所有员工都参与的内部裁决体制。
这五条给我印象深刻，也非常有用。
回答十七：我的感受是任何事情，不管它看起来有多小，对于公司来说都是大问题。作为CEO，有机会管理各个层次的员工，他/她应该更加注意这样的问题。
回答十八：这一活动让我看到成功商业人士在公共场合是如何表现自己的，依琳诺是怎样巧妙的回避她不想回答和没有把握的问题。我想这是拥有领导者的感觉的最好途径。
回答十九：我通过依琳诺的讲话了解到跨国公司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建立JV文化以及银行投资公司的基本运作。
回答二十：我学到了她的一些经验，如怎样重建公司，公司文化如何影响公司的管理。我希望详细的了解她在与中国公司合作时遇到的具体困难和投资银行将来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回答二十一：依琳提到她在来讲座之前公司里发生的一个小问题。这使我注意到工作中公开交流的重要性。作为CEO，这样做有利于增强公司文化。我认为，交流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工作效应的重要途径。
回答二十二：依琳还提到了她尽力在CICC形成公司的共同价值观。这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如同个人价值观对个人一样重要。员工之间的凝聚力和对公司的忠诚是建立在公司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之上的。
回答二十三：我得到一些投资银行方面的知识：其功能、操作、业务。具体地说，我对CICC有了一些了解：其历史、文化、存在的问题。我还了解到CICC的概况，CEO的责任以及HR在投资银行中十分重要。
二、你如何评价这次讲座？
回答一：该讲座趣味性，知识性强。整个讲座以采用了一个外国人或者说中国经济的局外人的视角。我希望能讲一讲中国经济的前景或者其某一句具体方面的前景，这样我们能多角度的理解经济。
回答二：讲座应该更具体一些，提供一些真实的案例，而不是任何公司都适用的整体描述。比如，他们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怎样解决。可以是成功的或者失败的经验。他们从中学到了什么。
回答三：我想组织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尽量让每一位BiMBA学员都有座位。
回答四：我认为关于HR管理发展的内容很有说服力。
回答五：讲座很不错。很高兴直接接触到高层商务经理。同时Q&A为我们创造了当面提出问题和得到答复的空间。
三、你在哪些方面不同意依琳女士的观点？
回答一：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有一个问题。如果像依琳诺洛芝女士说的那样，MorganStanley已经出资把一名普通的职员培养成银行业务员，为什么不花钱把他留下来？
回答二：我希望能再有一次机会分享依琳诺洛芝女士在投资银行部门的经验。
回答三：能否有机会在周末再安排一次依琳诺洛芝女士的讲座。在工作日，时间对讲座人和BiMBA在职学生来说都太紧了。
制度变迁理论纲要
道格拉杜?诺斯
参加游戏的人不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可能很好地合作。当游戏只有一个回合时，参加游戏的人互相并不了解，参加游戏的人数很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就不能很好地合作。
道格拉杜?诺斯，美国华励顿大学（圣路易斯）经济教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到这里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它不仅将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契机，也会对当今世人瞩目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讲一讲有关经济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这些理论是我和其他一些经济学者研究的结果，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未来的研究有关。
经济研究的目标不仅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是为了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使人们未来的生活具有创造性，富于刺激性。
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经济变革、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的理论，以作为分析的基础。作为替代，我今天向大家介绍向这一方向努力的三块基石：第一，我们从历史的经济经验中可以学到什么？第二，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第三，全世界制度转型国家为我们提供的实验室。让我首先谈一谈历史经验：第一，纵观历史，经济的发展是间断的、不均衡的，经常存在例外情况。其次，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从部落经济向现代经济演变过程中经常陷于困境。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并不是限制性的因素。第四，从人格化的交换到非人格化的交换的转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的制约因素。第五，路径依赖对变革起着制约作用。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换和路径依赖表明，制度演变的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我想向大家提供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纲要。
我们要把制度和组织区分开来。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如果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组织就是玩游戏的角色。组织是为一定目标所组成，用以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所以经济组织是企业、工会等，政治组织是政党、议会和国家的规制机构，教育组织像你们北京大学。用制度和组织这样清楚的界定，我现在对制度变迁提出五个论点。
第一，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环境下，制度和组织的连续的交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之点。
第二，竞争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在发展技术和知识方面进行投资以求生存，这些技能和知识以及组织获取这些技能和知识的方法将渐进地改变我们的制度。
第三，制度框架提供激励，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以取得最大限度的报酬。
第四，人们的想法来源于人们思想角色。
第五，集体学习，即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
现在具体解释一下这五个论点。经济生活的发展是个人、企业家进行选择的结果。很多决定是日常性的决定，有些例外，有些可以在现存的产权制度下解决。但是有时需要改变规则；有时起作用的是非正式的规范，有时非正式的规范也发生变化以至消失。在这两个例子中，制度都是逐渐被修改的，这是因为人们认为重新制定政治经济模式框架可以做得更好。改变的源动力可能来自经济体的外部，例如其他经济体的竞争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会改变经济体中企业家的看法。但根本的变化来源于企业家和组织的学习过程。虽然一些学习来源于好奇，但根本上是由于组织之间竞争的加剧。竞争是稀缺经济下组织和个人加紧学习以求生存的产物。竞争的程度不同，如果存在垄断性的政治经济组织，竞争的因素就会减少。学习的速度取决于经济变化的速度，但学习的方式直接影响到经济变化的方式，学习的方式和速度反映了人们对学习所得到的报酬的预期，还反映了制度矩阵中的激励因素。如果制度矩阵中的变化都是渐进性的变化，则所有制度变化以经济的规模的范围的方式表现出来。此外，由于组织在制度矩阵中的存在，它们会成为利益集团保证现存制度的持续存在的力量。“路径依赖”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现在我将具体运用上述五个观点来分析产生现代经济所必需的制度转型，即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人格化交换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流。在这种交换中，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准低，经济规模小，交易成本较高。相反，非人格化的交易，意味着我们对交易的另一方没有任何个人了解，我们不能以任何个人形态来区分交易对方。博弈论是这方面的例证，反复玩同一游戏，参加游戏的人不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可能很好地合作。当游戏只有一个回合时，参加游戏的人互相并不了解，参加游戏的人数很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就不能很好地合作。博奕论中这两种情况正向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转换。从亚当?斯密到今天，我们逐渐了解到一个国家市场的大小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的潜能。但是同样市场的规模又告诉我们，它具有很大的潜能，除非我们很好地重新组合，重新结构我们的市场，把我们的交易成本降下来，否则将是得不偿失的，所以现在回到我刚才向大家提出的五个观点上。
我们力图从人格化交换转向非人格化交换时，必须重新构建我们的市场，确保我们的交易成本是低廉的。这正是我刚才讲的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带根本意义的步骤之一。使各个组织在重新构建市场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创造出真正的制度变迁以实现或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们必须要建立足够多的经济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建立起我们的产权制，建立起我们正式的规范，在我们的经济交换中使我们的经济市场变得更加高效率，同时我们还要把这一切转移到政治体制上，我们也同样要做这一切。原因是非常简单明白的，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指导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这也就是说，除非我们结构出或者制造出一个稳定的对我们非常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起支持作用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否则我们绝无可能建立起稳定的、高效率的经济结构。
我向大家介绍的故事，由于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变得错综复杂起来，我把这叫做第二次经济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是基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这样一次经济革命。在这个过程中，物理学、生物学、遗传学各个学科的发展是造成科学技术知识发展的主要源泉。所以，所有这些学科的系统的应用，应用到基本的经济问题，也就是经济稀缺问题上，不仅仅使参尔萨斯的关于收益递减律的论点站不住脚，而且新的看法是，这个世界充满无穷的机会。然而，要获得这种前景，达到这种潜能，我们就需要重新构建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组织，以期得到更多的收益，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实现这一点。所以现在技术需要我们在职业领域和地区领域实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分工，以实现前所未有的交换幅度和规模，并发展下去，为了实现规模递增的收益，我们需要在交易方面进行巨大的投资，在美国，从1900年到1970年间，劳动力从2900万人增加到8000万人。同期，产业工人从1000万人上升到2000万人，白领工人从500万增加到3800万人。关于交换部门其中交易成本通过市场可能被测量，在美国1970年交易部门构成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5％。由于协调和实施执行的成本越来越高，目前美国的交易部门一直在生长和扩张。为了实现这样一个专业化世界，使它取得各种收益，我们就需要控制漫长的生产链条中的质量问题，解决各种问题，而且造成了另一现象，就是委托――代理关系，它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人们采取了各种办法来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应用各种技术来降低交易成本，比如说用资本代替劳动力，或者说降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自由，或者通过自动地衡量各种物品的质量。这里有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如何衡量投入和产出，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人们就能够判明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个生产阶段的作用。在投入方面，人们对如何衡量单个投入的贡献没有一致意见。另外，对于各种生产要素应该支付多少报酬，人们也存在着争议。对产出来说，不仅存在没有标价的剩余产出，如各种污染物，同时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成本。比如说如何界定需要的某种物品的质量、性能，某种服务的质量和性能。另外我们的新技术还有一个特点，各公司有规模巨大的固定资本投资，而且固定资本投资的整个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整个的交换过程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这中间出现了各种捉摸不定的因素，价格方面，成本方面，以及各种机会行为的可能性方面。
同这个技术相伴而来的出现了一系列的组织方面的问题。第一点，现在有必要花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衡量产出的质量，以及各种代理人的工作绩效。为了详细地衡量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性能以及各种代理人的绩效，人们就产生各种的分选、定级、商标、保险期、保修期、执照产品许可证以及很多方面的技术。尽管有所有这些技术，以各种器件、部件来衡量，但是我们真正衡量诸如汽车修理的质量和医疗服务的质量还是很难做到，在一个从上到下的等级机构中，具体地衡量人们的绩效是更加困难的，因为它涉及人们如何克服困难取得低的衡量成本。
第二点，尽管把人们组成小组来进行生产，使我们有可能实现规模效益。但是我们这样做时，所付出的代价是造成工人的异化和对工作生产不负责任。所以工厂里搞起了纪律方面的管理，这种管理正是针对工人在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时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作出的反应。从雇主的角度说，所有这些纪律，包括各种制度、规章、刺激因素和奖惩条例都是为了获得高效率的绩效。但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做法，这些新发明，都是非人的，不人道的支付，是对他们进行剥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如何衡量产出的标志。
第三点，潜在的通过机会能产生收益的行为导致人们采取一些战略性的行为，比如说，涉及到劳资纠纷问题。各公司之间订立合同问题都产生了影响。不管在什么地方，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也好，都可以通过修改合同，通过对一些小的地方不提供服务，来给公司带来潜在的收益。
第四点，大规模的等级结构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人们所熟悉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大公司内为了应付个人不负责和所有委托人代理人关系问题的繁杂的规章制度，造成了公司内部管理的僵硬、低效率，影响了生活应变的可能性。最后一点，还有一些外部因素和未标价的成本，它们反映在环境危机当中。今天的社会是分工非常细、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这种社会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它造成了对第三方成本的提高。要利用这些必需的技术重新构造我们的组织比重新构建我们的经济组织带有更加根本性的意义，整个的社会结构都应该得到改变。这种技术和随之而来的规模经济告诉我们，必须实行专业化、精细的社会分工，转移到非人格化的交换和实行都市化。它们都反映我们必须把过去的不好的东西连根拔掉，包括一些非正式的抑制因素，这些抑制因素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上，围绕着人和人的关系来反复进行的人与人的交换而形成的。实际上，一些家庭的根本性的功能比如说教育，比如说就业保险，或者被连根拔掉，或者受到了非常严重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认为刚才提到的问题都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后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对任何试图采用第二次经济革命的技术的社会来说，这些问题都是无处不在的。但马克思主义的以下观点是正确的，正像我刚才试图指出的那样，从新的技术和组织之间产生的紧张状态的确是带根本性的困境。目前，在西方世界，所有这些紧张状态，这些矛盾，仅仅是部分地得到了解决。西方各国的经济中因此而产生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政府越来越庞大，用于进行交易的资源、资金越来越多，家庭破裂，而且在很多政治经济等级结构中刺激因素存在着不对称不兼容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西方世界制度的相对灵活性，不管政治方面也好经济方面也好，一直是缓解这些问题的有力因素。尽管在西方世界适应性效率还没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但它的确是给制度的变迁带来了一些有利的环境。根本性的制度框架鼓励了政治经济组织的发展，这些组织使世界上一些不安全不和稳定的问题得到了缓解，而且产生了演化出了一批灵活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一切特性解决了我们的官僚机构出现的刺激因素存在的不协调、不兼容问题、而且鼓励了有创造性的人们发挥作用。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它们的确解决了一些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不仅在环境方面而且在都市中的社会方面也同样如此。第二次经济革命并没有完全解决制度变迁的所有问题，并没有十全十美地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样它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存在着若干的影响。
我总结一下从我们过渡的经济中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教训。首先，从祖先的历史来看，目前的状况出现了哪些不同，哪些新东西。首先一点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信息成本大大地降低了，大大改变了我们获得信息的代价。第二，出现发达国家的经济拥有高精尖的技术，这使后来居上的国家改造起来适应起来要容易得多了。第三，目前我们的世界出现全球性的经济，任何一个国家要进入国际经济大家庭，它都要作出根本性抉择。另外一点是不好的情况，对发达国家如此，对任何希望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也同样如此，过去一直存在的社会粘合剂现在正在融化。今后如果想获得和现在相同的政治、经济效益的话，必须投入比目前投入的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资金。同样，它还给我们带来实际的长期的社会稳定问题，政治稳定问题，以上是现在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的因素。
最后，作为结束语，我讲一讲产生的变化。第一，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样一点：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第二，对所有愿意取得高效率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我们仍然面临着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困境，仍然面临着彻底地、完全地重新构造我们社会的困境。第三，一个国家政体起着根本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仍然决定着我们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从短期看，集权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从长期看，法制、保证合同执行制度规则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经济走过了很长的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未来你们有更加光明的前途。我希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光明的未来作出重要的贡献。
中国第二步改革发展战略
斯蒂格利茨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成功的市场需要产权和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强调产权，而中国强调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重视经济组织机构，不重视我所称之为的“组织与社会资本”，而中国则采取了逐步的过渡，在改革中转变了经济组织结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崇尚自由经济的货币主义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频频造访中国，受到政府和学界的欢迎。而在1988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他就是始终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tz）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先后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斯蒂格利茨曾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一、中国的改革成就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20年的历程。中国制定自己的战略，追寻自己的目标，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庆祝贵校100周年的业绩之时，我们也应该庆祝中国在过去2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2亿人口摆脱贫困；人均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达到8％；从1970年起，人均寿命提高了10岁。我们需要将上述成就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将有助于我了解这些成就的显著之处。在低收入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国家。从1978年至1995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占到所有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近2／3，而中国在这一时期之初只占低收入国家GDP的l／4，人口却占低收入国家人口的40%。同样显著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所涉及的地区非常广泛。当我们对中国30个省份在同一时期的收入增长分别进行衡量时，我们发现其中有20个省的人均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
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中国的成就更为突出。前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已有近10年时间，在这10年里，虽然效率低下的中央计划体制被市场体制所取代，扭曲的价格体系几乎不复存在，私人所有制也为建立激励机制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国家的产出却只有改革前的l／3。若按标准的经济学原理，前苏联国家的变化应该使产出大幅度增加。
当然，中国与俄国之间的改革初始条件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俄国，即使在今天，中国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一天不到1美元，这是俄国官方贫困线的l／6。但是这些差别使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中国既要从欠发达国家向较发达国家过渡，又要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国之所以能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取得成功，以及与俄国的情况相比，说明了关于改革速度和秩序的两条经验教训：一是引进竞争机制比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搞私有化更能够改善经济业绩和提高生产力；二是在过渡时期要保持社会组织结构稳定，并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体制上的基础设施。
二、东亚奇迹与金融危机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引人注目的。但是东亚出现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东亚奇迹产生了怀疑。这些成功是否是人们的虚构？是否更多的是幻觉而不是现实？即使这些成功是真实的，但是否是建立在一种非常脆弱的经济体系之上，因而经济无法持续增长，并难免会出现逆转？对那些尚未受到影响的国家来说，尤其是中国，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是时间问题吗？
我相信这些成功不是虚构，而且受益范围非常广泛。在1975年，10个亚洲人中就有6个人的生活消费一天不到1美元。到199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个。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非常严重（如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的话，还不至于这样严重），并使上千万的人重新陷入贫困。即使就如我们许多人所开始看到的那样，经济的恢复将经历漫长而困难的过程，但我仍然相信东亚奇迹的成就将比危机造成的困难更为长久。例如，教育状况得到改善，人均寿命提高，技术与知识取得进步，这些成就将为今后恢复增长奠定基础。
中国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受到其他东亚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几条重要的经验值得汲取：我在其他场合也曾讲过，中国对长期资本的流入开放，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这种投资还引入了人才和技术；但是中国抵挡住了对短期资本流入开放的诱惑（及压力）。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这种短期资本流入极易波动，风险很大，却带不来相应的利益。那些受害最深的国家既不是金融体系最为脆弱的，也不是透明度最低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放开了短期资本账户。这似乎是解释危机为何蔓延的一个关键原因。
三、改革问题
在许多方面，初期的改革虽然实施起来比较困难，但却是建立在非常基本的原则之上的：个人和机构都需要激励。有了正确的激励措施，人民将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中国需要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也需要发展国内储蓄和培育企业家。这两方面中国都做到了，而且合资企业起到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桥梁作用。中国不是对现有企业搞私有化，而是注重建立新的企业。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成功的市场需要产权和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强调产权，而中国强调竞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重视经济组织机构，不重视我所称之为的“组织与社会资本”，而中国则采取了逐步的过渡，在改革中转变了经济组织结构。的确，前苏联收入的下降要归咎于没有重视上述因素。虽然前苏联的主要资源形势略有恶化，但是人力资本和知识基础仍然存在。既然效率低下的分配体制已被以产权为基础的、更为有效的市场体制所取代，而且这种市场体制利用的是同一资源，为什么收入却下降得如此之多呢？答案是：组织和社会资本不断受到破坏，这一过程实际上在旧体制下就已经开始，而对建立新的体制基础又努力不够。的确，一些处理方法可能会使转轨的努力受到损害，无论在什么方面，甚至对建立必要的法律及模仿框架都不重视，包括破产、竞争和合同等方面的法律。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来自几个方面。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往往容易忽视一些问题：如果在2－3年内就能收回投资的话，可能就不会依靠明确产权来吸引投资。但这种高收益率是不可能持续的，随着收益的下降，投资者会更加关注投资的长期安全。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
的确，许多东亚国家只是在经济速度放慢时才遇到了问题。像韩国企业那样的高债务率，只有在产品销售逐年增加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如果经济出现滑坡，或者利率增加，将会导致企业无力偿还债务。随之而来的是破产，以及整个国家经济出现混乱。
我们不应当忘记经济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公司的大量破产会导致金融机构的脆弱；银行资本的下降或者甚至破产，将造成信贷资金的减少，从而又导致更多的公司破产；任何一家公司的破产，不仅影响到向其提供信贷的银行，而且还会影响到向其购买或销售产品的其他公司。因此，人们非常担心脆弱的银行或业绩不佳的企业会影响整个体系。
由于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因此有必要对经济进行更好的调整。今后需进行的经济体制变革可能会比在第一步改革中所做的更具挑战性。而且，由于各项改革是密切相连的，因此一项改革的成功与否，要取决于其他改革是否成功。还有一条根本的经验教训：当经济处于危机状态时，改革是很难进行的。危机迫使人们采取早应采取的行动，例如银行体系的重组，但这也使重组的任务更为艰巨。
四、提高税收收入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我在具体的讨论中会首先谈到加强税收收入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强税收收入是解决其他许多问题的基础。中国政府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5％下降到1996年的11％，其中税收收入从14％下降到10％。这样的财政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要低得多，即使按可比较的GDP水平。而且从中国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以及为保证这项计划取得成功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这样的财政收入规模尤其显得很小。
政府收入下降的原因与整个经济成功的原因有关。政府过去能够从国有企业得到大量的上缴利润，但是从1978年开始，国有企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出现下降，而且由于面临新的竞争，利润也随之下降。的确，由于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以及相应税收下降的双重效应，成为政府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今天，虽然许多国有企业仍然是盈利的――这与凡是国有企业效益必定不好的意识形态上的假设相反――但是另有许多国有企业出现亏损。这些损失可能不是明显显示在账目上，而是存在于银行提供的、在商业上难以为继的贷款中。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还没有找到足够的新的收入来源。在发展水平允许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应尽快设法弥补资金缺口，或许可以通过扩大个人所得税，以及通过企业自行报税来改善企业税的征管。
为使增收措施更为有效，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一）在选择收入来源时，决策者不仅要注意可能由于税收政策本身带来的扭曲，同时也要考虑政府实施税收政策的机构能力。任何一项税收措施的适当与否，与国家的机构能力有关。（二：）由于正常税收征管的困难，可能会造成政府依靠“准财政”措施来筹集用于开支的资金，中国应尽量避免这种做法。（三）如果政府认为必须通过银行体系来采取准财政措施，那么应当将其与商业性贷款分开，并且，一旦条件许可，就应停止这种准财政措施。
五、建立更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
需要提高政府收入的原因之一，就是使政府能发挥新的关键作用：提供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过去，工人的社会保障主要是由企业提供，包括教育、医疗、养老金甚至住房等。过去没有失业，所以也不需要失业保险。但是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有失业，如果要保持社会和经济的稳定，要使企业重组取得成功，就必须为失业者提供保护。政府应承担目前由企业提供的社会服务，使企业专心致力于生产。
中国政府非常清楚这一问题，并已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但我仍想简要地谈谈为什么企业必须从提供社会保障的活动中解脱出来，这不仅是各自发挥比较优势，使企业集中精力抓主业的问题，也是建立有效的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必要步骤。这种作法将使社会保障体制更具有透明度，从中可以比较容易地判断哪些国有企业是由于本身的问题而出现亏损，哪些仅仅是由于社会负担过重而造成亏损――在许多情况下，负担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与企业当前的经营好坏无关。
六、住房改革
许多企业在过去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就是住房。建立具有活力的私人住房市场为何如此重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目前的住房体制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因而也限制了新企业，尤其是限制了无法向职工提供住房的小企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中，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市场经济既创造就业，也造成失业；市场经济需要工人经常更换工作，甚至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劳动力流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只要住房有限，而且大部分由企业所控制，那么劳动力的流动将会受到限制，新企业的建立也会受到阻碍。一位新的企业家无法雇佣到新公司需要的可能生产率会更高的工人，因为他无法在公司附近为这位工人找到住房。
其次，私人住房的发展还会带动建筑、维修、装饰等行业的私人小企业的发展，包括管道工、木工、漆工、电工等，新的住房还会增加对家用电器、家具等新消费品的需求，住房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在进行国有企业重组的同时，需要这些增长的动力，特别是新的企业，因为当国有企业分流人员的时候，中国需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私人拥有住房的愿望也有利于促进储蓄；但是如果金融机构能够以合理的条件提供抵押贷款，私人住房的范围还会扩大。在美国，政府在建立高效的住房抵押贷款体系中发挥了带头作用。这种体系不仅可行，而且还在盈利的情况下向低收入阶层提供抵押贷款。当然，这样做还需要一个有效的法律体制来监督还款信誉，如果有人对抵押贷款到期不还，他将失去住房。必须要有还款激励措施。
要发展一个更为灵活、更具活力的住房市场，自然会使人们关心住房消费中的不平等问题，不幸的是，这种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对一些问题的说明也许可以帮助消除这些担心。住房消费的不平等在市场因素较小的体制下没有显露出来，只是由于住房市场的引进才使得这种不平等变得明显。人们可能更为关心的是，需要在住房市场中建立最低标准。但是在许多地区，住房市场的放开将会改善对大多数市民住房的提供。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保证贫困市民的基本住房保障，但通过更加活跃的市场来增加住房供应，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住房水平。当然，如果住房不平等变得非常严重，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来解决这一问题。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是一种办法；然而，在这种税制尚未完善之前，可以对大面积公寓和汽车等征收奢侈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