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站在这紫脸大胡子左边的是个相貌更为奇古的怪人。此人两撇八字眉活似戏台上专扮赃官的三花脸，却长了只又挺又长的悬胆鼻，鼻根发自眉心，眉毛以上寸发未生，现成是个牛山濯濯的秃子，正扯直嗓子同他对面一人在争议着：

“我不过是依天象说人事，天象所布列的是什么，我便说什么。你信便信了，不信也就不信，怎么诬我造谣？如今咱们‘身在曹营’，这不是陷我入罪么？”

站在紫脸大胡子右边的是下巴上生了一丛黄色短须的汉子，相较之下，身形略微矮些，一张嘴露出两枚又长又白的门牙，也不甘示弱地呛了回去：“人家孝胥老弟只身来了，妻儿音信杳然，心下岂有不忐忑之理？你若是个识相的，便学咱们这些肉骨凡胎之人，尽把些教人安心的话儿说几句。什么‘一年生死两茫茫／万里秋荻莫思量／汉祚凋零辞故垒／偏听断雁滞蛮荒’？分明是沮丧人家夫妻父子团圆的巴望。你不说，人家会当你个哑巴么？”

“这有什么好沮好丧的？”秃子抗声顶回，气势更盛了些，“象辞是这么说的，我总不能给改了罢？再者，依此行所见所闻而言，这诗意也无不吻合。此外，我说‘一年生死两茫茫’，而非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孝胥难道不该稍事宽心么？忍它个一年，一家人也就好生团聚了，这不也是番巴望么？你‘痴扁鹊’既不知天、亦不知人，三字合该只当得一个‘痴’字。”

被唤做“痴扁鹊”的大板牙正待分辩，却听背对家父一名赤颈赤耳、想来是张关红脸的汉子忙劝解道：“小弟家务就让小弟一人挂心罢了，两位兄长切莫为此伤了和气。”

秃子哪里肯让？又口沫横飞吐诉了一阵，好半晌才让紫脸大胡子给劝住。其间家父着意思忖了一回，想那七言绝句不过就是江湖术士割裂采撷些前人名句而来的文字游戏。首句窜苏东坡悼亡之作《江城子》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而来。二、三句中的“秋荻”、“汉祚”、“故垒”又是侵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的“故垒萧萧芦荻秋”和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的“运移汉祚终难复”而来。至于末句，则分明是挖凿了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的首尾句意，拼凑“城上高楼接大荒”和“犹自音书滞一乡”而成的。倒是这几首古人佳构非悼亡、怀古，即是远地相思之作，被这两人把弄来、说解去，当真略有些许慨陈当前处境的意思。家父为之一沉吟，暗道：莫非此去竟须经年？转念及此，不免益发烦躁，再打量这些人物，更不觉他们有什么“满腹经纶”的气质，倒是洋溢着几分剑拔弩张的草莽味，嗅之颇为厌恶起来。

正这么百无聊赖的时分，那厢唱名的校级军官喊集诸人，一一发给签证，第一个是那紫脸大胡子，他叫钱静农。次一个是黄须大牙的汉子，他叫汪勋如。第三个是秃子赵太初，第四个则是赤脸而看来年事较轻的孙孝胥。第五个是身长近七尺、手持银筷的魏谊正。第六个是在远处凭栏读书的李绶武。第七个才轮到家父，可人家唱出来的名字却非“张启京”，而是“张逵”。家父四顾茫然，正不知该不该应个喏，那军官却赔个笑脸，步上前来，将两份签证双手捧至家父面前，低声道：“司令官特别吩咐，给科长改个名字；过往种种，便无须计较了。司令官还要我转告科长：‘逵’这个字是极好的；四通八达，悠游自在。您和夫人到了台湾，便重新做人了。”

接着，那军官又唱了两妇人和少年的名字，并称那少年“小少爷”。只当时家父满心疑虑忧忡，并未分神留意，还道是什么落难的大户人家，也顶了老漕帮前人名义上船来的“帮朋”之流。对家父而言，叫人不由分说便给改了个名字的这件事是极其严重的，他越想越不能甘心，遂返身疾趋，直奔官厅而去——也就因之而与同席复共渡的这一批人错身相失，未及结识。

至于司令官方面，给家父的答复却十分难堪。他挤眉弄眼地从抽屉里抱出一大叠活页公文纸穿绳装订的名册，语带讥诮地对家父说：“你科长阁下要是看这‘逵’字不顺眼，我这儿还剩下一些字，你尽着挑，可不许出这‘走之儿’部首的范围。前头原有些笔画简单的，什么‘迅’、‘迌’、‘迎’、‘述’、‘迪’、‘通’之类的，都叫人认走了。后首只剩下什么‘进’、‘过’、‘逸’、‘达’、‘遇’、‘游’、‘道’、‘辽’这一类的字，不大好写的居多。我看你这一回就安分了罢？”

“为什么要改我的名字？”

“不改也成——我还是那句话——扔下船去！”司令官的鼻头绞成个小汤包儿似的圆球，笑道，“留下一条性命，就得留下个认记，日后也好叫人知道，你们这些吃着军粮、揣着军饷的，都曾经是‘走之辈儿’的人物！”

这一番近乎羞辱的言语几乎就是家父对那一次渡海之行最后的记忆了。他在电脑键盘上又使劲敲打了几下，屏幕上跳出“张逵”两个字样。他颤着指尖摸触两下那个名字，苦苦一笑，道：“到基隆上了岸，人家海关上一眼就看出我这‘走之辈儿’的来历，还故意问了句：‘你是济南人，有济南的出生纸没有？’我说没有。关上的说：‘那就算你是个青岛人了罢——总然是打从青岛走的人嘛！’好了！咱们家从此以后子孙万代都成青岛人了。”

“这也没什么，青岛人、济南人，有什么分别？”

“在当时是有的。”家父又按了不知什么键，只见那“张逵”二字忽地变成了“张启京”，随即又变成了“张逵”，如此反复不已，犹如一种百无聊赖的把戏。家父于此际朝我扶了扶眼镜，道：“这就好比当年《水浒传》里的人物脸上刺了金印，从此成了罪犯、囚徒，永无翻身的一日了。”

家父始终没有告诉我，顶着个“走之辈儿”的名字、改变了原籍、从此与前半生所经历和梦想的一切永诀——这，是一种多么奇特难堪的感受。我猜想他从未有一时一刻觉得安然，恐怕也正因为整趟匆促成行的渡海之旅过于轻率，且导致了令他意想不到的人生转捩，其间迷雾疑云，委实难以拨视，他也才会在基隆、台中、台北之间流浪了将近四年以后打定主意，重新回到那个充满无解之谜的折返点上一探究竟。

那是一九五三年秋天，家父、家母暂时寄居在台北县竹林市一位王姓的山东籍“国大代表”的家中，正愁闷无绪，忽然有访客自台北市来，听口音是济宁州人士，照面接谈之下，家父只觉那一张麻子脸似曾相识，那人却趋步上前紧紧握住家父的手，道：“久违了！张科长。”

王代表随即为家父介绍了——原来此人正是与家父同舰来台的李绶武。三人一旦落座，李绶武反而和家父热络地攀谈起来，闻知家父赋闲无事，便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有个抄写员的空缺，可以先去占了，再循公务人员考试途径取得资格，日后叙薪升等，都有制度可依。王代表听了，也在一旁劝说，直称家父年富力强，学养亦佳，该替国家社会多尽些心。家父这才猜出：李绶武并非突然造访，恐怕还是王代表居间安排，才有此一晤的。未料这一晤，三个人谈得十分投契，同吃了晚饭还不尽兴，又一径围坐闲聊，直到夜半。这一席长谈，家父才对渡海之行的首尾有了些轮廓的了解。

原来早在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号，共产党华东野战军的九个纵队打下了国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指挥中心——陈官庄，生擒副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邱清泉则饮弹自戕，徐蚌会战结束。“老头子”情知华中地区再无可恃之地，而华北平津一带又已于前月失陷。万里江山，寖失其半，眼下若非向海外觅一栖枝，便只能依恃长江天险、勉为抵拒。为了保存经济实力，“老头子”遂下令其子——人称“太子爷”者——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二人共同负责，将央行所贮存的黄金、白银全数移运至台湾、厦门两地。

不料到了一月底，最高当局又下了道密令，说是上海方面也有一批黄金必须紧急交运到厦门。此事外间无有与闻者，却是由国防部保密局的毛庆祥直接指挥。毛庆祥原本是“老头子”的贴身机要——此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把揽下了这个任务，还以为可以大大地表现一番。及至细细将密令读了，才知道贮存在上海的黄金有二十万之多，贮存的地方叫黄泥塘，位于苏州河北岸。毛庆祥亲自跑了一趟黄泥塘，只找着一间长宽各约八尺有余的破板屋，门上贴着“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的封条。从门缝往里望进去，但见萧然四壁，其内竟空空如也。

好在这“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是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毛庆祥回到局里一查案底，找着负责相这“新社会”往来的专员徐亮，出示了“老头子”的密令，徐亮一见密令却为难起来，告以：这黄泥塘早在几十年前是块流沙地，光绪年间曾经起过一幢楼，旋即塌了。日后为哥老会徒众寻着旧址，在民国二十年左右重新整顿修葺，盖成一座地窖式的库房。至于其中贮放的是什么物事，旁人却无从知晓。如今密令忒急，要将地底下这二十万两黄金于一夕之间掘出、清点以及移运到安全的所在，且不说须动用多少人力了，就算有那么些可用的人力，又怎么能叫众人守口如瓶、俾不外泄呢？

毛庆祥追随“老头子”多年，知道他用人任事极易起疑，而这一趟启运黄金的任务之难也就在此——试想，筑窖藏金者倘若是哥老会徒众，那么开库移运之事便不能再托付同一方面的人物。但是二十万两黄金约莫有六七公吨之重，正因为不能委交寻常军警单位处理，才会让保密局全权负责。然则他又如何能在这兵马倥偬之际调动一大批信得过的夫役，而将数量如此庞大、价值如此贵重的一笔财物安然交运抵埠呢？此外，既然这是“老头子”私下交付的一份密差，毛庆祥便更不能去和毛人凤等大特务参详讨教了。

正踌躇无计之间，会逢当年“力行社”的老政训特务贺衷寒也奉了“老头子”密令来上海处理一桩为“太子爷打虎”善后的工作。贺衷寒一听毛庆祥碰上了这等麻烦差使，便荐了个得力的部属给他——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李绶武。

这，又要从“太子爷打虎”说起。原来在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下旬，“老头子”实施币制改革，以金圆为本位币，限期收兑人民所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并收兑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根据这个“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原先流通的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一圆，金圆二圆折合银币一圆，美金一圆又折合金圆四圆。币制一改，就怕物价紊乱。“老头子”遂派出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三名亲信分赴上海、天津、广州，以“经济管制督导员”身份查办这三个城市之中的金融和工商界是否有哄抬物价情事。“太子爷”原本是协助俞鸿钧任事的助办，可是他身份特殊，一到上海便独揽大任，半个月之内连续扣押了几个上海闻人——其中包括一个银行界的巨子洪达展和一个纺织界的巨擘万砚方。罪名分别是非法进行场外证券交易和囤积棉纱。

“太子爷”明明知道这二人都有“在帮”的身份，却以经济犯罪之名径行逮捕，是以博得个“打虎”之名。不料整个经济管制工作准备欠周，此举非但没能疏通物资、平抑物价，反而受到富商巨贾全面的抵制。市面上的物价看似稳定了，老百姓却买不着东西。米菜及民生用品一时腾贵，只在黑市里做得成交易。“太子爷”铁腕实行配售不成，只好拍拍屁股走人。这是十一月初的事。数日之后，上海便发生了几十起饥民抢米的纠纷。非徒米店、碾坊遭殃，连一般民家也受到波及。此时外县并无荒歉，只那居于产销之间的盘商多为在帮光棍，一方面为报复、一方面也恐盗劫，更不肯将米运入上海。偏偏徐蚌会战又在此时开打，共产党的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地方武装部队分兵南下，眼见这东南半壁的江山已成内忧外患、岌岌不保了。

贺衷寒潜至上海，自然是替“太子爷”收拾残局的。他的任务看似单纯，实则亦非易事——“老头子”是希望他“不计任何代价”要“同时收服”洪达展与万砚方二人，使勿快意恩仇，反投入共产党怀抱。

万砚方获释时倒不像有什么羞恼，只道这是一场误会。“太子爷”指控他囤积棉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致——原来被指为囤积的棉纱是准备交运往华中两处新设的纺织厂的，但是老漕帮迭获线报，此去华中路途上有不明武装部队游击滋扰，为恐物资陷于敌手，才迟迟未曾交运，而生出个囤积的误会。万砚方对“太子爷”的霹雳手段并无芥蒂，反而说：“一时而得个虎名虎号，倒意外地威风起来。”

可洪达展却不同了，直说要亲往南京面见“老头子”，贺衷寒阻拦不住，只有任他去了。孰料次一日“老头子”的电话就摇过来，命他续留上海，仔细勘察万砚方动静，若有任何不轨，当即处以最严厉之制裁。

贺衷寒原本就对当年万砚方插手借箸、为“老头子”代筹什么“再造中枢”的组织发展计划极不惬意，如今得了这个差使，更有意罗织他一个罪名，以便拔除了这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偏在此时，毛庆祥找上门来，询以运金南行是否有得力人手。贺衷寒给荐了个李绶武。三人对面一商议，李绶武却把双深度近视的眼珠子朝贺衷寒直愣愣瞅了一阵，道：“此事略无难处，要说有什么顾虑，只在贺先生身上。”

贺衷寒闻言大惑，忙问道：“这与我有什么干系呢？”

“要为毛先生解决问题，非搬请老漕帮不可；要搬请老漕帮，则不只‘大元帅’又欠了万砚方一个情面，连贺先生对那万砚方都得容让三分——试问：贺先生肯么？”

这话说得十分委婉，毛庆祥自然听不明白，可是贺衷寒一点就透，立刻会意。原来李绶武所指的正是此刻会当洪达展身在南京，于“老头子”左右嚼舌根、说是非，使“老头子”大疑万砚方财势之际，倘若借助于老漕帮之手解决了毛庆祥的困难，立下大功一件，贺衷寒恐怕也就坐失一次翦伐万砚方羽翼、熄弱老漕帮气焰的机会了。然而李绶武这一问，问得贺衷寒几乎无他辞可对，只能看一眼毛庆祥，应声答道：“我对‘大元帅’绝对效忠，这是高于一切的；毛兄既受‘大元帅’付托，我们就该克尽心力，完成任务。就算让万砚方风光得意，也不是我们该顾虑的。”

“有贺先生这话，”李绶武冲毛庆祥一笑，道，“事情就算成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李绶武说得极其含糊笼统，只草草交代了他个人和万砚方原本素无交往、亦未曾谋面——只不过在抗战开打之前几年，李绶武曾仿万氏之师方凤梧公之笔意，画过一张画给他，万氏十分满意，这便算是讨得了一个人情。此番李绶武衔命登门，拜识万砚方，请他助成这一趟移运黄金的工作。万砚方的确一口答应，但是也开出了条件：他要毛庆祥以保密局名义出具凭证，俾能于大局颓隳不可收拾之时好让庵清光棍避一头地。这，便是当初那“船票”的来历了。

李绶武的一席话容或为家父勾勒出国民党政府迁台前夕老漕帮如何保留人才、苟延命脉的背景，但是，从他说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部分之中，反而渗出了更多启人疑窦、引人遐思的片段，令家父迭有不吐不快之感。他乘隙追问了一句：“李先生那一张画显见非同凡品；否则，不至于辗而转之地还搭救了十四条性命？”

李绶武闻听此言，不禁纵声长笑，径冲王代表赞道：“张科长年纪虽轻，识见却高人一等。那张画儿的确另有一则故事。倒是说什么‘搭救十四条性命’未必得当。”

“噢？”家父和王代表同声一惊，彼此对望了一眼。

“二位试想，”李绶武摸了摸他脸上的麻子坑儿，慨然道，“跟着当局来台的人虽说暂时逃得战火之劫，焉知便因此豁免了一切杀身之祸？‘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所说的正是此理，‘塞翁失马’所寓者亦正是此意。到底是搭救了还是陷害了，却也难断得很。此外，‘十四’之数亦不正确，要说得准些，其实是一千五百一十四！”

听他这么一说，家父又往深处明白了一层——毋怪乎当初那舰长会口出“本舰只能容载一千一百名官兵，如今上来快三千人”之语，更毋怪乎航[奇`书`网`整.理'提.供]行日久便滋生出那么些谍报舰、逮捕军中叛徒等等谣言。一阵沉默之后，家父再也忍不住，小心地探问起他一直大惑不解的疑绪：“所以咱们那艘舰上平白多出那么些男女老幼，果然都是‘保’字号儿挂上来的老漕帮丁眷了？”

“倒也未必。”李绶武道，“这里头大有文章。老漕帮人丁固然不少，凭个人交情引伴呼朋、携家带眷，沾上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故关系，随之而来的也所在多有。我本人便不在帮，与咱们在青岛同席用饭的里头也有五六个不在帮的。张科长要是分神留意舰上人丁往来动静，还兴许会发现：连哥老会一路的洪门人马也窜上来七八百口子，几乎与老漕帮丁众不分轩轾了。”

“这倒不难明白究竟。”家父应声道，“‘保’字号儿毕竟不敢放心只让老漕帮帮众独踞一船——万一来个哗变，舰上官兵哪里抵敌得了？是以放那群洪英上船，是要造成两方暗中僵峙对立之势。”

“一点儿也不错。”李绶武微一颔首，放低声道，“有个在途中临盆产子的妇道，正是哥老会首洪某人的侧室呢！”

然而家父所念兹在兹的不是清洪二系人马如何蓄势较劲，而是他无意间窥见的一幕恶魇；于是掉转话锋，叹了口气，道：“倒是在青岛领我上船的那位年轻‘帮朋’，日后再也没见过了。无论李先生您的福祸相生之论如何高明精奥，我夫妻这两条性命总是人家搭救的，如今却不知该往何处去道谢呢。”

此言一出，李绶武的身形有好半晌不曾动弹分毫，仿佛这一室之间原本十分热烈的谈话气氛忽地给凝结起来。其间过了也许只有几秒钟的辰光，李绶武只把双眼睛盯着家父的脸，仿佛直欲穿透表面上五官，揭露其下埋藏着的什么秘密。在这转瞬之间，家父的直觉是：面前这人也知道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非但如此，对方更知道家父也并非毫不知情的人——只不过两人都在那短暂的几秒钟里寻觅一个遁脱之道而已。

“我倒忘了恭喜绶武呢，”王代表在此际昂声岔话道，“听说府里最近研拟了一份名单，要聘任一批功在党国、资历俱佳、可是苦无职务可以安插的贤达人士，绶武也在其中呢！”

像是突然从禁锢之中得了解放，李绶武堆起一脸笑容，道：“这倒没什么可喜的。王代表素知今上用人之道，若是在体制之外叠床架屋、巧立名目，则不论立一个什么品、戴一个什么衔，都是既无权、亦无责，只不过方便他老人家就近看管而已。”

接着，话题转至王代表和李绶武之间，大体绕着几个新出炉的职称打转。仿佛王代表倒比李绶武热衷关切得多，直说这“资政”便是宋代的龙图阁大学士，即使到了清末资政院议员也有集议全国政务之尊，要比什么“政务委员”、“战略顾问”乃至党务系统中的“评议委员”都荣耀得多。李绶武似乎对王代表之言全无兴趣，敷衍了一阵，推说夜深不该再扰，便要告辞，却一把扯住家父的袖子。

“老弟，”李绶武一面起身、一面道，“一个人叫车太无聊，可否陪我路口站站？”

不消说，这是另外有话嘱咐。王代表也诿称累了，要家父代为送客。两人跨步出门，李绶武才松开手，四顾一圈，道：“四年前渡海南迁，会拉拔你老弟同行，不是没有缘故的——试想，若是将你张科长留在青岛，则大军开拔之前经你之手所盘点出来的一整套账目，岂不直叫落入敌营了么？就算老弟是条威武不屈、刑斧不惧的汉子，在军部的立场而言，仍是不可不防的。”

家父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一时之间却想不通对方为什么会提起这个背景，脚下只得亦步亦趋随他一路朝河堤方向行去。

“可是军部方面却没料到，你老弟另外还有个在帮的身份，居然先由‘保’字号儿那边发给了入港登舰的凭证。如此一来，舰上司令官不得不通电盘查。谁知大局糜烂之快，出人意表。船行不过几天，青岛便沦陷了。和咱们一同启碇的六艘大小船舰几乎全数在射阳河口以北给击沉覆没，葬送官兵近万人。这，照说本是天意，可是从军部方面视之，怎么偏偏是这艘满载着帮会光棍和家眷的船舰保存下来、而非其余呢？于是通电舰上司令官再仔细查验——究竟由保密局方面发出了多少通行凭证？携带了多少人员物资？——一旦清点起物资来，便查着了不该查着的东西。”一口气说到这里，李绶武非但住口不言，也停下了脚步，矫首夜空，凝视良久，忽而抬手拍了拍家父的肩膀，道：“老实说，即便是此刻，我还不知道该不该同你老弟说清楚。不过，从先前你问起我那张画上看来，足见慧眼独具，卓识不凡。王代表要我给你荐的这份工作，想来是足可胜任的了。只不过让你懵懵懂懂地去了，未必能有所成就；可让你明明白白地去了，其中却埋伏着无限凶险杀机——”

“李先生若是肯说得明白痛快，张某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去的？”家父一股三昧真气涌上脊柱，贾勇说道：“我苟延了几年性命，却仍是个混天糊涂——渡海南来之时，我究竟担上了什么关系？又犯着了何等？就请李先生赐告罢！”

“那么我得先请问老弟：方才怎么会提起那位年轻的‘帮朋’来的？”

家父迟疑了片刻，情知这哑谜不该再打下去，遂扬声应道：“如果我没看走眼，此人是不明不白给杀害了。”

李绶武似乎并不觉得意外。他摩挲着脸上的麻子坑，终于点了一下头，轻声道：“你是没有看走眼。”

“我还看见了下手的人——”

“这倒不然了。”李绶武抢忙接道，“你只看见了刀斧手，却没看见真凶。”

“这么说李先生当时也在场了？”

李绶武对这一问始终未置然否，但见他抻臂朝天一指，道：“老弟且看这夜色阒暗如墨，几无半点明光；可是久在沉黑之中，景物仍依稀可辨。岂有他哉？不外是这一双眼睛适应了、习惯了。你诚若有心辨识这幽冥晦暗之地的事物，一旦适应了、习惯了，怕不反而伤了眼力，便再也承受不了光天化日里的景致了呢！”

“李先生不必再试我的胆子了——”家父道，“渡海之时司令官究竟查着了什么不该查的东西？”

几乎就在家父问话的同时，李绶武迸出了一个令他无从想像也难以骤信的答案：“金子。”为了怕家父没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句，“二十万两黄澄澄的金子。”

简而言之，当初毛庆祥接获“老头子”手谕密令开库南运的那批黄金并未连同中央银行所贮存的一批金银移赴厦门、台湾，反而在老漕帮的协助之下趁水路出上海港北水道，由川腰港外海道北上到了青岛。这是万砚方亲手策划的一步棋——在他看来，“老头子”之所以会透过毛庆祥来执行这项任务，意味着这笔黄金非国库所有，而是私财。既属家产，而须以如此十万火急的手段处分，则可以想见时局崩毁的程度和速度了。然而是时上海以南远抵闽、粤乃至香港、马尼拉的船运全掌握在一个叫项迪豪的航业巨子手中。此人曾在戴笠组织的“人民动员委员会”中列名第三，仅次于万砚方和洪达展之下。待“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成立，也出席了在丽都花园举行的筹备大会。然而项迪豪本人热衷武术，精擅技击，除了商场上必要的应酬之外，多在自宅所设的拳击馆中钻研磨熬，向无公开活动。不过，既是“新社会”一分子，便须归保密局监控，换言之，项迪豪所经营的事业亦必须经由种种公文往返的程序向“保”字号儿的特务报备核管。

照说由“保”字号儿发个函，知会项迪豪手下的航运公司拨一艘船将黄金运出也就完差了事了。可是万砚方一旦插手，却有了不一样的想法。首先，他研判这批黄金不由毛人凤、唐纵或郑介民经手，亦未随前一批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公开委交俞鸿钧和“太子爷”押运，则显示“老头子”有意私下处分，且知情的人越少越好。其次，在是否和项迪豪打交道这一点上，万砚方有极为强烈的坚持。原因究竟如何，万砚方并未明说，他只告诉毛庆祥和李绶武：“项某人身上背了一宗十分奸险的疑案，此案不查个水落石出，这人便信不得。”

如此一来，二十万两黄金即便起出，却不能顺行南下，直入闽、台海域——原因无他：在这个区域中往来活动的海船皆属项氏集团所有，船上皆装置着新式雷达，一旦经其侦知，必定会通报沿海各埠的水陆交通稽查处乃至各地交通警察局，如此则辗转又为“保”字号儿里其他山头派系所掌握，虽说最后还可由“老头子”亲自出面收拾，毛庆祥本人却直似砸了差使。

然而万砚方给定的策却单纯得多：由老漕帮方面准备四艘船体坚固且加装了燃油动力机具的河船，于某日某时、准点准刻在黄泥塘待命。一旦黄金起出，即分装于四船之上，出河入海、折北而行，沿途不贴岸、不靠港、径赴青岛。

之所以选择青岛，万砚方并未明说缘故，然而毛庆祥却不得不深自慑服。因为青岛当地原本有那么一个由日本人创设的鱼市场公司，叫“青岛水产统制组合”，非但垄断当地的水产捕捞和贩售，甚至还自占一方码头。抗战胜利之后国府派员将之接收，便归属“三有公司”旗下，成立了官商合办的鱼市场。毛庆祥一听万砚方点出青岛，立刻想起这“三有公司”接收的物业来，不觉拍案叫绝——因为那鱼市场自有的码头与军事码头恰恰相邻，连仓库都只一墙之隔。

这个暗度陈仓的计划只须打通一个关节，便告成功，那就是如何将数量和价值如此庞大的一笔黄金混充军需物资、挟带上舰，而能于装卸之际避过军部查验人员耳目。

说到这个细节上，李绶武将视线从迢递无涯的夜空深处转向家父，道：“从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开始，一直到五月中旬，你老弟每日里早出晚归、马不停蹄地在各兵站之间，都干的什么活儿来？”

“盘点大军物资。”家父说罢，登时会意地苦笑起来，道，“我明白了！所谓‘暗度陈仓’，便是趁我盘点过后，贴上总监部查验封条，你们再伺机从隔邻鱼市场仓库破壁而入，将军需品卸下，换装黄金，再贴回封条——且慢，我是在那年五月十六日请了个长假，开始列表做账的，之前三天，我到过军港码头仓库——”

“一点儿也不错。”李绶武接道，“正是四九年五月十三号夜里，二十万两黄金封箱上车。原本是神不知、鬼不觉，可谁知道老弟你既在军职、又是庵清光棍，还偏偏刚缴了个盘点军品的差，舰上司令官立刻派人从装船物资查起，阴错阳差地查到了‘老头子’密令交运的黄金。这才循‘保’字号儿系统往上报，得知是‘上元专案’，保密区分列为极密——”

“司令官是问起过‘上元专案’。”

“黄金安全运到青岛鱼市场仓库的日子是二月十二号，也是上元节，才因之而命名的。”李绶武一面说着，一面紧紧皱起眉头，道，“至于那司令官之所以会盘问，恐怕正是上头的意思——不盘清问明，如何在一千五百多个老漕帮和洪英光棍之间找出负责‘上元专案’的事主来，再杀之灭口呢？话说回来，万老爷子处心积虑、算尽机关，早就提防着会有这一手，是以才假借‘新社会’忠贞干部、眷属名义向‘保’字号儿请领了七八百张通行凭证，为的还不就是要鱼目混珠，保住那位‘帮朋’的一条性命么？那毛庆祥欠万老爷子一份恩情，不得不遵嘱发出。可又诚如你老弟所言，怕这拨人上了船闹哗变；便索性又同哥老会方面联络，请他们鸠集北地洪英，随舰南行，假称赴海南岛助战，实则只是防范老漕帮光棍劫船——”

“据我所知，北地洪英原本不多，怎么也能凑上七八百口人呢？”

“‘保’字号儿只管发足一定数量的凭证，哪里顾得来谁是光棍？谁是空子？其实同老漕帮这边的情形是一样的——引伴呼朋、携家带眷，大伙儿都以为只有舰上官兵要去海南岛打仗，他们则只是搭个便船往上海、厦门逃难罢了。其中最冤的大概就是哥老会会首洪达展本人了——他在青岛有个外室，眼看怀胎足月，就要临盆，这才专程搭机北来探视，正好接下了这趟差事。原想凭他的威望，途中只消知会舰长一声，便能在上海靠泊，殊不料五月二十七号上海就失陷了。依我说，这一番因缘际会，倒让多少心不甘、情不愿的人物就此有家归不得了。”

“羁旅在外倒不算什么。试想当年，若不是因为我多了重光棍身份而引起盘查，也不至于害那‘帮朋’枉送一条性命——”

“老弟！”李绶武回眸深深凝视了家父一回，道，“你如此灰心失志，岂不太辜负我荐你往史编局作一番‘学问’的心意了吗？”

41 回到寂寞的书房里

对家父而言，渡海途中身首异处的那位“欧阳昆仑”只不过是个过耳即逝的陌生的名字。这个名字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都离奇得像是只会出现在那种荒诞不经的武侠小说之中；然而，在家父的人生现实里，“欧阳昆仑”既是帮助家父、家母得以逃离中国大陆、避祸来台的恩人，也是辗转受家父的双重身份牵累而枉送性命的牺牲。在抵台后最初的几年流徙岁月中，家父只能透过强迫自己不去回忆的手段来过生活。他和几个不期而遇的同乡醵资在台中第二市场外开了一爿小杂货铺，埋首于秤斤计两、锱铢必较的商贩生涯。可是他的同乡合伙人太喜欢齐聚一堂、重温当年在山东老家的种种情景，仿佛只有凭借着不断的回味，大家才能确信自己仍然还在继续生活着；也只有互相描述、争辩着故乡人事景物，甚至为之涂抹上其实彼此都无法详加印证的独特色彩或丰富细节，才算（在精神深处）保有了故乡的一切。这种谈话使家父逐渐无法承受，他总在即将有人问起“你是怎么来的？”、“你是跟着哪一个部队来的？”或者“你是哪一天上的船？”之类问题的时候借故逃席。久而久之，他的人生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空洞——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号到六月上旬的某日，也就是从青岛登舰开始、直到在基隆港吃了一大串香蕉而狂泻不已为止，其间的一切都凭空消失。当不再能够和同乡们不断地交换记忆以相互慰藉之际，家父的恐惧、惶惑和抑郁并未消解，反而益发深陷成一种顽固不可消解的信仰，在意识或思维的核心，他笃定地认为：正是他这个人的存在，而使得这个世界上有其他的人受难吃苦。

几乎是以一种不告而别的潜逃方式，趁着某个借中秋节而举办的同乡宴正热哄哄、闹嚷嚷着的时候，家父结清了账务，取走了自己该得的一份本利，和家母搭火车连夜北上，来到竹林市的王代表家中寄居。车行途中，家母指了指窗外那一轮黄澄澄的满月，说：“这月亮老跟着咱们呢！”家父便哭了起来。当时他完全不能预知，不过数日之后，李绶武翩然到来，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手段指点他重新面对人世苦难的勇气。说穿了其实很简单：那份整理、编写一部《中国历代战争史》的工作得以让家父在接触极其庞大的史料的同时去不断地发现，在看来已有成败定论的战斗、战役以至战争事件背后，还有更长远的渊源和背景，那些所谓的结果都出于种种必然或偶然的原因；而被人称为“原因”的东西实则又是另一个更巨大的历史系统操作下的“结果”……如此层递相生、辗转相沿，当家父不得不为谋生而陷入故纸堆中，寻找一个又一个既是果、又是因，既是因、又是果的答案，等那答案到手之后，才了解到它只不过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的线索而已。这份工作逐渐令家父摆脱了“我的存在必定造成他人苦难”的自我折磨——在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乱、流离，从未于去留一念之间挣扎着背弃了家园、同胞，也从未面临过任何重大抉择的我眼中看来，这折磨应该只是过分高估自己的重要性的人开了自己一个悲哀的玩笑罢了。但是李绶武显然并不这样想——对他而言，家父尔后如痴成狂地钻研战争史料的这份疗伤工作只不过是一个更长远的谋略的一部分。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个规模庞大、卷帙浩繁的计划，即令集结数十百人之力，也很难在可见的时日之内克竟全功。然而，家父从上班的第一天起，便只一个人、一张木质办公桌、一把竹藤椅、一壁合板钉成的档案架、一只由炮弹箱改装的地图卷轴桶、一叠十行纸、一杯茶和一个传令兵——传令兵不传他的令，传的是“《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的令。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从未露过面，家父只知道李绶武是委员会的召集人——召集人也从未露过面。露面的只有传令兵，他每隔几天会抱进一大叠少说有尺把厚的资料来，请家父签收。所谓“资料”，就是各式各样的白纸黑字。大多数的内容可以称之为“断烂朝报”式的考古文献，且完全不以任何系统形式的分类或序列出现。比方说，家父头一天领到的第一和第二号两份资料分别是这样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蹇蹇录》谓：‘当国运死活迫于眼前之际，北京政府徒逞党争，如此儿戏之谴责，使彼不得断行其计略，并免除其责任。李鸿章之不幸，实可谓中国政府自杀其国家耳。’”“英王至颍州，钦差大臣胜保劝之降，英王不从，乃槛送北京。未至，奉诏就途中杀之。遂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在河南卫辉府之延津遇害，时年才廿六耳。英王眼下有双疤，有‘四眼狗’之别号，骁勇富谋略。忠王闻其死，叹曰：‘吾无助矣！’”家父的职责便是把这两条没头没尾的文字抄录在十行纸上，并依记忆（其实是模糊含混的印象）分别将之归入“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和“太平天国诸役时期”，然后个别收入一个墨绿色马粪纸制的档案夹，放在合板架上。家父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上班前四天里一共处理了第一批的七百五十二号资料。

就是以这样稳定如恒的工作方式，家父每年平均归档的资料在四万六千八百条以上——这是以每日处理一百五十条的速度推估的最低数字。在将近十八万四千条以上的资料入档之际——也就是家父上班快满四年的一九五七年六月，我出生，第一个传令兵退役，家父则通过了委任级公务人员资格考试，并且注意到有两条不知在什么时候随其他资料一同混入，却始终难以归类的文字。一条是这样写的：

“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没有督抚提司，各国毋庸惊疑。助饷金二十万两□□轮空独力发之。参见《中央日报》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版。”

另一条的内容则是：

“致远舰久战之后，船伤弹尽。管带邓世昌念己舰不能全，当与敌共碎，谓大副陈金揆曰：‘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可夺其气也。’遂鼓轮向敌吉野舰猛冲。未至，过定远舰前，适撞及日方射攻定远之鱼雷，锅炉破裂，舰身左倾，顷刻沉没。□□轮空断首于磨盘洋，非战之罪。”

这两条文字在整整三十五年之后变成黑底反白的字样，从家父的电脑屏幕里一行一行地闪炽出来。老人多皱褶的脸上也映得异常亮了，他用鼻子“哼哼”了两声，道：“其实我原先也没看出来。”

之所以无法归类入档，乃是因为这两条文字的内容皆有难以解释的矛盾。在第一条里，自“上海制造局”到“毋庸惊疑”为止的一整段，原本是清光绪二十六年（西元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也就是八国联军之役以后，由盛宣怀策划与各国领事签订的《东南互保章程》九款之中的第七款条文。照说应该并入八国联军档中，然而接下来的两句浑然与联军之役无关，且其间更有“□□”状之脱漏，更使文义看似全不可解。

第二条的情况也极类似：从“致远舰”到“顷刻沉没”为止的一整段，原本说的是中日甲午之战的片段。可是在脱漏了两个字之后居然出现了东海海域的磨盘洋，而非甲午海战爆发所在的黄海。

家父最初的推测是那“□□”二字也许是某艘海船的名字，这完全是因为在两条文字中都出现了“兵轮”或“致远舰”、“吉野舰”的缘故。然而对照起下文来，文句根本不通，文义自然也就不得而解。

直到某一日，家父忽然心血来潮，跑了一趟当时位于植物园里的“中央图书馆”，把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十一号的《中央日报》影本调出来，仔细搜寻半天，终于读到了这么一条不太起眼的消息：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已全数平安运抵台湾、厦门，行库收支依常规进行，任何个人及单位不得无理干涉。唯坊间争传上海另有最高当局准备金二十万两，是纯属子虚乌有的谣言。

“最高当局准备金二十万两”自不免让家父想起“上元专案”来。他于是再将第一条文字逐句详读了几遍，无论怎么读都忍不住会将“防剿长江内地土匪”的字样想像成“国府”播迁来台前夕的景况。当他再翻找出弹箱里的地图来一对照，答案的一角浮现了：“制造局”和“火药局”之间正是那个叫黄泥塘的地方。换言之：那两句窜入《东南互保章程》第七款底下的文字正和条款内容所描述的地点形成一个共同指向黄泥塘窖藏黄金的互文。

由于有了这个互文的想法，第二条文字便也吐露了不寻常的意义：

在甲午海战之中，致远舰和定远舰的背后有一段血泪斑斑的故事。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力战未捷，欲与敌同归于尽之时，却遭日军吉野舰鱼雷击沉。据说邓世昌所养的爱犬当时也落了海，在涌波之间浮游，曾一度以口衔咬邓世昌的手臂，不欲令邓沉溺，邓却在浪涛中将爱犬斥去，意在必殉而后已。不料那犬又泅回，啮咬邓的发辫，邓于是“望海浩叹，遂与义犬相抱而逝”。可恨的是：因致远舰而得苟全的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乃一卑鄙小人，战后居然谎奏另一济远舰“首先驶逃”，并冒领镇远舰击炸日军旗舰松岛舰的军功。遂使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于战后枭首正法，刘步蟾则“着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换洪额巴图鲁名号”。

这则故事除了彰显“善不赏、恶不罚”的“天地不仁”之外，还有个代罪而亡的遗憾——设若邓世昌未欲与敌同归于尽，便不至于成为佞人刘步蟾的替死鬼，则刘步蟾又如何能陷害另一位恪忠奋战的方伯谦呢？

家父再思三叹，终于发现这两条文字之所以难于归档乃是因为有人刻意拟造一个无法轻易归档，而独可引起他注意的效果。

家父曾经想透过新到差的传令兵询问：究竟是“编纂委员会”里的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以及何等动机之下把这两条另有所指的文字杂厕于一般堪用的史料之间？传令兵的答复是：我只负责收发公文，其他事一概不得过问。倒是忽有一日，家父偶尔在军方内部的一份名曰《忠诚报》的新闻纸上读到这么一则简讯：“由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负责编撰之《中国历代战争史》已于去年正式展开史料搜集和汇整的工作。三军大学已邀请知名史学家、军事家共二十余人共襄盛举。预计完成后本书共七编十八卷，五百四十余万言，并附图七百余幅。将于一九七一年左右出版。总编纂李绶武资政表示：《中国历代战争史》将有效提高我三军官兵对吾国历史及战争本质之认识，提升全军精神战力……”

对于家父来说，这是一则完全荒唐的消息。第一，从哪里冒出来个“三军大学”？第二，一切由“编纂委员会”具衔匿名而汇入的资料都还在档案夹里，怎么会有七编十八卷五百四十万言的数字？第三，如果依照他单人独力整理一切资料的方式和进度来看，到一九七一年，不过是累积了近八十万条与战争沾得上边际的琐碎文献罢了，这些鸡零狗碎的知识残片又哪里能提升什么精神战力呢？

另一方面，无法归类入档的资料也不时会继续出现，每当传令兵除役或退伍，交接间稍有混乱情况，就会冒出几张掺和着时空错乱、真伪淆糅的文字。基于抄写、搜集的基本职责，家父并没有把这些资料随手掷弃，久之索性另建一档，题签曰“备考”。

要不是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那一天，发生了孙老虎深夜开车、遇上三个打劫的恶客、给打断了一条肋骨、抢走两千多块钱的事件，家父恐怕只会往那“备考”夹里丢资料，根本不会有兴趣重新翻拣、查考它的。

孙老虎捱了揍去找彭师父，彭师父用他独门的高粱酒泡樟脑丸给搓了一阵，说：“你老弟的底子薄，我会的那点儿本事也来不及渡给你，我看你就老老实实躺它十天半个月的罢——肋条骨长得快，你一晃神儿它就接回去了。”

孙老虎打从那时候起再也不信彭师父会有什么能耐，赌气回家躺平了休养。家父带着我前去探视，发现他的床头堆置着一大叠武侠小说。一见家父的面，那种自惭才疏学浅的小人物窝囊劲儿又禁不住溢了满脸，直拿臂膀遮掩着那叠小说，道：“唉哟哟！叫张大哥见笑了、教大春也见笑了。我、唉——我们不是读书人家儿，尽看这些个闲篇，一点儿学问没有、一点儿学问没有！”就这么一阵骛乱，原本好端端砌在床边五斗柜上的小说撒了一地。家父一只手连忙按住孙老虎，自己虾腰帮着拾掇。

我对那一次探病的印象不深，只依稀记得：家父也许是为了化解孙老虎那种不知发自天性抑或出于养成的卑怯，好像刻意向他借了套武侠小说回家，以示同好此道，并无高下；这让孙老虎显得非常开心，辞气间居然流露出感激之情。

我所记得的另一个细节则是孙老虎在恼叹他的儿子们不成材的时候说大一、大二是军队里的米虫，小三、小四是社会上的米虫，至于只有十二岁、第三度离家出走、几个月不见踪影的孙小六则已经注定是国家、民族的寄生虫了。生养了一堆虫子的孙老虎压根儿没提到小五——我猜想就算是提到了也一样会摇头说什么女孩子家没出息之类的话——当时之所以没数落小五乃是因为小五就站在门边罢？她一听孙老虎搬弄起那么些虫子，显得很不高兴，清两声嗓子扭身便走。孙老虎却像是逮住了诉苦的机会，一把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牛皮纸封，从里头抖抖擞擞甩出一根黄澄澄、亮晶晶的金条来，压低声跟家父说：“今儿是六月九号不是？上个月九号早上我一大清早要出门热车，在信箱里看见了这个——”孙老虎一根金条紧紧握在手里，却把个牛皮纸封递给家父，上头迤逦歪斜写着几行狗爬字：“爸：／不小心jiǎn到这个给你用／小六”。

“你知道他在外头干了些什么吗？张大哥。”孙老虎瞪起双虎眼继续说下去，“我可是想也不敢想啊！”

“也许当真是他捡的呢？”

“他有那个命我就是王永庆了我！”孙老虎随即指了指胸口的伤处，道，“我叫人来上这么一下子，十之八九同这根条子有关系。”

整整十五年之后、七月十三日的这天晚上，家父问我记不记得去探视孙老虎受伤的事，我立刻想到的是那根金条。家父却一指桌面上的那部《七海惊雷》，道：“孙老虎借给我的武侠小说，就是这一本《七海惊雷》。”

我望一眼那小说，再望一眼电脑屏幕上的两段文字，似乎明白了——文中的“□□轮”并不是脱漏了两个字的船只名称，“□□”只是段落上的区格，窜入史料的句子应该读成：“轮空独力发之”以及“轮空断首于磨盘洋”。轮空——一个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人物，虚构出来的角色，幼小离家，练成不世出的武艺，以云游僧人之身替嵩山少林寺护送一批名为《武经》的秘笈往福建南少林而去，功成之际为两名预伏寺中的洒扫老僧材庸和材平出掌斩断了脖子。

“我那个‘备考档’其实是一条一条零零碎碎夹藏在光明正大的史料里的密码。为了保留下一些不能光明正大记录下来的事实，才用颠倒错乱的手法混进我的档案里来，从文顺字地读，读不出什么。一旦凑合上这个解码的译本——”家父又指一下《七海惊雷》、以及我脚前的书袋，迟疑了几秒钟，才道，“你就会明白许许多多原本不该明白的事了。”

仅从编号第一和第二的两条“备考档”资料看，家父马上联想起从李绶武口中所得知的、关于那“帮朋”参与“上元专案”的事。显然，他之所以得到这份工作未必是同乡王代表从中撮合而已，或许竟出自李绶武主动授意的居多，因为他早就发现家父曾经在青岛总监部大军移动前后涉入的工作以及去留之间的不安，甚至也窥知家父目击舰上一宗血案的经过，这两个容有悔愧惊惧之情的心理背景使家父成为一个适于看守秘密，甚至发现秘密的人——家父越是想要借由了解真相、探究因果以摆脱自责自疚，便越是深深陷落在虬结繁复如迷宫般的秘密之中；而知道了越多的秘密，便越是失去了和人们沟通往来的权利。

在这间寂寞气味充盈满溢、有如一具焖熟了千百颗烂梅子的蒸笼的书房里，我只能假设：家父先从“轮空”这个人物的仪貌行止上想到了“欧阳昆仑”的名字，看出《七海惊雷》里有一部分角色的姓名藏着个类似灯谜“卷帘格”的机关。轮空反卷成为空轮、音谐昆仑，材庸和材平反卷成庸材和平材、音谐用才和品才，也就是老漕帮的光棍“哼哈二才”。至于裘攸则稍稍复杂些——攸字可用“阳欧”二字反切出它的读音，卷帘而上便是“欧阳”，裘字音谐秋字；合而观之，正是“欧阳秋”。欧阳秋这个名字出自《第一届全国武术考试对阵实录》，他的故事则俱载于《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倘若高阳的考证无误，这本总谱的作者“陶带文”又正是李绶武的化名，则可知李绶武不只利用家父的职务传递并保存一些的片段信息，连他自己也以一个注脚者的角色旁证着一个庞大秘密迷宫的存在。

然而，在解译裘攸传艺的那个叫“跨儿”的徒弟之际，我迟疑了片刻。用我脑子里残存着的那些中文系文字学、声韵学和训诂学的老把戏，不难把这两个字反卷出“子越”二字——那是我们“越活越回去大侠”彭师父的名字。依照一连串字谜的逻辑看来，现实里的彭师父应该就是《七海惊雷》中尽得拾荒人裘攸一身奇门遁甲道法真传的孤儿；另就我亲眼目睹的实况言之，确乎极有可能是如此。如果将小说的情节翻转到现实世界来看，民国十七年，欧阳秋在穷途末路之际从一个叫“魏三”的路人手中得着了一部《无量寿功》。依据《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引武林史料称，《无量寿功》练到第三层“川流七坎”以上，便能晋臻一“广开方便门／大展包容量”的修为。此上再入第四层“鹏搏九霄”、第五层“云合百岳”则可以纵意所如地改变躯体外形，是以《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卷下便曾记载：一个叫曹秀先的大臣“肚皮宽松，必摺一二叠；饱则以次放摺”。从这一点看来，忽而肥硕壮挺、忽而矮小佝凄的彭师父应该就是欧阳秋“讲功坛”的“说拳”弟子，其功法可以直溯至曹仁父。这一点似乎也能够从我书袋里的那七本书找到佐据——曾详述曹仁父“食亨”一脉绝艺的《食德与画品》的作者魏谊正，行三、人称魏三爷，不正是倜傥逍遥、任性潇洒、将《无量寿功》拱手让与欧阳秋的“魏三”么？此人——和李绶武乃至于钱静农、汪勋如、赵太初、孙孝胥等人不也正是与家父同舟共渡的一批神秘人物么？更令我不寒而栗的是，冥冥中大有不可违逆之力早已安排、摆布着我，竟于不知不觉间读了他们的书。

“爸刚才说不知道这个‘飘花令主’是什么人——”我试探地问了一句。老人摇了摇头。

“你不觉得有点儿蹊跷吗？和你们一条船来台湾的几个人所写的书都在这个袋子里，唯独没有孙孝胥的书，难道这‘飘花令主’不就是——”

“不可能的。”家父继续摇着头，道，“下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翻了翻这几本书，一时也纳闷儿了。不错，当初《七海惊雷》的确是从孙家借出来的，可纯粹是巧合。”

“为什么？”

“孙孝胥其实是孙老虎的父亲、小五小六他们的爷爷。他老人家早在一九六六年就过世了。可这《七海惊雷》却是一九七七年一月才出版的。”

我没有立刻跟他争辩，因为在那个刹那之间，我也忽然生出一种“无知或许较为幸福”的念头——连带地，我更不敢贸贸然追问他是否知道“彭师父就是岳子鹏”、“欧阳昆仑救过彭师母”甚至“岳子鹏知情者也”的字谜。我猜想，或许他还没有时间把《七海惊雷》之外的六本书一一细读过，正因如此——倘若他也认定“知道得越多越危险”的话——我只有保持缄默。果不其然，正当我端坐成一副“敬受教哉”的模样儿之际，家父捧出了他真正想教训我的一番话——且一如我所揣想的，从渡海到落户、从武侠到战史、从清洪角力到国共斗争、从盘点军需到纂辑文献……无论这老人曾经历练了什么、见闻了什么、感受了什么以及觉悟了什么，他根本不在意也不要求我这个儿子是否更了解了他的一点什么，他的目的只是要我记住：在我自以为如何如何的世界背后，其实有一股更可怕、更强大的操控力量在主宰着人们的遭遇和认知，且没有人能够反抗或怀疑。

家父的论证其实只有简单而明确的几句话：“‘哼哈二才’从‘保’字号儿混下来，一直混到部里的‘情报局’。之所以从来没对我下手，除了因为我在帮中顶着个字辈儿，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究竟知道了些什么。如今你同这个什么欧阳红莲又缠在一块儿，他们搞特务的岂有不疑上加疑之理？寄这些照片来，明摆着是个警告的意思。”

我很想反问他，我和红莲已经厮混了十年，他们跟在后头拍这种下三滥的小照片也差不多一样久了，为什么早不警告、晚不警告，偏偏现在来警告了呢？以理度之，就算欧阳昆仑出手帮“老头子”运了一大批黄金到台湾来，“保”字号儿恩将仇报、杀人灭口，这也是近四十三年以前的尘封往事了，何以时至今日，忽然想出个寄小照片的馊主意来试探家父或者我呢？话未出口，家父轻抬脚尖，朝我脚下的书袋比划了一下，道：

“不只你我父子，恐怕他们也早就盯上了高阳了。”

我几乎不敢想下去。自一九八六年春天，我与高阳同游日本订交以后，他也叫一群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情治人员给盯上了——这批人物犹之乎疱疹、流感病毒或蒲公英，十足有牵攀附着、勾串罗织的习性——莫不是因为我和高阳偶尔交谈过有关那本《奇门遁甲术概要》，而让他也跌进了网罟之中罢？

然而，谁又能否证这个猜测呢？高阳在荣总病榻之上，的确曾经对我说过：“他们结拜兄弟七个身上有一部奇案，我打听了几十年，不过知其一二。其中还有许多情由缘故不能分晓。”也就在想起这番言语之际，我的眼前猛可闪过一个银发白衣但面容模糊的医生。不，不是医生，是做医生打扮的万得福——在我和他十年前仅有的那次晤面时，他清清楚楚地警告过后脑勺上叫灯架砸了个大窟窿的老大哥：“荣总是‘他们’的地盘”，而且“二才刚还到门口来晃了一下”。

一个小小的推论：高阳因病入院的时候，其实仍念兹在兹于万砚方等兄弟七人身上的那部奇案，是以他所拥有的七本书和厚达六寸的文稿也随身携行或恐即在卧榻左近。然而他发现自己的病情可疑——明明有把握“还有卅载阳寿可供挥霍，一甲子后再言去留”，却于诊疗之后突然恶化，于是才会在我前往探视的时候突然提起早年我偶遇赵太初于三民书局的旧事。可惜我一时未察——甚至一副全然失忆的模样——高阳一定颇为失望，是以未曾将书、稿当面交我。接下来，或许是因为他又察觉了医院当局（或病房内外环境之中）有些什么异样，才会将书、稿托付一个全然不知情的文学杂志主编，并言明：出得了院，就将原物归还；出不了院，才将之亲手交给我。设若高阳的确周思密虑而作成这一决定，则想必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但也绝对出乎“他们”那批人的意料之外——我几乎能够想像出他如何设计了一个偷天换日、掩人耳目的怪招，请那位主编扛个十几本适合在病榻上消磨时间的闲书前去探访，再趁四下无人之际把那七本书和他的手稿携回的过程。

如此作想，则自高阳病危到过世期间，“他们”必定滋生出某些疑虑，那就是，这位素以博闻强记、详考密察著称的历史小说家究竟对那部奇案了解了多少？又传授了多少？以及他和我乃至于家父对于近世老漕帮与“国府”中枢、权力核心之间的恩怨所掌握的琐碎知识究竟出自何种共谋？如果确有共谋，那么主使者是谁？共谋的机制与运作又如何？这些，想必都是“他们”百思而不得其解的。也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在高阳过世之后展开了行动——寄来这样一叠照片，和一张写着“张大春与欧阳昆仑之女欧阳红莲”字样的便条。

无论照片和便条是否一如家父所言，出自“哼哈二才”之手，其目的显而易见。一方面，这是在拨草寻蛇；等待并观察我们父子的反应，且据之以判断我们和高阳、红莲乃至那些行踪诡秘的老者究竟有无共谋？涉入多深？所知又有多少？另一方面，这也是在打草惊蛇，意思毋宁是说：不论你们有无共谋、涉入多深、所知又有多少，一切到此为止。家父要把高阳的遗书遗稿付之一炬，恐怕也是着眼于此。

“漫说你不及高阳于万一，”家父继续说着，一面回身又像切肉丁似的在键盘上剁剁剁剁了一阵：“就算高阳再世又如何？一个读书人怎么跟那种牛鬼蛇神较量？更何况你的书也没读得怎么样！”

“这就未免太瞧不起人了——”

“你方才说起‘白邪谱’上的莫人杰和陈光甫，两个人你都说错了。”

一如一九五七年六月出现的第一和第二条“备考档”文字，电脑屏幕上又出现了标示着“备11”和“备12”的资料。“备11”是这么写的：

“张永德对曰：‘爱能等素无大功，忝冒节钺，望敌先逃，死未塞责。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世宗掷枕于地，大呼称善。即收爱能等军吏以上七十余人，责而斩之。□□爱能实非人杰之助，世宗高寿死，岂其所愿哉？”

“备12”则是这么写的：

“日军侵占香港，迫市民用‘军用票’，停止使用香港汇丰银行所发行钞票，原有港币形同废纸。周氏纸厂委代表陈光甫四出收之，聚为造纸原料，计吨许。日本投降，汇丰复业……”

家父之所以未曾将这两条归档，其实亦另有缘故。在“备11”里，原文本来应植入后汉和后周的战史之中，说的是后周大将樊爱能在后汉主刘崇借契丹兵大举南侵之初，即弃甲曳兵，引众溃逃，甚至剽掠辎重、惊走役徒，致使后周方面损失惨重。后周世宗柴荣遂借张永德谏劝之言祭出军令状，杀了樊爱能。

可疑的仍旧是“□□”二字之后的几句话。尤其是“世宗高寿死”，既与上下文不合，亦与史实不符——周世宗英年早逝，其“气局恢阔、规模宏远，有唐太宗之风”，可称五代帝王里的翘楚。而天年不假、伟业中殂，也是读史者皆知的，怎么能说他“高寿”呢？正因这一疑，家父把这三句多读了几遍，忽地发现第一句中亦藏有机关：“爱能”虽是后周名将樊爱能的名字，却因联读起底下的“非……之助”字而令人想起“爱莫能助”的成语。一旦这个成语浮闪脑际，“人杰”二字与“莫”字便串了起来。以家父早年入帮的资历，自然风闻过项迪豪挟巨资向莫人杰勒求拳谱的江湖传言——以之而重读“爱能实非人杰之助”，非但立刻想到莫人杰，还会接着忆起民国三十四年发生在杭州商会会馆中的一宗血案：年仅十六岁的莫家拳少宗师被一无名刺客三枪打死在一间待客小厅的沙发椅上。这条新闻当时轰动大江南北，有谓老漕帮向与经营海运的项氏不睦，故派枪手先杀人、嫁祸，好让项氏难堪。也有人以为是飘花门孙少华怕项迪豪一旦得着拳谱，便将一报昔年当街折辱之仇。甚至还有人说：莫人杰是诈死，目的在于乘机赖掉项迪豪为一览拳谱而替他清偿的一屁股烂债。更有人怀疑：项、莫二家早就勾串好了，什么债务、拳谱，都是表面文章，其实不过是找个家下佣作代死，目的反而是于案发之后鼓唆报刊杂志之好事者添油加醋，捏造出对老漕帮和飘花门极不利的传言——事实俱在，莫人杰一案果尔在极短时间之内挑拨得孙少华愤激而死，老漕帮声誉暴跌。

“这一条是一九六三年十月中窜进来的，”家父接着凑脸近前，道，“当时爆出个沸沸扬扬的‘周鸿庆事件’——你还小，大概不知道罢？”

我不吭声。因为我还没打定主意要不要告诉他，其实我非但知道“周鸿庆事件”，也在《食德与画品》这本书里读到过：杭州湖墅旺族莫用过一任主厨，叫周鸿庆，拿手的名菜叫“红煨清冻鸭”。周鸿庆声震一时之际，还有知名画家给画过一幅长宽各约数丈的巨幅群鸭彩绘，题上“冰肌玉骨香无汗／水暖春江鸟不知”的七言诗句，“江鸟”二字巧嵌其中，寓一“鸿”字，传为美谈。这人日后如何，我却不得而知，因为我在读到这个段落上的时候，颇为书中形容那巨幅彩绘的工具——“帚笔”——所吸引，一翻检附注，说“帚笔”须具备相当程度内功且功力必精湛异常者方可运行，“近世唯沪上方公凤梧一人能之而已”。当下转了兴趣，便去寻觅那和方凤梧有关的书，就是《神医妙画方凤梧》了。

“你先看‘世宗高寿死，岂其所愿哉？’这两句——”家父抠弯食指，往屏幕上的字迹敲了敲，道，“周世宗英年早逝，则称不得高寿；既非高寿，这高寿二字必有别解。我再问你：读过南朝梁徐勉的《故永阳敬太妃墓志铭》没有？谅必没有，问了也是白问。在这篇墓志铭里有这么几句：‘年高事重，志义方隆，宜永绥福履，而奄夺鸿庆，以普通元年十月廿三日构疾，十一月己卯薨于第。’这里的‘鸿庆’所指的便是高寿了。如此再回头看：‘世宗’是后周之主，隐一‘周’字，合以下文‘高寿’所射之‘鸿庆’，非‘周鸿庆’而何呢？两句并起来看，则冒出来个‘周鸿庆死，岂其所愿哉？’再合上前一句‘爱能实非人杰之助’怎么看、怎么像是藏了个脱靴摘帽的谜戏，实则说的是‘莫人杰’，或者‘姓莫的实非人杰’——这一条，逞足我的力气，也委实解它不得。不过，倘或江湖上传言不虚，说莫人杰其实未死，则说不定死的却是‘周鸿庆’，于是下文中‘周鸿庆死，岂其所愿哉？’这才说得通。对罢？”

听语气，家父并不知道那周鸿庆和“红煨清冻鸭”乃至于他在莫家担任厨作的杂说掌故。换言之，家父凭字解谜，得着了一个明明是正确的答案，但是却没有证据——他手上的拼图板缺了一块——而缺掉的一块证据，却恰恰藏在他不许我读下去的书里。我耸耸肩，道：“我读书少，说对了也是白说，说不对也是白说。你读书多，那么‘备12’又怎么解释？”

家父可能很想斥我一回，可兴许是他的考究癖上来了、挡不住了，遂只白了我一眼，硬吞两口唾沫，道：“这一条虽说与对日抗战的背景有关，却根本不属于战史的材料范围，之所以编进备考档，纯粹是因为它当初是同‘备11’写在同一张纸片上的缘故。只不过从这一条上倒可以看出些别的头绪：第一，陈光甫不只是国府要员，也和民间一些大公司、大行号有极深的渊源，常凭借着洋文呱呱叫的本事，替人办些交涉之类的事；第二，这一条没写完，只写到汇丰银行复业，这很奇怪。我后来查证了些别的资料，发现汇丰复业之后，曾有很短的一个时期，宣布公开兑现旧港币。那是因为库存现钞够不上应市、新钞又来不及发行。英国人原以为战火惨烈、焚毁无度，也许兑不回多少旧钞，总之是拿来流通应急而已。孰料周氏纸厂赫然押运了一吨多的旧钞来兑英镑，兑得汇丰差一点周转不灵，只好以银行股票易钞票，另外还延请周氏纸厂的老板出任汇丰董事、兼理总裁职务。你方才说陈光甫买下多少‘蛇草行书’的作品，分赠政商名流；其实那些书法作品根本不是陈光甫买的，真正的买家却是那位隐身幕后的周老板。第三，‘蛇草行书’的确如你所言，是那洪达展自创的一门书法，可是它既非古董亦非杰作，怎么会有人肯花那么多钱去买了来交际公卿呢？——”

“搞政治的懂什么书法？有人捧、有人送，自然有人挂起来当宝贝。”我哼了一声。

“不！这里头另有玄机。”家父托起下巴颏儿，摩挲着花花白白的胡子碴，道，“尤其是这两条文字的内容全然无关，却写在一起，这表示，除非前一条里的‘周鸿庆’与后一条里的‘周氏纸厂’有什么牵连，否则是说它不通的。此外，众所周知‘周鸿庆事件’是一九六三年十月间发生的事，周氏纸厂兑港币却是一九四六年秋天发生的事，至于‘蛇草行书’大兴其道，更在一九四七四八年间，三者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关，各见端绪却互无脉理。然而既给写在同一张纸上，依例是不可能无关的。”

他在这么说着的时候，我已经理出了自己的头绪。在我看来，陈光甫（或者他所代表的周氏纸厂老板）之所以会去买一大堆并无艺术价值的烂字画，极有可能是一桩幌子交易——质言之，买方出钱是真，卖方所供应的却另有其物；只不过那真正的货物若非见不得人，即非可见之物，才借着“蛇草行书”的买卖掩护之。其次，如果“周鸿庆”早就在一九四五年被当成是“莫人杰”而遭人射杀于杭州，则到了一九六三年十月间冒出来的“周鸿庆事件”便显然也是个幌子了——起码，在日本投诚、却让一辆莫名其妙的出租汽车给载进苏联大使馆，以致功败垂成、被遣回中国大陆的倒霉鬼应该不是什么“周鸿庆”，却极有可能是当年诱人为饵、代捐一命的“莫人杰”了。暗中提供资料给家父的人也是趁着闹出“周鸿庆”事件的热潮，才打蛇随棍上，把这一条窜了进来。

然而此刻我所关心的不是什么陈年骨头烂年鳃的谜底，反而是家父这后半生所戮力从事的工作。不论他埋首于这满坑满谷的战史资料是一程多么繁复迷人的探访，也不论这探访之于他是否真能作为一次不堪回首的逃亡的救赎或治疗，我隐隐然觉得：李绶武当年提供的这份差事是不值得做的！

从那折返点之后，家父所涉猎、钻研、勾稽、补缀的一切，都是一个看来十分十分伟大的大时代对一个十分十分渺小的小人物的作践、浪掷和虚耗。在那不时会供应一条又一条难以归类入档的资料给家父的人心目之中，家父只是一部堪用的机器，负责保管一切有价值的秘密。家父绞尽脑汁、费煞思量，只能爬梳出一些对于整部《中国历代战争史》全无用处的“备考档”。浸泡在这些仿佛藏匿着许多意义的谜样的文字之中，家父自己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墨绿色马粪纸制成的档案夹而已。他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由他所发现、誊录、整理甚至拼凑出来的秘密。

“究竟是谁提供给你这些备考档的？”我冲口问道，“难道你从来不去查一查？你不想知道么？如果就是李绶武，你不觉得他只是在利用你——”

“没有谁能利用谁。”家父倏忽提高声量，旋即瞑上眼，深深喘息了一阵，才又平静地说，“如果你说的是部里这份差事，我从临时雇员干到简任一级编审，一干三十四年，最后画成了七百多幅战图，可以了！如果你说的是这份备考档——”

“我说的就是备考档。”我站起身，暗里使脚尖勾住书袋的背带，道，“这个一天到晚给你假资料、打哑谜的家伙到底想干吗呢？有话为什么不明写白说呢？绕那么些个圈子，不是简直要把人逼出个妄想症来了吗？”

“要是写明了、说白了，‘他们’那一边的人不也明白了吗？”家父睁开眼，鱼尾纹微微朝上扬了扬，似乎是笑了，“至于这一边的，我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人家是‘一个家伙’还是‘几个家伙’；我只知道人家很沉得住气，一丝一缕地追查着一些个事情，有了点什么眉目，就窜个一条半条的材料给我，一直到整部《中国历代战争史》初稿编成，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的事。之后，我开始忙画战图的工作，直到退休，其间二十年，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一条资料。”

对于家父来说，“备考档里藏着什么重要的讯息？”原本是个不存在的问题，直到他从孙老虎那本《七海惊雷》里看出欧阳昆仑运金遇害的一点苗头，才兴起了翻箱倒箧、彻地钻天的搜检和考证工作。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才赫然发现：备考档已经十年多没有新的进项了。最后一条的编号则是“备33”。

这三十三条字谜当中，可解者不过四五条。家父遂将《七海惊雷》从头到尾又看了几遍，依旧毫无所得。照他当时的揣测，乃是由于解码的“译本”应不只《七海惊雷》而已；可是书海浩瀚苍茫，叫他到哪里去寻觅其他的、也可能根本不存在的“译本”呢？在这个若有知、实无知的阶段，家父有一个在事后看来固然可称为准确却也失之简单的直觉：他认为备考档极可能来自不止一个的、亲近老漕帮的人物，为了追查和老漕帮有关的疑案而刻意将这些看似藏有机关的字谜窜入战争史料，加上一个能细心盘点材料如家父这样的角色，自然而然将字谜汇集起来，既不易为外人所侦伺，又能够在文献的护伞之下保存起来。一旦字谜累积得够多、相互之间产生了意义性的关系，且为有心钻之研之者识破揭露，则一谜解而众谜皆解，隐藏在大历史的角落里的另外一种真相便得以逐渐显影。且正因为它们已经是《中国历代战争史》的一部分，这战争史又是一部由“国防部”史编局作业、再加上一个“三军大学”之类的学术单位背书的皇皇巨构，早在五十年代末即明订其编数、卷数、字数甚至战图帧数，可见其计划之精详缜密，应须是千金不易一字的定稿，也就不容有心文饰、蔽匿或毁弃者妄加撼动了。

不过，依我的后见之明，家父此一直觉仍过于简单——因为他太看重这一大套由“国防部”和“三军大学”领衔编纂的“正史”地位和价值。在我看来，把这些字谜窜入史料的人另有两种目的：

第一，设若家父混水摸鱼、囫囵吞枣，未经消化即将字谜原封不动地掺入史料，以致竟尔以此面目出版问世，自然会招引一些真正笃学深思、敏求好问者挞伐追究，则隐伏在字谜中的机关反而会惹来更多的人注意和探讨，所谓大历史角落里的真相也才会不期而然地在众目睽视之下浮现。

第二，设若家父不肯放过纤芥之疑、毫末之误，便应当倾力于这些字谜的解译工作。如果能够从他亲眼目睹欧阳昆仑横遭加害的这一个经历举一反三，而又对种种古老的文字谜戏十分熟稔的话，提供字谜的人其实不只希望能借家父之手，将大历史角落里被尘封掩埋的一些个疑案悄然不动声色地保存下来，他（们）恐怕还更期待家父能以同样的观点和方法，换一副“幽冥晦暗之地”的眼睛，去重新翻视一遍几千年以来那表面上十分“光天化日”的历史和现实。

“你知道为什么再也没收到过那些字谜了吗？”

家父点点头，道：“大概知道一点罢？只不过——我知道得太晚了。”

42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一九六七年一月，家父收到最后一张字谜“备33”。这是一个孤立、偶发的事件——套用汪勋如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一书中所说过的话——“没有人会将之和其他曾经发生过的，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合并观察；不作这样的观察，便更难追讨出单一事件的真正原因。”

“备33”是这样写的：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这更不是什么战史的材料了，当然不能归档。然而个中蹊跷却在于它是半首杜甫的五律——《月夜忆舍弟》，少了底下四句不说，还写在一张极其不寻常的纸上。那纸仅有巴掌大小，是一种叫“百叶柬”的古制纸，应该是十分珍贵的古董了。家父持之细看，但见那蝇头小楷，分明是明代倪鸿宝的笔意，正狐疑着：怎么得着件书艺奇珍？忽然手上的纸一滑，登时在拇食二指之间松脱了。奇的是纸片轻盈如无物，居然当下散开，成了六片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的纸膜。家父这才想起：百叶柬号称百叶，乃是经巧匠手工以极黏稠的纸浆经密帘反复荡压而成。上好的百叶柬，可以层层揭起，唯揭脱之后再也不能重新聚贴如初。至于他眼前散落一地的六张，实为一张之上的六层，而先前这六层之所以能够附着在一起，只不过是靠着那半首《月夜忆舍弟》的墨渖胶合而已。质言之，是有人先用不知什么法子把一张（其实是一角）百叶柬揭分了六层，再叠合起来，写上了这半首诗，使之暂时复原。未料经家父手指捻搓，遂又分离了。家父见损了这古纸精书，觉得不忍，想要将六层纸膜拾起、贴合，岂知手劲儿稍重，纸膜却纷纷破了。这才不意间脱口诵出《月夜忆舍弟》的下半截：“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杜甫此诗作于大唐乾元二年，时在秦州，史思明已叛，陷洛阳，正是兵荒马乱、劫灰弥漫之秋。家父转而忖道：写这诗的人恐怕不是因为纸张狭仄、全诗书写不下才只写了半首；实乃以欲语还休之势明说杜子美前半首之文，以寓后半首之意。在那一刻，家父还以为写这半首诗的人是有鉴于“反攻大陆”之无望，而要家父同感其羁旅思乡的情怀。

此后，备考档再也没有增加任何字谜；家父懵然无觉，自然不会以为“寄书长不达”所指的是家父并没有善加利用这些另有意旨的资料——在当时，他甚至不认识这些资料。

一个孤立、偶发的事件——或者一则失落了和其他材料之间任何关系的材料——是不具意义的。倘若我如此写：“一九六七年一月，家父收到半首写在一小块百叶柬上的杜诗。”便毫无意义。然则，让我们试着去发现，环绕在此事前后一些散落的、飘零的、支离破碎的片段。之所以令我着意于此、不可自拔的还是书袋里的七本书：一九六七年一月是《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出版的日子，此前的三本书是连续在一年又两个月之间密集出版的，此后的三本书却每隔五年才出版一本。这里面难道不该有一个“为什么”吗？

在我生命的历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是模糊到几乎不存在的。我的小学四年级念了一半，渴望着家里能拥有一台电视机——那样我就不必趴在对面邻居的空心砖墙上看《断刀上尉》和《勇士们》。和我一起趴在那墙上看美国影集的还有小五和小五背上的孙小六，我们都不知道孙小六即将在半年之后遭到生平第一次的绑架，也不知道孙妈妈将因之而闹自杀，孙老虎也从而以“在家进修”的方式离职，开起计程车来。我们大约都承认生活是静止的、平淡的、一成不变的——谁家也买不起电视机，直到永远。我们甚至不知道全村将在三年之内全数迁出，搬到这城市的另一头去，住进四层楼的公寓，认识双和市场边巷子里的彭师父、彭师母；更不知道我们将在咫尺有如天涯的水泥楼房中渐渐长大，滋生令人血脉贲张脏腑悸动的情感，遇见早已在暗中改变我们命运的人。我们最不可能知道的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们竟然想不起一九六七年一月间发生过什么。

就我记忆所及，距离这段时间最近的“一件事”其实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发生的。当时我们称之为“户口普查”。据说在我出生前几个月也曾经普查过一次，那一次全岛联播电台播放出十二响钟鸣之后，有十五万个普查员同时出动，到台湾全岛各地进行查访。为了让这普查工作顺利无碍，政府规定各个城市乡镇的街道上不许行驶任何车辆；人人留待家中，门户通宵开放，灯火齐明，以守候普查员来向每一个公民查询其年籍、身份、职业和生活状况。

上一次我错过了，可这第二次我却全程参与，且印象深刻。

上门来的普查员是个走路有点儿跛的年轻人，一进屋便喊了家父一声：“启京先生。”家父愣了一会儿，道：“你是——”普查员凑到家父跟前低声说了两句话，又昂声道：“其实合该有缘，不必见外——咱们还是同一条船来的，只那时候儿我还小，才十来岁，启京先生一定不记得了。”说完径自一屁股坐进一张藤圈椅里，一手往茶几上搁下一个厚甸甸的纸册子，另只手往椅脚边拄起一支大约有茶杯口粗细的长条筒子。

家父在这一刻改了语气：“怎么？怎么是您——您怎么亲自来了？这，不是户口普查么？”

“若不趁着这个机会来拜望拜望，就太失礼了。启京先生投师忒早，是‘理’字辈儿前人，无论如何我也得亲自登门请教的。”

“这怎么敢当呢？”家父从家母手里接过一杯热茶，捧上前就几面放下，倒退一步，甩两下袖子，右膝打个弯颤——分神见我坐在一旁，狠狠白了我一眼，我连忙弹站起来。那普查员却笑道：

“别介！孩子是空子，您也不必多礼。我这腿子前两年行功岔脉，不灵便了。咱们坐着叙罢。”

家父倒也奇怪，始终没坐下。其情状好似我们在学校里给叫到训导处捱骂的一般——双手贴紧裤缝、微垂着脑袋，嘴唇一开一阖，仿佛应答着，可却出不了声。

“我听二才他们说启京先生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是风雅中人。因此寻思，要给启京先生带个什么见面礼儿好些——什么南北货也罢、舶来品也罢，哪怕是金珠玛瑙，恐怕都嫌伧俗了呢！我于是在祖宗家门儿翻箱倒笼，寻觅了半天，给找着这个——”普查员说着，朝椅脚边那长条筒子一指，继续说道，“是‘老爷子’生前珍藏的一幅画，上下皆无款识，看起来倒极像是‘老爷子’的先师方先生的笔墨。凤梧公的画——启京先生是知道的——可说是价值连城了。庋而藏之，可以传世；哪怕是真有什么应急之需，到处也都有识货的行家。尤其是没有题款，脱手更方便——”

“您太客气了。这礼物太贵重，张某人不敢收，也收不起。我只身在外行走多年，两度投军，早已是逃家光棍，岂能再糟践老爷子的珍藏、凤梧公的墨宝？不不不，您还是拿回去罢。”

说也奇怪，这普查员自此根本就不理这个茬儿了，另岔一题，问道：“听说这一趟启京先生回部任差，是一位李资政给荐的，可有此事？”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荐这差使的是位王代表，至于王代表又请托了什么贵人，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么，您也没见过李资政喽？”

“王代表是介绍过一位先生见了一面，到差之后也没再会过。”

“那好。”普查员伸手捧起茶杯，掀开盖儿拨散了浮叶，却没喝，又把盖儿阖上，笑道：“启京先生应该听说这两年匪谍潜伏分子十分猖獗的情况罢？”

家父嗫嚅着，好像应了句什么。

“这一向都有情报说，暗里不少活动，要破坏咱们的大业。启京先生既然人在部里，也就不需要我多嘴多舌地嚼咕什么了——一切，都以救国救民的任务为先。启京先生请千万留意，若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人物动静，务必同二才方面知会一声。”

说完，普查员拾起几上的纸册，朝家父晃了晃，意思仿佛是说“就这样儿了”，随即一拱手，左掌右拳揖了揖。家父更是虔敬异常，当下分甩双袖，右膝打个弯颤，道：“恭送尊驾——”

“免免免——”普查员扭身推门，出去的时候朝我挤了挤眼睛，又扬声冲家父道，“别忘了！我是来普查的。”

老实说，原本期待着像过年守岁一样通宵待客、接受“普查”的我其实是失望的。再加上日后从小三、小四甚至徐老三等别家的伙子们口中所得知的情况，也颇令我不快——在旁人家，那一夜的确热闹非凡。有人说普查员谈笑风生、言辞亲和；有人说普查员容貌娇美、艳光四射。接待他们的家庭总竭尽所有地端出瓜子糖果，有如迎迓一位远道而来的娇客，众人围众闲话，笑逐颜开——果真像过了个大年一样。我能凑什么说的？我说我家来了个长了条木腿的情报人员，那条腿是被匪谍打伤之后锯断、重新配置的义肢。除了小五之外，没有谁相信我编的故事。

倒是那普查员送给家父的一张画有些意思。当年在南京东路、辽宁街的老眷舍家户之间，都是竹篾子芯儿糊黏土砌成的土墙，逢上地震就裂，长长一道璺子，现成是个凿壁引光的态势。家母便把那画张挂起来，正挡住那裂痕，也屏阻了隔壁刘家小鬼窥伺的眉眼。

画是装裱过了的，横幅左右约可六尺、上下高二尺有余，一旦展开，差堪是整面客厅的宽度。画面左首是一片树林，林外有院墙，林中是个亭子。亭里一张石桌，桌上置布酒菜。绕桌只坐着两位古人，脸儿大的一个着红袍、头戴官帽，正抻臂摊掌，仿佛侃侃谈论着什么。坐在他右手边的一个脸子小些，耳朵却出奇的长，扎个包头巾，身上一袭蓝衣。但见长耳之人右手指间夹着一只筷子，另一只则似乎半欹半斜地刚从指缝之中滑落，筷子尖儿轻轻点着盘中的一条鱼——这个细节是我先发现的，设若当时没能发现这一点，恐怕我家是不可能买下第一台电视机的——回头再说那张画：看来像是正吃着饭、聊着天的两个古人的右边，也就是亭子的另一侧，又是一片树林。这一边的林子占去画面中间很大的一块位置，树干比亭子左边的林木都粗，枝梢之上点点离离结着翠绿色的果子。树林的下方有个小池子，池畔则是假山。再往下，便是从画面左侧绵延而来的半截白色院墙——这墙的绝大部分都给墙外密密匝匝的树影遮去，只在此处露显得多些，可以看出墙是用大块的方石砌成。

至于假山右方，另有几竿竹子，竹栽成一字排列，像是斜斜地把整个画面切分成大小不一的两块，右边较小的这一块上既无庭院、也无人迹，竟是一方菜畦。畦间的确冒出一丛一丛的菜叶子，一旁还搁着个水桶，桶中盛了清水，舀水的木勺子给人随手扔在地上。

在菜园的外头——也就是画幅的最右边，竟然是一阵乌滚滚、灰蒙蒙的烟雾，其间还夹杂着犀白的波纹，有如龙卷风的一般。这一部分十分昏沉黯淡，所幸叫一座挂衣服的立架给遮去了，是以还不怎么碍眼。

有好一段时日，我每天站在墙边，仰脸观看那张画，非常羡慕古人居家能有那么大的一座宅院。比之我们住的鸽笼眷舍，其宽敞舒适不知凡几。有一次我同家父说：很想搬到那画中的大院子里去住，家父说：“你要是真住进这张画里，洗澡的风光不都让刘家的给看去了。”

不过这沮丧不了我日日在画前观看、摹想的兴趣。我甚至替那画中的古人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红大哥”，一个叫“蓝二哥”，他俩的故事大约就是当官的“红大哥”请小老百姓“蓝二哥”做客吃饭，喝“五加皮”、喊“四季财”、“八匹马”，几乎就是家父和我老大哥饮酒划拳的情致。

偏有那么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家母嘟囔我筷子拿得不好，将来长大了出门做客要闹笑话给人说咱们家教不严。我抗声应道：“人家‘蓝二哥’也不会拿筷子。”

家父漫不经心地问：“‘蓝二哥’又是什么人？”

我随手朝壁上的画一指：“他。”

家父顺势看一眼那画，扒了两口饭，想想不放心，碗筷一搁，起身上前，觑眼睇了睇画上的“红大哥”和“蓝二哥”，退两步再将整幅画左右打量了一回，匆忙咽下食物，回头跟家母说：“方凤梧作画向例不用典——这画，不是他的。”

“假的？”家母怔了一怔，道，“假就假罢。说咱家有幅真画人家也不信，挂上了还得瞎操心。”

“不是真假的问题，是这画里另有门道——”家父沉吟道，“既然是万老爷子所藏，又不是方凤梧的真迹，难道会是他画的那一张么？会是那一张么？”

这张画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给取下来的，我已经记不得了。总之“红大哥”和“蓝二哥”对酌的光景倏尔消失，要直到几十年后我按着徐老三的小册子找着已经改头换面的“人文书店”，才又看见它，也才完全看懂了图中的典故，知道了画外的故事。在一九六六、六七年间，我很快地就忘了那张画，因为家父嫌那画勾起他不堪回首的往事，托人变卖，不意竟得了个好价钱，买了一台电视机。

可以先附带提点的是：那张画画的是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不消说，“红大哥”正是丞相曹操、“蓝二哥”则是使君刘备。典出《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

昔日汉献帝立朝，曹操专擅，成“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局。献帝无可奈何，只有血书衣带诏交付国舅董承，意图号召“十义”，共聚天下兵马伐曹。是时刘备寄人篱下，凡事俯仰曹操之意，不得不假事学圃，权扮种菜园丁。未料忽然有这么一天，关、张不在，曹操派了许褚、张辽引数十人入园，来请使君过相府酣宴。席间曹操遥指空中密云“龙挂”，谓：“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又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一来，让刘备吃了一惊，还以为曹操看出他的私志潜谋，遂使“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偏在此时天雨将至，雷声大作，刘备乃假意怕雷声，将场面掩饰过去，也当下巧释权奸之疑。

只不过在我遐想着“红大哥”和“蓝二哥”的童岁月，并不知道这张画其实藏着个典故，更不知道借由这画中典故传递消息的正是日后的“面具爷[奇`书`网`整.理'提.供]爷”李绶武——画纸上的曹操与刘备则分别隐喻着“老头子”和万砚方。

由于前后都没有落款，亦未题识时间，乍看之下，这画不过是张融人物、树石于一景的作品，除了工笔描绘的细节生动入微之外，并无异常之处。然而，真的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么？如果我在一九六七年时便有足够的智慧读懂《神医妙画方凤梧》，则想必会发现：万砚方之所以珍藏这幅画，岂是因为他看不出这画出自仿手？相反的，正因他知道这画看来像极了方凤梧的手笔、却出自仿伪，遂从而明白，仿画者乃是要借拟似的笔墨来唤起注意，一旦看出这画之于方凤梧的真迹只是“形似而神非”之时，观画者已经了悟了画中用典的喻义是在提醒他：“老头子”（曹操）对万砚方（刘备）是存有猜杀之意的。更隐微蕴藉的是：刘备以一个捏造的遁辞——畏雷——掩饰其“失惊落箸”的真相，而仿画者又何尝不是以一种捏造的方式来揭示观画者真实的处境呢？

这样说似乎把情形描述得过于抽象了；其实不然。在《神医妙画方凤梧》这本书里，就曾经具体叙及这一桩借工笔细绘之图传达秘密讯息的事件梗概。我先把这几段文字翻译成白话文，夹附于此：

“我的老师方凤梧先生一向以为：绘画这门艺术有几个渐进的层次。首先是求形貌近似实物，因为不经过这一阶段，画家便不能体会自己和外物之间的关系。修养稍微高些的画家便不会以形似为满足，他还会要求作品能够表达意义，这是第二个层次。若要更进一步，画家更应视其作品为表现某一意义的唯一形式，而非表现普遍意义的寻常形式，这是第三个层次。再进一步，画家还应当注意，某画是在向某人传达某义，而非向所有的人传达某义，是以画家还须懂得如何让这唯一的意义只容会心人赏识——这便是第四个层次了。一旦进入这个层次，一幅绘画便犹如一封私人的信函，写信的人和读信的人都会感悟到彼此之间无上的契合。

“方凤梧先生作画秉持此理，行医亦然。对于看似同一病征的患者，他从不开相同的药方，总在千方百计诊查出病家如何饮食起居、行止坐息的诸般细节之后，仍不肯轻易施针用药。他总是这样说：‘针药方剂如丹朱水墨，须在极微小处留意全局，偶一不慎，反而贻祸深远。一张画画坏了，还可以废弃不顾，拿来糊窗糊壁、覆瓿覆盎；但是一场病诊误了，岂不戕贼性命？那就伤天害理了。’

“从这一点去看，方凤梧先生的绘画艺术倒极有可能是从他对个别病理的体会起步，而发展出前面所说到的四个层次。一幅画的美妙，既不在它如何图真形似，亦不在它如何寓意存思，而是在它如何显藏露隐，使某个观画的人能独得所悟——一幅卓越的绘画，就像一帖高明的药方，恰好只能适用于一个需要它的对象。得着那帖药方而痊愈的病家倘若不止一个，只能看成是病家的运气、福祉，而不该是医者追求的目的。同样地，一位优秀的画家的任何一幅画，或许只是为了向某一个独特的观画者传递一个知音识趣的召唤，倘若这幅画不只得着一个知音识趣的观者，只能看成是观画者的获益，而非画家的成就。

“大约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收到一幅匿名人氏寄赠的绘画。此画无款无识亦无题，且未经装裱。初寓目时，只觉画中的一列竹栽十分突兀，各株姿影竟一模一样，浑似方凤梧先生所擅绘之孤竹，不过是衍一株为一行。这刻意为之的笔墨非徒衬景而已，更在示告：画这幅画的人是要借由我对方公绘艺的玩熟洞悉来指点我一些意义。

“再阅此画，我立刻发现它看似说了一个曹孟德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其实还隐藏着别的细节。其中最明显的是身着蓝衣、看似为‘失惊落箸’的刘玄德的人物。此人在图中左手悬空、右手持箸，但是画者只画出了他的九根指头，偏就是右手的食指屈曲，看似为刀锯截去。试想：刘玄德故作畏雷之语以掩饰他识破曹孟德暗藏杀心的事实，则失落一只筷子的食指反而应该是戟张而非挛屈的，之所以挛屈成截断状，岂非另有所指？我于是再仔细研看，又发现画面右边——也就是传说中使君种菜的相府后园地上——放置着一个水桶，桶边有随手弃置的木勺。看来这是因为当时许褚、张辽衔命率众来邀梅亭之宴，刘玄德去得匆忙，随手将勺扔了。然而仔细比对便可看出：桶中所贮尚余清水数升，可是勺底却呈青黑一片，仿佛残余着什么尴尬物事，使人无法不往残余着毒物这一方面去想。

“再看那蓝衣人，头扎包巾，的确像是刚从菜园里扔下浇作、前来赴宴的模样。然而，若说匆促间来不及将木勺置于桶中，却怎么来得及换上一身长袍呢？倘若刘玄德原本就是穿着一身蓝袍在后园浇水种菜，则何以不担心在俯仰曲直之间弄脏了袍角呢？——他为什么不往袍子上系条束带，以便绾住下摆、免得沾染泥垢呢？是以，衣带之阙如必定另有密意。

“这几处十分细微而不合情理的小节立刻令我想起另一个和曹孟德有关的故事；即是建安四年春三月，汉献帝赐国舅董承衣带诏，密令其纠合诸侯、殄灭曹氏的故事。依画中所绘者看来，这蓝衣人既是刘玄德，更兼董承和吉平的角色。献帝密颁衣带诏之后，太医吉平曾与董承等共谋，吉平为示忠忱义愤，更咬断一指作为誓凭，并设下毒杀曹操之计。孰料事机不密，为董承家奴秦庆童泄报于曹。曹孟德故意邀董承赴宴，席间将失手被捕的吉平推至阶下，问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为誓，誓杀国贼！’嗣后董、吉自不免遇害殒身。这一段著名的故实便随着《三国演义》而广为流传。画这幅画的人刻意在图中留下的几处令会心者起疑的笔墨，其实是在避过寻常人耳目，而独欲令我玩味出图中这蓝衣人并不是一个人，却是三个人。按诸当时我个人的行事处境，不难赫然有所醒悟：这位素昧平生的画家的确是在向我——以及与我往来密切的两位人士——示警。这幅画亦决计不是什么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而是一封向我吐露微妙消息的秘密信函。”

坦白说，我在三民书局二楼初读这几段文字的时候非但不觉得它有什么道理，反而认定《神医妙画方凤梧》的作者万砚方果真不过是个家大业大、财大势大，是以谈起艺术来口气也大得令人生厌的黑道糟老头。如果以他的持论来鉴赏绘画或其他艺术品，则一切创作表现都应该是望文生义的字谜而已了。反过来说，艺术创作如果不是出自原有所本、密有所指、暗有所藏、私有所期的一套暗码工具，便根本不能成立。我对这种索隐派的解读策略一向是嗤之以鼻的，若非其中提及医道的一段颇为细腻好玩，引起了我一时的兴味，我大约根本不会读下去。或恐也就是在读到太医吉平遇害之后的这个段落结束之际，我随即扔下了《神医妙画方凤梧》，另往医药丛书中去抽拣了那本《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而翻看下去。总而言之，当时我彻头彻尾忘记了自己在年幼之时曾经日日面对过的一幅图画——正是同一张画，挂在我家四席半大的小客厅壁上少说好几个月。家父在我发现了画上的“蓝二哥”不会用筷子之后火速卖了它，我家开始迈入“有电视机阶级”。然而，以后见之明视之，世事自然有较此更为重大者。

如果将一九六六、六七年之间看似无关的一些事件罗列出来，则“备33”以前半首《月夜忆舍弟》寓涵后半首《月夜忆舍弟》的意思便明显得多了；非但如此，就连我手边这七本书之所以在出版日期上有着如此大幅度的间隔也有了初步的解释。

约莫就在西门町新生戏院发生一场大火——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之后不久的二月初，“国民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临时会议，“老头子”还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见所有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务希贯彻党的决策，通过修正“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大火发生满一个月的当天，第一次“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式揭幕。再过整整一个月的三月十九日，大会三读通过由张知本、洪达展等人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案》。这个案子的主要内容是为临时条款增列第四和第五两个条款。

第四款：动员戡乱时期，本“宪政”体制授权“总统”，得设置动员戡乱机构，决定动员戡乱有关大政方针，并处理战地政务。

第五款：“总统”为适应动员戡乱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机构及人事机构，并对于依选举产生之“中央”公职人员，因人口增加或因故出缺，而有增选或补选之必要者，均得颁订实施办法。

这两个临时条款实则即是为“老头子”个人增加权力，使领导人有权直接召集五院院长和一干军政首长，掌控各级机构的人事和行政大计。

依据第四款的法源，“老头子”随即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颁布了《“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该会主席自然由“老头子”本人兼任；成员则包括领导人、副领导人、官邸秘书长、参军长、行政部门正副负责人、防务、外交、财政部门负责人、参谋总长等等。“老头子”也因而透过“国家安全会议”而成为唯一合法独裁的领导人。

以现实言之，“老头子”原本就是领导人暨执政党总裁，何须骈拇枝指、叠床架屋，另组什么“国家安全会议”来扩权呢？在张知本和洪达展等人修订临时条款的提案里，曾经提出了三个理由：其一，面临反攻时机快要到最后的成熟阶段，为使“宪政”体制适应战时需要，应授权领导人，以贯彻统帅权之行使，争取胜利成果。其二，为有效执行动员戡乱业务，对“中央政府”行政人事机构的编制与职权，必须能机动调整，所以应授权领导人适时、适切地处分。其三，“中央民意机关”公职人员老成凋谢迅速，应授权领导人订定选举办法，以增补选“中央民意代表”。

事实上，上述的第三点非但不是理由，更只能看成是维持动员戡乱体制的一个步骤或做法；至于第一和第二点，则暴露了一个在日后看来不可谓不惊人的内幕——那就是在“反攻时机快要到最后成熟阶段”之际，有人做了“不能有效执行动员戡乱业务”的事，而现存“中央政府行政人事机构的编制与职权”又无法“机动调整”、“适切处分”，而不得不由“老头子”出面再加整顿，以贯彻统帅权之行使。

从“国家安全会议”的成立时机，以及其直接掌控“国家安全局”、“国防部”台湾警备总部、“调查局”以及各级警政单位等庞大的情治系统和资源看来，内幕似乎是确然存在着的。

一旦从这样一个必欲见其可疑的角度设想，则凡事无有不可疑者，就连我刚才提到的那一次户口普查都显得别有作用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将彼一行动看做是某种大规模的清查和搜捕作业，而其目的正在于寻觅甚至缉拿一些曾经阻挠或破坏了“动员戡乱业务”的人呢？——那个到我家来普查了半天的跛子不是口口声声说什么“这两年匪谍潜伏分子”如何如何，以及“破坏反攻大业”又如何如何的吗？

在这么琢磨着的时候，我几度险些脱口而出，想要央求家父让我把他存在电脑里的另外二十七条“备考档”给一口气看了。我直觉认为：其中一定还有些可以拼凑解读的文本，暗藏着不少在当年促使“老头子”只手重整情治系统的秘密。可是话才到嘴边，却又缩回了喉头。我不知道该如何确切解释这种即近而情怯的感受——或许是我体内那只藏头匿尾的老鼠又在骚动着了，它正掀挑着稀疏而敏锐的胡须，提醒我，咫尺之外这个看上去颓丧失措、局促不安，且显然替他的儿子忧忡无已的老人恐怕也有他非常非常之老鼠的一面，他也有不该被任何人挑动、触犯或撩拨的隐衷。为了向他的儿子揭露这世界有多么地危险可怖，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撕裂他心底最脆弱的伤口，让原本已经被流逝的时光和琐碎的生活辗拂愈合的痂痕又涌出鲜血来。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我抬脚尖勾起那袋书，探手抱住，低低喊了声：“爸。”

老人抬了抬眼皮，从某个我无从得知的回忆中醒来，怔怔地望着我，仿佛以一种不胜哀矜的神情在跟我说：什么也别再问了、什么也别再想了，像我们这种老鼠一样的小人物能活一天算一天，逃一步是一步。然而，即便是这样卑微的几句话，家父都没能认真说出来，他的一生似乎总只能对于我们所无能为力的世界抱以疲惫至极的沉默。

“可是我不能像你一样，爸。”我顺手抓起桌面上那本《七海惊雷》塞进袋里，道，“我可不想将来收到什么狗屁倒灶的浑蛋寄一堆我儿子打野炮的照片来吓唬我。”

“你不想想高阳么？”这是家父的最后一记挣扎。他一手托住额头，再度瞑上双眼，有如预见了多么不忍卒睹的景象之余，犹挥之不去地摇晃着脑袋。

“高阳生前要是来得及把这些东西整理清楚——”我把那袋书和文稿高高提拎在半空之中，道，“写成了书、发表了，让大家都读到、也都明白了，也许还不至于遭了‘他们’的道儿——”

“你、你想怎么着？”家父像是忽有所悟，双手朝藤椅扶手上一撑，站起了身。此际我早已拔下房门插销，扭开喇叭锁，勉强挤出一丝不知该说是安慰他还是自我安慰的笑容，道，“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可没有高阳或者你那样的耐性，非把事情研究透彻了不可——”说到这里，我已经冲出家父的书房，跳过长几，直往屋门奔去。

家父在我身后好像还追问了一句：“你要干吗？”我的答复则飘荡在整栋公寓之外的夜空之中：

“我会把他们搅浑、搅乱的世界搅得再浑、再乱一点！”

43 小说的诞生

这是我动念要写作一本名叫《城邦暴力团》的小说的那个夜晚。大雨又劈头罩脸地下着了，我一鼓作气跑到中华路、西藏路口，设想着多年以后，当孙小六活到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是不是仍然在想尽各种法子逃脱那些个老家伙的追捕？他应该也会和我一样，先躲进路口这幢名为“南机场公寓”的“国宅型”建筑中避雨。彼时他身上应该还穿着那件他哥小四打从修车厂库房里削出来的夹克，胸前背后各绣了一组汽车油精牌子的英文缩写字母，腰间缠着孙老虎传给的一卷软钢刀，脚下趿拉着小五亲手缝制的黑帮子白底棉布鞋，皮夹子勉强不算空，还塞着一叠他老娘在褥子底下攒了不知多久的小额旧钞票。这小子也许不急着赶路——穿一身给雨淋得透湿的单薄衣裤行功疾走，这叫没病找病；他应该会一直在“南机场公寓”地下楼的菜市场里等到雨过天青。我猜那会是一个和今晚截然不同的季节（最好是微带湿凉之意的初冬）。直至拂晓前后，夜雨渐息，孙小六不敢大意，先蹑步蹿上公寓顶层的楼梯间，从既小且破的玻璃窗中向下张望，确认方圆数百丈内并无任何一人的踪影之时，他便一跃而出，一双脚掌落在红砖道上，拳抱两仪、眼环四象、气吐三分、腰沉七寸，成了个蹲姿。

关于《城邦暴力团》，我最初的想像仅及于此。这个小小的段落犹如一首交响乐曲乍然展开的动机，反复萦绕、回旋，从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的那个雨夜开始，可说无时无刻不在搦动着、触探着我的意绪，直到我把它写出来的那天为止——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把它写出来的那天正是一九九九年的初冬某日清晨，孙小六当真从我所说过的那个五楼破窗中一跃而出、逃向竹林市去了。

容我不带任何神秘色彩地简述一下这个创作动机的来历：

当我疯了似的冲逃出门，带着些许离家出走况味地跑进一场大雨里去，喊着“我会把他们搅浑、搅乱的世界搅得再浑、再乱一点！”的时候，我的意识其实是十分清醒的。那听来谵妄的语言实则再明确不过了，我的意思是：我会用写小说的方式向那些曾经以窥伺、跟监、追捕甚至偷袭等手段对付我的人们施以最直截了当的报复。唯有透过一本小说，我也才能将“他们”多年以来亟欲掩饰、淹没、埋葬的真实历史完全暴露出来。

在那样叫嚷着的同时，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一定早已在暗中等待着——只是“他们”不会料到，我居然如此肆无忌惮地夺门而出、呼喊奔跑，且全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况。

然而，我真的是孤立无援的么？当雨水如浇似灌地把我的头脸、四肢乃至浑身上下每一寸肌肤都淋浸冰凉之时，我猛力地摇起头来，笑了。不！一点儿也不！因为我确信，在“他们”的对面，还有一批经年累月置身于幽冥晦暗之地的人物也随时守候在我的四周，于真正的危险迫近之前，这些人会从天而降，犹如在任何一部武侠小说里都曾不断复咏的主题旋律一般。我笑着跑进“南机场公寓”地下楼层空旷且阒暗的菜市场里，大口喘着气，勉力扯开喉嘴，喊了声：“出来罢！”

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散了市的菜场里会藏着什么样的人？他们会如何现身？又会如何对付我？一多半儿的心情恐怕只是唬烂而已——也就是说，我其实有如夜半吹着口哨、唱着军歌、行经一个在理智的认知之下不可能出现恶魔妖鬼的坟场中竭力嘶声壮胆而已。带着些许无人能识破戳穿的激愤，我喊了五六嗓子：“出来啊！你们通通出来啊？不要让我把事情全部写出来啊！我反正烂命一条，你们有种就来啊！”

从廊柱和贴着白瓷砖的水泥平台之间飘荡的回声里，我听见自己的虚张声势——这里头存有些许微不足道的、属于潜意识层次的侥幸心理作祟，说穿了其实很不堪：我没有往相反方向的双和市场或者青年公园跑，显然是因为那两处所在曾经出现过万得福、四个猪八戒、面具爷爷以及竹联帮孝堂的痞子们的踪迹；而闯进这里来大呼小叫一番，的确有几分如入无人之境的气概。我猛里喊破了喉咙，咳嗽一阵，现实感也随之浮涌上来。眼下有家归不得，我该上哪儿去把这部小说写出来呢？

从我倚身而立的柱边抬眼往东南角仰望上去，勉强可以看见烧腊店老广门楣上的一角招牌，我也许可以像上一回一样，敲开他的门，假借徐老三的名义，请他开车送我一程。然而，时隔近十年，我已经完全记不得那幢矗立在龙潭茶园中间的“美满新城一巷七号”到底在什么地方了。我当然也可以冒雨跑回村子，看能不能找着徐老三、小五甚至孙小六给带个路什么的，可是这样做不过是重复一遍实则不可能真正重复的人生。一个写小说的人回头走进他的故事里搬请他的角色出来替他解决困境，又是多么愚不可及的一件事。

日后再回头比对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号的情况，我着实也不可能在村子里找到他们。就在我进退失据、前路茫茫的那个雨夜，徐老三已经因为走私进口一货柜名为“黑星”的枪支遭破获而远走高飞，有人说他去了越南、有人说他去了广西。小五则陪着她老娘住进台大医院的神经内科病房——据说是当年孙妈妈开煤气闹自杀那回留下来的老毛病——至于孙小六，当时正给困在第六个逮住他的怪爷爷的厨房里学烧卤汤，我们必须稍晚些时日才会再不期而遇。

真正冒出来为我指点迷津的居然是我的一个读者。他的声音先从一根三尺见方的柱子后头传出来：“小声一点，拜托。”

我寻声望去，柱子边儿上歪出半个脑袋来，被稀稀落落、从公寓中庭天井里透进来的日光灯一照，看得出是个肤色黝黑、发色焦黄、年纪同我不相上下的男子。坦白说，我登时吓了一大跳，可紧接着的一个念头立刻让我冷静下来——这时就算冒出来个鬼，恐怕也比我孤零零一个人、在雨夜之中不知何去何从来得好些。我没吭声，他的胆子却仿佛大了些，一晃眼闪出身，站在亮处。这一下我认出来了，他正是下午在青年公园厕所里自称是我的忠实读者的那个冒失鬼。我仔细端详着他瘦骨嶙峋的一张脸，既想不起是否曾经在别处见过，也不觉得他那长相会是读我的小说的一种人。

“对不起噢，弄脏你的裤子。”那人又走近了两步，腼腆地干笑两声，“可是没办法，师父说现在很紧急，到处是他们的人——”

“且慢且慢！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师父又是个什么东西啊？”

“咦？你不是张大春吗？”那人一皱眉，五官全挤到一处去了，嗫声道，“奇怪！是我搞错了吗？”说到这里，他也打量起我来，左一眼、右一眼，像是终于按捺不住了，才略微带些恼意地嘟囔下去，“我们在荣总见过一面的啊，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我的确不记得了。他是我老大哥道具组里的助理，曾经向我转述过老大哥被片场灯头砸破了脑袋的情景。不消说——他所谓的师父，恐怕就是我那位失踪多年的老大哥了。

“道具助理就道具助理、老大哥就老大哥，”我有些遭人戏耍了一下的恼意，斥道，“说什么忠实读者干吗？”

“师父说你现在是名作家了，等闲眼睛里看不上我们这些低三下四的人物。万一碰到什么状况来不及叙交情的话，就说是你的‘忠实读者’，你听了一高兴，眼睛就看见我们了。”

这话入耳确乎有些刺人，可一听就知道它正是我老大哥那种老浑蛋说得出来的——也许他并没有讥讽我的用意，却很透着些那种自称是“低三下四的人物”洞观世故人情的慧点。我反正是无言以对，只好点了点头，道：“老大哥呢？”

“师父刚被放出来，本来说要找你，又怕连累你们家。可是最近风声实在太紧——”

“什么刚放出来？你说老大哥怎么了？”

“你不知道吗？”那人瞪圆了眼珠子，直往我的左眼瞅了瞅、又往我的右眼瞅了瞅，有如替我检查视力的验光师。然后，他以一种极之难以置信的神情缓声敛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一清专案’哪！师父被扫进去了啊！”

那是我在陆军通信电子学校服役期间发生的事。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号，孙中山先生诞辰，放假一天，我和红莲在一间叫“平镇雅筑”的民宿热烈交媾、尽兴欢愉。至少我个人无从知晓，由“安全局”策划、指挥的扫黑行动“一清专案”正在各个地方展开部署。据说仅台北市一地就投入了三百多名警力，分别隶属于四十六个行动小组。参与者完全不知道任务为何，只知道上级以直拨电话下达给各行动小组一个命令，而命令内容只有一个时间指示——幺九洞洞，也就是晚间七点钟。时辰一到，各行动小组才许将事先接到的一枚信封拆开，里头是书写了指定地点的纸条——所谓指定地点，其实是八家散处各地、毫不起眼的宾馆。也就以这八家宾馆作为前进基地，由各分局长任行动指挥，每分局下辖五到六个小组展开全面的搜索和逮捕行动。至于行动通知则仅以分局长身上配戴的一具无线电话传达。至于是什么人下达命令，命令中往何处出勤，搜捕些什么对象，以及为什么要如此剑拔弩张而又藏头翳尾，则连分局长本人也一无所悉。

当局事后对外的解释十分笼统，也十分冠冕堂皇：这是有鉴于黑道不良帮派分子近来屡传南北火并及彼此掩护流窜，为免警方不肖之徒“内神通外鬼”、走漏风声，而能一举破获全省各地黑帮首恶，不得不如此诡谲行事。

关于这项十分重大而审慎从事的搜捕行动，外界有相当多的疑虑和揣测。有谓针对台湾地区所有新帮展开的所谓“肃清”只是一种白道替黑道搞权力结构重新“洗牌”的掩饰而已。也有谓“安全局”首长汪敬煦借由大规模扫黑的名目乘机逮捕特定帮派分子——一个替“国防部”情报局担任杀手、“制裁”掉某位对“太子爷”不敬的作家的竹联帮老大——而真正的动机则更幽微难辨，极可能是汪敬煦为了连根铲除“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日上、步步坐大的势力。从这两个看似倒因为果的推论上看，反而适足以摘发出伏匿其下、暗潮汹涌的宫廷斗争——“国家安全局”铆上了“国防部”情报局。此案首尾，俱见于我的大学同窗好友汪士淳所撰写的《忠与过——情治首长汪希苓的起落》（天下文化出版）一书之中，此书初版于一九九九年四月，正当《城邦暴力团》写到我老大哥被灯架砸破脑袋瓜儿，给送进了荣总，而万得福则警告他：“这还算运气好的——要是碰上治安单位里有现成的需要，说不定哪天他就让人抓进去顶数销案了。”

简而言之，我老大哥张翰卿以年近八旬之身叫一伙儿年轻力壮、充满干劲儿、可是只能听令抓人、却不知道嫌犯犯了什么嫌的刑警扫进去了。苦窑一蹲蹲了七八年。于老大哥而言，却是平生最愉悦、华丽、丰盈的一段时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这样的：“我不过是个‘逃家光棍’，字辈低得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来；可一蹲着了，居然挨着那么些‘前人’、那么些响当当的‘帮朋大老’，可开了眼、长了见识了。”

原来“一清专案”令主其事者始料所未及的是，依据戒严时期“取缔流氓办法”此一行政命令，不经法院审理，径将各地“不良分子”逮捕入狱的扫黑行动竟尔为几个亡命天涯的老家伙提供了极其方便的投止栖宿的机会。

熟谙法律的学者专家当然不会像一般愚大众那样，只会从新闻报道的片段讯息中得知抓了几百个流氓，因而额手称庆。这些知识菁英曾一再会同在野党政客指责这种“取缔流氓办法”不符合“宪法”保障基本人权的精神。可是看在我老大哥他们这些老帮老会的光棍眼里，“取缔流氓办法”反而是莫大的恩赐。正因不须送交法院审理，遭逮捕的所谓“流氓”们只要往军事检察官那里报个到、应个卯、画个押，就算完成了侦讯手续，既不必在冗长无趣的鞫审、辩诘过程中虚耗垂暮的岁月，又不必担心被法官推事者流盘查出他们所不欲透露的某些身世背景。换言之，在常人是轻忽人权、草菅民命的恶法，在我老大哥和他所声称的“前人”、“帮朋大老”却是极其优渥的托蔽或掩护。

其实，在动念要写《城邦暴力团》的那个雨夜，我对如何勾勒出黑道势力隐然操控了百数十年来我们这个社会现实的内幕并不全然熟悉，有很多关键性的细节甚至闻所未闻。我的初衷只不过是想透过一部充满谎言、谣诼、讹传和妄想所编织起来的故事让那些看来堂而皇之的历史记忆显得荒诞、脆弱；让那群践踏、利用、困惑、惊吓过家父和我的“他们”尝尝当猎物的苦头。我并没有预期会和我老大哥重逢，而真正同那几乎已遭掩饰、湮没、埋葬的真实历史再会。

44 飞蛾扑火

重获自由的老大哥经由老东家李行导演的介绍，替一家专门将老电影翻拷成录影带的公司看管工厂，职称是厂长。这工厂占地十五坪，乃西门町某套房大楼之中打通使用的两户，里头堆叠着五排录影机，每排横六直五三十台，总计是一百五十台，便是这翻拷工厂的主要设施了。当年老大哥道具组里的助理别无头路，也早就成了这行当的技师——所谓技师，不过就是自己叫着爽，所负之责则是将人家制作完成的录影母带转拷成一般市场上发行的带子，贴上标签、装进塑胶盒、封裹玻璃纸，再分送到店头陈列销售或出租而已。老大哥当初收了七八个助理小徒弟，待得他出狱再回台北之时，还剩下三个，都是这同一家翻拷公司的技师。一来是李行导演的情面，二来也是和老大哥有过那么一场师徒之缘，三位小徒弟照常轮班干活儿，却把老大哥这厂长服侍得挺认真，烟茶不离手，便当送到口，外带一天一瓶参茸酒。此外，他们还得分匀出不少时间替老大哥执行他交代的任务！——暗中查访我的行踪，一旦我落了单，就得想法子尾随保护。

显然老大哥没料到我会突然出现，当时那一百五十台录影机正放映着李小龙的《精武门》——准确一点说：当我再看见老大哥那张较十年前苍老得可以用“残破”二字叙述的面容之际，有一百五十个李小龙正在迫令一百五十个坏蛋吃掉一百五十张写着“东亚病夫”的题匾，同时厉声斥道：“这一次叫你吃纸；下一次叫你吃玻璃！”

老大哥的五分短发全白了，右脸从太阳穴以下直到嘴角刻了条可以清楚辨认出钉孔缝线痕迹的伤疤，整条左眉像是给连皮剜了去，原处光洁无毛，变成一块粉红色的肉丘。老大哥乍地狠狠瞪了那助理一眼，仿佛是责备他“怎么把人给带来了？”的那么个意思，可随即又冲我咧嘴一笑，嘴里只剩下一两枚半黑半黄的牙勉强招摇迎迓了：“弟弟！怎么说来就来了？这儿可不是个说话的地方。”

“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人老了，再怎么搞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嘿嘿！”

老大哥的确是在台南县仁德乡一个专关重刑犯的监狱里受了不少折腾——其中一多半儿是他自找的。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当年冲着雷厉风行的“一清专案”不约而同、飞蛾扑火、锒铛入狱的一票老家伙都是自找的。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在这里，我必须先岔笔重提高阳在《奇门遁甲术概要》的蝴蝶页上所写下的一段话：

〖物无不有表里，人无不有死生。表者里之遁，里者表之遁；死者生之遁，生者死之遁。是书（按：即指这本《奇门遁甲术概要》）之表，皇皇乎独发奇门之术，见微知著、发幽启明；然余疑此书非关死生而另有所遁。恐其里实为万氏之徒策应联络之暗号历法也。〗

我不知道高阳此说有何确证，但是这本早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即已出版的书里的某些片段则确乎对“一清专案”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有着奇特而微妙的指涉。

从表面上看，《奇门遁甲术概要》未尝不可以是一部谈命理、说天人、宣扬神秘主义的占卜之书。我记得当年孙小六在美满新城时跟我说过一段“面具爷爷李绶武”扔石头砸下直升机来的故事，就曾经提过一条也记载于这书里的口诀：“天冲值辰，鲤鱼上树，白虎出山，僧成群。征应后四十日内拾得黄白之物，发横财。七十日内家主有折伤之患。”这条口诀的前半截果然应验：就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号当天上午，那架林务局包租的直升机八——一三一三像一尾硕大的鲤鱼一般横陈于巨树之巅。穿着白色紧身护体衣靠、脸上罩着鬼头面具的李绶武为了开舱门救人而不惜现身而叫副驾驶某当作白老虎而喧腾上报。稍后也当真有一大群正在做法事的僧人前来救援、还正正经经喊着军事口令……除了这些之外，依照家父和我这一边的记忆来推演，三月三十日之后的四十日，正是一九七七年五月九日，孙小六往他家信箱里塞了根金条，还在牛皮纸信封上写下“爸：不小心jiǎn到这个给你用／小六”。之后不到一个月，孙老虎便叫一批恶客给打断了肋骨。这不正吻合于口诀后半截的“拾得黄白之物”和“家主有折伤之患”吗？

尽管用高阳那套“出版日期是一本书唯一笃定的内容”之论来指称：《奇门遁甲术概要》之问世乃在孙老虎捱揍之后近一个月才出版，则作者赵太初仍有可能是拼凑已然发生的琐碎小事入书，讹为预言；然而，这又需要多么繁复而庞大的搜索工程和多么紧凑而急迫的印刷作业才能成功呢？更何况以孙小六的亲身所历者证之，李绶武着实是在无意间持石打下八——一三一三的同时就念出了那一串和书中所载者一字不差的口诀了。换言之，作为一部谈玄论命之书，毋宁以为《奇门遁甲术概要》的确奇验灵准——可是，这仍非高阳所声称的“实为万氏之徒策应联络之暗号历法也”。

所谓“策应联络”而需要使用“暗号历法”，则表示“万氏之徒”不能明目张胆地相互往来。让我们如此想像：有一群迫于环境条件不能公然交际，甚至不能借由公开方式传递音信的“万氏之徒”该如何避人耳目、又沟通无碍呢？

当老大哥在一百五十个李小龙的嗥嗥怪叫声中告诉我，有那么一票老家伙冲着“一清专案”不约而同、飞蛾扑火、锒铛入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我不得不揣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票老家伙非但不逃命，反而像是看见了号召团结的大纛飘扬、听见了宣示重聚的吹角响亮，从四面八方的隐形匿迹之处现身，齐入罗网？

我立刻从书袋里抽出那本《奇门遁甲术概要》，翻到书末——也就是当年赵太初斥责我“没读就嗤之以鼻”的段落上，那是明儒刘伯温所写的一篇《奇门遁甲总序》。我飞快地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再一遍、又一遍——每句都读明白了，可是合起来有什么要紧的意思却半点也不懂。

“你也看这个？”老大哥惊呼一声，缺毛的粉红色眉丘乍地一亮，道，“我们万爷也是看这个的。”

“你说的万爷该不会是万砚方罢？”

“我哪儿有那个福分儿见得着‘老爷子’啊？万爷是万得福万爷，你小子也见过的。人家不是还托你给解个字谜么？你不会给忘了罢？”

“字谜算什么？我十年前就解出来了——”

“别说！别说！千万别说出来，我的小祖宗！”老大哥一副要上前来捂嘴的模样儿。我抢忙闭气退身，将书袋和《奇门遁甲术概要》护在胸前，仿佛可以略事抵挡一下他浑身透体散发出来的那股子恶浊腥臭之气：

“你离我远点儿！”

老大哥果然住脚不前，可脸上绷不住仍绽露着喜色，眼眶和鼻孔都浮闪出又像水、又像油一般亮晶晶的汁液，半是哭、半是笑地说：“好极了！好极了！我就知道弟弟你是给我、给咱们张家露脸的。可此处不是个说话的地方。你、你、你得随我跑一趟，无论如何你得随我跑一趟。”

“可你得先告诉我——”我晃了晃那本《奇门遁甲术概要》，“这本书里有些什么机关？你们那位‘万爷’又是怎么读这本书的？”

老大哥愣了愣，好一会儿没回过神，似乎十分诧异于我放着正经事不问，反而岔入了一个他从来没有兴趣了解的话题。我只好再追讨下去：

“当年我拿到那张字谜的时候，你们那位万得福说他等着解惑释疑，已经十又七年了。倒推回去，字谜是一九六五年间做出来的。若说其中真有什么大了不得的秘密，而一时半日之内又当真找不到一位通书识读的能人来解惑释疑，难道这十七年悠悠岁月还不够久吗？为什么非要找上我呢？偏偏我这字谜一到手，情治单位的人也上门了、竹联孝堂的人也上门了，连你们老漕帮的什么狗屁‘帮朋大老’也上门了——”

“噢？”一听我说到“帮朋大老”，老大哥兴头儿来了，喜孜孜问道，“是哪一位啊？”

我可没工夫跟他扯络当年被钱静农和魏谊正考出来个硕士学位的细节，遂不理他的茬儿，继续说道：“还有人随时随地盯着我、偷拍我的照片。我倒要问问你：你老小子给我惹了多少麻烦，你自己不知道么？我不过问你一桩鸡毛蒜皮的小事，你支支吾吾个什么劲儿呢？”说着，我又晃了一下手里的书。

老大哥朝书睇了一眼，露出一丝恍然大悟的表情，堆起密麻麻一脸皱纹笑道：“闹了半天，你说这个啊？嘻！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咱们万爷都是这么看的——”

老大哥顺势把我手上的书一横，我几几乎没抓稳，幸亏一根食指还叉在刘伯温那篇文章上，支住了。再定睛一看，老大哥的手指尖儿已经朝下一页弹去，我才发现：此书在这篇《奇门遁甲总序》的后面还有几页文字。一如坊间所有的命理书一般，这本《奇门遁甲术概要》也附录了一些看似真人实事的案例，由作者加以推演解析、增益其可信度。老大哥所指的第一篇是这样写的：

〖土城林君占婚姻：是庚金为男家，乙奇为女家，六合为媒妁。庚之落宫生乙之落宫，得在乙吉格，主男家爱女家。乙之落宫生庚之落宫，得在庚吉格，主女家爱男家。然乙年不得在巳，在巳则庚宫克乙宫，主男家嫌女家，不成。庚年不得在申，在申则乙宫克庚宫，辛宫克甲宫，主女家嫌男家，亦不成。强成之后，必有刑伤；庚金入巳而乘凶格者，刑夫；乙奇入申而乘凶格者，刑妻。然若以乙奇为妻、丁奇为妾，太白庚金为夫，此二女共事一夫。若乙丁之落宫生庚之落宫，其女必肯嫁。乙丁落宫克庚之落宫者，不肯嫁。乙丁宫相比合者，除酉肖人则主妻妾和谐。如乙宫克丁宫，主妻不能容妾；或丁宫克乙宫，主妾欺妻。此乃两宫星相犯之势也。若乙丁入宫、陷库绝之势，主不能成；成亦不利。如庚金宫生丁奇之宫，亦主徒劳。故知土城林君之婚姻，非纳妾不可乘吉格；然纳妾须择丁奇，且不可择酉年鸡肖所生之女也。〗

老大哥指尖划处，竟是这段以每行四十个字排印的占卜批文的最末一字，自上而下顺读下来，则是“乙巳甲申丁酉星主生”。

“这又是什么意思？”我仍旧混天糊涂遍地痴，一字一字念出声来，“乙巳甲申丁酉星主生”。

“这就是你们年轻人忘本灭祖了哇！乙巳——”说时老大哥拿小指尖抠了枢眉丘，屈伸另外四指略微一掐算，应声道，“乙巳年，是一九六五年。甲申月，是古历七月。丁酉日么——是十五月圆之日。这一天，是星主降世的日子。”

“星主又是什么人？”

老大哥一听这话可就乐了，道：“你问我？我算个什么葱花蒜末儿的东西？我懂个屁呢？还是那句老话：你得随我跑一趟，咱哥儿俩见着了万爷，也好把前账了一了。有什么蹊跷的话，就让万爷当面讲给你听。你说怎么样？弟弟。”

我没有立刻答他的话，倒是耐着性子、照着他方法，继续翻看《奇门遁甲术概要》的最后几页——果然，在接下来的所谓“占卜实例”中，顺着每一行最末一字由右至左读下去，都会出现以天干地支排成的年、月、日以及某事之简述。比方说：“乙巳己丑戊寅火灾”、“丙午庚子己酉户查捕逃”、“丁未戊申丙辰始授星主医事”、“壬子戊申丙戌始授星主奇门遁甲”——

读到这一例上，我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连嗓子也哑了：“老、老大哥，你、你再给算算，这几个日子——”

老大哥每算出一个日子，我的脑袋瓜儿便猛可抽搐一阵，仿佛有人拿了一根杵子在里头翻之搅之、研之磨之，务使不得安宁的一般。可是，我不应该感到意外或陌生的——这些简略的注记，正与我过往生命之中许多参差错落的足迹履痕交叠、杂沓，只不过我大抵入目而无所见、充耳而无所闻，自以为是只与世事无关无碍的老鼠而已。

其实，运用藏尾格的手法隐而射之的这五则文字分别指示着阳历上的“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以及“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光看日期，于我一无意义，可是最后那个日子里的“始授星主奇门遁甲”却令我不得不想起孙小六来。

孙小六会是个什么大不了得的“星主”吗？

根据日期来推算，一九七二年我初入高中，年十五；孙小六则刚满七岁。在失踪大半年之后与我重逢，他的确曾经得意洋洋地跟我炫耀：“张哥我以后说让你找不着就让你找不着，绝不盖你。”如此倒推回去五年，一九六七年的八月二十日——也就是新生戏院叫大火焚烧殆尽而又重建开张之后未几，“大牙爷爷”开始传授孙小六《吕氏铜人簿》口诀；是时孙小六正在牙牙学语，悟性未开而记性过人，把一整部“少林十二时辰气血过宫图”背了个滚瓜烂熟。

再之前的两个日期分别是全台湾第二次户口普查和西门町新生戏院大火——无须赘言，径以“捕逃”二字视之，那一次规模空前绝后的户口普查恐怕正是一个较纵火为尤烈的搜捕行动的掩护；并而观之，两者则更非孤立无关的个别事件了。

对于第一个日期“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我还没来得及多作联想，老大哥倒抢忙探指过来比划了一下：“就是打从这一天上出的事儿——你一定记不得了，弟弟——不出这么个事儿，后首到今天还不定怎么个太平天下、天下太平呢！唉……”说到这里，老大哥那张残破的脸扭曲得更厉害了。但见他侧身一让，摇头晃脑地似乎是在觑估方位，觑准了大约是东南边的墙角，登时向空拱手，自顶至胫，长长一拜，道：“逃家弟子张翰卿，给老爷子在天之灵请个晚安。老爷子魂归极乐、成仙成佛，到今日已经整整二十六年十一个月另两天啦！弟子无才无德，不能替老爷子雪冤报仇——”说时老大哥忽地噼噼啪啪往自己的左右脸颊上甩打了七七四十九巴掌，直打得面色通红、筋肉浮肿。打罢了回头冲我又一咧豁牙的嘴，笑道：“舒筋活血，这是；没什么。”

我刻意不搭理他那种带着几分夸示其老当益壮的得意之色，翻开《奇门遁甲术概要》的下一页，指尖横扫过每行末一字的藏尾格字串——“丙辰辛丑丙申始授星主天人杂术”，问道：“你再给算算，这个——”此际我灵光一闪，想起孙小六曾经告诉过我那段“面具爷爷”在双和市场里把他掳走的故事，当下一怔，顺眼瞄下去，另一段字串是“壬戌癸卯丙戌始授星主家技”。

“还有这个！”我惊声叫了起来，脱口说道，“是不是阳历的一九七七年二月八号、还有一九八二年三月四号？”

老大哥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嘴里老大不情愿地嘟嘟囔囔了一阵，十根手指倒是没闲下来，不多时果然把我从孙小六口中听来的两个日期一字不差地复诵了一遍。

“你小子到底是读书人，一学就会算了啊？”老大哥仍自笑着，接口应声又夸奖了一大套，我却连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忙又翻到次一页——正是《奇门遁甲术概要》的最末两页。

在这最末的两页上，却又不是什么案例，而是作者知机子赵太初借由前述的几宗占卜记录来呼应刘伯温那篇总序所谓的“分天地于掌握，罗列宿于心胸”，俾使“风雷从其呼吸，神鬼听其指挥”之意。不过，每行末一字仍旧藏着机锋。其全文如下：

〖刘伯温承孔明之业，而益入于神，故有运筹决胜之算。此乃心悟，不可以言传。故“四季甲时，阴内阳外，须分主客，始决雌雄”之语，非有志于卫国安民、出将入相者所可泥也。子不闻“仲甲阳内，宜于坚守，而利于藏兵”乎？否则丁加癸，致朱雀投江而兴讼狱；辛加乙，是白虎猖狂而毁身体；癸加丁，为螣蛇夭矫而忧惶至；乙加辛，故青龙逋逃而财帛失。亥矢鲁鱼，非奇文古义之难明；阴错阳差，实急功近利之易困。抚今而观之，诚伯温所谓“庚加于己，士卒死于中途”之局，举动皆不利。然盱而衡之，凡魏之畅适、赵之萧清、钱之戌削、李之密赡、汪之流丽、孙之豪迈；固不世之材，何患而不能自容于天地之间？宜退藏入密、徐图缓成。竹影钓叟诗曰：汉关秦月总无穷／福祸安危付镜中／妙悟天机缘巧遇／愁牢物幻愧童蒙／蹄摧千里甘伏枥／翮堕九霄戒近功／我笑诸君皆白首／白首须知万事空。〗

这段文字的前一半儿几乎全抄自刘伯温的那篇总序，尤其是什么“丁加癸”、“乙加辛”之类的野狐禅，直读得我有些光火了。好容易忍住气，读到了后一半儿，才勉强觉出一点兴味。这得从“戌削”那个词上说起。

“戌削”是个极罕见的用语。原本是用来形容人穿着剪裁合度的衣服，也常引申了表述某人身形清癯高瘦。“戌”的读音作“趣”、而非地支戌狗的“须”音。倒是清初的史家兼诗家王夫之很喜欢用“戌削”入文，他的《姜斋诗话》卷二里就曾经摹仿曹丕《典论·论文》的笔法，形容高子业“戌削”。事实上，引起我注意的原因也在这里——赵太初可以说一字不改地袭用了《姜斋诗话》勾勒孙仲衍、周履道、徐昌谷、高子业、李宾之和徐文长等六家风格的修辞，来称道（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六个神出鬼没的老家伙。之所以如此，除了借古况今之外，难道只是为了嵌入行末的那个“戌”字么？

再往下看，“竹影钓叟”的别号众所周知，正是多年前暴毙的漕帮“老爷子”万砚方。至于这首诗，也曾出现在万氏遗作《神医妙画方凤梧》一书之中。我立刻从袋里翻出书来一比对，果然字句并无二致。原诗还有个副题：“乙巳上元与六君子荷风小集有感草成”。行间则是高阳亲笔批注的文字：“蹄催翮堕一联，既用王安石《送子思兄参惠州军》诗之句：‘骥摧千里蹄／鹏堕九霄翮’，复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语；翻折事典，毫不费力，颇见意思。末句脱胎于陆放翁《示儿》诗，第以另眼细玩‘万’字，莫非此老已有先见之明，而以诗示警诸子耶？”

此际，我对万砚方其人的处境如何并不怎么关心，倒是发现“乙巳”二字先前解过：它指的是一九六五年。这一转念，我便又聚精会神地注意起赵太初在书末埋伏的最后一个机关：“甲子乙亥庚戌入牢”这八个字串绝非没有意义——而且，前一个日期的“壬戌”既然是一九八二年，则“甲子”自然是两年之后的一九八四年。我正迟疑着，老大哥却蹭过半截身子来，抢道：

“是是！甲子乙亥庚戌，错不了的，阳历八四年十一月十二号。万爷读书识字，知道这书上说的便是正日子，咱俩连个包袱也没打，抬腿拍屁股就蹲进去了。”

“你说的是——是那个‘一清专案’？”

“可不？”老大哥一挺胸、一直腰杆儿，跌暴着五七分英雄气息，连嘴角也朝下撇着了，“万爷领着我就近找着个堂口，亮了字号儿，只说：‘待会儿有来拿人的，你们就推说我万得福，还有这位张翰卿，俱是带头儿的首犯，旁的什么闲言碎语不要多讲，等来人把咱俩带走了，管保你们这帮小崽子们过它三年五载风平浪静的好日子。’

“也别说那帮小崽子们模样儿没多大出息——一个破烂堂门不过就是个赌麻将的‘富贵窑子’，可一个个儿横二霸三、顶不服份儿的呢！居然当场掏出几管喷子来。万爷探出根手指头，堵住一支喷口，说：‘你小子扣扣扳机试试！’那小子不信邪，扳机一扣就炸了膛。这一家伙闹得痛快——咱俩，嘿嘿！不想进去也不行了——”

“不对！完全不对！”没等他吹完牛皮，我翻开书封底——上头明明白白印着一行“一九七七年七月台初版”字样——这是如山铁证，唬谁也唬不了的，“七七年出版的书，怎么可能写出八二年和八四年间发生的事呢？”

“怎么不可能啊？什么叫不可能啊？”老大哥又一挺身躯，连脖子仿佛也抻长了，“老子欢喜蹲苦窑就去蹲苦窑，不欢喜了就出来不蹲了，有啥不可能的？”老大哥单挑起一只右眉，冲我喝道，“今儿几月几？你说！”

“七月十三。”

老大哥又掐指算了一通，道：“那么是壬申年、丁未月、庚寅日。要是我说，到了丙子年、辛丑月、戊午日，那帮子骑着摩托车吓唬你的小混混就要散伙，你看可能不可能啊？”

我学着他屈伸手指头的样子，勉强算出“丙子”是大约四年以后，便再也算不下去了，遂嗤道：“一九九六年的事，谁知道？”

“不是九六、是九七。阳历一月十六号，到了那——天，竹联帮孝堂那帮子小王八蛋就玩儿完了！我说这话，你信不信啊？弟弟！”

“照你给我惹的麻烦看起来，”我兜转身，自顾往一排一排可谓森然壁立的录放影机和电视墙间胡乱踅逛，一面懊声恼气地说道，“我还等不到九七年呢——出了你这破烂工厂我就玩儿完了。”

“不会的不会的不至于嘛！”老大哥紧紧趋步跟过来，道，“你要是还为着那年捱枪子儿的事怄气，自管打老大哥几巴掌、踹老大哥几脚丫。要说当年么——那些日子老大哥也不好过，再硬的脑袋瓜子也抗不住那么些灯架子一回又一回地砸呀！你说是罢？”

这老小子不提，我还险些儿忘了。可不？打从捱了那一枪之后，除了在营服役期间，多年来我从不敢轻易脱下徐老三给的那件“壳子”，无论严寒酷暑，一径贴身穿靠，不知情的人总以为我老挺着个鼓凸凸的小肚子。有一次接受电视节目访问，一位知名的女主持人居然盯着我的肚子说：“听说作家都喜欢喝两杯，您一定也不例外罢？”

然而就在这一刹那之间，我听出个破绽来，忙不迭地回嘴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捱枪子儿了？”

老大哥似乎也猛地察觉失言，伸出鸡爪般的五指待要捂嘴，反而露了痕迹，只得期期艾艾地挥舞着臂膀，夸张着不耐烦的神情，道：“这、这——嘻！不早告诉你了吗？这儿不是个说话的地方。”

“你有能说话的地方，咱们这就去！”

“嘿嘿！”老大哥蓦地一拍巴掌，随即冲我的鼻尖一指，乐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这时，荧幕上的一百五十个李小龙腾身跃起、冲向一阵鞭炮也似的枪声，却不曾落地；他凝结在半空之中的最高点上，胸口迅速渗出一枚血红殷殷的“终”字。

45 残稿

于李小龙误服Equagesic（一种复方阿司匹林和美丙胺酸混合药片，有抗抑郁功能）而暴毙之后十九年，我不期然对《精武门》全剧的最后一个镜头有了和少年时代初看时大不相同的观感。

李小龙腾身跃起、冲向镜头，四周响起一阵鞭炮也似的枪声，电影在他未曾坠下的那一格底片上结束，故事里一代大侠霍元甲最钟爱且武技最高明的弟子“陈真”——一个虚构出来的英雄——想必是死了。然而在另一部随片拍摄的八厘米纪录片上，李小龙当然没有被乱枪打死，也没有凝结在半空之中；百分之百吻合牛顿的物理定律，他落下来（而以观众之想像，他一定会奋力踢出的最后一腿根本未曾踢出），掉在片场工作人员预先铺好的假石砖地上。李小龙用大拇指抹去鼻尖的汗水，略事小憩，准备拍摄下一个镜头。

所谓下一个镜头，反而是出现在剪辑完成、公开放映的影片中稍早的一段画面，也就是英雄“陈真”在大厅上筋肉虬结地贾勇怒喝，加上一小段助跑、跨越一截尺把高的门槛、向庭院飞奔的镜头。

这样倒着时序拍摄是不是为了镜位安排作业的顺利使然，则我不得而知。不过，在那段八厘米的纪录片里，我们看见李小龙捧着个保温杯在喝水，摄影组的人七手八脚扛着一干器材自敞开的大门外穿越庭院、移入厅堂，先拍摄了众枪齐发、枪口冒出白烟的镜头（这个镜头在公映的版本里又被剪掉了），再掉转一百八十度、准备拍摄李小龙怒喝奔出的片段。这时，李小龙原声的旁白以一种带有浓重广东腔的英语道出：“My movement is the result of your movement．My technique is the result of your technique．Total fighting freedom is what my style all about．It's actually no style．”

再度想起这部关于李小龙的纪录片时我已置身于一列南下的火车上，车厢中零零落落坐着五个人——除了我和老大哥之外，还有他那三个看来不情不愿、睡眼惺忪的徒弟——此时不论你称他们“技师”甚至“厂长”，他们都不会搭理你的。大致说来，我们坐成一个梅花阵的形式。我居中，老大哥在右后方三排之外的窗门，那三个则分别占住另外三个方位的窗口，我前面的两人还把椅背翻移到对向而坐，以便能观察我后方的动静。这就十分尴尬了，因为我们三个人的视线总会在刻意回避之时不期而遇。四目既不免交接，我便更能感受到对方在老大哥颐指气使的差遣之下“护送”我这一程是多么地无聊、无奈，又多么地敢怒而不敢言。于是我只好低下头，抽出高阳那叠手稿来读。

我没有特别注意所搭乘的火车是哪一种型号，只知道它大站小站无站不停，且不时会碰上必须暂停让轨的会车状况。应该是行经竹南附近的某地，我们这列车居然在旷野中停了半个小时之久。我从而读完了厚甸甸的一份手稿，只觉浑身上下的每一个骨节都像是当年在青年公园里被孙小六整治了一番之后那样，忽然间崩松脱落、又在转瞬间接合了回去，还发出“叱叱喀喀”的声响。

我在这一刻重新想起《精武门》和那部暴露拍摄作业实况的纪录片来——可不只是因为骨节叱喀作响、浑似李小龙的缘故，更准确而深沉的原因是：我开始面对一个写作上的问题——该如何将脑海中只有一个画面的《城邦暴力团》写出来？写成之后的《城邦暴力团》要像《精武门》那样的一部电影，还是像侧写李小龙的一部纪录片？我之所以如此困扰，乃是因为我所想像的、虚构的情节有如一部剪辑完竣、顺时展开的《精武门》，但是故事平庸、张力荏弱、内在情感既单薄又刻板。然而在另一方面，我所面对的真实材料却奇险诡异、荒怪迷离，充满了超越经验和常识范畴的生动细节；偏偏这些真实的材料又非依循时序的推移而为我所得——许多较早发生的事件是截至我细读高阳的手稿之际才显迹露相的，当这些材料正补充着我行将遗忘的一些生命记忆之时，我就活像是一个误把八厘米纪录片的画面植接到剧情片里去的导演，让胸口已经冒出一枚血红的“终”字的“陈真”落下地面，以大拇指抹去鼻尖的汗水，走入大厅，准备面对门墙外正喷出硝烟的枪阵，怒喝一声……

恐怕也正是在竹南附近那个旷野之中不进不退无前无后近乎永恒的等待期间，我决定将高阳的手稿抄入《城邦暴力团》的情节里面。也正由于这份手稿的篇幅庞大、内容芜杂，抄也不胜抄，只好拣择筛滤，裁去其中大抒思乡之情、忧国之感以及痛诋学、官两界衮衮诸公贪鄙庸懦的章节。如此剪摭，居然亦能成章，可见高阳行文，常隐端绪于枝蔓，令读者初读如隔雾看花，再读则拨云见日，三复斯旨，则赫然发现：那些看似无关宏旨的细节、议论甚至个人感慨，其实却是把来调剂情节，制造“穿插藏闪”趣味的佐料。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精简删削，载抄载惜了。以下便是高阳之文，原亦无题，姑名之曰“残稿”——

【高阳残稿】

记不得是多少年以前了，阅书读报之余，偶有所悟，而时过境迁，往往茫然；有时写稿，更觉某一事曾持一看法而有当于心，此看法如何？则每每不复省忆，辄大憾，遂作“随手”，欲矫其失，然又不耐小品之薤露易，作了六篇，便罢手了。

“随手”算是一体，清朝军机章京的术语，办某事毕，随手录其缘由，动笔则免思，多记以备忘也。

某夜与周弃公、沈云公、徐高公、张佛公小酌，听周弃公说“县太爷的笑话”，其中有“钱收发”一则，大意是说：民国二十年前后，有赵某经发表为苏北某县县长，接获委令，赵某之父便与新官儿子扃户密商，该如何在任上搞钱。当时县长兼理司法，县府收发处收受状子，是个极有膏水的关口，老太爷坚持自充其职，却碍于儿子是太爷，却怎好委屈老子干收发呢？遂想出个改姓的主意，让老太爷冒姓钱，赁居邸外，彼此皆不认父子的关系。老太爷得以自营金屋，又添了外快，自然不安于室，甚至包了名土娼。久之老太太闻讯，即命儿子撤了老子的差。可是撤了差，岂不也断了油水的路？老太太只好妥协，但是坚持让老太爷下班之后即回邸舍上房。老太爷无奈，只得日日等县府职员走光，看清了四下无人，才一溜溜到后进，躲在老太太房里。不意终有一日失风，叫一名新来当差的卫士误作贼人追击，最后却在老太太的床上逮住。第二天的茶坊酒肆里便哄传开了：县长老太太偌大年纪还偷汉子——偷的是钱收发。

笑谈也就罢了。席散之后，徐高公与我同车，径谓：“弃子的故事不是笑话，而确有其事。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在王叔老麾下做幕，有个叫田仲武的贴身扈从？此人便是拿住那‘钱收发’的卫士。那一回捅了个大娄子，差使也砸了，人倒是改了运，溯江而上，去了南昌，际遇果尔大大不同。此人现在台北，开一爿饺子庄，生意做得极好，得闲一同去尝尝。”

原本是一席闲话，徐高公并未深谈——那田仲武西去南昌如何改了运？又有了怎样不同的际遇？待我访着田仲武，大啖其山东风味的手擀皮韭菜猪肉水饺之时，徐高公已经物故了。

于此不得不补说我在王叔铭将军任总长期间与田仲武初识的一段旧事与见闻。

一九五七年，我适在冈山空军官校任上尉文书官，承老友魏子云介绍，北上到参谋本部总长办公室服务，因而结识了田仲武。此人原籍山东莱阳，北人南相，是个五短身材。某日我同他打趣：“你老兄身量如此，怎么保总长的驾啊？”田仲武笑答：“不敢学晏平仲的车夫，只好低身处世——既然是出生入死的活计，无乃生得命‘短’。”其应对之速捷、语锋之智巧，浑不似一武夫。我既奇其言，遂与之交，才知道他是一位李资政荐了来的。而仲武身怀绝技，有飞黄贲石之勇，虽然矮小些，倒的确是深藏不露的。我与田仲武所隶不同、职司亦异，但是时相过从，却也过了年余，才知他真有功夫——能以一掌心吸啜空酒瓶，瓶底复粘另一瓶口，如此连连，可至七八之数。惜仲武矮小，非登桌蹈高不能售此技。我也只在他醉后见识过一回。

徐高公归道山后未几，我从饕友唐鲁孙处得知田仲武在竹林市开了爿“田翁饺子庄”，即驱车往访，果然重逢故人。“旧翁”的饺子好在馅食结棍而绵软，更好在面皮匀润而坚实；内藏不腻、外披不滑，决非寻常名店的凡品可比。我大嚼数十个，始悟其佳处必与田仲武的拳脚功夫有关，乃殷殷探问个中缘故。渠徐徐告我：“的确是掌中火候使然。”

原来他老兄在那赵知县衙中闯了祸，混不下去了，闻听人说“南昌行营”方面有招募什么青年团的部曲，便乘小轮溯江，投了军，未料到了“行营”派差，干的仍然是卫士。

一日，忽然来了命令，要找个练家子替贺衷寒办件事。田仲武亟思有所表现，当下应卯去了。孰料贺某的公事竟是揍人——那人给囚在一间办公室里，吃他打了一顿，居然不愠不恼、不抵不拒，反而指点了他一套举法。日后那人不知如何竟成了贺某的股肱，留在“行营”听用，于是也和田仲武交上了朋友。时日稍久，非徒讲谈些古往今来的掌故，开益其心智，还点拨了他一套心法，助增其武功。那人正是日后又把田仲武荐给王叔铭的李绶武。我知田仲武敦实谨慎，非妄言者，从而对李绶武产生了好奇的兴趣。

据田仲武形容，这李绶武似非甘心情愿为“力行社”所用，可以从一桩小事上看出。

是时约在一九三二年，李绶武在“南昌行营”居停，形同软禁。大多数的时间里，他是足不出户的，只在计划科翻读文书。每隔二三日，贺衷寒便前去叩门，二人随即密谈数刻。由于例行的端茶送饭，以及偶尔要陪同李绶武到附近街市游走闲逛，甚至找浴池洗澡之类的琐事，都由田仲武打理，两人交接渐密，仲武也渐渐看出了李氏的郁郁。

某日，贺衷寒又来密商了一两个小时，仲武正待为二人换茶，贺衷寒刚要出门，回头抛下两句话：“‘大元帅’自有‘大元帅’的盘算，我是保不住他俩了。”贺离去后，李绶武叫仲武进门，愁眉苦思了半晌，才对仲武道：“可否请老弟给张罗几样物事？”

李绶武要的东西是几支大大小小、形制不一的毛笔，一卷宣纸和各色染料。在仲武看来，这几样东西颇为寻常，更不虞触犯“行营”安全规定，随即给备办了。而李绶武果真就伏案挥毫，不眠不休地作起画来。其间约莫有两昼夜的工夫。

仲武毕竟是庄稼人出身，既不通文案、更不识丹青，只知道画中有两个对坐饮啖的古人和大片的林木树石之类。画成之后，也不知李绶武作何处置，仲武也未甚留心。又过了一天，贺衷寒忽然神色仓皇地跑来——似乎是情急之下、不及遣退仲武，径自冲口而出，对李绶武道：“戴笠有谍报来，说‘大元帅’险些遇刺！据传是冯玉祥所主使。”

李绶武却气定神闲地答道：“这事，应该已经化险为夷了罢？”

“你日日足不出户，怎能得知？”

“那一日我初入贵‘行营’，那位居先生不是说‘戴公来电报交代我和那叫花子上南京出一趟差’么？试问：是什么样的差得劳驾两位练家子慌急登程，竟然把在下就那么撇下了？再者，戴先生是何等精明的人物？设若此事未曾平息周至，又怎么会放出个‘大元帅’险些遇刺的谍报来呢？”

贺衷寒闻言似是宽了心，也才瞥见仲武立在一旁，正作势要将他挥出，李绶武却接着说道：

“贺公当真要担心的，反而是居先生和那邢福双呢！”

“噢？此话怎讲？”

“那日居先生还说：‘这差事干下来，我也许能跑一趟山东泰安。’又说：‘各位还记不记得我说那叫花子身上有一部机关，其价值不亚于十万雄师？’敢问贺公：待居先生得了那‘不亚于十万雄师’的宝贝机关，他在戴先生乃至‘大元帅’跟前，又该是如何地风光神气？”

贺衷寒这时沉吟了，来回在室中踱了一阵方步，不发一言。

倒是李绶武开了腔：“贺先生要是信得过我，我倒愿意走一趟，把那叫花子的机关破了，也免得江湖秘技竟为妄人滥用误用，终不免搞得生灵涂炭，这——恐怕也是贺先生在《一得集》里所强调过的‘革命战争的目的在乎非战’这般信念罢？”

一听李绶武搬出自己的著述文章，贺衷寒又宽心得意了几分，忙问：“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如何同他们江湖高手周旋？难道不需要我加派丁壮武卫，陪你一道前去么？”

“人一多，岂不先让戴先生那边加意留心了？”

仲武大约便是在此际叫贺衷寒给挥遣出门的，底下的话便不得与闻了。只知两日过后，李绶武准备起程北上公干，贺衷寒吩咐仲武给整治行囊。仲武替李绶武打点了两箱一笼的衣物，李绶武只着他要了两个纸封——一个里头装入那张画，一个里头放了叠似是早已预备下的照片。李绶武更在车站月台上嘱告仲武：“你千里间关、离乡背井，治生想必不易。这些个衣物权且将去，或典或卖，悉听尊便；换得了钱钞，买些书来读读，人说‘开卷有益’，总是不错的。”说完这些，李绶武忽地一抬头，指着月台上方木梁喊道：“燕子。”仲武不疑有他，顺势望去，果然看见那高高的梁上有一燕巢，一排探出五只乳燕，白眉鸟首，角喙翕张，正等待着母燕觅食归来哺饲。就在这分神的片刻之间，不知李绶武使了个什么手法，朝仲武的丹田处轻轻一拂，匆促间，仲武只道近小腹方圆三寸之处豁然涌起一阵夹暖夹寒的气流，腔肠之间有如冒出来个橙子一般大小的圆球，飞速疾转起来。

“老弟若是感觉内急，就赶忙如厕去，咱们就此别过，你也不必送我上车了。”李绶武笑着挥了挥手，仲武果然腹痛如绞，再也禁忍不住，提起箱笼、奔入站旁公厕，拉了个昏天黑地，可是从此居然一身轻捷，浑似脱去了五七十斤赘肉的一般。

也是经此一别之后，仲武的内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我素不喜于武学上揣摩钻研，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除了见识仲武吸酒瓶奇技之外，还看过他揉面团，倒颇值随手一记。

旁人揉面，看起来极其耗力费事，即便是隆冬严寒，也常揉得大汗淋漓，涣流浃背。独仲武揉面，如公瑾抚琴，其闲适潇洒，绝不类厨作。但见他将几斤面粉倾于砧上，隆起如山，探手掘一穴容水，状似湖。复掬粉数捧披盖，当即持一白纱布轻覆其上，并以两掌隔空数寸作摩挲状，却无一寸肌肤触及面粉。如此约三五分钟，纱布底下的粉层时起时伏，初如樱雨、犹沾黏成花瓣大小的薄片而倏飘倏落，纱布亦随之而乍揭乍掩。稍顷，各薄片附益渐多，方圆渐阔，直如铜板一般了，仲武的动作愈趋和缓，不过几交睫间，原本若鳞甲接缝的线条便消失了，峰角嶙峋的面粉堆也变成了一座浑圆平滑的面丘。回眼再看仲武，非仅面不红、气不喘，且滴汗不下，粒粉不沾。我笑谓：“观阁下揉面，如看美女梳头，才深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之境。”仲武的内力深湛如此，而甘于市隐作庖，倒叫高阳不得不翘起大拇指，称道一句“好汉子”了。可惜我与仲武再见了几次面之后，忽有一日，馋虫祟动，直挂念着他的饺子，遂携Old Parr威士忌一瓶径访，要讨他几个解馋，不意仲武扃门闭户，竟已乔迁往中部发展去矣。

他这么不告而别，我的损失可不只是口腹之欲难填，更兼愁闷之惑不解。到底那“南昌行营”之于李绶武，又有些什么样的纠瓜结葛呢？这，就要从另一些枝节上说起了。

文前曾提及周弃公，这些枝节也同弃公有关。周弃子先生学藩，自署未埋庵，晚年别署药庐，我曾在《弃子先生诗话之什》一文中引弃公论溥儒的题画诗。弃公云：“溥王孙的题画诗，首首辋川，无非假唐诗而已。有一回跟他闲谈，我老实跟他说了；他也承认，他说他也有真的东西，不过不便示人，接下来念了两句给我听：‘百死犹余忠孝在／夜深说与鬼神听’。”

那篇文章谈的是弃公诗论，未便骈议其他。实则弃公对中国绘画的鉴赏力亦是极精到的，曾持一论云：“近世丹青，颇多充赝。绘者摹山仿水、皴石点云，常见衣袍登靴、拄杖过桥之辈，傲眺巉岩，如寻隐未遇模样；乃于险峰幽涧处，敷衍茅庐数间、角串一架，泥垆坐酒、残落枰，作世外高闲状。试问寻者何人欤？隐者何人欤？弈者又何人欤？此等假画，合该与假唐诗凑趣，一言以蔽之曰：‘俗不可医’。浑不如惊鸦写孤竹，笔笔疏硬见骨，的是真性情。”

弃公在这里所提到的“惊鸦”即是方练，字凤梧，号甘醴居士，又号惊鸦先生，著有《惊鸦留鸿录》四卷，自述其生平、师友、见闻、艺论。由于周弃公的称道提醒，我对此老的著作又加意浏览了几回，如读包世臣《艺舟双楫》，涵泳深邃，蕴藉风流，果然极有味，也因之而对方练的门生万砚方所写的《神医妙画方凤梧》连带产生了兴趣。

某日，应王新公之召赴府试菜，在座的还有张佛公、楚戈、丁望及一位我素昧平生的魏先生。当日所试的菜叫“套四宝”，据说出自开封“宋都菜馆”名厨家传私授的食单。酒过三巡，“套四宝”端上来了，盛在一只景德镇的青花细瓷汤盆里，开盖儿一看，是只头尾俱完、热气蒸腾的全鸭，肉质酥软松滑，肥而不腻。吃完鸭肉之后，又露出一只清香熟烂的全鸡来。鸡肉吃罢，内中还有一鸽，而全鸽的肚产里竟然还藏着一只体态完好、腹中塞满海参、香菇、竹笋的鹌鹑。

据案大嚼之余，自然众口称赏。王新公谓：“食单和手艺都不是舍间厨作所能望及项背，而是这位魏老弟亲自打理的——来来来，慧叔，你给说说这‘套四宝’的佳处。”

原来这魏先生就是知名的老饕魏谊正，行三，人称魏三爷的便是。据说此人曾一度参赞中枢、周旋机要，惜与“今上”在抗日战争的方略上屡起龃龉，而渐遭摒抑，虽则保住了个“国大代表”的头衔，过的却是纵情酒食声色的日子。每尝语人曰：“魏三在‘国大’的价值，便是不投‘老头子’当领导人的那一票。”其自号“百里闻香”，更是狂猖得可以。说起“套四宝”来，果然自出机杼、别有妙趣。

“宋都这道菜，是我拿另一道菜换来的，这就先不说了。”魏三爷自始至终未动筷子，说起菜式典故来，却滔滔不绝了，“‘套四宝’的讲究，是在把四只层层包裹的全禽密匝匝套在一起，集鸭之浓、鸡之香、鸽之鲜、鹌鹑之野四味于一釜，难就难在如何去其骨而全其肉，这叫‘拆架’。等闲的厨子不会拆，一拆就把皮肉给破坏了。拆下来的架子得另起一锅烹煮，熬得骨烂髓融，便成汤底。我练这‘拆架’手艺，足足耗去八年辰光；手艺成就，抗战也打完了。

“这还只是个匠作熟巧的功夫，‘套四宝’的佳处却不在这一面上。各位试想，活生生的四味全禽，要之以鸭最蠢拙、鸡稍轻健、鸽更不驯，而以鹌鹑最为佻达活泼，却给囚在最里层。发明这道菜的厨子想必有一肚皮冰炭难容的感慨，恨世间野性尽为蠢物缚束牢笼，才想出这么一番折腾来——其中最见深刻的，正在‘拆架’的意思上。君不见，如何教人收伏野性、甘为蠢物囚裹呢？很简单，‘无骨’可矣！没了骨头，尽管委曲求全，毕竟只能盘中作肴而已了。”

一气说到这里，阖座拊掌笑叹，咸谓“套四宝”似乎不只可口，还真有能令人会心之处。倒是那魏三爷话锋一转，接道：“不过，我有位老友别立一解，他说：‘你怎么不说，越是蠢物、越是要大肚能容呢？’照我这位老友的说解，举凡衮衮禄禄、高踞庙堂的诸公，蠢斯蠢矣、拙斯拙矣，倒还真要有几摺肚围才行。”

诸客又是一阵谑笑，我由是也对魏三爷颇生出几分敬悦之意，遂道：“聆君一席话，胜读三日书，可是我仍有三事不明，非请教不可。敢问三爷究竟是用哪一道菜换来的这食单手艺？此其一。三爷自始至终不尝一口‘套四宝’，却是为何？此其二。听三爷说起那位老友，想必也是位足智深思之士，但不知是什么人，可否请三爷见告？此其三。”

“久闻高阳每事必问，果不其然！”魏三爷十分坦荡，当下答了。原来交易的食谱非常简单，是一道“素烧黄雀”。魏三爷向宋都的大厨建议：鹌鹑腹中的海参、香菇、竹笋固然各具滋味，然而一旦吃到第四层，其中居然是满腹散菜，未免少一分艳目之色。何不将素烧黄雀裹入核心，待食客拨寻肌理，又复得一惊喜，这就把“套四宝”变成“套五宝”了。至若今夜何以是四宝而非五宝，魏三爷正色肃容答道：“既已与人，何当复以为己？这‘套五宝’是宋都的独门菜式，我便不能侵夺了。”

关于自制的拿手菜却始终未曾举箸的一节，魏三爷却转脸向王新公道：“新衡先生是知情的——”

话语似断未断、待续未续，王新公却抢道：“高阳的第二问和第三问，答案都在玄关脚凳边的那个纸袋里，待歇儿散了局，你带回去品尝玩味罢。”

纸袋显然是早就准备下的，里头是一瓶陈酿和两本闲书，乃是《神医妙画方凤梧》和《食德与画品》——后者正出自魏三爷之手。彼[奇`书`网`整.理'提.供]时我僦居仁爱路圆环一斗室，与王新公府仅一箭之遥，散席信步而回，美酒佐书，不觉竟夜。至天明终卷，才明白王新公以试菜为名，实则是为我和魏三爷作一引见，或许夜来这饭局根本出自魏三爷所授意，其目的则清清楚楚写在《食德与画品》的扉页上：“高阳兄揭谛探真”。

揭谛探真是个双关语，一则俱载于《食德与画品》之中，指的是魏三爷自行绘图鸠工打造的一双银箸——一支名“揭谛”、另一支名“探真”——老饕自铸称手的筷子，自然有其品细尝鲜的用意，姑且不论，至于那七字题辞的另一个意思，应该就是以此二书所载之内容，供我究其情实、发其隐匿。揆诸平日，多有为我具文述事的读者，或抒志陈情、或献曝揭秘，不外是供我参考，冀能辗转写入小说之中，往往披沙拣金，偶亦见宝。魏三爷这两本书，的确是有补充近世政海秘辛的价值的。

先说我在席间所提的两问：那位慨然道出“越是蠢物，越是要大肚能容”的人物，正是《神医妙画方凤梧》的作者万砚方。当年魏三爷浪迹海内，到处寻访名厨大庖，求授菜谱食方，可以说散尽家赀。但是也因之而学会了不少独门秘术。尤其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许多在道途间流离失所的厨师不惜以传承数十百年的技艺交易一顿饱餐，《食德与画品》便详尽地载录了作者“游学”的经历、见闻和实操实作的七十二则掌故，其描摹刻画，微入毫发，真可说是一流的小说了。

当然，求学问道之余，如何维生也是一个问题。在魏三爷而言，这倒不难。书中坦述：一旦盘川告罄、囊橐萧然，他便仗着在政府名公、巨卿之间震烁已久的声名，去至某要员某府某邸，露一手烹饪的功夫。须知政客最怕人议论他不学无术、最喜人谛听他逞学售术、又最擅长挟资借势以窥学求术，是以政客皆好宴集——每于馔餍饮足、酒醉饭饱之余，搜闻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谈丛，便觉腹笥满盈的不只是鸡鸭鱼肉而已。借由这一层权贵阶级的心理，魏三爷便凭着一身从市井庖俎间访得的本领，折冲于鸣钟食鼎之家，可谓悠游自在得很。他与万砚方订交，亦缘于此；而初识所售之术，即是“套四宝”，当在一九五一年前后，是时“国府”已播迁来台，地点当须在台北。倒是万砚方一句“你怎么不说：越是蠢物，越是要大肚能容呢？”的自嘲反诘之辞，颇让魏三爷刮目相看，深知此公非俗子，而愿意倾心结纳了。

多年之后，万砚方骤尔殒命，其事甚秘而可怪，魏三爷便再也不吃这道菜了，其书末慨乎言之：“馈而无所贶，犹寝而无所梦；伯牙碎琴、季札挂剑，皆伤离索者，天涯情味，其此之谓欤？”这段话隐了个姜白石《翠楼吟》“兴怀昔游，且伤今之离索”的题序之意，所谓“天涯情味”，不免让我想起《翠楼吟》结句：“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

这样的交情似乎只能向传奇小说中得之，而绝难在现实世界上求索。再见王新公时，不免提出来一叹。王新公诧道：“你同周弃子那么熟，没听他谈起魏三去万氏家庙打抽丰，不意却结识了一批牛鬼蛇神，订下生死之交的奇事么？”

“我同弃公大抵谈诗词、说故旧，鲜少述及时人时事——”

“嘻！”王新公喟道，“他和那李绶武也是相熟的。李绶武整理了一本《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其中引了不少武林史材料，弃子玩兴大发，还给那些武林史订了不少对仗工整的回目，什么‘黑松林七侠结盟誓／白泰官三飞屠蛟龙’、‘甘凤池摘瘤还咒誓／泥丸功导穴召英灵’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这还不算，他还用‘异史氏’的笔名，替老漕帮写了不少赞诗。像那首‘锦江常碧蒋山青／元戎下马问道情／揖张义胆缘旗祭／笑剖丹心载酒行／百万豪银何快意／八千壮勇岂零丁／孤灯坐看横塘晚／黯淡功名举目清’，用事妥洽、炼字沉雄，更可称杰作了。这等调皮得意之事，弃子竟没向你抖露？”

“噫——我竟不知。”

承蒙王新公见告，我才知道：周弃公论画之所以看重惊鸦，并非没有缘故。或许是因为他和万、李之结识而得以进窥方凤梧艺事之堂奥；或许是因为他欣赏方凤梧的画论画风而不吝以大诗家之身，同这批江湖人物论交。至于魏三爷到宁波西街老漕帮祖宗家门献菜，究竟是不是存心打抽丰，便不得而知了。总之——据王新公所言——魏三爷之所以能接近万砚方，乃是因为李绶武的缘故。这又是缘于李、魏二人搭同一条船来台湾，有那么一节“倚舷把晤”的情景。

据闻当时船行已近基隆，李绶武正凭栏读着一本书，却久久不曾翻页，身后忽尔有人说了话：“老弟倒真是字斟句酌啊，呼呼呼！”

李绶武一回头，见是和自己在青岛同桌复同船前来的大个子，只方才唱名发签证时始知其姓字，叫魏谊正；仓促间尚不知如何应答，却见魏谊正撮唇怪笑的一张脸也倏然凝冻起来——他是在睇见李绶武掌上所托的那本书中的文字之际愣住的。

“阁下手上这本书的主人曾经许过我一个‘天下之大，到处可以相逢’的后会，”魏谊正惨然道，“敢问阁下：这个叫欧阳秋的如今身在何处？书又如何到了阁下的手上？”

李绶武闻言似乎也大吃一惊，垂脸怔怔望着手中书本，思前想后片刻，复打量了魏谊正半晌，才道：“设若您是‘讲功坛’出身的弟子，却不该如此问话；设若您是冲着这本《无量寿功》而来的练家，大可以趁我方才失魂落魄之际出手相夺。想这普天之下，能认得这书、认得欧阳秋其人，而又能洒然如此的，恐怕只有魏三爷一个人了。”

“不敢，在下正是魏三。”魏谊正舞拶着手上的银筷子，漫不经心地往身后不远处正吵嚷着的几个军官一指，道，“听他们唱名，阁下是李先生；咱们其实是五月二十号那天一同自青岛登船而来的——”正说着，魏谊正猛然发现到李绶武正缓缓地、悄悄地朝后移步，同时瞟目斜眉地似乎在示意他往船首方向走动。果然在走出十多丈远开外，李绶武才低声问道：

“恕我冒昧直言，三爷既然也是从欧阳昆仑手上得到的通行凭证，敢问三爷上船之后，是不是给单独拘在一间舱房之中，受了几回盘问，直到端阳佳节之夜，才又无缘无故给放了？”

“不错，那天兵士送来两个粢米饭团，冒充粽子，粗粝得很，简直难以下咽，我回头就给扔了。”

“他们盘问了些什么，可否请三爷见告？”

“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问一个身家来历、亲故乡里。再者便是如何混上舰来？从哪里攀得一张通行凭证？此后意欲何为？诸如此类，简直不胜其扰。怎么？李先生也给拘问了几日么？”

李绶武且不置可否，却益发压低了声，道：“依我看，自凡是跟着欧阳昆仑上船的都逃不过这一劫。且看那厢高谈阔论的四位，还有个瘸腿妇道和一个孩子，他们是老漕帮万砚方的家门亲眷，兴许没吃什么苦头，可是恐怕也一样给囚了些日子。至于三爷你方才调笑了半天的那位年少妇人——”

“此言差矣！此言差矣！”魏谊正忙不迭地摇手道，“是我看她孤身一人，面容愁苦，两眼含着老泪，才上前说几句笑话解颐。李先生说‘调笑’，未免诬枉魏三了。”

“她是欧阳昆仑的妻房，眼下身怀六甲，万里漂泊，又好些天没见着丈夫了，试问：单凭三爷几句说笑，如何使之解颐？”

魏谊正闻听此言，一时惊心，连手上的银筷子都几乎捏不稳了，急道：“她、她是——唉！我却不知道呢！昆仑行事竟如此诡谲，居然连我也不说。”一面说着、一面扭身就要往回走，可袖口早叫李绶武给掣住，但听李绶武蓦地迸出两句话来：

“你这么一咋呼喧嚷，莫要害了他们孤儿寡母呢！”

魏谊正不觉心头一懔，暗自思忖起来：若称那怀有身孕的妇道是欧阳昆仑的妻室，又说什么“孤儿寡母”，则欧阳昆仑想必已经身遭凶险——难道竟是这几天之间、发生在这条船上的事？念头还没转透彻，耳边又听李绶武嘱咐道：

“那厢万老爷子几个兄弟伙儿都在，他们究竟是敌是友，于今也着实难以分清辨明。若非三爷与欧阳秋有旧，坦白说，我也不敢贸然跟三爷说长道短。不过，欧阳昆仑应该是遭逢不测了。下手的人是谁，我不曾亲眼窥见，不敢妄言；也正因如此，你我更须小心应付，以免蹈入奸人机栝才是。”说到这里，手里的一本《无量寿功》竟递了过来，李绶武的一张麻子脸也越发地哀凄惨悄了：“没想到此书竟是这般物归原主的。”

不意魏谊正捧起这书，在掌心上掂了掂，像是忽然涌起了抵挡不住的什么感慨，倒先滚落两滴泪水，哽咽道：“我同欧阳家父子两代论交，虽各只一二面之缘，原本也称不上什么隆情厚谊，只此番承昆仑相邀，实指望到海角天涯游历些时日，品尝品尝南海之滨的脑鲎足、蟹子虾姑，孰料还碰上这般凶险蹊跷。”

“李某平日闲读杂书，颇知三爷当年慨然将祖传神功赠与欧阳秋的一段佳话，却不知三爷同欧阳昆仑也有往来？”

这一段李、魏二人“倚舷把晤”的故事才说到一半，王新公忽然面色凝重地摇起头来，边摇头边说道：“不对、不对。弃子不同你高阳讲必定有什么顾虑。他不同你讲，我也不同你讲。讲到不该讲的事情上，凶险蹊跷说不定就找上门来了。”

王新公的脾气饶是如此，任何人也莫奈之何。于我而言，当时的确如骨鲠在喉，颇有几分窒闷。不过，日久天长，却也淡忘了。直到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王新公谢世，不巧我人在香港，连最后一面都不曾见得。洎返后，又为了二月中要赴东瀛一游而赶写一批连载存稿，忙得不可开交。直到二月十五日清晨，临上飞机之前数刻，才偷闲至王新公灵前叩了三个头。辞出之际，未料却撞见了魏三爷。我看他虽然颀长高大、不减往昔，然而面容清癯、神情萧索，仿佛瘦了几许，便打趣道：“三爷竟然也有‘衣带渐宽’之一日呢。”

“吟乔树之微风，饮高秋之坠露，人焉不瘦哉？人焉不瘦哉？”魏三爷微哂着开了两句玩笑，即正色道，“高阳，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听说你又要出国。”

我草草应诺，私心窃忖：他那两句“吟乔树之微风／饮高秋之坠露”分明是骆宾王《在狱咏蝉》诗序里的用语，当下不免一怵：如果他的话并非玩笑，则其意岂非正是在告诉我：“刚吃了一阵牢饭出来，能不瘦吗？”

“我知你事忙，”魏三爷一面说着，一面俯身替我拎起两只行李箱，快步朝马路边趋走，并道，“然而兹事体大，不能不叫你明白一个首尾——咱们路上谈。”

只见他健步如飞，走得十分轻捷，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个八旬老翁。在仁爱路的红砖道旁，他似乎是刻意稍事观察，一直守候到第四辆计程车经过，才招手拦住，径自吩咐司机：“到桃园机场，出境。”

上车坐定，我忍不住问他：“三爷怎知我要出国？”

魏三爷笑了，沉吟道：“月前报载新衡先生在荣总去世，我就想，不知道高阳会不会前来吊唁？遂请一位能通天人之术的牢友拿你的姓字给算了一算，他说你老弟人在天涯，未必赶得回。偏偏狱中有本过期的文学杂志，正在召募读者组团东游日本，拿你老弟当招牌，号曰‘随团作家’，订在今日起程。我那位牢友又给算了一算，说今天是正日子，你我当须一会。”

“三爷方才说兹事体大，究竟是什么事呢？”

“有这么一个朋友，想托人带那么一点儿东西——这是简单其说，我素知高阳老弟心细如发，必不以此说为惬心贵当，是以非面告详情不可。”

初听此言，我直觉以为：莫不是桩走私贩毒之类的勾当？登时应道：“带的若是寻常物事，何以非高阳不可？若非寻常物事，我岂能应命？”

“老弟别误会了——只不过是一本书，明治年间刊印的《肉笔浮世绘》，绝非不法犯禁之物。”魏三爷说得坦荡，眼神却不时留意着前座的司机。但见他顺手摇下车窗，让街头嘈杂零乱的车声、喇叭声略为掩护，才复附耳相告：“为什么请托于你，也不是没有缘故的。这就得往细处讲了——

“其一么，乃是因为你老弟读过几本书。我从你写的《金色昙花》、《粉墨春秋》和《清帮》这些个小说、丛谈里看得出来：你老弟显然对近百年来中国政局官场里的曲折隙积十分留心，谅必也参考过不少稗说野史；这些玩意儿非但不比官修正史为失真，反而填补了许多兰台大令所不能言、不敢言甚至不知其可以为言的材料。我说的这几本书是《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和《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怎么样？魏三说得可对乎？”

我惊心之余，自然无须否认，遂接了句双关之语：“三爷非但腹笥极宽，眼力更是绝细的。”

魏三爷闻言大笑数声，拍了拍肚子，突然敛容道：“那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那本《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之中提到过一个跳楼自杀的洪英、叫罗德强的？”

我正在脑海之中竭力搜检所阅记之书的内容、而仍未便骤置然否之际，三爷早已接道：“此人当年任职于日本驻华大使馆，表面上干的是警卫，骨子里其实是个给‘老头子’干‘凿底’勾当的谍报人员——”

“我想起来了！”我昂声要说下去，手背却猛可叫魏三爷给按住，当下微知其意，低声应道，“此人前去捣毁汪勋如开设的‘河洛汉方针灸医院’，还失落了使馆职员证一枚，之后逃捕未遂，跳了楼，以精神病患者厌世自杀结案。”

“他哪里是自杀？”魏三爷又凑近前来、附耳言道，“分明是另有隐情、暴露了行藏，叫办案的爷儿们给推下楼去灭口的。此事诚若追根刨柢，外间不难得知‘老头子’在驻日使馆埋下了‘桩子’，事态就尾大不掉了。”

“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关？”

“罗德强一案原本只是洪门光棍想要迫令汪家医交出《吕氏铜人簿》、退出医道江湖的一个绿林纠纷，不料歪打正着，几几乎败露了‘老头子’在日本方面伏桩设线的秘辛。这也就罢了，孰料此事过后五日，国民党‘九全大会’之中，选出来个哥老会首洪达展列名主席团第一后备副主席。此人机心极险，反而在‘老头子’面前参了一本，说他握有密报，可以坐实老漕帮‘老爷子’万砚方暗中破坏‘反攻’大业，而就是因为罗德强掌握了万砚方阻挠‘反攻’的证据，才惨遭灭口的。‘老头子’闻言震怒，饬令洪达展把所谓的密报原原本本呈上来。洪达展能罗织罗德强入案，自然不是没有准备。不待大会闭幕，便抖露出一个老漕帮密遣东京在地光棍，将月前准备投奔当局的‘周鸿庆’送进苏联大使馆的内幕来。”

“‘周鸿庆事件’我是知道的，当时的‘梁兄哥’凌波随李翰祥到台湾访问，翰祥特别来看我，说是将来要同我合作，写几出历史戏。他还说了两句怪话：‘周鸿庆这一路死死活活，拍他一部连台本戏三天三夜都演不完。’”

“翰祥是知情的，所以日后他在台湾也待不下去了。”魏三爷说到此处，忽一振襟，从袖口里甩出两本书，只一时还以巨掌遮掩、不使露相，并继续说道：“咱们言归正传：‘周鸿庆事件’究竟如何，魏三也不瞒你老弟——不错的——当年正是万老爷产使了个偷梁换柱兼上屋抽梯之计，让一个在东京开出租汽车的庵清光棍拦下了那化名‘周鸿庆’的莫人杰；这姓莫的从前曾经诈死赖债，身上背了一部血案——知情的除了我这贪吃鬼之外，恐怕就只有他本人和二三同谋而已——”

“三爷所言，不正是大作上提过的那道‘红煨清冻鸭’的周厨么？”“高阳果然是知味之士。”魏三爷微微一哂，接着说道，“正因为你读过这些本书，许多枝节细目，便不劳魏三多费唇舌了。总之，这也正是托你带那部《肉笔浮世绘》的头一个原因。至于其二么，还得回到那冒充周厨的莫人杰身上说去——此子当年以半部《莫家拳谱》为酬，和航运巨子项迪豪勾串，设计了一条李代桃僵的毒计，言明事成之后另以后半部拳谱奉赠。莫人杰确实未曾食言，可却利用项某人嗜武成痴的奇癖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要求项迪豪把旗下船公司在广东沿海所设的一个仓库交给他经营三个月。”

“一个小小的仓库？只经营三个月？”我大惑不解、脱口问道，“此子意欲何为？”

“莫人杰当时不过是个未经世事的膏粱子弟，哪里懂得这些机关、计谋？更不消说向人要一座仓库了。此举自然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才兜得转的。原来早在抗战期间，便有人看上了一宗收购旧港币的买卖。此人眼看项二房将事业重心转往上海经营航运，在东南各省港市上都有货栈仓房，又深知项迪豪性喜钻研武术，且深衔北京飘花门孙少华一掌之辱，于是给设下条一石数鸟之策：杀了个周鸿庆、救了个莫人杰、毁了个孙少华、诬了个万砚方。项迪豪得了拳谱，定策之人则掌握了三个月的时间，把早就在战时用‘周氏纸厂’名义买进的一吨多旧港币化整为零、以小舟运回香港，找上刚复业的汇丰，准备一口气全都兑成英镑，汇丰当然吃不消，只好缓计徐谋，请那‘周氏纸厂’的老板出任董事、兼理总裁职务。”

“然而这位‘周老板’既非‘周鸿庆’，恐怕也不是莫人杰。”我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答案，却忍不住迸出一个猜测来，“当年执行收购港币的是陈光甫，日后花大钱交际公卿的也是陈光甫，难道——”

“还差一步，高阳老弟！还差一步。别忘了陈光甫是人家哥老会的洪英光棍。”

“那么、那么——”我迟疑了，十分自然地嗫嚅道，“居然还是那洪达展！”

魏三爷深深一颔首，道：“不错。可笑那项迪豪一心只想着《莫家拳谱》，未到手时寝不安席；既到手了，仍复食不知味，成天价闭门修习熬炼，实指望真能学成一副‘天下无敌水无边’的身手，好去北京亲自料理了飘花门的残徒余孽。他却始终不知道：自家海南仓库里竟然堆放着足可敌国的钱钞呢！

“至于莫人杰，即令解决了债务、分润了钱财，顶着个死厨子的姓名，依旧想过他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荒唐日子。可老家是待不下去了，便由洪达展安排，往香港落脚。洪达展足跨政商两界，兑旧港币更上层楼，可说是得意风光之极，在青岛、上海、南京各地都置着产业，香港自不例外。从另一方面设想，他也不希望莫人杰在内地招摇，因此买下了湾仔地区一座相当讲究的宅子，原名叫‘千岁馆’——”

“‘千岁馆’我知道的。那是抗战初期日本驻港情报机关在湾仔地区设立的一个俱乐部。”我亦点头应之，“倒是不对外营业，日本人称之为‘会员制’。我在写《粉墨春秋》的时候注意过这条材料，可惜用不上。”

“其实‘千岁馆’就是个专门接待各地前往香港跟日本军部办交涉的大小汉奸的招待所。”魏三爷道，“洪达展买下来是有眼光的。试想：战后再要同日本人做起生意来，此地宁非佳处？可是他碍于身为中枢要员，坐拥一片日寇的物业，自不好明目张胆，遂委了莫人杰前去经营，直到一九四九年为止。

“可怜人算不如天算，洪达展做梦也不会料到：连他自己都是糊里糊涂跟着‘老头子’的部队播迁来台，又哪里顾得上莫人杰的出处呢？然而此子自年少之时便溷迹江湖，跟着洪达展耳濡目染个几年下来，当然也学了不少手段。加之以香港弹丸之地，龙蛇混杂、风尘嚣攘，反倒让莫人杰交际了不少人物。其中有一个人，姓连名贯，原先干过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副主任。此人精通摄影技术，冲晒放大，无不娴巧，尤善于以长焦距镜头偷拍人物，曾于抗战中期摄得五六十张出入‘千岁馆’的汉奸照片，算是替共产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一九四九年中，神州变色，国民党迁台，共产党人民政府成立，少不得论功行赏。这位连贯便成了大陆驻港办事处的主任，一日旧地重游，大约是向莫人杰吹嘘起曾经在‘千岁馆’从事秘密工作的往事，莫人杰也约莫是透过了连贯的这层交往关系，才又找着了‘那一边’的靠山。只不过海峡迢递、竹幕深垂，魏三对这其中的关节榫目，所知也仅止于此——倒是洪达展这一边，不得不另有一套说法和做法。这，就株连到日后的一宗大难了。”

魏三爷说到这里，我恍然若有所悟，而其情犹似隔靴搔痒，抓不着要害，只好凭着直觉一猜：“外间虽然不知道是洪达展一手安排那莫人杰‘借尸还魂’，可香港在地的人物却总该听说过他盘下‘千岁馆’，乃至于交给一个叫‘周鸿庆’之名的人经营的事罢？”

“这正是症结所在！”魏三爷撮起口唇，“呼呼”怪笑了几声，才道，“当年国共作殊死战，‘老头子’坐失大片江山，退居蕞尔之岛，仇‘匪’恨‘匪’之念，须臾未曾释怀，自然无时无刻不透过各方特务人员潜赴各地打探敌我虚实，俾能早日反攻。试想：近在咫尺、位居要津的洪达展在香港方面有那么一层不尴不尬的老关系，居然还攀上了共产党在八路军时代的特务头子，他该如何向‘老头子’交代？”

“我看他没法子交代。”我不觉冷笑了两声——设身处地以洪达展的立场琢磨，其情倒颇似周弃公口中那有苦难言的“钱收发”，因为一旦和盘托出，说不定还会扯出当年如何教唆莫人杰觅佣代死的旧案来。

“这就是你们写小说的斗不过玩儿政治的了！”魏三爷似乎早知我会有此一答，当下如此应道；可是一转瞬间，又“呼呼”笑了两声，摇晃着脑袋，叹了口气，“唉！也别说你，当年就连我们‘老爷子’、外加一个我，乃至身在极峰的‘老头子’都未曾料到，洪达展给咱们变了个偌大的帽子戏法儿。要说有能看出了那戏法儿的，恐怕只有一个李绶武。可谁叫他外号人称‘哑巢父’——明明窥出了底蕴，却始终不肯揭穿。”魏三爷接着试探地问了一句，“高阳老弟，你还记得当年有那么一个‘反共自觉运动’否？”

我略略迟疑片刻，点了点头，道：“怎么不记得？”

那是发生在一九六二年三月间的事。早在一九五九年中，我已经服务军职满十周年、离开了王叔铭总长的幕僚，且经林适存先生（笔名南郭）之引荐，由中华日报郑品聪社长聘为特约主笔，负责撰写些社论、专栏之类的稿子，对于规模如此庞大的一个运动自然不陌生。

这个运动表面上是“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中将发起的，目的是在鼓励那些曾经一时“为共党引诱、胁迫、欺骗，而不得不与匪交往、接触、周旋的人士”自动出面向警总表白。举凡涉有违反《惩治叛乱条例》第二至七条、《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及十三条者，以及曾有附“匪”情事而未办理自首、登记，或自首、登记得不彻底、不诚实者，皆可以在三月一日到四月三十日间向警总办理自觉。此外，这个运动还有另一项内容，那就是“凡确信某人在台有‘匪谍’嫌疑，虽因缺乏有力证据、却有向政府报告之必要、以免涉及‘知匪不报’之罪者，亦得在此期间向有关单位举发。”这个运动还将“反共自觉表白之事实”的时空范围推溯、拓展至“共党武装叛乱以前”、“发生地区非仅台湾，大陆、国外亦包括在内”。

从表面上看，“自白免责”之举是当年“安定后方、巩固复兴基地”的措施，也是受屈遭谤者洗刷嫌疑、还我清白的机会。可是既要人自觉表白，何以又加上一段鼓励检举的内容？当是时，我看出其中有这么一个逻辑上的牾，遂写了一篇社论，题曰：《既云纵之，何复枉之？——关于反共自觉运动目标与作法的商榷》。文章给上头压了下来，郑社长很委婉地向我解释：关于这个题目，已另有轮值主笔撰就一文，我这一篇，他只好“留中不发”了。然而在面谈结束之际，他语重心长地向我面授机宜，道：“高阳兄，日后再碰上这种看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政令，你就该明白，它是两股势力调不匀、斗不拢的结果。以‘今上’的驭下之术，就是‘存而不论、以待来兹’而已。”

这话说得含蓄，却极为清楚：“反共自觉运动”有表里两面，无论其初衷来意是疏其网、宽其刑，抑或是密其网、严其刑，都有另一方面相颉颃的势力阻挠之、制衡之。到头来决定这个运动之功过成败的，已非理性检验之真伪是非，而是斗争角逐之强弱消长了。

魏三爷提到这一点，印证了我当初的怀疑；然而他指出了更诡谲的内幕，却是我始料所未及的。原来此事与我曾两度自田仲武和王新公口中接闻的一个人有关：李绶武。

早在这个“反共自觉运动”之前，政府曾经办理过几次名目不尽相同、而实质十分类似的活动。如：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由“国防部”总政治部公布过两次“自首办法”，前一次所针对者为“匪谍”，后一次益示其宽而发明了一个词儿，叫“附匪分子”，且两次活动也都连带地公布了“检举奖励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