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名人演讲在清华》》 · 和弦 · 2026-07-25
需要作小小的补充。在俱乐部中，他们有规定，某条新闻可以发，某条不可发。发布新闻者也会告诉记者，哪些只是作参考不可发。这些规定本来是违背新闻原则的，然而在日本却已经成了常识。如果一位记者写了俱乐部内部规定不能写的新闻，那便被俱乐部开除，那他在报馆的生涯就此结束。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皇太子娶妃小和田雅子的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但都没有发。后来由华盛顿邮报先刊登。很多人就骂日本报界为什么让外国人抢了先，报界就说，我们早就知道了。但问题是知道了为什么不发？这其中就是记者俱乐部起了作用。
俱乐部的存在其实是统一口径很重要的因素。曾经有一个日本记者回忆一个情形，当然有些极端。他在一个市政厅当记者，比如说每天10点发布新闻，按照惯例，发布者就拉几个老练的记者去打麻将，到了中午，市政厅的职员就已经帮他们写好了新闻稿。然后分给每个记者参考，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很多记者几乎一字不改地刊登了。市政厅为了记者回去好交代，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照片分给记者。
这种内规为什么会对记者起这样的约束作用。这固然是俱乐部的一个特色，也跟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一种风气和文化习惯有关系。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日本很多战友会到今天还存在，他们经常聚会，其实他们内部也有内规，这些内规有时比外部一些规定更有约束力，一旦你在内部违反规定，在日本社会你比什么都难受。记者一旦违反俱乐部内规，那就被开除出去，就会被认为很难与人协调，从此被打入冷宫。就这个内现在日本社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在日本新宿，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在我们看来，他们无牵无挂，应该享有自由，但不是。有一天我看了报纸上一个小小的新闻给我很大的启发。这些无家可归者有一天打起架来，有两个被活活打死。什么原因呢？原来由于人们认为他们妨碍交通等等有不利之处，于是他们聚到一块开会来订个内规，比如早晨7点整理纸箱去公园散步，直到晚上几点以后才可以回到睡觉的地方来。可是有两个新来的无家可归者不肯接受“前辈”们定下的内现，于是被活活打死。从中我们看出日本社会的一个现象，如果你不能被周围人接受，你就很难在社会中生存。这也是今天很多人不敢把战争真相公布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媒体的上述这些特征在用到国际新闻上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在国际新闻报道上，日本报道基本以欧美特别是美国新闻为中心，最近10多年亚洲新闻也有所增加。从战后以来，都是以他的国家利益为先的。任何新闻都很重视日本人的企业利益和日本人利益，也就是说日本的新闻报道是以日本的利益为中心的。
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
温铁军
土地在我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越是稀缺的资源，越应该成为公用品，越不能够进行市场化，所以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长期存在。
温铁军，男，汉族，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科研处长，学术委员会委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79－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学习期满，获法学学士学位。1995－1999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和经管学院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温铁军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正式组建后调入，1988年任监测处副处长，1993年任调研处长，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试验区办公室机构变动，调任农研中心科研处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为了引导广大同学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我校学生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协会（TMS）邀请了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博士，于12月14日（周六）下午两点，在建筑馆为广大同学做了题为“我国‘三农’问题现状及对策”的精彩报告。
报告开始，温铁军博士开宗明义的指出：在新中国历史上，我国“三农”问题就从来没有被解决过，而只是相对的缓解，所以我国“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得到解决；同时还必须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历史的看待这个问题。这个观点为整个报告定下了基调。
温铁军博士指出，“人口过剩，土地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矛盾。我国目前正大力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随着全国总人口数目的增加，农村人口的绝对数目在20年后仍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约为8亿左右。而由于城市化建设、土地沙化等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我国每年减少的土地面积约为2000万亩，照这样的速度，20年后我国将会减少4亿亩土地。因此，土地在我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越是稀缺的资源，越应该成为公用品，越不能够进行市场化，所以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长期存在。今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正是为了在法律上维护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同时也维持土地的集体所有。根据这样的国情，温铁军博士接着指出，在我国，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将会伴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而同时并存，我国基层民主问题的解决也将取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解决。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世纪大讲堂欢迎您。
很早以前有一位农民杂志的主编跟我说，咱们中国人大多数上溯两代人都是农民，所以关心农民的命运就是关心我们自己。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中宏网的首席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请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报告。这个报告名字就叫“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好，有请温教授上场。请坐。我听说您是1951年生的人，但不知道您出生在什么地方？
温铁军：北京。
主持人：就出生在北京。好，算了一下您的年龄，我觉得您应该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
温铁军：对，1968年插队。
主持人：也在北京插队吗？
温铁军：不，在山西的汾阳县。
主持人：离北京不算太远。
温铁军：现在属于吕梁地区。
主持人：现在您是一直研究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那当时这段插队的经历，跟现在的这个研究有没有关联呢？
温铁军：当然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现在研究的问题和当年从插队开始那十几年的工农兵经历很有关系，如果没有在基层滚一身泥巴，跟基层这些群众在一起，我们大概不会有，至少没有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这样一种角度，也可能不会有这种关注农民的这种感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搞政策研究的人如果没有当年那段在底层生活的经历，只从书本出发，恐怕是搞不好政策研究的。
主持人：好，我想听听到底怎么个底层法？您是哪年从北京出发？
温铁军：1968年。
主持人：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火的时候。
温铁军：接近于不火了吧。
主持人：那您从心里上愿意不愿意去啊？
温铁军：当时我们是一颗红心，真是党让上哪儿就上哪儿，没有任何思想抵触，真的是满腔热情地去到农村，跟贫下中农结合，然后尽我所能去做农村的事情。我印象里当时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吧，十七岁，但是我没有任何思想上的抵触情绪。
主持人：给我们简短描述一下当时您看到的那个底层是什么样子？
温铁军：怎么说呢，当时如果说从农村角度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大家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要这样做。所以老百姓说我们是老“背兴”。比如说，我们一起去交粮食，交粮食嘛，当时公社就把好粮食收了，把不太好的粮食，质量稍微次一点的退回来。然后呢，书记，我们书记跟我们一块去交粮食，书记说，这个瘪麦子、不好的粮食是咱们老“背兴”吃的，好粮食那是给城里人吃的。然后我们无论是想，比如说，尽管我今年麦子丰收了，可以多分一点，但是你的分配是上级计划的，从县到公社然后到大队，你不能因为你丰产了就多分一点，所有的这些东西一切都是按照从上到下控制的，控制得很严。所以我们这批知青刚下去的时候我们是拼命干，我们觉得我们特别积极，干活干的特别卖力，老百姓就觉得你们傻，因为你干了活、卖了力，最后分不到那样多粮食，你还等于要亏。后来我在做农村调查的时候，去大量访问这些户，当年的收入高低各不同的这些户，和我当年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老百姓给我们发牢骚说的话其实还是一样的。
主持人：几乎没什么变化。
温铁军：没什么变化。
主持人：那好，你说的那个老“背兴”的那个“背”，是您自己的意会还是跟咱们说的老百姓不一样？
温铁军：山西人是谐音，我们插队的那地方老百姓和老“背兴”是谐音。
主持人：就是你自己想的这个“背”可能是很背运。
温铁军：他说的就是背兴，因为咱们背兴，所以咱们就吃瘪麦子。
主持人：噢，是这个意思。
温铁军：大队书记他就是这么说。
主持人：好，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是学新闻，按说您更应该成为一个记者，怎么成了农业问题的研究专家了呢？
温铁军：当时新闻系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是专业调查研究人员，未必一定要学报纸，我的兴趣更多还是在政策研究，因为我工农兵都干过了，那么觉得很多问题确实需要，不是一般的去报道反映，而是需要你深入研究，这是其一。其二，我本科是新闻，但我博士学位是经济管理。后来还是沾了点经济的边，所以搞了很多经济问题的研究。
主持人：好，最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
温铁军：说到三农问题，要是说研究的话，不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提出三农问题，因为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中国人，一个孙中山、一个毛泽东，都明确的讲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所以说，讲三农问题研究应该是从他们开始。
主持人：不是，您自己研究三农问题是什么时候？
温铁军：我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去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是搞农村政策研究的。我的职责就是下去跑调研，所以调研的过程中间就发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又以农民问题为主，所以我们当时就认识中国恐怕不是简单地讲农业问题就能解决的，我们恐怕更多的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农业问题我们当时就认为这是派生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在制定农村政策（的调查中），在80年代、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搞的（政策调研），比较强调如何关注农民，关注农村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关注农业问题，所以我想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为什么是三农问题，就是说它大概不等同于一般地讲农业经济问题。
主持人：好，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是从80年代中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
温铁军：16年。
主持人：好，16年，那接下来就请我们洗耳恭听温铁军博士给我们带来他的报告，他的报告名字叫《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有请。
（掌声）
温铁军：我想十多年的农村调研，是不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把它完全讲清楚，难免挂一漏万，只可能是蜻蜓点水，好在我已经有了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当然，我自己不可能再给人送了，因为这本书已经卖光了，去年五月份出版，八月份上架，到现在出版社已经都没有了。我想不到就一本像这样一个名字叫《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这样一个学术性的一本书，会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会卖光，这个我没想到。我想大家的关注主要其实不是关注我的研究，而是关注中国农民，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国家已经被国际组织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列入前十名，世界前十名。甚至有的国际组织从增长潜力上来看，说将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中国会进入世界前三强。但是，因为中国是个二元结构的社会，我们有机会到农村去看的人都会看到，农村相对还是比较贫困、比较落后的，当然沿海发达地区情况不同了。但是大多数传统农区应该说还不能跟得上整个国家高速发展现代化的过程。因此人们越来越多的把眼光集中到农村问题上，尤其是最近一两年，人们已经慢慢地开始接受这样一个概念，中国的问题不是农业问题，中国出问题是出的“三农”上，那就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上。
因此呢，我说我的观点，包括我今天讲的观点，应该说主要是从我十年的试验研究中，是从基层的实证过程中间所产生的一些看法。这当然会和咱们这个一般地从理论出发或者从书本出发，做规范研究的那些东西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所以我请学界的朋友原谅我，我说的东西如果和你的规范研究给你的那套知识谱系不同的话，请你能够考虑一下我是从实际来的。那么试验方法本身它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是要求不断证明的，自然科学的试验在方法论上也是要求不断证明的。那么政策科学研究使用试验方法，我们怎么证明。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经过十年的试验研究，被我们证明的是什么？既然你是试验，既然你是证明，那么证明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我经过试验证明的这么一个提法。我们不太认同一般的学界，特别是院校派的这些研究所提出的观点，比如说，一说到中国的农业，就说是要用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农村问题，解释农业问题。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大家看，无论是报刊宣传还是咱们理论文章都是在讲中国农业问题如何如何，经过十年的试验，我们说，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的经济科学，没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对应地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复杂的三农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做点解释。
一般我们讲农业经济科学，都是说在市场条件下，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他对于农业的生产基本要素，也就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在每一个要素当出现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时候，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会发挥作用。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来调整要素，假如土地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劳动力来替代它。加入劳动力的投入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资金来替代它。所以这个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实际上就叫做“优化要素的配置”，或者叫“优化资源配置”。这是我们所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而且也几乎是我们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农业科学也是这样认识的。但就中国的农村经济来说，这些东西能起作用吗？我们是一个二元结构社会，我们的农业劳动力到现在为止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是五个亿，劳动年龄人口是五个亿。我们这些插过队，当过队长的人知道，在这个正式统计公布的劳动力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百分之三十，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半劳力呢，你怎么能说六十岁以上的人不干活，怎么能说十六、十七、十八岁以下的这些半大小子他不干活。他都干活，农村十几岁的孩子干活是正常的事，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不退休他照样得干活，这是正常事，这么算下来，你加百分之三十。中国的劳动力就农村而言有多少，六个多亿吧！那么我们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需要多少劳动力呢？一亿多嘛。粗算有一亿五吧。那还有多少是属于相对就业不足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绝对地过剩、无限供给的条件下，拿什么来替代他。那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任何其他要素都是价格昂贵的，因为劳动力可以不算钱。所以才出现尽管劳动生产率长期维持比较低水平，劳动力投入在现在家庭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农户调查测算，已经连续三年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尽管他的边际效益递减到零以下的时候，他能被替代吗？你把他替代到哪去？这个世界上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被替代出去到那去吗？是不可能的。就这一条我请问，怎么用看不见的手来调控资源，来优化配置，不可能，这是第一大要素，劳动力要素不能被替代。
第二大要素土地。我们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只在减少。每年非农占地几百万亩，咱们不说那个数，但是每年非农占地至少是几百万亩，再加上沙化、盐碱化的自然减损，我们每年的农业耕地的减少数，大约，咱们也不好说绝对数，反正是比那个几百万亩还要多，多多少大家可以查统计，我不好在这里讲。但是总之土地是不能增加只在减少的，那么劳动力不能减少是在增加的，随人口增加，二元结构又不能打破，对不对？一个要素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一个要素是只能减少不能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都产生不了，因为劳动力生产率是下降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那就产生不出利润来。那么请问，假如我们认定资金按一般的规律它至少要分享社会平均利润。那么，假如农业生产产生不了社会平均利润，资金进得来吗？进不来。请问这三要素怎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农业经济科学理论框架之内来考虑它的市场配置？所以我说，我们证明了半天证明不了的东西，只能证明。那当我们告诉学界这东西被证明的时候，学界什么态度呢？他们说你这东西不符合我的理论。我只好说，那请你修改你的理论。你只能从实际出发嘛，所以这个对话是困难的。
我说第一被我们证明的，就是说你一般地跟我讲市场条件下要用看不见的手去优化资源配置，我告诉你三个要素不能被你优化配置。因此我们出现什么情况呢，农村资金净流出。很多人说要加强农业投入，请问加强农业投入的条件是什么呢？是资金作为一种要素投入进来，它能得到大致平等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它才有回报，对不对？更何况我们相当多的资金并不仅仅只是要求一个社会平均利润，它大量进入资本市场是要拿超额利润的。在这样一种不规范的投资条件之下，你怎么能让农业增加投资，这是怎么可能呢？再加上如果投资增加了，而其它要素不能相应的去优化配置，那么导致什么呢？成本上升了。而当我们看到这几年长期农产品价格低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天花板价格的封顶。什么叫“天花板价格”？国际市场价格。我们大家都说现在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说农民弃耕撂荒，要想办法解决农民弃耕撂荒的问题，怎么想办法，怎么解决？你这个粮食价格让农民种粮食，农民不种了，为什么呢？价格上不去，成本在往上涨。九十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农业硬成本上涨百分之十，涨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涨到我们农业按基本产品算，就是按主粮产品算，我们的基本农产品的成本价格甚至某些时段上高于“天花板”，就是地板价格高于天花板。这是非常荒谬一个的现象，怎么能让地板高于天花板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进行农产品贸易呢？因此我们挑战的第二个观点就是中国是不是一个农业大国？很多人一说中国地大物博，我们是农业大国。我们说非也，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而非农业大国。
我们有几点来证明，中国不是农业大国。为什么呢？第一，我的人均农产品的产量，无论是粮、棉、油、肉、菜、蛋，全都接近于世界平均线，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很少。像美国，尽管它是工业大国、科技大国、资本大国，但他同样也是农业大国，因为他的人均农产品的产量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中国）这个国家农业的总产量来算，它可能是非常高的，所以人们说（中国）是农业大国，其实我们说不是，（因为）按人均算它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在很多品种上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的农业商品率非常低，比如说以农业主产品为例，以粮食为例，常年看，平均的农业商品率，就是粮食（商品）率多少呢？百分之三十几，不到百分之四十，哪个农业大国它的商品率这么低呢？美国农民种粮食，他吃自己的粮食吗？他买面包吃。因为他的粮食全部进仓，然后就有加工的厂商把他买走了，他再买面粉回来才能烤面包，对不对啊。他不会自己去磨麦子吧。所以他的商品率几乎是百分之百。美国农民他也不吃自己养的猪，不吃自己养的牛，他不宰杀嘛。对不对啊。我们呢，百分之七十左右，是自给自足部分。当然这个统计上问题很多了，咱们不多说，但是就现在公布的统计数据看，我们的商品率按主产品算，也才是百分之三十几，当它不能商品化的时候，它怎么能够叫做一个农业大国呢。所以就从这两个方面看，我们不能说中国是农业大国。
所以，我们第一个证明的就是中国不能简单的照搬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原理来解释我们的农村经济现象。第二我们不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是个农民大国。因此我们反过来再说，为什么叫“三农问题”，英文我们把它翻译成threedimensionalruralissues，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三维的农村问题，是三维的，也就是你立体地去看，看中国的农村问题，如果我们只简单的，二维的去看，那你就是投入产出，供给需求，那就是一个纵轴一个横轴就解决了，那如果三维的去看，那你就看到了我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的农民人口众多，于是很多人就开始跟我们讨论了，你说农民人口众多，那为什么我们不加快城市化，为什么不在工业化加快的同时去加快城市化呢？你如果解释不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论是站不住的，我们提出的观点也是站不住的。
那我们告诉他，中国因为处于别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之后才工业化起步的这样一种地位，所以它一上来就上的是重工业，又是在战争环境之中，我们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周边地缘环境非常险恶，战争环境之中，一上来就是重工业，重工业一上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排斥劳动，这是重工业特点。因此，中国不可能随着自己的工业化，就是工业产值占的比重的提高，来带动农业就业人口的非农转移，所以客观上我们没有随着工业化带动农村的城市化，没有（大量）转移农业劳动力。因此，直到我们几乎完成工业化，到现在工业占绝对比重，我们农业大概只占百分之十五以下，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农业人口仍然占将近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六十八点几。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不是一个做了几百年的工业化国家，不过从1950年、1951年，咱们从“一五”（计划）算起吧，“一五”之前中国有什么工业呢？比如北京有什么呀？“石景山制铁所”，是日本留下来的。除此之外，王麻子剪刀、大串糖葫芦，那叫工业吗？（就是）作坊嘛。现在你看这个国家整个工业化水平多高，但因为他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种一上来就是以重工业拉动的这样一个工业化过程，它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那样，随着工业化带动农民的分工就业，然后带动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少、非常少的比例，比如美国只占百分之三、日本大概不到百分之十，所以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国家这样一说有五亿农业劳动力。这不可比嘛，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一个情况。
那有人说，为什么不能通过现在加快城市化，来更多的转移农村人口呢？我们说，尽管我们已经搞了五十年的工业化，平均转移农业人口，五十年我们转移了百分之十五。那我们再往今后再数五十年，我们就算加快一倍，我们说不往五十年算，我们按2020－2030年算，因为讲人口学的人都会说，2020－2030年是中国人口最高峰。到那时候中国的人口是十六点几亿。我们到那时候就算加快城市化，农业人口转移（以后占总数的）一半，我们十六点几亿人口的时候农业人口转移剩下一半，还剩多少呢？八亿多农业人口现在多少？八亿七千万，到那时候八亿四千万，差多少，差几千万人口，绝对数还是没有减（下去），还是八亿多农民人口嘛，还是人均不过一亩来地，户均不过是四、五亩、五、六亩地，这怎么能够形成现在人们所说的规模农业，那么在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基础上，我们能够把刚才我所说的那些问题解决得了吗？因此，经济学讲（预测）三年、五年的就算是远景了，讲三十年的那几乎都是不可信了，所以我们只讲大的概念，三十年之后，尽管可以转移（剩下）百分之五十的农业人口，仍然会有八亿多人生活在农村，农村的人地关系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农村可能还是这样一个小农经济。
所以刚才主持人阿忆问我说，你当年插队的，你现在又搞农村政策这么多年，你觉得到底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吗？我说这个变化是肯定有的，大家生活好了嘛，对吧。土地产出率提高了，投入增加了，这些都是重大变化。但是你说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制约条件，我觉得很难，就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制约条件很难改变，我们把这个叫做“基本国情矛盾”，所以任何政策研究，假如忘记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单纯地依据某个科学理论，某种理论来制定政策，那就会很麻烦。那我们说第二个，我们刚才讲的很清楚，因为是重工业导向的这样一个工业化过程，没有同时带动城市化，又因为我们再往前看三十年，往远看三十年，我们知道到那个时候农业人口仍然（占）绝对比例，仍然（还）是八亿多农村人口，所以我们说长期看，小农经济这样一种状况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得客观承认：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的体制矛盾也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体制矛盾。因此我说，我们最终证明的无外乎是最简单的一个常识，就是中国是个农民大国，它所面临的两个基本矛盾：第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我们把它叫做“基本国情矛盾”，第二是基本体制矛盾就是城乡二元结构。
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想，我尽可能简单地说点结论性的东西。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研究，对三农问题我们有什么办法没有？我们说所有的办法大概只能瞄准一个目标，就是如何缓解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样的矛盾，这叫“基本国情矛盾”。假如我们的政策导向能够确实有效的缓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那么我们就有可能给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一线希望。如果不能缓解这样的矛盾，我们恐怕就很难有这样的发展条件。举个例子吧，中国最基本的国策除了计划生育之外，还应该再加一个就是“就业最大化”，作为一个标准。无论你上什么项目，只要能够带动就业，那就是好的项目。这是第一。
第二个，我们说应该有那些政策来为农民安排必要的保障。大家知道，因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那么我们实际上土地是承担了双重功能，它既是生产资料，又同时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依据，社会保障基础。所以很多的政策是强调要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要发育大户，要搞农场等等。但是假如你们不能把土地上所承载的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剥离掉，那么这个土地就永远得按人分配，因为每增加一个农民，他没有其它的生活来源，城市不可能短期内解决那么多人的就业问题，所以他得依存土地生存。因此土地就变成了什么呢？越是人口增长，越是土地资源短缺，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就越大于生产资料功能。所以有没有什么政策能够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我们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制度，来解决中国农民把他的生存保障依存于土地这样一个问题呢？也不能。即使你把美国请来，它也不可能为一个国家百占之七十的九亿人口去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说今天农村所发生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你们看它的产值只占百分之十五左右，但它的人口占百分之七十左右，请问哪个国家能够用百分之十五的产值所产生的利润去提取税收，支付百分之七十人口的公共品需求。这是一个倒置的结构，这是不可能的。那又怎么可能要求政府从城市拿取的税收，来支付百分之七十的农村人口公共品开支呢？也不可能。所以这种矛盾同样是尖锐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来搞政策，恐怕都要面对着如此尖锐的矛盾。你们看南亚次大陆，你们去看中南美，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它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间，都是不为农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的，因此出现大量的农民弃耕撂荒，因为农业是负效益嘛，然后流入大城市，在大城市周围形成大面积的贫民窟，然后就是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泛滥，大量犯罪，于是乎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然后就开始出现社会动荡不安定。而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旦出现社会的动荡不安定，对于每个人都是严重的威胁，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我们在强调的农民社会保障，我们实际上在强调的是中国的长治久安，强调的是我们这十几亿人的福祉，长远的福祉。
那么，我说我们证明的两个问题，我们今后政策上应该注重的两个方向，作为一种希望也提出了。我想今天长话短说吧，简单概括一下我们这些年试验的东西，大概就行了，跟大家说这些。
主持人：好，接下来我们首先看一看来自凤凰网站的提问，这位网友叫“亲爱的锄头”。他说我知道您一直在四处呼吁重视三农问题，而且强调您说的三农不是传统的顺序，农业、农村、农民，而是把过去放在三农最后的农民提到最前，把原先放在最前的农业放在最后，即农民、农村、农业。不过，我听说社科院农村所所长张小山认为，三农中的三个问题不可分，根本上是搅在一块的，很难说清谁重谁轻。言外之意是如果把农民、农村、农业三个因素都放在第一，那才是最好的，而单纯把农民提到最前，当做三农之首，不见得科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温铁军：首先我是对所有的社科院，或者院校的老师，因为我是学生出身嘛，都一概表示尊重。但是我觉得刚才一开始我已经讲了，把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不是我说的，而实际上是两位最伟大的中国人，是他们说的，所以让张小山去跟他们争论，我退出。
主持人：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毛泽东。好，那张小山可以先到南京中山陵去看一看，然后再到纪念堂看一看。
温铁军：这是他们说的，我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不仅二十世纪的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只不过，二十世纪农民的问题表现为土地问题，因此我们有三次土地革命战争，那是上五十年。然后我们有后五十年三次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改良。就是土改、大包干和江总书记倡导的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那么这三次都是以农村按人平均分配土地，以农民人口为分配的基数，这样一个分配方式，因此农民还是第一位的。二十一世纪我说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的问题，是因为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农民的就业，我刚才已经讲了，至少有五亿。按统计算，到2001年我们有五亿的农村应就业人口，那是劳动年龄人口。我们说农业只需要一亿五，当然有人说乡镇企业解决了一亿多，但那有相当一部分是两栖就业的。村以下的乡镇企业至今仍然占乡镇企业个数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二，那么在村以下就业的这些农民他是完全转移了吗？不能这么看，所以你说一亿多乡镇企业的就业，有多少是真正实现了非农转移的呢？恐怕很难作出这么一个判断。然后还有很多人说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也有一亿多了，不错，进城农民是有一亿多了，他放弃土地了吗？因为土地是他的生存保障呀。所以我们说，假如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但这问题将主要的表现为就业问题。
观众：我就想问一下，在中国现在的这种情况需要多长的时间，最快要多长时间才能让咱们农村脱离现在的这样的情况？谢谢。
主持人：一百年还是二百年？
温铁军：我们觉得其实中国这五十年的经济增长过程，已经很大程度地、部分地改变了农村生活的状况，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我们很多人知道在沿海发达地区有些农村的生活状况要比城里人生活好得多。更何况他可以享受比较干净的空气，比较好的水源，比我们城里人的担心还要轻一点。所以我说，五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间，至少部分农民生活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现在问题其实集中在那些贫困地区，或者是资源相对短缺的地区，针对这种地方的问题我们恐怕得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我个人的看法是对那些资源已经短缺到不足以维持农民生存的地方，恐怕很难寄希望于在当地推动经济发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那恐怕就需要异地扶贫，或者是国家有目的地上一些大型的工程项目，来带动这些资源短缺地区的农民就业，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在那些中部，传统农业地区，就是以粮食生产、以粮棉油生产为主的这些传统农业地区，恐怕要通过一定程度上改变现在的农村经济的结构（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国家的农村经济战略结构调整已经逐渐提高到了一个很深的认识层次上了，就是说不再把一般的结构调整认定是农业的结构调整，现在已经提出了叫做“战略结构调整”，也就是说，要通过加快城镇化、加快农村工业化，加强农村基层的农民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等等。用一系列的安排来解决中部传统农区农民收入的问题，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所以我说，笼统的谈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恐怕那是过去的说法。二十一世纪我们看，尽管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的问题，但是至少说，在部分地区农民的问题已经相对比较轻了。那么在贫困地区，这次不是刚刚开过全国的扶贫工作会嘛，已经定向地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来解决那些贫困地区的问题，而比较难解决的实际上是大量中部的传统农业地区，这个恐怕工作量很大，那真地需要像当年毛泽东所说的要做“第一等的工作”，真地是要扎扎实实的、一点一滴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而不是大轰大嗡地去做。
我要说一句话，就是八十年代靠大包干，“一镢头刨个大金娃娃”，这是胡耀邦的话。胡耀邦说“没想到大包干一镢头刨个大金娃娃”，那是一个政策能调动整个全国农民的积极性，然后带动一个高速的增长。那种情况在今天，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纠合在一起的时候，已经不可能产生了。就是不能寄希望于一个政策，就能把中国整个农村问题解决，那是不可能的。这恐怕需要分区，根据不同情况来采取对策。
主持人：没法告诉您准确时间，只能说任重而道远。
观众：我想向温教授提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入世在即，加入世贸。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土地非常少的国家，那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墨西哥，那么入世以后，中国将会向这些国家开放粮食市场，将会给中国造成粮食方面一个很大的冲击。那我在问，刚才教授讲了两个要点，一个是我们中国的土地越来越少，一个是我们的人口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国外的粮食进入中国以后，我们生产粮食的这批农民将会到哪里去？做什么事？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三农问题其中农民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稳定的大问题，现在正在考虑对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么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怎么实施，所以我想请教温教授，谢谢。
温铁军：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恰恰在上周以前吧，就是上周我们刚刚开了一个关于WTO与中国三农问题的研讨会，我很高兴有人能关注这个问题。农业问题将面临重大的挑战，这个挑战甚至可能很严峻的，这点我想大家是有共识的。
但是具体到粮食产业，我想这个恐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什么呢？你看，东亚小农社会，当然没有谁像咱们小农这么多，农民人口这么多。但是在东亚小农社会，不论是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其他的也是按照日韩模式来重新建构对农业生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结构，什么结构呢？就是说，政府其实并不直接用于农业生产投入，但是政府在加强什么呢？加强农民的互助合作，加强农业的社会性投入，然后向农民的生产合作、农民的联合起来的合作组织开放所有这些农外的涉农经济领域，比如说投资、比如说保险、比如说购销、比如说超市、比如说加工等等，这些只要是农民联合起来组织所形成这样的合作，都可以低税甚至免税地进入。然后政府还要一定的投资来帮助这些事业，就是涉农的农民合作事业发展起来，以此，这方面所产生的收益来反补到农业生产上，比如说，农民联合起来搞的农民金融，它就规定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收益要定向的、用于农村各项事业的开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做法可能有点不太合适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让生产最低价值的这些农民还要承担很多税费，因此他就亏本，所以他就弃耕撂荒，所以他就没有竞争力，而我们要让这些人不承担税费，而同时又要让这些人联合起来形成合作，然后他能够进入各种各样产生比较高利润的领域，比如涉农领域就让给他了，然后政府再扶助，再以低税的或者甚至免税的待遇鼓励他进入，政府大量的农业投入，投入进去以后只作股不分红，为了扶持你发展，为了让你产生的利润来抵补你亏损的生产，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措施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所以我说不是无路可走，这是第一。
另一项政策对我们来说，我们普遍还没有采取。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农业收益净流出的现象，很多人测算，平均每年从农村流出的，大体上能算出几千个亿来，所以怎么办呢？不是没有办法，我们提出的只是建议，还在讨论，绝对不是定见，只是讨论，既然我们国家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维持的是政府垄断，那么政府垄断征占土地，现在又说每年有数以百亿计的收益在流失，那好不好就不流失，政府垄断征占土地所产生的任何收益，建立土地基金，每年大概也是几百亿嘛，那几百亿的土地基金上市所产生的增值收益，你可以定向的用于（农民保障），先用于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再逐步地和（贫困）农民社会保障挂钩，特别是和中西部、和不发达地区农民社会保障挂钩。当这些地方农民还不能从他们的工业化过程中间去分享收益的时候，先由政府以垄断征占土地所产生的增值收益去建立、特别是（对）无地农民的保障基金，这将可能是一个权宜之计，但他却能够用中国人自己的办法，不是照搬西方（的办法），来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主持人：好，谢谢。看下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叫“平地摔跟头”，他说，“请问温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是不是苏联模式？从今天客观回首，他那套做法有没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在我看来，他除了用户口制度给农民世世代代上上镣铐，只干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分给贫下中农土地，但是他老人家又批判了马寅初，让农民生了太多太多的孩子，那点土地又不够用了，为什么农民问题的苏联模式没使苏联变成咱们今天这个样子？”
温铁军：应该说，他所提的很多问题都是在我这本书里做了回答的。我专门对一百多年的农村制度变迁过程做了分析，我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实际上是在详细解释中国农村这个制度变迁过程是怎么回事儿。很多人习惯于（甩包袱？……），就是说，这个责任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上一代人造成的，老是说毛主席他们那代人造成的，这个大家就轻松了，我觉得他这样简单的去做判定是不负责任的。因为第一，其实早在1947年，你去看看当时的文件、当时的讲话，这个我想当时的讲话肯定是内部的，就是认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任何发达国家的模式，而且到1949年的时候，毛泽东还在讲，就是如果想在这样一个小农经济遍地的条件下，去搞社会主义，那就充其量是民粹主义，是农民的社会主义，那是搞不成的。1950年，毛泽东在全国政协讲话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说那还是遥远的将来。什么情况下导致农业开始出现合作化、集体化？人们一般都以为是意识形态造成的，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那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使然，造成中国从土改，然后互助、合作、集体化，这几个步骤和中国追求工业化这个宏观环境的巨大改变有直接原因，什么原因？为什么陈云同志当年主张搞统购统销？是因为咱们土改之后，尽管农业生产有了很好的增长，你看那个曲线是这样的，陡着往上走的，农业产量在增加，但是供给在下降。这里边有个什么道理呢？你知道过去，解放前，没有搞土改之前，咱们说地主这个阶级是万恶的，他是剥削阶级，但他客观上起了什么作用呢？他收租，收了租他自己并吃不了那么多租，地主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七、百分之八，他收的租，大体上能占到百分之十八至百分之二十，地主消费只消费百分之七、百分之八，那他至少要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租子变成对市场直接供给的商品，所以他主客观上自发地起了一个规模供给者这样一个作用。
但是和平年代，你靠谁来解决跟四亿高度分散小农的交易问题呢？所以当你的交易对象大到一个这么大的，数以亿万计的量的时候，交易成本空前推高，因此（粮食）供给上不去，尽管产量上去了，所以到1953年秋天的时候，陈云同志当时主管财经，他向毛主席、周恩来报告说是咱们粮食连过冬都难以保证，更别提春荒了，怎么办？当时考虑了八种到十几种的方法，最后选定了统购统销。你（搞）统购统销对的还是四亿农民，怎么解决呢？所以毛主席就发出号召组织起来，组织成四百多万个合作社，这个统购统销就跟合作社交易，交易成本就降低了，所以最初搞合作化根本不是为了解决中国农业自身的问题，而是解决当时工业化加速，你知道，1952年一上“一五计划”，咱们多少人进城吗？当时是二千多万青壮年农民进城，这一进城，因为大量需要挖土方、需要修马路、需要盖房子，工业化初期的那个简单劳动力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增加了二千万劳动力进城，而当时城市总人口才五千多万，所以突然增加了一大块对粮食的需求，当然就导致得解决（与分散农民）没法交易的问题，对不对呀？所以这么来的，绝对不是因为意识形态造成的。
所以我们如果看经济问题，我们就经济谈经济，把意识形态的那些解释，咱们先放一边儿，我们会看到很多当时的领导人，他们绝不比现在我们提问题的这些人智力水平低，所以我说，我们要看当时的问题是什么，我是把那个时候的文件全部清理过来，发现我们所有农业组织化程度提高，逐步逐步提高到人民公社化的过程，（都）和工业化高度相关，尤其当你开始生产拖拉机的时候，你的拖拉机给谁？连这四百多万个合作社都不可能成为接受拖拉机的那种主体，对不对？我当队长的时候，我们村里面一旦公社派拖拉机来耕地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咱们又倒霉了。为什么呢？它得要多少麦子。我们其实使我们自己的牲口完全能耕得了那个地，为什么要拖拉机呢？我们农民当时是不需要的，是国家强迫给我拖拉机，那你没拖拉机行吗，没拖拉机没坦克，拖拉机摘掉上头放上炮塔就是坦克，你能不生产拖拉机吗？懂这个道理，其实不是毛泽东他不明白，他那么聪明的人，他能不明白吗？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实事求是的去看当时的情况，更何况1956年开始中苏交恶，不会再有后续投资，你从哪儿来投资？重工业追加投资的比重是相当相当高的，每年没有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的积累，中国能上得去吗？“两弹一星”怎么上天？靠重工业基础，中华民族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这些玩意儿，全世界都靠这些玩意儿在那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能免得了吗？你说靠我们农民就使锄头、镰刀，我们不使拖拉机，没你农民买拖拉机，就没有坦克，他得用卖拖拉机的钱去顶坦克，所以那个时候这套体制，自上而下的这么贯下来，让农民做出牺牲，要我们说那一代人，包括我们这半代人，因为我们至少干了几年活儿，我们的牺牲是形成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形成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亏，我们应该是为民族做了牺牲，我们是骄傲的。
主持人：好，最后主持人阿忆要问您一个问题，您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是在世纪之交谈三农问题，到底有怎样的重要性？
温铁军：我说中国是中国，它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变成一个特别高度发达的国家，所以我们还得眼光向内，解决农民问题就是解决内需问题，解决内需问题就是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问题。
主持人：一共用了五句话。
温铁军：对不起，太复杂，所以我没法儿一句话说完。
主持人：好，咱们就五句话结束。好，谢谢温铁军博士、谢谢现场观众。
致北京的年轻人
大江健三郎
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的偏远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在日本爱媛县，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梅勒、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6年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1993年创作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获得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设立以来亚洲三位获奖者之一。也是继泰戈尔1924年4月访华之后惟一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来中国访问的世界级文学大师。
“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今天在清华向清华、北大师生发表正式演讲前，模仿中国著名剧作家曹禺的神态，用夹生的汉语说。
1960年，大江健三郎随同日本作家访华团第一次访问中国，专程拜访曹禺。大江对曹禺说：“你写《雷雨》时在读大学，我也是在大学开始小说创作的。”
大江年轻时非常喜爱的《雷雨》，是曹禺在清华读书时创作的。创作地点正是大江今天演讲的地方――清华图书馆。
大江说，在曹禺当年创作《雷雨》的地方，与“中国的青年学生们直接谈话，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喜悦”。
大江以其“存在主义本土化”小说创作而获得世界声誉，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性的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他概括自己的“文学上的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
此次访华前，国内刚刚翻译出版了他的自选集和随笔集。
大江在演讲中介绍了他“学生作家起步的生活历程”，以及“一个作家的生活里最为根本的，以及我对我所意识到的培育自己成长的文学与社会的思考方法”。
大江是一名“知识分子作家”，他正关心着三个问题：一是核武器问题，二是环境问题，三是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共存共生”的问题。他对日本“国家主义”倾向，二战期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侵略屠杀罪行的不忏悔，抱有警惕和严厉的批判态度。他说：“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是东京都市民的耻辱。”
他在清华图书馆的演讲题目是“致北京年轻人”：
致北京的年轻人
能够和中国的青年学生们直接谈话，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喜悦。在为这次谈话做准备的阶段，我听说大家对我从一个“学生作家”起步的生活历程颇为关心，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在我发言之后，回答大家提问的时候，可以具体地、轻松愉快地展开。在这里，我首先想谈的是，在我这样一个作家的生活里最为根本的，以及我对我所意识到的培育自己成长的文学与社会的思考。
回顾成为作家之前孩提时代的生活，首先不能不谈到日本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太平洋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
但是，在那个时代，在我生长的山村里，还有另外一种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以地方历史或口头传说、民俗神话等形式存在着。在我的孩提时代，把这些讲给我的，是我的祖母、母亲等民间的女性。我通过她们的故事，知道了自己的村子，以及自己的近世的祖先们面对从东京来的国家派出机构，用武力进行抵抗，曾经举行过两次暴动，特别是后一次暴动，还获得了胜利。那次暴动，是从1867年到明治维新前后之间举行的，并且，是在明治近代国家体制起步之后――在那开始的混乱时期――包括我们村子在内的地方农民势力战胜了国家势力。
关于这两次暴动的记忆，都从官方的记录里删除掉了，在学校的教育里，对此完全置若罔闻。但是，这些在山村妇女们的故事里，通过土地、风景以及和故事中的人物血脉相联的家族，生动地传承了下来。
一方面，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是女性们讲述的土地的历史、传说；另一方面，则是在学校里学习的社会统一的意识形态――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和传说。我徘徊于两者之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现在，回顾这段经历，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少年时代的我，既相信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又从没有怀疑过山村的历史和传说。我终于发觉，那时，自己是非常自然地生活于二重性和多义性之中。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女性们的讲述方式非常巧妙的缘故。
我母亲所讲述的，是早在日本成为近代国家之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流传、与民俗的宗教感情密切相联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在国家把奉天皇为神明的信仰作为日本的意识形态之后，仍然生动地存留在民众生活的层面上。
就这样，在具有二重性、多义性的民众意识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共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在还是孩子的时候经验了日本的战败。并且，那是天皇用人(而非神)的声音宣布的具有打击性的经验。从那以后，在战后十年左右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最为高涨的时代，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战后十年的后半阶段，在日本，兴起了认为作为宪法原则的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未必需要认真地推行这样一种社会风潮。但我认为，我是通过在战后民主主义时期接受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了自己的社会感觉。
在小说创作的同时，我所写作的时事性的随笔、评论，始终是把经验了从奉天皇为神明的国家主义的社会，向以独立的个人横向连接为基础的社会的大转变，最后自觉地选择了民主主义――这样一条轨迹作为一贯的主题。现在，在日本的传媒上，所谓公大于个人，并且，把这个公等同于国家的公，诸如此类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再次成为一种强势，在这样的时候，我必须坚定地坚持贯穿自己人生经验的思想。
另外一个话题，我想谈一谈有一个身患残疾的儿子对作为小说家的我的决定性影响。我的大儿子大江光，出生的时候就患有智力障碍，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是，作为年轻的父母，我和妻子决心为这个婴儿的生命负起责任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成了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必然的要素。
特别是，当我想通过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而重新塑造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渐渐地，我认识到，自己的家庭里有这样一位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对我来说，是意义极为深刻的必然。
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通过自己有过的动摇和痛苦，以及自己把握现实的能力的丧失，不得不重新检讨了两件事情。其一，像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经历了那样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进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在我的精神形成过程中，法国文学作为坐标轴发挥了作用。其中，萨特是最为有力的指针。但是，身患残疾的儿子诞生的几个月里，我终于明白，迄今为止我坚信已经在自己内心里积累起来的精神训练，实际上毫无用处。我必须重塑自己的精神。
虽然那时还不是结构主义的时代，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我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被解构了，我必须重新建构，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检讨塑造了自己的法国文学和法国哲学所导致的东西。并且，我重新学习法国的人道主义传统。我大学时代的老师，一位拉伯雷研究专家，拉伯雷时代的法国人道主义的形成，是他毕生研究的主题。我也从中感受到了某种和偶然相缠绕的必然。
另一件我必须重新检讨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我一直写作的小说，在当时，对于因为残疾儿诞生而动摇和痛苦的我，究竟有效还是无效？我想重建如此动摇、痛苦几乎绝望的自我。激励自己――需要从根本上恢复的作业。
于是，我想把这样的作业和新的小说写作重合起来，我写出了《个人的体验》。当我写出对自己来说意味着新生的小说的时候，我已经能够从积极的意义上认识和残疾的孩子共同生存这一事实了。
同时我也认识到，如此获得恢复的我，面对自己国家的社会状况，也必须采用新的视点。因为我热衷于个人家庭发生的事件，已经看不见作为社会存在的自己的积极意义。
我调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开始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由此我也很自然地投身于原子弹受害者们的社会运动。关于广岛，我写了一本书，并把在那里的学习所得和发现，反馈到了自己的小说中。
和身患残疾的孩子共同生活了六年以后，也似乎是偶然的，发现孩子对野鸟的叫声很感兴趣，我和妻子创造了和孩子沟通交流的语言。不久，孩子的关注点从野鸟的歌声转向人工的音乐，我们的家庭也迎来了新的局面。
而作为作家，我也把我和发生如此变化的残疾儿子的生活写进了小说。尽管如此，在《万延元年的足球》这部作品里，残疾儿的存在还是退到了小说的背后。这部小说，是把日本近代化开端时期最初向美国派遣外交使节的年份，和从那时起百年以后围绕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订而掀起的市民运动对照起来描写的，表现了这样一个大主题。这并不能以此说明残疾儿的存在退到了小说背后的原因。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的关心也常常在怎样推进和残疾儿共同生活上。
在这部小说里，我主要刻画了没有和残疾儿共同生活下去的勇气的年轻夫妇是怎样颓废的。从消极的侧面，观照自己的家庭问题，所以，对我来说，这部小说也仍然是从和儿子共同生活中生长出来的。
但是，把和自己家里的残疾儿子共同生活这样的事情作为所有小说的主题，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真正的文学创作行为么？我想，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自己也常常直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以为，我正是通过克服这个疑问的具体行动，从而积极地向前推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当我还是法国文学系的学生的时候，我最初写作日语小说是出于以下动机：第一，我想创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说的一般文体不同的东西。关于这一点，迄今为止，我仍然在继续最初的想法。当然，从事小说家的工作已经40年，在实践过程中，我对文章、文体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变化之一，是设定明确的意图，破坏作家已经创作出来的文体，这是有意识引导的变化；还有一种，则是可以称为自然成熟的变化。
但是，我并没有偏离在22岁的时候确立的创造日本小说迄今未有的文体这一根本的方针，也没有产生把这一方针改换得更为稳健的消极想法。
我的小说创作的动机之二，是想描述自己战争时代的童年和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青年时代。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的偏远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在作家生涯的基础上，我想重新给自己的文学进行理论定位。日本的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一个明显可见的缺点，是缺少提出方法论的意识。我从阅读拉伯雷出发，最后归结到米歇尔?巴赫金的方法论研究。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观点，把东京视为日本的中心，把天皇视为日本文化的中心，针对这种观点，巴赫金的荒诞写实主义的意象体系理论，是我把自己的文学定位到边缘、发现作为背景的文化里的民俗传说和神话的支柱。巴赫金的理论，是植根于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基础上的欧洲文化的产物，但却帮助我重新发现了中国、韩国和冲绳等亚洲文学的特质。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想要创造出和日本文学传统不同的文学，但自从自己的家庭出生了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就成了我的小说世界的主线，对此，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因为在日本文学里，特别是近现代日本文学里，有所谓“私小说”这样一种特殊的文类。这是一种用第一人称“我”来描写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小说。在作为一个作家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当然是和“私小说”这种文类对立的。我也曾经批判说，在日本文学中根深蒂固的“私小说”文类和这种文学传统，阻碍了日本文学的普遍化和世界化。那么，我以残疾儿童的家庭为舞台写作“私小说”，这不是一种根本上的转向么？这是贯穿许多对我所进行的批判的一个共同论点。
可是，其实我是想通过颠覆“私小说”的题材和“私小说”的叙述方法，探索带有普遍性的小说。从刚才我所谈到的巴赫金的理论向前追溯，我把俄国形式主义作为这些小说的方法论。我还认为，通过布莱克、叶芝，特别是但丁――通过对他们的实质性引用――我把由于和残疾儿童共生而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的神秘性的或者说是灵的体验普遍化了。
同时，我把写作这些小说期间日本和世界的现实性课题，作为具体落到一个以残疾儿童为中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投影来理解和把握，持续不断地把这样的理解写成随笔。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残疾孩子的诞生和与其共生这样一个偶然事件，和对此的有意识的接受，在那以后，经过了37年，到现在，塑造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现实。
最后，我想谈谈现在正在写作的小说。首先，这部作品使用了极其私人性的题材，这和刚才我所谈到的内容重合，可能会成为让大家感兴趣的一个条件吧。
二战结束后不久，我在我所出生的岛屿――四国岛上最大的一个城市的高中读书。在这个地方城市里，有CIE、美国情报文化教育局设立的图书馆。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原版书，在这以前，我曾读过译本，非常喜爱，并终生受到它的影响。
在读高中的时候的一个朋友，也给年轻的我以影响。我曾经和他一起接触过美国兵。这位朋友，后来成了电影导演，创作了获得世界性好评的《蒲公英》等作品。他就是伊丹十三。我和他的妹妹结了婚，刚才说过的残疾孩子，就出生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我们的儿子大江光，现在还遗留着智力障碍病症，但已经用对他而言惟一可以自由表现自己的语言――音乐，创作了表达他内心世界的作品。伊丹十三根据我的小说，原样使用大江光的音乐，导演、摄制了电影《安静的生活》。在这以前，伊丹摄制过正面批判日本暴力团的电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也受到暴力团的行刺报复。这不仅给他的肉体造成创伤，也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创伤。在那以后，伊丹突然自杀。
我想重新认识、理解伊丹和既是妹夫又是朋友的我，和他的妹妹我的妻子，还有我们的儿子大江光四者之间的长久的关系。在不断思索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战争失败后不久，和占领军美国兵的关系，也是我们的经历中一个重要的事件。
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把这个事件写成小说的线索，直到去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校区停留期间，好像是偶然的，我读到了森达克的日常谈话记录和以此为主题的卡通《在那地方的外边》，这些书使我获得了写作自己小说的方法。
我的妻子，看到少年时代非常美好善良的哥哥突然发生变化所受到的冲击，并成为永远的心灵创伤，还有，生了一个和正常人不同的孩子，为了把存在于遥远的地方的那个正常孩子抢救回来，发现了不正常的孩子和自己之间的共同语言――音乐，森达克的书，启示我深入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
森达克的卡通，以欧洲的传说故事中的变形为主题，故事内容是：一个婴儿被可朴林盗走了，作为他的替身，留下一个奇怪的生物。为了救回被盗走的婴儿，姐姐不断努力，最后终于救出了妹妹。我把这个故事里的姐姐阿答，一位勇敢而美丽的少女，和我的妻子的孩提时代重叠，由此找到了自己小说的根本的叙述方式。在战后混乱时期生活过来的年轻人，无论是我还是伊丹，还有头部畸形的光，不都是被可朴林偷盗走的真正美丽的孩子的替身的变形么？
同样，正是由于一位既是妹妹、又是妻子和母亲的女性的勇敢的劳动，创造了我们的家庭。而就在这个美满故事进行的中途，她的哥哥突然自杀了。
我一边写作自己的变形小说，一边思考这样的问题。可以认为，这不只是伊丹十三个人的问题，同时也是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度过青春，生活在经济繁荣和繁荣以后长久持续的不景气时期、现在面临老年的我们这一代日本人的现实性课题。
现在，回答大家的提问，进行自由对话吧。我在准备这次讲演的时候，中国方面曾提议让我谈谈中国、日本的年轻人如何开拓出共生的道路，在这次讲演的结尾，www奇Qisuu书com网如果能让我就这样一个主题，谈谈看法，我感到非常荣幸。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我这样步入老年的人来说，谈论这样的主题，只能谈谈“应该这样做”一类的希望了，而像大家这样的年轻人，则要提出具体的构想，并努力使之实现。所以，我想听听大家对此的决心，我自己也要发言，我想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对话，都传达给日本的年轻人。
如果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那对于一个对日本和中国的人们共生的亚洲和世界的21世纪寄托着希望而写作至今的日本知识分子来说，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谢谢！
从中美文化差异看中美撞击事件
赵启光
日本人不懂得发泄，只会压抑，压抑到一定的限度就要爆发，就要拿起刀枪来和你打仗，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心灵上活动的空间比较大，也比较容易忘记仇恨，这对于发展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赵启光，1948年生于北京，1987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卡尔敦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终身教授，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和中美间文化交流。业余时间对经济学颇有研究，尤其关注网络经济与股市动态。
中美文化差异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通过解剖事例才能深入浅出的说明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很多人从政治、经济或者是军事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这都很有必要，但是很少有人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双方行为的文化渊源，因此，要从美国文化的基本观察点上来分析美国人在撞机事件中的行为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
一、美国文化的基本观察点
总体来说，美国文化有四个或者五个基本的观察点。第一个是宗教，包括基督教和犹太教，这里就引出对上帝的尊崇，美国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罪的文化，它和中国的文化完全不同，我在下面会详细解释。第二个是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受这些文明中的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的影响。第三个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第四点只有美国有，那就是美国对西部的开发，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边疆意识和冒险精神。第五点已经出现了，但是有待于时间的检验，这就是美国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中成为了信息革命的领头人。
下面就具体的向大家解释一下美国文化的几个基本点对于他们在撞机事件中行为的影响，其实一对一的解释行为是取巧的，但是每个行为的表现都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所以我们多少也可以摸索到美国行为的一些文化脉搏。
第一点就是宗教。美国宗教文化是罪的文化，他们认为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的行为对上帝负责，你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美国人认为自己总是对的，他们要得只是对上帝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人在放回机组人员之后就翻脸，始终不放弃对中国沿海的侦察，这都是可以通过这种宗教文化来理解的。而我们中国是一种耻的文化，中国人讲面子，讲相互关系，这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点是古希腊和罗马的文明给美国人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民主政治，另一个是强调个人，也就是人文主义传统。人文主义强调个人是主体，这在美国体现的非常明显，美国人很尊重个人，遇到撞机事件首先想到的是人。美国在这次撞机事件中最强调的是他们的飞行员个人，但是他不关心中国飞行员的安全。因为中国飞行员不是基督教徒，是异教徒，异教徒在美国人来看是不能算一个完全的人的，因此生命微不足道。宗教和政治是美国价值观的两个方面，如果另外的国家在宗教和政治上和美国保持一致，比如英国和德国，那么美国人是把他们看做盟国的。如果一个国家在一个方面和它保持一致，比如说日本接受了民主政治，但是没有接受基督教，这在美国是可以容忍的，再比如说俄罗斯也是这样。但是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和美国都完全不同，美国人就不能容忍了。
第三点是工业革命对美国的影响。英国的工业革命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使人的力量无限增大，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人进一步掌握了自然，工业革命的成果起初被英国得到，后来又有德国和日本企图继承工业革命的成果，但是实际上最后工业革命的成果是被美国继承了，才能把侦察机开到中国，中国就没有能力把侦察机开到美国的海岸，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一下子就落后了一百年。
第四点是刚才说的美国对西部的开发，可以说美国对西部的开发是美国的立国基础，西部精神是美国精神。美国在历史上建国是十三州，后来不断的向西部发展，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美国崇尚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只要有能力我就要移动，西部牛仔也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传统，我到的地方就是我的土地，只要我不进你的家门，所以他们跑到中国边疆来侦察是有文化原因的。美国人把侦察机上的飞行员看做是西部牛仔的代表，他们在撞了别人的飞机之后还能从容的降落到中国的海南省的领土上。美国人讲projection，投射的意思，他们也把自己的思想投射到中国飞行员的身上，他们实际上对王伟还是很尊敬的，他们认为王伟也是一个牛仔，比如他把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贴在飞机舷窗上，还用自己的飞机去撞击美国的大飞机，他们认为是中国人撞的他们。因此他们在内心深处对王伟还是很佩服的，美国人总体上来说比较乐观，玩的心态比较重。
第五点是信息革命。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人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信息革命，他们在硬件和软件技术上都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在硬件上通过英特尔公司做到了奇--書∧網，在软件上全世界都在用他的视窗。信息革命形成了美国新的传统，这就是收集、获取、研究、分析信息的传统。所以美国把侦察机开到中国的边境来搜集情报。可以说，牛仔精神+信息技术=新美国精神。在美国总统中间，克林顿是一位全球化比较重的总统，他受美国本土的文化影响比较小，对全球化也比较能接受，他的历史地理知识超出美国人的平均水平很多很多，而布什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听他说话，就像听一个典型的美国人说话一样。他说话很像一个牧场的小牧场主。要是他是我的学生，我就给他一个C。
二、中美文化的异与同
应该说，中国在传统上考虑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比较多，美国比较重视个人利益。我们常说美国文化是汽车文化，美国人每个成年人都有一个驾照，到了18岁，美国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考一个驾照，这说明美国人比较讲自由，爱去哪里就去哪里。而中国文化是一种手机文化，中国的手机拥有量是世界第一位的，中国人拿起手机来，就爱问你在哪里，什么时候咱们见个面，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美国的文化是一种个人主义精神。美国人并不是一定要以中国为敌，但是这种对峙有很强的文化基础。我举一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日还没有开战，有一位日本外交官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他说日本绝对不能与美国打仗，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过美式足球，就是橄榄球，他说美国人虽然都是些少爷兵，老爷兵，但是在遇到国家困难的时候特别能吃苦。当然我们觉得日本打美国是帮了我们的忙了，但是日本的政府没有重视这个研究，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在美国轰炸日本本土的时候，美国曾经选择京都作为轰炸的对象，但是京都有大量的文化遗迹，我们后来想像的日本的木屋、樱花、穿着木屐打着伞，下着雨，都是京都的样子，而现在的东京和北京、上海都差不多，所以后来美国把原子弹扔在了广岛和长崎。在美日关系上日本并不完全是一个政治国家、军事国家，它首先是一个文化国家。在早些年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比对日本人的印象要好很多，但是日本在文化上做了很多工作，日本拍了一个片子，叫《日本的人》，描写日本人勤劳肯干的形象，在美国人中间的反响很好。但是在战争的时候日本人对美国人是挺残忍的，有一张很感动人的照片，上面是一个日本兵拿着战刀，一个西方战俘跪在地上，这和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是日本的文化工作使得美国人消除了很多对日本人的仇恨。
中美双方在文化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也存在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有助于我们在处理内政外交的时候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共同发展。中美两国都是大国，他们在处理问题上有很多相似的文化传统，中美两国人民都是慷慨的、包容的、心胸比较宽阔，也比较肯干，比较幽默，我们可以把这种文化称为大陆文化，但是岛国和小国就没有这种文化了。比如日本，他们要完全侵占你的资源，侵占你的土地，掠夺你的财富，而美国只要你听我的话，认我做老大，就可以了，这种大陆文化是中美双方共同的特点。还有在对于企业的忠诚度的问题上也可以看的比较明显。中美双方对于自己的企业的忠诚度是比较低的，我们讲自己的事业，而日本人对企业的忠诚度就比较高了。中国人经常干两年就跳槽，美国人也是这样。说的有趣一些，从骂街上也能看出大陆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差别来，日本人骂街一句“八格呀路”，到此为止了，但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不会这样，他们下面还有，源源不断，日本人不懂得发泄，只会压抑，压抑到一定的限度就要爆发，就要拿起刀枪来和你打仗，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心灵上活动的空间比较大，也比较容易忘记仇恨，这对于发展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三、中美文化差异对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启示
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只笔等于1000只毛瑟枪，所以在实践工作中必须重视文化工作的研究。我认为文化上应该坚持“兼容并蓄”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当年北大的校长蔡元培提出来的。我们所说的先进文化是在竞争中产生的一种文化，谁是先进的谁是落后的让大家去竞争，谁掌握了先进文化谁就是先进文化的主人。比如马克思主义是德国人提出来的，但是现在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掌握的，再比如说个人主义最早发源于希腊，后来英国的洛克总结出了个人主义的思想，你很难说究竟谁是先进文化的主人，我认为谁掌握了先进文化谁就是先进文化的主人。我们有必要鼓励美国文化的吸收和引进，但是中国的文化比较高深，有必要加强自身文化的教育。当然政府还需要支持地方文化，最终达到兼容并蓄。美国文化中有很多中国可以吸收和借鉴的东西，美国历史上也有过大规模的沙漠化，这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离现在也不远。在美国的历史书上都记载了这个事情，但是他们把这个事情叫做“AmericanDesert”，美国大沙漠。在美国的中西部遍地风沙，在很多美国小孩子的日记中都记载了这个事情，好多人都认为这件事情都无可救药了。后来美国政府找了很多社会学家、气候学家和地理学家来研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30年代发布了一个政府通告，停止放牧，蓄水护草，保护生态。这样了很多年的时间，美国的中西部环境得到了恢复。中国的农业不行，但是中国有很强的制造业和旅游业，这可以和美国竞争。全球化需要分工，中国做中国的强项，美国做美国的强项，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一个顾客，尽管这个顾客很不讲理，但是他有他的道理，我有我的原则，我们是可以交流的。
中国的新一代的青年人受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冲击比较大，有人就担心传统的优秀文化在这一代能否得到巩固与发展，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的，青年文化是美国的主导文化，像迪斯科，卡拉ok这些东西，美国的老年人也很少参与，他们也喜欢像中国的老年人一样打打太极拳，中国的古典文化是老年人的文化，比较博大精深。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古典文化在中小学课本中的比重太少，而翻译的作品占的比例太大。中国人自己的文化都还没有学好，俄罗斯的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学的太多了，这样的课本，文化底蕴明显不足。我儿子要学习最先进的文化，这种先进文化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我在家里讲中文，要我儿子学习中文，这次我来之前给他布置了学习中文的作业，要他写一篇作文。他用中文给我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上面是中文，下面是英文，我父亲很满意，我也觉得很欣慰。我还要求他要娶一个中国姑娘。我在美国呆的时间越长，越喜欢中国的文化，越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有些中国人刚去美国的时候，喜欢留个长发，带个鼻环什么的，后来他们就越来越对中国的文化有感情了。我希望自己对与中国文化的热爱越来越深远，也多向中国人介绍美国文化，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化。
中国传媒如何面对西方的竞争
张镇中
为什么在研究中国商业模式的时候，咱们要跑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学？为什么不在清华学？
张镇中，著名传媒专家，新闻集团STARTV前总裁，美籍华人，被聘为清华大学传播系的客座教授。
在当今国际传媒界，张镇中先生既是一位重量级的管理大师，又是一位权威的媒介技术专家。他曾是世界著名媒体新闻集团董事会的执行董事和STARTV的前任董事会主席和总裁。在1998年入主STARTV以前，张镇中先生长期从事航空航天事业的技术和管理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从事中美之间航空航天事业合作的高级项目主管，曾担任美国休斯电子公司的副总裁和美国休斯国际公司的总裁。
新闻集团前副总裁张镇中在清华大学向他颁发客座教授的受聘仪式上，就传媒业的未来发表了演讲，并就中国传媒如何面对西方的竞争回答了听众的问题。
提问：如果把东方人比作猫，东方人怎么学到这个狗的语言，我们东方的媒体怎么学到西方媒体的技巧，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
回答：我觉得倒是不一定要学到西方人的技巧，而是要了解它的优势，但是如果你全靠外国的优势，你永远也赶不上外国人的这套技术。但是中国主要得解决中国本身市场的稳定，市场的优势，同时要有怎么样打出国外的市场的这个愿望。那么在这之中呢，你就要怎么样发挥中国人的优点。我举个例子，最近你们可能在网上都看到最新的电影，《卧虎藏龙》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在美国得了四项奥斯卡奖，对不对？这个李安导演奖没有得到。那天，你们可能没有看到那天的电视节目，那天以为讲到他的名字，要准备站起来了，可是没提他的名字，他难过。那么就这个电影来讲呢，西方人和我们中国人的看法有很大不同。你们看到这个电影，会觉得，嗯，还不错，但是也没那么好，因为我们从武侠小说，从武打片当中……所以说，这个里面四个主角，除了我们杨小姐之外，别的都没有学过武打，都是替身去做的。如果周润发是李连杰，咱们可能还会……，但是他不是李连杰，所以我们对这个电影的评论是相当低，香港、台湾对这个电影的评价也不高，但在美国就可以得到四个奖。那么为什么呢？说起来，它的语言就多了。台湾的编剧，尤其他用鼓跟中国古代的音乐配起来，造成新的一个概念，我们听起来好像跟鼓乐一样，可能你们年轻人还不愿意听它的音乐，再配上在美国很受欢迎的马约尤的提琴，大提琴；所以这样两个东西呢，是个新语言的工具，再加上中国很漂亮的四川的竹林，青海、甘肃的沙漠的大镜头，拍下来了，对你们来讲，不怎么惊奇，你们很知道中国的风景。但对西方人来说，他不了解。所以这个语言用对了。所以对两方的观点呢，是很大的不同。
提问：张先生，我的问题是：谈了很多新媒体的观念、形势和它的内容，我觉得驱动一个新媒体的真正力量在于信息供给的方式和叙述的方式不同。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是个有机体，所以才需要供股，才需要像您在美国搞的那种投资银行的形式来做这事。以我的经验，您在凤凰卫视，包括国内网站，我觉得最大一个问题是，不是在媒体本身上，而是大家忽视了驱动媒体的市场，尤其是在中国。所以请问张教授，在未来，驱动中国的媒体整合的，除了政府的因素以外，您这个投资公司，以及像我们这样有志于投身这个行业的人，在这个行业里，能做什么样的工作？
回答：WTO在某个程度上会影响中国媒体的开放。那么，在开放的时候，其实从我个人来看，这个3年10年当中，就是凤凰电视台开业10年，跟国内的中央电视台也好，湖南卫视也好，跟孙政通（音）这几个卫星转播的电视也好，从它的品质讲对大众化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改进，那么从一个企业，风险企业投资的角度来讲，最吸引人的倒是它的价值。可能你们很多人不知道，在海外的这个有线电视公司大部分是亏本的，它是靠信息流动来支持它的开支。赚钱的都是内容公司，提供企业内容啊，提供电影，赚钱都赚在这个内容上。那么从中国将来的开放局面来讲呢，主要还是一般人的、消费者的控制下。如果在消费当中，你还是一块钱一个月，就是有连解码器的本钱也拿不回来的时候，这个开放开到多大也没有用，这个大家很清楚。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看看，在这个英国、德国、美国的模式当中，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收费电视和广告费电视的两个发展是跟它的经济增长跟个人收入的比例是很有关系的。就国内来讲，到了大城市呢，某种程度当中，我看这个媒体的发展会上来。换句话说就是，按人民币算，最起码一个月每家可以付到10块钱人民币的时候，那就是中国收费电视发展的一个良性系统，10块钱一个月。（有人插话：清华大学12块钱一个月）哈哈，所以这是个很好的事情，清华大学是很好的。
提问：张老师，我有个问题。您刚才说，我们的媒体是有能力跟西方媒体竞争的，在同等地位上对话，但我觉得从目前世界媒体的格局来看，好像看不到有这方面的希望。
回答：（笑）我抱有信心，我跟你解释一下最近你们可能没有看到CNN的报道，好几个发言人声音都蛮大的，包括我们李教授，过去呢，很多这方面的意见，国内的体制方面还是不准许，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方面的空间还是蛮大的，相当大的。那么我想，在这点当中，不是讲全面性――比如说，跟西方的电影制造数量，那差得很远――但是从新闻来讲，我觉得现在完全可以办得到。谁可以比中国人自己更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难道你要等CNN报道你再了解吗？不可能，这一点，可以做得到，一定做得到。所以我讲声音大，就是这一点的声音。比如说，两岸的问题。难道美国人对两岸的问题比我们中国人真了解得多吗？我们声音比它大得多了。在中国的南海，对菲律宾，对新加坡，缅甸，所有这方面的海面的治安问题，难道美国人比我们更清楚吗？这个就有很多发言的机会，所以我们平等的地位，不是讲他讲什么我们讲什么的，咱们讲我们应该比他们知道清楚的。比如说，为什么在研究中国商业模式的时候，咱们要跑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学？为什么不在清华学？所以这是个要点。为什么在香港的大学，商科要抄美国的，据我了解，为什么？所以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应该创造自己中国特色的管理系统，我希望在清华大学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成立这个系，逐步发展，这种新的发展就是利用自己的优秀的立场来发展对自己有利的看法、为什么研究中国问题咱们要讨论到英国跟美国去呢？这是很不一般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美国在亚太的情况．我们应该比它更了解。这种方面呢，你可以研究，问自己这个为什么之后，你可以自己摸索出来。
提问：张先生，目前国际舆论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以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舆论，那么，我想问您，西方舆论在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决策上面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还有我们怎么来理解在以CNN为代表的美国媒体上对中国形象的归应和构建？
回答：这个问题，你要这样子看。美国的老百姓对中国的认识是很浅的，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认识可以说有一百年两百年的距离，那么，包括我讲，在海外的华人对中国的近期历史也不清楚，这种例子相当多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对中国的情况很清楚的，所以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度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那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一个人两个人的讲话、解释可以满足的。我的愿望就是说，咱们中国可以每年出10部电影，把中国平凡老百姓的生活讲到电影上，这个对全球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个很大的转变的因素。所以我讲转变美国西方的注意力是个很长远的工作。比如说，把所有美国三大电网，ABC，CNN，NBC加起来，报道对中国的新闻，每一周不到60分钟，怎么样可能在60分钟内实现对中国发展的了解呢？不可能的事情，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的事情。在西方的报道当中，它只有对中国付60分钟一周的代价，也就是说，他西方人的心态呢，有很多别的兴趣。
提问：张先生，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向来广播电视报纸都是分开的，其他国家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都是产业集团；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要世界上有我们的声音的话，我们必然要走产业化集团化的道路，实际上我们国家已经开始这样的整合了。那么我想请问张先生，在这样一个整合的过程当中，您认为新媒体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回答：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国外的媒体，不是全包括有报业、电视台和无线电讯，不一定。新闻集团比较特殊一点。其实传统媒体还是非常传统的，搞报业的还是搞报业的，搞电视的还是搞电视的。那么现在因为进了互联网这样一个新的电子技术的领域当中呢，就在考虑怎么样来应付，其实他们是非常被动的来应付这个宽带技术的将来。在这个当中呢，他还是保持一些传统的心态，比如说你今天到这个纽约时代报纸去，你讲，你这个报纸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搞电子化。我可以保证它所有的主编都会对你笑，他们认为自己报纸还是全美国最领先的报纸，不会电子化，因为他认为自己写的文章比别人要好。在短时间，他的这个地位会不会被人替代呢，我看目前还不会。因为很多人还是愿意看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时事报道。电视的报道，跟它表达出来还是限制，很多复杂的事情都需要时间，但是电视每秒钟是很费钱的东西，这对美国的电视台来讲，非常值钱，每一秒钟是以黄金来量的。所以你脑子里头想一想呢，不一定大公司就能够可以使它变成一个成功的企业。最成功的企业，是把它的流动资金周转成功，把它的公司的价值提高。那么刚才我说，报纸企业利润是很低的，那么现在我讲，新媒体最主要的它是一个智慧为主的媒体的企业。为什么在一年多前，互联网的投资进展这么快呢？也有的网站就会制造内容，也有的网站内容没有。将来的挑战呢，就是你要制造多少内容，你要讲什么故事，讲很有意思的，你讲什么故事人家愿意听的？这故事全是用文章、文化、加音乐，还有视觉器包含起来的包装起来的，要表达出来，这个就值钱了，这个就是10倍，20倍，50倍，100倍的智慧产业。这个就跟文化产业有直接关系。所以刚才我讲过，在媒体当中，最赚钱的是节目制造者，而不是电视台和这个网站。
提问：张老师，我手里有两组数据，一个是新闻集团在1995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配，还有一个是新闻集团1999年的年度报告里的比例分配，我发现收入有一些变化，像电视业从原先的21％增长到25％，电影娱乐业从26％增长到32％，而报业却由34％降到了19％，这是不是证明有些部分在往上涨，有些却是在慢慢萎缩？
回答：电视的收入因为买的福克斯电视台，所增加的电视方面的收入，1995年到1999年，电视台的数量增加了。报业没改变，报业是平的，1995年之后就没有购买任何报业，所以报业是平衡的。电影呢，1999年的是报的1998年的电影，1998年电影取得最成功的收入，超过20亿美元的收入，但是你看看到2000年就下去了。但刚才那个杂志也增长到22％了，这跟报纸是相反的。新闻集团的杂志英文叫TVGuide，是电视导报，他是购买了42％的电视导报的股权。是这个分别。
提问：我还有一个问题，将来电视媒介的发展趋势会有电视电脑和电讯的融合，我也知道您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像卫星传输数字电视。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种新技术最近几年来的发展？
回答：这个可以讲4个小时。你要看看人的心态，如果在新媒体当中，你要注意一下，不是以科技领先解决现实的问题，而是人的心态。你看电视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你是躺着的。你在电脑前呢，你是坐得直直，眼睛盯着屏幕看的。这两个位置是很难结合起来的，对不对？所以你讲，电视机为什么不可以解决我做互联网终端的要求？这不可能，你不可能躺在家里去看，你一定是这么很慎重的去看。那么相反来讲，在你的电脑屏幕上面很小小的一个电影，你会不会看？你不会看，听新闻还可以，你不可能在你写文章的同时看电视，我自己也不行。但是你开收音机听音乐还可以，开收音机听新闻可以，但你把要看的电影摆到你的PC屏幕上，不可能。同时你把屏幕PC的桌面摆到电视上，也不可能。大不了你在你的电视上做个电讯就完了。还要简单的电讯，再复杂一点的也不一定能做。所以互联网上电脑的显示器跟电视的结合，可能需要一个长远的时间，还需要一个合作，怎么合作呢？强大的旧电视机显示器，已经不是电视了，是数码显示器，你呢，可能用口，不用打字了，就说：今天，我要看电视节目了，它马上给你安排。同时我讲我要算一算我今天的作业。到这个方便的地步之后，两个才可以结合，这可能是10年20年以后的事情。那么这两个结合，我跟Microsoft干了7年的时间，也没办法把两个统一起来，因为他的愿望是增加电脑这部分的应用，我们搞电视的是要增加电视方面的应用，这两个是合并不起来的。但是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小小的PC，就是PAD。这个小小的东西，对电话用处大了，现在产品已经出来了。这个亚PC部分再来解决电视终端，就不可能，谁要在这个上面看电影看体育？不可能，看球，看乒乓球，更加不可能。电话简单的电视今年就接口了，同时变成彩色了，这个可能会代替解决PC跟互联网终端的一部分要求。主要是将来无线的应用，速度加快之后呢，可以放简单的新闻，可能短时间对互联网终端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
提问：我们都知道，西方媒体和东方媒体相差非常远。西方媒体不管走市场规模、技术、实力都比中国的强很多倍。那么您刚才讲到，媒体的竞争是靠内容，我想是在西方市场上，西方不同媒体之间，是靠内容取胜，内容取胜的规则，对于西方媒体和东方媒体之间的竞争适用不适用？如果适用的话，是现在适用还是将来适用？如果现在不适用的话，那中国如果想在国际社会上传播出自己的内容做得更好，更有水平之外，还应该采取什么的措施？
回答：其实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很多方面都相当好奇。比如说清华女学生每天在干什么？他们对这些很有兴趣。你是哪里来的，你怎么进清华的，你在清华念哪一个系，你念完书后将来到哪里去，你将来对对象有什么要求？这些对外国人来讲是很有趣的东西。你将来以后的发展，外面的人很难了解。咱们在国内来讲，有没有这种记录呢，很少，所以你可以想一想，怎么把一般中国人的生活，稍微变一变我们的语言，使它们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去看，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这个方面是大家都相当感兴趣。因为西方的电视节目，一个叫做Friends,一个叫做ER，可以说，每三周，他们编剧的都要开除，讲来讲去都是那回事情。没有什么新的故事，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所以为什么《卧虎藏龙》在美国这么受欢迎呢，就是内容，就是新的内容越来越少了。但中国新的故事相当多呀，可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把它编起来，所以你讲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发展，我想是可以的。
提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您刚才讲到《卧虎藏龙》在中国不被看好，那么把中国人不看好的东西，中国人不太喜欢的东西拿到西方去，受到西方人喜欢，这是不是有点迎合西方人口味的意思？
回答：你要打进人家市场的话，就得了解人家的需求。换句话说呢，观众是为主。国内很多内容并不受欢迎的，你还在看吧？对不对？这个呢，稍微改变一点的话，那你就会受欢迎。所以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就跟我们经常讲的一个笑话，每个队员吃的药是不同的。这个药给你吃你会病，给人家吃就医好了。
提问：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您刚才讲到清华女孩的生活，美国人会很关心。那么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现在写了一个清华女孩的生活，我怎么让国外的人知道？我难道要把它放在我的个人主页上，给外国人看这个故事吗？我问这个问题就是想说，在我们中国的传播技术不是很发达，没有进入市场能力的情况下，光有内容的话，我想目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回答：现在可以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现在的发展尤其是年轻人的发展很感兴趣。比如说，今年吧，我看可能有几十个制片人会来国内谈新的电影，新的书，我估计他们都会来。那么，主要就怎么样了解你的书的内容，让他们改成银幕上的故事，然后把它推出来，我看今年你们会发现很多这种内容取向，就因为西方国家处在内容上的重复的情况当中。但是中国方面的很多内容你不能就随随便便把它放上去，因为中国人的讲话有他自己一套文化传统．那么一两句讲不清楚的，可以当做背景放进去，那会很有意思的。所以如果你是作家的话，以后很受欢迎。
提问：我想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美国媒体在炒作中国的选题的时候，中国反击的时候，经常选择的是美国的印刷媒体做靶，很少选择它的视觉媒体。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美国印刷媒体是不是就是比视觉媒体的影响大？第二个问题，每次当中国的选题炒作完之后，中国肯定会据理力争，说出问题的真相，也许，这个真相被他们所认可，那好，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美国媒体对于自己的报道失真，除了要受到市场经济的自然惩罚之外，它自己有没有一套完整的自我纠错手段？如果有的话，可否请您介绍一下。
回答：我先回答你的最后一个问题。从这个法律的规矩来说，报业的股东是无权来管报业的新闻发表，干扰任何报纸的文章，这个是原则。那么在这个原则上呢，通常可以说是保持这个原则，为什么呢？如果这个老板干过一次的话，这个报纸的威信就下降了。这个对职业的编辑来讲是关键，尤其如果你是个主编。你说这个文章可以出，你老板说这文章不可以出，那他这个主编的位置就没有威望。所以这个当中的关系就非常明确。那么，万一他写的文章是错的，那么经常有人写信，比如说我经常写文章，我对他提议，他也要接受。但是问题在哪里，比如他讲错了后，我写的抗议，登小小一条，讲他讲错哪里了，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没有办法了，纽约时报跟你讲话，你要想好再登出来，你就找华盛顿邮报，或者找别的报纸去登。电视节目影响力非常大众化，而不是煽情。所以如果研究大众传播的煽情的话，你知道，人的记忆是很短的，大众记忆是很短的，一天就过去了。报纸是永远留住的，看这个文章的人是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而大众化的报道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这两个方面呢，为什么从中国来讲对报纸类的文章非常注重，美国对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比较注重，别的可以不计，因为这两个报纸影响在西部东部的政客，纽约是大财团，华盛顿是美国国会和领导人所在地。所以这两个地方影响着那些人，而那些人对电视的报道是不注重的，今天讲他好，明天讲他坏，他不当一回事的。像报纸呢，他是认真去斟酌的。所以这两者是不同的。
提问：刚才您讲的信息流的问题，讲到清华要出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但现在比较流行的管理模式，大部分都是从制造业，可口可乐，或者其他，从来没有过多报道关于媒介行业的管理。媒介行业面临两大潮流，一个是购并，这种整合，一个是分离，更专业化。那么这个里面更大的问题是管理和经营。那么也许投资的不是机会，整合媒介首先在于整合其管理者。那么对您来讲啊，还是在中国，因为中国这方面可能更欠缺一点，怎么能够做一些事情？这是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很明显我们有些学生，中国意识过强，如果美国人想挣钱的时候，他不管这钱是怎么样来的，他只要能挣钱，可中国人更多的在挣钱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个中国的帽子。那么我们进军美国市场的时候，我觉得是应该我们对克林顿的问题，所以才特别在乎人家对江泽民提出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很多是我们记者新面临的选择，所以搞新闻的人能不能以一个更开放的态度站在外部视角看中国，更有帮助？这样对我们整个的受众没有影响。
回答：我看是这样子，因为从媒体来讲呢，你看看西方媒体的发展，那么我们把媒体分几个类，电视台，发展的基础是很传统的；还有电影，它的这个很简单，它是个人创造性的发展。那么新闻呢，西方新闻的开始呢，倒不是一个从公正客观的角度去，而是高度利用地方政治的一个手段工具来开始的。很多人没想到西方报纸是怎么来的，西方报纸开始是很好笑的。你看看纽约时报的历史，你看看华盛顿邮报的历史，都不是从一个公正客观的开始发展，而是某某政客想利用这个大众化的媒体来捧自己上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报业的大亨都没有什么操作企业的管理家，都没有的。什么叫大亨呢，他讲话算数的，大亨。而逐步转到企业化，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例子。那么提到媒体管理，我觉得中国可以在这里面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从媒体看，怎么样来以中国化的管理系统来解决目前的发展？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将来的压力会增加，而不会缩小。而在增加压力之后，咱们怎么样逐步逐步开放。咱们是顶住顶住，不开放不开放，咱们一点也不可以卖。这个迟早要开放，在开放的时候你以什么形式来管理？这就是说，这个是无形资产的管理方式，制造业很容易，但是要管这个智慧财产就是新的题目。在国外可以说没有模式。但是它的历史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有趣。
提问：张教授，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同样在《纽约时报》和《雅虎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您认为在哪一个媒体上发文章更令您有成就感？
回答：《纽约时报》。雅虎可以说没有什么新闻，雅虎是个网站。
提问：那么我现在有个问题，一般来说，现在的网络媒体新媒体更多的是一种服务性的工具，一种文献检索的工具，在电子商务方面，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便利，那么我想知道，张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说以后第四媒体必然走向主流媒体，怎样去增加它的权威性呢？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您刚才说到的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历史，它最早都没有客观公正的概念，但实际上像它最早那个电视报纸，那个《纽约时报》，实际上它们当时都是非常公正的，为下层百姓做了很多事，由此赢得了观众。我觉得从整个美国的新闻界来说，它们是有一种客观公正的原则，比如说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想知道，就您在美国呆这么多年，美国新闻界的那种职业道德，至少按它的价值观来说，他认为自己是绝对客观公正的，这对中国新闻有什么重要启示？
回答：你刚才讲得很有道理，但是呢，你可以在70年代前，从60年代50年代去看一下。纽约时报经常出问题，它还是代表了主编的委员会的看法，它主编有五六个人。那么他们也带他们自己个人的偏见那么经常，比如说最近李文和，华人科学家李文和，第一个报纸讲他是间谍是哪个报？纽约时报。他是不是完全根据他这个客观原则去做的呢？可以说没有。他每个报纸的主编委员会，权力相当大。那么主编的这个权力呢，他每个人都有自己偏见，而同时呢，他要找到对大家有新闻价值，新闻价值不是对我们讲内容丰厚，而是对大家讲这个事很新鲜。包括本人在内。中国的卫星技术是张镇中先生偷到中国去的，报道过，但有没有这回事？没有。中国的卫星技术是老早自己研究出来的。这个很简单，但是他也对这个报了。他有没有打电话访问我？没有。（是纽约时报报道的吗？）对。所以要分析纽约时报的时候呢，这些西方报纸对自己报道掌握得非常客观，我们的记者是名记者，但是要分析它存在很多问题，尤其在美国主流媒体当中，他不敢碰任何人，而碰到中国人或者美国的外国人，他就随随便便写这个文章。所以我觉得纽约时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华盛顿邮报也是这个问题。
提问：张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如果世界上媒体，东方跟西方，站在同等地位上对话，那么，我就是说，这个同等地位，它是有些条件的。比如说金融控制方面，另一个是技术的可能性，还有东西方媒体记者的不同观念，那么现在中国这个条件下，我们如何跟西方媒体，多大可能性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或途径去跟他们同等的交流沟通呢？
回答：你们可以马上进行，每一周挑一个两个甚至三个美国对中国的评论的题目，你们清华传播系的学生们，根据你们自己的了解，来写中国人的看法。这个就是平等对待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法律当中没有任何阻力讲你不可以写这个文章。那么你们在学校已经讲过多遍你们对很多不同问题的看法，你们在电视里面经常在谈这个事情，没有秘密，是吧，这个你们可以公开的，这个你们可以做得到。这个就是第一步，从你们现在搞这个专业的学生们。那么到了这个报业来讲，他有机关的一套程序，就比较困难了。但你们现在就没有这个包袱。你们在互联网当中写的东西相当，你可以写这个。那么对话的意思就是说呢要创造这个机会，而使人家对你们的意见有尊敬，你们要做到这个地步。现在已经不同了，现在很多问题啊，单方面还不够。包括西方在内，他有时候讲的话是坏话，他还要找，国内找个对象来再问一问，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CNN不行啊，难道你每天都要看CNN来讨论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吗？这个已经过去了，这个已经过去了。虽然CNN找了很多中国人的脸孔，但是讲话的内容不是代表中国的，你这个要很清楚。不要以为亚洲人面孔就是代表亚洲人讲话的，这个是CNN从它的心理状态看是很成功的一步。
提问：张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互联网在中国被称为第四媒体，您认为互联网到底算不算一个新媒体？再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您认为在网上发表文章，没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成就感大，但是现在有三种现象，一个现象是中国现在有10家做新闻的网站，还有雅虎，您刚才提到雅虎，雅虎有新闻台，还有国外的中国人华人看中国新闻最主要的渠道是看新浪网，我想知道，作为中国的文化，要交流到西方去，这个互联网是不是一个主要的工具？
回答：我想可以说是当一个工具，但是问题在这个互联网的新闻也好，文章也好，它没有权威性。为什么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全世界很注意，因为它有权威性，即使讲错了它还是有权威性，讲错了还有很多人相信它的错话，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互联网上的观众人数比较多，但是没有权威性。比如说我现在写文章，我会不会说我根据雅虎某月某日新闻为主来当事实呢，不可能。新浪也不可能。都不可能，这是目前的状态。那么将来会不会改变呢，可以改变，但是要你的招牌打得响，像有权威的报纸的话，那是不很容易的事情，非常不容易。雅虎不过是个网站，其他的任何内容的东西都没有，它是个转运站。
提问：我想问一下，您能否预测一下未来三到五年中国大陆媒介产业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如果您要投资中国大陆的话，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这四大媒体之中您首先会选择哪种媒体？如果选择其中一个媒体的话，您要重点投资其中哪个方向？
回答：我可以给你讲很清楚，我第一投资拍电影，第二投资电视连续片，第三可能就是旅游节目。
提问：我想问个问题，刚才您说雅虎网站内容都是从传统媒体转载的；刚才您又提出个观点，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内容最重要，它体现了人的智慧。如果它的内容都是从传统媒体上转载过来的话，请问这样的内容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智慧？技术的智慧还是那种人的哲学模式、新闻的思维模式的智慧？
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好，传统媒体呢它是文字，无声无色无图，没有立体感。那么上了网站呢，你希望有声有色有立体感。现在还没到这个地步，对不对？但是到了宽带时代，我保证你新闻不只是字，可能英文、中文都会在这个网站发生，所以这个是个特色，新媒体将来的特色。那么在一个长篇的文章当中，可不可以发生各种情况呢，我看就是讲故事。很多人都把内容中讲故事的比例，就是说你怎么介绍这个故事，有些故事需要加这个体系，有些故事是不需要的。这个是新媒体的挑战。而这个内容的制造，目前全部掌握在你们记者的手上，不需要增加任何的先进设备。所以我看你在这个新媒体跟旧媒体当中呢，要分析一下。难道旧媒体就淘汰了吗？不是，而是改进。将来书会不会淘汰呢，我经常出去旅行，我口袋里总带着几本书，虽然我带着电脑，我还不愿意在显示器上看书。我看这个状态呢，还是会维持好多年。
提问：我想请您介绍一下媒体公司管理的内容。您做过广告，能不能把您媒体投资管理公司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座的有两类人，一拨是这儿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在职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兴趣。
回答：我现在从课题方面正在研究几个问题，跟投资的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在网上怎么来解决软件的利用，最便宜的来利用，换句话说，我怎样把Microsoft的售价降低。你看Microsoft的每一个PC都要付费的对不对？我想我可以付一次费用，你要借用我借你几秒钟就完了，你每天要用某些专业的软件，这个是一个技术。第二个技术呢就是讲，现在你在搜索资料的时候你是用单词，那么我现在呢，正在用人工的智慧的手段，来把整页，整篇，甚至于整本书的内容放进来组成同一类的网站的内容。将来的网站内容是相当大的，你要用目前手段来查是相当难的，你是用单字来查，而且单字查出来的内容是非常的简单。那么你要是可以做到，比如说你把你自己的小说一样写一篇文章，然后说就要找这种内容的，同类的,你怎么去找？你现在没有办法可以找这个。所以现在这是第二个方面我正在投资的。那么这个新的智慧技术非常有意思，有一个英国公司叫做Economy(音)，去年上市，最高峰是10个Billion，是100亿，现在还剩5个Billion，还剩50亿，101个受众，所以这件事代表就是用智慧技术来增加它的价值，而它总的来讲是很简单的数学的原理，搞了个小小的一个处理器，来帮助处理这些新的内容。这个呢，是很有趣的一个方向。那我最近最大的愿望啊就想到北美，包括加拿大，把地方的亚洲的声音，就是电视、无线电、互联网，结合起来，包括旧产业的报业，结合起来，把北美的媒体，中文亚洲语言为主的媒体，在北美垄断。因为在北美呢，基本上是1000多万的亚洲人，中国人是几百万。那么每一个电台呢，每一个报纸呢，数量都很低，所以没有一个以美国为主的，中文的也好啊，日文的也好啊，韩文的也好，没有一个行业是赚钱的。如果我把这几个媒体统一起来，结合起来，那我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解决亚裔在北美的市场，这一个主要的提供的因素。就是说，你是广告公司，你要来卖汽车，你可以通过我的媒体，在北美当中，可以得到50％甚至100％的媒体的传播。这个可能是最近搞合作的一个最新的东西。
提问：您刚才讲到中国媒体要取得和西方媒体同等的地位的话，最主要是要使用新媒体的语言，那您认为这个新媒体的语言是个很有魔力的东西吗？新媒体的语言是网上的语言吗？您能不能对新媒体的语言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第二，新媒体语言是相对于旧媒体而言的，那您是否认为旧媒体语言就是报纸的语言，您能不能就新媒体语言和旧媒体语言的区别做个说明？
回答：旧媒体就是以旧媒体报纸的方式来改成新语言，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是单向的。新媒体呢，你就可以从多方面来表达，有它的文化，有它的味道，有它的感情。报纸上很多文章是没有感情的。你如果要把中国的文化短时间给人家了解的话，你一定要把中国的文化的感情、心情，想办法表达出来。这个报纸就做不出来，新媒体是可以的。所以新媒体呢，换句话是用多媒体的方式来提供信息。
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
哈贝马斯
由原子反应堆所产生的危险，它被建造在本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却达不到本国政府制订的安全标准。
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曾先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以论文《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获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已有中译本）一书获得教授资格。
1961―1964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
1964―1967年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
1971―1983年任德国马格斯一布朗克研究院科技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Max-PlanckInstutzurErforschungderLebensbedingungenderWissenschaftlich-techneschenWelt）所长。
1983―1994年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
1994年退休。
一本名为《全球化动力――地域性生活世界》的书在其导言中说道：“今天，包罗一切的问题是：在民族国家的彼岸、在超国家和全球化层面上，是否能重新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在环境方面以及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爆炸性力量。”市场的发现功能和调节功能是无人否认的。但是市场仅仅对这样一些信息作出反应，即由价格的语言进行编码的信息，而对那些它在其他领域所生产的外在效果，它充耳不闻。
社会福利性的国家，不论在欧洲还是在其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社会里，在上个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里确实弥补了一个高生产率的经济系统在社会方面所带来的不受欢迎的后果。资本主义第一次没有阻碍让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共和国所作出的保证得到履行，并使之现实化。民主的法制国家还确保了在下述意义上的一律平等，即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利用、使用自己的权利。
罗尔斯作为当今最有影响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在这个意义上提到了平等分配权利这种“公平价值”。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理念迄今为止只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得到了实现。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国家在一个发生了变化的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的具体情境中，遭遇到自己创造能力的界限时，这种组织形式就会在两方面变得很不牢靠：一是对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释放的资本主义从政治上进行控制，二是只推行了一半的表面民主的这个单一范例。我要提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民主影响和作用的形式能自发超越本国家的边界而继续扩展吗？
我想在三方面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民族国家和民主有什么样的紧密联系，这种独特方式的相互共生今天又是通过什么而处于压力之下。其次，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我将简短地阐述对各国家诸种状况所提出的挑战所做出的政治方面的四种回答。它们同样也规定了一种座标系统，今天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就在这种座标系统中进行。最后，这场大辩论为欧盟的未来采取一种进攻性的战略而提供了发展方向。如果我们国家内享有特权的公民们同时也愿意考虑到其他国家和其他洲的观点与立场的话，他们就必须在世界公民的目的中来推动欧盟的联盟性深化，为一种全世界的内部政治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对民族国家和民主的挑战
今天在“全球化”这一主题下引起人们注意的发展趋向已经改变了一种历史的状况，这种历史状况的特征就是国家、社会与经济在同一个国家的疆域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发展和扩张。国家间的经济体系在市场全球化的过程中演化成为一种超越国家的经济，在过去的这种国家间的经济体系中是由各个国家来确定内部经济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界限。这里最重要的是世界范围内资本的运动加快，还有就是对一个国家的地位的绝对评价是由全球相联的金融市场所进行的。这一事实就解释了，为什么国家的主管者们今天不再能构织那些中心节点，这些节点已经赋予由交换关系所组成的全球网络；一种国家间或国际间关系的结构。今天与其说是国民经济陷于国家的界限内，不如说是国家陷于市场之内。
在“全球化”主题下所描述的发展趋向不仅在国家内部对人民间的相比较而言较为和谐的共同存在产生威胁，也就是由移民和文化分割所造成的国家公民的一体化的前政治基础，更重要的是下述状况，即一个不断深深陷入由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组成的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国家会在主权、行为能力和民主实质方面遭到损害。
在此我只谈谈国家丧失其主权的三个方面：（l）丧失国家进行控制的社会能力，（2）决策的过程所出现的不断增长的合法性论证的欠缺，（3）在提供合法性和有效的控制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出的愈加增长的无能为力。
主权的丧失表明，一个单一的国家不可能借助自己的力量充分保护它的公民，以抵抗由其他的主管者们所做出的决策所产生的外在效果，或者抵抗这样一些过程所产生的连环效应，这些过程的起点位于它的边界外。这一方面是指“自发性地超越边界”的事件，如环境污染、有组织的犯罪、现代技术造成的安全危险、武器交易、流行性传染病等等，另一方面是指由其他国家的政治所造成的已计划好的、但却又意外增加的一些后果，被涉及的人没有参与这些后果的产生。例如您可以想想由原子反应堆所产生的危险，它被建造在本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却达不到本国政府制订的安全标准。
如果参与民主决策圈子的人与受这一决策所影响的人不完全一致的话，那么在涉及到对合法性的民主需求方面就会出现亏空。一个民族国家从机构上被一个由超国家的协议和政体组成的网络系统所包围，这虽然能在某几个政治领域为在本国范围内遭到损害的一些权限创造一些补偿或等效的东西，但是，在国家间通过谈论所确定的东西越多和越重要，一种民主的意见形成和意愿形成就会失去越多的政治决策，这种民主的意见和意愿形成只能由本国的状况所确定。在欧盟内由布鲁塞尔的专家们所进行的官僚主义决策过程就为这种民主的亏空提供了一个例证，这种民主亏空是由于国内的决策政体转移到一些由国家间、并由政府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所造成的。
讨论的重点是对干预政策的程度进行限制，民族国家为了一种合法和有效的社会政治而曾利用这种干预政策。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主管者们在地域上受到限制的行动空间相互分离开来，另一方面是在全球不受任何限制的市场和加快的资本运动，与之相关的是“民族国家经济的功能方面的完整性”在消失。资本在寻找投资可能性和投机性利润时送进了必须留在本国的义务，它到处漫游。只要一个政府由于过分关注到需求空间、社会标准或就业保障而严重加重本国经济地位的负担时，资本可以通过它的退场选择权进行威胁。
这样，一个国内政府就会失去如下能力，即不能充分利用本国经济的税收资源，不能刺激经济增长，从而不能确保它自身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一个国家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对流动私有财产所增收的税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各种措施在本国范围内尽可能地越少，它们对已耗尽的社会财政预算就越加必要。
讨论的坐标系
面对这一挑战，有两种大概的和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是赞成，另一种是反对全球化和解除地域化。在这两种地位间的极端化导致对“第三条道路”的追求，这种追求也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个是防守性的，另一个是进攻性的。
赞成全球化的立场以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保守观点为依据，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最近几十年里导致了向以供给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的转变。它们赞成国家无条件地听命于一个借助市场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一体化，它们建议一个中间商式的国家，这个国家告别了对劳动力的Entkommdifizieng的计划，告别了由国家对生活世界的资源进行保护。在一个超越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得到协调的国家根本上只限于对基础设施作出符合生意需要的准备，这些基础设施从赢利角度把自己这块地方变得有吸引力，并赞助各种企业商业性的活动。在此我不能详细论述新自由主义的假设模式和就社会公正性与市场效益之间展开的值得一提的争论。但是对这种理论的前提产生两点怀疑。
我们假设，一种完全自由化的世界经济连同其不受限制的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动性（包括劳动力），将在某一时间与可以预见到的当地经济实力和全球发展相平衡，与一种对称的劳动分工的目标状态达到协调一致。即使在这一前提下，在一段过度时间内，不论是在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为达到此目的都不仅要承受社会不公正性的急剧增加以及社会的破裂，还要承受道德标准的败落和文化基础结构的败落。从时间性的角度来看就提出了下列问题：缓慢走过“泪水之谷”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它需要多少牺牲品？为达此目的会有多少边缘化的命运停留在这条道路的路边并得不到注意？有多少不能再被创造的文明成就会因此而陷于“创造性的摧毁”？
在考虑到民主的未来的视线里又提出了一个同样令人不安的问题。因为民主的程序和活动会在这种程度上丧失殆尽，就像民族国家丧失了自己的功能和行动空间，但在超国家的层面上却没有产生任何与之相应的东西。W?史垂克称之为“选票的降低了的购买力”。正是这种民主的程序和活动使美国公民们可能对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施加政治影响。
另一方面，作为对民族国家和民主崩溃的反应，又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了一种联盟，这些人反对因结构变化而出现的失败者在社会地位方面的下降，反对一个民主国家及其公民丧失其权力。但是想关上这个闸门的强烈愿望会导致这种“本领域政党”最终与民主的平均和普遍性基础为敌。这种保护性情感会推动以伦理为中心的防御以拒绝多样化，对外国人显示敌意的防御以拒绝他者和他物，还有反对现代化的复杂的生活关系。这种情感把目标对准一切超越边界的东西，反对武器交易和毒品交易或者黑手党成员，因为他们危害内部的安全；反对信息过剩和美国电影，因为它们危害本土文化；或者反对外来资金、劳工移民和流亡者，他们会危害自己的生活标准。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种防御行动的理性内核，就很容易看到，为什么一个民族国家不能通过一种中缩政策而重新赢得他自己过去的强势。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派别”之间出现的这种赞成和反对的僵持局面，导致人们去寻找“第三条道路”。这种寻找的进行分化为一种防守和一种进攻的不同形成。前者的出发点是：虽然对世界范围内不受任何限制的资本主义不能加以控制，但却可以在国内给它加上弹簧。后者则坚持政治具有一种可以塑造的力量，它在超国家层面上跟随离它而去的市场的成长而成长。
根据防守派的观点，政治适应于市场一体化社会的这种状况已不可能再改回来，但是民族国家在对投资资本的利用条件方面不应该只起到单纯反应的作用，而应该同时在各种尝试中发挥积极作用，例如让社会公民掌握各种技术和技能，使之有能力参与竞争。新的社会政治并不比旧的缺少普遍性。但是它不应该首先去保护劳工生活的标准危机，而是用“有效率的承受者的创业性质量去装备人们，使他们自己为自己分忧解难。”“帮助人使之能自我帮助”这条公理就包含着体能训练的经济学意义，这种体能训练应该使所有成人都能够接过个人应付的责任，并发展自己的主动性，以便在市场上内行地站住脚，而不是作为“无能者”必须接受国家的社会救济。
使“老的”社会主义者们对“新中间派”或者“新劳工党”的这种视野生气激怒的东西，有如下两点：一方面是在关于社会公正性问题中表现出的重新定向，另一方面是这条有疑问的经验主义前提，即职业劳动，也就是说即使不具有标准劳动关系的形式，也一如既往地被视为“社会一体化的关键力量”。导致生产率上升和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世俗性潮流，还有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断上升的需求――尤其是妇女需求工作，这些使得与之相反的关于“大众就业社会已经终结”的假设并非完全不恰当。
从规范来看，这条第三条道路的主角们转向了一种自由主义的路线，它完全从输入这一面来考察社会平等，并把之归结到机会平等上。它立足于一种“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生活形式”的伦理，这种伦理期待所有的公民都能教育训练自己从而能够“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本”。
不愿意超越这条根本原则的人，就会转而去考察第三条道路的另一种形式，即进攻的方式。这一观点受政治优先于市场逻辑的引导：“市场的系统逻辑应在何种程度上行到‘松绑’，在何处和何种框架内应由市场来‘统治’，在一个现代化社会里对此作出规定，应该完全是非自由主义政治的事务”。这听起来有点惟意志论。首先，也无非是一条规范性的假设，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思考，它在一个国家内部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在寻找一条出路以离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的减少和民族国家的增强造成的困境时，这种要求就会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更大的政治统一体和超国家的政体，它们能平衡和补偿民族国家的功能丧失，同时也不必斩断民主合法性的链条。欧盟就提供了在民族国家的彼岸的第一个民主例证。当然创建一个更大的政治统一体对地域竞争的模式不会作出什么改变，也就是对市场一体化的优先地位不会作出改变。面对全球化市场，政治只能作出“弥补”，如果它能在更广阔层面上成功地为一种世界内部政治创造一套有承受能力的基础设施，这套基础设施又没有脱离民主的合法性过程的话，政治必须跟随全球化市场成长。
欧洲与世界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察欧盟迄今为止的发展，人们会得出一个矛盾的结论：新的政治机构的创立，如布鲁塞尔官方机构、欧洲法庭和欧洲中央银行，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强化。货币统一是在这样一条路上迈出的最后一步，尽管舒曼、戴高乐和阿登纳最初为之制订了发展纲领，通过回顾过去还是可以毫不夸张地把这条路描述为“政府共同制造市场”。欧盟在今天表现为一个洲际性的更大空间，从横向看它通过市场而形成紧密联系，但从垂直面看，由于间接的合法性管理机构，它相比较而言在政治上只是弱势地得到调控。由于其成员国通过货币主权向中央银行的转移而失去了操纵货币交换率使之相互适应的可能性。在可以期待的更加激烈的竞争之中，在一个统一的货币共同体领域内，将会出现一些新的更大范围秩序内的问题。
它首先涉及那些弱势经济，它们必须通过缩减工资来平衡它们在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而那些经济强国则担心工资倾销。已经为今天充满争斗的社会保障体系制订了一项不利的纲领，这些社会保障体系停留在国内管理的范围内，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一方面有人担心他们的价格优势会被剥夺殆尽，另一方面有人担心他们会因拉平距离而实际下降。欧洲正面临选择：或者通过市场来缓解这种问题造成的压力，也就是在社会政治的政体和所处经济区位之间的竞争，或者对这些问题从政治上进行处理，这就是设法在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政策、劳工市场政策和税收政策的问题逐步达到一种“和谐”和有步骤的相适应。其核心在于：是否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一个平衡国家间利益的目前这样一个机构，还是欧盟应该继续发展，超越目前国家联盟的现状，成为一个真正的促进者。只有这样欧盟才能获得政治力量，作出纠正市场的决策，通过再分配的影响来使各种规则得到贯彻落实。
在当前全球化讨论的坐标系中，对于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来说，都不难在这种选择面前作出决定。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人在考虑到已经生效的货币一体化时总是依赖于保护与排外，而赞成欧洲市场的人认为货币一体化是国内市场的终结从而对此感到满意。与这两种态度相反，欧盟促进者们追求把国际间的合作转化为一个政治上的宪法，从而为诸委员会、部长联会和欧洲法院所作出的各种决策创造一个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在这一问题上一种宏观政治立场的代表们也各持己见。他们把欧洲这个联盟国家当做发展一个由诸政体组成的超越国家的网络的起点，这些政体可以不要一个世界政府而在一定程度上从事世界内部政治。
在欧盟怀疑主义者和欧盟促进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围绕这样一个问题进行：鉴于其成员国的多样性，如民族、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多样性，欧盟能实现一个真正国家的质量吗？或者它在未来仍局限在新的合作性谈判体系的界限内？欧盟促进者们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即增强欧盟的政府能力，从而能在全欧范围内贯彻实施这样一些政策和规则，它使其成员国有义务达成一种协调一致，如果它们以重新分配为结果的话。从这一观点来看，政治行为能力的发展必须与合法性基础的发展携手并进。
如果考虑到关于国家的意识和国家公民的团结一致是在19世纪的欧洲诸国中，借助书写国家民族的历史，借助大众交往和义务服兵役才逐渐产生的，那么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就没有任何基础。如果这种由“外国人组成的团结一致”的人工形式应该归功于历史上一种富有成效的抽象性推动，即从地区性和流动性意识到国家民族性和民主意识的发展，那么这种通过学习他国而提高自己的过程为什么不能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而继续向前发展呢？
在报告结束前再就这种发展的世界公民的视野说几句话。一个欧洲的联邦国家会因为它那扩大了的经济基础从而在有利的情况下取得明显效果，并在全球竞争中得到好处。如果这种促进性的计划只追随下述目标，即把美国这个较大秩序的全球活动者引进场来，那么它就还是分封割据的，只会给避难政治的“欧洲堡垒”再加上一个更广阔的、经济的要素。当然，如果超国家的共同联合一步接一步进行的话，那么它将是一种规范性的、令人可信的计划，超国家的联合体建构一种全球性的、有行为能力的政治统一体，不过要直接证明这些则很困难。
这就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由在世界政治中有行为能力的主管者们组成的小团体是否能在一个改革了的世界纷纷的框架内进一步扩大由超国家的政体所形成的暂时还比较松散的网络，它是否想以此方式来利用这种网络，即从方向路线上转向一种世界内部政治，同时又不要一个世界政府，这样做是否可能。一种这样的政治必须在这个视点下得到推进，即要和谐，不要强迫的一体化。遥远的目标必须是这样的，一步步地去克服世界这个大社会的社会分化和分层，同时又不对文化的独特性造成损害和带来不利影响。
“9?11”后世界新闻传媒的走向
DanGillmor
对于那些想在网上淘金的人来说，日子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好过。我所居住的硅谷堆满了DotCom公司的“尸体”。我个人认为，随着风险投资的加剧，网络经济的泡沫早晚会破灭。
DanGillmor，是美国网络新闻学的创始人，首屈一指的科技专栏作家，著名科技新闻记者。是享有盛誉的美国硅谷《SanJose信使报》记者，香港大学传媒中心客座教授。他首创了“网络日记”的报道形式，这一形式“揭开了记者职业的面纱”。一家媒体在评论他时说：“DanGillmor是第一个写作网络日记，并发表在报纸网站上的主流媒体记者。”他自己说：“虽然我的网上读者远远少于我的报纸读者，但是，我能够从网上听到他们的声音。”在他的指导下,香港大学新闻学系的学生们都开始制作个人网络日记。
李希光教授：今晚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享有盛誉的美国硅谷《SanJose信使报》专栏作家DanGillmor先生为大家做演讲。在他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作为一个记者，他所能达到的最成功的境界是什么？（学生：当作家。）什么样的作家呢？对，一个是专栏作家，一个是记实文学作家。DanGillmor就是一位专栏作家，另一位记实文学作家的代表是GuyTalease。我们把当代两位达到最高境界的新闻记者请到我们清华大学来。第二个问题：作为新闻记者，最难采写的新闻是什么？对，是科技新闻。如果你把科技新闻写得大家都爱看了，那么你的新闻业务水平就达到顶峰了，新闻学就学到家了。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样一位高手――DanGillmor先生。Gillmor先生同时还是香港大学传媒中心的客座教授,是美国网络新闻学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作为一个专栏作家，他非常具有批判精神。他对于微软的批评在美国是出了名的。《SanJose信使报》是一家很好的报纸。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全国性的大报不同，经常和主流唱对台戏。今天，DanGillmor教授为我们做的演讲主题是“‘9.11’后世界新闻传媒的走向”。下面我们就请DanGillmor教授为我们发表演讲。
DanGillmor：谢谢李教授。我十分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这所中国第一流的大学做演讲。很抱歉，我无法用你们的语言和你们交流。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9.11”事件后，科学技术与世界新闻传媒界发生的变化。我讲话的重点将主要放在数字时代媒体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势上。其中有我个人的体会，也有他人的见解。我的讲座将分为两部分：第一，受众阅听新闻习惯的改变；第二，记者采集新闻方式的变化。在我正式演讲之前，我先要提醒在座的每一个人：我来自硅谷，一个科学技术一统天下的地方，科技的力量就像这幅曲线图。每天，科技以几何数幂的速度在成倍地发展着。它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计算机微型处理器的进步，人们将智力因素融入每一件我们日常所接触的东西。其次是储存技术的突飞猛进。IMB研制的硬币大小的存储器可容纳一个G的信息。到了明年，它的储存量将翻番。这意味着我们所触及的任何东西不仅被赋予了人工智能，同时也被记忆下来。这一切又为迅速提升全球网络的链接速度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这种巨大的影响同样会波及到媒体，它改变着我们制作新闻的方式，以及受众接收新闻的习惯。
一年前，我在香港大学教书的时候，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我当时工作的地方无法收看英文频道，所以我登陆了CNN的网站，并通过它的音频服务，下载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我十分确信自己所获得的新闻信息与在美国当地收看电视转播的人们所获得的一样全面和可信。我感到，自己和像自己一样借助网络“消费”新闻的人们正在被这一强大的新技术所改变着。CNN和国家公共广播公司没有想到我会把他们二者结合起来为我所用。
总统大选过去十个月后，就到了2001年的9月11日。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传统主流媒体是如何报道这起突发事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南非旅行。没法看电视，我就访问了《纽约时报》的网站。大多数美国人和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收看了电视转播。电视以它自身的优势在第一时间向世人展示了新闻事件发生的全貌。第二天，众多报纸，包括我自己的报纸，发表了整版的专刊，提供了许多详尽的背景资料。人们继而转向报纸，希望从中获取更多详细的信息。
不同媒体的趋同和聚合时代正在来临。正像我本人所经历的那样，网络与传统媒体珠联璧合，为受众提供广阔的信息接收空间。在传统媒体里有“把关人”，而在网络媒体中，“把关人”的角色被淡化了。“9.11”事件后，人们上网阅读新闻，但是大量新闻并不是专业记者所采写的。现在向大家展示的“网络日记”是由硅谷的一位软件工程师制作的。这个网页的主要内容是与“9.11”事件的相关信息的链接。与此同时，我身边的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发生在电子邮件组上。有一位宾州大学电子传播系的教授给全世界两万多人发邮件，其中包括了几乎所有在科技传播领域里有影响力的人物。“9.11”事件发生后的十多天中，这位教授为我发来的邮件里所提供的新闻背景和价值观是传统媒体所没有的。我把这些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编入我自己的文章中去。在我的邮件组中有来自曼哈顿的朋友，他为我发来飞机撞击世贸双塔那一瞬间拍摄下的照片。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网友，告诉我她的国家的人们在得知恐怖事件发生后的反应及感受。她说，她的同胞们十分同情美国人民，同时他们也非常担心美国政府会采取一些举动让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我相信，这些来自别国的声音对美国非常重要。
不久以后，一个居住在旧金山的阿富汗人给一个记者发去一封邮件，这个记者随后把他的信发布在互联网上。这封邮件的力量不可小视，它给了许多美国人当头一棒，迫使他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场“反恐怖主义战争”。信上是这么说的：“美国人不可能把阿富汗炸回石器时代，但他们有本事发动一场新千年世界大战，而这正是本?拉登想要的。”邮件被贴到网上两三天后，这个阿富汗人成了美国电视节目争相报道的红人。
一家专门从事网络新闻调查的机构近日就“9.11”事件的网上报道发布了一项统计结果：2/3以上的人从网上获知有关事件的消息；1/3的人在聊天室或其它在线论坛上发表意见；3/4以上的人用电子邮件收发有关袭击事件的消息。一位美国作家一语中的，他说：“第一次，全世界的人们在谈论同一件事，为在灾难中遭受痛苦的无辜人们同悲伤，同落泪。”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制作新闻的人，其中就包括你们。终有一天，数字互联网会网罗所有人所有事。数字技术赋予了我们记者无穷的力量，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工作。然而对于那些想在网上淘金的人来说，日子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好过。我所居住的硅谷堆满了DotCom公司的“尸体”。我个人认为，随着风险投资的加剧，网络经济的泡沫早晚会破灭。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报道新闻就像在做讲座，新闻工作者告诉读者和观众今天的新闻是什么。但我认为，新闻报道应该更像一个研讨会，记者与读者自由地对话和交流彼此的见解，获得最终的事实。有一点我很肯定，我的读者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我捕捉他们的才思，利用数字网络技术让更多人受益。这种工具不仅有助于制作新闻，也为传播新闻带来了便利。
当我在南非旅行的时候，我发现那里很少有人使用电脑，但是手机却相当普及。许多精明的新闻记者用手机作为发布新闻的主要途径，可能只是些内容提要，但都是真实的新闻。不仅专业新闻工作者在使用着诸如SMS（手机短信息服务）等数字传输技术，许多非专业人士也在使用着它们。几年前，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被抗议者搞得一团糟。大批抗议者的活动正是通过手机来组织的。由于流动性自由性太大，政府当局根本无法制止他们的行动。然而，这却给我们新闻记者提供了一些启示，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学习这样的方式采集新闻呢？
另外一种网上传播新闻的方式是制作网页。新闻记者要尽可能地利用广泛的新闻源。我认为，在互联网世界，最有用的新闻源就是电子邮件。如果管理得好，邮件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我的自主网页上，我开辟了一块空间，专门为网友发表对我的新闻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它，我吸取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并不断完善着我自己的新闻实践工作。在公众面前被称作白痴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它确实促进了我去提高我的业务水平。还有一些网站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忽视了，那就是政府网站，非政府网站和大公司的网站。因为有时候，政府和大公司会不经意地将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颁布在网上。我不知道在中国记者使用的最好的搜索引擎是什么，在美国，毫无疑问的是“Google”。做网络新闻，你们不一定只局限在用它来采集和发布新闻，我还希望你们中的一些人能够投身于建立网络新闻数据库。这几年来，我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它不仅有价值，而且很有意义。我为大家推荐两个对新闻记者十分有用的网站：http://www.nicar.com,www.ire.com/。
下面我讲一讲“网络日记”。“网络日记”指的是一种个人化新闻网站，它时常更新，有时每天都会被更新一次，就像我们写日记。一般是由那些对某个新闻话题有激情的人来制作的。对科技新闻情有独钟的人比较喜欢访问http://www.slashdot.com/网站。虽然只有几个人在制作和维护这个网络日记，但登陆它的人经常会遇到堵塞的情况，因为它的访问量比美国95%甚至99%的网站都高。《洛杉矶时报》曾刊登过一条有关美国信息保密的新闻。人们阅读完这条新闻后，纷纷在人们对网上新闻产生置疑最多的恐怕在它们的真实性上。但是你读报纸的时候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认为，人们更容易核实网上新闻的真实性。去年有一条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网上新闻，说有一个年轻女子患了白血病。随着对她报道的日益增多，这个名叫凯希的女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最后报道说她去世了，很多人感到异常悲伤。然而“凯希”并不存在，这完全是一场骗局。一些网民对发布消息的那家网站进行了调查，就像真正的调查性新闻记者一样，顺藤摸瓜，最终揭开了骗局，并在网上向全世界公布了真相。所以我说，网上披露真相有时更迅速。
我个人更相信传统新闻媒体，像《纽约时报》，在网上发表的新闻，而对那些不太熟悉的无名网站就不太信任。这并不是说《纽约时报》就毫无纰漏，只是我相信他们在尽力做到最好。他们的记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记者。无论是参与传统新闻媒体，亦或是网络新闻媒体，我们记者都应该遵循新闻学中最基本的一些原则，比如我从前的一位新闻学教授告诉我们，“如果你妈妈说她爱你，你要核实一下。”
最后，我要讲一下如何通过网络媒体赚钱。许多人千方百计想从网上捞一桶金。《华尔街邮报》目前向它的60万注册订户收费。有一点我相信，《华尔街邮报》不会将它在印刷媒体上赚取的资金投资在网络版上。我订购《华尔街邮报》的电子版，只是为了阅读它在印刷版上刊登的内容。我想，网络新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只是传统新闻媒体的一个补充。
学生提问：您刚才说了这么多网络的好处，而且据我观察，清华的网络条件也很好。但是网络也给我们带来了时间的浪费，上网成瘾，同学关系的淡漠等弊病。我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DanGillmor：你的意思是说在网上花太多时间会不会影响人际关系。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做别的事一样会影响这种关系。人们总在寻求一种平衡，让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与人交往同上网互不干扰。网络把世界各地志趣相投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而你的邻居或和你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人却未必和你分享同样的乐趣。网络社区是网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把你的整整一生都消耗在网上就行了。
学生提问：您认为微软和其他世界顶级大公司的区别在哪里？
DanGillmor：不计其数。首先，我认为微软在很多方面是顶呱呱的。他们工作勤奋，才俊荟萃，勇于进取。但是他们许多商业策略的非法性也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微软能稍微谦虚一点，不那么张狂和傲慢，我想它就不会惹那么多麻烦。美国的反垄断法是鼓励竞争的，我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够借鉴一下。
学生提问：您为什么热忠于科技新闻报道，您最关注的是哪一点？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是什么？您刚才提到许许多多普通人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加入了新闻记者的行列，这无疑为职业记者提出了挑战，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它？
DanGillmor：我先回答你第三个问题。新闻界的挑战来自于新闻的非专业化。我不知道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未来的新闻界会以何种面貌出现，但是我对它的前景是相当乐观的。我的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障碍恐怕就是现在的我变得有些懒惰了。其次是我与我老板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第三个就是作为记者，我想要知道的情况而被访者却拒绝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对变化多端的事物有一种好奇心，渴望了解它们。硅谷的科技日新月异，促使我去观察和学习。
学生提问：在中国，一些科技新闻记者并不具备很好的素质，他们本身对科技不是很了解，而且一种实用主义变得普遍起来，许多高科技企业通过科技记者的报道宣传自己的产品，因此出现了一些科技报道有失偏颇。比如那个“蓝牙技术”，我认为，它本身不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但却被媒体大肆宣传和炒作。我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这种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DanGillmor：“蓝牙技术”受到媒体过分的赞誉，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在美国，许多科技记者对所报道的东西也不是十分了解，只是被访者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就写什么。一种新技术问世之后，记者们蜂拥而上，惟恐落后。不一定说记者因为拿了哪家公司的钱才这么做，而是他们有一种新闻敏感性而已。在美国，许多高科技公司的大老板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总爱夹杂一些政治色彩在里面，所以他们未必句句是真言，以为自己的技术会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学生提问：我曾经是一个技术人员，您能否为我提一些建议，如何从一名技术工作者转变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DanGillmor：也许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我很高兴见到从前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加入到记者的行列中来。你深谙科学技术知识，这是你的优势所在，你的报道也会比较可信。你要做的是锻炼自己提问的能力，与你的被访者产生共同语言，让他视你为知己，更好地配合你的报道。
学生提问：您刚才说您报道新闻时，有很多背景资料是从网上获取的，您又是如何甄别它们的真伪的呢？
DanGillmor：这有赖于我所查看的网站是否可信。如果我的资料来自政府网站或其他专业网站的统计数据库，那我一般就会放心使用。如果是些不知名的小网站，我会核实一下。即便是在数字时代，新闻资料的核实也始终是一条不变的原则。
学生提问：我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说，新闻记者要报道受众想看的新闻，那么他们想看暴力的、色情的和其它煽情的东西，这些我们也要报道吗？
DanGillmor：是的，现在的新闻报道确实有一种变的越来越煽情的趋势，这事实上与新闻报道满足受众“知情权”的社会职能是不相符的。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都在试图生产商品，目的是为了卖给他人以获得生存的资料。但我不希望这是促进新闻从业人员工作的重要因素。令我高兴的是，“9.11”后，我发现新闻媒体的质量有所提高。
学生提问：硅谷每天都会涌现新点子，新技术，那么在这个地区做科技记者，您是如何抓住这些新事物，并将它们迅速报道出去的？
DanGillmor：尽力而为吧！确实每天有太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捕捉，我们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我和我的同事勤奋地工作，把能采集的新闻报道给尽可能多的受众。告诉你我的一个绝招。我自己有一个表，列举了15个科技界精英，他们自己又有众多的科技界朋友。这些人与世界科技同步。我经常给他们挂电话，问他们我有没有漏掉什么重要的新闻，而他们的回答也总是很干脆，“你可漏掉不少啊！”
学生提问：科技记者能预测新技术的产生吗？
DanGillmor：不，记者不善于预测未来。他们的任务是解释现状，并且很好地了解过去更有助与我们做好今天的报道。
学生提问：美国有没有“有偿新闻”？如果没有利益趋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记者在为大公司做宣传？
DanGillmor：我个人不知道有谁在做“有偿新闻”。我们惟一在出售的东西是我们对公众的一种可信度，一种“公信力”。如果你们发现谁在做“有偿新闻”，告诉我，我会去调查，并将其揭露。请大家注意区分两种不同的新闻类型。一种是直截了当的新闻，另一种是所谓被包装的新闻。后者是为政府或某集团的利益做宣传的新闻。也许我对很多事情并不熟悉，但我自认为我所从事的职业是高尚的。
谢谢大家！
恐怖、爱国考验美国新闻自由
PhilipCunningham
很多年以来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是不平等的，因为美国是老大、有钱、发达，媒体、公司有影响。美国总说中国不好，没新闻自由，没人权，没有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美国老爱批评中国。我希望从9.11开始，中国朋友也批评美国一点，美国不是完全美好而自由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PhilipCunningham是美国著名记者、泰国朱拉蓬大学新闻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奈特新闻学者。他曾经在西方著名的电视台如NBC、ABC、BBC、NHK等的新闻和调查性新闻节目担任记者和编导。他编导或参与编导的纪录片和故事片有《变化中的中国》（1987年）、《末代皇帝》和《太阳帝国》等。他还经常为《朝日新闻》、《洛杉矶时报》、《亚洲周刊》、《南华早报》和《日本时报》等撰稿。
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演讲，我的名字是PhilipCunningham。我今天讲的和9.11有关系，对这件事我非常难过，不光纽约，全世界都受影响。有件事我希望你们帮忙，很多年以来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是不平等的，因为美国是老大、有钱、发达，媒体、公司有影响。美国总说中国不好，没新闻自由，没人权，没有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美国老爱批评中国。我希望从9.11开始，中国朋友也批评美国一点，美国不是完全美好而自由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如果你看到不公平的事情，比如美国总统不说真话之类的，你们要写报道教育美国，我们互相帮忙。
从9.11开始，作为一个美国人、记者，我听到一些消息，很不放心。美国有一个美好的传统――记者要说真话，不要看自己的国家行动，做一个客观的记者，很重要。现在美国有一些媒体新闻非常不客观，比如CNN、电视台，报道不客观。这个问题可以理解，美国近况紧张，美国人害怕恐怖还没结束。现在又开始打仗，这个给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冲击，有文明冲突的倾向。我在上海看的报道说，在美国，很多阿拉伯人被抓，这是人权的问题。美国要抓本?拉登。
美国以前老爱批评中国，说中国要有信仰自由，法轮功是一种宗教。就我个人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法轮功是宗教，它是邪教。传统宗教是美好的，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很好。中国和美国应该一致反对恐怖分子。
原来VOA参与批评中国，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现在美国之音被白宫、布什批评，（从网上可以找到相关报道），记者应该做两面的报道，美国怎么想，官方怎么想，老百姓怎么想。可是做了之后，却受批评。现在美国白宫对新闻记者、报社进行威胁：不要说这个那个。他们不应该抛弃美国的最基本原则――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几个事件：VOA事件，一个电视台记者说美国军队不勇敢，说他们用飞机轰炸阿富汗，还有两个地方报纸记者说布什不勇敢，9.11那天不见了，总统躲到防空洞里去了。美国人是有资格说这些的，总统有时候是应该批评的，但是这两个记者最后被解雇了。美国媒体不是完全民主自由的。有个MIT教授，也被人骂不爱国，让他滚走。在美国看法是没有一定的，不是非要有同样的看法，爱国是每个人的，是个人的，不是一个国家、或领导人告诉你是怎么样的。
做记者，如果发现美国总统不公正、腐败的事，不说就是爱国，说了就不爱国？我希望美国记者继续批评应该批评的事情。
美国语言上有问题，说美国反对恐怖分子，我觉得恐怖主义不是主义，而是一个手段。每一个国家有暴力运动，美国轰炸某个地方，都可以说是恐怖主义。不过在美国，说美国反对伊斯兰教，就太敏感，所以说恐怖分子。恐怖主义只是手段，不像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真正的主义。
我希望从9.11开始，中美关系好转。因为美国有时候老爱批评这个那个，作为记者应该批评，这不完全是坏事。我觉得做新闻报道是一回事，要是故意把一个国家推向分裂等等，就不对。美国支持新疆独立是不对的，我估计今后不会再听到这个，因为美国现在局势也不乐观。希望同舟共济。
美国总爱说反对美国的是恐怖分子，可是美国支持的就是自由战士。我觉得有些时候，恐怖分子和自由战士是一回事。我希望以后用暴力的人不要叫做自由战士，用暴力是不对的。我看到一个美国CNN报道，印尼暴乱，游行，提到MIC就不说了。其实麦当劳被烧掉了，美国媒体有时候不是很客观的。CNN的目的是做国际电视台。麦当劳不是美国文化，美国文化也不是麦当劳，他只是个赚钱的公司。
白宫有时候撒谎，这是不好的事情。美国政府是代表人民的，对人民应该说实话。9.11那天布什在哪里？第二天白宫说，因为生命有危险，布什才不在纽约，其实根本没危险。《纽约时报》写了一个报道，是美国记者批评白宫的。爱国也应该说实话，布什这样做不对，纽约市市长当时也去了现场，比总统还勇敢。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一个总统，可是找不到他，白宫就开始编故事。布什撒谎，这太恐怖了。
提问开始：
1、美国之音由于播出了塔利班领袖奥马尔的讲话，200万美金的政府支持被取消了，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任何人都不得限制新闻自由，阻止新闻传播。请问Philip，如何从第一修正案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限制美国之音的这件事情，这样做对不对？
P：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美国言论自由是到位的，美国很多年都是这样做的。言论自由、人权自由和总统同样宝贵，如果让我选FreeSpeech还是GeorgeBush我选择FreeSpeech。
2、VOA是美国政府办的，所以政府可以对它限制和制裁，如果是一个商业媒体，那么政府有权对这种商业媒体做出限制和制裁吗？
P：美国之音开始是宣传的机构，我认识一些VOA的人，他们也花了很多力气和时间来提高自己的水平，他们觉得我们是所谓的民主、新闻自由的国家，可是却用不自由的方式、手段来宣传、教育人。VOA到现在经历了很长的历程，我觉得VOA的立场基本是对的，不管是政府的还是商业性的，都应该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FreeSpeech是一个传统，不管法律上是合法还是违法，一个传统如果被打断的话会受到很大的损害，FreeSpeech不管是国内国外都是很重要。
3、美国攻打阿富汗至今没有给出明确的证据，人们有两种猜测。
P：如果美国永远不公布本?拉登的罪证，是非常非常坏的。如果是时间的问题，先抓他，然后给全世界人看，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不过，巴基斯坦看过证据以后，同意了，这是很有份量的。巴基斯坦是非常敏感的，他们看了秘密文件，所以我相信美国是有证据的。
4、白色恐怖，攻击目标是美国新闻媒体，为什么，美国新闻界这么可恨吗？
P：利用美国媒体。如果送给乡村的老太太，不会有人知道，如果送给CNN、纽约时报，全世界都会知道了。目的是心理战争。
5、P：我天天看西方媒体，我觉得大多数报道是不错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是比较客观的，有一些记者拍的照，采访塔利班、游行被抓等等。做记者的工作是很危险的，也很难，如果你的结论和老百姓看法不同、和布什不同，会受到压力，受批评。不过记者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世界危机、不稳定的状况下，记者是一种战士。我从86年开始做中国报道，拍了许多记录片，大多数是说中国不好的。我觉得现在中国挺好的，很和平稳定，有些事情令人高兴，WTO、奥运会，我觉得新世纪中国很幸福。以前，中国也有过很多灾难，痛苦的经验。现在中国变化多了，我替中国高兴。89年美国稳定，中国不稳定；美国不焦急，中国焦急；现在中国不焦急，美国焦急。
6、中国媒体优势？美国媒体优势？
P：中国媒体近年进步很大，如果在80年代，这是没法比的，那时候中国媒体主要是做宣传。现在除了政治，中国媒体是很不错的。政治方面，中国还是有问题的。而美国的报道，还是比较商业化的。“Ifyouwanttohavepressfreedom,youhavetoownone。”在美国，有钱就有言论自由。
美国有个倾向不好，CNN、TIME、AOL等等都是一个公司，我觉得应该百花齐放。
7、9.11暴露美国媒体客观上的不自由，这是否由来已久，还是由于这次事件而显现出来的？
P：今天的问题和历史也是有关系的，现在变化很大，特别是9.11以后，很明显。9.11以后，白宫威胁USATODAY等媒体的记者们watchwhatyouaresaying，不能随便说话。如果白宫记者像纽约时报那篇文章那样敢写，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如果美国记者要是因为自己的爱国主义、愤怒就不写了，就很可怕了。CBS的记者在talk-show说现在就要听美国总统的话。我觉得一个记者也有自己的professionalism，他的任务不是听美国总统的话，而是说实话。
8、P：自由和责任有时候是一回事，有时候会有冲突。比如你做的报道，可能就会伤害人。有时候自由会伤害别人，所以就有一定限制。这里的自由不是说什么都可以，自由要讲责任感。我觉得责任感或者说爱国主义，不是别人告诉你怎么回事，而是个人确定的责任感。美国有些人的爱国主义变窄了。记者除了要讲责任感，记者不仅要爱国，还要爱这个世界，爱这个地球，爱人。
9、以前有没有在公开场合批评美国？
P：近期我在《南华早报》写了30篇文章，有一些受到严重的批评。关于王伟，我问：为什么不承认他是英雄，如果他有美国护照，美国人就会认为他是民族英雄。之后，20多个人写信给我说我是叛徒，欧洲人，同性恋。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我从第一天就开始说，这是伤害中国的事，中国没做任何事。我采访了哈佛大学教授，他说不是意外的，可能因为中国大使馆不帮他们忙。美国政府内部也是有冲突的，有人支持，有人不支持。他就不支持，这是破坏中美关系的做法。到现在，到底为什么被轰炸。按照我所知道的我采访了中国专家，根据他说的，我觉得我了解了美国。就因为这个，有人威胁我，说我叛国，不爱国，说我是共产党员，这在美国是最不好听的话。
10、P：国家恐怖主义是存在的，恐怖只是手段，是使用暴力解决问题。不管是国家还是一个运动组织，用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美轰炸越南、科索沃是一种恐怖主义，我是一直反对的。目前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是警察抓坏人。
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有问题，比如轰炸伊拉克，有不少人在说政策有问题，美国教授也有这样说的。美国和科索沃的关系，也有人反对。阿富汗很可怜，我不知道他们做错了什么事，他们国家里面有恐怖分子，可是他们老百姓从来没有伤害过美国。我常常和北京出租车司机讲话，有人问我你开始去了解中国人，6.4以后是什么样子，一开始我觉得和9.11性质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国内学生运动，一个是恐怖分子。非常难过。美国也是同样的，美国人，记者开始讲话时就哭了，说不出来话了。200多年来，美国是非常幸运的国家，没有很多灾难，没有什么恐怖事件。现在开始美国也是一个一般的国家，和中国一样了，现在美国人不会那么天真的看问题了。
11、P：新闻和公共关系是两回事，每一个政府需要一个代表他说话的机构，一个公共关系，所有的国家都有，VOA不是给美国人的，是给外国人做的，给全世界的人做的。如果目的是教育人的话，说实话比讲人权有用的多。如果说美国是很棒的国家，有新闻自由，而你们没有，这就太可笑了。VOA是美国政府的，代表美国政府说话的。BBC是英国政府的，比VOA客观，但是谈爱尔兰问题，就不完全客观了，还是代表英国政府。在政府支持的电台里，BBC是最好的，VOA还可以。
12、本?拉登曾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培养出来的，美国什么反应？在美国能知道多少关于中国的消息？
P：《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报道过，我不知道老百姓知不知道。美国创造了很多敌人，培养人，给钱，给武器，让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反苏，其实他们这些人很坏的，这是美国不好的外交政策造成的后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就没有本?拉登。
中国的声音在美国里太小了。美国媒体由于市场压力，忙着卖广告赚钱，搞市场调查，不喜欢国际报道。美国媒体这10年来越来越不关注国际新闻，这是非常严重的。
13、P：稳定是很好的，政治家讨厌新闻自由，这是肯定的，但是长期来讲，新闻自由是对国家有好处的。
14、王伟被撞，我们还是得听美国人的声音，你是否认为有必要让凶手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自己辩护？
P：比较比较难，孤立的。应该有机会去听另外的声音，了解另外一方的情况。如果不广播，如果有什么暗号，用另外一句话是可以的。每个问题上应该介绍多面的看法，让美国观众自己决定。
15、P：轰炸大使馆，到现在我不能确定说是故意的，没有证据。美国媒体都说是accidentofbombing，我写文章问，canyouproof“accidentofbombing”，他们没有证据，自己下的结论。中国还应该坚持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百姓了解的还是不够。
16、P：每个人都受环境的影响，要做个好记者、好学者，看问题尽量要skeptical，不要相信所有的话，所有的报道。每个问题上，都会有好几个立场。
17、P：中国的影响比台湾大得多，不过，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之中还包括广告公司、公共关系、用钱投资等问题，Clinton当总统的时候，两次免费去台湾旅游。
18、在布什参加APEC之前，中国仍在拘留一个美籍华人，美国媒体强调的是美国人（American）,可是李文和一案，美国媒体强调的是华人背景，你怎么看待这种相似事件的不同处理？
P：美国大使馆，只要是有美国护照的人被抓了，不管是什么血统，都会说是美国人；在美国国内，有事情发生，我就会说自己是爱尔兰人，美国国内都是美国人，所以强调的是血统。国内外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19、P：王伟事件不是一般的交通事故。和在美国酒后开车是一样的，很危险，是非常不对的，不负责任的。一个大国这么做是很危险的。如果中国这样在美国开飞机，美国人肯定不接受。
20、作为记者，政治上你要报道事实，可是同时会损害国家利益的时候，您认为如何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媒体是否客观公正的呢？
P：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不会以美国媒体为标准，美国媒体也有不全面的报道。中国政治的问题，多谈谈有好处，不要想那么多，言论自由不是那么可怕，长期来说对国家是有帮助的。
目击阿富汗危机
岛津洋一
他们在认真地讨论美国关于交出本?拉登的建议。他们这场会议是想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但是美国并不真的想跟他们谈判。当时美国的立场就是你把本?拉登交给我们，然后我们继续向你扔炸弹。这不是一场外交，这也没有法制。
岛津洋一,毕业于普度大学，获得加州伯克利新闻学硕士。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清华大学新闻学院访问教授、国际著名记者。曾经担任日本最大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主编、香港大学新闻传媒研究中心创始人之一、旧金山太平洋通讯社副主编、亚洲、欧洲、北美和非洲多家报纸杂志的撰稿人。他报道的重大新闻包括北约轰炸中国大使、东京地铁毒气案、克什米尔冲突和阿富汗危机。
主持人：今天的报告我们特别邀请了岛津洋一教授给我们做演讲。他是专程应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邀请，从阿富汗的前线赶过来的。阿富汗这场冲突，岛津洋一更倾向于描写成一场冲突，而不是战争。为了寻找他，我通过一个星期的电子邮件的接触，好在他使用雅虎，在世界各地接收到电子邮件，他是带着一支前线的新闻报道队，整个的报道小组的成员，都是带着微型的数码摄像机、相机，以及卫星电话等之类的东西进入了阿富汗，主要是在阿富汗的边境上做前方的报道工作。每天在距离阿富汗边境三公里的一个网吧里，他跟我发电子邮件，我们通过电子邮件，最后他决定到清华来。他收到我第一封电子邮件之后，就说，如果我能够买到飞机票来北京，一定来清华大学和同学来讲课，最迟在明天晚上发电子邮件告诉我，果真，第二天晚上我收到他的电子邮件，他说已经买到从巴基斯坦飞往北京的票。然后，他又告诉我，飞机是在凌晨时分三四点钟到，但是由于在阿富汗几个星期，没有洗澡、刮胡子等，下飞机之后，第一件事是洗澡、刮胡子，换换衣服，比较整洁的来见同学。他来的时候，我正在开会，他没有时间去换衣服，也没有剃头，后来几个朋友陪着他到当代商城去买衣服，所以他今天才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来的。
岛津洋一是什么人呢？在这之前，他曾经担任过日本最大英文报纸的主编，香港大学新闻传媒中心，他是创始人之一。在此之前，他对克什米尔地区非常感兴趣，这是中国、巴基斯坦、印度之间有争议的地方，他到那个地方，采访了那个地方的冲突，他通过采访，巴基斯坦的冲突，当时在9.11冲突之前，除了常驻巴基斯坦少数记者之外，可以说他是惟一的一个外国记者在那里采访。因此，他结交了很多当地的上层各方的朋友。所以，当时美国开始袭击阿富汗，开始发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他正好在东京，他急匆匆从东京飞往巴基斯坦了，带着采访小分队，队员进入阿富汗。由于队员走的比较匆忙，数码相机都没有带，进去之后，他利用在巴基斯坦的各方关系，获得了这些采访设备。所以，大家要记住，在9.11事件之前，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前，可以说除了新华社、美联社这样巴基斯坦常驻记者站之外，他可以算是惟一的外国记者，在今天，外国记者在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已经有四千人左右了。所以我想大家对他的演讲，一定是很感兴趣的，有时间大家可以提问。
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岛津洋一先生给我们做演讲。
岛津洋一：感谢李希光教授，作为新闻工作者是大家痛恨的一个职业，但是我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给大家做演讲。刚才，李教授说了有几百个记者蜂拥到阿富汗地区，但是从9.11事件之后，已经有4400多位记者来到这个地区了。有一点，要说清楚的，我不是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专家，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而且是一个通常通用的记者职业，我收集到很广泛的新闻信息。
我是怎样对这一带南亚地区感兴趣的呢？最早是发生在一次冲突，是达赖喇嘛所属的佛教军队和克什米尔军队之间。我的兴趣，不仅仅是刚才说到的佛教，更多是这个地区的国际关系、国际事物上的最新动态。刚才谈到人名是奥姆真理教的首领，在这里做了很长时间的佛教以及邪教的研究，研究的结果是促成了今天这样一个讲座。当然，我也做了很多研究，是关于西藏地区的一些军事方面的行动。我当然也对法轮功首领李洪志在香港期间进行了采访。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相像之处，不管是达赖喇嘛的军事行动，还是法轮功的很多行为，还是奥姆真理教的恐怖行动，都发现与本?拉登今天的恐怖行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发现背后的这些东西非常有趣。在这里，我不想说暴力和武装的冲突是佛教的本意或者阵地，没有任何针对佛教的这方面的言论。
在这里，新的佛教军事主义的兴起，以及我们马上要讨论的关于军事伊斯兰教的兴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关于中亚地区这些国际事件的发生。在不同价值观之间，不同的文化取向之间，他们都存在着一种鸿沟，同时也存在着相互冲撞的行为，就造成今天国际事物背后发生的大背景。我们不能说像本?拉登这样的恐怖行为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就发生在中亚地区，他们就在中国和日本的旁边。如上发生的这些事件，就不禁让我们想到传统的挑战，这些挑战涉及到国际间的和谐，国际间原邪教主义产生的大背景，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的报告提供了很好的材料。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没有人能够帮助。
在刚才这个简单介绍之后，我们就将进入今天讲座比较重要的部分，后排的同学，如果不太舒服的话，可以尽可能的到前面来。
新闻是历史的第一个草稿，这是一个很著名的谚语。每天我们采访的手迹和最早的手稿，都是历史最初的材料。不管是这个世界，还是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最早都是由新闻工作者来撰写的。这就要求我们所有的记者们，必须确保所有的事实是正确客观，而且是站在真实的第一线。在这里，新闻就要求所有的从业人员，必须对历史有一个相当的了解，而且对历史有一种尊重。要求记者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分析出短期、长期的不同影响，基于目前亚洲这个社会，如何区分战略性和策略性的一些国际问题。这都是一个记者基本的技能，最初你是一个记者，最后成为一个编辑，最终都要服务于你的新闻职业。
我们借用查尔斯?狄更斯的说法，中国现在是处于最佳的时间，中国正逢最佳的机遇。中国现在以极高的技术来处理外交关系，我们看到三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特点，如APEC2001在上海、中国重新加入WTO、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成功，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胜利很多时候，就让我们发现了很多机遇，其实我们也要发现我们的后院还有很多的问题。前院我们发现有和平、合作，原来在我们的后院却发生着大火。我们要注意到，二年半之前去南斯拉夫报道，美国曾经领导北约联军发动战争，当时若干的小国家都在一一的应对，小的国家小的呼声，都不会影响美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力量。在当时，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是对东方潜在的威胁。当时，西方就认为，这种评论似乎是不太能理解的，因为北约这种解释，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兴趣可以和它结合起来。今天美国领导的新的联盟，在中国的边境上再一次轰炸其他国家。今天我们发现英国、美国、德国的军队，上千人的军队，都集中在一起，参与了北约对中国邻国的攻击，不久以后，法国也即将加入这个军队之中。同时，还说，核武器的部署也已经在巴基斯坦悄然地进行，这个国家是中国的近邻。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军事的干涉，就在中国的边境上，而且我们认为这种干涉很大意义上，是具有把战争扩大化的趋势的。尤其是三个巨大的核力量国家，巴基斯坦、印度、中国。我们还看到两个其他的伊斯兰世界的核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我们还看到了三个来自西方的核力量的大国，英国、美国、德国。战争的世纪到来了。八个核国家现在在中国的边境上。我认为，中国正逢最佳的时机，其实也是最糟的时机。我们看到了几千吨的炸药、炸弹，就被扔到了一个不发达的国家，这个国家正是中国的邻国。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军事可能性的战争，更多的，实际上是信息战。大众传媒成为主要的，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工具。电视在这场战争当中成为了最重要的战争武器。
我在巴基斯坦吃得不错，食品有羊肉、牛肉，他们的大米非常好，那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中国人的华裔社区。
(岛津洋一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山东的举人，十八世纪的时候从天津乘船到了日本，鸦片战争时期，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一个日本的军火商人，在日本购买军火，然后卖给中国人，中国人用日本的军火打英国人。)
当我在巴基斯坦的时候，发现很多理发馆，美发沙龙都是由中国人经营的，他们都不得不关门，离开这个地方，回到他们的祖国――中国。因为没有理发馆在巴基斯坦继续开张，非常抱歉，今天我的头型是这样的。
李教授说问我要不要幻灯片，我的经验就是每次用幻灯都会出问题，这次又出问题。我无论走到哪里用幻灯都会失败。我把这个改成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无的放矢的。非常像美国目前的军事行动，有高超的技术，但是不能百分之百。
在9.11这一天，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刻，我们所有人都被这样一个图像锁定了，飞机飞过来了，两个大楼被两个飞机弄倒塌了。所有的大众传媒都将这一图像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在电视上重复。他们所做的这些，都让我们感到非常害怕。每个人都在想，天呢，我其实也可以在那架飞机当中，我的天呢，我当时也想去纽约参观世界贸易中心的大楼。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这像好莱坞的大片电影一样。突然，就没有人再愿意做好莱坞电影大片中的主角了。我在这里想提出，世界的媒体，主要是美国的媒体，他们所做的是国际空间中的一种游戏，一种玩耍。就是把这样一种恐怖的感觉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去散播，以至于散播到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去。我们需要去复仇！我们需要去打击，我们把这些人放到监狱里面去，我们需要复仇，把这些曾经为9.11事件做事情的人，这个世界都要向他复仇。
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到底有谁能够清楚的记得，整个事情的发生过程中，有一张脸露在我们面前，是在痛苦之中挣扎着。在灾难发生的背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悲惨的脸面，我们只看到的是堆积在一起的事实发生的大的场景。在这里，我们自然想到的都是好莱坞大片中的情景，去确认是否真正发生了这种战争。
在这里，如果讲到这样的战争，所有的媒体不得不在最快的时间内，创造出很多充满神秘色彩的画面。这是一个全球的战争，是文明和非文明的两个世界的战争。为什么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恐怖主义并不是一个全球的现象。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其实都是一些地方性的问题，并不是在一个全球的背景下发生的。我谈谈在秘鲁的一个例子，秘鲁大使被劫持人质的问题，涉及到秘鲁有一个日本籍的总统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一个地方事件，并不是全球的事件。当然也包括在以色列的自杀性的炸弹事件的背后，本身也是地方性的事件并不是全球性的。
现在我们谈到关于本?拉登的事件，都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埃及，一个是沙特阿拉伯。刚才我们谈到本?拉登，它只是涉及到伊拉克、巴基斯坦和以色列这几个事件连带的关系，但是连带是有一定限度的，不是全程的连带。在这里，我不想用恐怖主义这个词，因为很不恰当，往往连带到很多的杀戮和悲惨的行径。我们应该想起来，纳尔逊?曼德拉，在他被关在监狱的时候，被称为恐怖主义。就因为这一点，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谁能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是一个恐怖主义者呢？另外一个自称恐怖主义分子的是，是以色列前总理贝京。在50年代，贝京在耶路撒冷的酒店中策划了一些爆炸事件，使很多英国人丧生。在世界上，很多新的发展中的国家，昨天可能是恐怖主义者，今天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的总统或元首。在这里，我们其实打交道的并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战争当中的某一方。
从朝鲜战争以后，就很少再发生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战争。传统的这种新闻报道战争，就是走到前线去，看军队怎样打仗，看伤亡的状况，大概就是这样。非传统的战争就很难说，我们这边怎么样，对方怎么样，但是非传统战争当中，我们发现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了。现在美国想号召全世界联合起来，组成联盟，反对恐怖主义，是基于二战当中的落后的战略思想。现在其实还不能很清楚的说到底是谁策划了9.11事件。至少有一点我可以说，这里涉及到美国对于中东问题的政策。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于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而是仅仅针对美国。我刚才举了秘鲁的例子，秘鲁的总统说这是秘鲁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国际层面的参与，只要是秘鲁问题，我们都要自己来解决。当新疆的分裂主义分子在北京炸了一辆公共汽车，在乌鲁木齐炸了一辆公共汽车，中国政府并没有说要进行国际的反恐怖。战争发生在中国之外的时候，中国也没有参与其中。在这里，美国号召国际社会给他一个无条件的，不需要争议的，绝对的支持，这种支持是美国不管做什么，大家都要进行支持和帮助。当前南非的总统德克勒克告诉这个世界，对这样的恐怖主义我们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军事解决的方式。我们只有政治方式去解决这样的危机。
恐怖主义最早在北爱尔兰，英国反对北爱尔兰的恐怖主义已经90年了，打了90年的仗，最终还是靠政治解决，曼德拉在南非，当时也是恐怖主义，打了很多年，最后通过政治的手段解决了。印度有30万大兵现在在克什米尔进行军事镇压，一点用都没有，最终也要靠政治解决。如果说这场战争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战争，这是不对的，因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两个野蛮的国家，但是他们是伟大的印度和流域古老文明的一部分，因为你们应该知道，第一个佛教王国的国王阿育王就是诞生在阿富汗。
新闻工作者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增加恐怖的感觉，而应该只是简单的报道。刚才这个图片上反映出来的是非理性的恐怖。新闻在今天这个世界也是和其他的职业一样，不能称之为一种复仇。所谓的世界第一媒体的CNN，实际上他也在制造更多的恐怖气氛，为它的复仇做准备。美国是9.11事件的最大的受害者，稍后到美国的反击，是星球大战里面恶魔的反抗。
新闻工作者应该体现的是人类在这样的场景中的牺牲的情况，我们必须以政治的层面理解国际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要去探究引起这些政治危机之后的社会大背景和社会条件。我们新闻最大的任务就是不能再进一步扩大已有的恐怖。我们新闻工作者需要做的就是告诉大家真正发生了什么，以及事件发生的全部的景象。从我自身的经验来说，过去的这些报道的详细情况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是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怎样认识。不仅仅是从历史层面描述事情发生过程的人，更多的是以记者的身份，带给大家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
现在我们来谈谈报道战争的一些媒体。当时，在战争还没有开始之前，在巴基斯坦首都把外国的记者驱逐出境了。在战争的早期，包括五角大楼，也是只有非常有限的新闻会向新闻界公布，而且记者得到的信息都是非常有限的。在五角大楼露出来的任何的信息渠道，都必须被紧密地封锁起来。当时，也在美国的媒体当中出现了很多自愿的行动，去限制一些自由意见的发生和出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景象就是大楼倒塌，然后美国受到了攻击，接下来是美国向一个没有很大反抗能力的国家进行反击。
我讲一个美国迪斯尼公司下面一个公司NBC的故事，布什总统说，“这些劫机撞大楼的都是胆小鬼”，主播在播完节目以后，随便评论了一下，是非常随意的，他说“难道这些不惜伤害自己的生命去撞楼的人是胆小鬼吗？那些开着飞机往小国扔导弹的人应该算胆小鬼吧？”这一句话在美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对电视台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个记者被开除了。CNN一个著名的主持人，他制作了一个片子，在阿富汗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支持战争。我前面提到媒体中的自愿者支持政府目前的战争，新闻周刊说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有80%的人是支持这场战争的。
大家看到的是电视机中的图像，是两个飞机飞向美国。现在给记者提出的最大问题是怎样最大范围地覆盖世界发生的全部事件面目。为了报道这场战争，塔利班对外国记者限制很严，他说你们看看这些蒙面人是塔利班妇女吗？他说不是，其中有一个英国的女记者，用阿富汗妇女的棉纱掩盖了自己真实的身份在阿富汗进行采访。更有甚者，法国一个记者，也穿上这个面纱，装扮成阿富汗妇女在采访。这简直是对我们记者行业的一个羞辱。后来阿富汗允许外国记者进来采访了，有些记者进来了。我当时就申请了一个签证，想进入阿富汗，另外，还有其他600个记者也申请签证要进入阿富汗。但是，在公共汽车上，只能有26个人的空间。我也不跟他们争，因为阿富汗塔利班要的费用很高，一天要我们交的采访费是一千美元，包括翻译、向导、保镖和汽车。我告诉你们，阿富汗人，包括塔利班他们更像是商人。除了要付签证费以外，还要有一种行贿的钱，这种行贿钱是帮助你获得签证的。CNN在阿富汗塔利班采访了一个星期，他付的采访费是一百万美元。虽然有美国国旗画面，更多的是为阿富汗提供更多的弹药，最后牺牲的还是美国人。
CNN和BBC都急于想进入阿富汗，但是那里有一家电视台垄断了塔利班的报道，这家电视台的名字是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比如这次半岛电视台播放的画面，半岛电视台不仅播放塔利班的画面，同时还播放塔利班打下的美国飞机的证据，这张图是他们播放的打下的美国直升飞机上的一个部件的证据。在巴基斯坦我们就可以看到，半岛电视台上的画面，比如一个小孩的尸体从废墟里被拉了出来。但是，在这些地区之外的世界，是看不到这些画面的，为什么半岛电视台的画面得不到国际上的传播呢？因为CNN已经把半岛电视台的转播权全部买下来了。因为CNN的老板写了一个手谕，指示CNN的编辑人员和记者，为了保证新闻的平衡，不能报道任何平民伤亡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