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回头无岸》》 · 李波 · 2026-07-25
雏凤楼的凤头是个凌空茶园，晚上九点后不再营业。我沿石阶上了山顶，喘了一阵气，又登上了足有十层楼高的楼顶。我来到凌空伸出的凤头。我临窗扶栏，极目远眺。月光下，整座城市的上空被乌浊昏暗的空气所笼罩，零乱的街灯闪烁着鬼魅般的光茫。远方马尾山山头上高高耸立着火葬场的焚尸炉烟囱，阴森森地与雏凤亭遥相呼应，它几乎和凤凰亭一样高峻一样气势恢宏。蒙城人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当初要将焚尸炉修得如此居高临下，张着血盆大口，虎视眈眈地俯视着豪爽善良的蒙城人。在这希望和死亡的对峙中，蒙城人竟如此安稳而麻木地沉睡着。这座曾经商贾云集、富甲天下、英雄辈出的千年古城，现在已不可救药地黯淡下来了，落后到比谁的父母官大比谁的单位稳妥比谁占公家的便宜多，落后到以下海人为耻的地步了。而就是这样一座没有生气的地方，我又拥有你的什么呢？她和我的联系仅仅是户口簿和单位名册上的几个字，仅仅是一个银行上的帐号－－我的存折上还有两元钱的站岗费。噢，还有那个门牌号码！确切地说，是那个门牌号码的几十分之一！除此我已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了。我被这个城市接到世上又被她无情地抛弃－－我真正是一无所有了！我的灵魂自由了？可那分明只是一种感觉。确切地说，我是落草为寇了！
山脚下的江水涨潮了，湍急的江水哗哗流动如冤魂呜咽。一阵强劲的凉风袭来，我禁不住连打几个寒噤。月亮从黯淡的云中透下几缕清凉而冷淡的光束，急泻的江水就白花花地有些晃眼。我蓦地生出“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感，禁不住仰天长啸一声，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回荡在城市上空，瞬间就被无边的夜吞噬了。我声嘶力竭地嚎了两声：“为什么？为什么？”那焚尸炉好象晃了几晃，城市却依然一片死寂－－没有人理睬我！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确无可奈何地沦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我连同自己的名字都成为一个被凌辱被践踏的标志。我想起了苏比、帅克、于连、维特、约塞连、格里高尔、红彼得、拉兹、阿Q、唐元豹、祥子、赫留金、切尔维亚科夫、波尔菲里、格里高列夫、哈克贝利·芬孙……亲爱的弟兄，你在他乡别来无恙？我又想起了糜局长、瑶姐、白成富、刁得花、蒋斗瘟和所有侮辱过我正在侮辱我并准备侮辱我的人，此刻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哪里知道此刻还有一个有为青年李亚非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呢？我越想越想不通，越想越气愤。哼，老子让你们睡得安稳！我几步站到亭子边缘，一下解开裤带，哗哗地就朝这个城市撒尿！那尿注晶莹剔透，散发着白色雾气，从高空中长长地划了一条优美的妙不可言的弧线，如一支离弦之箭向城里射去，微风中那声音美妙胜过一切乐器，渐渐地有劈劈啪啪的溅落声，微弱如木鱼叩击，似念球落盘，像铙钹轻拍……我惊呆了！就在这个城市还没有醒来的时候，我站在你的头上撒了泡尿！－－我窃自得意地阴险地笑了。
东方渐露微曦的时候，我下了山。我乘上第一班公共汽车向火车站驶去。火车站广场上躺着、站着、蹲着、坐着、蜷曲着黑压压的如同稻麦如同密林的人群，这里集中了大批外流民工。他们到广东打工，到新疆种棉花，到内蒙古放羊，到山西挖煤，到上海修房子，到北京干杂活，到一切可以将廉价的劳力和血汗换成金灿灿的钞票的地方去。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背着花里胡哨的被子，浑身上下散发着各种稀奇古怪的臭味，他们成群结队行色匆匆，谨小慎微忍气吞声地接受城里人的白眼甚至辱骂。但他们依然是一支庞大的农民起义军，确切地说，他们举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起义。当我淹没其中的时候，俨然也成了中国浩浩荡荡剩余劳动力起义大军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我在火车站邮局给成都挂了个电话，把仍在酣睡的叶冬江吵醒。他将到火车站接我。
十六
一出成都火车北站，叶冬江就在铁栅外大叫：“那个闲人，我在这里！”他已经自封为“中闲委”成都办事处主任了。我们从穿开裆裤时就一起玩耍，都是军人子弟，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同学，他比我还没出息，去学了中文，毕业后他留到了省城，现在他已经停职混了一年多了。也难为他，他机灵如周星驰，又是一个满腹经纶的大学生，却用去教小学体育课，谁受得了？
两个社会闲散人员胜利会师，热烈拥抱，大嚷大叫，引来了旁人的注目。那天也凑巧，我们都穿着大学时一齐买的那件白色T恤衫，胸前的一大团红象一滩炸裂开的鲜血，中间印着崔健的头像，背后是“一无所有”四个字。我用弯曲的手指在他鼻孔前探探道：“你他妈的还活着？”我捶他的脊背。我俩有一年没见面了。
“活着无罪。活着也是闲着，闲着也是活着。”他无所谓的样子。他总是这个样子，中学时，班主任就把他、王文革和我归了类，常做某种反面教材。
“现在干什么呢？”我问他。我俩有一年没有见面了。
“磨刀！”
“什么？”
“磨刀！哥儿准备逮谁砍谁！别惹我呀！”
“你到底干什么？笑话归笑话。”
“放浪形骸，笑傲江湖。”他笑。
“你还是该干点什么实事，空谈误国！”我们向市内公共汽车亭走去。
“我能干点什么？干得了的我不愿干，想干的我干不了。”他向一辆计程车一挥手，“我呀，社会闲散人员，严打嫌疑分子。”
“机票帮我订好了吗？”我们钻进红色夏利车。
“订了，后天下午四点十分双流国际机场。其他弟兄现在情况如何？”
“都落草为寇啦！”
我们在他家所在的东风大桥附近下了车，直接走向一家小酒馆。坐定之后，我们点了卤牛肉，干煸四季豆，虎皮海椒，青椒肉丝，凉拌肚条和炒土豆丝，我们要了四瓶亚太啤酒。这是以前我们每次上酒馆的保留菜谱。
“妈的，真他妈的烦！”呷了一大口啤酒，他狠狠地骂道。
“烦什么？”我笑眯眯地看着他。
“闲散太久，闷得慌。想砍人又怕挨枪子儿。唉，生不逢时呀！要是生在波黑，多刺激！”
“怎么，这么快就耐不住了？你不是口口声声地要和公家平起平坐，作职业闲人吗？现在夹尾巴作人还来得及。”我笑他。
“人是最暴戾又是他妈最下贱的，马克·吐温说人类是世界上最该死的最该诅咒的种类。人需要压力，要逼。人这种动物，一生下来就是邪恶的就是奔坏人长的，稍不留神就要干出奇$%^书*（网！&*$收集整理鸡鸣狗盗伤天害理之事，非逼他他才会干好事。我的问题是现在没有人逼我学好，满街都是想占你便宜的坏蛋！”他喟然叹道。
“我这次就是出去就是找压力的。”
“把我也捎上？”
“那边不是闲人呆的地方，中闲委在那边没有建立基层组织，据说那边没群众基础！”我调侃道，“你又没有什么特长。”
“我饭量酒量不错，饭局上用得着。”
“我都准备每天吃一顿饭呢！还好意思说出口？你那也叫特长？”
“我给你拎包吧。”他恬着脸说。
“我都还指望碰上个富有而寂寞的老太太哩！”我哈哈大笑，用启子打开啤酒。
“想谋财害命呀？”
“她用财产换童身，我用青春赌明天，等价交换，合情合理嘛。”
“天哪，你他妈的还在自摸－－还素着？”他猛地喷出一口酒，呛得直咳嗽。
“假老练！难道你解决了？”我反笑他。
“去年秋天就解决了－－确切地说正是九月十日教师节那天！空手套白狼！妈的，那娘们真浪，小弟弟差点伺候不了。”接着他不顾场合开始绘声绘色地讲他的艳遇。文化人的艳遇通常是以谈文学开始的，他们也难免落入俗套。他讲了他们如何在图书馆搭讪，他又如何巧妙地制造了两人心照不宣的邂逅，他如何欲遮还羞地提出了吃喝玩乐的邀请，那娘们又是如何假意地推辞又准时赴约，他们又是如何从王蒙谈到了王朔，从郁达夫谈到了菲茨杰拉德，从顾城谈到了杰克。伦敦，从小仲马谈到弗罗伊德，从地上谈到了床上，她如何引诱他，他如何“就范”，他如何失了身，他如何和她老公谈判，以后又如何一发而不可收……“怎么样？我用实际行动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他说完得意地问。
看到我一串粘稠的唾液准确地掉进了茶杯，他大声地恶作剧般地嘲笑我：“看看你那馋样！唉，你真不容易呀，要不要今晚我把她叫来给你破处，反正是捡来的嘛！”
我羞愧难当，脸红到脖子梗，口里却振振有词：“你他妈的失身于一少妇，捡个烂蕃茄吃还自以为爽！”
“你看见你家的房子着火了，你他妈的连洗脚水都不嫌赃。”他诡辩。
“啃别人啃过的馒头，真恶心！”我皱起鼻子。
“啃过的馒头再啃一口没关系嘛。”他哈哈大笑。
“好了好了，别说那些乌七八糟的事了。”我把话题岔开，端起硕大的啤酒杯提议，“来来，还是为我们闲散阶层队伍的不断壮大而干杯！”
“还要为你这个全世界仅存的稀有动物－－童子娃干杯！”他放肆地说。
当我们酒足饭饱，叼着香烟，打着舒坦的嗝儿，偏偏倒倒地从酒店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夜幕低垂，一片灯火辉煌的海洋了。成都－－这个以烹调、悠闲和小家子气闻名于世，仍不失为中国西部最好的城市，由于长期观念陈旧裹足而行，有些落后了。据说新省长上任就雷厉风行，成都正扯下裹脚布，痛彻地反思并摒弃了从小家子气上升到理论的美其名曰的“盆地意识”，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拼命追逐现代化，雄心勃勃志在必得地成为国际大都会。
我们先到他家，放下行李，洗漱梳理之后又出了门，我们从他家所在的桥头，沿着成都的“长安街”自东向西而行。我们喝了不少的酒，醉哄哄地摇晃着身子，叶冬江以其特有的外八字步伐加剧了摇晃的弧度。一路上我们肆无忌惮地吼起了《解决》：“……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总是没什么机会是更大的问题，忽然发现你正看着我，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先把你解决……”吓得温文而雅的成都人赶紧给两个疯子让道。老实说，大学时我俩就是全校闻名的摇滚歌手兼走廊歌星。
路过东风电影院时，冬江非要去玩电子游戏机。我们走进偌大的游戏厅，几十台游戏机排成几溜。使我吃惊的是，那些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伏在这些儿童游戏机前厮杀鏖战，口中杀声不断的几乎都是成年人。这些人大都穿着T恤、背心、短裤、拖鞋，一副悠闲慵懒状，许多人都穿着文化衫子，其中有三句最赫然入目，一句是：“我没钱，别惹我！”另一句是：“不象话！”还有一句居然是：“雄起！”
“他们和我们一样，大多是城市中的闲人，公家的弃儿，生活的边缘人，精神上的活死人，他们需要活着，需要刺激。”叶冬江向我介绍。
他买了十枚币玩起了“雷龙”。里面充斥着摹拟现代立体战争的血腥厮杀场景，从航母飞机坦克机关炮导弹地雷机关枪什么武器都有。冬江反应敏捷战术高超，引来了一群围观者，每当他躲过似乎注定在劫难逃的袭击，化险为夷甚至反戈一击时，都会引得旁人情不自禁的喝彩。冬江也越来越得意起来，那些大至航母小至枪炮的武器都成了他随意操纵的小玩具。他杀得天翻地覆火光四射，俨然成了一个驾驭着庞大战争机器的英雄，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去玩老掉牙的俄罗斯方块和小蜜蜂。
后来我们又去看了场夜场电影，由道格拉斯·迈克尔主演的《本能》。当我们回到叶冬江那个阴暗而隐蔽的小房间时，已经零点过了，我们冲了个澡，然后在支离破碎的交谈中昏昏然然地睡去。
第二天起床时已近中午，我们穿着T恤、短裤和拖鞋上街了。即使是大白天，成都街头闹市仍不乏这种闲人打扮的人。在我走过的城市中，从未有哪个城市有如此多趿着拖鞋上大街逛商场或在街沿打麻将的人，真堪称成都一景。路过一家生意红火的面馆时，我想去吃点山西刀削面，冬江却执意要宰我吃火锅，没办法，可能是昨夜洗澡换衣时他发现了我的钱包，那是一笔对于我们而言不菲的款子，有三千元呢。我们在“七星椒”火锅厅坐定，我点了菜，把菜单交给俯首侍立一旁的女侍。
“先生，你们喝什么酒？”她毕恭毕敬地问。
“我喝一扎冰镇啤酒差不多了，你呢？”我问冬江。
“我，给我来瓶中华鞭精。”待那女孩隐笑而离，冬江对我说，“操！肾虚得厉害，缺什么吃什么，吃什么补什么。”
“小姐！”我挥手叫来那位女侍，“再给这位西门庆先生来份牛鞭。”
“算了算了。”冬江居然也有害羞的时候。
“没关系，二十元钱嘛！要补就大补一下嘛！”
我们在七月的酷暑中又被火锅烫得五脏六腑就像被油煎过，无一处不舒坦，无一处不烫贴。我们大汗淋漓，唏嘘不止，却愈加感到无穷的惬意，这就是四川火锅的魅力。几个老外和北方佬不堪忍受哇哇叫着落荒而逃。走出带空调的火锅厅，我们差点热昏过去。
“不行不行，我们内火太重，肝火上升，得赶紧找个地方散散火。”我四处张望。
“登茶馆！”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茶馆是我们自小到大消遣时光最常去的好地方，花钱最少，享受服务时间最长。最有趣的是，茶馆不仅是各种轶闻趣事闲言碎语兼下流故事的批发市场，又是各类闲杂人等三教九流的集散地。我的低级趣味的形成实际从小就在茶馆滋生了坚实的基础，王朔的小说只是一根导火线而已。我的早熟就和茶馆中说书艺人的下流事故的引诱有关。成都亦是个茶馆城，各种档次的茶馆密布于市。成都人的温文而雅慵懒闲适巧舌如簧豪放不足婉约有余，据我看来大约与其深厚的茶文化有关。蒙城人性格趋向北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火爆刚烈，傲慢强横。
我们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院内搭着凉棚的茶园，刚坐定要了茶，就有两个眉目清秀的“掏耳女”走拢来，要求为我们清除耳垢。
“我们在喝茶！也不看场合，恶心！”我厌恶地挥手。她们讪讪地还不走。
“别，别走，来吧，舒坦。”叶冬江说，“你请我吃火锅，我也不能没一点表示，我请你掏耳屎。”
不容我说话，那女子就敏捷地揪住了我的耳朵刮子。另外两个修脚师傅见状不由分说地抱起了我们的大腿。我动弹不得，只好眯上眼睛，那种痒痒乎乎的感觉真好。
“别人要靠这个养活一家人呢，容易吗？”叶冬江最后共付了20元钱，让他们四个人分，几个人感激不尽地走了。
等我们走出来时，公园门口已竖起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原来竟是“黑豹乐队”要到成都来演出，旁边开始售票。窦唯是我心目中屈指可数的大陆歌星之一，可惜他要四天后才到，让我遗憾了好一阵，无法去领略他音乐中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和柔情中的狂野和狂野中的柔情了，当时我真动了先退机票或换机票看演出的念头了。我花了四十元为冬江买了张甲票，并告诉他：“你去看吧，帮我吼两嗓子。”
新闻联播中报道：从银川飞往北京的一架图－154客机坠毁，造成七十多人当场丧生，这个消息把我吓得一身冷汗。我对冬江说，明早退票换乘火车走算了。
“没关系，到深圳是很先进的波音－757客机，比图－154安全得多，出事的大多是图式和伊尔式飞机。俄罗斯的产品就和他们的总统一样笨拙。”冬江的爸爸安慰我，他是个飞遍中国每个角落的大校衔职业军人。
“你英勇就义了，家里还可以得六万元赔偿嘛，我是你的紧急事故联系人，我只要十分之一的回扣就行了。”冬江打趣我，“死了你一个，幸福一家人嘛。”
次日吃过午饭，休息片刻，我到外边给卫超打了个电话。然后我们坐公共汽车到人民南路锦江宾馆对面，换乘西南航空公司的大巴士。由于冬江无法进候机厅，我们就在此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我们再次拥抱。
“这下就看你的了，哥们！”他说。
“不排除流落街头、饥寒交迫的可能性，不排除再次让人看笑话的可能性。”我笑。
“你先去，我随后就来。”他可怜兮兮地望着我。
“只要我一立足，你就可以来。”我保证。
当汽车鸣喇叭催乘客上车时，我们都眼泪汪汪了，我握紧他的手说：
“你回去吧，还是找点事干充实点。”
“我他妈的算什么呀！国家这么困难，我无所谓，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指望你了。”他哽咽了。
“别对我期望过高，如果那边混不下去，我也只好回来。”我又强作笑颜，“你他妈的也别闲了，别把你爸惹急了，哪天一枪把你崩了。”
“你放心，我再闲也不会闲成民愤极大非杀不可的那种人。再说我家三代单传，我爸得留着我传宗接代哩！”汽车开动时，他恶狠狠地骂了我一句，“你他妈的给我顶住！身体是糜烂的本钱！”
约摸半小时抵达双流机场，我凭机票领了登机牌，托运了行李后直接通过安全检测门进入候机厅，厅内已是人声鼎沸。又大致过了半小时，广播中通知到深圳的登机，于是一群人乱哄哄地走出候机楼来到停机场，我们换乘公共汽车直抵飞机旁，这是停机坪上机群中机身最庞大的波音－757客机。第一次乘飞机真有点兴奋。
空中小姐年轻迷人身姿窈窕，她们站在舱门旁笑容可掬地迎候我们登机。我一进机舱，顿觉一阵凉意直浸心脾，舒服极了。我的座位如我所愿靠近窗口。不料我的邻座胳膊上戴着孝套，从闲谈中得知他在大亚湾核电站工作，是专回成都为老母奔丧完毕返回单位的。联想到昨晚的电视新闻，我的心中总有点发怵。时间过了四点二十分，仍未起飞，播音员说有一位旅客尚未登机，要稍等片刻。半小时后又说，接到空中管制的命令，暂时不能起飞，有人开始抱怨，我索性闭目养神，听音乐。至少又有半小时，邻座推醒我，播音员又说飞机没汽油了，要我们统统回到候机楼等候。乘客终于被激怒了。
“飞机场居然没汽油！没听说过。”
“撒谎都撒不来！”
“No oil ？That's incredible！（没油？不可思议！）”
“有莫搞错！”
但骂归骂，我们不得不又下飞机，乘公共汽车回到候机楼，然后上楼。在候机厅不少人责问机场工作人员延飞原因。有人说要在国外我们有权要求赔偿，我在一旁起哄咱中国也有这权力。那些工作人员笑嘻嘻地解释说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并透露说前几天有一架飞机冲出了跑道，毁坏了一座小楼，这等于承认是出了机械故障，又有人提到了前天的空难，于是人们不再骂了。有个香港女人当场退了票。
我由电视新闻联系到邻座的孝套联系到刚才证实的机械故障，在候机厅里诚惶诚恐。幸好有两台彩电，我便强制自己转移注意力。不久通知我们说有一顿免费晚餐款待顾客。这时，吃再一次在国人面前发挥了威力。果然，一听是白吃，乘客们气焰顿消，转悲为喜，奔走相告，潮水般涌向大餐厅。人们凭机票领了餐券，在大餐厅领到了盒饭和一瓶易拉罐饮料。我为了看“新闻联播”，草草应付后便到候机厅。看到报道的中国经济大好西方萧条中国稳定世界动荡，我的心中感到真高兴。特别是我最不放心的农业问题也有了转机。一条报道说，农民今年交夏粮不再象以往那样打白条，一年的血汗钱全部兑现。给人的感觉好象不打白条反而不正常，是开了恩，农民应该感激不尽。一个老实巴交一望无牙的庄稼老汉一边数着自己手里的一叠钞票，一边感激地说还是党和政府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盛夏的黄昏是美妙绝伦的，停机坪上银灰色的机身在夕阳的余辉中被蒙上一层稀薄的霞光，象镀上了一层闪亮的，近乎熔化的金子。八点左右，在暮色苍茫之中，飞机在巨大的轰鸣中，随着我的心跳起飞了。飞机迅速地大幅度上升，从而让我体会了短暂的失重状态。我从窗口俯视这个庞大的都市被一团烟雾所笼罩，但仍可以看见那些高大建筑物的模糊轮廓和细密的流动的灯火，不久便是成都平原整齐有致的稻田阡陌，交错有序的农舍道路依稀呈现出来。蓦然间我惊奇地发现了一副立体风景，在飞机的西方，是一片金黄闪耀的天空，向四周由强而弱地射出万道如剑之出鞘般的霞光，东方一片苍茫朦胧，而机身下面的云海却被黑暗所吞噬。这时我已经忘了一切不祥的念头。
不久空姐开始分批给我们分发各种稀奇古怪的精致食品，饮料和纪念品－－一个时髦的横拴腰间类似皮带的黑色皮包。餐后我要了几本画报翻阅。我们渐次飞越贵阳、桂林上空。在迷迷糊糊之中被播音员和空姐叫醒，飞机即将到达深圳。我一看手表已近十点十分了，我推开机窗盖子向下俯视，不久，前方出现了巨大的一片灯火，飞机开始盘旋下降。旅客开始兴奋起来。深圳简直成了不夜城，空气透明度极好，在无边无际的灯火海洋中，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鳞次栉比，四通八达的公路上爬行着密密麻麻荧火虫般的各式汽车。约十分钟后，飞机稳稳地停在深圳宝安机场。
十七
我一跨出机舱门，就有一股从未感受过的热浪向我袭来，我差点昏厥过去。通过一条连接着舱门的圆柱型的富丽堂皇的空中通道，进入一个凉气袭人的宽敞的大厅，等了一会，传动带送出了行李包。当我推着行李包向外走时，却没有发现卫超，我又四处找了一转，还是没有，我开始惶恐起来，立即去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操乡音的人，我这才有一种安全感。他告诉我卫超在下午5点就到机场去了，结果机场说本次航班无限时延迟，他一直等到9点才回去，现在又到汽车亭去等我去了。他让我自己乘中巴到上海宾馆汽车站下车就可以见到阿超了，如果没见到就再往前走200米到华强南路招待所的第二层，招牌是“豪绅川粤大酒店。”
我走出大厅，一排中巴正在路边招徕顾客，那些广东仔正在用一种几乎听不懂的普通话嚷道：“深圳！深圳！到深圳！”我刚一踏上那辆已经点火启动的中巴，就飞快地向前驰去。沿途是高大的广告牌和连绵不断的厂房、车间，正灯火通明，发出阵阵轰鸣声。半小时左右，中巴停在南头边防检查站亭外，我取出边境证和身份证随人流鱼贯而入，那个武警把我和边境证、身份证上的照片狠狠地盯了几眼，仔细地对照一番，然后放我入关。入关后，又换乘中巴，直奔深圳市区。一路上灯火愈加辉煌，座座几十层的高楼大厦在夜幕中不断掠过。在上海宾馆站，车还没有停稳我就发现了卫超，几乎同时他也发现我了，我们一齐叫了对方的名字。卫超身材高大俊逸，一表人才。
“不好意思，没有接到你。机场没有通知飞机延时到何时，我明天还必须上班。”他一边接过我的行李包一边说。
“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让你白白等了近五个小时。第一次乘飞机就这样。”我抱歉地说。“我们还用得着说那些。阿非，我倒发现你变了。”卫超说。
“是不是陈奂生上城了，太老土了？”我问，“他妈你才到深圳两年就瞧不起老乡了。”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发现你变老成了，以前总是先听到你的笑声后见到你的人。”他说。
“生活的艰辛嘛。”我笑笑。
我随卫超拐了个弯来到“豪绅大酒店”，这座十多层楼房中的第二层就是阿超上班的酒家。他告诉过我这里有五六个老乡。卫超两年前到这里，他以一个复员武警的国防身体被选中做了酒楼的保安部长。他把我领进去参观了一下豪华的酒楼，然后又下楼到街上，打了个的士到了不远处的住处。卫超告诉我他们住在赤尾村，离皇岗口岸和上步码头都很近，和香港新界仅一河之隔，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新界半山腰的别墅。
我们走进了一片建筑物相对零乱，低矮的居民区，仿佛走进一处都市里的村庄。繁华和喧闹被平静代替，那些光秃秃灰扑扑的水泥墙上，贴满了那种不通过电视、报刊等现代传播媒介却又充斥中国每个角落，最家喻户晓的广告，专治那些让人面红心跳、难以启齿、裤裆之内、两腿之间的传染病。
我们走进一座崭新的六层楼洋房。卫超告诉我这座房子不过是当地一个农民修的，十年前不过花二三十万，现在一千万也买不走。每月仅酒楼就要付给他3万元房租，而酒楼只租了他的三四楼两层。这个昔日娶不上媳妇的穷光蛋娶了个漂亮的上海女子，买了辆奔驰轿车，整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我虽早就听说这里的农民暴发了，听了这些还是瞪大了眼睛。
我们走上了楼时，有几个老乡过来。卫超一一介绍，阿蕾、阿波、阿华。
“我的好朋友，老同学李亚非。”卫超把我介绍给他们。
“亚洲的亚，非洲的非。”我笑着自我介绍，“这名字好记，叫我小李好了。”
“这里得叫你阿非，你以后就叫我阿超。”卫超说，“阿非这名字你不介意吧。”
“阿非？我成流氓阿飞了？阿非就阿非吧。”我笑笑。
阿波替我提行李，阿超整理床铺。这时我已经热得大汗淋漓透不过气来，我真怀疑如此高的气温中人居然能生存。阿超领我去冲凉，半夜三更的水竟也是温的。冲完后我又穿上T恤、短裤、拖鞋随阿超去吃饭，下楼经过二楼时他大叫一声：“杨排长，吃宵夜去。”里面就走出一个上身赤裸，趿着拖鞋的年轻人，他个子很高，瘦得可怕，露出排骨，一看见他就知道又该重视农业问题了，怪不得叫他排长。他操着浓重的重庆口音和我们打招呼，看见我很亲热。
宽敞的大排档坐满了人。阿超告诉我这里的人有吃宵夜的习惯，通常午夜以前是无法入睡的，而且从不睡午觉，精神特好。
“今天为你接风，吃几个广东菜如何？”卫超问我。
“随便，简单点的。”我说。
不一会，又来了几个女孩。有老乡陈蕾、黄姐和杨排长的女朋友，大家对我一见如故，谈笑自如。他们极其关切地问起一些家乡的情况，我于是把那些家乡人都不在意的事情，如哪条破街拆了房子，哪条水沟被填平，哪个老板或官员翻了船或哪个刑满释放人员暴发了讲给他们，他们竟听得津津有味。
“还是给我介绍些深圳的情况吧。”我说。
“这里是中国的联合国，每个省甚至每个县的人都有。却是广东人的天堂，外地人的地狱。
”杨排长第一个说，“这是个移民城市，过客文化！”
“什么都学香港的，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商品、货币甚至口头禅都是香港的。”阿蕾说。“这里也是女人的天堂，男人的战场。”黄姐说。
“天气热死人，人际关系却冷死人。”卫超说。
“满街都是鸡婆。这里找鸡婆容易，找爱情难。”杨排长的女朋友说，她姓华。
“这里的人，不姓资也不姓社只姓钱，有钱就是大爷。还是你自己慢慢观察吧。来来来，吃菜吃菜！”卫超提醒我。
几个据说很有广东特色的菜实在是索然无味，不过我仍装出满有兴趣地勉强应付，幸好有一个被称为“通菜”的和川菜中的藤藤菜味道相似。
这几个菜几瓶啤酒居然花掉卫超三百多元，我十分过意不去。回到寝室时已经十二点过，冲了个凉瞬间又是大汗淋漓，热得睡不着，阿超给我找了台盒式电扇对着吹才好点。卫超兴致很好地对我说：
“你先休息，我明天下午才上班，刚才和阿波调了班，我们还要继续干革命。”便叫上杨排长、陈蕾、阿华去打麻将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十点了，我感到浑身又是汗腻腻粘乎乎的，没有料到早上的自来水竟也是热的，实在难找一丝凉意。阿超冲凉时告诉我昨夜的鏖战他赢了五百多元，杨排长被剃得只剩下骨架了，今天天然由他请客。我乘着空闲拿出电动剃须刀剃了剃满脸的胡茬，让自己强制性地年轻了一截，我又换了一件干净的宽松的T恤衫。我决定今天不到台湾老板那里去，我想先熟悉一下这个神秘莫测举世瞩目的现代化都市。阿超要带我去逛一阵。
刚一出楼，火辣辣的太阳光几乎刺得我睁不开眼，滚滚热浪向我袭来，瞬间浑身又被汗水浸透，汗水沿着脸颊和下巴向下不间断地滴落。我发现南方的天空格外高远格外蔚蓝，南方的阳光格外充沛格外耀眼，和内地相比，太阳似乎离地球近了许多，如头顶火炉，炙烈得令人不堪忍受。热带季候风挟着海洋的苦涩和潮腥扑面而来，还有一氧化碳气体、类似食物腐败的味道和一种难以言传来历不明的独特气味弥漫在城市中。
一到大街上就可以看到深圳的真面目了。那座座高耸入云、鳞次栉比、造形各异的楼厦都在艳阳普照下五光十色、流金溢彩、轮廓分明，显得比在电视中更加气派更加豪华，更有说服力。繁华商业街一条接一条，高档商店一间挨一间，制作洋化的广告牌和霓虹灯充斥眼中，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车流你来我往穿梭不息。随处可见到内地很少出现的豪华型奔驰、林肯、凌志、皇冠轿车，的士是纯一色的红色“桑塔那”。街道两旁遍布着棕榈树、椰子树、槟榔、铁葵、芭蕉树等热带植物，街区拐角处有片片芳草萋萋的绿草坪，街心是高大的多层次立交桥或街心花园，园心有水池，池中清泉荡漾，喷泉飞舞……
这个平地乍起、急骤膨胀起来的南滨都市给人的感觉是繁荣但不拥挤，整齐而不零乱，是一个充斥着舶来商品、舶来文化、舶来客人，透着喧嚣浮华和富裕气息的大熔炉。几乎所有的人都绷着脸来去匆匆忙忙碌碌，其中晒得黝黑发亮的年轻人最多。大街上很少见到内地城市大街上常见的那种趿着拖鞋不慌不忙、胜似闲庭信步、甚至成排地蹲在街沿呈大便状的闲慵之人。阿超告诉我，这里一眼就能分辩出哪是外地人哪是本地人，即使不听他讲话也能。那些皮肤黝黑，身材干瘦精悍，穿鞋不穿袜子的就是本地人，他们手提大哥大，腰挂“挤奶机”显得轻松自若无忧无虑，一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越感溢于言表。大街上随处可见驾着豪华车，手提“大哥大”，牵着漂亮女人的新富们。手机，这种在西方发达国家严禁在公共场所使用的通讯设备，在这里却专凑人多的地方去，大街、商店、餐厅甚至冷不防地从轿车中探出一颗长颈鹿似的头颅来，对着手机大声说笑。那些用手机通话的神龙活现的家伙，一边格外宏亮，格外造作地讲话，一边用婊子般的目光胡瞟乱扫一气，生怕别人没看见，只要你一留意他，他的声音立即会高八度！俨然成了身份和富有的标志。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生意全都被他们做完了、垄断了，这个世界他们说了算。也难怪，我记得当时的手机价格在两万元以上一部。其实根本没必要，因为这座城市通讯非常发达，就连许多僻静角落的小杂货店都有国际国内直拨电话。当然，这并不妨碍两年后我稍有盈余便也迫不及待地买了部手机招摇过市－－新事物嘛。
我随阿超回到酒楼后，他替我买了份套餐。他告诉我，这是这个物价最高的城市中最实惠的吃法，只卖给酒楼工作人员亲属朋友，不对外出售。卖一份酒楼还要亏几元钱呢，价格每套十元。阿超说即使一两个人到最低档的大排档，一顿三四十元挡不住。套餐有数量不多的两荤两素一汤，全是川味，另加一碗泰米饭，统统放在一个〖HTK〗锃〖HT〗亮的不锈钢托盘中，一人吃足够了。
饭后阿超又领我到巴台休息。酒楼里开放大功率空调，通体玻璃墙壁挂着粉红色窗幔，地板上铺着绿茵茵的地毯，光线柔和，气温宜人，巴台正好在空调旁边，简直凉爽惬意极了。绵软娇嗔卿卿我我的粤语歌曲萦绕回荡于偌大的厅内，宾朋满座，欢声笑语、磕碟碰杯之声不绝于耳，身穿制服的女侍举杯托盘来往穿梭，大腹便便的食客们在身裹真丝旗袍的迎宾小姐的带领下鱼贯出入。阿超还身兼巴台调酒师，他给我介绍各种名贵的洋酒。
“这是轩尼诗XO，这是大将军拿破仑，这是路易十四，那瓶是极品占边……”
“你是不是要请我干几杯呀？”我心驰神往地问。
“我调了几个月酒也只敢闻闻哩，你看看那标签，一瓶酒够我挣一年哩。”他又悄悄说，“等机会吧。”
忽然，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了，那是蒙城几百万人都熟识的面孔－－电视节目主持人苏茹，关于她在深圳情况的猜测，真是五花八门。有的说她迅速至富了，有的说她嫁给港商了，有的说她混不下去了，有的还说她得病了。她年轻、漂亮，并且不乏现代气息，但她没有多少娇柔造作，她的气质来源于她的自然状态。在众多的女士中，她的确有一种卓尔不群的气势，她一袭黑衣裙，黑色高跟休闲鞋，仍然保持着以前的肤色。她走过大厅时引得那些广东佬纷纷转身给她行注目礼。她径自走向巴台，放下她的手提包，然后站在我的面前，她留意了一下我，我向她点点头。
“蒙城来的？”她问。
“对。卫超的同学。”我忙点头，“你好，苏小姐。”
“你认识我？”她问。
“谁敢不认识你呀？家乡人民想念你，常提起你。”我说。
“是吗？他们怎么说的？”她感兴趣地问。
“说你迅速致富了，要携带巨款回家乡投资建厂，改变家乡面貌。”确有这种说法。
“天哪！真那么说？”她笑起来更漂亮了，“发什么发，替别人打工而已。他们还说什么？”“都说主持节目还是你好。现在主持人走马灯似地换，不是形象差就是没文化，严重影响家乡投资环境，都希望你回去。”我说。
“局里几次催我回去教一下他们，我怕一回去就走不了，一直拖着没走。”她有些得意地说。忽然她又问我：“你也是来找工作的？”
“我是来体验生活的。”我随口说道。
“体验生活？”她有些不解地问。
“在内地做公家人太舒适了，公家把我们宠坏了，年纪轻轻便四平八稳地闲散起来，闲得身上生青苔。”我说，“再说尽管每月二百元工资很寒碜，可我还是惭愧！”
“所以就不当公家人了？”她问。
“对。想到深圳来体验一下血与火的竞争，尝尝被剥削的滋味，还想找点冷漠的感觉。”我说。“真的！那你简直找到了好地方。”她又笑道，“深圳这地方，谁也不管不了谁，有一句话叫深圳不相信眼泪。”
这时阿超过来对我说：“现在没事了，我给你借了部车，我们出去转转。”
我们下楼后沿深南中路向东行。毒日头当空照着，一股带着潮湿海腥味的热浪立即向我们袭来。我先给家里发了封电报，又给台湾老板打了个电话，他不在，我告诉接电话的小姐我明天到他们公司，并留下姓名。
阿超对我说：“如果你需要单车，我可以帮你买一部，这里偷单车成风，二十元就可以买一部不错的单车，要用就用，不用就送人或扔掉。”
走到前面不远，阿超指着正面通体镶嵌着巨大玻璃墙说：“这是麦当劳快餐店，所有来深圳的人都要来品尝一下异国风味，等会儿返回来时，我们就在这里吃晚饭。”
路过深圳市政府时，我看见在附近耸立起一座巨大无比的邓小平画像，形神兼备，非常逼真。他老人家慈祥地挥着手，俯视着这个他亲自缔造的现代化城市，旁边是一行大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我琢磨着这一定是在邓公去年初南巡或党的十四大后建造的。阿超告诉我这里的人都非常崇拜邓小平，尊称他为邓大爷，很多家里都有他的画像供着，每天拜他，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前方有两座大厦高耸入云，卓尔不群。阿超告诉我那座稍低的圆顶方柱体大厦是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那早已成为深圳的象征，稍高的尖顶大厦是深圳发展中心，是目前深圳的最高建筑。路过深圳大剧院时，阿超告诉我这里常有香港歌星演出，四大天王不久就要来此献艺。
不远处向右拐，我们来到国贸大厦前面，这里是深圳最繁华的街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国贸大厦的低部几层是商场，我们走进光亮堂皇，富贵袭人的营业厅。那里面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或流金溢彩或晶莹剔透或精巧别致或美仑美奂，大都是进口货。有两千多元的眼镜，三千多元的皮鞋，几万元的手表，还有那些连阿超也只能闻闻的洋酒。我指着一根两千多元的皮带对阿超说：“他妈的，这可能是人皮造的。”看见有的人买这些商品就象我们买一杯可口可乐那般随意，真让人寒碜得想从楼顶一头栽下去。当时我就深刻地意识到什么是财大气粗什么是人穷志短，意识到什么叫做渺小。阿超问我是否想上楼顶去俯视一番深圳的全貌，我也没了心思。下楼后，我们在喷泉池前以大厦作背景合影留念。我们四处张望一番，感到无路可走，阿超提出去看场电影，我立即赞同。我们走到附近的南国影都，正在上演一部香港片，由一个以善于迎合低级趣味著称的、被香港演艺界封为“波霸－－英文Biggest busts（巨乳的意思）”的主演。在阿超去买票时，一个约莫二十岁，很时髦的陌生女子忽然袅袅走近我，用普通话低声问我：“靓仔，请我看场电影好吗？”
我大吃一惊，一时不明白她的意思。
“二十元一张票，很便宜的嘛。”我说。
“我十元钱都没有了，请我看一场吧。”她甜甜地说着看我，那目光既温柔又凄凉，既娇娆又不幸。
我有些心恻，正想搭话，阿超走过来，拉起我就走，一边用四川话厉声教训我：
“那是鸡婆，还看不出来？笨蛋！这里有便衣，专抓干这种勾当的人。”
“别把别人看得那么坏，我看别人不象嘛。”我边说边往回望了一眼，果然那女子又向另一个男子走过去搭讪去了。
“怎么样，不相信？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阿超取笑我。
整部片子粗制滥造，杀来杀去，“波霸”有意无意地泄露春光，却并不彻底，根本无法满足我们的低级趣味，我大骂上当，没看完就拉起阿超离开了影剧院。
“我看那对奶子应该拿去解决香港市民的奶瓶子工程。”我笑骂，“拍电影真是可惜了。”不觉已是暮色苍茫，华灯初上，深圳反而更加繁忙了。猩红的夕阳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笼罩着喧嚣浮华的城市，建筑、车流和行人都变得虚幻而模糊不定。我们向回走时，塞了好几次车。折回到麦当劳快餐店，一跨进去，瞬间感到一种异国情调，服务员一律穿着整齐的红白色竖条相间的短袖衬衫，系着黑领结，斜戴着一种别致的船形帽。里面早已人满为患，有些人吃完了并不走，还坐在窗前欣赏街景，闲谈，我们好不容易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两个座位，花了在四川两三个人可以舒舒服服吃顿火锅的钱买来汉堡包、比萨饼、沙拉、大杯橙汁、炸土豆条等几样东西。阿超告诉我，在深圳除非吃盒饭和套餐，这是最廉价又体面的消费。
我们不慌不忙，边吃边聊。忽然在我们对面一对男女卿卿我我，搂搂抱抱起来，男的年龄至少不低于五十岁，女的年龄至多不高于二十五岁，那样子绝不可能是一对父女。那女子身上穿的哪叫衣服，简直是一张鱼网！男人又黑又老，越南人似的色迷迷的一副挨打像。瞬间，那女人钻到男人怀中撒起娇来，那个老男人一只手放在她的臀部乱摸，一只手搂住了她的脖子，面红耳赤地耳语，残言片语、轻声浪笑飞进我的耳膜。要不是那男人的大哥大响起来，不知道还会干出些什么来。
回到宿舍的首要任务是冲凉。仅仅两天，我的脸就象一只被烤焦的甘薯黧黑透红。我笑着对阿超说：“你看我们现在，脸象包公，身子象杨贵妃。”他说：“这是北方人到广东的第二身体特征，等不了两个月，你的脚就会有一股香港味了。”
想明天要去见台湾老板，得做个准备，于是谢绝了搓麻将的邀请，独自回到寝室，从包里取出一本《英语世界》，我得练练口语以应付明天面试可能出现的英语对话。我翻到《克林顿总统就职演说》大声朗读起来，不一会，隔壁的广东仔走进来，好奇地看着我，用极生硬的普通话问：“你在读英语吗？”
“是的。你是广东人吧！快坐。”我忽然想和广东人接触接触，文艺、影视、传说和闲谈中的广东人不乏饱暖淫欲之徒。
“韶关人，在粤北。”他坐下说。
“怎么广东人也要打工？”我吃惊地问。
“我们那里是山区，很穷的。广东也只是珠江三角洲，南部沿海富裕。”他费力地用普通话解释。
“那这些先富起来的老乡会带动你们富嘛。”我笑着说。
“哪有那么容易，你是学英语的大学生？很吃香的，可惜我不懂，初中刚开始就回家了，太穷，上不起。”他有些黯然，他比一般的广东仔要高大强壮得多。
“打工很苦吗？你每月能挣多少？”我问。
“累死人，每月不过四五百元，全部寄回家去了。克－林－顿是谁？”他拿起书看，那上面的文章题目是汉字。
“美国新总统，才四十六岁，还没生下来父亲就栽到水沟中淹死了，继父是个酒鬼，他小时候比你惨多了。”我安慰他。
他高兴地走了，我又读起来，直到睡眼惺松，倦意难忍才不知不觉地睡了。�
十八
第二天一早起来，从冲凉房回来经过阿超和杨排长的床时，他们正鼾声如雷。我推醒他，告诉他我要到龙华镇去了，他迷迷糊糊地对我说：“带上身份证和边境证，路上小心点，天黑之前必须回来，关外治安很混乱。”
我提起一个皮夹，到楼下的杂货店买了块面包，一杯冻奶敷衍了事，然后到上海宾馆去乘车。没想到早上八九点的太阳竟是如此毒辣，我撑起伞也无济于事，热浪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瞬间浑身都被汗浸透，尽管我的变色近视眼镜镜片一见阳光就变成墨黑，减弱了光线辐射强度，仍觉眼睛受到刺激，胀痛难忍，我不得不将眼睛迷成一条线。到了上海宾馆前的汽车站台才知道，要到龙华必须到东门汽车总站乘车，又绕到街对面的停车亭乘了中巴到东门汽车站。中巴沿深南中路东行，几乎把深圳城走穿。下车后又东探西问才找到东门汽车站。这一带比较繁杂、混乱，也很肮脏，操着各种稀奇古怪，南腔北调的人群乱作一团，要不是广告牌上的汉字，真象到了哪个东南亚国家。我很容易找到一辆到龙华镇的老式公共汽车，汽车启动时，已经十点了。我的心里有些激动，回想起在家乡和台湾老板的电话交谈。
已经分不清哪是城市，哪是农村。四周到处是连接成片的厂房和十几米高丛林般的广告牌，同时正在大兴土木，大型推土机、翻斗车、吊车来来往往，打夯机，压路机也轰轰作响，山丘被削低，低洼被填平，农田被红砖墙围成圈子，到处是都市的出租车和香港的集装箱货柜车来往穿梭。这里同时也显出工业化的恶果：污浊的空气，肮脏的路边水沟，成堆成片的垃圾，裸露的红土地，荒芜的田园和肆意乱飞的蚊蝇。
公共汽车在颠簸摇荡中行驶了整整一个小时，终于到达了龙华镇。我一下车，就双腿一软，差点昏厥过去，热浪中我的脑袋简直就要炸裂，我觉得就要被烤焦就要被熔化了。我抹了抹风油精在太阳穴上，刚一定神，立即有几辆摩托车将我团团围住，是几个肤色和非洲人相差无几的土著居民，他们争着问我到哪里去，他们可以送我去。我迟疑了一下，找了个貌似憨厚的中年人，让他将我载到小埔工业区，他要价十元，经过一翻讨价还价，最终以七元成交。我无奈上车，他载着我飞驰而去。
“你们广东人这么有钱，你还在乎这点小钱？”我不满地问他。
“小钱都不会赚还能去赚大钱？”他笑笑。
约六七分钟后，他将我送到了小埔村，他以优越感十足的口气告诉我，这里是港台独资企业比较集中的工业区。这时我才发觉这个地方是个比较偏僻，地势起伏，环境肮脏的地方，到处是围着墙的工厂，看上去规模都不大。我一路打听，终于在一山凹处找到目的地－－达昌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我兴奋起来，居然产生了一种到家的感觉。在门口却被门卫挡住，他让我先等着他先进去报告，不久他出来告诉我下午两点来，马上就要下班了。从其中一个门卫的口音中我听出他是四川人，于是我用四川话问：“你是四川人吗？”
“是的，宜宾人。老乡哪里人？”他显然很高兴的样子。
“蒙城人，你一定去过。”我赶紧给他一支烟。
“去过好几次，那地方还不错。噢，你就是前段时间联系到这里工作的大学生？”他问。
“是的。”我连说，“我还和老板通过电话。”
他看了看四周没人，压低了声音对我说：“老乡，我得给你说件事。”
我一惊，忙问：“师兄，谢谢您！啥子事？”
“这里并不是你以前想得那么好。今天上午才一齐走了六个大学生，四个武汉人，两个成都人，才干了十多天。刚走不到两小时，和老板吵得很凶，差点动手，派出所的人都来了。”他说。
“为什么？”我大吃一惊。我以前确实知道有好几个内地大学生被台湾老板看中。
“受不了。以前把这里看得太好了，以为遍地是黄金。台湾老板吝啬得要命，给别人的月薪才六百元，我才三四百元，根本不够用。这里干活累死人，经常加班不给钱，工伤事故、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一概不管。你看这里象监狱似的，平时不准工人出厂门一步，上下班都要搜身的－－据说是防止顺手牵羊小偷小摸，办公室有监视器，稍有不慎，轻则扣工资、挨体罚，重则炒鱿鱼。这里离城又远，我在这里干了四个月了还不知道深圳城在哪个方向哩。我也想回老家了，我以前在老家每月轻轻松松挣五六百元……”
这时另一个保安走过来，他立即以目警示缄口不言。我道了谢，顶着烈日走到山丘下的小埔村。我走了一转没有找到一家川菜餐馆，只好在一家小杂货店兼作餐馆的小屋里坐下，一个赤着上身的广东仔从里屋里走出来问我：“先生吃点什么呀？”又递过一杯脏兮兮的茶水。我选来选去，要了个肉丝面条，一瓶冰镇啤酒。不久他就端了碗面条出来，我吃了口，实在难以下咽，问他有醋没有，他立即进去提了个瓶子出来，那种醋却和北方的醋不同，透明，味道淡而无味。幸好他这里有专门为四川人准备的辣酱，我才勉强吃完。然后赶紧到电扇前一阵猛吹，一边喝啤酒。
“哪里来的？朋友。”广东仔坐在那里闲得无聊，开始和我搭讪。店里就只有我一个客人。“大圈仔。”我笑笑。这个从香港片中学来的词儿终于派上了用场。
“噢，北佬。”
“什么？”
“北佬啦，我们把所有的外省人都叫北佬，把老外叫鬼佬。”小老板说
“四川对广东而言，也算是北方。”我说。
“四川人？这里到处都是四川人。找工作的？”
“对。以前联系到一家台湾老板公司。”
“台湾老板？你不该联系到台湾老板的公司。”
“为什么？”
“小气得很，又吝啬又好色。工人每月工资才二百多元，看你的样子是文化人，做个管理干部一月也不过五六百元还得低三下四。我们本地没有人愿替他们干活。香港老板大方一点。”“当然，你们不必受他们的剥削，本来就有钱嘛－－你们是一伙的，合起来榨北方人内地人。不是只用二十年就要赶上他们吗？”
“不用二十年。”他得意起来，“我们这里几乎家家都是百万富翁。”
“家家都是百万富翁？”我疑惑地看着那张极易勾起人们对鸦片战争痛苦回忆的脸，“你说得也太夸张了点！”
“骗你干嘛？”他说，“一夜之间就是百万富翁，就连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我问。
“我们的土地，山头卖给外商建厂，这就是一大笔钱，我们就用这笔钱的一部分自己建厂，另一部分建合资企业入原始股分红，现在村里的每个人不论老小，每年有五六万元；还有我们的楼房，前几年村上统一修的，当时只卖给我们几万块，现在要值几十万块，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楼下开门面经营。告诉你，我们这里的村支书、村长几百万上千万的都有。”他闪烁其词地说。
“几百万？”我被镇住了。我那参加过淮海战役的父亲的月薪不过五百多元。
“外商要买地方，要选好地方，都要经过他的签字批准，要是不给好处，他们就不签字，或者要高价，我们村长坐的是奔驰，比外商还要阔哩。”
我感叹道：“都说北京人爱国，上海人出国，广东人卖国。这话一点不假。”他有点不解，痴痴地看我笑，我又问他，“你们糊里糊涂地成了百万富翁，挣了这么多钱怎么花？”
“吃啦喝啦嫖啦赌啦抽啦。”他给我扔过来一支万宝路，“人生一世，吃穿二字啦。”
“难怪我们等了那么久也没见你们过来帮我们一把。”我笑着说，“原来钱全花在邪门歪道上，为富不仁！”
“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你也是明白人，这人生一世，吃穿二字；不吃不喝，不懂生活；不嫖不赌，对不起老丈母。一辈子不过就几十年，以前穷得连条裤衩都穿不起，现在也该补偿一下了。”他翻动着厚厚的嘴唇，露出一排又黑又黄的牙齿。我一时居然词穷，他又说，“你们四川妹真靓！”
“广东妹也不错嘛！”我说。
“广东妹是不错，就是他妈的太黑了，四川妹子真是白的可爱！”他说完这话我便已把他归于烂仔之列。
“那你就找一个呗，反正你有的是钱。”我说。
“试了几次没成功，四川妹狡猾得很。”
“一定是把糖衣吃了，炮弹退给你了。”我大笑起来。
暂时的轻松使我忘了即将和台湾老板的见面，当我于一点五十分离开那个烂仔的小餐馆走向昌达电子有限公司时，心里又惴惴不安起来。我一到厂门口，那个老乡立即领我进去。我穿过绿草坪上一条石砌的弯弯曲曲的小径，走进一排平房，一进门凉气袭人，褪去了我身上浸出的汗水。我站在一个大办公室门外，看见老乡走进去，在一个穿着灰白色短袖衬衣的胖子耳旁嘀咕了几句。一个小姐走过来，手里拿着以前我寄的个人资料，她让我换上门口的拖鞋进了一间会客室，我刚坐下来，那个又矮又黑的胖子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请问您就是孙仁先生吗？”我赶紧起身问他。
“我就是孙仁。你怎么说来就来呢？前天才收到你的信，今天就跑来，也不等我的答复。”他劈头就说。
我一时愣了，只听他又责备道：“唉，你们年轻人怎么可以这么冲动呢？”
我半晌才小心翼翼地说：“汉口的韩经理让我直接来找您，说您同意了。”
“什么？我同意了？当时我同意了，现在却不行了。”他说，“再说，他只是汉口分公司的经理。”
“为什么？”我惊异地问。
“现在不需要人了。”他淡淡地说。
“不需要人了？”我有些急了，“孙先生，我停薪留职，丢下原来的工作，千里迢迢地赶来，就是为了到贵公司干事。你忘了我们的电话交谈？”
“为了我的公司，笑话！当初说的多好听，工作再苦、条件再差、工资再低也来，才干了一个礼拜就受不了啦，说走就走�〖HT5，7”〗口〖KG－＊3〗〖HT5，6〗也�〖HT〗。”他气咻咻地说。
“孙先生指的是那几个大学生？”我问。
“就是，四个汉口的，两个成都的。今天早上刚走，太懒了！加班受不了啦，下车间受不了啦，没电视没空调受不了啦，离城远点受不了啦，四个人住一间房子受不了啦，自己拿钱看病受不了啦。你们都把我这里当成什么啦？慈善机构呀？我这里是工厂�〖HT5，7”〗口〖KG－＊3〗〖HT5，6〗也�〖HT〗！不是俱乐部，更不是福利院！你们这些大陆人怎么会是这样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今天早上刚走，和我吵还要和我拼命�〖HT5，7”〗口〖KG－＊3〗〖HT5，6〗也�〖HT〗。”孙仁用台湾人那种特有的嗲声嗲气的普通话停也不停地说。
“大陆人并不都是一样的，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会好好干的，请相信我，孙先生。”我讨好买乖地说。“那我不管，现在说的好，干几天就跑了，我都没脸见人了。你们这些大陆人！”他站起来要走的样子，“对不起，李先生，让你白跑一趟，我还忙。”
“你当我是什么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在情急之中火气顿生突然大声说。
这声音果真起了作用，他又转身坐下来。
“你别叫嚷好不好？这个责任不在我�〖HT5，7”〗口〖KG－＊3〗〖HT5，6〗也�〖HT〗。不错，当初我是同意你来，但我现在不同意了，谁让你那么急嘛。年轻人做事怎么可以这样呢？做什么都要有计划的。你这样做事不可以，我也不可以要你，那以后会给我造成多大的损失呀？你太冲动，我不可以养吃白食的�〖HT5，7”〗口〖KG－＊3〗〖HT5，6〗也�〖HT〗，哎，你们这些大陆人！”他说起话来一脸横肉晃动不已，而讲国语的语气就象小学生背书，嗲声嗲气地实在让人不舒服。
“孙先生，我第一次和台湾同胞面对面谈话，就这么不愉快。我一门子心思为你干活，你却把我当成了个要饭的。你们台湾人都这样的吗？”我语气生硬起来，“别大陆人大陆人的好不好！我们都是中国人！”
“说话别那么难听好不好？我是来赚钱的，不是开慈善机构，这里是工厂�〖HT5，7”〗口〖KG－＊3〗〖HT5，6〗也�〖HT〗！我才不管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你有手有脚，又年轻又有文化，干嘛要接受别人的施舍呢？招了你们这几个大陆大学生，干几天就跑了，走的时候硬要我赔偿他们的路费，我活该倒霉每个人赔400元。”突然他似乎意识到最后一句说漏了嘴，赶紧闭上口。
“那你也应该赔偿我400元路费，我是乘飞机来的，机票640元。”我赶紧说，并从皮包里取出机票送到他的面前。
“这不行！我凭什么赔你？”他看了一眼机票，一直摇头耸肩。
“一视同仁，我也是你们招聘来的。”我说。
“这不行。当初只是口头招聘，没有面试，不是正式招聘，再说他们毕竟上了10天班，这赔偿就当是工钱好啦。”他说。
“只赔我400元。”
“不行。”
“200元，我没钱回家了。”我故意说。
“不行。凭什么呢？没钱回家关我什么事？你可以去找老乡借嘛。”他冷若冰霜。
“我没有老乡，住在宾馆里。这样吧，借你400元，我一回家就还你。”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我们无亲无故，一面之交而已�〖HT5，7”〗口〖KG－＊3〗〖HT5，6〗也�〖HT〗。你自己想办法吧。”他冷冰冰地说。
“这样吧，孙先生，我在你的工厂干十天活，你也给我400元，怎么样？”他越这样，我越想逗逗这个家伙。
“不行。你当这里是旅馆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又站起来说，“你可以走了，你浪费了我十分钟，你们大陆人有的是时间，我没有呢，我还忙。”
“你们台湾人不是特喜欢关起门来大谈孔孟之道，眼泪汪汪地争论谁是谁非，满嘴的仁义呀、道德呀、爱心呀，你怎么这么不通人情，没有良心，见死不救？”我冷冷地奚落道，“你这个台湾佬！”
他的脸刷地变得煞白，嘴上振振有词地傲慢地说：“我是中华民国人！”他又大声嚷道：“别耍流氓好不好？你死你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同情你呢？我们非亲非故，我又不是慈善家。你再不走，我要叫保安了。”
我猛地从椅子上蹦起来，向他扑过去，声音比他还要大：“怎么，你以为你已经光复大陆了？可以胡来了？可以让大陆人打大陆人了？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到了台湾？你也只不过一个生意人而已，你神气什么？我看你也是在那边混不下去了。党国不要你了！”
他大吃一惊，身子往后一闪，怔怔地看着我。这时不知是谁叫来了两个保安，孙仁立即大叫：“还站在这里干什么？他在这里耍流氓，把他赶出去！快点！把他赶出去！”
两个保安面有难色，有些犹豫，慢腾腾地走过来，我看见那个宜宾老乡在给我递眼色，我想不好给他添麻烦了，于是平静地笑着说：
“别急！孙先生，我自己会走，你留也留不住，资本家的乏走狗，包身工我是不会做的。要你赔钱是假，逗逗你是真，别人都说台湾老板是吝啬鬼守财奴，果然如此。”我掏出一叠百元券在他面前晃了晃，“我还有2000多元钱。”
他一脸的难堪，脸色由白转红，没有说话。我提起皮包往外走，猛一回头握住了他的手，他吓了一大跳，惊叫：“你要干什么？”
“孙先生别生气呀！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何必大陆人台湾人中华民国人？你还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台湾同胞�〖HT5，7”〗口〖KG－＊3〗〖HT5，6〗也�〖HT〗，哇－－噻－－，我们有缘份�〖HT5，7”〗口〖KG－＊3〗〖HT5，6〗也�〖HT〗！”我笑嘻嘻地说完，又猛喝一声，“我警告你，不许搞一中一台！都是中国人！”
他尴尬地无言以对，怒气冲冲地逼视着我，用发抖的手指着门口，当我在众多职员表情复杂的注视下走出门口，老乡对我说：“你不在这里干是对的，我最多也再干一两个月，台湾人从骨子里是将我们看作穷光蛋，只有靠他们才有饭吃，谁受得了？我建议你去找家港商或本地企业，情况可能要好点。”
我道了谢独自沿山坡向镇上走去。踏上被太阳烤得几乎要熔化的柏油马路，让我每走一步都差不多让皮鞋鞋底从脚上分离，我一只手拎起裤腿，一只手抓着皮夹子撑着伞。疲〖HTK〗蹋〖HT〗嘴歪，垂头丧气。想起以前在电话中友善的交谈和刚才的见面，这个孙仁真正给了我一种哭笑不得的感受。这就是我们亲爱的台湾同胞，我想。
我在镇上乘了中巴回到城里，直奔阿超上班的酒楼，他们正在准备晚餐。他一见到我立即将我领到吧台。一边给我拿了听罐装冰镇啤酒给我散热，一边问：“情况怎么样？”
“白去了，台湾老板不在，要等几天。”我淡淡地说。
“想吃晚饭了吗？”他问。
“我还不饿，晚上吃吧。你去忙你的。”
“我没什么事，呆在这里就行了。”他坐下来陪我喝啤酒。
这时一个被叫作阿利的贵州女子走过来，她在酒楼女服务员中算得上有几分姿色，所以做了领班。她得意地对收银员阿蕾说：“良仔刚才从香港来了电话Call我，今晚上来看我。他真大方，上次才给我买了条金项链，这次又给我买了手表和化妆品。”
阿蕾却似乎并不感兴趣，只是说：“没有白吃的宴席，不要吃亏哟！别到时怪我没提醒你。”“良仔可是真心对我好，人老实得很，几次连手都没敢碰我一下。”阿利说。
“是不是他每次都只和你畅谈香港基本法？不碰你？不碰则已，一碰就要碰出艾滋病来。”阿超冷不丁冒出一句。
“好哇，阿超，你胡说！”阿利拿起菜单薄就砸在阿超的头上。
“良仔是谁？”我问。
“你猜猜？”阿超笑着问我。
“她刚才说良仔从香港给她打电话，又是买金项链，又是买手表化妆品，一定是个大老板�〖HT5，7”〗口〖KG－＊3〗〖HT5，6〗罗�〖HT〗。”我分析道。
“大老板？新界一个守渔塘的农民。”阿超大笑起来，“都快五十岁了，还良仔呢，阿利该叫他良叔才对！我见过两次，长得就像索马里人。”
阿利受了刺，一脸的愠怒，一时找不到话回敬，只骂阿超胡说八道。
“守渔塘有什么嘛？人家是香港乡下人，和我们大陆农民不同，富得很。周润发和刘德华以前不也是新界一带的农民嘛？现在怎么样？一个是巨星，一个是天皇，都快成神仙了。”我给了阿利一个软着陆的机会，她吐吐舌头扮着鬼脸走了。
阿超下班后领我到了不远处一家名叫“大拇指”的快餐店。这店虽小却极别致，窗明几净，生意兴隆。阿超点了个红烧猪蹄，煎带鱼，两盘扬州炒饭，两瓶“金威”啤酒。阿超有说有笑，怎奈我总是提不起精神，饭后我们在街头胡逛到将近十一点钟才往回走。
在路过一处建筑工地时，一群在屋檐下闲坐的民工突然起来四处猛跑，慌乱如惊弓之鸟。我大吃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有几个武警冲过来。阿超警告我：“别紧张！别跑！那些都是没有边境证和居留证的民工，抓起来，轻则罚款，重则遣返。我们不象那种人，你放心。”果然，武警经过我们身旁时，只是盯了我们一眼就去追那些鸟散的盲流。
我们刚走回宿舍，还未上楼梯，就听见里面传来摔打声和哭骂声：
“没出息的男人！你吃老娘穿老娘玩老娘，还敢给老娘脸色！”女子的声音。
“好，老子不靠你，给我买张卧铺票，明天就回四川。”我听出是杨排长在咆哮。
“臭男人！你没有资格坐卧铺，坐硬座就算抬举你了，明天就滚回去……”
杨排长在嚎啕大哭，夹杂着叫骂声。
“赶快！两口子又在打架了。”阿超快步向楼上走去。当我们赶到三楼阿华的寝室，看见她正在把杨排长的衣服一件一件从柜中往外扔，杨排长窝在床上，又哭又骂，一副悲恸欲绝的样子。旁边阿蕾、阿利和黄姐在劝他们。
“怎么又打架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非要动武？”阿超问。
杨排长见到我们就象见到救星，一把拉住阿超和我说：“阿超，阿非，你们评评理！为了陪她到深圳，我不假而走，现在已被厂里开除，我还要怎样？我对得起她了！”
“谁要你陪！别人走，自己非要跟着来，单位来信让你回去，你还赖着不走，开除你也活该！要文化没文化，要体力没体力，谁要你这个窝囊废？你吃我穿我几个月，还有什么资格教训我？”阿华大骂不止。
“我想找不到工作吗？我想吃白食吗？你的衣服连裤头哪样不是我替你洗的？”杨排长委屈地说。
“你吃白食就该？还要我来伺候你不成？老娘活得轻松吗？白天别人在空调厅房凉快，我却在大街上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又晒太阳又淋雨，还要低三下四地赔笑。晚上别人在宿舍里打麻将，我还要去坐台，去陪臭男人跳舞。那舞厅里的男人有几个是好东西？再恶心也得赔笑。几个月我的腿都浮肿了，一直没褪，睡觉时痛得腿都没法弯曲，要垫着枕头才有办法睡觉。这都怪你这个没出息的臭男人！妈呀，我的命好苦呀！”阿华泣不成声，杨排长耷拉下脑袋，大气也不敢出。旁人一时没了安慰的话，阿超索性将杨排长拉走。他说要喝酒，我们劝不住，只好和他到了楼下不远的大排档，一人要了瓶啤酒。他一口将瓶盖狠狠咬下，仰起脖子沽沽猛喝一口。
“你们两口子怎么象小孩子似的，好起来好得要命，狠又狠得要命？莫名其妙。”阿超问。“唉，两位哥们哪知我内心的苦处呀！”他目光有些滞呆，缓缓地说，“你们不比我，阿超不愁工作和暂住户口；阿非是大学生，懂英语，也不用发愁。你们又都是单身汉，什么都方便。阿华和我虽未结婚也算是老夫老妻了。在老家时，她家就反对，说我又穷又没出息，阿华死活要跟我好，家里差点不认她。现在怎么样？连她也嫌弃我了。我和她到深圳来本来就是想挣点钱回家结婚，我也是想给她家里看看，我也是一米七八的汉子。没想到这里女人好找工作就是没有男人的地方。白天为了见工我磨破了嘴皮，走破了鞋底，晚上又提心吊胆的，查户口的来了还要钻进床底，我的边境证早就过期了，整日东躲西藏真不是个滋味……”“你是技工对不对？可能找个事不太难吧。”我问他。
“有几家工厂要我，才给我400元，把我当牛使，又在关外，和阿华分开我放心不下，干了几天就过来了。一直想在城里找个事，真是太难了。这几个月我们东奔西跑，钱很快花光了，不得已阿华向她表哥借了几百元钱，她表哥就写信告诉阿华的家里，说我在这里自己找不到工作还连累阿华。她妈就给她写了封信，今天才收到，让她要么回去要么断绝母女关系，信的第一句就是‘我可怜的女儿’。唉，我对不起她！”说完杨排长禁不住潸然泪下。
“阿华的确不容易，无论如何，你也该体谅她，照顾她，不要惹她生气。”我说。
“今天到底是为啥事又要惹她？”阿超问。
“我哪里敢惹她？今晚她一回来我就发现她脸色不对，好象哭过，脸上有些肿胀，问她她又不说，我咋不急得要死，我一发火她就爆发了。”杨排长说。
“她是不是出啥事了？”阿超问。
“是阿蕾告诉我的，说她伴舞时，有一个香港臭男人要她陪过夜，阿华不去，那家伙就骂她，还打了她一耳光扬长而去。这些事情又不敢报案。唉，我真他妈活得窝囊。”杨排长说完，闷闷地喝酒。我们半晌都没有话说，似乎都被那个香港人当众侮辱过一样，我又想起了孙仁，心里一阵忿懑和难受。禁不住骂道：“香港人、台湾人，统统见鬼去吧！”最后阿超说话了：“杨排长，阿非，我下个月要回四川了。”
“回四川？为啥要回去？这里不是干得好好的吗？”我们都惊讶地问。
“是这样的，我停薪留职的期限满了。单位催我回去上班，我先想续订一年，结果单位不同意，并许诺如果我回去提我当上保卫科副科长。”阿超告诉我们。
“恭喜你呀。”杨排长说。
“一个副科长就把你给哄住了！办公室主任我都不想当呢。”我讥笑他。我是不希望他走的。“管他的，先回去看看，不行又回深圳。”阿超说，“我走后，酒楼有个空缺，我想了想，留给杨排长算了，阿非就靠你自己奋斗了，－－你不是口口声声要在这里体验生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吗？我给经理说说，这事没问题。反正你的阿华也在这里，这样你们可以天天在一起，阿华也不必再上舞厅受罪了。”
“阿超！”杨排长一下拉着阿超的手，没有说话眼泪却已簌簌掉了下来。
“不过你不懂调酒，做保安你又太瘦，我看你先干点杂事如何？”阿超问。
杨排长赶紧点点头：“再苦再累，只要在城里，能和阿华在一起就行。”
“不过我还要给你约法三章。”阿超说，“第一，你上班以后要好好干，我推荐的人不能让我脸上无光，说不定我还会回来呢；第二，上班后不能让阿华去坐台；第三，在我走之前，除阿华之外，不许给任何人说我要走，否则被别人抢了那个位置自己负责。另外，不要再打麻将了，你手臭，几次赢过？没事就和阿华呆在一起。没问题吧？”
杨排长嗯了一声，情绪平静下来。
回到宿舍，气氛很平静。我们冲了凉就各自回到寝室去睡了。阿超提醒我明天一早到人才市场去瞧瞧。一天的经历似乎太多太多了。我想起和孙仁争吵，和餐馆广东烂仔的闲聊，想起那夜幕中四处溃逃的民工，想起杨排长和阿华的冲突，想起阿超刚才的话，最后又想起孙仁那张满脸横肉的脸和傲慢轻狂的话，他给了我一个强刺激。我的情绪糟透了，但仍无法抵御奔波整整一天带来的倦意，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明天的行动计划，一倒头就恍恍惚惚起来……冥冥之中我的意识流倒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圳的高楼大厦消失了，变成了一座座碉堡、岗楼，一条条壕堑和乱七八糟的墓穴，那些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变成了恐怖的探照灯，在夜幕中乱照一通，空中不时有照明弹爆炸。光线雪白耀眼，令人目眩。我穿着敌后武工队那种便装，被日本鬼子追杀。我精疲力尽，无处藏身，情急之中，躲进一个墓穴中，里面堆满了白骨，我就藏在白骨堆后面，手里握着一把老式盒子枪。有一队皇军追过来，打着太阳旗，举着火把，牵着狼狗，那畜牲汪汪地狂叫着。我赶紧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眼光从一个尸体头骨上的眼孔向外望。我悄悄地举枪向一个军官瞄准，忽然我发现军官身边的翻译竟是孙仁！那杂种脸上多了一副小圆近视镜，上嘴唇中间也象鬼子一样留一小撮仁丹胡子，头上戴着皇军军帽，上身内穿中式襟衫，外穿西服，脚蹬马靴，腰上斜挂着盒子枪，叽哩咕噜地说着协和语。狗日的汉奸，原来你们是一伙的！老子先宰了你！我怒不可遏，又向他的头上瞄准，我一扣扳机，扣不动，使劲地扣反复地扣，好不容易扣动了子弹却没有射出去，我急得大骂了声“他妈的！”糟了，他们听到了！直逼过来，他们命令我出去，我不出去，躲在墓穴口不动，那狼狗张着血盆大口在墓穴口狂嚎，试图冲进来。孙仁阴险地说：“太君，点火薰他！”太君狂笑：“哟西哟西！”他们就点燃了稻草往里面扇烟子。我呛得直咳嗽，直到头晕目眩简直掉不上气了，最终受不了就钻了出去。他们缴了我的枪，一阵毒打后被绑在一根木桩上。我发现皇军里夹着很多伪军，还有个是小埔镇餐馆的那个小老板。妈的，原来都是一伙的！孙仁一脸奸笑，妖里妖气地调戏我，还摸我的下身，皇军就露出犬牙狂笑不止。我呸了孙仁一口血水，他恼怒万分，对我一阵狂抽，又阴险地在皇军军官耳朵旁嘀咕了几句，那军官冷冷地笑道：“八格牙路，死啦死啦的！”嚯地一声抽出东洋刀，一下子架在我的脖子上，我还没来得及大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或“怕死不当共产党员！”就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惊恐之余，才发现原来是手电筒的铁皮挨在了我的脖子上，我回想起这个到深圳后的第一个梦，出了一声汗，赶紧到冲凉房去冲了一通。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常常梦见自己回到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人厮杀的情景，真的，类似的梦我做过不下一百回。莫非是我那杀过日本人也被日本人追杀过的父亲的战争后遗症，又遗传给了我？寝室里一片鼾声，吊扇吱吱地转着。我一时没了睡意，就趿着拖鞋，穿着裤头，穿过走廊到了阳台上。午夜的深圳，热浪似乎并未退去多少。由于阳台面向香港新界，背对深圳，所以这里领略不到深圳的夜景。在新界半山腰的许多小别墅，仍忽明忽暗地闪着灯光，那灯光虽然很微弱却充满诱惑力。
我胡思乱想一通，又回到寝室倒头睡下。忽然听到阿超悉悉索索地翻身，然后又发出咯咯的磨牙声，不久他的呼吸急促起来，喃喃地呓语：“阿蕾，那边没人，我们往那边游。”一边抓起床上的另一个枕头紧紧地抱在怀中。我想起阿超给我说过，他们两个之间有了感觉。在众人的眼中他们也是明摆着的一对。阿超下个月要回四川，难怪这几天情绪有些不对。�� �
十九
第二天一大早就直奔深圳福田人才智力市场。这是阿超和苏茹都向我推荐过的，据说是最正规的。它位于福田区华强北路中段左侧振华路的深圳纺织工业大厦。我还没有走拢，就看见一大片人聚在门口－－我这才意识到又一批大学生毕业了。他们三五成群地交谈，他们大都二十多岁，一副焦虑和疲惫不堪的神色，他们大多戴着眼镜，夹着廉价的公文包，女生们大多撑着花伞。
上午九点，当智力市场工作人员一打开大门，人群一下子乱轰轰地往里涌，我随着人流到了二楼。当我看见一个巨大的牌子上镶嵌着几个豪华气派锃亮耀眼的镏金大字“深圳欢迎您！”时的确产生了到家的亲切感。我满心欢喜地走进去。这是个约1000平方米的大厅，中间被不锈钢或铝合金白栅栏和许多小洽谈间围起来，入口处有人守着。大厅左侧是巨大的几乎和墙一样高的玻璃窗，上面挂着一排招聘表，间隔几米就挂着一台彩电，随时报告当天的招聘信息。大厅的一角又被围成了一个小圈，几张办公桌、几台饮料机、几部公用电话，另有几台复印机，专门复印各种文凭，个人简历，招聘表等资料。即使对于我们这些不名一文的穷学生来说，收取昂贵的饮料费、电话费和复印费是毫不含糊的，若少一分钱，服务小姐都会拉起苦瓜脸。
我决定先到招聘表和电视前浏览一番，我发现每个职位都要求应聘者同时具备许多条件，条款非常苛刻。除大专以上文化外，一般还要求懂外语、懂电脑、懂广东话、有工作经验、有广东户口、有良好社会关系，身高、体重等等，仅有一技之长，已经很难胜任。往往一个职位的应聘者多达几人甚至几十人，不少人唏嘘不止，望而却步。我拿起笔选了几个比较对路的，例如翻译、文员之类，然后直接往中间大圈内的洽谈处走去。在入口被拦住，被告知必须到窗口买张求职登记表。一张纸竟花去五元，我填好表格，被守门工作人员将登记表剪去一只角，并被告知每一张表只能用两次便作废，若再用必须重买。我抱怨着进了洽谈处。我应聘的第一家公司是一家赫赫有名的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公司位于繁华的深南中路，是一座几十层的蓝玻镶嵌的柱形大厦，招聘的职位是两名英文翻译。我恭恭敬敬地把毕业证、中英文个人简历、英文求职书和求职登记表的复印件递上去。一个时髦的小姐收下来，用订书机将这些零散的资料订在一起，然后扔给邻座的一个中年男子，我便去排队。等了有二十分钟轮到我，我看见他先浏览了一遍我的资料，看看我，然后又问道：
“英文水平如何？”
“自信有六级水平。”我答。
“口语怎么样？”他问。
“这怎么说呢？还凑合吧。”我说。
“用英文作个自我介绍。”他放下资料抬起头。
于是我开始说起来，大都是英文简介上的句子，非常流利，引来了周围一圈人。还没说完，他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又用英语问我：
“有相关工作经验吗？（Do you have any related experience？）”
“我以前受聘于内地一家经济开发区作翻译，这是聘书。”我赶紧从皮包里取出聘书递上去。
“会讲广东话吗？”他又问。
“不会。”我说。
“有深圳户口吗？”
“没有。”
“深圳有住房吗？”
“住在一个朋友那里。”
“来深圳多久了？”
“刚来。”
他收剑了满意的表情说：“不行，我们老板是香港人，要求必须会讲广东话。而且我们短期内无法提供住房。”
“广东话学起来挺容易的嘛，不可能比学英语还难吧。”我着急了。
“我看不见得吧。这样吧，你把资料和电话号码留下，如果我们决定聘用你，会给你来电话Call你的，好不好？”他记下了阿超酒楼的电话。阿超是我的深圳市内联系人，求职表上有这一栏。
在我之后是两个女生和两个男生，情节大同小异，最后照例是留下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静候命运的安排。
我又到了一个洽谈间，这是一家港资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里面坐着两男两女，桌子上放着两部大哥大，铁栏前挤得水泄不通，至少等了近半小时才轮到我。
“先生您要应聘什么职位？”漂亮的小姐问。
“中英文秘书。”我边说边把资料递上去。
“你以前是局长秘书，师范院校毕业的，怎么不教书呢？”她边看边问。
“噢，是这样的。”我说，“我毕业时被一所成人高校选中，要破格接收我到该校任教，－－因为我的文凭只能做中学教师。我是说，怎么说呢？我学得还不错。但教委坚持不放我，硬要我到一个没电灯、没自来水、讨不到老婆的偏僻山村教中学。我有教高校的水平，为什么非得去教中学呢？人才浪费嘛。现在农村都把城市包围了，我又为什么要下乡呢？我一气之下就改行了，由于专业不对口，我就停薪留职了。”我一口气讲完，她就象听天书一样给搞糊涂了。“会使用电脑吗？”她又问。
“会使用四通电脑打字。小姐请看，我的中英文个人简历，求职信都是我自己打印的。”“是不是用五笔字型？”
“对。就是王永民发明的那种五笔字型。”我补充说。
“每分钟能打多少字？”
“没试过。”
“来深圳多久了？”
“刚来一个星期。”
“你以前是局长秘书，平时干些什么？”
“为领导起草报告、计划、发言稿，整理文件，找资料等，把领导想说、想写、又无暇顾及的找出来写出来，然后署上领导的名字，再让领导去说。”我字斟句酌地说。
“内地机关秘书和深圳企业的秘书不同的啦，这里的秘书还要求成为老板经营管理、市场预测和营销策划的助手，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恐怕不行。”
“小姐的意思就是我不行了。”
“不，我们要考虑的是每个应聘者的综合素质。你的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我们要找的是最合适的那个。如果你是最合适的，我们会及时通知你的。”她彬彬有礼地解释。
她刚说完，就有自以为条件是最合适的人马上凑进来递上自己的资料。我刚退出来就感到肩上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生，他对我说：“师兄，刚来的？”
“是的，怎么啦？”
“我叫邓刚，华南大学中文系毕业。你过来一下。”他把我拉到一旁说，“你应聘要注意技巧，我刚才一直在听你说，象你那样应聘希望永远不会太大。”
我赶紧感激地道谢：“谢谢师兄提醒，我这初来乍到什么也不知道，还望您指点迷津。”“你不能太老实，问你来深圳多久了，是想了解你是否熟悉深圳的环境，千万不要说刚来，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的；问你在深圳干过些什么，是想了解你是否有外资企业的工作经验，千万不要说没干过，胡诌一个，这里外资企业多如牛毛，人员流动又快又多，谁也记不起曾聘过哪个职员，他们也绝不会去调查；问你是否会讲广东话，就说听得懂一些，日常句子会讲几句，你现在马上要学会几句简单的广东话。应聘也是门学问。深圳这地方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真本事需要，但更需要手段。真本事求发展，而手段却是求生存，需要使出全身的解数才可能有你的立锥之地。何况我们都是文科生，文科生在这里找工作更难，机会更少，所以更要注意手段。”他说完我赶紧道谢。
“你一定来深圳时间不短了？”我又问。
“一年多了，什么都干过了，秘书、文员、管理、业务员、酒楼领班……”“怎么现在又要换工作了？”
“深圳这地方，一两个月换一次工作的人多的是，满意就干，不满意就走，谁也不碍着谁。老板没有几个是好的，他们内心有一种施舍者的优越感，而且被施舍者还必须有油水可榨！万恶的资本家！这里并不是久留之地，混混还是有些好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真实的，虚假的都有很多好处。”他老练地说。
这时，随着工作人员一声吆喝：“下班啦！关门啦！”人群躁动起来，有的人在抓紧最后几分钟拍卖自己，大多数人都被往楼下赶。我和邓刚在门口分了手。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你文凭不高，可以去买一个，才二三百元一个，一些名片行有卖的，全是名牌大学。”
火辣辣的太阳令许多没有带伞的人望而生畏，在大厅的空调处拼命地吸收冷气，连几个重庆人都在大骂，这鬼地方，这鬼天气，比重庆还难受！我在稍凉的地板上坐了十几分钟，喝了一杯冰镇荔枝汁，猛吸了一阵冷气，然后鼓足勇气，一个箭步射出去，刹那间觉得宛如一只飞蛾扑进烈火中，一眨眼就被熔化，我一阵目眩，头立即膨胀，感觉转眼之间身体发生了状态的变化，由固体化为液体又化为气体，直冲脑顶又逸向天空。
我恹恹地走到华强南路和深南路交叉口，这个以前的人才市场此刻仍聚集着大批露天应聘者。这里有一片树荫，是洽谈的地方。许多人买了盒饭坐在地上吃起来，我花去八元，买了一种有一只鸡腿的盒饭，又到上步储蓄所旁的杂货店买了杯冰镇可口可乐，提起一个矮塑料凳，靠着墙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鸡腿太难吃了，爵着口感如木屑。吃完以后点起一支烟，伸展开双腿，迷着眼睛养神，一派疲惫不堪状。忽然有一个人影凑过来，我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手里也提着个小方凳。
“有火吗？师兄？”他一边坐下来一边递给我一支深圳人很少抽的“红双喜”香烟。深圳人通抽“三五”、“万宝路”等外烟。
“哥们，什么地方来的？”拿出打火机，一边点燃我们的烟一边问他。
“陕西宝鸡。兄弟什么地方人？”
“离宝鸡不远，四川蒙城。”
“蒙城？我知道，进四川的一个大站，我经过几次，挺不错的。”
“不错，说它穷山恶水恰如其分，说它是一座封建堡垒并不为过。”我说。
“宝鸡也差不多，所以我也来了。”他说。
“穷山恶水出刁民嘛。”我笑道。
“以前在内地干哪行？”他又问我。
“城堡中的城堡，机关小公务员，跑腿打杂混政府的饭吃。我是停薪留职出来的。你呢？”我说了又反问他。
“那我就更是个刁民了，你还停薪留职，心中还有组织有纪律嘛。我是开溜跑出来的，什么手续也没有办。”他说。
我望着这个并不健壮的北方小伙子问：“为什么？你不怕被单位开除吗？你以前在哪个单位上班？”
“我是宝鸡一家国营机械厂的技术员，西部大学毕业，但没有拿到毕业证。”他说。
“为什么？”我感到奇怪了。
“学潮时栽了。我一时冲动跑到北京，还好没有正式逮捕我，但学校无论如何不给我发毕业证了，只补发了肄业证书。”他说。
“我有个同学，当时也在北京，去时还带着女朋友，回来只受了个处分，毕业时悄悄给撤销了。”
“那肯定是认罪态度好。”他说。
“两口子一个是学马列的，一个是学历史的，懂得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召力，认罪态度好。写的认罪书长达3万字，成了校方惩前毙后，治病救人的反面教材，据说八九年后每年新生入学时都要学他俩合写的这篇忏悔书。”我想反正没事可做，不如和他抡圆了聊聊。
“可能尽是些痛定思痛的话。”他乐了。
“岂止痛定思痛，简直是脱胎换骨，洗新革面，泪水化作倾盆雨了。两口子引经据典，广征博引，分析总结出党在从陈独秀到王明到张国焘到高岗到林彪到赵紫阳的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就是：一小撮人的分裂冒险及其失败。而一些觉悟不高的人受了蒙蔽，听不出党中央出现了第二种声音，往往成为他们的政治牺牲品。他们最高明的地方就是极力证明自己属于受了蒙蔽的那一部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好心人办了糊涂事，强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并热情地颂扬了党和政府母亲般博大胸怀和宽容政策。别人都把你比作母亲了，你还忍心对他下手吗？其实那家伙在高中时就对社会不满，出言不逊，口口声声要和公家平起平坐。我看你呀，可能是太憨厚了。”我说。
“还是你们学文科的脑子灵活，我那四年没看什么社科书，整天就是学机械，把头都学得呆头呆脑的，一时转不过弯来，其实只要当时返校后认罪态度好，什么事也没有，有好几个问题比我严重得多的人都逃脱了。系主任是个女的，对我可好了，让我写认罪书写得深刻点，可我连一个字都不写，她几乎流泪央求我才敷衍了事，她还帮我润色修改，要不是她，我肯定更惨了。当时主要是思想上一下转不过弯，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机械事故。”他打了个令我意想不到的比方。
“四川人都形容顽固不化的人‘倔得象老陕’。”我给他递上一支三五牌烟，又到旁边杂货店买了两瓶冻奶，他接过冻奶一边道谢一边问我：那时你在哪里？没有出事吧？”
“我根正苗红，我爸爸专门赶到学校教育我，我只是凑凑热闹，瞎起哄，最多起了个掩护坏人的作用。我们学校开除了几个。”我说，“噢，倒忘了问你在工厂里是怎么回事？怎么出来了？”
“我好歹分到一家国营工厂。我进厂后，起早贪黑，拼命工作，由于我是个有问题的人，他们对我还是有成见。保卫科、政工科的人有事没事找我谈话，公安局的人也时常打听我的表现我的行踪－－我要定时汇报的。最气愤的居然是同行中人，那些技术科的人专抢我的成绩。我的技改建议一提出来就成了别人的了，别人晋升工资评职称，我却什么也没有，一出什么问题就往我身上推。反正成绩总是别人的，错误全是我的，我是个黑人。”他委屈地说。
我已经没有心情给他讲我的故事，都沉默无语，闷着抽烟、喝奶。在这种场合和一个陌生谈学潮，有意思。
在下午两点，他说他要到关外一家工厂去见工，互祝走运后就各奔东西了，分手后我才记起我们连彼此的姓名都不知道。我到深纺大厦时还没有上班，过厅里聚满了人，有空调的地方更是水泄不通，难以插足。门口那个挺面熟的戴眼镜的小伙子正汗流浃背地兜售没有卖掉的盒饭，师兄长师妹短地叫个不停。我听见旁边有人在说那河南小子还是个中文硕士生哩，被炒鱿鱼后已经卖了一个月盒饭了。我找不到一块可以纳凉的立锥之地，索性到了隔壁偌大的股票交易大厅，这几天股市交易疲软，墙上电子大屏简直成了一块绿茵茵的稻苗，里面稀稀拉拉的几个人。我在冷气下，用皮包垫着席地而坐，感到惬意极了，不久看到厅外人群浮动，我赶紧走出大厅挤进人流涌上二楼。
象上午一样，我先买了张信息表浏览了一遍，发现今下午的招聘对象绝大多数是理工科毕业生，如电子计算机软件、财会、报关、工程师，还有热处理冷处理氩弧焊什么的，只有一个玩具厂的经理助理对我还有一丝可能性。我回忆了一下上午邓刚的指点，然后大大趔趔地走向洽谈间。这里已经聚集了好几个人，两个小姐正在询问应聘者一些问题。轮到我时，我对答几乎和上午一样的问题都用了不同的方式，当问我到深圳多久了时，我信心开河到深圳整整两年了，大学一毕业就来了。那个小姐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说：
“你的肤色不象。”
“我，我一直在室内工作，管理人员，白领阶层嘛！平时很少出门晒太阳，再说我是大圈仔。”我平静地回答。
“会讲广东话吗？”她又问。
“以前老板是台湾人，要求讲国语，广东话会讲一些，但听懂没多大问题。”我说。
“我们老板是香港人，客户都是广东人、香港人，要求会讲广东话，讲几句我听听。”她盯着我。
我把阿超这几天教我的日常用语说了几句，如从一数到十，香港四大天王刘张黎郭的名字。她又问了我几句，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只好象日本人那样边点头边“嗨呀！嗨呀！”了两声，“嗨呀！”在粤语中是“是”的意思。
“这份求职登记表上的字是你写的？字写得还不错。”她拿起资料看。
“我还喜欢写毛笔字，用繁体字写。”我赶紧补充道，“海外华人都用繁体字嘛。另外，我能讲一口流利的华侨普通话。”
“这样吧，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你两天后打电话来Call我，我告诉你结果怎么样？我姓陈。”她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公司名称、电话号码和她的名字。她是公司人事部的干事。我感激地点了点头，连声道谢。
出了深纺大厦，一时不知该向何处走，我顺着人行道漫无目的地遛达着。不知不觉来到一家新华书店门口，晃眼发现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嘴，我定睛一看，竟是王朔老丫的！他叼着一支烟，对着大街似笑非笑，那张娃娃脸特奶油特狡黠特深沉。旁边赫然印着“王朔再批判”几个红字，原来那是茶色玻璃窗上贴着的一张黑色广告画。我大步走进去，从书架上取出了这本书浏览。于是王朔在大师、痞子、毒蜘蛛、风暴眼、腌白菜、蝎子之后，又摇身一变，变成了婊子、恶作剧者，语言强奸犯之类的货色。我想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倒是玩得精明，以开涮名人证明自己更高明，书也畅销，名气也有了，可谓名利双收。可惜毫无文字功夫（通篇都是文革大字报上的语言），涮来涮去涮自己。批？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可批的！不用您老人家批，别人早就承认自个儿是流氓了嘛！您老人家跟一个流氓计较什么嘛！纠缠得清吗？您老还是自个儿身子骨要紧！－－气死人可不犯法！就象一个蹩脚的厨子在美食家面前炫耀手艺，倒了别人的胃口，又坏了自己的名声。书店里人很多，我到外文类柜旁翻了一阵，取了本《外贸英语九百句》，然后到香港报刊杂志专柜，挑选了几本专门介绍香港的天王、巨星、酷哥、靓妹、港姐、波霸这类人的杂志，尽是传言绯闻、行为爱好、饮食起居、性格怪癖。我不知不觉地竟在书店呆了两个小时。我最终只买了本《外贸英语九百句》离开书店。
我无心流连于灯火阑珊的深圳之夜，直接奔向“大拇指”快餐店，要了四两锅贴油煎水饺，一瓶“金威”啤酒，草草应付之后便抄近路回宿舍了。阿超不在，听说陪阿蕾去逛街了。我就冲了个凉，早早地睡下。
二十
第二天起早再次直奔人才智力市场，我几乎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等了近半个小时才聚集了几十个人，每个人脸上都充满着睡眠不足和心急如焚的神态，有几个还挺面熟的。到了九点一开门，人群乱哄哄地往里涌。今天重新买了张求职登记表，不慌不忙地填好后，开始浏览墙上电视中当天上午的人才供求信息，有适合的立即用笔记下来。照例是到中间去和招聘商洽谈，与其说是讨价还价还不如说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以最低的身价贱卖自己换来一个栖身之地。照例是留下资料，留下电话号码，照例是那句“如果你是最合适的，我们会在三天内call你的。”
一家房地产公司招聘总经理中英文秘书，一位穿白衬衣，系领带，长得颇像香港演员“大傻（成奎安）”的用英语和我交谈了好一阵，并约好明天到公司见总经理，突然走进来一位小姐，冷冷地说了句：“这个职位要求女性。”
“招聘表上没写呀？”我着急地说。
“对不起，这是总经理要求的。”她说着转身用钢笔在性别要求一栏上添了个“女”字。
“男秘书有什么不好？我以前就是秘书嘛，为什么非要女的？这不公平嘛。”我抱怨道。
“可总经理是男的呀。”她这句话引得旁边的人大笑。
“那你们公司有女经理吗？”我恼了，无奈地说。
“暂时没有，有了一定通知你。”她说，又引起傍人哄笑。
我心里用英语骂道：“Bitch！Fuck you！（臭三八，操你！）”
“大傻”无奈地耸耸肩，我悻悻地走开。在大厅右侧找个空小间独自坐下，闷着吸烟，喝矿泉水，还不到下班时间我就走了。当赶到了阿超的酒楼，正是营业高潮。阿超把我安排在一个闲置的小包间里，拿来一瓶易拉罐啤酒，让我先喝着，说待忙过了我们就开饭。没有想到他们的工作餐如此丰富。难怪阿超来深圳居然还长胖了。吃过后我们闲坐在吧台。我给阿超谈了应聘的情况，这时苏茹小姐走了进来，依旧一袭黑色连衣裙，黑色休闲鞋，反衬得皮肤更加白皙，她走到吧台来，放下她的皮包和遮阳伞，我们相互点了点头“嗨”了一声。她问我这几天情况怎么样，我把人才市场的情况给她讲了一些，她说：“不要着急，这里在一个月内找到工作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但在一个地方呆上三个月不被炒掉也是幸运的了。”
“那你们酒楼好象比较稳定。”我不经意地问，“阿超都干了两年多了。”
“对四川人来说这里是特区的内地，一般不炒四川人，老板毕竟也是四川人，但对外省人，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被炒掉，每天都有人被雇佣。”她说。
“我倒是挺羡慕你们的。”我说。
［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怎么，尝出了这里的味道吧？”她笑着问。
“不，不，我的意思是你们活得挺轻松的，没有压力。”我说。
“是不是怀念以前的单位了？”她问。
“现在怀念也没用了，落草为寇，回头无岸了，能撑一天算一天吧。”我无奈地说。
“我倒认识一些公司的老板，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你是英语专业，对不对？”她问。
“谢谢！真是不好意思。”我羞愧地说。
“没什么，老乡嘛。有什么事说出来，不要不好意思。在外面，不比家里。”她宽容地说。这时电话响了，阿蕾叫道：“苏姐，寮国长途电话。”苏茹去接电话，我看见她笑容满面，时不时说几句寮国语。我蓦地想起此刻糜局长在寮国干什么。
待她打完，我笑着说：“你真不简单，公关公到寮国去了。”
“那是个千万富翁，还不到四十岁，大贸易商，在深圳的生意就不下几百万。”她解释说。这时阿利走过来，阿超问她：“阿利，你的良哥来了吗？”
“他来干什么？”阿利问。
“来卖鱼呗。”阿超笑道，“我们酒楼可是个大买主呵。”
“阿超你口真臭，他这个周末来。我们只是好朋友啊，别乱说。”她说。
下午两点后，我又到了深纺工业大厦。有一家港资企业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一个黑龙江人二十多年前到香港单枪匹马奋斗出来的企业，人事部的人领着我们十几个应聘者乘电梯到了深纺工业大厦的十楼。在一个铺着红地毯的会议室内面试，我们一个一个地单独面试。叫我时，我心里着实紧张了一下，因为我知道如果老板愿意亲自见你，被聘的希望会大增。我一走进会议室就看见那个东北大汉坐在大真皮转椅上。他不过四十岁左右，但今日的富有和气派掩饰不住满脸的沧桑感。他放下我的资料，然后抬头看着我。他眼中有一种使人胆怯的咄咄逼人的威严。我不觉更紧张了。他让我坐在他身边，然后问我：“英语专业，有六级水平？”
“对，我测试过。”
“六级相当于硕士研究生，你的文凭是大专，本科课程只过了一半，这？”旁边那个家伙插嘴，刚才他在二楼就不想要我。
“这个还骗得了人？文凭不等于水平嘛，”我大声说起来，“你到新华书店买本英语六级模拟题考一下我好了，上面有标准答案，谁都可以改卷。要不是分配时被官僚主义害了，我都是大学教师了。”
那家伙一时语塞。东北人开口了：
“莫好意思呀，我们公司暂时不需要翻译，但只要是人才，我一定要用，你其他方面怎么样？”他的口音确切地说是东北话、普通话和广东话的混合体。
“我还可以做一些文员工作，会电脑打字、有资料翻译吗？”
“有一点，但不多。这样吧，小高，你把他暂时安排在行政科。”他对那家伙说完又拿起笔在要求待遇栏上改了一下转身告诉我：“月薪一千元高了点，八百好啦。”
“可以。”我回答，并尽量掩饰自己的激动。
“这样吧，我们两天之内通知你，你回去准备一下吧。”说完他礼貌地欠了下身给我点了下头，又说了句“莫好意思呀。”深圳人一开口经常就是这句话。
我感谢地道了谢，然后下了楼。我借了张信息表看了一下没有我的希望，就径自回酒楼。在华强南路路口露天人才市场有几群人围住手里拿着招聘信息的人，我凑进去，居然有招翻译的，后天在位于横岗镇的一家信息中心面试，我立即记下地址。到了酒楼阿超正要上街去为酒楼买灯泡，于是我们就顺便上街转转。我们出门向左拐，不远就是深圳著名的天虹商场，我们在里面转悠了好半天才买了灯泡回酒楼，然后又到“大拇指”去吃晚餐，阿超告诉我，他还要七、八天就回四川了。我劝他不要走，回去了一定会后悔，他说单位许诺提他当个保卫科长，我说是那骗人的，即使当个科长又怎么样，一个月的薪水还不够抽烟，这边干得好好的，又轻松又赚钱又有姑娘吃住的是酒楼，哪象那些流落街头的大学生那般狼狈。他不听，说至少要回去上一个月班，不满意又回来。他告诉我他走后如我还没有找到工作，还可以住在酒楼，他会给酒楼的人说的。这不免引起我的伤心，想想来深圳也已经十来天了，口袋中的钱就象流水消耗。转眼只剩下七八百元了，如果在十天半月之内安顿不下来，我就只好打道回府了。喝了一些闷酒，我们就逛回宿舍了。和他们打了几圈小麻将就早早躺下，胡思乱想一阵便酣然入梦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被人推醒。阿超对我说：“快起来躲躲，条子查户口来了！”整个宿舍一片嘈杂声。二楼传来恶狠狠的吆喝声：“起来，起来，查户口啦！”
“快跟我上楼顶！”阿超拉起我就往冲凉房走，却有女人在里面尖叫。他又拉我到走廊的另一头阳台。躲在一堆旧家具背后。我们刚蹲下，杨排长就挤进来，我们蹲在黑暗中大气也不敢出。我没有申报暂住户口，阿超和杨排长的边境证都过了期，暂住费也欠了近半年。我听阿超说边境证基本上是张废纸，每月收费几十元的暂住户口证才有效，有许多人的边境证就被查户口的几把撕毁，遣回原籍。我们都不禁惶然起来，这时查户口的已经上了三楼。
“起来，起来，查户口啦！拿出暂住证！”先是吆喝声、敲门声，接着传来吱吱嘎嘎的起床的声音，冲凉房的女人尖叫：“等着马上就出来！”
“拿出边境证、身份证、户口暂住证！”有人命令道。过了一阵，又严厉地问：“怎么这么多床位，这么多包裹，你们才几个人，其他的人呢？”
“没有啦。”有人说。
“真的没有了？”又问。
“没有了，没有了，我们哪敢骗你们呢？”这是阿波的声音。
这时并没有传来下楼的脚步声，可能是他们不相信阿波的话，觉得不能一无所获地离开。他们还想带点猎物回去邀功领赏呢。
“没有了，你们不信再检查嘛！”阿波居然走过来打开了阳台的门！我们的心陡地绷紧了。有个穿制服的就到了阳台上，他转悠了几圈，并没有发现黑暗中旧家具堆后的我奇$%^书*（网！&*$收集整理们。当他转过身，我们的心正要宽松一下，他突然又转身回来，操起一根长木棍从家具的空隙中往里猛地一戳，正好“崩”的一声戳在杨排长的肋骨上。他立即骂道：“出来！出来”我们于是只好束手就擒了。我们走出来，看到有五、六个穿制服的人，有公安、武警、保安和联防队员。阿波怔怔地看着我们，一定是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以为我们从冲凉房的窗口跳到安全的楼顶了才拉开了阳台的门。
“他妈的，敢骗老子！”一个保安啪地一巴掌打在阿波的后脑勺，大喝道：“蹲下！”阿波就蹲下了。
阿波叫了声：“阿sir！”那人就大骂：“叫什么阿sir！这里是深圳，不是香港！蹲下！蹲下！”
“拿出你们的证件！”另一个保安命令我们。
我拿出了身份证、边境证，阿超拿出身份证，过期边境证，杨排长说三证都丢了。
“他妈的，又是四川人！四川人真他妈操蛋！男人尽去作贼，女人尽去做鸡！蹲下！统统蹲下！”刹时他们就象特种部队对付恐怖分子一样迅速制服了我们，命令我们蹲在墙角，双手抱着后脑，不许抬头，不许交头接耳。阿超想站起来挨了一棍。旁边聚集了许多人看。
“再搜一遍！”那个最年长的也是最历害的人命令道。他肤色黎黑，满脸赘肉，穿着共军服装，透着越军神态。几个保安分头到厕所、阳台、冲凉房搜了一遍，甚至连床下都没有放过。
“带走！统统带走！”那个头子挥舞着狼牙棒吼道。一听说要带走我们，一时如五雷轰顶，旁边有几个人要为我们求情，杨排长的女朋友更是急得大哭。这几个人一脸冷漠，毫不留情，反而大嚷道：“都回去！不关你们的事，谁捣蛋带走谁！”就没有人敢讲话了。
在穿衣服时，阿超安慰我：“没事，只是罚款而已，多带点钱以备万一。”
我们在众人无可奈何的目光中被扭送走了。走出宿舍楼到路口才发现路口停着一辆闷罐式警车，我们不由分说被塞进去，里面已有几男几女。我们被反锁在里面，一个保安从窗口命令我们：“老实点！”就又走了。汽车并没立即开走，可能他们又去捕获更多的猎物了。
一见没人，阿超、我、杨排长立即大骂阿波，他委屈得直掉眼泪，又让我们不好多骂他，阿超又转过来骂杨排长：“都他妈怪你，你长一身排骨，走起路来骨头碰骨头，嗄嗄作响连鬼都要吓跑。”约摸半小时，又有十多人被塞进了车，瞬间充满了一股难闻的汗腻味、尿膻味、香港脚味、还有空气热、体热和汽车发动机的热凑在一起，几乎令我们窒息。更惨的是最后被强行塞进车的几个人，由于拥挤，他们不得不将身体扭曲成“S”型或“Z”型。车子开得飞快，兜了几个圈子，从车子突然加剧了颠簸程度，阿超判定我们从繁华的市区开到了某城郊结合部。半小时后，我们被赶下车，然后被带进一座大院，一进门，发现里面黑鸦鸦的一大片，起码有上百人。秩序大乱，吵嚷和哭骂声中夹杂着南腔北调，但四川口音至少占了三分之一，非常惹耳。
我因为拖延申报暂住户口被罚款50元，并勒令补交20元的本月暂住户口费和下月的申报费。没容我说一句话，一个保安就把我搡到一边。阿超身为保安，知情不报，包庇坏人，加上边境证过期，罚款50元，并限令短期内补办边境证。杨排长由于属“三无”人员，本应收容遣返，但阿超和我竭力证明他下月起即为酒楼工作人员，保证补办一切手续和证件，才被罚款100元了事。阿波以谎报军情，欺骗国家公务人员被罚款50元。我们迫不得已地交了罚款后，才离开了那个院子，但许多没有三证的民工就惨了，从法律上说他们成了盲流。他们被塞进车，统统拉到收容所或农场做一段时间劳役，待凑足了路费便遣送回原籍。
当我们在深夜的大街上往回走的时候，闷闷地没有说话。我学了一声杨排长被戳的声音，引得大家纵声大笑，我们又唱又嚷，蹦蹦跳跳地回到宿舍，俨然雄师凯旋。宿舍里的人又被我们吵醒，热闹了好一阵，杨排长和阿华还当着众人的面象红军胜利会师那样来了个拥抱礼，搏得一片掌声。
一觉醒来已经是上午11点了，看来今天哪里也去不了。吃午饭时，阿蕾告诉我，有几个公司来电话找我。我赶紧掏出记录本，给前几天几个公司一一打去电话，得到的竟全是“莫好意思”的消息，这意味着前几天在深纺大厦人才市场所费的口舌、金钱和煞费苦心的表演全都成了无谓的浪费。我一时乱了方寸。阿超安慰了我几句，提醒我该到横岗面试了，我一看已两点，就赶紧告辞。
当我乘车经过深圳清水河附近时，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汽车被震碎几块玻璃，随之不远处腾空而起一团巨大无比类似蘑菇云的火球，随着就是滚滚浓烟遮天蔽日。公共汽车嗄的一个急刹，一个女人猛地撞进我的怀中，又险些撞到前面的保险杠。
“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车上的人惊慌失措，顿时血色，都向浓烟处眺望。汽车被阻塞了十几分钟才继续前行，过了横岗口岸，又约摸过了四十分钟才到达横岗镇。
这是一个非常肮脏的镇。尘土飞扬，遍地垃圾，蚊蝇肆虐，臭气熏天。在汽车上我就看见了“香君大酒店”的巨大霓虹灯广告牌，于是赶紧下车。果然，酒店正对面就是横岗人才信息中心。我登上四楼，透过门上的茶色玻璃，看见已经有六七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正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忽然一个小姐拉开玻璃门问道：“先生是来应聘的吗？”
“是的是的。”我点点头赶紧随她进去。她让我坐下先看电视，并指着另一个房间说：“那个巴基斯坦人正在面试应聘者，不要急，一个一个地来。”果然透过玻璃看到另一个房间中一个长着欧洲人面孔非洲人肤色的老外正在和三个中国人交谈，不时打着手势点着头耸着肩。我发现应聘者中有一个人年龄至少有40岁上下，原来这八九个都是冲着这一个位置来的。他们在里面交谈的时间很长，我们外面的几个人只好苦苦地等着。电视上的香港节目无聊之极，先是一个没有明显性别特征的娃娃脸小歌星，他（她）一边蹦蹦跳跳，一边搔首弄姿，拿腔捏调地唱了几首歌，那歌词就象我小时候第一次给女孩子写在纸条上的小诗一样幼稚可笑。接着就是一位老太太教人们怎样熬鸡汤。
过了近一个小时他们都还没有出来，我们几个人在没有空调的外间大汗淋漓，如坐针毡，好不容易那个巴基斯坦人走出来送那个中年人下楼。为我开门的小姐对我们几个看电视的人说：“对不起各位，巴基斯坦老板已经决定要刚才那个人了。莫好意思呀，让各位久等了。”几乎每个人都白跑了一趟，都一时怔怔地说不出话来。这时有个矮胖子走过来对我们说：“各位，我是信息中心经理，对不起各位，让大家白跑了一趟，名额有限嘛。我们只有推荐权没有决定权，决定权是聘人公司的。”
“不是说机会均等吗？连试都不让我们试一下，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不行？”我带头质问。
“白跑了一趟，整整一个下午都耽误了，车费都花了几十元。”一个女生抱怨。
“不行就早说嘛，让我们白等，这不坑人吗？”其他几个也都忿懑起来。
胖子挥挥手说：“大家不要生气啦，不是你们水平有限，的确名额有限的啦。这样吧，我这里是人才信息中心，负责向各个招聘人才的公司招聘人才，凡是我们推荐的人才，招聘公司一般都会优先聘用的啦，刚才那个中年人就是上个月到我们中心来登记的。只要大家把各自的资料留在这里贮存起来，一有消息我们就通知你们来和招聘公司面谈，登记一次我们保证连续推荐三次。当然啦，这是有偿服务的啦。登记一次只花一百元，很便宜的啦，怎么样？”
我才开始还被矮胖子说得怦然心动，差点排出身上最后的钱，他最后的一句话方使我幡然醒悟，正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即使有一个幸运者，那绝大多数人的钱都装进了矮胖子的腰包，何况我口袋里的钱已经不允许我再呆一个月去等那个虚无缥缈的希望了。深圳有上百家这种专门以诱人的职位，高额的薪水为诱饵，去榨取那些初来乍到、心急如焚、求职心切而又走投无路的内地救职者身上的最后一滴油水的所谓人才信息中心或职业介绍所。他们发布的几乎全是虚假信息。我听说过，象最正规的深纺工业大厦二楼，每天仅出售求职登记表、信息表、资料复印、另加公用电话的收费，也不下几千元。我不再理会矮胖子的甜言蜜语，看见另外几个人悻悻地不愿走，我第一个扭头就走了。当我下楼到了街上，看见那个巴基斯坦人正在和那个中年人交谈什么，我走过他们身边时，中年人正在用笔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什么，一边说：“That's my Chinese name。 My English name is John Jia（那是我的中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叫贾约翰。）”当我乘车回城时，就象秋天的茄子一样恹了，没有一点情绪，在热浪中昏昏然然。临进城时发现城里的空气比城外骤然黯淡了许多，四处飘浮着浓厚的黑色尘埃粉末，空气中充斥着一股难闻的，催人泪下的古怪气味。一辆辆警车和消防车拉着剌耳的警笛声呼啸而过，后面紧跟着满载武警的大卡车。每人都戴着防毒面具，整个城市陷入了恐慌和混乱状态，我看到街上行人匆匆，或以手捂住嘴，或戴着口罩，神情紧张而沮丧，整个情景就象遭受了核武器的袭击。我想起了中午在清水河附近发生的爆炸。果然我一下车就看见路旁商店的电视中的紧急新闻报道，原来是清水河的废毒气体仓库的贮气罐突然发生了连续爆炸，爆炸原因暂时不明。本来第一次爆炸并未造成多少人员伤亡，正当消防人员、公安和武警奋力灭火时，发生了第二次爆炸，当场死亡十多人，伤无数人，尤为严重的是深圳市公安局的两个副局长同时罹难，还有数名死者身份不明。这场灾难震动了全国，连国务院副总理都赶来了，南京和香港派来了灭火专家指导灭火，军方调动了海陆空全面出动救火，当时尚未能控制住火势。我当即被骇得冒了一身冷汗。如果我们的汽车离爆炸地点再近一点，我早就灰飞烟灭、一了百了啦！真刺激！我急急赶回了酒楼，阿超一见我，一把拉过我：
“天哪，你还活着？我吓得团团转，我都打算去认领无名尸体了。”
“一天看不到香港、台湾回归祖国，我就一天也不会瞑目。”我得意地说。
“你还有心讲俏皮话，你简直把我们吓坏了！你该打个电话来。”阿蕾在旁责备道。
“放心，我命大。纵然暴毙深圳街头，依然还有霓虹灯为我闪烁。”他们听了我的话笑也不是哭也不是。
接下来就是吃晚饭，他们问了问我到横岗应聘的情况。苏茹告诉我蛇口工业区的外贸企业很多，何不去看看，说不定会碰个好运气，我说等两天再去。
“阿非，到深圳十多天了，找到感觉没有？”苏茹忽然问我。
“还不够冷酷，这里至少还没有种族歧视，我比《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好多了。再说这里还有你们这些老乡，要不然的话，没准我现在一定在某个黯淡的路灯下，大豆芽似地蜷缩着身子，吸着路上行人扔的烟头。”我说完她们乐不可支。
“你怎么总是那么欢乐，那么幽默？”阿蕾问。
“幽默是流氓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唯一财富，乐极生悲，悲极也可以生乐嘛。”我说，“这是我活下去的原因。”
“那以后多给我们讲点笑话，来深圳一年多了，我们几乎没有笑过，从没有这种机会。”苏茹说着，递给我一支女士烟，细长爽口的“摩尔。”
大家又说起清水河爆炸的事故，都庆幸我没有死成。这时电视中正现场报道失事现场的最新消息。爆炸原因是由于易燃易爆的气体罐子发生了泄漏，在酷夏烈日的高温下遇到不明火星所致。由于火势太猛，尽了一切力量，火势虽然有所减弱，但根本就无法扑灭，连北京和香港的灭火专家都束手无策。他们一致谴责这种有毒气体仓库严重违反市政建设法规，绝对不应建于人口稠密的城内，它无异于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现场一片紧张混乱，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消防车警笛呼啸，武警官兵举着高压水龙头摇晃，捂着防毒面具的医务人员抢救伤员，一具具烧焦的尸体被担架抬出来，血肉模糊目不忍睹。附近居民被紧急隔离疏散，电视上一再告诫市民不要靠近现场以防不测。还有报道说，有趁机哄抬蔬菜和肉类价格的不法商人被惩罚。火场附近抓到几个趁火打劫者，有两个是四川来粤打工人员。伤亡人数又有上升……�
二十一
虽然我对人才智力市场已经逐渐感到失望，第二天一早还是赶到深圳纺织工业大厦二楼去碰运气。这里照例是人声鼎沸，一片繁忙。我已经是十多次花五元买求职登记表，每次再花一元买一页信息表了。我草草填完求职登记表就进了洽谈间。进去后竟发现今天十几家公司中几乎没有一种职位适合我。我转了好几圈才在角落处一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招聘处发现有个办公室主任的空缺，要求大专文化以上，中文或英语专业，三十五岁以下，有办公室工作经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能言善辩，书写流利。我的心一阵惊喜，莫非以前曾经诱惑过我的那根骨头，原来在深圳等着我呢！我的精神为之一爽，向招聘点凑进去。先把个人资料大大趔趔地递过去放在桌上。
“请问先生应聘什么位子？”一个广东人问我。
“办公室主任。”我说。
“文化程度？”他问。
“大专。”我又忙补充，“自修本科已及格七门功课，算准本科吧。”
“专业？”他又问。
“英语，函授过中文文秘专业。”我说。
“有工作经验？”他问。
“我一前一直在办公室工作，做文书工作。”
“字写得怎么样？”
“钢笔、毛笔、电脑中英文打字都来。”我说着赶紧把我的个人资料从那一叠资料中捡出来递给他。
“怎么，你是四川人？”他浏览了一下问。
“祖籍山西，生于四川，算大半个四川人。”
“四川人不要的啦，这是我们总经理吩咐的啦。”他黝黑的脸一下沉下来，显得更加难看了，和我相比，他长得更象元谋人。
“为什么？”虽然我早就听说四川人在特区受排斥，还是故作惊讶地问他。
“不行就不行，少罗嗦！”他武断地说。
“这不公平嘛！我不明白。”我抱怨。
“你们四川人又狡滑又霸道。前不久我们公司刚炒了两个四川人，刚进公司几天就打架，打伤了我们总经理助理，阿拉上海人。昨天趁火打劫的又有四川人，我们公司已经内定一般不要四川人，你另谋高就吧。”他说完几乎是把资料扔给我，旁边许多人都用迷惑和错愕目光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我的火气一下子冲上来，有几次我作为四川人曾受到的冷眼已经令我忿忿不平。上次查户口大骂四川人的要不是穿着共军制服的自己人，令我忍气吞声，我当时就要革命了，这次我忍无可忍了，忿懑一下子爆发出来：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这叫省籍偏见嘛！四川那么大，一亿多人，好人多的是嘛！你们广东人也不尽是坏蛋嘛！”
我的声音一下子吸引了一大堆人过来，那个广东佬先是被骇了一下，突然他也站起来，指着我大声说：“就是不要你们四川人，你又怎么样？不服气呀？你别耍赖啊？你们四川一是产人，二是产猪。”
“你别瞧不起人？没有邓小平，有深圳吗？没有深圳还不知道你在哪个山上养牛，水塘里养鱼，一看你那副模样，我就知道你以前是个放牛打鱼的。你有什么不了起的？不就穿了一双皮鞋，还不穿袜子嘛！”我的火更大了。
“怎么，一有钱就反脸不认人了？”另一个四川人在声援我，“你忘了还有个湖广填四川？那是你们活不下去到四川要饭。”
“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全靠地理位置好。”
“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别忘了当年被美国人贩过去淘金、修铁路那副惨象！美国人叫你们猪仔！猪狗不如！”
这样，几个四川人和广东人对峙了几分钟，几个保安跑过来制止我们，那个广东人闭口不敢再说什么，最终都散开各忙各的事。我感到兴奋，甚至有点刺激，那种被歧视凌辱的感觉和反抗的快感交织在一起，但最终感到的却是悲哀。我独自找个了小空间坐下，狠命地吸烟，脑子里一片混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同学，借用一下你的笔好吗？”正当我要吸第二支烟的时候，一个女孩的声音传入我的耳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高个子女孩，二十岁左右，皮肤有些微黑，她有一双硕大的、乌黑的眸子，身穿白色连衣裙，一头深圳很少见到的长发。我把钢笔递给她，并挪动了位置让她填表。
“你的嘴巴真厉害？”刚一坐下来她就说。
“怎么，你刚才也在那里？”我问。
“我看到了全过程，那个广东人也太狂了，太过份了，目中无人。”她说。
“噢，你也是四川人吧？”我问。
“不，我是武汉人。”她说。
“武汉人？”我一下被吸引了，“我就是通过我表叔的介绍才到深圳来的。”
“他是武汉人？”她问。
“他是四川人，但在武汉已经几十年了，他在一个厅里工作，在武昌，离省政府不远。”我说。
“是吗？我也住武昌，不过我还是个学生，明年才毕业。”她把登记表给我看，她叫何薇，21岁，武汉一所工科大学三年级学生。
“怎么还没毕业就来深圳，武汉也挺好嘛！我一九八五年初中毕业在武汉渡暑假呆了一个月，这么多年一定发展得很快吧。”我说。
“我就利用暑假发展得也可以，不过远不如这儿快，过来看看，玩玩，内地吹得天花乱坠，百闻不如一见。”她说。
“你来多久了？”我问她。
“我上个星期从珠海乘海轮过来的，我的表姐在深圳一家公司，就那赛格集团。我住在她那儿。”她说，“我还没问你在这里呆多久了。”
“十多天了。”
“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我惭愧地说。
“那你住在什么地方？”
“还好，暂时还没有流落街头，住在老乡那里。请问你什么时候回武汉。”
“可能是一个礼拜以后，怎么，你有什么事？”
“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带个口信给我表叔，我是他介绍来的，他还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到达深圳，不过你不要告诉他我现在还没有着落，以免他着急。”接着我给她记下了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口袋中的钞票已经不允许我到邮局去打长途电话了。
“没问题，我一回武汉就到他家一趟。”她说。我们又相互在小本子上记下了对方的地址，然后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我给她讲了我停薪留职的经过，和台湾同胞的初次见面以及被查户口的抓走。她也给我讲了她的旅途见闻，她说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从小到大就呆在武汉城里，最远的一次是小学时到过城郊去参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她还给我谈了些大学校园生活。她那明澈见底的双眸让我想到舒怡，后天就是她的二十四岁生日了。
不觉到了下班的时候，我们一齐站起来，她穿着平跟鞋竟比我还高出近半个头来。出了人才市场大楼，我邀请她共进午餐，她竟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我就说我好歹也是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又不是江湖上的坏人，我本质是好的，男人有钱才能变坏，我还没变坏的资本哩！穷人坏能坏到哪个份上？怕什么？我就不停地解释自己如何是个好人。她哧哧地笑起来，点了点头。我就把她带到酒楼，阿超和阿蕾大吃一惊，阿超一把将我拉过去：“你他妈真行！哪里去找了这么一个靓妹？”
“别乱讲！别人还只是个学生。是我表叔的邻居，碰巧遇上的，有事求人家。”我忙说，又在阿超那里拿了一百元钱，就和何薇上街了。
我征求了她的意见，决定去吃麦当劳快餐。当时正是营业高峰，还是何薇眼明手快，抢占了靠窗边的两个位子，我们一边浏览窗外的景致，一边聊天。我便常常可以看见她的笑容，她的眼眸，她的皓齿以及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已经极难见到的那种少女的羞涩。我觉得她真象舒怡。她最美的时候，是她最羞涩的时候。我们一直等到旁边的人很不耐烦地催促时才离开麦当劳快餐厅。我们在街上闲逛了很久，却都没有疲倦的感觉。经过一个电影院时，我建议我们去看一部电影，她高兴地表示赞同。
没想到那却是一部非常悲惨凄恻的故事，讲的是一对离婚夫妻都不愿赡养子女，女孩子被迫离家出走，沦为雏妓。忽然感到她依偎在我的身上，微光中我侧过头去，在她动人的轮廓上，眼中闪动着晶莹的泪水，身子在微微颤抖。我一时有些慌张，凑在她的耳旁轻声问：“你怎么了？”那硕大的泪珠就簌簌地掉下来，我迟疑了一下，就温柔地握住了她的手，她更加依偎在我的肩上。不知不觉中我竟也让泪水浸湿了我的眼眶。一时间，我的视野中一片迷蒙，已经看不清银幕上的图像，只听见那撕肝裂肺的对白和怒不可遏的控诉。
在散场后的步行中，我们才开始都缄口没有话说，心里却充满着一种奇妙的感觉。好一阵她才叹了口气：“你还不知道，我的父母在我刚刚三岁时就离婚了。”
“是吗？”我惊愕地看着她那泪痕尚未退尽的脸庞，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她。
她娓娓谈起她的身世，原来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高级知识分子。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母亲被迫和他离婚，离婚不到三年，父亲被平反，正当他们要复婚时，他父亲却得绝症死了。她从小就跟她外婆长大，连她父亲长什么样都只有从照片中去寻找。我想起舒怡也是从小就失去父亲。
“都怪我，请你看这场电影，让你哭了一场。我不好，我检讨！我不对，我有罪！”我把她逗笑后，感到特别高兴。
忽然她问：“你说我们算不算同是天涯沦落人呢？”
我不加思索地说：“算吧，怎么不算？你被父母冷落，我被社会抛弃！”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下午五点，她说：“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到表姐家去了。”
“前面不远有家大拇指快餐店，小巧别致，很有情趣，吃了晚饭再回吧？”我执意邀请他。“不行，中午没有回去，表姐已经不高兴了，晚饭不回去，她一定会着急的。我有可能提前回武汉。”她说。
“为什么？现在离开学还早嘛。”我问。
“看来表姐并不是我以前想象的那么热情，但我表示理解。－－她太忙了，没时间陪我。这里看来并不是天堂，如果你再等一段还是没找到满意的工作，就回去吧！”我答应了。
“你确实要到你表姐家，让我送你一段你没意见吧？”她高兴地点了点头。我们从深南中路来到红岭北路，在一座大厦前停下，她对我说：“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谢谢你陪我一下午，还招待我吃快餐看电影。”
“应该感谢的是你，你让我回忆起了我的校园生活，而那是最美好的，到了武汉希望你别忘了我这个朋友。”我说。
“希望你再到武汉。”她并不往回走，我看见她眸子中又湿润起来，就立即说：“我们握握手，然后一齐转身齐步走，怎么样？”
她点点头，伸出她纤细文弱的手，我颤抖不已地握住，无力地垂下手来。就在她转身的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对她说：“你等一下。”我一溜烟跑进了路旁的商场，买了几包蒙城特产－－精致的袋装“琥珀桃仁”塞给她手上。我对何薇说：“这是我家乡特产，畅销东南亚，走向全球，你拿去尝尝吧。”她转身的时候，眼泪分明流了出来，她对我说：“你也走吧，祝你一路顺风！“Don't forget me！（别忘了我！）”我看见她跌跌撞撞地穿过横向人行道时，险些摔倒，直到她高挑的背影和飘逸的长发消失在一座建筑物之后，我才悻悻地转身离去。我想这真是个多愁善感、善解人意的姑娘！
二十二
奇妙而幸福的感觉是如此的短暂，随之而来的是无限的惆怅和空虚。我孑然一身地在迷宫般的大街小巷中茫然游荡了不知多久，心中失魂落魄空空荡荡。我在一家大酒楼附设的天井式冷饮店喝了两杯冻奶两杯啤酒，倚窗枯坐了不知多久。凉爽的店内满是富贵袭人香水味四溢的男男女女，或交头接耳浅笑低吟，或耳鬓斯磨窃窃私语，或眉来眼去得意忘形，或正襟危坐煞有介事，片言残笑时断时续，“挤奶机”鸣叫此伏彼起不绝于耳……
往回走经过露天人才招聘点时，我看见有一堆人密密匝匝地围成一团，不知在干什么。我信步走过去，鸭子般伸长了脖子往里看，原来里面还蹲着几个人。其中一个女人用一块红布摊在地上，上面有一个小瓷碗和一个小方木块，她手里握着一把向日葵，向小瓷碗碗底的凹部抛撒几粒向日葵籽，一边吆喝：“押单赔单，押双赔双，押五十赔五十，押一百赔一百，押五百赔五百，押多少赔多少……”一连迅速用小方木块盖住，利用那盖前的一瞬间观察是几粒葵籽，以便判断押单还是押双。
那女人一眼便可看出是本地人，穿着开胸极低的衬衣，有意无意地泄露出那对耷拉下去的双乳。旁边不少人不惜开赌，每次至少都是五十元，押者每次都有人输有人赢。有时明明在盖小方木块前清楚地看到了是3粒，一开盖却是4粒或2粒，有时明明是4粒，一开盖却是5粒或3粒。不少人瞬间就输了不下一千元，也有人瞬间赢了不下一千元。输赢就在眨眼之间，胜负就在一念之差！
我鬼差神使似地被吸引住了，我禁不住蹲在地上观察时机。那丑女人瞟了我一眼，声音更大了。我掏出五十元，瞅准了一个机会押了单，一开盖我竟赢了五十元，我一时兴奋，血往脑门上冲。我又瞅了好久，逮住一个机会，一次押了一百元买双。一开盖，天哪！竟是5粒！我一下输了一百元。那女人一把将钱从地上抓起塞进吊在胸前的挎包内。我愣在那里良久，却没有走的念头，当时我想无论如何也要把刚才输的钱赢回来。我又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元，瞅了很久很久，终于一横心一下押双，我明明看见那女人放了4粒进去，结果一开盖竟是3粒！我呆了，感到血又从脑门涌进了眼睛，又胀又痛，我蹲在那里一时站不起来，我掏出口袋中所有的钱已经不够五十元，那女人不耐烦地说至少要五十元才跟我玩。我顿时有一种被欺骗被掠夺的感觉，一种当众出丑的羞愧。
我脑子里各种念头飞快地旋转着、交织着、厮咬着，最后汇成一个最刺激的念头－－从那女人手里抢了钱便夺路而逃！这个欲望骤然让我的心狂跳不止，身体内外都有了一种颤栗。我不断地为自己壮胆，一面观察四周情况，发现那些人赌得正酣。我佯装镇静，观察赌局，却时刻准备着伺机下手，我已经选择好了逃跑路线，料定那女人追不上我，而且断定她不会舍弃如此火暴的生意来追我的。
机会终于来了！当那女人把刚赢的二百元钱正往胸前的挂包里放时，我一把抓住钱拔腿就跑，听见那女人在尖叫：“阿祥呀阿勇快抓住他！他抢钱！”
我飞快地翻过马路的铁栅栏，扭头一看，那丑女人在原地挥手跺脚，另外三四个烂仔追过来。我一时心慌，狠命地往前跑，不料我穿的凉皮鞋不能跑得太快，我再回头时却见那几个家伙离我仅仅十几米远了。我发现街上有许多人都在盯着我们，如果我坚持跑，一定会误以为是贼而被人捉住。我灵机一动，一下子扔了钱在地上，那两个男人就不再追我，捡起钱站在原地和我对峙，叽叽咕咕地骂着什么。我快步向前走，兜了几个大圈子，突然感到小腹部一阵剧烈疼痛，就步子慢下来，我在街沿石阶上坐下，不觉大汗淋漓，唏嘘不止。我掏出口袋中所有的钱一看，只有三十五元了。我买了一杯冰镇可乐，一气喝下，才感舒服了一些，回想起刚才那一幕，真是惊魂未定。
“兄弟，你需要帮助！”刚一出杂货店，一个陌生人就拦着惊魂未定的我说，我看着这条高大、茁壮，透着股寒气的壮汉子有些心虚：“什么事？我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刚才你真有胆量！身手不错嘛！”他说着给我一支“万宝路”香烟，我抖抖索索地接了。
我问他，“请问你有何指教？”
“我知道你缺钱花，信得过我就跟我来。”我心里迟疑着，脚步却被他牵引过去。我们来到一僻静处。
“兄弟哪里人？”他问我。
“四川，你呢？”我问他。
“东北人。”他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拿出一张白纸给我，我打开一看，竟是一张“劳改人员刑满释放证明书”！他叫王虎生，年长我五岁，曾因盗窃、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提前两年释放，刚出来不久。
“把你吓着了吧？”他问我，语气还算和蔼。
“没……没有。”我心里怦怦地跳，心想这家伙真耿直。
“兄弟，我需要个帮手，只要你跟了我，保管你天天住阳光大酒店，玩深圳最漂亮的娘们。”他说着从怀中抽出一叠“四人头”来在我眼前晃了晃。
“兄弟，谢谢你的美意！我不是吃那碗饭的。”说着我就要走。
他先有些尴尬，又有些愠怒地说：“你瞧不起咱！那次要不是喝醉了酒，绝不会翻船！”“哪里哪里？人各有志，不必强求。”我赶紧赔笑脸，又给他献上一支烟。
他迟疑了一下说：“好吧，我们各走各的道，这二百元算我送给你了。”说着他塞进我手里两张百元大钞，“我住小澳村十号楼，有必要来找我。”他拍拍我的肩膀就走了。－－这就是我到深圳后第一个关照我的陌生人！望着他那走远的背影，我愣了好一阵。
我辗转来到深南大道和华强北路交叉处的那个绿草坪上躺下来，我看见绿草坪上无规则地散布着棕榈、槟榔、仙人掌、铁树和鱼尾葵。这时已是暮色苍茫。那些霓虹灯开始闪烁，在我困倦无力的眼里，那五彩缤纷扑朔迷离的闪烁不再迷人，忽然显得虚伪荒诞起来，那哗哗的车流，在我的眼中也变得毫无生气，象一口口流动着的棺材，令人沮丧。一座座摩天大厦在黯谈的天穹中显得冷漠而呆板。空中一架银灰色的客机正在缓缓盘旋而下。我的心情颓废而绝望。我想我不顾一切、千里迢迢地赶到这个富甲中国，充满诱惑的现代化都市，我又得到了你的什么呢？是那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是那琳琅满目，流金溢彩的商品？是那引人垂涎的美味佳肴？是那风情万种、多如流云的美女佳人？还是那一掷千金的派头？在家乡，我尚拥有一个门牌号数的二十分之一，一个户口薄上的六分之一，尚有中闲委那帮哥们可以昏天黑地一醉方休，尚可以倾听钟情的姑娘为我拨动琴弦。这里我有的只是孤独、饥饿、蔑视和绝望的挣扎。渐渐地我感到阵阵揪心的疼痛，宛如一条被掏去了五脏六肺的小鱼，虽然还在呼吸，眼睛还没闭上，身体还在蠕动，看似一个活物，却已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缓缓死去而无可奈何。恍恍惚惚中我觉得灵魂从身体上飘逸出去，只剩下一具空空的、干瘪的、麻木的躯壳。我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暂时忘记了一切痛楚，梦中我美美地饱餐着生猛海鲜美味珍肴……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灵魂又飘回到了我的躯壳，微微地感到眼睑上嘴唇上有一种湿粘粘、热乎乎的感觉，似乎还伴随着一种轻轻的搔痒，忍不住睁开眼睛一看－－竟是一条小狮子狗！他正在舔我的眼睑，正在和我热吻！我一声惊叫，坐了起来，那条白色狮子狗也惊叫一声撒开双腿跑到一边。不远处传来一阵阵放肆得意的笑声，我一看却正是一对珠光宝气、不三不四的情侣坐在那里取笑我！显然，那条狮子狗为他们所豢养－－他正在向主子摇尾乞功呢！还不时地朝我狂吠，并试图再次攻击我！我怒不可遏地站起来，一步步地向他们逼去，他们一惊，也站了起来。那个虽富有却长了副挨打象的男人大声喝斥道：“你要干什么？别胡来呀！”他拉开架式，象洋鬼子玩拳击那样挥舞双拳，变换着步子，跃跃欲试，张牙舞爪的样子。那畜牲就更加卖力地汪汪地叫个不停。
“为富不仁！我操你妈！”我冷冷地骂道。一个箭步冲上去，一脚将狮子狗踢了几个滚，那杂种发出了绝命般的惨叫。那个男人退了几步，从路旁捡起半块砖头准备反扑，那女人在一旁给他鼓劲：“汤米！扁他！扁他！”
我冷笑着从皮包里取出那把明晃晃的、硕大的、兼作防身的水果刀扑上去－－我非宰了那畜牲不可！那对狗男女哇地一声，抱起那杂种就跑了。
我先是感到一阵惬意，特别是看到他们狼狈逃窜的样子，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随后又觉得荒唐，心想这两个狗男女一定是把我当做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了－－但我不是流浪汉又能相差多远？我反问着自己，心情又黯然下来。我坐在草坪上，很久没有情绪。忽然听到背后润南酒店传来阵阵热闹而欢快的猜拳声，这才想起都快八点了还未吃晚饭，肠胃里立即蠕动起来，并隐隐作痛。但热闹是他们的，我去不了润南酒店，我歪歪倒倒地走向“大拇指”快餐店，那里暂时还能容纳我。
虽然我屡屡告诫自己：“钱已不多，要节约！要节约！”可是每次看到食物却又忍不住了，“绝不能虐待自己！别人不待见咱咱自个儿也要珍重。”
我用那个刑满释放犯塞给我的钱买了红烧牛肉、煎带鱼、花生米、一盘什锦扬州炒饭和两瓶金威啤酒－－我一个喝两瓶啤酒，连那个对我很面熟的服务小姐也吃惊了，这种啤酒比内地啤酒烈性，通常一个广东人喝不到半瓶就会面红脖子粗，胡说八道的。相对地说，南方人嗜烟，北方人嗜酒。
我一边慢条斯理地吃菜喝酒，一边考虑自己的事情。来这里不知不觉已经半个多月了，所带的盘缠现在已经六百元不到，除了回家的路费三百元，最多只能再呆一个星期，这还是在免费住宿的情况下，而酒楼一个头儿已委婉地提醒阿超，我长期在酒楼蹭住宿蹭饭吃蹭冷气是不合适的。阿超最多一个礼拜就要回四川，如果一个礼拜之内找不到工作，我决定和他一起回，虽然他是竭力反对我回四川的。我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想到这里我又踏实了许多，我狼吞虎咽地进食完毕，不几口就沽沽地灌下了两瓶啤酒，骇得旁人拿异样的眼光看我。我把啤酒瓶摔在地上，点起一支烟买了单，打着响亮的粗俗的嗝儿站起来，向那个早已目瞪口呆的广东妹很潇洒地打了个拜拜的手势，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大拇指”快餐店。听见有人轻声议论我。
气温似火！热浪四面八方地袭击我，我觉得我进了一个天然桑拿室无处逃身。我没走几步就头昏脑胀睚眦欲裂，脚步轻飘飘地，身子也摇摇晃晃起来。街上的楼房、商店、广告牌、行人、树木、车辆、什么都扭曲了颠倒了模糊了，一切都是陷井，一切都是诱惑，一切都象魔方、象迷宫、象血盆大口洞开要将我吸附将我吞噬！我一时兴奋，竟扯起破锣嗓子歇斯底里地吼起歌来：“……也许这就是生活，失去一切才是快乐！相聚时没有天地，对酒喝又无事可做，不管将来和过去，只得独自把酒喝，寂寞就象一团烈火，象这天地一样宽阔，燃烧着痛苦和欢乐，还有我身上的枷锁……”
大多数行人都驻足对我抱以惊讶和轻蔑的目光，只有街沿对面石阶上坐着的那个蓬头垢面的，只穿一条肮脏小裤衩的老乞丐�〖HT5，7”〗口〖KG－＊3〗〖HT5，6〗列�〖HT〗开嘴对我笑了。我觉得他的笑很真诚，很犬儒，很深刻，就径直走过去，我啪地立正，对他行了个标准的纳粹礼，嘻嘻哈哈地对他说：“朋友，你活得才潇洒，你才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你是中国的戴奥真尼斯！街上那些家伙才是真正的疯子傻瓜，甭理他们！走，咱哥俩喝一杯如何？……”我还动手去拉他、拽他、追赶他，他嘻嘻哈哈地躲闪着、窜掇着，口里语焉不祥地说着什么。
我虽然有些失态，但神志却还没有完全模糊，当一队荷枪实弹的武警在我的视野中愈来愈清晰，走到我面前并警惕地观察我时，我立即闭口不叫嚷了。我庆幸刚才的游戏没有演化为一场真正的犬儒行为。我笑眯眯地向武警挥挥手说了句：“同志们辛苦了！”
他们冷漠地瞟了我一眼，并没说：“为人民服务！”就走了。我只好讪讪地溜掉，我凭着依稀的记忆循着到赤尾村宿舍的路往回去，一路上只觉得头重脚轻。
我摸回到宿舍冲凉出来，看见一伙人正在打麻将，杨排长居然第一个问我：“好哇，艳福不浅嘛！老实交待你和那个武汉靓妹到哪里去爽了？”
其他几个人也看着我莫名其妙地笑。我问阿超：“你给他们胡说了什么呀？”
“你们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谁不知道？”阿超笑道，“我们在酒楼窗上都看见了。”
“那叫什么艳遇，偶遇知己嘛！况且别人还是学生。”我赶紧解释。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嘛。”阿蕾说。
“下次在哪里见面呢？约好了没有？”阿华问。
“你小子真有艳福，刚来就遇上个靓妹，哪象我，七八年了就这一个老婆。”杨排长刚刚说完就挨了阿华的一个耳刮子，他从前天起正式上了班，负责宿舍的保安及清洁卫生，他也就扬眉吐气，讲话也就更加大套了。
“只可惜情场得意，赌场失意呀！”我为了岔开话题，就立即把输钱的事情说了一遍，但没想到竟招来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
“天哪，竟有你这么傻的人？那种低劣的骗局也把你给蒙了？”阿超一把拉过我，气得想给我一拳头。
“乡巴佬！乡巴佬！典型的乡巴佬！”杨排长指着我说完，捂住肚子就笑。
“大学生呀，还讲洋文，居然还上那种当？”阿蕾和阿华也嘲笑我，“我现在倒真是相信女研究生也能被人贩子卖了。”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糊里糊涂地被吸引了过去，我看见有人赢了不少钱。”我羞红了脸辩白道，“我怀疑他们散了迷魂气体，简直是鬼差神使！”“你懂个屁！那些赢钱的和坐庄的都是一伙的，输钱的才是真正的赌徒。”阿超说。
我还有些不明白，杨排长就给我解释：“那鬼把戏十年前就在重庆玩不转了。那个小方木块是特制的，中间有个夹层，里面装一片磁铁，葵花籽里也有特制的，一般个头要大一点，去掉里面的籽，装进铁粉，用万能胶粘牢，看起来和一般瓜子没有区别，但庄家知道，就是颗粒稍大点，外人都不明白。押单押双时，你明明看见是单，揭开却是双，那是坐庄的人放进了一粒有铁粉的向日葵，开盖时用小木块中的磁铁吸附了那粒葵花籽，你必输无疑。如果你不服，想将计就计，看见是单却押双，那你又输了，因为他这次根本就没有放进有铁粉的瓜子。当然为了掩人耳目和吸引傻瓜上钩，有人赢钱，但那都是一伙的。第一次一般让你赢，钩你的胃口。你懂了吗？傻瓜！乡巴佬！”
“那是专骗你这种内地来的乡巴佬，一天哪怕只骗一个，一个月就是几千块钱。”阿超说。看见我一脸的羞惭，阿蕾说：“丢财免灾，丢财免灾。没想到你看上去这么灵光的人，其实如此老实憨厚。”
“唉，我这人最大的优点是憨厚，最大的缺点就是他娘的太憨厚了。”我自我解嘲，“老实人吃亏呀！”
“怎么样，你也来玩几圈？我有点累了。”阿华一边问我一边哗哗和牌，然后掀起绿桌布取出一叠钞票。
“算了算了！这玩麻将也和押单押双一样，变着法儿让我口袋中的钱向你们口袋里进行战略转移。我不干，吃一堑长一智，何况我打麻将十有八九是献爱心还不讨好。你们玩，你们玩。我再去冲个凉。你们瞧自个那个模样，天天打麻将，把内地人那种低级趣味带到深圳，哪象特区人，丢人！……”我还没说完就被赶了出去，我早早地躺在床上，戴上耳机，“梦回唐朝”去了。�
二十三
起床后我告诉阿超上午我要到人才市场去，下午到蛇口去一趟，他说他下午休息，可以陪我去，他已有很久没有到过蛇口。在昨天我输钱的地方，一个人举着一个招聘启示吸引了我，那是一家位于中国华侨城附近的一家台资企业，生产电子配件的公司招聘经理助理，并未要求有深圳户口、会讲广东话的条件，定于明天上午面试，我记下了地址电话号码后又到深纺工业大厦跑了一趟，结果无劳而归。我决定今天到蛇口好好休息一下，放松一下。想起今天就是舒怡的生日，犹豫一阵之后还是找到邮局给她发了一封生日礼仪电报，但丝毫没有透露我的情况，只是留了个深圳这个大而笼统的地址，坦率地说，我这时已经意识到我以前对她的怨恨并不牢固甚至有些荒唐，人嘛！我认为她的选择是现实的合理的，人人都不容易，只要不坑蒙拐骗就不容易了，市俗气更不算什么！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不服不行！
我回到酒楼，和阿超草草吃了午饭就直奔上海宾馆外乘公共汽车往蛇口驶去，汽车一离开市区就在高速公路上飞速行驶起来。不久，透过左边车窗就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海了，我的心情顿时激动起来。第一次离海这么近！第一次亲眼看到海！虽然阿超告诉我，要真正看海，找到海的感觉还得到小梅沙度假村，现在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处小海湾而已，我还是有一种心潮起伏的感觉，毕竟这是生平第一次真正目睹大海！一路上阿超给我介绍沿途风景点，如香蜜湖，民俗村，锦绣中华。不久我看到两座尚未完全峻工，构思独特，造型巧妙的乳白色大厦，上面刷着巨大的天蓝色世界地图图案，写着华丽苍劲的“中国华侨城”几个大字。
经过一段厂房林立，高楼叠起的地段后，汽车驶入相对宁静的绿树成荫的街区，最终停到了终点站。我们远远地看到了海边明月轮上“海上世界”几个字，由总设计师亲笔题写，据说这是深圳的标志之一，表示中国的改革乘风破浪，永往直前。
我和阿超胡逛了一阵也没有看见一处有招聘广告，索性决定到海滨场去游泳，我们买了游泳裤直接走向沙滩。这个浴场实际上是一个向岸上凹回的小海湾被拦腰截断，形成一个大水塘，我们不一会就游到了对面的水坝，翻过水坝我们走到白色的“女娲补天”巨型雕塑处。这时才看见了海的真面目，蓝天和碧海在视野的尽端处交汇，水天一线，波谲云诡、烟波浩〖HTK〗淼〖HT〗、雾氲交融。对面就是香港新界濒临深圳湾的新界，重峦叠嶂，蜿转绵延。高层建筑鳞次栉比。海上有一些并不现代的帆船在缓缓游弋。带着苦涩和腥味的潮热海风迎面吹来。泛着白色泡沫，和着浮萍的海浪正不断地涌向岸边，拍打着坚硬的礁石，发出“嚯嚯”的声音，偶尔溅起的水珠落在了我们的脸上，我甚至用舌尖去吸吮品味了那涩涩的水珠。在岩石缝里，一些小螃蟹正爬来爬去。阿超说捉几只带回去，阿蕾和阿华特地叮嘱过他。于是我们冒着被海浪卷下海的危险，蹑手蹑脚地下了台阶，到缝隙中去捉那些反应迟钝的螃蟹。我们切割断矿泉水瓶子的顶盖，将猎物满满地装进里面。待到我们将猎物放回寄衣处，折回来游泳时，刚才分明是阳光普照，蓝天白云，瞬间脸色骤变，乌云滚滚，狂风大作，刹时下起了暴雨。巨大的雨滴发疯似地打在海面上，升腾起一团团白色的水雾氲氤，而极目远眺处的海面和山岭上却又分明照着一团团艳阳，格外剌眼，它们来自云层的缝隙，烈日穿过后形成一束束金黄的笔直的巨型光柱。我们淋在这夏日的暴雨中，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暴雨说完就完，烈日又迅速地聚在我们身上，令人难以抵御灼痛，就立即一头扎入浴水之中……待我们尽了兴致，带上猎物，回到城里时已经是下午六点了。阿超呆在酒楼里无法离开，我就回了宿舍，冲了凉躺在床上休息。我随手拿起镜子，发现那张本来就惨不忍睹的脸，又不幸地增加了许多广东特色－－满脸胡茬超英赶美地生长着，皮肤被曝晒了几日骤然变黑，头发齐蓬蓬地盖住了耳朵。前几天阿超就在催我去理发了。想起明天就要去见工，就起身穿上短衫子，带上钱径直下楼去了。我知道出街不远处，有好几家发廊美容院一字排开。
我还没有走近，就有女子在向我招手：“靓仔，要洗头吗？这边来呀！”我听阿超说过，这里是把理发叫作洗头的，我没吭声就进去了。
虽然是大白天，却因为装着茶色玻璃门窗而显得有些黯淡。玻璃窗上贴着艳俗的香港明星照，每个女人都在摄影师的灯光下，经过处理，个个搔首弄姿，摆弄出自己最得意的造型。那个叫“波霸”什么的女人穿着暴露无遗，用双手交叉护住呼之欲出的肥大胸部，嘴角和眼睛里都流露出很想再吃点什么的欲望。突然那个女子拉亮了粉红色朦朦胧胧的灯，我的眼睛便觉有点刺激的感觉，那“波霸”就更加放肆地对我笑了。
“先生，请坐这边来，”我被那个女人安排在一张环形皮制椅子上坐下。她拿过白布盖在我的身上，在脖子处打了个结，露出我的头，然后她就操起器具给我理发。这时我才发现那女子约摸二十岁上下，脸上化了妆，嘴唇上本来就抹了口红，在粉红色的灯光中如五月的樱桃，显得更有血色。她穿着薄如蝉翼的短衫，不经意间我可以窥见她腋下的一簇茂密的茸茸的毛，她戴着一副很刺眼的黑色乳罩，胸部很有规律地一起一伏，从她的身上散发着一种怪怪的味道，让我的鼻腔内有一种微微受刺想分沁鼻涕的感觉。我有点心猿意马起来。她先用一种类似喷雾器的圆柱体在我头上喷水雾，待头发湿透后又用粘乎乎的洗发液搓揉均匀，她纤细的手在我头皮上，脖子上，额头上轻轻地抓揉着，摩挲着。我那雄性血液虽然因为二十六年的滞流已变得几乎凝固，这时还是慢慢溶化，涌动起来，轻轻撞击那道沉重封闭的阀门。我的心跳慢慢加速，呼吸由微弱变得急促，最终又归于微弱，脑子里空空荡荡、飘飘浮浮。“帅哥是从哪里来的呀？不象广东人！”忽然她问我，她以双手捂着我的头，两根食指指头在我的太阳穴上蠕动。
“我？大－－圈－－仔”我有气无力地说。
“在哪里发财呀？”她拎着我的耳朵捏揉不已。
“在－－街－－上。”我喃喃自语，气若游丝。
“先生真会开玩笑。”她的声音中揉进了一丝沙哑。她双手合一，在我的头顶、额头、颈部轻轻捶击，由于掌中心空隙便嚯嚯作响。
接着她给我洗头，我就散架似地坐在水池旁，低下头由她摆弄。她又给我先浇点温水，滴了几点洗发香波，再用纤细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抓揉。过了一会，又用温水冲去泡沫，用一张干毛巾擦干湿头发和脸，然后她让我坐回原位。忽然她放低了坐椅，我就更加平伸了身体，半躺在椅子上。我觉得更加惬意舒服了。
“先生刮脸吗？”她问。
“刮吧。”我也想省了这个麻烦。
而她却并不立即刮脸，而是往我两腮、下巴、上唇甚至脖子上抹温水，然后又轻轻地搓揉皮肤，她的细长的手指温柔地抚摸我的满脸的胡茬，从太阳穴，到腮，到下巴，到嘴唇，到脖子，一直都有一种痒痒发烫，粘粘乎乎的感觉，然后她又均匀地抹了一层厚厚的，白花花的，带香味的泡沫，就“嚓嚓”地刮起来。我微闭着眼睛，沉浸在这种昏昏恹恹，妙不可言的境界中。
“先生，按摩吗？按摩一下很舒服的。”我迷迷忽忽地又听见她在说。
“嗯。”我哼了一声，只觉得她升起了椅子，我又坐了起来。
“先生，按摩要上楼的，请跟我来。”她柔柔地说，我感到她牵了我的手。
“上楼？”我虽然迟疑了一下还是懵懵懂懂地跟她上了楼，上去之后她让我躺在一张床上，她拉亮了更加红的灯，我又有了头晕目眩的感觉。
她开始为我按摩起来。我觉得她的手捏住了我肩膀上的胛骨，她的手不再象刚才刮脸时那般温柔，而是有一些力量，象两把锋利的小刀，在我的脉络之间，骨骨之间，灵肉之间游刃起来。我的头上、肩上、背上、腰上有了一种微微作痛，却又非常酥软的感觉，时而如银针穿刺，时而如捣锤锤击，时而又如碾子压过，我仿佛觉得整个儿身体散了架，几百块骨头都被她一块一块地卸下来，然后又一块一块地重新排列，重新组合，重新安装。渐渐地，我有了一种灵魂出窍，飘飘欲仙的感觉。她的两只丰满的乳房在我的眼前摇摇晃晃，在我的肌肤上微微摩擦。我恍恍惚惚感觉到，二十六年的饥饿开始折磨我的每一根尚未死去的神经，我沉睡多年的天蓝色神经末梢异常兴奋和活跃。那早就过剩的雄性血液在我的每一根血管里缓缓苏醒、解冻、涌动、流泻，然后狂奔不止，最终汇聚到我的丹田部位，堆积、发酵、膨胀、尖锐，简直就要炸裂！我那支二十多年来除了在厕所里撒尿，在医院证明性别，在澡堂里不至于引起恐慌，偶尔躲在被子里打发睡眠之外就一直排不上用场的破枪竟不识时务地固执起来！我感到有一缕青烟不知不觉地滑出了枪膛，粘住了枪口，久久不愿散去。我开始感到有点慌乱有点发怵。
“帅哥，洗小头吗？”当我侧过身子时，冥冥之中听见她娇滴滴的声音。
“洗－－小－－头？。。。。。。”我喃喃地说。
突然我感到有什么东西磕碰了我的那支枪，那枪在惊恐中抖了几抖无力地倒下了。我一下清醒过来，发现她正在脱我的裤子，我惊恐地坐了起来，厉声喝道：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要洗小头吗？”她吃惊地问，一边用手脱去短衫，只剩下两只黑色的乳罩。
“别脱了！快穿上！”我喝道。
“你不洗小头了？”她又走过来。温柔地俯下身子，手里拿着一只保险套。
“快穿上！我不洗小头了！”我涨红了脸说，身子却如一滩软泥瘫在床上。
她愠怒地看了我一眼，穿上衣衫，冷冷地骂道：“神经病！”就转身下楼去了。
我从恶梦中缓缓醒来，半天不知所措，待我穿好衣裤，跟着下楼去，却见楼下坐着一个粗壮男人，我有些心虚，硬着头皮向楼下走。
“请问多少钱？”我唯唯诺诺地问，声音就象一只蚊子。脸上火辣辣地发烫。
“两百块。”那个男人说。这男人又粗黑又健壮。
“两百块？有莫搞错？”我大吃一惊。
“两百就两百，少�〖HT5，7”〗口〖KG－＊3〗〖HT5，6〗罗�〖HT〗嗦！”那男人不耐烦地说。
“我只是理发、洗头、按摩了一下嘛。”我暴怒起来。我身上只带了五十元，要命你拿去好了。
那个男人一下蹦起来：“你他妈欠扁你？”
“五十块好啦，他没洗小头。”那个女子说。
“没洗？”那家伙显然不相信。
“没洗！真的没洗，不信你问她，”我说着赶紧取出五十元钱交给了那个女子，立即夺门而逃，后面传来一阵笑骂声：“神经病！蓑人！……”
阿超和杨排长正焦急地等我吃晚饭，见我理了发，杨排长叫道：“嗬！cool哥（酷哥）！酷哥回来了！”
“理发去了？洗大头还是洗小头呀？”阿超问。
我一惊：“什么洗大头洗小头的？理发就是理发呗。”
“老实交待！看你脸上红霞飞，一定是大头小头一起洗了。”杨排长逼问我。
“你肯定去爽过才回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阿超抱住我要我交待。
“别乱说了，我差点失身了！”慌乱中我脱口而出。
“什么？失身？”在他们逼问下我只好全盘托出，由于我对关键的细节不加渲染甚至有意掩饰－－我想独享这份低级趣味。他们半响没有嗅出点荤味，很是不满。
“有色心没色胆！要是我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杨排长骂我，“要钱呀？胯下有一吊！”“你小子昨天带女大学生逛街，今天又洗小头，你他妈成唐僧了。”阿超说着搡了我一个趔趄。“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我还是童子军呢！无论如何，这第一粒种子也要播在处女地上。哪象你们，分明是配种站的公牛嘛，走一路播一路。”我以进为退，“该吃饭了吧？”
“你他妈的装处！”他俩又骂。
“童子军装是装不出来的，要苦练几十年。”我振振有词，“谁是谁不是一试就可以检查出来。”
“什么样的？你说！脱了裤子都一样！我不相信你那玩意象猴子尾巴一样长在后面！”他俩将我夹在中间不放，并试图摸我的裆部。
“先把我放了，到大排档去我给你打个比方，简单明了。”我挣扎着说，我们到了大排档坐下，上了菜之后，我问他们，“你们说吃饭是什么动作？”
“这不用问，端起来就吃呗。”杨排长说。
“端起来就吃的绝不是童子，要这样――。”说着我端起盘子在鼻子边嗅嗅又放下说，“端起来还没有来得及吃就把饭菜又放下的，绝对是童子。”
他们先是愣了一阵，突然悟出了什么似的爆笑：“打这个流氓童子？哪里学来的？”
“弗罗伊德说的，在《性爱与文明》里面。”我胡诌了一句，每次我说脏话遭人攻击都往弗罗伊德头上按，反正他死无对证嘛。
今天由杨排长请客，因为他已经正式上班了，所以他现在非常关心我的工作，我告诉他明天早上要去见工，据说老板是个女的。
“我说你这几天是唐僧，桃运当头，这次你一定会被录用。”杨排长说。
“哪敢肯定？”我有些黯然。
“你不是说你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童男吗，稀世珍宝！只要她知道了，你溜都溜不掉。这个消息你一定要透露给她，我保证你会成功！”他说。
“我倒有个办法，只要胆子大，保证你迅速致富。”阿超说，“你到深圳拍买行去，宣布你是六十年代出生而九十年代全世界仅存的一个童子，要求向全世界拍卖童子功，绝对全世界的富婆云集深圳，把你撕成碎片！”
“别再说这些难听的话了，来，我们划几拳，”我岔开话题说：“我先和阿超来几拳，毛主席说呀酒是一副药呀，女人是祸水，你不要去喝呀，哥俩好呀桃园三呀……”�
二十四
第二天一早我就直奔那家厂，我在“中国华侨城”车站下公共汽车后再转乘本地人的摩托。大概一眼便知我是外地人，这家伙穿街走巷左拐右折故意兜圈子蒙我钱。约摸有十多分钟后才驶进一大片楼房林立、乱如秘宫的厂区，我下车后打听了好一阵，才找到那家电子配件有限公司。原来它不过一家规模极小的厂，只是唯独的一座楼，楼高4层，是灰扑扑的内地常见的那种工房，还没有孙仁的那家厂的规模大，房子新。我在门卫的指点下登上经理办公室所在的四楼。我看见一至三楼全是车间，到处堆放着电子管、电线、集成块、电板、开关、电工钳子之类的成品和半成品。隔着玻璃门，我可以看到办公室内有几个工作人员正伏案工作，竟没有一个是男的。我迟疑了一下，敲了敲玻璃门，一个小姐迈着碎步过来为我开了门：
“先生请问你有什么事？”
“我是昨天看到贵公司的招聘广告来应聘的。”我忙说：“我没找错地方吧？”
“请进来吧，”她放我进门后，指着一把椅子说，“请您先坐着，我先去给经理通报一下。”她转身走进另一间办公室，我留意了一下办公室。一个墙角放着一人高的三菱空调，另一个墙角放着一张电脑桌，桌上是台苹果电脑，精致的办公室上摆着红色电话和黑色传真机。不一会那个小姐走出来示意我进里面的经理办公室，我进去才发现那个经理竟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子。在我的印象中，经理应该是五十多岁，腆着一个啤酒肚，梳着桥本龙太郎式的发型，西装笔挺，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的。
“请坐。”她指了指她对面的皮椅。
“先生是来应聘经理助理的吗？”她操着温文而雅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和北京人讲的话完全是两种味儿。
“是的，我昨天在城里看见你们的招聘启示。”我边说边拉开皮包取出资料递给她。
她接过资料仔细看起来，她穿着蓝西装，系着黑领带，非常端庄持重，有一种内向文静却又不乏现代人的气质。她的肤色不象广东人、香港人那样黑里透红，而是黑里稍微泛青，真正的古铜色，她五官组合极佳，下巴上有一颗黑痣。我觉得她更象一个女教师而不象一个女商人，总之她是一个职业女性的活样板。她姓林。
“准本科，英语专业，”她念着资料，忽然她抬起头问：“怎么，你也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出生的？”
“是的，”我想她莫非与我同龄。
“来深圳多久了？”她问。
“半年了。”我说。
“以前在什么公司干过？”她问。
“在关外一家公司，有两个多月。”我说。
“你干些什么工作？”她问。
“经理助理，但具体工作较繁杂，老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老练地说。“怎么又不干了？经理助理是个很好的位子也。”她盯着我问，手中拿着我的资料轻轻掂晃。
“我和老板合作得不是很愉快，老板是个台湾人，我们一次有八九个人一齐离开了他。”我回答，“他的公司在关外，环境很差。”
“台湾人？是谁？可能我认识，我们也是台资企业，也许有来往的，”她问。
“怎么？林小姐也是台湾人？”我心里一惊，知道自己失言，后悔刚才怎么不胡诌一个香港工厂。
“是的，我们的总部在台湾，老板是我的父亲，这里是个分公司，我在这里管理。”她说完忽然又问，“噢，你还没有说那个人是谁？怎么会那么不愉快？”
我有些慌乱，顿了顿说：“这也不好说，挺复杂的，我有难言之隐。其实那个老板人倒是挺好的，只是我们在工作上合作不太愉快，观念上有些不一致，这也难怪，几十年没打过交道了嘛，误会是免不了的。这不怪他，也不怪我们自己，历史造成的。由此可见两岸实现直接三通有多紧迫！――锣不敲不鸣，人不走不亲嘛。”
“透露一点好吗？我可也是台湾人也。”她笑起来，眼睛直视我。
“我想以后我们可以避免这种不愉快的。”我想避开她的审视，岔开她的思路。
她不再追问我，又拿起我的资料看，然后又问我：“你调整工作的原因是‘没劲’？你以前是局长秘书，在大陆那是个好职位�〖HT5，7”〗口〖KG－＊3〗〖HT5，6〗也〖HT〗�。”
“好是好，不过我想年轻人还是出来闯闯好，以前整天呆在办公室闷得慌，薪水又低。”我说。
“你是中共党员吗？”忽然她问。
“不是，林小姐问这个干嘛？”我大吃一惊。
“真的不是？我不相信，局长秘书一定是中共党员。”她又审视我的眼睛。
“不是，真的不是。”我说，我简直没料到她会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是？在大陆，入党可以升官发财嘛，你又是大学生，谁不想升官发财呀，如果我是大陆人，也要加入中共的。”她又问我，眼里是狡黠的目光。
我心里有些警觉起来，这个咄咄逼人的台湾小姐莫非要……我平静地问：“小姐一定知道这个问题吗？我非回答不可吗？”
“那倒也不，只不过我们对公司的雇员要尽量多了解一些，这样工作起来会顺利得多。”她双手十指交叉压在资料上。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我说。
“这是什么意见？”她不解地问。
“小姐是否认为中共党员就会被你们拒之门外？”我又折回来问，这样可以扭转被动局面，把我置于进退自若的位置。
“不，不，共产党员也受欢迎，但不能对我们隐瞒身份。”她忙解释说。我想可能是他们对解放前中共的地下工作至今心有余悸吧。
“干什么职业没必要非得穿那种职业的制服，就象捉贼不一定非得是警察。我在组织上不是，但思想上却不一定不是，反过来，我在组织上是而在思想上行为上却不一定是，比如间谍奸细。”我又说：“身份和行为并没有逻辑上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比如资本家也行善事，牧师也有人面兽心的。”
她愣了一下，我又一语双关地说：“如果小姐非得认为我是中共党员的话，就把我看作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吧，我这人从来不喜欢和任何人发生组织上的关系，我是自由的。再说我暂时不想升官－－我还太年轻，升官不容易。发财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嘛。”
不知她是满意还是尴尬，她露出了迷人的微笑，她又问：“你要求的待遇是月薪一千元？”“这不算太高吧？深圳的物价是全国最高的。”我又说，“我的其他同学每月都不止这个数字，对你们而言也就一次宵夜费而已。”
“但是试用期不行，六百元吧，如果试用期满，我们会和你签订两年的合同期，加薪也是根据你的业绩逐步来的。”她说。
“七百元怎么样？”我试探了一步。
“七百？七百就七百吧。”她用笔将一千元改为七百元，然后对我说，“我们是非常欢迎你到我们公司来的。”
“我会珍惜这个发展机会的，我会尽力干的。那我什么时候来上班？”我不失时机地问。
“这个嘛，我要解释一下。李先生是第一个来应聘的，后面肯定还会有人来，我们还要进一步考虑聘请谁，你的条件很好，这样吧，三天之内，我们会通知你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亲自再跑一趟，今天是星期六，下周周一会有确切的消息。”她一边说一边用订书机将我的资料订好，放进她面前的抽屉里。
“小姐的意思是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我有些不悦，感到刚才煞费苦心的交谈纯属浪费。“我希望你能成为幸运者，谢谢你亲自跑一趟。”她说着站起来，我赶紧告辞，她把我送到门外楼梯口才转回去，下楼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连一个台湾商人也居然把我看成共产党员了，看来我的素质不低嘛。
我乘公共汽车回城经过深纺大厦时下了车，到人才市场去转了一圈，结果一无所获，出来在路边买了一盒那个河南大学生推销的盒饭和一瓶矿泉水，坐在路边的树荫下吃起来。不久有一个中年男子举了张纸走过来，我凑上去一看是招聘家教的，他的要求并不高，要求应聘者中师毕业，懂英语，会弹电子琴。我不禁怦然心动，我在大学时就进城为别人作过家教，挣了不大不小的一笔钱补贴生活，这次主人家包吃住，试用期为两月，月薪五百元。
“先生，你看我怎么样？”我决定贱卖自己了。
“你？谈谈你的情况啦。”他操着广东普通话。
“大专，英语专业，师范院校毕业，专门教书的，做过教师，也做过家庭教师。”我一面说一面迅速地取出毕业证，身份证资料给他看。
“会弹电子琴吗？懂电脑吗？”他又问我。
“会，我以前是文娱积极分子，经常登台演唱。”我以给他看了我以前参加歌手大赛的获奖证书，“电脑也会一点。”
“我儿子调皮得很，要厉害点的才行啦。”他看见我鸠形鹄面的样子，有些怀疑。
“先生别看我象个文弱书生，我当学生时是全校闻名的捣蛋大王，要不是学校教育得好，我早就犯法了，现在专门治调皮学生，我们学过《教育心理学》这门课的。”我赶紧说。他乐了，取出笔给我留下个地址，他叫朱光辉。他要我明天晚上就去，我当时还对作台湾小姐的助理有点指望，就对他说：“实在对不起，后天晚上行吗？我明天要到关外去一趟，还有点私事。”
他点点头，和我握握手就转身驾驶一辆奔驰轿车走了。我高兴得几口将矿泉水灌到肚子中就急匆匆地往宿舍赶，我知道阿超和杨排长此刻都在宿舍，我一进楼就大吵大叫：“阿超！杨排长！”
他们正赤着上身在吊扇下纳凉，见我大叫，一骨碌爬起来，阿超问我：“怎么样？搞定了？”“什么搞定了？”我问。
“把女老板搞定了？肯定搞定了，看你的样子，”杨排长说。
“胡说八道！我又不是面首，你们猜猜有什么好消息？”我问他们。
“女老板知道你是个童子哥，溜也溜不掉了，”杨排长说，他这家伙总是喜欢用嘴云雨。
“三句不离本行，正经一点行不行？我找到一份家教工作，后天就可以去上班。”我说。
“教书？你有莫搞错？在哪里教书？你疯了！在老家逃避教室就象避太平间似的，却又跑到深圳来教书。”阿超吃惊地说。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再说不在学校，只是做家教，暂时立足而已，况且是老本行嘛！”我说，“你们也知道，现在是别人选择我，我没权选择人家。”
“在哪里？月薪多少？”杨排长问。
“住在城里，荔枝路，包吃包住五百元，”我说，“工资是低了点，先栖身安命再说吧。”“台湾小姐那边呢？”阿超问。
“后天早上去看一下，行就留下，不行就晚上到朱光辉家去。”我说完又神秘兮兮地对他们说，“你们简直不相信，那个台湾小姐和我同年生，才二十多岁，看样子还没结婚哩。”
“童子哥，说不定你走好运了！台湾小姐，二十多岁，家在台湾，身在大陆，免不了寂寞。”不知何时，杨排长已经将我由同志哥叫为童子哥了，我制止了许多次他都这般粗鲁无礼。“别胡说八道了。别忘了，我们是大陆人，而且是大陆的穷人。”阿超说。
“那说不定，这还有利于和平统一中国呢。”杨排长说，“要是台湾小姐都嫁给大圈仔，那就不用谁解放谁了，都成了一家人了嘛。”
“请客呀！这次轮到你了。”杨排长说。
“没问题，今天晚上到大排档。”我说。
“这下我可以放心地走了。”阿超说。他本该在前几天就走的，都是我拖累的，他怕他一走我就去流落街头或被抓起来，收容遣返回原籍。
“你别走了，我们就在这里好好地干，你一回去就会后悔的。”我和杨排长都劝他。“不行，不能再拖了，单位三番五次地催我回去，我至少要回去上两个月班再说。”他说。下午他们去上班后，我冲了凉就躺在床上休息，这是到深圳来后第一次睡午觉，经过这半个多月的奔波，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我的挣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我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喝着凉茶，听着唐朝乐队的《天堂》，嗨，那幸福的滋味哟！
阿超和杨排长是下午六点钟回来的，我们打了几圈麻将，到九点钟才到大排档去吃饭，还叫上了阿华和阿蕾。正在我们正在玩“虎吃鸡、鸡吃虫、虫蛀棒、棒打虎”的游戏时，黄姐突然风风火火地跑进来，神色非常紧张，一见到我们就大叫起来：“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出啥事了？”身为保安的阿超和杨排长急得站起来。
“阿利出事了，快跟我来！”我们赶紧跟她往回赶，黄姐边走边说，“阿利下午回宿舍时，一个人疯疯癫癫地跑进寝室，我们看见她神色不好，赶紧去敲门她不开，听见哭声和骂良仔的声音。门被她反锁着，拿钥匙也没法，再叫她她也不开门，现在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恐怕要出事。我记起下午良仔来过，好象吵了架。”
我们急匆匆地赶回宿舍，有几个人正在阿利和黄姐的寝室门外急得团团转，又是打门又是叫人，里面却没有任何反应，那是道坚固的防盗门，撞是绝对撞不开的。
“阿利，快开门！快开门！我是阿超！”阿超啪啪地敲门。没有反应！
“阿利呀，我是阿华，阿蕾也在这里，快开门呀！啥子事你想不开可以给我们说呀！千万别想不开做傻事呀！”
“华姐、蕾姐、黄姐，我不想活了！……”屋里传来阿利的嚎啕大哭。
但她还是不开门，大家在外边急得直跺脚。屋内倒是有窗子的，但往外是五层楼的高空，两间相邻屋子的窗户又相隔太远，根本无法从邻室窗子上进那屋内，要进屋的唯一办法只有让阿利自己开门。大家一时没有主意，身为保安和准保安的阿超和杨排长更是心急如焚，出了事他们是要负责任的。
“阿利，快开门！”阿超和杨排长大声嚷道。
“阿利呀，你那么年轻，你死了对得起谁呀？你平时那么乐观，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千万别吓着我们呀！”阿蕾眼泪汪汪地央求她。
里面除了更大哭声还是没有任何其他反应，她没有开门。
“让我来试试。”一直在一旁默不作声的我说道，我认为他们的劝说甚至央求是老套的无效的，我想换一种办法－－必须给她一个体面的台阶。他们惊奇地看着我，我走到门前考虑片刻。
“喂，阿利，我是阿非呀！听我说几句。”我敲了敲门，用嘴对着钥匙孔，“说起来你不就是为了那个良仔想不开的对不对？”
“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骗子色狼！妈呀，我对不起你呀！”她又哭骂起来。
“阿利呀，你这话就不对了。太绝对了嘛，虽然说现在坏人一天比一天多了，但好男人还没有死光嘛。”我说，“再说良仔也只是个香港坏蛋嘛，别和他计较，和咱们这些苦孩子不同嘛。”
“没有！一个也没有！”她嚷道。
“真的没有？我不相信，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吧，雷锋该是好人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顾不上自个儿，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该是好人吧？为了消灭坏人宁愿自己去堵枪眼子抱炸药包。还有焦裕禄、王进喜、王杰这些不都是好人吗？”
“我还没出生他们就死了。”她不服气。
“的确，好人总是离我们很远，那我给你举几个近一点的例子吧，张华该是好人吧？张华知道吗？就是那个为救一个农民老头跳进粪坑自己却被淹死的大学生。赖宁该是好人吧？还有张海迪，徐良身残志不残，还有孔繁森，好人多得是呢。”
“干嘛好人不是死就是残呀？”她又哭起来。
“《圣经》上说，好人早死早进天堂享福，坏人留在世上多活一天就多受一天罪。”我感到失言又立即说，“阿利，说这些太远了，你就看我吧，我就在你面前，既没死也没残，我可是个好人哟，天地良心！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参加国民党。”
突然，她在屋里扑哧地笑了一声，但仍然还带着抽泣声，外面的人也笑了，我瞪了他们一眼，他们立即闭口了。我又继续说，“阿利，真的，我就是个好人呢，你刚才说男人都是骗子、色狼，这也太绝对了嘛，不瞒你说，我都二十五六的人了，比你大好几岁，女朋友谈了好几个，到现在还守身如玉，从没有越过位哩！说出来连自己都觉得害臊，你能说我是个坏人吗？”里面又扑哧哧地笑了几声，我赶紧说，“关于这点阿超和杨排长可以作证。”
阿超马上说：“我可以证明阿非是六十年代出生而九十年代全世界仅存的一个童子，他正向联合国秘书长写信要求给他颁发人类什么奖来着？”
“人类道德奖。”我补充了一句。
我听见她又笑了，就说：“阿利，这是真的！你先把这门打开，我们好好谈谈。”
“不开，我不开，你们串起来绕弯子哄我！我才不上当！”她嚷道，又咿咿呀呀地哭起来。
我气得踱了几个来回，又停在门前，敲了敲门说：“阿利呀阿利，说来说去不就是为了那个良仔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新界一个守鱼塘的农民嘛！哪能和你比？你即使算不上县城里的大家闰秀，怎么也得算个小家碧玉吧？他给你擦皮鞋还不够格哩！为了他去死你值得吗？追悼会还开不开嘛！你让别人怎么写悼词嘛？说你是为了香港回归祖国牺牲了？别人不信嘛！说你是殉情而死－－可别人有家有室，你连个名份都算不上。别人只可能说你是贪图虚荣，不要人格，有损国格，咎由自取，让别人看你的笑话。死得比鸿毛还轻。。。。。。”
“是我贪图虚荣！是我贪图虚荣！我该死！”她又嚎啕大哭起来。
外面的人都瞪了我一眼，我赶紧说：“阿利，这也不是你的错，虚荣心人人都有，轻重而已。我来深圳就是为了钱，为了虚荣，只不过你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施舍上，没必要嘛！你更没必要让良仔来决定你的命运，就象大陆不能由香港来决定命运，他搞他的资本主义，咱干咱的社会主义嘛！香港有什么了不起嘛！那不过是一个苟延残喘的殖民地嘛，再说到一九九七年就是咱们自己的了。如果你确实喜欢，到时候找个单位调过去得了，何必非得依靠那小子，他还没有农转非哩，难道你愿意来个非转农！”
“阿非你别胡说！我才不稀罕他呢！”阿利笑着嗔怪我，抽噎声又停止了。
“好好，我不胡说，咱不稀罕他！那你也得为自己想想吧？你才二十来岁呀，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后精彩新鲜的事情多着呢。九七年香港才回归中国，澳门是一九九九年，到了2000年，没准你还看不成奥运会，就是到了下世纪中叶我们才赶上中等发达国家，你急什么呀！世界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嘛，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我说完就凑在门上听里面的动静。
忽然门发出�〖HT5，7”〗口〖KG－＊3〗〖HT5，6〗兹��〖HT5，7”〗口〖KG－＊3〗〖HT5，6〗兹�〖HT〗的响声，我们心中的弦才松下来，锁子刚一扭开阿超就和杨排长撞进去。阿利披头散发，泪水冲的化妆品使她面目全非，她窝坐在床上，目光凝滞，面前放着一把明晃晃的水果刀，仔细一看她腕上似乎有淡淡的刀痕印，浸着凝结了的血迹，几个女孩赶紧把她拥在中间安抚起来。
“阿非，你他妈真行！比我在部队时的指导员还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当我俨然成了大英雄被他们簇拥着回寝室时，阿超赞扬我。
“哄人嘛！咱可是从小给哄大的呀！你还没见到我在大学发表爱国主义演讲时，声泪俱下、声嘶力竭、手舞足蹈的那个情景呢！连李鸿章、汪精卫听了都会羞惭难当无地自容哩！”我洋洋得意地说。
过来才知道阿利被良仔甩了，今天良仔过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他老婆发现了他们的私通。这个五十好几，据说长得象索马里人的家伙原来是甜言蜜语，向阿利许诺要娶她的。他的诱人的财产是一个香港户口、两个鱼塘和一个他早已厌倦却凶悍泼辣的黄脸老婆。
啤酒是喝不成了。大家议论了好一阵，或惋惜或愤怒或冷语或麻木或同情，等到阿利情绪被稳定下来，已经折腾到深夜了。经过刚才长时间的说服，我已经口干舌燥，疲倦至极，倒下床便呼呼睡去。明天没事可做，我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个懒觉了，我打乱了生物钟。
星期天我洗了几件衣服，翻了翻杂志，没事就听音乐喝茶。�
二十五
星期一的早上，我又直奔华侨城附近那家台资公司。一路上脑海里浮现了两天前的那一幕，想起了漂亮的经理小姐，想起了她对我的“审问”，想起了阿超和杨排长开的玩笑，觉得挺有趣。当我登上四楼。到了办公室的门外时，那天为我开门和通报的小姐一眼就看见了我，立即起身为我拉开了门，她通报出来告诉我：“经理前天下午到香港去办事了，还没回来，里面的那位是经理的父亲，他让你进去一下。”
我走进去一看，又是一个胖子，六十上下有些秃顶，他艰难地起身招呼我，面带微笑和我握了个手，示意我坐在昨天坐过的椅子上，然后他说话了：“先生姓李？前天来应聘经理助理对不对？”
“是的，经理让我今天来。”我说。
“是这样子，李先生，”他突然面露难色地说：“我是这个公司经理的父亲，我公司的本部在台湾，这里只是一个分公司，我女儿在这里管理。我不可能经常跑来跑去，这样不方便的。我女儿刚从美国大学毕业回来，她还没有结婚，在这边我有些不放心，就打算聘请一位经理助理，但我们考虑了很久，还是聘请一个女经理助理好些，这样子方便得多了。请李先生不要介意呀。”他讲话带一种类似于蒋介石那种浙江官话。
我虽然一进门就觉察出来，脸上还是流露出不悦的神情，但我没有吭声，只是心中异常失望。
“莫好意思呀，麻烦你白跑了两趟，其实你的条件还是不错的，深圳公司多得是，你可以重新选择一家公司，如果今后有适合你的位置，我们再联系好不好？”他满脸堆笑。
我站起身告辞，他又说了两遍：“莫好意思呀！莫好意思呀！”
“没什么，先生，莫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我挤出一丝笑容，然后出了门。
当我回城时，正好中午，我不想回酒楼，又在那个河南大学生那里买了盒饭吃，然后去逛新华书店。反正心里踏实了。多少年来，逛书店就一直是我难以戒除的恶习之一，这种恶习令我愈加囊中羞涩，愈加愚不可及脱离实际。居然新到了贾平凹的新作《废都》。前一阵子，许多媒体都介绍过这本书，有人说是当代的《金瓶梅》或《红楼梦》，有人说它是工业文明的挽歌，世纪末的祭文，知识分子的绝唱。一直炒得沸沸扬扬。我在书店找了个僻静处，席地而坐，如饥似渴地看起来。里面有许多处性描写被删去，并附上括号，留着小方格注明系作者所删，以充分调动读者的不良联想。我一口气看了整整两个小时，为了首先迎合自己的低级趣味，我尽选括号前后的内容，直到头昏眼花，心猿意马，腰酸腿痛才终于排出身上的钱，买了这本书离开书店。我想能在深圳有时间看这么厚的一本小说，可能只有一个家庭教师我了，我一时有些得意起来。
吃过晚饭后，在杨排长和阿超的陪同下，我们带着行李到朱光辉家去，走时宿舍里没人知道。
我们打了“的士”直扑荔枝路。下车后我们问了几个穿着黄背心手拿红绿旗的年老的义务交通员，绕了个小圈子，走进一条小巷，又进了一道白合金栅栏，才看见里面是几幢二十多层高的公寓楼，我们问了守门的那个保安，并看见停在院内的那辆黑色奔驰车，证实没有走错地方，然后找到二幢三单元，乘电梯上了十二楼，我们按了G座的门铃，响起了轻柔的曲子。
来开门的是个女人，她先开了坚固的铁门里面的木门，从铁门上小方格窗上往外看，见是几个陌生人，并未立即打开铁门，而是警惕地看了我们几眼，然后戒备地问：“你们找谁？”
“请问这是朱光辉先生的家吗？我是来做家庭教师的，前天我们约好的，朱先生在家吗？”我问。
她转身叫了声：“朱光辉，你又请家庭教师啦？”
“放他进来好啦，我请的。”里面传来朱光辉的声音，声音瓮声瓮气时断时续。
她开了铁门，指示我们三个换了门口的拖鞋，从棕色发亮的柚木地板上走进去，我们刚在沙发上坐下来，朱光辉穿着宽松的浴衣从浴室里走出来，他笑嘻嘻地招呼我们抽烟吃水果等他换上衣服，就到另一个房里去了。
我开始浏览他的房子，这是我从小长大亲眼看见的最奢华的私人住房，连白成富的家也黯然失色了。这套跃式住宅少说也有200多平方。整个房屋被装饰一新，墙上挂着壁毯，还有一副巨大的男欢女爱那种晶体画，装着壁灯，偌大的客厅里是光亮鉴人的地板，摆着一排豪华的真皮沙发，还有一个小型的洋酒吧台，对面的组合柜上摆着三十四寸的索尼彩电，柜子里是影碟机、录像机和几只麦克风，墙角放着偌大的组合音箱，摆着近一人高的“美的”空调，沙发旁的小桌上放着电话和大哥大，其它几间房里铺着红色地毯。
“爹地，快给我拿衣服来，我洗完了！”浴室里传来小孩的声音。我猜这就是我要服务的那个小主人。
“艾之琳，听见没有，给浩仔拿衣服去。”朱光辉在里屋叫着，那个女人就走过去了。不一会朱光辉走出来，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衫子坐下来。
“这两位是？”他看着阿超和杨排长。
“这位是阿超，这位是阿元，我的老乡，我一直住在他们那里，今天送我来的。”我解释。这时被叫你“浩仔”的出来了。他约摸有十一二岁的样子，肥头大耳的。见有几个陌生人，奇怪地打量着我们，前后左右四处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