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十）大后方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各级党委必须详细研究国民党各方面的状况（党部、政权、军队、三青团注「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学欺骗和控制青年的反动组织。一九三八年成立，一九四七年并入国民党。----232、359页。」、民运等），成为“国民党通”。必须学会和使用一切方法、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在这些工作中应侦察反共分子的活动，团结国民党内的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

（十一）如果个别上层党员被国民党强迫自首或要求表明对共产党的态度，为了继续革命工作，在不破坏党的组织、有利于自己革命活动的条件下，可以采取适当的应付办法。

（十二）为使秘密党巩固起来、必须建立和扩大党与群众的联系。因此，党必须完全抛弃内战时期群众工作方面的盲动主义错误做法，学会和掌握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的一切民族形式。不要制造斗争，但对于大后方存在和发展着的广大的群众斗争，必须积极参加。不要偷偷摸摸地组织群众，但要积极参加一切原始的、自发的、合法和半合法的群众活动。抛弃一切突击暴露的工作方式，使党的活动适合于群众情况。经过党员的各种活动，使党与群众建立思想上友谊上有形的无形的各种各式的联系。

上述基本方针，同样适用于敌占城市的秘密党。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写的一篇文稿。」

改进大后方秘密党的工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改进大后方秘密党的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一

大后方的党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一部分，则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轻视大后方工作或不安心在大后方工作是错误的。

内战时期，党在白区（注「白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称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建立的组织，当时称白区党。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称为白区组织。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这些组织不得不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第16、25、37、188、205、233、362页。」）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是，由于党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认识，在大革命（注「大革命指--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失败，--第170、233、295、362页。」）失败后对政治形势估计错误，没有实行暂时退却、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方针。在工作方法上和组织形式上，没有彻底转变到适合于中国一般的和当时特殊的情况。因此，虽然有成千成万共产党员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但除了北方党以外，绝大部分的党组织遭受了完全失败。这一挫折是重大的，损失是严重的，结果仅仅锻炼了一批干部，并给了我们失败的教训。

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错误是基本的错误，也是当时整个错误路线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在延安举行的白区党代表会议（注「白区党代表会议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举行。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总结了十年内战时期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第233页。」），虽然一般正确地决定了具体工作的转变，但内战时期工作错误的传统仍旧或多或少地在今天大后方的党内存在着。因此，现在党中央虽然指出了大后方党的任务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但在许多具体工作上还必须根据过去失败的教训加以深刻的反省，大胆地解脱历史成见的束缚，否定那种过去错误的或不合现时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而做出正确的规定。

二

大后方的党是长期秘密的党，但又有广泛革命活动的必要和可能。大后方的党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之下，如果不是秘密隐蔽的组织，就不能存在。由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这种秘密隐蔽的时间不是短促的，而是长期的。国为革命如果没有全国范围的胜利，所有在阶级敌人统治区域的共产党组织都必须是秘密的。

大后方党的组织的秘密隐蔽，决不是革命活动的停止，相反地，必须是革命工作的扩大。党的秘密隐蔽正是为了便于扩大革命工作；革命工作越是扩大，党组织的秘密隐蔽就越加可能。

革命活动有扩大的可能性，就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目前又处在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时期。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民族矛盾占着首要的地位。因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很落后，在人民大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各个集团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尤其因为目前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在全民抗战中，国民党没有必需的进步，共产党的力量及其影响则增加到决定的地位。因此，在继续抗战与妥协投降之间，在人民大众与反动统治阶级之间，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展开着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广泛深刻的发展，就使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大后方有广泛进行革命活动的可能性。

要广泛运用客观存在着的革命工作的可能性，还必须彻底打破大后方党长期存在着的错误认识。内战时期的白区党，虽然认识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但是没有认识中国社会的许多具体特点，并根据这些具体特点来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例如：对于民族矛盾的首要地位长期没有足够的估计，把国内阶级对立和分化，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等量齐观，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完全忽视和拒绝利用；对于在中国进行革命工作不容忽视的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完全不理；等等。相反地，用切断历史和生搬硬套的办法，把书本子上的抽象概念套到中国来，把生动的中国看成僵硬的中国，把复杂的社会看成简单的社会，把广大的革命工作园地缩小到寸步难移，把容易深入的社会变成格格不入。所有这些错误，使白区党非但不能广泛地开展革命工作，而且基本上脱离了群众，绝大部分遭受了失败。

为了今后大后方党的保存和革命工作的发展，必须彻底无保留地打破主观主义、公式主义和生搬硬套书本上的概念。从具体的中国情况出发，抓住中国的特点。只有这样，革命工作的广大园地，才会真正发现。

三

大后方党的基本任务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实现这个任务，必须进行互相联系而不能缺一的三方面工作：党的组织的精干隐蔽；熟悉国民党，加强在国民党内的工作；熟悉社会，深入社会，为了长期埋伏，党的组织必须精干隐蔽；但如果不去熟悉国民党，不了解国民党的反共统制，以避免国民党的袭击，或者不深入社会，得到掩护，则长期埋伏同样不可能。积蓄力量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已有力量，而且还须增加新的力量。同样，如果没有精干隐蔽，在国民党内部去争取革命力量，不深入社会，同各阶层群众有广泛的联系，则积蓄力量也是不可能的。

上述三项工作的中心一环，是深入社会，无论为了隐蔽党的组织，或熟悉国民党、了解国民党的反共统制，在国民党中争取革命力量，都必须以深入社会为前提。要深入社会，就必须适应社会。共产党员必须学习社会的人情世故，在革命工作的方针之下，善于与社会的各方面融洽。必须打破内战时期鄙视和割断社会联系或者害怕利用社会关系的心理。

四

执行精干隐蔽政策，必须注意下列几点。

只有精干才能隐蔽。因此，大后方党组织应重视党员的质量，不贪图数量。大后方党员质量的标准是：具有共产党员必需的政治觉悟，有巩固的社会职业，并与群众真正联系。目前党内的不健全分子应该淘汰，使之退为党的同情者，团结于党的外围。某些可能入党而估计到入党之后其活动反而遇到困难者，暂时不必吸收入党，但是，具备共产党员条件而当地党又需要发展党员者，应该吸收。党的发展，主要地在重要的工厂，重要的机关，重要的学校和重要的乡村。

党的组织形式必须根据环境和任务的变更而变化。一切呆板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如呆板的纪念节开会示威，共产党员特殊的作风等），必须大胆地加以改变。越是打破公式主义，国民党特务越难捉摸，党的存在和发展就越加可能。必须缩小支部的组织，缩小各级领导机关的组织；从支部到各级组织，一般地要把会议变成个别联系，并减少联系的范围和次数；各级党的工作和领导，主要的不是靠上级的指示，而要求在党的基本方针之下独立工作。失去联系的下级党的组织，必须在任何情况下能独立地坚持工作。

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为此，必须彻底地果敢地撤退已经暴露的干部；提拔新的干部到领导机关时，必须遵守宁缺毋滥的原则，绝不提拔未经考验的分子，严防国民党派遣内奸混到领导机关；领导机关要短小而且分散。

巩固在中上层社会职业中的党员的地位，并使每个党员找到可靠的真正的职业，并且广交朋友，建立无数社会联系，以社会人士的面目去取得周围的信仰，使党在社会中打下牢固的基础。

必须把秘密工作范围缩小到最小限度。一切党内文件尽可能少发或不发，一切党内联系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不担任党内秘密工作者，必须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进行社会的公开工作。党内担任秘密工作者，也必须把掩护秘密活动所必需的职业的社会活动，看成是工作的重要方面之一。党的公开活动愈加扩大，秘密工作的范围就会愈益缩小，只有这样，党的隐蔽和革命工作的扩大才有可能。

在情况复杂而又必须独立工作的大后方，每个党员必须把自我教育看成重要的任务之一。

五

熟悉国民党，与国民党反共统制作斗争，并在国民党中争取革命力量，必须成为全党，尤其是大后方党的重大任务。为实现这个任务，必须纠正内战时期白区党只顾自己，完全忽视国民党内工作的错误。必须研究国民党的各方面，各级党委要变成“国民党通”不仅国民党的党部，而且它的政权、军事、经济、民运、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机构、制度、人物，都在研究之列。对于这种研究，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知识，而应深入其内部，并着重于本乡、本区、本县、本省国民党情况的研究。上级党委必须根据自己和下级党委研究的结果，综合自己工作范围内国民党的情况，并定出与国民党反共统制作斗争，在国民党内部争取革命力量的办法，熟悉并利用国民党的各种矛盾。

六

党内工作是秘密的，党外活动必须是公开的，公开工作是革命工作的最大部分，合法活动是公开工作的唯一内容。依靠公开工作，不仅可以掩护党员面目，隐蔽党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任何巨大革命运动的发动，没有公开的社会活动，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是不可能的。公开工作是秘密党对阶级敌人采取隐蔽的活动方法之一。公开工作应该如何进行，首先决定于这种公开活动是否为统治阶级的法律及社会习惯所允许，内战时期用蛮干的方法来“争取公开”、“争取合法”，抗战初期和现在继续存在的“突击”作风，必须纠正。党在进行公开工作时，非但不能标新立异，引起国民党注意，而且在社会的旧有机关中活动，不要随便在旧形式中加进新内容。公开工作的范围，必须是多方面的，不仅在社会中下层，同时必须在社会上层。为了使公开工作适应社会情况，各级党委必须把研究社会情况作为党的重大任务之一。要通过实际机会和书刊材料去研究社会的一般方面和专门方面，研究社会各个阶级的各个方面，研究它们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它们的利害关系，同时每个党员，必须特别研究自己公开活动的专门的方面，成为党内的“社会通”、“专门家”。

为使公开工作能够持久扩大，必须将一切公开工作与党内的秘密工作分开，不要混淆。一切党内秘密工作的人员绝对不准担任公开机关工作，一切党内的秘密文件不准存放于公开机关，一切党的宣言、主张不能在公开机关照样传布。党内秘密工作的人员，在正常的状况之下，决不要经常调动。另一方面，公开工作的人员决不能同时担任党的秘密工作。一切公开工作机关及其人员的材料，决不能存放于党的秘密机关。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隔离起来，决不是公开工作可以违背党的方针或党的领导。相反地，公开工作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服从党的领导，不过应采取不同的形式。

七

要深入社会开展公开工作，并与广大社会人士合作，必须首先打破内战时期白区党对外活动中的关门主义和公式主义。应该认识，社会上完全反共者和接近共产主义者都是少数，而多数人则是既不拥护共产主义，也不满某些现状的中间分子。在这些人中，或者从个人利害出发，或者从社会正义出发，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正义感。虽然社会人士的正义感与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有区别，但共产主义思想非但不排斥一般的正义感，而且这种正义感正是共产党员与广大社会人士合作的桥梁。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决不是首先以差别与社会人士分离而造成自己的孤立，相反地，必须首先以自己与社会人士的相同点去团结他们、提高他们和改造他们。过去那种只在“左”倾分子中打圈子的关门主义思想，轻视社会正义感，不屑与这些“旧道德”、“落伍分子”合作的思想，必须彻底打破。

社会人士的思想是极端复杂的，常常进步和落后的两种思想同时集合于一身。我们的工作，在于去区别各个人的思想何者是进步的，何者是落后的，他的基本思想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当然，不是每种思想都能合作，而只是择其能够合作的部分，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与之合作。只有这样，朋友愈多。工作愈能扩大。

反对思想上的关门主义，力求与广大社会人士合作，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员的思想可以降到一般的社会正义感，相反地，共产党员一方面必须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同时又必须善于与各种进步思想合作。

八

要加强上层社会的活动。下层劳苦大众是党的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但还必须在社会的上层分子中进行活动。愈是要坚持抗战，愈是国民党不进步，愈是统治阶级内部不统一，愈是共产党力量强大和政策正确，则上层活动愈加重要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上层活动有决定意义，如果上层不动，则下层难动。上层的推动往往是下层工作开展的便利条件。必须纠正内战时期白区党惧怕上层活动，或自鸣清高而不进行上层活动的错误。

上层活动是多方面的，不仅在文化教育部门，而且应该到军事、政府、党务、经济各种部门中活动。不仅在在野的士绅名流中活动，还要在当权的人士中活动。不仅在进步的分子中活动，还要在中间的和某些顽固分子中活动。上层活动愈是广泛，则愈能深入社会，愈能扩大革命阵地。

上层活动的目的，是使党员巩固社会地位，组织上层社会中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共产党的进步力量，以便广泛地开展革命工作。在活动的方法上，首先要在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们个人的事业上与之合作，不是要求他们公开拥护共产党，而首先只须发展他们对统治现状的不满，使之逐渐地进一步地与我们合作。

已取得上层社会地位的党员，应该巩固已有的地位、并为继续取得更高的地位而努力。只要牢记着取得社会地位是为了党的革命工作，只要不脱离群众，对于工作机关的上司应该采取一般人所取的态度，不要表现“特殊”、“清高”而堵塞自己上升的道路。一切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该由适当的高级党委直接管理。

九

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用各种方式多方面与工农群众建立联系，并领导民众的各种斗争，这是大后方党的工作的主要内容。知识分子是党深入各阶层的桥梁，党必须继续加强在学生界、教育界以及其他职业界的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巩固党的支部，在没有党组织的学校及职业机关中建立新的支部。党应该经过社会上已有的或建立新的文化、教育、经济各种组织，去影响和教育工农群众。为了保证这些组织的存在和持久，又必须忠实保持这些组织的原有性质，保持它们的灰色态度，不在这些组织中作党的秘密活动，不采取公开的革命行动。在没有和不可能建立这种组织的地区，党要有计划地培养群众领袖，通过他们与群众建立联系。对于国民党的工会和工人团体，不管它是仅仅挂牌的或有群众的，党都应该参加进去，参加这些组织所允许的各种文化、教育、经济活动，在友谊上生活上与积极分子建立联系。农村中原始的迷信的封建的革命组织，党都应该加以研究，派党员参加进去，加以引导。只要工作做好了，使这些组织逐步地成为农民的组织，是有可能的。

由于国民党政治愈益腐败，统制政策和贪污舞弊的发展，不论是抽拔壮丁，垄断物价，思想钳制，都造成了民众的不满，巨大的民众斗争正在酝酿着，有的已经爆发。共产党人对于这些斗争的态度，不是旁观，而是赞助。(奇*书*网^.^整*理*提*供)党应该领导这些斗争，以帮助民众改善民生，争取民主，从而扩大党与群众的联系。每个斗争必须估计到对方、我方及社会赞助的三个方面，以达到胜利为目的。斗争手段应该灵活，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具体运用到民众斗争中来。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写的一篇文稿的节录。」

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一、团结于党周围的非党干部是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分子，是党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不反映党外人士的意见，党的政策就不会完全正确。不经过党外人士的传布，党的政策就不能深入群众。没有党外人士的同情和合作，革命胜利就不可能。因此，我们不仅须与已经共事的非党干部亲密团结；而且竭诚欢迎广大的党外人士与我们共事。

二、由于客观环境变迁，党的路线正确，几年来我们与非党干部有了更多的接触，我们学习着与非党干部共事，非党干部对党更加接近了。但是，团结在党周围的非党干部人数还不多，党与非党干部的关系，一般地还处在不正常状态。党内非但缺少礼贤下士的空气，反有浓厚的排外思想。不少党组织，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不重视以至歧视非党干部。党内许多同志对非党干部或则深具戒心，有才不用，口讲接近，实际疏远，或则高傲自满，党气凌人，满口原则，不近人情。因此，使热心革命者受到冷淡和排斥，已经共事者感到苦闷不安。总之，我们虽有团结非党干部的方针，但还没有具体明确的非党干部政策。

三、有人以为党与非党干部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主要是由于非党干部不顾环境，强调一面，一意孤行，任意批评等等所造成。这种意见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个别非党干部对环境了解不够，或存在着某些缺点，这是事实，也是难免的。不正常关系的主要责任在于党，而且，非党干部的某些缺点，或是由于我们的工作缺点所引起，或则需要我们帮助才能纠正。

我们在这方面的缺点，主要在于：

（一）不了解非党干部的重要。由于过去党处于秘密环境或被“围剿”环境，与社会接触的范围太狭小，得不到党外人士广泛的帮助，看不到和不了解非党干部的作用，形成了关门主义传统。

（二）对非党干部政治上不信任，疑神疑鬼，任意“逻辑”。往往以为，不是党员即是可疑分子，要求入党者即是别有用意。认为只有自己的思想正确，而非党干部的意识、习惯都有问题。对非党干部不能量才使用，不依其经验、能力给以适当的位置。这样，就使非党干部政治上受着压抑不安，精神上受着冤屈痛苦，深感不能见容于共产党。

（三）思想上组织上存在着宗派主义。表现在要求非党干部与我们集体共事，但不尊重其个人自由。非党干部在总的方向上与党共同努力于革命事业，但在生活习惯、思想意识上，应有其个人自由。多数党员不重视其与我们大同之点，完全否定其个人自由。因此，加以责备和非难，认为难于共事。于是，排挤非党干部是事所必至，理成当然。这种不看大同，专找小异的结果，使党与非党干部之间不能融洽。在非党干部担任行政领导的部门中，只要求非党干部政治上工作方针上服从党的领导，而这一部门中的党员却不服从非党干部行政上的领导，以致党的领导完全代替了行政领导，行政问题不经行政机关解决，致使非党干部感到棘手，工作无法做好。

（四）曲解党性为脱离社会的“纯洁”。许多党员不愿结交党外朋友，不敢向党介绍党外人士，以为“洁身自好”即为最高之党性，战战兢兢，惟恐有失于党性之纯洁。因此，党不能经过党员团结成百成千的非党干部。非党干部感到我们毫无友情，难于接近。党性的“纯洁”，变成了排斥非党干部的护符，变成了个人主义的对党不负责任。结果在党与非党干部之间隔起了人造的墙壁。

（五）党与非党干部间缺乏适当的组织联系。党、政、军都没有适当的组织照顾非党干部，干部部门没有把非党干部作为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非党干部没有可以直接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申诉冤屈的机关，许多问题不能解决。

四、改善党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必须确定以下办法：

（一）重视非党干部的作用，在政治上信任他们。事实证明，许多非党干部是破釜沉舟而来的革命分子。过去对非党干部的许多疑虑（例如社会关系复杂，意识不正确等），常常是由于我们的社会经验不足，对他们了解不够。反之，非党干部的许多意见、批评、不满，常常是正确的，或反映了我们的某些缺点。因此，今后对非党干部不要疑神疑鬼，应该信任他们。人之可靠与否，不在其有无党票，而在其为人的历史和现实的表现。

（二）打破宗派主义，即打破“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人造墙壁。在一条战线上奋斗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都是革命同志，人人都有革命、工作、说话之权，党员干部无权垄断革命。在革命工作中，与共产党员负同等责任的非党干部，他就有与共产党员同等的革命功绩，脱离党外人士的“洁身自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礼贤下士、尊敬贤能是共产党员应有的风度。党员干部只有团结非党干部之责任，并无排挤非党干部之权力。一切歧视、排挤非党干部的倾向，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三）使用人才的原则、是用人唯贤。要注意用人之才，不能只考虑是否党员或党龄之长短。按才能排位置，不按党票排位置。共产党员应承认人之长，检查己之短，一切嫉妒，一切阿Q精神，都于事无补，既损人也不利于党。应满腔热忱地向非党干部学习，学习他们的一切长处。党的领导责任，在于发挥非党干部的才能，使之服务于革命需要。对于担任一定领导工作的非党干部，应同党员干部一样，给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必要的信任和必要的权力，使其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当然，不能因尊重非党干部而分配以不适当的过高的位置，或给以空的头衔。

（四）要尊重非党干部的思想自由和生活习惯，同时要求他们在工作是服从党的总的方针，这是彼此合作不可缺一的条件。非党干部忠实于革命利益的具体表现，就在于他忠实于本职工作，发挥自己的才能，成为工作的模范。除此而外，苛求其与党员一样服从一切级织纪律，是不适当的。

（五）非党干部负责某一行政部门之领导时，党必须要求他们在工作上符合于党的方针，但该行政部门之党的组织则应教育党员成为工作的模范，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保证行政任务完成。在担任领导工作的非党干部服从上级组织领导的前提之下，该部门之党员应在行政上服从他们的领导，违反者应受到批评或处分。

（六）在民主选举的政权机关和民众团体中，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应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

（七）要相互开展善意的批评。非党干部有不满，发牢骚说怪话，并不等于思想上反对党。应把非党干部善意的批评视为鞭策、鼓励我们的有益武器。欢迎非党干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时，要使非党干部了解我们的处境和工作缺点的来源，不要单看个别党员或个别方面的缺点，而主要看全党和总的方面。非党干部如提出不正确的意见，或工作上发生不适合于党的方针和客观需要的问题时，党组织亦不应敷衍客气，必须对他们进行坦率的批评，请其改正。党与非党干部的相互批评，是两者之间的正常关系。只有彼此相见以诚，才能和衷共济。

（八）党对非党干部应在政治上、工作上、物质上给以帮助。政治上除党员在党内所有的义务和权利以外，非党干部与党内干部应同等看待。要求入党者应按党章规定给以答复。在目前物质困难的条件下，要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以爱护党内干部的态度去爱护非党干部。

（九）党与非党干部组织上的关系，应作如下规定：党的一般支部会议欢迎非党干部参加，只是无表决权，但有发言权。定期召开党员和非党员联合的各种干部会议。党的组织部门或干部部门，负有照顾非党干部之责任。各部门的负责人要经常听取非党干部的意见，非党干部有直接找该部门负责人或各级党的干部部门谈话之权。非党干部与党员一样，有向党组织控告之权，直到党中央。党继续赞助非党干部和党员干部共同组织专门性质的团体，例如自然科学研究会、法学研究会、同学会等等。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写的一篇文稿。」

到什么地方学习（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到什么地方学习*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延安有一个时期的教育方法，在新干部中造成一种风气：不愿参加工作，要求“长期学习”。这种风气现在已有改变，但未完全扫除。近来又有一部分党龄较长（十年或十年以上）、工作经验很少的（在秘密党内与党的生活长期隔离的，或长期未做过党的工作的，或只做过一个时期很少一部分工作的）老干部，要求进中央党校（注「这里所说的党校，指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对领导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校。前身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在江西瑞金成立。长征以后，一九三五年冬在陕北瓦窑复校，改称中央党校。一九三七年初迁到延安。--第112、178、223、250页。」）学习，不愿意组织部分配他们到工作中去。虽然组织部一再表明，他们是党保存下来很宝贵的老干部，但缺少工作经验，党为了爱护和培养他们，要求他们到工作中去缎炼，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可是这些解释并没有使他们满意。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以为应该说明下面几点。

不愿立即参加工作，要求进学校，或者要求长期学习的同志常常说：“让我进学校学习，我要在政治上开展一下。”党当然希望干部在政治上开展起来，但应该研究，干部在政治上如何才能开展？事实证明：真正政治上高明的革命家，只能在革命斗争中培养，不能专从学校里训练。共产党的真正领袖不论是苏联的或者是中国的，决不是毫无经验、夸夸其谈的人，而是既有丰富革命经验又有真正革命理论的人，干部也是一样，真正政治上开展的干部，决不是毫无革命斗争经验的。因此，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如果不到工作中取得实际经验，单靠听讲看书，甚至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想在政治上真正开展是不可能的，因为使政治上开展的最基本的东西，是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没有实际经验，就没有政治上开展的基础。

当然，这不是说，每个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政治上都很开展了。我们党内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政治水平一般说来还很低，而且还有一些经验主义者，这是事实。但是，许多同志政治水平所以不高，有的同志有经验主义的毛病，决不是因为他们有了某些工作经验，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狭隘的经验去观察去解决一切问题。因此，要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克服经验主义，既要在思想方法上，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在党的路线上和政策上加强教育，又要扩充他们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经验，并使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两者结合起来。如果两者不是相辅而行，则提高政治水平和克服经验主义是不可能的。本来这个道理很简单：政治高明不表现在人身的别的部分，表现在人的思想上。而思想上的高明和发展，只是因为这个人丰富地接触了并且理性地认识了革命运动中的许多客观事物。

如果上面的说法是合乎事实的，那末，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为了建立政治上开展的基础，为了自己在政治上进步，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

先进学校读书，还是先去参加工作？这是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时常犹豫的问题，经验证明，除了学习专门的知识以外，一般没有或者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延安训练新干部有过好坏不同的两种方法。一种是抗战初期的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112、123、252、255、271页。」）、陕公（注「陕公即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延安成立。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给以短期的革命教育。一九三九年七月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同年十二月在延安复校。一九四一年并入延安大学。--第112、223、252页。」）的训练方法，学生在学校只学习几个月，之后就去参加工作。他们在学校中不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是培养生气勃勃的革命作风。现在许多抗大、陕公毕业之后参加了工作的学生，已经在经验、能力和政治上都有了进步，这是正确的训练方法所获得的结果。后来延安又有另外一种训练新干部的方法，就是把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长期放在学校里“学习理论”，教的是一大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抽象原则，学的是教条，许多学生既没有学到理论，而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目瞪口呆，手足无措。这是不正确的方法，错误的方法。本来这两种学生的政治文化水平是一样的，但因为训练方法的不同，学习方法的不同（工作中学习和学校内学习），而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参加了工作的学生，在经验、能力和政治上，已经超过了没有参加工作的学生。这两种训练方法所得的经验是宝贵的，现在对于错误的方法不应该重复而应该纠正。今后应该确定一条章程、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不是光在学校里长期学习，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只在学校中学习，要掌握理论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因为理论是实际的反映，归根到底是来自实际，而不是来自书本。这正像我们读书一样，某一本书自己确实已经读过几遍，但是，隔了几年，因为工作需要，再去读它一次，就好像是没有读过的新书，就觉得过去实在没有读懂。这个道理不是别的，就是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认识必须由实践中得来，而且只有经过实践，认识才能发展。所以，要使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进步，不是先进学校（抗大、陕公那种几个月训练的学校不在此例），应该先去工作。

我不是一般地反对干部进学校学习。对于那些必须进学校学习的干部，我赞成他们进学校。但是对于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我赞成他们到工作中学习，根据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注「这里所说的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自一九三八年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同时，没有强调业务教育。政治教育虽一般地注意了，但或则不得其法，或则轻重不分，或则没有经常性。文化教育没有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则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则脱离实用，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改革，或必须加强的。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政治教育，包括时事教育和一般政策教育两项，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和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高级和中级干部具有学习理论资格（文化程度、理解力和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决定还指出，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的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应以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上面。--第253页。」）去学习。

有些同志也感觉到了自己工作经验很少，需要到工作中学习，但又以为这次中央党校彻底改组（注「这里所说的中央党校彻底改组，指一九四二年二月的改组。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根据这个决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第253页。」），许多中央委员当教员，不进党校恐怕错过学习机会。因此，虽想参加工作，更想先进党校。我以为事实上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同志不仅是党校的教员，而且是全体在职干部的教员。每一个中央的决议、指示，就是学习的最好的讲义。而且在职干部的教员，不止中央委员会的某几个人，是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党校规定学员最多只学三年（预料），而在工作中，则中央委员会是长期的教员。

缺少工作经验的老干部不应该满足于自己党龄长，应该看到自己工作经验的不足。革命队伍里不能卖老资格。革命工作能否做好，不决定于党龄长短，决定于是否有工作经验、组织能力、政治水平和高度的积极性。如果在“老资格”上心满意足，就会阻碍努力，阻碍进步。这非但对于革命没有丝毫益处，对于自己也是一种倒退。

“我是老干部，难道我的工作经验还不如新干部？”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我们承认所有奋斗了多年的老干部，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工作经验，但是，必须懂得今天工作的复杂程度，如果只靠我们过去的工作经验去应付，也是应付不了的。例如，我们在秘密党内从未动员过老百姓驮盐、没有征收过救国公粮，没有搞过春耕运动，没有干过政权工作、军队工作，没有干过管理吃饭穿衣的经济工作，没有做过现在这样繁重复杂的技术工作，等等。这些工作在秘密党内一概没有做过，件件没有经验，难道我们不要学习学习吗？不要赶上去补课吗？新干部没有这些工作经验是自然的，我们既称老干部又没有这些工作经验，就必须补课。过去没有这些工作经验是由于工作关系或其他原因，但现在不能安于现状，或者责备过去，抱怨别人，而应该踏踏实实去补课。这是革命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对革命的责任。

我对于缺乏工作经验的干部，丝毫没有轻视的意思，而且我自己也是缺少工作经验的一个。但是缺少工作经验的同志，需要经过哪条道路才能把自己充实起来的问题，是需要弄清楚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署名社论。」

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

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

（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

许多干部现在只强调党要正确执行干部政策，而不注意用干部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干部本人理应多讲标准，多要求自己，但现在延安的一部分干部，一谈到干部政策，就意识到党应如何照顾他，了解他，爱护他。相反，作为一个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的四条干部标准（忠诚于党，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服从纪律）则漠然视之，把它放在次要地位，甚至根本忘掉了。很明显，这是不对的。一九三八年我在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112、123、252、255、271页。」）及其他学校学生中讲干部问题（注「参见本书《论干部政策》一文（第109一122页）。--第255页。」）时，只讲党对干部的政策，未讲或未强调干部本身品德的修养，这是有片面性的。

一、关于新知识分子干部。

新知识分子干部的好处，是对事物敏感，工作热情。也有缺点，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他们是愿意克服自己的缺点的，党组织也是可以把他们教育好的。

不少新知识分子干部现在感到工作“不合手”，在技术、经济和其他部门中工作的同志不安心。是组织上分配错了，还是自己想错了？我看，主要是自己想错了。

（一）自己理想中的革命家与现实需要的革命家不相符。

理想中的革命家：根据过去青年学生运动的经验，往往是高谈阔论的“政治家”，开会演说，游行示威，文艺活动，鼓吹革命。

现实需要的革命家：要会解决军事、政治、吃饭穿衣的问题。开会、游行、文艺、鼓吹革命虽然也要，但已经很不够。换句话说，这些不是基本的，因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现实需要的工作，是党、政、军、民。这里又有许多部门，而且不可缺一。吃饭穿衣，就是一件大事，一件难事。作为一个革命家，不能只是高谈阔论，主要是工、农、兵、学、商，三百六十行，即做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否则，就要打败仗，革命革不成，就不能生存。

理想中的革命家与现实需要的革命家之所以不相符，其原因就在根据地与非根据地的区别，旧观念与新事实的矛盾。

（二）想做政治工作，不想做技术、经济、事务工作。

技术、经济、事务工作有其政治意义，政治工作也会带有技术、经济、事务性。军事机关，不仅有政治部，而且有参谋部和后勤部。地方工作呢？有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个部门。单纯的政治工作，是没有的。

可否改行？比如搞文艺，许多人想去，我看不行。文艺有用，但仅仅文艺不够用，不能人人去弄文艺。而且，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也要了解技术、经济、事务。文人也要下乡，不经历一番，不能成“家”。

“事务主义危险！”有些人这样说。他们不了解，现在需要办事，事务是革命的事务，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办革命事务，不会成事务主义。

新党员新干部必须从下层实际工作锻炼开始。从中组部派给陕甘宁边区的几百个新的知识分子干部看，他们到了下层参加实际工作之后，确也能埋头苦干，不仅在工作中积极刻苦，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是有极大进步的。他们的吃苦精神并不下于边区老干部，能与老干部团结，能接近群众，在群众中可以取得很好的信仰。因此，我们深切地感到对于新干部的锻炼，必须从下层实际工作开始。

（三）所谓“大才小用”。

先说“大才”。现在中学生、大学生是可贵的，因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知识分子就是有用之才。但这仅仅是“做人之才”，还不是革命的大才。中学、大学的程度在革命队伍里还不行吗？一部分行，一部分不行，而且不行的比较多。因为革命工作，不仅需要书本知识，还要社会知识和革命实践知识。现在有些研究工作者已经觉悟到这一点，叫苦连天。当然，新知识分子干部比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书本知识多，这是好的，但实践经验少。

新知识分子干部往往看不起农民出身的老干部，以为自己文化知识高，又很“大方”，老干部没有文化，又很“小气”。他们说：“农民干部是为土地、为自己的好处才来革命的，我呢？是思想自觉来干革命的。”其实，这种骄傲，这种想法，都是不对的。他们的书本知识、文化程度虽然比农民出身的老干部高，但是这些老干部的革命实践比他们多，新干部非但不应该骄傲，还应该向老干部学习。所谓“大方”、“小气”，我的看法倒是相反。我对农民有个估计：小事小气、大事大方。如果为了革命而拼命的时候，农民同志往往比知识分子勇敢，舍得牺牲。我不是说知识分子完全要不得，而只是说有些没有工农化的知识分子，在小事上大方，但是碰到了大事就有些小气。农民同志的缺点是有私有性、保守性，他们的好处是革命性强，这是主要方面。我们对农民同志应该有个比较正确的认识，看到他们的两方面。现在我们要记得，知识分子要工农化，革命主要依靠工农群众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革命性强。

再说“小用”。要适当估计自己，不要嫌事小。做大事都是从做小事开始的。

（四）所谓“没有前途”。

共产党员事业心很强，志气最大，都希望有光明前途。但是，他们把个人的前途，寄托于革命的前途。无整个革命的前途，即无个人的前途。没有人民，就没有英雄。现在有很多人闹名誉地位，都想在历史上提一笔。但是，人太多了，写在历史上的不能有几万个。这样讲，是泼冷水吗？不是的，行行出状元。办法是：各安其位，精通业务。

二、关于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

老干部经过长期奋斗，是我党我军之骨干。现在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不要卖老资格。老革命不必挂起招牌。要了解：德、才、资三个条件，不能专讲资格，需要重视才干。德、才不能分开。不能完成革命任务之德，是不完全的德。老革命是好，但不要成为包袱，使前进不轻快。

（二）要提高文化。这是前进的关键。学文化是学其他知识的基础，不学文化不得了，就会赶不上革命的需要。革命不等人，不学习如何为革命多做些事？有的同志怕学习赶不上别人，这不要急，后来可以居上。应该有信心，可以学好，而且可以成为全才。只要自己立志，党可以帮助，学习不是一朝一夕，要长期下苦功夫。主要不是进学校，而是靠自修。

（三）要主动团结新干部，在新老干部团结方面，要向老干部作负责的解释。老干部是老革命，处于领导地位，应负主要责任。当然，新知识分子干部也有责任。要了解新干部，不单指摘其缺点，应帮助、教育他们，要看到新干部是自己的同伴和将来的替手。而且，新干部也有长处，要向他们学习，取得他们的帮助。新老干部团结好了，就是老干部进步的表现。

三、关于专门技术干部。

现在专门技术干部不多，但已有了一批，这是我党我军不可少的。他们是革命的专门家，是在困难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专门家。革命者必遇困难。中央知道他们的苦干精神。

（一）专门家与政治。不要说专门家不懂政治，不然，他们为何来陕北？但是，在政治上要帮助他们。革命的专门家做技术工作，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在技术上，我们要尊重他们。外行不能冒充内行，当然，经过努力，将来是可以学会的。外行应该变成内行，外行可以成为内行。

（二）在做专门技术工作的同志之间提倡合作。在学术上可以自由争论、研讨，工作上要互相合作，共同为革命服务，于革命有利。现在的情况是，政治上是合作的，技术上合作不够。各部门之间，各个人之间，都有程度不同的问题。合作之困难何在？不在生活习惯，而首先在思想。

进了革命队伍，还带有旧的思想习惯。旧社会是个人主义，我们是集体主义。集体力量一定比个人力量大吗？回答是肯定的。世界上一切事业实质上都是合作办成的。干好革命就是大家商量出来的。难道能否认科学上个人的发明和创造，能否认个人的努力吗？不能否认。但不学习前人的成果，就没有新的发明。人们如果都不合作，都在个人小圈子里打转转，可能都成为蠢人、野蛮人，书也读不成了，现在个人主义旧思想是存在的，必须纠正。

要采取科学态度，不要自以为是。有的医生不喜欢会诊，不希望别人治好自己治不好的病。有的人不愿别人说自己的短，而喜欢说别人的短。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什么东西在作怪？面子、地位。请教别人，是否丢脸？并不丢脸。世界上的事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十分复杂。不认识或认错了，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要力求不错。不论医生或做别的工作的，特别是政治家，对不认识和认不清的事物要持慎重态度，这不会丢脸，轻率才易丢脸。毛主席处理事情就十分慎重。犯了错误，研究教训，决不是丢脸；不研究，不吸取教训，才会丢脸，有时会大丢其脸。总之，老实人不丢脸，不老实，怕丢脸，越会丢脸。请教别人是否降低自己地位？地位靠做好工作，不靠搞形式，摆架子。搞形式，摆架子，统统靠不住。提高地位在于自己少犯或不犯错误，决不能靠压低别人来抬高自己。

（三）前途远大。目前困难是有的，比如科学设备差，这是革命的专门家不可克服之困难。但是有前途的，因为革命有前途，革命成功了，科学设备可以取得。专门家有知识，可以搞创造发明。目前要增加经验，读书，集体研究。将来新的高明的人来了怎么办？不要怕吃不开。革命发展是必然的，吃饭的地方大得很，那个时候，提高自己技术的机会就更多了。共产党是否得新忘旧？新旧都要，团结人越多，革命的前途越大。

四、关于领导干部。

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责任是重大的。要使用人才，掌握政策。使用人才是件大工作，班子配齐才能唱好戏。要使领导工作做得好，就要注意以下几点。

努力学习，加强自己。学习什么呢？学理论，学正确的思想方法。在这个问题上，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特别是军事系统的负责同志，不要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不是不读书。现在我们的毛病，是马列主义不够。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需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当然一般知识也需要。要读懂马列主义，而没有一般的知识，那马列主义也不容易消化、掌握和接受。正因为我们的一般知识和理论知识少，文化程度不够，所以有些同志就上了人家的当，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虏。读书要有信心。读得进的关键，是痛感知识少，下决心读。理论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对党对革命是有很大好处的。

识大体，顾大局。在工作上，如果只看到你的一部分，就要发生本位主义，妨碍大局。

赏罚分明。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不大注意批评，使他接受教训，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爱护干部主要是政治上爱护。干部犯了三分错误、你把他当作十分，这是不对的，但是，完全不批评他，纵容错误，也不对。如果犯了严重错误不处罚，这样就不能教育他，也不能教育其他同志。如果对于好的同志不赏，这就不能使他更进步，也不能教育其他同志。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倡该赏就赏，该罚就罚。

五、关于军事干部。

军事干部需要爽快坦白的作风，但对革命队伍内的同志和老百姓不能横蛮霸道。会不会产生横蛮霸道的作风？很可能，因为手中有枪杆子，还有功劳。这是军事作风不良的一个方面。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双方要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西北局就是采取这个办法来解决军政关系的，这很好。如果只进行自我批评，不责备别人，那就更好。军队是重要的，但没有地方和人民的支持，会变成光杆，一天也不能立足。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的在延安军事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在整理本文时，参考了他当时所写的另外几份文稿。」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今天我讲四个问题

一地方党委工作要照顾全局

这次会议讨论了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要做到党的领导一元化，首先必须反对闹独立性的倾向。与此同时，地方党委工作也要照顾全局。如果地委、县委的工作不照顾全局，在客观上就会帮助闹独立性倾向的发展。所以，要实现党的领导一元化，就必须把反对闹独立性倾向和地方党委工作要照顾全局这两者结合起来。

过去地方党委领导不了军队，也不敢领导。现在中央已给了这个权柄，西北局也给了这个权柄，地方党委就要实行对军队的领导。今后如果地方党委和军队的关系再搞不好，一方面要责备闹独立性倾向的单位和个人，另一方面也要责备地方党委没有尽到责任。

地方党委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照顾全局这个问题呢？以前地委、县委只管党务，今后除管党务外，还要管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工作。就是说，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后，地方党委要管党政军民四方面工作，责任大大加重了。地方党委只有照顾好全局、党的领导才能稳固。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指明方向，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帮助人家做好工作。地方党委千万不要把军队的、政府的、民众团体的事统统自己揽起来，甚至包办代替，指手画脚，这是做不好领导工作的。换句话说，就是地方党委不能只是自扫门前雪，也不能代替人家去扫他们门前的雪，而是要领导大家去扫，指挥大家去扫。

军队问题也是地方问题，军队是地方人民的一部分，养兵就是养民。这样的观念，在地方干部中间是不是弄得很清楚呢？我看不一定。延安有些地方同志和我谈过，感到有关军队的动员工作太多，老百姓很苦，不如少一点好。这话不能说没有理由。但是，有些同志把老百姓和军队对立起来，没有把军队看成是老百姓的一部分，不懂得没有军队就没有老百姓的道理。要知道，陕甘宁边区如果没有联防司令部，没有留守兵团（注「留守兵团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主力先后开往前线抗日后，留下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不包括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保安部队是由地方游击队编成。它们共同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第171、264页。」），老百姓过去土地革命革来的东西就都保不住。

照顾全局这句话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无论地委也好，县委也好，或者其他领导部门也好，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情况不完全熟悉，一下子要求人们照顾好全局，恐怕还不行，在某些事情上可能会发生一些缺点和问题，对此，军队不要挑毛病。总之，军队同志和地方同志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互相谅解，互相帮助。

二老干部要带头学文化学科学

今天讲提高文化是指哪些人呢？是指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出身的老干部，我们要努力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学文化不仅是识字，还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包括历史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等等。我们过去十年进行的土地革命（注「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占有制度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作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决定。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后来，毛泽东等在领导革命根据地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中，逐步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解决了许多为党的六大所不曾解决的问题。--第5、25、163、172、265、279页。」），是在山里、在乡下革命。参加革命的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起来革地主阶级的命。所以在我们党内、军队里面，干部也好，战士也好，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他们打仗很勇敢，但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是社会制度不好，旧社会穷人不能进学校读书。现在陕甘宁边区的环境比较好，有条件让他们学文化。但也有一些同志不相信文化的作用，说打仗时老子一冲就行了。毛主席经常讲，打仗一冲就算了吗？不算！要有两冲：第一冲军事，第二冲政治。应该看到，我们的干部将来要担负的责任更重、任务更大，那时必须有文化，没有文化就办不好事。

有些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很愿意学习，但先学文化好呢，还是先学政治好？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比方在党校的学生，叫他学文化，但他看到人家学《六大以来》（注「《六大以来》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延安编印的党内秘密文件汇集，分上、下两册。一九八○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第265页。」），他也要学《六大以来》，结果挤来挤去就把文化课挤掉了，而政治也不能学懂。所以，文化低的，要尽心尽力学文化。政治是重要的，我们共产党就是搞政治的，但是搞政治要有一个基础。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这些不是电影，是写的书。如果连字还认识不多，许多基本知识都不知道，怎么去学？所以，要搞通政治，就先要提高文化；没有文化，就不可能学懂政治。

现在不学文化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革命的世面将越搞越大，新环境、新事物会更复杂，没有真本领是掌握不了的。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后还要进来一批有本领的新人物。你们没有文化，他们有文化你们没有知识，他们知识很广泛，你们怎么同他们共事呢？当然不是说有新人物进来了，党会把老的一脚踢开。党不会做这样的事。但也不是一定要把老的摆在前面，新的摆在后面。革命是不能论资排队的，后来的可以居上。这要看什么呢？要看他有没有本领，有没有高明的政治眼光，有没有工作经验。你说我是老干部，有经验。但青年也会有经验，新的知识分子也会有经验，他们可以在实践中锻炼出经验。所谓新、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靠老资格，不求进步，就不行。革命需要我们的干部更进步，更高明。可否让革命等等我们？说我还没有进步，革命先不要发展？那可不行，革命不能等你，你不赶上去就要落后。所以说现在不学不得了。学了怎样呢？我们把它掉一个头，叫做了不得！为什么呢？同志们想一想，我们是老干部，是经过十年内战的，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如果再加上文化知识，再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经验、文化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样东西都有了，而且能够把它们结合起来，那还了得！

许多同志讲，我年纪这样大了，还有什么信心学文化知识呢？我的家乡有一句老话：“六十岁学吹打。”六十岁的人气短了，但他还要学吹鼓手。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许多同志说，我记忆力差了。我们要承认，老年人的记忆力是比青年人差一些，但理解力要比青年人强。比方从前我在学校学英文，觉得难得很。一九三五年我到苏联，看不懂英文报纸，要人家翻译成中文，后来我旁边住了一位大学生，我就跟他学英文，用了几个月工夫，马马虎虎能看懂报上一点消息了。以前英文文法学不通，为什么这个时候能学懂一点呢？因为平常接触东西多了，也就容易学懂了。还有，我十五岁在上海当学徒，开始连报纸也看不懂，几年以后就能读懂了。我们应该有可以学好文化的信心。

同志们可能要说：“好呀！我也非常盼望学习，陈部长你就把我送到学校专门去学习吧！”这就很难了。我们学习主要的还是靠自修。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因为进学校学习的时间并不长，最多不过是两年。如果我们下决心要学文化，是不是住两年学校就可以解决问题呢？我看不可能。学习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要做长期的打算。第二，大家都进学校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作离不开。在工作中学习是最主要的办法，是最靠得住的办法、只要身上揣着几本书，摆在干粮袋里，闲的时候就看一看。以后有了钱，不要做新衣服，而是买几本书，买一本字典，买一部《辞源》，有不认识的字就翻开字典、《辞源》查一查，养成这个习惯，一个字翻上三五次就认识了。《辞源》比什么先生都好，那是许多人编出来的。商务印书馆编《辞源》的时候，就请了几十个人，这些人都是全国有名的学问家。

提高文化水平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党要帮助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同志提高文化水平，这对我们党的领导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如果党没有帮助他们提高文化，那就是没有尽到责任。但是另一方面，老同志自己要努力，如果不努力，只是党的帮助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多种办法使这些同志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起来。

三认真开展自我批评

在这次高干会上，许多同志进行了自我批评。我和军队的同志接触不很多，了解的情况不很全面，但是我有一个感觉，这次高干会上军队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很好。自我批评有什么必要呢？毛主席那天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十二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讲自我批评的。世界上第一个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总结了几十年奋斗的历史，一共有六条经验，其中有一条也是自我批评。可见，自我批评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忽视它。我们要同一切反革命作斗争，同党内各种“左”的、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在进行这些斗争中，我们还要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这就是自我批评。如果没有这一条，我们的党就搞不好。自我批评对于我们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我们要决定政策，就要研究情况，用脑筋去想问题，如果自己脑子里所想的是主观主义的，和实际情况不相符，那就会犯错误。既然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而我们的革命工作在错误之中又是不会成功的，那末，有了错误，发现了缺点，我们就要纠正。怎样纠正呢？就是要作自我批评。同时，人家批评得有道理，就应该接受。

我们批评同志，不是批评别的，是批评他的错误。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列宁说过，一个政党是否郑重，要看这个政党对自己错误的态度怎么样。我们共产党是一个郑重的党，考察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的标志之一，就是看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如果他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敢于研究并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那他就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如果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马马虎虎的态度，那就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我今天同军队的同志们谈这个问题，因为你们不是普通的共产党员，而是军队里的党员，是军队里的党员干部。你们要好好地想一想，你们肩上的责任是何等重大！中国革命靠的是什么？就是靠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叫做武装斗争。武装就是指军队。当然，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还要做好政权工作和民众团体工作，在这些工作中，现在哪一个工作最重要呢？我看军队工作最重要。当然，军队是党领导的。我们没有党不行，没有党连在这里开会都不可能。没有党领导的军队也不行，我们也不能在这里开会。军队是革命队伍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军队干部的好坏，对革命成败有直接的影响。当然，今天决定中国革命的成败，不单纯是军事问题，还有政治问题，党的建设问题。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成功。如果我们搞不好，中国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的解放，不知又要拖后多少年！既然是这样大的责任放在我们肩上，那末，我们有毛病，有缺点，有错误，就一定要改正。

有同志认为，开展自我批评会失掉自己的信心。他说我们军队是硬的，如果搞自我批评，今天批评一下，明天批评一下，军队就不能打仗了。我说，这样想是不对的。自我批评是否会失掉自己的信心呢？比如贺老总（注「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军团长。一九三六年七月红二、六军团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他任总指挥。--第44、270页。」），在这次高干会上的报告中，就充满了自我批评精神。他的这种自我批评是不是会使我们对工作丧失信心呢？我想不会的，相反，我们的信心更大了。只要我们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估计得客观，不夸大，也不缩小，实事求是地把毛病找出来，我们以及我们的士兵，都不会失掉信心。我们不抹煞成绩，同时也不掩盖缺点、错误，这样对整个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那末，自我批评是不是会丧失我们的威信呢？威信在军队里头是很重要的。如果军队领导干部没有威信，下级就不听命令。那就不能指挥作战。但是要知道，靠上面发给你一个威信，靠招牌来建立威信，都是靠不住的。威信是建立在正确的军事指挥和平时工作上面的。进行自我批评，克服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只会使你的指挥更正确，工作做得更好，因而你的威信就会更高，有些同志认为，有了什么毛病、要不分场合到处作自我批评，如果是那样，当然也不好，应该弄清楚一点，就是我们的批评是对待革命同志的。在敌人跟前，我们不能作自我批评。不能把党内处理问题的原则用来对待敌人。

我们自己应该有自我批评，这一条要经常注意，同时有很多事情还要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因为我们自己的意见不一定是客观的，而别人对我们的缺点、错误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些，处理问题可能要更客观些。要做到客观，首先要对自己客观，对自己客观了，就可以把人家也看得客观。开展自我批评，会使一个人更虚心、更客观。如果军队干部自己不虚心、不客观，其他部门的干部也就不敢批评军队干部。在军队里，横行霸道的作风有没有呢？我想还是有的。霸道的作风，也就是不客观。霸道作风应该是对付敌人的。比如打仗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我们不能把它搬到党内来，也不能把它搬到革命队伍里来。如果把它搬来对待自己的同志和党外人士，这就不好了，应当改正。

四坚决反对自由主义

对犯错误的同志既不能进行打击，槁残酷斗争，也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错误态度。

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干部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自抗战以来，我们曾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错误态度。有的同志讲了三个原因：一是由于过去搞过火的打击，现在走到另一个极端；还有一个是统一战线环境；第三是由于我们队伍里新的知识分子成分大量增加。我很同意关于这三个原因的分析。过去我对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问题也估计不足，我有责任。一九三八年我在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112、123、252、255、271页。」）讲演，只讲了季米特洛夫（注「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第271页。」）的六条干部政策，没有讲到对干部本身的四条要求，即：第一，对党忠实；第二，同群众有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纪律。

我们对于党内的错误倾向，反对得也少，只讲团结，没有斗争，这是有普遍性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工作是被动地而不是主动地去做。组织部长的责任是，看到一种错误的现象，就要问，就要批评，说这是错误的，值得注意，这项工作应该是主动地去做。如果是被动的，人家不找来就不讲，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才讲，那就来不及了。第二，只注意组织上的问题，不注意思想上的问题。如果思想根子不挖一挖，是不能够去掉毛病的。第三，只注意下层，不注意上层。一般来说，下面有一种什么倾向都是小倾向，大的事情是闹不出来的。闹独立性也不见得是下面能闹起来的。反对错误倾向，最重要的，是在高级干部身上。只要上面的错误纠正了，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我这样说，是不是对下面的小问题就不要管？那也不是。下面的小问题还是要批评，但是更应该注意上面的大问题。第四，过去我们只注意个别现象，不能够把某种突出的个别现象作为典型进行一般教育。中央的同志、尤其是毛主席就不同，他们很注意通过个别事例教育大家。

以上这些毛病，实际上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自由主义好不好？当然不好，因为它会助长错误。其结果，只能损害人，损害党。那末，怎样才能克服自由主义呢？第一，我们要像毛主席讲的那样，嗅觉要灵敏，要主动地发现问题。第二，共产党员看问题要尖锐一点，不能明哲保身。第三，在反对错误倾向时，态度一定要坚决，一次不行就几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能够逐步克服错误倾向。第四，要注意纪律。要有赏有罚，赏罚分明。目的是使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使正确的同志更前进一步。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关于整党问题的讲话摘要。」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

同志们！现在大家要下去做工作，我来讲几句话送行。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十几年来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有了很重大的贡献，这是不能够否认，也不应该否认的。但是我今天不打算讲这方面的事情，我想讲讲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们中的两个倾向，或者说两个缺点，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讲得是否对。两个什么缺点呢？一个是特殊，一个是自大。这两样东西我看都是不好的，都是应该去掉的。从积极方面说，也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特殊，不要自大。

先讲不要特殊。在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里面，或者说宽些，在我们做文化工作的同志里面，有没有人感觉我是一个文化人，和旁的党员不能相比，对党的关系也要与众不同呢？我看这种人是有的，不但他们自以为特殊，旁的同志也把他们当作是特殊。这种现象，应不应该在党内存在？为要答复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做党员的。可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这种党员是以文化人资格入党，而不是以千千万万普通党员中一分子的资格入党的。第二种是，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也许还有第三种，文化人和党员各半。不过，这只是过渡形式，是一定要向第一种看法或第二种看法发展的。党对这两种看法的态度怎么样？毫无疑问，党是要求确立第二种看法，反对第一种看法的。因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什么样子呢？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一个原则争论，原则区别。党是不是像共产党？党员是不是像共产党员？原则区别就在这里。可否来一个妥协？妥协就是帮助“各界联合会”的成立。所以，妥协的路是没有的。

那末，党员中间是不是还有分别？有分别，分工就是分别，但是分工并不能作为特殊化的根据。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五十三条党章（注「指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126、129、146、274页。」）里面，一条也没有讲起党员分工以后怎么样，党员就是党员。要说分工，个个党员都分了工，我们党内就没有一个不担任任何具体工作的“单纯党员”。是不是文化工作比别的工作高一等？这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注「见北宋汪洙等著《神童诗·劝学》。--第274页。」）的士大夫观点，而不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凡是对群众、对革命有必要的工作，都同样有价值，做好了都同样有功劳。一定要问什么工作最必要，那末，只有说劳动最必要。这才合乎历史的实际。而劳动者恰恰就没有向党向社会要求过什么特殊化。如果一定要求特殊，这个要求是前进的还是后退的？这是后退的要求，这是要使先锋队的党员向党外老百姓看齐，使党向“各界联合会”看齐。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都不要有这种落后的要求。

同志们或者还要问，那末，党为什么又说要照顾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呢？我想，这不外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因为分工的特点。每种分工都有它的特点，用做文化工作的方法去做军事工作不行，用做军事工作的方法去做文化工作也不行。文化工作中个人活动要多一点，这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新的译文题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2-97页）。--第275页。」）里面说得很好，如果不照顾到这一点是错误的。还有一个用意，是因为考虑到一部分文化工作同志的弱点。做文化工作的同志们过去大都是分散工作，受党的教育比较少，和工农兵的结合也很差，因此在思想意识上不免产生一些弱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要人家长期照顾，到处对人家讲，我有缺点，你们要照顾呀！这就并不漂亮了。这是我要说的关于不要特殊的第一层。

这一层弄清楚了，接着就好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遵守纪律？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党员是容易解决的；在文化工作的同志中，过去就曾有过一些麻烦。但是，如果我们的党员不是请客似的请来帮忙的，--这种客是请不得的，请来也会越帮越忙，--那末，就要毫无例外地实行我们的党章第四十四条：“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可否不要纪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一定不可避免。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你说机关枪也是我们的武器，但是我们的机关枪又是哪里来的？是由有纪律的党领导群众斗争得来的。并且越是有了机关枪，就越要依靠纪律。一连人作战的时候，我要向这里冲，你要向那里冲，大家都不听连长的指挥，怎么能不打败仗呢？如果我们的党没有纪律，大家争论没有一个止境，我们怎么能有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怎么能不亡党亡国亡头呢！纪律有没有束缚性？我们的纪律基本上是自觉执行的，但是假如有一回有一个党员偏不自觉，那怎么办？那就得来一点束缚。是不是这一下就把我们的天才束缚住了？我说不会。我们的纪律只束缚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妨害革命的东西，就像游泳术对于游泳的人只束缚他不要淹死一样。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如果我们一定要革命，又一定要施展一些妨害革命的“天才”，那么对不起，就得束缚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决不会感到是束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同志，这些人我们都承认有天才，但是他们都是遵守纪律的模范。所以，同志们对于这一条完全可以放心。

同志们过去对于有纪律的生活既然不很习惯，现在又要到前方到乡下去工作，那末，在遵守纪律的问题上有什么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我以为要特别注意真心地遵守和具体地遵守。所谓真心地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口头上说要遵守纪律并不难，我们要求的是会场上这样说，散了会私下里也是这样说，不但这样说，而且这样做。所谓具体地遵守，就是要在各种具体的情形下面来遵守。我们说要服从真理，服从革命，赞成的人一定是很多的；说要服从无产阶级，服从共产党，赞成的人也不少；再说要服从党中央，服从毛主席，这也还比较容易；但是说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这就发生了困难。为什么？因为这种人只能抽象地遵守纪律，不能具体地遵守纪律。具体地遵守纪律，就一定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即使上级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从。做不到这一步，我们的党就要垮台，因为假如谁都是觉得自己的本领强，自己的意见对，没有一个约束，结果就谁都服从自己，不服从别人，而党的统一就完全没有可能了。

第二个问题，做文化工作的同志要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实际的政治？这个问题对大多数党员是不成问题的。做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在纠正了教条主义倾向以后，一般也不成问题。而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中间，就一直有些不同的议论。有的说，做文艺工作可以不学这两项。有的说，学了反而妨碍文艺。也有的并不发议论，就是不学。但是，我们的文艺工作，不是叫做革命的文艺工作吗？要判断我们的文艺工作究竟是不是革命的，合不合群众的需要，除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还有什么旁的办法？严格地说，任何文艺工作都是脱离不了政治的。比如怎么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性质的问题，也是文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不把这一类问题搞通，我们写出来的作品怎么能反映一个时代，怎么能反映这个时代群众的斗争？所以，那种以为作家可以不学习政治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否认文艺要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群众的意见。这个道理，毛主席在去年文艺座谈会上曾经详细说过（注「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的第一、第三部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4-858、865-867页）。--第277页。」），我现在不多重复。我只补充一点，就是学习政治不但于创作有好处，于作家为人也有好处。政治可以使我们放开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们去掉一些小气，少一些伤感。我们有些同志，一高兴就是灵感，一不高兴就是伤感，这叫做感情用事。这样，事情固然搞不好，自己也很吃亏。我们是干人类解放的大事业的人，就算二十岁加入共产党，活到六十岁不过四十年，还要为一点小事情烦恼，不是太划不来了吗？现在同志们到实际工作里面去，这一点，关系更大。为要把工作做好，为要和一起工作的同志团结得好，都需要大家努力注意学习政治。

以上是讲不要特殊。现在再讲不要自大。这与前面讲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所以要特殊，就因为自大，要反对特殊，就要进一步反对自大。我不是说做文艺工作的同志都自大，但是确有一部分同志有这个毛病。毛病是从两处来的，一是对整个文艺工作有不合事实的估计，一是对个人成就、才能有不合事实的估计。这里要分别研究一下。

有些同志觉得自己过去写过很多文章，画过很多画，作过很多曲，演过很多戏，因此很值得骄傲一番。这是不是值得骄傲？我说丝毫值不得骄傲。如果做文艺工作是一个人的分工，那末，他这门工作做得好，是他尽了份内应尽的责任，做得不好，就是失职，就是不及格。文艺工作的内容，无非是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这些事情本身都是旁人做的，作家不过是将它们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是旁人不做，作家也就没有什么可表现。为什么表现实际，硬比实际做的更值得骄傲呢？而且天下的事情真是多得很，大得很，比如革命，就是要使全人类翻一个身的大事，文艺家就是能把这件大事完全表现出来，他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也还是不能和革命本身相提并论，何况文艺家所表现的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些同志又觉得自己有许多读者，有许多群众，因此值得骄傲。这个想法适当不适当？我看也可以考虑。群众为什么欢迎一个作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反映他们的感情，所以一个革命的作家，一个和革命群众在一起的作家，自然就能够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如果有人把这种关系绝对化，以为自己无论拿出什么作品来总是会有群众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不要说一个和群众走反对方向的作家，就是走同一方向，但是自己走慢了，落到群众后面去了，也会被群众所遗忘的。并且我们还要计算一下，现在我们多数做文艺工作的同志究竟有多少群众？应该承认，我们的读者还只是群众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离开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这一步还远得很。在这个时候就忙着骄傲自己有群众，这就更加有害了。

我们不要把文艺的地位一般的估计过高，同时对个人在文艺上的地位更不要估计过高。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是否都能很客观地估计自己呢？我看有些同志不见得能够如此。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做“家”，人家恭维他们是“家”他们不推，人家不恭维，还要急于抢着自称为“家”，久而久之，也就弄假成真起来，俨然有了个架子。这个架子是很不妙的，这是一个“包袱”，一个负担，背着它就不好往前进。我们的这些同志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小菜煮在锅里，味道闻在外面。”一个人的成就，要靠群众的判断和历史的考验，不是靠自称的。我们口称不如上秤称，看自己的知识够了没有？没有呢！我们的年纪还轻，知识还少得很。我们名为共产党员，但是对于党的知识就不多。工人工作是怎样一回事，农民搞土地革命（注「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占有制度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作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决定。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后来，毛泽东等在领导革命根据地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中，逐步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解决了许多为党的六大所不曾解决的问题。--第5、25、、163、172、265、279页。」）、搞农业生产是怎样一回事，现在八路军、新四军打仗又是怎样一回事，许多人都不十分了解。不但革命的知识，就是社会的知识也很少，我们的同志有住在上海的，是不是知道上海呢？大家知道上海有交易所，但是证券交易所也好，纱布交易所（注「上海证券交易所是解放前上海买卖有价证券的投机市场。一九二○年由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成立，当时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主要从事公债投机。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宣告停业。一九四三年重新设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华商股票为主要投机对象。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一度停业。一九四六年再度复业。上海解放后，一九四九年六月被封闭。上海纱布交易所即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是抗日战争前我国最大的棉花、棉纱市场。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一九三七年八月停业。买卖棉花、棉纱，分现货、期货两种，期货、交易大多是投机活动。--第280页。」）也好，究竟是个什么情形，知道的人就少了。我听说茅盾写《子夜》（注「茅盾即沈雁冰（一八九六一一九八一），浙江桐乡人。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子夜》是茅盾写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出版。这部小说主要通过对吴荪甫这一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及其周围环境的描写，反映了中国三十年代初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时代发展的趋向，表现了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不可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而是日益殖民地化这一深刻的主题。--第280页。」），就跑了好久的交易所。但是，许多同志不但不知道什么是交易所，就连在上海吃的大米是哪里来的，拉的大便往哪里去的，住了七八年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知识实在是很少的。同志们现在都很年轻，知识少，不能成“家”，这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现在不学习，不深入群众，自以为差不多。到了四五十岁以后，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充分的知识，没有真正成熟的内容丰富的作品。这种自大的人，就因为不知道这个危险，所以自己不求进步，也不求旁人的帮助。他们最主张批评，最喜欢批评旁人，偏生最不喜欢旁人批评自己。表面上说几句“欢迎批评”的话有没有呢？是有的。每逢演戏，开演前都有人出来说：“我们这个剧排演时间仓促，技术上比较差，希望同志们批评。”但是，这类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有的是假的。你要真的批评起来，那就成了仇人。他们心里是只许人家说好的。这样，使人家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真正同志式的“是则是，非则非”的态度，既然没法拿出来，不如敬而远之了。我们现在就要提倡真正同志式的态度，就要提倡自我批评。有些同志想，实行自我批评，这不要丧失自己的身份吗？恰恰相反，最不能实行自我批评的人，最自大的人，就最容易丧失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架子搭得越高，跌下来就越痛。斯大林说：“使布尔什维克增光的不是骄傲，而是谦逊。”（注「见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第280页。」）我们共产党是一个照实际办事的党，是一个说老实话的党。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也应该照实际办事，能够说老实话，听老实话。这对于同志们自己，对于党，对于整个新文艺运动，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必要的。

我今天就讲这两点，因为是专讲缺点，又是实行同志态度，讲的话也许不很好听。但是，我的意思是为同志们好，还是为同志们坏？这是大家一定能够弄清楚的。我讲的缺点也只是一部分同志的缺点，就是这部分同志，也有很多优点。头一条就是他们拥护光明，反对黑暗；拥护工农兵，反对侵略者，这是任何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人所不能比拟的。他们的缺点也只是革命中的缺点，从旧社会带来的暂时的缺点，在革命队伍中一定能够很快克服的。我们的同志都是很聪明的人，这一回经过了整风（注「这里所说的整风，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谭常称为延安整风，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第281、292页。」），现在又到群众中去做实际工作，进步一定很快。如果我今天的话能够对同志们的进步有所帮助，那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了。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

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日）

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日）

一九四一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就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处于被封锁的环境。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自力更生”四个大字。在这个方针下，我们已获得显著的成效。

首先，我们实行了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边区的部队、工作人员和学生，大家动手生产，到十月份为止，据接到的报告，今年已完成了十万石细粮，还可能超过。现在部队、机关和学校，有些已做到部分自给，有些完全自给。某些部队，如三五九旅，不但完全自给，还向政府缴纳公粮。这样，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今年边区公粮就减少了二万石。这是一种好办法，以后还要继续下去。明年要加紧练兵，但军队还要生产，至少要自给八个月的粮食。

我们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与国民党当局以加重老百姓负担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前者达到丰衣足食，后者弄得民穷财尽。这两种办法谁好谁坏，何去何从，中国人民自然看得清楚。

我们努力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工业品自给，也得到了很大成绩。由于农贷（注「农贷即农业贷款。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调剂农村金融，一九四三年三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农业贷款章程》，共十四条。其中规定，农业贷款分为四类，即农业生产贷款、农村副业生产贷款、农业供销贷款和农田水利贷款，以农业生产贷款为主。贷款利率，长期以年利一分计算，短期以月利一厘计算。贷款一般以一年为限。--第283页。」）政策、奖励移难民（注「奖励移难民--指优待陕甘宁边区外来的难民、贫民以及边区地少人多区域的人民移入垦区从事开荒，发展农业。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颁发了《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共十九条。其中规定：“经移民难民自力开垦或雇人开垦之公荒，其土地所有权概归移民或难民，并由县政府发给登记证，此项开垦之公荒三年免收公粮；经开垦之私荒，依照地权条例，三年免纳地租，三年后依照租佃条例办理，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工地。”--第283页。」）政策、变工（注「变工即换工，是陕甘宁边区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人工换人，牛工换牛工，人工换牛工，等等。参加变工的农民，组成变工队，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畜力，集体地轮流替本队各家耕种。结算时，一工抵一工，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了的补给工钱。--第283页。」）政策等的施行结果，今年边区农民增产细粮十几万石，连部队、机关和学校所生产的，共计二十余万石，约值边币（注「这里所说的边币，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流通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八年一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后停止发行，按陕甘宁边币二十元对西北农民币一元的比价并行流通。--第283、288页。」）一百万万元。由于奖励植棉和提倡纺织，今年我们收棉花三百万斤，可织成一百五十万匹布。又由于我们积极发展公营、私营和合营的工业，我们生产了许多日用品、，如纸烟、毛巾、袜子、火柴、生铁、肥皂、纸张、食盐、瓷器、化学产品等；连棉花在内，我们今年共能减少入口货物总值达边币三百万万元。这样就使得我们边区的经济地位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大大增加了抗战的力量。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成绩是在抗战环境和边区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得到的。

但是，我们不应自满、要继续努力，争取棉花的完全自给（年产四百五十万斤），必需工业品的完全自给。如果没有敌人的封锁，边区还可年增数百万万元的收入，可以用来增强抗战力量。我们要求国民党立即撤销对边区的封锁，执行误国政策的政府和统帅部，必须立即改组。

我们实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发展内部贸易的政策。这是为了在严重的封锁情况下，保证以输出边区的产品（主要是盐），换取抗战和民生所必需的物资（布匹等），同时也是为了扶植边区的实业，繁荣边区的市场。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封锁边区食盐出口，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宁夏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竟无耻地诬蔑边区出口的盐为“奸党私盐”。我们边区人民辛苦生产的食盐，经过脚户们长途跋涉的运输，推销出去，每市斤只售十五元五角二分（今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五日的平均售价），而国民党当局坐收其成，每市斤竟要“买路钱”（盐税）十四元零三分。这还不够，还要肆意诬蔑，真是岂有此理！试问，我们以食盐供给大后方人民，换取必需品，支持抗战，为什么国民党当局硬要千方百计破坏呢？这难道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吗？边区的内部贸易是完全自由的，对外贸易基本上也是自由的（只有在封锁环境下，为了保证食盐出口才实行统销）。边区政府领导下的贸易公司和盐业公司，是为了保护边区人民（特别是盐民和脚户）的利益，平定物价，调剂市场，购进必需品，抵制奢侈品，发展边区生产和贸易。这又和国民党当局的各种统销专买机关专为少数人发财，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摧残人民企业的做法，完全相反。

组织合作社有着重要作用。边区人民通过合作社的方式，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运输，开展内部贸易，兴办许多社会福利事业。合作政策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下去。但今天我们的合作社中间，还有摊派股金、业务不精、人选不当、领导不强等缺点，必须加以纠正。边区政府对于一切有利于发展边区经济的事业，不论是公营、私营或合营，都予以帮助，而对合作社特别予以减税的优待。希望各阶层人民都积极地参加合作事业。

由于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的成效，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的增加，加上贸易、金融管理的改善，近年来边区的金融和物价，大体上是稳定的。如果生产有了更巨大的收获时，稳定的程度还要增加。

为了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并提倡爱护公物的美德。

最后，我希望各位参议员对财经工作尽量提出批评和建议。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边区建设好，打倒日寇，把全中国建设好！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原载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延安《解放日报》。当时他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怎样做好财政工作（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

怎样做好财政工作*

（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

我们度过了几年的经济困难，现在也还在继续克服困难。应该说，财政厅及各局的同志是努力的，工作是做得好的。另一方面，还有问题，就是工作比较被动。过去我在组织部管干部时，也感到被动之苦，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为什么被动？有三个原因：一是有盲目性；二是存在实际困难；三是主动性不够。第一条是主要的。

关于盲目性。对于事务主义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区别哪些是，哪些不是。比如，材料库的同志发东西要点数，鞋子一百双，不能发九十九双，也不能发一百零一双，而必须是一百双，这不是事务主义。人家来领东西，要给他计算一下，仔细打打算盘，这是必要的。如果来一个“政治领导”，人家要什么给什么，不算帐，那是不行的。我们的工作是事务性多一些，不能像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只是议事，发布命令。说做麻烦琐碎的事叫事务主义，是不对的。事务主义不好是指它的盲目性。

财政厅是有些盲目性的。收支概数，大政方针是什么，哪些主要，哪些次要，自己的收支，人家的力量，不知道就无发言权，就难于主动。连上、团上、旅上各有些什么问题，也应该了解。

做财政工作，就必须下决心，学会业务，否则一辈子受气。少给了解决不了问题，多给了浪费，都不对。做不好，到处都要受批评。因此，我们必须克服盲目现象，情况不明是无法主动的。

关于实际困难，实际困难是有的，例如下面挪用财政款，各地缴回来的不是现金，而是一堆单据，审计不好审。人家是大机关，自己是小科员，科长：人家是老干部，自己是新干部。但只要坚持原则，公平合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关于主动性不足。主动性不足，这是对大家的批评，大家看是否恰当。不是说大家不做工作，而是说对上提建议不够，提问题不够。例如，后勤部门在十一月突增三千人，就应该直接问问厅长，或打电话问财经办事处（注「财经办事处--指西北财经办事处，一九四二年六月成立，主任贺龙。陈云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任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该办事处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北局，统管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经工作。--第287、343页。」）。发现问题就要追根究底去研究。中央明确指出，上面的指示命令不对的，可以顶回去。上级有不对，就要顶，这不是闹独立性，而是主动精神很好。

二

财政收入的来源有三：一是生产自给，这部分最多；二是税收；三是贸易公司收入。

今年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靠税收。收入估计：税务局三十万万元，公盐代金（注「公盐代金--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征收的一种临时捐。一九四○年秋季开始，边区政府为了克服由于国民党封锁而造成的财政困难，组织群众在三边地区（陕西省西北部的定边、安边堡、靖边地区）制盐，向国民党地区销售，以换取边区所需要的物资。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间，边区人民承担了一部分运输公盐的任务。不直接参加运输者，可缴纳公盐代金，由运输合作社代运。第288页。」）十二万万元，盐税四十万万元，贸易税三十万万元，共计一百一十二万万元。其中，盐税、税局收入可能把不稳。

开支方面：伙食、办公费三十万万元，特费（注「特费--指兵工器材费、技术人员津贴费、保健费、妇女生育费、病员伙食费等。第288页。」）三十万万元，事业费三十万万元，被服、买粮十万万元，共计一百万万元。

因此，财政可以不靠银行发票子，也不靠任何补助，问题在于力争多收少付。

后备力量怎样？有四五个月的后备，如果吃老本，只能支持四五个月。预备力量是有限的，不能随便动用。

财政与金融、贸易的关系，基本上是金融、贸易为了财政，这是大政方针。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去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就是如此。这两个月因黄金走私，垫出去的法（注「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全国金融，禁止银元流通，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起，实行法币政策，并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简称法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法币急剧贬值。自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发行金圆券代替崩溃的法币。--第288页。」）四万万元，折合边币（注「这里所说的边币，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流通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八年一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后停止发行，按陕甘宁边币二十元对西北农民币一元的比价并行流通。--第283、288页。」）三十四万万元。这些是什么人搞出去的？是机关、部队搞的。因此，首先从财政抓起，停发经费，然后抓盐业公司，停止屯盐。停发经费就得准备挨骂，这不要怕。天下大乱，不如天下小乱，这样金融才得以稳定。

三

做好财政工作，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既要解决问题，而又不浪费。问题一定要解决，决不能饿死人冻死人。不浪费，就是用钱要节省，要适当。钱要用在刀口上，不要用在刀背上。

第二，力量集中，不要分散。要长期打算，把力量集中起来，并且要留有后备，以备救急。如果每一机关都要求有一些余裕，就会分散力量，一有急事，拿不出来，临时这里收几斗米，那里凑几套单衣，是不行的。集中才能救急，这个方针要坚持，可以公开同各旅各团和各单位讨论，请他们考虑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开会开到中央去，我们也是有理由的。

第三，思想要一致。在收支关系上，机关、部队、学校与财政部门是对立面，没有一个单位嫌预算批得太多的吧？我们要用民主协商的办法求得一致。要说服大家，首先是那个单位的首长，然后是经济工作者，再后是群众，使他们的立场与我们一致。

财政工作是什么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保证需要，是军队第一，学校第二，机关第三。因为机关多少有些能力，而且人少。解决问题要有重点。

在开支项目上，伙食、草料最重要，衣服次之，有了钱应多发油盐，使大家吃好些，吃得好，病就少。伙食好，意见就少，否则一天三顿饭，顿顿有意见。其次是治病，办公，文化娱乐。这是按生活需要说。

从目前边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财政支付要注意以下几条：

（一）保证粮食不缺，伙食费不缺。

（二）被服布必须节省，要重冬轻夏，收旧省新。收了旧单衣可以做鞋底，做棉衣里子，估计仅这一项全年可以节省六万万元。

（三）停止建筑和装潢，保证办公和文化娱乐。

（四）协助公私生产，但要注意防止浪费，投资不超过原资本的三分之一。

（五）平常要保证经费开支，特殊情况下必须首先保证衣食。

（六）要长期打算。被服应几年连起来考虑，粮食应计算到明年、后年的供给情况。

四

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要说老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先小人后君子”，在同志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不该给的东西，一定不含糊；许可了的东西，则大体不能变更，空头支票不要开，当然，有了错误或影响全局的问题，应该改的还是要改。

检查要严格。俗话说，“豆腐里挑出骨头来”，要仔细核算。穷会使工作被动，但是有了东西不仔细核算，人家要什么就给什么，工作也会变成被动。因为要求是无止境的，你放得宽些，人家就要得多，来得勤。

总之，在算帐时，项项都必须看一看，虽然形式上好像是找岔子，其实这才是负责的态度。这是对革命负责。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的讲话。」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

如果有同志问我，你做了几年组织部长，有什么交代没有？我说有一点。今后我不做这个工作了，彭真（注「彭真，一九○二年生，山西曲沃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一九四五年八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第291页。」）同志做这个工作。他问过我，你有什么交代？我说：有多少党员，多少干部，多少党表（注「党表--指党员、干部情况登记表，其中包括入党志愿书。--第200、291页。」），多少小册子。这是在少奇同志房子里交代了的。现在不讲这个，讲另外一个交代。我感到我有责任，把我所看到的一点，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向各位代表讲一讲。同志们研究，看我说得对不对，不对的可以批判，条条可以驳。这七年来我看到一点，就是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什么是骄气？就是骄傲之气。七年中间我在工作中接触的干部多不多呢？不很多。去过华北没有？去过华中没有？去过大后方没有？都没有。但是，这些地方来延安“朝山进香”的很多，就在这些接触中间，我看到有一种情形，就是许多人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有功的时候他一定要居；有过的时候你批评他，他总是想很多道理来解释，其目的就是说明他没有过。人家说功他就舒服，说过就不舒服。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是有这种倾向的。我再把界限分清楚一下，我们党内干部基本上是好的，还是坏的？基本上是好的。基本上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基本上是布尔什维克，是带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我前面讲的那种状况，在党内整风（注「这里所说的整风，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通常称为延安整风，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第281、292页。」）以后和整风以前是不是一样呢？不一样，有变化，整风以后有很大的改进。这种状况还有没有呢？在一部分干部中间还是有的。整风有一部分干部整到了，有一部分没有整到，我说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在这一部分前面我再加上两个字，是“很大”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些干部是地方的，还是军队的？我说，都有。地方也有，军队里也有。照我看来，军队里头比地方多些。这是我的看法。有骄气的干部是下级干部，中级干部，还是高级干部呢？都有。下级也有，中级也有，高级也有，大头子也有。下级干部的个人主义，高级干部的个人主义，性质是一样的。但在我看来，两个“包袱”不同。因为下级干部虽然背个人主义这个“包袱”，但他只能背那么多。比如当一个连长，他只能背一条被单，两双鞋子，一包牙粉，一把牙刷，身上只有这一点。背那么一点好不好？也不好。但是大干部、大头子，党头、军头，就有大行李。有被子，有褥子，有时候有两条被子，还有毯子。行李担子里，有大行李，也有小行李。所以说高级干部中间，如果有这种倾向，那危险性一定大于下级干部、中级干部。我说的“包袱”是什么性质？是共产主义者的思想里有个人主义的成分。为什么骄傲呢？骄傲并不是没有原因，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看到自己有功劳，看到这一点就骄傲起来了。如果他觉得自己毫无功劳，那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骄傲是因为觉得“兄弟有点功劳，可以骄傲”。

所以我顺便讲一点对功劳和错误的看法。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说不能这样看。为什么不能这样看？人民为什么是第一呢？道理是很清楚的。哪一条英雄好汉要是这样想：“如果我不干革命的话，老百姓一世也不能翻身。如果我不出来的话，老百姓不得了，中国共产党不得了。”我看是错的。这条英雄好汉，死了以后，革命是不是停顿呢？老百姓是不是不革命呢？老百姓还是要革命的，党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可见头一条不是英雄好汉，而是人民。第二是党，对党的作用要有足够的估计。比如拿军队来讲，我们的军队也会打败仗，但是打不垮。这一件事我有亲身经验，耳听为虚，目见为实。长征中，五军团（注「五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它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而成，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长征中担任后卫任务。当时，董振堂任五军团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陈云是中央代表。--第36、293页。」）行军时天天打仗，打了一百天，看起来不能再打了，手里拿着火把走路，精神很不好，但如果上面决定要打，那任何人都可以丢掉火把照样打，把敌人抵住。被人家俘虏去，还一个一个跑回来。长征时那样苦，谁也不愿意到旁的地方去，还跟着我们。因为这种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这种队伍好带也不好带。不好带，是大家都讲革命的道理，来不得强迫命令；好带，是因为大家都觉悟了，每个人都拼着命干，自觉地干。在别的军队里头，一个连长、团长、师长反水，就可以把队伍带走，可是我们的军队不是这样。某个什么长反水，下面的战士可以把他杀了，不跟他去。这样的例子多得很，从前有，现在也有。这是什么力量呢？这是党的力量。共产党到了一个地方，人民就欢迎，老百姓首先问你是不是八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老百姓拥护共产党。他是穷人，他想翻身，打土豪分田地，想“共”一点产，他赞成共产党。这不是个人力量，这是党的力量，党的影响。我们共产党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在内战后期，虽然路线错了，老百姓还是欢迎我们。我这样说不是为那时的错误辩护，而是讲事实。老百姓不说你是教条主义路线，他只看见你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谋利益。这一切证明我们党的力量是伟大的。所以，头一条是人民，第二条是党，第三才是个人。

个人有没有作用？如果我否定个人的作用，那也是错误的。如果说，个人完全没有作用，那我们现在还拥护毛主席干什么？我说个人有作用，有时还有很大的作用，这是有事实根据的。现在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以外，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讲我们的毛主席领导得好。但无论怎样，根本的东西是老百姓，是共产党。如果承认上面的话是对的，那末，一个人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还做得不错，是不是可以说，我的功劳蛮多？这样说法就不适当。应该这样看：在人民的革命要求之下，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适合客观情况，做了工作，错误还不多，工作还马马虎虎。客观情况可以做到十分，你也做到了十分，这种情形很少。客观情况可以做到十分，因为你自己有缺点，只做到八分或六分、五分，这种情形是很多的。那这里头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客观情况很好，本来可以做到十分，但是因为自己有错误，成绩一点没有，缺点蛮多，或成绩只有二分、一分，错误有八分、九分，非但无功，过错一大堆，就更不应该骄傲。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看问题，这样看对不对？对的。我们确实不敢把个人的作用看得过了头，看得太大。

如果别的同志尊重你，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好，那就要小心。说你好，你的肩膀不要觉得轻松了，轻松了就要摔交。什么时候容易摔交呢？长征中有这个经验，平常走路生怕跌交，小心得很；如果你以为自己行军从来没有跌交，那就很快要跌交了。所以人家说你好，一定要小心。要想一想我是不是那样好，恐怕没有那样好，应该小心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里有好多这样的例子，觉得个人作用大得很，超过人民，超过党，最后跌下爬不起来。最显著的例子，我看到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陈独秀（注「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第139、295、344页。」），一个是张国焘（注「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88、139、196、295、342页。」）。陈老头从前还不是了不起！大革命（注「大革命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失败，--第170、233、295、362页。」）时公认为党的领袖。张国焘，张主席，在边区做过主席，但是当他离开了老百姓的时候，当他离开了党的时候，一个大钱也不值。前清时候用的是麻钱（注「麻钱即方孔铜钱，因用麻绳穿起来存放）所以民间有这个称呼。--第295页。」），后来用的是铜板，他值不值一个铜板呢？不值。他们现在搞什么？陈独秀死了，他搞过取消派反对我们，老百姓不拥护他。陈独秀是不是从前的陈独秀呢？后来的陈独秀和大革命时候的陈独秀是一个人，前后都是陈独秀，以前拥护他做领袖，以后大家都不理他了。张国焘从前是张主席，现在搞特务，有没有人拥护他？拥护他的只有蒋委员长，老百姓不拥护他。他原来的山头大不大？四方面军（注「四方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合编组成。一第37、93、295页。」）很大，但他走的时候单枪匹马，干部统统离开他，警卫员也回到了延安，他一个人在清明时节雨纷纷中走了。这件事，可以做我们的教训。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应该这样估计。我们的功劳是哪里来的？头一件，老百姓要革命。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

对于犯错误的看法，我觉得除了一个人的立场不正、心术不正以外，犯错误还有其他原因。因为他对客观的事物看错了，所以行动也错了，这是结果。这种情形多得很，过去多，现在多，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家说“老兄你错了”，是不是面孔就要红，就不高兴？有错误当然不好，但只要态度正确，也不要紧。假如你有错误，人家讲了，就请教请教，问一问人家怎样看法，纠正一番，以后可以少犯错误。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了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我们肩头担负这样重的任务，如果强调讲面子，在讨论问题时，就会不客观，看问题就有个人的角度，有利于他，有利于他的面子，就赞成你的意见；对于他的面子不好看的，便不赞成。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错误就是把客观看错了，结果也错了。例如敌人很强，我们侦察错了，以为很弱，便打了败仗，败仗就是其结果。这种情形不但过去有，将来还有很多，每个人都会有的。

我为什么在七大（注「七大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296页。」）的会议上费这么多时间，讲一讲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有责任，我做了七年组织部长，看到这件事，需要在大会上讲一讲。希望大会的代表审核一番，对不对，对的几分，错的几分，或者全对，或者全错，错了条条可以驳。如果这种情形确实存在，希望大家在这一方面有所改正。现在是一个时机，很重要的时机。毛主席的报告指出了，根据现在的世界大势、中国大势，我们是处在决战的前夜。我们有这样的志向，要解放全中国，使全中国的人民起来，把政权拿在手里。要做这件事，而且马上就要做，开七大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任务。现在全党的任务是要增加力量。增加力量的方法很多，有的是扩大解放区，有的是缩小沦陷区。对个人来说，要增加又要减少，增加就是要学习，减少就是要把“包袱”放下，放下“包袱”也是增加力量。这个力量的增加是不可估计的。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是有军队的党。我们干革命，有地方工作，有军事工作，现在主要是军队工作，武装斗争。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它的组织更集中，干部的责任很大，高级干部的责任更大。四万万五千万人能不能翻身解放？解放得早还是迟？少牺牲几十万人还是多牺牲几十万人？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把希望寄托于我们的高级干部身上。如果我们搞得好，便胜利得早，人民解放得早。如果搞得不好，四万万五千万人便不能很快解放，革命胜利会推迟多少年，人要多牺牲很多，那我们就对不起老百姓。我们党的工作好坏，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共产党员，是老百姓派你当代表干革命，老百姓要你领导他们求得解放。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得失。我们要兢兢业业，所有坏的东西，一切应该丢的东西，统统丢掉。我们要在老百姓面前，负起责任，如果不是这样做，便没有尽到责任。人们说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否对人民尽了责任，可以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孝子孙。这个责任摆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好好地、兢兢业业地注意这个问题。我重复一句，我们的同志基本上是布尔什维克，基本上是好的共产党员，现在我说的是好中间还有一些缺点，一部分干部有这样的缺点，现在要把缺点改掉。从前内战时期，有一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是王明写的一本“左”倾教条主义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出版，题为《两条路线》。次年再版，改为现名。--第298页。」），那是不好的。我们要把“包袱”丢了，真正为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把自己的力量加强，把党的力量加强。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一部分。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同志再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八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

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

（一）苏联力量的存在，对我在满洲（注「满洲--原是清代满族的自称。满族过去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所以后人称东北地区为满洲。--第299页。」）的工作方针，显然起着决定的作用。根据三个月的经验，我们已可看出，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注「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自哈尔滨起，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这条铁路，原为俄国修建和经营，称中东铁路。一九○四年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段为日本占据，称南满铁路。俄国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段由中苏合办，仍称中东铁路，九一八事变后也为日本所占。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统称中国长春铁路，归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苏联政府将长春铁路全部移交给中国。现分段改称滨洲、滨绥和哈大等铁路。--第299页。」）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的。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注「中苏协定--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和《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第299页。」）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

（二）在美国积极支援下的国民党军队，现在已经占领了山海关到锦州一线，虽然国民党的处境甚为困难，但它的部队仍均集结，准备向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前进。苏联除要我们军队退出大城市外，现在更要我们交还已接收的政权，禁止我们在三大城市中一切足以妨碍他们公开执行中苏协定的措施。为了执行中苏协定，苏联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必须的，是应该被我们谅解的。苏联军队原定于十一月底撤退完毕，现在又重新开回。这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将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正式移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实力为后盾，拒绝美国力量直接渗入满洲。

（三）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第300、303、321、349、371、382页。」）、东满（注「东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长春线以东的吉林、西安（今东辽）、延吉、安图、敦化等地区。--第300、321页。」）、西满（注「西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线以西的齐齐哈尔、洮南（今洮安）、扶余、双辽、开鲁、阜新等地区。--第300、306、321页。」），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我们必须经过战争及根据地之建立，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

（四）我们今天必须大胆主动地撤退，同时迅速地把我撤出以后三大中心城市的工作放在应有的地位。在那里，我们必须与苏军取得密切的合作，继续争取资材，克服我们在城市的过“左”措施，不便苏联在应付国民党方面发生额外的困难，并使他们增加对我们的援助。应该预先布置在苏军退出、国民党进入城市后的工作。例如，开展群众运动，创办报纸，吸收人才、资材，打进国民党及其他各种合法组织，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城市工作的目的，是为加紧创立广大根据地服务，而不是今天即在那里取得统治地位。

（五）在北满，我们估计，哈尔滨及中东路某些主要城市将迟早由苏军交给国民党，更由于北满是处于南满（注「南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大连线以东的庄河、安东（今丹东）、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第301、306、321、371页。」）的后方，因此，我们认为，北满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的建立，如以珠河（注「珠河原是黑龙江省的一个县，解放后与苇河县合并为尚志县。--第301页。」）、牡丹江为中心，以佳木斯、依兰为中心，以绥化、北安为中心，以洮南、三肇（注「洮南原是黑龙江省的一个县，一九五四年划归吉林省，一九五八年与白城县合并为洮安县。三肇指黑龙江省的肇东县、肇州县和肇源县。--第301页。」）为中心，以讷河、龙江为中心，建立若干根据地。我们的兵力、干部、资材，必须主动地向那些地区转移，以造成我们前进和后退的阵地。

（六）我们认为，争取我党在满洲的优势是有着许多有利条件的，苏军对我们的援助即为有利的条件之一。但是，我们要达到这一目的，还须经过一个与国民党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教育干部时时注意新地区的新情况、新任务和新的工作方式，防止把老解放区的老经验机械地运用到新地区的倾向。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政治的和纪律的教育，密切军民联系。要十分注意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以及系统地培养本地干部的工作能力。

（七）在北满迅速建立根据地的最大困难，在于老部队的缺少。直到今天为止，北满的老部队不到一千五百人，新组成的部队已达二万五千人。在人力和武器方面说来，大的发展可能性是具备的，如果再有三个月的时间，东北局能够从南满抽调四个大团进入北满，组成五万人以上有战斗力的部队，是有把握的。否则，部队的数量虽大，不但不能战斗，而且其可靠性也是成问题的。最近宾县、北安被蒋匪攻占，某些新部队叛变，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这种情况，在国民党进入北满之后，必将更为严重。

以上各点，对迅速建立根据地有重大意义，望东北局帮助解决，并请转中央。

*注「这是陈云同志主持起草的，以陈云、高岗、张闻天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当时陈云同志是东北局委员、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治委员。」

北满根据地建设的进展状况（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

北满（1）根据地建设的进展状况*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

一、国民党接收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两市。除龙江省（注「龙江省--即当时的黑龙江省。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将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等九省。--第303、308页。」）之漠河、鸥浦、呼玛、奇克、乌云（注「黑龙江省的鸥浦县已并入呼玛县；奇克、乌云二县与逊河县合并为逊克县。--第303页。」）五县，合江省之同江、宝清二县，尚被匪占领我正进剿外，所有嫩江、龙江、合江、松江、牡丹江（注「这里所说的牡丹江省，当时实际上是绥宁省。该省是东北民主联军在解放了牡丹江等地之后，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设立的。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改为牡丹江专区。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牡丹江专区与合江省东安专区合并，成立牡丹江省。一九四八年七月撤销牡丹江省，所属牡丹江地区划归松江省，东安地区划归合江省。--第303页。」）五省之县城都在我手。嫩江、龙江、合江、牡丹江已有民主省府，松江省正开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各县政府绝大部分已初经民选。村政权只有个别已经改造。

二、“八一五”（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日子，简称“八一五”。--第303、321、353页。」）后北满所有股匪都是政治土匪（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的土匪，实际上是伪满军警和地主武装。所以，这里称政治土匪。--第303、310页。」）。现仅龙江五县、合江二县仍被匪占领。

土匪经过重创后，大部蔽伏待机；尚在流窜的，二三百人者尚有十余股，五百人以上者有四五股，窜入哈齐两市者有三四千人。估计不论东北是战是和，国民党均必利用残匪扰乱北满。我积极的剿匪政策收复了许多县城，并锻炼了新部队的战斗力。

三、北满六十五个县，我已占的五十八个县中，农民已经发动者十六个县，宾县、宁安、木兰、方正、通河五县更普遍深入，其余仅在开始。农民斗争目前是清算运动（注「清算运动--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解放区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目的是清算汉奸、伪军的罪行，收回被他们霸占的土地、财产，摧毁伪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组织群众团体。--第303、324页。」），同时分配开拓地、满拓地（注「开拓地、满拓地--指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拓务省“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后扩大为“满洲拓殖公社”）和伪满民政部拓政司（后扩大为开拓总局）组织的各种开拓团所夺占的土地。其中，分配给日本移民的土地称为开拓地，租给中国农民的土地称为满拓地。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中提出：“所有东北境内一切日伪地产、开拓地、满拓地以及日本人和大汉奸所有地，应立即无代价的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贫民所有，以利春耕，以增民食，并免致荒芜。”--第304页。」）、汉奸地，减租增资。仅有清算，农民在经济上不能翻身。北满多是山东、河北来的开荒农民，大佃农及经营地主很多，雇工、零工、伙种雇工占农民百分之六十。如不能满足此百分之六十雇农的要求，我无法取得多数农民的拥护。目前他们的要求，主要是分开拓地、满拓地，向地主租地，实行减租，以及政府帮助调剂农具、耕牛。北满地主武装很多，且多与土匪勾结，农民如不武装起来，便不敢斗争。我们的政策是发动经济斗争后，迅速武装农民，搜缴地主土匪武装以加强之。农民武装起来后，再扩大经济斗争，简称“经济--武装--再经济”。现宾县已有一千人的农民自卫队，其中七百步枪缴自地主。宾县自卫队实际上是村区最有权力者，其余各县自卫队则仅在开始。武装农民，应成为农民已经起来的标准。由于国民党勾结伪匪，我经过四个半月的剿匪、民运工作，北满农民已认识共产党是帮助农民的，国民党来不利农民。一般人民对我纪律严明及生活艰苦有好感，外县人到哈市，传布我军好处多，不满者少。

四、争取学生工作也有成绩。现已吸收一千二百名大中学生到民运部门及军队工作。松江各县县立中学均已开课，开始时用军政学校教导队名义不易招生，故取缓进政策。各县开办短期训练班，一二星期后组织工作团到农民中去，最为有效。要有学生运动经验的党员去做学生工作，争取进步教员。中学复课费钱不多，社会同情，这是争取广大学生的根本办法。

五、到二月底止，北满军队和地方的新党员只有一千人左右，军队占十分之六。我们吸收党员取谨慎政策。在军队中，必须经过战斗考验或经过反内奸、反逃亡的斗争。农民党员必须经过斗争考验后选择吸收。估计三月以后的发展将迅速一些。

六、进攻哈市的准备工作如下。三五九旅主力及松江部队共一万一千人已进到市郊，哈市十个区中，我军已进驻七个区，只有南岗、道里、道外三区，因苏军未撤尚未进去。北安调来一千五百人已在松浦（注「松浦--当时是哈尔滨市的一个区。--第305页。」）集结。经我工作，哈市各界名人、各重要社会团体，已发出要国民党军停止北上通电，并将请求人民自卫军入市维持治安（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松江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请求人民自卫军进驻哈尔滨市以维护哈市人民生命财产案》。人民自卫军即原东北抗日联军。--第305页。」）。国民党方面企图保持其市政府。我一切准备工作放在武装进攻上，拒绝与其谈保存伪市府问题。对进攻哈市不可轻视，但攻克是有把握的。

七、经过八个月的工作，我在北满已掌握主动。去年九月到十一月，是坐在大城市扩大武装，并且由于对国民党及伪满（注「伪满--指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康德”。一九四五年八月，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第305、307、323、380页。」）残余施展的“先当八路军后当中央军（注「中央军原是蒋介石系统对自己嫡系部队的称呼。这里泛称国民党的军队。--第305、349页。」）”的阴谋无警觉，又由于北满干部少，老部队少，所以各县都发生部队叛变和蒋匪到处向我进攻的事。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一月下旬，我将一切力量都使用于掌握连队、巩固部队，并积极组织机动兵力向匪主动进攻，稳住了局面，从被动挨打转为主动打击。二月至三月中旬，我军主力到达，北满全面展开剿匪战争，克复了二十二个县城。剿匪大胜，开辟了农运的前途，但由于到达北满的地方干部甚少，龙江、合江农运现在才开始。

八、必须将北满建设成为全东北的大后方和最巩固的根据地。我们的任务有三。一是继续积极主动地肃清残匪。二是把发动群众看成是一切工作的根本。拟用下列两种基本方法来满足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的雇工、零工、伙种雇工的要求，即分配开拓地、满拓地、汉奸地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增加伙种雇工的实物工资或减低其租额，领导零工向地主、大佃农租地。三是使北满成为兵源及练兵的基地。不仅继续扩兵，以新兵补充南满（注「南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大连线以东的庄河、安东（今丹东）、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第301、306、321、371页。」），而且要建成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兵团，去补充主力。

为完成上述任务，请求东北局给我们下列三点帮助：（一）将南满、西满（注「西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线以西的齐齐哈尔、洮南（今洮安）、扶余、双辽、开鲁、阜新等地区。--第300、306、321页。」）一部分干部转移到北满，加强地方工作、大城市工作和掌握铁路、矿山、工厂。（二）派遣军事干部、练兵干部及组织十个补充团的干部，到北满各省扩兵和练兵，以备源源南下。（三）增加北满分局的领导人员，加强分局的领导。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中共中央北满分局起草的给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

（1）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第300、303、321、349、371、382页。」

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

东北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

（一）去年八月，英勇的苏联红军来到中国，进攻日本侵略者，我东北民主联军（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一九四六年初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一九四八年一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区分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三月东北野战军整编为第四野战军。--307页。」）和东北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消灭日寇和伪满（注「伪满--指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康德”。一九四五年八月，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第305、307、323、380页。」），替东北人民开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各地人民和驻东北的部分国民党爱国军队，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这些武装通称东北义勇军。--第97、307页。」），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对日反攻以后，我党更从关内派遣大批军队和大批干部至东北，帮助东北人民创造了广大的东北解放区。但是，丧失东北有罪、收复东北无功的蒋介石，在美国反动派援助之下，违背和平约言，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我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人民，从去年十一月山海关战役（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由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向山海关发动突然袭击，驻守山海关的共产党部队进行自卫还击后，于十一月十六日撤出山海关，退守绥中。--第307页。」）起，至今年六月七日两军停战（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议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占东北，坚持停战协议不包括东北地区，在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自卫还击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于三月二十七日在重庆签订东北停战协议。但协议签订才三天，国民党军即在美国的援助下，向营口、鞍山、四平街等地发动了新的进攻。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无条件地停止内战，加上蒋军战线太广、兵力不足，六月六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东北各军，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战十五天。同日，周恩来发表关于东北停战之公报，同意休战十五天，并愿尽一切努力，谋取谈判成功。六月二十一日，双方宣布东北停战期限延长八天。后又宣布无限期停战。蒋介石宣布停战，实际上是准备新的进攻。--第307页。」），这一时期内，举行了英勇坚决的自卫战争。目前双方虽尚在停战状态，但国民党仍在积极准备再进攻。东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和土地问题的解决尚在开始阶段。我农村根据地尚不巩固。我干部中有许多人不认识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以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目前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我党建立东北根据地，粉碎蒋军的再进攻。但是，必须承认自己的弱点，克服这些弱点，方能达到目的。

（二）根据上述情况，东北局规定下列各点作为当前任务。

〔甲〕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目前英美矛盾增长，美国内部矛盾又极严重，蒋介石在全国范围说来仍感兵力不够分配，且人心不顺，经济困难，尤其重要的是我党我军的力量强大和坚决斗争，因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十五天及八天停战期满后，又宣布无限期停战。在某些蒋军力量不足地区，停战对于蒋军亦属有利；在蒋军力量充足地区，例如中原区、胶济路，蒋介石已经发动大打（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以三十万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为了保存力量，争取主动，中原人民解放军在李先念、郑位三等领导下，于六月底分路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自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起，国民党军向胶济路沿线发动进攻。山东人民解放军奋起自卫。--第308页。」），苏皖亦有很快大打的可能（注「苏皖有很快大打的可能的估计，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以数十万兵力，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的八百里战线上，大举进攻苏皖解放区。华东人民解放军奋起自卫，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十八个团，自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在苏中的泰兴、如皋、海安、邵伯一带，集中优势兵力，七战七捷，共歼灭敌军六个旅、五个交通警察大队，约五万六千余人。--第308页。」）。对于目前东北，蒋军兵力不足，利于停战，但如增兵到来，便有极大可能向我再进攻。蒋介石在此次南京谈判（注「这里所说的南京谈判，指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起国共双方在南京举行关于结束东北冲突、恢复交通、整编军队三个问题的谈判。参加谈判的，除国共双方代表徐永昌、周恩来外，还有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美蒋方面对谈判毫无诚意，拒绝了中共提出的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的四项建议。--第308页。」）中，除允许给我兴安省、新黑龙江省及嫩江省（注「龙江省--即当时的黑龙江省。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将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等九省。--第303、308页。」）一部和延吉地区外，其余均要接收，不但要占点，而且要占面，此为我方所绝不能接受者。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某些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因此，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在这个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下，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从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总之，和平是必须取得和能够取得的，但主要应依靠自力而不应依赖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国际和国内各方助我之力量才能发生作用，才能取得可靠的和平，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

〔乙〕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注「见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9-1183页）。--第309页。」）。大城市是我们所需要的，但大城市暂时一般地不易确保，如果偏重大城市，轻视建立根据地，我们将有既无大城市又无根据地的危险。因此，必须规定，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这种规定不能解释为不要大城市，轻易放弃大城市，或者可以破坏大城市，相反地，不论我军已占或未占的大城市，都须依照不同情况进行工作。而且，建立根据地，正是便利争取大城市。我们所要创造的根据地，是包括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在内的，但必须认识，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因此，强调城市轻视农村的观点，是与事实和要求不相符的，必须加以肃清。发动农民的方法，是发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粮分地的斗争，并使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注「“五四指示”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主要内容是，坚决支持广大农民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指示，对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作了重要的改变。--第309页。」）迅速普遍执行。在农民翻身斗争中，提高农民的觉悟，武装积极的农民，改造村屯政权，使乡村的政权确实掌握在农民手里，并随之建立农会，组织各种各式的人民武装，吸引农民参加战争的各种工作，使东北自卫战争成为广大人民参加的战争。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必须吸收在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加入我党，并在农村中建立党的堡垒--支部。只要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了，并积极参加自卫战争，我们就能建立不可战胜的阵地。为了迅速有效地创造地区广大的根据地，应以主力兵团的一部，配合当地的地方武装，采取积极行动，肃清政治土匪（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的土匪，实际上是伪满军警和地主武装。所以，这里称政治土匪。--第303、310页。」），调集干部组织地方工作团，首先集中工作于根据地的要点，逐渐推广，联系成面，力求在半年之内把群众发动起来。

〔丙〕应向全党全军明确指出现时的斗争和战争的目的，这正是目前党内所含糊不清的问题。我们是为保卫解放区而斗争。东北人民已经从日伪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自由生活的解放区。但是，中国反动派在外国反动派的援助之下，向我解放区进攻，我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人民不能不举行自卫战，因为不自卫就灭亡，所以自卫战是完全正当和必需的。并须指出，自卫战的目的，是为实现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民主而斗争。在经济上，是为劳苦人民争得土地、房屋，以及分粮、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免除失业、发展生产的民主而斗争；在政治上，是为推翻敌伪残余和特务、警察的统治，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由人民自己掌握政权的民主而斗争；在军事上，是为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警察和政治土匪的压迫，为组织人民武装的民主而斗争。这些是我们斗争和战争的目的，也是为民主而斗争的具体内容。因此，我们不能不估计到各个阶级在这一斗争中的地位，比之抗战时期会有若干变化。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反内战反独裁，要求和平民主，仍然是我们和全国人民的迫切需要。应估计到，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企图及蒋介石的卖国行动，已引起了中国人民反美帝国主义反蒋介石卖国的运动，在这些斗争中民族的性质将逐渐加重，因此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在保障基本群众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结成广泛的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统一战线，这是极其重要毫不可轻视的。但又必须清醒估计到，今日的东北已非抗战时期的敌后，不要被地主阶级所蒙蔽，不要委任和发展地主武装，必须紧紧依靠广大劳动人民。

〔丁〕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作战的原则，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为此，应采取诱敌深入，待敌分散，以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的方针。消灭敌人，就达到保卫根据地的目的。一般地不作阵地战，广泛地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所有军队人员必须有充分的群众观点，军队必须协同地方武装进行群众工作，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行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第311页。」），严格注意纪律的检查，任何破坏群众纪律的行为都是等于在军事上打了败仗，应充分发扬我军既善于打仗又善于发动群众的光荣传统。

〔戊〕适应长期战争和创造根据地的方针，必须在军事、剿匪、民运、土地、财经、后勤、兵工、交通、城市工作、文化和建党、建政等等方面，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各种政策，时时注视工作进度，根据工作的经验，作出扼要的总结，并使各地经验迅速交流，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干部能力。

〔己〕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克服干部中的错误思想。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干部中这些不良倾向的来源，一方面由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足，另一方面主要的由于不认识东北斗争的形势。目前应在干部中反复说明东北斗争形势，使干部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强调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号召他们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凡能深入农村者给以鼓励，不愿到农村去的给以批评，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这就既可以完成发动农民的中心任务，又可以彻底改正干部的不良倾向。

（三）东北是处在长期艰苦斗争的环境中，但东北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在东北已占先机之利，党领导了强大的军队，有几万外来和本地的干部，广大劳动人民又迫切需要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相反，国民党反动派不可能给东北人民以任何利益，他们勾结敌伪惨杀人民，排除异己，贪污腐化的结果，必丧失人心。国民党反动派可能增加它在东北的武装力量，但无法占领全东北。它占地分兵的结果，将遭受各个击破。目前在军事上虽然仍敌强我弱，但力量对比相差的程度并非内战和抗战时期的悬殊。内战和抗战的时候我可战胜，现在更有战胜的把握。在敌我所站的地位上，不论他们如何进攻，像内战时期的“围剿”和抗战时期的四面围来的“扫荡”，这种情势是不存在的。同时，东北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有全国解放区一万万几千万军民的配合，有全国人民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要求和平民主独立运动的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国坚持内战的结果，高树勋、潘朔端（注「高树勋（一八九八--一九七二），河北盐山人。原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一九四五年十月率新编第八军等部一万余人在河北邯郸内战前线起义。起义后该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高任该军总司令。这次起义，在全国影响很大。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分化、瓦解国民党军和争取国民党军起义，开展了宣传运动，号召国民党军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运动，当时被称为“高树勋运动”。潘朔端（一九○一--一九七八），云南威信人。原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一九四六年五月率部在辽宁海城起义。起义后任东北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军长。--第313页。」）将军的继起者一定会出现的。从全国范围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斗争的发展过程看来，革命力量在上升，反动势力在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国民党从未像今天这样丧失人心。在这样有利条件之下，只要我们全东北的干部认清东北的形势，团结一致，紧紧地与群众在一起，兢兢业业，一步一步地向着奋斗目标前进，一定可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一定可以建立起巩固不拔的阵地，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使东北和全国一起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

（四）东北局决定：这一决议必须在各级党部中讨论，澄清干部的思想，并将检讨的结果报告东北局。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决议。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并作了部分的修改。」

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

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

一、东北形势，目前仍是敌强我弱。

应该对东北形势做出正确估计：东北不仅是国内而且是国际革命和反革命争夺的一个焦点。如果我们能在东北完全站住脚，中国革命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正基于此，美蒋与我必争。他们怕我们和苏联联系，企图在东北彻底消灭我们。如果我们在东北增兵，他们也会从关里调兵遣将的。我们与其跋涉千里从关里调主力部队到东北作战，不如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就地扩大武装。国民党在东北和关里采取打打停停政策，极力避免两面作战。我党中央也采取两面呼应的对策，这样会减低对东北的压力。蒋介石已令杜聿明（注「杜聿明（一九○四--一九八一），陕西米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314、320页。」）在东北就地收编伪军、汉奸、特务、土匪、伪警，扩大武装，把地下军一个军扩大为三个军。美国在青岛给蒋储存大量军火，依靠这些来武装东北新兵。

在东北，由于日寇统治十四年，一般群众对国民党存有相当的幻想，认为他们是正统，牌子正，有美国援助，力量大。我们虽然亦工作了几个月，但在群众中影响仍比国民党小。目前在东北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打人民战争还谈不到。

我军现有三十万，数目不小，其中正规野战军十万，干部二万。但是，新成分、新部队比重很大，尚不十分巩固。如没有老百姓配合，军队作战不能取得相当胜利。

从以上三方面估计，敌强我弱的状况在今后一个时期还会存在。敌之所以强，主要是因为有美国人帮助；我之所以弱，主要是老百姓没有发动起来，同时一部分部队和干部思想上混乱。当然，对敌之强既不应夸大，亦不应看轻。我应不放松有利条件，也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应在思想上作最坏的打算。

二、总方针是发动群众，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主要的办法是发动群众，增加我们的力量。从关里再调主力部队是不可能的，因为关里也在打。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在关里和关外全面打，这样更有利。调主力到东北也不是好办法，没有群众支援，单纯拼骨头，打来打去，是会打光的。

要站住脚，就得有群众。没有群众，地方虽大，离敌很远，也站不住；有了群众，地方虽小，离敌很近，可以站住。长征走了很多地方，都没站住脚，到了陕北才站住了，主要是那里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现在是“租房”，尚未造屋。群众不起来，干部恐怕要当“华侨”，十万主力也要打完的。有了群众，一切好办，可以有军队，清除土匪，经费供给也有来源。没有群众，一定失败，死无葬身之地。

群众能不能起来？可以起来，一定起来。阶级斗争客观上可以展开。

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得要掌握武装，因为地主普遍有枪。从经济斗争到武装斗争，再深入经济斗争，再进一步转入武装斗争。这样农民不仅敢同地主斗，也敢同国民党斗了。

争取每个村建立人民武装，建立党组织。在六个月到八个月内，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把东北群众工作搞起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干部下乡。不分男女、新老及哪一级干部，都要下去。军队每个团都要抽三分之一指战员下乡。要当参谋，参群众之谋。城市、机关、学校工作都可放松一点，受些损失都可以。乡村工作的比重应占全部工作的百分之八十。

三、目前的六项任务。

（一）纠正干部中的混乱思想，建立长期战争观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抱和平的幻想。和平只能是力量较量的结果，是打出来的。美帝国主义的政策不是公平调处，而是以扶蒋反共为目的。马歇尔（注「马歇尔（一八八○--一九五九），曾任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驻中国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宣布“调处”失败。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离华国国。--第316页。」）的调处，实质上是主张能够今天消灭就今天消灭，否则，待蒋介石的力量养大了再干掉我们。魏德迈（注「魏德迈，一八九七年生，美国职业军人。一九四四年十月来华，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和蒋介石的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七年七月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的身份到中国“调查”，寻求扶植和控制蒋介石集团的办法。--第316页。」）则主张今天就消灭我们。总之，美国准备尽一切办法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美国采取假仁假义的两面手法，我也需要准备两手，慎重对待之。不能寄希望于国际条件的变化。

东北的斗争是很尖锐的，是长期战争的形势，是停停打打的长期战争局面，但停的局面不会很长。国民党的力量只要一准备好就会再打。我党中央的方针是，如果他们打哈尔滨时，关里就配合，最近打山东（注「这里所说的打山东，指一九四六年六月山东人民解放军对胶济线和津浦线上的国民党军发动攻击战，先后解放胶县、张店、周村、德州、泰安、枣庄等十余城镇。--第316页。」）就是一个信号。国共谈判问题很无头绪，国民党准备的是“囚笼”政策（注「“囚笼”政策原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敌后人民武装和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一种残酷政策。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网状压缩包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也用此政策，妄图摧毁解放区。--第316页。」），无非想一网打尽我们。因此，必须有长期作战的准备。

（二）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根据地主要是广大乡村，加上二三等城市和次要铁路线，这是占第一位的。第二位才可能搞下大城市。不依靠大城市亦能掌握二三等城市和广大乡村。从建立游击区发展到根据地，主要是发动农民问题，轻视农村工作是不对的。

目前东北的群众组织，最重要的是建立武装组织，要以武装为中心，建立政权和党支部。要重视农会组织，县可成立县农会，县委可设立农委。

群众工作的主要要求：一是提高农民的觉悟，开展斗争，与地主扯破脸；二是培养起本地干部。

党员发展的条件：三敢，即敢于要土地，敢于斗争，敢于武装；三不怕，即不怕离家，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新党员发展到足够数量时，要做巩固工作，争取每个乡村都有我们的堡垒（注「这里所说的堡垒，指共产党支部。--第317页。」），避免大量发展又大量清洗。坚持积极发展、个别吸收的办法。

（三）提出正确的斗争口号，发动群众为此而斗争。现阶段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关键是实现经济、政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解决农民经济生活问题：政治民主，解决农民的政治地位问题；军事民主，解决组织农民武装问题。

目前东北是一个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场所，和抗日战争时期不同，各个阶级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是第一号敌人。

（四）实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一般地不打阵地战。战争应作持久的准备。目前部队问题较多，正气不扬，邪气发展，有些干部腐化，应该很快调整。破坏一次群众纪律等于军事上打一次败仗。要防止到地方上抓一把。当然，地方应该适当照顾部队，目前搞好部队建设，主要是抓政治工作，解决部分指战员的思想作风和群众观念的问题。

农村分地前，县、区武装不可靠者，由主力改编；分地后，成立新的武装。

（五）解决干部思想问题。许多干部来时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缺乏长期战争和下乡苦干的决心，向往大城市。部分干部暴露了享乐、腐化、闹地位、争待遇和厌战情绪，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够。

要大家懂得，东北是新解放区，斗争艰苦，困难很多，群众未发动起来。需要大喝一声，大家要丢掉那些错误的东西。要准备出现最困难的情况。

干部是可以说通的，使其了解形势和任务。要组织工作队，许多同志要下乡，应该到斗争中去上大课。做群众工作的干部，不论是中央委员还是区委委员，都是群众一级的干部，大官要做小事。

（六）纠正工作中的盲目自流现象。党、政、军、民各项，都要有政策，有工作计划，随时检查，总结和交流经验。

以上六项任务有一个中心，就是发动群众。

四、东北的斗争是艰苦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东北八个月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开辟了这样一个新地区，牵制了二十一个美械师，使得关里解放区得以休整六个月，土地问题开始解决，关里解放区民兵发展至七百万人。坚持东北的斗争，对关里各根据地的斗争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国民党不会给群众好处的。只要我们把群众工作做好了，东北人民一定会跟着我们一道干。

蒋介石露骨地给美国许多利益，如内河航行（注「内河航行--指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中国的内河自由航行。这是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向美帝国主义出卖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所谓在复员期间准许外国轮船驶泊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四埠装卸货物的决议。同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进一步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规定，缔约此方的船舶可以在彼方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及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最便捷之途径”通过彼方领土的自由。缔约此方的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任何危难”时，开入彼方“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及领水”。条约表面上双方享有对等权利，但在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远洋运输设备的情况下，这只能是美国单方面享受的权利。这个不平等条约缔结后，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第319页。」），天津、青岛驻兵（注「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两个师在天津登陆。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又先后在上海、青岛、秦皇岛等重要城市驻兵。为控制中国，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登陆的人数达到九万人。--第319页。」），等等。国民党区民心厌战，反对美国。蒋介石的威信大大降低。他经济上有困难，军事力量不足，与十年内战时期、八年抗战时期相比，已差之甚远。像过去那种对我“围剿”、“扫荡”的形势，已不存在。

全国军队：国民党三分之一，杂牌三分之一，我们三分之一。打来打去，杂牌会和我们靠拢的。我们将越打越大。

全国、全世界的大势，我向上，敌向下。只要发动群众，在东北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来，我必胜。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会议上的报告要点。」

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九四七年四月）

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九四七年四月）

一

（一）杜（注「杜聿明（一九○四一一九八一），陕西米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314、320页。」）已下令攻辑、濛、临、松（注「辑指辑安县，即今吉林省集安县。濛指濛江县，即今吉林省靖宇县。临指临江县，今为吉林省浑江市（驻八道江镇）。松指抚松县，今吉林省的一个县。--第320页。」），企图歼我主力于狭窄的长白山地区。其进攻兵力为驻桓仁之九十一师、二师、一九五师、三十师之一部集结三源浦（注「三源浦--是今吉林省柳河县的一个镇。--第320页。」），二十二师已接防梅海，尚有两装甲兵团已到龙梅（注「梅海、龙梅--都是指海龙、梅河口一线。当时海龙县驻海龙镇，后迁梅河口镇。海龙县今为吉林省梅河口市。--第320页。」），二○七师一部已接防永陵（注「永陵--是今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镇。--第320页。」）、兴京（注「兴京--即今辽宁省新宾县。--第320页。」），十四师主力布于安奉路（注「安奉路--指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至沈阳段铁路。沈阳旧称奉天。--第320页。」）两侧“清剿”。据密息，八十八师已南下集中八面城（注「八面城--是今辽宁省昌图县的一个镇。--第320页。」），意图不明。

（二）在此情况下，已决定四纵（注「四纵--指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一九四八年，东北民主联军先后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三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320页。」）全部伸向通化、桓仁、浑江以西，在安奉路两侧“大闹天宫”，消灭弱敌，调动敌人，支持地方。如敌围歼计划不变，则决以三纵（注「三纵--指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之一。--第321页。」）一部坚持长白山区外，主力亦到敌后。那时除长白（注「长白--即今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第321页。」）外，其余县城均将被占。估计两个大兵团到敌后作战，在伤兵、减员、补充等问题上极端困难。但不经反复、长期艰苦斗争，不能坚持南满（注「南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大连线以东的庄河、安东（今丹东）、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第301、306、321、371页。」）。

（三）我们希望：（甲）东（注「东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长春线以东的吉林、西安（今东辽）、延吉、安图、敦化等地区。--第300、321页。」）、西（注「西满--指当时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线以西的齐齐哈尔、洮南（今洮安）、扶余、双辽、开鲁、阜新等地区。--第300、306、321页。」、北满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第300、303、321、349、371、382页。」）能牵制住当前敌人；（乙）北满给我们一万吨粮。

以上各点妥否？请示。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萧劲光、陈云、萧华、程世才致林彪、东北局并中共中央电）

二

（一）我们是十一月二十七日晚到临江的（注「指陈云和萧劲光。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报经中央批准，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也称南满分局），陈云任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萧劲光任辽东分局副书记兼辽东军区司令员。他们是按照这个任职决定，从哈尔滨到当时辽东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临江的。--第321页。」）。三纵队已于十一月十六日改组领导，派了新的领导人。程、罗、唐（注「程指程世才（一九一二一一九九○），湖北礼山（今大悟）人，当时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罗指罗舜初（一九一二--一九八一），福建上杭人，当时任辽东军区参谋长。唐指唐凯，一九一六年生，湖北黄陂人，当时任辽东军区副政治委员。--第321页。」）等都到了辽东军区（注「辽东军区--也称南满军区，是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的一个军区，下辖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安东、辽宁、辽南三个军区及其直属的部队，总兵力不足四万人。--第321页。」）。据萧华（注「萧华（一九一六--一九八五），江西兴国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辽东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第321页。」）同志对我说，此事曾得林总（注「林总--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21页。」）同意。

（二）农民群众已经在分地后确知八路（注「八路--即八路军，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简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力之一。解放战争时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里是沿用旧称。--第321页。」）是代表他们利益的。因此，当我军未退时，担架是可以组织的，一切是可以完成任务的。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形式，而是表明群众真正有了觉悟。此次我军撤退，亦无群众扣捕落伍人员事件，相反，个别群众还有掩护的。这是四个月来（从七月起）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以后，在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农村以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获得土地。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第321页。」）的效果。

但群众鉴于日俄战争（注「日俄战争--指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它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战场主要在奉天（今沈阳）、辽阳地区和旅顺口一带，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一九○四年二月八日，日军突然袭击俄国在旅顺口的舰队。次年一月，攻占旅顺口。接着，又在奉天附近击溃俄国陆军主力。俄国从波罗的海调来增援的舰队，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击溃。后经美国斡旋，一九○五年九月五日日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取代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第321页。」）、“九一八”（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随后，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进犯。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了这三个省。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三年二月，日军又进攻热河省（今分别划归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前后不过十天，热河全境沦陷。接着，日军向长城一线进犯。五月，日军侵入察北（察哈尔省今分别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和山西省）和冀东，向华北扩展。--第27、321页。」）、“八一五”（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子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日子，简称“八一五”。--第303、321、353页。」）的经验，认为后退者必一去不返。因此，他们认为我军大势已去，眼看已得利益不可保，并且最重要的是已得利益不多，不值得为此而拼死斗争。所以敌来时，大家不逃，村干部出来维持顽军（注「顽军--指当时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军队。--第322页。」）（也是顽军的需要，要他们派夫派差），所有我寄存群众家中或埋藏的物资（群众知道的），群众统统献给顽军或保安队、警察。民兵一部被坏人领导投敌，大部散了。区中队也如此。本地干部不愿离家，或离家随队几天，陆续溜走，只有少数（每县二十人左右）尚随我地方武装行动。县大队大量逃跑，完全不能抵抗保安队、警察。

南满情况警告了我们全东北（尤其北满未沦陷区），如果今冬明春敌向东、北、西满进攻时，在任何被占区中都必发生与南满同样情形，即不论土地分得如何彻底，但因为时间太短，群众得利不多（如果我保持了三年以上的地区或可例外），不能希望群众起来游击或摆地雷阵，不能希望群众与我并肩作战。我此刻深深体会“拉锯”反复斗争的意义，不如此，群众是不能进一步起来的。内战（注「指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称土地革命战争或十年内战。--第322页。」）、抗战都经过这样时期。请你们研究为了弥补群众不能立即起来武装参战的缺憾，应否在军事上作其他的补救。例如林总前天发的电报，要各部积极滞止敌人，不使敌如入无人之境。此外，许多同志提到我们在若干地方应该做些工事，这当然与死守有区别。这一方面，我觉得大家应研究。

过去南满有些是接敌区，有些（如联合县注「当时将被分割在南满敌后的几个毗邻县组织起来，实行统一领导，以适应斗争的环境，故称联合县。例如，沈铁抚联合县，沈指沈阳县（后来撤销，并入沈阳市），铁指铁岭县，抚指抚顺县。--第322页。」），甚至是半岛式的接敌根据地，三面是敌，只有一条很狭的路通我大后方。在接敌区与半岛式区中，我们都有经验，证明那里在敌人普通进攻（不是“大扫荡”）情况下可以坚持，而且群众情况与中心区差不多，甚至群众对国民党纪律坏这一点的认识要更深刻些。但对于四面是敌的区域，过去尚无经验，而南满现在绝大部分是这种区域。注视和研究这种区域的工作和经验，成为南满工作的中心。

现在问，在敌后坚持与建立游击根据地或小块、大块根据地有无希望？要回答这个问题，须从两个条件看。一个条件大概有把握了，另一条件客观上存在着把握，还须实践证明。哪两个条件呢？其一，消灭敌地方武装，使敌正规军兵力空虚。安奉与南满两铁路（注「这里所说的南满铁路，指沈阳至大连段铁路。--第323页。」）间，敌只有十四师的四十一团，新六军的运输团，一八四师残部，其他都是保安队、县警察和大团（地主武装）。长春、吉奉、平梅三铁路（注「这里所说的长春铁路，指长春至沈阳段铁路。吉奉铁路即吉林至沈阳段铁路。平梅铁路即四平至梅河口段铁路。--第323页。」）间，正规军亦少。过去敌“扫荡”时所安的三十余据点，现在只剩十二个。我有三股武装共十一个连已进去二十天，打了四个据点，来电要后续部队与干部去。由此可见，敌正规军兵力不足。我们必须捉定敌人这一弱点，使敌人顾了后方顾不了正面，顾了正面顾不了后方。从东北全局看，使敌人顾了南满顾不了北满。为了扩大敌人这一弱点，我们正在设想，敌后多打保安队（即敌地方主力，大部是过去土匪改编的）、县警察（一部是原土匪，另外是伪满注「伪满--指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康德”。一九四五年八月，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第305、307、323、380页。」警特）和大团（地主武装）。消灭了这些，就使其正规军不能不填防，这就实际上减少了正面与全东北敌人进攻的机动兵力。同时，敌地方部队对我根据地“清剿”与破坏最厉害，而且我要发动农民，保护农民利益，也须打击这些反动地方武装。所以消灭敌人与发动群众是二而一的任务（当然发动群众不止打击敌地方武装这一点）。要实现这一条，我们在敌后的部队就要在战斗力上能消灭保安队和不怕敌正规军。这一点，我以为我们可以做到。

第二个条件，保护农民切身利益。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的积极性是建筑在切身利益基础上的，得利越多积极性越高。在敌后我们要使农民得利。现在要研究有什么利可让农民得，农民有什么利需要我们去保护。这一定要弄清敌占后的农村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大体可以设想的是下列几个：今年分地所得的粮食是否退还地主，明年我们能否让农民种上今年分得的土地，地主对清算（注「清算运动--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解放区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目的是清算汉奸、伪军的罪行，收回被他们霸占的土地、财产，摧毁伪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组织群众团体。--第303、324页。」）的报复和抽壮丁。现在想到的是这么几点，敌来后一定还有许多具体事件，如敲诈、抢劫、奸淫等等。根据现在农民、地主和国顽（注「国顽--指当时国民党内坚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派。--第324页。」）三方材料看来，敌后客观上存在着重大的阶级斗争，我们军队去，一定受到欢迎。我推想，欢迎的程度甚至会超过未沦陷时。因为那时国民党还未直接压迫这里的农民，现在是直接压迫了农民。在这些切身利益中，首先是保护今年分地所得之粮，只要吃了分地所得之粮，农民必然增加对土地斗争的决心。其次是解除国民党来后的一切日常压迫。再其次是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明年农民种上所分得的地，只要农民在其分得之地上加了工，大体上就可设想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秋收冬藏了。所有上述这些，仅仅是推想，都需实践证明。但大部农民想把今年分地所得的粮食自己受用，这是有确实材料的。我与安东、赛马注「赛马--是今辽宁省凤城县的一个集镇。--第324页。」等地退来临江的七个农民谈话，他们说农民早把大部粮食藏于密窖，只以十之一二放在仓内，以便应付地主。如地主要粮时，即说收成坏或被八路吃了来应付。据说，这种藏粮办法，在伪满时代农民怕出荷（注「出荷--指强迫农民缴纳以实物为主的捐税。--第324页。」）就行了的。农民是我们的老师，一切办法可以从他们那里去找，反转来我们加以集中提高和运用。据昨天从宽甸、桓仁、凤凰城（注「凤凰城--即今辽宁省凤城县。--第324页。」）回来的地委组织部长讲，那边农民的粮在场上已看不到了，大概用这种藏粮办法藏了。这样说来，敌后农民藏粮与地主要粮的斗争是一定存在的。此外，地主要报复，这也是一定的，开明观望者不会太多。那末，敌后客观上存在着阶级斗争是无疑的了。今冬是机会，决不能放过。

这里，我要着重指出敌后坚持中相互配合的问题。必须有三种配合：一是游击区与游击区的配合，如果此动彼不动，则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二是正面与敌后的配合，正面至少要吸引住当面敌人，不增加敌后负担。三是南满与北满、东满、西满的配合。在这一点上，首先应该确定，南满准备打烂坛坛罐罐，吸住敌人，使之不能北进，以便北满争取时间。另一方面，东、西、北满要吸住当前敌人，东满要在吉奉线深入一股游击队，辽西（注「这里所说的辽西，指西满。--第325页。」）要在铁法康（注「铁法康--指今辽宁省的铁岭县、法库县和康平县。--第325页。」）继续坚持斗争。南满各区我们自己督促配合。再大一点的范围来说，关内、关外要有配合。现在关内正打，配合了我们关外。如此配合下去，敌关外不能增兵，则北满与东、西、南满很有可为。希望你们时时注视敌从关内增兵来关外的消息。

（三）地方武装问题。事实证明，打过土匪的民兵区中队都没有用，应该在敌占前，或则改编给主力，或则先后退整理，求精不在乎多。林总提出先后退整理，然后再回去，此法可行。县大队是小部叛、大量逃，也以早些改编一部分给主力为妙，免得济敌。那末，敌来时何种队伍没有垮呢？只有地方基干团。虽然也有逃亡的，也不能打正规顽军，但减员之后还能撑住。因此，东、西、北满各地每个分区都须有两个基干团（强者应如松江王奎先注「王奎先，一九一六年生，安徽霍丘人。当时任松江军区哈南军分区司令员。第七团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由他率领从辽东地区到松江军区的。--第325页。」之七团，次者亦须如温玉成注「温玉成（一九一五--一九八九），江西兴国人。当时任松江军区哈东军分区司令员。哈东军分区当时下辖第一、第三两个团。--第325页。」之一、三团），没有这样的团，敌来时是毫无办法支持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