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韩起科就获得了假释

服刑五年，韩起科就获得了假释。

她默不作声，不加理睬。这一招最厉害。等了一会儿，她索性把窗口关了，挂出另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上写着：“今日票已售完”。连刚才还允诺的那最后十张票也不给卖了。叫你们嚷嚷！车是隔天发的。也就是说，剩下这一百来人必须在这又臭又脏又闷的候车室里，再等上四十八小时。到那时候还不一定保证能买到票。而这鬼地方，大碗茶都要卖到五毛钱一碗。而换任何一个地方，五毛钱都能买到一个上好的肉夹馍了。整个队伍霎时间在这两块小黑板跟前都呆傻住了。人们再一次品尝到了什么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滋味。悲忿啊！无奈啊！自惭形秽啊！这时，有二三十人突然向票房的后门口冲去。韩起科忙抬头去看，只见从那门里走出三个男人。两高一矮。高个子们护卫着一个稍矮一点的男子。那个稍矮一点的男子提溜着一个真牛皮做的黑色手包，旁若无人地向停车场外走去。韩起科看了这个稍矮一点的男子一眼后，总觉得他有些眼熟。是谁呢？是谁呢？他反复征询自己。这时，大家吼道，这几个家伙就是黄牛票贩的头儿。车票就是让他们从后门弄走的。但那三个男子照旧没给予理睬，旁若无人地继续走他们的。眼瞅着这三人就要走出停车场大门了。大家再一次围了上去。有人声嘶力竭地喊道，车票儿就在他那底黑包包儿里哩。我知道底咧。每回回都是他来哩从后门把车票弄走了呢咧。我都见他好几回回了。不能让他走咧。票全在他那个底黑包包儿里藏着咧。那个喊叫的人挥舞着胳膊，蹦着跳着，发疯似的喊叫着。已经快走到停车场大门口的矮个子一下站住了（其实他个子并不矮，只是相对那两个大个子护卫而言，他确实是矮了一点，）回过头来冷冷地打量了那个喊叫的人一眼，甚至还向那人走了两步过去，不紧不慢地问那个人：“说啥呢？你见我给票贩子们票了？你见了？嗯？红嘴白牙的说啥屁话呢咧？

“他说话的音量并不大，但无形中的确有一股震慑人的气势，扑面而来。那些人马上都不吱声了。而后他又冲着那个吼叫得最凶的人说了一句话：”你再胡说八道，我让你十天之内都走不成。你信不？“那人打了个咯愣，虽然没马上退缩进人群逃掉，脸上的神情却凿凿实实地一下萎顿了下来。在重新转过身向大门外走去之前，那个矮个子突然掉转脸，向韩起科投去认真的一瞥。也许在这众多的陌生人中间，在这么些他不屑一顾的人中间，他也感觉到了这么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容和目光，感觉到了一个不容他忽视的面容和目光。他需要确认一下。但一瞥之后，他却仍然不动声色地转身走了。只是走到他那辆停在大门外的黑壳子桑塔纳轿车跟前，他跟大个子中的一位，悄悄地耳语了两句。后来这位大个子，在送走了矮个子和桑塔纳轿车后，便回过头来装着上那边茶摊儿上买茶喝；等韩起科往外走时，便不远不近地跟在韩起科的身后，一直跟到第一监狱门口，亲眼看着韩起科进了监狱大门，才抽身离去。这一路上，韩起科一直非常纳闷。他总觉得那个个头稍矮一些的人脸熟。而且非常熟。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他也觉出，那个大个子在自己身后悄悄跟踪着，却又搞不明白，他跟踪他又是为了什么。再不想惹事的韩起科，只得加快脚步，赶紧向市一监走去。一进监狱大门，却突然想起来了，那矮个子应该就是赵光啊。这一想，还真的越想越像。但这小子怎么会变得那么横，那么“牛皮”了呢？他都趁上桑塔纳了？不会吧？但越想，这人还是越像赵光。包括他身边的那两个高个子，其中一位应该很像张建国啊。没错。应该就是他俩。他忙拔脚往监狱大门外跑去，再四处寻视，那一直跟踪他的大个子却早已不见半点踪影了。

到晚上，他去找分区监狱长，（就是那个沙哑嗓门，张嘴就称他“小王八蛋”的家伙，）把今天买票的情况报告了一下，想再请个假，过一天再去通宵排队弄这个车票去。分区监狱长却跟他说，你不用再这么费心劳神了，一会儿，自有人给你送票来哩。“送票？给谁送？给我呀？”他自嘲地一笑，说道，“分监狱长，我这儿正窝着一肚子火哩，您就别再逗我玩了。”

那沙哑嗓门笑笑道：“谁逗你玩呢？反正刚才我得到这消息时，也不信。不过，送不送，一会儿就知道了。”韩起科这才有点半信半疑地问道：“还真事哩？谁啊？”分区监狱长笑道：“谁，你就甭问了。我在电话里问半天，人家都不肯说咧。这鸡巴玩意儿，还真玩深沉底咧。咱就等着瞧吧。我想没人那么无聊，拿咱监狱里的人涮着玩底吧？”等到八点来钟，大门口警卫室打进电话来说，有人找韩起科。经分区监狱长批准，韩起科急匆匆赶到接见室，只见那盏用铁丝网保护起来的电灯泡下，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是张建国，女的却是马桂花。

车票是赵光请他俩送来的。在长途汽车站，回头的一瞥间，赵光立刻就认出对面排队购票的人群中站着的那人，就是韩起科。这几年，赵光和许多小分队的队员一样，曾多次带着各种各样的物品去狱中探望韩起科，但都遭到韩起科的拒绝。此刻，他担心韩起科仍不肯跟他相认，虽然心里热热地涌动着，但还是镇静地控制住了自己，装作没事人一样，一头钻进桑塔纳，扬尘而去。回到公司，他立即打了一圈电话，先了解到韩起科已被假释，然后赶紧把这消息通知了能联络上的小分队成员。最后又给马桂花打了电话，委托她和张建国送车票去。他自己之所以不出面，还是担心性子刚烈的韩起科，依然不原谅他，不肯见他。

其实，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这五年间，韩起科不只是不肯见赵光，而是谁都没见，这五年里，他心甘情愿地又万般无奈地把自己死死地封闭在“监狱”里了。

这种很难把握分寸的情感

“假释了，干吗还不给我们一个信儿？”马桂花嗔责道，说话间，眼圈便红了。从走进这监狱接见室那一刻起，她就一直在颤栗。再看到韩起科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心里便酸涩得只想哭。�这些年来，我的确一直很难捉摸得定，也很难向各位描述作为我妻子的马桂花，对韩起科所具有的那种一往情深而又不带半点杂念的眷恋和崇敬。我一直在试图理解这种情感，要求自己“宽容”这种很难把握分寸的情感。我做到了吗？我常常这样问自己。而且也常常在深夜里无奈地承认，自己在妒忌。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去妒忌，但还是要妒忌。隐隐的，拂之不去的，消蚀不掉的，总有那么一点点妒忌。

“挺好吧？”这时，张建国眼眶也略有些湿润发涩。他紧紧地握着韩起科的手，半晌工夫只问出了这三个字。

“你们来干什么？”沉默了一会儿，韩起科冷冷地问。

“你别这样！”马桂花终于叫了起来，眼泪也止不住地哗哗流了下来。

三个人都不说话了，最后还是韩起科先开的口：“有事，快说吧。会见时间有限。”

马桂花诧异地问：“你不是已经假释了吗？”

韩起科说道：“假释，不是释放，还是要受某种管制的。再说，这里是监狱，我们必须遵守狱规。”

“那就快说吧。”马桂花急急地说道。然后张建国就告诉韩起科，原先小分队的人，有相当多已经离开冈古拉，都定居在哈拉努里。约定要为假释出狱的韩起科搞一次聚会。聚会以后，他们派人派车送韩起科回冈古拉。

“派车？”韩起科诧异地问，“不是说给我送车票来的吗？怎么又说……派车了？谁派车？

政府能派车送我？“

张建国笑道：“干吗要政府派。原先小分队的人，不止一个买了私家车。大车，小车，都有咧。”

韩起科沉下心，想了一想，再说道：“大家伙一起见个面，可以。但得等我跟监狱长报告以后再定。还有一点，我得说明，不管咋见面，对外都不能说是‘聚会’。我毕竟还只是假释犯。就是将来拿到正式的释放证，咱们之间也别搞这种集会性质的事情，会被人误解的。咱们就是熟人之间见个面，吃个饭，啥名义也别�挂……”��马桂花忙应道：“行行行。就是朋友之间见个面，吃个饭，对外啥也别说。”张建国却没接韩起科的话茬。面对韩起科，听他言，观他行，张建国一时间反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韩起科跟所有那些前小分队队员一样，个儿长高了，人也长开了，脸盘上必然地出现了成年男子那种应有的棱角，眉目间也相应地流露出多年的监狱生活烙下的那种顺从和谨慎，克制和压�抑……�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张建国的预料之中，但真的面对了，他还是感到意外，心里还是涌动出一阵阵无法言喻的伤感。�到约定的那一天，韩起科还真的来了。原定要在新落成的哈拉努里大饭店预定一个带客厅的豪华包间，好好地坐一下，最后还是愣让韩起科给推掉了，说这事千万不能样做得太招人显眼。后来，马桂花提出上我家来坐。那时，我新任农科所所长。（就在韩起科在监狱里服刑的那四五年期间，我半脱产在省农大读了个专为在职干部开设的经济管理专业，拿到了对我一生来说可谓至关重要的大本文凭。）但韩起科还是不同意。他还是那句老话，他毕竟是个假释犯，找一帮人到一个党政领导干部家去闹腾，更不合适。最后定在了赵光家。那时候赵光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在哈拉努里近郊盖了一幢假三层的小楼。院后，很大的一个停车场里，除了那辆桑塔纳轿车，还停着几辆东风牌卡车。财大气粗的赵光当然愿意坐地做东，也想借此进一步弥合和消除自己跟小分队许多同伴多年来遗留的分歧和宿怨。他只怕韩起科不肯给他这个面子。他不想，只要韩起科不提出异议，那天的一切花销，都由他“埋单”。

没想韩起科还真同意了。那天，我本来也想去的。但韩起科托马桂花带话给我说，我跟他的见面，最好还是等他正式释放以后更妥当一点。我一转念，觉得也是的。那时，内部已经开始酝酿改镇建市，我一方面主持农科所的工作，另一方面，按某些领导的意图，腾出相当大的精力，参与改镇建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不久还兼任了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并且逐渐地把工作的重心从农科所转移到了办公室那方面去。明白人都清楚，这个改镇建市办公室的主任副主任，只要不出什么大问题，正式建市后，就是市府或市委秘书长副秘书长的既定人选。我想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也确实应该谨慎一点才是，便只让桂花带了个问候过去，并许诺，等他正式刑满以后，再单独请他。�那天的“聚会”应该说进行得非常顺利。原小分队的那一伙人也非常高兴。喝了不少的酒，说了不少的话，做了不少的回顾，发了无数的感慨，相互间对未来也做了许多重要的约定。尤其是对韩起科出狱以后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许多的建议，又做了种种慷慨激昂的承诺和担保。韩起科也喝得不少，但说得很少，大部分的时间都端着个酒杯在一旁静静地听着。看着。有点儿发呆。他的视线随着发言者的转换不停地从一个人的身上转注到另一个人身上。“聚会”结束后，他甚至同意让赵光开着他那辆在当时的哈拉努里来说可算是“顶级版”的桑塔纳卧车，把他送回监狱。那天晚上，几乎所有参加“聚会”的小分队成员的心情都是愉快的，既为分手这么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而感到欣慰，也为韩起科经受如此重大的人生挫折之后，变得随和了、从众了，又在这随和和从众中，保持着一种必要的清醒而感到庆幸。

难能可贵的“假释”

只有马桂花从韩起科的沉默寡言中，从某个瞬间在他眼睛里一闪而过的那种犹豫和迟宕中，看到了一点别人没看到的某种东西。虽然一时间她也说不清楚这种犹豫和迟宕到底标明什么，但这种深重的犹豫和迟宕，过去确确实实从来也没有在韩起科的身上出现过。这一点，马桂花是有把握的。她隐隐地为此忐忑，好像预感到又要发生什么不祥的事情似的。为了不扫大伙的兴，当场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回家以后，独自在厨房里闷闷地坐了好大一会儿，才走进卧室，没头没脑地问了我这样一句话：“您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特别执著的人，最后能走多远？”虽然她在话里没跟我点明这人是谁，但我立即就明白她这个所谓的“特别执著的人”，指的是谁。我只是不想跟她、也不想跟我自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便笼统地答道：“那也得具体人头具体分析。得看这个人一辈子执著的是个什么东西，他又是在运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执著的。不可一概而论。”她怔怔地打量了我一眼，似乎觉得我那些话，说了也等于没说一样，头等大事痴痴地发了会儿愣，便再没说什么，去卫生间例行公事般洗涮一番后，只顾上床躺着去了。但这一晚上，我发现她一直没睡着，翻来覆去地折腾到天明，才不由自主地睡了一小会儿。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她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韩起科突然向监狱方面正式提出报告，请求继续留在监狱里“服刑”，居然不想“假释”，不想跨出这厚重森严的监狱之门。

所有的熟人都愣住了。马桂花、范东、张建国等人，包括赵光，轮番去监狱里找他，劝他改变这个“极糊涂”，又“极没名堂”的想法。这回，倒是有了点进步。谁来，他都见。谁说，他都听着。谁说个啥，他都认真地回应一句：“我考虑考虑。一定考虑考虑。”但看到他呆滞的神情和再次剃光刮青了的头皮，小分队的这些同伴们知道，他是不可能再回头的了。

果不其然，过了半个月，这些人再想到监狱去劝他，他便不出来见人了。最后一个见到他的是马桂花。马桂花对他说：“你不能再待在这里头了。别傻拧着了。这几年，外头变奇$%^书*（网！&*$收集整理化太大了。你要不早一点出来适应外头的这个变化，再过几年，你整个人都会傻掉的，你会成为一个废人的。你听到我跟你说的话了吗？”他点了点头，而后……据马桂花说，而后他眼圈微微地红了，低下头去，默默地坐了会儿，抬起头来对马桂花说：“我知道了。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了。回去告诉小分队的同志们，请大家放心，有政府和队长的监督帮助，我会好好改造自己的。就这样吧。你走吧。”说着，就起身离开了接见室。

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想获得这难能可贵的“假释”的啊。他不是还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去长途车站通宵排队，千方百计地想买一张回冈古拉的车票的吗？那天，他不是还高高兴兴地来参加原小分队队员的“聚会”的吗？在聚会上，他不是还喝了不少的酒吗？当马桂花最后去劝说时候，他的眼圈不是还“微微地红了”一阵的吗？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档子变故，使他突然间改变了初衷，拒绝接受假释？马桂花非常激动地找那些原小分队队员查问过，问他们私下里到底跟起科又胡嘞了些啥，居然如此深重地刺激了他，挫伤了他？这些原小分队的队员拍着胸脯，扯着嗓门，指天跺地地跟她保证，他们既没有“私下里”跟起科有过任何接触，也不会去跟他说那些没边没沿的刺激话，更不会去做伤害他的事。他们干吗要刺激和伤害起科呢？他们自己也在为起科的这突然变故而感到无比的纳闷哩。��这样又过了两三年，经过一再的减刑，韩起科终于获准提前刑满释放。他没有任何理由再“赖”在监狱里了。小分队的那些同伴打听到，他在监狱里学了一手不错的汽车修理技术，就替他在哈拉努里市郊租下一间街面房，替他申领了一张营业执照，办起一家摩托车修理部。

修理部后身，还盖了两间平房，圈出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院子里还栽上了两棵不大不小的沙枣树。大伙还给他找了一个来哈拉努里探亲的四川小丫头，十八九岁，虽然文化上有点浅（只上过两年初中），个头也有点矮（不到一米五零吧），但人还算本分乖巧。想着这样，虽然说不上多么理想，但起码能让他开始过上一个正常男人的日子。说一千，道一万，在封闭了八九年之后，赶紧让他能像一个正常男人那样开始生活，现在对于他，恐怕比什么都重要。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出狱的那天，是又一个冬日。还照上一回似的，大伙又为他举行了一次“聚会”。“聚会”

场所就在摩托车修理部后院那两间平房里。这回“聚会”来的人比上一回多。因为这几年，原小分队的这些队员差不多都成家了，多数也都有了孩子。平日里，都顾着挣钱养家，互相之间也很少串门了。听说要为韩起科聚会，热情又高涨起来，都把各自的老婆老公和娃娃带上。每家还带一至两个自己的拿手菜。当然，也有的索性扛着半扇生猪生羊就过来的。但这回聚会的时间却比上一回短了许多。说了会儿话，喝了会儿酒，吼了会儿“卡拉OK”，便早早地散了。一方面因为那群狗屁娃娃太闹，也因为有的家属明天还得上早班；但更主要的是许多人都觉得，反正起科已经正式出狱，以后啥时间想见都能见了，可以不必在乎这一晚上相聚时间的长短了。但大伙走时，按事先商量的，留下张建国和马桂花，希望他俩再跟起科说说高场长的事。

接触到避孕套时的紧张和惶恐

这些年，韩起科一直“不理睬”高场长，这让小分队的这帮人既很不理解，又很不安。高福海虽然病退离休回了北京南城，但仍一直在关注着韩起科，一直托人捎话来打听韩起科的情况。大伙觉得，不管怎么说吧，论理论情，出狱以后的韩起科都应该主动去看望一下高场长。至于路费什么的，由他们解决。（这租房办修理部的钱，也是大伙凑的。原先赵光说他一个人承担这笔费用。大伙儿一合计，觉得这钱让赵光一个人出，怎么想也不合适。不是说赵光出不起，而是不合适。大家伙觉得，这是起科的事，他们都有责任抻头来承担。拿多拿少，都得尽这一份心。）马桂花张建国先帮着韩起科和那个四川丫头把屋子拾掇干净了。满地的酒瓶肉骨头啊，花生瓜子壳香烟屁股啊，也确实让他们好一阵子忙活；而后把韩起科单独叫到一个屋子里，委婉地劝了一阵。韩起科却只是不搭腔，也不说去看看高福海，也不说不去，就是一个没反应。想到他过去的那种自信执著从容，再看到他眼前的这份迟钝固执，马桂花和张建国的心恰如一片被山雨摧残过的荞麦，扶不起，又丢不下，既零落，又伤感。张建国只知道这位当年的小分队队长、冈古拉的风云人物、他们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经过这八九年的“折磨”，大概是“彻底不能像个样儿了”。他为之惋惜，哀恸，又多少有些为之泄气。他估计，韩起科的这后半辈子，好歹地能把这个摩托车修理站维持下去了，再把那个并不傻的四川小丫头“哄”住了，“哄”着那小丫头替他生一两个也不傻的娃娃，他这一生也就这么交代了。但马桂花却不这么认为。她明白韩起科心里还梗着个硬木疙瘩。一时半会儿，他还拧不过这个弯儿。什么时候能解开这个硬木疙瘩，拧过这个弯儿来，兴许拍拍脑门，三五天就成了；兴许三五个月、三五年，或十三五年，也难说。马桂花当然为韩起科着急。一个人还能有多少个三五年、十三五年？再说，从人生发展阶段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韩起科当前这个年龄段，正是至关紧要的阶段。二十五六到三十前后嘛，一生成败的关键时刻嘛。这阶段的人生要是再被耽误了，埋没了，扭曲了，走变了样儿，虽然也不能说这个人就彻底不可能再干出点啥名堂来了，但再要干出点名堂，那可真得费牛劲儿了。想到这里，马桂花心里就不只是着急，更多的是难过和焦虑，还充满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落寞。沉默了一会儿，马桂花说道：“顾校长听说你出来了，挺想来看你的。今天晚上市里有点活动，他实在走不开，让我带个话给你，一是致歉，再是另约个时间……他单独请你。”

“别别别。还是我去看�他……�哪天我去看他吧。”一直低头不语的韩起科忙抬起头，应道。而后，他们约定，两天后再来看望韩起科。“你好好考虑一下，经营这个修理部，还有什么难处，需要大伙帮忙的，只管开口。至于高场长那边，刚才我们已经说得不少了，你真得认真考虑一下。高场长这些年一直牵挂着你。当年抓你，也不是他的意思。前前后后，他还真没少为你说话。至于还有那种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过去就过去了。你也别那么死拧着脖子不回头了。”走出院门后，张建国还从自己的手包里掏出一小包东西塞给韩起科。韩起科借着院门前那昏暗的路灯光，仔细辨认了一下，却是一盒印刷包装都挺精美的“避孕套”。

他脸立刻大红，电打似的，忙把那玩意儿塞还给张建国，讷讷道：“这……这干�吗……”

�张建国笑着又把那玩意儿塞给韩起科，大声说道：“晚上折腾那小丫头，别光图痛快……知道怎么用这玩意儿吗？”“你……你……”韩起科拿眼角的虚光瞟了一下只在两步路外站着的马桂花，示意张建国小点儿声。张建国却完全没搭理韩起科的这点谨慎，仍跟没事人似的告诉韩起科：“我们跟那个小丫头把事情都讲明了的。小女孩挺开放。她懂我们的意思，让她来跟你一块儿生活，最后是希望你们成为一家人的。所以，只要你觉得是那意思，想干吗就干吗。知道不？”说着，张建国还故意带着一点男人固有的那点“邪性”，坏笑着拍了拍韩起科，然后压低了声音，说了句：“老兄，这么些年，还是个童男子吧？没开过荤呢？哎呀呀呀，这可不行。都小三十的人了，别憋出病来了。赶紧的，把这事儿办了。就是有一条，你可把住了：成家的事没想定前，别轻易把小丫头的肚子搞大了。记住了？！”说着，便招呼马桂花上车走了。

但没料想，过两天，等张建国和马桂花再来时，韩起科却已经走了。跟谁也没打招呼，就离开了这个修理部，离开了哈拉努里。他让那个四川小丫头把一封封得死死的信转交给马桂花和张建国。马桂花张建国忙拆开信来看，信上既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只写着这样一行字：“好意，全谢了。但请不必再为我费神了。”后头还有个小括弧。在括弧里又附了这么一行小字，尤其让马桂花和张建国感到吃惊。他写道：“那个小女孩，请赶紧另行安排。别把人耽误了。千万！千万！！”

他们去问小丫头。小丫头既说不清韩起科到底去了哪儿，也说不清他还回不回来，更说不清他为啥要走；只说是聚会后的第二天一大早，韩起科就走了，临走时，除了这封信，再的，什么话也没留。马桂花和张建国赶紧上里屋去查看。他居然把自己出狱时带出来的那点东西全带走了。两人又赶紧给在哈拉努里的那些原小分队队员打电话，问，韩起科临走时跟他们中的谁联系过没有，留下什么话没有。但一圈电话打下来，谁都说没接到过韩起科的电话；听说韩起科又不辞而别了，他们纷纷丢下各自手头的事情，赶到张建国的住处，商量对策。

（赵光这时已经去省里搞“并购”一类的“扩张”去了。他把哈拉努里的一摊事儿，全托付给了张建国。）大伙决定立即动用各自的关系，查找韩起科的去向。但一直忙到晚半晌时分，得到的惟一可靠的消息是，他可能是去了省城了。而且据可靠消息说，这小子在省城有了一个女人。他就是奔那个女人去的。�这消息简直把大伙都震蒙了。韩起科已经有女人了？不会吧？想起他接触那一小盒“避孕套”时的紧张和惶恐，怎么能相信他已经有了女人呢？�如此这般，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议论半天，也没议论出个所以然来。只有马桂花跟个傻子似的，张着嘴在一旁站着，一直没参与大伙的议论，只是在那儿自顾自地喃喃道：“这家伙，居然把对象也找了。他上哪儿找的对象？这监狱里还管找对象？这小子……”

一绺绺慌乱和自责

事后大伙才得知，那天，韩起科确实去了省城，而且确确实实是去省城见他那个在服刑期间找到的“女人”去了。这个“女人”，也就是后来的某一天马桂花在电话里跟她说过话的、“大约有三十岁左右、自称是韩起科的‘老婆’”、还口口声声称韩起科为“小文盲”的那个“女人”。她的确像马桂花在电话里感觉到的那样，“声音浑厚，中气很足，似乎应该是个个头不小，体形壮硕，胸腔和胸部都特别宽大、绵软和丰厚的那种胖女子”，而年纪却比马桂花判断的要大得多。她比韩起科要大八九岁、十来岁。韩起科去省城跟她见面的时候，她已经有三十三四岁了。甚至还可能要更大一些。

韩起科怎么会在服刑期间认识这么个女子的？又怎么会“喜欢”上这样一个女子的？这话，还得从他那一回主动放弃假释，要求回监狱继续服刑时说起。按说，任何一个正在监狱里服刑的人，最大的愿望，大概就是走出监狱，重获自由了。假释，也是他们所急切期盼的。其实韩起科也不例外。当然，他和所有这些服刑人员一样，尤其跟一些被处以重刑的罪犯一样，在监牢里待了那么些年，一旦要走出监狱大门，重获自由了，都会有一种忐忑和恐惧在折磨他们。他们既盼着重新融入监狱外那个自由世界，但那一天即将到来时，他们也不无担心。相对来说，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于眼前这个“不自由”和被管教的生活了。而“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反而变得很空洞很茫然，似乎又很没有“保障”……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被久违了的那个外部世界接纳。韩起科不是个重刑犯。但是在进监狱前，他的经历，说起来非常单一，他就是在冈古拉这么个偏远的地方生活过，就是忠诚地服务于高福海。他完全不知道人还可以以其他不同的方式生存，他更不知道，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生存，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会得到鼓励。当然，这个所谓的“不同方式”，前提是不触犯各项法律，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韩起科倔强。好胜。他曾经非常的自信。然而，几乎一夜之间，他的自信被彻底击溃，击得粉碎。他被捕的当天晚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朱、李二位曾到场部看守所看望他。在做了一些例行的政策宣讲后，朱、李二位突然对他说，你这回这个祸，实在是闯大了。现在有个法子还可以做点补救，那就是争取上头同意将他这案子留在冈古拉，交给朱李来处置。这案子只要能交到他二位手上，他二位会设法从宽处理。但要争取将这个案子留在冈古拉处置，需要他韩起科具结一份悔过书。悔过书里不仅要对自己纵火行为有深刻的认识，还要对冈古拉这些年的工作有一个全新的正确的看法。而后面一点，比前边一点，更重要。说白了，也就是要他在这份“悔过书”里，和高福海彻底划清界线。这样，上面才会放心地把他这个案子留在冈古拉，交朱李他们来处置。而划清界线的主要标志就是向组织上说清楚高福海的问题。韩起科断然拒绝了。他知道，在上下关注的“退伍军人事件”以后，又发生如此重大的“纵火案”，高场长的去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而高的去职，必将影响一批人的前程。而过去为高重用的那批人，更是首当其冲。朱李二人对这一点当然也是很清楚的。因此，尽快地和高福海保持距离，尽快地甩开这个高福海，对他二位，可说是至关重要。这一点，政治上颇为敏感和老到的朱、李，其实在发生“退伍军人事件”后，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了。现在只不过做得越发公开，越发加大了“工作力度”罢了，以至于想直接利用韩起科这“狗屁孩子”，收集彻底“打垮”高福海的“炮弹”。韩起科怎么可能向他们提供打击高场长的“炮弹呢？！对于整个冈古拉来说，你朱某人李某人和高福海相比，又能算个啥嘛！虽然，想起高场长近来的许多做法，韩起科内心深处就会涌出一阵阵困惑，不适和迷茫，就会觉得特别的不愉快，特别的沉重，产生一种无比的缺憾……

那天，朱李二位甚至把高福海都“支到”看守所来做韩起科的工作，以为这样就能最终说服韩起科，向朱李二人提供他们所需的“炮弹”了。事后知道，在朱李二位跟韩起科谈话的时候，高福海已经在看守所这间号子的门外等着了。不一会儿，高福海柱着手杖，步履艰难地走了进来。让韩起科大吃一惊的是，似乎只是一夜之间，高福海就老了十岁，或二十岁。眼神完全暗淡了下来，眼皮也完全耷拉了，嘴角也只剩下一丝淡淡的苦涩。

“我们错了……”他颤颤地说道，声音低微，气息短促。

“是我错了。这档子事跟你没任何关系。混蛋的是我。是我放火烧了知青的娃儿。”韩起科叫道。

“是我们错了……”高福海木木地重复道，似乎在精神上已完全崩溃。

“你别听他们的。他们别有用心。当时腆着脸溜你沟子的是他们，现在趁乱反戈一击倒打一耙的，也是他们。你要不顶住，咱冈古拉就真的彻底完了。”他大声恳求道。

“你就别再执拗了，听我说，按他们要求的去做。你这个案子只要能留在冈古拉，朱副场长和李副场长都能想办法宽大了�你……”��“可你知道他们要我干啥吗？他们要我揭发您……”

“那你就揭发嘛。”

“那我成了啥啦？”

“你成啥了、成啥了！到这份上，你怎么还不明白？成啥不成啥，现在还有什么要紧的？现在最关键的是把你眼前这一关渡过了。你懂不懂啊？难道你真是个狼崽啊？你这脖梗上长着的，真不是个人脑袋？你还要我说啥呢？你能别再给我添麻烦了不能？！！”一阵剧烈的咳嗽和喘息，中止了他激烈的詈骂。看得出，他完全把持不住自己了。那密布着血丝的眼底里，不时闪现着一绺绺慌乱和自责。

承认躲这儿“打飞机”(手淫)了

一时间，韩起科完全呆住了。

这就是我心里一向以来尊为“父亲”的人？�一向以来被我尊为父亲的那个“人”哪儿去了？�这就是一向以来，我把他当作“冈古拉化身”来尊奉的人？�一向以来被我尊奉为“冈古拉化身”的那个人哪儿去了？�他为什么要显得那么慌张？那么的拿不定主意？眼神中闪现出那么多的自责和惶惑，悔恨和愧疚？难道，天塌下来了吗？即便是天真的塌下来了，又能怎样？�假如前边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沙丘，水源已然断绝，千年的胡杨树连片干枯，苇丛中的黑雀也骤然间销声匿迹，古驿道两旁只剩下焦黄的骆驼刺和半塌了的旱獭洞，因此，我们就应该不再往前走了？就应该跪下了？假如是这样，冈古拉在七千年前就不会再有任何活物了，它就应该完全寂灭。但它寂灭了吗？冈古拉因此垮了吗？�哦，“父亲”……�从那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他怕再见到高福海……怕再看到他那慌乱和自责的神情……从那时候起，他心里就憋着一股子劲儿，争取尽早地走出监狱。他常常想起他发掘的那个千年曲肢葬古墓。想起那两具古尸头前木盘里放着的那些炭化了的红枣，羊骨和面饼。他常常梦到他俩睁开了眼睛，坐起来叹气。他梦到他俩走出地窝子。地窝子外头停着一个车队，旌旗招展。他梦到车队的末尾还停着两辆带播种机的拖拉机。人们正在往播种机的机厢里填装拌过农药的种子。拖拉机突然吼叫着走动起来，带着庞大的播种机，一颠一晃地向路那边的深沟走去。而此时，他发现，驾驶室里根本就没人。他惊骇地喊叫起来。但那二位却不管不顾地只是冲他微笑。他再一看，才发觉，这二位的眼眶里居然没有眼珠，只有两个空空的黑洞。

再看队伍里的那些人，眼眶里也只有个黑洞，也都在冲他呆呆地微笑着……他吓出一身冷汗，忙转身跑去，但一阵狂风刮来，他发现自己已然被刮到了空中，并且随风飘荡着，卷进了一个无底的空空洞洞的漩涡之中……��但五年后，真的得到假释通知了，他的心情又跟刚入狱时那会儿大不一样了。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已经失去了过去的那种自信。他知道他得做好别人需要他做的每一件事，自己才能安然地度过眼前的这一天。他相信自己会尽力去做。但，到底能不能做得像需要他做的那么“好”，他已经很没有把握了。五年前，他本能地只知道盯着一个人的脸色去做事。现在，他学会了品味所有人的脸色。五年中，他曾无数次地向往过监狱外那灿烂的阳光。五年来，他也不是没有走出过监狱。但今天揣着假释证，再走出监狱大门，沐浴在那灿烂阳光的照耀下，他才发觉那明白无误的阳光竟然是那么“刺眼”。

“您说有没有这个可能，起科是基于一种恐惧，忐忑，才放弃了假释回冈古拉的机会？”有一天，在省师范专科学校政教系读书的范东，回哈拉努里来看我和马桂花。我们留他吃饭。

喝了一点酒，范东叹着气，一边把玩着那只青花瓷的小酒盅，一边这么分析道。“他恐惧啥？他已经五年没回冈古拉了。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冈古拉变成了一副啥模样，暂时还知不道他自己到底能不能适应这已经变化了的冈古拉，他咋会恐惧咧。”马桂花反驳道。她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为韩起科辩护的立场上说话。在这一点上，她多少年来可以说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你说，他为什么不愿意回冈古拉去假释？”范东不解地问。“兴许是离家的日子太长了。有时，离别的时间太长了，也怕见面啊。你们就从来也没有过这种感觉？”马桂花皱着眉头，反问道。“但他一开始是想回冈古拉的，后来才突然变卦的。如果仅仅是因为离家时间太长的原因，那么情况应该是倒过来的：一开始不想回，而后慢慢地又想回了。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啊。为什么？”范东端着酒杯的那只手做了个很大的动作，来强调他的推理和反问。因此，有许多酒都洒到了桌子上。一股强烈的酒香顿时在空气中弥漫开。马桂花回答不出范东的反问，也无法抵御他的推理，便去厨房里取了块抹布来，只顾低头去擦桌上的酒迹了。

应该说，范东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事后证明，对“回冈古拉”的恐惧，一直在困扰、折磨着狱中的韩起科。在失去了高福海这个精神支撑后，这个世界上，他惟一熟识、热爱、并且还可以说是属于他的，就只有冈古拉了。任何时候，只要说到冈古拉的黑杨林，冈古拉的黑雀群，冈古拉的高地，荒原，冰雪，芨芨草，冈古拉的那群母狼……他心里都会升起一股不尽的暖流。不管呆在任何地方，只要一想起冈古拉，他都会微微地颤栗起来。脸色都会变得特别的苍白。眼睛里都会发出一股灼热的光。有一回他带着几个劳改员去起猪圈。浓烈的猪圈味儿和猪圈外头那股同样浓烈的青草味儿，还有那股从白杨林深处刮过来的深秋的风，顿时让他想起了他的冈古拉，他的心皱缩起来，整个人也跟着颤栗了。他站立不稳。他翕张着嘴，微微地依靠在猪圈的土墙上。这时，那几个劳改员挑着担子走了过来，发现他这副模样，便非逼他承认独自躲在这儿“打飞机”（手淫）了，还要扒他的裤子验证。早已发育成人的韩起科，又在监狱那样的环境里过了这么些年，对那些成年罪犯的粗野黄色言行，应该说也是习以为常的了。但是今天自己正在思念冈古拉，这几只“烂公狗”的行为让他的确产生了一种吞下一把蛆虫的感觉。已经好几年没打架的他，当时就咬牙切齿起来，骤发“狼威”，把那几个比他大二三十岁的浑蛋家伙统统打得东倒西歪，眼青鼻肿；后来虽然受到了狱方加械具禁闭七天的严厉惩罚，（白天劳动时，加戴脚镣。晚上睡觉时，加背铐——左手弯向肩后、右手从腰背后向上，两手反铐在背后，）心里却痛快了好一阵子。

你老婆在外头不正经

这几年里，常有新入狱的人，告诉他外头的世界大变了，也包括他的冈古拉，“再也不是你进来前的那个球模样了。”他听这些话，就像一个重刑犯，老听有人在自己耳朵跟前叨叨，“你老婆在外头不正经哩”一样，他将信将疑，却又忐忑不安；忐忑不安，却又将信将疑。他想象不出，几年的时间，冈古拉能变到什么地步去。他更不敢想象，在失去高福海那样的精神支撑以后，如果再遭受冈古拉的“遗弃”，自己将“沦落”到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得到假释通知后，他迫不及待地要回冈古拉去亲眼瞧一瞧。他去车站买票，亲眼看到赵光的“风光”和“牛气”，又参加了小分队的那个“聚会”。他脑子里开始进入一些“真实”情况：他知道在冈古拉掌权的，都换成当年那批退伍军人了。他知道冈古拉也跟周边那些老乡公社一样，把土地都承包给各家各户了。原小分队的这些同伴们提醒他，你回冈古拉，也得从承包土地开始。你可得好好地给连长磕头烧香上供。你可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小瞧那些连长。否则，他们不会把好地承包给你；到该使用机器作业时，不给你安排机力；到该浇水时，却把水先打到别人的承包地里……到秋后，你就尽等着倒挂欠账吧。有人还故意跟他说，冈古拉搞承包的头一二年，有些老职工端了一辈子铁饭碗，不习惯这种操作方式，到年终账上倒挂，欠下公家不少钱，心慌意乱地看不到前途，正经还有上吊自杀的哩。他从他们嘴中还知道，赵光现在发了，差不多成了冈古拉的一“霸”了，控制了冈古拉一多半甘草肉苁蓉的“进出口贸易”。每到甘草和肉苁蓉的采掘季节，这小子会雇用几百上千人，撒到冈古拉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戈壁沙漠上去挖这些野生的肉苁蓉和甘草。这时候，从哈拉努里开往冈古拉的长途班车的车票，一多半都会控制在这小子手里，用来运送他雇用的“盲流仔”和“盲流妹”。他当然也会给长途车站的那些领导和售票员们许多好处。他掏钱给长途车站每位领导的家里都安了一部程控直拨电话。就是这许多好处中的一种。而那时候在私人家里安一部程控电话，得交四千多元到五千元的初装费。而那个时候的四五千元，实实在在说，对一个靠工资过日子的人，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他还知道了，过去一直瞧不上赵光，并老跟赵光做对的张建国，现在也“投奔”到赵光的门下，居然做了他的小车司机和“经理助理”，天天开着车拉着赵光东奔西跑地“作威作福”。就跟过去无比地忠诚于他韩起科一样，现在无比地忠诚于赵光。而孟在军也在赵光手下做了他收购部主任，每到夏秋两季，在军都会带着一帮人，开着东风牌卡车，在戈壁滩上四处设点，为赵光收购甘草和肉苁蓉。从今年开始，他们还将开设加工厂，对甘草肉苁蓉进行深加工，以从它们身上赚取更多的附加值。在聚会时，这些原小分队队员一个个都嬉皮笑脸地告诉他：“你就等着瞧吧，要不了几年工夫，赵光就能成为冈古拉新一代的‘高福海’，而且比当年的高福海还要牛皮，还要有钱！”

他们哈哈大笑。但，谁也没注意到，从那以后，韩起科再也没有跟在场的任何人说过一句话，直至聚会结束……他的脸色逐渐地灰暗起来，眼神也从陌生、好奇，到疑询、疏离，再到恍惚、呆滞……嘴角的笑纹似乎也显得有点苦涩、僵硬。

……他真的开始犹豫了。他活这二十多年还从来没有犹豫过。就连那天被捕时，他都没有哆嗦犹豫。

他心慌但并不犹豫，心里更没有任何迟疑。但是，到了这会儿，他开始疑问了，他问自己，冈古拉还是他韩起科应该回和能够回的地方吗？他，韩起科，还“回得去”吗？他开始预感到，过去自己看高福海的眼色过日子，现在，则可能要看赵光的眼色过日子。从看高福海的眼色过日子，到必须看赵光的眼色过日子，还能说，冈古拉真的是属于他韩起科的？�他真的没把握了。他再也不是那个冲动起来就能不顾一切地向麦草路洒煤油扔打火机的那个韩起科了。他以一己之五尺热血之躯，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无能和无奈；于是，他决定暂时不回冈古拉。他要再想一想，再看一看，再等一等……��是的，如果不回冈古拉，他只有重回监狱。他没别的地方可去。好在，他本人在这五年服刑期内，一直诚心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赎罪的位置上，老老实实地接受惩戒和改造，能尽力帮政府方面做一点他们需要他做的、又是他能做的事，他总是拼命去做。再加上，政府方面的人都了解了他这案情的底细，因此，上上下下在情感上一直也没怎么太把他当刑事犯来看待。

现在他愿意回监狱来接受“假释”，虽然这在哈拉努里第一监狱是破天荒的，但大伙也愿意接受他“回来”，经郑重请示批准，这事还真成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那位后来总叫他“小文盲”、并总自称是他“老婆”的那个胖女孩。这女孩——如果一个女孩过了三十，因为没正式成家，没生过娃娃，我们还能戏称她为“女孩”的话——原是那位分区监狱长（“沙哑嗓门”）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小亲戚。她的正式职务是省城一家博物馆电话总机房的守机员。那时候省城还刚处在筹建程控电话网的阶段。绝大多数单位绝大多数街区使的还是那种老式的交换式电话。也就是说，都得先把电话打到一个交换总台去。由守候在总台上的女话务员，替你把电话转到你想找的那个人的电话机上去。她守着的是一台当年俄国人留下的一百门老式电话交换总机。博物馆的老楼据说也是按俄国人设计的图纸盖的。墨绿色的铁皮屋顶和高大结实的天花板，和同样高大结实、直接砌在墙角里、显得极其笨重的圆桶状黑漆铸铁火炉，还有从那些高大的窗户里透进来的一条条诡异的光线，让博物馆里那些踩着嘎吱嘎吱作响的旧地板，朝夕在这里忙来忙去的工作人员，总觉得自己一年四季都在忙着参与拍摄那部百看不厌的老电影《列宁在十月》，或者是在拍摄后来又热闹了一阵的《两个人的车站》。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有一年冬天，这个胖胖的女话务员（那会儿她还不到三十，最多也是刚过三十），大老远地到哈拉努里监狱来，名义上说是看望她这位八竿子打不着的“老舅”，其实是受一位朋友之托，来请“老舅”关照这位朋友的一个朋友的。这位朋友的朋友正在这座监狱里服刑。按说，她不该过问这种烂事儿的。省城离哈拉努里好几百公里哩。大冬天的，长途班车里哪儿都灌风。人挤人的，怎么着也好受不了，能闻到的全是那么一股劣质烟的烟味，劣质酒的酒味，正犯着牙周病的黄板牙的牙臭味，还有从黑棉胶鞋里长期捂出来的臭脚味。就是到了哈拉努里也不好受。这儿的气温要比省城整低十度。没扫雪的地方，雪都堆得比窗台还高。但谁让她是个热情仗义的女孩呢？而且朋友还特别多。

这里对她和她那帮朋友的情况和“社会背景”，我得稍稍地做一点补充介绍。她和他们都是地方大院或军队大院的干部子弟。她老爹是省军区司令部管后勤的一个科长。“文革”一结束，这些父母们大部分都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各自的岗位上，重新掌管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命运。这些老同志大都比较正统，再加上也是刚刚恢复工作，多数人都不会去（少数的则还来不及去）去搞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名堂。所以他们的子女当时大多数都跟这位胖女孩一样，从事着非常普通的职业，话务员啊，保育员啊，会计啊、技术员啊，中小学教员啊，更多的甚至就是个普通工人和营业员，等等等等。但父母的恢复职权，还是使他们和别的那些普通从业人员发生了实质性的区别。首先，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这种“普通”的地位，不会持续太久。他们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有可能比别人承担起更多的一些责任，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而在别人眼里，他们也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到韩起科结识她的时候，她还在省博的总机房做她的“话务员”，但实际上，她已经很少去电话交换台跟前去上那个班了。

每回到哈拉努里，胖胖的“薛姐”都住监狱招待所。招待所有一个老大不小的院子。那天黑早，路灯还没灭哩，她裹着件军皮大衣，趿拉着鞋，哆哆嗦嗦地穿过院子，去那角上的厕所解手，却被一个清瘦的“鬼影”吓了一大跳，好大一会儿工夫都没敢动弹，差一点都尿裤子了。只待醒过神来，她飞一般地跑去敲开“老舅”值班室的门，上气不接下气地一口咬定自己看到“鬼”了，一个年轻的“男鬼”，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外衣，薄薄的单裤，也没戴帽子，低着个光脑袋，耸着个肩膀头，从院子里飘也似的走过，一转眼便隐到墙犄角背后不见了。“肯定是夏天里冤死的野鬼，这大冷天都穿得那么单薄，他要不是鬼，我把他蘸蘸蒜泥，活吞了！一个活人大黑早地怎么可能穿得那么单薄，我穿着棉袄皮衣，还冻得直想哭哩。”她手舞足蹈地边说边形容着。正在值班室值班的“老舅”被她无端吵醒，心里正烦得没法处治，也不接她话茬，只等她说完，拿起电话，就让总机把电话接到文化室，然后跟文化室那边接电话的人吼了声：“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我这儿有人见鬼了！”不一会儿，韩起科就匆匆赶到。“老舅”指着韩起科问那位远房外甥女：“鬼来了。你自己跟他说吧。”说着，又钻回热被窝里睡他的回笼觉去了。“老舅”一听她描绘的那“鬼”模样，就知道是韩起科了。

那个胖女孩一见韩起科却傻愣在那儿了。一方面看韩起科的外形、衣着打扮，确实像刚才在院子里见到的那个瘦“鬼”，另一方面，她怎么也想象不出，在“老舅”的这大牢里，怎么还会“藏”着一个这么眉清目秀、白白净净、还挺有气质、怎么看怎么算也都要列在“有模有样”这一档里的“小男生”？她迟疑了好大一会儿，只说了句：“对不起。刚才是你在院子里转圈吗？我错把你当鬼了。可�是……�可是，你……你真的不冷？啥也没穿……”��“我怎么没穿？”韩起科恭敬地一笑，用两根细长的手指拈起那件薄薄的灰大衣反问。

应该说，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她和韩起科“迅猛发展”的这层关系上，她是占据绝对主动的。那天一回到招待所房间，她就觉得自己眼前老晃动着这个“小男生”那副“小可怜”的模样儿。挥之不去，却之也不退。（这也是她这人一生可叹又可爱之处：她总觉得别人可怜，需要她去关爱、帮助，甚至需要她去“救援”。）于是她坐立不安，怎么也放不心来。那一个白天，她起码上“老舅”的值班屋里去了有三四回、五六回。每回去，都是打听询问这位“小男生”情况的。“你想干啥呢？”“老舅”警觉地问，“别在这儿跟我添乱呢咧！”她斜了“老舅”一眼，哼哼道：“我怎么了？”她不高兴了。“老舅”却正告她：“这个韩起科还在假释期间哩。你别在省城肥的吃腻了玩腻了，又上我监狱里来换什么口味。”听“老舅”这么说，她就更不乐意了，大声嚷嚷起来：“你怎么说得那么难听呐？！谁玩腻了吃腻了，上你这儿找个假释犯来换口味？你把我说成啥了？再说了，他也已经假释了。法律已经给了他跟人交往的自由了。你还能限制？嗤！？”她又斜了“老舅”一眼，然后又丢下一句：“一会儿，我上你们文化室去参观参观。通知你们那些牢头狱霸，到时候别跟我大惊小怪的。”掉转身就走了。后来的三几天里，她果然去“参观”了好几回监狱的文化室，招得分区监狱的大小干警们都有感觉了，也都反映到“老舅”那儿。“老舅”真生气了。她这才收敛了一点，继续又小住了几天之后，乖乖地返回了省城。后来，她常来。半年，仨月，总会来一回。但她不再去文化室“参观”，而是把韩起科叫出来，甚至叫出监区，叫到招待所她房间里“谈话”。因为他是“假释”的嘛，可以“自由”走动的嘛。

那种“关心”更接近于“管教”

一年多以后，在一次很偶然的谈话中，那位分区监狱长突然听到韩起科居然称呼他那个远房外甥女为“我薛姐”，好不吃惊，愣怔过后，傻傻地问：“你薛姐？嗨，叫得还怪亲热底哩！她啥时候认了你这个弟弟的？啊？一眨眼都‘薛姐’了？好嘛！”韩起科红红脸，强词夺理道：“叫个姐又有啥哩？我们又没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分区监狱长的两只眼瞪得更大了：“你还想干啥见不得人底事咧？啊？你小子也跟我学坏呢咧，啊？你们到底干啥事了没有？孤男寡女、烈火干柴的。快说。”韩起科当然不会跟他说实话。其实，那时候，他跟她（准确地说，应该是“她跟他”）还真干了一点“坏事儿”……��……那是结识“薛姐”后第二年的春夏之交。工程规格不高的省道县道纷纷结束了让人极为头疼的泛浆期，中断了二十多天、小一个月的公路长途交通刚刚得以恢复。那天“薛姐”突然又来哈拉努里看望韩起科。说“突然”，是因为以往“薛姐”来哈拉努里，事先总要告知一声，打个电话，写封信什么的。但这一回，事先不仅没有发任何“通告”，而且到哈拉努里后，也没像往常那样，“下榻”监狱招待所，而是在离监狱挺老远的一个街区，找了个背静的小旅社住下了，真有点地下工作者搞秘密接头的味道。办完住宿手续，交完了预付金，服务员带她进了房间（她特地要了个小单间），打开窗户子，前后左右上下仔细察看了一下环境状况，放下那两片并不干净的窗户帘子，换上自己带来的那双棉拖鞋，这才神神秘秘地打电话到一监的“文化室”，通知韩起科，赶紧去看她。

韩起科虽说感到十分意外，但异样的惊喜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个中原由的那种心跳，让他几乎是一分钟都没耽搁，撂下电话就跑到管教那儿，胡乱找了个由头，请准假，去了那个“红星旅社”。他感到意外，是因为“薛姐”刚走不多久。

再次见面相隔的时间从来也没这么短过。这也是“薛姐”这一次来之前不敢声张的原因之一。她怕“老舅”因此而起疑心，怕他上她爹妈那儿去告状。老爹虽说只是个科长，但毕竟是军区的老同志，自己的闺女有事没事地老往监狱跑，去找一个假释的“男犯”，他能容忍吗？万一知道这情况了，这位文化不高，但原则性很强的老军人能有她好受的？那天见了韩起科，她跟他说的也只是，办事路过这儿，顺道拐过来看望一下。她不希望给韩起科造成一种印象，她是专门来看望他的，而且已经到了“迫不及待”想见他的程度。

她不想在他身上惯出啥毛病来，把他宠得“不知天高地厚”了，以后再没法相处。在韩起科之前，她交过男朋友。两三年里，交了好几个，但一个也都没存住。这也是那位“大舅”要说她“肥的吃腻了，想上这儿来改换改换口味”的原因。但那些男朋友之所以最后都没能“存住”，她觉得真的不怪她。这些男孩中，有干部子弟，也有平民的孩子。家境自然殊异，本人性格爱好相差也挺大。但相继都离开了她，她最后总结教训得出一条，如果一定要从她身上找原因，只能怪她为人太热情，待人太真心。一点余地都不留，把他们一个个都惯坏了宠坏了，以为自己真是他妈的啥“白马王子”，回过头来，又不把她放在眼里了。那天，她对韩起科说，她只能在这儿待一天一宿。她说她上一回去文化室的时候，就发现他老借用公家那个砖块式录音机听歌。“你这习惯可不好了。老公私不分，我不喜欢。一个录音机才多点儿钱嘛？咱们贪这便宜干啥？我跟你说过多少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着掌勺的学大厨，跟着吹唢呐的吃豆腐。（以往，这一带雇和尚道士打鼓吹唢呐的上家里来做丧事，中午晚上吃”工作餐“时，菜肴多以豆腐为主。）你这个小文盲，自己在这种环境里，就得知道要管住自己。再说，我看你老喜欢听那种哥哥啊妹子啊你爱我我想你的歌。这种歌有啥意思么？叫你‘小文盲’，你还不警觉？得匀出点时间，多读读书看看报，不比啥都强？！”

一边数落，（就像数落儿子那样，）一边从旅行包里掏出一个新买的卡式录音机，还拿了两套春夏际换洗衣服，往韩起科手里一放。韩起科的心就热辣辣地通通直跳。

那一段时间，韩起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老是很特别的一种感觉，慌慌地，痒痒地，又没着没落地老盼着能再见这位“薛姐”一眼。这在他，可以说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在此之前，韩起科可以说从来没为女人动过心。在冈古拉的时候，他不想，是因为年龄还小，又一心扑在高福海托付的各种工作上。后来进了监狱，那帮子劳改员闲不闲的，嘴里倒是整天不离女人。但于他，也就是在一旁偶尔地听上一耳朵，偶尔找个没人的地方，独自冲着遥远的地平线，发发呆，红红脸而已。但“薛姐”的突然出现，却让他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异样感。她的絮叨、体贴和专制，都让他心动，让他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和酸涩。他忽然觉出，自己是那么地需要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絮叨他，“专制”他，同时又能给他别人替代不了的那种“体贴”。也许这跟他自己从小没有爹，没有妈，没有哥，没有姐，但从来又都以强者的嘴脸出现在冈古拉所有人面前，而现在又一下遗落在人生最低谷之中有关吧。“薛姐”每回离开，都让他感到怅惘。一生中他第一次感到什么叫“空虚”。从高福海那儿，他曾得到过“关心”。但那种“关心”更接近于“管教”。而且是强制的和强硬的。他赞成这种强制和强硬。他以为人需要的就是这种强制和强硬。

十几年来，他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狡猾”地掩藏起自己这种渴望

接触了这位胖胖的“薛姐”，同样有一种强制和强硬，但这里的的确确多了一份他从未经历过的“温暖”和“体贴”。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会那么的喜欢听她唠叨，为什么竟然跟个小狗似的，那么顺从地由着她叫他“小文盲”，心甘情愿地接受她的“专制”。在此以前，在高福海的安排下，他和人们的关系从来就是“管教”和“被管教”的关系。不是他被别人管教，就是他在管教别人。而那时候，别人的管教（包括高福海的管教，当然也包括这几年在监狱里受到的那些管教），只会让他紧张，有时还会引发一阵阵心的痉挛。但胖姐的“管教”却让他放松。这种放松让他找回当年走进荒原深处野林子里的一种感觉：四仰八叉，随地一躺，微微合上眼睑，放缓了丹田气息，松弛了身上每一块肌肉，设想自己好比一块太阳底下慢慢解着冻的油脂，正在脱皮懈骨地瘫软下来，融入身下这酥松的大地；这时节，由着黑蚂蚁慢慢爬上自己脸庞，听着林下风悄悄在四处游逛，而后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感觉一种暖暖的强大地气慢慢把自己托上蓝天的幻象……他发现自己一天比一天渴望见到那位胖姐姐。他甚至被自己的这种“妄想”震慑住了。“我想干吗？”他问自己。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狡猾”地掩藏起自己这种渴望，他不让自己在她面前流露这种“渴望”。他怕自己的这种“渴望”会吓跑了她。他觉得“薛姐”跟那些政府工作人员一样，只是来教育帮助他的。不管这种帮教是多么的贴心，细致，既然是“帮教”

，就总是有时限的，也总是有局限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都搞不明白这位胖姐姐为什么要那么关心他？他总是在暗中告诫自己，知足吧，别太那个了，否则，“薛姐”下一回就不肯来了。

要是，她突然不再来了，会咋样呢？有时，忽然想到这个问题，他甚至都不敢再想象下去。

他会立即慌慌地去干别的事情，以努力驱赶掉这个能让人感到有点绝望的念头……�但这一回，“薛姐”却在离开哈拉努里仅仅一个月之后，又“秘密”地来看他了。她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做得这么“秘密”？因为……因为……因为她……他不敢再深想下去。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的惟一的回答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但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原因呢？虽然仍不能最后确定“薛姐”把事情做得如此秘密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但一种狡猾的窃喜，一种无名的焦虑，一种惶惶的期盼，甚至还有一种舍命搏一把的赌徒心态，再加上放下电话时那种异常的心跳，都让他认定，不管等一会儿见了“薛姐”，听她为她的做法说出什么样的理由，他都肯定，这一回她只是为了看他而到这个哈拉努里来的。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他不敢深想下去……�“他们准了你几小时假？能在这儿跟我一起吃顿晚饭吗？”那天，他不无有些忐忑地进了“红星旅社”那个房间，“薛姐”便这么问他。

“不能……我还得回监号参加晚点名……”他讷讷地答道。

“点啥名哟！你在假释中，怎么那么�嗦！不能吃晚饭就算了，赶紧把里头的衣服换换。

你瞧瞧你，都跟个脏猴似的了！我看这旅社隔壁新开了个洗衣店，送那儿洗，也不算贵。刚才我去问了，这会儿送洗，赶明天一开门就能取。快换吧。“她催促。”别送洗衣店了。这钱……“他慌慌地说。”这钱我给你掏。瞧你这抠门样儿！快换呀。试试我买的那套衬衣衬裤。我瞧着可能有点大。“她再催。他只得放下手里的录音机，赶紧脱衣服。她却一下脸红了，走过来冲他那正在解衣扣的手，狠狠打了一巴掌，啐嗔道：”你冲谁脱衣服呢？光屁股好看？昏了头了？！“他大红了脸，赶紧抱着那两件新衣裤，跑到楼道里的公用淋浴间去了。等他洗完澡，又换了内衣内裤出来，她也已经把他扔出来的脏衣裤送隔壁洗衣店去了，然后又扔了个小木梳给他，让他把那些支愣着的头发收拾整齐。在梳理的过程中，她一直坐在一旁看着他。目不转睛地。后来又一把从他手里把木梳夺了去，”连梳个头都梳不像样！你说你还能干啥么？！“她一边嗔责，一边拽着他一条胳膊，把他一下拉到自己身前，要替他把那头发重新整理一遍。也许是她无意间用力太大，也许是因为他压根儿就没那防备的准备，更也许他和她一百年都在等这一回，当他踉跄着跌坐过去时，几乎都要依偎到她怀里了。他感到自己的一个肩头触碰到了她上身特别柔软温热的那个部位。他听到她轻轻地哼了一哼，整个身子似乎都本能地回缩了一下。他还觉得有什么同样柔软的一绺东西从他汗涔涔的额角拂过。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便下意识地躲了一下，同时偏过头去看，却发现是”薛姐“的一绺头发。更加不知所措的他，为了稳住自己的身子不再向后倾倒，慌忙间伸出手去自己身后支撑，却没想支在了一个同样温软厚实的地方。一瞬间，他知道坏事了，可能把手伸到”薛姐“的腿上去了。他本能地赶紧缩回手来，却发觉自己潮热的手被抓住了，那是一只冰凉的手。他脑子里一下空白了。汗大颗大颗地沿着脸颊往下流淌。他绷紧了全身，一动都不敢动地依靠在”薛姐“那宽厚的胸怀里。他觉着”薛姐“那只冰凉的手在慢慢地抚摸着自己那只滚烫的手背。他感到了”薛姐“的胸部在剧烈地起伏，他听到”薛姐“轻轻地喘息着，在呢喃地数落：”小文盲，你咋也那么坏呢？啊？你咋也那么坏呢？啊？“喘息声越来越急�促……

喝狼奶长大的娃娃

“薛姐”的上半身像大雷雨时漆黑一团的天空，在发出几道耀眼的电光后，便整个都向他覆盖了下来，那同样冰凉的脸颊，同样冰凉的嘴唇，仓促地在他脸颊上眉目间游走寻觅。那只冰凉的小手抓捏得也越发地用力了。他觉得自己就像是被肆虐的狂风旋起的一股沙尘，在狂躁的旋转中扩张升腾弥漫，并隆隆地轰鸣，只想去吞没眼前这整个世界。在经受住了这第一波冲击后，他终于转过身来，但仍然不敢睁开眼来看“薛姐”，只是用那只没被她抓握的手，紧紧搂住了她的后背，全身心地贴近过去，全身心地感受那柔软的起伏，放肆地去呼吸从她衣领和脖颈间散发出气味儿。他拼命地跟自己这一刻突然萌发的渴望和冲动进行着殊死的挣扎。他告诉自己，不能再这么错误下去，得赶紧站起身，赶紧离开这个“温热柔软之乡”，赶�紧……�赶紧……但这时他已经完全动弹不了了。他渴望得太久了。

在听到那些成年罪犯肆无忌惮地谈论“女人”的同时，他之所以不敢往深处想，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能想象有哪一个女子会跟他这样亲近。也不能想象自己怎么能越过那一道道无比深峻的鸿沟，接近到那一片“孤岛”上的“玉楼琼宇”。而十几年来，太多的关于“女色”和“错误”，和“犯罪”紧紧相联结在一起的训戒和先例，也使他不敢往进一步的方向去思想。但这会儿他却这样被拥抱着。一个关心体贴他的“姐姐”。他内心居然一阵阵地哽咽起来，一种感激，一种感动，整个点燃了他所有的欲望。世界消失了。这时的他，只想用力地把自己或把她一起挤压进那个沸腾的无底黑洞里去，把自己完全消融到那片温柔之乡中去……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大概因为转身时太慌张，位置压根儿就没坐正确，“薛姐”的一只膝盖紧紧地顶住了自己的腿裆。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感觉到这一点时，忽然……忽然……�他浑身抽搐起来，剧烈地颤抖起来……�他忙松开手，躲避似的离开“薛姐”，并呆呆地坐直了身子，脸色苍白，虚汗淋漓，低头不敢再看对方。

“薛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呆坐了一会儿，才细声地问：“怎么了？�弄……�弄疼你了？”他忙站起，忍受着裤裆里的那片湿冷，只说了声：“对不起……对不起……”便抽身走了。

过后，他俩有一年多没见面。他怕。她也怕。但她还是有信给他。他当然是有信必回。只是双方都不提见面的事。一直到韩起科的刑期快满了，她突然又提见面的事了。只不过，这一回她是这么说的，省博物馆将要为建国多少多少周年举行一个本省考古成就展，她在信上问道：“小文盲，有兴趣来看看吗？我能替你搞到赠票，一张，两张都行（如果你已经有女朋友的话——”薛姐“这样注解道）。我还管报销路费。管吃住。一个人的，两个人的，我全管。想来学习学习吗？”他当然要去。立即试图写回信。写了几次，但最后都没发出去。

写着写着，他就为难起来。拿不定主意了。他不知道“薛姐”写这封信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不知道自己到底应不应该接受这个“邀请”，去省城“学习”一下。如果“薛姐”没有别的意思，真的只是请他去看一下展览，“学习”一下我省考古最新成就，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那个必要，大动这个干戈。假如“薛姐”跟他一样，这一年多来，一直火急火燎地渴望着再见到对方，那么，一旦真的到见面的那一刻，他又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控制住自己，不犯任何“错误”……特别是万一做出什么过火的举动，伤害了这位“胖姐姐”，或者，即便没到“伤害”的程度，却让对方严重误解了自己，最终导致失去这位善良而热诚的“好姐姐”，如果结局真会是这样，只能是这样，他还不如不去。

他怀疑自己，真的走到“胖姐姐”跟前，自己还能不能保持“必要”的冷静和克制。八九年来，人们从他恭恭敬敬的态度里，谨小慎微的作风中，站在谁面前都垂手低眉的外表上，几乎早已忘掉了他是一个“喝狼奶长大的娃娃”。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时在梦中，有时在深夜，有时在极端苦恼时，脑子里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出现狼群在铃铛刺丛林中疾奔的场面，他会听到那一阵阵疾奔时的风哨声，灌木丛枝条在脚爪下嘎巴嘎巴折断的声音。他会真切地感受到疾跑时身子的晃动，鼻翼急速的翕合，四肢关节优美协调的伸张，感受到林子外那股特别清新的空气的召唤力，感到集体守望的焦虑和喜悦，还有那种你长嗥一声，我短吼一下的激奋……他害怕那一口狼奶和野性会让他在再度见到“薛姐”时，失去任何控制，就像那年的那一天，他向麦草路上洒煤油扔打着了的打火机……�他真的不希望被“薛姐”误解，也不希望被她拒绝；他不希望在本不该由他来得到的那份情感面前陷住了脚步，但更不希望失去本该由他得到的那份真心和……和挚爱……他自己也拿不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一直到那天，他以自由人的身份，正式走出监狱，被原小分队的那些伙伴们接到那个“摩托车修理站”院子里，见到那个四川小丫头时，他终于明白，无论是这位十八九岁的小丫头，还是将来哪位二十八九岁的大丫头，都不可能消除了自己对那位三十多岁的“胖姐”的思念。因为这毕竟是自己在最艰难时刻从“女人”那儿得到的一份情感。那天，聚会散了后，等马桂花和张建国也都走了，他走到小丫头住的房间里。小丫头见韩起科突然大步向她走来，不无有些突兀。但她倒也镇静，只是稍稍后退了一步，指着身前的一把椅子，对韩起科说道：“韩哥”，坐。“韩起科坐下，平静地打量了小丫头一眼，只见剪着齐耳短发的她，脱去聚会时穿的那件粉色薄呢外衣，里头穿的是一件藕荷色的涤棉长袖衬衣，下身依旧穿着那条在任何一个农村集市上都能买到的武警绿女裤，中跟的黑皮鞋今天特地擦得锃光瓦亮，衬着一双带花边的白袜。整体看来，倒也细巧宜人。”我出去打个电话。“他说道。”家里有电话……“小丫头提醒道。

赞赏这位“韩哥”的“涵养”

“我得打长途。”他解释道。那时哈拉努里也已经能给各小家小户安装电话了。只要交钱就行。但自家的座机还是没有长途的功能。打长途还得到长话局的营业厅去。“都这么晚了。明天再打，不行？”小丫头劝道。小丫头见韩起科匆匆走来并非是跟她来亲热的，虽说多少有点失望，倒也暗自赞赏这位“韩哥”的“涵养”。“这你就别管了。睡觉前别忘了锁院门。”韩起科说着就向外走去。小丫头也就没再过问。小丫头原先是赵光公司里一个“打工妹”，来哈拉努里还没俩月哩。前些日子，张经理（张建国）和马姐（马桂花）找到她，说是要给她介绍对象，但说明了对方曾坐过几年大牢。当时她一听还正经紧张过一阵，也好别扭了一阵。还是看这二位大哥大姐的身份不一般，尤其是那位“马姐”，正经是市委副书记的老婆。经二位力劝，并做了最后的担保，保证她在结婚后的三个月之内，就能正式落上哈拉努里的城市户口，她才勉强答应。今天见面，看到韩起科眉目间并没有半点“犯人”应有的“匪气”，举手投足也十分有分寸；特别看到马姐张经理和在场那么些有头有脸的人都对他挺尊重的，心里又高兴许多，得到了许多安慰。

其实，那天晚上，韩起科也很清楚，都那么晚了，长话局早就关门了。再说，这些年，在哈拉努里，他也没走过夜路。

他一个人也找不到什么“长话局”。但这一刻，他完全不能让自己静下心来在屋里静静地等待天明。他要到最接近“薛姐”的地方去。他要找一位最亲的人，告诉他（她）我刑满了。我不再是个“罪犯”了。在失去了那个曾经的“父亲”以后，还有谁能倾听他这样的倾诉呢？只有她了……另外，在刑满释放的第一个夜晚，他也需要四处去走一走。他要证实，自己确实是被“释放”了，人身不再受限制了。他要认真享受一下、体味一下那种可以自由走动的可能和幸福……�那天晚上找到长话局时，长话局的确已经关门了。但他没回修理部小院，而是在长话局门前高高的水泥台阶上美美地坐了一夜，享受那没人管制的空旷。不时有流浪的狗走过。不时有重载的卡车驰过。而后是送牛奶的拉水的车哐啷哐啷地晃荡过。空空荡荡的十字街口，逐渐地又重复昨天前天的热闹。后来他便糊里糊涂地睡着了。是扫大街的用竹条把把他给捅醒的。等长话局好不容易为他接通“薛姐”的电话，已经是上午十点了。出乎他意料的是，“薛姐”的声音听起来很冷淡。“摩托车生意做得咋样了呢？我还得祝贺你啊，摘了劳改帽，又做新郎倌，双喜临门……”她怎么啥都知道了？难道他依然在被监视着？韩起科一紧张，便结巴起来：“薛姐你听我说……”“你还记得有这么个薛姐啊？”她冷笑。“我……我……”他慌忙解释，一时却又说不出啥话，憋了好大一会儿，只说道，“我明天就去看您。”

“带着新娘子啊？”“薛姐”问。“哪有啥新娘子么。你咋这么看我呢？那都是小时候那些伙伴的好意。可我哪能抓到篮里都是菜呢？我韩起科再没出息，再没见过女人，在这样的事情上也不能完全由着别人摆布。我是那样的人吗？我知道我在您眼里是挺幼稚挺粗鲁挺没文化的，可我也没幼稚粗鲁没文化到那个地步……”突然间口齿伶俐起来，便急急地说了许多许多。后来就只觉得电话那头没声音了。又过了一会儿，才听到“薛姐”说：“你干吗那么着急上火的？我又没别的意思。只要你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上人，我当然还是为你高兴的……”这时，他拔高了声音叫了一声：“薛姐，您咋还那么说呢？！别人不了解我，您还不了解啊？我哪儿去找心上人嘛。她在哪儿嘛？！”当时，他真想大哭一场。事后自己仔细想想，唉，韩起科啊韩起科，你他妈的也真是没鸡巴出息！

当天，他带着自己全部的行李，上了去省城的长途班车。到省城后，他没马上去找“薛姐”。只是给她打了电话，说他到了。她说，那你还不来看我，磨磨蹭蹭地干吗呢？他说，我等安顿好了，再去看您。她问，安顿啥呢？安顿新娘子？他又急了，吼叫道，薛姐，你咋还那么说？就我一个人。听明白了吗？一个人。可就是我一个人也得安顿啊。我不能不吃不住啊！她说，你安顿啥嘛？我说了，吃住全管嘛。他说，您能管我一天，两天，管我十天八天。

您还能管我一年两年？她笑着反问，为啥不能？他忙说，就算能管我一年两年，还能管我十年八年吗？就算能管我十年八年，我作为一个男人，能让你一个女人管十年八年？这样的男人，您愿意管吗？“薛姐”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很认真地问，听起来，你这回好像是不想走了？还十年八年的，问题好像挺“严重”咧。他断然答道，是。我不想走了。

不能进那些发廊洗浴中心

关于“不想走”这一点，在正式出狱前，他已默默地在心中盘算了好长一段时间。假释后那段的冲击，曾让他恍惚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他一直在责备自己，当时怎么会那么没出息，怎么就不敢再回冈古拉了呢？比较外头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怎么就那么胆怯？真是中焦上火，百会发蒙了？居然还缩回监狱里去了！操！小分队有些人的变化自己确实看不惯。社会上的许多变化自己也确实看不懂。但看不惯，看不懂，就该躲开吗？躲得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当时中气上涌，就决定，有朝一日刑满后，要勇敢地走出去试一试。没敢想去北京上海，但想着就要在省城“试一试”……��那天在电话里，他跟“薛姐”约定，在安顿自己的这段时间里，不管安顿得怎样，一定会每天跟她通一次电话。如实向她报告情况。即便遇到再大的挫折，也绝不隐瞒。“薛姐”要求他当天就去买一个BP机带上，以便她随时能联络到他；并提出要求，只要她呼叫，他必须立即回应。然后，她跟他介绍了一下省城几个著名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还给了他几个她朋友的电话。这是几个当了老板的朋友，都是跟她一起在军区和文联大院里长大的。假如实在没辙了，可以去找找他们。（“薛姐”的妈妈是文联的普通干部。所以，她从小在那两个大院里都待过。）最后，“薛姐”提出，能不能先跟她见上一面，再去安顿他自己。韩起科犹豫了一下，没答应。“薛姐”怏怏地悻悻地数落道：“我知道你压根儿就不愿见我。”韩起科答道：“不是不愿见。而是不愿像个讨吃讨喝的窝囊货那样去见您。”“薛姐”再没得可说的了，只得叹了口气道：“好吧，就算你有志气。”然后又不放心地补充了一句：“南城化工厂那一带你别去瞎逛。尤其不能进那些发廊洗浴中心的。有人拉你也别往里去。”韩起科听着觉得好生奇怪，便说：“这大的省城我就认识你薛姐。只要你不拉我去，谁还会来拉我呢？谁知道我韩起科是老几？！”“叫你别乱跟人跑，就别乱跟人跑。多问啥呀？”说着，“薛姐”挂断了电话。

在以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除了没去找“薛姐”的那几个“朋友”外，她提出的那些要求，他都照办了。腰里别上那个BP机后，有时一天里，“薛姐”自己一个人就能让它响五六回，七八回。在这段时间里，他替在小巷深处开澡堂的老板背过煤，（拉煤的车开不进小巷子。老板就雇些人把卸在巷子口的散装煤，铲进麻包里，一包一包地背进锅炉房。干这活的，都是这城市打工仔中最低档次的。是刚进城，还完全没找到正经活儿的那帮子“散伙”。这就是那会儿的韩起科。）在家具城门口替人蹬过平板儿三轮，在火车货站卸过散装水泥……最像样的一份工是受雇于一家空调售后服务部，上门去给客户安装空调。这是一个技术活儿，又能出入不同的家庭，感受到这个城市中各种各样人，尤其是中上层人的家庭生活气息，接触到他过去从来也没接触过的人。他干得挺努力。但半个月后，他被解雇了。服务部那个年轻的经理没跟他说什么特别的理由。后来才听说，在一次干活的时候，他跟客户随便聊了一会儿天，很天真地透露了一点自己的“历史”。那客户回过头来就给他们公司总部打了投诉电话，说你们怎么可以雇用一个劳改释放分子，随便出入千家万户。“万一出点儿事，你们负得了这责任吗？”后来的三天，他一直躲在自己租住的那间不到六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不管BP机怎么震跳怎么响铃，他都不作回应。他这时才真正懂得那句搁在人们嘴头子上，早就被说滥了的话：“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就是重新起步。”你仔细掂量掂量周围的每一个人，其实在他们的一生中，都“重新起步”过。只不过“重新起步”的内容、力度、环境、条件各有不同，有“大起步”“小起步”之分罢了。许多人还会经历多次“重新起步”。而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在一次次“重新起步”的折磨下，泄了气，服了软，得过且过了，变得“芸芸众生”了。“比起他们，我又算得上个什么玩意儿？居然还想着要从‘劳改释放分子’那样一个泥潭中翻身起步！”想到这儿，他一下从杂乱的床铺上坐直了身子，对着小平房低矮的顶棚和那个连灯罩都没安的电灯泡，呆呆地追问自己。

“我们错了……”这是谁说的？高场长。十年过去了，那股沮丧，那种无奈，那副衰老，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哩！难道说，这也就是我的未来？大概吧……想到这里，BP机又响了。这大概是这三天里的第八十回了吧？！他一咬牙，拿起BP机，就向最近一处的公用电话走去。总不能永远不理人家吧？刚拨通“薛姐”的电话，就听到“薛姐”一通吼叫：“你这个死劳改犯，你想干啥？你说你想干啥？三天不搭理我。别跟我说BP机没电了那种狗屁话。你到底想干啥嘛？”他张嘴刚叫了声：“薛姐……”心底里就涌出一阵阵哽咽。当年的第一场雨夹雪，穿过马路边那高高的路灯杆儿布下的土黄色光晕，淅淅沥沥地滴打在破损的人行道上。阴冷潮湿的风嗖嗖地推赶着混杂在雨线中的雪片，从这一幢老式的红砖住宅楼前，摇摇晃晃飘向下一幢红砖老楼。风雪和雨水灌进脖子，他忍不住打了个寒噤。他看到公用电话的主人（一个小店主）正在灯下，跟自己的家人围坐在一张小小的矮方桌跟前，热热和和地吃着晚饭。一大盘薄皮包子在灯下油滋滋地散发着诱人的羊肉香味儿。他再回头去看身后的世界，每一幢旧式的红砖老楼上的每一扇窗户子里的灯光都亮得那么平静，匀和。很有一些住家的窗玻璃上还不时闪烁着变幻着一种五颜六色的彩光，那是多年前在普通家庭里还根本不可能想象的那种彩色“TV”屏幕上发出的光。而近些年来新盖的那些“摩天大楼”，在雨雪中，必然显得那般的高傲和尊贵。几个二十一二岁的女孩穿着深色的中长风衣，裸露着修长的小腿，说说笑笑地从他身旁走过，带过一股幽雅的以色列香水气味。马路对过，一家新开张的画廊门前两侧人行道上，排满了庆贺的花篮。高大明亮的玻璃橱窗里展放的是鲁本斯那幅著名油画《三个十字架》的复制品。

一切都那么的过瘾

阴霾重重的天空中，游走着闪电的瞬间，三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以他们无与伦比的悲壮和惨烈，体现着人性中往往被多数人忽视的一种境界。总有人在这橱窗前稍加停留，向这幅罕见的名画投去匆匆的一瞥。但他们都不会逗留太久，就像不会有人因为韩起科此时的哽咽，埋怨，沮丧，懊恼和无奈，因为他的郁闷和绝望，而改变自己作为新一代“风雪夜归人”的行程……更不会因此而改变这黑夜里亮灯窗户的数目和它的亮度，改变那些摩天大楼的姿态，当然也不会去改变任何一盏灯下正在发生的笑语和龃龉。世界还是世界。人们还是人们。生活还在照常进行。路必须靠你自己去走。有别人走的，就应该有你走的。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哽咽终于慢慢平息了下来。这时，那个也就三十来岁的小店主一手端起饭碗，一手用筷子指了指他，嚷了一声：“嗨，哥儿们，别在雨地里站着啊。你不怕淋。我的电话机还怕淋哩。”他一哆嗦，才觉出，自己拿着这话机，竟然一直站在短促的屋檐外，也许是在有意寻找一种冰凉吧。他忙道了歉，缩回到屋檐下，跟电话那头的“薛姐”说了声：“我没事。一会儿，再跟您细说。”便撂下话机，付了话费，上前边又找了一家兼营公用电话，又卖面食的小饭铺，进店堂安安生生地坐着，重新拨通“薛姐”的电话，很平静地向她说明了自己被空调售后服务部“解雇”的经过，并再三强调，这很正常，没事儿。自己已经换了四五个工作了，再换几个，大概就可以稳定下来了。到那时候，一定去看她。然后就挂了电话；等了十来分钟，见“薛姐”没再呼叫，便去要了一大碗撒了青蒜碎末的羊杂汤、两个贴饼子，再加一碗白皮面、一碟油泼辣子和两个生蒜头，用筷子搅着，稀里哗啦地吃了起来。这时他才觉出自己是真饿了。那羊杂碎汤和青蒜末儿是真香。

那油泼辣子是真够劲儿。一切都那么的过瘾。这时，他才想起，自己已经有两天多没进一口热食了。

多少会有些“蹊跷”

回到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跟前，掏钥匙去开门，那门却已经是虚开着的，再推门一瞧，屋里居然坐着两个穿警服的�人……

吃饱喝足。（那小饭铺里的羊杂碎汤，其中的“汤”，是可以免费添加的。末了，他还破例要了二两散装老白干，皱起个眉头，下了个决心，端起酒杯，一仰脖梗，一口全出溜了。）满脑门的晕热，满天的雨夹雪还在淅淅沥沥噼噼啪啪地响着。摇摇晃晃地回到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跟前，悉悉索索掏钥匙去开门，恍惚间发现那门是虚开着的。他呆了一下，想想不对头，这才吃惊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从来就不是个马虎大意的人，现在又独自一人在省城漂泊，出门关窗上锁，走道看右防左，是既定养成的习惯。这门是怎么打开的？谁打开的？我没喝糊涂啊。出事了？他定定神，推门去瞧。屋里当然没开灯，但凭着从窗户子里透进的那一抹微弱的路灯光，他还是看到了床沿上居然坐着两个穿警服的人。再仔细一看，还不是警服，是那种灰兔皮似的保安服。他忙后退，让自己一脚留在门里，一脚却退至门外，然后压住酒的晕热和心的惊颤，低声问：“你们是谁？”“你说是谁咧？”其中一个大高个儿一边起身，一边嬉皮赖脸地笑着反问。那声音听着耳熟，却一时间还是想不起来他们到底是谁。他一边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边忙伸手去门框旁摸索灯绳；拉亮灯再看，嗨，还真是熟人，是那个空调售后服务部的。那大高个儿是服务部的一个小头目，也是个“打工仔”，但管着一帮子保安。这小子一直住集体宿舍，曾跟他借过这小屋的钥匙，说是要上这里来“会一个刚谈上的女朋友”。后来这钥匙一直没还。听说韩起科被解雇了，这小子今天带了个保安方面的朋友来，想把韩起科介绍给一个新公司，也去当保安。�

那天，韩起科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应下了这份差使。他只是问了大高个一句：“我底子潮，给人安空调都不要，还能当保安？”大高个告诉他：“那家公司好像知道你的情况。但人家老板政策水平高，肚量大，就是不跟人计较这些。现在就有这一号老板。你就别哆嗦了。”韩起科追问了一句：“真的假的？”大高个立马不高兴起来，指着韩起科的鼻子骂道：“我操，我蒙你干球啊？”韩起科忙点点头，陪着一丝笑说道：“那就多谢了。这小屋的钥匙你就继续留着使吧。不过，有两件事，还得请你老哥多包涵。一、每回带女朋友来，最好再带个备用床单。考虑环保的需要，临走前，务必把你们各种各样的遗留物品帮着收拾净了。二、千万别每回都换新人。这样闹不好会给左邻右舍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这小屋是专门用来容留卖淫的。最后搞得派出所那帮爷们再来找我麻烦，我可承受不了。小弟我底子潮，蹲过十年大牢，胆儿小。您大哥千万多包涵。”大高个哈哈大笑，拍着韩起科的肩膀头，满口应承了下来。

也许真是那家公司老板的政策水平高，不计较起科有前科“底子潮”，在韩起科战战兢兢地渡过了试用的两个月后，他不仅没解雇他，还正式录用了他；不仅正式录用了他，还把他一家伙调到了公司营销部做了营销员。那天晚上韩起科又一夜没睡着。第二天早早地到公司在经理室门外等着了。见到那个同样很年轻的老板后，他把自己那份刑满释放证的复印件（正件他用一个塑料袋装起，压在褥子底下了）恭恭敬敬地放在他面前。老板问：“干吗？

“他说：”公司领导那么信任我，我得让公司领导全面了解我……“那个年轻的老板无奈地摇着头苦笑道：”韩起科啊韩起科，你怎么还那么傻可爱呢？你是不是还想跟古时候的人那样，在自己脸上刻上‘囚犯’两字，在全世界人面前做这样一个广告？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增加别人对你的信任了？“韩起科忐忑地说：”我没想要增加谁对我的信任。但是……“老板一口打断他的话：”没啥‘但是’的！“韩起科不说话了。那位年轻的老板也不说话了。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老板说：“好好干吧。现在说啥也没用，就是好好干。”一个月后，因为走家串户跑推销而瘦得脸上只剩两只大眼睛了的他，营业额上到全营销部的前七名。那天老板又把他叫到经理室，让他把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退了。公司从下个月起为他提供一间两人合用的住房。他一愣，忙问：“规则上不是说营业额只有在前五名的营销员才能享受公司这样的奖励吗？”老板又苦笑道：“韩起科啊韩起科，你怎么老不长记性？谁能得奖励，谁不能得奖励，谁说了算？啊？是我在这儿当老板，还是你在这儿当老板？”韩起科忙闭住自己这张不争气的嘴，赶紧哑巴了，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乖乖地说了声：“谢谢。”便要告退。

老板破例站起来跟他握了一下手，还特地叮嘱了声：“领到住房钥匙，城里有什么人得去看望、拜访的，就该去看望拜访了。”当时他只是随口答应了一声，待走出经理室，回过头来再一品味，觉得老板这话好像是有所指似的。心里不禁有些疑惑了。他干吗特特儿地要提醒我去“看望”和“拜访”谁呢？但当下里他兴冲冲地只顾着去领那奖励房的钥匙，去办那必须办的一应手续，就没再往下细想，回到营销部，端起茶缸子，刚喝了一口冰冷的凉茶，却接到“薛姐”的祝贺电话。这可真让他大惑而不解了。“您……您消息怎么那么灵通……”

他诧异地问。“你以为你薛姐是干吗吃的？听着，拿到那奖励房的钥匙后，是你请我吃饭呢，还是我请你吃饭？”她爽爽地问。这时，他迟疑着放下茶缸子，呆坐着前思后想一番，开始真的觉察出，这件事里头可能多少会有些“蹊跷”了……

有迹可寻的蹊跷可疑之处

后来，他终于觉得可以去看望“薛姐”了。省博离省军区大院并不远。走出省博大门，“薛姐”就指着军区大院里掩藏在大树丛林深处的一幢家属楼说，“那是我家。”他淡淡地应了声：“哦。”“薛姐”很不高兴地瞪他一眼，啐一口道：“我跟你说话哩，你咋不答应呢？”他说：“我应了。”她问：“就那么一下不咸不淡的‘哦’，算答应？”他说：“那我还能说什么？‘哎呀，薛姐，您家的环境真好。楼也气派。请您带我上您家去坐坐吧’。我能这么说吗？您会带我这样的人上您家去吗？”“你是什么样的人？啊？你怎么老这么不自信？”“薛姐”反驳道，胖脸上同时掠过一绺他一时不好理解的阴影，并且在很深沉地瞟瞥了他一眼后，就不说话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又没头没脑地叹气道：“我知道你小子前些年纯粹是在人跟前装老实。其实一肚子鬼机灵。嘴也能说着哩！”随后她招手要了个出租，径直向韩起科分到的那处住房驰去。上车前，她都不问一下韩起科刚奖到手的那套住房到底在哪儿，上车后，却一口就跟司机把去向说了，而且说得很详细很准确。车起步后，她也不说什么，只是紧挨住韩起科。车走了一会儿，她便暗中握住了起科的一只手，慢慢地捏弄着。她的手依然是凉凉的，潮潮的。属于多肉细嫩，却又挺有力度的那一种。

出租车开到离那处住房还有半条街区的地方，停了下来。再上不去了。房子太拥挤。街巷子太狭窄。不必到城市规划局的沙盘上去查看，你也能发现，这儿是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而且有一种突然陡起的感觉。据说前清那会儿，都护府还在这高处设过点将台，秋风萧瑟时，龙旗猎猎。民国大乱几十年，这儿成了著名的刑场，刀光弹影中，月黑天高。解放又是几十年。这儿曾建过几个大型苗圃和工人住宅区。在“我们工人有力量”的雄壮歌声里，变刑场为“新生活的摇篮”，它曾是报纸电台宣传的重点对象。后来搞战备，从口里往这儿内迁来两三家几千人的所谓“三线”大厂子，这儿又成了省城一个重要的“工业区”。但这几年，这几家大厂全都面临重组改建。大部分工人下岗，大部分设备停产，大部分领导则另有重用。厂区是荒凉了。但厂区外，却“热闹”非凡。无数个由下岗工人自谋生路而建起的小摊儿小店小公司，拥满街道两旁。在这里你可以同步买到好莱坞任何一部最新影片的碟片（当然是盗版的），也可以买到世界上最奢华最富有身份地位号召力的名牌箱包、手表、佩刀和裘皮大衣（当然也都是仿制的）。在某个院落深处和拐角的阴暗地里，你甚至还可以淘买到成色不错的海洛因和闪烁着神秘烤蓝光泽的国产军用手枪。每年都有一些人在这儿攫取到他们人生的“第一桶金”，因而暴发起来，得以把家从这儿搬往城里新建的高档住宅小区。但每年仍会有更多的人往这儿涌入，企图在这儿为妻儿家室谋取一份糊口的钱财。要最简练地概括它的资质和面貌，惟有两个字最合适，那就是“生动”。当然，不可避免的，每年也都有一些人上这儿来混水摸鱼，疯狂作案，因而也在这儿束手就擒。公司给韩起科租下的那个住房，就在原先一家大型机械厂政治部大院里头。属于那个政治部大院的宣传科小院。宣传科小院也不小。院子里有两三棵粗壮的老榆树。没下雪前，树下已经积着厚厚一层黄黄的落叶。厂子改制，政治部的人最早被撤并。这院子已经有两三年没人打扫了。空地上还堆放着许多早已生了锈的生铁铸件。它们高大、斑剥，错落交叠，现在安卧在雪窝之中，却让韩起科时常想彷徨其间。那种感觉就跟在冈古拉高地上寻访古尸和原始陶罐一样，总有一星半点悲凉和壮烈由此渗出。�搬进来住以后，韩起科才知道，所谓的“两人一间”，起码目前，真正的房客还只是他自己一人。公司里的人还告诉他，你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那儿“折腾”。因为在可以想象到的时间段里，公司方面可能再不会安排人去那儿住了。他问为什么。公司里的人都笑笑，说，只要有人替你掏房钱水钱电钱，又没人半夜突然来敲门查你身份证、暂住证，你问那么多干啥呢？省点劲儿吧。事后，回过头来再想，他才明白，这些都是有迹可寻的蹊跷可疑之处。只要心态从容一点，早就应该瞧出这是一种故意的安排。但当时他没循迹再往深里细想细究。

也许是在出租车上被“薛姐”捏住手以后，他便被“撩拨”得无法静心对待眼前的一切了，那天下了出租车，他甚至都没注意到，声称“一次也没来过这儿的”“薛姐”居然在弯曲背静的小巷子里走得相当熟练，甚至比已经搬来住了好几天的他，还要“熟门熟路”。公司替他租住的那“大屋”，其实就是当年厂子里宣传科的办公室。那家伙真不算小，但堆放了不少做展览用的三合板五合板和缺胳膊少腿的展台之类的东西。窗户玻璃大都破损了，又都用油毛毡封补了的。进屋后，有很长一段路，既暗，又窄，跟个阴森的夹道似的。他住的那间房紧靠里头。所以每回都必须通过这条“夹道”。一直在他头里走着，并唠叨个不停的“薛姐”，一走到这儿却踟蹰了，不作声了，重新过来拉住了他的手，而且还派出另一只手来紧紧地挽住他的胳膊。待等起科打开房门，她却干脆再不往前走了，赖赖地站在房门口，不知在等待什么。韩起科这时心也跳得快要冲破胸壁了。四处是那么的寂静和幽暗。他慌慌地看看“薛姐”。“薛姐”却只是低头站着，而后稍稍地挪了过来，拉住了他的双手，把整个身子都贴近了他。他颤抖了，气喘了，嘴里发黏，胸闷得厉害，两只膝盖都有些发软了……他觉得一座辉煌的宫殿大门正在他面前隆隆地打开。他知道自己不该走进去。但是他真的无法拒绝这样的“辉煌”。他慢慢地抬起被她抓着的双手，原意是想抵住她正向他倾倒的身躯，但一旦接触到那份柔软和温热，那份带着柔软和温热的沉重，他才感到自己这许多年的拘谨，许多年的委屈和不平，许多年的朦胧不解，竟是那样的辛苦、荒唐和无望……他颤抖得越发地厉害起来。这时他听到“薛姐”问道：“怎么了？冷啊？”他说了声：“不是……”“薛姐”又问：“那怎么了？”他忽然粗野地打断了她的话，说道：“不是就是不是嘛！”为什么一切都要交代得那么清楚呢？那年被捕后，公安法院检察院的人都来提审。一遍又一遍地就这么问：“为什么？”“为什么？”他说什么，他们都不信。或者是故意地都不向他表示应有的那种信任。这的确曾让他沮丧万分。

那次经历说成是她的“初恋”也可

“薛姐”不作声了。但他还在颤栗，牙齿甚至捉对地叩击，并一声声地低吟起来。已经深入接触过好几个男人的“薛姐”，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有这样强烈的反应的。她想拧过身来仔细打量一下韩起科，想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拧了一下，却怎么也拧不动身。她发现自己的后腰被他的双手像铁箍似地搂紧了，而他整个人也同时倾倒了过来，并把滚烫的脸颊紧紧地贴在了她的脸颊和脖梗上。那两只铁钳似的手越搂越紧，并不住地在她的后背和腰际摩挲，神经质地呻吟，不知所措地用他干热的嘴唇在她脸颊上脖颈间搜索着什么……她却本能地绷紧了全身，本能地咬住了自己的嘴唇，本能地躲避着他的搜索和抚摸，但又在他疯狂的抚摸和搜索中，一点点本能地颤栗起来，燃烧起来。“薛姐”在那多次的异性接触中，有过一次最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或者把那次经历说成是她的“初恋”也可。对方也是在军区大院里长大的一个男孩，比她大两三岁。那年，军区大院所有的干部家属和娃娃都被转移到塔克勒河干校劳动。他们一帮子十来岁的男孩女孩则单独被编在一个大班里，安排在离校本部还有几公里的一个马场的马厩里喂马。除了喂马，他们这些也曾是“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抽空替城里某一个造反派偷运长矛和单管火枪。余下的时间里，比如在下大雪的深夜，他们会裹着各自的被子，围坐在稻草铺起的地铺上，听那个男孩为他们朗读《牛虻》。无比感动的她，一直想象着他就是那个英俊多难而又高傲坚定刻薄的亚瑟，而自己就是那个悲天悯人而又热血沸腾的琼玛。大约在另一个下大雪的深夜，他们获知，得到他们由衷支持的那个造反派，突袭军区大院，而且动用了火器，逼得军区警卫连个别战士只能“违令”开枪自卫，造成了十四死五伤的全国特大惨案。初步查实，这次突袭事件是在军区内部一些支持这个造反派的人“默认”下发生的。这些人已经被摘掉领章帽徽，集中到学习班去，进一步接受隔离审查。（同时被隔离的还有那些“违令”开枪的战士。上头要查，是否有人在现场下令指挥了开枪。）而他们这个大班，大约有三分之一孩子的家长，卷入了这个事件，并都被隔离了。其中就有那个男孩的父亲和母亲。消息传来，班里一片沉默。而后是偷偷的饮泣。而后是发了疯似的大喊大叫。而后又是一片沉默。当天晚上，那些父母被隔离的孩子得到通知，他们将要被转移到离这儿更远的一个劳动班里，集中“学习”。而且连夜转移。那个男孩在转移的路上跳车“逃跑”了。他偷偷跑回塔克勒河谷，找到“薛姐”，向她“借”了些粮票和钱。他说他要到北京去，为自己冤屈的父母申诉，并为省里的这个“造反派”寻找北京方面真正的支持。“薛姐”把身上所有能找到的钱和粮票都给了他，并叮嘱他，不管申诉是否成功，一定要给她写信，告诉他的下落。为了防止泄密，他们约定了暗语。

她提议，如果他在北京寻求支持成功，就写上当年意大利爱国斗士们见面时使用的那句口号：“为了自由！”他想了想，说，这个不好，资产阶级的色彩太浓，“咱们说‘为了人民’吧。这个比较符合伟大领袖的思想。如果不成功呢？”他问。她想了想，提议道：“那就说，亚瑟牺牲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好，亚瑟总有一天是要牺牲的。她赶紧说，不管亚瑟会不会牺牲，琼玛永远想念亚瑟。他感动地看了看她，突然眼含热泪地对她说：“�能……�能让亚瑟亲琼玛一下吗？”她迟疑了一小会儿，立即眼含热泪地点了点头，并马上在地铺上躺了下去。那次手忙脚乱的“亲吻”整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书里的亚瑟和琼玛至死也没实现的肉体结合，他俩在那个晚上却在完全的恍惚中艰难地实现了。事后，他一边慌慌地替她扣上衣扣，一边不断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她却一直没说话。只是在他起身走出那个只有他俩的地窝子时，哽咽着说了一句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对第二个男子说过的话：“能再亲我一下吗？”

……以后，那个男孩再没回这个省。听说，不久就跟着被迫脱军装转业的父母，回了老家。

一九七七年后他上了大学，出国，拿绿卡，入美国籍。再后来做进出口代理商。在美国人那儿，代表中国。在中国人这儿，代表美国。一直到几年前，又一次聚会，才回当年的省军区大院。当时的政策，还允许军队经商，由一位早就从省军区调到省政府去任职、而且也退休多年的老领导出面，宴请他，想为省军区名下的三产企业在美国市场上谋一些出路。宴请的当天还找了一些当年同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作陪。她也在被邀之列。在一轮又一轮反复推杯换盏的同时，他跟在座的各位非常动情地描述了自己在国外的爱国思乡之情，讲了许多既慷慨激昂又悔不该当年的话。她却一直没说什么。最后，他来给她敬酒，微笑着问：“怎么一声不响啊？是把老朋友忘了吧？我还欠着你一笔债哩。”然后他大声地绘形绘色地跟在座的各位把那天晚上“逃跑”出来，向她借钱借粮票的事讲了一遍。（当然，他只讲到此为止。）并声称，这次回省里来，就是要归还这笔“债”的。“包括利息。”他故意做了个很夸张的表情，强调了最后这四个字，引起一阵善意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然后，他还用更夸张的语调大声说，今天晚上，不管“薛小妹女士”提什么样的要求，他都会满足她。于是，在座的各位就大笑着起哄，建议她，“跟他要十万美元！”“让这小子给你在开发区买一幢小楼。”“买一辆车吧。别的太不现实了。”她淡淡地笑了笑，端着酒杯走到他面前，说道：“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你能满足我，就请你干了这杯酒。”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她略略地沉吟了一下，说道：“我只请求你，以后再回到这个大院里来的时候，怎么夸你自己都行，就是别夸自己爱国，更别夸自己还爱着这个大院。如果你这样的人都算爱国爱我们这个大院，那我们这些人又算怎么一回子事呢？能做得到吗？”此言一出，举座皆静。举座皆惊。见他一下子愣怔住了，她更是微微一笑道：“看样子这个要求对你来说还有点难度。你还得考虑考虑。那行，我先把这杯酒干了。你接着考虑。”说罢，一口饮尽杯中酒，抽身退回到原座位上，再不吱声了，而且没等上完最后一道甜点和果盘，她就先撤了。

按住那只“罪恶的”手

所以当韩起科那天晚间在激烈的颤栗中，把手用力插进她内衣衣扣的缝隙间，去使劲揉搓她的乳房的时候，她本能地一把按住那只“罪恶的”手，并本能地用额头向韩起科的下巴颏用力撞去。韩起科闷闷地呻吟了一下，踉跄着，上身向后一仰，嘴里即刻便有血水鲜红地淌出。但他没有松开那只插进衣缝去的手，并很快重新站稳了身子，重新去搂住了她的后腰。那股血的腥味，加上她发间的清香和颈窝里那股带着汗气的浓重的体息味儿，更是煽起他无名的激愤和冲动。哦，黑杨林外的旷野……旷野中的黑杨林……黑杨林，还有那盘旋在金黄一片的深秋芦苇荡上空的黑雀群……你倒下吧……�倒下吧……�黑杨林……黑雀群……他用力撕开她的外衣，一把抱起她，进了房间。后来发生的事，他怎么也记不太清楚了。但她却始终记得清清楚楚。在后来多次单独在一块儿时，她总是要“逼”他回忆那天的细节。要他复述自己当时做过的每一个动作。他们总在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他把她抱进房间，一下把她扔到床上以后，她的衣服是怎么脱掉的。是她自己脱的，还是他“强行”脱下的。她说他疯了一般扑过来就撕扯她的衣服。他说，把她扔到床上以后，自己就喘着粗气，在床沿上坐着了。他说他自己当时完全不知所措，浑身发烫，谴责和侥幸，惧怕和冲动，像地狱里的烈火，轮番地煎熬着他。他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可以怎么办。他抱住自己的脑袋，惴惴地坐着，既不肯就此罢休，但又害怕自己心里那一股沸腾的岩浆般的冲动，会完全失控。后来，他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发现她一只鞋掉在了床前，另一只鞋却还挂在胖胖的脚背上。

他说就是这一只挂在脚上的鞋和那只穿着丝袜的胖脚背，让他发了狠劲儿。他吼了声：“脱！”他承认是他下令让她脱的。但执行命令的却是她自己。他一连吼了三声。她逐一地脱去了衬衣和外裤等。她说，即便是这样，也是因为他当时太凶狠了，那神情那语气，完全跟个恶狼似的，完全容不得别人反对。他承认，自己当时就是一条恶狼，一条完完全全的恶狼……他问她，你听说过有关我的传说吗？在冈古拉，所有的人都说我是喝狼奶长大的。我有一群始终关心着我的狼妈妈。我经常想着要像狼一样吼叫，像狼一样奔跑，你已经看到了，我冬天是不用穿棉袄的。我这一生都会像狼一样去守护我那片荒原……�“你会为我生个小狼崽吗？”后来他常常这样问她。甚至在呼哧呼哧地刚刚插入的时候，他也问。但她从来都不跟他好好回答，有时就哼哼唧唧地说些胡话来瞎打岔，回避正面回答他这个问题。后来他发现她在吃避孕药（因为他从来不肯使用那种塑料套套子），就感得特别泄气。有一天，他把她请到市内最阔气的一家韩国烧烤店，告诉她，他今天正式升任公司营销部的副主管了，而且公司把他的住房也换到了市内老城区的繁华地段来了。“啥繁华地段嘛，不就是省新华书店库房后头小楼里那间小屋吗？还不到二十平方米，卫生间里也没浴缸。

我还嫌它窗户子太小，屋子也太矮咧。“她撇撇嘴说道。他一下瞪大了眼，惊诧道：”哎，你这人。我的事，你怎么全都知道，而且还知道得那么细啊？“她满不在乎地说道：”你的事，我能不关心吗？再说了，公司安置你，事先总会征求一下我的意见，跟我商量一下。我知道你的事，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嘛。“听她这么解释，他心里总还是有那么一点不舒服，只是一时又说不上来哪儿不舒服；只是问：”我的事，他们干吗都要跟你商量？“她油腔滑调地一笑道：”因为他们都知道你是我老公么。“他一愣，挺直了上身，忙问：”真……真的？

他们真是这么认为的？“她哈哈大笑道：”瞧把你吓得！咋的了，不想做我老公？光想占便宜，不想承担责任？“他忙说：”不是不是不�是……�我还想你替我生个娃娃哩……我……我……“她把壮实的身子往靠背椅上一靠，微笑着问：”‘我’个啥呢？“”�我……“�他越发地结巴起来。”我啥嘛？快说嘛。“她娇嗔道。”我……我真的想娶你。想……想做你真正意义上的老公。“他努了把劲儿，把这段时间来一直在心里翻滚的那念头终于说了出来。

“你开玩笑哩。”她笑笑，瞥了他一眼，端起那杯果汁，刚要喝，就看到韩起科一下把脸探了过来，非常严肃地说道：“谁开玩笑，谁就是小狗。”同时，好像怕她跑了似的，把自己那只大手从桌子底下照直地伸过去，一把抓住她的大腿。她忙惊叫了声：“哎哟，你这家伙！你不知道自己的手有多重吗？哎哟……”把烧烤店里几张餐桌上的顾客都惊愣了。他忙收回手，重新坐直身子。她假装果汁洒了，赶紧拈起几张餐巾纸去擦拭裤腿和桌椅，把周围那些疑询的目光一一打发了。“我是认真的，薛姐。”在接下来烤肉灶里发出的滋滋声中，他压低了嗓门，不断地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我是认真的，薛姐。”“快别胡说了。

圣洁的肉体和最珍贵的隐秘

赶紧吃你的吧。“她也压低了嗓门，一直重复着这么句话，像是在糊弄着一个不听话的娃娃。这让他心里越发感到不是滋味儿。那天回到省新华书店库房后头那个小楼里，他就像个任性的孩子，由于自己的要求没得到满足，一直堵着气，不跟她说话。这样别别扭扭地僵持了一个来小时，她多次暗示他，该上床了，甚至脱了鞋，先上床去等着了，他也没答理她。自己无趣地在床上待了一会儿，她便苦笑笑自嘲道：”好吧，没人理睬，那咱就走。“说着，趿拉上鞋，拿起外衣和手包，还真往外走了。一直快要走到房门口了，他才呼地一下蹿起，冲到她跟前，截住了她，大声说道：”你别不说话呀。“她说道：”我没不说话呀。“他说：”那你说个痛快话，到底跟不跟我结婚？“她说：”你个傻二球蛋，干吗非得结婚？“他急了：”什么叫干吗非得结婚？不跟我结婚，你干吗要跟我上床？干吗……干吗还要跟我那样？“她却赖兮兮地逗着他笑道：”什么这样那样的，我跟你哪样了？啊？“”人家跟你说正事哩。别跟我嬉皮笑脸的。难道……难道……难道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在你心目中只是一个性伙伴而已？“她却立马哈哈大笑起来，说道：”好嘛，还真能耐了，真有长进了，满口臭词乱蹦了，还‘性伙伴’哩……谁教你的？跟哪个大学教授学的？哈，你真闹明白了没有？跟我解释解释，啥叫‘性伙伴’呢？“见他只是傻愣在那儿，直瞠瞠地看着她，看样子是动真格儿的了，真不能再胡球日鬼地跟他打哈哈下去了，她便收敛了唇边那嘲讽似的笑纹，轻轻叹了口气，伸出她那只圆鼓鼓的小手，拍了拍他，说道：”好啦好啦，别啥事儿都那么当真。这是你最大的毛病。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这人一生吃亏，就在这一点上。大男子汉一个，干啥事，都得既拿得起，也撂得下。站着是座山，躺着就是条河。怎么着都行。许多事，要慢慢再说。有句话咋说的，叫‘从长计议’。对不？你要不想睡觉，那我可就真走了。今天晚上，我还真有个安排。区扶贫办老主任的老伴昨晚上我家来叨叨半天，说区里那些管事的真不是个东西。她们家老头退休才几年，最近找他们要几辆车临时用一下，给他们家老闺女办喜事儿，打了几回电话，只答应，不派车。这找到我头上来。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嘛！“说着，还真走了。过了十来天，见他一直不给她回电话，约他，也不出来，有一天晚上，她又去找他了。他还是闷闷地坐着，只管翻他那几张满是花花绿绿广告页的烂报纸，不愿答理她。”嗨，跟我装啥蒜呢？“她笑着上前，一把把他跟前的报纸全胡撸到地上去了。他这才急了，”嗵“地站起，怔怔地瞪着她，呼呼直喘，半天说不出什么话，而后嚷出一声：”你！“而后却又坐了下来，自嘲地苦笑笑，摇了摇头，冲她说了声：”行了……行�了……�我明白了……全明白了……“”你明白啥呀？二球蛋！“她一边啐嗔着，一边抡起皮包带，调侃似的甩打了他一下。却不料他受不了了，一下又站了起来，冲到她面前，怔怔地逼问道：”够了够了。别再跟我玩这套真真假假的了！我全明白了！“她也来气儿了，双手叉在腰间，略略地歪起上身，斜眄着眼光，哼了一声说道：”你明白个啥嘛？！屁大点事儿，就跟我闹这别扭？！你还像个男人吗？！“这句话说重了。韩起科一下跳了起来，吼道：”我不像个男人。你去找像男人的玩儿去。你不就是要个男人跟你上床吗？去啊。上东门外美容一条街去找那些‘鸭’去呀。“”韩起科，你狗日的，说啥呢？啊？你说啥呢？“”薛姐“真上火了，气恼万丈地冲过来，抡起手包，没头没脑地向韩起科身上砸去。一边砸，一边骂道：”你让谁去找‘鸭’呢？啊？你让谁去找‘鸭’呢？你这没头脑、没心肝的劳改员，杀人抢劫强奸纵火犯！“足足砸了好几分钟。韩起科只是一动不动地由着她砸。后来她也砸不动了，就站在那儿直喘气；然后一偏脸，瞧见自己手包上的那些金属角角在韩起科脸上额头上脖梗子上砸出不少血红点点，有一两处还真砸破了皮，渗出一丝丝血水，正顺着韩起科油亮坚韧的皮肤纹络慢慢地往下蠕动。她便一下泄了那万丈无名怒气，从手包里掏出一包柔软的面纸，递给他，让他自己去擦那血水。他却不接。俩人就这样僵持了好大一会儿。她苦笑笑，往那把椅子上一坐，问：”真不想再答理我了？咋的了，开口说话呀，别跟活死人似的！“他依然闷闷地站了一会儿，突然去打开房门，冷冷地对”薛姐“说道：”你可以走了。“

这一招，可真出乎“薛姐”的意外，也极度地伤了她的心。一时间，她脸色由紫红转青白，由青白转惨白，人整个儿都傻在那儿了，甚至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是喘喘地冲着韩起科威胁似地喃喃道：“好你个姓韩的……你……你……你别后悔！”说着就从大开着的门洞里冲了出去。

…………�第二天傍晚下班后，韩起科没精打采地回到这个小楼上，却极其诧异地发现，“薛姐”歪靠在他房门的门框上，正等着他。他以为经过昨天那样一场“战争”，性子刚烈而又好强争胜的“薛姐”是绝对不会再肯见他了，更不会主动来看他。昨晚气走“薛姐”以后，他心里空空荡荡，乱得厉害，说不上是一番什么滋味在那儿翻滚搅动。不是后悔。不是遗憾。也无所谓后怕。更不是那种自嘲性质的失落。他只是不明白，如果不准备跟他结婚，那么“薛姐”在床上的那全部“作为”、全部“疯狂”，那让他心悸心碎的全部“炽烈”，到底又意味着什么？男女肉体的结合，难道还可以在婚姻家庭、灵爱相契以外，再找到一个更合理合法的依托？“薛姐”不是那种“下三滥”的女人啊。她拒绝婚姻，却又向他彻底敞开一个女孩最圣洁的肉体和最珍贵的隐秘，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子事呢？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而胖胖的“薛姐”昨晚回到家，前思后想，觉得有些事情应该跟这“傻小子”说说清楚了。

一种“尝新”的欲望？

有一些当然是说不清楚的，比如，为什么一见韩起科这个“傻小子”，她居然就被“打动”了，“吸引”了。仅仅是一种“怜悯”？一种“猎奇”？或是一种“尝新”的欲望？不能说自己对韩起科那种来之甚猛的情感中，完全没有一点这些因素和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韩起科最早在她心中引发那种奇异“颤栗”感的，不是因为“性”。她第一眼看到韩起科那苍白的脸色和他单纯执著的眼神时，强烈直觉到的便是：这“孩子”与众不同。胖“薛姐”这几年忙着跟许多人打交道。她发现，这些年在她周围发生的那众多的变化中，变化最大的恰恰是“人”。“人”的基质，“人”的色彩，“人”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反差都变得相当丰富，相当巨大，也相当复杂了。目不暇接和始料不及，是人们普遍的感觉。人们抛弃的失去的，跟得到的忐忑的几乎一样多。人们——特别是她那个圈子里的人，不断地闯入各种各样的禁区。由此产生的那种兴奋和惊奇，几乎天天月月都可能袭击她的心头，使她处于那种裂变的惶恐和喜悦之中。但作为一个女孩，尤其是在接受“正统”教育中长大的女孩，她还是敏感到，或者也可以说是本能地敏感到，“单纯”而“执著”的人越来越少了。

她还来不及对这现象和发展趋向做什么社会和道德价值的判定。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只是一个女孩、一个女人的“本能”。一个女孩和女人，无论她自身有多么强大，除非她是同性恋者，或者是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她本能地对男人会有这样一种渴求，希望他（他们）既强大，又单纯执著。她希望他在对外时，是强大的，而在对内对她时，是“单纯”又“执著”的。

她们对“单纯”和“执著”的敏感程度和需求程度，要远远大于男性。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表示男人就不希望他的女人单纯和执著。但她和她们在这方面的需求的确要更内在化，更本质化，也显现得更急切一些。因此，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位胖胖的“薛姐”在哈拉努里，在韩起科身上，“天赐良机”地发现了一个“今世少有”的“尤物”——如果我们可以把“尤物”这个词挪用过来，也安在男人身上的话。

所以，那一瞬间，她心动了。而一向好为人师、好管他事的她，历来也喜欢跟年纪比自己小的男人交往。而从来没有得到过母爱的韩起科，从本能上说，也更能被这种充满母性的比较强大的女子吸附……�当然，这一些，是不能跟韩起科说的。

那天晚上，两人先都默坐了一会儿，“薛姐”主动挨近了韩起科，一把拉住他的手，而后又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身子，贴在他的耳朵根前，说了一番几乎要让韩起科改变自己后半生生活路子的话。她说：“傻小子哎，你没仔细想想，我比你大多少，你算过这笔账吗？这三五年，你还可以叫我姐。再过些年，一结婚一生孩子，我就会老得非常快，到那时候，你就该叫我妈，叫我老外婆了……你别跟我起急，听我把话说完。到那时候，我们俩都没法一起带着我们的孩子上街溜达去。别人会说一个老太太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在溜达。到那时候，是你憋着好受，还是我忍着好受？还是亲戚朋友们瞧着好受？所以，咱俩，前世定下的，就这点缘分。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在这限度内享受这点缘分，不能贪心了。再说，你是一个有志气、有头脑的小伙子，你还有很长一段人生的路要走。走到哪儿才能告一段落，现在真的还很难预料。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用婚姻和家庭这把锁把你早早地锁定在我的裙边上，让你彻底变成我的人。我得问问我自己，我能拘得了你一时，还能拘得了你一辈子吗？要拘不了，那就是我后半辈子的悲剧。要拘了呢，也许就是你后半辈子的悲剧。不管是你的悲剧，还是我的悲剧，它总还是悲剧啊。咱们干吗非得手拉手地去演一场人生悲剧呢？咱俩真是有病啊，还是怎么的？我知道我是你这一生受用的第一个女人。你像所有那些还没变坏的男人那样，浑身散发着能让任何一个女人都醉心的清气。你以为我不希望跟你过一辈子？不希望真真正正地当着众人的面叫你一声‘老公’？但这个世界上有几档事情是能让人遂心如愿的？尤其是能让一个女人遂心如愿的？无奈吧。知足吧。咱们就在这无奈中，知足吧。”说完这段话，她松开了韩起科的手，搂过韩起科的脑袋，在他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而后，拿起自己的手包，就走了。

韩起科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一会儿，听着“薛姐”细软的平跟鞋发出的那悉悉索索声，一点点远去。他是被这番话真打动了，真说服了。但他哪里知道，这位胖胖的“薛姐”今晚并没有把所有想说的应说的都说出来。她跟他说的这些话，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那些，本应说，但又确实不能说。要知道，在婚姻问题上，胖胖的“薛姐”一直是很清醒，很冷静的。她“惊心动魄”地喜欢着韩起科，但她非常明白，韩起科并不属于她那个生活圈子里的人。她那个生活圈子里的人并不会接纳这个“傻小子”，这个“小文盲”，这个有过九年大牢生涯经历的人。这个生活圈子既包括她的父母，她父母的战友，战友的战友，也还包括她本人的许多朋友——这些朋友遍布省城的各个重要岗位。他们拥有省城第一家西餐厅，第一辆宝马车，第一张高尔夫俱乐部贵宾卡，第一笔由民营公司做成的外贸生意，第一个由非官方名义经营的房地产公司，第一位三十五岁以下的省政协常委……他们虽然不一定拥有官方色彩和官方头衔，但都有相当深厚的官方关系。左右纵横。很容易就能把某位省领导的夫人或市委书记的儿子请出来吃饭。他们正在而且必将越来越广泛地深刻地影响这个城市的未来面貌。她的未来是和这些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那个圈子里，“执著”有时还需要，而“单纯”，简直就是一个很幼稚很过时的“笑话”了。她曾把自己跟韩起科之间的事，悄悄地讲给一两位当年的女同学听过。这两位女同学现在也在这圈子里活动。她们听了，默默一笑道：“你真行，玩出花样来了。”然后若无其事地劝了一句：“玩玩就行了。你不会当真吧？要当真，那可就傻得不能再傻了。”听到她们用“玩玩”形容这种关系，她心里既不舒服，也很不自在。她确信，自己是真的喜欢韩起科。绝对没有半点“玩一玩而已”的意思。但这也表明，自己是绝对没有那个可能把韩起科带进这个圈子去的，完全不可能。

韩起科既然进入不了这个她不可能离开的圈子，他们之间又怎么可能谈什么结婚和家庭呢？

这些话当然是不能跟韩起科明说的。

“薛姐”的“难言之隐”

后来的日子里，韩起科领悟到了“薛姐”的这些“难言之隐”了吗？应该说，仍然不是十分清晰，但毕竟还是有所觉察。后来的日子里，他常常把自己放在周边那些人的人生"奇"书"网-Q'i's'u'u'.'C'o'm"天平上去约一约，做一番掂量。聪明的他自然也就慢慢体味出了在“胖姐”的那份拒绝里所隐含着的那种似乎无法避免的“残酷”来了……而后他就慢慢地冷静了下来。按说，人是不能冷静的。人一冷静，那些一直被掩盖被遮蔽在深处的问题，就会一点一点地凸现出来……

韩起科终于再度冷静了下来。二十多年来，他从没尝试着在个人的情感生活中“爆发”一回。现在刚遭遇一回爆发，又不得不冷静。人就怕“冷静”。一冷静，“坏事了”

，那些一直被掩盖被遮蔽在深处的事情，就一一地都从恒常的“枯枝烂叶”或“锦团花簇”

底下凸现了出来。许多事情的“真相”，也就从过去被自己忽视了的种种蛛丝马迹中，骤然地条分缕析地清晰起来。他惊讶地发现：这将近一年的时光，自己实际上一直处在“薛姐”

的控制和操纵之中。小巷深处那个开澡堂的老板，环形路旁家具城的老总，火车货站装卸公司主任……以至于那个曾让自己“恨之入骨”的空调售后服务部经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目前自己供职的这个电子仪器销售公司年轻的老板，他们居然全都是“薛姐”的朋友。她让他们雇他背煤、蹬平板儿三轮，在呛死人的闷罐子车车厢里卸运散装水泥，爬到十七层高楼的窗外去替人安装空调机，然后又让他们一次又一次解雇他，“磨炼”他，让他品尝新生活的滋味，积累“与魔鬼打交道”的经验。所有这一切，都是她蓄意安排的。包括这两个月来他所得到的如此迅速的提升，虽不能说完全是她蓄意“安排”的结果，但还是少不了她个人的“面子”和“人情”因素在里头。再比如说，公司规定给业绩创优的员工提供住房是真，但他现在终于搞清楚，自己两次所分到的那住房，都不是公司掏钱租的。这钱都出自“薛姐”的腰包。如果仅此而已，韩起科还可以忍受，虽然“薛姐”的这些做法，都有伤他“大男子”

自尊，但她毕竟是他喜欢的“薛姐”嘛，两人既然已经好到了那样一种程度，他能把这一切都理解成：她是“希望他过得比她好”。但是，紧接着，他又发现，还有其他人在跟这位胖姐一起操控他的生活。这个人居然是“赵老板”赵光！！再往下细究，他居然得知，开列在这份“操控者名单”上的家伙，还有：马桂花、范东、张建国、孟在军……也就是说，当他从哈拉努里“出走”后，这些小分队的原成员曾不遗余力地四处寻找他。通过不同的途径，最后都准确地把寻觅追踪的焦点定在了省博物馆上。他们找到了这位胖姐，并跟她秘密地“勾结”起来，充分利用了（准确点说，应该是“充分发挥”了）胖姐在省城某些圈子里的活动能力和影响力，“密谋”“策划”“制造”了这一切。

他（她）们想教导我怎么对待未来？而且还有赵光这小子！

这的确让韩起科感到无比的沮丧。那天赵光直接打了个电话来找他，说，既然事情你都知道了，那咱们就别再躲躲闪闪的了，干脆见一面吧。他问，小分队的人，现在还有谁在省城待着呢？赵光告诉他，目前只有他一个。“如果你想见见他们，想在省城跟大伙聚一聚，我可以马上把他们叫来。这很容易办到。”韩起科说，“不用。”然后他又问赵光，我俩见面说啥？赵光说，那，可说的就太多了。比如可以谈谈你今后的生活安排。这一段，你适应得不错嘛。现在可以谈谈你下一步的计划了。赵光刚说到这儿，他很生硬地打断了赵光的话，说，我的事，不用麻烦。特别了解他脾气的赵光赶紧说，你先别挂电话。你既然可以接受“薛姐”的帮助，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们这些人的帮助？你要清醒，“薛姐”这人虽然挺仗义，对你也有一定的感情，但你别指着她能帮你一辈子，更别指着她会把你变成她的人……“我干吗要变成她的人？”韩起科立马反驳。“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是说……“赵光斟酌了一下，继续说道，”我是说，她不可能让你完全进入她那个生活圈子。就算她是真爱你，而且是非常非常地爱你，你也构不成她情感生活的核心。请原谅我说得那么残酷。但这确实是个事实。你不可能完全拥有她。她充其量也只能向你开放她情感的一个部分。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你将游离在她大部分情感之外。忍受这样的生活局面，对于你这样的人来说，将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这也许不是她的本意，但她必须这么做。如果她真是个聪明人，她也就一定会这么去做的。她毕竟不像你我，她不是冈古拉人。她不会为你，为一个来自冈古拉的又没有任何事业根底的人，而感情用事地放弃自己最大一块利益。

这跟她的人品没有任何关系……“”那跟啥有关系？“韩起科问。”也许……也许跟谁都没关系，只是……只�是……�一种天意吧。“赵光狡猾地回避了问题的要害。但真的要他说，他也真不一定说得清楚。”天意？“韩起科一愣。”算了算了。咱们就别费那工夫，谈论这些玄而又玄的事了。对于咱们这些人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眼前的日子过好了。千万别再让可能的机会从我们的手指缝里溜掉。只要真正安排好了自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胖姐姐’向你走来的……这里头总有一个适合你的……“赵光还想继续说下去，却听到电话那头突然传来”咔嚓“一声响，接着电话便断了。开始他还以为是线路或者电话局方面的毛病，但再二再三地重拨，分明拨通了，但就是没人接。后来他才明白，刚才是韩起科听不得他说的这些话，故意挂断了电话。

“人群”往往不如“狼群”仗义

一个多小时后，“薛姐”得到赵光的通报，匆匆赶来，看到他已经把所有的行李都打点起来了，便多少带着一点委屈和不解地冲他吼道：“你这是干啥咧？”

他不作声。他觉得再没啥说的必要了。

“我说你怎么还那么不懂事呢？现在谁都活得不容易。您老人家就多多包涵吧，别死抱着那么一点可笑的自尊心不放了。”

“别跟我谈自尊。我没有自尊。没有。”他冷笑笑。

“说你是文盲死脑筋呆瓜榆木疙瘩，你还不服气！谁不让你自尊了？你去自尊呀，拿着你那‘自尊’上二房东那儿去付房钱呀，上宾馆饭店去埋单呀，上‘卡拉OK、舞厅’给小姐去付小费呀。你还可以把你那‘自尊’隆重地包装在礼品盒里，上领导家去敲门呀……去呀！去呀！看来判你十年刑太少了。应该再让你坐十年大牢的！”脸红耳赤地数落着，她就去解捆扎铺盖卷儿的羊毛绳。韩起科却冲过去摁住她的手，不让她解。

她夺不过韩起科，便气恼地扔开绳头，站起来问韩起科：“你走了我怎么办？”

他说：“你还用发愁？身边有那么些男人围着咧。”

她冲他狠狠地啐了一口：“啊呸！有那些男人怎么了？你见我跟那些男人怎么了？你这死脑瓜子，怎么就这么不开窍？我跟你说过一百遍了，我不是不想跟你一块儿过……”

“别说了。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他不耐烦地从她手里夺过捆绳，重新蹲下去捆扎铺盖卷儿，执意要离开。

“你知道个屁！”她用力一推，把他推了个仰天大跟头，不等他爬起，便把铺盖卷里的被褥全抱了出来，扔到空空的床板上。等他再纵身从地板上跳起，到床前来跟她夺那些被褥时，她却一把紧紧地抱住了他，低声说道：“留下。啊？陪我呆几年再说。呆几年，我……我为你生个小狼崽。行吗？”��明知道“为你生个小狼崽”之类的话是哄人的“鬼话”，韩起科那天却还是“留下”了。仔细想想，赵光和“薛姐”这些人说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薛姐”的确不可能无视她必须倚重的那个“圈子”里种种虽不成文、却沿习已久的“礼法章程”和“游戏规则”。当今世界，谁都活在一定的圈子里，谁都在构筑着一定的圈子。从根本上说，人本来就是个群生群灭、圈生圈养的“动物”。家庭就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圈子”。这圈子无非小了一点。而“社会”不就是最广大意义上的一个“圈子”？它无非是所有圈子中最大的一个罢了。我们说“人”，更要说“人群”。我们说黑雀，也说黑雀群。人和黑雀是这样，狼，难道就不是这样吗？我们说“狼”，不也说“狼群”？回过头来说说最清高的学术界和硬装清高的文学界，不也充斥着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圈子吗？有几个人是只认公道为父？而又只以真理为自己学问人生的惟一秤星的？面对大大小小的圈子，我们惟一能做的事，大概就是应该努力设法不被某一个圈子所局限。既挣扎在某一个圈子里谋利，又能透过各圈子设下的壁垒和围拦，去悉心地真诚地关注别的那些或大或小的圈子，把他人的生死存亡事当做自己的生死存亡事来做。能这样做的，已然就算是大好人了。因为，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这么去做的。也许这正是在许多时候，许多的场合下，我们竟然会说，某些“人群”真的还往往不如“狼群”仗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该吃晚饭的时候，他和“薛姐”都没那心思自己做饭，上外头街边，随便找了个大排档，随便凑合了几口，回到省新华书店库房后头的那个小楼里，甚至都不想去开灯。那晚上，“薛姐”留下了。没走。上床后，他们头一回像一对陌生人似的，拘谨地躺在同一个被窝筒里，半天也不向对方伸过手去。黑暗中，他看到“薛姐”闭着眼睛，直挺挺地仰面躺着，缓缓地直喘着粗气，而后眼角处就亮亮地滚出两颗颤动的泪珠。而后她整个蜷曲了丰满结实的身子，索性侧转过去，背对着韩起科，大声地抽泣起来。他忍了一会儿，最后还是不忍心，便伸手去抱她。她一把抓住他冰凉的大手，把它贴到自己滚烫的脸颊上，而后用牙齿尖使劲咬他的手指，并窒息般地恸哭起来。

那天晚上，他俩仍然做了一回爱。跟以往那无数次知冷知热掏心掏肺的“零距离接触”不同的是，这一回没等完事，韩起科就松了劲儿，并从那逐渐变得温软湿润扭动的身体上悄没声地滚落到一旁；而后赤身裸体地坐起，拽过一件衣服遮住自己的下身，并从衣服兜里取出一包新买的硬壳儿“红塔山”，小心地撕去盒面上那根细长的塑料封贴，取出一支来点着，默默地吸着。“薛姐”吃惊地一下坐起，问：“你学抽烟了？找死啊？！”说着，就伸手过来上他嘴边夺烟。她一扑，仍裸着的上身便整个白生生地一晃。她这是从“狼”嘴里夺食哩。

“狼”自然是永远也及不上“人”

当然要落空。紧接着，她又慌慌地夺了两回，都让他轻易地躲过了。“我跟你怎么说的？这一辈子别学抽烟赌钱，别跟那些男人似的，本事不咋的，先学一身臭毛病。我不要看你这样。”她微微地喘息着，脸却胀得通红，还嗔责，数落。他不还嘴，也不反击，只是一边小心地防备着她，一边却仍在一口一口地慢慢�地吸。�“你气我？好吧！”她一赌气，侧转身躺下了，继续咻咻地喘。他斜瞄了一眼她那在月光下显得越发柔软宽厚的光脊梁，却仍然保持着沉默，仍然在吸着他的那支烟。直至空气中月光中慢慢布满难闻的烟气，直至他自己都讨厌起那烟油的恶臭。但他没去掐灭它，只是由着它慢慢地在他手指间自燃下去，燃出一截浅白色的灰柱，陪着他一起在月光下，在也算黑暗的房间里，在“胖姐姐”赌气的喘息声中，默默地呆坐。后来，“薛姐”怕他着凉，也曾支起半边身子，想把他用力拉回到被窝筒里去的，甚至想把他重新拽到自己的身上来。但拉了一下，韩起科纹丝不动。再拉第二下，韩起科仍跟生了根的石墩子似的，一动也不动。再拉第三下，她真生气了，拽过件衣服，裹住自己的上身和腰部，便上卫生间去了。

……一个多星期后，韩起科辞去公司营销部副主任的职务，正式投到“赵老板”赵光门下。这主意其实是赵光、“薛姐”和马桂花等人认真商量确定的。他们权衡了一下起科今后的前程，也不是说他就一定不能留在省城发展。但实事求是地说，以他的现状来权衡，他真还需要一个“进补”“见习”和“热身”的过程。假如现在就这样把他强留下，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高不成低不就，半死不活地做僵在一个相对低的层次上，搞得大家都会十分地遗憾和难堪。马桂花执著地认为，韩起科是一个有巨大潜在能量的人。在许多事情上，他能发挥他的巨大影响。赵光和“薛姐”没跟她争论。但在有一点上，这三人的认识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韩起科的能量和影响，他相对的长项，目前还是在冈古拉和哈拉努里。而赵光留在哈拉努里的那个分公司，当前正缺这么一个真正能在那儿“压阵”的人。赵光到省城来发展后，把冈古拉和哈拉努里的公司业务暂时都交给了张建国。应该说建国干得挺勤谨，但在赵光看来，不是十分理想。“这孩子”……（这两年，原小分队的人发现，赵光这家伙说话口气越来越大，说到原小分队的伙伴，总是称“这孩子”，“那孩子”，好像他已成了他们的“爷”似的。对此，大家一开始总觉得特别别扭，在背后也有许多议论。但当面却谁也不说啥。只说是没必要跟这家伙去“计较”。时间一长，不仅不计较，对这称呼居然听着也不那么别扭了，甚至觉得也没啥不可以的了。唉，人呐。）赵光觉得张建国“这孩子”守成有余，拓展力不足。而，现如今，不能顽强拓展进取者，肯定也无法守成。如果把韩起科拿到那个位置上，都不止是“两全其美”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三全其美”。（既妥善安排了韩起科，又加强了哈拉努里分公司的领导力量，还不会太伤了张建国的自尊心。）三人商量下来，觉得最担心的当然还是韩起科愿不愿意屈尊去做“赵老板”的部下。赵光却大度地放量说，这好办，只要起科愿意上我的公司来干，他当老总，我当副手。但谁也没想到的是，跟韩起科一提这事，他马上就同意了，不仅同意回哈拉努里，而且还斩钉截铁地不当那个“老总”。赵光又说，那就委屈你当副老总。他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不。“那你当什么？”大家问。他说：“我在这里是营销部副主任，上那儿还从副主任开干。我不想沾谁的光。否则，就免谈。”大家还想劝几句，赵光忙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咱们就听分队长的。别的我来安排。赵光这小子也是有办法。他立即以公司总部的名义给哈拉努里分公司发了道指令，改哈拉努里分公司为“总公司第二营销部”。该营销部暂时只设副主任两名。“现任命韩起科先生为该营销部第一副主任，全面主持公司在哈拉努里地区的工作。张建国先生为第二副主任。此命令自签发之日起立即生效……”这样，既满足了韩起科只当“副主任”的要求，又在实际上把哈拉努里分公司的操作大权交到了韩起科手上。这一点，正如赵光他自己在很多年以后很得意地总结的那样：拿我和韩起科相比，我承认，有许多地方我不如他。但有一点，是韩起科致命的，也是他永远及不上我的地方，那就是，在很难让各方都满足的关键时刻，我能做到既满足这个，又满足那个。在很难做到不伤害各方的情况下，我又能做到，既不伤害这个，又不伤害那个。您可别小看了这个“既……又……”的能耐，这可是在一个群体中当好领导者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之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善于妥协和善于斡旋的能力。说一句开玩笑的话，在这一点上，“狼”自然是永远也及不上“人”的。

回哈拉努里的前一天晚上，“薛姐”来给韩起科送行。韩起科备了一点酒菜，（特地买了红葡萄酒和专门用来喝葡萄酒的大肚子酒杯，）还点了两根白蜡烛，穿了件天蓝色的新衬衣。

无法接受这种“清醒”

“薛姐”爽朗地笑道：“干吗呢，要跟我搞诀别仪式呢？”他笑笑，没多说话。“薛姐”一边喝，一边大口大口地嚼着她特别爱吃的那种蒜泥醋汁芥末凉拌海蜇皮，一边语重心长地说了不少嘱咐的话。他却仍只是笑笑，不说话。吃完，喝完，说完，满脸布满红扑扑酒晕的“薛姐”，喘着长气，先把鞋蹬掉了，再往床上一倒，慢慢地解开自己的衣扣，然后像个大白猫似的，慵懒地蜷曲起身子，冲韩起科招招手，让他过去帮她扒衣服。韩起科收拾了碗筷，在毛巾上把手上的水迹油迹擦净了，去坐到她身旁，握着她胖胖的凉凉的小手，低头坐了会儿，然后探过身去，抚平她散乱的短发，又替她把衣扣一粒一粒地慢慢扣起，说了声：“挺晚的了，回吧。”“薛姐”一愣，侧过脸来，考询似的打量了韩起科一眼，一声不吭，就从床上坐起，穿上鞋，拿起自己的那件纯毛风衣和名牌手包，板着脸向门外走去了，但走到楼道口却又站住了。省新华书店库房后头的这幢小楼，其实只是幢简易楼。房门外的走廊是敞开式的。楼梯也是敞开式的，直接挂靠在楼体外侧的山墙上。站在楼道口，越过那一片片高矮不一新旧不等的屋顶，就能看到老人民广场上那一丛丛浓重的树影和新省委大楼广场上璀璨的灯光。韩起科料到她会生气，也料到她会拿起风衣和手包，啥话也不说，转身就走，但就是没料到她居然好像受了千万重委屈的小丫头似的，眼眶里闪烁着泪光，在急火火冲下楼梯的那一刹那间，收住了脚步。于是他在她身后也静静地站了下来，一动不动地站着，听她粗粗地喘息。他知道只要他再往前移动半步，柔柔地贴住她后身，再把两只手从她腰后抄到她身前，或轻，或重地把她围抱住，甚至都不用说什么道歉的话，一切不愉快都会“灰飞烟灭”，一切又都会变得跟从前似的那么“简单”“明了”。她会立即尽释前嫌，返转身来，倒在你怀里，赐你一千个一万个“大嘴巴亲吻”。他知道，“薛姐”是真喜欢他，真需要他。但现在他已经同样很清楚，她不可能让他进入（或占据）她生活的全部。在这方面，她是那样的清醒，就像在装修布置一套新房似的，哪个家具哪件装饰品该陈放在哪个位置上，该占多大的一个地盘，该动用多大一笔预算，该在某个局部达到一种什么效果发挥一种什么作用……她心里绝对有数，都安排得恰如其分，不会发生任何一点错位、越位、不到位现象。而他，也就是她心中这幢“新屋子”里众多她“心爱”的“必要”的“家具”“装饰品”中的一件，永远只能是“其中之一”。他不责备她的这种“清醒”。但却无法接受这种“清醒”，也不能接受这种“清醒”。在要返回哈拉努里的前夕，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在她生活中的“身价”和“位置”。其实，韩起科，你进一步想过这个问题吗？在现代社会中，谁又能占着谁的“全部”？想占全部，可能吗？应该吗？�“再也不跟我见面了？”她突然转过身来怔怔地问。

“……”面对这样一种伤心的逼问，他多少有些难堪，内疚，躲过她灼灼的目光，只说了句：“时间不早了。要不……要不，我叫个出租送送你？”

“不用。”她很生硬地一口回绝了，噔噔噔噔地快步跑下木质楼梯板，然后连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深秋夜晚那种特有的雾霭和悲凉之中……

具有重大含意的“预兆”

韩起科的事，也许打根儿上起，就不该由我来说，更不该由我来说得那么多。我真的怀疑我自己能不能客观准确地向你们描述这个“狗屁孩子”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他内心在这些经历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和层层回澜。但是我总想说说他。即便过了这么些年，也仍然控制不住自己这方面的冲动，也无法忘记了他……�前边我说到，那天我从“灰鸭嘴村”回到家里，责怪马桂花，这么长时间一直对我“隐瞒”“封锁”韩起科返回哈拉努里的消息，而马桂花居然也“稀里糊涂”地接受了我这通责怪。其实，事后我细细一回想，在此前，我曾见过韩起科一面，而且那一面还是马桂花“引见”的。为了她的这个“引见”，我还嘲弄过她，生过一丝妒意。只是那回的事情，发生得十分仓促，跟韩起科的那一面见得也有些“没头没尾”，时间又很短促，就像大地震前某一个村子的某一个麦垛背后突然闪过的一道白光，总是难以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只有在事后，大祸发生了，人们才会捶胸顿足地后悔，如果当时能重视这道白光的启示，可能就会减少多少多少损失。但谁会把某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一个更不起眼的烂麦垛背后闪过的那一道微不足道的光，跟一场天崩地裂、山呼海啸的大地震联系起来呢？几百万年来，伴随着人的生生息息，大大小小的地震已发生过多少回了？但有多少人重视过这一道游走在地平线上、高岗背后、丛林中间、洼地底部的白光？人们在攫取眼前实利的忙碌中，总是轻视了那些具有重大含意的“预兆”……在掂量“眼前实利”和“预兆”的天平上，人们总是会不自觉地倾向前者。虽历遭惩戒，也一再表示“接受教训”，但还是“坚决不改”。这又能怪谁呢？�那天的事情是这么发生的。当天，我约了马桂花回家来“谈话”。谈我俩的关系。到家已是午夜时分。那时，在农科所工作的马桂花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在家住了。我父母经我说服，前年总算同意搬离畜医站，进城来生活。但他们住的是我原先在市政府大院里使用的那套两室一厅的老房子。老两口不愿跟我们住一块儿的主要原因，就是不想看到我和马桂花老这么“别别扭扭”。他俩“心烦”。他俩怎么也想不通，像马桂花这样，长得又好，又懂事，又肯干的媳妇天下少有，我怎么就不能跟她处好关系？他们总觉得是我在“欺负”她，有“陈世美”之嫌，又不忍心跟我“打嘴仗”，便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政策，搬走，另住。

�……前一段时间，我跟马桂花也长谈过几回。我告诉她，我对她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不想你去拿文凭，不想你实现啥“自我价值”，更不希望你跟别的那些夫人似的，装出一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样子，帮我去争狗屁面子。我没这个要求。我甚至都不要求你有多么温柔，多么体贴。我只要求你一个“本色”。你别“自卑”。即便像我们头一次见面时那样，你只穿着那双有破洞的布袜，但依然无所顾忌地露着你那个时而粉红、时而苍白的大脚拇趾，踩着嘎吱作响的地板，无所顾忌地来回走动。我需要你那样一种自信。因为有自信就会有活力，有活力就会有魅力。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她描述，八九年前的那一天，你和韩起科从那个沙黑里克驻点站，把我接回冈古拉，那一路上的种种情景，当时你那么兴奋，甚至也很张狂。

“但来到我身边后，你还这么‘疯’过没有？没有了。你为什么不‘疯’了呢？你可以‘疯’啊……我的小桂花……”

我问过她“为什么”，“为什么会生活得那么别扭？”她惶惶地看着我，她说“不知道”。

她说她“没觉着别扭”。我忍了又忍，终于问了一个积压在我心头多年的问题：“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了？或者说，你一直丢不下你过去喜欢过的什么人？”“没有！没有的事！”她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污辱似的，叫了起来。“那我们……我们……”我喘着粗气，斟酌着下面所要说的每一个字，极艰难地跟她谈了自己思考多时才想出来的一个权宜之计：“我们暂时分开过一段日子。行吗？两个人都冷静地想一想，这些年，咱俩到底是哪儿错位了，并且对双方今后的生活，也都仔细掂量一下。”她当时一下怔住了，脸色立即苍白了，眼睛却干热干热的，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口接一口地倒吸着冷气。这时，我真希望她能大叫，能扑过来厮打，或者扑过来抱着我，或大声或小声地求饶……但她没有。她只是愣怔着，一口一口倒吸冷气，足足沉默了十来分钟，说了四个字：“好吧。随你。”就这样，我们“暂时”地分开过了。我让农科所的那位所长在单位附近给她找了一间房。我告诉那位所长：“别上外头乱说去。她只是想一个人有更多的时间读点书，熟悉熟悉业务。没别的事。”那位所长是我提拔的，自然是个明白人，连连点头答应，让我尽管放心。分开住后，我当然隔三差五地还经常去看她。她不时地也像那天那样，回来看看这个对她来说本来就一直是“陌生”的、现在应该说更“陌生”了的家……我们再没有亲热过，更没过过夫妻生活，不仅在心理上，在生理上好像都有了一层真正意义上的隔膜。

内心朦胧的一种冲动和向往

有一回，也像那天似的，她回来看我，在“家”里待得很晚。她还做了我爱吃的揪片子，煮了白水羊头，切了一大盘香菜末，熬了满满一小碗花椒红油，捣了一碟蒜泥，当然也没少了她拿手的“拔丝土豆”和“（洋）葱爆回锅肉”。还开了一瓶当时在这一带卖得挺好的奎屯大曲。很少喝酒的她，那晚还特意陪我喝了两盅，陪我玩了一会儿“老虎、杠子、鸡”。我也许是喝得有点儿高了，颤颤地放下玻璃酒杯，直愣愣地瞧着她，心里感到无比的委屈，酸涩。在我看来，她依然是那么的秀丽，那么的健壮，那么的纯真，我轻轻地吻过她……纵情地抚摸过她……期待过她……也真正地得到过她……我知道，她是尊重我的，敬重我的，感激我的，她曾经为我展开过她的一切，我像一阵狂暴的热风从这片紫花苜蓿地上“劫掠”过。我向自己郑重做过承诺，我要做个最负责任的男人，要尽心呵护我的“小桂花”。即便在与她分开过的一段日子里，有过那么多的女子，（说“多”，也许有一点夸张了，说“很有几位”，却不含一点自负的意思，）向我表示要到我空关着的家里来“看望”我这位“领导同志”，替我收拾那个“可怜”的家。有一两位甚至明确暗示，她们在我这儿并不期待什么“结果”，只是希望能照顾一下“可怜兮兮”的我。对此“善意”，我都婉转地却决绝地“谢绝”了。我无意把自己塑造得那么“崇高”“圣洁”。但这的确是我那段时间里的真实写照。那天喝完酒，小桂花进厨房去洗碗了。她说已经太晚了，她得赶紧走了。我摇摇晃晃地跟着她走进厨房，嘴里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连我自己都听不清的话，大意总是：留下吧，别走了，何必呢，等等等等。她以为我在跟她开玩笑，也就没怎么搭理我，只是背着身，在水池子跟前洗她的碗。她一心一意地洗着。她做任何事都是那么一心一意。干净利索。而她一心一意的时候，正是她最吸引人的时候。早就过了换季的时候了，人都只穿单衣单裤了，她却还穿着毛衣。（估计下边还穿着毛裤哩。）大概也是因为从小就在荒原上生活的缘故吧。荒原上基本没有春秋天之说。往往脱掉棉袄皮袄，过个三五天六七天，就得“光膀子的干活”了。所以，她（们）对季节的感觉，远不如这边的人那么敏感。在衣服的换季方面，也远不如这边的人勤快。（当然，这边的人又远不能跟口里的人相比。）毛衣还是结婚时我给她买的。后来我说再替你买一件吧。她死活不要。现在看来，毛衣已经嫌小了。是的，这些年，她还是长大了。毛衣紧紧地绷着她。衬着她的结实，又衬着她的忧郁。一时间让我涌出许多许多的歉疚感。哦，小桂花，我真的没能照顾好你，没能让你过得像想象的那样舒心。小桂花……我走了过去，一把把她轻轻地揽了过来，然后握住她那双湿漉漉的手，轻轻地嘟哝着：“桂�花……�哦，桂花……桂�花……”�我感到她浑身上下整个都哆嗦了一下，然后惊恐似的用力抽回了手去，不知所以地看着我，并身不由己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地向后退缩去……�……那天，她还是回她独居的小平房去了。以后，她还是会顺便来看看我，我也隔三差五地会去看她一下。但从那以后，我俩再也没在一起喝过酒。没有了……��……那天晚上，马桂花一见我，就告诉我，韩起科回来了。我对她说，今天晚上，我俩不谈韩起科，也不谈任何人，只谈我们自己。她却固执地又重复了一句，韩起科回来了，他要见你一面。当时我真有点恼火。说老实话，我一直有这种感觉，马桂花之所以不能全身心地融入我的生活，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因为她一直存在着一个怎么也消除不掉的“韩起科情结”。对此，我其实是一直“耿耿于怀”的，只是努力控制着自己，不把它表露在脸面上而已。为此，我做过一件挺“阴暗”的事：私下里派人调查她和韩起科过去的“关系”。但所有的调查结果都告诉我，他俩之间没那种“事”。即便一定要说有什么，那也是马桂花作为十六七岁的一个女孩，内心朦胧的一种冲动和向往。（话又得说回来，那时节，在冈古拉荒原上，对韩起科有“冲动”和“向往”的女孩又何止马桂花一个哩？！）�“想见我，干吗不直接给我打电话，走什么夫人路线哟！”我一边换拖鞋，一边不紧不慢、不阴不阳地问。回到家中，能看到马桂花，我自然是高兴的，但她一张嘴，又是“韩起科”，我心里的那点不痛快，遮拦不住地发作起来。

“啥夫人路线嘛？人家不是不敢直接来打扰您这位市委领导嘛？”她为他辩解，脸微微红起。

“他不敢来打扰市委领导，就敢打扰市委领导的夫人了？”

“这咋能算打扰？”

“不算打扰，你脸红个啥？”她这么精诚为他辩解，更激起了我的不快，便索性支起了眼角，直直地点戳了她一句。

“我怎么脸红了？”她大红着脸否认。

“你自己瞧。”我随手扔了一面小镜子过去。

“……”她没接镜子，也没往里瞧自己，只是直愣愣地看着我，那意思仿佛在说：“我又没做啥亏心事，我没必要脸红。我也不会脸红。”她常常这样。明明很自卑，却不承认。明明活得像个受气包似的，却总说自己挺自在。明明脸大红，又不肯承认。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真诚的。没有半点故意要掩饰或矫装的成分。她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现状？还是略有所知，却惶惑地不想去承认它？这正是最让我伤脑筋的一桩事情。有时，我真的觉得她有点可怜，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才好。我有时也想，当时假如不娶她，让她跟着父母落实政策回老家去，是不是会好一些？老家离冈古拉千山万水，那儿的一切不会那么容易地触动她记忆库中的那些陈货。那样，也许她就会比较容易跳出对冈古拉的这些顽固的记忆，比较顺畅地去接受和正视新环境所要求于她的一切，而“塑造”出一个新马桂花来……

不会有贪污受贿之嫌

我是第二天下班前见到韩起科的。那时他刚回哈拉努里，在赵光那分公司里当他那个“副主任”。他有点拘谨。“喝茶呀。上我这儿来，还拘谨啥么？是不是要喝奶茶？我这可是最好的花茶。我去北京开会时，在他们那个马莲道茶叶一条街买的。那家伙，整个一条街都是卖茶叶的。听说华北几省的茶叶商都上那地方去搞批发。真是大手笔。”我指着那杯新泡的茶，对他说道。“是的……这茶挺好喝……挺好喝……”他端起茶杯，小小地抿了一口，附和着说了一句。“怎么样，当公司老总的味道，不错吧？”我往椅背上一靠，笑着问。“我哪是老总。不是的。”他忙声明道，“打工仔。赵光的打工仔。”“这个哈拉努里分公司不是已经明确由你来主管吗？”我问。“那也还是在打工。重大决策，还是得赵光说了算。这小子行呐。”他谨慎地说道。“你也不错嘛。”我夸了他一句。赵光这个分公司，是我们市里一个利税大户。现在既然交到韩起科手上了，我当然不能怠慢他，更不能小觑他。“不行。

我不行。“他谦和地笑道。这时，我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眼。这小子这么些年，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人是充分长开了，好一副男人架子。上嘴唇上居然像西亚的阿拉伯人似的，留起一抹黑黑的胡髭。白净的国字脸上却总显出一种疲惫和忧郁的神情，恍恍惚惚，好像心事挺重。

我猜着，他是遇到什么难题了，才找我来的，便等着。但他犹豫了一会儿，迟疑了一会儿，却说了这么一番话：“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可我还是回哈拉努里来吃这口‘回头草’了。看来，我真不是一匹‘好马’。回来，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真的是很难。不过，能找到顾书记这样一个老领导，老熟人，也算是我不幸之中的万幸吧。今后希望顾书记，多指点，多关照……”说到这里，他轻轻地叹了口气，低下头去，又默默地坐着了。我模棱两可地哼哼着向他点了点头，却在暗自问自己，眼前这位满嘴说着这世界上最俗最俗的客套话的人，真是“韩起科”？几年前，我初到冈古拉，他“傲慢”得都不肯叫我一声“顾校长”，而今天，却以“找到顾书记这样一个老领导，老熟人”，为他的“万幸”。类似这样的客套话，狗屁话，我每天能从无数人嘴里听到无数遍。可以说，我早已不把这一类话当“人话”

听了。

只是从来也没想到过，韩起科有一天也会跟我来这一套。这一番风水轮回，还不到十年光景啊。这就是人生？我心间不禁微微地颤栗了一下。

默坐了一会儿，他歉疚地说：“如果顾书记要不嫌我烦，以后，我想常来向您求教。不过您尽可以放心……”说到这儿，他又说了句很滥俗、很没水准、也很不可笑的玩笑话：“我……我不会来跟您借钱的……”

“哈哈哈哈，说啥呢？借钱？你们这些办公司的人跟我们这些穷官僚借钱？哈哈哈哈……”

�“……我也不会来特别为难您的。就是……就是……有啥想不通的事，请老师还给我指点指点，顾问顾问。”他又认真起来。

“顾问，可以啊。但那是要付顾问费的。”我跟他调侃道，并故意用一种咬文嚼字的语调，很夸张地把最后那句话强调了出来。

“付。当然要付顾问费。您说咋付吧？月薪制？年薪制？还是计件制？”他赶紧问。问得很认真。

“哈哈，顾问费，还有什么计件的？”

“那就是……那就是……您对我们做一次指导，我们就付一次酬。或者这样，年薪制，再加计件。行不？我马上给您正式发个聘书，回去就办这件事，聘您为我们分公司高级顾问。”

他向前挪动了一下身子，急切地探问，还跟我来真格儿的了，居然完全看不出，我说这话，只是在逗他“玩”哩。“哈哈哈哈……”我大笑起来，“跟你开玩笑哩。你不知道，党政领导干部是不可以介入企业具体的经营活动的，并且也严禁从企业获取任何报酬。你想害我呢？你这个韩起科！”他犹豫了一下，将信将疑地看了看我，问道：“明着不拿，咱们暗着拿。不行？”

这时，我立即从靠背椅上直起上身，伸出一根手指，直指他的鼻子，嗔责：“哎哎哎，你这个韩起科，怎么也学会这一套了？什么叫明着不拿，暗着拿？啊？谁教你的？”

他脸微微一红，说道：“赵光说……”

我立即打断他的话。这时，我非常想提醒韩起科，以我这些年对赵光这小子的了解，他绝对是一个“好人中的坏人”。他很聪明，很机灵，很会办事，也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也许从他行为总体的动机和目的来看，作为一个“人”可以说他是个好人。但他绝对能做得出“很坏”的事情来。比如韩起科说的“明着不拿，暗着拿”那一套，正是赵光玩得最顺手的把戏。这小子几年前就给市上好几位领导的亲属在他的公司里安排了个“虚职”。不用这些亲属去上班，他每月照样给他们开工资，每季度都给他们分红利。他用这样的方法，“合理合法”地报答那些领导一贯以来对他公司的支持和关照。那些领导因此也不会有贪污受贿之嫌。后来，纪委发文禁止领导干部的亲属在本地经商。他又想了一些别的办法，比如说，他又找到某一位领导多年前退休的老司机去他公司就职，通过这位忠诚的老司机，继续跟那位主管领导保持来往。等等等等吧。世界上就是有这样两类人最不好相处，也最难防范。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敬重”

一类就是赵光那样的“好人中的坏人”。另一类则是“坏人中的好人”。跟这两类人打交道，稍不留神，都有可能陷自己于不拔。回过头来，恐怕连叫爹叫娘的机会都找不见……但又觉得这些话在这时候从我嘴里说出去，很不合适。赵光毕竟还是哈拉努里市新补上的政协委员。多年的利税大户。而且的确也没发现他做过什么太出格的事。所以话到嘴边，又换了个说法：“赵光这小子有能耐，这些年眼光放得很开，头脑搞得很活，企业也做得挺大，应付方方面面的关系也很有点办法，很有点手段，不过……”说到这儿，我停顿了一下，略略地整理了一下思路，以求把下面的话说得更准确一点。“不过，起科啊，在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积累了一些人生经验以后，你应该懂得，凡事都应该开动自己的脑子，去过滤，澄清，严格地用党的方针政策去过滤，去澄清。过去盲从高福海是不可取的，现�在……�现在盲从赵光，恐怕也是不可取的吧？你说呢？”

“是。是。”他诚恳地看着我，连连答应着。而后就发生了一件让我当时不太理解，也不太愉快的事。在我说了那句“过去盲从高福海是不可取的，现在盲从赵光恐怕也是不可取的吧”以后，他就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了，有些坐立不安了。没过几分钟，突然起身说：“不耽误顾书记了。您时间太宝贵了。我……我下一回再来看您吧。”然后丢下两盒西洋参含片，两盒蜂皇浆口服液，两瓶茅台，两条云烟，就匆匆走了。当时，我还真有点纳闷，这小子干啥呢，怎么这么没意思呢？说走就走了？难道就是为了给我送这点根本不值什么钱的东西来的？在经历了那样一场大磨难之后，怎么还显得那样的不沉稳，不老练，不谙人情世故呢？当时，我真的认定这小子“完了”，不会再有什么出息了。甚至想，下一回再说要见我，我还真得考虑考虑，要不要拿出这点“宝贵时间”，搭在他身上哩！随后，杂七杂八的琐碎事一涌上来，也就把他彻底给忘了……��事隔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天，正是我无意间说出的那句话，“过去盲从高福海不可取，现在盲从赵光恐怕也是同样不可取的吧”，极大地震动了他，甚至都可以说“震撼”了他。一下子让他坐不住了。关于“盲从高福海”的问题，他曾有过某种程度的反思；但“盲从赵光”……盲……盲从赵光？这可能吗？他韩起科盲从赵光？哈哈。哈哈。简直是滑稽可笑嘛。

纯属无稽之谈嘛。起先的几秒钟时间里，对我的这种说法，他甚至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排斥，反感，只是碍于我的面子，他才没有加以反驳，但也愣怔了一下。而就在这格登一愣的刹那间，一种雾似的迟宕和莫名的疑虑从他潜意识中涌出，并慢慢攀升，扩散。“难道我真的没盲从过赵光？赵光……”他突然这么反问自己，脑子里迅速闪出回哈拉努里后这一段时间以来，跟赵光之间多次交往的画面、交往的感觉、交往的自省，以及交往中曾隐隐产生过的某些疑虑……他开始有点发呆了。

离开省城前，赵光曾找他长谈过一次。赵光亲自开车，把韩起科拉到公司驻省城的“临时办事处”。那地方离老人民广场不远，在一条大斜街的小巷子里。这个地段的房价高得出奇。赵光花高价在这样一个小院子里租了几间平房。重新做了一番装修。窗棂都改成了多格似的那种，很有些古色古香的味道。为了求得整体的一致，征得房主的同意，他把没租下的那几间厢房的外墙，也都粉刷了。把它们的窗棂也做了同样的油漆和改装。他自己兼了这办事处的“主任”。院子应该说是相当的幽静。青砖墙上布满了很厚一层的爬山虎藤。深秋时节，藤子和叶子纷纷地都转换出那种橘黄和棕红颜色，给清凉的院子平添了许多热烈和明快。真可以说是难得一块闹中取静的好住处。“办事处”里还专雇了个厨师，雇了一个很年轻的女服务员。他俩刚落座，那个大约只有十八九岁模样的女孩便用托盘送来了两盅盖碗茶。女孩举手投足间，让人看出是受过相当的专门训练的。“省城里的业务还没怎么太开展起来，有必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在这样一个地段租房子来做这么个办事处？”进了屋，韩起科就小声地问赵光。院子的幽静，干净和房间里陈设的规范，使他自觉不自觉地放低了说话的声音。赵光只是笑笑，并没做什么回答。后来韩起科才搞明白，正因为公司业务没怎么搞起来，赵光才需要这么一个“办事处”。这办事处，实际的用途就是招待一些关系户来吃住和“休息”的。吃好玩好的同时，再谈生意。搞文学的都知道一句名言，叫“工夫在诗外”。而在生意场上，就更得是这样了。几天后，韩起科回冈古拉，看到一系列让他惊喜、又让他瞠目结舌的变化，其中也有类似的东西，让他不胜感慨，这自然是后话了。

“一会儿，就在这儿吃中午饭。我这厨师，走的川菜路子。白案红案都行。很有几个拿手菜，能端得上桌面。你尝尝。”赵光笑道。

“嗨，啥川菜鲁菜的。大牢里呆这么些年，但凡有点油星子，有点肉片子，在我嘴里嚼起来，全都是好菜。那天在哈拉努里聚餐，你没瞧见？我一个人把餐桌上的肥肉块全包圆了。白花花的纯油膘，我足足吞了有大半碗。”韩起科也笑了笑，说道。

“都过去了。都过去了。”赵光笑着叹了口气，安抚道。

赵光今天特地把韩起科叫来，是要对韩起科有所交代。赵光为人精明。他懂得，“韩起科”这块牌子在哈拉努里、在冈古拉的相当一部人中间，会产生相当的商业效应。但实事求是地说，他力邀韩起科到他公司来做事，还不完全是一种“商业谋划”。这里还是有相当的情感因素。也就是说，他跟原小分队的那些人一样，对这位原先的“分队长”，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敬重”。（也许说是“敬佩”更恰当一些？），一种“怜悯”。对他依然保有着一种“战友情结”。

求得一个必须的“大前提”

同样是冈古拉荒原上长大的他，在精明之外，依然保留着荒原人固有的那种“好帮助人”的“热血”劲儿。从这个角度说，他是真心地提供方便条件，以帮助韩起科改变目前的生活“困境”，并且毅然决然地做出了把哈拉努里分公司交到韩起科手上的“义举”。但是，真把哈拉努里分公司交给韩起科了，他又有许多放心不下的地方。或者说，冷静下来想一想，他还是很为韩起科担心，也很为自己那个哈拉努里分公司担心的。韩起科脱离现实社会已有八九年了。而这八九年间，正是这个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八九年。除了国旗国号国歌没变以外，这些年，连宪法都在不断地修改补充之中。（有一度，有人提出要变更国歌内容，让当时的中央领导明智地制止了。）如果韩起科依然用他当年管理小分队的那一套办法来管理分公司，或者用他在监狱里获取的人生感受来处置分公司面临的重重复杂而又极其微妙的人际关系，那，事情一准要砸锅。赵光相信韩起科会付出非常人所能付出的那份努力，去重新“学习”。但有些必须打的“防疫针”，他还是得提前给这位原“小分队队长”见血见肉地打上。

他着重要给韩起科说清，“商”和“政”的关系。处理不好各种层次层面上的“政治关系”，你就绝对地不要设想着能把这个“商”经营好了。其次他要提醒韩起科，务必处理好公司业绩和地方行政长官业绩之间的关系。这是细化处理“商”“政”关系的关键项目。作为分公司的受托经营者，你当然要“惟公司利益为上”。但是，这个“为上”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千万不能伤及当地行政方面的利益。不仅不能伤及，而且还要“周到地顾及”。只有这样，你才能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为公司在当地的发展，求得一个必须的“大前提”。由此而“一顺百顺”。

“一顺百顺！”赵光说到这里，又特地用很重的语调，重复强调了这四个字。“否则，就‘一损俱损’。”然后他又补充了这样几个字，力图从反面来加深韩起科对这个问题的印象。

当然，还有一句话，他非常想说，却又不能直露地说出口，那就是他特别想提醒韩起科，千万千万，不能再像过去似的那么“一根儿筋”了。赵光一向认为，当年韩起科放那把火，就是他那“一根儿筋”的思维方式产生的直接后果。“一根儿筋”让这小子犯了大罪，吃了大苦，出了“大名儿”，也总让人为他操着一把心。而后，这小子起身在他身后的那个大柜子里取出一大包扁扁的用旧报纸裹着的东西，让韩起科猜。韩起科疑惑地打量打量那包东西，再打量打量赵光，无论如何也猜不出这一大块“扁家伙”能是啥玩意儿。赵光嘻嘻地笑笑问：“真猜不出来？连这都忘了，分队长哎，我真该打你的屁股了。”他解开外头包着的几层旧报纸，露出里边的真家伙时，韩起科真的愣住了，心里还一热，一酸，差一点都把眼泪逼出来�了——那�里头包着的竟然是当年他小分队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他们小分队的队徽。

一只伸展着双翅的黑雀和一颗通红的五角星。�“你收……收……收着它，干吗呢？”韩起科怔怔地问。他真不愿意赵光看到他此刻眼眶会忍不住地湿润起来。

“怎么了，我不该收藏它？”赵光故意问道。

“不不不不……”

赵光告诉韩起科，那年他被捕后，小分队办公室马上就被封掉了。当时小分队的人都非常紧张。不知道韩起科在办公室里还存放着什么文字材料，这些文字材料里记载的内容会"奇"书"网-Q'i's'u'u'.'C'o'm"不会加重韩起科的“罪行”，会不会连累小分队的其他成员或连累冈古拉别的什么人。决定连夜翻窗进去把相关的文字材料全部“偷”出来。偷了两回。头一回是张建国孟在军去的。偷出的东西没啥用。大伙还不放心。赵光又去偷了一回。还是没偷出什么有用的材料。应该说，办公室里本来就没什么能连累谁的材料。一帮十六七岁的狗屁娃娃，能攒什么“材料”？！大伙只是在当时那样的气氛下，神经有些过敏罢了。后来，韩起科正式被判刑了，事情也慢慢平静下来。赵光却又去“偷”了一回。那回的行动，谁也不知道。他自己决定的。他只偷出了这块“队徽”。一直把它当个纪念品悄悄带在自己身边。

“我们就是这样一群黑雀。来自冈古拉的黑雀。我不想让自己忘了这一点。你说呢？”很少让自己动情的赵光，说着，眼圈也略略有些红润起来。

当时韩起科没吱声。重新看到这块“队徽”他有撕心裂肺般的疼痛感。一时间居然不知说什么才好。那天在赵光整个说话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怎么吭声，赵光说的所有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极其新鲜，绝对新奇的。他生怕漏掉了什么。他想判断这些话中，哪些更重要，更紧迫，更需要他牢牢地记住的。但一时间他又没法去做这个判断。他没有做判断时必须的理论参照“标杆”，也没有做判断时不可或缺的经验依据。所以只能从赵光的表情上、语气上去猜测它们的重要性，因此就听得特别的专心致志，两眼也一直死死地盯着赵光。一直到谈话结束，到中午饭的餐桌上，他都没说什么话。一直在暗自消化、琢磨赵光说的这些话。

场长政委请来的“贵客”

他直觉到，赵光这是在跟他“交底儿”。这些话句句都带着赵光这些年挣扎奋斗时付出“血气”和“汗气”。都是“肺腑之言”。这里没有一句是空话虚话。句句都显得那么的沉甸甸。应该说，回到哈拉努里后，他之所以会那么着急、又那么虚心地通过马桂花来找我给他当“顾问”，也是因为在认真回味了赵光的这些经验之谈后，他担心自己领会不透，也落实不好，而把公司的事搞砸了。这方面他又显示了他那一贯的“一根儿筋”的执著了。

后来，他又去了一趟冈古拉。他去冈古拉是为了考察公司业务，同时又以他那特有的“一根儿筋”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思考、制定出一个适合他去做的“商”“政”结合方案。在冈古拉转了十来天。转的结果，可以说令他感慨万千。他几乎完全认不出那个曾经的“冈古拉”来了。过去人们常用一句老话“物是人非”，来形容时过境迁所给人产生的悲凉感。而在那十几天里，只用这个“物是人非”来形容冈古拉给他的感觉，显然是很不够的了。人，自然是已经没几个能认得的了，即便是物，也早不是曾经的那个“是”了。那条黑杨木板路早拆除了，只留了一点痕迹在磨坊拐角处的小树林里。自从场部通上了从外头大电网送来的电以后，就建起了由电力带动的面粉厂，那些个老式的用水做动力的磨坊在长满了蜘蛛网以后，必然就挨个儿地倒塌。替代那条黑杨木板路的是一条去年新修的水泥路。有一千来米长，八十多米宽，据说都可以起降波音飞机。（他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在冈古拉花这么多钱，修建这么高规格的一条水泥路？只是为了让上边来的领导惊讶一番，真切地感到此地“旧颜换新貌”而已？）场部机关、子女学校和幼儿园都正在翻盖新楼。一个个沸腾后又平静下来的石灰池和大堆大堆的红砖、杉木杆儿散布在各个工地的各个角落。而包围着工地的则是一排排一幢幢他熟悉的破土房和覆盖着枯黄杂草的土包。天气还不算很冷，四处依然是泥泞，寂静和空旷。而只有这些泥泞、寂静和空旷，是真正属于他记忆深处的东西。这两年冈古拉有钱了。几家世界知名快餐企业进军中国大陆后，都认定冈古拉的土质和自然环境非常适合出产他们那“炸薯条”所必须的“马铃薯”。于是蜂涌而至，由他们提供技术，提供资金，提供当种子用的块茎，还派来专家手把手指导，在冈古拉相继建立了几个相当规模的专属“马铃薯种植基地”，这使得冈古拉土豆的产量和身价都急剧地往上翻了多少倍，成为冈古拉一大财富增长点。另一大项收入，就是赵光给搞起来的“甘草和肉苁蓉”买卖。这次回冈古拉前，还让韩起科进一步体会到了赵光在冈古拉的“声望”。原先对自己回冈古拉，他多少还是有些顾虑。因为当前在冈古拉主持工作的领导，大部分都是当年那批退伍军人。自己跟他们发生过直接的冲突。他们也都知道他的底细。他担心他们不会欢迎他到来，甚至还担心他们会暗中刁难他算计他。但事实上，当这些领导知道韩起科是作为赵光的全权私人代表，来冈古拉考察进一步开展“甘草和肉苁蓉”的深加工业务时，他们开着玩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却是：“韩总啊，你多年都不回来了。冈古拉人民想念你啊！来来来，一定要干了这三杯酒！”他们把他安排到特地给外国马铃薯专家盖的那个小楼里去住套间。一日三餐都由场长政委副场长副政委亲自陪着在专门的小餐厅里用餐。小餐厅里悬挂的是枝形水晶吊灯。

那些外国专家每年只在“马铃薯”种植和收获季节来个一二十天。从理论上说，这小楼一年里总有十个月的时间是空关着的。但实际上，这小楼一年四季都在营业。五个年龄分别都只有十八九岁的女服务员、穿着紫红云纹团花织锦盘香扣中式上衣，深藏青板丝呢西裤，肉色丝袜和塑胶底坡跟圆口黑拉绒面布鞋，二十四小时轮班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这个“贵宾楼”有时候，连续几个月可能都接待不了一位外宾，但“内宾”却续续不断，都是农场的关系户，是场长政委请来的“贵客”。天天晚上得开好几桌麻将，得烤一两头全羊。（这一些，都让韩起科骤然间想起了赵光在省城设下的那个“办事处”。）韩起科看到，其中一位副场长左手的无名指和右手的中指上各戴着一颗巨大无比的“金镏子”。他还满嘴喷着酒气，指着左手上的那个金镏子，告诉韩起科，这是“我老婆”。又指着右手上的那个，说，那是“我小情儿”。（他不说“情人”，说“情儿”。）他还笑着问韩起科：“你……�你……你有几个情儿？两个？三个？哈哈，别脸红。”他告诉韩起科，场里几位领导都在哈拉努里市中心买了房子。政委的房子买在省城。“我们不能跟他比啊。他快退了，他女儿女婿早把家安在了省城。”他让韩起科下一回一定上他在哈拉努里市中心的那个家去喝酒。但韩起科到连队去看时，连队职工住的，基本上还是十年二十年前的老土房。清静的阳光和同样清静的风在布满羊尿羊粪蛋气味和苇子草的空地上游荡。韩起科问那位副场长，场里经济条件好了，为什么不拨出一点钱来，改善一下连队职工的住房？那位副场长告诉韩起科，现在连队里的职工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概念中的“职工”了。那时的职工，老的差不多都退了，小的都上外头挣钱去了。

天地日月的精妙结晶

现在在大田里干活的，都是新近从口里招来的合同工，季节工。他们也是冲着钱来的，跟候鸟似的，在这儿度过了它们需要的那个季节，拍拍翅膀，就会走。只待来年再见了。除了极少数的以外，其他人都没有任何长远的打算。所以，“这些家伙对住房没有很高的要求。有个窝，能遮风避雨保暖，就行。当然，你要愿意让他们住宾馆，更好。但谁会那么傻呢？韩总，让你在这儿当场长，你会把钱往那上花吗？”你还真不能说他说得没一点道理。所以，你上那些外来打工人员的“家”里去看，屋子里的陈设都特别简单。一张土块搭的床，铺板上胡乱扔着几条旧被褥；再加一个水桶，两袋米面，再加上一根擀面杖和一口铁锅。有的屋里连个桌子都不置备，因为他们随时都准备走，所有家当必须简化到用一个肩膀头能扛走的程度。“这样，他们会好好干吗？”韩起科疑惑地问。“不好好干就扣他钱呗，不给他们开支呗。这很好办嘛。”副场长笑道。还补充：“现在比你们那时候好管理得多了，简单明了得多。一切都归结到一个字上：钱。”说话间，他老自觉不自觉地挥舞他那只左手，金戒指的光亮因此也一直在韩起科眼前闪烁。

这使韩起科疑惑。因为他怎么看这位副场长，都更像一个工头，而不像经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广泛征求民意、内部严格考察并正式下文任命的“副场长”。踌躇之余，韩起科也试着问自己，“副场长”为什么就不可以像一个工头呢？也许现在的副场长就应该更像一个工头才对……�韩起科没把这些疑问直截了当地向冈古拉的那几位领导提出来。他准备带回去跟赵光探讨。

在现场，他不知道再问些什么。但总觉得有满肚子的问题要问。

让他最痛心的一件事是，前些年刚开始挖这“甘草和肉苁蓉”时，为了搭建工棚，以安置那一批批潮水般突然涌入的民工，把冈古拉地面上现有的那些黑杨树白杨树胡杨树几乎全都砍光了。而每年这成千上万人，拿着成千上万把铁锹鸭嘴锄在荒原上，疯了一般地进行地毯式搜索挖掘，严重破坏了高地上的植被，也改变了小区域气候。沙漠化的现象正愈演愈烈。原先他住的那两间小木屋跟前的那口泉眼已经干涸了。金红鱼也不见了。据说是，这是第一口干涸的泉眼。往后还会有多少泉眼，多少湿地沼泽要干涸，还很难预测。如果那些泉眼湿地沼泽和苇子滩都消失了，那么，黑雀群也会离开这儿。如果对这种蝗虫般地“掠食”不加以紧急节制和制止，冈古拉以后还能不能剩得下一块半块好地让你们这些直立行走的“动物”

来种土豆苞谷，同样是一桩很难说得准的事情啊……�这现象已经引起各级组织的重视。从省里开始，包括冈古拉，每年都有一笔专项资金投入，修复原来的那些白杨林和草场。是的，白杨树是可以依靠人工栽培的方式，重新栽植起来的，但是要复活当年的黑杨林却是绝对地不可能了。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听说过可以用人工培植的方法来栽植黑杨树的。它完全是大自然造化的结果啊。完全是大自然精灵的结晶啊。亿万年的造化，天地日月的精妙结晶，居然毁于一旦。

现在重要的是要制止……起码也得节制对甘草和肉苁蓉的挖掘。

而组织人无节制地采挖野生甘草和肉苁蓉的，正是赵光。

“你说咋节制吧？我听你说说。”回哈拉努里，他赶紧找赵光。赵光在自己那幢假三层的小别墅里，这样反问韩起科。

“公司的钱赚得够多的了。你赵光个人啥也趁了，房子，车子，位子，（去年赵光成了哈拉努里市最年轻的政协委员，）高抬贵手吧，我的赵总。”韩起科一路没有歇息，和司机倒换着开车，只用了十来个小时，从冈古拉赶回了哈拉努里。离开冈古拉前，他就打电话给赵光，让他立即回哈拉努里。“啥事么？我这里还有点事儿，丢不开手哩！”当时赵光还在省城。“要不你来省城？”赵光建议道。“我不去。你回来。”他断然说道。“啥事么？啊？

“赵光急着追问。”见面说。不费你手机钱了。“”哎呀，手机能花我多少钱嘛。快说。“

“还是见面说吧。我还有别的问题，要跟你请教哩。”“嗨嗨嗨，到底出啥事了么，痛快点，别说什么请教不请教的屁话！”“还是见面说吧。”这一回他挺沉得住气。

见面后，听完韩起科激动的叙述（应该说“控诉”），赵光沉默了一会儿，冷静地反问了一句：“你以为这事儿只关系到我赵光一个人？”

“这事儿还跟谁有关系，我不管，我也管不了。那些人跟冈古拉都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赵光，你有。我有。”

“你在冈古拉就瞧见那些黑杨树消失了，白杨树减少了，草场有一定的荒漠化……”

“不是‘一定的’荒漠化，而是‘很严重的’荒漠化，我的赵总！”

“你为什么没瞧见那些新盖的楼房，新修的水泥大道？你听没听冈古拉那些老职工跟你说，现在冈古拉几乎家家都有万儿八千的存款？”

“别跟我揣着聪明装糊涂。你知道我这会儿跟你说的是哪一档子事。”

“起科啊起科，看来你还是没听明白离开省城前，我跟你苦口婆心掰扯的那一番话。商、政……商、政……这两者的关系……”

“我不觉得这档子事，跟‘商政关系’又牵扯上啥关系。”韩起科直愣愣地反驳道。

做点什么事来赎赎我这个‘罪孽’

“……”赵光轻轻地叹了口气，低下头，呆坐着了，过了一会儿，才苦笑了一下，抬起头问韩起科：“小时候，你玩过滚雪球的游戏吗？从大高坡上，往下滚雪球。一开始团上一个篮球那么大的雪球，鼓捣着往下滚。雪球越滚越大，往下出溜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就没法制止那雪球了，只能跟着它跑。这时候的它，只服从一个法则，那就是重力加速度的法则。这时候，谁要去阻挡它制止它，它就会毫不留情地把谁撞到一边的路沟里去，让这个人脑袋开花，血流成河。但是……雪球还会按它自己的运动规律，继续往下滚�动……”�说到这里，他稍稍地停顿了一下，然后本能地撩起衣服的一角，擦了擦左手中指上戴着的一枚黄澄澄的金戒指，目光却依然注视着韩起科，仿佛在观察他对自己刚才那一番话的反应。这戒指是他这回刚从省城带回来的。以前还没见他戴过。韩起科瞥了那戒指一眼，那样式跟冈古拉副场长手上的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圆环环上顶着一个硕大无比的方框框，那框框里铸着的是一条昂首待飞的盘龙。韩起科从来都不喜欢“龙”这个玩意儿。他更不明白为什么华夏民族偏偏要拿龙这个东西来做自己的象征？他尤其不喜欢它那模样，嫌它霸气，凶煞。嫌它的那副“尊容”不带半点宽容和善良。龙从来只归皇帝一个人所有。它分明是千百年血腥皇权的象征。皇帝老儿把它刻在大殿上，绣在大袍上，印在圣谕上，吓唬文武百官黎民众小。它从来就不属于平头百姓。早已奋争着向民主共和的方向前行的华夏民族，干吗要以它来自喻自诩呢？说得不好听，就像是一个老实巴交的顺民，从古董店里买回一把沾满了他祖上鲜血的屠刀，居然欣喜万分地到处跟人说，看呐看呐，这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啊，哎呀呀呀……�“是的，甘草苁蓉，最早，是我带人搞的。但搞到现在这个程度，早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

甘草苁蓉项目已经成了哈拉努里重要的利税来源。大家太穷了。政府穷。老百姓更穷。实在是太穷了。穷的时间也太长了，长得让好几代人都麻木了，麻木得都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东西叫‘绝望’，叫‘后果’。只要有钱挣，都不顾后果。这状况，不用我说，你应该也是了解的。穷啊，有一点甘草苁蓉的收入，就跟疯了似的，一下全扑了上去。唉，（他又叹了口气）关起门来跟你说句悄悄话，包括哈拉努里地区的一些领导，也是我这‘甘草苁蓉’项目的受益者。这些年，地区GDP的数字上得很快，政绩‘明显’，不能说跟这个‘甘草苁蓉’项目没一点关系。你想啊，成千上万人涌入哈拉努里和冈古拉挖甘草苁蓉，同时带动多少三产项目跟着繁荣，得产生多大的连锁反应。这些领导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在暗中支持我这么干，他们也需要由致富而改变地区现状的政绩，否则怎么能争取再往上提一格，在现有的，或更高的岗位上多待几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