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血肉长城》

作者：王纪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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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长城》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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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攻占沈阳北大营中国军队开赴前线步兵第九旅在山海关与日军作战新四军日本援军在上海登陆中国军队与日军肉搏也许，世界上谁都不得不承认，日本人是愿意并且擅长学习的民族。直到公元7世纪，日本人还没有文字可以记载自己的语言，日本的女性，用一些汉字创造出了一套字母，即所谓的假名，用来记载本民族的语言和思想。后来，大和民族干脆将大量的汉字引入自己的语言体系，再后来，当他们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厉害的时候，又大量地引入西方的语言，其中特别是科技的词汇……

日本列岛：一把浅红的剑(1)

他们说，日本列岛的起源，是一把浅红色的剑。

也许，世界上谁都不得不承认，日本人是愿意并且擅长学习的民族。直到公元7世纪，日本人还没有文字可以记载自己的语言，日本的女性，用一些汉字创造出了一套字母，即所谓的假名，用来记载本民族的语言和思想。后来，大和民族干脆将大量的汉字引入自己的语言体系，再后来，当他们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厉害的时候，又大量地引入西方的语言，其中特别是科技的词汇。

跟随着中国文字和语言的引入，日本人贪婪地引进和借用中国文明的成果，他们不但习读中国人的各种文章，还从中国引入了佛教、儒学和各种哲学的流派。他们把佛教奉为“保护国家至善”的宗教。他们爱用墨砚和毛笔写字的书法，也爱用中国金石的印章，他们研习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朝制度，还向中国人学习农耕以及包括印刷术在内的各种技艺。他们的政府多次派使者来中国交流，使节们对中国高度文明的习俗赞叹不已。日本天皇和宫廷决定用这种先进的文明来充实本国的事业。他们以无与伦比的巨大精力推行这项引进和改革。天皇甚至下令仿造中国的京师，建造了新的奈良城。他们在引进时模仿，有时干脆就复制。

一千二百多年前，中国人鉴真应邀到日本传授戒法，把中国的建筑、雕塑和医药学介绍到日本。中日两国的交往，不管是否友好或平等，除了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和德川幕府闭关锁国的两百多年，一直没有停止。总之，生活在海岛上的日本人，羡慕中华民族拥有一片广袤的美丽的国土，拥有历史悠久的文明，他们不倦地探索着炎黄子孙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产。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

日本人不仅仅是愿意并且擅长向中国人学习。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16世纪中叶把枪炮和基督教送到了日本，也许还没有引起日本人足够的重视。德川幕府强制人民断绝和异邦的交往，直到1853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美国培理舰队的四艘战舰，出现在日本海岸，以坚船利炮打破了日本人以刀剑为支柱的武士梦想，这个自以为生活在日出之国的民族，似乎在另一道地平线上看见了日出，立即开始了明治维新。他们觉醒过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地引进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并且迫不及待地组建常备军队，大量地向西方购买新式的武器来装备他们的皇军。

日本在发生改变，他们比自己师法的中国人走在了前面。在日本开始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中国的清朝政府刚刚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这两支农民起义队伍，继续巩固封建皇朝的统治。尽管清朝的执政者已经知道了西方列强的强大，他们仍然把皇室祖宗的成法视为不可更改的圣训。

日本在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进程中，渐渐地变得强大起来。善于吸取外来文明的大和民族，似乎对孕育先进文明的国度，应该持有感恩的情怀，应该从佛教和基督教的熏陶中，养成与人为善的心态。但是，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吻合这样的推测。在广阔的中国国土上形成的谦虚和博大为怀的文化底蕴，似乎在日本列岛很难找到植根的土壤，倒是西方殖民主义追逐利益的贪欲，引起了日本当权者的共鸣。

日本人的性格是矛盾的。有人说，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容易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矛盾的双重性格的关键，在于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观感，他们追求的荣誉，成为一种耻感文化的核心。他们必须在由一套复杂的等级制度所规定的社会体系中，通过许多微妙的运作，来求得生存的平衡。

中国的文明被搬到日本以后，未能打破日本森严的等级制。日本的天皇，只有“云上人”的家族才能继承皇位，不能改朝换代。而日本的武士，也享有代代相传的特权。他们的地位仅次于皇室和宫廷贵族，凌驾在农民、工匠和商人之上，而那些靠清扫街道、为死囚掘墓和将死兽剥皮的“贱民”，在他们眼里简直就不算人了。

日本有一个传说，不管你是否相信。他们说，日本这个地方，诞生于一把浅红色的剑。古代的诸神，把剑刃伸进海里，当他们把剑抽出来时，四点奇特的水滴回落于海，就形成了日本的岛屿。

这个神话里面那把浅红色的剑，令人很容易联想到日本的武士和他们所遵循的一套法则，即所谓的“武士道”。也许，武士们很容易在这类神话里找到他们尊严的象征。一位爱尔兰的军人说过，日本的武士在外国人看来是神秘而怪异的。他们追求着某种奇怪的荣誉，也就是不投降主义。他们以战败为耻辱，打了败仗，如果还活着，就要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日本的花道举世闻名，武士们从花生花灭的宿命中找到了战斗生涯的合理性。他们观察樱花萌生、盛开和凋谢的全过程，认为习武和死亡是武士不可避免的宿命，杀人取胜便是武士生命之花的怒放，也就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禅学，受到武士们的青睐，他们对生命的感受简约到极致：吸一口气，喝一杯茶，杀一个人。武士道的三原则“侍、勇、仁”，首先规定了盲目的服从，继而强调武力的使用，最后把所作所为归结为仁爱。而纵观日本武士们在历史上的实践，当他们武力强盛的时候，会把皇权虚置。可以说，武士道其实是以武力为核心的。

日本列岛：一把浅红的剑(2)

中国禅宗的鼻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禅宗传到日本以后，会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日本的武士把禅宗当作了自己的信仰，别出心裁地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方法来训练武士单兵作战。在镰仓时代，日本禅宗开山祖师明庵荣西写了一部巨著，取名《兴禅护国论》。日本禅宗训练了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以求取世俗的目标。

明治维新是依靠下层武士的力量发动的，维新后虽然废除了武士制度，但武士精神仍然在日本军人中长久地存活。那些失去了主子和身份的武士，即所谓的“浪人”，也加入了新式的军队。他们把压迫者的精神带进了新军，在新的政权里靠武力来维护自己的发言权。他们的蛮横，是从德川家康的法令中顺延下来的，这个法令规定：“对武士无礼、对上级不逊的庶民，可以立刻斩杀。”日本的军队保留了一个惯例，就是军队首脑对政府保持独立性，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有权直接谒见天皇，从而能够以天皇的名义强制推行他们的措施，无须向文官内阁成员通报或协商。他们还可以阻止自己不信任的内阁成立，办法很简单：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进入内阁。

这个东洋帝国的军人，把武士道精神延续下来。更重要的是，日本人的耻感文化，驱使这个民族在寻求一种方式来获取外国人的尊重。武士们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他们可以依靠武力来猎取崇拜。他们想越过海洋，到别人的国度里去炫耀武力。明治维新以前，封建军阀们就吵嚷着要发动战争，侵略中国和朝鲜。明治天皇刚刚即位，就制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也就是要用武力征服这两个国家，既而征服全世界。这位天皇代表着军人的意志，他用御笔信诏告天下：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很快，日本就在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了。这个小国寡民的东洋岛国大办军火工业，积极建立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军费在增加，军队在膨胀。到了19世纪末叶，日本的陆军战时可动员二十三万人，海军拥有二十三艘军舰，一些商船也加以武装。军国的战争机器开动起来，只等待着找到一个借口，就可以向朝鲜和中国开战。

中国是大和民族向往已久的国度，中国又是日本的近邻。中国丰富的物产和辽阔的土地，强烈地诱惑着对外依赖性极强的日本经济。日本帝国对中国大陆，首先是对距离日本最近的东北三省，产生了觊觎之心。一个小国因为长久羡慕一个大国，居然张开了巨大的胃口，它的当权者们，尤其是军队的首领，心里打起了算盘，企图占领和吞并为它输送过无数营养的国土。诚如毛泽东所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联合舰队消灭了中国海军

日本联合舰队消灭了最年轻的一支中国海军。

日本人发动每一场战争，总要寻找借口。至少在表面上，日本人的确是讲究礼仪的。他们在语言中使用的敬语，在彼此见面时的客套和超过九十度的鞠躬，在别的许多民族看来，未免是繁文缛节，不知其中有更深更复杂的含义。日本人把礼仪显露于表面，掩饰着内心的活动。因此，在彼此忌恨的敌手会面时，繁文缛节的礼仪照样难免。

也许，日本人的这种习性，注定了他们的军队有了借口，才能心安理得、自觉体面地去攻击别人，哪怕借口牵强附会、无中生有，哪怕借口纯粹是栽赃和诬陷！因此，当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时，总是用一些非常可笑的口实来填充战争狂人的妄想，这些无聊无耻的口实，竟然就成了他们屠杀中国人的理由。

1894年的春天，东学党农民起义在朝鲜爆发，起义军提出要“逐灭洋奴”、“尽灭权贵”。于是，日本人找到了借口，声称要保护本国使馆和侨民，趁机派兵进入朝鲜。中国的清朝政府，应朝鲜国王李熙的邀请，派出一千五百人的军队进驻平壤。一万日军占据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实际上包围了清朝的军队。

眼看日军就要开战，清朝的光绪皇帝，严令掌管军队的李鸿章，从海上派兵增援朝鲜。这位大臣没有料到，日本特务石川五一，买通了他那个在天津军械局当总办的外甥张士珩，窃取了清军的运兵计划。日军大本营很快接获了这份情报，当即发布命令，日本联合舰队的十五艘军舰，迅速地驶向朝鲜海岸。

7月25日，中国北洋舰队的运兵船和护卫舰，在朝鲜牙山口外的丰岛附近海面，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突袭，中国士兵七百多人殉难。日本海军不宣而战，中国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北洋舰队是中国最年轻的一支海军，到中日开战时，组编不过九年。在把西方科技看成“奇技淫巧”的清朝，要组建这么一支现代化的海军，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而这支海军一旦建立，就是敌人不可忽视的力量。它的舰船，既可以运兵增援平壤的中国军队，又可以阻挡日军的海上进攻，无怪乎日军将它视为眼中钉，极想将它埋葬于海底。

十几天后，日本联合舰队接连袭扰威海卫，北洋舰队试图与之接战。黄海海战之初，中日双方的海军，都没有掌握黄海的制海权，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一开始，日本联合舰队总是躲着北洋舰队，不敢正面交锋。北洋舰队却在主将丁汝昌指挥之下，主动进攻，屡次在海上追逐日舰。可惜的是，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将丁汝昌革职。

“戴罪”留在海军的丁汝昌，仍然要找机会与日军一决雌雄。但是，他不幸身负重伤，北洋舰队由“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行指挥。8月18日下午，中日海军大战黄海，中国海军大都英勇作战。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号被日舰打成重伤，弹药已经用光，二百五十多名官兵视死如归，开足马力朝日舰“吉野”号撞去，不幸被鱼雷击沉。林永升指挥“经远”号拼死攻击日舰，直至军舰沉没。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在不利的情势下坚持战斗，最终将日舰赶跑。遭到重创的北洋舰队，仍然打出了年轻海军的军威。

李鸿章看到北洋舰队损失惨重，既心疼又害怕，立刻制定“保船制敌为要”的方针，命令所有军舰开进威海卫港口躲避。

气焰嚣张的日军，几天后就占领了北洋舰队的重要基地旅顺口。几个月后，又派出陆军和海军齐头并进，攻打北洋舰队驻扎的海军基地威海卫。他们引诱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威武不屈，率领全军与强大的日军决一死战。孤独的北洋舰队得不到自己政府的援助，这支拥有大小舰只四十多艘的中国最年轻的舰队，终于在刘公岛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李鸿章渡过海峡，在遭到日本浪人枪击负伤以后，与伊藤博文签署《马关条约》，清朝政府又一次丧权辱国。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军国主义的日本，侵略气焰甚嚣尘上。日本在近代对中国的侵略和蹂躏，从此拉开了序幕。

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从一开始就不乏英勇的将士效命疆场。北洋舰队的作战，以黄海海战的惨烈和刘公岛全军覆没的悲壮，已经向狂妄不可一世的日军，显示了不屈的精神。

田中奏折出笼

田中奏折出笼，日本侵华舆论甚嚣尘上。

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以后，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借口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受到威胁，组成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和天津一带。这支侵略军共有两万多人，而日军是其中的主力部队，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派遣的军队，都少于日军的数量。

19世纪末叶，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台湾全岛，以及附属台湾的各个岛屿，还抢走了中国的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但是，这还远远没有填满它的胃口。20世纪的第一年，日本正式编定清国驻屯军，后来又改称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兵力有一万零九百人，驻在旅顺和大连。1904年，日本为了跟沙皇俄国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霸权，和这个庞大的帝国打了一场战争，而且把它打败了，消灭了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俄国被迫把它在中国辽东半岛和东北南部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这两个强盗国家，接着又三次签订《日俄密约》，将中国东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把它靠着武力抢来的这两块地方联结起来，称之为“满蒙”，当作它独占的地盘。

野心勃勃的日本，还不能满足它的贪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利用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无暇顾及亚洲的机会，要取代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地位。于是，日本打着“向德国宣战”的幌子，把军队派到山东半岛，侵占了济南，夺取了胶济铁路，接着又攻占了青岛。紧接着，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发生了推翻帝制和反对复辟的剧烈的社会变革。1927年，中国爆发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北伐革命战争。正在这时候，日本有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头目当上了内阁首相。这个名叫田中义一的大军阀，军衔为陆军大将，一贯热中于侵略中国，上台二十多天后，就在东京召开了一个“东方会议”，与会的大员都和侵略中国有关，其中包括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驻中国的公使与领事。在会上，日本上层的好战分子献计献策，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制定政策。

东方会议形成了一个秘密文件，由田中首相执笔，被称为《田中奏折》。它的中心内容就是展示一种野心：日本要征服全世界。文件规定了日本征服世界的次序，就是：要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要想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中国。其中自然还有许多梦呓般的语言，说“满蒙”不是中国的领土，等等。文件还把美国和苏联当作假想敌，预计日本将与这两个大国发生冲突。后来的历史表明，日本侵略者的步伐，正是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的。

日本的军国主义，日益显示出与意大利人墨索里尼鼓吹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似。它们都崇尚非理性的精神和意志的力量，主张实行专制集权统治，鼓吹领土扩张，认为法西斯国家或“优等民族”对外扩张是合理的和必然的。日本人要通过战争向国外输出本国社会的等级制，妄图用自己的标准来统治别的国家。

《田中奏折》出笼后，广为传播。日本侵略中国的舆论，随之达到高峰。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机关，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和右翼团体代表，纷纷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到处演讲，散发传单，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侵占东北“是理所当然的”。日本的侵略狂热，形成了一股浪潮。显然，只要找到一个借口，日军就会向中国的东北大举出兵了。

日本人炸出出兵的借口

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炸出一个出兵中国的借口。

在当时的中国东北，张作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奉系军阀的头目，在军界的起点，是清军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兵。他在甲午战争中曾随军和日本人打仗，战争结束后脱离军队，为生活所迫，拉起一支土匪武装。他在绿林中解救并护卫了一个女人，人生才有了转机。他的这个女贵人，是增祺将军的夫人，她在丈夫跟前盛赞救命恩人张作霖，于是张作霖被清廷招安，当上了省巡防营管带。民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不久，北洋军阀政府又任命他为奉天督军，掌管沈阳军务，随后提升为东三省巡阅使，掌握了统治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

北伐革命军占领武汉以后，惊慌失措的北方军阀，如吴佩孚等人，拥戴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各路军阀。张作霖坐上了军阀们给他安排的头把交椅，不仅统治了东北和华北，还把势力延伸到黄河与长江流域。有了这种实力，张作霖便胆大妄为，竟然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李大钊，并对他处以绞刑。

张作霖在东北掌权，日本人在东北插足，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互相利用。张作霖这么做，正好是为自己挖掘了坟墓。他大约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人为了制造借口侵占东北，竟然会对自己下毒手。

1928年春天，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为了一统天下，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决定北上攻打张作霖。部署在北平和天津一线的张作霖部队惶恐不安。日本抓住这个机会，借口保护侨民，出兵侵占济南，蒋介石不予抵抗。日军在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五千多人，造成“五三惨案”。到这时候，张作霖良心有所发现，担心日本人乘势扩大侵略，便力主和平，命令部队向后撤退。

日本人不愿蒋介石的军队插足东北，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要他抵抗蒋军。张作霖非常气愤。有一天，他在办公厅里，明明知道日本的特使就在对面房间，仍然高声大骂：“日本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他还说：“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是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

日本头目听了特使的报告，对张作霖非常恼火。他们在不到一天时间里就做出了决定：现在，张作霖死了比活着对他们更有利。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接近张学良的侍卫副官，搞来一份情报：张作霖明天将会从北平乘火车到沈阳。于是，日本人想到了炸弹。他们要用一次爆炸来制造混乱，然后以“维持治安”的名义占领东北。日本关东军很快就执行了这个密谋，派兵在皇姑屯铁路段埋下炸药，等候张作霖的专列到达。

第二天，张作霖一行警卫森严，从北京登上前清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他的包车位于列车中间。下午5点半钟，专列通过皇姑屯，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轰隆一声巨响，专列和桥墩、钢轨一起被炸开了花，张作霖的包车崩出几丈之外，只剩下光秃秃的底盘。卫士从破轮碎铁中找到了张作霖，他一只胳膊被炸断，鲜血从袖口流出，气息奄奄。与他同车的六姨太则当即死亡。

宪兵司令齐恩铭截住一辆过路汽车，把张作霖送回奉天大帅府。医官杜泽先立即抢救，但因伤势过重，五十四岁的张作霖没有活过当天上午。他临终前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皇姑屯爆炸事件之后，又有人向沈阳城内日本侨民会等几个地方投掷炸弹。这些事件的主使者都是日本人自己，他们在给日本出兵制造更多的借口。果然，日本关东军又在沈阳城南举行大规模演习，剑拔弩张。此刻，他们只有一点顾虑：张作霖到底死没死？

日本驻沈阳领事要去张宅探望，被委婉地拒绝。张作霖的五位夫人，每天照样浓妆艳抹，欢声笑语，接待着借口慰问前来打探消息的日本太太们。东洋女人们远远地窥探张作霖的卧室，只见灯火通明，烟霞阵阵，而五位夫人脸上并无悲色，应对十分从容，厨房每天照旧为张作霖开饭，杜医官照常天天来府上探视，填写医疗记录。东洋女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张作霖还活在世上，只是在爆炸中受伤而已。

张作霖遗言中所说的小六子，就是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当时正在邯郸指挥军队。正是他，决定对父亲的死暂时秘不发丧。他回沈阳奔丧的时候，担心日本人暗算，便剃了个光头，化装成一名士兵，昼夜兼程。等他回到沈阳，把奉军大部分撤到关外，才为父亲发丧。这一着果然有效，连日本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也被蒙在鼓里。

张学良接掌了父亲的职位，被推举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父亲的死，使这位年轻军人开始觉醒。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放弃军阀立场，归顺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在东北大地上降下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两天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日本借皇姑屯事件独占东北的阴谋就此流产。

日本传单“醒来吧，国防！”

日本空军在国内散发传单：“醒来吧，国防！”

皇姑屯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抓紧分分秒秒筹备侵略中国的战争。三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不断扩大军费预算，发展军火制造业，三菱飞机制作所为日军生产出了重型轰炸机，日军还建立起了用国产战车装备的机械化兵团。

在日本军队中，武力侵略中国的战争狂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驻京都的第十六师团第三飞行联队，派飞机到福井和金泽等地上空，散发十万张传单，标题是：《醒来吧，国防！》。传单通篇叫嚣要用武力解决“满州”问题，还附了一幅地图，注明日本在“满州”的特殊权益。

到了1931年春天，日本的战争侵略，已经是箭在弦上。日军在中国东北伺机挑衅，制造事端。

在长春市以北三十公里处的万宝山，李升薰等朝鲜人在这里租种中国的土地。一百多名朝鲜侨民破土垦荒，未经同意，越过地界，发掘了中国农民的土地，引起双方的纷争。这时候，只要朝鲜人停止挖掘，争端也就平息了。正当中国地方当局设法调解时，日本驻长春的领事派日本警察保护朝鲜侨民挖渠。当地农民忍无可忍，在7月1日平渠毁坝。

日本驻长春领事馆警署主任中川义治赶到现场，同当地农民代表孙荣卿发生争辩。中川大怒，喝令日本警察将孙荣卿捆绑起来。周围的农民一拥而上，将孙荣卿抢回。日本警察鸣枪射击，打伤一人，逮捕十人。在他们保护下，朝鲜侨民继续挖渠筑坝，在11日完工灌田。

日本借机在朝鲜煽动排华事件，诬称中国排挤朝鲜人。于是，在朝鲜的汉城、仁川和平壤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结果有一百一十四名中国侨民被杀，一百九十人受伤，近五万人被迫回国。

日本方面继续扩大事态，抓住万宝山事件大做文章。日本政府居然召开内阁会议，专门讨论这个事件，军务局长在会上强调：必须向“满洲”和朝鲜增派军队。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从江西抚州“剿共”前线致电张学良，要他极力忍让。

紧接着，在东北的大兴安岭，发生了一件间谍案。

有一天，四个身着棉衣棉裤的农民模样的人，来到兴安区佘公府，被东北军屯垦军的第三团拦住检查，经过审讯，发现他们是由日军参谋本部的间谍中村震太郎率领，非法潜入中国边防重地侦察，已经完成任务，准备经洮南回国。关玉衡团长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如何处置他们。大家认为，如果把他们押到沈阳，日本可能会反咬一口，招来许多麻烦，不如依照国际法，将他们处死。

当晚，关玉衡命令副官赵衡带着十多名亲信，将中村一行四人秘密枪决，尸体火化，骨灰扬散。中村等人的行装，除了留作间谍罪证的笔记、地图、手枪和测图仪器等，其余全部烧毁。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

大兴安岭是日本派遣特务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人在这里旅行。日本间谍无法以“旅行”、“考察”的名目进入，便秘密地非法潜入，有时还伪装成汉人或蒙古人，到这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中国边防军将抓到的日本军事间谍处死，是为了保卫边防重地的安全。

这年7月，板垣征四郎参加日本关东军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无意中得知中村一行被杀的线索。不久，土肥原亲自出马，化装到佘公府调查这件事。接着，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等四人被杀的情况，但对他们的间谍身份和间谍活动只字不提，抓住中村之死大做文章。他们强调，对于中村大尉之死，“可能需要进行武力调查”。日本陆军和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强烈要求迅速集中关东军，用武力“巩固帝国既得利益”。他们大肆渲染中村事件，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和种种无理要求。

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1)

“九一八”，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

1931年9月18日之所以沉重地载入了史册，因为它承载了日本关东军的阴险和蛮横，承载了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下达的不抵抗侵略的可耻指令，承载了东北军将士的含愤撤退和东北中国居民的悲惨遭遇。

这一天，事变发生在夜晚，发生在夜幕掩盖之下。

在这个许多人疏忽了戒备的夜晚，身负守土之责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大病初愈，不在军营，也不在东北，而是在关内的北平，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坐在前门外中和剧场，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也不在军事岗位上，前一天回锦州家里为父亲治丧去了。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是暂住北平。至于总参谋长荣臻，也在前一天为父亲祝寿，大摆宴席，宾客盈门，仍然余兴未消。

沈阳，这座驻扎着东北边防军总指挥部的城市，当日军潜伏在黑暗中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没有高级指挥官在这里坐镇。就连驻守沈阳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这一天也不在军营中。

然而，设在大连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已命令部队整装待发，军锋所指，沈阳首当其冲。早在这一年4月，日军已将适应在寒冷地区作战的多门二郎第二师团调到了东北。不久，又密令守备队向苏家屯和沈阳一带集中。两门二百四十毫米口径的攻城重炮，被日军分解，装进貌似棺材的木箱，从旅顺秘密运送到沈阳的日军兵营。日本还从本土增派了一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到中国作战。

沈阳在夜幕下沉睡着，关东军在沈阳北郊实施酝酿了将近一年的阴谋。他们选中的地点，距离东北军驻扎的北大营约三华里，是个林木丛生、沼泽密布的荒凉村落，名叫柳条湖。一队日本兵悄悄开到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线。深夜10点20分，轰然一声巨响，他们炸毁了一段长一点五米的路轨。日军设计得天衣无缝，铁路炸断了，却并不影响列车安全通过，快速的列车只倾歪一下就过去了。随后，日军开始贼喊捉贼，指控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

疏忽警备的中国军人中，有个人还是清醒的。日军炸断铁路之前，东北军主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正在营内巡查。不知为什么，他有一种将要出事的预感。一年来，日本关东军屡次在东北制造事端，驻扎沈阳的日军，甚至将沈阳城门和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当作攻击目标进行演习。王以哲和他多次将这些情况密报张学良，但少帅每次传达蒋介石的命令，都是“不抵抗”三个字。军官们为了贯彻上峰的指示，收缴了士兵们的枪械，统一锁在库房。大敌当前，边防军却先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赵镇藩心里怎么会塌实？

晚上9点钟，全营熄灯，赵镇藩躺下了，又爬起来。他睡不着，就去检查岗哨。这时，他听到南满铁路方向传来一阵沉闷的爆炸声。

“什么响声？”他问身边的官兵。

没有人知道。

不一会儿，他听到营区北面传来枪声，越来越激烈，夹杂着日本兵的大呼小叫。值班连长向他跑来，气喘吁吁地说：“报告参谋长，日本人！正向我们攻击，怎么办？”

赵镇藩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的预感灵验了！这时，他反而镇静下来，立刻发布命令：“把枪发给弟兄们，进工事还击！”

值班连长应声而去。这时，从日军设在南满车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发射的大口径炮弹，开始一发发落地爆炸。北大营里，被枪声惊醒的七千名官兵都跑到院子里来，炮弹的爆炸使他们极度恐慌，营内乱成一团。

赵镇藩回到旅部，让人接通了荣臻的电话。

“参座，”赵镇藩向荣臻报告，“日军突然向北大营发起了进攻。一发发炮弹落在营院里，怎么办？”

“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荣臻的声音里充满了惊惶。

“我已命令弟兄们进工事抵抗。”

荣臻不置可否。他不敢自作主张，放下电话，令人给北平的张学良发报。

中国军队在等候命令，日本关东军却按照预谋实施了发动战争的每一个步骤。他们在爆炸铁路之后，连夜向沈阳增兵，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垣。深夜11点半，日军占领了北大营的西北角，第二天清晨5点半完全占领了北大营。

东北军的士兵们群龙无首，见日军冲进军营，惊恐万状。日本兵见人就用刺刀扎，赤手空拳的东北军乱成一团。赵镇藩又给荣臻打电话，荣臻已经接到不抵抗的指令，便在电话里对他说：“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赵镇藩说：“把枪放到库房里，让敌人任意屠杀，恐怕不易办到！”他见情势紧急，决定利用日军前进迟滞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部队由东面撤退。赵镇藩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无奈：

第七旅的大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因此，他们一面反击敌人一面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前来增援呢？”“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呢？”及至撤出北大营，他们还很关心地问：“我们几时反攻回来呢？”

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2)

东北军放弃了北大营，也没有在沈阳城内进行抵抗。日军分三路向沈阳发起进攻。第一路首先攻入两个公安分局，然后将商埠的南市场全部占领。第二路进攻商埠北市场，将那里的警察缴械，并且占领了邮政局。第三路分别进攻大小西边门，首先包围警察署，接着包围宪兵总司令部、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将他们包围的东北军队、警察和宪兵统统缴械。

一夜之间，日军完全占领了沈阳城，本庄繁的关东军司令部搬进了沈阳。上百名无辜市民死在关东军的屠刀之下。关东军大肆劫掠中国的公私财产，连张学良的公馆也遭洗劫。素有“东方克虏伯”之称的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和火药厂等中国第一流的军工企业，落到了日本关东军的手里。两百多架飞机、三千多门火炮和十多万支枪，顷刻间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辽宁凤城县人黄显声，当年三十七岁，是一名有心抗日的警官。他在北大营枪声响起时，就打电话报告远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如何对付日军。张学良要他通知各警察机关：如果日军进城后索取枪支，可以无条件地交械。

张学良是在严格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在几天前，蒋介石曾邀张学良到停在石家庄站的专列里谈话。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求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不过，在“九一八”这天，张学良接到日军进攻的报告后，倒是没有怠慢，一夜之间，十几次发电报请示南京政府。蒋介石十几次复电，下令不许抵抗，要东北军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蒋介石一再重申：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大多数部队，包括沈阳的警察，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命令。

想要黑龙江，拿血来换！(1)

马占山说：“本庄想要黑龙江，就叫他拿血来换好了！”

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但局势恶化正是因为不抵抗。柳条河事变发生后的一周内，日本关东军占领了辽宁和吉林两省的三十座城市，包括沈阳、长春和吉林。日军控制了东北的主要交通干线。近二十万人的东北军，面对只有一万多人的日军，居然大部分放弃了抵抗。吉林省的最高军政长官熙洽背叛祖国，派密使登上日军装甲列车，会见关东军多门二郎师团长，达成卖国协议，出城迎接日军，责令他指挥的守军缴械投降，最后设立傀儡组织，脱离南京政府。管辖吉林省西北部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公然向日军投降。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和哈尔滨的张景惠，也先后变成了汉奸。

关东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东北南边的辽宁和吉林，立刻把锋芒指向北边的黑龙江。骄横的日军以为黑龙江唾手可得，不料在这里遇到了劲敌马占山。

马占山是绿林出身，后来投身军旅，在戎马生涯中连连擢升，当到了黑河警备司令。在日军进攻前，张学良任命他为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任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

四十六岁的马占山临危受命，立刻率军赶到省会齐齐哈尔，在省府大礼堂宣誓就职。随后，他将省内驻军五个旅十个团一万三千人集结在省会以南的大兴地区，构成三道防线。同时，他公开悬赏缉拿叛军首领张海鹏。他决心死守嫩江桥，保住齐齐哈尔和整个北满的唯一屏障。

日军利用张海鹏的叛军当炮灰，向齐齐哈尔进发，被马占山的部队击溃。东北军愤恨张海鹏丧心病狂、认贼作父，用猛烈的炮火打击叛军。士兵们不听上级劝阻，自发地将嫩江桥拆毁了三孔。

关东军看到叛军无能，决定自己出马。他们派出林秀义少佐，约见马占山。林秀义颐指气使地说：

“马主席，嫩江铁路桥是贵国用日本借款修的。现在贵军将铁路桥拆毁了三孔，致使交通中断，跟日本的南满铁路是有利害关系的。满铁将派员前去修复，我特来通知阁下。”

马占山身材瘦小，但是面目强悍，而且才略出奇。他冷冷地望着林秀义，高声答道：“嫩江铁路桥虽然是向贵国借钱修筑的，但主权属于我国，修不修、什么时候修，都是我的事情，本主席不需要麻烦满铁！”

林秀义碰了个硬钉子，悻悻而去。隔一天，日本驻齐齐哈尔总领事清水正一约见马占山，要求马占山将省政府主席职务移交张海鹏。

马占山闻言大怒，拍案而起，痛斥清水正一：“你回去告诉本庄繁，老子是中国人，不能将一个省的大权交给一个汉奸！本庄想要黑龙江，就叫他拿血来换好了！”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恼羞成怒，调动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野炮大队和一个工程兵中队，在五架飞机掩护下，首先将嫩江桥修复。日本空军向守军驻地投弹轰炸。黄昏，一百多名日军过江，进逼到守军阵地前沿猛烈射击，东北军官兵十六人负伤。

第二天拂晓，三百名日军再次进攻，被守军击退。中午，日军一个中队在飞机支援下，向守军一线阵地左翼凶猛扑来，并将大兴车站炸毁。马占山给前线指挥官下达命令：

“告诉弟兄们，将日本小鬼子放到百米以内打！要狠很地打！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后退！不论谁丢了阵地，一律枪毙！”

东北军遵照马占山的命令，个个沉住气，等日军前进到离阵地几十米的地方，一齐射击。日军伤亡惨重，士气大挫。守军指挥官一声令下，战士们纷纷跃出战壕，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

黄昏时分，日军一个大队的兵力在七架飞机、四列铁甲车和火炮的掩护下，向徐宝珍的卫队团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一直打到晚上8点。这一天，军械缺乏的东北军部队斗志高昂，和日军激战十多个小时，迫使日军丢下四百具尸首，退回嫩江桥以南。

第三天，日军把张海鹏的叛军调到第一线，马占山的步兵正面迎击，吴松林和程志远的骑兵从两翼包抄，激战一天，迫使叛军撤退。

第四天清晨，日军作战兵力由四千人增加到八千人，在几十门野炮和八架飞机掩护下，向守军大举进攻。马占山急调一个骑兵团和两个步兵营增援一线阵地。守军顶着天上飞机的轰炸扫射和地面的大炮轰击，浴血奋战，几乎全歼了日军滨本步兵联队，重创了日军高波骑兵第二旅团。

晚上，日军将张海鹏叛军的两千人派上阵来，和白天后撤的日军一起，扑向守军阵地。经过残酷的争夺战，江桥阵地中段失守。接着，江桥阵地被日军炸毁，守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天夜里，马占山下令，守桥部队的主力后撤二十五公里，在三间房阵地布防，这是保卫齐齐哈尔的第二道防线。

在三间房一带的村落，马占山早已命令暂编步兵第一旅和骑兵第一旅构筑了防御阵地。现在，他派步兵第二旅和第三旅各一个团在大兴接替骑兵旅的防地，并将骑兵旅调往防线东边，掩护左翼，以防日军从侧翼攻击。

第五天，日军七八架飞机空袭守军阵地，马占山的部队苦于没有高射炮，只能用步枪齐射，打落了一架日机。马占山乘车赶往前线，途中被日机发现，三架日机对他轮番扫射轰炸，将汽车炸得遍体弹孔。马占山怒气冲天，对司机吼道：“不要理它们！”一直驱车来到前沿阵地的战壕。他一下车，就指挥部队反击日军。

想要黑龙江，拿血来换！(2)

总指挥来到前线，全军士气大振，一万多名将士与日军和叛军血战到天黑，付出伤亡近千人的代价，打伤打死日军五百人和叛军七百人，夺回了所有失去的阵地。

又过了五天，经过补充和休整的日军，派出七千多人的兵力，在飞机和火炮掩护下，向三间房阵地发起猛攻。守军各部官兵奋起还击，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日本政府急忙下令增派援军。由于马占山的部队杀敌勇猛，日军已经是第二次增派援军了。

三天后，日军派出步兵、骑兵和炮兵四千多人，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发起全线进攻。守军勇猛抵抗，两军进入争夺阵地的混战状态。

隔一天，日军得到陆续到达的增援后，又出动大约三个联队约一万一千人的兵力，骑兵和步兵分为两路，向三间房主阵地实施猛攻，还有飞机、坦克和重炮配合作战。从拂晓到午夜，日军连续发动十多次进攻，对三间房一线形成了包围态势。凌晨2点，日军坦克突入守军阵地，将守军分割，守军各部自行作战，与日军肉搏，直到拂晓。

守军且战且退，向后备阵地转移。马占山闻讯，再次赶到前线，命令部队回头反攻日军，将丢失的阵地夺回。这时，侦察兵发现了日军前沿指挥所的位置，马占山立即派骑兵从侧翼出击，突然将它包围，击毙二十多名日本军官，摧毁了日军指挥所，差一点抓住日军的多门二郎中将。日军后方受到威胁，自行撤退。马占山率领手枪队，将丢失的阵地全部夺回。

一次，日军飞机低空扫射，有恃无恐。中国官兵怒不可遏，持枪卧射，日机被击中，坠地毁亡。一名战士徒手冲过火线，连夺两挺机枪，人称“孤胆英雄”。

守军经过十多天血战，伤亡总数超过六千人，弹药快打完了，部队十分疲惫，已无力再战。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决定放弃全线阵地，撤退到齐齐哈尔。第二天，为了避免日军炮轰齐齐哈尔市区，又率全军撤退到海伦。

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军的首次大规模的和最激烈的抵抗，使日军在入侵东北后第一次尝到了中国军队的铁拳。日军在“九一八”以来第一次受挫，害怕消息传开，动摇军心，便造谣说，是苏联向马占山提供了军火。

江桥战役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慰问马占山的部队。马占山声名大起，在繁华的大上海，音乐家集会谱写了《马家军之歌》，市面上出现了一种“马占山牌香烟”，广告词说：“愿人人都学马将军。”

汽船把末代皇帝送上幽暗旅途

一艘没有灯光的小汽船，把清朝末代皇帝送上幽暗旅途。

马占山在嫩江桥畔重创日军的时候，在天津，时年二十五岁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他居住的静园召开了一个“御前会议”。爱新觉罗家族的这个后裔，自从被渴望共和的中国民众连同腐朽的清朝一起赶下皇帝宝座，一直留恋他仅仅享受过不足三年的无上尊荣。现在，给他提供过庇护的日本人，似乎给了他一个复辟皇权的机会，但他还有几分犹豫，要听听一班旧臣的意见。

几天前，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接到关东军的命令，秘密来到天津，劝诱溥仪去东北，牵头成立由日本人操纵的“满洲国”。他对溥仪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土肥原老谋深算，说谎话绝不脸红。他做的事情，中国人是深恶痛绝的，他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在哪里。他拉拢中国的军阀、政客和流氓，手法上很有一套，因连连立功而晋升大佐，当上了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这一次，他又说得溥仪动心了。当然，土肥原的恐吓更为有效，他适时地给溥仪摆出了张作霖的下场。

溥仪固然日夜盼望“重登大宝”，但对于建立一个新国家这样的大事，还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向土肥原刨根问底：

“你所说的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土肥原流畅地撒了一个谎：“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

溥仪还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便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土肥原含糊其辞地说：“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满脑子复辟梦的溥仪却不含糊：“不！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立刻顺着他的话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仪这下来劲了：“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土肥原见目的已经达到，高兴地说道：“那就请宣统皇帝早日动身吧……祝陛下一路平安。”

溥仪没想到，他和土肥原的这次秘密会见，很快就被报纸披露出来。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土肥原此行的目的，是要把溥仪搬到东北去做傀儡。

年轻的溥仪今天召集谋臣们开会，就是要下最后的决心。他听着大家激烈的辩论，嘴里没有表态，心里却认为反对他立刻出山的陈宝琛“忠心可嘉，迂腐不堪”。他把社会上对他的规劝和警告，一概置之不顾。

老奸巨滑的土肥原，比溥仪大了二十三岁。为了把溥仪尽快哄到东北，他略施了几个小计，要让溥仪觉得天津不可久留，坚定出走的决心。

有一天，溥仪正在听谋臣给他讲帝王之道，突然，贴身侍从祁继忠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连声喊道：“不好了！炸弹！两个炸弹！”

溥仪瘫在沙发上，吓得站不起来。他好不容易才问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筐礼品，说是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差他送来的。他放下礼品，匆匆告辞而去。祁继忠按照惯例检查礼品，只见水果筐子里赫然躺着两枚炸弹！静园的居民们惊魂未定，日本军警闻讯赶来，检验炸弹，得出结论：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这件事当然是土肥原一手炮制的。祁继忠是日本人收买的间谍，他伙同日本特务，把炸弹放进水果筐里，演出了上面的闹剧。

第二天，土肥原派翻译过来对溥仪说：“宣统皇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还是早些动身吧。”

溥仪想到昨天发生的事情，想到这两天收到的一些恐吓信：“如果你不离开此地，当心你的脑袋！”溥仪还想到一件更可怕的事情：祁继忠接到维多利亚餐厅一名茶房打来的电话，告诫溥仪近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藏有电刀，准备刺杀满清末代皇帝。茶房还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杀手。

土肥原一手安排这些圈套，溥仪蒙在鼓里，越想越怕，便对土肥原的翻译说：“好！请你尽快安排吧。”

翻译说：“遵命！为了陛下的安全，请不要告诉不相干的人。”

一天傍晚，按照日本人的安排，祁继忠把溥仪藏在一辆敞篷汽车的后箱，悄悄开出了静园。土肥原叫日本浪人在天津制造暴乱，掩护他们出逃。他们顺利地通过各个路口，溥仪在一家日本饭店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通无阻地到达英租界码头，登上一艘没有灯光的小汽船。船上堆了沙袋和钢板，还暗藏了一大桶汽油。这桶汽油是为溥仪准备的，只要溥仪一行被中国军队发现，日本兵就会把它点燃，让溥仪和汽船同归于尽。

危机四伏的小汽船，载着溥仪的复辟梦想，把他送往黯淡的前程。土肥原的阴谋得逞了。三个月后，溥仪展转到达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为国人所唾骂。

溥仪离开天津，走得过于匆忙，来不及将“皇后”婉容带走。婉容误以为自己已被溥仪抛弃，歇斯底里，闹得天翻地覆。日军为了安抚溥仪，派遣“谍报新星”川岛芳子去天津把婉容接到东北。这个年轻的女特务采用偷梁换柱的计策，用棺材将婉容运出天津，交给关东军。伪满洲国建立后，关东军论功行赏，特别嘉奖川岛芳子，授予她陆军少佐军衔，使她成为日军中军阶最高的女人。

义勇军击毙关东军悍将

义勇军击毙关东军悍将，日军连连哀叹。

土肥原在天津活动，不止是劝说和威逼溥仪北上，还制造了两起暴乱事件。关东军又寻找借口，以援救驻扎在天津的日军为名，越过辽河，把矛头指向辽西重镇锦州。

进攻锦州，是日军预定的作战计划。日军付出惨重代价，从马占山手里夺得了齐齐哈尔，已无北顾之忧。本庄繁派混成第四旅团侦察东北军在锦州附近的阵地，同时派飞机支援地面部队。日军在白旗堡绕河一带与东北军发生战斗。由于中国政府已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日本政府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当天下午命令关东军停止进攻，日军撤回辽河以东。

但是，野心家的顾忌是短暂的。刚过十天，日本陆军大臣就改变了主意，命令关东军攻占锦州。经过二十天的准备，日军两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在飞行队支援下，向锦州发动进攻。锦州守军得不到支援，将领又缺乏守土抗战的决心，第二天就开始撤退。1932年第三天的早晨，守军全部撤出锦州，当天下午6点，日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随后迅速占领了山海关外的整个辽西地区。

日军在进攻锦州的前期战斗中，遇到了辽宁抗日义勇军的激烈抵抗。这是东北第一次打起抗日义勇军旗帜的队伍，是由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督察长熊飞组建起来的。他们在日军占领沈阳后，指挥公安骑兵总队，策动伪军两个旅反正，然后收拾被日军重金收买的辽西土匪凌印清的部队，将凌印清处死。

接着，他们又去收拾为日本人收编土匪的张学成。这个张学成，是张作霖的亲侄子，他组织了汉奸队伍“东北自卫军”，为日本人攻打锦州。对于张少帅的堂弟指挥的这伙伪军，荣臻等人都感到棘手。

黄显声却坚决地说：“谁投降日本做汉奸，都应当消灭他，张学成也不能例外。”

他们向坐镇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张学良支持黄显声进剿，明确指示抓获张学成“立即正法处决，以遏乱源”。公安总队马上出动，在高山子一带歼灭了这股匪军，把张学成当场击毙。

接着，公安总队向锦州且战且退，然后与东北军一起，沿大凌河一线布防，阻止日军进攻锦州。

锦州沦陷后，中国正规军陆续经山海关撤退到关内，日本关东军便派出第二十师团，把黄显声的义勇军作为主要打击目标。

日军这个师团有一名中佐，名叫古贺传太郎，十分凶悍，被关东军吹嘘为“战无不胜的名将”，率领着一支本庄繁认为“攻无不克”的骑兵联队。古贺的骑兵侵占了锦西县城，扬言要将这一带的义勇军“一举荡平”。

一天早晨，古贺派出一支三十人的部队，到锦州师团部领取弹药给养，县城只留一个小队，他自己率领七十多名骑兵向城西一带“扫荡”。黄显声的义勇军获得情报，在古贺必经的道路上设下埋伏。

上午10点钟，古贺的骑兵耀武扬威地到达龙王庙附近的狭窄路口，义勇军开枪射击。日军遭到突袭，无法展开，一时人仰马翻，古贺当即中弹死亡，只有十几个日本兵逃进县城。

下午，义勇军在钱塔子屯岭下预设埋伏，等候着古贺派往锦州领取给养的那队骑兵返回。日军进入伏击点，义勇军开火打击。附近村庄的一百多名老百姓，拿着锹、镐和锄头跑来参战，把日军重重包围起来，将他们全部歼灭。

义勇军两次伏击古贺的部队，消灭六十多名日军，基本上歼灭了古贺骑兵联队，日军大为震惊。古贺中佐的死，引得关东军发出哀叹：“实为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

日军为了报复黄显声的义勇军，出动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和飞行队，进行连续不断的“讨伐”。黄显声把辽西相继出现的各路义勇军编成二十二路，合编成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共六万多人，部队愈战愈勇。这支义勇军一直坚持战斗了一年多，直到日军侵占热河与长城各口以后，才陆续溃散。

1932年秋天，张学良将黄显声的部队改编为骑兵第二师。长城抗战开始不久，黄显声便率部出关对日军作战。后来，他被张学良派往武汉任第五十三军副军长。他和日军在漳河前线打了一场硬仗，还将武器送给八路军。他与周恩来多次接触，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当他被迫脱离第五十三军，准备离开武汉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将他密捕，先后关押在贵州的阳朗坝集中营和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1949年11月，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枪杀，终年五十三岁。

“东方魔女”上海煽动战火

“东方魔女”川岛芳子在上海煽动战火。

日军占领锦州的第三天，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匆匆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的田中隆吉少佐发了一份电报，说关东军打算在第二年春天实现“满洲”独立，要田中在上海实施已经策划好的事变，将国际关注的焦点从东北引向上海。

田中隆吉马上约见了川岛芳子。这个为日军炸死张作霖提供过情报的女特务，其实并无日本血统。她本姓爱新觉罗，是清廷肃亲王的十四格格，中国化名叫金壁辉。她当年不过二十六岁，就以妖艳不羁、心狠手辣、善于交际而闻名。她的日本义父，把她训练成了一个效忠于日本军阀的冷血间谍和杀手，她因此而获得“东方魔女”、“乱世妖姬”的称号，还有人把她和一个充当德国间谍的著名荷兰女人相提并论，称她为“东方的玛塔·哈丽”。

川岛芳子虽然在学生时代就爱女扮男装，痴狂地投入骑马、击剑、柔道和射击等“男性运动”，并宣称自己“永远清算了女性”，但她从事间谍活动，仍然是依靠女性的魅力。与她同时代的歌星李香兰在自传中说，川岛芳子“在人群中有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笑脸；她个子不高，匀称的身材包裹在男人的大褂里，却显示出女性的婀娜，气度雍容华贵”。最重要的是，这个女人娴于辞令，善于察言观色，自然也是情场高手，那些如狼似虎的日本军人，无不认为她是一块值得一咬的“活肉”，却又对她浑身的毒刺心存畏惧。

田中隆吉就是川岛芳子征服过的日本军人。现在，田中要她为日军侵略上海制造借口，刺探中国守军的情报。由于川岛芳子能讲流畅的汉语和日语，又能讲一口不错的英语，加上清王室公主的金字招牌，她为日本与中国各大城市的外国租界理顺关系立下了汗马功劳，成天忙得团团转。

川岛芳子得到田中的授意，来到上海江湾路的妙发寺，找到天崎启升等五名日莲宗的日本僧人，安排他们前往马玉山路。这条路上有一家名叫三友实业社的毛巾厂，工人们反日情绪高涨，组成了工人义勇军。五名日本僧人在工厂门口观看义勇军操练，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子，主动挑衅，引发了双方的冲突。

事情发生后，日方宣称，有一名受伤的日本僧人在日本医院里死去了。第二天下午，六七千日本侨民在上海虹口文路的日本人俱乐部召开大会，要求中国政府“惩办殴打日本僧人的凶手”，赔偿损失，向日方道歉。

第三天凌晨，田中隆吉指令日本宪兵军官，安排设在上海的“日本人青年同志会”袭击三友实业社。六十多名暴徒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悄悄来到三友总厂外面，用硫磺弹引发火球，焚烧厂房和工房。时值深秋，天气干燥，火势迅速蔓延，等到职工们发现火情去扑灭时，厂房一角和几栋工房已被烧毁，三十几台织机毁损于大火。

与此同时，埋伏在各个岗亭旁的日本人，见有巡捕准备向捕房报警，便开始行凶，砍死一名巡捕，砍伤两名。当天下午，田中隆吉又煽动一千多名日侨在上海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请愿，以僧人事件为借口，要求日本政府派遣陆军和海军来上海“保护侨民”。会后，六百多个日本人手持武器向吴淞路、老靶子路和四川路游行示威，大喊挑衅的口号，殴打行人，捣毁几家商店，还阻止电车通行。当时的情形，中国人似曾相识。不久前，日本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侨请愿，向北满进兵“保护侨民”，手法完全一样。

三天后，川岛芳子派人纵火，焚烧了日本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公馆，反过来诬告中国人，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由于英、法、俄、美等国在上海都有租界，日本人成功地将国际注意力从东北转移到了这个东海之滨的大都市。

上海局势吃紧，一触即发。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日本飞机在三友实业社上空盘旋。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身藏武器，到处乱窜，随时准备挑起事端。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陆续向上海增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很快，日军就在上海集结了二十三艘军舰，四十多架飞机，海军陆战队一千八百多人，武装日本侨民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日本人在上海暴行不断，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反而向上海市政府抗议，要求道歉、惩凶、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而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日本人迫使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下令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进而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日军对国民党政府的退让还不满足，向中国政府发出新的通牒。

日军的通牒只是做做样子，他们根本无意于等待中国方面答复，在通牒发出一个小时后，就命令海军陆战队向闸北的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攻。

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1)

“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日军所面对的中国守军，是国民党军队中具有爱国思想的第十九路军，由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统率。

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红军的反共内战，把第十九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前线。“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和红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第十九路军受到正义的感召，在江西赣州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不久，第十九路军被调到南京和上海一带担任防卫。全军三万多人，决心“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一些部队的驻地靠近日军营房，彼此可以望见。官兵们故意让日军看见他们举行野外演习，要让日军知道，中国军队是不怕日本侵略军的。

但是，第十九路军的作战准备很不充分。他们连军饷都领不到，要备战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是广东人，年方四十，血气方刚。他自小景仰清末抗法英雄刘永福，在偶像指引下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军人。“一·二八”战争爆发前五天，他在军官会议上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们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和航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

警备司令戴戟是安徽人，时年三十七岁，早年参加过蔡锷的讨袁护国军，北伐战争中是第四军的三虎将之一。他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早已感到失望，对不抵抗主义更为反感。蔡廷锴发言后，他接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总指挥蒋光鼐的家乡就是林则徐销烟的虎门，他年轻时曾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的营长。在蒋介石组织对红军的前三次“围剿”中，他不愿攻打红军，称病不出。这位一心抗日的总指挥在散会前说：“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两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

第二天，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接着，他们在苏州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们一致表示拥护团结抗日，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不宣而战。11点20分，日军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摩托车，占领了淞沪铁路上的天通庵车站，切断了闸北守军和友军的联络。11点半，鲛岛大佐指挥一千六百多名日军，由二十多辆装甲车引导，得到炮火支援，在闸北宝山路、青云路等多个路口，向第十九路军阵地进攻。守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依照总部密令，奋起反击。蒋介石派来为了接防并阻止抗战的宪兵第六团，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也奋起抵抗。敌我双方展开激烈巷战。

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接到报告，星夜步行，赶到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

战争打响半小时，枪声更加密集。第一五六旅官兵初次遭遇日军，愤怒地高喊：“狠狠地揍他们！绝不让敌人占便宜！”

日军装甲车突然停下，接着又猛冲过来。守军等待着日军接近，突然，手榴弹雨点一般向装甲车飞去，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烟尘四处飞腾。日军装甲车连忙掉头逃跑。守军的机枪怒吼起来，扫射日军步兵，刹那间，阵地前面倒下一排排日军尸体。第一五六旅的战报报道：“毙敌三百余人，伤数百人。”

年近四十的广东人翁照垣，率领第一五六旅三千多名官兵坚守阵地，组织敢死队和大刀队重创日军。翁旅长后来写了《“一·二八”淞沪血战史》一书，说他手下官兵同日军初次交战时，他就发现士兵的勇敢不可思议。班长潘德章在日军装甲车冲锋时，沉着地用机枪扫射，打死几十名日军。他左臂中弹，继续射击，把日军打退。上等兵伍培、伍全兄弟俩，左冲右杀，刺死十几名日军，寡不敌众，光荣牺牲。副连长谭绍平和上士张桂林，击毙十几名日军，带伤向日军反冲锋，在日军炮火下以身殉国。

天亮以后，日军仗着有装甲车掩护，不断冲向守军，日军战机从航空母舰起飞，对闸北和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蔓延。翁照垣旅组织敢死队潜伏起来，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日军装甲车。他们没有丢失阵地，还在炮火掩护下找机会发动反击。日军遭到顽强抵抗，惊呼“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

上海北站及商务印书馆两处发生大火，日军趁机猛攻北站，守军顽强抵抗一小时，放弃北站阵地。下午5点，翁照垣旅主力发动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乘胜追击，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撤退，日军的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终。日军要求停战，第十九路军同意了日军的要求。

日军叫停是为了增兵。他们用三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两艘航空母舰，将五千名陆战队运到上海登陆，长江一带原有的日本海军和新增调的舰船编成第三舰队，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统一指挥，开到上海附近水面。

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2)

第十九路军赶紧调整部署，将驻扎在镇江以东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和真如一带，将第六十一师调到上海。原驻上海的第七十八师全部开往前线，增强防御力量。

2月3日，日军出尔反尔，再次向闸北进攻，同时动用二十多艘军舰和十多架飞机，轰击吴淞炮台。日军的轰炸有一些确定的目标，因为在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的当晚，川岛芳子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炮台的火力配置，给日军送去了情报。

日军的第二次进攻，仍然有装甲车掩护。他们占领了可以扼守要地的屋顶，架起机枪，向守军阵地射击，还把手榴弹从高处扔下，炸毁防御工事。守军处境艰难，仍然寸步不让。他们也扔手榴弹，和日军拼刺刀。一声声轰然巨响，双方官兵都在爆炸中粉身碎骨。

中国军队拼死搏杀，仍然挡不住钢铁的装甲车。日军突破阵地，将守军切断为两截。守军迎头反攻，把手榴弹扔向日军。他们愿意舍身成仁，只求炸毁那些该死的装甲车！日军胆敢冲上来，守军便和他们拼刺刀。中国军人视死如归，日军躲在装甲车后面缩成一团，不敢前进。守军一次连续炸毁日军装甲车五辆，打退日军的冲锋。翁照垣旅伤亡严重，上级派第一二○旅接防。

日军连连失利，不甘心失败，发动第一次总攻击，几千人分三路会攻闸北，几百人攻击八字桥。第十九路军顽强抵抗，迫使日军承认“进展不易”，只好撤回出发阵地。

第二天，日军企图在吴淞方面取得突破，出动十三艘军舰和二十四架飞机，猛烈轰击吴淞要塞，炸毁炮台六座，炮台守备营被迫后撤，日军乘机在要塞登陆。翁照垣旅迅速增援吴淞，将日军击退。这一天，守军歼灭了江湾日军一个联队。守军乘胜反击，各线激战长达九小时，日军再次失败。

第三天，日军再次进攻闸北，第十九路军顽强抵抗，阵地失而复得。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认为，守军后方阵地很坚固，如果不付出较大代价，是难以攻破的。于是，日军停止进攻，撤回原阵地。

日军的第一次总攻被守军粉碎了，曾经扬言四个小时就可以占领上海的日军总指挥盐泽幸一，由于指挥进攻失败，被撤消职务，并领命回国。对于这件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评论道：

在现代，恐怕没有其他海军司令像盐泽上将（应为少将）这样，在他被免去在上海的高级指挥权以前的几天里，接二连三地犯这么多错误。这都是由于他一开始就低估了敌方的士气和力量。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中国军队就会落荒而逃。

他在他的最后通牒被全盘接受之后发动战事，首先就违反了国际法。他以租界作为进攻中国人的基地，破坏了租界的传统地位。他没有预先警告非战斗人员就轰炸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违背了国际惯例。而且他公开对华开战，自然是撕毁了一切国际和平条约。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通过工会和学生会，动员市民支持第十九路军抗战。

开战后第三天，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前往真如慰问前线将士。宋庆龄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壁残垣前留影，表达她与官兵们一道抗战的决心。何香凝赋词一首，题为《赠前线将士》，文辞激越，以中国女性的民族愤慨激励军中男儿：

倭奴侵略，野心未死，既据我东北三省，复占我申江土地，叹我大好河山，今非昔比。焚毁我多少城市，惨杀我多少同胞，强奸我多少妇女，耻！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

上海的四百名青年工人组成义勇军，驻守在宝山路一带。他们只有五十多支毛瑟枪，却打退了几千名日军的进攻。复旦大学组成了学生义勇军参战，打死打伤两百多名日军。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将两百多名童子军交给第十九路军指挥，这些学生有一些牺牲在前线。

有一天，日军抓住汽车司机胡阿毛，用重金引诱他运送军火。胡阿毛答应了，心里却打算将这些枪弹送给抗日军队，无奈车上有四个日本兵严密监视，他无法改变线路。当汽车经过黄浦江时，他猛打方向盘，车向江水中直冲而去，刹那间，连车带人沉入江底。

罢工的工人们封锁了日本工厂，检查日货，监视奸商，禁止把粮食和其他物资卖给日本人。中国工人拒绝为日军装卸和搬运军火，还参与破坏日军的通讯和交通。

第十九路军有位连长名叫曾统，妻子陈宜贞芳龄二十，身体健康，能识字读书。她对丈夫说：“男儿杀敌，不要放过机会。我虽是女流之辈，也愿意从军作战，你看怎么样？”

曾统说：“你不适合上前线，不如去做看护，同样可以为国尽力。”

陈宜贞说：“许男子杀敌，为什么不许女子杀敌？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这不是对我军有利吗？”

她说做就做，剪掉长发，穿上军装，随曾统来到军营。日军冲过来时，她钻进战壕，发射十几枪，打死几名日军。此后，她常在战场上和日军拼搏。

后方的妇女掀起了慰劳军队的热潮。她们缝制衣物，还把诗文和警句系在送给军人的衣物上。

一位名叫陈彩珍的女子温婉地写道：风雪入新春，干戈起沪滨。心长嫌线短，聊慰出征人。

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3)

女子陈均瑞用一串四字句表达她的心愿：织此纤物，聊表寸衷，慰我将士，暖我兵戎，守土尽责，为国效忠，歼厥丑类，克奏肤功。

有一首诗透着男儿气概，出自女子胡幼卿的笔端：士庶庆弹冠，倭奴胆尽寒。只因雪国耻，真个斩楼兰。

国外华侨也关注着上海的战事。蔡廷锴收到美洲华侨送来的一块金匾，上面题刻了“精神救国”四个大字。第十九路军还收到艺术舞蹈女明星刘科伦在芝加哥抗日义演的几千元筹款，和马尼拉中学的华侨学生节省下来的零用钱。

第十九路军得到四面八方的声援，士气十分旺盛。而初战失利的日军，正在忙于调兵遣将。野村中将接替盐泽任上海日军总指挥，日本海陆空军在上海的兵力增加到一万多人。野村调整部署，暂缓进攻闸北，动用主力会攻吴淞，同时以一部分兵力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左翼突破。野村也和盐泽一样，狂妄不可一世，对西方记者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为时不远。”

2月7日，十架日军飞机沿淞沪铁路线轰炸中国军队，日军上海陆战队猛攻吴淞地区翁照垣旅第四团阵地。同时，日军的军舰、火炮和飞机对蕴藻浜车站、吴淞镇和狮子林炮台发动袭击，配合地面进攻。守军浴血奋战四个小时，将日军击退。

第二天，已经强行登陆的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分三路向张华浜、蕴藻浜和吴淞镇进攻。日军向美国记者扬言，要在午前占领吴淞。但是，到了傍晚，日军还是败下阵来。

经过几天激战，一天拂晓，日军在烟幕弹掩护下强渡蕴藻浜，突破守军防线，第一二二旅急速增援，将渡河的日军包围。被围日军在救援部队接应下，拼死突围，守军奋力堵杀，歼灭了大部分日军。日军在其他地段的进攻，也被守军打退。野村企图多路包抄吴淞守军的计划彻底破灭。

第十九路军激战犹酣的时候，发誓不向共产党施放一枪一弹的国民党将军张治中，率领第五军两个师，外加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和一个山炮营，日夜兼程奔赴上海。

第五军到达南翔，由蒋光鼐统一指挥，负责吴淞西端防线。张治中有心为国殉职，留下遗书一封：“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仆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

日军的进攻屡遭挫败，只好又换总指挥。刚到上海的第九师团植田谦吉中将，接替了失败的野村。这时，上海集结的日军已达三万多人，拥有七十门野战炮，六十多架飞机，还有几十艘舰艇开到吴淞口。

日军头目都是狂妄之徒，植田仗着武力雄厚，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上海驻军全部撤出第一线。

蔡廷锴接到这个荒谬绝伦的通牒，非常气愤，指挥部立即命令前线部队用猛烈的炮火回应植田的狂傲。

2月20日早晨，日军从正面向闸北至吴淞一线发起第二次总攻，企图从守军阵地中央突破，然后卷击吴淞和闸北。第八十八师部队奋勇抗击来势汹汹的日军，阻滞了日军的攻势。二十多天的抗战，使守军掌握了诀窍。日军在猛烈火力支援下进攻时，守军隐蔽在战壕里以逸待劳，等到日军接近阵地，便扔手榴弹还击。日军的攻势，就这样一次次被守军击破。

入夜，日军调整部署，第二天再度进攻，植田亲自指挥，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几千名步兵发起冲锋，遭到守军火力拦截，伤亡惨重。

第二天，日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第一线部队乘着晨雾，突入庙行镇东端的守军阵地。第八十八师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付出了很大的伤亡，还没能将日军击退。张治中率领预备队赶到第八十八师指挥所，命令孙元良的第二五九旅正面增援庙行镇，又派宋希濂的第二六一旅从纪家桥渡河，抄袭日军侧背。

很快，久经沙场的蒋光鼐看准了日军的心理：他们伤亡惨重，一定会止步不前。蒋光鼐决定：从江湾镇、庙行镇和蕴藻浜三个方向，同时向日军发起反突击，合围歼灭庙行镇的日军。下午3点，三路部队到达出击位置，展开全线反击。

植田获悉混成第二十四旅团被围，急令第七步兵联队和吴淞支队一部前往救援。反突击部队与日军展开白刃近战。战到晚上，大部分日军乘着夜色突围逃窜，其余日军被歼灭。庙行之战是开战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中外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淞沪抗战的最高战绩。

过了两天，日军经过调整部署，改用重点进攻突破一点的战术，第九师团主力分三路向江湾、小场庙和庙行发起猛攻。日军动用大约一万人进攻小场庙正面，几分钟内向金家塘阵地发射了几百发炮弹，守军难以支撑，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增援部队很快赶到，分三路反击，血战到晚，重创日军，收复了原来的阵地。

日军第九师团的失败，加上战旗舰“出云号”被中国敢死队炸伤，促使日本政府增派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总兵力达到七万多人，飞机三百多架，加上海军第一舰队和第三舰队，司令官换成了白川义则大将。这时，中国在上海的总兵力只有四万多人，并已相对减弱，武器损坏极大，而战线绵延五十多公里。守军多次向蒋介石求援，得到的回答是“固守”和“加强戒备”，却迟迟不见援兵到来。

2月29日，白川指挥日军开始新一轮的总攻击。日军为了掩护主力第十一师团在浏河一带登陆，向庙行镇方面发起猛攻，同时向闸北几个地点展开频繁攻击。天通庵附近的守军和日军激烈对抗八个小时，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日军全部退却。在闸北八字桥，守军与日军形成拉锯战，阵地三失三得，伤亡很大，日军也丢下大量尸体，联队长林堀大佐被守军击毙。

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4)

第二天，日军继续猛攻，仗着优势兵力，多次突破守军阵地，又多次被守军夺回。敌我白刃相接，血肉横飞。由于浏河守军大部分调到正面增援，日军第十一师团趁机强行登陆，守军一个连及少数义勇军寡不敌众，日军侵占了浏河，向嘉定方向急速推进。

浏河失陷，第十九路军侧面及后方都遭到严重威胁，指挥部迫不得已，当晚下令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在黄渡、方泰、嘉定和太仓一带布防。张治中率部转移时，在葛隆镇与日军激战，第五一七团奋力阻击日军，使撤退的中国军队避免了被日军切断退路的危险。

蔡廷锴后来谈到了撤退时中国军队的士气：“我军苦战月余，官兵日夜不得休息，后援不继，休整无暇，但士气始终旺盛，当退守时，无不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决心要雪此深仇巨恨！”

对于第十九路军的撤退，埃德加·斯诺也有一段评论：

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这次撤退并不是溃败。……和我谈过话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全都称赞蔡将军指挥这一有秩序的战略撤退很能干，在战术上也很正确。在所有能移动的大炮都被撤走之后，部队才撤出前线，几乎没有发生抢劫和混乱。撤退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闸北的日本海军到天亮才发现敌人已经离开，他们整夜炮轰的已是空的战壕和工事。

淞沪战役，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牺牲四千多名官兵，近一万人负伤。据日本的资料，日本陆海军七百六十九人死亡，二千三百二十二人负伤。而白川、野村和植田这几名日军首领，不久就被朝鲜独立党党员尹奉吉在上海投掷炸弹炸伤，不到一个月，白川在医院死亡。同时被炸伤的还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和驻上海总领事。这些日本人在外国炫耀武力，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中国守军正在构筑工事准备坚持抗战，突然传来消息：国际联盟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命令第十九路军撤离原定的第二道防线，开往福建。张治中的第五军奉命复员。蒋介石出卖了淞沪抗战，抗战官兵的心情，用张治中将军的话说，真是“不胜感慨沉痛之至”。

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1)

义勇军有了一种凝聚力，结成强大统一的抗日武装。

“九一八”三个字，历经几十度春秋，随着历史镜头的推远，成了一个遥远事件的标识。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东北人，这三个字的含义，是他们切身的悲惨。大批东北人，为了避开日军的淫威，流落到关内，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他们悲凉的处境和心中的愤懑。留在家乡的东北人，脖子上架着日军的刺刀，眼看着父母兄弟被杀戮，妻女姐妹被奸淫，父老乡亲被残害。

他们难以理解的是，自己的政府，为什么命令军队不去抵抗凶残的日军。为了不做亡国奴，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义勇。他们心中的义，是民族存亡的大义，他们身上的勇，是用血肉之躯和武装侵略搏杀的大勇。

乱世豪杰起四方，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抗日武装风起云涌。政府军不抗日，民众就自发地组成了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过去一年，全东北就涌现出不下三十万人的义勇军。农民抡起大刀，军人和警察举起了枪，绿林队伍，即东北人所说的“胡子”，把武力指向日伪，知识分子也投笔从戎。东北一百五十四县，九十三县有义勇军活动。

初期的东北义勇军，打出的旗号各不相同：红旗，绿旗，青天白日旗，还有一种旗帜用上了“反日”的创意，把白底红圈的日本旗颠倒过来，在红底上画个白圈，真是五光十色，各显神通。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众手挽手站起来，筑成血肉的新长城。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抗日义勇军在各处浴血奋战。

在辽东三角地带，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拥有三万人的队伍。吉林王德林和吴义成组织的抗日救国军，从元宵节开始，三打敦化城，打死打伤四百多名日军。他们又攻打额穆和蛟河，缴获大量枪支。日军派万人大军过来追击，救国军诱敌深入，四面围攻，大摆口袋阵，歼灭日军三千多人。随后，救国军用火攻围歼逃敌。救国军随后在方正作战，打伤日本侵华先锋多门师团长。

在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同一天，本庄繁借口吉林的抗日军队在哈尔滨杀了四个日本国籍的人，命令关东军向哈尔滨进攻。

哈尔滨虽然已经存在汉奸张景惠建立的傀儡政权，但还有东北军的八个旅，由李杜、丁超和冯宪章等旅长分别指挥，一万五千人群龙无首。大敌当前，他们联合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举李杜为总司令，积极备战。

2月1日晚约8点钟，两列满载日军的火车徐徐开进双城站。日军整队下车，烤火取暖。赵毅旅长指挥埋伏的部队突然从三面发起猛攻，将日军困在站台上下，打死打伤几百名日军。同时，自卫军在双城附近全歼伪军刘宝林旅。

第二天，日军出动飞机、装甲车和坦克，向哈尔滨南郊逼近。3日，自卫军在市郊与日军激战。李杜、冯占海和宫长海等旅长带队冲锋陷阵，争先杀敌。

4日，日军发动总攻，李杜上前线指挥作战。由于丁超等人没有做好防御准备，在日机轰炸和坦克猛冲之下，自卫军只能利用民房和断墙节节抵抗，结果被日军分割包围，损失惨重。5日，日军再次发动攻势，双方在市区展开巷战。自卫军苦战不支，只好弃守哈尔滨，向宾县和巴彦方向撤退。

日军占领了哈尔滨，意味着日本关东军只用四个月零十八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其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国面积的三倍。

在蒋光鼐命令淞沪守军撤退到第二道防线的同一天，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几天后，就任了伪满洲国“执政”的溥仪，在长春与本庄繁签署密约，让日本政府操纵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一切大权。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中国大使，声明绝对不承认伪满洲国。

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中共满洲省委号召人民武装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打倒伪满洲国。

日本关东军为了巩固对东北的统治，疯狂地、次数密集地“讨伐”抗日武装力量。他们向马占山的部队发动总攻，在袭击安固镇以后，造谣说马占山已经战死。关东军把苏炳文的部队打得弹尽粮绝，迫使他们和马占山的部队都退到苏联境内。

1932年9月15日夜里，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矿长渡边宽一。凌晨，日军包围了平顶山村庄，把全体村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里。日军的汽车上和山坡上布满了机关枪。三千多名矿工和平民刚刚站定，机枪子弹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一个小时的屠杀，杀得尸横遍地。有人呻吟蠕动，日军便用刺刀捅死。日军还用汽油将全村房屋烧毁。随后，日军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一百三

十多人，又在东千金寨和西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二天，日军将平顶山被害群众的尸体全部烧毁。

没有统一起来的义勇军，不断遭到日军野蛮的镇压。到1932年底，一支又一支义勇军被击溃，将领们死的死、逃的逃、散的散、降的降，剩下的极度彷徨和混乱。

显然，义勇军需要一种凝聚力，才能结成统一的强大的武装。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组织，积极地行动起来，将一支支义勇军重新组合，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地义勇军的实力，随之而急速地增强。

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2)

老百姓有一首歌谣，概括地唱出了当时的实况：

九一八，大炮响，鬼子兵，占沈阳。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扔下百姓遭了殃。不是下令要劳工，就是强征出苛粮。逼得人们没活路，上山去找大老杨。

歌谣里所说的“大老杨”，便是抗日将领杨靖宇。在东北老百姓心里，“大老杨”就代表共产党。

1932年6月4日，共产党在磐石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当时的游击队缺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大搞打土豪分田地，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利益，他们在与日伪军战斗的同时，还要和一些地主武装和山林队伍打仗。

作战经验也是游击队所缺乏的。领导人从私塾先生那里弄来一本《孙子兵法》，当作学习打仗的教材。他们经常聚在油灯下，阅读这本已经发黄的老书。

游击队也缺乏武器，连政委杨佐青都没有枪。朝鲜人李红光特别仗义，要把自己的手枪送给他，杨佐青婉谢不收。李红光心里不安，独自一人跑到一个地主家，缴了一支崭新的小手枪，赠送给杨佐青。

磐石的游击队等着省委解决他们的困难，省委给他们派来一个大能人，就是日后被日本人称为“山林之王”的杨靖宇。不久，杨靖宇担任了这支游击队的政委。他将游击活动区扩大到周围的伊通、桦甸和双阳等地。

在“九一八”两周年的那一天，杨靖宇的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

另一位共产党人张甲洲，在1932年4月，和几个黑龙江老乡一起，穿上长袍马褂，化装成商人，携带两支手枪，从北平来到哈尔滨。

不久，张甲洲一行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派，前往张甲洲的老家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他们决定在5月23日这一天，谎称张甲洲要结婚，邀集各方势力，正式打出抗日的旗号。

这一天正是每年一度赶庙会的日子。一大清早，镇上来了两百多人。不少人啧啧称道：“你看看老张家，可真有面子，儿子结婚，来了这么多人道喜。”

参加张家“婚礼”的人们，酒足饭饱之后，拿出事先准备好了的枪支弹药和红袖标，打出“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张甲洲把大家集合到井沿边一块空场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最后，他号召大家：“宁可抗日战死，也决不能当亡国奴！”

这件事轰动了全县。伪县长程绍廉派出大批军警前来镇压。这时，一些士绅出面找程绍廉求情。伪县长算是给了大面子，说：“组织队伍可以，但不能有张甲洲，他是赤化分子。队伍里有他，我就要打！”

士绅们叫张甲洲出去暂避风头。张甲洲带领部分队伍冲出重围，只剩下一百来人。他决定收编胡子队伍。张甲洲注重实际，敢于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士，他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跟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一律欢迎。带枪带马来，就更欢迎。”这个口号吸引了大批爱国志士，张甲洲的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七百多人。

张甲洲把队伍整编为四个大队和一个模范队、一个教导队。其中装备最好的是模范队，清一色的三八枪，全队三十多人，全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队长金永锡是个二十四岁的朝鲜族小伙子。

游击队壮大之后，便开始了攻城打窑。所谓“窑”，就是房子或院落，如果里面有枪，就叫做“响窑”。

7月16日，游击队攻打龙泉镇的天僧泉酒厂，遭到顽强抗击，久攻不下。酒厂东家的儿子在城里当伪警察中队长，带着四十多个人，准备打过来。形势严峻，张甲洲下令停火，自己单枪匹马闯进天僧泉酒厂，找东家张八瞎子谈判。

张甲洲对他说：“游击队来打龙泉，就是要枪要子弹，扩充抗日武装。抗日救国是大事，你不打日本，我们打，可是我们缺少枪支弹药，你先借给我们，等打完了日本，我们再送还。你看怎么样？”

张八瞎子知道不“借”过不了关，可是枪太贵，“借”出去实在心疼，那就“借”给他们子弹吧。游击队硬是从这个酒厂里“借”出了将近五千发子弹。

十多天后，张甲洲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大马，带着五名警卫员，去找大地主王四谈判。王四只放他一个人进去。他刚进门，就被王四的家丁绑起来了。接着，家丁又要缴警卫员的枪，警卫员们要打，张甲洲使个眼色，他们便打马回游击队报告去了。

王四抓住了张甲洲，就向程绍廉报告，请他派人来押解。程绍廉派出沈营长，带着车马，直奔王四窝堡。游击队得到情报，便摆出围窑打援的架式。

当晚，王四知道沈营长一时半会到不了，怕游击队把张甲洲抢走，就派一名炮勇把他秘密押到地主张兴的家里。这下倒好，张甲洲说服了张兴，带着他参加了游击队。

张甲洲回到了游击队，王四立即带着一家老小躲进县城。张甲洲带着队伍进了王四窝堡，召集穷人开会，开仓放粮、分浮财，末了一把火烧掉王四的房子。一时间，汉奸人人自危。

7月下旬，张甲洲带队向兰西镇一带西征，一路上破土窑、攻城镇，所向无敌，一个多月时间，行程千里，队伍扩大到一千多人。

中共满洲省委关注着这支队伍的发展。8月中旬，赵尚志奉省委之命来到游击队，担任参谋长。

赵尚志到任后，便和张甲洲一起商量攻打巴彦县城。当时巴彦县城还没有日军，伪军力量却很强。他们决定联合原东北军的才鸿团和苏占山的胡子队“绿林好”一起作战。

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3)

攻打巴彦县城很顺利，游击队又与“绿林好”联手打进了东兴县城，在城里住了下来。进城后的第三天中午，木兰县的伪军头目孙三阎王带着一千多人打了进来。“绿林好”一枪没放，带着队伍就溜。游击队孤军奋战，伤亡将近五十人，赵尚志左眼下留下了三个弯月形的伤疤。游击队用两张大马雪橇拉着伤员，突围出去了。

汤原也是一个令日军十分头痛的地方。1932年春天，共产党在汤原建立的反日同盟会，有了一千多名会员，建立游击队的条件成熟了。秋天，冯仲云和李福臣相继奉命来到这里创建抗日武装。

成立游击队需要枪，县委号召党团员捐款买枪。兵荒马乱的岁月，枪太值钱了，一支大枪能换六千斤黄豆！大家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硬是弄到了二十多支枪。这些枪不起眼，有铁公鸡、别拉弹、套筒枪、驳壳枪等，但游击队只要有了枪，就可以去打仗了。

10月10日，汤原民众反日游击中队成立，李福臣任队长。这支队伍是由四十名党团员组成的，其中七名是汉族，其余都是朝鲜族的男女青年。

1933年下半年，由于叛徒告密，日军发动大搜捕，逮捕了县委书记裴治云等十二名党团员和爱国青年。日军严刑拷打，然后把他们活埋在深坑里。日军在西北沟的高粱地里搜出县委委员高庆云和他的儿子，当场用刀砍死。骤然间，汤原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气氛。

这场浩劫中，只有一个幸存者，就是县委委员夏云杰。他秘密联络汤原各地的党组织，担负起县委的领导工作。

血债要用血来还。要讨还血债，就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夏云杰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重建反日游击队。

11月末，夏云杰派团县委书记小于通过亲戚关系打进鹤岗东黄花岗伪军自卫团内部，又派徐振江和队员老曲，装成卖大烟土的商人，混进伪自卫团的营房。他自己带着二十多名队员，拿着一支大枪和一把没有撞针的小撸子，隐蔽在院外。团丁们围上来买大烟土时，徐振江和小于发出信号，游击队员一拥而进，徒手缴了团丁的枪。这次行动共缴得大枪十四支，短枪两支。

有了枪，汤原游击队再也不用玩“空手道”了。

夏云杰的游击队里有一对黄金搭档，都是朝鲜族战士。一个叫徐光海，遇事沉着，通晓日语，一脸的络腮胡子，长得有几分像日本人，扮日本指导官谁看都像。另一个叫裴敬天，汉话流利，日语流畅，最合适扮成翻译官。1934年秋天，夏云杰派他们除掉经常给日本人通风报信的药房先生王风舞。

他们来到药房里，扮成日军大佐的徐光海，知道王风舞不懂日语，便用朝鲜话问他：“你的，内嫩摸儿哈那？”

王风舞回答说：“太君，我是行医看病的。”

“啊！你是给马胡子看病的！带走！”

王风舞赶紧说：“太君，你可别把我当外人，我和佳木斯宪兵队有联系。前天有三个马胡子被抓住了，都是我送的信呢！”

徐光海一听，气得大喊：“死了死了的！”

他们第二次行动是在火龙沟，大地主姜海泉组织秧歌队，准备欢迎日本守备队到来。日本人还没到，姜海泉就落到了徐光海手里。徐光海见大街上等着看热闹的人来得不少，便还了真面目，给民众做了一通抗日宣传，押着姜海泉、带着秧歌队，又装成日本指导官，来到舒木河，顺顺当当缴了伪自卫团的枪。

此后没几天，除了“领衔主演”的两位，还有二十多名“警察”，出现在一个名叫何木林的大地主家里。

何木林急忙把“日本指导官”徐光海和“警察署长”戴鸿滨迎进上房。何家有钱有势，几个儿子各有两个老婆，枪就更多了。戴鸿滨估计他们的枪没领枪照，便到下屋找出一支枪，交给“日本指导官”，使着眼色说：“太君，他家窝藏枪支，求皇军治罪！”

徐光海会意，冲着“翻译官”喊了几句，裴敬天便对何木林说：“枪的，执照的有？”

“有哇，有哇！”

“统统的拿出来，验照！”

何木林吓得冒冷汗，赶紧交出家里的四十多支枪。戴鸿滨对“翻译官”说：“报告皇军，这些枪大都没有枪照。”

“翻译官”和“日本指导官”嘀咕一阵，对何木林说：“皇军念你忠心，不予治罪，把枪都拿到集贤镇重新起照，明天去取吧。”

何木林赶紧叫儿子备上三匹好马，驮上那些枪，把“皇军”送走。

东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也是有声有色。1931年11月，童长荣奉命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很快就建立了几支抗日武装。朝鲜人金日成来到安图县明月沟，创建了安图游击队。游击队从日军手里夺取枪支弹药，自己也制造武器。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汇，叫做“牛皮步枪”。日军在深山密林里呆上几天，就会断口粮。他们把农民的牛抢来宰了吃，先把牛皮剥下扔掉，等到牛肉吃光了，又把牛皮捡来烤着吃。游击队埋伏在附近，等三三两两的日本兵来捡牛皮时，把他们干掉，夺取武器。用这种办法夺来的步枪，就叫做“牛皮步枪”，夺枪的游击队员，叫做“牛皮步枪同志”。

东满各地的游击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小型兵工厂，有的还生产出自己的拳头产品。延吉游击队有个小兵工厂，生产出了日军最害怕的“辣椒面炸弹”和威力更大的“延吉炸弹”。

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4)

正是在童长荣到达东满的时候，一支日军测绘队闯入延吉原吉林省防军第三营的驻地，旁若无人地走到炮位窥测。担任警卫的班长史忠恒命令战士鸣枪示警，日军根本不理。史忠恒火了，奇#書*網收集整理下令开枪射击，击毙两名日军，把其余的吓跑了。

第三营打死了日本兵，营长王德林把部队带到延吉小城子，宣布起义抗日，号称“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

中共绥宁中心县委闻讯，立即派出与王德林私交很深的李延禄去找他。李延禄匆匆赶到救国军驻地，但是，有三拨人比他来得更早，而且是带着礼物来的。

第一拨代表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给王德林送来“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头衔。第二拨代表抗日将领李杜，他带来的礼物实惠多了，是一万现大洋的支票，外加一个团的番号。第三拨，便是吉东三县的绅商代表。

这些人喋喋不休地劝说王德林，而他就是不表态，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李延禄年轻气盛，毫不掩饰对他们的厌恶，叫王德林把那些人打发走。

王德林说：“李杜的代表说要收编咱们，怎么办？”

李延禄想了想，对王德林说：“李杜要收编咱们，还带来一万元军饷，断然拒绝恐怕不好。但咱就这样变成他的一个团，也不合适。我倒觉得，不如收下一万元军饷，另外为他组建一个团。”

王德林喝着酒，听着李延禄的话，觉得在理。他请李延禄给他当参谋长，兼任李杜改编的补充团的团长。李延禄满口答应下来。

李延禄从各地来投军的青年中精选出了四百多名，组成了三个连，又从原来的部队里挑了有进步思想的史忠恒和李凤山，加上跟他一起来的共产党员左征和朴重根，到补充团当连长和副连长。

不久，补充团建立了秘密党支部。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队伍，在救国军中悄悄出现。

1932年春天，救国军收复宁安，共产党人田宝贵组织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抗日队伍，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他们找到李延禄，要求合编。李延禄经请示王德林，把他们收编为第二补充团，由李延禄兼任团长。这样，救国军内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力量进一步发展。

日军为了加快从朝鲜向中国吉东和北满地区运送兵员和物资，在占领东满地区后，便着手修建敦化至图门的铁路。王德林多次派人破坏和威胁这条铁路的修筑，使日本人十分恼火。本庄繁一再下令，要关东军迅速恢复吉敦路的“治安”。为此，日军派出了号称有万人之众的天野第十五旅团和上田支队前来“进剿”。

王德林接到一封用火烧掉一角以示“火急”的信件，立即召集手下人商议怎样应敌。副总指挥孔宪荣主张躲，参谋长李延禄主张打，王德林则暂不表态。

救国军里的共产党员召开支部会议。书记孟泾清说：“就是只剩下补充团，我们也要抗日。”怎么打法？李延禄提出：把队伍拉到镜泊湖山区去。

王德林再次召集军事会议，李延禄力排众议，主张打。会议开到第三天，李延禄说：“就是只有补充团七百人，我们也要打。”

王德林最终下决心打了。他知道，补充团平均每人只有三十发子弹，便下令将库存的手榴弹全部运到补充团。

李延禄选好的阵地是镜泊湖南头的“墙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扼守着从敦化直通宁安的咽喉要道。路在巉岩底下，紧靠大江。补充团隐蔽在山崖边，七百名战士靠大块的岩石作掩护。山坡光秃秃的，只是山脚有些岩石，日军不会想到这里有埋伏。

一切布置停当，补充团开始了战前焦急的等待。他们最担心日军不走“墙缝”。不过，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有人“牵大驴”。

陈文起是南湖头一带有名的猎户，当他知道救国军要伏击日军，跑到队伍上来，想在战斗中露一手好枪法。可是，他呆了两天还不见动静，便在夜里回瓦房店去探听虚实，不想这一去竟被日本人抓住了。

“你的什么的干活？”

“打猎的。”

“枪呢？”

“没枪。都是借人家的围枪用。”

“前边马胡子的有？”

“没有。”

陈文起对答如流，身上又沾有野物的血迹，日本人不怀疑他是打猎的。他们非常得意，以为找到了一名合格的向导。

凌晨，陈文起领着天野旅团八千多名日军，仿佛牵着八千多头驴，直奔“墙缝”而来。

鸡叫头遍的时候，补充团阵地上的哨兵喝道：“什么人？”

“老百姓，给部队送信的！”一个女声回答。一个老头的声音接着说：“她是俺姑娘，咱们找补充团指挥部。”

老头名叫史振德，一见李延禄，便说：“陈文起已经牵大驴往这边来了，你们快准备打吧。”他还说，他带女儿来，是怕部队误会。

不久，望远镜里出现了日军的队伍：红肩章，长枪刺，扛枪的臂膀。李延禄一声令下，战士们一跃而起，手榴弹沿着五里长的狭路纷纷下落，爆炸声四起，临近死亡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日军指挥官下令的声音显得疯狂、惊慌而凄厉。凭依崖石猛攻猛打的七百战士，扔掉棉衣和帽子，身上只剩下短褂，猛力朝日军扔手榴弹。

补充团打得正来劲，负责堵口子的地主武装悄悄开溜了。李延禄接到报告：日军在狭路口外停止前进，动向不明。他念头一闪：日军随时可能从背后袭击，便果断下令：撤！

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5)

几天后，李延禄派人回到“墙缝”察看，发现日军在那里留下了三个火葬点，把枪支随同日本兵的尸体烧毁。救国军得到一千五百多件被火烧毁的残枪筒，还搜出两千多支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枪。可见日军伤亡将近四千人，最少也在三千六百人以上。

这一仗，补充团牺牲七个人。

“牵驴人”陈文起在枪响后飞奔到一块石崖后边。赶车的问他怎么不逃命，他说：“我还得弄杆好枪！”这位猎手还没把枪弄到手，就被日本人抓住了。日军把他吊在房梁上，挑开了他的胸膛。

人们把他葬在离“墙缝”不远的地方。

从“墙缝”逃走的日军，几天后又在松乙沟落入李延禄设下的火阵，被工人游击队消灭了约两百，天野少将也被击毙。

1933年元旦前那几天，李延禄带领部队坚守磨刀石车站附近两个小山坡。坏消息接踵传来：铁路工人报告说，日军乘铁甲列车抄了他们的后路；广播里说，自卫军第二十一旅旅长关庆禄已经在绥芬河投降，李杜和王德林先后撤到国外去了，丁超则乘专机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的内务府大臣。

李延禄想，抗日救国的大旗，只有靠共产党人来扛，共产党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帜了。他马上召集骨干和士兵代表，宣布这支队伍从今以后正式归共产党领导，名称就叫“抗日游击总队”，不久扩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

日本人把游击军视为劲敌，调来鳌刚村的第一旅团进行“讨伐”。3月3日，日军飞机和大炮猛轰马家大屯，游击军顽强抗击。战斗结束后，李延禄带着部队清理战场，发现烈士遗体中混有一个日本兵的尸体。李延禄沉着脸，找到负责打扫战场的别动队队长李光。

“你是怎么搞的，啊？怎么把他也弄进来了？”

李光赶紧说：“这可是个好人。”他说，别动队打扫战场时，在大肚子川沟的松林里发现一辆满载子弹的汽车和一具日本兵尸体，还在附近找到一封信，请懂日语的人一看，才知道写信的人是日本关东军间岛辎重队里的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

我看到你们分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见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吉东地区有一支吉林自卫军，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把周保中派到宁安领导抗日斗争。周保中绞尽脑汁，思考怎样打进这支队伍。他琢磨出一个最简便的办法——让自卫军把自己抓去。

吉林自卫军的士兵在花脸沟抓住了周保中。他那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东北士兵听不懂他的话，怀疑他是日军探子，把他绑起来，要把他杀掉。周保中费尽口舌，才让他们明白：他要见头头。士兵放下已经举起的刀，把他的要求报告上去。

自卫军左路军的领导人正在开会，听说抓了一名日本特务，便中止会议，开始审问周保中。

周保中说：“我不是日本探子，我是从关内来的，是抗日援马团的。马占山投降了日本，听说你们抗日，我才来投奔你们。”

“你说你是从关里大老远跑到咱这疙瘩来抗日的，那你对眼下东北抗日的形势有啥看法呀？”

周保中说：“你们在牡丹江东岸与日军对峙，形势十分不利。怎样才能改变呢？要主动出击，袭击敌人后方，前后夹击，迫使敌人撤退。据我所知，自卫军抗日士气很高，但纪律不够严明，长官贪污腐化，士兵搔扰百姓的事还不少。真想抗日，就得整顿军纪，发动群众。日本人不是一天两天能打走的，抗日是长期的事，要建立抗日根据地。对南京政府，大家用不着抱什么幻想，他们执行的是不抵抗政策。”

周保中一席话，把自卫军的头头们震住了，终于相信他不是日本特务，而是一位很有头脑的爱国志士。他们顿时满脸赔笑，连连说有眼不识泰山，吩咐给他松绑，接着请坐、敬烟、上茶。最后，还请周保中留下来，到宣传部指导工作。

周保中一到宣传部，就宣传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自卫军的一些将领，表面上对他赞赏，背地里却对部下说：“别听周蛮子那一套！”不久，找个借口解散了宣传部。

这时，王德林听说周保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想把他收为己用。宣传部解散之后，周保中当上了救国军的总参议。他要求上前线指挥作战，王德林让他去给前方总指挥吴义成当参谋长。周保中指挥部队袭击东京城，攻打安图县，攻克敦化城，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1932年10月，救国军第一次攻打宁安县城，日军顽强抵抗。周保中率领敢死队，一马当先冲进城，炸毁军火库，击毙日军头目小岛少佐等人。激战中，他中了一颗子弹，鲜血直流，还坚持指挥战斗。战斗结束，他需要治伤，没有麻药，他让人用大钳子拔出子弹，用刮刀把烂肉刮掉。大家服了他，赞叹说：“周参谋长‘刮骨疗毒’，胜过昔日的关云长！”十二天后，周保中又带着伤痛指挥部队第二次攻打宁安城，消灭了几百名敌人，缴获大量的武器。

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6)

周保中建立了声望，做工作方便多了。在前方指挥所里，他秘密建立起党支部，在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和团员。

冬天，周保中退出救国军，带着边区军的两个连到宁安与李荆璞的部队会合，着手组织绥宁反日同盟军。

李荆璞是宁安县的青年农民，当他决心拉起队伍去打日军的时候，几个和他一块扛活的穷哥们儿都说：“好使！”

可是，他们没有枪。做个草头王都要枪，何况是去打日军呢！李荆璞说：“咱们不妨先向胡子们学一手，向那些家里养枪的大粮户借几条枪用。”

那年月，东北有许多胡子，刚起局的时候，手里也是没枪的。他们用红布包裹条帚疙瘩或者带弯的木棍，往人家后腰上一戳，次次都灵，好像没有谁敢来试一下它是不是真的。

说干就干。一天晚上，李荆璞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假枪，突然出现在一个大粮户家里，对吓得发抖的主人说：“你不用怕，我们不是砸响窑的胡子，是为了抗日，来找你借几条枪用，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我们再来还你。”就这样，他们手里就有了第一批枪。接着，他们拿着这些枪，缴了伪宁安保安队一个班的枪，队伍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

李荆璞先是投奔王德林的救国军，被编为骑兵团的一个连。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救国军上层人物抗日不坚决，在日军进攻下一退再退。队伍退到老爷岭时，他把手下几个班排长找到一起说：“弟兄们，看来打日本是不能靠他们的。半年多了，他们没打过一次日本，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跑。我们要自己干，要保卫家乡！”

李荆璞刚说完，士兵于洪仁说：“说得对，打日本就得靠我们带领老百姓自己干。打日本需要枪啊！我们何不把营部收拾了再走？”

“这样可能不行，”李荆璞说，“本营的那两个连就住在附近，枪一响，他们就会赶过来，那时我们恐怕就很难走了。”

“这好办，咱们不让枪响就是了。”于洪仁说，“连长可以带人去找营长，说有紧急情况要报告，进去就把他们的枪下了。我带一个排在外面巡逻，应付意外情况。”

李荆璞一拍大腿，说：“好！就这么干！”

他们的行动十分顺利。当晚，这个连悄悄离开老爷岭，回宁安老家去了。于洪仁对李荆璞说：“连长，我看还应该发表一个宣言，表示一下咱们抗日到底的决心。”

“行！”李荆璞说，“听说你是念大书的，还当过教书先生，肚子里有墨水，那你就写一个吧。”

于洪仁起草的宣言发表后，宁安一带的一些小股武装，纷纷慕名来投，队伍很快壮大起来。日伪军将他们当成“讨伐”的重点目标。伪保安队像尾巴一样跟在他们后面，想伺机消灭他们。

“和这群兔崽子们拚了！”李荆璞被这个大尾巴弄火了。

于洪仁对他说：“连长，现在打没把握。队伍刚拉起来，第一仗一定要打好，先和他们藏猫猫，找准机会再打。”

李荆璞依照于洪仁的计策，派出几名能干的队员和伪军兜圈子，把他们诱进伏击圈，消灭了这条大尾巴。

打了胜仗，李荆璞对于洪仁刮目相看。他后来才知道，这位有胆有识的于先生，原来是中共宁安县委专门派来改造他这支队伍的。不久，李荆璞加入了共产党。一个以于洪仁为书记的党支部很快建立起来。这支部队改名为“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

习惯了等级制的日本人，也为汉奸们排了个座次，邵本良、王友成和李大善三人并称“东北三大厉害”，其中邵本良是“东北第一大厉害”。

邵本良本性其实不良。他有二十多年的匪龄。“九一八”以后，日本人发现了他这个匪材，封他为东边道的少将“剿匪”司令。

邵本良为虎作伥凶于虎。他打击抗日武装比日军厉害。日本人进了东北的山林就玩不转，空有好枪法和武士道，常被游击队牵来牵去，找机会揍上一顿。邵本良钻山林却是老手，手下的兵多是土匪出身，打仗时带枪还带刀，一进林子就把路标砍出来，在山里转不会迷路。冬天下雪，游击队和日本人打完仗，钻进林子，把雪上的印子一扫，日军就丢了目标。但你把雪扫得再干净，邵本良也能找到踪迹。他就凭着这点本事，向日军夸下海口：“有我邵本良，就没有杨靖宇！”

邵本良和杨靖宇的较量，开始于1933年年底。杨靖宇的后卫部队在松花江以南地区与邵本良的伪军遭遇，打死打伤十一名伪军，付出了三伤四亡的代价，牺牲的有杨靖宇的老战友金伯阳。

一个多月后，杨靖宇和李红光指挥第一军独立师用调虎离山计把邵本良的主力调出老窝三源浦，然后乘虚而入，逮捕了汉奸走狗，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摧毁了伪满铁路工程局和伪警察署，烧了几十间营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

这一仗震动了南满。三源浦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又是梅辑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许多人都说打下三源浦比虎口拔牙还难。杨靖宇偏偏拔了虎口的牙。但是，邵本良狠性改不了，发誓要让杨靖宇知道他的厉害。

不久，第三次较量开始。邵本良的伪军，加上两千多名日本兵，在柳河县大小荒沟一带摆开阵式，包围了杨靖宇的部队。

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7)

包围归包围，但日伪都知道杨靖宇是“山林之王”，轻易不敢往深山密林里打。那么，怎么让杨靖宇出山呢？

邵本良说：“我有办法！”

他假拟了一封给部下的信，谎称东面有他的重兵，故意让这封信落到杨靖宇手上。

杨靖宇看穿了邵本良的把戏。从地图上看，东面山高林密，邵本良不可能在那里部署重兵。日伪怕杨靖宇突入东面深山，想用这封信把他引到自己布有重兵的西面，钻他们的口袋底。杨靖宇将计就计，也拟写了一封给部下的假信，故意让它落到邵本良手里。

信中说，他打算从西面突围，命令部下来配合。

邵本良看了信，自以为得计。那天深夜，他憋足了劲在西面等着杨靖宇，杨靖宇却带着部队从东面突围而去。第二天上午，杨靖宇带队向北急行十几公里，打下了邵本良的后勤基地凉水河子，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杨靖宇还放出风说，他准备去打柞木台子。邵本良急忙去援救，没想到杨靖宇攻打的是八道江镇。

这一个回合，邵本良知道杨靖宇的厉害了，私下里说：“我邵本良够鬼的了，杨靖宇比我还鬼。我邵本良的一个兵打得过十个胡子，一个红军却打得过我邵本良的十个兵。”

“山林之王”杨靖宇没有头脑发热。他知道，邵本良一定还会找上门来。他为了稳操胜券，规定了四个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不击中敌人要害不打，自己代价太大不打，对当地老百姓损害大了不打。要打怎样打？杨靖宇也想出了四条：快打，快走，快集中，快分散。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民众，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金日成等人所创建和领导的部队是最引人注目的。他们在一年间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六百多次，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本所发表的数字说，这支部队在将近五年时间里，共打死打伤日伪军警四千三百二十一人，俘虏一万八千一百一十四人，缴获武器三千一百七十九件。在抗日战争中，中朝兄弟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杨靖宇在他创作的《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写道：“联合起来！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誓杀到敌人大本营！勇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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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长城》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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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师与日军展开肉搏一一五师在平型关设伏东北抗日联军警卫战士红军西渡黄河休整待命救亡同盟队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如美国记者斯诺所说，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它结束了中国的十年内战。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山海关，两营官兵和你共存亡(1)

山海关啊山海关，两营官兵和你共存亡。

日军在东北扶植了傀儡溥仪，巩固了在东北的侵略统治，1933年又委派武藤信义接替本庄繁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伪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既是武官又是文官，集三方面大权于一身。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说明日军急于向关内进军。日本关东军的兵力增加到了十万人，包括六个师团、四个混成旅团、两个骑兵旅团和一个飞行队。同时，组编伪军十四万人。

日军在关内的侵略目标，首选热河。这一片地域，包括现在河北省的东北部、辽宁省的西部和内蒙古的赤峰市。日本侵略者所谓的“满蒙”，是把热河包括在内的。伪满洲国建立前夕，日军就曾小试牛刀，试图以武力侵占热河，但是，辽西与热河的义勇军和东北军骑兵第三旅阻挡了他们的进攻。不久，关东军的松井清助大佐纠集伪蒙古自救军分三路进攻热河，又被热河骑兵部队和义勇军粉碎，松井在战场上毙命。时间过去了几个月，日军已经充分做好了侵占热河的准备。

国难当头，蒋介石无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在加紧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他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要想攘外，必先安内”，“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并且威胁手下的将领：“如再有贪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但是，守卫山海关的张学良嫡系部队，违抗了蒋介石的命令。何柱国指挥的东北军，在保卫“天下第一关”的战斗中，打响了长城察哈尔抗战的第一枪。

山海关又叫榆关，位于万里长城的东端，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扼锁着辽宁与河北的咽喉，为北平和天津提供屏障。日军企图侵占热河省，在战略态势上，只要占领了山海关，便可以切断关内与关外的联系，搭上入侵关内的跳板。关东军阴鸷的目光，紧紧盯住了山海关。

东北军撤到山海关后，南京政府将华北地区的防务交给了张学良。蒋介石要他负责华北防务，又要他避免与日军冲突，以免扩大战事。张学良整天如坐针毡。北平各界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不断派代表去见他，要求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劝他不要做一个留下千古骂名的逃跑将军。面对民众的谴责，张学良声泪俱下，诉说着自己的苦衷：“我是冤枉的，我们东北军自归南京政府领导后，军队的重大军事行动，包括作战训练等事宜，都要报请蒋委员长批准。在这件事上，我是听命中央的，我本人身不由己啊。”

为了给张学良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代表们恳切地说：“张将军，既然你已知错，我们请你从现在起，拿出实际行动来改错，如果有明显的抗战行动，说明你有改错的决心，我们对你的诺言将拭目以待。”

张学良顺应民众要求，将防守山海关的重任交给亲信第九旅旅长何柱国。他说：“民众要抗战，我们也要收复东北失地，而蒋委员长却不让我们与日军发生冲突，这个矛盾不好处理。”

不待张学良说完，何柱国便诉起苦来：“这我办不到，办不到的。这个矛盾我无法处理，既要守住山海关，又不能同日军发生冲突，既不能打，又不能和，也不能走。日本人能让我立足山海关吗？”

张学良摇摇头说：“我知道你有困难，要想在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当一名响当当的抗日军人，怎么会没有一点困难呢？办法总会有的，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这要靠你努力了。”

何柱国望了望张学良，叹了口气。张学良为了给何柱国撑腰，加强山海关防务，下令成立临永警备司令部，让何柱国兼任司令，将辖区内的驻军步兵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炮兵第七旅第十五团的炮兵营和工兵第七营等部，统一划归何柱国指挥。

何柱国手下的兵力骤增三倍，坚守山海关的信心大大增强。他根据山海关的地形，将近四个旅的兵力按梯次部署，一个团驻山海关警戒，主力在北戴河一线机动。一旦打起来，先用一个团阻击日军，其余部队迅速四面包围日军，逐个歼灭。

何柱国的对手日本秦榆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是日军一名大将的儿子，算得上一个中国通，认识东北军的不少高级将领，也擅长玩弄阴谋。1932年11月，他带着随员在山海关对面的山头上观察了好几天，感到山海关地形易守难攻，而且何柱国准备充分，如果强攻，日军要付出很大代价。落合想到了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指望何柱国能像张海鹏一样投靠关东军，日军就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山海关，从这里浩浩荡荡开进华北。他开始设计诱降方案。

11月8日上午，太阳一露面，从秦榆方向开来一辆日军吉普车，在山海关城门口刹住。车上跳下一名矮胖的日本军官，很有礼貌地对守卫城楼的哨兵说：“我是关东军秦榆守备队队长，有要事拜访你们何司令。”

哨兵正眼看了看他，马上去报告。不久，他跑下城楼，打开城门。落合正次郎的车子进了城，开到何柱国的司令部，何柱国站在门口迎接。落合下车后，就像老朋友相见，满脸堆笑，与他握手问好，亲热地说：“不用介绍，你就是才华横溢的何柱国将军了，幸会，幸会！”

何柱国不卑不亢地说：“鄙人正是何柱国，但才华平平，不足挂齿。”

山海关，两营官兵和你共存亡(2)

落合正次郎查阅过何柱国的履历，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推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笑着说：“过谦，过谦，何司令的大名，我早就如雷贯耳。”

“是吗？”何柱国漫不经心地应道。

“你不信？”落合津津乐道，“何司令是广西人，高中没毕业就投笔从戎，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又到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其实，我与何司令也算得上同学。我们虽不在一个班，但你成绩拔尖，令我景仰。记得毕业大会上，校长奖给你一把军刀，想必你现在还随身带着吧？”

落合东拉西扯，没能冲淡何柱国的警惕。他知道，这位不速之客来访，绝不是为了跟他拉家常。他没理睬落合的问话，正色问道：“将军大驾光临，不会是来和我叙旧的吧？”

“无事不登三宝殿嘛，何司令是个聪明人！”落合正次郎说着，跨进司令部大门，走进屋里。

双方落座，落合冲何柱国直笑。他的笑颜，令何柱国觉得藏着一把刀。“在关东军中，像何司令这样的常胜将军，肯定前途无量！”

何柱国打断他的话：“不知是谁胡说八道，传到了落合将军耳中。鄙人可不是什么常胜将军！”

“何司令过谦了。”落合四下看了看，似乎话涉机密。何柱国挥挥手，身边的侍从无声而退。

只剩下两个人了，落合敛笑说道：“我是专门为何将军而来。”

“为我？”何柱国惊诧地说，“我有什么值得落合将军如此费心？”

落合把椅子向何柱国身边挪了挪，低声说：“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是你在日本的同学，托我给你捎个话，说他对你一直十分敬佩。他还说，蒋介石信不过东北军，张学良的日子很难过啊。皇军将在半年内攻占南京，将军如能认清大势，与皇军亲密合作，必定前途无量，用你们中国的话说，那是鹏程万里啊！”

何柱国不动声色地望着落合，似乎用心倾听。落合觉得有门，接着说：“如果你投靠关东军，我为你物色一个漂亮的日本姑娘做小老婆，你觉得如何？”

“太感谢你了，”何柱国笑道，“将军如此关照鄙人，令何某受宠若惊。这样吧，日本姑娘就免了，她们和中国姑娘没什么两样。至于我的归属嘛——”何柱国若有所思，“这事来得太突然，关系到我的前程，能不能容我考虑几天？”

“可以，可以！”落合见何柱国没有断然拒绝，心中十分高兴，“你可以考虑几天。我劝将军不要瞻前顾后，尽快给我回话。”

何柱国说：“你很快就会得到我的答复。”

落合出门前，又一次抛出诱饵：“将军如肯与皇军合作，整个华北就让将军自治，将军可以为所欲为。部队的供给，皇军统统包下来，马上预付二百万，你看如何？有什么要求尽管开口，我们会尽力满足。”

“条件不错。”何柱国说，“我会尽快答复。”

何柱国送走了落合，立即坐上吉普车，赶到北平。张学良听了他的报告，指示他应付拖延，认真备战。张学良提醒说：“落合正次郎一定会软硬兼施，你要沉着应付。”

何柱国返回部队，刚下车，副官就向他报告：日军在山海关城墙下摆了几十辆坦克和三十门大炮，限令何柱国在两小时内答复是否投靠关东军。

何柱国见日军兵临城下，迫不及待逼自己就范，立即电告张学良。张学良回答：“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为了民族利益，要坚决抵抗关东军的挑战，无须多虑。”他还说，他已下令向长城一线增兵。

张学良命令，万福麟所部第二十九旅和第三十旅，以及缪澄流所部第十六旅，向界岭口以北推进；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开赴滦河一线；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开赴喜峰口；王以哲所部第七旅开赴古北口。

关东军驻北平特务机关获悉张学良向长城增兵，估计何柱国不可能投降。1933年元旦，深夜11点左右，落合正次郎派人在日军榆关宪兵分遣队和守备队派出所前面拉爆手榴弹，然后一口咬定是何柱国部下干的，同时指挥部队进攻南关和车站，并向关东军司令部和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发出电报，请求增援。关东军派出了步兵第四旅团，迅速从锦州和绥宁一线出动。

第二天上午，关东军开始炮击山海关南门。何柱国听到炮弹爆炸，赶到前线，对石世安的第六二六团进行动员，要他们做到人在城在，与山海关共存亡。石世安团都是东北子弟兵，对日军占领他们的家乡极为痛恨，一齐向何柱国宣誓：要与日军血战到底。

日军炮击半小时后，以为城门上的守军已被炸死，便由秦榆守备队儿玉中尉率领二十五人架梯爬城。守军第一营营长安德馨率领两连官兵奋勇抵抗。当日军爬到半截，安德馨下令开火，日军纷纷跌下云梯，守军全歼儿玉和他的攻击部队。

何柱国命令石世安团火速封锁城关四门，第六二五团掩护榆关左翼，第六二七团掩护榆关右翼。同时，命令驻抚宁的骑兵第三旅和驻滦县的步兵第二十旅等部队随时待命。

当天，何柱国的部队多次打退日军进攻，战斗日夜不止。何柱国派装甲车开到石河西岸，掩护工人抢修被炸毁的铁桥，他自己骑马奔到各处阵地布防，指挥作战。

山海关，两营官兵和你共存亡(3)

第二天凌晨，何柱国拒绝了日军提出的侵略要求。日军立即将南关外的中国警察缴械，并监视南关公安分局的局长。

上午，安德馨举着负伤的胳膊，声音嘶哑地高喊道：“弟兄们，日军不会甘心失败，他们必然要来报复。我们一定要坚守城门，决不让日军前进一步。现在是我们用生命捍卫祖国领土的时刻，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小日本！”官兵们群情激昂，齐声应道：“我们愿与长官生死与共，打退日军，保住城门！”

不一会儿，日军攻击部队逼近城门，一个军官举起喇叭筒喊话：“何柱国和东北军官兵们，你们不是皇军的对手，抵抗只有死路一条。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过时不回话，皇军就要开炮了！”

安德馨接过士兵的步枪，对准日本军官射击，把他撂倒。日军被激怒了，开始炮击。步兵随后发起攻击，近百名日军用木梯攀登城墙，守军沉着还击，把日军压制下去。中午，日军第八师团第四旅团三千多人，由铃木少将指挥，继续攻城。五架日军飞机飞来助战，向城头和城内投下几十枚炸弹。顿时，山海关上空烟雾弥漫，火光冲天，枪炮声不绝。守军寸步不让，坚决还击。日军刚爬上城头，就被子弹击中，仰面摔下梯子。日军一波一波地向城头上涌，被守军用刺刀挑了下去。激战五十分钟，城墙边堆积着日军的尸体。

日军集中火力，重点进攻东南城角和南门。何柱国只有两个营的部队在城内，但抵抗得非常顽强，火力猛烈，爆炸不断。日军的炮火把南北城楼和商民住宅夷为平地，守军伤亡过半。守卫南门的部队全部战死，日军的坦克趁势冲进城内。安德馨率领两个班拼死堵击，砍死几十名日军，突然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日军占领了南门和东南城角。守军预备队从西门向南门反击，将日军击退。

下午两点钟，日军加大兵力，向东南城角猛攻，炮火炸出一个巨大的突破口，坦克和步兵随即冲锋，守军一批批冲上去堵杀，一批批倒下。从北门到东门，没有掩体可以凭守。石世安组织了多次反击，和日军坦克作殊死搏斗，还是没能挡住日军前进。第二连连长刘窦宸、第三连连长关景泉、第四连连长王宏元和第五连连长谢镇藩，全都战斗到死，第一连连长赵壁连身负重伤，排长以下官兵伤亡过半。

日军突破了四道城门，石世安带领剩下的十几个人从西水门撤退，山海关被日军占领。城内的几千老百姓纷纷逃亡，没能逃出的妇女和学生，几乎全被日军屠杀。守军一个营的官兵，和成百上千的百姓，倒在战场的血泊之中。堪慰英灵的是，在他们旁边，还有四百多具日军的尸首。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地区第一次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用武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这支部队的顽强战斗，揭开了华北抗战的序幕。

日军三千多人在山海关遭到守军不足两千人的阻击，激战三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在占领山海关以后，紧接着又攻占了五里台和九门口。广阔的华北平原，暴露在日军侵略的铁蹄之下。

蒋对张说：谁离开这艘小船为好？(1)

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我们两人，谁离开这艘小船为好？”

日军攻陷山海关以后，蒋介石关心的仍然是如何尽快荡平井冈山的红色根据地。在中共中央首次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第二天，他匆匆赶到江西“督剿”中国工农红军。但是，张学良却心系着北方的战事，他知道，如果再不抵抗日军，连热河与河北都保不住了。他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调到热河布防。他是北平军分会的代委员长，名义上有权指挥华北各省的军队，而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就有十多万人。

但是，张学良拥有的是一个空头衔。实际上，他连东北军也指挥不了，汤玉麟就不听他的调配。人们对于张学良能否指挥好热河保卫战，都是深表担心。

从1933年2月21日起，日伪军十多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大举进犯。北路，日军出动第六师团约一万人，在伪满军配合下，向开鲁至朝阳寺一线进攻。中路，日军第八师团及伪军从义县向北票、朝阳和凌源一线进攻。南路，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向白石嘴边门地区开进。

热河境内的中国守军，也分三路应敌。北路有十个旅共五万人。但是，汤玉麟手下的第七骑兵旅刚一接战就向林东溃退，不久就叛变投敌。把热河当作汤家私产的汤玉麟，拥有三万多人的军队，装备较为精良，但多数官兵吸鸦片，欺压百姓，战败是意料之中的。于是，北票、朝阳和开鲁同时沦陷。几天后，日军向赤峰发动进攻，孙殿英的第一一七旅抵抗到第二天深夜，因腹背受敌，被迫撤退。日军占领了赤峰。

在中路，东北军的三个师和一个旅，迎击进犯的日军。汤玉麟的第一○七旅驻在朝阳，由于原来的团长邵玉良煽动旧部叛变，部队稍战即退。日军占领朝阳后，继续朝凌源前进。万福麟手下的第一三○师在叶柏寿附近阻击，挡不住日军的猛烈进攻，被迫向平泉撤退。日军占领凌源，向平泉推进。万福麟第四军团全线动摇，撤退到喜峰口。汤玉麟闻讯，急忙征集大批汽车，还扣留前方的二百四十多辆载重军车，为他自己向天津租界运送鸦片。然后，他率部离开承德，让日军兵不血刃地开进热河的省会。

在南路，守军第一一九师和第一○八师在沙帽山附近抗击日军混成第十四旅团。打到第二天，开始全线撤退。日军主力进占凌源后，分两路南下，万福麟所部第一一六师在喇嘛洞以北的高地与日军激战后撤退。日军占领了冷口和茶棚。

热河十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军进攻热河的时候，他正督促七十万大军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他派了未参加“剿共”的三个师北上，但部队还在路上，热河就已被日军占领。

热河沦陷，举国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谴责蒋介石和张学良。宋庆龄说：“对于这种卖国行为谁负责任？是蒋介石政府。为什么？这个政府用它的主要军队打中国的人民；它任用叛逆的将领，还坚决不肯撤换他们；并且它不肯武装人民，不肯组织义勇军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

蒋介石为平息众怒，防火烧身，便把失地的责任完全推给张学良。从“九一八”到这时，张学良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背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这位奉系军阀有苦难言，他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但他内心非常希望南京政府实行全民抗战。在日军攻占了东北并准备侵略热河的时候，他在给南京发的一份电报中说：

现在我的忍耐力已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我愿率领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如果热河被日本占领，那将严重威胁到华北的安全。

然而，尽管张学良一腔热血，他的东北军却已腐朽，官兵贪生怕死。他的部下汤玉麟，身为热河省主席，面对日军的进攻，却表现出极度的自私和恐慌，丢下部队不管，听任日军长驱直入，占城夺地。

东北军没能阻挡日军的铁蹄，张学良难辞其咎，便提出辞职，把部队和飞机移交给蒋介石。这跟蒋介石的打算不谋而合。蒋介石和宋子文约他在保定车站蒋介石的专列上会晤。蒋介石委婉地问他：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他们两人中间，谁离开这艘小船为好？

张学良说：“我离开。”随后，长时间地沉默。

蒋介石说：“接到你的辞职电报，我心里也非常难过。我实在不愿让你离去。不过，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

张学良低着头，仍然沉默不语。蒋介石见张学良一副伤心的表情，安慰道：“这时候你下野，有百利而无一害，利国利民利自己。所以，我劝你大可不必悲哀。过几天，你飞到上海，赶快出洋。出洋的手续我已派人替你办好了，你出洋几个月再返回来，到时恢复你的原职，你觉得怎么样？”

张学良愣了一会儿，心里明白蒋介石早已安排好一切，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有理说不出，也无法向民众澄清自己，便默默点头，表示服从。蒋介石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暗笑。

蒋对张说：谁离开这艘小船为好？(2)

张学良离开蒋介石的列车，回到北平匆匆忙忙地向何应钦移交公务。他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正式通电下野。不几天，他就含泪飞到上海，在家人和澳大利亚顾问端纳陪同下，开始了“出国考察”的生活。蒋介石既转嫁了热河弃守的主要责任，又轻而易举地直接控制了东北军。

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1)

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尽扫“皇军”名誉。

何应钦在1933年3月11日接替张学良的职务，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他把东北军缩编成四个军，由万福麟、于学忠、何柱国和王以哲分任军长。他看到日军攻势很猛，知道光靠东北军挡不住日军的锋锐，便请南京政府增调一部分西北军。于是，驻扎山西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调到了北平以东，何应钦任命宋哲元为华北第三军团总指挥。这样，长城一线就有了七八个军的力量。

但是，何应钦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兵力不足。他知道，如果自己丢了华北，一定会受到全国舆论的谴责，到时候他就成了张学良第二。他接连给蒋介石发出五份电报求援，又致电胡适、丁文江和翁文灏。胡适等人都是舞文弄墨的社会名流，并不带兵，何应钦给他们发电报干什么？何应钦看准了文人墨客会造舆论，给他们发电报，是为了追究责任时可以洗清自己。果然，三位名流收到电报，都致电蒋介石：热河丢失，决非张学良一人之责。不战再失华北，中央难逃罪责。

蒋介石这下坐不住了，本来决定只调徐庭瑶第十七军的黄杰第二师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北上，留下刘戡第八十三师南下江西“剿共”，这时不得不命令刘戡师也北上抗日，同时增调第二十六军北上。

奉命北上的部队陆续抵达目的地，何应钦组建了两个军团，对长城抗战做出部署：商震军守卫东边的界岭口和冷口一线，宋哲元军担任中部喜峰口、马兰峪和罗文峪一线防务，杨杰的第八军团拱卫北平，并以主力前出南天门和古北口方向，傅作义的第七军团担任察哈尔省东部和南部的防务。

日军轻易地占领了热河，继续向长城东段各口及河北省与察哈尔省的东部进犯。他们集中兵力，向冷口、喜峰口和古北口三个方向，对驻守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发起猛烈的进攻。

冷口是交战双方争夺的要地。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先遣队侵入冷口的第三天，商震军的黄光华第一三九师就发起反攻，收复了冷口。十几天后，日军再次猛攻冷口北部，黄光华师与日军苦战，不时组织反击，经过反复争夺，最终将日军赶出口外十多公里，与日军对峙。

第四军团的缪澄流第一一六师防守着界岭口，日军混成第三十三旅团从绥中开来，进攻守军阵地。缪澄流师稍事抵抗，便放弃了阵地。第二天，缪澄流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占领了界岭口两侧的敌楼，并从正面逼近日军。六天后，日军再次进攻界岭口，守军再次撤退。此后，两军处于相持状态。

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是一支擅长攻坚的部队，攻打冷口碰了钉子，又来攻打喜峰口。他们在这里碰到了号称“西北虎”的宋哲元军。

宋哲元军的老底子是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西北军一些零散部队退到山西，经张学良整编，组成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下辖冯治安第三十七师、张自忠第三十八师和刘汝明暂编第二师。冯治安师下辖两个旅，张自忠师下辖三个旅，刘汝明师主力只有一个李金田旅。宋哲元军的长官，都是冯玉祥当初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他们继承了西北军刻苦练兵的传统。

宋哲元等人具有爱国思想，提出“枪口不对内”的口号，有些军官还参观过第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战，向士兵们传达了打败日军的经验。经过刻苦训练，全军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战斗力，美中不足的是武器旧劣，军中汉阳造步枪和毛瑟枪各占三分之一，另一部分是从孙殿英那里买来的土造枪，枪械陈旧，补充弹药很难。全军只有十几门野炮和山炮，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仅有两挺，步枪没有刺刀，只好发扬西北军的传统，让士兵们背上大刀。战士们寻求近战和夜战，勇猛地冲向日军，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蒋介石眼里的这支“杂牌军”，装备远不如中央军，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顽强战斗的作风，是许多中央军部队望尘莫及的。这些官兵从西北军到第二十九军，平时练兵都以日军为假想敌。当他们奉命从山西调往冀东，防守华北前线，准备对日作战时，全体官兵爱国热情高昂，士气旺盛。宋哲元军约有一万五千人开往华北前线，只有张人杰旅留驻山西。

何应钦命令宋哲元军开赴长城喜峰口、罗文峪和马兰峪一线，抵御日军的进攻。宋哲元率军部从蓟县进驻遵化，命令冯治安师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率两个骑兵营先期出发，冯治安师和张自忠师随后推进。何基沣将两营士兵集合起来训话：“弟兄们，国家多难，日寇侵凌，我辈军人，受人民养育深恩，现在正是杀敌报国之时。好男儿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还！”

队伍快速向前，静悄悄的，没有人说笑。马蹄过处，泥渍四溅，路边的民众伫立着，目送这支急行军的队伍。他们日夜兼程，于3月8日来到喜峰口长城脚下。

喜峰口是条宽宽的谷口。长城从东西两边蜿蜒而来，扼住这个咽喉。谷口向南北延伸出一条小路，可容两人并排而行。

何基沣安顿好部队，副师长刘自珍骑马赶到，传达冯治安的命令：“军部发来通报，日军离喜峰口只有三十里路，估计两个多小时就到这里，冯师长要你及早做好战斗准备。”

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2)

“先看看地形再说吧。”何基沣说着，和刘自珍一起登上长城，朝四面了望。

喜峰口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但光秃秃的长城没有草木，部队无法隐蔽，容易暴露目标，对守军不利。

刘自珍说：“日军离这里不远了，我们来不及挖工事隐蔽，只能扬长避短。我看阵地不能摆在长城上，把兵力放在喜峰口两侧高地，你看如何？”他手指长城外那些不大不小的山头，又说：“我们只能利用这些小山了。”

“我赞成，”何基沣说，“各个山口都要有兵力，防止日军乘虚而入。”

天有不测风云，3月的万里长城突然大雪纷飞，寒风呼啸。一枚炮弹飞来，在骑兵营不远处爆炸。何基沣举起望远镜，只见大约两千多名日军，在十二辆装甲车掩护下，密密麻麻向喜峰口以北的孟子岭爬来。宋哲元军主力还没到达，骑兵营开始与日军交战。不到半小时，日军就占领了孟子岭山头。何基沣站在巨石上，大声对官兵们说：“弟兄们，你们看到了吧，敌人就在前面，你不消灭他们，他们就会消灭我们，生死在此一举，弟兄们，冲啊！”

营长王宝良举着手枪，吼叫道：“一连攻打西侧山头，二连三连跟我来！”说毕，直奔东侧山头。骑兵营官兵们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分两股投入激战。

日军见中国军队冲过来，机枪疯狂扫射，子弹如泼水般朝骑兵营倾泻，整个山头如火山爆发，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在倒下的士兵旁边，部队贴着地皮匍匐前进。何基沣见部队接近了日军阵地，大喊：“弟兄们，夺下日军指挥旗！”

士兵们拔出背上的大刀，吼叫着冲入敌阵，与日军展开肉搏。日军指挥旗被砍倒，大批日军死在大刀之下。日军侵入中国以来未见过如此英勇的中国军队，吓得纷纷溃退，骑兵营完全控制了孟子岭高地。

十分钟后，日军第二梯队在炮火支援下发起攻击。四百名日军骑兵弃马跑步，向骑兵营冲锋。骑兵营伤亡增多，王宝良中弹身亡。

下午4点，日军凭借优势兵力，重新占领了孟子岭。何基沣和勤务兵也被日军包围。关键时刻，冯治安师赵登禹旅第二一七团及时赶到。团长王长海拔出手枪，大喊：“一营和三营跟我上，打不垮日军，别活着回来！”

王长海率领的两个营如旋风般直扑主峰，喊杀声在山谷中回响，如雷如电，阵阵滚动。幸存的骑兵营官兵们见大部队来了，激动得热泪盈眶，加入反击队伍，如猛虎下山，挥刀砍杀日军。可是，五次反冲锋都未奏效。何基沣叫王长海把正面攻击改为两翼包围，要求士兵们打近战，发挥大刀和手榴弹的威力。王长海团调整部署，从两翼发起反击。官兵们喊声震天，日军拼命抵抗，双方杀得难解难分。何基沣见状，又叫王长海把预备队第二营调上去。第二营一鼓作气扑向日军，挥刀猛砍。日军队伍被打乱，开始溃逃。

王长海团抓紧战斗间隙休整，准备新的恶战。何基沣来到前沿阵地，了解伤亡情况。王长海报告说：“连长刘世昌腿部重伤，司务长赵克修、排长侯风鸣牺牲，一营长石振昌重伤，士兵伤亡五百六十人。”

何基沣说：“伤亡很大啊。后续部队正在路上，你们必须顶住，坚持五个小时，军长就会带领大部队赶到。”

王长海说：“狗日的小日本休想从我这里闯进长城一步！请旅座放心！”

王长海团坚守了两个小时，赵登禹旅第二一八团提前赶到，马不停蹄冲了上来，同王长海团一起，将日军堵住，在山坡上展开肉搏。

何基沣在望远镜中看到日军占领了东北阵地，大声呼喊：“预备队全部上来，跟我冲上去！”

在何基沣带领下，预备队冲上去了。夜幕降临，宋哲元军的官兵们越战越勇。日军害怕近战和夜战，吹号收兵。何基沣指挥部队迅速占领了几个山头的制高点。

晚上，官兵们连饭都没吃，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何基沣判断日军第二天还会进攻，奔走在各个山头，大声动员：“弟兄们，现在不能高枕无忧，快起来修筑工事，准备明天的战斗！”

官兵们忍着极度疲劳，摇摇晃晃地起来修筑工事。干到后半夜，才轮流睡觉。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赵登禹旅主力赶来了。何基沣向赵登禹介绍了战况和敌情，一起研究了作战计划。新到的部队刚进阵地，日军在坦克掩护下冲上来，攻势如海浪，一波接一波，喊叫声沸沸扬扬。赵登禹见何基沣一脸疲劳，便要何基沣旅暂时休整，由他指挥战斗。

日军靠近阵地了，赵登禹一声令下，第一○九旅官兵跃出堑壕，展开反击。何基沣旅不愿休息，抄山路转到日军背后，突然开火。日军腹背受敌，惊慌不安，乱了阵脚，四处逃散。赵登禹指挥部队追杀逃敌，追出一段，怕中日军埋伏，下令收兵。

第三天，3月10日，冯治安师的王治邦旅风雨兼程，赶到了喜峰口。三位旅长研究敌情，认为日军的进攻方向可能因喜峰口守军兵力增加而变更。日军下一步进攻方向可能有三个，第一是白台子，第二是蔡家峪奇www书qisuu网com，第三是声东击西，将守军注意力转移到白台子和蔡家峪，再大规模进攻喜峰口。他们决定仍将主力留在喜峰口，派部分兵力增援白台子和蔡家峪。

赵登禹命令第二一八团第一营出击白台子，第二营出击蔡家峪。两个营接到命令，连夜出发，半夜赶到目的地，发现日军正在帐篷内呼呼大睡。他们突然发起攻击，烧毁了日军十五辆卡车，把手榴弹扔向帐篷，炸死大部分日军，活着的日军纷纷逃命。战斗到拂晓，枪声渐稀，两营部队撤回喜峰口。

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3)

日军见蔡家峪和白台子无隙可钻，于3月11日集中兵力再度猛攻喜峰口。清晨，天地笼罩在雪雾中。日军阵地上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接着传来一声声撼天震地的巨响，日军开始火炮准备。宋哲元军阵地上顿时沙石横飞，烟尘滚滚。15分钟后，日军开始集团冲锋。赵登禹指挥炮兵还击，炮弹在敌群中爆炸，日军被气浪抛向空中，重重摔下来。日本兵红了眼，发出嚎叫，顶着炮火向守军冲来。赵登禹见日军逼近阵地，下令停止炮击，命令部队跃出堑壕反击。几千名官兵冲向日军，两军相撞，互相厮杀，杀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几处高地几经得失，肉搏战达几十次之多。

赵登禹和士兵们一起，用大刀砍杀日军。官兵们在他的带领下顽强冲杀，日军渐渐不支，只好退下。赵登禹派人到各团统计战果，日军死亡七百人，己方伤亡四百多人。

傍晚，赵登禹命令部队好好睡一觉，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残酷搏斗。王长海向赵登禹建议，发挥西北军近战和夜战的特长，派一支部队乘夜色掩护，突袭日军营地。

赵登禹听了，一拍大腿，说：“好！晚上绕到日军背后，杀他个措手不及！”他把眼光投向何基沣。

何基沣想了想，说：“日军武器精良，又有飞机坦克助战，我军的大刀有利有弊，靠大刀在白天死拼，用不了几天就会拼完，我同意王团长的提议。”

赵登禹发电向宋哲元报告。宋哲元很快回电，同意夜袭。

赵登禹和何基沣研究了具体部署，到各部队交代战斗任务和战斗纪律，要求部队速战速决。

晚上8点整，王治邦旅戴守义团赶到喜峰口，接替赵登禹旅王长海团正面防守喜峰口及孩儿岭一线。

夜色如墨，前几天下的雪刚刚融化就结了冰。官兵们在冰上行军，不时有人滑倒。凌晨4点，他们爬过摩天岭，抵达蔡家峪。这是个小集镇，房屋少，八九百个日军驻扎在帐篷内，除了几个哨兵，统统进入了梦乡，呼噜声此起彼伏。

官兵们悄悄干掉哨兵，直扑帐篷。枪声和爆炸声骤起，伴随着一阵惊惶痛苦的嚎叫。日军没想到半夜会有突袭，等他们明白过来，已成了刀下之鬼。

副营长过家芳举着大刀，冲进一个小庙，一连砍死十五个日军，夺得日军大佐的自卫手枪和行军图囊，捡到日军长城一带兵力配备详图，上面标明了日军进攻路线和进攻时间。

驻老婆山的日军见蔡家峪和白台子一带爆炸声不绝，火光冲天，知道情况不妙，三百多名日军分乘十二辆卡车赶来增援。黑夜里分不清敌我，就朝有火光的地方开枪。混战到拂晓，赵登禹命令部队打扫战场，统计战果，共歼灭日军七百多人，破坏大炮十八门，缴获轻重机枪二十一挺。赵登禹旅伤亡六百多人。

在宋哲元军的长城防线上，筑成了坚固的阵地，日军从任何地点进攻，都要付出较大伤亡的代价。宋哲元军开到前线的一万五千名官兵，共有五千多人伤亡。双方兵力疲惫，形成胶着状态。

从9日下午到15日，宋哲元军在喜峰口连续战斗七昼夜，守住了阵地。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被迫放弃攻占喜峰口的计划。日本报纸承认，这使号称“武运长久”的日军蒙受了奇耻大辱。

从16日起，日军改变进攻方向，集中兵力攻夺罗文峪，企图迂回到喜峰口背后，攻击中国守军。

罗文峪在喜峰口东北五十五公里处，正是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长城凹入的地方，距遵化县城只有十公里。西面有马兰峪、黄崖口等要隘，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口，也是承德通向遵化的重要孔道。罗文峪有一条南北交通必经的山道，可以行驶卡车和坦克。山道两旁崇山峻岭，人烟稀少，遍地野兽出没。日军占领了这里，就可以向东出击喜峰口，向南威胁遵化和冀东。

日军在喜峰口受挫后，急调西蒙义一第八师团的第四旅团和骑兵第三旅团各一部，配备了十门山炮和三辆坦克，在伪军协同下，向罗文峪发起进攻，企图威胁喜峰口阵地的后方。

宋哲元得到情报，命令刘汝明师开赴罗文峪防守。部队开拔半小时后，宋哲元考虑到进攻罗文峪的日军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还有坦克和大炮，刘汝明师恐非敌手。于是，他打电话给张自忠，要他火速率第三十八师向罗文峪增援。

宋哲元的两个师几乎是同时抵达罗文峪，立即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刘汝明查验了工事，比较满意，向北向东各派出十几个人，化装成老百姓，潜伏放哨。潜伏哨在田里做农活，发现日军便迅速报警。

16日，天刚麻麻亮，远处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响。刘汝明知道这是哨兵报警，命令部队进入阵地。日军先头部队很快就到达罗文峪关口前面的三岔口阵地，双方发生枪战。

日军先头部队是骑兵，由于罗文峪一带只有一条大路，其余都是崎岖的山道，有些路段十分陡峭，骑兵无法施展优势，靠近罗文峪时，只能牵马步行。牵马打仗自然很不方便。当日军进入有效射程时，守军猛掷手榴弹，肉搏冲锋，反复几十次，活捉了日军骑兵大尉。

战斗进行了四个小时，刘汝明忽然想到，日军出击一般是步、骑、炮联合行动，估计骑兵后面肯定有大批步兵，距罗文峪不会太远。他很快想出一个作战方案，抓起电话说：“祁团长，三岔口高地正在激战，估计日军骑兵后面还有步兵，可能在半壁山方向，你们马上出击，绕出黄崖口，向半壁山方向进攻，拦住步兵，不让敌人步、骑靠拢。如果半壁山没有步兵，你们就从背后攻击骑兵，来个前后夹击。”

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4)

“是！”祁光远放下电话，带领队伍急行军，绕过黄崖口，在一处高地上，用望远镜观察。不出刘汝明所料，半壁山方向果然有日军两列纵队并排前进，队伍很长，看不到后尾。步兵队列中有炮车、装甲车和辎重。祁光远冷静地考虑了拦歼日军的方案，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利用地形构筑工事。

祁光远将指挥所设在离大路二百米的山坡后面，命令通讯参谋向各营传达作战方案，要求各营埋伏在大路两旁的山坡上，等日军靠近时，先组织神枪手射击骑马的日本军官，日军混乱时发起冲锋，将日军分段包围，逐个歼灭。各营按照方案行事，在路中间埋了地雷。

日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中国土地上横行无阻，恃强轻敌，没想到半路上会遇到伏击，行军时昂首阔步。

祁光远目不转睛地看着走在前面的日军，当日军靠近埋伏圈后，他举起手枪高喊：“打，狠狠打！”

靠近祁光远身边的特等射手丛书元，早就瞄准了日军队伍中一名骑马的军官。祁光远命令刚出口，他就击中了目标，日本军官落马倒地，其他射手同时射击。顿时，手榴弹和地雷相继爆炸，日军队伍乱成一团。但是，他们经过严格训练，混乱不过几分钟，便分散隐蔽在石块后面顽抗。岭上岭下，枪炮齐鸣，烈火弥漫。

祁光远用电话向刘汝明报告战况，刘汝明又向喜峰口的冯治安报告。这时候，喜峰口一带冷冷清清，没有战斗。冯治安认为日军进攻的重心转向了罗文峪，让赵登禹旅抽出一个营，增援罗文峪。

赵登禹派吉星文营开往罗文峪。吉星文营赶过去，投入三岔口高地的战斗。吉星文打仗不怕死，赵登禹叫他“吉大胆”。他指挥部队阻击了一阵，觉得不过瘾，高声喊道：“弟兄们，拿出大刀跟我冲啊！”

他领头跃出堑壕，冲向敌阵，与日军厮杀。一个日本兵号叫着朝他刺来一刀，他身子一闪，日本兵用力过猛，收不住脚，朝前踉跄两步，险些刺到自己人。两个日军一愣神，吉星文趁势从后面一刀戳了个透心凉。刀没拔出，另一个日军朝他猛刺一刀，把他的袄袖刺破。危急时刻，吉星文的勤务兵一个箭步冲上来，朝日军后背猛刺一刀，日军哇的一声倒地。吉星文发现一个日本兵伏在一具日军尸体上朝勤务兵瞄准，啪的一枪，把他的脑袋打开了花。

岭上岭下，杀声阵阵，中国军队越战越勇。日军抵挡不住，开始后退。官兵们哪里肯放过，追杀一阵，又打死一批日军。

刘汝明预计，日军后退，将与半壁山附近的步兵会合，对祁光远团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他命令吉星文营追击后撤的日军。他在电话里说：“日军后退，局势反而严峻了，你们营赶快追击这股日军。不让日军靠近祁光远团。如果两股日军靠近了，你和祁光远要共同担负歼敌任务，有什么困难，现在可以讲。”

吉星文说：“现在主要是弹药不足，还有，弟兄们战斗大半天，还没吃一顿饭呢。”

“好，我马上派人送弹药和粮食给你们！”刘汝明说罢，派人送去了两卡车弹药和五筐馒头。

吉星文营在山路上跑步追赶日军，追了半小时，见日军正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休息。吉星文命令机枪朝日军猛射。日军不知虚实，以为来了很多追兵，吓得拔腿就跑。吉星文指挥部队且战且追，日军且战且退。不一会儿，就与前壁山附近的祁光远团靠近了。祁光远见吉星文营赶来增援，精神振奋，决定围歼日军。两支日军都吃了败仗，碰到一起灰溜溜的，认为此地不宜久留。他们担心中国军队不断增援，自己会陷入打不了又走不掉的困境。日军联队长叫号兵吹号撤退。祁光远见自己的队伍还没形成包围圈，日军就要溜了，急得直问吉星文：“日军要溜，我们怎么办？”

吉星文想了想，回答说：“弟兄们追到这里很困乏，还没吃上一顿饭，我们的伤亡也不小。”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不宜穷追。

祁光远同意他的看法。两支部队打扫了战场，掩埋了牺牲的战友，撤回罗文峪。

他们将战斗情况向刘汝明作了报告。刘汝明说：”二位指挥有方，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我估计日军还会进攻，你们要向部队传达这个意思，准备投入更残酷的战斗！“

刘汝明送走祁光远和吉星文，向遵化的军部作了报告。宋哲元说，过家芳缴获的日军进攻路线图表明，日军的进攻重点在罗文峪，日军在明天会大举进攻。

前面说过，刘汝明师主力只有一个李金田旅，兵员装备奇缺。日军进攻罗文峪的兵力，有两个联队五千多人，守军没有三四个旅的兵力，是无法支撑的。于是，宋哲元连下两道命令，调王治邦旅火速从喜峰口开往罗文峪，要求当晚到达，构筑工事；命令祁光远团暂不开赴喜峰口归建，留在罗文峪由刘汝明调遣。

17日清晨，天刚放亮，一夜未眠的刘汝明走出指挥所，想看看天气如何。他朝北面眺望，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他的家乡有一条铁路，小时候，他放学回家，老爱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远方火车的动静，根据声音大小来判断火车的方位和距离。此刻他趴到地上，将耳朵贴在大石头上细听。一会儿，他又把耳朵贴在大树干上。不一会儿，他对身边的人说：“大地在震动，可能是日军坦克！”

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5)

他这一说，参谋们也把耳朵贴在石头上谛听，都说远处可能有日军坦克开动。刘汝明顾不上早餐，命令部队进入阵地。不一会儿，十里外的潜伏哨送来情报：日军骑、炮、步联合部队约五千多人，从半壁山向罗文峪、三岔口和沙宝峪方向进攻。

刘汝明站在大树枝桠上，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日军虽然兵分三路，但重点仍在罗文峪，其他两路意在分散罗文峪守军的兵力。

8点左右，十五架日军飞机来到罗文峪上空，丢下几十枚重型炸弹，阵地上一片火海，浓烟夹着气浪，升腾翻卷，令人窒息。许多官兵昏倒在阵地上。刘汝明通知各团，紧急抢救伤员，准备投入战斗。

日军的步兵和骑兵紧接着蜂拥而来。待日军迫近阵地时，官兵们开火还击。猛烈的火力给日军重大杀伤，但仍没刹住日军的攻势。部分日军攻到长城墙根下。日军在城墙上炸了个大缺口，七八个日军从缺口向上爬。第三营副营长李晨星，把身上所带的十六枚手榴弹连续投下缺口，打散了这群日军。不一会，又有几名日军从缺口爬上来。李晨星坚守在缺口上端，上来一个就用大刀砍死一个。他正在大砍特砍，一名日军从背后将他抱住，要把他摔下缺口。李晨星猛一转身，用头猛撞日军下巴，日军牙齿相撞，咬破了舌头，痛得嗷嗷直叫。李晨星用大刀把他砍死。紧接着，又有几名日军从缺口上来，都被李晨星打了下去

上午10点半，多处城墙根被炸出缺口，日军一批接一批爬上来，情况十分危急。刘汝明率领师部手枪队，冒着弹雨，来回奔跑督战。他发现一个日本骑兵军官腕勒马缰，双手抱一挺快枪，疯狂地冲上城墙。刘汝明指挥手枪队向他扔手榴弹。轰隆一阵巨响，日本军官从马上落地，大白马挣扎几下，没能站起来，躺在地上“咴咴”直叫。刘汝明命令两个士兵把日本军官拖过来，上前翻过来一看，不由兴奋地大叫一声：“好啊，是个大佐！肯定有情报价值。”他吩咐士兵把日本军官送到后方医院治疗。

罗文峪战斗坚持到中午，日军伤亡过大，撤出战斗。三岔口那边，守军与日军反复争夺，保住了阵地，日军在傍晚撤出战斗。打到25日，日军对争夺罗文峪失去了信心，在龙王庙留下部分兵力警戒，主力撤回承德休整。

日军在进攻喜峰口和罗文峪的同时，调集西蒙师团四个步兵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加上大约一万名伪军，攻打长城以北的老虎山和黄土梁子。在这里布防的是原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二师。这支部队从沈阳撤到这里，被全国舆论谴责和唾骂，对抗战抱着消极悲观情绪，几个回合就被日军的大炮轰得无力支撑，退到了古北口。这时，徐庭瑶的第十七军刚刚从安徽蚌埠开到。

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率先到达古北口。官兵们正在挖工事，一架日军飞机来到上空侦察。不久，又飞来了五架飞机，分别在古北口和龙儿峪低空轰炸。副师长杜聿明见日军如此嚣张，火冒三丈，组织机枪手对空射击。关麟征对他说：“你这一打，不仅打不下飞机，还会刺激日本人，他们会炸得更凶。”

杜聿明答道：“军座要你多听我的意见，我组织对空射击是正确的，你为什么要反对呢？”

关麟征一愣，想起徐庭瑶确实有过交代，无言以对，两人不欢而散。

下午3点整，日军开始兵分三路，向古北口发起进攻。梁恺旅和东北军第一一二师顽强阻击，一直坚持到黄昏。日军知道当天已无望攻占古北口，撤回营地休整。

白天的阻击，没有杀伤多少日军，杜聿明觉得不过瘾，便向关麟征建议，趁日军宿营毫无防备时发起突袭。

关麟征很佩服杜聿明主动求战，便捐弃前嫌，笑道：“我赞同你的建议，但这可不是借刀杀人，是你主动请战。”

杜聿明笑笑，转身离开。夜深人静时，他带领一个团，悄悄摸到日军宿营地，一声令下，部队杀进敌营，见人便砍，杀得日军人慌马乱，东奔西跑，还俘虏了两名军官。日军援兵赶到时，杜聿明已率部回到古北口。

日军夜里吃了大亏，第二天一早便出动三千多人，疯狂攻击古北口。日军进攻的重点，选在东北军防守的古北口北城，以及徐庭瑶军防守的龙儿峪和将军楼。徐庭瑶军顽强阻击，并不时出击，打败了日军的五次进攻。

防守北城的东北军顶不住日军的攻势，在中午被迫后撤，日军占领了北城。日军兵分两路，集中兵力进攻南城和龙儿峪。关麟征来到梁恺旅指挥所，对杜聿明说：“东北军跑了，我们压力增大。如果跟着东北军走，可以保留部分兵力。继续打下去，损失会更大，你看怎么办？”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杜聿明大气凛然，“我们中央军要起模范作用。我的意见是再打几仗，多歼灭一些日军，部队就多一点斗志，多一份信心。”

“好，我同意！”关麟征说罢，和杜聿明分工。杜聿明坚守古北口南城，关麟征率特务连和张耀明的第七十五旅增援龙儿峪。

关麟征带着部队走出古北口不远，遭遇一股日军。关麟征命令部队迅速占领两旁山坡。双方交战时，三名日军占领了离关麟征不远的小山头，居高临下，对关麟征射击。卫兵将关麟征拖到岩石后面，向日军摔手榴弹。日军投来两枚手榴弹，有一枚在关麟征身边爆炸，轰的一声，弹片四散，关麟征觉得头部有异，手一摸，满手鲜血，知道自己负伤了。

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6)

第一四九团团长王润波听说师长负伤，跑过来找人包扎。关麟征忍着剧痛对他说：“别管我，赶快派人去收拾那三个敌人！”

“是！”王润波接过卫兵手中的冲锋枪，对着三个日军扫射，将他们击毙。

关麟征又对王润波说：“我们途中碰到的这股日军，只有二三百人，我们人多势众，要占领有利地形狠狠打，迅速将他们歼灭！”

“是！”王润波答应一声，指挥部队抢占对面制高点，以猛烈火力压制日军。日军伤亡很大，慌忙后撤。王润波大手一挥，喊道：“弟兄们，跟我追啊！”

官兵们跃出阵地，猛追狠打，王润波跟着冲去，不料路边小山洞里冒出机枪的火舌，许多士兵中弹倒下，王润波头部负伤。士兵们将他抬到后面抢救，可他伤势过重，半路上停止了呼吸，年仅二十九岁。

关麟征带着张耀明旅来到龙儿峪时，头上流血不止，伤势越来越重。徐庭瑶打电话给他，命令他回密云治疗。关麟征临走时，派人将杜聿明叫到身边，说：“光亭兄，我走了，这副担子交给你，请你代理师长职务。另外，我对你并不妒忌，也不眼红！”

杜聿明微微一笑，安慰道：“非常时期，我早忘了那些小事，你安心治伤吧，祝你早日康复，回到前线带领我们抗日。”

关麟征走后，杜聿明检查全师情况，四个团经两天战斗，损失过半，日军还在源源不断向古北口增兵。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日军，保存力量，他调整部署，把兵力集中到五个高地上，靠有利地形杀伤日军。他留下一个营做预备队，在日军兵力加大时，让预备队掩护部队分批转移。

12日和13日两天，日军西蒙师团以飞机、大炮、坦克开路，三千多名步兵轮番进攻，关麟征师视死如归，毫不退缩，接连打退日军十几次进攻。13日下午，守军阵地遭到飞机轰炸，又遭炮弹轰击，官兵伤亡严重。4点左右，日军占领了几个阵地，包围了杜聿明设在关帝庙的司令部。此时，通向各团的电话线被炸断，无法与外界联系。关帝庙屋顶被飞机投弹炸开了一个大窟窿。杜聿明抬头看看窟窿，对张耀明说：“我们不能待在这里等死，要设法冲出去，多冲出一个，就多留下一颗抗日的种子。”

“我同意！”张耀明握着拳头说，“我们分两批突围，你和司令部先走，我在后面掩护！”

杜聿明想了想，说：“人不多了，分两批更少，还是一起突围吧。”

他们稍作准备，杜聿明拉着张耀明的手说：“走吧，大家生死与共！”

这时，从屋顶的大窟窿里飞来一颗燃烧弹，屋子里大火熊熊，烟雾弥漫，什么也看不清了。杜聿明吼道：“弟兄们，不怕死的跟我冲啊！”

卫兵在前面开路，杜聿明和司令部的十几个人冲出门外，边走边打。他们跑到张耀明旅的阵地上，架起电话机，和各团联络，得知日军攻势很猛，官兵伤亡惨重。杜聿明下令后撤到预备阵地。天色暗了下来，杜聿明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他提出，部队伤亡再大，只要有一个人幸存，都要坚持到底。

杜聿明调整部署，把师部设在南天门，各旅以南天门为中心进行守备。梁恺旅防守右翼，张耀明旅防守左翼。杜聿明知道，部队连续战斗三天，粮弹消耗很快，有的部队已无米下锅。于是，他给徐庭瑶打电话，要求支援。徐庭瑶说：“我这个军长现在成了你的后勤部长，你不说我也知道，黄昏时已派五辆卡车送粮食给你们了。”

徐庭瑶放下电话，考虑到关麟征师伤亡大半，不能让他们苦撑下去。杜聿明没有叫苦，但身为军长，他应该为这支部队的存亡负责。于是，他重新拿起电话，对杜聿明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让更多的部队参加作战，摸摸日军的作战规律，我马上调第二师去接替你们的防务。”

下午3点，代理师长杜聿明下令撤退。这时候，第一线部队已被截断，在日军有增无减的包围下逐渐崩溃，沿河溃退的大部队，成为日军炮火和飞机投弹的靶子，伤亡更为惨重。梁恺负伤，第七十三旅部队失控，未能按预定计划转移阵地。

第一四五团派出的一个军事哨所，因远离主力，来不及撤退，继续抵抗日军的冲锋，打死打伤一百多名日军。日军用大炮轰、飞机炸，才把哨所摧毁。日军折服于这个哨所的英勇不屈，掩埋了哨所守军的七具尸体，竖立墓碑，题为“支那七勇士之墓”。

关麟征师官兵们的军装已经破碎，半是灰土，半是血污的棉花，在冷风吹拂中抖动。一些士兵跑到杜聿明面前，要求留下：“我们来古北口之前，就做好了死的准备，现在日军还没消灭光，我们请求留下！”

杜聿明劝说道：“弟兄们，仗有你们打的，也许两三年都打不完。我们回去，休息好了，吃饱喝足了，养好了精神，还愁打不到日军吗？”

官兵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一步一回头地告别阵地。

关麟征师是当年元旦刚刚由一个独立旅扩编而成的，缺乏经验和技术。成立一个多月后，没有经过什么训练，就匆匆北上抗日。他们的重型武器，只有迫击炮一种。古北口一仗，他们在无坚可凭的光秃秃的阵地上，以四个步兵团独挡优势的日军，激战三昼夜，伤亡四千多人，打死打伤日军两千多人，难怪日军会对这支部队产生敬畏之心。

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7)

黄杰带着第二师连夜赶到古北口接替防务。关麟征师撤走后，古北口的日军不再发动进攻，黄杰师就在南天门与日军形成对峙。

目空一切的日军，进攻长城受阻，便改用侧面包抄的战术，在长城东段南侧的滦东和南天门交替发动进攻，威胁中国军队的侧背。在日军猛攻下，冷口和喜峰口相继失守。不久，关东军为了配合日本特务头子板垣征四郎策反张敬尧在北平起事，命令西蒙师团“对古北口以南之敌进行攻击”。他们决定首先集中兵力击破中央军，进一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日军出动之前，先派飞机轰炸了黄杰的第二师师部驻地石匣镇。隔一天，又轰炸徐庭瑶的军部驻地密云城。再隔一天，西蒙师团一个大队，在当地汉奸带领下，偷袭南天门左侧制高点八道楼子。黄杰说，穿皮靴的日本兵无论如何爬不上这些碉堡，只派了一个连防守。这个连的官兵，仗着地势险要，也放松了警惕。结果是，一夜之间，八座碉楼全被日军占领，令黄杰大为震惊。他用电话向徐庭瑶报告八道楼子失守，徐庭瑶说：“你们怎样失守，你们就负责怎样收复！”

黄杰马上组织反攻。罗奇的第六旅实施反攻，没有奏效。郑洞国的第四旅四次实施反攻，仍然没能夺回。日军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向南天门阵地中央据点四二一高地多次发动猛攻，都被黄杰师打退。黄杰师苦战五昼夜，伤亡极大，部队疲劳不堪。徐庭瑶连忙派刘戡师接替南天门阵地的防务。

两天后，天还没亮，日军集中火力向南天门附近的三七二高地和四二五高地射击，步兵分三路纵队猛扑过来，刘戡的部队和日军激战八个昼夜，双方都有很大伤亡。刘戡师虽然放弃了主阵地，但战线仍然胶着在南天门附近，大出日军意料之外。

日军经过短暂休整，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七十多门火炮，配合飞机和坦克，向守军阵地轮番轰炸。激战一天后，守军的魏巍团长身负重伤，汪兴稼副团长阵亡，士兵伤亡达到三分之二。全师伤亡太多，致使防线崩溃。刘戡命令部队撤离阵地，南天门完全被日军占领。刘戡眼见得全师官兵在一昼夜之间蒙受惨重的损失，还是保不住阵地，悲愤失控，拔枪企图自杀，被部下夺去手枪，自杀未遂。

前方将士浴血苦战，国民党政府对于抗日却非常消极，甚至训斥主动出击的几个师长，企图取消河北境内的义勇军。南天门守军正在激战的时候，何应钦已向日军探询求和的条件。日军为了逼迫国民党政府接受屈辱的条件，5月上旬派出坂本师团和西蒙师团，越过长城，向关内的河北东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渡过滦河向西进犯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地。在西线的新开岭地区，徐庭瑶军的刘戡师和黄杰师，与日军西蒙师团主力轮番激战，然后奉命撤退。

徐庭瑶的中央军节节撤退，频频告急，从南天门撤到石匣和密云，北平岌岌可危。何应钦急调傅作义的第五十九军，从张家口开往昌平集结待命。一百多公里路程，傅作义军只用二十四小时就赶到了。

傅作义到北平军分会报到，何应钦对他的行动神速感到惊奇。几天后，傅作义军从昌平开到怀柔城西的牛栏山一带，占领阵地，构筑工事。5月21日拂晓，日军西蒙师团的铃木旅团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驱动十几辆坦克，在三十几门火炮和飞机掩护下，向第四三六团第十连阵地进攻。战士们英勇阻击，重创日军，从拂晓打到上午7点钟，全连包括连长在内，只剩下八个人。

日军占据了前进阵地，休整半个多小时，发起第二轮进攻。守军待日军进入射程后，用机枪扫射，投掷手榴弹。日军反复发动波浪式的冲锋，气焰凶顽。守军以硬碰硬，猛烈反击，守住了正面阵地。从下午1点开始，日军又连续七次进攻正面阵地，七次都被打退，死伤累累。

隔了一天，傅作义军抵抗日军的攻势，从拂晓战斗到下午6点，连续血战十五个小时。突然，傅作义接到何应钦的命令，要求第五十九军停火。傅作义不愿撤退，但又不能抗令，气得对参谋长大嚷：“这个仗打得太窝囊！牺牲了这么多官兵，他们以宝贵的生命换来的却是妥协停战，阵亡将士能瞑目吗？”然而，何应钦接连三次打电话催促撤军，长城抗战的最后一场恶战，就这样中止在投降派手里。

怀柔之战，傅作义军三百六十七人阵亡，四百多人负伤，打死日军三百四十六人，打伤六百多人。在呼和浩特市，至今还能看到一座“华北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镌刻了烈士的姓名，上面的墓志铭有这样四句话：

这里长眠的三百六十七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傅作义军奉命撤退，到达怀柔和顺义两县以北。5月下旬，日军已经占领秦皇岛、北戴河、密云、遵化、唐山等二十二个县，进逼北平和天津，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

日军兵临城下，北平城内一片混乱。华北军事当局准备南迁保定。这时候，日本政府认为停战的有利时机已到，便提出举行谈判。国民党政府心甘屈辱妥协，接受日方条件，于5月25日开始停战。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

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8)

5月31日，中国军代表熊斌和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日本陆军运输派出所签订了自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以后最严重的卖国条约《塘沽协定》。协定草案是冈村宁次提出的，一字不容修改，熊斌只能回答“同意”或“不同意”，这使人们想到了清末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日本的那场谈判。《塘沽协定》使冀东变成了“满洲国”第二，并将华北置于日军监控之下，为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个卖国《协定》，招来全国一片抗议声。在《协定》签订的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通电反对。

蒋介石不许结拜大哥抗战

冯玉祥收复失地，蒋介石却不许结拜大哥抗战。

妥协者总在放弃原则，而爱国者总在想法子抗争。当傅作义的部队离开张家口开往北平附近抗战时，长年被蒋介石冷落的爱国将领冯玉祥，把山西汾阳军校的三千多名学员调到了张家口。冯玉祥将他们扩编为一个师，任命支应遴为师长，所辖三个团的团长，都是共产党员。不久，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率领旧部从山西介休徒步行军到达张家口。从东北与热河退入察哈尔的抗日军队，以及蒙古自卫军和察哈尔的地方武装，都表示服从冯玉祥的指挥。冯玉祥的老部下吉鸿昌等人，先后来到张家口，各自收编了一部分抗日武装。

在《塘沽协定》签订的前五天，张家口举行了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救国军，一致公推冯玉祥出任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公布同盟军下辖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吉鸿昌的第二军，佟麟阁的第一军，阮玄武的第五军，张凌云的第六军，李忠义的第十六军，黄守中的第十八军，邓文的第五路军，孙良诚的骑兵挺进军，张砺生的察哈尔自卫军，蒙古军，以及同盟军直属部队，共约十万人。

冯玉祥下令查抄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任命佟麟阁为察哈尔省代理主席兼民政厅长，任命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务处长和公安局长。

《塘沽协定》签订的第二天，日军就开始轰炸独石口，几天后陆续攻陷宝昌和康保，张北告急，张家口震动。冯玉祥急调张凌云军、李忠义军和自卫军等部队防御张北。方振武派抗日救国军的一部到独石口应战，冯玉祥派张凌云率领一个旅协助防御独石口，以稳定察哈尔的局势。

接着，同盟军收复察哈尔东部被日军侵占的四个县。6月22日，张砺生的部队首先进攻康保，经过三小时战斗，崔兴武的伪军向东逃窜，王德重率领同盟军收复了康保。

第二天，同盟军兵分两路，吉鸿昌等人率领左路军向宝昌发起进攻，李忠义率领右路军向沽源挺进。沽源有两支伪军防守，其中刘桂堂的部队通电反正。同盟军打退了陷入孤立的张海鹏伪军，收复了沽源。随后，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狠狠打击了张海鹏和崔兴武的伪军部队，迫使他们逃往多伦，同盟军又收复了宝昌。

这时，吉鸿昌得到一个情报：蒋介石要将东北划归日本，多伦也在其中。他决定先发制人，乘胜收复多伦。日军非常重视多伦这个交通枢纽和军事重地，派骑兵第四旅团和一部分伪军驻守。城外筑有八挂炮台三十二座，还有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防御工事。

吉鸿昌决定集中四个师的兵力攻打多伦。大家商定，张凌云从左路进攻，李忠义从中路进攻，刘桂堂从右路进攻，吉鸿昌和邓文率领总预备队。

各路部队在多伦外围集结完毕，三路同盟军发起进攻。日伪军凭借完备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拼命顽抗，攻城部队奋勇冲锋。这一场激战打了两天三夜，多伦城还是没有攻下。吉鸿昌急了，连夜率领敢死队，脱掉上衣，赤膊匍匐前进。他连续三次指挥登城，部队还是被日军的火力顶了回来，付出了伤亡两百多人的代价。

吉鸿昌向冯玉祥报告战况，冯玉祥回电说：“你干不了，请你离开，我来指挥。”吉鸿昌看了电报，失声痛哭，给冯玉祥发电说：“打不下多伦，就不回来了。”

到了拂晓，同盟军又发起几次进攻。突然，日军飞机过来袭击，部队伤亡加重，只得暂时退回原阵地，等待合适的机会。

吉鸿昌眉头紧锁，想到一个办法。他秘密地派出一名副官，带领四十多名士兵，化装成伪军，悄悄潜入城内。凌晨1点钟，天色漆黑，吉鸿昌命令部队发起猛攻。部队接近城墙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鸣枪响应。日伪军听到后方响起枪声，乱成一团，同盟军趁势从北门、西门和南门冲进城内，与日伪军展开巷战。

经过三小时战斗，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同盟军收复了失守七十二天的多伦，察哈尔东部的四个县，都回到了中国人手中。同盟军的这次出征，是“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占领下收复失地。察东战役，抗日同盟军共歼日伪军一千多名，同盟军伤亡一千六百多人。

抗日同盟军北征取得了胜利，全国舆论要求蒋介石对他的盟兄冯玉祥委以军事重任，为同盟军供给弹药，收复东北四省。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想法刚好相反，企图整垮冯玉祥。何应钦派出十六个整师共十五万人进入察哈尔省，而日军两个旅团和伪军共两万多人，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进攻多伦等地。蒋介石还派出蓝衣社的特务，对成分复杂的同盟军进行分化瓦解。结果，包刚、冯占海等人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人被暗杀，同盟军发生混乱。冯玉祥被迫撤消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的职务，把察哈尔省的政权交还给宋哲元，抱恨离开张家口，前往泰山。

内毒侵蚀中国肌体(1)

外侮延伸，内部的毒菌又侵蚀着中国的肌体。

蒋介石以他所居的高位，似乎不可能不明白，对于外国霸权的退让，是不可能有个止境的。但他急于铲除国内的异己，还是止不住在对日本妥协的路上滑下去。中国的局势，由于他无心攘外而专注于“安内”，变得越来越危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黑暗。

冯玉祥离开张家口以后，方振武和吉鸿昌把部队集结在张北一带，继续坚持抗日。蒋军和日军同时打击这支抗日部队，好像是不谋而合，又似乎是合谋而为，迫使这两位抗日将领离开部队，前往天津。

蒋介石还纠集一百万兵力，对号召全民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有五十万兵力用于围攻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日本根本不和蒋介石讲情面，把华北的形势弄得紧张万分。连日本人内部也在争先恐后，日本海军积极策动华北的分离，而日本陆军则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

内蒙古也处在日军威胁之下，日本驻承德的特务头子松室孝良，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大会，策划建立“蒙古国”。

蒋介石容得下日本的挑衅和侵略，却容不得不大听话的抗日将领活在世上。吉鸿昌在天津遭到国民党特务陈恭澍暗杀，受伤被捕，半个月后在北平就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

天理自在人心。抗日同盟军被扼杀，第十九路军为之愤慨，他们联合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李济深、陈明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树起“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旗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他们声明集体退出国民党，还释放了监禁的共产党员。新政府同中央红军订立停战协定，力图争取全国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不用说，蒋介石对待国内的反对派态度非常强硬。1934年元旦，他调动五个军十二个师共约十五万人，分三路向福建进攻。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军舰，也应邀配合国民党海军封锁福建沿海。蒋介石舍得花钱排除异己，第十九路军的一些将领被他收买。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州等城市相继被蒋军攻占。李济深和蒋光鼐等人逃往香港。

蒋介石是根本顾不上东北的国土和同胞了。在那里，日军为了扑灭抗日战火，带领伪军在东边道、辽东和辽南向三角地带实行大讨伐。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

在察哈尔，半年多时间里，发生了两次张北事件和两次察东事件。蒋介石的态度是牺牲主权，息事宁人，使日本人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然后再牺牲主权，求得暂时的和平，如此陷入恶性的循环。

张北事件，第一次发生在1934年10月27日。当时，宋哲元军对张家口和张北防卫较严。这一天，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一行八人，来到张北城南门，声称去内蒙古旅行，要出发前往多伦。他们没有报告中国有关方面，就想穿门而过。南门的卫兵和保安队要求他们出示证件，盘查了四十分钟后，将他们放行。

两天后，日本驻张家口代理领事向驻军赵登禹师提出抗议。接着，日本驻北平的武官又向宋哲元强烈抗议。宋哲元命令赵登禹向日军道歉，又将当事的连长免职，日军才暂时罢休。

第二次发生在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派出四名军人，又以旅行的名义，要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这一天，他们乘卡车从多伦到张家口，经过张北城南门，由于没有护照，被卫兵暂时扣留。宋哲元接到报告后，担心触怒日本人，下令放行。

日本方面诬称日方人员在张北受到“非法监禁”，要求中方道歉，处罚责任者，还要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日本的特务机关长威胁说：“五天之内得不到答复，我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察东事件，第一次起始于1935年1月18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无中生有的声明，胡说驻守热河与察哈尔边区的中国军队有碍行政，他们曾经要求宋哲元限时撤离这支部队，但中国军队没有履行，所以决定要用武力驱逐。第二天，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武官向宋哲元提出警告，要求驻守独石口到沽源一带的中国军队迅速撤出。

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表示愿意让步，取得和解。但是，两天后，一千多名日军步炮兵和两千多名伪军向长梁、乌泥河与独石口一带发起进攻，日军飞机连日轰炸独石口和东栅子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