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企业家的梦想与痴醉：强者》》 · 王育琨 · 2026-07-25
“过来人”传递的福音
俄国有一句精彩的俗语“别问老年人，要问过来人。”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老年人活的时间长，但见的少，所以倾向于先验思维，轻视“经验”。“过来人”知道的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作为“过来人”亲眼看到他从不相信的东西出现过，知道初看起来片面的东西，或许要主宰事物的进程。于是“过来人”常常能不带成见地去感知和行事，对新事物最能保持谦卑的心态。李嘉诚就属于这样的“过来人”。他们曾经拥抱并征服过整个世界，耄耋之年，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拥抱与征服。他们已经到了一个无所求的年龄，只是想倾诉内在的心曲以报世人，而迷失与清醒交替的时代期盼着“过来人”传递的福音。
一如炼金术士在寻找金子的过程中，却发现了火药、医药，甚至大自然的规律，在企业家们任由金钱和关系飘摇的时候，内心深处却期待着获得思想教诲，因而他们最有可能成为哲学家。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他们或许会发现内在的真正的财富：灵感、思维与精神明辨力。李嘉诚洞悉了自己面临的艰难转型，因此也理解了这个民族正在经历的苦难。他说：
“今日全球经济明显欠佳，平常生活中经历的所有挫折，均显得更加沉重，遗憾的是在经济转型中，并没有即时显效的灵丹妙药，亦没有人可以向你保证说所面对的问题会持续多久，只有聪明睿智的人洞悉到今天不是昨天，知道要承担无可逆转的改变，尽管今天没有破译的方法，他们也不会凝固于痛苦与自我折磨之中，不会天天斤斤计较眼前的得失，不会天天计算眼前的利弊，因他们知道每日积极正面地面对、思考及冲破问题，是构成丰盛人生的重要环节，及为人生累积最有价值的财富。”
在巨大灾难或是危及生命的情势逼压下，人们才会自省。转型之中国，国人犹如被置于一个巨大的风箱，迷失与清醒交替，作假与实干混杂，德行与阴谋归一，信仰与阴狠搭肩。一种民族情绪开始从农村到城市广泛地涌动：我们追求什么？我们的商业公司追求什么？我们的商业社会追求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嘉诚的一席话，引发了我对生命式样的思考。
生命的式样
确实，每个人都是一部无字天书。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撰写自己人生的著作：
有些人通过感化激励周围的人去寻求远大目标，那就让他们继续去感化激励吧；有些人通过发明创造丰富这个世界，那就让他们继续去发明创造吧；有些人通过敬业与服从去实现价值，那就让他们去敬业与服从吧；有些人通过惠及他人得到快乐，那就让他们去惠及他人吧；有些人通过观察省思去启迪自己和他人，那就让他们去观察省思吧；有些人通过采集传播去实现一己，那就让他们去采集传播吧；有些人通过行知结合去鼓舞自己，那就让他们去行知结合吧；有些人通过投资产业或资本运作去实现抱负，那就让他们去投资吧；有些人通过相夫教子去品味生活，那就让她们去相夫教子吧；有些人通过忘却历史而只关注瞬间的鲜活获得快感，那就让他们去扔掉历史感受动物的欢乐吧；有些人愿意通过损人利己获得情趣，那就让他们去损人利己吧（不过风险巨大啊！）；有些人愿意通过强权控制得到充实，那就让他们去强权控制吧（只要还有人愿意被奴役！）；有些人通过阿谀逢迎获得心底的安定，那就让他们去阿谀逢迎吧（怎么面对自己？）；有些人反抗他的时代，在反抗压顶的惯性中获得生的乐趣，那就让他们去反抗吧；有些人不断追寻时代楷模，以楷模度造自己，那就让他们去模仿吧；有些人喜欢用最光彩夺目的外饰装扮自己，喜欢没有人能窥见其真实的本己，那就让他们去装扮吧；有些人更热衷于瘦身，努力剔除所有多余的东西，只占有最必要的事物，那就去瘦身吧……
生活的方式千般模样，人生的著作万般色彩。造化弄人。那些充满力的线条而又跌宕起伏的人生著作，著作者本人（例如贝多芬、梵高）的生活并不如歌如画，或许那是生活对他们的厚爱，把无尽的艰难降临到他们身上；而那些沉醉于莺歌燕舞而又潇洒走四方的人，往往便是那些最不在意人生著作的人，他们之对于生命与生命之对于他们一样，都如一阵风，不留任何痕迹。坚强的人格塑造个性，为历史建构脉络；软弱的人格复制平庸，终被历史所淹没。人生的著作权，在每个人自己的手中。
范蠡与富兰克林的启示
2004年6月28日，汕头长江商学院即将毕业的学子，就要踏入社会了，他们心怀忐忑地希望大师能跟他们交流心得。从小靠听故事了解事物、洞察世界的李嘉诚，历经沧海桑田，继续阐释着“无字天书”的主题。这回更是通过范蠡、富兰克林这样的标杆人物，为“无字天书”找到了坐标：“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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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强者的有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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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最能体会范蠡的孤独。“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说尽了范蠡对当时社会的悲观与冷漠。当他离开勾践时，一定是彻底的失望与孤独。哪怕最知心的朋友文种，也怀疑他的神经有问题。当躲到齐国海边耕种经营获得成功之后，他敏锐地察觉到嫉妒之火已经临近，于是赶紧散尽家财，分给他惧怕着的亲友乡邻，又一次出逃到陶国。靠着贱买贵卖的惊世之才，在陶国他又获得成功，横在他面前的却只有归隐一条路，他深刻体会到人世间最强、最有杀伤力的嫉妒正环视着他，他不得不选择消极的抗拒。李嘉诚遭遇着同样的问题：他超越自我几十年如一日生生不息艰苦卓绝地奋斗，却被曲解为“唯利是图”、“无商不奸”。李嘉诚不愿追随范蠡，他有着更高的人生标尺。富兰克林的故事寄托了李嘉诚的宏愿。
富兰克林，1706年生于波士顿，家境清贫，12岁当印刷学徒(李嘉诚12岁开始当茶童)，1730年接办宾州公报，他为政府印刷纸币，在实业上获得了很大成功。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美国独立后，制宪会议一开始，富兰克林就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虽然他众望所归，但他却提名华盛顿将军当总统。富兰克林还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罄尽他所有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用于建造社会能力（Capacitybuilding），推动美国人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和冲劲。
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以“无我”追求“自我”的范蠡，是中国人的缩影。“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却是使美国强大起来的一种精神传统。
相对于范蠡表面“无我”而实际“自我”的追求，富兰克林的“建立自我，追求无我”更能给我们以震撼。李嘉诚从12岁给舅舅当茶童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他对社会的观察、体味与解读。他经历过、体验过、化解过多少次人性危机与商业危机已经无法细数了。那一切都被看淡了。现在他向往的和力行的，就是“建立自我，追求无我”的商人精神。
富兰克林的人生标尺，更能为李嘉诚的生命注入活力与激情。这样，他有限的生命，就可以投入一种无止境的追求，就可以踏上充满了无数炼狱的长征。在这样的长征路上，必然充满了压顶的重负、耻辱的挫折、奋勇的激情、创造的充盈、诗化的理想、赤子的普爱……
意犹未尽。2004年6月29日，再与学子们交流时，李嘉诚更把内心的秘密与学子们分享。特别关照，每当有新的开始，都要自问：“Areyouready?”平实的李嘉诚，这回诗兴大发，用上了排比句。看起来简单，细品则特别有味道。不忍改动半字，直接引来欣赏：
“当你们梦想伟大成功的时候，你有没有刻苦的准备？当你们有野心做领袖的时候，你有没有服务于人的谦恭？我们常常都想有所获得，但我们有没有付出的情操？我们都希望别人听到自己的说话，我们有没有耐性聆听别人？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快乐，我们对失落、悲伤的人有没有怜悯？每一个人都希望站在人前，但我们是否知道什么时候甘为人后？你们都知道自己追求什么，你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吗？我们常常只希望改变别人，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改变自己吗？每一个人都懂得批判别人，但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怎样自我反省。大家都看重面子，butdoyouknowhonor？大家都希望拥有财富，但你知道财富的意义吗？各位同学，相信你们都有各种激情，但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爱？”
李嘉诚还在继续思索着他如何成为一个强者的主题。在2005年9月25日，李嘉诚进一步阐发着他的理想与信念。他说：“我相信有理想的人富有傲骨和诚信，而愚昧的人往往被傲慢和假象所蒙蔽。强者的有为，关键在我们能否凭仗自己的意志坚持我们正确的理想和原则；凭仗我们的毅力实践信念、责任和义务，运用我们的知识创造丰盛精神和富足的家园；我们能否将自己生命的智慧和力量，融入我们的文化，使它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能历久弥新；我们能否贡献于我们深爱的民族，为她缔造更大的快乐、福祉、繁荣和非凡的未来。”
已届耄耋之年的李嘉诚，仍然真诚地投入了建构一国精神山脉的工程之中。他知道，当我们的心灵强大时，我们便可以创造一切，享受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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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田昭夫：阴柔的张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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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理欺骗的顶点在于，某人按照自以为是的善、智、力、贵的偏见，认为自己就是初始和自在。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考虑到全部的原因性，而任何善、任何智慧、任何权力则正是因此而生存，并且从而取得价值的。
——尼采
日本人总是为“名分”所规定的义务所驱使。每一种“名分”，就是一种道德。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并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苦恼，只要行为发轫于“名分”所规定的义务。日本人酷爱影视作品中的那种主人公，他在竭尽全力完成其肩负的某种义务时，忽视或违背了其他义务，最后无法调和，只好以一死了之的方式，与所忽视的“世界”进行彻底清算。男人和女人、婆婆和媳妇、掌门人和门徒、公司老板和打工仔，都有着各自多样化的“名分”。一个人，能够在一个巨大的“名分”网络中找到并恪守立身之“名分”所规定的义务，就是日本人的典范。
商人榜样原来一直戴着面具
作为20世纪的商人典范，盛田昭夫无疑是最善于在复杂的“名分”网络中把握自己方位的人。
盛田昭夫成长于一个传统的日本家庭，在家里对所有的事情都要毫无保留地去理解，彼此之间的交流不得不模棱两可或含糊委婉。作为九作工门的嫡传长子，他从小形成的思维习惯和做事方式锤炼了他能够透过一个眼神或是含混其词，抓住特定时间该当恪守的“名分”。及至索尼公司开拓美国市场时，碰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语境：美国人更喜欢直言不讳和当面锣对面鼓地说“Yes”或“No”。起初，美国人的坦率直言和正面交锋，常常触犯盛田昭夫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敏感。
美日文化差异导致的最直接的冲突发生在索尼公司在美国上市的问题上。索尼美国成立不到一年，盛田就提出公司上市计划。他亲自领导索尼小组负责满足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美国律师不安地发现，许多索尼的合同中都包含了这样一项条款：它详细说明双方将就任何影响一方或另一方履行协议能力的变化进行讨论。怎么会有这样的合同？盛田却竭力通过翻译来解释日本的社会习俗，反复强调说明，在日本一个男人的承诺代表了对“名分”所派生义务的恪守，比有约束力的条文更重要；背负“名分”的义务，一个日本男人将无从立足。解释无法消除美国律师的疑虑，盛田昭夫感觉人格受到了污辱。一次，他忍无可忍，宣布计划结束并冲出房间。经由这件事后，盛田意识到掩饰自己情感的重要性，以至于后来，克制和隐藏不良情绪，已经成了他的呼吸和饮食。这种善于克制和隐藏情绪的功夫得到了回报，盛田被誉为20世纪日本现代化的典范。
亨利·基辛格这样评价盛田昭夫：“我感到日本人不太容易沟通。他们一旦走出自己的圈子，需要与其他文化交流时，沟通起来很困难，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具有独立做出决定的权力。盛田昭夫是个例外。尽管他是个非常爱国的日本人，一个坚定的日本观念捍卫者，但他能够以一个非日本人的方式进行交流……他可能是我所见过的最具外交能力的日本人。”
盛田征服了世界，却没能征服儿子。盛田家族的嫡传长子秀夫说，他父亲始终都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演员，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日本人，抑或是井深大或是家里人，没有一个人看过不戴面具的他———“他必须‘表演’，他不得不扮演日本最受世界理解的企业家。他不得不这样表演，直到他中风为止。他竭尽全力地工作和学习，为的是扮演好这个角色。对此我敬佩不已。但那从来不是真的。他永远不可能演好任何一个角色，包括为人之夫，为人之父！”
在家中，盛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君主。当他需要夫人在身边衬托社交气氛的时候，就希望她到前边来，而在另外的时候，则希望她呆在后面，他坚信她属于那里。对于儿子，盛田是一个强权的父亲，他需要绝对的顺从和服从。什么倾听、换位思考等他在社交场合熟练运用的技巧，在家庭关系中都不复存在。在这里他需要其他人无条件地理解、琢磨他的意愿，并且不打折扣地去贯彻执行他的意志———可以比照的是拿破仑。在拿破仑成为独裁者后，一句悄悄话道出了他独裁者的心态：“我要求人们服从我，哪怕是幻想也得服从。人们应该毫不费力就找到我的幻想，找到我专注于这种或那种娱乐之时的幻想。”
或许，唯有在家里，盛田昭夫才卸掉一切伪装，才获得一种本能的释放。长子的话主观色彩或许太过浓烈，却也真实地显露出盛田昭夫的另一面。这个层面在盛田后期的索尼也有体现。
颐指气使下的微妙舞蹈
索尼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缠绕在一起的产物。由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撑起公司的董事会，一直是弱小索尼的独门武器。在索尼的早期历史中，盛田表现出一种卓越的倾听客户、市场以及公司董事会声音的能力。当盛田昭夫把索尼带进全新的国际市场，由社会名流担当的公司董事会元老越来越不适应，最后干脆悉数退出索尼舞台，董事会按着盛田昭夫的意志进行了彻底改革———由此奠定了盛田昭夫在索尼的君主地位———到1989年批准索尼收购哥伦比亚公司的那个董事会，已经沦为盛田昭夫的“部下”。当时30位董事，清一色的索尼公司雇员。26位上层董事是在索尼公司行政阶梯上层的行政人员。这样的董事会基本上只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只能认可盛田昭夫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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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田昭夫：阴柔的张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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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索尼公司独特的语境：在盛田明确表态之前，什么事也不会被决定或有结果；董事长盛田与总裁大贺之间的信号和呼应，成了索尼公司高管们一种微妙的舞蹈，一门必修课。
1989年8月，索尼召开了一次决定是否收购哥伦比亚的董事会会议。会议由盛田董事长与大贺总裁之间的对话所支配。当时，盛田以一个问题作为会议开场白：鉴于大贺的健康状况，索尼再进入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事业领域是否还是明智之举？在此刻以前，大贺一直坚决拥护收购哥伦比亚，特别是因为它的电影知识产权的积累。现在经盛田提醒，他对自己健康的信心严重动摇了。紧跟着他应盛田的要求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价格一直高得不合情理，对方好像把价格锁定在30美元不愿退让；此外他对好莱坞一无所知。……大贺的试探性发言之后是会议休息。然后，盛田说话了：在这种情况下，看来当前的明智做法是取消收购，这就是现在他提议要做的事。在会议记录中写道：“通过董事长提议，放弃哥伦比亚并购。”
本来到此为止了。可在那天晚上与委员们一起吃饭时，盛田放下装着绿茶的杯子，有点落寞地说：“真是太糟糕了。我一直都在梦想着拥有一家好莱坞的电影厂。”沉默。没人插话。当董事会再开会时，大贺宣布，经过慎重考虑，他现在强烈地感觉到，也经过董事长的同意，索尼还是应该实施收购。盛田拍板同意。先前的记录被修改为：“经过董事长同意，索尼将继续实施这次并购。”
盛田在长远问题上一意孤行，可能比任何战略性考虑和权威机构的咨询意见更有决定性作用。商业活动，往往有一种情绪化的力量促使交易做成。这种力量一旦爆发，就什么也挡不住，这笔生意非做成不可。|Qī|shu|ωang|“无非是个死！”“就是死了也要做！”没有什么挡得住这股力量。索尼并购哥伦比亚，5年造成31亿美元，亏损。不断攀升的成本可能一点儿也没让他心烦。盛田直觉到在未来的商业争霸战中，好莱坞的知识产权、民众情感的汇集、创造性世界发源地、信息产业的带头羊和软件资源，都将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在其他人局限于经济算计的框框，表现出极大的短视时，盛田已经洞见了21世纪索尼赖以存活的根基———视听娱乐。
时间判断力的公正性在21世纪再一次显示了威力。沿着盛田昭夫直觉到的方向，出井伸之统领索尼10年经历了一个时代，把索尼的消费电子产品引入“客厅”，更一举奠定了索尼称雄数字娱乐业的霸主地位。2005年索尼又斥资35亿美元，收购美国电影公司米高梅，还聘请有深厚影视文化背景的英裔美国人出任索尼公司董事长和CEO，更坚定地向着文化内容产业和娱乐行业转型。这一切都源于那场丧失理智的并购！
“两栖动物”独特的紧张与压力
颐指气使是日本当家人的一种常态，也可以说是把他自己的生命全部交托给家族的补偿或代价。但是这种做派，与全球化市场的运作大相径庭。盛田昭夫当然知道这种矛盾，更知道一个成功的日本商人为摆平这种矛盾所必须忍受的东西。1971年，他在一次乘车时突然在英语字典上偶然看到两栖动物（amphi）这个词，他的神经被触动了，切身的感触突然得到了释放：这个名词最形象地表征出日本商人的特征。在两种文化中穿梭的盛田，通常面对着两个世界、两种世界观带来的压力：一方面是日本，它有一套根植于本土传统的文化价值和行为方式，不容许你偏离传统；另一方面是西方世界，在那里整个世界观与习俗都是开放的，没有个性的张扬将没有生存的空间。
当时，他正在筹建一个男人俱乐部，专门召集日本商业界与金融界的首脑人物，以及冉冉升起的新星们参加，他希望能给商人们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场所。于是便把自己创立的俱乐部命名为“两栖动物俱乐部”，在俱乐部上方有一块铜匾，镌刻着盛田昭夫的心得：“我们日本商人必须是两栖动物，我们必须在水中和陆地生存。”在把日本企业领导人描绘成两栖动物时，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两种思维串换所造成的紧张，或许还带有对两种文化融合的绝望。
几十年如一日的心理紧张，终于在1993年11月30日那天集中发作，一种巨大的晕眩袭向这位正在打网球的老人，盛田昭夫中风了。在医院持续四个小时的手术中，医生从他的大脑里取出了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凝血块。他的左半边脸和身体已经瘫痪，并丧失了说话能力，但意识清醒。盛田昭夫从此再没有重返索尼公司，1999年10月3日离开人世。
在日本人众多“名分”组成的网络中，忠于天皇与家族，是压倒一切的义务。当天皇只具有符号意义时，对家族帝国扩张的义务和责任，就是他们活着的意义了。无论是盛田昭夫还是堤义明，他们为家族的事业经历了常人所不能及的压力、紧张、阴柔、张狂、暴躁、谦卑、坦荡无畏与愁肠百结，常常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狠劲，而这种“就是死了也干”的精神，正是日本人所推崇的一种“圆熟”境界。在盛田昭夫与堤义明的商业历险中，我们不断见识这种“无我”所带来的蛮横或伟力。这是我们解读日本商人这个“两栖动物”的最好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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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视野与明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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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在大地上，一切都在开始，没有什么东西在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身心受过震颤，变成精神的人，才能理解一切都是可能的，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接近上帝。——舍斯托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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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中年危机与出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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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悲惨在于受制于他自己（制与受制是一）。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奋斗了，征服了，拥抱了，可是却逃脱不了在不知不觉中老去的宿命！在第一线上活跃着的中国企业家多已步入中年，他们正或多或少以惊人的驯服性重复着人性的危机。
判断力来了，自以为是也跟着来了
年过四十，有了阅历，有了判断，有了逻辑，更重要的是，有了实现自己想法的手段。在他年轻时乘虚而入的一些东西，如梦幻、遐想、谬见等，正在被他逐个清理出门户。他具有一种坦诚直率，具有一是一、二是二的判断力。没有什么事情都够阻止他做出判断。他的判断，会形成一些新的因子，影响事物的进程。他喜欢控制事物的进程。所有参与者的行动和思维，慢慢地都进入了他的控制范围之内。踌躇满志与心力交瘁变换，拉磨的驴子与至尊的皇帝交替。
他的判断就是客观！他的想象就是现实！他的潜意识、他的思维、他的判断，开始成为人们追随的意志！周边的事不断地重复着他的思维逻辑，自以为是渐渐成了他的呼吸和饮食。这一切来的是那样静悄悄，以至于他压根就没有意识到！
他同样没有意识到，伴随判断力的提升，对新鲜事物的排斥力也跟着提升。他抛弃了梦幻与谬见，也就开始疏离了想象力。在他青春之光辉的朝霞中，虚构的诗意作品为他勾勒出炫目的场景，使他春心荡漾，急切地想把这一场景化为现实，急切地想攀摘彩虹。想象力与激情，这个人生创造最重要的东西，现在却正收拾行装，要离开他！
客观上，他已经被文山会海淹没。已经没有时间去吸口新鲜空气，去打量平常人脸上轻松的微笑所传递出来的东西。那是一种奢望！他没有时间下工地、没有时间到车间，没有时间去接待平常的客户。他被一些宴请和高官拜访所包围，他慢慢地脱离了他的业务领域，他慢慢地失去了新鲜的第一眼。他依然感觉善于创新，可是他并不知道那创新能力正离他而去！真正的危险在于，这一切却没有任何警示！
有了从容的气度和实力，不知不觉间也开始愤世嫉俗了
年过四十更喜欢以自己为尺度来度量一切人以及人的性格。年轻人的惶恐，老年人的无奈，这些全部与他格格不入。他从容不迫。没有他排解不开的烦恼，没有他不能去做的事。年轻时他有向往却没有实力，现在他有了浪漫的实力，却没有了浪漫的时间。专注、敬业而从容的男人，正是美女聚焦的焦点，一些浪漫的故事开始缠绕着他。他大多没有时间去理会。
年过四十，尤其感觉到时间的紧迫。恨不得拿一天当十天用。他有太多的服从：服从市场、服从客户、服从官员，甚至服从他的部下！那么多事情，那么点时间，他恨不能把自己掰成八瓣！可是看看周围那些人，偏偏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在他眼前飘来飘去，好像世界属于他们。不紧不慢地混日子且昏昏然，一种义愤不由得油然而生。
年纪轻轻的，穷光蛋一个，不知道在工作上下多少力，却整天围着情人转！干一点点事，就伸手要报酬，也不知道害羞！难道这不是在增加你自己的本事吗，不是在增加你自己的无形资产吗！我们当年一门心思全在事业上，哪里有过一个周末？哪里有过正常的作息钟点！就那点激情，五分钟就过去了，很快被些无关紧要的短信和电话牵引走了！难道他们就不先想想自己的未来靠什么？
他忘记了自己当年因为紧张而局促，因为崇拜而慌张的境况，好像他生来就这样从容！九斤老太只是对新人看不惯，年过四十的他却也同时对老人们开始抱怨起来。看看那些老人们，絮絮叨叨、慢慢吞吞，动不动儿女孙男。干什么事都不能坚守到底，碰到该表态的时候总是往后退，该上场的时候总是在那里推三挡四。就没个痛快劲！动不动“我们那时候”，“当初”，“这些当初多容易”等等。没有什么能激起他们的活力！
不知不觉间变得愤世嫉俗起来，逐渐变得失望起来。他看到，人不如己！而且不仅在思维或激情的任何一方面，甚至在两个方面都远远落在自己的后面。他感到了孤独。一个简单的事也想不明白、交代不清楚。天底下的事好像他一个人干，都会比养着这么多人强！
唯我独尊的情结，在怨天尤人情绪的浇灌下悄然滋长。过去那种敏锐地从他人身上捕捉东西的学习能力，在开始疏远他。危机还在于，这一切他都不知道。
大事临头从容不迫，小事小节却大光其火
中年是个从容不迫的人生阶段，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能够让他押不住阵脚。他经历过了，领教过了，生死关头也走过了，该付出的也付出了，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他的部下，他的敌人，他的对手、旁观者都不能忽视他的从容。从容，成了他的代名词。任何跟他打交道的生意人，都能够扑面而来感觉到坦荡与真诚。再难达成的交易，经过他蜻蜓点水般地排解，都会向着有利于他的这方面发展。
可是他碰到小事却压不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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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中年危机与出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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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老板处于发号施令的岗位，有时说话声音就要大一点，底气就要足一点，要毫不犹豫地做出判断。面对市场风险，怕的是无所适从没有判断。属下巴结老板，物质的东西作用不大，意识上无条件地顺从，成为主要手段。有一味顺从的文化铺垫，再配上几顶永远正确的帽子，以及对老板脾气的包容，如果再加点宵小或佞臣的算计，企业家的脾气就很自然地给豢养成型。豢养他脾气的人，执著地要从他身上得到回报！
只要他身边有小人，只要他身边有奴婢，只要他身边有盲从的人，他就一定在小事上失控，在细节上折腰！
习惯成就了他，习惯也成了杀手
那些曾经助其成功的习惯，却正在成为杀手，扼杀他新鲜的第一眼，扼杀他的求知欲和创造性。
一个企业家，当年带着十几个人，几万元现金，靠自己的思维，靠战略眼光，靠空前的机会，靠无中生有的创造，建立起了偌大的商业帝国。队伍在庞大———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每天千头万绪的工作，而他的时间往往被一些无谓的事情所占据！于是他找到了一种办法，这就是所有要跟他见面谈论报告情况的人，都要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成文字。他最厌烦不经过思考和没有准备的谈话，尤其是跟部下。他有个逻辑，如果你都不舍得花时间把自己的意思用文字表达清楚，见面也没什么好谈的。
这个习惯，帮他节省了不少时间，提高了不少办事效率，他的团队也在这种碰撞与交流中成长。当然，一起成长起来的，还有另外的东西!
矫饰造作由此而生。文字是经过人揣摩后的东西，部下首先要揣摩的是老板的心态。于是所有的事实都经过了过滤，事情的本来面目，慢慢地被人淡忘，而那些可以换得老板开心的东西却涌上前台。哪怕是危机事件的转述，也遮盖掉了实情的本原，变成了表示忠心的机会。这有点类似过去的皇帝，没办法，所有的奏章、言词都经过了曲解加工，哪里还有本原！
新鲜的第一眼从此离他而去。他极大地获得了信息，开辟了信息渠道，可也同时被信息包围。堆成山的文字报告都等着他的处理，加班加点、工作到深夜还常常不能准时反馈。结果，他总是急急忙忙地要报告，报告上来了却被其他事情挡住了。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人的眼睛。当然有不少表演，可是透过眼神，人们还是能够抓住一些本质的东西。他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文山会海给挡住了，挡住了那鲜活的眼睛所表述的东西。
从观察的角度说，万事万物皆令人欢愉；而从忧思的角度说，万事万物皆令人发憷。他抛弃了观察，留下了忧愁，只能跌进发怵的沼泽。
经验反对经验，显而易见反对显而易见
经验反对经验，显而易见反对显而易见。这是中年企业家碰到的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经验是一把锐利的剑，可以刺穿复杂现象的迷雾。可经验同时会成为障碍，而且，它们相互之间并不和谐。
最常见的经验是“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同时也有“做简单的事，始终如一”的执著；既有“用人不疑”，又有“疑人也用”；既有“择人任势”，放手给经理人运作的经典，又有“一放手就乱”的教训；既有“不用聪明人”，又有“要敢于驾驭聪明人”；既有“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又有“中庸之道”；既有“人性本恶”的管理律条，又有“人性本善”的管理经典。
经验反对经验，显而易见反对显而易见。这些表面上的矛盾，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现实：碰到事情，他已经没有了专注于一端查找原因、追求生成、试验新鲜的求解之道的内省和耐性，而是在执著地寻求着类比、成例、经验、理论。他没有了投身事物真切地感触事物的激情和乐趣！他的价值，无论是道德方面，还是智慧方面，都不是由外部得来的，而是出自他深藏着的本性。但现在这种本性的考问，这种基于自己理性和情感的独立判断，让位给了一些陈旧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他到达了他所想象的高度，却发现没法享受
年过四十，不知道满足地追求幸福的激情渐渐降温，不幸之惶恐却与日俱增。历经艰苦卓绝，他已经攀登上了令普通人仰慕的高度。可是环顾四周，他发现自己已经被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疯狂竞争，这种竞争的残酷在于只能拼力向前，退出比赛会遭受社会严酷的惩罚。他的宿命就是继续经受生理极限、自然天堑、冷嘲热讽、甚至恶毒攻击。所有幸福皆为虚无缥缈之物，而所有苦难则为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还有一种冷寂的孤独！
他见到太多的黑暗，知道了太多的欺骗。他厌烦了大大小小的阴谋，厌烦了没完没了的应酬，厌烦了碰到人就要泛起自然流露的微笑。他开始羡慕那些无所事事的人，甚至开始感叹乞丐的自由！一个乞丐，可以在吃饱以后，躺在公园的草地上，哼着小曲，悠然自得。而他却不成。在年轻时节，电话铃响后，他立即会精神抖擞，充满喜悦地说：“现在，也许新的机会来了！”然而成年人，同样的情形，他立即会出现惶恐之态：“这家伙真来了！”他知道那些不能算“合乎道德的方式”所潜伏的隐患。
那些曾经备受他信赖的人，现在却要把他一砖一石垒起来的高山从根上挖空！他必须不断地清除害群之马！旁观者看到了他的凌厉与果断，却不知道他心里流血的滋味。他也曾尝试着醉生梦死，开始琢磨怎么花钱，怎么无为地花钱，怎么为了花钱而花钱。可是，荒唐过后，是更加心慌意乱。于是他寻求刺激，甚至寻求敌人。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寻求敌人，而是为了寻找敌人而寻求敌人！他明白，再没有比敌人的存在更能使他保持一种警醒状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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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中年危机与出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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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根处
美国人戴西感叹：“亚马逊时间等同于狗年。人类的1年等于狗的7年。在亚马逊的3年，我已经像一个老人了”（《21个狗年———在亚马逊打工的日子》）。中国企业家的时间也等同于狗年。普通人的一年，企业家却相当于耗损着自己7年的能量，以至于疲劳致死时有发生。常人无法理解。他们不是重体力劳动者，没有必要下煤矿，也没有必要去挖土方搞建筑，动辄奔驰、宝马，侍者如云，高档酒店，这是一般人都羡慕的生活，何来疲劳之有？可是，那种心累，有谁说得清楚？！
企业家的真正危机，不是积劳成疾，也不是思维上的误区，而是精神上的危机。一如我们的社会，企业家正在遭受一场信仰危机。“我是一切的根源”。这个曾经鼓励我们企业家白手起家、克服千难万险的信条，现在却成了我们理解企业家危机的关键。
老一代企业家李嘉诚，已经完成了这种内里的调整。一种“建立自我，追求无我”的价值观，使他把自己的生命跟更广大的世界连通。比尔·盖茨敢笑、敢恨、敢跳，也敢流泪。在印度一个偏僻的乡间小路上，当一些打着赤脚的乡下人，跑过来感谢微软的远程软件解决了偏僻乡下人看病的难题，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时，比尔幸福地哭出声来。生命的意义被印度的乡下人给点醒：“提升人类的福利层次”。有了这样的标杆，我们前边说到的所有的危机，在比尔看来都不成立。而比尔心里锁定的危机，却是我们中国企业家很难领略到的东西。美国总统布什上任后，宣布了1.6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其中包括计划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遗产税。执行这一计划，美国将每年减少300亿美元的遗产税收入。这对富人是个好消息，可是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索罗斯等120名富翁却联名上书，反对政府取消遗产税。比尔·盖茨们的理由很简单：不能允许我们的第二代不劳而获！他们如果不劳而获，会使他们跟同时代的年轻人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状态，这种现象会影响美利坚合众国未来长久的国力！时刻装着国家持续的竞争力，这就是世界首富的情怀。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更以他优美的诗句把盖茨们的情怀上升到一种很高的意境：“生活的确是黑暗的，除非有了渴望；所有渴望都是盲目的，除非有了知识；一切知识都是徒然的，除非有了工作；所有工作都是空虚的，除非有了爱；当你们带着爱工作时，你们就与自己、与他人、与上帝合为一体。”诗人的这个意境，正是化解中国企业家中年危机的处方！
其实我们的企业家并没有到达绝境。世界是容易淡忘的。没有人去刻意追究那傲立于山顶的高把根扎在多深多脏的地方。当一个人把辽阔圈起来，自己就变得狭窄了。真正需要的是企业家从现在开始打开自己的心门，把自己的爱和赤诚纳入到“提升人类福利层次”这个巨大无穷性的世界中来。
真正伟大的事业都需要灵魂。当我们的心灵强大时，我们便可以创造一切，享受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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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人乃是一座桥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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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性的本源：一个已经没有指望彻底根除自己某种缺点或哪怕是把它向自己和他人掩盖起来的人，会试图在这种缺点里找到其特有的优点来的。假使他在这一点上得以说服周围的人，他就达到了双重目的：既摆脱了良心折磨，又成为独特的人。
——舍斯托弗
沟通能力常被人误解为一种说话技巧。其实不然。十年的经营管理让我体会到：沟通能力是做人最本原的一些素质，如诚信、责任、意志、创造、视野、爱心、亲和、平实等的集合力。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伟大，乃是他是一座桥梁。人们对空洞的概念麻木或敬畏，对感官所能及的东西心生向往。因此，沟通也只有在人们的行为中才说得清。
当贫弱人性占了上风
一个朋友很苦恼，他们那里，活跃着一些热衷于小道消息的人，张三说了李四什么，李四又说了张三什么，再说了王五什么。随后，“说三”变成了“道四”，甚至被成倍地放大。更糟糕的是，一些小道消息还夹裹着头头的只言片语。管理者的话注定要成为风源。人在说悄悄话时，或许也能尝到沟通的快感，可惜那只是一时的，当他们议论第三者的话被第三者知道后，快乐就成了痛苦，本来很好的友谊，同时变为仇恨。我当然理解朋友的苦恼。不经意的一句话，正在引起误解和敌意。愧不如，当时没有说什么！“非典型肺炎”造成的恐慌，很大程度上也是信息通道的不畅，或是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促发了大众的想象，结果一时造成谣言泛滥所致。谣言杀人。
最丰裕的精神，在极大的灾难面前，也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奏起最昂扬的乐章；最贫弱的精神，在阳光普照的坦途，也会为一时苟安，而将自己的命运投入他人嘴巴的随意性之中。
另外一个朋友就职于一家大银行，他们部门的总监，领导着四个分部，这四个分部的头头都自成一派，形成比较明显的四个派别。他是总监的助理，级别上却比那四个头头低多了，要听命于他们。加入谁的派系，都为难。不加入，又什么好事都轮不上，而且他常常成为小道消息毁誉的对象。高高在上的总监却不理不睬。工作上的合理性、有效性，让位给了扯皮、观望和小算计。这位专业不强的总监，可能喜欢下面有点事，这样向心力可能更强一点。以前封建帝王为维系孤家寡人的统治，常常有意挑起所属大臣的相互攻讦；时下有些官僚对业务不精，但对调理人却分外热心，让属下相互间疙疙瘩瘩，唯独感到跟他的关系密切。这种搞“政治”的人，内心多有着难以言明的贫弱，不敢敞开来对人，只能躲在烟幕后面充大个。中国的企业每每败给竞争对手的不多，更多的是败在自己内部沟通上。这不，我这位很有潜力的朋友，也不得不另外思谋出路问题了。
曾国藩上升到了高处
曾国藩执著人生，入世甚深，权谋娴熟。关于沟通，他有过一个感悟，读来饶有兴味：
我自信是个老实人，只因为阅历仕途，饱经事变，大略学些计谋权变之术，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方面远不如人，只是惹人笑话，教人怀恨，有什么好处？近日猛然醒悟，一味向平实方向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还本来面目，恢复固有。纵使有人以巧诈来对我，我仍以浑含应付，以诚愚应付；久而久之，他会改变态度的。假如勾心斗角，表面接近，而内心有隔阂，那么相互报复，将是无止无休的。
宦海中几起几落，曾国藩终于上升到了高处。有了傲人的高度，他可以以自己的真性情示人，而获得认可和追捧。那么当他在下降的过程中，或是在上升的初起时，他又是怎样与人交流的呢？那时他也曾因时因地变换着“老实的本质”之外观，以便让不同景况中的人能够接受和认同。于是，他也不能免俗地与人“勾心斗角，表面接近，而内心有隔阂，”甚至相互报复。经历过人间冷暖和官场沉浮，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诚实的价值。他谆谆告诫儿子，切莫走他的弯路。
曾国藩上升到的这个高处，飞鸟能够造访，生命能够蓬勃，却再也不能造就位极人臣的曾氏后人。正应了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的宣言：
“人和树不就是一理：———他愈求升到高处和光明，他的根愈挣扎向下，向地里，向黑暗，向深处，———向罪恶。”
尼采的话不难在现实中找到注脚。很多次，在海鑫集团历尽艰辛完成一件大事后，前董事长李沧海都会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他在一张随手写的纸条上留下了这样的话：不希望儿子搞企业，不希望儿子像自己一样累！单纯肉体上的疲累，不会让这位铁汉子这样决绝。那是心累呀！那是灵魂深处的泣血，那是人性的挣扎！
坦诚是本，也是术
再纯洁无瑕的人，也无法做到在商务谈判中毫无矫饰，在讨价还价中毫无虚言。而在林林总总的商人中，人们往往愿意选择诚实的人做交易或合作。于是，交际中是否诚实，成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品牌。树品牌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高层管理者，如何既能与人有亲和力很强的个性化沟通，又能不改诚实的本性呢？
我刚加入四方公司时，常有惊愕之感：董事长邓质方往往在公开场合谈论一些内心的感触；无论与公司内部的人还是与合作伙伴交流，总是能直奔主题，不绕弯子，毫不隐晦问题；与个别人交流的话语，在公众场合脱口而出；一位高层经理向他反映他对一件事情或某个人的独特看法，他会立即把相关的高层经理找来，大家坐在一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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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人乃是一座桥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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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我才明白，坦诚不只是一种坦荡荡的人格写照，更是一种高超的管理技巧。坦诚也只有成为一种术，才有了其现实的生存能力。作为立身之本的坦诚，是哲学和道德学的对象；作为立身之术的坦诚，则是商人感兴趣的东西。
一个老板要面对的问题很多，在内部人际关系上，不愿意所知悉的事情超越和限制他的本性。比如，他不会因为张三对李四有很大的意见，而在处理事情时有所顾忌。总要有人不高兴，还不如当面说清，如果反映问题属实也好就地解决。而且，坦率的言谈能打开对方的话匣子，会吸纳出许多宝贵的资讯。坦率，通常并不会使人失去什么。人们的每一次交流，都是一个一己诚信品牌建立的步骤。坦率，本小利大，划得来。
大老板与一线人员坦诚交流越多，就逼迫中间层次的管理人员深入一线，掌握一线实施过程中的诸多细节。由此，公司上下官僚主义就会越少。他也因为掌握着一线的具体态势，而对每一个重要决策都有坚实的依归。上下知道得越多，理解就越深，对事物也就越关心，方法也就越多。确实，一个使命感强的老板，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探讨他所面临问题的求解之道。那是他的呼吸和饮食。
在实践中，坦诚沟通与个别谈话之间的尺度，还真不好把握。邓质方的坦率方式，令我豁然开朗：与个别人能说的话，就一定能拿到公众场合说；端不到桌面上的话，个别沟通时就别说。设想“非典型性肺炎”发生在我们公司的话，他会在第一时间把他所掌握的所有信息公之于众，开诚布公地与大家探询解决之道。而不会像我们有些地方官员，捂着盖着怕人知道，结果反倒会谣言四起。
前任总理和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朱总理善于利用坦诚沟通。他敢说敢做，敢不留情面当众批评犯了错的高官，坦诚面对媒体和国民。一般百姓都喜欢他，我尤其喜欢他面对媒体时的潇洒与痛快。他是很具特色的人。我开始担心他这样磊落为官能否长久，后来也就慢慢释然。因为坦诚是他的本，也是他的生存术。这样把什么话都端在明面上，不正好也说明他没有什么朋党吗？！在一个企业或是一个国家，如果高层结党，可就犯了大忌。朱总理坦率的个性，实际上却成了他大行其道的手段和策略。
当然，坦诚也有局限。一个老板追求一种大众化的坦诚，也会失掉与人共守秘密的同盟。而这种同盟在当代人文环境下，又往往是一个人能否上升至关重要的东西。这似乎是个没有解的两难选择。伟人邓小平有解。
邓小平深谙坦诚的底蕴，不随便接受采访，拿不准的事不说，举凡说出的话，都有根有据，掷地有声。同僚们之间关系的疏通，多数是通过孩子们一起玩玩，或是特别认真地打几副牌来实现。他不串门，自己轻易不跟人闲聊，尤其不跟人聊时局政治。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人。对个别人能说的话，一定是可以端到桌面上来的。中国的大政治家，想要保有诚信这个立身之本和牌子，只有选择沉默，选择独立承担艰难时局加之于人们心头的蹂躏。孤独，或许是伟人必须付出的代价！
兑现承诺从来不容易
现代商场上技巧权变无数，诚信仍然是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愈是大的老板，愈是要把诚信放在第一位。“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有一位颇得人缘的总经理，有点像把信送给加西亚的罗文，平时话不多，他答应下来的事，都会有很好的交代。他搞房地产开发，后面总是跟着一大群投资者，他说到做到，人们感到跟着他做任何事都有底。现实中诚信可不是说着玩的，兑现承诺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是需要有很强的责任意识，需要有很强的意志力能随时排除大大小小的困难，把苦涩吞到肚子里自己消化，才能把承诺的事兑现。
一个板起面孔来唬人的老板，不会得到公司上下的认同。一些底层工作的人或是周边不相关的人，看不见你老板拍板的果断与深沉，只是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诸如饮食口味、微笑的式样、看人的眼神、打招呼的口头禅、闲暇时间的打发，娱乐的偏好等等，对老板的行为和价值观进行甄别。这位朋友大事小事讲究恪守承诺，获得了认同。公司内外都感到他诚信、有责任心、有主见、有魄力、可信赖，与他交往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都让人感到痛快。于是无形中一种讲究诚信成了公司上下的氛围和语境。有些朋友感觉纳闷，他开发的楼盘，地段、设计都没有什么太出色的，价格也不低，可就是人气特旺。任何一个客户，一到公司地盘现场，所感受到的就是细微之处的体贴与放心，都能看好楼盘的升值潜力。他可以说是一个沟通高手，但他凭借的绝对不是花言巧语，而是做人的一些本原东西，如诚信、责任、意志和创造。不负责任，无以达到诚信；缺乏意志，无法负责任；没有创造，意志也将毫无意义。
这位搞房地产的朋友，还是个极具爱心的人。各种各样的捐款就不去说了，那是要有一定的前提才能做的。认识他的深圳本地人，常常感念他的不忘旧情。虽然现在的事业已经很大了，却每年过年过节还能跟十几年前交识的本地人相聚一起，并能平实地跟人说话，直视着别人的眼睛，关心他人的小孩教育、老人逸乐等问题。一般来讲，家族企业总要有一些自己感觉不错的族人行为上不那么检点，或是闹出一些小的纷争。而在他的公司里却没有这样的情况，大家都积极上进，做事到位，实在是团队精神与家庭手足的完美结合。这些事说起来平常，实践起来差距就大了。一个没有爱心和亲和力的总经理，不会去花心思体会对方的需要和问题，更不会去尊重对方的思维、发现对方的美，也就与亲和力绝缘，更不可能建立起团结高效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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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人乃是一座桥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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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桌上的风景
当前中国的许多商务谈判和公关，都是在饭桌上实现的。饭桌上的沟通，大有丘壑。既要体恤对方不能言明的由头，又要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还要让对方在一些不经意的小事中建立共事的信心，确实不易。
有个朋友一提吃饭就头疼。不管是跟部长同席，还是与省长同桌，他都是扒完一碗饭就离桌告退。他最忍受不了，一桌人都掩盖真实想法，千方百计去迎合首长。首长好像就成了上帝，全桌其余的人成了摇尾乞怜的哈巴狗。这个朋友有点倚老卖老。其实饭桌上也有着无尽的风景，可以给有心人不少教益。
有的朋友，善于营造一种相见恨晚的氛围，一点酒、一杯水、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句闲话，都成了装点氛围的因子，一些细小的动作都成了结交真心朋友的仪式。这可不是场面上的过节，而是内涵着一种直透人性本质的洞观。
有的朋友则最善于做听众，不时地就主客讲过的话提出点问题，把话题伸展开来，让讲说者惊讶于自己的远见卓识。聆听从来都是尊重他人人格，了解他人所需，判断他人动机最基本最直接的手段。
有的朋友则能有意无意间袒露自己的心声，或短或长，或正或邪，表达出一种真性情。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侠义情怀。不然，张无忌、萧峰、令狐冲、杨过、陆小凤等就不会这样久演不衰了。当然，主动袒露心声，有时会拉近距离、增加理解，有时也会有反面效果。
有的朋友则每次都能从主客就近引出一个或多个主题，谈得都比较深入，从金融危机、管理体验、市场运作、传统美德、网络游戏、上山下乡、美伊战争、时尚风俗、非典型肺炎等等，宛如带着客人登上一座又一座山峰，远观而遐视，让人感觉在吃饭的过程中，分享到美好的东西，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资讯。
有时见多识广也坏事
一个视野狭窄的人，没有东西与别人分享，就只好喝酒喝到把身体喝坏，沟通的效果还很差。当然，有时视野也坏事。
我熟悉的一个人特别能说，任你提出什么话题，他都能有头有尾地讲述起来，有时还能发挥出个逻辑体系。他特别敏锐，很容易地能够抓住别人的语病或是含混不清的所在。讲到高兴的地方，口若悬河，所喷发出来的每一个唾沫星，都有着美国攻伊导弹的力道。开始，人们会在他广博的视野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后来发现有些东西并不如他所言之确凿，而且一种被人忽视的感觉会激起人们自然的抵抗。
对抗首先发生在他家里。夫人和上大学的女儿矫枉过正，他说话一超越时间就捂耳朵，最后干脆勒令他不得多言。在同事的圈子里，起初人们津津有味地听，后来人们以传递他的谬误而乐，再后来人们干脆就像耍猴一样在那里当面取笑了。视野没有成为有效沟通的工具，反倒成了他孤立自己的城墙。为什么？静下心来一想，也就了然：在他滔滔不绝的时候，对话者已经从人的意义上消失了，只剩下一个承载他声音的躯壳、物件、活废纸什么的。忽视他人的存在，最终将被他人忽视。我想这是他失去朋友或伙伴的原因吧。可怜亦可悲。
安迪·葛洛夫的精神之旅
一个高层经理的沟通能力，更表现在他的生活方式上。我们有些公司的CEO，能够给人们展示的就是奢靡的生活方式。单单一个办公室面积，就可以占到500多平方米。那个气派、森严的办公室，掩盖着内在的软弱和无聊，也阻断了他跟公司上下的有效沟通。
前英特尔CEO安迪·葛洛夫，却守得住平实的个性。在他当政时，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其他同事一样在2.5米宽、2.7米长的间隔内上班，每天一样在停车场里绕圈圈找车位，没有豪宅、私人飞机以及名车，跟结婚39年的妻子住在中等规模的房子里，平常两人最喜欢一起骑单车。他平实的个性、严于律己的作风、开放自由的交流、严明的制度、拥抱恐惧的偏执天性，使他得以团结一批同样具有偏执个性的科技精英，引发了一场场数字革命。
葛洛夫的故事是对人格魅力的最好诠释。人要有一种希求重负的精神，无责任无以立身；人也只有偏执于一端才能有所创造，无创新无以感召；人还要有一种成就伟业能返璞归真的赤子精神，赤子是对你人生追求的最大肯定。完成这样一个精神旅程的个人是充盈的个人，是拥有永恒快乐的个人。
遍数缠绕在心怀的感触，沟通能力当是一个人身上一些本原东西的综合体现：诚信为本；诚信之中存在着责任，责任之中存在着意志，意志之中存在着创造，创造之中存在着视野，视野之中存在着爱心，爱心之中存在着亲和，亲和之中存在着赤子情怀。
切实的感触一经提炼，就会产生一些大词。大词容易吓退没有实感的人。其实，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就会产生多彩的沟通式样。蜕化、提炼自己的切身感触，就会自觉地形成自己的沟通风格。
人活，活在沟通；企业活，还是活在沟通。沟通能力万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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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的软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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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另一面真实，不在于他向你显示出来的，而是在于它不能向你泄露的。因此，你要了解他，别听他说出口的话，倒要琢磨他不说的话。
——纪伯伦
多余的话
先前我曾向多位年轻朋友推荐过李开复的信和文章。当2005年7月20号传出李开复跳槽GOOGLE的消息时，我拒绝接受。后来李开复自己也一次次走到前台诉说衷肠，我终于不得不面对这个严峻的事实，那一刻心里生出莫名的烦躁。于是，我避开喧闹，远离闹市，把李开复的信和文章统统通读了一遍。我得出一些初步结论，于是有了《李开复：强势的软弱》。
李开复像一座大山，这座大山由他的一系列文稿和访谈组成。此前只是远观，我深深地为这座大山的巍峨和妩媚动人所折服。这回我决定避开喧闹，调出李开复反复强调的致青年学生的四封信以及一些重要的文章和访谈，徒步登山，也去追随一回李博士的心跳。从1998年以来，李开复在中国做的演讲、报告超过300场，给中国大学生写了四封信，还开办了针对中国大学生的网站，在网站上他回答了1500个来自中国大学生的问题。据说，如今他已写完致中国大学生的第五封信———《写给家长的一封信》，而且他的成功学专著也已经出版。
用了20多天的时间，我终于登上了“山”。拍遍了路经的每一块石头，岂料兴味索然！这山以及脚下的万般景色顿失魅力。一种坍塌的感觉袭遍全身。我忘记了一个简单的常识：顶峰无景。许多的伟大，一如许多的美好，只能隔着一定的距离看，并且只可仰视，不易俯瞰，这样它们才能魅力四射。这种感觉一说出来，就带有着强烈的局限性。这里需要声明，登山的人只有一个狭窄的视野，多有“不识庐山真面，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但是人们却常常相信他能够自己感觉到东西。这就是我的局限性了。我没有亲身感受过李开复，也没有从李开复的朋友那里了解李开复，全凭李开复自己写的或是记者写他的文字，而文字本身就已经有虚饰的成分了。但是每一个的人，都可以谈谈登山的感觉。
最近读了梁漱溟访谈录《这个世界会好吗》，很有感触。访谈者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了一本梁漱溟传《最后的儒家》，可是那时候作者并没有采访过梁漱溟。作者只是翻阅梁漱溟的过往文字，就得出了一个梁漱溟的整体印象。20世纪80年代，当这个美国人访谈了梁漱溟十多天，所得到的印象，跟他从梁漱溟文字中得到的印象完全一致，只是个别史实有出入。李开复的文字，是他自己所特别看重的，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当然可以读出一个大概的影像。
我的观察引发了网友的评论，而且批评居多。我理解那些语词过激的网友，理解那些懊恼的心灵，或许他们对我的片面怒火中烧，或许他们正经历偶像坍塌的痛苦。也有几个朋友指出我的缺陷。一个朋友讲，李开复的经历和他的思想，从管理理论角度看意义并不大，很容易流于过眼云烟式的争论，不具有深度开发的价值；有的朋友讲，你的视角缺乏爱心，你应该找到凹陷李开复的陷阱，以启示李开复和相关的人们。
这个要求相当高。我只是一个提出可以进一步思考问题的人。这些锐利的触角，有可能成为引玉之“砖”，以启迪李开复和关心他的人，从另外的角度看问题，以防止被伪装成机会的陷阱吞噬。这或许才是我的作用。
我依然认为，全球化是无国界的。为了我们能够真正塑造一支全球化的力量，那些超越狭隘民族意识的通行商业价值，如责任、敬业、诚信，需要遵守和守护。近期苹果中国高层被悉数辞退，是对中国经理人职业素质国际形象的又一次打击。在今天，我们还不致力于建设一种对现代商业社会通行价值的彻底尊重的氛围和环境，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犯罪。当然，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或有点像尼科罗·马基雅弗利当年所处的意大利3000多个城邦的竞夺。马氏发现，成功的君主，往往具有这样的禀赋：当守信有利时，他表现得很虔诚，当不利时，他比任何人都可以不讲信义。时间将是最好的裁判官。让我们相信时间的公正性。
李开复跳槽GOOGLE所引发的震荡和后遗症，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李开复喜欢“真正的赢家是中国青年”的说法，我却看到相反趋势的隐忧。
中国经理人可能有了不好的名声
每一个事件都是一个行为，每一个行为都是一个意志的结果。
李开复是热情的，我们常能听到他感性的语录，而李开复又是健忘的，以至于市场他这些感性的语录会成为日后的笑柄。博士2005年底曾在媒体上信誓旦旦地表白：“我很确定微软是我服务的最后一个商业公司。”这次中国之行再被问及此事，李开复反问记者：“你觉得，我会因为去年年底的这个说法改变我的选择吗？”是的，环境在变，李博士的心态也在变。一切随李博士的心而动。我们没有理由凭哪一个过去时间的说法或承诺来框定李博士今天的行动。媒体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李开复博士。他有时被描绘成背信弃义的小人，有时被冠之以“最受比尔·盖茨倚重的科学家”，而更有把博士一个“蛮自我”的跳槽演绎成“真正的赢家是中国青年，是中国”的豪迈。媒体讲，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公司争夺的焦点，是李开复魅力的显现，“李开复携品牌优势回归中国”了，而我的观察却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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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的软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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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一度成为中国人全球化的指数，更被奉为中国青年学生的“精神教父”。他所肩负的已经不仅仅是“李开复”这一个人而已，他在那个位置已然肩负起“中国人”这个品牌。如果仅仅为了个体表达而伤害群体的表达，这个个体表达注定会是失败的。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一个鲜活的个人背负那样的重负，除非这个人明确无误地对外宣称他乐意承担这样的重负。对中国人“全球化的指数”和中国青年学生“精神教父”这两顶桂冠，李开复并不厌倦。他应该知道，一旦你享受一定的名声，就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这个名声所跟随的责任与义务。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是关于人们内在态度的一个秩序层级最清晰的表达。
跟李博士个人品牌一起坍塌的，或许还有那些激情澎湃跟这事一点关系没有的中国青年。因为从李博士开始，中国人可能有了不好的名声，将来又有哪个跨国大公司敢把重要岗位的工作交给中国人？
道德说教者的尴尬
尼采说：“一旦人们传布道德，他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因而变得滑稽可笑。”
李开复，一个“顶级科学家”，耗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练习演讲、熟悉写作与回复学生邮件上，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李开复坦率，他在微软所有的成就，赶不上他写四封信的影响力大。那四封信，才真正让他找到了自我！可是，那些信究竟是什么打动了学生？是李开复的伟大思想？是李开复的业绩？还是李开复对坎坷经历的体悟？都不是！是微软，是比尔·盖茨！如果抽掉信中有关微软的内部消息和比尔·盖茨的真知灼见，那座由访谈、文章和信件堆砌起来的高山，就会不可挽回地坍塌下来。狐假虎威，可惜狐狸把老虎的威风当成了自己的威风！
他说：“中国学生充满激情却没人指导。”可是中国学生真的很需要他吗？开始博士以为那些优秀的中国学生需要他，可是他错了！那些优秀的中国学生，没有时间耗费在无谓的“秀”上，他们正面对着巨大无穷性的紧张兴奋，没有时间看他的网站、给他留信息。李开复也发现，那些主动交流的中国学生需要知道的不是如何从优秀到卓越，而是如何从迷茫到积极、从失败到成功、从自卑到自信、从惆怅到快乐、从恐惧到乐观。于是他的第三封信是写给那些渴望成功但又觉得成功遥不可及，渴望自信却又总是自怨自艾，渴望快乐但又不知快乐为何物的大学生们；第四封信则是写给那些希望早些从懵懂中清醒过来的大学生们，以及那些即将迈进大学门槛的未来大学生们。
凡是尚且无力进行因果思维的地方，人们就会进行道德思考。李开复在致学生的信中最突出的主题就是“诚信”和“人品”。他反复用一个例子来指出诚信不欺的重要性。这个故事比较传神，需要我们作再一次的聆听。博士讲：“一位应聘者在面试时曾对我说，如果他能加入微软公司，他就可以把他在前一家公司所做的发明成果带过来。对这样的人，无论他的技术水平如何，我都不会雇用他。他既然可以在加入微软时损害先前公司的利益，那他也一定会在加入微软后损害微软公司的利益。”据说这叫同理心。
现在李开复该怎么评价自己呢？同这个求职者相比，李开复身上带有更多微软的东西：因微软业务而获得中国的关系、微软针对GOOGLE的战略、微软的核心技术、微软的开发管理以及那些被他一再颂扬的微软文化基因。让人该怎么判断他呢？李开复博士锁定个人影响力后，就不再有任何束缚了？今天有权侃侃而谈的真理、正直、诚实，明天都注定会变成枯燥无味、百无一用的许诺了？
没有人能够真诚流露自己的自然，甚至卢梭在著名的《忏悔录》中也没有做到，我们也不能期望李开复做到。假如当真有一个人，愿意并且讲出所有的一切真相，愿意以朴素的、平常的、人们通常所用的赤裸裸的语言来讲话的话，那这人或许会永远地把自己给毁了，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兴味。每一个人，心灵深处都有一个沉重的、无法治愈的创伤。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但却要做出，而且必须做出根本不知道的样子。李开复博士却偏偏要选择担当起“精神教父”的角色，没法不遭遇尴尬。
当然，我们切忌不能把平常人的道德当成事物的标准。立于全球化潮头的李开复博士也不该享受这种平常人的“公平待遇”。李开复自己讲过，他不通历史，没有学过哲学（学过也不一定是哲学家，哲学家需要体验和格物），更没有跌宕起伏的经历。一次博士去紫禁城参观，获得了意外的道德启迪：“在故宫里，我看到‘正大光明’的匾额，其含义也就是‘诚信和正直’。”由此我们知道了李开复智慧的源泉！原来博士是从故宫“正大光明”匾上学诚信！从语词的重复中感知人文价值！恰恰是因为集权皇帝那里没有“正大光明”，才需要“正大光明”来装点！通常人们在行为中缺乏了意诚心正，才打出道德的旗号！
博士讲述过一个美国微软员工自杀的故事。这名员工花10美元在公司内部购买一套软件，改了号码到别的工厂做一个新包装，就能卖几千美金，这样他赚了200多万美元。被公司抓到后，出庭前他羞愧地自杀了。我看这个员工还有起码的负罪感，有着没有泯灭的良心，而且他所涉及的也就是200万美元的价值。李开复这次跳槽所引发的微软公司价值流失远远超过200万美元。博士却根本不当成一回事！他所要做的，只是要时刻听从内心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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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的软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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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信念如同换手套
我们越来越看到，李开复的世界观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信念如同手套，戴旧了就扔。
在2005年2月份，李开复博士公开发表了他的《微软成功之道》。与时俱进、创新精神、高效率研发体系、诚实和守信、自由平等、以德服人、责任至上、善始善终、虚怀若谷、执著的态度、卓越的才识、明确的分工、完美的合作、多渠道发现人才、有效的筛选机制、知人善用、不惧挑战、自我批评、灵活平等、对客户、合作伙伴和技术充满激情、对客户负责的制度化等等，李开复把能够想象得到的词都用在了微软的身上。
李开复博士特别推崇微软的专注价值，如此微软才能把自己的专长做到最好，以保持在软件领域的领先地位。“专注”对公司很重要，因为一个公司的成功也来源于管理者或领导者的注意力；李博士还特别强调，微软有很强的市场嗅觉能力。并以他自身在先前的公司不顾市场开发出很好看的技术，最后却导致200多人研究团队失业的例子，来证明市场的重要性，以及他到微软后所受到的市场熏陶。
语言泡沫泛滥的地方，必定存在着内在价值的空虚。刚刚在2月份还对微软的文化推崇备至，不到5个月的时间，又把同样的溢美之词加在了GOOGLE身上。而且博士一下子转到了“专注”的对立面，认为“GOOGLE公司从硬件到软件都是自己做的，这非常符合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喜欢从硬件到软件都自己做的习惯”；“GOOGLE不是由领导层讨论分析当前市场情况，先来确定一个方向，然后来指挥一个队伍做工作”；微软“按大型机的管理方式来做软件”，更像一个工业社会，现在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跨越，GOOGLE是“从下往上”的创新，而不是从上往下的命令和使唤；如果说IBM、微软这种公司类似工厂，GOOGLE则更加类似大学，想法和做法都可以自由没有太多的束缚。“GOOGLE真正在用互联网社会创新做事情，这让我很震撼。”
他公开而轻率地、若无其事地声言，他只是在听从内心的召唤，彻底抛弃了几个月前所曾抱有的信念，他一定没感觉到这样频繁地更换信念是否有失体面或有什么不妥。情愿为一种信念而放弃另一种，这首先是对任何信念表示完全冷漠的一种标志。
很明显，已过中年的博士这种流动性很强的世界观，属于孩童身上的特质，他们有着巨大的无穷性和随意性。而这种特质正美妙地融进了博士的基因之中。一个已经没有指望彻底根除自身某种缺点或哪怕是把它们掩盖起来的人，会试图在这种缺点里找到其特有的优点来。假设在这一点上一旦说服了周围的人，他就达到了双重目的：既摆脱了良心折磨，又成为独特的人。这或许正是李博士媒体公关的最重要的成果，把飘忽不定的心思，定格成独特的禀赋。
难掩的落寞
人们一旦失去了超过了真理和财富的那种创造、简化、生成和想象力，就会被落寞攥在手中，无论他拥有怎样的财富和真理。李博士很喜欢用自己的经验布道，可是在几封信、数篇大作和无数次的采访中，所能够津津乐道的无非是三件荣耀的事，一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二是创立微软中国研究院；三是给中国学生的四封信和一连串的演讲。而他从2000年调到微软总部后却乏善可陈。由此显露出一种难掩的落寞。
在加盟微软之前，李博士换了三次工作。干了两年助教，怕荒废了自己，他从大学抽身而退。在苹果公司工作了六年，主管该公司的多媒体部门，没有什么业绩，于是他转投另外一家公司SGI公司，担任多媒体软件子公司的总裁。在那里博士带领他的团队，清心寡欲，做出了非常好看的技术，可惜不能换来钱，结果导致200人的研发队伍被遣散，自己也不得不走人。加盟微软后，被派到中国筹办中国研究院。他不负重托，招聘到许多一流人才，中国研究院一度成为微软最好的研究院。因为组建中国研究院的工作出色，他在2000年被提升为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负责自然语言互动部门的工作。
刚到微软总部，能够近距离接触自己最景仰的比尔·盖茨，李开复热情很高。他拿着一个600人的中高层名单，每天都主动约人共进午餐，以增加沟通的机会。微软有100位全球副总裁，其中拥有决策权的大概也就20位，剩下的80来位其实是一种“部门经理”的角色，李开复的地位属于后者。而且还有一些技术权威，比副总裁更资深。随着时日的推进，近看那些业界翘楚每个人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而他领导的部门，一直进展不顺利，乏善可陈。
从自然语言搜索入手，这是李开复的强项，却不是搜索的主流。自然语言搜索，或许代表了一种方向，或许是一个乌托邦。但是，人类总是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显示出创造性的价值。微软是个讲究实力的地方，也是个紧跟潮流的地方。李开复在博士论文中闪光的发现，已经过去近十年，这十年沧桑巨变却没有把他发明的东西推到前台来，不能不说是现实的选择和市场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微软高层迟疑了，由此造成李开复在微软总部的尴尬处境。
博士一直执著于向着权力的高峰攀登。可是在微软，他已经触及天花板。他的影响力不能再有丝毫进展。对权力的觊觎，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那是必备的东西，没有它他会迷失方向。有些落寞的李开复，开始利用微软的无形资产，转向了对中国学生的演讲、写信、开网站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每天忙于认真回应学子的电子邮件。而这些行为，又常常被讽为不务正业。一种尴尬的氛围包围着他，终于他听从内心召唤，经过周密的谈判和安排，敲开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的大门：跳槽GOOGLE。而且，跳槽除了能够增加自己的影响力以外，经济上更是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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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的软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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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个人影响力
极度压抑的社会到处充斥着乏味的人。媒体公众都在寻求刺激性的表演。眼球即品牌。李开复博士迷恋眼球，痴迷于个人影响力。他按照自以为是的美德、力量、崇高，认为自己就是初始和自在。
李开复到处宣扬他那“最大的影响力”的人生目标：“人生只有一次，我认为最重要就是有最大的影响力，能够帮助自己，帮助家庭、帮助国家、帮助世界、帮助后人。能够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好，更有效率，能够为他们带来福利。所以对自己的每一项工作，我都会问自己，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有足够的影响力。”这就是李开复人生目标在关键时刻的作用！
李开复博士甚至模仿教主传教的沟通方式，引导那些年轻的学生怎样如他一样捕捉那飘忽不定的幻影：“我建议你闭上眼睛，把第一个浮现在你脑海里的理想记录下来，因为不经过思考的答案是最真诚的。或者，你也可以回顾过去，在你最快乐、最有成就感的时光里，是否存在某些共同点？它们很可能就是最能激励你的人生目标了。再者，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十五年后，当你达到完美的人生状态时，你将会处在何种环境下？从事什么工作？其中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明确的意淫信号。种种状态，性欲，食欲，春意，凯旋，轻蔑，壮举和残暴，都可以使一个人沉迷在“最快乐、最有成就感的时光里”。难道这样随机涌现的东西，都能作为人生的目标？
近期媒体上出现一个叫徐浩海的人，好像故意要为李开复的高论做一个脚注。这个毕业于名牌大学，曾在国外知名公司工作，回国后拥有一份年薪50万工作的高级男白领，却突然之间觉得生活没意思，需要做点事情，制造一点影响。他实实在在地听从了个人内心的召唤，最终选择做的事情就是，抢一辆7万左右的二手车来开。他有明显的人格缺失，缺少一般人应有的负罪感。心理学家分析，他潜意识里有种追求刺激的行为，性格上也许属于冲动型，平时缺少爆发，一旦爆发就很难收场。也许是他的工作太顺利，经历的挫折比较少，他觉得生活比较平淡。他急需发泄长久的压抑，急切追寻自己的快感与影响力。放下一天1000美元的高薪，躲进班房里去寻求刺激！
影响力是怎样形成的？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
李开复博士真懂影响力吗？
历史上以个人影响力为目标的大有人在。而更多的人虽然没有把个人影响力作为人生目标，但却建立了不可动摇的影响力。
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是美国公认的“精神教父”。他一生实践并倡导的人生标尺“建立自我，追求无我”，成为使美国强大起来的一种精神传统。在美国独立后，虽然他众望所归，但他却提名华盛顿将军当总统。而他自己却倾心于造福美国和人类的《美国宪章》。富兰克林还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罄尽他所有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用于建造社会能力（capacitybuilding），推动美国人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和想象力。
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为了正义，不惜在监狱黑暗的囚室里，关闭视界，忍受长期的寂寞和孤独，一呆就是28年。一如一个挖掘开采和探索地下世界的人。他谨慎、不动声色和不可动摇地向前推进，几乎看不到什么苦恼的迹象。仿佛他要的就是这种长期的黑暗，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不为人知和难以理解，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民族的拯救，正义的曙光。现在曼德拉退出政坛多年，可是对世界上政治事务的影响力却依然不减当年。
比尔·盖茨是当今影响力最大的商业领袖，可他从来就没有把影响力作为目标。比尔·盖茨锁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是提升人类的福利层次。他的话很平实，却有着极大的力量：“每天早晨醒来，一想到所从事的工作和所开发的技术将会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变化，我就会无比兴奋和激动。”比尔·盖茨每天早晨起来都能处于极度兴奋之中。那是因为他有个更高的目标。提升人类的福利层次的事业是无穷大的，比尔·盖茨的影响力也是无穷大的。
不是美德带来幸福，而是唯有强者才能把自己的幸福状态宣布为美德。个人影响力仅仅是力的事业，需要以充盈的、弹性的、再造的力来调整，需要强势。在强毅而能负载的精神里面，存在着尊严；在傲立着的尊严之中，存在着意志力；在意志力中存在着对最重的重负的内在渴求；在渴求之中，存在着欲望的爆发力。而李开复博士与这样一种强毅精神和力量完全隔膜，不得不捡起了弱者的武器：道德。
哲学家恩斯特·卡西说过：“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只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财富、地位、社会差别、甚至健康和智慧的天资———所有这些都成了无关紧要的。唯一要紧的就是灵魂的意向、灵魂的内在态度，这种内在本性是不容扰乱的。”哲学家一句话就抓住了要害。
对比前哲与伟人，李开复来到了一个坎儿，一个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灵魂的意向”与“灵魂的内在态度”的坎。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唯有那些能突破个人的、家族的、民族的等诸般思想禁锢的人，唯有那些能埋身于“建立自我，追求无我”的人，唯有那些能抛弃了“强势的软弱”充满力的线条的人，才有可能进入一个“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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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的软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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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真想进入那个“上层”吗？
一个伪装成机会的陷阱正在凹陷李开复
李开复事件让我联想到这样一则古老的传闻。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最早得出宇宙统一性思想的大师泰勒斯，一边走路一边思索着宇宙现象连续性的定规律，一步迈空掉进水井里。一位乡村少女放声大笑：“看不清脚下有什么东西，还想看清上界有什么东西？！”在水井里的泰勒斯，惊讶于少女的“绝对正确”，感到为上界秘密大伤脑筋的人，确实需要倒过来看看自己。泰勒斯受到的惊吓和顿悟，相继传给了他的门生的门生。可是那跌进陷阱的故事，却是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不，在微软总部许多不得意的时光，答复学生邮件接受采访又被斥为“不务正业”，激发起李开复一种抗衡的心态，于是果断跳槽GOOGLE，去捕捉他那梦幻一般的“个人影响力”事业。可是，那是个带有陷阱的机会，还是个伪装成机会的陷阱？
或许，李开复不是作为“顶级科学家”或“搜索天才”而被看好的。李开复的“顶级科学家”和“搜索天才”的头衔，其中有多少微软的借题发挥的“故弄玄虚”，有多少出于GOOGLE的故意生事，有多少是李开复的“将错就错”，局外人很难有一个真切的判断。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自然语言搜索是李开复的强项，却不是搜索的主流。李开复在博士论文中闪光的发现，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十多年沧桑巨变却没有把他发明的东西推到前台来，不能不说是现实和市场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微软高层迟疑了，由此造成李开复在微软总部的尴尬处境。这一点，不可能逃脱GOOGLE高层团队的视野，那些不知尊卑只崇尚生成、创造与想象力的精灵！
被看好的可能也不是经营能力。李开复一直没有用业绩证明自己在经营上的能力。他历史上唯一独当一面的机会，就是领导一个200多人的团队但结局却是令人沮丧的。李开复对记者和媒体的迷恋，可能也会弱化他在中国的竞争力。在中国，他除了要修炼IBM周炜昆那种一星期吃八次晚饭的能力，更要学习做一个倾听者，绝对不能拿着倾听来的秘闻说事。
被看好的表面上是因为他“对人才的号召力和培养人才的能力”。根据美国时间9月2日公开的微软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GOOGLE同意补偿李开复1000万美元，其中包括250万美元的签合同奖金。这在GOOGLE是史无前例的。此前，GOOGLE在一份法庭文件中声称，李开复今年无法赴任将影响GOOGLE在中国的招募计划。文件称：“李开复在中国学生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如果李开复在，这些学生绝对不会选择去微软求职。”这两条信息，大致勾画出GOOGLE付了1000万美元想得到的东西，也是第一次直接表白了GOOGLE对李开复的期望：“如果李开复在，这些学生绝对不会选择去微软求职。”GOOGLE向法庭提交这样的文件，看上去像是表白着GOOGLE对中国的无知，实际上准确无误地表明那1000万美元要交换的东西。如果李开复到了GOOGLE中国，可是依然有大批优秀的中国学生加盟微软，那时GOOGLE期望落空，李开复要陷入怎样的境地呢？
表面上看，GOOGLE对李开复做了不切实际的预期。优秀的中国学生们正面对着巨大无穷性的紧张兴奋，没有时间看他的网站、给他留信息。
实际上李开复被看重的应该是广告效应。从GOOGLE的总体战略来看，当下最大限度地打击微软、最大限度地运营广告、最大限度地刺激股市、最大限度地跻身一流，是他们的战略图谋。这几个最大，可能是李开复被看好的主因。李开复跳槽事件的广告效应不可估量。中国各大媒体，一下子把GOOGLE放在了与微软平起平坐的地步。估计一直到官司结束，GOOGLE都要一直不停地处于媒体的头条位置。8月5日百度美国上市暴涨，与此番炒作都有关系。
据说GOOGLE的创始人还曾在私人聚会上咒骂百度总裁李彦宏是“卑鄙小人”(yellowdog)。那个动辄就以“yellowdog”骂人的GOOGLE创始人，果然会对同是中国人的李开复博士友好起来吗？未必！或许因为中国的百度不听调遣，惹恼了GOOGLE的高层，把火发泄到了中国人头上，于是拉出李开复折腾一番。这样，既在职场上把李开复给毁掉了，同时也作践了一回中国人。一旦GOOGLE在中国市场成功站稳，李开复的广告效应减弱，“精神教父”便被从神坛拉下来，其个人品牌的无形资产被使用完毕，李开复还会继续享受现在的福利待遇吗？难。这可能是个伪装成机会的陷阱，据估计李开复可以被GOOGLE利用的价值或许最多2至3年。
卡尔·波普尔在《无尽的探索》中发现：“有一个使一个人越陷越深的机制：一个人一旦在次要的问题上牺牲了自己理智的良心，他就不愿意轻易放弃它，他总希望用进一步的投入来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一如在亏损之后急于投入资金以求赚回。”伪装成机会的陷阱通常都来得很巧妙，以至于智者也常常为之惑，而且越陷越深。
李开复，你是否有足够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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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宽门与窄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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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耶稣《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蹉跎岁月是产生哲学家的理想环境。40年经历了西方社会400年社会巨变的余华，自誉师承陀思妥耶夫斯基，用51万字的《兄弟》诠释了他的人生哲学。小说的主人公是俩兄弟，一个选择了高大、正确、善良的宽门，另一个选择了狭促、隐忍、狡猾的窄门。他们的沉浮裂变初看上去荒诞透顶，细品却暗合阴阳转化至理。做企业就是浓缩了的人生。人生只有浓缩到一定程度，有些景象才可以看得清楚。通过观察企业家不同的企业思维，可以同样凸现窄门与宽门的不同天地。通常的情况是，企业家创业之初，沿着崎岖的小路，艰难跋涉，终于眼前铺开了宽阔的大道。可是成功后走熟了大道，却丢失了那种在崎岖小路上的冲锋精神。而唯有少数谦卑、警醒、敏锐的企业家，才能保持一种进取向上的势头。
任正非选择了窄门
世界一流企业家，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危机意识。比尔·盖茨宣布“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李建煦则告诫公司上下“三星离破产永远只有一步之遥”，松下幸之助干脆打起“危机经营”的旗帜，安迪·葛洛夫更是坚持做企业的不二法门：“惶者生存”。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上，很少有人产生这样的忧患意识。任正非是洞穿这一点的少数几个中国企业家之一。他立下一条铁律，华为永远不做通讯运营商，只做通讯设备和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他坚定地走进自主创新的窄门，制造一种压力把华为压强。华为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险的，走技术自立，发展民族高新技术的实业之路。任正非曾自我解嘲说，无知跌进了通讯设备这个天然的全球力量竞争最激烈的角力场，竞争对手是拥有数百亿美元资产的世界著名公司。这个角力场的生存法则很简单：你必须首先是一支全球力量。而中国5000年来所形成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技术素质，都不足以支撑一流的全球化大公司。这个深刻的忧患，一点没有阻挡任正非往前走的果断。为此，十几年如一日，华为一直拿出销售收入的10%作为研发投入。投入强度之高，当属中国公司之最。
华为固守通讯设备供应这个战略产业，除了一种维持公司运营高压强的需要，还为结成更多战略同盟打下了基础。商业竞争有时很奇怪，为了排除潜在的竞争者，花多大血本都不在乎。在通讯运营这个垄断性行业，你可以在一个地域获得一小部分的通讯运营收益，可是在更多地方运营商会关闭你切入的通道。任正非洞悉人性的弱点，守护着华为长远的战略利益。
对人性的把握，还使得从不按常理出牌的任正非做出了“不可思议”的选择：把华为的分裂者李一男重新作为合作伙伴收进华为。当年，李一男在风险基金的推动下，从华为拉走了100多名技术与销售精英创立了港湾，形成了连锁反应。人们纷纷效仿，其后从华为出来创业的尖子多达3000多人。用任正非的话说，“华为那时弥漫着一片歪风邪气，都高喊资本的早期是肮脏的口号，成群结队地在风险投机的推动下，合手偷走公司的技术机密与商业机密，像很光荣的一样，真是风起云涌，使华为摇摇欲坠。”任正非所言非虚。在李一男咄咄紧逼的时候，华为正穷于应付思科的世纪大诉讼。那种腹背受敌的煎熬，一般人难以忍受。任正非清楚，那是国外风险基金在背后作祟。目的很简单，就是挖空中国的脊梁华为，削弱中国的竞争力。而国外基金所凭借的也仅仅是中国人人性中自我膨胀的一面。坚定的汉子任正非，对港湾等竞争性公司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多方封杀。最后，港湾走投无路的时候，华为自身也“惨胜如败”。这时，任正非打破困局，主动伸出那双温情有力的大手，与李一男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任正非一直欣赏李一男。走过弯路，自己出去创业并在艰难中自立山头的李一男，在任正非的眼里或许更增加了光芒。没有经历曲折与挫折的人，是不可能担当重任的。先前总感觉任正非特别孤独，华为没有合适的人能够在将来挑起大梁。李一男的回归，让我的眼前豁然开朗起来。这两个善走窄门的男人结合在一起，必然创造出世界一流的华为公司。
张瑞敏们却选择了宽门
有一个杀死奶牛的故事，很值得中国企业家思量。故事说有一个贫穷但很安逸的家庭，所有财产只有一头奶牛。一位借宿者询问他们生活自得其乐的秘诀，主人的答案是那头奶牛。多年过后，借宿者再次来到这里时，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富余的农场。他向主人打听为什么发生了变化，主人说：“我们杀死了奶牛，别无选择开始艰辛的生活，然后就发展成了现在的样子。”敢不敢杀死现在所依赖的“奶牛”，别无选择地开始艰辛生活，是对企业家视野与意志力的重要考验。
起初企业家选择狭窄的小路，勇于探索，奋斗成功。在拥抱成功以后，一系列“正确”的光环罩在了头上，恰似一道紧箍咒拘押了他的思想，陷入了“永远正确”的绝路。
TCL的李东生，在品尝到中国内地市场的电子甘果后，把同样的冲动投向了国外市场。寄希望于重演国内的绝技：占住渠道、打出消费者熟悉的品牌、撒出铺天盖地的广告，就可以大把大把地收银子。可是欧美市场比较邪门，消费者之苛刻让李东生瞠目结舌。由此前些年国内市场落下的一点家底，开始盲动地为全球化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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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宽门与窄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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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联想。当初放弃自主创新，踏上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康庄大道，迅速在中国一举成名。开始企图在中国的许多行业统一运作模式复制，可是多元化却遭受生死挑战，只好全面收缩。后来收购IBMPC，在分析师对文化整合难度颇为关切因而不太看好正和效益的时候，结果联想第一季的财报反而出乎意料得好。到第三季度分析师大多认为联想已经度过艰难的时候，联想的财报出来却大大低于预期，导致联想股价又大幅度下挫。第四季度分析师认为联想业绩应该平稳了，结果联想报出大亏损，比最悲观的预测还要差很多。开始说要接过IBM的技术创新与品牌，后来却不得不把原IBM高层换掉，提出要在全球复制联想模式。联想模式的精髓，就是渠道与广告。TCL的这种努力已经露出败相，联想还能够撑多久？
在多数人的大道与少数人的羊肠小道之间的彷徨，先前并不属于张瑞敏。那时他看准了就上，勇砸质量有瑕疵的冰箱，把一个濒临倒闭的电器厂打造成闻名遐迩的海尔。现在，他却失去了那种一往无前的冲劲，格外顾忌周边的舆情，特别看重每一次的评比秀，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正确”无误。这些年张瑞敏带领海尔探索实施的“OEC”管理模式、“市场链”管理及“人单合一”发展模式均引起国际国内管理学界高度关注，被国际管理界誉为“号准全球商业脉搏”的管理模式。可是，如果再下去20年，那些“人单合一”之类的观念还有什么永续的价值呢？一个无法规避的现实是，因为没有把握住大的历史性机会，海尔还只能在白色家电的“红海”里奋力拼搏。而三星的李建熙，通过反复追问“再过20年靠什么吃饭”，坚持在自主创新的窄道上跋涉，让三星从一个电子产品作坊成长为世界一流的电子巨头，拥有了自己的“蓝海”。
而且，复杂的人性会使再严格的规矩变形。“市场链”在海尔称之为“SST”，就是把企业之外的市场机制引入到企业内部来。所以，海尔人工资表中都有“SST”工资一项。说白了，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服务都是收费的。搞物流的要向生产事业部收取服务费，质检部也要收费，销售部也收费，而且服务都有指标考核，所以有否定工资一说。这对降低成本，增加内部活力来说是很有效的。但是由此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各部门为了各自的指标相互扯皮，要么相互勾结隐瞒数据。在狭窄的通道上，人性可以把数字勾兑得很好看，却在企业前途问题上无能为力。
新“父爱主义”作祟
与索尼三星等日韩公司比较，一些中国知名公司似乎患上了一种软骨病。日韩公司因为国内市场狭窄，不得不一开始就到国际市场上去打拼，重点放在独一无二的产品上，因此，自然格外看重新技术，甚至不惜举巨债搞科技攻关。而中国的宽阔市场机会，使得中国公司只要制定一整套品牌渠道发展战略，保证在广告上持续投入，而不需在研发上动真格的，就可以坐拥市场的无限风光了。追根溯源，中国公司的软骨病，来自扭曲的“父爱主义”。
早先，“父爱主义”的源头来自国家及其代表者政府。40多年前，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paterna-lism）是怎样通过软预算约束（softbudget），培植了厂商的“投资饥渴”和“囤积倾向”，制造了短缺的经济现象。后来，中国开放改革经济已经很市场化了，滥施溺爱的“父亲”却由国家换成了中国的消费者与雇员。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盲动的消费群体，不甚权威的消费者主权，为一系列公司提供了弱化的温床，使他们不用怎么拼搏就能拥有大片疆土。结果就是，假冒伪劣横行，有毒奶粉、有毒肉类、发霉食品、垃圾电子品等等畅行无阻。而中国的雇工，则往往能在很低的回报之下，一干就是17~18个小时，沦为干活的“机器”。到处是被欠薪的农民工，到处是生命没有保障的挖煤工人，到处是遭受“否定工资”（海尔对员工严格考核的一种形式，绩效不到位常常只能拿基本生活费）的雇员。这样的消费者与这样的雇员，可以使任何一个公司在中国都极易生存，但却不利于公司长大。为什么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是却创造不出一流大企业？新“父爱主义”就是其根本所在。
西方市场上有严厉的父亲，小孩一点一滴的闪失他们会放大了来看，让那些觊觎出人头地的孩子格外加倍磨练自己。可是中国市场上弥漫着一浪高一浪的“父爱主义”，溺爱让中国的孩子患上了软骨病。一如中国足球，没个职业球员的样子，却能一夜暴富成名，把本来有前途的球员，活活地给过早葬送了。
“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余华对世人的告诫，同样适于企业家。看来，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企业家常常走投无路。唯有杀死奶牛，选择一条创业者的窄路一直走到底，才能保证永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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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企业是强者的领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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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仅仅是力的事业：具有本世纪的一切病态特征，但要以充盈的、弹性的、再造的力来调整。强者。
——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
一个几年前流行的寓言，经过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鹰的重生》系列的渲染，重新闯进人们的视线。故事很感性。鹰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它在40岁时必须作出困难却重要的决定：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150天漫长的蜕变。它必须自毁旧喙以便长出新喙；一个一个拔掉旧趾甲以长出新趾甲，一根一根拔掉旧羽毛以催生新羽毛。经过5个月血淋淋的“炼狱”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才能重新开始飞翔，重新再度过30年的岁月！
他犯了点自由主义
鹰的故事，震撼了李东生。公司做大了以后，他被一层层无形的网给罩住了。那些网看上去无形无踪，实际上却难以突破。“授权给人，就要信任人，就不能越级去指挥”，由于忠实地执行这个管理上的“金科玉律”，结果养虎为患，成就了TCL的“诸侯文化”；宽以待人，包容，一直是李东生的“金字招牌”，结果却姑息了公司的懒和贪，成为涣散组织战斗力的重要诱因。
这不是TCL所特有的，而是所有中国公司甚至全球公司都面临的难题。老板到底如何驾驭领导自己规模变大的公司？各种流行的理念太多。有时理念反对理念，显而易见反对显而易见，让李东生无所适从。反倒是一则寓言，一个重生的老鹰，让他豁然开朗，知道了自己该做什么。一如重生的老鹰，李东生目前一人身兼TCL集团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TTE董事长等数职，完成了从温和的放任管理者到强权的鹰派领导者的“重生”。
先前在众多高管聚会的场合，他讲过众多的故事。可是高层管理者们也就简单地当故事听了，做事的习惯与思维一直未见改观。受员工论坛信息交流的启发，重生的思想一下子切入他的脑海里。他想发到论坛上去。可是一些高层担心他这样坦陈失误，会不会产生负面反应？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他就是要跟一线员工交流，他受够了那些所谓的中高层。他坚持要么就这样登上去，要么采取措施搭建一个新的平台。高层们最后只好任由李东生犯自由主义了。
李东生的自由主义，就像开了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员工们反响热烈，让李东生找到了动力之源。每天阅读跟帖、评论、邮件和一些反思性的小文章，成了他梳理自己思路的重要路径。早上6点钟，就能把自己写的文章挂到网上。据说到6月底李东生《鹰的重生》系列在内部网上已经出了6期。我们在李东生的系列《重生》中，看到了一个挣扎在迷失与觉醒之间的样板。
《鹰的重生》系列不是经过认真推敲的文字，顺序上有些重复。正因如此，更显出这些文字的价值。因为它是按着思想进入李东生脑子里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真实而又自然。当年任正非发表《华为的冬天》，代表了对行业和企业的一种危机意识，没有涉及企业具体的经营思路和策略。李东生这回很有点清朝当年雍正皇帝“罪己诏”的遗风，也带点欧美企业家直陈己过的风格。《鹰的重生》系列所涉及的企业经营管理问题，是一个宝藏，值得我们往深处去，细心品味。
李东生的思维有点跳跃
在首篇《鹰的重生》中，李东生可谓痛心疾首。他反思的主要失误是：没有坚决把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付诸行动，容忍一些和企业核心价值观不一致的言行存在；放任“山大王”扩展势力范围，形成许多盘根错节的小山头和利益小团体的诸侯文化，毒化了企业的氛围；放松对高管的严格考评，让没有能力承担责任的管理干部身居高位。
在TCL为解决机构臃肿而大裁员的时候，最高统帅李东生的这种坦诚很快调动起了人性中所有的冲动与机智。尤其是对大规模裁员，各种说法汹涌而来。李东生心有所悟，于是有了《鹰的重生II———组织流程再造》。
相比前一篇反思，这一篇的思维有点跳跃甚至摇摆。李东生对于裁员的必要性与路经还迟疑不定。一方面它继续坦陈组织结构臃肿庞大表示了裁员的决心，另一方面又对员工反映的有些主管以关系和个人好恶取代工作绩效评估，挫伤员工的信心和士气，更是大为同情，“呼吁请广大员工参与企业组织流程重组的过程，在大家的参与和监督下少走弯路”。这样，不只是在裁员多少问题上被“合理”的说辞晃动，而且在裁员的方式上，也发生了从主管主宰到员工参与的惊险跳跃。
李东生不满足于只是发帖子、看跟帖。他要跟发帖子的员工直接交流。作为老板他当然清楚当面交流才能抓住真东西。抓住了真东西的李东生，继续写出了《鹰的重生III》。
《鹰的重生III———管理者要为变革承担责任》，是第二篇反思文章主题的延伸。这个副标题就容易引发歧义。是说管理者要为变革所以发生承担责任呢，还是说要为变革的实施承担责任呢？两种情况差之毫厘，却分野巨大。从上下文来看，李东生更多是指前者。找到了问题所在，李东生给了各级主管一个难于把握的任务：既要他们负责任地推进变革，又要他们在员工面前反思过关；既要他们负责任地操起大棒，又要他们接受被棒打的人的信任和尊重。由上而下的裁员，变成了“上层”要在“下层”过关。思绪有点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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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企业是强者的领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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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篇反思到第三篇反思，我们看出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轮回。开篇坦称自己没有把握好方向，要承担主要责任。经过第二篇借员工之口直陈有些管理者的假公济私，到了第三篇却演变成各级主管要承担主要责任了，而且必须人人过关。
现在的问题是，TCL要突破瓶颈，就要调整组织结构，精简队伍。或许，TCL的这次变革中心就是要大批更换各级主管，而对一线员工不会涉及过多。如果是这个情势，那么李东生的系列反思就是有逻辑的了。可是，逻辑有了，却还有人性的障碍。一般而论，对要走的人，不必过多地论是非；对于要留下的人，人性的东西你可以不认同，但是不能无视它的存在。
民意牌向来有双重作用，有时会成为手中的利器，有时也会成为掣肘的暗绊。在组织大调整的时刻打民意牌还很少有这样的案例。裁员往往是独断的天下。2004年联想大裁员，突然在一个早上，拉开了大裁员的大幕，谈话、走人、办手续统统在半个小时之内解决。你可以批评联想裁员方式不人性，但是坚定地依靠各级主管，把各级主管推到第一线作为替罪羊，老板高高在上摆出一幅局外人的样子，再给后来对主管的动手留下余地。
可能TCL已经很欧美化了。在那里，裁员要在半年以前打招呼，要把裁员从头到尾梳理得特别清楚才能开始行动，一个员工的遣散费要150万欧元之巨。欧美工会力量强大，这是中国公司盲目跨国并购所领教的重要一课。然而在中国，在需要果断决策义无反顾的地方引入民意机制，常会混扰视听，把一个简单的过程无限度拉长，这是企业的大忌。
李东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思维的跳跃呢？原来，在企业经营管理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李东生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奇*书*网^.^整*理*提*供)
做企业需要强者
李东生在《鹰的重生》系列中，反复强调曾经姑息与“整体至上”不一致的诸侯文化，是导致目前困局的主要因素。这个反思是到位的。确实，在新经济条件下如何驾驭规模变大了的大公司，企业家究竟以强人姿态出现还是要刻意追求“大象无形”？
当年，柳传志之所以下决心铲除孙宏斌等，不是表面上的13.5万元财务问题，也不是让柳传志感觉不快的人事问题，而是因为当时孙宏斌负责的联想企业部出了一份机关报《联想企业报》，竟然提出“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善于见微知著的铁腕人物柳传志，当然不能允许这种势力抬头。
杰克·韦尔奇动辄大谈坦诚，尊重每一个人，但是在用人上他确实很果决。任何人对GE诚信文化不认同，他都会果断清除。他认为：“企业里有一种人是绝对不能用的，那就是有经验、有能力、有贡献、也有威信，但就是不认同企业文化。”这样的人不清除，迟早要生出祸端来。对人性的深刻把握，让韦尔奇洞察到许多常人抓不住的东西。中国企业家都乐意说自己的企业是学习型企业，是“黄埔军校”，要培养人。可是韦尔奇却每年都要实施残酷的“活力曲线”，让10%表现差的员工走人。他的理由还很雄壮：“不要浪费时间把C变成B。千万不要把自己累得死去活来，却只是要培养成绩平平的人。这太浪费时间了。如果不叫他们走，他们就没有机会去其他地方获得更高的成绩，这才是不公平。”“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重振旗鼓，吃一堑，长一智，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发展。”反思起来，韦尔奇的决绝，才真叫对被要裁掉的人负责。
韦尔奇不只是对待一般的管理者这样果决。就是对顶级看好的人，处理起来也从不拖泥带水。他退休前反复比较考察了三个接班候选人，这三个人都已经把生命深深融进了GE。可是当他最后选中了一个，就果断地让另外两个人走人，不管那两个人对GE的情感有多深，贡献有多大。一山不容二虎。这是人性。
比起柳传志和韦尔奇来，李东生明显弱了一点。缺了一点一个老板所必备的铁血与果断。无论经济形态有什么样的变化，企业家的强者本性不会变化。一如尼采所说：“这里仅仅是力的事业：具有本世纪的一切病态特征，但要以充盈的、弹性的、再造的力来调整。强者。”
做企业这个行当，永远是强者的领地。
驾驭中间层
充分授权，用人不疑，放手给平台，这些教条曾经害苦了李东生。他没有意识到，中高层是伙伴，是责任承担者，也是信息的阻隔者，甚至有时还有点荒唐。他们随时可以凭借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挂靴而去。而那些一线员工，却可以视公司如家，因为他们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出走的地步。李东生意识到他必须穿透障碍，一定要让每一个一线员工知道他的所思所想。这是李东生成长史上的重要一步。也是TCL企业史上的重要一笔。
李东生遇到的麻烦，颇具共性。经营大师山姆·沃尔顿与杰克·韦尔奇都曾找到了绝妙的路径。
厚道的山姆·沃尔顿启用权变之术
公司内部老人挡道，通常是老板比较头疼的事。而好高鹜远的新锐也多会起破坏作用。如何清除这些绊脚石，是每个老板头疼的事。在沃尔玛的事业像太阳快速上升的时候，56岁的山姆于1974年底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山姆一手把沃尔玛推进了忐忑不安的氛围之中。他觉察到公司已经分裂成两个水火不容的阵营，已经有太多的人为磨擦妨碍了沃尔玛的发展。这两拨人则互不买账，水火不容。他们都不是山姆理想的同盟军。于是老奸巨滑的山姆，以退为进，毅然决定放手给年轻的掌门人罗恩权力，同时也强化老派阵营的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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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企业是强者的领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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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的退休使原本就已经形成的两大阵营进一步公开化。看着对抗产生，山姆不是在第一时间消匿对抗，却是乐意倾听各派人物的倾诉，并安慰性地承诺：“我会最终裁决。”然而他迟迟不裁决。他在等待。直到1976年6月的一个星期六，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才把罗恩找来，以大股东的身份宣告自己打算重新担任董事长和总裁，让罗恩担任副董事长。年轻的罗恩，事前没有丝毫预感，总以为山姆的“最后裁决”，会消掉元老派的权力，给他一个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罗恩愤然辞职。
罗恩一派的倒势，元老派并没有获得机会。山姆·沃尔顿早有伏兵。经营、人事、财务、分销和商品部执行副总裁统统换上了新人。那些受够了无休止的轮岗，想过一些安稳生活的元老们，也只好被迫辞职。这的确是一次“大出走”，估计高级管理层中走了三分之一的人。最后山姆如愿以偿地坐收了渔人之利。
经理层的荒唐，使山姆不敢再去轻易相信任何一个高管———他们随时可以凭借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挂靴而去。为了与一线员工分享信息，山姆不惜驾驶飞机巡视，不惜建立企业自己的全球卫星网络系统，以供他过一过每个月倾听全体沃尔玛员工演讲的瘾。一定要让每一个一线员工知道他的所思所想。他的这个想法，后来被韦尔奇概括为深潜。
韦尔奇的深潜
做企业就是做细节。一个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如果陷入企业运作的细节之中，肯定是一个不合格的领导。而细节，对最高层把握企业运作，又是必不可少的东西。这两者之间如何平衡？韦尔奇把高级领导对细节的关注称为“深潜”，他还戏称“中间层会比较公正地称此为‘捣乱’”。
韦尔奇在他登顶后的管理生涯中，不计其数地做着深潜。与一线员工的直接交流，直接催生并推广好想法，会形成很强大的压力，迫使中层管理人员更多地深入实际，会荡涤官僚习气，从而保持团队的竞争力。深潜，从来都是进入角色、掌握企业运作的不二法门。而且，通过一次次的深潜，韦尔奇也识别提拔了一大批人才，捕捉把握了一系列商机。
李东生没有掌握深潜的要义，也就失去了对公司运行的把握。一个聪明的老板，要敢于对那些高层管理人员说“不”，说“我并不倚重你们，我倚重一线员工！”也只有这样，老板才能掌控局面，才会有真正的凝聚力，才能把背叛和欺骗降低到最低限度。而且，通过一次次的深潜，韦尔奇还识别提拔了一大批人才，捕捉把握了一系列商机。
李东生没有自觉利用深潜，也就无法把握公司运行。同时他还缺点“明知不仁也要强为”的强悍。山姆·沃尔顿与韦尔奇等表面上的那种果决，实际上经历了硬撑下去的隐忍反复！他们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中获得了新的力量。一如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概括意大利城邦君主的德性：“他如果善良，就要灭亡；他必须狡猾如狐狸，凶猛象狮子。”
一把手干什么？
李东生的系列反思，有一个基本的要害问题，始终一带而过，没有落到实处。这就是一个公司的一把手到底有什么权责？从许多优秀的中外企业家身上，我观察到一个公司老板的核心职责就是“格物致知，择人任势”。
一把手，无论有多么崇高的理想、多么雄伟的抱负、多么渊博的知识、多么至善至美至真的德性，倘若不肯花费心思去理解周边人的喜怒哀乐，不能使群体的潜能释放，不肯推究事物发展的究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管理者。一把手的存在价值，说穿了，就是因为他能破疑释惑、解读事象，从而为做具体工作的人在立场、观点、方法上提供亮点。这是管理者的全部自尊。在那个位置上，不能为干具体事的人提供省察问题的亮点，就是渎职。
兵圣孙子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善于经营的大师，无不依靠有利的态势取胜，从不苟求于部属，因而选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位置上，是一把手的首要职责。把握历史性机会，建立起经久的商业体系，这是任何一个大公司一把手所必须承担的责任。要做到这两条，没有对人性的尊重和入微的把握是无法做到的。
经营管理大师沃伦·巴菲特发现了同样的秘诀。他说：“自己怎样挥舞球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场上有人能将球棒挥动得恰到好处。”要保障场上的人挥球恰到好处，离不开场外指导敏锐的神经与随时随地的考评。这种考评的依据，就是企业的价值之榜。企业的价值之榜，不能只停留在精神层面，在物质层面必须有具体的落实。不如此，任何企业文化建设都是徒劳的。
老板要对外求索人性，以把握方向；老板要对内求索人性，以保障战略实施。消费类电子行业贵在以客户生活方式的变动来促成公司长久战略。不能说你授权了，却把公司格物致知的责任一并交了出去。老板管什么？管战略，管战略实施，管考评。战略靠考评，考评在求索人。求索人就能求索商业世界。没有“活力曲线”，没有随时随地的评估，你这个老板在干什么？还有什么存在价值？
李东生的反思缺了点老板心态。战略没有推进只能是老板的责任，跟主管们无关。因为老板的工作不是开大会“秀”一下就完了。最要不得的是过去几年了，才来论是非长短。TCL虽然已经完成了整体上市的改造，李东生个人虽然已经持有了12%的股份，但是从TCL这几年的路程和李东生的反思看，基本上还缺乏一种老板心态。而三星的李健熙们却是一家之主，他敢于果决地宣誓：“除了老婆孩子其它都可以变。”说明他们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权，因此就有了包容。一位知名的中国企业家也曾经很经典地概括说：“我有权威，因为我正确；我正确因为我犯错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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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企业是强者的领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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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这个观察或许有一般的认识论价值。当一把手处在不可动摇的位置上，对公司事业或可能会意诚心正，会对真实完全敞开胸怀，不断否定自己以开发事物的潜能。而当一把手还没有取得绝对优势地位，他的意见和思想，最大的出发点不是对公司如何发展有利，而是对巩固自己的位置如何有利。这就是逻辑。
“对后来者的诅咒”考验着李东生
可见，李东生的系列反思，固然有情真意切的自省，但是在一些基本的经营管理问题上还留下了缺憾。或许这也是美国经济学家提及的“对后来者的诅咒”吧。|Qī|shu|ωang|
在李东生的《鹰的重生》系列反思中，其思维的跳跃与摇摆，是他自己在在企业经营管理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他强调了他曾经说过的话，但是他从来不提他还没来得及说的话，与还不情愿说出的话。李东生的系列反思，始终没有提及困扰TCL的公司治理结构，让我有点诧异。公司治理结构，这个看上去简单容易的问题，却隐藏着全部企业管理的秘密。
在TCL新一届董事会成员中，共有17名董事，其中13位为TCL高管，4位为独立董事。一色的老面孔，一色的老董事。缺乏新鲜血液，成为TCL一大制约。这样的董事会构成，无疑为贯彻TCL管理层战略决策提供了便利。但是公司却像一个独眼龙，只能固执地从一个视角看问题。一旦这个独眼龙又不能专注，而是在政治、社交、企业之间晃悠来晃悠去，在全球市场上与武装到牙齿的一流跨国公司竞争时，不落下风才怪？！
现代公司本来是具备双重视野：经营管理团队的战略把握与深耕细经视野，董事会的战略经营与观察考评视野。双重视野的重叠与互补，是一个现代公司制胜的关键。是人就可能犯错误，关键是在犯了错误后要出现及时地修复机制，不能让错误滑向深渊后再醒悟。
1997年已经死过一回的三星，一般的评论是抓住了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思维，重新塑造了辉煌。而实际上当李健熙经过许多个不眠之夜的痛苦反思，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庞大的三星的董事会，当时董事会成员有100多人，都是清一色的高管，这些被感恩心态所统摄了的董事，渐渐形成了一种愚忠。李健熙痛苦地发现，他的这个家族公司，他这个大股东的利益，单纯靠他的那些生死弟兄不行，还必须补充新鲜血液，组成一个强健有力而又相对独立的董事会，来把握公司的方向。于是，三星董事会由原来的100多人清一色的高管，调整到后来的24人、20人、14人，现在为13人，其中7位为外部独立董事。
索尼的出井伸之1995年上任之初，就想彻底变革董事会，让外部独立董事占绝多数席，但是由于有垂帘听政的大贺典雄阻挡，一直没有成功。直到去年，出井伸之不惜自己隐退，才把14个高管一起带离董事会，给他选定的接班人一个崭新的工作环境。深入公司内部的组织改革都将是痛苦的。公司制度变革的始作俑者与最终承受者，常常合二为一。正是有那些甘愿以最终承受者身份出现的始作俑者，痛苦的变革才能成功。也只有公司出现了像李建煦、出井伸之这样的当家人，超越了控制权所带来的尊贵和便益，才可以全力推动一场针对既得利益的根本变革。
TCL正是蒙受“对后来者诅咒”而一时难于自拔的一个样板。只是李东生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现在怕失去控制而不敢采取那样的措施。
站着说话腰不疼
当我在清华大学2006年领导力论坛上剖析TCL案例时，能够引发在场大多数企业家的共鸣。也有一位资深专家提醒我：“你是不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一家大公司品头论足容易，理解其内在逻辑却难。”专家的提示让我猛然醒悟。在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评论中，是不是无视现实的困难，以一种理想化的形态和标尺来衡量我们那些以头拱地的企业家了？
TCL是一个有25年历史的一个中国公司，在众多公司安享国内太平与繁荣的关口，TCL率先走出国门，接连收购西方跨国公司。一如挫折和失败是一个人的真正财富，先行者的每一步，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中国公司的一笔真正财富。
企业家不是神人，他们许多人都是空想家与急性子的混合体，拥有的是一种创造新事物的热情和一种百折不挠的倔强。他们往往能把人们认为办不成的事给办成。在压顶的困难之中，义无反顾，很有点以头撞墙的倔强。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不出错，真正缺乏的是这种义无反顾的探索劲头。而在事情成功之后，周边都是崇敬的目光，他们却心生倦意，办事过程中那些道貌岸然的贪婪让他们齿冷和厌倦。大凡这样的人，都有点脾气，也不擅长管理和行政事务。他们与中高层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之中。而中国公司又缺乏一种制度建设，帮助企业家克服个人的局限，于是一次次地被卷进公司的危机之中。李东生正是遭遇这样的难题。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有一些问题可能永远触及不到实质。正因为如此，李东生才跳过中间层，直接把反思《鹰的重生》系列挂在了内部员工论坛上。在既定战略实施发生困难的时候，李东生需要更多人来思考公司面临的困境。
我们的关注与评论，也可能是李东生所期待的一种关切。没有人作践中国公司，我们富有中国公司挺进世界一流的热情。做过企业的我，常常能够设身处地思考企业家行为所遇到的独特难题和根由。这种分析或许可能谬误连连，但这是一种思考的角度。对企业来说，这也是可以启用的外部智力资源。不一定准确，但能够提供思考统一问题的新角度，就是有价值的。想通了这点，尽管要我去做一个跨国公司怕100%要倒闭，但是我们仍要独具个性地思考，这样对TCL无疑是有益处的。当然，也有可能越过某些关键细节，发生惊险的跳跃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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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企业是强者的领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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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经过遮掩可能会导致彻底的失败；失败经过深刻反省会成为一笔真正的财富。今年是TCL成立25周年，《鹰的重生》与我们对此的评论，期望能够成为对TCL25周年庆典的最好祝福。TCL的国际化探索，不只是TCL一个公司的事，而是众多不得不踏上全球化经营的中国公司的事。一如挫折和失败对一个人成功的价值，仔细检索先行者的每一步，都是中国公司可以共享的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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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一道感恩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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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感恩的彩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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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下午，带着不到2岁半的女儿去登香山。有个10岁的小女孩跟着她爸爸，走走停停，吸引着女儿较着劲一路前行。女儿走几步，就喊：“累了、累了，爸爸抱。”30斤的体重压在身上，不一会儿我就大汗淋漓了。我说：“爸爸累了。”她赶快回应：“爸爸不累。”我听不到“体谅”的话，索性把她放下来，让她自己走。几个反复，女儿学乖了。抱一会儿，她就说“爸爸累了”，用小手给我擦擦汗，挣扎着要下来走。其实我怎么舍得让高高的台阶伤她的膝盖呢？我抱着她走完了99.9%的山路。女儿的真诚，不只俘获了我，似乎还打动了上苍。在我们从山顶下到山底的时候，下起了小雨。我们刚好在视野开阔的东大门躲雨。雨停了。一道巨大的彩虹成一个大大的半圆，横亘在眼前。女儿惊奇地睁大眼睛，指着彩虹喊：“彩虹像个大大的月亮！”
这是道感恩的彩虹。女儿眼中的爸爸总是最强壮的。起初她想象不到爸爸也“累”。后来，她有了感觉，还替我擦汗，激发起我的潜能，一路上超越了那个小女孩，以至于我们在最恰当的时间、来到了最恰当的地方，看到了“大大的月亮”。这么粗壮清晰的彩虹，20多年前在老家胶东半岛领教过。女儿帮我复活了这久违的记忆。一如这个“大大的月亮”，我的新书《强者———企业家的梦想与痴醉》，是仰仗许多人的启迪与相助才得以成形。
要感谢的人很多。三位知名企业家宁高宁、田源、朱继民，在各自的行业都是响当当的领军人物。他们正好是我迄今人生三阶段求学、宏观研究、做企业的主要见证人。百忙之中，他们用自己不凡的视野与见识，开掘着企业家的主题。朱继民的“求索人，就可以求索世界”，一下子抓住了商业世界的主宰精神，点亮了浩瀚海洋中的灯塔；宁高宁的“梦想与痴醉是可以改变世界的”，更是一语道破天机，让我毫不含糊地把原书副标题“企业家的梦与醉”改为“企业家的梦想与痴醉”；田源的“为民族精神山脉添把土”，无疑给我提出了更高的期许。
三位知名企业家动笔写序前，都跟我考校过对企业家的基本态度。超过自身所需，敢想、敢闯、敢为，企业家不愧是这个时代的脊梁。有时我站在一旁指指点点，貌似清醒冷峻，很有点女儿“爸爸不累”的味道。实际上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只要能够经营一个杂货铺，服务社区，解决一两个人就业，都是功德无量的事，何况我所观察的这些一流企业家，他们把生命都献给了所钟爱的事业，值得人们尊敬。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发自肺腑。
感谢《经理人》、《证券与市场周刊》、《人力资本》、《中国电子商务》、《21世纪商业评论》、《中国商业评论》、《北大商业评论》、《成功营销》、《福布斯》中文版、《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等媒体，为我搭建了与读者交流的平台。尤其是他们出色的编辑如杨俊杰、方泉、邓晓燕、汪涌、顾琪、赵代波、胡浩、陆淼、元煌、姜虹桥等，他们像编剧与导演，精雕细刻帮我提升。其中有几个人还是总编、主编，却在我的文字上耗费心血，让人感动。
感谢我的朋友刘佳胜、邓质方、武建东、王石、王巍、姜兴宏、毛武、冯晓明、于绍文、方泉、牟正蓬、潘斌、蔡权、黄海平、高勇、牛文文、杨俊杰、孙弘刚、汪涌、罗进、赖日盛、周昭喜、蔡昉、江可申、武常岐、杨斌、秦合舫、尹传高、李国盛、文卫红、张暸原、文硕、杨清波、王磊、张渝娟、严冬、吴春波、孙建民、马建堂、陈共炎、李国强、任兴洲、常青、李善同、易广招、戴国庆、杨岱庆、郑永权、侯瑞生、张丛义、刘志勇、秦鸣、车宏卿、甘小青、李镭、李小川、张毅刚、傅文阁、王进生、翟玉忠、王克明、吴志军、孟广平、陈杰、刘元煌、温惠芳、毕桃李、王育琦、杨晓光、李建波、潘文政、刘茂青、陈力军、杜军、冯立新、叶小叶、梁峰、翟江波等以及众多读者朋友，他们的精神与阅历润物无声，潜化入书。尤其是黄海平、高勇、杨俊杰、王进生、赵代波、翟玉忠、亚红、毕桃李、陆淼、顾琪等人，更是花心血帮我反复推敲，可以说本书是团队合作的结晶。
还要感谢我的老师吴敬琏和杨鲁，他们的精神一直照耀着我的路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富有眼力。出版策划人杨清波，为本书面世做了很到位的精心策划。清波是由于对我第一本管理专著《思想片断》的深刻印象而找到了我，一下子就抓住了本书的灵魂。他不辞辛劳挑起编辑重任，对全书从内容到表达都进行了提炼与修改。华章财经的王磊，曾经从凌晨1点到5点阅读本书初稿，她的专业眼光，把原本粗糙的书稿，打磨得有模有样了。但最后没有跟华章签约，我很歉疚。王磊则宽慰我：“干我们这一行的，只要能看到有好书出来，就是最大的欣慰！”女中巾帼。
当然，还要感谢我的女儿，她为我提供了无穷的动力和灵感。更要感谢我的夫人与岳母，没有她们的全力支持，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想象的。
今年“5·1”回家乡见到了80多岁的老爹老娘，他们养育了我们6个儿女。早年超负荷劳作早已压垮了老娘的身体。看着她日渐衰老，我心里很痛。老娘像一个拼命压弯自己的良弓，以便使儿女生命的箭矢更迅疾地远飞。她现在不大了解我的世界，甚至听不清我们在说什么，但她笑得开怀，那里有着比渴望更深切的东西。她的心是满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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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感恩的彩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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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会倒行，也不会滞留于往昔。如果这本书能够射出打开读者心门的箭矢，激发起读者的共鸣与想望，我的心也会充盈起来。
王育琨
200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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