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

第二，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钢铁、煤炭、电力、机械、运输这些重点的生产和建设，是必须加以保证的，但是，对于石油、化工、重要建筑材料和市场迫切需要的轻工业品，也应该切实加以照顾。否则，不仅国民经济各部门不能互相协调地向前发展，而且重点本身的发展也难以得到可靠的保证。总之，我们必须依据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办事。

第三，既要照顾明年又要照顾长远。当前的生产和建设是重要的，决不能忽视。但是，也不能只顾眼前，不顾将来。例如，大中型钢材轧机，管材、板材轧机，是解决钢材品种所必需的，应该加以保证。又如，武汉、包头、太原、石景山（注「石景山钢铁厂——即今首都钢铁公司的前身。——第137页。」）四个钢铁厂今年建设的四大高炉，是提高生铁产量所必需的，也要保证提早建成。如果冶金部目前分配到的钢材比较少，用于重要轧钢机和四大高炉配套的钢材同其他方面所需要的钢材发生矛盾，两者不能兼顾的时候，为长远打算，宁愿暂时削减后者，保证前者。此外，主焦煤（注「主焦煤——是供炼焦用的一种烟煤。——第138页。」）新基地和江南煤炭新基地的建设，兰新铁路干线的建设，西北油田的开发，以及其他工业方面必不可少的原料，如合金钢原料和炭极原料等等的生产，都要进行长期的规划，现在就要加以安排，积极进行各项工作。

上面是我听了冶金部关于钢铁情况的汇报以后，向中央的第一次报告。我对工业的情况不熟悉，知道的不多，也还没有听其他工业部门的汇报，提出的意见是否适当，还没有很大把握。准备在听取各工业部和其他部门的汇报以后，再向主席、政治局和书记处作几次报告。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参加研究钢铁指标问题的多数同志的意见，把今年钢材生产的可靠指标，定在九百万吨，并以九百万吨钢材为分配给各部和各省市的数量，把将来超过九百万吨的数量作为奋斗和争取的目标。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九百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一千三百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今年究竟能够可靠地生产多少钢材和多少钢，议论是不一的，不令在北京如此，各省市的同志也有不同的意见。但就全局看来，为了安定生产秩序，为了使计划不再变动太多，我认为以九百万吨钢材来分配较为可靠。如果那个月生产超过了月定指标，我们第二个月就可将超过的部分再分下去，这样并不妨碍超产。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注「少奇——即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139、190、200页。」）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小高炉炼出的九百多万吨铁，目前含硫量超过冶金部规定千分之二标准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有的说至少有百分之五十。那就是说，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将有四五百万吨生铁含硫超过标准，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这是劳民伤财。现在应该想办法克服高硫状态。如果关键在洗煤，那就应该规定必须洗煤，并且明确定出含硫量的标准。凡是不洗煤的，就不要炼铁。我担心铁的质量如果不改进，铸造铁也铸造不成，炼钢也搞不到一千三百万吨。也就是说，搞不到九百万吨有用的钢材。洗煤去硫，是今后能否完成现在拟议的钢材指标的关键。

我希望同财经小组（注「这里所说的中央财经小组，是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组长陈云，副组长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组员李先念、黄克诚、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和赵尔陆。这个小组，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负责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第125、129、140页。」）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注「鹤寿——即王鹤寿，一九○九年生，河北唐县人。当时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冶金工业部部长。——第140页。」）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

因为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代表了相当多的一部分同志的看法，财经小组准备再一次研究他们的意见。遵照你的指示，多谋以求善断。

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

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

我说两个问题。

第一，进口粮食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立脚点，当然要摆在自给上面。但是，现在有进口两百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进来一些，我们也要。那末，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有些东西要出口，比如核桃、瓜子、红枣等，国内吃的就少了。我们现在究竟要顾哪一头？我看，要顾进口粮食这一头。如果顾那些零零碎碎的吃的东西，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还不如把这些有出口市场的东西都集结起来，换粮食进来。如果有四百万吨粮食进来，那我们今年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些了。明年、后年如果再多进一点，那我们就能够稍微有点存粮了。总之，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要有所得就会有所失。如果这也舍不得丢掉，那也舍不得丢掉，结果什么也得不到就是了。这和打仗的道理一样，两个拳头打不行，要一个拳头打。进口粮食这一条，我们现在大体上已经这样做了。这样做有没有危险？我看，再咬紧牙关搞几年，对我们有利。现在老百姓的布票已经减少得不像样子了。从前每人每年十八尺，不包括絮棉和针织品，现在都算在里头，实际上真正的布只有六尺，当然不像样子。但是，上次讨论进口粮食的时候，我们还是定下来每人再减少一尺布。每人减少一尺布，就可以多进口十亿斤粮食。五美元一匹布，七千万匹布就是三千五百万美元，恰好是买十亿斤麦子的钱。我看宁肯每人减少一尺布，多进口十亿斤粮食。这样做是错的还是对的呢？恐怕是对的，应该这样做。

第二，糕点问题。这看来是一件小事情，但却是一个能缓和人心的问题。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凭证供应，每个人买一份，有钱也不能多买，闲话就来了。江苏有一个资本家讲：“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上海有一个医生对党委书记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四百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按人口凭证分配，这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在战时则必须采取。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凭证分配的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我们现在出售糕点，就可以同时采取这两种办法。一种是便宜的，五角或者六角钱一斤，凭证供应。另外一种是高价的，你有钱就可以买。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外国也是这样的。我问了一些同志，伦敦在战时实行粮食配给，但饭馆还是开的，一个人只能吃一份，不要粮票。总之，网开一面好办事，不能都搞平均主义。这样，既可以使人们能吃到一些东西，增加一点热量，又可以多收回一点钞票。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一个大主意。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进口的糖和麦子。从古巴进口的糖，如果平均分配，每个人只能分到很少一点。我们中国有七万万张嘴巴，稍微张一张就差不多了。进口糖要集中使用到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方面。过去，这些地方规定，一个人一个月供应二两或者三两糖，如果能保持住这个供应标准，可以不变，但绝对不要再增加；有些地方因为糖很紧张，早已停止供应的，也就不要再恢复。现在要先把进口糖用于制作高级糖果和高级糕点。有了猪肉，也可以采取开馆子的办法，卖炒肉片、炒肉丝。进口的麦子，面粉可以做高级糕点，麸皮是养猪的好饲料。把卖高价糕点、炒肉片和养肥猪这些办法联系在一起，可以解决不少问题。总之，现在进口的糖也好，麦子也好，以后的猪肉也好，要集中使用在机动的方面，自由买卖的方面。

在商业工作人员里头要动员一番，提高高级糖果和高级糕点的质量。现在把做糕点的人搞到乡下去了，做出来的高级点心不像样子。我叫孩子在中南海排队买了一斤，所谓高级点心是什么东西呢？看不得就是了。从前是六角四分钱一斤，现在升级了，一斤四元五角。北京的高级糕点开市的前一天晚上，姚依林（注「姚依林（一九一七——一九九四）安徽贵池人。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七九年六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八五年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三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文化娱乐税条例》。一九六六年九月，经国务院批准，停止征收文化娱乐税。——第99页。」）同志到零售店去看样品，质量也是不好。对此，我有意见。因为拿来给我们看的样品有几十种，但到零售店里去看就不同了，比给我们看的差。就是说，做假样品给我们看。高级点心贵，但要贵得像个样子，做得好一点。所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以及其他城市，要把原先做糕点的人找回来。负责财贸工作的同志要认真检查一番。

在商业工作人员中，有些同志对卖高级糕点、高级糖果不放手，他们怕大家抢购，供应不上。这是因为我们对情况不清楚。应该告诉他们，现在可以敞开来卖，不要怕抢购。我算了一下，把一万吨糖做成高级糖果，平均五块钱一斤，就是一亿人民币。有人怕资本家抢购。全国资本家一年的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和七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和《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在这两个文件中，对定息作了如下规定：企业在公私合营时期，不论盈亏，由国家按照企业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并依据统一规定的息率（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按季付给私股股东以股息。这种定息办法，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实行，原定七年，后又延长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实行。——第2、35、144页。」）是多少呢？最多是一亿元。如果他们把所有的定息都拿出来买糖果，那很好，一万吨糖果拿出去，一亿元钞票就回笼了。我们手里有多少糖呢？已经到货的就有十几万吨，在路上的还有二十几万吨，第二季度还有三十万吨。这是可以靠得住的。所以，不要怕，敞开来卖就是了。也不要怕高级知识分子抢购。高级知识分子最多二十万人，就算他每人买一百斤，也不过一万吨。再就是五千万职工。五块钱一斤糖果，他们是不能多买的。他们只有那么多钱，要养家活口，要吃饭。工资高的和工资低的职工，平均每人买一斤，就是了不得的事情。就算每人买一斤，也只有两万多吨。

有些同志被抢购吓怕了，他们没有计算一下我们的后备力量有多少，社会购买力有多少。从上面算的那笔帐来看，可以放大胆子敞开来卖。江苏那个资本家不是说“人民币不挂帅”了嘛，现在我们就请它“挂帅”，挂得越多越好，把钞票都挂过来。要动员商业工作人员，放大胆子，不要缩手缩脚。你越怕鬼，鬼越厉害。天津第一天卖了七万斤，第二天卖了八万斤，第三天就只卖了八千斤。开始买得多些，这是人们的心理作用，敞开来卖之后，情况就会改变，卖数一定会降下来。

现在百货公司的东西，这样也不能买，那样也不能买，什么都要凭证，自由买的东西都没有了。北京也是一样。这不行。要摆出几样东西来卖。

将来，在一部分地区，我们与其提高粮食供应标准，不知让它经过糕点这个渠道出去比较好。当然，这只能是一部分地区，而不是全国。我们预备把将来可以增加的粮食供应量，大部用于糕点。现在一斤糕点，收六两粮票，等到我们的粮食有把握的时候，收的粮票可以慢慢地降下来。当然，在目前粮食不够的时候，还不行。但是，只要有办法，我主张减收一点粮票。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加速发展氮肥工业（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加速发展氮肥工业*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中央已经决定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列为工业支援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

为着实现这个重要任务，当前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做出决定。第一个问题，氮肥厂的规模是搞小型的，还是搞大型的？第二个问题，氮肥厂建设的部署，是把现在已经铺开的十几个点全部列入年度计划齐头并进，还是集中力量分批进行，每年建成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

今年四月四日到十日，在陈云同志召集的、中央化肥小组一些同志参加的杭州座谈会上，对这两个问题以及有关重要工作进行了详细研究，得出了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这三年内，氮肥厂的规模应该搞大型的，建设的部署应该是集中力量，每年建成年产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选择，而不做另外的选择呢？现在向中央报告一下我们讨论的意见。

关于氮肥厂的规模问题。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在化工部的技术指导下，开始建设了一批年产八百吨和年产二千吨合成氨的小型氮肥厂。到一九六○年底，年产八百吨的厂已经建成投产二十多个，其中五个生产比较正常；年产二千吨的厂已经建成投产七个，其中三个生产比较正常。当时曾经设想大量地、普遍地建设小型氮肥厂，是因为考虑到：小型氮肥厂需要的重要材料比较少，设备制造比较容易，省属机构厂就可以承担制造任务；适合农村分散的条件，易于满足各地方对氮肥的普遍需要，有利于调动各级地方以至某些人民公社发展化肥的积极性；建设的时间短，发展快。经过一年来实践的检验，证明这种设想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从最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即使八个生产比较正常的小型氮肥厂，由于设备的质量不好，技术操作很难掌握，事故比较多，现在生产也还不稳定，实际产量还未达到设计要求，而且原料和动力的消耗都很大。总之，小型氮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还没有过关。要完全过关，还得作很大的努力，需要一定的时间。

与小氮肥厂相反，年产二万五千吨或五万吨合成氨的大型氮肥厂，不论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都是成熟的。这样的大型厂现在全国共有六个，分别设在大连、南京、吉林、兰州、太原、成都。这些大厂都已经进行了比较长时间的生产，而且一直很正常。建设这类大型厂所需要的各种主要设备和配套设备，除个别以外，现在国内已经试制成功，并且正式生产。到一九六一年底，可以争取制成三套年产二万五千吨合成氨所需要的设备。

同时，大型氮肥厂可以节约劳动力，可以集中使用技术力量，产品质量好，生产成本低。在这些方面，大型厂比小型厂都要优越。

至于大型厂和中型厂的比较，后者在技术上也不如前者成熟。年产一万吨合成氨的中型厂，一九五九年底在北京建成并投入生产，但是直到现在，生产还不稳定，产量并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特别是由于氨加工的技术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氨的损耗比较大，而且成品容易分解，不易保存，因此，目前不能大量推广。

当然，小型氮肥厂有它的优点。但是，由于小型厂技术上还没有完全过关，还要继续试验，不断改进。在没有完全过关以前，不应该大量地、普遍地建设。

建设大型氮肥厂，年产五万吨的，一种是分两期建成，每期二万五千吨；另一种是一次建成。年产二万五千吨的厂和五万吨的厂，建设的时间都是二年到二年半。年产五万吨的厂一次建成，比第一期先建成二万五千吨，材料和设备只多三分之一，比同时建设两个二万五千吨的厂则少用三分之一。为了节约材料、设备，集中使用技术力量，争取时间，今后应该使年产五万吨合成氨的厂一次建成，既不要分作两期去建设，也不要分成两个厂去建设。

今后三年内，发展氮肥工业的计划安排，应该是分年分批建设年产五万吨合成氨的大型氮肥厂。

在研究氮肥厂规模的过程中，我们对于氮肥的品种问题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和研究。由于硫酸的资源和产量的限制，在某些地区硫酸根还容易破坏土壤结构，现在和将来都不宜于过多地生产硫酸铵。目前炭酸氢氨和尿素还在小规模试生产阶段，也不能大量推广。因此，我们认为，在今后两三年内应该主要生产硝酸铵。

关于氮肥厂建设的部署问题。

一九五八年以来，全国各地先后开始了十几个大型氮肥厂的建设。由于布点多，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到现在还没有建成一个。这些项目，大部分没有列入今年的计划，不能继续建设。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必须尽可能加快氮肥工业的发展。对于这一点，大家的认识都是一致的。问题是，在氮肥厂的建设部署上，多大的规模才既是积极的，又是可靠的。年产五万吨合成氨厂的建设，从开工到建成，约需二年到二年半。鉴于过去搞多了都完不成的教训，我们认为，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这三年内，以分别建成四个到五个年产五万吨合成氨的厂为合适。具体说来，一九六二年除了完成上年国家计划安排的建设项目以外，开始新建四个；一九六三年在完成一九六二年建设的四个厂的同时，开始新建五个；同样，一九六四年要完成这五个厂的建设，同时再开始新建五个。这样，从一九六三年起，每年建设的规模，包括续建和新建的在内，共有八个到十个厂，即每年共有四十万吨到五十万吨规模的合成氨厂的建设同时交错进行。每年建设完工并投入生产的合成氨厂，共有生产能力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吨。如果正常地进行生产，每年就可以生产四十多万吨到五十多万吨的硝酸铵（一吨合成氨可以制成二吨多硝酸铵），即相当于八十万吨到一百万吨的硫酸铵（一吨合成氨可以制成近四吨硫酸铵）。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每年增加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规模已经是很大的了。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年十一年中，共建成合成氨的生产能力五十一万吨。其中，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增加十四万五千吨，平均每年一万八千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增加三十六万五千吨，平均每年十二万二千吨。而今年几年，每年将增加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吨，等于过去十一年每年平均增长量的四到五倍。同解放前比较，更不可同日而语（解放前合成氨最高的生产能力是五万吨）。

今后三年氮肥建设的规模能不能更大一些呢？在目前条件下，不能更大。氮肥工业的发展尽可能快些，使农业生产有较快的发展速度，这是完全必要的。每年增加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已经比其他工业走快了很大的一步。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用挤掉其他部门的建设的办法，来加快氮肥工业的建设，而必须在整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全面安排的基础上，正确部署氮肥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建设。在投资分配、材料安排和设备制造上，既要照顾氮肥工业建设的需要，又要照顾其他部门建设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跟，在巩固的阵地上前进，使氮肥工业的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应该指出，就是按照上述的规模来建设氮肥工业，也必须做极大的努力。能否全部如期建成，还需要几年的实践，才能做出判断。

按照这样的规模来进行建设，应该怎样布点呢？我们认为，应该尽先在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和粮食的高产区布点，然后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区布点。这样布点，就要把经济作物的分散产区和粮食的一般产区的氮肥工业建设加以推迟，即使是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和粮食的高产区，也要分成若干步骤来进行。这同全国各地都希望普遍地发展氮肥工业的要求，是有矛盾的。但是，按照现在材料、设备和技术力量等条件，我们只能这样做。过去的经验证明，如果实行与此相反的办法，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势必把有限的材料、设备和技术力量分散使用，使建设期限拖得很长，不能按期形成生产能力，甚至造成很大的浪费。实行集中力量、分散建设的方法，正是为了避免上述缺点，大大加快建设速度。

以上是我们经过研究和比较以后得出的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一些方针性的意见。

为贯彻执行上述方针，争取大型氮肥厂建设计划的全部完成，建议采取如下几条重要措施：

第一，进口重要材料。建设一个年产五万吨合成氨的厂，包括自备电站、自备焦炉、硝酸铵加工设备等在内，需要各种重要金属材料共约一万吨。这些材料，目前国内生产不足，或者不能生产，必须从国外购进，应该列入国家年度进口计划，并确实保证所需要的外汇。这是能否完成今后三年氮肥厂建设的关键。据化工部计算，一个年产五万吨合成氢厂需要的重要材料，约需外汇三百二十万美元，五个厂共需一千六百万美元。进口这些重要材料建设氮肥厂，比进口粮食有利得多。三百二十万美元只能购买四万五千吨粮食，很快就吃完了。而用来购买重要材料建设一个年产五万吨的合成氨厂，生产的化肥每年可以增产粮食五六十万吨。为了组织这些重要材料的进口，建议由化工部、一机部（注「这里所说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机部），是一九五八年二月成立的。参见本书注[46]。——第111、152、212页。」）、外贸部成立专门的进口小组，决定进口的详细货单，并进行其他各种准备工作，争取于五月底六月初派人出国订货，根据品种规格成套分批定足。进口重要材料的数量，除保证本年度的需要外，要逐步做到有一年的储备。这些进口的材料，由化工部设立专门仓库保管，保证专材专用，以便氮肥厂的设备制造和建设工程能够按计划进行。

第二，定点制造设备。为保证氮肥厂设备的正常生产和成套供应，过去制造氮肥专用设备的工厂，应该继续担任原定的制造任务，同时必须由一机部指定一批工厂，给氮肥厂制造通用设备（如制氧机、冷冻机、鼓风机、阀门等）和各种电气设备。所谓定点制造，并不是要求这些制造厂今后只生产氮肥厂所需要的设备，不能为其他工业部门制造设备。这些工厂为其他工业部门制造专用设备的任务，仍应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只是要把制造氮肥设备的任务，在这些工厂中固定下来，避免现在存在的氮肥厂所需要的通用设备不能保证供应或者不能如期供应的现象。在定点制造以后，化工部和一机部负责供应专项材料，制造厂就可以按期完成生产任务，保证供应，并不断地提高质量。另外，原来由三机部（注「三机部——即第三机械工业部，是当时国务院设立的一个部。一九六○年九月成立。一九八二年五月改名为航空工业部。——第152页。」）所属工厂承担的制造氮肥设备的任务，仍应由三机部继续承担，几年内不变。

第三，成套供应氮肥设备。氮肥设备种类多、数量大，协作关系很复杂。为了保证氮肥厂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按照大型合成氨厂设计文件中的设备清单，组织设备的成套生产和成套供应。同时，必须扩大氮肥设备的成套供应的范围，即除了要保证氮肥主要生产设备和全部辅助车间的设备能够成套供应以外，还要保证有关的洗煤、炼焦、电站、交通运输和公用工程等所需要的设备，都能够成套供应。建议国家计委把大型氮肥厂设计文件中所规定的全部成套设备列入计划，由一机部成套总局负责保证供应。氮肥设备的配套产品，凡不属于国家和有关部统一分配的机电产品，以及需要向市场采购的五金、电气器材（所谓三类物资），应由物资总局、商业部分别成立专门机构，负责供应。在氮肥设备实行全部成套供应，并把这些供应关系固定下来以后，大型氮肥厂的建设单位可以不再参加全国机电产品的订货会议。

第四，保证国内材料的供应。建设一个年产五万吨合成氨厂所需要的各种金属材料共约三万多吨，其中由国外进口的将近一万吨，由国内生产供应的约二万多吨。这些国内生产的材料，应该由一机部和化工部按照每年氮肥厂建设的需要，计算数量，经国家计委核定分配指标，列入年度计划，确保供应。制造设备的材料要提前半年预拨，专料专用，直拨到厂，以便尽早制造设备。供应的材料，特别是铸造生铁，必须是合乎规格的，以保证设备的质量。

第五，消除配套设备制造中的薄弱环节。全国对制氧机、冷冻机、压缩机、高压阀门、中压阀门、大电动机的需要量很大，但是产量少，供不应求。这是目前机械制造工业中的薄弱环节。为了不致因为保证氮肥厂建设的需要，而使其他部门的建设受到影响，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包括扩建原有企业和加强新产品的试制，在两三年内提高这些设备的制造能力。这一工作，由一机部提出具体方案，报请国家计委审查批准后实施。

第六，严格遵守基本建设程序。今后建设大型氮肥厂，除了做好设计计划任务书、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以外，必须按照先材料、再设备、后土建的次序进行。这就是说，首先必须组织好重要材料的进口和国内材料的供应；在材料供应完全落实的基础上，组织设备的制造和成套供应；然后，再安排工厂建设进度，组织土建施工。根据过去的经验，这样做，不但不会推延建设时间，反而会加快进度，保证工程质量。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中央化肥小组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做好外贸工作（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

做好外贸工作*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

农产品的收购松一点比紧一点好

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总是想多收购一些农产品。但是，由于收购过头，给农民留得太少，最后农民不愿意生产，反而收不到东西。结果出口和城市供应都大为减少。经过几年的反复经验证明，农产品的收购，松一点比紧一点好。这就是说，我们宁可少购一些，给农民多留一些。例如，农民养一只母鸡，一年产蛋五六斤，只收购一两斤；养两头肥猪，只收购一头。这样，农民高兴，就愿意多生产了。“肥水不落外人田。”东西生产多了，事情就好办。现在农民还很穷，多给农民留一些，其实农民也舍不得吃，还是要卖的。放宽一些，东西反而会多起来。油料也可以考虑采取这个办法。现在的毛病是卡得过死，种类越统越多，东西越收越少，搞得活一些，生产发展了，收购上来的东西自然就会多起来。

希望同志们特别注意农产品的生产、收购和出口。我们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打开销路不容易，出口数量有一定限度。农产品则不同，港澳同胞和东南亚华侨，都爱吃爱用祖国的农副土特产品，销路比较有保证，而且这些产品生产周期短，见效快，可以争取多出口。

搞好外贸和稳定国内市场

现在各地都在想办法把市场供应搞得好一点，这是很必要的。但是，外贸也不能放松。能出口的东西要尽量出口，先搞好外贸这一头。当然，国内市场也要留一些，保证城市最必需的供应。收购农产品，手不要太狠，要注意改善农民生活，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几年来，城市人口增加三千多万人，工资总额从一九五六年的一百三十七亿元，增加到现在的二百六十三亿元。另一方面，经过连续两年的灾害，农业和轻工业生产都下降很多，因此，在社会购买力和物资可供量之间就出现了很大的差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出售高价糖果糕点等，但是这些都是临时性的办法。根本的办法，还在于增加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减少城市人口，压缩购买力。解决这个问题要有一个过程，大体上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解决国内市场供应问题的次序，是先吃后穿。吃的方面，先粮食后副食品。等到购买力和物资可供量之间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时候，可以进口一批原料制成日用工业品投入市场。那时，除了粮、油、布少数几种东西外，其他商品都可敞开供应，不收票证。我看这是有可能的。

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进口粮食，就要下定决心拿出东西来出口，先国外，后国内。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总之，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市场上其他商品少了当然不好看，现在已经不好看了，百货公司实际上是商品陈列所，很多东西都凭票证，只有文具、化妆品和小商品可以自由买。但是比较起来，还是粮食重要得多。

建立出口商品基地

出口商品都应该有生产基地，哪一种农产品固定在哪几个县生产，哪一种工业品固定在哪几个工厂生产，这几个县和这几个工厂就是某些出口商品的基地。

生产什么就出口什么，从资源有无的意义上讲是对的。比如说我们生产钨砂，就可以出口钨砂；如果某种产品我们不能生产，那就不能出口。这是从数量较大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地位的产品来说的，至于一般商品就不能这样说了。在国际市场上做生意，不只是我们一家，而是有许多家。在彼此竞争中，哪一种商品质量好，价格便宜，那一种商品就有销路。做生意的要在竞争中取胜，只能听从顾客的需要，不能由生产单位主观决定。为了多出口，就必须根据国际市场的要求组织生产，搞好出口商品的基地。

不论出口的或内销的商品，只要是名牌货，过去都有自己的基地。全聚德（注「全聚德——指北京全聚德烤鸭店。——第158页。」）的烤鸭，东来顺（注「东来顺——指北京东来顺饭庄。——第158页。」）的涮羊肉，张小泉（注「张小泉——指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现扩大为张小泉剪刀刀具公司。——第158页。」）的剪刀，苏州的檀香扇，杭州的绸伞等等，都有比较固定的原料供应的基地。基地出产的东西，生产稳定，产量大，质量好，成本低。我们现在把这一套都打乱平分，是不合乎经济原则的。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如不迅速恢复，出口就做不到既经济又稳定。如一只特别品种的鸡换三块美元，能买一百斤粮食，这就叫经济；许多人喜欢吃这种鸡，有销路，这就叫稳定。要保证出口，就一定要搞商品基地。

我们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把出口商品基地搞起来。凡是总值在二三十万美元以上的出口商品，生产多少，出口多少，留下内销多少，原材料如何供应等，都要逐项讨论，并且开专业会议进行安排，每一项都要有着落。同时，还要研究和实行产销直接挂钩，组织外贸部门同人民公社或者工厂直接挂钩。

我们的出口商品一定要保证质量，对外国做生意不能出门不认货，要包换包退，建立信用。要树立这样的硬牌子。过去的商人为了创牌子，建立商品信誉，开始赔本也卖。现在我们有些商品不合规格，质量又差，在国际市场上名誉不好。因此，对出口的商品，一定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不合标准的一律不准出口。这样做，不仅今后三四年有好处，而且从长远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只有这样，我们的出口贸易才能巩固和发展。

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帐。同时，也要算小帐。不能只想做大生意，只是大进大出，而要该大则大，该小则小。总之，无论外贸内贸，都要像个做买卖的样子。现在我们的国营商店好象“阎王老子开酒店”，谁敢进来？这种“官商”习气非去掉不可！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外贸专业会议上的讲话。」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我谈谈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的问题。

为什么要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呢？

今天是五月三十一日，再过一个月这个粮食年度（注「指粮食年度，它是计算粮食的购、销、调、存所使用的全国统一的年度。当时规定的粮食年度，是从本年七月一日起下年六月底止。后来改为从本年四月一日起到下年三月底止。——第69、125、160、183、194页。」）就结束了。如果将农村的情况估计一下，我认为这个年度比上个年度要好一点。这个年度内，党中央和毛主席抓了“十二条”（注「“十二条”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全文共十二条。信中指出，必须坚决反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和认真执行劳逸结合等。这对当时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困难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第160、198页。」），随后又有“六十条”（注「“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对于纠正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第160、185、198页。」），农村的情况逐渐好转。这次会议（注「指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研究了调整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工作的问题，修改并通过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等重要文件。为了调整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会议决定实行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政策。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提出的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与处罚等四个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和手工业的问题，制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第160页。」）进一步解决了一些政策问题，我看下一年度会比今年更好些。农业是会增产的，增产的速度也许不是很高，但无论如何是会增产的，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了。

农村的情况好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也在好转。但是，现在看，国家掌握的粮食，明年度将比今年度还要紧张，因为库存减少了。假如今年度各省、自治区上缴的公购粮（注「公购粮——指公粮和统购粮。——第160页。」）有一百一十六亿斤，明年度可能下降为八十四亿斤。为什么呢？今年度各地上缴的粮食能达到一百一十六亿斤，是因为挖了一部分库存，而明年度就没有什么库存好挖了。

要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有四条：

一、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这就是贯彻执行“十二条”和“六十条”，再加这次会议定的四条（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注「平调退赔——是坚决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彻底进行退赔的简称。一平二调是一九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发生的“共产风”的主要内容。“平”，指搞平均主义，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否认按劳分配原则。“调”，主要指县社两级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否认等价交换原则。一平二调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第161、170页。」）、平反（注「这里所说的平反，指当时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该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第161页。」）与处罚（注「这里所说的处罚，指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要给以必要的处罚。——第161页。」）。这是重要的。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

二、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这一条也很重要。但是因为化肥、拖拉机、排灌机械等不可能一下子增产很多，所以这一措施不是短时间可以见效的。

三、进口粮食。进口粮食很有必要，但从目前情况看，超过一百亿斤有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外汇，也没有那么大的运输力量。

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

以上四条，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三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非采取不可。

现在的问题，实质是这样：城市人口如果不下乡，就只好再挖农民的口粮。现在全国在讨论贯彻“十二条”和“六十条”，但是，如果粮食征购任务不减少，“十二条”和“六十条”就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因为农民最后还是要看我们征购多少。如果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那末，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会高。所以，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城市人口下乡，为什么必要呢？我们从历史上看一看就会懂得。建国以来，出现过四次粮食供应比较严重的紧张状况。这四次当中，有三次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产生的，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还有一次是由于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的。下面说一说这四次紧张的具体情况。

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这年十月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在这以前，是依靠公粮过日子，每年征三百亿斤至四百亿斤公粮，就可以稳定市场。一九五三年国家征的公粮加上买农民的余粮，共八百三十亿斤，还不能保证市场的供应。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城市人口不过六千一百万。从下半年起，准备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政府的机构扩大了，基建队伍和企业职工都增加了，到一九五三年城市人口就增加到七千八百万，一下子增加了一千七百万人。这样，再靠农民缴公粮和卖余粮来维持市场供应就不行了。

第二次是一九五四年。这一年闹了大水灾，粮食减产。那年冬天粮食工作上（首先是我）有错误，购的多了，比上一年多购了七十亿斤，使征购总数达到了九百零二亿斤。一是灾荒，二是工作上的错误，结果搞得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家家谈粮食，户户谈统购”。

第三次是一九五七年。这次粮食供应紧张没有表面化，要对统计数字仔细分析一下，才能看得出来，就是粮食库存减少了。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粮食库存都是增加的。由于一九五六年城市人口增加过多，到一九五七年六月底，库存粮食从原来的四百二十七亿斤，下降到三百六十四亿斤，减少六十三亿斤，其原因是征购的粮食数量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城市人口的规模了。当时这个问题没有表面化，是因为那时库存粮食比较多。

第四次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两年征购得多，但是销售得更多。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从一九五七年的九千九百万人，增加到了现在的一亿三千万人。这样，就使粮食库存连年下降，到今年六月底可能下降到一百四十八亿斤，其中陈粮只有一百零一亿斤。

由此可见，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

当然，应该承认，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人已经来了，在城市里生活比农村好得多，再动员他们回去是很不容易的，搞不好要“打扁担”。我们要承认这一困难。

那末，不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行不行呢？不行。因为那样就会产生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

第一，会把粮食高产的队、社、县、专区（注「专县——指专区和县。专区——是省、自治区派出的专员公署所领导的区域。一九七○年专区改为地区，作为一缓政权。一九七八年后，除自治州外，又改为省、自治区的派出机构。一九八三年试行地、市合并，由市领导县的体制以来，有些地区行政单位撤销。——第76、163页。」）和省的积极性打下去。城市人口不下去，那么多人吃饭，势必向农村多要粮食。向灾区要吗？灾区没有，只能向高产的省、专区和县要，向高产的社、队要。向他们多要，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高产了不能多吃，只给留三百斤原粮，一年还可以，长期下去就不行。像黑龙江、杭嘉湖（注「杭嘉湖——指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三角地带，是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第163页。」）等商品粮产区，如果长期吃粮标准很低，他们增产的积极性就没有了，高产区会变成低产区。全国高产县并不多，浙江省有二十三个县，担负了全省征购粮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江苏省苏州专区六个县（注「指当时苏州专区所辖的吴县、常熟、太仓、昆山、吴江、江阴等六个县。一九八三年一月，常熟县改为常熟市（省辖，县级），江阴县划归无锡市。——第163页。」），征购十二亿斤稻谷，上缴中央和供应南京市的粮食，主要靠这个专区。把这些高产地区的积极性打下去，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第二，牲口要继续大量死亡。饲料粮留的少（大牲口八十斤，猪六十斤），牲口和人争粮，牲口是争不赢的，人会把饲料粮拿来吃掉，牲口势必继续大量死亡，这时农业的损失就太大了。因为现在农业生产主要还是靠畜力和粪肥，而不是靠机械和化肥。

第三，经济作物产量要继续下降。我们向农村征购的粮食多，销售的粮食少，农民吃不饱，管你棉花不棉花，管你发多少布票，为了吃饭，就会挤掉经济作物。要不挤经济作物，就得给粮食。比如说，要山东恢复种花生的面积并不困难，只要给五亿斤粮食，并且规定适当的价格，就可以了。不然的话，你说种经济作物是“政治任务”，农民就在地头上种一点，中间还是种粮食。这样，不仅城市市场不好维持，对整个农业的发展也很不利。你拿了农民的粮食，把什么东西给农民呢？老是给他高级糖果总不行吧，他还要穿衣服。所以，经济作物继续下降对于人民生活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很不利。

第四，粮食进口要增加。城市人口不下乡，一年要进口一百亿斤粮食，这个负担很重。我们前些年是出口粮食，外汇主要用来进口成套设备和重要工业原材料。现在，要把很大一部分外汇用在买粮食上，势必削减成套设备和重要工业原材料的进口，这就要大大影响国家工业建设。

总之，如果不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就会发生上述种种困难。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现在，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城市人口过多有困难，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也有困难。从全局来看，这两方面的困难相比，还是城市人口过多的困难更严重。我们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子。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

动员大批城市人口下乡，要有很大的决心。影响我们下这种决心的，可能有以下两点。

一是对农业恢复快慢的估计。如果认为农业可能很快恢复，人们就会说，既然很快就恢复了，何必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多此一举呢？对于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周总理已经作了分析，认为不能很快。农业生产即使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水平，粮食供应依然不能维持，至少要达到一九五八年的水平才行。要达到一九五八年的水平，即使从今年起每年增产两百亿斤到三百亿斤粮食，也要三四年。增产的手段，包括化肥、排灌机械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一下子增加很多？这个问题周总理也讲过了，我也摸了一下，不可能。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让很多人在城里吃着饭等待农业的发展呢，还是现在就下去？我看不能等待，应该现在就下去。

二是怕影响工业生产。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工业生产是不是会受很大影响？我看，会有点影响，但是不会大。不减人，工业生产也上不去，减了人，可能反而有好处。例如，今年煤炭、钢铁的生产，应该说我们是很努力了，但一月到五月，就是上不去。原材料不够是很大的问题。棉花少了，许多纺织厂就要停工。煤炭上不去，许多钢铁厂要停工。钢铁少了，许多机械工厂要停工。建筑材料和设备少了，许多基本建设项目也要停工。这说明，工业生产上得去上不去，目前不在于人多人少的问题。我也想过，停工待料、生产上不去这种现象，是不是到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可以结束，从明年一月一日起就大为改观？我看也不是这样。不能设想工业生产的困难局面一下子就可以好转。

现在先举煤炭生产的例子。去年做计划，规定今年第一季度日产原煤六十五万吨，第二季度七十万吨，第三季度八十五万吨。我曾经估计，二月份可能达到六十五吨，三月十五日以后可能达到六十五万吨。但是，现在是五月底，日产只有五十三万吨多一点。煤炭上不去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找煤炭部的几个同志谈过，也跟地方的一些同志谈过。他们告诉我，煤炭生产上不去，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一是开采与后备力量比例失调；二是大量设备失修，“带病”运转；三是工人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不够；四是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需要调整。这许多实际问题都必须解决，如果不解决，即使在两个月内把整风（注「这里所说的整风，指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进行的整风运动。目的是帮助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纯洁组织，以促进生产的发展。——第166页。」）搞好了，产量也还是上不去。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不是很快可以办到的。

说到煤炭的后备力量，前后、左右、上下都有问题。前后的问题，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掘进量要超过开采量，而现在则是相反，掘进没有后备力量。左右的问题，就是同时开几个巷道，这个巷道开完了，可以马上转到另外的巷道；如果这个巷道发生了事故，能够马上转到另外的巷道。现在的情况是，左面开采，右面没有准备新巷道，或者准备的很少。上下的问题，就是在开采上一层的时候，要为开采下一层做准备，以便这一层采完了，能够紧接着采下一层。老井向下延伸，开新井来代替采完了的老井，都可以叫上下。现在的问题是只顾眼前，在一个水平上开采，不顾长远，不预作准备。这里说的前后问题，两三个月可以解决；左右问题，五六个月可以解决；上下问题，则需要两三年的时间。至于现在煤炭工业中前后、左右、上下的问题各有多少，我还没有细摸。但是今后几个月，煤炭产量肯定上升不了很多，弄不好还会下降。这里还没有谈设备失修及其他影响生产的问题。

再看铁矿石的开采。这几年搞钢铁，主要搞了冶炼，没有很好注意铁矿的开采，也没有注意轧钢设备的制造。因为钢材少，制造的矿山设备也少，铁矿开采的机械化跟不上，开采方式很落后。冶金工业部系统，小土群（注「在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运动中，提出了“小（小型企业）、土（土办法）、群（群众路线）”和“小（小型企业）、洋（现代化生产方法）、群（群众路线）”的方针。这里所说的小土群和小洋群，就是指按照这种方针建设的企业。——第167页。」）矿山跟大洋群（注「大洋群——指采用现代化生产方法和实行群众路线方针的大型企业。——第167页。」）矿山大概各占一半。铁矿开采的机械化问题是很不容易解决的。过去我们搞小土群，用手工开采，搞了一点露头的矿石。现在露头矿开采完了，要采地下的，就要有基本建设，安装抽水、通风、提升等设备。过去铁矿石的运输，多半是靠人力，工具只有手推车。现在再要那样多人搞运输是不行的，这就要把手工劳动变成机械化作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贫矿要变富矿。现在是含铁量百分之三十的矿石也好，百分之四十的矿石也好，统统都用，费煤很多。要提高炉料的含铁量，就得把矿石磨碎，进行磁选，然后烧结成富矿。这样一个由露头变地下，由手工变机械，由贫矿变富矿的过程，即把小土群变成小洋群（注「在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运动中，提出了“小（小型企业）、土（土办法）、群（群众路线）”和“小（小型企业）、洋（现代化生产方法）、群（群众路线）”的方针。这里所说的小土群和小洋群，就是指按照这种方针建设的企业。——第167页。」），没有三年时间是不行的。

修铁路运矿石，也是个大问题。所谓开矿，无非是搬石头。光靠手推车推，那是不行的，势必要修铁路。离南京二十里有一个牛首山铁矿，是个很小的矿，就有一千三百工人，其中一千工人是在搬石头。河北龙烟铁矿（注「龙烟铁矿——位于河北省龙关县（今赤城县）和宣化县境内。——第167页。」）年产二百九十万吨矿石，矿下的铁轨就有三十万米。建设一个机械化的矿山，是要很长时间的。

此外，解决炼焦问题也需要一个时间。现在许多炼焦厂没有经过洗煤就炼焦，或者是用土法炼焦，用煤多，质量差。要洗煤，要把土法炼焦变为洋法，就要增加很多设备。

如果煤搞不了很多，钢铁搞不了很多，那末，轻工业生产也好，重工业生产也好，基本建设也好，都上不去。这几年，全国职工总共增加了二千五百多万人。新增加的，第一位是基本建设部门，增加了四百二十多万人；第二位是机械工业，增加了三百二十万人。如果钢铁工业上不去，基本建设也搞不了很多，其他部门没有原材料也难以有大的发展，生产企业和基建单位都不会有很多的活好做。我们又不能靠进口原村料，因为外汇买了粮食，所剩不多。从这几个方面看起来，我以为要调整工业也不是今年一年的事。现在实际上已经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有人无事做。纺织工业已经停了五百万纱锭，工人吃了饭无事做。食品工业三年来增加了五十五万人，可谓少矣，但也是很多人没事做。所以，动员大批工人下去搞农业，并不妨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也不妨碍工业改造和矿山改造。将来农村情况好转了，农民能够负担那么多粮食了，那时候再说嘛。

三年来我们招收职工二千五百多万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一亿三千万，现在看来，并不恰当。当时我们没有经验，而且把粮食产量估高了，认为工厂多搞一些，小一点土一点的也好，即使用人很多，只要把东西搞出来就好，就是这样招了很多人。采取手工或者半手工、半机械的方法来搞工业，可不可以呢？只要粮食能充分供应，在某一个时候，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不是不可以的。但是，要讲究经济效果。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粮食并不够，工业摊子铺得太大，用人又太多，人浮于事。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有人说，工人下乡，也一样要吃饭，不在这里吃，就要在那里吃。其实在城市吃饭和在乡下吃饭大不一样。究竟差别有多大？我看相当大。工人头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一百五十斤粮食，下去一千万人就是十五亿斤，两千万人就是三十亿斤。这是第一年的差别。更显著的差别还在第二年。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来家在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和分配了，加上自留地有收成了，他们就不要国家供应粮食了。这样，下乡一千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四十五亿斤，两千万人就是九十亿斤。

工人回乡会不会没有事情做？我看不会。农村里可做的事情很多，他东搞一点，西搞一点，总会生产一些东西出来。搞一点能够出口的东西也是可能的。农业的基本建设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如平整土地、修渠挖沟，加上精耕细作等等，总可以多增产一些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

上面的情况都说明，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我看，凡是近三年从农村来的，一般地都要动员他们回去。那里来的就回那里去。当然，全部回去可能会有困难，但大多数要回去。至于原来城市里的小商小贩以及资本家，就不必动员他们下乡了。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样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肯定是会收到显著的效果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青浦农村调查（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

青浦农村调查*

（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

六月下旬到七月上旬，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住了十五天，进行了农村调查。这里是我一九二七年做过农民运动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联系，情况比较熟悉。在我去之前，由薛暮桥（注「薛暮桥，一九○四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第170页。」）同志带了一个工作组先去调查了一个星期。工作组中有两位同志，是一九二七年和我同在此地做过农民运动的。农民知道我们，所以敢于讲话。我听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召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内容是：（一）公养猪，（二）私养猪，（三）农作物种植安排，（四）自留地，（五）平调退赔（注「平调退赔是坚决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彻底进行退赔的简称。一平二调是一九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发生的“共产风”的主要内容。“平”，指搞平均主义，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否认按劳分配原则。“调”，主要指县社两级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否认等价交换原则。一平二调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第161、170页。」），（六）农村商业，（七）公社工业和手工业，（八）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九）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十）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产。这些座谈会，有几次主要是向农民做调查，有几次是和公社党委交换意见。我自己还去农民家中跑了若干次，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农民对我们党有赞扬，也有批评。他们的意见和情绪，概括起来有四：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的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但是，他们认为在解放后，得到的好处不少，主要有五：一是分到土地后“好过年了”；二是荡田（注「荡田指地势低洼经常积水的农田。——第171页。」）淤高了（全公社共有耕地二万四千亩，其中荡田占七千亩）；三是电力灌溉多了（约占耕地面积百分之八十）；四是化肥多了（近两年每亩平均有三十斤）；五是虽然还受干部一点气，可是比国民党时好得多了。

此后，我又到杭州、苏州，找了与青浦情况相仿的嘉兴专区（注「嘉兴专区是当时浙江省的一个专区。一九七○年改为嘉兴地区。一九八三年撤销嘉兴地区，嘉兴市升为地级市，辖嘉善、平湖、海宁、海盐、桐乡等五个县。嘉兴县于一九八一年并入嘉兴市。——第171页。」）几个县（如嘉兴、嘉善）、苏州专区（注「苏州专区是当时江苏省的一个专区。一九七○年改为苏州地区。一九八三年撤销苏州地区，将吴县、吴江、昆山、太仓、沙洲等五个县划归苏州市。——第65、171页。」）几个县（如吴县、吴江、昆江）的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支部书记，研究了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也顺便问了养猪和自留地的情况。另外，又找了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萧山和无锡两县县委的同志，调查了种植情况，做了比较，研究了农作物种植安排上的有关问题。最后，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等三个问题，同上海市委、浙江省委、江苏省委交换了意见。现在把这三个问题的调查材料送阅，供参考。

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之一

目前在养猪问题上，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已经确定了，但对母猪公养或私养，还没有明确规定。这个问题需要迅速解决。根据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情况来说，目前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已经把肉猪下放给社员私养了，但大部分母猪仍然由公社、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公养。母猪是否应该下放给社员私养，许多公社仍然犹豫不决，等待观望。我们在小蒸人民公社亲自观察了全公社十五个养猪场中的十个，并召开了两次养猪问题座谈会以后，清楚地感到私养母猪养得好，产苗猪多，苗猪的成活率高。相反，公养母猪空怀多，流产多，苗猪死亡多。我们在嘉兴专区、苏州专区同若干个公社的干部谈话中，也得到了同样的印象。事实告诉我们，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

一、私养母猪养得好，产苗猪多

小蒸农民原来有养母猪的习惯，过去每十户中大约有三户养母猪。在公社化以前，二千四百农户共养母猪七百到八百头，全年产苗猪一万多头。苗猪一部分留下来养肉猪，一部分卖给邻近地区，换回饲料。在母猪实行公养以后，一九六○年全公社母猪增加到一千五百头，但只生了六千七百零四头苗猪，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四头半苗猪；而且死亡了五千九百九十三头，死亡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九。另外还有七百一十胎流产，损失了四千一百九十六头胎猪。在公社化前实行母猪私养时，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的死亡率只有百分之六。据饲养场的管理人员说，私养母猪几个人管一头，所以养得好；公养母猪一个人管几头（一个饲养员平均十头，加上种饲料和收集、搬运饲料的人员以及饲养场的管理人员，平均每人养四头），所以养不好。据养母猪有经验的农民说，他们养母猪，养得好赚钱多，养不好要亏本，所以对母猪像对产妇一样关心，对苗猪像对婴儿一样关心。他们举出母猪私养比公养有下列几条好处：

（一）喂食喂得好。按照不同时期母猪和奶猪的不同需要，供给饲料，有时多给吃精饲料，有时多给吃青饲料，有时让吃干一点，有时让吃稀一点。他们看着母猪、奶猪吃食，研究它们喜欢吃什么，如果有病不吃食也容易及早发现。公养猪喂食一般化，像开“大锅饭”，干稀一律，吃多吃少没有人管。

（二）垫圈垫得好。私养猪用青草垫圈，圈内清洁舒适，母猪、奶猪皮毛干净，不易得病。公养猪因无人割草，只用少量稻草垫圈，圈内都是水淋淋的，母猪、奶猪常常遍体泥浆，容易得病。

（三）母猪怀孕后注意保胎，不使它受惊。有的农民想方设法减少雷声、爆竹声对母猪的惊动，出肥时先把母猪赶到圈外，避免受惊。

（四）注意接生。发现母猪快要生产时，农民就睡在猪棚旁守护，生产时注意不让母猪压死苗猪。

（五）保护奶猪。对最后生下来的比较瘦弱的奶猪特别照顾，把它放在奶水最多的第三个奶头上吃奶。经过安排，奶猪就习惯于在固定的奶头上吃，大小长得比较均匀。

（六）夏天注意防暑，冬天注意保温。夏天在猪棚内垫些水草，母猪睡在上面比较清凉。冬天在猪棚内垫些干草，加上棚小，遮盖得好，容易保温。公养猪因为棚大，冬天很冷，苗猪怕冷，挤在稻草中或母猪腹下，易被母猪压死。

养母猪比养肉猪困难一些，有些同志怕农民养母猪养不好。据我们了解，愿意养母猪的，都是对养母猪比较有经验的农户。他们喂养母猪，总是不让母猪空怀、流产，力求生得多、活得多。因为饲养得当，一头私养母猪全年生产和养大的苗猪，至少比公养母猪多一倍以上。

二、无论母猪或者肉猪，私养比公养还有几个好处

（一）私养猪饲料比较充足。现在养猪不可能完全靠精饲料，必须搭配相当多的青饲料。在青饲料的供应上，私养猪比公养猪好得多。养猪农户可以利用辅助劳动力和工余时间去捞水草、割青草，把鲜嫩的给猪吃，老的垫圈。小蒸公社在宣布把大部分母猪和苗猪、肉猪下放给社员私养后，当天晚上和次日清早就有许多要求养猪的农户，争先出去捞水草、割青草，晒干贮存，准备作冬季的猪饲料。可见，国家供应同样多的精饲料，私养猪比公养猪可以吃得饱，吃得好。

（二）私养猪比公养猪长肉多。私养猪因为吃得好，睡得好，长肉比较快。一头肉猪平均每天可以长肉半斤，二十多斤的苗猪，养四五个月就能够长到一百斤上下。公养猪吃同样多的精饲料，一个月平均只能长五六斤。

（三）私养猪比公养猪积肥多。私养猪用大量青草垫圈，积肥多，肥料的质量也好。公养猪用少量稻草垫圈，积肥少，肥料的质量也差。私养母猪每头每年能出肥约二百担，公养母猪每头每年只能出肥一百担到一百二十担，按肥效计算只能抵六十担到八十担。

（四）私养猪可以利用辅助劳动力和工余时间。有辅助劳动力的农户，养肉猪不需要误工，养一头母猪全年只要少出工十到二十天。公养猪则要用整劳动力。小蒸公社每个整劳动力只能养四头母猪，或者养十头肉猪；公社和大队共养二千四百头猪（包括苗猪），就用了整劳动力约三百人，平均每人只养八头。

（五）私养猪节约稻草。公养猪煮饲料和垫圈，每头每天至少用稻草二斤，全年七担多，比一亩稻田所收的稻草（约六七百斤）还多一点。私养猪在做饭时附带煮猪食，割青草垫圈，所用稻草很少。

由于以上原因，私养猪能赚钱，公养猪要亏本。据农民计算，养一头母猪，一年生苗猪十二头到十六头，可以卖一百八十元到二百元。养一头肉猪，长到一百多斤出卖，可以卖三十元到四十元；一年养两头，可以卖六十元到八十元。公养猪大多亏本，去年小蒸公社公养猪亏本三万八千多元，平均每一农户要负担十六元，加上基本建设投资约七万元，损失更大。

我们也问了私养猪有什么缺点，干部提出下面两条：一是怕农民偷杀肉猪拿到黑市出卖，二是怕国家迫切需要肉猪上市的时候农民不肯出卖。但是，只要政策得当，加强管理，这两个缺点是可以避免的。同时，国家和集体也可以养一部分肉猪，来适应市场紧急需要。

三、母猪不下放就不能恢复和发展养猪业

把肉猪下放给社员私养，把母猪留着归公社、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公养，这是否可以说已经执行了公私并举而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呢？我们认为执行得不彻底，公养的比重还太大。理由有两条：

（一）粗看起来，母猪少，肉猪多，母猪公养，肉猪私养，就已经是私养为主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每一头公养母猪在正常的情况下，平均要带四五头奶猪；母猪和奶猪合计，在猪的圈存数中，一般要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如果母猪公养，加上苗猪和公猪，就有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半数上下仍然是公养。小蒸公社在今年六月底圈存猪三千七百二十头中，肉猪只占一千四百三十七头，还不到百分之四十，其余百分之六十全是母猪、公猪和苗猪。由于母猪大部分是公养，肉猪也仍有小部分是公养，所以小蒸公社六月底的圈存猪中，公养的仍占三分之二，私养的只占三分之一。上海市郊区十个县（注「上海市郊区十个县指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等十个县。——第176页。」），六月底在圈存猪八十五万头中，社员私养的只占四分之一。

（二）母猪比肉猪更加难养。前面已经说过，公养母猪空怀多、流产多，所生苗猪死亡多。如果不能多得苗猪，整个养猪事业就不可能迅速发展。小蒸公社一九五七年猪的年全饲养量达到一万五六千头，在母猪公养后的一九六○年，下降到五千六百头，减少将近三分之二。据今年六月底统计，全公社有九百零九头公养母猪，只带了一千二百三十四头奶猪，每头母猪平均还不到两头。目前公养母猪的条件，还不可能迅速改善。如果母猪继续公养，今年冬季奶猪仍可能有较多的死亡。只有迅速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母猪的生育率和奶猪的成活率才能够大大提高，才能够供应大量的苗猪，以便保证明年养猪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在鼓励社员私养母猪以后，必须解决苗猪的市场交易问题。可以考虑在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的领导下，恢复过去的苗猪市场。对出售苗猪的农民，应该奖励一定数额的饲料和肉票，使苗猪的供应能够迅速增加。

四、母猪私养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和公私并举的方针并不矛盾。有些地区养猪有一定基础，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上海市近郊的蔬菜产区，大概有十个公社，农民过去缺乏养猪的经验，他们不会养母猪。目前还不可能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在这些地区，机关或公社办养猪场，养比较多的母猪和肉猪，可能是必要的，可以继续试办。但必须按照饲料供应的可能来拟订养猪规划，并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方法。同时，要充分利用农民私养的可能性，协助他们多养猪。在一般的农村中，为着改进猪的品种，公社或生产大队应该饲养良种的公猪和一部分良种的母猪。这样，仍然是公私并举，但以私养为主。

上海市郊区要担负七百万城市人口猪肉供应的任务，因此有必要采取多种办法，包括机关公养，社队公养和社员私养等，迅速发展养猪事业。究竟如何养得多，养得好，还有待于进一步摸索经验。目前农民养猪的潜力还很大。农村现在重新分了自留地，又把口粮安排到户，口粮加工所得的糠也归农民所有，广大农民就具备了养猪的条件，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到六月底止，上海市郊区八十多万农户，私养猪只有二十一万头，平均每四户养一头，如果发展到每户一头猪，就可以增加三倍。为着充分发挥社员养猪的巨大潜力，目前必须拿出大部分公养的母猪和苗猪，来满足社员的需要。这个问题，在许多地区还没有完全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对今后养猪事业的迅速发展可能是有重要意义的。

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之二

小蒸人民公社地势低洼，每一农业人口平均有耕地二亩四分。几年来，这里的农业生产比较稳定，一九六○年的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有所增长，与大丰收的一九五六年约略相等。在农作物的安排上，存在着两个争论的问题：一个是种不种双季稻？一个是多种小麦还是多种蚕豆？农民不赞成种双季稻和多种小麦，认为这是“明增暗减，得不偿失”。我们在同社队干部和农民反复研究以后，认为农民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一、为什么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

在小蒸地区种双季稻，前熟每亩可以收稻谷五百斤上下，后熟可以收三百斤上下，两熟共收八百斤上下。种双季稻的都是高田（注「高田指地势较高的农田。——第178页。」），用高田种单季晚稻，每亩可以收五百八十斤上下。两者比较，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多收二百二十斤上下。从表面上看起来，种双季稻确实可以增产。但如果全面算帐，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很大，实际上并不合算。

（一）影响寄秧田的产量。这里习惯，双季晚稻在单季晚稻田中寄秧，即单季晚稻田中多插秧苗，到八月初拔出一半移植到双季晚稻田中。这样做，寄秧田将因此少产稻谷约一百五十斤（如果一般的单季晚稻亩产五百八十斤上下，被寄秧的田就只能亩产四百三十斤上下）。

如果改用老壮秧，让秧苗在秧田中长大，秧苗必须种得很稀，一亩秧苗只能插四亩田。即使如此，秧苗还是长得比较瘦弱。用这样的秧苗种的后季晚稻，每亩只能收稻谷约二百五十斤，即比寄秧的办法还少收五十斤。这种秧田不能种早稻，只能种晚稻，而且因为种得迟，每亩也只能收二百五十斤上下，比单季晚稻亩产五百八十斤要少收三百三十斤。把这三百三十斤分摊到另外三亩田上，每亩又要少收一百一十斤。两者合计共少收一百六十斤，比寄秧田的损失（一百五十斤）还大一点。

（二）多用种子。双季早稻秧株数要增加一倍，加以天气冷，成苗率低，每亩需用稻种四十斤；双季晚稻下稻种十五斤，合计五十五斤。单季晚稻每亩只用稻种十五斤，双季比单季每亩多用稻种四十斤。

（三）种了双季稻就不能种夏熟（豆、麦），只能种红花草。种了单季稻还可以种一熟蚕豆或小麦，每亩可以收豆麦八十至一百斤，扣除种子可以得六十至八十斤。

以上三项合计共二百五十至二百七十斤，多于双季稻增产的二百二十斤。所以种双季稻还不如种一熟豆麦、一熟水稻。此外，种双季稻还有以下几项间接损失。

（四）多用肥料。双季早稻因为时间短，必须多施肥；双季晚稻的施肥量，则与单季晚稻大体相同。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至少要多施十五担人粪或猪肥和十五斤化肥，才能获得前面说的收成。目前单季稻施肥不足，如果把双季稻多施的肥料用在单季稻上，每亩单季稻至少可以多收四十斤稻谷。

（五）多用劳动力。这里人少地多，种了双季稻，在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时候，劳动力特别紧张，将使单季晚稻少耘一次。这时又是捞水草、割野草，用来作饲料和绿肥的最好季节。少种一亩双季稻，省下来的人工用来耘田和增施绿肥，每亩单季晚稻至少可以多收二十斤稻谷。

（六）双季稻长得矮，稻草少，两季稻草还不如一季多。

全面算帐，种双季稻比种单季晚稻每亩多收稻谷二百二十斤，但是，种双季稻的各项损失加在一起，则合三百一十至三百三十斤稻谷。两相比较，种双季稻显然是得不偿失。

二、为什么多种小麦不如多种蚕豆

这里的地势比较低，地下水位高，不适宜种小麦。农民要求少种小麦，多种蚕豆，原因是种小麦的收入比种蚕豆少。

（一）这里每亩高田只能收小麦八十斤上下（今年只有六十二斤），除去二十斤麦种，实收六十斤上下。荡田种小麦只能亩产三十至四十斤，除去种子，所余无几。高田种蚕豆，每亩可以收干蚕豆一百斤上下。八十斤小麦约值九元，一百斤蚕豆约值十一元。

（二）种小麦用肥料多。每亩小麦要施猪肥十五担，种蚕豆只需要五担。种小麦比种蚕豆消耗土地的肥力多，原因是豆科植物有根瘤菌，可以固氮。豆田种水稻施同样多的肥料，要比麦田种水稻每亩多收约五十斤。如果把种豆少用的十担猪肥施在水稻上，再增收二十斤，两项合计每亩可以多收稻谷约七十斤。

（三）种了蚕豆，可以吃一部分青蚕豆，这样比完全吃干蚕豆更加合算。吃了青蚕豆，豆萁还可以作绿肥，一亩豆萁可以作两亩水稻的底肥，肥效同一亩红花草大体相同。青蚕豆比干蚕豆或小麦早收二十天，对种水稻在时间安排上也比较有利。青蚕豆的收入比干蚕豆高得多，每亩可以收带荚的青蚕豆五百斤上下，值二十五至三十元。青蚕豆可以当菜吃，多吃青蚕豆也可以少吃粮食。上海市规定，出售六斤带荚的青蚕豆，可以少向国家交售一斤粮食。所以每亩产五百斤青蚕豆，可抵粮食八十多斤。

（四）如果出口蚕豆，换回小麦或大麦也很有利。一吨蚕豆的出口价是三十英镑，一吨小麦的进口价是二十二至二十三英镑，一吨大麦的进口价是十六英镑。所以出口一吨蚕豆，可以换回一点三二至一点三六吨小麦，或者一点八八吨大麦。

最近几年，由于多种小麦和双季稻，少种蚕豆和红花草，土地的肥力有逐渐衰退的趋势。虽然由于多施化肥，使粮食的亩产量仍然略有增长，但土质已经不如以前那样好。从长远着想，必须下决心把这种不合理的耕作制度迅速改变过来。

三、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

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宜轻易变更。小蒸地区过去不种双季稻，小麦也种得很少。解放前一个农户如果种十亩田，在冬季大约种七亩红花草、两亩蚕豆、半亩小麦、半亩油菜。去年双季稻增加到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四，小麦增加到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四，蚕豆和红花草都种得比较少。这样的安排，违反了当地的具体条件，使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受到损失，群众很不满意。今年双季稻虽然缩小到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七点五，农民仍然嫌种得多了。

从上海市郊区和嘉兴、苏州两个专区的情况来看，这里无霜期还不够长，一般说来不适宜于多种双季稻。在这样的地区，如果双季稻种植面积大，劳动力和肥料比较紧张，就会得不偿失。嘉兴专区每一农业人口平均有耕地二点八亩，去年种的双季稻达到水稻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由于“双抢”时劳动力不足，误了季节，两季的产量每亩只有四百五十斤，比单季稻还低四十八斤。所以，不研究客观条件，主观地把“单改双”作为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是不切合实际的。

在有的地方，种一些双季稻可能是有利的。像浙江省萧山县今年种了占稻田百分之六十的双季稻，据说仍然有可能获得丰收。原因是：

（一）这里无霜期比较长，双季早稻种得早，收得早，双季晚稻能在七月底前种完（其他地区要迟七天到十天），霜冻也比较晚。因此，早稻和晚稻的亩产量都能达到五百多斤。

（二）这里每人平均不到一亩耕地，劳力多，肥料足。因为靠近杭州，可以从城里运回很多肥料。

（三）这里是半水稻、半棉麻（注「棉麻指棉花和麻。——第182页。」）地区，种水稻和种棉麻可以错开时间。种一部分双季稻，在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大忙时，可以不误季节，也不致使单季晚稻受很大影响。

即使在这样的地区，种双季稻过多也是不适宜的，农民对去年双季稻种的过多就很不满意。

由此可见，种不种双季稻，种多少，主要决定于无霜期的长短，以及人口和耕地的比例等因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长江三角洲的南部地区，如果耕地每人不到一亩，可以种较多的双季稻；每人一亩半左右，就只能种少量的双季稻；如果每人二亩半左右，则以不种双季稻为好。偏北地区（例如无锡），即使每人不到一亩，种双季稻也不一定适宜。

种多少小麦，主要决定于地势的高低和土质是否适宜。一般来讲，在低洼地区不宜多种小麦。如青浦县，东部地势高于西部，种的小麦历年就比西部多，亩产量也比西部高。上海市的上海、宝山、嘉定等县，苏州专区的江阴（注「参见本书注[96]。——第183页。」）等县，是小麦的高产区，历来多种小麦。即使在这一类地区，也应该种一点蚕豆和绿肥，使土质能够改善。

四、有必要改变口粮安排的时间

在小蒸地区，不种双季稻，少种小麦，多种蚕豆和红花草，是农民的共同要求。去年冬季所以种了相当多的小麦，今年春季所以又种了一部分双季稻，主要是为了接口粮。去年的粮食只安排到今年六月底，第三季度三个月的口粮要靠小麦和双季早稻来解决。如果不种双季稻，并压缩小麦的面积，第三季度的口粮就必须主要依靠上一年的秋收。也就是说，必须把口粮安排到次年的九月底。这样，粮食年度（注「指粮食年度，它是计算粮食的购、销、调、存所使用的全国统一的年度。当时规定的粮食年度，是从本年七月一日起到下年六月底止。后来改为从本年四月一日起到下年三月底止。——第69、125、160、183、194页。」）就要由原来的从上年七月到次年六月，改变为上年十月到次年九月。解放以来长时期中，这个地区农民的口粮就是从每年十月留到次年九月底的。

上海市郊区、嘉兴专区、苏州专区都有一部分地区的情况同小蒸类似。我们在同嘉兴、嘉善、吴江、吴县等县、社、队干部的座谈中，经过算帐，大部分同志要求不种或少种双季稻，少种小麦，多种蚕豆，但认为要改变这种作物安排方法，必须解决第三季度的口粮问题。他们计算，种一部分小麦，在易涝的荡田种一部分赤稻或洋籼（注「这里所说的赤稻，是籼稻的一种。洋籼指当时从东南亚引进的一种籼稻。——第184页。」）（可以比晚稻早收四十五天），再用蚕豆抵一部分粮食，这样在第三季度就只缺一个半月口粮。如果国家能在第一年每人减少六十斤统购任务，就可以改变口粮安排的时间，第二年把上年减少的六十斤统购粮补起来，国家统购总数并不减少。

同小蒸公社相类似的地区，在嘉兴专区估计有二十五万人，苏州专区估计有十万人，上海市郊区估计有二十万人，共计五十五万人。如果统购粮每人平均减少六十斤，总共只有三千三百万斤。仅仅在第一年减少这一点统购任务，就有可能使这个地区粮食的实际产量和农民的实际收入都有增加。更重要的是，这样安排可以逐渐增加土地肥力，经过两三年，使土质得到恢复和改善，为今后的粮食增产打下良好的基础。

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之三

小蒸地区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有自留地七百多亩，只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其中大田约五百亩，其余都是“十边地”（注「“十边地”指除农田以外的田边、场边、路边、沟边、塘边、圩边、岩边、屋边、坟边、篱边等可以种植的空隙地。——第185页。」）。人民公社化时把自留地统统归公。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注「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河南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的问题。会议提出了人民公社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这里指生产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的体制；在公社内部，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的收入之间的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等。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第185页。」）后，分了三百多亩大田作农民自留地，可是，春天分了，秋后又归公，自留地所产粮食也折价归公。本来社员还保留一些“十边地”，后来也陆续变为公共食堂的菜地了。

今年春天，在农业“六十条”（注「“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对于纠正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第160、185、198页。」）下达后，又重新分给农民自留地七百二十六亩，平均每人不到八厘。其中，大田只有一百二十亩，占耕地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五，不到高级社时期的四分之一。社队干部的意见，现在这一点自留地，显然满足不了农民各方面的要求。农民的自留地不仅不应该比高级社时期少，还应该多一点。

在与社队干部讨论时，他们提出，让农民多种一点自留地有以下好处：

（一）可以补充口粮。现在口粮少，多数农民一天吃四餐粥，这是不能持久的。上海郊区的口粮标准已经高于其他地区，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再提高。多给农民一些自留地种粮食和瓜菜，是目前补充口粮的主要办法。

（二）便于养猪积肥。增产粮食，肥料很重要。增加肥料，主要靠多养猪，多种绿肥。现在养猪，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外地供应豆饼和麸皮，单靠自己的口粮加工所得的一点糠也不够，必须在自留地上种些杂粮作饲料。

（三）可以种些蔬菜，满足农民自己的需要。过去小蒸的蔬菜靠外地供应，现在供应很少。要吃蔬菜，必须在自留地上种。

（四）农民可以有些零用钱。现在农民用几个钱，都要向生产队借，“比做媳妇还困难”。有了自留地，农民可以种些东西出卖，也可以养鸡、养鸭，卖蛋换钱。农民手头灵活了，干部也省掉许多麻烦。

（五）可以恢复和发展竹园。因为自留地不够，有些农民砍了竹子种粮、种菜，竹园比解放前减少很多，这是十分不利的。现在木材供应困难，竹子的用途更多了，特别是制除草用的耥竿和翻土用的铁搭柄所用的竹子，每年需要补充，不能短少。从外地买回竹子也很不容易。应该分出一部分自留地恢复和扩大竹园，并在宅前宅后多种一点竹子。

社队干部一方面认为很有必要再多分一点自留地，另一方面对多分自留地仍有各种顾虑，主要是担心因集体耕地减少而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社员可能只关心自留地而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些顾虑是不必要的。为什么呢？农民种自留地，可以种得很好，单位面积产量比生产队高。增加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的口粮得到一些补充，生活有所改善。再加上包产落实、超产奖励、多劳多得等一系列的措施，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就容易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种这样一点自留地决不会妨碍集体出产，相反地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了，国家规定的征购任务也就更容易完成。

在讨论中，小蒸公社的干部提出把自留地扩大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最近上海市委已经决定，自留地增加到占耕地的百分之七），其中大田只占耕地的百分之三点五。达到这样的标准，要再分七百亩大田。现在饲养场饲料地和公共食堂菜地共有三百七十四亩可以分给社员，再抽出三百二十六亩大田就够了，这并不算多。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和所附的三个调查报告。」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

（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

在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注「这里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第187、198页。」）上，陕西省参加会议的同志开了大会和小会，都是开得好的。好就好在上下通了气。一方面地委和县委的同志对中央和省委提了意见，另一方面省委负责同志作了两次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上下通气的必要条件。只有通气，才能团结；只有民主，才能集中。

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光靠少数领导干部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错误，那是很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只有根据大家的意见，切实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才能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真正把工作做好。

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所以，我们一定要虚心，多听不同的意见。还应该看到，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来。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总之，我们共产党员要加强修养，养成耐心听取不同意见的良好习惯。

采取什么方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比较正确呢？我提出以下几个方法，看行不行，同志们可以试一试。

交换。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比如这个茶杯放在桌子上，对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花没有把的。可是这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把没有花的，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都不全面。如果两人把各人看到的一面“交换”一下，那就全面了。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譬如打仗，敌情判断错了，作战就要失败。又如医生看病，把病情诊断错了，就治不好病，甚至把人治死。用什么办法来弄清情况呢？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怎么办？我看可以作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这就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比较。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比较的时候，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反复。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发现他对于有些问题也不是一下就决定的。你和他谈问题，他当时嗯一声，但并不一定就是表示同意你的意见。

在你们的会议上，省委作了两次检讨。检讨得够不够呢？我不在陕西工作，情况不大了解，够不够要由你们来判断。但是，我看应该对省委的自我批评采取欢迎的态度，因为作了自我批评总比不作好。大家可以对省委提意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但是应该允许省委有从容的时间来考虑，有些问题可以从长计议。因为这次提出的问题，有很多是原来未预料到的，再加上时间短，还来不及深入研究。此外，省委的领导干部在这里只有一半，有很多问题还不能讨论决定。

有人说，现在在北京，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回去以后恐怕就不行了。我看不会吧。为什么？大势所趋嘛！从这次大会开始，今后批评的门是大开着的，并且应该越开越大。少奇（注「少奇即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国工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139、190、200页」）同志报告中所讲的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只是这几年把这个传统丢了，现在要把它恢复起来。同志们！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当然，我也不能保证所有的领导人都能虚心接受批评，不过少数人想挡终究是挡不住的。有的同志说，我还要看一看。应该允许人家看一看。由于这几年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些人对是否能真正发扬民主表示怀疑，这是不奇怪的。

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责任由谁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帐，但是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省委也有自己的帐，再往下，地委有地委的帐，县委有县委的帐。大家都要吸取经验教训，把今后的工作做好。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今天我要讲的是：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目前我们在财政经济方面是存在着困难的。当然，我们有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有利条件，但是，应该说，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

对于存在着困难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我认为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这几年处在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我相信，大家的认识，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地一致起来。把各种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有利于使我们的认识趋于统一。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经过讨论，如果还有不一致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再看一看。保留不同意见是容许的。

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我讲五点：

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一九六一年的产量同一九五七年相比，粮食大约减少八百多亿斤，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也减产很多。粮食不够吃，去年进口一百多亿斤，今年还要进口八十亿斤。肚子里缺少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

农业上的困难是大还是小？有不同的估计。近来听到一些同志说，有的乡村，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等等。有这样的乡村，但这是极少数。全国大多数地区并不是如此，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农业恢复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计。去年上半年，我设想过今后几年每年可能增加二百亿斤粮食。为了弄清楚增产的可能性，现在已经由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注「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即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它是按照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而设立的机构。该办公室协助国务院总理负责掌管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中央气象局的工作。——第83、192页。」）等几个单位组织一个小组，研究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水利、机械，以及今后几年中工业支援农业的可能性等等，看看这些条件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哪些比过去好，哪些比过去差。对于这些，我今天还不能具体回答。但是，可以做这样的估计，好的条件同不好的条件相抵，恐怕很难说目前的情况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时期的情况好。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每年平均增产多少粮食？根据农业部计划局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农业经济资料手册》上的材料，同上一年相比，一九五三年增产五十亿斤，一九五四年增产七十一亿斤，一九五五年增产二百八十七亿斤，一九五六年增产一百五十四亿斤，一九五七年增产五十亿斤，五年合计共增产六百一十二亿斤，平均每年增产一百二十二亿斤。如果公布的一九五七年的粮食产量有“水分”，那末，每年平均增产的数字还没有这样多。

现在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水利和机械这两个条件要好一些，灌溉面积扩大了，防洪能力加强了，排灌机械多了，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也多了。同时，工业基础大了，可能支援农业的力量也比过去增加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这几个条件，现在都比过去差。拿土地来说，最近四年，水利、工业、交通的基本建设占用的耕地大约有二亿亩，菜地扩大了五千万亩，而新开荒地只有一亿五千万亩，增减相抵，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用地减少了一亿亩。全国的耕地一共十六亿多亩，减少了一亿亩，是一件大事。而且，这几年减少的耕地，大多是产量高的好地；增加的耕地，大多是在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一般的产量比较低。耕畜和猪现在比过去少了，有一部分种子退化了，有些地方的茬口（注「茬口指在同一块土地上农作物的轮作次序。——第193页。」）搞乱了。按通常情况说，恢复时期的速度可能会快一点，但是，也要看条件怎样。总的看，好坏两种条件相抵，现在的条件可能不如过去。这是稳当的说法。至于农业恢复的速度能够多快，目前还不能肯定，需要再看一两年。那时候，实践将会证明能不能快一点。

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凡是有利于争取农业增产的，我们都要尽力去做。但是，也要考虑到，工作都做了，还可能不够快，所以要作慢的准备。毛主席说过，“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注「见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4页）。——第193页。」）。我们今后安排农业计划，也必须照着这个意见办。

对于农业生产，首先是对于粮食生产恢复快慢的估计不同，我们财政经济工作所采取的步骤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每年能够征购多少粮食？要不要进口粮食？经济作物和猪的恢复速度有多快？今后几年每年能够投资多少，基本建设的规模多大？城市人口要不要减，减多少？这些问题，都要根据农业首先是粮食增产的速度来决定。拿基本建设来说，增加投资，除了增加生产资料以外，还必须相应地增加粮食和其他各种生活消费品。农业生产恢复的快慢，也直接关系到工业生产恢复的快慢。中央所有部委的负责同志，都来研究一下农业问题，是很必要的。农业问题是全国的大事，对各部委的工作都有关系。不仅农、林、水各部要研究，工、交各部要研究，财、贸各部要研究，而且文教、政法、外事各部也要研究。我们都是干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样关系全国六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

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这几年建设规模是合适的，就是因为有灾荒才发生了问题。也有人说，是农业扯了腿，不然就正好。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工业吃了农业的亏，工业本身没有问题。我看不是这样，而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

我们现在这样大的建设规模，不仅在农业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假定一九六一年度（注「指粮食年度，它是计算粮食的购、销、调、存所使用的全国统一的年度。当时规定的粮食年度，是从本年七月一日起到下年六月底止。后来改为从本年四月一日起到下年三月底止。——第69、125、160、183、194页。」）的粮食产量不减少那么多，而是正常年景的三千七百亿斤，维持这样大的建设规模行不行呢？我看也不行。

从开国以来，粮食紧张已经有过四次，其中三次是因为城市人口增加得过快。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增加职工很多，结果不得不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第二次是一九五五年春天，由于一九五四年购了过头粮，就出现紧张情况，弄得“家家谈粮食，户户谈统购”。粮食工作上的这个错误，中央和毛主席批评过。第三次是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度，当时表面上粮食不那么紧张，但是，当年粮食的征购量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不得不挖库存六十几亿斤，可见，当时的农业维持那么大的工业建设规模，已经有困难。第四次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产量下降，而征得多，销得更多。

最近几年工业建设的大发展，是建立在一九五八年生产七千亿斤粮食、七千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当时以为粮食过了关，可以大办工业，所以大量招收职工。这几年增加了那么多职工，绝大部分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招收的。从过去的经验看，今后几年即使恢复到年产三千七百亿斤粮食，同现有的建设规模还是不相适应的。

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现在工业的情况是，工人增加得太多了，产量却增加得不多。工业产品，不论从数量、质量、品种、规格来看，都不能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因此，基本建设项目就不得不一批一批下马，工厂半成品就不能不大量积压。

这几年的建设规模是怎样铺开的呢？除了一九五八年误认为粮食过了关以外，又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吨的设想来布置的。大家没有经验，摊子铺得大了，工人招得多了。这样就造成了建设规模同实际的工业基础不相适应的情况。

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究竟是否如此？是否说得太严重？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通货膨胀的趋势如何？照现在的情况看，在采取有力措施以前，恐怕还不能停止。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将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

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对这一点，在我们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同的看法。目前的情况是，农民自己经营的副业产品，集体和个人生产的三类物资（注「参见本书《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一文（第24—27页）。——第61、97、196页。」），都大幅度地涨价。在过去一年多中间，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相当于正常价格十亿元左右的物资，换去了三十亿元左右的钞票。现在不少农民手里的钞票相当多，城市钞票向农村转移的趋势还没有停止，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原因是国家没有充分的商品来满足城市的需要。我们要公社和农民发展农副业生产，不让卖不行，过多地派购也不行，而城市人民又要吃，价钱虽高，你不买，有人买。过去每年供应给城市的猪肉三十多亿斤，现在还不到十亿斤。能不能很快恢复到三十多亿斤？不可能。只有当国家手里掌握很多物资，能够保证城市供应的时候，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的趋势，才能停止。

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要把两种人区别开来：一种是农民，他们把自己生产的猪肉、鸡蛋等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卖，多得了一些钱；另一种是投机分子，他们一手买进，一手卖出，一转手就捞很多钱。从人数说，前一种人占多数，但后一种投机分子确实也不少。刚才先念（注「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年—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三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197、235、252、260、341、345、363、378页。」）同志说，一辆自行车要六百五十元钱，还有人抢着买。对于投机分子，必须采取有效办法来对付。

大批钞票流向农村，国家没有足够的工业品来回笼这些钞票。集体生产者向国家出售了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也得不到等价的工业品。据商业部的同志说，现在农民卖出一百元的农副产品，我们能够供给他们的商品只有六十多元，加上理发、看电影等等，也只有七八十元，还差二三十元。没有相当的工业品供应农村，没有等价交换，单靠政治动员，是难以持久的。在相当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对促进生产是有利的。但是，农民高价出售农副产品所得到的钞票，如果不想办法换回来，农民手里的钞票越来越多，就有农民不愿意继续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的危险。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这一点，大概没有不同的意见了。

以上讲了五点困难，其中一、二两点是基本的，其他三点都是从前两点派生出来的。

我们是不是有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呢？当然有。我想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注「这里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第198页。」）在实践中已经逐步地丰富起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制定了实现总路线的一些具体政策。改进农村工作的“十二条”（注「“十二条”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全文共十二条。信中指出，必须坚决反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和认真执行劳逸结合等。这对当时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困难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第160、198页。」）、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注「“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对于纠正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第160、185、198页。」）贯彻执行后，农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农村人民公社已经进一步巩固。中央关于调整工业的指示（注「中央关于调整工业的指示——指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其要点是：一、切实地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二、在工业管理中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三、在全面安排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集中力量，解决问题；四、努力增产日用品和农业的生产资料，稳定市场；五、加强经济协作；六、切实整顿企业的管理工作，严格实行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七、坚持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八、加强纪律性。——第198页。」）、工业企业“七十条”（注「“七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七十条。条例草案针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企业管理工作的混乱状态，明确规定了整顿国营工业企业的主要任务和具体办法，要求建立和健全各级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强调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经济核算、按劳分配和职工物质利益等项原则。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对于促进我国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第198页。」），也已经开始实行并收到效果。经过最近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注「这里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第187、198页。」），全党县级以上主要干部的思想认识大为提高，各项工作将会有显著的进步。

二、粮食、家禽、猪的产量在回升，这是肯定无疑的。回升的速度多快？还要观察一下。至于经济作物的产量是否能很快恢复以至有所发展，现在还难于肯定，因为粮食不够吃，农民还不愿意多种经济作物。

三、几年来扩大了的工业、交通的生产能力，其中许多部分，将会在经济恢复中起作用。这就是说，我们克服困难的力量，比以前大了。

四、人民在克服困难、恢复经济中，是会同我们党合作的。只要我们把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讲清楚，没有疑问，人民会同我们合作。当然，不是说一点小乱子都不会出。但是，总的说来，人民是会同我们党一起去战胜困难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党英勇奋斗几十年的历史，建国后十几年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绩，人民是看得清楚的。在某些问题上，人民可能对我们有意见，但是，同旧社会比，他们还是觉得我们好。我们所做的好事，包括革命的胜利，建设的成就，同我们犯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比较起来，当然是好事多。对于这一点，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评价。我们目前的困难，一般说是好人好心做了错事所造成的。人是好人，心是好心，就是做错了事。讲清楚了，改正了错误，把工作做好了，人民是会原谅我们的。

五、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一点也很重要。干部取得了经验，有利于克服困难，恢复经济，对今后工作很有好处。

以上五点是我想到的有利条件。可能还有别的，我说得不完全，请大家研究。

总起来说，我们有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但是，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在中央部一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干部中，应该指出这一点。至于认识不一致，那是难免的，也是允许的。彼此交换意见，对统一认识、克服困难有好处。中央财经各部委可否在部长一级和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中，提出这些问题，让大家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应该这样做。因为各部委之间，各部委的内部，对这些问题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彼此进行交换，听听不同的意见，这对暴露缺点、改进工作，很有好处。“逢人只说三分话”，说话有顾虑的情况还是存在的。见面打“官腔”，不互相交心，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革命是会失败的。我们干革命的人，应该讲真话，有问题就提出，有意见就发表，认真地进行讨论。

现在讲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针对上述情况，在财政经济工作中，应该采取哪些办法来克服困难呢？我提六点意见。

第一点，把十年经济规划（注「这里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国民经济规划。当时只是一个初步设想。——第200、207页。」）分为两个阶级。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

现在无论农业或者工业，都需要有一个恢复时期。农业的恢复大约要三年到五年。工业在这三五年内，也只能放慢速度，只能是调整和恢复。恢复阶段要几年？我个人看来，从一九六○年算起，大体上要五年。是否就是五年，请大家考虑，最后由中央来决定。

当然，在恢复阶段某些方面也可能有若干发展。大家知道，在建国后的三年恢复时期（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到一九五二年底，就恢复了被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所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一时期，称为恢复时期。——第107、200、214、366页。」），钢的年产量不但恢复到九十多万吨，而且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万吨。但是，就全体来说，十年规划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恢复。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克服困难，恢复农业，恢复工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恢复是为了发展。有了前一阶段的恢复，才有后一阶段的发展。

把十年规划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并且确定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对我们妥善部署财经各部门的工作很有好处。如果不是这样，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十年规划，又想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而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

恢复阶段的经济情况，应该说是很困难的。照少奇（注「少奇即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139、190、200页。」）同志的说法：类似非常时期。我们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另一条是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这里所说的集中统一，就是在给地方和企业以必需的机动的财力、物力以后，把力量集中统一起来。这种集中统一的程度，可能要超过建国初期，因为现在的情况更复杂。

第二点，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无论从临时之计看，还是从长久之计看，都必须如此。

要精减的职工，不单是来自农村的人，还有一部分城市的人。减下来后都要作适当的安排。如纺织工人，大多是城里人，现在很多纺织厂不能开工，也只能多做思想工作，把道理向工人说清楚。减人这件事是很困难的，要他们来容易，要他们走就很困难。但是，如果现在不减，财政继续亏空，市场发生动乱，就会使我们更加被动。现在减有困难，将来减更困难，两个困难比较起来，我看还是早减为好。

家在农村的人，动员他们回乡有困难。但是，总比从农村征购粮食拿到城市里来供给他们要容易得多。去年压缩城市人口一千多万人，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城市，一年要吃四十多亿斤粮食。现在向农民多征购四十多亿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就是多征购十来亿斤、甚至几亿斤，也是困难的。让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在家里匀着吃，比较好办。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第三点，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

我想到的，大体有四种办法：

一是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银行要把钞票管理好，能不用的钱一定不用。要恢复银行严格管理现金的制度，严格的程度要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要从重工业方面转移一部分原料、材料给轻工业，再进口一部分原材料，增产日用品，回笼货币。人民有了钱，总要使他们能够买到东西，才能心情舒畅。没有这一条，只搞高价商品，老百姓是要骂娘的。

三是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不要星星点点地搞，这也高价，那也高价，所得不多，弄得名誉不好。应该是不搞则已，一搞就要确能收回一大批钞票。我们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首先是为了把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售商品的人的钞票收回来，同时也利用它来平衡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去年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城市；这次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农村。哪里钞票多，就在那里投放高价商品。这个办法要先试点，看一看，听一听反映，步子稳一点，看准了以后再推广。卖高价商品，实际上是货币贬值，群众会有些不满意。但是，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多余的货币不能回笼，到处冲击市场，更不好办。

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这种斗争应该有三方面的对策。首先是经济斗争。你按牌价卖给我鸡蛋，我也按牌价卖给你糖果；如果你卖高价鸡蛋，我就卖高价糖果，你多赚了钱，我就想办法拿回来。这就是说，不仅要有低价对低价，而且要有高价对高价，否则办法不完全。其次是业务经营。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供销社、消费社经营这些东西，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如果不要它们经营，搞投机倒把的人会经营，人民的损失更多。让供销社、消费社得利，比让投机倒把的人得利好得多。再次是行政管理。要通过市场管理、税收、运价等办法把自由市场管起来。这些工作，都要反复考虑，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铺开。

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必须千方百计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不能今年不动手，等到明年再去制止。

第四点，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目前我们能够逐步采取的办法有三项：

一是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区可以少一点。一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三十亿斤大豆。我国每年大豆的产量，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是一百九十亿斤左右，这两年是一百二十亿斤，拿出三十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力求在每年内逐步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口中实行。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保证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点职工的实际工资。有了豆子吃，或者换豆腐吃，就可以不买或少买自由市场上的高价副食品。据计算，每人每天最低需要七十克的蛋白质，一斤粮食含蛋白质四十五克左右，一斤蔬菜含五克，一两大豆含二十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二是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这也可以说是一件大事。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补袜子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如果每年用四百万美元进口一千吨尼龙，就可以织四千万双袜子；如果织尼龙底的袜子，产量可以加倍。一双尼龙袜子可以卖几块钱，买的人欢喜，国家一年也可以回笼几亿元的货币，这是公私两利的事情。

三是把全国各地价值约四千万到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招待所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卖高价。这样，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

在保证城市人民生活需要方面，现在想到的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这三条，其他的“支票”还开不出来。就是这些办法，做起来还是不容易的。

第五点，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这一条是根本大计。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事情：

一是除增产粮食外，要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保哪几种？保多大范围？多少年搞起来？都要研究。现在对经济作物的奖励办法是“二百二”红药水，有点用处，但是不能解决多大问题。经济作物不恢复，国家就没有商品来保证城市和乡村的供应，国家同农民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等价交换，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国家用一块钱收购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就可以卖四块钱。如果用来生产针织品，回笼的钞票就更多。但是，要鼓励农民种棉花，就必须保证棉农有足够的口粮。现在，棉农向国家交售一百斤皮棉，只奖三十五斤粮食。这个办法，棉农吃不饱，他们只好把棉田改种粮食。这样下去，棉花不但不能很快增产，而且还可能继续减少。如果棉农交售一斤皮棉，供应二斤粮食，那末，农民就会积极种棉花。按照这个办法，我们每年收购二千五百万担棉花，就要用五十亿斤粮食。其他经济作物的情况也是这样，要增产就要供应足够的口粮。现在，国家必须进口粮食来补充口粮，如果要保经济作物，还要多进口一些粮食。也曾经考虑过，是进口棉花合算，还是进口粮食合算？研究的结果，进口棉花不仅货源不够，而且不如进口粮食合算。进口一吨棉花要用七百美元，进口一吨粮食只要用七十美元。这就是说，进口一吨棉花所用外汇可以进口十吨粮食，而用十吨粮食就可以鼓励农民多产五吨棉花。

二是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我国商品粮的主要产区，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关中平原，长江三角洲，江汉平原，洞庭湖周围，成都盆地，珠江三角洲，等等。这些地区，都各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应该找出适应这些地区特点的有效的增产办法。对商品粮的主要产区，应该多供应化肥。据计算，进口化肥比进口粮食合算。只要外汇有可能，就应该多进口一点化肥。

三是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目前工业支援农业的重点，不是拖拉机，而是中小农具。要切实计算化肥和农业机械可能供应的程度，要确实能够办到，不要做不切实际的计划。

第六点，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我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七百五十万吨钢，二亿五千万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在不妨碍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搞到这么多钢和煤，当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碍，搞不到这么多也可以。

要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只靠国务院的农林办公室和财贸办公室（注「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即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它是按照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而设立的机构。该办公室协助国务院总理负责掌管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并负责指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第45、126、205页。」）是不行的，主要要靠计委、经委等综合机关，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毛主席早就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提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这里所说的必须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指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要先把农业生产及其需要安排好，然后根据农业所能提供的原料和市场的需要，安排好轻工业的生产，最后根据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决定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避免孤立地发展重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这是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提出的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原则和方法。——第206、246页。」）。现在，必须研究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怎样才能切实地体现这个精神。

以上六点，是克服当前困难的主要办法。我讲得可能不完全，请同志们讨论和补充。

目前财政经济的状况怎样，克服困难的办法是什么，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时刻关心的大事，我们应该慎重地考虑这些问题，兢兢业业地做几年工作。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困难时期只是着急，或者病急乱投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当然，凡是看准了的确实有效的办法，就要集中统一，全力以赴。今后几年克服困难应该力争快一点，同时要准备不快的可能。毫无疑问，只要我们努力去做，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早日好转。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

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

在中央财经小组(1)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

今天我讲七个问题。

第一个是长期计划问题。我认为，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注「这里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国民经济规划。当时只是一个初步设想。——第200、207页。」），先搞五年计划。我上次说过，十年规划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恢复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发展阶段。只有恢复好了，才谈得上发展。在恢复阶段，可以逐渐看清楚发展阶段的问题。现在谈发展，情况还摸不准。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讲法，要很好斟酌。是讲以调整为中心贯彻八字方针（注「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针对“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后来简称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个方针。从此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通过采取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增加日用工业品生产，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稳定市场等重大措施，到一九六五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工农业生产和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第207、251、257页。」），还是讲调整和恢复？这要由中央决定。但是，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

当然，在恢复阶段，有些方面会有发展；在发展阶段，有些方面还有恢复。例如牲畜，现在粮食紧张，首先是顾人吃，看来五年内不一定能恢复到过去的最高水平。

今年七月准备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也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来提前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财政经济形势，确定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并要求切实地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同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第207页。」），是否可以不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注「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个计划原定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七年实行。从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同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鉴于对国际国内形势和一九六一年开始贯彻调整方针情况的分析，曾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主要是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后来根据国民经济恢复较快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贯彻调整方针，打下底子，从一九六六年起搞第三个五年计划。这个主张得到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同。——第207页。」）的指标，因为现在情况还没有摸清楚，很难提出比较切实的指标，甚至划个“框框”也困难。建议七月会议主要谈财政经济的形势，摆情况，把问题搞清楚，讨论方针，研究措施。对形势的估计和应该采取的方针，要认真讨论，把思想统一起来。

农业的全面恢复究竟有多快？还要看两年，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因此，不但今年七月提不出五年计划指标，甚至明年也难以提出。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在编制这个计划之前，我们同苏联的党和政府谈过，同斯大林也谈过。一九五二年底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做出计划来，是在一九五五年春天，先经过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七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才公布的。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用了三年多的时间。现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情况更复杂。为了把问题看准，我看现在不忙于搞指标。至于明年的年度计划，可以在今年的七月会议上先提出一个“框框”，使大家心里有个数。

第二个问题，今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这是非常必要的。定了以后，后三个季度就不要变动了，再不要像往年那样“一年计划、计划一年”，使计委的同志苦得不得了。过去改一两个数字就要重新算一次帐，而数字又不落实，把精力都放在算帐上，顾不上研究形势和方针。以后不能这样办。今年的计划调整以后，执行中的某些变动，由经委去管。

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材料的分配，要先满足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当然，这也是根据实际可能。例如，按照农村的需要，今年供应五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木材，这是做不到的。不过，必须尽可能先照顾农业。材料的分配，第二要满足市场的需要，主要是日用工业品生产的需要，根据实际可能，能多给一点就多给一点。这两项定下来，再考虑其他。管年度计划，首先就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

现在城市的主、副食品供应都不足，人民的体质下降。可不可以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如果一年增产十五万吨鱼，奇Qīsuu.сom书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周恩来同志插话：陈云同志以前提出的每人每天供应一两豆子的办法很好。但人的营养光有植物蛋白不行，还要有动物蛋白。和尚尼姑，每天打坐，有植物蛋白也许就行了。我们这些人不行，劳动量比我们大的人更不行，有了植物蛋白，还需要有点动物蛋白。）每人半斤鱼，再搞点高级馆子，有钱可以去吃。这样，我们对干部适当照顾一下，群众就不会有多大意见了。现在不少人对照顾干部的办法有意见，这是有道理的。增产鱼的指标和措施，必须从今年开始列入年度计划。这个问题，只要切实安排，是可以解决的。

我还想到，除了每人半斤鱼，到明年年底，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每人每月可不可以增加半斤肉？据姚依林（注「姚依林，一九一七年生，安徽贵池人。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七九年六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八五年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第143、209、263、340、358页。」）同志说，今年计划收购一千二百万头猪，每头按六十斤净肉计算，共有七亿多斤。除开出口和其他必保的用途以外，平均每人每年可以有六斤。猪要保证收购到，收购到以后，还要合理分配，如压缩一部分出口。这样，鱼、肉两项，五口之家一个月就有五斤。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果六千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

同志们，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我看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周恩来同志插话：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第三个问题，综合平衡。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牵涉到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提法。究竟什么是积极平衡，什么是消极平衡，认识是不同的。我以为，现在首先要弄清楚两点：一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一点是，从什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

先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有些同志认为，现在不能搞综合平衡，因为没有条件。他们主张先订出几个远景指标，然后推算出各种数字，制定建设方案。冶金部的领导同志原来想在七年内搞三千万吨或者两千五百万吨钢。我问他，那时候品种能不能齐全？他说还不能齐全。我的看法是，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能说在达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按照国内和国外的经验，生产一百万吨钢，就要相应地有近五万吨的有色金属；在有色金属中，铜、铝、铅、锌又有一定的比例，缺一样都不行，数量少了也不行。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

再说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无非是长线、短线。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例如，生产一定数量的钢，需要一定数量的有色金属，那就要认真地计算这些有色金属当年能生产多少，能动用库存多少，能从国外进口多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平衡，确定钢的生产指标。冶金部的领导同志想说服我，说他们打算搞二千五百万吨钢，有色金属不够，可以从国外进口。我给他们算了一笔帐，按百分之五计算，每年增加三百万吨钢，就需要十五万吨有色金属。开国以来，进口有色金属最多的年份是十三万吨。明年要增加三百万吨钢，假定国内生产不足的有色金属可以靠从国外进口，那末，后年再增加几百万吨钢，又需要进口更多的有色金属。我看，即使有那么多的外汇，在国外市场也很难买到。所以，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样做，生产就可以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配了套才能做大事情，不配套就只是一堆半成品，浪费资金。

按照短线进行综合平衡制定计划指标以后，长线怎么办？一种办法是继续生产。如一机部（注「这里所说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是一九五八年二月成立的。参见本书注[53]。——第111、152、212页。」）的生产能力，许多是长线（内部也有很多短线），生产出来的机器今年用不上，但明后年需要的，可以安排生产，生产出来暂时存在库里。不过也要考虑，是生产出来放在库里好，还是把原材料用于生产更急需的东西好。这就是说，另一种办法是，现在不需要的，或者虽然需要但不是急需的，就可以停下来，生产更急需的东西。

总之，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例如，煤的生产指标，应该按照实际可能进行安排，即使比实际可能安排得低一点，也没有损失，东西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还可以多生产。长期计划的指标，更要注意留有余地，而且以后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

最后，我查了美、英、德、日、苏等国九十年来钢产量的统计数字，看出这些国家钢的年产量在一千万吨以下的时候，花的时期最长。美、英、德、日等国，钢产量在五百万吨到一千万吨之间，就成了帝国主义国家。苏联也是在这样的生产水平上，成了工业强国。大体说来，这些国家钢产量在五百万吨到一千万吨的时候，各种工业就比较齐全，把工业基础打下来了。日本在发动七七事变（注「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所以也称七七抗战。——第213、233页。」）的时候，钢产量还不到七百万吨。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

这几年，大家的胃口大了，每年一百来亿元的投资似乎不算什么。中国从张之洞（注「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直隶（今河北省）南皮人。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一八八四年任两广总督，开始兴办新式工业。一八八九年调任湖广总督，开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力主筹办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第213页。」）办工业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私营工业的固定资产一共只有二十二亿元左右。现在，我们一年就花一百亿元的投资，安排合理，搞得好，一年就等于过去几十年，规模还能说不大？一百亿元投资，需要二百万吨钢材。现在我们年产七八百万吨钢材，拿两百万吨来搞基本建设，可以做很多事情；此外，还可以有五六百万吨钢材搞其他事情。

第四个问题，物资管理制度。总的说，物资管理应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集中。现在，物资是由国家、各部门、各地方分管的。今后，部管的产品不能太多。钢材交冶金部管，他们就“监守自盗”，应该归国家统一管理。现在经委的精力和时间，一半以上是用在物资的分配和调度上。生产过程也是物资的调度过程，如果无权调度物资，也就无法统一指挥生产。要找管物资的同志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包括集中过多和分散过多的经验教训，研究出一套科学管理的办法来。

第五个问题，要研究农业的基本情况。计委、经委、农办（注「指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参见本书注[48]。——第213页。」）要扎扎实实地做调查，认真研究农业生产的各种条件。在此基础上，拟定农业生产指标。

第六个问题，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计委有个传统，一开始就是搞工业，搞基本建设，其他方面，如农业、财政、贸易等，都是凑凑合合。这有历史原因。恢复时期（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到一九五二年底，就恢复了被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所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一时期，称为恢复时期。——第107、200、214、366页。」）有个财经委员会（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九月撤销。——第45、214页。」）统管财政经济。成立计委以后，农业和财贸是农办和财办（注「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参见本书注[24]。——第214、256页。」）分头管的。

财经委员会的时候，我着重注意的是三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毛主席看到反映资本家意见的材料，这批条子要我研究。每次资本家来北京开会，我们就注意研究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个“反对派”站在我们面前，可是好事，逼着我们多考虑问题。二是基本建设投资。我当时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三是劳动力。每年大家都要求增加人，我卡得很紧。人进来容易，出去很困难。进来了就得发工资，供应吃、穿、日用品。凡是增加职工，我总要算一算，看市场供应怎样。如果物资不够，就不准增加人。基本建设投资和劳动力这两条管住了，计划大体上也就管住了，就不至于出乱子。那时候，我对农业管得少，后来才管了粮食统购统销。黄敬（注「黄敬（一九一一——一九五八），浙江绍兴人。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第214页。」）同志曾经提出：银行的信贷资金很多，商业的流动资金很多，为什么不从这两方面抽点钱多搞点基本建设？他不懂得，把必要的信贷资金和流动资金拿来搞基本建设，物资供应就要出现缺口，这是不行的，是有危险的。

过去我们每年要算一次帐，购买力多少，商品供应有多少，要使商品供应量超过购买力。一百元的购买力，要有几百元的商品，否则，就会出现市场供应紧张，因为有些商品不一定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商品供应量大于购买力，才能使消费者有选择的余地。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不适应，市场就不能稳定，甚至造成通货膨胀。

第七个问题，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对于目前的形势、方针、措施，以及工作重点摆在哪里，实际上有不同的看法。每个部委，每个单位，都要鼓励有不同看法的两方面把意见发表出来。在我们党内，在政府机关内，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比较全面，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

(1)注「一九六二年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扩大会议之后，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工作和调整这个小组成员的问题。同年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为组员。——第207页。」

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一九七三年六月七日）

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

（一九七三年六月七日）

陈云：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今天是晒网时间，只谈半小时好不好？

陈希愈：（注「陈希愈，一九一一年生，山西霍州（今霍县）人。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第216页。」）好！

陈云：我想了解一下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请你们从以下几方面收集一些材料：

一、美、日、英、西德、法各国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的货币发行量是多少？外汇储备是多少，其中黄金储备是多少？

二、现在世界黄金年产量是多少，其中主要产金国的年产量是多少？

三、八百亿欧洲美元分布在哪些国家和地区？

四、作为经济繁荣、衰退、危机的标志，工业除了钢铁以外，还有哪些行业？

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三年美、日、英、西德、法各国的钢铁、机械或其他基本建设投资是多少？

五、美、日、英、西德、法各国度过危机的办法是什么？每次危机间隔时间是多少？

六、美国同英、日、西德、法各国的矛盾，除了政治上的以外，经济上的表现在哪些方面？主要矛盾是什么？

七、美国和日、英、法、西德各国在贸易和货币方面存在的问题，估计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

法国财长德斯坦是主张把货币和黄金联系起来的。世界上货币总流通量和世界上黄金总持有量，是否可以算出一个大致的比例来？

八、美国一九七三年对外赤字是多少？包括转移、驻军、投资、旅游、贸易等方面。

九、对世界经济和货币、金融情况的近期和远期的估计。

十、对外国银行给我们的透支便利的利害估计。

就是这十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困难。时间是一个星期到十天。如果时间不够，再长一点也可以。

陈希愈：我们回去组织一下。

陈云：你们银行是不是还有研究机构啊？

乔培新（注「乔培新，一九一二年生，内蒙古达拉特旗人。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第217页。」）：文化大革命前有个金融研究所，后来撤销了，|奇-_-书^_^网|现在还有个研究室，共十来个人，主要搞国际金融研究。这方面，外贸部门比我们好些。

陈云：外贸部门主要是搞货价研究的，全面的经济研究还是要由银行担负起来。有懂外文的人吗？

乔培新：有。

陈云：你们那个研究机构还是要搞起来。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供求关系、货币关系的变化通通反映到外贸上来了，不搞研究机构怎么能行。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

陈希愈：我们准备把金融研究所恢复起来。

陈云：机构搞起来之后，要研究包括像尼克松（注「尼克松（一九一三——一九九四），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218、227页。」）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过去没有参考资料，只有参考消息，但过去这方面的材料我是都要看的，重要地方还划圈圈。像康纳利（注「康纳利即约翰·康纳利，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当时任美国总统国内外事务顾问。——第218页。」、舒尔茨注「舒尔茨即乔治·舒尔茨，当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第218页。」）、德斯坦的讲话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乔培新同志你还记不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我们研究边币（注「这里所说的边币，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流通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八年一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后停止发行，按陕甘宁边币二十元对西北农民币一元的比价并行流通。——第218页。」）对法币（注「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全国全融，禁止银元流通，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起，实行法币政策，并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简称法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法币急剧贬值。自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发行金圆券代替崩溃的法币。——第218页。」）的关系，你那时是货币发行处处长，崔平同志是兑换所主任，那时每星期都要开会研究盐的价格和运费。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我们在国外都有商务机构。

陈希愈：我们银行在国外也有机构。

陈云：一个星期到十天请你们搞那么多材料，是有点强迫。但是，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嘛。李裕民（注「李裕民，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三处处长。——第218页。」）同志，你是管哪方面工作的？

李裕民：我是管外汇资金的。

陈云：你多大年纪了？

李裕民：四十三岁了。

陈云：听了很高兴！三十岁到四十多岁，正是干工作的时候。乔培新同志你多大年纪了？

乔培新：六十一岁了。

陈云：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也算老年了！你还可以活二十年，我不行了，不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

陈希愈：我们想把利用外资的问题汇报一下。

陈云：好！

乔培新：现在我们可以搞到十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外汇资金，但是在国内碰到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这样做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和党的路线，符合不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这些问题不解决就行不通。

陈云：你说的，一个是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一个是规章制度问题。我看，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立一个新的办法，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有条有理，不会和国内冲突的。总之，只要承认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今年广交会提价，总的趋势是对的，但也有过头的地方，过头的降下来就是了。过去没有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有些同志没有看到，所以要向他们解释这些。

乔培新：现在外国银行来，一是送点情况，二是送钱。

陈云：这和过去上海、天津那些银行、钱庄一样，看到哪家生意做好了，就找上门来了，无非是要些利润。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平均利润率。你信誉好的时候人家找上门来，不好的时候就要逼债。总之，情况变了，有些同志还不了解。有时好事就是不好做。规章制度要变动一下。道理就是外贸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了。银行要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此时，陈云同志受周恩来同志委托，研究对外贸易方面的一些问题。」

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的问题（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

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的问题*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

今年四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尽快购买年内到货的原糖四十七万吨。当时国际市场砂糖求过于供，货源紧张，价格趋涨。五丰行认为，如果我们立即大量购糖，必将刺激价格上涨，可能出了高价不一定能按时买到现货。为了完成购糖任务，五丰行采取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注「期货——指买卖成交后约定期限交付的货物。——第221页。」二十六万吨，平均价格每吨八十二英镑左右。然后立即向巴西、澳洲、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购买现货四十一万多吨，平均价格每吨八十九英镑左右。从五月二十日开始，市场传说中国购入大量砂糖，纽约、伦敦砂糖市场大幅度涨价。然后，澳洲、巴西先后证实我向他们购糖，市价又进一步上涨，至五月二十二日涨至每吨一百零五英镑。我因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从五月二十二日起至六月五日将期货售出。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和利润六十万英镑外，我五丰行还赚二百四十万英镑。

我部核心小组讨论了上述做法，认为利用交易所做买卖。

有一定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试做。

（一）目前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已占我进出口贸易的百分之七十五。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上，因货币危机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商品价格反应非常敏感。外国商人认为我国购货时只求完成任务，有时价格越涨越要买，常常乘机抬价。这点要注意。

（二）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所以，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交易所有两重性。我们买卖又大都经过中间商，不管采取那种中间商形式，进出口价格许多是参照交易所价格来确定的。过去我们没有这样利用过交易所，这次也是利用私商进行的。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

（三）我们这次利用交易所，不是为了做投机买卖，不是为了赚二百四十万英镑，今后也不做投机买卖。这次利用交易所是一种迂回的保护性措施，是为了使我们不吃亏或少吃亏。

（四）在今后两年里对交易所要认真进行研究。因为利用交易所，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我们决不做卖空的投机，只对进口物资有时经过交易所购买期货，就是说只买进确实需要的物资。因此，像这次购糖做法是可以的，但次数不能多，每做一笔要请示报告，经过批准，每次总结经验。

（五）必须严守党纪，不能浪费分文，像这次购糖赚了二百四十万英镑，对于中间商在商业习惯上给以应得费用和利润外，如果还需请吃一次饭，只需要一百元的话，决不要多花一元。应该严肃教育干部和党员，不能有任何浪费。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对外贸易部起草的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

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二日）

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二日）

有的同志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坚持自力更生的。但是，现在国内棉花不够，去年产棉花三千九百万担，今年从国外买了一千六百万担。国内棉花要做到自给有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产棉花的国家中，美国是大头，但美国不会大搞棉布出口，因为它的工资高，工人每工时平均工资达到三点八美元。英国是靠纺织工业起家的，过去我们所说的“洋布”，最早是从英国来的，“码”就是英制的长度单位。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今年我们有一个汽车代表团去英国参观，看到兰开夏许多纺织厂都改产卡车或其他东西了。英国工人每工时平均工资是一点六美元，搞纺织工业不合算。日本过去也出口不少棉布。五十年代，有一次我接见一个日本代表团，他们问我，你们出口棉布多不多，我说不多。他们很怕我们出口棉布挤掉他们。而现在他们自己也逐年增加棉布进口了。日本工人每工时的平均工资，一种说法是一点九美元，另一种说法是九十美分。我们的工资水平比他们低得多。印度、巴基斯但、埃及都生产棉布，但纺织工业的水平不及我们，历史没有我们长。在棉布出口方面，我们还很有搞头。有人怕用外国的棉花靠不住，其实，计划中打算用的国内棉花，有时也有靠不住的。买到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以赚一笔钱；买不到棉花，无非是赚不到这笔钱就是了。买外国棉花有时靠不住，事先就要预料到。如果三年或五年中有一年买不到棉花，其他年份能买到，还搞不搞？我看还是要搞。要长期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总之，订购棉花要抓紧，现货不好买就买期货，赶紧下手就是了，有了棉花心里就踏实了。

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子“洋奴”。

我们要打大的算盘。中国人多，进口化肥设备，进口化肥，增产粮食，出口大米，出口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听取对外贸易部负责同志汇报时谈话的一部分。」

工艺品出口问题（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日）

工艺品出口问题*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日）

关于工艺品出口问题，我讲几点意见。

（一）今年秋季广州交易会（注「广州交易会即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它是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由中国各对外贸易公司联合举办的一种定期交易会，每年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简称春交会和秋交会。会址设在广州，所以也称广州交易会，或者广交会。——第225页。」）总成交额仍然是高的，这是好现象。商品的价格有升有平，只有少数商品下降，如特种工艺品。价格下降的原因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内部原因是提价过高而滞销。这样，价格就得重新降下来。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今后要尽量使价格不要提了再降。

（二）去年秋交会和今年春交会提高出口商品价格是正确的，因为国际市场货币危机，钞票贬值，物价飞涨。某些商品价格提得过高，原因是缺乏经验。这部分商品数字不大，大约一千万美元，主要是特种工艺品。

（三）工艺品是必保的出口商品。为什么？理由有三：一是绝大部分品种货源充足，只是扩大销售市场的问题。二是有关人民生活。在这些商品中，有相当多是农民副业生产和街道居民生产的产品。三是可以积少成多，如草篮价格只有几角钱，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积起来就多了。不要轻视小商品。

（四）组织货源问题。第一，商品生产量的扩大，一定要适应国际市场销路的可能，当然必须努力推销。第二，要就地取材，生产本地有原材料的东西，还要注意保持传统的老基地。第三，外贸部要有计划地调剂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要照顾穷地区。初期收购价不要太高，要照顾地区收入水平，以避免发生重副轻农的倾向。我们是以农业为基础，多种经营。

（五）保持和扩大港澳、日本、新马（注「新马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第226页。」）市场。千方百计打开西欧、北美、大洋洲和其他市场。

（六）产品重点要放在中低档货和低值易损日用生活品上。销售对象主要是广大工薪阶层。我们要从多销中求得绝对金额的扩大。特种高价工艺品，只有富有阶层买，销售数量有限，这些商品不同于人人都要穿的衣服和袜子。

（七）对已经提价过高的商品，要分别提出对策，或降价或等待。要在打开销路的前提下，照顾中间商。有些商品需要补贴的还要补贴。也要准备降价后，仍然可能卖不出去。

（八）要在扩大销路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贸易方式。可以开小的交易会，也可以办展览会，边展边卖，作为广交会的补充。再一种方式是平时成交，要给推销商、中间商好处，在价格上使他们有利可图。此外，对某国或某类商品可否独家经售，对有信用的商人可否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也要研究。在这方面，可以冒点风险，准备万一有失。不要一有损失，就不敢做生意，束缚自己的手脚。

（九）提价幅度要力求适当，同时必须瞻前顾后。要避免因提价过高而大幅度降价。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外贸部一般不做零售，必须经过中间商，照顾中间商有极大的重要性。即使这届交易会提价幅度稍低，也能补救，平时成交可以提，下届交易会还可以再提。

（十）必须强调保证和提高质量。但要估计到，新产区提高产品质量有个过程。要准备有些产品一时赔钱销售，打开销路，使产量增加。卜内门（注「卜内门即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是英国的化学工业垄断组织，总公司设在伦敦。——第227页。」）开始销售化肥，先不要钱，销开后再要钱。有些产品外销不行，内销就是了。

（十一）处理工商之间的矛盾，要从扶助生产出发。这要有全局观点。即使一时外贸赔了钱，也是可以的，因为取得了外汇。我们的算盘要打得大一些，钱还在中国，给农民了，没有给尼克松（注「尼克松（一九一三——一九九四），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218、227页。」）。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听取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谈话。」

对港澳贸易问题（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四日）

对港澳贸易问题*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四日）

今天谈对港澳贸易问题。

港澳是我们目前现汇收入占第一位的地区，也就是进口成套设备和器材所需外汇的重要来源。

对港澳的出口贸易，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有利条件是，食品和其他传统出口品，我们可以占领主要市场，但也有可能被挤掉。不利条件是自由港，竞争剧烈。竞争对手会用低于成本的价格竞销，尤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对此种不利条件，许多同志还未认识。

应该保证食品出口市场的已有地位。各省应把出口任务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为此，建设和扩大生产基地是必要的。

商品价格必须有竞争性。要大力推销换汇率高的商品，但决不放弃可以推销的换汇率较低的商品，目的是为了多得外汇。

除特殊例外，对同我竞争的外商不让步，例外是哪些，要通盘研究。

对同我合营的商店及代销店必须照顾。同我合营的商店及代销店的店主是谋利的商人，但他们不同于一般资本家。要使他们有利可图，但不能得暴利，

对港澳贸易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时刻警惕港英方面的刁难。要加强对港澳贸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使他们有两点自觉性：一是责任重大，二是能经受特殊环境的考验。这种考验有很大的政治意义，机会难得。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的在听取对外贸易部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谈话提纲。」

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三日）

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三日）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注「天安门事件指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郑重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230、234页。」）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我国目前总的形势是好的。虽然有些困难，但这是暂时的困难。只要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共同商量，同心同德，经过努力，这些困难是一定会克服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书面发言的摘要。由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陈云同志的这篇书面发言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

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华主席（注「华主席即华国锋，一九二一年生，山西交城人。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32、243页。」）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例如：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注「一九三六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对此，中共中央早已有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这是一起重大的错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为这一错案作了彻底平反。——第232页。」）。他们出反省院（注「反省院是国民党政府迫害和诱降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一个反动机构。——第232页。」）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的第三条规定：“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第232页。」）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一九四一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注「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这个暂行处理办法的第二条规定：“共产党员在被捕后，毫无叛党行为，仅仅在刑期满后或交保释放时由自己或家属填写过’悔过’’自新’一类文件作为出狱手续，而在出狱后仍然坚决革命，并未改变其革命本质，并未对革命发生动摇者，虽在当时中央并无允许履行这类手续之决定，应视为实质上并未叛变。因此出狱后经地委以上审查和认可之后，已恢复党籍者仍然不变，未恢复或恢复后又被开除者，则在本人要求恢复时可恢复其党籍。但在党表上应登记此种出狱情况，以区别于过去拒绝履行出狱手续坚持无条件出狱者。”——第233页。」）。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一九四一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此外，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际地带有一个所谓“两面政权”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党我军的工作。这些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多被定为叛徒。这是一个涉及到数量更大的党员的政治生命问题，也应该由党组织复查，对并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

总之，“七七决定”、一九四一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些同志都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现在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

三、陶铸（注「陶铸（一九○八——一九六九），湖南祁阳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五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先后关押在上海公安局和南京监狱，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被监禁期间，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纠正过去对陶铸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第233页。」）同志、王鹤寿（注「王鹤寿，一九○九年生，河北唐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八月，再次被国民党逮捕。判刑后关押在南京监狱，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走资派”、“叛徒”，长期关押。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彻底平反的结论。——第233页。」）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注「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所以也称七七抗战。——第213、233页。」）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级的干部。陶铸一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他们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处理中也有缺点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注「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陕甘支队司令员、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等职。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并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纠正过去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巨大贡献。——第234页。」）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注「天安门事件指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郑重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230、234页。」）。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注「《于无声处》是一部四幕话剧，作者宗福先，创作于一九七八年。作品歌颂了天安门事件。——第234页。」），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