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 · 魏白 · 2026-07-25
战斗结束后，许久没见贺炳炎回来。贺龙司令员接到报告后，命令警卫连长：“快，多派几个人到战场上去给我找，顺着红6师攻击的路线去找！这小鬼想打仗都想疯了，可能跑到战斗部队里去了。”
果然。贺炳炎送罢信途经红6师阵地时，看到战友们打得正起劲，心里就痒得慌，顺手就从地上捡起一颗手榴弹，“嗖”地向白军投了过去，几个白军当场就被炸得飞上了天。
此时，红6师的冲锋号响了，红军战士个个像老虎下山一样呼喊着冲入敌群。贺炳炎看得直眼红，想随战友冲上去，但自己的任务是传达完命令就回去保卫首长。他无可奈何地打消了这个念头，捡起几颗手榴弹朝腰里一别，提着驳壳枪抄小路急急忙忙地往回赶。
贺炳炎刚跑下一个土坡，不禁惊叫一声，险些和几十名溜出包围圈的白军碰了正面。他灵机一动，闪身躲到一棵大树后。白军急于逃命，没发现有人追，便你争我抢地朝芦苇荡里窜。贺炳炎想，这茫茫无边的芦苇荡，钻进几十个白军还不像大海里掉了几根针，到时上哪儿去找？决不能让白军钻进芦苇荡，贺炳炎来不及多想，急中生智，“蹭”地一纵身从树后跳出，挡住了白军的去路。他一手紧扣驳壳枪，一手高举手榴弹，怒目圆睁，高喊一声：“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
溜出包围圈的敌人，本来早就吓得掉了魂似的，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一下全都愣住了。
贺炳炎不等敌人清醒过来，便指着前面干涸的水塘，大声命令：“把枪都放到培埂上，人都进塘里去，谁也不许乱跑，快，快，别回头！”
俘虏中有一个当官的，他故意磨磨蹭蹭，用贼眼朝四下张望，发现面前的红军是一个半大的孩子，便突然举起枪朝贺炳炎射击。
贺炳炎毕竟当过大半年红军，特别是跟着贺龙当警卫员这一阵子，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他眼疾手快，扣动扳机，“砰”地一枪，撂倒了这个图谋反抗的军官。
枪一响，几个想逃的白军士兵乘乱撒开腿便跑。
“奶奶的，我叫你跑！”贺炳炎乘势掷出一颗手榴弹，“轰隆”一声，三四个逃跑的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余下的听到爆炸声，赶忙卧倒，趴在地上不敢动弹了。
“起来，都给我滚进塘里去！快！”贺炳炎趁着敌人慌乱，又从腰间拔出一颗手榴弹，拉出引线，厉声吆喝道：“再不老实，老子也送你们上西天！”
“我们投降！我们缴枪！”
剩下的敌人乖乖地放下武器，举起双手，耷拉着脑袋，挤进枯水塘，听从这位还带有奶气的小红军的指挥。
贺炳炎用双眼扫了一下干塘里的白军，点了点数，一共47人。怎么能把这么多的俘虏押回部队呢？他朝四周看了看，没有红军走动，他想，看来这47人要全靠自己押解了。他正急得抓耳挠腮，忽然想起老战士瓦解敌人的做法，于是扯起嗓子学着贺总指挥作报告的架势，用手指着白军：“蒋军兄弟们！你们有许多人和我一样是穷苦人，家里也是穷得揭不开锅。你们大都是被迫当的兵，只不过是走错了队伍。现在，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跟我到前面红军队伍中。愿留下的可以当红军，愿回家的发给路费。红军保证优待俘虏，绝对不打骂你们。你们现在要是再跑，那我手中的手榴弹可不是摆设的，到时候你老爹老娘哭瞎了眼不说，还落个坏名声。”
革命的道理，朴素的话语，句句拨动着俘虏的心坎。他们顺从地按照贺炳炎的指挥，三人一排地站好队，朝红军驻地走去……
“贺炳炎回来了！贺炳炎回来了！还押着几十号白军呢！”红军驻地一下子传开了。
贺龙听到后，急忙放下手中的地图跑了出来，赞叹道：“浆糊桶看来是不用提了，该提提枪了。”
红军从洪湖拉出来后，边走边打，一路风霜地来到大小洪山地区。为了摸清大小洪山地区的敌情，贺龙对贺炳炎说：“小鬼，给你一个任务，一天之内抓个‘舌头’来，条件是管作战的军官。”
贺炳炎有了上次独自一人抓几十个俘虏的经历，心里便有点底，肯定地回答：“贺老总，你就等着吧。”
贺炳炎化装成一个蓬头垢面、疯疯癫癫的小叫花子，哪里有白军他就往哪里钻。
也该贺炳炎走运，路上他遇到几名白军军官拿着枪、图袋。望远镜在看地形。他悄悄地爬在草丛里仔细观察白军的动静。
贺炳炎突然发现敌正前方有一只兔子，于是他悄悄地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
白军军官见窜出一只兔子，早把察看地形的事抛到脑后去了，纷纷提着枪追赶。
一个又肥又胖的军官追赶时连鞋都跑掉了，等到发觉后连忙返回去捡。贺炳炎看准机会，“蹭”地从树上溜了下来，顺手从地上抓起两把灰土，只听“叭叭”两声，敌军官一双眼睛被糊了个一片黑。接着，贺炳炎将一截树根朝敌军官腰上一顶，小声命令：“别嚷，嚷一嚷，就要你小子的狗命！”
“啊，啊，长官，我不嚷，只要你饶我一条小命。”
掌灯时分，贺龙叼着大烟斗，来回踱着步子，等待着贺炳炎的到来。
不一会儿，贺炳炎押着敌军官回来了。
贺龙抬眼看看俘虏，嗬，好大的块头，足足抵得上两个贺炳炎。俘虏解下围着眼睛的黑布，才发现眼前的贺炳炎如此矮小，心里还有一丝不服。
贺龙高兴地说：“干得不错，快带你‘请’来的客人吃饭去。告诉炊事班，不要怠慢了‘客人’。”
1932年春，贺炳炎调到湘鄂西军校当区队长。6月初，红3军主力部队已转移到外线作战，根据地中心只有一个警卫团和少量地方武装。
川军乘机兵分三路向洪湖苏区奔袭。川军21军范绍增仗着人多势众、装备优越，大摇大摆地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及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陈砣子口压过来。贺龙急令段德昌率领红9师2个团不分昼夜赶回，同时命令军校学员参加阻敌作战。贺炳炎见参战的学员人多枪少，就主动把自己的枪让给身边的学员小高。
贺炳炎跑到炊事班操起一把菜刀，在空中用力一挥：“学员们，跟我上！”
战斗中，贺炳炎学着当年贺老总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样子，突入敌阵，左砍右劈，使得靠近他的几个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成了刀下鬼。贺炳炎顺势捡起敌军的一支枪，勇猛地向敌人射击。
军校学员跟着区队长，越战越猛，锐不可挡。川军不曾料到碰了个硬钉子，只好丢盔弃甲夺路回窜。
战斗结束，贺炳炎的英雄举动轰动了军校。学校嘉奖他，称他“胆大顽强”；学员们称赞他是“贺小龙”。贺炳炎一脸严肃地说：“我是贺炳炎，怎敢与贺老总比。以后大家不要再说了。”
2．贺龙用手巾包起贺炳炎锯下的骨头，对旁边的战士们说：“这是党
的好儿子的骨头，将来革命成功了，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
贺炳炎在红军里进步很快，1933年，年仅20岁的他已经是红军团长了。也就在这一年伊始，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推行一条极“左”的路线。中央派到贺龙部队的党代表夏曦，“忠实”地推行这条错误路线，搞起了“肃反”。
一时间，贺龙部队中的党组织被取消，大批在敌人屠刀下幸存的红军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成了“肃反”的牺牲品。整个部队内外交困，陷入了困境。
进入5月，“肃反”的阴云越来越浓，压得整个部队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贺炳炎也有一种预感，觉得自己也有被牵连进去的可能。
果不其然。5月13日这天，贺炳炎带着几个特务员爬上驻地旁边的山头，整整呆了一天。深夜回到驻地，刚刚拉被子躺下，五六个“肃反”队员“呼啦”闯了进来，不容分说又扭胳膊又绑腿，要带贺炳炎走。
“你们为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凭什么？贺炳炎你给我听着。”领头儿的“肃反”队员鼻子“哼”了一下，掏出一张纸，展开念了起来：
“贺炳炎犯有改组派罪行，即日起开除出党，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湘西分局委员会书记夏曦。”
“我反对，我抗议，你们拿出证据来！”
“贺炳炎，你别嘴硬，证据你自己会招出来的！”
改组派指的是由陈公博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是国民党内汪清卫派系向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个小团体。随着江派得到了几个职位，这个小团体早于1931年宣布解散了。叫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么个短命的东西，却在1932年被左倾路线搬到共产党里来了。
贺炳炎毕竟是贺炳炎，不管采取什么样逼供的办法，他一直没有屈招。与此同时，与贺炳炎搭档的宋盘铭政委也因改组派同他关在一起。
有一天，夏曦途经关押所谓“改组派”、“奸细”的“改组派连”时，贺炳炎突然跨出队列，质问：“夏主席，你说我哪点是改组派？你凭什么说我是改组派？我连改组派是何物都不知道，你怎么平白无故地说我是改组派呢？”
夏曦装得漫不经心的样子：“哪点都是，你要老实交待，讲出你们的总头头来。”
贺炳炎见夏曦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便与其展开唇枪舌剑。
正当双方舌战愈趋激烈时，前方忽然枪声大作，红军前卫与白军发生了激战。贺炳炎所在的红19团，因为他与政委宋盘铭都被打成“改组派”关了起来，因此整个团一开战便乱了套。师长芦冬生焦急无奈，赶忙派通信员到“改组派连”“借”贺炳炎和宋盘铭出山指挥作战。
夏曦本不想让去，但又怕打了败仗，连自己都被俘虏进去，只好匆忙离开了，装着不知道此事一样。
枪声就是命令。贺炳炎和宋盘铭待“肃反”队员解开绳子，马上抓起通信员送来的驳壳枪，没命地朝响枪的地方冲去。
战斗结束后，贺炳炎看着阵地前的白军尸体和成队的俘虏，一面高兴地指着头上的汗水，一面下意识地把驳壳枪朝腰里插。
“把枪给我！”跟在贺炳炎后面的“肃反”队员冷冷地说，随即又送上一副闪亮的手铐。
黑暗中，躺在又潮又湿的地铺上，贺炳炎陷于深深的思索中，他想到了自己的家境贫寒，姐姐、哥哥被迫给了人；想到了在红军担任司务长的父亲不久前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想到了自己一心一意为共产党跑前跑后，出生人死，为什么落得如此结局……贺炳炎们心自问，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无愧于党，无愧于这支军队。贺炳炎坚信问题总会得到解决的，想到这，他的面前仿佛出现了一丝光亮，身上也感到有了温暖。
在贺炳炎被关押第29天时，贺龙总指挥行军途经“改组派连”，发现贺炳炎蓬头垢面在里面，便质问夏曦：“为什么要捆贺炳炎？他十四五岁就当红军，是我要的，是我亲眼看着他长大的，他的历史我最清楚！抓他为什么不问我，难道对我也不相信吗？”
夏曦摘下近视镜，用手擦着镜片：“不要激动嘛，问题很复杂。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能给谁打保票。”
“贺炳炎，我敢打保票。”贺龙将握住的拳头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你想过没有，他不怕苦，不怕死，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们还信不过，要抓，要杀，今后哪个敢跟我们干革命。谁还信任我们？！”
“那你说怎么办？”
“放，现在就放！”
“放可以，但不能让他当团长了，顶多只能当个管理员。至于党籍嘛，我是中央分局书记，我说了算，暂时还不能恢复。”
贺炳炎终于被放了出来。
1934年6月，为开辟黔东根据地，贺炳炎奉命带干部大队一个班到沿河县，以淇滩、凤翔一带为中心开展群众工作，组建地方武装。这个班的成员都是“肃反”中被诬为“改组派”的人。大家刚从“改组派”解放出来，工作热情极高。全班人马首先消灭了地主反动武装保安团，抓俘虏，缴枪支，壮大自己。
部队迅猛发展，正式组建了沿河县独立团，贺炳炎任团长，熊仲清任政委。
9月，沿河独立团扩充为湘鄂川黔独立师，贺炳炎任师长。独立师旋即又被编入主力红军，贺炳炎任红6师18团团长。
正当18团发起湘西永顺十万坪战役时，夏曦发现了贺炳炎。于是，他又以军委分会主席的名义撤消了贺炳炎的团长职务，削官为兵；幸得贺龙、关向应等人全力相争，贺炳炎才当上总指挥部的管理科长。
贺龙见到贺炳炎，安慰他：“炳炎，委屈你了。”
“没啥，革命工作总得有个分工，再小的工作都关系着大局，都少不了，都能为党做事。只要不剥夺我为党做事的权力，我贺炳炎无怨无悔。”贺炳炎望着老领导，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11月，贺炳炎带两名挑夫从大庸高粱坪远途挑盐。数日后，三人返回行至高粱坪山梁时，忽闻村内枪声大作。
贺炳炎放下挑子朝村内一看，不好，白军正像蚂蚁似的朝总指挥部蜂拥而去。他飞快地跑下山岗，朝指挥部大院一站，扯开嗓门叫喊：“机关的勤杂人员都跟我来！”
勤杂人员呼呼啦啦跑出来一大片，有的拿一把铁锨，有的操一把菜刀……他们在贺炳炎带领下，杀入立足未稳的敌阵，捅的桶，砍的砍，很快打退了偷袭的敌人。
总指挥部保住了，贺龙、关向应等首长脱险了，贺炳炎却腰部负了重伤，被送进了医院。伤愈出院后，夏曦仍然坚持不让贺炳炎当主官。贺炳炎深信只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党迟早会给自己一个公正评价的。
非常了解贺龙和贺炳炎的廖汉生说：“贺炳炎是贺龙最喜爱的一员战将。打仗时碰到别人拔不掉的硬钉子了，贺龙就会不假思索地喊一声‘贺炳炎给我上’，贺炳炎绝无二话，转身就会冲上前去。结果钉子总会被拔掉。”
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了十几个师又4个旅共10多万兵力，前来“围剿”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敌人分成6路，四面包围，妄图在桑植、永顺一带歼灭红2、红6军团。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红2、红6军团决定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再乘胜转入反攻。
在后坪战斗中，敌人凭着人多势众和有利地形，使我军攻击部队受阻。为了夺取制高点，红军部队先后派出两个突击组前去抢占，但皆因敌火力太猛，未能拿下来。眼看自己的将士一个个倒了下去，贺龙心急如焚。再看到歼敌计划就要落空，贺龙命令通信员将贺炳炎叫到跟前，命令道：“贺炳炎，你给我上！”
贺炳炎受命后，一跃而起，在战友的火力的掩护下，迅速接近了制高点。眼看就要到达制高点了，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贺炳炎倒下了。贺龙通过望远镜看到这令人心碎的一幕，惊得望远镜落到胸前，脑门上顿时浸出一层密密的汗珠。正当贺龙为贺炳炎的生命而担忧的时候，只见贺炳炎再一次跃起，连掷几颗手榴弹，随后乘着硝烟未散，猛地飞身上了制高点，只身突击成功。接着，贺炳炎忍受着伤口的剧痛，捡起一挺机枪和几枚手榴弹，一会儿扫射，一会儿投手榴弹，为大部队创造了战机。全体将士迅速撕破突破口，大举反攻，很快击溃了敌人。
经过一天一夜激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从而保证了主力完成歼敌部署。
1935年6月，红18团与白军张振汉师苦战，伤亡很大，全团营以上干部仅剩下1营长曾庆云、团总支书记余秋里两人。团长高利国、政委朱绍田相继负伤。当时贺龙总指挥正在生病发高烧，任弼时政委对前去的贺炳炎和廖汉生下达了命令，要贺炳炎和廖汉生去18团代理团长和政委。
廖汉生愉快地接受，但贺炳炎却不干了。他在永顺会议时被当做“改组派自首分子”，从18团团长位置上撤了下来到管理科去打杂，因此对这个问题有气。
贺炳炎对任弼时说：“我是自首分子，哪有资格当团长。”
任政委很严肃地说：“你是共产党员！过去抓你的‘改组派’搞错了，可以给你道歉嘛！你是共产党员，现在党和红军处在困难时刻，党需要你出来工作！”
贺炳炎被任弼时的话语深深打动了，他上前握住任弼时的手，说：“哪有组织道歉的道理，有政委你的一席话，我贺炳炎党指向哪里，我就打向哪里！”
贺炳炎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倔脾气。当你错整了他，他心里有气，有气就要发出来，他才不管你是谁呢！但是一旦你给他讲清楚，一旦党需要他站出来，他会把个人的冤屈统统抛到一边，坚决、勇敢地完成党的任务，就是掉脑袋他都干。
接到命令，贺炳炎二话没说直奔火线，代表总指挥向余秋里传达提升他为团政治委员的命令。接着与余秋里一起一面指挥战斗，一面整顿部队，并于翌日清晨，根据敌情变化，在来凤地区巧布奇兵，一举伏敌1个营。随之，又率部突入敌阵，斩头掐尾，直插中央，最后用刺刀将敌全歼。
忠堡战斗结束后，红2、红6军团迅速南下，包围了敌占区龙山县城，围困其40多天。这时贺龙获悉，敌85师正由北向南朝板栗园方向开来，企图解龙山之围。总部决定消灭这股敌人。8月3日，红军连夜奔袭到板栗园埋伏。贺炳炎率18团在南口东侧山上筑起工事。
贺龙来到18团所在的阵地，幽默地对贺炳炎说：“贺炳炎，今天要你做个瓶塞子，就塞住这个瓶口。”贺龙用鞭梢指向两条山脉之间的那条大路要冲，告诉贺炳炎：“敌人一进来，我军前后一堵，来它个关门打狗。”贺龙边说边用两只手做了个关门的动作。
上午11时，敌人果然大摇大摆地开过来了。敌师长谢彬坐着滑竿，几十个枪兵前呼后拥跟着好不威风。眼看敌人全部进了包围圈，贺炳炎将举起好半天的手臂狠狠往下一砍，司号员的号声立即震撼整个山谷。
贺炳炎又令通信员向各营挥起旗语。霎时间，山摇动动，烟尘蔽日。
战斗中，红4师师长受伤，指挥部令贺炳炎接替指挥4师，要求不惜代价消灭敌人。贺炳炎挺身而出，指挥部队冲入敌阵，展开短兵相接，最终将敌85师全部歼灭，击毙敌师长谢彬。8月8日，红军返回湘西，又在芭蕉索击溃敌10个团，从而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围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在贺龙的指挥下，从桑植县刘家坪轿子垭地区出发，开始了长征。贺炳炎任红5师师长。部队沿雪峰山西侧，经花园市直奔云南瓦屋塘，拟由此翻山越岭进入贵州。担任前卫的贺炳炎红5师第15团在翻越瓦屋塘的东山时，遭遇敌人的阻击，双方激战，乱弹如雨。为了彻底消灭敌人，保障红军主力通过，贺炳炎命令机枪掩护，提枪高喊：“同志们，跟我来！”指战员见师长冲锋在前，全都跃出简易战壕，与敌人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战斗。
不幸得是，战斗中贺炳炎又一次负伤。在此之前他已经五次负伤了。过去五次负伤，每次都是简单包扎一下就像没事一样，这次他的右臂被炸成肉泥状，骨头全碎了，只留下一点皮连着肩膀。开始，贺炳炎还神志清醒，踉踉跄跄，挣扎着想去包扎，不料没走几步便一头栽倒在地，昏厥过去。
王军医跑过去帮他止血。结果，急救包打开一个又一个，绷带缠了一条又一条，可血还是止不住。无奈，他大喊：“快，担架！”
“不，我不能下去！”贺炳炎醒过来，想从担架上爬起来，但未等他坐起又晕了过去。
“快送卫生部，找贺彪部长！”王军医催促着。
贺龙随总部机关离开瓦屋塘，正向西疾进，听说贺炳炎身负重伤，急忙策马折回，来到瓦屋塘战地临时救护所。贺龙俯身担架旁，焦急而又轻声地问：“贺炳炎，你……”
这时，贺炳炎在贺彪部长的抢救下，伤口不再流血，人也渐渐地清醒了。看到贺总指挥，他强忍着剧痛硬挤出一丝微笑：“贺老总，没……什么关系，……挂了……点花，我的血好，不碍事……”
“很严重，右臂的骨头全打碎了。”贺彪背着贺炳炎悄悄地对贺龙说：“是汤姆子弹打的。”
“你看清楚了没有？”贺龙仍抱着一线希望问。
“弹头在右臂大骨处炸开的，只剩下几根筋连着。”
“能不能保守治疗？”
“不能，必须截肢！如果不立即截肢，还会有生命危险。”
“手术需要多少时间？”
“大概要3个小时。”
贺龙转身对通信员说：“传达我的命令，命令全体再坚持打3个小时，保证给贺师长做手术的时间。”
不巧的是，当时仅有的一点医疗器械已驮运转移了，一时半会儿运不回来。救护医生当即让人从老乡那里找来一把锯木头的锯子，决定用它来锯掉贺炳炎受了重伤的右臂。
就要动手锯臂了，医务人员将药箱翻遍了，竟然也找不到半点麻醉药。
怎么办？大家正十分焦急时，有人提出用吗啡，并说多吃一些吗啡可以起麻醉作用。贺龙听后，问医生：“吃吗啡，有没有其他副作用？”
医生回答：“吃少了不管用，吃多了可能对大脑有损伤，再一个很可能上瘾。”
贺龙自言自语道：“我还要贺炳炎给我冲锋呢，你们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这话被从昏迷中醒过来的贺炳炎听见了，他用左手将医生端上来的吗啡打翻在地，说：“吗啡，我不吃。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何况我是共产党员！”
医生找来四名力大体魁的战士，要他们按住贺炳炎。贺炳炎对医生说：“麻烦你们给我找块毛巾塞到我嘴里就行了。麻烦同志们把我绑在门板上。”
医生开始用木锯锯贺炳炎的胳膊，贺炳炎看到医生的手在轻轻地发抖，怎么也不敢使劲，贺炳炎鼓励说：“我自己都不怕，你还怕什么？来吧！”
开始锯臂了，贺炳炎忍住剧痛，豆粒大的汗珠直往外涌。他用受伤的左手死命地抠着床边，熬过那艰难的一刻……手术终于做完了，前后共用了2个小时又16分钟。贺炳炎嘴里的毛巾被他咬得稀烂！
做完手术，贺炳炎含着眼泪问贺龙：“总指挥，我以后还能打仗吗？”
贺龙紧紧地握住老部下的左手，用自己的袖子擦去贺炳炎脸上的汗水，用极其肯定的语气说：“怎么不能打仗，你还有一只手嘛！只要我贺龙在，就有你贺炳炎的仗打！”
贺龙用一块手巾包起了贺炳炎锯下的骨头，对旁边的战士们说：“这是党的好儿子的骨头。将来革命成功了，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
手术后，贺炳炎仅仅在担架上躺了6天，就又勒马率部驰骋沙场了。
3．毛主席对参加七大的贺炳炎说：“你只有一只手，从今往后，敬礼
你就免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通电发出了抗日宣言。当时，贺炳炎因左臂内有一颗子弹头伤着神经未取出来，正在西安广仁医院治疗。闻讯后，不等伤病痊愈，执意离开医院奔赴前线。
贺炳炎担任了由红6师改编而成的八路军120师716团团长，率部挺进到同蒲铁路北段的宁武、神池、朔县一带，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10月，贺炳炎和团政委廖汉生接受贺龙、关向应的指示，带716团直插敌后，首战雁门关。奉命后，贺炳炎率部进行三天的急行军，部队按时到达雁门关西南10多里的才窝村。部队赶到后，贺炳炎利用战斗间隙，立即组织工作队，向人民群众宣传党关于抗日的主张，并派出部队帮助老百姓秋收。
16日，根据群众送来的情报和我军的侦察，得知日寇从大同集结了300多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准备运往忻口。贺炳炎随机决定在雁门关以南打伏击。他一面派人继续监视敌人行动，一面和廖政委一起对部队作战前动员。
为了打好对日作战的第一仗，贺炳炎团长和廖汉生政委请3营营长王祥发和11连政治指导员胡觉三讲述日军血洗宁武城的暴行：11连连部驻的那家8口被杀了7口，连不满3岁的小孩子也被刺刀戳死了，只剩下痛不欲生的老太太。
贺炳炎望着群情激昂的连队主官们：“怎么样，你们说打不打？”
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激昂的喊“打”声，各连连长纷纷代表本连争当突击队、敢死队。
廖汉生接过话头说：“是的，我们一定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打好对日作战的第一仗！要把敌人血洗宁武的罪行作为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的材料，掀起复仇杀敌高潮！”
任务下达后，整个部队沸腾起来了，指战员们个个摩拳擦掌。“为死难同胞报仇！打好对日作战第一仗！”的战斗口号喊得震天动地。
18日，鸡叫头遍时，部队沿着羊肠小道，静静地进入阵地。
此沟南低北高，沟底尽是山洪冲下的乱石头，汽车路顺沟由南向北而上，南端有一座小石桥。这是个打伏击的绝好地方。
上午10时，敌人的汽车队拖着滚滚烟尘像长蛇一般自北向南而来，渐渐地进入我军伏击圈。贺炳炎镇定自若，用左手架着望远镜，仔细观察敌人的一举一动。整个敌军车约有百十辆之多，前面的几辆拉着伤兵、死尸和护卫的武装士兵，后面都是空车。
待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贺炳炎举起的左手使劲往下一砸，顿时，全团从山上朝着公路猛扑过去，步枪、机枪一直发出怒吼。敌人遭到这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惊恐万分，有的还没来得及跳下车就送了命。弹药车被打着了，火光冲天，爆炸声响成一片，更使战场平添激烈的气氛。敌人整顿了一下，端着枪企图反扑。未等敌人队形散开，我军英勇的指战员就冲了上去，与敌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
在这次战斗中，贺炳炎的驳壳枪的子弹打完了，就随手捡起一支日军丢弃的长枪，用左手一个猛刺，刺死了一名欲逃的日本兵。随即，他又端枪朝远去的日军射击。
“叭！”子弹打偏了。逃跑的三个日军扭头一看，见打枪的竟是个独臂，以为六只手对付一个“一把手”还不是轻松？于是又端着明晃晃的刺刀，龇牙咧嘴朝他扑来。
日军想抓活的回去请功。贺炳炎“嘿”地大吼一声，紧握长枪依然前进，准备迎战。
“嗨！”一名跟随着贺炳炎的战士冲了过来，一个猛劲挑开了敌人的两把刺刀。老炊事班长舞动着鬼头大刀也赶过来助战。11连指导员胡觉三也带领战士冲了上来。三下五除二，三名日军命归黄泉。
战斗正在激烈之时，在黑石头沟北边担任警戒的分队报告，从广武方向又开来日军车队，也有百多辆车，满载着向忻口增援的弹药和士兵，急急驶进黑石头沟。日军现已跳车登山，顺着西边的山梁转到我军左侧，向在公路上出击的我军射击，天上也飞来4架敌机助战。对我构成极大威胁。
贺炳炎闻讯后，及时调整作战计划，立即把部队重新拉上山。在这个过程中，我军的伤亡骤然增大，贺炳炎的警卫员被敌人机枪打倒，负了重伤。贺炳炎的胸前也被一颗子弹横着穿过，把他的皮袄穿了两个洞。
贺炳炎看到伏击目的已经达到，战场形势急转直下，遂主动撤出战斗。
经过激战，歼灭日寇300余人，击毁敌汽车20多辆。黑石沟里黑烟滚滚，击毁的汽车从南北两头把路堵死了，日军南北两个车队300来辆车被阻在沟里，动弹不得。日军一直收拾到夜晚才撤走，临走时在黑石头沟竖了一块木牌子，写着“此地殉国67人，过往车辆千万小心”。
雁门关伏击战首战告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战争既锻炼了部队，振奋了民族精神，又用敌人的武器装备了自己。贺炳炎因此获得了统一战线政府的通令嘉奖。海内外报纸也大力宣传雁门关伏击战的战果，称之为“雁门关大捷”。
毛主席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和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都列举了包括贺、廖支队对大同雁门关问敌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雁门关的两次夺回在内的诸多胜仗，说明“八路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雁门关伏击战，作为120师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一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
伏击战后，贺炳炎又带领七八十名八路军干部和1个骑兵排，尾随120师开赴冀中，扩编部队，组成师游击第3支队。随即与长征中失去右臂的余秋里政委率部开辟大清河畔根据地。两个“一把手”的部队，首战板家窝大获全胜，敲了日军一问棍；二战未占魁，给了土匪队伍一记响亮的耳光；三战柴恩波，平息了独立2支队的叛乱……
3支队频频出击，连战告捷，很快在大清河地区打开了局面。附近的一些民众自卫军自发参加抗日武装，纷纷投靠八路军要求改编。
但有一支队伍号称7000人，对改编一事出尔反尔。这支队伍就是由江东生司令带领的华北民众自卫军。为了使这支农民武装真正走上抗日道路，贺炳炎对余秋里政委说：“我去会一会江东生，他的人马多，要是改编成了，对抗日很有利。”
“不过，这个江东生自恃人多，价码要的很高，要当我们的司令员哩！”
“只要他江东生真心实意和我们合作打日本，3支队司令员的位置就让给他，我心甘情愿给他当副手。”
贺炳炎告别余秋里，在联络员刘宾陪同下，来到华北民众自卫军的驻地。
江东生听说威震冀中的八路军3支队贺司令员到来，赶忙整衣戴帽，出门迎接。不料，一见贺炳炎只握了个空袖筒，贺炳炎略带歉意地对江东生说：“江司令员，咱们只能握左手，失礼失礼！”
江东生面对贺炳炎，顿生傲慢之意，甚至连投奔八路军的初衷也要改变。江东生和贺炳炎，一个生得高大，一个长得矮小，一个两臂健全，一个只有左臂而且还疤伤累累。贺炳炎看出了江东生瞧不起他这个其貌不扬的独臂人。
贺炳炎没有生气，也不着急，只是微笑地先用目光示意刘宾沉住气，然后悠闲地喝着茶，随心所欲地谈天说地。热情的态度，幽默的语言，一下子把江东生的心给抓住了。江东生的各路精英，也连连点头称是；江东生本人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满脸的傲气渐渐地退去……
午宴，江东生拿出陈年老酒，大摆酒席，以显示独占一方的气魄。正当江东生与贺炳炎喝交杯酒时，江部一个侦察员匆匆跑进屋报告：“有日本鬼子一个中队朝我们开来！”
江东生和他的部下一个个惊得脸上没了血色，江东生手中的酒都洒了几滴在身上。江东生一看，如此局面实在有失民众自卫军的尊严，连连叫喊了几声：“慌什么？！慌什么？！”贺炳炎接过话头：“对，大家不要慌，有江司令在，我们不要慌。现在请大家看一看我和江司令喝交杯酒。”
喝完了交杯酒，贺炳炎不动声色地站起身来，神情自若地说：“江司令，鬼子只有一个中队，大不了100多人，您手下不是好几千人吗？”
“对，对，我有7000人……就是从来没有和鬼子交过手。”
贺炳炎诚恳地劝说：“江司令，这一仗不妨打打看，我们比敌人多几十倍，鬼子纵然长着三头六臂，也抵不住我们十个、几十个去打他一个嘛！再说，鬼子也并不是什么刀枪不入的怪人。鬼子送上门来，恰好给我们今天的宴席添了一道稀罕菜，你还能驳了小鬼子的面子？”
江东生见八路军的独臂司令员又沉着又有见地，便顺水推舟地说：“贺司令，听说你打小日本有绝招，今天我江某人倒想见识见识。我看贺司令是个痛快人，这仗不妨交给你指挥咋样？”
“哪里，凭江司令的本事，这百十号小日本哪在话下。还是江司令指挥吧！”
“贺司令，今天如照顾不周，请多包涵。与小日本作战，本人从未有过，经验不足，还是请贺司令出面吧，就当帮我一把。”
“江司令既然这样说了，那也好，就让我再试一回。”贺炳炎认为这是个用实际行动做联合、收编工作的好机会，于是便满口应承。
站在一旁的联络员刘宾向贺炳炎、江东生二人要求说：“这么个小战斗，用不着贺司令员来指挥，江司令如果信得过我的话，你们各位尽管喝酒、吃饭，只要给我1000人马，保证把小日本打得稀里哗啦！”
江东生望了望贺炳炎，贺炳炎略作停顿问：“江司令，你意如何？”
江东生感激地说：“你贺司令定。”
贺炳炎端起酒杯提议：“江司令，我们共同为刘宾出战敬一杯壮行酒吧！”
刘宾从自卫军中挑选了1500人马，埋伏在日军的必经之路，并亲自指挥自卫军战士架好大炮。
日军趾高气扬地大踏步前进，5里、3里、1里，“好！”刘宾亲自操炮，“轰”地一发炮弹落入敌群，接着又连着放了4炮，炮炮在敌群中开花。同时，刘宾命令江东生部下，将为今天庆祝贺司令前来的鞭炮放在空油桶里点着……日军遭到远距离炮弹的袭击，以为碰上了八路军大部队，便赶忙拖着10多具尸体逃回了据点。
自卫军大获全胜，凯旋而至。此时，贺炳炎和江东生的酒桌依然热气腾腾。江东生连连招呼：“让伙房再上几个热菜，我要和这位刘老弟喝上几杯。”
江东生琢磨，一个小小的名不见经传的刘宾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将日军赶回据点，可想而知贺炳炎的威力该有多大。他当即要求收编。
1944年，贺炳炎受命由抗日前线到延安军事学院学习。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贺炳炎光荣地参加了大会。休息时，毛泽东主席笑盈盈地朝他走来，贺炳炎激动地站了起来，挺了挺胸脯，举着左手，向毛主席敬了个庄严的军礼。
毛主席连忙用右手握住他的左手，亲切地说：“贺炳炎同志，你是独臂将军嘛！不用这样敬礼。从今往后免掉你这份礼吧！”
“主席，你不要我当兵了吗？我还有一只手，能够冲杀！”
毛主席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又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严肃而又肯定地说：“要，怎么能不要呢？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育出这样独特的人才！好好学习，等革命胜利了，你还要用一只手建设新中国呐！”
“可我是个穷矿工的儿子，从小放牛打铁，什么也不懂啊！”
毛主席很满意他的朴实谦逊，热情地鼓励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牛呀。咱们都是在牛背上长大的，看来有共同语言。不要说自己什么都不懂，你现在指挥打仗，日军都怕‘一把手’到来，这就是才能，你就算得上是人才，军事人才嘛！至于有不懂的事情，可以学嘛！你要好好利用这次学习机会，多学多记多问。相信你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相信你一定会学得好！”
“是，我一定不辜负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贺炳炎起立，两脚跟用力“啪”地一靠，又用左手敬了个军礼。
4．贺炳炎和彭德怀总指挥在电话里吵了起来，一急之下，贺炳炎把电
话给摔了
1946年11月，贺炳炎率晋绥军区第5旅等部，向晋北阎锡山部龟缩的同蒲沿线的几座县城，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坚战。这时，贺炳炎所在部队不仅缺乏攻坚经验，而且装备很差，没有重型武器。
贺炳炎深深懂得，攻城与平原或野外作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拿过去的作战经验对付守城之敌，显然是不够的。于是他组织部队集思广益，反复研究、试验，终于选择了“爆破”攻坚法，并在实战中不断加工改进，继而发扬推广。
摆在贺炳炎面前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攻城最大困难是敌人居高临下，战士攻城需要用攀城的梯子，但那样伤亡太大。迫击炮够得着，但威力太小。炸药包威力大，但城高又够不着。如果有一个抛投器就好了。一段时间里，贺炳炎满脑子都装着这个问题。
有一次，贺炳炎路过迫击炮排训练场。面对迫击炮，贺炳炎突发奇想，何不用迫击炮弹来投递炸药包呢？贺炳炎说出这一想法，但该排长却推翻了他的想法，原来如果将炸药包放在迫击炮口，当迫击炮弹发射时会引起炸药包爆炸，后果不堪设想。贺炳炎抓了抓头皮说：“对，对，不过我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让迫击炮弹长个翅膀带着炸药包飞到敌人窝里？”
贺炳炎坐在小马扎子上，让从国民党部队投诚的战士小张当着他的面，将迫击炮拆散了并讲解其构造及原理。小张既兴奋又紧张，用了整整一个上午，将迫击炮里里外外讲得明明白白。
贺炳炎突然提出：“小张，迫击炮引信是靠撞击炮筒底部的顶针，我们要是把迫击炮弹装上个长长的身子，让它头探出炮筒口外，然后把炸药包绑在炮弹头外侧，这样炮弹不就能把炸药包带飞了吗！”
小张一拍脑袋：“对对，还是贺长官高明！”
于是，迫击炮弹一改“短小精悍”，而成为瘦俏的“高大个”。整个炮弹的身子与炮筒等高，炮弹头露在炮口外面。炮弹外面裹着炸药包。如此一来，迫击炮弹的作用远远超过过去的威力。
时间一长，贺炳炎发现当目标很近时，迫击炮的作用就很难发挥，如果既能平射又能高射该多好！当贺炳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炮兵排后，战士们七嘴八舌，纷纷说好是好，就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即迫击炮炮弹主要是将炮弹从炮口滑入炮商与底部击针相撞才引起点火，如果平射就没有撞击力，没法点火。贺炳炎提出能否将击针改为像手枪那样，用扣动扳机的办法。贺炳炎一席话，使战士们茅塞顿开，随即开始试验，不长时间便成功了，当需要平射时可采取拉动击发，当高射时又可撞击。
这一变，改变了迫击炮的整个作战功能，从而载入军事教程。直到今天，迫击炮仍能发挥一炮多用的作用。
除此之外，贺炳炎还领导部队制作了“爆炸杆”、“爆破桶”。“坑道爆破绳”等等，形成了门类齐全、作用广泛的“爆破运动”，数月内连克朔县、宁武、崞县诸城，并对以后的蟠龙、清涧等地攻坚都起了很大作用，以至成为后来西北战场攻坚作战中的有力武器。
1947年3月，蒋介石在“全面进攻”白白输掉65个旅之后，仍然野心不死，于是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分别实施所谓的“重点进攻”。蒋介石在高级军官作战部署会议上说：“这叫哑铃战术，哑铃一头砸向陕甘宁，捣毁共匪的老窝，活捉老毛；另一头砸向山东。哑铃杆就是整个陇海线。两头并进，用拉网式的办法将共军赶向华北地区，最后包它个饺子！”蒋介石边说边用手比划着，尖尖的脑门上浸出密密的一层汗珠，他为他形象的比喻而沾沾自喜。
在陕甘宁边区，蒋介石调集了胡宗南、马步芳部队23万多人，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3月19日下午，蒋军占领了空城延安。胡宗南十分骄狂，大肆宣扬他所捏造的“俘虏敌5万众，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的所谓“辉煌战果”。21日，蒋介石致电嘉奖胡宗南，说：“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并授以二等大缓云麾勋章。蒋军被虚假的“大捷”冲昏了头脑，四处蠢动蛮进，叫嚣“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背上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包袱，而西北野战军则兵力更加集中，提高了机动作战的能力，取得了战场主动权。为了选择有利地形，制造与捕捉战机，把全局的劣势转化为局部的优势，集中兵力歼敌有生力量，打击敌军的疯狂气焰，彭总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的指示，把延安东北地区选作初期作战的战场，准备在这一地区连续打几个胜仗，以煞煞胡宗南的威风，同时增强全国人民的信心。
于是，我军在运动中于3月底、4月中旬分别发起了青化砭、羊马河战役，胡宗南两战皆败。
5月4日黄昏，蟠龙再传大捷的喜讯。胡宗南存放在蟠龙补给基地的1.2万袋面粉、4万套军装、上百万发子弹、千余匹骡马以及药品、望远镜等大量战略物资全部补充了我军。
在缴获的骡马中，有一头骡子原是贺炳炎的坐骑，是被敌人抢去的。那还是在战前，当时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副司令员兼独立5旅旅长的贺炳炎调任第1纵队副司令员。贺炳炎从蟠龙东面的野司到西边的1纵走马上任，要从敌我之间穿过。野司首长派了一个排护送贺炳炎，但被他婉言谢绝。贺炳炎的胆子实在太大，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头大骡子、一匹马就上路了。
走到中途时，迎面撞上了敌人的保安队。敌保安队见贺炳炎披着大斗篷，骑着大骡子，身后还跟着护兵，以为是他们国民党正规军的大官，没敢动他。
贺炳炎开始也把对方误认为是自己人，亲切地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仔细一看，不对！他忙跳下骡子，带着警卫员顺着山沟跑回去了。
保安队醒悟过来，追了一段没追上，只好把贺炳炎扔下的骡子牵走了。
到了8月，贺炳炎和廖汉生率领1纵又去打榆林。
榆林城位于晋陕绥边界地区，濒临长城和沙漠，是敌人在我边区北面的战略要地，由邓宝珊部第22军和胡宗南部第28旅及保安队共1.5万人把守。
从8月6日起，西北野战军集中1纵、2纵、3纵和教导旅。新4旅及警备第4、第6团扫清了外围，包围了榆林城。10日到11日，连续两天爆破登城但都未能成功。
榆林被围后，蒋介石急得直飞延安督令胡宗南主力北上救援，敌36师沿长城外侧的沙漠地带避开我军阻援部队，快速插到榆林。贺炳炎和廖汉生一见榆林一时半刻难以攻下，且调动敌主力北上之目的已经达到，遂请示后撤下来转至榆林与佳县之间等待时机。
此时，贺龙、习仲勋正率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后方机关向黄河东岸的晋绥边区转移，胡宗南急令四军军长刘戡率5个旅北上、36师南下，夹击我军于黄河与无定河之间的狭小地区。
敌36师师长钟松驰援榆林有功，得意忘形，马不停蹄地紧追我军身后，声称要“一战结束陕北战争！”野司决定抓住孤军冒进的敌36师狠狠地揍它一顿。这时党中央也恰好从靖边县小河村转到这一地区，与野战军主力会合。
战前，野司召开各纵各旅干部开会，毛主席、周副主席也来参加。自从撤出延安后，贺炳炎和许多野司干部都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今天见到领袖，激动之情不言而喻。毛主席握着贺炳炎的手说：“眼前陕北的处境，就像我们湖南人常说的‘过山坳’，快爬到山坳坳上了，千万不能松劲，要咬紧牙关一鼓作气地爬上去，往后的道就好走了。”贺炳炎左手握住毛主席的手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不松劲，坚决爬上山坳去！”
8月18日，贺炳炎率部和兄弟部队对路经沙家店向东运动的敌36师发动突然攻击，敌军匆忙收缩。但老天仿佛有意发难，突降暴雨，战斗只好中止。
20日，贺炳炎率1纵和2纵在沙家店向敌36师师部及165旅发起攻击，3纵和绥德分区4团、6团阻击前来增援的刘戡部。
战斗中，贺炳炎向全纵队宣读了彭总发出的动员令：“彻底消灭36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民族解放事业，继续你们无限英勇的精神，立即消灭36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的完成战斗任务！”
动员令一宣读，部队顿时士气倍增，随即向敌人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按照彭总的命令，我军在黄昏前全部攻占了敌军阵地，敌师长钟松和165旅旅长李日基等少数残敌趁天黑下雨化装逃跑。胡宗南最精锐的三大主力之一整编36师就这样一战就被歼灭了。
沙家店大捷是西北战场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我军从此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
10月正日，贺炳炎率1纵攻占清涧南面的三十里铺。10月4日，1纵和3纵包围了清涧。
清涧是咸榆大道上的要冲，驻守着敌整编第76师师部、第24旅旅部和一个多团的兵力。
10月6日，1纵、3纵分别从西面和东面向清涧进攻。经过三个夜晚的连续突击，贝纵相继攻克城西高地的大部分阵地，只剩下耙子山主阵地。
耙子山是清涧城的天然屏障，又是俯瞰全城的制高点，南北长约百余米。守敌将数丈高的天然陡壁加以人工切削，形成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构成我军夺取清涧的最大障碍。9日晚，贺炳炎指挥以搭人梯、挖踏孔的办法登上山的南端，以土工作业一点点迫近敌碉堡和小庙，而后发起强攻。但因地形受限、火力不足，攻了几次都未能成功，部队伤亡较大，指战员们都非常着急。
从我军攻击一开始，清涧城里的廖昂就频频向胡宗南呼救。敌29军军长刘戡率5个半旅从延安来援，已接近清涧，与教导旅、新4旅等阻击部队展开激战。耙子山攻不下来必然影响整个战役进程。
这时，贺炳炎接到野司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彭总焦急地对贺炳炎喊道：“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来？我命令你赶快把耙子山给我拿下来！”
贺炳炎正在为部队伤亡太大、进攻受阻而大伤脑筋，一听彭总的话他也喊了起来：“部队伤亡太大，有困难！”
贺炳炎和彭总在电话里吵了起来，一急之下，贺炳炎把话筒给摔了。
彭总放下电话坐不住了，心想敢跟我彭德怀摔话筒的贺炳炎是第一个。他知道贺炳炎从来都是不打一点折扣的人，今天竟然跟他顶了起来，这说明进攻困难确实太大。于是，彭总带着野司副参谋长王政柱直接到了贺炳炎的指挥所，指示部队调整部署，重新组织攻击。
10日上午，部队终于拿下了耙子山敌军主阵地。
战后，彭总带着旅长们察看敌军防御工事又一次来到耗子山前，他感慨地对贺炳炎说：“像这样坚固的工事，像我们这样的装备，要不是革命的军队，任何队伍都是拿不下来的。我在电话中有些话……”
贺炳炎抢过话头：“彭老总，摔电话是我的错，我要向野战军总部写检讨。”
彭德怀连连摆手说：“贺炳炎，免了，免了……”
1948年初春，西北野战军经过了为期两个月的以诉苦、三查、练兵为主要内容的冬季整军，全军上下面貌焕然一新，斗志昂扬，准备开始外线的进攻作战。
春节前，贺炳炎和廖汉生带着全纵指战员的求战决心，快马加鞭赶到米脂县的野司驻地，参加野司召开的作战会议。
会上，围绕“打出去”的具体方向，大家畅所欲言，纷纷发表意见，归纳起来有三种建议：
一是北上三打榆林邓宝珊。这样可以出一出两打榆林受挫的窝囊气，拔掉边区北方这颗孤立、顽固的钉子。但榆林城坚固难攻，短时间难以拿下，得手后又因地处沙漠难以有所发展；
二是西进陇东、三边打马。这样可以利用胡、马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但路远后方补给跟不上，以我步兵去对付骑兵困难甚大，且对胡宗南主力没有消耗；
三是收复延安。这样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但敌重兵固守，我伤亡将会很大。
作战会上，彭总引导大家分析了上述三种方案的不足：这些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打出去”，只是在边沿上打转转，达不到野战军将要南下陕中，进军黄龙山区，配合中原的陈赓兵团打击胡宗南的主力之目的。
贺炳炎请求发言，彭老总说：“好，贺炳炎你来谈谈。”
贺炳炎清了清嗓子，说：“我认为，‘打出去’要站在全局的高度看待‘出去’，我以为第一步是发动宜川战役，‘围城打援’，以一部兵力包围宜川城诱使刘戡率部增援，我军以主力设伏，歼敌于运动之中。”
张宗逊问道：“贺炳炎，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能保证刘戡会率部增援？”
刘戡是胡宗南的整编第29军军长，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主力之一。在陕北作战中，他连连吃败仗，胆小怯阵，受到胡宗南的训斥。现驻守在延安、洛川、宜君、黄陵、宜川等地。
彭总胸有成竹地说：“这个问题，我来解答。我认为贺炳炎的建议非常有价值，值得大家思考。至于刘戡会不会增援，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是刘戡没有多少行动自由，他的命运主要是操在胡宗南的手里。上次增援榆林，刘戡已经因畏缩不前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胡宗南给他记着一笔账呢！只要我军把宜川打得紧紧的，胡宗南就会下死命令叫刘戡增援，他就不敢不来，一定会乖乖钻进我军布下的圈套。”
野司作战会议决定：春节一过，西北野战军即挥师南下，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
2月22日至24日，第3、第6纵完成了对宜川守敌整编第24旅的包围。
宜川被围后，胡宗南即令刘戡率整编第对师、第90师4个旅8个团的兵力沿洛川至宜川公路经瓦子街轻装驰援。刘戡开始以种种理由迟迟不见行动。
围城部队见刘戡没有什么动静，加大了向宜川外围的攻击力度，拿下了太子山、外七郎山等要点，拔掉了宜川城的西北屏障，急得敌旅长张汉初在报话机里向刘戡哭着求救。
胡宗南亲自拿起电话对刘戡下命令：“刘军长，再背一个处分事小，不执行命令你的脑壳能不能保得住，那可不是我胡某人说了算的！”
刘戡很不情愿地率部乖乖进入瓦子街以东地区，力图当天赶到宜川。
彭总闻讯后，命令3纵、6纵各1个旅继续围城，另2个旅自东向西阻敌援军，令贺炳炎率1纵断敌后路并自西向东攻击，4纵和2纵分别从北面、南面夹击。
也许是老天有意增加战争的难度，28日下午天气突变，开始是霏霏细雨，后来是雨雪交加，入夜则是鹅毛大雪漫天飞舞。
贺炳炎和廖汉生率1纵独1旅为先头，尾追敌后，沿公路自西向东，向瓦子街方向突进。
29日拂晓6时，担任前卫的独1旅3团全歼敌90师搜索连，攻占瓦子街，并迅速向南北两山攻击，切断了敌军退路，死死扎住了“袋口”。
贺炳炎得知从河东赶来参战的2纵因距离较远，加上雪路难行，尚未占领瓦子街南面高地，而敌主力正在向该地集结，如不迅速占领南面的高地，整个扎“袋口”就会前功尽弃。
贺炳炎司令员和廖汉生政委商量了一下，决定立即改变原定全纵全部在公路以北作战的部署，以公路为界独亚旅在北山、358旅在南山，由西向东全力攻击。
贺炳炎同时命令358旅派1个团接替独1旅1团3营向瓦子街东南方攻击，堵住敌军南逃去路。358旅旅长黄新廷提出：该旅3个团，已有1个团向洛川警戒敌后续部队，1个团留作纵队的预备队，再拿1个团出去，手里就没兵了。
贺炳炎听了黄旅长解释后说：“为了全局的利益，1纵不要预备队了。出了问题我贺炳炎负责。”
黄新廷旅长和政委余秋里对着话筒：“我们坚决服从命令，请司令员和政委放心，那怕358旅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阵地！”黄新廷旅长和余秋里政委商量后，决定派714团及715团1个营执行这个任务。
714团在任世鸿团长率领下连续夺取了南山数个阵地，堵住了敌军的南逃去路。该团夺下的阵地恰好是敌29军和90师指挥部所在地，是敌突围的主要突破口。因而敌军不惜血本，向714团占领的阵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冲锋。
战斗异常惨烈，团长任世鸿、参谋长武治安壮烈牺牲，政委徐文礼、副团长薛常义身负重伤。
2营6连140多人打得只剩下十来个人仍在顽强战斗，像一块啃不动、砸不烂的硬骨头牢牢地守在阵地上。此次战斗中，涌现出刘四虎、尹玉芬、李恩龙、高家凯等15位战斗英雄，还荣获“英勇善战，杀敌先锋”等奖旗和“战斗模范连”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6连保持战争年代坚忍不拔、一往无前的硬骨头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剿匪反霸、抗美援朝、战备训练、抢险救灾、施工生产等任务。1962年，开赴东南沿海地区执行紧急战备任务，以“战备思想硬，战斗作风硬，军事技术硬：军政纪律硬”而闻名。1964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该连“硬骨头六连”称号。1984年1月22日，中央军委赠予该连“发扬硬骨头精神，开创连队建设新局面”的锦旗。1985年6月6日，因该连在老山对越防御作战中战绩突出，又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硬六连”的称号。
6连2班班长刘四虎是诉苦三查中涌现出来的子弟兵典型，在这次战斗中表现极为勇猛。刘四虎率领全班攻占国民党军占据的第一座山头，迅即向第二座山头突击，战至只剩下他一人，又只身冲入国民党军阵地拼杀，连续刺倒7人。当被10余名国民党军包围时，毫不畏惧，继续拼刺，身体受伤11处，仍坚持战斗，最后昏到在堑壕里，后被增援的同志救出。刘四虎为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战斗结束后，贺炳炎和廖汉生亲自赶赴战地医院看望刘四虎等战斗英雄。贺炳炎握住刘四虎的手风趣地说：“你的名字起得好，你一人能顶上四只老虎。”随后，贺炳炎和廖汉生指示政治部门整理刘四虎等英雄的事迹材料上报野司，请求授予荣誉称号。随后，西北野战军迅速开展了“学习刘四虎杀敌立功运动”。1948年3月和1949年1月，西北野战军先后授予刘四虎“特等战斗英雄”、“拼刺英雄”、“爱民模范”、“英雄旗帜”等称号。1950年9月，刘四虎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并被大会选为主席团成员。
29日下午，第2纵队赶到瓦子街南面投入战斗。北面，独豆旅也与左翼第4纵队沟通了联系。我军各部队密切协同，把敌军压在瓦子街以东的山沟里。
入夜，北风呼啸，大雪下了一夜未停片刻。战士们相互簇拥着，露宿在山上梢林中，准备最后的进攻。
贺炳炎和廖汉生政委围在小马灯旁，对着地图仔细推敲着每一个战斗细节。
次日拂晓，雪住天晴。贺炳炎笑着对廖汉生政委说，看来老天有眼，天助我也！
战斗打响后，贺炳炎指挥1纵沿瓦子街公路和南北两山自西向东攻击。2纵由南向北，4纵由北向南，6纵、3纵各一部由东向西，全方位向敌发起猛攻。到下午5时，瓦子街战斗胜利结束，援敌全部被歼。敌”军军长刘戡在绝望中用手榴弹自毙。敌90师师长严明在逃跑中被我军击毙。敌27师师长王应尊混在俘虏中趁机跑掉了。两年后，王应尊在四川德阳县与裴昌会等一同起义，回到人民的一边。全国解放后，王应尊在北京与贺炳炎偶然相遇，谈起瓦子街战役，王应尊面露愧色地对贺炳炎说：“那时我不应该跑，早该回到人民一边。”
瓦子街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决定围洛打援，以巩固和扩大宜川和瓦子街战役的战果。但增援洛川的敌裴昌会兵团害怕重蹈刘戡全军覆没的覆辙，磨磨蹭蹭，一天只不过走四五里地，后来干脆按兵不动了。
4月14日，彭总在马栏镇野司驻地召集各纵各旅干部开会，决定在攻洛一时拿下、打援又不成、粮食困难的情况下，直捣胡宗南战略大后方，出击西府地区，攻敌要害宝鸡，调退延安、洛川守敌，巩固我后方和黄龙新区，建立麟游山根据地。
会后贺炳炎和廖汉生率1纵直插宝鸡。
宝鸡是胡宗南的后方补给基地，由整编第76师师长徐保率师部及工兵营、特务营、144旅新编40团以及保安21团共2000余人防守。徐保原是28旅旅长，西北野战军第一次打榆林时他率部保榆有功得到胡宗南的封官奖赏，当时恰好76师师长廖昂在清涧被俘，于是徐保升任76师师长。此次西北野战军打宝鸡，徐保想再露一手。
胡宗南为了保住后方补给基地，一面严令徐保严防死守宝鸡，一面催促裴昌会兵团和青海军阀马步芳第82师从东西两路增援，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于渭河与千阳河之间的狭小地域。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命令1纵与2纵攻打宝鸡，6纵、4纵进行机动防御。当1纵与2纵完成攻打宝鸡部署后，敌情突然发生变化，胡、马两路援军一改过去迟疑不前的习惯做法，快速地向宝鸡逼进，并与我阻援部队展开激烈战斗。
4月25日晚，彭总给贺炳炎和廖汉生政委打来电话：“你们看还打不打宝鸡？”
廖汉生政委报告：“先头部队358旅下午就出发了，已经渡过了千阳河，到达攻击位置，为什么不打呢？我和贺炳炎的意见是打，坚决地打！”
彭总略为停顿了一下：“好，你们就打吧，但要注意伤亡不要太大，如果困难太大，可适时撤退。”
26日天麻麻亮，贺炳炎指挥1纵从西北两面协同东面2纵向宝鸡发起了攻击。独1旅以2团为先头从西门突入城内，358旅以716团为先头攻占飞机场后从北山冲进市区。午饭后，参加战斗的西北野战军占领城内大部，并向徐保的最后据点发动猛攻。
徐保非常狡猾，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火车站内的铁甲列车上。尽管大势已去，但他仍然凭着坚甲利炮进行最后的抵抗。经过一番激战，徐保最终毙命。
徐保毙命的消息传到西安，有人联想到20多天前刘戡在瓦子街的归宿，便写了一副对联：
刘戡戡内乱内乱未戡身先死，
徐保保宝鸡宝鸡不保人已亡。
宝鸡失陷后，胡、马两路援军已相继突破阻援部队的拦阻，尤其是裴昌会率领的约10个旅已经逼近凤翔，使宝鸡城内的西“北野战军背水背敌，处境十分危险。27日晚，彭总命令贺炳炎迅速收拢部队，炸毁敌军事设施，连夜撤离宝鸡。
宝鸡不愧是胡宗南的后方大仓库，可以说应有尽有。1纵缴获了整窑洞、整车皮、整仓库的武器装备及粮食、布匹，收缴的物资可以说是堆积如山。
望着如此众多的物资，看看撤退时间一分一秒到来，贺炳炎和廖汉生心急如焚。贺炳炎命令打开粮仓布库，向饥寒交迫的百姓发放成袋的面粉、成捆的布匹，能扛的就扛，能拖的就拖。
全纵队的骡马都以最大驮载量满载着枪炮、弹药。贺炳炎司令员向部队下了一道特殊命令：“全纵每人背上一捆卡叽布和一发炮弹。”有了这些布，不但可以解决1纵的夏衣，就连当年的冬衣也都有了。炮弹就更不用说了，我军炮本来就少，炮弹就更少。望着这些物资和弹药，战士们笑着说：“过年也没有这么热闹。”
实在搬不动的弹药，只好将军火仓库、兵工厂一起炸掉。随着一声声巨响，胡宗南的补给基地化为一片废墟。
贺炳炎率部于4月28日全部安全撤出宝鸡。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1月15日的命令，西北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其原所属各纵队依次改编为第1、第2、第3、第4、第6、第7军。第1军军长由贺炳炎担任。
1949年7月6日，第1野战军在陕西咸阳城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研究向大西北进军的计划。
中央军委确定第1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于年底前占领甘、宁、青，而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占领新疆，解放陕、甘、宁、青、新五省；另一路由贺龙率领进军西南，协同第2野战军解放贵州、四川、西康。
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根据军委部署和指示，确定了在西北地区“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发动了扶眉战役。
7月11日，扶眉战役开始。贺炳炎率第1军协同第2军围歼周至与眉县之间的敌24师及61师一部。
战斗中，贺炳炎军长和廖汉生政委各自乘坐一辆不久前缴获的吉普车，好不威风。他俩超越仍在肃清残敌的部队，一直向西赶到横曲镇。
这是贺炳炎和廖汉生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调度部队。这车是前一段时间从敌“青年军”缴获的，当时共缴获3辆吉普车，但无人会开，只好用牛车拖了回来。路上有一辆翻到山沟里报废了，只剩下两辆，军长、政委各一辆。贺炳炎命令战士到俘虏中找司机，可有人担心俘虏兵不牢靠，弄不好会把首长给摔死。
贺炳炎笑笑说：“俘虏兵会开车，政治上也许不是那么牢靠，可能会把我和廖政委摔死；但是我们总不能用老牛拉着小车去打仗吧，那样更容易像上次那样翻到山沟里去。要相信俘虏兵。”
战士们很快从俘虏兵中找出了两个原车的司机。
此次，贺炳炎军长和廖汉生政委由于乘车，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抓住先头1师3团，直接命令该团及2师4团、6团3营立即不停顿地向眉县大踏步前进，命令3师插向眉县以西。
战斗结束后，贺炳炎命令战士们到渭河里洗个痛痛快快。一时间，渭河里欢声笑语，战士们一边擦洗身上的污垢，一边打捞敌人丢弃的枪炮。
7月16日，贺炳炎军长和廖汉生政委参加了野司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暂不占领汉中而集中歼灭青。宁二马的指示，野司决定乘胜“阻敌打马”。
贺军长和廖政委率第1军为兵团先头，从宝鸡沿西安至兰州大道向甘肃攻击前进，准备歼灭驻守陇肥的青马骑兵第14旅，但敌闻风而逃，退守固关镇。第1军于7月25日解放陇县，继续向团关追击前进。
7月28日，第1军第回师和军属炮兵向固关发起进攻，先夺占了四周高地，而后向镇内攻击。在甘肃境内马鹿镇的敌骑8师前来增援，野司即令1师暂停攻击，待敌骑8师被迂回的第7军包围后再一举全歼。贺炳炎接到命令后，分析当前形势，估计骑8师到来的时间，遂下令1师继续攻击。贺炳炎对心有顾虑的廖政委说：“现在继续冲锋，可在一两小时内解决战斗，如果延缓，则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那时我伤亡必将增加。将在外嘛……请廖政委放心，出了问题我贺炳炎负责！”
战后，彭总对贺炳炎没有执行命令，既没有批评也没表扬，就像没有发生过此事一样。
果然如贺炳炎所预料的那样，守敌迅速崩溃，纷纷脱离阵地，向西逃往甘肃。1师跟踪追击，加上7军迂回部队将逃敌拦截，前后夹击，将敌骑14旅一举歼灭。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的当天，贺炳炎率第1军挺进青海。
9月5日，第1军前锋部队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下进入西宁。西宁由此得到解放，西宁人民获得新生。
西宁解放两天后，贺炳炎军长和廖汉生政委率1军军部进驻西宁。
9月17日，青海省委成立。贺炳炎和廖汉生、余秋里等吕人组成省委领导班子。同时，贺炳炎兼任青海军区司令员。
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后，贺炳炎已是重病缠身，高血压、支气管哮喘、关节炎、肾脏病等缠住了贺炳炎。但贺炳炎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向伤残、疾病展开了另一场战斗。
1952年，贺炳炎调任四川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和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955年3月，贺炳炎担任中共成都部队委员会书记、成都部队司令员，同年9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同志在成都病逝，年仅47岁。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刚正将军——上将彭绍辉
刚正将军——上将彭绍辉
彭绍辉湖南湘潭人。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司令员，一野第7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彭绍辉奋力挤进去一看，原来是国民革命军在招兵。他当时想，管
他什么兵，先当上再说
1927年的7月和8月间的湖南，天气连续多日的高温，大地像蒸笼一般烤人。可彭绍辉的心里却异常的冷。此时，年仅20岁的彭绍辉，怀念以前火红热烈、扬眉吐气的闹革命的日子，又为眼前的“4·12”、“7·15”后的农村革命前途而忧心忡忡。
彭绍辉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瓦子坪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十七八口人，仅有8亩水田和5块柴山。家里人多田少，主要依靠祖地主一些困地和打短工维持生活。除此外，父兄们还要经常外出打工，一年忙到头，仍然难以生存，只好将田山房屋典押给地主。兄长们当长工，嫂子们做帮工，读了两年多私塾的彭绍辉也只好放下心爱的课本为地主放牛。
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机，将眼睛都愁瞎了。彭绍辉16岁时，父亲因劳累加忧愁丢下一家人而去。
由于房子都典给了地主，一家人只好住在祠堂里苦熬日子。
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开展。湘潭地区是毛泽东的家乡，农民运动远比一般地方来得更加猛烈。房屋墙壁上、树杆上、山坡上，到处都张贴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的标语。各地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和自卫军，建立了乡村革命政权。彭绍辉的四哥彭绍松当上了乡农协委员长，二哥当上了农民自卫军战士。两位哥哥，领导农民游行示威、张贴标语、高呼口号、斗争地主。那些日子，人民群众个个兴高采烈，彭绍辉更是斗志昂扬。
可是好景不长，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接着的5月，湖南军阀何键、许克祥也在长沙等地发动了“马日事变”。一时间，形势急转直下。刚刚还是艳阳天，转眼间就变得乌云密布。
湘潭韶山等地的党组织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潭、湘、宁边区中路司令部，与白色恐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殊死斗争。彭绍辉也佩戴上了农民自卫军的红布黄字袖章，扛起了梭镖投入到了革命自卫军洪流中。
军阀许克祥的队伍镇压农民运动，湘潭、湘乡、宁乡等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将农民自卫军集中起来，共10万人，攻打长沙。由于敌强我弱，农民自卫军在银田寺被许克祥的部队打散，农民运动由此转入低潮。
“团防局”、“挨户团”四处清乡，枪杀农协会员。彭绍辉是农民自卫军，参加过打长沙，也被当成“暴徒分子”。他虽然没有被抓到，可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始终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而他对母亲说：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到外边去闹革命，替穷苦人打下一片人人平等的新天地。
母亲看着面前这个最小的儿子，心里苦苦的。外边再好，也不如家里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何向九泉之下的孩子他爹交待。因此，母亲不赞成么儿子到外面去闯天下。
彭绍辉见母亲的工作不好做，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当农民协会委员长的四哥，四哥很支持他，说：“我们兄弟多，出去个把两个是可以的，如果你走了，母亲在家一切由我们负责。”
听了四哥的话，彭绍辉心里就有了底，从而下定了走的决心。
决定走的那天晚上，彭绍辉进了家门，看到母亲正在干活。望着母亲，彭绍辉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母亲，一生共生了11个孩子，4个活了下来，在7个男孩子当中，彭绍辉是最小的。父亲去世后，兄弟分家，妹妹出嫁，只有彭绍辉一人陪伴母亲。想到这些，彭绍辉又有些犹豫不定。走吧，真舍不得离开疼爱自己的母亲；不走吧，眼下又没有什么出路。
彭绍辉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希望天快一点黑下来，好作最后的决定。
终于捱到吃晚饭的时候。这一顿饭，彭绍辉吃得很慢，仿佛有意识品味母亲做的饭菜。彭绍辉想，此一去还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吃母亲做的饭菜了。因此，本来吃饭狼吞虎咽的彭绍辉今天却有意细嚼慢咽。的确，此一去，彭绍辉再也没有吃到母亲做的饭菜。1939年，彭绍辉的母亲念着喊着彭绍辉的乳名撒手而去。
也许是因为天黑，没有看到儿子不安的神情，也许是知道儿子近来心情不好，母亲只是不住地叫着他的乳名催促道：“满孩，多吃一些；满孩，多吃一些！”
吃完饭，彭绍辉坐在桌旁，默默地看着母亲。
母亲似乎发觉儿子有点异常，还以为儿子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便说：“满孩，累了就早点歇着去吧。”
“哎！”彭绍辉答应着，缓缓地站起身子，走向自己睡觉的屋子。
不知过了多久，夜深了，母亲的屋里也没有了动静。彭绍辉咬咬牙，从床上下来，轻手轻脚走进母亲的屋子，悄悄打开柜子，摸出一套衣服和一把铜钱。母亲问：“满孩，你干啥子哟？”
彭绍辉没敢吭声，也没敢停留，急忙几步到了门外。
“满孩，你就忍心走了？”母亲已经猜出了么儿的心思，哭着说。
彭绍辉知道，如果再待一会儿，定下的决心就很可能被母亲的眼泪所动摇。于是他擦一把眼泪，猛一转身，迈开双脚，匆匆地离开了家门。
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彭绍辉，怀着找同乡毛泽东、为农民报仇的念头，忍痛离开了亲人和家乡，一路上怀揣农民自卫军的红袖章，独自步行到了湘潭县韶山等地。在白色恐怖下，找革命领导人不是那么容易的。彭绍辉从熟人口中打听到毛泽东在长沙一个学校教书，就匆匆赶去长沙。这时，汪清卫也叛变了革命，毛泽东转移到了武汉。毛泽东到底在哪里？一时间彭绍辉陷入痛苦之中。
当时，白色恐怖相当厉害，四处抓人。彭绍辉举目无亲，又累又饿，正在苦恼之际，他看见不远处竖着一面大旗，许多年轻人围在那里。彭绍辉奋力挤进去一看，原来是国民革命军在招募新兵。彭绍辉想，管它是什么兵，先当上再说。这样既可以度过眼前的难关，又可以学点本事，将来有机会再去找毛泽东。就这样，他成了一名士兵。
彭绍辉当兵后，被编到国民革命军第35军1师1团3营12连。这个连每日三操两讲，长官们动不动就打骂士兵，还体罚训斥，日子很不好过。
不过，这个连从士兵到连长，差不多都是湖南湘乡人。彭绍辉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发现这些人多是在白色恐怖下逃出来的农民，有的过去还是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和农民自卫军成员呢。大家在一起有了共同语言，私下经常回忆农民运动高潮时期，地主老财威风扫地，贫苦人在毛泽东率领下欢天喜地的情景。不过，他们对自己原先的身分都是严格保密的，彼此之间也不问。
一天晚上，彭绍辉保存的农民自卫军红色袖标被班长发现了。这个班长平时对彭绍辉不错，看到袖标后就告诫他说：“小鬼，立即把它烧掉，上面发现了是要砍脑壳的！”彭绍辉很是感激这位小班长。
可彭绍辉心想：别看土豪劣绅现在这样猖狂，将来总有一天，毛泽东会领着穷人干起来，把他们统统打倒的。要是现在我把红袖标烧了，到时拿什么去见毛泽东呢！彭绍辉想了想，装着去烧的样子，到了门口又悄悄地将红袖标藏了起来。
不久，这支部队开到了湖南益阳、南县等地驻防。此时，彭绍辉成了上等兵，经常上街采买。这样，他接触的人和事就更多了。他不但发现了长官们瞄上欺下、克扣军饷的事，还时常听到和看到一些共产党员、农民协会负责人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和杀害。彭绍辉心情非常沉重，暗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这些革命者报仇。当时，军阀内部腐败，互相倾轧，贪污舞弊，欺压人民。彭绍辉原想为穷苦人报仇、杀土豪劣绅才来当兵的，现在却眼看他们屠杀共产党人和贫苦农民。因此心情十分沉痛，整天琢磨著有机会跳出这个火坑。
其实，彭绍辉所在的这个团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只不过彭绍辉不知道罢了。团长彭德怀等共产党人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发动闹饷运动。在彭德怀的劝说下，师长周磐决定创办随营学校。该校由黄公略负责，从黄埔军校派来的黄纯一、贺国中等担任教官。他们对学员很关心，经常和学员讲广州农民讲习所、秋收起义和各地农民运动的情况。彭绍辉被派到随营学校学习后，经常秘密听取学校负责人黄公略讲农民运动，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1928年6月，独立5师奉调去平江“剿共”，随营学校也移驻湖南省岳阳，这时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是贺国中。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了平江起义，彭绍辉也和随营学校一起由贺国中等率领，于7月23日赶到平江，参加了起义行动，成了光荣的红军战士。同年冬天，在黄金洞由黄公略介绍，彭绍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平江起义使敌人大为震惊，军阀陈光中、朱耀华等部蜂拥而至，以数倍的兵力猛烈围攻起义军，企图一举歼灭，将革命的火种扼杀在摇篮中。彭绍辉时任红5军7团一名班长，第一次参加了战斗。由于他沉着勇敢，组织指挥出色，很快被提升为分队长。起义部队在修水、铜鼓、万载一带，连日和敌人转战，伤亡很大。1929年初，红5军与当地工农游击队合编。此时，彭绍辉已任2纵队2大队6中队中队长了、他在大队长李实行的领导下，经常带人深入到偏僻山区，白天写标语、印传单，夜间到交通要道和重要场所张贴、散发，拂晓前返回宿营地。彭绍辉率队在平江、浏阳、万载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自卫军，发展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一次，2大队由长寿街到芦洞宿营时遭敌包围，拂晓时受到猛烈攻击。在紧急情况下，彭绍辉主动率队承担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他凭着对该区地理、人情熟悉，奋不顾身地抢占高地，将敌全部火力吸引过来。敌人以为彭绍辉的人马是红军主力，便将全部火力压在他们中队头上。这时，大队主力从另一个方向迅速转移到了安全地带。敌人对彭绍辉占据的高地进行了疯狂地轮番进攻。彭绍辉率领6中队顽强抵抗，敌人数次进攻都未得逞。在据险顽强抵抗中，彭绍辉的右胯骨中弹负伤，但他忍着剧烈的疼痛，顾不得包扎，继续组织对敌人进行有力的反击，保障了大队主力的安全转移。这时4中队已转到敌背后并占据有利地形，配合6中队对敌夹击。敌两面挨打，只得仓皇后撤。大队遂即命令6中队撤出战斗。
撤出战斗后，彭绍辉没有顾得上休息，又随队翻越了由芦洞到浏阳的30余里山路。因流血太多，到达宿营地时，彭绍辉已处于昏迷状态。当时没有医护人员，也没有药，战士们只能简单的用盐水消消毒就用绑带缠上了。此时敌情非常紧张，刚到营地，部队又要转移，彭绍辉伤势较重，组织上决定把他留下来就地养伤，将彭绍辉留在了浏阳五区赵家冲一位姓李的农协委员长家里，同时将通信员陈样留下照顾他。
赵家冲离古港区只有三四十里路，区公所有几十名“挨户团”的团丁驻防，经常出来活动，纸商也常来赵家冲买竹子。因此这里的环境十分危险，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防止走漏风声，群众白天将彭绍辉藏在后山草丛里，晚上再背回来。当时党组织派了可靠群众放了望哨，一旦发现“挨户团”搜山就鸣锣告警。
第6天晚上，一群“挨户团”团丁直奔赵家冲而来，乡亲们立即带上煮好的猪肉和鸡蛋，将彭绍辉转移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委托刘老汉照应。
刘老汉只身一人，对彭绍辉的照顾非常周到，从而使他的伤势恢复很快。
在刘老汉家住了一段时间，群众又将彭绍辉转移到西山脚下一位姓唐的老汉家中住下。彭绍辉离开刘家不到一袋烟工夫，刀多名团丁就闯进村子，到处搜查，狠狠地打了刘老汉一顿，非要他交出受伤的游击队长不可。刘老汉说几天前确有几个红军伤号从这里经过，但他们没敢留下。团丁搜了半天，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
一天深夜，放哨的农会会员报告，敌人又来了！接着就传来了急促的狗吠声。不巧的是通信员陈梓生了病——肚子痛得很厉害，浑身没有半点力气。唐老汉二话没说，把陈梓藏在床底下，背起彭绍辉就往后山奔，把他藏在一个很深的石洞里。不一会儿，就听到敌人在村子里砸门和喊叫声，彭绍辉很为陈梓和唐老汉担心，直到第二天早上唐老汉来送饭时，才知道敌人已经走远了，陈梓很安全。唐老汉告诉彭绍辉，要在石洞里藏好，不来接时，一定不能出来。
彭绍辉就这样天天藏在黑暗、阴凉、潮湿的石洞里。为了不暴露目标，有时连送饭、送水都很困难，只有趁天亮前或天黑后才能送来。浏阳五区党组织认为彭绍辉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因此趁一个夜晚将他转移到了比较偏僻安全的营和洞去养伤。在营和洞，彭绍辉一直住到伤愈归队。
一次又一次转移，彭绍辉都受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掩护和照顾，这使彭绍辉进一步懂得了红军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深刻意义，坚定了为人民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决心。
归队后，彭绍辉任红5军第2纵队2大队教导队长，担负起为红军培养干部的重任。
2．彭绍辉左臂截肢后，组织上为照顾他，安排他到地方去工作。他坚
决不肯。说没了左臂，还有右臂，还能指挥打仗
1932年底，蒋介石又抽调5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此前已进行过三次“围剿”，都被红军打破，这是第四次了。蒋介石连续三次惨遭败绩，输得气急败坏。这次想豁出老本挽回一点面子。
当年12月，以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军12个师16万人担任主攻，企图分进合击，一举歼灭中央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摧毁中央根据地。
面对敌人的又一次进攻，红1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留驻黎川，主力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时任师长的彭绍辉奉命率红3军团1师迅速赶到北线，向“围剿”之敌发动进攻。开始时，战斗很顺利，连续攻克了宜黄、乐安两县，并配合主力围困了南丰之敌。此后，又转战东线，参加了黄狮渡、邵武、浒湾和丰山铺战斗，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3年2月，虽然进入了春季，但天气仍然十分寒冷。穿着单薄衣裳的红军官兵，在细雨浓雾之中隐蔽行进到黄破、大龙坪地区，将敌行军纵队拦腰切断，随即发起猛攻。这个漂亮的伏击战，不仅将2个师的敌人全部歼灭，还生俘敌师长李明、陈时骥以下万余人。在这次战斗中，彭绍辉率领全师，攻打敌59师的侧翼，歼其1个旅，缴获各种枪400余支。敌人的武器弹药丢得山山谷谷到处都是，许多还未开箱就被红军缴获。当时，动员了很多群众前来帮助红军打扫战场，战利品搬运了一个星期才搬完。
一个月后即3月中旬，不甘失败的敌人又纠集了6个师的兵力，改变部署，由宜黄经东陂直扑广昌。
这天晚上，红3军团第1师开祝捷晚会，彭绍辉正在戏台上拉着二胡唱湖南小调，突然接到报告，敌人又向广昌围攻而来！彭绍辉把二胡一放，向大家动员道：“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又来进犯了！祝捷大会就暂开到这里，大家回去作好战斗准备，再打一个漂亮仗，咱们把两个祝捷大会合到一起，开一个更大的祝捷会，好不好？”
台下指战员听后，齐声振臂高呼：“坚决消灭进犯的国民党反动派！”“保卫中央苏区！”这时，接到军团长彭德怀的指示：这次战斗是第四次反“围剿”中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打好了，可以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打乱敌人的整个部署，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打败了，红军前途就很难说，很可能会引来天灾人祸。彭绍辉把彭德怀的指示一传达，又加上一阵鼓动，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纷纷要求担任主攻任务，争取在战斗中杀敌立功。
根据侦察报告，敌罗卓英指挥第11师、第9师和第59师。第79师一部，拉开一条长蛇阵向苏区进犯。红军决定将主力转移到敌军进犯路线的两侧，打敌腰部。具体部署是：1军团负责左翼并攻占黄柏岭；5军团担任牵制；3军团担任正面攻击霹雳山。要求“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敌11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彭绍辉所在的红3军团负责正面攻击。他接到军团长彭德怀发布的“1师担任草台岗主攻任务”的命令后，立即向部队作了战斗动员，星夜率部向霹雳山急奔。
由于山路崎岖，加上夜黑，行军非常艰难。1师的官兵英勇顽强，动作迅速，克服重重困难，先于敌人到达霹雳山并占领了主峰。彭绍辉为了迷惑敌人，伪装成游击队，并规定不准打迫击炮、不准打机枪，以免暴露自己是主力部队。
就在彭绍辉调整部署时，忽然听到前面响起一阵机枪对射，大家非常震惊。彭绍辉正要查明是哪个部队打的机枪时，军团长彭德打来电话责问道：“有命令不准打机枪，为什么不执行，这次战斗是这次反‘围剿’的关键，暴露了目标，拿不下霹雳山，我拿你是问！”
本来，彭绍辉就感到事情的严重，加上彭德怀的电话，他更感事情重大。他向师的其他领导作了交代后，立即命令后续部队开进，然后带上武器直奔响枪的地方。一查原因才知道，原来是部队和敌人遭遇了。敌人占据了霹雳山主峰下面的三个小山峰，拼命争夺被我占领的主峰，不得已才动用了机枪。彭绍辉了解到情况后，立即向彭德怀作了简要汇报。
彭绍辉看到不远的地方正进行着机枪对射，那个作战非常勇敢、外号叫“铁脑壳”的曾负伤10多次的罗克桂连长，正在抱着机枪拦阻、反击敌人。
彭绍辉边观察边和指挥员们商量，如何把敌人盘踞的几个山头夺下来，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时红军居高临下，右边是深谷，左边是陡险的石崖，中间是一块平坦的山坳，敌我的行动互相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凭借火力强行扼守小山峰，红军则由于缺乏远程火力，面对敌人十几挺轻重机枪的严密封锁，很难以小的代价迅速攻上去。
军团首长不断来电话催问进攻情况，并指示要尽快消灭霹雳山的敌人。彭绍辉组织了几次正面攻击都未奏效，而且伤亡很大。正当准备再组织强攻时，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飞机的马达声。敌机在霹雳山上空狂轰滥炸，敌官兵纷纷后撤隐蔽。彭绍辉一看这是个好时机，命令除部分对空射击分队和作业分队留在山顶外，其他部队分散离开主峰。这时有少数没有经验的战士有些慌乱，想躲起来。彭绍辉对大家说，要注意隐蔽，但不要怕，这里山势复杂，敌人的飞行技术不高，加上怕我们射击，不敢飞得太低。敌机飞高了敌我双方距离这样近，敌机投弹技术不准，不知炸弹落在谁的头上。大家不要怕，要注意观察，迅速接近敌人，随时做好进攻的准备。
敌机在高空兜了几个圈子后，忽然直冲下来。一些炸弹投在红军阵地的主峰上，也有几颗投到了敌人阵地上。只见浓烟弥漫，敌人乱作一团，喊叫声、咒骂声连成一片。敌军慌慌张张后撤躲藏，连机枪都扔在阵地上不管了。
彭绍辉在前沿阵地上，将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觉得这是进攻的最好时机，当即下令部队全力向敌人阵地冲击。并且第一个跳出战壕，从受伤的战士手中抓过一支步枪带头冲向敌阵。
霎时间，我军直接压向敌军阵地，在敌前沿阵地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为了扩大突破口，彭绍辉又带头冲锋，猛攻敌人主阵地。警卫员急忙上前劝阻：“师长，注意安全！靠前太危险！”
两军相逢勇者胜，而主要指挥员的模范行动，无疑是无声的命令。深知这一点的彭绍辉，没顾警卫员的劝阻，继续往前冲。彭绍辉想，这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战机，一定要抓住，抓住就是胜利，不能考虑个人的安危，不能有分秒的耽误。
双方短兵相接，战斗非常激烈。经过20多分钟的全力拼搏，彭绍辉率红1师占领了敌人的主阵地。彭绍辉将缴获的几挺轻重机枪交给跟上来的师政委陈硕金等人后，又踏过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和追歼残敌的一线部队一起向溃敌冲去。
也就在这时，彭绍辉的左臂被敌人的机枪打中，而且连中两弹，血顺着衣袖流了下来。他咬紧牙关，用绷带紧紧扎住伤口，忍痛继续指挥部队向敌人最后防线冲击，直到后续部队第3师赶上来接替第1师继续追歼敌人。彭绍辉被抬上担架时，枪炮声已渐渐稀疏……
彭绍辉的伤势很重，在医院住了四五个月，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做了3次取碎骨手术。由于药品短缺，彭绍辉的伤臂不孝感染发炎，最后不得不截去左臂。当征求本人意见的时候，彭绍辉坚决不同意。他心神不宁，非常痛苦，以至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悲观情绪。彭绍辉想，自己还年轻，不能没有胳膊呀！没有了胳膊，今后怎么带兵打仗呀！
听到这个情况后，军团领导彭德怀、滕代远和一些战友纷纷到医院去探望彭绍辉，安慰他安心医院的救治，鼓励他振作起精神，早日重返前线。这样，彭绍辉才渐渐从悲观和痛苦的情绪中跳了出来，同意切除左臂。在医院的七八个月中，他除了治疗养伤外，就是阅读报刊，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坚持学习了《共产主义ABC》、《列宁主义概论》等马列主义著作。同时，还以惊人的毅力，为重返前线进行顽强的锻炼，学会了独臂打绑腿、骑马等军事动作。
由于彭绍辉在霹雳山战斗中指挥得力，身先士卒，机智勇敢，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立下了卓越战功，中央军委于1933年8月1日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
彭绍辉出院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到地方去工作。彭绍辉执意不肯，他坚决地表示：“我虽然没有左臂了，但还有右臂，还能指挥战斗。只要反动派不消灭，我就不离开战场！”
这个要求，被当时掌握大权的李德拒绝了。可彭绍辉不罢休，又去找周恩来，提出自己的请求。周恩来看他态度这么坚决，就同意了他的要求，鼓励他说：“你虽然身体残疾了，却要求再上战场，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非常可嘉。好吧，你去继续勇敢地战斗吧，争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就这样，彭绍辉带着一只右臂，又回到了红军的战斗行列，担任了红34师师长。
不久，在光明山一带阻击敌88师的战斗中，彭绍辉又一次中弹负伤，在手术器械、麻醉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忍痛做了手术，取出了弹头。彭绍辉出院后，即到红15师（即少共国际师）任师长。彭绍辉和师政委肖华率领红15师踏上充满艰辛、布满荆棘的长征之路。
长征一开始，彭绍辉就和肖华一起，指挥红15师担负了艰巨的掩护任务。在石城、大脑寨一带，阻截红军的是一股强敌。红15师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终都遭到失败。我红军主力迅速从容地得到转移。不久，红15师改编为红1军团第3师，并补充了新兵，主要担任掩护军委纵队的任务。彭绍辉和肖华带领全师，昼夜兼程，沿粤、桂、湘边境行进，越过苗岭山脉，强渡乌江天险，经过一次次战斗，终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到达遵义。
彭绍辉率领红15师出发时，全师有5000人，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已减少到2700人。为此，彭绍辉常常整夜整夜不能入睡，在他眼前老是晃动着自己熟悉的部下。彭绍辉常想，同样一支部队为什么过去连连打胜仗，而现在却一败再败，最后不得不东躲西藏。红军的前途在哪里？革命难道真像有的人说得那样，快到头了不成？直到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红军危局得以扭转，彭绍辉心中的疙瘩才逐渐解开。
遵义会议后，彭绍辉率部抵达贵州桐梓时，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决定将第3师撤销，原3师的人员分别编入第1、第2两个师，以加强主力。彭绍辉则调任红1军团司令部当了教育科长。
当教育科长和当师长是不一样的，彭绍辉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也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他认为，整编是为了打胜仗，只要对战争胜利有好处，个人算不了什么。
可是，事情并不像彭绍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久，他的警卫员被取消了，他所乘的马在行军累死后也没有再配备。这对于失去左臂的彭绍辉来讲，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彭绍辉处处感到艰难，但却没有丝毫怨言，更不向组织述说自己的困难，仍然以饱满的热情坚持值班、管理军团直属队，组织侦察、警戒、行军教育等等。
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彭绍辉被调回红3军团。因为他当过师长，彭德怀见面为难地说：“你回来就好，可是现在没有适当的位置。你看……”
看着自己尊敬而又熟悉的老领导，彭绍辉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什么也没有说。
过了一会儿，彭德怀询问道：“你去搞教导营好不好？”
“好！”彭绍辉立即说：“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
红3军团的教导营，有3个连，1个营部。彭绍辉担任教导营长后，和营政委李志民一起，率领教导营奋勇行进在长征路上，渡赤水，袭金沙，翻雪山，和红4方面军会师后，进驻到四川的松潘、黑水地区。
在一次饭后，周恩来单独找到彭绍辉谈话，说：“中央已确定北上建立陕甘宁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了和4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决定从1方面军调几个当过师长的同志去4方面军当军参谋长，组织决定派你到30军工作。你到那里后，要谦虚谨慎，注意团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工作做好。同时要注意不要摆1方面军的架子，要与4方面军的同志打成一片。”
遵照中央的决定，彭绍辉到30军担任了军参谋长。
当部队通过草地到达四川西北的阿坝地区，准备渡过噶曲河继续北进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突然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折回草地南下，说是要“打到芦山、天全去，那里天天吃大米。”这一蛊惑人心的口号对部队中占绝大多数对大米有一种特殊感情的南方兵来说，无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张国焘还放风说，党中央的路线错了，要重新“审定”中央路线，并且扬言要另立“中央”、“中央军委”。与此同时，张国焘错误地认为中央派人到4方面军是故意与他过不去，是对他的不放心，于是他未经中央同意，就把党中央派到红4方面军的一批人撤了下来。
彭绍辉知道后心里非常不安，觉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全党应听从党中央。他想找朱总司令谈谈心里话，可是一直见不到，便给朱总司令写了一封长信，申述自己的意见，主张全党应服从党中央，应听毛主席的，反对分裂党中央，反对分裂党的军队，反对张国焘自立中央的活动等等。信写好后，托过去认识的一位领导转给朱总司令。
信送出去了，彭绍辉正盼着朱总司令指示时，张国焘突然派人通知他去谈话。彭绍辉想：事情不好，早不谈晚不谈，这时找谈话，肯定不是好事。想归想，彭绍辉还是硬着头皮去见张国焘。
彭绍辉走进张国焘的办公室，看见屋里坐着许多人，朱德也在。他进门后首先向靠门而坐的朱总司令敬了一个礼。这时，坐在张国焘左边的一个人突然跳了起来，劈头盖面地骂了他几句，接着提出一连串的质问：你为什么反对南下？为什么反对张“主席”？为什么反对成立新中央？这些大有来头的话，使彭绍辉猛然醒悟过来：原来写给朱总司令的信没有交给朱总司令，而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中。
那个质问的人越说火气越大，竟然掏出驳壳枪，并把子弹用力推上膛，紧紧顶住彭绍辉的胸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一旁冷眼观看事态发展的朱总司令站了起来，把那人的枪夺了下来，并严厉地大声喝道：“同志，这是党内斗争！”
那个气势汹汹的人手里没有了枪，觉得一口气还没有出完，便轮起手臂打了彭绍辉一个大耳刮子。顿时，鲜血从彭绍辉的嘴角流了出来。
彭绍辉一言未发，两眼死死盯着若无其事的张国焘。
朱德气愤地喊道：“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接着，朱德亲切地对彭绍辉说：“你先回去吧！”彭绍辉向朱总司令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高声答道：“是！”接着一个后转，连嘴角的血都未擦，朝自己的住地走去。
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彭绍辉对许多人说：我的命是朱总司令从枪口下捡的。
张国焘当时把一些所谓不执行其路线的同志，都以革命工作的需要弄到了一般工作岗位上“监督使用”。彭绍辉也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被调到红4方面军红军大学当了科长。彭绍辉常常苦思冥想：怎么坚持党中央路线的人却受到打击、排斥？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便偷偷地去找朱总司令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朱德抱着同情的心情，亲切而耐心地对他说：你们这些同志都是好同志，这是路线斗争，不要着急，早晚一定会弄清楚和解决的。分配到红军大学去，也是党的工作嘛！而且红军大学这块阵地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充分利用并占领好这块阵地，宣传好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争取更多同志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作斗争。经过朱德一番点拨，彭绍辉的心里亮堂多了。
彭绍辉等被解除兵权后，张国焘并没就此善罢甘休，他一面扬言谁要谈论他的所谓坏话，就要遭到“铁锤”的打击；一面让保卫局派人对被解除兵权的人进行暗中监视，并经常搜集所谓的“反映”。彭绍辉担任科长期间，派去担任他警卫员的一位同志就是保卫局派去的。警卫员警卫是假，真正任务是要他随时注意彭绍辉的言行，并直接向保卫局汇报。时间一长，警卫员从彭绍辉的举止言行中明白了彭绍辉讲的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符合全党利益的，也是符合4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利益的，而张国焘宣传的那一套不符合党的利益、不利于党的团结。特别是彭绍辉正义凛然、英勇奋战的精神和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都深深地教育了他。他觉得彭绍辉是一个好领导、好党员、好同志，是自己的好榜样。因此，后来每次保卫局搜集情况时，他总是说彭绍辉的好话，并且回来还把保卫局布置监视的事，一五一十地向彭绍辉作了汇报，并提醒彭绍辉注意些什么问题，便于与他密切配合以对付保卫局的监视。这位同志为彭绍辉免遭进一步迫害，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后来，警卫员和彭绍辉结下了革命的深情厚意。
1936年6月，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和4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2方面军与4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一起北上抗日。这个消息一传开，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彭绍辉才得以在朱德和贺龙的关怀下，调回红2方面军6军团任军团参谋长。
3．指战员编了一段顺口溜来称赞彭绍辉：“一把手”的党性强，革命
全局胸中装，教育部队紧肚肠，有粮首先送中央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绍辉先是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团长，后来又担任了358旅旅长。
358旅的任务十分艰巨，除与日寇作战外，还担负着护送由延安向敌后根据地输送人员、物资和弹药的经常性任务。
1939年3月，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企图寻找八路军领导机关，消灭八路军主力。在这紧急情况下，358旅奉命护送由“抗大”、“陕公”、“鲁艺”等单位7000多名男女干部学员组成的“第5纵队”，越过同蒲铁路东迁敌后。
同蒲铁路是交通干线，日军控制得很严，早已对铁路两侧的村庄实行清剿政策，致使沿途百余里几乎成了无人区。
“第5纵队”又都是非战斗人员，要安全顺利通过是十分困难的。彭绍辉非常重视这次护送任务，接任务后，召开诸葛亮会，组织熟悉封锁线两侧敌情、地形、民情的人仔细研究护送的路线。彭绍辉还派出少量兵力到北线踩路、找向导，并且严密封锁信息，制造假象，将敌人的注意力吸5！到北线，然后从南线护送东迁。
彭绍辉确定护送方案：把“第5纵队”分成3个梯队，并亲自率领1个团进行掩护。彭绍辉利用夜暗行动，三次往返于敌人据点林立、铁甲车昼夜巡逻的同蒲路，把干部学员送了过去。在剩下最后一批人员时，彭绍辉更加小心，又一次研究方案，确定路线，最终全部胜利地完成了护送三个单位学员干部的东迁任务。
入冬以后，358旅奉命向晋察冀护送一批弹药。时值寒冬，晋西北高原北风呼啸，大雪铺天盖地。全体指战员们不仅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铁甲巡逻车，而且还要与严寒、饥饿作斗争。经过努力，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一面派人到临汾与日军进行试探性谈判，一面调动6个师的兵力，向晋西北。晋西南根据地发动进攻。人路军120师主力正在冀中平原作战，根据地内部兵力极为缺乏。这时的358旅既要坚持对日作战，又要同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还要担负护送人员、物资、弹药往返于延安和各根据地的任务，担子沉重，可想而知。
彭绍辉面对如此巨大的任务，镇定自若，从容地指挥部队，先在太原以北耀子村歼灭日军两个中队，接着率领晋西北的358旅及抗日决死队，按照“坚持自卫、坚持胜利、坚持休战”的原则，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与顽固派展开坚决的斗争，直到贺龙率120师主力回师晋西北。逐出顽固势力。
此时的晋绥根据地，不但形势险恶，生活也极为艰苦，无论军队还是地方，吃穿都成了问题，到了“夏缺单衣冬缺棉，踏脚跑步来御寒，二两黑豆四两糠，土豆南瓜苦菜汤，数月不见油和盐，想吃小米难上难”的地步。
面对现实，彭绍辉更多想到的是党中央。只要搞到一点粮食和钱，就送往120师师部再转往延安。指战员编了一段顺口溜称赞彭绍辉：“一把手”的党性强，革命全局胸中装，教育部队紧肚肠，有粮首先送中央。
在抗日战争时期，彭绍辉有较长一段时间还担任了抗大分校校长的工作。这位从小与学校几乎无缘的穷苦人，到部队后却处处与学校打交道。
在旧军队，彭绍辉进过随营学校。平江起义成为红军战士以后，他当过教导队长，在红军学校当过队长，就是在战略转移的长征路上，他还当过教导营长、红军大学的政治科长兼军事教员；长征胜利后，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又是教导团长。新中国成立后，彭绍辉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1957年底参与组建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他的军事生涯似乎与军事院校有缘。难怪人称“校长将军”。
抗日战争中，彭绍辉担任的是抗大第7分校校长。这个分校是以他曾当过团长的120师教导团为基础组建的。
彭绍辉到校后，深知治军先治校、治校先治严的道理。他亲自主持制订了学校管理教育的规章制度，对违反者绝不迁就，不管什么人违反了纪律，他都坚持原则，铁面无私地进行严厉批评和严肃处理。
学校生活很艰苦，学员们一边学习，一边自己动手搞生产劳动。彭绍辉不但深入了解学员的生产、生活情况，还和学员一起参加劳动。彭绍辉是独臂，使用工具不方便。为此，他专门请人打制了一把一只手用的锄头。在彭绍辉的带领下，学员们边学习、边生产，每年都能收获＆XX）多担粮食和大批木炭、羊毛。蔬菜等，不但自给有余，还可拿出部分粮、物支援前方。
1945年，彭绍辉因出席“七大”来到延安，开会前夕，毛泽东听说他到了延安，就邀他见面。彭绍辉闻讯后非常激动，立即前往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住在延安枣园，跟“七大”代表的住地还有一段路程，彭绍辉随着接他的同志穿过一片树林，来到毛泽东住的地方。
进门后，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首先问道：“绍辉同志，你是瓦子坪的人呀！你是个放牛娃出身啊！我记得我们在老家见过面。”
彭绍辉对毛主席说：“主席，是的。我第一次见你，是在1927年1月10日。那时候，你回到韶山考察农民运动。”
毛泽东高兴地说：“你咋有这么好的记性？”
彭绍辉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主席，那时候能见到你不容易。大喜日子咋能记不住？再说，主席不瞒你说，我有个习惯，每天都记笔记。”
毛泽东用欣赏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老乡：“你这个习惯好，将来革命成功后，你这些日记本都要献给新中国。”
毛泽东接着问了抗大分校的一些情况，彭绍辉详尽地作了汇报。接着讲述了该校是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和太行3个单位抽人组建起来的，编为3个大队，共有3000多人，教职员工700余人。
听到这里，毛泽东风趣地笑着说，孔夫子是“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呐！你比孔夫子还高明啊！毛泽东接着问，学校是怎么办起来的？
彭绍辉回答：领了30万边区银行的票子，1000把锄头、2000把镰刀，开赴豹子川；、平定川、大风川扎下营来，就这样学校就办了起来。响应主席的号召：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开荒生产，丰衣足食，积蓄力量，准备胜利。
毛泽东笑了，说，我这几句话成了你们的办校方针啦！
彭绍辉说，是啊！我们上的第一课是搭茅棚；第二课是挖窑洞；第三课是开荒；第四课是播种、修理房屋。毛泽东进一步细问道，你们哪里来的木料呀！彭绍辉说，那里是原始森林，树木很多。主席，可惜您没有时间去看看，青山绿水，夜晚还有狼呀！
毛泽东接过话头：不过，你们要注意砍树时要有计划，不要砍出一片沙漠来。彭绍辉说：请主席放心，我们要求是砍一棵树，栽两棵树。
彭绍辉继续汇报：第五课是组织起来生产，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第六课是锄草；第七课，秋收。现在已开荒七八千亩。毛泽东听到这里插话问道，你们这么多的地是怎么开的？彭绍辉说，把茅草烧掉，然后就开荒。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还是刀耕火种啊！秋收以后搞些什么呀！
彭绍辉回答道：秋收以后，也就是第八课，准备烧木炭，自己挖土窑，砍伐干木头，门火烧出来就成木炭，准备过冬；第九课就是冬季练兵。
毛泽东问，冬季练什么？
彭绍辉详尽作了回答。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关心地问修了多少窑洞？彭绍辉回答有千把个上下！毛泽东又问桌椅板凳是怎么搞出来的？他告诉毛泽东，7分校有个副校长是木工出身，他把木工组织起来做。接着彭绍辉还讲到开了3个铁工厂，在陇东一带收集破钢烂铁，组织了些会打铁的，打了几千把锄头、镰刀；那里还有油漆树，自己做木器，涂上油漆，又结实又美观。
毛泽东听后，十分满意地夸道，你这个学校真是个好学校，又挖窑洞，又开荒，还有铁匠铺，七十二行的状元都被你拉过去了。你那里还有什么？
彭绍辉说，还有女生队，有300多人，在附近种些地、做衣服等。
毛泽东继续问，你们那里有棉花吗？
彭绍辉答，没有。我们搞些羊毛来，让女同志纺毛线、打毛衣。战士们说，过去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羊毛出在人身上，因为布面很薄，羊毛都从布眼里钻出来了。听到这里，毛泽东高兴地笑出声来，说，你们的办法满好，边区羊毛多的是嘛！毛主席接着问，学校学员是些什么人？
彭绍辉答，是些基层干部，最大的不超过25岁，最小的十五六岁，大多数是20岁左右。
毛泽东听后赞扬说，这些年轻人经过教育和锻炼后，力量大得很哪！战争时用起来，就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啊！你们办校最主要的要抓好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这两门课，这两门课不及格，其他一切都等于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了。
彭绍辉离开了抗大，去了晋绥吕梁军区，任代司令员。
吕梁地区东临同蒲铁路与敌对垒，西近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水相依，北起静乐、忻县，南至河津、稷山，是陕甘宁边区东面的屏障，兵员、给养的重要补给地，又是各解放区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联系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彭绍辉就任晋绥吕梁军区代司令员后，顾不上休息，抓紧了解敌我情况。当时，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频频进攻解放区。阎锡山忙着调兵遣将，向晋中平川解放区进攻。吕梁地区的敌人也蠢蠢欲动。
必须肃清他们！彭绍辉在心里说。
彭绍辉的目光停在军用地图上的兑九峪上。这是隰县和孝义之间的重镇，打掉这里，就可以切断隰、孝之敌的联系。于是，他忙找其他领导人商量，大家赞同彭绍辉的意见，很快形成作战方案，并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季节进入1946年11月，天气已经很冷了。部队按照彭绍辉的部署开始行动。一部兵力首先切断隰、孝公路，目的是防止敌人向孝义方向逃跑。由于这支部队是先派出的，很快到达了指定位置。
与此同时，彭绍辉集中独立4旅、独立16团和太岳M旅，集中优势兵力，利用夜暗，迅速、隐蔽地包围了兑九峪。彭绍辉走到战士们中间，看到部队士气旺盛，而且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随即下达命令：对守敌发起进攻2
彭绍辉的命令，马上变成了部队的行动。担任突击任务的11团和16团，在山炮连的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兑九峪镇的后面。潮水般的洪流，夹着劈劈叭叭的枪炮声，一齐向镇中拥去，很快摧毁了敌人的指挥堡。
全歼守敌的条件创造出来了。彭绍辉抓住这一战机，命令部队以敌指挥堡为中心，向四面攻击。经过两个小时，便全歼了兑九峪镇守敌42师1个团和孝义县地方反动武装“爱乡团”一部，共2000余人。
在欢庆胜利的时候，彭绍辉的目光又转向了隰县。
隰县城是阎锡山在晋西的指挥部第六专署的所在地，防守很严密。为拿下隰县，军区党委召开了专门会议，进行分析和研究。会上，彭绍辉作了重要发言，指出敌军在晋西的弱点是士气低落，各自分散据守，互相之间支援困难，他提出的打法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首先扫清外围各县守敌，然后集中主力猛攻隰县城孤立之敌。
彭绍辉的提议被采纳后，他立即组织吕梁独立4旅配合太岳第4纵队，以数倍于敌的兵力，向晋西南各县守敌发起进攻，迅速攻克了石楼、永和、大宁等县城，使隰县守敌完全处于孤立境地。
完成包围之后，彭绍辉命令部队向隰县城发起猛攻。指战员们乘胜而战，士气旺盛，猛打猛冲。守敌非常顽固，他们凭借预先构筑好的工事和准备好的火力，拼死据守。经过4天4夜的激战，解放军才全歼守敌45师2团一部和保安25团、26团等地方武装，敌晋西总指挥杨澄源也被活捉。
与此同时，太岳部队连克蒲县、河津、稷山诸县城。这时，彭绍辉的注意力又转向了中阳，密切注视着中阳的情况。
中阳县城是联络晋西北和晋西南的咽喉，是阎锡山楔人吕梁山根据地的一颗钉子，威胁着从柳林、军渡往来于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彭绍辉早就想拔掉这颗钉子，但因时机不成熟而未付诸实行。现在，要改变敌我态势，必须拔掉它！彭绍辉终于下了决心。
得到上级批准后，彭绍辉便指挥359旅、独立4旅、21旅1团和3分区3个独立营，将中阳之敌团团包围，并随即发起了攻击。这时，汾阳之敌77师刘效增率5个团前来援救中阳。
面对敌情变化，彭绍辉一面找各级指挥员商量办法，一面进行分析思考。他认为，刘效增西援中阳是迫于命令，为了维持与中阳张居乾的关系，不得不虚张声势，一旦遭到阻击，受到伤亡，他必生保存实力之心，避战自保。目前，中阳之敌兵力空虚，外援困难，如我军以一部兵力迅速于师庄一带展开，截住刘部，主力奋勇攻城，就一定能够拿下中阳。中阳一破，刘效增必然回窜汾阳。
彭绍辉的分析和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他很快派出14团前往师庄阻敌，主力部队则全力攻城，摧毁了城防外围大部堡垒群和工事。
守敌仍在顽强抵抗。他们凭借残存的碉堡、工事阻击解放军的进攻，同时实施缓兵之计，派人与解放军谈判。彭绍辉的头脑十分清醒，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他告诉部队不要被敌人的假谈判迷惑，命令部队继续攻城，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
解放军连续猛烈攻击，很快突破敌人的城防，全歼守敌，活捉敌45师少将副师长张居乾。刘效增见势不妙，真如彭绍辉所预料的那样急忙退回了汾阳。
山西晋中地区交城城关一带，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正在进行攻坚作战的演习。刚刚取得晋中战役胜利的指战员们斗志昂扬。风雨无阻地开展大练兵运动，准备参加新的战斗。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第2、第3野战军在第4野战军先遣兵团配合下，发起渡江战役，与此同时，华北解放军对太原的攻坚战也打响了。
此前，我军华北第1兵团曾于1948年10月5日发起太原战役，并准备在3个月之内攻克之。后因平津战役发起，中央军委为抑留傅作义部在华北以便就地歼灭，于11月16日命令缓攻太原，转入一边监视敌人的行动，一边就地休整。
平津战役结束之后，1949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北平和平解放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华北第1、第2兵团的大休整，应放在夺取太原之后。第2、第3兵团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
与此同时，阎锡山在太原举行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开会时，桌子上摆了一些装有毒药的小瓶。谈话之间，阎锡山以慷慨激昂的声调，指着这些小瓶说：“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失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
平时，阎锡山也总是扬言“要学田横五百壮士，失败也要失败个样子出来。”意思是说，城破之日，集体自杀。
到了3月间，我第19、第20兵团向太原开进时，阎锡山才预感到太原将不保，虽仍然唱着“死守”的高调，但暗中却通过他在南京政府的亲信催促代总统李宗仁发电，设法让他离开太原城。
3月29日下午2点，阎锡山突然召开紧急会议。只见他笑容满面走进会场，这是他近几个月来所未曾有过的嘴脸。大家人座后，他便开始严肃地对他的秘书长吴绍之说：“你把李代总统的电报念给大家听听。”
吴绍之便抑扬顿挫地念起来：“和平使节定于月抄飞平，党国大事，诸待我公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
电报念完后，阎锡山假惺惺地征求大家有何意见。有人知道内情，默不作声；有人不明事理便讨好奉承：“此次赴京开会，应在京城多住些时日。”
阎锡山则说：“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立即回来，和大家一起坚守太原城。”
而后，阎锡山便借故起身，直奔西门外洪沟机场，逃到南京，一去不返了。
太原是山西省的省会，南为平川，北为丘陵，西临汾河，北依罕山，城墙高大，易守难攻。再加上阎锡山的多年经营，筑城坚固，以3000多个各类钢筋水泥堡作为骨干，构成30里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被称为“反共模范堡垒”。解放太原，必然是攻坚作战，而部队过去缺少这方面的经验。为此，彭绍辉组织部队进行演习。他自己也到演习的官兵中去，同各旅领导干部一起，探讨攻坚作战的指挥、协同、战术、技术等问题，为攻打太原做好思想和技术上的充分准备。
在攻打太原第一阶段作战中，7纵参加东山要点的争夺战。太原东山，是城东的天然屏障，东西长60公里，南北宽30公里。争夺东山的战斗按照彭绍辉战前的部署节节推进。我军指战员利用敌人对我军主力突然出现估计不足的错觉，选择其防御体系中的弱点和要害，集中优势兵力，趁着夜暗，快速从几个方向发起攻击，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攻占了牛驼寨及榆林坪、石柱等阵地。
1949年4月20日，太原战役打响。按照徐向前司令员的命令，彭绍辉指挥7纵队的主力，趁着拂晓之时，疾速东渡汾河，直插小店以北，这是为了歼灭小店、武宿之敌，乘胜夺取外围阵地。7纵队指战员与兄弟部队一起，经过一天的激战，歼灭了敌暂编49师各一部。随后，继续扩张战果，攻占敌据点多处。7纵的另一部，为策应小店地区的作战，在城北凤阁梁一带歼敌第68师1个多团和暂编第39师1个营，并用炮火控制了城北新城机场。
在总攻太原的战斗中，彭绍辉指挥所属部队，配合20兵团歼灭北郊之敌，尔后由大、小北门攻城；同时配合第18兵团歼灭东郊之敌，再由东大门攻城。各路大军协同作战，终于攻克了阎锡山多年经营的老巢太原城。
太原战役后不久，彭绍辉奉命率领部队进军西北。此时，他带领的第7纵队已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军。
第7军到达陕西后，编入1野第回兵团编制。此时，第1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的总兵力已达到41万余人，彻底改变了敌强我弱的状况，我军斗志高昂，敌军士气低落，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7月6日，彭绍辉参加了野战军在咸阳召开的前委扩大会。
会上，彭德怀司令员经中央军委同意，提出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会上大家分析，西北“二马”尚未遭到过我军歼灭性打击，战斗力较强，对胡、马二敌不能分兵去对付，必须集中力量一个一个地歼灭。若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从战场上考虑，把“二马”歼灭在陕西比让它逃回老窝再打有利，但是打马比打胡费力，“二马”兵力分散，不易聚歼。我先打马，胡宗南则会退向汉中，若我军南下追击，也不易全歼胡部，而二马必然乘机进扰关中，威胁我军后方，增加补给困难。“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则较为有利，胡宗南在扶眉地区兵力集中，若我包围该地区，其秦岭以南没有敌战役预备队增援；我军能全歼该敌。虽然胡、马可以南北策应，然而胡马之间有空隙，我军可以从容迂回其侧后。权衡利弊，野司决心先打胡宗南集团。
会议后，各部队立即组织侦察人员深入敌区活动，弄清各自进军路线上的敌情。各部队领导深入动员，向指战员们讲清粉碎胡、马“口袋阵”的作战方针，要求大家克服盲目轻敌思想，提出了战役指挥和战术要求，号召发扬猛打猛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敢于刺刀见红，坚决打好这一仗。
7月10日，扶眉战役拉开帷幕。
7月12日，彭绍辉率第7军协同第18兵团沿咸（阳）凤（翔）公路和陇海铁路，向武功以南以西的敌人进攻，与第2兵团一同聚歼敌人。
胡宗南万万没有想到，短短两天时间，他给解放军设的“口袋阵”反而成了装自己几个军的大口袋了。他急忙令其第历军。第38军和兵团部沿陇海路向宝鸡撤退。但遭到我军顽强的阻击。
12日中午，野司下令发起总攻，野战军的炮火向渭河北岸的敌军猛轰。接着，彭绍辉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向敌人发起猛攻。
扶眉战役经过4天时间激战，以我军全面胜利而告结束。此战役共歼敌1个兵团部、4个军部、8个整师另3个整团，共4万余人。
扶眉战役后，彭绍辉率7军参加了陇东追击战，从陕西一路打进甘肃。8月3日，解放陇东重镇——天水。此后，彭绍辉又率7军相继解放了礼县、西和等县城，歼敌第W师一部。为巩固新解放区，保证野战军主力顺利西进，第7军奉命国驻天水地区，配合第18兵团行动。
不久，彭绍辉接到贺龙的电令，要他率第7军配合18兵团，抑留胡宗南部于秦岭、巴山之间，保证第2野战军突入贵州，完成对西南国民党军分割包围的行动。待2野主力完成包围之后，7军向陇南出击，务求全歼残敌。尔后即进军川北，配合主力解放西南。
时值严冬季节，到处冰天雪地。彭绍辉告别新婚妻子，带领部队出发了。按照贺龙电报上的要求，完成了抑留胡宗南部的任务，保障了南线部队先敌关起川西南大门，使重庆暴露在解放军面前。胡宗南发现上当后，急忙放弃设置于秦岭巴山的防线，仓皇向成都地区撤退。彭绍辉立即率第7军指战员，与18兵团一起，分成三路，紧紧咬住胡宗南部穷追猛打，迅速占领了微县等战略要地。
当彭绍辉和他的部队跨过玉垒桥，歼灭甘川交界的战略要地碧口的守敌并占据这里时，左路部队在贺龙的亲自指挥下，连克凤县、留坝、褒城，解放了陕南重镇汉中，并越过天险，歼灭了沔县以西大安驿之敌，跨过嘉陵江，突破剑门关，占领了梓桐、绵阳、德阳，到达广汉一线。至此，人民解放军南北两支大军完成了对胡宗南的战略包围。
在强大的军事攻势下，人民解放军又展开了强大的攻势。第7军一部和兄弟部队一样，对敌乘胜追击；对投诚起义的部队，给予欢迎。面对如此形势，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国民党16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等宣布起义。蒋介石、胡宗南见大势已去，相继乘飞机逃往台湾和海南岛。
成都解放后，彭绍辉又奉命担负整编起义部队的任务。他从7军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对蒋云台部119军、杨森的20军、豫陕鄂绥署张玉方的警卫旅、西南第1路军教导旅、裴昌会的第7兵团共4.3万多人进行了整编。这是一项全新的任务，因而彭绍辉十分重视。他和大家一起，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4．文革中，彭绍辉理直气壮地对“造反派”说：“主席理解支持我，
不信你们去问毛主席！”
全国解放后，彭绍辉调到西北军区工作，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于过度操劳，他患了高血压症，曾几次晕倒在办公室，苏醒过来后又继续工作。有一天，他连续晕倒五次，每次晕倒后休息片刻还要坚持工作。警卫员一再劝他休息，他硬是不肯。后来在卫生部领导和妻子的再三劝说下，他才休息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稍有好转，他又继续工作了。
上级考虑到彭绍辉的健康，决定发给他一点营养补助费，可几次派人送去，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彭绍辉说：“我们吃、穿。用都要想到人民，只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觉得我们自己艰苦了。”
每逢阴天下雨，彭绍辉左臂断肢处便疼痛不止，整夜难眠。随着年龄的增长病也越来越多。身体有病，对于彭绍辉来说并不可怕，怎么也能抗得过去。可是到了“文革”时，来自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使彭绍辉陷于无限的痛苦之中。
彭绍辉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是林彪、“四人帮”眼中的“民主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样挨了整。1967年武汉“7·20”事件爆发，当时武汉有人来京向彭绍辉了解有关陈再道同志的情况，彭绍辉说：“陈再道，我知道。他是个老同志，是个好同志嘛！他有什么问题，我看是没有的。我敢打保票！”
就这样一句话，彭绍辉就被诬陷为“百万雄师”的黑后台。一连开了他4天批判会，责令他交待检查。后来，彭绍辉又被戴上了“彭德怀分子”、“贺龙分子”、“假党员”等大帽子，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但是这个放牛娃出身的战士，却有一股坚强不屈的脾气，在他受审查期间，制定了一个作息时间表，每天按预定的时间听广播，刻苦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不过他偶尔也唉声叹气，有一次妻子问他这是为什么？彭绍辉说：“丢下牛鞭子，拿起枪杆子，几十年来打仗，没有脱离过党，没有脱离过军队，我有什么问题？！现在不是我个人的命运如何；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这样下去，我真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啊！我要找毛主席。”
后来，在毛主席的直接于预下，彭绍辉恢复了工作。
当时，由张春桥、王洪文亲自操纵的“上海民兵指挥部”，在一些坏头头的把持唆使下，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而彭绍辉却偏要捅这个“马蜂窝”。就在1975年唐山民兵通信分队组训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彭绍辉提出：“会议的所有文件、讲话和典型材料不要发民兵指挥部，也不要提民兵指挥部。”彭绍辉还当着“上海民兵指挥部”的一个头头说：“你们那个指挥部不要再搞了嘛！再搞人们就弄不清那个指挥部说了算了！”
会后，有人将彭绍辉的这些话向“四人帮”告了状。彭绍辉却镇静地说：“我是为了维护党的原则，有真理在嘛，我才不怕呢！”
面对一些人的非难，彭绍辉也有其“杀手铜”，他曾经理直气壮地斥责一伙“造反派”：“我是毛主席的老乡，谁不知道？毛主席理解支持我，不信你们去问毛主席。”
弄得那伙人面面相觑，不知进退了。
1968年1月的一天，彭绍辉胸部剧烈胀痛，妻子送他到医院去看病，在康生炮制的“医疗服从专案”的情况下，彭绍辉遭到冷遇，等了两个小时，无人诊断，只好回家。这样他的病就给耽误了下来。直到1970年他因患气管炎胸部透视时，才发现患了主动脉瘤，但这时瘤子已经很大了。
当彭绍辉知道自己患了这种致命的病以后，他仍泰然处之，精神上和以往一样，仍然十分乐观，照常担负大量繁重的工作。
这年的7月24日傍晚，在一个公园里，彭绍辉惊喜地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总理关心地问：“你的身体怎么样？现在副总长多了，你要注意休息啊！”
彭绍辉向总理报告说：“请总理放心，我还能坚持工作。”
谁知，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1976年1月8日，彭绍辉闻讯周总理逝世后，大哭了几天，经常在梦中呼唤总理。向总理遗体告别时，他沉痛地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伟大的总理，这么多含泪悼念总理的群众，偏偏只有那么小的一间房子悼唁，真是岂有此理，天理难容！”
深夜，彭绍辉抱病含泪写怀念周总理的回忆录。真挚的感情跃上笔端，泪水滴落在稿纸上。
“天安门事件”时，彭绍辉因膀胱大出血住院，他让家里人做一个花圈，请秘书写上“一个红军老战士敬挽”，并要亲自坐车去天安门，几次劝阻都不成。后来，家人和工作人员只得开车送他去了天安门。
到了天安门广场，彭绍辉说：“这样大的场面，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为什么献花圈的纪念碑前不开灯，这是悼念总理嘛！我要下车叫他们开灯。”
后来，警卫员只得请司机把车子绕纪念碑开了一圈，让彭绍辉看了这个悲壮的场面，他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了点。
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后，彭绍辉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深深担忧国家的命运，失去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四人帮”当道，党的前途、国家的前途将会怎样呢？
彭绍辉一方面与“四人帮”作坚决斗争，同时加紧工作，以求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他每天晚上办公到深夜12点钟以后才睡觉，工作人员劝他早点休息，他却反过来劝工作人员休息。他对秘书和警卫员说：“你们年轻人觉多，早点去睡吧。”秘书对他说有些文件不急，可以明天再处理，他却说：“当天的工作要当天做完，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嘛！”
粉碎“四人帮”后，彭绍辉终于松下了一口气，可是身体状况却愈加恶化。他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加倍工作。医生再三提醒他不能坐飞机，不能登山，就是睡觉翻身都应该注意。但他仍带病前往胶东某海岛参加业务会议。会后，又看望了驻胶东地区的陆海空军有关部队，并深入烟台、威海、莱阳等地了解民兵工作情况，参观民兵射击表演，与基层干部和民兵谈心。他还爬到山顶上视察边防战士的营房、伙房，和战士亲切交谈，问寒问暖，使战士们深受感动和鼓舞。
1978年4月下旬，一连两天，妻子发现彭绍辉精神恍惚，似有剧痛，便动员他再去医院检查，他摇摇头说：“你老是让我去医院，明天挑选飞行员会议，我还要讲话。还有许多工作等着去做。”妻子只好请了门诊部医生来到家里给他服药。4月24日，彭绍辉一早起来后，行动迟缓，面色苍白，妻子再次动员他到医院去看病，他还是摇头说：“我不去，下午的会我要讲话。”
那天他中午饭吃得很少，下午出席了会议，讲了1个小时的话，回到家后对妻子说：“今天我胸背部为什么这样剧痛，伤口也痛得厉害。”
只过了一晚上，即4月25日凌晨，彭绍辉因胸部夹层动脉瘤破裂，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倾注了满腔热情的革命工作。
没有遗言，没有妻子儿女依偎在身边，彭绍辉将军就这样独自一人去了，像一缕炊烟飘散在明净深邃的西天边际。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横戈马上——上将杨得志
横戈马上——上将杨得志
杨得志湖南醴陵人。1928年参加革命。曾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野战军第19兵团司令员，一野第19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杨得志提着那支土枪，迅速朝山上跑去，到跟前才看清：班长躺倒
在地，被子弹打穿的肠子流了一地
“叫什么名字？”
“杨得志。”
“多大啦？”
“十七。”
“家住哪儿？”
“湖南醴陵南阳桥村。”
“哦，家里还有什么人呀？”
“有爸爸、姐姐，还有刚才叫杨海堂的就是我哥。”
“行，就留下来当红军吧！”
“是！”那个自称“杨得志”的人，立刻喜上眉梢，高兴地跳了起来。
这是杨得志报名参加红军时的情景。
杨得志怎么也忘不掉这一幕情景，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开始了他漫长的军旅生涯。
这是1928年1月。
杨得志是随他哥哥一起来报名参军的。在这之前，他和他的哥哥在衡阳修路工地当“挑脚”。也许是从小吃苦经受了锻炼，小小的年纪，160多斤的担子，杨得志应付自如。只是工头太刁，常常克扣工钱。杨得志兄弟俩合计了一下，觉得比以前在安源煤矿挑煤还稍强些，便坚持了下来。
现在红军来了，路也不修了，他便和哥哥一起投奔红军来了。他哥杨海堂先报的名，被分在师属特务连。
杨得志被留在师部当了一名通信员。以后才知道，他们投奔的是红7师，是朱德、陈毅领导湘南起义时建立的一支队伍。
当了红军的杨得志，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他不怕吃苦，干什么都很卖力，脑子又很灵亮，干什么都干得很漂亮。
只是有一点，他感到不满意，他想得到一支枪；在他看来，没有枪，怎么能算个兵呢？可是，当通信员，给他的仅仅是一杆梭镖，甚至连军装也不发，穿的还是原来的破棉袄，盖的还是带来的破棉被，惟一能证明和老百姓区别的，就是一个土布做的红袖章。
杨得志很羡慕那些背着枪的士兵，他想：哪一天，我也像他们一样该多好啊！
他听人说，只有战斗连队，才能享受到有枪的待遇。
于是，他盼望有一天能被分配到战斗连队。
一天，杨得志接到命令，让他到师属特务连去当战士。刚听到这个消息时，他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这样，他可以领到一支枪了！
杨得志来到了特务连3排7班。7班长热情地迎了上来：“你是杨得志同志吗？”
“是的！”杨得志回答。
班长接过杨得志手中的行李，说：“我是7班的班长，我代表全班欢迎你2”
“我一定和同志们一起多打胜仗。”杨得志说完，跟着班长走进了屋内。
班长把杨得志的行李放在稻草铺上，顺手从稻草下边摸出一个梭镖头，对他说：“去找根木棍砍砍，把它装好。”
“这是什么？”杨得志感到不解。
“你的武器，以后用它的地方多着呢！”
杨得志愣住了。原想来连队能领到一支枪，没想还是梭镖，而且梭镖头都快磨平了，还不如他在师部当通信员时用的那个呢，便愤愤地说：“我不要！”
“你说什么？”班长压住心头的不悦问。
“我不要！我要一支汉阳造。”杨得志毫不示弱地说，还是没有去接梭镖头。
班长火了，提高了嗓门：“杨得志同志，我再说一遍，去找根木棍砍砍，把它装好！”
杨得志心里虽然感到震惊，可仍站着没动。
班长显然是强忍着，把梭镖头放在地上，猛地转过身，大声喊道：“全班带武器集合！”
随着班长的一声命令，全班迅速集合了起来。杨得志这才发现，从班长到班里每个人手里拿的武器都是梭镖或者大刀。他默然了，悄悄地拣起了留给自己的梭镖头。
“想要汉阳造，”班长对杨得志，也是对着全班战士说：“好呀，打仗的时候自己从白匪手里夺吧，解散！”
“是呀，不要一来就要这要那的，有本事自己去夺嘛！”有个老兵一边说，一边擦着自己手里的梭镖。
杨得志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梭镖头，又看了看老兵手里的梭镖，久久说不出话来。
那个老兵发现杨得志在看他，又说：“看什么，全班都是这样用农友那里送来的武器，班长早说过，要想换好武器，就得靠自己打仗的时候去夺。小兄弟，今天算你走运，班长没用皮带抽你，他可是干过旧军队呢！”
杨得志不愿要梭镖的事，很快被他在2排当班长的哥哥杨海堂知道了，他找到弟弟，说：“那梭镖头是农友们打土豪得来送给红军的，不容易哩，你怎么可以不要呢？”
杨得志本来想向哥哥诉一诉心中委屈的，听哥哥这么说，便说道：“他那么凶，简直像个工头。”
“怎么可以这么讲？他是红军的班长，是我们的亲兄弟！”杨海堂生气了。
杨得志一看哥哥这副模样，知道自己错了，忙说：“等打仗的时候我拼命夺两支枪，送给班长一支还不行吗？”
“这还差不多。”哥哥点点头，笑了。
没几天，这样的机会来了。
那天，部队打土家归来的途中，班长问杨得志：“今天要是碰上敌人，你怎么办？”
杨得志举着擦得雪亮的梭镖说：“用它夺汉阳造！”
“好！”班长说。
也真让班长说着了。当他们走到一个山梁上，太阳已经落下了地平线，四周一片寂静，忽听得队伍中有人惊呼：“敌人！”
果然，山梁下走着一队敌人。
敌人也发现了红军，开始猛烈地射击，子弹“嗖嗖”地从杨得志他们的头顶、身旁穿过。
“卧倒！”连长喊道。
杨得志就势往地上一趴。他想抬头看一看山下的敌人，在他身边的班长猛地一把将他按在地上，厉声说：“身子再低点，否则，要吃亏的。”
“班长，我想夺两支汉阳造，一支送给你。”
“好，这个礼物我收下了！”
“轰！轰！”两声炮响，炮弹在连队的周围炸开了，班长对杨得志悄声地说：“别怕，这只是小炮，没有瞄准镜的，吓唬人而已，准备冲锋。”
敌人在几声炮响后，壮着胆，开始慢慢地向山上攻来。敌人愈来愈近了，透过夜色，杨得志清楚地看到敌兵们打的青天白日旗，还有胳膊上的白袖章。
只听得连长大喊一声：“上！”
班长随即在杨得志背上猛拍一下，说：“快，去夺他们的汉阳造！”
战斗开始了。这是一场白刃格斗。黑暗中，战友们只能从对方的白袖章上去辨认敌人。年轻的杨得志犹如下山的小老虎，在敌军的队伍中冲来冲去，在他闪亮的梭镖下面，敌人乖乖地举手投降。
这是一场小小的遭遇战。战斗很快结束了，杨得志站在那儿发愣。那个老兵走过来问道：“怎么啦，杨得志，吓坏了吧？”
“谁说的，我答应给班长一支汉阳造的，可现在只夺了一支杂牌枪，这可怎么办？”
正说着，只听一个声音从山坡上传来：“快来呀，班长不行啦！”
杨得志提着那支杂牌枪，迅速往山坡上跑去，到跟前才看清，班长仰卧在那里，被敌人子弹打穿的肠子流了一地。
“班长！”杨得志趴下身子，对班长喊道。
班长朝杨得志笑了一下，用手轻轻地指了指身边的一支真正的汉阳造，就停止了呼吸。
杨得志轻轻地拿起班长留给他的那支汉阳造，抚去枪上的灰尘，把它背在肩上，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对着班长的遗体说：“班长，我会用这支汉阳造，去狠狠地痛打白匪，为你报仇！”
算起来，这是杨得志参军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参加战斗，就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拥有一支汉阳造步枪，而这支枪却来得不易，是他的班长用生命换来的。
这也是他军旅生涯所接受的第一课。
那时的杨得志自然没有想到，他扛起这支枪，伴随着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伴随着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伴随着年轻的共和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走过了他辉煌的一生。
他更没想到，他从此转战南北，身经百战，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共和国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了他毕生的经历，成了一名功勋卓著、彪炳千秋的共和国高级军事将领。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战争经历，至今仍让人们津津乐道。
就是他，成为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当他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生涯时，首先想到的是他获得第。一支枪的经历，想到的是他军事生涯中的这一终身难忘的第一课。
2．红1团团长杨得志回头看了看苍苍茫茫的大渡河，脸上露出胜利者
的微笑
1934年春，杨得志担任了红军第1军团第1师1团团长。从那时起，杨得志率领这支具有光荣战史的英雄部队，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打了不少硬仗、恶仗、苦仗，初步显示出他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
强渡大渡河，就是他指挥的著名的战斗之一。
那是1935年5月。
我工农红军渡过金沙江，经会理、德昌、泸沽，来到冕宁。红1团继续担任先遣任务。
当时，为了加强领导，充实力量，军委特派刘伯承、聂荣臻分别担任先遣司令员和政委，1军团把直属的工兵连、炮兵连交给杨得志指挥。
那天，刘伯承、聂荣臻一齐来到了红1团驻地。
刘伯承向杨得志和政委黎林明确了强渡大渡河的任务。
从刘伯承和聂荣臻的谈话中，杨得志知道目前红军的处境极为险恶：后有薛岳、周浑元、吴奇伟10万大军追赶，前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的部队扼守于天险大渡河所有的渡口。
刘伯承说：“你们可知道石达开？此人为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刀多年前，石达开率数万人在清军追击下，就是在大渡河畔全军覆没的。现在蒋介石叫嚣，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前后夹击，共军插翅难飞，必成为‘石达开第二’。”
杨得志顿时感到身上的担子特别沉重。
当夜，红1团冒雨开进。
5月24日黄昏，红1团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到达了距安顺场约15里的一个小村。杨得志命令部队休息，他自己与政委黎林马不停蹄地忙开了。
杨得志找来了几个当地的老乡。他了解到前面的安顺场，是个近百户人家的小镇，有敌人两个连防守。所有的船只都已被抢走、毁坏，只留一只船供守军使用。安顺场对岸有守敌1个团。
看来，要渡过大渡河，只有首先抢占安顺场，夺取惟一的一条船。
这时，军委总部来了命令，命令杨得志连夜强渡大渡河，确保后续部队尽早开始渡河。
就在这时，刘伯承、聂荣臻又一次赶来了。
刘伯承说：“这次渡河，关系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
杨得志再次感到事态危急，当即表示：“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在我们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突不破的天险。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打好这一仗！”
刻不容缓，偷袭安顺场的战斗立即打响了。
按照杨得志的分工，政委黎林带2营至安顺场下游渡口佯攻，以牵制敌杨森的2个团；3营长尹国赤带3营担任后卫；他自己率1营袭击安顺场。
天漆黑，雨，下个不停。刚从睡梦中醒来的战士们，又踏着泥泞的小路急进。
此时，安顺场的守敌已经进入梦乡。他们哪里想到红军已出现在他们面前。
“哪一部分的？”1营的尖兵排与敌人的哨兵接触了。
“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战士们高喊着，冲向敌人。
“砰！”敌人开火了。
战士们的枪支一齐吐出了火舌，顽抗的敌人纷纷倒下，活着的当了俘虏，还有的没命逃窜，不到30分钟，敌人2个连全部被歼。
枪声停止后，部队继续前进。杨得志看见路旁有一间茅屋，便走了进去。屋里坐着一位老人，他正要向老人了解渡船的情况，突然听到一声喊叫：“哪一个？”
通信员一听声音不对，机警地一拉枪栓，大吼道：“不要动！缴枪不杀！”
原来是几个管船的敌兵，听到刚才的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通信员这一吼，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乖乖地缴了枪。
杨得志立即让通信员把这几个俘虏送到1营去，要求1营尽快把船弄来。1营长孙继先带领战士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淮一的这条船搞到了手。
大渡河已在眼前。透过夜暗，杨得志看到，大渡河此段河宽约300米，水深三四丈。湍急的河水，碰上礁石，溅起冲天巨浪。涛声轰鸣，如雷贯耳。河两边是陡峭的山壁。
怎么渡河？眼下一无船工，二无准备，要立即渡河，显然是不行的。杨得志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他想到了鬼水，想到了架桥，但都被自己否定了。河深水急，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肯定会被卷走。架桥也不行，每秒4米的流速，桥桩根本无法打下去。想来想去，他又想到了那惟一的一条船。
对，先将1团渡过河去再说。主意已定。杨得志急忙叫醒通信员，“去，给我把1营长叫来。”
豆营长孙继先跑步赶来。
“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赶快找船工，愈多愈好。”
船工找来了。一个、两个、三个……等到找来十几个船工，天已亮了。
这时，雨也停了，蔚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被雨水冲洗过的悬崖峭壁显得格外挺拔、壮丽。大渡河奔腾着，如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
通过望远镜，杨得志对对岸作了认真的观察：对岸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距渡口不远处有个小村庄，四周筑有围墙，估计敌人的主力可能隐蔽在此。假如敌人待我渡河部队接近渡口，来个反冲锋，那怎么办呢？
“兵贵神速，先下手为强！”杨得志决心已定。
针对对岸敌情，杨得志作了火力部署。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渡河了。杨得志决定组织一个16人组成的奋勇队，并让1营长孙继先负责挑选。
听说要组织渡河奋勇队，1营官兵围着孙继先争着要求参加。
孙营长为难了，问杨得志：“怎么办？”
杨得志微笑着说：“这样吧，集中到一个连队里挑选。”
二连的战士们都集合在屋外的场地上，一个个挺胸抬头，目光集中在团长杨得志和营长孙继先身上。
孙继先开始宣布被批准的名单。被点到名字的战士高兴地跨出队列，在队伍前排成新的一列。
杨得志看到，这16名战士，身材高大，精神饱满，一看就让人放心。
“我也去！我一定要去！”突然，从队列中冲出一个人，大声说。他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身材虽不如前几位魁梧高大，但却敏捷、机灵。
孙营长对杨得志说：“他是2连的通信员陈万涛，遵义会议时参军的。”
多好的战士！杨得志与孙营长略作商量，批准陈万涛参加渡河奋勇队。
一支17人的渡河奋勇队组成了，连长熊尚林为队长，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颗手榴弹，还有一些必要的作业工具，雄赳赳地等待着渡江命令。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
熊尚林带领第一批8名奋勇队员跳上了那惟一的渡船。
杨得志走过去，和他们—一握手，深情地说：“同志们，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你们一定要坚决地渡过河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一片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敌人开火了。
“打！”杨得志向炮兵下达了命令。
全军闻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随着呼啸的炮弹和爆炸声，敌人的碉堡飞向了半空。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对岸笼罩在一片烟雾和火海之中。
渡船在汹涌的波涛中行进着，船工们一桨一桨地拼命向对岸划着。突然，一发炮弹落在船边，掀起一排巨浪，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
岸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渡船上，只见小船随着巨浪起伏了几下，又平稳了下来。
杨得志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敌人的炮火更密集了，企图阻止红军的渡船。勇士们随着渡船，冲过一个个巨浪，顶着一阵阵弹雨，勇往直前。
就在这时，一梭子弹扫到了船上，一位战士急忙捂住了自己的手臂。
杨得志通过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不禁脱口而出：“他怎么样？”他还没来得及往下想，只见渡船被巨浪卷着飞快地往下滑去，滑到几十米外，一下子撞在了一块大礁石上，顿时溅起一个高大的水柱。
“糟糕！”杨得志自语着，眼睛紧紧盯着渡船。只见几个船工奋力用手撑着岩石，渡船却像转盘似的猛烈旋转起来。
“撑住啊！”杨得志禁不住大声喊了起来。岸上的人都一齐呼喊着，为勇士们鼓劲，加油！
这时，几个船工跳下船，在难以停留的激流中，凭借强健的体魄，熟练的游泳技术，拼命地背顶着船。船上另外的船工也尽力用竹篙使劲地撑着。
终于，渡船在勇士们的互相协作、密切配合下，缓缓离开了礁石。
杨得志脸上绽出了笑容。
渡船离对岸越来越近了。渐渐地，只有五六米远了。勇士们不顾敌人的疯狂射击，一齐站了起来，准备冲上岸去。
这是意志的考验，这是生命的搏击！
突然，对岸的小村子里冲出一股敌人，涌向渡口。果然不出所料，敌人想把勇士们消灭在岸边。
“给我轰！”杨得志大声命令炮手。
“轰！轰！”两声巨响，赵章成的迫击炮像长了眼睛似的，正好落在敌群中。紧接着，1营机枪排排长李得才的重机枪也开火了，打得敌人东倒西歪，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
“打，狠狠地打！”河岸上扬起一片吼声。
敌人溃退了，慌忙向四处逃窜。
“打！打！延伸射击！”杨得志再一次命令着。
“轰！轰！轰！”又是一阵射击。在我炮火的掩护下，渡船靠上了北岸。只见勇士们飞一样跳上岸去，手榴弹、冲锋枪一齐打向敌人。最后终于占领了敌人设在渡口的工事，为第二船的战友们杀开了一条通路，为全军渡河奠定了立足点。
不久，第二船的勇士们也渡过河，和第一船的人会合在一起。
敌人仍在拼命挣扎，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企图趁我渡河勇士立足未稳，将其赶下河去。
面对这种情况，杨得志一次又一次指挥炮兵、重机枪射击。烟幕中，敌人纷纷倒下。趁此机会，勇士们齐声怒吼，扑向敌群。雪亮锋利的大刀在敌群中闪着寒光，忽起忽落，左砍右劈。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溃不成军，没命地往北山后面逃窜。
经过数小时激战，渡口完全被红1团占领。
杨得志和团部的其他领导是乘第三船过河的。这时，天色已晚，船工们加快速度，把红军一船又一船地运向对岸。
正当红1团全部渡过大渡河之际，杨得志获知，追敌薛岳等部也已北渡金沙江，从德昌赶来了，然而为时已晚，正是杨得志指挥红互团强渡大渡河成功，为后面千军万马的红军打开了通路。
蒋介石要把红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3．杨得志自从参加革命以来，可谓身经百战。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
感到如此大的压力
邯郸，春秋战国时为赵国的国都。那时的赵国，东临燕。齐，西接秦国，南连韩、魏，北近匈奴，“数拒四方之敌”，被称为“四战之国”。到了近代，人们又称它为“四战之地”，其战略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提起邯郸，人们不由得想起“黄粱一梦”这个典故。说的是在邯郸北面不远处有个唤做黄粱梦的小村，山东卢生借宿在此，在旅店里遇一道士。那道士给卢生一个枕头，卢生枕在上面睡着了。这时，店主人刚蒸上一锅黄米饭，卢生梦见自己做了大官，娶妻生子，享尽了荣华富贵，可一觉醒来，黄米饭还没有做熟。
这个典故的含义，也是不言自明了。
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正是在这“四战之地”，蒋介石做起了他的黄粱梦。
1945年10月中旬，国共两党于10月10日签订的和平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突然发出了向我华北解放区进攻的命令。
此次，蒋介石动用了14个军约15万兵力，分三路沿平汉。同蒲、津浦三条铁路，向我华北解放区杀奔而来，气势汹汹，大有一口吞掉我华北解放区之势。
蒋介石的用意十分明显，企图控制铁路，发挥美国现代化装备的优势，割裂我各解放区的联系，压迫我军退入农村或山地，以便各个歼灭。
这三路进犯蒋军，以攻击平汉路的一路为主。其首要目标，是夺取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邯郸。
此时，正在山西指挥上党战役的刘伯承、邓小平，得知敌人进击华北的情报，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大多仍在上党地区，邯郸前线只有杨得志所部不到2万人的兵力。敌我兵力是5：1。
几经思考，刘伯承决定把战场选在平汉线东侧滏阳河以南。漳河以北的河套里。刘伯承认为，该地是多沙地带，不好挖工事，无坚可守，但南有漳河可断敌退路，可以把敌人的长处转化为短处，使我军能够避其长击其短。另外，我军东西有纵深的根据地和广大人民的支援，可以利用滏阳河、漳河间的横幅地带向敌人实施钳形攻击。这样，或许能顶上一阵子。
这一想法，与邓小平不谋而合。
邓小平立即对作战科长命令道：“按刘司令的意思发报，命杨得志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顶住。”
紧接着，刘、邓又对平汉战役的实施，作了一系列部署。
同时，为使作战便于统一指挥，经中央军委同意，刘、邓命令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军区部队主力，依次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第2、第3、第4纵队。杨得志任第1纵队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
平汉路的敌情，惊动了党中央，惊动了毛泽东。
10月17日，毛泽东专门致电刘、邓。电文中说：“……必须集中太行和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平汉战役能否成功，关键是看杨得志和他的1纵，看杨得志能否实施有力的阻击，以等待兄弟部队赶到聚而歼之。
这一点，身为1纵司令员的杨得志是十分清楚的。
杨得志自从参加红军以来，可谓身经百战，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感到如此大的压力。
部队装备严重不足。杨得志由延安重返冀鲁豫后，原准备轻装精兵，进军东北，故把原有的迫击炮、重机枪和一部分轻武器移交给了兄弟部队，现在猛然间接到参加平汉战役的命令，仅有的装备，面对半美械化的国民党军队，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
另一困难是，敌我兵力悬殊。主要面对的敌3个军中，鲁崇义的30军装备精良；马法五的40军可以打近战，还能拚手榴弹，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不多见的；高树勋的新8军战斗力也不弱。
再则，时值10月，田野里可利用的隐蔽物极少，漳河两岸又是一马平川，多系沙土地质，构筑工事极难。没有相应的工事，要想在大平原上阻击这么多装备精良的敌人，意味着准备作出巨大的牺牲。
刘、邓及中央是下了死命令的，必须有效地迟滞敌人进攻，杨得志知道，这必将是一场苦战、恶战。
正当杨得志积极筹划抗击北犯之敌时，敌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指挥第一梯队杀奔而来。
10月14日，该部从新乡出发，大摇大摆，浩浩荡荡，前进中未遇我主力，速度极快。
10月20日，敌军先头部队北渡漳河，占领邺镇、丰乐镇等处，掩护架桥。
站在漳河岸边，马法五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地笑了。
邯郸南边的小堤村，1纵作战会议正在进行。
杨得志决定：派出小部分部队以奔袭的方式，出其不意地袭击敌先头部队，以减缓敌人前进的速度。掩护大部队赶至邯郸以南的屯庄、崔曲、小堤等地构筑工事，组织防御。
命令下达后，各部队分头展开行动。
崔曲距邯郸只有十几里地，小堤一带是1纵和3个旅的指挥所所在地。杨得志清楚，这里可以说是我军保卫邯郸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被敌人突破，就等于敞开了邯郸的大门，后果不堪设想。
杨得志决定把1旅放在崔曲一线。1旅旅长杨俊生把阻击崔曲一线的任务交给了主力7团。
那天，杨得志来到7团阵地视察，对陪同而来的杨旅长说：“崔曲到邯郸的距离你们是清楚的。部队边打边转移，体力消耗大，减员不少，但是更残酷的战斗还在后边。实话对你们讲，你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恶战，你们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
“司令员，请你放心，1旅你是了解的，信任的。”杨旅长说。
杨得志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敌人3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后，原突在前面的30军留在原地，40军和新8军一部则继续北进。当头的是敌40军106师。师长李振清，外号李铁头，是个亡命之徒。
敌106师已逼近崔曲一线。
10月23日夜，敌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接通了106师师长李振清的电话：“铁头吗，我命令你们在半夜出击。”
“什么？半夜出击？夜战是共军的特长，我军可不善于夜战啊！”李振清不解。
“这叫作出其不意，懂吗！杨得志以为我们不善夜战，我偏在夜里干，打它个措手不及，让杨得志尝尝我的厉害。”
说罢，电话里传来一阵得意的笑声。
10月24日凌晨2时，敌40军第100师和新8军集中兵力。火器，分别向7团扼守的崔曲、屯庄、赵庄阵地发起了突然猛攻。霎时，成群的炮弹在7团阵地上炸响，掀起一阵阵烟尘和泥土。紧接着，敌人由营到团发起了连续集群冲锋。
我7团在团长李程、政委威先初的指挥下，沉着应战。待敌进至阵地前三四米时，集中火力，给其以杀伤。同时，组织小群出击，与突入我阵地之敌展开白刃格斗，英勇地打退敌人一次次的进攻。
经6个小时激战，鲜红的战旗依然在7连阵地上高高飘扬。
见久攻不下，敌106师师长李铁头气得哇哇直叫，只见他扒掉上衣，光着膀子，从卫士手中夺过冲锋枪，大喊一声：“跟我来！”带着全师人马，又向我4团扼守的夹堤、6团扼守的小堤阵地冲来。
又是一场天昏地暗的厮杀。
看来，敌人想从6团和4团的结合部撕开缺口，6团团长李天德请示杨得志，要求将朝城大队调至辛里村，作为6团1营的预备队，随时加强小堤防线的战斗。
战至下午2时，敌人占领了6团阵地侧冀小堤西北角一个地堡和南大屯东南土窑。
激战中，6团顽强抗击数倍敌人的攻击，伤亡较大。扼守小堤前沿阵地的1连，班以上干部全部阵亡，全连编为1个排继续战斗。
杨得志在指挥所里呆不住了，令纵队指挥所移至东距小堤村仅200米的辛里村，他要直接进行战场指挥。
当他看到1旅阵地弹痕遍地，已成一片焦土，许多牺牲的干部、战士由于来不及掩埋，横躺在战壕里、掩体外，心情异常激动。
杨得志立即命令纵队特务营两个连投入战斗，加强6团1营，在4团的配合下，重点向突入小堤西侧的敌人进行反冲击，战至当晚，将敌人击退，恢复了原阵地。
25日上午，敌人向6团再次发动猛攻，未果，下午又转向7团赵庄阵地猛烈攻击。
敌人分别向我7团和6国阵地轮番攻击失败后，重新调整了部署，以新8军一部兵力迂回到屯庄，同时以106师2个团的兵力向4团和7团的结合部夹堤、崔曲之间，于下午6时，利用黄昏时暮色作掩护，发动了偷袭。
此时，天色昏暗，刮起大风，风沙障眼，我军视度不良，与敌战至晚9时，敌约1个团从夹堤、崔曲间突开了一个口子，对扼守屯庄的7团2营进行了迂回包围。
4团根据当面敌情，立即以1营1连出击，但因西北侧未作工事，出击中1连伤亡很大，撤了下来。敌人乘机蜂拥而至，夹堤阵地西端被敌占领。这样，坚守屯庄的7团2营处于东、西。南三面受敌的境地。
情况紧急，1旅旅长杨俊生立即命令7团团长和3营教导员率7连和9连前去接应2营。恰在此时，2营教导员率部突出重围，半路上与3营相遇，同返崔曲。
这一天，7团与敌激战，伤亡很大，又处于被敌夹击的险境，杨旅长命令暂撤出崔曲，转移到夹堤东部，以待机反击。
午夜，敌106师占领崔曲。
敌师长李铁头好不得意，忙向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报告：“我的脚下，就是共军的阵地，他们常自称是铜墙铁壁，就是金墙银壁，我李铁头也要把他撞碎！”
此时，1纵指挥所里，气氛骤然紧张。
杨得志已有两个小时没有接到1旅的战况通报了。
“是不是崔曲已失？现在可以肯定，7因伤亡一定很大。倘若崔曲失守……”想到这里，杨得志心中一紧，如果1旅最后防线被敌人攻破，敌将长驱直人，与南援之敌第16军会合，我军整个平汉战役计划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会落空。
杨得志命令纵队参谋长：“通知各旅旅长和政治委员，火速到纵队开会。”
3个旅的干部汗淋淋地赶来了。
待听完各旅领导汇报各自的情况后，杨得志缓慢而有力地说：“1旅撤出了崔曲，但仗打得很苦，也打得很好，同志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按刘、邓首长的指示，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大家还记得中央的指示吗？平汉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要！一旦敌人突进邯郸，刘、邓首长的整个战役计划就会被打乱，我们1纵将无法交待。办法只有一个：明天拂晓前把崔曲夺回来！管他什么李铁头、李钢头，都要把他砸烂！”
纵队政委苏振华接过话说：“今天的会议就是要明确一个问题：我们1纵必须完成刘、邓首长的战略意图，现在兄弟部队正从山西往这里赶。我们一定要顶住敌人，只许胜，不许败！”
“对！”杨得志斩钉截铁地说：“夺不回崔曲是要掉脑袋的！”
大家跟随杨得志征战多年，都知道他轻易不说这样的话，说这样的话，都是到了十分关键的火候上，而且说了就兑现。
杨得志接着提出了夺取崔曲的部署和打法。
就在这时，刘、邓来电，告知1纵，我军后续部队即将到达。决定将进攻部队分为南、北两集团，于28日黄昏开始总攻，重点消灭敌40军，同时求得歼灭30军之一部。南集团钳制30军和佯攻新8军，并对新8军加强政治争取。以第1、第2纵队为主组成的北集团，作为总攻突击队，围歼敌40军。
杨得志的第1纵队负责歼灭敌106师。
为配合野战军整个战役行动，杨得志放弃原定计划，对纵队攻打崔曲第106师的行动重新作了部署。
杨得志决定：以第1旅7团担任主攻，从崔曲村北门至村西北角展开攻击，6因为预备队；第3旅16团从村东门突破，任助攻；第2旅10团、12团在崔曲以西担任阵地防御，阻敌增援；第3旅20团于崔曲南侧阻击敌人。
10月28日，我军后续部队到达。下午6时40分，总攻开始。
1旅7团1营3连率先从崔曲村北门发起猛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7团3营7连见3连攻击目的已经达成，抓住战机，从村西角突然发起攻击，仅10分钟，就打开并巩固了突破口，3营2梯队立即投入战斗，向东发展。
与此同时，3旅16团从村东突破，与1旅东、西夹击纵深之敌。李振清见势不妙，忙呼救援兵。敌40军39师随即增援，该师从村南侧接近，立即遭到3旅20团的全线阻击。20团在团长王大顺、政委胡华居指挥下，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但39师凭借人海战术和重炮轰击，20团1营前沿阵地先后被敌人突破。
杨得志急了，他拿起电话，要通了第20团政委胡华居：“胡华居吗？我是杨得志，我命令你亲自组织，夺回阵地！”
胡政委深感杨得志此话的分量，杨得志不到万不得一，一般不越级指挥。他得令后，亲自组织1营2连、3连正面反击敌人，并命2营从侧翼出击，终于将敌第3次集团冲锋击退。恢复了团阵地。
此时，崔曲村内巷战十分激烈，敌106师负隅顽抗，我军节节推进。敌师长李振清支撑不住了，率部慌忙从南、北左良方向突围，但立即遭到20团的阻击。20团干部身先士卒，指挥在前，团长王大顺和团参谋长慕斌不幸壮烈牺牲。
经过激烈战斗，敌106师除师长李振清等少数残敌侥幸逃脱外，几乎被全歼。
崔曲又回到了我军手中，杨得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战至10月30日，战局发生了质的变化。
参加上党战役的兄弟部队赶来了，杨勇带领的骑兵团先期与杨得志会合，组成了前线联合指挥部。
敌新8军军长高树勋在我军的政治攻势下，在马头镇举起义旗。
马法五和鲁崇义的两个军顿时锐气大减，已无心恋战，准备再渡漳河南逃，但这时漳河已被从上党赶来的我军控制。
围歼敌40军残部和敌30军的态势已经形成。
马法五顿时感到灭顶之灾来临，想想十几天前，还那么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转眼间，陷入这般境地，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马法五率11战区长官部及血军一部退至前、后旗杆章（村）。
杨得志接到刘伯承命令：1纵务必抓住战机，追击马法五所部。
杨得志心里十分清楚，部队攻打崔曲，伤亡很大且已十分疲劳，但战机在即，不容有丝毫犹豫。他立即命令第3旅任主攻，从旗杆章东南方向攻击，杨勇的2纵从正南方向攻击，并决定于午夜发起攻击。
纵队指挥所设在北东坊村西一个烧砖的火窑上，杨得志早早来到窑顶上，以便观察。
战斗再次打响，1纵3旅勇猛突击，敌人拼命顽抗，打成了对峙局面。见此，杨得志对身边的李朝东旅长说：“立即通知部队，一定要利用夜战有利时机歼灭敌人，夜间占领一座房子，等于白天占领一条街道。要努力扩大战果，也要准备更艰苦的战斗。”
主攻16团攻进去了，但遭到敌人的节节阻击，在逐屋逐街的争夺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鲜血和生命。
天一亮，敌人便发起了疯狂的反扑，有的部队被挤出了已经占领的地段。攻人旗杆章的16团此时与纵队和旅指挥所的电话完全中断了。
马法五已经意识到，这一仗是生死攸关的一仗，为此，他拼出了老本。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
黄昏时分，16团两名送信的战士冲出重围，带来了16团仍坚守阵地的消息。
攻人旗杆章的部队虽未能很快全歼马法五部，但他们拖住了马法五，为大部队实现刘、邓首长关于歼敌于漳河以北地区的战略意图，赢得了宝贵时间。
11月五日夜，且纵在杨得志的指挥下，不断向旗杆章发起进攻，战斗持续到拂晓，我主力攻人村内，马法五开始分路突围。
杨得志立即命令：“敌人企图向西南和东南两个方向逃跑，各旅要快速围堵、追击，决不让敌人跑掉！”
北风呼呼地刮着，树上枯黄的叶子纷纷飘落。敌人恰如被飓风卷起的满地落叶，狼狈地仓皇逃窜。
整个战场上，烟尘弥漫，枪声连绵，人喊马叫，1纵战士奋勇围歼逃敌。
真是兵败如山倒。敌人纷纷缴枪投降，战斗很快结束。
11月2日天刚放亮，杨得志赶回纵队指挥所的时候，参谋告诉他，3旅捉到了敌11战区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
“你要不要见见马法五？”参谋问。
杨得志看了看纵队在场的其他领导，说：“怎么样，人家可是副司令长官，我们见他一下吧。”
马法五神情沮丧地被带了进来，看这仪表，哪像个军人，简直像个落魄的书生。杨得志不禁想到那个做黄粱梦的山东卢生。
“你们这一仗打得很苦呀！”杨得志让马法五坐下，对他说。
马法五抬头看了杨得志一眼，说：“我们没能突破贵军崔曲一线的防御，战况便急转直下。后来杨将军采取了这样一种行动，仗就更不好打了。”
杨得志站起来对他说：“如果从时间上算，你们的失败是早了些，但你们注定要失败的。另外，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你们被歼的时间、地点，大体上符合我们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安排，这一点，你恐怕没有想到吧！”
马法五又一次抬起头，但没说出一句话。这时他忽然想到一句老话：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看来他笑得有点太早了。
4．围城打援，末料“钓”出个罗历戎。90里与200里之争，国民党的
车轮子硬是跑不过解放军的铁脚板
1947年7月，在解放战争经历了整整1年之后，中央军委根据朱德、刘少奇的建议，决定组建晋察冀野战军。
7月底，晋察冀野战军宣告成立。杨得志任司令员。
新官上任三把火。野司成立不久，杨得志便发动了大清河战役。
这一仗没打好，杀敌5000人，自己却伤亡6000有余，打了个得不偿失的消耗战。杨得志心里很难受，肚子里憋足了一团火，一直在寻找机会再烧它一把。
其时，我东北野战军，在东北战场攻势正猛。为牵制敌人向东北增援，聂荣臻命令杨得志，在华北战场展开新的攻势。
杨得志感到挺为难。在华北，国民党军队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都优于我军。并且，敌人也是有准备的，均集结于保定以北铁路线东西两侧，以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带这块战略要地。
敌人的具体部署是这样的：16军驻守大清河以北的雄县。霸县、新城；22师守卫平津间交通线；94军1师1旅配置于涿县、涞水、定兴一带；第5师在北河店、固城、徐水一带；新编第2军的2个师守保定；主力中的主力——罗历戎的第3军镇守石家庄，以保定以北铁路线为依托，便于机动，互相增援。
对此，杨得志清楚，对敌展开攻势，必须打乱敌人的部署，以速战速决的战斗，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按照这一思路，杨得志决定战役的第一阶段是围城打援。
围城围哪一部敌人？杨得志决定攻打徐水，因为徐水既是北平的南大门，又是平汉路的咽喉之地，敌人必定支援，我们乘机在运动中歼灭援敌一部。关键是攻打徐水的部队要攻得猛，打得狠。杨得志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陈正湘和李志民指挥的第2纵队。
那么，打援打谁呢？杨得志估计，很有可能的，一是徐水以南的保定之敌；二是徐水以北和东北的固城、容城之敌。那么，会不会调动出镇守石家庄的罗历戎的第3军呢？这，当然是杨得志所希望的：既可以狠狠地打击甚至歼灭敌人这股有生力量，又可以使石家庄成为一所空城。但杨得志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石家庄太重要了。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关键还是要看徐水的进攻战情况。如果敌人确实感觉到我军不惜一切代价要拿下徐水，罗历戎在石家庄就呆不安稳了。因为徐水一失，保定便危在旦夕，石家庄将受到更大的威胁。
在当时，杨得志确实抱有随机应变的思想准备。但有一条他非常清楚，那就是绝不能把仗打成对峙局面，如此，就会重演大清河战役失败的悲剧。
杨得志决定，将打援的任务交给郑维山的第3纵队和曾思玉的第4纵队。
应该说，这个仗确实不好打。关键是要创造战机，并能及时抓住战机。这就需要指挥员具有过人的智慧和胆略。
在野司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杨得志特别强调各部队的相互配合。他说：“各个纵队不管担负什么任务，围城也好，打援也好，都是战役这部大机器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相互间的密切协同，机器才能运转自如。”
“轰！”一阵剧烈的震颤把宁静撕碎了。
“哪里打炮？”敌94军第5师师长邱行湘“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弹起，几步走到窗前。
“报告师座，是共军在围城。”副官匆匆推门进来。
这是10月5日黄昏，我第2纵队按照杨得志的命令，开始猛烈攻城。
邱行湘一看我军来势凶猛，大有一口吞下徐水之势，急告北平行辕主任孙连仲。
孙连仲站在地图前，脑子里乱纷纷的，各种念头旋转着。
共军突然在徐水打响，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
是为了夺取这座城池？不像。按共军一贯的作战原则，决不会选此腹背受敌之下策。
是为截断平汉线，像石门一样，把保定孤立起来？这种想法倒是成立，但共军目前还没有这么大的胃口……
想着，想着，他突然笑了起来，这不是共军又在玩围点打援的把戏吗？
杨得志，你不是想打援吗？那好，我把部队全部送上来。想到这里，孙连仲对身旁的副官命令道：“传我命令，第94军主力井第95师，沿平汉线两侧向南开进；第10军第94师、第109师经白沟河进至容城，沿铁路东侧向南开进，双管齐下，共解徐水之围。另外，令罗历戎作好准备，随时北上，围歼杨得志主力。”
孙连仲下完令，竟得意地哼起小曲。
应该说，孙连仲的得意不是没有道理。战斗已持续了4天，我2纵攻徐水未果，而敌人5个师的援兵蜂拥而来。我3纵、4纵都已投入阻敌增援的激战中，虽大量杀伤敌人，但我军的伤亡也不断增多。
杨得志本不希望的对峙局面再一次出现了。
怎么办？要不要打下去？如何打下去？
撤出战斗，容易，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继续顶牛，已经顶了4天，还要顶多少天？那将意味着让战士付出更多的鲜血。
杨得志再次伏在作战地图上，目光在纵横交织的红蓝箭头间巡骏。
看来，只有向西挺进，迫敌分散，诱敌深入，才可能创造出运动中歼敌的战机。
杨得志命令2纵仍在徐水一带，围城任务不变，夺城攻势不减，以迷惑敌人，掩护3纵、4纵西进。
大部队开始往西转移，野司指挥机关也随之行动。
离开驻地不一会儿，大路旁出现了一个小村庄。
“首长们要不要休息一下？”作战参谋余震纵马赶上来问。
杨得志看了看并马而行的杨成武和耿飚，说：“怎么样，休息一下吧？”
还未等他们回话，忽听得后边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同时，听得有人喊：“首长停一下，首长停一下，有重要情况报告！”
杨得志翻身下马。
来人是野司的通信员，只见他满脸汗水、气喘吁吁。下马后，将一份电报递给杨得志。
杨得志展开一看：
杨、杨、耿：
密悉。罗历戎率第3军出石家庄，现已渡滹伦河向新乐
开进，请你们相机处置。
原来，罗历戎在孙连仲的再三催促下，于10月15日下午1时率第3军1.3万余人从石家庄出发。按孙连仲的设想，此次第3军北上，对杨得志来个南北夹击，一举歼灭共军华北主力。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而又十分大胆的行动。
杨得志读罢电文，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冲我们来的。”
把罗历戎引出洞，杨得志事先不是没有考虑过，但徐水距石家庄路途遥远，且石家庄兵力本来不足，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如今，想不到竟送上门来。
变化如此突然，摆在杨得志面前的是一个“叉路口”。
一条路，按原计划继续西进，跳出南北敌人夹击的包围圈。这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也是一条无所作为的路。
另一条路，调头向南，把罗历戎阻住、包围、吃掉。这是一条险象环生的路，也是一条积极进取的路。
究竟走哪条路？
此时，大部队仍在大踏步西进，军情紧迫，不容徘徊。
杨得志提议：“尽快抓住罗历戎，打掉他，歼灭他！这个敌人是送上门的，战机实在难得！”
这一想法，与杨成武、耿飚不谋而合。他俩几乎是同声说：“打！坚决地打！”
决心下了，战场选在哪儿？
在保定以北打，是敌人之所求，于己不利。仗必须在保定以南打，而且还不能选在离保定太近的地方，因为敌人在保定不仅有1个军，保定以北还有更多的部队。
参谋长耿飚伏在地图上，围着清风店地区画了一个大圈，说：“我看就在这里打！”
清风店以北是望都、保定，以南是定县、新乐（罗历戎当时的驻地），对我军来说是个比较理想的战场。只是罗历戎的第3军距清风店只有90多里，而我军主力离清风店有200余里。如果将战场北移，我们近了，罗历戎行程远了，但离保定太近，不行；南移，我军的路程更远，也不行。
现在的关键是，我军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罗历戎前边，到达清风店。
90：200，对比是严峻的，但又不是机械的。杨得志算了这样一笔账：罗历戎距清风店虽只有90里，但他们不敢搞夜行军，这样便挤出一夜的时间；况且，罗历戎根本不可能估计到这步棋，他一定以为共军主力仍被吸引在徐水城下，保南平安无事；即使有所察觉，受辎重、眷属之累，速度也不会太快，再则，罗历戎所经区域为解放区，走得不会顺畅。
这样算来，罗历戎需一昼夜的时间才能赶到清风店。
也就是说，我军必须在24小时内走完200余里的路程。能行吗？部队无论是攻城还是阻援，已激战几昼夜，相当疲劳，现在强行军南下，战士们能不能吃得消？
“战士的积极性也要考虑进去，大伙早就憋着一股劲，打大仗，打胜仗。只要告诉战士们，这次行动是歼灭敌3军，活捉罗历戎，部队情绪会鼓动起来的。”杨成武说。
耿飚接上话说：“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一顿饭连吃带做，起码个把小时，三顿饭三四个小时，把它省下来，赶一赶能跑出五六十里。另一个是救护问题，连续强行军，赶到战场就要打响，而且是硬仗，伤亡在所难免，如果让部队自己运伤员，势必影响战斗。我看这两个问题可以交给地方部队和民兵。”
耿飚不愧是个好军师，说得杨得志直点头。
杨得志最后说：“好，既然这样，兵贵神速，马上下达作战命令，开始行动！”
身边没有电台，传达命令只好采取最原始的方法：作战参谋们分头纵马，采取接力的方式，由近至远，传了下去。
命令明确：除2纵5旅、3纵7旅、8旅和独7旅不动，继续阻敌外，其余部队接今后立即掉头南下，限24小时内赶至方顺桥以南的清风店地区。
千军万马开始调转方向：向南！向南！向南！
而此时的罗历戎呢？进展缓慢。队伍简直不是在走，而是在爬。
这似乎不能全怪罗历戎了。一则，至此他未料到杨得志正向他扑来；二则，他的队伍每前进一步，都遭到我民兵和冀中军区独立第8旅的阻挠，搞得罗历戎很头痛，又无可奈何！
10月18日傍晚，罗历戎的先头部队接近定县。新乐到定县50多里，罗历戎走了不止一昼夜。
这就为杨得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是在这天的傍晚，杨得志的4纵先头部队到达了方顺桥。这里距清风店还有50里。
部队已是十分疲劳了。曾思玉又接到杨得志的命令，令部队继续急行军，务必于拂晓前，赶到清风店，进入战斗。
战局的发展完全在杨得志他们的意料之中。19日，野战军的6个旅，全部到达清风店地区，将罗历戎的第3军全部包围在于各营、大瓦房、北支合、南合庄、高家佐等十几个村子。
杨得志立即部署围歼第3军的计划，他决定，部队立即投入战斗，充分利用敌人没有料到的遭遇战，打他个措手不及。
杨得志对于部队的作战能力和顽强作风是了解的。此时他担心的倒是北面担任阻击保定地区大敌南下的我军的4个旅，一旦清风店战役打响，他们将面临兵力十分强大的敌人的攻击，4个旅要打出10个旅的样子，担子实在太重了。
杨得志用电台与他们联系。
2纵司令员陈正湘说：“请野司放心，决不让这里的敌人南下一步！”
而此时的罗历戎方如大梦初醒，他急忙与孙连仲联系，告之当面敌情。未想遭来一顿痛骂：“就是昨天，徐水守军刚刚击退共匪重围，共军连辆汽车都没有，他们靠什么在二十几小时内从保北赶到保南的清风店？他们会飞吗？他们是神行太保吗？”
训完后，孙连仲缓了口气说：“不要神经过敏，放心北进吧，尽快实施蒋委员长制定的南北夹击计划。”
对此，罗历戎哭笑不得。北进！北进2往哪儿进？也顾不得这些了，他一面命令部队就地修筑工事，准备抗击；一面继续观察事态发展，不断上报情况。
10月20日，清风店战役打响。由于我军急促赶来，不十分了解敌人兵力部署，仓促投入战斗，且从四面同时出击，战斗力分散；尽管我军打得十分英勇，但激战一天，战果甚微。
杨得志急了。战役的每一分钟都十分宝贵，他知道，一旦敌人发觉罗历戎被围，会从保北调来大批部队，尽管目前北面有陈正湘阻击，但能顶多久，很难说。围歼罗历戎务求速战速决。
杨得志决定改变战术，采取分割包围，然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
这一天的傍晚，罗历戎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孙连仲也终于醒悟过来，派李文司令长官率援军迅速赶来。
罗历戎还生出一分侥幸：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在徐水，南北夹击共军主力，已成无望，但在清风店，只要援军一到，也可以来个里应外合，转劣势为优势。
这并不是罗历戎的一厢情愿，毕竟保北敌军有上百辆汽车，几个小时赶到清风店，不是不可能的。
然而，杨得志没有让罗历戎的这个梦延续多久。
对日，杨得志按设定的新的战术方案，再次向罗历戎的第3军发起强大攻击。
这一天，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战斗发起后，我6个旅按预定计划，将罗历戎的第3军分割成数块，然后，开展逐村逐街的争夺战。许多部队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
孙连仲派飞机来了，一时，天空中十几架敌机同时出现，有恃无恐地低空扫射、轰炸。
杨得志命令组织机枪火力，实施对空射击。
一架野马式敌机被击中了，像扫帚星似的摇摇晃晃地横过天空，身后拖着一股浓浓的黑烟。其他飞机见势不妙，忽地一下升起来，把剩余的炸弹胡乱甩掉，仓皇而去。
战至21日黄昏，罗历戎的第3军主动收缩，猥集在西南合。
罗历戎盼援兵快快到来，盼了整整一天，却连个援兵的影子也没盼来。
而共军的包围圈却越缩越小。
与此同时，保北我军的阻击战也打得异常艰苦、惨烈。杨得志命令陈正湘他们必须坚持住，并随时报告情况。
国民党军由13个步兵团增至19个，而我军，为了迅速围歼罗历戎的第3军，又抽出部分兵力南援，由原来的90个团减至12个。
援军在李文司令长官的指挥下，在空中飞机、地上远程火炮的支援下，发起一次次攻击。
我军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打下去，熬下去，阻住敌人就是胜利！”
这个“熬”字，杨得志深深掂量出它的分量。为了加速战役的进程，他决定集中5个旅的优势兵力，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向罗历戎指挥所所在地西南合发起总攻。
对日深夜，随着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向西南合的总攻开始了。
第6旅由北向南；第4旅、第12旅由南向北；第10旅由东向西；第9旅由西向东。
四面八方，如滚滚浪潮，撼人心魄。
罗历戎彻底绝望了。
“军座，这里不是久呆之地，快转移吧！”副军长杨光任和副参谋长吴铁铮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
“往哪儿转移？”罗历戎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凄然的苦笑。
22日上午10时，我军占领了罗历戎的最后一个据点西南合。
此役，我军全歼罗历戎第3军1.7万余人，活捉了罗历戎为首的将校军官10余名。
战役刚刚结束，聂荣臻司令员一行人赶来了，一见杨得志他们，高兴地说：“啊呀，你们怎么搞的嘛。我可是好一段时间找不到你们了！”
杨得志笑着说：“聂总，这可不能怪我们呀，实在是罗历戎来得太急了点，他那么急，我们可不能失礼怠慢了他们噢。”
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聂荣臻听说话捉了罗历戎，说：“好，把他们送到后方正开着的土地会议上去。让大家一看，也是鼓舞呀！这叫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嘛！”
清风店战役，是杨得志当了野战军司令员后，打得最漂亮的一仗。也正是此役，使已成为一所空城的石家庄，被杨得志一鼓作气拿了下来。朱德为此专门拍来贺电，称赞杨得志他们攻占石家庄为“夺取大城市的创例”。
5．杨得志突然大声喊道：“快！立即向兰州发电，告诉彭总，宁夏己
经解放了！”
太原战役刚结束，杨得志便接到毛泽东的命令：第19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充实第一野战军作战力量，参加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战斗。其时，杨得志为第19兵团司令员。
1949年6月，部队还未得到好好休息，杨得志便率19兵团，从禹门口西渡入陕。
大军浩浩荡荡，征尘遮天蔽日。
6月中旬，第19兵团与第一野战军在关中会师，紧接着，便参加了彭德怀指挥的扶眉战役。
按照军委和彭德怀的决策，此时第一野战军的作战方针是：大量歼灭敌人，巩固和扩大新解放区，首先集中力量与胡宗南主力作一次决战，然后集中主力与青、宁“二马”集团决战。
扶眉战役，就是按这一方针实施的，战役方针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
杨得志的第19兵团负责钳制“二马”的任务。
战役计划报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对杨得志的作战部队很关注，特意给彭德怀打来电报，说：“杨兵团应立即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应该说，杨得志对青、宁二马多少是有所了解的。在当时，青、宁二马恐怕是国民党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对毛泽东的关怀，杨得志深为感动。
由于作战准备充分，杨得志很好地兀成了整个扶眉战役中“钳马”的任务。
扶眉战役，从7月11日发起，7月14日结束，我军歼灭了胡宗南主力4.4万人，给胡宗南以毁灭性打击，胡不得已退守秦岭一带。青、宁“二马”见势不妙，继续往西撤退至平凉地区。胡、马的作战联盟不复存在，西北战场的形势，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
由此，我第一野战军作战方针调整为“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彭德怀选择了平凉地区，作为与“二马”决战的战场。
这次，杨得志的19兵团作为主力参加了“打马”战斗。
未想，青、宁“二马”不战而退。原来，面对我30万大军压境，“二马”虽深知平凉为甘、宁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当作战计划一出台，宁马立即察觉青马要保存实力，让他们打头阵的企图。宁马马鸿逵急电宁马临时总指挥卢忠良退守宁夏，保存实力。青马马步芳也无奈地急忙往兰州撤退。
对此，彭德怀及时修正了原定的作战计划。命杨得志的第19兵团继续追击宁马，1兵团和2兵团则分两路猛追青马，力争歼灭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