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政界》》 · 龙志毅 · 2026-07-25
《政界》
作者：龙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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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还是不变——《政界》序言
何士光
文学作品诚然是这样，其打动人的地方，不仅在于人物和故事，在人物和故事的后面，就还隐藏着一种眼光。俄罗斯作家高尔基就曾这样说到过契河夫，说他的叙述就像秋天的阳光一样，宽阔，明亮，又淡淡的哀伤。这或许就是人格的力量？似乎就是这种心怀，才更加引人思量，使人向往。
这里我们自然是要说，龙志毅同志的写作也是这样。当我们一次次地读到他的作品的时候，也能感到一种力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就是一种不变的力量，一种始终不渝的力量。
我们的文学不是曾经热烈过，后来又变得有些寂寞？但龙志毅同志虽然是一名官员，这些年来，却一直在写出新的作品，文学在他这儿就不曾格外的热烈
，也没有骤然的冷落。他似乎在如期地写出他的作品，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就不用说了，就在我们对他的长篇小说《省城轶事》还记忆犹新的时候，他便又写完了这部《政界》。他不是这样繁忙？怎么能写完这许多的作品？这种始终不渝的力量，就不仅使人钦佩，甚至还让人吃惊。
除了这种始终不渝的热忱之外，翻开这部新作《政界》，我们很快又还会感受到的，便是一种始终不渝的内心。这颗心有些焦虑不安，甚至还有些忿懑，但始终又这样的镇静，这样的睿智和挚诚。和过往的作品一样，作家就始终在用这样的心怀，关注着故事的进展和人物的命运。或许应该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不变的内心存在，一个人才不会受世态的侵扰，才能如如不动，了了分明。所以我们在读着《政界》的时候，虽说读不到特别迭宕的故事，也见不到过分坎坷的命运，但于许许多多的细微之处，又还是能够心心相印。一路地读下去，也会变得人情练达，世事洞明。
所有这一切，即所谓文如其人。关于这一点，贵州的作家们便体会很深。这些年来，龙志毅同志也始终就是大家的一位朋友，他的挚诚的内心，就不仅只是关心着故事的进展和人物的命运，也同样关心着贵州的作家们。所以读起他的作品来，也就更加亲切感人。
这样看起来，始终有一种不变的东西存在，似乎就很要紧。世界也好，文学也好，固然是在变动着的，但除了变动之外，又还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能改变的。比如江水，逝者如斯，不是而未曾往？比如月亮，盈虚者如彼，不是又足其消长？这变动着的世界，应该说又是不变的，要是总在变动的话，我们又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所以我们在变动着的同时，也还该求取不变的东西。
这样就或许可以说，龙志毅同志提供给我们的，就正是一种不变的东西？
一
Y省松岭地区的书记周剑非突然接到通知，他被提拔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了。通知要他立即做好交接到省委报到。
那天他从松岭出发，颠颠簸簸四个多钟头，来到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安排好住处，和前来欢迎的几个副部长共进午餐，进行了简单的交谈，已是下午上班时间，便上省委书记办公室见书记赵一浩去了。临走之前副部长吴泽康打电话询问赵一浩是否在办公室，回答是在办公室但马上要出去，请他快去。
省委书记们办公的小楼离组织部一箭之遥，周剑非一个人步行前往，熟门熟路并不需要别人引路或相送。
周剑非来到那幢决定全省重大问题的小楼，全省有名的康健路三号，只见赵一浩的皇冠牌轿车已经停在门口，司机也已到位正在发动车子。赵一浩的秘书孙君杰正站在门口等他。他将周剑非请到会客室坐下，告诉他赵书记正在接北京的电话
，请他稍候。
秘书说：“正等着你来了一起出门，北京的电话来了，估计用不了好长时间的。”
他们正说着，赵一浩已经接完电话走出来了。周剑非下意识地瞧了一眼，只见书记的表情一如往常，他一把握住周剑非的手，略带夸张地说：
“你终于来了，我们正等你哩。”
他对着周剑非神秘地一笑，又说：
“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边散步边谈工作，免得别人干扰，你看好不好？”
散步谈工作倒也新鲜，像他周剑非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突然间将他推到眼前这个岗位上来一样，只知习惯性地服从，便顺口说了一声：“行。”
赵一浩调来这个省当一把手的时间不长，除了开会听报告，周剑非这是第二次同他个别接触。第一次是一年之前赵一浩到松岭视察。作为地委书记，他自然是全程陪同不离左右了。在十天的历程中他发现这位省委书记有许多特点，或者说有独特的个性。他的随员中除了秘书、警卫、“秀才”，还有一批专家学者，工业的高级工程师、农业的教授还有社科院的研究员。据周剑非所知他们之中并非都是共产党员，在历来的省级领导出巡中这种随从阵容是少见的，或者可以肯定地说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全部挤坐在一辆中巴车上，成天除了人民房、上田坝、找人谈话，和随员们研究问题之外，这位省委书记还有着许多个人兴趣。有一天他们来到一座万亩大松林中，站在坡顶面对一碧万顷涛声霍霍的森林，他兴奋激动地竟然唱起歌来了。唱的是一首歌唱大兴安岭的曲子，什么名字周剑非说不上来，其中有“我站在高高的大兴安岭……”等词句，使周剑非惊奇的是，书记音域宽广，音色圆润，像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歌手。
十天的时间使周剑非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感觉；和这位年轻的全省一把手在一起工作，虽然节奏紧张却也心情舒畅。正因为如此，虽然他对组织工作陌生，甚至受到“那是折寿的差事，顶多干两三年不可多留”的忠告，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走马上任了。
现在一见面不是按传统坐在办公室里交待任务，而是相约外出散步谈工作，他虽觉新鲜却并不感到奇怪。
临上车时赵一浩回头对跟随在后的孙秘书说：
“你留在家里应付吧，我同老周去就行了。”
上了车赵一浩吩咐司机去傅家屯。周剑非听了暗自奇怪，怎么去傅家屯呢？那地方离市区大约十五六公里，周剑非还是在大学念书时去过两三次。那里有一个很宽很长的人工湖。湖畔一座小山，山上黑压压一片森林。周剑非是六十年代初期去的，他们当时都奇怪它怎么在“大炼钢铁”的大跃进年代没有被砍伐？后来隐隐约的地听说，山林之所以得以保存，主要得力于山脚傅家屯全体居民的齐心护卫。他们声称这片森林是傅家屯二百多户人家干余人口的风水林，是老祖宗世世代代留传下来的命根子，而且有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屯规管着：谁砍一棵树便断他一根手指。这些自然都是传闻，周剑非并没去调查过，而且从六四年大学毕业之后足足有二十一年没去过了。当时这地方并不通公路，是一个幽静而又闭塞之处，省委书记怎么就看上它了？
周剑非正暗自回忆联想，汽车已开出市区，在一条崭新的柏油马路上向北驶去。
“你去过傅家屯吗？”
赵一浩突然向身旁的周剑非发问。
“做学生时去那里游过泳，那湖水好清亮！游了泳还可以在森林中休息，打扑克。”周剑非不无留恋地回答，“可惜没有公路，那时也不讲究旅游、休假，否则可以搞成一个旅游区哩！”
赵一浩微笑地点点头，指指脚下的柏油路：
“这条路是去年才完工的，市委的同志告诉我，他们早有开发傅家屯旅游区的计划了，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呀！”
他们两人都笑了，笑过之后赵一浩忽然问道：
“你进过傅家屯没有？”
“没有，”周剑非说，“好大一个村子，民房建筑古色古香，听说是明代建筑的遗风哩。我是学文的，当时对建筑无兴趣，没有想去研究它。”
说到这里周剑非忽然想起赵一浩是学建筑的，顺口便问：
“你去过？”
赵一浩回答：
“去过。”
“研究明代建筑？”
“不，研究群众生活，也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周剑非觉得挺新鲜也来了兴趣，正待要发问，赵一浩却主动说出了自己在傅家屯的发现。
“我在村里遇到几个老人，他们自称是明朝初年有名的征南三将军之一搏友德的后代。他们说祖先跟傅友德平定川、滇、黔一带的土司之乱，本来是要调走的，朝廷改变了主意，圣旨下降叫留下一部分队伍屯田守边，就这样留下来了。我想这个传说是真实的。据历史记载乌蒙、乌撒、东川以及芒部等土司，明初都跟随梁玉反叛大明王朝的中央朝廷，多次为征南三将军所讨平！”
赵一浩接着说：“朱元璋这个人很有眼光。最初有人劝他先定西南后平北方，他没有采纳。待北方平定后才挥师南下，由四川、贵州两路并进，几经征战统一了西南。”
周剑非听得很投入，他这个土生土长的人对这段历史毫无所知，便情不自禁地问：
“你研究过明史？”
“谈不上，”赵一浩笑了，“市委的同志陪我来看这块待开发的地方，走进傅家屯听到上述传说，回来后借了一本明史来翻了一翻，如此而已。”
“不简单！”
周剑非由衷地称颂了一句，三个字完全出自内心，决无阿谀奉承之意。
赵一浩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周剑非的三字评语，或者虽然听到了却有意漠然置之，叫他怎么回答呢，不简单或者很简单？他避开周剑非的评语，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他们不是姓傅吗？又是跟随傅友德来的，是不是傅友德的后裔？不等我提出这个问题，那几个老年人便自动作了介绍，说他们的祖先是傅友德的嫡孙。你不知道，他们那口气那表情，挺自豪哩！”
周剑非笑了，说：
“我看靠不住！”
赵一浩说：
“当然，傅友德的部下就没有姓傅的，都一定是他的子孙？”
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是不是傅友德的子孙倒也不重要，一个小村子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内涵还是很深的。”
周剑非听了又是一惊，这类话出自一个省的一把手之口，他不仅觉得新鲜，而且也很感动。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除了工作便是政治理论学习，加上看看电影、话剧，近几年有了电视等少量的文娱活动。地方传统文化一类的事从来没有注意过，也从来没有听省上其他领导谈过。难道书记今天约自己出来就是为了引起他这个新任常委、组织部长的考古兴趣？这似乎应当是宣传部长的事呀。他正这么想着，汽车已经来到人工湖边。他们下了车只见那人工湖依山而筑，位于原始森林的边沿，有上千米的湖堤掩映在绿荫之下。湖水从山脚起向东延伸，放眼看去清波荡漾，汪洋一片甚是壮观。森林和湖岸左侧灰蒙蒙一片民房，便是有名的傅家屯；森林和湖岸左侧，在喧闹的城市附近，突然闪出这么一片幽静的去处，真有误入仙境之感了。向前看，离岸边约数百米，是一片新建筑，其面积之大比傅家屯有过之而无不及。周剑非想那大概就是传闻中的“三绕”下马厂了。
他们在林荫湖堤上由右向左漫步，时令正值初春，一阵阵植物散发的清香随着微风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恰。赵一浩说：
“你看，多么好一块地方，离城市又这么近，怎么不好好利用一下呢？”
周剑非说：
“大跃进之前听说省市领导都有意在这里建公园的，钱老还带领一帮人来看过。傅家屯坚决反对说，破坏了他们的风水。思想工作还没做下来，大跃进、四清、文革一个个接踵而来，谁也顾不上这件事了。”
赵一浩笑道：
“彼一时此一时，随着改革开放商品意识也会进入这个明代遗村的。听市委的同志说，他们现在很拥护搞旅游区，只是提了一大堆难以解决的条件，正在做工作协商。”
他一边说话一边观赏着那迷人的湖面：
“这样美丽的一个人工湖，取了一个名字叫‘傅家屯水库’，倒也实在就失去了吸引力。你想想看如果建成了旅游区，在旅游部门省城三日游或者二日游的项目上列有一项叫傅家屯水库，游客会怎么想？我花钱不远千里而来，谁稀罕去游你那个什么水库？这个地方是不是旅游资源太贫乏，连水库也端出来骗钱哪？”
说着他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得很天真。周剑非受到感染也跟着笑了。赵一浩笑过之后感慨地说：
“大实在了，大实在了，怎么就不能取一个吸引人的名字呢？”
他说着忽然侧脸问周剑非：
“你去过新疆和吉林的天池吗？”
周剑非摇摇头算作回答。赵一浩接着说：
“我也没去过，不过我听去过的人描绘过，恐怕也不会比眼前这个森林人工湖迷人的。但那是‘天池’，而且有神秘的传说，到了乌鲁木齐和吉林的游客，谁不想一睹‘天池’的尊容呢？当然，我决不是说我们也来它一个‘天池’，当然不是，那是东施效颦，可取的名字多得很嘛。”
“你肯定已经想到一个好名字了。”
周剑非很有兴趣地问。
赵一浩讳莫如深地微微一笑，似乎他真的已经为这个人工湖想了一个好名字，但他随即又摇摇头，说：
“我没有想到什么好名字，我给市委的同志说了，建议他们采用贾政题大观园的办法，找一批文人来征集题名，还可以为湖里和森林的各处景观题名和咏诗作对！”
“是个好主意，他们同意了？”
周剑非显然被书记的看法和行为感染了。
赵一浩只回答了三个字：
“同意了。”
这时他们已经来到湖岸的左侧，离那片工厂区不远了。赵一浩忽然提议到厂区去看看，并说这是他今天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说着便带头下了湖岸朝厂区走去。周剑非只好跟上却暗自纳闷，书记今天叫自己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陪他到这个地方来看看谈谈开阔心胸和眼界？可是同自己的新任务怎么挂勾呢？他又不是调来当省城的市委书记！其实周剑非是白操心了，就在他们离开湖堤向厂区走去的三百来米道路上，赵一浩将话题全然地转到了周剑非未来的业务上，向他提出了问题而且出其不意：
“老周，你接到任命后一定考虑过了，干部工作的目标是什么？”
问题提得很突然，按常规应当是上级向前来报到的干部交待任务，提醒应当注意些什么等等，现在省委书记的做法虽然别开生面却有些乱套，不是交待任务而是考试！事已至此，那就接过试题做答案吧。
周剑非是个聪明人，他将省委书记来此的目的和对他的考试连起来一想茅塞顿开，便回答道：
“我想，总的目标就是提高干部素质，适应新的形势。”
说罢便用探询的目光望着书记，他对自己的回答多少有些不放心。
赵一浩的表情出乎周剑非的意外，他侧过脸来显得十分兴奋，情不自禁地拍了周剑非的肩头一下，说：
“太对了，太对了！”他显得非常兴奋：“这就说到点子上了，看来我们有共同语言。问题本来就这么简单，有人却将它说得那么复杂。谈到干部制度改革，洋洋洒洒，引经据典，一、二、三、四、五，说出来一大堆，写出来几大篇，却令人抓不住要领。一句话四个字：提高素质，不就得了？”
赵一浩接着说：
“自从那天同市委的同志来到这里之后，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好好利用这个下马厂。利用它做什么？为提高干部素质服务，具体来说就是在这里办一个管理学院。我说的是实质而不是名义。名义是省委党校的分校，或者叫省委党校的管理系。其实，这也是实质。就是不能单独办什么学院，那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首先要申请、审批，按我们的速度两年下不来。批准了还有一大堆问题，文凭哪、学位哪，那到好，成了争名位的地方而不是学真实本事的地方了。”
说到这里他狡黠地一笑：
“我才不去上那个当，就办个党校分校，一不用申请二不用调一大堆教员。由党校派一批人来办，教员主要搞客座，这样可以把省内外的名家学者请来讲课。每期三个月，设它几个班。最初我也考虑过，就在党校搞多省事，一了解面积不够，再扩建又要花一大笔钱。正在为难之际，发现了这块新大陆。这样做对党校也有好处，它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一大笔不动产，离城还近一些。”
说完他认认真真地侧过头来问道：
“你看我这个设想如何？”
周剑非听得正来劲，便不假思索地附合了书记的意见，只提了一个问题：
“这是中央部属工厂，能交给地方？”
赵一浩又是狡黠地一笑：
“当然，他不交就搬走吧！他能搬走？反正是国家花的钱，部门所有制变地方所有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一文钱也不花，办个固定资产转移手续而已。”
“不知道有多大面积？”
周剑非问。
赵一浩笑道：
“问得对，我调查过了，生产区面积五万八千平米，锅炉房冷热水管道一应俱全。嘿呀，你看看就知道了，除了一个加工大厂房，其余的生产车间都是水磨石地面，够阔气哪。此外还有五万三千生活面积，光宿舍就有十二幢。五万八加五万三是多少，足足十一万一千平方米，够你用了吧老兄？”
周剑非笑了，他正想说几句开心的话，他们却已经来到了厂门口。赵一浩将手一挥：
“走，进去看看。”
这是周剑非上任后的第一项任务，他一连忙了几天直到理出头绪，成立了筹备小组之后才抽出身来研究部里的事。
二
那天下午，周剑非在几个副部长的陪同下听取各处室汇报，以便熟悉情况尽快进入角色。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话筒，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小周吗？”
周剑非连忙回答：
“是，我是周剑非，钱老呀，我正……”
他的话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
“你现在有空吗，我马上到组织部来看你，顺便聊聊。”
“哦！不，不，”周剑非着急起来了，一连说出几个“不”，才镇静下来：“我来看你，钱老，我早就想来了，这几天……”
又是不等他说完就被打断。
“还是我来吧，有事情要说哩，公事，公事公办嘛，哈哈！”
周剑非又着急了，又依旧一连说出几个“不”，才明确地回答道：
“钱老，我今天晚上就来看你。我一到省城就想来看望你老人家并向你老人家讨教的，确实太忙，晚上来又怕耽误你休息！”
话筒里传来爽朗的笑声，周剑非十分熟悉的笑声：
“那好吧，你今晚上到我家来，我等你。不要怕影响休息，我十点半上床，也用不着多少时间的，我知道你很忙！”
“好，就这么定吧，钱老！”
周剑非放下电话不由得舒了一口气，他发现几位副部长和前来汇报的干部二处正副处长都不约而同地抿嘴微笑，几个人一副相同的表情：神秘莫测。显然，他们都听出了刚才来电话的是谁，各自内心里都也作出了相同的反应。周剑非看在眼里也不询问，只说了一句：
“继续谈吧！”
他刚才对钱老说的是实话，上任伊始，他就想到要有计划地拜访一些老同志，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毫无疑问首先要拜访的就是钱老，却因实在太忙，一时还安排不过来。
他深知钱老的个性，听完汇报后再去，钱老提到什么事自己心中也有个数，可以回答哪。
周剑非之所以第一个要去拜访钱老，不仅仅因为钱老是省里的老书记、老领导，分管过组织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和钱老有一段历史渊源，虽然时间很短还不到一年，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同船过渡都是“前世修”，何况那是怎样的一年呀，可谓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啊！虽然整整过去二十年了，他周剑非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往事历历在目，像是昨天一样。
那时他刚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省委机关工作不到两三个月。也像这次到组织部一样，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要他去担任省委副书记钱林的秘书。
在大学三年级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周剑非，第一次接触到这么高级的领导。他虽然已是省委机关的干部，但在他眼里，书记、副书记们处于高山的顶峰，高不可攀。他第一次伸手去按钱书记家的门铃时，心头不由得有些发慌，甚至有些后悔为什么蓦然表态接受这个令人羡慕却又十分不自由的任务呢？
当时刚从“四清”的深渊里爬出来的钱林，或者用“四清”的术语来说，便是经过长时间的“洗手洗澡”后刚才“下了楼”的钱林——他算是省委四位书记中无独有偶的“幸存者”之——在会客室里接见了他。年近六十但身体健壮，身材魁梧的钱林用深沉的目光打量着他问道：
“你就是周剑非？”
“是！”
周剑非在钱林那很有点威力的目光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钱林打量了他两眼突然提一个使他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参加过‘四清’没有？”
那神情周剑非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些不寒而栗而且觉得可笑。钱林严肃认真的态度简直有点像五十年代初期对一个青年提问：“你参加过剥削没有？”一样。他弄不清楚省委副书记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但他如实作了回答：
“没有。我们学校有个规定，二年级或者三年级到工农第一线实践半年。我曾经参加过‘整风整社’，抽调‘四清工作队’时我们班全免了。学校的‘四清’搞得晚，刚开始我们就毕业了。”
“哦！”
钱林舒了一口气，对这个新来的秘书算是放了心，接下来便是告诉他一些应注意的事项，然后挥挥手，让他下午做些必要的准备，明天一早来上班。
回办公室的路上，周剑非想到钱书记刚才对“四清”的微妙情绪，便联想到一件事，当时他是作为有趣的故事来听的，谁知现在却成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成了前车之鉴。
他分配到省委机关时，这个全省首脑单位的“四清”刚刚结束，作为副书记的钱林也刚从靠边站接受批评审查和自我检讨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工作。那时单身宿舍的人还很多，晚上无事便三三两两坐在一起吹牛。特别是在他们这些“新毛头”面前，“老干部”们喜欢摆出一副权威架式，向他们传播一些在会上绝对听不到的消息。
他听“老干部”们说，钱林原来有一个秘书跟他八年了。平时他们相处得很好，白天黑夜进出钱府，不仅分内的秘书工作，连钱林的生活起居乃至家事，钱林夫人的私事他都乐于主动承担，简直成了钱家的一个家庭成员。钱林很欣慰得了一个好秘书，钱夫人更是情不自禁地对许多朋友说：“我有这么一个女婿就好哪！”谁知“四清”一来，特别是上级派了庞大的四清工作团，将这个省和它的领导班子的问题说得十分严重。在大军压境，硝烟四起的局面下，这位省委副书记得心应手的秘书，突然高举“义旗”，向上级派来的工作团递交了揭发钱林的万言书，从搞修正主义到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一桩桩一件件，生动具体，弄得钱林狼狈不堪，坠入了深渊。但他从此“顽固到底”，连原先的检讨也否定了，幸亏工作团长换了人，将材料逐一核对，大部分不属实有一些虽确有其事，却是生活细节上不了纲的。这样钱林才得以过关下楼，恢复了工作。揭发有功的那位秘书理所当然地不可能再回到他身边来了，这才引来了周剑非的审查入选。钱林并没有以前任秘书作为“反面教材”教育过周剑非，但周剑非却不止一次地听到省委副书记对别人谈起这件事时，总是感叹地说：“人心难测，人心难测呀。”据说新来的工作团长在省委机关的运动结束时曾在那位秘书的揭发材料上批注：“这样的人不能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身边工作。”
周剑非就任秘书后和钱林相处得不错，但好景不长转眼之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了。钱林照例分工掌握运动，他似乎忘记了硝烟未散的“四清”运动，大胆领导，亲自审批，毫不手软地打了一大批“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谁知又是风云突变，这一切都错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他钱林在不知不觉中便站到了“革命路线”的对立面。接下来的事尽人皆知，钱林每天从早到晚由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去检讨自己所执行的“资反路线”，接受火力很猛的批判。在这段时间里周剑非总是寸步不离地跟随左右，帮他写检查作记录，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生活。甚至省级机关的多数干部都已站出来“造反”时，他周剑非依然如故，不顾别人的非议，无论什么批斗场合都像影子一样跟随在钱林的左右，一直到省级机关步“一月风暴”的后尘，夺了“走资派”的权，钱林也同其他人一起被关进了“牛棚”为止。
后来周剑非被通知进了专为揭发走资派而办的“知情人员学习班”。在学习班里他“表现不好”，借口自己新来乍到不知内情，几乎一个字的揭发材料也没有写。结果可以想象，他进了干校，又下放到一个县里工作。尔来二十年了。
由于他周剑非与钱林有过这样一段历史渊源，当他步步青云走马上任省委组织部长之时，首先想到的是要去看望老上级钱林。便是很自然的了。
接到钱老的电话后，周剑非继续听了两个多钟头的处室汇报，在组织部招待所吃过晚饭便匆匆地赶到钱老家去。他的家还在松岭没有搬来，{奇书手机电子书网}一个人住招待所倒也方便。
到了钱老家，来开门的是一个不到二十来岁的打工女，习惯称“小保姆”的，看上去聪明伶俐，穿着整洁朴素，一看便知是乡下来的。她问过周剑非的姓名后说：
“钱老散步去了，他交待过有个叫周部长的来，就请他在客厅里等一等。”
说着便将周剑非往客厅引。周剑非熟门熟路，客厅就设在一楼右侧。进门后穿过一个栽满了各种花卉的小院子就到了。这幢房子钱老已经住了三十多年，其间在文革中被扫地出门住到两间早已成了危房的平房中，这两间屋子过去是省委车队用来堆集废轮胎、干斤顶一类杂物和待班的司机们休息的地方。谁知成了省委副书记一家人的“滴居地”。那时周剑非正在数百里之外的干校，春节回省城探亲时他来看望过，当时钱林关进牛棚，钱林的老伴吴敏带着四个念大学和中学的孩子挤住在破屋之中。真是：六口之家两间房，每间屋子三张床，厨房餐厅一体化，雨来屋漏成泥塘。周剑非看了顿时便有一股强烈的苍凉之感涌上心头。后来他第二次来探望时，钱林一家人又已经搬回这里来了。这里环境幽静，是一座花木繁茂的大院，建了四五幢小楼，文革前省委书记、副书记全住在这里，每家一幢，纵横交错相距不远。他知道钱林一直有饭后散步的习惯，散步时遇上左邻右舍免不了停下来吹一通。如果今晚也是那样，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既来之则等之，他跟着“小保姆”进了熟悉的客厅，接过她送来的茶杯便安心等待了。
虽然又已经相隔近二十年，他还是习惯性地坐在靠门边的那张单人沙发上。那是作秘书时的自我选择。坐在门边便于随时起身迎客送客，递烟沏茶。
他坐下后举目四顾，客厅依旧，四壁挂满了名人字画，这是钱老的爱好。他总觉得似乎挂得太多了一些，倒有点像一个书画店了。但他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各人的生活爱好嘛。现在依然如故，书画满墙。看来钱老的兴趣爱好也依然如故。
周剑非喝了一口茶，下意识地瞄瞄客厅中的沙发，他惊奇地发现眼前的沙发——两长四短整整齐齐全是二十年前的那两大套，只是红金丝绒的面子显得陈旧了。文革结束钱老重返故居之后，他周剑非先是在县里工作后来到了地委，曾先后来钱老处探望过几次，他记得那时沙发全部蒙了蓝色的套子，分不清是原物还是新购置的，他也没想到要去分析分析沙发的变迁。现在也许是沙发套子撤去洗了，那两长四短六张沙发原形毕露，像发现老朋友似地他一下子便认出了它们。他顺手抚摸着那陈旧了的金丝绒蒙面，便有一种亲切之感涌上心头。这时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又下意识地低头俯视坐下靠门的那张单人沙发，不禁又是一惊：一摊颜色未褪的蓝墨水遗迹依然顽固地留在那金丝绒面上。
往事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这件事发生在他担任秘书的第一个工作日，宣传部的任部长来向省委副书记钱林汇报工作，当秘书的自然要承担记录的责任了。他拿出笔记本子拔出自来水笔作记录。啊，糟了，笔中没有墨水，部长却已经开始了汇报。他生怕记漏了，便赶快拿过墨水瓶装墨水，在慌手慌脚中一不小心掀翻了墨水瓶，整整一瓶墨水全部撒泼在沙发上和他的裤子上。弄得很狼狈。自己的裤子不要紧，可这沙发？墨水是洗不掉的呀，这么崭新的沙发，唉！
当时听汇报的钱林一声不吭，像是没看见似地继续听汇报。
送走客人之后，他抱着十分内疚的心情胆战心惊地对钱林说：
“钱书记，我刚才做错了一件事。”
“什么事啊？”
钱林那口气似乎他压根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那一幕墨水染沙发的喜剧他早已看在眼里，只装着未看见继续听汇报罢了。
周剑非战战兢兢地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钱林哈哈一笑：
“那算什么错误，以后细心一点就行了。”
接着他又下意识地补充了一句：
“不要像‘四清’那样鸡毛蒜皮的事都往纲上扯，自己给自己戴大帽子！”
听了书记的宽厚言辞，他周剑非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但心里依然内疚，便将事情的原尾告诉了常委办公厅的蒋主任。蒋主任不置可否，只说：
“怎么搞的行政处还没有把套子做好？你去催催。”
套子很快便送来了，周剑非记得是黄卡叽的，文革之后他来看望钱老时套子已变成了浅蓝色……
周剑非正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钱老夫妇散步回来了，走道里传来了他那依然响亮的声音：
“小周来了呀，害你久等哪！”
音调充满了亲切的味道。
周剑非连忙起身迎了上去，钱老夫妇已经走进客厅，接下来是互相热烈握手问好。钱老依然魁梧、健朗，声音宏亮，气宇轩昂；倒是老伴有些虚弱，比周剑非上次来探视时又瘦了许多。她和周剑非说了几句话，便说要服药告退了，屋里只剩了钱林和周剑非二人。
周剑非见钱林坐下便连忙说：
“我刚来不到一个星期，一直就想来看钱老的，前几天太忙，白天晚上都陪上了。”
钱林爽朗地一笑，表明他对周剑非的稍微迟到并不在乎。他说：
“忙，那是自然罗，现在该你们来忙哪。所以我打算到部里去看你。”
“那怎么行，颠倒了嘛！”周剑非觉得在老上级面前嘴很笨，想说几句更贴切的话，一时想不出来，便又重复着刚才已经表达过的意思：“早就想来的，确实太忙，所以……”
他的话还没说完，钱林便接了过去：
“嘿，你还解释什么。我是过来人想象得到的。我比你老，按理自然是你来看我，因为你忙，我去看你也未尝不可。这不是什么出格的事，何况‘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还有事要同你说哩！”
钱林显得十分豁达而又随和，到底是和自己的老秘书在一起嘛。
周剑非一听说钱林有事要找他谈，倒反而感到轻松了，他最怕无休无止地说应酬话，总觉得自己在那方面很低能，是个沉重的负担。其实他心里明白，钱林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决不是为了互致问候，而是有事要向他这个老下级交待。于是他说：
“有事情要我办，钱老在电话上说说就行了。”
钱林笑道；
“不行，这种事不能在电话上谈的，谈不清楚，也不应该，这是原则！”
周剑非一听就明白了，这位老上级要谈的是人事问题。他新来乍到最怕别人找他谈调动谈提拔一类的事，却也无法回避，谁要你干这份差事呢？当下他便硬着头皮问道：
“那就请钱老吩咐吧。”
钱林伸手从茶几上的烟盒中取出一支“红塔山”香烟点燃吸了一口，然后问道：
“三江市的干部最近要调整？”
周剑非如实回答老上级道：
“市长病故了，就是补充一个市长，现在正在考察。”
这件事他也是今天上午才知道的，干部一处汇报对市长人选有不同看法，争论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叫陈一弘，另一个叫冯唐，两人都是市委常委、副市长。冯唐的名字排列在前应是常务副市长，但没有正式明确过。在三江市各部门和基层中呼声最高的是陈一弘，但省上有些厅局和老同志反映不好，说他架子大、骄傲。冯唐是两年前由省上下放的，这次市长人选有一定呼声，但在三江市并不太高。市委书记卫亦前的态度讳莫如深，说等考察组考察完毕他再发表意见。现在钱老提出这个问题他要推荐谁呢？周剑非只好洗耳恭听。
钱林说了：
“我找你来是想向你推荐一个干部，就是冯唐，现任三江市副市长。咳，对了，听说你们还同过学？”
周剑非全明白了，他早有预感，现在得到了证实，便说：
“高中的同学，后来上大学他去了上海我去了北京。”
“对嘛，”钱林说，“他同你年纪差不多也是四十出头吧？”
周剑非只点点头作为回答，其实他也说不清楚他们两人到底谁大，同班同学嘛能大几岁，“差不多”是对的。
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钱林却不等周剑非回答，又故弄玄虚开了个玩笑：
“冯唐？取了这么个怪名字。‘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他倒也易封罗，四十出头副地级干部，够意思哪！你当然比他封得快，同样的年纪副省级哪！几多人羡慕几多人妒嫉啊，小周！四十而不惑，也年轻也不年轻哪，你们不能和我们比，那时是战争年代。我二十三岁当县委书记，二十八岁当地委书记，进省委三十六岁！易封了吧？谁知三十多年过去依然如故，离休的副省级干部！”
他将“副省级”三个字说得特别重，似乎要引起听者的震动。周剑非也确实感到了钱老所言的内涵，当然他不便说什么。
“好了，这些都是题外话，言归正传，这个冯唐到底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他周剑非也回答不清楚。不错，他同他在中学不仅同学而且同班，但他们算不上好友，很少在一起，原因可能是性格各异吧。他周剑非多少有些内向，平时的生活基本是四点一线：课堂、食堂、宿舍加图书馆，当然有时也看看打球什么的，看看而已从来没上过场。冯唐则不然，绝对的外向型：除了念书，他还是篮球队员、宣传队队员，还参加演讲比赛得过奖。那次比赛全校都参加了所以周剑非记得很清楚，时间是“五四”纪念，讲题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责任。周剑非记得，冯唐上台后几句话便吸引了听众，他说：
“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责任是什么？是坐享先辈们用青春和鲜血换来的成果，吃着蜜糖，游泳在幸福的海洋中，混混沌沌地让青春流逝？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责任是什么？是安安稳稳守住先辈们创下的基业而不思进取，像小店铺的老板，成天拨动着小算盘，但求保本而略有节余，小康而满足？不，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责任是继承先辈基业，恢宏志气，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花似锦，光芒四射。为了达此目的，我们要努力学习，艰苦奋斗，无私地奉献出我们美好的青春，必要时乃至宝贵的生命……”
冯唐的演讲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掌声，全场听众的情绪都被他鼓动起来了。这就是中学生时代的冯唐。
后来呢？正如周剑非对钱林所说，他上大学去了北京，冯唐的学校则在上海。毕业后冯唐被分配到沿海一个省的省会工作，文革之后才回到本省，正如钱老所说他这个冯唐不像历史上的冯唐，他“晋封”得很快，几年工夫便由一个回省时的副处级“晋封”为副厅级，然后又到三江市担任了副市长的职务，可谓踌躇满志。
在此期间，他周剑非先在县里后来到地区工作，基本上没有同冯唐见过面，只是有一次省里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冯唐代表三江市在大会上发言，周剑非才又见到了这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学。
冯唐的那次发言使作为老同学的周剑非又一次想起了中学时代的那次“五四”演讲会，他谈的是三江市的五年发展规化，依然是洋洋洒洒，锋芒更胜当年，自然迎来了一阵掌声。然而，周剑非感到掌声与当年中学演讲比赛相比，差之甚远。他还发现在自己周围有人交头接耳，似有微言。
周剑非也没有像中学时那次为他的老同学鼓掌，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下意识的行动，总觉得那滔滔而谈的发言中缺少点什么。
现在面对钱老的问题该怎么回答呢？他只能老老实实地说：
“钱老，派去的考察组还没回来，我一时半时还谈不清楚。等考察组回来汇报和研究之后再向你汇报。”
钱林听了周剑非的回答有些不高兴。你周剑非是怎么哪，如此迟钝！我叫你来是为了什么，你心里应当有数。既然我已经直截了当地向你推荐，你就应当相信我，还对我卖什么关子？但他并没有发作，却面挂微笑地说：
“在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孩子，还有什么需要考需要查的嘛？他老子抗日战争中就跟着我，文化不高，本事不大，干了一辈子得了个处级离休，还不是正式而是享受！”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重新整理思路，时间不长最多分把钟，然后说：
“冯唐这孩子随他老子来过我这里几次，最近一二年是单独来的。只要他从三江回省城差不多都会来看我的。我看他谈吐不凡，很有见解。想不到三拳打不出两句话的老子生出了这么个出色的儿子。老子忠心耿耿一辈子，儿子也不会含糊的。用这样的青年人来接班，我们这些老家伙放心！”
他又停了一下，继续说：
“当然罗，按你们现在的规定办，什么民主推荐，民意测验，还有什么？”
周剑非连忙回答：
“还有民主评议。”
“对了，”钱林笑道，“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三民‘三民主义’！”
他哈哈地笑了，笑过之后又说：
“还是按你们的规定办，唉，按既定方针办嘛，哈哈！不过我希望不要因那个‘三民’而埋没了人才！其实嘛，三民、四民，到头来还不是书记一句话！”
话的分量如此之重，叫周剑非怎样回答，他又能怎样回答呢？便只好唯唯诺诺，含糊其词了。
见钱林要说的话已经说完，周剑非意识到请教的时刻来了，便说：
“钱老，我一接到任命通知就想要向你请教的，正好趁今天的机会请你指点指点，看看要注意哪些问题。你是省里的老领导又分管过这一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应当认真听听你的意见。”
听周剑非说要向自己请教，钱林显得很高兴。眼前这个中年人虽说过去当过自己的秘书，属于朝夕侍候在侧，成天为自己服务的随员，但人家现在毕竟是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了啊！
一时兴起，他摹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绕着客厅走了一圈，然后在周剑非面前停住，以十分欣赏的目光看着他，说：
“你这样做很对，小周，不仅要听我的意见，也要听听其他老同志的意见，集思广益嘛！”
他又坐回到沙发上沉思片刻，依然带着十分兴奋甚至有几分得意的表情说：
“你向我请教，我倒首先想到了两句诗，一句是毛主席的：‘无限风光在险峰’！是在哪一首诗上？”
他停下来问周剑非。
“题庐山仙人洞。”
周剑非回答。
“对”，钱林接着说，“这意思就不用我来解释了。还有一句是苏东坡的，‘高处不胜寒！’这又是哪一首里的句子呀？”
这位具有师范学历的老前辈并不是自己不清楚这一名句出自苏东坡的哪一首词，也并不是有心要考一下周剑非，看他知不知道。不，目的是为了加重语气，引起对方的注意，这大概也是一种表达艺术吧。
周剑非自然深领其用意，微笑着回答了。
钱林听了笑道：
“好，高处不胜寒，无限风光在险峰，这就是你当前的处境，明白了吧？”
不等周剑非回答，钱林却来了个自问自答，一句一顿地说：
“对苏东坡那句话我完全是借用，就是说在上层工作情况复杂，是非很多。特别是你现在担任的工作，更是矛盾的集中点。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把目光对着你，你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不同的看法和议论，有人叫好，有人骂娘甚至告你任人唯亲，重用坏人如此等等。你准备着在这样的环境中过日子吧，这就叫无限风光在险峰！反过来说，什么都平平淡淡，无人颂扬也无人骂娘，那才难受！当然罗，如果只是一片叫好声，百分之百拥护也不见得好，也许因为你不坚持原则，有求必应。做你这项工作，不可能不得罪人的。”
周剑非洗耳恭听，觉得受益匪浅，他忽然想起临上任时来自朋友的那句警告：“那是折寿的工作。”
高处不胜寒，折寿的工作，无限风光在险峰！周剑非暗暗地品尝着这三句话，觉得很有味道，却又听到钱老在继续发挥宏论了：
“我刚才说了一通只是一个大前提，或者叫它前言、序论、纲要也都可以。你也许会觉得太笼统了对不对？我就给你来几条具体的，当然仅供参考！”
他哈哈地笑了，笑得很得意，显出一种自信、深广、居高临下的姿态，大有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气势，说：
“这第一嘛，就是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切按中央的指示办，老老实实不折不扣，不要耍花点子。当然也要有创造精神，那就是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不是要你去另搞一套。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想到脱离中央的精神另搞一套就是你犯错误的开始。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了，即使错了你也只不过是执行嘛，总结经验嘛。责任不由你来负。但有一条你按照哪个文件办的按照什么人的指示办的，必须记得一清二楚，否则有口难辩！‘四清’中有人要抓我的辫子，我据理力争，哪一条是根据中央什么文件办的，哪一条是根据毛主席的哪次讲话精神为依据！怎么着？你还敢怀疑中央？‘文革’乱了套不容分说，有口难辩那又另当别论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若有所思，然后问道：“省委现在怎么样？”虽然问题既不明确也使人突然，周剑非还是猜到了，便回答道：“一切如常，没有什么。”钱林听了说：“那就好嘛！”他反问周剑非：“我说到哪里啦？”周剑非回答：“你说了第一条。”钱林把手一甩：“管它第几条，就是这么慎重一些就是了。”
稍停片刻，他忽然带着激动的情绪以同样激动的语气说：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显得更为突出，那就是怎么对待老干部。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这就不用说了。我这里说的老干部是指离休范围的老家伙们，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现在大部分都已退出政治舞台，但是他们心里不平衡呀！知道吗？心里不平衡！”
钱林站了起来，又在客厅里绕了一个圈，正如影视上经常看见的大首长们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的行为动作，然后停在周剑非的面前，声音宏亮感情激越，像是面对千百万听众：
“他们忠心耿耿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也坎坎坷坷生活了一辈子，至少大部分是这样。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有哪一个幸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像我这种情况还算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恢复工作了。有许多人一直到了八十年代才恢复工作，屁股还没坐热又让椅子了！”
他停顿一下，又加重了语气：
“让椅子嘛，该让还得让，我们的事业要有接班人。但让得太急就让出了一个心里不平衡。过去说老中青，突然一下子老的一个不要了，越年轻越革命，越老越反动！这样行吗？说实在话许多老同志不放心，就是不放心！”
钱林说得太激动不得不再一次停下来自我调节自己的情绪，足足停了两三分钟语气才缓和下来。
“这也罢了，从大局出发早退迟退都要退，让年轻人先上来干干看，趁这些老家伙还活着。可现在越逼越紧，连奉献余热听说都不允许了，叫我们健康、健康、再健康！健康个屁，这等于叫这些老家伙不问天下事，一心等待火葬场！”
钱林又激动起来，说不下去了。
一直静坐一旁洗耳恭听的周剑非本来是拿定主意只听不说的，但看见他的老上级如此激动，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也不能用点头微笑的表情来敷衍了。但说什么呢？乘钱林激动地停下来的一瞬间，他迅速思考并形成了一个答案，然后微笑地望着自己的老上级说了一通话。
他的话不多，但贴切、动听。大意是老干部的历史是同中国革命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尊重老干部也就是尊重革命历史；老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这句话，他认为不仅因为老干部在长期革命历程中作过奉献、立过功劳，还因为老干部有革命经验，可以对中青年干部进行传帮带；老干部们虽然已退出现职，但是可发挥余热的范围是很广阔的。他列举了自己刚刚离开的松岭地区发挥老干部作用的种种途径：搞调查研究，整党，考察干部，经济咨询等等。当然，钱老所提到的有些事，例如屁股没坐热就让椅子等，他回避了，这类事叫他怎么回答呢？
周剑非的一席话说得钱林心里暖和和的。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是久握权柄退下来的人，最注意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特别是新当权者对自己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是区分干部中正人君子和势利小人的重要标志。自己的老秘书、新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周剑非显然属于前一种人了。听了周剑非的一番话他不仅消了气而且很高兴，情不自禁地拍拍周剑非的肩头，连连地说：
“小周，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然后坐了下来，依然坐在周剑非对面的沙发上，兴奋地说：
“有了你们这样的人来接班，我们这些老家伙就放心了！”
钱林坐在周剑非对面，用欣赏和赞许的目光盯他，竟然有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来，那神情大有诸门生碌碌，唯此生贤耳的味道。岂不是吗，就拿给他钱林当过秘书的人来说，前前后后不下十余人了吧，但达到周剑非这么高职务的就只有他一人，而且如此之懂事、明理！
钱林兴奋而又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忽然看看表说：
“哟，时间不早哪，都十点钟了你忙去，我也要休息了。”
周剑非忙起身告辞，钱林送到客厅门口，握握手说：
“冯唐的事你看着办吧！”
三
冯唐在黄昏时回到省城的家，他在院子里和司机分手要他晚上八点钟来接他。司机于是自己开车寻找住处去了，其实在省城他熟门熟路，不是住省政府招待所就是住冯唐原来那个厅的招待所，彼此熟悉也不用登记就可进房间的。
冯唐自己会开车并领有驾驶证，节假日回家他从来不带驾驶员。那样自由自在，带上娇妻驾车逛逛公园、商店或是串串门子，打听议论省里的要闻、轶事，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这种享受上了年纪的干部哪怕是高级干部是得不到的，即使年龄和他冯唐相当的中青年干部，也不是人人可以享受，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如此。这是近几年来在干部队伍中刚刚出现的新事物，他冯唐走在前面了，故而不自觉地有些自得。在三江市冯唐进进出出也多半是自己开车，虽说地师级干部没有专车却可以“固定使用”呀，他“固定使用”了车子，却让那随车固定的司机闲得发慌。
这次不同，他是因公上省跑项目，三江市计委、经委和财政部门的队伍预定后天到达，特别是他还决定要去拜访一些上层人士，能自己开车到这些机关和人家去吗？至少在眼前，或者用方言土语来说，“现而今眼目下”一个领导干部自己驾车是会降低身份甚至被看作轻浮的，这里是处于半封闭状态的内地而不是沿海。他冯唐深知其中的奥秘，故而把那个闲得发慌的司机带来了。
冯唐和司机分手上楼，他家住在三楼三室一厅的一套房子里。妻子还没回来，开门的是小保姆。这个小保姆大约十七八岁，长得清秀伶俐，是他从三江市的郊区雇来的
，同他非常熟悉。见他回来了，她便亲热地市长长市长短地说个不停，又忙着彻茶送烟，例将他当成贵宾了。
冯唐接过茶杯对保姆说：
“你快准备晚饭吧，我还有事要出去哩。”
保姆一边答应着便问：
“不等梅大姐回来啦？”
冯唐顺口便回答：
“能等就等，等不来我们就先吃。”
保姆根据自己的经验，觉得冯唐的态度有些反常，但她没说什么便进了厨房。
保姆的感觉是对的，冯唐和梅吟雪是一对有名的恩爱夫妻，要是在平时他一定等她回来才吃饭，可是今天不同，他要争取时间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冯唐将近一个月没回家了，他到卫生间擦擦脸后便习惯性地对三室一厅进行“视察”。一切都使他感到满意、舒畅。客厅和卧室用的是拼花木地板，是他冯唐从三江买回来的。四壁的贴墙纸是淡蓝色暗花，和地板、家具的颜色都很协调，是一种令人舒适的暖色调。至于卫生间厨房上等卫生材料和雪白的砖壁等等那就不用说了。在八十年代的中期一个干部家庭里能有如此堪称豪华的装修确是不多见。反正自己掏钱，别人在赞叹之余也无更多的闲话可说。大家更清楚，冯唐的妻子梅吟雪在一个国营的商业大公司里工作，公司意味着和钱打交道，奖金多、福利好，这点点装修又算得了什么？
冯唐走进那间十五平方米的客厅，忽然发现墙上多了一幅条幅，走近一看，呀，是一幅绝妙的国画：雪盖山顶冰锁瀑布，一树盛开的红梅傲然而立于悬崖之上。真乃“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呀！
这是哪里来的？一看那落款冯唐顿时便明白了，这是他专门为他父亲的老上级、原省委副书记、在这个省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钱林准备的礼物。为了这张画，他冯唐颇费了一番心思也颇费了一番力气。
他先是问他父亲钱林喜爱什么？那位老实巴交的老交通员不明白儿子的用意，便顺口答道：
“他喜爱工作，喜欢骂人，你问这些干什么？”
老交通员说的也是实情，钱林可以说是个废寝忘食的人，为了解决一个难题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战争年代如此，进了城掌了大权也依然如此，老交通员深有体会。性情急躁，见不得办事拖拉不认真的作风，遇到这类事往往开口便骂人，不分时间地点场合，骂得你抬不起头来。对于这一点老交通员也深有体会。然而，儿子问这些干什么？钱老头和自己一样已经离了休，难道你还想到他身边工作？
冯唐见父亲不明白自己的意思，只好挑明话题：
“我是问他在生活上有什么喜爱，也就是除了工作他喜欢什么？”
父亲火了，他盯住儿子足足有分把钟：
“你问这个干什么？人家工作之外的事我怎么知道？吃饭、睡觉、抱老婆，这些你也要打听？你小子安的什么心？”
冯唐不得要领，只好自己冥思苦想。原来在上学的那些年钱林还在位子上，逢年过节他总是要随父亲到钱林家坐坐的。大学毕业回省工作后，他自己也去过几次。当然，都是空手而去，从不带任何礼品，但是他发现钱林的客厅里挂满了字画，每次都发现有“新陈代谢”，书画经常有更新。在钱林家进出，还发现他那小院里种有一丛翠竹，栽了几株梅花。钱林十分珍爱它们，有一回他还看见钱林亲自为梅花剪枝哩。
这么一想，他有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禁不住喜出望外，一个别开生面的送礼方案很快便在脑子里形成了。
他的方案就是投其所好，请名家作一幅画送钱老。本来嘛，他冯唐和钱老之间只有父辈的交情，和自己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更何况他已经下了台。但他深知这位下台元老的分量，他决定来一点“感情投入”有百利而无一害，特别是现在调整班子之际。
事情一旦定下来便勇往直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也是冯唐的性格特征。当他正自思考找省里哪一位画家来完成自己的计划时，一位全国颇有点名气的画家从北京来到省城。那时冯唐正在省里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后喜出望外，立即备了一份厚礼，央求省里一位与这位画家有交情的美术界人士引见。可惜消息知道得晚了一些，当他们那天晚上赶到这位画家所住的宾馆时，他正在整理行装，第二天一早乘飞机回北京。
画家看见自己的老朋友引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来求画，感到很愕然。后来听说他是来为一位德高望众的老同志求画，才面露笑容答应了下来。但时间来不及了，便叫冯唐留下老同志的姓名和收件人的地址，答应回去后很快便画好寄来。
冯唐当下从笔记本上撕纸，写了钱的名字，至于收件人和地址，他写了那位美术界朋友的地址，请他收转。画家看看冯唐递给他的名字和原任省委副书记的头衔，只问了一句话：
“这位老同志喜爱什么？”
冯唐胸有成竹地顺口回答道：
“他喜欢梅花、竹子。”
他为自己有预见有准备而感到兴奋甚至暗暗地有几分自豪。
画家听了哈哈一笑：
“‘松竹梅岁寒三友，桃李杏春风一家’嘛，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传统美德，哈哈，就这样吧！”
第二天画家走了，冯唐也赶回三江市传达省里会议的精神。谁知这位画家还真是言而有信，前后就这么个把月的工夫画就送来了，但怎么没写上钱林的名字呢？最初他有些纳闷，也许是那位画家不小心将他写的名字丢了吧？他一连作了几种设想也难于肯定，后来他释然了！最主要的是落下了作者的名字，说明是他的真笔画就行了。至于为送谁而画那是次要的，他脑子一转，不写也有不写的好处，对，好处多着哩！
这件事他事前没有告诉妻子，难怪她要将它挂在客厅里，要送人的弄脏了怎么办。他找来一个凳子站上去取画，手伸出去又缩回来了。皑皑白雪，一树红梅，他忽然有所发现，妻子的名字不正好就是这幅画的最佳写照。她一定是产生了误解才把画挂在客厅的，如何是好哩？顺水推舟将它作为送妻子的礼物，另找人画幅去送钱老？当然了，这是最佳方案，可是时间来不及哪，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按原订方案办，将它取下给钱老送去，妻子这边好说，她能理解的，实在不行另外找人画一张送她就是了，用同样的构图还不行？
他这么想着站在凳子上犹豫了分把钟，权衡利弊的结果，他决定了将画取下来给钱老送去，今天晚上最迟明天一早送去，这是什么时候？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
他终于伸手去取画，虽然伸出去的手有些发抖，画还是取下来了。正在这时，做事麻利的小保姆已经准备好饭菜前来要他最后敲定是否不等女主人回来就开饭？
这位小保姆可是“参政”意识很强的青年，一见男主人在取那张画，便不觉“呀！”地惊叫了一声，问道：
“冯市长要把它取掉呀，梅大姐大喜欢这张画了，送来的那天她横看竖看也看不够，看了很久很久我们才把它挂上去的。梅大姐还口口声声称赞市长想得周到哩！每天下班回来她也要来客厅看它几眼的。”
小保姆的话说得冯唐又是一阵心跳，但他主意已定哪有回头的道理。他讨厌小保姆多事，你插进来掺乎什么？当然他没批评她，只说了一句，声音有些不自在：
“我们先吃吧，不等了。”
说着便把那张画收卷起来，又找了一张牛皮纸包上，才向饭厅走去。
他刚拿起碗筷，小保姆还没上桌子，女主人梅吟雪便回来了。冯唐连忙起身相迎：
“你提前下班哪？”
梅吟雪抿嘴一笑，用她那传情的眼神送过一个“秋波”，说：
“我会算命，知道今天你要回来。”
冯唐拿眼光瞄着妻子，只见她今天穿的是一身便装：蓝底印花蜡染短袖衬衫，白色薄呢短裙，裸露出一双雪白的臂膀和小腿，体态丰满有线有条，再加上那双多情善感的眼睛，冯唐顿时感到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涌上心头。俗话说“新婚不如久别”，要不是小保姆在场，他真想……然而他忍住了，言不由衷地问了一句：
“你真的知道我回来了？”
“当然，半个钟头之前。”
冯唐一听笑了。
“准是司机小马给你打了电话。”
妻子接过保姆递来的碗筷，撇撇嘴，说：
“那又怎么样，人家比你想得周到呀。我自作多情请假跑回来迎驾，谁知道连吃晚饭也不等我回来哩，真是自找没趣！”
冯唐看见妻子真的有些生气了，便连忙作解释：
“你看你，我要出去办事，所以提前吃饭了，还不是为了办完事早点回来陪你。”
他说着意味深长地瞅着妻子，说真的如果事情不那么急，他又何尝不乐意同她一起呆在家里。
妻子本来是几句气话，听丈夫这么一解释，涌上心头的那股气也就消去了大半，便顺口问道：
“什么了不得的大事非要今天晚上办不可呢？”
对妻子冯唐自然用不着隐晦，便直说了：
“主要是去拜访我那个老同学新上任的组织部长周剑非哪！如果时间还早或者他不在家就去看望钱老。”
梅吟雪听了最初很不以为然，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股刚刚消去的火气又要发作了，但她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对丈夫的事业非常关心，因而也终于领悟了丈夫的动机，她只说了四个字：
“原来如此！”
知妻莫如丈夫，冯唐一听妻说出这四个字时的口气，便完全明白妻子已经理解了自己的用意。果然，不待他再作进一步解释，妻子便又关心地问：
“听说你们那里要补第一把交椅了，已经去了考察组，怎么样哪？”
冯唐点点头：
“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哩！”
他显得很潇洒，似乎对这件事满不在乎。但知夫莫过于妻，他的心事又怎能逃脱梅吟雪的眼光，她楞了丈夫一眼：
“别装蒜了，你不想得到那只鹿子，风尘仆仆而来，马不停蹄登门夜访又是为了什么？”
冯唐完全没有在妻子面前故作镇静的打算，刚才不过是一种习惯性的辞令罢了，于是他以开玩笑的语气接过妻子的话头：
“是呀，登门夜访又是为了什么？考察组就在这两天要回来了，我不提前一步能行？不等你回来我们便提前吃饭可以理解了吧？”
“谁在乎这些，别说提前吃一顿晚饭，提前干什么都行。”
妻子是开玩笑的口气，丈夫也就不在乎了。这么既严肃而又活泼亲热地说着话，一顿晚饭也就吃完了。趁小保姆收拾碗筷去厨房的机会，梅吟雪看看表，八点差一刻，丈夫说过他八点钟去拜会组织部长的，于是便说：
“你带什么东西来没有？总不能空起两只手去吧，家里还有‘五粮液’，你拿两瓶去，还要什么？”
“我就是空起两只手去，什么都不带。”
冯唐斩钉截铁地回答。
梅吟雪不以为然：
“开玩笑，现在都时兴这个，就你独特？”
“不是我独特，平时礼尚往来该送的自然就送。唯独对组织部长不能送，现在又正在考察班子，你去给组织部长送礼，那算什么意思？岂不成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再说那也太俗气了嘛！”
冯唐在妻子面前显出一副高人一筹的神气。梅吟雪瞅了他一眼，那眼神似褒似贬兼而有之，并多少带点儿亲妮的味道说：
“高明！”
接着便又补充了两个字：
“狡猾！”
却始终带着那亲妮加赞许的味儿。
冯唐心领神会，自是得意，反问妻子：
“到底是高明还是狡猾呀？”
梅吟雪楞了他一眼，说：
“在有的时候高明和狡猾是一回事，比如现在的你！”
冯唐哈哈地笑了，他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抓住妻子那雪白柔软如棉的双臂，将她的身子揽人怀中，笑道：
“知我者莫如吟雪也。”
说着便扳过她的头狂吻起来，梅吟雪将他推开，指指紧挨餐室的厨房，亲妮地骂了一句：
“你疯啦！”
厨房里传出洗涤碗筷的响声和小保姆的一声咳嗽，冯唐只好强制住自己冲动的感情坐回原处，一本正经地说：
“其实我也是给他这位部长准备了厚礼的，不见形的厚礼！”
“什么不见形的礼呀？”
梅吟雪好奇地问。
“规划，”冯唐得意地说，“三江市的五年计划和到本世纪末的长远规划。”
“哇，”梅吟雪吃惊地望着丈夫，说，“就是说你今天晚上要抱着几大捆材料，什么表格呀，文字说明呀，重大项目的论证呀，一起抱到组织部去？活见鬼罗！”
冯唐哈哈地笑了，笑得十分得意，那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融自信与自豪于一体，笑过之后说：
“我一张纸也不带去，只带一个脑袋一张嘴！”
为了加重语气和效果，他用手指指脑袋又指指嘴：
“看我这位老同学的时间和兴趣，我可以一张嘴就谈它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甚至三个钟头，只要他肯听！”
“你这个家伙！”
妻子的口气是赞赏的口气，她接着便瞅着丈夫笑了，笑得很动情，似乎又一次发现了丈夫的非凡才能，并因此而感到兴奋。她含情脉脉地瞅着才华出众，前途无量的丈夫，足足有半把分钟，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便问：
“你到钱老家也空起手去？”
一句话提醒了冯唐，他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要来的事终于来了，便只好面对现实，老老实实地说：
“我正要告诉你呢，那幅画就是你挂在客厅的那幅雪地红梅图是请人专为钱老画的，我把它取下来了，今晚或者明天上午就给钱老送去，你知道这也是要赶时间的啦。”
他说完便拿眼光瞅着妻子看她作何反应。果然，梅吟雪听了丈夫的解说，一下子便变了脸色：
“原来如此呀，我是自作多情了，还以为你是专门为我画的，挂在客厅里每天进出都要看它几眼哩！咳，说这些干什么！”
她霍地站起来一扭身便进了卧室。
冯唐连忙起身跟了进去关上卧室的门，伸出双手搂着妻子那纤细柔软的腰，轻声细语地说：
“你听我说，吟雪，你听我说……”
“别来那一套，我不听，不听！”
她挣扎着要从他的控制下摆脱出来，他却将她抱得更紧。两只膀子铁钳似地挟持着她，使她动弹不得，而且感觉到了一股从男人身上发出的强有力的刚性。她不再挣扎了，不吭不声地听着这个紧紧地拥抱着她，使她感到舒适的男人作何解释。
他依然是轻声细语：
“你听我说，这张画我也是刚才回来才看见的，看了画我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太好了这不就是为吟雪画的？那就把它留下来吧，钱老那里我另想办法。但是，仔细一看，不对呀！这是一幅雪里红梅而不是吟雪。于是我转变了念头，要给我的吟雪单独画一张，请我省最有名的画家来画，作为丈夫对爱妻的三十五岁的生日礼物。我已经构思好哪，你看行不行？”
他略为停顿了半分钟，不，顶多十秒钟，一幅吟雪的构思便出现在梅吟雪的面前：
“我的设想是：大地一片皑皑白雪，一位身着大红披风的古装美人——唐装吧——伫立于小楼窗口观雪吟诗，小楼侧面一树盛开的红梅。你看这样的构图行不行，亲爱的？”
这一切自然都是在短短一两分钟之内编出来的，编得原丝合缝，不仅妻子相信了，连编造者的他自己也似乎相信了。或者说就在这一瞬之间，他的确是暗自下了决心，事成之后一定按刚才的构想请人为她画一张，好在离她三十五岁生日还有三个月，来得及的。
妻子没有吭声，依旧让他紧紧地抱着自己，却不自觉地将头往后仰了一下，靠在了他的肩匕。他就势低下头轻轻地扳过她的脸狂吻起来，她也不推不拒就这么由着他摆弄了一阵之后，才说：
“八点了吧，你还不走！”
他一看表，八点过两分了，便松开她往外走，只见驾驶员已经在客厅里等着他了。
当他和驾驶员出了门正要上车的时候，梅吟雪拿着那张他取下来包好的画追出来，将画递给他，说：
“嘿，怎么忘了这个！”
冯唐来到组织部招待所，值班的告诉他周部长吃过晚饭就上办公室去了。冯唐便马不停蹄地来到组织部办公楼，他见三楼的两间屋子亮着灯光便想径直上三楼去，值班员将他挡住了，问明情况后值班员给部长的李秘书通了电话。李秘书下楼来接他，他将冯盾引到三楼的小会议室里，给他沏了一杯茶，说：
“周部长正在和两个人谈话，请冯市长等一等，最多十来分钟就谈完了。”
听那口气已经请示过部长了，冯唐便安心地坐下来等候。果然，还不到十分钟他便听到隔壁办公室的门开了，走道上，传来脚步声和互道再见的告别声。他连忙习惯性地整了整领带，等候秘书传见。虽说是老同学相见，在仪表仪容上冯唐是从来不马虎的。
门开了，进来的不是秘书却是部长本人。不让秘书传唤而是登门迎接，大概是对他冯唐的一种特殊待遇吧？他顿时产生了受宠若惊之感，连忙站起来向部长伸出双手：
“恭喜老同学荣膺重任！”
周剑非同他热烈握手，但对他的“恭喜”似无思想准备也不太习惯，故而没有正面回答，握手落座后问道：
“你哪天回来的？”
“今天下午，回家吃过晚饭就来哪！”
周剑非心里似乎明白了几分，自然不便直说直问，便说：
“你大客气了。”
“应该嘛，”冯唐笑道，“老同学都感到既光荣又高兴，我算过了，我们那个中学还是第一次出了个省级干部哩！”
周剑非又是一阵不习惯，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心里却在暗自嘀咕：第一个？真的吗？或多或少有些乐滋滋的，但顶多分把钟便过去了，正想问冯唐这次来访有什么事？他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往，不喜欢绕圈子。但话还没出口，冯唐却先说了，依然是笑容可掬，语音亲切：
“我就是来看看你，没有别的事，听说你的家还没搬来，就直接上办公室来了。我可是空起两只手来的什么礼物也没带，请勿见怪呀，老同学！”
还不等周剑非回答，他又补充了一句：
“当然，带来了同学老友的情意！”
“这样最好！”
周剑非笑道，看得出来他是真的高兴，他欣赏这种不带礼物的行为。他说：
“过去在地委我最头痛这件事，现在刚刚到组织部又碰上了。别人把东西拿来了说是一点点心意，又不是什么贵重礼物，你一律不收？不合中国的传统人情，你一律收下还得了。后来我自己作了个几不收的规定：正在考察准备提拔者送的礼物不收；正在要求落实政策者送的礼物不收；要求调动者送的礼物不收；为子女和亲友安排工作者送的礼物不收等等。来到组织部又重申了这些规定，还是挡不住。”说得他自己和冯唐都笑了。笑过之后冯唐说：
“幸亏我今晚没带东西来，我们正在考察班子，属于你那几不收的范围哩！”
两个人又笑了。冯唐暗自得意，这一着走对了，否则弄巧成拙岂不坏了大事。既然已经点出了考察班子的事，他便等待着周剑非的反应以便相机行事。他已经想好一套他自己感到满意的对答方案。
周剑非却对那“考察班子”的事只字不提，还在“礼物”上作文章，他说：
“其实嘛，走亲串友带点小礼物是中国的传统，城市不用说了，我小时候在家里，农民走亲戚是穷是富都要去场上买一包点心，还要用一张红纸封上表示喜庆！你说他都带有什么意图？但是当了领导干部还是不收的好，这就要做说服工作，要得罪人，一件小事却得罪了人，说你架子大或者嫌东西少了，如此等等，真没办法。”
冯唐也附和了一阵，说自己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
如此地消磨了十来分钟，周剑非终于像想起了什么似地发问了：
“你这次回来是办事还是探亲？”
机会终于来了，他冯唐今晚上来就是等你这位组织部长提出这样的问题，以便自己送上珍贵而又无形的礼物，让你欣然收下而又不自觉的礼物，于是他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这次来主要是找省计委汇报我们的五年规划，请他们审查批准，还要重点谈几个项目。其次就是办理出国手续，应日本一个株式会社邀请组团出访。”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等候周剑非的反应。
周剑非只“哦”了一声似乎并没有深问下去的意思，这也难怪，这类事并不是他的业务范围嘛。事情已经提出来了，他冯唐自然是不愿放过这一机会的了，于是不等周剑非再次发问，便主动说道：
“我们市的五年规划，去年在省委召开的领导干部会上我发过言，你也许还记得吧？”
周剑非点点头，表示记得。当然他并没有说出当时对冯唐的印象。冯唐却是不管主人愿不愿听便滔滔不绝地谈起来了。他说：
“一年来我们又进一步作了多次修改，大家都反映比初稿实在得多了，符合我们的市情了，可称为积极稳妥的规划了，所以要我来向省里请示。”
周剑非听说那规划作了多次修改，比过去实在得多了，便产生了兴趣。虽然他的业务是组织工作，但他同时是省委常委，是集体领导成员之一，对全省乃至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大事都理所当然地应当关心的。因此他问冯唐：
“比上次主要修改了哪些内容？”
机会来了，冯唐振振精神，便一五一十地说开了。他当然不仅仅是说修改的部分，而是将他们修改后的全部规划内容：长远目标、近期要求、主要措施、支柱产业，全部倾泻而出。正如他对妻子所说的“不带一张纸片”，但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指标，每一个支柱产业的可行性论证都谈得一清二楚，使人信服地看到了三江市美好的前景。
说真的，冯唐的滔滔而谈吸引了周剑非。在他的感觉中和去年在省委领导干部会上所听到的发言相比：规划成熟，更重要的是冯唐成熟了。虽然依旧是口若悬河，所谈的内容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也就是说都是实在的，可靠的。周剑非十分清楚，如果他不是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付出大量的劳动，他绝对不会达到如此“倒背如流”的程度。
由于感兴趣，冯唐边谈周剑非边插问，时间消磨得很快。当谈话不得不结束时，冯唐看看表，晚上十一点差十分。
周剑非满意地将他的老同学送下楼来，送到汽车旁边。当然，他也要回招待所了。当他和冯唐握手告别时，他忽然想起了“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那句话。
回家的路上冯唐异常兴奋，他此次回省城的目的，可以说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完满地达到了。如果说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场竞争，他十分清楚自己赢了第一个回合，得了第一分。
回到家冯唐发现妻子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显然是一直在等他回来。窗前写字台上的录放机里还放着流行歌曲，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他把录放机关了，很想叫醒妻子将今晚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她，让她也分享一下胜利的喜悦。然而，当他发现妻子那迷人的睡态时，禁不住一阵冲动，明天再告诉她也不迟呀。他轻脚轻手地托起妻子柔软的身体，向几步之外的床边走去。
其实梅吟雪并没有睡着，她一直在等待冯唐夜访归来。最初她看电视，后来便一直在听录放机，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听到冯唐开门进来便故意闭上了眼睛。当冯唐伸出双臂将她托起时，久等中产生的怒气顿然消失。作为回应，她伸出右臂紧紧地挽住了丈夫的脖子。
第二天早上冯唐一直睡到八点半钟，当他终于起床时妻子已经上班去了。他洗过脸漫不经心地吃着小保姆为他准备的早点，回忆着昨晚的种种，那余味依然萦绕心头，精神又振奋起来了。按照预定计划他今天上午拜访钱老，给他送画去。昨夜同周剑非谈得太晚，只好改计划。
冯唐来到钱林家时，钱林已经做过早锻炼，吃过早点，正在小院子里修整花木。见冯唐进来便问道：
“小冯，哪天回来的？”
冯唐停在他身边笑道：
“昨天晚上，钱老。本来昨晚上我想来看望你老人家的，时间太晚了怕影响您休息才改到现在来。”
钱林依旧拨弄着一株腊梅，听了冯唐的话便笑道：
“看你这孩子那一张嘴吧呀，你老子十个也顶不上哩！”
冯唐连忙笑着举起了手中的画卷，说：
“钱老，在你老人家面前我敢说谎！本来我该来看望你老人家了，再加上昨天一回来我就收到专门请人为你老人家作的画，自然要赶快送来哪！”
钱林一听冯唐是给他送画来的，立刻便乐不可支，将手中的小锄头往地上一放，擦擦手，说：
“给我送画来？好呀，走，到屋里看看去，哪一位画家画的呀？”
冯唐说出了画家的名字，钱林一听到那名字，兴奋地回头拍拍冯唐的肩膀夸奖地说：
“好小子你真有本事！”
他们进了客厅也来不及坐下叙谈，冯唐便将那幅画在茶几上展开了。钱林弯着腰认真观赏，看得很起劲，很兴奋。
他的目光首先是在画作者的名字上停了分把钟，兴奋地说：
“小冯你不简单呀，将这样的名家都请动了，我真要感谢你哩！”
冯唐连忙说：
“钱老你见外了，我们做晚辈的为你老人家效点劳是应当的，感谢就不敢当了。至于请动了这样的名家，那就全凭你老的声望哪．我们算得了什么！人家听说是为你老人家作画才欣然同意的。”
钱林高兴得哈哈地笑了，说：
“你怎么不请人家来我这里坐坐，喝一杯酒也好嘛！”
冯唐说：
“我费了好大的力才找到他，那时他已经订好飞机票第二天就要回北京了，这幅画是他回北京之后画了带来的。”
钱林听了越是对冯唐产生了好感，兴奋和感谢之情溢于言表：
“那就难为你啦。”
说着又弯下腰继续看画，他对画的构图、技巧都十分欣赏。在赞不绝口之余，{奇书手机电子书网}却忽然若有所思，便抬头问冯唐：
“不对呀小冯，按照构图是将我比成了红梅，是吗？可我怎么是站在冰天雪地里呢？”他说着将手指指窗外，窗外是万里蓝天：“你看，现在不是阳光普照吗？”
冯唐听了最初是心头一愣，当时画家只问他“这位老同志喜次什么”，他也只是顺口回答“他喜欢松竹梅。”他并没有给画家出什么点子，这画的构图用意何在他也没有想过，只觉得意境很好。谁知老头子竟提出这样的问题呢？但冯唐毕竟是冯唐，听了钱林的提问，他脑子迅速地来了个急转弯，时间不过几秒钟便有了答案．笑道：
“钱老，这你就不明白了。人家构画的意思是做寒怒放的红梅，自然是指你老在困境中，主要是‘四清’和‘文革’中表现出来的骨气。正如陈老总诗中所说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嘛。画家之所以肯为你老作画，就是因为听了你老在‘文革’中那种铁骨铮铮，不卑不屈的表现哩！那满天大雪指的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也就是‘四清’特别是‘文革’，绝不是指我们的社会制度！”
他发现钱林听得入了耳，脸上泛起了喜悦的神情，便爽性地谈到了一件亲自目睹的事。他说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冬天，一天晚上他因事路过市府广场，省里那个最大的造反组织正在召开批斗大会，对象就是钱林。他身不由己地停下看了几分钟，那激动之情使他终身难忘。“在那种震天动地的吼叫声中，你就是不承认你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这难道不是傲雪的红梅呀，钱老？”
冯唐的一席话说得钱林眉开眼笑：
“好小子，你这一张嘴呀！好吧，就依你的解释。我们把它挂起来。”
说着他顺手拉过一张凳子指指壁上一处地方要冯唐站上去挂画。他那已经琳琅满目的字画室里竟然还有一个空位，好像是专为这张画留下来的。
挂好画钱林又仁立在地上欣赏了一阵才在他会客时常坐的那张背窗面门的沙发上落座，冯唐也紧挨他的身边坐下。钱林又将冯唐夸奖了一番，又问他父母亲的身体怎样，弟弟妹妹们上学和工作的情况，显出了老领导对旧下属的关心。谈了一阵家务事钱林问冯唐：
“听说你们那里要换一把手，省里去了考察组，结束了没有？”
冯唐回答说：
“听说这两天回省汇报。”
他觉得言犹未尽又连忙补充道：
“这件事我没过问，我抓我的业务。”
钱林听了说：
“对，不要去过问，那是组织上的事，个人服从组织安排，这是一条原则，是党的传统。你们这一代青年人好像不太在乎这些了，说什么要转变观念，善于推销自己！乱弹琴！把自己当商品啦！”
冯唐听得出了冷汗，但依然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钱老放心，这个道理我是懂得的，在任何情况下不公开向组织伸手要官，这是我的行为准则。”
钱林听了很高兴，说：
“这就对了。干什么合适，是否要提拔这是组织上的事。个人的责任是把分内的工作干好，其他的事不要去管它。”
他稍有停顿又说道：
“当然罗，所谓组织包括的范围很广，也包括我们这些老家伙在内。我们干了一辈子革命，入党五十多年了，江山是我们跟着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有权力也有责任推荐干部。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冯唐连忙回答说；
“我懂，钱老，我懂！”
他确实听懂了钱林话中的意思，虽然钱林态度严肃，但他的话注入冯唐心中，他感到的不是可怕而是高兴。
钱林大概是觉得儒子可教吧，一时高兴干脆把心里的话全部掏出来了。他望望身边的冯唐，说：
“我就向小周，就是组织部长啦，推荐了你。革命干部的后代，看着长大的孩子，只要为人正派工作踏实，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冯唐按捺不住一阵兴奋，差一点说出“是是”或者“对对”一类的答词来了。幸亏他的脑子转得快，连忙说：
“我个人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感谢老前辈的关心。”
“这就对了，”钱林说：“要说的话由我们出面去说，你见了小周虽说你们俩是老同学，反正你见了他不要提这件事，懂吗？”
“我懂，钱老，”冯唐冲口而出：“他虽然是我的老同学，但见了他我决不谈这类事的。”
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觉得有些发慌，好像自己说了假话。但他迅即便镇定下来了，他昨天晚上是拜访了周剑非，但谈的都是公事，丝毫未提及个人的事呀，他冯唐没有说谎！这么一想，他也就心安理得了。
从钱林家告辞回家，妻子还没有下班归来，小保姆正在厨房中准备午饭。他问她有人来过电话没有？她回答说：
“有个姓刘的打来电话，说他们上午到了，住厅招待所，下午是不是去汇报请你回来后给他打电话，他留下电话号码的，是6811706。”
冯唐笑了，这个姑娘还真机灵，不用动笔就把电话号码记在脑里了。至于“厅招待所”他不用再去打听是哪个厅了，这名词已经成了他们家里的习惯用语，就是指的冯唐工作过的厅，他们的居室也是属于这个厅的。他于是便按照小保姆说的号码给三江市来的市计委刘主任打电话，下达午后两点半上省计委汇报的指令，并要他先向计委联系。末了他问：
“东西都带来了吗？”
对方回答：
“全带来啦，综合报告专题材料外加各种表格一份不少，赶了两个通宵哩。”
冯唐知道他误解了自己的意思，有些生气但却语调平和地说：
“我说的不是材料，材料不带来还汇报什么？我的意思是……”
还不待他说完，对方立即便明白了，插断他的话笑道：
“都带来了，我们中午就送到各家去，个别送，你放心！”
冯唐一听真的放心了。他经过客厅来到阳台上，心情舒畅地观察四周的景色。连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奇怪，过去自己对这座生他养他的城市印象极差：脏乱差的典型！今天却突然一下子变了，变得很像一回事了。不远的地方有两座二十层以上的高楼正在崛起，向街道两边望去，人行道上绿树成荫，车流如潮，一切都充满了生机。
他微闭双眼回味着自昨天晚上到现在的经历：短短十多个钟头，收获不小啊！打了两个胜仗，对，两个胜仗！那好，下午去打第三个胜仗，一定要取胜，一定能取胜！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妻子的声音，他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离开阳台回屋里去，伸开双臂迎接妻子的归来。
四
省委书记赵一浩和妻子田融正在家里的小餐厅里早餐，卧室里红机子的铃声响了。田融首先站起来去接电话，并很快回来告诉丈夫：
“北京电话。”
“谁？”赵一浩问，他依然在大口地吃着面条。
田融说出了一个名字，赵一浩一听立即放下筷子去接电话。时间并不长，回来时妻子发现丈夫的脸上隐隐地有一层阴云，淡淡的阴云，也许只有为妻子的她才能发现。她下意识地感到有些心跳
，连忙问：
“他说了什么？”
赵一浩只答了一句话：
“上面要来考查组。”
各种各样的考察组、调查组、工作组你来我往，司空见惯。决不会引起丈夫的思想波动，而且她心里明白刚才的电话不是正式通知，而是，而是什么？是关心者的“暗通消息”。她立刻意识到事情非比寻常，便问丈夫：
“哪个部门派出的？”
赵一浩漫不经心地吃着面条，说：
“据说叫中组部调查组或考察组，他也没听清楚。”
田融又是一惊，下意识地问：
“他们来调查什么？”
“还用问，据说是调查省委班子，冲着我来的呗。”
赵一浩说着扒完了碗中的面条，站起身来向卧室走去。田融早已吃了，便也起身跟随丈夫进了卧室。她立刻联系到了最近流传的一些谣言，说省委在经济发展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标新立异提出什么“四个轮子一齐转”，违背了中央的方针。因而感到很蹊跷，又问道：
“来的是什么人？”
赵一浩说：
“听说为首的是中顾委常委，还有两个部级老同志及一些司处级干部，规格挺高哩！”
田融心里又是一惊，她瞄瞄丈夫却发现他似乎已经镇定自若，连刚才脸上那层只有她才能发现的阴云也消失了。她就是喜欢丈夫这种临危不惧的性格。临危？危了吗？这仅仅是一种预感罢了，有什么了不起的，难道还要搞随意上纲上线那一套？她想说几句安慰和鼓励丈夫的话，却又觉得为时过早，终于什么也没说两人便各自上班去了。
赵一浩来到办公室，习惯性地打开秘书事先放在写字台上的“急批”文件夹，却还在想着刚才北京的电话，有点心神不定。正在这时，桌上的红机铃响了，是组织部长周剑非打来的。他告诉省委书记，刚才接到中央组织部的电话；中组部考察组将于明天来省城，对省委班子的运转情况作“例行考察”。周剑非正要念考察组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却被赵一浩打断了，他对周剑非说：
“你到我这里来一趟吧。”
周剑非放下电话就过去了，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他自然没有要车也没有叫秘书跟上，只告诉他自己的行踪，说了句：“我到赵书记那里去。”便走了。
赵一浩正坐在写字台前提笔批阅文件，见周剑非来了便放下笔示意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接过周剑非手中的电话记录反复看了两遍，把它还给周剑非，说了一句：
“好嘛，欢迎他们来。”
周剑非看出来了，书记表现得很镇静，可谓不露声色，但是作为熟悉赵一浩的他，隐隐地感到书记有心事。
他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才好，便挥挥手中的电话记录：
“这几个人你熟悉？”
赵一浩淡淡地说：
“不熟悉，但知道。”
他于是将三个人的身份和经历简要地告诉了周剑非。三个人的高身份深资历使周剑非又一次感到这次的考察不同寻常。他觉得有必要将自己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告诉书记，好让他心中有数。昨天晚上从钱林家回来后他便慎重考虑过了，一种知遇之恩和朋友之情的潜意识使他作出向赵一浩通报的决策，不管后果如何。于是便从昨天晚上到钱林处通报情况说起，谈到了钱林反映的谣言种种以及自己听到的一些传闻。他发现赵一浩在认真地听，虽然不动声色却隐隐地显出内心的激动。这种内心的激动只有善于观察并熟知对方如周剑非者，才能体察得出来。他想说点安慰的话，但还没想好却听到赵一浩说话了，表情依旧是淡淡的。他说：
“自己生的儿子自己最清楚，别人要怎么歪曲、造谣，让他们去说吧，别管它；也无法管呀。”
是呀，歪曲事实，随心所欲地造谣，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成了天赋的权利，想造什么谣就造什么谣。各种各样的谣言也可以自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框子里去，让你奈何不得！
周剑非正想着这类事纳闷，赵一浩又说：
“老周，我倒是在考虑一件事，中组部的考察组来了，你这个组织部长却又走了，这样好吗？”
原来周剑非在常委会上提出，三江考察组对市长人选碰到了难题：包括考察组本身看法不一致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因此，他想自己去一趟三江，赵一浩当即便同意了。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故而提了这一问题。
周剑非接到电话通知后，脑子里也想过这件事，但他想有赵一浩在就好办，让吴泽康他们做好接待服务就行了。于是说：
“我想问题不大吧，反正有你在，具体工作有吴泽康他们来做，我去抓紧时间办完要办的事就回来。”
赵一浩说：
“我倒有一个想法，你在家我去三江。他们来了想找什么人谈就安排什么人同他们谈，不要打半点折扣。你们只服务不参与，当然人家也不会让你们参与的。如果他们要找我谈，就说我的意思，把我放在最后一个。还可以告诉他们，我早已决定要下去的，这次趁三江有班子调整就顺便去三江了。”
周剑非冲口而出说：
“这样恐怕不妥吧？”
他直觉地感到书记的这种举措有些异常。从理论上来讲中组部的考察组由省委组织部对口接待是合常规的，但从实际来看就不是那样了。按贯例中组部来了个一般的领导干部，省委书记都要接见的，而且还要“共进晚餐”什么的，何况如此高的规格哩！
赵一浩淡淡一笑，说：
“没有什么不好的，这样也许对他们的考察更方便一些，反正如果要找我谈我最后回来谈就是了。”
他说到这里干脆又加上一句：
“人家是来考察省委班子的，理所当然我是被考察的第一对象，老是在人家周围转来转去的于什么？你自然也是被考察的对象，不过职责所在躲不开哪。我建议你也不必一天到晚跟着他们，从飞机场接来安顿好住处，商量一个日程，然后派一个处长当联络员住在招待所听调遣就行了。你哩，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是不要离开省城，随叫随到就行。”
周剑非全明白了，赵一浩是有意回避，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其心情可以理解。而且可以说这是一种高明的举措，比围着考察组转高明多了。但他还是为赵一浩担心，这样做会不会使考察组产生误解？于是他建议：
“是不是等他们来了见个面再下去更好一些？”
赵一浩毫不犹豫地说：
“见了面也许就走不成了，再说三江那边也不能耽误呀。”
周剑非不再说什么，他知道赵一浩的脾气，决定了的事没有特殊情况是决不会改变的。他于是便和赵一浩商量操作方案。赵一浩提出叫吴泽康同他一起去，他去三江是全面考察，对班子问题只听听汇报，和市委、市人大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出头露面的事让吴泽康去办。他自己则要到三江市辖的几个县跑跑，看看今年的经济情况。
周剑非不好再说什么，赵一浩说：
“那就这么办，我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就走，吴泽康你去通知，要叫他们带足所需的材料。我们经常保持联系吧。”
“我每天和你电话联系一次，”周剑非说着站起身来和赵一浩握手，“那就这样吧，我回去布置。”
他们的手握得很紧，体现了一种理解、信任和默契。
第二天一早，赵一借一行动身去三江。按他的习惯乘的是一台十二座面包车，除赵一浩自己之外，还有组织部的吴泽康、省委副秘书长薛以明、秘书、警卫及办公厅的两个处长，一台面包年也就可称满载了。
吴泽康是第一次陪省委书记出差，摸不清脾性，不便多说话只把眼光朝向窗外以观山景。办公厅的几个人都是经常同赵一浩道下乡下厂的，知道他的喜怒好恶，车子出了省城便天南地北地谈开了，赵一浩自己也很快加入进来，车内的空气顿时便活跃起来。
在这种场合大家都知道不便谈政治上的事，一般也不宜谈日常工作上的事。于是便天南地北摆故事说笑话。省委副秘书长薛以明是广东人但普通话说得很好，基本上没有什么广东味了。车内的话题东转西转忽然转到了广东人说普通话，赵一浩带头说了一个笑话：六四年他们那个大学的毕业班下湖北参加“四清”。班上有一个广东同学，他对生产队长说天要下雨了，你们的稻草赶快收一收。说出来的却是：天要下汝哪，你们的倒桥要赶快修一修。弄得生产队长莫名其妙，说：张同志，我们那座桥没有倒呀，我刚从桥上过来的。这位同学比手划脚地解释，越说越说不清楚，后来他去了才当了这位广东人的翻译。一阵笑声过后，薛以明自己接过话头一连说了几个广东人说普通话的笑话，引来满车轰然大笑。其中一个是：广东人到北方一个中等城市当了市长，开大会作报告，他说郊区一定要管好，否则城里的坏人都跑到那里去了。他说出来的却是：娇妻一定要管好，否则坏人都跑到那里去了。那天他作的是整顿治安的报告，大家正在为“娇妻”发问发笑，却又听见他说：办案子要先女后男！会场又是一阵轰动，弄了大半天才弄清楚了，市长说的是办案子要先易后难，把那“易”的音说成“女”的音了。
就这样一路春风满车欢笑，从省城到三江的一百多公里路程很快便过去了。全车的人没有一个会想到或者看出省委书记有什么心事。
以卫亦前为首的“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在市委招待所恭候赵一浩一行。下午，照例由市委、市政府向省委书记汇报全面情况，主要是经济工作情况。晚上他想先听听两个考察组长的意见，但专门为上级领导安装的红机响了。是周剑非打来的。赵一浩接过电话后双眉紧锁，但不露声色地对等候一旁的吴泽康说：“情况有变化，快去通知市委和考察组的同志到楼下开会。”
大家走进会客室发现省委书记已经坐在里面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每个人都在注意观察，但他们都没能从赵一浩的表情上得到要领。出现在眼前的赵一浩表情平静，刚才省里打过来的电话似乎并没有引起他的情绪有任何波动。
大家各自找位子坐下，纳闷地或好奇地等待着赵一浩发布爆炸性的新闻，没有特殊事，怎么会这样呢？
赵一浩“发布新闻”了，但语气平淡、话语简单，只有短短的几句话：
“省里打来电话，有件事要我回去处理一下，我明天一早就走。其余的同志继续留下，按分工各行其事。”
在坐的人都觉得纳闷却又不好打听，只好连声表态，语言不同意思一样：一定按书记的吩咐办。
第二天一早市委派一部刚接来不久的皇冠车送赵一浩返省城，除了秘书和警卫员随行之外，其余都属于“各行其事”者留下了。
话分两头：赵一浩一行离开省城的当天下午，周剑非带上秘书、省委管行政的副秘书长、接待处长等人到飞机场接中组部考察组。谁知飞机晚点两个多小时。当那架装有四个发动机的依尔十八终于在机场徐徐降落时，黄昏的帷幕已经在地平线上展开。
三位老年人领着十多个中青年干部走下飞机，一位自称是中组部的年轻人急步上前依次向周剑非介绍：
“这位是张老，这位是刘老，这位是李老，这位是中组部宋局长。”他将三者加一局长介绍之后，其余的人就没有再介绍。介绍多了也记不住，反正以后会慢慢认识的。
周剑非只说了一句话：
“请同志们上车吧。”
将客人送到招待所安排周全回家吃过晚饭之后，周剑非领着组织部一位副处长，携带本省厅级以上干部花名册去和考察组商定日程。去一位副处长当联络员这是贯例，主要任务是通知前来谈话的省、厅级干部及其他联络事项。
周剑非到达招待所时，客人已吃过晚饭，“三老一局”正坐在张老大套间的会客室里商量事情。见周剑非来了，张老半撑起身子同他握握手又指指对面一张单人沙发示意他坐下。周剑非和其余三个人一一握手后落座，向在座者介绍了吴副处长并将干部名册给了宋局长，然后说：
“正好三者和宋局长都在这里，为了便于安排活动，是不是商定一个日程表呢？”
他的话音刚落，张老以平静的口气问道：
“怎么不见一浩同志呢？”
这位中顾委常委七十六岁了，看上去身体健康头脑绝对清楚。周剑非已经获知，他是一九二七年十四五岁时便投身革命的，一生经历过不少坎坷，也闪烁过很多辉煌，担任过党、政、军一连串要职，是一位很有身份的老前辈。
周剑非没有料到考察组会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只好如实回答：
“一浩同志下乡去了，他告诉我接待安排考察组，他过几天就回来。”
周剑非可谓做到了“如实回答”四个字：下乡去了，叫他接待，过几天才能回来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事实。但他巧妙地省略了一个重要情节：赵一浩是下乡之后才知道考察组要来的消息呢，还是知道考察组要来的消息后今天早上才离开的？幸亏三老一局都没有追问，追问也不要紧，他早已对策在胸了：三江市调整班子出现了复杂情况，早已定了省里要去领导干部处理这件事如此等等。又是实情实理，并没半点虚假之处。至于原先定的是他周剑非去，后来临时改为由赵一浩去的事，他相信考察组不会问得这么细，那不是近乎审讯了？
果然，三老一局都没有过问赵一浩什么时候下去的细节，张老听了周剑非的回答，像是经过了商量似的，说道：
“你打个电话给一浩同志，请他马上回来。他不回来，我们不好商量日程。”
语气是平和的，可以说十分平和。但周剑非立即从那平和的语气中体会到了一种不可更改的坚定性。他还来不及回答却又听到张老以相同的语气，甚至更为和平的语气说：
“你告诉他不要有什么顾虑嘛，我们都是同志嘛。”
和平的语气中包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势，坐在一旁的两老一局虽没有插话却用表情、笑颜烘托了这种气氛。周剑非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一浩同志绝对没有什么顾虑的，考察组来是帮助我们嘛，清还请不来哩。一浩同志确实是去三江处理急事。根据考察组和张老的意见我今晚就给他打电话，传答考察组的意见，要他马上赶回来。”
张老笑笑说：
“对，你给他打电话，先回来一趟吧，我们先谈谈，如果需要再回那个什么江？哦，三江市去也可以嘛。”
周剑非说：
“那就这样办吧，我估计一浩要在那里布置交待一下才能动身，恐怕要明天下午才回得来，明天是不是请考察组的同志们到附近看看？”
“看什么呢？”张老问。
是呀，看什么呢？周剑非刚才是冲口而出的并没有事先考虑去处，但顺理成章自然是看风景名胜了。他一连说了省城市内及附近的风景名胜：兰湖、傅家屯、西山卧龙寺等等，并简要地介绍了这些景点的概况以供客人们选择。
张老听后摇摇头笑道：
“不，我们现在不去那些地方。下车伊始看风景，我们岂不成了旅游团队，哈哈。”他瞄瞄在坐的诸位，像终于作出决策后下达命令的指挥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明天的活动像你建议的就一个字：看。上午看材料，请你找一些省委近期发的文件、指示、报告一类拣重要的明天一早最好今天晚上给我们送来，这是上午；下午嘛也是看，看市容、看商店、看供给、看物价，四看！这也是一种考察嘛，由表及里对不对，哈哈！”他说着将脸转向二老一局，“你们说行不行？”
二老一局立即同声表态：
“行！”
张老又转回脸向周剑非：
“你看呢？”
周剑非立即回答：
“就按张老的意思办，我这就回去打电话，送材料。”
张老哈哈一笑：
“好，那就这么办吧！”
自然地流露出了一副驾驭一切的权威气派。
周剑非回到办公室立即叫来秘书清点文件，大凡省委、省政府所发文件、讲话稿一类他这里全有，用不着再去惊动办公厅的。他立即拨通了赵一浩的电话，传达了考察组的意见。赵一浩听后沉默了分把钟，然后说：“叫回去，就回去吧！”周剑非说：“有些事回来再说吧。”两人便把电话挂了。秘书一边清点，周剑非一边过目挑选，一共挑选了二十来件可以全面反映省里近年来的思路、政策和工作的文件、讲话，叫秘书送到考察组去。办完这件事已十二点多钟了。
他趟在床上反复回忆着下午的一切，总觉得有些东西摸不清吃不透。表面上看三老一局的态度不坏，并不像要来搞什么大的举措，而是一般性或者如通知所说例行的考察，但为什么别人下去了非叫回来不可，不回来就不开展工作，在他的经历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事。他很自然地又联想到社会上的流言，考察组的到来和它有什么关联？其实，当获知考察组要来时他便敏感地意识到了。今天上午他和邻省的组织部长通电话商谈一位厅级干部的调动问题。这种事按贯例不需要他这位部长亲自出马的，但他亲自出马了，理由是他和邻省那位部长是中央党校的同学，熟人好办事嘛。在电话上谈完了要谈的事，他用一种顺便问一句的口气向对方打听了是否有考察组光临的事，对方作了否定的回答，这就更使他难以琢磨，如此说来，考察组并非每个省都派，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他一定要将这个信息告诉赵一浩，让他心中有数。当然，就周剑非的个性来说，决不是有意识的讨好，而是出于对赵一浩的关心，或者说与他自己休戚相关也未为不可。
第二天按商定的临时日程考察组阅读文件，周剑非没有去招待所。下午是参观市容考察物价和居民生活，周剑非两点钟按时来到招待所作陪。三老一局都坐在张老套间的客室里商量事情，见周剑非来了，张老笑着招手让他坐下，说：
“我们正要找你哩，有事同你商量。”他回头对坐在自己身旁的宋局长吩咐：“老宋你说说。”
宋局长说：
“刚才我们商量了，考察组人多走在一起目标大。我们决定分两个组到市区随意看看．你也用不着陪了，你去目标更大，只要找两个领路的，备两台面包车就行，也不要警车开道，警卫随行。张老和刘、李二老都喜欢轻车简从，微服出行，你看怎样？”
周剑非听了笑道：
“这样很好，三老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照办就是。”
说着他便起身去招待所办公室打电话，并很快安排好了一切。临上车时，张老回头问：
“一浩同志什么时候到呀？”
周剑非说：
“现在已经在回省城的路上了，再过一两个钟头就可以回到省城的。”
张老说：
“好，告诉他，我们晚上见。”
周剑非回到部里召集在家的副部长和有关处室领导听考察组对两个厅局班子的考察汇报，这个会前两天就要召开的，因为接待中央考察组的到来推迟了。
大约下午四点钟，秘书进来向他悄声耳语：
“赵书记回来了，在你办公室等你！”
周剑非感到有些意外，按贯例赵一浩应是先回家洗洗漱漱，然后到办公室打电话叫他过去，现在竟然直接上他办公室来了。他连忙将会议交给一位副部长主持，起身去隔壁的办公室。
赵一浩正坐在沙发上等他，显得有些疲倦，他同周剑非拉拉手，要他坐在身边，问道：
“怎么回事呀？”
是一种探询的表情和语气。
周剑非将考察组到来后的情况叙述了一遍。说得很详细，包括三老一局的表情、态度、要求以及他给他们送了哪些材料，今天下午的参观考察等等都仔细地说了一遍。
赵一浩听后略事沉默，他没有说半句官话，类似他周剑非对张老所说的“这是对我们的关怀和帮助”等等，他只说了三个字：“管他哩！”
这说明了他们两人之间关系的亲密，用不着任何官场语言来掩盖内心的活动了。“管他哩！”包含着理智、感情和态度，周剑非明白其丰富的内涵，他没有忘记将向邻省打听的情况告诉赵一浩。赵听后“哦”了一声，周剑非从表情上看出，书记对这一情报很重视，但未作评论。于是他对赵一浩说：
“回家换换衣服吧，晚饭后再去招待所。”
赵一浩没有按照周剑非的建议晚饭后再去招待所，而是回家洗洗脸换了一件衣服便到招待所去了。他的妻子田融还没下班回来，他想给她打个电话说他回来了，又想给她留个纸条，结果两样都没有办。他俩是大学的同学，一起分配到基层，又一起由基层到县到省到北京又从北京来到这个省份，可谓甘苦共尝，荣辱与共，感情甚笃。他以为她不知道他昨天去今天就回来，打电话留条子都说不清楚，反而引起她不必要的担心，还不如晚上回来再对她说说吧。
他已经换好衣服拉上房门准备出发了，忽然听到卧室里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他开门进屋拿起话筒，只“喂”了一声，对方却已经听出来了，话筒里传来关切、柔和的声音：
“我猜你这时应该到了，我马上回来。”
赵一浩很惊奇，问道：
“你知道我今天要回来？”
“是周部长告诉我的，”田融回答，“他昨晚深夜给我打的电话，他怕电话上说不清楚引起我担心，今天一大早又来家里给我说了你回来的原因。他这个人真细心哩！”
“哦，原来如此。这个剑非！”
他心里涌起一股感激之情，却没有再说下去，转而对妻子说：
“你不用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没有什么事的，我现在就到招待所去，晚上回来再说吧。”
“晚上回来再说”这句话使田融有些失望，她问：
“你不回来吃晚饭了？”
他顺口而答：
“也许吧。”
“好吧，”话筒里又一次传来田融的失望声，“我还给你买了卤猪脚哩！”
赵一浩感动地笑道：
“是吗？那太好了，今晚吃不上就明天吃吧，你可别一个人吃光了呀！”
挂上话筒往外走，赵一浩真有些情牵意连了，他忽然想起一件陈年旧事，“文革”年代，大约是一九七一年吧，那时他和田融都在北方的一个县里工作，田融生孩子还没满月他就被派下乡去了。去了很久很久，回来时妻子兴冲冲地告诉他，她用供应票买了一对猪蹄子专门卤了等他回来。谁知揭开一看，那对卤猪蹄子早已发霉了。他激动地将妻子搂在怀中，她却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赵一浩没有时间沉溺在难忘的往事中，他急步走出门上了车直奔招待所而去。
当他到达招待所时，考察组的人刚从街上回来，张老见到他时握住他的手笑道：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们打扰你们的正常工作哪，请见谅。请你回来嘛，一来是先听听你的，二来是安排一个日程。这两件事办完了，你要下去还照样下去嘛，有事我们找周部长就是了。”
说到这里他回头对正在为赵一浩沏茶的秘书说：
“去请刘部长、李省长和宋局长来，就说省委赵书记到了。”
从表情可以看出，他对这位年轻的省委书记按照自己的要求赶回省城来感到高兴，因省委书记有意无意回避考察组的到来而产生的不快情绪终于烟消云散了。眼前的这位省委书记给他的第一印象也是良好的：仪表堂堂，一副精明能干的模样。
他正在和赵一浩闲扯，刘、李二老和宋局长都陆续到了，大家落座之后便开始谈公事。他说：
“我先说两句，刘部长、李省长和宋局长再作补充。我们这次来的任务嘛，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了解省委班子的运转情况，方法嘛，老办法：个别谈话。我们打算谈话的面宽一些，除了四大班子的领导成员，还要找一些退下去的老同志和现任的省委部长、厅长、局长谈，当然厅局长人数多，只能谈一部分哪。除此之外，还需不需要再找其他的什么人，那就根据进展情况而定了。”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略作自我思路的调整然后继续说：
“考察班子运转情况自然要联系到人罗，会联系到每一个常委、副省长。请你回来就是开个会给他们说清楚，不要有什么顾虑嘛，我们不会偏听偏信的，我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是红就是红，是黑就是黑。红也好黑也好都要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不能胡打乱说一通而又不负责任。这就是实事求是，小平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他加重了语气，“我信奉这一条，没有实事求是，大到治国安邦，小到看一个人一件事都会走样，都要出问题，我们这些年吃亏就吃在不实事求是。不需要写几万字几十万字，只要一句话：实事求是或者不实事求是！”
他越说越来了兴趣以致将话题拉长了，长得有些无边无际了。
“一亩地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粮，现在谁相信。可是我们就干过这种蠢事，报纸大力宣传了，前往参观的人如潮涌，心头怎么想不知道，口头上没听见哪个公开说过不相信的话。这就叫谎言重复多遍就成了‘真理’！一会儿林彪成了井冈山会师的英雄、代表人物，一会儿他又成了不会打仗的元帅！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他突然打住：“啊，扯远了扯远了，总而言之，找你回来就是讲明我们的来意，解除不必要的顾虑，然后通过你做做工作，让大家都说真话、实话，不要看风使舵。我们什么风都不刮，让那些想看风行事的人昏头转向，哈哈哈！好了，我先谈这些，看看刘部长、李省长还有宋局长，你们谈谈吧。”
三个人中的两个都表示没有什么补充的了，就按张老刚才说的原则办。只有刘部长，确切地说应该在前面加一个“原”字，他现在没有再作部长了而是中纪委常委。他戴一副老花眼镜，瘦瘦的个子，大概属于性格内向，说话谨慎并且不多言的那一类领导干部。他接过张老的话头，用手扶扶眼镜，慢条斯理地说道：
“张老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只补充两句：第一说真话，张老刚才讲得很清楚了，我不再多谈；第二，不要害怕，按常规考察组一来难免就有人要告状。告到谁也不要紧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你怕什么？何况我们这次不是来办案而是来考察的，当然也不能截然分开，有问题总要了解清楚，我们也有责任反映，由专人来审查办理。只要实事求是就好办！”
也许是出于职业习惯吧，他的调子显然与张老的不一致，当然也应该说有一致的地方，都强调实事求是。但他突出了办案，这也难怪，他的提包里装有一封检举信，是昨天临出发前中纪委某室的一位主任交给他的，请他带来顺便了解了解。他还没有来得及看，但可以想象一定同领导有关，否则怎么叫他带来顺便了解呢？故而引出了他刚才的那一段话题。
张老对这位中纪委常委的话明显地感到不以为然。对方的话音刚落，他便马上接过去说：
“不办案子，我们没有这个任务，也没有什么案子好办，我们的任务就是调查研究。”
作为对立面的刘老却并没有辩驳和争论，反而附合着张老的意见，一连说了两三个“当然、当然”，便把空气暖和下来了。
赵一浩一直在听，边听边琢磨。张老的话对他们此行的任务说得很淡，完全如电话通知上所说的“对省委班子的运转情况作例行考察”。真是如此吗？他有些琢磨不透，不过换个地位要他赵一浩去办这件事，他也会如此出马的。这样做主动。音起得低一些，如果需要可以自如地提高。一开始就把音起高了，最后变调就尴尬了。至于“案子”什么的，他才不怕呢，身正不怕影子歪；但也怕，怕牵连到政治上的事难以说清，比如方向呀，路线呀，就麻烦点了。要说有顾虑，他就是顾虑这个。不过，张老刚才反复强调了要“实事求是”，可以这样领会吧？他刚才谈话的主题就是“实事求是”。他刚才对刘老的反驳，如果称得上是反驳的话，其用意他赵一浩也是能心领神会的。既然如此，又何惧之有呢？他顿觉心情为之一爽，这是自从接到考察组要来之后没有过的感觉，几天来凝聚在胸中的疑问和闷气一扫而光了。但他赵一浩必竟是很稳慎的人，当张老问他有什么意见时，他的回答很简要：
“张老和刘老刚才谈的我都听明白了，我完全拥护。这次考察对我们是一次检验、考验，也是帮助，就按考察组的意见办，我保证配合好，服务好。有了实事求是这一条，除非真是做了亏心事，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什么顾虑的了。”
张老哈哈地笑道：
“这样我们就有了共同语言了，也可以说有了一个好的开头。我们来研究一下怎样操作，怎样行动？我看这样，你是全省的一把手，四千万人口的主心骨，日理万机哪，我们都是过来人可以理解的。不用你天天陪我们，也陪不起。你明天上午先给我们谈谈，下午开个会，告诉几个班子的人有一个考察组来了，要找大家谈话。叫到谁谁去，有什么说什么，问什么答什么，考察组强调要实事求是。这就行了嘛，然后你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有事我们找周部长，考察完毕我们再见一次面交谈交谈，然后我们就打马回朝奏报天庭了。”
他笑着征求刘、李二老和宋局长的意见，都表示同意他的意见。他又回头问赵一浩这样做行不行？赵一浩说：
“很好，就按张老的意见办。有两点建议请张老考虑：一是召开领导干部会时最好请张老或者刘老李老哪一位到会给大家说一说，更好一些；二是会议明天上午开我下午和考察组个别谈是不是更好一些？”
张老听后说：
“同意上午开会下午来谈意见，至于要我们到会上去讲话那就大可不必了。去干什么？制造大军压境的紧张空气？去向众人表示：钦差大臣到，有本者快奏？”
说得在场的人都乐了，空气异常活跃，然后他将笑容一收：
“就是你去说最好，如实转达我们的意见。”
话说到这里，招待所的人来请吃晚饭，说早已过了晚餐时间，看见几位领导在开会不敢打搅。大家一看表，已经七点多钟了，聚精会神谈事情竟忘了吃饭。于是大家起身向食堂走去，张老对赵一浩说：“一块儿吃吧，还有事情要谈哩，我们边吃边谈。”赵一浩也不推辞跟着他们进了餐厅，原来考察组其他的人早已吃过了，留下一桌“首长席”给他们。
在晚餐的整个过程中，张老再没说及考察的事，而是纯粹的闲谈。他不断地向赵一浩提出一些问题，许多都是要用准确的数据来回答的，如全省国民生产总值，职工平均收入、农民纯收入、人均粮食、粮食总产及商品粮比重等等，赵一浩毫不吃力地一一回答了。张老又问起市场物价：油盐柴米酱醋茶开门七件事的市场价格，他也一一问到了，赵一浩也一一回答了。老头子听了很高兴，特别是油盐米肉的价格，他下午已到市场了解过了，竟然和赵一浩的回答完全一致。他情不自禁地说：
“嗬！不简单，情况和数字都在你脑子里呀，这就足以说明你很务实呀？你是怎么掌握这些数据的？”
赵一浩如实回答道：
“前面说的那些数据来自统计局的报表，物价的可变数很大，我列了一张日用品的单子，让物价局每周给我报一次。有时星期天无事，也拉起爱人逛菜场跑商场，这是最实际的调查。”
张老一听乐了，说：
“这就对了，我们的领导要务实呀！如果满口新名词、新概念，挺‘现代化’的样子，人民生活怎么样？油盐柴米价格如何？一问三不知，这样的领导人能把一个地区搞好？”
张老的兴致很高，刘、李二老和宋局长也跟着凑趣，一顿不喝酒的晚餐却吃了一个多钟头。
赵一浩离开招待所已是八点半钟了，他没有回家却径直驱车来到组织部，见大楼上周剑非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光，便大步上楼朝那亮灯的办公室走去。
周剑非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赵一浩已经推门进来了，面带笑容地说：
“我估计你正在办公室等我！”
周剑非看书记的脸色，知道他从考察组带回来的是喜不是忧，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便也笑道：
“我是在等，但是等你的电话，谁知你亲自来了。”
赵一浩依然喜形于色，说：
“都一样，都一样。”
他将同考察组谈话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安排作了介绍，特别介绍了张老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周剑非忍不住插话道；
“只要实事求是就好，否则有些事是很难说清楚的，说有就有说无就无。不像贪污、贿赂那样，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赵一浩不置可否，继续介绍情况，他特别向周剑非介绍了刘老那几句话。他认为刘的话虽不多但很有来头，看来是有人告了状，而且被告者是省级领导，否则为什么那样神秘呢？“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嘿嘿，这是一般原则，这些年真假颠倒的事还少？自然，现在毕竟不是“文革”时期了。被颠倒的现在都已经颠倒过来了，但不等于这种整人术就绝迹了吧！
周剑非说：
“那当然，否则什么事都用不着担心了。”
赵一浩说：
“担心也没用，只要心底坦然就行了。根据我今晚的观察，尽管这次考察的目的神秘莫测，但张老看来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派来这么一位有德性的长者，也是我们的幸运吧？”
两人心照不宣地笑了。
自卫和自卫性的警惕大概是人的本能，高级干部也不能例外的。它属于自我保护功能中的一种，在一般情况下它是隐而不发，心照不宣的。当然也有“宣”的情况，那就要看条件和对象了，刚才赵一浩和周剑非的对话大体可属于这一类吧？可见他们交往之深，当然在他们两人之间也有心照不宣的时候，那就是对有关更上一层的人事变动和其他重大事件的实质性看法。
闲话少说。当下赵一浩向周剑非介绍了他和考察组谈话的情况之后，他们的谈话便进入了如何操作的实质性阶段。对这一点赵一浩刚才在汽车上已想好方案，他说：
“明天十点钟开四大班子领导干部会，我刚才在车上已告诉秘书通知办公厅了。开会之前我先和省长个别通通气，苏翔同志在家吗？”
周剑非说：
“在，今天上午我们还通过电话的，我告诉他你下午要回来，可能有事商量，请他和几个副省长都暂时不要出去。”
赵一浩点头称赞周剑非想得周到，然后继续说：
“上午开会出安民告示，然后你们排一个名单交给考察组，如果他们同意就提前告诉大家，大体上有一个日程表让大家心中有数。否则都下去了或者都在家里等着。按惯例你们要派个联络员住在招待所，定了没有？”
周剑非回答说：
“定了。”他并将定了的综合处副处长情况告诉了赵一浩。
赵一浩点点头没再多问。
赵一浩想想又说：
“我计算了一下时间，他们个别谈话分几个组进行也得二十来天。我继续三江之行，然后再到松岭去一趟。”
赵一浩想想又说：
“对了，有件事你掌握一下，考察组在考察期间一般不要搞宴请活动，但伙食要搞好使人家能吃得好一些。到结束时我们再便宴一次，陪的人不要多，我和省长加一个你最多再加秘书长就行了。我明天给秘书长交待，你心中有数就行。其他生活方面的事也注意一下，有晚会的时候安排他们去看看，星期天如果他们愿意也可安排在附近走走，放松放松。还要安排省委医务室一两个医生定期去看看问问，量量血压什么的，三老的年纪都大了，不能马虎。”
周剑非听了笑道：
“你真想得周到，照办就是。”他看看表，说：“哟，已经十点钟了，快回去吧，田融会担心的，这么晚了还不回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或者同考察组吵起来了。”
赵一浩笑道：
“不会的。好吧就这么办。”
他站起身来和周剑非握手告别，周剑非却一直将他送到楼下。因为离宿舍近，他来时已将车子打发回去了，只有警卫员在门房里等他。
赵一浩回到家时，田融正坐在灯下阅读等候。见他进来她放下手中的书站起身来关切地问：
“怎么样？”
赵一浩说；
“没事！”
他自然知道妻子所谓“怎么样”的内涵，于是简要地将考察组和张老的态度向她作了介绍。至于刘老说的那段琢磨不透的话他没有告诉她，原因是怕引起不必要的顾虑。
田融听后说：
“既相信也不要全信，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人多的是，搞政治的人都喜欢说假话。”
赵一浩笑道：
“不能一概而论吧？”
田融说：
“差不多！”
赵一浩说：
“把我也包括进去哪？”
田融笑道：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说假话也有各种原因，比如为了保护自己而说假话情有可原。”
赵一浩笑道：
“这样说大概我属于后一类了？十分荣幸！想不到咱们大学历史系教师田融女士对假话还很有研究哩！”
田融说：
“我正是研究了历史和现实中许多政治家之后才发现这一真理的。比如说调动一个人的工作，明明是贬人家，却又要编几条理由说是工作需要哪，重用哪，这种事多了。至于你属于哪一类自己对号吧。”
赵一浩笑道：
“你不是已经给我对过号了，不存在感情用事偏心眼吧？”
田融轻轻地举起右拳捶了丈夫的胸部一下，深情地悄声细语：
“如果你是那种说假话害人的人，哪怕你是省委书记，你看我会对你怎样！”
赵一浩也深情地笑道：
“当然哪，知我者莫如田融矣！”
田融突然想起一件事，说：
“别让这些，时间很晚了，赶快洗澡上床吧。我去给你准备水，你赶快脱衣服，”她指指床头，“换洗的内衣我已给你准备好哪。”
她说着便向卫生间走去，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说：
“什么也不用伯，身正不怕影子歪！”
口气柔和，充满了安慰、关心之情。
赵一浩笑笑，把身子一挺：
“你看我的身子不是挺直的吗？”
田融扑嗤一笑：
“行，就这样！”
说完一回头向卫生间走去。
田融在大学是学历史的，与赵一浩同学不同系更不同级。田融进学校时赵一浩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他那时是学生会主席，田融则被他们班推举为代表参加学生会的工作，两人因此而认识并逐步产生了感情。赵一浩毕业那年正碰上文化大革命，被送到离北京二百多公里外的一个军马场劳动，田融和他书信来往不断，一直到文革后期赵一浩调回北京安排工作田融也大学毕业时，他们才结了婚。后来他们又一起到北方一个省工作了两年再度回到北京。在这个过程中田融一直是个人事工作干部并被提拔为副处长。来到这个省之后，由于赵一浩是省委一把手，按照回避规定田融不能再搞人事工作了。组织部门征求意见为她改行安排时，她心一横，说：“我只有一个志愿，上学校教书。”因此而走进了大学当了教师，因为教龄短，虽然专业造诣深，授课反映好，至今也仍然是个讲师的职称，但她心安理得，一心扑在提高教学质量上。剩下的时间便是照顾丈夫，当好“后勤部长”，为他解除后顾之忧，创造一个安静、和谐的家庭环境，堪称贤内助。
赵一浩洗过澡回到卧室，田融依然坐在灯下想心事，见丈夫回来便说：
“我还是觉得不踏实。我看呀咱们应该做好两手准备！”
赵一浩表情严肃地说：
“对呀，谁要敢胡来，咱们就同他斗！”
谁胡来就同他斗，这是赵一浩的心里活动。这几年，每提出一项改革新举措，就要遭到不少非议，他感到压力很大，他总认为这次“例行考察”和这种情况有关。
田融从丈夫的表情和口气看出，这句话出自赵一浩的内心。看来他也真是做了两手准备的，那另一手便是“斗”。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斗？你并得过！我的意思和你不一样？”
“哦？”赵一浩说：“你的意思是？”
田融说：
“我的意思是，不行就回去搞你的老本行，免得一天到晚累死累活还要担惊受怕！”
赵一浩说：
“现在说这些太早了，等着瞧吧。睡觉，我困了。”
说着他便带头上了床，而且很快呼呼入睡。
一宿无话，第二天早上他按时召开了省级领导干部会，如实讲明了考察组到来的消息和考察意图，并对当前的工作与考察怎样两不误作了安排。为了让大家心中有数，周剑非也在会上说了同考察组谈话的先后次序。没有人发表意见提出什么问题，对这类事大家都见惯了，有疑问也是阴在心里或者三三两两私下议论几句而已，不会拿到桌面上来的。
下午两点半钟，赵一浩来到省委招待所，他下了车径直朝张老的房间走去。组织部派来的联络员迎上前来告诉他，会议改在小会议室举行。考察组今天早上商定；省委书记赵一浩、省长苏翔和组织部长周剑非三人的谈话，考察组全体人员都参加，然后再分三个组分别进行。这样一来张老的那个套间客厅自然也就容纳不下了。
赵一浩走进招待所一楼会议室，考察组的全体人员已经全部就坐只等他的到来了。赵一倍瞄了一眼，正中坐的是三老，宋局长离三者约空一两个座位以示区别。其余人员则依次围坐会议长桌的周围，每人面前都摆好了笔记本子，可谓严阵以待。三老的正对面却空着一张椅子，赵一浩明白那是他的位子。他下意识地想到了“三堂会审”，其阵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他走到那张空椅之旁，伸手和正对面的三老握手，正准备坐下却听宋局长说：
“一浩同志还没见过考察组其他的同志吧，我来介绍介绍。”
于是，他从赵一浩的身旁那一位起，依次一一介绍。出于礼貌，赵一浩也依次一一握手，转了一个椭圆型的圈再回到那张空椅坐下，稍事寒暄诸如昨晚睡得怎样，适不适应这里的气候等等，然后话入正题。赵一浩面朝对方的三老问道：
“张老，你看怎么谈？”
张老看看面前翻开的笔记本子，戴上老花眼镜，边看边说：
“一浩，你看是不是这样？首先嘛，请你介绍一下你们省的基本情况，然后嘛是不是着重谈谈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全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情况；第二，你们的经济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以及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情况；第三，党建情况包括整党是否结束，整得怎样？第四，班子情况，包括是否团结，结构是否合理？成员是否称职等等，当然嘛，主要是谈省的班子，地、县两级概括说一下就行了。第五嘛，谈谈还存在哪些问题，包括经济的、政治的、领导班子和领导作风方面的等等。”
说到这里张老两眼看着笔记本欲言又止，抬起头来说：
“先谈这些吧，其他的再说。”
他回头征求刘、李二老和宋局长的意见，得到首肯之后又面对赵一浩问道：
“你看怎样，一浩？”
在张老开始谈提纲时赵一浩早已拿出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将几个“考试”题目都记录下来了，边记边琢磨：张老出的这几道题目都属一般性了解情况必谈的内容，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暗暗地放心了，几个题目的答案全在胸中，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交卷的，他于是从基本情况起，款款地谈开了。
赵一浩属于那种口才好的人，也就是说他表达能力和逻辑性都很强，再加上对全省情况熟悉，谈起来驾轻就熟，生动形象而又不失其可信性。五个试题他滔滔而谈了两个钟头，中间还穿插着一些问话、插话，要是谈得烦琐，至少需要加倍的时间甚至需要一天。从表情可以看出考察组的成员们对省委书记的谈吐很感兴趣，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主持会议的张老也情不自禁地连声说了两遍“很好”。
要回答的问题都回答完了，但“考试”并没有结束，张老以一种漫不经心，给人一种顺便问问的印象问道：
“一浩同志，你是不是还可以向我们介绍介绍你们同中央保持一致的情况？”
赵一浩忽然想起张老出完五个题目时欲言又止的表情和“先谈这些”的话，原来如此！真实的意图还在这里哩！但他并没惊慌失措，稍微考虑之后便从容不迫地回答道：
“我们在政治上和行动上都是和中央保持一致的，前天剑非同志代表省委送来的那些文件和省委负责同志近几年来的主要讲话都可以作证。当然，考察组还要找许多同志谈话，也可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时坐在张老旁边的刘老突然插了进来，问道：
“在经济政策上也同中央保持一致吗？”
他脸上挂着微笑，眼神很微妙给人一种审问者的印象。
赵一浩心头暗自一震，原来如此，要来的终于来了。他立刻又想到最近的那些流言，这似乎成了他的心病，一触即发，心情矛盾，既提心吊胆，又觉得理直气壮。他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依然保持着一副从容不迫的表情作了回答：“昨天晚上已向考察组送了省委这几年所发的文件和主要讲话，我们的言行都反映在上面了，如果考察组发现有什么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地方，我负责回答。”
说到这里会场上引起了一阵轻微的笑声。
刘老还要问什么，却被张老抢了先，他笑笑说：
“我们是随便聊聊，就到这里为止吧。”
赵一浩心有不甘，本来还有很多话要说，见张老已经说到这个分上也就只好止住了。于是他问：
“看看，张老和其他同志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张老左右看看，问道：
“谁还有什么问题呀？”
会场上一片沉默，没有谁提出问题，张老回头问刘老：“你刚才好像要说什么？”
刘老说：
“算了吧，以后再说。”
张老于是说了几句收场话：“今天听了赵书记的详细汇报，很好，这算是一个开头吧，以后有需要我们再找赵书记，今天就谈到这里了，晚上大家看材料，明天上午听省长的。”
时间已经下午五点多钟，张老留赵一浩在招待所吃晚饭。赵一浩说他有些事还要回去布置，饭就不吃了。
从招待所出来上了汽车，司机问：“回家？”赵一浩说：“不，省政府。”
到了省政府，苏翔已经收拾好文件提起皮包准备开路了。见赵一浩突然来访只好坐下。赵一浩将考察组的日程和他下午的汇报简要地说了一下。他说得很简单，只是让苏翔知道哪些问题他汇报过了，怎样汇报的，好叫苏翔心中有个数。苏翔平时对什么事都有些满不在乎的味道，但对和中央考察组谈话这类事却又很认真。听完赵一浩的介绍后他像探听机密似地问道：
“根据你的观察，去谈话时要注意哪些问题，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赵一浩笑笑说：
“也许，热点是在改革开放中同中央保持一致吧，你有点思想准备就是了，我们怎么做的就怎么说，不隐瞒也不编造。”
苏翔不解地问道：
“怎么？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有问题？”
赵一浩连连摇头：
“人家没有这么说嘛，只不过问一问在这些问题上省委是怎么做的，特别是经济政策上。”
他本来想说当然要考察我们这些封疆大吏，走的是哪一条道路？他一直认为这是考察组的真实目的，下午刘老的插语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但他却没将自己的想法对苏翔和盘托出，不是不信任苏翔，而是觉得这样做不好。考察组并没有这样说呀，怎能将自己的想象强加在考察组的身上哩。据他的观察周剑非也是这么看的，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这大概是上层处理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特点罢，心照不宣，含而不露，明明只蒙着一张纸，一张通明透亮的纸却谁也不会去主动揭穿它。
省长苏翔的性格有些不一样，还带有比较浓烈的基层味，喜欢直来直去。刚才赵一浩的含而不露他却已经领会到了，按照他的性格报之以露而不含。他坦然地一笑：
“我早就说过了，我们这些人是土八路，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这就是我的本事。”
他忽然意识到书记同自己并不一样，便又笑道：
“当然哪你是北京来的，北京来的又怎么样？我们这些人的水平就是谁当权谁正确，我们的任务就是紧跟，不紧跟就不行。这不仅是水平也是体制，是组织原则嘛。我们这几年来都是按照中央的大政策在行动嘛，充其量是大方向不变小有创造而已，谈得上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赵一浩理解省长的心情，但他不能附和着乱扯一通，他也很清楚苏翔，这些话他只是对他说说而已，他苏翔决不会端到外面去的。他笑笑说：
“你老兄别胡扯了，什么土八路、野战军？人家问你什么你就谈什么，这类不相干的名词、概念可别端出去呀。”
苏翔笑道：
“嘿嘿，我又不是憨包，放心吧。”
赵一浩说：
“不存在放不放心的问题，一来是向你通通情况，二来是告诉你我明天还要去三江，家里的事不管属于省委那边的还是你省政府的都一一拜托了。需要召开什么会研究你就开不要等我回来。考察组那边组织部已安排了联络员，剑非抓总，有事就找他。”
苏翔听了有些不以为然地说：
“你还要去三江？”
赵一浩点点头说：
“那边的事还没完嘛，事情还很复杂哩。”
他将三江的情况作了介绍，苏翔听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说：
“我建议这一段你暂时不要下去。三江的事叫剑非跑一趟也行。”
赵一浩说：“剑非也离不开，我看这样吧，叫考察组先回来汇报汇报再说。”苏翔听了很高兴，说：
“这样很好，有什么事好商量。”
赵一浩从省政府出来回到家里，田融已经下班回来正等着他吃晚饭。他一进门她便迫不及待地迎上去边替他脱上衣边问：
“怎么样哪？”
赵一浩笑道：
“没有什么事儿，没有什么事儿。”
他一连说了两句没有什么事儿以安定她的心，田融却将双手揽住他的双臂将头靠在他的肩上，带点儿嗲气地责怪道：
“没有事儿，没有事儿，你就会说没有事儿，那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哩？你在骗我！”
那表情只有闺房中才能见得到的，大学历史系讲师啊，当然，她同时又是女人，一个情感丰富年近四十岁的女人。
赵一浩被感动了，他干脆一反身将她揽在怀里，轻轻地吻了一下，轻声细语地对她说：
“没事就是没事嘛我还骗你！”
他于是简要地告诉她回来晚了是因为去了省政府。至于和考察组谈话的内容，特别是那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他没有告诉她。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动，但也可以说是有意识的行动，工作上的事一般不拿到家里去谈，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她知趣地不再多问，特别是不再去抠那些细节，再问他也不会说的。但她确实有些放心不下，说：
“他们没有目的来干什么？旅游！”
他依然轻声细语：
“别再去想它哪，管他们来干什么哩。吃饭去吧，我肚子饿了。”
她无可奈何，只好说：
“好吧，吃饭去，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还准备了酒哩，喝两杯。”
赵一浩又一次被感动了，笑道：
“还准备了酒？给我压惊呀！”
他一般是不喝酒的。
田融说：
“去你的，压什么惊嘛，是想到你这两天辛苦了，省城三江，三江省城马不停蹄，回来就没有休息过，解解乏吧。”
赵一浩情深意浓地笑道：
“好，多谢夫人，小生领了！”
两人亲妮依偎着朝小餐厅走去。
她边走边说：
“不要被那位张老的几句安慰话迷住了，两面派的人多得很，你现在走了合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哟！”
赵一浩说：
“要是有事防也无法防，我还是那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歪。有了这一条就无所畏惧。”
田融不以为然，说：
“还是想得复杂一点好，翻开中国的历史，冤假错案还少？”
赵一浩笑道：
“你扯得太远了！那是历史，现在都什么年代哪？”
田融对丈夫的说法不以为然：
“历史怎么啦，历史和现实是有线相连的，这就叫传统。社会意识、伦理道德、是非观念、政治手段权术、正的负的都代代相传。历史重演的事还少啦？不要忘记批‘党内最大走资派’还是昨天才发生的哩！”
赵一浩情知妻子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但也太出格了，怎能将现在和“文革”以前相提并论呢？于是他说：
“看你扯到哪里去了，不要忘了现在已经是八十年代。”
田融并不退让，说：
“八十年代又怎么样，一心一意想回到‘文革’以前去的大有人在。他们这么想当然也就会这么干的。”
“怎么能这样说呢……”
赵一浩刚说了这么半句，“红机子”响了，田融伸手拿起话筒：
“喂，你那里？哦，周部长，你好，在，刚回来，请等一等。”
她将机子递给丈夫：
“周部长找你。”
赵一浩接过电话：
“喂，剑非吗？我刚从苏翔同志那里回来吃过晚饭，还准备给你打个电话。”
周剑非说：
“刚才我接到吴泽康的电话，三江那边出现了一些情况，他建议回来汇报汇报。我说，你们明天就要去。”
赵一浩皱起了眉头，说：
“苏翔同志不同意我马上去，这样吧，你打个电话，叫吴泽康和考察组回来汇报汇报再说。”
对方说“行，这样好！”便挂上了电话。
赵一浩也挂上电话，无可奈何地向妻子两手一摊：
“看吧，哪有时间去想那些多余的事，我们比不得中央，这里的政务、党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事务。我们成天在事务堆里爬来爬去，既没有时间去掌握全国乃至世界的信息，更没有时间去根据所获得的信息作点分析判断。判断了又有什么用？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啊！这样也好，少了许多麻烦，反正我们执行的都是上级的。”
田融没有吭气，她在琢磨丈夫这段话的内涵。她隐隐感到话中有话，一时琢磨不透，也难以对答甚至说上几句安慰的话。
五
陈一弘带着一身泥泞回到家里。
他是三江市的中共市委常委、副市长，分管农业和财政。三江市除了三个城区，八个县都是农业县，其中的两个县属于贫困县的行列。陈一弘既然分管农业，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八个县里转。除了市委、市政府开会或者财政上需要他表什么态，签什么文件，很少能在机关找到他。
这天下午他正在临江县何家渡的水利工地上，忽然接到通知要他当天赶回市里，省考察组要找他谈话。他感到很意外，两个多星期以前，省考察组刚到的第二天就找他谈过了。而且那是一次长谈，整整花去了半天时间，要说的话都说了，要问的问题考察组也问过了，还要谈什么呢？这次考察组是为了调整充实市级班子而来的，变动的面并不大，主要是补选一个市长，与此同时再充实个把副职，如此而已。按常规这是不难解决的，这次却有些反常，考察组已到达两个多星期一直未走，根据常识推断也许在人选上发生了分歧，所以才来了个第二次谈话？他本能地不愿回去，甚至埋怨考察组缺少判断力。但也无法，既然来了通知，便只好上路。
北京吉普车在泥泞的山间道路上喘着粗气爬行，这是一条今年才修的乡镇便道。它的修建结束了这一片穷山僻壤不通汽车的历史，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十多个村寨的村民们曾经用传统的敲锣打鼓放鞭炮的方式，庆祝了开车典礼。然而
，没有钱购买柏油，路面全是黄土，正如人们所说的：“天晴是扬灰路（洋灰的谐音，即水泥），下雨是水泥路”处处是坑坑，车子陷进泥里乘客还要下来推。这天下午陈一弘就一连下来推了三次车，弄得裤子夹克全染上了黄泥。三十里便道足足用了两个半钟头才到达大公路上，因此，陈一弘回到三江市，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
他走进家门妻子沈琳已经吃过晚饭，独自一个人坐在窗前发愣，好像有什么心事。她面前的三屉桌上摆着一封拆开了的书信，一张薄薄的信纸压在信封下面。
沈琳意外地发现丈夫突然归来，顾不得他身上的泥污，一下子扑进了他的怀里，满腔的委屈找到了安慰，眼泪便流出来了。
陈一弘并没有发现妻子的异常表情，以为妻子的眼泪是突然发现自己回来而激动所致，便搂着她亲热了一番后才说：
“琳琳，我还没吃饭哩。”
沈琳离开他的怀抱，说：
“快去换衣服洗洗脸，我给你做晚饭。”
说着便往厨房走，陈一弘在背后吩咐：
“别搞复杂了，煮一碗面条就行！”
他回到卧室里换了衣服出来准备洗脸，发现了桌子上那封已经拆开的信，便漫不经心地顺手拿起信笺，是一封写给妻子的短信。虽然是夫妻，妻子个人的信他一般是不看的。但他忽然想到刚才沈琳的表情，便又把已经放回桌上的信纸拾起来，只见上面写道：
沈琳同志：
告诉你一件不愉快的事，有少数无耻之徒向省考察组告
状，诬蔑你和陈一弘同志的婚姻不正常，甚至说陈一弘同志是
依仗权势夺人之妻。
这当然是无耻滥言，陈一弘同志和你的为人我们都很清
楚，你们结为夫妻的过程我们也完全了解。但少数人心怀鬼
胎，趁市级班子即将调整之际来这一手，其用意可谓司马昭之
心，路人皆知，实在太卑鄙了。
我们写这封信是希望你和一弘同志心中有数，寻机会向
考察组和上级说清楚，以免混淆视听，遭人暗算。当然，我们也
会尽可能向考察组说明真实情况的，但人微言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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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敬重你们的知情者。
看了这封显然是好心人所写的短信，陈一弘气得七窍生烟，拍着桌子连连地骂了几声“无耻！”
正从厨房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鸡蛋面出来的沈琳，听到丈夫的吼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将面条放在桌上说：
“不值得生气，趁热吃，等会儿冷了。”
她现在反而冷静了，好说歹说地劝丈夫吃面，当然，心头的气依然是憋起的，多少有些强装镇静罢了。
陈一弘拾起信封看看，上面没有邮票，便问：
“是他们亲自送来的？”
沈琳说：
“我下班回来一开门发现地上有封信，自然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了。”
“这会是谁？”
“上面不是写了吗，知情人，我估计很可能是接待考察组的人罢。”沈琳说。
“不对，”陈一弘说，“接待的人和服务的人都是不参与考察组谈话也不能私拆考察组信件的，这是常规！”
“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了，”沈琳说，“不管是谁写的，第一人家知道情况，第二人家是一片好心，就不用去过问写信人是谁了。”沈琳沉思了一下接着说：“真的说不假，假的说不真，现在要做的事是向考察组说明情况。”她忽然想起丈夫进门时说过接到通知回来的话，便问：“考察组通知回来，该不会就是谈……”
她的话音未落，陈一弘便近乎吼叫似的说：
“通知我回来就是为了这个？审判我以权势夺妻？想得美！我没有犯罪，才不去接受审判哩，我明天一早就回工地。”
沈琳听了着急地说：
“一弘，千万不能这样，人家通知找你谈话，你就应该去，何况也不一定就是谈这件事呀。”
“不去就是不去，”陈一弘气愤地说，“又不是我要找他们，是他们要找我。现在我在水利工地上蹲点，有事到那里去说！”
沈琳知道他这是气话，他决不是那种完全凭义气用事的人，等到晚上气消了一切都好办的。虽然自己也在气头上，总还是要冷静处事才好，于是她顾左右而言它，转变话题谈起陈一弘的儿子星星来了。
星星是陈一弘的前妻冯菲所生，三岁时就由沈琳抚养，如今已八岁了，沈琳视若己出，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将星星交给沈琳，陈一弘十分放心。刚才一进门就看见那封不愉快的信，倒把星星也忘记了，还是沈琳为了转移他的情绪，主动告诉他星星他们学校组织郊游，今天一大早出发，晚上住宿青龙镇小学，明天下午才回来。
提到星星陈一弘的情绪果然好了一些，自从冯菲死后，他们父子二人相依为命，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幸亏有了沈琳，一家三口才又重新过上了和谐的生活，结束了陈一弘又当爹又当妈的日子。可以说星星是他和沈琳婚姻的媒介和感情的结合点。
当下听沈琳提到星星，陈一弘便问起他最近的学习情况，还提到他下乡时星星有些咳嗽，好了没有如此等等。沈琳都一一告诉了他，还把星星最近的作业拿出来给他看。
正在这时一阵门铃声，沈琳去开了门，进来的是市水利局何局长和张总工程师。何局长一进门便大声嚷嚷：
“嘿呀，我的大市长，我以为你在工地哩。给工地打电话才知道你回来了。”他诡谲地瞄了正忙着沏茶送水的沈琳一眼：“我又一想原来今天是星期六，怕有一个多星期没回来了吧？应该回来一趟啦，应该、应该！”
说着觉自哈哈地笑了，笑得很开心。他们虽说是上下级，看上去却像关系亲密的老朋友。
陈一弘见二人面有喜色，知道一定有好事相告，便说：
“什么应该不应该，有什么事就说嘛！”
何局长还想故弄玄虚，但他自己却是憋不住了，说：
“何家渡水利工程部里正式批准立项了，今天来的电话，文件随后就到！作为扶贫项目，投资国家拨一半，省里按规定配套，不足部分低息长期贷款！”
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它意谓着八万多亩农田灌溉和五万千瓦的发电梦想即将变为现实。陈一弘喜出望外，刚才因匿名信而引起的不痛快顿时烟消云散了。诬蔑毁谤算得了什么？八万亩旱涝保收田，五万千瓦的装机容量电力才是硬的！让那些出奸计进谗言的小人们见鬼去吧！他情不自禁地对两个来访者说：
“我们应该庆祝庆祝吧？”
何局长和张总不清楚陈一弘所说的庆祝是什么意思，正待要问怎么个庆祝法，陈一弘却回头对妻子说：
“咳，沈琳，给我们炒两个菜好不好，我们来喝上它几杯！”
原来是这么回事，两位客人不约而同地申明：他们都已经吃过晚饭了。
陈一弘笑道：
“吃过晚饭了喝两杯酒还不行？你们吃过了可我还饿着肚子哩！”
这么一说他就真的感到肚子饿了，刚才为那封信的事生气没有胃口，沈琳给他煮的鸡蛋面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桌子上。现在他突然觉得胃口大开，顺势便端起那碗面条说：
“对不起，我先来一碗面条打底，再陪二位喝上几杯，不醉不休！”
说着他便稀哩呼噜地几大口把那碗鸡蛋面扒光了。虽然面条和鸡蛋都已经冷了，但由于心头高兴，肚子也真的饿了，吃起来特别有味道。
沈琳不愧是一个能干的主妇，不到二十分钟便端出了三个炒菜外加泡菜两碟。陈一弘从屋里拿出一瓶陈年茅台来，边开瓶盖边说：
“七十年代的产品，过年都舍不得喝哩，今天高兴我同二位共享了吧！”
他给二位客人和自己斟了满满的一杯，又给妻子沈琳斟了半杯，那十多个平方米的客厅兼餐厅的屋子里顿时便酒香四溢了。他端起酒杯，神采奕奕地说：
“来，为我们的八万亩旱涝保收和五万千瓦干杯！”
三个人一饮而尽，在主客人的半强制下沈琳勉强喝了一口。
酒一下肚话也就多了，谈的自然都是何家渡水利工程，确切地说应该是水电工程的事。何局长说：
“市长你两年前的决策是对的，先干起来再说，用行动去感动上帝，要不然呀，嘿，可能到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哩！”
陈一弘不无得意之色，笑道：
“那时就铁了心的，上级不立项我们自己干。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上级真的不立项光靠我们自己的财力，还不知干到哪年哪月哩，工程成了胡子工程我们也成了货真价实的老愚公哪！”
说得大家都笑了，何局长正想说什么，突然电话铃响了。沈琳接了电话回头叫丈夫：
“组织部找你接电话！”
陈一弘不高兴地走过去拿起话筒：
“喂，哪个？”
对方说他是市委组织部小韩，没有别的，他问问陈市长回来没有，提醒一下明天早上八点钟到市委招待所找考察组的事。
一听考察组，陈一弘又火了。他想大声地问对方：“是去接受审判吗？”但脑子一转，人家是干具体工作的，关别人什么事？说不定那封匿名信还正是他们的所为呢，于是把声音放缓和了问道：
“小韩，我不是已经谈过了嘛，你知不知道他们还要找我谈什么？”
对方的语气也十分平和：
“陈市长，我不清楚他们要谈什么，我们当联络员的只负责通知，不参加谈话的。”
陈一弘说：
“嗯，我知道。他们通知谈话也应当事先出题目好让别人有所准备呀！”
话一出口他又有些后悔了，好像我陈一弘心中有鬼怕谈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事先要作好对付的准备，呸！于是他迅速地改变了口气：
“小韩，我明天一早要回何家渡工地去有急事，请你转告考察组有什么事他们先找别人调查吧！”
他本来还想说如果实在要找他就请他们上水利工地去，但话已到了嘴边还是忍住了。
对方显然是很为难了，组织部的干部是不能随便使气的，何况对方是市委常委副市长哩，小韩的口气依然和和气气，乃至低声细语：
“陈市长，你看是不是先来谈谈再去工地，我想谈话可能不会太长的。”
不愧是作组织工作的人，在短短的一句话里，他先加“我想”在先，“可能”押后，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陈一弘可没有如此的耐心，终于将那句已经咽回肚里去了的话又甩了出来：
“如果实在有事找我就请他们上工地来吧！”
当然他还是有分寸的并没有将话说完，比如刚才对妻子所说的：“是他们要找我，不是我要找他们”就给保留了没有说出口来。但这已经很够意思了，甚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了。一个普通群众乃至基层干部拒绝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谈话，也许是有的。但到了如陈一弘这样的层次，而且是调整班子的考察组，竟然呼之不来，实属罕见。乃至他的那句话后来被层层简化成：“有事找我上工地来”，成了一时的名言，传到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的耳朵里，传到常委们和副省长们甚至部分老同志的耳朵里，引起一片议论之声，自然是褒贬不一，这是后话。当下可为难了那个组织部的联络员小韩。他手握住听筒哑口无言足足有分把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在组织部工作五年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是动员还是尊命？沉默了一阵才终于挤出了两个字：
“陈市长，你看？……”
看什么他没有说出口来，但意思已经很清楚了。陈一弘说：
“就这么办，小韩，你按我的话回答他们，一切由我负责。”
话说得很温和，他的气本来就不是对着小韩们啦，更何况他总觉得那封好心的信，也许就是小韩们的作品。
对方无可奈何，听筒里传来了婉转的声音：
“陈市长，那我就告诉他们你有急事回工地去了，过天把再谈。如果他们有什么意见，我再打电话告诉你，好吗？”
“好吧，就这样小韩！”
陈一弘放下电话回到桌边就真的对二位客人研究起明天赶回工地的事来了。他说：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明天一早我们赶到工地去把消息传给大家，以此作为动力加快工程进度，还要研究一些加快进度和保证质量的措施，你们看怎么样？”
刚才电话上的对话二位客人都已经听见了，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秘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省里来的考察组要找他陈一弘谈话。他却以下工地为由拒绝了，这还了得？于是何局长便说：
“你有事还是留下先办事吧，我们明天一早先走你办完事后来。”
张总也附合局长的建议，一直坐在旁边没吭声的沈琳再也忍不住了，乘机插进来劝道：
“一弘，我觉得何局长和张总的意见是对的，明天一早他们先走，你到考察组谈完话再去也不迟呀。”
陈一弘有些不高兴了，板起脸说；
“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我们还是来研究一下如何抓住这个机遇搞点大动作吧。”
二位客人见他如此坚决也不便多说，只好把话题转到工地上来。
三个人一边商量一边喝酒，等到事情商量完毕，一瓶“茅台”也酒干瓶净了。
陈一弘已有几分醉意，半躺在沙发上对刚送二位客人回来的沈琳招招手，说：
“琳琳，来吧。”
沈琳顺从地走到他身边坐下，依偎在他身上。他伸出左臂将她紧紧地搂住，轻轻地吻她。这个没有生过孩子的中年女人身体依然是那么柔软而富有弹性，皮肤依然是那么细嫩白皙，简直就像二十多岁的少妇。他轻轻地吻着她，沉醉在幸福的温馨之中，过了很久才轻声细声地问道：
“琳琳，你说，是我把你从别人那里夺过来的吗？”
沈琳知道他又想起了那一封信，便也轻言细语地回应道：
“别听那些胡说八道吧，一弘，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事？身正不怕影子歪，别人想怎么说就让他说去吧。”
她这么说纯粹是为了安慰丈夫，其实那封信给她带来的思想负担比丈夫沉重得多。当然，正如她刚才对丈夫所说，“自己的事自己还不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歪”。然而，她更清楚有些事只要别人咬住不放是难以说清楚的。俗话说：“蛇咬人有药医，人咬人无药医呀！”他是有妇之夫，妻子死了再娶无可非议；可是偏偏娶了她这个有夫之妇，当然一切离婚、结婚的法律手续都是完备的，无懈可击，但那些抓辫子的人不管这些。离了婚的是小小职员，后来的个体户，再结婚的是大大的副市长，何况还是老同学，老朋友，对，“老朋友”，问题就出在这“老朋友”上，这就够了，可以给人以借口了！我们现今的社会里，在一部分人的眼中，不分青红皂白，离婚就等于作风不正，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如此等等，这就给那些造谣者有了贩卖谣言的市场。可怕！
沈琳尽量控制住自己，不将内心的烦恼去感染丈夫，尽量安慰他，稳定他的情绪。他却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心情，当她再次提起这件事时，他激动地说：
“我怕什么？只是气人罢了。有人造谣有人要相信，那就让他相信去吧。我一不违纪二不违法，半夜不怕鬼敲门！顶多不让我当这个副市长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沈琳依旧心事重重，听了丈夫的话便说：
“一弘，你千万不要意气用事，我觉得你明天早上还是应该到考察组去才对。也许人家就是不相信那些语言，才找你本人去谈谈，以便核实否定。也许，人家根本就不是谈这件事，不去好吗？”
经妻子这么一说，陈一弘的思想有些活动了。但他在电话上对小韩说得那么硬，明天一早又自己否定自己地跑去了，这算什么？小韩明明说了，他向考察组汇报，有意见再给他打电话。到现在电话还没来，说明考察组已接受他的意见，自己又主动跑去，像话？这么委曲求全真是想升官啦？更何况听到水利工地立项的消息，他的确是兴奋得恨不能立刻跑到工地向大家宣布。如果说党政干部也有“作品”，这项工程便是他的重点著作，得心应手之作。相比之下，那语言一类的事，乃至提升与否都不在话下了。于是他对怀中的妻子说：
“已经定了的事就不要改了，我上工地去一两天就回来，那时再谈也不迟呀！”
沈琳说：
“也许人家很急不能等呢？要不为什么特别打电话叫你回来。”
沈琳没有将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她是在想：也许人家就要整理材料上报名单，突然生出这么个问题来，作为紧急情况处理，抓紧调查后肯定或否定，要是那样岂不误了大事？她抬起头来望着丈夫，嘴唇翕动正要开口说话，陈一弘却用手指轻轻地将她的嘴唇按住，柔情蜜语地说：
“我累了，我们睡觉吧。”
沈琳无可奈何，只好由他。
陈一弘洗洗漱漱上了床，他将后上床的妻子拉到自己的怀中，用左腕枕着她轻轻地抚摸着她那洁白柔滑如凝脂的背部，很快便睡着了。
她却一直想着那封信，脑子里乱糟糟的很久很久睡不着。心里不停地自问自答：说得清楚吗？当然！不，有些事是很难说得清楚的。道理只能说给通情达理的人听，一旦到了胡搅蛮缠的人那里就成了一团理不清的乱麻，唉！
过了很久，她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然而睡得不踏实，老是做噩梦同别人争论吵架，乃至大叫一声：
“岂有此理，太欺侮人了！”
吼声将陈一弘惊醒，他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臂：
“琳琳，怎么哪，醒醒。”
她“嗯”了一声，依然是迷迷糊糊的，翻了个身也依然躺在他的怀里。
“怎么，我在吵架？”
他抚摸着她那乌黑的秀发，轻声细语：
“没什么，睡吧，睡吧，啊！”
沈琳似乎睡着了，陈一弘却反而醒了，而且是清醒了。茅台酒不上头，那几分酒意早已全然消失。像是接班似的，刚才妻子所想的问题乃至在睡梦中和人争吵的同一个问题也在他脑海中翻腾起来。当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不是怕而是气，有什么可怕的？笑话，光明磊落，身正不怕影歪。考察组要相信就由他去吧，作为一时（实际也可能一辈子）难以查清的问题挂起来也随它去吧。自己从来就没有钻头觅缝去寻求提升呀，当然了，如果谁要当一件事情来查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不升官可以，栽诬定罪，那是决对不行的！我陈一弘决不是可以随便让人欺侮的人！事实就是事实嘛有理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吧，在背后偷偷摸摸告黑状，算哪门子英雄！
他越想越气愤，也许是为了坚定自信吧，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年前，确切地说是回到了十九年前的往事上。
六
他陈一弘和前妻冯菲以及冯菲的好朋友沈琳认识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他们在省城一所综合大学念书。那时他们都是第一批带上袖章由校文革和工作组直接领导的红卫兵。三个人都在校文革宣传组，陈一弘是四年级学生，冯菲、沈琳二年级，他自然地成了她们的小头目。当然，他的手下不只她们二人，还有一些男生和女生。但从那时起结下不解之缘乃至后来在人生旅途中命运休戚相关的却只有他们三人。
当时他们可谓天之骄子，在校文革和工作组的支持下，高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打“反动权威”，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一贯的三好学生如陈一弘们，在“捍卫”的口号下也激动得失去了理智，却自认为在执行着神圣的职责。
谁知好景不长，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事情便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从天之骄子一变而成了“保皇党”、“御林军”，成了在五十六天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的帮凶。他们灰溜溜地靠边站了，苦闷、彷徨、不知所之。
这样的时间也不长，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的“大串联”给了他们以新的“生机”。此地不容人，自有容人处。你能串联我又为何不能串联？一旦出了省城，谁来管你的身份是“革”还是“保”。
于是他们七个人五男二女相约组成一个战斗队，名曰“卫红战斗队”，公推陈一弘为队长。陈一弘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被他们这些虽然造反了却依旧传统观念很浓的大学生推为政治领袖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他们一行七人虽不能称为浩浩荡荡，却也整整齐齐，夹在大串联的千军万马之中，乘火车换汽车外加适量的步行，朝行夜宿，向北而去。
他们的口号是：“打到北京去，敬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令人也令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是，当时一些最为流行的口号，例如：“彻底摧毁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他们只在公众场合跟着别人喊，却并未成为他们战斗队的行动口号。是他们觉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没有危险，不需要他们去保卫？是他们觉得党内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故而不需要去摧毁？不知道！也许他们并没有这么高明，而只是一种感情取向上的下意识行动也未可知。
在陈一弘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他们这支小小的队伍最初是很严谨的。语录随身带，早请示晚汇报，饭前饭后念几条。长途乘车，短途步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虽然有的人特别是那几个男生感到太严格受不了，但也不便公开反抗只在暗地里发几句牢骚。两个女生冯菲和沈琳却是陈一弘的坚定维护者，陈一弘的任何一个指令她们都坚决执行，几乎等于半个最高指示。特别是冯菲，块头大，活泼大方，稍有越轨者她也会毫不客气地训人。除陈一弘之外的几个男学生便给了她一个不雅的外号：“大洋马”，并互相打趣：“仅防被马踢哟！”沈琳却恰好相反，她个头不高，身材匀称，皮肤白哲，圆圆的脸，明目皓齿，性格温和，在那个小小的集体里是颇受众人青睐、备受众人照顾的一员。
不严谨的事也终于发生了，当陈一弘领导的这支七人队伍到达武汉时，他们每个人都已身不名文，粮票也只剩下几两了。这样的事在当时是不难解决的，否则就不会维持那浩浩荡荡的大串联局面了。问题出在他们没有经验，除了七幅红袖套和一面红旗什么证件也没有。遍布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是专门为这些大串联的红卫兵们借钱借粮和安排食宿的。而且服务周到，组织严密，审批和借钱借粮全在一间屋子里解决问题，这样的工作效率任何时候都令人羡慕，可惜，也许只有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政治气氛之中，“吃皇粮”的人们才会如此不拖拉地“为人民服务”的，借粮借钱的红卫兵们只需呈上证件，写明要借的粮钱数，审批者随便瞄瞄大笔一挥，就可以到另外一张桌子领钱、领粮票。需要呈交的是什么证件，局外人不甚清楚，也许是什么单位发的串联证或者学生证一类吧？总之，需要身份和所在学校的证明，以便接待者们向组织上交账，如此而已。
然而，陈一弘他们什么证件也没有。没有也得硬着头皮去闯，他们七个人就这样整整齐齐硬着头皮来到接待站。自然是领导者陈一弘出面，填好借据呈上。审批者是个中年人，一看便知是吃皇粮的机关干部。他态度和气、面挂笑容。顺便说一句，这是当时机关干部对红卫兵们的通常礼貌，当然，也有不信邪的，那是极少数。当下那位审批者接过陈一弘所填的借款借粮单，问道：
“证件？”
“什么证件？”
审批者将需要验明的证件名称说了，依然笑容可掬。陈一弘却傻了眼，愣了一下只好照实回答：
“证件没有带来。”
“那就回去带来再借吧，下一个。”
依然笑容可掬。
陈一弘进退维谷，“下一个”却已经上来了。他正准备退出，那六个围在身边形同护卫的男女之中突然杀出了“大洋号”冯菲，她伸手朝桌上一拍，吼道：
“慢点！”
语惊四座，连那个几乎已经填补了陈一弘空缺的“下一个”也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一步，依然是名副其实的“下一个”。
冯菲见第一着见效便乘势追击，对着那位有些不知所措的审批者大声吼道：
“还要什么证件，”她拍胸脯又指指左臂上的红卫兵袖套：“人就是证件，我们都是货真价实的大学生，怎么样？袖套就是证件，它证明我们都是红卫兵，还要什么！”
这种理由也只能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条件下才能说出口来而又不致遭到批驳。审理者无可奈何地笑笑：
“话不能这样说，总得有个凭据嘛，这是制度，二天这些借据都要寄回你们学校去的呀！”
他说的也是实话，他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如此，借钱借粮将来把借据寄回学校去是要还的。谁还？学校还是本人？上面没说清楚，乃至这些借据后来是否真的寄回学校去了，局外人也不得而知。有谁统计过在那段时间里，全国上下共“借”出了多少钱粮，为国家造成了多大损失？任何人恐怕也是无法统计而又不敢统计的，除非他想当现行反革命。
还是把话题拉回来，当下冯菲听了审理者的申辩，抓住他那句“这是制度”的话大声训斥：
“制度，什么制度？修正主义制度！看你就像个走资派！你们那一套制度很快就要扫进垃圾堆了。你还制度、制度！告诉你粮钱今天非借不可！毛主席号召我们出来串联闹革命，你们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却处处刁难，居心何在？”
她将“居心何在”几个字说得特别响亮，那潜台词令听者深思和颤抖。这时周围的几个人便乘机而上，给冯菲助威，除陈一弘和沈琳之外，一齐吼道：
“对，居心何在？是破坏！”
眼看闹大了，坐在审理桌旁边一张桌上，也许是见条发钱发粮票的几个人便一齐出来打圆场，其中一个中年妇女笑容可掬地说：
“请小将们理解，他也有他的难处，但事情总是要解决，哪有让毛主席的客人饿肚子的道理。是不是灵活一点，只要有学生证就行，你们几位中哪怕有一个人带了学生证也行呀，对不对老王？”
她说着回头看看审理者，被称作老王的审理者便也乘机下台，连忙附和：
“是呀，哪怕有一张学生证也好。”
正站立在冯菲身后的沈琳一听，高兴地叫道：
“你怎么不早说呢？”
她说着便从衣袋里取出学生证递给那个姓王的审理者。他随便地瞄了一眼，提起笔便在那张单据上唰唰地签了字，钱粮如数借给。
七个年轻人在街上欢腾跳跃，特别是对两位女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是她们解决了大家的民生问题，应当计大功。
接受初战的经验教训，他们在汉口街上用刚从接待站借来的钱刻了一枚战斗队的公章。
有了这两件武器：公章和沈琳的学生证，他们便一路畅通到了北京。
他们来晚了，毛主席几次接见红卫兵都已过去。眼下的首都是中央文革和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的天下，到处一片混乱。在一片混乱中从万里之遥来到首都的七个青年逐渐分化了。首先是两个男青年离队伍而去，不知所之。接着又有两个男青年离队出走，声称要自己去大海中学会游泳，不再受陈一弘的“家长式统治”。
陈一弘也无可奈何，须知在那种气候下，全国除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是再没有权威的了，何况他陈一弘算老几？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去就由他们去吧。
只有两位女性铁了心跟着陈一弘，在她们的心目中陈一弘的精神“领袖”地位和形象始终未变。再说两个单身女子出门，也总得有一个男性作伴呀，她们选中了陈一弘。
在首都的十多天时间里，他们三人住在西城区的一个接待站里，早出晚归，形影不离。他们可干和能干的事屈指可数：一是到北大、清华等几个权威大学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二是到天安门广场抄各派动向和中央文革首长们的最新指示。白天抄回来，晚上则由二位女将整理装订成册。
为什么要抄还加装订，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算是一种下意识的行动吧。吃了粮借了钱总是要付出一定劳动的，不如此于心不安。抄了，整理成册了，吃起每天三顿皇粮，花起借来的人民币，像职工每月领工资一样，心安理得了。
本来他们也可以学习各省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将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抄及时寄回自己的什么司令部、指挥部去，一来是交了差没有白来首都，二来是为自己的组织提供信息，增强其战斗力。然而，他们三人无法照搬，他们在自己的那个省城里和学校里无所归属是光杆司令。
除了每天的看和抄，他们也进了故宫，登了长城，游了颐和园。在这些场合，他们没有以红卫兵的身份做什么造反动作，而纯粹以参观旅游者的身份出现，观赏所能观赏到的文物古迹，体察一下我们这个古老国家丰富的文化遗产。那时这些公园里一切说明、介绍等文字材料都已作为四旧扫除了。幸好陈一弘是他们三人之中博学多才的一个，他根据自己所积累的知识尽情地向两位女伴作了解释，使她们得到了在课堂里得不到的知识和享受。
可以说在那段难忘的时间里，他们三人在过着两重性的生活。一方面是红卫兵、造反者、天兵天将；另一方面则是普通意识上的人，普普通通的青年人，具有七情六欲的青年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或者用当时红卫兵的流行语来说便是“亲密的战友情谊”。直到回校“复课闹革命”之后，他们依然来往不断。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那难忘的一个多月旅程中，二位女性对她们的精神领袖由好感、崇敬进而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互相都看出来了却又都深藏不露，若有若无。“三角”恋爱吗？从来没有世俗的那种争风吃醋的表现。作为矛盾一方的陈一弘更难看出其倾向，似乎对两位女友都保持着“等距离”的外交。
其实等距离是表象只体现在行为上。内心呢？他的感情天平明显地偏向沈琳一边的。这种偏向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两个女性中冯菲泼辣、坦率，处事麻利、果断。无论对事业型或政治型的男人来说，都会成为理想的好内助；沈琳则相反，女性十足，内向温存，一个男人在挑选女伴时，一般的取向大概无视对他的事业是否有助；而是要选择一个真正的“女人”。陈一弘自然也不例外。
这样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陈一弘本来就比两位女生高两个年级，“复课闹革命”后紧接着又是工人阶级进驻。闹腾了将近一年，他便终于分配了。
层层往下分配的结果，他最后来到了他的家乡三江市所属的尚文县田坝区当了区委的宣传干事。他心甘情愿，过起了与大城市隔绝的半隐居生活。他是个孤儿，无亲无威，但和冯菲、沈琳依然时有书信往来。却都是一般性的联系，他从笔迹上可以识别，有时是冯菲撰文，沈琳签名；有时又反过来成了沈琳执笔冯菲签名。他自己则依旧执行“等距离外交”，一信两名按年龄大小排名，冯菲在先沈琳在后。
如此这般地又过了两年，轮到冯菲和沈琳分配了。两人都来了三江市，沈琳被分到市立二中教书。奇特的是冯菲，好像是“月下老人”在暗中安排，她竟然从三江市被分配到了尚文县，县里又将她分到陈一弘所在的田坝区，她是财经系的，便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尚文县田坝区营业所。
世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陈一弘完全没有料到，至于冯菲是否也如此，那就不得而知了。后来有一种传闻，说如此巧妙的分配是冯菲自己要求的结果，但谁也没有去核实过。
冯菲来到田坝区时，陈一弘已经当上了区委副书记、区革委主任。在区级干部中他是惟一的本科大学生。
冯菲的突然来到田坝区，真乃是应了那句“天作之合”的俗语，外加冯菲充分发挥了她那主动、泼辣的性格优势。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们便水到渠成，登记结婚。
他们的婚礼是异常简单的，陈一弘是孤儿无亲可请；冯菲虽是三江市的人，但父母都是在外专区工作的小职员。母亲坐着公共汽车颠颠簸簸地拎起一床湘绣面的新棉被，赶来参加了女儿的婚礼。她还有一个哥哥在三江市所属的沿山县工作也赶来了。
同学老友他们只通知了沈琳一个人，他们并不是没有朋友，而是觉得身处遥远的山区；交通又如此闭塞，通知到别人也来不了，还不如事后写一封信实在。
沈琳接到通知时的心情如何，陈一弘和冯菲不得而知，以后沈琳和他成了夫妻，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但当时沈琳却是高高兴兴地来了，而且是提前一天赶来的，目的是帮助两个老朋友张罗并招待客人。其实除了田坝区的干部，外来的客人只有冯菲的母亲、哥哥和她沈琳三人，倒也简朴、轻松。沈琳在田坝镇上住了两天便回市里去了。陈一弘夫妇送她到公共汽车站，等车的时候冯菲关心地问她的老朋友考虑了个人问题没有？沈琳摇摇头不说话，似有难言之隐，冯菲也不便多问。只有陈一弘下意识地感到沈琳那难言之“隐”在何处，不免引来了情感上的阵阵微波。
过了不到三个月陈一弘和冯菲忽然接到了沈琳的结婚请柬，还打来了电话，新郎是供销合作社的干部，名叫韩刚，她们学校一位女教员介绍的。事情很不凑巧，当时区里已经通知了召开区委扩大会，陈一弘无法抽身，也正好本能地为他不愿参加沈琳的婚礼找到了正当的理由，便只好派冯菲全权代表了。冯菲去了三天回来，向陈一弘说了自己的观察：沈琳的婚姻似乎有些勉强，看得出来她自己并不那么高兴。陈一弘听了冯菲的叙述，沉默了许久。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陈一弘夫妇处于顺境之中，像是在大平原上乘车，一切都稳稳当当。那几年的日子他至今想起来反而没有什么可回忆的。似乎就是整天忙忙碌碌，夜半三更方才回家接受妻子的温存。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对干部开始讲“政绩”，讲“四化”。作为一个在基层工作了好几年的本科大学生，陈一弘可以说要政绩有政绩，要“四化”有四化，顺理成章地便一下子乘上了特快列车。短短的几年中，他由区长而副县长、县委书记，又一下子成了三江市的副市长。或者可以说这就叫作机遇吧，在这一“快速进步”的过程中，他是“跳了级”的。由一个副县长一跃而为县委书记，是很少有的事。有人专门研究过各类领导干部的晋升过程，发现年轻而至高位者十之八九要“跳级”，很少有按部就班一步步上台阶的。这自然会带来各种议论，但在这纷纷议论声中，只要本人过硬，一个优秀干部的形象也就慢慢地树立起来了。
在这几年中，陈一弘觉得一切都处于顺顺当当的境遇中，当然有甘有苦，但像学生解答一个难题，答案终于得出来了苦也就变成了甘。他只是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一年似乎也不再是三百六十五天而只有几个星期了。在这些迅速流逝的日子中，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事情，许多难以消失的脚印。但也有不少浑浑糊糊的日子，就是那些无休无止的会议。一年开了多少会，他说不清楚更记不清楚。
因为太忙，陈一弘很少过问家事，也难享受一次天伦之乐。冯菲随同他调来市里对口在银行工作，一切家务事都落到了她的头上，而巨总是安排得很好，不让陈一弘操一点心。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位贤良的妻子这句话，在陈一弘、冯菲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取名星星。作爸爸的陈一弘似乎并没尽到应尽的义务，连尿片也没动手洗一次，星星却已经上了托儿所，接着又上了小学一年级。依然是一天来回六趟全由冯菲接送。在那条从市委宿舍至第一完小的路上，人们每天都能见到大块头的冯菲抱着星星骑着一辆破单车急驰而行。一天六次毫无例外，只有四季服装的变化。
不幸的事发生了，冯菲因开会下班晚了一些，在骑着那辆破单车赶往学校接星星的途中，因车行太快迎面碰上了一辆急驰而来的卡车。卡车停住了，等到人们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时，人们发现躺在血泊中的女人已无须送医院而是送殡仪馆了。
这件事对陈一弘无疑是晴天霹雳，他简直记不清楚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他是怎么度过的。几年的时间又过去了，他至今躺在床上回忆往事时，依然不敢去回忆那可怕可悲的情景。当时，他并没有放声痛哭，那倾盆的泪水都像大山里的阴河流到了肚里。
冯菲的突然离去给陈一弘带来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压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缓解这双重压力的重要因素，沈琳走入了陈一弘的生活。这是自然而然的进入，他们俩人谁也没有料到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最初沈琳只是出于对亡友冯菲及其未亡人陈一弘的友谊，积极参与了冯菲的丧事，帮忙照料一切。尽可能地对陈一弘进行劝解，“不该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要想开一点”，如此等等。虽然她自己也悲痛万分，但她还尽可能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做了一些自己可能做的事。隐隐约约她觉得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是对冯菲和陈一弘真挚友情的一种回报。
她的这种回报和协助集中地体现在星星身上。后来矛盾的发展和家庭的破裂，便也从这件事开始，一步步地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陈一弘轻轻松松浑浑糊糊地做了七年的爸爸，连怎样做爸爸还没学会也没想到要学习，却在顷刻之间爸爸妈妈的担子一齐落在了自己的肩上。这位被人们称为会做、会写、会说的“三会干部”，在一个七岁的小学生面前却显得十分笨拙，什么都不会了。而且说句公道话，有那么多工作等着他去做，有那么多会议等着他去开，他又怎能有时间去照顾孩子呢？他真不知道自己那贤惠的亡妻是在同样繁忙的情况下，怎样挤出时间来把家庭和孩子照料得如此有条不紊的。在痛苦和手足无措之中，他真正地第一次感到了女性的伟大。
有了如此的觉悟并不等于就能产生工作和家务两不误的本领。他依然处于困境之中，多亏沈琳经常来家看看，说说解闷的闲话，帮助料理一些家常事情。有好几次，沈琳发现星星身上的衣服很脏了也没换，便当即帮着他换下来又帮他洗了晾在阳台上才回去，慢慢地这就成了沈琳的一项义务劳动。陈一弘很感激也觉得过意不去，只好报歉地对沈琳笑笑：
“又麻烦你了，这孩子也真不爱干净，早上刚换的衣服，下午回来就是一身泥，简直拿他没办法。”[请看小说网 www.qiyebooks.com]
在这种时候，沈琳也总是嗔道：
“六七岁的孩子哪，你要他不在地上滚？没有关系，星星的换洗我包了。”
沈琳说到做到，从那以后她便三天两头往陈一弘家跑，拿走星星的脏衣服送回洗好叠好的衣服。有时难免也要坐下来和陈一弘闲聊一阵。
日子一长久，沈琳的这种行为渐渐引起了她丈夫的怀疑。他们的感情本来就不好，作为沈琳的丈夫，他不仅知道妻子和死去的冯菲是好朋友，也知道沈琳同样地是陈一弘的好朋友。“好朋友”吗？骗鬼去吧！
如果说他们夫妻二人的关系过去是“相敬如宾”，淡漠如水。从此之后则是有盐有醋了。夫妻间渐渐开始了一些不必要的磨擦乃至造成大吵大闹，但往往是沈琳忍住性子，缓解了矛盾。
缓解这个词重点在于缓而不是解。不在解字上下功夫，那矛盾总有一个时候是要大爆发的。
这一天也终于来到了。
这天下午陈一弘在市委参加常委会。干部中流传着一句话：常委会常开会，开长会。事实如此，一件事上了议程先念拟就的文稿或汇报提纲便往往去了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时间。然后大家发言，出席的、列席的都得有个态度。有的人三言两语，有的人长篇大论，甚至从“盘古开天地”说起，进而旁征博引以显示才识或资历者有之。三下五除二，轮到主持会议的书记总结时，上午的会往往过了十二点，下午的会往往过了六点。然后书记再来它个一、二、三、四、五……你想想这该到什么时分哪！如果这天的会议列有三个以上议题，那“敬陪末座”者往往就且听下回分解了。
那天下午的常委会恰好不多不少列了两项议程。一开始书记便说了，今天的两件事很紧急都要讨论完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重复的话可以不说。但各人的嘴归各人自己控制，嘴一张开就由不得你了。直到将近下午五点钟第二个议题才刚刚开始，这不就已经到了该去学校接星星的时候了，陈一弘心里很着急，怎么办？他不能像机关不少同志中已习以为常的那样，理直气壮地离开会场或工作岗位去接孩子，也不好委托别人比如他的挂勾秘书或驾驶员去办这件事。也许在这类问题上他太“传统”了，他认为这是私事，私事就不能公办。那就只好等吧。
等到终于散会时已经近六点了，他冲出会场便乘上在院里等候的汽车往学校跑。
这天傍晚，当他乘汽车赶到学校时，那若大的校园早已空无一人。每间教室都已大门紧闭，连教师的办公室也上了锁。他心急如焚地在学校里绕了个圈，连可以打听的人也找不到一个。他会不会蹲在哪个角落里等待大人来接呢？于是他便又把这所面积三万多平方米的学校查看了一遍，依然一无所得。这时，他发现在学校大门旁边的那间小屋里，隐隐地闪出一点灯光，伸向窗外的烟筒里冒出淡淡的煤烟。其实烟很浓，因为是傍晚了光线不好，他看不清楚。
这是若大一个学校里目前尚存的唯一生机，也是他唯一的希望了。他迅速向小屋奔去，敲开门，学校的看门老头在屋里做晚饭。这是一个孤老头，当陈一弘在这里上学时他已经是学校的看门人兼敲钟者了。那时孤儿陈一弘吃的是全公费，每逢节假日学校不开伙，他便和外乡几个同学一起自己做饭吃。有时火生不着就来求助于这位大家都叫老宋的守门人。老宋那时还年轻，不过三四十岁，一口川北话浑名就叫宋老耗或宋耗子。陈一弘隐隐约约听说，他是从国民党军队里出来流落在此地的，家乡已无亲人不回去了。
熟人见面，陈一弘也来不及嘘寒问暖，迫不及待的第一句话便是：
“宋伯，你看见有一个学生留在学校没有？”
宋老头看见当今的堂堂副市长竟然光临他的“寒舍”，顿觉兴奋异常。何况这位副市长还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虽不能称为他的门生、“桃李”，但作为学校的一员，脸上也毕竟光彩。有时多喝了两杯和别人吹牛，也会情不自禁地冒出几句：“那小子从小与众不同，我老早就看出他是个有出息的人”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