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为了使基干团以及某些县大队、县独立团得到锻炼，请你们考虑可否派出北面的地方基干团到边缘地区活动，使他们在主力掩护之下，见识见识与顽军的作战。凡是与顽军作战有过锻炼的，战斗力就强，敌来不会垮。清原以北的县大队、县独立团及联合县的独立团都是如此，撤退时也可全师而退。未与顽军接触过的，闻风即溃。

（四）敌占时要尽量减少干部、资财的损失。现在干部牺牲很多。据辽南（注「辽南--是当时的一个省名。--第326页。」）报告，岫岩一县即三百人，主要损失于事前未精简，还是平常那一套，架子大，干部多，体弱者和妇女不少。敌来“扫荡”时，不能钻两个月山和露宿山头的，都应撤退到最后方去做事。关于各县资财，不要有本位主义，应统统有组织地交给省委，放在最远的后方，如黑河、虎林等处，敌一两次进攻打不到那里，我还可取用。如果寄在民间，一定会被全数献出，结果游击队的衣服鞋袜反无补充。此外，游击队及县级机关，应由首长亲自埋藏若干锅、粮等物品于敌占后我可活动的山沟内，以便实在搞不到吃时去挖用。这点，冯仲云（注「冯仲云（一九○八--一九六八），江苏武进人。当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在这之前，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政治委员等职。--第326页。」）和抗联（注「抗联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简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一九三六年组成。一九四五年十月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一九四六年初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326页。」）干部有经验。

（五）镇压敌占区反动分子与反动地主。镇压是必须的，他们在杀我们，我们不能对他们宽大。但也不能乱杀，要使中间观望分子仍观望。沈阳县（注「当时将被分割在南满敌后的几个毗邻县组织起来，实行统一领导，以适应斗争的环境，故称联合县。例如，沈铁抚联合县，沈指沈阳县（后来撤销，并入沈阳市），铁指铁岭县，抚指抚顺县。--第322页。」）的经验是：“多捉多放，快捉快放”，这实在是一种又镇压又宽大的办法。各地也杀了一些，但不多。此种方法，我以为可取。

（六）此间领导同志中的关系不很好，似乎很有些意见。我们的办法，是引导同志们一股热气地去打击敌人和争取群众。同志们都对我们很好，欢迎是衷心的，萧华同志的工作是很积极的，态度是很好的。

（七）我感到有困难的，决非在人事，这我完全可以对付，困难在于军事，我毫无经验。发生争论时，我无从说话，必须弄清事实，弄清利害，才能下决心。本来懂得军事的人，有许多问题是常识问题，但对我来说，却非下大力去摸不可。这件事比在北满不知苦多少倍，尤其因为军事常常逼在眼前，非迅速决定不可，而且我不能不管。但勇气是有的，现在正鼓起勇气来补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所未上的课。

十三日之前我都在临江。十三日晚十二时我到前方去处理一个大的行动问题，因为有争论。十五日回临江又讨论了一天。此后情况，已给你们发了电报。

这样的信，问题虽经过考虑，但字句是随手写来的，可能词不很达意，请你们看我的主要意思。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陈云写给林彪、彭真、高岗信的节录）

三

（一）大家认为，现敌主力靠拢向内圈压缩中，我已无好仗可打，且有可能被迫转移，于我不利。不如将主力一部伸入敌后，则虽有困难，但可使敌难以前后兼顾。且敌后我现有地方武装，对敌既无还手之力，亦难招架，需主力撑腰。故四纵（缺四个营）已于十八日到敌后创造根据地。先头部队收复八里甸子（桓仁西），歼灭伪警一百七十余人，并顽军一个班。现主力正向平顶山（注「这里所说的平顶山，是今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集镇。--第327页。」）前进。十二师（注「这里所说的十二师，是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的一个师。--第327页。」）正向辽南岫岩一带前进。

（二）二十二日敌占领辑安。今后敌先打我内圈，抑先对付四纵，或同时并进，尚不明。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萧劲光、陈云、萧华致林彪、彭真、高岗并中央军委电）

四

（一）我们同意你们十二月十七日及二十六日两电，准备在像冀东、热河（注「热河--是当时的一个省名。一九五六年撤销建制，所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第328页。」）及华北抗战困难时期的那种局面下奋斗，并将一切打算都放在三、四两纵队坚持南满这一目标上。现因我北满发动攻势，敌兵五团北调。我正利用时机求得歼敌一部，力争不但保住长白山区，且求在桓、辑、金、辉四点（注「桓--指桓仁县，今辽宁省的一个县。辑指辑安县，即今吉林省集安县，金指金川县，今为吉林省辉南县金川乡，辉指辉南县，今吉林省的一个县。--第328页。」）中收复几点。如此，则南满仍不失为东北重要的侧翼战略阵地，可以北出吉奉，西出安奉。在敌不能增兵关外及我在北满胜利的条件下，只要努力，这种可能尚未失去。

（二）力争上述较好局面不是轻易的，必须经过多次中小规模的对敌歼灭战，而我又需付出一定代价。过去安东、通化未失守前（注「指一九四六年十月以前。十月中旬，东北国民党军实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集中八个师约十万人的兵力，分三路进攻南满解放区。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进行了英勇的还击。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十月下旬，敌军先后占领安东、通化等大部分城镇，进而向长白山区紧缩，企图消灭南满解放区。--第328页。」），主力兵员不充实，平均每师仅六千多人。主力经过战后伤亡减员，而地方武装在敌进攻下损失很大，据不精确统计可能在一万人左右，现已无地方武装可补充。加之现有之长白四县（注「长白四县--指吉林省长白县、临江县（今浑江市）、濛江县（今靖宇县）和抚松县。--第328页。」），总人口二十二万，规定旧历正月底止扩军一千，能否完成未定。沦陷区短期内扩军则无望。以上原因，使主力目前得不到补充，且在不断减员。因连队不充实，干部怕伤亡大，战斗信心降低。至于求打胜仗，争取俘获补充，亦须一个过程方能解决。

（三）为了消灭敌人，补充兵员是严重困难。如过早缩小师，可能不利且影响情绪。可否北满方面除给一万吨粮食外，再在兵员上于短期内给南满组织两个大的新兵补充团。补充团干部此间可派去，棉衣请代缝，我们还布。

（四）鉴于南满地区缩小、人民情绪下降、兵员困难的经验，请考虑北满应否利用时机，大扩一次军。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陈云致林彪并彭真、高岗电）

五

一月十八日你们关于难补兵员给南满电，经我详细考虑后，有下列意见，请再考虑一次。

（一）南满吸引着敌新六军、五十二军及六十军暂二十一师全部，另一八四师新编之两个团，尚有不少保安独立师。南满对北满是一个重要的牵制敌人的力量。

（二）今后南满可能有两种前途：（甲）保住临、濛，使长白山区有完整四县（二十二万人口），进而夺回辑、柳（注「柳--指柳河县，今吉林省的一个县。--第329页。」）、金、辉中二三城，如此则坚持敌后亦易。因山上与敌后互可呼应，对敌北进牵制力亦大，形成有力的犄角之势，此为上策。（乙）如临、濛不保，大部主力在敌后处于敌兵四面包围中，根据地不易迅速建立，那时敌情又有两种可能：其一，敌以少数兵力对南满，大兵北压；其二，则利用松花江开冻，北满主力无法南渡击敌，敌可集中东北重兵先扫南满，使我无立脚喘息之机会，而这种可能是很大的。敌采取各个击破，先清南满再攻北满，那时南满减员必大，扩兵短期无望，经过一时期后，南满对敌北进牵制力必减。由上估计，我必须拚死反复力争第一前途，只有在不得已时，才走第二前途。我们也准备了第二前途的。

（三）力争第一前途必须勇敢、积极地大量歼灭敌人，必须主力打运动战（南满现在应该是广泛的游击战，必要的阵地战，主要是运动战）。但主力兵员的补充，目前南满是极端困难的。地方武装叛逃万余，悔已不及。现在地方武装编并殆尽，每县所剩无几。过去所谓一、二、三独立师，共只五个小团，都在敌后边沿单独担任任务，不应再并。我们一再研讨，兵员来源如下：（甲）争取伤兵百分之七十归队；（乙）争取俘虏百分之五十留连队；（丙）地方动员一千新兵；（丁）抽机关及警卫人员下连队；（戊）讲求战术，减少伤亡，巩固连队，减少逃亡；（己）韩光处（注「指旅大地区，当时这个地区的范围是旅顺、大连和金县。韩光，一九一二年生，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当时任中共旅大地委书记。--第330页。」）扩兵，大体上只能补辽南。这六种来源并不能立见效果，须先找到一批兵员才能接上气，因此想到北满的地方武装县大队中可否在三月份补我们三千人。

（四）利用与保持南满有利的环境与阵地，北满只给以几千新兵的支持，使其达到阻抑敌兵北进的效果，我以为这是十分“价廉物美”的。

（五）按常理，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要新兵要粮食是不合理，且不能持久的，但想到南满如有较好局面，对于拱卫北满之更大作用，又估计到改善南满局面的客观条件的存在，故我力争上策之心未死，一再求援。我请求你们对援助南满兵员问题再考虑一次。

（六）南满的有利条件是全满其他地区所没有的，除暂需兵员及粮食帮助外，我估计都可以自力更生。

（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陈云致高岗电）

六

（一）军委十日电悉。

（二）十二月十八日四纵全部伸出敌后，又因北满出击，敌七十一军九十一师北调，一月中旬四纵主力六个团即回长白，与三纵合击通（注「通--指通化市，今吉林省的一个市。--第331页。」）、辑地区五十二军的一九五师及二师，敌均逃脱，仅消灭一九五师五个连。此后，四纵主力四个团及三纵全部都集中作战。四纵十一师全部则仍在浑江以西、安奉路以东，进行钳制敌人的作战，配合及扶持地方武装。十二师师部率主力三十四团会合辽南独立师，目前虽被压缩，背靠关东州（注「关东州--即一八九八年沙皇俄国强迫清政府承认的“旅大租地”，包括旅顺。大连和金县。一九○五年日俄战争后转让给日本。这里是借用旧称。--第）331页。」）休整，但吸引了敌新六军二十二师四个营，十四师五个营；六十军一八四师两个团及两个省防师。由于敌后地区广大，交通便利，过去地方武装在敌进攻中垮了不少。为达分散敌人目的，我十一师全部及十二师一部，分散在敌后，对全局是有利的。

（三）现敌七十一军之九十一师又到梅河口，准备第三次进攻长白山，我正准备粉碎其进攻。目前辽东敌是：新六军、五十二军全部，七十一军九十一师及六十军暂二十一师全部，六十军一八四师两个团，并有几个省防师。

（四）我们将利用松花江开冻前积极歼敌，求得改善南满形势，并准备应付松花江开冻后北满欲援不能，而敌集中大力单对南满时的困难情况。

（五）目前长白山区内四个县只有二十二万人，敌后扩兵一时尚无望，最大困难是兵员，正以自己努力并向北满求援。我们认为南满目前虽有广泛游击战，且有必要的阵地战，但主要仍是运动战。

（六）劲光（注「劲光--即萧劲光（一九○三--一九八九），湖南长沙人。当时任辽东分局副书记兼辽东军区司令员。--第332页。」）仍在前线指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一日陈云、萧华复中央军委并致东北局、林彪电）

七

五日九时、五日十二时（敌放水雷）及六日敌一八四师调郑家屯（注「郑家屯--是今吉林省双辽县的一个镇。--第332页。」）、估计九十三军可能调东北等三电均悉。我们从南满及东北全局着想，意见如下：

（一）九十三军来后，估计敌不能南北并攻（兵力仍不够），也不能南守北攻（三、四纵对敌威胁很大），料敌仍是先南后北，企图将我各个击破。

（二）如北满主力不来，敌先南后北，估计南满将被击破，北满不久必危险。

（三）北满主力南来后，敌南守北攻的企图也可能，但那时我南满兵力很大，极可能阻住敌之北进。万一阻不住敌而哈市（注「哈市--指哈尔滨市，今黑龙江省省会。--第332页。」）失守，则比之敌先南后北哈市仍不保的情况较好。因我南北阵地仍在，全东北仍可保持长期斗争、南北互为依存的有利阵地。

（四）北满主力南来后，在敌集中兵力进攻下，南满仍被击破的危险也是存在的。但更大的一种可能性是，我以南来主力及三、四纵队利用南满山地陆续消灭敌人，而达到保住南满、迟敌北进甚至保住北满的目的。只要消灭新一军、新六军的两个师，东北困难就可减少，关内再来顽军，战斗力也必较低，则今后东北就好办了。

（五）再退一步想，在拼死力争之后，南满仍被击破，那时除必要留在南满敌后的部队外，一部主力可以转到东满、北满，不致全部陷死于南满敌后。

（六）北满主力南下时，抢占桦甸黑石镇很必要，能占磐石及其他地点则更好。但很可能桦、磐都占不了，被迫在金、辉、柳地区与三、四纵会合，即令如此，南满仍有消灭敌人，保持与扩广局面的可能。

（七）北满主力抽多少个师南下，请你依全局考虑酌定。如确定南下，可否将路线略告，以便配合。

（八）主力南来，今后兵员、财力必须仍靠北满支持。

（九）小丰满放水，不知下游尚能渡兵否？如逼着要走丰满上游，则需力争在化冰前过江。

以上意见请考虑。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萧劲光、陈云、萧华复林彪电）

八

二十八日电悉。

（一）萧、程（注「萧--指萧劲光，程指程世才。--第333页。」）已回临江讨论部署。我们认为，目前南满的敌情是严重的（注「指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军调集约七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动第四次进攻。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以部分兵力牵制敌军两翼，集中第三纵队主力和第四纵队一部，于四月三日在柳河县三源浦镇西南的红石砬子地区，全歼敌主攻部队中路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及第五十四师的一六二团共七千多人，粉碎了敌军的这次进攻。--第333页。」），今后更严重。但是敌兵虽多，目前其主力只二十二师两个团及十三军四个团。其他各师或则不强或已残缺。我只要再给二十二师及八十九师以相当歼灭，则渐次粉碎敌进攻是可能的。我们已集中两纵五个主力师打运动战。我们下定决心，不惜将三纵、四纵队打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以争取较完整的长白山。从全局来看，这种决心十分必要。又因为此次及今后敌兵多，且靠拢，因此决心打几个恶仗、硬仗、较冒险仗（仍是运动战）。如无此决心，则必然这样也不便打，那样也不便打，其结果必然部队拖垮，山头失守，贻害全局。我们经验证明，愈怕损失则损失愈大，不怕损失则损失反小。从二月五日打到今天，共八仗，俘敌近万，我主力则伤亡三千。

（二）对北满建议如下：

（甲）暂时不必加兵南来，因在敌区中被敌重重堵追，干部思想必恐慌（辽东敌后的经验），避战则减员，作战无法安置伤兵，很可能既有损失仍不达目的地，即使达到亦必疲惫应战，不如以此代价协同北满主力在长春西北死打硬打较有利。

（乙）可否由北满派一个主力师到东满加强桦甸方向，其作用是积极向敌活动，带出东满部队战斗作风，并保持我们与东满交通，必要时可转到南满。

（丙）北满主力可否提前出击，以免敌再增兵到南满。

（丁）你们准备给南满更多新兵，壮了我们的决心。我们希望来得快，给得多。第一批速南来，并将给两个现成的补充团，七天后，我们组成三个补充团架子（班长以上）来北满，以便陆续接兵南下。只要你们给人力支持，我们将以无比的勇气打仗。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萧劲光、陈云、萧华、程世才复林彪、彭真、高岗电）

九

由于辽东主力及敌后、正面全党、全军的努力，由于北满主力三渡松花江出击（注「指一九四七年一月至三月间，东北民主联军在北满的部队，为策应辽东军区部队四保临江、坚持南满根据地斗争所进行的三下江南作战。一月五日，北满部队集中十二个师首次南渡松花江作战，在九台县东北的其塔木、焦家岭、城子街等地，歼敌国民党军四千多人，迫使敌军由南满抽调两个师、由西满抽调一个师北援。一月十九日，北满部队撤回江北，休整待机。二月二十一日，北满部队再次渡江南下作战，以奔袭手段歼灭城子街守敌一个团又一个营，并乘胜围攻德惠县，诱使敌军从南满、西满及长春地区调集十二个团北援。三月二日，北满部队又主动撤回江北。这时，敌军继续北进，北满部队乘其分散之机，于三月八日第三次渡江南下进行反击，在农安县东北的靠山屯、郭家屯等地，歼敌第八十八师全部及第八十七师一部，继而包围农安县，敌军又从热河、南满抽调两个师北援，三月十六日，北满部队在松花江开冻前回师江北。--第335页。」），过去三个月中粉碎了敌对临江前后三次进攻（注「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间，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部队粉碎国民党军对临江地区发动的三次进攻。十二月十七日，国民党军调集六个师的兵力，沿辉南、柳河、通化、桓仁、宽甸一线，向临江地区发动进攻。辽东军区采取内外线密切配合作战的方针，以第四纵队深入敌后，分散敌军的进攻力量；以第三纵队运动防御，待机反击。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歼敌五千多人，粉碎了敌军对临江地区的第一次进攻。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国民党军又调集四个师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动进攻。辽东军区集中第三纵队主力和第四纵队一部于通化以北的高丽城子地区，歼敌中路第一九五师大部，继又转移兵力于三源浦镇歼敌援军两个营，共计四千多人，粉碎了敌军对临江地区的第二次进攻。二月十三日，国民党军再次调集五个师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动进攻。辽东军区集中第三纵队主力首先打敌一路，第四纵队主力则活动于敌后奔袭作战。前后十天，在柳河县通沟、大北岔地区，以及本溪县碱厂、下马塘等地，共歼敌七千多人，粉碎了敌军对临江地区发动的第三次进攻。--第335页。」），俘敌近万，歼敌二十营（敌后我军歼敌在外），收复五城（注「指金川县、辉南县、柳河县、辑安县和桓仁县。--第335页。」）。但这些胜利不应使我们麻痹。敌利用松花江开冻，北满主力对我配合较前困难的条件，首先集中兵力击破南满的企图是不变的。敌已从热河、平津增来东北五个师（大部或全部可能用于南满），并开始了第四次对长白山的进攻。敌鉴于过去三次的失败，目前进攻兵力与组织都加强了。但我南满阵地必须坚持。现辽东本身条件亦有改善，敌兵力虽多，其主力只二十二师及八十九师，因此敌之进攻应该而且可以被粉碎。

目前辽东全党的任务如下：

（一）在部队的高级干部中弄清粉碎敌之进攻，保持南满，有全东北全国的意义。我们必须不惜以任何代价，决心打若干恶仗、硬仗、大仗，以消灭敌之力量，粉碎敌之进攻。在连续战斗中损失是不可免的，但以局部损失去换取全体胜利，正是保证每个局部取得恢复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敌后部队应继续保持不叫苦的精神，积极活动，严格执行配合正面作战的任务。要随时随地发动农民，保护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春耕。同时，应预先准备必需的物质补充，以防战时交通隔绝和更困难的情况到来，这里同样要有局部服从全体的精神。

（三）地方的、后勤的、机关的工作同志，都须继续并更积极地工作，以无限责任心去改善工作，保证前线胜利。

（四）我们的斗争将得到全东北我军尽量的配合与人力物力的支援，但全部精神必须放在自力更生上，避免依赖和等待。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辽东分局关于全党动员起来粉碎敌人第四次进攻的通令）

十

目前敌人已经集中较大兵力，开始进攻南满。我们必须下定坚强的决心，粉碎敌人的进攻。对于坚持南满的斗争，不应有丝毫的动摇，在敌人面前不应有任何的畏缩与恐惧。从安东失守到现在，南满坚决粉碎了敌人三次进攻长白山的计划，歼灭了敌人两个师以上的兵力，生俘万余，收复了五个县城，振奋了群众，坚持了敌后斗争。这种形势的转变和开展，固然由于北满三次出兵，给了南满以胜利条件，但也由于我党政军民全体的努力和坚强的奋斗，尤其是我主力军给了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因此相当地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改变了南满的形势。事实证明，只有坚强的奋斗，抱定歼灭敌人的决心和信心，敌人的进攻是能够粉碎的，敌我力量是能够改变的，形势是能够改善的，南满是能够坚持的。在今天，粉碎敌人进攻的条件，比上次更为有利。敌人经过我们东北各个战场连续打击以后，战斗力降低了，而我们越打越强了；群众经过国民党的蹂躏后，对我们的认识和同情心提高了；东、西、北满对我们的配合并未因松花江开冻而放松。今天增加到南满的敌人主力军并不多，大部都被我们打垮过。此外，还有战斗意志比较脆弱的云南军。敌军建制杂乱，后备力量有限，数量虽然增加，但其质量比前降低。今后只要歼灭一两个师，南满形势即可发生基本变化。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战斗意志，发扬打硬仗、打大仗、打恶仗的坚强决心。战争胜利的要诀，就是积极地争取主动性，努力造成敌人弱点，积极寻求和抓住一切有利机会，即使是微小的，也不应该放过，以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如果我们以消极的畏首畏尾的态度，这样不能，那样不好，只想等待适合口味的机会，结果我们越退缩，敌人越靠拢，我们处处被动，敌人总是主动。这样就会始终得不到机会，打不成好仗。被动的结果，必然是失利。要打硬仗、打大仗、打恶仗，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牺牲代价。为了打胜仗，歼灭敌人，这种代价是要下决心付出的。保存实力，只有付出一定的代价，换取敌人更多的代价，才能得到。就是说以一定的牺牲换取的胜利，这样才能减少牺牲，保存自己，壮大自己。我们要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在大敌当前，表现英勇无畏；以积极、负责、努力和坚决、勇敢、顽强的精神，来狠狠地消灭敌人，这便是我们革命军人最高尚品质的表现。这样的指战员应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尊重、爱戴和欢迎。战争是最艰苦、最残酷、最严肃的斗争。全体将士必须坚决执行命令，努力完成任务，严格遵守纪律，爱护根据地人力物力。每个指挥员要很好地了解敌情、地形，细密地组织战斗力，随时注意配合、协同与联系，反对莽闯、乱撞的战斗作风，提高从战术上爱兵的观点。为加强和统一前方部队的作战，已决定由曾、韩（注「曾指曾克林，一九一三年生，江西兴国人，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韩指韩先楚（一九一三--一九八六），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第337页。」）组织前方临时指挥部。韩于四日到达十师后，即与曾一起指挥作战。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萧劲光、陈云、萧华、程世才、罗舜初、吴克华、莫文骅、唐凯致各兵团首长并报林彪、彭真、高岗电）

十一

我们现派三个补充团干部架子来接新兵。你们能更多给我们新兵，使我们勇气大增。当然即使没有兵补，我们也要反复力争长白山的。有了新兵，增加了争夺的最有力的条件。

我们到这里可以说基本上是解决一个问题，即思想上树立起坚定不移的意志去坚持南满（不是打游击的南满，而是完整长白山区的南满，因为只有这样，对北满敌人的牵制作用才大）。由于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我们才敢大胆负责地说，即令现有实力全部消耗完了，仍不能保持南满时，也是必须拼的，因为这有全东北全国的意义。又因此打破了那种“保存”实力的退却的想法，那种退却的“保存”，将来南满与全东北都不能保存，近视眼必害自己，亦害全局。劲光在前面指挥，最大的收获是解决了部队干部思想上怕伤亡、“保”实力的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了，战术上就灵活了。又弄清了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今天南满的意义，决不仅仅是指部队的实力，而大部是指硬要保住完整的长白山区，当然也指部队。

现在不敢说南满的问题完全解决了，但可以说大部解决了。

现在我要向你们提出而且要请你们考虑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是经过了考虑的，希望你们加以一再的考虑。问题如下：

从全国、全东北经验看来，兵力总数是敌大我小（东北程度较差），但敌兵力仍不够，故只能而且已经采取“分别先后，集中重兵，各个击破”的计划。这一计划在苏北、鲁南收得若干效果，其原因敌我相较，敌仍有两个有利条件：兵多；运输便利。

被敌进攻方面的我军处境是困难的。苏北、鲁南我不知，以南满为例，第一困难是长白山区人少，因此粮少，房少，伕子少，运输力少，安置伤兵的地方少。就其当地条件来说，只能打游击战，但从全局来看，必须打运动战。在这样地区，人力上以及必要的物力上，如无其他地区的支援，则是不可能打运动战的。第二困难是无间隙的作战。例如，当北满出击敌人时，我们也不能并不应休息，因为只有牵住敌人，才便于北满歼敌；只有乘机向敌进攻，才能改善自己阵地，以备第二次敌来进攻。北满一停攻，敌立即以火速南运向我进攻，我虽想休息而不可得，不得不被迫应战。战争就这样循环无已地下去。所以休整二十天一个月，是根本没有的事。这一点如果不被各满了解，则可能在援助的行动上稍迟一点，对于南满就有很大的不利。

归结起来，要使东、西、北满了解我们南满的处境，在军事上、人力上和必要的物力上给我们足够而且及时的支援。

我考虑的结果认为：被进攻方面（例如南满），必须克服右的近视眼的“保存”实力，向困难屈服的倾向。一般说，只要看出这一问题就较易解决，因为共产党员本性革命，而且直接在敌兵的逼迫之下，故这一倾向不易被忽视，且容易说通。另一方面，即敌取守势方面，我们的干部思想，因为所居环境不同，不易深刻体会被攻方面的困难，也一时不易使所有干部都看清被攻方面之困难及其成败对于其他战场有切身利害关系。由于敌人暂时不对他这一方向进攻，很易近视苟安。这种倾向易被忽视，因此也不易迅速全部克服。由于这种倾向存在，可能产生钳敌行动不够积极，可能的人力物力的调剂被忽视。这种倾向存在是有原因的，我估计有二：（一）敌未直接对之进攻，不易使干部将局部利益与全部利益、一时情况与长远情况统一起来看。（二）八年抗战与十年内战无此可能、必要和经验。八年抗战，在若干阶段上，敌对我军基本取守势（太平洋战注「太平洋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国、英国对日本宣战。同日，德国、意大利对美国宣战。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第340页。」后，对全中国基本是守势），我军协同的需要不很大。今日之内战，则敌取攻势，而且是尽可能的集中重兵各个击破。十年内战时，各战略区既无配合的可能，更无此习惯。今日之内战，则完全有配合的必要，而且在这一点上，我们稍有弱点，注意不周，注意太迟，则必定吃亏。

中央和东北局对敌人各个击破政策的对策是，各战场协同动作，以各个击破敌人。这一政策确定了，执行了。但是，我以为执行的难关必须打破。即被进攻方面，右的情绪必须打破；在协助战场上，我上面所说的不积极、不及时支援的思想也必须打破。我提议东北局召集一次会议，将各战场有关人员找来交换一下意见，被攻战场方面可以提出请求援助哪几项，协助战场方面可以研究可能协助到什么程度。各定任务，一则坚持，一则协助，这样使击破敌策、执行对策更有效。我以为这不仅今天需要，万一哈市失守，北满也被分割，那时敌仍是各个击破政策，我们今天预先在思想上准备，并具体计算各满军事配合行动的可能程度，人力物力可能调剂的程度，也是需要的。请你们看这样的会议有否必要？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陈云写给高岗信的节录）

*注「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民主联军为了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斗争，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同国民党军进行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作战。在三个半月时间里，东北民主联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四次向临江地区的进犯，歼敌四万余人，收复城镇十一座，打破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并迫使其由攻势转为守势，扭转了东北战局。本文是陈云同志起草的，以他和中共中央辽东分局、辽东军区其他领导人名义发出的七份电报，以及他写的两封信和两份电报。当时他担任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辽东分局当时也称南满分局。」

怎样才能少犯错误（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

怎样才能少犯错误*

（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

我们可不可以少犯错误？这个问题提得好。拿我来说，我是中央委员，我犯了错误，影响就比较大。

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注「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88、139、196、295、342页。」）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比如，蒋介石为什么说三个月或者五个月就可以消灭我们呢？他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就在于他对我们的兵力是同群众密切结合的这一点缺乏估计，同时夸大了自己精锐武器的作用，忽视了自己军队的士气低落和同群众的严重脱离。敌一九五师的失败，也是由于赵公武（注「赵公武。当时任国民党军安东警备司令。--第343页。」）和陈林达（注「陈林达，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九五师师长。--第343页。」）对我们部队的认识不对，他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我们这次在敌后，有些同志有点惊慌失措，原因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明明是个瓜皮帽，却把它看成了猫耳山（注「猫耳山是吉林省临江附近的一座山。当时中共中央辽东分局设在临江。--第343页。」）。因此，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我在延安时从枣园（注「枣园位于延安城西北，从一九四三年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这里办公。当时陈云曾住在这里养病。--第343页。」）出来后到财办（注「平洋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国、英国对日本宣战。同日，德国、意大利对美国宣战。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第340页。」）工作，如果要我明天作报告，当天晚上还忙于搜集材料，以了解情况。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

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

交换是带头的。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些历史经验的推论。因此，对同自己相反的意见，我们也要作些分析，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陈独秀（注「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第139、295、344页。」）的错误，李立三（注「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同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李立三本人在会上也承认了错误，随即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以后，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他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第344页。」）的错误，王明（注「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六安全家寨（今属金寨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等职。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第224、344页。」）的错误，不是由于这些人发神经病，或者因为他们是傻瓜，主要是由于他们夸大了事物的一面，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一九三○年的革命高潮，只是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运动处于低落时高，而不是比大革命失败前高。红军力量比过去是大了，但还不是大到足以打垮蒋介石军队的程度。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注「“一·二八”即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进攻，当时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和上海人民一起英勇抵抗，淞沪抗战爆发。--第344页。」）事变，使全国的抗日反蒋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但还不是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四中全会（注「四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第344页。」）的错误结论，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注「指中共临时中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通过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过分地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冒险主张及一系列“左”的政策。--第344页。」），都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我们不能说犯错误的同志对形势的判断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他们夸大了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应该收集反对意见。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各种资产阶级的、假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为毛主席的真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写的。如写《论持久战》，他先收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论据，经过分析、批驳，得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这个正确的结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主席首先批驳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或者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或者只要抄用北伐战争的经验，就可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错误意见，然后提出必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尤其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战略战术的正确主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是先批驳文艺是超阶级的、文艺工作者无所谓阶级立场的观点，进而阐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所以，要做到交换，特别是要做到同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同其他阶级的代表交换意见，首先要明确交换的目的在于能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同时，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立场上想一想，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凡是有理有据的都要吸取。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不喜欢同自己意见相反的人谈话，互相交换看法，这是不好的。

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检验黄金的纯度要用试金石，验血也有参照的标准。我们如果用比较的方法，把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相比，再与上海三次暴动（注「上海三次暴动--即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发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这两次起义均由于准备不足遭到失败。第三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这一次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于三月二十二日取得胜利，并建立了人民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第345、362页。」）时相比，就知道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达到什么程度，然后再决定我们的策略，这样就不至于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前几年有位美国将军叫史迪威（注「史迪威（一八八三--一九四六），美国职业军人，曾任美国驻华武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及中国战区参谋长。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一九四四年被美国政府召回。--第345页。」），他派观察组到延安，拿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来比美国对我们的政策，结果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又比如，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

比较仍然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不充好汉，不爱面子。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觔斗。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要论事不论脸。做到了这一条，自然不会一听到反对意见，就毫不思索地跳起来。

我们要求犯错误的人论事不论脸，同时要把客观事实拿给他看。大家都根据客观事实想问题，定政策，自然可以求得党内一致。

论事不论脸，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在两个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也可以承认错误，这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健全党内生活（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健全党内生活*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目前辽东党内存在着组织生活不健全的状态。这在上面有，下面也有。有的是受人影响，有的是本来就有的。

辽东党内，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有先来的，有后到的。形势复杂，又战又和。这就容易发生无原则的纠纷，必须以严肃的原则性去对付之。

我提出下面三条意见。

（一）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

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这是应有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否则，就会助长混乱，不能解决问题。

被责备者不要一触即跳。“大广播”比“小广播”好，正面讲比背后讲好。是否是事实，一见面就清楚了。

（二）党内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民主不仅一般需要，在目前情况下有特殊需要。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

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

核心领导只有经过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并在实践中经过考验，才能建立起来。

民主又必须集中。个人意见不被采纳，不能生气，也不能不尊重集中的决定。

（三）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

遇到不如意的事和人，就不干工作，或在言论行动上消极，这是不对的。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是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在我们党内，个别党员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的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提纲的一部分。」

辽东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教训（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

辽东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教训*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

去年七八两月，辽东两千干部连北满（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第300、303、321、349、371、382页。」）四个工作团一齐下乡，当时只集中打击地主和恶霸富农。七月时，土改工作采取很慢的点点前进、求透不求快的办法。但群众在亲尝了八路军好、中央军（注「中央军原是蒋介石系统对自己嫡系部队的称呼。这里泛称国民党的军队。--第305、349页。」）坏的经验后，又在我军各方胜利前进的形势下，情绪普遍高涨，他们迫不及待，到处请工作团去，开展土地改革。另一方面，辽东在久战之后，急待补充兵源和动员战勤（北满主力大部到了四梅线注「四梅线--即吉林四平至梅河口的铁路。--第349页。」两侧），建立地方武装，肃清土匪。在此情况下，运动速度加快，范围加大。

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七个月中，除秋冬攻势的新收复区外，辽宁大体分了土地，安东（注「龙江省--即当时的黑龙江省。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将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等九省。--第303、308页。」）、辽南则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地区分了土地。总的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发动了农民，十万农民踊跃参军，并在基本地区内肃清了土匪。但由于运动扩大过分迅速，阶级划分不清，没有巩固地团结中农，对佃富农与旧富农不加区别，许多地方把富农与地主一样对待，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没有严格执行，以及一度打风盛行，死人过多，犯了很多“左”倾错误。直到一月份中央及东北局指示纠“左”，才开始纠正。现在，老区正继续纠偏，新区则照中央指示，首先打击大地主。所有新老区，都以春耕为中心，同时进行纠偏或发动的工作。

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因我是负责指导土改的。造成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对若干问题的认识含糊不清。

一、对于贫雇农翻身，在现阶段只能翻到什么程度，没有明确的恰当的认识。现在看来，分了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和牲口以后，基本上已算翻身了。至于牲口还不足等等，只能在以后发展生产中逐步解决。否则，必然打击太多，孤立自己。

二、只看中农对土改犹豫观望的一面，没有充分认识坚定地团结中农的必要，分了富裕中农的牲口，又侵犯了其他中农。这种做法，贫雇农经济上所得不多，政治上损失甚大。

三、没有研究富农剥削剩余劳动量的大小，以为凡雇长工者都是富农。当时不知剥削部分只占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以下者应划为中农。因此，误划许多中农为富农。对佃富农，则偏看其二地主性（转租地主土地），他们在乡村中政治地位甚高，牲口又多，因此与旧富农大体上同等对待。

四、在工商业政策问题上产生混乱的原因，在于未彻底认清保护工商业、发展经济，无论对城市和乡村，对工人、城市贫民和农民，对支援战争，都是有利无害的。

五、在打人问题上，当时没有认识到，农民打恶霸虽属正义，但群众运动中人多手杂，打风一开，就会乱打，其结果必然祸害百出。以法庭来处罚应惩之恶霸，既可避免乱打，又可为农民伸张正义。

六、运动中凡属农民提出之要求，总是有原因的。但是，不少要求从全局和长远看来是不合理的。有些要求，即使在当时说来也是不尽合理的。因此，在运动中不能放任自流，作群众的尾巴。

七、在群众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运动范围可以大些。但如无明确政策，无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干部，过度扩大运动范围，就容易出乱子。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的一部分。」

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一

两年多来，我们接收了很多规模很大、技术先进的企业，如铁路、矿山、发电站、邮电、轻重工业工厂、市政企业。当接收时，企业内的工人和职员有下列情况。

（甲）企业内有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人，也有很多脑力劳动的职员。工人和职员，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但工人和各级职员，在企业内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地位是不同的。工人在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内劳动条件最苦，待遇最低。下级职员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情况接近于工人，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带有旧知识分子轻视工人的意识。有一部分管理人员，在日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挥和压迫制度下，习惯于用官僚主义的方法去管理工人。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前，东北企业内的全部高级职员和一部中级职员，都是日本人；“八一五”（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日子，简称“八一五”。--第303、321、353页。」）后，由中国职员代替了日本人。因此，“八一五”后的中国高级职员，在“八一五”前都是中级职员。当我们接收时，中、高级职员是企业的生产及业务管理人。一部分中级职员是职位较低的管理人，其地位接近于下级职员；其余的中级职员，及由“八一五”前的中级职员提升为高级职员的一部分，其社会地位相当于自由职业者，但在企业内是较高和高级职位的管理人。不论“八一五”前或后，中、高级职员对工人及下级职员都居于管理者的地位。工人对于一般管理人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对于少数为非作恶分子，则是痛恨的。

（乙）我接收企业后，工人和职员对国共两党的认识，当时都是模糊的，但其模糊程度、性质有差别。工人对国民党，也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正统观念，但一给民主政府工作之后，工人的情绪是积极的，深怕我军撤退，盼望我军胜利。下级职员，虽然是接近工人的阶层，但在企业中工人群众尚未发动，中、高级职员仍占传统重要地位时，他们的多数是追随高、中级职员的。高、中级职员对国民党政权有浓厚的盲目正统观念，对民主政府则抱冷淡以至抵抗态度。有一小部分职员，则参加了国民党地下军的破坏活动。由于当时工人群众尚未发动，原有的高、中级职员仍占企业的重要地位，因此当时许多企业内事故甚多，生产效率很低。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当时的方针是首先发动工人，同时又团结改造职员。其方法是：首先使工人认清工人阶级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领导阶级，自己是企业主人翁的一分子。过去是为日寇、国民党资本家创造利润而劳动，现在则为人民大众、为自己而劳动。同时，洗刷撤换了一些为非作恶、为工人痛恨的人员，并恰当地解决了工人与一部分职员之间的矛盾，由此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工人在生产中表现了负责的态度。由于工人群众劳动态度的改变，生产力的提高，企业的进步，加上恰当地解决了工人与一部分职员之间的矛盾，因此达到了既依靠工人又团结职员的目的。

今天看来，工人和原有职员在工作中的积极性，虽然有若干差别，但应该指出，职员，连同中、高级职员在内，他们的政治认识及工作积极性，两年来都有了很大进步。原因有二：一是企业内工人群众的发动和团结职员政策的实行；二是东北战局我胜敌败，加之国民党政权反动腐败，排斥东北职员的恶劣行为有了充分暴露，打破了广大职员对国民党的幻想。今天职员的情绪与一两年前比较，已大有区别；同时，国民党政府企业中的职员，经过两年的亲身体验，也逐步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反动腐败。因此，在我新接收或将接收的企业中，也具备着团结、改造旧职员的有利条件。

两年来，处理工人与职员关系问题上，个别企业曾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右的错误表现在过分信赖旧职员，而重视工人不够。因此，既不能启发工人的积极性，也难教育改造旧职员，使生产力的提高和企业的改造受到了阻碍。“左”的错误表现在只重视工人，轻视职员，对职员缺乏分析，不加区别地乱打击，形成工人与职员对立，这样就破坏了员工团结，其最后结果也必然是妨碍生产，危害企业。依据现有经验，处理工人与职员之间的矛盾，必须根据两点：第一，工人是企业中基本的生产力量，但职员也是企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为了提高生产，改造企业，必须使体力劳动的工人与脑力劳动的职员合作，并发扬两者的劳动热情和工作积极性。第二，必须根据日寇、国民党统治时期企业内各种职员与工人之间关系的不同，恰如其分地解决存在的矛盾，既提高工人觉悟和劳动热忱，又团结改造职员，达到员工团结、员工互助的目的。为此，我们对各种职员应依下列原则处理。

（一）职员中百分之七十至九十是下级职员，他们既不是生产业务的管理人，也不是人事的管理人。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虽然具有一般旧知识分子的意识，看不起工人，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是接近工人的。因此，对于下级职员应该团结，大体上应该和工人一样待遇；同时应用教育的方法改变其轻视工人的错误认识。

（二）技术员、技师、工程师、专门家，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我们对于一切技术人员，包括思想上还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在内，只要忠于职务，不作破坏活动，都应给以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以必要和可能的优待，使他们发扬专长，为人民服务。对于能与工人合作，打破保守观念，克服困难，努力创造的技术人员，应予鼓励。

（三）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中专门压迫工人的特务，矿山中专以额外剥削工人为职业的把头（不是一般工厂中的工头），这些人与一般职员不同，他们与工人的矛盾最深，工人至为痛恨。在人民企业中，决不允许特务分子和把头制度的存在，决不能让原来把头担任生产领导工作，其罪大恶极而工人要求法办者，应允许工人要求送交法庭惩办及追偿损失。

（四）总务、庶务各部门的主持人员，他们之中有不少曾经仗势凌人，克扣工人、职员的配给、薪资，并且假公济私，贪污自肥。他们占有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中“肥缺”的原因，常常不是由于业务技能，而是依靠特殊势力。洗刷撤换这些为非作恶的人，不仅是工人的要求，也合乎多数职员的愿望。对于克扣、贪污为数巨大者，应由企业和职工依法追偿。但洗刷、澈换这些为非作恶的主持人员时，必须把这些部门中未曾作恶的主持人员及非主持人员、下级职员加以区别，不应一律对待，以免扩大打击面。

（五）生产及业务的负责管理人员，如铁路的站长、段长，工厂的厂长、处长、科长，矿山的矿长、坑长，等等，这些职员占企业内中、高级职员的最大部分。在日伪时期，这些职员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八一五”后，由中国职员代替了；而当我接收企业时，高级职员几乎全体及中级职员的一部分，已被国民党军携走。留下的那些生产业务管理人员，一方面，他们有专门知识或业务技能，有组织生产、组织业务的经验，在生产中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中的多数是日寇、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企业中或大或小兼管人事的生产和业务管理人员，他们管理的性质及方式虽然不同于把头、特务，但与工人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矛盾。因此，对于这些人员的使用及他们与工人之间的矛盾的处理，必须谨慎而恰当。

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法，是在剥削压迫的基础上，依靠一部分组织生产和掌管业务的职员来管理工人的，而这种管理，不能不是官僚主义的方法。应该看到，在生产及业务管理上所发生的工人与职员之间的矛盾，其形式上虽然是职员与工人的矛盾，但实质上是日寇、官僚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在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被接收而变为人民企业时，这种矛盾根源已不存在。由于上述原因，对于日寇、国民党统治时期由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工人对管理人员的不满，其解决办法不应该是“流血斗争”或殴打职员，而应该采取批评、团结的态度。但完全忽视工人对管理人员的不满，也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阻碍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因此，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开展工人群众的批评和管理人员的自我批评，得罪过工人的，要赔礼道歉，以便达到团结的目的。

这些管理人员，一般虽有思想上和作风上的毛病，但他们的专门技能或业务管理知识，无论目前或将来，对经济建设和人民企业都是需要的，我们许多共产党员还必须用心向他们学习这些知识和技能。这些人员中除了少数高级职员，或因本身是官僚，或因在旧社会有特殊地位，不愿为人民服务，或因作恶过多为工人痛恨不能留用者外，其余凡愿为人民服务、忠于职务、不作破坏活动者，都应给以工作。其职务的分配应该照顾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使用其长；另一方面，如果不调离原来职务即将妨碍企业中必需的民主活动和工人的劳动热忱时，则必须调离原职，给以其他适当工作。凡管理人员在人民企业内工作积极又与工人合作、生产业务上获得成绩者，应受奖励。

二

一般职员，即下级职员、技术人员、生产业务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级和中级职员，他们的劳动态度、对工人的态度和管理方法必须改变。为了改造他们的劳动态度，必须使职员认识以下基本道理：国民党政权必亡，人民解放运动必成。国民党政府企业变为人民企业是企业性质的根本改变：过去是企业属于官僚资本家，因此一切劳动者是为少数官僚资本家创造财富，现在是企业属于人民大众，劳动是为人民大众，也为了自己；在国民党政府企业中，用人唯私，在人民企业中，用人唯贤；在旧社会中，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毫无充分发展的机会，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则有无限发展的前途。为了改变职员对工人的态度，必须使职员认识：工人是企业中最大量、最重要的劳动者，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力量。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法，是以皮鞭和饥饿来强迫工人为日寇和官僚资本家创造利润，这不但不能使工人有自愿的高度的生产情绪，恰恰是造成工人反抗的根本原因；在人民企业中，一切劳动者都是企业的主人翁。生产、业务管理的进行，一方面须有企业规则（即厂规、店规），同时主要地依赖工人群众自觉的劳动纪律和维护劳动纪律的舆论。因此，在人民企业中，不应也不能采取官僚主义的压迫的方法来管理，而必须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方法来管理。

对于职员的改造，是一种思想和作风的改造，是细致而长期的教育工作，不能急性粗暴的处理，需要自上而下的教育，也需要工人与职员的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了这个目的，可以采取讨论会、座谈会、研究班、训练班等方式。

三

为适应经济建设及企业发展的需要，除原有生产、业务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必须进行思想和作风的改造及培养提高外，一切经济企业同时必须十分注意提拔优秀的工人、职员，把他们培养成为新的生产、业务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

四

过去接收的日伪企业中，已有一些“八一五”前后加入的国民党员、三青团（注「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欺骗和控制青年的反动组织。一九三八年成立，一九四七年并入国民党，--第三产业232、359页。」）员；现在新接收的企业中，有更多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国民党、三青团在它们所管的企业中曾实行大量吸收党员、团员和集体入党、入团的办法。许多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职员及工人，其入党、入团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职业。但是，其中确有若干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是特务分子，过去负有监视工人、职员的任务，当企业被我接收后，则隐蔽、埋伏，从事破坏活动。因此，我们的政策，对于不同情况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应加区别。对于为保障职业而加入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应令其登记，并报告入党、入团经过，在保证不参加破坏活动的条件下给以工作，但在短期内不可担任重要职务。对于负责党务、团务的人员，则必须分清其是否特务分子而决定去留。对于隐瞒的特务分子，则必须提高警惕，从企业中清除出去。

五

解决工人与职员在生产、业务管理方面的旧矛盾，改变旧的管理方法之后，在人民企业内，依然必须有人民的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代表人民和国家的管理人员，否则，组织生产、组织业务是不可能的。管理人员中有革命多年的老干部，有新提升的工人、职员，但其中有许多是旧的管理人员。这些旧的管理人员，当他们忠于业务、依照企业规则执行职务上的管理时，其所属的工人和职员，包括其所属员工中的共产党员在内，必须服从。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决定，原题为《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载一九四八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当时他兼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四日）

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

（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四日）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哈尔滨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有解放区职工联合总会的代表，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两广等各解放区职工会的代表，上海、天津、武汉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的工人代表，共五百零四人，他们代表全国有组织的二百八十三万职工。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全国人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实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并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第361页。」）提出了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总任务是什么？就是彻底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讲得普通一点，就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反革命的旧政府，建立革命的新政府。这是现阶段中国工人阶级最高的任务，解放区的工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都要为此而奋斗。到会的同志都是工人的代表，为工人谋利益的，我们应该郑重其事地讨论这个总任务，并且广泛地向全国工人阶级宣传这个总任务，让每一个工人都了解，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就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我们向全国工人阶级提出这个总任务，那末，工人生活问题，比如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劳动时间太长，工资太低，组织工会没有自由等等问题，都不提了吗？不是的。凡是有关工人切身利益的一切问题，我们都要关心，都要帮助解决。但是，如果不完成我们的总任务，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即使是部分地解决了，也是不能持久的。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生活还是很苦的，他们还受着剥削压迫，没有自由；解放区的工人虽然得到了民主，但生活还是不好。这些苦是从哪里来的？归根到底，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剥削压迫造成的，除了打倒他们，工人就没有出路。

不打倒国民党就没有出路，这是历史作出的结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同国民党斗争了二十几年。现在可以讲一点历史事实。大革命（注「大革命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失败，--第170、233、295、362页。」）时期我在上海，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三次武装暴动（注「上海三次暴动--即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发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二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这两次起义均由于准备不足遭到失败。第三次发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这一次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于三月二十二日取得胜利，并建立了人民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第345、362页。」）。我们工人拥护国民革命军，工会派代表到新龙华去迎接国民党。可是，他们来了，搞了一个“四一二”大屠杀（注「“四一二”大屠杀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362、391页。」）。接着是十年内战，调动几十万、上百万军队“围剿”苏区（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在白区（注「白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建立的组织，当时称白区党。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称为白区组织。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些组织不得不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第16、25、37、188、205、233、362页。」）残酷杀害共产党人和工人革命分子。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进攻华北，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则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结果来了个西安事变（注「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部署“剿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等的艰苦工作，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362页。」），把蒋介石捉住了。共产党以民族存亡的大义为重，主张放他出去，要他抗日，但是，他在八年抗战中打日本很消极，反共反人民却起劲得很。抗战结束后，毛主席到重庆同他谈判，国共双方都在“双十协定”（注「“双十协定”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发表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在这个纪要中，蒋介石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但不久即撕毁协议，向解放区进攻，--第362页。」）上签了字，但他的老毛病又犯了，赖帐不算，同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来了个全面内战，准备一家伙把革命力量统统打下去。在国民党统治区，他疯狂地镇压要饭吃、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的人们，查封报纸，逮捕了许多人，打了许多人，杀了许多人。被捕被打被杀的，有工人，有共产党人，也有民主人士，在座的朱学范（注「朱学范。一九○五年生，上海人。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国际劳工局理事院理事、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等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由于他声明拒绝参加伪国民大会，在香港被蒋介石特务的汽车撞伤。--第362页。」）同志就是一个。最可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八年多，蒋介石最近却任用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注「冈村宁次（一八八四--一九六六），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是日本侵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在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被列为首要战犯。解放战争期间曾充当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一九四九年一月被国民党政府宜判“无罪”，释放回国。--第363页。」）这个首要战争罪犯当他的秘密军事顾问，帮助他打内战。蒋介石国民党二十几年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不战胜它，不打倒它，我们就要吃亏，就要倒霉。因此，彻底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是我们现阶段的总任务，最高的任务。至于工人的劳动时间问题，工资问题，组织工会自由问题，等等，比较起来，都是些小问题。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这个大问题解决了。小问题都容易解决。

工人阶级现在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将来还要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新民主主义好，社会主义更好。因为社会主义可以完全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生产力可以有更大的发展，全体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要为社会主义而斗争，首先就要参加新民主主义的斗争。不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打败了蒋介石，我们就可以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发展劳动群众的合作经济，这样就可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工人阶级越是干得好，贡献大，英勇奋斗，不惜牺牲，就越能成为领导的阶级，中国就越有可能胜利地走向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取得的大胜利是几十年来没有过的。据新华社发表的消息，我们已经消灭了敌人的军队二百六十四万，解放区的人口已经有一万万六千八百万，战争已经从敌人的进攻，变为我们的进攻了。我们已经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反革命已经到了彻底垮台的边边上了。比如爬山，我们已经快爬到山顶了。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大胜利。国民党快要垮台了，它就要打主意，搞新的阴谋诡计。美帝国主义也要替它想办法。他们新的阴谋诡计，就是搞一部分军人，一部分政客，利用中间派、有翼分子，来搞假和平，而且还可能让蒋介石下台，将来上台的是张介石、王介石、李介石。他们搞假和平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不想下台，想重新组织力量来打我们。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同志们不要上当，不要被他们骗了。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取得胜利，这是肯定了的。

现在我还要讲一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规定的现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这是人民的政权，帝国主义无份，封建阶级无份，官僚资产阶级无份，而且要对他们实行专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在适当时机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支援战争，争取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告诉我们，目前在农村中要有步骤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城市中，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我们的大会，应该号召全国工人阶级按照这个章程办事。

在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当前的任务有四条：（一）聚集力量，扩大队伍，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二）掌握斗争和团结的策略，对待民族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应取不同的政策，联合民族资本家，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三）派遣熟练的技术人员到解放区来参加新式的工商业的建设，同时保护一切公私营企业及其机器、物资，使之不被破坏。（四）注意保护自己的团体和领袖人物，加强职工内部的团结，严防敌人的挑拨离间。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同志们做到了这些，就是对革命、对人民做出了贡献，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解放区的职工运动是在一种完全新的条件下进行的。工人阶级已经获得解放，并成为人民政权的领导阶级，在国营（注「这里所说的国营企业，指解放区省（不含省）以上政府经营的企业。当国营企业和公营企业这两个名词并列使用时，公营企业指省和省以下地方政府经营的企业，而不是泛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为了避免名称使用上的混乱，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对“国营企业”等名称的用法，作了一个规定，即凡中央及大行政区各部门投资经营的企业（包括大行政区委托省、市代管的），称“国营企业”；凡省以下地方政府投资经营的企业，称“地方国营企业”；政府与私人资本合资，政府参加经营管理的企业，称“公私合营企业”。--第365、372页。」）、公营和合作经营的企业中，职工们已经是企业的主人。在私营企业中，虽然仍有劳资关系的存在，但由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就保障了职工们不致受到压迫和过分的剥削。因此，解放区的职工运动就应该在完全新的方针和政策下来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区职工的任务首先是提高自己的觉悟，好好学习，有组织地自觉地去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各方面建设工作，特别是发展工业生产，以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满足人民的需要。

在解放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已经提到了重要的地位，这就必须解决一连串的问题。

首先，要加强工业的计划性，我们工业中的计划性太少。做事要按一定的计划，一定的办法。这个问题在国民党区域不是工人管的，而是老板管的。我们解放区要把这个问题提到第一位。要使一切国营、公营企业，都能经过调查研究和全盘筹划，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就东北来说，破钢烂铁已快要用完了，现在就要打主意，在什么地方开铁矿，办钢铁厂，搞炼铁炼钢。要分清哪些是几年以后需要的，哪些是今天战争需要的，还有哪些是今天需要，将来和平建设时也需要的。比如说，鞍山钢铁厂今天不能开工，但是要做好准备，待把本溪、沈阳拿下来就动工恢复生产。这些都要经过调查研究，全盘筹划。军火工业，重工业，轻工业各搞多少，要有适当的比例。原料、机器、技术力量各方面，也要有一个调剂，克服那些各抓一把的不统一现象。同时要克服那种原料来源、成品推销没有计划，资金周转迟缓的现象。从总的方面来看，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都需要互相配合，不统一管理，经济就搞不好。各个地方的工厂，也不能各行其是，互不通气，否则就会产生很大的害处。现在我们提倡有计划，首先要把国营、公营企业的计划搞好，只有这样，才能对私人资本家工厂和合资工厂加以领导。总之，没有计划就会造成浪费，按计划办事就可以提高生产，也可以为将来搞全国计划打下基础。

其次，要改善国营、公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工作，主要是贯彻企业化原则和实行管理民主化。只有切实改善经营和管理工作，才能达到原料足、成本低、质量好、产量多、销路广的目的。管理工厂，经营工厂，第一要企业化。工厂不是机关，也不是部队，开工厂就要像开工厂的样子，一定要有经济核算，考核成本，计算原料和机器消耗。成本需要多少？原料需要多少？机器消耗需要多少？卖什么价钱？要会算帐。用人也要有制度，按能力按技术，按称职不称职，既要精干，又要合理。我们解放区的同志只会当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我们干革命是内行，但办工厂是外行，这就需要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为了把工厂办好，需要大家按章程办事，工厂中要有厂规，要有各种个人负责制度。还要有检查，成品好坏，做工好坏，管理好坏，都要有检查，该赏就赏，该罚就罚。不这样，就是鼓励坏作风，纵容落后，对于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

企业管理民主化，就是要发挥大家的智慧，靠全体职工办好工厂，有事情大家一起讨论商量，他懂这一点，你懂那一点，几点合起来就可找到比较合适的办法。用什么办法来做到“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呢？一是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或者叫企业管理委员会，由厂长（经理）、工程师和其他的负责人加上从工人和职员中选出的代表组成，双方人数各半。这是工厂统一领导的机关，由厂长（经理）任主席。二是组织工厂职工代表大会（五百工人以上的工厂），及时传达工厂中的决定，讨论生产计划，总结生产经验，对干部实行监督，以及讨论职工在生产和生活中共同关心的问题，工人有意见就在会上讲。三是发挥生产小组会的作用，有意见大家开会讨论。民主化并不是没有人领导，不能哪一个人说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有组织的民主，目的是把工厂管好。

第三，要重视和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我们现在懂技术的干部很少，能管理工厂的干部更少，这是一个大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靠现在工作岗位上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同时要从有经验有技术的工人和职员中提拔，这是我们干部最主要的来源。要开办职工学校和职工训练班。有条件的地方，还要开办工业大学或者工业专门学校。也可以从别的岗位上调一点过去做过工厂工作的或者学过工业的人来。所有已经解放了的地方，原有的工程师、职员，只要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愿意留在工厂里的，一律欢迎。工程师还是工程师，职员还是职员，而且要很好地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改变思想，改变他们的劳动态度和对工人的态度，去掉旧工厂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关于工资的规定，要坚持一个原则，即反对平均主义，实行交叉累进工资制。评定工资的标准，主要是按照职务、能力、技术和劳动强度，不得根据其他条件。女工、青工、童工，一律同工同酬。学徒学习期限不能超过三年，师徒关系应严守尊师爱徒原则。至于职工劳动保护和福利事业，必须由工厂和工会很好地办理，其经费可由工厂付出等于全部工资的若干份及工人缴纳工资的若干份筹措之。关于劳动时间问题，在目前大规模的战争环境下，解放区工厂工人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工作制，除战争紧急需要外，每日劳动时间连加班在内，不得超过十二小时。

国营、公营企业中的劳动竞赛和劳动英雄运动，对发展生产曾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后仍要提倡，但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和个人锦标主义的倾向。解放区工会工作的任务，是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下，团结全体职工，积极劳动，遵守纪律，以及保护职工的日常利益，教育职工等，使职工在国营、公营和合作经营的企业中发挥管理能力，在私营企业中起监督作用，在个体劳动中促进技术改良和生产合作。工会会员的征收，必须本着自愿原则，尽量争取所有职工加入工会。工会须有切实的真正能够解决群众需要的经常工作，同时必须彻底整顿目前工会工作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使工会真正成为职工自己的组织。

为了保障大会决议的实行，必须重新建立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即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便指导各地职工群众的行动。这次大会应该责成全国总工会新的执行委员会，继续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全国总工会的革命传统，迅速组织全国职员和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为迅速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为建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到底。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同志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

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一九四八年八月）

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一九四八年八月）

我们在六七两月集中检讨了财经工作，其原因就在于二三月中财经方面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为鹤岗煤矿在发动工人中产生了不适当的打击职员的“左”的错误，另一为三月物价暴涨及由此而来的工人实际工资降低，工人不安，公营企业商品售价太低发生赔本现象。兹分述如下。

（一）以鹤岗煤矿为代表对职员的“左”的错误，在鸡西和西安煤矿以及铁路的个别区段均发生过。东北在公营企业中犯过的主要错误，不在过高的工人待遇，相反地，注意工人必要的待遇还不够，而在对职员政策上的右或“左”的错误，其中尤以“左”的错误为重。主要原因是对职员特别是对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估计不足。这是一切新接收企业中带普遍性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已有中央批准的关于职员问题的“八一”决定（注「见本书《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一文（第352-360页）。--第370、386页。」）。

（二）三月物价波动原因有二：（甲）大量增发了纸币。增发之原因是主力部队和二线兵团人数增多，同时又必须购粮四十万吨，去冬今春开支增加，又无物资作为支付手段。故货币发行量由二月底的一千四百万元（注「这里是指一九四六年三月东北银行开始发行的东北币，即东北解放区的地方流通券。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起，按东北币九元五角折合人民币一元的比价收兑。--第371、375页。」）增到今天的六千万元，平均物价指数也涨了近三倍半。（乙）去年粮食歉收，故粮价在货币发行量激增和粮食求过于供的两重影响下，领头上涨了十倍，由二月底的每斤一百六十元涨为今天的一千六百元。

一九四八年度共收公粮一百三十四万吨，贸易局购入粮四十万吨，除供给必需外，再无调剂市场余力。而东北解放区八九百万城市人口所需之二百五十万吨食粮及粉糕用粮，除哈市外完全仰给于二千多万农民的售粮。在此种城市人口众多，公家又无力调剂的供求关系下，略有失调，粮价即暴涨。此外，去年南满（注「南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大连线以东的庄河、安东（今丹东）、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第301、306、321、371页。」）和北满（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第300、303、321、349、371、382页。」）全歉收，而南满历来缺粮，北粮无法大量南运，粮食南贵北贱，最高时相差七倍，影响北满粮价。同时，因公家购粮，限制商贩携带五十斤以上的粮食，缩小了社会的调剂力量。

（三）粮价飞涨的结果，公营企业中完全发货币工资者（约五万工人）和部分发货币工资者（约二十五万工人），其实际工资大降。而此时企业机关对于工人生活注意不足，三月公布的东北公营企业工薪标准又太低，因此，四五月间工人大躁不安。五月以后逐步提高工资，并拟了新的工薪标准，其主要内容是提高工薪的实物计算，并大部支付实物（约百分之七十）。

（四）由于粮价飞涨，而公营企业的牌价，如火车、轮船、邮政、电力，以及为公家完全掌握的煤、盐、布、金价等等，则基本未动。一部分主管同志怕刺激物价而不敢提高公营事业价格，因此造成一系列不合理现象。例如，六百里的火车票价只等于十支纸烟价，一盏二十支光电灯每月收费只等于一支纸烟价；接近产盐区的通化每斤盐价一千二百元，不产盐的北满反而只售五百元；我掌握之布价，由十斤粮换一尺布，一跌而为五斤粮换一尺布。金价也跌了一半。贱卖时间仅四十余天，后即提价，当时并非畅卖，故损失不算多。

全东北只有哈市一处是粮食配给，粮价远低于其他大小城市，相差三四倍，又不敢主动提高，结果不但公家赔本，也无法阻止其他大小城市的粮价上升，而且造成了哈市配给粮外流。此种公营物价过低的办法，不利于工农业生产，仅利于小贩。由于小贩利润高，有些工厂的工人和职员请假当小贩。

（五）在粮价飞涨之下，公家即令按照市价统购，农民也囤粮不卖。为了度过灾区的粮荒季节，鼓励农民出卖粮食，故于七月十日公布命令（注「七月十日公布命令指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布的东财第十三号命令。主要内容是，在解放区境内，一切粮食，不分品种与数量，加工未加工，不分省县区村，皆得自由流通。任何机关、部队、团体或个人，不得加以封锁或干涉。在铁路运输上，取消运输证制度。如有故意封锁或干涉，当事人可以向各级政府控告，各级政府即依侵犯人民财产论处。--第372页。」），在禁止私商囤积的同时，允许粮食自由流通。结果缺粮区粮价下跌或趋向平稳，余粮区上涨，全东北形成适当的市场价格，在此粮食青黄不接的最紧要关头，一个月来只涨了百分之四五十，反比四五两月粮价为平稳。

（六）秋收及新公粮征收以前，估计物价仍将逐步上涨。其中，粮价我无法控制，煤、盐、布、金及公用事业价则必须主动跟上粮价。又因淡月货币回笼不够，开支不减，必被迫发行。我应力求物价平涨而非暴涨。

（七）东北工业恢复的范围日益扩大，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又因为各个国营企业（注「这里所说的国营企业，指解放区省（不含省）以上政府经营的企业。当国营企业和公营企业这两个名词并列使用时，公营企业指省和省以下地方政府经营的企业，而不是泛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为了避免名称使用上的混乱，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对“国营企业”等名称的用法，作了一个规定，即凡中央及大行政区各部门投资经营的企业（包括大行政区委托省、市代管的），称“国营企业”；凡省以下地方政府投资经营的企业，称“地方国营企业”；政府与私人资本合资，政府参加经营管理的企业，称“公私合营企业”。--第365、372页。」）之间，国营与各省、市、县公营企业之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虽有各厂的生产计划及部分的加工和订货关系，但就全体说来，在工业中我们还缺乏计划性，这就使原料、机器、人员、产销等等，缺乏调剂和衔接，产生浪费和损失。因此，东北局决定，今年必须制订一九四九年工业生产计划，如果可能则进一步拟定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年两年的生产计划，以便我们学习并走向计划生产。为此，首先必须规定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其次必须规定各省、市、县公营企业的生产方向和计划。在这些国营、公营企业之外，又必须调查合营和私营工厂的情况，以便给以生产方向上的指导，在可能的条件下实行订货加工。

（八）综观上述情况，说明东北财经工作到今天仍存在浓厚的盲目状态。其原因，一是财经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而且复杂，我们无经验；二是两年来我们集中力量于战争和土改，未深摸细摸财经问题。我们已觉悟到，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接收沈阳的经验（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接收沈阳的经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沈阳接收工作，准备时间非常仓促。东北局于十月二十七日决定军管会人选，抽四千新老干部，由陈云率领接收几个大城市。二十八日开动员大会，说明政策，规定纪律，从哈尔滨动身。只在路上开了几次会，十一月二日战斗结束（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了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即辽沈战役。十月十五日，攻克锦州，迫使长春的敌人一部起义，其余全部投降，十一月二日，再克沈阳、营口。至此，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整个战役，共歼敌四十七万余人。--第374页。」），即进沈阳城。好在沈阳未经激烈战斗，军管会人员进去快，接收工作还算顺利，一般国民党未搬走的工厂机器，均保持得完整无损。现将接收工作的几个主要经验，简报如下。

一、怎样才能接收得快而完整。军管会在出发前即确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一九四六年进哈尔滨时，因干部少，也曾采用过这种方法。分述如下。

（一）各按系统。军管会除市委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进行接收。依现有经验来看，这次军管会本身接收机构尚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个处。

（二）自上而下。入城后即布告通知原有机关主管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如第一级负责人不在，即由第二或第三级办理。同时，从原有内线和下面群众中了解情况。

（三）原封不动。旧职员均按原职上班，工厂企业等只派去军事代表，政权部门只撤换头子。对职员、工人一律发生活维持费十万元（注「这里是指一九四六年三月东北银行开始发行的东北币，即东北解放区的地方流通券。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起，按东北币九元五角折合人民币一元的比价收兑。--第371、375页。」），等于四十斤粮，有些高级职员则不发。这只是临时过渡办法，主要目的在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接收步骤，第一步是资产档案，第二步才能整理人员。

（四）先接后分。各部门只有接收权，无占有权、支配权，资产档案一律不准搬走。各部门不对原来上级负责，只对军管会负责。权力集中在军管会，无条件服从，待全部接收完毕后，再统一分配工厂、房子等。接收证件统一由军管会发，由专人负责审查盖章，无证件即不准接收。此外，在入城之前，应连续广播我之政策、办法（此条很重要）。要预备布告、信封、图章、通行证、警察袖章等，并预做招牌，以便在进城后几小时即能摆开办事。军管会机关应放在食宿交通方便之适当地点，充分利用电话与各方联络。

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既能防止乱，又能保证快（两天都接上了头）。如果不按系统，不分上下，乱接一通，必然损失很大，影响很坏。

二、怎样才能迅速恢复秩序。要做到比较稳当而无大波动，有五个关键问题要解决。

（一）首先要恢复电力供应。没有电，电灯不亮，电话不通，自来水没有，电车和火车也无法开动，变成一座死城，秩序就无法控制。沈阳靠外面送电，抚顺解放后即送电来，群众称道。但要把这项工作做好，有一先决条件，即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技工。这次哈尔滨各系统共带来新的技术干部数百名，他们忠勇而熟练，一个晚上在万难的情况下，即开出疏散弹药的火车，使本地人员惊异，无“共产党土包子不懂技术”之感。

（二）要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为避免外地商人来抢购，本地商人将物资收藏，以及物价先落速涨现象，先介绍了解放区近来各地的物价表，使商人有底，敢于开市。为吸引粮食入城，定价高于外地，二十六天来粮食源源不绝，物价无大波动，粮价大体尚超出我百货公司收买价，高粱米每斤三千元。对金圆券（注「金圆券--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种纸币。当时规定，以一比三百万的比价限期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并且，限期收兑民间的金银和外币。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即不到十个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由最初规定的二十亿元增加到六十八万亿元，增长约三万四千倍，结果币值猛跌，物价暴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以人民币一元兑换金圆券十万元的比价，将金圆券全部收回作废。--第376页。」）处理，则先观望了四天，当金圆券一元跌至我东北币一百五十元时，即挂牌以一比一百的比价，收兑一星期，使之自动向关里流出。敌九省券（注「敌九省券--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九省（参见本书注259）发行的流通券。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停止发行。--第376页。」）以我一敌三千的比价，亦兑一星期。两者兼兑，共兑出东北币二亿元。沈阳解放一个星期，凡能开市的买卖，大体已开市，市面很稳定。

（三）敌警察必须收缴枪支，让其徒手服务。交通警察尽快站岗，消防队各守原位，户籍警察大部可留。其他刑事警察和武装警察队等带特务性者，二十天后集中受训，也不宜过早遣散。

（四）稳定人心，传布政策，主要靠报纸。城市的人有看报习惯，不可一日无报。对我宣传品，各阶层都是字字细读。除安民布告等预先准备好外，可先准备几期报纸稿件，一进城就立即出报。内容首先只能是刊登一些基本政策文件。各种布告和解放区一般新闻，不能一下子苛求内容生动，适合新区群众口味，但转载旧的文件，要有选择。一切布告，必须字斟句酌。要审阅大样，对广告都要过细审查。报社与对外报道委员会应各派一人，在头半个月经常住在军管会参加会议，密切联系。分期出报。排字校对，都用原人，我只派五六个干部，故第三日即出报。

（五）工资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沈阳（连抚顺、本溪）有公教职工约十五万人，如不注意工资问题，则人心不定。因工资问题不能一下合理解决，我于入城后五天，首先普遍发生活维持费（兼有货币占领市场作用），十一月份发临时工薪。沈阳系围城，解放前粮食奇贵，故工资标准不能按解放前折粮数发。目前基本上根据国民党的底薪等级，工人、职员、技师从每月八十斤至四百斤，因比围城时提高很多，故一般已满意。高级技术人员距离应远一些。对国民党的欠薪，则置之不理。特殊情况者，可作必要的救济。

此外，这次卫戌工作的缺点，在于卫戌机构本身不健全，没有建制部队入城，卫戍部队是临时指定的。最初几天，卫戍司令部命令不能普遍迅速下达，以致街上通行受阻，手中又无机动部队，不能应付各接收系统的紧急需要。依沈阳经验看，除一般卫戍部队外，卫戍司令部尚需有一个半团机动兵力，随时派出保护接收了的工厂、机关。卫戍部队应是单一建制，让有训练有纪律教育的部队担任。沈阳解放初期需三个师方能监管仓库、看管俘虏、担任警戒、扫雷，及派遣临时警卫等。

三、迅速处理俘虏和疏散弹药。这两项工作处理不好，将严重影响治安秩序。如沈阳这样后方基地性质的大城市，敌之后方机关系统众多，人员复杂，我历次放出归俘也不少，加以战败回城的散兵极多，我一进城首先就碰到散兵游勇收容处理问题。此次事先准备不够，这一工作延迟时间较久，对治安影响最大。散俘首先是收容好，有饭吃，有房住。次一步是如何往外分散处理。现在感到应先准备好几个解放团（注「解放团--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改造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的机构。不少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经过政治教育之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第378页。」）的架子，以便于收容。这次各区政府和卫戍司令部指定地点，花很大力气进行登记和检查，才基本解决了散俘问题。弹药疏散是入城后才碰到的问题，事先更无准备。沈阳原处在作战情况下，又是补给基地，不少弹药已经装车待运，各弹药仓库皆有铁路叉道可通，有许多弹药在仓库附近未卸车，头几天敌机轰炸目标，首先就是这些地方。我们发现后，组织三人委员会，动员很大人力，连夜疏散，力争搬动数里或数十里，幸而保存了这批弹药，未受损失。如果重要弹药仓库被炸，沈阳可能半城被毁。现在看来，入城时需有充分的铁路人员和保护车站的武装，以保证交通和疏散。

四、军管会内部做到减少扯后腿、抵消精力之事。军管会各负责人，要坚持接管原则，秉公办理，全力制止争房子、争汽车、争工厂等纠纷。这次能做到一般未发生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军管会本身坚持原则，不偏不私，模范行动。

五、关于重大事件、容易出乱子的问题，必须预先有充分精神准备。军管会的首脑要有足够时间来考虑研究重大问题。此次外交、粮食、金融、捕杀等重大问题，军管会多少都有精神准备，但外交仍出乱子。

六、要保证接收得好，最重要的还必须入城部队有良好的纪律教育。此次入沈部队很多，都懂得保护工厂、保护城市。今年以来，城市政策教育收到了很大效果，犯纪律者是个别分子。对苦战之师，应在吃住方面主动照顾。

七、此次接收沈阳，使我们有一感触，即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后由中共中央作为成功的经验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当时陈云同志兼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

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

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各厂的代表都反映了许多情况和工友们的意见。特别好的是从这些意见中看到，我们工人不仅是关心工资、福利和其他生活上的问题，而且更关心生产建设的问题。这表示我们工人阶级确实具有国家主人翁的气魄。在伪满（注「伪满--指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康德”。一九四五年八月，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第305、307、323、380页。」）和国民党时代，你们决不会提出这些问题，他们也决不让你们提出这些意见。只有现在，在人民政府之下，你们才热烈地发表意见，关心国家生产建设的大事。这证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大家，为大家“当差”的，是遵循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意见办事的。工人不仅是工厂的主人，又是国家的主人。今天这个会上，大家都充分表现了这种主人翁的精神，表现出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很高，这是特别值得高兴的事。请代表们回去告诉你们厂里的工友们：政府一方面要帮助大家尽可能把生活改善，凡是目前办得到的事，一定办；另一方面也要靠大家挑起担子，共同把生产搞好，早日打倒反动派。只有这样，我们大家的生活改善才有可能。

这样的会，以后还要经常开，以便能经常把工厂的情况和工人的意见反映上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共产党领导革命二十几年了，现在革命力量这样强大，全国胜利就要到来，是依靠什么法宝呢？没有别的，就是依靠大家出主意。“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有事找大家开会商量，办法就出来了。我提议，以后开这样的会，各个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员都要来参加。

大家今天提出的问题，凡是当前应该办、可以办得到的事，一定尽力去办。但是，不能说你们提出的每个问题我都能马上回答，因为对于各个工厂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就难以作具体的答复。比如某某人的工资评得不合理，这只有工厂内部才能讨论解决。工友们将原谅我今天不能对你们的每个问题都作答复。但是，我一定负责把大家的意见分别交给各个有关的部门，请他们斟酌办理。

忍受暂时困难，支援前线

大家所提的意见，大约可分这样几类，现在我扼要地来谈谈。关于工资、生活和福利方面的意见，这当中有些是目前可以办得到的，就应该办起来。比如，每月工资分两次发，每个工厂设立一个小图书馆，这都是可以办的。又如家属在山海关、唐山等地，现在要接回来，这也是能办到的，你们可以经过职工会去领路条。

还有些事情也是应该办的，但在目前却有很多困难，希望大家能体谅。

第一件是煤炭。现在发的是炉煤（注「炉煤--即无烟煤。--第381页。」），不好烧，早起做饭困难，还耽误上班。为什么发炉煤呢？我把缘由告诉工友们。沈阳解放时接收的大部分是铧子沟（注「铧子沟--位于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县境内。--第382页。」）的煤，只有两万多吨抚顺煤。东北大军进了关，每天得多少列车给他们运给养军需，火车头又非烧抚顺煤不可。大家想想，是把抚顺煤发给大家做饭，让进关的人民解放军饿肚子，打不下平津好呢，还是我们后方工友们和大家委屈点，用炉煤做饭好呢？当然只好大家委屈点。为什么抚顺这样近运不来煤？因为抚顺煤矿叫国民党破坏得不成样子，露天矿光挖煤不剥土，竖井坑洞也给水淹满了，现在三万多工人每天才出三千来吨煤。抚顺矿要经过一段时间才恢复得过来。阜新煤矿井坑也尽是水，出煤还得一个时候。北满（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第300、303、321、349、371、382页。」）倒是有煤，但是一时不能大量运过来，这是火车不得空的缘故。总之，人民解放军到前方打仗，解放平津的人民要紧呢，还是后方烧煤要紧呢？当然是打仗第一。不彻底打倒反动派，工人阶级的胜利就不巩固，为了全体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只有暂时忍受一下烧炉煤的困难。这种情形要请代表们回去给大伙说清楚，政府不是不关心工人生活，现在正在从各方面想办法，只要能运到，就给大家发些好煤。

再一件大家提出的，发粮食的地方太少了，发起来太慢。是的，几千人到万把人的工厂，一两个地方发粮的确不够。拿普通一个县城打比，城里居民五六万人，有多少粮米油盐煤炭铺？一万人的工厂加上工人的家属，差不多抵一个普通县城，要开那样多的粮米油盐煤炭铺当然不是件简单事。从全体来看，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光十二月份沈阳所有公营企业的工资中，仅粮煤二项共三万五千吨，得一千一百六十六个车皮装；把这些东西在几天之内再分发到各厂去，这又是一件大事；再要从工厂发到每个人手中，还要发得快，发得好，更不是容易办的事。这件事需要代表们回去号召大家出主意，商量个好办法出来。要大家来参加工作，帮忙，或者组织工厂消费合作社。

有一件事代表们今天还没有提出来，这就是现在发的粮食还不算好，以后还不能完全保证都发好粮。这件事也是个困难。政府的粮食都是农民缴的公粮，翻身的农民大多数都是缴好粮食，但也有少数觉悟较差的农民，缴的粮不大好。公粮太多不易保管，特别是苞米容易生热发霉，一时翻腾不到就霉了，所以发的粮食总难像市场上私人卖的那样好。如果工资都发钱，让大家到市上去买，票子就要毛了，结果还是大家吃亏。政府当然总是想尽一切办法给大家发好点的粮食，但有时遇到不好的，就要请大家体谅这个困难。

还有，工厂的玻璃窗叫国民党飞机轰炸震坏了，做工的时候很冷。现在造平板玻璃的工厂还没有复工，只好暂时用洋铁片或木板钉补一下。当然还是冷，而且光线不好，这也要请大家暂时忍耐，等玻璃厂开工就好办了。

另外还有些问题，也是要靠大家商量决定的。如有些部门轻重工业怎样分法，在那里的工资怎样评定才更合理等等，都要靠大家回去召集本厂工友，会同厂里的管理方面，商量着办。

彻底消灭反动派，建设幸福的将来

今天也有许多代表说：现在的生活，比国民党在时好了。是的，但是从工人阶级革命的目的来看，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是很苦。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劳动者人人有吃有穿，而且要吃的较好，穿的较好。我们现在的生活还差得很远，要达到比较高的生活水平，还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目前在这段路上的绊脚石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有它在，我们的生活休想到那步田地。中国工人阶级受资本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上百年了，现在眼看它们在中国就要垮台，蒋介石却叫喊起来：“不打了，我要和平！”他想叫人民松手，让他休息一会，以便卷土重来。我们能让吗？（代表齐声回答：不让！）对，决不松手，要坚决把反动派彻底打倒。消灭了反动派，我们才能全心全意来发展生产，建设我们幸福的将来。苏联革命成功以后，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人民生活才一天天好起来。我们在全国打垮国民党反动派以后，也还要艰苦奋斗，进行大规模建设。上了岁数的工友也许会灰心：“还要多少年建设，我等不上了。”你等不上，不是还有你的儿子孙子？我们工人阶级不是光为自己，是为整个人民大众，为我们后代子子孙孙永远的幸福。工人阶级这么多年来的奋斗，就是为了不再忍受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一百零一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写了《共产党宣言》，号召工人阶级起来革命，自求解放。直到三十二年前，俄国的工人阶级革命才成功了。中国工人阶级奋斗了二三十年，现在就要成功了。沈阳的工人阶级，从旧中国的反动统治，到伪满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又经过国民党的“二满洲”（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依靠暂时的军事优势，占领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在这些地区，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垮台了，但取代的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所以人们称之为“二满洲”。--第384页。」）受了几十年的苦，到去年十一月二日，沈阳的天下才变了。十一月一日还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十一月二日就变成了工人和人民大众的天下了。这叫做翻身，看起来是一天变过来的，但这是奋斗了二三十年的结果。就是全国解放之后，要达到吃好穿好，也要靠我们大伙自己努力，而且要计算到这是一段不短的路程。

大家提出的关于学习方面的意见，表现出工人阶级强烈的上进心。入训练班学习政治知识，这是应该充分满足大家要求的。要求学技术，翻译外国文的工业书籍，编写各种工业知识和经验的小册子，这是很好的意见。这些事都应该逐步地尽量办起来。有的还要求入专门技术学校深造，这个意见也是好的。我们的工程师不光是学校毕业的学生能当，还要挑选政治觉悟高、工作好、肯用功、有上进心的工人，到学校去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水平，把他们的生产经验与科学原理结合起来，这样就一定可以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工人工程师。这个办法苏联已经实行多年了，他们培养了很多工人出身的工程师，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但是，这种专门学校我们这里马上还办不起来。现在可以先办一些训练班、补习班、补习夜校。

职工要团结一致，搞好生产

有的代表提出，工友们对于工厂个别职员有些意见。我们的看法应该如此：工人是工厂里直接劳动的，人数最多，是最重要的。许多职员过去有一种缺点，就是轻视劳动者，瞧不起工人，觉得自己穿长袍握笔杆，就是“上等人”。其中有的人有过对不起工人的地方。但是，要认识职员也是生产中不可缺少的，没有职员画图、写帐、打算盘也不行，没有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更不行。而且将来有许多工人还要当职员、技师和管理人员。

目前，如果工厂的工人对职员有意见的话，那是应该加以解决的。解决的时候，要根据实际情况，参照中共中央东北局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注「见本书《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一文（第352-360页）。--第370、386页。」），采取适当的办法。除了个别作恶甚多的职员必须开除出厂以外，各厂员工之间应该团结一致，提高生产。工友之中如果受过哪个职员的气，这个职员作了自我批评，而且道了歉，那末，工友的气就应该消了，我们工人阶级对于打倒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对于应该合作的员工之间的小“气”，要看成是小事。工人阶级是一个干大事的阶级，我们要解放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万人，以及全世界的二十万万人，要把人类数千年来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推翻，建立新的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是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事业。办这样大事的工人阶级，应该把大事小事分别开来，全力干大事。只要员工之间的“气”已经适当解决了，就应该团结一致，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把反动派打倒，以便创造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自由天地。

在生产方面，今天提的意见都是很好的。这方面工友们至少要估计到两个困难。第一个是我们的老干部对管理生产还不内行，还缺乏经验。第二个是原料、器材不足，目前又处在战争环境中，补充也很困难。因此，就需要工友们大家想办法，发挥工人阶级克服困难的精神。想办法节省原料，利用一切能找到的器材乃至已被当作废物的东西，进一步设法创造代用品。代表们回去后，就与自己的厂长、经理商量，再集合全体工友的意见，订出三个月的生产计划，或者一年的生产计划。要告诉全体工友，大家要挑起担子，不光是积极做工，还要真正尽主人翁的责任，在厂长领导之下参加管理工作，团结职员一起干。此外，还要特别告诉全体工友，要大胆提意见，凡属对生产有好处的意见，都可以提。做得通的意见，经过管理方面和工友方面商定之后，就可以办。现在工厂的领导会欢迎工人提意见，工友们对于厂里的生产和工作有什么意见，应该以负责的态度提出来，大家商量着办，把生产搞得更好。

*注「本文原载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说明（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

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说明*

（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

我才从东北来不久，军委会（注「军委会--是当时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第388页。」）指定我参加筹划财经委员会的工作。关于建立中央财经机构的大纲草案（注「指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由刘少奇起草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第388页。」）已经发出去，请大家讨论。

以往东北、华北、西北及其他解放区都有地域性的财经机构，但现在有成立中央的财经机构的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日益扩大，财经问题也逐渐增加，并且往往是带有全国性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有许多问题过去没有接触过，今天也需要研究。例如上海解放后，就有了江、浙、皖、赣、两湖、川等地通过上海进出口物资的问题。又如天津解放后，就有了西北地区通过天津进出口物资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中央的财经机构来解决。这个机构初成立是带有临时性的，暂时属军委会管，时间也只是几个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就交给政府。这件事很大，需要党内外同志合作。财经委员会内部也要合作。各部门之间，如工业、农业、交通等部门之间也要合作。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经验很少，甚至在许多问题上是没有经验的。最早红军时代谈不上什么经济工作，就是有个把事务长，以后有了根据地，再后有了边区政府、人民政府，也有了供给机关、贸易公司等等，一步步地扩大。以前没有大城市，现在有了大城市，有了国际贸易问题。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注「章乃器（一八九七--一九七七），浙江青田人。三十年代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曾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粮食部部长、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等职。--第389页。」）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总之，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

整个筹划财经委员会的大纲草案，我不一一介绍了，这里只说明两个问题。

首先是组织机构问题。财经委员会本身有六局一处（注「六局一处--指计划局、人事局、技术局、私营企业事务局、合作事业管理局、外资企业管理局和秘书处。--第389页。」），下属十三个处、行、署、部、会（注「十三个处、行、署、部、会--指中央财政处、中国人民银行、中央海关总署、中央商业处、中央铁道部、中央交通处、中央燃料处、中央金属处、中央纺织业处、中央工业处、中央农业处、中央林业处和中央水利委员会。--第389页，」）。有些事情还没有定。如盐务暂属财政，还有渔业、烟酒属哪里需要进一步考虑。工业部门分得比较多。在中国，过去曾经笼统叫过农工商部，后来分成交通部、实业部或工商部。现在除了铁道、交通之外，又分了燃料、金属、纺织及其他工业四个处。分得细的原因是在各有专职，这是工业发展的需要。

这六局、十三处是否一天就建立起来？全国性计划是不是可以一天弄成？不成，要逐步地来。我们的目的是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工作则是要一步一步地做。

其次，现在我们正在强调集中统一，而大纲的最后，仍把地方经济放在必要的地位，各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没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389页。」）、各省及各大城市都有财经委员会，这岂非矛盾？我们的回答是，有矛盾，但因为现在是军事时期，中国地方又太大，交通不便，需要地方机构与中央配合。集中统一有两个条件：一是有需要；二是有可能。两者缺一不可。比如火车现在已经统一管理。又如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假若天津是一种规定，上海是另一种规定，这就不行。但是，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事业不能集中或不能过分集中。最大的问题是，三百多万军队有两百多万在前方，给养能不能由后方统一供给？不能。这需要在各地买、借、征，就地解决。部队决不能饿饭，但也不能把老百姓逼反了。比如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匹布做衣服，三百万人就要三百万匹布，只能由前方解决。这些事带有很大的地方性。野战军吃、穿、工作、打仗一起搞，这需要统一，但不能过分集中。这一段时间还不会很短。要等打完仗，交通恢复以后，这些问题才能慢慢地解决。有些事中央现在管不了，只能让地方先管着。比如招商局（注「招商局--是一八七二年成立的中国轮船航运企业。一九四八年时共有船舶四百六十余艘，约三十三万吨，一九五○年一月十五日，香港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即招商局香港分公司）光荣起义，回归祖国怀抱。--第390页。」），现在由陈毅（注「陈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口川乐至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华东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市长等职。--第88、390页。」）他们管，中央一时管不到，先托他们管，所有权属中央，将来需要时，一个命令，全部由中央接过来就是了。

总之，这个财经机构是临时的，是党内外合作的。工作要慢慢地来，地方机构还保留相当的地位。

*注「一九四九年五月中旬，陈云同志离开沈阳到达北平，参加筹组并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这是他在周恩来同志召集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在北平的党政机关负责同志会议上的报告。」

纪念严朴同志（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

纪念严朴同志*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

严朴（又名严达人）同志，江苏无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曾肄业上海专科师范、上海大学、南方大学。早年受《新青年》、《向导》及社会主义书籍的影响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后，曾是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者。一九二五年“五卅”（注「五卅运动--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枪杀了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伤十余人。五月三十日，当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示威时，一百余人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更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爱国群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第2、180、391页。」）游行时，他发表讲演，是最初被捕的十五人之一。当年夏释出后，接受党的命令，回无锡进行革命活动，初任地委秘书，后任总工会总务部长，领导工人运动。他还变卖自己的田产创办“无锡江苏中学”，兼校长，并领导教员联合会，使江苏中学成为当时无锡共产党领导职工与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四·一二”（注「“四一二”大屠杀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362、391页。」）蒋介石叛变革命，无锡和其他地方一样，工会、农会和江苏中学都遭封闭，革命分子遭到严重的白色恐怖的屠杀，严朴同志即转入无锡乡村，领导农民抗租抗税的武装斗争，被任命为农协委员长。由于他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农民，不收地租，并在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清乡中领导农民经历过无数次困难危险的斗争，因此取得无锡、江阴、常熟一带广大农民的拥护，农民承认他是自己的领袖。在环境最恶劣的几个月中（一九二七年冬至次年夏），敌人调集了许多军警，日夜“清剿”，四处追捕，但农民保卫严朴同志，常常是一夜之间敌人追捕好几次，但每次他都被农民一村一村地安全转送，避开了追捕的敌人。严朴同志曾经是无锡一带农民心目中的“神仙”。即在抗战时期，无锡农民还盼望着严朴同志回家。当时无锡一带的党组织就打着“严朴”的旗号，组织起抗日的武装。

由于严朴同志是无锡一带农民拥护的领袖，故他被推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后调任松浦特委，领导松浦一带的农民运动。在他领导奉贤农民攻打反动堡垒庄家行时，他事前亲手制造了若干炸弹，攻击时手执武器，率先冲锋。在他的英勇领导之下，终于攻下了敌人的据点，收缴了敌人的武装。一九二九年，他调任上海法南区工作，被分配在黄包车夫中进行工会活动。他日夜与黄包车夫在一起，吃饭与黄包车夫在一起吃，晚上就与黄包车夫一起睡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由于他积极的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秋，他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在被捕的四十余天中，受尽法国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酷刑，被灌了几次冷水，受了几次电刑，皮鞭、踢打不知其数，但他始终英勇不屈。由于捕房及国民党反动派不知道被捕的是赫赫有名的严朴，所以经过严朴同志的哥哥给反动派以若干贿赂之后，他即被释出。经过这次酷刑之后，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出狱不久，他调任松江中心县委并任青浦县委书记。年余后，因浙南农民斗争开展，又被调任浙南军委书记，兼红十五军政治委员，参加进攻温州之役。

一九三一年冬，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严朴同志被调到上海党中央领导机关担任掩护机关的工作。在此期内，日夜谨慎小心于自己的工作，直到大批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安全转入江西中央苏区之后，他才转到中央苏区工作。在中央苏区，初在新泉贸易公司工作。一九三四年福建事变（注「指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蒋光鼐蔡廷锴等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主要内容是：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恢复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同年十一月，他们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失败。当时，中共中央由于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没有给它以应有的援助。--第38、393页。」）时，他被派驻福州为苏区商业代表。回苏区后，任国民经济部副部长，后即参加红军长征。在长征途中他身体是常有病的，可是当党一两次给他找到牲口代步时，他总是把牲口让给别的同志，自己拿着一根拐杖，一步一步地步行。长征到达黔北川南时，因为严朴同志身体病得无法再走了，党决定严朴同志经过川南游击队转送至重庆、宜昌，担任组织交通站的工作。不久，他被上海党组织派赴苏联学习。一九三八年他回国，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二科长，后到西安、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任秘书长、二科长等职务。日本投降后，派赴东北工作。此次奉命南下，因病留住医院，久治无效，不幸于六月五日十四时三十分病逝，享年五十二岁。

严朴同志一生对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忠心耿耿，二十五年如一日。在弥留时，关于个人的事情他仅仅说了一句话，而其他的遗嘱全是念念不忘于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解放全中国。临终神志不清时，犹在呼喊打倒帝国主义。他遗嘱希望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并叮嘱妻女好好工作和学习。严朴同志谦虚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始终如一的，临终十小时前尚在遗嘱中作一生工作上个别缺点的自我批评。他并嘱死后将自己的遗体请病理专家解剖研究。

严朴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很好的党员，他艰苦朴素，只知工作，不讲地位，服从组织的分配，从不在工作上讲价钱。严朴同志的死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损失。当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就要全部胜利的时候，严朴同志死去了，但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奋斗不屈的革命精神，是永存不朽的。

*注「本文原载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人民日报》，题为《严朴同志传略》。」

干部子弟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干部子弟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六月十日信此刻收到。

十八年不见你，看你的来信，文字已写得很清通了，我很高兴。从个人方面说，我与你父亲（注「陆恺悌的父亲陆铨（一九○六--一九七九），上海青浦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一月参加青浦县小蒸农民暴动。一九四九年时任石家庄市总工会主席。--第395页。」）都顾不上子弟的入学和生活，没有尽到父兄的责任。但是这点我们当年都计算了的，如果只顾一个人的家庭子弟，就无法努力于改造整个社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弃家奔走。现在解放全国的目标不久就会实现了，但这还仅仅是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全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仍旧低。我们的目的不仅要打倒反动势力，而且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所以困难的长期的工作还在后面，这后一段的工作是要与全国人民大家一齐干的。

你祖父和祖母是最使我感动不忘的。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我与你父亲和吴志喜（注「吴志喜（一九一一一一九二八），上海青浦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曾任中共青浦县委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参加领导青浦县小蒸农民暴动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信中所说的“当年冬被残杀”的时间，系指农历。--第395页。」）同志（当年冬被残杀了）在小蒸进行农民运动时就住在吃在你们家里。失败（注「指一九二八年一月江苏省青浦县（今属上海市）小蒸地区的农民暴动失败。--第395页。」）后，你们全家逃到上海，仍旧是你祖父行医来维持这多人的生活，我们仍吃在你们家里。你祖父是很有气节的，他深信革命会胜利，处在困难之中毫无怨言和后悔，真正难得。

此外，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你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这一段信上所说的抄给霓云（注「霓云，即廖霓云，陈云的表弟。--第396页。」）要他也注意，就是你和霓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决不想有任何酬报，谁要想有酬报，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要记得真正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只有他们反对反动派，拥护解放军，解放军才能顺利地解放全中国。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第一次与你通信，就写了这一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我有责任告诫你们。

我大概会到南方来一次的，但行期未定。那时你父亲能否从工作中抽身则我不能预计，我可以约他一下，如有可能当同他南来。

你与霓云商量一下，如果章练塘（注「章练塘--即今上海市青浦县练塘镇。--第396页。」）或小蒸尚无电报局，不能与北平通电报，则你们在松江找一个转电报的通讯处告我，以便有急事时打电报，信件来往要两星期（这次你六月十日信，六月十七日投到，费时七八天）。

请你代我向你祖母请安，并问候你母亲，祝你好！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陆恺悌同志的一封信的节录。」

第二卷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一九四九年八月八日）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

（一九四九年八月八日）

目前全国财政经济在困难中，尤其是南线（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向南方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进军。这里所说的南线，指南方前线。——第1、13页。」）更困难。这是胜利中的困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

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作战费和六百多万脱产人员的费用，很大部分是依靠发行钞票来解决的。到七月底，人民币的发行总额为二千八百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在支出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吃和穿。上海是个工业集中的大城市，目前困难很大。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情况会逐渐改变。今冬明春如无特殊情况，全国除台湾、西藏、西康（注「西康——是旧省名。一九五○年该省金沙江以西部分另设昌都地区。一九五五年西康省撤销，所辖地区划归四川省。一九五六年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第1页。」）、新疆及青海的一部分外，都可以解放（注「这是当时对解放战争进展的估计。事实上，一九年九月五日青海解放，九月二十六日新疆和平解放。——第1页。」），解放区的人口将达到四亿四千多万。要预见到这种情况。我们不但要注意克服目前的困难，而且要从全国范围来考虑财经问题的解决。否则，就要影响到国计民生。

我先讲讲上海目前的困难及解决困难的意见。

一、敌人封锁问题。我们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不仅是目前的军舰、飞机、水雷的封锁，在经济上也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当然，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从香港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放后，南边即可有一条通路。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北方也有通路，天津可以出，大连可以出，满洲里也可以出。有些东西可以让外商代销一下。我们要准备赔些钱。为什么要赔钱呢？因为出口货物的价格决定于国外市场，而不决定于国内的生产成本。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要从农村收购主要的出口物资，以便维持农村经济，这对农民有很大好处。

二、工厂搬家问题。这件事情要慎重。应将解决目前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许多工厂搬走了事。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例如，从原料的供应来说，纺织厂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工厂生产需要有适当的厂房，还需要有电力、机械等有关的企业与之相配合，这些条件棉花产地就不一定具备。估计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力争维持生产。

三、粮食问题。现在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超过一般商品的一倍或一倍以上，如大米比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猪肉、鸡蛋、胶鞋等的上涨指数平均超过一倍。粮食价格上涨，影响工业生产的成本，也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维持上海的大米供应，每天至少需四百万斤（五百五十万人，每人每月平均二十一斤半）。现在面粉比大米便宜，吃面的人较过去增加了一倍，市场上每天销出的面粉，估计可抵八十万斤大米。另外，近来每天上市的大米约八十万斤。还有我们每月配售及卖出的大米有三千万斤，每天一百万斤。三者合计，每天约二百六十万斤，尚差一百四十万斤。不足部分，是靠上海市民在国民党占领时储备的“应变米”（注「“应变米”——指解放前上海市民为应付物价飞涨和突然事变而储备的大米。——第3、17页。」）补充的。当然，市民自己储备的米并不多。将来粮食调剂得好，可以补救“应变米”的不足。上海米价最高时为七月十八日，现在低些了。估计今年米价的最高点可能已经过去，但我们仍应作万全的准备。常州至嘉兴一带的早稻较江南一般地区迟四十天登场，但常州以西、芜湖以及皖北的早稻已经下来了，价格比上海低。如这些地区的早稻能运来，再隔四十天，常州至嘉兴一带的早稻接上，粮食的供应就可以解决了。退一步讲，即使上述地区的粮食运不来，也有办法。现在准备从东北、华中、华东三个地区调来一亿二千万斤粮食，九、十两个月各六千万斤。根据两个月来的配售与市场情况，每月六千万斤可以够用。华东地区不要禁止粮食运到上海来。听说皖北、常熟、无锡等地禁运粮食，如果确有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华中对华东也不能封锁。各地一定要开放粮运，让它自由流通，以维持上海的供应。明年计划在常州、嘉兴一带集中六至八亿斤大米，随时应付上海之需。如果明年水灾严重，则以东北的粮食为后盾。

四、棉花问题。这几个月纱厂生产能维持现状，每周开工三昼夜到四昼夜，就是好的。八至十一月，每周按四天生产计，共需棉七十九万担。其中，中纺（注「中纺——指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垄断全国纺织工业的官僚资本企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成立，总公司设在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公司及所属企业被收归国有。——第3页。」）三十六万担，上海私纺（注「私纺——指私营纺织企业。——第3页。」）四十万担，青岛私纺三万担。棉花的来源：中纺在上海现有二十三万担，在香港存有二万担；私纺在香港存有十万担，还可在那里买五万担；上海贸易处（注「上海贸易处——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贸易处。——第3页。」）存一万四千担，前经济合作总署（注「前经济合作总署——指一九四八年四月美国政府设立的经济合作总署。它是美国政府为实施“马歇尔计划”而建立的负责援外的主要机构。本书这里所说的七万二千担棉花，是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援助国民党政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接收。——第4页。」）存七万二千担；华东可以买十八万担，华北可以买十万担，西北可以买三万担。以上合计为七十九万六千担。新棉收购计划即将布置下去，希望十一月底能开始拿到手。明年准备把农村妇女手工纺线缩小些，以机器纺纱来代替，用降低布价的办法来补偿农民的损失。预计明年在华北、华中、西北三地共可购棉三百万担，华东自己再收购一百八十万担，共计四百八十万担。如果能够买到这些数目，则明年纱厂的开工情况不会比今年坏。收购数量由中央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摊派，各地公营企业（注「这里所说的公营企业，意同国营企业，都是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一名词。——第4、67、70、79、86、93、102、113、152页。」）要联合私营企业共同采购。组织购棉这件事情，担子很重，但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是可以办好的。各地应大力援助华东。有了棉花，还要估计到明年纱布可能外销不了，内销也可能成问题，此事以后再作研究。

五、运输问题。运来上海的东西（主要是煤、粮、棉）多，从上海运出去的东西（主要是纱布、纸烟等）少。最大宗的，是煤炭的运输。从铁路运输看，困难大大超过东北。浦口轮渡（注「浦口轮渡——指浦口、下关之间的长江轮渡。浦口，位于南京西北，长江北岸，与下关隔江相望。一九六八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前，津浦铁路与沪宁铁路靠浦口轮渡相接。——第4页。」）有困难。蚌埠至浦口一段，现在只能开十四五对列车，要争取开十六至十八对，保持煤七，粮三，军用二，余为其他货运和客运。现在徐行及错车距离长，行车速度慢，调度不灵，通讯设备不够。今后应缩短徐行和错车距离，加添车站的错车点，放长支线，增加通讯设备，加快装车卸车，使列车停留的时间尽量缩短。铁路调度人员要很能干，因为货物来自各地，管理系统又不统一，调度十分困难。华东财办要把运输看成一个重要问题，好好组织，设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这一工作。华东局要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此外，防空也很重要，一方面要配备防空武器，另一方面要适当疏散，避免列车过分集中。总之，运输是一件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上海煤、粮、棉的供应都会很困难。

六、工业生产问题。力争上海主要行业（纺织、印染、纸烟等）的开工率维持到三分之二。华东的纸烟可到全国各地去销，使上海的卷烟厂尽量恢复生产，以增加税收。面粉厂可以继续生产。五金机器工厂多，但也只有一万多工人，修铁路、造船可以利用这些工厂。这些设想，不一定都行得通，但可以做做看。旧上海那种公务人员与商人勾结起来，贪污舞弊，投机倒把的局面，不能再让它存在了。改造旧上海，主要的是使生产事业得到恢复和稳步发展。

七、金融问题。现在关内的钞票统一了（注「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各解放区的银行和货币发行业务逐渐趋于统一。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简称人民币），作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的流通货币。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原解放区的中州农民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原区行。至此，统一关内各解放区的货币工作基本完成。——第5、48页。」），在处理金融问题时，必须有全局观点。一个地方物价上涨，必然会影响其他地方，抱怨是没有用的。个别地方采取“自卫”办法，即用提高价格来限制物资外流的办法，是用不得的。只有让物资自由流通，物价保持平稳才行。在财政上，一定时期内还有比较大的地方性，但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目前这个局面。现在把所有后备力量统统集中也不可能，但主要的后备力量，必须有步骤地合理地统一使用。有人提出，两广、西南可以另发票子，说这是为了照顾后方，对后方有好处。但是，如果这样做，前方是否受得了呢？这种票子与人民币的比价假如不变，等于是一种票子；假如常常变动，则对前方的物资供应会发生很大问题。现在决定一切的是部队打胜仗，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是为了战争的胜利。现在是大兵团作战，需要发的票子很多，不是抗战时期的那种小局面了。所以，像抗战时期那样，发几种票子，既可照顾后方，又可照顾前方的办法，已经不再适用。

下面我再讲讲在全国范围内如何克服今年秋季的财经困难，力争明年财经状况好转的问题。

为了保证今年秋季的支出，八至十月每月需发行一千六百三十三亿元人民币，以七月底二千八百亿元为基数，每月发行指数增加百分之五十八。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注「这里所说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指商品流通过程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不变。——第6页。」），则物价也将上涨百分之五十八。这些发行，主要是解决军费开支及修复现有铁路的费用，还没有考虑到工业的投资和农产品的收购。十一、十二月除军费外，要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两项合计每月需发行一千六百九十二亿元，还须另外筹划。物价上涨指数是否可能降低、到冬季，由于解放地区扩大，农产品上市，工业生产的恢复和纱布的推销等等因素，物价上涨率有可能降低。按保守的估计，可能降低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样，物价上涨可能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开支能否少一些呢？不能。首先，军费不能减，减少了就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其次，为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而发行的票子也不能减，减少了农工业生产都会有困难。当然，提倡节约，可以省一些，但数目不会大。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无非是两条：一是继续发票子，二是发行公债。在北平时，曾有此议，中央让我们开会商量决定。华中已提出发公债，而且数目还很大（注「上海财经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华中局（后改为中南局）曾提出华中地区分两期发行一千六百亿至二千亿元人民币（旧币，参见本书注2）公债的建议。——第6页。」）。现在各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负责同志已赞成发一点公债，请到会同志再考虑考虑。假如只走前一条路，继续多发票子，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实际上有钱的人，并不保存很多的现钞，吃亏最大的首先是城市里靠薪资为生的人，其次是军队，以及党政机关的人员。少发票子就得发公债。

公债发多少呢？预计一亿二千万银元（注「银元——也称银洋、白洋、光洋、大洋等，是一种银币。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抗日战争以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银元又在市场流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元由中国人民银行按规定的比价收兑，严禁流通。本书一些地方提到的银元，是借用来说明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或其他物资的实际价值的。——第6、57、94、116、141、180页。」）或二千亿元人民币。有的同志主张多发些，我倾向于发二千四百亿元人民币（注「这个数字，不包括东北地区发行的公债。——第7页」）（包括收购一部分黄金外汇）。发行公债主要是在城市，新区的农村市镇也发一些，以便帮助推行人民币。中国地方如此之广，发一亿二千万银元的公债，数目并不算多。蒋介石剩下那么一点地方，还要发行二亿银元的公债。他在历史上每逢到了没有办法时，就搞这么一下。东北四千万人口，私营经济所占比例较关内低得多，两期发一千二百万银元的公债（注「指一九四九年三月六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在当年发行的上下两期生产建设实物有奖公债。这次公债发行总额原定一千二百万分（每分值以沈阳市高粱米五市斤、五福布一尺、粒盐五市斤、原煤三十四市斤的市价总合计算），上下两期各六百万分，年息二厘，另给奖金二厘，分三年还清。上期超额百分之二十五完成，下期没有发行。——第7页。」），第一期已经按期完成了。关内私营经济占的比重比东北要大得多，公债数目可以定大一些。

当然，发行公债也是有困难的。目前工商业还不能正常生产和经营，公债派下去会“叫”的。发了公债，城市工商业是否会垮？我看不会，因为每月发出的钞票超过公债收回的钞票。现在我们每月发行现钞一千六百三十三亿元，而发公债收回的只有六百亿到七百亿元，这是有限度的收缩，不要顾虑筹码（注「筹码——指手头可以调度的资金数量。——第7、59、212页。」）会少。我们到时候看情况，如果紧得不行，就后退一点。现在拟了一个发行办法（注「指华东地区发行人民公债条例（草案）。这个条例（草案）共十三条，主要内容是：公债之募集及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发行总额为三千万分，年息四厘，分三年还清；公债之发行及还本付息事宜，指定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及其所属机关办理。——第7页。」），请大家研究一下。发公债各地区动作要一致，否则此宽彼紧，有人会钻空子。公债要折实（注「折实计算——即以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实物为单位，按其价格折算为货币支付的方法，折实单位的价格，由各地人民银行按日或按旬用当地市场平均批发价格计算，并挂牌公布，称为折实牌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减轻通货膨胀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影响，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第7、36、39、68、73页。」），以牌价为准，有借有还。偿还期限，初发公债时短些，三年分期还清，每年还三分之一。能不能今年不发，明年再发？看来不行（注「这是当时的意见。后来中共中央考虑到资产阶级对购买公债的消极态度，决定将公债推迟到一九五○年分期发行。——第7页。」）等明年发，目前的困难不好解决。当然发公债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还要努力搞好整顿税收、精简节约、调剂物资等方面的工作。

关于明年的收支计划，按解放区人口将增加到四亿四千五百万计算，初步的设想是：

收入方面。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共一百九十三亿斤（大米一百零五亿斤，小米八十八亿斤）。各区分配数字如下：华东六十五亿斤（大米四十五亿斤，小米二十亿斤），华北小米三十亿斤，华中四十五亿斤（大米三十亿斤，小米十五亿斤），两广大米十亿斤，西南三十亿斤（大米二十亿斤，小米十亿斤），西北小米十三亿斤。

税收按七月底物价计算，共收一万七千五百零二亿元。几个地区的情况如下：华东七千一百亿元（其中上海三千五百亿元，一个上海顶五个天津），华北一千八百亿元，华中二千二百亿元，西南一千八百亿元，西北四百八十亿元，两广一千八百亿元。

这一计算，是根据天津的税收及各地人口的比例而拟定的。东北因为实行另一种货币（注「指一九四六年三月起东北解放区东北银行发行的地方流通券，简称东北币。东北解放战争结束以后，为使东北及早恢复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减少全国战时财政对东北的影响，中央决定，东北市制暂不与全国统一。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收回东北银行的地方流通券，井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自四月一日起，按东北币九元五角折合人民币一元的比价收兑。东北银行同时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下级机构，——第8、46、72页。」），不好统一计算。计划明年从东北调进关内的物资，计有二十万吨大米，十万吨大豆，五十万吨杂粮，二十万吨钢，一百五十万立方米枕木。

支出方面，按九百万脱产人员每人每年的需要折合三千斤米计算，其中三分之一用粮食供给，共需九十亿斤；三分之二用货币支付（大米按每斤一百五十元，小米每斤六十元），共合二万三千一百六十亿元。另外，事业费支出计七千四百六十亿元。

上述公粮收支相抵，剩余一百零三亿斤，合人民币一万零二百三十亿元。经费开支货币部分共三万零六百二十亿元，用税收和剩余粮食抵补以后，还有赤字二千八百八十八亿元。

大家会说，这个预算还有问题，就是有赤字，而且没有把预备费打上。是的，有这些问题。但是，努一把力，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目前最要紧的有两件事：一是公粮要征得好，二是税收要整顿好。老区过去公粮负担很重，老百姓希望减轻一些。新区工作无基础，还不能按老区的标准征收。因此，老区今年还松不得。老区松了，新区又接不上，就成了问题。

现在定的这个税收数目，有可能完成。根据在哪里？过去大城市多数不在我们手里，农业税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三，现在我们有了大城市，情况有了改变。东北地区，税收以及公营企业和对外贸易收入，占整个收入的四分之三，而公粮仅占四分之一。华北地区，税收已达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八，今后要争取达到百分之五十。由此可见，有了大城市，和没有大城市是不同的。过去说敌占城市我占乡村，在经济上是敌强我弱，道理就在于城市的收入优于乡村。我们应该逐渐增加税收的比重。努力收税，是解决财政赤字的一种办法，靠发行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也是一种办法。这两种办法不同，结果也不一样。原则是，应该发行的就发，而且要早发。例如东北，随着物价由不稳定达到相对稳定，许多商业投资转到了生产领域，同时钞票的储藏性能增加了，这样，货币的周转减缓了，市场上感到筹码不足，需要增发票子。发行的结果，物价并未上涨。抗战前，全国的货币流通量（包括地方币）为二十多亿银元。经过了十二年战争（注「这里所说的十二年战争，指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四年解放战争。——第9、63、78、95、128、140页。」）之后，生产与货币流通不正常，发行量应该少一些，假定打两个对折，还应有五亿多银元。可是，现在我们发行的人民币，只相当于一亿至一亿二千万银元，数目还是很小的。我们的税收数也不大。特别是在一个发展的环境中，加一点税不会出大问题。如果赤字不大，可以用增加税收的方法，努力求得收支大体平衡，以便使经济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到那时，货币比较稳定，发了票子物价不上涨，就大有文章可做。银根（注「银根——指金融市场上货币的供应情况。如果市场上货币供应大于需要，就叫银根松；反之，就叫银根紧。——第10、11、30、32、38、51页。」）松动了，会促进生产发展，同时就增加了税收。这样，预备费也有了，工业投资也有了。

最后提一下剿匪和发动农民的问题。

剿匪和发动农民，对完成财政经济任务作用很大，党、政、军都要抓好这两件事。当然，贸易工作和税收工作也要抓紧。对于干部下乡，我很赞成。还要注意物资下乡。现在农村多以米计价并作为交换手段，我们把土匪打掉，农民发动起来了，农村的经济阵地就可以展开，人民币就可以占领市场。一是政治，一是经济，两者需要很好配合。

明年我们有了四亿几千万人口的统一的地区，这是民国以来任何时候都没有过的。军事形势发展很快，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否则，各项工作就会落后于形势，处于被动。

*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十五日，由陈云同志主持，在上海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这是建国前夕一次重要的财经会议。本文是陈云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陈云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

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

这次会议开的时间很久，到今天已经有二十天了。我现在把会议以前和会议中间所讨论过的问题，特别是做财经工作的同志应注意的问题，再讲一下。

一、发行公债问题。中央一再考虑，如果因发行公债引起银根（注「银根——指金融市场上货币的供应情况。如果市场上货币供应大于需要，就叫银根松；反之，就叫银根紧。——第10、11、30、32、38、51页。」）紧，因而对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不利，怎么办？可以采取这样三个手段：

第一，调剂通货。在发公债时，要把票子放出去，必要时再收回来，有吞有吐。要善于使用这个手段。什么时候吐出多少，收回多少，要好好研究。还要研究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使之达到比较合理的程度。如在银根紧时，可以多投放一些票子来收购物资，同时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

第二，调剂公债发放数量。公债各月的发放数量，应该根据情况灵活掌握，在时间上可长可短，在数量上可多可少。例如，新粮上市，票子下乡（注「票子下乡——是当时为开展农村金融工作，巩固和扩大人民币阵地，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所提出的一个口号。——第11、29页。」），银根会紧，就要注意到城乡公债各发行多少。

第三，调剂黄金、美钞收进的数量。黄金、美钞收多收少，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这也是一个手段。如果物价平稳，银根较紧，即可多收进些。

我们要善于运用这三个手段，使其服从一个目的，即达到我们所预期的金融、物价保持良好的状态，保证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的供应。

二、纱厂生产问题。上海纱厂搬不搬，这个问题应该决定下来。如果工厂搬家，那里需要有厂房、动力以及辅助工业等。搬了，这里工人失了业，那里半年也开不了工。因此，我们决定不搬了，要全力维持生产。现在维持生产虽有困难，但尚有维持的条件。可以设想，把现有纱锭数打八五折（这是正常状况），然后再打个八折，即每周开工五天五夜。究竟能维持到什么程度，今天还不能定，要等棉花下来后再说。假使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卖不出去怎么办？准备两手：第一，赔本出售，有意识地组织出口，目的是为了换回东西；第二，假使美帝国主义封锁，不能出口，就多发些票子把纱布囤积起来。这两条路走不通，才考虑停工问题。当然，还可以看看有无别的出路。现在心要定下来，就按这个方针布置工作。

三、收购土产及资金问题。首先要求各地财委和贸易公司的同志，对资金的运用不要搞得太死。该收购的要及时收购，该抛售的要尽快抛售。只要有东西，该抛的就抛。过去，大多数同志是物资拿到手就不愿抛，这是历年物价不稳所造成的。现在要注意，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抛有利。如果该抛的不抛，物价涨了，又要多发票子，从局部看可能有利，但对全局不利。要准备从稳定物价这个全局出发而抛售。

组织统一的花纱布（注「花纱布——指棉花、棉纱和棉布。——第13、39、124页。」）公司，由中财委（注「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直接领导。华东有纱厂，最好是以纱布去换棉花。华东的同志说，如不由中央统一管理，华东以纱布或钞票不一定能换来棉花，有的工厂也可能将纱布囤积起来不卖。他们要求把纱布交中央统一掌握，由中央统一供应棉花。这就需要设立一个由中财委直接领导的花纱布公司。有了这样一个公司，还可以保证顺利实现钞票回笼。

桐油、丝、茶等重要土产的出口，也要由中财委管起来，组织统一的土产公司。如果不这样做，资金就需要两套，收买要一套，组织出口又要一套，造成资金占用过多。另外，如果不统一经营土产出口，就不利于集中使用外汇，换回需要的东西。现在各方面都需要外汇，各部门有各部门的进货单。如果组织了统一的土产出口公司，就可以从全国着眼，有效地集中使用外汇。

四、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的发行库。西北地区人少而穷，兵又多，结果钞票发得多，如果让西北独立负担是支持不了的。这样负担很重，军民会叫苦。西北应有背上百分之九十的精神准备，华东、华中、华北三个地区则应支援西北。在货币还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支援的方法之一就是开展国内汇兑，让商人贩运东西。不仅对西北是这样，对南线（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向南方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进军。这里所说的南线，指南方前线。——第1、13页。」）也应该这样。这是有钱地区支援无钱地区，后方支援前方的一个办法。汇兑畅通后就发生钞票管理问题，票子发行可能增多，因此必须建立统一的发行库。开展汇兑，应改变十二年来各区自己要发就发的状况（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财政金融工作，完全分散经营，各设银行，各发货币，各管收支。一九四八年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逐步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措施，首先是统一货币的发行。——第13页。」），使发行库与银行的业务库分开。为了照顾到新区财政情况，可以给予一定的机动数，使用时可“先斩后奏”。

五、税目、税率和食盐外销要统一管理。现在拟的税目、税率，可能很多地方不合理，但有总比没有好，先试行两三个月，然后加以总结并进行修改。不能为了追求十全十美而放弃统一的办法，可以先九全九美暂求统一。地方上个别的特殊情况可以例外，但主要的必须统一起来。

食盐大宗出口，在五万吨以上的，因关系到对外政策，必须由中委财统一办理。李烛尘（注「李烛尘——（一八八一——一九六八），湖南永顺人。曾任天津水利碱厂厂长、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轻工业部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等职。——第14页。」）说，洗过的盐出口有利。能出那样的盐当然好。如果不能，粗盐只要价格合适就可以出。食盐出口，要由中财委统一规定价格，至于在什么地方出口，出什么盐，因路程远近不同，盐的质量不一，到时看具体情况再说。注意不要被商人钻空子。

六、实行内部贸易自由。据华东的同志说，常州的粮食不让运来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是封锁的。有很多人还是共产党员，认为这是“为国为民”。他们说粮食运走了，农民会没有粮食吃。这样说是没有道理的。天下没有那样傻的农民，把粮食都卖光，自己等着饿死。农民不是傻瓜，知道票子会贬值，不到用钱时是不肯卖粮的。他们还说粮食运走了物价会涨，有害国计民生。事实上，凡禁止粮食自由贸易的地方，农民的粮食就不能卖到高的价钱，而城市因粮食贵，工业产品成本提高，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使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扩大。这对农民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完全是有害无利。对大城市有利还是有害呢？几百万靠薪资生活的劳动人民所需要的粮食来不了，当然是有害的。可见，这种封锁，无论对农民，对城市的劳动人民，还是对国家经济建设，都是有害的，而仅仅对禁粮出卖区域之内的中小城市的居民有利，他们可以吃到便宜的粮食。这一部分人比之于广大的农民和城市的职工，显然是很少的。我们究竟是为大多数之民呢，还是为少数之民？当然首先要为大多数之民。至于说到为“国”，由于粮价高涨，城市工业生产不能维持，结果对国家也不利。对于这一点，党和政府要发布命令，报刊也要写文章，把道理说清楚。

七、接收旧人员问题。全部接收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财政上负担很大。但是，裁了这部分人，让他们失业，没有饭吃，问题更大。现在养着这部分人，从财政上看是个损失，但从另方面看，政治影响好。待解放地区的人看到，这些人生活都有保证，就不怕了，反抗的人少了，这样战争可以更快结束，少损失好多人力财力，整个支出可以大大减少。退一步讲，就是裁也不可能全部裁掉，大部分还要用，裁掉的只能是少数。对要裁掉的人，华东采取的办法是，集中训练，讲清道理，把财政困难情况告诉他们，让他们讨论。至于那些劣迹昭彰为群众所痛恨的，当然不能留用，但这只是极少数。那些靠裙带关系领干薪的，也要辞退，但这也是很少数。现在要注意到广大旧人员的心情，他们感到“天下定了”，“人民政府定了”，愿意受训，目的是为了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将来好有饭吃。这和过去在东北的情况不同了。沈阳解放（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沈阳，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第15、21、26页。」）时，有些人还要走，现在变了，不是要走而是要回来了。反动营垒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也要反正起义。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这个问题，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政策。对旧人员要训练、改造和使用，这个包袱不能不背，不能光从财政着想。

八、野战军（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央军委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通令全军进行整编，实行统一的编制和番号。通令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按其所在地区当时分为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一九四九年春，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华北的三个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第15、58页。」）与原属地区的关系。每个野战军都愿意有个“家”，因为新区经济困难，不能完全解决物资供给问题，需要依靠原属地区。如四野（注「四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简称。——第16页」）的棉衣，就是由东北供给的。采取这种做法，有浪费是不可免的。怎么办？各地区对原属野战军的支援物资，一般的要由中央统一调度。新区供给野战军的物资不足时，由中央给以补助。野战军如果需要原属地区的纸张、电讯器材等少数东西，这些地区也要尽可能地帮助解决。但是，大的数目，一定要经过中央。

九、各地区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只讲以下三点：

第一，必要时各地区都在友区设一个办事处。各地区的工作人员与友区联系工作时，必须经过办事处，听从指挥，禁止横行霸道。中财委是否在各地设办事处？这个问题，值得慎重考虑。设立了麻烦多，会造成地区本来可以处理的事情，也去找办事处解决。所以还是不设为好。那末，不设办事处对开展工作是否有影响呢？我看不会有，因为现在各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的财委，实质上是中财委在各地的办事处。

第二，各地区大宗物资的调拨，要经过中财委。如东北给上海的二十万吨大米，就是经中财委调拨的。至于小的个别的交换，则由双方直接协商处理。

第三，各地区的工厂在上海存的主要材料，原则上由华东拨还各地。双方有争执时，由中财委裁定。各地到华东来接收东西，要“君子自重”，零星东西就别要了。

十、保证上海的供应问题。上海对运输特别是内河航运，要花很大力量去加以组织。招商局（注「招商局——是一八七二年成立的中国轮船航运企业。当时总局设在上海。该局成立之初为官办，后改为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一九三二年国民党政府将其收归国营，隶属交通部。一九四八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共有船舶四百六十余艘、约三十三万吨。一九五○年一月十五日，香港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即招商局香港分公司光荣起义，回归祖国怀抱。——第16页。」）的大轮船，都要准备拨出去供解放台湾用。民用运输的力量，主要是小轮船和苏州河的木船。这些船虽然运力小，速度慢，成本高，但是有总比没有好，要充分加以利用。而且，还要花些钱造这种船。这不仅当前急需，将来也会有用。现在上海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棉花，而其关键是有无运力，把大米和棉花运进来。

今年秋天要在南京、杭州间集中六亿至八亿斤大米，以备上海所需。对大米供应问题不要悲观。据去年年底统计，上海共有五百零五万人，到今年五月底达到五百五十万人。这是把周围的农村人口包括在内的。如果只算市区，是四百四十万人，扣除解放后还乡的四十万人，现在实有不过四百万人。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二十二斤米计，则每天有三百万斤就够用了，这与现在可以供应的数量是相符合的。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应变米”（注「“应变米”——指解放前上海市民为应付物价飞涨和突然事变而储备的大米。——第3、17页。」）的数字是不小的。有了粮食，控制上海物价就有了相当的把握了。上海过去靠“踢皮球”、“抢帽子”（注「“踢皮球”、“抢帽子”——是旧上海投机市场上的俗语。“踢皮球”指投机者把自己的投机损失转嫁给客户。“抢帽子”指投机者根据证券、商品行市下跌或上涨的估计，进行贱买贵卖，从中获得差价利益。——第17页。」）的投机者有二、三十万人，他们搞投机，是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坏事正是出在政府手里。现在我们不徇情受贿，发现了还要严办，投机者不能为所欲为了。我们掌握着粮食，一定会管得好的。

华北、华东、华中都要保证棉花收购计划的完成。

运输是全国经济的杠杆。我们要重视水路运输，支援铁路运输的恢复和发展。津浦线的修复，主要是靠山东的力量。修通平汉线（注「平汉线——即北京（当时称北平）到汉口的铁路。——第17页。」），十分重要，要不惜人力财力保证完成。

十一、充分利用电讯局。我们为了保守秘密，现在是只用自己的电台，对接收过来的电讯局则很少利用。今后一般的事务都可通过电讯局收发，秘密的仍由自己的电台收发。

十二、召开各系统的专门会议。这次上海会议后，要召开一些专门会议：金融会议，讨论外汇、公债问题；贸易会议，讨论棉花收购问题；物价会议，讨论价格政策，最重要的是工农业产品比价。工农业产品比价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同农民的关系问题。过去在东北，我们有过教训。如前年规定十二斤粮等于一斤棉花，结果农民都不种棉花了。去年改为十三斤粮等于一斤棉花，还规定了种棉花免缴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农民便积极种棉花。这说明，价格政策很重要，必须注意研究掌握。

另外，还要召开会议讨论工业生产计划。上海有许多五金工厂，相当于机器工厂的修理车间，它的恢复和发展，是和整个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相联系的。上海五金工厂的特点，是技术熟练程度高，应从多方面去找出路。如生产钢丝就大有出路。大机器需要的零配件也可以生产。公私企业为了推销产品，可以到各地去开展销会，或者和外地工厂联系，互相参观。

十三、对各地财委与财经工作者的两点要求：

第一，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要注意节省开支，但更要注意增加收入。节流很重要，开源更重要。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

第二，各大区财委机关要组织成为一个司令部。现在各地区财委只有几个人，这样不行。财委要设置专管各方面工作的组织，如金融、财贸等处。有些可以设秘书或委员，如工业秘书、计划委员等，负责看有关材料，动脑筋，考虑问题。这光靠下面的业务部门不行。现在工作范围很广，任务很重，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应付不了。人员从哪里来？由上面派不可能，要从业务机关抽。抽二三等的不行，要抽一等的。以前的机构，已完全不适应今天的需要，过去的那一套经验也应付不了现在的局面。现在我们不但要应付国内，还要在国际经济中周旋。这样，就需要党内外人士团结起来，根据地的、做地下工作的，外来的、本地的，没有哪一方面的也不行。总之，我们今天面临的是管理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局面，必须吸收党内外各方面有知识的人来共同工作。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上海财经会议上所作的总结。」

工人阶级要提高政治觉悟（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工人阶级要提高政治觉悟*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解放后上海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否起了变化呢？是起了变化。不是枝节的变化，而是本质上的变化，从被压迫阶级一变而为领导阶级。谁不弄清楚这个问题，谁就会犯错误。有人说：“现在工人还不是做工拿钱吗？”但是，要知道，国营企业中已经没有了剥削，工人已经是主人；私营企业中的工人，一方面仍受资本家的剥削，另一方面又是新中国领导阶级的一分子。时代变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变了，我们的斗争任务，也应由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转而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努力生产，支援前线。这些变化虽然绝大多数工人都了解了，但也还有一部分人不了解，这就需要我们反复地给他们讲清楚。

目前还处于战争没有结束、敌人对我们进行封锁的时期。全国胜利是确定无疑的了，而且不会很久。敌人的封锁虽然给我们造成困难，但后果将是促使我们更快地达到自力更生。当然，我们要看到将来，也要看到现在。现在是敌人的残余势力尚待肃清。敌人的封锁使我们的原料、销路、运输都有困难。棉花大部来自华中、华北，煤炭来自华北，粮食来自华中、东北。由于我们的火车不够，船舶只有小的，还要防空，晚上才能走，东西不能及时运来，加上市场没有打开，销路很少，因此，许多工厂不能全部开工，有的甚至要关门。

我们能否因此而灰心失望呢？不能。应该看到，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同过去二十多年奋斗中所碰到的困难相比，不过是一些小的困难。只要我们正视它，是可以很快克服的。问题是，我们要有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比如，对工人来说，工资就有降低的可能性。上海一般的工资并不算高，刚解放时工人每月拿到五担米，觉得不错，说“革命成功了”。如果真是这样，那革命的目标就未免太低了。我们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同志们，当我们行军途中碰到一座大山时，是否要绕道前进呢？我们现在就碰到了这种情况，所以就要暂时绕道前进。比如，那些适应过去上海畸形发展的工厂，现在就很难维持了，这些工厂的工人有暂时失业的危险。有些工厂则是可扶可倒，我们就要力求把它扶起，使它不要倒。有人说：“倒就倒吧，迟倒不如早倒。”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工人来说，在业无论如何苦，总比失业好。对那些一定要倒的工厂，工人、工会、资本家要好好协商，如何协助失业工人渡过困难。做工会工作的同志，应该准备迎接这些困难，并且协助政府解决这些困难。哈尔滨解放的第一年（注「指一九四六年。——第21页。」），工人工资每月不到二百斤粮食，还是玉米、小米、高粱米各三分之一。咬紧牙关打退敌人后，过了半年，才加到二百五十斤。去年解放沈阳（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沈阳，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第15、21、26页。」），重工业工人每月工资平均提高到一百五十分（注「这里所说的分，指解放初期在部分职工中实行的工资分。工资分是工资折实计算单位（参见本书注23）。一九五○年九月，全国工资改革准备会议规定，每个工资分所含的实物种类和数量是：粮零点八市斤，布零点二市尺，油零点零五市斤，盐零点零二市斤，煤二市斤。一九五六年全国工资改革后，取消工资分制，实行货币工资制。——第22页。」）（每分折合二斤半粮食），并开始举办劳动保险。这证明我们在克服困难后，工人的生活是会一年比一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