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心腹》》 · 肖仁福 · 2026-07-25
《心腹》
作者：肖仁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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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系主任手上接过那本红壳毕业证书后，杨登科离开了待了两年之久的教室。外面阳光灿烂，草木青青。杨登科不免有几分得意，恍惚觉得自己再也不是那受人鄙视的小工人了，而成了一名堂而皇之的国家干部。
这么得意着，杨登科回宿舍拿了早已清理好的几件生活用品，绕过宽阔的操场，沿着绿阴如盖的校园小道，向校门口从容走去。
这是贵都市电大。瞧瞧杨登科脸上的沧桑，就知道他是一名成人大学生，而不是满脸稚气的普通大学生。杨登科是两年前迈进这所电大的大门的，通过虔心苦读，克服种种成年人必须面临的困难，终于学有所成，文凭在手了。
不过杨登科也知道现在得意还早了点。自己尽管拿到了大学文凭，实际上还是一名普通工人。不过有了这张文凭，就有了改变工人身份，成为国家干部的最大可能。这是杨登科在心里头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夙愿，他离职跑到电大来泡了两年，主要目的就在这里。
杨登科是贵都市农业局的一名司机，一直给领导开小车。他有一手过硬的驾驶技术，服务态度也挺不错，局里干部职工有口皆碑。这是他在部队那几年训练出来的，他在部队就是首长的司机。首长肩负着保家卫国的大任，视醉卧沙场马革裹尸为天职，却不愿在小车上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所以对自己的司机要求都非常严格，在部队里能干上首长司机的差事，自然不是一般角色。更何况部队是革命大熔炉，战士们来自五湖四海，真可谓藏龙卧虎，能人多的是，不是谁想做首长司机就做得上的。
只是杨登科的理想却不是一辈子做一名司机。倒不是司机这个职业低人一等，相反杨登科觉得做一名司机，尤其是单位的司机，实惠不说，也还算是有面子的，尽管面子不是很大。而且杨登科从小就受过这样的教育，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一个出身低微的农村人，能有机会在堂堂市农业局为人民服务，这本身就是天大的福分了。要知道中国十三亿人口，起码有十一亿人想为人民服务还服不上呢。
杨登科不想一辈子做一名司机，这还得从他的芳名说起。
杨登科这个名字是他爷爷取的。杨家过去是很有些家学底子的，祖上就出过好几位秀才。到了爷爷辈，虽然家道中落，但爷爷自小还是饱读诗书，精通文史，在那偏远的乡下也算是经纶满腹了。爷爷深受儒家思想濡染，认为人生在世，重要的是经天纬地，是立德立功立言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一心想考取功名，无奈生不逢时，科举废除，断了登科入仕之前途，便把理想寄托在了后代身上。开始是杨登科的父亲，只因世事纷纭，公学送不了，私塾请不起先生，终未如愿。到了杨登科生下地，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饿殍遍地，家里人一个个犯了水肿病，生存都得不到保障，哪里还顾得上经世治国？但爷爷还是不肯死心，给杨登科取了这个名字，希望他早日登科，成为国家栋梁，以遂夙愿。
大概因为有这么一段渊源，杨登科大半辈子了，总是位卑不敢忘登科。好在他也还算争气，高中毕业参了军，在部队给首长开了几年车，复员没有回农村，而是幸运地进机关吃上商品粮，成了正式的公家人。公家人就是国家的人，生老病死国家全包了的人，或者说吃得的是米箩里的人。在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们眼里，杨登科从糠箩里跳到了米箩里，算是很有出息了，同时也给家乡人争下了面子。
杨登科却觉得自己面子还不够。想想也是的，自己一名普通工人，连国家干部都不是，无论如何是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登科的。那么怎么才算登科呢？在杨登科心目中，至少要做上干部，弄个官做做才算登科。也不要大官，自己这么个起点，这一辈子做大官是没什么指望了。就一个科级干部就够了。登科登科，登上科级足矣。
人生难得的是树立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这就好比出门远行，总得先有目的才有行动，尔后一步步向目的地靠近。如果没有任何目的，那无异于行尸走肉，最终什么目标都没法达到。杨登科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明确的目标，行动起来才那么有计划有步骤，才不至于盲人瞎马地乱闯一气。
杨登科的第一步是要把头上工人的帽子给摘了，做上干部，然后再想办法登科进步。
机关里是个等级分明的地方。局长就是局长，科长就是科长，干部就是干部，工人就是工人。谁掌什么权，谁签什么字，谁阅什么文，谁开什么会，谁说什么话，谁坐什么车，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大家心知肚明，操作起来是一点也不会含糊的。就是一些有关系的部门或是下属单位和下面县里偷偷到局里来送钱送物，谁有谁无，谁多谁少，谁轻谁重，也从没有人搞错过。有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既然职务跟实惠挂钩，身分跟身价等同，还会有谁不喜攀高枝，乐于进步的？正因为如此，机关里也就没有工人不想做干部的，没有干部不想做科长的，没有科长不想做领导的。只是大家都竞相往高处走，路上自然拥挤，并非任何人都能心想事成，如愿走到高处。
杨登科在机关里呆了近二十年，深谙这层道理，知道工人头上的帽子不是说摘就能摘得掉的。他知道这是个重视文凭的时代，没有文凭做个工人没问题，要想做干部，先得把文凭拿到手才有可能。杨登科也曾尝试过去弄个自考文凭什么的，可他天天出车，根本没时间静心翻书本，就是休息日呆在家里，想坐下来看两页书，却因过了读书的年纪，没看上两行就哈欠连天，书页里模糊一片，像是蒙了一层雾水一样。
这样下去，肯定一辈子也别想把文凭考到手。看来只有想办法脱产读两年书。只是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容易争取得到的，好多科长副科长想脱产进修，领导都没点头。不过杨登科又想，自己虽然是一名工人，却有一般科长副科长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天天跟领导在一起，只要将领导服务得舒服了，读两年书还不是领导一句话的事？
当时杨登科服务的领导是一位姓陈的局长。陈局长刚到农业局来时，是另一位姓郭的老司机给他开的车。后来郭司机父亲病故，他回家奔丧去了，临时让杨登科代他给陈局长开车。郭司机是局里人人称道的车技过硬的好司机，还得过省里劳模称号。不想杨登科开得并不比他差，而且服务态度更加周到，深得陈局长欢心。所以郭司机奔丧回来，陈局长就将他提为车队队长，让他协助办公室主任在家里管理车队，而让杨登科做了自己的司机。郭司机已开了三十年车，早有些厌倦了，很乐意地接受了陈局长的安排。杨登科更是正中下怀，铁了心紧跟陈局长，渐渐成了陈局长的心腹。
当领导的人不一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至少要深谙世情，懂得如何利用手中权力调动手下人的积极性，为我所用。陈局长在位几年，就提拔重用了一批干部，深得全局上下干部职工的拥戴，大家工作起来有奔头，积极性空前高涨。杨登科就是看到了陈局长这个特点，才死心塌地为他服务的，巴望他也给自己一次什么机会。
果然，陈局长没有亏待天天鞍前马后替自己服务的杨登科，主动问杨登科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没有。杨登科心中暗喜，却不愿把话说明白，而是转了个小弯子，对陈局长道：“陈局长不瞒您说，过去我确实有进修拿张文凭，再回来提干的想法，可自从给您开车后，我却打消了这个念头。”陈局长说：“此话怎讲？”杨登科说：“您是我最敬重的领导，您的品德和才能是我遇到过的领导中最好的，这辈子能给您开车真是我的福分，只要能跟您在一起，我就非常满足了，至于拿不拿文凭，转不转干都无所谓了。”
陈局长尽管身为领导，天天听的都是奉承话，但耳根还没麻木到真伪不分的程度，知道杨登科说的并不全是真心话，是拍他马屁的。但不知怎么的，这话听着就是舒服。拍马屁这个词有些难听，可世上却鲜有不喜欢拍马屁的主。至少人家拍你马屁比骂你娘受用。何况不是谁的马屁都会有人来拍的，杨登科就从没见过谁拍过工人农民的马屁。
也许是杨登科这马屁拍得有水平，陈局长开心地笑笑，不再说什么。不说什么并不等于杨登科的事他没往心里去，不久他就真弄了个市电大脱产学习的指标，将一介司机杨登科变成了大学生，还鼓励道：“登科你就好好学习吧，学习期间一切待遇不变。有了真本事，有了专科文凭，以后转干进步就容易些了。”
原来陈局长什么都给杨登科考虑到了，杨登科还有不感恩戴德的？他只差没跪到陈局长前面，喊他亲爹了。
杨登科没辜负陈局长的厚望，进了电大后一心扑在学习上，发誓要学有所成，往肚子里装点真货进去。他不仅仅为了一纸文凭，如今仅仅一纸文凭并不怎么管事了。不用到组织部和人事局去查档案，随便到哪个单位的厕所里转一圈，碰到的不是本科生就是专科生，说不定斜眼一瞧，那位不中用尿湿了裤子的还是研究生呢。至于这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的来历，当然最好不要深究，反正如今好多事情都是深究不得的。
杨登科却是憋足劲到电大来充电的，而且要充得足足的，真正让自己的素质上一个档次，好为今后的进步打下坚实基础。因此两年的时间里，杨登科心无旁骛，天天家里电大，电大家里，两点成一线，连局里都舍不得花时间回去一趟，工资都由老婆聂小菊到单位去领取。特别是临近毕业的这三四个月里，杨登科将被褥都搬进了电大，吃住一律在学校，说头悬梁锥刺股，没那么夸张，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则完全是事实。就这样经过苦读，克服年纪大记性差的不足，终于把没有掺假的货真价实的电大文凭拿到了手里，算是有了一块掷地有声的转干进步的敲门砖。
想到此处，杨登科脸上不由得浮起一丝浅浅的自豪。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自豪，真切实在，显得有底气，脚下的步子也迈得高了。还忍不住将兜里的文凭拿到手上仔细瞧了瞧，然后放嘴边吻吻，吻得很抒情，像第一次吻自己心仪的女人一样。
不觉得就出了学校大门。阳光很亮，亮得让杨登科似乎有些伤感。杨登科早过了迎风垂泪，对月伤怀的年纪，一时不知这份伤感因何而起。回头望了望身后那块粗大的贵都市电大的招牌，这才意识到了自己伤感的原因，原来是要和这个待了整整两年的母校分手了。不过杨登科觉得这份伤感是如此美丽，他已经好久没懂得伤感了。
忽瞥见大门一侧有一个地摊，摆着各种各样的红绿本子。一旁支着小木牌，上面写着出售各类文凭和证件的字样。杨登科觉得如今的事就是这么有意思，卖假文凭的专挑大学门前的黄金地段，搞打砸抢的则瞄准了官车或警车才下手。
也是怪，这个地摊在电大门口摆了也不只一日两日了，平时杨登科进进出出的，一门心思只想着学习，对此总是视而不见，今天却不知怎么竟引起了注意。大概是自己袋子里就揣着一个文凭，想看看地摊上的文凭究竟有何不同，杨登科不由得向地摊走了过去，弯腰拿了一个红本子翻了翻。原来是赫赫有名的某重点大学的文凭，大红公章，校长签名，一应俱全。摆摊的老头立即向杨登科靠过来，问他需要哪所大学的文凭，价格可以商量。杨登科拍拍手中文凭，说就要这种，老头立即报了两百元的价格。
杨登科没有吱声，心想一所名牌大学才值两百元钱，如果是自己身后这所电大，岂不只值三五十元？杨登科心生感慨，却没有生气，也没有为自己怀里那个毫不起眼的电大专科文凭自卑。因为自己是扎扎实实脱产学习了两年才拿到这个文凭的，这样的文凭没有什么水分，含金量高，跟地摊上这些假文凭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杨登科撇下老头，提着手上的生活用品，大踏步朝前走去。
还没走上一百米，一辆三菱吉普从身后开过来，绕到前边拦住了杨登科。一瞧原来是同班同学钟鼎文，他跟杨登科一样拿了文凭刚出电大校门。别听钟鼎文名字斯文，人却长得五大三粗，而且是城西派出所所长，往地上一站，确有几分威风。他有单位的警车供自己专用，读电大这两年几乎天天开着警车到学校来上课，杨登科经常搭他的车。钟鼎文生性豪爽，跟大家都合得来，同学们请他帮个什么忙，他总是有求必应。
杨登科二话不说上了钟鼎文的车。钟鼎文说：“到哪里去？”杨登科说：“我提着这些东西，还能到哪里去？”钟鼎文笑笑，方向盘一打，将杨登科送到贵都市九中。他知道杨登科的老婆聂小菊是九中的教师，他们结婚十多年了一直住在学校里。
警车进了九中大门，来到宿舍楼下，杨登科请钟鼎文到楼上去坐坐，钟鼎文一脸邪笑，说：“你三四个月没跟嫂子在一起了，我在场岂不影响你们的工作？”杨登科在钟鼎文胸前一擂，说：“老夫老妻，哪有你说的那么浪漫？”提着东西下了车。
望着钟鼎文将警车掉了头，正要开走，杨登科又喊道：“鼎文你等等。”一边开了一楼自家的煤屋门，将东西往里一扔，转身重新上了车。钟鼎文笑嘻嘻道：“你真狠心，不怕嫂子在家里难熬？”杨登科说：“去你的！好久没去单位了，送我去农业局吧。”
大概二十分钟的样子，警车进了市农业局。
农业局的人见院子里来了一部警车，以为发生了什么案子，都纷纷跑到走廊上来看热闹。杨登科心里直乐呵，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奇书手机电子书网}杨登科想让局里人都知道他大学毕业回来了，而且还是城西派出所所长开着警车送他回来的。有车送比没车送当然要有面子得多，做官的也好，做老百姓的也好，谁图的还不就是一个面子？
警车停稳后，杨登科邀钟鼎文下去看看，钟鼎文说：“所里还有些烂事等着我回去处理呢，这次就免了吧。”杨登科也不力劝，抬脚准备下车。忽想起一事，说：“你身上有烟吗？”钟鼎文说：“你平时也没怎么吸烟，要烟干什么？”杨登科在腮上挠挠，说：“好久没跟同事们在一起了，见面递根烟显得不生分。”
钟鼎文就从身上拿出一包芙蓉王，扔到杨登科身上，说：“坐车没买票，还要敲我的竹杠，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你这样的乘客。”杨登科将芙蓉王抛到空中，然后接住，瞄瞄，说：“芙蓉王可是响当当的名牌，这不是假烟吧。”钟鼎文闻言，伸手要把芙蓉王收回去，杨登科手一缩，塞进了兜里。说：“堂堂派出所所长，估计也没谁吃了豹子胆，敢送你假烟。”
下车后，站在车旁跟钟鼎文招招手，看着他将车开出大门，杨登科这才慢悠悠转过身，收腹挺胸往办公楼走去。
也是旧习难改，杨登科不自觉地就走到了一楼司机班的门外。但他很快刹住了步子，心想自己已是堂堂大学毕业生，怎么还视同为普通的司机呢？这岂不是太没觉悟了？不过杨登科马上原谅了自己，人说培养一个贵族至少得三代以上，自己才在电大混了两年，哪里觉悟得这么快？看来以后还得多加历练才是。
杨登科觉得有三个地方非去走走不可。
一是局长室。是陈局长促成自己读的电大，现在终于学成归来，陈局长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主要还是杨登科意识到自己虽然已是大学毕业生，但转干和提拔还得有一个不长不短的过程，这个过程只有在领导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才可能顺利完成。杨登科还知道自己走后，陈局长对别的司机都不满意，又让过去给他开过车的老郭替代了自己。陈局长当初还留了话，杨登科读完电大，老郭也快到退休年龄了，杨登科还得继续给他开车。为自己的出路着想，杨登科也得先到陈局长那里去跑一趟。
二是政工科。脱产去读电大时，是在政工科办的手续。政工科蔡科长对杨登科也很关心，曾嘱咐他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学好本领，回来为全市的农业工作和经济建设贡献力量。还主动签字证明杨登科去学习，让他全额报销了学费，而以往碰上这种情况，最多也就报销一半，当事人还得求爹爹拜奶奶说尽好话。杨登科心里清楚，蔡科长这么待你，并不是你长得漂亮可爱，或是留了多么大的人情在他那里，而是他看在你杨登科是陈局长的人的分上。不过不管怎么样，也要人家蔡科长有这份美意。所以现在回来了，再怎么也得到蔡科长那里去露露面，向他报告一声自己的归来。顺便也把文凭给他们瞧瞧，以后有什么转干的指标，可不要忘了自己这个货真价实的大学毕业生。
三是办公室。司机们虽然跟领导跑得多，但司机班归办公室管理，平时报张油票，领份劳保什么的，都得进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吴卫东是陈局长主政农业局后提拔的，被局里人视为陈局长的心腹，吴卫东自己也觉得他和杨登科一样，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几年前杨登科刚给陈局长开小车，在综合科干了好多年连副科长都提不上的吴卫东，有事没事就在杨登科前面晃，逢年过节还提着烟酒往他家里跑。杨登科自然知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吴卫东讨好自己的意图心中有数，不过杨登科还是能理解吴卫东的苦心，人在机关，谁都是有追求的，于是趁天天和陈局长在一起的便利，有意无意说几句吴卫东的好话，陈局长也就对吴卫东的印象慢慢深起来，不久就给他解决了副科长，后来又在杨登科的暗助下，将吴卫东调进局办公室做了主任，吴卫东就这么成了陈局长的近臣和红人。有这么一层关系摆在那里，杨登科也觉得应该到办公室去走一走，跟吴卫东见个面，交个差，说明自己已经归队，以后还得他多加关照。
打定了主意，杨登科就毅然决然转身，大踏步上了楼。
然而来到三楼，局长室的门却是关着的，也不知陈局长在不在里面。过去杨登科因为给领导开车，到省农业厅去得多，那里的厅长处长都喜欢关起门来办公，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显得十分神秘。要递个话传阅个文件什么的，分明只隔着一道墙壁，在墙上敲敲，那一边都听得见，就是走路也只需几秒钟，却硬要拿起话筒给对方打电话，像是隔着千山万水似的。市农业局没有关起门来办公的习惯，平时都敞开门洞，要传话找人，只要破开嗓门朝门外一喊，整栋楼都听得到。局里的人说这就叫做政务公开，透明度高。只有局长们的办公室偶尔会关上一阵，那通常是找人谈心通气的时候，而且要谈的心要通的气都与人事有关，与一般的业务工作有关的事情犯不着这么遮遮掩掩的。也有半开半闭的时候，那通常是男局长找女科长女干部谈心通气，或是女局长找男科长男干部谈心通气。这样的时候如果搞全封闭，那是容易引起误会的，弄不好羊肉没吃着，还要惹一身骚。
今天局长室关得这么紧紧的，陈局长如果在里面的话，不可能是跟哪位女科长女干部谈心通气，而是哪位男性科长或男性干部，那是无骚可惹的。杨登科就扬起手准备敲门。可指关节要触着门板了，又犹豫起来，心想领导找人谈话通气，那话肯定是非谈不可，那气也肯定是非通不可的，这么懵懵懂懂敲门，岂不要惊了人家的好事？杨登科的手就知趣地缩了回去。想走开等会再回来，又有些不太甘心，于是将耳朵贴到门板上，想听听里面有什么动静，那样子好像小偷下手前探听虚实一样。
听了好一阵，也没听出里面有什么响动，杨登科这才意识到陈局长其实并不在里面。是呀，领导那么忙，有开不完的会，作不完的报告，发不完的指示，赴不完的宴请，你杨登科又不是什么凯旋而归的大英雄，他有专门坐在办公室里迎候你的义务么？杨登科有些泄气，责怪自己来得不是时候，只好转身走开。还没走上两步，又回头朝局长室瞧一眼，那样子仿佛十八相送的情人，有些依依不舍的味道。杨登科是企望那道门陡然间开启，他好立即缩身回去，奔到心向往之的陈局长的身旁。
可那道门一直冷冷地关着。
现在杨登科到了政工科门外。好在这道门是敞着的，还有不高的听不真切的说话声自里面传出来。杨登科身上一阵温暖，心想今天如果政工科的门也是关着的，自己恐怕就要得心脏病，受不了了。杨登科发现自己读了两年电大后，不知怎么的神经似乎变得有些脆弱了。
杨登科一脚迈进政工科。蔡科长几个都坐在桌前喝茶说话，脸上泛光，兴致勃勃。见有人进了门，大家停了说话，掉头来望杨登科。杨登科嬉着脸皮，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这是《闪闪的红星》里面的一句台词，杨登科这代人是看着这个电影长大的，都熟悉这句台词，平时喜欢用它来开开玩笑。
可没人回应杨登科，大家似笑非笑地望着他，仿佛没听懂那句台词似的。
杨登科来到蔡科长前面，抬了手朝他伸过去。蔡科长的手就扬了起来，却没来握杨登科，而是往旁边一划，抓住了桌上的杯子。杨登科有些尴尬，也不怎么在乎，心想蔡科长这是把自己当做同道中人，才不拘泥于这样普通的礼节。忙从身上拿出钟鼎文给的芙蓉王，抽出一支递给蔡科长。不想蔡科长烟也不肯接，摆摆手，说道：“免了免了。”
杨登科背上凉了一下。他知道蔡科长嗜烟如命，过去如果是芙蓉王这样的好烟，你发他一根，他恨不得连整包都要拿走。杨登科不好把递出去的烟收回自己口袋，只得搁到蔡科长桌上。又转身给其他人敬烟，那几个也像是约好了似的，跟蔡科长的态度一个样。杨登科感到不自在，却还是硬着头皮在每人桌上都留了一支烟。
发完烟，还是没人对杨登科表示出应有的热情。甚至没人喊他坐一坐，他就站在屋子中间，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像是刚进城的乡下人。杨登科以为是冲撞了他们的兴致，竟有些难为情了。又想起兜里的红壳烫金文凭，本来有一种拿出来给大家瞧瞧的冲动，见他们这么不咸不淡的，也没了这份雅兴。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跟几位有一声没一声地搭讪了两句，杨登科意识到自己不受人家欢迎，只好知趣地出了政工科。
杨登科后来去了办公室。办公室是农业局里的综合部门，文秘后勤财务都绑在一起，地盘宽，人员多。这天好像在发什么补助，好多人都围住会计和出纳，签的签名，数的数票子，人气正旺。另一边的办公桌上则堆满刚打印好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材料，分管文秘的办公室副主任曾德平和秘书正低了头在搞装订。办公室主任吴卫东更是没闲着，对着话筒大声嚷嚷着，仿佛家里起了火似的。也没人理睬杨登科，或者说没人发现杨登科，他在门口站了好一阵，才迟疑着向吴卫东慢慢走过去。
好不容易等到吴卫东把电话打完，杨登科躬着身上前一步，一边给吴卫东发烟，一边讨好道：“吴主任您好！”吴卫东没接杨登科的烟，只瞟了他一眼，那目光没有杨登科期待中的久违之后的热切，却有些恍惚，好像杨登科是外来办事的人似的。杨登科心里头不免失望，却仍像在政工科一样，小心将烟放在了吴卫东桌前。这时吴卫东才开了口，说：“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杨司机。”口气显得那么漫不经心。
杨司机三个字让杨登科听着有些不太舒服，仿佛身上爬了好几个蚂蚁似的。毕竟现在的杨登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杨司机了。其实过去吴卫东也是这么称呼他的。杨登科想想，也许是自己在电大呆了两年，这个称呼已经变得陌生了。
杨登科心里正在嘀咕，吴卫东又开了口：“杨司机毕业了吧？”杨司机不杨司机的，杨登科计较不了那么多了，也淡淡地说：“是呀，毕业了，特意来向你当主任的报个到。”吴卫东笑笑，说：“你到办公室来报什么到呢？你现在是堂堂的大学生毕业了，难得的栋梁之才，办公室这口小塘哪里还装得下你？”
这当然不是幽默，吴卫东从没跟杨登科这么幽默过。吴卫东一向视自己和杨登科同是陈局长的人，要幽默也不会这么幽默。杨登科再没悟性，也听得出吴卫东话里的嘲讽。
只听吴卫东又说道：“当然你要回来我最乐意了，我这个办公室主任当得不怎么称职也不怎么称心，正愁找不到合适人选，你来把班接过去，我给你作揖，给你下跪，或者请你下馆子。”说着，还挪过自己坐着的椅子，要往杨登科屁股下面塞。
这无异于拿着鞭子往杨登科头上猛抽了。杨登科尽管电大毕了业，却还是工人，连干部都不是的，想做主任也不是这个时候就敢想的。杨登科心里骂道，这个狗日的吴卫东，真是小人一个！他恐怕是将当初提着礼品到九中去巴结我杨登科的事忘到了脑后。何况我杨登科又没日你家老娘，你为什么要这么咒我？杨登科心头腾起一股火气，差点就要捏紧拳头，当胸给吴卫东一下了。当然杨登科还是强忍住了，愤然出了办公室。
来到楼前的平地里，杨登科脸上还紫着，怒气难消。只是他百思不得其解，搞不清楚今天到底出了什么偏差，自己刚回局里，并没招谁惹谁，却走到哪都遭人冷眼。想想现在不高不低已是名正言顺的电大毕业生，好歹也算是科班出身了，在农业局里虽然比上不足，比下却有余，不像过去只是普普通通的工人，难道他们还有什么瞧不起自己的？再往深里想又并不是这么回事。要知道自己以前是普通工人时，他们可不是这么个态度，无论在哪里碰着了，都会主动跟你打招呼，那热乎劲跟见了陈局长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在坪里站了好一阵，杨登科心生茫然，竟然不知到哪里去才好。一眼瞥见司机班的门还敞着，脚下不由自主地往那边移了过去。那是自己的老根据地了，靠窗还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不存在受不受欢迎的事。杨登科的底气慢慢就足起来，脚下的步子也坚定了些，不像刚才那么飘飘忽忽的了。
除开杨登科，司机班还有四位司机，刁大义、胡国干、小钱以及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老郭。这天小钱和老郭不在，只有胡国干和刁大义在下象棋。杨登科知道这两个人的棋都很臭，劲头却不小。这好像是规律了，棋臭的人偏偏都乐此不疲，没事就要摆开棋盘噼噼啪啪敲上一阵，有时为一步棋还要争得鼻涕泡一鼓一鼓的，甚而至于大打出手。
杨登科走进司机班时，刁大义和胡国干正在为一步棋争执不下，对杨登科的到来好像毫无察觉。杨登科站在一旁观看了一会，原来是胡国干的马踩得不是地方，被刁大义逮住破绽吃掉了个炮。胡国干想悔棋，刁大义摸摸唇上的小胡子，阴笑着生死不干。
看着刁大义那阴笑的样子，杨登科就想起他那个刁德一的别号来。刁大义的身材瘦瘦的，唇上还有两撇小胡子，跟《沙家浜》里的刁德一有些相似，加上刁大义和刁德一谐音，农业局的人都这么喊他。刁大义也无所谓，刁德一就刁德一，有时在包厢里唱卡拉OK，他还有意点了《斗智》，学刁德一的样子，一手叉着腰，一手夹了烟，阴阳怪气地唱上几句“这个女人不寻常”，还真像那么回事。
胡国干见刁大义不肯悔棋，感到很恼火，就说：“你刚才已经悔了三步棋了，我悔一步棋你都不同意，那这棋是没法下了。”刁大义说：“我本来就不想跟你下，跟你这种低水平的人下多了，只会降低我的水平。”胡国干听不得这话，有些来气，眼睛一瞪，桌子一拍，吼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了不起不还是跟我一样，只是个小小的司机？”
刁大义还是不愠不火，说：“我当然是个小小的司机，不像你是国家干部，现在又给康局长开上了车，那更不是一般的国家干部了。”
原来胡国干这个名字也是有些来历的。胡国干过去也在部队干过两年，还是一个技术兵，复员进了农业局后，他逢人就说他那技术兵种到了地方上相当于国家干部。局里的局长科长们对他的话不太在意，他说相当于国家干部就国家干部，没谁跟他较过真，反正也不用单位给他拿国家干部津贴。司机班里的同行都是工人，听了这话，感觉他是抬高干部，贬低工人，有些不是滋味，就把国家干部四个字压缩成国干，讥讽地叫他胡国干。不想这个名字一下子就在局里传开了，人人见了他都胡国干胡国干地喊，以至弄假成真，再没人记得他原来的名字，仿佛他本来就叫胡国干似的。胡国干自己开始听人这么叫他，还有些脸红，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觉得这个名字既响亮又风光，人前人后得意时，也拍着胸脯我胡国干怎么怎么地自称起来，好像自己真的成了国家干部一样。
不过今天刁大义拿国家干部四个字来说他，他还是听得出其中的讥讽意味的，紫着脸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棋也就下不下去了，两个人都撇开棋盘站了起来。
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了杨登科的到来。
下棋时生的闲气也消了，两个人一前一后夹住杨登科，问长问短起来。胡国干说：“你还活着？我以为你早死得没尸身了。”杨登科说：“我死了你有什么好处？”刁大义说：“你死了他好打聂老师的主意嘛。”聂老师就是杨登科的老婆聂小菊。胡国干说：“我怎么敢？聂老师人家是知识分子，我一个大老粗怕是边都沾不上的。”
杨登科感到一阵温暖，刚才在政工科和办公室惹的不快似乎也消了许多。赶忙拿出芙蓉王，朝两位手上递。胡国干接了烟就往嘴上戳，又打火点着，猛吸一口，说：“好烟好烟！登科当了大学生，连烟的档次也上去了，以后我们的盖白沙，你恐怕是抽不习惯了。”杨登科说：“是一位同学送的，我自己哪里买得起。”
正闹着，老郭和小钱回来了，又是几句对骂。骂过，杨登科给他俩也发了烟。整个屋子于是云遮雾罩，乌烟瘴气，像是起了火灾。小钱瞄瞄杨登科，说：“杨哥你现在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毕业了，怎么看上去跟从前还是一个卵样子？”
这话让杨登科心生感激。终于有人想起他是大学生毕业了。杨登科很想就大学生的话题发几句高论，却又觉得这样浅薄，谦虚地说：“别挖苦我了，我这算不得什么正规大学生，不过电大专科生而已。”小钱说：“你都是专科生了，我们连本科生都还不是的呢。”
胡国干逮住了破绽，大骂小钱：“你什么文化？难道本科生比专科生还低一档？”小钱斜胡国干一眼，说：“没有一点幽默感。”回头又对杨登科说：“把你的文凭拿出来给我们见识见识吧？看是不是街边文凭贩子摆的那种。”杨登科想起在电大门口见过的假文凭，忍不住笑笑，说：“比那种文凭当然还是要正规一些。”小钱说：“那你快拿出来呀。”
杨登科还真想给他们看看文凭。他将文凭带到局里来就有这个想法。手都伸到口袋里了，还是放弃了，说：“专科文凭有什么看的？如果是本科或研究生什么的，给你们看看我脸上还光彩。”小钱就过去要搜杨登科口袋，老郭止住他，说：“你想非礼不成？”
杨登科瞧一眼老郭，这才想起自己上电大后，是老郭代他给陈局长开的车，现在他进了司机班，那陈局长也应该回了局里，就问他：“陈局长呢？去了局长室？”杨登科的意思是陈局长如果去了局长室，他立即去见见他。
“陈局长？”老郭却像不知陈局长是谁似的，这么问了杨登科一句。旋即反应过来，说：“你说陈局长，他嘛，今天没在我的车上。”
一把手可是单位里最忙的人，上有领导找，下有群众求，一下这里要开会，一下那里要检查，这屁股下的小车就跟蜜月中的美女一样，是时刻离不得的。现在听老郭说陈局长没在他车上，杨登科就有些诧异，说：“那陈局长没到局里来？”
老郭避开杨登科的目光，顾左右而言他：“今天天气真不错，塘里的鱼肯定吃钓，有空到郊外鱼塘边坐一个下午，那才开心呢。”
杨登科这才发现，一提到陈局长，在场几个的嘴巴就跟刚屙完屎的鸡屁眼一个德性，全都闭得紧紧的了。
后来胡国干说政府办公会也该结束了，他要去接康局长，跟杨登科扬扬手，出了司机班。接着刁大义和小钱也找借口走掉了。屋里一下子静下来。杨登科又问老郭：“陈局长怎么啦？”老郭沉默片刻，说：“陈老板已经退下去做了调研员。”
二
陈老板就是陈局长，如今机关里的人喜欢把领导叫做老板，这样显得亲热。听老郭说陈老板做了调研员，杨登科心头沉了沉，似乎明白了局里的人为什么对他那么冷淡了。
杨登科从老郭那里知道了陈局长下去的前后经过。
贵都市是个农业大市。这个大字，不仅仅体现在农村幅员广阔，农业人口众多，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大，还体现在带农字的部门和行当多。比如兴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归口农业部门管理的各类农场，便遍布全市各县区，据不完全统计，至今还有上百家。最初这些农场主要是开荒垦地，种植粮食茶叶水果烟草等农经作物。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场了，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农场甚至集农工商为一体，成了独特的小政府和小社会。
这年春夏之际，也就是杨登科躲在电大宿舍里全力打拼，迎接毕业考试的时候，农业局下面的一所农场就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如今从上到下，一项强调得最厉害的工作就是安全生产，安全方面出了事故，当事人和管理部门是要一票否决的。按照惯例，每年春天一来，农业局的领导都要带着干部，亲自下去检查生产设施情况，以便及时发现隐患，进行有效排除。这年春节过后上班没几天，陈局长就按部就班做了安排，和康副局长及另外两名副局长各带一组人马分赴各县区，对各地的农场的生产生活设施逐处进行了检查，然后回到局里综合情况，分析问题，根据轻重缓急，列出需要排查的生产隐患，以对症下药。
其中有一处名叫龙开口的农场，是贵都市资历最老的农场，经过创业者的苦心经营，如今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场了，围绕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创办了不少颇具规模的附属企业，甚至利用地理资源搞起了开采和冶炼，农场已经成了一个大型产业集团，从业人员达到三千多人。要生产和生活，第一要务就是解决水的问题。农场产业规模扩大后，自己投资并通过农业部门到上面争取资金，在场部后山建了一个六十米高的大坝，截断山溪，蓄水为池，名曰龙开口水库。水库既解决了农场生产生活用水，还为山下十里八乡的农田灌溉解除了后顾之忧。凡事有利就有弊，水库为农场和当地农民提供了极大方便的同时，也留下了非常大的隐患，那就是万一决堤，后果不堪设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为此市农业局每年都要把龙开口农场和水库当做重点，派专人下去检查，不敢有丝毫疏忽。
今年龙开口农场分在康副局长那一组，康副局长回来参加汇报分析会时，说龙开口水库刚刚搞了防护，农场领导认为没有什么隐患。陈局长没仔细琢磨康副局长这句农场领导认为没有什么隐患的话，只记得去年自己亲自视察过龙开口水库，那里的防护工程还是他亲自提出来，又拨了专门款子，催促农场如期完成的，一年时间不到，估计也不会有问题，因此没有将龙开口水库列入重点排查范围。
谁知康副局长汇报时留了一手，没有跟陈局长说出实情。康副局长在龙开口水库视察时已经发现去年的防护工程其实是豆腐渣工程，但他却在陈局长前面说农场领导认为没有什么隐患，而隐去了自己的观点，是故意迷惑陈局长的。
汇报分析会后不久，贵都市区域内接连下了半个月大雨。康副局长悄悄跑到市委，向张书记汇报了龙开口水库的问题，说那是陈局长去年亲自拨款和督促搞的防护工程，因此他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建议，不肯将龙开口水库列入隐患排查对象，没有采取过任何防护救急措施，万一出了问题那就麻烦了。
前面说了，龙开口水库下面不仅有龙开口农场职工，还有龙开口乡六七千老百姓，如果出事那肯定不是什么小事，张书记对此非常清楚，所以一听康副局长的话，又见这雨越下越大，急得不得了，带着几大家领导还有数千名武警和公安干警，直奔龙开口水库，跟接到电话后已经赶赴现场的农场干部职工以及库下干部群众合在一起，冒雨组织抢险。连续奋战了两天两夜，才把大坝上好几处正往外冒水的管涌堵住，总算排除了险情。
龙开口水库事件过去之后，惊魂甫定的张书记亲自批示有关部门，对龙开口水库防护工程负责人和承包人进行了严肃查处，还抓了两个直接责任人。同时派出由市纪委牵头的工作组进驻市农业局，对这起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市农业局一时谣言四起，说什么龙开口水库防护工程的承包人是陈局长的亲戚，他签字拨款时拿了巨额回扣，才导致工程资金不足，成了豆腐渣工程。说什么陈局长一贯生活作风败坏，每次到下面去视察，吃了山珍海味，喝了五粮茅台，还嫌不够，还要农场送上没开过包的黄花闺女，真是处处都有岳母娘，夜夜都要入洞房。也是墙倒众人推，连一些在陈局长手上提拔上来被视为他的亲信的科长主任，也站出来说陈局长的长短，或者悄悄跑到工作组那里去打他的小报告。
工作组做了全面调查了解后，一时并没找出什么陈局长违法乱纪的真凭实据。但动作那么大，不给陈局长一个处理，那是讲不过去的，工作组于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那次陈局长主持召开的安全生产情况汇报分析会的记录上。他们发现，记录本上明明白白记着康副局长那句农场领导认为没有什么隐患的原话，这就说明康副局长并没有说过龙开口水库没有什么隐患，责任当然不在他身上。而陈局长却说过不必将龙开口水库列为隐患排查对象，这话在记录本上记得清清楚楚，陈局长自然就难辞其咎了。
事情的结局是陈局长被免了职，但组织上还是手下留情，给了他一顶调研员的虚职。康副局长也受到了记过处分，却被市委指定为市农业局工作主持人，并在接下来的人代会上正式成为局长，算是如愿以偿了。
陈局长下去后，自然就没了享受专车的待遇，现在只有康局长才有这个资格了。他也曾动过坐老郭开的奥迪的念头，可想起陈局长就是坐着这部奥迪车下的台，生怕沾了霉气，加上康局长认为老郭是陈局长的人，还是改变主意，坐了胡国干开的红旗牌轿车。红旗红旗，名字就带彩，吉利。而且红旗是国产车，坐红旗既显得爱国，又显得革命。
听完老郭的叙述，杨登科唏嘘不已。又想起在蔡科长和吴卫东那里受的冷遇，背上不觉一阵发凉。陈局长下去了，陈局长的对手康局长上来了，而杨登科是陈局长的人，蔡吴一伙是怕跟杨登科热乎了，被康局长看成是陈局长的人，才要跟杨登科划清界线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蔡科长也好，吴卫东也好，他们能混到今天这个样子也挺不容易的。全局上下都知道他们就是陈局长提拔上来的人，如果不多加小心，因为杨登科的原故，被康局长当成另类，那以后的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
杨登科把这个想法跟老郭说了说，老郭直笑他幼稚，说：“你就别替姓吴卫东和姓蔡的操心了，你也不想想，如果姓康的把他们当成是陈老板的人，他们还不早就被挪开了，至今还呆在原来的位置上？”杨登科有些奇怪，说：“难道他们那么快就成了康的人不成？”老郭说：“你不在局里，对情况不了解，局里人都说蔡吴二人是智多星呢。”
杨登科不明白智多星的含义，两眼迷糊望着老郭，说：“我只听说宋江身边的军师吴用是个智多星，蔡吴两个几时也成智多星了？”老郭说：“时势造英雄嘛，梁山泊能出智多星，农业局照样能出，而且一出就是两个。”杨登科说：“老郭你就别绕圈子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老郭说：“市纪委牵头的工作组不是就陈老板的问题，在局里调查了好几天么？吴卫东和姓蔡的见陈老板快没戏了，便主动到工作组那里去揭陈老板的老底。其实揭也没揭出什么东西，他们只不过用这种方式表明一种态度或立场。果然康局长上台后，虽然还没完全把他们看作自己的人，却念他们反戈一击的表现，才让他们继续留在了原来的位置上。”
杨登科更惊异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想起一个词：落井下石。这个世上，为了自己的利益，有些人什么都做得出来。
陈局长倒了霉，他的对手姓康的上了台，杨登科想在农业局混出点名堂，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太大了。至少转干进步的希望一时变得十分渺茫。杨登科不觉悲从中来，感到无助无奈无所适从，不知今后该怎么办。
杨登科当然心有不甘，在电大苦读了两年，到头来竟落到这个地步。可现状如此，杨登科也只得认命。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杨登科只好这么安慰自己。权当在电大玩了两年。两年其实也就一眨眼的工夫，损失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无非是少领了几个出差补助，少跟领导出去接了几回红包和土特产。杨登科甚至起了烧掉那个烫金红壳毕业证的念头，因为不读电大，也许就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奢望，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烦恼。可取出毕业证一瞧，又有几分不舍，复又锁进了柜子。
不转干就不转干，不进步就不进步，去他妈的！杨登科暗想，自己在农业局当了十多年的司机，即使不转干不进步，车子总有一部给你开，总还不至于下岗失业吧。杨登科也就释然了，一心等着办公室给他安排部什么车子。他知道车库里还锁着一台没人开的面包车，另外老郭明年就要到退休年龄了，他开着的奥迪也会腾出来。
可杨登科等了两个星期，并没人理会他。办公室主任吴卫东好像忙得很，天天上蹿下跳的，连归口办公室管理的司机班也没进来过。为开台破面包车去向吴卫东说好话，杨登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所以除到办公室财务人员那里领了一次工资，没再进过办公室的门。
好在机关里不比企业，没事做也不会停你的工资，因为工资是财政安排的，不是农业局自己掏的钱，杨登科不领，人家还领不走。杨登科就乐得自在，不要做事也有工资可领，世上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美事？不过他每天还是背着双手，优哉游哉到司机班转上一圈，以表示自己还是在职职工。老郭他们有空，跟他们下下棋，打打牌，他们出车去了，就看看报纸，喝喝茶。有时同行们汗流浃背从外面出车回来，见杨登科一双脚搁在桌上，悠闲自在捧着报纸细瞧丰乳和护舒宝广告，不免羡慕，说大学生还是不同，享受的是干部待遇。
在司机班里呆久了，呆烦了，就往老干活动中心跑，那里台球乒乓球跑步机举重仪什么玩意儿都有，杨登科正好搞点免费健身运动，松松僵硬的筋骨。这是局党组怕老干们闲得无聊，老想着上访闹事，特意花了十多万置办的，想以此转移老干们的注意力。这叫做花钱买稳定，因为老干们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如今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工作，哪个单位稳定方面出了事，做领导的那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可老干们没有锻炼的习惯，都窝在隔壁的阅览室里寻开心。阅览室订了上百种的书报，还有不少保密级不高的文件。只是老干们对书报和文件也没兴趣，把读书看文件的桌子挪开，四个一伙打起麻将或扑克来。
杨登科劈腿吊臂或原地跑步时，目光常常会落在对面的白粉墙上。那里有两行特别醒目的红字：搞好爱国健身运动，增强国民身体素质。杨登科脸上浮起一丝浅笑。他觉得中国人惟一擅长的就是喊口号，而且每一个口号都大得吓死人，动不动就上升到国家、民族那样的高度，叫谁都不敢有半句异议。比如这“爱国”两个字，随便哪个都可以当做大旗拿来挥舞一气。
杨登科这么胡思乱想着，开始还觉得有些开心，慢慢就感到无趣起来。墙上两行红字越发显得滑稽了。杨登科一时没了健身爱国的兴致，扔下跑步机，转身去了阅览室。那边老干们鏖战正酣，叫的叫，闹的闹，笑的笑，像一群孩子。凑不满一桌的则在旁边观战，见杨登科进来了，就约他上阵。杨登科反正没事做，就坐下来跟他们干上了。老干们很高兴，说杨登科没架子，不像其他人，离退休之前是不会进老干活动中心的。
杨登科从没见陈局长去过老干活动中心，问老干们，都说陈局长还是调研员呢，又不属于老干，怎么会降格以求，将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杨登科觉得老干们的话有些尖酸，却也不无道理。只是不知陈局长在家里干些什么。这才想起电大毕业后，几次动了念头要到陈局长家里去，却因有所顾虑，只给他打过两三次电话，一直下不了决心上门。现在又不可能转干进步了，也就无所谓起来，该去看看他了。
那天跑到陈局长家里，他已是大不如前，脸上有些浮肿，眼皮也泡着，两个又大又松的眼袋往下直垂，不知是发了胖，还是哪里有毛病。也许是下了台，大权旁落引起的后遗症吧？杨登科见过不少权倾一时的领导，下台之后，脸色也是这样，有些不太动人。
陈局长见杨登科还肯上他家去，当然很高兴。问了问杨登科的一些情况，他也是爱莫能助，只有慨叹的分。还告诫杨登科以后少到他家里去，这对他没有什么好处。杨登科说他死猪不怕开水烫，量他们也不可能把他怎么样。陈局长就批评杨登科没出息，碰到一点挫折就泄了气。又苦口婆心劝杨登科要振作起来，机会是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的。杨登科知道陈局长这是恨铁不成钢，表示要谨记老领导的教导。
要告辞了，陈局长又重复了以后不要老往他家跑的话，想跑就多往新领导那里跑。杨登科说：“我可不是那种势利小人。”陈局长就生了气，说：“你这是哪里来的逻辑？往领导家里跑就是势利小人，那天天骂领导的娘，动不动便横眉竖眼跟领导对着干就是英雄好汉了？为了工作和事业，多跟领导接触，多争取领导的支持和爱护，这有什么不对的？”
杨登科不好还嘴，只得赶忙点头，做洗耳恭听状。陈局长又因势利导道：“你举个例子给我看看？谁的进步，谁的出息，离开过领导的关照和栽培？你不是叫杨登科么？你这么消沉下去，破船当做破船划，我看你怎么登科？”
回到家里，杨登科将陈局长的话细细琢磨了几遍，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又开始反省自己，老这么下去也确实不是个办法，至少也得弄台车开开，那才像话吧？
正反省着，妻子聂小菊下课回来了。
聂小菊师专毕业后，一直在九中当老师，为了方便妻子，他们结婚后便住在学校职工宿舍楼里没挪过窝。聂小菊长得小巧玲珑，颇有几分姿色，刚参加工作那阵，后面的追求者足有一个加强排。追的人一多，聂小菊也就变得飘飘然起来，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眼睛都花了，几年下来竟没看中一个满意的。时光如流水，不觉到了二十七八岁，身价跟着下跌，过去的追求者都纷纷掉头离去，一个个成了家有了孩子，只有聂小菊还孑然一身。
后来认识了杨登科。农业局的人喜欢省去杨登科名字中间那个字，喊他做杨科。中国人喜欢双音节，碰到张厅长喊张厅，碰到李局长喊李局，碰到赵秘书长喊赵秘，虽然不带长，却显得亲切。杨登科因为农业局的人喊他杨科，谁听了都不会以为他是司机。聂小菊就是听人杨科杨科地喊杨登科，以为他真是科长，才有心要跟他好的。两人约会了几次，发现杨登科人挺不错的，就喜欢上了他。等了解到他并不是科长，而仅仅是一名普通司机时，虽然多少有些遗憾，却考虑到自己是老姑娘了，过了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也就残货半价，死心塌地嫁给了他。农业局的人就说杨登科艳福不浅，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大学毕业生。这话只说了半句，另外没说的半句是聂小菊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下嫁给了一个没什么文化的粗人。
聂小菊本人却还算是知足，结婚成家后，一门心思相夫教子，小日子过得非常甜美温馨。惟一不满足的是杨登科是个工人，学历也低，似有门不当户不对之憾。聂小菊就极力怂恿他想法进个修什么的，先弄个文凭，以后把干给转了，好有出头之日。杨登科早有此念，也知道自己如果不长进，跟聂小菊的档次会越拉越远。于是虔心服务陈局长，终于获得了去电大进修的机会，为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通过苦读，杨登科文凭是到了手，谁知却是空忙乎了一场，转干的事成了泡影。聂小菊生怕杨登科挺不住，只字不提他的前程什么的，而是好言好语相劝，说在机关里做工人虽然不那么好听，待遇却并不比一般干部差，而且每个月要多几十上百的差旅费，年终还比干部多几百元劳保福利。
这虽然是酸葡萄哲学，但道理还讲得过去。可现在倒好，连司机也当不成了，天天闲着，弄不好是会憋出毛病来的，聂小菊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杨登科才好。
进屋后，聂小菊见杨登科坐在沙发上发痴，也没说什么，到厨房里做晚饭去了。饭快做好的时候，儿子杨聂也回来了，一家人开始吃饭。一碗饭几下进了肚子，聂小菊过来给杨登科添饭。杨登科望着风韵犹存的妻子，心里充满感激，觉得自己这么没出息，别的不说，至少对不起她的一片苦心，这才说了下午陈局长批评他的那些话。
杨登科说出陈局长对自己的批评，这已表明了他的想法。聂小菊笑而不语，只顾低头吃饭。饭后杨聂到自己的房里写作业去了，聂小菊这才偎到手拿遥控器频频调换电视频道的杨登科怀里，陪他说了会儿话。她不想逼迫杨登科，而是说：“陈局长说的自然有道理，但有些事强求不得，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杨登科说：“再这么自然下去，我只好回家抱孙子了。”说得聂小菊笑起来，说：“你儿子才读初中，就想抱孙子。”
聂小菊越是这个态度，杨登科想改变自己的愿望就越强烈。他也知道这事急不得，必须一步步来。他开始厚着脸皮向吴卫东靠近，想通过他把车库里的破面包车弄出来开开。说马达一响，黄金万两，有些夸张，但手中有了方向盘，才好给人办事，才有可能多跟掌权的人接触，从而改变现状，这却是明摆着的现实。
只是吴卫东老躲着杨登科，只要他一进办公室，吴卫东就拿起话筒打电话，一打就是老半天。打完电话，杨登科正要开口说些什么，他不是说农村部等着会审文件，就是说政府有个办公室主任会议要参加，拍拍屁股走开了。杨登科当然不好强行拦他，或是热恋中的情人一样追着他屁股跑，只得改在下班后提着高档烟酒上他家里去。现在机关里的习惯都变了，好多要紧的话都不会放在单位里说，好多要紧的事都不会放在单位里办，非得去敲人家的家门，或是瞅准时机，另找妙处烧香磕头不可。
想不到轮到杨登科头上，去敲人家的门这一招也不灵了。他连续到吴卫东家里去了几回，可每次听到门铃响，吴卫东都要悄悄躲在猫眼背后往外瞧上一阵，一见是杨登科，便敢紧退下，要老婆死死把住家门，不让杨登科进屋，谎称他不在家里。
司机班几位同行见杨登科近不了吴卫东的身，很替他抱不平，说杨登科虽然已是大学毕业生，但现在还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就有劳动的权利，吴卫东不让你劳动，他那是违法行为。还说如今的人怕硬不怕软，极力怂恿杨登科不要胆小怕事，跑到办公室去骂几天娘，捶几天桌子，闹得吴卫东不得安宁，看他敢不给个说法。
杨登科当然不会这么做，他毕竟已在电大学了两年文化，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从前也许他还真做得出来，现在却不能有这个念头了。杨登科觉得这事还是不能操之过急，得另外想想办法，他不相信找不到任何突破口，天无绝人之路嘛。
后来机会终于来了，吴卫东父亲重病住进了医院。杨登科知道这个消息后，心想吴父病得真是时候，就像在街上捡了包美元，高兴得就要弹了起来。回到家见了聂小菊，就抑制不住地说：“小菊，告诉你一个特好消息。”聂小菊正在择菜，抬头见杨登科脸色红润，阴云尽扫，以为局里给了他车开，说：“这有什么好激动的，你又不是没开过车。”
杨登科顿了顿，意识到聂小菊想到前面去了，说：“这跟有车开也差不远了。”聂小菊说：“我还以为局里已给了你车子。”杨登科说：“吴卫东父亲病重住院了。”
聂小菊放下手中的菜，迷惑的目光在杨登科脸上停留了好一阵，说：“吴卫东父亲住院了？这有什么可高兴的？”杨登科说：“能不高兴吗？”聂小菊说：“你不是幸灾乐祸吧？”杨登科说：“看你想到哪去了，我的心肠还不至于这么歹毒吧？我是说吴卫东父亲在医院里，我就有借口接近吴卫东了。”
聂小菊终于明白了杨登科的真实意图。她又低下头继续择起菜来，一边问杨登科：“你打算送多少？”杨登科说：“你看呢？没有个三千五千的，大概出不了手吧？”聂小菊叹口气，说：“你也不是不知道，去年又购房又搞装修，把家里多年的积蓄都掏光了，还借了三万元的债，吃了一年的萝卜白菜，才还了一万三。现在存折上刚存进两千元，也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凑得足另外一万七，好把债给还清。”
家里的底子，杨登科当然心中是有数的。他以为聂小菊不同意出钱，有些着急，说：“难道我就老这么闲下去？你也不是不清楚，只有巴结上吴卫东，弄台车开开，才可能找到为领导服务的机会，取得领导信任，成为领导的人。只要成了领导的人，转个干，当个科长副科长什么的，自然就不在话下了。一旦手中有了权力，也就不会老这么受穷了。”聂小菊说：“别给我上课了，这道理我懂，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我是说这两千元也不顶事呀。”
杨登科听出聂小菊同意了自己的意见，说：“你开了金口，我就可以去借了嘛。”聂小菊说：“借借借，你真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说得杨登科乐了，低身捧住聂小菊的头，在她额上狠狠咬了一口。聂小菊没有防备，身子一歪，一条腿踢着了一旁的塑料盆，里面择好的菜全被抖出来，撒满一地。
最后两人商量好再借三千元，加上存折上的两千元，五千元应该出得了手了。只是这借钱的事说说无妨，真找人伸手，还确实不易。用流行的话说，如今是抢钱容易借钱难。抢了钱不用还不说，只要不是巨额款项，人家公安既管不了那么多，按比例拿提成又拿不了多少，也懒管得。抢钱的安全系数如此之大，抢起来既省事又来得快，谁还求爹爹拜奶奶去找人借呢？去年购房和搞装修时，杨登科夫妇俩就找过不少亲友，没说到钱，他们比爹娘还亲热，一论到钱的事，一个个脸色骤变，如遇大敌似的。最后还是聂小菊回了一趟娘家，才解决了问题。现在旧债还未还清，聂小菊再也不好意思回去找父母张口了。
杨登科只得自己出马，先找了一位做房产生意的朋友。给陈局长开车的那会儿，杨登科曾转弯抹角帮过他一些忙，心想找他借几千元钱，应该不在话下。那朋友开始挺热情，指着桌上那个镌了“世纪英才”字样的铜牌，跟杨登科吹嘘他去北京领这个铜牌时的盛况，说是某某高官亲自颁给他的，还一起照过相，共进过晚餐。可当杨登科刚说明来意，朋友脸色便一下子由红转灰，说是税务局刚来查过账，户头上仅有的几万元流动资金都被划走了。并故意大声喊里间的女秘书，问楼下讨要征地补偿费的拆迁户走了没有。杨登科是个还有些自尊心的角色，拍拍屁股，知趣地走了。
接着找了一位在法院做庭长的老乡。都说一等公民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当法官的不想致富，至少在原告和被告那里就通不过。杨登科走进老乡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真是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一见杨登科，老乡就电话也不打了，放下话筒，过来拉住杨登科的手，一边用家乡话问长问短起来。杨登科好不容易有了开口的机会，可那个钱字还只念到金字旁，老乡又揿下了电话的重拨键，直到杨登科离去，他的电话还没打完。
就这么跑了两天，最后一分钱也没借到手。杨登科也想到找找过去的战友，可那些战友几乎都是农村兵，复员后回了老家，买农药化肥的钱都没着落，哪有钱借给你杨登科？城里也有几个战友，可他们在厂里干了几年，也已下岗回家，有的穷得连老婆都跟人家跑了。找单位相好的同事比如老郭他们借钱，数字不大，估计不是什么难事，可这钱要送给吴卫东，找单位人借钱给单位里的人送，总不是那么回事，万一事情漏出去，岂不尴尬？
无计可施的时候，杨登科才忽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毕业那天用警车送他回局里的电大同学钟鼎文。如今流行这样的说法：要发财，去打牌；要想富，快脱裤。钟鼎文在城西派出所做所长，天天抓不完的赌，捉不尽的嫖，抓赌捉嫖得来的钱除了部分上缴国库外，顺手牵羊的事也不是不可能，找他借几千元钱应该没事。
果然跑到城西派出所，杨登科刚一张嘴，钟鼎文就不折不扣，当即从包里掏出三千元，说：“够不够？不够我口袋里还有一个存折。”杨登科心里感激得不得了，说：“够了够了。”伸手去接钱。不想钟鼎文手一缩，说：“先说清楚，拿这钱干什么去？现在单位向政府要钱都得说明用途，专款专用，朋友要钱也含糊不得的。”
杨登科知道钟鼎文下面的话是什么，故意说：“你做所长的见得多了，还看不出来？”钟鼎文说：“别绕圈子，我看不出来。”杨登科故作神秘道：“包了个二奶，这样的事你总不好让我向老婆开口讨钱吧？”钟鼎文说：“还算坦白。一等男人家外有家嘛，登科能赶上潮流，我是支持的，以后这方面的开支，老钟可提供部分援助。”将钱给了杨登科。
出了城西派出所，杨登科没有去局里，打的直接回了九中。刚好聂小菊上完课回到家里，见杨登科终于借到了钱，也替他高兴。如今借几个钱太不容易了，有时能借到钱，甚至比赚了钱更能给人带来成就感。
将钱收好，正和聂小菊商量第二天到医院去看吴卫东父亲的事情，忽听外面有人咚咚咚敲门。杨登科走到门后，对着猫眼往外一瞧，原来是战友猴子。
猴子不但姓侯，长得也跟猴子一样精瘦精瘦的，所以在部队里，战友们都叫他猴子。猴子只在部队里呆了不到三年，就先杨登科复员回到郊区老家侯家村做了农民。去年侯家村农民购买市农业局下属种子公司的稻种，秧苗育出来插到田里后，高的高矮的矮，秋后颗粒无收。村民没法活命，只得集体上法院告了种子公司，后来官司是赢了，钱却没拿到手。为此猴子还找过杨登科，想请他帮忙到种子公司去讨要法院判给他们的赔款。当时杨登科没在单位里，两人没见上面，回家听聂小菊说起猴子，本来想过问一下，过后又把此事忘了个一干二净。杨登科估计今天猴子又是为这事来找他的。
将猴子迎进屋，杨登科问是不是要去找种子公司，猴子摇了摇脑袋，说：“现在哪还顾得上那事？”杨登科说：“那你还有别的什么事？”猴子张张嘴，却没出声，欲言又止的样子。杨登科说：“我们老战友了，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开句口嘛，何必这么婆婆妈妈的？在部队时，你好像不是这个鸟性格。”
再三犹豫，猴子才支支吾吾告诉杨登科，他老婆住院了，医院诊断是什么肠癌。
杨登科就明白了猴子的来意。这是巧合，还是猴子会掐手指？要不自己刚借了钟鼎文的钱前脚迈进屋，猴子后脚便跟进屋借钱来了？只是杨登科有些无奈，自己又不是为你猴子借的钱，怎么能将急着要用的钱转借给你？
聂小菊生怕杨登科抹不开战友的情分，把刚借来的钱给了猴子，忙过来满脸热情地对猴子说道：“嫂子住在哪个医院？我和登科一定抽空去看看。”猴子说：“看就不需要了……”话只说了半句，聂小菊又赶紧接住道：“猴子你客气什么呢？你和登科是多年的老战友了嘛，我们去看看嫂子也是应该的嘛。”
猴子还想把后面的话说完，聂小菊又掉头对杨登科说：“快跟我去厨房做饭，留猴子吃顿便饭，一起看嫂子去。”抓了杨登科的衣角就要往厨房里拉。
杨登科终是不忍，站着不动。正想说句什么，猴子已经看出女主人的意思，也就没将要说的话说出口，默默转过身，出了门。杨登科满心惭愧，拿开还紧紧抓着他衣角的聂小菊的手，追到门边，说：“猴子你别走，家里烧的是管道煤气，饭一下子就做好了。”
猴子已经到了二楼，说：“饭就免了。”那声音明显带有哭腔。
杨登科怔怔地站在门口，半天回不过神来。他真想拿出刚收好的那三千元钱，追上猴子，递到他手上。可他的脚心却像是铆在地板上一样，怎么也拔不起来。
三
第二天上午聂小菊没课，夫妇俩拿上从钟鼎文那里借的三千元现钞，又上储蓄所取了刚存进去不久的两千元，打的往医院方向而去。下了车，见水果摊上的水果新鲜，顺便买了一袋水果，然后走进医院，直奔住院部五楼。
吴父的病房在五楼，这是杨登科两天前就打听清楚了的。
上到五楼，杨登科先让聂小菊在楼道口站住，自己到吴父病房外晃了晃，见吴卫东不在里面，才招呼聂小菊过去，一起溜进病房。病房里很安静，吴父正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打点滴，只有吴母无声地坐在一旁守护着。听杨登科和聂小菊说是吴卫东的朋友，是专程来看望吴父的，吴母忙起身表示感谢。问候过病人，又陪吴母说了一会儿话，杨登科这才拿出装在信封里的五千元钱，从容塞到病人枕下。
吴父对此浑然不知，吴母见了，哪里肯干？说水果就留下了，钱是万万不能收的。聂小菊捉住吴母那只伸向枕边钱的枯手，说：“平时工作忙，也没时间来陪吴伯，一点小意思，伯母你就别介意了。”拉扯了一阵，吴母自然敌不过两位年轻人，只好作罢。
杨登科和聂小菊要走时，吴母千恩万谢，说：“两位提了水果，还要留下那么多钱，我们哪里受用得起。”又问两位高姓大名，在哪个单位工作，说也好告诉儿子吴卫东。杨登科正要开口，聂小菊将他扒开，抢先说道：“是吴主任最好最好的朋友，不用说名字他也是知道的。”吴母信以为真，点头道：“那倒也是的，像你们这么好的朋友，不容易结交得到，卫东也不可能有好多。”说着送客人出了病房。两人走远了，吴母还站在门口，缓缓挥动着手臂，直至两人消失在楼道口。
下楼的时候，杨登科还没想清楚聂小菊不让他说出姓名的意图，说：“送钱送物的目的还不就是要让人家领情，为你以后的事铺路？今天留了钱，却不留名也不留姓，你是想学雷锋做好事吧？”聂小菊点点杨登科的鼻子，说：“亏你还在机关呆了十多年。”杨登科说：“我在机关里呆了十多年，走关系送钱物的事也没少做，可做无名英雄这可还是第一次。”
聂小菊得意地笑笑，说出了自己的高见：“五千元不算多，也不算少吧？吴卫东见了钱，不可能不往心里去吧？一往心里去，不可能不去了解是谁送给他的吧？他现在只是办公室主任，不是局领导或实权科室科长主任，送钱的人估计也不会太多，他费不了多大劲就会了解到是你杨登科所为。你送了钱，只说是他最好的朋友，连名字也不肯留下，吴卫东自然会对你另眼相看，这比留名留姓，效果是不是要好得多？”
杨登科佩服聂小菊的见识，心想如果她在机关里工作，肯定比自己混得好多了。便开玩笑道：“你看问题还挺有眼光的，只可惜在学校里当老师，埋没了一个人才。”聂小菊踢杨登科一脚，说：“我不是为你着想吗？你倒好，挖苦起我来了。”
很快到了二楼，杨登科忽见猴子正手提水壶，低了头朝这边走过来。便拉住聂小菊，往后一缩，退到楼道旁的杂物房里。聂小菊还沉浸在刚才的得意里，不知何故，说：“你要干什么？”杨登科嘘一声，小声道：“我看见猴子了。”
聂小菊就噤声不语了。猴子那沉重的脚步声响了过来，然后橐橐橐一下一下敲往楼下。杨登科这才问聂小菊：“你说要不要去看看他老婆？”聂小菊想想说：“今天也没有什么准备，就免了吧，下次再来，总得带点水果什么的。”杨登科说：“他最缺的是钱。”聂小菊说：“我还不知道他最缺的是钱？可你帮得了吗？”
杨登科无话可说了，和聂小菊一起出了杂物房。为了避免碰上猴子，两人不敢走猴子刚才下去的楼道，从另一头的楼道下了楼，出了住院部。杨登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这个世界也真是无奈，急需钱用的人求告无门，不需要钱的人，别人挖空心思送钱上门，送钱的人如果送不出去，还算不上好汉。
接下来的日子里，杨登科几次想去看看猴子的老婆，不知怎么的，却一直没去成。他的心思全在自己送出去的那五千元上面了，天天坐在司机班里，专心等候着好消息。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见吴卫东有什么动静，他还是一如既往，跟在康局长屁股后面跑进跑出。几乎没到司机班来，要派胡国干刁大义他们的车，也是电话联系。杨登科估计吴卫东还蒙在鼓里，没将那五千元跟他杨登科联系上来，否则他不可能这么沉得住气的。
又过了一个星期，吴卫东那里仍然没有音讯。杨登科有些稳不住了，心里犯了嘀咕。吴卫东不可能这么久还没弄清楚五千元钱的来历吧？这又不是什么难解的悬案。要么就是吴妈私吞了，没告诉吴卫东，可想想这种可能性不大，世上哪有母亲骗儿子的？何况那天跟吴妈的接触也看得出来，那绝对是一个诚实的老人，别说儿子，就是别人也是说不来谎的。
要么就是吴卫东收了钱，也知道是他杨登科送的，但他就是量大，没怎么把五千元放在眼里，早忘了这回事。杨登科旋即否定了这种猜测。吴卫东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人，不会对五千元无动于衷的。杨登科给陈局长开过车，吴卫东便时刻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以免影响自己的前程，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精细过人。事实上不是精细人也做不了办公室主任，那可是个要处处琢磨领导心思，领导想不到要替领导想到，领导做不到要替领导做到的特殊角色。这样的角色，收了人家五千元钱却不当回事，不给人家一个交代，那好像不太可能。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软，杨登科不相信吴卫东那么容易硬得起来。
道理虽是这么个道理，但杨登科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五千元钱扔到水里大小还起个泡泡呢，扔到吴卫东那里什么动静都没有，谁甘心？何况五千元里还有三千元是借来的，真的这么白扔了谁不痛心？杨登科就有意无意到吴卫东前面去晃一晃。有时是在办公大楼前的坪里，见吴卫东出了电梯，正要下台阶，杨登科忙出了司机班，做出个要进办公大楼的样子，往台阶上迈。吴卫东好像满脑子装着的都是国计民生，身边的人事无法引起他的注意，杨登科跟他擦身而过，好像也感觉不出来似的，只顾低头走自己的路，连望一眼杨登科的兴趣都提不起来。就是无意间抬起了头，那目光也是混沌茫然空荡荡的，毫无内容。
杨登科以为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吴卫东不好对他有所表示，便到办公室去跑了两趟。吴卫东不是在看材料，就是在打电话，显得十分忙碌，杨登科走到了跟前，他也视而不见，似乎他不是市农业局的办公室主任，而是情系黎民日理万机的市长一样。倒是办公室副主任曾德平见了杨登科，会打声招呼，说：“杨科亲自到办公室指导工作来啦？”杨登科脸上一红，说：“曾主任你笑话我老实人干什么？我现在是失业工人，你当主任的总不能置之不管吧？”曾德平朝吴卫东那边努努嘴，意思是要杨登科找吴卫东，笑着走开了。
吴卫东还在那里忙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德性。杨登科心里恨恨地想，姓吴的，你难道要我本人开口说出那五千元来么？
下班回到家里，杨登科依然心不平，气不顺，忍不住跟聂小菊说起吴卫东的作派。聂小菊却依然信心不减，说：“好事不在忙中取嘛，你也太性急了点。”杨登科说：“我还性急？已经两个多星期了。”聂小菊说：“就是要让吴卫东悬一阵子，悬得他不得安宁了，他才体会得出五千元的分量。”杨登科说：“五千元有什么分量？你怕是小瞧吴卫东了。”聂小菊说：“再没分量，五千元也是五千元，我们结婚那阵，你交到我手上的还没到五千元呢。”说得杨登科忍不住笑了，说：“你是说五千元相当于给吴卫东送去个老婆？”聂小菊也笑道：“你净往歪处联想。”杨登科说：“这可是你说的嘛。”
笑过，杨登科叹口气，酸溜溜对聂小菊道：“是你不让把我们的名字告诉吴母的，如果这五千元真的什么效果也没有，看你想不想得通。”聂小菊说：“怎么想不通？权当捐了灾区。”杨登科说：“你还有几分大气。”聂小菊说：“结婚那么多年了，今天才了解你的夫人？”
正说着话，外面忽有人敲门。聂小菊起身要去开门，杨登科把她扒开，小声说：“我去开，也许是吴卫东上门答谢来了。”聂小菊说：“你想得美。”杨登科说：“说不定他手上还拿着那部面包车的钥匙呢。”聂小菊说：“如果是他，就是来退钱的。”杨登科说：“不给车钥匙，退了钱也好，免得我天天牵肠挂肚，吃不香睡不稳。”
可趴到猫眼上一瞧，杨登科就泄了气，两手向聂小菊一摊，说：“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聂小菊说：“哪个不该来的来了？”杨登科开门的兴致都提不起来，回身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朝聂小菊挥挥手，说：“你去开门吧。”
聂小菊打开门，一个腰圆膀阔的年轻人走了进来，肩上还扛着一个脏兮兮的大麻袋。
年轻人名叫杨前进，是杨登科老家相邻村上的，因为也姓杨，便与杨登科叔侄相称。其实彼此并无血缘关系，只能说五百年前是一家。没有血缘关系，却还有其他的关系，所以前后不出两个月，杨前进已是第三次进杨登科家了。
杨前进是来求杨登科给他找事做的。第一次杨登科帮他找了一家超市，是杨登科电大一位同学的朋友开的，让杨前进搞搬运。杨前进牛高马大的，力气有的是，这活对路。可工资太低，一月三百元，还不够他抽烟喝酒的，第二个月他就不干了。第二次找了一份扫街道的差事，也是杨登科一位当司机的同行介绍的，四百五一月，比在超市要强些，可扫了不到一个星期，杨前进就跟街上一位混混打了一架，那混混事后喊了一帮兄弟要做了他，他没法干下去了，只得回了乡下。想不到他现在又来了，肯定又是要找工作。杨登科电大同学求过了，同行也求过了，还去求谁给他找工作？
又高又大的杨前进扛着麻袋站在客厅中央，像一堵墙。嘴上还甜，先喊了聂小菊一声婶婶，又喊了杨登科一声叔叔，然后嘿嘿一笑，四下张望起来。聂小菊知道他是找搁麻袋的地方，因为地板太干净了，不好意思将脏兮兮的麻袋往地板上扔。聂小菊问是什么，杨前进说是西瓜，自家地里刚出产的头批西瓜，味道挺不错的。聂小菊就让杨前进扛着西瓜去了阳台上。杨聂听见西瓜二字，作业也不做了，嚷着要吃西瓜，跟进了阳台。
那么一大袋西瓜，估计不下一百斤。杨登科知道杨前进老家还有好几里山路没通车，他尽管一身力气，扛出山也不容易。
不一会杨聂捧着一个大西瓜从阳台上回来了。杨前进怕西瓜摔了，在一旁躬身护着。聂小菊拿来水果刀，动手破了西瓜，大家围在桌旁猛吃起来。杨前进见这一家人狼吞虎咽的样子，忘了吃西瓜，在一旁只顾乐和。
为了这一袋西瓜，更为了那份在心头珍藏了二十多年的未了情，第二天杨登科又带着杨前进出了门。杨登科准备带杨前进到农校去碰碰运气。农校是农业局的下属单位，杨登科跟农校的马校长打过多次交道，给陈局长开小车那阵还给他办过事，也许他会买自己的账的。
九中跟农校的直线距离并不远，坐公共汽车要绕道转车，得花上半个多小时，杨登科就带着杨前进踏上了九中后面的一条小道。一路上两人并不怎么说话。杨前进想些什么，杨登科不得而知，他只知道自己脑袋里满是杨前进妈妈年轻时的影子。他们之间有一层特殊的关系，要不那个女人也不会让杨前进一而再再而三来找杨登科了。
杨前进的妈妈名叫邓桂花，是杨登科小学到高中的同班同学。跟当年乡下千千万万的姑娘一样，邓桂花这个名字也有些土气，人却长得出色，无论是脸蛋还是身子骨，十里八乡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杨登科是进入初中后春心初萌，悄悄喜欢上邓桂花的。到了高中，学校离村里七八里远，两人上学放学常常走在一起。也是日久生情，邓桂花也暗中恋上了杨登科，虽然彼此之间谁也没敢捅破那层纸。
让杨登科一辈子也没法忘记的，是村子和学校之间的那个山坳。因为坳上长着不少杨梅树，当地人名之曰杨梅坳。进入农历五月，杨梅坳上的杨梅开始成熟，两人从坳上经过，经常会忍不住爬到树上摘吃杨梅。有一天老师们要开会，学校少上了一节课，提前放了学。来到坳上，时间还早，两人便乐滋滋上了一棵满是熟果的杨梅树，狼吞虎咽起来。
这是他们吃到的最好吃的杨梅了，肚皮填饱后，邓桂花就攀到杨登科上面的高枝，说是要摘些回去给家里人吃。到了树尖，摘了几棵杨梅，邓桂花才想起没东西好装，吩咐杨登科把她书包里的书腾到他的书包里，好用自己的书包装杨梅。
杨登科听话地照办了，然后爬到树上去给邓桂花递书包。
就在杨登科站在邓桂花下面，抬头上望的时候，杨登科双眼花了花，全身一软，差点要从树下掉了下去。原来邓桂花伸着双手攀摘枝头的杨梅时，她那件碎花短衫也跟着提了上去，不仅露出了半截嫩腰，连那两只雪白的乳房也大胆地露了出来。原来那个年代的女孩是不兴戴乳罩什么的，容易漏兜。邓桂花比杨登科小一岁，也有十六岁了，刚刚发育成熟，两只乳房鼓鼓的，胀胀的，仿佛两只白色的雪球，一弹一弹，似要砸向杨登科。
杨登科好不容易才稳住了阵脚，真想伸出两只手，捧住那两只雪球，紧紧搂进自己的怀抱。可惜自己一手攀着树枝，一手提了邓桂花的书包，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干着急。开始邓桂花对此毫无察觉，催促道：“你怎么啦？还没上来？”杨登科根本就没听见上面的声音，还仰着头，双眼死死盯住那对迷人的乳房。
邓桂花没听到动静，往下一瞧，见杨登科的眼珠周圆，目光怪异，这才意识到了什么，忙用手去抚了抚掀得老高的衬衫，罩住了春光乍泄的双乳。同时折了根枝条，一边咒着杨登科，一边在他头上猛抽了几下。
究竟是青春年少，双方都有些难为情，此后上下学途中，两人虽然仍然走在一起，却再没以前那么坦然了，彼此之间总隔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不过人有了距离，心却贴得更近了，毕业前夕杨登科大着胆子给邓桂花写了封求爱信，发誓这辈子非她莫娶。邓桂花很快回了信，还送了杨登科一双纳得细细密密的鞋垫。那时乡下姑娘是不轻易送人鞋垫的，送了鞋垫就等于以心相许，一辈子不会有二心了。
一年后，杨登科准备按乡下习俗，到邓家去送定亲礼时，忽然得知邓父知道了两位年轻人的关系，搜出杨登科写给邓桂花的信，一把火给烧了，并将邓桂花锁在屋子里，她一天不答应跟杨登科断绝往来，一天不放她出来。还给杨登科父母传了话，说杨登科那是老鼠想吃天鹅肉，他的女儿花容月貌，金枝玉叶，要嫁也得嫁给公社和县里的国家干部，怎么会嫁给杨登科一个当农民的？杨登科要跑到邓家去，跟邓父据理力争，杨父怕他做出傻事来，死死把他摁在家里，一步不离地守了他十天十夜。
十天后杨登科就听说邓父已将邓桂花嫁给公社一位国家干部，也就彻底死了这条心。刚好碰上部队征兵，就去报了名。那时当兵也不像现在得花大钱请客送礼，体检一合格，杨登科就换上军装去了部队。杨登科当兵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外面打拼几年，混出个人模人样来，给邓父瞧瞧，同时也不辱没了爷爷给自己取的这个名字。最理想的当然是能穿上四个口袋的军装，那转业回到地方就是一名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了。到了部队才知道，那里并不是捡乌纱帽的地方，想做干部其实是痴人说梦，要不了三年五载就得乖乖回农村继续修地球。农村出来的知道修地球是怎么回事，杨登科不免心灰意冷了。这时机遇来了，他被选去当了汽车兵，不久又因技术过硬做上了首长的司机，成了志愿兵，转业时才得以进了机关。
杨登科是做上首长司机后才知道邓桂花嫁的那个丈夫也姓杨，是隔壁村上人，其实并非什么国家干部，而是公社食品站杀猪的。不过那时物资短缺，猪肉按票供应，杀猪的牛气得很，比国家干部还国家干部。邓父就是认为跟杀猪的在一起一辈子都有肉吃，才逼着邓桂花嫁给了那个屠户。只是风水轮流转，几年下来，杀猪的不吃香了，食品站解散，邓桂花男人也回家当了农民，邓父让邓桂花做国家干部老婆的愿望成为泡影。
邓桂花男人做了农民后，还放不下当干部的架子，不愿踏踏实实修地球。在农村不修地球，只能受穷，家境每况愈下，杨前进初中毕业后，连高中都读不起。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快到了娶老婆的年龄，家里还穷得丁当响，邓桂花只得要他儿子到城里来找杨登科，希望他看在她的面子上，给他找份事做做，赚点钱以后好讨老婆。杨登科觉得自己暂时虽然还不是干部，但比邓桂花的男人要有出息得多，能给杨前进找个工作，自己也有面子，便动用了能够动用的关系给杨前进找工作。不想前面两次工作杨前进都丢掉了，杨登科想不再管他的事，又念着过去与邓桂花那份旧情，只得又带着杨前进出了门。
杨登科沉默着只顾想自己的心事，后面的杨前进也不敢吱声，只管亦步亦趋跟着。也不知怎么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杨登科只要一想起邓桂花，还隐隐地觉得有些心疼。这毕竟是他的初恋，杨登科才那么刻骨铭心。按说人到中年了，经历过见识过的人和事已经不少，可再要让自己这么耿耿于怀，却根本不可能了。原来人这一辈子，不管活多久，不管多风光，初恋却永远只有一次。杨登科也就越发觉得那份感情的弥足珍贵，忍不住向杨前进问起他母亲的情况来，其实几个月前杨前进第一次来找他时，他就已经问过的。
杨前进嘴讷，又吞吞吐吐将原来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不过这一回，杨前进一边说着自己的母亲，一边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说：“杨叔叔，这是我母亲特意让我带给你的。”
杨登科掉头一瞧，竟然是一双鞋垫，一双城里人早已不怎么用的鞋垫。
杨登科将鞋垫捧在手心，低头瞧了好一阵。他第一眼就看了出来，这双鞋垫跟当年邓桂花送给他作为定情物的那双鞋垫，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式样还是那样大方好看，针脚还是那样细密精致。杨登科顿时就百感交集了。
不觉得就到了农校。
农校可是正儿八经的事业单位，经费来源充足，不会太抠门，杨前进若能到里面去做份工，四五百一月估计问题不大。而且学校管理比较规范，在里面不会出什么乱子。主要还是陈局长在位时，杨登科为农校马校长帮过不止一次两次的忙，也许马校长记忆力不是太差，还能记得一些。比如当年他要找陈局长申请经费或要个职称指标什么的，都是先跟杨登科联系，等杨登科跟陈局长说好，告诉他陈局长的具体位置后，他才采取行动，所以每次都没有扑空过。为此马校长很是感激杨登科，曾拍着胸脯对杨登科表态说，有什么事尽管找他就是。以前杨登科也没什么事，从没找过他，现在要他在学校给杨前进安排个临时工做做，想必他会讲旧情帮这个忙的。
走进农校行政大楼，正好马校长在校长室上班，见了杨登科，便很客气地过来跟他握手，将两位让到沙发上坐了。杨登科将杨前进当做自己的侄儿介绍给马校长后，也不绕弯，直接说明了来意。马校长说：“杨科你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也清楚学校情况，今年生员下降得厉害，经费特别困难，正在清理临时工，这事确实有些难度。”
杨登科心中有些不快，觉得马校长是编了理由搪塞自己。正想提醒他不要把过去陈局长在位时的事忘得太干净了，马校长又开了口，说：“不过话又说回来，杨科可是我的老朋友了，过去为我们学校办过不少事情，这个忙能帮不能帮我都是要帮的，何况是杨科你亲自跑了来，那我更是要尽力而为的。”
听马校长说得这么恳切，杨登科觉得这事有些戏了，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只听马校长又说道：“是这样的，我一向反对一把手一人说了算的家长作风，一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重要点的事情都要征求分管领导和部门意见。恰好这几天分管后勤的副校长出差去了，这事还得跟他通通气，他回来后我跟他打声招呼，再报告给你，怎么样？”
杨登科心里就踏实了，想不到今天这么顺利，看来杨前进有些运气。便连连称谢，拿了纸笔要给马校长留电话号码。马校长说：“杨科你的电话还要留？我早就烂熟于心了。”杨登科想想也是，过去他往自己手机和家里打的电话还少么？
吃了定心丸，两人高高兴兴出了农校，只等马校长打来电话，叫杨前进去做事就是了。
回到九中，要进屋了，杨登科忽然想起身上还揣着杨前进妈妈送的鞋垫，又下了楼。他进了自家煤屋，打开墙边的旧柜，然后掏出鞋垫，在上面吻吻，夹到电大时学过的课本里。
四
一个星期眼睛一眨就过去了，杨登科一直没接到马校长的电话，心想马校长怕是把号码弄丢了，那天说是烂熟于心，八成是吹牛的，毕竟那么久没联系过了。就给马校长打了一个电话过去，问要不要把电话号码告诉他。马校长懂得杨登科的意思，说后勤副校长还没回来呢，要杨登科别急。杨登科只得盼望那个后勤副校长早点回来。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还没有马校长的回音。杨登科不指望马校长主动打电话了，究竟是你求人家，不是人家求你，他有什么义务给你打电话，把临时工送到你手上来？杨登科又试探着打电话找到了马校长。马校长说副校长回是回来了，不过这事看来有些为难，好几个家属包括几位校领导的老婆孩子都想在学校里做事，一时不好开这个口子。
杨登科心里来了气，你这不是耍我杨登科么？正要摔电话，马校长在那头给杨登科出点子道：“农校归口农业局政工科直管，你能不能让蔡科长给我写个条子什么的，我有了尚方宝剑，也好堵学校其他人的嘴巴，这事恐怕就好办些了。”
杨登科的气就消了不少。
如今找个工作哪怕是好点的临时工，也比找个老婆还难，不是打几个电话说几句好话就能解决的。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马校长也是有自己的难处，才给自己出了这个主意。
杨登科只好硬着头皮，回头去找蔡科长。想起陈局长下台后，自己成了大麻风，谁都躲着，蔡科长跟吴卫东一样，更是不想接近自己，还不知道他会不会买账呢。
走进政工科，蔡科长正在兴致勃勃上网聊天。杨登科不好打扰他，坐在一旁干等。人不求人，一般高大，人一求人，卵短三寸。这是俚语，粗是粗俗了点，却是人之常情，谁都有过这样的感触。杨登科深谙其理，所以还耐得住性子。
好不容易挨到蔡科长过足瘾，打着哈欠下了网，又关掉了电脑，杨登科这才涎着脸说明了来意。蔡科长先没吱声，只管笑，也不知他笑什么。没法子，现在你要求人家，所以杨登科也只好跟着蔡科长笑，笑得尴尬而难受。杨登科心下暗忖，身边没有镜子，若对着镜子瞧瞧，自己这副卵样，肯定面目可憎，惨不忍睹。
笑过，蔡科长才说道：“这个姓马的，就知道来这一手。”杨登科也没听明白蔡科长的话，傻瓜一样盯着他。蔡科长又说道：“我已经给姓马的写过好几回条子了。”
望着蔡科长脸上得意的笑，杨登科心想，这个姓蔡的还挺有权威的，有那么多人来找他写条子。要知道在机关里，有时权威人士的条子甚至电话，往往比正式的红头文件还要管用得多。
蔡科长当然不可能有太大的能耐，但杨登科很清楚，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打个电话，写个条子，也是吓得倒人的。杨登科于是挤出一脸的笑，讨好蔡科长道：“麻烦蔡大科长给我也写一个吧，以后您老人家有什么用得着我杨登科的地方，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蔡科长说：“好吧，就给你写一个，至于管不管用，我可不能打保票哟。”
手中有点权力的人，人家求他办事时，都是这么个口气。杨登科乐滋滋道：“我知道蔡科长一字千金，肯定管用。”
蔡科长于是问清了杨前进的名字，拿笔几下写了一个条子。杨登科拿过去一瞧，只见上面龙飞凤舞写着：请马校长解决我局杨登科同志侄儿杨前进临时工为荷。后面还郑重其事地落了蔡科长自己的大名和年月日。
口袋里装了条子，杨登科心里自然对蔡科长又是一番感激。还骂自己过去错怪蔡科长对自己不冷不热，其实他还是愿意帮忙的。一个人究竟过不过得硬，平时是无法衡量的，看来只有到了关键时刻才看得出来。
可最后，杨前进还是没能到农校去做事。几天后马校长打电话到司机班，说原想有了蔡科长的条子，这事应该没问题了，谁知那些也想要学校安排亲属做事的老师天天找校领导纠缠，说姓蔡的算个什么鸟？农校还是个团级单位呢，他一个小小科长，有什么资格对学校发号施令？校务会迫于压力，一直定不下杨前进做临时工的事。连蔡科长的条子都不起作用，他也没办法了。杨登科哭笑不得，也不好强逼马校长，就是逼也逼不出结果。却还得口口声声感谢他为此事费了大劲。马校长连说这是他应该做的，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他就是。
听这口气，好像他已经为杨登科解决了什么重大问题似的。
挂了电话，杨登科才觉得有些不对劲。他如果给你办了事，有恩于你，感谢他属于情理之中，现在他什么都没给你办，你感谢他干什么？是不是感谢得有些冤枉？杨登科一脸自嘲和无奈，觉得这确实太滑稽了点。
老郭这时出车回来了，见杨登科脸色有些灰暗，而司机班这一下又没有其他人，就问他：“你在生墙壁的气还是生窗户的气？”杨登科就把到农校去给杨前进找临时工，又根据马校长的主意到蔡科长那里拿了条子，可最后还是没解决问题的过程说了说。老郭就笑起来，说：“你被姓马的当猴子耍了。”
杨登科怔怔地望着老郭，一时也没明白过来。
老郭就告诉杨登科，马校长纯粹是拿蔡科长的条子来搪塞他的。这已是姓马的惯用手段了，每次有人找他办什么事，关系不一般的，他做主就给办了，关系不怎么样的，他嘴上都答应着，拖一段时间才说办不了，要人找蔡科长写条子。找蔡科长的人还没赶到农业局，他已先给蔡科长打了电话，要他帮忙应付应付。当事人拿了蔡科长的条子送到他手上后，他先拖上一段，拖得当事人没了脾气，才打电话，说蔡科长的条子都不起作用，这事他再没法子了。老郭还说，蔡科长起码帮姓马的写了不下十张条子了。这样显得姓马的费了心尽了力，当事人虽然达不到目的，却还得感激他。
杨登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弄了大半天，事没办成，自己却还要莫名其妙地感谢人家。又想起当时找蔡科长写条子时，他脸上的笑就有些异样，原来事出有因。杨登科也是百般无奈，怪只怪自己没有了后台，谁也不再把你放在眼里。如果陈局长还在台上，他杨登科还给他开着小车，姓马的还会这么对待自己吗？恐怕自己还没开金口，他就主动找了来，把事给你办得妥妥帖帖了。
老郭见杨登科半晌没放个屁，说：“登科，凭你现在这个样子，想给你侄儿找个好点的事做，恐怕不那么轻松，你得先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了再说。”杨登科苦笑笑，说：“我也懂得这个道理，可现状如此，我有什么办法呢？”老郭说：“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一个大活人，总不能被自己的尿憋死吧？”杨登科嘘口气，吱声不得。
杨登科也没了信心再给杨前进找工作，劝他回去算了，说叔叔没这个能耐。杨前进眼里就红红的了，说只怪自己没争气，前面找的两次工作都弄丢了，如果就这样回去，他妈恐怕是不会让他进屋门了，这是他出门时他妈当他面说过的话。杨登科也是没法，只得让杨前进还呆几天，他再想想路子看。
杨登科又带着杨前进跑了几个地方，有硬关系的地方不需要临时工，需要临时工的地方关系不硬。杨登科无计可施，垂头丧气去了农业局。
这段时间局里工作多，老郭他们都在外面出车，司机班里空荡荡的，杨登科连说话的对象都找不到一个。心里更加不是滋味，只有独自坐在椅子上生闷气。当然是生自己的气，只恨自己没有卵用，连杨前进的临时工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来。又想起让杨前进这么一个又高又大的年轻人闲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看来只有做通他的思想工作，打发他回家了。
正在沮丧，吴卫东从门外进来了。杨登科眼前一亮，心想是不是那五千元生效了？要不他在司机班里，吴卫东是决不会进来的。
果然跟那五千元有关。吴卫东终于弄清楚那是杨登科所为了。杨登科悄悄佩服起聂小菊来，她分析得太准了，五千元不是个大数，可也不是个小数，搁到谁手里都会掂量掂量的，何况是吴卫东这种谨小慎微的人，不往心里去，还不是那么容易。
看来吴卫东确是往心里去了，所以才找到杨登科这里来了。
进屋后，吴卫东先将身后的门关上，然后过来坐到杨登科前面，将腋下的包夹紧点，轻声说道：“杨科，感谢你对我父亲的关心！”
好不容易才用五千元换来吴卫东一句感谢，看来这世上还是钱管事呀。杨登科暗想吴卫东既然还知道感谢，那么总得给你安排点事情做做了吧？这几个月杨登科算是受够了无所事事的罪过了，那跟行尸走肉可没什么区别。杨登科说：“吴主任你说哪里去了，你是我的领导，你的父亲还不是我的父亲一样？”
这话说得有些肉麻，杨登科自己也感觉出来了。可再肉麻，也要人家吴主任同意你肉麻呀，这比连肉麻的机会也没有要强些吧？
杨登科还没来得及去麻，吴卫东又开了口，他说：“你的心意我领了，可你的做法有些不妥。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在一个战壕里战斗了那么多年，完全用不着来这一套嘛。你这可是要我犯错误了。”
吴卫东能把你当成是一个战壕里的，也是对你的抬举了。杨登科还以为吴卫东这是说的客气话，究竟是五千元钱，他总不好客气话都不说一句就笑纳了吧？杨登科说：“吴主任真喜欢说笑话，这点小意思也会让你犯错误，那机关里还到哪里去找没犯过错误的人？”
这么说着，杨登科脸上又堆满了谄笑，好像不是他送了人家钱，而是人家送了他钱一样。
只是这天杨登科的笑脸没赔出理想中的效果，只听吴卫东说：“不犯错误我也不能要你的钱，我吴卫东可不是那种爱财的人。”
杨登科想，吴卫东这就有点标榜自己了。不是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么？滚滚红尘，茫茫人世，谁找得到不爱财的？要说不爱财，除非你不是凡人，不食人间烟火。其实不食人间烟火也做不到，人死后做了鬼，不是还等着活人给他烧冥钱么？
谁知吴卫东这回并不仅仅标榜自己，他还拿出了行动。他从包里取出那个杨登科十分熟悉的大信封，往桌上一放，说：“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起身出了司机班。
杨登科脑袋里一片空白，一时不知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原想钱多了又不要喂饭，吴卫东犯不着跟钱过不去，顶多也就道貌岸然批评你两句，然后给你安排部旧车开开，这事也就两抵，谁也不欠谁了。想不到吴卫东竟会来这么一手，倒是杨登科始料未及的。
杨登科连瞧一眼信封里面的钱的欲望都提不起来，将信封往身上一塞，一脸茫然地回了家。聂小菊正在忙晚饭，见杨登科神色不对，问他出了什么事。杨登科没力气说话，把信封往她手上一扔，仰躺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发起傻来。给杨前进找工作，落得个处处碰壁，杨登科还能忍受，可连拿着亮花花的钞票去送人，都送不出去，这打击也太大了点。
在这个世界上，杨登科不知道自己还能否做成一件像样点的事来。一种男人最害怕也最不愿意面对的失败感笼罩着杨登科。
聂小菊打开信封，拿出钞票瞧了瞧，也感到有些困惑。她弄不懂吴卫东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连这样熏人眼睛的钞票也打动不了他。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怎么鬼也有不肯推磨的时候了？不过聂小菊并不傻，很快就明白过来，吴卫东是不愿为了这区区五千元，冒与杨登科接近而遭康局长猜忌的风险。
五千元送不出去，就意味着杨登科的处境一时还无从改变。聂小菊很替杨登科感到着急。可惜自己只是学校一名普通教师，也爱莫能助啊。作为一个女人，聂小菊能做的也就是多关心体贴丈夫，减轻一点他心头的失败感。晚饭过后，杨聂和杨前进都睡下了，两人进了大卧室。聂小菊偎进杨登科怀里，风情万种地去撩拨他。
聂小菊长相身材都不俗，别看孩子都十多岁了，却风韵犹在。杨登科因为心里喜欢聂小菊，尽管是老夫老妻了，平时行使夫妻之道时还是挺有激情的。特别是碰上聂小菊主动的时候，杨登科的情绪来得更快。
今晚却有些例外，聂小菊费了好大的劲，杨登科好像课堂上那些心不在焉的差等生，老是跟不上趟。不过聂小菊确是有一套的，通过不懈努力，终于还是将杨登科调动起来了。谁知到了紧要处，杨登科又缩头乌龟一样变得不中用了。男人最尴尬的就是这样的时候，杨登科无地自容，恨不得甩自己两个耳光。
聂小菊本来是想消解杨登科心头的郁闷的，不想这一招也失了灵，只得退而求其次，好言相慰，要杨登科不必过于在乎吴卫东。杨登科没吱声也没动弹，躺在聂小菊身边，像一只失去了知觉的冬眠的癞蛤蟆。聂小菊劝慰了一阵，见杨登科没有什么反应，搬过他的脑袋一瞧，他已是一脸的泪水。
聂小菊心里一酸，将杨登科往怀里搂紧点。
五
第二天早上一家人围在桌边吃早餐时，杨登科对杨前进说：“前进，叔叔没用，没能给你找到工作。再这么瞎忙下去，难得有个结果，还不如你先回老家呆一阵子，我在城里再慢慢给你找，找好了通知你。”杨前进这段时间跟杨登科跑了不少地方，知道找工作的难处，只得听杨登科的，准备回家去等消息。
早餐后杨前进要到车站去坐车，跟杨登科一同出了九中的大门。因农业局和车站是一个大方向，两人一起走了一段。杨登科有些内疚，又反复给杨前进作了解释。
正说着话，有一部三菱警车从身边开了过去，杨登科一看是钟鼎文的车号，心想车站和城西派出所相挨，何不让他顺便将杨前进捎过去。立即掏出手机，调出早就输在卡里的钟鼎文的名字，连忙揿了绿键。那边很快就通了，钟鼎文见是杨登科的号子，说：“你在哪里？”杨登科说：“还能在哪里？就在你车子后面。”
钟鼎文刹住车子，瞥瞥后视镜，见杨登科果然就在后面不远，便将车靠了边。
两人上了车，钟鼎文说：“原来你是想坐我这不要打票的方便车。”杨登科说：“纳税人的车，你天天方便，我也方便一回嘛。”钟鼎文说：“心里不平衡了吧？那你并不是纳税人，而是吃税人，你给我下去，找一个纳税人上来。”杨登科说：“要么就不让我上来，既然上来了，想要我下去，那就由不得你了。”
警车很快上了正轨。钟鼎文说：“真拿你没法。快说，到哪里去？”杨登科说：“跟你一个方向，车站。”钟鼎文说：“出差去？”杨登科说：“送侄儿坐车回乡下。”
杨登科忽然想起在钟鼎文那里借的三千元钱，说：“鼎文，今天也没想到会碰上你老人家，没带钱在身上，不然那三千元也该还你了。”钟鼎文说：“等会儿下车，你别忘了数今天的车费就行了，至于那三千元，小菜一碟，以后再不要说这个还字，听着不舒服。”
杨登科知道区区三千元，对于钟鼎文来说不算什么，他晚上带着兄弟们多到花街柳巷跑两趟就出来了，可再怎么也是人家的钱，借是借，还是还的，便说：“亲兄弟明算账嘛，你要让我以后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钟鼎文说：“你也说得太难听了。”便转换了话题，说：“最近在忙些什么？”杨登科说：“也没忙什么，天天给侄儿找临时工，找了半个多月了，也找不着，所以今天让他先回去，以后找着了，再通知他也不迟。”
听杨登科这么说，钟鼎文回头瞥了瞥杨前进，说：“你这侄儿又年轻又高大，还找不到事情做？”杨登科说：“你是吃了灯草，说得轻巧，你给他找份工作试试看？”钟鼎文鼻子一哼，说：“登科你也太小瞧你这位老同学了。”又问杨前进道：“你有什么特长没有？”
还没等杨前进张嘴，杨登科先苦笑笑，说：“他要有特长，不早有着落了，还用得着你大所长来操心？”钟鼎文说：“我又不是问你。”杨前进这才嗫嚅道：“没什么特长。”钟鼎文说：“那你有什么想法没有？”杨前进说：“也没什么想法，只要给开工钱就行。”
杨登科也是跟钟鼎文随便说说这事而已，并不真的巴望他给杨前进找什么工作，不想钟鼎文还真当作回事，胸脯一拍，说：“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见钟鼎文也不像是开玩笑，杨登科心想，都说现在当警察的手眼通天，也许找份临时工在杨登科这里千难万难，到了钟鼎文那里还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杨登科说：“钟大所长你是不是马三立，逗我玩吧？”
钟鼎文不理杨登科，问杨前进：“你要一个月多少工资的？”
城里的警察，杨前进今天是第一回见识，但乡里的警察他是早见识过的，知道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还没有做不到的事。而眼前这个派出所所长，杨前进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凭他那不凡的派头和口气，决不是杨登科那样的草包。杨前进心里升起一线希望，说：“我一个农村人，没什么高要求，有四百五百一月，也就心满意足了。”
钟鼎文头一点，说：“那我给你找个六百元一月的工作。”
前面说过，贵都市是个农业大市，经济落后，就业形势差，下岗工人和进城的农民比空中的蚊子还多，什么岗位都有人占着，还到哪里去找六百元一月的临时工？这个钟鼎文看来八成是信口开河的。杨登科心里正在嘀咕，不想钟鼎文偏偏还要问他：“六百元一月，登科你有意见没有？”杨登科还能有什么意见，说：“哪里有这样的临时工？”钟鼎文说：“这
就用不着你操心了。十天之内给你搞定，行不？”
钟鼎文许下宏愿后，又建议杨登科别让杨前进回去了，有了消息好随时叫杨前进去跟用人单位见面。杨登科想，钟鼎文若能在十天之内把问题解决，杨前进自然也就没有必要来回奔波，给交通事业做贡献了，便让钟鼎文将车调了头，送杨登科回了九中。
聂小菊下班回到家里，见杨前进还没走，一问是杨登科的同学城西派出所所长钟鼎文答应给他找工作，也很高兴，对杨登科说：“做派出所所长的都很有能耐，这事绝对没有半点问题了，也算是去了你一块心病。”
杨登科的情绪也随之好起来，心头那沉沉的阴霾慢慢稀释了。
人就是这样，压抑久了，一旦心情好转，体内有些东西就蠢蠢欲动，让你想有所作为。晚上杨登科变得很昂扬，跟聂小菊狠狠地疯狂了一回。事后还激情不退，又紧拥着温存了一阵。人就是这样，失而复得的东西总是显得格外珍贵，聂小菊兴奋得脸上的红潮久久未退。
温存够了，还没有睡意，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来。他们好久没这么开心地聊过了。
聊着聊着，又聊到了给吴卫东送钱的事。聂小菊说：“吴卫东不就是一个小小办公室主任么？没有他，你杨登科难道不在农业局呆了？”
杨登科觉得聂小菊的话不无道理，在她那亮丽的春光荡漾的额上吻吻，轻声叹道：“话虽如此，可现在司机班归吴卫东直管，他要将你捂着，你能蹿得多高？”聂小菊说：“司机班归他直管，那他又归谁直管？再大的官都有人管着，何况吴卫东一个科级干部。”
杨登科知道聂小菊的意思，却无奈道：“一级管一级，他这一关你都过不了，你连车子都没有开，天天在司机班里闲着，哪还有机会接触直管吴卫东的人？”聂小菊说：“那也不见得。吴卫东不敢接近你，是因为他还身处人下，有所顾忌，农业局里总还有无所顾忌的吧？”杨登科说：“谁无所顾忌？”聂小菊说：“康局长呀。”杨登科直摇头，说：“康局长跟陈局长是对头，我就是给陈局长开过车，他才把我当成另类的。”
聂小菊从杨登科怀里滑出来，将身子放平，望着黑暗中的屋顶，说：“你曾给陈局长开过车，康局长把你看成是他的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可陈局长已经下去半年多了，你一个司机，又不可能对他当局长的构成什么威胁，他犯得着天天把你当成敌人来提防吗？你别把自己当成康局长的假想敌人了，你也没想过，你有这个资格么？”
这话让杨登科陡然一震。
杨登科觉得再不能这么高估自己了。他心里不免活络起来，寻思着要不要把目标放高一点，把胆子放大一点，直接盯住康局长本人。世上的事情那是没个准的，说不定在小领导那里办不到的，到了大领导那里相反容易办成。关键当然是要加大工作力度，争取主动，用时髦话说叫密切联系领导，总不能让领导主动向你投怀送抱吧。
两人开始策划起如何向康局长靠拢的事宜来。可策划来策划去，觉得送烟送酒招人耳目，送金银首饰或古董珍玩，又怕假冒伪劣，弄巧成拙，看来还是拿钱开路为最上。想那吴卫东对钱有想法，那是因为他还处在不得不有想法的位置，并不见得其他人也要跟着他有想法。古今中外，好像还没有谁发明出比钱更能打动人的东西。
取得给康局长送钱的共识后，接下来是送多少和怎么送的问题了。杨登科想起在钟鼎文车上自己说过的话，说：“吴卫东不肯收那五千元，原打算干脆将钟鼎文的三千元钱还掉算了，现在看来已成了一句空话。”聂小菊说：“钟鼎文又不缺那三千元，缓一缓再还没事。”杨登科说：“那给康局长送多少？像吴卫东一样五千？”
聂小菊沉吟半晌，才略有所思道：“康局长比吴卫东地位高，五千元肯定是少了点，至少得加到八千元，八发八发，吉利。不然那是小瞧了康局长。做部下的最重要的是不能小瞧领导，无论领导是孔明还是阿斗。如果让领导觉得你小瞧了他，那就什么都免谈了。”
杨登科对聂小菊刮目相看了，想不到这么有见地的话会出自她那张性感的嘴巴。只是八千元还差了三千元，又到哪里去弄呢？聂小菊似乎看出了杨登科的顾虑，又说：“九中老校长上个月正式退位，一位姓向的副校长接了班。为了响应政府建设小康社会的号召，他上任后立即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办了三个贵族班，二是把临街的教室办公室和电教室都改成门面，全部租了出去，学校立即快步进入小康。学校小康当然还不够，老师们也得小康小康，于是给每位老师发了两千元的小康费。加上咱俩这个月的工资，除去正常开支还有千把块的余额，跟小康费合在一起，正好能凑足三千元。”
原来聂小菊早就计划好了的，看来她已预谋很久了。杨登科也不知怎么感谢聂小菊才好，为了男人的事业，她真是用心良苦啊。
现在的关键是怎样才能把这八千元送到康局长那里去，并且要送得他舒舒服服，乐于接受。当然不能直接往康局长手上送，那不仅钱送不出去，还要自讨没趣。杨登科于是对聂小菊说道：“送钱其实是门不小的学问，要掌握好要领，并不容易。我们得好好琢磨琢磨，找一个契机接近康局长，不能把好事给做毛了。”聂小菊说：“当然不能做毛了，这回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再失败下去，你这辈子就没有好多出头之日了。”
杨登科知道聂小菊说的不无道理，却还死要面子道：“你说得也太严重了点，扯到一辈子上去了，我四十不到，不才半辈子吗？”聂小菊说：“电大老师没教过你人到中年万事休这句话吧？你也不掐着指头算算，看还有好多机会等着你。”
然而将给康局长送钱的事琢磨了两天，夫妇俩也没琢磨出个上佳方案。康局长既没死爹死妈，也没嫁女儿娶媳妇，往往这种时候才是做部下的最激动的时候，也是最能接受考验和发挥聪明才智的时候。可气的是康局长本人也天天如旧，没出什么事。当然不能出大事，比如大面积心肌梗塞，或出车祸严重脑震荡之类，那就没什么戏了。最好是喝酒喝得胃穿孔得打吊针，玩小姐玩出花柳病得住院消炎，这时候去看望领导名正言顺，容易跟领导拉近距离。距离一近，再趁机塞上一把票子，那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杨登科终于发现了一个接近康局长的好借口。
这天司机班里就杨登科一个人，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杨登科只得像往常一样，翻起桌上的报纸来。翻着翻着，忽然发现了康局长的大名。那是一张有些发黄的省报，报上的日期还是半年前的。上面有一篇关于康局长光辉业绩的长篇通讯，占了大半个版面，署了两位作者的名字，前面那位有些眼熟，好像是省报记者，后面那位是吴卫东。文章里面都是一些肉麻的吹捧文字，把康局长当做气球吹到天上去了。杨登科知道肯定是农业局出了大价钱买的版面，不然人家省报哪有义务吹捧你一个市农业局的局长？如今是一个金钱社会，钱可以买乌纱帽，可以买山买水，甚至可以买爹妈买爱情，自然也可以买表扬买荣誉。
杨登科还在文中看到一行字，介绍康局长“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这句话下面不知谁用圆珠笔划了杠，说明有人在意过这句话。文章末尾还附了康局长的简历，明明白白写着他的出生日期：1949年12月22日。杨登科知道贵都市是1949年12 月最后一天才解放的，比起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日子迟了近三个月，所以说康局长“生在旧社会”也是说得过去的。
放下报纸，杨登科就呆在了桌前。杨登科是隐约觉得这篇马屁文章里似有些可用价值，虽然马屁文章臭气熏天。
可呆了好一阵，杨登科却想不透马屁文章的可用价值到底在哪里。其时墙上的钟已走到五点半，杨登科脑子还未开窍。他有些气馁，就站了起来，准备下班。到了门口，脑袋里忽然闪了闪，似有灵光显现似的。杨登科便刹住了，复又转身回去，拿起报纸，眼睛在“生在旧社会”那句话上面稍稍停顿一下，接着瞟向末尾康局长的出生日期上。
杨登科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计上心来。
杨登科还望了望墙上的挂历，这天是12月18日。也就是说，过不了几天，康局长的生日就要到了。杨登科为自己的悟性得意起来。当然也要自己有运气，如果不是偶翻旧报纸，也不可能看到这句“生在旧社会”的话，没看到这句话，康局长的出生日期更不可能引起杨登科的高度注意。真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幸运的还是12月18日这天看到这张报纸，如果四天后再来翻这张报纸，就是知道了康局长的生日，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回家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聂小菊，她也觉得这是一个特好的机会。两人于是着手谋划康局长生日时给他送钱的事。钱的数量是早就商量好了的，需要推敲的是如何出手的问题。聂小菊说：“领导的生日含金量向来很高，康局长大概不会白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摆上几十桌吧？”杨登科说：“你是说趁康局长办酒的时候将红包递到他手上？”聂小菊说：“是呀，领导办酒本来就是为了办票子的嘛。”杨登科说：“要是他不办酒呢？”
聂小菊忍不住笑起来，说：“这还值得怀疑吗？亏你还在机关里呆了那么久。我跟你说件事吧。去年才下去的市教育局局长是个比较干净的领导，在位时因怕人说闲话，而且工作也忙腾不出时间，没给自己办过生日酒。下去后才觉得有些亏，心里极不平衡，想补补礼。生日很快就要到了，他亲自动手写了六百张请帖，分发给教育局全体干部职工和各学校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及部分教师，并在市里最高级的酒店预订了三十桌，准备生日那天好好庆贺一番。这位局长是进行过形势分析和多方考虑的，觉得自己在教育局苦心经营了二十余年，局里的干部职工自不必说，不是他点头调进来的，就是他首肯起用的，不是他蓄意配备的，就是他看中提拔上去的；各校的领导也毫不例外是他的亲信，连不少普通教师的高级甚至初级职称，他也打过招呼写过条子。想想也是的，现在退下来半年不到，他们还不至于这么快就把老领导的旧情忘得干干净净吧？不过老局长还有些自知之明，知道在位与不在位究竟不是一码事，所以发了六百张请帖，只对折准备了三十桌酒席。谁知生日那天仅仅来了两桌，还是他儿子单位的，气得老局长吐血，当天就住进了医院。”
杨登科耐着性子听完聂小菊的唠叨，说：“这种现象见得多了，这跟康局长的生日有什么关系呢？”聂小菊说：“怎么没关系？正是因为这种现象太多了，康局长才会吸取人家的惨痛教训，趁自己在位时抓住机遇，好好捞他一把。”
杨登科脑袋直摇，说：“照我的估计，康局长是不会办生日酒的。”聂小菊说：“这我却不懂了。”杨登科说：“你不懂的事多着呢，你以为你是张天师？你知道么？贵都市是个农业大市，农业局又是市里的大局，在市里举足轻重，因此除了上届的陈局长，历届局长干上几年都进了市委或政府班子。康局长就是考虑自己年龄不太轻了，才这么急着要把陈局长弄下去，自己来做局长，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进市里班子。这就是官位激励机制。因此一个有点政治抱负的领导在财色前面，都是挺谨慎挺节制的，只有那些前途渺茫进步无望或船到码头车到站的角色，摄财掠色时才无所顾忌，大出其手。这可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早已被无数纷纷落马的贪官印证。”
见杨登科说得这么头头是道，聂小菊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许久，才哼了哼，笑道：“看不出来嘛，杨科你进步真大，这两年电大你算是没有白上。”杨登科说：“去你的吧，我一本正经，你却冷嘲热讽，打击我的积极性。”聂小菊说：“好好好，不打击你的积极性，那你说吧，应该怎么办。”杨登科说：“我已经想好了，21日晚上，我俩一起到康局长家里去，提前祝贺他生日快乐。至于他办不办生日酒，用不着管他。”
聂小菊觉得也行，说：“你这个主意倒不错，我听说现在有些事情，走直路办不了，走弯路办得了；男人办不了，女人办得了；领导那里办不了，夫人那里办得了；平时办不了，领导生日时办得了；白天办不了，晚上办得了。”
杨登科认真地望望聂小菊，说：“看你一套一套的，好像是官场上的老手了。别的不说，单说这白天和晚上，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仅仅是时序的不同，到了官场上，其内涵却丰富深刻得多了。想想如今机关里的好事乐事，哪一件不是在晚上发生的？至于白天基本上是一些让人头疼的乱事烂事，什么工人下岗，农民上访，煤矿爆炸震天响，只要摊到了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头上，想用手揩是揩不掉的。晚上则完全不同了，工人睡觉了，农民回家了，煤矿爆炸声停息了，白天没空处理的事情可从容处理了。比如常委会只能放晚上召开，谁进步谁挪好位置，这个时候才定得下。比如有工程发包权的主儿只有晚上才找得着，那些可大赚一把的工程鹿死谁手，这个时候容易见出分晓。就连小姐白天都在睡大觉，手机呼机通通关机，可到了晚上却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杨登科说到此处，不觉眉飞色舞起来。聂小菊看不得他那鸟样子，说：“这些事好像你都做过似的。”杨登科这才刹住，自嘲道：“我又不是书记市长，操这个闲心干啥？”聂小菊说：“你早拿出操闲心的激情，你的事怕是早办好了。”
21日眨眼就到了。
杨登科让聂小菊另拿出三千元，跟上次吴卫东退回来的五千元合在一起，用一个大信封装了，再在上面贴了大红纸，恭恭敬敬写上祝康局长生日快乐杨登科敬贺的字样，准备晚上送到康局长家里去。速速吃了晚饭，嘱咐杨前进监督好正在做作业的杨聂，杨登科就怀揣大信封，和聂小菊情绪饱满地下了楼。
出了九中，见天还没全黑，去早了碰上康局长他们还在吃饭，有些不礼貌，夫妻俩也不坐车，步行往康局长家方向走去。到了大街上，见街旁有好几家花店，聂小菊灵机一动，附在杨登科耳边，说：“买一篮花吧。”杨登科说：“康局长又不是什么少男少女，未必喜欢这些花呀草呀的？”聂小菊说：“你管他喜不喜欢花草？我的意思，将红包搁到花篮里一起出手，既大方雅致，富有人情味，又不显得生硬粗俗，领导更容易接受。”
杨登科觉得聂小菊这个主意不赖，说：“女人还是女人，凡事心眼多。好吧，听老婆的话跟领导走，这两条坚持得好，不会犯错误。”跟聂小菊进了近处的花店，捧走一篮夹着生日快乐红卡的奔放艳丽馨香四溢的鲜花。
到了康局长家门外，杨登科才从身上掏出那个八千元的红包，小心夹到红卡后面。准备就绪，才按了门铃。门很快开了，门里是康夫人。康局长在农业局工作时间长，所以康夫人认识杨登科夫妻俩，说：“小杨，你们这是干什么？”杨登科说：“没什么，来看看咱们的康局长。”康夫人说：“他没在家，说是今晚局里开党组会。”
杨登科知道年底到了，局里工作和应酬多，党组会经常放在晚上召开，估计康夫人没说假话。康局长不在，可康夫人在，也是一样，杨登科便笑嘻嘻道：“明天是康局长的生日，提前来给领导献花，祝他生日快乐！”顺便将花篮塞到了康夫人手上。
康夫人手捧花篮，说：“谁说康局长明天生日？我怎么不知道呢？”杨登科一脸的媚笑，说：“你真幽默，你不知道康局长明天生日，那还有谁知道？”
说完，扯着聂小菊的手掉头下了楼。康夫人要出门追赶，早没了两个人的影子。
来到街上，杨登科像完成了一项重大使命，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聂小菊说：“这下可好了，你不必老做下岗工人了。”杨登科说：“这还要感谢聂老师的大力支持！”聂小菊打杨登科一拳，说：“你少聂老师聂老师的，谁是你的聂老师了？”杨登科捉住聂小菊的拳头，见四周没人，将她往身前一拉，搂紧了，在她腮上深深一吻。
接下来的日子，杨登科一门心思等着康局长作出反馈。他初步设想了一下，局里也就车库里那台面包车闲着，康局长可能会跟吴卫东打声招呼，先安排自己开开面包车。过几个月老郭退下去后，如果康局长记性不是太差，还记得那八千元的话，也许会再把奥迪车交给自己。
或者康局长一时高兴，把胡国干挪开，让自己专门给他开红旗车，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若是这样，那自己想登科便不是自作多情，痴心妄想了。
就在杨登科满怀希望等着那八千元见出成效的时候，钟鼎文打来电话，说他已经给杨前进物色到了一个工作。杨登科屈指一算，离钟鼎文前次许的期限还差三天，心想这个钟所长说话还算话。问是什么工作，钟鼎文说：“急什么嘛，到时你会知道的。”杨登科说：“这么神秘兮兮的，不是走私贩毒的勾当吧？”钟鼎文说：“你侄儿愿意走私还是贩毒？这样的活又好找又赚钱，要知道我是专门跟这方面的老板打交道的。”
开了两句玩笑，钟鼎文说：“不过你侄儿上岗前，你还得配合我做一件事。”杨登科说：“什么事？是送钱还是送礼？”钟鼎文说：“我们是礼仪之邦嘛，送钱送礼也属正常，只是我给你侄儿找的工作还要来这一套，那我这个派出所所长不是当得太窝囊，太掉价了？”杨登科说：“你不要绕弯子了，说怎么配合吧。”钟鼎文说：“明天晚上你哪儿也不要去，呆在家里老老实实等我的电话，到时我会有安排的。”
杨登科也不知钟鼎文要搞什么鬼，说：“行行行，听你大所长的指挥就是，谁叫我要求你呢？”钟鼎文笑道：“这还差不多。”然后说声拜拜，啪一声挂了电话。
杨登科望望手中的话筒，里面响着刚切断通话时的嘟嘟嘟的短音。怔了一阵，他才把话筒扣到了叉簧上。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真是好事成双啊，刚顺利地给康局长送去那八千元，杨前进的工作也有了着落。
离开电大半年多来，杨登科的心情第一次这么舒畅。
六
这天晚上吃了饭，杨登科什么事也不做，哪里也不去，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一边等着钟鼎文的电话。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已经播过，焦点访谈也快到了尾声，却仍然没有钟鼎文的音讯。杨登科有些坐不住了，心想这家伙不是把昨天的话扔到爪哇国里去了吧？正要拨钟鼎文的号子，电话机突然响了，正是钟鼎文，要杨登科到红杏山庄去。
红杏山庄是一所宾馆。
当过领导小车司机的人都有这样的深切体会，他们可以忘记自己父母家里的门是朝东还是朝西，是面南还是面北，但市里的主要豪华宾馆位于哪个具体位置，{奇书手机电子书网}路上怎么走最为通畅快捷，那是一定要心中有数，丝毫含糊不得的。因为那是领导们活动的主要场所，他们要经常坐着小车去那里接见各路客人，研究部署工作，同时进行其他消费。
杨登科对红杏山庄自然也是非常熟悉的。红杏山庄原是市政府第二招待所，前几年因经营管理不善，慢慢萧条下去，鬼都不肯上门，以至连年亏损，无以为继。后被一位姓舒的个体老板收买过去，花大钱重新搞了装修，实行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很快红火起来，所以一到夜晚，那个地方就变得人气鼎盛，热闹非凡。
说好给杨前进找工作，却往那样的地方跑，杨登科不知道钟鼎文要搞什么名堂，只得打的往红杏山庄直奔而去。进了山庄大门，钻出的士，钟鼎文的三菱也正好赶到。两人刚走到一处，一个穿警察制服的就跑出山庄，奔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杨登科认识，就是红杏山庄舒老板。看他们的神色，好像出了什么事。
果然不出所料，那警察和舒老板告诉钟鼎文，十分钟前，三个喝得醉醺醺的流氓冲进山庄里面的保龄球馆，打伤了两名正在消费的客人，然后扬长而去。好在客人伤势不重，只出了一点血，肿了两块，已被送到附近医院检查去了。不过受伤客人强烈要求山庄尽快找到凶手，给予严惩，否则他们要将山庄告上法庭。
几个人赶到保龄球馆，里面的客人已经疏散，只有几位山庄员工和一位风都吹得倒的保安人员守护着现场。说是现场，其实就是球道旁的两滩血迹，在灯光下泛着青辉。只见一位年轻警察正单腿跪在地上，举了相机咔咔咔咔对着血迹一个劲拍照。钟鼎文拉长了脸，背着手，绕着血迹转了半圈，然后喊过舒老板，说：“拍了照，现场就可清理了。”又对身后的警察说：“就近找间屋子，喊几个现场目击者，问问情况，作些笔录。”
钟鼎文处理现场的时候，杨登科无事可做，只好站在一旁干瞪眼。心里却直犯迷糊，这个钟鼎文倒有意思，说好是给杨前进找工作的，工作没影子，他却跑到这里处理起公务来了，还要我跟着作陪。但杨登科还不好吱声，就是吱声，这一下钟鼎文也没功夫听他的。
前后弄了个把小时，该钟鼎文他们处理的都已处理完毕，几个人出了保龄球馆。忽见舒老板从后面追了过来，手上还提了几个塑料袋，好像是些香烟。先给已上了摩托车的两位警察塞了两袋，又过来把另外两袋塞进三菱车。钟鼎文说：“舒老板你客气什么？”舒老板说：“这么晚了，让你们连觉都睡不成，真不好意思。”钟鼎文说：“这是我们的分内工作嘛。”舒老板说：“话虽如此，我这里不出事，也不会让你们这么辛苦了。”
钟鼎文拉开了车门，准备上车，一边说：“这事有了结果，我会通知你们的。”舒老板说：“抓凶手是你们的事，我只担心那两位客人，他们想起诉我们，恐怕还得钟所长给做些工作。”钟鼎文说：“这事恐怕不太好办，人家要起诉是人家权力嘛。不过舒老板的事，我们是会尽力而为的。”舒老板抱了拳，说：“那就谢钟所长了，事后定当重谢。”
钟鼎文脸色一跌，义正辞严道：“谢什么谢？把我们搞公安的看成是什么货色了？你们管好自己的摊子，少出事，少添乱，就是对我市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和治安工作的最大支持了，否则下次恐怕不给你们出示黄牌，就再也说不过去了。”舒老板忙点头，说：“是是是，我们坚决按钟所长的要求，进一步加强治安管理。”
钟鼎文又用鼻子哼了两声，说：“就你们请的那站都站不稳的保安，你说你们怎么加强治安管理？”舒老板说：“那个保安是老关系户说尽了好话才说进来的，我早就想把他给辞掉，却碍着关系户的面子，一直没辞成，这次正好有借口打发他走了。”钟鼎文说：“这是你们的事，与我无关。”舒老板讨好道：“那钟所长能不能推荐个得力的保安给我们？”
杨登科这才听出了点名堂，意识到了今晚钟鼎文此举的真正目的。
钟鼎文这时已经上了车，又回头对下面的舒老板说：“我给你找找吧，但还说不定。”舒老板说：“说得定说不定我不管，我只管找你要保安就是。”钟鼎文说：“你这不是强人所难么？我是城西派出所所长，党和人民把几乎半个城市的社会治安交给我，我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啊，屙屎放屁都没时间，又有好多空闲给你找保安？”
舒老板卟哧笑了。他不愧是做老板的，还有些幽默感，接住钟鼎文的话说：“钟所长既然工作这么忙碌，那我给你安排我们山庄员工替你屙屎放屁，你就不要亲自屙屎放屁了。”说得一旁的杨登科都忍不住笑出了声。钟鼎文也笑道：“好好好，你别把屎呀屁呀的放在嘴里了，我给你想办法就是。不过要想请得力点的保安，工资可不能太低哟。”舒老板说：“我这里的保安都是五百多一月，如果是钟所长亲自推荐来的，我开七百一月，怎么样？”钟鼎文说：“你又不是给我开工资，问我干什么？”
杨前进的工作问题有了着落，而且每月有七百元，比钟鼎文原来许诺的还多了一百元，杨登科就觉得没白跟钟鼎文出来跑这一趟了。让他惊讶的是，贵都市这么个穷得丁当响的地方还有这么好的临时工，说出去恐怕都没人肯相信。
杨登科还有些不懂，钟鼎文又不是神仙，怎么料得到今晚红杏山庄一定会出事，一天前就通知你等他的电话呢？车子出了红杏山庄后，杨登科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疑惑。钟鼎文朗声笑起来，说：“这可是咱公安部门的内部机密，不可与外人道也。”杨登科说：“别这么神神秘秘的了，我看那几个喝醉酒的流氓和挨打的顾客，肯定是有什么来头的。”钟鼎文这才兜了底，说：“登科你也不是外人，说出来，你可不要外传。实话告诉你，那几个家伙正是我老钟托了关系刚从里面保释出来的烂崽，我咳声嗽，他们也会奉若圣旨的。”
杨登科虽然已意识到是这么回事，可被钟鼎文说白后，他还是眼睛瞪得牛卵大，说：“原来是你们事先导演好的。”钟鼎文说：“好啦好啦，你又不是太平洋的警察，管这么宽做什么？你只管明天让你侄儿到派出所来，我叫舒老板本人接他到红杏山庄去上班。”
杨登科心生感激，这个钟鼎文也真是煞费苦心啊。
不觉得三菱车就到了九中门口。杨登科下车后，钟鼎文扔出一个塑料袋来，打在他的怀里。原来是刚才舒老板塞进车里的烟。杨登科说：“我怎么好意思享受你们警察的待遇呢？何况我又不抽烟。”钟鼎文一边倒车，一边说：“不要辜负舒老板一片美意嘛。”
钟鼎文的车开走后，杨登科才转身进了九中。到家里打开袋子一看，是两条白沙烟。白沙烟自然不怎么的，但袋子里面还有一个红包，拆开一看，竟是一千元现金。杨登科心里想，这钟鼎文真有意思，在舒老板那里给杨前进找了个七百元一月的工作，还要人家大放血。这样的乐事，这世上恐怕也只当警察的才碰得到。
七
第二天杨登科陪杨前进去了城西派出所，钟鼎文立即给舒老板打了电话，要他过来看保安。没几分钟舒老板就过来了，见了杨前进，很是满意，对钟鼎文千恩万谢，说给他找了个这么高大英俊的年轻人，以后红杏山庄绝对不会出昨晚那样的事了。
从城西派出所出来后，杨登科准备回单位去看看。杨前进的工作有了着落，杨登科感觉一身轻松，像是完成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总算对得起邓桂花了，这也是对二十年前那段珍贵的恋情的一个交代。而且可以一心一意考虑自己的事情了。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估计出手的那八千元也该有点反馈了。也不知康局长在忙些什么，他总不可能对八千元无动于衷，或者像上次吴卫东一样，将钱给退回来吧？
刚进农业局大门，迎面碰上蔡科长。杨登科主动打招呼道：“蔡科长上哪去？你真是贵人多忙啊。”蔡科长躲不开，只好应付道：“没忙没忙。你呢，忙些什么？”杨登科正是等他这话，说：“没忙什么，还是侄儿工作的事。”
为这事，蔡科长曾装模作样给杨登科写过条子，跟农校马校长将双簧唱得有声有色，现在杨登科旧事重提，他当然不好不关心一下，问道：“有着落没有？”杨登科说：“着落是有了，但哪找得到农校那样的好地方？”蔡科长说：“那又是什么地方？”杨登科说：“红杏山庄。”蔡科长说：“红杏山庄？工资还算高吧？”杨登科说：“不高，才七百元一月。”蔡科长说：“七百元一月？不低嘛，相当于我们这些国家干部了。”
杨登科嘿嘿笑了两声，望着蔡科长，不再说什么。蔡科长这才意识到杨登科是有意要把这事说给他听的，意思是没马校长和你蔡科长，他杨登科也能把事办成，而且办得还要漂亮一些。蔡科长脸上红了红，讪地走开了。
望着蔡科长的背影消失在门外，杨登科扬手打了一个响指，朝司机班走去。
司机班这时就老郭一人，胡国干和刁大义他们都不在。老郭说：“杨科你去哪里了，刚才康局长还打电话来找你。”杨登科眼前一阵晕眩，有一种大脑供血不足的感觉。半天才缓过劲来，望定老郭，说：“你说什么？康局长打电话找我？”
老郭见不得杨登科这个熊样，说：“康局长打电话找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市长省长打电话找你。”杨登科这才意识到刚才有些失态，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老郭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我从电大出来后半年多了，天天无所事事，不难受？”
老郭不愧为老郭，究竟在局里呆了三十多年了，立即在杨登科话里听出了一点意思，说：“你给领导下了药啦？”杨登科说：“说得这么难听干什么？这可是对领导的大不敬，传到领导耳朵里，多么不好？”老郭说：“哟，还教育起老前辈来了。老实交代，下了什么药？”杨登科求饶道：“老郭，你就别逼我了，好不好？”
老郭指着杨登科的鼻子，笑道：“这就叫做贼心虚。好好好，不逼你，你也不容易。”
杨登科双手作揖，感谢老郭放他一马，说：“知我者，老郭也。”老郭说：“你现在行动正是时候，过几个月，我就办手续了，你先把车库里的面包车弄来开一阵，我退休后你就来开奥迪。这车是当年陈老板买回来的，最先就是你在开，你去了电大，又一直归我管着，交给其他人，我还有些不太舍得呢。”
这话旁人听去平淡，杨登科就懂得老郭是给他掏心窝子。他们都曾是陈老板的人，陈老板下去后，杨登科自不必说，老郭的处境也大不如从前了，连那个名义上的车队队长的头衔都给抹掉了。所以听出杨登科正在康局长那里活动，老郭也是非常理解他的。人在单位，出人头地不容易，但至少也要做得起人，连人都做不起了，卵都要短三寸啊。
杨登科当然没心思跟老郭抒情，他心里系着康局长的电话，迫不及待地问老郭道：“康局长没说什么吧？”老郭说：“没说什么。”杨登科说：“那他在哪里打的电话？”老郭说：“领导打个电话来，我怎么好问人家在哪里打的电话？你不记得机关里有一句这样口头禅：可问天可问地，不可问领导在哪里。”
杨登科知道自己这是太过心切，说：“那也是。”心想既然康局长打电话找自己，何不给他回个电话？拿起话筒，才意识到并不记得康局长的号码。也是一心不能二用，过去全心全意绕着陈局长转，跟别的领导的交道自然就不多。拿出电话本，找到康局长的名字，突然又没了打电话的劲头。这样的事，领导可以给你电话，可你给领导打电话，总觉得有些欠妥。
也许康局长还在办公楼里，杨登科干脆出门，进了电梯。
局长室的门却是关着的。杨登科在门边站了一会，也听不出里面有什么动静。这才恍然想起刚才在司机班里时，就没见到给康局长开车的胡国干，那么康局长肯定不会还在局里了。杨登科敲敲自己的脑袋，自骂道，人弱智的时候，连常识性的错误也敢犯。
没有接到的康局长的电话仿佛一只无形的钓饵，在杨登科眼前晃来晃去的，使得他口干舌燥，焦渴难忍，却怎么也够不着。
回到司机班，老郭已经走了，杨登科屁股往椅子里一搁，哪里也不去，支楞起耳朵，专心听着外面的动静，巴望康局长的车快点回来。单位的车进出时，别人要看到车子才知道哪台车是哪台车，当司机的只要听听声音就分辨得一清二楚。
一直等到下班，康局长还是没回来。杨登科只好出了司机班。一打听，才知道康局长出差去了。也不知去哪里出差，什么时候能回来。机关里有些规矩，不一定要成文，但大家都能自觉遵守，默契得很。比如这出差的事就是如此，一般干部职工出差得科长主任同意，科长主任出差得分管副局长同意，副局长出差得局长亲自同意，局长是一把手，在单位里是至高无上的，他要出差，自然用不着任何人来同意，出门之前能跟局里人说声他要出差，已经算是非常民主了，至于要到哪里去，去多久，做部下的谁都不会放半个屁。
杨登科后悔得要死，早知如此，从城西派出所出来时就该打个的或坐个出租摩托，能早点回到局里，康局长也许还没走。
杨登科的心就悬在了那里。几天来食不甘睡不稳，心里像是猫抓着一样。白天在司机班里，注意力全在窗边的电话机上。只要电话铃一响，他就以为是康局长打来的，比任何人都反应快，一个鲤鱼打挺，最先把话筒抢到手上。手机平时是挂在腰上的，现在一刻不停地抓在手里，并且把铃声调到最高音量，怕响铃时听不见。有时老郭跟他说话，他有一句没一句地应和着，也是牛头不对马嘴。刁大义把他拖到牌桌上，老出错，该出红桃出了黑桃，该出大鬼出了二王，谁跟他是对家，谁的钞票就要倒霉。
回到家里也死死守在电话机旁，仿佛电话机会忽然长了翅膀飞走似的。聂小菊和杨聂说话大声了点，他就发脾气，生怕来了电话听不到。电视也没心思看了，周末杨聂要看体育节目，声音稍稍高了点，他就黑着一张脸，过去把音量调小，吓得杨聂再不敢看电视，跑到自己房里看卡通书去了。夜里睡下了，手机也是开着的，就放在枕边。半夜突然惊醒，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那样，第一个动作就是猛地将手伸到枕边，像抓手枪一样猛地把手机捞到手上，看是否耽误了康局长的电话。
然而自始至终，杨登科也没接到过康局长的电话。有时杨登科实在是熬不住了，就大着胆子去拨康局长的手机。号子拨完后，他又犹豫起来，既希望拨通，好听到康局长那动听的声音，又非常害怕拨通，担心康局长一不高兴，坏了大事。幸好打了两次都没通，这样杨登科没什么想法了，一门心思等待康局长打电话给自己。
好不容易捱到周末，康局长终于出差回来了。那一阵杨登科正坐在司机班里盯着电话机出神，忽听有小车进了农业局，他耳朵一支，就听出是那部红旗牌小车了。杨登科真是喜出望外，腾地一立身子，提腿就往外跑，竟将屁股下的椅子带翻在地。
杨登科没听错，正是那部红旗车。
却没看见康局长，杨登科大失所望。走近刚下车的胡国干，问康局长在哪里，胡国干斜他一眼，揶揄道：“你是市长还是书记？康局长在哪里你也要关心？你搞清楚自己在哪里就行了。”杨登科也不生气，低声下气道：“你小气什么�？康局长是你的局长，同时也是我们全局干部职工的局长，他天天由你关心着，我们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嘛。”
胡国干斜杨登科一眼，然后摇着手上红旗车的钥匙，神气活现道：“想关心康局长还不容易得很？你把这车的钥匙拿去就行了？”杨登科说：“国干老弟，你这不是挖苦我么？现在我想开开破面包都开不着，哪敢有这等奢望？”
杨登科的话大概让胡国干起了同情心，他这才缓下语气，说：“告诉你吧，康局长今天不回局里了，有事明天再找他，估计明天他会在局里上班的。”
杨登科没法，只好走开了。
胡国干没有估计错，第二天康局长坐着他的红旗进了农业局后，还真没离开过局里。而且让胡国干到司机班里把杨登科叫到了局长室。杨登科又惊又喜，生怕胡国干是跟自己开的玩笑，说：“国干你没谎报军情吧？”胡国干不耐烦了，说：“你这人也真是的，我什么不可以谎报，偏偏谎报领导找你？”
杨登科琢磨着也是的，谁吃了豹子胆，敢拿领导来开心？于是脸上堆了笑，连声谢过胡国干，出了司机班，脚底生风，往楼上直窜。
这天康局长看来还清闲，杨登科走进局长室时，他正手握毛笔，在旧报纸上笔走龙蛇。那字确实不好恭维，但杨登科为了开上单位的车子，还是小声赞扬了两句。康局长无意于杨登科廉价的吹捧，放下笔，然后将写了字的报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手一抬，说：“把门关上吧。”
杨登科听话地过去关了门。心里暗自高兴，这事看来成了。
可转过身时，却见康局长的脸拉长了，无头无尾冒出一句：“杨登科你要干什么？”杨登科望着康局长，一时没能弄明白这话的确切含义。康局长不再多说别的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往桌上一放，说：“你拿走吧。”
正是那个大信封。
杨登科像从没见过这个大信封似的，顿时就傻了。半天才觉得脑袋里嗡嗡乱叫，像是屋里飞着无数饥饿得四处乱扑的蚊子似的。人立在地上动弹不得，跟一具僵尸没有太大区别。
见杨登科没有反应，康局长又提高了声音道：“快给我拿走。”
杨登科这才一个激灵，猛地回过神来。他走近康局长，低声嗫嚅道：“康局长，我这不是祝贺您生日的吗？这么多年了，我可从来就没给您老人家贺过生日。”康局长说：“谁生日了？你说谁生日了？你少来这一套好不好？”
杨登科还不甘心，以为康局长这是要当廉政建设的楷模，故意做秀给他瞧的。如今有些手中掌点权力的人最擅长的就是做秀，他们总是正话反说，或者言在此而意在彼，如果仅仅从字面去理解他们做出来的秀，往往不得要领，甚至适得其反。好在常在权力跟前晃动的人悟性也变得越来越高，领导做秀时还能心领神会，得其精髓。杨登科不想让康局长将自己看作是大木瓜，这才麻着胆子说道：“12月22日不是您的生日吗？”
不想杨登科这句话一出口，康局长脸都紫了，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脖子上的青筋鼓得像是缠在老树上的枯藤。只见他在桌上重重地连拍数下，咬着牙根吼道：“这简直就是放屁嘛！是谁放的屁？你说说，是谁放屁说我是12月22日的生日！”
杨登科吓得往后直退，又结结巴巴分辩道：“我可是在报上看到的。”康局长说：“报上也是放屁！报上放的屁更臭，臭不可闻！”
杨登科再也不敢吱声了，一把抓过桌上那个大信封，往怀里一塞，落荒而逃。康局长不收自己的钱也就罢了，他随便找个什么理由都说得过去，可他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呢？是疾恶如仇？是痛心疾首？是怕手中钞票多了咬手？好像都不是。现在是金钱社会，不可能有太多的人会对钞票怀有那么大的敌意。何况康局长也不是没收过局里人的钱。比如办公室主任吴卫东和政工科蔡科长，杨登科就听人私下说过，陈局长下去后，他们除了市工作组进驻农业局时对陈局长落井下石外，同时还给康局长送过大钱，康局长并没将钱退给他们，而是让他们保住了原来的位置。杨登科不知道自己犯了康局长什么大忌，百思不得其解。
来到楼下，杨登科不敢回司机班，直接出了农业局。他知道此时自己这个狼狈不堪灰头土脸的样子，一定不怎么中看。
一时不知往何处去才好。回家吧，还没到下班时间，家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呆着很是无趣。找个人一吐心中块垒，好像偌大一个城市并没有个真正能说得上话的朋友。跟钟鼎文倒是还投机，只是他忙忙碌碌的，哪有空陪你说话？杨登科只得漫无目的地游荡着。想起几个月来的遭遇，想起自己一个大男人，不读电大前天天给领导开车，也算是领导身边的红人，读了两年电大后，竟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想重操旧业找部车开开都不可能了，心里沮丧得不行，恨不得一头撞到墙上，将自己了结算了。
想自己一个小人物，别的大事难事做不来还情有可原，可拿着现成的钱都送不出去，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中用的东西么？
这么自责着，杨登科不觉上了一座天桥。越过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望向远处空旷的街口，天边彩云如锦。杨登科抚栏而立，仰天长叹了一声。良久低首，发觉自己已是泪眼婆娑。
最后杨登科还是悄悄抹去脸上泪水，离开了天桥。他还下不了从天桥上栽下去的决心。
荡了一圈，又回到了市中心，这才发现到了医院门口。猛然想起猴子来，也不知他老婆的病怎么样了。杨登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猴子了，他老婆住在医院，上门借钱，连个借字都没让人家说出口，就把他打发走了。杨登科下意识摸了摸身上那个八千元的大信封，心下暗忖，这钱反正送不出手，何不借给最需要钱的人？
狠了狠心，杨登科真抬腿进了医院。
然而猴子老婆已经不在医院。医生说已出院好久了，是钱不够无奈出院的，其实肠癌只要手术动得及时，病人是完全可以康复的，耽误了就会坏事。
杨登科默默离开了医院。如果猴子老婆确是因为借不到钱误了性命，那自己岂不是罪人一个？杨登科已经打定主意，第二天就到侯家村去走一趟，把这八千元钱送到猴子手上，叫他把老婆的手术给做了。
第二天杨登科跑到侯家村，猴子家竟然空无一人。向邻居一问，才知猴子老婆一个星期前已经病故，猴子把老婆尸体一埋，就跟村里人进了城，向种子公司讨要法院判给村里的赔款去了，如果种子公司不给，他们就到人大和政府去上访。
中年丧妻，这是人生之大不幸。杨登科总觉得猴子老婆的死，自己责任重大。他后悔莫及，那天晚上家里除了一张两千元的存折，还有三千元现金，如果给猴子施以援手，他老婆的命肯定是保得住的。杨登科想，这一辈子是没法原谅自己这个过错了。
离开侯家村时，杨登科曾动过把那八千元留下，托邻居转交给猴子的念头，可想想又有些不妥，还是放弃了。他怕猴子无法接受。猴子老婆活着时，你不借钱给他，他老婆死了，你送钱来了，你这是安的什么心？是不是幸灾乐祸？杨登科无奈，怪只怪自己当初一念之差，酿成这个后果。看来只得以后再找机会修复这份战友情了。
从侯家村回来后，杨登科觉得将八千元留在手头已经意义不大，立即找到钟鼎文，还那三千元给他。开始钟鼎文怎么也不肯接收，杨登科竟然怒不可遏了，鼓着一双红彤彤的眼睛，像是要和钟鼎文干架似的。钟鼎文不知杨登科在哪里吃了火药，只好接了那钱。
另外五千元，杨登科晚上给了聂小菊。其实聂小菊昨晚就意识到了事情的结局，因为一个晚上杨登科都没说一句话，脸色阴沉得像一块久未搓洗的抹布。这一刻望着手上的大信封，聂小菊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拿了钱送不出去的，说出来恐怕谁都会当作现代童话。但她不好说杨登科什么，她知道他已经受了太大的委屈，不愿再点他的痛处。
杨登科大病了一场。
夜里聂小菊并没察觉杨登科有什么异常，第二天早上她安排杨聂吃过早餐，打发他背着书包出了门，自己也准备动身了，才发现并没有睡懒觉习惯的杨登科还一动不动躺在床上。聂小菊以为他还在生气，不去惊动他，可要出门了，又觉得有些不大对劲，便走到床前，伸手在杨登科额上一摸，竟然烧得和烫斗一样。聂小菊急了，要送杨登科上医院，他却坚决不肯。聂小菊没法，只得匆匆下楼，跑到学校医务室，喊了校医来给杨登科吊水。吊了两天，也没见好转，体温一直没降下来。可杨登科还是倔着不肯上医院，说死在家里总比在外面做野鬼强。聂小菊无可奈何，只有背过脸去悄悄流泪。
杨登科卧床不起，好几天没去上班，农业局竟然没人发觉，好像局里从来就没有过杨登科这么一个人似的。如果不是杨登科，而是换了一位重要领导龙体欠安，一两天没露面，局里那就热闹了，那些要求进步的主任科长们还不吃了老鼠药一样，早就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那是打了地洞也非得把领导给翻出来不可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谁叫你杨登科蚂蚁一样那么不起眼呢？
后来还是老郭几天没见杨登科的影子，觉得有些不对头，打电话到九中，才在聂小菊的哭诉里知道杨登科病得不轻。
老郭特意跑到九中来看望了杨登科一回。老郭不愧是老郭，不用把脉，不用问病情，只在杨登科的脸上瞥了一眼，便知道了他的病因何在。
老郭还特意把聂小菊和旁边的校医支开，和杨登科单独呆了一会儿。他望望面黄肌瘦的杨登科，说：“你给康局长送钱的事，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说实话，是不是被他退了回来？”杨登科那半开半合的眼睛就张大了，说：“你是怎么知道的？”老郭说：“我掐指头掐的。”
杨登科当然不相信老郭这么能掐，他又没学过阴阳五行。就是学过，也不可能掐得这么准确。杨登科说：“是姓康的透露给了胡国干，胡国干说出来的吧？”老郭摇摇头，说：“姓康的堂堂一局之长，不可能这么没水平，人家给他送钱的事也拿出来说。就是他说了，胡国干也不会乱说的，嘴巴不紧点，能给领导开几天车？”
杨登科觉得老郭说的有道理，说：“以前怎么从没见你掐过指头？”老郭笑道：“说掐指头当然是假，但说推测却是真的。想想看，如果康局长没把钱退给你，你会一病不起吗？”杨登科说：“你错了。我没给康局长送过钱，他又怎么退钱给我？”
话都说得这么露了，杨登科还这么藏着掖着的，老郭不免有些生气，说：“到了这个地步，你还不相信我，那我没法了。”站起身，做出要走的样子。杨登科急了，从被子里伸出手来，拉住老郭，央求道：“老郭你别生气，只要你给我做主，我什么都说。”
然后把给康局长送钱的前后经过，一古脑都倒了出来。
听完杨登科的交代，老郭忍不住笑起来。杨登科说：“我知道你觉得好笑，只有我杨登科才这么蠢到了家，拿着现成的钞票都送不出去。”老郭止住笑，说：“蠢倒说得重了点，如今谁办点事不都是拿钱开道？”接着又故作高深地说：“问你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你一定见过过去的钱币吧？你知道为什么要在中间打一个眼么？”
杨登科哪有心思跟老郭闲扯这无聊的话题？也不愿深想，极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老郭也不在意，说：“那是让人往里钻的。”杨登科不觉得老郭这个见解有多高明，说：“要是有人不肯往里钻呢，你又拿他怎么办？”老郭说：“那你就得反省一下，看是哪个环节搞错了。”杨登科甚觉不解，说：“送钱不简单得很么？错得到哪里去？”
老郭停顿片刻，悠悠说道：“你还没开悟，我干脆跟你直说了吧，康局长根本就不承认他是1949年12月22日的生日，你这马屁拍得不是地方，到了人家大腿上。”
这让杨登科吃惊不小，瞪大眼睛道：“那不是报纸上说的么？白纸黑字，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不然我也不知道他是那天的生日。”老郭说：“报纸上的东西你也相信？如今的报纸除了日期有可能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
杨登科还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说：“吴卫东不是那篇文章的撰稿人之一么？他是办公室主任，他宁肯把自己爹妈的生日弄错，也不可能把康局长的生日弄错呀。我很清楚地记得文章里还有一句这样的话，说康局长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懂点地方史料的人都知道，1949年12月22日对于我们贵都市来说，的的确确还是旧社会。”老郭说：“我知道文章里有这句话，那篇文章司机班的人都拜读过，刁大义和小钱他们都差点能背下来了。那还是你电大毕业前三个月发生的事，为此吴卫东差点就要做不成那个办公室主任了。”
接着老郭给杨登科说了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前面说过，市里工作组进驻农业局后，吴卫东见陈局长大势已去，就主动跑到工作组那里去举报陈局长。康局长上台后，本来视吴卫东为陈局长的人，曾动过挪开他的念头，后来考虑他举报陈局长有功，就将他留下来试一阵再说。吴卫东为了讨好康局长，坐稳那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特意写了那篇马屁文章，和记者联名发表在报纸上。文章确实写得不错，吴卫东将他的才华发挥到了极至。但康局长看了文章，却把吴卫东喊去大骂了一顿，还说要撤了他办公室主任的职，吓得吴卫东尿都出来了，托了不少关系到康局长那里去讲好话，还跑到邮局，给康局长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汇了八千元钱，康局长这才收回了成命。
原来问题就出在康局长的出生年月日上。据说省委组织部从去年下半年起，就着手考察各地市下届班子，贵都市下面各县区领导和市直各单位的头头早就开始活动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据说省委组织部为使干部队伍年轻化，做了一个没成文的内部规定，就是全省各地市下届班子一般不再考虑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干部。
康局长是通过内线了解到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的。他知道现在的事情，不成文的规定往往比成了文的规定还要管用，而他最近三年的档案年龄是1949年12月22日，恰好在省委组织部内部规定的年龄界限之外。这个档案年龄还是康局长三年前托关系找公安部门改过来的，他原来的生日是1949年11月22日。这样改的理由是过去干部年龄往往填的旧历生日，现在兴算阳历，当然应该往后推延一个月。
康局长难免有些泄气，恨自己早生了一个月，不然那次阴历改阳历时也就改到1950年了。有人就怂恿康局长，不妨将生日再往后推一个月，这样就到了1950年。康局长也不是没这么想过，可这样的事一次可以，再来一次就说不过去了，因为档案里已经有了两个出生日，总不可能搞成三个出生日吧？给康局长出主意的人笑他太诚实了，如今谁还这么诚实，已经不是美德，而是一种虚伪了。还说两个三个档案年龄算什么？有些人的档案年龄五个六个都有呢？康局长就壮了胆，通过硬关系终于把档案里的出生日改到了1950年1 月22 日。这一来终于符合省委组织部不成文的内部规定了，康局长这才松了一口气。
岂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吴卫东和记者在报纸上联名发了一篇文章，说什么康局长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还附了康局长的简介，里面的出生日是吴卫东从局里上年的干部年报表上抄下来的。康局长只差点没心肌梗塞了，找来吴卫东，破着嗓子臭骂了他一顿，扬言要撤了他的职。只是考虑吴卫东是好心人做了错事，当初举报陈局长功不可没，不久前又给他儿子汇去了八千元，最后还是放了他一马。
这件事闹得农业局无人不晓，惟独杨登科一无所知。当时他正躲在电大宿舍里，为毕业考试进行紧张复习，与外界是绝缘的。所以才导致他12月21日晚懵懵懂懂跑到康局长家里去贺生，竟然触到了康局长的敏感处。想想也是的，康局长已经生到了新社会，自己还要让他生回到旧社会，自己是什么居心？是有意要他进入不了此次省委组织部的视线范围？
听老郭说出此中原委，杨登科不觉出了一身猛汗。他本以为拿钱可买一切，才把东拼西挪聚拢来的八千元送到了康局长家里，不想背后还有这么一段公案。却也觉得康局长退钱回来，并大发雷霆，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怪只怪自己在一个错误的时候，以一个错误的借口，错误地把八千元送到了康局长家里。
杨登科后悔不已，望着天花板，说：“惹恼了康局长，看来我在农业局再也没有立身之地了。”老郭说：“这事要说也怪不得你，不知者无罪嘛。”杨登科说：“康局长不是你老郭，恐怕不会这么想。”老郭说：“你别管他怎么想，也犯不着这样消沉。”杨登科说：“有什么办法呢，命该如此啊。”老郭说：“你也相信起命来了？命这个东西可是说不清的。”
感叹了一阵，老郭准备走了，说：“还是我陪你到康局长家里去一趟吧？”杨登科说：“还去给他送钱？”老郭说：“我可没说要陪你去送钱。给领导送钱的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让人在旁边陪着，还不吓着领导？谁这么去送过钱？”杨登科说：“那不去送钱，又跑到康局长家里去做些什么呢？”
老郭摇摇头，说：“登科，我看你满脑子只有一个钱字。你是不是除了这个钱字，别的字都不认得？就为了认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钱字，你也用不着到电大去脱产学习两年哪。”
说得杨登科不好意思地讪笑起来，说：“钱字虽然简单，要真正把它学通学透，我看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老郭苦口婆心道：“但光学钱字，别的都不学点，这辈子我看你也不可能有多大出息。跟你说吧，有时候钱办不到的事情，偏偏别的东西还能办到。你就不可以打开思路，想点别的窍门？要知道，领导除了需要钱之外，也许还需要些别的什么。”
杨登科在老郭的话里听出了些意思，说：“那领导还需要别的什么？”
老郭已经起身，说：“你安心养病吧，病好了再给我打电话。”杨登科的胃口被吊了起来，说：“你还没回答我呢。”老郭说：“这是天机，不可泄露。”掉头出了门。
也许是出了一身猛汗，也许是老郭留下了一线希望，杨登科的病顿时好了一大半，晚上还下床喝了一碗聂小菊专门给他熬的白米粥。聂小菊又高兴，又不可思议，这几天她忙进忙出的，水也给杨登科吊了，药也给他吃了，那病没一点起色，老郭来转一圈，跟他叽里咕噜说了一阵话，他就能下地了。便说：“老郭给你施了什么魔法吧？他有这样的本事，还在农业局里天天辛辛苦苦给领导开什么车？还不如开个门面，救死扶伤得了。”杨登科乐道：“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他愿意的话，我去入他的伙。”
第二天上午，杨登科便熬不住打了老郭的手机，说自己的病已经全好了。老郭说：“好得这么快？吃了谁的灵丹妙药？”杨登科说：“吃了你的灵丹妙药呀。”老郭笑道：“原来是心病终需心药医啊。”又说：“那好吧，下午我开车去接你。”杨登科说：“下午康局长不上班，在家等着我俩？”老郭说：“今天是星期天，你不是生病生糊涂了吧？”杨登科才想起这天确是星期天，生病把时间观念也生没了。
老郭没有食言，下午果然开着那台奥迪进了九中。
上车后，杨登科还是有些不放心，说：“领导不是这里视察，就是那里检查，今天尽管是星期天，康局长就一定呆在家里？”老郭说：“他不在家里，我约你出来谈情说爱？”杨登科估计老郭肯定在胡国干那里打听好了康局长在家，才采取这次行动的，也就不再多问。
快出九中时，老郭问杨登科想不想摸摸方向盘。杨登科当然有这个愿望。他是这台车的第一任驾驶员，又朝夕相处了好几年，能没有感情么？可杨登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不动，说：“以后总会有机会的吧？”老郭自然听得出杨登科话里的含义，说：“原来你是盯着这台奥迪，那我要是退了休还赖着不走呢？”
小车融入车流后，老郭却没往康局长家方向开，奔市中心而去。杨登科问：“这是上哪儿？”老郭说：“给康局长买礼物呀。”杨登科说：“买烟酒还是金银首饰？”老郭说：“你说呢？”杨登科没说买什么，却说：“你也没交代清楚，我身上的钱恐怕不够。”老郭说：“今天是替你办事，莫非还要我出血？你的如意算盘打得也太精了点吧？”
说着话，老郭把车停在了街旁。下了车，杨登科抬头四顾，也没见周围有卖烟酒和首饰的店子，旁边只有一家文具店，便生了疑惑，说：“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没走错地方吧？”老郭说：“还早得很，先看看再说。”进了文具店。
杨登科只好跟进去。他百思不得其解，康局长又不是小孩子，总不可能给他送个笔记本文具盒什么的吧？何况康局长的儿子也已上了大学，不可能要你的文具。
杨登科正纳闷着，老郭在柜台前站住了，把服务员叫过来，指着货柜说：“那是不是徽纸？拿过来看看。”服务员立即小跑过来，从货架上端出一刀徽纸，搁到了柜台上。杨登科附在老郭耳边说：“要给康局长送徽纸？这值几个钱？”
老郭没理杨登科，用手指在徽纸上抚抚，然后捏了一张，眯了眼，对着亮处瞧瞧，点头道：“不错不错，这刀徽纸我要了。”又问服务员：“还有徽砚徽笔和徽墨么？”服务员连说几个有字，又拿出笔墨和砚台来。这样跟徽纸加在一起，文房四宝就齐了。一问价钱，并不贵，杨登科忙掏了钱，递给服务员。然后提了笔墨砚台，紧走几步，追上已抱着徽纸出了店门的老郭，不满道：“给领导送礼，送得这么便宜，出得了手么？”老郭说：“我们这不是送礼，是去给领导送文化。”杨登科说：“领导还缺这点文化？”
将文房四宝放进小车尾箱里，两人重新上了车，向康局长家方向进发。杨登科还在一旁�嗦：“如今物资那么丰富，万千的好东西你不买，偏偏拿这并不值两个钱的所谓文房四宝去送康局长，他不把我俩轰出门，我不姓杨，跟你姓郭得了。”老郭说：“谁要你姓郭了？你以为你是谁？你姓了郭，郭家人就跟着你沾光了？”
杨登科一时无语了。老郭眼望前方，一边把着方向盘，一边说：“这送钱送物嘛，说得好听点，叫做联络感情，说得难听点，叫做贿赂下药，最终目的无非是讨好巴结对方，好为我所用。要达到这个目的，重要的是让对方舒服受用。比如你前次给康局长送了大钱，送得他满心不快，这就与你的初衷完全相违，这钱送了还不如不送。那么怎样才能达到目的，使对方舒服受用呢？一句话，就是要选准时机，独辟蹊径，投其所好。”
杨登科似乎明白了老郭的意思，说：“你是说文房四宝正是康局长所好？”老郭说：“你并不傻嘛。你想想，康局长呆在那样的位置上，集单位财权人事权于一身，送钱的人还少得了吗？你送钱的时候就是没触到他的敏感处，你也是送钱队伍里并不显眼的一个，难得给他留下太深印象。还不如避实就虚，在人家都只知道送钱的时候，你偏偏不送钱，却送上人家没送过而康局长又正需要的东西，这效果岂不是更显著么？”
老郭的话也不无道理，杨登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康局长不需要别的，单单需要这纸 砚笔墨呢？你不是把四样东西当文物去哄领导吧？”老郭笑道：“领导是那么好哄的么？你把领导也想象得太弱智了点。你到局长室去得少，这一段时间，康局长一有空就摊开旧报纸练毛笔字，办公室准备拿到废品店去换茶叶钱的旧报纸都被他要去练字了，害得大家天天喝白开水，没几分钟就要往厕所里来一次百米冲刺。”
说得杨登科咧开了嘴巴，说：“你说得也太夸张了点。”忽然记起那次被康局长叫去局长室时，也见康局长正在写字，只是当时杨登科并没往心上去，更不会想起要去给康局长送纸砚笔墨。杨登科觉得老郭真是有心人，比自己开窍。只是还有些担心，说：“他大概是无聊了，借此打发时光吧，并不是有意要练字。我看他那字实在不怎么样。”老郭说：“要是他的字已经怎么样了，那他还练它干什么？”杨登科说：“其实当领导的只要有领导才能，字写得不怎么样是无伤大雅的，孔子不嫌字丑嘛。”
车前有人横街，老郭揿揿喇叭，减速缓行，嘴上依然没停：“差矣，如今的领导，尤其是到了一定级别的领导，所谓的领导才能低点，什么关系也没有。”杨登科说：“何以见得？”老郭说：“你在局里呆了十多年了，知道领导要做的也就三件事：坐车喝酒做报告。车子有司机开，领导只要屁股功夫好，又不晕车就行了。能当领导的一般能喝酒，喝得胃出血，赶快去补缺；喝得趴地下，安排当老大；喝得打点滴，下届提书记。就是喝不得，酒店小姐都是暗中准备了两把酒壶的，领导喝白开水就得了。报告是秘书写的，群众要求又不高，领导到了台上只要少念错别字，群众就觉得这领导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况且如今的领导不管上不上过大学，至少是本科文凭，袋子里揣着硕士和博士文凭的也不在少数，这就足以说明他们的能力非同寻常。倒是字写得丑了，上不了桌，有时难免尴尬。”
说到这里，只见前面亮了红灯，老郭赶紧踩住刹车，继续道：“当领导的经常要出去视察检查，要题的字题的词太多。就是不出去，这大厦落成，那门店开业，要你赐个墨宝什么的，也在所难免。所以说领导的字写得好与坏，与一个地方经济文化大业的关系太大了。你想领导若写不出一手好字，促进不了当地经济文化事业，又怎么说得过去呢？”
老郭大发宏论时，杨登科一直不大吱声，只谦虚地竖了耳朵听着。这阵老郭可能是说得嗓子发痒了，不得不停下来，用力咽了一口唾沫，杨登科才逮住机会，插话道：“我看康局长平时也没题什么字，练字的用处并不大嘛。”
趁前方的红灯换成绿灯，老郭松了刹车，车子往前飙去。一边反驳杨登科道：“你这是妇人之见。人无近虑，必有远忧啊。省委组织部正在考察各地市下届班子，贵都是个农业大市，作为农业局局长，只要不像陈局长一样出现什么意外，康局长进班子还是有可能性的。他这个时候不加紧把字练好，以后当了市领导，岂不要让全市人民失望？”
老郭说得头头是道，杨登科却还是有些不踏实，说：“康局长要练字，难道就你老郭才会去给他送纸笔送砚墨，其他人却没想到这一点？”老郭说：“其他人都跟你一样，都只想着给领导送大钱大礼，哪个会想到去送这些东西？就是想到了，也觉得这些东西不值几个钱，不好意思出手。”杨登科说：“要是这些东西康局长自己已经买了呢？”
老郭一脸的不屑，说：“登科啊，不是我说得直，你是在机关里白呆了。你还不知道这人就是怪，到了一定的位置，有些事情常人能做，当领导的就是做不来。当了领导，吃喝拉撒睡，没一样用得着自己操心，除了用来发号施令的嘴巴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外，其他功能早已退化，一定要到不当领导的时候才慢慢恢复得过来。比如天天出车入辇，久而久之便连走路都变得不太会了。你见过哪些大领导或实权在握的小领导在街上走过路？要走也是在车间地头，身边围着小领导和记者。严格来说，那不叫走路，那叫检查视察。”
杨登科终于似有所悟，说：“我知道了，领导坐车并不仅仅是以车当步，而是一种身分的象征，一旦不坐在车上，而是走在街上，他就有些不自在，觉得自己竟混同于普通老百姓，有辱斯文，不成体统。所以那些天天坐在小车里的领导，有一天忽然恢复了走路的功能，自己亲自在街上走来走去了，不用问，他肯定已经从台上下来了。”
老郭将小车开进一条岔道，说：“登科算来还是个明白人。还有领导当大了当久了，无论干什么都有人买单，不需要自己亲自花钱，慢慢就连钱也不会用了。机关里不是流行三闲的说法么？”杨登科说：“我倒没听过，哪三闲？”老郭说：“阳痿的鸡巴，领导的钱，领导的老婆助理调研员。”杨登科说：“鸡巴阳痿了，自然是闲着的。领导的袋子里的钱没地方花，也是闲的。只是这领导老婆助理调研员，不知何意。”老郭说：“助理调研员就是退位的没事干的副处级干部，不是说当领导的烟酒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动，三陪基本不空，老婆基本不用么？领导天天基本去了，老婆基本不用，还不成了助理调研员？”
说得杨登科忍俊不禁，说：“老郭看你兴奋的，今天你一定吃了春药。”老郭说：“这把年纪了，春药也没用了。还是说领导的钱吧，你知道为什么当了领导便不会用钱了？”杨登科知道老郭还有高见，说：“我要有这样的学问，也不至于下岗失业了。”老郭说：“刚才说了，当领导的没有亲自用钱的必要，达尔文说用进废退，久不用钱，用钱的功能便退化掉了，此其一。其二，中国人推崇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领导都是君子，耻于用钱，实属常理。其三，领导的才能主要体现在用人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和知人善用一类的说法。用对了人，那是很值得自豪的。用错了人，则是没有眼光，那是有损脸面的。却从来没听说某某领导善于用钱，善于用钱，好像并不能给领导带来光彩。”
老郭不愧是农业局的老司机，跟领导打的交道最长，识见不浅，杨登科不得不心悦诚服。他顺着老郭的思路说道：“你的意思是康局长当领导当到这个分上，连钱也不会用了，所以才不会亲自上街去买纸砚笔墨，非得等着我俩给他送去不可？”老郭说：“这样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买纸砚笔墨纯属小菜一碟，不是什么大事要事，康局长本人不会亲自上街去购买，又不好张嘴让手下人代劳，偏偏还没人想到用这么个简单的办法去巴结他，所以他只好拿些废报纸旧墨汁和老掉毛的毛笔将就将就。现在你买了这几样东西送上门去，不恰是他想睡觉，你递上枕头，正中他下怀么？”
倘若真如老郭所言，那此行一定会马到成功了。杨登科也就充满了信心，恨不得捧过老郭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亲切地啃上一口。
不觉得就到了康局长家楼下。下了车，打开小车尾箱，杨登科抱了那刀徽纸，老郭将笔墨砚台提到手上，两人一齐进了楼道。瞧瞧怀里的徽纸，不知怎么的，杨登科猛然间想起贵都乡下一样旧俗，忍不住窃笑起来。老郭不知何故，掉头道：“你笑什么？”杨登科说：“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吊丧的吧？”
原来贵都乡下死了人，要烧不少的纸钱，免得死者在那边受穷，因此前往吊丧的人都会按规矩送上一两刀纸。老郭自然也是知道乡下的风俗的，说：“你总往歪处想。这是上好的写字画画用的徽纸，又不是凿纸钱用的土纸。”顺便把杨登科手上的徽纸要过来，夹到腋下，说：“你心不诚，会坏事的，还是我来替你递东西给康局长吧。”
在康局长门上敲了几下，康夫人过来给两位开了门。换上拖鞋，迈进屋子，果然康局长正在书房里用功，沙发和地板上到处是写过毛笔字的报纸，满书房弥漫着墨香。见了杨登科和老郭，康局长放下手中毛笔，扒开沙发上的报纸给他们让座。老郭把手中的纸砚笔墨一样样放在矮几上，说：“登科听说老板近来爱上了书法，特意叫上一位书法家朋友，走了好几家文化用品商场，才终于找齐这徽产的文房四宝。”
杨登科掉头看了看老郭，觉得他真有意思，什么话到了他嘴里就加了砝码，变得好听三分。老郭的用意也是很明显的，他是要在康局长面前抬高杨登科。杨登科对老郭又是感激又是佩服，暗想一个人能做到老郭这个分上，也算是颇有功夫了，今后得多向他学着点。
康局长瞧了瞧几上的纸砚笔墨，转身拍拍杨登科的肩膀，说：“登科，难得你这份好意。现在大会小会反复强调要加强廉政建设，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廉政的表率，今天你如果送金送银，我还不敢要呢，这文房四宝显得有文化有品味，我就笑纳了。”
杨登科心里明白，康局长这话听去平常，却暗中点到了那次退钱的事，同时也显得他不收金钱，只收纸砚笔墨的高雅。杨登科当然不好说什么，只说：“我也不懂书法，只觉得徽产的纸砚笔墨应该比废报纸旧笔墨好用些。”
康局长拿过几上的徽笔，放手上把玩着，说：“这是肯定的。”接着又拿笔管在徽纸上轻敲了两下，说：“有了这些宝贝，用不着拿那老掉毛的旧笔在又粗又硬的旧报纸上乱涂乱划，写的字也不至于总是毫无长进了。”杨登科低低身子，抚平一张写过字的报纸，瞄了瞄上面那写得很一般的字，讨好道：“我看这字就已非同凡响了。”康局长还有些自知之明，说：“别给我戴高帽了，这字有几斤几两，我心中有数。”
老郭也看了一会儿康局长写在报纸上的字，然后给杨登科使了个眼色。杨登科于是拿了砚台，跑到厨房里盛了水，开始拿了徽墨在上面磨起来。老郭那边已在桌上摊开徽纸，对康局长说道：“登科这徽纸到底好不好，不能光凭他嘴上说了算，老板还是请您当场检验检验吧。”康局长说：“行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这就试试看。”
说着，康局长便来到桌旁，拿起徽笔，蘸了杨登科刚磨好的徽墨，在老郭摊开的徽纸上运作起来。杨登科和老郭不敢分心，瞪大眼睛望着康局长手下的笔尖。康局长在徽纸上落下“宠辱不惊”四个字之后，便停顿下来，望着自己的作品，先是摇摇头，然后又点点头，仿佛对自己的字还有几分满意，说：“看来徽产的纸砚笔墨就是不同一般啊。”
老郭不失时机地鼓起掌来，还说康老板真是神来之笔。老郭大概是觉得拍马屁不要纳税，想拍就拍了，杨登科却怎么也没看出康局长的字神在哪里，尽管康局长今天用了徽产之物。想起如今有不少当领导的，写的字跟蜘蛛差不多，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也敢以书法家自居，好像只要拿得动笔就可以做书法家似的。偏偏有人鼻子特长，只要领导有这样的爱好，他就找得出堂而皇之的理由向领导求字，然后拿去挂于高堂，或载于报刊，甚至送到展览馆去参加展出，还人前人后地夸奖那字如何举世无双，如何惊天地泣鬼神，逗得领导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便是王羲之转生，欧阳洵再世。写字也是有瘾的，以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走到哪，字写到哪，到处都是他的所谓大手笔。殊不知，等领导退下去后，故地重游，再兴致勃勃去找自己的墨宝时，早被人家铲得一干二净，什么痕迹都不复存在。
见杨登科走了神，老郭忙用膝盖在他的屁股上顶了一下。杨登科一个激灵，这才回过神来。他懂得老郭的意思，忙不迭地夸奖了几句康局长的字。康局长信心陡增，继续运笔，一口气在徽纸上写下了这么两行字：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好个宠辱不惊，好个去留无意！不知怎么的，当了官掌了权的人都喜欢这么标榜自己。如果真的只辱而不宠，只去而不留，看他是惊还是不惊，是有意还是无意。其实宠辱也好，去留也好，嘴上说说自然轻松，做起来并非易事。那是需要一点定力的，能淡然处之者恐怕向来不多。
杨登科见康局长写下那两句话，不免生了联想，竟然又走了神。老郭却比他老成多了，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康局长的字上面，瞅准时机就要夸耀两句。康局长却总是故作谦虚地摇头道：“真是辱没了登科带来的纸砚笔墨，孤芳自赏尚可，拿去示人就是出丑了。”
杨登科害怕老郭再用膝盖顶屁股，主动奉承康局长道：“老板的字虽然不好跟柳公权颜真卿打比，但放在当今这个斯文扫地文风式微的年代，却是相当出类拔萃的。如果我杨某人有这么一手好字，也就不用摸方向盘，跑到街上卖字谋生去了。”说得康局长嘴角直挑，说：“登科你不是怂恿我放着这个局长不当，上街卖字糊口吧？你这不是要害我吗？”
说笑着，老郭又摊开一张徽纸，请康局长再来一幅。康局长说：“你们别想着看我的笑话了。”再不肯拿笔。老郭又劝了一阵，康局长还是不从。
杨登科这时也变得聪明起来，灵机一动，忽想起当领导的写得最多的四个字，说：“老板，我说四个字，你肯定会写得非常到位非常出众的。”
康局长也不知杨登科要说的是哪四个字，心下却生了好奇，说：“什么字？你那么敢肯定？”杨登科说：“你先答应我，我说出来，你得写给我和老郭见识见识。”老郭也说：“老板你就答应登科好了，不就是四个字吗？写起来还不容易？”
康局长经不住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劝说，只好先答应下来。老郭就催杨登科：“老板都同意了，是四个什么字，你还不张开你的金口玉牙？”
杨登科不慌不忙道：“同意。”
两个人一时没反应过来，并没听明白杨登科的意思，四只眼睛愣愣地望着杨登科。
杨登科意识到他们误会了这两个字，心想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只好补充道：“同意！同意提拔同意拨款同意研究同意上报同意发文的同意。”
康局长这才会心一笑，指指杨登科，说：“就你出得了这样的鬼点子。”老郭也明白过来，觉得杨登科这个建议简直是绝了。说：“那另外两个字呢？”
杨登科朗声道：“已阅。”
老郭说声“妙！”右手握拳，击在左手掌心。又低了头，反复将“同意已阅”四个字念叼了好几遍，心想当领导的，别的字也许难得写上几回，这四个字哪天不要写上三遍五遍的？有道是熟能生巧，写得多了，再不会写字的人恐怕也能写得像模像样。不免暗暗佩服起杨登科的机智来，看来这个家伙不可小瞧了，以后也许还是会有出息的。
这么想着，老郭回头对康局长说：“老板你可不能反悔哟，刚才你是亲口答应了的。”
康局长也将这四个字默念了数遍，念得他额角放光，双眼发绿，手心也痒痒的了，恨不得立即拿笔在手，像平时在文件或报告上签字一样，几下把这四个字挥洒出来。他早已心中有数，这四个字就是写得再差也有几分架式，几许骨力。却还要客气：“还真写这四个字？”老郭说：“当然是真写，我俩等着一饱眼福呢。”
康局长又假意推却了一阵。这时老郭已将桌上的徽纸铺得平平整整，杨登科则把刚才康局长用过的徽笔重新塞回到他手里，单等他大笔一挥了。康局长相反不急不躁了，定定神，往肺腑里深深吸进一口清气，这才从容落笔于徽纸上。
这次康局长果然有如神助，将这四个字写得形神备至，妙不可言，比他先前写的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要强多少就有多少。
康局长看来对这四个字也很满意，写完之后，意犹未尽，又微笑着反复端详了半晌，脸上不由得泛出兴奋的红晕，像是刚下完蛋的红脸母鸡。直到老郭和杨登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康局长才晃晃脑袋，自谦道：“写得太差劲，让你们笑话了。”
这回杨登科和老郭鼓掌时，可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丝毫拍马逢迎的意思。
领导舒服了，杨登科和老郭的目的就达到了，起身准备离去。康局长满面春风地送他们到门口。两人低了头正在换鞋，康局长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吴卫东那个办公室主任也不知怎么当的，昨天才告诉我，局里的面包车还锁在车库里，我还以为早处理掉了呢。登科你先开开这部面包车吧，回头我给吴卫东打声招呼。”
杨登科那只正在系鞋带的手就僵住了，用劲嗯了一声。
出门后，杨登科的步子就高远起来，一脚踩住那根没系好的鞋带，人往前一栽，脑袋咚一声撞在墙上。老郭乐道：“登科你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杨登科伸手在头上摸摸，也不感到疼痛，只望着老郭嘿嘿直笑。他觉得老郭真是神啊，自己绞尽脑汁办不到的事，他一个小花招就利利索索给你办到了。看来机关里确实是个锻炼人的地方，老郭比自己在机关里多呆了十多年，便已百炼成精。
这时老郭已转身往楼下矮下去。而杨登科那似笑非笑的目光还盯在他那微秃的脑袋上，仿佛绿头苍蝇似的。走在前头的老郭也许感觉得出背后的目光，下完楼后，回头瞥了杨登科一眼，说：“你不认识我了怎么的？”
杨登科也不作答，又嘿嘿一笑，目光依然不肯放过老郭。老郭就站住不动了，伸手在杨登科眼前晃晃，说：“你到底犯什么傻？”杨登科眼皮都不眨一下，目光还是直直的。老郭暗吃一惊，后退一步，说：“登科今天你不是起得太早，碰着什么鬼了吧？”
半天，杨登科的眼珠子才动了动，无头无尾冒出一句：“我得把你的面目看清楚了，好找人铸一个铜像，放家里好好供着，每天给你上香磕头。”说着还做了个合掌作揖的动作。
老郭也是气不过，骂道：“去你妈的！”
八
星期一上午，吴卫东根据康局长的指示，给了杨登科几枚钥匙。
杨登科伸手接钥匙时，吴卫东望着他，不阴不阳道：“杨科真有两下子，康局长都关心起你来了。”杨登科当然听得出吴卫东话里的酸味，说：“县官不如现管，康局长关心没用，还要靠你这个直接领导关心。”拿过钥匙，去了车库。
打开车库卷闸门，迎面一股难闻的霉味。杨登科找来一瓶清洁剂，将车库的角角落落都喷到了，霉味才慢慢散去。然后掏出钥匙，插到车门上。那是一部白色丰田面包车，因车身满是灰尘，已成黑黄色了。开了门，却不敢立即上车，又找来一个鸡毛掸子，掸去座位和车窗上的灰尘，才钻进车里。正准备启动马达时，杨登科不知怎么的，鼻子一酸，只觉得前面刚扫去灰尘的挡风玻璃上已是模糊一片。
为了这一天，杨登科等待得也太久了点。
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陈局长下了台，杨登科这个给他开了几年车的小司机也跟着倒了大霉。机关里的人事就是这样微妙，一旦被看成是张的人，到了李在台上的时候，你就必然要被晾在一边。
好在一个司机是哪个的人，领导可以在意，也可以不在意。这不，康局长一高兴，尽管杨登科过去不是自己的人，还是让他开上了面包车。杨登科就觉得自己也应该知足了，虽然是一部破面包，有车开总比没车开要好。劳动的机会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想，杨登科心里也就好受了些，发动马达，兴高采烈地将面包车开出了车库。然后拖过长长的水管，接上水龙头，清洗起面包车来，一副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样子。
刚好这天老郭和胡国干他们几个没出车，就过来看杨登科洗车。老郭说：“这车再不洗洗，就分不出青红皂白了。”上前要帮杨登科的忙。杨登科感激他还来不及，哪里敢要他帮着洗车？忙将他推开了，说：“我好不容易有车洗了，哪里还肯让你来插手？”
胡国干两手一叉，阴阳怪气道：“杨科你这是给谁洗车呀？是不是这几个月的干部当腻了，想重操旧业了？”小钱说：“当干部太无聊了，还是当司机好，手里有方向盘握着，实实在在。”刁大义说：“可不是吗？你看人家堂堂国家干部，不也还在亲自开车吗？杨科你是哪根葱？可得多向人家学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