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科学探案》》 · 科林·伊万斯 · 2026-07-25
暗算
令人奇怪的是，不久威廉姆斯又翻供了。但此时洛杉矶安杰利斯警方已经发现了足以证明威廉姆斯和这起残暴的凶杀案有联系的证据。现在警方想知道米尼奥的死是否是一起天预谋的流氓行为。尽管目击者说逃跑的是一辆黄色的微型汽车（警方发现了一张借据，显示凶杀案当晚威廉姆斯曾驾驶着一辆黄色的DdeColt车）。但是还有一个大的障碍影响侦查，每一名目击者都说从现场逃跑的是一名棕发白人——而莱昂内尔·威廉姆斯是一个黑人，梳着非洲发型。
随即，警方想起了储藏起来的胸部组织。在莱昂内尔·威廉姆斯地区的法庭科学中心里，凡是创伤导致的死亡，检验时通常详细记录创伤的特征，例如其长、宽、深度以及所使用的凶器是单刃刀还是双刃刀、是锐器还是钝器等都记录在案，伤口还要被一层层地切开，尽管这一过程能形成新伤口，但是可以精确地鉴定凶器和伤口的吻合程度。在米尼奥一案中，关键是通过凶器来帮助检验。因为是自己丈夫的猎刀，威廉姆斯太太可对猎刀作出详细的描述——她还记得价格是5．28美元——这种刀应该可以找到相同的类型。
正常情况下，在尸体上，所谓的嫌疑刀是不应该直接插入伤口检验，因为这样很可能扭曲切割，破坏证据。但是这个受伤胸部已经用福尔马林保护过，所以不会伤害检材。当把和威廉姆斯太太描述的同样的刀插入伤口时，刀刃和伤口完全吻合。
尽管这起通过科学侦破的案子，看起来可以结案了，但是目击者的证言仍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然而威廉姆斯的前科使他露出了马脚。在警方的档案里记载着几年前发生的一起流氓枪击案中，威廉姆斯涉嫌这起刑事案，当时的刑事照片显示，他不是非洲发型，而是被锯成谈棕色的长发，并且留着一种高加索发型。立刻，目击者混淆的原因被澄清了，在随后的审讯中，威廉姆斯被认定有罪而判终身监禁。
结论
目击者的证言也可能不正确，这对法庭来说是个恒久的问题。如果不是这一精确的科学工作，那么案件出现的问题对控方来说是不可能解决的障碍。
韦思·威廉姆斯
时间：1979年
地点：佐治亚洲，亚特兰大
意义：纤维和概率分析成为起诉专门杀害儿童的凶手韦思·威廉姆斯的有力证据。
亚特兰大发生了一系列专门杀害2岁幼儿的案件，到1981年为止，共有20名黑人婴儿被扼死或窒息死亡。惟一线索是从被害者身体和衣服上提取下来的纤维，纤维有两种不同的类型：黄绿色的尼龙和紫色的醋酸盐。黄色纤维较常见，粗糙并且有三个断面，判断应该是一种地毯或毛毯的纤维。尽管警方做了大量的工作，可纤维的生产厂家仍无法确定。
1981年2月，因为报界大量宣传了对纤维的分析，为了逃避打击凶手开始把尸体扔入河中，之后发现的尸体要么全身裸露要么半裸。这个系列杀人凶手好像一直关注着舆论对他的报道，不停地改变作案的方法。
1981年5月22日早晨时分，警方在案犯经常抛尸的查特胡奇河边蹲坑守候时，听到了很大的喷溅声。他们寻声立即赶到，发现在詹姆斯·杰弗逊林荫道上有一辆旅行车，司机对岁，名叫韦恩·威廉姆斯，是一名胖胖的黑人音乐爱好者。盘问之后，他被放走了。两天后，一名27岁的名叫纳撒尼尔·卡特的年轻人的尸体出现在河下游100米处。从他的头发中，警方发现有一根黄棕色的地毯纤维。这位胖胖的音乐爱好者再次引起警方的关注。5月3日，警方拿着搜查令对威廉姆斯家及汽车进行检查，他房间的全部地板都用黄绿色地毯铺着。
除了调查出韦恩·威廉姆斯有同性恋倾向外，没有确凿的证据把他和亚特兰大的系列凶杀案直接联系起来，看来案件只能在实验室中解决。美国最大的纤维制造商、化学家杜邦先生及联邦调查局的分析家们一起工作，利用仪器检验从死者身上提取到的黄绿色纤维，通过检材独特的三裂断面，学者们断定这种纤维是波士顿纺织公司生产的。公司记录显示，这种特殊的纺织物纤维叫威尔曼18lB，在1976年至1974年之间生产并销售给地毯商。每个地毯商有自己的染色方法和编织方法，所以调查面非常广。顺着纤维这条线索找到了西点佩佩雷利公司，在佐治亚州的道尔顿市，他们生产了一种地毯专用线，叫卢克萨瑞。他们提供的颜色中有一种是英国橄榄色，从外表和化学性质看和威廉姆斯家的地毯纤维一致。
统计概率
尽管这不容置疑地加大了对威廉姆斯的怀疑，但这不能作为有罪证据。因为纤维种类繁多，来自他家地毯的纤维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特性才行。地毯上发现的英国橄榄色就有这样的证明能力。假如，在亚特兰大城市居民区的每一户都铺有这种卢克萨瑞英国橄榄色的地毯，那么它的证据价值就为零。反之，如果这种地毯只能在威廉姆斯家里发现而别的地方没有，那么任何陪审团都应该认识到它的价值。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两个极端的概率统计问题。
尽管卢克萨瑞在1970年至1975年间生产，但使用18lB纤维的时间段只有12个月，即1970年至1971年。在这段时间里，16397平方码的卢克萨瑞英国橄榄色的地毯，被西点佩佩雷利公司零售给东西部的十个州，其中包括佐治亚州。杜邦比较了1979年地板上所销的地毯的总和，估计在6－7亿平方码里，这还只是少量的地毯。
这一切都是无法辩驳的事实。为了统计每户居民使用卢克萨瑞的概率，必须作出这样的假设：首先，这种卢克萨瑞平均分布在十个州。因为平均尺寸只有20平方码，因此它只能镜满一个房间。下一步他们假设10年来售出的所有地毯都在使用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商用住宅地毯的使用寿命大约是5年，但这是为了谨慎。这样就帮助他们推断出在佐治亚洲应该有82家用户使用这种地毯。威廉姆斯被捕时，在亚特兰大居民区有638995户，那么市里使用“卢克萨瑞”地毯的随机概率是1／7792，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概率，也就是说，威廉姆斯头发中发现的纤维，在随机选出W户人家中，只有他家地毯上有这种纤维。
杀人时的汽车
尽管威廉姆斯和28起谋杀案有关，但起诉人员认为他作案可能性最大的只有两起：纳撒尼尔卡特和吉米·雷案件，他们的尸体都是在1981年4月25日，在查特朗奇河边被发现，尸体完全赤裸。警方把希望寄托在纤维分析上，在佩恩的短裤上发现了一根人造丝的断片，正好和威廉姆斯使用的1970雪佛龙旅行车内的地毯的纤维一致。雪佛龙公司提供了1973年前生产的装备有这种地毯的所有汽车的详细资料。佐治亚洲的汽车登记机构显示出在1981年亚特兰大市区有＆U辆这种汽车。在超过2百万辆注册登记的车辆中，这种雪佛龙车所占的比例是1／3828。这就是佩恩能占上这种纤维的可能几率。现在卡特沾上这种纤维的几率是1／7792，乘上人造丝碎片（佩恩身上发现）的概率1／3828，因为这两种纤维都来自威廉姆斯的生活范围，所以威廉姆斯作案的概率更大。根据概率的规则，威廉姆斯没有作案的几率为1／29827776！
但是控方仍然不满意，在审讯中，他们提供的证据链中，显示了12个亚特兰大儿童凶杀案中的被害者，在每具尸体上都发现了3到6根纤维，这些都可追踪到威廉姆斯的家中或车上。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很小的。为了帮助陪审团认识这种数据，控方准备了功多张表和300多张照片，这是一件出色的工作，原来以为花很长时间的陪审团却只用了12小时就结束了审讯。1982年2月20日，威廉姆斯被判刑入狱。
结论
尽管有许多目击证据可以把威廉姆斯和被害人联系起来，但是都不及案件中的概率理论——这在法庭纤维证据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在保证审判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人曾经抱怨威廉姆斯案件的审判不是通过国家法律，而是通过一些概率规则，这也难免！因为传统法律在这些人头脑中的地位是根深蒂固，但陪审团是由理智的公民组成的——生活中不会有如此多的巧合，科学最终战胜传统使罪犯绳之以法。
约翰·儒贝尔
时间：1983年
地点：内布拉斯加州，贝尔维尤地区
意义：一段绳子最终把被害人和一名系列杀人犯联系起来，成为认定罪犯的铁证。
一个还在内布拉斯加州上学的名叫丹尼·乔·埃伯尔的13岁的小男孩，从星期天早晨上街买报纸走后，就一直没有回家。警方在奥马哈南部，小男孩的家，贝尔维尤地区组织了大规模的搜查。直到第二个星期三也就是1983年9月10日，孩子支离破碎的尸体才在一个坟地路边的篙草中被发现，尸体被绳子绑着，浑身刀伤，这证明孩子死前受到过残酷的折磨。据调查得知，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离这里三英里以外的地方。
凶杀案件的详细情况被送到了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室。他们对凶手做了可能的推测：单身白人男子、20岁左右、一个潜在的同性恋者、身材矮小、外表整洁、体格纤弱。因为尸体在路边，这暗示了凶手的最后一个特征，凶手的力气小，没有劲把尸体拖到更远的地方，于是把尸体就地扔到路边。
捆绑丹尼·乔·埃伯尔的绳子是一个重要的线索，通常越是不常用的绳子就越有价值。因为产品的使用范围广泛，所以很难确定绳子的来源。但案件中使用的绳子却很少见，所以很少人认识它，甚至联邦调查局的侦探也承认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绳子。
12月2日，另一名叫克里斯托佛·沃尔登的13岁的男孩也被绑架，他是附近奥发空军基地一名官员的儿子。三天后，两名搜查人员在茂密的林区发现了他的尸体。身上伤痕惨不忍睹，表明他死前同样受到伤害。在刚下过雪的地上有两行脚印通到尸体边，其中一行是离开的。如此熟悉地形，断定凶手可能是本地人，或是一个基地飞行员。两名死者很轻易被绑架，侦探推断凶手可能善于用某种方式和孩子们接触——又可断定凶手是孩子们的小同盟军或者是一位教师。
这次，侦查员们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有一名目击者看到了死者克里斯托佛·沃尔登和一名年轻男子坐一辆黄褐色或奶油色的轿车离去，时间是在绑架案发生之前。在催眠状态下，这名妇女描述出：这名奇怪男子和被害人有着相同的体格，带一项羊毛织帽子，她甚至回忆起轿车牌的头七位数字。但不幸的是，车牌号中以这七个数打头的轿车有不少于11辆。—一查找工作量非常巨大。
全球性的搜索
与此同时，对绳索的分析也在继续。美国的每家生产商都已查到，包括军队生产的。在国外，联邦调查局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却不乐观。
1984年1月11日，巴巴拉·威弗在贝尔维尤度假中心休闲，注意到一个缓缓开车的年轻人，鬼鬼祟祟地向车外打量，此人在街区来回了三次。因为巴巴拉·威弗比较关注最近的新闻，所以她警惕地记下了此车的车牌号码。司机见到她这种行为后，就把车停下来，要求她把记录的纸片交回给他。
当巴巴拉·威弗太太拒绝时，他威胁说要杀死她，然后怒吼着离开。惊恐的巴巴拉·威弗太太马上把此事报告了警方。
通过这个车牌号码，侦探们追查到本地的雪弗龙代理处。在那里侦探们了解到此车是在修理期间租给了一名被征募的飞行员。他自己的车是奶白色的，和目击者描述的车颜色相符，甚至他车牌号码的前七位与那名妇女回忆起的车牌号也相符。
侦探们来到了空军基地及约翰·德代尔工作的环境。约翰·儒代尔，23岁，长得像一个小男孩，是一名体态单薄的雷达技工。外表和推测的外型十分相似，他还是一名雷达侦查队的队长。在一个属于他的露餐用具中，侦探们发现了一把猪刀和一段绳子。开始约翰·儒代尔否认知道最近发生的案件，但是当他面对这根绳子时——这是他的上司从韩国带回来的绳子，他承认了。他说他甘愿被捕，否则他会继续杀人。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把从约翰·儒代尔处找到的绳子和现场捆绑丹尼·乔的绳子进行比对，最后得出结论，两者在微观上统一，再者，从约翰·德代尔车上找到一根丹尼侨的头发。
对儒代尔的身世进行调查，发现他出生于波特兰的缅因市，1982年8月，11岁的里基·斯泰森在那里被绑架并且被杀死，从被害人的尸体照片上可清晰地看到一些咬痕，警方提取了儒代尔的牙齿模型，由纽约州法庭科学实验室主任牙科专家洛费尔·莱弗灵博士进行检验，他得出结论：被害人身上的咬痕与儒代尔的牙痕一致，尽管他不知道警方的记录，儒代尔有着袭击儿童的历史，而且每一次袭击都比上一次更凶残。1984年7月，儒代尔被送上法庭，他被指控犯有两起谋杀罪，终于被送上了电椅。后来纽约州的谋杀案也被认定是他干的。
结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儒代尔被捕的那天，贝尔维尤政府接到了来自亚拉巴马州联邦调查局的通知，说绳子上的黄色纤维表明可能是远东军方使用的。
马尔科姆·弗尔利
时间：1984年
地点：英国，白金汉郡
意义：一块黄色的漆片使得被称为狐狸的强奸犯落了网。
1984年，炎热的夏季，一名出入自如的蒙面夜盗，使得伦敦以北三郡交界的居民惶惶而不可终日。那些听到他口音的被害人说他是北方口音，另外还有人注意到他是左撇子。伦敦刑事犯罪档案室向当地警方提供了所有从北方迁移过来的夜盗贼的情报资料，这些工作听起来很有价值，结果计算机提供了不少于3011人的名字，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庞大数字。
5月12日，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一名男子晚上回家，他家住在白金汉郡谢德丁顿地区，进门后，他被一名蒙面夜盗用枪指着，盗贼把他绑着，对他进行了性虐待，然后携枪逃走。
随着盗窃和暴行愈演愈烈——这名夜盗开始使用枪支威胁被害人，警方在他作案的地点加强了戒备，然而犯罪还在继续。7月10日，这名既抢劫又强奸的男子，被人们成为“狐狸”。在白金汉郡的另一人家，他先捆绑了丈夫，然后当着丈夫的面强奸了他的妻子。
72小时后，在白金汉郡的埃德斯布罗地区，三名十几岁的少年——弟弟、姐姐及其男友——在下午两点钟，正一起观看电视，一名头带面具，带长手套的男子，挥舞着手枪闯入房间，他命令女孩用绳子捆绑了那两个男孩，之后把女孩拖到卧室，并绑到床上，且用枕套套在她的头上，还去厨房喝了一些饮料，然后强奸了她。随后他把这家的狗牵到卧室里，想引诱这条狗和女孩发生性行为，结果这条狗没有反应。他又命令这两位男孩在枪口下和女孩发生性行为，他们都照做了。之后，夜盗再次强奸了这位女孩，然后他还对两名男孩实行了性攻击。最后，嚣张的凶犯还在楼下看了一会儿录像，才扬长而去。
一个月后，这名夜盗终于露出了马脚。8月17日，他开车去约克郡地区看望他的母亲，途中他欲火中烧，于是在布兰伯顿村庄停了下来，把车藏到了一个较隐蔽的地方。当天因为没带面具，他只能用一件绿色的工作服蒙住脸。之后他闯入一名当地的会计家中——通过孩子熟睡的卧室进入男女主人室内。绑架了男主人和其妻，在室内搜索了一遍之后，返回卧室把37岁的女主人两腿分开绑住——一只脚绑在床柱上，另一只脚绑在她丈夫腿上。当她反抗时，他就会用枪顶着她的脸，之后强奸了她，暴行之后他还警惕地用水冲去了妇女身上的体液和毛发。并用刀割下了沾有精液的一块被单，然后带着这块被单逃离了现场。
失误
第二天，一名警官在附近田野里搜查时，发现地上有脚印和轮胎印，说明那里曾经有车停留过。更进一步的勘查发现附近树干上有一块黄色的漆片，这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也许是“狐狸”倒车时不小心从车体上刮下来的。另外还发现了一块床单及人造面具和一双皮手套，这些显然是凶手临时留下的。更有价值的是发现了作案人的枪支，枪支被细心地埋在一堆树叶下。侦探们推测，狐狸一定会回来取枪。所以，他们命令媒体不要报道昨晚的案件。为了解释警方在这一地区较反常的出现，警方假装勘查事故现场。同时，他们安装了特殊的红外线照相机，并把灵敏的微型麦克风装到了灌木丛中，天黑之后，备战状态的警官们用特殊的夜视双筒望远镜密切地注视着树丛。遗憾的是，狐狸没有出现。
然而，他还留下了别的有价值的线索，例如车漆碎片，经鉴定是哈维斯特金漆，只有一家生产制造商——奥斯河车使用这种颜色，这更进一步地缩小了检索参数，把范围缩小到1975年5月和1975年8月的设计。因为碰撞是和树干发生的，树干上有45英寸长的创痕，可以认为这名强奸犯的车也有45英寸的撞击痕。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追查一名驾驶一辆黄色奥斯汀车的夜盗。于是，警方大部分力量放在了排查3011名从英格兰迁移到南方的夜盗身上。9月11日，两名警察被派去调查其中一名计算机筛选出的嫌疑人，他们来到北伦敦街，本以为这次调查会毫无结果，却发现他们寻找的住处门外站着一名面庞消瘦的男子，他正在洗一辆淡黄色的奥斯汀车，这名男子名叫马尔科姆·弗尔利，他邀请两名警官去了他家，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当询问他最近的活动时，弗尔利闪烁其词，于是警官要求看一下他的车，在车体的后边，果然有一条长约巧英寸的撞痕，上面没有油漆。
在车内座位上，有一块男式手表。其中一名警官要求弗尔利带上它，他把手表带在了右手腕上——他是左撇子。对他的居室进行搜查，发现两套绿色的工作服，衣服的材质和在布兰琅顿村发现的假面具的材质一样。于是弗尔利被捕，在大量事实面前他供认不讳。1985年2月26日，在老贝利，他以六项罪名被判处终生监禁。
结论
如果警方如联邦调查局所坚持的那样，以车漆样品为突破口，那么对淡黄色漆片的鉴定可能会加快。可是，单是这一项，也不会把警方弓；到罪犯的门前，因此计算机的神奇力量也是不可低估的。
声纹
通过声音可能进行个体识别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1941年，科学家们终于在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声纹图谱。这种思想最早起源于二战时期，是德国军事通讯部门的情报服务机关用来鉴别广播声音的。在这之后，直到60年代，这项技术一直被束之高阁。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在贝尔实验室的帮助下，把声音进行分类，贝尔的工程师劳伦斯·科斯塔逐渐相信声音图谱或声纹（他命名的）能够提供一种有效的个人识别方法。通过四年的研究，他提出自己的设想，并且开始转让他进行实验的原理和必要设备的专利。
科斯塔的方案是在记录5万种不同人声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人的声音听起来大部分是相同的，但却都有各自的特征图谱。甚至他还找了一些职业声音模仿者做实验，模仿不同人的声音然后和被模仿者的声音进行比对，结果在荧屏上显示，他们的声音图谱还是明显不同。
这些图谱记录了高质量录音带上的讲话，每2．5秒一个波带，然后对它们进行电子扫描，这一处理过程需要90秒钟，在一个转动的滚筒上输出记录，当滚筒转动时，滤波器会调整各种频率，然后通过描笔记录他们的强度，出来的图谱包括了所有的音频的谱线，谱线相互靠近，水平轴记录声音的高低，音量由话线密度表示，图谱越密音调越强。两种声纹能这样获得：屏障纹和轮廓纹。屏障纹用来鉴定，而轮廓纹适合于计算机整理汇集。
科斯塔认为，因为身体在讲话时使用的器官——舌、牙齿、喉头、肺、鼻腔在尺寸和形态方面每个人的差异很大，所以任何两个人的声纹图谱都有差异。最易引起争论的是，他声称每个人的声音终身不变。其他专家指出每个人的身体和其声音随年龄变化。如果一个人迁移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个人的说话方式也会改变，同时还能学会其他人的口音。
尽管声纹在美国法庭的使用率很低。但是警方已把它作为初始证据，并利用这种技术抓获了几名刑事罪犯。可在欧洲，人们对这种方法特有怀疑态度。但是声纹的特定性在任何地方都是有目共睹的。美国空军的工程师们，希望加强警各地区的安全性能，于是使用了一种声纹系统——进入该地区前必须输入自己的声音，计算机通过和早先储存的声音对比，从而确定工作人员。迄今为止，这一系统被证明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成功率。只有职业模仿者能有百分之一次战胜这个系统的几率。而就是因为这百分之一，使得声纹使用有所争议。
克里福德·艾沃思
时间：1971年
地点：巴哈马，极乐岛
意义：在这起有史以来最奇异的案件中，得失成败会涉及几百万美元。
1971年，一名名叫克里福德·艾沃思的著名作家和MC－G17lwrlill出版公司签署了一项艰巨的出版合同。他被授权创作世界上很有名的行为怪癖者、著名实业家霍华德·休斯的传记。这是一项令人羡慕的工作！几十年来，这位亿万富翁实业家引起过公众的许多猜测，起初他是一名飞行员，之后又成为制片人，而后又成为一家俱乐部的达官贵人。他极为富有，却向往一种隐居生活。这使他看起来十分古怪。
MCGlachill出版公司最初只给了克里福德·艾沃思一个创作方向，但是当公司看到他仿造的休斯私人信件，就连专家也无法鉴定真伪时，他们看到了此书的光辉前景。因为期望能获得一份意外的收获，公司预付了艾沃恩75万美元，这是最近很少有的巨额报酬。艾沃恩果然完成了120灭的手稿，几名熟悉休斯的人读了以后，感到很真实。出版权的连载权归《时代》杂志，每个人都对此书的前景看好，事实上好像也是这样。
于是克里福德·艾沃恩成为社会的焦点人物。可是沉默了15年的书中主人公休斯突然宣称，这部传记完全是一场骗局，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克里福德·艾沃思本人，他不明白作者是从哪里获取的原始材料，他称这本书完全是一部虚构了的小说。休斯把在伊甸园岛上的隐居处所收集的揭发材料，通过电话会议的形式由NBC安排在洛杉矶公馆进行，并选择了部分记者参加，整个过程花了两个多小时，这是一种典型的‘林斯方式”，整个会议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后来为了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又制作了揭发材料的副本。所有记者都是经验丰富的，他们了解休斯的生活方式，其任务就是对电话另一端飘出的声音进行鉴别看是否是休斯的声音，他们花了20分钟的时间，用有关休斯的背景问题，来询问验证是否是冒名休斯，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休斯早年的一架与众不同的飞机设计方案，回答是令人信服的，而且他还说出了一位对飞机制造所有情况都熟悉的人的名字。
个人回忆录
另一个问题更庸俗，一名洛杉矶时报的记者马文·迈尔斯问休斯：“你环游世界的旅行是在1938年，当时你的一位信奉邪教的好友，在你的飞机上留下了祝你好运的护符，护符的内容是什么，它在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使休斯完全乱了方寸，他停了一会儿，说：“我对你完全坦白吧，我已记不起来了。”在开始下个问题前，休斯又插话了，是的，现在他想起来了，1938年祝你好运的护符是一叠口香糖，留在了他的飞机尾翼上。并且此问题之后，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令记者满意。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使在场的每一个人信服：他们正在和名副其实的休斯交谈，他揭开了许多自己的生活内幕，然后他对所谓的传记作了长时间的指控。
“我希望还在电影业工作，因为我想不起来任何像这篇奇谈中所展现出的有关野性和妄想的描写，我不认识克里福德·艾沃思，也从来没对他说过什么，直到几天前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更重要的一点，他同样强调——没有收到MCII3：wrlil公司给他的一便士的预付款。
记者们为了调节他们沉默寡言的采访对象，努力加紧质询社会上流传的他古怪的外表，休斯否认媒介关于对他的宣传，说他留有齐腰的长发和8英寸的指甲，他还说将来打算以更加大众化的方式生活。可能不久新闻媒介会失去对他的兴趣。当神秘电话会议的消息被传出后，引起了社会上的骚动，克里福德·艾沃思自然宣称这则消息的发布者是一名冒名者，并且描述这个声音‘太有活力，并且很深沉……，乃年里没有任何人看到过他，这则消息只能是精彩的杜撰。”他更进一步虔诚的说，“当然我的义务只是针对休斯先生本人，而不是电话里的声音。”
这些指控都是在意料之中的，NBC已经聘请了声纹鉴定先驱劳伦斯·科斯塔先生对录音磁带进行检验，由他断定这是否是真正的休斯先生的声音，在把两个声音进行比对时，关键的基本原则：显然必须找到休斯先生本人声音样本。最后终于找到了休斯先生的一盘演讲录音带，这是三十年前这位亿万富翁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上的发言。科斯塔先生知道这次鉴定将是对他理论的一个检验，尽管声音在几十年里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一些固有的个别特征仍然会永久保留下来。
慎重的分析
几天后，磁带被转换成声纹图谱，测出音调、音质、高低以及声音的其他几个元素后，一条一条线地进行比对。科斯塔先生宣布自己很满意的结果：通过电话说话的人就是休斯先生本人。“在科学容许的范围内，这个结论是很精确的。”
从这一刻开始，克里福德、艾沃恩的计划，随着他草率的行事和态度的转变而露出了马脚。一家瑞士银行并不想成为这起显而易见骗局的当事人，于是打破了传统的银行规矩，揭发了一切M。GI．－w－Mwill出版公司的隐情。此公司的65万美元以“H·R·作阶’的名义存入这家银行，然后又转存到了“Halgs R·休斯”的名下——实际上是艾沃恩的妻子。1972年7月10日，艾沃思被发现有伪造罪行，被迫偿还了发行人给他的钱，并被判入狱30个月。在狱中服刑一半时，又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结论
直到1976年休斯先生去世，他仍然给大众一个特殊的印象，直到最后他都像他的声音一样令人困惑，富有瞟陵感。
布赖恩·赫斯森
时间：1971年
地点：威斯康星州，锡姆斯
意义：新发明的声纹技术破获了一起恐怖的杀人碎尸案。
尼尔·莱夫从事狩猎法的执行工作，对于这份监护工作，他非常热爱。他长期在威斯康星州格林贝附近的森锡坝野生动物保护区进行巡逻。偶尔和擅自闯入者发生一些小的冲突，生活充满了活力，他忠于职守，从来不给任何人情面。1971年9月24日的下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这也是可以预料到的。这天是他32岁的生日，妻子佩吉计划给他准备一个生日晚会。尼尔·莱夫本来以为花木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完成自己的工作，6点之前肯定能回到家。
可到了下午6：30，尼尔·莱夫还没有回来，他的妻子佩吉焦急地等待着他，却没有一点音讯，她只好耐着性子热情地招待已经到来的客人。但这丝毫掩饰不了她的焦急。尊敬的客人们没有一丝不高兴的表现，他们在离开前告诉佩吉应该和尼尔·莱夫的老板哈罗德·施里纳先生联系一下，经过联系他的老板也感到疑惑，因为尼尔·莱夫在几个小时前就下班了，是开车离开水鸟保护区的。
所有的可能情况都查过了，但是仍然没有这位年轻人的任何消息，哈罗德·施里纳也一直跟着寻找到天黑。然后，他给佩吉打电话，告诉她现在应该报警。搜索人员用大探照灯查了一整夜，却毫无结果。天亮了，搜索人员发现了第一条线索——尼尔·莱夫的绿色卡车门半开着，里边空无一人。
附近的水坑里有血，还有散落的太阳镜碎片，这是个不祥之兆。另外，还找到了两个0．22口径的弹壳。搜索人员沿着血迹和看起来像人体组织的碎片进行追踪，终于发现了骨头碎片和牙齿。最后他们发现了一块刚刚挖掘过的新鲜土地。经挖掘，终于在几英尺下的土里找到了被割去头颅的尼尔·莱夫的尸体，他的头颅在附近不远的一个小坟堆里找到了，是被人用锹或类似的工具砍下来的。在头盖骨上还有两个弹孔，身体上还有更多的弹孔。这说明尼尔·莱夫在被肢解之前已经死亡。
警方认为如此野蛮的手法，综合起来本身就是一个线索，这是一起有预谋的凶杀。马文·杰里奥斯凯警官是这起案件的负责人，他认为尼尔·莱夫是出了名的固执，因为他曾拘捕过许多的偷猎者，马文·杰里奥斯凯警官怀疑这起凶杀案的动机是报复杀人。他命令把每一位被尼尔·莱夫拘捕过的人都找来面谈。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许多人已经离开了这个地区，其他人也只是勉强的配合。但嫌疑人范围还是在逐步缩小，嫌疑重大的人还要进行测谎器检测。除一人外，其他人都同意接受测谎仪检测。
艰苦的交锋
布赖恩·赫斯森十分痛恨这位已故的看护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和尼尔·莱夫多年来一直交锋，积怨甚深。不论这个月岁的偷猎者被捕多少次，他都屡教不改。最近尼尔·莱夫因他射杀野鸡抓捕过他。布赖恩·赫斯森当时很不高兴，但没有做出过激的反应。当问及谋杀案发生的那天他在什么地方时，他始终避而不谈，他明白自己有权利这样做；当问及他是否能配合进行测谎器检测时，他直言不讳地拒绝了。
侦察过程遇到了障碍，马文·杰里奥斯凯警官凭直觉感到这个人有重大嫌疑，他向法院申请命令，在布赖恩·赫斯森和其女友贾尼斯·奥贝的住所安装窃听器。安装妥当后不久，警方窃听到布赖恩·赫斯森和贾尼斯·奥贝及其他的母亲玛莉谈论到枪及其不在现场的事实。甚至还有他83岁的外祖母阿格尼斯·赫斯森谈话时的咒骂声，还有布赖恩·赫斯森保证说把枪已藏到了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当侦探敲他家的门时，这位年长的女主人感到万分的惊异。以至她直接领着侦探去了武器储藏室。这些武器被送到麦迪逊实验室进行检验，弹道专家威廉·罗斯曼对枪支进行了检验。肯定其中一只枪发射过尼尔·莱夫尸体旁边找到的0．22口径的弹壳。1971年12月16日，案发后的3个月，布赖恩·赫斯森被拘禁。
因为预先采取了措施，马文·杰里奥斯凯警官对布赖恩·赫斯森家里的谈话进行了录音，并且把这些录音带送到了密执安声纹鉴定中心的专家欧内斯特·那希先生那里检验，当时此机关代表国家声纹鉴定的最高水平。
在讯问过程中，阿格尼斯·赫斯森完全否定她曾经说过关于藏枪的事。她甚至否认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这些证言完全在检察官唐纳德·泽埃姆德的预料之中，他早已胸有成竹。他立即请求斯特·那希先生来到证人席上。斯特·那希先生首先解释了声纹鉴定的原理，然后他肯定磁带中录制的关于藏匿武器的女人的声音就是阿格尼斯·赫斯森的声音，磁带上的所有其他声音也同样被鉴定全部是赫斯森亲属的声音。陪审团经过3个小时的深思熟虑后，做出了有罪判决。赫斯森被判终身监禁。
结论
这起案件是威斯康星州首次公开认可对窃听装置的使用，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有效的实践没有被广泛的应用。
吉米·韦恩·格伦
时间：1973年
地点：加里福尼亚，莫德斯多
意义：作为一种法庭科学的有利武器，心理压力测试仪是有争议的。但有一点无庸质疑，那就是对一些残忍的杀人者，它可以进行有效的鉴别。
邦妮·约翰逊给她的母亲挂了一早晨电话都没有人接听，她每多打一次电话心里就焦虑一次，她心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没有一件事能让她高兴。1973年5月1日的下午，当她敲响她母亲公寓的门时，本想母亲来开门，可是里边却是死一般的寂静，她更加不安了。于是她告诉公寓经理，家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她从经理那里要来了钥匙。打开了公寓的门，一幅恐惧的场面呈现在她眼前，她的母亲格罗丽亚卡本特已经断了气，尸体浮在浴缸里。一切迹象表明这位59岁的美容师洗澡时心脏病突发而死。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一起普通的意外事件——直到发现有一扇门上的两把锁都被打开，格罗丽亚卡本特的家人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扇门的安全性，因为以前洗澡时从来不检查浴室的门是否锁好。
直到验尸官代理人威廉·范泽到来时，才知道死者真正的死因。格罗丽亚·卡本特的颈部缠绕着一根几乎看不到的细线，一切都很清楚了，她是被勒死的。而且很可能就是被浴室地板上扔的长筒丝袜勒死。她死前被强奸。病理学家威廉·厄诺海兹把死亡时间定于当天早上的12：30左右。死者肺内没有水，说明她在被浸入浴缸前已经死亡。凶手企图利用这种方法掩盖他的杀人行为。因为没有暴力侵入现场的迹象，且没有丢失任何东西，侦探们推理，死者可能认识凶手。
侦探们把死者当天晚上的活动情况集中到一起，最后目光聚集到了当地的一家酒吧内。在那里，有顾客记得她和一名名叫吉米·韦恩·格伦的单身男子一起喝酒。当侦探们见到吉米·韦恩·格伦时，他爽快地承认曾经和格罗丽亚·卡本特痛饮过，然后送她回家，但他否认曾经进过她家。他说，那天晚上他们在她家门前分手，然后他就回家了。在吉米·韦恩·格伦的公寓中，侦探们发现了许多探案杂志——一个长椅上，有一本正打开的杂志，而且这一灭正翻到了一起谋杀案上，故事中的细节描述类似于杀害格罗丽亚·卡本特的过程。吉米·韦恩·格伦部坚持说这是一个巧合。这听起来并不让人信服，尽管疑点很多，却没有证据把吉米·韦恩·格伦和格罗丽亚·卡本特案件直接联系起来。这时人们建议使用最近一项新发明——还没有得到证明的心理压力测试仪（PSE）。
新技术
就像测谎器一样，用来鉴别测试者是否说谎，但又不像所说的测谎仪。它不是通过追踪心率或出汗的变化来鉴别，而是通过声音的变化。它们还在许多方面不同。因为使用测谎仪时，被测试者往往被绷带或金属线绑起来，这样对被测试者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可能出现错误的结论。而PSE不进行直接的身体接触，仅仅让被测试者用麦克风说一段话，或者把他的声音录制成磁带，供以后分析。测试时把这些信号源加到一台像打印机一样的机器中，分析结果就会以图谱形式打印出来。尽管吉米·韦恩·格伦在法律上有权利拒绝进行这样的测试，但他还是痛快的答应了。在测试过程中，提问吉米·韦恩·格伦的问题还是他是否在凶杀案发生的晚上，进入过格罗丽亚·卡本特家。他依旧回答没有。但是，当磁带上记录的声音被送到PSE中时，指针剧烈摆动。这个极为明显的记录，充分告诉专家吉米伟恩·格伦在撒谎。但是这在法律上面是没有效力的。不过专家们帮侦探把侦查方向集中到了一点——吉米·韦恩·格伦身上。
这些努力非常有效，当第二次对浴池进行更加彻底勘查时，发现了新的证据，在浴缸的边缘上，有一块儿模糊的掌纹，正好和吉米·韦恩·格伦的手掌纹一致。这一证据的出现，使案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吉米·韦恩·格伦在凶杀案发生的晚上或者其他时间，毫无疑问去过现场。吉米·韦恩·格伦回答说曾有一次去过她家，滑倒在潮湿的浴室地板上，然后扶着浴缸站了起来。
陪审团并不相信他的反反复复的口供，最后认定吉米·韦恩·格伦有罪。并判处终身监禁。
结论
尽管法庭不承认PSE对证人语言的分析，但这种技术的价值在各方面得到了应用。它的作用就是摧毁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最终令其坦白交代。
司法弹道学
严格说来，弹道学作为一门科学主要研究抛射物的运动以及影响抛射物运动的条件，但是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特别要研究枪和子弹。枪跟随我们已有好几个世纪了。第一支手枪是在公元12to年由阿拉伯人发明的。直到十六世纪，工程师们发现在枪膛中刻些螺旋形凹线使子弹旋转，这样子弹的发射就更平稳，更易击中目标。这种加了膛线的枪，即来复枪，在弹头。弹壳上留下的清晰痕迹被称之为弹痕，这是现代弹道学所依据的基本事实。
对于专家来讲，从不同类型的枪中发射子弹，变化是很明显的。有可能测定子弹是从某种特别的武器中发射出来，这主要是因为枪管是人造的。刚开始制造出来的枪是滑膛的，然后在加膛线之前，按照枪管直径的技术指标来铰孔。当一支枪制造完工时，用来制造枪管的工具光一例外都遭到损坏，因此不可能制造两支完全相同的枪。从不同枪中发射的子弹总是留下不同的弹痕。基于同样的理由，每支枪的枪管都有独一无二的特征，这种特征影响了它所发射的每一发子弹。
枪管发射子弹不只在弹头、弹壳上留下明显痕迹，而且在枪的其他部件上也会留下痕迹。射击时弹头从枪管里射出，同时弹壳从抛壳口飞出。弹底窝表面的任何工艺上特征都会在弹壳上留下痕迹。枪的撞针、拉壳钩、后部的抛壳挺也会在弹壳上留下痕迹。
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撞击力。当弹头打到人的骨头上或其他任何坚硬的物体上，其形状会完全改变。基于这个理由，如果从犯罪现场带回来的弹壳还可以用的话，那么用它作检验鉴定比用弹头作鉴定常常要可靠得多。
1835年，法国发明了底火帽。这种底火帽是一个可塑性金属制成的帽，底火室内装有含起爆剂的女发药。当控针撞击到枪弹的底火时，起爆剂点燃发射药，使得弹头从枪管里发射出去而弹壳留在后面。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发明了无烟火药，而需要更强有力的子弹。新火药有更大的推进速率，意味着早先的铅弹太软，枪管的来复线没法控制他们，而且特别容易损坏弄脏枪管。这就导致了带金属壳的子弹的问世，这种新子弹常常是铜镍合金的。
老式的黑色火药在开枪者的手上和弹孔处（如果在足够近的射程内枪击）都会留下痕迹，而现代无烟火药留下的痕迹只能通过化学方法检测。有一段时间，时兴检查犯罪嫌疑人近一段时间是否使用过枪支，这种检查主要是测定硝酸盐是否存在，但因为这种普通的硝酸盐有许多是无害的家居使用的产品，因此这种检查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义的，只得放弃。
查尔斯·史蒂罗
时间：1915年
地点：纽约，西塞布
意义：一个专家证人在辩护中常常陷入尴尬境地，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给予的证据是公正的。可我们在此列举的却不一样，由于证人的狂妄自大和贪婪使得客观的证词变得模糊不清。
1915年3月22日早晨6点左右，一个名叫查尔斯·史蒂罗的德国人，身材高大强壮，智力低下，在纽约西塞布的一个农场里醒来。他走到粮仓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而就在这时他发现了农场里看护玛格丽特·沃尔科特的尸体。她是被枪击而死的。血迹指引史蒂罗来到农场，在那里他发现了他的雇主查尔斯夺利普斯，也失去知觉地躺在地上。虽然他还活着，但估计活不过早晨。尸检表明这两个受害者是被口径为0．22的手枪击伤。农场显然被洗劫过了，两百美元失窃，据警察描述凶手是一个手段拙劣的抢劫犯。
在3月26日的审讯中，史蒂罗像孩子般天真地讲述了一些情节，并极力否认自己有口径0．22的手枪。史蒂罗的姐夫查斯特·格里恩，好像比史蒂罗的头脑更迟钝，他居然向警察承认自己藏了不下三支枪——所有的枪都是0．22的，而且这些枪都是史蒂罗的。他声称他这样做是受史蒂罗的指使。经过严刑拷问，格里恩招供他和史蒂罗是凶手。
史蒂罗被逮捕，关在当地的监狱里两天不吃不睡。经过连续二十四小时的讯问，他承认自己有三支枪，他之所以让格里恩将它们藏起来，是因为他得知有一个口径为0．22的枪支大搜查，他想逃避风头。在答应他如果承认自己是凶手就放他回家看妻子之后，史蒂罗承认了自己是凶手。尽管招供了，但是他坚决拒绝提供任何陈词。
“专家”证人
这时，美国司法史上最可疑的一位人物进入了这个诉讼程序。阿尔伯特·哈米顿多年来一直是一位善于欺瞒的陪审员，作证时他利用自己的博士头衔，而这个头衔仅仅是他自己凭空想像而来的。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充当无耻的起诉人，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作为一个没有廉耻心的向上爬的小人，哈米顿在各个领域都渐渐摆出一幅权威的驾势，使用一种权威的口吻。不幸的史蒂罗和格里恩遇上了他，因为哈米顿假冒专家的头衔之一就是枪支方面的专家，哈米顿浏览了一些欧洲的杂志上有关弹痕研究成果的文章，他声称自己只要用显微镜和照相机就足以解决弹痕方面的一切问题。因此他给自己冠以“弹道学专家”的称号。
只有外行人才认为哈米顿在所有方面都是专家。如果说哈米顿可以称得上是某一方面的专家，那么他至多只是一个业余心理专家。哈米顿深知那是一个陪审员极易受外界影响的年代，举证时眼花缭乱的专业术语以及作为证据的精湛放大的照片都会使陪审员放弃主张。在检查了史蒂罗的手枪后，他断定自己看见了在史蒂罗的手枪里有一道不同寻常的划痕，并且在菲利普斯身上取出的子弹上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划痕。为了支持他的断言，哈米顿立即制作了好几幅弹痕的照片送到法庭作为证据。
因此，史蒂罗站上被告席。在审判过程中，法官明显地被史蒂罗的供词所困惑，法官因此将他的疑惑告知陪审团。他指出史蒂罗犯罪缺乏动机，并且在史蒂罗那里没有发现失踪的钱的线索。当然，与之势均力敌对抗的是，起诉人有哈米顿“博士”的证词。哈米顿并没有受挫，他炫耀地挥舞着他那一堆精致的照片，傲慢地宣称凶手的子弹来自史蒂罗的枪而不是别的枪支。
所有这一切都使史蒂罗的辩护律师大卫·怀特感到困惑不解。他仔细地查看了那些照片后，声明检查不到子弹上关键的划痕。哈米顿表现出令人吃惊的鲁莽，他伶俐但极不真诚地作答那只是出于一个错误，照片照的是带划痕的子弹的另一面。慑于哈米顿的权威，这样令人震惊的回答竟没有引起什么争议就算过关了。
但是对于哈米顿来说，更使他尴尬的事接踵而来。当怀特要求哈米顿指出那些他宣称在史蒂罗手枪枪管里发现的擦痕时，哈米顿回答那是不可能的。据他分析，底火紧贴枪管，易爆气体无处逃逸只能向前喷射，结果子弹获得了非常大的推动力；弹头从枪口射出从而留下划痕，由此辩护枪管里的划痕是看不到的。
今天，我们很容易地摒弃这种荒谬的理论，但是在1915年，弹道学刚处于萌芽状态，哈米顿的证词以绝对的高压态势压人。陪审员们同哈米顿沆瀣一气，史蒂罗被判死刑。（更早一点，在另一个审判中，查斯特·格里恩被判有罪，终身监禁）史蒂罗被判死刑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特别是引起了辛格监狱看守长斯皮恩森·米勒的注意。在与这位头脑简单的劳工的长谈中，他特别注意到了史蒂罗的天真率直。他决定将史蒂罗这个案子送到城里的一群女士们的手中，这些女士以推崇人道主义而著名，她们都致力于废除死刑。她们不知疲倦地为史蒂罗的利益而工作，在那段时期，史蒂罗至少没有受到严刑拷问。同行刑者的三次会谈直到行刑前的最后一小时才停止。正当史蒂罗在行刑前四十多分钟被绑到电椅上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这正是1916年千钧一发的时刻，差一点就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大祸。
另外的疑问
以推崇人道主义著名的女士们雇用了一些调查者，她们找到两个名叫艾文·肯和克莱里斯·奥肯内尔的流浪汉，他们因为抢劫罪正在服刑。调查者了解到在发生凶杀案的那天晚上他们正在西塞布，有人听见他们在案子公布于众之前早就在那里讨论第二天早晨发生的案子了。在女士们的谆谆教导下，他们的良心有所发现。最后，肯招供他和奥肯内尔就是此案的凶手。
凶案初步被揭开，惹怒了史蒂罗的起诉人，他们把盲从监狱里提走连续几天对他严加盘问直到他按照他们的意思翻供。但是这一切为时已晚，新闻已传到奥尔巴里的政府官员查尔斯·怀特曼那里，他专门派一个调查团调查史蒂罗的案子。
调查团由锡尔图斯的律师乔治·庞德带领，首席检查官代理查尔斯·怀特作为助手。经过审问，他们两个都一致认定肯和奥肯内尔有罪。
尽管这样，他们还必须推翻哈米顿的证词。一位官员仔细查看了史蒂罗的手枪，马上声明那只枪好几年没使用过了，由于积聚了许多污秽物枪管已经塞住了，而且这支枪在凶杀那晚之前性能肯定不怎么样了。另外，哈米顿有关密封的枪管不可能使易爆气体向后逸出的理论证明是荒唐的。实验是这样的：那位官员将一张纸放在枪后扣动扳机，突然冒出一股火焰，将那张纸迅速点燃了。
两套子弹都被送到在罗彻斯顿的鲍森和兰博的公司，由光学专家马克斯·由哲作显微镜分析。在最高倍的放大镜下，由哲无论是在实验用的子弹上或是凶手使用的子弹上都无法确定划痕的位置。
所有这些实验，充其量都只能看作一个科学家的不同意见。最值得注意的是，由哲仔细检查了史蒂罗的手枪后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一发现足以证明哈米顿的证词毫无价值。实验与枪管里的螺旋形凹槽或来复线有关。枪的凹槽之间的凸出部分，会在子弹上留下痕迹。由哲发现史蒂罗的手枪是带有凹槽和凸出部分的普通式来复枪，而凶手使用过的子弹是从非正常来复枪里发射出来的。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可以发现，凶手使用过的手枪有人工的裂纹，而史蒂罗的手枪却没有。提供了这样不容置疑的证据，庞德和怀特毫不犹豫地请示赦免史蒂罗。也就是在1918年的5月9日，查尔斯·史蒂罗和查斯特·格里恩从辛格监狱里放出来成为了自由人。
肯和奥肯内尔从来都不主动承认他们是西塞布的凶手。自从肯又一次翻供之后，奥尔良州的高级陪审团小心翼翼地收回他们的热情与金钱去进行另一个法庭审判，一致倾向于驳回他们的上诉，于是这个案子就渐渐被淡忘了。
结论
不管发生在史蒂罗和格里恩身上的事是多么的可笑，但是最终并不是毫无益处的。特别是那些拙劣的证词曾一度冒充真理而嚣张，查尔斯·怀特们的品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正是如此，查尔斯·怀特受到震动，他发誓要将他的后半生致力于发展枪弹痕迹科学。他在纽约建立了侦查弹道学机构。他发现了他的同行，菲利普·格里维尔的一个设计，即比较显微镜，也许这将使弹道分析学前进一大步。在比较显微镜里，一颗子弹的两截可以在同样的镜头下连成一体，使得观察者可以借两者的异常靠近来比较分析每颗子弹上的痕迹。怀特还梦想将实际存在的每支枪给予编目，这个梦想在他之后很久终于实现了，不幸的是他死于1926年，但是可以说他在法庭科学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莎科和瓦佐提
时间：1920年
地点：麻省，南柏雷渠
意义：莎科和瓦佐提被处死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不乏一些人为了从这个悲剧中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置不容怀疑的弹道学事实而不顾。
1920年4月15日的下午，在麻省南柏雷渠一个鞋厂外面，保安弗雷德里克·巴门优特和亚里山多书里德利正在押运公司总计15777美元的工资款。这时突然来了二个歹徒，没有任何威胁或暗示，其中一个歹徒开枪，杀死了两个保安。他的同伴，一个留着八字胡的家伙，还拼命地向那两个无辜者身上扔石块，凶手把装工资款的箱子放进早已准备好的汽车里，随后溜之大吉。目击者描述这两个家伙的模样，说“长得挺像意大利人’，现场勘查取得了对侦查人员颇有价值的东西，即两个歹徒开枪射击后留在路边的空弹壳。这些空弹壳上都印有彼得，文查斯特和雷明顿制造的字样。
两天之后，那部用来逃走的别克汽车在一堆木头旁找到了。曾经在圣诞前夜市里奇·瓦特附近的另一个鞋厂也发生了一桩未遂的工资款抢劫案，警方将两案并案侦查，断定这都是由一名名叫迈克·波达的意大利人所为，但当警方搜查波达的隐匿之处时，他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
这时，另外两个人被逮捕了。一个是二十九岁，名叫尼古拉·莎科；另一个是他的留八字胡的同伙，32岁，名叫巴特拉姆·瓦位提。两个人都不承认自己带有任何枪支。但事实上很快就查到他们每人都有一支装有子弹的手枪，其中莎科的枪口径为0．32，与凶手使用的手枪口径是一样的。另外，莎科还有23颗子弹，那些子弹都是由彼得，文查斯特和雷明顿制造。
瓦佐提是一个鱼贩子，有意思的是，莎科本身就在一个鞋厂工作。他们两个都是无政府主义政治小组的成员，公开拥护暴力。这一事实激起了民众的公愤。经查证核实，瓦佐提直接参与布里奇瓦特的抢劫案，被判刑15年。莎科虽没有直接枪杀两个保安，但他后来间接参与，被定为抢劫的同案犯。
搜寻迫害
11个月后的1921年5月15日，在麻省戴德姆进行公开审判。那时正处在美国早先狂热的“红色恐怖”时期。在这一时期，任何激进主义政治态度都有颠覆政府之嫌。曾主持瓦佐提早先审判的法官沃伯斯特·塞叶又一次作主审。许多文章都表明，他对这一诉讼案子有极深的偏见。法庭记录更表明，作为一个法官他没有任何公正可言。辩护团也把他们的良心丢到风里。他们趁这一大好时机，伪称自己是共产党和各种劳动组织的政党联盟，打着莎科一瓦佐提辩护律师委员会的幌子，随时准备利用他们的被告为自己的目的作厚颜无耻打算。这种审判明显地有失公允，观念陈旧，特别是随之而来的谣言四起，仿佛莎科和瓦佐提在政治上的企图比他们的犯罪企图多得多。
法庭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包括证人、59个起诉人及99个辩护人的意见。各色各样的证词只能引起更大的混乱。最关键的问题杀死伯里德利的子弹是否是从莎科的口径为0．32枪里发射出来仍是模糊不清。当控方的一位专家认定莎科的口径0，32的枪就是凶手使用的枪支，那么另一位控方专家马上就会赞同这种说法。而两个辩护方面的专家詹姆士·伯尼斯和奥格斯特·格尔，则声称子弹并不是从莎科的枪里发射出来的。
子弹到底是不是从莎科枪里发射出来的，这个问题一旦面对弹道学的事实就会显得无力。杀死伯里德利的子弹非常老式，控方的专家再也找不到一颗类似的子弹来做测试，除非从莎科的口袋里可以找到绝对相同的子弹。前面讲过，警方从他那里搜到23颗子弹。1921年，7月14日，由陪审团裁决，法官塞叶判处被告死刑。
接踵而来的是抗议的浪潮。在世界各地，左翼分子极力推崇莎科和瓦佐提并把他们视为这场死刑审判中的无事者。在辩论达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阿尔伯特·哈米顿还沉浸在史蒂罗一案的惨败的痛苦中，他孤注一掷地拿他日渐衰落的名誉作赌注站了出来。他狂妄自大，故态复萌地宣称：毫无疑问，子弹不是从莎科的枪里发射出来的。
抗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控方枪支方面的专家查尔斯·阿伯重新检查枪支。直到1923年的秋天，一系列拍摄致人于死命的子弹以及从莎科枪支里发射出来的子弹的照片，借助于最新技术得以放大，经过研究，阿伯作出结论：从莎科枪支里再次动议重审过程中，事件来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大转变。哈米顿带来了两支新的卡尔特式手枪并将它们拆解，莎科的枪也被拆开，似乎只是为了夸夸其谈地演示他的某一观点。当法庭里人们的注意力被转移之后，他偷偷地将一支新枪管装到莎科的枪上，企图带着那两支卡尔特式手枪溜走。要不是法官塞叶用眼睛死盯着哈米顿的演示，一场极不公正的审判就会发生。塞叶当场抓住了哈米顿，命令他将那支真枪放回原位。法庭上出现了这样的阴谋，人们也毫不奇怪塞叶否决了重审的建议。
不断的批评
对于审判结果的公开反对一直延续到1927年的六月份。一个调查团被指定重新调查这桩案子，在此期间他们接触到了后来成为美国弹道学先驱的专家卡尔文·戈登德，他当时在纽约的弹道侦查处工作。带着两项发明，比较显微镜和窥膛镜，戈登德来到了戴德姆。窥膛镜是由物理学家约翰·费歇尔发明的，用的是带电灯和放大镜的探针来检查枪管内部。辩护方专家奥格斯特·格尔在旁作证，戈登德从莎科的枪支里发射一颗子弹射向棉花丛，然后将它放在比较显微镜上凶手子弹的旁边。结果很清楚凶手的子弹就是从莎科的枪支里发射出来的。格尔仔细地观察显微镜表示同意。当他的同事，辩护方的专家詹姆士估尼斯在看显微镜时，他说：“唉，你懂什么！”詹姆士·伯尼斯也改变了他的意见，莎科和瓦伍提的希望彻底地破灭了。1927年8月23日，尽管抗议之声轰动全球，他们仍死于行刑的电椅中。
结论
尽管毫无休止的争论一直延续到1961年10月，一个由新泽西枪支实验室的前任领导科罗内尔·弗兰克、朱里率领的侦查小组重新检查了莎科的枪支，结论是不容置疑的，莎科的枪支就是凶手使用的枪支。1983年3月又有一个调查团，由波斯顿电视台全权负责，他们也再一次证实了戈登德的发现。康涅狄格州警察弹痕研究机构的马歇尔·罗宾逊对这种争论已经厌倦，他说：“为什么人们不断地要求将有关案子的实验一做再做？实验的结果永远都是一样的”。人们几十年不断地质问。要求重审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布朗和肯尼迪
时间：1927年
地点：英国，斯泰普福特阿伯茨
意义：这个案子使全欧洲注意到了弹道学的事实，由此，罗伯特·查奇尔作为英国弹痕方面的专家声誉鹊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使得弹痕分析学成为成熟的科学并取得了决定性的领先地位。在欧洲方面的进步则是时快时缓。究其原因，大部分是因为欧洲地区携带枪支的人相对缺乏，另一部分还因为人们的一般看法，携带枪支绝对是美国特有的现象，一个美国人不大可能跨越大西洋去欧洲。这种狂妄自满的断言，很快就被1927年9月26日的案子击得粉碎。
那天晚上，两个不起眼的盗窃犯，46岁的弗雷德里克·布朗和36岁的威廉·肯尼迪从伦敦坐火车去往埃塞克斯的比尔里卡。他们本打算去盗窃布朗早就打探好的一辆货车。但是如意算盘并没有打成——正在盗窃时，一条狗狂叫了几声，将他们吓走了。他们闯入了爱德华·拉维尔博士的加油站，偷走了他的蓝色的车，颠颠簸簸地开回伦敦。
远郊的小路蜿蜒绵长，他们的车随意地走走停停；起康斯坦布警察署乔治·盖特里奇的注意，他挥手示意让车停下。他走到小车前面，用手电筒照着他们俩人，询问他们准备上哪儿。布朗俩人漫不经心的态度激怒了乔治·盖特里哀，他转身去拿他的记事本。正在此时，布朗拨出枪对着盖特里奇开了两枪。盖特里奇中弹倒地。布朗马上跳出来，站在盖特里奇尸体边。也许是出于迷信，被谋杀的人眼睛里面会保留他们最后一眼看到的东西，他将盖特里奇俯卧的身体翻过来，开枪打掉了盖特里奇的眼睛。后半夜，两个杀人犯将车丢到了伦敦南部的一个沟里，尔后搭乘电车回到了布朗在巴特斯的住处。
这一系列变幻莫测的事件很快被发现了：一个司机发现了康斯坦布的警官盖特里奇被子弹打得满身窟窿躺在路边的尸体；拉维尔博士向警察局报案他的车子被盗；在伦敦发现了丢失的车。侦查人员很快就把这三件事联系在一起。
被盗的车子提供了几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车后座和驾驶室里都有飞溅的血迹，在乘客的座位底下有一个空的弹壳。这些东西都被送到罗伯特·查奇尔那里作分析。查奇尔来自伦敦一个造枪工人之家，他们主要制造和销售运动枪支和来复枪，但是他本人真正的兴趣却在武器及其目标方面的研究。恰逢苏格兰方面要咨询一位武器方面的专家，而查奇尔的意见得到重视。查奇尔将子弹编号为4，这颗真子弹装满了黑色的火药，1914年在伍尔威奇军方制造。他发现在子弹底部有一丝瑕疵，原因是由于发射该子弹枪的后膛有阻塞物造成的。查奇尔断言凶手用的手枪肯定是口径为0．455韦伯式手枪。
最后终于找到了凶手使用的枪支，虽然整个过程曲折不已，讯问一个接着一个，谈话一次接着一次，但毫无线索，整个侦查工作处于困境。这样的僵局一直持续了三个多月，但最终出现了转机。在审讯另外一个犯人时，当被讯问是否涉嫌盗窃那辆车时，那个犯人被激怒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他声称真正的罪犯是另外两个名叫布朗和肯尼迪的人。他还声称他听见过他们俩夸夸其谈有关杀害康斯坦布盖特里奇的事。
双双被捕
许多记录都表明布朗是凶手，他有很长的暴力行为的历史。在坐车时，他曾手段凶残地袭击过警卫。当警探在布朗的住所蹲坑守候时，他们是如此的小心谨慎。1928年1月20日侦探们的耐心等待终于有了回报。夜色笼罩之下，他们的目标出现了！布朗刚从车子里探出身来，警探们就迅速上去抓获了他。在汽车仪器板上放零星物件的隔间发现了那只手枪。在布朗的屋子发现了更多的枪支，还发现了藏在盥洗室水箱里的两千英磅（约合八千美元）及一些医学器材，这些医学器材很像从盗走的车里拿出来的。
五天之后在利物浦，肯尼迪企图打死逮捕他的警官（幸好抢卡住不动，救了那个警官一命），但终于被抓获归案。这实在有点令人费解，因为他坚称自己在整个凶案中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而已。布朗对他的同案主动招供以推托责任、免受绞刑表示了极大的轻蔑，他称肯尼迪的供词纯属子虚乌有。
在布朗的车库里发现了那支口径为0．455的韦伯式手枪，里面装着一颗旧式子弹，与杀死盖特里奇警官的子弹一模一样。当查奇尔做实验时，每颗子弹上都有瑕疵，同样是因为子弹在枪后膛有阻塞物所致。用了不下1300支韦伯式手枪作实验试图复制出这样瑕疵，但没有一支手枪能使其发射的子弹留下相同的痕迹。查奇尔还记录下留在编号为4的子弹上的黑火药痕迹与盖特里奇身上伤口附近的皮肤里黑火药的痕迹是一样的。
在审判中，布朗和肯尼迪被处以同样的刑罚。1928年5月31日，布朗被绞死在彭顿维尔监狱，同时，在距伦敦几公里的旺德索斯，肯尼迪也同样被处以死刑。
结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案例为日益暴力化的将来提供了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经验尝试。但我们仍应对查奇尔义正辞严提供的证据确凿的证词表示无限敬畏之情。正是这次布朗和肯尼迪罪行的审判使得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使得他在往后的二十年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
约翰·布朗宁
时间：1967年
地点：伊利诺斯，芝加哥
意义：此案中，杰出的弹道学分析以及精细的侦查工作相结合，成功地驳回了罪犯试图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的万无一失的申辩。
1967年11月22日午饭前，41岁的约翰·布朗宁医生，驱车从芝加哥南部的文达美伊斯科特医院回来，走出汽车，经过他的家门到托儿所去接小儿子，然后去拜访马科森·布朗，他们约好当天一起去吃午饭。布朗夫人抱歉不能践约，布朗宁只好驱车回到自己的住处南伍德朗林荫道5054号。上午1且：57他到家时，发现妻子丹娜正躺在客厅地板上，身上被连击数枪。他连忙喊人帮忙，邻居海伦·佩恩医生匆匆过来帮助检查这位受害者，很显然，丹娜·布朗宁已经死了。
在现场，警方发现了三颗用过的子弹和四个弹壳。其中二颗形状不规则的子弹压在尸体下面，另外一颗子弹就在尸体附近。有一颗子弹，也就是第四颗子弹是在尸体解剖时找到的。弹壳上面的红色星点表明是德国制造的吉科枪弹。
邻居特里莎·凯特雷报告大约在上午11：30听到一种沉闷的“砰”的声音。另外一个邻居报告则更精确，碰巧那天，他正在打一个长途电话，担心话费过多，便死盯着钟表，他也听到类似枪的声音，那时准确的时间是上午11：36。
不平常的来复枪
打死丹娜·布朗宁用的是口径为0．38的子弹，这种子弹看起来非常普通，但是用显微镜检查却可以发现它与一般来复枪的区别特征——它有六条阳膛线而且是右旋。弹壳的底部还有一些标记，这些标记表明发射此类子弹的枪支有一个装弹指示器。枪支方面的专家伯特·尼尔森发现只有一类手枪具备上述特征，这就是沃尔特式枪支。当问及他是否有能发射口径为0．38子弹的枪支时，布朗宁这个狂热的枪支收藏者一口咬定：只有一支枪支。他闭口不提由沃尔特制造的枪支。用该枪支做的实验表明，它不是凶手所使用的枪支。
警探们为此次谋杀缺乏明显的动机而困惑不解。没有任何被抢劫的迹象，而且丹娜没有什么为人所知的敌人，除非可能是她的丈夫。从传闻中得知他们的婚姻平淡无味，缺少田园诗般的浪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传闻的是，在此场悲剧仅仅发生北小时之后，布朗宁就飞往科罗拉多去参加一个圣诞滑雪度假。在他出走的这一段时间，警探们进一步了解到布朗宁是一个有名的玩弄女性的家伙，为了那些拈花惹草的事，丹娜不知道和布朗宁吵过多少次。综合考察更使警探将疑点集中到布朗宁身上了。
他当时在发案现场的行为表现也值得怀疑：在警探们检查了他妻子遍体时，他没有任何焦虑不安关切的情绪。后来他声称早就看见了妻子身上的尸斑，断定她已经死了。（尸斑是由于人死后血液循环停止，血液渐渐沉积到身体的最下部所形成的。）但是据医生佩思所说，当她在中午12：血检查尸体时，尸斑并没有出现。当布朗宁从科罗拉多回来的时候，他吞吞吐吐地解释他当时所谓的尸斑是指一种由于血液缺氧导致皮肤里的蓝色消褪的青紫症。
1968年1月22日，警探迈克尔·玻意尔向布朗宁出示搜查证搜查了他的住所。在发生谋杀的当天紧锁的壁橱里，迈克尔·玻塞尔发现了一本有关沃尔特的手册，一个别致的带有圈套的弹夹，一个厂家制造的枪靶，这些东西的编号都为188274o同时迈克尔·玻塞尔还发现了两箱牌子为吉科口径为0.28的子弹。一箱是满满的，另一箱少了四颗子弹，而打死丹挪·布朗宁刚好用的是四颗子弹。
纽约沃尔特枪的进口商透露，编号为188274的枪支被水运到芝加哥商店。芝加哥商品售货记录表明，编号为188274的枪支由詹姆斯·胡克买走，詹姆斯·胡克是布朗宁的朋友。胡克承认在谋杀发生的一年前他将他那支编号为188274的枪支作为迟到的生日礼物送给了布朗宁。
发现自己渐渐露了马脚，布朗宁开始恼羞成怒，反咬一口。他原先特意申明家里没有丢失任何东西，“但现在他声称有强盗入室偷走了沃尔特枪并打死了他的妻子。如此出尔反尔，反倒欲盖弥彰，警探们起诉布朗宁为凶手。
时间上的不吻合
在庭审过程中，起诉人将布朗宁的每一个细节都讲得非常精确细致，但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布朗宁的作案时间。是的，布朗宁去接他的孩子然后驱车去马克森·布朗家，但是正是在此之前他鬼鬼祟祟潜入家中杀死了妻子。据托儿所的教师乔伊斯·凯丽证实，布朗宁平时接孩子都是不慌不忙，漫不经心的，那天他接孩子时是冲着进来的，一副慌慌张张、气喘嘘嘘的样子，时间大约是上午11：45到11：50之间。这比布朗宁自己所声称的接孩子时间晚了十来分钟。
但是布朗宁有足够的时间去作案仍是一个假设。警探玻意尔在法庭向大家描述了他和另外一个警官所作的一系列侦察实验的结果。他们按照布朗宁提供的线索驱车做实验，2．8英里的路程最少要花六分钟，最多要花十二分钟。起诉人因此分析：据邻居的证词，案发大约在上午10：36分左右，据托儿所的老师证词，他是在上午11：45到11：50之间接的儿子，这说明在接孩子与案发之间有一段空档时间足以让布朗宁作完案后去接他。布朗宁则借那段正在接自己儿子的时间造成不在现场的假象。为了戳穿布朗宁不在现场的假象，起诉人拿出了枪支方面的证据，而终于使布朗宁被绳之以法。1968年5月28日，布朗宁被控告为杀人犯而被判处20年到30年的监禁。
仅凭五百美元的现金支票布朗宁就被释放了。他不服判决而申诉直到1971年。很快，法律上的申诉期满而入狱的日子日益临近，他开始逃离美国。经过跨越两大洲小凉不定的短程旅行之后，他选择了乌干达作为庇护的地方，偶尔还担任乌干达总统艾迪·阿明的私人医生。后来阿明决定将他驱逐出境，1983年10月他被逮捕引渡回美国。
结论
1990年8月，布朗宁因健康原因假释。一个月后，年满64岁的他死于脑瘤和心脏病。直到最后，他还在力陈自己无罪。抛开那些否认事实的荒诞声明不谈，单就起诉方提出的枪支方面的证据他也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约瑟夫·克里斯
时间：1980年
地点：纽约州，布法罗和纽约城
意义：许多杀人犯通常都有类似动物的习性，他们找到一种破坏方法之后，只会重复使用。这里的案例所示的杀人犯，不同寻常地用了至少四种武器达到他不甘罢休的目的。
1980年秋天，两个相互独立但同样残忍的杀人案震惊了纽约。第一个案子发生在9月22日，一个名叫格伦那林、14岁的非商美国人被枪击杀害于布法罗的超市外面。第二天，又有两个黑人被枪击倒。9月24日，第四个受害者在尼亚加拉大瀑布被枪击致死。所有凶杀案都有可能是一个“不名身份的白人青年”所为，作案时，他用一个纸袋装着枪支。这个纸袋至少有两个作用：除了隐藏枪支外，还携带用过的废子弹头和弹壳。这表明，这些凶杀不是随意的暴力行为而绝对是有预谋的。尽管凶手用尽心计，但最后一次作案时却犯了大错。由于不熟悉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地理环境，在他试图逃脱追捕时，他丢了一枚弹壳。正是由于这一小小失误，他被市法罗的媒体重头报道，称为“口径0．22的手枪杀手”，至此他的凶杀手段被彻底曝光。
两周之后，连续几个晚上，两个黑人计程车司机被杀害后扔在一片森林里。其中一个是被螺丝刀猛击后脑壳致死的，所用的力量相当之大；另一个是用方头锤砸死的。两个人的胸骨都多次被锐器刺伤，令人发指的是，凶手丧心病狂不甘罢休，他们俩的心脏都被凶手用刀子剜了出来。
剜出被害人的心脏，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凶手似乎干得很顺利，再加上罕见的大胆，因为只有极少数的连环杀手会冒险如此接近受害者作生死搏斗。正是因为这些，导致检察官认为他们要找到的那个人，肯定有狩猎的经验。奇怪的是，这个凶手好像突然失去了杀人的兴趣，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案子。但接踵而来的是凶手的又一次令人震惊的凶杀。
血浴
12月22日，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曼哈顿市中心，几个时辰之内就有五个黑人和一个西班牙人在街上被一个人跑上来用凶器制倒。其中四人死亡，二个受重伤。在一阵阵凄惨的呼救声后，这个被人称做“中心城市剁碎机”的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刚开始，没有谁将这个凶手与早先专门伤人肢体的凶手联系在一起。直到纽约的法医迈克尔·波顿将曼哈顿案子受害者的照片同布法罗受害者的照片相比较，发现这些受害者的身体特征极其相似，都是身体瘦小带胡须的。好象是为了加强他的信念，这个“剁碎机”又重新港人布法罗城，用另外一把令人胆寒的刀子狂暴地杀死两个黑人，杀伤一些人后逍遥逃走了。但是案子的线索仍不明朗，纸袋作为装子弹及弹壳的容器证据仍不足。从第一次杀人案中发现的不下五个弹壳，再加上那些致人死命的子弹都被送到华盛顿特区的联邦调查局实验室作分析。他们以此认定有5种枪支可以发射这些子弹——其中包括四种手枪和一种来复论。
为了识别凶手使用的枪支，他们必须研究枪的控针留下的痕迹。当枪发射子弹时，撞针就会撞击子弹的局部，并在弹壳上留下明显的独一无二的痕迹。从5种枪制造者那里得到了控针痕迹的数据说明之后，ffo的专家很快排除了其中多支枪作为凶手使用的枪支的可能，那么剩下的一种手枪，一种来复枪，就是凶手使用的枪支。它们都是由康涅狄格索斯波特的斯特姆·各报枪弹公司制造的。从公司的规格清单上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凶手使用的武器是口径为0．22的来复枪。因为没有目击者发现抢手带着一支来复论——因此专家推测那支枪是被藏在棕色纸袋里，而且只有一种可能：来复枪的枪管被锯掉了。
美国大兵被捕
侦查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在第二年的一月份，侦查工作突然有了奇迹般的进展。在佐治亚的本宁堡有一个被征入伍的士兵由于乱砍一个黑人美国兵被逮捕。这位士兵，名叫约瑟夫·克里斯，25岁，试图用刮胡刀割掉自己的生殖器而被送到了医院。在医院里他向护土吹嘘自己杀了布法罗和纽约城的黑人。搜查克里斯的物品时，发现了大量口径为0．22的子弹，但是与案情紧密相关的是发现了他是在亚正月万日应征入伍——这与一系列凶杀案停止的时间是吻合的。自从12月19日他开始作假，在12／22日曼哈顿的凶杀案发生之前的某一天，一张汽车票将他带到了曼哈顿。，克里斯和他的母亲和姐姐一起住在布法罗。警官从地下室里发现了一颗没打出火的子弹，弹头和弹壳还没有分离。在弹壳上留有撞针的痕迹。这个弹壳和在发案现场找到的弹药筒完全匹配。正如当时检察官们所推测的，克里斯是一个狂热的狩猎者。在布法罗西南部四十英里的地方有他们家狩猎时住的房子。警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优质的枪支库：成箱的口径为0．22的子弹，克里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各式各样的收藏枪支，还有一支锯掉枪管的0．22的来复枪。但遗憾的是，在另一柱同样发人深省的遭受责难的案子里凶手使用的枪支没有在那里找到，而且一直没有找到。在审讯克里斯的磁带录像上，当时还不知道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暴露了一些只有凶手才有可能知道的杀人细节。他对于自己残酷暴行的动机惟一的解释就是：“有某种东西占据了我的头脑……有某件事我必须去做。”
克里斯被判终身监禁。他最终也没有被指控为杀害那两个司机的凶手，因为起诉人害怕牵涉此案，可能会增加陪审团作出被告精神失常裁决的机会，同时可能在日后无罪释放。
结论
不论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约瑟夫·克里斯肯定是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杀人凶手之一。他的案例奠定了现代庭审中可靠的物证的重要地位。两个杀人现场的目击者特别强调克里斯不是一个持枪杀人的歹徒，这大多被人淡忘了。他们的证词被起诉人收集的绝对有份量的证据淹没了。
詹姆斯·米歇尔
时间：1991年
地点：加利福尼亚，旧金山
意义：法庭声学及计算机合成的有关犯罪现场及犯罪过程的生动图像等也可以作为弹道专家寻找证据的另一个向度或途径。
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阿蒂·米歇尔和吉姆·米歇尔兄弟俩在日益爆炸的加利福尼亚色情文学市场业务量巨大，占有霸主地位。到了1991年，他们大量生产低预算、高利润的三级片，达到了事业的颠峰。其后他们利用高额利润作为资本投资在旧金山开了一个脱衣舞酒吧，生意相当兴隆，十分成功。在兄弟俩四十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挥霍了上百万的金钱，沉醉于酒和毒品，过着奢华的日子。特别是阿蒂，更是到了荒淫无度的地步。
从来没有人怀疑他们的生意头脑，但是据他们自己所描述，他们的合作方式相当奇怪，至少可以这样说。他们极其卖力地销售货物，但是每隔一段时间他们要大吵一次。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调解的余地，只有生意上的发号施令和企图用强制手段为自己争得一份利益的勾心斗角。两年之后，兄弟俩中更年长聚财更多的那个吉姆，几乎采取一种近于合伙人的态度，完全没有了手足之情。在1991年2月旧金山一个寒冷潮湿的晚上，两个人进行了最后一次争吵。
27日晚上10：15，阿蒂的女友茉莉·巴乔向911台报警，要求警察马上赶到阿蒂·米歇尔的屋子，那里正出现枪击。电话被录音，在背景里仍可听见枪声。警察们赶到了阿蒂·米歇尔的屋子，发现吉姆正在屋外走来走去，明显地一幅恍恍惚惚不知所措的样子。他带着一支口径为0．22的手枪，肩膀上挎着的手枪皮套里还装着一支口径为0．38由史密斯和威森制造的那种枪。在卧室里，发现阿蒂腹部、右胳膊、右眼睛都中弹，已经死了。在那里，警探总共发现了八个口径为0．22的弹壳。吉姆供认不讳，他在争论中情急之下向阿蒂开了枪。——但是专家们在这点上很明确，这桩案子谋杀的成份大于非故意杀人。吉姆被判一级谋杀。上诉人将案子的证据建立在911台的录有枪声的电话录音上。依据此，很清楚地证明吉姆·米歇尔有很明显的意图想谋害阿蒂的性命。为了支持这一证据，他们请来了佛罗里达法庭声学专家哈里·霍林作证。他声明自己对那盘电话录音带作了研究，试图隔离分辨每一次枪击。这里面的工作还包括尽可能地复制房间里发生枪击的过程。奇怪的是，霍林在自己的屋子里找了一个房间作实验，这令抱着怀疑态度的辩护方很难接受。
致命的间隔
霍林很顺利地自制了各种枪击实验的谱图并且将这些谱图与录音带的声音相比照。他总结说第一声枪响被录到磁带上的时候是在55秒；第二枪被录在10秒钟的时候，第三枪被录是在25．5秒的时候；第四枪被录是在54秒的时候；第五枪被录是在55．9秒的时候。可以看出，在第三枪与第四枪有半分钟的间隔，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它充分说明了米歇尔等了一段时间，然后从容不迫地击倒已受伤的兄弟。如果真是这样，这的确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谋杀与非故意杀人的差别之一就是动机问题：如果霍林有关录音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被告所声称的枪击是发生在头脑所想的瞬间的说法的可靠性就会削弱。
1992年1月24日，控方提供了一盘计算机合成的模拟现场枪击的录像带。这盘录像带显示阿蒂走进了他的卧室，然后走到大厅，在那里他被打了两枪。之后，他走到大厅过道，脑袋被打了最后一枪。在蓝色背景下用红色的类似激光的线表示枪击。这盘录像带不仅重建了犯罪现场，而且显示了所发射的枪的先后顺序。很显然，这种做法进入了侦查假说的领域。在苛刻的辩方反对下，这盘录像带作了些修改，使其纯现实的成份减少只是作为一种现实的模拟而充当证据。
亚里桑那的犯罪学专家路斯恩·哈格主要从事犯罪现场的重建。他也曾经鼓励制作犯罪现场重建的录像带，并且解释结论所蕴涵的方法论的东西。他标示出子弹穿过各个房间里的路径及角度。具体做法是当子弹穿过房门时，他就走到与录像带上标识的相同的门外测量子弹可能发生转向的程度。经过仔细的检查，哈格声明那盘录像带有关现场的模拟只是一种主观的解释，对犯罪现场那么多颗子弹作考查必定要考虑成千上万的结果。此观点给辩方犯罪现场专家查尔斯·莫顿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由于天性谨慎，莫顿感到犯罪现场的重建是一片侦查的沼泽地。他争辩说犯罪学专家的任务是以一种公正无私的态度分析有用的物证，得出结论送到法庭，而不是漫无边际地分析。此后的一切则要取决于陪审团的态度了。1992年2月18日，吉姆·米歇尔以非故意谋杀罪，被判处六年的监禁。
结论
围绕计算机合成重建犯罪现场的争论是木可能消除的。如果这种现场的模拟被接受，它的客观性也仍然是有争议的。
文件检验
对有争议的文件进行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要解决两类问题。第一类主要解决笔迹的来源问题——是谁留下这种笔迹，留下这种笔迹的人独特的书写习惯是什么（对有争议的证明文件的分析与笔迹研究学无关，笔迹研究学主要是研究书写习惯与人的个性之间的关系。）；第二类主要是处理一些实际存在的文件，但是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进一步确定它的真实性。
一般说来，大家都注意到了我们的书写是极不规则的，常常是一天一个样。这里面包括许多的因素——情绪、书写体位以及健康状况等等，这些都能影响我们在纸上用笔书写的方式。但是一个老练的观察者，却可以透过麦面上的木规律看出我们每个人独特的书写方式，想要伪造笔迹是很难做到的。从书写的角度来看，我们在纸上的书写从头到尾基本是一致的，或者从写字母的角度来看，我们也都有自己固定的方式，比如写字母g和h的时候，我们是习惯带环形花样还是不带，都因人而异。要制作大量的样本，花大量的时间，笔迹检验才能给出令人信服可靠的意见。
随着打字机的发明，特别是最近计算机印刷的问世，现代笔迹检查专家必须精通印刷技术的历史。比如说，有人拿出一份自称写于1912年的文件却是用某型号打字机打出来的，而我们知道直到1938年这款打字机才问世，这说明那份文件值得怀疑。因为打印的装置随着年月必定产生一些极易辨认的特征，如机器本身的磨损、字母的损坏等等。所以，另一台机器有着同样特征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这也使得印刷文件的真伪检验有了可能。
另外一些必须考虑的因素是墨水和纸张。墨水样品可用薄层色谱法来分析，为了鉴别墨水，酒精、烟草、武器装备总局收集了三千多种墨水的色谱图供参考。为了避免在检验过程中出现不精确，总局建议生产厂家每年改变墨水中的微量染料。美国另外的一个机构特工处，与国际墨水图书馆保持着良好的联系，图书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瑞士苏黎士州的警察署开办的。里面包括六千多种墨水的化学成份及其他信息，如准确标示的日期等等。
检验一份文件是否被更改通常可能用的方法是使用静电检测仪（ESDA）检验。文件被放置在加电金属网的上面，一层塑料薄膜紧贴文件。当文件和薄膜被紧紧吸附到网上的时候，使用影印机的色粉和细微的玻璃粉粒的混合物，然后色粉混合物就粘附到任何有静电的部分。当原件被撤去的时候，所有薄膜＊相应的地方就会显示出影像。由此，把嫌疑原件的每一页和每幅影像进行比对，就可以断定原件是否被改动过的。
虽然对有争议的证明文件分析起初只运用于侦查诈骗案件．但是现在它却在刑事侦查的各个领域，特别是谋杀案侦查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约翰·马格鲁森
时间：1922年
地点：威斯康星，马什菲尔德
意义：仅仅从一些被炸弹炸毁的纸张碎片，侦查人员就可以一点点搜集证据抓到真正的爆炸凶手。
一个邮包被寄到詹姆士·查普曼在马什菲尔德的家里。詹姆上·查普曼是威斯康星中部伍德县管理委员会的主席。邮包寄到的时间是1922年12月27日，并不是他们希望收到的迟来的圣诞节礼物。他的妻子克莱门婷·查普曼，着急地撕开邮包，这时邮包突然爆炸炸到她的脸上，她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她的丈夫也受了重伤。
炸弹很令人奇怪，许多致命的火光向外辐射，因此发生爆震，而留下的机械部分却完好无缺。这个致人于死命的诡计按照设计者的意图顺利地进行，但是它却在无意中暴露了目标一一邮包上纸的碎片依然存在，在这些碎片上依然可以隐隐约约看出书写的地址。这些东西被送到了威斯康星密尔沃基文捡的顶尖专家约翰·蒂尔那里。
邮政编码告诉侦查人员这个致人于死命的邮包是从托瓦尔·莫恩的邮箱里寄出的。住在马什菲尔德5道街的托瓦尔·莫恩却一口否认，他完全不知道这个邮包，肯定有人把邮包扔在他邮箱里，因为他家地处公共高速公路。经过仔细搜查取证，排除了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
与此同时，蒂尔不辞辛苦地重拼那些邮包上纸的碎片。上面有“J．A．ChaPman，R．1，Marsfilld，[sic]WiS”的字样。仅仅通过这些字，他难以解开其中之谜，弄清杀人凶手的特征。字写得极不熟练，开始猜测这可能是某个人故意伪装笔迹。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所写字的间隔、倾斜度、排列及用力程度，他确定此人极力认真地书写，以达到本人的最好水平。因为当时人们的文化水平都较高，拼错一个镇的名字无疑表明这个人较信赖自己的发育而轻视正规的教育。靠发音来拼写，蒂尔感到写地址的人是一个外国人，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瑞典人。
经过排查，发现这个社区只有一个瑞典人约翰·马格鲁森，他的住处离莫恩的邮箱不到2公里的路程。这个M岁的农场主痛恨查普曼已不是什么秘密。因为社区打算修一个排水场，这样就将马格鲁森的土地人为分为两半，由此两个人进行一场冷战。挖泥机被炸毁了，查普曼的粮仓也烧掉了。这桩桩件件的事情都使彼此的积怨不断加深。
笔迹取样
12月30日，警察参观了马格鲁森的农场。在粮仓里，他们发现了一些木屑，与制造炸药用过的极为相似。同一天，马格鲁森被逮捕，被指控一级谋杀。马格鲁森没有意识到爆炸并没有彻底破坏包邮件的纸张，他心安理得地提供了自己的笔迹。稍微看一下，就有很多明显的相似之处，尽管他把Marshfield拼作MaISfild，而致命邮包上拼写为Maxsfilld。
蒂尔认定凶手使用的是普通的滑尖自来水笔，用的是一种非正规的墨水，大部分是卡特化学黑墨水，稍微掺一些圣福特法定蓝黑墨水。D调的工作人员检查马格鲁森的农场屋子时，发现他的女儿手里正有一支自来水笔，笔尖与蒂尔描述的特征一样。她说她自己常用圣福特牌墨水，但是她把她的墨水瓶供给了同学，瓶里的墨水用完的时候，同学帮她灌满了卡特牌墨水的混合物，其成分及比例与蒂尔在致命邮包上发现的墨水特征是一致的。
为了支持蒂尔的发现，起诉人找了一大群令人敬畏的笔迹鉴定方面的资深专家，由资历最深的纽约的阿尔伯特·奥斯博领队。阿尔伯特·奥斯博与芝加哥的杰福代斯·伍兹合作。他们都一致确认致命邮包上的地址是马格鲁森写的。奥斯博发现二者至少有十四处在细微处是极相同的。他总结的时候说：“这绝对不是巧合，两个人在文件上的笔迹不可能有如此相同的特征及在特别之处的雷同”。
斯特隆伯格给大家上了一堂语言学方面生动有趣的课程。斯特隆伯格是明尼苏达大学瑞典语言的教授。在解释瑞典语中的双元音时他指出瑞典母语中不出现上这样的双元音，因此。h常常被读作Mars而且也拼写为Mars。“特别是受过很少教育的瑞典人会这样拼写”。同样，ie或i在瑞典母语中也不出现，这使得一些无知的移民常常将fieki拼写为filld或fild。这种人也容易将Medeki读作Marefilld，拼写也同样如此。
还有另外一个事实也证实对马格鲁森的控告。阿瑟·克哈勒，木料方面的专家，他后来在林德伯绑架案中工作出色，名声大噪。（见布鲁诺·霍特曼一案）在炸弹里使用过的白榆木屑在马格鲁森工房的木屑里找到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冶金学家大卫·法尔伯格描述了他将炸弹触发器里的金属与马格鲁森工厂的钢材样品相比照所作的实验。他说，两块待检的金属被仔细比较并进行腐蚀的化学过程试验。四个独立的实验都是用金刚砂打磨金属后使用化学物品的，在显微镜下观察被放大一百倍的两块金属…。它们具有相同的特征。1923年3月对日，马格鲁森被判有罪。两年后，威斯康星最高法院宣布拒绝赦免被告。
结论
在最后的申诉中，马格鲁森的律师查尔斯·布里艾尔，对那些检查被炸弹炸毁碎纸片的“所谓专家”进行了猛烈攻击。他嘲笑道：“这帮人中有一半是为了享受威斯康星州的津贴……
这些人惟一的追求就是万能的美元。”到了今天，在法庭上对资深专家证人的相同的抱怨之声仍不绝于耳。
阿瑟佩里
时间：1937年
地点：纽约城
意义：此案包括如此多的因素，以致于它后来成为美国侦查学的经典案例。
1937年7月2日的清晨，在南昆斯的牙买加地区的一块空地上发现了一具被打得不成形的青年女尸。在尸体旁边，一个小女婴躺着在哭，但没有受到伤害。凶器是一块沾着血迹的混凝土，是在5英尺以外的地方找到的。一个电熨斗和一只男人左脚的鞋浸在血泊里。那只鞋的鞋底还有一个洞。
最初的现场勘查认为，这个女人是一位想走捷径，穿过废弃火车隧道时遭到意外袭击，并被抛尸的受害者。果真如此的话，当她企图跑开时，带在身边的婴儿是如何避免这一劫难的呢？侦查人员马上断定，杀死这个女人的凶手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某一个她认识并且让她信赖的人。围观的人群中，一个妇女站了出来，她说认识那个婴儿，也能确认受害者是最近刚搬走的一个邻居，20岁，名叫菲琳·佩里。
医学检查确定死亡时间不会迟于清晨2：30。在那之前的将近七个小时的时间她在哪里呢？进一步的线索是由当地垃圾场的守夜人提供的。前一天晚上1010时，他听到凄厉的求救声，他打电话到警察署。但是两个夜晚巡逻的警察对他所说的情况并不在意，因为他当时正处于醉酒状态。他们离开了，没有作任何的检查。
当搬动尸体时，发现了一大扎带有血迹的纸。奇怪的是，很少有凶手主动留下这么多线索。这一大扎纸上暴露的线索，警察们都记录在案，它们包括：
l．信封上的邮戳是1937．2．1，特伦顿，寄信的地址是牙买加108－110153号大街尤利西斯·帕姆先生。里面有一封信称呼是“亲爱的儿子，”署名是‘称的妈妈，玛里·帕拉姆。”
2．另一封信的称呼是尤利西斯·帕姆先生
3、一便上邮资的明信片寄给尤利西斯·帕姆，署名是“您的侄女艾拉·梅·帕拉姆”。
4、一页纸上写的称呼是“亲爱的会员”，署名是“阿西塔姆”。
5一份电费帐单上有帕姆的名字和地址。
6三张照片：的一个男人站在车前面；b）同一个男人以船为背景的画像，签名为斯内瓦索·沃克；C）一个女人的照片。
7，教堂的收据簿，包括姓名和捐赠的数量，收据签名为“威尔德”。
8．带血的竟有条，大约长3英寸，定半英寸。两个嫌疑犯
当侦查人员来到帕姆的住所时，他们了解到，菲琳·佩里和她的丈夫阿瑟，一个22岁的建筑工人，住在楼上。他们在帕姆的房间里发现的东西使他们疑惑不解——那只在犯罪现场没有发现的另外一只左脚的黑色鞋子和一件蓝色衬衣，那件衬衣被撕掉了一个大口子，撕下的布条正是在尸体底下发现的。
帕姆和佩里都被带去审问。帕姆是巴普蒂斯特教堂的机事，他明显就是在犯罪现场被发现的照片上的那个男子。当侦查人员向他滔滔不绝地讲起在尸体下面找到的所有有关凶杀线索的条目时，他好像真正地被弄糊涂了。他毫不迟疑地承认列举的这些条目中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他的，包括那件带血的衬衣，但是他说他真是十二万分惊奇，这些东西是怎么跑到犯罪现场的。在另外一个问题上他却一点也不让步，那只鞋子是佩里的，那是他在以前某个时候给佩里的。
走过正门厅席，佩里在讲述那天晚上的事情。他告诉侦查人员，在普拉扎剧院玩过宾果游戏之后，他碰到了菲琳。她哭着向他说，那天早上帕姆试图闯进她的房间，她还收到帕姆写给她的一封下流恐吓信，他还威胁如果她把这封信给丈夫看，就是在找死。佩里对着这个好色的教会执事咆哮不止。他和帕姆大吵了一场。帕姆绝对否认这些控告和那封信，他要求佩里带他的妻子来亲自把这件事说清楚。佩里说他离开的时间是晚上9：50，然后他去菲琳姐姐的房间里打电话，发现妻子根本不在那里。
聚精会神地听着的侦探将椅子转来转去，他们在苦思冥想。是佩里犯了一个错误，还是他在撒谎。他们知道帕姆除了担任教会执事还是一个商店的出纳。那天晚上，也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他的雇主要他工作晚一点以便对存货盘点。帕姆和其他几个雇员一起工作直到晚上ic：10才离开在弗拉兴的商店。他坐电车回家，路上大概要花1个小时。而谋杀的时间，几乎可以确定就在晚上10：10。尤利西斯一B姆的确不在作案现场，他没有作案时间。关于这一点佩里没有什么可说的。普拉扎剧院的一个引座员声称她看见佩里晚上1小10离开剧院，身边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
陷害
帕姆承认他同佩里吵过，但他说那是在晚上11：10。当然，那个时候也可能是真的吵了一场，但侦查人员始终抱怀疑态度。本能告诉他们佩里杀死了他的妻子，而企图嫁祸于邻居。如果想给佩里定罪的话，仅仅怀疑是不够的，必须找到证据。于是侦查人员回到了纽约的侦查技术实验室。
侦查人员之一，爱德华·法加，从佩里的衣服上打开了缺口。审讯时，房间里很热，法加注意到佩里将他的衬衣的袖子卷到了胳膊上，他命令佩里把袖子放下来。在右边的袖子上有一个小小的血点。佩里的袜子上的洞补了一个补丁，看得出这个补了上有血浸过的小斑块。这个补丁的位置和从尸体旁边发现的鞋子上的洞很相符。同样这只袜子也带有一些泥土的微小的印迹，哈里·施瓦兹在犯罪现场找到了同样的泥土。
事情有了进展。被撕坏的蓝色衬衣的放大照片，清楚地显示衣服上的斯口是用刀或剪刀弄破然后用手撕开的，很明显是想伪装成是在现场搏斗时被撕坏的。
确凿的证据是来自那封恐吓信。侦查专家约翰·史蒂文生将帕姆和佩里的笔迹取样来做比较。通过专门的技术鉴定完全排除了是帕姆写的。他不能同意佩里的说法。两个顶尖的笔迹方面的专家，埃尔布里基·斯泰和阿尔伯特·奥斯博，被请求发表意见。他们的结论在每一个方面都是一致的：帕姆绝对无罪，信是佩里写的。在他们的报告中每个人都强调最显著的特征是字母11和b的写法，这在两封恐吓信和佩里的取样中都有显示。虽然在恐吓信的书写中企图伪装字迹，但是在搜查佩里房间时发现了与写给菲琳的恐吓信相同的纸张——一它们在尺寸、厚度、重量、质量、构造方面都一模一样。佩里被指控为一级谋杀。
佩里计划得非常周全。早在六月份，他就从帕姆的房间里偷来照片，在6月20日，他邮出恐吓信，这是为了计划下一步同那个无辜的执事大吵一顿。当佩里同帕姆争吵大放厥词时，他的妻子已经死了四个小时了。正是用他们俩争吵作掩护，佩里偷走了帕姆的教堂募捐的收据簿。尔后，他回到犯罪现场，将这个可以进一步证明帕姆有罪的证据放在尸体旁边。1937年12月，通过五天的庭审，佩里被判处死刑。在庭审时，佩里在很多细节上翻供。一年之后重审，他再次被定罪。1939年8月3日，佩里还在为自己的无事辩解，但是最终还是执行了死刑。
结论
这个案子的可能结果，永远值得我们考虑。假如帕姆那天晚上不是碰巧工作到那么晚，证明他绝对没有作案时间，假如凶杀案不牵涉到亲密关系，即不是丈夫佩里所杀，要找其他罪犯简直是大海捞针，自然要找与现场牵涉最多的帕姆；假如没有侦查科学的技术，永远只是怀疑而找不到佩里的确凿证据，最后我们可以想象——帕姆最适合代佩里坐到电椅上作替死鬼了。
希特勒日记
时间：1981年
地点：西德，汉堡
意义：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出版方面的诈骗案，它一度合理合法，直到科学分析使之真相大白。
1981年2月18日早晨，五个人—一他们发誓要保守秘密——聚集在马恩弗雷德·费希尔的办公室，为首的是德国出版界的巨头格鲁勒和杰尔，他们办了许多杂志，其中包括销路最好的杂志斯特思。费希尔旁边，还有另外二个公司的高级职员和一个报刊新闻记者杰丹·黑德曼。促成他们到桌面上谈判的原因是三本日记，用黑线系着，每本厚约半公分。里面的文字几乎是用一种难以辨认的日耳曼谱写成的。他们正在围绕阿道夫·希特勒的日记进行着本世纪出版界最大的一次神秘交易。
是黑德曼找到这些日记的，但是他对于日记的来源却守口如瓶。他只是说它们来自于一个专门收集纳粹党值得纪念或记录的一些了不起的东西，他的兄弟是东德的一个陆军上将。谈到结束的时候，没有咨询一个文件证明方面的专家、科学家或历史学家，费希尔答应他的公司将以每卷8．5万马克的价格买下希特勒日记中的对卷，再加二十万马克，买下到今天为止真实性都不容质疑的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第三卷。以1981的外汇兑换利率来计算，这次交易投资大约合计3万美元。
只是到了后来，格鲁勒和杰尔才提议鉴定。他们所选择的专家没有一个是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在鉴定方面混乱和失败中，他们好像也不应该受到责难。马克思·弗里萨尔泽，原来是苏黎士警察署侦探部门的领导，而且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细菌方面的专家。他被指定鉴定比较日记的手稿与希特勒真迹。（不幸的是，那几个希特勒真迹取样原来就出自于日记本身，因此所谓“真迹”本身也是待鉴定的！）所以他答应他们将文件送到奥德韦·希顿那里去检验，奥德韦·希顿的专家身份是不会引起争议的，他是来自加迪纳南部的兰德鲁姆的文件证明专家，是第一流的专家。格鲁勒和杰尔深知，如果希特勒日记要在他们手中被鉴定为真，那么希特勒日记在美国将大大提高拍卖价格。
尽管如此，格鲁勒和杰尔在选择上仍有失误。希顿根本不懂日耳曼语，因此他只能作一些考察工作。弗里萨尔泽，他没有注意所谓的希特勒“真人手迹”实际上也来源于日记本身。由于有这些不利因素，他鉴定那几本希特勒日记为真也是可以原谅的。
通过两个月精心的研究，弗里萨尔泽博士同意：“这些日记和那些取样的‘手迹’勿庸置疑是阿道夫·希特勒本人所写”。接着来自莱茵兰德嘈拉兹警察署的一个笔迹研究专家作了进一步的肯定：“至少那三本日记几乎百分之百地可以确定为真的。”百万富翁的生活方式
专家们的结论正是格鲁勒和杰尔想听到的。塞满现金的手提箱一箱箱地被送到黑德曼那里。非常奇怪的是，斯特恩杂志社里没有一个人将黑德曼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与这种交易联系在一起。他开始购买囤积小汽车，他的实际资产可以称得上是大款水平。
出版日记的日期日益临近，格鲁勒和杰尔开始在美国和英国放风造声势。在美国就有《新闻周刊》和矮脚鸡公司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跨越大西洋，大众传播方面的大亨鲁帕特·默多克决定买下日记的世界版权。1983年4月9日，他出价300万美元，当他与《新闻周刊》竞相报价最后以375万美元的价格竞买成功的时候引来了一阵阵喝彩。
在那个月初，默多克让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修·特里沃托帕乘飞机到苏黎士去检验这些日记文本。这真是一个绝招。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情况，特里沃·托帕在这方面的声誉是世界性的和无以伦比的。他后来承认他被摆在那里的那么多待鉴定的文件吓倒了。格鲁勒和杰尔都一再坚持有三个笔迹研究方面的专家都声明那三本日记是真的。三人一组的专门人员负责回答特里沃·托帕提出的不计其数的有关与历史不符的种种问题。最后，由于国际财团投资太大，不容易失败，特里沃·托帕声明自己非常满意这些日记是真的，他准备写一篇文章登到默多克所拥有的伦敦《星期天时光》上面以促成书的出版。
早在特里沃·托帕的文章发表之前，西德警察署的侦查科学家就知道了这些日记是一个恶作剧。经过格鲁勒和杰尔的同意，他们在1983年3月28日开始了研究工作。路易斯·韦勒博士提出了他的科研小组作出的一个初步报告。他们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笔迹上，他们承认它们已经是真的，他们把研究放在这些日记所用的纸张上面，看它们是否也能证明是真的。韦勒斯定：他检查了这些日记的九个文本，至少发现有六个文本是伪造的。在紫外线照射之下，这六个文本所用的纸张里面都有一种物质叫漂白剂，他最近才知道这种漂白纸张的物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使用。他在等待第二个研究成果，第二个研究成果出来是几周以后了。
恶作剧
1983年5月6日，德国政府科学家们宣称这些日记是伪造的，伪造诈骗中最粗制滥造的那一种。这些纸张——质量十分低劣，由松柏类植物木材、草和各种树和植物的叶子制造，它们都用一种漂白剂漂白过，这种东西直到1954年才开始使用。书的封皮也被漂白过，系在看起来很正式的封绒上的线是由粘胶和聚脂制造的，这两种物质都是现代的化工产品。手稿用四种墨水写成，没有一种是在战争期间被广泛使用过的。通过测量墨水中氯化物的蒸发，科学家鉴定这本写于1943年的日记实际刚问世不到十二个月。
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紧跟在特里沃·托相自认为充满智慧的文章之后。他慌慌忙忙想阻止这篇文章1983年4月正式的公开发表，但是他没来得及。有关这场恶作剧，新闻方面作了披露，格鲁勒和杰尔寻找替罪羊，他们把这一切算到了黑德曼的头上。黑德曼面临着双重灾难——不仅仅是他被骗了，而且失去了百万马克。原来他几乎是这些日记来源的化身，一直沉浸在自己的银行帐户膨胀的兴奋当中。经过长时间的审讯，他最后吐露了日记的来源。
日记来源于一个富有的收藏家，45岁的肯拉德·库贾，是一个海军上士。1963年，他将自己值得怀疑的天份转向世界上的伪造业，从伪造午宴的付帐凭单开始，他又去伪造油画和纳粹党值得纪念的东西，最后他伪造了希特勒日记。1985年7月8日，黑德曼被指控滥用雇主的金钱，被判四年零八个月的监禁。他那时候的合作者库贾，也被判四年八个月。法官把斯特恩杂志不考虑后果的鲁莽比做使这场恶作剧得逞的帮凶。
结论
纵观整个案子，诈骗、版税、多种费用、失去广告客户和多方面的委托事宜，希特勒日记估计至少花去了斯特恩杂志200多万马克（合计40万美元），至于在事业、荣誉和人格上的屈辱方面的损失则无法估量。
格雷厄姆巴克豪斯
时间：1984年
地点：英国，霍顿
意义：这个案例提供一个范例，它表明侦查原则的互相依赖可以帮助解决许多案子。
英国西部乡村盘山公路一带。格雷厄姆·巴克豪斯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在霍顿一个小山村里开始经营农场。他从前是一个成功的理发师，巴克豪斯的气质和天资好像很不适合预期的农村生活。这很快得到证明，两年来农作物收获无几。他的银行透支螺旋式上升令人惊奇，竟高达7万英镑（合计十万美元），这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可是却遭到他邻居的轻视。他们把这个威登霍尔农场主看作是傲慢自大的外来户，这个已有44岁的已婚男子厚颜粗俗走马灯似地和数不清的妇女有暧昧关系也丝毫不能让他们有好感。但终于有了第一个信号，好像表明这个村庄的人实际上是嫉妒他的艳福。这事发生在1984年3月30日巴克豪斯的一个农场工人工作回来，发现有一只羊的头被刺穿挑在栅栏上。贴在上面的纸条上威胁地写着，“你就是下一个”。
巴克豪斯咆哮着跑到当地的警署，他详细地讲述整个村子长期以来用恶劣手段，如恐吓电话、言辞恶毒的信与他对抗。在这些电话中，有一个电话控诉他引诱这个打电话人的妹妹，警告如果不立刻中断这种关系，要小心可怕的后果。这些无头无脑的线索再加上他表达含糊不清，性情暴躁，警察只能将那些埋怨记录在案。他们希望挑在栅栏上的羊头插曲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幸的是，这种乐观证明是毫无根据的。
爆炸
4月9日的早晨，巴克豪斯要玛格丽特开车去城里给牲口买些药回来。无法解释的是，她的车怎么也发动不了，努力了一阵后还是于事无补，她决定开丈夫的沃尔沃车去。当她去发动汽车的时候，藏在驾驶员坐位底下的一颗炸弹爆炸了，特玛格丽特的一只腿炸掉了一半，她的身体被炸了无数个伤口。她努力地跑着，在烟幕中拼命地呼喊求救。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巴克豪斯在离得有些路程的牛舍里，收音机的音量开到了最大，他一点也没有注意他妻子撕心裂肺的呼喊。幸运的是，这个受伤的女人被校车的乘客看到后急忙送到了医院。检查爆炸现场留下的残余物，爆炸专家发现，炸弹并不复杂，但却是致命的——塞满硝化甘油炸药和猎枪子弹的一根长钢管连到了触发器上。幸运的是，大多数爆炸物如果放在驾驶员的座位下面一般都会发生向下的偏斜，造成的伤害会相对小一些。尽管这样，医生还是从玛格丽特的身上取下了上千块榴核弹的弹片。当她仍在医院与死神搏斗的时候，巴克豪斯又收到了另外一封恐吓信。
这封恐吓信送到了文本检验专家在伯明翰的侦查实验室那里。他很快意识到，试图鉴定这封信的笔迹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每封信将同样的内容来来回回重复地写多遍，目的是让人判断不出是用哪只手写的。但是当他检查到“Younext”这两个字时，他立即对其中某种东西很感兴趣。很明显地看到，纸的背面都有些微弱的印记，是因为势在一个笔记本上写的。笔记本封面上图案被印到了纸的背面。仅仅发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但是霍尔还是将这封恐吓信仔细收好，以便日后作参考之用。
与此同时，巴克豪斯被叫到警察局谈话，他明显地对那个事件耿耿于怀——断定那颗炸弹是冲着他来的。他一再重申自己没有敌人，这反而让人觉得他先前在警署的抱怨是多余的。为了使这两次谈话一致起来，巴克豪斯勉强地说出了一个邻居的名字科林·贝代尔·泰勒，他可能是出于嫉妒而干的。他们在公众是否有通过私有土地的道路权利的问题上有一个长期激烈的争论，争论触到了贝代尔·泰勒切肤之痛。因为二年前他的儿子迪格拜被车撞而丧生。为了缓和上述说法，巴克豪斯又提出一个嫌疑犯。这个人在采石场里工作，因此可以接近炸药。问到巴克豪斯为什么特别觉得他可能伤害他，他承认自己与他的妻子有过非法性行为。
为了巴克豪斯的人身安全，警察在威登霍尔农场执勤。九天之后，这种执勤任务就停止了，因为巴克豪斯非常生气地打电话给侦查部门警官彼得·伯罗克要求他将警察从农场撤走。巴克豪斯坚持他完全能保护自己。伯罗克注意到巴克豪斯手里有枪，警告他不要拿法律开玩笑。在他的请求之下，警察们撤出了。作为妥协，巴克豪斯同意在身上放一个细扣似的报警器，以便农场与当地警署直接联系。两周过后，威登霍尔农场一切平静。但是4月3日的晚上，警报响了。警察们冲到了农场，在前门口，他们发现了恐怖的杀人场面。巴克豪斯几乎站不起来了，他倒在血泊里，脸被破了多处，一例躺着。另外，有一条又深又长的口子从他的左肩膀一直斜穿他整个身体。躺在他脚旁边的是63岁的科林·贝代尔·泰勒，胸部中了二弹，他的手里摸着一把斯领刮刀。巴克豪斯报告警察，死者打电话问候玛格丽特的健康状况，突然间他变得不能自控，他哭着大声说，他是上帝派来的。贝代尔奇动承认他准备了炸药，因为巴克豪斯造成了他儿子的死。他带着斯场制刀冲进了巴克豪斯的房子，对着他的脸乱砍。巴克豪斯同这个发了疾的邻居死拼乱打一番然后逃到了大厅。“我跑到大厅过道，抓到一把枪。贝代尔·泰勒仍然跟着我，我对他大喊我手里有枪，但是他仍然朝我跑来，我开枪打了他，他向后倒时我又开了一枪。事情就是这样。”
奇怪的雕刻
联系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这好像一个相当合理的故事：斯汤刮刀上雕刻了贝代尔·泰勒boale－M名字起首字母阿，贝代尔·泰勒的神经错乱也是明显的，进一步的证明贝代尔·泰勒有罪的证据也找到了。他们在搜查贝代尔·泰勒的房间时，发现一个钢管被截了一段作汽车炸弹之用。但是他们也似乎注意到了某种东西。贝代尔·泰勒曾经是一个木匠，他工作间的工具都被很精细地刻上了字母BT，而不像斯汤刮刀上刻的字母组合图案那样粗糙。他们发现这很奇怪，至少说法上是如此。
专家仔细研究，犯罪现场最后也显得十分地可疑。乔弗里伊·鲁宾森博士是一位生物学家，他指出厨房地板上的血液形状不对。一般在残酷的生死搏斗中，血都是溅到地面还带一个有特色的尾巴。但是勘查现场时发现血滴都很规则，是圆形的。好像这些血滴都是站着一动不动的人身上滴下来的。现场其他因素好像也不对劲，从厨房到客厅没有血迹，正如巴克豪斯所说，他拼命跑是为了逃命，但是他的手上没有任何常见的自卫的伤口，那是通常当某个人试图想避开刀砍时都会留下的。
另一个疑点是由病理学家威廉·肯纳德博士提出来的。他对斯汤利刀仍在死者手里面不是掉在地板上表示了怀疑。当时只能是这样一种情形，严酷的现实使贝代尔·泰勒马上就预计到了自己的死亡，这时身体上的伤已使他不可能捏住刀了。肯纳德假设史克豪斯先开枪打了贝代尔·泰勒，然后将刀放在他的手上。
显示巴克豪斯有罪的进一步证据是鲁宾森检查寄给巴克豪斯第一封恐吓信的信封时提出来的。在信封封口抹胶水的地方，鲁宾森发现一个小的羊毛纤维。通过显微镜分析，它与巴克豪斯羊毛衫上的纤维是一致的，这很明显地说明信是他自己寄给自己的。怀疑进一步被确证，因为侦查人员在搜索威登霍尔农场时发现了抽屉里有一个笔记本，在里面有一张纸，背面的印记和在恐吓短信背面发现的印记一样。将这些印记印下来做成放大照片，发现它们完全相像。
巴克豪斯甚至在监狱里等待谋杀审判时还继续玩花招。他说服他的牢友将一封未署名的信带出监狱送到当地的报纸，信的目的就是将贝代尔·泰勒牵连到汽车爆炸案中。通过分析发现这封信就是这个等待审判的犯人所写的。他的计划产生了不良后果，而且希望也彻底地破灭了。
结论
追根溯源，巴克豪斯无朋无友的程度可见一斑。早在3月份，他把玛格丽特的人寿保险金由五万英镑加到十万英镑，又等了好几周让根本不存在的仇恨行动的谣言传播开来，然后开始策划汽车爆炸，这几乎使他的妻子丧命。当这个图谋失败的时候，他想嫁祸于人，将怀疑点从自己身上移开。于是他引诱贝代尔·泰勒到自己的房子里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杀死他。他的严重的自残伤害也只不过是为了愚弄侦查人员。但是他确实低估了令人惊奇的现代侦查科学。1985年2月18日，巴克豪斯得知他将为自己的狂傲自大付出代价——两次终身监禁。
DNA鉴定
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科学家们都致力于探索鉴定是什么东西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最早在1911年，生物化学家菲奥布什·荣文发现人体细胞里有一个包含核酸的细胞核。他发现有两种类型的核酸，一种是核糖核酸（RNA），一种是脱氧核糖核酸（DNA）。每个细胞核有力对由DNA组成的染色体，每一对染色体中有一条来自父亲的精子，另一条来自于母亲的卵子。在四十年代，科学家们发现DNA是构造生命的基本结构，这种物质不仅决定我们的头发和眼睛颜色中可以找到，而且在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找到。
DNA是怎样组织它的结构的呢？科学家发现存在着不同密码，而且每一个密码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是惟一的。在五十年代，科学家将组成DNA的四种化学物质分离出来了，它们分别是腺嘌吟（A），鸟嘌吟（G），胞嘧啶（C），胸腺嘧啶（T）。含有这四种碱基的脱氧核劳酸分别连接成两条长链，这两条长键盘旋成规则的双螺旋结构。含有不同碱基的四种脱氧核音酸中，A永远与T相对，C与G相对，因此，DNA的密码的一部分可能会像下面的排列：
CAGTTCA
GTCAAGT
虽然DNA大的片断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身体构造和器官），但DNA小的片段会随着个体的不同而不同。通过对这些多形态的DNA的部分进行研究，科学家就可以确定一个特别的DNA片段是否来自于一个特定的个体。
DNA已经可以从生物检材中提取出来，方法是用一种限制酶从特别的DNA的长链上切下一段。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段长链被放置在一种凝胶中，里面有高压电流通过。较短的链比较长的链移动得快，很快这些长链就按照大小排列成一排。用一种尼龙薄膜将它们从凝胶中取出来。放置之后，用一个放射性探针去处理薄膜，用探针紧贴那些多形态的DNA片段。因为探针具有放射性，这个薄膜X一射线的照片就可以展现出DNA的片段。进一步讲，探针探测到的DNA的片断在X一射线照片上表现为黑色的条码，与我们超市中物品上的条形码非常的相像。
通过比较从不同样品中提取的各种不同的多形态的DNA片段——在照片上的黑色条码，科学家们可以告诉我们这些检材中DNA哪些是相匹配的。在检验鉴定中，检材往往是受害者的血液、被控告人的血液和其他犯罪现场的生物检材，比如说头发、沾有血迹的衣服、在强奸案中留下的精液。如果这些与被告人的血液的DNA图谱上的黑色条码相匹配一致，就掌握了有强大说服力的证据，因为科学家断定两个个体有同样DNA的机会是十亿分之一。自从指纹被发现以来，没有什么比DNA检验更称得上是法庭科学有意义的突破。
罗曼诺夫家族
时间：l918
地点；俄国，叶卡捷琳堡
意义：二十世纪最大的秘密之一，最后是由DNA鉴定来揭开的。
历史记载，1918年7月17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和他们的五个孩子以及四个随从人员根据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袖的命令，在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的地下室里被处以死刑。他们的死结束了三百年来罗曼诺夫的统治，几十年来，虽然苏联政府禁止提及任何被废除王位的皇室的家庭，但是有些人却仍然一意孤行，蔑视法律。皇室成员被处死的那个地下室一度成为朝拜沙皇的圣地，直到1977年将那个地方铲为平地。
有一个名叫格连·雷布夫的人，苦于找不到罗曼诺夫被埋葬的地方，由于他是内务部的电影制片人，他利用这个职务之便，扎进那些秘密档案里埋头研究。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才设法找到了监督死刑执行的布尔什维克卫兵雅克夫·尤鲁夫斯基的孩子。尤鲁夫斯基的儿子给他提供了一本由先父留下来的未为人知的笔记。在笔记里他描述了尸首被抛弃在叶卡捷琳堡附近的一片沼泽草地里。按照这个线索，雷布夫在泥地上发现了几层上面浅浅落了些灰尘的圆木架，那正是埋葬尸骨的地方。当地的历史学家帮助他找到一条老路，正是通过那条老路，卡车将尸体运到了这里。
雷布夫十分清楚自己当时研究罗曼诺夫会带来的后果，最轻的处罚是受到责备，很有可能更坏。他一般都利用晚上来于工作，最后他发现了一些很贵重的衣服的碎片，如果按性别。年龄、大小粗略地估摸一下，很有可能是沙皇一家和他的随从的。
1991年以后，鉴定这些尸骨的工作才敢正式开始。利用计算机的叠加软件，亚历山大德·布隆希恩和其他研究者第一次将这些打得不成形的尸骨与沙皇和皇后的照片相比较。最初的结果表明这些尸骨的的确确是罗曼诺夫的，但是确定无疑的鉴定必须确定DNA的类型。进一步的DNA鉴定
对于科学家们来说，要进行DNA的鉴定，最大的困难就是只有这些骨头。骨头不像生物组织和有生命力的液体，骨头里含有极少的DNA，况且这些骨头的情况特别地糟糕，只需轻轻一碰，他们就会碎成灰。俄国最著名的DNA专家帕瓦尔·伊万诺夫，将骨头带到英国内政部法庭科学中心作进一步的研究。普通的DNA分析确定了这骨骼中有五个是一个家庭的人员，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三个孩子。但是由于这些骨头年龄以及变质的状况，它们不能向科学家提供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
于是他们转向寻找线粒体的DNA，它一般是在人体细胞里的特殊结构中，它可以通过母亲血统完整地遗传下去。侦查人员得到了伊莉沙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王子的血液样品。他是亚历山德拉皇后妹妹的直接后代。DNA专家们说，如果这些尸骨是真的，那么菲利普王子的DNA与具有同一个家庭关系的女人和三个孩子的DNA非常匹配。经过分析，主要的研究者彼得·吉尔宣称“非常匹配”由于骨头的出处“事实上不存在疑问”，吉尔表明他和他的研究者可以声明“98．5％以上可以肯定这些骨头是罗曼诺夫的”。
虽然如此，秘密还没有完全揭开。历史上记载有11个人被处死在地下室，但是只有9个人的尸骨被发现了。尤鲁夫斯基的笔记透露另外两个人的尸骨被烧了，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非常奇怪的是，这两具没有找到的尸骨是亚历克塞王子和他的妹妹安斯塔萨娜。谣传他们俩人在那次大暗杀中还活着。1920年，一个名叫安娜·安德森的妇女在柏林露面，自称是安斯塔萨妞。多少年来她使很多人相信，包括皇室的远房亲戚。但是她始终没有被官方承认是失踪的公主。其他的人则认为是诈骗。lop年，她死于弗吉尼亚的夏科特斯文尔时，仍在坚持自己的说法。在埋葬的地方有关安斯塔萨妞的东西什么都没找到，好像无法证明她的说法是错误的。
1994年，真相终于大白。安德森在死之前动过一次手术。因为可能涉及到赔偿事宜，必须提供法律方面的公文，医院保留了她的组织液取样。安德森的支持者要求吉尔检验这些样品，然后把它与罗曼诺夫的DNA相比较。1994年6月，吉尔秘密飞到美国收集这个取样。他的发现在同年十月披露，揭开了秘密。DNA鉴定证明安娜·安德森是骗子，她不是安斯塔萨娜公主，而是一个名叫弗兰兹斯·谢兹科瓦斯卡妮的波兰农民，一个神经官能症者。1920年她突然消失，后来同一年，她出现在柏林的运河一带，开始了她的诈骗持久战。谢兹科瓦斯卡姚家庭的成员，长久以来就怀疑安娜·安德森是他们失踪了的亲人，正是他们提供了能够确定她身份的有关取样。
结论
侦查定案的结果仍然不能使每个人都满意。安娜·安德森的绝对支持者并不在意她的遗传基因方面的证据，继续坚持她就是失踪的公主。
科林·皮切得克
时间：1983年
地点：英国，纳波伯勒
意义：这个案子宣布了DNA鉴定方面的双重胜利——一第一个嫌疑犯被排除，和第一个凶手被抓到，都是通过遗传学的指纹。
英国历史上时间最长和最耗费人力物力的大搜捕是在最近的1983年的一个寒冷的冬天。12月22日早晨七点过二十分，一个医院的服务人员在莱斯特附近的纳波伯勒村庄走在上班的路上，他像往常一样抄近路，走人迹罕至被称作“黑色通道”的小路。沿着小路走了几码，他发现一具死尸，手足摊开地躺在地上，全身结满了白霜，从死尸认出是十五岁的琳达·曼于。从腰部以下身体是裸露的，看来是前天晚上她在去看朋友的路上被扼死后强暴的。精液表明凶手分泌遗传基因是A型（参看约瑟夫·威廉案子）带有高浓度磷酸葡萄糖变位酶（ICM）的H酶，属可鉴定的带遗传基因的人，上述两种因素加在一起，这样的人在成人男子中只占10％。这类人如此之少，使得警探们心情为之振奋。虽然在这种情况不能确定无疑地查明凶手，但是肯定能排除一大批可能的嫌疑犯。
最初的询问在附近一家精神病机构卡顿·海斯医院展开。排查失败了，毫无结果，警探们又转移到恩德比和小托伦坡附近紧邻的几个村庄进行撒网式的排查。虽然他们相信凶手是当地人，警探们在三个村庄轮番作民意调查，奔走访问，但还是深陷困境。只是后来他们才惊奇地发现在排查中他们实际上询问过那个凶手。
计算机漏过罪犯有两个原因：1．他从前被控告有不体面地暴露身体的行为；2．他只是在卡顿·海斯医院作不住院的治疗。虽然不能够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据，但他声称一直在照料刚会说话的儿子。事实上，在凶手作案的时间里，他正好住在警察重点调查地区几公里之外，于是他被排除在审讯之外。（在琳达·曼宁被杀的一个月之后他才去了小托伦坡）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嫌疑犯是一个年幼孩子的父亲，小孩嘶哑学语正需要他的照料，在这个时候他去干恐怖的勾当，那真是太离谱了。
对杀死琳达·曼宁的凶手的调查的兴奋渐渐消退了，因为缺少线索和公众兴趣的减少，此案成了积案。在琳达死亡的头一年，有个人在她当年陈尸的地方放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一年之后，这种类似于宗教的仪式仍如头年。但没等到第三年举行这种仪式，凶手的侵害又开始了。
第二个凶手
道恩·阿什沃思也是十五岁，恩德比学校的学生，1986年7月五日下午光天化日之下失踪了。两天之后，在琳达·曼宁陈尸的地方发现了极其恐怖的尸体，她被撕成了碎片。精液检查断定这两个案子要抓的是一个双重杀手。这次凶杀案使得警探们感到了真正的沉重。在卡顿·海斯医院有一个厨房的服务员，17岁，样子呆呆傻傻的，他好像知道很多有关道恩·阿什沃思被杀害的恐怖细节。但是血液实验表明，他不是属于携带磷酸葡萄糖变位酶H酶分泌基因为A型的人。尽管实验结果是这样，尽管这个年轻小伙对杀害琳达·曼宁的第一个凶手一无所知，但他对道恩·阿什沃思一案供认不讳，警探们真愿意相信它是真的。寻找杀害琳达·曼宁的凶手就已经花了他们三年的时间，他们真的不想在道恩·阿什沃思一案上一拖再拖了。
只有一个人相信这个年轻小伙对于凶杀一无所知，这个人就是嫌疑犯的父亲。他最近所读的报刊文章里说，在莱斯特大学附近有一个36岁的科学家正在完善一个遗传学指纹和DNA测试鉴定系统。他是否可以帮助澄清事实。
1984年的秋天，阿里·杰弗雷博士，莱斯特机构的研究人员，在这个万千头绪的案子里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虽然存在DNA成为共识已经好几十年了，但是直到此时才设法将可测试的遗传密码显现为X一射线的照片上的黑色条形码，然后与其他样品相比照。杰弗雷挖掘出了它在凶案侦查方面的价值。他从凶手的精液里提取DNA，然后将它与那个厨房服务员的血液样品相比照。他的结果使那些疲惫不堪的警探们十分震惊。那个厨房服务员不仅没有杀害琳达·曼宁，而且也没有杀害道恩·阿什沃思。他的整个招供只是在虚构故事！杰弗雷给这些苦不堪言的警探们带来的惟一好消息就是肯定是同样一个人杀害了那两个女孩。1986年11月21日，杰弗雷创造了法律和侦查历史上的新篇章，通过DNA指纹测试，一个厨房的青年服务员被证明是清白的。找到那些被指控为双重杀手的人，真如大海里撒网—一既然DNA测试那么精确，为什么不对当地的男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测试呢？毕竟，有过这样的先例（参看彼得·格里菲斯一案）。早在1987年初，就决定对年龄在16岁到34岁的当地每一个男子进行抽血进行DNA测试。到了一月末，已经有一千多人作了测试，但是只有1／4的人的结果出来了。这主要是因为实验室要处理这么多血液样品实在太困难。（在早期，DNA测试相当劳神费力。测试的程序往往要花费几周。而今这个过程仅要几天）接下来的情形也同样，要做几百个测试，但依然没找到线索。当然，警方并不希望从自愿被抽取血样的人中找到杀手，但是他们希望因此而排除嫌疑犯。那些拒绝同警方合作的人发现他们被置于监探之下。这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进行一场精神战斗。
阴谋
1987年8月1日那天，四个喝酒的人聚集在莱斯特酒吧，他们都是面包店的工人。他们正在讨论一个名叫科林·皮奇福克的雇员小伙那些私通方面的丑闻。他们中的一个名叫艾·凯利，突然抛出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可怕消息——他说，科林曾经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威胁他去做血液测试。桌上死一般的安静最后终于被现场的另一个男子所打断。他声称皮奇福克曾经接近他，如果他愿意做替身的话，他答应给他200英镑（合300美元），但是他拒绝了。皮奇福克告诉这两个人他害怕去做测试，因为他曾经被指控有不体面的暴露，这意味着警方很可能和他过不去。凯利这个生性害羞、性格软弱的人，最后在科林·皮奇福克残酷无情的施压下掉入了科林·皮奇福克的陷阱。他用了伪造的通行证，进到里面用科林·皮奇福克的姓名抽取了血液样品。
有一个女人坐在一张桌子旁，用一种焦急怀疑的情绪在听着这些秘密的泄露。像其他所有在面包店工作的人一样，她知道科林·皮奇福克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好色之徒，总是喜欢骚扰女性雇员。他做了那些就说明他是凶手？到时还要牵涉到凯利，也可能还要牵涉到其他人。如果她到警方报案，那么那些人会怎么样呢？六个星期以来，她与她的良心反复地斗争，她终于决定与警方取得联系。刚开始，警方逮捕了凯利，那天以后，1987年9月19日，他们访问了27岁的科林·皮奇福克在小托伦坡的家。他对他的被逮捕显得非常地通达，也没有任何否罪的企图。
皮奇福克的血样很快被送到了杰弗雷的实验室。经过精心观察，测得的遗传条形码与杀人强奸犯的DNA样品是一样的。科林·皮奇福克是第4583个被测试的男性，但也是最后一个。至此为止，原则上已经弄清楚了谁是罪犯。1988年1月22日，科林·皮奇福克被指控是杀害。个女孩的凶手而被判终身监禁。法官认定艾·凯利在整个事件中充当了易受骗被人利用的角色，这个不幸的人被判18个月监禁，缓期执行。
结论
这次陪审团的裁决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影响。1988年末，美国实验室解决了一千多个案子。DNA的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警探们现在甚至能在棉花棉上提取DNA样品。有一种DNA测试，只需在口腔里擦试一下取样，这种基于对唾液的测试较少侵略性，而且所需费用是传统血液测试费用的五分之一。
科克确卢兹沃思
时间：1984
地点：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意义：在有关是否应判死刑的争议持续了一年之后，这个被控告杀人的凶手几乎有十年时间被关在监狱里，最后是DNA测试结束了他这种悲惨命运。
1984年7月24日，年仅九岁的道思·哈米乐顿，被强暴后用石头砸死，被抛尸在巴尔的摩的郊区罗森代尔——她家附近的林地。两周后警方接到一个提供线索的电话报告说东部海滨的潜水员与当地报纸上登的通缉犯的画像十分相似，于是警方逮捕了当地的居民科克·布卢兹沃思。根据起诉人的控词，布卢兹沃思曾经回过巴尔的摩南部几百公里的家乡坎比里德，在谋杀后不久他告诉熟人说他“曾做了些可怕的事”伤害了他的婚姻。布卢兹沃思没有犯罪前科，他坚持说自己给妻子提到他吸大麻烟，这桩事使她妻子感到痛心。
1985年初审，尽管目击证人证明布卢兹沃思不在现场，而是在家里，并且在发生凶杀案的那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和其他人在一起，但是他还是定为谋杀凶手而被判监禁。一年之后，马里兰州法庭请求撤回审判，决定重新开审，原因是警方没有通知布卢兹沃思的律师，案子里有另外一个嫌疑犯。那个嫌疑犯是一个送报人，在道恩的尸体被发现之前他刚好在那片林地，而且他的衬衫有一些污渍，好像是血点。但布卢兹沃思在第二次审判中处境似乎更糟。他再次被指控为凶手，被判三次终身监禁。
从此布卢兹沃思在监狱里度过，但他仍然申诉自己的无辜。1992年，他的律师罗伯特·库里恩要求重检案子里的物证。利用侦查技术，从受害者的内裤里提取了不到1／如英寸的一小点精液。把这些证据送到摩里恩，起诉人写了一封信陈述他们的观点“同意是布卢兹沃思留下来的”，如果实验室“用科学的方法鉴定”发现那些不属于布卢兹沃思，起诉方将承认这些客观的结论。最后的条款也极为苛刻。围绕DNA测试有很多争议都是因关心DNA测试的质量而引起。（一些实验室利欲熏心，仅仅是想快快从DNA市场中获利，所做测试极不规范）马里兰州的起诉人，说起来也很通情达理，他们希望在两个独立的地方来做测试，其中一个地方由他们自己来选择。
无辜的人
辩护律师请的是加利福尼亚的实验室，作为一个侦查实验机构，他们测定了精液里的DNA与布卢兹沃思的血样DNA不匹配。他们的报告的结论是“已经排除他是内裤精液的可能来源”。第二个测试是由美国最复杂的机构—一华盛顿美国联邦调查局犯罪实验室承担的。这里的科学家断定血样免除了布卢兹沃思的罪责。面对这样的结果，也得于巴尔的摩州的法律，桑德雷·奥康纳按常规撤去了对布卢兹沃思的控告。不过她还是“以证据不足”攻击了新一轮的审判。奥康纳是个强硬的起诉人，她提倡死刑，她很不情愿承认布卢兹沃思无罪，她为此没有给予任何道歉。“我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他”，她承认如果DNA测试在1984或1987年对他们就会有用些，“那样我们就还会起诉他，我们就会继续我们的调查工作”。她总结她的陈词时特意说“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这次调查没有嫌疑犯”。
1993年6月28日布卢兹沃思在被监禁9年之后被无罪释放。布卢兹沃思宣布他想重新结婚。1993年12月，他接受了官方的公开的道歉。
结论
在布卢兹沃思无罪释放的时候，全国犯罪辩护律师主席彼得·尼菲尔德说，全国有十多个人获益DNA测试而无罪释放，这个数字还在上升。
托米·李·安德鲁
时间：1986年
地点：佛罗里达，奥兰多
意义：这个案子的结案，标明美国审判第一次承认DNA测试作为证据。
1986年5月9日，南希·霍奇，27岁，一个迪士尼乐园的计算机操作员，正在她同伴的浴室里，突然听到背后有声音。她转过头去看见门口有一个陌生人时隐时现，很恐怖的是手里拿着一把刀。在短暂激烈的搏斗中，霍奇被摔倒地板上，一瞬间她瞥了那个人一眼。在刀子的挟迫下，她被强暴了三次。在整个惨剧中，袭击者罩住了她的脸，因此她看不见他。事后，凶手拿走了她的钱包跑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强奸犯磨刀霍霍，卷土重来。他自信受害者无法认出他，他常常用床单或毯子盖住她的头。然后才开灯开始他的攻击。他的另外一个癖好是换着法子拿走被害人的某种东西，通常是驾驶执照。1986年12月，奥兰多的警探搜捕的这个连续强奸犯在这个城市的南部已经连续作案不下23次。
1987年2月22日，这个强奸犯终于又一次露头了。他像平常一样，翻过窗户跑到了一个27岁女人的家里，殴打并用刀子砍逼她就范，她的上半身被系在睡袋里，这个可怜的女人呼吸困难的哭声吵醒了睡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的两个孩子。作案人逃跑时，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专家们在窗户上发现了两个指纹。
警方在居民受袭击最严重的地方严加监视。他们的辛苦在1987年3月1日早晨终于有了回报。那时，一个妇女打电话报告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几分钟内，巡逻车赶到了现场，就在这时发现一辆蓝色的1979年的福特车逃之夭夭。他们在后面紧追了两公里，直到那辆福特车在拐弯处由于车速过快而撞倒。福特车的司机，24岁，名叫托米·李·安德鲁，在当地制药厂的仓库里工作。他的指纹与窗户上取下的指纹相匹配。他被指控一周前强奸那个青年妇女。
警方报着更高的期望，如果能证明安德鲁就是那个连续作案者，他将被判终身监禁。一年以来，这个被告很有可能常在这条街上行走，于是警方开始让那些受害者排队去识别安德鲁，南希·霍奇毫不犹豫地认定安德鲁就是那个曾经强暴过她的人。尽管南希的认定明白无误，但是整个案子并不是无懈可击。在所有被强暴的受害者中，只有南希·霍奇者见了袭击者的脸，而且仅仅几秒钟。目击者的证词易发生错误是众所周知的。甚至连安德鲁的血液类型与从受害者那里提取的精液样品相匹配也无法作为重要的证据——一因为有30％的人的情形是那样。
先进的技术
1987年8月，案子还在等待庭审，州检察长助理蒂姆·贝里听说英国在DNA鉴定方面获得了成功，也许DNA指纹可以帮助找到结论性的证据。他与地处纽约的生命密码公司的迈克尔·贝里德联系，开始在美国进行DNA测试。贝里德取到了强奸者的精液样品和被告的血样。这些实验最后由阿伦·朱斯蒂博士完成。在十月初期，结果就反馈回来了：两个样品DNA测试反映在自动放射照片上的黑色条形码是一样的。不容置疑，血液和精液来自同一个人。
最困难的时刻来到了——要说服法庭DNA测试是科学的。必须受到承认的呈堂证据。经过长久的预审听证，法官于1987年10月刀口同意起诉安德鲁强奸南希·霍奇，在目击证人席上，她仍然认定安德鲁攻击了她。但是被告声称他整个晚上都在家里呆着，目击证人是他的女朋友和他的姐姐。在呈送DNA证据的时候，起诉人声称安德鲁被错判的机会只有化分之一。可能错判这种说明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仿佛只等被告提出事实证明错判的真实存在。
由于没有必要的资料，起诉人被迫撤回控告。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陪审团作出裁决不得而知。但是作为妥协，11人中只有一人赞成宣告有罪，这就是结果——不能取消的误审。
两周以后，安德鲁第二次被指控强奸，这一次起诉人对任何结果都做了准备。还有，他们将指纹作为证据，然后用DNA来作说明。没有任何一个人感到惊奇，安德鲁宣告有罪并被判22年监禁。
1988年2月重审霍奇一案。DNA证据被认为具有重大意义。安德鲁木在现场的证明依然完整无缺，有他姐姐与女朋友的证词。南希·霍奇强调安德鲁就是强暴她的人。一切的关键在于DNA。利用图片和图表，贝里德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学家豪斯曼，证明血样的DNA与精液的DNA相匹配。贝里德反驳辩护律师霍尔·乌里格的指控，测试并不需要分析所有的DNA分子，因为有必要分析的只是那些人与人不同的那部分，而不是那种大家都有的特征。陪审团听取了这些意见，1988年2月5日，法庭宣告安德鲁有罪，被控为连续强奸犯，他被判监禁达115年。
结论
匆匆忙忙有了一个开始，DNA证据在全国法庭被接受。对于DNA科学仍有人提出异议，主要原因是一些草率马虎的实验室工作引起的。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成功地推翻它的基础理论。只要它的基础理论一天不被推翻，DNA就会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
艾纳·锡姆斯
时间：1988
地点：英国，比林
意义：此案建立了“DNA可代理”的原则
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海伦·麦科特在利物浦东北部的村庄比林下了公共汽车。难为她的是还得步行十分钟才能回家。这段路程她永远也走不完了。原因只有她自己清楚。这个二十二岁的保险业务员走到乔治和德拉根酒吧停了下来。像有些当地的女孩一样，海伦早被酒吧业主风度翩翩似乎很有男子汉的派头所吸引。但最近一段儿他们的私通却不是滋味。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无意听到酒吧业主艾纳·锡姆斯说他是多么恨他以前的情人。今天晚上，也就是1988年2月9日，海伦·麦科想极力恢复他们以前的关系。她爬到山上时，酒吧已经沉浸在黑夜之中了。她知道锡姆会在楼上房间里，通常那个时间他总在那里。没有人看见她走进乔治和德拉根酒吧，也没有人看见她离开那里。事实上，从那天到现在，也没有人再见到过她。
晚上八点钟，她的母亲，慌乱焦急，向警察署报警。在当今媒体如此发达的社会，海伦失踪的消息像火一样到处燃烧。一个爱唠叨的女人声称自己听到过凄厉的叫声。前不久警方找到了艾纳·锡姆斯。当警方和这位身材高大的男人面对面接触的时候，他们吃惊于他极端的神经质。他太紧张以至于几乎不能说话。他说起话来显得慌慌张张，编的故事也不能自圆其说。警探们发现他的手链和戒指上都有土，对此锡姆斯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他也不能解释他喉咙边两处明显的抓痕，只是急急忙忙把它归咎于和妻子吵架时留下的。“据报告，在海伦失踪的那个晚上，大约晚上5：30左右从你的酒吧方向传来凄惨的尖叫声，这是为什么？”当警方问及他时，他喃喃自语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警察局长托马斯·戴维斯负责整个侦办行动。他扣押了锡姆斯的大众车，在一个大衣箱里发现一个带血点的猫眼石和一对蓝宝石耳环，过后被认定是海伦·麦科特所有。还发现了一缕长约18英寸的头发。抽查到楼上的房间时，他们发现了耳环上的一个耳针。地上都是血迹，这足以让侦查科学家艾纳·莫维尔博士勾画出海伦·麦科特的最后一刻。搏斗是从锡姆斯房间的门口开始的。血迹到了楼上，一直延续到后面的卧房。卧室的墙上有飞溅的血迹，表明锡姆斯曾经将她打击在地，然后接着在地上折磨她。正是在那个时候，他杀害了海伦，或者是扼死或是强拳连击而死，也有可能是尖器刺伤而死，过后，他把她的尸体扔到了后车箱。
情侣幽会
夜深了，等酒吧关门后，他开着那辆后车箱装有海伦·麦科特的尸体的小车，驱车sic码回到家里看了看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返回酒吧之前他和另外一个爱慕他的年轻女子的会。当那个女孩离开时已经是凌晨1点钟。那时相信锡姆斯已经完成了弃尸，但是尸体在哪里呢？海伦·麦科特的尸体放在哪里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尽管找不到尸体，但戴维斯感到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是凶手。2月14日锡姆斯被关进了牢里，证据开始连续不断的收集。仅两周过后，一个猎手出外打野鼠在距比林十公里的艾尔拉姆的一块田地里发现了一个女人的钱夹。钱夹被认定是海伦·麦科特所有。警探们将他们的发现移交给霍林斯·格里恩。在艾尔威尔河的岸边他们发现了海伦的衣服和一些锡姆斯的衣服。上面满是血迹，还有一根打着结的长电线。绕在电线上的一缕头发和在锡姆斯的车箱里发现的头发相匹配。这使警探们得出结论，正是这根电线扼死了海伦·麦科特。这些衣服中有一件长袖棉线衫，上面印有拉贝特酿酒公司的字样，这刚好与乔治和德拉根酒吧一直在搞的一个促销活动相吻合。
警探们坚持不懈地收集起诉锡姆斯的大量呈堂证据，总共加起来有900多个样品。莫尔博士检测从车后箱里发现的头发、电线后报告说：“这些头发从发根到发稍有一个不同一般的颜色变化，这与在海伦卧室发现的头发相匹配。用来装有血迹的衣服的塑料垃圾袋与乔治和德拉根酒吧的塑料袋相匹配，它们都用热封法印有同样的商标。在海伦衣服上发现的狗毛与锡姆斯养的狗罗特威勒和黑人拉巴雷多身上的毛发也是相同的。锡姆斯房间地板上的地毯纤维在海伦的衣服上也找到了。
这些证据足以使最喜欢持怀疑态度的陪审团相信，但是仍找不到尸体。警探们力求做得令人满意。作为第一例，他们从海伦父母的身上抽取血样，希望这些血样DNA的测试图像与在酒吧里找到的血迹测试图像相匹配。海伦·麦科特、她的父亲、母亲三个样品的DNA密码都是相匹配的，经过复杂的计算，艾丽丝·杰弗里宣称在DNA测试密码方面血样与麦科特血样相似程度比与随便一个人的血样相似程度高14500倍。1989年3月14日，锡姆斯被判终身监禁。
结论
诡异的是，海伦的尸体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这只有锡姆斯知道。莫尔博士说：“尸体现在被找到的推一方法就是他告诉我们……。否则的话只能靠意外来发现。”
爆炸和纵火
爆炸和纵火案一向是犯罪的重头。罪犯们以为犯罪活动的一切秘密将在这种大灾害中毁灭，一切都面目全非。杀人凶手急于摆脱受害人，我们会看到人的尸体在熊熊大火中不同寻常的燃烧，极度的高温破坏了牙齿和骨头。炸弹也设置同样的破案障碍。对于爆炸和纵火犯罪现场必须正确地采取一系列审慎的步骤加以处理。现代实验室技术可以检验出用以爆炸和纵火的最神秘的物质。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准确知道此种犯罪现场的什么问题、什么物质需要进行分析。难度最大的是处理那些爆炸残留物，这些物质在炸点附近的地方可发现。基于这个原因，所有这个区域柔软、多孔的物质，比如木头、泥土、衣物、家具，都要收集起来看其中是否渗透有爆炸残留物。
一旦到了实验室，就会首先检查这些爆炸残留物，以便分门别类，作为多种木同类型的证据和继续搜查尚未爆炸的爆炸装置的踪迹。现场有用的物质被拿到实验室，然后用丙酮清洗这些残余物。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爆炸物以便作检验。分析鉴定爆炸物最普通的技术是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常被用来分析纵火残留物。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残留物样品被气化，由于惰性气体的作用，残留物样品在色谱柱里分离，从而把残留物样品中的各种成分分离开来。助燃剂、化学爆炸物与其他残留物如灰烬、木炭、塑料袋等等相比在色谱柱中通过的速率不同。每种组份在试管中以木同的速率通过，这被称做保留时间。通过对照保留时间参考表，哪些是纵火的成分就可以确实地知道了。
有些爆炸物如果易挥发的话，就会彻底被破坏。在液相色谱法中，残留物的样品在所用液态流动相的作用下在色谱柱里分离。色谱法中的薄层层析法就是用展开剂来分离样品中的各组分。在这种技术中，涂敷在玻璃板上的吸附剂是薄层硅胶，残留物样品被点在玻璃板的底部。玻璃板被部分地浸入液体中，由于毛细管作用，液体带着残留物样品在薄层板上向前迁移，从而分离出各组份。分离的组份往往是无色的，必须在紫外灯下才能看出或者用一种合适的显色剂使无色的结果变成有色。然后，把这些色谱板与其他样品或控制物作相似性的对比。
这样复杂的分析不仅使各种成分的鉴定很快成为可能，而且使得爆炸装置的来源的鉴定也很快成为可能。1993年纽约世贸中心发生的爆炸案表明，爆炸给人们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心理上和身体上的破坏。炸弹造价廉，易隐蔽，几乎无法防范，因而爆炸成为恐怖分子肇事的首选。
弗雷德里克·斯莫尔
时间：196年
地点：新汉普夏，芒廷维尤
意义：一个几乎不可能失败的计划却使得这个“完美”的杀手失败了，原因是他当初为了节省几个钱。
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弗雷德轮克·斯莫尔喜欢吹嘘自己是一个多么成功的退休经纪人，他将可观的财产带到新汉普夏芒廷维尤的奥内皮湖海滨，在那里他同他忠诚的妻子弗洛伦斯婚姻极其美满幸福。可悲的是，这场冒似的喜剧渐渐地露出的马脚：斯莫尔的冒险事业早已不名誉地失败了，他破产时身无分文，弗洛伦斯已经是第．三个痛苦女人，后悔同这个件虐待狂、贪婪的精神变态者走上人生的狭路。
斯莫尔花费广大部分的时间在他农舍后面的工厂里很不内行地做着活儿，新的机械使他非常感兴趣。他常常想着发明一些产品使自己发财。有鉴于这个领域里缺乏成功的机会，他只有死盯着那些少得可怜的投资。每隔几周他得坐一百公里的火车去照看他那些日益减少快要消失的投资。
1916年9月28日早晨，斯莫尔打电话给当地的一个教练乔治·肯纳德，告诉他下午自己想搭乘他的车去火车站。下午3：30，按照斯莫尔的吩咐，肯纳德从乡村邮递箱里找到了斯莫尔的邮件后急急忙忙地回到农舍。这是一个他非常想停留的地方，通常在出发之前，斯莫尔总是邀请他过去喝一小杯棵麦酒。今天，斯莫尔却在门外等着，扫了一眼信，他把它们扔在门里，口里向佛洛伦斯喊着：“再见！”然后呼地把门关上。于是两人出发了。
在车站，斯莫尔遇到了爱德文·肯勒，他是当地一名学校教师兼保险代理，他早答应斯莫尔陪他去波士顿看公司的最近的公告。他们一起乘坐四点钟的火车。定了波士顿的旅馆后，斯莫尔在晚上8：40给妻子发了一封明信片。他在明信片上写了时间，然后两个人一块去看电影。他们半夜才回到旅馆，正在这时，一个招待员通知斯莫尔，他得马上给芒廷维尤打电话，据报道在他湖边农舍里发生了火灾。在电话里，斯莫尔得知房屋仍在爆炸，佛洛伦斯肯定在里面。他软弱无力地将电话递给肯勒，他同样听到了那个悲惨的消息。两个人租了一辆车，彻夜驾驶急急忙忙赶回芒廷维尤。黎明时，斯莫尔看到农舍已变成灰烬，正冒着浓烟闷烧。他悲伤到了极点，简直无法慰藉。斯莫尔南哺自语道，这肯定是那些巡回演出的乐师们干的。等到足够安全的时候，搜查人员进入到烧得只剩下房架的屋里。在地下室，他们发现弗洛伦斯·斯莫尔的尸体。胳膊和腿被火部分地烧坏了，但是头和躯干还是完整的。当告诉斯莫尔这一发现时，斯莫尔说了一句：“你是说还没烧光？”
野蛮的杀人犯
确确实实还没烧光，而且有足够证据表明，弗洛伦斯在被大火吞没之前已被谋杀。紧紧系在脖子上的线可能是扼死她的，在她的头盖骨里发现了一颗口径0．32的子弹。杀人犯用大头铁棒把弗洛伦斯的脸打成肉酱。放火烧农舍的人很明显地企图毁掉犯罪现场的一切痕迹，他以为会成功，但是事与愿违。浓烈的大火烧毁了地下室的天花板，使得弗洛伦斯的尸体从卧室里掉到了地下室。地下室里有几英寸的水，使得尸体免遭灼烧。
对这次纵火虽然烧如此猛烈一个解释（连地下室的火炉都烧化了）是由法医专家乔治·马尔格雷斯作出的。他检查发现尸体上有一种奇怪的塑胶味道，结果证明是一种铝热剂留下的矿渣，一种铝屑、金属氧化铁、镁的混合物。当它燃烧时，温度超过华氏55”C。找到被毁坏的尸体可以看出，杀人凶手早在纵火之前就在火炉里用那种混合物焚烧过他或她的手。很明显杀人凶手太高估了自己，以为一定会神不知鬼不觉的。
当警官们在废墟里找到口径为0．32的科尔特式手枪，发现它归这个丧妻之夫所有时，怀疑突然集中到了斯莫尔这个方向。但是他极力申辩，当十点钟发生火灾的时候他正在一百公里以外。
在废墟中还发现了一些东西：一只扭曲变形的闹钟加上金属线和火花塞，而且还得知就在斯莫尔去波士顿的几个小时之前，有五加仑汽油曾送到斯莫尔那里。由于这些因素再加上他的技术知识，做一个爆炸装置，把时间定在他在波士顿的时候是不会很难的。对这个假设最有力的支持来自霍奇森博士，他发现斯莫尔夫人吃的中饭仍在胃里没有消化，这表明她在大火焚烧之前就已经死了。
暴力婚姻
按通常的惯例，警官们考虑是否要起诉斯莫尔。重要的是要找到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他对弗洛伦斯的残酷无情是最好的证明，邻居们时常劝阻斯莫尔不要用船桨打她，他们在晚上总听到弗洛伦斯凄惨的哭声在湖边回荡，后来邻居们都习以为常了。最后，是斯莫尔的旧敌——钱诱惑了他。不到一年之前，他从银行里取出了他们两人2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单。他原本不想让佛洛伦斯知道，自己一个人这样干，但是保险代理人爱德文啃勒认为这种做法木太合适。经过商谈，弗洛伦斯这个不幸的女人心甘情愿地在保单上签了字，与此同时，斯莫尔给他的农舍的保险增加到了三万。
斯莫尔继续为他的无辜申辩，他演戏一般地拿着那张在波士顿旅馆里给弗洛伦斯写的明信片，打出这张王牌是想证明案发时间自己不在现场。他又推出那位教练肯勒，在他们俩从农舍出发去波士顿的时候他们看见弗洛伦斯还在阳台上。可是肯勒坚持，他没有看到佛洛伦斯，他只听到斯莫尔走的时候对弗洛伦斯大喊：“再见！”到此为止，没有弗洛伦斯的回音。这真是一个精明的心理策划，他制造假象给外人造成弗洛伦斯在家的印象，他真的有可能成功。
审判在卡罗尔康纳里法院进行。起诉方出示了一个技工发明的一种纵火装置，与在火中找出来的装置相同。1917年1月8日，斯莫尔被判死刑，一年之后，他在康科德监狱为此付出了最高的代价——绞刑。
结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莫尔的小气给他带来了毁灭。早些时候，他同修缮房屋的包工大吵一顿之后，决定自己来重修地下室的天花板。由于用的是廉价的木板，大火烧起来的时候这部分坍塌了，导致他妻子的床从上面的卧室掉到了地下室，要不是这些板子挡着，那么那具尸体早就被大火彻底地烧毁了，弗雷德里克·斯莫尔就会自由自在地享用他的保险金了。他也会因为他的技术知识而成为一名“完美杀手”。
查尔斯·施瓦特兹
时间：1925年
地点：加利福尼亚，沃尔纳特克里克
意义：此案例提供了一个生动的示范，表明爱德华·海恩里奇解决罪案侦查各个方面的问题的能力。
在加利福尼亚的沃尔纳特克里克，查尔斯·施瓦特兹建立了一个小公司，他一门心思想发明一种与真丝难以区分的人造丝。为这个梦想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到了1925年夏天，施瓦特兹冒险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大部分是他妻子的，她相信他绝不会退缩的。果然，好的征兆露头了，有一天他又沉浸在他的实验室里，他成功了。他站在高处使劲挥舞着那个与真丝难以区分的人造丝样品，所有在场的人拿着人造丝样品都称赞它像中国的真丝。在庆祝会上，施瓦特兹突然用一种小心谨慎的口吻暗示，有一个不知名的商人将不惜一切代价将他的发明拿到手，他打算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场的所有人都淡忘这件事，他们把这些都看做是企业家拨有的一种痴心妄想。1925年1月30日，最骇人听闻的事发生了，实验室被一个巨大的炸弹震撼，瞬间化为了灰烬。当救火人员从废墟中拖出一个变了形的男人的尸体时，人们再也无法忘记施瓦特兹曾经在庆祝会．上讲的可怕的预言。他的妻子只能凭一些衣饰和一只表认出尸体，几处找到的烧焦了的装置清楚地表明这不是普通的事故爆炸。邻居报告，在爆炸后有一辆和施瓦特兹的车非常相似的车开跑了。使得事情更加扑朔迷离的是，就在爆炸发生的几天前，施瓦特兹将自己的人寿保险费加到了185（X美元，这在2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可以理解的是，保险公司想要确定这个死了的人是不是真的是施瓦特兹。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科学家爱德华·海恩里奇博士被叫来协助这个案子。他吩咐将变了彩的尸体送到他的实验室。
在海恩里奇介入案子之前，另一件非常蹊跷的事发生了。施瓦特兹夫人向警察署报案，在爆炸案一天后，某个人闯到她的房子盗走了她丈夫的所有的照片，这个强盗别的东西都没有偷。海恩里奇正好需要一张照片帮助辨认尸体，于是要查尔斯·施瓦特兹其他现存的照片。经过短时间的思考，施瓦特兹夫人回忆起她丈夫最近在奥克兰照了一张照片。那里的摄影师找到了底片，然后赶紧放大送给了海恩里奇。海恩里奇早已料到自己在处理这样一宗案子——头盖骨已经变了形，难以辨认。一看照片就让海恩里奇确信这具尸体不是查尔斯·施瓦特兹的。施瓦特兹耳垂上有一个让人很快就能辨认出来的黑德。但是尸体没有。而且还有其他方面是不符合的。根据他的遗孀所说：施瓦特兹在爆炸前吃了黄瓜和豆子。当海恩里奇检查胃时，他发现的竟是未消化的肉。用显微镜检查从施瓦特兹平时用的梳子上拿来的头发与那个死者的头发有明显的差异。曾经电击过的尸体
这个杀人凶手花费了很多精力来制造假象，使得这具尸体像是查尔斯·施瓦特兹。从靠上方牙床掉下来的一颗日齿与施瓦特兹的老牙外表特别相似，不过海恩里奇发现这颗臼齿的齿根非常的新，这表明这颗牙齿死者死前或死后刚拨下来的。最有意思的是，另一些可供辨认的特征都被毁坏了：那个人将死者的眼睛挖了出来，指印被酸性的物质彻底破坏。
在烧毁的实验室的壁橱里发现了纸屑，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仅仅只能看见名字：‘布尔伯特·沃伦·巴伯”和一个地址的一部分“Antullli［D，TEXAS”。吉尔伯特·沃伦·巴伯是一个巡回传教者，他在传教的过程中来到了这个城市，与施瓦特兹成了好朋友。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个人在外表上非常的相似，而现在巴伯失踪了。当海恩里奇从查尔斯·施瓦特兹夫人那里得知她丈夫的眼睛是棕色，而巴伯的眼睛是蓝色的时候，他马上确定在火中找到的尸体是巴伯的，而施瓦特兹正是那个被看见开车逃跑的人。
海恩里奇怀疑施瓦特兹为他的犯罪计划了好几个月，只等着合适的受害人出现。他怀疑那个实验室是不是真的在研究，那里缺乏水和煤气，电费单上的电费显示只够一盏灯亮着。看来一切都是伪装。
施瓦特兹夫人对这些全然不知。她非常生气，炫耀地挥舞着研究出来的人造丝证明她丈夫真正的意图是好的，就是为了研究。警方告知这位心清狂乱的女人，她丈夫所谓的人造丝实际上是在圣弗朗西斯商店里买来的真丝。他们给她出示了施瓦特兹曾经招聘化学助手的广告。在要求应征者的条件中竟然要求对方的手脚要小！很显然，施瓦特兹在招聘被谋害者。正在那时他遇到了那个到处流浪的传教士沃伦·巴伯。一个极其像他而又不容易让人想起挂念的人。施瓦特兹冒险打赌他们俩身高相差三英寸是不会被人注意到的。因为经过火焚后身体往往要缩短一些。但是他错了，当海恩里奇量尸体时，发现尸体比施瓦特兹本人活着的时候仍要长三英寸。
警方断定施瓦特兹夫人对他丈夫的恶劣行径不会不知道．但是他们也了解到施瓦特兹惟一的希望就是得到185qX）美JD，等事情过了浪尖以后还会与她联系的。于是他们最后决定让当地的报纸放风，那笔人身保险金已偿付。这个故事广为流传，引起了奥克兰一个房主的注意，他在想那个死者和他的房客中的一位名叫哈罗德、沃伦惊人的相似，他是在爆炸案发生的一天后租的房子。
电话打到警署很快得到了反应。当警探正敲着这个陌生人的房门时，惟一的回答就是一声枪响。他们冲进房间发现查尔斯·施瓦特兹倒在地板上死了，他手里的枪正冒着烟。桌子上有一张纸条给他妻子。在纸条中他对自己的犯罪供认不讳，他请求她的原谅。
结论
爱德华·海恩里奇接受了各种各样的训练，这使得他成为侦查科学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他是一个地理学家、物理学家、笔迹鉴定学家，在墨水纸张方面的鉴定富有权威，他还是一个化学家。也许他伟大的力量在于他的演绎推理。他所得的荣誉是巨大的，事实上，他被称为美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
悉尼·福克斯
时间：1929年
地点：英国，马加特
意义：由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引起的争论使得法庭陷入了一场舌战，这场舌战直到今天仍在被人讨论。
63岁的罗莎琳·福克斯和她的非婚生30岁的儿子悉尼身无分文，连一个行李都没有，1929年10月16日他们住进了马加特米特罗波勒宾馆。对这对具有最不平常关系的两个人来说，这是常有的事。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日子里，他们一直与空头支票、没有支付的各种费用、发怒的宾馆负责人为伍，后者常常将他们之间的冲突诉诸于法律。在判监禁的过程中，悉尼·福克斯总喜欢把自己比做英国上流社会的绅士。他总是处于一种妄想状态，花言巧语而且以自己是同性恋而骄傲。相当实用主义的地接受了比传统生活方式更多的诱惑，使得这个衰落的家庭常常是寅吃卯粮，供给不暇。在生活的挣扎中，他享受着母亲永不限制的供给。
10月22日，他又骗取去伦敦的火车票，然后到保险公司去做了两份他母亲的意外事故保险的保险单，总计三万英镑（合1．2万美元人直到第二天中午这些事情才办妥。于是他返回到马加特米特罗波勒宾馆。
第二天晚上，大约11：35，福克斯和他母亲紧邻的两个房间着了火。福克斯穿着衬衣，在走廊里边跑边寻求帮助。他给另外一个旅客指引他母亲的房间。用手帕捂着脸，萨姆雷尔·霍普林勇敢地冲进满是烟雾的房间，绕过一个燃烧得很猛烈带扶手的椅子，床上的福克斯夫人在那里躺着，已失去知觉。他把她拖到了外面，福克斯没有想帮一把的意思，站在安全地带观望着。两个医生检查了罗萨琳·福克斯，声称她已因呼吸困难窒息而死。合乎逻辑地推断，悉尼当时肯定用眼睛扫了一下钟表，他的母亲之死仅仅在保险期将要届满的前二十分钟。
几天后，福克斯夫人被埋葬在她的故乡东安利亚。福克斯从墓地直奔保险公司，他拿出他的保险凭单要求履行保约，他当时极其缺乏参加葬礼后的庄重严肃，这引起了保险代理人的怀疑，他打了个电话给他的上司建议对此案做进一步的调查。
结果，这件事交到了苏格兰场，并且得到了掘棺验尸的指令。检验尸体的是贝纳德·斯皮尔斯布里，当时他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正处于他声望的巅峰。尸体血液中缺少一氧化碳和呼吸道中也没有煤灰烟灰的淤积。这使得斯皮尔斯布里确定福克斯夫人在大火开始形成之前已经死了。同时斯皮尔斯布里相信，她死于人为的扼杀。他的理由仅仅是基于一点——他宣称在脖子后面有瘀伤出现。但是其他与扼死有关的迹象都没有，比如脖子上面没有指纹，没有瘀点（脸上有针扎似的小孔），众所周知，喉部的舌骨十分脆弱，此案中也没有被折断。但是斯皮尔斯布里一点也不让步，他认定福克斯夫人就是被扼死的。
第二种观点
福克斯被捕，被控告为谋杀。在辩护律师的要求下，另一位杰出的病理学家悉尼·史密斯教授检查了死者的喉部，斯皮尔斯布里将它们保存在甲醛里。除了一些腐败物，史密斯根本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更不用说瘀痕了，他如实地告诉了斯皮尔斯布里。从来不习惯听不同的意见的这位长者几乎咆哮道：“它们肯定渐渐消失了……。当我检查时它们确定存在。”
在经过仔细检查后，斯皮尔斯布里变得更加厉声厉色，他拒绝同意错误发生的可能性。“这里确实有瘀痕，没有别的……。关于这没有第二种意见！”
史密斯教授确信死亡不是因为扼杀窒息而死，而是因为烟火造成心力不济衰竭而死。他是辩方的证人。检察官威廉·琼威特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贝纳德说过对此没有第二种观点！”
史密斯温和地回答：“显而易见有第二种观点。”
“你一定能接受那个证据——那个人曾经看到的痕迹？”
“我不能！”
“你怎么说那里没有痕迹？”
“因为如果那里有，现在应该还有。它永远在那里。”
这是无法回避的逻辑问题，但是斯皮尔斯布里那时的声誉如日中天到了神秘莫测的地步。对于英国大多数人来说，所有的陪审员都被他吸引，他的话几乎具有《圣经》的权威。辩护律师卡塞尔斯令人钦佩地指出了在这种状况下存在的危险所在：“这真是一个可怜的时代，在这块土地上，执法公正仅仅依赖于声望地位的高低，贝纳德·斯皮尔斯布只不过表达了一个观点，可他的地位如此举足轻重以至于对他的任何怀疑都不可能。”爆炸的来源
更致命的是辩护律师提出的观点，爆炸是如何开始的，这仍是一个秘密。罗伯·李察尔博士曾经照料过福克斯夫人，他宣称：“明显的火源和火燃烧的位置之间好像没有联系。”他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火好像是一种气体燃烧之后直接窜到有扶手的椅子上的，在这中间没有烧着任何毛毯之类的东西。马格特主管火灾的官员认为：“火无疑直接来源于有扶手的椅子下。”他试图复制燃烧现场，发现汽油的使用是必要的，不然的话，地毯是会燃烧的。很巧合的是，福克斯的房间里有一瓶汽油，已经用过了，他说自己曾经用汽油洗过外套。
如果被告有沉默的权利，悉尼·福克斯应该首当其冲地利用这一权利。但是这不是他的作风。他的证词，闪烁其辞，有很多明显的谎言，这对被告是最致命的。当要求他解释为什么他母亲的房间燃烧起来的时候他还哗地将母亲的房门关上，他无力地回答：“以避免烟跑到宾馆的其他地方。”当人们盯着这个用如此方式将自己的母亲置于危难境地的人，一股厌恶的情绪冲击着整个法庭。
在陪审团对他做出最后的裁决的时候，法官尽管对福克斯表现出明显的厌恶，但是他们仍然很关注斯皮尔斯布里的证词，他说：“喉部没有痕迹。贝纳德·斯皮尔斯布里说这些曾经有的痕迹过些时候消失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都会发现这是很难相信的。考虑到喉部的舌骨，在这个案子中它没有折断这真是令人奇怪的巧合。这些强有力的观点一定会受到被告的欢迎”。
听法官这一席话，福克斯好像仍有希望。如果他真的这样以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仅经过一个小时的考虑，陪审团就作出了有罪的裁决。1930年4月8日，福克斯在海登斯通被吊死。
结论
福克斯是否犯有谋杀罪？所有有效证据似乎都在说明他企图为他母亲安排一个意外事故，那就是烧死她。据此，斯皮尔斯布里有关福克斯扼死母亲的意见对他来说就像一座避弹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斯皮尔斯布里的坚持不妥协给辩护律师们带来获得确确实实的无罪裁决的希望。要是福克斯装出一副毫无感觉的样子，既不出来作证也不暴露自己，一场痛苦的法庭争论将有可能真正的作出福克斯无罪的裁决。
约翰·格雷哈姆
时间：1955年
地点：科罗拉多，丹佛
意义：精心的犯罪重建使得科学家解决了美国本土最恶劣的航空大谋杀。
1955年11月1日，飞往俄勒冈波特兰的美国航空公司的629航班飞离丹佛才刚刚11分钟就爆炸了！44名乘客无一幸免。残骸如瀑布般落在方圆几公里的乡村。美国航空公司派来了侦办小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和国内民航局负责调查这次空难到底是机器故障还是人为失误或者是阴谋破坏。
他们开始将爆炸现场加许多正方形的方格。侦查人员彻底搜查这个范围的金属残片、行李——一切来自爆炸飞机的东西。每种东西的具体位置都事先在方格上做了标记，然后将它运到丹佛仓库。在那里这些东西将用金属线绑到一个木制的名叫PC－6B的模型上。复原的结果是机身变形，并且找不到残片去补飞机右侧4号舱附近的一个不规则的大洞。
正是在这个洞口，金属弯曲地向外伸张着，这说明必有强大的力量如爆炸使然。很明显，发生了一场剧烈的爆炸。由于在飞机这一部分既没有燃料管也没有油箱之类的东西，因此爆炸不是意外的货物爆炸引起，就是精心的阴谋破坏。
11月7日，美国联邦调查局被邀请来这里开始罪案的侦查工作。24小时内，动用了一百来个人员，去调查飞机上乘务员和乘客的背景，或检查飞机上的运货单确定是否有非法的运输物品和可能爆炸的物品。这些工作完成时所做的结论几乎是一个空白，但是有一线希望开始照亮了前方的道路。
航空公司的记录显示，一位乘客戴丝伊·金夫人准备去阿拉斯加看她的女儿。检查行李箱时，除了一些可辨认的皮革残片外，这个箱子中的一切东西好像都在爆炸中被气化了，一点也不像金夫人上飞机时拿在手里的行李箱。搜查行李箱的口袋时发现了一张有四年之久的旧剪报，里面说的是一位名叫杰克巴格雷哈姆的人，有关部门因宣称他有伪造行为面搜捕他。侦查小组马上得知格雷哈姆是金夫人的23岁的儿子。曾被控告有伪造罪，他为此坐过牢，但是控告最后取消了，因为他富有的母亲答应给他补上盗窃的钱。自从结婚之后，这个不听管束的青年好像渐渐地走上了正道。即使这样，侦查小组也没有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飞机失事的噩梦般的那天是他开车送他母亲到机场的。
所有受害者的家人都安排了约见，格雷哈姆也不例外。11月10日他与侦查人员进行了第一次谈话。当被问及他母亲的行李的内容时，他说他母亲坚持自己整理行李，从来不让任何人帮助她。经过了一个下午的思考，他又提到她曾经将一些猎枪手弹及手枪子弹装进行李里准备去阿拉斯加打猎。当特别问及他是否将某些东西放进他母亲的行李箱里，他回答说没有。
值得怀疑的礼物
格雷哈姆的妻子格罗里亚证实金夫人是自己整理行李的，但是加了一些别的东西。在去飞机场的前几分钟，她的丈夫从地下室里搬出一个笨重的装礼物的大包。当时她想那是一些首饰加工成套的工具。因为他母亲喜欢将贝壳雕刻成时髦廉价的装饰物，他打算送给她……。
这对侦查人员来说是一个新的线索。格雷哈姆没有提及任何有关礼物的事。但是邻居们也听格雷哈姆提及过首饰加工工具。他从各种各样的工具中找出用得着的几件，包起来作为礼物放在他母亲的旅行箱里，当她到阿拉斯加时会感到惊奇欣喜的。在丹怫地区调查发现，仅有两处商店库存有雕刻贝壳的工具，但是在10月份没有一家卖这种东西的。
第二次约见是在11月13日，格雷哈姆否认给他母亲任何礼物。在同一个下午，联邦调查局的科学家报告，从爆炸现场找回的燃烧过的金属有碳酸钠、硝酸钠和硫基化合物——这些都是炸药留下的残余物。
侦查人员马上获得搜查证搜查了格雷哈姆的屋子。他们不仅发现了所谓金夫人已装进行李箱的猎枪子弹，而且发现格罗里亚·格雷哈姆显得非常害怕和思绪混乱。她哭泣着说，杰克曾命令她说她当时看错了。
有了这些线索，格雷哈姆突然声称他曾为他母亲买过一套工具。他给一个陌生的卖主十美元后买下的，和他一起在加油站的两个雇员亲眼看见过。他悄悄将包着礼物的包裹放进他母亲行李箱。包裹上系着的是透明的胶带。他曾把剩余的胶带放在他的车子里。
当格雷哈姆咆哮时，联邦调查局侦查人员搜查了他的房子。在一件衬衣的口袋里，他们发现了一小卷用来捆爆炸物的铜线。更令人怀疑的是藏在雪松枝干后面的一份价值37500美元的人寿保险单。这是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在机场由戴丝伊·金买的，写明将贴常金付给杰克。以前没有人怀疑过。早先时候，警方要求保险公d列出629航班的乘客所买保险金额的拟日表，是金夫人的保险救漏掉了。
更不可理喻的事发现了：该古人员发现金大人一些袜子。化妆品和她准备带给她阿拉斯加的女儿的礼物。司“以肯定她曾将这些东西放在箱子纪准备带过去的。当问及他的母亲为何么没有将这些东西带走，格雷哈姆心虚地喃喃自语：“我告诉她别带这些东西厂，因为她的行李超重了！”
残酷无情的供认
半夜消息传来，格雷哈姆的两位同事说，没有看见格雷哈姆买过任何工具。不久，相告哈姆莱一次被R知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认定那次空难请由于炸药爆炸引起的。他听到消息后啜饮着一杯水，琢磨了一会，最后会黄启用一种冷淡的口气说：“好了，你们想要我从哪里开始？”
他告诉侦查人员，炸弹用了25根棒状炸弹，两个带电的火帽，一个定时器，六伏电池。为广得到制造炸药的经验，他在一家电器商店出以每小时1.50美元的工资工作了十天。正如侦查人员怀疑的一样，他从那个小车母亲的行李箱举拿出厂几样东的然〔放上这些致命的装置取而代之。
在逮捕的时候，俺家哈姆极力想给大家一一个印象，他的母亲是怎样在他幼年的时该抛弃一厂化，河等到他母亲后来再婚时A从养他，如此这般。价他无法告认自己有经济上的目的：除了保险之外，格雷哈姆还紧盯着母亲的150美元的财产。
在审判中，电视做．报道，格党哈姆翻供并请求无罪裁决。由于他冷酷无情没在任何悔恨之急，陪审团很快作出判决。1957年1月11日，没有任何异议，格雷哈姆被处以死刑。
结论
如果格雷哈姆学过犯罪学，他就不会将在飞机上放置炸弹作为杀害母亲的方法。早在六年前，一位名叫阿尔伯特·瓜亚的加拿大人用了同样的方法摆脱他早已不想要的给她买了很多保单的妻子。同样，飞机上的乘客都无一生还，四条人命没了，而瓜亚和他的两个同伙仅仅是为了将几千美元弄到自己的口袋中。但他们一分钱都没有花着，三个人都是同样的命运——全部被处以绞刑。
史蒂文·本森
时间：1985年
地点：佛罗里达，那不勒斯
意义：一个电学方面的天才最终还是发现自己无法与现代侦查技术对抗。现代侦查技术成功地揭开了这个家族长期不和的内幕。
1985年7月9日早晨8点差一刻，史蒂文·本森，一个33岁电学方面的怪才，继承了他家族的烟草财产，此时刚抵达佛罗里达那不勒斯地区的奎尔·克里克他祖母富丽堂皇的家。和亲戚们一道，他打算打桩分出地界盖新房子。将木桩和房屋设计草图放到家里的苏伯本1978款车里后，他驱车到当地的一家方便商店，为家族的其他成员买了些咖啡和甜食。就在九点钟之前，史蒂女和他的母亲玛格丽特·本森、他的姐姐卡尔琳·肯德尔还有他的义弟斯科特坐进了苏伯本车里。当他们准备开车离开时，史蒂文突然说起有一个卷尺忘在屋子里了。把钥匙扔给斯科特后，他就一头扎进屋子去了。几秒钟后，斯科特转动点火装置肝的钥匙，一股黄色的闪光腾地笼罩了整个车子。
苏伯本车被炸开了，爆炸后只有卡尔琳幸存。当她从变形了的车壳里爬出来的时候，幸好有从高尔夫球场归来的球员接手。接着第二颗炸弹爆炸f，苏伯本车顷刻化为灰烬。
受害的是社会地位如此高的一家人——本森家族非常富有。顿时在整个那不勒斯掀起了轩然大波。上午11：30，酒精烟草枪支总局派来的侦查人员到达现场。在那些被炸得变了形的东西中，找到了烧焦了的金属线、木桩的残片，他们还发现了粗糙炸弹明显的痕迹：电镀的管子和两个火帽。对所有这些活动很感兴趣的观察者史蒂文·本森似乎对自己刚才紧靠爆炸源差点死掉丝毫不在意。
酒精烟草枪支总局的炸弹专家阿尔伯特·格里森开始检查那些变了形的车子，他马上记下了两个爆炸源：一个在车的方向盘部分，一个在车的后座。这个结论得到了科里尔县法医海恩里奇·斯米德的支持，他发现玛格丽特·本森的伤大部分在她身体的左侧，而斯科特的伤在右边，这说明至少有一颗炸弹在他们中间爆炸。人们往往不知道，爆炸之后炸弹本身会留下许多东西。格里森认为两颗炸弹每个有一英尺长，4英寸的火帽拧进管中。两个火帽都有厂家标志，V字母代表联合商标，另一个G代表格里内尔，很有可能找到买卖双方。
侦查挖掘
格里森返回爆炸点，吩咐在直径25英尺的地方进行挖掘工作。就像考古学家的挖掘，警方先通过一个金属过滤网筛了一些垃圾，然后用磁性手套去扒摸有用的东西。管状炸弹是很简单的装置，它们的组成包括一个霸弹筒（在此案中电镀的管子有两个接线头）、一个爆炸装置和一些爆炸物。格里森早已鉴定了炸弹的类型，现在他想知道炸弹是怎么样点火的。
进一步考察爆炸地点，找到了4节1．SV一节的电池。格里森确定是用六伏特电池作为动力开关装置引爆炸弹。最后在残留物中，他发现了一个小的电流板的残片，从外表看不属于车子。
同时，其他侦查人员访问了当地的五金商店、建筑工地；调查可能有关的商店、旧货摊等等，询问有没有类似的火帽和电镀管。那不勒斯商店去它的售货记录，发现在1月5日他们曾卖过两个联合牌的火帽，在1月8日买过两个一英尺的带接线的电镀管。卖主描述顾客身高大约六英尺高，花了200英镑买走了那些东西。顾客的特征和史蒂文·本森一十分相似。电镀管炸药各组成部分上的指纹分析结果是；太。用紫外线灯照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时候有人提议会愈后看一看那张销售发票，那是可以用化学方法检测的。在两张发票的表面都有手掌印，虽然这种手掌印不明显，但是经过最彻底的检测，确实存在。专家鉴定是；“书写者的手掌印。”那个人是左撇子，极像史蒂文·本森。侦查人员设法得到了史蒂文的指纹的级水印记，发现与发票上的指纹相匹配。
职业骗子
背景调查表明本森欺骗他母亲已经有好几年厂。最近他的不诚实开始暴露，企图剥夺家里其他成员的继承权的阴谋正悄悄酝酿。侦查人员猜测，史书又决定消灭他的大家族，以便能继承全部的遗产，估计1000万美元。凭他的电学经验，制造一个管状炸弹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由于引爆管的结构，归他站在远离车子的安全的范围内，他可以操纵引发爆炸。8月21日本森被逮捕。
十一个月后，他被审判裁决为凶手、卡尔琳回忆爆炸见了紧跟着斯科特转动钥匙之后、价格个森怀疑那个时候引发器已经引发了爆炸物。他承认他永远无法确定引爆管的优置、仍是那些烧焦的电流板残片和电池几乎可以断定爆炸的引发来自于车外。格用森对这些炸弹的威力为何如此之大作出了一些解释。并且提供了一个他认为相似的装置。空的电镀管重二十英磅，放三到六英磅的高效炸药不成问题。由于指纹的证据相当有力，对史蒂文·本森极为不利。1986年8月7日，史蒂文·本森被裁决为犯有一级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
结论
炸弹在试图毁灭目标方面极富有隐蔽性，但永远都会留下蛛丝马迹，正如史蒂文·本森一案。哪里有线索，哪里就会有通向炸弹制造者的路。
泛美103航班
时间：1988年
地点：苏格兰，洛克比
意义：此次由于恐怖分子的大屠杀引起的侦查跨越三大洲，侦查所耗费人力、物力、时间都超历史最高水平。
1988年12月21日，泛美103航班正飞离伦敦的希索机场，预定航程飞往纽约。乘客都是美国的学生和军人，准备回家过圣诞节，气氛相当热烈，当飞机向北部飞行时它爬升非常平稳。但是当飞到3．l万英尺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空难：这架波音747发生爆炸，成了几半。底下六公里处是洛克比，一个小小的苏格兰小村庄，无法提供援助。当103航班坠毁在地时，－6机上的乘客和小镇上的很多居民总共270条人命不幸丧身。
无线电无法同飞机联系，一秒钟前还在雷达区，一瞬间就被毁灭。几小时后，联邦调查局的侦查人员、英国空难调查局和当地的警方快速搜寻，寻找线索和生还秆。只有到了白天，这场悲剧到底有多大才清楚，电视的残留物在苏格兰的边境和英格兰的北部方圆845公里的地方四处飞散。很快便知道一般的机器故障是不会引起这么大范扬的毁坏的，除非是炸弹。
第二天清晨，两个小核检到产一一个带金属柯的小匣子，大约2、6英尺长，一侧写着“资料复制1972”，这是飞机上用以信息记录的黑匣子。专家希望从这丁如能揭开飞机遇难的秘密。
为了完成指认受害者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侦查人员求助于内政部系统装备一心，他们为英国警方设计了最复杂的计算机程序，负责掌握大臣的资料；。每一个小小的信息都被输进f程序：尸体的位置、伤害的状况。衣服的颜色和式样。所有这些数据和资料被分类储存以便查考，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这是一次检测他们最新侦查武器威力的机会。图像传送机机器可以传送接收十分清楚的指纹图像，通过商务电话线鉴定尸体的特征，这看起来非常像传真机，仅看起来清晰多了。
顶尖实验室
圣诞节那天发现的一个奇形怪状的金属碎片被送到肯特福哈尔斯蒂德全家武器研究所及发展中心。它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学实验室。它的设备可以与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相媲美，这里的实验室没有静电，可以提供最完美的实验环境。科学家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定只有炸弹才会引起这么大的变形。出于个人的钱财方面的动机单个凶手这么干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也永远不能排除。很大可能103航班是恐怖分子的一个目标。
来自太平洋西岸的专家从开始就抱着这种怀疑的态度，他们试图将这些恐怖分子定格，但是在那些因绝望而不惜冒险的人和反叛分子中寻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更多的资料，科学家和空难侦查小组人员才能建立炸弹的类型和找出爆炸点。在一个大飞机库，技师们开始重组747的一块块碎片，这和法庭辩论时出示的拼图之类的东西的复杂程度是极不相同的。
最后，飞机的85％被修复了。所有重建只是一个消极的证据，那些找不到的残片提出了最难以克服的困难。机身上有五十英尺长的部分，也就是前面装行李的舱找不到了。机身的这一部分发生爆炸使得飞机的发动机遭到毁灭。而且摧毁了无线电向外联系的所有希望。经过不知多少小时的精心工作，调查人员终于精确地找到是货物舱14L发生了爆炸。
在成千上万的碎片中，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灰色的卡式录音机的三个极小的碎片。这种炸弹与西德的恐怖分子使用的隐蔽炸弹极其相似。在一个牌子为萨姆森特的铜色箱子的左侧发现了塑料炸弹塞姆特克斯爆炸的痕迹。所有迹象表明，那个致命的卡式录音机被放在箱子里，由于空气压力的下降使得电流接通从而导致了爆炸。
马耳他人的联系
慢慢地，箱子的来源就成了调查的重点。一个小孩围兜上下来的蓝色碎片花爆炸中幸存，商标还“巴比格罗”；他们找到了马耳他一家经销流行服饰的小商店，店主告知几个月前，一个阿拉伯顾客不管大小或式样买了很多东西。因为这件事很特别，店主记得很清楚。他将这一系列东西提供给福特·赫尔斯蒂。其中一件花呢夹克衫，它的碎片在萨姆省特箱子的代抬物归中还可以辨认出来；其中的一把雨伞，在巴比俄罗小孩围兜炸成的碎片中找到了它的残骸。很清楚，这些东西离炸弹非常之近。
但是炸弹是怎么样对103航班上的仍是一个谜。操纵复位的国际行李运输系统的德国公司计算机记录表明，行李上飞机先从马尔他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在那里再被放到103航班上的。是谁制造了使舆论震惊的空难？到今天这仍是国际上竟相猜测的问题。经常提及的名本尼阿梅德·吉布里尔恐怖组织的头目。一个理论声称这颗炸弹是为了报复一年前击落伊朗客机。另外的理论则认为炸弹的目标是指向四个美国情报局组织的成员，这些人都富有与中东人质谈判的经验。更加不能确定的不可思议的事是，这个致命的箱子是怎么样想方设法逃过在法兰克福林伦敦的安全检查的。
1991年11月，发出了逮捕令，要求逮捕两名利比亚的情报官员科哈利萨和亚伯杜尔·巴塞特·亚尔梅格海。后者正是由马耳它商店所指认的在治技比空难发生之前几周买了一些希奇古怪的东西的人。到今天为止，利比亚总统莫哈马·卡扎菲拒绝引渡他们的请求，随疑犯仍逍遥法外。；1995年1月，这个非常复杂的案子又扩大了范围，据美国情报资料披露，泛美103航班的空难与伊朗有明显的联系、截止于这篇文章，此案仍在调查之中。
结论
由于空气压力作用导致炸弹的爆炸是恐怖分子最喜欢的装置。世界各地的航空安全系统都要用低压屏对行李进行常规检查，希望能检查出这种隐蔽的爆炸装置，但是由于航空时间表安排很紧，通常这种测试需要几分钟，恐怖分子早就设法躲避这种检查。据信，他们利用电路来延迟自己制造的敌人于死命的手工炸弹的爆炸时间，当低压出现后至少三十分钟才会发生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