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BBC、CNN，都把所有能从阿富汗进入巴基斯坦的文字、图像全部买下，其结果是全世界根本看不到这些图像和资料。我有时候对那边来的一些材料表示怀疑，我碰到了一个日本的电视摄影队，他们说拍摄了非常好的片子，不是从半岛电视台弄来的，是我们自己拍的，是独家的，你为什么不购买我的片子呢？这个记者就打电话给日本的一家媒体，问他们要不要。他们说如果这上面有军事设施被袭击的镜头，我们就会买你的画面。这个片子是他拍的吗？他对日本媒体说，这样我就不跟你做交易了，因为我不是为美国的军队当鼓吹手的。我对日本媒体的老板说，我要报道的是那些美国空军炸弹误炸的地方，比如阿富汗的平民家庭被炸的情况。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塔利班认为外国记者都是间谍。结果，那些真正的记者，无法在阿富汗从事采访报道工作。

前面我提过，我在今年夏天曾经到克什米尔去采访，由于我坚持新闻不偏向于任何一方，要公正和客观，所以我得到了各方的信任。结果，我在采访克什米尔的时候，由于我报道比较公正和客观，我接触了一位巴基斯坦的老将军，他曾经在阿富汗反对前苏联的战争中打过仗，这个人在阿富汗境内有很多关系。我这次回到阿富汗边境，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刚在阿富汗呆了11天，在带着一部相机从阿富汗那儿出来的。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镜头，就是在喀布尔市郊拍摄的，这些阵地都是塔利班的阵地，这种炮是专门打飞机的。

这张照片是10月7号在美国的空中轰炸开始的几个小时以后拍摄的。我刚才给你们放的这些照片，在香港的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但是在日本、欧洲、美国的媒体上是不敢登这些照片的。这些照片没什么意思，因为看不到美国飞机炸死他们的镜头。这就是媒体的好莱坞化。

这是一幅非常重要的照片，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是一群人在开会，这是阿富汗很重要的一种会议，就相当于议会。这些人在讨论决定如何处置本?拉登和如何对付美国的袭击。你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表情，有的人很焦虑不安，有的人很着急，为什么会有这种表情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这幅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人不是非常疯狂的宗教狂，他们看上去很理性，好像在做民主的决策似的。这幅照片显示，他们在认真地讨论美国关于交出本?拉登的建议。他们这场会议是想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但是美国并不真的想跟他们谈判。当时美国的立场就是你把本?拉登交给我们，然后我们继续向你扔炸弹。这不是一场外交，这也没有法制。这是什么呢？这是一场最后的通牒。塔利班没有别的选择，最后只得和美国人打。当时这个会议开的时候，拍下这幅照片。这个照片拍完以后，他们开了整整一天会，一直到深夜。这幅照片被美国的间谍卫星截获了。当天夜里，美国的巡航导弹就击中了这个开会地址，照片上有几个塔利班人被当场打死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塔利班会有什么出路呢？如果按照传统的媒体，新闻学的角度来讲，一幅照片价值千言，在这里我要反其道而行之，有时候要花千言才能解释清楚照片的意义，非常遗憾的是，今天世界的媒体在这方面是非常不成熟的。

由于我们今天晚上讲座时间非常紧，我下面就战略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在黑板上写的，是在这次采访中采访的所有人，在战略问题上，采访了一位学者，还有很多将军，还采访了两个核专家，都是研究巴基斯坦核武器的专家，还采访了石油专家，一会儿我会讲到为什么采访石油专家，还采访了当地各大媒体的一些记者、主编、编辑。除了我在巴基斯坦采访的上述这些学者、将军、专家以外，我还派了一个报道小组深入阿富汗采访，他们带了两部微型数码摄像机，还有两部微型数码照相机，在里面采访，向我们发稿。

现在我要从地缘政治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要占据阿富汗这个地区。如果从这幅地图来看，跟反对恐怖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更多的是世界能源问题。美国有一家大的石油公司，叫UNOCAL，正在想从中亚往外修一条输油管道。中亚的石油储量还不包括大家都知道的阿塞拜疆，只算一下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这三个中亚国家的石油储量远远超过沙特阿拉伯的储量。如果这些石油通过伊朗输出到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圈内，那么伊朗就会要求这三个石油中亚国家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这样一个卡塔尔经济体系。从原来的美国总统到布什总统，都是坚决反对把中亚石油弄到OPEC范围内的。因此，对于美国来讲，可以利用中亚的石油资源，来打破石油输出国对世界石油资源的垄断。因此，如果说把这些中亚的石油弄到世界石油市场上，造成中亚石油与OPEC国家石油价格的竞争，最终就可以摧毁OPEC。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前这种世界经济的循环，就是石油―美元―石油，通过美国、阿拉伯的石油经济体系就会崩溃。因此可以说，从科索沃战争到马其顿的战争，到车臣战争，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是争夺石油管道。上述这几个地区，正是石油输出管道所途经的国家。这种石油―美元的竞争，对美国的经济很不利，会带来危机，所以布什决定二十一世纪应该把OPEC的体系摧毁。所以，美国要在二十一世纪控制整个的石油输出市场。你们可以看到这张地图上石油管道的线路，往北边是到科索沃、马其顿，大家注意还有一个石油管道是往东方来的，是进入中国的。1999年，美国政府做了大量的游说，说服哈萨克斯坦停止往中国建设石油管道的项目。如果说中国获得了从伊斯兰世界的石油资源，那么美国就无法扼制中国了。美国认为有了石油资源，中国就会强大，中国的强大对美国的经济是一个威胁。现在在西欧的石油增长几乎是零，能源的增长应该是在中国、东亚、东南亚。如果把中国能源的管道掐断，把伊朗的掐断，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这个管道应该从哪里走呢？从阿富汗走。大家可以想像，阿富汗怎么可以建石油管道呢？因为到处是山地。大家可以想像，新都酷斯山，正好在阿富汗。但是你们要记住，阿富汗南部有非常平坦的沙漠地区。你们可以看到，在阿拉伯海旁边有一个港口瓜德尔港，可以同阿富汗南部的沙漠管道连接起来。但是大家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南部的巴基斯坦海港的发展项目是被中国所承包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大量的军舰集中在阿拉伯海，靠近瓜德尔港。这个石油管道从哈萨克斯坦，到CARZHOO这个地区，所有的石油资源是从土库曼斯坦的油气田开始的，那个地方叫曼尔夫，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石油输出的港口是建在这儿瓜德尔，完全摆脱了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失去了对石油的控制。

从这样的图形来看，美国不仅要控制阿富汗，还要控制巴基斯坦。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这场战争美国要取得胜利，就会形成一个美国走廊，除了俄罗斯以外，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过来，阿富汗一直到巴基斯坦，沿着石油输出管道，全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是，美国要想搞成这个石油输出管道，搞一个石油军事走廊比较困难，因为巴基斯坦人民，包括巴基斯坦的军政府都认为巴基斯坦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就是中国。我在巴基斯坦遇到了巴基斯坦人民，还有阿富汗人民，他们经常问到的问题，就是过去多少年来常常帮助我们的中国人哪儿去了。中国未来的繁荣，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的未来，取决于阿富汗战争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应该是把巴基斯坦的非核武器化。纽约克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杂志，有一个著名的专栏记者透露了一个消息，美国有一个计划，就是解除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巴基斯坦核电站是中国帮助建造的。我认为，如果巴基斯坦没有核武器，印度就很容易欺负他们。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对印度的侵略是一种威慑，也是一种安定的因素。如果美国要解除了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巴基斯坦就必须生存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结果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就成为了美国的军事殖民地。随着美国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包括核武器的支持，就可以看到中国南边有四千公里的边境，就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了，面临着很严重的核威胁。这会发生什么样大的转移呢？从过去对中国的扼制，变成了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一种局面。我们看看这些石油管道，我们看到的是古代的历史，是石油大道。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丝绸之路的历史，我们会想到丝绸之路带来的是经济繁荣，是和平安宁的生活，带来的是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人的和睦相处。

我们看到这张地图上，有一个二十一世纪新的丝绸之路的蓝图。如果建设一个新的石油管道，如果建设中国与石油输出国的关系，建立一个跟独立的巴基斯坦的关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流呢？东亚和中国相应的技术，与伊斯兰世界国家的石油交流。这样的一个格局，就会带来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对这样一个新的丝绸之路，就把二十亿的亚洲人和十亿的伊斯兰人联系起来。这样的一个新的丝绸之路，就成为未来人类一个脊梁，使贫穷的国家发展起来。但是，这样的一个前景，并不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想要看到的。因此，他们采取了这样一个果断的措施，决定中断新的丝绸之路。

有一位非常有影响的日本商人，在九十年代告诉我，二十一世纪将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竞争年代，要使这种竞争有序的开展，必须有一种框架。什么样的框架呢？比如说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种竞争、合作的框架。但是，这样一种框架，并不能消除国家的利益，UNOCAL是一个国际跨国公司，但它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美国公司，CNN是一个全球国际媒体，但是它的所有权和编辑权是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因此，在二十一世纪这样一个竞争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冲突的世纪。我们一方面要管理好、处理好这些冲突，同时我们要有远见，要预见到这些冲突，并且有勇气迎接这些冲突。我们要问的是，所有这些资源，到底是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呢，还是为谁服务呢？或者是回到十九世纪，由欧美的殖民主义，来压榨世界各国人民。

你们都是未来的中国记者，作为中国记者，你们必须为维护你们的国家利益服务，但是，你们同时还有责任为亚洲的利益服务、为世界人民的利益服务。中国是阿富汗的前线国家，应该算是阿富汗这场战争的另一个玩家，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未来，也掌握在阿富汗这场战争的手中，所以你们不能站在这里，被动的看着发生的一切。记者永远是站在任何事件的第一线，所以你们应该参与二十一世纪历史的塑造。

由于时间已经超过了，所以我暂时讲到这里。我祝你们事业有成，同时你们应该成为一位勇敢的记者，去完成你们的光荣使命！

提问：你好，岛津洋一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根据您在阿富汗前线的采访，您能不能感觉到阿富汗战争有扩延到中国边疆的问题。阿富汗半岛电视台为什么会在这场战争中会突然崛起，能不能讲讲他们的工作情况。

岛津洋一：首先，我觉得这场战争肯定会有扩大的形势，尤其是在中亚这个地区。有六个国家在其中发挥主角作用，在这里，我对数字简单做一个解释。首先[奇qinkan.net书]，我要说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联盟，因为这些国家中，本身也是互相怀有敌意。谈到这里，我们发现了很奇怪的关系，首先对阵的双方，北方联盟和其他之间都存在着非常奇怪的关系。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乌兹别克斯坦，一个是塔吉克斯坦，塔吉克这个民族跟塔利班这个民族战斗，并没有什么积极性。实际上，他们通过这场战争，从美国、俄国得到战争所需要的武器，在这里，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想把战争继续深化在两个国家之间。这样的问题，我们可能要讨论很久，不妨把这个问题集中起来。土耳其来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同时它还是伊朗非常大的敌人。侯赛因讲，要在阿富汗的周围营造这样一种霸权。是六加二的模式，阿富汗周围的六个国家，将有两个霸权的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俄国。这样六加二的模式，如何威胁中国的安全呢？

六加二，有美国参与，就是把什么样的条约自动废除呢？就是上海六国条约，中国和中亚四国和俄罗斯六国条约自动废除了。所谓的上海六国条约，我已经给你们解释了，就是中国、俄罗斯领导的，再加上中亚四国。由于美国大兵已经驻扎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所谓的上海六国条约已经破裂了。在中国西部有很多穆斯林，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穆斯林，穆斯林需要人们的尊敬，不是说把这些穆斯林叫到北京来征询他们有什么困难，还是领导人应该到穆斯林住的村庄里问寒问暖。另外，中国这样一种法制、法律，和伊斯兰的一些法律有一些和谐的气氛。为什么全世界都反对塔利班呢？因为塔利班所做的不符合国际法。但是，大家要记住，所谓的国际法，也只有三百年的历史，是根据欧洲人的传统制定的国际法。伊斯兰的法律，是在可兰经里，已经有了一千四百年的历史。我相信，在可兰经里90%的法典，是可以与国际法，包括和中国法律建立和谐的关系的，虽然他们不尽相同。那么剩下占10%的，由于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宗教的情况，可以做一些特例，给他们专门规定出来，在中国建立和谐的宗教民族关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伊斯兰国家一个亲密的朋友。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应该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应当派出医疗队，对战争的各方进行人道主义的援助，消除战争对人类带来的痛苦。我们不应该把过去阿富汗的战争，仅仅理解为抵抗苏联的战争，因为从本质来看，他们更多是一种国内的内战，是这个部落和那个部落的血腥残杀，你杀了我的兄弟，我就要杀了你的兄弟。像这样一种部落之间的血腥仇视，需要至少三代人才能得到和解，需要亚洲，包括中国、日本来促进他们民族的和解。但是，如果中国要参与阿富汗的战争，很可能就会给中国自己带来不稳定，包括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

半岛电视台的总部设在卡塔尔，是由卡塔尔领导的一个电视台。这个电视台是海湾战争之后成立的，是一个和CNN作对的电视台。非常令我惊讶的是，这个小小的电视台，在阿富汗，在阿拉伯国家影响非常大，我希望在中国的电视台中，在将来也可以看到半岛电视台的画面。新闻学要讲求平衡，弄半岛电视台到这里报道，那么你们的新闻就平衡了。

提问：据您看来，阿富汗最终能够打赢塔利班战争吗？为什么？

岛津洋一：这场战争，不像西方媒体所报道的，说战争打了之后，美军空袭之后，塔利班的阵营会解体，塔利班士兵叛逃，其实事实是相反的，美国袭击之后，塔利班士兵的凝聚力更强了，包括流亡在外的，和塔利班作对的，也回到塔利班的阵营里，比如说流亡到伊朗的一个阿富汗将军，就要回到阿富汗加入塔利班。1870年，当时世界上最强势的军队是英国军队，向阿富汗展开了进攻。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人有14000人被杀死，另外有4000人被活活的冻死。

美国媒体有一个丑闻，他们一直在遮掩，美国已经死了一百个军人，但是美国的媒体还在说，他们没有死一个人。在过去这些天，美国有几架直升飞机被击落了，还有好几架轰炸机被击落了，还有扔食品的飞机被击落了，但是没有报道这个新闻，因为认为对塔利班的形象不好。10月19日，美国的突袭队突袭了肯达哈。直到今天，美国的军方才透露，整个突袭队是全军覆没。塔利班当时抗击苏联的时候，得到了中国的支持。那个时候，塔利班赢得了抵抗苏联侵略者的斗争，是因为他们读的是毛主席语录，当时毛主席的教材完全是作为一个军事教材，而不是政治教材。他们用的毛主席军事战略是深挖洞、广积粮。当时，日本轰炸延安的时候，全世界并没有人称毛主席是恐怖分子。塔利班采用了那种战术，就是毛主席当年采用的。如果说他采用这种战术，塔利班就有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提问：塔利班、本?拉登与这次世贸中心被袭击事件到底有没有关系？

岛津洋一：本?拉登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主要是从事建筑业，当然他还有一项业务――钻石。另外，他是那些好战的穆斯林的代言人，他不断的鼓励那些好战的穆斯林，去与他所认为的美国的威胁战斗。这些组织在整个阿拉伯的世界有很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这一年都在巴基斯坦，所以简直无法想像，这样一场恐怖的袭击，是在阿富汗境内策划的。对于我来讲，非常清楚的是，我不知道谁策划了这场袭击，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将会获得二十一世纪惟一的独家新闻。

我自己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让我想起来非常恶心，肚子绞痛，我觉得这种袭击跟美元――石油的体系有关。我认为这场袭击与世界经济五百强内部有关。可以讲，世界五百强中有石油大亨、大的金融家、银行家等，跟他们有关。这好像多少年前纽约的黑社会、黑手党一样，如果交易没有达成，或者该付的钱没有付，那么就发动一场恐怖袭击。老布什是卡塔尔的顾问，但是这个石油公司的老板是谁呢？是本?拉登的父亲。同时老布什和德克萨斯的石油公司关系很密切，而且这个石油公司的其中一个董事，是布什的国家安全助理。另外一点，美国现任的副总统，也是美国前国防部长，也是美国石油大公司的一个老板。他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在伊拉克，如果仅仅是把眼睛盯住疯狂的恐怖分子，是无法解释这么一个复杂的关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塔利班在非常隐秘的层次下，现在还在发生关系，同时还在与本?拉登的父亲的石油公司保持着关系。所以，巴基斯坦人就批评本?拉登，他既是伊斯兰的英雄，又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他是CIA培训出来的，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为什么说他是英雄呢？因为他后来又反抗中央情报局了。这就像我在日本调查发现的，日本的邪教，奥姆真理教和日本政府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样，本?拉登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中央情报局支持了本?拉登的恐怖活动，还支持了车臣的恐怖活动。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密切的监视本?拉登，防止他下一步的恐怖活动，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下，本?拉登能够控制恐怖分子，让他们驾驶飞机冲破美国的防线，如果内部没有内奸的话，不可能完成。这就是一个杀手要进屋杀人，里面的人把门闩打开了，放他进来了。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讲，如何在法庭上宣判呢？是无法判决他有罪的，但是如果发动一场战争，就不用证据了。你们知道，法国花了二十年，才抓住了卡洛斯。法国对这个人还没有出庭，就判决有罪了，最后是二十年后，两个警察抓住了他。任何犯有杀人暴力罪的，都应该绳之以法，但是抓罪犯是警察的事，而不是军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看到，美国中央情报部门和恐怖分子之间的联系。

提问：(日语)

岛津洋一：这个学生讲的日语不仅地道，而且思维和一个日本记者完全一样。你刚才获得了一个独家新闻。采访到独家新闻，完全是偶然的。那就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完全是巧合，就像一个美国炸弹正好炸到坦克，你正好在旁边照下来。所以当记者的，我们每天都在祈祷上天给我们送来一条独家新闻。但是另外一点，就是要通过非常耐心的采访发掘。比如讲我们要派摄影记者进入阿富汗，但是我们派他们去的时候，并不知道会采访到什么样的新闻。有时候，要获得这样一条独家新闻是非常难的，比如说美军抓住了本?拉登。我是祝福你们，天上掉下一条独家新闻，你们一夜成名。

所有的国家，都在利用这场所谓的战争，在促进本国的国家利益，我不理解中国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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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媒体化

YahyaKamalipour

在你们眼中，美国的形象是什么？自由，繁荣，强有力，快餐，不同的文化？负面形象有什么？暴力，色情，种族……你们其中有多少人到过美国？你们脑中的形象是怎么来的？媒体，这就是国际媒体的力量。

YahyaKamalipour,美国普度大学传播系主任、教授。

主持人（李希光）：YahyaKamalipour教授1999年主编了一本书题为《美国在世界各地形象》的学术专著。今天他演讲的题目是全球传播,我们也希望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谈一下美国的形象。他自己发展了一套全球传播GlobalCommunication理论来解释这一切，而不用国际传播理论。对此我非常同意。国际传播更多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组织传播和文化传播，全球传播侧重于全球媒体传播。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Kamaliper教授给我们讲课。

Kamalipour教授：谢谢李教授。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关系，人际交流，全球传播，国际传播都是为了建立一种较好的关系。很高兴的是，我和李教授以及他的最优秀的学生之间通过交流已经建立起来这种和谐愉快的关系。谢谢，在这里和你们就全球传播的问题进行讨论是我的荣幸。我们谈到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这两个名词，它们有什么区别吗？有的。我们曾经一度有跨国传播的名词，但是现在主要讲的还是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国际传播是在承认国家界限的基础上，就像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一样，国际传播是国与国之间的。但是全球传播已经跨越了国间界限。这种传播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现代科技发展，特别是互联网，但它并不是促成全球传播的惟一技术，卫星技术也是关键之一。世界各地的人们能用电话互相联系和沟通，但是他们主要获取信息的渠道是电视，广播却依赖卫星，所以这是全球传播的关键。上世纪60年代，地球村的概念被提出以后，人们预见到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像住在同一个小村庄里，知道相互的一切事情，通过电子技术互相联系。但是现在人们发现，我们对彼此的了解都是通过一些特定的团体。我们所有的传播都被“媒体化”了。我们在电视上，广播里听到看到的一切都是“媒体化”的结果，在进入我们的视线以前，有人决定了报道的内容、形式，这才是我们眼中地球村的真正来源。

让我们再谈谈形象。现在的人们是在形象的海洋里漫游。在谈形象之前先看看文化。中国有中国的文化，文字、时尚、价值观念等各种东西会聚一处组成了文化。现在我们所称的国际化和国际媒体实际上是国际文化。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越来越趋同，特别体现在年轻人身上，你们都知道麦当劳，迈克杰克逊，耐克体育用品，这些就是文化，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正在享用相同的消费品，拥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理想。国际媒体制造出这个国际化的文化，但是谁是这个国际文化的拥有者？是全人类吗？是那些拥有国际媒体的人，那些国际公司：维亚康，时代华纳，新闻集团，他们有广播，电视，出版报纸，杂志，各种书籍，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电影，电视等等，还有随之而来的各种商业产品。我们以迪斯尼为例，你们都看过它的影片，狮子王、花木兰、风中奇缘……这正是它为这些影片所做的商业策划的结果，通过最好的市场运作来产生最大的受益：拍电影，同时推出各种商业产品。同样，麦当劳吸引孩子的最大法宝不是汉堡包而是附送的玩具。商家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达到促销的目的。我的观点是，国际传媒实际上就是市场工具。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是什么？是广告，其它的节目都仅仅是诱饵而已，钓鱼一样将观众吸引过来,锁定在电视机前，让他们不得不去看那些商业广告。虽然在播出广告的时段里，人们总会做一些别的事情，上厕所什么的，但是广告里的声音，文字和形象却比普通节目要夸张的多，让你即使在隔壁也能感受得到它希望传递的信息。在媒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再推向市场的。在美国，广电企业的收入完全来源于广告，没有任何特例。报纸和杂志70％的收入来自广告。不同国家的情况有所区别，有的国家是完全政府控制，有的则是政府和广告收入对半。

通常，广播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下。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政府对广播都更为敏感，相比之下对印刷媒体的政策要宽松很多。为什么呢？对受众教育程度的要求是原因之一，无论你是否读书识字都能听广播看电视，这就比报纸杂志拥有更多的受众群。看报纸或者杂志要求读者受过教育，并且要求他们主动思考，分析文章内容。另一个原因是，广播电视要比报纸杂志强大的多。这又是为什么？是因为人们相信亲眼所见的事情？因为广播电视能带给观众更直观的形象，而形象是如此强大。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买那些名牌？耐克，阿迪达斯……买同样的商品，普通商品会便宜很多，但是为什么人们偏偏多花钱买名牌呢？有时候名牌产品质量更高，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事实不是这样。此举是消费者在为自己树立某种形象。其实厂家所产的东西都差不多，他们制造同样的产品，再贴上不同标签。人们购买不同品牌因为媒体在不停的劝说他们，买这些东西会让他们有更好的形象，而谁不想有更好的形象？我提到好形象时，你们脑中出现的是什么？怎么区分好形象和差形象？时尚，迷人，智慧……你看起来怎么样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你的社会地位。那么我想再问你们，在你们眼中，美国的形象是什么？自由，繁荣，强有力，快餐，不同的文化？负面形象有什么？暴力，色情，种族……你们其中有多少人到过美国？你们脑中的形象是怎么来的？媒体，这就是国际媒体的力量。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依赖国际媒体来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你们即使身在中国，对于56个民族的不同特点，文化又了解多少？你们会走遍国家里每个角落去观察和了解他们的生活吗？但是你们有各自的感觉。你们感觉的来源就是媒体。你们去过蒙古吗？但是你不觉得你对蒙古是有印象和感知的吗？你所接触到的媒体在不断给你提供关于蒙古的信息，经过一点一滴的积累，最终使你觉得你了解蒙古。这就是感觉。我们今天提到的感觉实际是混合产物，媒体提供的形象和信息不断累计，成为我们所称的事实。那些被包装的筛选的信息和形象组成了我们脑中的事实。通过各种媒体报道，典型的形象就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接受。比如爱尔兰人爱喝酒，墨西哥人爱吃辣椒。我想说的是，科技在进步，传播日渐全球化，但是人们理解和认识并没有什么变化，人们生活的周边环境被各种媒体，各个媒体公司制造的产品所左右。以电视新闻为例，BBC和你们自己国家电视台报道的新闻没有多大差别，图片一样，说明文字一样，内容也差不多。有一天晚上我在酒店看了BBC以后，看中央9台的英语新闻，发现它们除了台标没有什么不同。这些跨国媒体公司正试图在全球制造和推广一种文化，我称之为消费文化。

我还想补充一点。在过去，中国还处在帝国时代，同时还有别的帝国如波斯和罗马。那时它们都没有我们现在的大众传媒工具，但是有各自的传播手段，如诗歌和绘画来告诉人们统治者在做什么，有什么丰功伟绩，人民又有什么样的义务等等。那时的传播其实是权利的体现，最有权势的人统治着别人。今天，各大媒体如CNN、BBC同样也统治了别的声音。很多中小媒体依赖这些大媒体提供图片和新闻。例如MTV，想想这个世界最大的娱乐媒体之一竖立的种种形象和在世界各地青年人头脑中根植下关于时尚、音乐、生活和价值的观念。你们逐渐建立起来香烟、时尚衣着等等各种各样的偶像，而这些都是有一定模式的。最强大的数家媒体给你们设定了议程，而他们也是为各自背后的企业或者财团摇旗呐喊而已。有的国家对此做出了种种限制，比如泰国规定商业广告时间不能超过1小时，每段广告播出时间也极其有限。但实际上这种限制只是针对传播的方式，而不是节目或者内容，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各种替代品。跨国媒体正越来越强大，他们不断融合，加上互联网的出现，广告也越来越普遍。

同学：今天您谈到了媒体和形象。我想知道在您的头脑里中国是一个什么形象？

Kamalipour教授：首先我想说明我的看法仅仅代表一个个人的观点。我做过的一些有关中美关系的调查让我相信，中国即将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中国正在逐步具备各种因素，人力资源、国力等等。我想起来我在伊朗念中学的时候，日本产品淹没了整个伊朗市场，产品质量很好，逐渐建立起来一个日本产品就是质量的象征这样的形象。不用多说，产品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现在中国正在经历日本最初的阶段。美国有很多一元商店，东西都是一美元。其中商品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其实中国也可以像日本一样注重质量，逐步树立起来产品形象以至国家形象。总的说来，我对于中国的印象是正面的发展的。

同学：您怎么评价美国的9.11事件和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

Kamalipour教授：9.11是人类历史上的惨剧，这种事情没有人希望看到。至于有没有罪，应该有一个法定的程序来决定，而不是在没有申辩的机会之前就给某个人定罪。我们不能说阿富汗人就是一定负有责任的，他们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之一。而且不能因为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就对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行报复。那些贫穷的人们连电视机都买不起，他们根本不知道在发生什么。媒体传播着一些故事，关于本?拉登和他的恐怖组织犯下哪些恶行。但是多少人问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一个人患了癌症，总要先明白病因在哪里，然后再对症下药。但是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不去寻找原因就匆忙去医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局面，美国必须做点什么对民众才有交代，要不人们要问我们那政府和军队来干什么。很多变化会发生，最明显的是布什政府提出2000亿美元来投资军事国防。我们可以想象这会带来哪些权利和统治上的变化。

同学：我们说全球化和媒体的垄断其实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吗？

Kamalipour教授：融合的情形仅仅发生在商业市场。就文化来看其实我们正在越来越多极化：南北、东西差距不断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多大改善，所以我提出我们应该停下来好好想想怎样加进人们的交流。

同学：中国即将进入WTO，您看中国媒体将会面临哪些挑战和机会呢？特别是在全球化传播的时代。

Kamalipour教授：加入WTO代表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全球媒体将更关注中国，各种企业会更乐于来中国拓展机会。但是可以预见的是贫富差距会扩大，数字化鸿沟将会带来新的贫富差距。特别是英语是互联网的主要语言，如果不懂英语就无法和外界沟通。美国和英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但在发展中国家更加明显。变化不可避免，尽管中国变化很大，比如你们可以谈论政治。中国的未来在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手上，所以你们必须为这个将来做出很多改变。你们有足够的时间，一步一步慢慢来，改变只能是逐步的。

同学：9?11以后人民的自由是否受到政府的更多限制。9?11以后的媒体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Kamalipour教授：会有很多，比如移民、申请学校都会有很多限制。但是政府有足够的理由来限制自由和控制局面。新闻自由也会受到限制。国家危机出现的时候，自然会对媒体和言论自由进行限制，这在海湾战争中也出现过。媒体对于百姓的知情程度负有更多的责任。这是目前的形势决定的。媒体更倾向于和政府保持一个口径。在这种发生了悲剧后很感性的时候，媒体要为民众宣泄情绪，这也是他们的社会责任之一。海湾战争之后，媒体和政府都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政府对于媒体的限制更多了，但是媒体也逐渐接受。

同学：我很难过，您告诉我们所有的形象都是全球媒体制造的。那么在这个全球传播的时代我们怎样获得真正的真相呢？

Kamalipour教授：真正的真相？没有什么真相是可以获得所有人的认同的。关于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桌子、黑板这些可以感触到的东西或许我们能达成一致。其实这些东西也是人为制造的，而且在不同的文化里对它们的称呼也不一样。语言符号的不同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人们不同角度和观点的不同导致了对真相的不同理解。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真的知道吗？你为什么是自己？或许这太哲学，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提问和质疑的。每个人有自己眼里的真相，没有任何一种是绝对存在的。谈到我们脑中的真相绝大多数是媒体制造的，我们看到了一个形象就造成一个自己的理解，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相。

政治游说、国际公关与中国形象

赵浩生

在美国的各种传媒中，对中美问题都是一面之词，异口同声的批评，很少客观的报道。美国人民，即使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美国人，也只是经过片面报道间接了解中国，很少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往往只为某一独立事件所主宰，而看不到整个中国的大势。

赵浩生，1921年出生于河南息县，曾任《中央日报》、《东南日报》记者，后赴美国留学，获伊利诺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耶鲁大学教授、自由撰稿人、《纽约日报》专栏作家等。20世纪70年代，国内多家报刊经常连载这位美国自由专栏记者写的文章，他对新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和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对祖国浓浓的爱，在当时给国内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教授李希光：老师同学们，今天晚上我们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特别邀请了海外著名的专栏作家、记者、耶鲁大学的退休教授赵浩生先生到清华大学给我们做一场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游说、公关与国际传播》。赵老今年81岁，但是身体很好，也很健谈，他的经历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他在做记者期间，曾经采访过很多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他早在40年代就每天采访到一个人物，在南京和重庆，同学们可以猜猜是谁。对，是周恩来总理。他当时是《中央日报》的记者，而不是《新华日报》。但是周总理见他面管他叫赵小胖，他当时可能比你们还年轻，到了1973年赵老第一次从海外回来，一下飞机的当天，周总理就请他到大会堂参加宴会，当时周总理一见到他，还记得他叫赵小胖。他在1949年以后离开中央日报，到美国留学。先在伊利诺伊大学深造，1960年到198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的东亚系教书。同时他撰写海外观察专栏，所以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们经常可以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赵老的文章。1973年，赵老第一次回国，撰写了大量的反映中国的文章。退休后赵老更是经常回国，还组建了赵氏公司，促进中美经济文化交流。他的作品很多，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听说改革开放的中国成立了一所新闻传播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他自告奋勇的到那里去讲课，他用耶鲁大学的假期到新闻所来讲课，他最早把美国的新闻体制、美国的新闻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在1980年的暑期。当时他讲课的同学大概也就我们这么多，但是听课的人有五六千人，当时根据他讲课有这样一本书，就是这本书―《漫话美国新闻自由》。这就是当时的演讲场面。当时不但是同学，很多报纸的老总、编辑记者也来听，因为我们和美国隔绝了这么多年，大家拿到这个入场券，轮流去听，现在这样的机会是越来越多了，说明中国是在进步。同时赵老也是最早把美国的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这是80年初的一本书――《漫画美国总统选举》。这里还有一本《漫画美国青年》和一本《格林征空记》，赵老还是一个科普作家。这四本书都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赵老往返中美之间已达76次，每年在国内有半年的逗留，并担任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黑龙江大学、深圳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暨南大学荣誉或客座教授。他还住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所在地康州，他在耶鲁大学已经工作了40多年，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赵老给我们演讲。

赵浩生：各位朋友，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在清华大学这么一个泱泱学府建校90周年的大庆期间和大家见面。我过去20年中间两度访问清华大学。第一次是在1973年，那时候文革还没有完，我到清华来的时候两位清华的同学给我做向导，跟我大谈他们如何智取王光美，他们说的眉飞色舞，我听的哭笑不得。第二次到清华来正好碰上斗走资派，清华园里铺天盖地都是警告“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让我这个国外回来的人实在感觉莫名其妙。那么这些个意外的小事情今天的清华人根本都不知道。今天的清华人怀着满腔的欢喜来庆祝母校建校90年，今天的清华是一片清新，一片光华。听说清华决心要建设世界第一流大学，我刚才看了一下，清华已经是世界第一流大学了。那么我相信当清华庆祝建校100周年的时候，这个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泱泱学府，她的名字一定会高挂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榜上。我这一次回北京主要是还一个愿。我大概是在几个月前在纽约的一个聚会上碰到李希光主任，我一看他的名片，真是喜出望外――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国际传播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清华大学居然现在成立了一个传播系。清华大学在各个领域上都有她特殊的建树。我相信清华的传播系将来一定会人才辈出。这一次回到北京来，主要是来出版我的一个回忆录，题目叫《八十年来家国》，我这是套用李后主的一句话叫做“四十年来家国”。我们听过一句话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蠢活了八十年，感觉到亦喜亦惧，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那么我就想写回忆录和自传要从呱呱坠地写。

这一次回来我非常高兴李主任要我到清华来，传播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今天只想和大家研究研究非常现实的两件事，一个是游说，一个是公关。我所要谈的，只是我在美国的一些观感。同时我也很想听听各位在中国怎么看美国，我们交换心得，一定很有益处。游说这个名词在中国不知是出自何典。大约孔老夫子当年汲汲惶惶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就是一种游说。游说的英文叫lobby，指的就是一个大建筑入口的地方，大家在那里碰头的地方，咱们lobby见。据说美国历史上有一位总统，不安于白宫的单调生活，下班后常常溜到白宫附近的一个旅馆的lobby去抽烟闲坐，以欣赏来往的人群作为消遣。此事被人发现以后，大家就利用他闲坐在大堂的机会凑上去跟他聊天、进言，进行政治活动。如此流传下来，大家就称这种大堂游说为lobby。

在几年以前，中国和美国因为最惠国待遇问题闹的很紧张，当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说游说》，我可以把要点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是一个充满游说的国家，游说活动是整个美国政治活动的润滑剂，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游说是一种必要、正当、合理合法的活动。美国的公司机构、各行各业、都把游说看作是头等大事。游说的主要对象是掌有立法大权的机构和人物。从地方议会到国会都是游说的目标。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创制、修改或者取消某项立法，游说者都要使出浑身解数，喻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在合法范围内影响议员的决策。从建议到辩论到决议，游说者对其游说对象包围、纠缠、穷追不舍。

以国会来说，参众两院会场内都有旁听席，会场外有舒适的休息大厅（lobby）。游说人员在辩论表决提案期间，就在那里静听和观察，并不时给议员写条子、传话，或者请他们到大厅中间交头接耳、密商对策。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多数时间都被lobby的人包围着，美国的公私机构、各行各业都以重金雇佣自己的游说人，而这些游说人多半是落选议员或者退休官员。他们今天在朝、明天在野、出入官场、走动衙门，对政府的运作一清二楚，活动无孔不入。哪一行哪一业最有钱，就可以高价请到法力最大的游说人。

不但美国国内如此，外国的公私机构、各行各业为了本身的利益争取对美关系，也不惜工本在美国进行游说，和美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在美国的游说工作也做得最普遍深入。以日本为例，不但日本政府、在野党派、各大企业甚至是不同牌子的产品，都各自有其专用的游说代表。近年来美日交往贸易规模更大、问题更多、仅靠游说已经不能应付，他们就更上一层楼，登堂入室，干脆用重金聘用他们所要游说的政府机构中直接管理贸易的或者是退休的官员作为他们拿薪水的职员或者是顾问，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最大，其所以未造成危机、未导致破裂，原因无他，游说之功也。承办游说的都是大律师、公关公司，顾客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这些公司订合同，报酬都是上百万上千万的。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有一个顾问公司，代表美国很多大公司对华贸易。他只接受25家大公司作顾问，这25家大公司只有给他打电话的权力，如果要解决问题，还要另外算钱。他最大的顾客就是A&G，所以他每次来中国坐的就是A&G老板的私人飞机。所有的美国参众议员都是今天在朝，明天在野，在野就是做游说工作，不但游说，而且参与各种各样的公关广告工作。最可笑的一个事情是共和党的参院领袖，也就是上一次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BobDove，很郑重的为伟哥做广告。

对美国做游说的最成功的国家是以色列，为以色列做游说的不止是个人、公司，而是一个组织严密、步调一致、声音和谐的交响乐团，其中包括政府、议会、大企业家、大新闻机构、学术宗教团体、更重要的是，所有具有犹太血统的美国选民，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巨大政治力量，其游说活动几乎是所向无敌。他们许多年来只遭遇过一次小小的挫折，就是未能阻止美国售于沙特阿拉伯新型侦察机，原因是沙特用大把的石油美元聘用了曾经担任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多年的富布赖特作为他们的游说人。

从历史上来说，国民党对美游说也不亚于以色列，国民党对美的游说有两个目的，一是援蒋，一是反共。援蒋的游说主将是蒋介石的枕边人宋美龄，反共的主将是美国的“百万人委员会”，这个“百万人委员会”不是现在的“百万人委员会”，它搜集了美国反共的军人、政客、宗教领袖，是一个很大的团体。此外，在中国解放后，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反共组织叫“约翰伯奇协会”。它整个反共的活动就像传基督教一样普遍。中国解放以后，国民党在美的发言人是当时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参议院诺兰，中美建交以后替台湾说话的主要人物是共和党保守派的祖师爷、参议院戈德华特，就是戈德华特创立了台湾关系法，危害无穷。除了游说以外，台湾还有计划的调查每一个参议员所代表的州的经济情况，台湾用大笔的美金到这个州去做政治采购。1990年，我到台湾去，见到当时的国民党外交部长钱复，他是耶鲁大学的PH.D，我就问他，当中美建交以后，你留在美国处境一定很难堪，等于在美国做小媳妇，你这个日子是怎么过的。他说我当时只注意两件事，一件事是专门和那些台湾关系法有关系的参众两院议员联络，不断提醒他们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另一件事情就是他和蒋经国商量好，所有派到美国的台湾商务文化代表都可以直接和蒋经国汇报工作，蒋经国可以直接给他们打气。这样维持了士气，也维持了台湾关系法。今天在美国的国会议员，记得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议员没有几个，但是就是因为台湾不断的宣传台湾关系法，他们对台湾关系法了解的非常清楚。我们的三个联合公报在美国国会是一个差不多被人遗忘的东西。

在美国国内游说最成功的是美国的枪支协会。美国国内枪支自由买卖，外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国会无法取消枪支的自由买卖立法，是有历史原因的。当年英国在美国的占领军不是住在兵营，而是住在美国老百姓的家里，美国要独立，必须要武装一般民众。所以买枪是一个革命行为，一直到现在自由买卖枪支的立法无法取消，反对力量非常强大。一个议员如果要取消自由买卖枪支的立法，他一定要落选的。

游说在美国是一个正当的、合法的、财源茂盛、令人艳羡的职业。接受外国委托的公司要向政府登记，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戏法人会变，其非法活动常常没有黑白分明的界限。谈到游说的功夫，中国远在美国之上，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有很多的具有“三寸不烂之舌”的游说家和“舌战群儒”的雄辩家，以孔子为首的游说者最具有战略眼光和灵活性。他们能“入境问俗”，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们不得不佩服：“大哉孔子”。

从性质上说，游说和公关没有什么不同，游说的对象是有决策权的人，公关是制造舆论，制造民意，制造空气。公关的成败可以从民意测验中看出来，拿中美关系做例子，美国历次的民意测验，人民对中国的看法结果都是多数不信任中国，认为中国对美国不友好。这对中美关系是非常不利的。这完全是因为美国人民对中国不了解，而不了解则是源于中国缺乏对美国的自我宣传。中美近年来争论的问题有人权、台湾、武器扩散、贸易顺差、知识产权、劳改产品、西藏问题等等，每一个问题中国人都有理直气壮的反驳，但是可惜这种反驳美国人听不见。我们的每一个白皮书都是掷地有声的好文章，但是美国人看不见。

在美国的各种传媒中，对中美问题都是一面之词，异口同声的批评，很少客观的报道，美国人民，即使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美国人，也只是经过片面报道间接了解中国，很少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往往只为某一独立事件所主宰，而看不到整个中国的大势。中国对这些歪曲报道看上去几乎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中国最有力的还击方法就是外交部发言人的官方谈话和新华社的评论文章，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人们认为是外交词令。而新华社的文章多数被外国媒体冠以“官方通讯社”的帽子，一旦被认为是官方，宣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美国是一个舆论决定一切的国家，舆论力量完全操纵在几家大的传媒机构手里，主要包括四大电视台（NBC、ABC、CBS、CNN）和四大报纸（《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还有几家大的智囊公司和大学研究所，美国一般的人民，包括大多数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对中国所知有限，对中国见解多来自这些传媒工具和研究机构。举例来说，如果《华盛顿邮报》刊出一篇攻击中国计划生育的文章，这就是美国的参众议员的知识来源，他就根据这篇报道发表谈话，这个谈话又被他所在的地方报纸登出来，这就成了美国的民意，美国的民意就是这样造成的。美国的民意是选举主要争取的东西。美国每一位总统候选人竞选的时候一定是大骂中国，等到进了白宫，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一定要和中国打交道。所以对美国的宣传一定要从最基层下手。美国人民不能直接听到中国大陆的声音。但是台湾不惜工本的对美国公关。他们把美国当作是他们开拓国际生存空间的主战场，自从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中美建交之后，台湾把所有对美国的外交活动变为对美国的游说和公关。李登辉到康奈尔访问母校，完全是用美金铺路的，之前他捐给康奈尔400多万美金。国民党经费资助的台湾综合研究所和华盛顿的凯西狄公司签约，付出了三百七十万美元的顾问费。一般估计，为李登辉访美之行造势所花费的公关费用可能高达1亿美元。

中国在美国的正面宣传太少，但是对中国不利的反面宣传非常嚣张。中国的形象处处被歪曲，计划生育被污蔑为违犯人权、国防现代化成了威胁亚洲和平、发展外贸成为了非法倾销等等，据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从而倡导对中国的“围堵”政策，对中美关系危害无穷。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中国必须积极展开对美国的公关和游说活动，加强对美国有关中国的正面宣传。美国民意测验指出，中国将成为美国第二大经济伙伴，在对美宣传中应当着重于双方的贸易优势。为了消除美国人民因为间接认识中国所造成的误解，中国必须建立对美国从最基层到最高层有关中国信息的渠道。在新闻报道上，公关不能改变坏新闻，但是可以减少坏的影响，可以用好新闻冲淡坏新闻。如果平时多宣传好新闻，出了事情也可以减少坏的影响。在目前中国没有向美国经常发布正面好新闻的情况下，美国人所知道的，都是间接、反面、对中国不利的坏新闻。在美国的中国人每天拿起《纽约时报》，简直是不忍卒读。

公关在当今国际交流频繁，信息流通迅速的世界，特别是在以民意为依赖的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内政外交各行各业赖以运转的重要专业。公关活动包罗万象，无孔不入，中国要推动对美国的公关活动，必须要培养大批的专业人才，更要借重美国的专业公关公司，这些公司的业务是专门在美国国内外为各行各业宣传造势，树立形象，培养民意，争取选票，开拓市场的。公司成员都是经常在华府或者地方走动的专业新闻记者、国会议员、政治顾问。他们经常是从原职转到公关，又从公关回到原职。如此进进出出，和他们活动的对象都是难分彼此的圈内人，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其他人所无法达到的。

公关和游说在美国是宪法所承认的政治运作，是合法的商业活动。从事国内公关游说的公司必须向国会登记，代表国外的公关游说公司必须向司法部登记，他们的业务就是赚钱，没有固定的政治取向。但是他们不能同时接受敌对顾客的委托，造成顾客利益的矛盾。公关的活动无所不在：民意测验、政治预测、舆论导向、新闻发布、广告发布、社论报道，为所代表的国家领导人安排访问活动，撰写讲稿谈话等一切足以增加中美两国文化交流、树立形象，为双方友好发展铺路造势的工作，都属于公关活动。

我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国，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动向为全球所重视。中国需要向世界宣传，两亿五千万美国人民也希望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让我们以最有效的方式把中国的声音传达给美国和全世界。

李希光：今天赵老给我们做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他说要学会美国公关工作的经验，我曾经和同学们说要学习美国新闻学，现在赵老说要学习美国的公共关系，讲了很多具体的案例。赵老我有一个问题，从您的结论看，美国人民听不到中国人民的声音，这和美国媒体公关是分不开的。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回到在延安窑洞时期，那时候您是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作记者，你对中共的公关活动很了解，那时候中共的形象现在和当时有什么不一样。

赵浩生：这也是我时常琢磨的一个问题，那时候中共的形象那么好，而物质条件那么差，国际上异口同声地说，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将来。而今天中国国力人力都发展的惊人，但是在国际形象上常常被误解，这也是我希望能够解释的一个问题。我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希望我们一起来探讨。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是采访国共和谈的，我每天要找周总理和邓大姐要新闻，新闻记者要的就是新闻，每次遇到他们总会给我一两条新闻，但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每次总是一问三不知，无可奉告，这样就非常失败。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非常诚恳地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同学：我觉得作为游说和公关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顾客必须要有这样的需求，需要改变这种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需求，那么这个工作就没有目的性和效果了。这是我听了您的讲话的一点看法。

同学：我觉得这和共产党本身的形象有关系，很多人说是美国对中国的误解，我想也不一定是误解，有很多是很真实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太愿意听。三四十年代的中共，不管她的国际形象，她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也是很伟大的。那么她的真实情况表达出来，比如通过伟大的记者斯诺，我想美国的老百姓都是很愿意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的，代表着老百姓的利益，而且比较简朴，很重要的一点她是一个弱者，所以美国人比较喜欢她。现在中共不是一个弱者，而是一个强者。不一定是他们有什么了解不了解的问题，现在了解的应该更多。

赵浩生：也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心理状态是出于传统的中国思想――“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现在是冷战时代结束了，苏联解体了，美国没有敌人了，他就感觉空虚了。无敌国外患，他就担心他这个国家要垮了，担心国防工业要萧条了，在这种心情下，他一定要树立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形象越丑化对他越好。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理由。

同学：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和苏联对抗，需要中国，所以她和中国站在一起，现在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倒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就需要拿中国出来做目标了。

赵浩生：面对着这种情况，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抗这种局面。

刘殿求（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中美撞机以后，人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要设敌，为什么要立中国为敌，当然这个问题有一些深层次的因素和各自不同的看法了，但是总体来说有好几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裁军，美国主要是裁陆军，海军和空军不会裁减多少；二是修改两个战场理论，把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观念转变为打赢一场战争，国内的人民生活一点不受任何影响，但是它把中心移到了亚太。这些是现象，是事实，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设置。我觉得最近有几个因素比较明朗。比如说美国的经济问题，现在美国的经济中，军事经济的比例有两本账，公开的讲占到总的7％－8％，但是实际上据说20％，这就是说在美国的经济中军事工业占的比例很大。美国三届总统都担忧工业和军事的关系，最近的一个就是艾森豪维尔，军事家和工业界的联合会把美国带到什么路子上去。美国最近的经济衰退，就是在寻找新的发展军事工业的机会。小布什上台以后，军方的右翼势力和工业界的结合更多了。波音公司的生产中，主要部分是军用飞机的生产。比如说售台武器，从美国的本意来说当然也有支持台湾的意思，但是相当大的原因是支持本国的军事工业。要不要买这40亿，台湾还在考虑。这是在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这还要回到老祖宗的话，这是基础性的。另一个因素是文化的，原来美国的第一敌人是苏联，因为苏联强大，但是从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上说，我们和美国的差距更大。在文化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是宗教，欧盟和美国有矛盾，但是他们都是央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苏联一旦把军事大国的帽子摘掉，他们和美国的文化差距并不明显。我同意赵老的观点，加强公关，但是公关的重点必须找出来。我在美国，一个6岁的小孩听说我从北京来，ok,Ihateyou，但是hateforwhat?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公关的重点和方向。我们现在中美关系的研究，经常就是出现了一个case研究一个case，现在是中美撞机，研究原因，过一段是什么其他的，就又要找原因。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宣传的方向。我们过去对美国的议会工作是不重视的，对他们的官员部长花的时间比较多。请部长吃饭比较愿意花钱，议员的工作做的不够。我在加拿大和美国都呆了好几年，每到十一是庆祝我们国庆的时候，到了10月10日是国民党庆祝双十节的时候。他们的庆祝队伍人数十倍于我们。按规定，我们国庆升国旗是合法的，但是没有几个人去升，而国民党庆祝他们的国庆是非法的，但是他们的庆祝队伍浩浩荡荡。确实他们也有钱，但是他们的公关也做的好。

同学：赵老，您说游说的祖宗是孔子，我觉得您倒不如举苏秦、张仪，第二是听了您的谈话，我觉得您的古文底子比较好，我想问一下您的古典教育是怎么样的？

赵浩生：我这个年龄，都进过私塾，老师在上面念，我们都像小和尚一样，在底下跟着读。

同学：赵老，听了您的问题，对我的启发比较大，我有一个问题，由于中国政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没有注意到游说的重要性，所以中国的国家形象在美国公众、美国政府包括美国参众两院都比较差，所有很关心中美双方关系的人都很着急这个事情，我的问题是您觉得从内容上来说，中国政府要在短时间内提高中国的国家形象，突破口在什么地方。

赵浩生：公关和游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事实拿给人看，去年有一个新闻，就是外国记者报道中国的孤儿院的事情，说孤儿院情况很坏，国务院新闻办就安排记者去看，去孤儿院看，用事实来说明一切。中美之间的问题很多，中国都有她理直气壮的理由，就是没有反映到外国去。比如西藏问题，我从小在知道西藏的名字以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中国在多少年就不清楚的提这个问题。比如中印边界的问题，中印边界到底在哪里，突然冒出一个麦克马洪，麦克马洪是老几啊。他说他划了一条线就是这条线了？这种问题中国一定要站起来，用现实来说明问题。比如中国一定要计划生育，不计划生育还得了。那么我记得一次在耶鲁大学，我请韩素音去演讲，突然有一个印度的学生站起来问，韩女士，我听说现在在中国男孩子女孩子不准自由交往，我从来没看见男孩子和女孩子在街上拉着手走的，韩素音就回答，那就奇怪了，如果真是这样，中国怎么会有人口问题。所以你要大胆的幽默的，理直气壮的面对这个世界。

同学：我认为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弱势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攻击会减弱很多。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刚才都在说中国怎么在国际传播上开展工作，我觉得这和信息垄断有关系。我自己也学过新闻，我知道在发稿量方面，美国为主的西方传媒垄断了80%，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俄通社、塔斯社，只能占到20%。而且咱们中国目前的这种体制，尤其是在软件和硬件的投资上还很少，硬件上主要是传输渠道这方面，我自己感觉也是没有像美国那样发展通讯卫星，不够尖端。软件这方面从一些事情的发稿量和内容来看也不够。这些事情能够引发中国国内的思考，中国在这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目前中国有了16个报业集团，说白了在新闻资源上美国有着一些共享，在设置上也少了一些不必要的环节。但是中国一直都没有像美国的美国在线这样的非常综合的公司，可以进行传播的各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认为中国要想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声音，需要4到5个大的传媒和他们竞争。大家都知道中央电视台在全世界的传媒当中，98年和99年的广告收入还只是57名，小小的一个巴西就是第十名。咱们全国养活一个中央电视台都没有突破，而且他每前进一名都是非常难非常难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改革我们目前的国内新闻体制。要出现能够和美国竞争的大的传媒。关于对美国的游说我认为是一个方面，但不是最主要的方面。最主要的方面在国内，比如你允许外资来投入，占到50％，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如果你连国内都解决不了，就想让美国来了解你，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李希光：这个同学提的我都同意，第一点我想做一点补充。很多人强调通过我们国内的改革成为西方那种自由的新闻体制，或者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完全西化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会不会好。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世界上第一大自由民主国家，印度新闻传播系的教授或者是印度的新闻工作者对美国的意见比中国的更多，为什么？为什么印度在美国的形象还赶不上中国。但是为什么中国人比较生气，因为印度和美国之间没有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但是印度老百姓的形象、社会安全保障在美国社会中形象不好。再说俄罗斯，已经彻底变了。俄罗斯在美国的形象不仅不好，而且是消失了，美国媒体基本上不注意他们。要是注意他们，形象一定不好，印度的学者曾经这样比较，为什么每200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才有1篇关于印度的报道。中国人说了，我们看到200篇全是骂我们的，印度人说我们宁愿200篇骂我们的，说明美国人注意我们，这样将来我们做公关也好，做贸易也好，要是不理我们，等于我们不存在一样。

张庆年（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任）：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刚才有人说共产党的形象现在不如过去，这是事实。我们当前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就美国来讲，中国的形象都是从媒体造出来的，议员听了就告诉老百姓，老百姓就代表了民意。这时候议员更可以说我代表民意了。所以中国在美国的形象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国有腐败，但是这是中国老百姓痛恨的问题，美国人痛恨吗？不见得，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大家仔细思考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好，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日的态度和国民党有鲜明的对比。另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各方面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那时候的官不像现在的官，现在官越做越大，问题也越来越多。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但是从美国来讲，比如说西藏问题，不是说我们的地方政策有什么错误。过去西藏的老百姓苦成那个样子，做农奴，他们美国什么时候表现过人道主义？从来没有。但是现在突然间表现的不得了了。西藏有他特殊的问题所在。他要从那个方向控制你中国。其实像台湾问题等等都是很明显的，他们要以此下手把中国控制住。我们国内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强大起来，能不能更好的发展，能不能给老百姓带来福利的问题。但讲到美国那个方面，要比这个复杂的多，是一个关系中国发展空间的问题。所以谈到传媒，我觉得必须要从好几个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游说，不是说我去游说你去游说都可以的问题，要看到这个需要，该花的钱要花，公司要找。今天赵先生说的很多东西中国都还不了解。要做美国的工作就要了解美国，他们的事情是怎么个做法，这样你才能打的进去。就像赵老刚才说的三个公报，和三个代表一样天天说天天说，但是什么内容都已经说不太出来了。

林戊荪（原国家外文局局长）：赵老讲的我觉得很有新意，我们过去关心的是对外的宣传，对美国的工作多年来一直忽略了游说和公关。这几年提出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对美国做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外交工作去驻扎，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游说和公关目前来看主要是我们的主席和总理在做。可是这些并不是赵老所说的公关，赵老所说的公关，是专门的工作。而且特别提出一个观点，这个工作不能够靠我们中国人来做。要找美国的代理来做这个工作，因为美国人只接受他们本国人的工作，外国人做是另外一回事，这一点很重要。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它的重要性确确实实应该被认识到。中国的历史，诸子百家很多都是做游说工作的。比如孟子见梁惠王，但是那个游说不像现在的游说这么专业化。这种游说是针对美国的议会，不是任何的游说。公关也是做这个方面的工作，这是符合美国的国情的。在美国是合法的。我们是要按照美国的法律、美国的情况来做游说和公关工作。但是不光要找，还得会找。分析美国的国情，找到合适的公司，合适的单位来做。要觉得花这个钱是值得的，不是大把地撒，不是浪费，是和国防等开支同样重要的。要有这样的认识。首先要对国内做这样的宣传，让国内的同志都有这个意识。这个钱是不可少的，是值得花的，就像我们的清华给了三六九，十几个亿一样。还有就是我们要培养这样的人才，您在美国很多年，我们对美国的研究还很不够，是象牙塔式的。我们派了很多留学生去美国，但是总还没有进入他们的主流社会，我想如果中国有一些人在美国的主流社会生活工作，这些人要当了领导，一定知道怎么对美进行游说和公关。

美国媒体守门人眼中的中国

JohnPomfret（潘文）

我曾经和美国军人长期在一起，所以我很喜欢军队的人。因为军队的人的脑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想解放军的人也是一模一样，跟他们在一起交流肯定非常有趣。他们是封闭的社会，他们允许你进来就非常有意思。我虽然对社会的发展很有兴趣，但那是个不封闭的世界，我可以随便写，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采访跟人家谈话，但是中国的军队是不允许我写的，所以我最想写。

JohnPomfret，毕业于美国斯坦佛大学，在那里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1986－1992年担任美联社驻中国、香港、越南、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记者，期间采访了海湾战争，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做战地记者。1992－1997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巴尔干半岛首席记者，继续做战地记者。1998年至今担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和首席记者。

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很高兴能邀请到《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JohnPomfret先生今天晚上来给同学上课。John跟我可以算是“三同”――同行、同事、同学。我们都做过多年的新闻记者、我们都在《华盛顿邮报》工作过、我们都在南京大学学习过。我在南京大学外文系读大二的时候，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John是美国斯坦佛大学毕业的，在那里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去南京大学留学前，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一学期的中文。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先在加州的一家地方报纸工作，1986－1992年担任美联社驻中国、香港、越南、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记者，期间采访了海湾战争，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做战地记者。1992－1997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巴尔干半岛首席记者，继续做战地记者。1998年至今担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和首席记者。中国这段期间，他除了重点报道中美关系之外，还去过中国许多地方。去年他去了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区采访，那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他在中国当记者这几年，写过一批调查性报道和专稿，如调查中国古老的民间文化――娘娘庙、报道孔夫子的后人在市场经济中的故事、专访《上海宝贝》的作者、调查导致多佛港中国偷渡者死亡事件的蛇头、调查哈佛大学不道德地在安徽大别山农村采集基因血样等等。今天他给我们的讲座主要是从新闻采访写作和选题方面，讲一讲他在中国当记者的经验。John希望和同学们交流，望同学多多提问，使气氛更加活跃。John作为记者，工作非常忙，每天都有发稿的任务。今天给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大家利用这个小时，多多提问。

潘文：我可用中文也会用英文回答你们的提问，但不要用俄语，我的俄语很有限。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讲座有多大的兴趣，反正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外在中国当记者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现在是在中国当记者的最好的时候。因为现在中国的媒体比以前好得多，比如《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写的东西都很深刻，比1988年的时候要深刻的多。那时候思想比较活跃，但具体的东西很多不让写。现在新闻报道来源对我们来说特别特别多，多半时候我们都可以跟着中国媒体的选题走，所以我也会因此变得懒惰起来。当然，我们还会写一些别的选题。但总的来说，我们是随着中国媒体的发展往前走，他们越好，我们也可以跟着写得好一些。我在中国的经验比较多，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大家互相交流。

问：你的稿子采用量有多大？

潘文：去年我写了133篇，有43篇上了《华盛顿邮报》头版。

问：刊登了133篇，那么，你总共投给报社多少篇？

潘文：我采写的每篇稿件《华盛顿邮报》都会刊登。

问：您的选题是根据总社的布置还是你自己的决定？

潘文：如果是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的话，我会打电话给总社编辑，问他们要不要？如果不要我就不写了。但像采访报道中国农民问题的特稿，我自己想写的。总社编辑也会给我提意见进行修改。

问：就你的经验，《华盛顿邮报》对中国什么方面的稿子更感兴趣？

潘文：我知道要有人问这个问题，所以来这里讲课前，我先做了一个统计。过去6个月里，《华盛顿邮报》当中关于中国的头版消息是38篇，其中撞机的事情占了50％。其他类专稿，共有20篇，其中有2篇关于人权；5篇关于中国社会，比如中国人开始不再使用一次性筷子、自行车的数量减少这样的；2篇是卫生的，别的都是零零碎碎的。其他的选题有涉及国际安全的，如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好起来了。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写的。我奇怪的是《华盛顿邮报》关于法轮功的东西不多，头版里面只有一篇是关于法轮功的，而且是批评法轮功的。我们采访江泽民时，江泽民对我们说，“不错，这篇文章写得不错。”还有两篇关于体育方面的稿子，其中一篇是报道那位要到ＮＢＡ打球的中国篮球运动员。总体来说，《华盛顿邮报》最关心的首先是中美关系，其次是国际安全方面的事情，这也是跟中美关系有关的。其余很多报道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像老百姓的法律觉悟提高了、中国的同性恋之类的。这方面的新闻一般刊登在报纸的内页，而且一般比较短，很难被登载到头版上去。我们20篇之内只有2篇关于中国人权的，一个是关于被抓起来的一个女学者，另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法轮功的那篇报道。

问：就你个人来看，你最感兴趣的领域是什么？为什么？

潘文：中国社会的发展。因为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他也天天变，这种矛盾对我来说非常有趣。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这样的，奇--書∧網中国以后的发展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现在还都闹不清，我觉得这个转变的过程很有意思。

问：你是怎么研究这个变化过程的？

潘文：我住在中国就是很好的研究。

问：你预测中国的变化结果是什么呢？

潘文：我不知道结果，因为电影没有演完才有意思，不然电影放完了，也就没有意思了。我一直在看，就觉得很有趣。

问：打算看多长时间呢？

潘文：大概再过三年吧。

问：你在中国的这么多次采访中，哪次是最困难的？你平时在采访中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潘文：有一些人特别想采访，但采访不到，像公安部的副部长，他是专门负责国际交流的，跟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合作的很好。我一直想采访他，但采访不到。采访国防和公安方面的人很难。当然，他们有一些研究打击黑社会的人，可以接近，但真正公安部的人无法接近。我们上次采访反贪局的一个领导，他说的话跟15大上江泽民的讲演一模一样。这样的采访可以进行，但是没有意思。其他关于国防的问题完全不能接近，但是这个可以理解。另外，换个角度来看，美国很多人害怕解放军会成为对美国的威胁，那你稍微透明度高一些，允许美国记者到你们那里去采访几个当兵的，写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文章，让美国人意识到解放军也是人，对吧？但是，很多人在这方面怕犯错误。想进这个领域很难，其他领域比较容易。

问：你在中国遇到的困难在美国会不会碰到？你是否可以猜想一下，在美国，比如当白宫记者和在中国当记者，你在哪一项上可能取得的成就更大？

潘文：白宫记者在《华盛顿邮报》就是个奴隶，是白宫的奴隶，不是因为他们必须和白宫写的一模一样，而是他们天天有东西写，而且必须要写。特别没有意思。我特别不喜欢写那些专稿。至于出成就，你觉得你所从事的工作有乐趣，就会取得成就。我做了7年的战地记者，我再也不想做了。做战地记者最后会变成一种病，老是要追求刺激，听不到放炮的声音就觉得不好玩。这是一种病态。当然，做这种工作可以得到很多好处，但做太久的话就会麻木。所以我要换到别的地方去写写别的。有的人想爬上去，变成编辑（版面主编），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欲望。

问：可不可以这样说，你现在的兴趣就在于中国社会方面的发展？发现那些有趣的东西？

潘文：我不是去发现，只是想写。它是已经被别人发现了的。因为老外在这里做记者，很难直接发现什么东西。

问：你在中国最想采访的是什么人？

潘文：我现在最想采访的是王伟的同事。

问：为什么？

潘文：这个故事有意思，这个稿子在美国肯定会轰动的不能再轰动了。王伟的同事能跟我说话，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还有采访中国的潜水艇。我做了7年战地记者，肯定对这方面感兴趣。如果解放军说，我们给你两个星期到南京军区去玩，你去吗？我当然会去，这个题材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我曾经和美国军人长期在一起，所以我很喜欢军队的人。因为军队的人的脑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想解放军的人也是一模一样，跟他们在一起交流肯定非常有趣。他们是封闭的社会，他们允许你进来就非常有意思。我虽然对社会的发展很有兴趣，但那是个不封闭的世界，我可以随便写，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采访跟人家谈话，但是中国的军队是不允许我写的，所以我最想写。

问：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团到北京来考察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写了相关的稿子。《华盛顿邮报》还报道了国际奥委会到伊斯坦布尔考察的新闻。但是，你们的报纸没有报道奥委会到其他城市考察的新闻。为什么？

潘文：《华盛顿邮报》驻巴黎的记者是我的哥们儿，我想他可能对这个题目不感兴趣。能否得到奥运会的举办权这个东西，对巴黎来说没有区别，对美国人也无所谓。但是对土耳其或中国来说，得到奥运会的举办权是个很大的信号：世界社会欢迎你们。我想，法国的那个记者对巴黎申办奥运不感兴趣。但是，可能写的是什么呢？最近法国不是在骂中国人吗？而且还骂的很厉害。他可能会把这个变成一个话题来写。对土耳其和中国来说，奥运对你们的社会是个很大的事情。

问：我想了解您是如何制订中国报道选题？选题的标准是什么呢？另外，您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新闻调查方面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呢？

潘文：《南方周末》的头版常常会引起我的注意。另外，我也会跟朋友讲，他们觉得什么事情有趣告诉我一下。我不是生活在中国这个社会之外，而是住在北京。跟中国老百姓交流一下，听听他们在说什么。从美国看中国，中国很遥远，但我住在这里，就需要跟中国人家聊天，他们会告诉我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调查新闻在中国比较难，故事也很多。但怎么说呢？外交部对我们的活动有很多规定，我们应该尊重这些规定，因此，我如果说了我的故事，就说明我没有尊重这些规定，所以我最好不要讲。其实，国务院有明确的条令，规定我们要怎么样，但要做调查新闻就必须在这个条令之外稍微活动一下，因为一切通过官方去安排采访的话，人家肯定不想让你知道。中国媒体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问：那你讲一个不违反采访规定的故事，让我们学习您的经验。

潘文：我讲那个抽血的故事吧，它本身讲的也是一个违反外交部外国记者规定的事情。这个故事不是我发现的，是美国方面拿到了一些材料，有人向当局报告，说哈佛大学在中国有乱搞的新闻。他们告诉我在安徽省有人在那里抽血，但抽血的时候并没有告诉老百姓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血抽出来。我们就去了，很偏远的地方。先飞到合肥，然后打车5个小时到了那个偏僻的地方。去了以后，和很多老百姓讲，但其实并不有趣。我们做那个稿子，从4月份开始，到12月份才写出来。回来以后，我见了哈佛那个美国医生。本来我对这个稿子并不是百分之百感兴趣的，但是我见他的时候，在一个饭店里吃饭，他就威胁我，“如果你把这篇稿子登出来的话，我肯定要把你驱逐出境”。他这样威胁我，反而引起了我的注目。因为他这样的威胁只能说明他有问题。而且我这个人也是很好斗的，如果一个人说他要跟我打架，我当然要跟他打。当然不是真的动手，但他一旦威胁我，我自然有所反应。在这种条件下，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躲起来，另一个就是跟他斗。我当然是跟他斗。在这前后8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是跟他斗。现在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他们犯错误了，做了错事，但那个错误不是那么大，不是那么严重。所以，《华盛顿邮报》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把这个稿子写出来了，我其实觉得是一种浪费，浪费了我的时间。我觉得中国这么大，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我都可以花我的时间去写，这是我和邮报的一个分歧，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浪费。

问：您在中国采访消息来源是什么？有什么线人吗？你刚才提到在中国采访有很多困难，你在美国也会遇到这些困难吗？如果不会，那你在美国采访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

潘文：在美国采访遇到的困难是他们很愿意请你去他们那里采访报道，但你去了以后，他们就面对着你撒谎，不说实话。至于我有没有消息来源？我会告诉你吗？在中国政府里面我没有消息来源，完全没有。

问：在中国，人们不欢迎你去采访吗？

潘文：那当然了，一些中国人觉得我差不多跟蟑螂一样了。

在美国，我们有很多消息来源，但是，这些消息来源像打乒乓球那样把你旋来转去。美国信源不会拒绝你的采访，而是要利用采访来影响你。在中国，人们总是拒绝我们的采访。再过几年，中国人肯定会学会利用接受记者采访，spin（发旋转球）记者。

问：你在中国采访的时候常常要通过很多种关系，你这种关系是怎么建立的？

潘文：我有一个秘书，她比较会说服人家。很多人在国外媒体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常常不愿意接受采访，但她会说服人家。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但是我不问，我也不想知道，只要她成功了，就好了。我很少利用个人的关系来拿到采访，因为如果是一个中国记者采写中国新闻，利用个人的关系，不会对这个人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你是个老外，利用中国人的关系来拿到什么好处的话，对这个人就可能不利。所以，尽量要避免。我的朋友会跟我说，这个有意思，你应该写这个，但我不会说，你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吗？因为在中国做一个外国记者，你应该三思而行。如果因为你写的一篇稿子，另外一个人被抓起来了，我会一辈子有内疚感。

问：你上次采访江西小学爆炸案的时候采访了很多人，你是怎么找到的？

潘文：打电话。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我们也有区号，而且也知道前面的三个号码，后面的号码也就随便打。“你是不是那个……地方？”“不是”“你是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地方？”“是”，那好，你愿意跟我们谈谈吗？另外,我们法新社有个记者朋友去了当地，他给我们一个号码。我们拿到号码，就问有没有什么邻居有电话？“有！”“能不能给我们号码？”“给！”那我们就可以采访别的人了。我们打电话过去，都是11点钟以后了，他们都没有睡觉，很愿意跟我们谈话。采访了3个小时。

问：你有没有不成功的采访？

潘文：有。有些很大的失败。

问：你有没有犯过什么错误？

潘文：有，你知道阿斗？刘备的儿子。他是《三国演义》里的人，我把他写成了《水浒》里的人。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很多人写信骂我，《www奇Qisuu书com网华盛顿邮报》还专门登了更正。

问：你作为成功的记者，有没有什么非常劳累的时候，很烦了？

潘文：有，有。

问：那你怎么克服的呢？

潘文：记者工作很烦，压力非常大，我想45岁以下可以做，过了45岁就不做了。

问：那你45岁以后要做什么呢？

潘文：还不知道。

问：您在美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里面的教育对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吗？

潘文：那个时候在中国学历史很难，所以我那个时候逃了很多课，去打球、旅游。我觉得老师上课的时候讲的东西没有意思，所以旅行的时间比较多，但对我来说，旅行也是一种学习。我是在国外，可以学语言。跟这个国家接触也是学习。我还看书，也背汉字。但我对中国的教育方式没有什么深刻的印像。至于美国的教育，我还是很认真的。虽然课也没有意思，但我没有逃课。我在美国大学里学的关于中国的东西还是有点脱离实际，直到来了这个国家之后才知道这里有许多有趣的事情。我看到的中国常常和历史书写的不一样，区别非常大。

问：我记得你刚才提到你很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但这是很宽的题目，你觉得哪个方面的社会发展最值得关注？如果给你两年的时间做一个专题，你会选择什么题目呢？

潘文：中国的边疆省份、中国的西部、新疆，西藏，云南，川西，内蒙古。我会写这方面的事情。我想写个比较全面的，但少数民族的故事会写得比较多。我觉得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很有意思，但我不会花两年写它。民营企业很重要，我预测，民营企业会对中国将来的发展起很大很大的作用。资金的来源多样化，这个不得了，比WTO还厉害。

问：你很小就想当记者吗？

潘文：没有，我小时侯喜欢研究脑袋方面的的东西，想当科学家。

问：你觉得记者这个职业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地方？

潘文：新鲜、可以跑来跑去，有人给你钱让你去旅行，这是个不错的交易。

问：您觉得当记者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潘文：最优秀的记者是可以写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可以增加大家的知识，增加人类的知识。把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东西写出来。

问：您作为《华盛顿邮报》记者，您觉得在国际上增加中国的暴光率对中国会有什么作用？

潘文：我在中国已经3年，可能会工作六七年。如果读者看了我的稿子觉得能帮助这个人了解了中国，我觉得这就够了。很多美国人把中国看的特别黑，或者特别白，但实际上它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整体是灰色的。我觉得把它写出来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写别人的故事很有趣。这些故事就让我的读者了解到这个地方也有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还很复杂。

问：您看电视吗？您觉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这些节目怎么样？

潘文：我看电视，我觉得《焦点访谈》没有以前做的好，我觉得《实话实说》有意思，它很有趣，探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问：你听说过还珠格格吗？

潘文：那当然，小燕子嘛！我还采访过她，她问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觉得老外会喜欢我吗？”我说：“你长的太瘦了，应该锻炼身体。”她说：“我不喜欢锻炼身体。”我说：“那有中国人喜欢你就够了嘛”。我觉得电视剧小孩比较喜欢，老人家也比较喜欢，但我42岁，对这个东西……但是电影《洗澡》我还是很喜欢的，有细节的东西。我能理解小孩子为什么喜欢还珠格格，但我不明白老人家为什么也喜欢她。

问：我有两个问题，做了7年战地记者，对这个方面报道很多。关于军事和战争是不是你采访的基本选题？在美国，有舆论说中美在2004到2006要发生战争，还有人写书描绘了2005年在中国南海发生的大规模战争。美国和中国有可能发生战争，你在选题中，是要引起战争还是要避免战争？如果要引起战争，你要怎么做？如果要避免战争，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师生一起避免中美之间的战争呢？

潘文：作为一个年轻记者，有几个办法，一个是一下子就进到一个比较好的机构里去，毕业就去《华盛顿邮报》或者《纽约时报》，就可以爬上去。第二个办法是从小报到美联社，再去好的报社。但这个路比较慢，你需要一些东西让人家觉得你比较出色。如果你愿意冒生命危险的话，人家会注意你，说这个人胆子很大，稿件写得也还不错，其实无所谓他写的好不好。我一开始申请去一家大报当记者，他们不要我，因为我已经26岁，他们说我玩的时间太长了，在中国和日本都留学，还到巴黎去酒吧干活。说我不用功。我就在一个小报纸先工作，13个月以后，美联社要我，在美国人眼里，美联社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媒体，但他们给我一个机会，去做战地记者。《华盛顿邮报》雇佣我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已经知道怎么去冒那个生命危险，那你继续冒吧。这是雇佣我的条件，我必须要做战地记者。这不是说因为我特别喜欢引起战争，这只是我职业的一个路程，一段个人的经历。我不是说我是被压迫人民，但有一个东西，你很想要，有棵树要爬上去，就爬了。很多人惧怕风险，不愿意。但我不怕风险，我就做了。做了以后，我再也不想做了。所以说要现在引起中美战争，对不起，我不参与。

但是，我的角色也不是让中国人和美国人好起来，我的角色是写新闻，分析情况。不是作为美国政府的部门或者中国政府的一个什么部门，而只是写东西。如果写中美关系应该好起来，没有人会看，看的人很少。如果你写一个有趣的、动人的故事，给美国佬看，让他们知道中国是个有黑的、有白的、有灰的国家，那么复杂，那么有趣，中美关系也许会改善一点。但这不是目标，我不是在为中美友谊而写。我夫人是中国人，有人说你娶中国妻子是为了中美友好。难道我不爱她吗？对不起，我不谈政治。这个也是一样。我没有政治方面的目标，因为我是记者，我不应该有，如果我有，我应该进政府，但我不想。

问：你觉得中国什么地方比较好？

潘文：青岛，昆明。因为我太太老家是云南的，所以我们老去，觉得特别好。节奏很慢，很轻松。但是作为建设，青岛、大连和成都都不错。

问：你觉得中国的记者和美国的记者在职业素养方面有差距吗？

潘文：我对中国记者拿车马费有意见，但这跟中国记者的低工资有关系。有一些节目或者版可以整个买下来，然后去做广告，我觉得这也是个问题。问题在于很多记者拿到很好的新闻，但没有办法发，慢慢的也就麻木了。这种情况慢慢会好一些的，而且也已经改了很多。我认识一些中国记者，他们水平非常高。随着中国媒体的发展，这些问题会慢慢减少。

问：回到前面您谈论的战地记者生涯。我觉得这种心态还是有适应的过程。刚开始在电视上看见炸弹爆炸的时候还觉得很有冲击，但后来看多了，也就跟电子游戏差不多了。

潘文：我不喜欢战争，我有好几个朋友，多半都是摄影记者，他们都是疯子。他们也不是特别喜欢追求残酷的东西，只不过觉得没有rock&roll,就不好玩，这样想的有一帮人，但他们不是想引起战争。只不过需要那种东西，有点上瘾，像吸毒一样。我有个朋友去年在非洲被人杀了，那个人到最后都一直想要那个东西，我们都不懂为什么。

问：你说最开始写感兴趣的东西，后来又说为受众写，这是不是个转变的过程呢？

潘文：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的话，肯定要把他变成故事讲给大家听，给大家看。我觉得不是转变。我觉得什么事情发生了我都想会告诉别人，我不是一位会保守秘密的人。所以，这是一条线。有意思，想告诉他，就是这个过程。

问：但你刚才好像提到要考虑受众的接受，是不是这样？

潘文：我的自我很大，我觉得我感兴趣，你肯定也会感兴趣。

问：你觉得你观察生活的角度是和大多数人相同的吗？

潘文：对，可以给他们打个招呼嘛。我们都是人，都很好奇。

问：就你在中国接触国家官员的经历，谈一谈对中国国家官员的看法。

潘文：我觉得40岁左右的那些人很有意思，反正高层领导我见了江泽民，见了钱其琛，我觉得他们两位很有意思。

问：不说最高领导人，就说一般的官员。

潘文：我觉得要看什么地方，你到了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出来一个县长，跟你讲话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体制的问题，有的人思想很活跃。

问：就谈谈你对他们个人的感受。

潘文：个人的感受，我觉得他们都很好，喝一点酒，大家都比较融洽了。

问：只是喝酒吗？

潘文：我当然是在实话实说，因为我有一次在湖南，有18个人陪同。我觉得有点过火了。后来跟他们在一起，我就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性格，很有意思。湖南人爱吃辣的，都很有性格。

问：那是你喝的多还是他们喝的多？

潘文：我们都喝的比较多，我们是在吃水煮鱼。我觉得很关键的是官方安排采访的话比较别扭，我能理解为什么。因为我是国外的媒体，又是《华盛顿邮报》，我又是个美国人，他们觉得很新鲜，应该这样子。

问：你刚才说你很关注中国的西部，这些省份你都去过了吗？

潘文：对，都去过了。

问：那你去了以后就更加关心中国的民族问题了。你最关心哪个民族？

潘文：我对维族比较感兴趣？

问：他们什么东西吸引你？

潘文：他们自己。他们30年代以前都没有把自己当成维族人，而是把自己当成喀什族，吐鲁番的，伊犁的等等。后来30年代中国的人类学家到那里去，把他们都叫做了维族。他们也就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民族。我读了很多书。当时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根据地域的，吐鲁番人可以跟伊犁人结婚，但他们是不同的人，后来才成了大的维族。我想中国人类学家在这个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还有南疆和北疆之间的区别，南疆也有很多区别。

问：你觉得维族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不满的地方？

潘文：他们中的受害者肯定不满，但是他们中的受益者当然没有不满情绪。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问：您刚才也提到，江主席也是和你我一样的人，那作为记者，采访江主席的时候，你最想了解他的什么方面呢？

潘文：我见到他的时候特别想花两个小时，问他个人生活怎么样，晚上睡觉之前看不看书，如果看书，看什么书？这种话题应该比较有意思嘛。文革的时候他干了什么，有没有受害？因为采访他时，《华盛顿邮报》有几个副总编辑在场，我们有专门的采访话题――中美关系。

问：你采访江西爆炸案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说你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潘文：有，我跟他们说完了以后，又跟他们说我是国外的记者。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华盛顿邮报》，那是在江西比较远的地方。不过，反正他们都知道我是外国人，因为我有口音嘛，他们都能听出来。

问：有的中国媒介记者搞隐性采访，你觉得可以吗？

潘文：那不行，我不会这样做。电话采访可以，但我必须告诉对方我是记者。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愿意接受采访，但你不要用我的名字，那么是可以掩藏他的名字的。但是我不会说我不是记者，我们偷偷去什么地方。

问：你很多事实是需要核实的，电话采访怎么核实呢？

潘文：但是我们不应该凭一个来源写稿，应该根据好几个来源来写。比如说我电话采访你，又电话采访他，又电话采访她，如果你们说的都一样，或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么我想我可以写了。江西那些农民，我们采访了好几家，他们说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农民现在特别愿意跟老外讲话，比工人还要愿意。因为他们没有单位，所以不怕。单位这个思想现在在中国还是很重的。工人不太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问：中国去年曾经有高考作弊的事件，那些记者知道哪个考场会作弊，就事先布置好镜头，到时候把人家暴光。这种事情在美国会发生吗？

潘文：也许会发生，但一旦被披露的话，他自己也成了新闻了。在美国，揭露媒体本身问题的新闻也很多。

问：有的记者为了采访盗版光盘，不暴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装成顾客去买，这个也是违反吗？

潘文：电视台很需要那些镜头，他们的道德观点和我们文字记者还是有区别。他们偷偷的到什么地方去，拍下来，给观众还是很多刺激的。我不会这样做，《华盛顿邮报》不允许。在美国他们也常常这样做，但我们不会。

问：我知道美国很多报纸都有自己的网站，您是否知道什么网站没有报纸或者杂志的背景，还能做的出色吗？

潘文：像Salon,Slate都是网上的杂志，他们都没有报纸或者杂志在背景。但他们都没法赚钱，虽然还没有关闭，但也快了。因为他们没有收入。《华盛顿邮报》网站每年烧钱4000万美元。

问：您觉得互联网还有前途吗？

潘文：我觉得肯定是有前途，但是前途在哪里我看不到。原来都说信息公路，不用上班就可以赚钱，但我觉得那是废话。现在互联网很难。

问：我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电视台在中国都有办事处，我去参观过，这些办事处很多都是本国来的一个记者，他的语言也不通，雇了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只是做助手，没有发言权。如果从欧洲来的记者并不了解中国，他怎么采集新闻呢？

潘文：我觉得这要看那个记者。《洛杉矶时报》原来在这里有一个记者，他就不会讲汉语，但他做记者做的特别特别好，我们有个记者，中文说的很好，做记者却做的很差劲，所以要看那个人的本事有多大，尤其是职业方面的本事。很多人说在美国如果你要写黑人的事情就首先必须是个黑人，不然不能了解他们，但我反对。我觉得在中国做好记者应该会中文，但肯定有很多例外，要从个人来看，有很多记者很有本事，但语言不通。

李希光：John今天给我们的讲座一定会激起同学们当记者的热情，我想很多同学都下定了决心要当记者了。另外，我觉得同学今晚提的问题也非常好，看来，同学们已经受到了清华新闻学的良好熏陶。我很为同学们骄傲。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感谢John的讲座。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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