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又宣布：有为期两个月的时间，可容“前往大陆被迫附匪分子”来一次“总登记”。负责承办该一“总登记”活动的便是当时任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王超凡。王超凡原以为这第三回合的网罗周至、收获丰硕，想必可立上一功，殊不料在呈送所有档案之际，却遗失了《港澳地区附“匪”分子检举清册》一份。此事秘而不宣，知情者惟恐株连及己，殆获不测之罪，只好一方面在公文作业上延宕呈报时日，以“港澳地区工作另行汇整”为由掩饰，另一方面则对港澳方面涉嫌“附匪人士”重新展开积极查访——甚至罗织——活动。

是时外间关注其事者，多以为港澳一带为国共两造情报人员交锋前线，敌我溷迹杂厕，诚清查之不易，以致迁延未果。独王超凡深知：必有意图匿隐该次“总登记”之结果者近在咫尺、格肘腋。

到一九五八年七月，保安司令部连同台北卫戍总部、台湾防卫总部和民防司令部一并撤销，一干任务全由新成立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接管，隶属“国防部”；王超凡仍然做他的政治部主任。此时，那份重新调查制作的“港澳地区附匪分子检举清册”已经登录完竣，正准备呈报总司令黄镇球上将。不料有那么一天，王超凡赫然在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了遗失整整三年之久的第一份清册。

这一下麻烦来了：他究竟该呈报哪一份？设若以失而复得的一份为可信，则谁能担保在过往三年之间，此册未经人增删变造？设若以重制的一份为可信，则万一那遗失的一份之中隐伏着什么重大而真确的匪谍情报，岂不怙恶诬良，反而蹈陷机栝？

如此再三寻绎，似乎只有一途、且绝不可假手于他者：他得亲自比对这两份清册之间的差异如何，才能进一步判断，孰为可信、孰为可疑？

显然，新册比老册多出不少名单以及据之而衍生的调查报告——其原因可想而知的：那些怀忧存疑、戒慎恐惧的谍报人员直接从王超凡处接获“重新彻查”的密令，岂敢不戮力效命、务期“宁可错杀一百、不可疏漏一人”而后已？是以在这一方面，王超凡也将就着“宁可信其有”了。

然而在另一方面，以旧册产生的方式言之，由于涵盖区域是港澳，原非省属保安司令部辖区，为免引起“国际”纠纷，是以当时办理“总登记”时，自不可大张旗鼓而为之，乃以极其隐秘的手段实施——尤其是那些主动前往“表白”乃至“检举”的人士，多是借着参加当地侨界慈善晚会活动的机会与政府情报人员接触，再以一对一方式密约恳谈，从而完成了清查。其中便有这么一个蹊跷之处——一个在旧册中遭人检举为“附匪分子”的人士却在新册中摇身一变而成为检举人，他的名字叫“周鸿庆”。

这里头大有文章。试想：清册虽然有新旧两份，可是“总登记”之实施却只有一次，且只在一九五五年的六月十五日到八月十五日之间、短短的六十一天而已。倘若在此期间，“周鸿庆”的确经人检举为“附匪分子”，他又怎么可能在同一次“总登记”中检举他人呢？

再看检举内容：旧册中检举“周鸿庆”者为施品才和康用才，此二人原为老漕帮光棍，一向在总舵主万砚方身边任事。直至迁台前夕，曾由万砚方亲荐入保密局服勤，为“国防部”资深的情报工作人员。这两人提供的检举事证非常详细；包括了“周鸿庆”如何因经营酒店之便结识连贯、又如何因连贯之故而迷上了照相术以及如何斥资搜购德国制造的精密照相仪器——除了个人庋藏把玩之外，更复转手提供连贯所主持的“匪伪”办事处特工使用。这些情事，都有照片、发票、仪器水单、前线跟监人员逐日笔录乃至“周鸿庆”多次往来香港、上海、广州之间的机票存根为附件以资证明。换言之，“周鸿庆”非但与“匪”过从甚密，甚至还有资“匪”助“匪”的嫌疑。检举人更在备注栏中建议：“宜从速制裁。”

然而与此相较，新册所载者却有极大的出入。“周鸿庆”由“附匪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我方潜伏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其与连贯系统人马往来的一切内容都成为另一项重大任务之必要准备。身为检举人，“周鸿庆”的确也善尽其职，揭发了一宗自香港利用空运邮包贩毒来台的案子。此案的被检举人叫林木发，台北市人，从事电影胶卷和放映器材的进口生意。由于时常往返港台之间，也成为酒店常客，某日于酒后无意间透露其勾串港台两地邮政及海关人员、以寄运邮包为掩护、将毒品输入台湾的买卖，并力邀检举人入伙，俾能助其“开发货源”。

王超凡读到此处，立刻向省警务处电询一九五五年六月至八月间查缉走私毒品的案底，几个小时以后，回复电话来报：就在该年六月十六日，省警务处破获了这一宗“林木发案”。详情果如新册中“周鸿庆”所描述的一般：香港毒贩在航空邮袋中夹入毒品，配合定期班机，依照联络所定日期，寄抵台湾。于运输车将邮件送到邮局途中，预先被收买的邮务人员便先将毒品取出，以逃过安检。据省警务处方面表示，林木发用这套弄鬼搬神、瞒天过海的手法贩毒已有四年之久，共输入五千多两的高纯度海洛因。经鉴识人员比对，毒物应该来自中国大陆的云南地区。至于林木发本人则已获判无期徒刑，但是发监执行未及两日，便暴毙了，死因不明。法医研判与此人自己的毒瘾有关。

林木发本人死因如何，于王超凡而言并不重要，他所关心且棘手的问题则是他益发无法定夺：这新旧二册该以孰为可依可据之资？无可奈何之下，王超凡只好硬着头皮私下求见总司令黄镇球，把前因后果尽以口头报告了，并且敦请裁示。黄镇球出身保定军校，根本不是搞特务的料，除了抓拿几个异议分子、查禁几首靡靡之音、收烧几本危言耸听的书刊杂志之外，还真弄不清情治单位各路人马的底细。此外，一次“总登记”捅出两本清册，这又涉及手下一级主管的重大疏失和延误，一旦作了裁示，说不定会破坏了其他单位在港澳甚至敌后的工作布建；倘若不作裁示而呈报上级处置，则刚成立未几的警备总司令部使出了这样一个纰漏，情何以堪？思之再四，黄镇球把两份清册都压下来了，并且亲口嘱咐王超凡：“这‘自首办法’也好、‘检举办法’也好，都是老案子了——一次清查得不彻底，就原案再做一次；两次做不干净，就来个第三次。你给另外想个名目，换几个执行的人，再查一回。”

这一席话便为“总登记”弄巧成拙的纰漏解了套，也为几年之后的“反共自觉运动”定了调——这是一桩可以往复翻折、层出不穷的勾当，每隔一段时间便发动一回。黄镇球的结论很简单，也很透露着因无能而无为的阴柔色彩：“昨日之敌或为今日之友；今日之友或为明日之敌；咱们后天再看亦复不迟。”

从这一连串治丝益棼的“自首”、“检举”、“总登记”到“反共自觉”，真正隐身其后的人物始终未曾现形——是谁取去了“总登记”旧册？又是谁将之完璧归赵的呢？他的居心用意又是如何呢？

先揭谜底：这人正是李绶武。

次说缘由：依照魏三爷的叙述，李绶武潜入省保安司令部窃阅那份《港澳地区附“匪”分子检举清册》另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动机——他在追查施品才、康用才二人是否涉及了另一桩“无头公案”。至于那“无头公案”为何？魏三爷无暇细论，是以直到走笔于此的今日，我亦不详其实。

倒是李绶武从那检举清册里窥看出另外一事的眉目，那就是：建议制裁“周鸿庆”的行动何以如此迫切？制裁了“周鸿庆”将对什么人、什么事有什么好处？

如果以老漕帮立场言之，倘若从当年杭州商会会馆莫人杰遇刺一案之后的重重疑云来看，这“周鸿庆”非但不应率尔杀之，反而更应保全，加以深诘细问，当可使故实水落石出。然则，施品才、康用才以“资匪助匪”嫌疑力主锄奸便非基于庵清光棍考虑，而是另有密意了。设若再从“周鸿庆”所犯之事来看，不过是巴结大陆驻港的情报头子，兼之借贩售些并未直接关涉军事机密的器材、从中渔利而已，其罪何以致死？仅此一疑，李绶武便不得不揣测：施、康二人另有所事，更另有所谋。

“如果高阳老弟你是绶武，你会如何设想？”魏三爷一面说、一面抓起掌下二书，浑似摇晃折扇一般扇起风来。我觑眼一打量，竟是两巨册我从未寓目的《七海惊雷》和《奇门遁甲术概要》。

“若以三爷方才之言观之，‘周鸿庆’一旦遭了‘制裁’，当年杭州商会会馆的一宗血案便再也没有事主人证，假借‘周氏纸厂’名义兑币而落袋的亿万之资也除掉了名义上的金主，得其利者非洪达展而何？”

“这一回，老弟你进了半步、还差半步。”魏三爷继续点着头。此际车过林口——或许因为是周日之故，高速公路十分壅塞，车阵绵延无尽。我既恐迟到赶不上班机，复恐来不及听完三爷条分缕析的奇闻，正有些焦躁的意思，三爷却像是看出了我的心事，忙道，“你再想想另一本《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的内容，就明白过来了。”

“是陶带文那一本么？”

“是李绶武的那一本。”

魏三爷又“呼呼”诡笑了两声，我立刻憬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陶带文”应该就是从“南昌行营”时代即已缘借贺衷寒的关系而成为政府核心策士之一的李绶武。毋怪乎《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之中以相当长的篇幅和十分细腻的笔墨勾稽出政府自成立以来、迄于迁台前后的数十年间与各种帮会之间结络缠绾的。然因我素不喜言地方械斗团体间的小恩小怨、细是细非，只不过在《清帮》一书中颇采了几则陶带文信而有征的考辨佐证，据而立说——大约这也正是魏三爷所谓“兰台大令所不能言、不敢言，甚至不知其可以为言的材料”者。

一旦明白了“陶带文”即是李绶武，再佐以田仲武所曾告我的一段“南昌行营”的奇遇，我当下对《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它恐怕正是李绶武在“南昌行营”披阅各种密档而重新浇铸编织起来的一部谱牒，不啻如魏三爷所谓“填补官修正史”，恐怕还另行打造了一部近代历史。

在迟徐其行的车阵里，我却如电光石火般跨出了魏三爷所说的那“半步”——

据《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载：洪达展之所以能涉足政坛，乃是由于他早在民国二十年代初叶即已投效戴笠一系的特务系统，曾经替魏三爷口称的“老头子”秘发一窖，私贮巨金，所藏者除了早年从老漕帮孝敬“每月助饷两千万银元”伊始之积累外，还有日后抗战胜利以来陆续自日方接收的庞大资产和物业之所变现者。此事极密，原只戴笠、洪达展和“老头子”本人知之而已。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老头子”迫于形势，不得不签署一《双十协定》，其中有那么一条：国民党须同意取消一干迫害共产党不遗余力的特务机关。在“老头子”而言，这是为维持大局表面上的统一、不得不然的虚与委蛇之计。但是看在戴笠眼里，这分明是假借斡旋寇仇之形势、遂行藏弓烹狗的两面手法。为了保全羽翼甚至扩张爪牙，戴笠只能另求奥援，找上了美国人。

话说抗战后期的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杨家山签约成立。世人皆知，这是一个结合中美武装特务工作的机构，主任即是戴笠，副主任则是一个叫梅乐斯的美国海军中校。戴笠伺候梅乐斯是极周到的，另据《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声色门”可证：经由哥老会方面媒介，戴笠曾为梅乐斯置一外室——此姝姓李名丽，号称“舞国皇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尝渲而染之，以为李丽是戴笠的情妇。戴笠亦从不就此而辩解片言，揆诸老特务之行径居心可知：其实戴笠正欲借这样的谣言为障眼法，目的当然是巧为掩饰，以笼络梅乐斯了。

“舞后”牌不意发挥了作用。正当戴笠自伤秋扇、坐困愁城之际，梅乐斯给出了个主意，算是答报了戴笠好一番赠妾的美意——由梅乐斯本人居间撮合，向美国海军方面接洽、活动，以一部分堪用的舰队支援国府，大壮“老头子”声势，俾能在战后迅速号召军心士气，完成统一中兴的事功。当然，戴笠更能从中得到一些好处——那就是由美方提议：让戴笠掌握海军。

这个兜绕了不少弯子的挟洋自重之计显然瞒不过“老头子”。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初，他亲自写了一封公文、外加一份附件，交给了代号“佑洪”的洪达展。

公文上仅说明：戴笠将于三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分乘航委会C47222号机自青岛飞上海。附件则是戴笠在民国十九年亲笔拟稿交办的一份密令：以制造车祸方式“制裁”一位突然崛起于金融圈的银行家。昔日被“制裁”掉的银行家正是洪达展的父亲。“老头子”这一手用意至明：我替你找出了杀父仇人，你看着办罢。

洪达展如何揣摩“老头子”方面的用心则非旁人所能体会，但是戴笠等一行七人坠机殒命则是不争的事实。从另一个角度存想：洪达展手刃戴笠的一节又何止是报杀父之仇而已？对于一个久居君侧、深识雄猜的帮会首领兼党国要员而言，如何在“老头子”面前释疑避祸恐怕才是戴笠横死的最大教训了。以此而言，“周鸿庆”若是在香港给无声无息地“制裁”掉，不只杭州旧案再无对证，就连“千岁馆”招惹上的“附匪”之嫌也可涤清洗净了。

不过，魏三爷所谓的“还差半步”，实则另有首尾——那就是当李绶武串演了一折《盗宗卷》之后，洪达展如何旋转乾坤、支应了一步险棋。简言之，在不知道清册落于何人之手的时候，洪达展只能够作最坏的打算：“老头子”又叠架出另一系神不知、鬼不觉、直接听令于“官邸”的特务部队来了。

以洪达展之娴于特情作业，当然知道，对付已然得知某事的情报人员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供对方另一个和某事全然相反甚至矛盾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后者要比前者更容易验证。在疑心生暗鬼的洪达展看来，清册遗失且迟迟未见任何“制裁”行动的部署、展开只意味着“老头子”对“周鸿庆”之是否“附匪”有了重大的疑虑。

此外，还有一个背景恐怕也是令洪达展担心的，此事俱载于“留都龙隐”（应该就是李绶武的另一化名）为《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所撰之代跋长文的注脚之中。彼一注脚所注者是那篇代跋里的一个句子：“世乱隐于谍阵。”

这条注脚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本意是在澄清一个相对于上文“世治隐于市廛”的理念；强调在政局乌烟瘴气的时代，从事情报侦搜是种既可以充实个人智识，复得以保存历史真相的工作。后一部分却是以“国府”迁台之后“谍阵错综紊乱”为例，指陈情报单位骈拇枝指、歧路亡羊的实况。另眼观之，竟可体会作者似有刻意暴露内幕之用心。今试将这一部分改写成语体文，其大意如此：

“……情治系统的错综紊乱其实正是隐于谍阵之人的严酷考验。主事者既渴望广置耳目，又担心不能独擅权柄；既畏忌众说纷纭，又深恐陷于谬宠偏听。是以常不免东建一个卫、西设一个厂、南加一个处、北添一个局，叠床架屋、骈拇枝指。我就曾经见识过一桩奇案：一名由保密局派赴海外前进基地的某情报人员遭中统局检举为‘匪嫌’，通令缉捕之际发现错误，却因事权不隶、无法销案。延宕多年而未果，最后转由‘国防部’特勤室以‘策反’名义处分，令某改名换姓，始得重新归建。诸如此类歧路亡羊、掘垣补壁的纷扰直到‘长九’改组才一度稍见改善，久之故态复萌。故知谍阵扑朔迷离，可谓‘诋谮争逐，诬亵丛出’。若非真正能淡泊名利、不计毁誉的智者，是很难求隐于此的。即令勉而为之，亦终必沦为奸诡狡狯之流，除了城府愈发阴刻之外，别无淑世助人之善。”

这条看似道德文章的注脚提到了“长九”，是十分要紧的节目。乍听之下，“长九”不免令人想起“天九牌”里的“长三”——是否借此隐覆，我不敢断言。不过“长九”所指的是一枚长条戳章，上刻方框九字阳文，曰“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九字。在当时，此戳章之威望可比“国玺”。这个机关成立于一九五年代初期，由“老头子”钦命“太子爷”出面组织，一个名称叫“革命行动委员会”，另一个名称叫“政治行动委员会”。目的就是在统合党系的“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由“军统局”衍变而成的“国防部”保密局、台湾省警务处、保安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外交部”情报局、军中政四（主管保防）单位等可以说多头马车各行其道的组织。“太子爷”任“长九”主任委员，各组织原先的首长便是委员。征诸日后之迹视之，“老头子”要统合、整顿这些组织只不过是借口，真正的用意则是让“太子爷”控制一段情治单位，说历练也可以，说树威也可以。

不过，“太子爷”的八字是“一水二火三土二金”，如万山丛中有一涓滴细流，蜿蜒曲折而下，非苦命奔赴、戮力布溉不可。他搞起“长九”来可是玩真的——不意当真撞破前引注脚中所言及之“海外前进基地”的一宗纰漏。

有一回“太子爷”微服过访西门町吃小摊，随意与邻座食客搭讪，一眼认出那食客是曾在石牌特务训练班受过训、派赴敌后的“工作同志”，两人才打了个照面，那人却撒腿就跑。“太子爷”按捺未发，吃完点心，回部查办。随即发现此人受训结业之后的确派赴大陆，且定期有回报信函取道香港转递至我方情治单位信箱，函内经常附有在广州、汕头甚至上海某地张贴“反共”标语的照片，最近的一封是两天前才投寄的。但是该员并未“中止任务”，不该在西门町现身。“太子爷”当然没有看走眼，只不过那位“工作同志”也不在敌后——一切活动都是他老兄发包给得以自由出入大陆和香港两地的亲友干的，至于任务奖金，自然也由双方朋分销账。

这宗纰漏让“太子爷”极为震怒，认为“长九”绝非“长久”之计，它无论如何只是“机要室里的一个资料组”。当真要做好各种情治工作，就非得进一步将各组织统合在体制面的层次不可。这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长九”撤销、改名“国防会议”——也就是十二年后成立的“国家安全会议”的前身。

“留都龙隐”称“‘长九’改组”应即指“国防会议”之成立。然而继之以“一度稍见改善，久之故态复萌”，显见一九五五年四月以降的某段期间，正是“太子爷”操戈执斧、锐意求治的时期，也正是我判断“令洪达展担心”的一个背景。试想：“国防会议”甫出兼月，万一是“太子爷”方面的人马得着了遗失清册，甚或只是风闻有清册遗失而加紧查察，一旦循线蹑迹，找上了“周鸿庆”，两头对证之下，岂不穿帮露馅？于是洪达展索性另辟蹊径，从层级较低、较容易对付的单位下手——那就是台湾省警务处了。

这一步险棋莫说“太子爷”不可能预闻，就连黄镇球和王超凡也始终被蒙在鼓里。洪达展买通了警务处一个管档案的科员，挑上“林木发”这个案子，给捏造了一名叫“周鸿庆”的检举人。之所以大费周章动了这么一番手脚，完全基于洪达展误以为“总登记”清册落入了“老头子”或“太子爷”之手。依照洪达展的老谋深算来研判，既然有建议“宜速制裁”的案子惊动到这对父子的层次，他们一定会另外检派人马清查“周鸿庆”的关系。果若因之而查到了他洪某人身上，想必也要亲口向他盘问。届时倘或一意撇清，反而徒增狐疑；不如索性以“早作海外布建”为由，逆其势以愕之——总然有“林木发”那么一个漂亮的大案子为凭据，“老头子”或“太子爷”焉有不信之理？

之所以认为“官邸”得着了甚至扣下了清册，其实并非没有道理——若说保安司令部会“遗失”如此机密重大的档案文件，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也正由于误判清册的去向，“周鸿庆”便摇身变作了由洪达展指挥、在港澳接敌地区（甚至可随时出入敌后）、绝对不容许暴露身份的“布建工作同志”了。至于“周鸿庆”本人，则恐怕从来不曾知道，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到一九五六、五七年之间，他的身份、作为和人格竟然有了如此巨大的转捩。

“我明白三爷所说的另外半步了。”我拊掌顿足，不禁笑了起来，“从‘世乱隐于谍阵’那条注子上一比对就知道，‘长九’雷厉风行那么一改组，让洪达展起了疑，原先想利用一般特务制裁手段的借刀杀人之计怕反而惹火烧身，于是干脆让‘周鸿庆’成了谍阵中的一枚棋子，如此一来，其他系统的人马反而不便任意接触了。不过，我倒认为李绶武反将一军、把清册又还回去的这一招更高。试想：警备总司令部一口气接管了好几个保安、情治单位，事权集中、协调便洽，只消稍一比对，不就看得出来，这个叫‘周鸿庆’的身份诡谲，说不定还是个双面谍。查到这一步上，洪达展污水衣，岂不越洗越浑？”

“无奈黄镇球畏葸偾事，来了个换汤不换药的‘反共自觉运动’。新瓶旧酒不说，一拖三年多才启动，反而给洪达展充分的时间另行布画——他当真把那个倒霉鬼给送到‘敌后’去了。这一节，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中也记之甚详，你不会不记得了罢？”

《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是水泥公司奖助出版的一部硕士论文，印数不多，我亦偶然问于旧书肆得之，对于作者陈秀美（观其名可想而知是一位女性）以一年轻硕士生的资历，居然能辑散搜轶、整理出卷帙如此庞大的千页巨作，其实是由衷地佩服。该书分类细密、考订翔实，为近二百年来中国南方庶民社会与天地会系统有关的生计活动作了十分完整的记录。但是它如何与“周鸿庆”给洪达展遣赴大陆有关，却诚非我所能解。正待向魏三爷请教，他却将手中二书递了过来，朝窗外逐渐疏解的车阵瞄了一眼，道：“一时忘了却也不妨。那本书是吾友钱静农之积学。静农为学不藏私，毕生所治都传授了这名弟子。老弟日后得闲再将此书检出，细读一回那陈秀美书前的题记便了。至于这两本，你也顺便拿去，旅次无聊之时翻看几眼，也是好的。只今日所余辰光不多，许多头绪一时也交代不及。你老弟心怀忐忑，魏三也不是不能体会——千言万语一句话：怎么找上你给捎带一本《肉笔浮世绘》的？不是吗？”

我执书在手，心却往下一沉——听他语气，此行竟有打鸭子上架的况味了。

“老弟无须忐忑，这本《肉笔浮世绘》在你一个老朋友手上，旁人他信不过，只有你老弟出马可保万无一失。”魏三爷说时又从袖筒里甩出一方名片来，上头印着几行小字，应该是头衔、地址、电话号码之属，可其中三个大字却令我十分眼熟——驹正春。

驹正春是纯正的日本人，曾任日本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有一年我在高雄演讲《红楼梦》，他来听讲，又托人介绍相识。由于他说一口极流利的“京片子”，谈起来才知道，他是北大留学生，念的虽然是经济，却听过我姑丈俞平伯先生的课，因而叙世谊定交。是后每逢他来台北，必共盘桓；回日后，岁时通问不绝。此次赴东京，自然要约他一叙契阔的。

“驹先生怎么也牵涉其中呢？”我问着，同时感到毛骨悚然起来。

“驹正春当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是后来的事。之前‘太子爷’尚未登极、仍然在阁揆任内时曾有访日一行，即是他陪侍接待，‘太子爷’晋见日皇，也是他担任的翻译官，这，你不会不知道罢？”

“驹先生是同我提过。可是三爷方才说，托带《肉笔浮世绘》另与‘那冒充周厨的莫人杰’有关，我却向未听驹先生说过——”

“那么他有没有向你说过，他还是一位伊贺的忍者呢？”魏三爷接着咧嘴哂道，“近世忍术之中有那么一门‘崩楼技’的绝学，还是我那位老兄弟钱静农祖上传至东瀛三岛去的。此中秘辛于《奥略楼清话》、《广天工开物杂钞》之中皆有记述。当真攀论起来，驹正春恐怕称得上是钱静农远房的师弟呢！不过这就又说远了。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你持此刺去见驹正春，个中曲折，届时他自会同你说了。”

“我同驹先生熟识，不需要名片了。”

“名片不是给他看的。”魏三爷径将名片夹入《奇门遁甲术概要》书页之中，继续吩咐道，“稍后你老弟进了机场，到免税店买两瓶酒——一瓶白兰地、一瓶威士忌——抵大阪旅馆之后，便将白兰地置于床头几上，瓶下压着这张名片。次日醒来，倘若名片不见了，便是驹正春门下弟子前来取去，你无须寻找。当日行程应该是夜宿京都，你且持威士忌出门，途中若为人鲁莽打破，亦不必计较，那也是驹正春派人所为，打破酒的人会把你前夜失落名片交回，但是背面则另书一地址，你且按址寻去，便见得着驹正春了。见着驹正春，也就拿到了《肉笔浮世绘》，大功告成也！”

带一本书的确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即令兹事果尔体大，高阳亦非畏影忌迹之人。但是这样叫人牵着鼻子走，仍使我有几分不惬。魏三爷却像是当下看出了我的心事，“呼呼”笑道：

“一九六四年春，郭嗣汾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红叶》为香港电懋相中，准备改拍成电影，签约之后，电懋方面托了一个叫龙芳的同你老弟接头，请你执笔改编成剧本——我说得没错罢？”

“是不错，不过大纲完成之后，陆运涛飞机失事，连龙芳也赔上一条老命，剧本的事也就没成。”我犹豫道，“这又与驹先生有关了么？”

“一九六五年八月，万老爷子骤尔升天。次年一月，你老弟给周弃子写了一封信，信上明明白白写道：‘近闻有《神医妙画方凤梧》之作问世。弃公曾谓：万氏诗髓画骨皆自惊鸦来，格在龟堂、半山之间。惜小子不敏，未及寓目。念惟万氏倏忽殒命，事颇讳隐，疑有他故。安得温犀秦镜、照幽鉴微，详其首尾，以俟不惑，即穷十年之力亦不足惜。’可有这话？”

经魏三爷这么一说，我似有所觉，然而更多的却是一份赧意——数十年来，我的确时常想起万砚方暴毙的疑案，偶读闲书，间有体会，却昧于片鳞残甲、管窥蠡测，而始终未得全貌。当年的豪语，于今思之，竟平添了讽诮之意。可是在另一方面，使我益觉讶异的是，从魏三爷的叙述可知，连周弃公都身涉其中了——起码，我给弃公的信函，魏三爷是读过的。

就在这个时刻，车行已至中正机场出境大厅廊前，我却几乎不想下车了，径向魏三爷答曰：“当年一诺，至今尚未兑现，惭愧得很。”

“若不是有那么几句痛快的话——高阳老弟，我也不会找上你的。算一算，你我在新衡先生府上初晤之时，我已经等了你十年啦！”魏三爷说着，一手拉开车门，跨步而出，道，“此去找着驹正春，取回《肉笔浮世绘》，也许连龙芳那宗案子都能访出一个下落来了。如此，也才不辜负了弃子老兄同我们这帮老鬼物的一番荐举之诚啊！”

“啊？”我倾身斜欹、抢忙将车窗完全摇落，道，“弃公是怎么说的？”

“他说你有造史之才，必可为吾等沉冤丧志之辈一探究竟、再著汗青呢！”

魏三爷说到这里，旋踵往车尾踅去。待我再一回头，右侧窗外仅见迎送人潮熙来攘往，哪里还有他的踪影？至于后事若何，我只能顺着周弃公之言，学唐代刘知幾在《史通·忤时》中的浩叹：真是“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啊！

且说到了大阪之后，住进旅馆，其情确如魏三爷所言：我放在床头几上的名片不翼而飞——不过丢失的不只是名片，梁上君子连那瓶白兰地亦一并取去。次日黄昏游京都之寺町通食街，我本欲遵魏三爷所嘱，持另一瓶威士忌在手，以为认记。无奈同行的张大春坚持要替我将拿，后生小子礼敬之意甚坚，我亦不便强拒。一路走了几里，正渐感索然之际，忽听大春一声恶吼，那瓶威士忌遂为一名头染绿发、足登风火轮之少年撞落，当下粉碎淋漓。大春与之论理，争奈言语不通，相互咆哮一阵，也就悻悻然散去。魏三爷说的那张名片，自然也就杳如黄鹤了。倒是那一夜同大春至一风韵如醇醪的徐娘所开设的小酒肆吃京料理，纵饮剧谈，说起风水命理之学。不道此子亦读过《奇门遁甲术概要》，此书偏是魏三爷临行所赠者之一，刻正在我箧中，遂与大春讨论数刻，惜其涵泳不足，莫可深议，乃罢。

原以为魏三爷交代的任务就此泡汤，虽然事不关己，仍未免有些懊恼。就在旅馆狭仄的房间之中惆怅着，电话铃响了。甫一接听、愁眉乍展——居然是驹正春，劈头第一句话便是：“替你持酒的那年轻人是谁？”我告以是一位同团旅行的年轻作家。驹正春沉吟片刻，道：“险些误我大事。不过，这个团你不要跟了。我已查过，此团明日再回大阪，转赴伊豆。你向杂志社方面告个假，伊豆风吕就留待来兹罢。你随我先留大阪，再去东京会团，可否？”

驹正春并没有告诉我，之所以希望我脱队是否皆因大春之不可信，不过他却坦然说明：若非我在那家吃京料理的小酒肆中谈到《奇门遁甲术概要》里的一些修辞细节，他是不会再致电联络的。回想起来，我与大春所讨论的“天冲值辰，鲤鱼上树，白虎出山，僧成群”一段文字，正出自魏三爷那一天夹放名片的书页之间，说来不无凑巧——倒是驹正春及其门下耳目侦伺之严、网罗之密，殆如明末阉党之“缇骑”，恐怕便非机缘际会所能解释。试问：难道连小酒肆中那位年可四十、薄施脂粉、举止娴雅的中年美妇竟也会是伊贺忍者的眼线么？真叫人不敢继续想下去了。

关于旅行团所见所闻，我另有《神往神田——兼谈日本的酒》一文记之，在此不赘。然而驹正春邀我滞留大阪一日的事，却须在此随手一志。

原来前一夜如由我亲自持酒而行，则一切按计划行事，我自按名片背面所载之地址去访书，也就见着了驹正春。可是叫大春这么一搅和，驹正春颇为见疑，深恐另有尴尬。我也只得向主办单位声称不耐团体生活，又须在旅次之间赶稿，还是脱队独游为宜。至此，驹正春更不放心我独游了，索性仍约在我去过的那家小酒肆——只不过连日二度造访，我已经没有心情欣赏那位“徐娘风味胜雏年”的美丽女主人了。

我依约到达，两人打过照面，并无寒暄——这跟以往是截然不同的——驹正春正色告我：第一，书就在我盘腿趺坐的榻榻米底下一只暗屉之中，散会之后再取，回到旅馆再看。第二，返台时将书置入随身行李之中，切勿打包托运。第三，旅次慎防有人掉包或窃取，如果可能，尽量随时照看注意。

交代完这些，驹正春苦笑了一下，摇头无奈道：“如此见面也好，这是自己人的地方，你我兄弟还可以多说两句知心话。只不过——”说到这里，他举目四顾，似是十分之不舍地环看了我们所置身这间雅室，叹了口长气。我随他视线望去，才发现此室乃阁中之阁，占地仅两席大小，矮几软垫、银灯泥垆，梁木虽低，却略无迫促之感，反而因为空间不甚宽敞，一应陈设，转瞬而尽收眼帘。我忽有所悟，道：“昨宵与大春来，倒不曾留意有此雅室——今夜一见，才明白陶渊明那句‘审容膝之易安’并非穷酸人自慰之语。”一面说着，我才又看见身后阑干之外竟是一座小小的梯间，曲径通幽，不知伊于胡底。

驹正春待我游观数过，才拊掌唤那美妇前来，以日语说了一大串，我只听出他句句用的《“文》都是敬语、辞气极《“人》其恳切，却不明白《“书》是什么意思。那美妇《“屋》亦和颜悦色地应了几句，间或也瞄了这房间两眼，微笑称答，仿佛十分同意，并随手朝我身后阑干上所贴的纸条比画了一下。不多时，清酒小菜捧上来了，四碟二碗，双盏对壶，的确精洁讲究。量固不多，我亦无心贪醉图饱，却是驹正春快人快语道：“你这一趟来，必定满腹狐疑，请无须客气，驹正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是。”

“其实也只两问而已。”我自斟一盏，敬了他一敬，道，“这《肉笔浮世绘》似与情治单位和秘密帮会之间有什么？敢问其详。此外，你老兄和此事又有什么关系？试说其故。”

驹正春似乎早已预知我会有此二问，闻言一举盏，仰饮立尽，笑道：“先说段往事罢！那是昭和三十八年九月间的事了——”

昭和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六三年。早在八月二十日上，日本池田勇人内阁突然宣布通过帮助大陆筹建一所人造纤维工厂的贷款案，价值高达两千万美元。此举在台北方面视之，不啻“援匪”，自然是极不友好的行动，便由“外交部”训令“驻日大使”张厉生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正抗议。当时已应美国国务院之邀、正准备起程赴美会晤肯尼迪总统的“太子爷”也暗中作了一个行程上的安排：倘若池田内阁有意片面改变与“国府”的关系，他会在回台途中秘密取道日本，亲自斡旋其事。

然而无论美、日乃至“国府”方面知其详情者甚鲜：实则这一笔贷款中的半数——也就是将近一千万美元——是由台湾方面某匿名人士提供，该人士的条件有三：第一，一旦“国府”循外交途径向日方施压，池田内阁则可宣布以更优惠延期付款方式继续加强对台贸易，但是贸易商品将由该人士代理。第二，“国府”与日龃龉期间，池田勇人得择期公开表示（或透过他国媒体访问途径）“国府”没有“光复大陆”的希望或意图。第三，为因应建厂工程需要，日本应邀请大陆先派遣一机具考察团赴日观摩、参访，其中一名团员将由这位匿名人士指定。

这三项台面底下的协议，池田内阁都做到了。那个全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油压机械友好访问考察团”的组织在同年九月二十四日抵达东京，预订全程考察时间为期两周，其中一位经指定邀请赴日的团员叫“周鸿庆”。早在此前的十二天和六天上，池田勇人已经分别发表了两次公开谈话——九月十二日、星期四，他重申协助大陆建厂的决定不变，并且宣示了对“国府”方面的贸易优惠方针。九月十八日、星期三，则在应答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特别强调：“日本对华政策并无改变；不过据日方了解，‘中华民国’政府似已无‘反攻大陆’之希望，亚洲和平将系于经贸活动之加强，各国间才有共存共荣之机会。”

这两次谈话果然令原本因贷款建厂事件已急速降温的双方关系益发雪上加霜。“太子爷”不得不在访美行程结束的次日临时搭机赴日，“太子爷”后首才着陆、张厉生前脚已经登机——被“老头子”急电召回述职了。时在九月二十一日。

“太子爷”是深知“老头子”脾气的，在这么一个满城风雨的时刻，他自然不宜作任何公开的拜访。然而人已经来到了日本，总不成匿身在下榻旅馆、扃门不出罢？遂向随员打听：有没有通晓中文、又熟悉池田内阁决策的人士，可以私与接洽、以便一询究竟者？随员中有一出身石牌训练班、曾多次赴中国大陆的干员，他见旁人都没了主意，只得应道：“有个当年在北大留过学的学生，现在内阁官房长官麾下任事，专司中国大陆经济问题研究，中文极佳，只不过传闻中此人曾习忍术，如果要接见，在安全上恐怕得格外加强，以免不测。”

“太子爷”听罢微微一笑，道：“用人不防，防人不用；人家真要怎么样，我就算穿一身水泥也无如之何。去找来罢。”

找来的正是驹正春。这便是他与“太子爷”的初晤。两人促膝独对，密谈了三个小时。其间琐屑，驹正春并未细说，要紧的话题是：当时池田勇人会否继续支持“国府”？——场面已经僵了，日本政府如果还肯回圜让步，也得有个台阶下；这台阶又该由“老头子”给，还是池田自己找？里头的学问不小。驹正春对某匿名人士以一千万美元提三条件的协议是略知其情的，然而兹事体大，尤其不能对“太子爷”道出，只得暗示：池田是个生意人，如何在各边政治关系的张力紧绷到最大程度的情况下攫取最多的利益，才是其所关切者。至于政策原则方面，池田不应有什么冒进的作为或裁示。

驹正春的建言是否启示了“太子爷”什么想法？我不得而知，然而十月七日爆发“周鸿庆事件”、九日消息曝光，十一月台[奇`书`网`整.理'提.供]湾各地由学生和青年发起不买日货、不看日本电影、不听日本音乐、不阅读日本书刊和不说日本话的“五不”看来，“太子爷”有可能从驹正春的谈话中间找到了对付生意人的办法。不过，驹正春自与“太子爷”接晤之后，却独对介乎大陆、“国府”和日本三方之间的这一连串密商、暗盘、私访等活动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辞出告别之际，“太子爷”忽然先问了一句：“驹君此番前来见我，不至于有什么不方便罢？”

“不会的，不会的。”

“这是因为忍术的高明，还是因为生意人的大度呢？”“太子爷”说了句令驹正春印象极为深刻的笑话——既赞赏了应邀前来遂“士大夫之私交”的驹正春，也恭维了池田政府的立场。在双方关系已然相当肃杀的当日，可以看出“太子爷”自有一派从容和体贴，驹正春竟然因此而深受感动了。

“周鸿庆”随团赴日，终于在签证到期的那一天搬演了一出令人措手不及的“投诚”事件，且立刻变质成日本政府难辞其咎的政治迫害事件。在驹正春看来，倘若“周鸿庆”根本没有向“国府投诚”的行动，自然不会被一个叫富田利明的计程车司机误送进苏联大使馆；可是一旦出现了误投的结果——苏联驻日使馆便不得不以“签证过期”为由，将之交付日本警方，成了池田勇人再向大陆要求加码的一枚活棋——如此则不能说，一切都是池田深谋远虑、布置了这么一盘可以接二连三向大陆示好的棋局，反而该回头深入调查：当初指定“周鸿庆”来日参访的那匿名人士究竟是谁？又有什么动机？

然而令驹正春大惑不解的是，打从十月七日起，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池田派前首相岸信介以特使身份抵台访问，发表友好声明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单位针对此案展开调查。其问只有昭和三十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深夜，驹正春忽奉内阁官房长官之令前往秘密拘禁“周鸿庆”的市ケ谷驿招待所作一探访，视其有无任何个人需要。驹正春得令即知：不日之内，“周鸿庆”便有可能会遣交大陆特派赴日处理此案的代表团。

这招待所名义上是东京私学会馆，平素亦对外开放，作旅馆经营，只七楼整层由内阁官房长官厅包下，以备不时之需。驹正春便是在七九号房见着“周鸿庆”的。

此人看上去年约三十四五岁，皮肤黝黑糙涩，似是劳动人口出身，要不，起码也生受了几载艰困。说一口夹杂着杭州和广东口音的普通官话，声音粗哑。他并不知道驹正春是日本人，一听来者殷殷相询，便急嘈嘈迸出来一大串言语：“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我说什么你们也是不会相信的。上了这许多当，我再也不说什么东西、也不听什么东西了。”

驹正春猜想：从十月七日开始，这八十天期间，一定已有大陆方面代表人士前来访视过他，或许这些人士曾假冒台湾当局名义，对他作了一些试探、侦测，而后复表白身份、加以恫吓，才会让他如此戒慎恐惧的。僵持了一阵之后，驹正春只得坦然告知：“敝国政府极可能在三两天之内便会将你交还北京派来的代表团。换言之，你是去不了台湾的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效劳的，就尽管说罢，敝国政府当会倾力促成，不负所托。”

这人闻言一怔，道：“你是日本人？”

驹正春点了点头。

那人却猛地放声大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忙不迭用手背擦泪抹鼻涕，咳呛连连，道：“要说起移花接木、借尸还魂的招数，我可是玩了二十年了——怎么？冒充起日本人，难道我就同你说了吗？”

“我不是来刺探阁下的。”驹正春肃容说道，“过两天你回到北京，贵政府自然会有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律程序。我的任务只是来询问阁下，需不需要什么——”

驹正春话还没说完，那人笑靥一紧，竟皱起千百条老纹，跟着号啕声作，有如猿鸣枭吼，一发不可收拾。可哭了不多久，似又想起什么，顺势摇摇头，嗟叹两声，怪笑一阵。如此哭罢了笑、笑罢了哭，惹得门外守卫人员不时还会开锁入内睃视一番。

是时已近子夜，驹正春不意这“周鸿庆”果真还有什么需求，便要告辞。对方见他要走，忽地抢身过来、跪在膝前、紧紧扯住裤管，道：“我决不能去台湾，也不再去大陆。你老兄若真是日本人，便不理他们的圈套，放我一条生路罢！”

根据驹正春原先的揣想：那匿名指定要“周鸿庆”随团赴日者或许和此人有什么亲故戚友的关系，可借此至“海外”一晤，聊解两地悬念之苦。及至闹出个“投诚”事件，便怀疑它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出于该匿名人士之预谋。果若如此，“周鸿庆”自然也是一心想赴台湾，好脱离传闻中艰辛困苦的竹幕生活才对。如今闻听他说“我决不能去台湾，也不再去大陆”之言，忽然心生一疑：既然闻知将遭遣返，在这紧要关头，此人不是更应力争赴台、以保一线生机吗？

驹正春强要拉他起立，无奈对方浑似一方植入地板之中的千钧石座，挣不动分毫。想这驹正春也是伊贺武士出身，一旦窥觉对方还有练家功架，更吃惊不已，暗中凝贯指力，扣住那人臂肘曲尺大穴，才一运劲，“周鸿庆”亦略有所觉，忡忡问道：“这是‘摆抖’！你果然是日本人！”

“摆抖”是神速拔刀道（lhai-do）里四个疾速连续从事的格式化动作之第三动。与拔刀、砍劈、归鞘既分又合，形成速战的基本形式。“摆抖”便是在挥击得手之后收刀入鞘之前的一个将刀刃上残留血滴抖落，以免沾染锈蚀的动作，讲究在转瞬交睫的刹那间完成。

高手过招、点到为止，驹正春这一出手，虽未当真以力伏之，却让对方尽懈心防，眼眸中也闪烁出点染着渴望的光芒：“看来你也是武者，便更该放我一条生路了。”

驹正春随即将他扶起，道：“你既然口口声声要‘投诚’，怎么又说‘决不能去台湾’呢？”

“我何时说要‘投诚’？何时又说要去台湾？”“周鸿庆”一面说时、一面已瞪起灰浊泛黄的一双大眼珠儿，暴声吼道，“从头到尾，便只一句话：‘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哪里说了要去台湾哪？去台湾？去台湾我半道上就叫‘老头子’给枪毙了！”

“既然不是去台湾，怎么又说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呢？”

“那是联络的暗语啊！”“周鸿庆”似是无意而然、迸出这么一句，随即噤声良久，瞳仁里初初绽放的神采从而渐熄渐暗，最后竟细眯眯地觑起眼缝，上下打量着驹正春，轻轻摇着头，冷笑道：“哼哼哼！老子险些儿又遭了道——你这鬼子莫非也是‘老头子’走狗、七绕八绕又绕回来套我口供？我横竖是死路一条，你且把我当个尸首，尸首是不会说话的。”

此后那“周鸿庆”果然就像一头垂死的狼一般，只把双眼珠子不住地朝驹正春身上往复盘看，时而怯惧、时而惊惶、时而愤怒、时而哀怜，仿佛他骋目所见者竟是好些个不同的人，为他带来了好些种错综芜乱的情绪。驹正春知道，他疯了，即令再说些什么，恐怕也都是谵呓妄语而已了。

驹正春旋即告辞，而“周鸿庆”果然在次日中午获得“释放”——当下交由大陆代表团押返中国大陆；此后再也没有这个人物的消息了。

然而，对驹正春来说，这不是一次单纯的事务性工作。他不得不怀疑：“周鸿庆”像个悬丝傀儡一般叫人摆布到东京来兜绕一圈、又似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人误以为要向“国府”投诚——此中是另有隐情的。所幸他并非全无线索。他还掌握了一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的暗语，以及闻听此一暗语之后却把“周鸿庆”送进苏联大使馆的计程车司机，富田利明。

由于治安方面的调查、搜证工作并非驹正春职责范围，是以如何合法地找到富田利明已经颇费周章。事实上，案发之初日本警视厅已为富田利明录制了口供，上头清清楚楚写着：“由于语言不通缘故，产生了误会，才将乘客载往同在使馆区的苏联大使馆。”富田利明并未涉及任何不法，录过口供之后立刻开释，如欲依循任何法务途径则是根本无权也无能寻获此人的。

幸而驹正春“另有管道”——关于这一点，他可以说是守口如瓶，无论如何不肯进一步解释，我只能推测，与其身为伊贺忍者的秘密组织有关，饶是如此，也花了将近两年的工夫，也就是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年的秋天才确然发现了富田利明的住处、所隶属的出租汽车会社以及经常往返营生的行驶路线。终有一天，驹正春拦下了他的车子，才就座，发现富田利明的左臂近肩袖处缝挂了一圈黑色的帛布——这是中国人在近亲长辈如父祖者过世后服丧的装扮，却非日本人的礼俗。驹正春登时福至心灵，以十分流利的中国话说了一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

富田利明闻言毫不迟疑，推杆入挡，车身刚向前行了几尺，又忽地煞住。驹正春从后视镜中与富田利明四目相接，他立刻知道：前后虽仅相去刹那，对方已略疑其身份、意图，遂重复了一遍去意，且刻意说得缓慢，可是字正腔圆。富田利明却状似十分无奈地耸了耸肩，以日语答道：“排挡坏了，我没有办法，非常抱歉。”

不消说，才到手的这条线索顷刻间又断了。富田利明自非等闲之辈，也正因如此，如果“周鸿庆”事件另有秘辛，则他更不会吐实了。

“就此罢手的话，真相岂不石沉大海，永无重见天日的机会了么？”我急急问道。

“当初我何尝不是如此作想？其灰心丧气，就不必多说了。”驹正春好整以暇地又喝了一杯，才悠悠然接道，“人生在世，许多事都是这样：当你汲汲营营、寻寻觅觅，蹉跎了无数光阴，到头来一无所得。可是一旦不忮不求、无无碍，忽一日涓滴穿石、水到渠成，一切却豁然开朗了。”

时隔近六年之后，“中华民国”迫于形势、宣布退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随即于次年二月赴中国大陆进行和平访问。驹正春在三月初接到新的派令，他的新职务是到外务省一个专门研究“两岸中国事务”的单位当专员。到差的头一桩任务是陪同一个叫邱永汉的商业巨子往台湾一行——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访问，之所以派驹正春前往，自然与据闻即将于一两个月之内正式组阁接班的“太子爷”有关。

邱永汉原来并非政府欢迎的人物。此人对战后政府处理台湾事务之手段极为不满，于一九四七年愤而离台，前往香港参加“台湾再解放联盟”。一九五年赴日发展，先后担任过“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独立总同盟”、“台湾独立联盟日本本部”等组织的核心干部，也是知名的小说家和理财大师，到一九七二年时，他个人已然拥有十八个大小企业。此番回台湾，邱永汉顶着两面大旗：第一面是“宣布放弃台独、全力支持政府”；第二面是“投资台湾产业，以报效政府既往不咎的宽大德意”。在起程之前，驹正春当然不会不知道这只是表面文章——邱永汉的目的是在台湾投资房地产，政府方面正需要足以在国际低荡氛围中凝聚民心士气的新闻。而在田中政府方面，则乐于暂时营造一个“对台关系稳固”之类的气氛，以争取时间研拟更周延细腻的“与大陆建立关系”的方案。

以实际工作内容而言，邱永汉能说流利的台语，人则老于世故、酬对敏捷，其实无须翻译人员，是以驹正春原以为这终须是一次十分无趣的旅行。殊不知抵台次日便有了意外的收获：“太子爷”派人致赠了一份礼物，另附一封短笺。礼物是仿故宫唐三彩陶塑骏马一尊，高可二尺，称得上气派珍贵；信上则感谢八九年前初次晤谈时所提供的“宝贵建言”，辞意恳切，颇能动人。然而谓之“收获”，则是在奉令前来的人物。

此人年约六旬，戴一副极厚的深度近视眼镜，生了满脸坑坑洞洞的麻子，穿一身几乎可称过时的中山装，浆挺洁净，十分严整。这老者应对唯唯，看来虽平易可亲，却有着沉静寡言的个性。驹正春是个拘礼的人，固然看来者是行走人等，仍双手捧上了名片，未料对方也掏出一张来回奉。驹正春一睹之下，不觉骇然，但见那名片上端端正正印着三个宋体大字：“李绶武”。

以驹正春对政府背景之娴熟，自然听过此人名讳：他原是“老头子”身边十分亲近的人士，早在一九五三年，即位居资政之要。是时编制尚无此职此衔，据传是“老头子”特别遴选的一批有如清客般的人物，由政训首领贺衷寒统御，可以算是权力核心最为倚重的幕僚。然而这个班子却在几年前无疾而终，外界既不知其首尾，便无从明了因由。如今驹正春一眼看出端倪，岂有放过之理？遂惊声问道：“李先生不会是那位资政罢？您怎么、怎么——”接下来的措辞该如何才不致失礼？驹正春无暇揣摩，一时竟至语塞。李绶武却温和地笑了，接答道：

“‘散馆’是常规定例，没有什么羞人的，驹先生怎么也拘泥起俗套了？”

“散馆”是明清官常用语。当时翰林院设庶常馆，新科进士朝考得庶吉士资格者得入馆修习，三年期满再考——成绩优异的，授以编修、检讨，“次者出为各部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驹正春曾追随我姑丈读书，一听便知道这“散馆”二字用得不卑不亢，还带着几分——自嘲自谑的诙谐，登时宽了心，连声称是。那李绶武却说了两句让他既愕然又恍然的言语：“下一次驹先生要是再想叫车去‘中华民国大使馆’，还是持此刺一示为妥。”

驹正春直觉以为，对方绝对不只是个替“太子爷”跑腿的信使；自其身份和谈吐判断，则李绶武之所以刻意暗示他追查富田利明的过节，不外是在提醒他：富田利明的确握有某些事实，只缘乎不可轻易示人，才断了线。然而这李绶武的名片为什么就派得上用场呢？驹正春略事思索，小心地反问道：“倘若李先生能为我解惑，我何必再跑一趟如今已易帜的‘中华民国大使馆’呢？”

“我如果能为驹先生解惑，便不劳你‘再跑一趟’了。”李绶武此言用意至显：答案在日本而不在台湾，且非从那富田利明身上问讯不可。可是紧接着他又说了下去，“当年你应该也看见了，那富田先生带着一身孝，自兹而后，普天之下的庵清光棍皆有如惊弓之鸟，大都断了问讯。之后想要再重整旗鼓，宁非难于上青天了。试问：我若能踏出此岛一步、去见那富田的话，又何须辗而转之、请托于阁下这位伊贺方面的‘道友’呢？”

扯出老漕帮这个背景，无疑是李绶武蓄意“放水”的——他似乎是在点拨驹正春，我不怕让你知道我（甚至富田利明）的背景，更重要的是，我也知道你的背景。纯以地下社会分子互不轻揭身份的惯例言之，故意称呼他一声“道友”，直等于带着些挟胁的意思了。不过李绶武并未得寸进尺，反而深深鞠了一躬，既庄重又真挚地说道：“贵我双方的关系或许朝不保夕，倒是咱们‘道友’之间的然诺信守要来得长远多了呢！”

按诸日后发生的事实，李绶武之言居然奇验无比：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田中角荣和周恩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交，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府”亦随即宣布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就在台湾各界再度发起抵制日语日商日货日药日服……的期间，驹正春已回到东京街头、再度拦下富田利明的计程车，道：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并授之以李绶武所交付的那张名片。富田利明显然会心同意，点了点头，以中文说道：前次不知道您和咱们‘帮朋大老’也是朋友，多有得罪了。”

“不妨。”驹正春道，“当时我为‘周鸿庆’一事深自不安，也忒莽撞了。你我且免了客套，可否请将当年的情况赐告呢？”

富田利明应声答道：“军情原本很单纯。八九月间，祖宗家门有在情治单位任事的光棍，向老爷子密呈了一条机密情报，说是有敌后工作同志，搜得舟山群岛和山东半岛两地共军兵力分布图，于‘反攻大业’极有助益。只知此人九月底要随一个机械考察团到日本，有关方面会安排他在东京停留期间投奔‘国府’，得到政治庇护。换言之，只要此人进了大使馆，‘反攻大陆’就胜券在握了。这，自然是桩好事。可祖宗家门却有不一样的看法。到了十月初，‘老爷子’居然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把前情说了，还传下‘旨谕’，要我务必阻挠此事，否则国共两方一旦开打，不知又要枉送多少无辜百姓的性命。我是赶大香堂磕了几千个头拜师入门的光棍，不能不遵从‘老爷子’的‘旨谕’——”

“可是我听那位‘周鸿庆’说，他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只是个联络暗号，并不是真的‘投诚’。”

“这就是不单纯的方面了。”富田利明摇摇头，道，“前一次先生您拦我的车，也许看见我带着重孝。”

“是的，我记得。”

“那是给祖宗家‘老爷子’带的。他老人家差我干下那勾当之后，就叫情治单位给盯上了。人家暗里收拾罗织，具足一应事证，过了一年十个月，便把‘老爷子’当叛党叛国分子给处置了。”

“从政府方面的立场来看，这是制裁，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吗？”

“不瞒您说，‘老爷子’如若不死，我心里也一直犯嘀咕；可他忽然间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才回头想出个蹊跷来。万一——万一这桩勾当从头到尾就是个计谋呢？”

“这又怎么说？”

“回想当时，‘周鸿庆’从下榻的旅馆出门，我把车迎了上去，一开门他便说了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试以常理度之，他若真要拦车去大使馆，岂便一上车就说中文？这是头一个可疑之处。其次一点，当时我只一心完成任务，慌慌张张加油上路，他又连说了几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又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先生您方才说的联络暗号么？”富田利明接着说道，“帮会中人往来交接，倘或系陌生人，必须反复盘查。你问一句，我答一句；我再问一句，你也答一句。如此答问，事先必有约定，多可至几十句，彼此才能放心。我日后回想起当日情景，越觉内中可疑：‘周鸿庆’一再追问‘你怎么说？’分明就是与人事先约定，有那么一套盘问应答的‘讲头’，可我接到的‘旨谕’里没有这套机关，哪里应答得出？只好硬着头皮把车开入使馆区，照‘老爷子’吩咐，把他送到苏联大使馆去。从头到尾，我只在‘周鸿庆’下车的时候对他说了两句话：‘有什么要说的，去同里头的人说去。’这小子当然不死心，进了苏联大使馆还嚷嚷着‘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哪里还有生路？可是中计的不只他一个，连我们‘老爷子’恐怕也不免遭人唬弄，成了人家‘借刀杀人’的刽子手。”

“这又从何说起呢？”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两份兵力分布图哇！”富田利明道，“听说这小子一进去，就给扒光了冲水，连他身上的皴皮都没放过一块，赤条条给审了七八十天，翻来覆去只说上当，人已经疯癫了。”

驹正春闻言至此，已大略知其首尾，忽然有一种落寞无助之感。如果富田利明所言不虚，则的确很可能正是那个暗中出资千万美元、款通大陆当局的人士在幕后操盘，两面放出消息——一则让“国府”最高层相信确有“周鸿庆”其人携带军情、假道日本、前来投靠；另方面则将部分联络暗号泄露给“老爷子”，假老漕帮厌兵恶战之手以除之，最后牺牲掉一个“周鸿庆”，进一步再借“老头子”的不测之威整肃了“老爷子”。

“你既然是李老前辈的朋友，我私下劝你一句话：此案不必再查下去了——再查，是会送命的。早在你前一次找上我之前一年——也就是‘周鸿庆’被押回大陆之后没几个月——‘太子爷’已经派过一个神秘人物来日本调查了一趟。原本可能只是想找回那两份兵力图，结果却有了别的发现……”

无论富田利明或者驹正春，原先都不知道“太子爷”派的这个人就是魏三爷在我临行之前提到的龙芳。

和几乎所有早年政府所培植的电影制片人一样，龙芳也是行伍出身，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在大陆时代曾经参加过政治大学人事行政班的训练课程，而后遭逢抗战，分别在南京和重庆的“力行社”外围组织干过特务工作。抗战末期联勤总部设有特勤署，龙芳身兼总务、人事两科科长——一手抓钱、一手抓人，这是特务组织中常见的情况，主要还是保密所需，能将权责集于最少数的自己人最好。民国三十六年，龙芳率领联勤康乐队到台湾。未几，该队便改隶“国防部”总政治部，成立康乐总队，龙芳是为总队长。从改隶、扩编到任官，可以说全是“太子爷”身居幕后、一手促成，队中上上下下——包括厨丁车夫在内——通通都是情报人员；表面上嬉笑唱做、自娱娱人的歌舞演员所事者充其量可称之为“文宣工作”，实则他们正是“太子爷”效法戴笠所栽培出来的耳目。

龙芳之所以会投身电影界，有两个背景。其一，早年政府旗下最重要的电影机构——“中央”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公司）——的董事长、常董，皆与“太子爷”所亲近的领导人物有关，如王新公（衡）、马星野、戴安国、俞国华等。此外康乐总队本身也拍过些载歌载舞的所谓“康乐片”，颇受苦无视听之娱的军士们喜爱。龙芳遂知此中学问大矣，乃向“太子爷”自荐，愿“常在电影界效力”。

他的确不是因为看上了银幕所敷衍的浮华声色而自甘绝意仕途、成为影人的。务实其说，龙芳自一九五五年出为台湾省新闻处电影制片厂厂长伊始，就肩负起“吸引华侨投资、拉拢海外人才”的任务，也看准了电影之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深度思想工具，自然亦有其重要的影响力。一九五六年拍国、台语双声带的《炎黄子孙》，请京剧名伶戴绮霞演一名化解小学生之间省籍争执的女教师、最后下嫁草地郎。虽然是个说教故事，在当时，还的确以简化的方式纾解了表面上不同省籍人士之间的紧张冲突。一九六二年，龙芳更筹拍第一部彩色剧情长片《吴凤》，目的自然还是宣扬族群融合的精神，可是龙芳特别从香港请来了大导演卜万苍，起用在地新人张美瑶，摄影师山中晋、灯光师关川次郎皆自日本礼聘，全部底片也送到日本冲印，可见其大手笔。连香港电影界巨擘邵逸夫都说：“龙芳我佩服，他比电影人更像电影人。”这句赞，语带玄机。其实邵逸夫知音者也——他明白，龙芳“一日特务／终身特务”的根骨，拍电影、干制片，都是为了情报工作。

如果把驹正春引自富田利明的描述放在龙芳的背景上一核对，自不难勾勒出来一些隐情。一九六四年三四月之间，龙芳在没有知会任何媒体的情况下只身赴日近月，返回后则对外说明：是为了和日本东宝电影公司谈合作，出借张美瑶拍一部叫《东京红杏》的谍报片才有此一行的——此片终于在同年年底拍成，不过片名改了，叫《香港白蔷薇》。虽只易“东京”为“香港”、改“红杏”为“白蔷薇”，但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事却完全不同了。当年龙芳受香港电懋方面托付，要我改编郭嗣汾《红叶》。龙芳当时正忙着整治行囊，电话里匆匆交代两句，并嘱：“未必要忠于原著。”人便去了日本。我知他性豪爽、重然诺，一言既出，便不会“片儿汤”。遂于匝月间把《红叶》剧本大纲赶出，算好日子，俟龙芳一回国，大纲便寄到台制他的办公室去。不出两日，他翩然而至，出现在中华日报楼下的会客室里，要言不烦地说：“《红叶》没问题了，秦羽他们搞了个审查小组，人人都说精简得好，而且不八股。成了。”说着，从上衣内袋里掏出几张手写字纸来，上书“东京红杏故事大纲”八字，接着道：“你给看一看，这，成不成？”

坦白说，故事细节如何，我连一个字都不记得了。只依稀知道是个女间谍误陷“共匪”网罗的故事。我一览之下，只给了个一答一问：“糟透了。你写的？”

对于我的问题，龙芳不置可否，但是表情却十分凝重地说：“再糟也得拍，只有拍出来，众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论。”说完这话，龙芳便起身告辞——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过了一个多月，他和电懋老板陆运涛搭乘的民航公司客机空中爆炸，尸骨无存。

可是这位在东京待了将近一个月的“神秘人物”毕竟非等闲特务。一抵埠，他便透过东宝公司剧务系统的关系，找上了出租汽车工会，再循线寻着富田利明，递上了“李绶武”的名片，包下他的车，作了为期十天的明察暗访。据富田利明粗略的描述，这位始终未曾自报姓名的“神秘人物”在东宝公司要员的陪同下，几乎是一步一脚印地重新走了一遍数月前大陆“油压机械友好访问考察团”的行脚所过之处，每有人问其所事，便以“拍摄映画”、“勘察实景”为辞，连东宝方面都未必能深知究竟。

然而，龙芳到底查到了什么？连日日充任司机的富田利明都不知道。直到飞机爆炸消息传出，台湾方面——应该就是老漕帮一系人马——给他寄了一份剪报，上头赫然刊登了龙芳的照片。富田利明也才据之对驹正春提出了警告。此后一切归于沉寂，此前所拼凑成形的一些梗概轮廓也随时间之消逝而黯淡下来。当局与日本中止“外交”关系之后的一年又七个月——一九七四年四月，连日航和华航的班机也宣布停航，“所有日本的飞机和航空器均严禁飞越‘中华民国’飞航情报区，否则视同不明飞行体处理”——直到“老头子”去世，方始恢复。

“然则这些同那《肉笔浮世绘》又有什么关系？”我忍不住问道。

“这就得从另一头说起了。”驹正春气定神闲地啜饮了第三杯，道：几年前东宝电影公司清仓，准备实施物流作业管理电脑化，整出一大批早年因为不知如何分类而闲置的书本、图籍等文献资料。之所以不知如何分类，乃是因为有些资料纯供道具使用，作假乱真；有些非但是真品，还具有古董价值；有些在两可之间，却是某导演公器私藏或私物公用而来；不论怎么说，都是文化财。其中就跑出来这么一本《肉笔浮世绘》，是明治年间刊行的一部集画画册。倒不是什么古籍，但是行家一眼看出，做电影的人持之必有用处，因为画册中的许多幅绘图虽然可说是‘春宫’，然而画工们工笔精绘，十分讲究背景细节。倘若要拍时代剧，大可以参考摹拟，非常好用。

“不过，此书扉页上随笔写了我的名字、电话号码和办公地址，这就让东宝的人不得不审慎从事了——万一书的所有人是‘驹正春’，如果擅行处置，则有窃占他人财物之嫌。于是他们派专人据址查察，发现我已经调了差，人在台湾高雄，只好暂且搁置。直到我重回外务省，接到通知，才拿到了书。这是前年的事了。书，当然不是我的，可是书中玄机却唤起了我的记忆——我相信高阳兄也一定会有兴趣的。”

此后，驹正春再也没往深处说什么了。我微觉其意：该知道的，都在《肉笔浮世绘》书中。当下不必细表，闲说了些清酒温饮的好处以及酿制的讲究，又相约次日共赴东京时得同去一部东宝出品的名片《鱼河岸的石松》背景实地吃鱼喝酒。不知是否我不胜酒力之故，接下来只记得一个话题，便是那富田利明与驹正春告别之际，驹正春告曰：“家父早年曾在天津塘沽一带行医，我的乳母是保定府人，我也是‘吃中国人奶水长大的’，富田先生可否将中国姓名赐告呢？”殊不料对方闻言而凝咽良久，最后竟以日语答道：“既是个逃家去国之人，哪里还能称名道姓？多少年来、多少年后，我便只是富田利明了罢！”

走笔至此，本该直说那《肉笔浮世绘》机关；然而是夜与驹正春临别一景，不可不随手一记。不过彼时应已烂醉如泥，所闻所见都如一梦，竟是写到当下才恍然想起，竟有些真幻难辨之感。

驹正春会过钞，同那着和服的美妇又行了个近九十度鞠躬礼，踅回小室来，亦向我一鞠躬，道：“明日你我各乘新干线去东京，座位不在一起，高阳兄也不必特意寻我，总之在东京车站自有人替你打点囊，高阳兄只须看顾‘它’便是了。”所谓它，指的当然是我座下那本书了。我诺诺应之，掀开蒲垫和榻榻米，果见下藏一屉，屉中是一册一尺二寸长、一尺八寸宽、厚达两寸有余的硬纸裹布烫金题签的《肉笔浮世绘》和一古纸信封——透光映看，信封中似是火车票。好容易自紧仄的暗屉里抠起书角、捧入怀中，只见驹正春袂影翩然，已经在店门口的染布酒帘儿之外，我踉跄趔趄，疾步趋出，只见屋外长巷迤逦、明灯熠耀，却无半抹鬼影：霎时间颇有《礼记·檀公》中形容孔夫子“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的苍茫踟蹰之感。再回店中，那美妇一仍笑靥相迎，可是怪状又浮现了：先前那间“审容膝之易安”的阁中之阁居然倏忽不见了，只原先在我身后的阑干还在、梯间亦无异状——唯阑干上所贴的一张想来具有“雀舌”作用的纸条则已被人撕去。小室所在之处竟成了一片平旷的地板；环顾店中景况，似乎又与前夜和大春同来时所见者并无二致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应该不只是身为伊贺忍者的驹正春特意卖弄其“崩楼技”的身手而已罢？我信步踱出，在寒风里踽踽而行，越苦思穷究个中奥旨，越觉得此行随缘而遇、随遇即灭的遭际一如《旧庵笔记》所谓“崩即崩耳”的境界。或许伊贺忍术之特别注重“灭迹”手段自有其务实目的——比方说：今夜如果有人蹑循而至、拍下了驹正春与我密谈的照片，如此一“崩”则显象皆幻，又有什么证据能指称这密谈曾经真的发生过呢？——不过，对我而言，即使作这样的推测亦属妄想。在漫步回旅馆的途中，我几度回头，欲寻原路而返，再看一眼那小酒肆、再确认那阁中之阁是否完好如初——然而每一旋踵，便哑然失笑。说起来，正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想，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辨真实”。

回头再说《肉笔浮世绘》。我首先注意到，在它的蝴蝶页上，果然信手写着驹正春的住址和两个电话号码，一望而知，确是出自龙芳那笔刚劲而瘦硬的黄体字——这一点无足怪哉，近四十年来特务系统中人学“老头子”书势，中锋侧用，方角锐折，常暴露出一种险峻孤拔的情态，反倒与人格上的“刻急”相映成趣了。这是赘语，且罢。

至于书的内容，则合两页成一折，一共是两百九十六幅男女交欢的图画；男子大多膘肥肉厚，女子也油胖白皙，或俯仰纠缠、或起落合吻，绞臂蹶足、耸臀袒胸，虽各尽姿趣，恐亦非常人所能仿之效之者。最可憾的是东洋人自有一套东洋人的拘牵泥窒，每于图中男女私处喷以银粉，败兴甚矣！

我从头到尾翻看了两遍，佐以旅馆所奉赠的煎茶，不觉已过三更，酒意渐退，非徒没有看出这部《肉笔浮世绘》有何蹊跷，人却在沙发椅上困着了。直至天光渐明，透窗刺眼，我才发现自己以书为衾，睡了一两个钟头。遂待移书起身，觅床复卧，不意由散开的书的顶侧看去，却见有一折两页之间竟密密麻麻写了几行字。

可称之为鬼使神差一般，我登时清醒过来，仔细察看这书的装帧。片刻之后，终至恍然——原来明治年间印行此书时，可能因为印工设施未如后世（起码在纸张着色后立即烘干这方面的技术还不够精良），为免两图相互沾染，每纸只印单面、中央直贯一折，使成两页。如此一来，每两幅图的背页便折入不见，所以两百九十六幅图事实上占取了五百九十二页的篇幅，书焉得不厚？然而这里头也有十分细致的技巧——偶或小折线没有对齐、或乃原纸尺寸有出入，常会出现脱帙的情形——尤其是遇到手脚粗鲁的读者，指掌间只消用力稍重，便易将入钉稍浅的一页抹开，那么就很难复原了。

也许是坐睡不惬，我或则身躯蠕动、或则肘臂揉搓，总之是使《肉笔浮世绘》中原先已经被抹开的一页两折益加松脱，里头（也就是反折在内的空白页）居然仍是龙芳的笔迹，写着：

〖日驻我使馆警卫罗德强实为周鸿庆之联络人。依总部（高阳按：指警备总部）入出境管理处记录，罗某曾多次往返香港、东京，时间皆在周氏异动前数日。余疑周氏自港潜赴大陆、复自大陆来日，皆罗氏所煽惑也。〗

这几行字的旁边是一个相当大的箭头符号，指向笔迹完全不同的几行小字：

〖我要去中华——

罗先生怎么说

说浮世绘养眼

罗先生说得好

那么东西可带来了〗

过了这五行，左边——也就是对折的另一空白页上——又是龙芳的笔迹：

〖此为周氏亲笔注记之应答暗语，应系周氏抵东京后转赴东宝摄影栅参观该厂自行研发之油压摄影机组当日（九月廿八），曾与罗某一晤，志之备忘也。余访此书于东宝道具部图籍组，登录者告余：此书曾于是日出借外宾传阅赏目。应似周氏偷晤罗某时随手匆记，文中刻意抹去“民国大使馆”字样，应似祛疑避嫌之故，以免同行团员之监控告发也。至若“东西可带来了”之语，既可作暗语看，亦可侧证周氏十月七日之行动似非“投诚”而实另有所图。以余所见：此案若得揭露，或可窥求罗某背后复有主使者，则非仅周氏之明暗可白，罗某坠楼之谜亦解矣。〗

然而，除了这本《肉笔浮世绘》上潦草的几行可能出自“周鸿庆”之手的备忘之外，龙芳似乎并没有其他的收获，是以才会在最后以寥寥数语作结，感叹道：

〖如无进一步证据，只能将本事徒托空言，摄制成一部电影；使十目所视，各自会心，或可迫使彼一幕后黑手狰狞出面欤？〗

从龙芳所记者研判，无论他是从“太子爷”或李绶武方面得知驹正春曾与“周鸿庆”接过头，而尝试与驹正春联络，才写下了他的住址——电话号码。然而他们缘悭一面——即使见了面，较之从富田利明口中所知者，也未必能更有什么斩获。是以龙芳才会想要借一个看似虚构的《东京红杏》故事，将《肉笔浮世绘》折页中“周鸿庆”亲笔留下的备忘细节，摄制成电影情节的一部分，以迫使那“背后的主使者”“狰狞出面”。可是在另一方面，龙芳于不得已中断调查之后，并未将《肉笔浮世绘》携回，反而还藏于东宝公司的图籍仓库之中，极可能是他已经警觉到：把书带回台湾，非但是个无力的孤证，反而行怀璧其罪之虞。只可憾他如此谨慎将事，仍不免粉身碎骨于万丈晴空了。

我掩卷长思，竟然想不起龙芳的面容，倒是《东京红杏》的梗概却逐渐清晰起来——

※※※

高阳的残稿写到这里，正好是那张稿纸的最后一行。我应该有嗒然若失之感才对——仿佛追逐着某一标的，那标的却始终在数步开外，若即若离，及至最终扑身攫揽，怀中却空无一物了。不过，我并没有一丁点儿惆怅，因为我自己才会须是完成这份残稿的人。

46 理想的读者

如果径以高阳残稿之可疑可究者加以钻研对比，则接下来我应该立即为这一叠“随手”文字中几处有头无尾的线索作一番拾遗补阙的工夫。

先从一个小问题说起。残稿中提及哥老会首洪达展曾于一九五五到五八年之间设局用计，将化名“周鸿庆”的莫人杰送入“敌后”。高阳则仅借魏三爷之口声称：“这一节，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中也记之甚详。”并有“细读一回那陈秀美书前题记便了”之语一笔带过，而未暇道其究竟。

在那一列走走停停、似乎永远也不可能抵达目的地的火车上，我遂从书袋底部抽出这本上千页的大书，翻开前次浏览时根本未曾注意的题记。或许由于本书篇幅原就极长，题记也相当繁琐冗赘，除了包括类似一般工具书、教科书等著作之基于方便查考而订有凡例之外，还有几行感谢辞，不外是“若无某某之鼎力协助，则本文殆无法顺利出版问世……”诸如此类的陈腔滥调。然而，这篇题记的最后三行让我眸眼一亮——

此外，笔者更十分感激佑洪文化基金会驻香港分会的莫人杰先生所提供有关哥老会晚近发展的秘密史料。遗憾的是莫先生于十年前身陷大陆，生死未卜，笔者无法当面致意，仅此敬申谢悃。

乍读这三行文字，辞意俱无不妥。可是深玩细诘，却疑窦丛生。第一，“佑洪”早经覆案、可知为哥老会世袭首领厕身“老头子”特务系统之代号，岂能明目张胆以之成立什么文化基金会？第二，莫人杰这个名字从一九四五年借尸诈死之后便消失在人世之间，岂能于近二十年后复以本尊姓字向老漕帮“帮朋大老”之门徒提供哥老会的秘史？第三，从陈秀美这部著作之出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算起，倒推十年，则陈秀美应该尚未开始攻读其硕士学位，而莫人杰既已“身陷大陆”，又如何能未卜先知，且通过海峡两岸的封锁隔阂，使陈秀美得其晚近哥老会秘史之奥援呢？

然而，这三行彼此牾格的文字并没有困扰我太久，我立刻想起同样记载于残稿之中、出自龙芳亲笔的“使十目所视，各自会心，或可迫使幕后黑手狰狞出面”这几句话。显然，龙芳当年执意要将一部在高阳看来“写得糟透了”的故事拍成一部中日合作、耗资巨万的电影，以及陈秀美会在一部堪称体大思精、学术严谨的著述小题记感谢一个从来没能也不可能提供她任何史料的人，其用意是一样的：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有一个“理想的读者”。这个“理想的读者”能够透过残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义，且基于这份了解而诉诸某种符合作者所预期的行动。龙芳和陈秀美所要做的正是去勾逗、触犯甚至挑衅这个“理想的读者”——让我们暂且保留对此一语词的记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凭着些许残存的印象，终于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中找到魏三爷所谓“记之甚详”的四个段落，它们分别散见于此书的“统领门”、“组织门”、“谍报门”、“医药门”等四个相去各有数十百页的章节，每段虽各有上下文，且只寥寥数语，然而抽离重组却可以串成一个首尾俱全的完整叙述——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哥老会洪达展获释，旋赴南京请命，奉准接掌“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并广泛吸收爱国青年，特许各成员保留原有帮籍身份加入协会，互称同志，戮力反共大业。（以上见“统领门”）

一九五一年三月，“新社会”同志施品才、康用才因奉极峰密令处分“上元专案”善后事宜圆满周洽，擢聘主持保密局海外前进基地督察室。该单位由哥老会洪达展直接掌握，独立作业，不受机要室资料组节度，为小刀会首创以来帮会分子管领情治作业的最高层级。（以上见“组织门”）

一九五六年九月，海外督导室简派前“新社会”同志罗德强赴香港前进基地，以“政府已侦知共驻港办事处主任连贯与莫人杰过从之事”向莫氏示警，促其尽速离港，暂赴内地藏匿。（以上见“谍报门”）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罗德强自行前往“河洛汉方针灸医院”展开侦搜，其行动过程出现重大瑕疵，并且擅自泄露任务机密，督察室当即施以制裁。（以上见“医药门”）

第一段中的“洪达展获释”，所指者应该就是“太子爷打虎”之后的事。对照次一段可知：大约也就是在一九四九年初左右，洪达展利用“新社会”吸收帮会分子的纳编行动，一方面扩大中枢特务机构、争取“老头子”进一步的信任，一方面也诱使帮会光棍，开始对步入政坛或分润官方权力有了兴趣。其中——可算得是我意外的收获——“哼哈二才”以万氏家奴身份一跃龙门、倚附于洪达展的时机、背景也浮现了大致的轮廓，这两人能在不数年之内跻身情治单位的督察，以世俗棍痞视之，自然是身价不凡的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当时清洪分流、壁垒严明的背景来看，“哼哈二才”之琵琶别抱、另觅高枝，应属一秘密投效的计划。换言之，万砚方固然曾亲自推荐“哼哈二才”入保密局服勤，但是对于他们处分“上元专案”善后事宜（袭杀欧阳昆仑？），乃至于成为“老头子”或洪达展的耳目是毫不知情的。且唯其不知情，万砚方自一九四八、四九年以后，迄乎一九六五年暴毙于植物园荷塘小亭的十余年间，非但先遭“新社会”架空，他自己的动静也已遭到“咫尺之内”的严密监伺。我甚至由此而推测：向万砚方泄报有人将携中共兵力分布图密呈“老头子”的也是“哼哈二才”。

接下来的第三段文字则要言不烦地指出：直接由“哼哈二才”委令的洪英光棍罗德强的确曾说服莫人杰离开香港、转匿大陆。其手段则反而是利用“哼哈二才”在一九五五年间检举莫人杰的“总登记”资料，使之心生极大的畏怖。是以高阳残稿中引驹正春所述，莫人杰说过这么两段话：“我决不能去台湾”，“去台湾我半道上就叫‘老头子’给枪毙了”。那么，龙芳怀疑罗德强居间“煽惑”，“实为联络人”的角色，也在这段文字中得到了旁证。

倒是接下来的第四段文字引起了我对高阳残稿中另一处有头无尾的线索的揣想。那就是罗德强将莫人杰诱回内地之后六年，两人重逢于东京东宝片场，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之所以如此揣想，必须先回到罗德强身上说。

在前引的第四段中，有所谓“行动过程出现重大瑕疵”，应该是指罗德强闯入“河洛汉方针灸医院”搜寻《吕氏铜人簿》时不慎遗失其身份掩护证件。“当即施以制裁”则应该是指他坠楼丧生、旋以“精神异常男子跳楼自杀”结案。这些过节另于汪勋如《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和高阳残稿中皆曾叙及，可信不诬。以残稿所揭示者言，无论魏三爷或龙芳，其推断罗德强的死因不外是特务身份暴露或涉入“周鸿庆事件”内幕过深而遭灭口。可是，陈秀美却在此处横生枝节，称罗德强“擅自泄露任务机密”，难道这也是“施以制裁”的另一原因吗？还有，它是否更与罗德强“自行”前往汪勋如处展开破毁式的搜索有关呢？再者罗德强坠楼时间，上距他出现在东京东宝片场、密晤莫人杰的九月二十八日，其间不过四十天，二者会不会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于是我开始以想像来重建那一次密晤——

已经在大陆潜匿六年之久的莫人杰像个傀儡般经上级“遴选”加入这个“油压机械考察团”来到东京。这一天的参访活动十分轻松，目的地是东宝片场，莫人杰也许并没有预期此行会遇见罗德强——一个曾经协助他逃过特务制裁手段的老友。这一次其实显然是罗德强早作安排的巧遇，当然是个陷阱，罗德强必须诱导莫人杰道出“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之语，俾能另行设计老漕帮方面出手阻挠，是以刻意编派了一套事后证明根本无效的联络暗语，由莫人杰随手抄录在一本东宝片场道具图籍《肉笔浮世绘》的折页之中以便立即记诵。这个细节似乎说明了一点：莫人杰其实在期待着甚至主动提出了另一次收取某一物件的约会，只不过约会的对象并非罗德强本人，所以在那一套联络暗语中的第二句须设定由对方盘诘“罗先生怎么说”，以证明其并非不相干的第三者。也可能正因手边这本道具书提供了灵感，罗德强才顺口编出第三句答词是“说浮世绘养眼”，当对方再应以“罗先生说得好”之后，莫人杰便可提出“那么东西可带来了”的问题。至于“东西”是什么？恐怕这世上无人再能答复，因为罗德强在片场所允诺者从头到尾只是一个谎言。不过，以莫人杰当时“决不能去台湾，也不再去大陆”，并一再央求驹正春“放一条生路”的处境看来，或许——这纯粹出乎我的大胆假设——莫人杰所渴望的“东西”极可能是一本能够让他潜逃偷渡的其他国家护照之类的文件，亦未可知。总的说来，莫人杰上了个天大的当，而万砚方则在同一个诡局迷阵之中上了个比天还大的当。

至于罗德强本人呢？我推断他在片场密晤之后不久便回到台湾了。但是，一定有某种同此番密晤有关的原因促使他未奉命令即率众闯赴“河洛汉方针灸医院”，以近乎疯狂的手段捣毁该院设施，此后不到十二小时便坠楼丧生了。在想到这个过程之际，我同时找出了那本《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翻到罗德强当时说的一句话：“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试问：一个替洪达展布置了那一石二鸟奇谋的大特务如何会如此莽撞地留言恫吓呢？

若非莽撞，这里面只能有一个解释：“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并非无意间泄露而成为罗德强随即遭到制裁的原因。实情应该由逆向思之而得见端倪——就在罗德强摆了莫人杰一道之后，忽然因为某种发现（而此一发现又与天地会的死对头老漕帮有关）而对之前的行动有了不一样的想法或作为，且自知绝对逃不过制裁，才故意找上老漕帮帮朋汪勋如所开设的医院大闹一场，如此则“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一语便非简单的恫吓，而是曲意的警告了。接下来一连串的失误——包括遗失证件、于汪氏报警处理后去而复回以及与勘察现场之刑警大事周旋，显然皆出于一个务使事件扩大并借媒体渲染而公诸于世的动机。

待我将罗德强的行径整个逆转过来思索一遍的时候，立刻想起了龙芳对高阳说过的两句话：“众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论。”质言之，罗德强临终前迹近疯狂的最后一搏竟然也犹如龙芳和陈秀美所事者——一部胎死腹中的《东京红杏》和一篇无的放矢的感谢题记——一般，似乎是在“迫使幕后黑手狰狞出面”了。

当然，作为“随手”之体的高阳残稿中还留下许多有头无尾的线索，比方说：王新衡在陈述李绶武、魏谊正二人渡海来台途中“倚舷把晤”，说到两人分别与欧阳秋父子论交的故实，却懔于“凶险蹊跷说不定就找上门来”而忽然打住。又比方说：原来李绶武于一九五五年中潜入省保安司令部所欲追查者是“哼哈二才”涉及的一桩无头公案，此案在残稿中原属不必要的枝节，可是于我却有似曾相识之感。高阳既称“直到走笔至此的今日，我亦不详其实”，则何须闲笔带过？再比方说：那一部《肉笔浮世绘》按理应该由高阳妥为保管且携回台湾。此书若为魏三爷所托带，则是否已转交其手？至少它并不在高阳遗赠给我的七本书之中。据高阳臆测，当年曾被龙芳视为“有怀璧其罪之虞”而归还东宝的这部“孤证”之书如果会带来杀身之祸，则高阳是否以为时隔二十余年形移势变、事过境迁而胆敢以身涉险？按诸数年后高阳在荣总突然病况加剧、骤尔亡故的结局看来，宁非与《肉笔浮世绘》所可能揭发者有着草灰蛇线的关系？

这样一步一蹭蹬地推疑下去，我越来越知道高阳以半部充满了有头无尾的线索的残稿交付于我的用意。他的欲语还休，为的只是召唤我、诱导我、启发我在一本又一本我大多未肯认真读完的书籍里拼凑出早已存在着的答案。许多曾经有意无意获得那答案之中极小一部分、一片段的人曾经书写，然后亡命无踪甚至死去。而那些残留下来的文字则理所当然地被不关心或不耐烦阅读的世人弃置在任何一个距离日常生活稍远的角落之中，不复闻问、不复顾惜——哪怕其中隐藏了对每一个只能汲汲于日常生活者而言其实十分迫切的秘密，这些秘密原本将会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力量已经或正在塑造、掌控、形成和改变我们信以为真的历史甚至现实。我们无知——因为那个“理想的读者”希望我们如此。

让我们回到“理想的读者”这个语词。先前我在提到这个语词之际曾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我是这样说的：“理想的读者”能够透过残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义；且基于这份了解而诉诸某种符合作者所预期的行动。我当然可以就亟欲淹灭和“周鸿庆事件”相关历史的诸般行动来指称，这“理想的读者”就是洪达展。一个拥赀亿万、高踞庙堂、隐身幕后，处心积虑要并吞老漕帮的野心家，一个企图结合情治单位重建特务统治、拉拢百数十年来地下社会大小新旧各械斗团体的罪魁祸首。他是童话故事里的恶狼、宫廷传奇里的毒龙、历史寓言里的杌、江湖轶闻里的魔头。然而，这并不是高阳所期许于我的事——他恐怕并不以为用作品勾逗、触犯甚至挑衅一个无敌的恶棍会是书写者最终的目的。我反而认真地相信：高阳的残稿是在考验我拼凑答案的创作过程。

在火车即将抵达台中之前片刻，我并不知道马上就要下车，我甚至以为可以永远不必下车，而永远沉浸在构思这部《城邦暴力团》如何展开的摸索之中。我也不会知道，当我立志以一部小说去“把‘他们’搅浑、搅乱的世界搅得再浑、再乱一点”的时候，并不真的了解《城邦暴力团》繁复的历史背景和诡谲的斗争阴谋其实牵涉到多少我无能处理的材料、无法解释的问题甚至无从叙述的情感。正因为如此无知，试图去把它写出来的渴望才会那样迫切、那样迷人，反过来说，也正因为书写渴望的迫切、迷人，我才宁可持续处于懵懂茫昧的状态，让一个又一个对历史和现实的疑问与迷惑犹如夜行列车外不时闪烁的灯火，逐字逐行点亮，吸引我蹒跚走过原本已经归于阒黯、归于寂灭、归于遗忘的时空。

那个“理想的读者”或许也会找上我，然而无论如何他必须等待——这是另一个我在火车上尚未及知晓的谜——他会等多久呢？而我只能说，他至少得再等整整八年。

47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是一个总的题目，它包括了六个未完成的片段，每一个片段又都是过去八年以来我亟思取代最初那一幕“孙小六从五楼窗口一跃而出，一双脚掌落在红砖道上……”的一次尝试。可惜的是，它们都失败了。至于失败的原因，我不能完全归咎于黑道、暴力团、地下社会的成员或恐怖分子，毋宁可以说，它们其实更应该是《城邦暴力团》的结局。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老大哥带我去台中的那一次，我十分庆幸书袋里装着的不只是七本绝版书、一叠残稿，还有一个我们村上徐老三送给我的黑皮小册子。那是一册用来检索台湾各地黑道堂口的对照表。标号“七二”者并不在第七百零二页上，而是表示第七个区域里的第二个堂口。第七个区域是台中市，第二个堂口则是位于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号的“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当时我们一行五人一字排开，坐在一家麦当劳速食店门口的两张欧式长木椅上，连同占着个座位的麦当劳叔叔石膏像，一共是六只傻鸟。老大哥一面死命搔抠着白发、搓出一阵径足半尺有余的雪花头皮层，一面自责地叹道：“怎么忘了呢？怎么跟老鼠似的呢？怎么撂爪儿就没影儿了呢？”旁边几个老大哥的助理仿佛全然不关心老大哥和我的问题，他们口啜可乐、冰茶、柳橙汁，你一言我一语议论骑楼下穿梭来往的女孩子们的乳房大小、腰腿粗细以及夏布衣裙的长短。间或会侧过身，指着马路上川流不息、疾驶而过的车辆，以一种相互较量其识多见广的语气数说着：“那是天道盟谢通运的车。”“那是台西吴添福的小弟——咦？他剃头毛了。”“哇哩干！那是牛埔的庄炳寅，他怎么也到台中来啊？”“不是啦！阿炳仔车是黑的——”“他不会重新喷过吗？车号袜变哪——七七八八九九九——哪会不对？”

在大约半个钟头左右的呆坐期间，三个傻鸟少说认出来十五六辆分属于南北纵贯线上十个不同帮派角头人物的座车。后来我忍不住向一个肤色黝黑、发色焦黄、瘦骨嶙峋的家伙试探地问了一句：真有那么多‘道上’的人物吗？“那人瞅瞅我的左眼、又瞅瞅我的右眼，嘴角一扬，和另两个助理几乎在同一瞬间嗤声笑起来，仿佛我问了一个极其愚蠢、令人无法作答的问题。可他还是答复我了：没什么‘道上’不‘道上’啦！你若是认识，你就认识了；你若是不认识，就不认识了。真正简单的事情。”说完，三个家伙显然无意再搭理我，掉回头去啜饮料，继续观察街头如织的风景。

也就在他们那样嗤笑着的时候，我猛可想起徐老三当年在复华新村办公室里给我上过的一课——我们平凡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其实只不过是另一个神奇的、异能的、充满暴力的世界的倒影而已。犹之乎某种顿悟一般，我急忙扯开书袋，从内侧夹层里翻出徐老三那本黑皮小册子，翻到台中市的部分，拿手肘顶了顶老大哥的臂膀，道：“你要找的地方难道没有任何招牌字号吗？”

老大哥摇摇头、再点点头，似乎又觉得点头摇头都不对，索性更用力地搔起头皮来。他喃喃念着：“自由路一直下去十九号。”“自由路一直就是九号。”其实我们已经来到了那堂口的附近，八十多岁的老大哥不认为他的记性有那么坏，但是他更不认为堂口长得像“一之十九号”的那所医院——我却觉得是他那把年纪的人本能地忌讳医院使然。

不过，你也可以说老大哥对了——那不是医院，它是天堂、是地狱、是遁世者的乐园、是记忆的坟场。它原来叫“人文书店”，在徐老三那本小册子所注记的内容只有两个字：“禁地”。我在这个禁地和万得福、钱静农重逢，也认识了孙孝胥、李绶武和汪勋如，算是又见到赵太初。头上仍戴着顶色如牛屎的毛线帽的赵太初和我打个照面，只说了一句话：“我说过咱们后会有期的嘛！”便扭身朝外走了。

“赵爷慢走。”老大哥欠欠身，闪出一条路来。

“走慢了可不行。走慢了赶不上车，赶不上车就挂不上号，挂不上号就抽不着签，抽不着签就住不进荣民之家，住不进荣民之家就死不了啦——死不了多难受啊！”赵太初一面答着，身影却一径朝门口闯去。

这是我在那堂口里见识的第一个场面。或许是看我初来乍到、不明就里，一旁的钱静农微笑着，道：“这和二十七年前的一张画有关。昔日画有七层，太初在他的那一层上窥见一个劫数，乃是一竹节突斑，应在遁甲盘的‘死门’。他今日赶上了车、挂上了号、抽着了签、住进了荣民之家，便还有七年阳寿可活，七年之后自有人在荣民之家结果他的生命。如若不然，这定数一乱，便不只太初一人，咱们这一伙子老鬼物恐怕谁也捱不到那己卯之约呢！”说到此处，他猛里甩了两下袖子，登时手中多了个钞票般大小的纸方，沿折七开，抖成一张极为长大的纸膜，纸膜右上角缺了巴掌大的一块，可是画面上的一丛乱竹却仍十分清晰，奇的是（也许由于纸膜过轻、无风自动的缘故）这丛墨竹居然前后摇曳、掩映生姿起来。几乎也就在同一瞬间，孙孝胥、李绶武和汪勋如的手中也各门抖脱出一层缺角的纸膜，几乎将我团团围住。我不由自主一回身，发现后方紧闭的屋门门楣上也垂下来一张一模一样的纸膜——不消说，是赵太初临行之际贴上的。钱静农接着说下去：“没想到大春你到今天才得来——此画中另有一层，现在百里闻香手中，可惜他此刻正当值授业，与你错过了。”

“倒是缺的这一角——”李绶武绞起一张麻子脸，从他那张画后头歪探出来，道，“早已寄奉令尊，可惜他拖家带眷、谋生苟活，与咱们都错过了。”

就在李绶武这么说着的时候，我以一种近乎窒息者渴求空气的姿势昂了昂脖子，试图将视线完全移开墨竹的包围，不意一抬眼间却瞥见远处的墙上竟挂着另一张画——“红大哥”和“蓝二哥”的那一张。

以上的两千一百字是我第一个失败的尝试。它虽然素朴地描述了我随老大哥造访“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最初几分钟里的情景，然而我没能更仔细地把老大哥如何在麦当劳门口驱走三个助理的经过说清楚，也没有交代医院残毁斑驳的外观和朽蚀崩坏的内构，更忘了描述弥漫在每一寸空气中那沟泥腐酱的臭味。可是如果这样写出，似又将浪费太多笔墨在感官细节上，因此而拖沓了原始事实的节奏。于是我停顿下来。

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生了一脸麻子的李绶武有一双大小显然不同的眼珠子，经常透过放大镜观察事物的右眼反而小些。当他把放大镜从我脸前移开之后，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一般应答着我瞳孔中闪过的疑惑，说道：“这些不是麻子瘢，是毁佛灭道的报应。”

此事发生在我同李绶武初晤之前整整一甲子，可称中原武林一大浩劫。是日在山东泰安突然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据报载，这场雨摧毁农地近千顷、林木十数万株，土石崩流、道路寸断，尤以九丈沟一带地貌丕变，走山溢流的情状“令当地父老瞠目骇心，皆以为乃亘古所未曾有的异象”。这，要从李绶武的亲身所历者访寻——

当时李绶武还是“蓝衣社”新进成员，在“南昌行营”贺衷寒左右任事，风闻有一部刊刻于佛头之上、名为“武藏十要”的古传秘笈流落至此，于是自动请缨、北上公干，循迹查访多日，终于来到了九丈沟。然而这里头还别有一番曲折，那就是李绶武私衷所系、萦萦不能释怀的另一桩勾当了。

原来李绶武在“南昌行营”效力之际，无意间得知“老头子”手下特务有意戮杀两名由老漕帮举荐、而皆与天地会有累世仇隙的年轻侠士。这两人与李绶武素昧平生，但是李绶武深知，倘或特务果尔遂行这种禽兽手段，势必在江湖上酿成一场腥风血雨——至少老漕帮总舵主万砚方是决计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此一来，非徒将挑起清、洪两帮之间的火并，更可能引发国府中枢借此消灭江湖人物的剿荡行动。李绶武官卑职小、人微言轻，焉能撼动政府特务方面的决定，遂只能利用这一次公干的机会，乘隙向老漕帮方面投递一封信息，此一密信乃是李绶武亲笔绘制的一张画，画中藏着典故、典故隐着机锋，在李绶武亲口向我溯忆往事之际，此画就挂在我俩身旁的一面湿淹漫染的墙壁上。“若非为了保全这张画，”李绶武摸了摸脸上的麻子点，道，“也不至于落得个‘雨点皴’的尊容了。”

那一天，李绶武见天际龙挂嚣腾，乌云荫翳，早知会有暴雨将至，遂重资赁一小舟，抢赴九丈沟，原想探看探看传说中那“武藏十要”的面目究竟。不料果如他自己先前所料，独篙小船才到九丈沟沟口之外，大雨便像是叫巨灵神一斧子劈开了天穹盖、硬生生将一片湖海汪洋给倾注到下界凡尘来的阵势，一颗颗扑顶砸下的水珠子赛过葡萄粒儿，串发疾堕，更似万竿利箭的一般。才不过几吐息的辰光，油布船篷已然不堪抵敌，眼见就要塌垮。李绶武转念忖道：看这雨势滂沱凌厉，非比寻常，稍待片刻若无屏蔽，随身携带的纸封不免要饱受淋漓，则又如何再借之传递消息、救人于屠刀之下？这样岂不白费一场心思笔墨、仍无益于大局？一面想着、一面扯下一角油布船篷，将随身携来的纸封包严密、收扎完妥，贴胸塞在衬衣内侧——仅此一耽拦，不过几分钟之间，九丈沟急流暴涨了数倍；也就短少了这几分钟，错失原本可以舍舟登岸、另觅遮覆的时机，但见一堵几丈高的浪墙推荡近前。李绶武只顾着扣紧衣扣，双手自然控不住篙子，直觉便催动起丹田深处一枚小小的泥丸——此轮无形无体，却是周身气血枢纽、精神渊源，一旦启动，势如千钧。李绶武原本但求立定脚跟、固稳桩步，未暇自知用力的轻重，加以情急之间，更估量不出遍体劲道强弱，耳边但听“豁浪”一声巨响，脚下陡地一空，一条小船竟尔叫他给跺得直立起来——船尾划个大弧、翘触天庐，独船首方寸之处浸入河面一尺有余。再被那迎面湍涌而下的浪头将船底朝前一推，眨眼间这一叶扁舟便翻覆汩没了。却在这个当儿，李绶武被自己那向下沉坠的踞力拖带，偏随这覆舟滚入近旁的漩涡，其势益发不得停顿，猛可冲沟底探落——真个是一息摒止、万念俱灰。他只道这一回恐怕真要死绝了，空余两双完全不通泅泳之术的手脚，在污泥浊浪之间胡乱抓舞、踢蹬——殊不知像他这样挣扎，又与寻常溺者大不相同。旁人溺水，关键只在不能呼吸、血液无法供氧，只消片刻翻腾、肺泡枯竭，此际再也禁忍不住，便会吸水入腔，一呛一咳就送掉一条性命。可是李绶武本有一身于无意间修成的“泥丸功”，自神庭、期门、环跳、曲垣、阴市、三里以迄神封七穴之间自成一小周天，落水闭息之前但余半口呼吸，即可再因势利导，窜出云门、中府、巨阙、章门、京门、季胁、太仓等七穴，成一中周天。以吐纳之量而言，虽不过数合，但是对于气行的藏、居、流、衍、输、布、浸、润等八部导引来说，已经是充盈饱满、酣畅完足了——唯独李绶武自己尚不知晓而已。

也正由于他的意识犹在懵懂茫昧之境，四肢仍骛踢乱打，一推手、一蹬足，都发乎一股刚猛强烈的求生意志，所谓“气随意到、力从意出”，每一动作都有挟泰山以超北海的万钧剧力，源源泻出，鼓荡波涛，益添澎湃。

此时倘或有那不知情的乡人打从沟旁林中经过，便可以清清楚楚望见：在这宽不及数丈的沟口之中，仿佛有蛟龙龟怪正在大雨之中兴风作浪，将原本已十分湍激的河面更卷出一只径足六尺、高可九尺的碗状水涡，这水涡时而向东、时而向西、倏忽在南、倏忽在北，并无瞬息歇止，然而每一冲撞，都将沟口沿儿上的土石泥沙扫拂崩坍个尺许见方。如此一来，不到一时半刻之间，九丈沟已经成了十八丈沟——原来邻河杂生的一干乔木、灌木之属更哪堪波墙摧击？先是枝叶横飞、继之根张露，再加雨水冲刷，但见一株株原本生机盎然的树丛登时成了大大小小的秃木，纷纷然倾入急流之中，载浮载沉、漂向无以根柢攀附的荒江野渡。

其实随波逐流的尚不只是土石树木而已，传闻中那批刊刻了“武藏十要”秘笈的佛头一共有八十四颗，也被李绶武那身泥丸功内力所排荡冲注的强大水流搅晃得翻腾上下、欹侧歪斜，彼此撞击几回，一个个儿从一艘原本是运木材的沉船之中散落。体积大些、重量足些的便坠触河床、掩埋于淤泥之内；体积小些、重量轻些的也就乘浪随流、沿河而去。传闻中可以力敌十万雄师的佛门武学从此万劫不复——其中十九颗在五十年后为渔夫网得，佛头顶门上的穴窍早已斑驳蚀毁，竟无通人能识，有当地考古专家疑其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为同时代产物，遂撰文发详，推测这一十九颗佛头可以作为佛教初传时已远及齐鲁区域的证据，其孤执浅妄如此，便不值得赘辩了。

且说李绶武灭顶河中，但凭半口气息撑持，一阵手舞足蹈下来，居然将身外数尺之间的水流排拨得涓滴不能沾附，体内则渐渐热了起来。实则这正是丹田泥丸自得法语所谓“活泼”妙用的结果。打个譬喻来形容：这泥丸好比是今世之人建筑水坝，复在坝底增设一部巨大的发电机，借宣泄而下的奔流再将水势引回渊源所从来之处，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息。李绶武固无意逞弄什么功法，未料却在生死一线的关头将这泥丸功发挥得淋漓尽致。但看他身骨一热，更不觉得呼吸窒闷了，本能地觑张眼帘，不觉骇然：自己竟置身在一个好似巨钵大碗的漩涡之中，手脚则全然不由自主地挥拂腾踊，推打纵跃。李绶武当即了悟：这是内气充盈、元灵周转所致，只不知随身纸封溅湿了否？偏是为这张画再一分神，李绶武那源源勃发的内力顿时散了，可一条身躯却叫周围那环堵拢聚、飞速旋转的碗状水涡狠狠抛弹出去，李绶武扑面栽下，伏在一大片毒藤之上，只匆匆一刻之内，满颊奇痒难熬，稍一挠抓，浸毒孔穴便破皮溃血，留下了个终身的瘢记。

以上的两千九百字是我第二个失败的尝试。它的问题是大量堆砌的动作描述成为一种类似惯性书写的效应，让小说钻进了李绶武无意间只手摧毁武林奇珍的枝节，如此我便根本无法交代“南昌行营”的内幕和白莲教、丐帮之间的勾斗背景——他们通通被一场暴雨和两颊麻瘢给挤压掉了。

如果说这是创作上的瓶颈，未免言过其实，因为这两起失败都是我到达“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当天午后百无聊赖之下信笔涂鸦，纯以纪实备忘为目的的书写。当时的环境——一个用污浊、肮脏、窳陋、破败皆不足以形容的所在——的确刺激着我以极为流畅快捷的速度在高阳那叠残稿的背面踏出了《城邦暴力团》的两小步。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语词甚至每一个字、每一撇捺钩点缘笔落下、覆盖在透印着高阳字迹的纸面上时，我都仿佛吸吮到一口清凉、甘洌又甜美的泉露，吞入一腔来自翠绿色森林叶尖吐放的新鲜空气，得着了释放。然而我并不知道，当天夜晚却是一次漫长囚禁的开始。九点三十分整，墙上挂钟顶端的两扇小木门蓦地打开，伸出一只锈掉的弹簧，弹簧照样“咕谷”地叫了一声。魏谊正竟是从通道口里面出来的，身后跟着个秃子，等那秃子顺手戴上牛屎帽，我才认出他是赵太初。万得福忽然不知打从地狱的哪一层底下冒出来一句：“到齐啦！”在抄录我的第三次失败的小说开场之前我应该说明这些，因为这一次尝试正是那天晚上九点半以后发生的事。

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在感觉这所医院像一条通道之前，我一直以为它只是个长宽各约五公尺的房间，临街的落地长窗已经有一百年没透进光线来的模样。朝外望去，勉强能穿过拼凑着不同图案的毛玻璃望见铁栅栏的轮廓，且很难分辨室外究竟是昼是夜。室内左右两扇墙亦皆无窗，但是由于张挂着几十年份的月历、日历的缘故，极易使人产生一种窗格的错觉。剩下的一面墙上挂着幅古画——它曾经挂在我年幼时所居住过的眷村泥壁上，权充补缝的挡板。画的右边是一座洋式壁钟，钟摆给关在一个长条形的木盒子里，隔着一层只剩下半截的玻璃让人看见它还在左右摇晃。它几乎是房间里唯一能动的东西。画的左边则是一座没有门扇的三面木框，框后就是我所谓的通道了。不过，在无人出入之际，这通道口看来和一块黑布幔没什么两样。

此刻通道口已经不再有什么人出来而恢复它阴暗的面目。众人围着张破圆桌坐定了——背对着那幅画的上首是不时敲打着一双银筷子的魏谊正；他们有时称他“三爷”，有时称他“魏三爷”，偶尔有人称“慧叔”，他也答应。坐在他右侧的是李绶武，一个留着长指甲、戴了副深度近视镜的麻子。李绶武的右边就是我了。我坐的椅子没有扶手。我老大哥比我还次一级，他半撅着屁股蹭靠在一只高脚板凳上，也算是坐了，脖子倒伸得挺长，几乎遮住我右边的孙孝胥——其实遮住了也好。因为孙孝胥满头满脸（恐怕身体四肢亦然）都涂抹着半似泥、半似膏状泛着油光的药物——据说若不如此，不出几个时辰就有瘫溃皮烂之虞，再耽延三两日，一身肌肤便要作脓血化了。孙孝胥的右边是黄须大板牙、都喊他“痴扁鹊”的汪勋如。汪勋如正在同他右边的赵太初窃窃私语，我听不见，可看得出是那种彼此都未必十分认真却作势万分严峻的争执。和魏谊正比肩而坐的是紫色同字脸的钱静农。钱静农就像九年前考我硕士资格口试的时候一样，不时朝我颔首微笑，似是在沉默中与人交谈甚欢的一种疯像。他的右后方是银发包头的万得福。看那躬背探颈的姿态，人应该也是蹭靠在一张板凳上的。

“数儿不对！人不对！年月日时没有一样对！”赵太初的嗓门儿猛可大了起来，环视众人一圈，道，“此会当须八人，中有一肖蛇者，时在己卯之冬。如今我等是九个，却无半个肖蛇的，距己卯又尚有七年，岂不全乱了套？”说着，挥手朝身后墙上的牌历指画了一圈，眼睛却盯在我的脸上，哼了一鼻子，道：“我与此子结识，尚在诸位之前，他是丁酉年生人，我早就打听过了的。”

这番话刚说完，圆桌周遭一时如爆炒热锅般的炸开了纷纭言语。有的说：“哪个讲今夜是‘己卯之约’了呢？”有的说：“小六是肖蛇。”有的说：“小六连锅卤汤都刀尺不来，他怎能算得？”有的说：“翰卿同他是叔伯兄弟，岂能比你结识得晚？”有的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解出来了，没请您老亲耳见证，也是不妥。”没吭声的是李绶武和我，万一来、万一去的是万得福，最后连我老大哥也低声下气地补了两句：“要是多一个人那就别把我算上，我算个屁不就结了？”

“还是听大春的罢。既然翰卿大老远把人给请了来，总有片语只字可以请教。”钱静农扭头冲魏谊正道，“三爷不也曾推许此子有朝一日或能将所学‘汇入一鼎而烹之’的么？”

我还没来得及接腔，汪勋如龇起大板牙又朝赵太初补了几句：“横竖你己卯年是要教那冤家给掐死的，你一死，咱们不就是八个人了么？”

“总还是没有肖蛇的。”赵太初亦不示弱。

“小六是肖蛇。”孙孝胥低声重复道。

“再加上个小六么，就算我死了，还是多一个。”赵太初嘿声笑了起来，“说你‘痴扁鹊’三字只一个‘痴’字得当，你还不服！依我看，连你这痴子也是多的，也该死了。”

“不多不多！”老大哥又蹿声抢道：“我不算、不算我。二位爷别闹架——俺弟弟确乎是把字谜解出来了，人家十年前就解出来了。”

最后这句话一出口，屋里倏然间寂静下来。李绶武似乎全然未经思索、出于一种反射式动作那样地掏出一枚放大镜，想想没什么可观看的，随手又搁在破圆桌上了。几乎与此同时，其他所有的人（我想甚至连我身后的老大哥也不例外）都把双眼珠子朝我脸上转定。钱静农的脑袋点得更带劲儿。魏谊正把嘴唇撅圆了，却竭力忍住不出声。赵太初和汪勋如原本相互推挤格挡的两只臂膀凝结在半空里，孙孝胥先是摇头叹了口气，见我没说什么，才着嗓子道：“那是我扮美国总统那一年，唉！觉乎着已经是大清朝时候的事了——我怎么也活了这么久了？”

“孝胥老弟！你投胎降世之时，上距大清朝还有好几年呢。我等不言老，你倒端起来了。”魏谊正终于“呼呼”笑了两声，却朝我一伸食中二指，沉下脸色：“既然早已解出，那年我和‘龙教授’越俎代庖，给你小老弟奉上一个学位之际，你却如何不曾略示一二呢？”

“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一伙的？”我甩巴掌挥掉他几乎杵上我眉心的手指头，还没来得及警告他不要胡指乱指的刹那间右半身一紧，肩窝已经被老大哥探指扣住。老大哥皱起右边的一条残眉，悄声道：“不可无礼！”

“还有你！”我索性冲老大哥闹起来，“你不是要告诉我有人放了我一枪的事吗？你不说，我说什么？”

“那个不难的，‘白面书生’。”万得福缓缓伸平右臂，往魏、李二人之间那黑洞洞的通道口指划了一下，微微笑着说：“待会儿咱们上四号房看看去，你老弟就没那么多闲气儿啦！眼下诸位爷都到了——魏爷还特地拉着赵爷搭野鸡车从台北赶回来——就是想听听你老弟的高见。无论如何，诸位爷已经等了二十多年了——”

“快三十年了。”汪勋如道。

“差三年才满三十年呢。”赵太初说着，右腕使劲儿一顶，推开了汪勋如的左臂。

就在这个当儿，一直没开口的李绶武突然冒出两句：“不欲可知，岂有所言？”

“说得好！”钱静农说时抬起手来，拢指如提笔，在空中一阵舞写，写的正是两行“不欲可知／岂有所言”，且写且道，“遥想当年案发之后形格势禁，咱六老避之无地，在绶武巢中暂栖了一夜，商量出这么一个隐访之谋。可是得福啊！你自己不也是直到小六投拜到绶武门下那一年，才尽捐成见，肯与我等通声气、同进退的么？那时距万老大去之期，不已有十二年了？”

“呿呿呿！要说‘通声气’是让小六传话、说什么‘见面合计合计’的那一回，则是十二年不错的。”赵太初扯了毛线帽，极之不屑地朝万得福一挥拂，恨道，“要说‘同进退’，却已经是‘一清’时候的事了，这个混账东西有十九年没把咱六老当正经呢！”

“罪过罪过！不敢不敢！赵爷再不肯宽谅，得福这就上九号领家法去。”万得福说着，眼风儿又往我这厢瞟过来，接道，“不过，诸位爷是知道的，当初得福若是未曾穷十二年之力鸠合了三万六千逃家光棍，布下天罗地网、兔耳鹰目，怎么访得出像‘白面书生’这样聪明颖慧的人物给解出万老的字谜呢？既然解得了，依我看，‘白面书生’你——就不必犹豫，尽管赐告了罢。”

“有人不许我说。”我把早就准备好的一个托辞抛了出去，“因为说了对大家都危险。”

话音未落，在这直径不足两尺的桌面上方赫然又爆起一股哄然的喧哗。这一回我老大哥声音最大——可照样没人理他——他嚷嚷的是：“危险？有什么危险哪？上刀山、下油锅、骑虎背、睡蛇窝，有什么好危险的啊？”赵太初说的是：“此子读书皆耐不到终章，哪里解得了字谜？分明是推托延宕之语，你们竟也信了。”魏谊正则蹙眉向钱静农愠道：“看来准是小妮子多事。”钱静农依旧点头微笑，指我一记：“又是个对他有心的，不然何必多事？”汪勋如看似自言自语，实则仍是冲着赵太初顶了几句：“想我神农老祖遍尝百草，不过是浅咀轻嚼；哪须吞根食干、啖叶哺枝？又不是牛！”

嘈闹渐息，孙孝胥才像是等到了不容错过的间隙，抢忙哑着嗓子、像失水的鱼儿那样努力吞吐着气音说道：“危险自然是危险。各位兄台不要忘了，上个月三爷才拿到《肉笔浮世绘》的第二天，高阳就死了。高阳心细如发，少有能及之者。他把书藏了五年多才敢示人，犹且不免于难。各位兄台试想：咱们如此苦苦逼问，是不是有些操急忒甚了？”

“在我看来，这是两码事。”魏谊正道，“高阳手上所掌握者，是那大魔头拨弄权谋、颠倒是非的一部疑案的证据，预闻则涉险，这是毋庸置言的。至若大春所解者，不过是万老的遗言，以万老之闲闲大度来看，遗言要交代的未必是缉凶报仇这一类的事体——然则何险之有？照我说，便是小妮子杯弓蛇影、碎嘴闲舌——”

“不然！如若此子十年之前便解得了《菩萨蛮》中所藏机关，”李绶武终于举起了那枚放大镜，向我一比划，道，“而又从未向人言说，以至于苟延性命到今日，则所谓危险就未必然是什么杯弓蛇影——他方才不是还说叫人给放过一枪么？”

“那件事的确是洪某麾下新帮分子所为。不过，似乎是新丁入籍，又力图表现，莽撞行事了些——咱们祖宗家光棍当下也已经处置了——”万得福急急分辩。

“这儿没有人责备你不会办事！”李绶武睨了万得福一眼，继续向魏谊正道，“三爷也不必责备红莲，说不定她知道的比咱们还多得多呢。”然后，他以一种令人几乎无法察觉的速度向右倾身，在那张麻皮脸几乎贴上我面颊的时候低声同众人说：“一旦这位小老弟想知道些什么的时候，便自然肯说了。”

洋式壁钟钟盒上方的木门在这时忽地打开，里头弹出来半截长了红锈的弹簧，它“咕谷”、“咕谷”地叫了十声，其间没有任何人再说一句话——有某一秒钟里我错觉到自己正置身于一群僵尸或蜡像之间——他们当然都在等待，但是看起来每个人都仿佛因为已经等待得太久而失去了关于等待的任何想望。换言之，他们好像已经把等待的对象遗忘得一干二净，只是维持着看似一息尚存的姿势。此外便仅有一种声音，轻盈如水滴石，每隔半晌敲落一次——后来我才察觉：那是从孙孝胥的下巴尖儿上滴堕到地板上的琥珀色油膏。

在万得福不发一言、引我走向那条通道——或者是我渐感窒闷、自行推身站起，而万得福又恰巧给了我一个指引向通道口的手势——之前，我都在默诵着红莲的名字。之所以那样旁若无人、莫名其妙地站起来，似乎也是一个焦虑的结果罢？其中如果有什么值得说的解释，应该是（在潜意识里）我并不愿意像一具僵尸或蜡像那样想念着她。我站起来，走了两步、或者一步，万得福也起身向右摊开一只指示方向的手掌，那里有一方黑布幔似的通道入口，门框后数尺之外便无任何光线可及。我开始努力回忆着此生第一个可能真正爱过的女人的长相。可是，诚如过去发生过无数次的情况一样，我能够在黑暗中看到的只是许多一闪一灭的局部，是近距离凝视之下人体器官的某个片段、轮廓，最后只剩下十分抽象的线条。犹如捡拾起刚刚组好又立即打碎的拼图板上的某一小块，你还知道它在原图中的位置，奈何随着无法还原记忆样貌的焦虑甚或恐惧，你只能在模糊中逼视更细微渺小的范围，直到一切消失在完全的黑暗里为止。

这时我仍意识到自己所走的是一条直线——至少我并没有转弯，万得福的脚步声也一直在我的正后方一步开外。我也没有思考过人在全无视力的情ｗωｗ奇Qìsuu書com网况下是否能走出一条直线路径之类的问题。总之，那样缓慢信步前进的时候我一点儿没有怀疑过自己可能是走在一个所谓的“阵”里，也没有设想到，他们提起红莲、搅动起我烦躁不安的情绪，可能只是为了让我毫不设防地步入一个事后我才知道叫“人遁阵”的所在。

“李爷方才话里的意思，‘白面书生’你要细心体会。”万得福的话语突然往我的脊椎上钻来，四面八方全是回音，我本能地扭头寻看，眼前徒然一片漆黑，连先前通道口李绶武和老大哥的脊背侧影以及房间小的桌沿椅角也都埋覆于幽暗之中。万得福继续道：“咱们老爷子一生行事俱是在幽冥晦暗之地助人逃过光天化日之劫，其中磊落，不是外人能明白的。在你老弟看，咱们这些光棍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作奸犯科之徒，这个么，咱们也不必辩解，倒是几位爷看你老弟投缘，似乎是可以说得上几句的人物，才前瞻后盼、巴望着你老弟到此一会——莫怪赵爷说话不中听，他老人家只不过是以为时辰未到、不该强你所难而已，其实他的意思和李爷一般并无二致，总然要等你老弟哪一天知心会意，情愿同咱们结纳，大伙儿成了一家人，你老弟自然肯将老爷子遗言赐告了。”

“你要带我上哪儿去？”我驻足不前，试着伸手朝黑暗中摸索挥打了一阵，听见自己的话也带着回音。

万得福的笑声则忽而从我右边传出，道：“那要看你老弟想上哪儿去了。这么着，我先引你见几个人，见过他们，你就明白赵爷摆这个阵可是用心良苦啊！”一个“苦”字还没说完，我右侧豁然一亮，万得福手上多了个三寸来长、状若饮料吸管的纸媒，尖端微火一点，恰恰照亮了方圆一尺左右之内的空间。“这叫‘火摺子’。”万得福说着，火摺子缓缓向下移动，照亮他腋下一个和夹克同色的软包裹，他探手入内，取出一支四寸多长、有如袖珍箭矢之类的物事，随即以之充当钥匙，箭镞子往一个锁孔里伸去，再一捣，那锁头似是铜铸，在半黄半青的焰苗映照之下显着炭黑、带些苔绿，它应声松榫，门也朝左开了，里头是个四席大小的房间，和寻常病房并无不同，一床、一几，床头有日光灯一盏，变电钮有些短路，是以光晕始终乍明乍灭。床上躺着个男子，一身看不出是白是灰、与床单同色的薄衫裤、半边袖管和裤管从盖毯下翻捅出来，极其扭曲的一副睡相。

“你老弟不认得此人了？”万得福吹熄火摺子，趋步靠近床头，忽地一把揪起那人的头发，让他坐起来。那人也不挣、也不抗，似仍熟睡未醒，任万得福摆布得如此，便成了个坐姿——这样儿整张脸庞又靠近日光灯管许多，面颊上的肉刺、胡髭也清楚些了，可我仍旧认不出来。

万得福又用另只手撩了撩挂在墙上的一套黑西装，登时扬起一阵尘埃：“那么这套衣服呢？”

我又摇了摇头。

“这小子当年拿啤酒瓶敲了你一记脑袋瓜子，你居然忘了？”

“是——”我的脑袋瓜子仿佛又挨了一记，“是那一次在My Place，我和几个侨生去喝酒……”底下的事不消说，我一轱辘儿全想起来——那是我第一次遇见红莲的晚上，在酒馆里搅进了和侨生们一起挂彩的战局。这个穿黑西装的家伙十分耐打，我连干了他两拳，他连晃都不晃一下。可是眼前这人却像个特大号的填布玩偶——我甚至怀疑他究竟还有没有气息；“他怎么了？”

“光棍行事，有来有往。他叫翰卿一个徒儿访了一年才访着了下落。既然当初给了你那么一下，翰卿那徒儿也照方给了他一下，就这么回事。”万得福说着，左手一松，那人顺势一滑又躺了回去。

“我们喝了酒闹事，你们插什么手？”

“这小子是‘哼哈二才’底下的喽；要不是他，‘二才’还不至于从你这一头又盯住了红莲。幸亏翰卿那徒儿出手精到利落，否则牵丝攀藤，势必从红莲身上又追出魏爷、钱爷踪迹，那就不妙了。”说到这儿，万得福迎面走来，把我的肘弯朝前轻轻一提，我毫无抵拒之力，拧腰抬踵，竟往身后踉跄跌出数步，但听原先那门“砰”的一声关上，我又回到了一片黑暗之中。

“别吓着了，‘书生’！”万得福一面说、一面不知使了个什么手法，再次打亮火摺、持短箭打开几乎是正对面的另一扇门，道，“方才那是二号，咱们再看看一号，好教你老弟知晓咱们不只是逞凶斗恶而已。”

一号房里扑鼻漫着一股韭菜和大蒜混合的臭味儿，房中坐着个年约五十上下的男子，衣裤尽如先前所见者，唯此人座下是张轮椅，椅旁也是一床、一几，床头除了日光灯，还悬着个巴掌大的塑胶壳儿电晶体收音机，正播放着京剧名伶孙元彬教唱戏曲的节目，这人冲我们各点了点头，笑道：“今儿田师父下饺子，吃多了，打嗝儿带放屁的，空气不好。万兄别见笑。”

万得福回了句：“不碍事。”随即对我低声叹道，“此人原本在老爷子府里当差干卫士，老爷子升天之夜，他忽然成了个痴子。我后首一查看，才得知他被人掐断了百会、玉枕之间的一条血脉，非但腰脚瘫痪，也省不得事了。是后活一日、只记半日事，现成是个废物。无可如何，权且容留在此。”

接下来，万得福又带我访视了隔壁三号房，里头住的是四处为人追杀、几无容身之地的瘸奶娘。此妪行年也已近八十，号曰瘸奶娘，可是双腿灵便巧捷，一双缠小又放大的“挛骨削趾足”看上去并不跛，却是那只原来并不跛的好腿曾经在二十五年前、她逃家出走的一场恶战之中负了伤，膝盖骨被“哼哈二才”发暗器打碎。其后经“痴扁鹊”汪勋如调治痊愈，居然行走如常、健步似飞，亦可谓因祸得福了。瘸奶娘谈兴奇佳，单只万得福说了句“见过瘸奶娘”，她便扯住我的袖子从一只放大的小脚说到汪勋如的医道。万得福好容易找着个谈隙岔了句“这位老弟台的尊翁启京先生当年也在帮，与你还是同船来的”，瘸奶娘两片垂褶披覆的眼睑陡地一翻，一双瞳仁泛起了银亮亮的光芒：“启京先生是‘理’字辈儿‘前人’。听李爷说，当年‘二才’私通洪魔、干下欺师灭祖的勾当之时，众人皆不知晓，唯独启京先生是个目证。可惜他老人家离家忒早，与咱们断了音信，否则咱们及早提防，小爷也不至于受他俩妖言惑诱，干下那般狗彘不如的事体来。”越说到后来，她的一双眼珠子越鼓凸圆大，直似要跳出眶子的态势，尤其是“小爷”二字，说得是咬牙切齿，听来倒像要吞吃掉那“小爷”的模样。她当下转脸冲万得福道：“这位小兄弟就是要来说解老爷子字谜的那位贵客么？”万得福点了点头，眉峰却蹙了蹙，仿佛犹豫着该不该告诉她：这位“贵客”什么也还没说呢。瘸奶娘则径自抢道：“那你可得好生款待款待——老田今晚下了一锅饺子，人人夸说好吃，你让他再包些个，给贵客消消夜、点点心——”

万得福没等她吩咐完便挥手辞出，跟我说日子长得很，要吃“田翁”的饺子有的是机会，可是“该见的人还是先见一见的好”。正当我纳着闷：什么叫“日子长得很”？五号房的门又开启了。此室全然不同于之前的三间，里面极是敞阔，大约是一号房、二号房的十倍长宽，比之三号房也大了三五倍有余，同样是四壁无窗，仅靠着几处零零落落的小灯，以近乎萤囊般微弱的晕光照亮咫尺之内的范围，可以看出这是一间书房，四壁连架迄顶，都是书。这我才注意到：那些高高低低、似是任意放设的小灯都附有黑罩铁夹，夹置于一落又一落挤不进壁架的书堆顶端，其目的本不在照明——反而像是夜间公路地面上的猫眼反光板，仅在让人不至于撞翻那一落书而已。在书房的最深处，倒是有那么一盏台灯亮着，一人背向伏案，头颈肩背遮去了绝大部分的光线。万得福又压低嗓门道：“之前此地是个书店。一九四九年播迁之后，一直是咱们老漕帮的物业。一九六七年二月底大整肃，十之八九的书都给查封销毁了，出版的事业也不许做了。之后只零零星星、偷偷摸摸地印了李爷、孙爷和赵爷的三部书——”

“等一下！”这是我踏进“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以来第一次感到如此亢奋，较之下午趴在那张破圆桌上写《城邦暴力团》前两个失败的开场时更觉惬意十分，我忍不住叫出来：“六七年二月‘国家安全会议’成立，之前不到一个月你们出版了陈秀美那本《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你说的大整肃和这两件事有关系吗？”

“‘白面书生’总算是‘想知道点儿什么’了——”万得福得意起来，不自觉地抬手抚熨几下一头很白的发丝，道，“这些个事要是没有关系，祖宗家门儿也不致沦落到这步田地啊！”

在我们这么交谈着的当儿，桌前那人影忽地转了过来，发梢轻扬、背光约略映显的脸庞轮廓泛着美丽的红晕。我可以清晰地看见那颊边极柔极细的茸毛——是我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一个身体的细节、一个零散的片段、——块小小拼图上的局部，我曾经粗暴地啄吻和吸吮过的位置。我和她几乎同时喊叫起来：

“红莲！”

“我不是红莲。”她已经在我失神愣立的当儿站起身，向我伸出一只意味着礼貌和距离的右手。我握住了，那只手和红莲的手一样温暖、一样绵软、一样滑腻，我再握紧一点，想索性把她整个人拽进怀里来。可是她不依，她也没有把手缩回去的意思，只像是早就猜想到我会有此一拽似的顽固抗拒着，且在同一刹那间递过来另一只手——在这只刻意显示的左手腕桡骨内侧的皮肤上，并没有那朵我曾长久谛视、狂烈啮咬的赭红色莲花。

“我是陈秀美——红莲的母亲。”她平静而温柔地说。

犹之乎急于躲避一种羞窘难堪处境的直觉所使然的那样，我匆忙且莽撞地甩脱陈秀美的右手、移开了视线，不期然却瞥见书桌上摊放着一本大约一尺多长、不及两尺宽、展开两页则占据了近乎半个桌面的布面精装画册，入眼的一幅图画上是两个裸身相拥的男女，采传教士姿态。男子歪顶着武士髻、膘肥肉厚，女子朱唇微启、星眼半闭，通体油胖白皙。奇的倒是在男子阳具处并无图形，而是一个“酉”字，字边散落了一圈银色粉末，近旁则放置着一枚大约是用来刮除银粉的壹圆镍币。

“得福！烦你跑一趟，去同三爷说，《肉笔浮世绘》解出来了，它不是一本寻常春宫，恐怕还是当年随着钱氏一族的工匠绘画东渡扶桑而流落出去的一套医谱，而且谱中另外藏着机关——

“依我推测，它只是半部，独有人形而无穴印，倘若再合上汪爷的‘少林十二时辰气血过宫图’，或恐正是钱、汪二位爷参详了大半辈子而未果的一部医道——其珍贵深奥更在《吕氏铜人簿》之上，甚至还是打通‘汪家医’和‘吕门医’两支绝学的关隘呢！

“如果我这个推测成立，当年罗德强擅闯汪爷医院的用心就再明白不过了：他一定是在密晤莫人杰之时无意间发现东宝片场收庋此书，且其中藏着这么个连洪魔都未必知悉的机关。可是当日此书乃是由莫人杰向片场借出披阅的，非得立即归还不可，倥偬之间，只好暂时作罢。待罗某回国之后，必然会向洪魔禀报此事邀功——对洪魔而言，罗某这就未免涉入过深且知情忒甚了。应该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罗某察觉洪魔有意对他这唯一的活口下手，也才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向汪爷示警的。”她喋喋叨叨地一口气说到这里，我已经百分之八百地确定她不是红莲了。我的红莲沉默、慧黠、神秘而且非常放荡，绝大部分的时候，她不会让你知道她的看法、她的见解、她的思想，比“绝大部分的时候”更多一点的时候，她不会让你知道她要做什么以及她在哪里。

“至于你，如果你要问我红莲在哪里的话——很对不起——我也不知道。”陈秀美跟我说完了这些，撇过脸见万得福还站在原处，不由得皱了皱眉，道，“怎么还不去呢？”

“就去了。”万得福面无表情地欠欠身，朝我勾了勾手指头，道了声，“请罢。”

这一次，万得福似乎并没有带我从进来的门出去，我们并肩走出数步之外，我漫不经心地回头要再看陈秀美一眼，但是她、书桌和台灯已然消失了。原处变成一整面通顶连墙的书架。我略微怔了怔，想确认一下行进的方向，左肘又给万得福一抵，朝右转了半圈，他却已经走到我的前方，一面有如自言自语地沉吟道：

“这妇道也是可怜，十几岁上怀了身孕，丈夫又无缘无故遭人谋害，人就有些个癫狂。幸亏钱爷容留，指点她读读书、认认字，照管书店的事渐渐也做得了，后来托钱爷帮衬，还拿了个学位。只这疯病厉害，就连汪爷的医道也诊治不了。

“大整肃之后，祖宗家门里忠肝义胆的光棍四处不能容身，各位爷彼此也不方便时常见面，如何照应她呢？便给送进松山疗养院住了好些年。直到一九七七年夏天，赵爷为了避敌耳目，自己放了一把火，把书店烧了，原地重新安顿，装成废墟面貌，里头再摆上个固若金汤的弥天大阵，才又把她接过来的。这妇道每日里捧着书读了又读、读了又读，动不动就说找到了一个什么什么证据，又访着了一条什么什么线索。有时候儿抓起本明星画报，看了便说那白嘉莉就是她女儿红莲，已经叫石牌训练班的特务培育成谍报人员，专陪国外元首睡觉、好套取情报。有时候儿翻着本多少年前的旧杂志，看了便指着照片里的人说她丈夫其实活得好好儿的，并没有死——照片里的人明明是‘老头子’，哪儿是她丈夫呢？

“当时汪爷陪着孙爷在花莲山里养伤，李爷领着小六在桃园行馆习艺，钱爷、魏爷早已改名换姓——教书的教书，作厨的作厨——这二位爷虽然时相往来，可若依着赵爷书中历法所示，还不到会面的日子。就连我，也还没参透赵爷书里的机关，怎敢贸然出首和诸位爷相认呢？这可就苦了赵爷了。偏偏赵爷为人强项，凡事从不求助告帮，只他同瘸奶娘二人苦苦撑持。好在我东奔西走、上求下索，总算寻着了三万六千忠义光棍，不久又识出了赵爷书里的藏字历法，这才一方面得着接济、有了凭靠，一方面则借那‘一清专案’撺掇下一百零八条好汉自首，好与诸位爷在苦窑里重新聚义、共商大事的——”

“那么红莲呢？”我猜想万得福还想说说他们“共商”了些什么“大事”，但是我并不关心。我重复了一遍我所关心的，“红莲呢？”

就在这转瞬之间，我倏忽觉察到万得福并不是走在我的前面、反而应该是绕回我的后面去了。念起身动，我猛回头，果然看见他的背影已在七八步开外，当下消逝在浓黑之中。正待追上去的时候，第二个念头又波涌般席卷而来——他也许已经转向左走，重回先前陈秀美所在的位置，且脚步声和带着回音的话语也确乎自彼处传出：“那是另一头儿的事了——咱们是不是先上四号瞧瞧去？你老弟所耿耿于怀者不是放了你一暗枪的那小子么？咱们不多不少、不深不浅，也照样儿给他来了那么一下子。只不过——谁叫他身上没裹着‘壳子’呢？嘿嘿嘿嘿……”

“我要知道的是红莲！”此刻我全然不在乎万得福究竟身在何方，我拼命喊着同样一个句子，喊了五遍（或许六遍），像是承受了十分重大的委屈，直喊得眼角微湿而口唇却发出阵阵干燥撕裂的疼痛。我依然可以在闪烁晶莹、曳拖着刺状星芒的灯光下辨认自己被几万册甚至几十万册书籍包围着，我也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陷身在这个疑惑和解答时隐时现、互缠互绞的阵中，然而——关于红莲的一切，我已彻底迷失；且正因为这迷失，我爆发了自己从未付出过的爱意。

以上的整整一万字是我第三个失败的尝试。开始动笔写它的时候我已经见过了四号房的倒霉鬼——他曾经挥舞着一把二尺四、几几乎在双和街和青年路口的红绿灯下砍断我的手筋或脚筋。当时他的脑袋上没有半茎头发，可是如今躺在病床上，发丝已经长得能够打辫子了。他显然已经不认得我，还悄声拜托我：“如果有机会回到阳间去的话一定要打电话给‘花枝’，叫‘花枝’务必赶快把‘孝堂’大伙解散掉。”他并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会相信——其实他还活着。但是那样像一具骷髅架子般活着又其实和死了没什么差别。病房里当然没有昼夜，只有睁眼和闭眼。他睁开眼睛之后所能做的就只是吸食一种叫“安素”的奶汁，以及用稍稍可以动弹两下的几根手指头抠弄尿袋管子。

在这活死人隔壁的六号房里住的是个粗头大脸的汉子。这间房里没有床、也没有日光灯，仅有的黄光来自一具嵌在墙上、专供停电时照明的蓄电灯泡。黄光斜射而下，恰恰敷洒着对面墙角的汉子四周。他的左手给铐在三尺高的一根白铁横栏杆上，整副看来十分壮硕的身躯半坐半跪地蜷缩着，右手自腕骨以上仍凸肌暴筋，犹似健身房的教练，可是腕口却只剩下一截覆了层薄皮的秃骨，手掌则泡在他面前不远地砖上的一只玻璃瓶子里——我不能确定瓶中所盛的是什么样的油汁或溶液，不过那只断掌悬浮着，空气中则传来混合了甲醇、乙醚、汽油和消毒水的味道，因为室内绝大部分的空间都摆置着或粉红、或墨绿、或透明无色的燃剂。据说这汉子外号人称“火霸天”，当年不过三十出头的岁数，便已经纵火不下四百二三十起了。

“一清”囚窑期间，各方光棍首领汇整信息，得知“火霸天”旗下几个消防器材公司进货出货时程以及此子惯常作案手段，遂在狱中研议，要设下个趁火打劫之局。

到了一九八六年秋天，相传政府宣布解除戒严令，光棍们争说：“帮朋大老”何不趁此出去透透气、观观风向？设若洪魔爪牙消磨、气焰略减，便是庵清光棍替祖宗家门挣一副头脸的时刻了。倒是六老怀疑其中颇有险诈，深恐这解严之举不过是敌垒识破庵清方面藏身囚牢之策而安排的一个欲擒故纵之计。于是又迁延了好几个月，直到魏谊正不得不出去会晤高阳，钱静农也非得当值应卯，向孙小六传授一身绝学不可了，这才由赵太初摆下一个小小的“风遁阵”，掩护另五老出狱。其间竟有一事是出乎五老意料之外的。

就在这九九八十一颗梨核儿布起的阵式一经作用——时在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二、阴历丁卯年正月十五之夜——登时狱中校场掀起一片沙墟尘暴，密云罡风自地脚拔空冲起，五老鱼贯而行，刚刚站定在一个篮球架底下的钢骨方圈之中，忽然瞥见阵口赵太初身后站出来密匝匝、闹哄哄的一群好汉，正是万得福亲率着一百单八将前来送行了。此际自万得福身侧闪出一个张翰卿来，奔前数丈，捧呈给孙孝胥一枚纸封，曲膝拜倒，泣道：“二十年前六位大老受了洪魔毒火残烧，此仇不报，众家光棍寝食不得安宁。这里头的机关，就请诸位爷笑纳了罢！”

封中之物无他，却是光棍刚刚打探出来的一个秘闻：“火霸天”刚丢失一笔大生意。原先招标的买方是“中国石油化学开发公司”，要在高雄大社厂的丙烯腈反应系统纯化区设置自动防火侦测机具，可是“火霸天”出价过高，中化大社厂所生产的丙烯腈（供应下游工厂制造压克力纤维、塑钢之用）当季行情又看跌，这买卖便让他人夺去。依“火霸天”行事习惯，结下如此难堪的梁子，则三个月内必然是要滋事报复的。自竞标日的一月三十号算起，四月底之前，“火霸天”势必要对大社厂展开行动。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钟，该厂丙烯腈纯化区果然发生连续十起爆炸。方圆五里之内的厂舍、民宅玻璃门窗悉数震碎，消防单位一共出动了十一辆化学车、十三辆水箱车，耗时两个钟头才稍稍控制住火势。此案延宕五年又三个月未曾破得，因为事发当时“火霸天”即为孙孝胥亲手擒住——他就此住进了“人文”，给削去惯常用来点火的右手。然而，之所以囚之在此，并不单是为了报复——在另一项更重要的大计划之中，“火霸天”洪子瞻还是一份诱饵，只不过五年又三个月以来，还没有任何人作过“放饵”的决定。

截至我写出第六个失败的尝试为止，八号房一直是空的。据说那是一个宽敞无比的房间，可以容纳所有老漕帮庵清光棍亟欲诛灭的仇家。我说我不相信这么多年下来这几个老鬼只囚拿了二号、四号和六号房里的三口仇家——这纯粹只是为了跟万得福抬杠而已——万得福的答复却玄奇得很。他说：“李爷的嘱咐你老弟不记得了么？设若你老弟想知道的就只这么些，然则在赵爷的‘人遁阵’中，又岂能别有所见呢？”然后他为我打开了八号房门，里面是另一方幽冥晦暗的空间，除了门内数尺之处放置着和先前外间屋中一模一样的破圆桌之外，全无其他陈设——连藤椅、板凳或壁钟、月历之物都没有。倒是桌面上有一盏油灯和四杯冒着蒸汽儿的热茶。我凑近桌边，垂脸端详了一会儿，但见各杯之中确是黄澄澄、清荡荡的茶汁——只杯体下半截沉淀着厚达寸许的古怪物事。其物长不过二三厘、粗不过毛发一般。有些黑、有些白，有些则灰似雨前之云，也有极少的一部分黄如车后之土，入眼直要令人作呕。

“这是咱们六位爷的胡子渣。”万得福接着道，“六位爷每年一到万老爷子忌辰，便剃下这么一部蓄了三日夜的胡子渣，盛入杯中供奉。待哪一日擒住了‘二才’、小爷还有洪魔之际，便伺候他们一口饮下。”说到这儿，万得福引我退出，随手掩上八号房门，当下却早已一旋踵俯腰，利用交睫即逝的一点油灯余光，将对面的七号房门又打开了。

此间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有一袋书、一叠反面透露着高阳字迹还勉强可供书写的残稿遗骸，一个专属于我的房间、专供我疑思惑想而布奇设幻以应之的迷阵。我的左邻是一间森严肃穆的祠堂——九号，奉祀着老漕帮庵清光棍数百年来的列宗列祖、家法家规，里面还有无数载录着该帮典章制度、仪节德训、礼器刑仗的图籍簿册，以及比图籍簿册更多的幽灵——我在写完第四则开场的时候撞见一个，他说他叫俞航澄，他要告诉我当年远黛楼事件之后他之所以引咎退位，乃是受到万子青挟制不得不然，最后我没搭理他。我的右邻既是一位我素所尊仰的前辈学者，也是一位搜证翔实、推理严密的妄想病人——我甚至曾十分恐慌、忧惧：万一自称比我年长八岁的红莲其实也是我这位右邻的话（起码我是无法从外貌上判然区分的），则我那只剩下肉体欢愉印象的所谓“爱情”，则充其量不过是一具容颜姣美的躯壳所提供的虚假幻想而已。这是我开始以及结束第三则开场时的一个困扰——红莲。

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红莲对我隐瞒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从来不曾想到，当我执意向她追问一切的时候，她竟然会从那一则看似与现实人生无关的故事说起，因为那则故事与我和红莲的爱情也无关——那是一九七四年，她在当特别看护的时候听来的故事。

病人是个四十六岁的中年妇人，那妇人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长过一身骨刺，叫煤球给熏坏了一部分的脑子，后来还中过三次风，有好几年不能认人记事。到了四十岁上，那妇人又罹患了一个奇怪的毛病，病发的时候，她会自动把当下处身的现实移置到过往生命的历程中去。换言之，妇人不时会过着一种文法上称之为“过去进行式”的生活。在最初的三年当中，这种病发作的频率较低，一年只三四次，可是每次发作，妇人退返其生命过往的程度也比较规律，总在一到两年之间——举例来说，病人四十二岁的那年第十次发病，明明是生活在一九七年的妇人却以为当时是一九五三年，因为此前的九次分别以两年、一年、两年、一年……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倒退使得她这一回从现实中遁入了自己二十五岁时的状态。医生原本想以此推估出一个“退婴曲线”，配合上病患家属的观察和回忆，也许可以查考出妇人之所以致病、是否与年少时受过什么样特殊的惊吓或挫折有关。但是基于十分神秘的原因，病患似乎并不愿意配合。从第二年起，这妇人几乎每月发病一次，时而退返几个月、时而又只退返数周甚至数日。医生终于宣布放弃作“退婴曲线”的观察实验，只交代家属：当病患再度发病时，必须雇请特别看护“帮助病患适应对现实之异常认知生活”。红莲并不知道自己是第几位特别看护，只知道她在一九七四年间照顾的这位妇人以为自己还不满二十岁，世界仍旧属于一九四七年。红莲的职责则是在帮助她重组一个“看来不像一九四七年”的现实认知——无论是支吾敷衍、虚应故实，还是顺水推舟、因势利导，目的只在陪同那妇人重新走过一次一九四七年——红莲来到这世界之前近三年。然而红莲很快就会知道，这妇人的故事和她尚未出世的生命竟有些许幽渺的联系。

妇人的故事是在一个热得连纱窗都冒出蒸汽、板墙也开始渗油的炎夏午后讲起来的。当时她坐在不过三坪大小的客厅正中央的一张藤椅上，手摇蒲扇，朝二门外正在屋檐下的阴凉地里整理鸟笼子的丈夫指了一指，对红莲说：“明天一早天不亮，趁凉快的时节，我就要随他去了。”

“噢！”红莲应了一声。

“先搭火车上天津，再去北平。”

“北平？”红莲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她隐隐约约意识到：妇人正发作着了。

“他是北平来的，不回去怎么成？”妇人继续摇着扇子，眉眼之间略显些许不安，不过，那神情很快地就转变成一种自己宽慰自己的笑意，嘴角倒不曾当真笑出，眼梢却扬了扬，以非常娇俏的声音说道：“我压根儿不认得他呢！”

红莲顺着妇人的视线望去，看那年岁大约也不满五十、却已经有几分佝偻之态的丈夫居然围着条毛线围脖，右手把了支毛笔在一只小钵里涮着，空气中飘泊着一股松香水的呛味。他两眼直勾勾凝视着空鸟笼子密致的栏杆上刚髹涂过的一层朱漆，似乎是满意了。这时妇人的话语又犹似一种绕口令般地迸出来：

“不认识不怕不认识，总比你认识了多少年结果人家根本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可要强得多了呢！”说到这儿，妇人坚执地点了点头，眸光朝里间屋扫了一扫，再次压低嗓门儿，道，“我说的是我爹——他是个恩将仇报的小人！打从明儿起，我这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他了。我跟人跑了。”说到这儿，妇人朝院子昂了昂下巴。此时妇人的丈夫抬手轻轻拨转了一下笼底，好让向内的一面也能在阳光下曝一曝。

“他是个好人，就是命苦，什么都错过了。”妇人说时，那做丈夫的把笔和钵儿搁在窗台上，人便绕过一方小小的菜畦，往大门外步去。妇人抢忙接道：“他要去救人了！”

“救人？”红莲闻言一愣。

妇人手中的蒲扇往口鼻上一遮，仍旧低声道：“救他师父。他师父的儿子从前打杀过一个大魔头的爪牙，大魔头于是布下天罗地网、出赏重金捉拿人犯，一拿拿了好些年，到后首连那大魔头都死了，还是拿不着。”

“那不就没事儿了么？”红莲搭着腔，看那妇人说得吃力，便要接过蒲扇来替她扇扇，不料妇人紧紧扣住扇柄，似是溺水的够着一根浮木的一般，瞳中清光乍闪，又朝里间屋瞬了瞬，登时喘着牛吼之气，犹如奔跑了一段崎岖难行的道路，才切齿道：

“可恨的是我爹，自从当年下了那场大雨之后，九丈沟以下三十里的河道先溢后淤，通船的营生没几年便捱不下去了。我爹只能改行上旱路卖力气——在他祖上几代走船这一行里，上旱路混生计有个名堂，叫‘鸭打摆子’，是极没有出息的意思。我爹‘鸭打摆子’过了几年，脾气也恶了、性情也坏了，只道是下那场贼雨害人，还说下那场贼雨是咱家高人码头上暴杀几条性命、血腥气招惹了河中蛟怪，于是兴风作浪、惊动东海龙王銮驾，龙王这才搬请雷雨镇伏。说来说去，说去说来，不过是为了他要去通风报信、请领赏钱编派的口实罢了——我娘便十足恼恨这小人行径，直说，他去请赏，她便去投河，横竖当年若非人家小恩公出手搭救，咱娘儿俩也不免投河一死的下场。”

在这一刻，红莲并不认为这个听来支离破碎、虚妄奇幻的故事曾是妇人真实生命的一部分。在这一刻，红莲只能想像自己的母亲——一个长年居住在疗养院里的近代史学者——也同样生活在虚实错综、真伪交织的时空之中。在这一刻，红莲抚掠了一下妇人额头沾满了热汗的垂覆发丝，且十分诡异地听见屋后传来一阵阵如骤雨冲刷硬质地面的声音。她明明知道这一家只有妇人和她的丈夫居住，里间屋并没有妇人所谓的“我爹”或“我娘”，世上更无蛟怪、龙王作祟，然而那倾江倒海、如泄如注的暴雨声响竟如此逼真地灌入她的耳膜。在这一刻，红莲仍抗拒着从妇人的瞳仁深处看见自己以及母亲的容颜。她匆忙别开脸，道：“您不是说那大魔头已经死了么？”

“他们是死不绝的！”妇人拼力喘着气，又将蒲扇向敞开的大门外指了指，“这老好人便是受尽了他们的支使折磨，到如今还尽顾着要去搭救他那个‘讲功坛’的师父呢！可终究——还是错过了。”

红莲永远也不会知道，屋后传出的不是雨声，而是徐老三、孙小四，也许还有我和那个还没长出毛来的孙小六闯进来洗澡的声音。可是当她听见“讲功坛”三个字的时候，耳鼓深处一定会响起一记惊天动地的霹雳。她面前这个妇人——我们的彭师母、当时的儿——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这天，一路汗流浃背地跑了五里地，来至泰安通西桥东端，再也没了气力。她匍匐在滚烫的石板上，估量着自己再也走不完剩下的一段约莫五百多步的途程。偏在这个当儿，迎面撞来了那个从北平到此投拜欧阳秋习艺的彭子越——可惜，他来的不是时候。

早在两年以前，对日抗战胜利，中央派赴山东的接收大员同时带来了戴笠早在十几年前就发布过的一道悬赏缉令——“务期结合地方稽查处及宪警单位力量，加急捉拿杀害居翼凶犯”。这道缉令一出，欧阳昆仑自然不敢再于家乡逗留，于是辞亲别里、远走高飞，遁往南方去也。据云他此后所为者也是一部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事业，从而将一副原来只在冀鲁间传扬的“铁头昆仑”美誉，又往大江南北张播开来。日后以年幼时一遇之缘助李绶武完遂“上元专案”发窖运金的艰巨任务，所凭的不只是盖世神功，更是江湖人任侠慕义的慷慨之气。

可憾的是此子一去，后事殆如《七海惊雷》所述，顾氏忧劳成疾，遽尔辞世，欧阳秋穷愁潦倒，神钝智昏，“讲功坛”也一蹶不振了。彭子越不辞千里、辛苦跋涉，自北平投拜而来，是一九四六年三月间事。当时“大魔头”座机触山，人是死了，悬令却依然在山东各地稽查处张告示众，一时口耳相传，乡人皆听说官家要缉拿一个杀害“居先生”的凶犯了。

彭子越原来并不明白这个背景。其行事便略如《七海惊雷》中那位“跨儿”，而所不同者，这彭子越本是带艺投师，实指望更上层楼、得窥武学堂奥；不意登门投师之后，才发现欧阳秋竟如此落魄，反而得将靠着他一副健硕腰脚、干些苦力活儿、勉维糊口之计。是不是在这段时日里彭子越私发窃学了欧阳秋所藏的《无量寿功》？抑或是欧阳秋一似《七海惊雷》的“裘攸”，把这十九年来目诵神悟之术倾囊尽授此徒？则世无知其详者。不过，即使“无量寿功”是时已然成就，彭子越也救不了任何人，其情恍如彭师母随口漫声的那句：“都错过了。”

第一个错过要数那潦倒失志的船家。他蹉跎了一两年，终于鼓足勇气、泯下良知，一头钻进那稽查处的大门，说是来报信捉拿凶犯的。这夯汉不识字，却不知此地已非什么稽查处，而是中国共产党新设的一个“解放区干部训练所”了。

原来在这年四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自临沂至大汶口一线发起，向鲁中山区推进。共产党华东野战军索性转守为攻，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泰蒙战役”，以一部攻击泰安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想要诱使整编第七十五、八十五两个师的兵力北移援助。四月二十二日，战役开打，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包围了泰安城。孰料这“围魏救赵”之术并未得售，大汶口之部根本没有前来援师的意思。四天之后，共军“一不小心”打下了泰安城，歼灭整编七十二师一万七千人，活捉了师长杨文泉，古城易帜。共产党无意之间又推拓出一块“解放区”的版图。

可怜这船家当年听居翼“上课”的时节打了几个瞌睡，于国共两党长期以来你死我活的内斗素无所知，这些年逢着两造拉锯式的什么“解放之役”、“光复之役”，便窜东流西，往那没有硝烟炮火的穷乡僻壤躲藏。今番几个月没进城，连野蔬溪鱼、半饥不饱的日子也混不下去了，好容易把心一横，原指望讨几文赏钱度日；不料一说起“替戴先生捉拿杀人要犯”的来意，非但立时便叫那干部训练所的同志给扣住，所中还另外简派了一标人丁前去高人码头搜捕“同党嫌疑”。试想：一个破落船户能有什么“同党”可捕？能逮住的不过是个半老婆娘——同志们毕竟不是专职特务，一阵啰唣咋呼，迭忙抓住了母亲，却惊走了女儿。这儿一见来人汹汹喧嚷、直说要捉拿通敌人犯，心想必定同他爹狠意报官请赏的事脱不了干系。登时打定主意，非去知会那“小恩公”欧阳昆仑一声不可。于是撒开双腿、从一壁镜面也似的高人码头上趋步斜窜而下，足尖如捣臼、沾地即起，才不过三两吐息的辰光，便已抢下河床，再沿着淤涸多年、已然生出丈许杂芒丛苇的滩道，逃将出去。须知这高人码头斜坡陡滑，非熟练船家人等哪能踅走半步？有两名同志眼见这少女健步飞奔而去，心下一急，追赶落坡，一阵天翻地滚，摔了个浆血淋漓。

当儿狂奔力尽、趴伏在通西桥头的石板上喘息不及的时候，另一拨荷枪实弹的兵士们也已经冲入“讲功坛”。在彼一当下，儿恰恰晕厥在彭子越的脚边，她觑眼所见，来者只是一条衬着灼白烈日的陌生黑影，似曾在“讲功坛”出入过，便含含糊糊吐露了一句话：“叫欧阳昆仑快逃命去罢！”她其实并不知晓，欧阳昆仑早已背井离乡、潜逃千里之外。彭子越则眼见一个苍白孱弱的女子气息奄奄、横陈于前，身外不远之处又是一片“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的景况，继之听往来街坊吵嚷，争说“讲功坛”窝藏“国特”，叫军爷们一排枪给扫了，砖瓦门窗上全是火药窟窿。也有人说，要逮的人物没逮着、不该逮的人物也跑了，此事不会善了。正祟乱着，一个平素与欧阳秋、彭子越师徒时相过从的老者飞步上前、朝彭子越的后脑勺上狠狠甩了一巴掌，一面挤眉撇嘴使眼色，一面状似气急败坏地诟骂起来：“这是么儿年月了？还将着你媳妇长街短巷地瞎狼窜！枪子儿下长眼，捣鼓捣鼓就往你胸膛上开口子——歪尔嬷的跟老子家去！”说时下手捞起儿背脊，撑腰借力，一把提上彭子越的肩头，随即又揪住他前襟，径自碎步疾行。直走到一个僻静无人的院落，才松开手，低声嘱咐道：“我听人说，是这小可家子的爹给出来的一场祸殃，你迟走个一会儿半会儿，怕不连条小命都给葬了！”

数落起来，这无名老者昔时也是受过欧阳昆仑侠行义举帮衬的。今日在桥头听儿发了那声喊，又闻知“讲功坛”叫上百小队的枪兵给崩了，他虽不明白究竟，可眼前这一双男女看来都与欧阳家有些善缘，便不暇细较，径以一念之仁，急伸援手——殊不知随这无名老者走出半里之遥去，彭子越和儿一生的际遇便大不相同——他俩却都是回不了头的人了。

红莲从来没有用这种巨细靡遗、不惮辞费的方式跟我说过话。她这么说着的时候令我觉得十分陌生——我曾数度分心，遐想着过去十年来不时和我拥抱、纠缠，相互燃烧着炽烈情欲的那个女人也许是个鬼魂。要不，突然间在我文思枯竭的某个秋日午后推开七号房门走进来、一屁股坐在我书桌对面的这个女人就是个鬼魂。她们之中的某一个竟是如此地不真实、如此地遥远。我在忍无可忍之际粗暴地打断了对面的这一个：“跟我说这些做什么？”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彭子越和岳子鹏究竟是怎么回事吗？其实这里面——”红莲微微笑着，眸光盈盈，却仿佛受了什么委屈而又勉强将忍住的模样，她咬了咬下唇，艰难地说，“算是有那么一个爱情故事罢。”

就在我一句“这算什么爱情故事”正要喷口而出的当下，一种“此情此景、居然重历”的感觉油然升起。我顿了一顿，低头望着桌上零乱的稿纸、潦草的字迹，然后那早已失落于不知何时何地的记忆猛地跳了出来——是我开始过逃亡生活的当天晚上，在回音四合的那间村办公室里。小五用一双极冰极凉的手为我穿上防弹背心，她问我说：“听彭师母说故事啦？”接着，一边替我整理衣领、她一边继续问道：“她今天说了什么故事没有——说了那个叫她一辈子忘不了的小男孩儿了吗？那可是彭师母的初恋情人哟！”当时，我给了小五一个冷漠而粗暴的答复：“那算什么情人？”近十年岁月忽忽地过去了，我对“爱情”两个字的直觉或本能反应几乎是并无二致的，这使我稍稍迟疑了片刻——然而，就算迟疑一百年也没有用，我满脑子所能想的只是关于彭师母那种发病状态的现实推理：倘若彭师母四十岁以后的人生景况便是间歇性地回到从前、而这种倒退显然一如现实中的时间一样不可逆反、亦不稍停伫，那么，小五既然听过了彭师母初晤欧阳昆仑的故事，我和孙小六又怎么可能再听一次呢？我抬眼睇了睇红莲，此际她眼眶之中滟滟潋潋的泪光已近饱满，而我的孤执仍坚决异常，我听见自己的话语是这么说的：“别跟我说你也听过彭师母第一次见到你爸爸就爱上了他的故事好不好？这他妈太动人了！比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鬼马子跟我睡了十年的故事还动人！”说完，我吸口气又重复了一次，“还动人，你知道吗？”

事实上这些都不是我想对红莲说的，我想说的原本很简单，一如每个经历过好奇、渴想、追求、欲望、思念、怀疑……这一类折磨的人都会说的话一样简单，可是我说不出来；表达爱意甚至善意的语言卡在某个渺茫的宇宙彼端。这个和自己的语言绝对分离的情况使人益发感到卑微和痛苦。我在下一瞬间奋力扔掉手上的笔——可是我忘了，四周是一个阵，它和寻常的世界全然不同，在阵里，你的好奇、渴想、追求、欲望、思念和怀疑会不时地前来找你。结果那支笔又从黑暗之中弹了回来，掉落在一张写了几行的稿纸上，笔尖涂触，还留下了货真价实的墨污点痕。

“其实你还不懂。”红莲把第一滴掉落的泪水用拇指丘擦了，第二滴用手背，第三滴用食指指腹，然后是中指、无名指，揩拭的速度终于及不上涓滴串流的速度。她垂下手，同时笑了起来。然而笑容并不能中和泪水，只能模糊她那张看来仍旧年轻美丽的脸孔。不过她哭得十分平静，肩膀不曾抽搐、声音也没有哽咽，仿佛泪水就是把两汪小小池溏一般的眼睛清涤了一圈便淌溢出来，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哀愁或是被我激将的言辞挑起的愤怒。她接着告诉我：两个月的居家看护结束，彭师母只再发作过一次，这一次她退返的实际年月并未出现在叙述之中，红莲只知道，她已经是个情窦初开的姑娘，经常远远地站在通西桥头，往“讲功坛”方向张望，想看一眼欧阳昆仑——最好是也能叫他看上一眼。在这个现场，欧阳昆仑已经不认得儿了，他走过她身旁，她恍了神，一只脚慌不迭往桥下踩了个空，眼见就要落河，忽地胸前叫一股看不见、摸不着、极其强劲的力道给拽住，人又站稳了。欧阳昆仑淡然伸手指了指她身后潺潺流逝的泮河，道：“下游不出二里，有片流沙滩，小可家子在这儿玩耍得要留神。”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小可家子”是泰安土语，就是“小姑娘”的意思。这小姑娘此后再没见过欧阳昆仑。但是四十六岁的彭师母似乎并不以为憾，在昏昏睡去之前，她勉强撑开眼皮，用那种满怀憧憬而坚定的语气对红莲说：“我还要同他见面的。”

对红莲来说，彭师母的病反而成了她窥伺自己从未谋面的父亲唯一的机会。此后八年，无论她改换了什么样的工作，总会趁着彭师父不在家的时候，有如寻访一处秘境般地偷偷探视一下彭师母——证诸彭师父那句“这些年来时不时到家来翻箱倒柜”的话，我只能想像那是红莲潜悄出没的形迹，一个个试图捕捉父亲片影残形的脚印。有一次，当上临时演员的红莲接了个没人肯要的尼姑角色，下戏之后赶忙去见彭师母，只是为了让她认一认，看看自己的模样儿和“光头大侠”有几分相似。结果彭师母那天没发病，布施了她一百块钱，念叨了几声：“阿弥陀佛”。我在这一幕假尼姑化缘的情景上轻轻卸除了武装，长长吁了口气。

“就在那八年中间，她又倒退回去十六年。”红莲缓缓合拢睫毛，让最后两滴泪水爬过她捂在口鼻之间的指缝，变成两片闪着晶光、转瞬干逝的鳞，才继续说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告诉你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字谜的那一次？”

我点点头——不，应该是基于某种残存的自尊而表现出来的动作罢？其实，我是昂了两下下巴颏儿：“怎么样？”

“在那之前不久，彭师母就已经退回她头一次见到我爸爸的那天去了。然后她就卡在那里，再也没有退过一年、一个月、哪怕是一天。她在那个码头上卡了整整十年，一直到昨天夜里为止。”

彭师母静静地死去之前大约又说了一遍那个她已经絮叨了不知几百次的遭遇。依照红莲的解释，那一次充满惊恐的绑架、打斗和残杀的经历是这个老太太所能遁逃的极限。彼处既是她人生的尽头，也是她一切感受和知觉的起点。逃到这一步上，彭师母已经退无可退了。

“听起来像是一见钟情，永志不忘，不是吗？”红莲苦笑了一下，移开撑在我书桌上的手肘，摇了摇头，道，“所以我说这算是个爱情故事，可是它比爱情还要多一点——多了一点‘其实你还不懂’的东西。”

“不懂什么？我不懂什么？”我再度抓起笔朝更远的地方扔去。这一次它弹回来得慢了些，落纸时的力道也重了些，笔杆折断，油墨涣染，把稿纸洇黑了一大片。

“不只你不懂，我也不懂——这样说你也许会好过一点罢？”她无可奈何地扬了扬眉毛，探出一根手指头往那滩墨水上沾了沾，随意在纸面空白的地方抹画两下，低声说了两个字，“亏——欠。”

亏欠。一种我从来没有的情感。

我所能理解的这两个字只是一种负债行为，无论它的换算单位是金钱还是实物——哪怕玄虚深奥如讲论心性的理学家所谓的“吾性本来完全具足，不可自疑亏欠”——这个语词都不该是一种情感。然而红莲以为是的，而且有的人有这种情感、有的人没有。后者也许活得太浅薄、太粗糙或者太坦荡、太自在，总之是太心安理得。这样的人生命中没有经历过真正巨大的惊骇、挫折和艰险，从而也没有得到过堪称珍贵的帮助、救济和抚慰。短少了这么一种情感的人犹如伸手需索随即获得满足的婴孩，整个世界是由一连串的“我要——我得到”、“我要——我得到”所打造起来的。这个我，凭靠着广泛的阅读、严密的推理甚至圆滑的书写技巧和恣肆的幻想，再加上一点点福至心灵的运气，解开了一些字谜、发现了一些内幕，并且开始要翻写一部揭露近世历史真相的小说。但是这个我却没有能力察觉、体会或者想像那种可以名之为“亏欠”的情感究竟是什么。这个我——一把挥拂掉桌面上零乱的稿纸——显然还想要作最后的抗拒。这个我，正因为从来不觉得自己亏欠什么，而根本不懂得爱情。

红莲也许看出了我的恐惧，也许没有，但是她做了一个动作——把她的左手伸过来，往我的右手背上磨了一下，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样。我在那一刹那以一种近乎虔敬的心情想起过往的岁月里许许多多和我曾经如此亲近的人，我其实没有认真进入过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的真实生命。即使在这个当下，我的手背那样紧密地贴触着一朵红莲，它究竟是个胎记般的刺青？还是个刺青般的胎记呢？我翻转手臂，想再看清楚一点，红莲已经抽手起身，以令人几乎无法察觉的幅度摇了摇头。我猜想她要离开，且永远不会再回来。于是我放声大哭了，听见她也哽咽着告别的话语：“我还没懂得自己亏欠了什么，就已经老了。你可不要像我。”我的哭声衬在她的话语底下，听起来比风声雨声还要空洞虚无，除非我所伤悼的不只是一具完美的肉体，还有那些我来不及认识的人——比方说，彭师母，一个拥有过真实生命的角色。

在写完以上的八千字之后，我以为我会彻底放弃那个写作《城邦暴力团》的念头。原因很简单：真实生命太过巨大，你越是进入它的细节，它就更巨大一些。

那无数张被我挥拂到黑暗里去的稿纸不知何时又飘落桌面，纸表渐渐积上一层厚厚的尘埃。我才知道，尘埃这种东西居然也会长大，过一段时间你再轻轻触碰，它在指尖的感觉就像灰、像沙、像土粒儿，开始有了重量。

这段时间比我想像的还要长一点，但是我并没有去计算：到底过了几天、几个月还是几个冷暖交替的季节？我也从没有离开这里的意思，其间我经常走访我的邻居们，有些时候兴之所至还会穿过九号房间祠堂的侧门，到厨房去帮老田干些零碎活儿，摘摘菜、提提水、淘淘米什么的。偶尔，我会在黑漆漆的通道里和万得福或者我老大哥擦身而过，甚至撞个满怀。大部分的时候我总在前厅遇见那几个老家伙。没有谁再提起字谜的事。

极少的情况下我会出门走走——通常那都是在我非常想念红莲的清晨或深夜。最后的一次是个台风夜。陈秀美在那台风还是个吕宋岛北方海域的热带性低气压的时候开始向我述说她和红莲相依为命的十二年。红莲从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成长到豆蔻初绽的少女，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当时，这里叫做“人文书店”。

红莲在斜对面四十八号的陈忠义医院出生，沿着自由路走到中山路口明功堂药房的这一段，是红莲最初摇摆学步的旅程。此外，中山路一百号当时是一爿正章洗染店，陈秀美白天在人文书店当差，入夜之后便到这洗染店打杂兼记账。每当陈秀美忙碌起来的时候，红莲就会一头钻进那些吊着、挂着、堆叠着的衣物之中藏匿，通常母亲总得花上一两个钟头才找得着她，彼时她多半已发出鼾息，然而睫角犹湿、抽咽未止，梦中似乎仍坚决地表示：母女之间这小小的离弃游戏，是由她所发起。

沿着同一个方向往下走到中山路一百五十五号，此处原先是一家大公委托行，许多跑单帮的买卖人出入的地方。这些单帮客几乎时时在台北、东京、香港和马尼拉飞航往返，以随身行李携带时髦的衣饰、珍贵的古董、价值不菲的珠宝和罕见的洋式玩具，入境即交行委卖，赚取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佣金。红莲则可以随时到此地索取任何她想要的东西，因为“大公”幕后的东家正是大伙尊为“老爷子”的万砚方。红莲两岁的时候拥有一个眼睛可以眨动的洋娃娃、四岁的时候得到一架附有三十二枚弹键的手风琴、五岁的时候玩起单眼照相机、八岁那年的春天跨上一辆接装了动力马达的脚踏车不告而别一路骑到基隆——万砚方发动上千名庵清光棍找着她的时候，她指着西北方海天一线的远处，只字不语——到九岁和十岁上，同样的事红莲又做了两次。是否因为这三次出走而重新唤起陈秀美突然失去丈夫的恐怖记忆？她并没有说清楚，可是尔后两年间红莲的生活景况可想而知——陈秀美在母女俩的手腕上紧紧地缚起一条长约八尺的细锁链，链条稍稍绷紧或松弛，陈秀美都会胆战心惊一阵，立即搂住红莲、浑身颤抖、低声啜泣。

这样近乎病态的分离焦虑终于让陈秀美在一九六一年秋天完全崩溃了。九月十八号那天，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在云林北港地区逮捕一群涉嫌发起武装叛乱、推翻政府、完成台湾独立革命的人士。由于这群人士之中有个叫詹益仁的，在虎尾开设了一爿“国际照相馆”，正是他们平常联络开会的秘密总部，一时风诡云谲，全台各地凡是名为“国际”的照相馆都受到严密监控。偏偏在台中市区、台中戏院对面巷子里也有这么一爿“国际照相馆”，原本和詹益仁毫无干系，却饱受同名之累——九月十八号晚间八点钟左右，突然闯进来十几名武装便服的人物，逢人就逮。是时警笛蜂鸣、探灯四射，方圆数里之内，连虫蛇鼠蚁亦不容遁迹。陈秀美便是在这天深夜将人文书店前后门窗自内钉板封绝，还把红莲和自己缠裹了三副大锁，捆在屋后天井里的汲水铁杆上整整两昼夜。书店的负责人钱静农万不得已，只好从消防队中请来两名庵清光棍，持利斧破门、抢入，救出母女二人。不料此事不密，竟然在九月二十二日上了报，闹出一条“红粉佳人奈何作囚”的尴尬新闻。亏得万砚方拉下老脸，请托了些报界高层的关系，权将消息压了、未再渲染，才算息事宁人。大约也就是因为这个事件，祖宗家门传下“旨谕”：将陈秀美送入汪勋如的“河洛汉方针灸医院”诊疗休养。此外，李绶武也活动了方面上的人物，给她请得了一个“烈士遗族”的身份，既能申领些许微薄的生活津贴，还可以免试入上庠寄读。这就一如万得福所言者：钱静农帮衬尽力，非但亲炙私淑，还另向几位知名教授荐过，让陈秀美一面治病、一面求学。唯有一桩，那就是暂且不能与红莲共同居处，以减妄执烦恼。

对于当时的红莲来说，那可能是一段优游快乐的日子罢？每到星期天，她便跟着孙孝胥到西门町歌厅、戏院巡走，贩卖香烟糖果。星期一则随赵太初至新公园、衡阳路一带摆卦摊。星期二泰半是前往“河洛”探视陈秀美——和母亲的团聚仿佛应卯一般，看汪勋如问诊下针、开方抓药则是别开生面的游戏。星期三是陪伴魏谊正过府登堂、指点豪门巨室的厨作、庖丁设宴置席的日子。星期四，向例作碧潭之游，不外是由李绶武将携着泛舟踏青，尽一日在山野间嬉耍。这几位“爷”字辈儿的帮朋，多不宽裕。赵太初尤称潦倒，孙孝胥的子媳儿孙虽据着一户狭仄眷舍，孙孝胥嫌挤，宁可同赵大初浪迹公园和防空洞，李绶武在山上的三间茅屋也直如幕天席地的一般。这三人的住所当然不能容留一个半大姑娘居停，是以一周之中倒有五日，红莲得寄宿在魏谊正的宅子。只周五和周六两天钱静农南下台中赴“人文书店”理事，红莲总要随同，仍旧是游玩的意思多。

据陈秀美的记忆所及，重返台中的红莲经常提起的是中正路火车站附近老正兴食堂的客饭、民权路铁道边玉光美容院自创的新款发型、河街醉月楼小北投浴室中的蒸腾雾汽，以及台中公园里倒影着怪状红顶角亭的小小湖塘。红莲再也没有独自前往基隆海边遥望或追想一个永远回不来的父亲。

陈秀美说着这一切的时候，我隐约可以听见忽而浓烈呼啸的风吼，随风扫灌而入的雨水似乎也不时地从建筑物中每一个缝隙或扑、或滴、或冲淋、或渗漏到我的脸上和身上。我丝毫不以为意，感觉这一阵一阵的潮湿冰冷只不过是幻象，真正踏实的反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思索：我正在一丝一缕地缝缀着一个我还来不及遇见的女子的人生。在她初访这世界的十二年里，一个稚嫩、脆弱的生命已经铸就了难以移易的主题：她必须不停地躲藏、不停地逃遁、不停地向每一个伫留停顿的当下告别。唯其如此，她才能免于那告别所带来的寂寞罢？也正由于对一个稚嫩、脆弱的生命而言，寂寞太过强大，除了抗拒它，红莲便再也没有爱人的力量。她当然也没有爱过我——假如过去这么些年来我们热烈的交媾还有什么肉体渴望以外的意义，恐怕只是让我们彼此都胶着在那寂寞的边缘，而不知道自己终将成为它的一部分。

“她不会回来了。”我隔着张珠帘儿也似的漏雨排串对陈秀美冒出这么一句，说时已自觉可笑，仿佛还窃窃巴望着她会反驳我。但是陈秀美肃然点了点头，从书桌抽屉里摸出一个信封，小心地避过淋漓的雨势，递到我的手上，道：

“上回她走之前来看过我，说你要是平静下来，还会问起她的话，就把这个还给你。”

在那个台风天，人称台风眼无风也无雨的一段时间，天似乎是晴了，空气有如凝结起来的胶质，吸进腔子里便塞成泥状。我抄起那信封，跨步出门、走到街边，看见满地是折断了的路树枝叶、商店残破的招牌、从不知哪一幢大厦的顶楼或阳台上砸下的塑胶浪板、东倒西歪的交通号志铁杆。积雨的路面浸泡着散落的电线，轿车的挡风玻璃窗中央杵着张麦当劳门前的欧式长木椅，消防栓顶挂着条不知是女人或是孩子的三角裤，敞着盖的地下管线出入口斜斜栽着辆机车——仿佛那骑士仍俯伏洞中、正在和地底之人热切商议着如何修复这城市的创伤。

我沿着自由路那么走下去，满目疮痍的城市看似再也无法修复，一如时间曾摧折、辗压过的生命已不能还原。但是我仍旧像探访一处又一处传闻中发生过动人传奇故事的废墟一般，穿透台风扑袭过后零乱破败的景观，揭开四十多年来人们悉心经营维护的繁华样貌，在重复叠砌的瓷砖、玻璃帷幕、压克力板和经由狂风暴雨涤洗而显得益发明亮新鲜的广告字图底下，我看见现实中早已消影匿迹的医院、药房、洗染店、委托行、照相馆、食堂、美容院和浴池。最后我走进公园，蹲在几乎漂满了塑胶袋、保特瓶、锡箔包和铝罐的人工湖畔。若非紧接着发生的一切，那会是一次悲凉的巡礼、凄美的凭吊。我长达十年、纯属肉欲之欢的所谓初恋也将划下一个涂染着忏情伤感色彩的休止符。

然而，这一程我走得太远、太率性、也太漫不经心。我忘了多年来我身上一直背着的那道符咒：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的地方。几乎就在我曲膝下腰蹲定之际，一个硕大的黑影从我的头顶掠过，笔直地钻射到粼粼波光之间，冒出一圈只有脑袋瓜大小的白色泡沫。几秒钟之后，水面浮起来黑黝黝的一只皮鞋。我猛回身，万得福早已一个箭步蹿到我旁边，探头朝那只黑皮鞋打量了老半天，摇头喟道：“老啦！劲头儿不足了，这一家伙扎得不够深。再下去三寸，这只鞋是断然不至于漂上来的。真他娘的费事！”一面说着，他一面就地拾起根树枝，抻臂踮脚，好容易从水里够起那只皮鞋，顺手又往湖中一掷，其势如强弓发疾矢，皮鞋入水无踪，再也没浮上来。

“是个纵贯线的喽，打从你白面书生南下的那一程起就跟到台中来了——看这态势，恐难善了。”万得福双臂环胸，似是极不放心地瞅着那人先前落水之处，目不转睛，眉头却越锁越深，“人家可是鸠集了几十个新帮、数万名光棍，终有一日要摸索到医院来，杀咱们一个积骨成山、血流成河的痛快！”

万得福并未危言耸听，实证都已历历在目。在返回“人文”的路上，他一桩一件地指给我看：牛埔帮庄炳寅座车挡风玻璃上那把长板凳不是台风吹的，而是孙孝胥的手笔。栽进地下管线出入口的机车骑士是台西吴添福的小弟，干下这起勾当的则是我老大哥。倾倒在中山路和三民路口的红绿灯杆乃是李绶武所为，情急出手，只是为了不让天道盟派出来的探子太接近“人遁阵”巽位阵脚。还有消防栓上的那条三角裤衩亦非罡风吹至——那是个表意的认记，意思显然是“有三方角头到了，要与在地洪英一会”。倘若来者只代表某一方面或两方面的新帮首领，消防栓上则会以透明胶带黏附一枚市面上已极为罕见的壹角、贰角镍币。如果来者是四股不同势力的代表人物，就以四色牌的红“仕”或扑克牌的方块四显示。要求访见的角头数目若在五以上，则其事非同小可，须大张旗鼓、另作通报才行得通。总之，万得福言之凿凿地说道：“人家早有迫着祖宗家门儿光棍速战速决之意。只几位爷的意思不急，说什么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你老弟方才可是亲眼瞧见的，万某人不过是料理一个蝼蚁不如的东西，还费了偌大一番蠢手笨脚。再这么耗下去，莫不要耗得我撒尿淋湿鞋、老到连头也抬不起了么？”说着，他叹了口大气，就地一转身，肘尖抵住我腰眼、轻轻一顶，说也奇怪——前一秒钟我还走在自由路的骑楼底下，后一秒钟人已经给顶上了一条狭窄的扶梯，在每一阶直立面的梯板上都贴着张招牌纸，上写“民众旅社”、“自由路六十一号”、“电话四二三七一八八八”和“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片刻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一旦遇上可疑情势，万得福或者其他热门热路的老鬼物们便不大从“人文”自家的正门出入，因为整条自由路凡属单号这一面的商家、寓所在临街三十尺到五十尺左右的深度之后，竟然都是相通的。万得福和我上了民众旅社二楼，也不理会那柜台女中，径往一个门上挂着“闲人勿进”塑胶牌的房间长驱而入。房里除了堆置着扫把、拖布、灭火器和水桶之外，另有一侧门。再从这侧门踅进，我陷入完全的黑暗之中，但是，一阵熟悉的气味却从遥远的某处向我迎过来——那是混合着油脂膏药、发霉的纸张、枯朽蛀蚀了的木料、各种化学溶剂、燃油再加上新剪的韭菜。我们已重新回到阵中来了。万得福似乎并没有忘记先前的话题，又像是得来到了阵里才肯敞怀说下去的模样，道：“你老弟同咱们朝夕相处，怕不也有一年多了？诸位爷一日老似一日，你也是亲眼可见的，敢问：要到何年何月，你老弟才肯给咱们一个交代呢？”

我伸手向口袋里摸了摸那信封，继续向更深更沉更浓重的无尽黑暗信步趋走。我知道：信封里不会是什么情书、相片或者其他任何表述爱意的东西，它只不过是一张抄了阕《菩萨蛮》的纸片。从前再从前，小五曾经拿着这纸片像射飞镖似的甩了我一耳光，当时它还散发着有如明星花露水般清新甜美的香气。之后纸片被我揉搓过、扔弃过；拾回来、抄写上那阕艳词、又丢进字纸篓里。红莲把它偷了去，而且温柔地警告我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它和其中的秘密。对此刻的我来说，这张香气早在不知何时已散逸净尽的破烂纸片别有一种象征性的况味——它标示着我和红莲一切关系的起点、终点，以及像禁锢着某个生死交关的重大秘密一般怯于承担情感重量的交往过程。至于抄写在纸面上的艳词更是一个莫名的讽刺，它读起来亦哀亦婉、如泣如诉，仿佛道尽恋人之间刻骨铭心的思慕和惆怅。然而，四十四个字只不过是一副妆扮冶丽的空洞躯壳，一个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字谜——一场游戏。

我掏出那封信，随手朝黑暗深处扔了，扬声道：“你们几个老东西谁爱玩儿谁玩儿，我不奉陪了，我玩儿不起——”我的话还没说完，四下里像是猛可间八门大开的密闭电影院，光线纷至沓来，顶天立地一片敞亮——我已经置身在前厅之中。

当先出手在半空之中抓着信封的是孙孝胥，拈指撕开封口，叱叱丫丫地吐着气，道：“什么叫玩儿不起？你小子还没开始玩儿呢！”说时口中气息已然将信封吹鼓、登时爆开，那张纸片刚弹落寸许有余，横里飞过来一支金针，恰恰贯穿纸片当央，金针带着股旋劲儿，直把纸片戳成个风车或竹蜻蜓的模样，绕室飞转了一大圈子。此际但听汪勋如接道：“待我瞧瞧、待我瞧瞧——”话音未落，金针却已叫魏谊正手上的一双银筷子牢牢实实地夹了个死紧，另只手迭忙抢下纸片，“呼呼”笑了两声，道：“君不闻李渔《奈何天》有这么几句：‘终不然闯席的任情饕餮，先来客反忍空枵’——这字谜还是让我这闯席的先品味品味。”怎奈他话说多了，正待垂首展读，指间却空无一物，原来那纸片早被身后的钱静农以拇、食、中三指隔空一抓、犹似擎笔握管的模样给抢了去。钱静农一边颔首微笑，一边环顾众人，道：“此词大春能解得，理当先看个赏。尔等你抢一把、我夺一把，怎地如此没有礼数？”说时三指突然发劲一抖擞，将纸片震得舒展开来。偏在这个刹那，赵太初亢声喝道：“且慢！权听知机子一言：去岁此子来日是癸巳，阳三局，在遁甲盘上看来，天盘、地盘呈甲甲、乙乙、丙丙、丁丁之象，这叫‘天地同干’。今日是癸亥日，阳九局，休门与天蓬星同宫、生门与天任星同宫、伤门与天冲星同宫、景门与天英星同宫、死门与天芮星同宫、惊门与天柱星同宫、开门与天心星同宫，亦是乾乾、坤坤、离离、坎坎之状，这叫‘星门同原’。无论天地同干也罢、星门同原也罢，皆是‘伏吟’——绶武！你摸索我的门道也有三十年了，不会不明白‘伏吟’的厉害。只今无论我说什么，都有人惯同我抬杠，现我不说，你说说‘伏吟’罢！”话才说到抬杠，汪勋如黄须吹掀，龇牙笑斥：“又不是坐轿，哪个同你抬杠？”

“‘伏吟’主凶——”李绶武截住汪勋如的话，朗声道，“所谓‘动如不动／焦恼呻吟’，确是万事不如意。”

“如何？”赵太初像是得了极其有力的靠山，一只高耸的鼻子似又挺翘了几分，当下五指一攒，将纸片攫过来，投入口中大嚼几下，众人只听他钢牙，作响，不一忽儿竟然“咕登”一声，将纸片吞咽入腹，且摩挲着肚腹，道：“各位老兄弟，我还是那两句话：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想当初各位早我两年出窑，我留下来同得福、翰卿他们一百单八将反复研读这世变之局，时趋所鹜，才益发明白昔日万老画中一丛乱竹所藏的‘己卯之约’，洵不诬也！大伙儿二十七八年都已经忍过，何不再苟且几年、迁延几年？须知到了一九九九年，岁值‘家人卦’——老兄弟们一个比一个淹通，岂不知‘家人’之义正在各自修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换言之，老漕帮光棍就算要重整旗鼓、再出江湖，也得到一九九九年上才能整顿家业，‘由内以相炽也’。眼下大伙儿急慌慌知了究竟，未必占得机先，反而容易失顾生险，乱步投荒呢！”

“呿！”魏谊正一拂袖，隔空丈许以银箸指了指赵太初的肚皮，作色道，“你这叫‘中饱私囊’，还叫咱们‘且食蛤蜊’，简直岂有此理！”

听到这一句上，我却忍不住笑了。魏谊正用了一句俗语和一个典故，都与吃有关。后者出自《南史·王弘传》，说的是沈昭略倚老欠学，不认识年少而才名俱高的王融，还故意在酒宴上向主人颐指而问：“是何少年？”王融不服，自道：“仆出于扶桑，入于阳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王融自比太阳，不免傲岸了些，然而沈昭略本是个草包，的确连“扶桑”、“阳谷”的出处都听不明白，竟然答道：“不知道这码事——来，且吃蛤蜊罢。”（“不知许事，且食蛤蜊”用这个典故，便当是指称人不求实是、但知敷衍。）我之所以会笑出来，也是由于魏谊正的表情，他看似忿忿、实则眼角眉梢具现调侃顽皮的神色——因为这“且食蛤蜊”一方面暗喻赵太初为沈昭略，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拿王融来比拟我了。起码这一室之中堪称少年的，毕竟只我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