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南京大屠杀之铁证》》 · 佚名 · 2026-07-25
《南京大屠杀之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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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1937年12月13日，在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下，侵华日军未经攻城战斗，从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窜进南京城区，立即有计划有组织的展开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在6个星期的时间里，我被俘军民被惨杀者总数达30万人以上，2万余名妇女被强奸轮奸，全市建筑被纵火烧毁三分之一，被抢劫财物不计其数，日本军在南京制造出震惊世界的暴行。
67年过去了，金陵耻，今未雪，30万以上同胞屈死的冤魂在九泉之下难以安息，20万幸存者的悲愤之情永远也平静不下来。讨回公道是受害者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任何犹豫、徘徊、忍辱都是错误的。时隔已有60余年，与日本朝野坚持护卫国耻的现实相反，我虽正义旗帜在手却未能伸张正义，使得国人正当的要求在日本国土上一次又一次败诉。应该用什么适当的言词来论述这种姑息、屈就的实质呢?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朝野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态度。
二战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认定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南京大屠杀作出公正的判决，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公认和拥护。而日本国内却有一小撮右翼分子和某些政客否认罪恶，妄图翻案。这些右翼势力是从军国主义腐尸上滋生，逐步扩大起的。如今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左右着日本的政局。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日本首相和许多阁僚都参拜靖国神社，把战争罪犯的亡灵当作“民族英雄”崇拜，顽固地坚持“侵略史观”，否认日本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和战争中所犯的暴行罪恶。
1986年6月，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胡说：“南京事件的真相还不清楚”。1994年5月，羽田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叫嚣：“南京事件纯属捏造”等等。他们歪曲历史事实，反对向被侵略国家道歉，已达到不能容忍程度。右翼势力中还有一些人著书大发谬论，毒害日本青年一代。其中原战犯松井石根的随从兼秘书田中正明写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1983年日本文教社出版。198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译成中文。以下简称《虚构》)最具有代表性，摈弃历史事实，以虚构写《虚构》，满纸胡言，伪证重叠，影响极坏。
作为幸存者，我已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料40余载，始终坚持辩证方法，从宏观方向着手，微观方向着眼，纵横有序，前后兼顾，力求全面、深刻。南京大屠杀60周年祭日之后，我写此专著揭露、批判日本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右翼势力方方面面的谬论，为我国进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和日本人民反对复活军国主义提供教材。
拙作摈弃了简单的资料组合堆砌法，而采用叙事撰史，以史立论的方法，揭发、论证、批判交替使用，相辅相成，将论证逐步推向前进。《虚构》的要害之一是编造谎言，并用伪证证实。在前几章用一定笔墨批判《虚构》的伪证和田中的侵略史观，随后则从华中方面军的罪恶、亲身经历、文字档案等方面将论证引向深入。有少量资料会在不同章节里反复出现，那是因为力求叙述完整，防止田中之流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我方个别当事人在向日本友人介绍南京大屠杀的情景时，未能将江东门集体大屠杀的事实叙述清楚，致对方写得有某些欠缺。就江东门集体屠杀的人数而言，它不是最大的一次屠杀，其残忍性也是常见的，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江东门现在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在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正因为如此，田中借题发挥，大肆污蔑，卑鄙无耻地攻击江东门那次集体大屠杀。此次在极其慎重地查证中外史料的基础上再现那段血腥历史的原貌。此外，还有个别地方集体屠杀对象的素源有错位之处，反复论证后也一并予以校正。
日本右翼势力和某些政客为什么如此顽固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侵略战争翻案，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呢?我觉得弄清这个根源有必要。为此，研究课题必须向外延伸，解剖东京审判，由此步步深入，弄清楚日本在什么情况下才按《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接受由盟国组织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并从中发现在投降前夕，战犯们反复设计了将来复活军国主义的阴谋，通过裕仁天皇所拟投降诏书暗中打下思想基础，示意将来“与世界并进，发扬帝国固有光荣”。紧接着分析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日本的现状，发现日本依然保留着战时的政治体制、官僚机构、财政制度、土地法规。战争罪犯在国内获得合法地位，并作为“民族英雄”被崇拜；旧军队的军人享受着很高的政治“荣誉”和优厚的经济待遇；军国主义侵略史观从未遭到彻底批判过，使得日本一直保持并将继续右倾化下去。
二战胜利后第51个年头起，日本又出现“桥本现象”——公开以首相身份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向外提出领土扩张的要求，加紧军备，积极向着政治大国地位冲刺，意欲从此摆脱战败国的约束。小泉上台后拒绝就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事实向中国进一步道歉，在被日本福岗地方法院判“违宪”的情况下仍扬言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令人愤慨。与此相联系，日本右翼政客企图赖帐，一股脑儿抹掉日本历史上的暴行罪恶，而拒绝认罪、道歉、赔偿。拙作也对日本人民在右翼势力包围中的出路问题作了某些不成熟的探索，并归纳到对后人负责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正题上来。
总之，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鸣冤，为幸存者讨回公道。
第一部分 虎口余生记第1节 问题的缘起(1)（图）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战全面爆发，从8月14日起，日机连续空袭南京。图为日机轰炸南京城。
60多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我被俘军民惨遭杀害者达30万人以上。在有计划有组织大屠杀的同时，日军疯狂地奸淫、抢劫、焚烧和破坏，使南京人民蒙受到无比深重的灾难。
南京大屠杀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性，所犯下的罪行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其残酷程度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其手段而言并不亚于纳粹德国在奥斯威辛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在奥斯威辛那个遗臭万年的“杀人工厂”里，纳粹把所有的屠杀对象分批送进毒气室，用烈性毒气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将人杀死，被害者经历痛苦较短；而南京大屠杀除了集体屠杀外，很多是日军成群地或个别地在屠杀之前对人加以酷刑、侮辱、虐待、抢劫、殴打、玩弄或奸淫，随心所欲，不分青红皂白，施行暴力的方法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其残酷形状难以用笔墨所形容。这不仅在现代史上是破天荒的，即便在人类史上也是罕见的。有的不是亲眼所见，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从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入南京城里起，6个星期内，集体屠杀我被俘军民约19万多人，分散屠杀约15万多人，惨遭屠杀的人总数在30万人以上。日军并大肆奸淫妇女，约2万多名7至70岁妇女被强奸、轮奸，一般的都是先奸后杀，惨不忍睹。无数住宅、商店、库房、机关都被洗劫一空，为了毁灭罪迹，日军随后把房屋纵火烧掉。全市约有三分之一建筑物被付之一炬。被抢劫的财物不计其数。在那场浩劫中南京人民蒙受了空前的灾难。
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罪恶，当时就引起一些国家的特别关注，或提出交涉，或提出抗议，指责日军的暴行。这要归功于一些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教授、传教士、摄影师等外国友人。他们利用得到本国政府保护的有利条件，凭借目睹的真实材料，及时地向本国写出报道，多角度地在报刊上报道了日军烧杀奸掠的暴行。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纽约时报》记者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斯蒂尔•路透社记者史密斯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门肯，都纷纷向本国发布日军暴行的消息。金陵大学徐淑希教授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名义，从1937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上旬，几乎每天都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就日本军人所犯暴行提出报告，要求日军保护难民区内难民的安全。最著名的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及时地编撰出《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出版。1938年7月，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后来斯诺也以《为亚洲而战》一书揭露日军的残暴。他们(除斯诺外)都以目睹的事实遣责日军惨无人道的罪恶，严正指出日本兵的暴行完全是日本军事最高当局所采取的恐怖政策在行动中的反映。这些外国人看问题比较客观、公正，一语击中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要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南京的中国人遭到日军残酷的蹂躏，已失去了人身自由，生命难保，危在旦夕，没有从南京发出信息的可能，更没有将日军暴行形成文字的条件，以便及时地控诉日军的残暴。但他们痛心疾首，忍辱负重，将仇恨埋在心里，等待有朝一日的时机。一些人一经逃出地狱，获得自由，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随之涌上心头，难忘血债，便找亲人诉说，并以亲身经历或口头宣传，或写报道，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的滔天罪行。
由于幸存者九死一生，陆陆续续地从敌人的魔掌下逃出南京，用亲眼目睹的事实向身边的人诉说，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早已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可以断定，这些就是当时条件下的口头报道。很多听者心惊肉跳，谈日(军)色变，惶恐不安。由于战乱，交通和通讯条件又大受限制，最早用文字报道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的是佚名。他对逃出南京而辗转逃到武汉的幸存者进行采访，在《国政与公余》杂志上以《失守后的南京》为题，报道了日军在南京杀人、纵火、奸淫、抢掠等等暴行，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激起抗日军民对日军的刻骨仇恨。
紧接着国民政府特工人员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亦作了不完全的报道：
(1938年3月7日)，倾据最近由京抵汉者谈及南京失陷时我军不及撤退，被敌杀者达六、七万之多，全城满是尸体，河渠尽红。无辜平民被杀害者最初日达数千，最近日渐减少。亦有数十人之多……
这个特工人员早已随政府迁都到了汉口，未能亲眼目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只是从幸存者口里得到了部分材料，很不全面，所作报道是不足有余的报道，被屠杀人数之差相距甚大。事实上许多幸存者流散各地，受害的程度及其目睹各不相同，谁又能很快掌握到南京大屠杀的全面材料呢?
由于国外的报纸报道和幸存者从南京逃出，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逐步被舆论界所掌握，在汉口的大公报和其他一些报纸相继作了报道，《陷都血泪记》、《陷京三月记》、《敌蹂躏下的南京》、《在黑地狱中的民众》、《血泪话金陵》等等通讯报道和纪实文学陆陆续续在抗战区域内出版发行，有力地揭露了日寇的暴行，使我军民进一步认清敌寇的狰狞面目，激起了对敌人的仇恨 ，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些报道和用血泪写成的文学也流传到国外，使许多外国人士认清了日本军队的残暴，表示对苦难中的中国同情，支持中国抗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国防部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及时地组织在宁的有关机关团体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进行了调查，收集到很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证据，并组织幸存者到东京出庭作证。翔实的史料当庭控诉了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和刽子手们，要求法庭依照国际法对日本战犯严判，偿还所欠中国人民的血债。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充分准备，于1946年4月29日对日本战犯进行起诉，历时二年零6个月，于1948年11月12日审判结束。在东京审判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恶事实，其中包括屠杀、强奸、纵火和掠夺各类具体数据，判处南京大屠杀主凶松井石根死刑，随后被绞死。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到中国。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根据谷寿夫的犯罪事实，依照国际法判处死刑，于1947年4月26日上午10时，押赴雨花台刑场，依法执行死刑，并张贴布告周知。
南京大屠杀一案到此本应画上句号，不该再加纠缠，而应将其放进历史博物馆，警告军国主义的幽灵不得死灰复燃。也对后人进行教育，牢记灾难源于何处，用实际行动谱写中日友好的新篇章，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但是，东京审判很不彻底，该处死的几个甲级战犯未被判处死刑，大批乙、丙级战犯都未绳之以法，放纵了他们。而他们对战败很不服气，随时都想东山再起，潜藏下了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美国不甘心中国和朝鲜在战火中所获得的人民民主政权。当50年代刚掀开一页的时候，美国便在朝鲜挑起战争，妄图一口吞灭朝鲜，与此同时派出第7舰队侵占我台湾省，并派飞机多次轰炸我东北城市。到此，美帝国主义重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老路，已经全部暴露在中国人民的面前。美国从它霸占全球的战略出发，积极扶持日本右翼势力，起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战犯，计划重新武装日本，把日本建成反苏反共的桥头堡，进而成为美国侵略亚洲的基地。美国的此举遭到苏联和亚洲有关国家的坚持反对。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对此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然而，尽管如此，美国扶持下的日本右翼势力还是逐步发展起来了。
由于当时为美国生产侵朝战争中的军火军需品，日本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60年代一开始便大有好转，到了70年代便取得伟大成就，羽毛也随之丰满起来。右翼势力随着经济增长得势而发展，从此势头再没有减弱。1972年中日建交时，为了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中国政府慷慨地放弃了日本国战争损失赔偿的要求，更未要求日本用政府名义通过对华战争损失赔偿，把侵略战争中所犯暴行罪恶用文字固定下来，防止别有用心的他人赖帐。日本右翼势力钻空子趁机兴风作浪，不以我为友，反认我软弱；不以我为善，反认我可欺，窥视中国在经济上必将有求于日本，便出现了一连串为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翻案文章，竭力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右翼势力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主要有：1972年铃木明在《诸君》月刊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虚伪性》等文章，否认历史事实，不遗余力的狡辩。第2年3月汇集成《南京大屠杀的虚伪性》一书出版。右翼势力认为铃木明已经为南京大屠杀翻案打开了缺口，大肆为该书喝彩、捧场，哄动日本，并引起共鸣。接着山本七平继铃木明之后，在《诸君》从1972年至1974年连续三年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文章，并汇集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我方的日本军》，比铃木明更加露骨地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当时中国未能及时反击、批判，日本右翼势力逐步汇成一股翻案逆流，来势越猛，大有“武士道”一往直前的趋势。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修改教科书的机会，用官方名义企图把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一笔勾销，彻底赖掉日军暴行的罪帐，为日本右翼势力张目打气。因遭到中国方面的严厉批判，使其阴谋未能得逞。但此举并不意味着扭转了日本右翼势力翻案的逆流，潜在侵略史观随时都有可能冒出头来，更加露骨地表演一番。须知，右翼势力从民间到官方已经成为日本的社会基础，要他们“安分守已”，放弃“往日辉煌”已不可能。1983年3月，原战犯——南京大屠杀的主凶松井石根的随从兼秘书，自称是拓殖大学讲师的田中正明蓄谋已久，挖空心思写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公开为他的主子战犯招魂叫屈，以虚构写《虚构》，大放厥词，不仅否认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而且还为日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推御责任，诬蔑性地诿过于中国。就在这一年，他又趁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馆之际，在日本发表了《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文，把有论成无，把无论成有，无理取闹，不可一世，成为右翼势力翻案逆流的急先锋。
第一部分 虎口余生记第2节 问题的缘起(2)（图）
1937年9月19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下令对南京等实行“无差别级”轰炸。
日本社会上许多教授、学者和有识之士主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高举日中友好和反战旗帜，纷纷起来批判日本日益膨胀的翻案逆流。他们人数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前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洞富雄先生。1973年7月，他针对逆流的要害，在《历史评论》上发表了《南京事件和史料批》一文，批判了随意取舍史料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并于1975年8月，出版了《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批判了铃木明、山本歪曲历史的错误论调。1973年9月，《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编写的《笔杆子的阴谋》一书出版，尖锐地批判了铃木明等人奇谈怪论，与洞富雄先生所发表的文章一样。同样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
洞富雄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学者，学问渊博，造谐极高，处理学术问题态度极为严肃。他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世界的惨案极端关注，并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为中心，收集了战争期间和战后报刊上大量有关的报道文件、档案、书籍、回忆录及散落在民间当事人的日记，把它们分类为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认真地进行对比，鉴别，批判和筛选，去伪存真，于1967年写成《近代战争之谜》一书。后半部为《南京事件》，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赢得了日本人民的敬重。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审定教科书的机会纂改历史，美化军国主义，洞富雄出于对日本人民和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逆流而进，又于12月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定本(1982年日本现代史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毛良鸿，朱阿根译。以下简称《大屠杀》)，侧重批判铃木明和山本的错误谬论，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就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而言，该著作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值得史学工作者去深入研究，从中定会受益匪浅。
但是，从中国角度来看，田中的《虚构》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出自日本的社会基础，迎合了长期存在的侵略史观和旧军人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潮，所散布的谬论纂改历史，毒害日本青年一代。田中比日本右翼势力中任何一个人都更加恶毒，他不仅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而且还嫁祸于人，把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责任强加在被侵略者——中国人民的头上，干涉我国内政，用军国主义口气剥夺我国人民保卫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还进行了人身攻击，诽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肯定和对日本战犯的定罪，妄想从根本上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翻案，为复活军国主义鸣锣开道。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日本依仗强大的财力，已暗中出动相当数量的人员，四出搜集对东京审判和南京大屠杀有利翻案的材料，等待时机，一举推翻历史的定案。此可忍，敦不可忍。在沉默中任其倒行逆施，必将留下无穷的后患。
我国报刊杂志揭发批判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文章很多，持续时间之长，数量之大是惊人的。每有日本右翼势力翻案，引起我国人民的愤慨，必有文章回击。或逢周年祭日，亦发表相应的文章，或怀念，或谴责，难忘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事件。50年代初，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激起我国人民的新仇旧恨，《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罪孽。个人署名发表的批判文章亦有相当的数量。它们涓聚成行，对扼制日本右翼势力翻案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众多的文章都较为短小，或属片段，或只是一个横切，或是仅停留在揭露而未加批判和论证，未能形成南京大屠杀的整体资料。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编撰成《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共八章，前后有导言和结论，并向外界提供了油印本。1963年经修改将该书稿交付给江苏人民出版社，并打出清样，但因故未能出版。即便如此，油印本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人们用它向国内学者和日本友人作了多次介绍，都引起了强烈反响。1979年，该书限制铅印2000册，未能公开发表，仅供内部参考。总之，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关方面对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工作欠缺考虑，成绩甚微，难以令人满意。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史志机构，广大史学工作者广泛征集历史资料，成绩是空前的。在档案工作者积极配合下，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以下简称《史料》)。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以下简称《暴行》)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紧接着又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以下简称《档案》)。90年代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又翻译出版了《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魏特琳日记》等。这些书籍资料齐全，涉及面广，非常系统，大大地推动了史学工作者进一步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深入研究。
从1954年起，我在南京大屠杀史料中遨游30多个春秋。1986年出版了以反映南京大屠杀为内容的长篇纪实小说《千古浩劫》，用许许多多事实揭露侵略军的野蛮和极端残忍，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并再版。由于当时我还未能见到《虚构》一书，也就不了解其虚构的内容，更谈不上对其批判一事。后来，我看了一遍，觉得谬论连篇，气愤难忍；看了两遍，认定连篇谎言，怒火中烧。我认为《虚构》在日本流毒很大，对日本青年一代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国虽然见到《虚构》的很少，但我们决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默认其谬论。针逢相对地批判《虚构》的谬论，一一进行驳斥，深入地剖析它产生的根源，应该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前面已经提到，洞富雄先生的《南京大屠杀》(简称《大屠杀》)以翔实资料叙事立论，批判的侧重点是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虚狂性》和山本的《我方的日本军》。拙作将把更多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文件、档案、人证等等集中起来，组成合力，矛头对准日本右翼势力，作一次大胆的尝试，也许更能再现南京大屠杀原貌。侵华华中方面军罪恶深重，遍及华中华南好几个省份。因此，凡涉到该方面等有关罪行，我们也不能轻易放过。关于《大屠杀》中提供的日本方面资料，拙作将部分引用，以便全方位的批判《虚构》。同时，《铁证》所提供的中国方面资料，也可作为批判铃木明和山本谬论的补充，使得他们的错误观点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把他们和战争罪犯僵尸一起通通扔进垃圾坑，永远不再在社会上任意泛滥，毒害人民。此外，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势力左右着日本的政局，特别猖狂，无时无刻不想东山再起，复活军国主义，重温“大东亚共荣”的美梦。拙作也将就日本的现行社会基础作些探索，以便引起世人高度警惕，时刻注意日本国内的动向，防止在慷慨言词的背后和“鞠躬社”面前吃亏上当。
中国人民一贯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罪恶，而与日本人民无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民同样遭到日本军国主义带来的灾祸，众多的人家破人亡，生活极苦。所以这笔罪帐应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头上而与日本人民无关。这些年来，日本在经济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已经取得了经济大国的地位。正是东京审判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枢神经和惩治了战犯，在日本土地表面上已刮去一层战争土壤。同时，也是日本人民通过斗争，赢得一部和平宪法，使日本有可能由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结果。然而，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及其继承人却混淆视听，歪曲事实，胡说日本所取得的成就不是日本人民不懈努力的结果，而是借助军国主义精神的支持；同时，又把他们当年的罪恶说成是他们的“功劳”，把耻辱说成是他们的“荣誉”，企图从中捞到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资本。他们很敏感，特别抵赖南京大屠杀的罪恶。
知道历史事实的人们都很明确，南京大屠杀不是有无之争，仅仅是在大屠杀某些细节上有异议。就某些细节作学术性探索，弄清的情况是完全应该、也是允许的。但是，我们和日本右翼势力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水火不能相容。是承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还是否认历史罪恶，严肃的政治斗争关系到维护民族尊严。敢于痛斥侵略者，决不能容忍加害者一赖了之。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凭借武力侵略中国，烧杀、奸淫、抢掠，无所不用其极，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遗留下深远的影响。而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又想凭借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企图以外贸为杠杆，用经援向中国施加压力，妄想我“让步”屈从，承认日本军国主义是为“解放”中国而来，一笔勾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所有暴行罪恶。田中之流和某些政客的意图就是如此。必须明确，我们和日本右翼势力之间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中国人民岂能屈耻让步?
作为一名南京大奢杀的幸存者，现在，就来看看我是怎样在这场千古浩劫中逃出活命来的。
第一部分 虎口余生记第3节 虎口余生记(1)（图）
日机轰炸后南京繁华街区一片废墟。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妄想一举灭亡中国。当时在南京淮海中路一个小食品厂里学徒的我，并未及时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无从知道日本军残忍成性，也没有想到那场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更没有想到战争将迫使我改变自己一生的道路。
我是南京六合新篁乡人。1936年底，我同村的一个堂兄林长华在南京淮海中路128号学徒满师。这样，老板许少兴便要带另一个徒弟，替代他做食品厂里的下手活。1937年5月，经林长华的母亲(我的伯母)林徐氏说合，许老板同意收留我到该食品厂学徒三年。
我是第一次来到南京，各方面都很生疏，街道的方位向南向北都分辩不清，自己又不识字，心里好害怕的。林长华看到我土里土气，担心我上街过远了“迷途难返”，便把我带到大门口，指着深蓝色底板上印有白字的门牌对我说：“上面的四个字是‘淮海中路’，中间是洋码子‘128’号，下面是‘第一百二十八号’。南京不像乡下见村认路。城里许多街道一个样，不容易辩认。认不得路时问淮海中路。记住巷口挂的‘许记食品厂’的牌子。”他还向我介绍了许老板的为人、家情，要求我应遵守学徒规矩。
许少兴是招郎的上门女婿，随其岳父姓。岳父死后便由他撑门立户，当家作主。他的岳母和老婆都特矮小。当时他约30开外，生有一儿一女，约在8—10岁之间。此外，许还有一个亲姨娘——沈老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中华门里的长乐街上，有些事也要他照应。
许记食品厂实际上是个小作坊，仅雇有一个广东人陈师傅，由他带领林长华做些面包、蛋糕、饼干之类的食品。128号并没有店门面，前三间供他家五口人和一个老妈子住宿，后院一边连接的几间做厂房、厨房，堆放面粉、油、糖、鸡蛋之类的原材料，有一间供师徒住宿。厂房里有一个砖砌的烘烤炉，一个长长的案板，好几口用来发面的大缸。连接厂房的外一间面向小巷，专门用来包装食品。小店主或小贩经小巷从这里把新鲜的食品提走。此外，院角落处还有一个堆放煤炭、黄泥、煤球、蜂窝煤之类的小棚子，我常在棚子里做煤球和制作蜂窝煤，差事极若。
许记食品厂收我做徒弟，计划升林长华为二师傅，增做糕点之类的食品，并打算在太平路开设一个门面，扩大营销业务，既搞批发也做零售生意。但就在筹划得差不多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在芦沟桥发生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我们听说“北方又打起仗来了!”但我们认为与已无关，谁也未引起注意，天天仍围着烘烤炉转，十天才有一次休息。
许老板的姨娘孤身一人，年已近70。和许老太太虽不是亲姐妹却胜过亲姐妹，常会到许家来做客。每次回去，许老太太都要她带些食品，总要我送她到中华门里的长乐街上的家里。她虽一人，却住着前后两进很宽畅的房子。据林长华说：沈家原在中华路上开有一个南货店，雇佣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家业底子很厚。只因儿子抽鸦片，孙子得病暴死，媳妇一气上吊自尽了。随后儿子又死于肺病，仅留下她孤身老人。现在尚有挨近中华路边的街中有几间房子租给他人居住，其中就有一个挑皮匠担子的李老头。我每回去长乐街时都要帮沈老太太将前屋、中院、后屋、厨房等打扫干净，碗厨、饭桌、板凳也都用湿抹布抹净；有时还要帮她在中华门米店买回一袋大米，供她食用。
这天下午，我把一袋子大米倒在她的米缸里，当即要求返回淮海中路。她看到我脚上的一双布鞋绽了线，便把她小孙子穿的一双力士鞋送给我穿。我谢过后便提着那双力士鞋往回赶路。当我走出长乐路口拐上中华路时，看到李老头坐在皮匠担子边等生意。沈老太太曾经当面介绍过：他也是江北人，是个孤老头，已年近60岁了。家乡人亲家乡人，我每次路过他身边时都要打个招呼。这次才走到他身边，忽见从中华门方向开过来一支武装整齐的国民党军队。一队队官兵步伐整齐，姿态威武，唱着军歌向北走去。
那雄壮的歌声振奋人心，招引来许多路人止步站在人行道上观看。有人说：这支队伍到下关坐火车，开到上海去；上海又要打仗了!有人说“是一个师”，也有人说“不止，最少是一个军”。
我只感到惊奇，羡慕那些官兵步伐整齐如一，唱的歌子是同一个声音；机关枪、步枪都是一样的；马拉的大炮更是令我惊讶，打起仗来一定是天下无敌的。待队伍过完了，李老头问我“怕不怕”?我回答说“怕”。他认为这些兵都是“老良子”，打起仗来本事可大了，到哪里去都会打胜仗。我问他“南京也会打仗吗?”他肯定地说“不会。”他忽然看到我脚上的布鞋绽了线，便热情地催我脱下来让他修补。我很感激地坐在一个小凳子上脱下布鞋，一边等他补鞋一边听他讲故事。
他说：“小伢子家没有见过大世面。你不知道鬼子的眼睛是碧绿的，一出太阳就看不见东西了，也分不清南北。所以，鬼子在东三省打了好几年都打不过来。因为中国兵晚上躲起来，鬼子找也找不到。太阳一出，中国兵就撵上去，用大刀砍鬼子头。那些鬼子都看不见路，只好睡在地上打滚，有的滚下高坎跌死了，多数滚到大海里淹死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要怕，鬼子不可能打到南京来”。他看到我们听得很认真的，又说：“城墙这么高，鬼子又不是孙悟空，绝对爬不上来。”他尽量鼓励我不用怕，边说边把绽线的布鞋缀好了。我也没有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儿放在心上，谢了“李公公”，及时回到许记食品厂，每天仍是做那些繁重的杂活。
那时，民间很少有人看到报纸，更无广播可听，时事消息只能从道听途说中略知一二，与已无关的事都是心不在焉，东耳朵进，西耳朵出。到了八月初我们才确知日本鬼子很厉害，在北平进攻中国部队，一仗打得很激烈，双方都死了很多人。北平到底离南京有多远?广东师傅说“有两千多里。要走两个月才能到南京。”许老板担心做坏了面包、蛋糕，要我们别怕，说道：“鬼子在东三省打了好几年，后来又到上海打，都没有打赢。上海离南京有六七百里路。对南京没有影响。”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我们，眼前又感觉不到战争对我们有什么威胁，精神上一点也不紧张，每天仍是围着面包炉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该干的活计。
但是，“八•一三”那天，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与“一•二八”战争不同，第三天日机便飞临南京上空狂轰滥炸。每次飞来十多架，恐吓式地扰乱社会、威胁市民、动摇人心、破坏民用设施，使人对日军产生恐惧心理。
随着上海的难民相继涌到南京，日军对南京加紧空袭。有时一天飞来好几次，夜间又接着空袭。那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内藏亲日派，潜伏在南京大大小小的汉奸很多。夜间空袭时，地面上的汉奸便发射讯号弹指示目标，与天上的日机紧密配合。人口密集地区和交通要道，遭日机轰炸的尤为厉害，死伤的平民特别多。
9月25日那天轰炸得最为残酷。自上午9时半至下午4时半，日机先后5次共95架次侵入南京上空，共投炸弹500枚，炸死炸伤平民600余人。当时下关难民收容所亦不幸中弹，被炸死者在百人以上。前往观看者只见残骸满地，碎尸血衣惨不忍睹；芦棚大火熊熊，浓烟直冲九霄。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广播电台都中弹，被迫停水、停电、停播，给居民生活上造成极大困难。中央医院亦遭到日机的攻击，住院病人和医护人员亦有少量的伤亡。法国大使馆附近亦有两颗500磅重的炸弹落下，幸未曾爆炸，否则办公楼将被炸倒，亦会造成人员伤亡。法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但日本竟然置之不理，继续派出飞机轰炸南京。
至此，市民们才恍然大悟，显得异常惊慌。随着国民政府迁都至武汉消息的传出，大公司、大商店老板纷纷协带妻儿逃往长江上游，大部分市民逃往江北江南乡下，暂避日机的狂轰滥炸。许少兴看到面包、蛋糕、点心的销路锐减，存货一天多似一天，又估计到形势将会越发严重下去，家里人又处在危险之中，便动员陈师傅和林长华暂时回家躲避日机的轰炸，待南京市面平稳后再回南京，重操旧艺。他又辞去老妈子，决定留下我照顾他岳母、姨娘和看守食品厂。开始时我很不愿意。但许老板又提到《保证书》上的规定：学徒三年，一切都要按老板说的去做；徒弟违约要按天数付给老板的伙食费。我只好勉强顺从了。于是，许老板便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到江北林长华家里去躲避日机轰炸去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做饭的老妈子也被辞掉。等许老板他们走后，仅过三天，她也背起包袱回安徽和县老家去了。
第一部分 虎口余生记第4节 虎口余生记(2)（图）
日军攻占中山陵
那年我仅13岁，不懂什么世事，对于战场上的形势更一无所知，哪里知晓日本鬼子杀人放火的残酷性，仍按许老板的嘱咐：隔一天去长乐街看望沈老太太一次。她似乎什么也无所谓，厨房房檐上被猫踩落下几片瓦，也要我搬梯子将瓦添上去，盖严塞紧，防止再落下来。我提出要她到淮海中路去住，她再三不肯，看得出她很留念这份祖传下来的家产。说心里话我也非常害怕，又很想家，因有《保证书》在许老板手里，真正要算伙食钱又拿不出，只好硬着头皮等下去。同时，我那天返回淮海中路时，又听到李老头说：三下南唐时，金陵被围困一年多也未被打进城来；现在的城墙这么高，鬼子的眼睛又见不得太阳，肯定不要紧，怕什么呢?我也信以为真了。
此刻，战场上的形势对中国很不利。11月4日，日军在上海东南方向的杭州湾登陆，企图包围我上海守军。中央军随即被迫从上海总退却。日军紧追不舍，直向南京方向追击过来。南京城里的难民和伤病兵一天比一天多。许老太太看到他们流浪在街头巷尾凄凄惨惨，挨冻受饿；又听他们说：日本鬼子残忍歹毒，沿途烧杀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她心里又为在江北的女儿女婿一家担忧。12月6日上午，经和沈老太太商定：要我到江北去跑一趟，把南京的真实情况告诉她女儿女婿；又嘱咐我：万一我不能及时返回南京，一定要她女婿从速返回，商量“要事”。中午饭后，我便到花牌楼附近的科巷去找我二姐林秀英1约她一同回家去算了。
林秀英，生于1919年8月，是双胞胎，又先生母胎，故小名叫大桂子(其妹小桂子仅活一年便夭折)。她在1936年中秋节之夜离家， 到南京当女佣；次年正月返回家探亲，回南京时她告诉我：她在科巷××号。当时我不识字，又忘记了门牌号码。到许记学徒后我曾抽空去找过她几次，均因忘记了门牌号数而未找到。9月25日日机大轰炸后，许老板已带妻儿去了江北，因担心我二姐的人身安全，我又到科巷去挨门挨户询问。有一个老太婆告诉我：她在公共厕所倒马桶时，双方交谈中得知有一六合姑娘叫林秀英的，好象东家住在靠近太平路。我又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挨门询问，终未查到一丝线索。傍晚很丧气地返回许记。当夜，我做了长梦：我二姐林秀英反反复复活灵活显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12月7日早饭后，我经和平门出城，心急如焚似的奔向燕子矶。在经过砖瓦厂边的公路上，我眼睛忽然一亮，看到前面不远有一个打大辫子身穿短打的大姑娘，尤其看到辫根子处紧扎着一圈又一圈的红头绳，头脑中出现我二姐细嫩微红的脸蛋。想到这里忍耐不住，当即加快步伐追赶，上前一把抓住她挎着小包袱的右胳膀，欢天喜地的说：“二姐姐，你把我急坏，今天终于找到你了。”
她用左手拿过小包袱，右胳膀一挥挣脱我的一只手，转过脸来气愤地问道：“谁是你的二姐姐?”我一看，她一脸大麻子，在用右虎口擦去她刘海下的汗珠子时，我又看到她脑门上像皱纹荷叶一样难看，使我连连吃惊。她又教训我说：“小伢子，这么莽撞?若是别人，非甩你两个耳光不可”。我连连道歉，像根木段子一样站在那里灰心丧气，眼睁睁地看着她向燕子矶方向走去。我慢吞吞地紧随其后 ，在燕子矶坐上木帆船到通江集下船，徒步40余里，当天下午回到家里。妈妈见到我很高兴，得知我未找到二姐又哭了起来。我又及时的找到许老板，把许老太太的嘱咐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许老板向我问了一些其他情况，当场并未说什么。谁知仅仅只隔三天，许老板向我提出：要我和他一道同去南京取物，同去同回，仅有两天时间就返回来了。我妈坚持不肯放我走，但给我当保人的伯母却帮许老板说话，结果我于12月11日又跟随许老板回到淮海中路128号。此时，南京城里已经隐隐约约听到城外的炮声了。许老板的心情很紧张，和他岳母简单地交谈后，当即领着我赶到长乐街沈老太太的家里。他们在房里进行了密谈，取出一只约30斤的皮箱，我饿着肚子扛着皮箱，快步跟随许老板回到许记家里吃晚饭。当晚，从许老板和他岳母的谈话中得知：他已和他姨娘谈妥：万一世道再紧 ，外面穿起旧衣服，带上钱和衣、被，二位老太太同去难民区避难；有可能的话就返回来看看家；世道一稳定就迅速返回家里，同时写信寄去江北，把南京城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许老板也表示：只要世道一安定，他很快地就返回南京。
南京城里已经停电停火。许老太太心情很沉重，再三念叨着家里还堆多少面粉、白糖、汤油(做桃酥用的)；存放的面包、饼干被老鼠糟蹋得一塌糊涂。许老板也不忍心，只好对他岳母又进行细致的安慰。
南京的东边和南边都已炮声隆隆。1937年12月12日，我们天不亮就吃饱油炒饭。许老板提起他家一只小皮箱，我便用毛竹扁担的一头穿进皮箱的提环，拗起背在肩上跟随许老板赶路。街上许多市民打早涌出，背被子的，提包袱的，拖儿带女的络绎不绝，边走边骂声不绝。我们经和平门出城，路上逃向燕子矶的人成群结队，谈论着从燕子矶可以逃到江北去等事。但是当我们来到燕子矶江边上时，看到滞留在江滩上成千上万的难民因无船过不了江。他们唉声叹气，责怪中央军不顾人民的死活，把船都控制到隐蔽地方去了。许老板很有心计，见到没有希望从燕子矶过江，便毫不犹豫地领着我，匆匆忙忙地赶到下游的巴斗山，只见江边上停着两只小木帆船，而要过江的却有好几百人。船价暴涨，由原来的30个铜板涨到两元(约合600个铜板)。一只平常只能坐20个人小船，一下子涌上四、五十个人。许老板很大方，一出手给了船老板五块响当当的现洋，要求带我二人过江。船老板推辞一气后收下他三块现洋，却只肯带他一人过江。我又哭又闹，要求同船过得江去。船老板却要退钱，连许老板都不肯带了。许老板看到我那样又不忍心，站在跳板上递给我两张“中国农业银行”纸币说：“你拿着这两块钱等下一班船。万一没有船，你就返回城去。小伢子家，中央军又不会抓你的差，不要紧的。”船老板又一再催促，待许老板挤进船舱便抽掉跳板，另一个船工便猛撑一篙子，在众人咒骂声中那只木帆船顺流而下，像弦的箭一样飞速驶向江北岸的通江集。
站在江边上的好几百人都抱怨唐生智。其中又有人说：中央军已派人到江北抓船去了，不会再有船来。也有人说：大批的船只被中央军控制在三汊河、下关和鱼雷营备用；再多一些船只也会被他们一一抓去，不会让我们老百姓过江。许多人愤愤不平的离去了。
我不知所措，跟随上百人站在江边上盼望能有船来。约摸过了半个多小时，忽然听到江北那边传来几声枪响。有人断定是中央军在强行抓船。至此人人便纷纷离去。我又怕又无可奈何，被迫按许老板的吩咐，跟随几个大人往燕子矶方向返回，指望从那里坐船到江中心的八卦洲去。但是，当我们来到燕子矶时，乌龙山炮台响起了雷鸣般的炮声，宣告封江了!后来得知，此刻三艘日舰已出现在栖霞山江面，是我炮兵炮轰敌人所致。
燕子矶的江滩上和街里的难民在增多，其中也夹有平民打扮的散兵。已是枯水季节，宽大的江滩上站着黑压压难民在等船盼船，想从这里渡江去，逃了一条生命。但是听说从早上到现在连一条船影子都未见到。人们纷纷议论叫苦连天，也有人愤慨地骂道：“唐生智说话不算数，坚守南京三个月，与南京共存亡，完全是骗老百姓的!”看到从燕子矶过江到八卦洲已经无望，我只好往城里赶路。迎面仍有很多难民陆陆续续地向燕子矶涌去。他们全然不知在燕子矶的难民已有好几万人了，像积水不畅那样被滞留过不了江啊!
下午2点钟左右，我赶到和平门时，守军还在试关城门。当我和一些难民在第三道城门洞里慌慌张张交错而过时，看到守城的官兵们正忙着往城墙头上抬运“水机关”，即马克沁重机枪。但没有丝毫军事知识的我，并未去猜测日本兵已距和平门不很远了。在下坡的路上我听到中华门外隆隆的炮声，然而我又想起李老头的话：“鬼子的眼睛是碧绿的，一出太阳就看不见东西了……城墙这么高，鬼子又不是孙悟空，绝对爬不上来。”我想着走着来到中央路上，迎面看到许多难民成群结队地走向和平门，估计也是逃往燕子矶去的。到达鼓楼便听到中山门以南隆隆的炮声，似乎比昨天的炮声有所减弱了。经过新街口，看到一些市民拖儿带女，哭哭啼啼地走进难民区里。放眼看去，一片凄凄惶惶，令人心酸。
到了淮海中路128号后，当晚我又奉许老太太之命，摸黑赶到长乐街，劝说沈老太太带上钱、被子和换洗衣服，明天打早去淮海中路和我们同住在一块，或者同去难民区避难，以免时时刻刻惶惶不安、担惊受怕。但沈老太太仍然犹疑不决。
日寇野心勃勃地试图灭亡中国，因而进攻南京的攻势极猛，恨不得一口吞下南京全城。鉴于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生死存亡，关系重大。因此我爱国部队在城外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给予敌人以迎头痛击，击毙了大量日本兵，阻滞了日寇进城的速度。市民们听到一些胜利的消息，都寄希望于爱国部队——击退日本兵的进攻，保卫住南京的城池，保卫住市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第一部分 虎口余生记第5节 虎口余生记(3)（图）
1937年12月19日，松井石根（坐者）等人在南京清凉山观察市里情况。 [手 机 电 子 书 w w w . 5 1 7 z . c o m]
但是，形势突然变化，市民们的希望一夜之间便全部落空了。1937年12月12日下午2时，唐生智召开军长会议，下达“停止抵抗，撤离南京”的命令。命令迅速传达到师、团、营、连。整个守军紧急作出撤离南京的准备，城外我方的枪炮声突然停息下来。不知内情的市民、难民们还以为击退了日本兵的进攻，紧张的心情宽松了一些，却万万没有想到：日本兵借着中国部队作撤离南京准备之机，已经攻占中华门以西一段城墙，磨刀霍霍，正准备向南京市民和难民下毒手了。
南京市人民世世代代都要牢牢记住这一天——1937年12月13日这个大悲痛的日子——侵华日军不顾国际法的约束，对南京市民、难民们展开了残无人道的大屠杀。这一天上午，日军未经攻城战斗，摆开杀气腾腾的战斗队形从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侵入南京城里，划定区域，明确任务。刹时刻机关枪声、步枪声、手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相互交织，一阵紧似一阵，日本军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我市民、难民、散兵、伤兵、病兵当作战斗对象进行攻击，倾刻间街头巷尾、居民门口一个一个活人被无故打死，血肉狼藉，尸体纵横，伤者惨叫，呼天喊地。而追上来的日本兵惨无人性，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都一一补刺一刀，决不饶过一个活人。
这时我正在劝说沈老太太快些动身。昨天晚上，她听我讲了所见到的那些险情，仍然心神不定。我又向她讲了和平门试关城门和一些难民走进难民区的事，她才慢慢吞吞地在灯光下捡好一包衣服。我从房门外还看到她从箱子里取出一些现洋，反复的数了又数，恋恋不舍地放在包袱里，试着提提后放在自己的床上。又过了好一会问我吃饱了没有，得到我肯定的答复才要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睡觉。早上起来，她要我帮她捆好被子，连同大、小包袱都提来放在正厅的桌子上。本来锁起门来就可以走的，但她又想到晚上为我煮的饭没有吃完，说吃过早饭再走也不迟。她舍不得离开这个生活多年的家，更留念这份祖传的家产。犹豫中突然听到中华路方向响起的阵阵枪声，越来越近，又见几个市民惊慌地从她家的大门外向西跑过去，精神上也紧张起来了，急忙从后进穿过天井和前进，跑出大门外想向惊慌的人们问出什么事了。就在她跨出门槛的时候，一颗子弹正中她的头部，顿见鲜血从她的太阳穴处流出，两手张开似乎想抓住什么似的，挣扎中倒在门槛上死去。这是我亲眼看到被日本兵无缘无故打死的第一位老人。她很善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南京，却在1937年12月13日上午，被侵华日军打死在她的家门口了。正在我被吓得六神无主惊哭不已时，为送给沈老太太刚上好棉鞋的李老头气喘嘘嘘地跑进来躲藏，一把抓住我拖到后进，断断续续地说：“不……得了啦!日本兵……进了城，见到中国人……就开枪，许多人和沈老太太一样……被打死了!”我说：“不是说鬼子的眼睛碧绿……”在李老头对我解释的时候，几个日本兵快速从沈家大门外向西追过来，边开着枪追杀刚跑过去的老百姓。后面上来的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拨动一下沈老太太的尸体，又补刺一刀才走。
见此情景我又被吓哭了。李老头对我又劝又吓。因怕招来鬼子，我才止住哭声问道：“沈老太太被打死了怎么得了?许老板一定不会饶我。”他说：“街上被打死的人很多很多。沈老太太又不是你打死的。别怕，许老板也不怪你。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快同我一道去难民区吧。”我们说话间突然有一个日本兵端着枪闯进门来，照准我开了一枪，子弹头把我右肩膀头上的棉袄撕开了一个口子，露出了陈旧的棉花。我当即被吓懵了。李老头惊慌地催促我说：“有什么要紧的快拿上，要快!”我慌忙提起沈老太太的小包袱，才转向迈开一步，又听一声枪响，子弹头穿过小包袱的底部，小包袱在我手上逛荡一下，随即一块块白花花的现洋哗哗地落在地上。我正准备弯腰捡现洋时，李老头抓住我的一只手在枪声中拖着神志模糊的我冲出了沈家的后门，随即我们汇入了躲避鬼子追杀的人流，在炸耳的枪声中跨过一具一具尸体，跑过一条条街巷，拼死往难民区里逃命。
由外国人划定的难民区在新街口西北，东起中山路，南起汉中路，北止山西路，西止西康路。李老头在南京挑皮匠担子十多年，对主要的街巷都很稔熟。从长乐街往难民区里逃命全靠他领路。只要有松一口气的机会，他就会停下来告诉我这是什么街、什么巷，我们该往哪里走比较近。
好在当时大街上家家关门闭户，而在小巷里却有不少人家门户洞开，大概主人想观察外面的情况，仍有一些站在门里伸头向外张望。日本兵在后面追杀我们，或者前进的路上又遇到堵截要杀死我们的日本兵，我们便利用时间差，从小巷里的这家跑到那家，从这条街跑进那条巷，跑跑躲躲，躲一会趁有机会又往难民区里跑。沿途我们看到好几条街上大火冲天。条条街巷里都躺有被日本鬼子杀死的中国人的尸体。不少人家看门守家的人已被杀害，不时还看到儿童和妇女被奸后杀害的惨状。评事街上一具女尸怀里抱着婴尸，鲜血从皮革店门口的石阶上流到石阶下；另有两具男尸横躺在石阶上，鲜血从鹅卵石缝中流到街心里，令人胆颤心惊。
李老头在不住的叹息中想带我和另外三个人跨过一桥，再横越建邺路，准备抄近进入难民区。恰巧此刻建邺路东边又响起枪声，估计又是日本兵从白下路过来追杀老百姓，决不能横越建邺路去送死了。但往西逃命又无小巷，返回去将会离难民区越去越远，更不能站在街心里等死。于是，晕头转向的我们被迫沿河南小巷又慌乱地向东逃跑。
李老头和我从沈老太太家跑出，此刻途中到底跑过几条街几条巷都茫然无知，到底看到过多少具尸体也说不上来。我们本想通过中华路过内桥，但到了小巷的出口处又听到中华路上的枪声，只好打消此一念头，又迅速沿小巷返回，躲在一家空无一人的大屋子缓一口气。此时我才感到口干舌燥，拧开自来水龙头想喝水，无水出来。找到一口缸里有存水，我拿起小瓢舀起一瓢水咕咚咚喝起。他们每人都喝了一些水。我们站在这家的院子里静听，四面不远处都断断续续地传来枪声。大伙儿都认为直接横越小河和白下路，经洪武路直奔中山东路，再向西到难民区去的路最近，特别是巷子小也就比较安全。
时近傍晚，我们提心吊胆地走出这家大门，站在河堤下隔河向北看去，白下路上的中国银行五层大楼底部有好几个窗口往外冒出黑烟，估计才被鬼子纵火不久。好在此刻白下路、洪武路、中华路方向都没有枪声，大家都断定是逃向难民区的机会。但是，当我们横越快要干涸的河底时，冷不防内桥顶上射来密集的枪弹，其中两个人中弹被打死。李老头不顾死活地领着我们快步如飞地冲上河堤跑上了白下路。我远远看到中国银行的墙脚下躺有好几具尸体，丝毫也不敢迟疑一步，快步钻进洪武路口。往日菜市场上拥挤的人群已不见踪影，只有好几具尸体躺在街心伴随着空荡荡的一些肉案子。我们正向北往前赶路时，发现前面有好几个人也向北走。李老头催我加快步伐，说道：“这就不要紧了，一定能够安稳地到达难民区里。”我提出要去看看许老太太，也好把沈老太太被鬼子打死告诉她。然而还未等李老头说出可否时，前面不远处突然响起“嗄公!嗄公”炸耳的枪声，无疑又有鬼子了。枪声中只见二男二女调头向我们这边跑来。我惊哭着紧紧跟随李老头和一个中年人调头猛跑一气，在枪声中拐进闺奁营小巷，迅速钻进一家大门。后跟进来的一个矮子很机灵，反身关上大门，又插上了门闩。
这家的房屋很宽畅，三开间，两厢两进，中间是小天井，后院半边是厨房，看来是个富有的人家。主人在市府任职，随着“迁都”带着老婆孩子已去汉口，独自留下老父亲在家守门。老先生头戴礼帽，身穿长袍，脚蹬棉鞋，已备足了四个月的米、煤、油和盐，以为中央军可以守住南京三个月，英美亦会出面干涉，日本也不敢蛮横到底，定会和中国签定停战协定，仍退回上海，南京必然安然无恙。
我们四人中的矮子是从秣陵关方向带着老婆、儿子、女儿前天才逃进城里，到难民区里没有找到住处，返回到马道街临时住在一个熟人家里。因为看到鬼子搜街打死了好多人，只好带着老婆和孩子往外跑，老婆在中华路上已被鬼子打死，惊慌中15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被冲散，生死不明。矮子讲着讲着哭了起来，估计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很难留下一条活命。另一个中年男人是从句容方向带着老婆孩子前几天逃进中山门里，因没有县里发的“难民证”，又没有熟人证明他的身份，所以难民区里拒不收留。他们曾经逃到下关，那里的人很多很多，因没有找到住处又返回城里。他们在外面吃尽了苦头，再往哪里逃已无指望，今天上午想冒死返回家去。但是，他们走到西华门却遇到杀气腾腾的鬼子，老婆孩子计三个人当场被打死，只身沿中山东路狂逃，后来又钻进小巷，晕头转向地跑过几条小巷，本想跟着熟悉街巷的人经洪武路逃进难民区去，可是又遇上万恶的鬼子。他们途中所看到的烧杀情况与我们所见大同小异，都认为鬼子已下定决心要把南京城里城外所有的老百姓斩尽杀绝，不留一个活人。
老先生听了外面惨状，却说了他的不同看法，认为日本人也是人，不会那么不讲理，特别是不会不问清是什么人就把人打死。你们不该跑，站住让日本人检查，他们认定你不是中国兵，也就不会把你无缘无故地打死；你一跑，他们认定你是中国兵，就会开枪。那个中年人不同意老先生的看法，说他在家里就听说鬼子要霸占中国地盘，中国人不服，所以鬼子见到中国人就开枪打死。我这才逃离家乡，本想往乡下逃命，可乡下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鬼子，被鬼子打死的人很多。我有儿有女，好死总是不如赖活着，只有逃进南京城一条活路。今天的事实正说明日本要霸占中国土地，果真见到中国人就开枪一一打死，我的儿子才11岁，女儿才9岁，日本鬼子都不肯饶过他们啊!他说着说着就断肠似的痛哭不止，令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老先生心也软了，很同情我们不幸的遭遇，拿出锅巴要我们就着冷水充饥。
第一部分第6节 虎口余生记(4)
天黑了下来，外面仍断断续续传来枪声。
我们的心情难以平静，站在后院里观察周围的火情。不远处的中国银行那边显出红光，似乎是在内部闷烧，火势并不怎么旺盛；城南、城东和城北三个方向的火光已把空中的云彩映红，惟有西北角处暂时无火情。我们认定那就是难民区所在地的方向，都想能插翅飞进难民区去该有多好。大家想到德国人、美国人真好，在南京遭受浩劫时还设个难民区保护中国人；唯有日本人是世界上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在南京制造了千古难平的民族仇恨。
我一开始时非常惊怕，毫无主张，跟着李老头边跑边哭，还记挂着许老板不会饶我。李老头边跑边劝我，鼓励我，又给我作解释，说两个人在一块逃难总比一个人逃命要好，可以互相仗胆，互相照顾。后来，我沿途看到许许多多被鬼子打死中国人的尸体，神经逐渐麻木了，又觉得不听李老头的话早被鬼子打死，惟有跟着他逃难才有活命。但一遇险情我又怕又哭，以为再也见不到妈妈和姐姐了。李老头一劝说我又鼓起了勇气，惟一的指望是逃进难民区里去，寻求德国人、美国人的保护。
当时，估计路上肯定不会顺利，就怕鬼子在每一个巷口都会设哨，又藏在黑暗处借助火光看到我们一举一动，而我们却看不到他们，危险性很大，因而我们不敢冒然去乱闯。老先生担心我们挨冻，特意拿出一床被子铺在一张空床上，要求我们将就一些。我们谢过之后四个人便和衣横躺在床上过夜，打算天亮后再往难民区里逃命。
第二天早上，老先生要到大门外去出恭，我也跟在他身后去解大便。他才跨出大门槛走了两三步，巷口处射来子弹便把他打死在家门口了。见此情景我大吃一惊，把伸出大门槛上的一只脚急忙地收缩回来。正在我惊恐无措时，一个持枪的鬼子飞快地闯进门来，见到我便凶神恶煞似地叽哩咕噜说些什么，又踢我一脚，皮鞋尖踢在我的左胯上，疼痛难忍，立刻哭出声来。正在那鬼子拔出带血的剌刀往枪口上安装时，我的一股热尿不自主地流在裤筒里，以为这一下非死在鬼子手里了。恰在这时，一个身穿旗袍、手提包袱的少女慌慌张张地一步跨进门来，见到门里有一个鬼子，惊叫一声“我的妈呀”，慌忙转身想往外跑。那个日本鬼子就弃开我，像饿虎扑羊一样一把抓住那少女的衣领。趁着那少女哭着挣扎时，我猛醒过来，飞速穿过天井，跑进后进。我们四人谁也不敢去搭救那个少女，只见又有两个持枪的鬼子闯进大门。因怕他们到后进来杀死我们，我们四人便惶恐地跑出后门，翻过后院的墙头，跳进狭窄的小巷，弯来弯去找到出口，又转上闺奁营小巷的中段，已知洪武路那头决不能去，只好加快步伐向东逃命。
此处距淮海中路不远，我已知闺奁营东去是娃娃桥，向南拐弯经观音巷是白下路。而闺奁营和娃娃桥相接处往北拐弯便是火瓦巷，去淮海中路已经很近了。但是，经过观音巷与闺奁营构成的丁字路口时，看到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好几具尸体，鲜血顺着鹅卵石缝流在路面上。有一具尸体被击碎脑壳，脑浆飞溅在墙上，腥味刺鼻，我直打寒颤。原来观音巷中有一栋楼里住有鬼子，门岗见到有人经过此处便开枪射杀。正对观音巷的一根电线杆上留有许多弹痕，擦过的弹头把木皮击飞，留下一道道口子。经过这里的人只要稍慢一下脚步必死无疑。我们四人又惊又怕，在枪声中快步如飞地跑过巷口，跑不多远便拐进火瓦巷，才敢放慢脚步。才走到塘边上，我们看到迎面跑来五个人，有两人中弹倒下了。其中一个壮年骂声不绝，想用胳膊肘子支撑起身子回头看看杀人的强盗，却未能如愿，尸体终于滚下了塘坎。矮子迟疑了一下，也中弹惨叫着倒了下去。李老头领着我和那个中年人调脸就跑，随即跟随另两个人跑进娃娃桥小巷。另一个老头却盲目地只身跑进闺奁营小巷去了。我的头皮变得麻木了，经过大观园(现是南京监狱)门口时，看到该旅馆的楼房正在大火中落架，热气流带着灰烬直冲云霄。我们五人丝毫也不敢放慢脚步，一口气越过小拱桥冲上了太平路，抬头一看便被惊呆了——
近处躺着一具具尸体，北面的太平北路北端，南面的四象桥，东面隔着太平路的马府街都有大火，浓烟滚滚，而且火势还在蔓延，在扩展，走过去不被鬼子打死也要被火烧死。而且南面白下路十字路口处的鬼子在放枪，射杀零零星星逃命者。正在我们犹豫观望时，南面的鬼子发现了我们，紧随机枪声响，那个从句容逃出来的中年男子倒了下去，喊着“快跑”的另一个人也中弹被打死。余生的李老头，我和另一个人被迫茫然地调脸返回娃娃桥小巷。但是，我们才越过小拱桥，刚才盲目跑进闺奁营去的那个老头在枪声中又迎面向我们跑来。看来又处绝境：四方八方都是杀人的强盗，无处可逃，必死无疑。可是野兽都有避死就生的本能，人有思维和理想，那怕是有一线生的希望都不能放过。心慌意乱的我们紧紧跟随两个男人钻进眼前的一家深宅的大门，又跟随原来藏在门里的一个麻子一直跑进第三进，飞快地爬上厅堂壁板后面的一个楼阁。麻脸男子待我们五人都爬上了楼阁，神速地把木楼梯抽上楼阁，关严楼阁的木门，转脸屏住气从壁板缝里观察前厅，天井和厅堂里的动静。
紧跟着老头之后闯进来10多个日本兵，个个手上持有寒光闪闪的刺刀。鬼子挨个看着左边的那个房门，但都未进去，却集中用枪托捣砸右边的那个紧闭的房门；不一会房门被砸烂，从房间里拖出刚才躲进去的那个老头。几个日本兵一涌而上，围着老头乱打乱踢。老头脸上连连中拳，眼睛，鼻子都流出鲜血。最后一个日本兵一刺刀捅进老头的胸膛。那老头的惨叫声刺入肺腑。
我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不忍再往下看。
待日本兵从这家房间里拿出几床被子走后，麻子告诉我们：他是回民，姓马，家住武定门里的城墙脚下，祖祖代代种菜谋生。昨天十点多钟，他听到城外和附近都没有枪声便到菜地去拔菜。然而才低头拔起一棵青菜，突然听到家门口有枪声，急忙往回跑，只见老父亲被打死在家门口场上，吓得他浑身打颤；又看到他老婆在堂屋里正和一个要强奸她的鬼子扭打在一起，他14岁的儿子已被鬼子用刺刀刺倒在地，连声惨叫不止。他浑身冒冷汗，一个箭步跳进大门，拿出门后的一把锄头，照准鬼子的头就是一下。却万万未曾想到击在鬼子的“铁帽子”上，嚓的一声响未伤到鬼子。那鬼子急忙松开他老婆想到大门边取枪，却被他惨叫的儿子死死地拖住了一条腿。而后他和老婆都感到鬼子不会放过他们，是死是活定要一拼，于是他们壮壮胆像打狗一样将那个鬼子处死。他老婆心都要碎了，抱起死去的儿子惨哭，喊怨叫屈。但是，铁路上又有两个鬼子向他家这边走来，急忙拉住他老婆跑出大门。跑不多远老婆又中弹死去，他含恨扔下老婆的尸体向北逃命。然而他飓在不远处越过铁路，转脸一看家里的房子燃起大火。他昨天晚上逃到娃娃桥，看到这楼阁上比较安全，就躲在这里等候机会再逃。
麻子哭了一会又告诉我们：这户主人已逃到安徽去了，只留下一个50多岁守门的女人，昨天遭十多个鬼子轮奸，晚上还艰难地摸到前面关上大门。他很同情那女人的遭遇，要她和他一道躲在楼阁子上，女人却不肯。今天早上，又有三个鬼子砸开大门，像狗一样轮流奸污她 。最后一个鬼子站在床沿前强行行奸后，残无人道地用刺刀捅进了她的下身，女人无力地呻吟着死去。
刚才，麻子想到大门口看看动静，却看到我们一伙跑进这家深宅。幸亏有这个楼阁，否则我们全死在鬼子的刺刀下了。
于是，我们从楼阁子爬到那房间的天花板上，从楼板缝里看到楼下房间里床上一具女尸——女尸上身穿一件敞开怀的卫生衣，赤裸的下身两条腿耷拉在床沿上，腹部已被从阴户破开，一团肠子挂在她的裆下，双腿间的地板上有一滩黑血，令人毛骨悚然。
我们大伙儿谈起无论如何不能在这个地方等死，一定要逃到难民区。此刻，我们都把难民区视为在南京惟一的天堂，只有逃到那里去才有活命。麻子认为所有的大街上都去不得，盲目乱闯危险性很大。各条小巷里家家户户的大门都开着，未打开的门因鬼子搜查抢东西，或找女人奸污，都被轰开了。只有利用时间差从这家跑到那家，躲躲跑跑，遇到个把鬼子先下手为强。你不打死他，他一定会打死你的，只有打死他才能保住自己命，看准了机会就往难民区里逃。
就这样我们五人又趁机小心翼翼地转悠到火瓦巷来了，在“何济公寓所”围墙外一个小巷深宅里，又看到一个老头随着一个30多岁的女人躲藏在堆杂物的房间里，很黑，不易被人发现。据老头介绍：女人是本巷贾先生之妻。她男人在国民政府里工作，已带着儿子逃到汉口去了。昨天，鬼子从她家里把她搜出来，看到她生得漂亮，硬要带到兵营里去奸污。走到塘边上，她含恨跳塘自杀。但又被鬼子从水里拉上岸来，死拖硬拉将她拖进本巷一个烧饼店里毒打，10多个鬼子剥光她的衣服轮奸了她。鬼子们离去后她的腿已无法行走，又想上吊寻死。老头劝她忍住气活下去。由于湿棉衣不能再穿，便把她架到这里，睡在黑屋中被窝里躲藏。
老头住在白下路上的观音巷口，儿子媳妇带着四个孩子已逃往江北。他和老伴都认为已经年纪大了，鬼子来了也不要紧。万万未想到鬼子十分歹毒。昨天上午，他和老伴听到内桥边的枪声，便站在门口向那边细看，只见鬼子边向他们开枪边向他们跑了过来。他们被吓得直打哆嗦，赶紧跑进家关上大门。两个鬼子砸开他家的大门，见到他老伴迎面就是一枪，当场将她打死；他迅速躲进房间，钻进房床下才未被鬼子搜到。下午时分，他通过观音巷逃到火瓦巷，发现了正准备上吊的贾太太，急忙上前劝说和安慰。
老头咬牙切齿地咒骂着日本鬼子，劝我们快去逃命。
第一部分第7节 虎口余生记(5)
我们个个都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总想快些逃进难民区去。这一带的路我很熟悉，便领着他们从背街悄悄地溜到淮海中路南侧的一个小巷子里。我要求李老头千万跟我去看看许老太太，生死也好向许老板有个交代。因窥视到淮海中路上座北朝南的金昌里几栋洋房里都住有鬼子，几匹大洋马就拴在围墙的大门口，持枪的鬼子从门口进进出出，看样子正处在搜杀老百姓的紧张状态。而许家的大门就在金昌里的斜对面，根本不能经大门而入。所以李老头劝我不要老鼠去啃猫鼻子，自己送死。但我仍领着李老头等人从后门进到许记食品厂里 ，逐屋细看：面粉、白糖、汤油、食盐等被抢一空；我的破被子和破衣服被扔在地上。李老头看到我收拾地上的破衣服很急，催我快走。我仍将早上尿湿的内裤子换了下来。许家的前屋每一个房间里都被翻得乱七八糟，细软全被抢光。而许老太太的去向却无从知晓。
我又向李老头要求，带着他去科巷找我二姐。他气愤地责怪我真不懂事，你自己的命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想去找你二姐。恐怕她早被打死了。我哭，他又很同情的劝我，鼓励我。
天快黑的时分，我们本想向西经洪武路直接进入难民区。但眼前没有与淮海中路平行向西的小巷，同时也怕被金昌里楼上的鬼子发现，故被迫绕道到淮海中路东段。在一家小店的后院里，从一个老头的口里得知：许老太太昨天下午和邻居数人已经逃进了难民区。至此我才放心下来。然而我心中仍惦记着我二姐林秀英的人身安全。
当晚，我们五人摸黑，借助远处的火光，试探着一步一步向北来，打算从中山东路向西到新街口直接进入难民区里。又发现路上有巡逻的鬼子，被迫横越中山东路，在枪声中又有两人被打死。麻子、李老头和我心里早已划算好了，听到枪声拿出吃奶的力气快步狂跑，钻进碑亭巷小跑一气。估计身后没有鬼子追杀才拐进一个小巷，见有一线灯火迅速跑进这家躲藏。我的一颗心惶惶跳得剧烈，想到不知何处才是逃命的尽头，随时随地都有被鬼子打死的可能，伤心的又抽泣不停。李老头又怪我又劝我，麻子又鼓励我，我才停止抽泣。
这家宅深三进，也躲藏着好几个逃命的人。刚才一个警察点蜡烛换便衣才有灯光。我们向他们谈了逃命中所见的惨状。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南京城里已经涌进来好几万日本兵，小营一带、国民政府、西华门的中央饭店、新街口的国货银行、交通银行、外交部、铁道部，四面八方都住有鬼子，到处追杀中国人。
换上便衣的警察掌握的情况更多，判断的也令人信服。他告诉我们：国民政府上空已升起太阳旗，各城门楼上也都挂上了太阳旗，这些都标明中华民国的国耻和中华民族的仇恨；中山门里尸体成堆，都是日本兵把俘虏和难民赶到城墙脚下，全都用机枪扫射杀害；各城门，各要道都有日本兵把守，见到中国人不问是青年还是老人还是小孩，不分青红皂白地就开枪打死，城里城外被日本兵杀死的中国人不计其数；中山北路，中央路上被日本兵杀死的人最多，尸体成堆，血顺沟淌，尸体密集的地段人都无处下脚。凡是女人，不问老少，都遭鬼子强奸轮奸，发泄兽欲后又将女人就地杀死。日本兵见到值钱的东西就抢，连香炉、蜡烛台、热水瓶都要抢去，抢后就放火烧房子，毁掉抢掠现场。你们现在看到的火光都是日本兵放的火，城南、城东、城北都火光冲天。难民区已被鬼子封锁，见到中国人往难民区里跑就开枪打死，一个也不放进去。要想活命，只有逃出城去。
大伙哀叹好久，有熟悉南京城里城外道路的人提议从玄武门旁边的城墙上跳入玄武湖水中，游水逃到和平门外。走一步是一步，在城外巡回的余地广阔，逃生的希望比较大。但又有人担心，从玄武湖游水上岸，穿着湿棉衣逃命，天太冷，不被鬼子打死也将被冻死。大伙儿一想也对，又畏难起来。那个刚穿上便衣的警察又说：“你们想要活命，只有千方百计地逃出城外去。城外被鬼子打死的人一定很多很多，你们不要怕鬼，可以跟死人换棉衣穿。到了这个时候，不要计较那些了。”李老头觉得这样做不得，活在世上也要欠“阴债”。但想到别无他路可选，磨蹭好久仍随大伙儿选择跳湖逃生之路。
当晚，我们一行七八个人，或明或暗的月光下，在冷枪声中横越了珠江路，转弯抹角，走过一条又一条小巷，提心吊胆的来到中央路上。借助月光和下关方向冲天的火光，看到路面上成片的尸体，一下子便把我吓得呆如木鸡，眼前尸体挨尸体，两边店门外也横七竖八的躺着尸体，血腥味刺鼻，催人恶心想吐。我心惊胆战，一迈开脚步便被一具尸体绊倒，扑在好几具尸体上，吓得我哆哆嗦嗦不敢动弹。幸亏李老头将我拉起来跟着他们继续逃命。
我们都壮胆绕过一具具尸体，向北走不多远，迎面遇到十多个同样是逃命的人。一问才晓得玄武门旁边上不了城墙，城门口有鬼子更不敢接近；挨近和平门一段坡路可以上城墙，但城墙上有鬼子岗哨，不时用手电筒光圈搜索目标，万不可挨近。于是我们一起转向鸡鸣寺，从城墙倒塌处攀上城墙。我们遇到的那伙人想得周到，做了充分准备，带有两捆很长的粗麻绳。我们把粗绳捆在小树上，一个一个系下城去，一路上小小心心，踩着玄武湖边冻土，在天蒙蒙亮时逃到太平门外来了。
我们都以为城外比城里安全，再不会有鬼子追杀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松一口气。其实也一样糟糕，同样随时随地有被日本兵杀害的危险。
太平门外城墙下不远处躺着一片成堆的尸体，从衣着上看有中国军人也有老百姓，肯定是被日本兵集体残杀的。我们小心翼翼地边走边看，细致观察正前方，从一条沟壑中爬上公路，路边两边躺着一具具尸体，到处都是丢弃的钢盔，子弹袋，水壶等。冷不防太平门城墙上响起了炸耳的机枪声，当场有八九个人被打死打伤，我不顾一切的甩开两条腿，紧跟李老头和麻子狂跑。到底跑了多远自己也弄不清楚，只觉得身后的枪声不再响了，又见到路边有一口水塘，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跑到塘边用手搿水喝足。这时才想起还是前天晚上，在闺奁营老先生家里吃的锅巴，肚里早已空空，四肢无力了。
刚才在我们身后跑得较慢的七八个又赶上来了，我们当即也跟着他们向前赶路，总觉得离南京城越远越安全。走着走着，在太子坟对面的公路坎下发现一只行军锅，麻子走下坎打开一看，原来是小半锅饭。听说是饭，我第一个跑到锅边，抓起冻饭就吃。有的人听说是饭连脚步也不肯停，直管自己赶路。麻子也吃了不少，只有我和李老头伸长脖子往肚里吞咽那带冰冻渣子的冷饭。随后我们又加快步伐追上那伙人。约模9点钟时分，我们来到蒋王庙小街。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们：昨天和前天都有鬼子到蒋王庙搜散兵和老百姓，街头上山沟里还可以看到尸体。鬼子曾在紫金山上乱开枪，几只獐子被枪声赶出树林均死在鬼子手中了。晚上，他们都回太平门去了。鬼子随时都会来蒋王庙，很危险。此处不能久呆。北去的尧化门早被鬼子占领，东去的岔路口也有鬼子把守。昨天下午，有八九个人从尧化门处过铁路，大部分被打死，只有一个人逃了回来，夜间才偷越过去了。因此，在当地一个老头指引下，我们只好迅速爬上紫金山北坡——延伸到蒋王庙附近山岭上的马尾松林，等待天黑再去逃命。
就在这个树林里我们和83军掉队的罗参谋2，亲眼遥看到大汉奸高冠吾在蒋王庙诱杀大批俘虏的现场。这个狗汉奸的重大罪恶多少年来都未被揭露出来。抗战胜利后我在南京见到了罗参谋，他应该算是一个难得的爱国军人。他为了刺杀曾经担任过敌伪南京市长和江苏、安徽、江西省长的高冠吾，曾冒险追到合肥和南昌，但因受条件限制都未能得手。
当时约有近千名教导总队和83军掉队官兵与部队失去了联络。这些官兵都是在夜间突围时因天黑未能跟上部队，便分散藏在蒋王庙街外的山沟里、柴草中和紫金山脚下树林中，处境危险，十分艰难。但这近千名散兵都是老兵，训练有素。特别是教导总队军士营的官兵，曾多次与日军作战，知道敌军对中国战俘一概杀掉的政策，故不肯轻易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敌人投降。昨天，约有一百多个日本兵到这一带搜索，有一部分军人特别是十多个伤兵因躲避不及都死在敌人的枪弹之中了。因而他们大多数用各种办法避战和敌人周旋，已经躲过了一个难关，都在等待时机逃离南京。
日寇也曾派飞机在这一带盘旋侦察，认定在此部分散兵活动的余地仍很宽广，地形又很复杂，有利他们隐蔽。他们虽分散但仍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比整体防守阵地的官兵更难对付。上上策是利用中国兵相信美国人会偏袒他们的心理，使用高冠吾出面诱降，此乃是兵家之计谋也。
第一部分第8节 虎口余生记(6)
中午时分，当时任日伪南京督办的高冠吾偕同汉奸们十多人，分乘三辆打着美国星条旗的小汽车从太平门驶出，一路鸣着汽车喇叭，耀武扬威地来到蒋王庙小街。冒充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在街外招来散兵代表“谈判”，向散兵代表诈称：“只要散兵们自愿放下手中的武器，美国使馆将出面与日军交涉，保证所有人的人身安全，负责用汽车送进城里难民区避难。爱国者也不用担心，度过眼前的难关，将来再去报效祖国。不愿去难民区的也可以，分发路费，回家为民。”
散兵们一经脱离了长官的指挥心里很不踏实，考虑到眼前危险的处境，将来的去向多多少少地又符合自己的心愿，轻信了汉奸的欺骗。代表们迅速回到散兵中传达“美国使馆的好心好意”，约有500多人到指定地缴出枪弹，坐在一个邻近的山沟里等待汽车来接他们。
教导总队的班长吴炳生3缴枪后有点半信半疑，疑疑惑惑地坐在散兵群中观望，担心“美国使者”不及时派汽车来，更怕“美国使者”与日军交涉破裂，日军派兵来将他们全部杀害。罗参谋也曾到蒋王庙参与“谈判”，心里想来想去总是有所顾忌。他又不认识高冠吾，想到南京保卫战中国部队处于劣势，战败已成定局；美国使馆事先未与日方取得保证，此刻单方面在战火中出面保护中国军人，其举动很为蹊跷，可信的程度太小了；同时他又想到撤退时曾经明确布置，一旦谁掉队了便各自为战，设法与鬼子脱离接触，直奔安徽宁国找83军归队。但他又不敢出面阻止那些散兵缴出枪弹。因而他决定不向日军缴出枪械为宜，又回到马尾松林中注视着山下的动态和情况变化。
三辆小轿车返回太平门后，未令缴出枪弹者等候多久，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分乘五辆卡车从太平门驶出，十分钟后赶到蒋王庙。迅速占领山头，旋风般架起轻、重机枪，夹以三八步枪，猛烈地向俘虏群开火，弹头象雨点般地向俘虏们身上泼去。
吴炳生看到日本兵抢占山头，又旋风般对准他们架起轻、重机枪，意识到了上当受骗，枪声一响便就地倒在身边的沟里装死。紧随着他倒下有两具尸体倒在他身上，虽受压而又不敢动弹，希望以此作掩护，逃出生命。
另有几个勇敢者突然醒悟，冒着日军密集的枪弹呼喊着前仆后继，冲了出去。其余均在惊叫声中被日本兵打死。
面对成片散兵的尸体，日本兵又排成横队，见尸一一补刺一刀。有呻吟者还要用刺刀拨动伤者的身子，连刺几刀致死。日本兵的一把刺刀透过一具尸体刺穿吴炳生的外胯肌，未刺到致命处，而他忍受剧痛未敢喊叫。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待日本兵在邻近的一个山沟里运走枪弹后，他便从尸堆里爬起来，又用绑腿包扎好自己的伤口，想着逃出地狱的办法。
15日晚上，天变阴了，天上漂着流动的云层，未圆的月亮不时从云缝中露出。紫金山北面一带长满山柴的丘陵时隐时显，很有利我们去逃命。我们估计日本兵此时不可能出来，周围三四十人分成好几股，各自商议逃命的途径。其中最担心的是渡江地点和有无船只的问题。
罗参谋和另外三个当官模样的军人都带有短枪，他们记下了这笔仇恨，在天才黑的时候便下山去了。
我们这一伙有十二三人。李老头和麻子对这一带的道路一无所知，计划跟随他人从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借助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的火光，往北偏东方向直达江边。他们认为为了赚黑钱，总会有一些胆大者星夜架船到这一带偷渡。
天黑后，我们抓紧时间悄悄地下得山来，谁也不敢到蒋王庙小街寻问情况，从其街外横越公路，沿着小路向北走。我心里很害怕，担心天黑跟不上，哀求李老头一定要带我逃到江北去。李老头也要我放心，要求我紧紧跟着他走。
谁知道在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时被日本兵发现，枪声一响我看到麻子倒了下去，他还轻声喊着“快跑，快跑!”惊慌中我没有看清是不是李老头，紧跟着几个人狂跑，一口气向西跑出一二里路。待停下来看看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火光构成的轮廓，判定此时自己的位置，认为危险性更大，于是5个人一行又向北偏东方向赶路。
我失去了李老头的依靠，心里更加害怕。但又不敢哭。好在他们看我可怜，要我跟着他们赶路。这一夜到底走了多少路谁也不清楚，天快亮时来到乌龙山下游，距炮台约七、八里处。当即睡在深草丛中等待天黑，盼望夜间江北有船来偷渡。
到了下午，我们发现不远处也有十多个人躲在草丛里，估计也是在此等船的。派人去打听，果然如此。并告诉我们：昨天夜间有三条帆船来到这里。每人要两块钱的船钱，有一百多人渡到江北去了。有钱赚，估计今夜还会有船来到这一带。
谁知这一夜，我们等到天亮却未见一条船来。大伙觉得距乌龙山炮台不远，恐有鬼子到此搜查，便三五成群地顺着江边往下游走。也是走走躲躲。上午曾有一架日机到这里低空盘旋。我们都趴在草里不敢动。这一带仍是丘陵，很少见到村庄。到了下午我们这五个人才走出十多里路，却遇到十多个带枪的中国兵。吴炳生一拐一拐的也在其中。
接着又飞来两架日机盘旋侦察。吴炳生等断定日机已发现了他们，明天定会派兵到这一带搜杀中国人，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渡过江去。一个当官模样的人问清我的情况后说：“小孩，来到这里就不要怕。只要有船，我们就会带你过江。”
就在士兵们和我谈话的时候，与我同来的另三个人摸不清士兵们的用意，更担心此处没有船来便悄悄地离去。第四者是个老头，看到当兵的对我很是和气，也就没有离开。他和我跟着吴炳生等向下游又走出二、三里，便来到一个小村庄，村头和村里都躺有农民的尸体；4户人家的房子被烧3家，另一家的瓦房中了几发炮弹，墙倒梁塌，好在没有起火，碎瓦堆在梁柱之间。在不远处的碾场上有2个被枪击穿的牛头，其颈和腿全被割去；2条牛身仍在，牛血已变黑，牛的肠肚也已露出体外。
吴炳生等人在山草里找到一口袋米，又在烧毁的房子灰里扒出一口锅，煮了一锅饭，吃后便着手拆下倒塌房屋的梁柱。本想及时搬到江边的，因傍晚看到几只飘着太阳旗的汽艇从下游驶向南京方向，而且那些日本兵都是杀人狂，不时用机枪扫射两岸被他们所发现的中国人。据到江边观察的士兵回来介绍：江面上不断有尸体向下游漂去，远处看到的一个个黑点估计也是漂浮的尸体。因此等到天黑，我们才把拆下的梁柱搬到江边，放在水里，作为向江北泅渡的工具。
那个老头向士兵们介绍江中流水和江北岸的情况，还讲了抱住梁柱泅渡的要领。他被那个当官模样的人看中，作为领渡人先下了刺骨的江水，借助或明或暗的月光，在江水里作泅渡示范。士兵们在此情况下都知道枪弹的重要性，把子弹袋捆在梁柱上，套上枪带皮带，并用绑腿绑牢。
我和吴炳生共用一个“驼梁”作泅渡工具。他绑好步枪和子弹袋，我们协同把“驼梁”推下水，下到冰冷刺骨的水中，我们浑身打颤，上牙敲得下牙格格响。在他催促下他和我各骑在“驼子”的脚下，手抱“驼梁”，“驼颈”往上翘起，挥动两腿，奋力向江北泅渡。江中心一浪紧跟一浪，一时被浪峰托起，随之又跌下浪谷，那浪花像瓢泼的大雨一样从头顶上落下，打得脸皮麻酥酥的。有时又被迎面击起的浪花钻进鼻孔，呛得连打喷嚏，引起咳嗽。过了江心，吴炳生又催我用劲。此时双手和整个上身都已冻麻木了，唯有两条腿不停顿地在水里挥动，到底经过多长时间和游了多远，我俩都一概不知。好在江滩上有几个打捞从上游漂流下来木器的人。我们距岸丈把远时被一个壮年人一钩子挂住，缓缓地拖到岸边。吴炳生从“驼子”上取下枪弹，面向江中喊几声同伙的名字。见没有回音，便要一个农民领着他去找保长。
此处属六合县最南端的玉带洲。我上岸未走出几步便昏倒在地，幸被一个姓刘的老农民救起，在他家吃住四天，又帮我烘干棉袄和单衣、裤。临别时我掏出身上仅有的2元钱相谢却遭拒收。我跪在地上连连叩头，感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待我回到家里，我妈得知我逃命的险恶情况而为我高兴；但得知我二姐不知去向，认定已被日本鬼子杀害，便伤心地大哭起来。我随后大病一场，一个多月后，十个脚趾盖全部脱落，两个小脚趾盖再也未长出来，留下终身残疾。
注释：
1林秀英，女，1919年农历八月生(后来因婚姻问题有可能隐瞒年龄)，是双胞胎，小名叫大桂子(其妹一岁多时夭折)。她于1936年6月到南京在一家当小保姆。南京大屠杀后一直无书信回家。村里人都认为她已被日本兵杀害无疑。1970年秋天，上海“清理阶级队伍”时曾有一男一女到我家乡调查林秀英的社会关系，得知我家是贫农，军属，我又立过大功，复员转业后在党委部门工作，取证后便离去。得知我二姐仍在人世，我先后6次到上海市公安局查户口寻找，只因五个年龄段内同名有数千人之多，从中选择相近条件的数十名上门相认，均不是而使我失望。1994年，当时接待调查人员的四星大队长罗加和告诉我：林秀英居住在上海长宁区，是编织工，因儿子要“接合”进领导而来调查。但此时我双目近乎失明，已无法前往上海寻找。看来南京大屠杀给我留下又一终身遗憾。
1罗参谋失散后未去找部队，却留在南京与他人合伙赶马车谋生。后来他认出敌伪南京市长就是1937年12月15日下午在蒋王庙诱杀俘虏的高冠吾，并于40年夏天在朝天宫之东的南京大学(临时的)门口行刺未遂。但对敌人惊动很大，日军曾紧闭城门三天三夜，进行了严密搜查。
2吴炳生：上岸后，当地保长安排他在村中一间学屋里住宿，并供他吃饭。还有一位土郎中用草药帮他医治好伤口。后来他在瓜埠镇附近一个姓杨的人家做帮工。抗战胜利后便返回原籍江西。
第二部分 铁证如山第9节 铁证如山(1)（图）
1937年12月13日，中华门前尸横遍地，血迹斑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震惊世界，残杀我同胞数额巨大，伴随之强奸妇女、焚烧破坏、抢掠财物，无所不用其极，惨绝人寰，铁证如山，举世公认，不容否定。
日本现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仅仅口头上表示反省是不能接受的，必须进一步诚恳的道歉，并按国际法给予受害者应有的赔偿。
《虎口余生记》中，我所看到只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中的一小部分。到今天，经过50余年收集资料和潜心研究，我认定南京大屠杀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侵华日军的罪恶历史留在南京城里城外，那是在中国土地上，日军带不走，也毁灭不了，已在中国人民心中铸成铁案，不管日本右翼分子和某些政要如何耍赖狡辩，妄想一笔勾销，血写的历史将永远记下日军的暴行。用生于东京而曾亲身参加攻陷南京战役的日军士兵冈本健三的话说：“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
(一)30万人以上被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的杀、烧、淫、掠，惨杀我无辜同胞达30万人以上。其中被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有19万多人；被零星屠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的有15万多人。日本兵无任何约束地强奸轮奸妇女，很多妇女被奸后惨遭杀害。日军到处放火，全市房屋有三分之一化为灰烬。他们还大肆抢劫，所到之处，十室九空，不论私人住宅或商店，公司库房的财产，金银钱财，文物古玩，以至难民的粮食，医院里的被褥，民间的牲畜等几乎无一不抢。我们先看看日军屠杀我同胞的罪行。
一、分散屠杀。
根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1946年、1947年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日军在南京分散屠杀计2000余案，又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查证，被害者达15万余人。(引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第137页)
例证之一。
王芝如：日军进城前，她家住在小荷花巷。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时，她家留在中华门里新路口家中的9口人，有7人被日本兵杀害。那天，她随丈夫带着两个小孩到难民区里避难，父亲、母亲、姑子、姑爷及5个小孩留在家中。原来打算到了难民区，找到住处以后，再要她丈夫回去接她家里的人。谁知道日本兵进了城，听说离开难民区有被打死的危险便不敢出来了。20多天以后回家一看，家里躺着7具尸体：父亲、母亲、姑爷被杀害了；大侄女(20岁)，二侄女(18岁)和姑子活活被糟踏死了，最小的侄女被日本兵用刺刀戳死。7岁的侄女被戳几刀昏迷过去；3岁的侄女被吓呆。当时的情景真难于用语言所形容。
中山陵园管理处退休职工夏淑琴证实：王芝如是她舅母，侵华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时，她们一个大门里住着两家：一家是回族，4口人；她家有9口人。日本兵在很短的时间内，杀害了她们两家11口人，邻居家4口人。她家7口人，只幸存她和她的一个妹妹。她当时7岁，背上被戳两刀，左臂被戳一刀，至今还有疤痕。
对于上述“例证之一”有必要用新发现的马骥(又称马吉)的日记来补充。因为出现了有2个“13口人”，容易引起误解：前者2家13口人被杀死11人；后者1家13口人全被杀死。所以不能重叠起来看成是一件事有关。该日记的新闻于1993年1月25日由《参考消息》报道：日本新书披露美传教士目击日记
南京大屠杀又一历史证据
(路透社东京1月10日电)题：日本人阅读南京大屠杀目击者的记载：
日本士兵杀死了屋里所有13人，包括75岁的老头，74岁的老太太，一位母亲和她的3个年龄分别为16岁，14岁和11岁的女儿。在此之前，两个姑娘被先后强奸3次，然后才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杀死。
这是美国传教士马骥日记中的一段。马骥是南京大屠杀的少数几位外国目击者之一。
马骥的日记50多年来一直无人知晓，直到1991年人们才在纽约市郊马骥儿子住所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它。
后来马骥日记作为日本作者潼谷次郎《南京事件目击记》一书中的一部分出版。书中还有一些年迈古稀、当年幸免于难的中国士兵和平民的叙述。
该电讯说：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后，日本人赶走了留守的5名外国记者，城里只剩下几个外国人。马骥等人在市中心建起了一个特殊避难区，收容逃难的中国人并向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那里很快就挤满了人。
马骥在日记中写道：到12月19日，日军随意强奸杀人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他描述了一名站在他附近的中国人头部中两弹的情景：两名日本兵如同杀了一只耗子一般无动于衷，一边抽烟一边谈笑不止。
他也描述了大屠杀的情景：大批中国人被机关枪扫射倒下，成堆的尸体被焚烧。
马骥的大部分时间在尽力阻止日本士兵强奸避难区里的中国妇女。马骥还拍了4卷胶片，一共37分钟。后来他把这些胶片偷偷带出了中国，这些胶片也直到1991年才发现。(1993年1月25日《参考消息》)
例证之二
刘庆英，女，当年45岁，家住红梅桥。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兵抱有明确目的挨门挨户搜查，在她家里搜出她丈夫韩老六和她20岁儿子韩小斌及房东张老板的大儿子张老大、二儿子张老二。张老大因脚上长疮，用纱布缠着；张老二手上有老茧；她儿子韩小斌和二张躲在一起。日本兵硬说他们是当兵的，张家兄弟俩当场被砍死在家门前；她儿子被日本兵共捅9刀：肚子两边各4刀，手臂1刀，又将重伤后的韩小斌拖到大门口，看他死了才放下。这时她丈夫韩老六也被日本兵抓到。他看到儿子惨死便往儿子的尸边挣扎。恼了火的日本兵竟把他举起，活生生地投入井里，接着又用大石块往下扔，就这样把韩老六连砸带淹死于井中。
例证之三
马忠山，男，住中华门外雨花路58号。
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和大哥、二哥逃到乡下，留下父亲马明春、三叔马明庆和三哥马春华在家看门。12月14日，马明春正呆在家里，突然隔壁豆腐店里一个女人跑进来，惊慌地对马明春说：不好了，有几个日本兵要侮辱她。马明春赶紧把她带到后门口，让她逃走。紧跟她身后闯进来几个日本兵，搜又没有搜到，硬逼着马明春、马明庆和马春华交出那个“花姑娘”。他们进行了解释，而日本兵竟用刺刀将他们三人活活捅死。临走时将马家的房屋一把火点着，连接在一起的10多家房屋全被付之一炬。
例证之四
陈光秀的控诉。
我出生在江宁汤山镇许巷村。1937年12月间，日军先头部队从我家住地附近沿公路进攻南京。农历冬月初八，我父亲陈智松留在家中看家，日本通讯兵沿公路回收电线，正巧我父亲到稻场上去搬草喂牛，被日本兵枪杀身死。冬月十四日，村上忽然出现大批日本兵。当时全村有近两百户人家，日本兵把全村的一百多个青年人集中在打稻场上，全部敞开胸怀，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戳死。我的弟弟陈光东也在其中。有个叫大林的，日本兵复查时，发现他没有死，又戳他几刀。每戳一刀，就听他喊一声“我的妈呀!”回忆起来，真叫人心疼呀!还有刘志应和进先二人，被戳了几刀，因未戳中要害，后被他家里的亲人救护，伤口用布包扎起来，经过一段时期伤口渐渐好了。湖山煤矿工人崔义财，由于机智，在日本兵戳人的时候，他顺着倒在死尸中，幸免于难。这三个当年幸存者几年前先后死去。
日本兵残忍成性，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当时村上艾家四兄弟：艾红来、艾根来、艾义生、艾仁义，被日本兵抓住，象扔麻袋一样，活活地砸掼死了。还有一些从外地被日本兵抓来做苦力的人，事后也被日本兵用刺刀将心肝都挖了出来。邻近村庄有个叫方老二的，被日本兵砍成两段，一段丢在大场岗，一段抛到六亩口；还有个叫刘老五，日本兵冲门入内，用刀把他头脑砍掉，半截身子在门外，半截身子在门里。日本兵除了杀人外，还强奸妇女，苏仁发的老婆当年四十多岁，被日本兵按在我家床上奸污了；苏仁发家有个童养媳，才十五、六岁，被三、四个日本兵拖到时魏官家轮奸，造成阴部红肿流血不止，走路都困难。
日军血洗许巷村的罪行，叫人难以忘怀。我家除父亲弟弟被杀外，我嫂子因躲避日军，在外边大山上生小孩，得了产后风病不久即死去。我妈因二子被杀，也忧郁而死。
例证之五
魏延坤，家住头条巷18号。
日军占领南京城后，他父亲、母亲急忙带着他躲进成贤街一座尚未竣工楼房的地下室里。该地下室里早已躲有三四十人。有一个卖豆腐干的人在洞口向外张望，不幸被日本兵发现，随即便被一枪打死。日本兵当即赶到洞口，用刺刀把地下室里的人一个一个都逼出来。20多岁的魏延坤急中生智，悄悄地钻进干墙边一个尚未收口的烟囱，躲了起来。接着外面响起了一阵枪声。他父亲、母亲和那三、四十个人全被杀害。夜里，他从烟囱里出来，转到一个大管道内，几经周折，才活下来。
第二部分 铁证如山第10节 铁证如山(2)（图）
日军把抗日战士的头颅砍下来挂在城外的铁丝网上，嘴里还插上一支香烟。
例证之六
杨余氏，女，32岁，住凤凰街。她生有三男四女七个孩子，大的10岁，小的还不满周岁。自己领养6个，另一个女儿寄养在伟子街弟弟的家里。
1937年冬，日本兵进了南京城，她从家里带领6个孩子和邻居家1个15岁的女孩，躲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里，以防日本兵糟蹋杀害。但很快被搜查的日本兵发现，先用机枪对洞里扫射，后又在防空洞口用火烧熏。等到日本兵走后，她的6个孩子和邻居家里的1个女孩，统统都死在防空洞里。唯独她1个人活了下来，星夜跑到她弟弟家躲藏。
她外出返回家来的丈夫还不知道他3个儿子、3个女儿和邻居家1个女孩已被日本兵杀死在防空洞里，却到防空洞里去找老婆孩子，偏偏路上又碰到日本兵，当场被日本兵用刀劈死，尸首就倒在距防空洞不远处，太惨了。
例证之七
葛仕坤，家住乌龙山附近的许家村(后住燕子矶巴斗山村)。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全家逃到江北避难，唯他经常偷偷地返回江南探听家乡的情况。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了乌龙山炮台，许多未来得及撤退的中央军官兵被俘。他亲眼看见日本兵在许家村月亮山把400多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兵用绳子捆绑起来，强令他们跪在地上，当即用机枪将他们全部扫死。当时，从许家村到乌龙山沿路到处都是尸体，有的地方尸体堵塞了道路，过路人要从尸体上跨过去。村长周明旭带人沿路挖坑，把死人就地埋葬。
他还亲眼看到，在老10亩地，六七个日本兵把一个姓葛的女人拖到他家进行轮奸。
例证之八
朱再兴是个中年人，在太平路开林园浴室。日军占领南京时他和弟弟朱再祥在家守店，三个跑堂的工人也躲在他家里未走。
1937年12月14日早上，几个日本兵在外面砸门。他打开门来，一个日本兵一句话未说，一刀戳进他的胸口，当场挣扎中死去。朱再祥见哥哥去开门未回来，便端着脸盆到门口去看情况，一见哥哥被杀死吓得慌忙调头就跑，被日本兵追上，从背后刺进一刀，惨叫中死去。几个日本又进到里间搜查，硬说三个跑堂的职工是中国兵，一一被杀死在房里。
例证之九
孙育才，男，19岁，37年以前住在雨花台西洋巷，务农为业。
1937年12月10日，大批中央军伤残人员退了下来，形势很紧张。12日日本兵侵占了西洋巷一带。老百姓只好东躲西藏，在一家骡马房的地洞里躲有27个人。孙育才的父亲、母亲、姐姐、弟弟和他自己都躲在洞中。那天下午5点钟左右，日本兵发现了洞口后就用烟熏他们出来。他父亲见有烟进洞，就对大伙说：“赶快上去，不上去会被活活的呛死的。”于是大家哭着往上爬。日本兵又要爬出洞口的人排队，挨个儿用刺刀一个一个刺死。他家5个人排在最后面。他5岁的弟弟看到日本兵用刺刀开始刺人，吓得大哭大叫，一个日本兵拎过去摔在地上，活活地被摔死。他父亲的头部和肩上各被戳了一刀，当场倒地；他姐姐的肋下也被刺进一刀。他当场被吓昏倒在地上。他母亲以为全家人都死掉了，昏昏沉沉地调头就往家里跑。一个日本兵追上她，一刀砍在她的脸上，被砍下一块肌肉也耷拉在她的脸上，鲜血流淌，同时门牙也被砍掉了好几颗。不一会天黑了下来。他父亲苏醒后带领他们三人逃到沙洲圩，和另一个逃出了活命，其余22人都被日本兵杀害。
例证之十
郑永英，女，24岁，家住栖霞镇钱家渡，务农为生。家有丈夫、两个女儿、祖母和公公6个人。
日本兵还未打到栖霞山之前，她和丈夫郑永福带领两个女儿逃到江北避难。后来得知公公也要到江北来，便要她丈夫到江边接。但郑永福等了许久也未见到公公来，便自己乘船到江南去接。谁知她公公也在这时乘船往江北走。但两船在江心里擦帮而过，且谁也未看见谁。永福当晚回到家里，听说日本兵来，便带着老祖母，牵着一条牛，向石埠桥方向逃命。不料在衡阳寺附近的路上撞到两个日本兵。郑永福个子高大，年轻力壮。日本兵硬说他是“中国兵”。郑永福说他是“良民”，且有祖母和牛作证，但日本兵不听郑永福的分说，端起枪来，砰砰两枪，将郑永福打死在衡阳寺附近。
例证之十一
许金凤，女，27岁，家住沙洲坪。
1938年1月的一天，日本兵一队闯进沙洲圩村里。她丈夫便急忙躲进一个大橱里。谁知日本兵进到圩里就点火烧房子。她丈夫被迫跑了出来，当即被日本兵拖到塘边，用刺刀戳进了他的心脏，又对准他的头部打一枪，从左边打进去，子弹头从右边出来，脑浆都淌在地上。日本兵又把她丈夫的尸体抛到塘里。
日本兵走后，下午4点多种，她请人把她丈夫的尸体从塘里捞了起来。正在埋葬时又碰到日本兵，日本兵又把丈夫的尸体放火烧掉了。
例证之十二
苗学标，男，40岁，家住陡门桥山东会馆里。日军侵占南京后，他三次被日本兵抓去抬尸、埋尸，亲眼看到日军大屠杀的暴行。
第一次被抓：12月14日上午，他被日本兵抓到莫愁湖对面许歪头鸭毛栈外，一看空地上有好几百个男人被抓到这里，几个日本兵端着枪看守着。接着又来了一些日本兵，挨个摸摸被抓来人的头、手和腿。他们叽里咕噜地互相说些什么，把检查过的人分成两边。直到下午4点多钟，把排出来的300多人硬说是中国兵，当场用机枪扫射杀死。然后叫他们这一边的人把尸体扔进塘里。苗学标等人趁机偷跑掉了。
第二次是被抓到莫愁湖，专门派他和其他被抓来的人抬尸体往塘里扔。他和被抓来的人抬了40多具尸体，又趁天黑逃跑。在回家的路上，从水西门到升洲路一带遍地都是尸体，多半要从尸体上跨过去，好不容易才回到山东会馆。
第三次被抓是在12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与他同时被抓的夫子约20多人。日本兵把他们带到中华门外，又要他们抬尸体。他们大约抬了几十具尸体到山脚下，随即挖坑掩埋。最后，日本兵又要他们在雨花路挖一个坑，深约一米多。一个日本兵用枪上的刺刀逼着一个中国人下到坑里，另几个日本兵抢忙往坑里填土，把一个活人给埋在坑里了。
后来，日本兵又把他们带到水西门外抬死人。水西门那座大桥有5个桥孔，他亲眼见到抬的尸体足足填塞了两个高大的桥孔。
例证之十三
谢大珍，女，家住牌坊街27号，一家5口人被日本兵杀害4口。
1937年底，日军侵占南京时她才5岁，全家有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和她自己。父亲已经双目失明。有一天，日本兵冲进她家，翻箱倒柜，从箱子里找到了她大妈外甥女的照片，于是强迫她父亲交出这个花姑娘。当然交不出了。日本兵一怒之下，用刺刀捅死了她父亲。她父亲怀抱她幼小的弟弟以及站在旁边的妹妹也一同遭到杀害。然后又把她母亲杀害，只有她一人逃出活命。
例证之十四
路洪才，一家7口人惨遭日军杀害。
他家住在雨花门红土山下，是街头的第一家。1937年冬天，从句容逃难路经门前的难民都纷纷传说：日军在句容烧杀奸掠，无所不为。他们全家都惊慌起来，商量如何逃难。外公外婆因孩子多都不肯走，两个小舅舅、一个小姨娘都比他年龄小(他才6岁)。他母亲已近临产不便行走，只好与外祖父一家同留住地。其父亲带着他和他大舅舅跑到中华门外渔滩圩(即沙洲圩)荒岛上去避难。他们和其他难友一起挖了一个地洞，住在里面。一天，见到几日本兵追赶一个农民，捉到后用石块绑住沉入江底。这使他们感到荒岛上也不安全。这时从雨花门来的难友告诉他父亲说：“你家不得了，赶快回去看看。他们偷偷地回到家中，只见房屋已成一片瓦砾，院前防空洞血肉满地，尸体枕籍，全家人无一生存。他父亲悲痛欲绝，在收埋尸体时，看到他老婆的肚子被炸开，尚未出世的婴儿惨死在腹中。住在隔壁的伯母见他们归来，哭诉了那天遭难的经过：在他们走后的一天，好几个日本兵来到红土山，他们有的提着机枪，有的端着带刺刀的步枪，挨家挨户搜查。他家首当其冲，鬼子先是翻箱倒柜，寻找值钱的东西，继而劈毁桌椅，引火取暖，后来竟放火烧屋。临走时发现防空洞口，日军便大喊大叫。他母亲和外公一家人都躲在洞里。日本兵看见他母亲，叫她出来。她不肯出来，日本兵便端起机枪向洞里扫射，接着又往洞里扔进手榴弹，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血肉随着弹片飞出了洞口。这些灭绝人性的日本兵竟拍手狂笑。他一家7口人就这样惨死在日本兵手里。
例证之十五
李成福，家住中华门韩复村，亲见12名同村人被日本兵杀害。1937年12月，有一天，9个日本兵窜进中华门外的韩复村，其时村上的男人都逃到韩复山躲藏起来。日本兵在村里找不到人，便上山去搜查，结果藏在山上的两百多个男人被发现。日寇便从中挑出13个青壮年。他那时24岁，也被拖了出来。9个鬼子用刺刀逼着他们挖了一个大坑，接着向他们13人开枪射击。子弹头从他面前掠过，鼻尖被打穿了。他一吓，裁倒在坑里。接着其他被枪杀同胞的尸体都往他身上压。他的脸朝下，还能用嘴巴呼吸，只觉得左腿痛得不能动弹。其时被害者中有一个患哮喘病，其腹部被击中一枪，倒入坑里并没有死，只是不断哮喘。谁知声音从坑中传出，日本兵听到后，又用刺刀在尸体上捅了许多刀，李成福的背上被刺伤好几处。日本兵以为他们全部都被杀死了，便回城内。直到深夜他和那个哮喘病人才敢从尸堆里爬出来。他连走带爬躲进山里，那个哮喘病人用手捂住流出来的肠子跑回家中。在断气之前告诉乡亲们说：李成福还活在山上。李成福的家属和乡亲们趁黑夜在山上找到他，及时抬回家里。由于受伤流血，两天又未吃东西，已奄奄一息。家属把他鼻子里的泥血挖出，洗净，身上的伤口又敷上了草药，总算死里逃生。
第二部分 铁证如山第11节 铁证如山(3)（图）
日军把一个手脚被捆、眼睛被蒙的中国人当作练刺杀的“活靶”。
例证之六
杨余氏，女，32岁，住凤凰街。她生有三男四女七个孩子，大的10岁，小的还不满周岁。自己领养6个，另一个女儿寄养在伟子街弟弟的家里。
1937年冬，日本兵进了南京城，她从家里带领6个孩子和邻居家1个15岁的女孩，躲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里，以防日本兵糟蹋杀害。但很快被搜查的日本兵发现，先用机枪对洞里扫射，后又在防空洞口用火烧熏。等到日本兵走后，她的6个孩子和邻居家里的1个女孩，统统都死在防空洞里。唯独她1个人活了下来，星夜跑到她弟弟家躲藏。
她外出返回家来的丈夫还不知道他3个儿子、3个女儿和邻居家1个女孩已被日本兵杀死在防空洞里，却到防空洞里去找老婆孩子，偏偏路上又碰到日本兵，当场被日本兵用刀劈死，尸首就倒在距防空洞不远处，太惨了。
例证之七
葛仕坤，家住乌龙山附近的许家村(后住燕子矶巴斗山村)。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全家逃到江北避难，唯他经常偷偷地返回江南探听家乡的情况。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了乌龙山炮台，许多未来得及撤退的中央军官兵被俘。他亲眼看见日本兵在许家村月亮山把400多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兵用绳子捆绑起来，强令他们跪在地上，当即用机枪将他们全部扫死。当时，从许家村到乌龙山沿路到处都是尸体，有的地方尸体堵塞了道路，过路人要从尸体上跨过去。村长周明旭带人沿路挖坑，把死人就地埋葬。
他还亲眼看到，在老10亩地，六七个日本兵把一个姓葛的女人拖到他家进行轮奸。
例证之八
朱再兴是个中年人，在太平路开林园浴室。日军占领南京时他和弟弟朱再祥在家守店，三个跑堂的工人也躲在他家里未走。
1937年12月14日早上，几个日本兵在外面砸门。他打开门来，一个日本兵一句话未说，一刀戳进他的胸口，当场挣扎中死去。朱再祥见哥哥去开门未回来，便端着脸盆到门口去看情况，一见哥哥被杀死吓得慌忙调头就跑，被日本兵追上，从背后刺进一刀，惨叫中死去。几个日本又进到里间搜查，硬说三个跑堂的职工是中国兵，一一被杀死在房里。
例证之九
孙育才，男，19岁，37年以前住在雨花台西洋巷，务农为业。
1937年12月10日，大批中央军伤残人员退了下来，形势很紧张。12日日本兵侵占了西洋巷一带。老百姓只好东躲西藏，在一家骡马房的地洞里躲有27个人。孙育才的父亲、母亲、姐姐、弟弟和他自己都躲在洞中。那天下午5点钟左右，日本兵发现了洞口后就用烟熏他们出来。他父亲见有烟进洞，就对大伙说：“赶快上去，不上去会被活活的呛死的。”于是大家哭着往上爬。日本兵又要爬出洞口的人排队，挨个儿用刺刀一个一个刺死。他家5个人排在最后面。他5岁的弟弟看到日本兵用刺刀开始刺人，吓得大哭大叫，一个日本兵拎过去摔在地上，活活地被摔死。他父亲的头部和肩上各被戳了一刀，当场倒地；他姐姐的肋下也被刺进一刀。他当场被吓昏倒在地上。他母亲以为全家人都死掉了，昏昏沉沉地调头就往家里跑。一个日本兵追上她，一刀砍在她的脸上，被砍下一块肌肉也耷拉在她的脸上，鲜血流淌，同时门牙也被砍掉了好几颗。不一会天黑了下来。他父亲苏醒后带领他们三人逃到沙洲圩，和另一个逃出了活命，其余22人都被日本兵杀害。
例证之十
郑永英，女，24岁，家住栖霞镇钱家渡，务农为生。家有丈夫、两个女儿、祖母和公公6个人。
日本兵还未打到栖霞山之前，她和丈夫郑永福带领两个女儿逃到江北避难。后来得知公公也要到江北来，便要她丈夫到江边接。但郑永福等了许久也未见到公公来，便自己乘船到江南去接。谁知她公公也在这时乘船往江北走。但两船在江心里擦帮而过，且谁也未看见谁。永福当晚回到家里，听说日本兵来，便带着老祖母，牵着一条牛，向石埠桥方向逃命。不料在衡阳寺附近的路上撞到两个日本兵。郑永福个子高大，年轻力壮。日本兵硬说他是“中国兵”。郑永福说他是“良民”，且有祖母和牛作证，但日本兵不听郑永福的分说，端起枪来，砰砰两枪，将郑永福打死在衡阳寺附近。
例证之十一
许金凤，女，27岁，家住沙洲坪。
1938年1月的一天，日本兵一队闯进沙洲圩村里。她丈夫便急忙躲进一个大橱里。谁知日本兵进到圩里就点火烧房子。她丈夫被迫跑了出来，当即被日本兵拖到塘边，用刺刀戳进了他的心脏，又对准他的头部打一枪，从左边打进去，子弹头从右边出来，脑浆都淌在地上。日本兵又把她丈夫的尸体抛到塘里。
日本兵走后，下午4点多种，她请人把她丈夫的尸体从塘里捞了起来。正在埋葬时又碰到日本兵，日本兵又把丈夫的尸体放火烧掉了。
例证之十二
苗学标，男，40岁，家住陡门桥山东会馆里。日军侵占南京后，他三次被日本兵抓去抬尸、埋尸，亲眼看到日军大屠杀的暴行。
第一次被抓：12月14日上午，他被日本兵抓到莫愁湖对面许歪头鸭毛栈外，一看空地上有好几百个男人被抓到这里，几个日本兵端着枪看守着。接着又来了一些日本兵，挨个摸摸被抓来人的头、手和腿。他们叽里咕噜地互相说些什么，把检查过的人分成两边。直到下午4点多钟，把排出来的300多人硬说是中国兵，当场用机枪扫射杀死。然后叫他们这一边的人把尸体扔进塘里。苗学标等人趁机偷跑掉了。
第二次是被抓到莫愁湖，专门派他和其他被抓来的人抬尸体往塘里扔。他和被抓来的人抬了40多具尸体，又趁天黑逃跑。在回家的路上，从水西门到升洲路一带遍地都是尸体，多半要从尸体上跨过去，好不容易才回到山东会馆。
第三次被抓是在12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与他同时被抓的夫子约20多人。日本兵把他们带到中华门外，又要他们抬尸体。他们大约抬了几十具尸体到山脚下，随即挖坑掩埋。最后，日本兵又要他们在雨花路挖一个坑，深约一米多。一个日本兵用枪上的刺刀逼着一个中国人下到坑里，另几个日本兵抢忙往坑里填土，把一个活人给埋在坑里了。
后来，日本兵又把他们带到水西门外抬死人。水西门那座大桥有5个桥孔，他亲眼见到抬的尸体足足填塞了两个高大的桥孔。
例证之十三
谢大珍，女，家住牌坊街27号，一家5口人被日本兵杀害4口。
1937年底，日军侵占南京时她才5岁，全家有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和她自己。父亲已经双目失明。有一天，日本兵冲进她家，翻箱倒柜，从箱子里找到了她大妈外甥女的照片，于是强迫她父亲交出这个花姑娘。当然交不出了。日本兵一怒之下，用刺刀捅死了她父亲。她父亲怀抱她幼小的弟弟以及站在旁边的妹妹也一同遭到杀害。然后又把她母亲杀害，只有她一人逃出活命。
例证之十四
路洪才，一家7口人惨遭日军杀害。
他家住在雨花门红土山下，是街头的第一家。1937年冬天，从句容逃难路经门前的难民都纷纷传说：日军在句容烧杀奸掠，无所不为。他们全家都惊慌起来，商量如何逃难。外公外婆因孩子多都不肯走，两个小舅舅、一个小姨娘都比他年龄小(他才6岁)。他母亲已近临产不便行走，只好与外祖父一家同留住地。其父亲带着他和他大舅舅跑到中华门外渔滩圩(即沙洲圩)荒岛上去避难。他们和其他难友一起挖了一个地洞，住在里面。一天，见到几日本兵追赶一个农民，捉到后用石块绑住沉入江底。这使他们感到荒岛上也不安全。这时从雨花门来的难友告诉他父亲说：“你家不得了，赶快回去看看。他们偷偷地回到家中，只见房屋已成一片瓦砾，院前防空洞血肉满地，尸体枕籍，全家人无一生存。他父亲悲痛欲绝，在收埋尸体时，看到他老婆的肚子被炸开，尚未出世的婴儿惨死在腹中。住在隔壁的伯母见他们归来，哭诉了那天遭难的经过：在他们走后的一天，好几个日本兵来到红土山，他们有的提着机枪，有的端着带刺刀的步枪，挨家挨户搜查。他家首当其冲，鬼子先是翻箱倒柜，寻找值钱的东西，继而劈毁桌椅，引火取暖，后来竟放火烧屋。临走时发现防空洞口，日军便大喊大叫。他母亲和外公一家人都躲在洞里。日本兵看见他母亲，叫她出来。她不肯出来，日本兵便端起机枪向洞里扫射，接着又往洞里扔进手榴弹，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血肉随着弹片飞出了洞口。这些灭绝人性的日本兵竟拍手狂笑。他一家7口人就这样惨死在日本兵手里。
例证之十五
李成福，家住中华门韩复村，亲见12名同村人被日本兵杀害。1937年12月，有一天，9个日本兵窜进中华门外的韩复村，其时村上的男人都逃到韩复山躲藏起来。日本兵在村里找不到人，便上山去搜查，结果藏在山上的两百多个男人被发现。日寇便从中挑出13个青壮年。他那时24岁，也被拖了出来。9个鬼子用刺刀逼着他们挖了一个大坑，接着向他们13人开枪射击。子弹头从他面前掠过，鼻尖被打穿了。他一吓，裁倒在坑里。接着其他被枪杀同胞的尸体都往他身上压。他的脸朝下，还能用嘴巴呼吸，只觉得左腿痛得不能动弹。其时被害者中有一个患哮喘病，其腹部被击中一枪，倒入坑里并没有死，只是不断哮喘。谁知声音从坑中传出，日本兵听到后，又用刺刀在尸体上捅了许多刀，李成福的背上被刺伤好几处。日本兵以为他们全部都被杀死了，便回城内。直到深夜他和那个哮喘病人才敢从尸堆里爬出来。他连走带爬躲进山里，那个哮喘病人用手捂住流出来的肠子跑回家中。在断气之前告诉乡亲们说：李成福还活在山上。李成福的家属和乡亲们趁黑夜在山上找到他，及时抬回家里。由于受伤流血，两天又未吃东西，已奄奄一息。家属把他鼻子里的泥血挖出，洗净，身上的伤口又敷上了草药，总算死里逃生。
第二部分 铁证如山第12节 铁证如山(4)（图）
例证之十六
张从贵，男，家住宝塔山。
日本军攻陷南京时，为了躲避日本兵屠杀只好向外逃难。他路过江东门时，桥边芦席棚里走出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竟将他们互不相识的九个人抓去，指手画脚，示意要他们干抱稻草、铺床、烧饭等杂活。他们要求放走他们，日本兵又不准。他们只好忍气吞声，要他们干什么活就干什么活。等到日本兵吃完晚饭后，天已经黑了。日本兵把他们九个人叫到一个铁丝网围着的操场上，逼着他们全部跪下。两边各站一名日本兵，以防他们跑掉。另有九个日本兵，各持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使劲朝他们身上刺去。第一刀正中张从贵的腰部，因天气很冷，他穿着棉衣，这一刀未刺着他的肉。第二刀正中他的颈部，顿时鲜血直流，便昏倒在地。什么也就不知道了。日本兵也以为他被杀死了。到了深夜，他苏醒过来，借着月亮，看到其他八个人都横七竖八地躺在操场上，周围一片血迹。仔细一听，没有一点动静，猜想日本兵都睡着了，便拖着沉重的身子爬到铁丝网前，滚出了铁丝网，掉到了沟里。又忍痛爬出了一里多路，经过许多艰难周折，第二天到他岳父家，逃出一条活命。
例证之十七
杨品贤，男，家住小彩霞街6号。当时在古乐斋商店学徒。
1937年冬天，日军进攻南京城时，他全家5口人搬进上海路豆芽桥难民区避难，目睹日军借发“良民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难民登记要过五关：1.光头关；2.手上老茧关；3.肩膀上老茧关；4.头有帽子印关；5.套头卫生衣关。在过这5个关上冤枉死了很多人。
日军侵占南京两个月后，就把豆芽桥难民区里的幸存者约数百人都赶到华侨路兵工署大院内，说是要发“良民证”，让难民回家安居。当时大院中摆着方桌，日本军官站在上面。台下是汉奸翻译詹荣光，桌子四周都是难民，外面有日本兵包围着。汉奸翻译说：“皇军传话给你们，只要领到了良民证，各人就可以回家安居乐业了——是良民的站一边，是军人的站另一边。”
当时人群中无一人站出来。无奈，日军又以举手的办法，要是中央军的举手，结果仍无动静。第三次又要良民举手，此时大家忽啦一下都举起了手。日本军官大怒，下令把青年都拖出去。有一个男青年被拖出去又跑回人群，说他不是当兵的。连拖了他三次，被日本兵当场用刺刀刺死。后来被拖出去的青年再也不敢跑回来了。青年难民被拖出去后，日本兵就把剃光头的和手上有老茧的人都当作是中央军，押上了大卡车拉走了。杨品贤当时头上留有长发，手上又没有老茧，故得以虎口余生。第二天，同院有一个被抓去的青年逃回来了，说日军把他们拉到汉西门外河边，用机枪进行集体屠杀。他因在枪声响时倒下，夜间从死人堆里爬起，又逃了回来。杨品贤一家领到“良民证”后，在搬回家的路上，沿途看到尸体到处横陈，惨不忍睹。走到陡门桥时，看到一根电线杆上吊着一长串人的耳朵。他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日军杀害了很多同胞。
例证之十八
刘世尧，男，40岁，住丰富巷。
1937年农历冬月初六，正是他父亲过70生辰的前两天，南京城里居民纷纷跑反找生路。听人说五台山划为难民区收容所，总部设在五台山永庆寺内。他父母和他的前妻跑到云南路口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楼下住了下来。冬月初八，总部来人联系，说已成立国际救济委员会第35难民收容所，要他和太平路美最时皮革店负责人担任小组长。当时住在35难民收容所里的难民有2000余人，拖儿带女，扶老携幼，都认为住在难民区里能保证生命的安全。冬月九日的上午9点左右，突然来了十几个日本军人，一进收容所就开枪打伤一人，随即抓走10多人。到晚上，只见太平路、中华路一带火光不绝，日本兵开始杀烧奸掠。
冬月十四日，刘世尧在农业专修科二楼，看见日本军人在云南路抓人。凡是路过此地的中国人，都被拦住。到十点钟，把集中起来的数千中国人带走，中午时听到机枪声不绝于耳，真是“只闻枪声响，不见一人归”。收容所后面有一小塘，日军把从湖南路抓来的中国人五个人一排跪在塘边，开枪杀害。过了几天，在塘中发现83具尸体。另一次，日本兵将数百名中国人带到清凉山附近的一个大防空洞口，把人推进防空洞中，先用汽油燃烧，再用机枪扫射，将数百人活活烧死。每到晚上，日军就到收容所来抢走妇女，进行奸污。
后来，日军还借“良民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刘世尧亲眼看到日军在宁海路发“良民证”的情景。有个汉奸叫詹荣光，据说是江西人，他站在汽车上讲：凡是被抓夫的，抽壮丁的或是被迫当兵的，要一一说出来，“皇军”不杀你们，有饭给你们吃，还发路费给你们回乡。凡是不讲的，查出来统统杀死。人们听到汉奸的话，误以为真，竟有数千人站了起来，被日军用汽车运走，全部杀死了。
例证之十九
这里仅就掩埋尸体的情况举几个例子。
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杀害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达15.5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这里埋尸15.5万指的是被日军分散屠杀，而由慈善团体或个人义务掩埋的数字。它不包括日军集体大屠杀的人数在内。同时，南京大屠杀后，由慈善团体招募而参加掩埋尸体的人数以百计，这里仅记述施惠云、沈锡恩和刘德才等人参与埋尸的情景，以供研究分析。
施惠云，原在万竹园种菜谋生。1937年底，日军侵占南京时，他们一家跑到五台山难民营。施在粥棚里煮粥，每天给他五六十个铜板。有一天，红十字会的崔主任来找他，对他说：“你带20个人去抬死人，每天给你4毛钱。”施找齐20人后，称为红十字会的第一班，崔并要他当班长。他们从1938年3月份开始收尸，一直到8月份才结束。头一天，收内桥、南门桥到水西门一带的尸体。当时到处都是尸体，由于收尸的人手不够，又由20个人逐步增加到160个人，分两班收尸。每天管门东、门西、三牌楼地段，最多一天收过800多具。特别是到收尸的后期，由于有的人被杀的时间较长，天气又热，尸体已经腐烂了。他们就用铁勾子抬。每天收到的尸体，用汽车运到望江矶、汉西门和下关一带埋起来。施惠云班拖的尸体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和年轻妇女。
沈锡恩，家住鸡鹅巷礼拜寺，一家共九口人——父、母、妻和5个孩子。他和父母都是伊斯兰教的阿訇。
1937年阴历10月底，因形势紧张，他全家9口人都搬到豆菜桥28号难民区，住在二楼。冬月12日，日本兵一进城就烧、杀、抢，闯进哪家就倒霉。豆菜桥来三个日本兵，其中一个闯进沈家。他家后屋的邻居扩飞，是个28岁的姑娘。她看到日本兵进来，机智地抱着沈家三岁的女儿月云，坐在他们身边，想以此显示她已是有孩子的妈妈了。日军看她长得漂亮，把月云硬从扩飞手中拉出，一下摔到墙角，把扩飞连推带搡弄到后房强奸了。月云被摔得半死不活，没过两天就死了。以后扩飞母女躲进金陵大学，但日本兵还不断来缠她，母女俩感到走投无路，跳进金陵大学池塘寻死。幸好被人救起。
1938年农历正月，许多回民受害者的亲属一起来请求沈锡恩、马长发、王寿仁、戈长发、麻子和、张子惠，还有沈锡恩的父亲沈德成等几个回民阿訇出来收埋尸体。沈去找当时维持会的负责人孙淑荣(回族)帮忙，并自己作了臂章作为身份证明，组成回民掩埋队，开始收埋回民的尸体。
他们收埋的第一具尸体是看管鸡鹅巷清真寺的张爸，他60多岁，死时趴在地上，因为曝尸时间太长，尸体开始腐烂了。他们按宗教习惯，进行土葬。
埋尸地点主要在红土桥(今广州路)，冬瓜市(今南京师范大学)，五台山三处。红土山、冬瓜市埋得最多，还有九华山等地，都是离尸体较近的地方。
他们共干了3个多月，天天都有人来找他们去收尸，少时一天两三具，多时七、八具，一般的都是四、五具。有时应付不过来，就分成两个组。最初是埋一具登记一次，以后无法逐一登记，收埋总数不下400具，而且都是鸡鹅巷清真寺周围被杀害的回族人。收埋尸体中，男女老少都有，有母子两人被害后侧在地上，小男孩才七、八岁，头朝着妈妈，死得好惨。当时南京城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横七竖八的尸体。乌龙潭里漂满了尸体，偌大一个塘，几乎看不到水面，水也成了红的。九华山下也堆满了来不及收埋的尸体。事隔多年，他想到当时的情景，提到那些地方，就心惊肉跳。
第二部分 铁证如山第13节 铁证如山(5)（图）
在南京评事街被日机炸死的三个儿童。
刘德才等人的埋尸情况：
1947年1月2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石美瑜庭长在民间就南京大屠杀埋尸情况进行调查时，刘德才说：
我是同善堂掩埋组正组长，戈长根是副组长。26年12月，日本人进城时的大屠杀是十分的惨极了。各街各苍都看到被害的人，有的是刀刺的，有的是刀砍的，有的是枪杀的，有的是火烧的，有的是奸后又杀的。东一堆，西一堆，左一个，右一个，不忍看，不忍见了。女人的身上有多少没有衣服。新码头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也被日本人用刺刀刺进阴户内死的。我同戈长根两个人所经手掩埋的尸首就有七千多具。区公所后面所埋的二千多人都是老百姓，东干长巷二千多是有军人有老百姓，兵工厂三百多，水台二百多。还有多少人衣服被脱光了，关在制造局的楼上用火烧死的。杨巷两个地洞内的人是被日本兵用木头和草将洞口堵塞在内边烧死的，还有两个学堂内也烧死了几十个人。
本节分散屠杀2000例，这里仅举19个例证。材料来源有两个，一是原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等机关团体所调查，又经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查证，其中一部分是受害者向日伪当局和胜利后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的申诉，所收集的材料很不全面。二是解放后，有关单位陆陆续续地收集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修订教科书的机会，矢口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有关部门又进行了全面调查。全南京市在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的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至今仍健在的尚有1700余人。他们以亲身经历的苦难，对当年日军的暴行作了揭露和控诉，其中，共计104篇，作为第三部分收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都是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可靠的历史见证。由于这些见证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不同，又限于南京市内，就其个人对日军暴行的了解难免有局限性，不可能对屠杀的规模、被害人数等方面作出精确的回答。南京是个交通枢纽，本来人口流动性就很大，加之侵华日军摧毁了一些在南京赖以生存的条件，当年的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不少人已流向全国各地，其中有部分人因自然原因而已死亡，这些人的苦难史肯定已被遗忘了。
上述的十九例只说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间之长、地点之广及其残酷性，是南京大屠杀中分散屠杀的一个轮廓，仅以这有限文字不可能叙述得透彻无漏。那么集体大屠杀呢?
二、集体屠杀
根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1946年、1947年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的控诉案有350起。又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查证，集体屠杀有28案，被害人数达19万以上。(引自《档案》第51页)
可以肯定，上述28案中不包括《虎口余生记》中所记载的蒋王庙大汉奸高冠吾诱杀俘虏一案。因我在外地工作而没有机会向世人倾诉。
现在，我在叙述侵华日军南京集体大屠杀之前，请允许引用陈光敬先生的《写在敌人罪行照片集子前面的几句话》一文。他当时是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书记官。该文说——
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在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一个早上，我们的首都——南京也终于给敌人占领了。在那个时候，所有未能退出城的人民，一批一批的被敌人拖上汽车，在煤炭港扫射了，在汉中门扫射了，在大方巷扫射了!更有惨无人性的在草鞋峡的五、六万人大屠杀，扫射之后加以刺击，刺击之余加以烧毁，最后再投入长江以饲鱼鳖。
逃走吗?何处是生路?!八卦州江中漂流着满江的尸体，不都是逃走的去路吗?水电营江边垒垒高耸着的坟墓，不都是逃走者的归宿吗?何处是生路?!
不逃吧，也不是办法。红十字会、崇善堂等机关团体以及私人掩埋的几十万具尸体的数字，不都是不逃走的结果吗?这间房间，那间庭堂里的肢离体裂，血肉模糊的，不都是藏在家里不肯出门的人吗?
杀!杀!杀!昏天黑地地杀!天摇地动地杀，藏也是杀，躲也是杀，逃走也是杀，不逃走还是杀，蹲在难民区还是杀。南京城内的血水如长江里的水一样流着，尸体像紫金山一样堆着。精华的南京城变成阴风惨惨，鬼哭神号的地狱。
如今抗战胜利了，敌人的罪行，我们正在这里收集了。我们带领了掩埋和摄影者到这些给敌人消灭未完的荒冢上来拍摄照片，我们对这些惨遭杀戮的同胞不禁要号啕大哭，纵然将敌人全部杀死，又何能补救这个永远不能补救的创伤。
——记于三十五年元月十四日拍照后(引自《档案》第52至53页)
陈光敬先生带领当年掩埋南京大屠杀中被杀害者尸体的人员和摄影工作者，到达中华门外，拍摄敌人仍未消灭完的荒冢及其从荒冢中挖出的累累白骨。之所以面对那些被害的同胞要放声大哭，追想到当时被日军杀害的情景，是因为被日军杀害的人太多了，太惨了!令人寒心、同情、愤慨。
(1)中华门外大屠杀。
1937年12月8日，占领秣陵关的日军见人就开枪射杀，致使尸横遍野。该镇上桥北一户姓张的全家六口都遭杀害。张母张妻均遭18名日本兵轮奸后用刺刀戳死。张某及其子被吊在后院的一棵树上，4名日本兵同时打“肉靶”，当时被射杀。另有两个小孩见状惨叫呼救，亦被用煤油活活烧死。同时该镇另有10个老人被强抓夫挑运军用物资，因挑不动而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在路上。
1937年12月12日，在中华门外附近的凤台乡和花神庙一带，日军将难民5000余人和放下武器的俘虏2000余人集体屠杀。
同日下午，日军在中华门外西街145号将张玉发一家及其亲戚王福和、张书新、张马氏、张玉根、张玉福、张小六子、张小狗子等12人集体屠杀。
前面“分散屠杀”中的“例证之三”和“例证之九”的屠杀都发生在中华门外，尸体无人收埋。芮芳缘、马鸿儒、杨广才3人，在日军侵入南京后，从逃难之地的沙洲圩返回家来，眼见沿途尸体遍野，惨不忍睹。经与中国红十字会接洽，办理掩埋工作，共集合热心于此项工作的30余人，组织义务掩埋队，由南门外附廊至花神庙一带，计掩埋难民尸体5000余具，国军兵士尸体2000余具，分别就近埋在雨花台山下及望江矶、花神庙一带。
从崇善堂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尸体的具体情况中看，中华门外惨遭日军杀害的同胞人数众多，是南京大屠杀中的重灾区之一。
崇善堂第4队，1937年12月在中华门以东埋尸404具，其中女尸34具，童尸18具。该堂第1队，1938年4月，在中华门外兵工厂，雨花台至花神庙埋尸26612具，其中女尸567具，童尸293具。两队合计埋尸27016具。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1937年12月22日，在中华门外望江矶埋尸109具，其中女尸9具；同日在中华门外高辇柏村埋尸261具，其中女尸11具；又在中华门外普德寺埋尸280具。同年12月28日，又在普德寺埋尸6468具。1938年1月25日，在望江矶埋尸431具，其中女尸21具，童尸3具。1938年2月23日，在普德寺义地埋尸106具；2月28日，在望江矶埋尸87具。随后数日又掩埋尸体3038具。该会合计埋尸10780具。
前者掩埋的27016具尸体大多数都是在中华门外被日军杀害的难民、市民，崇善堂则就地掩埋。后者掩埋的10780具尸体，大多数是从城里各地运来。芮芳缘等30余人和两个慈善团体在中华门外掩埋尸体总数相加，共计45000余具。陈光敬先生面对如此众多的累累白骨，感到是国耻，怎么能不想放声大哭呢?
第二部分第14节 铁证如山(6)
(2)各寺庙被日军屠杀的情况。
1.南门外方家巷长生寺僧人隆海所亲眼目睹：1937年12月12日，占领南京郊区到长生寺来的日军，将该寺19名僧人杀害在该寺内，附近被杀害的老百姓不计其数，并将附近的房屋纵火烧毁。唯该寺僧人隆海见形可怕，事先躲在寺内地藏王菩萨身后才幸免于难。
2.正觉寺15名僧道被日军杀害。1937年12月13日，日军一队士兵窜到武定门444号正觉寺内，将看守寺院的17名僧道集中起来，以步枪射杀，或用刺刀戳杀。同时并有不知姓名的逃难者30余人，亦被杀死在该寺的空地上。这17名僧人的姓名是：
慧北、德才、宽宏、德清、道禅、刘和尚、张五、源谅、黄布堂、晓侣、慧璜、慧光、源悟、能空、倡修、广祥、广善。
3.通济门外龙华寺多名僧人被杀害。1937年12月13日，日寇窜到龙华寺内，将该寺多名僧人和印源的师公集体杀死在该寺内；同时，将避难在该寺地下室内的30多名难民集体杀死，或用刺刀戳死。
4.祖灯庵内的烧杀。南京城北的祖灯庵是明代建筑，系本市之古刹。日军侵占南京后，日军冈村部队官兵多人窜进城北校门口晚市3号祖灯庵，将宏定、宏开、惟洲3个出家人杀害，并纵火将该庵大殿诸佛、菩萨、神像、应用器具、文约、经典烧毁，其价值难以估算。
5.消灾庵尼姑和平民8人被杀害。1937年12月13日下午2时，日本官兵8人持长枪到消灾庵搜查，当即将尼姑慧定、太真、登元、登高四尼赶入后门外防空洞内，先用枪击，复刀刺。太真行年65岁，胸部中弹，当即殒命。登元腰中弹，脑部被刀刺；登高头部中了3弹；日本兵走后二人即毙命。慧定腹部、腿部均中弹，惟她一人未死。此外，另有5人被日本兵杀害在该庵防空洞里。
6.东狱庙内被杀害8人。1937年12月17日，该庙主持顾威目睹了日本兵多人窜至庙内，将庙内外不知姓名的百姓8人杀害，其中4人双眼被用布蒙着。庙内谢老太太亦被打死，遍地血迹。
7.放生寺内四、五百名难民遭杀害。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陷南京。当时三叉河放生寺及佛教慈幼院均为难民收容所。毕正清亦在该收容所避难。日本兵因向民众索要一切，他利用此机会走出。当日目睹河岸尸体四、五百具，日军随便将我众多同胞杀害。
(3)两条血路
日军攻陷南京前夕，大部分本市居民搬进难民区避难。可是，从前方溃退下来的散兵、伤兵、病兵，以及被炮火和日军所威胁的难民，扶老携幼，从中山门、中华门涌进南京城。他们逃到南京后，日军的炮火、枪声愈来愈紧，大家更感到慌张，希望能躲进难民区，但又被拒绝；最后希望冲出城门，渡过长江。于是，一部分人群涌向通往长江边的中山北路，准备闯出挹江门到下关渡江；一部分人群涌向中央路，准备闯过和平门到燕子矶渡江。
当许多难民向中山北路、中央路移动的时候，守军因日军临近或担心难民在江边与撤退官兵争船抢渡，便于12月12日深夜，突然将挹江门和和平门关闭，致使成千上万的难民滞留在中山路和中央路上，处于绝境。
1937年12月13日，侵入南京城里的日军一部分立即占领国民党各机关、银行和仓库，一部分则象野兽似的寻找屠杀的对象。中山北路中央路和两旁街巷中的难民，就被他们当作战斗目标，使用机关枪、步枪和手枪，疯狂射击。
成群的老人、妇女、孩子和混在人群中的伤病兵，随着枪声，纷纷倒卧下去，大多数人当场死去，但也有些仍在呻吟，叫骂。马路和街巷顿时血肉狼籍，尸体纵横。毫无人性的日军，不论官兵，都露出狰狞的面目，践踏着千万具善良人们的尸体，继续对手无寸铁的人们射击。
14日清晨，日军的坦克车带头，炮队及各种车队涌进了南京城。他们穷凶极恶地继续屠杀，并搜杀逃散到其他街巷中的难民，成天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无片刻停息。一直杀到马路上街巷内都没有人了，他们又打开挹江门、和平门，把屠杀的范围扩大到城外。
经过13、14号两天的大屠杀，中山南路和北路，中央路及两旁的街巷，都成为血路、血窟。
(4)在中山门外的集体屠杀
难民李有田、杜长才等向敌伪南京市长高冠吾呈文时说：“窃难民等多数环居中山门外附廓各村，自经南京事变，房屋被毁，农物被劫，农具粮罔不扫荡一空犹未已矣。男子被掳无归，幼女非伤即毙，以致母不得子，妻不得夫，兄不得弟，姐不得妹，罹此浩劫，悲惨情况实有诉不胜诉之势……
毛贾氏在其呈文中则说：氏子毛汉卿，在民国二十年提间，开设毛森号煤窑货，营业地点中山门外仙鹤门。至民国二十六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左右，被日本兵杀死后，推落塘中。在斯时中，被日兵所杀死的有严姓等六人，均被日军杀死后推落塘中。
从句容方向逃向中山门的难民和当地居民被日军杀害者甚多。这里仅录《日伪南京特别市政府卫生局六月份事业报告书录》的记载如下：1939年6月据村民告，中山门外灵谷寺、马群、陵园、茅山一带有遗骨三千余具，由掩埋队前往掩埋，计工作四十日，始收埋竣事。
第二部分第15节 铁证如山(7)
(5)大方巷、虎踞关、阴阳营集体屠杀。
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期间，程金海家住琅琊路11号。1937年农历冬月的一天，他和邻居三人上街看看，恰巧被日军发现，对他们三人检查一番。日本兵看到程金海像当兵的模样，就把他双手倒背用绳子捆起来，带到大方巷口难民区，将其他两人放了回去。从早上9点起，凡被抓的人，都送到这里集中，到下午4点以后，被抓来的人就有好几百。程从早上9点被抓来以后，双手一直被绑着，大小便只好解在裤子里。4点以后，日军用机枪向他们进行疯狂的扫射。程金海因在后面，又被前面的死人压在底下，所以没有中弹。他还听到，机枪扫射以后，日本兵又用步枪对没死的人进行补枪。他躺在那里不动，日本兵以为他死了。待日本兵走后，程金海爬起来走不多远，遇到姓黄的邻居，帮他把绳子解开——他就这样生存了下来。
邓明霞，女，家住汉西门堂子街，日军侵占南京前夕搬进华侨招待所难民区。1937年12月27日上午9点左右，日本兵闯进难民区，3挺机枪对准所有难民，把中、青年男子都抓起来，一个连接一个用绳子捆绑着，押到大方巷塘边，用机枪扫射。这一次就打死了好几百人，塘水都给染红了。整个难民区一片哭声，老人哭儿子、妇女哭丈夫、孩子哭爸爸。日本兵来了还不敢哭，谁哭就打死谁。邓明霞的丈夫邓荣贵，就是这次屠杀中被枪杀的，死时年仅35岁。
王鹏清，男，25岁，家住居安里7号，是个铁匠。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家(包括父、母、妻、妹)搬到古林路18号难民区避难。1937年12月底的一天，日本兵挨家挨户搜查，看他手上有老茧，其母以铁匠工具为儿子说明身份，却挨日本兵痛打，并将王鹏清强行押到宁海路。此处已有200多个被抓来的人，全都是平民百姓。日本兵又用绳子捆住每个人的手腕，4个人一排捆在一起；两边有日本兵押着，把这200多人赶到虎踞关，驱至一个凹地上，旁边有一口水塘。日本兵在四周居高临下架起机枪，将王鹏清这200多人围在中间。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日本军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齐向他们射击。一颗子弹从王鹏清的头上擦过，鲜血直流，他只觉得头上挨了一闷棍，顿时倒了下去。停止射击后，他隐约听到用脚踢尸的声音。当踢到王鹏清时他没有动，后来昏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是深夜，日本兵早已走了。他从死尸堆里慢慢地爬起来，满身是血污，便顺着原路摸回家。
周凤英，女，23岁，家住二条巷，曾搬到大方巷难民区避难。她家10口人被日本兵惨杀5口。1937年12月16日上午8点多钟，七、八个日本兵将周凤英院子里100多人都赶出，一个一个进行检查。凡肩上、手上有老茧的就拉出来，讲是“中央军”，另站一边。周凤英的丈夫周永其一家都在止马营种菜谋生，手上、肩上都有老茧。于是日本兵便把周凤英的叔公周必富，她丈夫周永其及夫兄周永春、周永寿、周永财、周永林等5人都拉出来，硬说他们是“中央军”。太阳快落山时，七、八个日本兵将拉出来的100多人都赶到阴阳营一个塘边，用机枪扫射死了。几天以后都无人敢收尸，10多天后才由红十字会将尸体掩埋了。
(6)在汉中门、汉西门的集体屠杀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驻华大使馆函节录 [手 机 电 子 书 w w w . 5 1 7 z . c o m]
(1937年12月18——19日)
迳启者：
非常抱歉又一次麻烦你们。为20万平民生命安全，请贵国军事当局立即制止施暴士兵在安全区继施骚扰。
贵国士兵暴行报告，纷至沓来，无暇缕述……
12月16日司法部被架去多人，其中好几百人为我们熟悉，还有50名警察。这一事实如得不到澄清，那么难民区之所有平民生命安全绝无保障……
贵国士兵搜查难民区可能另有意图。认为安全区到处有“便衣中国士兵”。此事已多次告知对方，于12月13日下午进安全区之中国士兵全部解除了武装，现敢担保区内绝无解除武装之中国士兵。贵方巡逻队早将他们全部杀了，且累及许多无辜平民。
以下均略。
陈永清述日军在汉中门集体屠杀的结文
(1945年11月4日)
余谨将亲见敌人之罪行事实，据实陈述如下：
兹于26年12月15日，日本中岛部队在南京难民区境内之司法院，查出军民以及警察等合共二千余人，用轻机枪12架将一解人等押送到汉中门里，每行列用绳捆绕圈住，赶至城外用机枪对其扫射，已死者及伤者都被该日军用木柴汽油焚烧之。
当年29岁的伍长德是日军汉中门集体屠杀中的幸存者，亲眼目睹了那场集体屠杀的经过，并于1946年5月，在远东国际事法庭审判战犯时，以亲身受害的经历和目睹之事实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
1937年12月15日上午8时左右，忽然来了10多个日本兵，用刺刀把住在司法院难民区里的青壮年全部赶到外面，并被集中在马路上，共约2000人以上。11点左右，他们排着队被押着出发，走到首都电影院(后改为爱国电影院)门前时，队伍后面开来几辆卡车，运来了日本兵和机枪，并由那几辆卡车在他们的队伍前面开路继续前进。下午一点到达汉中门，日本兵命令这2000多人都坐在城门里的地上。接着，两个日本兵一个人牵着一头的长绳子，从人群中圈出100多人，周围有大批日本兵押着，带往汉中门外，用机枪扫死。就这样，伍长德看着这批被抓来的人们，每批一二百人，被用绳子圈走，又一批一批被带到汉中门外枪杀掉。偶有个别人被吓瘫了，不能动弹的，日本兵就地将其杀掉。到了下午5点钟，伍长德也被圈进去了，日本兵把他们带到护城河边，赶到河堤斜坡下面。他看看河堤两侧架着两挺机枪，再定睛一看，眼前横七竖八全是卧着的尸体。他急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几步，纵身扑倒在乱尸堆上。恰在这时机枪响了，人们接二连三地倒下去，他就被埋在别人的尸体下面。机枪射击声停止后，接着又响起了步枪声。随后，伍长德感到尸堆上象是有人走动，通过背上的尸体，传来有人走动的压力，冷不防他背上挨了一刀，火辣辣地痛。原来日本兵在尸堆上刺杀尚未断气人，刀尖透过他背上那个人的尸体，扎到他的背上。在这之后，伍长德又连续听到两阵机枪声响，肯定又屠杀了两批人。接着，日军又放火烧尸。伍长德被浓烟烈火逼得受不了时，趁着天黑忍痛跳进秦淮河。幸好河水不多，以后又偷偷地沿河向南爬，爬到水西门旁，躲在瓦厂街9号一个住宅的厨房里。大约10天后设法逃回难民区，经鼓楼医院医治50多天。现在他的背上还留有一条5寸多长的伤痕。
第二部分第16节 铁证如山(8)
(7)下关和中山码头的集体屠杀
中山码头和下关站是南京当时最主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南京沦陷前夕数万难民和国民党军队一部分撤退官兵都拥挤在下关，江边上的行李、箱笼堆积如山。他们指望从这里渡过长江，免遭屠杀。但一部分船只被军方控制，以备撤退之用；另一部分船只见南京即将沦陷便提前逃往上游，或装载最后一船难民到江北不愿返回而由此逃入江北内河。这样数万难民急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12日下午，他们便听到东面和东南方向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预感到处境即将恶化，江边上的秩序随之更加紊乱。稍微有点力量的人，不问是伤病兵还是难民，都在焦急地设法作最后挣扎。
13日拂晓，他们想到夜间已撤走一部分官兵，断定已处在最后生死悠关的时刻，便搬来商店的大门、洗澡盆、长凳子、圆木等作为渡江工具，跳入刺骨的江水，艰难地向浦口方向泅渡。但具备泅渡条件的人数和可利用的泅渡工具毕竟有限，大多数人仍在下关望江兴叹。而就在这天上午10时左右，日军少将佐佐木到一指挥一支日军部队冲入了下关火车站、各条街道和中山码头及各船舶停泊的各个码头，用机关枪、步枪疯狂地向难民群射击，手榴弹也在难民群中轰轰爆炸，成千上万的难民在惊恐、愤怒、咒骂声中倒下。后来佐佐木承认这一天杀害我难民和伤病兵20000人以上。
日军侵占南京曾多次在中山码头进行集体屠杀，其事实有被害者和幸存者证实。
徐康氏证实其子徐文鑫死于日军在中山码头的集体屠杀。当时她家住在东关头，后全家避居难民区大方巷兵工署内。12月14日，日本兵以搜查中国兵为借口，将其子徐文鑫及其同事3人指为中国兵，不容辩解，强行带走。全楼中共搜去200多人，下落不明。约一星期后，有隔壁邻居之张有仁逃回，言说所被搜去之人次日(即15日)用汽车装至下关中山码头，当时挑出10余人，余者全部用机枪扫射后将尸体推入江中。所挑的10余人用汽车装回中岛部队，留作奴役。张有仁趁黑夜跳墙逃回。
幸存者梁廷芳，白增荣证实日军在中山码头曾一次集体屠杀5000余人。他们当时住在难民区内五条巷5号。16日早饭后12时前，突有七八名日本兵到他们的住地进行搜查，随即将他们五人带到华侨招待所后面的大空场上，已见有数百人席地而坐，亦令他们坐在人群旁边。继之由日军又驱来平民多人，大空场上人已满，复送至对面两大空院中时，人多已容纳不下，即由日军带走一部分，去向不知。到下午5点时止，捕捉人数除带走外，所占面积计约5000人以上。天已渐黑，即由日军指令，以4人一排依次向下关而行，到达下关时已是6点多，即将这5000余人置于中山码头的人行道上。少顷即有大卡车二辆装来满卡车麻绳，复有新式汽车一辆赶到，下车似一高级军官。即有多数带刀者趋前向其敬礼，聆训语别，该带刀之人即令其士兵取麻绳一同向东西分散，同时在路当中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在7时光景大屠杀开始。屠杀至3小时止，东方已升起月亮。梁廷芳和白增荣议定：总是一死，不如跳入江中。因江边的水不很深，仅及大腿。但日军又以机枪向江中扫射。梁廷芳右肩窝中弹一粒，但白增荣未曾中弹。二人又在水中失去联系。二三小时后日军撤离江边。他们经过不同的艰难而逃出生命。
抗战胜利后，梁廷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曾用自己所遭受残害的经历控诉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8)在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在上新河、江东门、拖板桥、菩提阁、江滩、棉花堤等地广阔区域内屠杀我军民28700多人，是南京大屠杀中的一大暴行。
当日军步步向中华门推进时，沿途被驱赶的大批难民向南京方向逃来。早期的一部分难民尚能进入南京城里。但在日军攻打雨花台战斗很激烈时，中华门外已成战区，难民们不能直接通过中华门进入城里，为了避死求生，便跟随当地的一些人向西迁移，或想避开战区，或想通过水西门、汉中门进城，求一安生之地。与此同时，滞留在下关的数万难民，眼见日军进攻猛烈，步步逼近南京，而下关又是南京水陆交通的枢纽，是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必定即将陷入敌手。向浦口渡江人多船少，与需相差太远太远了。迫于危急，与其等死不如劳其筋骨，到上游去另找渡口，于是滞留在下关的一部分人便向上新河方向移动。此外，在日军进攻雨花台的战斗日趋激烈的时候，城里的一些人知道中央军已将挹江门封闭，而又估计日军攻陷南京仅仅是时间问题。为了躲避日军的屠杀，有少数人便从水西门、汉中门出城，涌向城西，以为到乡间便可以避难。
上述这三部分人加在一起为数众多，加之从战场上溃退下来而已抛弃武器的士兵，他们准备从此为民而去逃生。
12月13日下午，日军谷寿夫师团侵入南京城里进行大屠杀，在向下关进攻的途中，即在水西门、汉中门外广阔的地域内与那三批难民相遇。此处东方城墙，西面大江，北面已是陷入敌手的下关，南面是南方追上来的日军第6师团，在凶虐的谷寿夫指挥下，对准数万难民开枪射杀，水西门外、江东门、三汊河广播电台、新河口、荷花池、江滩、棉花堤、东狱庙等等广阔的地带，尸横遍野，人血涂地，惨不忍睹。
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作为“战功”已有明确记载。
攻陷雨花台后的第6师团步兵第45联队绕南京城西侧，扫荡了扬子江地区。谷寿夫就当时的“军事行动”这样说：“到处遇到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我们予以重创，江岸全为尸体复盖。”(引自《大屠杀》第26页)
这里谷寿夫扯了弥天大谎，把“上述三方面的难民”说成是“从南边逃出来的敌人”，这“敌人”无疑是指中国“难民”。须知，我们从前面 “芮芳缘等在花神庙附近掩埋国军尸体2000多具”便可知道，守卫雨花台的部队牺牲重大，撤退下来的人数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国部队于12月12日下午5时开始撤退，水路撤退者手上控制有船只，陆路突围者有明确路线，方向和目的地。各级指挥官和参谋们决不会指挥自己的部下钻进水网地区的死角——上新河一带待毙。把难民说成是敌人，这本身就是军国主义意识的反映。
在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中国方面也有证人，主动掩埋尸体者清点了尸体的数目，证据确凿无疑。
当地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就上新河这一带市民被大屠杀的问题，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山冈繁提供事实说：
这里集中大约一万五千个人，他们准备渡江，逃往扬子江上游。渡江后，船未曾再度返回。日本兵包围了失去避难场所的难民，从三个方面一齐进行射击，并用汽油点火进行烧杀。许多人无法逃跑，只得跳入江中，被洪水吞没。”(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灾区》第15页)
第二部分第17节 铁证如山(9)
另一件事发生在附近的江东门木桥上。据说：
逃得晕头转向的难民，为了过桥，互相挤在这座桥上，致使木桥倒坍，桥上的人全部落入河中。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涌来，也一个个落水，倾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日本兵追到这里，一齐用机枪扫射，击毙了三千人左右。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城里逃出来的难民。(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灾区》第14页)
以上两点转引自《大屠杀》第27至28页。需要澄清的是：后一点在文字表述上存在问题。比如“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涌来，也一个个落水，倾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没有说清楚从断桥上落水的到底是多少人?这种文字上表述不准确，后来被田中之流等人钻了空子，强词夺理地说“从断桥上落水三千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考证历史时只能从事实出发，而不是在文字上做游戏。侵华日军第6师团步兵45联队在江东门一带屠杀市民3000人左右，谷寿夫作为“功绩”已载入《军情报告》。日军陆军参谋本部所编《支那事变陆战史概要》中对第6师团此次军事行动也有明确叙述，任何别有用心者都推翻不了。
关于江东门的集体屠杀，幸存者刘世海也可以证实：刘世海原是守卫雨花台部队的士兵，退到下关后，想过江又没有船，一行50余人沿江到上游找船。12月16日，从三汊河转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逃命，一路上看到许多尸体横陈，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再往前走，死者更多。
他们到了江东门，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他们把白旗举给日本兵看，并对他们说：“我们是投降后的士兵。”日本兵明知他们已放下了武器，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一块菜地里，命令他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个日本，其中有十几个提着军刀，其他的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从四周冲上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他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立即昏死过去。等他苏醍过来时，天已经黑了，而他身上却压着两个死人，便使劲推开尸体，站立起来。幸亏脖子上的伤口还不很深，而且血已经止住了。趁着天还没有亮，他忍痛离开那块菜地，经历艰险，辗转逃出生命。
他现在脖子上仍有约10厘米长的伤疤作证。
盛世徽捐资埋尸28730具更是铁的证据。他就日军在上新河地区大屠杀一案，在1946年1月9日的《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呈文》中说：
事由：为日寇残害我军民二万八千七百三十人于上新河附近，被俘毙命由。
窃民等籍隶湖南，以木业行商，旅居上新河历有年所，家业财产全在，为财未离。不幸于民国二十六年冬间，日寇沦陷南京时，惟上新河区甚险。东方城墙，西方大江，北方下关，敌在追射南方雨花台大军，退下兵多混乱，四方无处措身，被俘遭敌戳杀。就江东门、汉西门、凤凰街、广播电台、自来水厂、皇木厂、新河口、拖板桥、菩提阁、菜市口、荷花池、螺丝桥、江滩、棉花堤、双闸、东狱庙各地，尸横遍野，人血染地，凄惨万状，而人民被害者多系别地逃难来此，本地居民早已逃避。民等在死尸丛中躲出，耳闻目视日寇杀害我国军民。……民等被拉扛掳物，心惊胆跳，可怜死者抛尸露骨，民等不忍，助款雇工将尸掩埋。每具尸体以法币四角，共费法币一万余元，此系安慰死者聊表衷心……
(9)在蒋王庙附近诱杀虏500余人
12月15日下午，在蒋王庙附近，由大汉奸高冠吾出面，诱骗散兵约500余人就地放下武器，当场集体屠杀。
当时有1000多名教导总队和83军官兵，由于12日夜间慌忙撤退，或掉队或与部队失掉联络，躲藏在紫金山北坡和蒋王庙附近的丘陵深草丛中，处境相当危险。
中午时分，日伪督办高冠吾皆同其爪牙10余人，分乘三辆打着美国星条旗的小轿车从太平门开出来到蒋王庙，冒充美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招来散兵代表“谈判”，诈称“只要散兵们放下武器，美国使馆将出面和日军交涉，保证安全，负责用汽车送进城里难民区避难。将来再出去报效祖国”。散兵被集体屠杀，只有吴炳生等几个人死里逃生。
(10)在下关南通路的集体屠杀。
胡春庭证实：1937年12月18日，日本兵将我这放下武器的军人和难民300余人，集中在南通路之北的麦地里，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将尸体弃在麦地里而去。胡春庭联合有劳动力的难民，就地掘土掩埋了。但后来日本人在此挖土填垫海运码头，至将所埋尸骨痕迹毁尽无余。
(11)在姜家园南首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下午2时，日军在挹江门姜家园南首，将居民300余人集中起来，用机枪射杀，或纵火烧毙，无一生还。
(12)在鼓楼四条巷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鼓楼四巷难民区，将张义魁等50余人，集体屠杀。
(13)在下关又一次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大方巷难民区内，将青年单耀亭等4000余人，押至下关，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
(14)在北圩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北圩将熊桂弟等30余人，集体用机枪射杀。
(15)在四条巷塘边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10时，日军在中山北路前法官训练所旧址，将平民吕发林、吕启云、张德智、张德亮、张务海等100余人，拖至四巷塘边，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
(16)在大方巷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日军在鼓楼五条巷4号，搜捕徐静森等10余人，押至大方巷广场上，以机枪扫射。
(17)在龙江桥口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9日上午，日军在龙江桥口，将我军民500百余人绑扎后，全体推于马路空地旁，以机枪射杀后，纵火烧尸，尚有气息者，更以刺刀连续戳毙。
(18)在大方巷广场上的又一次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日军在鼓楼五条巷4号难民区内，将平民王岩、陈肇委、胡瑞卿、王克村等数百人，驱至大方巷广场上，以机枪射杀。
(19)在大方巷塘边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傅佐巷12号，将平民谢来福、李小二等押送大方巷塘边枪杀，罹难者200余人。
(20)在石观音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4日，在石观音17号，日军将居民柯大才、柯徐氏、柯荣贵、柯方氏、柯荣春、柯根荣、小巧子、赵雪美等8人集体枪杀。
(21)在煤炭港的集体屠杀。
陆法曾陈述《日军集体屠杀首都电厂职工》一文说：南京首都电厂于南京沦陷之前，奉命维持供电业务，留有由副工程师徐士英率领的工人50人。12月13日首都沦陷后，乃退至煤炭港英商和记冷藏厂内避难。后日军到下关且到和记厂内检查，除有文件证明身分确为和记雇员外，余均被拘捕围禁于煤炭港下游之江边。是处被拘禁者约3000之众。徐士英得到和记友人之介绍，为敌军配制汽车电钥匙而得免难。另有赵阿劳稍懂日语被释出。正在赵和另一名被释放的工人设法营救同仁时，江边围禁之众忽被全部杀害：其初以机枪扫射；继将临近茅屋的驱进屋禁闭，再集薪油之类堆积茅屋四周，放火燃烧，致被害人一部分系被烧死。
幸存者陈德贵是日军煤炭港大屠杀的见证人，亲身经历了那场集体大屠杀。
1937年12月12日，陈德贵跑到下关“和记洋行”避难。13日，日军侵占下关，发现了他们这批难民。第二天早晨，200多名日本兵从几千名难民中抓出2800多名年轻人，要大家排成4人一排的队伍，并要难民们交出手表和银元等贵重物品，又进行搜身。下午，日本兵把这批难民从和记押到煤炭港一个仓库里关起来。第三天清晨，日军打开仓库的门，说“现在到工地上去干活，每10个人一组出去。”站在仓库门里的10个人马上被推出去，不久，陈德贵听到一阵枪声。不一会，门又打开了，再推出去10个人，又是一阵枪响。他心里明白，出去的人都被枪杀了。当日本人要第3批人出去时，陈德贵就出去了。这时约在上午8点多钟，一走出仓库，他看到日本兵列队两旁，斜举着步枪上的刺刀，后面的日本兵押着他们。当走到长江边时，陈德贵看到仓库背后的河堤上排列着30多个持枪的日本兵，他马上意识到屠杀就要开始了。当他站到水里，就在日本兵举枪射击时，陈德贵一个猛子栽到河里，潜游到河对面，藏在一个倒在河里的火车厢肚里，亲眼看到10人一批地被日本兵枪杀。从早晨到傍晚，还有六七百人未被杀害，日本兵就把他们一起赶到河口，用机枪向他们狂射。天黑以后，日本兵走了，陈德贵摸到岸边，偷偷地爬上岸来。因在水里躲了一天，冷得直打哆嗦，拣起一条破毯子裹在身上，睡在死人中间。第二天几个日本兵从栈桥头经过，发现他在抖动，便向他打了一枪。子弹头从他大腿上穿过，左手无名指也被打伤，至今还留下伤疤。日本兵以为他死了，就走了。到第三天，掩埋尸体的人见他还活着，把他救上来，才幸免一死。
第二部分第18节 铁证如山(10)
(22)在宝塔桥、上元门和鱼雷营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日军在城外宝塔桥及鱼雷营一带，屠杀被俘军民30000以上。
1945年10月1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职员陈万禄陈述《日军在宝塔桥惨杀军民》一文说：
余谨将亲见敌人罪行之事实，据实陈述如下：
一、在宝塔桥谋杀我无辜青年约三万余人。
二、奸害妇女暴尸于市者约一万人。
单就宝塔桥一地而言，日军“在宝塔桥谋杀我无辜青年约三万人以上”显然有些夸张。但宝塔桥与鱼雷营、上元门很近，日军在这一带进行多次集体屠杀，说其“总数在三万以上”未必不是事实。日本军的集体屠杀在扬子江岸每天晚上都有发生，在宝塔桥、鱼雷营和上元门说日军集体屠杀我国军民在三万人以上，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目睹者何守江证实：他家住在宝塔桥桥东。日本兵侵占南京时，宝塔桥一带没有来得及逃走的难民，大约有四五千人，十字会把难民分男女两边集中。日本兵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就从女难民中拉走了十几个年轻的妇女去奸污。第二天，把700多中国人陆续不断地赶到宝塔桥上，强迫他们往下跳。由于桥很高，先跳下桥的人，大部分都摔死了。后跳下桥的人，没有摔死的，日本兵就用机枪扫射，无一幸存。
下关警察局《调查日军在宝塔桥集体屠杀军民的公函》(1946年1月8日)中说：
关于敌人在下关有组织之大屠杀，及大批军民在机枪扫射之下殉难，或堕江溺死之情形，……调查结果所得材料如下：据宝塔桥浴室老板陈汉森及金固乡梁思诚乡长等声称，彼等所见及之敌人在下关之暴行如下：
宝塔桥——此处殉难者多数为敌人自崖逼跳跌死及机枪扫毙，经掩埋之尸体为582具，丛葬于煤炭港。
后者证实前者所目睹之事实。前者说，日本兵“把七百多个中国人，陆续不断地赶到宝塔桥上，强迫他们往下跳”，或跌死，或被机枪扫毙，无一人幸存；与后者收埋582具尸体有无矛盾呢?应该说毫无矛盾之处。“或堕江溺死”者，有一部分尸体被江水冲走不是不可能的。
殷有余在军事法庭陈述日军在鱼雷营集体屠杀时说：1937年12月13日下午4时，日军在江边鱼雷营集体屠杀九千余人，先用机枪扫，后用刺刀戳，最后用火油烧。
1946年1月8日，下关警察局，同样通过陈汉森和梁思诚证实：
鱼雷营——此处被机枪扫毙经掩埋之尸为2508具。
这样一来，宝塔桥和鱼雷营两地集体屠杀我军民计9700余人，尚不足10000人，距30000人以上尚缺20000余人。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了：上述这9000余人是在13日下午和14日被屠杀的数字。前面提到“日本军的集体屠杀在扬子江岸每天晚上都有发生”。后来，65联队的随军记者听到当时情况后说：
“屠杀事件从15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高潮。”
可以肯定，屠杀更多的军民不是在12月13日，也不是在12月14日，而是在15日才开始集体屠杀。那么这些屠杀对象从哪里来的呢?
属第16师团的65联队，曾于13日下午4时30分占领了紫金山以北的乌龙山炮台，接着于14日上午11时占领了南京北侧的幕府山炮台。中国军队从城里败下来，65联队轻而易举地俘虏了这支部队。东京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就当时情况报道如下：
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里，两角部队(65联队归该部队统辖)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从南京城溃退下来的敌兵。总之，那是前所未有的大批俘虏，因而抓获的部队似有点吃惊发愣，以至我方由于人数少得无法相比，应付不过来。先叫他们丢掉枪支，然后把他们押进营房。虽说是一个师以上的军队，就是挤得紧紧的，也塞满了22栋大营房……
第一、这14777人中有相当数量是难民。在幕府山下，包括下关在内只有上元门和鱼雷营才有营房，后者的营房仅供上岸的水兵住宿，营房的数量有限。根据记者横田提出“22栋”营房的数量，可以肯定是上元门营房，而不是鱼雷营海军营房。第二、关于这14777名俘虏住在上元门营房内日本方面也有报道。
当时，朝日新闻出版社出版的《日华事变画报》第11辑就刊登了一幅两角部队抓获俘虏(部分)的照片，他们集中在一起，都被收容在幕府山下，扬子江岸边村庄——上元门的兵营里。这幅照片恐怕就是在屠杀他们的前一天拍摄下来的。(引自《大屠杀》第36页)
事实表明，这14777名被俘军民，经过请示司令部，在命令“处理掉”的情况下，两角部队借口没有饭吃，将被俘军民集体杀害了。山田旅团长曾狡辩说：打算把这批俘虏送到江北释放，因途中俘虏“暴动”，日军才开枪射杀。所谓“暴动”是日军面对大批俘虏开枪集体屠杀后，被屠杀者夺路逃命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暴动。山田还扯谎说，为了押送这批俘虏到江北释放，事先已经准备好了船只。持否认南京大屠杀观点的铃木明曾就渡船问题向山田问道：“船有多大?有几艘?”山田回答说：“大概有几艘。我看到一艘，能乘数十人。”14777人要乘多少条船呢?我们知道：从12月12日午到13日拂晓，江南岸边一条船也没有了，从上新河，包括秦淮河在内，下关各个码头、燕子矶、巴斗山，所有船只都已装载撤退下来的军人和部分难民驶往北岸，而且都到内河里隐藏起来。只要有船，撤退到江边待渡的军人和难民，无论如何，都要登船北渡，决不会眼睁睁看到能渡到江北而静静地等死。而且，到了北岸的船只，听到江南的枪炮声，明知日军在南岸已展开了屠杀，船老板再蠢也不肯开船到南京来送死呵!山田的回答完全是欺骗，为的是一股脑儿推卸掉自己执行司令部的命令屠杀掉这14777名被俘军民的罪行。那么，集体屠杀这14777名被俘军民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呢?
日本方面曾有人说：屠杀这14777名俘虏的地点是草鞋峡。不对，这个地点应该是鱼雷营。其理由如下：
第一、草鞋峡集体屠杀的对象是来自幕山下之四、五村，而不是来自上元门营房。
第二、草鞋峡集体屠杀之前有个捆绑屠杀对象的过程，而上元门押送屠杀对象之前则使用“送往长江北岸释放”的欺骗方法。一硬一软，两者的方法截然不同。
第三、从押送集体屠杀对象的里程上看也不是草鞋峡，而是鱼雷营。上元门至草鞋峡在3公里以上；而上元门至鱼雷营仅一公里多些。这个里程由第65联队据有“65联队活字典”之称的平林作出了回答。他就当时从上元门收容所押解俘虏到江边的情况说：“仅几公里(一公里左右)路”。(引自《大屠杀》第310页)且原文就是如此。由此可以推断这14777名被俘军民是从上元门营房押至鱼雷营集体屠杀掉了。
第二部分第19节 铁证如山(11)
第四、时间上也证实上元门营房关押的14777名被俘军民是在鱼雷营被集体屠杀的。草鞋峡集体屠杀的时间是12月16日晚上，而鱼雷营集体屠杀的时间是12月17日晚上。
即便如此，鱼雷营集体屠杀也只有24000余人，距30000人以上还差6000之遥。
我们知道：12月13日，日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下关进行屠杀时，有一部分难民为了避死求生，自上游逃向了上新河，遭到日军第6师团的屠杀。而向下游到宝塔桥、上元门、鱼雷营一带的难民也遭到日军的屠杀。这样说有无证据呢?回答是肯定的。
同盟通讯社记者前田雄二，最近写出《在战争的浪潮中——从华中到法属印度支那》，就16日那天的屠杀情况这样说：
这一夜(举行入城式的17日那天晚上。——洞富雄注)，我们在野战分局再次举行庆祝宴会。席间，深泽干藏独自一人去下关看看，得知就在下关长江下游有许多尸体，堆积如山。他走去一看，堆积如山的尸体绵延很长距离。据说，警卫兵如发现其中有人尚未死去而动的话就立即把他杀死。
洞富雄先生对上述情况研究后说：
深泽记者说，他在17日傍晚看到的尸体堆积如山，其中有的还在动，这也象松本重治所说的那样，可以认为是前一天晚上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自13日起，日本军在扬子江岸边几乎每天都进行大屠杀。从下关到草鞋峡，在漫长的扬子江岸边，肯定到处都是尸体，堆积如山。总之，我认为深泽和前田只是看到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的一部分而已。(引自《大屠杀》第51至52页)
前田和深泽都没有明确提出在上元门附近看到尸体一事。但我认为，从下关到草鞋峡要经过上元门。在漫长的扬子江岸，到处都是尸体，堆积如山，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上元门附近的尸体。否则两记者就不会看到“堆积如山的尸体”了。此外，日本官方也为宝塔桥、鱼雷营、上元门一带集体屠杀提供了证据。
12月21日，就任南京地区西部(包括城内)警备司令官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其《进攻南京纪实》一文，就昭和十三年(1938年)一月五日的情况记述如下：
依次逮捕在城外近郊继续不听命令的残兵败卒。在下关予以处决者达数千人。(《一个军人的自传》，转引自《大屠杀》第47页)
从什么角度可以推断这数千人被集体屠杀在鱼雷营呢?
此刻，中山码头到浦口的轮渡已经通船，也有少量外轮在江边码头停靠。日本军搞集体屠杀不会不担心被第三国的侨民看到。煤岸港、宝塔桥靠近英商和记洋行，也不是集体屠杀俘虏合适的场所。草鞋峡此时堆积如山的尸体仍未处理完毕，更不适宜在那儿集体屠杀。鱼雷营原是军港，此刻此处停有日本的舰只，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敢接近。同时在鱼雷营集体屠杀俘虏消尸灭迹最为理想。日本军当然会进行比较，淘劣择优，自然而然地选择鱼雷营了。
综合上述各点，以事实为根据，说日军在宝塔桥、上元门、鱼雷营集体屠杀我被俘军民在30000人以上，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既然时间上不同——为什么草鞋峡集体屠杀发生在16日晚上，而关于上元门的14777名要在17日晚上押到鱼雷营集体屠杀呢?
前面经证明：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是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这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慎重考虑，周密安排，尤其是已被看管起来的中国军民。
众所周知，日军在攻陷南京战役中最突出问题是投入的兵力与战役目标很不相称：首先未能达到全歼守军的目的，其次在屠杀被俘军民时也暴露出兵力不够支配的问题。这样一来指挥者就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安排兵力，分清难易，逐一屠杀。对那些不愿当“顺民”者在哪里相遇便在哪里屠杀，决不放走一个仇视“皇军”的人。对已被俘者看守不易而容易跑掉的俘虏则先斩尽杀绝；对圈禁牢固的地方则最后“处置掉”。比较起来，草鞋峡集体屠杀对象圈禁在幕府山下之四、五村中，地点分散，显然看守兵力不足；这一带地形复杂，被俘军民极易逃跑。而上元门营房关押的14777名被俘军民，看守起来比前者牢固得多，而且事实上还有一个向司令部请示“处置掉”的过程。所以16日晚上，日军进行草鞋峡集体屠杀便在情理之中了。
关于17日集体屠杀上元门营房内的被俘军民日本方面也有证人。1984年，当时参加处理这批俘虏的栗原军曹详细地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南京陷落后，大批处决无抵抗的俘虏，的确是事实。不管日本方面如何否认这一事实，中国方面只要有些幸存者，这个事实就无法隐瞒。
栗原当时只有24岁，为把“事情的真相留给后人”，当时画一些示意图。示意图中提到的俘虏数是18500人。他回忆说：“在沿支流挺进是幕府山腰时，一举迫使大批中国士兵投降了。各个中队手忙脚乱地解除了这批俘虏的武装，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只许他们带一条毯子，然后就把他们收容进一排草顶的大型临时建筑中，中国兵管此叫‘厂舍’。”“在举行入城式的17日那天，根据上面‘收拾掉’的命令，把这些俘虏处理掉了。那天早上，向俘虏们解释说：‘要把你们转移到江心岛的收容所去。’转移大批俘虏应当警备，所以配置了一个大队的日本兵。这是一次大批人员的行动，动作很迟缓，把俘虏们手向后捆起来，出发时已是下午。出了厂舍，命令俘虏排成四路纵队，成一字长蛇，向西迂回，绕过丘陵，来到长江边，大约走四五公里，顶多六公里。”“俘虏队伍到达三四个小时，俘虏们注意到：说要把大家送到江心岛上，可是并没有那么大的船，江边也看不出什么渡江的准备。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等着，天已快要黑下来了。然而，就在俘虏群周围，日本兵沿江岸成半圆形包围过来，许多机关枪的枪口对着俘虏们。……不一会儿，军官们下达了一齐射击的命令。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围成半圆阵式，对着江边的大群俘虏猛烈开火，将他们置于弹雨之下，各种枪支齐射的巨响和俘虏猛烈开火，将他们置于弹雨之下，各种枪支齐射的巨响和俘虏群中传来的垂死呼号声混在一起，长江边简直成了叫唤地狱，阿鼻地狱。……
齐射持续一个小时，直到俘虏全部倒在地上。这时天已黑下来。”
这里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前面平林证实从上元门营房押至江边仅一公里左右，因而证明集体屠杀这批俘虏的地点是鱼雷营，而不是草鞋峡。现在栗原又说是“四五公里，顶多六公里”。会不会由此否定这批俘虏被集体屠杀的地点不是鱼雷营呢?不会的。鱼雷营在上元门之北。而栗原则说“向西迂回，绕过丘陵，来到长江边”。这就明显地成了直线和曲线的两种不同说法，而地点则是一致的。且来看看草鞋峡的集体屠杀，对上述的理解也会有所帮助。
(23)草鞋峡的集体屠杀。
草鞋峡集体屠杀在南京大屠杀中很具典型性，一是屠杀人数之多令人胆寒；二是并非单纯地屠杀，而是在屠杀之前进行迫害，丧尽天良地令屠杀对象冻饿几天几夜；最后，屠杀后在尸体上浇上煤油，焚尸灭迹。
对于草鞋峡的集体屠杀，南京沦陷前在首都警察厅工作的鲁*3，作为目睹者对其经过作了如下陈述：
倭寇入城后，将退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计57418人，圈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断绝饮食，冻饿死者甚多。16日夜间，作铅丝两人一扎，排成四路驱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悉于扫射后，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尸骸悉投入江中。在此大屠杀中，有教导总队冯班长及保安队警郭某，将绑扎挣脱，佯卧地上，拖尸盖身，因而得免。惟冯班长左膀上被刺刀戳伤，郭某脊背烧焦，逃至上元门大茅洞，具结人(即鲁*3)觅便衣更换，偷偷渡至八卦洲始脱险。
鲁*3与敌巷战中被敌炮弹炸伤腿部，匿于上元门大茅洞内，与圈禁被俘军民之村落和屠杀场地很近，居高临下，目睹了惨状。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7日，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和书记官陈光敬先生，亲自深入到下关等地调查，完全证实了鲁*3所提供的事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也提到了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所提出的报告：
敌军入城后，将准备退却的国军和男女老幼难民共57418人关在幕府山附近的四五个村庄里，断水断粮。冻死饿死者颇多。到1937年12月16日夜间，日本军用铅丝将幸存者两个两个捆在一起，排列成四行，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然后用机枪对这些人进行扫射。又用刺刀乱戳，最后在尸体上浇上煤油焚化。烧后，把尸骸一个个地抛入扬子江中。(转引自《大屠杀》第41至42页)
有人对鲁*3提供的“57418”这个数字，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是自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怎么知道是“57418”人的?应该肯定，鲁*3在首都警察厅工作，因职业的关系，他平时可能很注意人的数目，自有一套简便的统计方法。同时匿于大茅洞内，居高临下，时时都会注意村庄里敌人的动向，更会担心同胞们的命运；时间又有那么长，为忧虑中的他提供概算人数的可能。再一个是：他见到冯郭来洞，三个人不可能不交换看法，其中对被惨杀的同胞不可能不进行估算。否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会那么轻意地认可吗?
家住下关宝塔桥桥东的何守江也证实了草鞋峡的集体屠杀。他说：
1938年阴历正月初四，我从江北的卸甲甸过长江到草鞋峡(现在的金陵船厂)，看到遍地都是尸体，全是日本兵用机枪扫射死的。
第二部分第20节 铁证如山(12)
日本方面对下关一带集体屠杀的惨况也有详细的描绘。已故南满洲铁道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在《悲剧的证人》中说：
昭和12年(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全部占领南京，17日，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为首举行了入城式。在这5天内，穿上了军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群恶鬼罗刹和妖魔鬼怪，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凶暴到了极点。其残酷的发疯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不要说掠夺和强奸，就连收容在城外下关的数万名俘虏也被机枪扫射，遭到了屠杀。下关的街道被浇上了汽油，烧得精光。呼救声，响彻大地，一片垂死挣扎的哭叫声，火舌把天空染红，汽油燃烧冒出阵阵黑烟，机枪在咆哮，死尸在散发了恶臭，著名的南京古城到处血流成河，扬子江的混浊江水也染得血红。(转引自《大屠杀》第273至274页)
上述中西义显虽未直接提到草鞋峡的集体屠杀，但完全证实了日本军“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凶暴到了极点”。
从掩埋尸体的情况看，也证明草鞋峡集体屠杀是铁的事实。
日伪南京市卫生局抄报草鞋峡
农民金国桢掩埋尸体呈文
(1938年)
草鞋峡农民代表金国桢呈报：宝塔桥、草鞋峡、滨江一带尸体暴露，臭气四溢，请求掩埋。经呈准经费，饬萧财源领掩埋夫四名，募临时夫20人住宿该处。由6月13日至7月6日工作24天，共收瘗及迁埋尸骨3575具。选定地势较高，离江较远之地作大型土坟一座，并竖碑一方，以资纪念。又掩埋男女尸12具，孩尸37具，施大棺12具，小棺一具。
日军在鱼雷营和草鞋峡集体屠杀我被俘军民数万人，大部分尸体当时被焚烧后抛入江中。日本军这样做的目的是毁尸消灭罪证。但是这样大规模的屠杀，不管日军事先和事后计划如何周到，也不可能做得干干净净，不留下任何痕迹。正因为如此，事后，红十字会仍掩埋尸体24000余具，作8个合葬坟墓。墓前石碑上书有“民国廿六年草鞋峡无主孤魂墓”字样。抗战胜利后，曾拍照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报国际远东军事法庭。而金国桢等掩埋的3575具尸体只是红十字会漏埋，或是由上游冲来，或是散落在偏远地方上的尸体罢了，仅是鱼雷营和草鞋峡集体屠杀尸体中一小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