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陈云文选》》 · 陈云 · 2026-07-25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注「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山东胶南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康生进行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大量工作，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政治品质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对康生的《悼词》，并开除其党籍。——第234页。」）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
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
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
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我曾向先念（注「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年——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三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197、235、252、260、341、345、363、378页。」）同志提出，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议（注「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议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六日至九月九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会议提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利用外国资金，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但是求成过急。——第235、252页。」）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我们既要听正面意见，又要听反面意见。
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一九四二年我养病的时候，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电，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弄清“实事”并不容易。为了弄清“实事”，我把它概括为六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论持久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既反对速胜论，又反对亡国论，正确的结论是持久战；二是前后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讲统一战线，就比较了陈独秀（注「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五月病故于四川江津。——第235、285、页。」）和王明（注「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长江局书记等职。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第47、235、285页。」），或者是只团结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团结，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
下面，我就经济问题谈五点意见：
（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
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
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不能这么说。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注「指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举行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等问题，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等。——第236页。」）时期，我就请示过毛主席，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主席说可以。现在有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指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期间中美双方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双方在公报中就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中国方面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总是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力量和军事设施。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双方同意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公报开辟了中美关系新的前景。——第236页。」），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
粮食进口多一些不要紧。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如果感到粮食进口多了，下一年少进一点就是了。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
我认为，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
我们的起点，是三千万吨钢。但是，不能光看钢铁这个指标。我们同日、德、英、法不同，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这两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比解放初期有很大进步，但同日、德、英、法比，还是落后的。
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
（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我说的是要真正的，不能有名无实。要信任各省市的领导同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高级领导干部，我想他们不致把钱乱花掉。
（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
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现在采购员东奔西跑，就是由此而来的。
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
（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
我看了旅游局的一个材料，他们计划一九八三年接待三百万人次，可以收入三十亿美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旅游项目必须优先安排，要同引进重要项目一样对待。但是又不要看得太容易，有大量工作要做。
现在的旅游事业，是行政管理，还不是业务管理。
旅游收入，比外贸出口收入要来得快，来得多。英伦三岛每年收入五十四亿美元，我们中国这样大，可以收入更多。旅游收入实际是“风景出口”，而且可以年年有收入，一年比一年多。反过来想一想，有无害处？有。例如：其一，外国会派特务来侦察，现在就有嘛，只是小开口、大开口的问题。其二，可能有意志薄弱的人被收买。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注意就行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其三，外国人看到了我们的落后情况。这也不要紧，我们本来并不先进，而且外国人早就知道。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第239、275、293、314、320、336、380页。」）选举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现在开会。这一次三中全会和在这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注「这里指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第239、250页。」）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见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第239页。」）。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而且永远这样做。这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于党的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党内安定团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延安整风（注「延安整风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习，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第239、285页。」）时期，毛泽东同志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级干部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后就在所有干部中进行整风运动，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注「七大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240页。」），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决战争的胜利。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要求全党实现这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是，由于种种干扰、种种原因，我们党很多年没有实现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党的九大、十大（注「九大即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十大即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第240页。」）也把这个要求写进了党章，但那只是白纸黑字，完全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一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国实现。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为实现这个基本任务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要求，已经写入十一大（注「十一大即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因而又起了阻碍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第240页。」）通过的党章和我国的宪法（注「这里指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40页。」）。我们做好这件事，对我们这样一个在九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是一种重大的工作，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种重大的责任。
这十一二年来，我常想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马克思主义从形成、发展到现在，已经一百三十七年了。从一八四二年马克思由黑格尔左派（注「黑格尔（一七七○——一八三一），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逝世后，黑格尔学派分裂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也称黑格尔左派，是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代表。——第240页。」）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算起，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在这七十五年中，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没有像十月革命在苏联那样取得全国的胜利。但马克思给我们留下很多遗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很大。恩格斯把马克思的贡献概括为两条：一是发现唯物史观，一是发现剩余价值。唯物史观揭示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家是怎样发财的，工人是怎样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怎么样。这两条是高度的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一起战斗的，而且许多著作是合写的，如《共产党宣言》等。由恩格斯讲马克思的贡献，讲得最清楚。
苏联十月革命到现在六十二年了。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在这七年中，党内生活是非常正常的。我举两个例子。一是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指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苏维埃俄国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在俄国西部布列斯特签订的和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苏俄同德、奥等国还处于交战状态。按照这个和约，苏俄丧失了约一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并付出了巨额赔款。这是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而采取的一种革命妥协。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随着德国被战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这个和约。——第241页。」）。列宁坚持签订，但起初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表决时，列宁是少数，托洛茨基（注「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因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四○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第241页。」）是坚决反对的。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但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当局势起了变化，德国已经打进来了，并且攻占了一些地区和城市，这时列宁说，如果再不签订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中有两票转到列宁方面，列宁才形成多数，决定签订和约。二是讨论工会在苏维埃国家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列宁在讲话中讲到“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注「见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后来，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写的《党内危机》（《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237页）一文中讲到一九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的讨论时指出：“我还需要纠正我的一个错误。我当时说：’我们的国家实行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布哈林同志立即喊道：’什么国家？’当时，我提到了刚刚闭幕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为对他的回答。现在读到那次辩论的记录，我发现，我说的不对，而布哈林同志是对的。当时我应当这样说：’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人国家首先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其次、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第241页。」）时，布哈林（注「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一九○六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真理报》主编、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等职。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同年十一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三七年被开除出党，次年三月被处死。一九八八年二月四日，苏联最高法院决定，撤销当年对有哈林一案的判决。同年六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布哈林的党籍。——第241页。」）在后面喊：“什么国家？工农国家？”可以看出，当时在列宁领导下，民主气氛是很浓的。斯大林担任了三十年领导，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第一，他进一步论证了列宁提出的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二，在苏联建设了社会主义。第三，他领导苏联人民，打胜了卫国战争（注「苏联卫国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为反对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侵略苏联而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人民在斯大林为首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英勇的卫国战争。一九四四年苏军发起总反攻，一九四五年五月攻克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历时四年的苏联卫国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第241页。」），保卫了苏维埃国家，取得了粉碎希特勒（注「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头子。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五年四月苏军包围柏林时自杀。——第241页。」）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斯大林是有很大功绩的，但是也有缺点，有错误，后来党内生活不正常。毛泽东同志说他是三七开（注「三七开在这里是指对一个人功过的大体估计，七分是成绩，三分是缺点错误。——第242页。」），所以他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广场。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现在已经快五十八年了。中国共产党是胜利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为什么？因为没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应该说，解放以后，也有帮倒忙的人。他们是什么人呢？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但有盲目性，缺少经验。大家都没有经验，帮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谨慎。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办事应该兢兢业业，但是过去有不少同志不谨慎哪！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那时候开会就是翻语录本，“万寿无疆”还要喊三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打电话先要念语录。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同志制止住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正像叶剑英（注「叶剑英（一八九七年——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八三年辞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九八四年任中共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副主席。——第242、269、314、341、379页。」）同志在一九七七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到了一九七五年冬，来了个联络员，一个娃娃（注「指毛远新，一九四一年生，湖南湘潭人。当时充当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他因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被依法逮捕。——第242页。」），毛主席的意见由他传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毛主席汇报。叶剑英同志对我讲过，那时像他那样的党中央副主席也见不到毛主席。去年十二月十日我曾问过华国锋（注「华主席——即华国锋，一九二一年生，山西交城人。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引策和口号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32、243页。」）同志，你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他说，见不到，只能在接见外宾时讲几句话。连中央副主席都见不到毛主席，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最近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看来我们党大有希望。我们放开眼界看看全世界，各种观点的共产党都在我们面前。为什么说我们党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是九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党是这样一个大国的执政党。我们党处于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流砥柱。只要我们党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就有了保证。所以，我认为，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很大的责任。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其他场合的讲话中，反复讲了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在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很好地负起这个责任。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把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的基本任务认真地担负起来，也就是在这个伟大事业中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
*注「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同志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计划与市场问题（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
计划与市场问题*
（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
（一）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
《资本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
《资本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与生产关系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二）一九一七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
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
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
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
计划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
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三）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
(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
(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应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
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基本上是无害的）。
解放初期，只掌握了第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存在，但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把一斤皮棉价定为八斤米价，结果棉花大发展。
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
所以目前存在着以下两种现象。
该严的（必须按比例的）不严，例如：
基本建设的战线太长；
电力、运输是必须先行的，非但不先行，反而落后；
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失调，一般来说现在加工工业多于原料工业；
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失调；
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
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农业与工业比例失调。
该宽的不宽，例如：
计划权力太集中；
农业的非计划部分现在还太紧、太死，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
地方财力用于建设太热心，因此地方财力真正机动的太少。
（四）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南斯拉夫受到苏联打击（注「这里指一九四八年六月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后，所遭到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军事压力。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一九四七年九月由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等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波兰举行代表会议决定成立的。一九五六年四月，情报局宣布结束活动。——第246页。」）后，没有办法，只有大撒手，让市场经济部分大发展。看来那时计划部分太少，所以后来逐步增加了计划部分。
（五）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
计划机关和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
如果不纠正这种认识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
“农轻重”的排列（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提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这里所说的必须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指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要先把农业生产及其需要安排好，然后根据农业所能提供的原料和市场的需要，安排好轻工业的生产，最后根据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决定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避免孤立地发展重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这是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提出的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原则和方法。——第206、246页。」），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六）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的一份提纲。」
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信（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
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信*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
我们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二○○○年的计划。
（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以上意见，请中央审议。
*注「这是陈云同志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
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今天讲四个问题。
（一）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在去年中央工作会议（注「这里指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第239、250页。」）上说过，解放三十年了，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支部书记会带队到城里要饭。不估计到这种情况，整个经济搞不好。农民是大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现在社办工业很多，小城镇工业也很多，办这些工业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原因就是要就业，要提高生活。当然其中也有盲目性。
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农民。农业要用电，小城镇工业要用电，大工业要用电，电总是紧张就是了。按外国的数字，生产多少吨钢，相应地要有多少度电，这种计算方法在中国不行。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许多办工业、办商业的同志不大考虑这个问题。苏联现在劳动后备军不足，中国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总之，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
（二）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计委这次拿出的这个文件（注「这里指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修改一九七九年计划的汇报提纲》。——第252页。」）比较好。钢三千二百万到三千三百万吨，等于踏步。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六十年代初搞调整（注「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针对“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后来简称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个方针。从此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通过采取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增加日用工业品生产，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稳定市场等重大措施，到一九六五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工农业生产和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第207、251、257页。」）就是压低指标，钢最低时下到六百万吨。今年钢不提三千六百万吨，也不提三千四百万吨，提出三千二百万到三千三百万吨，我看今年可以按三千二百万吨钢编计划。
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搞钢，就要煤，要电，要有色金属，等等。突出一点，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有了电厂，没有煤烧，没有油烧，电厂只好摆在那里。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冶金部提出的引进设想，我都看了。他们是好心，想要多搞，可以理解。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现在情况是：冶金部一是把问题看简单了，二是看孤立了。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旧社会，我在上海呆过，钱庄、银行贷款，要经过好多调查，确有偿还能力，才借给你。外国商人说借钱给你，有真有假，这件事也不要看得太简单。借外国人的钱，把钢铁的发展都包下来，把冶金机械制造也包下来，所有借款都要由人民银行担保，究竟需要多少钱，没有很好计算。那么大的引进，国内要多少投资，也没有计算。你一家把投资占了，别人怎么办？冶金部提出不拖别人的后腿，实际上不可能。搞那么大的建设规模，那么高的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
去年国务院开务虚会（注「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议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六日至九月九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会议提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利用外国资金，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但是求成过急。——第235、252页。」），重要发言我都看了。那个时候，我对先念（注「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年——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三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197、235、252、260、341、345、363、378页。」）同志说，也对谷牧（注「谷牧，一九一四年生，山东荣成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第252页。」）同志说，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有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快，有美国的特殊照顾。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三）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像程世清（注「程世清，一九一八年生，河南新县人。“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政委等职，犯有严重错误，一九七一年被免职。——第252页。」），全国那时年产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缴十五亿斤粮食。那时，全国每年进口粮食一百零七亿斤，江西全年只产一百九十七亿斤稻谷，折合一百三十三亿斤大米。他把全国进口粮食都包下来，江西老百姓只剩下九十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没有原料、材料，还不是白搞。同意秋里（注「秋里即余秋里，一九一四年生，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第253、262页。」）同志他们的意见，要让先进企业“吃饱”，这个话对。地方工业、社办工业，如果同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也要下来。搞“三个人饭五个人吃”，不能持久。小化肥厂，有些地方不愿意减下来。我看能保存的就保存，不能保存的就下来。当然在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要完成调整任务，很不容易，因为过去十年欠了帐。“骨头”和“肉”（注「“骨头”和“肉”是计划部门在分配基本建设投资时划分项目类别的一种形象化的说法。“骨头”一般指工业、交通建设项目。“肉”一般指配合生产和适应职工生活需要的各种设施，如科研、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网点、职工住宅和城市公用事业等。——第51、253页。」），“骨头”搞起来了，“肉”欠了帐。
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
（四）二○○○年钢的产量定多少合适？还有二十一年，我说达到八千万吨就不错了。我这个话大有“机会主义”的味道。问题是，一九八五年搞六千万吨钢根本做不到。我说二○○○年搞到八千万吨钢，是冒叫一声，但也有点根据。因为平均每年增加二百五吨，或者多一点，就不算少。如果将来超过八千万吨，或者超过很多，阿弥陀佛！如果达不到，稍微少一点我也满意。我不光看你那个数目字，钢要好钢，品种要全。那时钢达到八千万吨的国家并不多，还不是那么几个。要看到，我们的建设丧失了几乎二十年的时间。到二○○○年能达到八千万吨钢，就不错了。数量是这个数量，要按这个数量作计划。远景规划的指标定到这里，超过了，欢迎；少一点，也满意。
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绩。这样做，二十年时间，其他的工业、交通运输都可以跟上来，科学技术力量也可以跟得上，城市建设也可以跟得上。防止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大体上差别不大，但是还有差别。要甘肃赶上江南，不容易。
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就是了。
要找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把它看作很重要的题目。外国人说我们支付能力差，的确差。光靠农产品出口，数量不大，要多找门路。中央工作会议时，看到旅游局一个材料，说他们计划一九八三年可以搞到三十亿美元。是不是很容易搞？恐怕也不容易。其他资源，像石油，美国的勘探技术高，就用美国的技术搞。把石油搞出来，可以很快见效。补偿贸易（注「补偿贸易是利用外国资金引进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用投产后的产品或其他商品分期清偿贷款的一种贸易方式。——第254页。」）、合作生产、加工订货都可以搞。总之，搞外汇要成为一个大题目。
要我当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是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由十二人组成，后来增加到十三人，即：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方毅、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一九七九年三月开始工作。一九八○年三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后撤销。——第254、256页。」）主任，是有问题的。
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
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
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注「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计的一百五十六项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是中苏两国政府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间经过反复协商后分批确定的，后调整为一百五十四项。一九六○年由于苏联单方面废弃协议，实际进行施工的项目为一百五十项——第255、286、366页。」）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
我要有自知之明。
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今天开会，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是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由十二人组成，后来增加到十三人，即：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方毅、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一九七九年三月开始工作。一九八○年三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后撤销。——第254、256页。」），一共有十二个人，除王震（注「王震，一九○八——一九九三），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256页。」）同志以外都到了。今天是第一次会议，我先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协力同心，合作就是了。解放以来，在综合机关做财经工作的，除富春（注「富春即李富春（一九○○——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第130、256页。」）同志过世以外，差不多今天都到了。最年轻的六十二岁，大一点的七十以上，我今年七十五岁。三十年来，变来变去，还是这些老人。为什么说要协力同心呢？都是共产党员，协力还不同心吗？因为财经工作问题很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老百姓的吃饭、穿衣等等，多种多样的问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怎么处理法，意见会有不同，但不过是意见不同罢了。我看意见不同也是好事情，那怕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可以的。我记得还是在财贸办（注「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参见本书注[24]。——第214、256页。」）的时期，有一回争论要不要提高农产品比价，有一个同志叫王学明（注「王学明（一九一六——一九七八），黑龙江双城人。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第256页。」），他是主张提价的，辩论了三天，结果他承认失败了。我看采取这种辩论的办法好。辩论总可以搞清楚一些问题，经过比较，就可以看出哪一种意见好，取得一致看法。没有比较，不好。
第二点，调整，搞四个现代化。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第三点，要参加四月五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鉴于过去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严重失调，会议提出集中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在调整中稳步前进，为以后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第257页。」）。这次工作会议，我估计问题很多，一个星期开得完吗？各部有各部的意见，地方有地方的意见，要发扬经济民主，让大家讲，听就是了。我看有很多实际问题，这次会议至少要理出几个重要的问题来。比如，两千万人的就业问题。这回调整和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注「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针对“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后来简称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个方针。从此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通过采取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增加日用工业品生产，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稳定市场等重大措施，到一九六五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工农业生产和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第207、251、257页。」）不一样，那时可以下放人员，这次不能下放。在农场劳动的知识青年，有的地方一个月三十二元、四十四元，比农民高得多了。他们都要回城市，回父母身边，大体上办不到，要说服教育。请愿，冲办公室，不行。要有民主，还要守法。民主是必须的，守法也是必须的，没有这两条，我们一事无成。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要不要讨论民主和法制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一个外国人说，中国的“民主墙”（注「“民主墙”指当时人们在街头贴大字报的地方。后来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它来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北京市首先采取措施进行限制。随后，按照一九八○年九月十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即取消原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禁止在街头张贴大字报。——第257页。」）问题是次要的，真正的问题是农民问题。现在有些农民还吃不饱饭，再过一二十年，若还是这个样子，那时支部书记会带领农民进城要饭吃。延安时期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你说不准要饭，他说共产党没讲过不准要饭，毛主席说过不准要饭吗？中央工作会议可能要争论一些问题。安排两千万人就业，增加城市人口居住面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等等，这些属于还欠帐。城市建设经费过去是百分之一点五，后来不到百分之一。
第四点，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而是在我们这里当“后排议员”。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四十五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注「“八宝山”指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258、271页。」）开快车就是了。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第五点，要注意粮食。过去，我说过，粮食周转库存降到三百六十亿斤，就要发警报。粮食一定要有人管，这是周总理早已定了的。我看这个问题要注意。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要进口一些粮食。一方面地方不要靠中央，一方面中央手里还要抓一点粮食。
有些材料，特别是财经方面的材料、报表，要送给财经委员会的同志们看。
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
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
这次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批准宝钢建设的问题。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对全国、对上海来讲，都关系很大，事关全局。它投资大，在二百亿元以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度是好的，施工力量已有五万人，成绩是很大的。现在工程建设正在进行。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再多加考虑，以弥补过去的不足。
在近一个半月中间，我对宝钢如何建设的问题，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第一次是在看了谷牧同志五月十一日批的那个文件（注「指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批转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外贸部、一机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向中央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宝钢建设工作安排的报告》。——第259页。」）之后，认为应该基本立足于国内，买技术，买专利。关键设备还是要进口。这时，我请一波（注「薄一波，一九○八年生，山西定襄人。一九五六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八年六月起同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一九七九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顾部委员会副主任。——第52、130、259、340页。」）同志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听过去搞过钢铁的一些同志的意见。第二次是五月三十一日到上海以后，有个想法：全部进口吧。上海市负责宝钢工程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我也有。我加了一条，买设备的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是六月六日离开上海时，我最后考虑的意见，还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银行报告的意见办。这三次反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曾想过，按照现在的安排，宝钢建设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到一九八四年建成，七年出钢，九年达到设计能力，是否能做到？鞍钢搞了几十年，才搞了六七百万吨钢。宝钢规模这样大，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可以考虑推迟二三年。在有上钢一、三、五厂和冶金局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上，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请他们考虑。我可能是用五十年代老眼光看问题，现在是七十年代，中间相隔二十几年。唐克（注「唐克，一九一八年生，江苏盐城人。当时任冶金部部长。——第260页。」）同志五月三十一日送给我一个冶金工业部的意见，说一九八四年可以完成宝钢的本体工程。这个意见是有理由的。我同意这个意见。原来我还设想过，本体工程完成后，停一两年，进行整顿总结，再搞二期建设。现在看，中间没有办法停顿下来。
下面我讲八点意见：
（一）干到底。这是先念（注「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三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197、235、252、260、341、345、363、378页。」）同志的话，我赞成这个意见。建设规模按照五月十一日三委、三部和银行报告的那个方案办。先这样定下来，举棋不定不好。
（二）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事先预料到比事后追加要好。当然也不可能完全预料到，但大的方面是可以预料到的。还有，外部的协作条件，如煤、电、运输、码头、河道治沙以及一机部的协作配套等各方面的问题、都要考虑到。
（三）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据说，买技术、买专利只要二亿美元，不晓得对不对。
（四）要提前练兵。宝钢这样的厂子，技术先进，各方面要求都很高，一定要抓好提前练兵。例如，焦炭的灰分含量不能超过百分之八点五，铁矿粉的含硫量不能超过百分之零点六，否则就会影响钢的质量。这个问题，要及早研究解决。掌握了这个技术，还可以在国内其他钢厂，如马钢、武钢、鞍钢等推广应用。
（五）宝钢的负责人是谁？报告中说建委抓总，我同意。负责人第一是谷牧同志，第二是韩光（注「韩光，一九一二年生，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当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第261页。」）同志，还有冶金部叶志强（注「叶志强，一九二三年生，河南淮阳人。当时任冶金部副部长。——第261页。」）同志，上海陈锦华（注「陈锦华，一九二九年生，安徽青阳人。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兼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第261页。」）同志。上海有的同志提出，由上海负责抓总，我看上海抓总有困难之处，因为牵涉到许多部和省。
（六）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这是为了取得经验。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做出榜样来。
（七）冶金部有带动其他有关部门的责任。冶金部是重工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特别是壮大一机部的机械制造能力，是冶金部应尽的责任。对外讲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内讲都是共产党人，冶金部应该有这样的全局观点。各有关部门，像煤炭、电力、铁路运输、水路运输、一机、四机等部门，都必须同心协力，把宝钢的事情办好。
（八）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对宝钢问题展开一次讨论，采纳有益的意见。对不同的意见，也要认真听取，目的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主张全国主要的冶金专家都要参加讨论；而且不只一次，都要参与、过问、接触、关心这件事，没有什么保密的。我在上海找上钢一、三、五厂和冶金局同志座谈，他们表示对宝钢的建设不了解。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为什么要请专家来讨论？因为宝钢的技术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水平，但是我们要依靠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专家、熟练的技术工人来建设。建成以后，要依靠他们来工作，必须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外国专家是要走的，长期聘请的只是极少数。请外国专家来考察，提意见，这一点要做。但是，究竟如何建设，建成以后怎样管理，还得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
对宝钢问题，就谈这八点意见。讨论定案以后，要拟一个财委的报告给中央政治局，请求专案批准。但从现在开始，对外的合同可以签了，工作可以做了，不要等待。总之，大家要同心协力，把宝钢建设好。
另外，还有几件事，要请大家考虑。
（一）小平（注「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一九七七年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后任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先后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62、283、298、330、351、358、363、379页。」）同志提出成立技术管理委员会，他建议，由方毅（注「方毅，一九一六年生，福建厦门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第262页。」）同志为头，倪志福、沈鸿（注「倪志福，一九三三年生，上海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沈鸿，一九○六年生，浙江海宁人。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262页。」）同志参加，搜罗一大批机械专家。
（二）成立进出口管理委员会，请谷牧同志负责。
（三）去年提出的一百二十个项目中，哪些必须搞，哪些应该下，还有哪些要加上，请秋里（注「秋里即余秋里，一九一四年生，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第253、262页。」）同志负责准备，要再做一些综合平衡工作。
（四）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就引进工作来讲，我认为既要买工厂，又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四个现代化是一定能够实现的，要提高信心。但是现在往往把“人民生活现代化”也一起提出，这样恐怕不行。当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人民生活水平必有提高，而且提高的程度不会小，但还不能同美、英、法、德、日等国相比，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其中大部是农民，那样比是办不到的。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这毫无疑问是可以完成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七日）
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七日）
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尽早注意。
（一）全国各地的水力资源情况。农业要用水，工业要用水，人民生活要用水。有些地区水力资源已很紧张，如天津、北京等地。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有些工厂因为矿藏关系只能在当地开办，有些工厂可以而且应该在有水的地方办。即使有水力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
（二）工业污染问题。现已办了的工厂，哪些还未处理污染问题的，我们应该心中有数，逐步加以改变。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
以上两个问题，可否请依林（注「姚依林，（一九一七年——一九九四），安徽贵池人。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时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七九年六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八五年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第143、209、263、340、358页。」）同志商请有关经济研究机构或有关单位收集材料，在两三个月内各准备一份意见书，以便讨论。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李先念、姚依林同志的一封信。」
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
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
一、经济的调整，即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计委这次提出明年的基建投资是二百五十亿元，财政部提出的是一百七十亿元。不管哪个数字，都比一九七八年的四百五十一亿元和一九七九年的三百六十亿元减少了。这就在实际上证实了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的投资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这种基建投资超过国家财力物力可能的状况，自一九七○年以来或多或少就存在了。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这是一个老问题。
二、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注「指不能用赤字财政的办法来进行基本建设。——第264页。」）。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所以，根据三十年来的经验，找出基本建设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这一条杠杠，是必要的，这样才是实事求是。
三、不要用自由外汇（注「自由外汇也称现汇，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兑换的外汇。自由外汇有美元、联邦德国马克、英镑、日元、港元等。——第264、276页。」）兑换成为人民币来弥补基建投资的赤字。我们现在借到的四十四亿美元自由外汇，用于其他方面的已经有三十一亿美元，明年不可能再借到五十亿美自由外汇换成人民币用作基建投资。可否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不可能，而且决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将无以为继。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所以，如果明年不削减基建投资中的赤字，后两年必然要大削减，那时局面将会更坏。因此，我主张明年就必须去掉基建投资中的赤字，使我们的基建投资计划脚踏实地。
四、对于外债的分析。现在谁也不反对借外债，但对所借外债要加以分别。基本上说，只有两种外债：第一种是买方贷款，就是外国卖机器设备给我们，可以几年或允许更长时间偿还。这种贷款实际上只卖给我们机器设备，不是借给我们自由外汇。第二种是自由外汇贷款，这一种贷款数量很少，现在只借到四十四亿美元。这一种自由外汇可以由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在国内使用。
就是第一种买方贷款，即设备贷款，我们每年能够使用多少，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我们使用它时，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国内配套投资部分力量如果不大，那末，买方贷款就不可能用得多。如果国内没有投资力量，硬要进口设备，只能把机器存起来。现在有些同志说，外汇可以脱钩（注「指利用外国资金时不考虑国内配套投资的做法。——第265页。」）。在目前自由外汇不够的条件下，这样的事不可能办到。
利用外资来进行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五、既然基建投资决定于当年的财政拨款有多少，明年基建规模就应该按照财政拨款多少来安排，超过这个限度就会有赤字，就要多发票子。这条路我们不应该走，也不可能年年走。如果大家认为这样看是对的，那末，基建的项目，应该由计委这样的权威机关来确定。哪个项目该上就必须上，哪个项目没有财力上就必须下。要核定该上该下的项目，不能推平头，不能来一个大家打七折，因为其结果将不能改变基建战线太长的现状。不下决心这样做，我们说要缩短基建战线就是一句空话。推平头，大家打七折，这种办法将使我们一事无成，害国害民。
六、现在借到的自由外汇，是一种数目不大的周转外汇的性质。在调整时期和今后建设中只能用于小项目，或迅速见效的项目，就是速借速还的项目。有些还要用来支付购买武器的开支。只有必要时临时挪用一部分作为大项目的还本付息外汇，但这是临时的，必须迅速归还给银行。
七、我们用于偿还大项目借款本息的可靠外汇来源，只能来自下列各项：甲、增加石油、煤炭出口的收汇；乙、旅游业的纯上缴外汇；丙、广东、福建特殊区（注「指广东省和福建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可以实行某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是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的。当时还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两市各划出一定的范围试办经济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广东省的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设置一定范围的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管理原则是，在维护我国主权、执行我国法律和法令等前提下，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允许侨商、外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合办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第266页。」）增加上缴的外汇；丁、纺织品、轻工业品、重工业品和工艺美术品等出口收汇能增加上缴的部分。上述四种收汇中的前三种，估计要有十年时间才能每年有几十亿外汇上缴中央，这不是一二年轻易地就能做到的事。即使平果铝矿（注「平果铝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境内。——第266页。」）建成以后，除还债外，并能减少铝的进口，也不会少于十年。就是纺织品的出口，也要看到欧美日本等国有一个不让我多出口的所谓配额（注「这里所说的配额，指进口配额，也称进口限额，是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政府对某种商品的进口所规定的最高金额或数额。在限额内可以进口，超过限额即禁止进口。有的还对来自不同国别或地区的进口商品分别规定不同的配额。这是限制别国商品进口的一项重要措施。——第266页。」）问题。因为那些国家要保护它们本国的纺织工业，不让本国人失业。这个问题在欧美日本已经碰到。
八、我们建设像宝钢、平果铝矿、三峡水电站（是否能建成还需收集各方面意见）等那样大的工程，在第六个和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每个五年计划中能建成几个（我这里说的是建成几个，不是说上马几个）？每个大项目的建设周期，都需要十年左右。依我看来，每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计算大体上只能建成一个。为什么？这些大建设项目，每个投资都在二百亿元人民币上下，五年平均，每年四十亿元上下，我们的财力物力是能够胜任的，是能够建设好的。但是，如果五年不是建成一个，而是要建成好几个，甚至于要求一年建成一个，这显然是办不到的。我们今年的全部财政基建拨款，照财政部计算，只有一百七十亿元。如果要一年建成一个宝钢这样的大项目，那就占了我们一年多的全部基建投资的金额；如果同时要建成两个三个，非但所要建的大项目建不成，而且把其他的必需资金全部都挤光了也还不够。即使我们能借到一些外国的买方信贷，但自己配套的那一部分投资也要占到接近一半。不错，每年的财政收入都会增加，基建拨款也会按比例增加，但是，非大项目的其他基建所需要的支出也会增加。例如：轻工、国防、交通、学校、城市建设等等也会要求按比例增加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有必要的思想准备。大家应该斟酌这件大事。
九、根据以上各点，我认为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这是我们除了上若干大项目以外所必须注意的大事，也是重点所在。
十、用上述办法来进行基本建设，充分利用现有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技术改造，这是脚踏实地的前进。表面上看来像慢，但实际上是快。照顾到各方面协调地前进，这个前进是可靠的，若干年后在工业交通内部和其他各方面都可以按比例地发展。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计委、经委提出的增产节约措施，有不少可以促进生产的上升，生产指标可以打得更积极一点。
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
十一、对于农业方面的投资，也要用得适当。农林牧副渔的投资，都要用在刀刃上。今年的农业增产，看来主要来之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过去做了一些农业基本建设工作，加上气候条件比较好，也是重要的原因。农业投资的重点必须放得适当。像西北这样干旱低产地区，必须努力改变现在的状况，但是，这只能经过持久的努力才能达到，不可能一下赶上江南。
以上各点，是我对于这次讨论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一年计划的意见，希望同志们充分发表不同的意见，使我们的计划更合乎实际，使我们求得一种共同的语言。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汇报会上的讲话。」
成立中央书记处是党的一项重要措施（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成立中央书记处是党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我现在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注「汪东兴，一九一六年生，江西弋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纪登奎（一八九七——一九八八年），山西武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德，一九一三年生，河北丰润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锡联，一九一五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参见本书注[227]。——第269页。」）四位同志提出辞职的问题。
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所以，有它的紧迫性，有它的必要性。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
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范围，叶剑英（注「叶剑英，（一八九七年——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八三年辞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九八四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副主席。——第242、269、314、341、379页。」）同志讲应该扩大，我觉得这个意见对，但这个问题可以考虑留到下次中央全会讨论。书记处要管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工作班子。现在提出书记处十三个人的候选名单（注「这是当时酝酿的候选人名单。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选举（按姓氏笔划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十一人组成中央书记处。——第269页。」），有的同志认为还要扩大一点。我认为，这个名单增加一点可以，不增加也好。这次提出的这十三个人的名单，在现在的情况之下，是比较合适的。平均年龄是六十五岁，也不算年轻，再过五年就七十岁了。但是，要求更年轻一些，我看现在办不到。所以，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这些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
书记处的工作方法，我认为应该采取办公会议的方式，就是叶剑英同志所讲的集体领导的方式。集体办公，大家都在一起，要办的事，或者开会决定，或者几个人商量，立即办，不要拖延。那就要身体相当好，年纪轻一点的。像基辛格（注「基辛格，一九二三年生，曾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第270页。」）那样，在中东搞穿梭外交，我是一次也穿不了。集体办公，碰到问题就解决。像现在这样传阅画圈圈的办法，要误事的，误四化的大事。当然，今后还是要画圈圈的，有些文件可以画圈圈。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这是讲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须要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没有民主不好，没有集中也办不了事。
全党应该允许书记处或者书记处的某个同志犯错误，准备他们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老同志和其他同志要帮助他们。
还提一条意见：开会不要开死人。今后的会议，一定是会有老年的，比较年轻的，还有四十岁左右的同志参加。有的能上午、下午、晚上三班连续干。我连续不了，我也不赞成比较年轻的干部或者青年干部都是三班连续干，上午、下午、晚上都办事。必要的事情，必要的时候，要这样做。但是，三班都排得满满的，总不是个办法。胡耀邦同志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我给他讲过几次。我说，中央派你当组织部长，不是派你到“八宝山”（注「“八宝山”指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258、271页。」）。他到我这里来谈话的时候，没有一次电话不找他，都跟在屁股后面，这不得了。所以，我不赞成上午、下午、晚上都办事。林李明（注「林李明（一九一○——一九七七），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副省长、代省长等职。——第271页。」）同志的死最大的原因是开会，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总之开会多就是了，如果开会没有那么紧张的话，不一定就死。六十年代初期，允许朱总司令（注「朱总司令即朱德（一八八六——一九七六），四川仪陇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六十年代初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第271页。」）晚上开会到十二点钟早退。我认为这是个好办法。那个时候我过朱老总，我说，老总，你吃得消吧？他说，现在有了这一条，十二点钟以后早退就可以了。将来找一些年轻力壮的人，能够搞穿梭外交的人，也有些老同志，一起开会。
关于四个同志辞职的问题。我同意他们提出辞职。他们检讨的内容，是表示一个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现在的认识程度。他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不够，就把这个问题记录在案嘛，不要急。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一个干部。所谓全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这些同志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犯的错误。就犯错误的同志来说，不要自己觉得委屈了。我说，应该想一想。想什么问题呢？想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有的同志看了犯错误的同志的检讨，不满意，可以提批评，被批评的同志应该听批评的意见。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过去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检讨没有完没有了，批评没有完没有了，从来都不说可以过关，直到最后会开不下去，大家散会了，完不了也只好暂时算完了。我不赞成这样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这种检讨没有完没有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做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执政党的党内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一九八○年十一月—一九八四年十月）
执政党的党内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一九八○年十一月—一九八四年十月）
一
第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第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会有困难，但是经过统一认识，是可以解决的。第三，必须实事求是，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并和本人见面。
（一九八○年十一月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发表的意见）
二
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编印的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上的批语）
三
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对胡乔木同志起草的一份文件的意见的节录）
四
十一届三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第239、275、293、314、320、336、380页。」）以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原来是吃过苦的，搞一言堂。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提第一次，我们欢迎；提第二次，我们也欢迎；提第三次，我们还是欢迎。这样，我们这个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就会兴旺发达，大有希望。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的节录）
五
纪检工作应该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七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会提出的《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上的批语）
*注「这是陈云同志三次谈话的节录和他写的两份批语。」
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
愿意借外债给我们的国家纷纷到来。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引进有利的技术，也是必要的。
但是，对外债要分析：卖机器设备占绝大多数，能借给我们自由外汇（注「自由外汇——也称现汇，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兑换的外汇。自由外汇有美元、德国马克、英镑、日元、港元等。——第264、276页。」）的很少，而且利息高达百分之十五左右。这是相当高的利息，过去当铺（注「当铺是旧时进行质押放款的高利贷机构。贫苦人民在生活极端困难时，将衣物等送当铺典押，以取得一般在抵押物品价值五成以下的低额贷款，而利率极高。典押期限六个月至一年不等，过期不赎，就成死当，典押品即归当铺所有。——第271页。」）年息是百分之十八。这种自由外汇，我们借多了也还不起。现在应该明白了，所谓借外债，绝大多数不是借给我们现金。
很明显，这种买机器设备的外债的使用，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国内有多少财政拨款用于配套。
现在国际市场是买方市场。除非国际关系有大的变化，这种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不会失掉。
现在有些带援助性质的外债，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根据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而设立的。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始业务活动。同年十一月起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第276页。」）和世界银行（注「世界银行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它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根据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而设立的。一九四六年六月开始营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起成立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总行设在美国华盛顿。——第276页。」）的低利自由外汇贷款，将来使用起来可能对我们有利。但使用时也是有条件的，数量也不会很大，并且现在还没有借到手。将来借到了，也要十分谨慎地使用，只能用在最关键性的项目上。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有些机器看来似乎利润低，但是同另外一些机器或费用合起来的利润，决不会低于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如果低于平均利润率，他为什么不把钱存在银行稳拿利息？为什么要搞冒险的投资呢？
现在离列宁所说的将来“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注「见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8页）。——第277页。」）的时间还很远很远。
我所以一再说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丝毫没有不要利用外资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钟，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干部。
再重复一遍：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
二、经济形势很好。
现在既没有出现国民党时期发金圆券（注「金圆券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种纸币。当时规定，以一比三百万的比价限期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开始由国民党的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并且，限期收兑民间的金银和外币。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即不到十个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由最初规定的二十亿元增加到六十八万亿元，增长约三万四千倍，结果币值猛跌，物价暴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以人民币一元兑换金圆券十万元的比价，将金圆券全部收回作废。——第277页。」）的形势，也没有出现解放初期财经统一、物价稳定以前那种形势（注「参见本书注[4]。——第277页。」）。应该说，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
但要看到不利的一面。除了若干种国家规定不准涨价的商品以外，许多商品都在涨价，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
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
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
三、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
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这是二十多年来少有的好现象。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各地区盲目的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
对于这些缺点，中央正在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四、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一种好现象。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
粮食的收购价高，销售价低，国家要补贴。
房租很低，只能作修理费，甚至抵不了修理费。
国家补贴一年共计有二百多亿元。
从微观经济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国是低工资制，如国家不补贴，就必须大大提高工资。
究竟哪种办法好？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
从最后的经济结果看来，现在的办法，小的方面不合理，但是大的方面还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
五、目前对国营企业产品、集体企业产品的价格至少要冻结半年。在这个半年内研究各种经济问题，并且做出初步的结论。这件事也是国家干预。表面看似乎不合经济规律，实际上合乎经济规律。
六、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
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地方财政结余，要由中央财政借用，财权仍归地方。
地方财政结余要冻结，否则煞不住地方随便投资搞基本建设或随便开支这股风，中央财政也平衡不了。冻结几年，要看情况。中央财政有赤字，就要向银行透支，向银行透支就是多发钞票。
一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上年结余，都不许动用，非动用不可的，都要经过批准。这种做法就是集中。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个集中是不行的，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
事实也证明必须这样做。因为现在中央和地方的财力的比例变了。解放初期一九五三年，中央财力占百分之七八十，地方财力所占比例很小。现在中央财力的比例大大缩小，地方财力的比例大大增加。今年提出的冻结和集中，反映了这个客观现实。
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
现在要为财贸金融系统恢复一点名誉。
消息灵通、反映灵敏的是：财政、金融、商业部门。
在这些部门中可以看出大局。
七、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搞国防建设，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生活的改善。
因为只能量力而行，所以有些好事不能一时就办到。有些好事，只能做，不登报。
八、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
不同方面的专家，往往有不同的意见，要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
必须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
定案时宁慢勿急。
任何一个项目，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这必须是一项规定。从公社起直到中央常委，一律照此办理。
九、节省外汇。
现在出国考察团太多，有不少是游山玩水团。必须少、小、精。
现在国际市场上出现了某些中国货降价现象。这不是正常的必须的降价，而是各省市、各部门为了取得外汇自己降价。
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既能出口又不贱卖的方案。总之一句话：“肥水不落外人田。”
十、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
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是必要的，这有利于各个方面，有利于改革。
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粮食还是第一位。人不吃饭，牲口不喂料，是不行的。
十一、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
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
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
十二、四个现代化如何实现？
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
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基地：
现有工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引进新技术。
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我们有大专学校毕业生和自学的技术人员共几百万人，他们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实际工作的锻炼。
必须肯定，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
出国留学取得先进技术是必要的，但留学生毕竟数量有限。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靠我们党的领导。有人说我们现在的干部大多是“万金曲”，我看，搞四化建设没有这些“万金油”干部是不行的。不要小看了这些“万金油”干部的作用。
但是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我们老干部必须担负起挑选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的责任。
十三、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
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
十四、我同意紫阳（注「赵紫阳，一九一九年生，河南滑县人。一九八○年十二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九八一年六月起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一九八九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他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第282、306、343、369页。」）同志领导的财经小组（注「这里指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以赵紫阳为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282页。」）提出的调整计划。
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
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
可能有些议论：“这会耽误三几年。”不怕。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耽误了一百多年。而且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
因为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
以上列举了十四点，希望同志们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不同意见的讨论，只会使我们的步骤更加稳妥，更加合理。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一九八一年三月）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一年三月）
一
关于建国以来三十二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敲定”是上海话，敲是推敲的意思，定是确定的意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小平（注「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一九七七年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后任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先后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62、283、298、330、351、358、363、379页。」）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
二
《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三
从遵义会议（注「遵义会议指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这次会议和会后不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第284页。」）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注「“三八式”是对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的一种习惯性称呼。——第284页。」）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这是第一点。
第二，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注「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部署“剿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及博古（即秦邦宪）、叶剑英等的艰苦工作，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284页。」），并制定了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同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
第三，延安整风（注「延安整风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习，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第239、285页。」）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要把《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
第四，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注「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五月病故于四川江津。——第235、285、页。」）、李立三（注「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第285、369页。」）、王明（注「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长江局书记等职。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央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第47、235、285页。」）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五，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四
要写国际上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注「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一九四三年六月解放。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第285页。」）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也起了好作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注「关东军是当时日本驻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侵略军。一九○五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继承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利益。此后，日本就在南满驻军，并在旅顺口设立关东军司令部。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进一步侵占东北全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关东军号称百万，是日本陆军最精税的主力和战略总预备队。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打垮了关东军。——第286、326页。」）。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要晚一些进到东北，东北很难首先全部解放。还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中的一百五十六项（注「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是中苏两国政府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间经过反复协商后分批确定的，后调整为一百五十四项。一九六○年由于苏联单方面废弃协议，实际进行施工的项目为一百五十项。——第255、286、366页。」），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同邓力群同志四次谈话的要点。」
出人、出书、走正路（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
出人、出书、走正路*
（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
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
走正路，才能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
要出人，出书。出人，不一定要求一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人就很好，逐步提高，逐步增加。过去，艺人大都是千方百计钻研艺术的。艺术必须靠自己集中心力去钻，勤奋出人才，同时还要有竞争。
可以根据小说、电影、话剧等改编成新弹词。我很同意邱肖鹏（注「邱肖鹏一九二六年生，江苏苏州人。苏州市评弹团的评弹作家。——第287页。」）的意见，改编不能只讲书情（注「书情指评弹书目的情节。——第287页。」），还要组织“关子”（注「关子指评弹书目中矛盾尖锐、情节紧张的部分。抓住关子，细致刻画，不马上透露事情的结果，且听下回分解，使听众产生强烈的悬念，谓之“卖关子”——第287页。」）。对原著要进行改组，把“关子”安排好。为了组织“关子”，必要时可以把原著前后的情节移动、变换。组织好了“关子”，才能吸引人。
编新书要靠有演出经验的艺人。
不要让青年就评弹，而要让评弹就青年。就青年，不能停顿于迁就，要逐步提高他们。在就青年中去受锻炼，出人才，出艺术。
在编说新书时，艺术上要有所改进，老的一套也要有所改变。但不要歪门邪道，要走正路。当然，歪门邪道中如有某些可以利用的东西，经过改造，也可以吸收过来。
我们要用走正路的艺术，打掉歪门邪道，引导和提高听众。要保持主力，保存书艺，提高书艺。出人、出书、走正路，评弹是可以振兴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同上海市评弹团负责同志的谈话。」
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一九八一年四月）
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九八一年四月）
第一，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我们的学校教育，注意理工科比较多，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但是，学理工的人也要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才行。今后，在继续办好理工科的同时，应该加强大学的文科教育。从小学开始，就要让学生读点古文。
我国的古籍，中华书局说有八万多种，北京大学图书馆反映约有十二万种。现已整理和出版的约两千多种，还差得很远。
第二，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注「训诂是解释古书中词句意义的一种专门性工作。——第289页。」）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有了今译，年轻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才会有兴趣去阅读。今译要经过选择，要列出一个精选的古籍今译的目录，不要贪多。
第三，整理古籍，需要有一个几十年连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稳定的核心力量。目前真正能够独立整理古籍的，一般来说得六十岁左右的人才行。现在这个班子中，六十岁的人，再干十年是七十岁，不能坚持工作了；五十岁的人到那时可以接上去；四十岁的人，再干二十年，也可以成为骨干力量和领导力量了。
从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李一氓（注「李一氓，（一九○三年——一九九○），四川彭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第290页。」）同志表示愿意做这件工作，可以考虑请他来主持这件事，并组成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注「一九五八年在原科学规划委员会之下，曾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整理和出版了古籍约两千多种。后来，这个规划小组很久没有工作，不少成员相继逝世。根据陈云提议，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直属国务院，李一氓任组长。——第290页。」），直属国务院。
第四，要由规划小组提出一个为期三十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第一个十年，先把基础打好，把愿意搞古籍管理的人组织起来，以后再逐步壮大队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可以像国民经济计划那样，搞滚动计划，前十年分为两个五年规划，在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基础上，经过充实，搞出第二个五年规划。
第五，现在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注「善本指比一般古籍版本在学术或艺术价值方面优异的刻本或写本。——第290页。」），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图书馆的安全措施要解决。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
第六，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有的大学文科中的古籍专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要适当扩大规模。
目前，整理古籍的专业人才，有许多分配不对口，要尽可能收回来，安排到整理古籍的各专门机构。一些分散在各地的整理古籍的人才，有的可以调到中华书局或其他专业出版社，有的可以分配他们担任整理古籍的某些任务。
第七，为办好整理古籍这件事，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并编制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这笔钱，用于整理古籍所需要的各种费用，主要是整理费用和印刷费用，也包括解决办公室、宿舍等费用。要为整理古籍的专门人才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希望现在就认真抓一下，先把领导班子组织起来，把规划搞出来，把措施落实下来。
*注「这是陈云同志关于整理我国古籍问题谈话的要点。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
（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
一、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六十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还是七十岁以上的干部，政府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大体也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五十岁左右的干部。
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他们已经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
二、五中全会（注「这里所说的五中全会，指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审议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并决定印发全党讨论。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全会不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第242、300、314、324页。」）成立书记处以后，减轻了中央政治局和常委的工作。但是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也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他们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日夜操劳。这样下去，书记处的现状断然难以为继。
三、自从中央提出提拔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工作的问题以后，从三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第239、275、293、314、320、336、380页。」）到现在，对这件事虽然做了若干工作，但总的说来，因为认识不一致，收效不大。这是目前的实际情况。
四、目前在我们面前放着两种办法由我们选择：
一种选择，继续不警惕党内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不采取果断措施，任其继续拖下去。那末，事情发展下去，在没有准备好中青年干部的情况下，必然是让六十岁以上的老干部因工作劳累很快地在短时期内陆续病倒、病死，而被迫地不得不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这是我们不应选择的办法，这样对党的事业很不利。
另一种选择，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办法，应该努力去做。
五、应该说，要提拔中青年干部，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是老干部的心愿。但是，同时又应该说，在许多老干部中，对干部的青黄不接的状态，没有清醒的紧迫感，总觉得中青年干部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没有经验，感到不放心。这种不放心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过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人。当时提拔这样的青年人到高级领导岗位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党的一个痛苦的教训。
必须说清楚，现在我们所要提拔的中青年干部，绝对不是要提拔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我们要提拔的是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
六、党内是不是有大量我们可提拔的中青年干部？必须看到，我们党内有大量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问题是我们没有去提拔，去培养。
七、有人认为“中青年干部缺乏经验”。过去常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当然，中青年干部没有老干部那样丰富的工作经验，这正是一般中青年干部的必然现象。但是我们应该问一问，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放到实际工作的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只要有三年五载，至多十年的锻炼，他们是一定能够锻炼成才的。
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我们这些老干部还不是二三十岁就已经担负了重要工作？老干部都是经过青年时期的锻炼，才逐渐成为成熟的中年干部、老年干部。才干是锻炼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
八、应该看到中青年干部的另一方面，他们有朝气，他们比我们当年被提升为干部时有更多的长处，他们多数有专业知识，不少人有第一流的专门知识。当然，中青年干部有某些缺点，并且不成熟，这些缺点和不成熟正是中青年人常有的现象。
九、我们所要提拔培养的干部，不仅是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人，而且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应该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四十岁以内的人。让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经过几年以至十来年的锻炼，就可以成为大量提拔高级领导干部的后备力量。
中央组织就要成立青年干部局。这个局的工作人员应该是优秀青年，并且是熟悉青年干部情况的。
十、这样大量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固然要靠党的组织部门去做，但主要的要靠各级领导干部大家动手去做。从基层单位直到中央，都要一齐动手。
为了避免提错人，为了在工作中考察中青年干部，各级党政军民组织都应该自上而下地设立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如办公室、秘书处、研究室等等，如书记助理、副秘书长、部长助理、帮办等等（军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照办理），上下对口，让中青年干部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给他们接触全面工作的机会，让他们随时了解工作中的问题。凡属向党委提出的问题或方案，先由上下各级的这些辅助机构中的中青年干部经过研究，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办法，提供党委参考。
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些办公室、秘书处、研究室都应该按地区、按部门成立小组一类机构，这些小组由六十岁上下的干部带头，小组成员由五十岁左右、四十岁左右、四十岁以内的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组成。
只有这样用大批真正年富力强的干部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工作岗位上调查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方案，才可以减轻各级党委的工作，而且可以培养出大批中青年干部。
这种上下对口，使用和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的办法，要成为制度。这不仅是为了弥补十年内乱后的需要，而且应该作为长期训练和选择干部的一种制度。
这种办法在中央和省市两级更为重要。
十一、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年内乱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这八种人之后，诬蔑为“臭老九”。——第296页。」），这种观点虽然已经受到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时常被拒之于门外。有些长期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在生前往往不能实现，直到他们做出贡献而死后，才被追认为党员。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加以改变。
党应该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
中央组织部要成立技术干部局。
十二、老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应该很珍惜地使用他们，使他们尽到传帮带的职责。这是党的需要，也是老干部的心愿。
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这些老干部退居工作第二、第三线后，在政治待遇上，如看文件、听报告、参加某些重要问题的讨论，必须予以保证；在物质待遇上，如住房、医疗、交通工具等必须予以照顾和优待。这应该是党的一项政策。至于老干部本人，也应该自觉地体谅在执行这项政策中某些方面会遇到的困难。
我们所有退居二线、三线的老干部应该继续胸怀大志，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为重，热心地主动地让出工作岗位，让大批中青年干部在实际工作岗位上挑起重担，并且随时向这些中青年干部提出建议，给以帮助。
这是老干部对革命事业应尽的责任。
我们的老干部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是几十年来终身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老干部的心愿，也是革命事业的需要。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的一篇文稿，曾印发一九八一年六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
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
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
我们现在的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很严重。差不多每天都有老干部死亡的报告。北京的，外地的，开追悼会，要送花圈，往往一天几起。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现在各部也好，下面机关也好，开会的时候，部长、副部长，正手、副手，坐了一大桌，但真正能做工作的，只有三几个人。这种状况再不能继续。
要提拔年轻干部，这个问题提出来很久了。我念的这个文件（注「即本书《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第292—297页）。——第298页。」）是这样形成的：五月八日，我在杭州休息的时候，想到这个问题实在是大，就写了培养中青年干部的意见，回来送了一份给胡耀邦（注「耀邦即胡耀邦，（一九一五年——一九八九），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第298页。」）同志，一份给小平（注「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一九七七年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后任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先后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62、283、298、330、351、358、363、379页。」）同志。小平同志说，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所以，接下来，六月八日，我和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一共六七个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写了那么个纪要（注「指《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第298页。」）。
现在，我讲一讲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和做好老干部离休退休工作的问题。在这个文件里头意思都有了，再着重地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干部青黄不接的状况是客观存在。老干部带病工作的，或者病倒病死的，一天一天增加。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继续不清醒，拖下去，我看许多老干部都要拖死，这对党不利。老干部现在这个年龄，得了重病，说死就死，快得很。有许多同志讲，我身体很好，可以坚持八小时工作。说得好厉害，但是真正坚持八小时工作，坚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还可以，要再坚持下去就不行了。许多老同志面孔看起来蛮红，胖胖的，但身体里头的机构、零件老化了。我看，现在老干部对于提拔中青年干部还不是很清醒，不是感到很紧迫。如果到倒下来的时候，被迫地提拔一些不理想的人到领导工作岗位上来，这对我们党是很不利的。我们不应该做这种选择。我们要做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立即主动地提拔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党必须这样做。有些老干部，他不讲完全不要中青年干部，但是脑子不那么清醒。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会有争论，会有怀疑。为什么说了那么久，提不上来？总有原因嘛。我看，提五十岁左右的人，现在可能争论少一些。我只说“可能争论少一些”，并不是说没有争论。我看了国务院部长的名单，电力工业部的部长叫李鹏（注「李鹏，一九二八年生，四川成都人。一九四八年后，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任中国留苏学生总会主席。一九五五年后，任丰满发电厂副厂长、总工程师、东北电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辽宁阜新发电厂厂长、北京供电局革委会主任、北京电业管理局局长等职。一九七九年后，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和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等职。一九八三年六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五年九月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七年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八八年起任国务院总理。——第299、368页。」），在延安是个小孩子，李硕勋（注「李硕勋（一九○三——一九三一），四川庆符（今高县）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党代表。后曾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一年七月在广东（今海南）海口被捕，同年九月英勇就义。——第299页。」）的儿子，后来到苏联学习，是学电的，回来以后在小丰满（注「小丰满——即今丰满发电厂，也称丰满水电站，位于吉林省吉林市东南、松花湖出口处。——第299页。」）工作，我参观小丰满的时候还看见过一次。中央组织部第一次提出来的名单里头不是李鹏，到第二次，名单变了，是李鹏。这件事情刘澜波（注「刘澜波（一九○四——一九八二），辽宁凤城人。一九七九年恢复工作后，任电力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等职。一九八一年三月，他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主动要求退居第二线，并推荐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电力工业部的主要领导人。——第299页。」）同志是力争的，说一定要提李鹏。为什么呢？他年纪轻，而且搞电是内行。刘澜波同志还跟我打了招呼，要我注意一下。就像这样的人，五十二岁，专门学电的，解放以后在电力部门工作了二十几年，还有争论！所以，我说，提五十岁左右的人可能争论少些，但不是没有争论，会有争论。
提四十岁左右的人，争论、怀疑会很多，说“太嫩”了。所谓“太嫩”，就是资格不老。现在我们提了四十岁左右当部长的，还只有郝建秀（注「郝建秀，一九三五年生，山东青岛人。一九四九年入青岛国棉六厂当工人，创造出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后被命名为“郝建秀工作法”。一九五八年后，在华东纺织工学院学习。一九六二年后，任青岛国棉八厂副厂长、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山东省总工会副主任、山东省妇联主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等职。一九八一年三月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一九八二年九月起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第300页。」）一个。她是五十年代的劳动模范，今年四十五岁，专门进学校学了一下。但是，可惜，这样的干部还只提了一个。所以，你们看，提四十岁左右的人争论是会很多的。
要提四十岁以下的人，那怀疑、争论会更多。为什么文件里头特别写提四十岁以下的人这么一句？因为他们年富力强。五中全会（注「这里所说的五中全会，指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审议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并决定印发全党讨论。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全会还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第292、300、314、324页。」）产生书记处，美国的一个新闻记者叫罗德里克的说，这个领导班子力强，年还不富。因为离七十岁，离八十岁，时间很少了。我在《参考要闻》上看到，美国卡特（注「卡特，一九二四年生，美国民主党人。美国前总统。——第300页。」）政府一个什么办公室的主任，只有三十二岁；里根（注「里根，一九一一年生，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300页。」）政府也是一个什么办公室主任，四十岁。外国人一定比我们聪明，我们中国人一定笨一点吗？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这里写还要提四十岁以下的干部。而且从总数上来说，比如提一万人，其中大多数，百分之七十以上，应该是四十岁左右、四十岁以下的人。提四十岁以下中青年干部的理由：第一条，是年富力强。第二条，是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现在没有经验，我们可以慢慢地培养，经过三年、五年、十年，有意识地培养，选出好的人。第三条，四十岁以下的人中间有人才。我看到好几个材料，在跟外国人谈判中，驳外国人，说你的东西不行，哪个地方不对，大体上都是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可见，我们有人才。第四条，只有四十岁以下的人，才了解“文化大革命”初期青年人当时的表现。现在问我们这些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讲的绝大多数“红卫兵小将”，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我们都不晓得，只知道聂元梓（注「聂元梓，一九二一年生，河南滑县人，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第301页。」），只知道蒯大富（注「蒯大富，一九四六年生，江苏滨海人，原清华大学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蒯大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第301页。」），但是他们下面的第二把手、第三把手、第四把手，我们不知道。只有什么人知道呢？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的人知道。“保守派”、“逍遥派”也知道那些给我们老干部搞“喷气式”的人。现在提干部，摆到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一些年轻人，我们不了解。现在不要说三十岁以下、四十岁以下的人，就是四十五岁、五十多岁的人，我也不很清楚。我还当过组织部长，但是我知道的那些干部都是六十出头了。现在的第一把手，绝大部分的部长和省委第一书记，都是六十出头了。
第三，台阶论还是对的。这是小平同志讲的，台阶，一级一级上来，这是必要的。一定要按级提拔。我写的一些办法也是按级提拔。但是，也可以越级提拔。越级提拔的，只能是少数。我看按台阶的办法上台的人，他的基础巩固扎实，本领全面。我听说，宋任穷（注「宋任穷，一九○九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第301页。」）同志开了一个省市委书记的电话会议，有的地方采取这样的办法，把大学毕业生放到公社里头去做一个时期工作，慢慢地再抽回来，以后到县委，以后再到地委，以后再到省委，一级一级来。我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第四，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的分子，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我说一个也不能。但是，可以给他一般的工作做。同志们，对于这些人，不要只看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现在这些人大概表现是“蛮好”，他要爬上来，现在只能表现好，因为老家伙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有一个，有两个，就可以串连，兴风作浪。他们说，没有把这些老家伙整倒、整死，现在还在台上，当时整死就好了。当时闹派性的、“造反”的人很多，许多是随大流的，但里头的骨干分子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一个也不能提拔，手不能软了。因为时局变化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变成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什么时候气候适宜呢？我们这些人都见马克思去了，胡耀邦同志他们也见马克思去了，那个时候，在座的人大概追悼会开得差不多了。王洪文（注「王洪文，（一九三五年——一九九二），吉林长春人，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犯有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诬告陷害罪。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第302页。」）讲什么？（邓小平同志插话：一九七五年他到上海、杭州，第一句话就说，十年后再看。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所以，对这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但是可以给他们一般的工作，给饭吃嘛。
第五，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一是必须培养能写文章的人，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至于说专业写作的人，他专门搞这一行的，那只占培养中青年干部中间很少的一个数量。我们党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02页。」）是胡乔木（注「胡乔木，（一九一二年——一九九二），江苏盐城人。一九四一年起任毛泽东的秘书，后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一九八一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在邓小平、胡耀邦主持下，他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工作。——第302页。」）同志协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起草的，第二个决议也是由他执笔的。找胡乔木这样的人不容易。拿笔杆子的人，能写文章的人，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第六，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要成千上万，几千，一万，两万。这次在杭州我跟胡耀邦同志讲过，至少一万个。为什么要成千上万？一条理由，二十几个省区市，加上中央各部委，提一两百个人够用吗？不够用。成千上万，这是工作的需要。再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地提拔经过选择的好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交接班稳定地进行。还有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坐镇在那里，只有几个人在那里捣乱，搞不了大乱子。
第七，组织部要专门设一个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这个机构十分重要。各级组织部门里，中央也好，省区市也好，地县也好，都要有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什么人带头呢？还要六十岁上下的人带头，工作人员必须是党性好的中青年干部，他们要熟悉四十岁以下的青年干部的经历和底细。现在把整死彭老总（注「彭老总即彭德怀。参见本书注[149]。——第302页。」）的人查出来了，但是到他工作的那个机关一查，问这个人历史怎么样，那个机关答复不知道。所以，设立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十分重要。
第八，组织部门里头应该有专门管理科技干部的机构。这个机构怎么组织，怎么工作，必须专门研究以后再成立。要有科技干部的档案。
第九，老干部离休、退休的工作必须做好。要使人心安定。准备在这方面花一点钱。有的地方可以搞干部休养所；有的地方，干部离休、退休以后，要有个文化娱乐的地方；有些老干部离休以后医药费困难，国家可以花一点钱。不管怎么样，这些钱我们花得起，一年几个亿就够了。中央组织部讲，老干部工资还是照拿，一个人一年还要多花二三百块钱，主要是医药费、交通费、书报费、娱乐费。再多花一点也可以，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办好。当然，不只是钱的问题，还要有思想工作。有许多是可以不花钱的，看戏坐头排，开会上主席台，并不要花钱。
我这里主要讲的是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老干部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讲了一条。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意见（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意见*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
*注「这是陈云同志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处理问题的一次谈话。」
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的一部分。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以后，似乎农业可以不要计划了。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包产到户以后，计划并不是不要了。
我看到简报里头大家提出来一些问题：
一、郊区必须种菜，不种不行。这样就有点国家计划的样子。
二、养猪要规定任务。规定一年交多少头猪，派购，这也是计划。
三、种烟叶不能超过八百万亩。这是万里（注「万里，一九一六年生，山东东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第305页。」）同志提出来的。这是一个老问题，一九五一年就发生过。什么问题呢？那时粮棉比价是有波动的，粮棉比价对棉花有利的时候，农业部就开农业会议，提出来扩种棉花，扩种到一亿四千万亩。我说，那就不得了，粮食会不够吃。扩种棉花限于八千万亩，是那个时候定下来的。现在大体上还是这个口径。
四、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再缩小了。这是赵紫阳（注「赵紫阳，一九一九年生，河南滑县人。一九八○年十二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九八一年六月起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一九八九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他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第282、306、343、369页。」）同志提出来的。我看也不能再缩小了，再缩小不得了，没饭吃就是了。
五、也是赵紫阳同志提出来的，增产经济作物，只能靠提高单产和利用不种粮食的土地。
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
总之，市场调节只能在这个范围内灵活灵活。
不这样做，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垮国家计划。说到底，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活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进行建设。
这是农民与国家两利的大政方针。
（二）我们经济工作的另一个大方针：
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
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
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因此，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
这里就包含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只有这么多钱，不能提高太多，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
（三）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注「参见本书注[198]。——第306、311页。」），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
当然，来料加工，合资经营，现在许多地方也在做，但不能再增加特区。搞来料加工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产品挤掉了。
广东、福建两省的特区及各省的对外业务，要总结经验。现在还没有好好总结。
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
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例如：
人民币与外币同时流通，对人民币不利，会打击人民币，因人民币“腿短”，外币“腿长”（注「人民币“腿短”主要指人民币只能在国内流通，不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自由兑换。外币“腿长”主要指外币（这里指现汇）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自由进行买卖。——第307页。」）。
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
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
（四）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
该调出的物资，必须按国家计划调出。
全国建设的进度，必须有先有后，有重有轻，按全国计划办事。
我讲的意见就是这些。再稍微加几句。报纸上登全国有四十亿美元的顺差，所有权是属于中国银行的，使用权是属于地方的和各部门的，地方的三十亿，各部的十亿。各地各部自己的都可以使用，但是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实际上，这些外汇属于周转外汇，而且中央已经在使用了。我希望一九八五年能达到一百二十亿美元的周转外汇，增加两倍。我们这个国家，有一百二十亿的外汇作为周转资金，很有必要。我讲的这些话，都是“北京话”。地方的同志说北京人讲“北京话”，我是上海人，但话属于“北京话”。有的同志讲，紫阳(185)同志到了北京以后，讲“北京话”了。我看这是确实的，因为紫阳同志是管全国的。我是老北京，一开国就在中央工作，我这个“北京话”合乎全国的利益。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已经讲了一次（注「见本书《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一文（第305—308页）。——第309、311页。」）。农业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仍然要坚持上述原则，不能例外，如郊区要计划种菜，养猪要派任务，种烟叶的亩数不能增加了，粮食播种面积不能减少了。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但国家只有那么多钱，这里摆多少，那里摆多少，都要有一个计划。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可以改善，但改善的幅度要很好研究。还是那句话：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只要把握住这一条就好。
首钢的经验，我看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企业里头，应该是有计划的。产品有没有销路，原料从哪里来，都计算好了，才经营得好。我们过去不讲究这一套，有没有销路不管，原料从哪里来心中没有数，一进一出都不是按计划的。就这点讲，资本主义企业里头相当有计划，没有计划的话，那就不行。经委这个机关，要把生产组织好。从工作来说，企业是一层，经委是一层，计委也是一层。计委管全国大的计划，经委管各个部门的协调。有些事情可以包给企业，哪些包，哪些不包，规定要具体、恰当。上层机构要有人专心考虑大问题。我过去讲，“瓜皮帽，水烟袋”（注「见陈云《要使用资方人员》（《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原文是：“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比如什么货缺，应该什么时候进什么货。”——第310页。」），旧商人中有一种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现在的经济机关，不大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计委就是要管这样的事情，有先有后，有重有轻。哪是重点，哪是轻点；哪些先办，哪些后办，这些问题计委要考虑。
我那个关于经济问题的第一本书（注「指一九八○年内部发行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年）》。这些文稿，现已收入本书。——第310页。」）的时间，是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书记处研究室最近又编了一本（注「指一九八二年内部发行的《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一九八四年七月，改书名为《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10页。」），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在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所以许多观点讲得更充分一点。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的观点，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我从东北进关的时候，有些同志问我，进关以后怎么干？我说，安下地盘试一试。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在经济战线上进行了三大“战役”：统一经济，稳定物价；统购统销；社会主义改造，从低级形成到最后完成。
计划订得不够完备，有些部门、地方、企业不坚决执行国家计划，这两方面都要注意。至于说分散，现在大部分还是分散在地方、企业里，还在公家手里头，可以年年搞一点国库券。中央财政要想办法向地方收点税。
现在计划不受欢迎啊！所以今天大年初一，我就找计委几位主要负责同志来谈一谈这件事。计委放空炮行不行？还是要脚踏实地呀！过去的经验不要忘掉了。过去要计委定多高的速度就能定多高，要百分之十就定百分之十，要百分之二十就定百分之二十。这怎么行呢！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计委的工作难做呀！去年十二月我讲了那四点（注「见本书《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一文（第305—308页）。——第309、311页。」），主要强调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还有，现在搞特区（注「参见本书注[198]。——第306、311页。」），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
*注「这是陈云同志同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同志座谈时的谈话。」
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
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
这两份材料（注「指北京航空学院一位党员教师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的信和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调查组对中年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第312页。」）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我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的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着手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
据中组部了解，三十五岁至五十岁的中专以上毕业生有四百八十万人，如果分两年提高他们的工资，今年大约需要拿出七八亿元，今后一段时间每年也就是十二三亿元。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我们基本建设每年要用五百多亿元，为什么不可以用十几亿元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是解放后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是今天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工作主要要靠他们做。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应该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生产、科研、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日本、西德在战后所以恢复得那么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存了一批骨干，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因此，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划得来的，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
此事建议责成中央书记处来抓。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的一封信。」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
我完全同意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向这次大会（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会上，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叶剑英、陈云作了重要发言，李先念致闭幕词。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到本世纪末争取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同时提出了全党要力争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和党风的根本好转的任务。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14、318、354页。」）作的报告，完全同意党章修改草案，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完全同意叶剑英（注「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八三年辞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九八四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副主席。——第三产业42、269、314、341、379页。」）同志的讲话。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备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第239、275、293、314、320、336、380页。」），拨正了航向，又经过十一届四中（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即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增选了赵紫阳、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314页。」）、五中（注「这里所说的五中全会，指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审议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并决定印发全党讨论。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全会不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第242、300、314、324页。」）、六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即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改选和增选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仲勋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314页。」），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走上了正确的、健康发展的轨道。
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相当长时间以来就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问题，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每一个老同志，都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因此，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老干部要陆续从领导班子中退出。
在不久以前进行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机构改革中，一些老同志退出了第一线领导岗位。在最近召开的十一届七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即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全会决定，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第315页。」）上，又有许多老同志表示要退出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些领导岗位。这说明，我们的老干部是有高度革命责任感的。
老干部退出了第一线，革命是不是就到头了呢？并没有。无论是退到第二线做自己力所能力的工作，还是离休、退休，都要支持中青年干部的工作，担负起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的任务。老干部只有完成了这项任务，才算对党和革命事业尽了最后一把力。
另外，既然是干部队伍青黄不接，老同志就不可能一下子都从领导班子中退出。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有些老同志暂时还要留在第一线。但是，对于这些同志来说，主要的精力也不应该再用来处理日常的繁重工作，而应该用来搞好传帮带，在重大问题上出出主意，把把关。
要解决干部队伍交接班的问题，就要提拔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对于这个问题，我要讲两句话。
一句话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而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
为什么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呢？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级领导班子中退出的大批老干部的工作都能有人接替；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有较大的选择余地，以便把班交给确实可靠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那些兴风作浪的分子在今后闹不起大乱子。
为了做到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我们必须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他们，不要只看到他们现在还缺乏经验。当然，中青年干部没有老干部那样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我们应该问一问，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把中青年干部放到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锻炼三年五载，十年八年，他们就一定可以取得经验，逐步成熟。另外，多设一些类似“助理”那样的职务，这样就可以减少提拔中青年干部到正式领导岗位上可能遇到的阻力，同时也便于党组织在正式任命他们之前，对他们的领导能力和组织才干有一个实际的考察。
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为什么一个也不能提拔呢？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为害国家，为害人民。
当然，我们要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犯有错误的中青年中，属于“三种人”的只是少数，多数是跟着跑的。对于跟着跑的人，只要他们真正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与“三种人”坚持划清了界限，而且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表现一直好，党就应该信任，和使用他们，并在工作中对他们继续加以考察和帮助。
我们还要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好的和基本好的中青年有的是，我们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应该主要从他们中间挑选。
除了这“三种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
总之，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
我相信，只要把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解决好，我们党的事业就一定会后继有人。
*注「本文原载一九八二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
实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战略目标的若干问题（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日）
实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战略目标的若干问题*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日）
党的十二大(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会上，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叶剑英、陈云作了重要发言，李先念致闭幕词。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到本世纪末争取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同时提出了全党要力争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和党风的根本好转的任务。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14、318、354页。」)提出，今后二十年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同时又指出，为了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为后十年经济振兴创造条件。“六五”(注「“六五”计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的简称。——第318、324页。」)是前十年的第一个五年，发展速度不能搞得太快。正如赵紫阳同志报告(注「指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第318页。」)所说，“六五”计划的主要特点是着重于提高经济效益。只要我们经过“六五”和“七五”两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把各方面的关系理顺，并且做好一些大骨干项目的前期工作，后十年的发展速度就可以搞得快一些，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就可以实现。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十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十年来办，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那末，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
为了给后十年比较快的发展创造条件，由中央适当集中一笔资金，加强能源、交通运输和科学、教育等薄弱环节，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大革命、大建设，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当然，地方上的小革命、小建设也要搞，但必须以大革命、大建设为主，这也就是局部服从全局。否则，不分大小，齐头并进，国家吃不消。赵紫阳同志报告中讲，大中型基建项目一律要由计委审批，计划外追加的大中型项目必须经过计委综合平衡后，报国务院审批。又讲，不论哪个地区和部门，如果突破固定资产投资的计划，都必须事前按照隶属关系报请上级批准，否则以违反财经纪律论处。这几条都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大革命、大建设取得胜利。只有把国家的大革命、大建设搞好了，各地的小革命、小建设才有切实的保障。
“六五”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我看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过去一说要增加多少产量，就要新建多少厂，这个办法不一定好。现有企业要提高折旧率，加快设备更新，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这在多数情况下，比建新厂效益高。上海老企业多，应该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现在一些轻纺企业在上海开花，在外地结果，反过来进入上海市场，挤上海的产品。这是好事，不要用行政措施去阻挡，上海要接受这个挑战，迎上去和它们竞争。办法就是加强技术改造，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另外，要有若干个大企业，能灵活地搞小批量生产，增加花色品种，使产品迅速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
我们有些地方是大少爷办企业，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利润概念。不过，这一套我们总是会学会的。这几年就比过去搞得好，比“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搞得好。搞经济工作，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利润概念，是不行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就是速度。最快的速度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第239、275、293、314、320、336、380页。」)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群众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过。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注「这是陈云同志同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谈话的要点。」
同革命烈士子女的谈话（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三日）
同革命烈士子女的谈话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三日）
今天是春节。中国有句老话：“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注「指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和刘伯坚等革命烈士。——第321页。」）就是我们党的亲人，是我们民族的亲人。所以，今天把你们请来，共度春节。
你们的父亲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参加革命比我早，是我的老前辈，其中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他们有的是被敌人逮捕杀害的，有的是在作战时牺牲的，死的时候都很年轻。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也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你们中间有的是科学技术人员，有的是新闻工作者，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干部，都在不同的岗位为党和人民工作着。我看到你们的健康成长，非常高兴。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都很好，你们要和周围的同志一道，爱护这个好的形势，发展这个好的形势，为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培训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干部（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培训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干部*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看了你们在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注「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于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至三月二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研究了全国党校的教育改革问题，使党校由轮训干部为主转向以培训干部为主，逐步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第322页。」）上的讲话，同意讲话中的基本精神。很好地培训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骨干，是党校的迫切任务。希望这次会议着重讨论解决这个问题。党校学员既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以此作为主课，又要学习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必要的专业知识，以提高领导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王震、蒋南翔同志的一封信。当时王震、蒋南翔同志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和副校长。」
现代化建设和接班人培养问题（一九八三年六月三十日）
现代化建设和接班人培养问题*
（一九八三年六月三十日）
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这几年人民群众的生活比过去有了较大的改善，今后也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但是，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增长的幅度。工资也好，奖金也好，对农民的补贴也好，都要有一定的限度。
还是那句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
第二，建设要有重点。财力物力只有那么多，不分轻重缓急，大家一齐上，你挤我，我挤你，势必因小失大，处处被动。
什么是重点？现在看，农业、能源、交通是重点，一批骨干企业的建设和改造是重点、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防治以及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等等也是重点。这些是从整个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考虑的。重点只能由中央根据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经过综合平衡来确定。
重点确定之后，就要动员全党全民集中财力物力保重点。这几年，有些地方和部门打乱仗，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乱涨价，乱摊派，乱发奖金，把资金分散了。中央手里的钱，除去行政、科研、文教、国防的经常费用，剩下的可以说办不了什么大事。什么几个核电站，什么三峡工程，什么增加港口、铁路，通通办不成就是了。所以，这次有劳在座的“各路诸侯”跑一趟，把口袋里的钱再拿一些出来，并说服企业、部门的干部和工人、农民从全局和长远观点看问题，大家一齐来支援重点建设，支援骨干项目否则，像现在这样下去，四化没有希望。
第三，从“六五”（注「“六五”计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的简称。——第318、324页。」）计划开始到二○○○年的二十年时间里，我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要翻两番（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确定中国经济建设翻两番的总目标时，是用工农业总产值计算的。由于国际上通常使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生产总成果，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从一九八五年起，中共中央在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奋斗目标时，开始正式用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第324页。」），这是党的十二大确定的目标，全党必须为之奋斗。但是，翻两番只能翻好，不能翻乱。这二十年时间必须分两步走，前十年只能是打基础，速度不能搞得太快。而且，要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否则，就会翻乱。
第四，我们搞革命、搞建设搞得热热闹闹，切莫忘了要后继有人。现在，我们党的第二梯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第三梯队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数量。今后全党要努力把第三梯队建设好。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注「这里所说的五中全会，指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审议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并决定印发全党讨论。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全会不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第242、300、314、324页。」）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以后，为中央政治局和常委担负了大量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开国初期，我们进行了土改（注「土改即土地改革，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36、324页。」）农业合作化（注「农业合作化是土地改革后，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逐步把农业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农村中，即出现了实行劳动协作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使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广大农村得到普遍发展，。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十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随即出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浪潮。一九五六年底，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15、324页。」）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注「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等形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在企业中占有相当股权，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企业利润资方所得大体占四分之一，其他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这样就使企业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确定把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一九五五年底至一九五六年初，全国范围内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形成迅猛发展的浪潮。到一九五六年底，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1、324页。」）建设了我国自己的工业基础。但是，那时在经济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没有能够经过试验，摸索出一套更为合理、更为完善的办法。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业生产上逐步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收到了明显效果。现在，工商业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和各种责任制的试验。我相信，这些试验也是一定可以逐步取得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