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发展住房市场的重要性，但阻力还较大。对工人的住房价格实行限制，虽然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但在某些方面不仅不利于住房产权的转变，而且还会加重企业的困难。如果住房产权的转变是按低于市场的价格来进行，那么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受到不利影响。

对住房的讨论说明了许多改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完善的住房市场不仅本身重要，而且是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部分。回过来看，这种关系会更为复杂，住房改革的成功取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

七、金融体制改革

现代经济学强调金融体制的重要性。金融体制是经济的脑，其作用是保证有限的资本能够被分配到最能发挥效率的地方，保证资金能够按企业的承诺来使用。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助于转移和分散风险，使企业能够承担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而不用担心破产。现代经济学还强调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是遭受冲击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频频出现，尤其是在过去的20年里。金融危机给政府带来巨额的预算支出，从占GDP的3％（美国）到55％（阿根廷）。金融危机还会对经济产生巨大不利影响。过去四年的情况表明，受冲击国家在危机之后的5年内GDP连续下降1％～1.5％；而没有遭受冲击的国家则没有任何下降。

教训非常直接：要避免出现金融危机。但是即使是透明度很高、体制结构比较先进的国家也在近几年遭遇了金融危机。管理金融体系显然是不容易的。的确，在对东亚金融机构诸多批评的反驳中，其中有一条是：每一笔贷款与借款者和放款者都有关，如果一笔贷款出了问题，放款者同借款者一样，也有错误。为什么那些管理很好的，受到严格监督的欧洲、日本及美国的银行要借钱给那些债务――股本比例很高的韩国银行和公司呢？这种利息可能从一开始就会不鼓励贷款。的确，更应该受罚的是发达国家的放款机构，因为这些机构是起边际作用的放款人，在资金贷出之时，借款的公司早已对韩国国内的银行负债累累了。

当然，发现外国贷款的投资质量不是一贯都好，这并不使危机国家感到安慰。无论是谁的错，在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总是欠发达国家。鉴于这种现实，这些国家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来阻止危机的发生，例如适当限制短期外债的介入，以减少外资突然撤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面临危机的国家要采取措施。金融机构脆弱是受冲击的关键原因，而这种脆弱又对当前经济的长期下降及其程度产生影响。

在中国及其他转轨国家，银行和金融体制的改革难度比别的国家要大。在计划经济，所谓金融机构并不履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履行的作用。“银行”这个名称本身就可能产生误导――包括对决策者和银行内部人员。在计划经济时，银行不参与项目的选择和监督；生产和投资决策是在别处进行；银行只是“根据指示”提供资金。银行只是记帐，不是主要的决策者。在现代市场经济，银行是主要的决策者。银行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不只是转变所有权或控制权，而是应彻底转变其职能和机构文化。如果认识不到这种转变的重要性，中国的金融部门改革就不会成功。

中国的金融部门改革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这不只是简单的提高银行的能力。如果没有恰当的会计准则，如果仍强迫银行签订贷款合同，要实施商业银行的原则就会非常困难。在进行金融部门改革的同时，还应加强制度建设。

即使在解决这些困难之后，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就连那些具有先进银行体系、习惯于商业原则以及透明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也常常被怎样建立恰当的激励和监督机制所困扰。个人和机构都需要激励。无论是否愿意像有的国家那样走到一种极端――即让银行信贷员承担贷款损失――但是显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责任制，如果同时也实行机构责任制，这一目标将会得到加强。我认为利润上的激励可能是最强的激励措施，但要确保这种措施不能走样（不要造成鼓励乱冒风险或获取暴利），监督者要注重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但是仅有激励措施是不够的。虽然激励措施使监督者的任务变得容易，但还是要建立谨慎的监督机制。监督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监督者能够得到的信息有多少？（二）经济面临什么风险？（二）政府的监控能力有多大？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绝大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控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监督措施，但在发达国家就不太合适，其中包括限制地产贷款、“速度限制”（即：限制贷款增长的速度）、限制银行和企业对外借债的规模。

近来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较弱，需要注入资本金。银行确实需要通过补充资本金来满足资本金充足标准。这不仅对保持银行的财务活力，而且对保证银行的积极性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确定目前银行的净资产是多少，那么通过注入资本金来满足银行资本金充足的标准就比较容易操作。向银行提供资本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投资，再加上运用恰当的资本会计方法，这样的投资甚至不体现在经常预算中。而且如果作法得当，这样的开支不仅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相反还会避免由于金融失灵及由此造成的信贷萎缩所导致的通货紧缩。

在中国，向银行注入资本不会遇到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采取同样行动所面临的两难问题――即由于政府出面解救银行而导致的道德风险。这与计划经济的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有关：贷款不按商业原则，而是按政府指令运营，因此没有理由对银行在原来的体制下所做的进行惩罚。随着新的商业性体制得以稳固，应当允许银行有以良好的资产负债表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不是继续旧的资产负债表。然而，应当对向银行重新注入资本金进行谨慎的管理。在大量注入资本金之前，决策者需要了解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究竟有多大，并确保旧的贷款方式已经放弃。否则重新注入资本金将会非常昂贵，并易引起通货膨胀，而且如果激励机制没有足够的改变，重新注入资本金是徒劳无益的。必须明确的是，对银行的重新注入资本金应是一次性的，是作为向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制过渡的一部分，而不是金融体制本身的一部分。

鉴于银行资产的价值可能比存款人所持有的价值要小，因此资产负债表上的窟窿可能会很大。由于存款人将钱存入银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国家的银行，因而国家的资信也面临危险。当然，这不是道德风险，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存款人应当努力地去监督他们存钱的机构。因此，全额偿还存款人的存款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这就需要进一步向银行系统注入资本金。的确，布置给银行的一部分任务就是为弥补非盈利企业的亏损提供资金。从这一角度看，国有企业的亏损最终变得更为透明了。

但是应当清楚，最为根本的问题不是由于银行缺乏资本金，而是银行没有按照商业原则来运作：一是可能没有能力这样做，二是缺乏恰当的激励机制。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来改善激励机制，仅靠注入资本金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当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即如果银行坚持按商业原则提供贷款，那么许多国有企业可能就会得不到信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么财政进行补贴，要么企业倒闭。财政补贴难以持续，除非政府扩大收入；企业倒闭会造成失业，除非建立新的企业。

在许多资本主义经济中还会有一种担心：政府借钱向银行再注入资本金提供融资可能会造成利率上升，因而会排挤私人部门投资。但是，如果采取恰当的货币政策，这也是可以预防的。的确，如果银行将钱借给政府，政府以此来购买银行的股份（然后再卖给公众），那么银行的财务地位定会得到加强；而且，随着银行资产负债表情况的改善，货币当局可通过调整对准备金的要求，或者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来保持所希望的贷款水平。重要的一点是，如果银行的资本金注入不足，问题会很快再次出现，这将影响到银行体系的积极性和信心。

使补贴具有透明度有其另一重要原因：在一些经济转轨国家，当用银行体系的暗补来代替政府的明补的作法被根本否定后，却出现一种新的补贴形式：拖欠。当收入不抵工资、电费等应当偿付的支出时，便出现拖欠。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当一方拒绝付款，会使其他人采取同样的作法。整个经济陷入了易货交易，由此造成种种效益低下的情况。要摆脱这种境况是不容易的，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无论会对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公开的补贴都是更为有利的选择。

最终，金融部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需要良好的企业治理。怎样确保银行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积极性；怎样使银行认识到硬性约束是算数的；怎样避免因强调失业的影响及需要低息贷款和暗补等政治因素而使银行以为它们“大不可倒”。

金融部门重组不仅对防止危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中国保持快速的转轨步伐也是同样重要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政府财政状况的改善，需要分流劳动力，需要新的企业来吸收这些工人，需要在整个经济中扩展具有活力的企业。但是这种创造就业的过程需要资金。的确，我认为美国在过去6年来所创造的上千万的新就业机会要归功于具有活力的金融机构――1989年开始的改革显著地加强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从中也是对银行的很大支持。

八、国有企业改革

今天谈到的每一项改革都与国有企业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一个在整个经济中重要性逐渐缩小的部门却在改革议程上变得日益重要。由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比例缩小，这意味着现在的改革可能会比以前更容易了。中国创造就业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可以吸收那些在企业重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被解雇的工人。例如，仅在1995年至1997年，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的总人数下降了360万；而在同期，非国有部门的职工人数却增加了1200万，总数已超过1600万。

虽然其他部门在不断创造就业，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一种缓冲，但是人们不能低估国有企业重组的规模和成本。据中国官方的数字，在过去几年，国有企业净利润总额下降了一半，1998年1月至5月的利润实际上是负数。而且，在官方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补贴并不完全说明问题。向国有企业提供的大多数贷款是政策性的，形成了对这一部门的隐性补贴。虽然不可能准确地计算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但规模显然是很大的。

中国已开始帮助企业从社会服务和住房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此外，中国在最近也将注意力转向一种在美国被称之为“公司化”的管理过程――即实行硬预算约束，强调良好的会计运作，推行具有企业领导责任制的良好公司治理等。实际上，这些改革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改善国有企业的业绩，尤其是如果政府在社会稳定和收入分配等因素允许的情况下，能够坚持减少补贴的话。

让我来简要阐述一下关于补贴和企业治理的问题。首先，如果中国希望利用政策贷款来实现社会目标，那么这些贷款应建立在商业性的基础上。此类贷款应当控制在相对较小的规模内，以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运作。作为迈向这一目标的第一步，至少需要在已经确定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可以通过在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这些贷款应由银行负完全责任。

关于补贴的第二个问题，确实会有以一种暗补形式替代另一种的趋势。一旦企业得不到银行体系的补贴，就会寻求贸易保护的补贴形式。如果允许这种保护，将会影响整个改革的努力。

现在，人们对国有企业重组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将社会服务与企业的核心业务公开，会有助于我们对企业在核心业务方面的业绩作出评价。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的业绩很差，重组的可能性非常小，因而只能选择关闭的办法。在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即使社会支出的负担很重，但还在盈利。这些企业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并无论对金融体系还是政府，都不构成负担。在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之外，就需要作出比较困难的判断，以决定哪些是可以进行重组的企业。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硬预算约束――这意味着不仅要减少补贴，而且还要取消“软”性贷款――对于提供企业重组的激励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情况下，有时问题不是出在效率上――企业的投入产出比例是高的――而是出在工资上。有的企业的工资高于市场工资（即使那些工资本身可能也比较低）。但是政府需要考虑，为什么整个社会要为一部分人提供高于市场的工资呢，特别是还有许多更穷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特别是当有的支出可以用于扶贫投资上的时候。

还有一个在企业重组方面没有引起更多重视的问题：许多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很高，有的已经超过了韩国的企业。高负债率使企业更加容易受到冲击。如果经济环境稍有变化，例如材料价格的上涨、市场需求的下降或者利率的略为上升，都会使他们无法偿还债务。这在过去可能不是严重问题，因为在非商业性贷款的基础上，总是会得到新的贷款。在某种意义上，当国家“拥有”一家公司（向这家公司提供股本投资）并通过银行向其提供贷款时，债务与股本的比例并不重要，因为政府是直接或者间接的资本提供者。即使有很好的破产法，但是政府作为银行的间接所有者，这种破产只是将公司的“所有权”从政府转移到政府。

但是，鉴于中国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因此债务――股本比例将非常重要。韩国的教训就很深刻。只要政府与企业有密切关系以及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安排可以保证不动声色地“解决”金融问题（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韩国公司就仍能够在较高的债务――股本负债率的情况下运用。但是，当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逐渐疏远时――这经常是作为市场经济更加成熟的标志――一方面债务――股本比例虽然仍旧很高，而另一方面政府对企业的隐性担保已经不存在了。随后发生的危机所造成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在中国，政府既是企业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间接）贷款者，因此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容易，例如通过债务――股权转换，这种方式比较容易谈判。债务――股权的转换应尽早进行，而且就是负责处理国有企业“不良贷款”的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有必要降低贷款的面值，并向负责重组的机构提供补贴。

九、国家资产负债表

现在回到最初讨论的两个主题。第一，尽管许多亚洲国家目前正面临严重的危机，但亚洲奇迹是真实的；其次，中国正面临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的进展都是继续向前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而且某一领域的成功也将会促进其他领域的成功。

过去20年来，中国积累了巨大的资产，包括物质、人力和知识资产。和不久前相比，中国富裕多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但必须而且也能够保持下去。将来，只要这些资源能得到有效的配置，宏观经济能得到较好的管理，这些资产――加上由于持续的高储蓄率而积累的将来的资产――将为中国创造越来越多的收入。

那么，问题又从何而来呢？问题来自对未来收入的开支需求。在一个运行良好、税收和金融体系较为完善的经济体系中，支出需求和收入相互匹配。当支付的许诺超出支付的能力时，破产就会发生；

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未来的支出需求来自两个方面：（－）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其他福利；（二）偿付银行存款。这两种支出需求所产生的问题都和国有企业有关，经济环境的改变会使许多企业难以支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等福刊，或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而后者又将影响银行偿付存款的能力。

眼下追究谁该为这些问题负责已于事无补。中国所进行的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带来的是游戏规则的重大改变，并非所有人都能迅速适应新的环境。重要的是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并且在维持社会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继续进行推陈出新的改革。正如前面提到的，与市场经济相比，道德风险问题在此时并不重要。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早已了解市场的游戏规则。而且，由于银行和国有企业都是国有的，这在许多方面使问题更加容易解决。重组并非把公家的钱放进私人的腰包，而是把钱从政府的一个口袋放进另一个口袋。这两点很重要，但却常为人们所忽视。他们往往只是简单地盯着财务报表，幼稚地将中国和韩国相比。

从根本上讲，最后还是要由政府负责兑现国有银行或企业代其作出的承诺，或是修正这些承诺。要兑现这些承诺，政府需要有足够的收入，必须从国家的收入中拨出足够的资金兑现对存款人的承诺，满足现在和未来的养老金领取人的需求。因此，政府应当扩大收人来源。

政府所需的收入的数量取决于履行其承诺的资金缺口。原则上我们可以确定目前资金缺口的大小，但未来缺口的大小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果国有企业继续作出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种种许诺，则造成的额外负担将来只有通过增税来弥补。转轨的速度将决定未来支出负担的规模。这是一个权衡；快速的转轨对目前经济的压力较大；慢速的转轨则对今后经济的压力较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幻想毫无压力的转轨，或是谋求掩盖未来所必将面对的支付需求是无益于事的。在权衡利弊做出合理决策的过程中，提高透明度十分重要。

政府可能希望继续向一些企业提供补贴。这些补贴应当成为明补，而不是强迫国有银行提供隐性补贴，从而影响银行向商业化经营的转变。明补将使政府不得不举债。举债是一种具有透明度的措施。政府将认识到将来必须增加收入来偿还因目前的决策所增加的债务。无论你承认与否，未来的负担总是客观存在的。通过举债使其明确化将使未来的偿付容易得多。政府举债并不是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实际上，举债只是对政府义务的一种确认。这些政府义务过去隐含在对借款人提供的政府担保之中。举债与否对一份完整而准确的政府资产负债表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只有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才能发现真实情况，而缺少透明度将影响决策的清晰度。

十、走向国际舞台：国际公共产品

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为了全球利益，中国应更多地参与创造国际公共产品――即能使全世界受益的集体行为，诸如充满活力的国际贸易体系，或防止全球变暖。以贸易体系为例。如前所述，金融体系的重组将引起对中国企业进行贸易保护的压力。屈从于这种压力将带来两个极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它将削弱对建立自由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国际支持，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国，如果采取保护行动不可能不引起广泛的关注。失去了国际的共同努力将会影响所有国家。不仅包括中国，还有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反，中国参与支持这一体系将带来广泛的利益。其次，中国自身也将受到保护主义措施的侵害，中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得不支付的高价格超出了受保护的生产者享受到的好处。对国外竞争和投资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将从两方面得到促进发展的好处：国内企业将更有竞争力，效率更高，从而带来生产率和收入的增加；这些企业将能够更多地从国外吸收先进技术。

另一个国际参与的例子是关于环境的挑战。中国已经开始认识到解决直接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诸如水污染和空气污染（这也是中国和世界银行的一个重要合作领域）。温室气体累积造成的全球变暖是对我们这些地球居民未来福利的现实威胁。我作为负责评价温室气体影响的科学证据的气候变化政府间工作小组（IPCC）的一名成员，确信温室气体积累所带来的风险是我们不应也不能忽视的。当然，发达国家的确应该为目前大气中已经积累的温室气体负责。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所占的温室气体排放比例迅速上升，中国的参与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努力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就如何即有效又公平地解决这一全球性威胁而达成一致意见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必将有许多国家受益，包括中国。当然，正由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一种公共产品，无论中国是否积极参与，都可以从中获益。但是，中国更多地参与不仅会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我对其成功的前景并不乐观――而且也将确保中国和其他低收入国家所关切的问题得到重视。在减排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以及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将使中国得到更多的国际资金和技术援助用于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排放。

十一、结束语

大约20年前，在改革初期，我和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一起参加一次会议。他们正致力于设计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转变的计划（会议是由中国社科院和美国科学院共同主办的）。我们所讨论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如何从一个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过渡到一个能较准确地反映经济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也许可以设计一套经济模型来确定均衡价格（假如输入模型的数据的准确度可靠的话，而我们中却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一点）。但即使只做理论上的探讨，即使均衡价格已知，我们也看不清应该如何进行价格转轨。然而中国成功了，采用的是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实际价格双轨制，使计划外部分能得到适当激励。

中国目前必须进行的改革，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分析上的角度，其挑战性在某种程度上均不亚于20年前，在当时，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来大踏步地推进改革是一个良好的机会。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而目前面临的挑战既包括在旧机构的基础上建立新机构――从过去有名无实的银行中建立真正的银行，从国有企业中建立真正有活力的盈利企业――也包括建立全新的机构和体系，如社会保障体系。但今天的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要好得多。中国拥有了更广泛的认识基础，中国的机构状况比以前更强，更加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

挑战是艰巨的，但鉴于中国在过去20年里取得的显著成就――这种成就是基于中国的悠久传统，包括在这次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中所反映出来的对学习的长期重视――我对中国以务实精神应付这些挑战的能力充满信心。

重构现代操作系统

RickRashid

我今天主要想谈一谈一个跟大学非常有关的课题，那就是我想谈一谈科学技术怎样能够改变我们办教育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在大学里从事教育包括科研的方式，在硬件和软件里面现在发生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正在改变电脑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RickRashid博士现任微软公司高级副总裁。1991年，他受BillGates委托创建微软研究院。并自此一直全权负责微软公司的各项基础研究工作。在担任此职位之前，曾任微软研究院副总裁兼微软Redmond研究院的院长。1991年9月加入微软之前，RickRashid博士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1974年，RickRashid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并分别于1977年和1980年取得罗切斯特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硕士和博士学位。1979年9月，RickRashid博士进入卡内激梅隆任教之后，多次成功指导了网络操作平台的设计和应用，发表了几十篇有关计算机视觉、操作系统、分布式处理的编程语言、网络协议和通讯安全等领域的学术论文。20世纪70年代中期，RickRashid博士因参与开发最早的计算机网络游戏之一AltoTrek而享誉全世界。他还是卡内基梅隆大学Mach操作系统项目的负责人。这个系统的核心部分被世界上许多公司、组织、社团以及大学的研究实验室广泛使用，例如NeXT公司、开放软件基金会等。RickRashid博士曾经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UNIX筹划指导委员会和计算机科学网络执行委员会的会员，还是美国计算机协会系统奖励委员会的前任主席。

非常高兴来到北京大学，其实我对这个大学的环境是很熟悉的。我今天主要想谈一谈一个跟大学非常有关的课题，那就是我想谈一谈科学技术怎样能够改变我们办教育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在大学里从事教育包括科研的方式，在硬件和软件里面现在发生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正在改变电脑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如果我们看一看在处理器还有储蓄图像和网络方面变化的话，这些变化的迅速和变化的惊讶，程序处理的数据越来越快，而处理能力的增长比处理的能力还要快，这样的话我们有更多的用途，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我想举一个例子，那就是我们现在开始使用自然语言来改变我们现在使用的应用程序。在1997年的时候，微软研究院推出了微软办公室的自然语言，当时主要是用它为一个文件的制造者提供服务，来改变作者的书写能力，这样的话大家更容易看懂，也确保没有错误。同一个技术也同样应用于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总结案文，我们可以从一个文件中提取一些内容，从其他语言中也使用一些技术，在日语中也可以应用这个技术，这就是微软刚开始的程序。

从微软的XML层面，所以看到这一点，它的主要用途是告诉你怎么分析写这么一句话，可以对你这句话进行分析。这种技术可以来处理人类使用的文字，这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写作，而且还能够帮助分析我们写的东西。我们在实验室正在研究一项问题，使我们能够阅读比如说字典或者百科全书，然后根据这些字典或者百科全书，不管是英文还是其他语言的，根据阅读的材料来建一个数据库，可以包括大量的信息。在这里面我举一个例子，这就是人脑脑部系统，向大家描述的这些信息，实际上是机动机器产生的，而且它通过一些在上面可以看到有脑类图。因为脑类有很多相关的词汇，比如说一个脑类是家禽或者是叫声，比如说鸭子的叫声，它实际上是自动产生的，而不是由人直接输入的信息。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对知识产生自然的数据库，现在我们正在使用这种自动的从人类的来源产生的信息来做这种数据库。

我想人民往往想使用它做很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个事情叫自动问答系统。当然获得某些问题的时候，今天很多人使用搜索引擎，这样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想它应该叫做文件获取，它实际上是通过获得一系列文件，这样可以根据你的查询或者要求获取信息，特别的案例中实际上问了一个问题，中国总理是谁？你可以获得一些有关的相关的文章，这其中最相关的反应实际上就是指向了一个网站，你查询中国总理是谁，它让你查询一个网站。实际上它与中国总理是谁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联系。我们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建立一个系统，它能够充分利用因特网的趋势，这样能够充分地处理网上的信息，而且也能够自动回答我们的问题。这是建立一个自动系统，如果比如说你有这个问题，谁是中国总理这个问题的话，你会得到什么呢？你会得到一个正确的回答，那么你就像我们搜索引擎一样，这种系统实际上也是上了一个网。建立很多的文件，这个文件与你这个问题是相关的，但是与搜索引擎不同，它使用自然语言或者合成的技术来充分把你这个信息进行联系，而且充分找到最想像的最有可能对你问题的回答，实际上这也是最正确的回答。如果你问一问中国的主席是谁呢？而且这样你也会得到正确的回答。我想这个系统根本对中国的主席，中国没有太多的了解，它实际上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把不同的网站上的信息能够充分联系在一起。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它是不是知道我是谁呢，因此我就问了一下谁是微软研究院的头，好消息，他们的回答是很正确的，否则回答不正确，让它继续工作。当然还有其他很想像的回答，但是比如说微软研究院剑桥实验室的负责人，比如说在微软的研究院当中有一个首席科学家，也可以说首席科学家是微软研究院的头，可以有关时事的问题。这个系统的确在网络上有很多存储的信息，你可以充分挖掘这些信息，尽管系统不知道这个回答是什么样，可以做出相应的反应。林肯在美国内战的时候被刺杀，你问一下，林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他回答是1865年4月15日，我想这的确是最正确的答案。而且大家也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日期就是4月14日，还有一些网站在4月14日去世的，实际上这个答案是不对的。问一下林肯什么时候被刺杀，4月14号遇刺，4月15日去世，实际上是系统把所有的信息联在一起这样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问一问草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的，他会说绿色的，很正确的，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颜色，同时给你相应的选择回答。如果问一问天空为什么是蓝的，这是很平常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小孩问家长的问题，我的小孩问，因为光线的原因。同时可以问一些具有哲理性的问题，你问一问生命的意义在哪儿呢？可能不止有一个意义，但是系统本身，他回答很对，生命的意义在于问题。我想大家也可以看到，在上面有上帝，有亲情，还有有42条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看这些系统如何改变我们做工作的方式，就像我们作为学生、作为教授，受到影响一样。我想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实际上正在发生转变，在新的世界中信息将会得到广泛的公布，而且它存储的方式也会有所改变，技术改变被我们充分理解和想像。我们建立非系统式的系统，他有很多的客户，很多的服务器，而且可以提供多种的服务。

在企业界来说，企业界人士往往会谈XML的网络服务。XML实际上是标准的方式来描述信息的标准方式，它实际上是对数据做一些标志，这样它能够把这个信息与其他信息进行相应的联系。在这种企业界在XML网络服务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有对知识和交换开放的标准，有这种联系不太紧密的编程方式，它是在网络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能够获取以XML方式存储的数据和信息，而且应用将是自我描述性的，数据也是自我描述性的。

当我在马里兰州大学做教授的时候，我们曾经建立这种系统，而且我们当时努力实现这种目标，进而我们现在实现了这种目标。这个图向大家展示的就是网络服务XML网络服务的基础架构（指屏幕），关键一点在基础层它实际上以因特网的技术建立起来的，HTTP与SMTP，它是信息交换的标准，在这上面有一系列的标准。通过这些标准，我们获取信息，可以找到服务，可以找到服务为你做的事情，和信息结构，进行信息的处理和数据的处理，其中关键的一点叫做松散式编程方式。它还看到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允许双方的协议使用，而没有所谓权威存在。

那么对于我们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技术实际上一般转化成产品的话，可以对学术研究和研究方式发生影响，大规模存储的方式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好地组成我们的信息，可以存储相当长的信息，并且可以在线存储。比如说在今后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个人电脑有TV级的存储，其实TV是相当大量的存储，它可以把你从出生到去世所有的谈话都能够记录下来。如果大家来看一看在科学上的存储意味着什么呢？它也就意味着你不用只是在纸上记下我们的研究成果，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计算成果或者计算材料进行电子化的存储，而且也可以长期的保存，使别人充分利用。网络的存储意味着应用使人们能够访问科学家建立的数据中心，也可以使他们获得新的信息和新的数据，将会是自我描述性的。这种信息可以得到保护，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学者，或者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学生，曾经与同事进行合作或写一篇论文，这样你可以充分地保护这些论文，可以保证只有被允许的人才能访问，直到有一天整个世界都能够看到这篇论文为止。实际上今天出现的这种事情，我们的确在线与所有人分享我们发表的文章，这样使所有人能看到我们的研究成果。许多科学家他们都共享他们的基础研究的文件，特别是HTTP或者FTP这种方式进行下载，但是信息的形式往往是有缺陷的。你没有对信息的格式有一个充分的保存和保护，每一个研究者都有他自己的信息，都有他自己的数据，而且每个应用都是在个人的电脑上跑的。我想如果我们来看看明天是什么情况，可以使用我们的技术能够改变我们做研究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线分享我们的文章，以及可以分享其他人对我们的评论，这样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论文作者正在做什么，而且也可以看到其他科学家对某篇论文的评论。比如说他可以做一个公开用的数据库，每个人都可以访问有关的信息，但是实际上可以在网络的环境下做到这一点。因此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有这种网络服务的数据联盟，可以说数据服务是相当大的，而且是分布在网络上的。JIM会谈一谈他做的工作，因此我不会讲得太详细，太多，这样就不会提前泄露他讲的内容。我大概讲一点，他首先就是把基础的信息放到网上去，比如说他做Terra服务器的工作，可能是五到八年前做的工作，可以把基础的信息，比如卫星的资料或者其他的资料放到网上去。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们需要的话都可以看到这些信息，比如金字塔的信息和交通的信息等。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在上面仔细看一看，上面有一个交通堵塞，在桥上有一个交通堵塞。它的确给我们一种感觉，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力量把信息放到网上去，Terra服务器可以服务成百上千万人。通过网站为他们服务，可以继续为他们提供相关的数据，但是由于它是网站，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到这个网站来查询信息，因此我们要提出网络服务的概念。JIM和小组做的工作就是，能够把这个网站变成一个服务，这种服务实际上通过跑因特网的应用来获得这个服务。信息可以是自我描述性的，而且是标准的格式，UDDI这种方式进行服务或者可以是自我发现式，同时通过因特网的协议获得这种服务。过了不长时间，他们做的TIAL，后来美国农业部也使用了他们的服务，通过这种服务帮助美国农场主充分利用他们的土地，实际上这可以通过网上的服务，农场主服务，通过跑某些应用使他们获得服务。现在正在与企业界人士进行合作，也是涉及到天文学的工作。我想我不会讲得太多，还有很多有关科学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科学家他们建立这种叫做数字化的天空扫描仪，这样建立一个虚拟的天文观测站，使科学家24小时能观测天文现象。我想这实际上就是学者研究，而且我们的技术可以充分改变我们做学者研究的工作。我们也可以想一想，科学技术如何能够改变教授知识的方式，比如我们想到教授电脑，我做教授的时候，首先做的一个事情是弄一个教室，弄一些电脑，让学生坐在电脑后边，我想这可能是一个笑话，但是这是曾经我们这么做的，因为学生坐在电脑后边。教授根本看不到他们。在于过去的教授方式我们现在对它进行改变，把它做成电脑化的教授方式，实际上并不需要把上课能够改变成电子化的教育。我想我们主要是希望能够使这样的技术使教授上课更加容易，使男教授和女教授都能够获取相关的信息，使他们更好教授知识，更好完成任务。我们也可以充分改变这种互动的方式，因此这样可以使教育以合作的方式，一种延续的方式来进行教育。可以使教授不断与学生进行互动，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个视频资料，我希望我能够放出来。

（指屏幕）

这是向大家展示典型的案例，未来教室会是什么样的。而且实际上我想提醒大家一句，我们所有的在这儿展示教室的技术，都是已经存在了，我们正在向全世界各地推广。

这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教室，传统教室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有关教案，这是传统的教案，因此实际上这种普通的文本可以做成电子化的文本。这个服务器可以能够把这些数据做简码，这样做可以提高效率，加强从服务器到客户端的联系。所以现在普通的案文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更好地服务于学生。服务器可以通过解码把加密的有关的学校的案文加以处理，这其中涉及到一系列的系统和非系统的密钥，学生也可以使用自己的密钥接触自己的材料，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是比较理想化的结局。当然这里要传达的想法就是你们能够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学生和教授和助理教师能够非常积极地进行互动，不仅在上课的时候，而且在课下也能够如此。一旦有问题，出现难题他们需要更多信息的时候，他们可以互动。你们在片子中可以看到各种信息和技术比较有未来化的倾向，实际上整个的这一套系统现在在网上在一系列大学当中都可以使用，包括华盛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卡奈基梅隆大学大家都可以使用这些系统。他们有一个一体化系统帮助老师进行教学。所以这里要讲的一点就是，我们不仅仅要集中关注于技术，而且要主要关注于教学，关注我们如何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我们现在可以不仅仅使用技术来帮助教师，还可以帮助学生来学习。大家在短片中看到有一个设备，也就是所谓Tablet个人计算机。这种计算机很快就要上市，可以帮助大家更好记笔记，获取信息，为学生提供信息，同时教授也可以使用，可以拿着计算机边给学生解释他们要讲的是什么。这也是一种无线的应用，实际上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在屏幕上写字，而不是在黑板上写字，也就可以使我更方便在教学的时候使用一些幻灯片，提供一些资料。实际上正是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现的这一技术应用，这一产品当中包含很多的技术。根据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也就是校园的实验计划，我们也在进一步推动这个技术，所以大家可以想像，我们来建立更多的网站，提供这种服务，像大家看到的短片这样，来帮助教授创造更多的备讲备课材料，同时让学生更好的接触这些讲课的材料。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进行的一个项目就是眼睛实验室的项目，在线向学生提供一些服务，使得他们每天24小时都能够从偏远的地方接触有关的材料，实际上这叫电子教室的计划。麻省理工学院也在和其他学生，比如新加坡大学共同合作，通过因特网向学生提供一些实验室的服务，进一步拓展他们可以获得的教学材料的范围。这里还有一些实例。这当然都是一些总括性的介绍，介绍麻省理工学院和我们参与的项目，向大家展示我们如何来帮助教育者帮助教师，不仅仅是通过网站，而且通过网络的服务提高教学的质量，通过一种标准的格式，通过开放的框架，使得我们能够彼此分享教学方面的体会、经验。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科目和具体的课程，最近我们也宣布了也就是我们进一步实现数字化的档案资料。我们希望能够最终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知道通过网络提供这些资料可以极大的拓展我们的能力和能量。

我想总结一下，现在有一种独特的机会，因为我们在这当中发现很多的变化，我们如何治学，如何进行科研，如何进行教学，都因为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很大的转变，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信息都集中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实现更大的发展，可以改变我们教学的思路，可以把我们以前一些教学的材料，再次集中起来，以标准的格式，与其他的教学者加以分享，为他们创造一种独特的教学，为学生创造独特学习的经历。我想网络的这种基础设施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推荐的，以帮助我们实现的目标。

非常感谢，我也很高兴能够来到北京大学。

董建华述职期间与北大学生的座谈

董建华

我的家庭是比较富有的，有汽车。但是我上学，父亲就不让我用汽车，一定要坐公共汽车、走路。

行政长官董建华于1937年5月29日在上海出生。1960年，在利物浦大学毕业。其后，董建华旅居美国，先后在美国通用有限公司及家族公司任职。1969年返港，处理家族集团生意。

1996年12月11日，董建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竞选，当选行政长官。同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委任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并于1997年7月1日就职，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位行政长官，任期为5年。

2002年2月28日，董建华在无对手的情况下当选连任。同年3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委任他为第二任行政长官，任期由2002年7月1日开始。

参加竞选行政长官前，董建华曾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事务顾问，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8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问：我是光华管理学院98级研究生。我想问一个问题。董先生祖籍是祖国的宝岛舟山群岛，我也来自舟山群岛。（笑）去年董先生当选以后，家乡的人民感到很振奋，这一年东南亚经济情况不太好，香港股市波动也比较大，家乡的人民也是挺关心、惦记您的。我想问一下董先生，有没有计划今年或最近几年回家乡去看一看？

答：我很多年以前回去过一次，感觉到家乡的人民很热情。我也经常想回去，但现在工作实在忙得不得了，没有时间，大概今年、明年没有机会，但我相信时间不会太长。最近舟山市的市长到香港来，我见到了，也谈到这个问题。

问：我是历史系本科生，我想问一下董先生，您最近去了上海吗？香港和上海您最喜欢哪一个城市呢？

答：我上次去上海的时候是1年以前，10月8日，全国运动会开会。我是1937年生在上海，当然对上海有很多感情，家里也经常讲上海话。我父母已经过世了，过世以前都讲上海话，所以对上海是有感情的。现在我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我大概在1947年到了香港，以后一直住在香港，中间大概9年在美国念书，做事，1969年又回到香港，所以我真正是香港的一份子。作了行政长官以后，我更是一切都为香港着想、努力。所以两方面都有感情，但是感情不一样。

问：我是计算机系95级的，我听说董先生比较忙，但是我希望代表北大学生，欢迎您下次来北大给我们学生作演讲。

答：我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那时，我会的。谢谢。

问：我是历史系95级的本科生，我觉得大富之家和小康之家最大的悬殊也许并不仅仅在金钱上，我听说董先生年轻时在海外求学，家庭的管教非常严，额外的要求都需要用书面来申请，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不可能做到。我想问一下在这个变化的时代里，我们年轻人的自我要求以及家庭对我们的要求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答：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对我的要求的确是非常的严格。我的家庭是比较富有的，有汽车。但是我上学，父亲就不让我用汽车，一定要坐公共汽车、走路。他出门的时候，我妈妈就让我坐汽车。（笑）他倒也不是像传说的那么严，外面的传说也不全是对的。（笑）但是我觉得现在时代的确不同，年轻人有自己的思考。现在的一代比我们那个时候更成熟，年轻人都会自己去摸索自己的思想，这是一件好事。重要的是，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沟通，互相了解。在这方面，我和我自己的小孩就经常沟通，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一方面让他们自己去发挥，一方面也可以告诉他们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应该去继承。

温州模式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董辅

（温州）义乌请我去做报告，让我早上七点半做报告。这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为什么他们这么早啊？因为听完报告做生意。

董辅，1927年生，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两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财经委副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

经过长时间激烈的争论，温州模式在中共十五大以后，成为大家学习的对象，各个地方都在推崇的模式。应该说温州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后，对于转变人们的观念、促进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温州模式它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也在不断发展的。

首先我想发表一下温州模式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时，全国对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温州模式主要是在温州、台州这些地方；而苏南模式则主要在江苏的南部、浙江的北部这些地方，如苏州、常州，宁波等。当时在全国从上到下都推崇苏南模式，反对温州模式。温州人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非常难得。最后苏南模式终结了。

温州模式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温州模式说到底是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实际上是坚持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这是争论的焦点。在温州经济发展起来时没人敢讲市场经济，那是犯忌的，最多只能谈商品经济。在温州经济发展起来时全国只能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而温州经济走的是市场经济的路子，是早期的市场经济的模式，并不是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经济为什么取得成功？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上不行。经过很多人的争论之后，尤其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模式。正因为温州符合了我们后来确立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所以在我们抛弃了计划经济选择了市场经济时才被大家所接受。而苏南模式则是坚持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它失败的原因是它走了计划经济的路子。温州模式是一种非常有活力的模式，效力高。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就业也解决了，政府的财政也有了。其实，凡是市场经济发展了，那里的就业就好解决；凡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地方，那里的就业就不好解决。我这几年到了义乌，那里也是实行温州模式。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是全国闻名的。据他们政府说，那里只有三个人失业，到劳动部门那里去登记。有人到义乌去调查，确实是很少人失业。虽然也有国有企业下岗的职工，但他们有问题也不找政府，自己想方法解决就业。所以这些地方经济非常有活力。义乌请我去做报告，让我早上七点半做报告。这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为什么他们这么早啊？因为听完报告做生意。

义乌的出租车司机很自豪的对我说他们义乌人走路都比北京人快。他们市场非常有活力，车水马龙，哪想计划经济是死气沉沉。

第二，温州模式成功的原因实际上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这也是当时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争论的焦点之二。温州模式是发展民营经济，苏南模式是发展集体经济。关键是怎么看待这两种模式。当时认为即使在农村，也要发展集体经济。而温州模式经过多年的实践发现必须坚持民营经济，即是市场经济。没有民营经济就不会有市场经济；反之，没有市场经济就不会有民营经济。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就是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产生的。现实情况也是这样的。什么地方市场经济发展得好，那里一定是民营经济占主要地位；而如果市场经济发展得不好，则肯定是集体经济占主要地位。因为民营经济天然的与市场经济兼容在一起的。而且在那里天然的形成了社会分工。温州在1986年的热闹程度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家家户户办企业，房子前面是车间，后面做饭的，楼上是住人的。也许他们不懂什么是低压电器，可是每家都能生产低压电器。靠什么生产？他们也不是说一家生产整个电器成品，而只是生产某个零部件。然后通过市场的关系联系起来，生产出整个的成品。这样效率怎么会不高呢？成本自然降下来了。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分工体系。正是因为这种民营经济发展得很好，把人们的追求利益的热情都调动起来了，把人们的所有的积极性、创造性都调动起来。人要求富，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办法都能想得出来，就比集体经济活得多。而苏南模式则是政府经济，是乡镇的政府投资办的经济。市政府管企业，即官员管企业，必定会把企业拖垮。

第三，温州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它原来是无序的，慢慢地走上有序的道路。开始人们反对温州模式的原因是温州经济乱七八糟，而苏南经济模式有条不紊。当时用计划经济的眼光看温州的市场太乱了，可这正是市场经济的秩序。当时不被人们所看到。不过温州也确实存在一些假冒伪劣的现象。有些假冒伪劣我觉得是可以原谅的，比如低压电器里的零部件里需要一种熔点高的白金，可是当时政府不给白金，于是只能买到白银。白银经不住很高的温度，于是就烧起来了。可有些我觉得真的很乱，像温州的“黄昏鞋”，早上穿晚上就坏了。所以有段时间人们都把温州商品看成假冒产品。温州人其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温州当年有“八大王”，专营服装、钢铁等。他们都做过牢，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投机倒把就是犯罪，长途贩运也是罪。后来刑法修改了，他们也逐渐放出来了。温州后来提出“质量兴市”，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他们懂得，不规范市场，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

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学习温州模式，但是这不是那么好学的。而且各个地方学习的效果也差别很大。温州模式最可贵的是：温州人有很强烈的致富的欲望和创业的精神。这和温州的历史传统、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温州地处海边，以前交通不便，耕地十分少。历史上温州就有到外边闯的传统。他们非常勤劳、善于学习、甘于吃苦、勇于进取。现在各地学习温州模式，可是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市场经济，这样学温州很困难。温州放手让大家去干，让人的积极性和才能发挥出来。抓住了别人抓不住的机会，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市场。谁知道现在的南春晖是个大老板啊？他以前就是修鞋匠，现在则是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集团的老板。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前者能最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把所有人的聪明调动起来。但这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做到的，这和文化传统有关。另外，现在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后，大家都知道要学习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但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良好、宽松的环境，放手让民营经济去发展，要规范它，引导它，而不是去给它优惠。像我们的出口退税，就是把增值税17%退还给它，有的退到15%，有的退到17%。温州去年的出口增长率是35%，全国是6.8%左右。他们不是出口退税，而是大量的出口。在温州不是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而是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一点是很多地方办不到的。有些地方只是政府发展，有些地方政府眼红民营经济的利润。第三，发展民营经济会出现很多问题，用旧的观念来看可能觉得不对，而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比如，知识产权，这在计划经济里是不存在的。温州当时也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法，温州人经常模仿日本的打火机。所以出了问题政府要去规范它，引导它，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现在很多地方还采用地方保护主义，以增加地方财政。他们是这样对待民营经济的：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检查假货时，政府早已给他们通风报信了。温州对这些问题采取即不完全取缔、又不包庇的态度，而是强调质量，要质量立市、信誉兴市，建立了很强大的检查机构。

温州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它受到了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的限制。早期银行都不愿意贷款给民营经济。所以很多民间银行就成立了，像“会”等。民营经济的发展当然需要金融体系的发展和配合。对信誉的问题，讲信誉首先是一个道德的范畴，同时它是一个市场规则。因为没有信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要形成一个信誉很好的市场还需要规则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建立一套社会信誉体系，它包括银行信誉、信誉评级、资格认证、会计、律师等中介机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征信的制度，即专门为别的公司提供信誉信息的机构。要靠银行自己调查，要很麻烦。西方国家有这样的信息公司，专门搜集信息。在美国，有信誉贷款。如果还不起钱，则不能办理住房贷款、汽车贷款。我们现在还未建立起这样的制度。企业赖帐因为都是国有的银行不赖白不赖。北京现在有征信公司，列有一些的“黑名单”，他们不能再贷到款。中国人民银行、经贸委、商业银行等已经宣布了建立一套征信机构。但这又会成为寻租的对象。民间要办这样的机构即没有这样的法律，可能涉及到隐私；还有信息从哪里来，银行可能不配合提供信息，因为银行有为客户保守秘密的义务，那么什么是秘密，什么不是秘密，现在分不清楚；还有有的地方对提供信息要收费，成本很高。所以要办这样的机构非常难。另外民营经济存在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的问题。还有对发展民营经济，要注意家族企业的问题。家族企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企业创业初期大部分是家族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严重。如果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由于产权不清，最终会闹矛盾而分裂。家族控股但不参与是一种方法，在其下可设若干有限公司。

发展民营经济要注意的问题有以下几条。首先还是观念问题。观念问题也是个理论问题。目前我们在很多理论上似是而非。有人把私营经济看成是水平很低的经济，不是现代化的。还有人把私营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生产力不发达，要发展私营经济，一切都用初级阶段来框住。这种理论是非常短见的，说不通的。因为市场经济是靠竞争进行的，一定是自负盈亏的。没有私营经济就不会有市场经济。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分工越细，越没有条件实行计划经济，而只能实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是个乌托邦，它只有在以下两个条件下才能实行：一是当一个社会目标很单一，人们需求简单时，像前苏联20世纪20年代时、法西斯的“统制经济”；二是在封闭的条件下，像朝鲜。一旦开放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接轨，不可能计划别的国家。等待审批下来后，市场价格又变化了。私营经济也不可能听从国家的计划。什么地方国有企业减少得快，什么地方包袱就卸的快。只有在公益性的部门、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支持国家政策实施的部门、自然垄断的部门才能实行计划经济。现在很多人们怕私有化，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保留私有制”。美国现在不是无产化，而是有产化。我国现在有四百万的人有股票或投资基金等。以后人人都当老板，都拥有股票。股份公司是私有制的扬弃。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现在资产证券化了。有人可能买不起整个厂房，但买得起螺丝钉之类的零部件，那它就持有公司的股份，是个小老板。现在外国一个几十万人的公司，你说公司是谁的？因为股票是在不断的变化，有人买也有人卖。只能说这个公司的股东是公众，即使是大老板也只是占总股票的百分之几，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就很了不得了。所以财产公众化。股份公司是个集合的财产，是个法人的财产，因此它形成了公众的财产，是公众所有制。一方面公众所有制，另一方面每一个公司的成员都是公众化财产的特定化了的财产的所有者。原来的私有制被否定了、扬弃了，但它有保留了私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投资基金都是这样的所有制。投资基金是公众所有制，但是投资者是每一份所投资的基金的所有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众化的公司越来越多了，形式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有产阶级化，而不是无产阶级化。以后社会将是少数人富有、少数人贫穷、大多数人是中产阶级，他们都是有产者。共产党的基础将来不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都是有产阶级。现在很多人怕共产党的基础没了，怕这个社会变质了，这都是杞人忧天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它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的形式。邓小平也说过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就是说以前我们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我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平。所有的社会主义，印度的社会主义、缅甸的社会主义、古巴的社会主义、越南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其本质都是社会公平。一个人应该公平地享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而不应该因为他的出身而受到歧视等。市场经济确是分化的，在经济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会出现大鱼吃小鱼。市场经济本来是追求效率的，但最后可能会因为不公平出事情，像罢工、游行示威等。所以适当的发展市场经济后，公平的问题出现了。必须把效率和公平结合起来，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市场经济是没有社会性质的，所以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公平和效率的结合要求我们既要有公有制，又要有私有制。私有制既是发展市场经济，而发展市场经济就要发展私营经济。我们现在找不到一种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方式，因此我说“市场经济万岁”。同理私营经济也是万岁的。

用友神话是如何创造的

王文京

当时我们两人是借了5万块钱，然后买了一台电脑，买一台电脑就花了我们一半的钱，当时买的是一台长城的0520dh，我记得很清楚，2万多块钱。然后我们租了一间房，开始了我们公司的前期发展，当时我们起步的地方离我们不远，就在中关村海淀南路的那个地方，一个宿舍楼吧，我们租的当时居委会的一个套间里的一个小间，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公司的创业。

王文京，用友总裁。1964年12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县。1979年9月至1983年7月，在江西财经大学读书；1983年8月至1988年10月，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工作；1988年10月15日，从机关辞职，与苏启强合伙创办用友公司；1992年11月，被评为“中国优秀民办科技实业家”；1993年2月，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常委；1994年9月，被评为“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1998年2月，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张维迎教授（以下简称张）：大家晚上好，非常欢迎再一次光临我们北京大学网络经济论坛。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办一个企业有两种东西可以出售，哪两种东西？（答：产品，服务。）

产品？服务？这个不对。我理解，一个企业只有两种东西可以出售，一个是你的现在，一个就是你的未来，出售你现在的东西，我们叫做销售，出售你未来的东西呢，叫融资。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IT行业的这些企业，有好多的企业似乎只有未来可以出售，没有现在可以出售；还有一类企业，有现在可以出售，没有未来可以出售。当然最好的企业，是既能出售现在，也能出售未来。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所经营的企业，用友软件集团。他能出售现在，他赚了好多钱，他能出售未来，他敛了好多钱，是吧？（观众笑）

所以他的这个钱是大把大把的，他从事这个事业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现在用友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财务软件公司，中国最大的财务及企业管理软件公司，也是最大的独立软件厂家。

王文京先生是江西人，在江西财经学院毕业之后分到国家机关工作，就是搞财务的，是吧？所以他进入一个特殊的软件行业，就是财务软件。他在1988年借了5万元起家。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几百家财务软件公司，现在真正剩下的可能只有十几家。

我想，大家对他的这个成功一定会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今天跟我们谈的是更宽的一个视野的问题，就是整个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以及软件企业的经营。好，我们现在欢迎王文京先生。

王文京先生（以下简称王）：尊敬的张维迎院长，尊敬的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首先感谢我们光华管理学院给我这样一个邀请，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跟在座的有一个交流。同时我也特别感谢各位同学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来听我这样一个演讲。

刚才张院长对我所在的公司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确实用友的发展，包括用友的现在和未来，一直是在各个方面，包括用户，包括我们的学者，也包括政府部门的关心和帮助之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就是软件产业的发展和软件企业的经营。

软件产业发展――如何发展一个牛背上的产业？

IT产业的结构变迁

有人说软件这个产业是一个很特别的产业，有的专家把它认为是一个属于牛背上的这样一个产业。可能在座有的也骑过牛，那么在牛背上的感觉呢，是很特别的，充满挑战。软件就是这样一个产业。我们谈软件，一定是离不开整个IT产业，因为软件现在是IT产业一个重要的构成，大家都谈论了好几年IT这个产业。IT业尽管这一年多，没有像前面几年那么热，但是仍旧是全球范围内产业关注的中心，也是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在IT的整个产业发展里边，有一个结构性的变迁现象，这个现象就是从硬件主导发展到软件主导，第三个阶段是服务主导。在发达的国家，特别是IT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但是在中国呢，我们认为现在刚刚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说软件主导这样一个阶段开始到来。

（指屏幕）

中国软件及IT总市场

这里有一个表，这个表里边有两条曲线，下面这条曲线是中国的软件产业的未来，一直到2004年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趋势；上面那条线，是整个IT总体市场的发展趋势，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不一样的数字，一个就是在整个的IT的市场里边，平均的年增长率是22.9%，但是软件的年均增长率是39.8%，这个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整个IT市场的增长速度。

一、软件业演变

软件这个行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可能大家听到软件或者说了解到软件这个产业时间并不很长，最早的话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但实际上这个产业，作为独立的一个产业发展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应该说有差不多50年的历史。软件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商业业务，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产生于1950年，当时是IBM做了一个推动，把软件从硬件里独立出来，诱发了这样一个独立的商业业务的出现，由此产生了独立的软件产业。

从50年代开始，经历过几个不同的阶段。首先从硬件里边脱胎出来，第二个阶段就进入到软件的这个产品可以重复销售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软件产品发展的时代。在第一个阶段，当时一些著名的公司出现了，像IBM，像EDS，CSC，EDS现在仍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系统集成商，当时也出现了几个重要的计算机技术和语言。

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业界的人士在关注几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怎么样给软件产品定价，第二个就是怎么样锁定客户，第三个怎么样去引发网络的效益。在这个过程之中，一个重要的商业模式出现了，就是许可证，就是软件的许可证的资格，所谓的License。因为这样一个许可证的制度，使得软件可以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在这个阶段，也诞生了一批著名的国际软件公司。这个大家都熟知了，像Oracle、像SAP、像后面的微软公司。这个产业的发展到了最新的阶段是作为服务的形态在出现，就是软件越来越成为一种服务。这也是当今软件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批新型的软件公司。像当年的Netscape这样的公司，像现在一些做电子商务的公司，Broadvision这样一些公司。

在整个软件这样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硬件也有几个不同的发展，从最早的主机的阶段，到PC，到后面的基于网络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架构。

二、软件业类型细分

如果我们把软件业的类型再细分的话呢，它可以分为这么三类的公司，一类就是面向大众市场的软件公司，第二类就是所谓的企业解决方案公司，第三类就是专业服务的公司。第一类公司里边最具代表的全球公司就是微软公司。在我们国内一个著名的软件公司就是金山公司。

在这个几个不同的类型的软件公司里边，有专业机构研究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他研究之前，很多人认为，一个软件企业的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马上会想到是技术、是产品，但是麦肯锡的研究的结果，三个不同类型的软件公司，他关键的成功要素是不一样的。

第一类的大众市场的软件公司，特别是针对消费市场的软件公司。他最关键的成功因素是营销，然后是合作活动，然后是全球化，然后是人员管理，最后是产品开发。这跟我们想像的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看到在这个领域成功的公司确实是这个现象。我们知道微软公司在全球是很成功的。当然他的产品做得不错。但是事实上我们感受到比他的产品做的更好地是他的营销。所以营销是这一类公司的第一的成功关键要素。

第二类的公司，就是做解决方案的，像国际上的SAP这样的公司，做ERP软件的，我们用友也属于这个类型的公司。这个类型的公司，他最关键的成功要素，依照顺序排，首先是他的合作活动，也就说产业的合作。SAP在全球的成功，特别是他在美国市场的成功，最重要是得益于他和五大，就是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咨询公司，Andersen，PWC这样一些公司的业务上的合作。他一块钱的软件业务，带来了五块钱，甚至是十块钱的服务业务。这样形成一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又推动了SAP软件的推广。第二个是他的服务战略，然后是营销，排在最后的还是产品开发。

在第三类的公司，就是专业服务的公司，典型的代表是国际五大。国内现在最近几年发展的很好的就是汉普咨询公司。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这一类的公司里面，服务公司里面，反倒他软件开发在整个成功要素里面占的位置比前面两类公司还更靠前。这可能跟我们平常想像的不太一样。

三、解决方案三种模式

对解决方案的公司呢，我们也可以把他做细分，一类就是做服务和应用集成的，一类就是提供全套的企业应用软件的，另一类是定位于某一个专业领域的应用软件提供的。第一类像IBM，国内联想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第二类的公司像Oracal，SAP，属于这个类型的公司，我们也在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第三类的，像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做客户关系管理的Siebel，做工业链的I2这样几个公司。

四、全球软件产业格局

在全球的软件产业里边，如果说我们按照产业的上中下游来划分的话，也可以把它分为这么几个类群，上游的产业控制了核心技术，体系结构和标准，控制着整个的这个产业的游戏规则，相当于硬件这个制造业里边控制芯片，他针对的是全球化市场。目前最有代表的就是两个，一个就是SUN，JAVA/J2EE阵容里边的公司；还有一个就是微软的.NET这样一个体系的标准。中游的产业就是建立在上游产业的基础之上的，技术、产品和方案集成，参与上游产业的规则制定。像Oracle，做数据库的；SAP，做企业应用的，包括我们在国内做的业务，属于这样一个类型的产业。下游的产业呢，就是在前面两个产业的基础上，主要开展技术应用及服务集成。这个类群，他很重要的就是拥有客户资源，他必须学习，而且只能服从于上游的游戏规则，他的竞争优势是本地化市场，具体的业务形态包括了一些应用系统的定制，一些咨询和外包的这些业务。

五、软件产业正在转型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软件整个产业在最近几年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从这一趋势我们可以看到软件这个产业本身也在不断的转型。

首先我们看到软件产业整个的技术和体系结构，在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或者说甚至是一个很革命性的这个转变：就是从桌面应用走向网络应用。桌面应用走向网络应用，看起来是两个专业的术语，那么具体到软件产品技术上，体现得很明显。我礼拜天刚刚从美国回来，现在到美国去看软件，看到的所有的新软件全是基于WEB的，现在已经看不到不是基于WEB应用的软件。这跟一年前，两年前差别很大，这个现象其实在国内也开始发展，比如说在国内我们接触到一些大型一点的客户，像金融行业的一些客户，我们现在给这些客户提交的软件和解决方案，如果说不是基于WEBBASE这个架构，很多这个类型的客户就不会选你的软件，所以国内在这点上一点也不会落后于西方国家。这个实际上反映了整个产业从技术和架构上这样一个变迁。

第二个就是软件业的商业模式也在发生改变。我们知道这个许可证，软件授权许可证，这个模式成功地推进了软件业几十年的发展，但现在除了这个模式以外，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在软件产业也在发展，一个就是ASP这个模式，就是软件租赁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还有一个就是把软件作为一个OEM的这样一个模式，把技术整合到某一个传统产业里边去。软件厂商跟传统产业的厂商去分成交易的佣金，这也是一个新的软件产业的业务形态，特别是在金融行业，还有一些就是服务行业的软件提供，现在这个模式已经开始出现。也就是说不是卖软件给你，也不是说租给你软件，比如说，证券的要用我这个软件，不付软件的版费，也不付租费，而是说我用你这个软件之后我获得的这个收益的百分之多少分成给你。这样一个应用模式现在也开始发展起来。

第三个趋势就是服务业又从软件中分化出来。就是说，软件相关的服务原来是作为软件业的一个从属的业务，但是现在，他从软件业里边分化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这有点像手机制造和电信运营。

第四个趋势在前些年就已经开始了，就是跟传统产业的融合。在软件开发技术的发展上，在座的我相信也有计算机开发技术上的专家，那么大家注意到最近几年在软件的开发技术上，在软件的工程技术上，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发展，很大的进步。软件开发技术已经从最早的面向过程的一种工程化的方法，逐步发展到面向对象。在这个基础之上发展出组件的技术，几乎所有的新的软件的产品都是基于组件技术的。

最新的发展就是框架的技术，基于框架的软件的设计。现在已经成为，特别是规模大一点的软件系统设计开发的一个基本的技术。

最后一个现象就是软件将会“消失”，但这个消失是加引号的，也就是说软件未来会消失在这个互联网上，消失在各种的嵌入设备上。软件尽管他消失了，但实际上他是无处不在。(奇*书*网^_^整*理*提*供)

中国软件工业

这是IDC对未来几年中国软件业发展的一个预测。从这个预测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增长的前景是相当好的。

中国软件业增长的机会

未来几年中国软件业增长的机会在那里，也有专业的机构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调研，从CCID调研的情况看呢，大家一致看好这么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企业管理和电子商务的应用软件；第二个就是一些重点的行业应用软件，像电讯、金融、政府的应用，还有就是安全软件，就是网络安全，杀毒这样一些软件；另外一个就是嵌入式的软件，就是各种电器，电子设备里边的嵌入式软件；还有就是软件的专业服务。这几个领域会在中国的未来的整个软件产业里边呈现一个比较好的增长，是最具发展机会的几个领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软件业的发展，主要的机会是集中在应用软件这个范畴。那么在系统软件在支撑软件上，就我们本土的厂商来讲，从商业角度来看，机会并不是太大，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前景，主要集中在应用软件和服务商。

电子商务软件市场

电子商务的应用软件，最近两年也是炒得很热的一个方向。它包括很多种类别，有内容管理的，有做电子交易的，“Broadvision”，大家都知道，这也是一个华人做的软件公司，做得相当成功。“BEA”，BEA里边的A呢也是一个华人，也是做得相当成功的，做电子市场，知识管理，供应链的管理，客户关系管理。

嵌入式的应用领域

嵌入式的应用领域里边包括的范围很广，包括信息家电，也包括各种网络的设备，包括个人的信息电子产品，像手机。我上个月碰到TCL的李总，就是TCL的总裁李总，他现在在做这个手机。手机里边有大量用到软件，他原来用的软件很多是国外的软件，他就说我们国内的软件公司是不可以做这块。这样一个业务是个巨大的市场。其他领域，现在像汽车，医疗等等这样一些设备里边，以后都有大量的软件的需要。我们上周看了许多最新的各种电子设备的展览，里边提到比如说未来的汽车里边，软件的应用是相当的广泛，特别是无线的应用。

软件服务业

在软件服务业里边，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这么三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最高端，做咨询服务的，第二个层次做实施的服务，第三个层次做运行的服务，里边又可以分出很多的门类。软件服务这个领域里边，可以发展的业务是相当繁多的，机会也是相当大。比如说运行服务里边，业务的切换。我们知道最近一个最经典的故事，就是““9.11””，WTC被炸以后，当时那个楼里边有一些美国的金融公司，他们的计算机系统在遭到破坏几分钟之后，在另外地点被恢复起来了，这是IBM的系统支持的。它实际上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业务切换的服务，这种服务在没有出事的时候体现不出他的价值，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的IT专业服务市场

这是一个专业机构对中国的IT专业服务市场的预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服务这个市场也是未来到2004年呈一个很高速度的增长，这里边包括了多种可以开展的服务业务，包括交易的处理，包括管理的服务，包括教育培训，包括开发和集成，还有咨询，还有业务的管理服务等等，都是很有发展机会，特别是其中的开发和系统集成市场相当大。还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业务管理的服务，这也是有很大的增长前景的这么一个市场。

产业在国家间的转移

谈到软件产业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个现象是很特别的，这个产业跟很多其他的产业不太一样。我们知道很多产业，特别是工业，很多制造业，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的顺序，基本上呈一个规律：他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然后若干年之后转移到次发达国家，最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比如说纺织业是这样，家电工业是这样，汽车工业也是这样。

软件这个产业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他会同时在这三个类型的国家发展起来，他会同时在发达国家，在次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比如说软件业，全球最发达国家当然在美国，这是代表发达国家。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呢，有两个很成功的国家，一个是印度，一个是爱尔兰。还有比如说在发达和次发达国家之间，其实以色列在软件业上发展的是相当成功的。那么这个现象跟很多传统产业在国家之间的转移就不一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我们知道印度和爱尔兰，在整个国际社会里边，他的经济发展都并不是很高的，爱尔兰在欧洲原来属于一个农牧业的国家，主要是给欧洲大陆提供农副产品，但是他这些年软件业也是发展的相当成功，我11月份也去看了一下。这里边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软件产业和传统产业发展的关键资源不一样，因为传统产业的关键的发展资源是资本，所以他的发展顺序一定是这样，但是软件产业最关键的发展资源是知识型的人力，人力资源，而且是知识型的。印度和爱尔兰能够成功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知识型的人力资源上具有优势，而且开发利用的比较好，所以他在产业的发展上跟发达国家同时去发展。

六种软件产业模式的国家比较

软件产业在不同的国家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如果我们细分析一下他里边的发展的模式的话，其实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把在全球范围内的软件业的发展分为六种软件产业的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美国的模式，是以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为主的这样一个模式，针对的目标市场主要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么两个市场。

日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日本走的是定制开发的模式。我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日本，参观过一些日本的软件企业，在日本他们叫软件工厂。就在东芝啊，富士通啊，NEC下面，一个公司下面可能有好几个软件工厂，然后一个工厂就是一幢大楼，大楼里边几千人。他的做法是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开发，成立一个个项目组。这跟美国的做法完全不一样，美国就是做标准产品，然后卖到全世界，包括他的服务也是标准化。日本的软件现在主要针对的是国内市场，本土市场，他在国际市场上应该说并不是很成功，占的份额很小。

印度是属于服务出口型，就是这种开发服务出口的这样一个模式，最近逐步从开发服务往解决方案、往产品方向提升。他针对的市场主要是国际市场。到硅谷的话，只要一坐酒店，肯定能碰到印度人，因为很多印度的工程师就在那边给客户做现场开发。

爱尔兰的模式又不太一样，前两年我们看到说爱尔兰一下子他的软件出口，除了美国以外，排第一，比印度还大，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原来一直说印度这个软件出口做得很好，爱尔兰突然就排在第一了。我们到那边看了以后发现，实际上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子，他很大一个比重是转口贸易，他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中间件产品。那么转口为什么会产生在爱尔兰？他是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说爱尔兰也有人力资源的优势，所以很多美国的产品出口到欧洲和到非洲，本地化的开发就在爱尔兰做，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他的税，企业所得税在欧洲是最低的。很多公司为了避税就跑到那里去做，所以一下子使他的软件贸易额很大，所以他针对的也主要是国际市场。

另外一个类型就是以色列的模式。以色列的模式基本上是属于中间件的产品的模式。以色列有一些软件公司在中间件的产品上发展的相当成功，他也是针对全球市场。

还有一个模式是菲律宾模式。菲律宾在软件发展上可能大家都觉得并不是很起眼，其实菲律宾也是走了一条比较成功的路子。他做的是数据加工的服务出口模式，承接美国的，或者是欧洲的，因为他的人力成本不高，比如说医院的档案啦，法律文件啦，这样一些录入和加工的处理。菲律宾他有英语的这样一个优势，所以承接了很多这样的业务，支撑起他一个很不错的这样一个产业。

中国可能的软件产业模式

看了这六种模式之后再看一下中国，我们中国的软件会走什么模式？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中国的模式可能跟前面的一些国家都会不太一样，会相对综合两到三种类型的模式。

针对国内市场，我认为应该是走这种标准产品和服务的模式，也就是美国的这种模式，也就是说如果在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里边做选择的话，从现在来看，美国模式是更成功的。针对国内市场，因为中国有一个优势，有一个不断增长的，潜在规模很大的内需市场，那么我们走这个标准的产品和服务的模式是比较可取的。

针对国际市场的话呢，我想可能有两个模式我们是可以发展的。印度的加工出口模式，属于这种服务出口的模式，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模式，特别第二个模式。在硅谷在华人办的软件公司里面是最成功的一个软件公司，叫Webacks，是我国的留学生跟印度人合资办的。公司是做一个异地的交互服务的软件，这个交互服务软件的一个优势是，除了图像和声音以外，它能同时做数据的交互和存储，把这三个结合起来。而且这个公司在“9.11”之后业务一下子增长更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软件可以实现网上的会议，网上的交流，通过网络进行的培训和教育。因为“9.11”，大家对安全都很顾虑，对飞机很害怕，不敢出差了。所以很多人用这个软件来做公司内部的会议等等这样一些业务。而且据说他这个股票会在那斯达克的表现里面排第一位。上周在硅谷跟华人初创者交流讨论的时候，他认为，因为我们中国人对技术比较擅长，可以做一些很有技术水准的中间件的出口，不是很大的系统，可能会蛮有优势。印度这个模式，我们也不是不可一走，但是如果是这种大规模的系统集成的话，现在还有一些困难，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因素。所以这两个模式是我们可以选的针对国际市场的这样一个模式。

IT中国2001

关于2001年软件产业我们简要的回顾一下，整个的市场的情况，在国内，基本在全球也是这样一个现象，就说从整个市场的增长来看，今年的硬件增长并不是太好。.com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调整，但是与此同时，软件和服务反倒呈现一个不错的增长势头。

关于网络应用

这里边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想跟大家交流的，我想也是很多人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com大家都知道，两年前很热，是整个新经济的代表，现在成了泡沫了，而且还是爆破了的泡沫，到底这个网络的应用会怎么走？

从我们的实践来看呢，我么认为在这个泡沫爆破之后，实际上在网络的应用上，现在是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我认为是更加冷静和务实的阶段。实际上网络的应用并没有因为这个泡沫的爆破而停止发展，相反他是以另外一个更加务实的，更加切实的这样一个商业的方向在迅速的发展。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互联网技术本身他是革命性的，并不会因为现在这个泡沫来否定，或者说我们现在认为这个技术本身存在疑虑，实际上这个技术本身是革命性的。

大家现在都在反思，为什么.com会爆破，会成为泡沫，大家都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商业模式出现问题，再分析一下，是说它所谓的盈利模式出现问题，就是做了很多服务，挣不到钱，最后当然是运营不下去。其实要把这个问题再纵深地去分析一下，最核心的问题是你所提供的网络应用是不是给客户创造价值，如果真正给客户带来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是客户所需要的，实际上这样的网络应用，产品和服务现在市场上是绝对需要的，有大量的市场需求。

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们公司这两年也在网络的应用上也做了一个探索，做了一个实践，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时间里边切身的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投资组建了一个.com的公司，就是我们叫“用友伟库”的网络的公司，英文叫wecoo.com。当时我是1999年去美国回来之后，看到当时ASP这个模式在美国已经兴起，回来之后第二年我们就投资。我们定位是给小企业提供ASP，做运营服务的这样一个ASP服务。

就说我们提供一些网上的应用软件，这个软件不是卖给客户，是租给客户用。也就是说客户不是买我这个软件，是上到我们这个网站来交月租费用这个软件。当时我们是看到ASP在美国已经呈现一个不错的发展势头，回来做这个业务，所以我们从去年三月份开始，投入人去做，做到去年十月份，我们第一批的产品和应用推向市场。应该说得到了一些反应，然后到今年年初，我们这个业务继续得到一些反应，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市场的反应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好。

我们就开始分析这个问题，反思我们这个模式是不是有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分析，我们在今年的上半年对这个业务做了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把原来针对小型企业的这个多项的企业运用管理的服务，集中到一项，就是做分销管理，而且针对的客户群也做了一个调整，针对中型一点的企业，不是小型企业。我们在做了这样一个调整之后，我们就发现，针对中型企业网上应用的网上的分销管理软件，受到很多企业的欢迎。我们这个软件在四月份一推向市场，在市场上得到一个很好的反应，现在很多个行业的客户都购买了我们这个产品。

今天上午一个著名的家电公司来跟我们讨论，希望把我们这个分销管理软件的应用直接托管给我们。这就是我们把分销管理软件推向给客户之后，发现的一个新的机会，一个什么机会？就说买了我们这个网上分销软件的客户里边，有80%，他们不想自己构建这样的一套系统平台，他希望把这个应用直接托管给我们，由我们来负责把他这个系统建立、维护和支持起来。这个业务就是我们开头寻求的这样一个ASP的这样一个模式，也就是所谓的IT外包。

现在我们这个业务，一部分客户已经购买，在我们整个用户比例里边，现在需要应用我们这个IT外包的服务的，占到80%，超出了我们的想像。我们就分析两个因素，为什么我们这个网上分销软件受到欢迎，而且很多客户愿意选择不是他自己去运营这个软件，而是把这个系统托管到我们这来？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这个软件它是基于网络这个架构的，网络架构的这种分销管理能够切实解决客户的多地点的，遍布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种分销网点的管理问题，所以这种解决方案解决了客户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他的软件的应用托管到我们这边是因为他自己不需要去做一套整个设备的投资，也不需要专门去聘请专业的IT人员去负责这个系统的建立和维护，他可以省掉很多投资，只要每年给我们交服务费就可以了。然后可以把他自己的力量集中到他自己的业务上。你像我们的客户里边有制鞋的，有卖牛奶的，有卖电器的，在IT上并不是专长。

所以从我们这个实践的例子看，就是基于网络的应用，如果找准了点，如果你的应用是给客户带来价值，切实解决用户问题的话，是很有市场需求的，也是很有发展前景的。好，关于软件业，我想就跟大家做这样一些探讨，后面一点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软件企业的经营。

软件企业经营――如何经营一个成功的软件企业？

高技术产业的“战略转折点”

一个软件产业的发展是需要众多的软件企业在这里进行经营，成功的经营才能推进一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这个行业发展了将近13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之中也有一些体会。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战略转折点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众多的高科技行业领域里边，他发展到一定阶段，当一个新的技术出现之后，可能会诱发整个产业，整个市场结构性的改变。他会导入一场革命性的变革，然后出现一个全新市场的格局，一个全新的产业发展的机会，同时也会带来对原有结构下的产业、企业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必须持续创新(产业波浪)

这个现象其实在硬件，在软件，包括现在一些新的IT领域里边，经常出现，有点像波浪，一浪一浪。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现象，这样一种规律，我们在软件行业要经营的话，就必须要随波逐浪，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能够准确地把握住每一个阶段的技术的、市场的和产业的变化。把握住这个变化，然后在新浪潮来临的时候，按照新浪潮的规则，建立起你的业务的竞争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刚才我讲到了，现在所有的应用软件都是基于WEB应用，整个的架构都是BS架构的，就是WEBBASE架构的，下一个架构是WEBSERVICE架构，如果说现在我们还是CONENTSERVICE这样一个体系的话，那是极其危险的。我们知道CONENTSERVICE当时起来的时候，他是很多公司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很多公司因为抓住了CONENTSERVICE，包括SAP，所以他在ERP市场成功了。但是现在整个市场又发生另外一个转折，CONENTSERVICE已经成为一个没落的体系结构了，一个更新的结构，就是基于WEB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网络应用，要替代原有的结构。如果说我们自己不把握住这个机会，不针对这样一个新的浪潮建立我们的产品、技术、场和业务结构的话，我们就很危险，随着浪潮的箭头就会走下去。这个在软件业的经营里边，是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也是很多企业为什么沉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多知名的企业，当年红极一时，后面几年之后不见了，实际上跟这样一个产业的波浪的把握有很大的关系。

企业成长曲线

在软件企业经营里边，应该说在所有的高科技里边，最近也有专家在做一个总结和分析，就是高科技企业的成长曲线。最近也有很热门的书，可能很多人都看了，“跨越鸿沟，龙卷风暴”。就是在高科技企业里边，从他最早期的进入到某个领域之后，他会经历几个不同的生命周期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鸿沟期，这个时候的重点就是要研发一个成功的产品，这个时候研发最重要。

跨越了鸿沟之后就进入到一个保龄球期阶段，打保龄球我们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要打中第一个球，把第一个球打中了之后，这个球就可以带倒后面的这一片球，如果球打偏了，结果可想而知。所以要在特定的市场里边，把它做到极致，在专门的区隔市场，尽可能的提高你的市场占有率，把它做的尽可能的成功，形成客户的偏爱。也就是说，打倒第一个球，就可以诱发后面的一个更大的发展机会。

有了前面的基础之后，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扩大它的规模，这个时候靠的是规模化的经营，规模化的经营最重要的是说你的运营一定要卓越，这个时候要通过人才，通过组织的扩张，通过收购兼并来扩展企业的发展，软件企业的发展也是走这么一个轨迹。

软件企业的经营结构模型

我们细分析一下软件企业的经营结构，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体会，就在一个软件企业里边，哪些是软件企业要把它经营成功的关键的要素。从我们的体会来讲，有这么几个方面是相当重要的。

第一重要的，就是产业方向，实际上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你的领域方向一定要选择正确，因为方向选择不正确的话，你资源再好也没有用，你的经营再成功也没有用，所以我们的体会是，一定是产业方向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做软件，有很多公司在做，那么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方向的选择，但实际上我们会看到，一些公司他没有做成功并不是说因为他的经营没有做好，他的资源不够，而是方向选择不对。比如说我们有的商业性的公司选择了做系统软件，做支撑软件，很显然，做系统软件，做支撑软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是必须要做的，但如果从商业行为来讲，作为一个企业选择这个方向，应该说并不是很明智的。在中国的某一个阶段的市场环境之下，比如说有的公司选择做家用软件，就是消费类的软件，也带来了公司发展的不利，为什么不利呢？因为盗版，使得这一类的软件企业在发展上遇到了很大的障碍，所以在领域方向的选择上呢，我们认为是第一重要。

在这个基础之上，第二步就是商业模式，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模式来运作你整个企业，包括你的开发的组织模式，你的服务提供的模式，整个营销和销售的模式，以及渠道和伙伴的模式。你选择什么样的伙伴合作，你的渠道怎么样做，在这点上从我们用友的发展经历看，确实是相当重要的。我们整个销售体系的建立，在1990年的时候，迈出了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在全国发展我们的代理分销网络。我们开头也是走的直销模式，1990年我们从广东开始，发展我们全国的分销网络，这个网络的发展，为我们后期的业务在全国的发展和成功奠定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们现在这个网络，规模已经很大，在发达地区我们这个网点已经到了镇一级，比如在广东，在江浙。这也是我们跟国外的公司竞争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所以我们认为商业模式是相当重要的。

在一个正确的商业模式之下，需要几个关键的资源。在软件公司里边，有四个资源是最关键的。第一关键的资源当然是人才，第二关键的资源是资金，第三关键的资源是知识，第四关键的资源是客户。这跟一些传统产业结构上有一些差别。

在这四个资源里边，人才和资金这两个资源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人才资源大家都知道，软件写程靠人才，不用解释。资金的资源，就是所谓资本的因素，软件这个行业是一个很特别的行业，这个行业一个人可以做，一个人买一台电脑，就可以做，在家里，不要办公室也可以做软件。但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大的软件公司有几万员工，他做的也是软件产业，这跟汽车业，石化就不一样了，那些行业一投资最起码几十亿，但软件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认为真正说你要把软件做成一个规模，做成一个真正的产业规模的话，也是一样的，是需要大规模的投入。我们知道国际上一些领先的软件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都是几十亿美金，他也是需要大资金的投入。

知识这个资源在软件公司表现得尤为突出，软件公司真正的资产，是体现在这个资产上，所以软件公司里边真正有自己物业的公司并不是太多的，而且在软件公司里边，物业也不是很值钱，真正值钱的是知识资产。

还有一个就是对软件公司极其重要的，就是客户这个资源，对有一些行业来讲，比如说一些消费品，客户资源对公司的成功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对软件公司就不一样，因为软件的消费有一个特点，有升级，更版，再消费的特点，所以一个公司如果保有一定规模的客户量，实际上就使公司的再发展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商业基础，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不仅仅是服务的收入，就是你软件本身的收入的来源有一定的客户群相当重要。另外，软件的发展跟一些其他的产品不一样，软件产品的发展是软件厂商和客户交互促进的，也就是说，一个公司要把软件产品做成功，光靠厂商自己是不够的，一定是要客户的参与，客户其实是软件公司把产品做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像我们公司是这样，国际上很多著名的软件公司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微软的office这个软件，看到这个软件后，很多的公司是可以把这个office写出来，但是和微软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微软的软件全世界有多少人在用他的软件，全世界几亿人用他的软件的时候，每天在给他反馈信息，这个是这个厂商一个很重要的保持office软件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这个是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产品的再发展，这个资源只有的原创厂商有，你能写出office没有用，没有全世界这么多客户给你反馈信息。

最后一点在软件企业的经营里边，就是它的运营模式，内部的运营模式，不是前面的业务的商业模式，这就涉及到软件公司的文化，软件公司内部的机制，内部的组织架构等等。

软件企业各发展阶段的关键要素

在软件公司的不同成长阶段，从我们的体会看，其实每个不同的阶段，关键的要素也是不太一样的。在软件公司刚刚创立的时候，可能最重要的是开发，开发到成功之后最重要的是营销，然后是服务，服务成功之后是公司的内部管理，内部管理达到一定水平，后面是你的金融，你的融资也是很重要的，金融的运作很重要。所以相应的要素，是人力，产品，运作，后面整个的网络，你的用户群，资本的力量等。这样的话在不同的阶段，他所需要的关键要素是不一样的。

硅谷IT企业/关键成功因素

在座可能有老师，同学到过硅谷，研究过硅谷的企业成功的模式。硅谷到现在为止，是世界公认的在IT行业最成功的产业地区。尽管说在去年下半年不是很景气，现在很多硅谷公司都在裁员，但是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取代硅谷。

我是最近11月份去过几次硅谷，感受到硅谷这个地方很特别，为什么硅谷会成为世界公认的在IT产业最成功的地区？其实很重要的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技术创新。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独到的技术和产品，就是我们到硅谷去看的时候，无论你是去看一个大公司还是中型公司，还是只有两三个人刚起步的公司，都有自己看家的技术，包括现在，现在整个IT也不是很景气，而且整个硅谷地区也不是很景气的时候，很多公司还在持续不断的创新。上周我们在硅谷的时候，就去访问过一个华人，也是跟几个留学生在那边办的一个公司，是做信用卡技术服务的一个软件公司，尽管现在硅谷不景气，但是他们这个技术创新的劲头，创业的劲头仍然不减，应该说确实体现了硅谷的这种风格，硅谷的精神。

第二个当然就是他的商业模式上的创新。

第三个就是在公司的成长的模型上，跟一般的行业，一般的企业不太一样，他是一种叫做快速成长的方法。他怎么快速成长呢？首先他做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全球化的观念，在做任何一个产品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不光是卖给全美国，是卖给全世界。第二个就是规模化，怎么样尽快上规模，然后很快就是很强力度的资本运作，然后到一定规模，购并，每个人员的高回报，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轨迹。这个体会很深，因为跟他们很多企业有过接触。

另外一个就是技术的传递很快，因为硅谷这个地区IT企业的密集，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中关村这个地区，各行各业，各门各类的企业都在这里，都有自己看家的技术。我们去东莞，做电子加工的，他们的配套在那个小镇里就解决了。在硅谷也有这样一个社区的效益，大部分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可以在硅谷内部找到。

最后一个就是多元文化的混合，现在到很多家硅谷的公司去看，尤其是大公司，像ORACL也好，SUN也好，你会发现一个什么现象，他内部人员结构很多基本的比例是442的比例，就是40%是印度人，40%是中国人，20%是美国人，前面这两个40%基本上是以搞研发的为主，或者做技术支持的，后面这20%的美国本土人，基本做营销，这就是一个很混合的文化。

最后我用一点时间，借这个机会，简要的介绍一下用友公司发展的一些情况。

用友之路

创立

我们用友公司，是1988年12月6日创立的，也就是将近13年前的这个时间。当时我们是两个年轻人，就是我和苏总。苏总后面离开用友，创办了联邦软件专卖这个连锁组织，8848的前身是联邦创办的。当时我们两人是借了5万块钱，然后买了一台电脑，买一台电脑就花了我们一半的钱，当时买的是一台长城的0520dh，我记得很清楚，2万多块钱。然后我们租了一间房，开始了我们公司的前期发展。当时我们起步的地方离我们不远，就在中关村海淀南路的那个地方，一个宿舍楼吧，我们租的当时居委会的一个套间里的一个小间，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公司的创业。当时我们找这个地方就花了不少时间，我们两人骑着自行车转了很多地方，因为大点的地方我们租不起，到最后就找了这个地方。

发展

从这里开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公司现在是国内最大的独立软件厂商（ISV），就是专门做软件的，目前我们在国内排在第一，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管理软件厂商，也是国内目前最大的财务软件厂商。公司现在一共是两千多人。

上市

公司的股票在今年的5月18日在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我们公司这次的IPO，就是这次的上市，也创造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数项纪录，我们当时是作为首家核准制新要求的发行股票，当天我们的开盘价是70多块吧，然后最高是达到100块，收盘是92块。昨天我们的股票是50多块吧，现在我们的股价在国内的上市公司的股价还是最高的。我们股票的代码是600588，（观众笑）这样是不错的一个代码。

战略

我们公司最近两年在发展上有一个全新的策略，大家知道用友或了解用友都知道我们是做财务软件的，实际上我们用友的今天已不再只是做财务软件，我们公司的整个业务在从财务软件往管理软件全面升级。原来我们主要是做通用软件，现在我们也同时发展一些行业软件，原来我们所针对的市场主要是中低端市场，现在我们针对的主要是中高端市场。在我们的经营方式方面，我们原来主要是软件产品的提供商，现在按照我们新的策略的话，除了软件产品提供以外，我们提供解决方案和服务，逐步向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升级。

目标

我们公司发展的目标，分三个阶段，近期的发展目标，就是到2003年成为中国管理软件的领导厂商，中期的发展目标，就是到2010年，能够进入全球软件业的50强，成为一家世界级的软件企业，我们公司的长期发展目标是希望成为一个长寿的世界级企业，我们希望用友未来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公司，而且是一个长寿的世界级公司。因为在我们看来，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定会出现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当然我们希望用友也能是其中的一员。

在结束我今天的演讲之前，我想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最近发生的几个大事。

当前大事

“9.11”大家都知道，后面紧接的就是华尔街的不景气，这从去年就开始了。这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半球的，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半球，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两个很大的事，一个就是APEC的成功召开，使得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中国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地区，被一致看好。特别是现在到国外会感受的更明显，都看好中国的经济成长。一个就是在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加入了WTO。

软件：MADEINCHINA

这几个事件同时在这样一个短的事件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地区，我想大家都会感受到某种意味。我觉得就是，应该讲就是预示着中国在未来发展的一个巨大的前景。中国在整个全球经济发展里边，在整个国际社会发展里边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前景。同时也预示着，我们中国在本土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机会。

我想最近几年出国的人都会有个感受，不太敢买礼品，因为你要买任何一个礼品的时候，翻过来都是MADEINCHINA。你到国外很多商场也好，到很多游览区也好，买很多东西，不光是玩具，很多的服装啊，其他的一些工业制成品，翻过来一看都是MADEINCHINA，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但是现在，到目前为止，软件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看到很多MADEINCHINA。

但是我坚信，在软件产业方向上，在这个产品市场上，再过5～8年的时间，或者再稍微长一点的时间，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新的想像会出现，就是软件业MADEINCHINA，因为中国，我认为在软件业的发展上，有一个重要的战略资源，就是人力资源。另外随着我们中国在全球经济里边的发展的地位的上升，中国的软件业的地位也会在全球的软件业里边有迅速的上升。现在这些年我们也有很多的华人在国外留学或者工作，也逐步地在国际里边，在软件业商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样一些因素的结合，一些力量的结合，一定会促成中国软件产业一个巨大的发展。所以尽管说目前我们国内的软件产业整体的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对中国软件业的前景是充满信心的。

最后，我再次感谢光华管理学院对我的邀请，再次感谢大家今天光临我这个演讲。谢谢大家。（掌声）

张：谢谢王文京先生给我们一个精彩的报告。最后谈到好多东西是MADEINCHINA，我现在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制造，但是国外拥有产权，这个是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刚才王文京非常精彩地给我们介绍了软件产业的发展以及软件企业的经营，最后以用友为例给我们介绍了，用友作为中国最大的财务软件公司，管理软件公司，他的目标，战略，他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在我们让他回答问题之前啊，先让他喝一点水，是吧？

利用这个时间，有些事我们再清理一下，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个软件产业，它和传统的产业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哪位同学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只有用经济学的东西分清出它的特点，然后管理学家才可以告诉你应该怎么制定战略，有没有道理？那位同学讲一下？没有人回答？边际成本比较低？啊，那位，边际收益递增？劳动密集型资本，还有呢？那么假如有这些特点的话，大家需要考虑一下，这些特点对管理带来什么含义？

我说几点，一个好比大家刚才谈到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软件这个产业和传统的好多产业，不是所有的产业啊，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的网络外部性。到底传统产业里边有哪些才有这些特点？交通，火车有这个特点。网络的外部性我们又称为消费的规模经济，我想刚才那位同学是不是指的这个意思？这个实际上对一个企业的经营非常重要，他的重要就在于在这样的产业里边，一般来讲，具有一个firstmoveadvantage，先进入为强，先下手为强，就是一旦你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别人就很难跟你竞争，包括刚才谈到的，像这个微软。

第二个我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软件产业的兼容性非常重要。这是我想，刚才王文京先生讲到合作为什么非常重要，在软件产业之间的合作，企业之间的合作，开发商之间的合作，用户的合作变得非常的重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刚才那位同学讲，固定成本非常的高，边际成本非常的低。就有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像过去传统的产业，像钢材这个产业很明显，但是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企业传统的产业的边际成本和固定成本的比例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好比一个钢铁企业，你也许投100亿，但每生产一吨钢材你还得几百元的成本，你软件可能要投十个亿，但是你COPY的话可能几分钱。那么这个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王文京讲的这些软件产业怎么定价的问题。我们知道传统的按边际成本定价的话，这些产业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像LICENCE，许可证制度的产生，对软件的发展就变得非常重要，另外呢，如果这个边际成本非常的低的话，好多的知识型的生产，存在一个盗版问题，如果你要进入这样一个产业，这个国家没有对被盗版的有效的保护的，像我们在微软的时候讨论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在这里边我还要说一下就是王文京这个用友啊，我觉得他们进入这个产业是软件产业，他这个软件产业是大家不太喜欢盗版的，如果你生产教育软件的话，那可能活不到今天。

软件产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大家晓得是什么特点？好好想一下，我并没有例举完，与他今天讲的有关，二次开发？标准？我想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我理解，是这个软件的使用当中，最容易出毛病，对哇？大家想想，这就是为什么软件业的服务变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你们理解的跟我一样不一样？你使用当中特别容易出毛病，可能依赖于使用的人，那么也依赖于好些技术性的特点，他容易出毛病，所以开发商就得要跟着来。对不起啊，随便举一个例子，好比男士们，娶太太脾气不好的话，丈母娘老到你们家来，（观众轻微的笑）因为只有开发商最了解这个产品，（观众回味性地大笑，鼓掌），他可以延续地来保证这个产品的质量，（观众又笑），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并不是所有的产业服务都是重要的，你卖个西瓜以后给个人服务去，可能赚不了钱的。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意思就是，听了王文京的演讲之后我们就有个思考，我们学管理的人，我们对每一个产业，每一个产业的这些企业，他们应该怎么运作，我们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分析，这个产业它本身具有什么样的特点，那你才好制定你的战略，包括你的进度，包括你的定价，甚至包括他刚才讲的租赁。大家知道租赁是一个对哪一类东西是最好的赚钱方式？一定这个东西有一定的耐久性才行，对哇？所以书市才可以有租赁的书市。然后有耐久性的设备，容易产生通过租赁来赚钱，如果你不租赁的话，别人就可能就是SECONEDHAND和你竞争，租赁呢可以排除SECONEDHAND和你的竞争。我们知道产业的特点，才知道什么样的经营战略是最合适的，企业如何在竞争当中保持优势地位。

下面我们就再请，（对王文京）你喝了水就再上来，好吧？然后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提问，我们再次欢迎王文京。（鼓掌）

（以下是王文京先生回答提问）

王：刚才张院长的最后的分析揭开了软件服务业为什么发展的原因。（微笑）

张：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来举手。

1.同学：首先谢谢王文京先生给我们做的精彩演讲，我想就是说，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一个软件企业，人才比较重要，在你的演讲中间，你没有提到你的人力资源的管理，我想，在你的企业里边人力资源怎么来处理的，怎么来挖人，怎么来留人，怎么来培养人？谢谢。

王：确实在软件公司里边，人力资源的管理一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仍旧是个最大的挑战。在吸引人才方面，实际上从我们这些年的体会来看，一定是一个综合的措施，靠任何一个单一的措施都很难吸引到人才。我们的做法是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靠公司的发展，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人要选择一个公司，或者说在这个公司留下去，一定是要选择和留在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公司。你企业不断的往前发展，你才可能给人才带来更大的机会，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当然就是说，给各类人才创立一个能够尽情发挥它的专业才干的这样一个环境和氛围。第三个就是比较好的待遇和报酬。因为现在软件人才是很国际化的一个竞争，待遇和报酬方面低了肯定是不行，因为像我们现在对的是外企的竞争，还有国外的竞争，在待遇和报酬方面，我们尽量能够做到在同业里边比较高的水平。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公司内部文化的建设，主要是这么几个因素吧。谢谢。

2.同学：王总我想问您一下，您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下，怎么样把软件的营销工作做好？因为您刚刚说的在那个普通软件，就是大众软件和企业集中软件中，特别是在大众软件市场，我们是喜欢盗版软件的，或者说我连盗版软件都不买，我直接从网上下载。你们企业如果要做一些不是这种财务软件，像普通软件，怎么样建立一个比较成功的营销模式呢？谢谢。

王：好，谢谢。我想就是大众软件的营销和解决方案的软件的营销，方式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大众软件营销我想很重要的，第一个是靠渠道，就是要尽可能建立一个覆盖很广的这样一个渠道，渠道的密度越大，实际上你可以分销的力量也越大。第二个就是说培训的推动很重要，培训和教育的推动很重要，如果你分析一下，微软的产品在全世界卖的时候，其实他除了他的分销网以外，他在教材，在培训上，花了很大的功夫，其实这个对她的产品的销售有很大的促进。对于解决方案的软件呢，他的营销，我们总结是叫方案营销，一定是专家营销，就是说它是给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的，所以说这里边必须要有领域专家，要有技术专家，给客户提供一个符合它要求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你解决方案做到位的话，一般来讲，这个软件销售就不会有太大问题，所以这个时候，顾问的力量就相对相当重要，谢谢。

3.同学：刚才王文京董事长给我们讲了，用友软件的上市创造了中国A股市场上的好几个纪录，但是我还注意到他创造了另一个纪录，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他就宣布了，他要1个亿投资国债，另外2个亿给兴业证券委托理财，而我觉得这是不是用友公司他自己用于软件的开发跟研究的这部分财力，不需要这么多或者是他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谢谢。（掌声）

王：谢谢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说有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了。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探讨了这个问题。确实就是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做了这样一个安排，这个安排应该说是我们一个短期的财务安排，并不代表们公司长期的投资方向。因为我们募集的资金是要分三年的时间陆续把他投资完成，也就说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半年或三个月的时间之内把我们募集到的全部资金投出去，所以就可能在短期内可能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资金，闲置下来，那么这个资金怎么样发挥它更大的财务效益，我们在合法的，而且按照要求披露的前提下，做了那样一个短期的财务安排。然后按照我们的投资计划，做我们的第二步、第三步，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这是我们从股东利益的角度，做的一个短期的安排，我们的长期投资方向仍旧是在软件上。好，谢谢你的问题。

4.同学：你好，王总，我也是有一个问题关于上市的，我想用友上市是好事多磨啊，经过了在香港创业版的一个等待和失落，后来在主板当中成功。我想问一下，现在很多国内的软件，也在等待二板，或者说在转向主板之间徘徊，那么用友的成功对他们有没有一个借鉴意义？第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友上市之后他的治理结构，运营模式有没有相应的变化？这里给我们谈一下，谢谢。

王：好。就是我们在上市这项工作中间也是经过一些周折，最后应该说还是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实现我们这个上市的。从我们最后的结果来看还是比较成功的。从我们的体会或者说经历来看，最重要的还是两点吧，第一个就是说，公司自身的业绩要好，公司自身的素质要好，这是基础，上主板也好，上创业板也好，还是上香港市场也好，这是到任何市场上最重要的前提。我们当时可以选择香港，也可以选择主板，也可以选择二板，我们都选择过，就是说我们的条件可以在任何的市场上市，因为公司自身的经营的业绩和素质还比较好。

第二个体会就是，因为在国内上市并不像在海外上市那样简单，国内上市的话，特别是在以往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就是说一定是要有充分的准备。大家很多人看到我们5?18日上市的成功，但事实上在我们5?18日成功上市之前，我们已经为公司的上市做了三年的努力，专项的工作小组工作了三年。然后正好赶上今年这样一个机会，如果说你现在再去组织，再去着手的话，一定是来不及的，所以一个充分的准备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上市以后的我们公司的这个治理的结构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调整，一个就是说建立了独立董事的制度，在国内的上市公司里我们也是比较早建立这个制度的。另外就是在公司运营的组织结构上，有一些调整，就是说这个我们内部建立事业部的制度来扩展我们的发展的速度，谢谢。

5.同学：刚才您谈到用友在上市之前，其实他可能在几个市场都具备了资格，后来选择在主板上市，而取得了很大成功，我们比较注意的是另外一个“金蝶”，他的选择正好不一样，她在香港上市，而且效果跟你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她融资的结果不理想，现在又想回到国内来上市。您对这个有一个什么评价?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国内的企业或者说国内的软件企业更适合在国内融资？用友是不是有到国外融资的意向？您觉得未来有没有这个需要？谢谢。

王：好，谢谢。选择国内的市场还是选择海外的市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还是要结合企业自身的情况，就是说你自身具备的条件。对有的公司来讲，他可能只能选择海外的市场，达不到国内主板的要求，如果这种情况下，想尽早上市，那么选择海外我认为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不是说所有的软件企业都适合在国内或都适合在国外，一定是说看每个公司自身的条件和要求。谢谢。

6.同学：王先生，你好，我们知道您大学毕业之后是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了5年，然后是下海创业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MBA学员中有不少是来自机关的，我们就想知道您在机关的5年工作经历，对以后的创业是不是有帮助？如果有的话，我想这些帮助体现在哪些方面？好，谢谢你。

王：我觉得是相当重要，从我个人体会来看是很有帮助。从自己的经历看，就是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说前面3～5年的工作岗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毕业年龄相对小一点的同学来讲。在机关我觉得对我的帮助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在机关里工作，比较讲究规范，讲究程序，讲究整体的配合，其实这是很好的一个工作规则。第二点，因为在政府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你个人的视野也会更宽广，对于宏观一点的问题，中观一点的问题，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见解，这个对具体从事企业经营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这两个收获是很重要的。谢谢。

7.同学：王总，你好，就说用友软件的一个战略是从财务软件转到管理软件，管理软件应该是说更需要多的一些行业经验和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而且现在有很多国内外的一些知名厂家，包括像联想也想往这方面转，那么用友在这方面的战略是什么？他怎样面对这样一个竞争？

王：确实从财务软件到管理软件去升级的话，带给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特别是在这个领域知识方面，有你刚才提到的问题，需要更宽广的领域知识，我们原来懂财务管理就行了，现在必须要懂生产制造，懂供应链的管理，懂客户关系的管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就是说我们去引进在这些新的管理领域里边的专家，比如说在生产制造方面呢，引进一些台湾的做制造业管理的专家，加入到我们的研发的、生产管理的这个团队来，台湾的制造业比大陆的制造业应该说做的更成功，有许多很成功的制造业管理经验。所以我们现在是请这样的专家结合到我们这个生产管理的软件开发里面来。然后就是国际合作，就是通过跟国际的这一类的厂商的合作，提升我们的制造业水平。好，谢谢。

8.同学：王总，你好，现在有人认为在中国的软件行业里边并不缺乏技术人才，最重要的是缺乏领军人物和高级管理人才，就是说缺乏领军人物阻碍了中国软件的发展，您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用友是怎样培养自己的高级管理人才？

王：对这个提法我只赞成一半，就是确实在中国的软件企业，包括国外的软件企业，高级的管理人才是很重要的，经营人才，管理人才相当重要，但是技术人才也同样是相当重要的。实际上我们说我们中国的软件企业不缺技术人才只能是说从规模上我们是有优势，但从结构上我们还是有一些欠缺的，比如说有两类技术人才我们从总体上还是欠缺的。一类就是做这种大的系统产品的总体架构设计人员，原来我们所谓的总设计，这个应该说国内还是比较欠缺的。第二类就是这种软件工程的项目管理人员，这两类人才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欠缺的，他同样是相当重要的。谢谢。

9.同学：王先生，你好，我有个问题就是说，用友现在想从财务上往管理上做，实际上我觉得营销方面应该加强，用友并没有做这方面的加强，人们的普遍定位中用友还是财务软件公司，而并不是一个综合软件公司，那问题就是说如果将来往这个综合上发展的话，跟国外一些很成熟的厂商区别化和差异化的优势在那里？

王：好，这个前面也提到，这个对我们公司来讲，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就说我们在品牌的树立上，尽快树立一个管理软件的品牌形象，从财务软件的品牌向管理软件品牌去升级。跟国际场上的竞争，我们的优势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产品解决方案本身的本地化。其实今天在参加这个会之前我们跟摩根斯丹利的两个负责IT的经理有一个会谈，他们找我们来谈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WTO通过后，摩根斯丹利这样的一些国际的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要进入到中国，进入到中国后他们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他的产品怎么在这中国本土化，他原来那套系统拿到中国不一定完全能够用。我们优势是因为我们更加懂中国的财务规则，商业上的习惯做法。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服务的优势。因为我们在服务网络的建设上比国际的厂商更早，网点的布置也更加的深。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跟其他产业也是一样的，就是价格上有一定的优势，主要靠这三个优势。谢谢。

10.同学：刚才王总说了，就是用友的将来是要做一个世界级的大公司，用友这么多年取得的成功其中之一就是来自技术，但是我想将来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不是来自技术，但是将来你的风险肯定也是来自技术。用友怎样能成为世界级的大公司，你经营的单一的产业有没有风险？有没有做过多元化发展的考虑？但是多元化并不是指盲目的扩张，本身我也是个投资者，我也对用友感兴趣，用友上市之前我也预计到可能能达到一百元，但是用友将来能发展到什么样，这种风险你如何控制？谢谢。

王：谢谢。首先感谢你对用友这样一个关注和支持。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的战略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我们现在确立的战略来讲，我们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集中在软件上的发展。更长的时间我们是不是会超出软件这个产业？我们预见十年的时间，我们会集中在软件产业里边。但在软件产业里边，实现多元化的经营，在软件产业内部，比如说从财务软件扩展到管理软件。如果说财务软件的增长速度放缓的话，但是比如说供应链的市场起来了，供应链这个市场放缓，但是CRM这个市场起来了，通过这样一个结构上的组合来均衡产业市场发展的这样一个风险。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新的经营结构里边除了软件的直接经营以外，我们还会经营跟软件相关的服务业务。服务业务对于软件公司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软件公司是很有价值的业务。一般国际上这种做ERP做管理软件的公司，服务收入占到他整个收入的60%左右，超过50%。服务这个业务有什么好处呢？你只要有相应的客户群，这个收入是稳定的，你的软件的收入可能有降低，或是很快的提升，但是服务的收入一直会很稳定的，这个也会均衡风险。还有你讲到了就是技术风险，对于软件企业来讲，技术的风险这是一个永恒的风险。很多时候你把准了技术的浪潮，你上去了；如果重要的这样一个浪潮没有把握住，你可能就掉下去了。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永恒的挑战，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挑战的，我们就是时刻关注这个技术的动向。我们会投入比较大的力量去研究，做前期的预测，一些技术的跟踪，尽量是我们在产业的方向上不要有把握的偏差。好，谢谢。

11.同学：你好，王总。我们知道，就是刚才你也讲到了，软件市场和IT业的整个市场是波浪式的一种状态，在这里便有一种随波逐浪的感觉，这不仅让我想起了有一点人在江湖的感觉，那前一段时间在西湖论剑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西湖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很多面孔都改变了，我想马上就面临着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首都的几家媒体曾经选过2000年中国企业家的一个最佳阵容，那我知道王总是因为对用友软件出色的经营和管理，名列榜上。今年马上年度就要过去了，明年这个阵容里面，不知道王总怎么看，因为今年用友软件成功上市，股价一直很坚挺，我们的管理也蒸蒸日上，这个阵容里边我们会是什么样一个位置？请您也满足我一个小小的好奇心，您对这个人员的阵容的组成是怎么看的？谢谢你。

王：当然从我们个人的愿望来讲，希望明年还继续留在这个阵营里边，因为商场在企业界竞争淘汰也是很明显的，我想不进则退吧，其实从我个人的一直的风格来讲，我们还并不是……很长时间我们还并不知道，以后很多人告诉我。其实我们可以更加地关注企业的自身经营，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说很多其他的问题一定是水到渠成的，我觉得把握住企业的经营，集中我们的力量在企业的经营上是最最重要的。好，谢谢你。（掌声）

张：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不过我最近倒有点不同的观点，第一个我想强调一下，现在大家都在强调一个人才的重要性，特别对这个高技术企业，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人才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利用人才，怎么能让三流的人干二流的事赚一流的钱，这可能最重要。如果你让一流的人干二流的事赚三流的钱，这个是没有戏的。第二点还有钱的问题，钱多是好事，好像毛主席讲过，但是确实也有问题，西方有一种理论说，如果一个企业自由资金太多的话，可能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好多问题，有钱以后再找地方花和要花钱再找钱的时候，这感觉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刚才那位学员提出的问题反映出好多人的担心，有时候在中国的体制下，政府的干预、管制资本市场可能带来一些企业非常不方便的地方，你要钱的时候可能没有钱给你，所以一旦你找着机会就狠要，就是好多中国企业的特点。好比说农民，久旱无雨，全村人都在祈祷下雨，但如果下成冰雹的话，还不如不下，是吧？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我相信，用友在王总的领导下，一定能够不断的发展，特别我想今天要送他一个礼品，我想只要你仍然是这么成功，每三年来北大光华讲一次，每讲一次就送你这么一个，如果你积攒够十个的话，你的第三个目标就成功了。好，谢谢大家。（掌声，交接礼品）

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李远哲

人类的将来确实是筑构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的体系中，每个国家与地区相互依赖将变得很重要。

李远哲，1936年11月19日生于台湾新竹，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台湾清华大学读研究生，于1961年获硕士学位。1962年赴美，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学习，并于1965年获得博士学位。留校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67年进入哈佛大学做博士后，1968-1974年间在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和富兰克林研究所任教和从事科研工作，历任助教、副教授。在1974年转入伯克利母校化学系任教，并在劳伦斯实验室兼职。自1994年起，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李远哲先生因在化学基本过程的动力学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进一步发展交叉分子束方法使之适用于研究一般化学反应及较大分子的重要反应，而荣获198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奇^_^书-_-网|此外，还获得美国能源部劳伦斯奖（1981）、美国化学会德拜奖（Debye）（1986）美国国家科学奖（1986和1990）、英国法拉第奖等奖励。李先生于1979年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并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1980）、中国科学院、德国哥廷根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的外籍院士。他获得滑铁卢大学等学府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并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1980）、复旦大学（1980）、中国科技大学（1986）、北京大学（1988）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名誉教授。

在过去的十年内，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以同样的话题，发表个人对人类将来的一些看法。虽然这十年来，世局的改变非常急速，但是我基本的观点并没改变，改变的是随着世纪转折点的来临，我们必须更坚决地下定决心，加深“迎接挑战”的迫切感。

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一万年前农业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开展的确是一件重大的事。我们虽然看到人口在地球上开始慢慢地增加，但总的说来人类社会的改变并不那么显著，一直到250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带动了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改变才变得非常快速，以至于过去一百年来所发生的变化，似乎更胜于工业革命发生以前的一千年来的改变。

工业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类学会了转变并控制各种不同的能源，由化学能、热能、机械能或电能，并经由各种机械的发明，使它能从事比人类或动物的体力劳动更强大、更精确、也更可靠的工作。这不但造成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提升，也大幅度地改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随着近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地球上的人口也有了惊人的暴增，就在这20世纪短短的一百年之内，世界的人口便增加了四倍。

不过，在我们进一步歌颂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与繁荣之前，让我们注意两件重要的事实。首先，随着人类社会对能源消耗的增加，我们逐渐地过度依赖地球上千万年慢慢累积的石油、煤、天然气等矿物燃料，除了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带来的温室效应、酸雨等问题外，在短短的二三百年内把地球上宝贵的矿物燃料挥霍殆尽，对我们的子子孙孙确实是很不负责任的事。第二件我们该注意的事情是，工业革命对不同地区的人民带来的影响确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幸运地跟上这股浪潮，便加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不幸没能赶上，以后追赶的日子就十分辛苦。

许多欧洲的国家，跟上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它们变得富强而向外拓展它们的影响力；但是许多亚洲、南美洲与非洲的国家却没有那么幸运，最后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从19世纪末开始，亚洲国家的人们觉察到，如果要追上西方的国家，似乎要大力地推进“科学”与“民主”，这确也是中国五四运动时的口号。但是在殖民统治或被侵略的亚洲国家，最使他们痛苦的是外来的压迫，所以最能鼓动大众，而在20世纪的上半叶真正带给亚洲国家实质上的改变的，便是以驱逐外来的压迫为目的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化的运动。在中国大陆，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能够有效地鼓动人心的还不失为“民族主义”。即使在改革开放、经济改革大潮高涨的今日，也不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部分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成了独立的国家，开始向各方面急速发展。在最近的这几十年内，在许多改变中，我们似乎也渐渐看到第二次产业革命正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但这次并不是以能源带动的，而是以在美国发展的微电子与资讯工业领头。我们同时也觉察到，当今世界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国家与国家，或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的游戏规则基本上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有些国家跟上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人们变得强大而富有，没能跟上的国家将仍然悲惨。这也是为什么亚洲国家必须在这第二次的产业革命中迎头赶上的原因。毫无疑问，有些开发中的国家将会跟上，但大部分的未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将不会那么幸运。另外，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方面的科技的发展。在以后的一二百年内，我们将会看到急速发展中的生物技术，尤其是当生物技术对医药与农业的应用开始有了实质的进展后，对人类食物的供给与健康的维持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对于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东南亚国家，如能好好保护它，这将是非常有利的因素。在过去的十年内，我们常听到有人提起亚洲经济奇迹，但是如果我们从促进经济进步的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以及科技知识应用在生产上的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看到奇迹。如果亚洲国家真要创造经济奇迹，也许要赶快投入科学的研究与高科技的发展，生物技术也许是亚洲国家能够创造奇迹的一个契机。

在这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我们回顾这一世纪的许多变化，一定也会注意到，除了民主多元化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面貌之外，整个世界的国际化也许是最值得令人注目的。

由于交通与通讯的进步，我们的地球相对地缩小了，同时各地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依赖却渐形重要，特别是在过去的十五年间，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地球村”的概念似乎慢慢在成形，而我们也一步步地走向“生活在没有国界的世界”的境界。这次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确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我们也看到人类面对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人口暴增、不同地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与人类的活动带来的生态与环境的恶化，已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也是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的问题。

最近，大气平流层的臭氧被人造的氟氯化碳破坏引起了世人高度的注目。一向被认为非常安定而对健康无害的氟氯化碳，没想到扩散到平流层，被紫外光分解而产生氯原子之后，竟给臭氧层带来这么大的问题。直到最近一直没人会想像到在南极的平流层在冬天竟会产生巨大的“臭氧洞”。幸而，经过科学家的研究与呼吁，十年前世界上的许多工业化的国家共同签署了“蒙特利尔公约”，大量减少氟氯化碳的产生与使用，情形已不再继续恶化。不过如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恢复臭氧层防止紫外光渗透的功能，我们还得要继续不断地努力下去。即使我们今天完全停止排放氟氯化碳，目前留在大气中的这些化合物，也要等到四、五十年后才会消失掉。相对于平流层的臭氧在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免受紫外线的破坏，在对流层也就是在地平面上经由氧化氮的光化学催化产生的臭氧，对人体的健康却有很大的害处。最近的测量已显示，在工业化的北半球，已经围绕着地球形成了一环。臭氧的问题与酸雨及二氧化碳等气体促成的温室效应都是超越国界的问题，只靠世界上的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努力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随着人类活动的国际化之后，还有一件值得大家关心的事，是世界各地不同的疾病可能很快地传染到全球各地。每天繁忙的飞机载满了旅客与货物飞越海洋与大陆到世界各地时，导致疾病的微生物、细菌与病毒也不可能局限于某地区。况且我们还得记住，人类是无时无刻不与这些小东西的演化在竞争。从演化的观点看，有较长的生命周期的人类不一定占有优势，微生物、细菌与病毒的生命周期往往是几个小时或几天，而且暴露在辐射或化合物环境下时，很容易引起突变。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以很显然地看出，人类的将来确实是筑构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的体系中，每个国家与地区相互依赖将变得很重要。而且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会发现我们生活的天地确实是整个地球，我们都将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而且地球上各地人民的命运将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面对着这么一个情况，尤其是面对全球性的困境，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够再像以往一样，在强烈的竞争中盲目地走下去。许多事是我们必须立即着手改进的，特别是能源的使用与它对环境恶化带来的一些问题。为了能够使整个世界永续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发展新的能源，以减少我们对矿物燃料的过度依赖，并且仔细权衡人口政策与人类的活动对生态与环境造成的影响。

但是，另一件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是，居住在工业化国家的人们要认真地面对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这样生活，我们的地球承受得了这种负担吗？最近，世界各国为了在以高科技为后盾的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都在努力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希望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赶上先进国家。但是如果先进国家走过的路，或是目前正在走的路，不是一条全世界能够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那么未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紧紧跟在先进国家的后头努力追赶，就似乎毫无意义。因为这一段辛苦追赶的路程，很可能是人类共同走向灭亡的路程。

1997年12月在京都召开的有关全球温室效应的会议里，曾有了些共识。工业化的国家将努力在2010年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到比1990年还少5.2个百分点，这虽是很好的起点，但欧美国家的往回走，并不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也就跟着冻结，如果在2010年地球上60多亿的人口，平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全部达到工业化国家1990年的水准，那么我们的地球确实是承受不了的，温室效应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汽车与摩天大楼为象征，是发展中的国家人民最羡慕也最想追赶的目标。于是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一旦经济有些进步，伴随着高楼大厦而来的是交通的阻塞与空气的污染。我们必须认清楚美国人口虽只占有全球人口的5%，他们却在消耗着全球30%以上的能源。

1997年京都的会议似乎非常明确地告诉世人两件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是我们的地球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地开发，也不可能无限地吸收人类生活产生的种种污染；第二个信息是从二氧化碳的排放来说，在将来到2010年时，必须转回到过去的1990年的标准，这不也告诉我们，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路似乎走过了头，的确不是整个人类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十几年前随着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成立，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家们较有密切的来往，他们在南半球面对着的许多共同的问题，往往不是北半球的已开发国家有兴趣的问题，更不能指望已开发国家能够接济他们走出困境。他们也了解，如果真要赶上西方国家，他们必须在教育与科技研发上更加投入，而且要走出自己的一条可行的路，不是盲目地跟着走。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立足在各地不同的生态与环境中，而在解决衣食住行的种种问题时，各自走出一条能永续发展的路，那么全世界的永续发展才会落实。将来站在世界的前端，引导全世界往前迈进的国家，一定是为人类永续的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一定是目前已开发的工业国家，也可能是目前正在迎头赶上的开发中的国家。如果大家认同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的这一个事实，那么我们就得学会常常把全球的利益挂在心上，为此着想，为此行动。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几百年来，人类累积的科学知识是全人类自由分享的，现在的科学家们大都也坚信科学研究所得的知识是属于全人类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目前的社会里，当有人把累积的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并把它应用到社会性的生产后，它就成为经济竞争中的基础与利器。知识产权与专利的保护变成很重要的一件事。知识的分享便止于所谓“竞争前”的技术，而完全不适用于“有竞争力的技术”。当然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它的确有它的历史意义。长期以来，科学知识的探求与技术与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彼此之间很大的矛盾。可是最近我们却看到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距离，或者说，是科学发展与技术的时差是愈来愈短了。有关汽车的科学研究到市场上的销售也许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电子计算机花了五年，但微处理机却只花了十八个月。在某些科学的领域里，我们已经不知道基础科学的研究与技术的发展应用之间如何划分。

当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变得更密切后，到底“分享”或“不分享”，不但在技术、在社会生产的应用上，甚至科学的研究本身都产生很大的矛盾。如果有些国家投入很多心血为人类累积很多宝贵的知识，而另一些国家却只专注在把科学的知识转化为技术以便取得经济上的优势，那么我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慢慢地科学研究的投资便相对地减少，或更集中在对本国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中。虽然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公开而自由的经济竞争与充分保护智能财产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好好认真地想一想，在这么高度国际化的地球村里，是否能在知识与技术的创造、发展与分享上，找出更合理的方式，使国际间盲目的经济竞争带来的负面因素转化为人类永续发展所需要的共同合作与努力。

其实人类目前面对的很多问题是可以经由科学研究与新技术的发展来解决的。当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能要应用一些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的知识，这也正是为什么为了人类的永续发展，我们必须解决“科学”与“技术”之间或是“分享”与“不分享”的矛盾，而让科学与技术更有效地促成人类社会的进步。可是，我们也应该体验到科学与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相反的，科技的急速发展带动的全球性的经济，却也将带给我们一些新的问题。

国际化的世界经济的确会把我们带入所谓没有国界的社会，但这并不表示，不同地区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立刻就会消失殆尽。不同的文化传统、语言与宗教是我们的世界这么多彩多姿的重要原因。它不会，也不该从世界上急速地消失。另外，我们也知道，建立全球的共同的文化与语言需要一段长时间的发展与孕育。所以，当我们的地球相对地变小而不同的人民之间的接触变得更为频繁的时候，到底世界各地文化与宗教的差异是否正如Huntingtong教授所说的，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甚或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完全看到底世界上各地的人民能否学会了解、欣赏并尊重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并能更有效地彼此沟通。这的确也是我们透过教育，教导年轻的下一代，使他们能成为地球村的好公民的重要的方向。

为了面对21世纪带给我们的挑战，好好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将会是最重要的议题。在民主多元化、高度科技化与国际化的世界里，我们的年轻人需要知道更多数学与科学的知识，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与民主的训练，使他们有足够的竞争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好好发挥。我们当然也知道，除了提升年轻人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教育每一个年轻人，使他们成为地球村的好公民，拥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在急速变换的世界里，实现他们人生的理想。

我们应该也了解到，在急速转变的世界里，许多长久以来认为最好的培养年轻人的方法，在社会结构改变后可能已不是可行的路。例如，以家庭教育来说，它在培养年轻人的道德、人品、生活习惯与待人处事方面，的确不是学校教育所能取代的。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教育家们一再提醒的，但是随着农业社会慢慢地走入工业社会，人口大量地涌入城市里，家庭从竹园里居住的大家庭，变成都市里住在小公寓里的小家庭之后，往往不是年轻人能够好好成长的良好的环境。年轻人的成长不但需要常向年长的人学习，也需要与年长的人相处，学会照顾别人、帮助别人的习惯与能力。社会结构的改变带来的家庭问题，不是社会的贤达呼吁家庭价值或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便能解决的。我倒是非常赞同希拉里?克林顿――美国第一夫人的观点，“培养一个小孩是整个社区的工作”，“现在已没有什么叫做‘别人的小孩’”。在农业社会里，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也许可以说是自给自足的“大家庭”或是几个大家庭所构架的小村庄，但是工业社会的小家庭已不是完美的小单元，我们应该把社区当做基本的结构，而好好地来营造它，只有在强壮而健康的社区里，被父母忽略的小孩或是破碎家庭的小孩，才有好好成长的机会。

我希望，以上的一些讨论能让各位了解，21世纪确是人类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球各地的人有需要像一家人一样，一同生活，一同工作。在这地球村里，终于体会到我们生活的地球，无论空间、能量亦或天然资源都是有限的。这样的觉醒对人类永续的生存与发展是绝对需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21世纪将会是人类新纪元的开始。我也相信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将不再使“武力”成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但是如果取代军事竞争的是各地区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那么科学的进步与技术的分享之间的矛盾，或民族国家的狂热与合理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得不到解决，科学与技术将继续成为一个国家压迫另一个国家的工具。但是如果我们立足在自己生活的土地，放眼世界，努力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推动科学的研究与高科技的发展，尤其是把信息科技与生物科技的发展与大量减少对矿物燃料的依赖结合在一起，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合理地分享有限的天然资源与发展的技术，真正的地球村的形成才能落实。

这些是我们要面对的新世纪的挑战，我希望居住在亚洲的人们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奋斗，勇敢地接受这种挑战。

我一生中的八个重要抉择

王选

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

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

王选，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二十多年来，他所主持研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汉字印刷告别了铅与火的历史，步入光与电的时代，引发了全球范围报业和出版印刷业又一场深刻的变革。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曾经获得国内外二十多项重大奖励，王选教授个人也先后荣获首届“毕升奖”、“特良德里克技术应用进步奖”、“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学奖”、“王丹萍科学奖”，并三次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9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王选教授是北大方正的开创者，他以敏锐的市场判断力致力于技术与市场结合，远大的学术抱负与追求产业进步结合，与方正集团的干部员工一道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被誉为“当代的毕升”、“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中国现代汉字印刷革命的奠基人”、“中国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先驱”。

我在五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61岁了。微软的董事长比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一个60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所以比尔?盖茨本人一定会在60岁之前退休。同样，让一个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有一次在北京电视台叫“荧屏连着我和你”这个节目里，我们几个人，被要求用一句话形容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李素丽的一句话我记得，她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非常贴切，她是一个善良的人，充满了爱心，全心为大家服务。我怎么形容自己呢？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掌声）所以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各位呢，上午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本科生；硕士生呢，九、十点钟的太阳；博士生呢，十点、十一点钟，如日中天的太阳。（笑声）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我第一个抉择，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当时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础课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养。北京大学应该继承优秀教师讲基础课的这种传统，他们是把心思放在教学上的。这第一步很好的数学基础是我一辈子终生受益的。所以我经常给研究生讲，在大学本科期间你不应该去问这个课有什么用，这是对你一生知识的某种锻炼，将来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到了二年级的下学期分专业――那时候有数学专业，搞纯数学的；力学专业；还有计算数学――是刚刚建立的一个专业，同计算机是关联的。好的学生当时都报到数学专业去，觉得计算数学这个专业跟计算机打交道没有意义，很枯燥。当时卡片都是纸带的，非常烦琐，就这个烦琐的东西，不见得有很多高深的学问，所以很多学生都不愿意报。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为什么当初选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我这个抉择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想法是：一个人一定要把他的事业，把他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十二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抉择，选择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

我在毕业以后就投身到硬件里面，在第一线跌打滚爬，滚爬了大约三四年之久。那个时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们现在难以想像的。我最近20多年搞激光照排当然很忙，没有休息。但那个时候忙的程度更加难以想像，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一年里头都没有休息的。我们希望为我们国家计算机的发展全身心地投入。在第一线跌打滚爬以后我觉得我懂得计算机了。而我就纳闷，为什么看到国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设计，我们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新呢？后来发现我不懂得应用，不了解计算机的应用，也就不了解程序。

1961年，在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投到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就是编系统――这样一些领域来。而且是确实做了一个项目，做了一个大的项目，当时是5000行，今天做5000行算小得不得了的程序，在1962年、1963年，5000行的程序的确是大得惊人，好比现在的50万行差不多――5000行的难度相当于今天的50万行，因为没有那么多工具。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这种研究，它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他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的；而懂硬件的人，他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我体会到美国控制论的提出者说的一句话，他讲：“在已经建立起的科学部门间的无人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两个领域交错的地方，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当然，我当时设计的一个新的计算机自己觉得非常得意，比IBM的流行的计算机性能要高很多。当时因为我太年轻，不知道哪些事情在中国是能够做的，哪些事情在中国是不能够做的。中国工业基础太差，你做了一个IBM不兼容的机器，但你不可能花几十亿美元的东西来上自己的操作系统，更不可能花几百亿美元的精力去做应用软件，所以你一点点创新就变成一种祸害。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搞不兼容的东西，也不应该这样做，只有在达到美国的水平后才可以做这个工作，才可以在下一代的芯片上来结合做新的机器设置。实际上后来，我差不多同美国人同时提出了某些新的思想，大概中国不能实践它，也不应该去实践它，所以我很快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个重要的抉择呢，是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这个在今天毫不新鲜，大家每天耳朵里面听RadioBeijng或者别的什么，但在当时理科里头没有什么人来锻炼听力。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有的时候，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像看中文这样――当然永远达不到看中文的速度，总是达不到的。但是我的速度、反应能力总是提不上去。我忽然想起了，应该训练听力，因为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话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Peking（那时候叫RadioPeking，不叫RadioBeijing，后来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当然那个时候BOA是听不见的，干扰得很厉害，因为中文台和英文台是一个台，所以中文干扰，英文也干扰。只有英国的BBC全部是英语台，没有干扰，所以听得很清楚，听了好多年，从1962年，听了整整四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但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生里头一个重要的抉择，锻炼听力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当然从来没想过要出国，因为我父亲是错划的右派，怎么可能出国呢，只是为了工作。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纷纷出国了，我呢，一直忙着，假如说当时出国一年，或者出国两年，做一两年访问学者，我想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因为关键时候走不脱，一走整个队伍就要散了。这是我第三个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由于我有数学的基础，又有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实践，同时我又比较掌握英语（假如在文革以后，1979年一开始就考英语的话，我在北大也许是数一数二的，因为我已经有了听力的水平，到现在我当然属于中等或中上水平，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国外一次呆过一个礼拜以上，而且出国也比较少），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着急看文献。因为我不是中国最早搞照排系统，最早来从事淘汰铅的这项工作的，我是第六家，中国已经有五家，他们都用模拟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去情报所看资料的时候，车费单位不好报销的――我正在病休“吃劳保”，拿了劳保工资，只有四十多块钱，所以坐公交车到情报所就少坐一站，少坐一站就省五分钱。资料复印也不好报销，就只好抄，至少是个抄匠。

我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借杂志都有登记的，所以我知道从来没人借过。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用激光束扫描的这种系统，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激光扫描的精度很高，不同的字有不同的点阵，大的一个字要由九百万个点（3000×3000）组成，这么多的字体这么多的字号，每一个都要用点表示，信息量大得惊人，需要几十亿字节的存储量。在美国没有这个问题，他是26个字母，在中国来讲，两万汉字是非常突出的问题。由于我的数学背景，很容易想到用一种信息压缩的办法用一种轮廓的描述、一种特征的描述来描述巨大的信息量。那么，假如说是一个纯粹的数学背景，要是他不懂硬件，也做不成这个事。当时的计算机，中型的，个子很大的计算机，速度还及不上286，如果用这种价格很昂贵的中型计算机把压缩的信息恢复成点的话，要算几万个帕节，这几万个帕节运算量很大的，速度很慢，一个中型计算机只能一秒钟采测一两个字，而我们要求一秒钟采测150个字以上。如果是一个搞纯软件的人呢，他就会望而生畏，就此止步。而我由于有软件硬件两方面的实践背景，就会想到对这种关键性的操作、特别费时间的操作设计一个硬件，把它提高一百倍以上的速度，对于非关键性的操作用廉价的软件来实现。这样用软、硬件结合的方法，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惜当时我是一个无名小卒，别人根本不相信。我说要跳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版系统，跳过美国流行的第三代照版系统，研究国外还没有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版系统。他们就觉得这个简直有点开玩笑，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笑声）我从数学的描述方法来解决，他们也觉得难以理解。当时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和长城光学所的一批权威都是在光学上非常出色的，这么多的光学机械权威，所解决不了的（搞第二代非常复杂，动作啊，精度啊，要求非常高），这么古老的问题，怎么可能一个小卒用一种数学的描述，软、硬件结合一下，就解决了？这不可思议。所以我被批判为“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是不可信的。当时有一个伟大的发明家的一句话，一直鼓励着我。美国或者世界上巨型计算机之父，西蒙?奎因，曾经说过，他在没有成名的时候，提出一个新的思想，人们经常回答说：“cannotdo！”――“做不成的！”――对“cannotdo”的最好的回答就是“doityouself！”――“你自己动手做！”

我就从1970年自己动手做，一直做到1993年的春节。一直做，做了差不多18年，18年的奋斗。18年里头没有任何节假日，没有礼拜天，也没有元旦，也没有年初一。年初一都是一天三段在那儿工作，上午、下午、晚上，所以我能够体会一句名言，“一个献身于学术的人就再也没有权利像普通人那么生活。”我家里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的乐趣，但也能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很多的乐趣。当然这个乐趣是难以形容的，看到我们全国的报纸，99％都用了北京大学开创的这种技术，这种既感动又难以形容的心情，是一种享受。今天，我们的年轻人欣赏到他们的杰作，他们做的漂亮的结果（像日本的这个非常著名的汽车杂志，双周刊，每期1500页，这里头非常漂亮的版面，就是我们自动排出来的。我下面可能还要说到）。自己劳动的成果，自己创造的东西的体现，那种享受是难以形容的。

而且我认为克服困难本身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享受。居里夫人曾经讲过，科学探索研究，其本身就是一种至美、一种享受，带来的这种愉快本身就是一种酬报。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把工作中的克服困难看做是一种享受。著名的诗人歌德也认为，一个有真正才干的人，都在工作过程中感到最高度的快感。我在18年的奋斗中间，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当中，也体会到一种高度的享受。

我一直做到1993年春天，就放弃了第一线的工作。原来我本来以为我大约会做到60岁，可我做到了刚刚56岁就不做了。当时触动我的有一件事情：1993年的春天，跟每年春天一样，都埋头在家里，从春节前五天，一直到年初五，可能十几天，因为这个时候最安静，没人来干扰，我每年总把最难的一些工作放在这段时间闭门来做。1993年的这个春节我也是照着每年的惯例――这是17年来的惯例，把最难的工作放到春节的时候尽情地去设计。我奋斗两个礼拜，做出了一个设计，加快了运算的速度。春节以后，当时我的一个学生跟我一块做，他休假回去了，放假回来以后，我把一叠我辛辛苦苦做了两周的设计的东西给他看，看了以后他就回答我说，你所有的设计都没用。PC机上有一个信号，用它来检测，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省掉。听了这一点以后我就全明白了，检测信号这个做法，比我这个简单得多，所以我两周来所有的设计，所画的图，统统是毫无价值的，当然我就很高兴，我说你这个结果很好，但是，为什么非得费我两个礼拜弄出来才把你这个好主意逼出来呢？同时我感觉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领域里头，我原来觉得能够干到60岁的，实际上我已经追不上年轻人，我不了解很多具体的事。就这样，我就开始不再doitmyself，1993年的春天，开始放手了，也开始有点休息了。

不过，年轻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按国外的惯例，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实现者。我看第一个高级语言，第一个数据库，第一个操作系统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个实现者。因为别的人不可能利用你这种感情、这种精力来实现你的新东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实现，别人缺乏你这种感情，碰到困难以后也不知道要害关键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新思想假如不实现，时间一过，它的创新就没有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动手习惯，没有动手的习惯只想出出主意，不想动手，很难取得很大的成果。这是我谈到的第四个抉择，就是从事照排，采取一种新的技术途径。

去年放过一个电影，叫《科教兴国》，里头有钱学森的一段故事。讲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以后，就建议中国先要发展导弹，后发展飞机，别人就很奇怪，说飞机是一个成熟的工业，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首先学习这种成熟的工业，而导弹只有美国有。钱学森回来的时候，苏联还没有发射卫星，即使苏联发射卫星的时候，我们也还没有洲际导弹。钱学森做了非常巧妙的回答，他说，搞导弹容易，搞飞机难。人们就更奇怪了，怎么会搞导弹容易，世界上谁都没有搞过洲际导弹，为什么搞导弹容易呢？钱学森就讲，搞飞机难，飞机要上天，要安全性，所以有一个材料的疲劳试验，有一个发动机的疲劳试验，这个涉及到中国整个系统工业的情况，要很长的周期，中国系统工业支持不了飞机安全性的设计。而搞导弹是一次性的，毁了就毁了，一次性消耗，材料问题好过关。导弹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制导，就是准确的命中，而中国有一系列聪明头脑。在流体力学里，我们的算法不比外人差，而且能够用电子元件来实现。尽管可能稍微笨重一点，但是没关系，一次性的。这样，中国走了一条捷径，很快取得了成功。回想我们这个抉择，我们跳过了二代，跳过了三代，直接研究第四代激光照排，这条路比较容易。搞四代技术容易，搞二代技术最最难。搞二代的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的权威、长城光学所的权威花费了很多脑筋，但这个技术太难了，尤其是中国的材料不过关。但是搞四代就特别简单，机械动作很简单，光驱转几转就转出来了。难就难在信息量大，我们找了数学描述方法、软硬件结合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从而形成了中国的印刷革命，一下子跨越过去了。

第五个抉择是在80年代初，致力于商品化、企业化，坚持不懈的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道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人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商品，当时那种空气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坚持不懈的走商品化、市场化。到1990年才感觉到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

我觉得我自己能够有一点贡献，可能跟我比较“看破红尘”有关。（笑声）我从来不把鉴定会当回事，因为鉴定会就是庆功、友好，最后大家弄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鉴定有鉴定的一套办法，使得既不丧失原则，又让被鉴定者非常的舒服。我从来不参加鉴定会，因为人家特别愿意我去参加一些我不懂的领域的鉴定会，因为我有点名气，又不懂得，这就特别有利。（笑声）什么叫不丧失原则，就是给他加很多限制词，说什么“国际领先水平”，其实那个国际领先一点价值没有，市场上根本不接受。假如我们都相信鉴定会结论的话，我们好多好多是破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早就成为世界超级产品大国了，怎么会我们的产品就跟外国竞争不过呢？

所以我觉得要有正确的名利观，正确的名利观对人的成就影响非常大，我很赞赏欧美的一句话：“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得不到诺贝尔奖。”老想去求诺贝尔奖，他怎么可能会专心致志去做学术研究，取得成就呢？一个人不要为暂时的利益所迷惑。我当时选择激光照排作我第四个重要抉择的时候，在计算机同行里也被看不起，当时很时髦的项目，什么数据库管理系统、操作系统的结构等等，搞这些研究的人就说：“王选怎么去搞黑不溜秋的印刷。”其实印刷行业中要用到很多计算机方面尖端的技术，而且印刷厂很多，我想不出有什么厂比印刷厂数量还要多，这么一个充满挑战、前景美好的领域，当时在计算机领域被人看不起。我觉得经常是这样的，赶潮流往往不行，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来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的能力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我很赞赏北大博士生的一句话：“在大学、研究生期间，不要致力于满口袋，而要致力于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我是相信这点的。（笑声、掌声）而且我相信有些现在坐冷板凳的，将来会物以稀为贵。好比我们当年致力于商品化、产业化，当时是“物以稀”，很少人这么干的，时代转变了，我们一下子成为了典范。

一定要看得远，而且不要由于暂时的清贫而困惑，我听到有一位北大搞基础研究的博士生，从来都是优秀的分子，就因为一次到赛特购物中心以后，心态一下子不平衡了。看到人家大把大把买东西，自己口袋里没钱，不如别人，因此怀疑自己走的道路是不是对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有远见，不要为暂时的一些问题所困惑。我到1985年，家里还是一个9英寸的小黑白电视机，工作非常的辛苦，当时还没有任何奖金。但我几次出国，到香港、日本、美国，在大的商场看人家买东西，我从来没有羡慕过，或者心态不平衡。有一次在香港看到许多人买高级首饰，我忽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觉得在那儿买首饰的所有这些人，未来他们对人类的贡献，可能都不如我王选。（热烈的掌声）我一下子觉得我比他们高，没有任何一点不平衡，我后来把它称之为“精神胜利法”。（笑声、热烈的掌声）当然这个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是对知识的价值的一种信任，我们要相信知识的价值最终会体现。1992年4月24日，江泽民同志召集了一部分当时的学部委员座谈，要我发言，我讲了十分钟，江泽民同志不断插话，问我工资多少，当时我的情况可能是奖金还低于工资，但收入还是可以的。江泽民同志就问苏步青，说你当时做副教授多少钱，他说五百大洋，相当于五千块。1992年五千块的月薪当然很高了，所以当时江泽民同志非常感慨，就说了一句话，赞扬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精神，说：“中国知识分子真是价廉物美呀。”（笑声）听完以后我的感受是，我为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一种自豪；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高度评价，我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无比的自豪，同时我也担心，长期价廉就会不再物美。（笑声）江泽民同志讲完这段话以后，非常真诚的说：“我们今天努力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但是我们现在真是杯水车薪啊！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很不够。”我们看现在六年下来，局面改变得很大很大，脑体倒挂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

今天我们有一些“大款”们，是利用我们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冒出来的，层次、品质也不高，一旦有了钱就变坏。我就觉得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不靠知识，而是靠投机倒把的这些人成为百万富翁，我们应该培养一批真正靠自己的知识，靠对国家的贡献而成为的百万富翁。所以我提出2010年以前，北大方正要培育100个百万富翁，这些人应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靠自己异乎寻常的努力、奋斗，自己的知识，成为我们国家民族高科技产业的脊梁，我们国家真正的民族英雄，把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打到发达国家去的民族英雄。他们理应成为百万富翁，假如他们不能成为百万富翁，我就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中国的一些优秀的人才，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到美国硅谷，工作三年到四年就有可能达到年薪十万美元，我一些学生在硅谷工作三到五年的，差不多都年薪十万美元。我们当然需要在中国国内体现他们的价值，这是应该的。

我第五个抉择，致力于产业化，今天看来是一个世界的潮流，也是高校的一个潮流，包括美国。我原来以为高校办产业是中国的创举，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中国国有企业吸收新技术能力不够，人才不够。目前看来不是，美国也流行高校办产业。这是最近两年的事，以前你教授要办产业，就请你出去，外头办去，所以很多人都从高校出来办企业。现在美国的大学想清楚之后，也干脆在学校里头办，因为可以用学校的丰富的资源，也可以活跃研究气氛，学校也有回报，双方都有好处。现在美国大学兴办校办产业成为一种风尚，这是最近两年发生的新的事物，看来我们走的是对的。今天上午李岚清同志跟我们座谈，讲到美国向我们和日本学习这种做法，法国《科学研究》杂志主编（《科学研究》是世界三大科学杂志之一）到北大方正和清华看了以后，觉得法国大学也应该克服保守倾向，向中国学习，向北大、清华学习，也要搞校办产业，把研究和市场紧密地结合。

我非常赞赏斯坦福大学的一种风格，把远大的学术抱负和追求利润紧密结合，我觉得这种风格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北大方正也准备把北大有些系的宝藏挖掘出来，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倡导下，我们跟很多系结合，比如说我们的稀土、合成麝香跟化学系合作，把它产业化，变成独立的公司；我们把数学系两位院士和一批年轻人共同奋斗了19年的指纹研究――这个成果的水平和创意程度决不亚于方正的照排系统，――由方正来完成商品化和市场的推销，取得很好的成果，两年下来市场占有取得了第一位，达到了50％。指纹识别充分体现了北大基础研究的优势。

我们希望实行一种“顶天立地”的模式，“顶天”就是不断往高的技术发展，“立地”就是大量的占领市场，从市场得到进一步需求的刺激。在从事激光照排项目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当时我为什么能够提出这种数学的描述方法来解决信息量大的问题呢？（后来美国也用了这种方法，但比我们晚了八年，比我们推向市场也晚了一年）因为我们1975年就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中国大量汉字，几百亿字节的含量，迫使我们提出这种新的办法，日本人也同样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但日本人并不开窍。（笑声）所以我作为一个终身的体会，或者作为一个工作原则，就是年轻人如何出成果，如何出创造性的成果，一个必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这会使他们创造出难以想像的成果。

下面我就要谈到我第六个重要抉择，在1992年，开始花大的力量来扶植年轻人，让年轻一代出来逐步取代我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榜样。比如说，英国的凯文迪许实验室，出了2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它就有很好的扶植年轻人的传统。凯文迪许第一代主任是麦克斯威尔，电磁波的发明人。第二代主任是瑞利，获得诺贝尔奖，曾经做过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瑞利曾经有过一段名言，他讲：“我到六十岁以后，对任何新思想不发表意见。因为六十岁以后很多时候会对新思想起阻碍作用，而且我们有很多例子说明，权威有些时候会反对新思想。”他致力于培养人，让28岁的汤普森（就是发现电子的人）做第三任凯文迪许实验室的主任。汤普森继承了他这个传统，培养了七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第四代出了卢瑟福，著名的原子物理的奠基人，他培养十二个人得到了诺贝尔奖。到了第五代，凯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布莱克，做了一件大家当时痛骂他的事情，说他背叛了恩师卢瑟福，把如此有名的基本粒子的方向关掉，但二十年以后，当初大骂贝克的人认识到，即使卢瑟福还活在世界上，当时已经难以改变这么一个趋向了，再要搞基本粒子需要投入非常昂贵的大型的加速器，英国根本没有这种财力。布莱克看到了这种趋势，他赶紧抓住机会，鼓励年轻人开辟新天地，取得了杰出的成绩。所以实际上扶植年轻人是一种历史的规律。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38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人家说我是权威，这样说也马马虎虎，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懂得最多，而且我也在第一线。但可悲的是，人们对小人物往往不重视。有一种马太效应，已经得到的他使劲地得到，多多益善，不能得到的他永远得不到。这个马太效应现在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就是什么事情都王选领导，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领导起来，工作都不是我做的。有时候我觉得可笑，当年当我在第一线，在前沿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有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的人要来干预，你该怎么怎么做，实际上确实不如我懂得多。所以多数情况下，了解我的人还相信我，还能说服他，对我不太了解的人我很难说服他，我也懒得去说服他，就采取阳奉阴违的方法，一旦干到具体活，他根本不清楚里头怎么回事。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院士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院土当前的就是权威，就是代表，这是误解，现在把我看成权威，这实在是好笑的，我已经五年脱离第一线，怎么可能是权威？世界上从来没有过55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55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笑声，掌声）我发现，在人们认为我是权威这个事情上，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了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笑声）却说我是权威。当然一直到今年61岁我才卖狗皮膏药，讲讲过去的经历、体会，所以有人讲：“前两天电视上又看到你了。”我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笑声，长时间的掌声）在第一线努力做贡献的，哪有时间去电视台做采访。所以1992年前电视台采访我，我基本上都拒绝了。现在为了方正有些需要，事业需要，有时候就去卖狗皮膏药，做点招摇撞骗的事情。（笑声）但是我到61岁才这么干的，以前一直是奋斗过来，所以现在也是可以谅解的。年轻人如果老上电视台，老卖狗皮膏药，这个人我就觉得一点出息都没有。我觉得人们把我看成权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给弄错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于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笑声）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做出了贡献，晚年给他一个肯定，这就是院士。（笑声，长时间的掌声）所以千万不要把院士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

在我刚过55岁的时候，我立刻提了一个建议，说：“国家的重大项目，863计划，学术带头人，要小于或等于55岁。”――把我排除在外。这个当然不见得能行，但我还是坚信这是对的。我们看世界上一些企业的创业者、发明家，没有一个超过45岁的。王安创业时是3O岁，英特尔的三个创业者，最年轻的31岁，另外两个人也不到40岁；苹果公司的开创者也只有22岁（他被美国前任总统里根称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三年把苹果公司变成了世界500强），比尔?盖茨创微软的时候是19岁，雅虎创业者也是不到30岁。所以创业的都是年轻人，我们需要一种风险投资的基金来支持创业者，要看到这个趋势。

我扶植年轻人真心诚意。我们的中年教师，包括我们的博士生导师，都是靠自己奋斗过来的，都是苦出身，所以我们一贯倡导我们的年轻人做的成果，导师没有做什么工作，导师就不署名。当然，外面宣传报道“在王选领导下……”我承认我剥削年轻人最多，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主观上要去剥削年轻人，所以对我也比较谅解，（笑声）见报以后也不以为然，知道是怎么回事。扶植年轻人我觉得是一种历史的潮流，当然我们要创造条件，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在这方面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年轻人能够出成果，特别要反对马太效应，尤其在中国，我觉得在中国论资排辈的势力还是有的，崇尚名人，什么都要挂一个名人的头衔，鉴定会的时候挂一个什么院士，其实院士根本不懂得，我们打破这种风气是需要努力的。

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起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讲这段话时一直有笑声、掌声）这样一讲呢，我似乎慢慢在变成一个名人了，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了。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处在犯错误的危险的年龄上。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