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2月2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大滩达成协议。日军又赢了一局，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

第二次起始于6月11日。这一天，热河的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热河伪军进攻东栅子。第二天，伪满国境警察队进犯小厂。在这些地点，宋哲元军的部队都进行了抵抗。日方硬说是他们的人无端遭到宋哲元部队的射击。

对于张北和察东的四次事件，何应钦惟恐事态扩大，一味妥协。国民政府下令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副手秦德纯代理。关东军又调兵四千多人在长城一线的古北口和南天门等处实弹演习，加以威胁。国民政府再度妥协，授权秦德纯与土肥原谈判，签署了一个《秦德纯土肥原协定》，让日军实际控制了察哈尔省北部地区。

在河北，大约在同一时期，日军主要制造了两次阴谋事件。

内毒侵蚀中国肌体(2)

自幼习武的河北隆县人孙永勤，在家乡组建了一支民众军，武装打击日伪势力。1934年2月，民众军开始接受中共冀东特委的领导，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任军长，队伍发展到五千人。救国军打退了日伪军的多次“围剿”，在一年多时间内，拔除日伪据点，消灭日伪兵力，战绩卓著。

1935年5月，救国军在茅山地区被五千多名日军包围，还有国民党军队协同“会剿”。身患重病的孙永勤指挥部队抵抗，中弹牺牲，部队突围，撤到长城外。日军借口救国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中国地方政府庇护，对中国政府施压。这就是孙永勤事件。

同一年5月2日，在天津主编亲日报纸的汉奸胡恩溥和白逾桓，接连被人暗杀。有人在夜间潜入胡恩溥在日本租界的住所，向他连射几枪，然后逃走。日本巡捕闻声赶到，没有抓到凶手，将胡恩溥送到医院，没能将他救活。第二天凌晨4点，有人潜入白逾桓在日本租界的住宅，向他连射三枪，日本警察赶到现场时，白逾桓已经死亡。于是，胡恩溥的《国权报》和白逾桓的《振报》立即停刊。两名汉奸接连在戒备森严的日本租界被杀，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大佐操纵的。

这两个事件，成为日本提出无理要求压迫中国政府的筹码。结果是，国民政府一再退让，何应钦出面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日本借此大捞了一把，攫取了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

日本没有止步。他们炮制“华北自治运动”，制造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自治事件”，践踏和侵吞中国华北地区的主权。

土肥原为著名汉奸白坚武撑腰，在1935年支持他拼凑起一支“华北正义自治军”，让他任总司令，日本浪人当顾问。这支汉奸武装打算在北平暴动，组建“自治政府”，成立“华北国”。

白坚武收买了北平铁甲车大队的两名中队长。他还派人收买副大队长邹立敬，后者不愿当汉奸，向大队长曹耀章密报。曹耀章又密报何应钦。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了策划铁甲车大队叛乱的汉奸李瑞清。

白坚武和石友三等人见事情败露，决定提前发动叛乱。6月27日夜里，白坚武率领六十多名包括部分日本人在内的匪徒，从天津乘快车在丰台站下车，引起了乘警的注意。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得到报告，立即下令全城紧急戒严，派部队用麻袋盛土封堵永定门缺口，加强东交民巷的警戒。

在丰台下车的日本浪人，会同铁甲车大队叛变的第六中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北平永定门口，发现缺口已被堵住，车队无法前进。日本浪人命令铁甲车向西长安街北平军分会所在地开炮，企图用爆炸声通知城内的便衣队开始动手。但是，炮弹被士兵卸去了引信，都没有爆炸。便衣队被军警包围在东交民巷，无法行动。

天快亮了，城外的叛军不敢拖延，退回黄村。叛变的铁甲车中队长段春泽见大势已去，领着三百多人逃往香河县。县长赵钟璞已经接到王树常的命令，设计抓捕了段春泽等三名叛军头目，乌合之众立即四散。三名叛军头目被押解到北平，经审讯后枪决。同时落网的日本顾问和几名浪人，被日本领事馆引渡回天津。在天津坐镇指挥的白坚武等人，则在日军保护之下，从塘沽乘轮船逃往东北。

丰台事件刚过，香河又有汉奸叛乱。

香河县政府在8月13日颁发布告，要增加土地附税。布告贴出，民怨沸腾。当了汉奸的大地主武宜亭和安厚斋，乘机鼓动抗税。

日本驻天津的特务机关，巴不得武宜亭带头闹事。他们认为，香河县地处北平和天津之间，又与“非武装区”相连，在这里策动“自治”，对日军大为有利。

10月上旬，日本特务在北平对武宜亭和安厚斋面授机宜。这两个人回到香河，派人到各村串联煽动。20日早晨，约两千多名被鼓动起来的民众聚集到县城门口，武宜亭到场指挥。两名日本浪人带领部分胁从者，撞开城门，涌入城内，县里的警察鸣枪弹压，将城门关闭，民众大部分散去。

第二天，河北省主席商震调了一个保安中队到香河。日本使馆借口有日本人参加闹事，也从北平派出二十多名宪兵，开赴香河，蓄意扩大事态。下午，日本宪兵的汽车穿城而过，武宜亭等人的暴乱队伍，随之蜂拥而进，占领县政府机关，接管县城四门的警戒。武宜亭很快拼凑了一个“县自治会”主持县政。

国民政府命令商震“妥为处置”。商震派刘耀东到香河任代县长，武宜亭设了个鸿门宴。酒宴上，日本“代表”西村向刘耀东索取省政府的委任状来看，接到手里看也不看，就将委任状撕毁。刘耀东抗议，武宜亭的人一拥而上，打得他大呼救命。刘耀东的三名随从拔枪登楼，武宜亭一伙同时开枪，随从一死两伤，后来有一名在医院死去。刘耀东被扣押监禁。随后，武宜亭率领手下挖掘战壕，准备凭武力顽抗。

几个月后，日本陆军部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认为事态扩大对日本好处不大，日军才放弃对武宜亭的支持。武宜亭这伙叛逆作鸟兽散，他本人逃进天津日本租界。中国的保安队开入香河城内，维持治安。一场由日本特务机关导演的“自治”闹剧，就此草草收场。

内毒侵蚀中国肌体(3)

土肥原是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想拉拢宋哲元，没有得手，便向冀东伸出黑手。冀东包括唐山、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和二十二个县城。土肥原企图利用汉奸殷汝耕在这里树立一个“自治”典范，打开一个缺口，实现分离华北的目的。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这次成功，“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

殷汝耕是国民政府的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手里掌握着冀东的大权。11月23日，他和土肥原在天津密谋一番，当晚就召集停战区各保安队总队长打招呼。第二天，他返回通县，连夜发表“自治宣言”，第三天便在通县宣布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殷汝耕的步子迈得这么快，连土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都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国民政府为了防止事态扩展，通缉殷汝耕，撤销滦榆和蓟密两个区的督察专员公署。但是，冀东处在“非武装区”，殷汝耕有日军庇护，南京政府对他鞭长莫及。殷汝耕有恃无恐，又将伪自治委员会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他的副手池宗墨，在第二年访问伪满洲国，吹捧伪满是“王道乐土”。伪满官员又回访冀东，互相安抚。日本的这个傀儡政府，成了日本分离华北的得力工具。

日本推行“华北自治”，毕竟触动了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利益。蒋介石开始用较为强硬的态度同日方谈判，不允许宋哲元等地方将领和日本交涉。宋哲元尽管不喜欢蒋介石，也不甘心做日本的傀儡。但他迫于日方的压力，还幻想着借日本人的力量来保住他在华北的地位，并没有断然拒绝日本的拉拢。

所以，蒋介石还得做宋哲元的工作。12月4日早晨，何应钦在北平与宋哲元举行会谈，讨论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宋哲元表示愿意听何应钦的。但是日军马上警告他：不要背离日方走得太远。宋哲元在第三天早晨突然宣布到西山“休息”，留下秦德纯和萧振瀛与何应钦周旋。当天，十五架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旋，撒下殷汝耕要求宋哲元响应“自治”的公开信。

情况到了这个地步，何应钦和秦德纯、萧振瀛商定，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12月6日，萧振瀛跑到天津，向土肥原和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通报这个方案，征得了日本的同意。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文告，表明“美国对于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

国民政府没有顾忌美国的态度，第二天再次对日本妥协，批准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一个在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它的委员们，相当一部分是亲日分子和汉奸。它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由亲日分子把持，并有日本人当顾问。它在行政上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关系，在经济上截留所有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收入，还满足日本对华北各种资源的需求。

日本大特务盛岛角芳在内蒙古加紧活动，1934年夏天向要求“高度自治”的德王许诺：日本将送给他两千支步枪。几个月后，土肥原也出马来拉拢德王，密切了日本和他的关系。

德王得到伪满察东警备司令李守信和关东军特务植田的帮助，1935年1月从内蒙东部招兵买马，建立了一个团的武装，德王的心腹宝贵廷任团长，暂时在李守信那里秘密训练。关东军派出特务机关，在苏尼特右旗设立电台。从此，德王与日本的勾结，有了正式的固定的渠道。

不久，关东军派人通知德王：“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合作。”关东军给德王赠送了一架飞机。日本“满铁”总裁也给德王送来电影和照相器材。8月，板垣征四郎一行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12月，德王应关东军邀请，到达长春，与司令官南次郎等人会谈，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关东军送给德王五十万元日币和五千支步枪。德王从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确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

同一个月，李守信的伪满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哈尔东部八个县，控制了八个旗，德王随即在察东成立“察哈尔盟公署”。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自己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5月12日，德王任总裁的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成立，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德王正式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奸。

日本用刺刀在中国扶植起三个傀儡政权，溥仪、殷汝耕和德王被日本主子拴在一起，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

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国难当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把日本灭亡中国的侵略意图，看得明明白白。在这种时候，中国当局者和一些西方政治家，还不能充分认识日本的野心，他们的洞察力，也许还不如中国一个普通的百姓，这种现象，实在是令人费解。中国民众空前高涨的抗日救亡的热情，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暂时也没有获得西方国家的理解。

中国的红色政党和红色政权，在时局维艰的岁月里，和广大民众一样，处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但是，中国共产党冲破险阻，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进行着长期不懈和艰巨复杂的斗争。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在反日统一战线之内。

中国人迫切需要抗日的武装。同一年7月7日，寻淮洲和粟裕等人领导的红七军团，奉命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八天后，中国的红色政权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要把军队开上抗日前线。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在纷繁复杂、险恶重重的时局中，湖南人毛泽东精辟地认识到，抗日救亡运动已经进入高潮，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这位远见卓识者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同年10月1日，一篇著名的宣言由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出，刊载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一切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和团体，一切关心祖国的华侨和国内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同一个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共产党和红军连续发表抗日宣言，反对蒋介石出卖中国。中共中央从12月17日起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制定政策。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系统阐明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瓦窑堡会议以后，忙于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先后给蔡元培、许德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和杜斌丞写信，表示支持他们的爱国活动，提出今后工作的希望。毛泽东在写给许德珩的信中说：“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中共中央北方局支持和领导学生的爱国运动。12月9日，北平学生长期被国民党当局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六千多名学生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卖国，反对内战，要求抗日，要求民主。学生游行队伍经过西单时，遭到军警阻拦和野蛮镇压，一百多名学生受伤，三十多名学生被逮捕。

第二天，北平学联做出反应，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生的爱国运动持续到16日。国民政府原订在这一天举行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在这一天发动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清晨，北平的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举行三万多人的市民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几万人示威游行，当局再次调动军警镇压，四百多名学生被大刀砍伤、刺伤或被棍棒打伤，三十多名学生被捕。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只好延期到12月18日举行，而且“大会”开得又小又短，包括新闻记者在内，只有三十多人与会，从开会到散会，只有二十几分钟。

北平学生的行动影响了全国。在北平附近的天津，在江浙地区的上海、南京和杭州，在华中的武汉，在华南的广州，在中原的开封，在太行山东西侧的济南和太原，都有爱国学生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海外侨胞立即向国内学生组织发出电函，赞扬他们的爱国精神，誓为他们的后盾。

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了成立大会。到当年暑假，北平民先队员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后来，全国各地有三十多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在巴黎、东京和缅甸等地，也有了民先队组织。

上海成立了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领导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沙千里等。救国会发表宣言，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蒋介石容不得这样的组织，当局在11月23日逮捕了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和王造时，史称“七君子事件”，震动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政府，营救运动声势浩大。宋庆龄、何香凝和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爱国入狱运动”。他们说，如果爱国有罪，他们愿与七君子同受处罚；如果爱国无罪，他们则与七君子同享自由。宋庆龄等人前往苏州，请求入狱。国民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在“七七”事变后释放了七君子。

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2)

文化界也致力于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真面目。中共领导下的“左联”，抗议日本侵略，呼吁国际社会支援，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二十一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共同签署一份宣言，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

文化界实践了他们的宣言。一些小说家写出脍炙人口的抗日作品，阳翰笙写《义勇军》，肖红写《生死场》，萧军写《八月的乡村》，艾芜写《咆哮了的许家屯》。剧作家田汉写《乱钟》，诗人蒲风写《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和崔嵬写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衍写报告文学《包身工》。音乐家聂耳创作《大路歌》，歌词作家孙慎写《救亡进行曲》，麦新写《大刀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传遍中华大地，以强烈的感染力，激励中华民族起来抗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日子过得并不风光，一言一行都必须听命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规定了他与日本天皇的关系，“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然而在中国人眼里，溥仪甚至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只是一具木偶而已。

关东军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实行法西斯统治。他们在东北建立宪兵队，东条英机曾任宪兵司令官。日本间谍网遍及全东北。他们让伪满政权建立庞大的军警宪特暴力机构，在各地设立秘密据点和秘密监狱，专门刺探抗日情报，侦破抗日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活动。

关东军不断以“治安肃正”为名，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建立“集团部落”，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聚居在指定的大村落，切断民众和抗日武装的联系，断绝抗日武装的物质支援。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实行户口调查制度，一家犯法，九家连坐。铁路两侧沿线五百米以内不准种植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以利于镇压抗日武装。

“集团部落”中央设有日伪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监视民众的一言一行，限制人身自由，到处抓人、打人、杀人，随意闯入民宅，强奸和轮奸妇女。“集团部落”生存条件太差，大批民众病死、冻死、饿死。整个东北，“集团部落”残害着五百万民众。

伪满政府公布了五十多种“罪行”，说一句“我是中国人”就是“政治犯”，吃一口大米也成了“经济犯”。日伪还搞“大检举”，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被军警宪特逮捕和杀害。

日军还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研究所。1935年到1936年间，日军根据裕仁天皇的密令，在东北建立了两支细菌部队，即“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他们用动物和活人做实验，每月能培制出三百公斤鼠疫菌和几千只专门用作传播细菌的跳蚤。他们制造的细菌武器，先后在东北、浙江和湖南等地使用。

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是关东军司令官批准的。这些活人，有中国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有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他们被称为“原木”，意思是可以任意宰割。活人实验名目繁多，手段残忍。如果他们在实验后还活着，就会一直被折磨到死。第七三一部队细菌作战部长川岛清后来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他还供认：“第七三一部队驻平房五年时间内，通过这个工厂，至少有三千人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

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组织武装抗日斗争需要无畏的勇气和钢铁的意志。中共满洲各级组织是坚强的抗日核心，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的“一二·六”指示，坚持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杨靖宇向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提出的建议，在1934年11月7日有了结果，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下辖两个师。12月间，李红光的第一师趁着鸭绿江封冻，袭击朝鲜境内的罗山日军据点，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新年1月11日，杨靖宇率领军部埋伏在红土崖东面十五公里的地方，歼灭伪靖安军一个骑兵连，缴获几十匹战马，装备教导团。军参谋长朴翰宗在战斗中牺牲。

东北抗日武装的领导人几乎都要面对日军的枪口。5月末，第一师在桓仁县样子沟与日军交战，李红光负伤牺牲。继任师长韩浩不久也在作战中为国捐躯。

这一段时候，伪军头子邵本良，又在跟杨靖宇较劲了。

这年8月份，杨靖宇决心集中主力打柳河，歼灭邵本良的家底老七团。邵本良嗅出味来了，急忙从三源浦向柳河增兵。杨靖宇下令暂停攻城，将部队西撤。

杨靖宇一撤，邵本良就跟了过来。两天后，两军在一条山岗上交战。邵本良没占着便宜，但他像狗皮膏药似的紧紧粘上了。

杨靖宇带着部队来到柳河县黑石头，一看地形不错，下令停下，预设埋伏。邵本良只顾催着手下往前追，把手下二百来人的队伍，加上日本人刚给他的一门小钢炮和几挺机关枪，都送进了杨靖宇的口袋。

邵本良准备找杨靖宇报仇。杨靖宇不用他找，自己找上门来了。他通过邵本良的马夫知道，邵本良的老七团要从孤山子移防八道江，军需给养由刘副官带一个连护送。杨靖宇在他们必经之地朝阳沟设伏，消灭了伪军，截下几十辆大车，还抓住了邵本良的小老婆。邵本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二年2月，杨靖宇接到内线报告：邵本良住在热水河子的伪军团部。他派出一支二十五人的小分队，半夜1点多钟袭击了伪军团部，邵本良当晚不在，躲过去了，但伪军副团长以下六七十人，连同武器、粮食和布匹，都落到杨靖宇手里。

3月上旬，内线又送来消息：邵本良向日军的三毛司令官夸下海口，说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东边道一带的人民革命军。日军相信他的能耐，给了他一个迫击炮连，还答应派飞机支援作战。

杨靖宇第二天就开始训练部队，科目是轻装、换军衣、全副武装爬大山。4月初，部队在龙岗山西麓歼灭了伪军奉天骑兵旅一部，邵本良的部队跟了上来。战士们一听说邵本良来了，准备与他决战。但是，杨靖宇的命令不是“打”，而是“走”。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2)

杨靖宇下令走，战士们就走。这一走就好像停不下来了：走了一夜，又走了一夜。有的人想不开了：怎么老是走？到底什么时候打？

杨靖宇告诉大家：“没利的买卖我们不做。敌人胃口很大，计划吃掉我们第一师和军部，然后吃掉第二师。他们把山海关地区的日军和奉天野炮营都调来了。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走’和‘拖’！”

日伪一见杨靖宇光走不打，便调集兵力包围老秃岭子地区的第一师，想来个围点打援。杨靖宇将计就计，不顾连日倾盆大雨，率部向老秃岭子急进。邵本良以为杨靖宇上了圈套，鼓足了劲在后面猛追，连飞机也出动了。没想到，杨靖宇牵着伪军在老秃岭子转了一圈，扭头又走，第一师趁机跳出了包围圈。

杨靖宇率领军部和第一师在佛爷沟门会合，休整几天，又传下令来：走！部队开始兜圈子，今晚向南走五十里，明晚向北走六十里，后天又不知向什么方向走了一夜。一连几天下来，许多战士走糊涂了，悄悄议论：“怎么搞的？咱们是不是让敌人给围住了，走不出去了？”日伪高兴了，在报上说：“共匪南北蠢动，难逃天罗。”

4月中旬，杨靖宇的部队又以每天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速度向西急进，邵本良穷追不舍。有时，部队刚准备吃饭，邵本良就追上来了，杨靖宇又下令走。一路上，他让战士们扔下衣服和物品，有时借老乡家的碗筷来不及还，就留下一张纸条说：“老乡们，情况紧急，所借之物，没工夫还了，请你们自己认自己家的东西吧！”邵本良得意了，以为杨靖宇已被他追得斗志涣散。

4月底，杨靖宇带领部队来到本溪以东的赛马集山区。拂晓，杨靖宇集合部队讲话：“咱们一连走了二十多天，现在不走了。这里是高山隘路，居民不多，敌人也被我们拖疲了，咱们该打了。咱们就在犁树沟摆下一个口袋阵，让邵本良来钻。”

战士们顿时来了兴致，连夜构筑好工事，静等着邵本良到来。

第二天上午，邵本良和他的日本顾问英俊志雄，带领一个先头营，一头钻进“口袋”。负责扎口的第一师第三团，立即把伪军后路切断。邵本良命令伪军往沟里冲，很快就被“口袋底”上的第六团堵回来。杨靖宇命令教导一团和少年营将伪军拦腰斩断，又命令部队端上刺刀冲下山去，沟里到处是“活捉邵本良”的喊声。

坚守北面制高点的少年营营长见下面打得热闹，忍不住带着队伍冲下山去抓俘虏，山头上只留下一个班。邵本良到底是个打仗的老手，一眼就发现了“口袋”上的这个薄弱点，带着人拼死夺下这个山头，从“口袋”上打出一个“洞”来，拖着一条被打伤的瘸腿逃走了。英俊志雄躺在死人堆里装死，居然也逃了出去。

邵本良回到沈阳，治好了伤，又带着一个团和三个月的军饷，准备返回八道江。杨靖宇得到情报，在他的必经之地布下埋伏。战斗打响后，伪军五十多人伤亡和被俘。邵本良扔下战马，到一户朝鲜族老乡家里抢了一件衣服，再次化装逃脱。日本顾问则死在乱枪之中。

邵本良再也没有机会和杨靖宇较量了。他失去了日本主子的信任，被日本军医毒死在沈阳陆军医院。

杨靖宇的部队越战越强，在7月份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1933年冬和1934年春，日军两次调集兵力大规模“讨伐”东满抗日根据地，东满游击队受到很大摧残。在日军的“第二期讨伐”中，童长荣重病在身，指挥部队突围时中弹。朝鲜族女战士崔今淑和警卫员一起，冒着弹雨将他背出重围。但他流血过多，牺牲在二十七岁的风华岁月。

日军的“讨伐”和党内的“左”倾错误，使东满党组织和游击队陷入严重困境。满洲省委派魏拯民急赴东满解决问题。省委强调，党领导的部队，必须与坚持反日的各路武装结成统一战线。

魏拯民组织抗日武装大联合，1935年5月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就任军长和政委。他们留下部分兵力在安图和汪清坚持原地的斗争，将主力分成三路，向外线发展。

远征的第二军一路寻找战机。一天夜晚，安凤学率领第一团的三百多名战士穿过密林，沿着铁路推进到哈尔巴岭车站附近，靠近铁路埋伏下来。

深夜1点多钟，从敦化方面开来的一辆日军警备专用装甲车疾驰而过，在战士们眼前卷起一阵旋风。装甲车一过，几名战士跃上铁道，把大约二十多米长的铁轨挪下路基。过了半小时，从大石头方面发出的二○二次特别列车，吐着浓烟，卷着疾风，呼啸而来。车厢里，几百名伪军军官酣然入睡。突然一声巨响，车头摔下铁道，后面的车厢脱轨倾覆，爆炸起火。

第一团战士们向列车发起进攻，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日军护路部队和押车小队抢占了最末一节车厢，负隅顽抗，几挺机枪断断续续地扫射。战士们把手榴弹扔过去，日军的机枪炸成了哑巴。车厢里传出来号叫声，残敌夺路逃命。战士们登上车厢，把他们押下列车。

战斗结果，俘获十三名日伪军官，缴获十支手枪，还有一些军用品和大量伪钞。满铁株式会社主办的伪满《协和》杂志声称：哈尔巴岭列车颠覆“是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3)

8月底，第二军两个连一百五十人，与第一军第二师在那尔轰会师，东满与南满党组织和两军携起手来，密切协同作战。

王德泰的第二军在1936年2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成为东北抗日武装中最先改编为抗日联军的部队。不久，杨靖宇的第一军和王德泰的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总司令部，杨靖宇、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出任正副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由赵尚志领导，他手下有一位三十岁的四川女子，名叫赵一曼，任第一师第二团政委。战士们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亲切而尊重。

赵一曼的人生只有短促的三十一个年头，却是充满传奇色彩。她一生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在日军占领下的东北从事抗日活动。

战场上女性总是引人注目的。赵一曼在珠河游击区作战，哈尔滨的伪满报纸刊登关于她的报道，说她“红枪白马”，神乎其神。其实赵一曼身体消瘦，而且病弱，在残酷的战争中经受磨砺。

1935年冬天，赵尚志率第三军主力远征，赵一曼的第二团留在珠河，被日伪军包围。第二团五十多人，与五百多名日军在春秋岭激战一整天，击毙日军机枪队长谷清一大尉以下三十多人，第二团只剩下十多人，团长王惠同负伤后被俘。

赵一曼指挥部队突围，和敌人对射时左手手腕中弹。她在村子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起身迎战，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流血过多，昏迷后被捕。

她被押到哈尔滨的伪警务厅，日本人用酷刑逼她的口供。日军从她口里听到的，全部是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日本特务把竹签钉进她的指甲缝，用鞭子狠戳她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日本人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担心她死去会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

赵一曼的伤势刚有好转，日本人就来到病床前审问，还是没有结果。日本人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被她的顽强所感动，帮助她在深夜逃出哈尔滨，乘马车奔抗日游击区而去。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日伪反复折磨她一个月，只得到她一句话：“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日伪把她押到珠河县，绑在马车上游街示众，然后公开处决。她一路唱着《红旗歌》，英勇就义。

赵一曼的一首《滨江述怀》，写尽了这位中国女子的豪迈志向：

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的英魂激励着第三军的斗志。1936年3月，赵尚志率领第五团、第六团、少年连和保安营共三百多人，开始了西征。部队出发不久，不断有捷报传来。

4月初，他们攻占了松花江北岸的军事要地舒乐镇，俘虏日伪军一百多人，缴枪三百多支。此后不久，在依兰县八浪河谷消灭不少日军，把一个伪军连和一个伪警察队缴了枪。夏初，他们顺利到达木兰县境，开展游击活动，收编了四十多支抗日武装，第五团和第六团的实力迅速发展，扩编为第五师和第六师。

西征部队像一股强劲的旋风，扫过之处，日伪胆寒。日军迅速调集重兵到滨北线一带，企图消灭赵尚志的部队。赵尚志避免正面作战，改变原定的西征计划，率队迅速返回汤原根据地。

几乎就在同时，第三军的另外四个团在松花江南岸打游击，实力增加，扩编为四个师。这样，第三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从原来的六个团变成了六个师，游击区遍及松花江南北两岸的二十多个县。8月1日，他们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抗联第三军相继采取收编和扩建的办法，很快新建了四个师，总兵力达到六千多人。

“九一八”五周年到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要求抗联部队突破日伪的秋季“大讨伐”，开辟龙江腹地为中心的新游击区。赵尚志率领五百多人的骑兵部队，突破日伪军的围追堵截，先在庆城与第九师会合，于12月间到达铁力，与第六师会合。日伪出动大量兵力“围剿”赵尚志的部队，想把他们赶到山里去，把他们冻死饿死。

赵尚志的队伍连夜向山里行进。日伪军坐马拉雪橇追赶，很快就接近了第三军后卫部队。第六师第七十三团抢先开枪，战斗立即打响，战士们在副团长杨宏杰指挥下，将日伪军打了下去。

赵尚志知道日伪军还会追上来，传下令去：火速前进，甩掉敌人！战士们立刻加快脚步。但是，不多一会，赵尚志下令停止前进，班长以上的干部立即开会。一走一停，战士们摸不着头脑。

赵尚志一直在想，他的部队靠两条腿走路，日伪军坐马雪橇追赶，迟早会追上来。三十六计，走不是上计，找个地方打他们一下才是上策。他一刻不停地留心周围的地形。当他看到一个名叫冰趟子的地方，眼睛突然一亮：眼前有四座伐木工人住的大木营，足可以容纳几百人。

赵尚志指着冰趟子对干部们说：“你们看见了吧，这四个大木营挺坚固，可以固守；沟两边是山林，可以埋伏；那边的沟口很窄，可以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咱们就在这里等着敌人，好好揍他一顿！”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4)

抗联停止行军，日军和伪军分两路追了上来。伪军进了沟，走到一半，发现有埋伏，仓皇撤退。部队打死了一名伪军中队长，其余的连忙逃跑。这边刚打完，对付日军的第六师那边响了几枪，赵尚志带领部队去增援。到那里一看，日军已经跑了。两名哨兵报告：他们坐在荒草丛里放哨，二十多张雪橇拉着一百多名日军来了，直到很近才发现。他俩站起来连开几枪，日军吓了一跳，征来拉雪橇的马没受过训练，受了惊，掉头就跑，日军丢下了几件衣物和军毯。

赵尚志说：“那边的伪军刚让咱们给打跑了，今天不敢再来，这边的鬼子一会还要来报复，咱们在这里打他一家伙！”

傍晚，日军果然来了，大概有二百多人，老远就跳下雪橇，跑步向马架子冲来。赵尚志把六挺机枪集中在一起，架在围墙上猛射。日军倒下一片，其余的趴在地上还击，还不时发起冲击，都被打退。看来，日军要和抗联决一死战。

天渐渐黑了，越来越冷，刺骨的寒风吹得战士们隔一阵子就得到马架子里取暖，不然食指就没法打弯抠扳机。日军趴在冰上，不断得到增援，一雪橇一雪橇的日军从远处奔来。抗联有六挺机枪居高临下扫射，日军怎么也冲不过来。日军指挥官很恼火，几次挥刀督战，都没成功。但他们坚持不撤退，老是想冲过来和抗联拼刺刀。抗联战士的步枪上没有刺刀，决不能让日军冲上来。

天黑以后，战斗仍在继续。气温急剧下降，到了零下四十多度，北风呼啸，吹得积雪直冒白烟。渐渐地，有些枪冻得打不响了，战士们跑回马架子烤烤火，出来再打。后半夜，日军枪打得少了，可还撑着不撤，抗联组织几个小分队轮流出击，从侧翼打日军，打几分钟就回来烤火，另一个小分队再出击。就这样一直打到拂晓。

天渐渐亮了。这一夜，日军死伤不少。赵尚志决定撤退，不再跟日军纠缠。部队撤到山上，天已大亮，往下一看，到处是日军的尸体、武器和装备。日军遭到重创，眼睁睁在山下看着抗联撤退，不来追击。

冰趟子战斗，抗联伤亡七八个人，日军死伤四百多。

密山游击队和李延禄的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在1934年底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第二年，当赵一曼被俘的消息传到吉东地区时，李延禄获得情报：日军下一步就要来“围剿”第四军了。他将部队分成两路，自己带一路西去方正和依兰，开辟后方游击根据地，胡仑带一路向北游击，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李延禄带领部队到达方正，不久就听说第三军来了，很是高兴，急忙带着第四军军部来到三家子屯。当时张寿篯正患肺病，听李延禄讲起他去关内寻找党中央的经过，以及中央特派员吴平帮助第四军建军的情况，立刻打起了精神。

当晚，两个军的领导人一夜没睡，情绪高昂。他们谈到吸收谢文东的部队扩编为第六军，谈到吸收刁翎附近李华堂的部队编为第七军，还决定拔除南刁翎的日伪据点。

9月10日，李延禄派出联络员，分头联络他手下的第一师和第三师，以及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通知大家都来五道河子报到。

五道河子有座炮楼，住着一个伪警备排。炮楼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第三军干部一听李延禄通知大家到五道河子开会，疑惑地发问：“为啥把开会地点选在那里？”

李延禄说：“那里安全！”

第三军的人睁大眼睛看着李延禄。李延禄笑了笑，给他们讲了这样一件事。

第四军刚到方正时，曾想在北刁翎建立游击根据地。驻北刁翎的伪警备营营长，早就听说他们的旅长与李延禄签了秘密协定，对李延禄不敢怠慢，派一名心腹代表他去见李延禄。会见当中，有人进来报告：五道河子的伪警备排排长，带着几个人去依兰，在路上被第四军抓住了，缴了他们十几条枪，人都押到村里来了。

李延禄一听，马上到另一间房子召集干部们开会，研究如何处理这几名俘虏。组织部长朴风南等人说，俘虏的人马可以放回去，但枪必须留下。大家问军长是什么意思，李延禄说：连人带枪都放回去！

很多人问他：难道还让这些伪军拿着枪去给鬼子当差吗？

李延禄说，既然我们和伪警备旅之间有秘密的停战协定，我们就应该遵守。那个伪排长，如果我们缴了他的枪，再把他放回去，他肯定会被撤职，倒不如把枪还给他们，这样在五道河子就有了一个秘密关系。

大家最后同意了李延禄的意见。伪排长接受了李延禄提出的条件，保证以后只要第四军的部队经过五道河子，他可以把村子让出来给第四军住宿，还可以带着伪军为第四军巡逻和警戒。

李延禄把伪排长带到伪营长的代表跟前，对他们宣布说：“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伪军，只要是不甘心给日军当走狗，为生活所迫当了伪军，我们是可以谅解的。”然后，当着他们的面，把枪还给了伪军排长。

一见这情景，伪营长的代表高兴地说：“贵军这种光明磊落的大义，我回去一定宣传；我们以后决定和贵军秘密合作。”后来，北刁翎的伪军果然与第四军建立了秘密关系。

伪排长回去以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这样，五道河子就成了第四军最安全的宿营地。每当他们开进去，伪排长就带着手下出发巡逻，村子里只留下通讯员守电话。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5)

第三军的人听了这件事，都说第四军建立这种“内红外白”的关系，非常有意义。如果第三军能在哈东建立这种关系，行军时还用住露天吗？不也可以像第四军的同志一样睡热炕头了吗？

第三军和第四军决定攻打南刁翎。李延禄的老朋友孟泾清送来地方党委得到的情报：日军马上就要对抗联进行大规模“讨伐”。孟泾清说，在林口驻有一个联队的日本骑兵，南刁翎这面一打响，林口的日军就可能出动。

李延禄和张寿篯一听，很快做出决定：在拿下南刁翎之后，趁林口的日军出援时，再袭击林口，把日军的注意力引向东方。

攻打南刁翎的战斗打响了，联军部队举着红旗登上围墙。这时，联军驻扎在镇外的营房突然中炮起火，很快燃烧起来。

火越烧越大。驻扎在南山顶上的谢文东，以为联军攻击失败，形势不利，带着部队撤走了。他只愿分享胜利果实，不愿承担一点风险。

战斗形势其实对联军有利。经过激战，联军占领了南刁翎，打死打伤七十多名伪军，缴获一百多支枪，迫使伪保安队一百多人反正，最后，伪警备营也投降了。

攻下南刁翎的当晚，李延禄和张寿篯接到报告：林口的日军出援了。近日秋雨连绵，柴河暴涨，日军马匹无法过河，只好把马都留在林口，变骑兵为步兵。

李延禄他们在刁翎留下一个营，让第四军一个团撤出土城子，向刁翎靠拢，等日军一到达，就派兵袭扰他们后方，使日军搞不清联军主力的所在。联军部队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急行军赶赴林口。

联军攻进林口时，发现已是一座空营。留守的日军全跑了，只有三百多匹不会说话的战马，用吃惊的目光望着这些陌生的来客。它们成了联军奔袭林口的战利品。但是，有些马不肯过河，大家连打带哄，让一百多匹马过了柴河。

不久，李延禄的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

周保中在抗日作战中名气越来越大。他在1934年2月召集绥宁地区各反日部队领导人开会，一呼百应，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王汝起和裴振东等人都来了。会议决定将各支抗日武装联合起来，共同对日作战。

日军最怕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绥宁反日同盟军一成立，日伪就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收降山林队”，企图孤立反日同盟军。日伪在1934年秋季发动大“扫荡”，兵力以日军为主，加上从辽宁调来的伪靖安军，四面包围，重点进攻。日军实行经济封锁，强迫山区农民搬家，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

日伪的宣传动摇了一些人的意志。有一天，李荆璞和于洪仁正在吃午饭，几个叛徒闯进来，把枪瞄准了他俩。

李荆璞坐在炕外边，没来得及反抗，两手就被叛徒们反绑起来。于洪仁坐在炕里头靠窗台的位置，叛徒们难以接近。他平时练就一手好枪法，只要从身上摸到枪，出手就响，百发百中。他伸手摸枪，还没来得及出手，叛徒们的枪就响了。这位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没有死在日军的枪口下，却死于几个叛徒的突袭。

叛徒们杀了于洪仁，将队内所有党团员统统缴械，还虏走了五十多人去当土匪。李荆璞因有陶净非等人保护，才幸免于难。

李荆璞和于洪仁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工农义务总队大伤元气，中共宁安县委不久又将它恢复起来，还是李荆璞任队长。

日伪军没能把中共的队伍打下去。周保中在1935年2月牵头成立了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和柴世荣分任正副军长。第五军编成两个师，每师三个团，共有九百多个人，八百多条枪。李荆璞和傅显明分别任第一师和第二师师长。

第五军紧接着第二军之后打出东北抗日联军的番号。当时吉东地区面临着日军的大“讨伐”，形势非常险恶。周保中将第五军主力撤出绥宁，转战于中东路南北。傅显明率领第二师两个团到达密山，他自己在战斗中牺牲，王光宇继任师长，部队继续前进。第一师从额穆县向镜泊湖一带转移，与日军在莲花泡发生激战。日军使用毒气，第一师伤亡惨重。

周保中见原定计划难以实现，命令第一师向中东路东段道北转移，只留两个团与军部一起继续在宁安活动。第一师和第二师在穆棱、宁安和林口等地打了许多胜仗，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队伍得到补充，战斗力很快恢复。第五军留守部队也是连战皆捷，缴获甚丰。

1937年1月下旬，柴世荣得到情报：日军驻后刁翎的三百六十多名步兵，强征当地居民雪橇两百多张，准备撤往林口。

柴世荣揣摩，如果只是三百多名日军向林口调动，七十到八十张雪橇就够用了，为什么需要两百张雪橇呢？看来，他们除了兵员，还要带大量的军用物资。这样，他们的行动会比较笨拙。柴世荣决定在大盘道打一次伏击。

部队在27日晚秘密出动，第二天进入预定阵地。大雪天，地上白茫茫一片，战士们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用冰雪筑成的掩体后面，眼睛盯着前方。直到中午，还不见日军踪影。性急的战士耐不住了，说：“大雪天的，跑这里白来挨冻了，哪来的敌人？”

柴世荣传下话来：“忍着点，鱼儿一定会上钩。发现敌人后，大家要听从指挥，猛打猛冲。”中午12点半，日军来了。前头是五十名尖兵，坐在八九张雪橇上，冻得缩手缩脚，根本顾不上警戒，很快进了包围圈。紧接着，后面的大队日军也都进了埋伏圈。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6)

柴世荣发出攻击信号，战士们把雨点般的子弹射向日军。下午4点钟，战斗结束。日军官兵全部被歼，第五军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接着，柴世荣指挥部队夜袭前刁翎。2月末3月初，周保中和李华堂指挥抗联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八军和第九军，共同围攻依兰，歼灭三百多名日军，缴获了大批物资，打乱了日军春季大“讨伐”的部署，冲破了日军的交通封锁。从此以后，在伪三江省地区，出现了抗联战士“骑大马、逛大屯”的新局面。

夏云杰和戴鸿滨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人多枪少。1934年2月的一天上午，戴鸿滨率领六名队员，揣着两支手枪，化装成农民，混入鸭蛋河街。鸭蛋河区委书记李风林和他舅舅佯装吵架，两人满脸是血，撕打着向伪自卫团大院走去，说是要到“衙门”去评理。戴鸿滨等人跟在后边“拉架”，一行人热热闹闹，闯过哨兵的拦阻，进入伪自卫团大院。

伪军官兵看见有人打架，幸灾乐祸地喊：“出来看！出来看！出来晚了看不见！”戴鸿滨见人都出来了，便亮出手里的“家伙”。伪团长高魁一见就傻眼，让团丁把十四支枪全部交出来。

戴鸿滨缴了枪，让大家立即占领炮台，封闭大门，把十三个前来开会的反动地主缴了械。这次收获，游击队员人人都有枪使了。

夏云杰又派人去找大地主张传福。张家有三百多垧地，还开着粉房和油房，小日子过得挺兴旺。张传福1933年接受日伪任命，担任太平川伪自卫团的团长。他看到日本人当众强奸妇女、劫掠财物，残忍地屠杀爱国民众，心里十分惭愧。

张传福对夏云杰的代表说：“我迟早是要抗日的，但是——请二位给夏队长捎个口信，告诉他，第一，我张传福从今身在曹营心在汉；第二，要我公开出来抗日，得由抗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我谈谈。”

日本人和汉奸却对张传福有了戒心。日本守备队把他传到县城，一进门，日军队长就用战刀在他背上砍了几下，然后打他两个耳光，接着就命令他带队去“讨伐”游击队。

伪县警察大队长廉秃瓜子也来整治张传福，用马鞭狠狠抽打他，又指挥手下把他打了一顿。

张传福从没吃过这样的亏，铁了心要去参加游击队。他的这些举动，早有人报告给夏云杰了。戴鸿滨去和张传福会面，让他等到时机成熟，就把队伍往外拉。

1934年农历十月二十九，张传福认为时候到了，派人给游击队送信。他把队伍集合起来，以搜山为名，直奔北面山里而去。张传福带着人来，游击队人多了，装备也得到改善。张传福让家里人卖掉家产，为游击队买了六十多套棉衣，还有价值一千二百块现大洋的机枪和手枪。

还有一个刘铁石，是自己找上夏云杰的。他二十七岁就当上了汤原县教育局局长，心高志大，有心在若干年后跟蒋介石竞选总统。他正要大展宏图，日本人的枪炮打碎了他的美梦。他辞去职务，想起了总在教育局门口卖香烟的夏云杰，觉得这个生意人非同寻常，来历不浅。

刘铁石在1933年夏天找到了夏云杰，提出要跟队伍走。夏云杰说：“你现在还不能来，要继续留在地方上，利用你的社会关系和威望，动员更多的人抗日。”

日本人怀疑刘铁石为游击队服务，把他抓起来，他家里人卖了二十多石黄豆，才把他保了出来。刘铁石出狱后又去找夏云杰，要求加入部队。夏云杰说，游击队缺枪支弹药，最好能利用关系再给搞点。刘铁石说：“好吧，那我再回去干。”

刘铁石搜集枪支弹药，日军知道了，又要抓他。他悄悄地把家搬到一个小屯子里。搬迁后的第三天早上，他正在家里吃饭，小儿子从外边跑进来，结结巴巴说：“爸爸，鬼子来抓你了，快跑吧！”没等小儿子说完，他就往门外跑，可是已经晚了，日伪军端着枪向他走来。

刘铁石知道，跑是来不及了。怎么办？一个日军劈头问道：“刘铁石的有？”刘铁石断定日军不认识他，便指着胡家窝棚的方向说：“那边，南边。”

日军带来的多数伪警察认识刘铁石，但他们没有丧失良心。跟在后边的两名翻译，其中一个叫赵东国的，向他递个眼色。赵东国对日军说了几句日本话，这伙人便朝西院走去。

刘铁石骑着马，一口气跑到河东。夏云杰派副官孟尝君带十几名战士去接他。到了游击队，夏云杰派他担任了军需官。

夏云杰身边聚集了四方豪杰。1935年12月，赵尚志的第三军和李延禄的第四军相继到达汤原，与夏云杰的部队会师。

赵尚志也擅长搞统一战线。他在酒桌上交朋友，说服了驻亮子河金矿的一个伪军连长，带领全连交出了武器。赵尚志和李延禄一商量，决定把这两挺轻机枪和一百多支步枪全部送给夏云杰。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力量进一步增强，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

这时候，汤原县成了抗日队伍云集的大兵营。李延禄、张寿篯、夏云杰、李华堂、谢文东和冯治纲等人，带领人马，齐聚汤原县吉兴沟。大家决定组织东北反日联合政府，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任总司令。

联合军总司令部很快就分派作战任务。夏云杰奉命带领第六军主力去打鹤岗，张寿篯指挥留守部队收拾盘踞在老钱柜一带的日伪军。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7)

老钱柜在小兴安岭腹地汤旺河畔，是伐木场把头给工人开支放粮的地方。日军占领汤原以后，用重金收买了以于四炮为首的一伙胡子，组成了伪汤原县森林警察大队，还给于四炮配了七个日本指导官，他们的老窝就设在老钱柜。

于四炮一伙进驻老钱柜以后，抓劳工、征牲口，为日本人伐木，仗着山道熟、枪法准，经常偷袭抗日队伍，严重威胁着抗日根据地的安全。赵尚志决心铲除这颗毒瘤。

可是，老钱柜不好打，于四炮难对付。张寿篯只有二十多名警卫战士，武器差，战斗经验不足，和于四炮手下一百多名装备精良的伪警察比起来，相差悬殊。况且，他们还得远程奔袭八百多里，这仗怎么打呢？光凭第六军这点人手不够，就把汤原县洼区八十多人的游击连也拉上，人数与伪警察差不多了。但是，于四炮以逸待劳，装备占优势，他们有没有弱点呢？

张寿篯找到了敌人的弱点。于四炮正在汤原县城给傻儿子办喜事，老钱柜的伪警察群龙无首。还有，于四炮的战线拉得太长，各部分队伍互相照应不上。再者，这支新建的汉奸队伍还没吃过大亏，官兵傲慢，警惕性不高。

一个雪后初晴的下午，张寿篯带着队伍出发。他算好了，部队刚好可以在天黑以后到达于四炮的第一道哨卡查巴溪。

游击连长李风林带领战士们，突然出现在查巴溪伪警察大队的房子里，正在喝酒的两个家伙吓呆了，对着黑洞洞的枪口回答问题。

“汤旺河北岸有多少人？”

“有……四十多人。”

“头头是谁？”

“中队长黄毛、丁山……”

“有几个岗哨？”

“就一个。”

李风林和战士们押着两个伪警察，直奔河东北的那个大院套。风大夜黑，岗哨被李风林紧紧勒住脖子，来不及叫喊就倒下了。

李风林带着三十多人进了西院，张寿篯带二十多人进了东院，封锁所有门窗。东院里住的是中队长黄毛和丁山，张寿篯破门而入，他们正躺在炕上过大烟瘾。

“不许动！缴枪不杀！”

见过阵仗的黄毛偏要动，伸手抓起身边的烟灯，“呼”的一下扔过来，顺势一滚，就要去取挂在墙上的匣子枪。张寿篯甩手一枪打落烟灯，用枪指着炕上的几个家伙，再次喝道：“不许动！”与此同时，窗外捅进来一排枪口。

看到这阵势，再也没人敢动了。

东院的枪一响，西院的李风林马上动手，迅速缴了伪军的枪。

说难也不难，很快就结束了奔袭老钱柜的第一仗。但是部队已经比较疲劳。张寿篯下令暂不休整，立即奔袭南岔。他亲自说服黄毛等人，晓以民族大义，要他们配合行动。戴鸿滨叫战士们换上伪军服装。李风林深入套户，动员大家赶着自家大马拉的雪橇，支援部队行动。

张寿篯冲老乡们一拱手，热情地说：“麻烦大家辛苦一趟！”那些爱说话的老乡忙回答：“这说哪去了，打鬼子嘛，没啥说的。”不爱说话的人则憨憨地说：“打下老钱柜，不交人头费。”

张寿篯的队伍乘着大雪橇，顺着汤旺河连夜向南岔奔去。

突然，前面雪橇上的小战士，发现河床里有一团黑影迎面而来。

“嗳，那是什么？”他悄声问。

“是一张马爬犁！”

“深更半夜的，哪来的爬犁呢？”

“怎么办？”有人请示张寿篯。

“别开枪！”张寿篯吩咐道，叫赶雪橇的迎上去。

两头的雪橇很快迎头相遇。戴鸿滨带着几个战士走下雪橇，走到对面的雪橇面前，发现上面只有一个人。

“你是干什么的？”戴鸿滨问。

“我……我……”那人见眼前站着一帮带枪的人，显然有些害怕。

“这不是陈永家的小子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戴鸿滨认出那人是他的一个同乡。

那人一看是戴鸿滨，心里更害怕了，嘴上也越发不利落。他早就听说戴鸿滨参加了抗日的队伍。

“你别怕，”戴鸿滨看出了他的心事，“我们是打鬼子的，只要你说老实话，不会为难你。”

“我、我是五炮派来的哨兵，他正在后面巡视呢！说不定一会儿就能和你们走个顶头碰。”

他说的五炮，是于四炮的把兄弟，打猎的出身，枪法很准，在于四炮手下算是得力的干将，总负责查巴溪和南岔一带的哨卡，也就是伪森林警察大队里的第二号汉奸。

张寿篯他们一碰头，定下一个智擒五炮的方案。全队不再隐蔽行动，让赶雪橇的把鞭子甩得“叭叭”直响，大张旗鼓地向前开进。

李风林带着几名战士押着黄毛和丁山，坐在第一张雪橇上。他用枪顶着黄毛的后腰，说：“呆会儿遇上五炮，你就说是山下送粮食的爬犁。能办到吗？”

“能办到！能办到！”有人在后面“撑腰”，黄毛岂能办不到。

工夫不大，五炮迎面而来。相距二百多米时，五炮就叫雪橇停下，喊道：“什么人？”随后，便是一阵咔嚓的枪栓响。

李风林用枪一顶黄毛，黄毛立即喊道：“老五吗？”

五炮听出是黄毛，便问：“后面的爬犁是干啥的？”

“山下送粮食来的！”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8)

“他妈拉巴子的，怎么偏找这时候送来！”五炮说着，收起枪，赶着雪橇过来了。等他来到跟前，几支枪已经瞄准了他。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五炮糊涂了，既没动也没举手。黄毛开腔了：“老五，我们都交枪了，你也服了吧！”五炮这时明白过来，向四周看了一眼，便把枪交了出来。

五炮交了枪，不见有人搜腰包，也没有受责骂，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顿时大为感动。游击队要求他带队去缴南岔伪警察营地的枪，他满口应承。有头头领队，那里的伪军在天亮时就被解决了。

天亮后，张寿篯传下命令：就地生火做饭，休整一天，明天凌晨3点出发，直扑老钱柜。

凌晨3点一到，队伍准时出发，晚上8点多到了老钱柜。有五炮带路，于四炮苦心经营的营垒，一个接一个被端掉。最后，只剩下日本指导官森山还在他的屋子里抽大烟。

李风林绕过屋子外面的哨兵，突然出现在森山面前。他一眼看见墙上挂着手枪，飞步上炕去夺。森山蹿起来，将他拦腰抱住。年轻力壮的李风林用力一甩，森山便从炕上落到烧得通红的火炉上。

老钱柜名不虚传，里边的货着实不少。游击队缴获长短枪械一百多支，子弹三十多万发，大烟土一百多两，米、面几万斤。当然，还有一百多名伪警察和七个日本人。

赵尚志听说第六军打下了老钱柜，这位黄埔出身的总司令，决定把正在筹办的政治军事学校设在那里。学校办了没多久，却为抗联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学员从这里毕业后，一般都到各部队任师长或团长。

1936年8月，第六军由原来的四个团扩编为七个团，同年9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

秋天，抗联第六军开辟了依兰和桦川游击区。他们返回汤原根据地，积极筹备给养和服装，准备再次远征佛山，却在汤原西部的丁大干屯遭到日伪军伏击，夏云杰身受重伤。

那一天，太阳落山了，部队策马沿山间大道急驰。前头是尖兵少年连的李连长和两名战士，中间是夏云杰、刘铁石和吴副官，后面是少年连一百多人。尖兵过去时，埋伏在道路两侧的敌人没有开枪。等到三名领导人上山时，敌人枪响了，夏云杰从马上跌下，额上流着豆大的汗珠，脸色灰白，对刘铁石说：“老刘，赶快叫队伍往上冲，打退敌人，把我的尸首带回去，不能让敌人得去。”

战斗结束后，部队做了一副马抬担架，把夏云杰一气抬到古场沟山里的一间破房子里。夏云杰疼得冷汗直流，还对大家说：“你们先不要出山，明天一早回去把战场打扫了，把牺牲的同志弄回来埋上。”

大家把夏云杰抬到密营，准备送他去苏联治疗。夏云杰说：“路途太远，又难走，我们又没那个本钱，还是先在山里治治吧。”

部队无医无药，夏云杰疼得难熬时，刘铁石就用大烟给他止痛。一个夜晚，夏云杰睡醒一小觉，高兴地对刘铁石说：“老刘，我梦见日本人被赶跑了，我俩骑着马，走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彩旗和鲜花……”说着说着，泪水流满两颊，又说：“老刘哇，快把参谋长冯治纲找回来吧，研究研究这个队怎么办，我恐怕是不行了。”

11月26日，夏云杰永远离开了他亲手创立起来的队伍。

夏云杰牺牲后，戴鸿滨接任第六军军长。随后，将原来的七个团扩编为四个师。经过整顿后的第六军各师，战斗在松花江下游地区。

1937年5月，第六军主力部队远征海伦。汤原境内，只有参谋长冯志刚带着一百多人的留守团看家。就在这时，汤原中心县委接到一份情报：日寇要血洗汤原县，派来了十七名高级参事官。

冯治纲从县委回到留守团，告诉干部们：“县委决定，去打汤原县城！”

“打县城？就我们这一百多人，行吗？”干部们问道。

“擒贼先擒王，先下手为强。”冯治纲说，“趁敌人刚到，我们突然袭击，捣乱马蜂窝。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一个顶一百个，何况我们的人数还不止几百！”

干部们糊涂了：“哪有那么多人啊？”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冯治纲开始给大家分派任务。天黑以后，各乡的游击连、青年肃反队和农民自卫队都来了，大家才明白冯治纲的意思。各乡来的人，有的扛着土枪洋枪，有的拿着红缨枪，还有许多人手里提个煤油桶，身上背着盘蜂窝鞭炮。路有多宽，人有多宽，从四面八方向汤原涌去。

半夜时分，队伍来到汤原城外。内线把城门打开了，闪了几下红灯。队伍悄悄开进城，控制了大碉堡，缴了一个排伪军的枪，更夫们还在一声接一声吆喝“平安无事”。部队来到伪县府大院，分成两路，一路直扑日本高级参事官和伪县长的住处，另一路直奔日本守备队所住的东厢房。很快，县城里响起密集的枪声。当然，这枪声有多少是从铁桶里发出的鞭炮声，谁也说不清楚。

枪声响起，农民自卫队员和群众武装把日伪军牢牢地困在院子里，一边吆喝，一边放鞭炮，吓得他们不敢走出一步。

伪县府大院旁边住着三百多名伪军，抗联的内线让他们停止抵抗交了枪。东厢房里的四十二名日军还要顽抗，都被击毙。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9)

冯治纲带着冲锋队，打死了新派来的七名日本高级参事官和日本副县长。伪县长吓得冲着冯治纲直喊：“饶命！饶命！我没签字！”

“签什么字？”冯治纲不知道他说什么。

“血洗计划，我没签字。”

冯治纲拿起桌上的文件一看，果然是一份《血洗计划》。他三下两下把它撕碎了，冲着伪县长说：“这回再也不用你签字了。”

天快亮时，冯治纲的部队带着缴来的三门迫击炮、三挺轻机枪、几百支步枪和半麻袋手枪，唱着歌撤离了汤原城。

饶河反日游击队在1935年5月编为第四军的第四团，只有二百五十人，远离其他抗日武装，不免势单力孤。虽是孤军，也要作战。他们主动出击，打击日伪。

这年冬天，日伪对饶河一带进行声势浩大的“讨伐”，第四团灵活机动，与他们周旋，两个月下来，日伪没见到游击队的影子，只得“抱着冻腿回去了”。

第四团渐渐壮大起来，发展成了几个团，队伍扩编为第四军的第二师,兵力五百人。第二师领导头脑冷静，打仗不去硬碰硬。1936年春天，日伪集中三千多兵力向他们进攻，第二师采取的办法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副师长李学福带着一小部分队伍留在饶河地区牵着日伪军到处跑，师长郑鲁岩和参谋长崔石泉则带着大部队到虎林和宝清一带，不断从外线打袭扰仗。

崔石泉是个有勇有谋的朝鲜族军人。早在1932年，他就带着金文享等六名好汉，仅凭一把手枪，成立了特务队，打得汉奸心惊胆颤。后来，他又组织了特务营和饶河反日游击队。

崔石泉深谙“攻心为上”的中国古代兵法，特别注意从心理上瓦解敌军。他一到同江，就通过各种渠道向伪军宣传抗日救国。驻二龙山伪警察队的八名士兵，主动找到崔石泉，要求派人去帮助他们哗变。崔石泉派了十二名战士过去，打死了日本教官和伪警察队长，领着二十多名伪警察带着武器过来投诚。

有一天，崔石泉带着一百五十名战士，在同江县头道林子与人数远远超过他们两倍的日伪军遭遇。力量对比悬殊，崔石泉知道，如果光是和敌军动手，肯定要吃大亏。他传下令去，叫大家动手的同时还要动嘴。战士们边打边喊：“我们专打日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简简单单两句话，作用可是不小。伪军听到了，慢慢就动摇，有的冲天打枪，有的干脆溜过来送子弹，有的把日军阵地内的情况和日军指挥官的位置告诉了崔石泉。这场仗从上午9点打到下午6点，抗日战士越打越勇，最后以阵亡十六对五十的比分取胜。

李学福在饶河一带也干得有声有色，把附近的反日山林队组织起来，整编为第七团、第八团和第九团。他从自己的基本队伍里抽出部分骨干，派到这三个团里当团副、连长和指导员。

与此同时，师长郑鲁岩在虎林一带和日伪军进行了十多次战斗，发展了几十名队员。

随着第四军第二师的积极活动，虎饶地区的山林队和红枪会积极要求和他们联合抗日。到1936年秋天，建立第七军的条件已经成熟。10月26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成立，陈荣久任军长。

陈荣久上任不久，果断地处决了几名混入部队的敌特和奸细，巩固了刚刚成立不久的队伍。十分不幸的是，在1937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陈荣久在掩护大队突围时中弹牺牲。崔石泉继任军长。

李延禄一直想把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编进抗联的队伍，在1936年夏天找谢文东商量，要他扩编抗联第八军。谢文东说：“部队要扩大，我还能不乐意吗？可是没可靠的人，我的保卫连可不能交出去。”

李延禄早就想到了谢文东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知道，在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部里，既有管谢文东叫“姑父”的副官，也有管他叫“老叔”的参谋，好多人都是他的亲戚。李延禄掌握了谢文东的用人之道，便说：“团长还是你自己的人，我们不动。”

谢文东说：“我哪有自己人呀！”

李延禄说：“包副官不行吗？”

谢文东一听包副官可以当团长，很是高兴，便顺水推舟地说：“你说行就行！”

李延禄说：“你的妹夫李初坚也可以当团长。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进行扩编。枪的问题，我们来帮你想办法。”

这次谈判过后，改编工作全面展开。不久，抗联第五军第二师接手帮助谢文东改编。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在这一年9月18日成立。

1937年1月，李华堂支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

抗联第十军的来历，和身材高大、智勇双全的汪雅臣密切相关。1932年冬天，他在五常县南山里一带建立了双龙队，每次打仗都带头冲锋陷阵，部队战斗力很强。

第二年7月，汪雅臣投奔宋德林的反日山林队。大胡子头宋德林在五常一带名声很好，专抢有钱的富家大户，从不骚扰贫苦百姓。“九一八”事变后，他打出抗日的旗帜，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

宋德林把双龙队编为第四支队。8月份，第四支队跟着宋德林一起攻打沙河子，打死打伤伪军四五十人，还活捉并枪毙了两名团长。

这一年，汪雅臣听说赵尚志在珠河成立了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便把附近反日山林队的首领们找到一起，说：“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要想抗日救国，咱们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人家赵尚志已经在珠河干起来了，咱们也得跟人家学，联合起来打日本鬼子！”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0)

汪雅臣得到了拥护。这些山林队共同组成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一致推举汪雅臣为首领。汪雅臣身负重任，更加留意时局的发展。他发现，各种抗日队伍中，惟有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越打越强，其中的赵尚志是他素来仰慕的，于是他赶紧派人去联系。

1935年春天，宋德林干了一件天大的傻事。他竟按绿林的规矩，和日军订下战表，在拉林仓摆开阵势，要一决雌雄。结果，日军用强大的火力把他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只剩下汪雅臣的第四支队。宋德林自己跑进山里，不敢出来。

汪雅臣收拢宋德林的残部，带队来到珠河，找到冯仲云等人。汪雅臣说：“我坚决接受中共的领导，你快把我的部队收编了吧，我跟你们一起抗日到底。”

冯仲云等人答复他说：“把你的部队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你看怎么样？”

汪雅臣说：“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吧，我相信共产党。”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在1936年初成立，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纪律严明，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援，与日伪军作战捷报频传，部队不断发展。当年9月，已经拥有一千多人。也是在9月18日，第八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

美丽富饶的东北，不但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还出产令人垂涎的金子。在桦川县南部，有一个腰驼子金矿。日本人在这里设立了金矿局，建立起一支八百多人的警备队，大肆掠夺黄金。

金矿局疯狂地开采金矿。1933年3月，不顾金矿坑顶出现裂缝，强迫工人下坑，造成事故，两名矿工被砸死，三名矿工受重伤。

在受伤的三名矿工里，有个叫祁宝堂的山东人。他年岁不大，在矿工中却颇有威信。6月份，祁宝堂的伤好了，和六名工人结为把兄弟，把平时收藏的金沫子凑在一起换回钞票，托人买了一支狗牌撸子和一支“七星子”手枪，又买了七套衣服，偷偷带进矿里。

6月下旬一个中午，矿工们正吃午饭，矿警队的日军班也把枪架起来休息。孙继武凑到日军班长三郎跟前，三郎以为又是给他上烟来了，却不想孙继武从腰里掏出来的是枪。三郎来不及反应，就被一枪打死了。与此同时，祁宝堂开枪打死了日军机枪射手，其他几个人一听枪响，赶紧动手夺枪，杀掉了日本兵。他们打死七名日军，夺得六支步枪、两支手枪和七百多发子弹。

暴动成功，祁宝堂召集矿工们讲话：“我们暴动，是为了反抗日本鬼子的侵略和压迫，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干。”二十多名矿工起来响应。祁宝堂带着他们，奔向四十里外的丈梨树沟，宣布成立“东北山林义勇军”，并按流行的办法，自己报号为“明山”。

明山队的人多数没文化，提出的口号简单明了：赶走日寇，推翻大同年，为国为民，宁死不投降。祁宝堂治军甚严，有一次手下两个兄弟抢了老百姓的东西，他当即将这两人枪毙。

明山队与日军战斗，队伍不断扩大。日伪对他们进攻越来越紧，他们的活动越来越困难。祁宝堂决定去找共产党的队伍。和汪雅臣一样，他也想到了珠河的赵尚志。

祁宝堂带队进入方正县，与第三军相遇。祁宝堂立即发现，共产党的队伍，和别的队伍就是不一样，他是衷心感佩。赵尚志和冯仲云接见了他，冯仲云说：“你和你的部队到党领导的武装行列里来了，今后山林队的绰号就不要叫了，你有志抗日，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我奉劝你把名字改为‘致中’吧！”

祁宝堂一听连声说好，马上回到明山队宣布：“我今后不再叫明山了！我叫祁致中了！”

祁致中从第三军学了经验，初步整顿自己的队伍，使之成为抗日义勇军中最好的一支。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成立时，祁致中的部队改称独立师。不久，他们和几股抗日山林队一起，正式改编为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合军独立师，下辖三个旅。

祁致中创立了著名的七星砬子兵工厂。这家工厂有一个小型水利发电站，有机床，更有一帮从原奉天兵工厂里出来的专家。他们不但研制出了匣撸子、手提式自动冲锋枪、直把机关枪等轻武器，还试制出了一批迫击炮装备部队。第一批匣撸子生产出来以后，祁致中操枪射击，枪枪命中靶心。

独立师到1937年9月已经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各级干部基本配齐，10月份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

1936年2月至1937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的十一个军，标志着以中共为中心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东北的老百姓为此唱道：

“十大联军”十万人，抗日救国一条心。步炮联合除倭寇，铁骑纵横扫妖气。但愿民族获解放，白山黑水庆升平！

毛泽东要求红军迅速对日作战(1)

毛泽东要求红军争取迅速对日作战。

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方面军主力，在1935年10月胜利地完成了北上抗日的长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大西北建立起来。

红一方面军经历了坚苦卓绝的长途跋涉和战斗，只有一万多人到达西北，仍然没有摆脱困境。陕甘苏区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物资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国民党军队加紧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

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只有东面的山西省，国民党兵力虽多，但比较分散，而且这里最接近抗日前线，有利于红军实现直接对日军作战的夙愿。

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应该利用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巩固苏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了红一方面军渡过黄河去东征的任务。

毛泽东和彭德怀在1936年2月18日下达东征作战的命令，规定红一方面军第一步作战任务是东渡黄河，占领吕梁山脉各县，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东征部队包括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和第四师，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和第八十一师。

红军要去抗日，必须克服国内的阻力。山西军阀阎锡山动员全部武装力量，拦阻红军的去路。红军在汾河河谷地区击败阎锡山的部队，占领同蒲铁路，准备开向河北和察哈尔抗日前线。

蒋介石不让红军抗日。2月23日，他从洛阳、徐州和浦口等地调来约十个师的重兵，协助阎锡山堵截红军东征，同时命令东北军、西北军和陕西甘肃的其他国民党部队，进扰陕甘革命根据地，企图重演1933年围歼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故技。

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为了保存力量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人民抗日先锋军决定撤回黄河西岸。

红一方面军东征期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共在目前要把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华北是全国对日作战的首要战场，争取对日作战，具有政治上的必要和军事上的可能。

为了争取蒋介石政府不再阻挠红军抗日，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在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反蒋”口号，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方法。”

蒋介石对这个倡议置若罔闻，不顾日军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着手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任命陈诚为总指挥，调集十六个师另三个旅，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围剿”。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部队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和马鸿宾部，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红二十九军主力、红三十军和陕北地方部队，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钳制西渡的蒋军、阎军以及陕北和渭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保卫陕甘苏区老根据地；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会同在当地的红七十四师，在鄂豫陕三省边区开展斗争，策应野战军西征。

1936年5月20日前后，西方野战军分两路相继从延长和延川地区西进，不久就占领了陕甘宁三省边境的广大地区。随后继续西征，经过定边、盐池和豫旺等地区的作战，用两个多月的时间，给反共军队以沉重打击，开辟了纵横两百多公里的新根据地，新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材，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西方野战军西征的同时，东线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疲惫和消耗了进攻的国民党军队，打破了他们先肃清东线红军、再向西寻红军主力作战的企图。与此同时，对东北军、西北军等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

1936年秋天，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西征，主力在豫旺堡、豫旺县城及其附近地区休整，新开辟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与原有的陕甘苏区联成了一片；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已进抵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地区，三个方面军逐渐靠拢。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10日举行扩大会议，确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三大战略任务的首位，确定以蒋介石政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继续谈判，同时对国民党各地实力派分别进行统战谈判，并大力开展群众抗日运动，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走上抗日道路。

当时，国民政府后院起火，蒋介石忙于处理“两广事变”，暂时无力北顾，中共中央决定联合东北军发展西北抗日局面。经过与张学良等人协商，提出一个战略计划：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用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用两个方面军渡过黄河，占领宁夏，然后红军和东北军各派部队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挺进绥远，直接抵抗日军和伪蒙军的进攻，将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阶段。

实施这个战略计划的阻力仍然来自于蒋介石。他想消灭红军的愿望过于急迫，竭力阻止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他调来四个军的兵力，协同青海马步芳部和东北军一部进攻红四方面军；又调动四个师的兵力，加上第三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川军各一部，向陕甘边境南部推进，围堵红二方面军；命令宁夏马鸿逵的部队向中宁以南推进，何柱国和马鸿宾的部队向北推进，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毛泽东要求红军迅速对日作战(2)

中共为了贯彻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决定相机打击反共军队。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固原以北的七营地区歼灭进犯的敌骑兵第六师两个团的大部，红一军团特别支队派一个团占领了界石铺；红二方面军在进占徽县和两当后，向宝鸡方向推进。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随后，红军分五个纵队，相继从岷县和潭县等地向通渭、庄浪和会宁前进。红一方面军接应红四方面军北进。

10月份，西北高原红旗漫卷，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不久，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的第二师会师。三大主力红军汇合在一起，战士们热烈地握手、拥抱，到处飘荡着喜悦的歌声：“三个方面军，西北大会合，让我们手拉手，向敌人冲锋。”歌声向全国民众展示了新的希望：促进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会师后，力争早日实现对日作战。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逐次南下，占领镇原、正宁和洛川，继续向濒临黄河的韩城、宜川和延长地区发展。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团组成北路军，在宁夏省灵武和盐城地区待机，沿安边和横山推进到黄河沿岸的神木和府谷地区。南北两路到达黄河沿岸后，迅速筹集船只，准备再渡黄河，进入山西，开赴抗日前线。

这时，国民党军队正准备西渡黄河，“追剿”红四方面军的河西部队。同红军有统战关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经过劝阻，前进缓慢；国民党第三军进占同心城后，也停止前进；唯有胡宗南的第一军行动积极，分三路向豫旺县进攻。

中共中央军委接连发出指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为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歼灭胡宗南的第一军第七十八师。11月19日，红军到达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南北两面。这里土寨很多，地形复杂，非常适宜于隐蔽和依托。胡宗南的部队全速向前推进，其中一路两个师插向盐池，在红军到达的同一天占领了惠安堡，另一路是第七十八师，在第二天占领了山城堡。胡宗南企图从两翼包围红军。

21日，预先埋伏在山城堡周围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一部，突然向胡宗南的第七十八师发起猛攻，首先截断了敌军西逃的退路。第七十八师挨了一闷棍，不知所措，凭借山地土寨顽抗。黄昏时分，红军其他各路部队从东、南、北三面发动全面攻击。

天色渐暗，很快就变成漆黑一团。没有月亮，没有星光，手指伸到眼前也看不见。红军战士全凭感觉和经验在黑暗中运动。突击队用轻重机枪和手榴弹开路，接连攻下一个个山头和土寨。后面的大部队端着刺刀，挥着马刀，和敌军展开肉搏。激战中，战士们右手握刀，左手向前摸索，摸到人头上有个“圆巴巴”，就知道是国民党军队的帽徽，右手一刀砍下去。也不知对方是死是活，又去摸另一个。

顽抗的敌军很快就拼命逃跑，战士们奉命追歼。他们挥着战刀，有时插到敌军中间，有时跑到敌军前面。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碰上了夜老虎般的红军，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被冲得七零八落。等到天亮，一看周围全是红军，便把枪一丢，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不跑了。

这一仗，红军歼灭蒋介石嫡系主力一个多旅，胡宗南的其他部队泄了气，仓皇撤退到大水坑、萌城及其以西地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到这时已经打了整整十年，山城堡战斗，成为结束十年内战局面的最后一仗。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的“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指出：

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傅作义收复百灵庙，朱毛电贺(1)

傅作义收复百灵庙，毛泽东和朱德热诚祝贺。

蒋介石阻挡着红军抗日的道路，日伪军则在积极地准备侵占绥远。1936年春天，日军指使伪满军侵占察哈尔北部的六个县，派遣大量军官训练伪军部队并指挥作战，为伪军补给大量军需品。日军命令蒙奸德王的部队驻扎嘉卜寺，李守信伪军驻扎张北和庙滩，王英伪军驻扎尚义，伪蒙古军第七师驻扎百灵庙，并抽调五千名伪满骑兵从热河东部开驻察北多伦和平定堡地区。绥远危急。

日伪发起进攻之前，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来到绥远的省会归绥。他和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见面，先把傅作义恭维一番，然后要他“改善日华关系”，并说“大日本帝国将给予全力支持”。傅作义正告板垣：“华北是中国的领土，决不许任何人出来搞一个独立局面。内蒙古和绥远都是中国的领土，不许任何人来分割独立，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板垣扫兴而去。

8月7日，李守信的伪蒙军约两万人进犯绥远东部的陶林。三天后，日军从热河开抵张北。对于绥远的抗战，毛泽东寄厚望于傅作义，8月14日给傅作义写信说：傅作义作为北方的领袖，负有保卫绥远、西北和华北的责任，红军和全国人民也要负责。如果傅作义能毅然抗战，红军一定会做他的后援。傅作义本来有心抗战，毛泽东这封信坚定了他的信心。第二天，伪军进犯集宁，被第三十五军打退。

11月5日，日军在嘉卜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攻打绥远东部，企图在侵占红格尔图以后，进逼绥远省会归绥。

傅作义接到侦察报告，密召骑兵第一师师长彭毓斌和步兵第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向他们面授机宜，命令他们快速集结兵力。

15日早晨，五千多名日伪军在野炮、装甲车和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第三十五军阵地发动猛攻。守军英勇抗击，军民戮力同心，战斗情绪高涨。此后三天内，日伪军连续猛攻，都没有得逞。

傅作义不满足于抵抗，他要反击。他来到集宁，命令董其武旅主动出击。19日凌晨两点钟，董其武指挥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和炮兵营，将日伪军包围，发起突袭。敌军仓促应战，激战到拂晓，狼狈溃逃。

红格尔图战役打了七个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摧毁了田中隆吉和王英的指挥所，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王英仓皇逃跑，连自己的马车也没来得及带走。

日军惟恐傅作义的部队摧毁他们的伪政权，急忙派王英的部队进占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的防御力量，又命令伪蒙军第七师在百灵庙构筑工事，积极备战。他们增派两百多名日本军官，补充到伪军中任指导官。另外，还准备抽调日军和伪满军从赤峰开往多伦、商都和百灵庙等地，寻找机会进攻绥远东部和北部。

傅作义得知日军的企图，决定抢在日伪军进攻前先发制人，派部队远距离奔袭，出敌不意，收复百灵庙，捣毁敌军巢穴。他在归绥新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三个骑兵团、三个步兵团和炮兵、装甲车分队一部，由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任前敌总指挥，步兵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任副总指挥，发动收复百灵庙的战役。

参战部队向百灵庙以南三十五公里处的二分子镇附近集结。夜间，天寒地冻，气温低于摄氏零下二十度，积雪没过了战士们的膝盖，部队艰难地快行军，开到敌军阵地前沿，在0点开始攻击。由于部队行动秘密，日伪军事先毫无察觉，听见枪声大作，才慌乱进行抵抗。

进攻部队向纵深突击，在敌军阵地上，日本特务头子胜岛角芳拔刀督战，又下令给女儿山阵地增送十多挺轻重机枪。敌军火力加强，突击部队受阻。孙长胜明白，天亮后，敌军会得到地空两方面的增援，务必在拂晓前歼灭敌军。他命令山炮营向前推进，集中火力摧毁女儿山的敌军机枪阵地。他又派出装甲车，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敌军阵地很快就被强大的炮火摧毁，装甲车和步兵从东南土山口冲入，骑兵团也攻占了北山，控制了飞机场，切断了敌军后路。这时，二十多名伪蒙军官兵起义，掉转枪口向日军指挥官射击。胜岛角芳和伪蒙军师长穆克登宝见大势已去，慌忙乘汽车逃走。

攻击部队乘敌军混乱，展开分割包围。激战到上午，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共毙敌三百多人，其中日军二十多人，伤敌六百多人，俘敌四百多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几天后，四千多名日伪军反攻百灵庙，傅作义的部队将敌军击溃，毙伤五百多名日伪军，俘虏两百多名，击毙伪军副司令雷中田。又过了几天，中国军队收复了大庙，百灵庙战役到此结束。

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到全国，各报纸纷纷刊发号外。人心振奋，万众欢腾，各地人民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国内外向绥远前方将士祝贺与慰问的电信，如雪片飞来。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的人民团体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到前方慰劳军队。全国各界给前线部队捐赠的慰问金总共两百多万元。南京救国会推动国民党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孙科、张继等人发起援绥抗日运动，在南京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成立了“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新高潮。

傅作义收复百灵庙，朱毛电贺(2)

毛泽东和朱德给傅作义发来贺电：“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

“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

“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红军抵达大西北以后，深刻地影响了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他们的指挥者张学良与杨虎城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为。毛泽东非常注重调动这两支国民党军队的抗日热忱，为了把他们迅速拉上抗日的轨道，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陕西的冬天北风呼啸，但在红军的总部依然是热气腾腾。1935年11月下旬的一天，在富县原东村一户村民的土窑洞里，毛泽东等待着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从瓦窑堡赶来。

汪锋在夜间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热情地和他握手，对他说：“这次调你来，是想让你去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取他们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毛泽东还叮嘱他：“对杨虎城和西北军要具体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接着，周恩来也找汪锋谈话：“方针大计毛主席都定了，你去照着办。你到那里先从侧面了解杨先生的思想动向，要找找杜斌丞先生。”

直罗镇战役祝捷大会过后，毛泽东分别给杨虎城、杜斌丞和邓宝珊写好了三封信，交给汪锋带走。［请看小说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

汪锋化装成一家鞋铺的讨账先生，头几天走得很顺利，到了长武县北乡杨公镇附近，在一个拐弯的地方，迎面碰上两个地方民团的便衣特务。他们从汪锋皮袍的夹缝里搜出三封信，一看上面写的收信人是杨虎城、杜斌丞和邓宝珊，便傻了眼，你瞅着我，我瞅着你。

汪锋趁势装出大官老爷的架势，声色俱厉地说：“是谁派你们出来胡乱搜查行人的？你们这样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没好结果！”

两个便衣不敢多问，把信交还汪锋，押着他往长武县城走去。汪锋托故停了一阵，给县长党伯弧写了一封短信，叫其中一名便衣先送进城去。

下午5点多，汪锋和跟着他的便衣走到县城北门外，党伯弧已经在路旁等着了。他叫便衣把汪锋交给他，安排汪锋住下。第二天清早，找了一辆大卡车，派他亲信的保安队长，带了四个兵，把汪锋“押解”到西安新城的西北绥靖公署。

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以后，在一天晚上派人把汪锋接到新城大楼。杨虎城已在门口等候，把汪锋接到西客厅谈话。汪锋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杨虎城也问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派汪锋到西安，是中共中央和杨虎城的第一次接触。毛泽东在信中向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他与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和光大。汪锋三次和杨虎城会谈，做了很好的沟通。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中共派到西北军做联络工作。

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在1936年5月达成协议：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西北军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西北军。从此以后，西北军乱放空枪假打红军，应付蒋介石特务的监视。

同年8月，毛泽东再次给杨虎城写信，希望他参加抗日联合战线。中共派张文彬作为驻西北军的联络代表，杨虎城委任他为少校秘书，从此双方的联系加强。

张学良的东北军，官兵的家乡已被日军侵占，他们的亲属当着亡国奴，他们天天指望着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但是，蒋介石不肯满足他们的愿望，把他们调到西北“剿共”。热河沦陷后，替蒋介石背黑锅的张学良辞职去欧洲考察，1934年初，蒋介石召他回国，给他安了个“西北剿匪副司令”的头衔，信誓旦旦地向他许诺：完成“剿共”任务后，就可以北上抗日，打回老家，收复东北。

可是，东北军完成不了“剿共”的任务。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近万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红军对于被俘的东北军，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俘虏们深受感动，愿与红军合作抗日。

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自从做了俘虏，生活便有了新的意义，以至于名垂史册。他被俘的地方是榆林桥，将他捕获的是徐海东指挥的红军第十五军团。

高福源作为东北军人，本有家乡沦亡之痛，攻打红军完全是被迫的。他在瓦窑堡住了两个多月，亲身感受到红军对他们亲切友好的态度，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亲如兄弟的关系，亲耳听到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就想有所作为。他打算回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但他先要取得红军的同意。于是他求见红军首长，说有要事相商。

中共中央派李克农接见了这名俘虏。高福源说：“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和红军的所作所为，非常令人钦佩，我衷心地表示赞同。我想，如果张副司令和其他人知道了这一切，他们也会感动和赞同的，并且有可能在抗日的前提下与红军合作。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愿意前去说服张副司令和其他人，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

李克农说：“我们同意派你回去，只是考虑这样做，对你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高福源自信地说：“我既然自己要求回去，就有这个把握。为了共同起来抗日救国，有危险也不怕。”

高福源在1936年1月离开瓦窑堡，经过延安，到达甘泉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把高福源接到了洛川，同时密电把高福源回来的消息报告了张学良。其实张学良巴不得和红军联络，第二天就飞抵洛川，但他不知高福源所负的使命是真是假，惟恐受骗，便和王以哲商量好，要考验一下这名部属。

“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

王以哲领着高福源走进张学良的住室，张学良面若冰霜，神情严肃。高福源跨前一步，举手敬礼，开口说：“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是红军派回来的，有许多话要对副司令报告。”

张学良拍桌骂道：“你好大的胆！你自己打了败仗，当了俘虏，还有脸来见我，还敢要我通‘匪’，我毙了你！”

高福源说：“枪毙？我要怕枪毙就不回来了！副司令要杀我，不过像踩死个蚂蚁一样，算不得一回事。但是副司令忘了我们东北是被日寇强占去了，我们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当了亡国奴！副司令也忘了先大帅是死在谁的手里！这国难家仇什么时候去报？这民族耻辱什么时候能消？现在人家共产党和红军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诚心诚意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你凭什么骂人家是‘匪’！我们数十万大军，不放一枪一弹，把自己的家乡东北丢给日寇，眼看华北也将不保，副司令你不图收复失地，还算什么中国军人！还有什么脸面去打抗日的红军！副司令你再想想，我们‘剿共’多年，‘剿’出了什么结果？若还要继续打内战，我们东北军会落一个什么下场啊！”

高福源越说越激动，禁不住泪如泉涌，失声痛哭起来。

这时候，张学良伸出微微颤抖的双手，拉着高福源说：“你回来很好，你说得很对。我的心情和你一样，一定要停止内战，收复失地，刚才不过是想试试你的胆量。现在我们坐下来谈谈吧！”

高福源和张学良谈得很投机，很快就返回瓦窑堡，向李克农作了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高福源，说他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党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代表红军去见张学良。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驾飞机到洛川找李克农谈判。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二十一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4月9日黄昏，周恩来、李克农等人由高福源作前导，在延安城内一所天主教堂里，和张学良会面。刘鼎和王以哲也参加了会见。这次会谈，对于张学良和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

不久，王炳南在上海经杜重远写信介绍，会见了张学良。他沟通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关系，使他们之间消除了误会。东北军中提出了“和杨联共”的口号，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杨两位将军推诚相见，倾吐真言，成为挚友。毛泽东等四十多位红军将领写信给蒋介石及西北的国民党将领，提出只要国民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一定和他们合作到底，“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的联合起来”。

随着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初步形成，张学良和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裂痕越来越深。

有一天，西安绥靖公署举行纪念周活动，杨虎城邀请中共党员宋黎作报告。宋黎是个演说家，讲得有声有色，声泪俱下地讲述中国同胞在东北沦陷后遭受日军残酷迫害和野蛮屠杀的种种惨状，慷慨激昂地描述北平学生抗日救亡的事迹。会场上，抗日的声浪一波盖过一波。

几个国民党省党部的特务躲在会场角落里，断定宋黎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重要人物。散会后，他们跟踪宋黎，进入东大街上的西北饭店，记下他的房号，还查到和他同住一房的是东北大学学生马绍周。

省党部就在同一条街上，很快接到了报告，马上通过专用电台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密令逮捕宋黎和马绍周，解送南京审讯。蒋介石想借这件事敲打一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时也想从被捕者口中获取线索，深入调查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活动。

8月29日晚上7点多，马绍周刚走出西北饭店大门，突然被两名特务逮捕，带到省党部。另两名特务持枪冲进饭店，闯入宋黎的房间。宋黎见来人不善，端起凳子砸过去，然后投掷茶具，双方激烈搏斗，把窗玻璃也打碎了。但他打不过两名特务，被他们拖到房门外。

宋黎不肯就范，拼命挣扎，口里喊道：“土匪绑架！土匪绑架！”但是，特务已经给饭店里的人打过招呼，大家不敢过问。

宋黎被拖出饭店大门，不远处就是省党部了。他知道进了这个虎口，就很难逃脱出来。事有凑巧，杨虎城宪兵营的巡逻队正好从大街上走过来。

宋黎一见宪兵巡逻队，知道遇上了救星。杨虎城的宪兵大多数是学生出身，营长金闽生是共产党员，副营长谢晋生具有强烈的抗日反蒋意识。宋黎连声呼喊：“土匪绑架！救命！救命！”

巡逻队听到喊声，见两个便衣拽着一个人，便冲过来干涉。特务说：“我们是省党部的行动队，奉命逮捕共产党。你们不要插手！”

巡逻队一听是共产党，更要营救。便说：“什么行动队，乱抓人！他犯了什么罪？”

特务正在支吾，宋黎说：“我是东北人，现在东北军工作，找朋友商谈打回老家去。”

“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

巡逻队一听，对特务说：“这是抗日，是爱国，有什么罪呢？岂有此理！”这时，过路行人也围过来，七嘴八舌指责特务。巡逻队把宋黎从特务手里抢过来，要求特务出示逮捕证。特务拿不出来，群众哄然大哗，有的要动手打特务。巡逻队长下令，将宋黎和两名特务，一起带到端履门宪兵营营部。

代理营长谢晋生正在营部值班，他是认识宋黎的。谢晋生是杨虎城的心腹，他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住所。与杨虎城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就住在谢晋生家里。

谢晋生命令宪兵先将特务押到另一间屋子，他自己把宋黎请到营部值班室。宋黎首先从裤兜里掏出秘密文件，交给谢晋生保管，然后就给张学良挂电话。

张学良听到特务竟敢抓他身边的大员，非常生气，立刻派关副官前往西北饭店查看。不料，关副官刚走进宋黎的房间，就被潜伏的特务逮捕，押到省党部。

谢晋生安置好宋黎，便去盘查两名特务。特务一遍又一遍地表明身份，要求把宋黎带走。谢晋生以他们没有证件为由，不肯答应。特务万般无奈，要求先放他们去取证件，再来提人，还恐吓说：“逮捕宋黎是蒋委员长的命令，你们敢违抗吗？你们要负责，不许让宋黎跑掉，也不许转交给任何人。”

省党部也连续打电话找谢晋生，要把宋黎提走，但谢晋生叫手下说他不在，拖延时间。

谢晋生知道事关重大，便给杨虎城打电话请示。可是，深夜12点，电话打不通。他只好先把特务放了，叫他们回去取证件。然后，他给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打电话说明情况，申伯纯立即赶过来，共同商量对策。接着，申伯纯打电话给张学良，说：“只要副司令要宋黎回去，我可以做主，放走宋黎。”

张学良不假思索，马上派卫队营营长孙鸣九带着卫队开车赶到端履门，把宋黎接回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见宋黎受伤，又接到报告，得知马绍周和关副官已被抓到省党部，而且明天就要用飞机押解南京，立刻怒目圆睁。他派人把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找来，拍案大骂：

“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中央执委，是代表中央的！你们瞧不起我张学良，就是瞧不起蒋委员长，瞧不起中央！省党部这些人算什么东西，竟敢如此藐视我！他们为什么要抓我的人？为什么抓共产党不让我知道？他们怎敢这样胆大妄为？”

邵力子见张学良发这么大的火，心惊肉跳，便弯腰曲背，低声下气地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个事我不清楚，容我马上去查明原委，再来报告。”

邵力子一走，张学良立刻打电话，命令刘多荃的一个团，从王曲跑步进城，又命令孙鸣九紧急集合卫队营，和进城的部队一起围抄省党部。张学良怕军统安排在他手下的特务晏道刚走漏风声，把他叫到金家巷，关在客厅里，既不和他见面，也不让他回去。

凌晨4点，邵力子从省党部再次来到张公馆，向张学良报告：“省党部逮捕宋黎、马绍周等共产党分子，是蒋委员长的指令，他们捕人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不对，现托我向副司令报告，请示处理办法。”

张学良厉声说道：“什么共产党分子？什么蒋委员长指令？还不是那些东西捏造的假报告，诬陷好人！你不要管，我张某人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拂晓，东北军已将省党部团团包围。孙鸣九率领卫队营冲进大门，救出了正在受刑的马绍周和关副官，接着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和档案。其中有许多密电稿，是向蒋介石报告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不可靠，以及西安民众亲共抗日的情况，还有一份黑名单，列的都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甚至还有邵力子的黑材料。张学良把这些材料拿给邵力子看了，对他说：“过去我以为你也是他们一伙的，现在你看，他们连你也整上了。”

蒋系特务们被张学良抄了老窝，又怕又恨。蓝衣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坐卧不安，当天清晨就飞到广州去找蒋介石哭诉张学良的“目无法纪”和“背叛中央”，又说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秘密联合，酝酿抗日，“逆迹显著”，请求蒋介石“早下决心，消弭隐患”。

张学良也致电蒋介石，申明陕西省党部捕去的人，都是总部职员，如有不法情事，应该通知总部依法处置。但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随便派便衣黑夜逮捕总部职员，又不带证件，是不信任张学良，不信任总部。他迫不得已，直接向省党部稍事惩戒，并索还被捕人员。他还表示，这件事不无急躁卤莽之处，自请处分，并请将被捕人员留在总部管教。当然，实际上他已经把人放了。

一边是曾扩情的报告，一边是张学良的来电，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但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湖南企图夺取南京政权的“两广事变”刚刚平息，蒋介石还来不及部署对付西北的军事，只好暂时忍住这口恶气，对张学良批了个“应免置议”的回电，还叫曾扩情回去不动声色。

张学良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他直接打击了蒋系特务的气焰，也为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收到毛泽东的信函

宋哲元、阎锡山和李济深等，都收到毛泽东的信函。

在汪锋受毛泽东之托去见杨虎城的时候，刘少奇从陕北到达天津，领导中共北方局和华北地区的抗日运动。北方局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反对走私，举行政治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和部分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同时，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各界救国团体。

刘少奇在天津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大力争取宋哲元和他的第二十九军倾向抗日。宋哲元军负责北平和天津一带的防务，处在抗击日军侵略华北的前哨。刘少奇认为，宋哲元的立场是动摇的，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于是把群众在“一二·九”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从此以后，群众的救国运动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

毛泽东在这年8月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宋哲元写信，对他的抗日愿望和改变对群众救国运动的态度表示赞赏，希望第二十九军和红军建立联合战线。毛泽东派张经武去宋哲元那里做联络工作。1937年春，第二十九军办学兵队，中共党组织派遣党员参加受训，并给学兵队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宋哲元军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山西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处在复杂的矛盾中。日军进攻绥东，威胁到他的生存，蒋介石派十个师进入山西不走，并派特务策动他的部队内部搞“河东独立”，企图取而代之。阎锡山则打算利用共产党巩固与发展他的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加大争取阎锡山的力度。

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枫和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共的主张。

这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劭文等人，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抗日救国会”。阎锡山认为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团体，能壮大自己的声势，表示赞成组织民众救国，但不同意组织“抗日救国会”。他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于“九一八”五周年这一天正式成立，亲自担任会长，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和刘岱峰等人任委员。

阎锡山派专人到北平，当面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等人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出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任书记。他们到达山西后，很快就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担任牺盟会的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他又接办了山西牺盟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前面说过，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曾写信给傅作义，鼓励他率部抗日。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出代表到西北、华北、广东、广西和四川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共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的联合。

西南地方实力派李济深、李宗仁和白崇禧曾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并派代表联络东北军张学良，派钱寿康与中共中央商谈联合。毛泽东在1936年9月给这三个人写信，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从此，中共与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部队建立了联系。

毛泽东给国民党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写信，1936年就写了七十多封，最多的一天写了九封。毛泽东致信宋庆龄，对她表示敬仰，希望她能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发挥更大作用。毛泽东写信给何香凝，希望她能促进国共合作。毛泽东致信冯玉祥，赞扬他的“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希望他“登高一呼，众山齐应”。毛泽东致信蒋光鼐和蔡廷锴，赞扬他们的爱国行动，希望他们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写信给北京大学的学术领袖蔡元培，恳切希望他能运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促蒋介石等人团结抗日。毛泽东致书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引用《三国演义》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点，提出与邵力子联合。

中国共产党不计旧怨，多方联络在内战中曾多次交战的对手朱绍良和王均等人。对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和山东的韩复榘等人，中共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爱国将领邓宝珊则一直和中共友好来往，他积极拥护中共“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奔走山西、河北和山东，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和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

面对着日本要灭亡中国的严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争取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共同合作抗日，是非常重要的。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是国民党中英美派的代表，掌握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因此，要实现全国全民族的抗战，如果不促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无法达到目的。前一阶段提出的“抗日反蒋”口号，已不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并且也无法为国民党中各方面人士所接受。国民党中英美派集团，对于日本的态度，是有可能转变的，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可以促进蒋介石转向抗战。

西安事变，审蒋变放蒋(1)

西安事变，“审蒋”变成了“放蒋”。

张学良和东北军希望抗战，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地推行“安内”的反动政策，似乎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处理完了两广事件，席不暇暖地飞到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蒋介石调集二百六十个团的嫡系精锐部队，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蒋介石非常乐观，以为派三十万大军对付三万红军，用不了三个月，便可大功告成。他发现张学良和杨虎城有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的迹象，但他认为，只要他自己坐镇西安，逼着这两个人“剿共”，谅他们是不敢不服从的。

但是，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威望。这个时候，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已经满腔愤慨。他在洛阳给蒋介石祝寿时，曾和蒋介石独处。他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介石大发雷霆，蛮横地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后来，张学良请缨增援绥远抗战，又遭到蒋介石拒绝。

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以后，和张学良一起，乘坐陇海铁路的专列，再次来到西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钱大钧、朱绍良、陈调元、陈继承和万耀煌，跟着来到西安，南京政府的大员蒋作宾、邵元冲和蒋百里等人，也在西安聚集。

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逼近临潼，一队队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也飞到西安机场降落。西安上空机声隆隆，街道上汽车狂奔，横冲直撞。蒋介石的特务和宪兵警察密布大街小巷。

蒋介石在临潼分别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彻底“剿共”。他宣称：“剿共已达到最后五分钟的阶段。”他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摊牌：东北军和西北军要么开到陕甘前线在中央军前面对红军作战，要么就把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让中央军去“剿共”。

张学良和杨虎城既不愿意跟红军作战，又明白他们的部队调离陕甘无异于自取灭亡。他们按照已经商定的对策行事。第一，他们决不让两军的驻地分开，除非是为了抗日。第二，他们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劝说无效，就逼迫蒋介石抗日。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劝说蒋介石，这一次是流着眼泪哭谏。他痛切陈述共产党的政策是从民族抗日利益出发，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表示，他对蒋介石是一片忠心，才敢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誓死力争。

蒋介石的心肠似乎是铁打的，没有被张学良的至诚和热泪所感动。他勃然大怒，责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三小时，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苦苦思索，决心将生死毁誉置之度外，不顾一切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招棋。他们立即做了部署：东北军负责捉蒋介石，西北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到了。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冒着严寒举行游行示威。东关竞存小学的队伍冲出校门时，宪警竟然开枪将一名十二岁的小学生打成重伤。学生们被激怒了，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停止“剿共”，开始抗日。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跟在学生队伍后面，和学生纠察队一起维持秩序，保卫学生的安全。

蒋介石接到特务的报告，知道学生要到临潼请愿，立即电令张学良派兵镇压。他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他不放心张学良，又命令蒋孝先和杨镇亚派武装宪兵到十里铺一带堵截学生。当游行队伍距离十里铺只有几百米时，蒋介石的中央宪兵已经在两旁高崖上架起了一排排机关枪。

张学良担心学生吃亏，驱车赶到坝桥，跳下汽车，站在路旁一个土堆上，挥手向学生示意。学生们见张学良来了，齐声高喊：“拥护东北军抗日！”“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爱国热忱，我是十分钦佩的。只是今天时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且临潼又无餐宿之地，你们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暂且回去，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去向蒋委员长陈述。这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

学生们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大权的最高总揽者，必须由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要求，我们方能相信。”

张学良又说：“你们的救国要求，是很对的。我劝你们回去，并不是想阻挠你们。因为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定触动最高当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心看见你们去流血牺牲。”

东北大学工学院的学生说：“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打回东北老家去！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

学生们说着，放声大哭。女子师范和女子中学的学生们嚎啕大哭。前排的哭声感染了整个游行队伍，一万五千人全都哭了起来。队伍后面，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也是泪流满面，痛哭失声。张学良的随从人员一个个偷抹眼泪。

西安事变，审蒋变放蒋(2)

过了一会儿，张学良擦一擦脸颊上的泪水，用眼光把游行队伍扫视一遍，恳切而坚决地说：“同胞们！同学们！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我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一星期内，我用事实做答复。如果逾期欺骗了大家，我张学良甘愿你们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请同学们先回城去吧！”

请愿指挥小组和代表团见张学良的表示如此诚恳，便决定整队回城。这时已是下午7点钟，天色已黑，西北风越刮越猛。

张学良冒着寒风赶到华清池，满怀热忱地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对他的话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大发雷霆：“学生要来找我，我让你派兵镇压，你为什么不执行？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

张学良已经没有办法跟蒋介石沟通了，只能实行“兵谏”的计划。12日凌晨5点钟，东北军第一○五师一个团在唐君尧指挥下，团团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卫队营也乘汽车赶到华清池门外。

这两支部队准备驱车冲进院子，蒋介石的门卫岗哨开枪拦阻。卫队营官兵马上跳下汽车，击毙哨兵，冲开大门，涌进外院。孙鸣九命令王协一带一部分人去包围禹王庙，解除中央宪兵的武装，自己率领一部分人冲进二道门，猛扑飞虹桥，打算一鼓作气直捣五间厅。可是，蒋介石的亲信侍卫已被枪声惊起，从贵妃池一带的房间里，用手提机关枪拼命扫射，封锁了飞虹桥。

孙鸣九改变路线，顺着鱼池边去假山的小道，向东摸索前进，终于冲进了五间厅。孙鸣九进入蒋介石的卧室，不见蒋介石人影，只见衣架上挂着他的衣帽，桌上放着公文包和一副假牙。他摸摸蒋介石的被窝，还有余温，知道蒋介石逃得不远，便命令士兵搜索。

这时，王协一所带的卫队已经缴了中央宪兵的枪，赶来向孙鸣九报告：“贵妃池那边抵抗很激烈，可能委员长就在那边。”

他们率领卫队营一齐向贵妃池发起猛攻，孙鸣九高声喊话：“赶快缴枪，不然我们就扔手榴弹，把你们炸死！”经过一阵激战，蒋介石的亲信侍卫死的死，伤的伤，缴枪的缴枪，全部解决了。孙鸣九跑进去搜查，还是找不到蒋介石。他正在疑惑，白凤翔和刘多荃来了。

刘多荃对孙鸣九说：“蒋孝先在从西安返回临潼的路上，被我们抓获并枪毙了。钱大钧在一个窑洞里，被士兵打伤，也抓住了。”问到蒋介石的情况，孙鸣九迷惑地说：“四处找不到，是不是跑了？”

刘多荃立即给张学良打电话，报告已经占领华清池，但是蒋介石不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一听，大吃一惊，下令检查蒋介石的座车。刘多荃带人到车库一看，汽车一辆不少，蒋介石的座车也在。有人提出，蒋介石会不会跳进鱼池自杀？大家对蒋介石很了解，一致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孙鸣九找到了被捕的钱大钧，问道：“委员长在哪里？快说！”

这位侍从室主任胸部受了枪伤，吓得脸色苍白，结结巴巴地回答：“不知道，孙营长，确实不知道。”

这时，一名卫士前来报告：“营长，我在后墙下面发现一只拖鞋。”

孙鸣九和刘多荃一商量，估计是蒋介石听到枪响，爬过围墙，逃到骊山去了。他们决定立即搜山，并再次向张学良报告。

天色将明，孙鸣九率领卫队营，穿过五间厅后山墙的小门，迅速向山上奔去。爬到半山腰，截获了蒋介石的侄儿、贴身侍卫蒋孝镇。孙鸣九拿枪指着他的脑袋喝问：“委员长在哪里？不说实话，我马上毙了你！”

蒋孝镇吓得面如死灰，哆嗦着回头朝山上看。孙鸣九断定蒋介石就在山上，命令卫士们火速上山搜索。

原来，蒋介石被枪响惊醒的时候，以为是红军打来了，急忙下床，只穿着睡衣和拖鞋就往外跑。他知道院内不能藏身，就向山墙跑去。门锁着，打不开，他让蒋孝镇帮扶着，爬上后山墙，从墙上跌到外面，摔伤了脊梁骨，碰破了脚，还丢了一只拖鞋。两名侍卫把他背到山腰间一块叫做卧鳖石的大石头后面。蒋介石一头钻进石头穴的乱草中。

孙鸣九率领卫队营上山搜了很久，天色已经大亮，刮起了风，满山树枝乱摇，尘土飞扬。士兵们接近卧鳖石，蒋介石的一名侍卫听见了人声，探头观察，刚一露头，就被一枪打死。蒋介石举起两手喊道：“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卫队营陈思孝班长随即向后面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

孙鸣九应声跑上去，只见蒋介石低着头从石头缝里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卫队营官兵围了一大圈，蒋介石还以为是红军，浑身哆嗦，一会说：“打死我吧！打死我吧！”一会又说：“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孙鸣九叫蒋介石跟着他走，蒋介石看看他们，觉得不像红军，便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军队？”

孙鸣九回答：“是东北军。”

蒋介石一听是东北军，骤然神气起来：“你们想来干什么？”

孙鸣九答道：“我们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西安事变，审蒋变放蒋(3)

蒋介石又问：“你们副司令在哪里？”

孙鸣九说：“在西安等候。”

蒋介石发怒了：“我是国家的一个领袖，我不去，叫你们副司令来。”接着又说：“我脊背疼、腰疼，不能走下去。”

孙鸣九说：“山下有车。”

蒋介石说：“我要马。”

孙鸣九说：“这阵哪来的马？”

唐君尧和白凤翔闻讯上山。白凤翔贴着孙鸣九耳边说：“咱们为了抗战，对他还得有礼貌。”他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来，给蒋介石披上。但是，蒋介石死活不肯下山。孙鸣九向左右几个士兵示意，把蒋介石架到了山下。

蒋介石下了山就要回卧室，东北军官兵哪里会答应。有人高喊一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山上山下的官兵随着呼喊起来。孙鸣九等人硬把蒋介石拖到汽车边，塞进车里，唐君尧和孙鸣九同车押送。上午9点多钟，蒋介石到达新城大楼。

当东北军搜捕蒋介石的时候，西安城内，赵寿山和孔从周等人指挥西北军警备第二旅和炮兵团、教导团等，解除了中央宪兵第二团、陕西省保安处、省公安局大队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控制了机场、车站、银行和邮局，扣留了停在西郊飞机场上的五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空军人员。

西北军包围了西京招待所，逮捕十多名蒋系军政要员，包括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连同他们的家属、随员和卫士，总共几十人，集中在楼下大客厅里。邵元冲跳窗逃跑，不听制止，士兵开枪把他射成重伤，送到医院，不治而死。

集中点名时，发现少了陈诚。士兵们开始搜查。陈诚听到枪响时，想到自己随身带着处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绝密文件，被搜出来非同小可，便将文件撕毁，扔进抽水马桶，放水冲下。然后，他躲进地下室里，士兵们在一个垃圾箱下面把他抓了出来。

张学良给兰州的解方发去密电，解方解除了朱绍良部队的武装，并控制了飞机场。

西安事变爆发，震惊中外。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说他们已经把蒋介石扣留，逼迫他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并请中共中央迅速告知意见。

古老的保安城，坐落在陕北高原一条狭长的山谷里。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这里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临时首都。毛泽东在保安的一个窑洞里收到了张学良的电报。

陕北高原的冬夜冷气彻骨，毛泽东办公室里的灯光，透过重重夜幕，划破长空。毛泽东身穿红军制服，由于过度操劳和生活艰苦，高大的身材略显瘦削，一头浓密的头发留得很长。他周身充满一种异乎常人的力量，两眼炯炯发光，手里拿着几份电报，一直沉思着。

值班的警卫员进来送开水，毛泽东转过身，对他说：“贺清华，告诉你一个消息，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住了！”接着，他又加重语气说：“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贺清华扭身就往外走，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毛泽东把他叫住，说：“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他们到这里来开会。”

毛泽东话音刚落，贺清华早已跨出窑洞门。毛泽东又在后面叫他：“贺清华，外边很冷，把我的大衣穿去吧。”贺清华转身拐回窑洞，从毛泽东手里接过大衣披上。他跑回住处就喊起来：“喂！快醒醒，把蒋介石捉住了！”

西安事变的消息，像一阵雷鸣，打破了黑夜的寂静，惊醒了熟睡的人们。一排接一排的窑洞里亮起了灯火，人们唱歌跳舞，或是一起议论，精神高度兴奋。

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集合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开会。参加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任弼时、关向应和张国焘等政治局成员。

毛泽东办公室的会议一直开到天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分析了张学良和刘鼎从西安发来的电报，一致肯定西安事变具有积极的意义，决定采取有效步骤，给予全力支持。他们给张学良回电，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和平凉一带，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和潼关一线，表示红军决不进占寸土，并告周恩来会到张学良那里协商大计，请张学良派飞机到延安迎接。

同一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临时会议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孔祥熙负责行政院，何应钦掌管军队。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仗着军权在手，乘机导演“戏中戏”。他当晚就在自己家里召集会议，戴季陶、居正和叶楚伧等人在会上主张立即“出兵讨伐”，而冯玉祥、孙科和李烈军等人则认为应弄清情况，说服对方，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避免引起内战。

13日清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各单位接到通知：要在保安修飞机场，地址选在抗日红军大学前面的平地上。人们猜想，一定是要用飞机把蒋介石押送到保安来，情绪非常高涨。大家拿着锄头和铁锹，在场子上平地、砍树、抬石头。忽然，天空传来嗡嗡的声音，一架飞机飞到头顶上，盘旋几圈，又飞走了。

下午，又接到通知：机场不修了。贺清华心里纳闷，找到机会就问毛泽东：“主席，飞机场怎么不修了？不把蒋介石送来了？”

毛泽东笑了，向贺清华解释道：“啊，不是那么回事，不是把蒋介石弄到保安来关窑洞。修飞机场，是因为张学良的飞机要来接我们的代表。但红大附近的山沟太窄，飞机落不下来。明天周副主席骑马去延安，再由延安坐飞机去西安，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不但不主张杀他，还主张放掉他呢。”

西安事变，审蒋变放蒋(4)

同一天，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表明逮捕蒋介石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政府应该发动全国的抗战，但蒋介石“弃绝民众，误国咎深”，所以要对他进行“最后之诤谏”，保证他的安全，促使他反省。

14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宣布撤消“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组织抗日援绥军，集结待命。他们把东北军的第五十七军和第一○五师调到渭南一带，部署第五十一军和第六十七军警戒兰州至咸阳一带，第十七路军警戒兰田、商城、蒲城和大荔一线，准备迎击南京方面的进攻。

同一天早晨，周恩来离开保安。毛泽东冒着大雪给他送行。和周恩来一同起程的有博古、叶剑英、邓发、李涛、李克农、罗瑞卿、童小鹏等二十多人。一支红军骑兵部队担任护送任务。毛泽东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祝你们一路顺风，祝你们凯旋归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三十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国内外都受到极其强烈的震动。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混乱。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讨伐”张学良的“叛变”。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第二十八师、第三十六师、第三十九师和教导总队沿陇海路西进，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在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第二天，他电请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替代蒋介石。

南京政府内部两大派泾渭分明，以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反对马上“讨伐”，却苦于手中没有军权。宋美龄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说：“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她主张迅速与西安方面联系，以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局势十分混乱和紧张。

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中共寄予厚望，把关系民族兴亡的重担放到了共产党肩上。形势要求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迅速做出正确的决定。

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国民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方针，认为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求抗日救国而发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主张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同一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再次就西安事变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个人的问题，中共中央的认识有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苏区有人要求把蒋介石“交付给人民审判”。13日在毛泽东办公的窑洞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也有人主张“审蒋”。15日，红军十五位领导人在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电文中也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但是，中共中央根据事变的发展，认为必须修正“审蒋”提法，以击破国民党中亲日派的阴谋，压迫和争取亲英美派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建议。

短短几天中，中共中央根据既定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策略，制定和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整套正确方针和政策，表明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伟大政治襟怀，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

17日黄昏，张学良派到延安迎接周恩来一行的波音飞机，披着绚丽的晚霞在西安机场降落。张学良和杨虎城不知飞机何时到达，未在机场迎接。周恩来一行在张文彬陪同下，坐上张学良派来的汽车，向西安古城驶去。

周恩来等人进城后，刘鼎把他们安排在金家巷地下共产党员涂作湖木匠的家里。周恩来在这里刮了一次胡须。

此时，抓住了蒋介石的张学良，如同抓了一只刺猬在手里，拿在手里感到扎手，放在地上又怕它跑了。听说周恩来等人已经到达，心中顿感宽慰。

周恩来到达张公馆时，张学良已在门口等候多时。彼此问候过后，张学良注视着周恩来的面庞，说：“美髯公，你的长胡须怎么不见了？”

周恩来微微一笑，挥挥手说：“剪去了！”

张学良有些惋惜地说：“那么长的美髯，剪掉太可惜了。”

身旁的人看到宾主如此亲热，惊讶地说：“少帅和周先生很熟悉呀！”

周恩来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张学良当晚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一行，安排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住在自己公馆里，既僻静，又安全。

张学良和周恩来当晚交谈，直到深夜。张学良首先谈到蒋介石在被扣后的表现，以及南京方面的动态。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他说，他的看法是，争取蒋介石抗日，现在最有可能。

周恩来同意张学良的看法。他说：“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法国皇帝拿破仑。尼古拉二世是在群众革命暴动、推翻了他的政权的情况下被捉住的，拿破仑是经过战争、全军覆没以后被流放的。但蒋介石虽然被捉住了，他的实力还原封未动，这与以上两例不能相比。目前，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他手下的广大官兵已有所觉悟，抗日思想逐渐增长。从大局着想，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都应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

西安事变，审蒋变放蒋(5)

接着，他指出，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

周恩来提出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许多具体的情况和复杂的问题，都有待周恩来在西安相机处理。

接着，周恩来又和杨虎城会谈。周恩来希望他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虎城表示：“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20日上午，宋子文乘飞机来到西安，蒋介石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陪同他前来。宋子文不敢单独同周恩来会面，顾虑何应钦抓住他的把柄。他让郭增恺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告诉郭增恺，中共没有参与这次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贡献。宋子文得知周恩来的意见，对中共的态度十分欣赏。

当时，何应钦的“讨逆军”已经有五个师开到潼关和华县，从东面直逼西安，顾祝同指挥的十个师，准备从西面进攻西安。中共中央主张周恩来争取和蒋介石、陈诚等人开诚谈判，又在军事上做了周密部署，派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和西北军迎击“讨逆军”。

22日，宋美龄到达西安。飞机在洛阳机场停留时，宋美龄对洛阳的国民党空军下令：无论如何不能派飞机轰炸西安。宋美龄带来了大量食物和用具，还为蒋介石带了一副假牙。

在金家巷高公馆，蒋介石见到宋美龄到来，惊呼道：“亲爱的，我告诉子文不让你来，你怎么真的来啦！你入了虎穴了。”

宋美龄说：“你受了伤，我来看你啊。”言谈间，两人唏嘘不已。

23日，双方谈判正式开始。蒋介石方面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出席。谈判一开始，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只要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和红军就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并将向蒋介石转达。

24日，谈判继续进行，蒋介石方面多了一个宋美龄出席。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她和宋子文对谈到的一些问题做了明确的承诺。双方最后达成了六项协议。

当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对他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蒋介石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周恩来又说：“你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十年来牺牲了千百万中国革命者，我的头也是从你的刀底下滚过来的。这些，现在都不去说它了，一起抗日吧。”

蒋介石想了想，叹口气说：“我后悔了，杀人太多了。”

站在蒋介石身边的宋美龄赶紧打圆场：“算了吧，以前的事别说了，以后再不要剿共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做了三点表示：第一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第二是由宋子文、宋美龄和张学良全权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解决一切问题。第三是蒋介石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

历时十四天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在蒋介石承诺了“我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之后，“西北大联合”的三方，同意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急急忙忙亲自乘飞机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得到消息，乘汽车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后来叹息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奇qinkan.net书]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不出周恩来所料，张学良去南京，给他自己带来了严重后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如美国记者斯诺所说，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它结束了中国的十年内战。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发出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正式公开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两党合作的基本条件，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大多数党员的赞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谈判奠定了政治基础。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终于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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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长城》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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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农民观看曾载蒋介石飞机义勇军在战壕中作战平型关大捷，八路军凯旋二十九军大刀队八路军抗日誓师大会东北军在锦州设防几个日本兵闯进来，机警的少妇连忙躲藏到屋内的草堆里。两少女来不及躲避，惨遭日本兵蹂躏。少妇听见大一点的姑娘喊了一声“嫂嫂”，便不再吭声。小姑娘大哭大闹一阵，也没了声息，只听到兽兵们发泄的狂笑，少妇吓得浑身发抖。两小时后，兽兵离去，惊魂未定的少妇，壮起胆子，蹑手蹑脚，回到房里一看，只见小姑娘躺在桌底下，下身血淋淋的，胸口和肚皮被刀戳了两个窟窿，肚肠都流了出来……

七七事变，暴风雨来临(1)

“七七”事变，石破天惊的暴风雨来临。

金朝人修建的十一孔的卢沟桥，在战争时期，对于北平而言，具有军事上的重要意义。这座桥全长二百多米，宽约八米，桥西六公里外就是长辛店，桥东七公里处便是丰台。元朝、明朝和清朝的官员们，都很重视这座桥梁，时常加以修建。侵华的日军知道，如果他们占领了这座桥，北平就为他们的武力所钳制。他们决定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铁路，以便加深河北与察哈尔地区的“特殊化”，进而以北平和天津为据点，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日军在发动对卢沟桥的进攻之前，关东军已经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北面至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独石门等关隘的两侧，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伪保安队五个总队，盘踞在通县、怀柔和顺义一带；山海关至丰台的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本中国驻屯军，辖一个步兵旅团、一个炮兵联队和直属分队，共五千七百人。

当时，驻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就是几年前在长城抗战中以大刀猛砍日军而名闻海内外的第二十九军，军长还是宋哲元，副军长是秦德纯和佟麟阁。宋哲元军共辖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特务旅和一个保安队，总兵力十万人。

山东人宋哲元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喜峰口战役使他成为抗日名将，但他没有把这个荣誉贯彻始终，后来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开始执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政策，在军事上抱着与日军和平相处的幻想，对日军毫不戒备。

日军却在磨刀霍霍。但是，1937年的上半年，并没有发生狂飙突起的冲突，而是罕见的平静。

2月份，日本广田内阁倒台，林铣十郎组阁，用了一位“自由而开朗”的外交大臣，名叫左藤尚武。这个名叫尚武的大臣，标榜“不尚武”的“左藤外交”，以新姿态对南京政府、华北当局和英美等国频频展开外交活动，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日本政府真是打算用比较开朗、谅解和稳健的政策对待外国，特别是中国。

美国有一位叫做拉铁摩尔的中国通，却在提醒人们：“这太像1931年的状况，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令人不能放心，恐怕我们又将见证一个‘九一八’！”

拉铁摩尔不幸而言中，暴风雨前的寂静很快过去了。6月4日，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组阁，一个由好战分子杉山元、米内光政和广田弘毅分别出任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的内阁成立了。于是，“战争谋略的风闻”传播开来。外务部提出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叫嚷要“首先对南京政权一击”。日本人为三个侵华“英雄”拍摄了一百多部影片，宣扬和煽动侵华战争。

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和转移国内视线。英美等大国对日本侵略中国，则是采取观望态度，助长了日本的野心。华北处在动荡之中，亲日分子十分嚣张。国民党政客萧振瀛为宋哲元军争取了更大的地盘，又勾结土肥原出卖国家。日军便把宋哲元和萧振瀛用作统治华北的工具。

萧振瀛说：“我们的目的是名利双收，有了地盘，大家就有官可做，有财可发，这就是利；如果日本人压迫我们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就起来抗战，这就是名。”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军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步步进逼，企图在房山县一带建立据点，威胁北平的安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那一天，日军步兵一个中队在丰台演习，与宋哲元军发生冲突。经双方调解，宋哲元军撤出丰台。几个月后，日军又指挥冀东宁雨的“民团”三千多人，企图通过昌平、南口一线向西活动，被宋哲元军张自忠师包围歼灭，并俘获三名日本人，供出他们企图包围北平西南和北面的阴谋。

华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北平和天津近郊频繁演习，一时间，天津氛围诡谲，风声鹤唳。日军加紧在中国长城地区集结，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现在万事俱备，只要制造一个新的“事件”就行了。

土肥原来到卢沟桥畔，精心策划了一番。1937年7月6日，驻丰台的日军要求穿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举行军事演习，宛平城中国守军严词拒绝。驻守卢沟桥及宛平县的金振中营长，奉命严密监视日军，随时准备抵抗日军进攻。当天，金振中化装前去打探，亲眼看到日军以卢沟桥为假想敌阵地进行演习。他立即返回，要求各连队备战。

金振中是河南固始县人，当年三十五岁。他参加过喜峰口战役，因作战勇敢，受到师部嘉奖。他在抗战中坚守着一个信念，就是“宁为战时鬼，不做亡国奴”。

第二天，日军继续以卢沟桥为假想目标，在宛平城北进行军事演习。晚上11点左右，日军借口“仿佛”听见宛平城内枪响，致使一名日本士兵死亡，要闯入县城搜查。宛平城驻军团长吉星文断然拒绝。日军坚持要入城，威胁“将以武力保卫前进”。秦德纯得到报告后，急忙派员同日方交涉。此时，日军失踪士兵已经归队，但日军决心抓住这次机会制造事端。他们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外撤退，又诡称需了解情况以便谈判，赶派援军包围宛平。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同意中日双方各派代表去宛平作实地调查。

七七事变，暴风雨来临(2)

8日清晨5点钟，日军进入县城不到五分钟，就用炮火猛轰宛平城，顷刻间，“东门外枪声大作，继之西门外炮声及机枪声继起”，接着，日军攻占了城东北方的沙岗。吉星文忍无可忍，下令还击。”七七”卢沟桥事变在日军蓄意挑衅下，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进行军事上的部署，准备应战，另一方面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通过地方与日本谈判。他还在幻想着依赖外力和平解决事变。

7月8日这一天，日军连续向宛平县城发起三次进攻，中国驻军奋勇抵抗。战前，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发出动员令：“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

何基沣是个足智多谋的河北人，他要为保卫家乡而战。他对二二○团的谢世全说：“谢团长，今天你拿不下铁路桥，就别来见我！”谢世全大刀一挥，带领部队出发。谢世全团开到前线，发起冲锋，孙连长最先冲上去，一口气砍死六名日军，身上七处负伤。整个战场杀声震天。谢世全团在观音庙附近歼灭日军一个中队，又在卢沟桥地区反复拼杀，击毙了日军高级指挥官。

战争开始不久，日军占领了平汉线铁路及其附近的龙王庙等处。守军下午向日军发动反攻，展开白刃战，将丢失的阵地夺回。

中共地下组织迅速发动群众援助宋哲元军，派人与吉星文团取得联系，鼓励他们英勇抗战。一天夜里，吉星文派出一连兵力，将日军九辆坦克全部打退。附近的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救护，送水送饭，搬运弹药。长辛店铁路工人在城墙上做好了防空洞和枪眼。正在西苑军训的大中学生纷纷要求上前线。北平的大街小巷，到处活跃着宣传队、劳军队和募捐队。民先队、北平学联和北平作协等二十九个团体组成了“北平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儿童们也省下零用钱，为抗日捐献“一枚大铜板”。

中共中央号召武装保卫平津和华北，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侵略。

但是，北平和天津的一些汉奸，在日本人授意下，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劝他投降日本，还密谋逼走宋哲元，使河北和察哈尔进一步伪化。日本人在威逼利诱的同时，又调动十万陆军进入中国，接着又决定动员四十万日军侵华，扩大侵略的规模。

形势非常急迫，宋哲元还在一次又一次和日本人谈判。日军趁机进驻各个军事要点。日本空军除了集结在天津东局子飞机场，还在塘沽附近修筑了基地，每天派出飞机在北平上空和平汉铁路沿线进行侦察，准备再次大举进攻。

21日，日军炮击宛平县和长辛店一带的中国驻军。四天后，日军用火炮和十多架飞机轰炸廊坊。

显然，日军很快就会发起总攻。宋哲元得到情报，日军正在调动重兵，下一步棋，肯定是进攻南苑。他命令副官了解北苑和其他方面的情况，发现北苑那边比较平静，阮玄武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和占领了清河镇的日军河边独立第十一旅团濑良支队两相对峙。北平城东的守军阵地已经丢失，日军抵达城下，通县附近杨庄的守军和日军血战后，已经撤到了南苑。

有一天，在南苑兵营东南角，担任警戒的军训团学生兵，发现日军两个侦察兵骑马跑来，立即开枪射击。日本兵负伤落马，营房中的学生兵赶来助战，抡起大刀将日本兵砍死。

27日，赵登禹率第一三二师先行团进抵南苑军部。当夜，从南苑向东南方向望去，只见团河附近火光冲天，站在南苑兵营大门前，可以清楚地看清报纸上的小字。赵登禹和副军长佟麟阁交换情况，骑兵师长郑大章、军训团教育长张寿龄等人都在场。赵登禹估计，这可能是他部下两个团与日军遭遇。从密集的枪炮声判断，战事非常激烈，日军火力很强，用了重兵。可是，赵登禹没有料到，他率部北上的军情，已被汉奸潘毓桂等人出卖给日军，日军川岸第二十师团已经开到团河附近，赵登禹的两个团不是和日军不期而遇，而是遭到日军阻击。不明就里的赵登禹，命令两个团突破日军防线，到南苑集中。

南苑兵营是一个训练场地，并非为作战而准备的。这里兵力有限，驻军多是学生兵。冯治安师和骑兵第九师的一部，在欧亚飞机场一带布防，阻止企图从丰台和长辛店一带包围南苑的日军。当时军训团约有一千五百人，都是参军不久的学生，他们一再请缨，才被列入战斗序列，警戒兵营东南角九营房小砦一带。

战情紧迫，日军已有进攻南苑的迹象。佟麟阁从北平开会回来，立即命令驻南苑各部马上在营区周围砍倒四百米宽的庄稼，并在营区边缘挖临时堑壕。

佟麟阁望着已经高过人头的高粱和玉米，知道这是百姓生命所系。砍掉四百米宽的庄稼，就断绝了很多百姓的生计。他不忍砍去这么多，将四百米宽减为两百米宽，而这将需要官兵们付出血的代价。

这时候，宋哲元命令驻在南苑的军部撤到城内中南海，又给部下书写了一道命令：“此杀敌报国时也！”佟麟阁不愿随军部撤离，要与官兵一起死守南苑。在战前，他就接到通知，说他父亲病重，家人多次催促他回北平看望。佟麟阁见军情紧急，托人告诉家里：“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为之。”

七七事变，暴风雨来临(3)

第二天拂晓，南苑兵营的官兵们还在酣睡，东边的天空中传来低微的嗡嗡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两架日军飞机直线飞来，绕了两圈，又朝来的方向飞了回去。

不久，五架日军轰炸机飞来，投弹的目标，竟是学生兵的阵地。日军大炮也向这边轰击，密集的炮弹落在学生兵阵地上。佟麟阁回到指挥部，铁皮屋子在爆炸声中不停抖动，学生兵阵地那边的轰隆巨响不绝于耳，其他阵地却没有受到打击。日军知道学生兵阵地战斗力最薄弱，这都是隐藏在指挥高层的汉奸潘毓桂向日军递送情报的结果。宋哲元军官兵的伤亡，都和他的卖国行为直接关联，内贼其实是最可怕的。

日军的飞机大炮把学生兵阵地炸得残破不全，坦克和步兵推进到高粱地前，距阵地不足两百米。学生兵队长大呼：“射击！”学生兵马上爬到战壕前沿举枪齐射，密集的枪弹射倒一片日本兵。日军向来看不起中国军队，又明知对手只是一些中学生，冲锋时更加大胆放肆。这一阵密集的枪弹，顿时打掉了他们的气焰。日军纷纷躲到坦克后面，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不料学生兵的射击越来越猛，日军便开始撤退。

日军想找软柿子捏，却碰了个硬钉子。

丰台那边的日军河边旅团，在川岸师团向南苑进攻的同时，开始向南苑西北方向的守军进攻。冯治安立即派何基沣旅向丰台进攻。丰台的日军腹背受敌，惟恐中国军队掏他的老巢，连忙撤兵回顾，攻击力渐渐减弱，战局暂时僵持。

赵登禹知道南苑吃紧，调第一旅和第二旅增援。他自己右臂和腿部相继中弹，传令兵要背他走，他说：“不要管我。北平城里还有我的老母，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对得起祖宗！”

日军川岸师团投入了约三千兵力，河边旅团的步兵在两千人左右，他们有飞机和炮兵支援，火力远强于守军。守军虽然有兵营作依托，但编制混乱，火力只有轻武器。

川岸师团再次攻击学生兵阵地。大炮飞机轰击之后，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出现在学生兵阵地前。炮火刚停，学生兵从战友的尸体下爬起来，身上淌着血，趴到壕边向日军射击。这时，背后食堂房顶上竟然响起了歪把子机枪的吼声，一排排子弹把学生兵压了下去。原来，日军飞机在轰炸时还空投了十几名伞兵，他们抱着机枪降落在食堂附近。食堂里，几名炊事兵在蒸馒头，第一笼已经下屉，一名新兵用木棍蘸着红墨水在馒头上写下“不忘国耻”和“小日本”，日军端着机枪冲进来，新兵抄起菜刀准备一拼，被机枪射杀，浑身血肉模糊，其余炊事兵也中弹牺牲。日军爬到食堂顶上，从制高点向阵地射击。

学生兵阵地的火力被食堂顶上的机枪压制下来，阵地前方的日本兵冲近了。学生兵咔喳咔喳上刺刀，端着枪冲出堑壕，和日本兵格斗，只听得战壕前刺刀咔咔脆响，刀锋入体嚓嚓有声。两军拼杀，扭打撞击。片刻，活着的人在死伤者身上踩来踩去，眼睛瞪着对方的刺刀尖。

学生兵到这时明显地暴露出弱点，他们训练不够，缺乏临战经验，而关东军是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过兵的，杀人是他们的拿手活。眼见得学生兵一片片倒下，厮杀线渐渐向战壕这边后移，学生兵的退路上，鲜血覆盖了土壤。学生兵预备队得到命令，冲出掩体，端着刺刀冲了上来。日军经过鏖战，体力消耗很大，学生兵有援军到来，实力大增，日军渐渐后退，一些日本兵仓皇逃跑。日军吹号收兵，那些端着刺刀的日本兵退后三步，收起枪刺，深深鞠躬，向顽强的敌手致敬。

这时，宋哲元军部发出撤退命令。士兵们纷纷跃出阵地后撤，无人掩护，无人指挥，秩序大乱。日军控制着大操场中间的演武厅和食堂，机枪子弹不断扫来。学生兵慌张向北逃跑，防御全线崩溃。

日军知道守军已经撤退，却按兵不动。川岸师团从潘毓桂那里得到了宋哲元军下令撤出南苑的情报，认为现在不值得出动重兵去占领一座兵营，目前最重要的是派部队截击撤退的中国军队，消灭宋哲元军的有生力量。

南苑守军中，四分之一的官兵不愿撤退，躲进掩体准备抵抗。日军派出一支部队，小心翼翼地进入南苑兵营。日军知道暗处隐藏着中国官兵，不敢搜索，只是与正面抵抗的守军枪战。守军寡不敌众，渐渐撤退，下午3点左右，只剩下三十人撤到东寨墙边。日军将他们围住，三十名官兵端着刺刀靠在寨墙上，日本兵不敢上前，用步枪机枪齐射，三十个中国勇士陆续倒下，他们的血，在东寨墙上印下红色的人形。若干天后，有人趁夜将壮士们的遗体偷偷掩埋，但墓葬不知在哪里。三十个英魂没有留下姓名，关于他们的传说到处传播，每到初一和十五，都有人来这里烧香上供。

宋哲元下令撤退，部队放弃阵地，向北平蜂拥而去。南苑到北平的土沙路，最宽处不过五六米，路两旁都是高过人头的青纱帐。撤退的官兵涌过来，马上把路堵塞。后面的官兵一批批涌到，大家挤成一团。日军飞机把炸弹投向拥挤在路上的中国官兵，加上机枪扫射，中国官兵死伤惨重。

那时候，中国军队没有对空作战的武器，只能钻进路旁的青纱帐躲避。那些天连降大雨，南苑地势低，地里不是水洼就是稀泥，前面的人钻进去，不是滑倒就是被后来的人推翻。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向前拥，若被日军机枪射中，一枪就打死几个人。

七七事变，暴风雨来临(4)

南苑的半日鏖战，周围的老百姓有所耳闻，又见中国军队北撤，连忙从四乡赶来，带着馒头、窝头、西瓜、酸梅汤……路旁摆满了各种食物，其中有些可能是刚从菩萨供桌上拿来的。

日军的飞机又过来了，擦着头顶飞过。第一架对准路上的中国军队狂射机枪，从第二架开始，投下密集的炸弹。低空飞行的日本空军把地面目标看得一清二楚，用手一个接一个向下扔小炸弹。佟鳞阁骑马来到一个土砖窑上，副官一再请求他下马隐蔽，他只好跳下坐骑站在马的身边，对混乱的部队发布命令：“所有的步枪朝天射击！”中国军队用步枪射击日军飞机，从马占山抗战到长城抗战，一直沿用下来。

日军的飞机似乎发现了中国军队的指挥部，开始对佟麟阁所在的土砖窑扫射轰炸。一排机枪子弹射来，打在砖窑上，窑灰和泥土飞溅，尘埃落下后，佟麟阁身旁的马已倒下，他大腿上中了一弹，血流如注。副官要求他躺下，给他包扎，他执意不肯。部下无奈，只好让他站立着给他包扎。

日军飞机又盘旋而来，扔下炸弹，土砖窑被硝烟包围。日机拔高，再次盘旋轰炸。日军的火炮也开始轰击。看来，日军步兵准备拦腰截断撤退的中国军队了。佟麟阁马上叫卫队传令：后面的部队组织编队，掩护前面的队伍撤退。炮声过后，后面响起枪声，一阵紧过一阵，但感觉不到日军的战线向前推移。佟麟阁估计日军追兵战斗力并不很强。他估计得不错，日军在南苑战斗中受到重创，中国军队窝了一肚子火正没处撒，对着追兵拼命射击。中国军队又牺牲不少，也让日军付出了代价。

经过佟麟阁指挥疏导，溃散的部队陆续编成了队伍，慢慢向大红门和永定门方向开去。下午两点钟左右，退兵已经稀少，只等掩护部队撤来，就可以一起北撤了。突然，大红门城楼上出现了日军，架起机枪向佟麟阁的部队扫射。

佟麟阁估计这可能是驻丰台的河边旅团。他看到掩护部队跟了上来，决定集中火力猛攻大红门，占领制高点。他将现有的部队检查一遍，只留下少数卫队，派出包括副官、参谋在内的所有人员加入战斗。部队冲上去激战，打开一个豁口，占领了大红门。日军机枪又开始扫射，佟麟阁的几名卫士中弹阵亡，他的头部也中一弹。

赵登禹坐车来到永定门外大约两三公里的地方，突然遭到日军阻击，汽车司机立刻掉头南行，才躲过一劫。车上除了赵登禹，只有参谋副官和卫兵各一人，无法打掉日军的机枪，只好原路退回，再想办法。等到撤退的官兵陆续到来，才一起前进到遭遇日军的地方，与日军交战。他们发现，在这里阻击的不只是一两挺机枪，而是丰台日军的一部分。中国军队满腔怒火，狠命冲杀，杀开一条血路，日军兵力不足，仓皇退走。

赵登禹见南苑的部队溃退下来，觉得愧对官兵。他叫郑大章先进城汇报，自己留在原地疏导部队。不一会，日军飞机过来轰炸，汽车目标太大，赵登禹连忙下车，刚走出十几步，一颗炸弹落在车身正中间，汽车被炸得粉碎。

下午两点钟左右，部队渐渐过完，忽听得大红门附近枪声骤起，赵登禹知道这肯定是丰台日军前来截击。他留下所有的官兵，自己赶回大红门去营救佟麟阁。赶到大红门截击的日军陆续增加，佟麟阁阵亡，撤退的中国军队从凌晨两点战到现在，已经精疲力竭，武器残缺，反复冲杀都难奏效。他们坚持战斗到下午4点，子弹全部打完，部队全部战死。赵登禹，这个山东农民的儿子，身中数弹而亡，以三十九岁的生命殉国。如今，北京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

他的上司佟麟阁是河北人，殉国时正值四十五岁的壮年。

佟麟阁和赵登禹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最早牺牲的高级将领。他们阵亡几天后，国民政府就发布褒恤令，追赠他们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

守军从南苑撤退后，日军川岸师团与河边旅团合击卢沟桥，扼住了北平的咽喉。接着，日军向驻守北苑的独立第三十九旅猛攻，从南、东、北三面抵达北平的城门。占领了沙河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和占领了北苑与清河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开始进攻驻守西苑的冯治安师主力部队，同时，占领了卢沟桥的日军川岸师团与河边旅团，配合上述日军部队的进攻。

宋哲元见大势已去，便让张自忠代替他的职务，自己在28日夜间11点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冯治安师等部队，奉命在当晚经门头沟开始南撤。担任掩护的何基沣旅，也在30日退往涿县。于是，北平沦陷。

八路军宣誓，开赴前线(1)

八路军三个师庄严宣誓，开赴山西前线。

自从西安事变开始，周恩来就忙于和国民党谈判。国共双方具体磋商合作抗日，谈判长达半年多。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的西安谈判，飞抵春光明媚的杭州，同蒋介石直接谈判。

蒋介石向周恩来承认，中共具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的力量；由于国共分家，致使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侵华的局面。

周恩来重申中共的具体要求：第一，陕甘宁边区是个行政区，不能分割；第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必须达到四万多人；第三，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第四，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第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第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对具体问题避而不谈，只是说：“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他反复强调，中共不必同国民党合作，只要同他个人合作，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周恩来看出，蒋介石强调同他个人合作的用意，是不愿放弃个人独裁和领袖地位。他向蒋介石申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纲领上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决不能忍受“投降”、“改编”的污蔑。他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最好方法。”

蒋介石立即说：“那就赶快回到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周恩来问他有什么具体办法，他说没有，要中共商量。

3月30日，周恩来带着和蒋介石联系的密电码飞抵西安，4月初飞返延安。毛泽东等人到机场迎接。

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在庐山再次和蒋介石会谈，提交了《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内容包括：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

可是，蒋介石推翻了他在杭州会谈中所做的承诺。他完全撇开周恩来带来的纲领，提出由国共双方推出数量相等的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他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个同盟会决定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代替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他甚至提出，要请毛泽东和朱德“出洋”。他还提出设立政治训练处，指挥改编后的红军，由国民党政府派人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职，副职由边区选举。

蒋介石的企图，是要把中共溶化在国民党内。周恩来严词拒绝，驳斥了他要朱德和毛泽东“出洋”的提议。会谈中，双方争执很久，经过宋子文、宋美龄和张冲往返磋商，仍然无法解决双方的矛盾。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这次谈判没有取得结果。

7月7日，周恩来一行来到上海，准备再上庐山，同蒋介石会谈。就在当晚，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揭开了帷幕。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13日，毛泽东在延安挥毫题志，发出誓言：“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同一天，国民党政府向国际联盟递送第一次声明，申诉日本人大规模侵略中国。

14日前后，周恩来一行到达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蒋介石态度十分冷淡，在谈判中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谈判陷入僵局。

16日至20日，国民党庐山谈话会举行第一期会谈，一百五十八名大学教授和地方县以上官员与会，讨论和战方针。何应钦发言说，中国武器不如日本，如果开战，七天之内必会亡国。孔祥熙说：“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张群提出：“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

地质学家李四光也来到了庐山。他早年和汪精卫有过交往，谈话比较随便。一见到汪精卫，他就说：“现在再不打，别无出路了。”汪精卫却很悠闲，给他讲了一通不能打仗的道理。李四光一听，就和他争辩起来。

汪精卫说：“你是书呆子，懂什么？”

李四光愤而告辞，临走时说：“看谁的看法对！”

随后，李四光对一位朋友提起这次谈话，愤愤地说：“此人可杀。”

李四光的话在后来应验，汪精卫后来果然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认贼作父，成为千古罪人。

17日，蒋介石在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最后申明：“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9日，这篇讲话以《最后关头》为题发表，表达了国民政府准备抗战的决心。

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蒋介石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周恩来一行随即飞往上海，后又回到延安，静观时变。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提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并号召“立即召开国防会议”，共商抗战大计。

中共中央提出的全国抗战方略分为七条：第一，战略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第二，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第三，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避免持久的阵地上的消耗战；第四，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中心，设立坚强工事，配置足够兵力，以钳制敌人；第五，一切阵地的编成，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应采取积极的动作，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第六，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第七，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材地带，使主力在运动中歼敌。

八路军宣誓，开赴前线(2)

这个提案，首次提出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一部分。

21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英国大使许阁森，要求英法两国从中设法和缓中日之间的冲突。

23日，毛泽东在延安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号召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抗战，动员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争取广泛的外援，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

25日，蒋介石会见美国大使约翰逊，提请美国注意它是《九国公约》发起国，在国际法和道义上都有制止日本的义务。

30日，国民政府特使孔祥熙到达伦敦，和英国银行团签订两千万英镑的借款契约，还谈妥了购买三十六架英国飞机的协议。他还和比利时、法国签订借款协定，向法国订购三十六架轰炸机。

8月1日，周恩来接到张冲来电，称：蒋介石密邀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去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国防会议。

10日，周恩来一行从西安乘飞机到达南京。这次南京之行的一个重要目的，仍然是商谈中国红军的改编。要改编的不仅有红军主力部队，还有湖南、江西、广东、浙江、福建、湖北、河南和安徽八省的游击队。

12日，蒋介石派康泽会见周恩来，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不同意宣言中提“民主”，要求一律改为“民用”；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要求提共赴国难。周恩来当即表示，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

但是，时局突变，蒋介石的态度跟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3日，日军突然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侵略者的炮火打到了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了真正的心腹之患，他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

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但是，由于双方在部队改编和员额等问题上仍有斗争，这个协议到22日才正式发表。同一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

日军来势凶猛，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朱德和周恩来先离南京，未了事宜由叶剑英在南京继续谈判和交涉。

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确定抗战战略方针，调整部署，划分战区，将临战地区划分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负责河北省和河南省北部作战，辖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和第十四集团军，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第二战区，负责山西、察哈尔和绥远三省作战，辖第六集团军、第七集团军和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第三战区，负责江苏和浙江两省，辖第八集团军、第九集团军、第十集团军和第十五集团军，冯玉祥任司令长官。第四战区，负责福建和广东两省作战，辖第四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何应钦任司令长官。第五战区，负责山东省和苏北作战，辖第三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

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全军编制共四万五千人。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三四三旅和第三四四旅。

第一二○师以红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三五八旅和第三五九旅。

第一二九师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三八五旅和第三八六旅。

在红军主力改编的同时，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在军事上，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建立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在国共关系上，要记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红军主力改编后，国民党方面发给了三个师人员的军饷、弹药和碘片、阿斯匹林片之类的药品，枪支却没有发给。蒋介石的一名尉官说：“共党一向夸口，说他们所有的枪炮物资都是过去从我们手中夺过去的。让他们从日本人手里去夺取吧！”

八路军编成后，在8月下旬至9月初，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师先后经陕西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向山西挺进。随后，第一二九师也进入山西。

八路军三个师庄严宣誓：“日本帝国主义要灭我们的国家，亡我们的种族。为了国家，为了子孙，为了同胞，我们坚决抗战到底！”

在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时，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等山西新军同八路军相互配合，对坚持山西抗日游击战争及华北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

决死队的组建，是由薄一波向阎锡山提议的。决死队成立于8月1日，最初只有一个总团，到9月发展为四个总队，后来发展到四个纵队。这支新军在建制上属于阎锡山系统，各级军事指挥职务多由阎锡山指派旧军官担任。但是，新军中普遍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政治委员和政工干部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实际上，这支新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四行仓库中国旗帜飘扬(1)

血腥的太阳旗中，中国旗帜飘扬在四行仓库屋顶。

日军在卢沟桥点起了战火，三十七天后，又在中国的首都南京附近发动侵略。上海，南京的门户，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再一次燃起抗日的烽火。

“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导火索，是日军为了寻找借口而制造的“虹桥事件”。日军企图挑起事端，在上海及其外围地区与中国军队的主力决战。他们打算速战速决，一劳永逸。

8月9日，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士兵斋藤要藏，驱车闯入虹桥机场，打死中国保安队员时景哲，被机场保安队当场击毙。驻上海的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撤退上海保安部队，撤除所有的防御工事。日军遭到拒绝，便动员驻上海的四千名海军陆战队及舰艇登陆人员，加上日侨义勇团，总共一万多人，紧急备战。

第二天，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在吴淞一带集结大小舰艇三十多艘，驶入黄浦江示威，并从日本佐世保急调舰艇和陆战队开赴上海。

蒋介石眼看情势危急，命令张治中准备抗战。身为京沪警备部队总司令的张治中，同时也预感到大战在即。这位安徽籍的将军似乎注定了要在上海立下战功。在五年多以前的那场淞沪会战中，他就让日军尝过苦头。

现在，他接到南京政府向上海推进的命令，立即派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和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连夜进入市区。王敬久师推进到江湾新市区日租界北外侧，孙元良师迅速开抵北站布防。张治中计划以孙元良师围攻闸北的日本海军司令部，以王敬久师进取大公纱厂；两师迅速扫清日军据点后，封锁海口，阻止日军后援部队登陆。

同时，蒋介石命令海军阻塞江阴航道，命令空军主力从华北向上海方向转场。

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从虹口向天通庵车站至横浜路段开枪挑衅，另一支部队向宝山路、八字桥和天通庵路进攻，被孙元良师击退。

当天下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将张治中的部队改编为第九集团军，同时命令周至柔的空军协同地面作战，担任要地防空。

大家还记得，1931年的那场淞沪抗战，中国守军是没有飞机的。国民党的空军，创建于1932年。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是个坐飞机会晕机的女人，但她认为，一个国家的军队，必须有先进的空军保护自己的领空。国民党空军机少人缺，没有实战经验。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对丈夫说，她愿意设法把空军变成克敌制胜的有效武器。蒋介石同意了夫人的提议。

美国女作家尤恩森说过，蒋介石愿意让夫人出面主持“摇篮时期”的国民党空军，实在是有他的苦衷。他认为，国民政府需要现代化的军力，尤其需要战斗机。而购买飞机涉及大笔款项，蒋介石信不过腐败的官僚，只信赖自己的妻子。宋美龄花了许多时间研究飞机，然后与外商洽谈，订购了价值两千万美元的产品。她从采购商摇身一变为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对一个女人而言，这是史无前例的。

宋美龄独揽空军大权，不容别人染指，严格执行空军纪律。她规定，空军中若有行窃者，将被处以极刑。

宋美龄聘请了前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霍布鲁克当顾问。她提出一个问题：什么人可以在短时期内把中国空军改造成像样的军种？霍布鲁克马上想到了一个长相酷似老鹰而又十分慓悍的老飞行员，这个人就是陈纳德。

1937年春天，陈纳德从旧金山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中国生涯。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在上海见到了宋美龄，当晚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宋美龄的印象：“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

“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空军号称拥有五百架飞机，能起飞的还不到一百架；日军则有三千架飞机，在上海就配置了四百架，还在上海建了机场。中国空军大大处于劣势，但飞行员的素质和爱国心却堪称一流。

8月13日清晨，南京光华门大校场空军司令部收到蒋介石的电令，要求空军在拂晓前炸沉长江中向东逃跑的五十艘日本舰船。如果日舰已经驶进吴淞口，停泊在黄浦江内，就不准轰炸，以免引起国际纠纷。

刚从南昌转场来扬州的空军第五大队接到命令，值班员王倬立即向大队长丁纪徐报告。

丁纪徐接过电令，命令中队长刘粹刚率领十八架霍克三式驱逐机，每机携带一枚五百磅的炸弹，立即追击长江中的日舰。

王倬驾机腾空，梁鸿云、雍沛和袁葆康等十几名飞行员一起驾机升空。天刚蒙蒙亮，机翼下的山川还在沉睡，笼罩着一片白雾。

霍克式驱逐机编队飞行，越过江阴要塞，长江像一条白练闪闪发光。机群沿长江向东搜索，江面上没有发现一艘军舰。机群飞近长江口时，他们才看到吴淞口以东的白龙港停泊着一艘飘扬着太阳旗的日本军舰。

长机当即下令改变队形。战机一架接一架地向着鲨鱼似的舰艇俯冲投弹。刘粹刚领头半翻滚，直冲敌舰投弹，炸弹带着尖啸，激起冲天水柱。接着是二十五岁的副队长梁鸿云驾机俯冲投弹，命中了日舰尾部，随即浓烟四起。其余战机一架接一架投弹。日舰缓缓沉入滔滔江水。全队凯旋时，初升的太阳从浓云中透出淡淡的阳光。

四行仓库中国旗帜飘扬(2)

以“出云”号为旗舰的日军第三舰队，对中国军队构成最大的威胁。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一就在这艘舰上。白川不断命令舰队的炮火支援陆军在虹口作战，运送并掩护增援的陆军在上海登陆。消灭日军第三舰队，是中国空军的紧迫任务。从广德起飞的二十一架美国造诺斯罗普轻型轰炸机，穿云破雾，来到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上空。但是，他们只能轰炸日本军舰，万万不可炸错目标。黄浦江上不仅停靠着日本军舰，还有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军舰。

飞行员们低空飞行，仔细搜寻挂着太阳旗的目标。可是，日本军舰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组成了纵横交错的防空网，低空飞行要冒很大的风险。

一架中国飞机眼看就飞到“出云”号上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飞行员身负重伤，拉杆跃升，拖着浓烟向“出云”号俯冲下去。只听得一声巨响，飞机和“出云”号相撞爆炸，日本水手死伤惨重，但“出云”舰庞大坚固，只受了一点损伤。

同一天，高志航的第四驱逐机大队击落了袭击杭州笕桥机场的三架日军飞机，击伤一架。

第二天，日军木更津空军联队的十八架轰炸机从台湾新竹基地起飞，轰炸杭州及广德的机场。机群越海窜入笕桥上空，中国空军从笕桥机场紧急升空。高志航率领郑少愚和李桂丹的两个机群，共二十七架战斗机，分途拦击日军飞机，击落六架日机。这是中国空军的第一次空战，创下赫赫战果，自己的飞机没有一架受损。宋美龄当即建议：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

同一天，南京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宣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15日，日军统帅部下令组建上海派遣军，任命松井石根为司令官,增派藤田进第三师团、吉住良辅第九师团和山室宗武第十一师团到上海，要求部队“与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占领上海及其北面地区的重要地带”。松井石根狂妄地宣称：一个月内占领上海。

在此期间，年轻的中国空军，又与日军航空队展开激战，积极攻击进犯的日本陆军和舰艇。日军航空队出动六十多架轰炸机，分别袭击杭州、嘉兴、曹娥和南京的机场。中国空军第九大队在曹娥上空击落四架日军飞机，第四大队在杭州上空击落十六架，并协同第三大队、第五大队和航校暂编部队，在南京上空共同击落十四架。

开战的第四天，日本航空队又出动二十多架轰炸机分别袭击中国各地，又被中国空军击落八架。经过三天激战，中国空军共击落五十五架日军飞机，给日军鹿屋航空队和木更津航空队以歼灭性的打击。木更津航空队长石井大佐几天后切腹自杀。

开战第五天，中国空军三个大队出动四十四架飞机，由副大队长孙桐岗及中队长刘粹刚、董明德和杨鸿鼎率领，分批前往虹口轰炸日军阵地，重创了日军地面部队，击落两架日军飞机。日军高射炮火猛烈射击，阎海文座机中弹，阎海文跳伞，降落在日军阵地，举枪击毙几名包围他的日军，用最后一颗子弹向自己射击，壮烈殉国，其余日军向他的遗体致敬，将他掩埋。不久，日本在国内举办阎海文事迹展览，吸引了成千上万日本民众参观。

开战第七天，中国空军为打击长江口外活动的日军舰艇，由第四大队和第二大队出动二十架战机，轰炸白龙港水域的日本军舰，沈崇诲驾机冲向日舰，炸沉巡洋舰一艘，自己壮烈牺牲。

空战的胜利鼓舞了地面部队。张治中集团军从15日起，在炮火支援下，向虹口和杨树浦的日军发起多次围攻，王敬久师占领了沪江大学，孙元良师冲入日军坟山阵地后受阻。在沈崇诲牺牲的那一天，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从西安赶到，投入了战斗，两天后攻入汇山码头，严重威胁日本海军陆战队。

日军重点在江湾路、北四川路、吴淞路至汇山码头一线防守，他们的司令部设在江湾路。张治中向王敬久师和孙元良师下达作战命令，要求他们力争在一周内消灭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孙元良师第二六四旅担负右翼主攻任务。旅长黄梅兴指挥第五二七团和第五二八团的炮兵，向江湾路的日军据点开炮。大炮轰鸣，好似暴风雨前的滚滚炸雷，震得大地颤抖。日军据点被炸得千疮百孔。黄梅兴下令冲锋，官兵们冒着密集的弹雨，冲过街巷，到达日军据点前，日军跳出来，两军白刃肉搏。黄梅兴旅用人海战术，龙腾虎跃，将疯狂的日军压制下去。在呐喊声中，日军一批批倒下。

黄梅兴旅拔除了一个个小据点，逼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遇到了日军的钢板屏障，炮弹打上去咣当一响，不是被弹了回来，就是在别处爆炸。据点内吐出长长的火舌，一批又一批官兵中弹倒下。进攻持续两个多小时，没有丝毫进展。黄梅兴请示孙元良，率部队转移到持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