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黑雀群》》 · 陆天明 · 2026-07-25
好啊好啊。
留下留下。全留下。
应该说，小哈她妈在后来的这些年里，在这位年富力强的场领导身上还是使了点儿心眼的。
但同样要说句实话的是，高福海总在回避她，甚至有些故意冷落她。但不管高福海怎样地故意冷落她，只要听说他要上她家来，她总是赶紧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总是以十二万分的殷勤和周到，特别是以十二万分的知趣和得体，出现在高福海跟前。上完茶和烟，她总是一边乖乖地呆着去了。假如场长愿意留下来吃饭（这种情况千年难得有一回），她就赶紧上外头的小厨房去和面，剥蒜，上屋后的自留地里摘西红柿豆角，绝对不掺和在两个男人的交谈中。直到他走，（这时，小哈她爸会恭恭敬敬地一直送到路口。她当然不会跟着往外送，但是，）她会故意依靠在自家的门框旁，用一种特别留恋的眼光扫射偶尔还会回过头来跟她和几个娃娃告别的高福海。她会一直用这种目光，把这位场长同志送得很远很远。
找机会报答高场长的恩情
有一回，她爸不在家。高福海又来了。她惊喜，慌乱。高福海站在门口，听说小哈她爸没在家，转身就要走。她忙取了根皮尺追了出来，说是场部后勤处让她给几位场领导每人做一身上外头去开会时穿的制服，一直也没机会给高场长量尺寸，今天既然来了，就量一下吧。高福海犹豫了一下，回到屋里。她放下皮尺，取烟，沏茶，然后去关门。却听高福海冷冷地说了声：“开着门！”她一怔，忙微微红起脸，只得让门依然敞开着。她量得很慢，却快速地“倾诉”了许多平日一直深埋在心里的话，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自己对高场长的“崇敬”，“汇报”她从职工干部嘴中听到的许多对高场长的种种“反映”，感谢他这些年来对她一家子人的帮助，也埋怨自己家那位“补鞋匠”如何地不争气……甚至说到，要不是为了找机会报答高场长的恩情，她“真的没那个勇气和可能，在冈古拉的这个家里强撑强熬到今天……”“你还有那几个可爱的娃娃咧！”高福海冷冷地撅了她一句。“那是……那�是……�还有我那几个娃娃……也为了他们……”她忙拿起皮尺，重新又量了起来。这次，她故意让自己的手在高福海的身上慢慢地拂掠过。很有些男人，受不了她的这种“拂掠”，总是会做出她期待中的那种强烈的反应。等到量腰围了，她站在他身后，双手向前包抄过去，手指合围后，故意在一个瞬间里，没有动弹，并把自己的额头轻轻地轻轻地抵住高福海的后背。一开始，他不作反应。她壮起胆，抱得更紧了一些。他仍不作反应。她觉得，此时的不作反应，应视作为一种默认，便把自己的脸整个儿地贴到他的背上，双手使劲地去搂抱。猛然间，她觉得他有动作了，他抓住了自己的一只手腕。她暗喜起来。刚要进一步去贴近他，却觉得抓住她手腕的那只大手越来越使劲。手腕几乎要被他捏断了似的。那一阵钻心的疼痛，让她不得不倒吸口凉气，又低低地惊叫了一声，并摇晃着身子，忙倒退小半步去。这时，他这才松开手，却依然一动不动地站着，依然一动不动地背对着她……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到最后，问了声：“量完了？”就走了。后来，他仍无事一般地常来看望她们一家，从来不提这档子狗屁事。直到小哈她爸病逝，直到她妈送小哈去哈拉努里镇完中住读，他又来过她家。他把小哈支开，要找小哈她妈“单独谈一谈”。他对她说：“最近不少人到我跟前来反映，说，白天黑夜都有人上你这儿来胡搞。”她妈冷笑说：“胡搞？那，你派人来抓奸啊。”“娃大了……”“哼，娃大了，也是我奶大的……”“今天下午，我要召开个连以上干部会……”“咋的了？想在会上当众处分我？好啊。处分吧。抓吧，干吗不早抓？早抓起我，早把我毙了，多好啊！我就不用费恁大的劲吃恁些苦拉扯这一群狗屁娃娃！你当场长的到今天才来跟我算账。那些公狗不腆着个脸使劲往上爬，母狗能撅屁股吗？嘿嘿……嘿嘿……”“在下午的连以上干部会上，我要当众处分那几个常上你这儿来胡搞的干部。”高福海板着脸说道。“然后就轮到我了，对不？好啊。抓吧。我等你来抓。我就等着去吃你劳改队的定量了。那多省事……哼……抓吧。一会儿我就把几个狗屁娃都送你高场长家去。我就等你来抓。谁要不来抓，谁就不是他爹妈操的！”“啪！”一声脆响，显然是有人打人了。显然是高福海打了她妈。肯定是扇嘴巴了。她妈哭喊起来：“你打我……你打我……”“啪！啪！啪！”连着又是三下。这下不作声了。双方都不作声了。她妈捧着两边顿时红肿起来的脸颊，呆呆地看着高福海。大颗大颗的泪珠不住地从她高耸的颧骨上往下淌来。高福海扔了几元钱在桌上，说了声：“扯点布，给娃做身干净衣服，让她体体面面的上镇上去住读。”就转身走了。走到外头，叫住小小哈，把她带到路口的林带里，跟她说：“你爸死了。往后你妈要是也不在了，有啥事，回来找你高伯伯。啊？”当时，小哈脑袋里还真的嗡地响了一下，人全傻呆在那儿了。她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刚才妈还好好的，怎么这一会儿工夫就“也不在了”呢？她赶紧撒腿往回跑，冲进自家的屋，大声叫：“妈！”只见她妈活得好好的，只是依然捧着脸颊，呆呆地看着高福海扔下的那几元钱，坐在那儿发愣。见小哈回来了，忙撤下手，捡起那几元钱，转身进了里屋。
足足有一两年的工夫，小哈一直不明白，当时高场长说她妈“也不在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炕上所有的人都在接吻
但他说话时斩钉截铁的神态和大包大揽的气势，却让她幼小的心灵深受震撼和感动。这是父亲之外，第一次有一个男人向她表明这样的意思：你只管好好地活着，你的一切，有我给担着哩。而这样的话，真的连父亲活着时，都没这么跟她说过。随着岁月的推延，她越发地体会，对于一个女孩，有一个男人能如此明确地表示要对她的一切负责，而且表示得那样的坚决和宏大，坚决和宏大得几乎不容置疑，会在她的生活和心灵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后来的许多年里，遭遇了许多困难，她并没有真的都去找高福海。但是只要想到，最后会有一个“高伯伯”在给她撑着，她几乎从来没有特别地沮丧过绝望过。冈古拉、黑杨林、那幢用黑杨木板建成的大屋子和那条用黑杨木板铺成的路，还有那双固执到有些偏激的眼睛，对于她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当然，只要她去找高福海，高福海都能尽一切可能去帮她。比如，中学毕业后，是在高福海的帮助下，她才进了镇政府机关，也是在高福海的帮助下，很快把妈妈和弟弟妹妹们都迁到了哈拉努里镇——�当然，这里也有宋振和的一分功劳。她只是没想到，一离开冈古拉，妈妈居然一下就老得那么�快……�人家都说，小哈她妈刚来镇子上时，怎么瞧着都像是小哈她姐。怎么没过多久，就瞧着像她的奶奶了呢？）�小哈月经来得特别晚。十六七岁才见初潮。晚上也总是睡不踏实。乱梦挺多。前边我已经说过，父母的人生际遇使她天生地对男人抱有戒心。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心理上对异性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那种精神上的戒备却始终未见减弱，这使她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有一段时间，不管遇见什么男人，她总是拿两个男人去比较。一个是自己的爸，一个就是“高伯伯”。她不希望自己也落到像爸爸那样窝囊的男人手中，希望自己的男人能像“高伯伯”一样“可靠”。比较下来，这些男人的确都比她爸强，但这些男人又都不如“高伯伯”可靠。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她总是在想念冈古拉，想念这个“高伯伯”。镇政府机关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出差去冈古拉。但只要说让她去冈古拉，她总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激动。有一回做梦。她常常做到这样的梦：大高坡。特别泥泞。弯弯的土路。向远方伸去。路口长着一棵特别孤独的小杨树。一团团乌云层次分明地叠陈在地平线上空。很多人在路上走着，也在高坡上走着。全都张着嘴在唱歌，但不出声。每个人自己心里明白自己在唱着什么。天上不断地下着小雨，但只湿头发，却不会淋湿衣服。但的确又很冷。他们走进一所学校。一所空关着的学校。后来就全挤在一张大炕上睡觉。乌乌泱泱地，人和人挨得特别紧。有的干脆拥抱在一起。相识的和不相识的，男的和女的，全挤在一块堆儿……她也躺在那个大炕上，闭着眼睛，却全看到了。她的心开始有点慌乱。这时，有人把腿搁到了她的腿上。腿，滚烫滚烫的……慢慢地在她身上蹭擦着。她想叫喊，却又叫不出声。她想挪动自己，却一点也动弹不了。这条腿的膝盖弯曲起来，渐渐顶到了她的阴部。她一阵惊挛，惊恐地颤栗起来，却又全身酥软得跟完全融化了一般。她求援似的躲进身后一个人的怀抱，双手紧紧地拥抱着他，深深地嗅着他那淳厚温热的体息，仿佛在亲吻他似的，而那条腿却越发地向上蹭擦过来，几乎要接触到她的乳房了……她终于全身心地躲到了那个人的怀抱里，甚至把两条腿也蜷曲起来，收缩到那个人的怀里。她感到那个人的大手在慢慢地解她的衣扣。她不想动弹。她由着他解。她想抱住他硕大的头颅，更紧地贴近�他……�她看到了，（虽然她仍然闭着眼睛，）大炕上所有的人都在接吻。她回头一看，（虽然她还是闭着眼睛，）那个人居然�是……�是……是高场�长……�怎么会是高场长呢？她惊骇地羞臊得无地自容……却又酥软舒适得不想动弹……�醒来后，她发现自己全身都湿透了……完全瘫软了，一动不动地，侧卧在床上，发了好大一会儿呆……��……那天，宋振和去省里汇报完冈古拉的最新情况，回到镇上，都没回家，直接又去了保密室。
他把两个卷宗往小哈面前一扔，说了声：“归档吧。”便满脸倦容地在小哈办公桌前的那把椅子上，重重地坐了下来。其中一个卷宗里夹着的就是我写的那份情况报告。正是在这份报告里，我写上了：冈古拉有人认为“高福海精神不太正常”。
小哈收下卷宗，并在收发文登记簿上作了记载，又给宋振和煮了碗“甜糊糊”。宋振和笑着问：“啥甜糊糊呢？”小哈转身去自己床头的一个小柜子里取出一个印刷精美的小盒。宋振和一看，还是上回自己去杭州开会，给她带回来的西湖藕粉，便一边笑着问：“这玩意儿咋恁经喝呢？多长时间了咧？！”一边漫不经心地伸手去在小哈的屁股上轻轻拍了两下。小哈浑身一痉，忙拿炉钩子去拨他的手。炉钩子一直依靠在火炉旁，可能有点烫，他低低地惊叫了一声：“嗨，你搞啥底呢？”小哈笑着反问：“你搞啥底呢？”便只顾去“熬”那冰糖藕粉“糊糊”了，不再答理他。宋振和一回来就能来看她，当然让她高兴，但他每一回上她这儿来，又都让她感到一种说不清的苦涩。这家伙每一回上这儿来看她，总要找个借口做掩护，不是来送个文件啊，就是来通知个什么。从来也不会说是专门来看望她的。即便他会在这儿连续待上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即便最后总还要跟她非常亲密地接触一番，他也要如此这般地先把自己掩饰一下。小哈发现，机关里的人都这样，甚至哈拉努里镇上的人都这样。挺会掩饰自己。这几乎都成了他们的传统，成了他们的本能。绝对不像冈古拉人，粗野是粗野，“下等也是下等”，但喜笑怒骂爱恨全都做在脸上，洒泼在性子中。刚来那会儿，她真的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好大的自制力，才慢慢习惯了、也接受了他们这帮人的这种狗屁习惯。
“嗨，你觉得高福海这人咋样？”过了一会儿，宋振和一边用那根漂亮的白瓷印花小汤勺，在那一小碗“冰糖藕粉糊糊”里慢慢搅动着，突然问小哈。
“咋了？挺好的一个老同志。”小哈答道。
“是吗？”他笑笑。
“又出啥事了？”小哈回头瞟了他一眼，心里略略地“咯登”了一下。这些日子，出自冈古拉的“新闻”不断，有关高福海的谣传也挺多。她的心一直被吊着，怎么也安宁不下来。
“没咋的……”
“没咋的，你说话只说半句，拉屎只拉半截，干吗呢？真没劲！”
“哎，我说人家高福海，你着的哪门子急、上的哪门子火？你跟这老家伙，啥关系？”宋振和折起身，故意做出一副油腻腻的坏样，笑着问道。
“……啥关系？别把谁都说得跟你自己似的……”小哈狠狠地啐他一嘴，说着，扭过了脸去。
高福海的铁杆“谍报员”
“哎哎哎，我咋的了？啊？我又咋的了？你要不愿意听，我走。一会儿就走。”他嘴里这么说，却并不真的起身，只是拿眼睛盯住了她，然后从小哈床下那个盖着一块白布的脸盆里，又取出一个小碗，分出半碗“冰糖藕粉糊糊”，递给小哈。小哈没推辞，慢慢地把它喝了，但仍然没说啥话。宋振和见她保持了沉默，聪明的他当然不会去主动打破这种必要的沉默。他早有感觉，小哈近来显得有些烦躁，而且越来越烦躁。说不好哪句话哪件事不合她的心意，她就会狠狠地奚落你一通。有时，甚至是很莫名其妙的。他能理解她的这种“莫名其妙”。随着年龄一年年大起来，跟他之间的这种关系又得不到确认，也不可能得到确认，肯定会使她越来越对现状的一切，感到不耐烦。但他又觉出，小哈似乎也还没有那个意思，马上结束他俩之间的这种往来。有时，他也隐隐地会觉得自己如此牵扯她，确实有些对不住她，但在这只要走出五百米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的小镇上，有时天色迟迟地不黑，风迟迟地不停，路迟迟地走不到尽头，地平线却总是高高隆起在一望无边的大戈壁上�……他�真的觉得自己非常需要有一个人能真心地来“倾听”自己的某种诉说。“小哈不漂亮……”他无数次地用这个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并以此来证明，自己之所以寻找各种理由走进这个保密室，真的是因为小哈她能真心地、最起码也是能比较安静地来倾听他的“倾诉”。况且，是用一种忧郁的困惑的眼神来倾听。这使他感动。他向自己解释：他对她，主要不是生理需求。愿望并不卑劣。正因为如此，他常常把一些不该告诉她的事情，都跟她说了，以示他对她的信任。另一方面，她本身就是个保密员，说些内部的事给她听听，也无妨。
那天，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后，宋振和就在她喝这“糊糊”的时候，详细把我在报告里提到的高福海的情况，全都告诉了她。他说：“我一直认为，搞不好冈古拉，哈拉努里就不会好到哪儿去。现在高福海处于这样一个精神状况，真让我灰心。”
“退伍军人事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是结束了……”�“那干吗还老想着要收拾人家高场长？”
宋振和淡淡地一笑，让小哈取出那份卷宗，又从卷宗里取出我的那份情况报告，用力抖了一下，将它展开，往小哈面前一放：“这是小顾写回来的最新情况报告。你看看吧。退伍军人事件是结束了。但是，他认为，冈古拉问题主要症结还不是在所谓的退伍军人事件上。是高福海。在冈古拉，不少人都认为高福海的神经不正常……”
“胡说咧！”小哈一下站了起来，满脸胀得通红，大声地叫道。但聪明的她马上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再没跟宋振和往下较劲。又坐了一会儿，她只推说头疼，把宋振和打发走了，然后把那份我写回去的最新情况报告，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马上就给高福海打了那个电话……��高福海得知我报上去的情况报告里居然写上了他“神经不正常”，大为震惊。这份材料在上报前，他亲自审阅过。审阅时，报告中没有这样的内容。怎么等报告送上去了，会添加了这样的内容呢？他在载波电话里问小哈：“看笔迹，加上去的这一段内容，跟其他内容，是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小哈答道：“是同一个人写的。”“你看像谁写的？”“小顾呗。”“没搞错？”高福海还特地追问了一声。“绝对错不了。”她断然答道。这样，他大惑不解了。放下电话后，他呆呆地坐了好大一会儿，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便通知马桂花，赶快去叫我，他想当面对证此事。
其实这件事，的确是我干的。那天，高福海安排马桂花带我去“实地考察”退伍军人情况，当晚我就按他的意思写了个情况报告，告诉各级领导，退伍军人事件已经得到“妥善解决”
，冈古拉一切恢复正常。报告写完后，经高福海过目，交专门负责机要交通的“军邮”送出。在交“军邮”时，我玩了个“掉包”花招。也就是说，发走的那个报告稿和呈高福海过目的那个报告稿，不是一个东西。当时我觉得，必须把朱、李、马、赵等人谋划密告高福海“神经不正常”一事报告给上面。这是不容忽视的最新动态。我在报告中，还表明了我对整个这事态的看法：“只有认真搞清高福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各级组织才能为最后决策解决冈古拉问题，找到最坚实的依据。这件事远比当初搞清退伍军人下落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宋振和曾许诺过，关键时刻，他会派人来和我联络。但这个联络员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偏偏没出现。我又不能使用那两部外线电话去向上面报告情况。情急中，才想到了这个“掉包”计。我以为，这样的报告一旦被送到各级领导手中，必然会得绝密级的保护。掉包计是绝对不会穿帮的。没想此报告刚送到哈拉努里，就从宋振和的手指缝中露了出来，还偏偏露给了这位“哈采英同志”；更没想到这位“哈采英同志”还是高福海的铁杆“谍报员”
跟他玩弄“卑劣”的“掉包计”
“您准备怎么处置小顾？这小伙子本质上还是不错的……他打这报告，也是他本职之内的工作，没法子的事。您千万别对他太怎么样了。倒是那些在你身边舐着你，溜着你，又背底里向你捅刀子那些货，你得好好收拾一下。”小哈在电话里还特地这么叮嘱了一句。当时她听到高福海在电话里，声音逐渐变得短粗、急促、深重，间隔、沉默的时间也变得越发冗长时，她有些害怕了，甚至有些后悔了。她担心高福海会控制不住地对我施加严厉的报复，反而使刚趋于平静的冈古拉事态，再度恶化……从感情上来说，小哈对我也还是有相当好感的。
只不过她天生不喜欢跟比自己年龄小的男性交往；而且潜意识地，总在渴望从年长异性身上获取她从幼年时就一直渴望而又从未得到过的那种强大的父爱式的“爱”和“保护”。但她并不希望我受到伤害。打完电话，再冷静下来想想，她也觉得高福海这些年有些事确实也做得让人费解。比如，她就曾多次劝说过他，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经常到上边来开开会，在领导跟前露露脸，听听新的工作精神。但连这一点，他也听不进去。其实他并不是不想了解上边工作精神，更不是不懂到上边来参加会议的重要性。他虽然不到上头来开会，但每一次会议结束后，他不仅要从与会的朱副场长那儿详细打听会议的情况，还一定会“秘密”地打电话给小哈，从她那儿了解会议的更多情况。（每次会议上的领导讲话记录、小组讨论简报，包括会后形成的正式文件和会议纪要，都会归档到由小哈负责的保密室保管。）连一些细节都不会放过，连续问个三五遍还不放心，一个电话能打两三个小时……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听会呢？她知道，他只是不想见上边的某些人。他对他们有意见，有看法。有意见，有看法，也没什么嘛。现在上下级之间有谁是完全和谐、完全一致、完全协调的？不和谐，不一致，不协调就不能在一块堆儿开个会了？当干部，最起码的素质就得学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嘛。但小哈知道，这个高福海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而且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心里有什么，他就要表现在脸上。这个为冈古拉人所特有“臭毛病”正是哈采英最替他担心的。如果说，这就是那些人所说的高福海的“不正常”之处，那么，她比谁都早地感觉到了他的这个“不正常”。而且一直也为这一点担着心。要知道，冈古拉有两个“基干民兵值班连”，都配备有武器。一个是机炮连，配备了六门能打坦克的三七炮，还配备了六挺老式的马克西姆水冷式重机枪；另一个武装连虽说是一般的步兵连，也都配有步、机枪。这些武器说起来都是二战时期的老家伙，但使用起来威力仍然巨大。比如步兵连配备的那种七点六二口径的苏式步枪，在六七百米开外，仍能射穿解放牌卡车的钢质轮箍。这些武器弹药平时都存放在场部的武器库里，但是，这“场部的武器库”，却直接归高福海管。只要他下令，是完全可以打开这些武器库的大门的……
想到这里，小哈的心常常不禁皱缩到了一块，并且还会怦怦地快速跳动起来。[请看小说网 www.qiyebooks.com]
但是，事实证明，哈采英过虑了。在得知我跟他玩弄“卑劣”的“掉包计”以后，高福海并没有像她预料的那样暴跳如雷，虽然脑子里也闪过一丝要好好地收拾我一下的念头，但在呆想了一阵以后，他做出的惟一的行动，只是让马桂花把我尽快叫到他家。
等我赶到他家，他已经把晚饭吃完了。马桂花也到了。我俩在高家的过道里相遇。她气喘咻咻地压低了声音问我：“您没在学校吧？我找了好大一圈儿……听说您去我家了？有事吗？
“我忙低声告诉她：”没啥事。就是想去看看你。“她一愣，似乎有些不太相信，我会只为了”看看她“，而特地上她家去找她。而后，她问高福海：”还要我找啥人吗？要没啥事的话，我就回家去了。“高福海没留她。待她走后，高福海也没马上就追问”掉包“的事；一般性地问了问学校的近况，这才婉转地问：”听说，你在那份报告里还夹进了我没看到过的一些内容？“当时一下子我就蒙了，整个人都好像掉进了冰窟窿里，脸上却火烧火燎地红胀起来。脑子嗡嗡作响，同时又飞快地旋转起来，作出各种各样的推断，寻找各种各样可以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并且又急速地猜测，到底是上头哪位领导那么不顾大局地向高福海透露了我这份报告的内容，把我推到了”绝境“，猜来猜去，惟独没往哈采英身上猜……�我只是想到，这一回，高福海绝对不会放过我了。我所有的关系（组织关系，证明我是个共产党员；行政关系，证明我是行政二十五级干部；户口粮油关系，证明每月我可以从国库里得到二十八市斤的口粮供应；还有工资介绍信，等等等等，）都已经转到了冈古拉。整个人都在他手心里攥着。掐着。卡着。他收拾我的办法多得很。最简单的一招，就是免了我校长的职，把我放到某个生产连队（甚至都不必宣布免职，就这样不死不活地把我长期”挂“起），放到某个积肥组，起圈，垫圈；或者给我一个爬犁（是人拉爬犁，而不是马拉爬犁），天天去二十公里以外的南山牧场，往回拉羊粪。入夏后，再把我放到某个浇水班。天天上夜班，喂蚊子，在漫灌的大水地里扑腾……他可以不说明任何理由地让我这样干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即便要说明理由，也很简单：”工作需要“，或者再堂皇一点：”革命工作需要。“在那个时候，谁能反对”革命工作的需要“？而且为了狠狠地惩罚我，今后不管谁下令来调我，他都可以不放。让我一辈子这么窝死在冈古拉。只要他愿意这么干，下决心这么干，他完全可以办得到。
“我……我这个……那个……”我顿时唇干舌燥起来，一时间，含含糊糊地都说不清楚话了，既不知道自己嘟嘟哝哝地在说些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些什么。
那一阶段的慌乱和恐惧
等最初那一阶段的慌乱和恐惧过去后，我稍稍镇静下自己。心想，不管他怎么处置我，我都要给自己这个行为留一个明确的坦诚的说法。即便不为今天，只为明天也要留下一个说法。
我不想狡辩。狡辩没用。俗话说，越描越黑。我也不用狡辩，因为在我行为的动机里，确实没有掺杂任何自私的打算。我可以昂起头来坦坦荡荡地面对天地。虽算不上什么特别的“正大光明”，但也可算是“一心为公”。只是，分到冈古拉，自己还没来得及做更多的事，就不幸折翅……而自己还只有二十三四岁……后几十年的人生之路必将百倍千倍地坎坷艰难，一切都可能要从零开始，甚至还要从负数开始……想到这里，鼻子居然酸涩起来，眼眶也有些湿润了。好在那时还没送电。高家大房间的油灯也不怎么明亮。我这些情绪上的波动，并没有让高福海觉察。我赶紧再次镇静下自己，正要开口做一番申述，只见高福海从他那张木圈椅里吃力地站起身，去拉了一下他身后的灯绳。电灯泡居然一下亮了。（后来我才知道，通往高家的输电线是单列的。他家二十四小时都供电）这些灯泡都是超大瓦数的。很有些刺眼。
“你不要跟我解释。我也不想听你的解释。”放下灯绳，他面无表情地说道，然后又慢慢地坐回到圈椅里去。眼睛里也突然闪出一绺很严厉的光束，直逼我而来。然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轻轻叹了口气，沉默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又指指那两个灯罩，大概也嫌灯光有些刺眼，让我为他调整一下灯罩的角度，以减少灯光对他的直射。
“我可以处分你的……”他忽然又这么说道。
“是的。”我忙答应。
“我也应该给你一个处分。”
“是……是的……”这一回，我答应得就不那么爽快了。
“但是，现在我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我一个问题……”
“您说。”我赶紧应承。
“以你的观察，我……高福海，真有那么不正常？”
“高场长，这不是我的观点。我压根儿就没说过这话。您可以找报告的原文来对证。我只是引用了他们说的话。我只是觉得，有必要让上面的领导知道，在冈古拉有这样一种动向值得……值�得……”�我本来是想说“值得重视”的，但在稍稍犹豫了一下后，还是说成了“值得警惕”。
“我说过了，你别跟我解释！”他大声打断我的话。我马上闭上嘴。然后，他说道：“你跟我说实话，我，到底正常不正常？”
我一下有点急了，立马激动地站了起来，答道：“高场长，我真没说过这方面的话。这您得去找朱副场长他们……”
“你别推托。你只说你自己的看法。你觉得我正常不正常？”
“我……我……我没有这方面的看法……”
“你这样一个人咋会没有看法？你想蒙谁？顾卓群，你要再跟我打马虎眼儿，我立马撤了你的职，以无理取闹判你三年劳教！你看我能不能办到？！”说着，他脸色铁青，一拍圈椅扶手，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你这么个聪明人，怎么就转不过弯来？我说这话是你说的了吗？就是你说的，也不用怕成那样儿嘛。原话出自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马立安他们几个人的嘴，我把他们咋样了？没咋样啊。我谁都没处分，处分的是我最信任的韩起科！我这么干，你们还不明白？我现在就是想搞搞清楚，我到底咋样了，我高福海在这儿干了几十年，到头来，真像他们说的那么，变得不正常了？我只想闹清楚这一点。我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几十年。我得知道我到底落了一个什么结果。你是外来人，又初来乍到，跟冈古拉的谁都还没恩怨磨擦。
你的眼光可能会比较客观，可能说出一些公道话。我没让你一定要偏护我。我只要你跟我说句公道话。说句公道话。明白不？！帮我搞清楚我自己。明白不？！！“说到最后，他几乎喊了起来，甚至都有些声嘶力竭了。
“能……能允许我想一想……想一想再说吗？”我忐忑地，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没马上回答我的请求，只是闭上眼睛，在木圈椅里疲乏地默默地靠坐了好大一会儿，然后，睁开眼，坐直身子，盯住我，用一种十分温厚，甚至都有些无助和无奈的恳切，慢慢对我说道：“我就是想搞清我自己……明白吗……就是想…………搞清自己……我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几十年了……明白吗……”然后，他焦虑不安地站了起来，拖着疼痛的右腿，在大屋子里，颤颤地走动。走了大半圈，又回到我面前站住，依然用那种温厚、无助和无奈的恳切，对我重复了一声：“我就是想搞清我自己……明白吗……就是想……搞清我自�己……”��这时，已多日没上高家来过的韩起科，突然冲了进来。
怀着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
又一场风波，又一场动荡。他说两个小时后，让我到他屋子里去找他……
他是来向高福海报告，有几十名退伍军人正聚集在朱副场长和李副场长那儿，好像又在酝酿什么新的行动。黑早起雾的时候，小分队队员张建国，孟在军向韩起科报告了这个情况。他才匆匆撇下我，骑马离去核实这个情况。小分队队员并没彻底断绝了跟韩起科的来往。没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与韩起科保持着密切来往，一部分人仍根据韩起科的安排，用各种方法暗中“监视”朱、李等人，并且随时把所得的最新情况，报告给韩起科。
韩起科对朱、李、赵等这几位“老同志”一直怀着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
他看不惯他们在高福海面前那种唯唯诺诺的模样。比如，开全场干部大会，高福海上下主席台，朱副场长总要不失时机地上前去搀扶那么一把，以在众人面前表示自己对高场长的恭敬和谦卑。但这位朱副场长的年纪比高福海还要大好几岁，身体又比高福海虚弱得多，这么去搀扶，总让韩起科心里产生一阵阵说不清的酥麻感。而那位李副场长身边却老带着本子和笔，只要高福海张嘴，不管说啥，他都会立马掏出本子来，很虔诚地做记录，搞得高福海自己都浑身不得劲，好几次笑着劝阻他：“你干吗呢，我一张嘴你就往本子上记，想秋后算账呢？”
但实际上，有好几回，韩起科发现这位李副场长在背后跟人一起悄悄地嘲笑高福海做出的某些决定。而那位赵大疤同志，是他们三人中最年轻的，也是让韩起科真正感到“可怕”的一个人。赵大疤被下放到冈古拉来之前，曾有个非常文气的名字，叫“赵邦翼”。这名字是他曾祖父留下的。曾祖父是清末秀才，志在仕途，国运中衰，无奈经商，一生郁郁不得志。让他最为郁闷的是，考察了家门后续的两代子孙，觉得里头没有一个能代他实现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临终前，留下这么一个“邦翼”的名字，叮嘱，在重孙一辈中，如有有志者，当以此名冠之，激扬家风。在重孙一辈中，赵大疤最聪明，最能干，眼光最远大，也最有抱负，显得最有曾祖的遗风。这名字因此就落到了赵大疤的头上。大学只上了三年，他就修完了五年的课程，提前留校当了“政治辅导员”。一腔热血，满怀激情，不幸在一九五七年却被定为中右分子。下放劳动。他也是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和锻炼，经过反复申请，才被批准来到冈古拉。动身前，他到派出所要求改名。一是表示从思想上跟封建家庭划清界线，再是表示要永远记住这次所犯的错误在自己心灵上剜出的这一块“伤疤”，同时也表示自己这一辈子要认真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劳动人民靠拢，决心起用这么一个极富劳动人民气息的名�字——�赵大疤。据赵光说，他父亲原先很怕见血，家里杀鸡宰羊，都不愿靠前站。但自从得知高场长特别喜欢打猎，特别喜欢身边的人陪着他一起去打猎后，就下决心学会了开枪杀生。他原先不喜欢喝酒打牌串门，也学会了喝酒打牌串门。他原先极讨厌上市场跟人讨价还价，但看到在冈古拉，只有搞供销工作才有可能经常上外头去出差，去接触外头的社会，他便下决心学会了进货采购压价哄抬拖欠转账中介回扣等等那一套为过去的他极为痛恨的处世手段，并很快精通了这一套。在小分队成立前，他几乎成了高福海身边完全离不开的一个人，一个事事时时都能给高福海出点子的人，而且能把点子出到高福海心坎儿上的人。韩起科知道，高福海在用人问题上挺难。他也想使用那种历史上既没“污点”，又特别能干肯干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在冈古拉比较少。也就是说，这样的干部往往派不到冈古拉这样的地方来。为此他苦恼多年。后来他又真切地感到，自身条件越是优越的干部，就越难以把握，难以控制。久而久之，造成了他这样一个习惯，这样一个毛病，这样一个倾向，一个“嗜好”：偏爱使用犯过错误的干部。这样的人头上有“辫子”
，好“控制”，也好“收拾”。就像多年来在荒原上流传的一句话说：劳改员比劳教员好管，劳教人员比新生员好管。新生人员比盲流人员好管。盲流人员比支边青年好管。支边青年比知识青年好管。知识青年比转业军人好管。而转业军人中，“头最难剃”的正是那种同时拥有三块“金牌”的人。这三块“金牌”是：贫下中农，共产党员，转业军人。这一号人最“傲气”……�韩起科早就觉出对朱李赵要“小心提防”。但说不出什么特别真切的理由。他曾经多次单独跟高福海汇报过自己的这种感觉。但每次都遭到高福海的严厉斥责和警告。一直到最近终于发生“密告事件”，他才悟出，自己的担心，就是某种无法排除的预感。这预感告诉他，这几位“老同志”总有一天要“背叛”高场长，背叛冈古拉。他们的心从来也没真正安在了冈古拉这块土地上，也不可能安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更让他忧虑焦心的是，在发生了“向上密告”这样一种严重的事情后，高场长为什么还不能认识到这三个人的“真面目”？他一贯精明强悍能干。现在怎么会迷糊到这等地步了呢？难道他真的有些“不正常”了？韩起科不信。在接到建国和在军的报告，得知朱副场长家里突然又聚集了几十人，在“密谋”什么以后，他觉得最后说服高场长的好机会到了，便摆脱多日来难免的沮丧，立即振作起来，推迟了跟我的谈话，策马赶去朱家，在亲眼看到朱副场长家门前的林带里栓着那么多匹马、存放着那么多辆自行车，还有一些毛驴车后，便赶紧向高家跑来。
“你怎么知道这些人一定是退伍军人？”高福海在听了韩起科的报告后，想了想，问，“你亲眼看到他们进了朱副场长家的门了？”
“这时候除了退伍军人，还有谁会几十人一起涌到他家去说事？”韩起科急切地答道，“门外林带里栓着十来匹马，扔着不少辆自行车，还有毛驴车什么的。这阵势明摆着哩。”
“自行车？”高福海拧起眉毛问。
“有十来辆哩。”
“新车，还是旧车？”
“大都是旧车。”
真正感到那种“命运危机”
“那就是了！如果是自行车，还是旧车，就更不可能了。你这颗稀松脑袋！怎么不想想，那伙退伍军人买过自行车没有？！而且还是旧车！”
“……”让高福海这么一反问，韩起科还真让他问住了。是啊，自打退伍军人到冈古拉的那一天起，他一直带着小分队负责他们的安置和转移，从来没见过他们有自行车。谁会万里迢迢带一辆自行车上冈古拉来呢？即便是刚置办的，也应该是新车，怎么可能都是旧车呢？蹊跷！
“那能是谁呢？好几十人哩。要不是那伙退伍军人，�那……�这事情就更复杂了。”韩起科不好意思地喃喃道。
“……”高福海往木圈椅的靠背上一仰，略略地叹出一口气，轻轻地追问道，“真有那么多的马和自行车，还有毛驴子车？”
“这，肯定没错。我亲眼见着的……”韩起科忙答应。
“……”高福海不作声了。他闭上眼睛，粗重地呼吸，紧张地思考着。从韩起科报告的情况看，有几十人在朱家聚会，这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了。虽然现在一时还闹不清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但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副场长家聚会，而他作为一场之主，事先居然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事先、事中，朱也没来做任何报告，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允许的。尤其是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后，整个冈古拉的局势已经变得十分脆弱了。恐怕再经受不住这样一次新的骚动了。
自己近来做事是不是显得过于软弱了些？对朱、李、赵他们是不是也过于显得委曲求全了些？也许更不该一时冲动，把起科和小分队都收拾了，反而使朱、李、赵他们觉得既有可能、也有必要跟他“得寸进尺”了？�“但不这么做，我又能怎么做呢？几十年了，什么办法都试过了。我还能怎么着？”高福海呆坐着，紧张地默想着。“是的，我有许多可数落的地方。但是，我把自己整个儿地都搭进去了。他们真的就一点都没看到这一点？他们到底想把我怎么着？他们还以为自己真的能把我怎么着？”想到这里，他禁不住地咬住牙关，恨恨地哼了哼。如果不是小哈向他透露了“三五零八”会议的情况，让他得知，这一回省地县三级领导都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他这个“冈古拉问题”，使他第一次真正感到那种“命运危机”，他大概还不会在朱、李、赵等人的“背叛”面前，表现得如此软弱和迁就。他知道韩起科这个狗屁娃娃对他这种关键时刻的“软弱”和“迁就”十分的不满。但他一个十几岁的狗屁娃娃，又懂得多少政治？几十年来，各种办法他都试过了，冈古拉才勉强维持到今天。起科这孩子是单纯的，坚定的，但在这关键时刻，只有单纯和坚定，又能管啥用？他只希望他别再给他添乱。但他已经感觉到，韩起科心中的那点“不满”，正在走向失控。一个失控后的冈古拉娃娃，也许更可怕。他必须在他完全失控前，先摆平了它。然后再伺机慢慢收拾朱、李、赵等人。朱、李、赵等人也真够恶的了，放出这样一种舆论，说我高福海“精神不正常”。我难道真的不正常了？我不正常？我为什么也要这样去追问自己？难道我真的也感觉到自己有些……有些……不正常了？我居然还跟顾卓群这么个年轻人去面对面地讨论这事儿……而这小子居然跟我玩了个掉包计，换掉经我批准审阅的报告，夹进私货，向上密报我“精神不正常”。我居然还要如此和气地把他找来说事儿。我真昏了头了？一点都把握不住自己了？这真是雪崩前的预兆？那种有如塌了大半边天的雪崩，跟放大了一万倍的妖魔似的，从嵬嵬群峰之巅，啸叫着翻滚着震动着，张开一千万只云遮雾罩的翅膀，以吞没一切碾碎一切摧毁一切裹胁一切的威势，直扑下来。
哦，我的冈古拉……�想到这儿，高福海略略张开一点眼缝，偏过一点头去，情不自禁地从窗户子里向外瞅去。西沉的阳光这时已经显得非常非常稀薄，又非常非常寡淡了。高坡上的那片白杨林也急速地躲进灰暗中。仿佛有个正在空中移动的巨人，把眼前的一切，一点一点地都收进了他那只黑布旧袋袋子里……��这时，张建国和孟在军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他俩是奉韩起科之命去朱副场长家进一步探听虚实的。两人进得屋来，见高福海脸色铁青，现场气氛不是一般的紧张，刚张了张嘴，又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话赶紧咽了下去。
“有啥话，快说。”高福海厉声催促。
“我……我们……想跟起科说……说一点事儿……”孟在军结巴道。
“有啥，就在这儿说吧。当着高场长面说。”韩起科示意道。“你们最后搞清那群人是啥人了吗？”
“搞清了。那群人既不是退伍军人，也不是咱本场的老职工和连队干部。是一伙知青……”张建国和孟在军最后报告道。
“知青？”韩起科一惊。高福海顿时也吃了一惊。当时省里各地的知青都在闹返城。冈古拉和哈拉努里地段偏僻，人心相对也迟钝一些，这地区的一万多名知青和支边青年，暂时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静。虽说动静不大，但高福海一直为这事提心吊胆着，觉得这场风波的到来总是迟早的事。
“听说，出面联络这群知青和支边青年来开会的是朱副场长的儿子和李副场长的闺女。”建国和在军两人匆匆补充道。这两位副场长的子女当年并没有跟着受处分的爸爸一起来冈古拉，而是跟着他们的母亲，分别留在了北京和省城。后来“文化大革命”，要求所有的学生，不管是大学的，还是中学的，毕业了，都得到农村，到艰苦的地方去接受“再教育”。他俩一想，去哪儿不是去，冈古拉毕竟还有当副场长的父亲做依靠，便红旗招展地跟着其他那些知青一起，来到了冈古拉。
冲击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
“他们也要闹返城？”高福海赶紧问。最近他耳闻，各地知青和大城市支边青年为闹返城，有绝食的，还有冲击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的。难道朱、李等人还想利用这场风潮，在冈古拉进一步搞些名堂？还能搞什么名堂啊？�“详细的，还不太清楚。但有人在传，这两天，中央要派人到冈古拉来检查退伍军人问题。
所以那些知青和支边青年，都想趁这个机会到冈古拉来找中央代表……“
“谁说中央要来人？”高福海真的吃惊了。
“这事儿，外头已经传了好些日子了……”孟在军忙应道。
“那你们怎么不早报告？”高福海忙问，并很不满意地瞪了韩起科一眼。
“我没听说。”韩起科忙解释。
“我们也是今天才听说的。”张建国也赶紧解释道，“前些日子，我们不都按您的要求，老老实实地在学校里接受整顿来着？”
高福海迟疑了一下，又转过身来问我：“你从镇政府那儿听到什么了？”
我赶紧回答：“我也有好长时间没跟镇上联系了。打电话不方便……一点消息都没有。”
“哦……”高福海慢慢坐回到他那把木圈椅里，呆想起来。
“场长，无风不起浪……”韩起科走上前，低声说道。
“你别多嘴！”高福海瞪了他一眼，吼道。
“……”韩起科忙退回去，呆立着，不作声了。
沉默了一会儿，高福海吩咐张建国和孟在军马上去叫马桂花。又吩咐我赶回学校，跟那几位知青出身的教员探探口气。探到什么情况赶快报告。我忙应下，取了大衣和皮帽，前脚刚出门，只见韩起科后脚就紧跟着出来了，只是阴沉着脸，从栓马桩上解下马来，也不骑，跟我一起慢慢走上了那条回程的木板路。他不吭声，我也没吭声。我心里也挺郁闷。高福海此时叫来马桂花，明显是要让她给镇上打电话，询问中央来人一事。按理，他应该让我去打这个电话的。马桂花认识镇机关里的谁啊？他不让我打这电话，说明他已经完全信不过我了。
唉……�又走了一会儿，便遇见骑着马急驰而来的马桂花。一见我俩，她跳下马，打招呼，并问：“你们俩怎么走了？高场长那儿不是有急茬事儿吗？”韩起科对她挥了挥手道：“你快去吧。
别�嗦了。高场长等着哩。“马桂花疑惑地打量了他一眼，不敢多逗留，重新纵身上马，向着高家大屋急驰而去。
这时，韩起科突然抬起头怔怔地打量了我一眼，问：“你有办法核实中央来人的消息吗？”
我苦笑着说：“高场长已经有安排了。你我着啥急嘛。”
“马桂花她问不来。”他不无担心地说道。
“她问不来，就怪不着我们了。”我淡淡一笑道。
“话不能这么说。”他略有些嗔责地瞟了我一眼，说道。
“我也不想这么说，但我现在还能咋说呢？”我反驳道，“我们现在不是都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我能找到这样一部跟外界直接说得上话的电话机，你能帮着核实这情况吗？”他问，并进一步解释道，“核实这个情况，现在对冈古拉非常重要。我们得防止冈古拉发生更大的动荡……要不然……要不然，冈古拉就真的要垮了……”
“对了，你有高场长办公室那部外线电话机上的钥匙……咱们上那达去打？”我忽然想起这档子事来，便问。
“那不行。那样做，太危险。”他说。
“那用场长家的那部外线电话机打？”
“你把我当傻瓜？嗤！”
“那还能上哪儿找到可以打外线的电话机子？”
“这你就别管了。我给你找到这样的机子，你肯定能给我把情况核实来吗？”
“试试吧……肯定的话，不敢说……”
“光是试试，不行。搞这样的机子，风险很大……”他沉思了一下，说道。
“好嘛。连你小子也怕风险啊！这样吧，我尽力去做，尽力去核实。万一核实不来，最后发生什么风险，我们共同承担。”我说道。
“行行行。就这样吧。”他立马同意了。“我去搞机子。你尽力去核实。问题的关键是要快。否则就来不及了。”
“关键是看你什么时候能搞来这样的机子。”
“嗯……”他犹豫了一下说道，“两个小时后，你到我屋里来。”
“两个小时你就能搞到这样的机子？你是神仙？”我万分诧异地问。
“这你就别管了。反正到时候你来就是了。”
说罢，他纵身上马，用力抖动了下缰绳，那匹棕红色的儿马蛋子抻长了身子骨，猛地向前蹿去，很快就消失在那一大片已然变得十分浓重的夜色里了。
太有点“天方夜谭”了
冬夜里突然燃起了一把不该燃起的火。在此前，一万多名知青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密谋麇集冈古拉场部听着最后一串急促的马蹄声渐行渐远地消失，我又在木板路上呆站了会儿。“中央”这时刻派什么人来搞什么“退伍军人情况检查”嘛？！我在报告里写得非常清楚，退伍军人事件已经“结束”，现在解决冈古拉问题的关键是要搞清楚高福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而要真正搞清楚这一点，需要时间，也需要让冈古拉稳定一段时日。这时候派人来检查什么退伍军人事件，纯粹是没事找事，平空添乱嘛！是镇里那几个家伙没及时把我的情况报告呈交上去，造成上级错误决策，还是上边的人确实另有打算，另有部署？这时刻，的确非常需要直接跟上头的人通上话，哪怕能跟宋振和或张书记通上话，把此间的情况再强调强调，说说清楚，澄清所谓“中央来人”的谣言，以挽救时局于一旦。
要知道，如果整个哈拉努里地区的知青和各大城市的支边青年都涌到冈古拉来找所谓的“中央来人”，一万多人麇集冈古拉场部，万一遭遇强大寒流和暴风雪的袭击，就可能酿成灾难性的后果。即便这些情况都不发生，只是把已经平静下来的退伍军人的情绪再度激发起来，事情也很不好办。再往深里想，从知青、支边青年，到退伍军人，再“引爆”其他人群的情绪，这局面就更不好说了。局势脆弱啊！�如果能及时劝阻那所谓的“中央来人”此时别到冈古拉来，就能有效劝阻那一万多人涌向冈古拉。（哪怕你缓来些日子呢？开了春再来，行不？那时，所有的公路都会泛浆，都成了泥巴汤窝窝。谁想来“闹事”，也闹不成了啊。）�韩起科这狗屁孩子是个明白人。他当然知道这里的利害关系。
但是，他真的能在两个小时内，给我找到一部能直接跟外界说上话的电话机？他有恁大的能耐？
这可真是太有点“天方夜谭”了……�但瞧他那样儿，好像挺有点把握似的。那就走着瞧吧。
想到这里，我赶紧骑上那辆临时从高福海家后院仓库里找出来的破自行车，回到学校去找教员中那两位上海知青了解情况。但看样子真要出什么大事了：那几位知青和支边青年教员全不在。平日里，天一黑，他们都很少出门的。真的都去参与“密谋”了？问那位从省博物馆下放来的教员，他也说不太清楚，只知他们几位是约好了一块儿走的，说是今晚全冈古拉的知青和大城市支边青年有“统一行动”。别的就不知道了。我赶紧去办公室，给高福海打电话，把这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顺便问他，是否已经跟镇里的领导通上话。他说正让总机在要哩。“不好要啊。每回要个长途，都跟女人难产似的。要死要活地得折腾好半天。唉……”他焦虑地说道，嗓门儿都有些沙哑了。
“还要我做什么吗？”我问。
“你……”电话里传来高福海拉长了的说话声，“先就这么待着吧。”
“场长，我在情况报告里没经您允许，私自加进了不该加的内容，的确犯了严重错误……”我小心翼翼地检讨道。
“好了。这会儿不说这事儿。”高福海答道。
“您处分我吧。”我说道。
“我说这会儿咱们不说这事！你听不懂？”高福海突然火了。我忙知趣地闭上嘴。然后，他也不说话了。但只听他在电话那头喘着粗气。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又问：“你能上朱副场长家走一趟吗？”
“干吗？”我忙问。
他犹豫了一下，吩咐道：“你去请他上我这儿来一趟。”
我心里一咯噔。他们场一级领导干部家里都安着有电话。不使电话通知，为什么偏要我去走这一趟？是想试试我这个时候去跟朱李等人接触，会做什么小动作？他真把我顾卓群看成啥了？我控制住一时间涌上心头来的委屈和不快，长长地吐了口气，对他说道：“场长，这时候我不想上朱副场长家去。不想见他们。如果您一定要让我来通知他的话，我可以给他打电话。但我不去。”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三个字：“我不去”。他大概完全没想到，刚才还在请求处分的我，瞬间却又变得那么“不听话”了，便不由得愣怔住了，而后却用挺平和的口气对我说道：“那就算了。电话，我让桂花打吧。”而后他又问：“学校里还有多少小分队的人？”我答：“一个都没了。今天不是休息吗？”他“哦”了一声，想了一想，又说了声：“那就算了。”便挂了电话。我看了看那块双铃马蹄表，觉得该上韩起科那儿去了，便赶紧推出那辆破自行车，向高地上跑去。但没跑几步，想到上高地，骑自行车不合适，又把车子推回屋里，锁上，撒开了步子，大步流星地往高地赶去。
但等我赶到，却见两名小分队的女队员在韩起科的屋子里等着我。她们告诉我，她们是奉“韩分队长”的命令在这儿等我的。我忙问：“起科呢？”她们说：“在那边安电话哩。”我忙问：“那边？哪边？”她们笑笑，说：“您就放心大胆跟我们走吧。”然后她俩带我向屋后的高地上走去。这是个大漫坡。而且是颇有些起伏的大漫坡。两个起伏中间，形成一些倒马鞍状的地形，当地人俗称“槽子沟”。很快，我们就沿着一个这样的“槽子沟”，向高地纵深走去。走了十来分钟，未见尽头，而脚下的雪却越来越深。“槽子沟”也越来越开阔。两边形成越发平缓浑厚的高坡。只是天黑，只凭雪光，看不太清楚坡的那边还有什么坡。我开始起喘。而那两个女孩却一切都照旧似的，互相手拉着手，依然走得飞快。我只得大口地喘着，笑着叫喊道：“孙二娘哎，你们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才下手？要杀要剐，就近吧。别费那劲儿了。我已经不行了。”她俩愣了一下，回过头来很困惑地问：“您嘟嘟囔囔地在跟谁嚷嚷呢？孙二娘？孙二娘是谁？”我知道她们没读过《水浒》，也就作罢了，忙说：“没事没事。走吧。快走吧。只是求你们稍稍慢一点儿。”
控制住遥远的冈古拉
又走了十来分钟，黑暗中，我觉得她俩把我引进了一个居民区。有树，有房子。但在这“居民区”里走了一会儿，才发现这儿所有屋子的窗户子都没灯光，黑灯瞎火的，挺有些�人。再仔细一瞧，这些屋子居然没一间是完整的，断壁残垣，四下里甚至连一条野狗都没有，仿佛走进了阴曹地府。（后来我才知道，这原是一处由于耕地严重次生盐渍化而被迫放弃了的居民点。）我左顾右盼，脚下不觉加快了步子。不一会儿，走上了这“居民区”后头的一片高地。这高地缓缓隆起，同样被厚厚的雪复盖着。并在这高地的最高处，居然出现了一点灯光，还隐约出现了几个在雪地上忙碌的身影。这让我的心顿时不由得轻快了许多。
灯光所在，是一个大地窝子。那两个女队员刚把我领进这地窝子，韩起科带着几个小分队队员就迎了上来，说道：“您先暖和暖和。一会儿就能通话了。”我打量这地窝子，足有二十来米长，七八米宽。前身很可能是个大菜窖。两根立柱上分别挂着两盏马灯。地窝子当间放着一张矮腿桌子。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机。这机子一眼就能看出是自己用零部件拼装起来的。外壳居然使用了一部老式真空管收音机的外壳。另外还有一个附件跟它相连。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个附件是做什么用的。后来才知道，它就是所谓的载波装置。联上它，就能给通话加密，别人再也窃听不到你通话的内容了。在那个年代，它也应该算是一个“高科技”装置了吧。矮腿桌子上还放着一个老式的木壳座钟。硕大的镀铜钟摆在昏暗的灯光里，喑哑地响动着。我看时针的指向，两个小时的约定已经到了。为什么还不开始通话呢？还在等什么？另外，这里怎么会有这样一部外线电话？它得到高场长批准了吗？我心里正暗自嘀咕，韩起科走过来告诉我，他派了些人去架线，也就是说架起一段线路，把地窝子里的这部电话机跟一条直通哈拉努里镇的电话线相连接上。这段线路大约有三公里左右。他安排了三个小组，分段去架。现在，其他两组的线路都已经架起，只剩赵光带领的那一组还没消息。“不会出啥事吧？这小子手脚挺麻利的。这么点儿活儿，早该完事了。”张建国担心地问。他是第一组的负责人，回来都好大一会儿工夫了。“要不，我带些人去找找？”范东问道。他是第二组负责人，回来也有一会儿了。见韩起科只是不表态，一个女队员悄悄地瞟了他一眼，低声嘀咕道：“赵光这小子最近情绪挺反常的。他不会带人跑了，去干别的什么了？”“你说他能带人跑哪了？他还能干啥去了？”张建国平日跟赵光关系最好，所以最听不得小分队里有人数落赵光。“不过，都这时候了，他们真该回来了。起科，我带人去瞧瞧吧。”范东再次请求道。韩起科迟疑了一下，说道：“别急。再等等。”韩起科嘴上说得平静，心里却比谁都紧张。晚饭前确定由建国、范东和赵光各带一组人马去架线，这三个组刚出动，他就有些后悔。后悔不该派赵光去当这组长的。赵光这小子这阶段的确有些反常。这小子跟他那个老爸赵大疤，都有点像泥鳅，浑身滑溜溜的，让人抓捏不住。韩起科被撤职后，他基本上就不怎么再跟韩起科来往了，今天说起架线安电话的事，不知道又动了他哪根筋，突然显得十分的积极。他这“积极”里，会隐藏着什么名堂呢？韩起科忐忑……�不一会儿，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雪原上匆匆响来。还有马的嘶叫声。地窝子里的人忙迎出去。刚走到地窝子门口，就遇见赵光那组的副组长王连宝带着几个组员匆匆走进了地窝子。仔细一看，连宝等人脸上都带着新落下的伤痕。衣服也有撕扯的痕迹。建国范东忙把他们带到起科跟前询问。连宝把脚扣和电工工具包重重地往地上一扔，诉说道，赵光这小子带着他们，到了线路工地上，半天也不下令开工，然后就跟组里的这几个队员说：“偷架电话，是高场长最烦心、最痛恨的事。也不知道起科到底是咋想的。他自己被撤了职，还硬拽着大家伙这么蛮干。这样下去，谁都没好下�场……”�连宝问他：“你刚才在起科跟前咋说得那么好听，一背过身到这儿，咋又说这些胡球日鬼的话。你是啥人嘛。”赵光说：“在韩起科跟前，你们这一大帮子没头脑的东西都跟着瞎起哄，我能说啥？反正这种事，我们不能干。”说着，招呼组里那两个跟他最要好的哥儿们就要走。连宝扑上去劝阻。双方各不相让，后来就狠狠地打了一架……�“他人呢？”韩起科听完连宝的叙述，忙问。
“走了。”连宝恨恨地答道。
“上哪了？”韩起科再问。
“可能上高场长那儿告状去了吧。瞧着像是朝那个方向走的。”组里另一个队员答道。
韩起科不作声了。赵光去高场长那儿告状去了！这正是他最担心的事。如果真是这样，事情就很难收拾了。高福海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原谅有人背着他偷偷地安装外线电话的。不管这人是谁。多年来，高福海很明白，要想控制住遥远的冈古拉，就必须控制好这个“外线电话”
因此，如果他知道了韩起科偷架外线电话，绝对不会轻饶了他的。但这会儿已经顾忌不了那么多了。“哦……”韩起科强压下剧烈的心跳，又问：“线架上了？”
来得及做的最后一件事
“架上了。要不是那小子搅和，这点活儿，咱们早干完了。”连宝从桌上撕下一块旧报纸，擦了擦额角淌下的鲜血。两个女队员忙从一旁的搁板上，取下一只救急包，为他做紧急处理。“你们咋打得恁狠哩？”一个女队员心疼地问。一个脸上同样被打伤了的男队员咬着牙说道：“你可不知道，赵光那狗日的真打啊，抄起一把铁锨就往连宝头上砍哩。不过，那小子耍耍小聪明，动动嘴皮子还行，抄家伙打架，还差点劲咧！再说，他那边的人也没我们这边的人多啊！这不是自找吗？！”说着，在场的队员们又都开心地笑了起来。韩起科的脸色却阴沉得更厉害了，下令让所有在场的人赶快收拾起东西撤。包括我。他对我说：“顾校长，您也快撤。”我问：“不打电话了？”他说：“恐怕来不及了……”我忙问：“什么叫‘恐怕来不及了’？”他说：“没时间跟您解释了。你赶紧撤。快撤。”看样子，他是想留下自己一个人，用电话跟上边报告情况。即使让高福海发现了，也不会连累别人。他这么安排着，但已经来不及了。他的话音没落，高福海亲自带着一卡车的武装值班民兵，赶来包围了这个大地窝子。韩起科来得及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连宝和参与打架的几个男队员藏进了大地窝子最尽头的一个小间里。那里最早是存放时令鲜菜细菜的地方。他来得及跟在场的队员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电话的事和打架的事，谁问你们什么，你们就死咬住一个不知道就行了。把所有的事情都推我身上。听明白了？！”��高福海这一回是真生气了。他冲进地窝子，抓起那个附带有载波功能的电话机，二话不说，就朝韩起科头上砸去。韩起科没有躲。他知道这时不能躲。越躲，高福海越生气。机壳里装有一块好几公斤重的磁铁。它就带着这几公斤重的家伙，在空中飞出一个并不典型更不优美的抛物线，直直地砸到了韩起科的脑袋上，让他连连倒退了好几步，要不是后退中的身体踉跄着被土壁挡住，他怎么也会被砸倒在地的。额角立马裂开了一道两三厘米长的口子。口子里立马汩汩地涌出了鲜红的血浆。几个女队员都忍不住地捂着嘴，一下惊叫了起来。
“你真能耐啊？！在这儿给自己安电话？！你是什么干部？县团级？地师级？省军级？还是中央特派大员？啊？！退伍军人妄想违规安电话你还腆着个脸，代表我去处理他们。现在你自己在这儿偷着安电话……你还是个人吗？”高福海紫胀着脸，大声吼道。
“高场长，事情不是这样的……”闻讯匆匆赶来的马桂花忙插嘴解释。
高福海一下转过身来指着马桂花的鼻子吼道：“你给我闭嘴！我没迷糊哩！”他一边说，一边冲过去，从地上捡起沾着韩起科血迹的那部电话机，在马桂花眼前用力晃动着。马桂花怕他再用电话机砸她，便稍稍地往一边闪了一下，然后又赶紧站直了。
所有在场的人都不作声了。
额角上的鲜血流淌下来，已经把韩起科右边那只眼睑糊住了。但他却好像完全没有感觉似的，只是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着怒不可遏的高福海。“你还有啥事瞒着我？说！你还背着我干了些啥？说！你这喝狼奶长大的野种！说啊！！”高福海再次冲到韩起科面前，大声吼道。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恨不能把各自的心都逼停跳了，害怕任何一点响动都会进一步激怒高福海，让他再次挥动起手中的那部电话机，向韩起科的脑袋上砸去。
“我没瞒您。我没再背着您干过啥。”韩起科低声说道。他这个回答让在场所有人感到意外。大伙知道，高福海最痛恨的就是有人背着他欺骗他。犯了这样的事，惯例是不管高福海怎么批评责备詈骂，你都别作声，只是低头站着，默默承受就是了。只有这样，才能缩短这种让任何人都会感到难堪的境遇。韩起科曾多次跟小分队的成员交代过这个“注意事项”。他自己从来也是这么执行的。今天他怎么破例了？他怎么还嘴了呢？他想干啥咧？想跟高福海破罐子破摔了？大伙越发地紧张起来。
“没再瞒过我了？哼，鬼话！”高福海继续吼叫道。
“不是鬼话。”韩起科又愣愣地冒出了一句，直接在反驳高福海。大伙惊呆了。这小子是给砸糊涂了，还是真豁出去了？大伙心里嘶嘶地倒吸了口凉气。
“你？！”韩起科的态度也让高福海感到意外。震惊。他大声吼道。
“在这儿准备一部话机，完全是为了以防万一。全哈拉努里的人都知道，冈古拉只有两部机子能跟外界说得上话。这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居心不良的人只要设法控制了那两部机子，我们就会因失去跟外界和上级的联络，而束手无策地在这万古荒原上等死。我作为您亲自任命的小分队队长，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去做一点事情避免这个情况的出现，或者说，我有责任事先做好准备，万一出现这种紧急情况时，能不让您和整个冈古拉因无法求援而陷入坐着等死的困境……”韩起科平静地解释道。
“你事先为什么不跟我请示？事后又为什么不跟我报告？说！”高福海逼近一步，追问。
“……”韩起科哆嗦了一下，没回答。
“这件事既然依你说的那样正大光明，事先你为什么不请示？事后又为什么不报告？说呀！”高福海又逼近一步，大声追问。从他嘴里喷出的滚烫的呵气，几乎要直接烧灼到韩起科的脸面上了。
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韩起科再次哆嗦了一下，仍然没回答。他不是不能回答，只是照实回答了，就会更深地“伤害”高福海。以自己多年在高福海身边生活的经历，他当然明白请示汇报的必要和重要。一开始，他也想到过，就此事向高福海请示汇报。但经过反复考虑，权衡，他决定既不请示，也不汇报。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必须做得十分保密才行。否则，在关键时刻它就会起不到那种关键的作用了。而那时候，他已经觉察高福海的心态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他当然不会像朱、李、马、赵等人那样，认为高福海的这种变化预示着他的神经已经“不正常”了。但韩起科清楚地感觉到，高的这种心态变化，已经使这位他所敬爱的长辈在许多场合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说话做事也越来越“任性”，越来越“即兴化”，看人论事的左右摇摆性也越来越大。为此，他忧心忡忡，但又毫无办法。他担心高场长一旦控制不住自己，就会把这个秘密透露给那些实际上“不值得信任”、所以就不该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比如像朱、李、赵等。（他对马桂花的父亲，那位“圣徒”，印象比较好。一直没把他划入“不值得信任”的那一类人中去。）为此，他决定独自保守这个秘密，并独自承担将要承担的一切责任。在今天以前，他甚至都没告诉过小分队的任何人，他在这大地窝子里装配了一部可以进行载波通话的电话机，并且在这个大地窝子里储备了几千米的十四号粗铁丝和几十根可以临时用来做架线杆儿的树棍子，还有众多的瓷瓶、十字板……他愿意独自承担“不请示不汇报”可能造成的任何后果。可以这么说，对于今天这个场面，他早有思想准备。只是没有想到，敬爱的“父亲”似的高场长今天居然会愤怒到用电话机砸他脑袋的地步。因为，他已经有五年多的时间没有挨过高场长的揍了。他以为父亲一样的高福海不会再揍他了。毕竟自己是那么地忠诚于他，而父亲一般的高场长也已经有那么长的时间没揍他了。
五年多了……他觉得，从此以后他不会再揍他了。而在自己心里，是真的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来对待的……当作自己的亲生父亲……��随即，高福海宣布，自即刻起解散小分队，并隔离审查原小分队队长韩起科。所有原小分队成员集中学习，在说清楚自己跟“偷装电话机”和“殴打赵光等人”两件事的关系以前，不得离开学习班。当场，两名持枪警卫就把韩起科押走了。
韩起科提出，要带几本书走。高福海同意了。韩起科又提出，要单独跟高福海谈一谈再走。
高福海说，没必要再单独谈了。他会派人来跟他谈话的。有话就跟他派出的人谈。韩起科说，必须单独谈，而且现在就得谈。如果不行。他就不走了。高福海说，你不走了？你还那么横？走不走，由得了你？韩起科说，对。我不走了。你就地把我毙了吧。高福海叫道，你以为我不敢毙你？韩起科说，您当然敢。这时，马桂花疯了一般地冲过来，揪住韩起科的衣襟，使劲地摇晃着，哭着喊着：“你吃错药了？踩着电门了？搭错哪根筋了？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你就活不了了？你平时怎么教育我们的？这时候你就给我们做这好榜样？！你还非逼着高场长下令向你开枪？这么些年，高场长对你多好啊。好好掂量掂量，你这糊涂蛋！二球货！愣头青！闭嘴吧！给我闭上你这张臭嘴！听到没有？我求求你了……”说着，便嚎啕大哭起来。
韩起科红起眼圈，也低下了头。
高福海默默地站了会儿，冲着两个场部机关的干事挥了挥手。那两个干事便带着持枪警卫和小分队的其他人上外头去了。马桂花要留下。高福海没答应。马桂花说，我得留下。高福海心烦地瞥了她一眼。她还是坚持道，我得留下。韩起科说，桂花，你走吧。我没吃错药，也没踩着电门，更没搭错哪根筋。你走吧，让我和高场长单独说一回话。这是我和高场长之间的事。你就别掺和了。相信我，我没吃错药。马桂花五内俱焚地看看高福海，又看了看韩起科，犹豫了一会儿，才没再坚持。
待马桂花走后，韩起科说：“高场长，别的事，我就先不说了。您隔离我多久，都是应该的。您要我做什么反省，检查，交代，我都会好好去做。我只是希望您别再跟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赵股长掺和在一块了。这些人……”
高福海立即打断他的话：“这不用你操心。”
韩起科忙说：“情况非常紧急。请您允许我先把话说完。”
高福海冷笑一声道：“情况怎么又紧急了？”
韩起科说：“如果整个地区一万多名知青和各大城市的支边青年都聚到咱冈古拉场部来，这事情就很难办啦。”
高福海说：“这跟朱副场长李副场长他们又有啥关系？一万名知青是冲着所谓的中央代表来的。”
韩起科说：“高场长，您还想不明白吗？要是真有所谓的中央代表，这可是件大事，上级党委和政府事先怎么会不通知您？冈古拉的最高负责人还是您啊！”
高福海问：“你打电话问过了，真没有中央代表这一码子事？”
韩起科说：“我在这儿正准备打电话问哩。但还没来得及打……”
高福海冷冷一笑道：“那你跟我扯什么蛋？”
多么“卑劣”“恶俗”的手段
韩起科说：“如果真有中央代表这样的事，就算上头组织不信任您，事先不给您通知，哈姐知道了，也一定会通知您的。但她给您通报了没有？没有吧？过去，比这小得多得多的事，她都知道给您通报。这回，要真有，她能不给您通报？”
高福海一愣。这话有道理啊。这两天他跟哈采英不还通了电话的吗？没听小哈说起这事啊。
“要没这事，这消息怎么会传得那么邪乎？”他问。
“有人在添油加醋，扇阴风，点鬼火，撮弄知青起来闹事呗。”
“你说谁呢？”
“这还不明白吗？几十个知青和支边青年代表都聚在谁家里开黑会哩？”
“朱副场长李副场长他们干吗要撮弄知青闹事？”
“他俩两家的娃娃都是知青，都在咱场里。知青不闹事，他们的娃娃回得了北京、回得了省城吗？他们自己能离开冈古拉吗？”
“你是说，他们是为了把自己和自己的娃娃弄回城市，所以在背后鼓捣着这些大城市的知青和支边青年起来闹事？”
“我想不出别的理由来解释，像他们这么老资格的人，为什么要把知青召集到自己家里去开黑会。”
“……”高福海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又问，“那……那你的意思是说，中央要派人来冈古拉……也是他们散布的谣言？”
“这一点我不清楚。不敢乱说。”
“搞不清楚这话的来源，就不能随便说朱副场长他们在煽动知青闹事。”
“但现在也不能肯定，这谣言就一定不是他们散布的。”
“你为什么那么恨他们？啊？为什么？”
“他们心里压根儿就没有咱冈古拉。您看不出来？”
“……”高福海颤栗了两下，不说话了。
“高场长……”韩起科急切地继续说道。
“别说了！”高福海突然恶狠狠地吼了一声。但韩起科觉得这场盼望已久的谈话好不容易才得以进行，谈到这儿，可以说才刚刚接触到一些要害；因此，无论如何，即便拼着命，付再大的代价，他也得把这层窗户纸继续给捅下去，直到完全捅破了为止。“高场长，请您允许我再说两句……”他真切地恳求道。高福海断然吼道：“我让你别说了！别说了！你听到没有？！！”他几乎再次要完全失控。他抄起那部依然还沾着韩起科血迹的电话机，差一点又要向韩起科的身上砸去。但这一回，也许是话机上的血迹给他了某种异样的刺激和提醒，使他在举起话机的最后一瞬间，忍住了，没再砸出去。但他整个颤栗的身子，抽搐的脸部肌肉，灼热而愤恨的目光和翕动哆嗦的嘴唇，以及像一只发怒的猫似的，整个都弓起的后背和绷紧的四肢，告诉韩起科，不能就眼前的这个话题，再跟他谈下了。
是的，不能再往下谈了。高福海不愿意听人说，他器重的人“心里压根儿就没有冈古拉”。
他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就是不愿意听人跟他提及这一点。这就像一个明知自己快要死去的病人，不愿意听到耳旁总有人跟他唠叨，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一样。
经过这么多年的苦苦挣扎，高福海觉得自己到底也没能搞好冈古拉，没能在各级领导跟前留下个好的印象。为此，他怨恨过这些领导，他甚至故意制造了并向外散布了“高福海拘押退伍军人”的消息，去刺激那些始终对他没有好感的领导。（这一点，我们在下边还会给大伙详细地交代原委和过程。）他知道自己这一生，不会再有大的起色了。已经定局了。他也认命了。现在有人千方百计地要离他而去，离冈古拉而去，他想责怪这些人，但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这个力量和力气来责怪他们了。他甚至觉得自己都没有这个资格来责怪这些人。因为是他自己没这个能耐搞好冈古拉，没创造出好的条件来留住这些人的心。不管这些人为了离开他，离开冈古拉，使用了多么“卑劣”“恶俗”的手段，甚至……不惜把他说成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他都可以原谅……人嘛，本来就是个动物，说得再好听，都有自私和向恶的一面……他已经做了一切他能做的事。到此为止了。只能到此为止了。他本打算在有生之年，求个平和，只想着把小分队的这几十个娃娃调教得顺顺溜溜的，搁在自己身边，以保持住冈古拉不再出什么大事，也就够够的了……但没想到却是这么个结局……连自己调教了十几年的这个狗屁孩子也这么不听话，那么自有主张，那么地不给自己一点平静和安顺……�他恨恨地看着韩起科。这种愤恨、怨恨中所包含的绝望，失望和无望，是韩起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这一刹那，韩起科好像突然闯进一片自己熟悉的敬若神明的原始森林。突然发现这片森林正在往天坑里倒塌。那一棵棵千百年的老树，发出震耳欲聋的咔嚓声，轰隆声，惊散无数的鸟群和兽群，升腾起一团团巨大的尘埃，一起东倒西歪地向几百米深处坠去……�他觉得自己也在跟着坠落……�他问自己，必须跟着一起坠落吗？�他无法回答。他觉得头晕目眩。无所适从。心乱如麻。但又热血沸腾。他真想冲上冈古拉那面最高的大漫坡，冲着为黄尘和灰雾所弥漫的地平线，冲着那地平线上那几百万年前形成的黑色岩层褶皱，冲着那在冬季里总要变得苍白无神的太阳和若有若无的天空，拉直了喉管，抻开了嗓门，大叫一声：“狗日的，你们到底想让我咋着嘛！我才十六岁啊……”
贪婪无底的天坑之缺
哦，我的狼群……�我的冈古拉……�为什么要倒塌呢？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百年之躯千年之躯去填那贪婪无底的天坑之缺呢？站住了。为什么不站住了？我的狼群。我的冈古拉……�韩起科就这样，用一种同样怨恨的目光怔怔地回应着高福海的盯视。大约过了几分钟，地窝子门外传来一阵低哑的争执声。紧接着，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几位股长喝退了地窝子门口那些持枪警卫的阻拦，大步跑了进来。不一会儿，赵大疤也气急败坏地跑了进来。赵大疤是来报告赵光和另一个小分队队员的伤情的，说他俩刚才突然昏迷，体症微弱，危在旦夕。请高福海批准动用场部惟一的那辆卡车，紧急把赵光等人送镇卫生院去抢救。朱、李等人则是请高福海去跟那几十位知青代表见面的。他们告诉高福海，一万多名知青和城市支边青年已经出发了。知青代表请高福海去商谈，那一万多名知青到冈古拉场部后，怎么安置他们。
“怎么安置？你们说怎么安置？你们不是已经跟这些代表在老朱家秘密嘀咕奇$%^书*（网！&*$收集整理了好半天了吗？
“谁在那儿秘密嘀咕了？”朱副场长脸微微红起。
“反正不是我。”高福海冷冷一笑道。
“老高……大约有两千来人可能很快就要到了。随后那一万多名知青和支边青年都会到达。
这时候再说这种气话，管啥用呢？归根到底，您是一把手，您不发话，我们不是啥也干不成吗？“李副场长劝道。
“你们还承认我是一把手？啊？黑陷阱都布好了，你们现在来找我这个一把手了，拽着我往里跳？”高福海瞪了他一眼。但这些带刺带棱角的话只是在心里咯愣咯愣地打了个转，并没说出口。他非常想斥责这二位一顿。但转念一想，这会儿确实不是跟谁怄气的时候，得抓紧时间先把这一万多名知青的事处理妥了，毕竟人命关天啊！便忍了忍，先给后勤上写了个条，让他们赶紧把卡车派给赵大疤，往大医院送赵光和另一个小分队队员；然后转过身来问朱、李：“那些知青代表还在你们家待着吗？”朱、李答：“还在。”高福海说：“那请你们二位赶紧跟他们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得到正式通知，说中央要派人来冈古拉。能不能请他们给那些还没出发的同伴做做工作，千万不要轻信谣言，盲目往这儿涌。他们也都看到了，冈古拉场部这么一个跟挖耳勺似的小地方，别说安排吃住，就是给他们找个暖和地方干站着，也不可能。听说不少女知青还带着一两岁两三岁大的娃娃。这更不得了了……”“可他们一口咬定，中央已经派人过来了。”李副场长说道。“他咬定不行啊。我没得到通知啊。
中央要派人上我这儿来，总得通知我吧？总得让我提前给中央来的人安排个吃住的地方吧？
这么大的事，总不能搞突然袭击吧？这么个简单道理他们不懂？“高福海说道。”现在你说啥，他们都不会听进去的。他们一心想回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你们说咋办？“高福海厉声逼问。朱、李不作声了。高福海喘着，而且气着，呆站了一会儿，突然转过身来吩咐马桂花，马上给镇上打个电话，把这新情况报告给他们，并请示他们怎么办，最好请他们赶紧给各单位下死命令，让各单位派人到各交通道口拦截本单位后续还没出发的知青，”请他们千万别再往冈古拉来凑这份热闹了。“高福海恨恨地叫道，好像马桂花就是各单位那些还没出发的知青似的。马桂花愣怔了一下忙说：”这么重要的事，还是您自己跟镇领导说吧。我怕我……“高福海瞪她一眼道：”我懒得跟他们说话。这点事你都办不了，还有多大能耐？啊？“马桂花不敢再还嘴，只得乖乖地回场部去打电话了。这时，韩起科上前跟高福海提议道：”请别人打电话怕已经来不及了。还是我们自己派人上各道口去堵截。尤其是丫儿塔方向，来的人最多。可以请那些退伍军人出动，都穿上退伍前的军服，到道口去做那些知青的工作。解放军威望高，可能会起作用的。哪怕能减少一半的人进场部，咱们这儿的压力也会少多了……“
“你脑子是进水了，还是怎么的？你把一半的人堵在场部外头，就算完事了？那戈壁滩上有你的招待所还是有你的家属院、大食堂？将来这些人冻死在场部外头的露天地里，就不是一件事了？你这是打的啥算盘？！出的啥馊主意？！”高福海训完了韩起科，让一名警卫把一直在门外待着的范东等人叫了进来，让他们赶紧通知全体小分队队员，到场部他的办公室集合。
“干啥呢？您不是已经宣布解散小分队了吗？”范东故意问道。
“范东！”高福海大声喝斥道。
范东似仍不甘心，对高福海说道：“如果您真觉得小分队在这关键时候还有点用，那就索性把起科的职务也恢复了吧。古话说，临阵换将，兵家大忌。”
“范东！”高福海又大喝一声。
“高场长，我知道我不该再多嘴，但有句话我还是得当着所有在场领导的面说，在冈古拉没有比起科更听领导的话，更踏实肯干的了。他也许会给您出些馊主意，但是……但是……”�没等范东把“但是”后面的话说出来，高福海已经倒背起手，带着朱、李等人向外走去了；快走到地窝子的口口子跟前了，忽然转身问韩起科：“是张建国那小子带人打了赵光？”韩起科说：“这事还得查实。”高福海说：“你赶紧把张建国给我交出来。”韩起科说：“俗话说，一个巴掌不响。这个架到底怎么打起来的，真还得问问双方当事人……”高福海却说道：“别跟我磨嘴皮子了。赶紧把张建国给我交出来。否则，不会有你的好。
“然后，丢下两个持枪警卫，让他俩守住这地窝子，在韩起科交出张建国之前，不得让他随意离开这地窝子一步。
发生“黑地事件”后
长途电话真是难要。一直要了一个多小时，马桂花才总算要通了镇政府总机，并最后要通了宋振和。宋振和耐着性子听马桂花把情况说完，什么话也不说，只是让她立即去把高福海找来说话。马桂花犹豫了一下，看看在一旁紧着对她摆手的高福海，只得说：“高……高场长病了……”宋振和口气强硬地说：“只要还没死，你都把他给我找来说话。告诉他，我这儿有重要的中央精神要给他传达。”马桂花立即对宋振和说道：“那好。您先别挂电话，我这就去找。”然后捂住送话器，低声把宋振和的话一字不落地告诉了高福海。高福海迟疑了一下，又故意待了几分钟，才拿起电话说：“宋镇长，找我？”宋振和连寒暄和挖苦的话都没说，直接就告诉高福海，中央的确派人来过问这一百多名退伍军人情况了，也已经知道这一万多名知青和支边青年的最新动向了。中央的口径是，各级组织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这一万多名知青不出一点事。至于退伍军人一事……�“退伍军人还有啥事儿？顾卓群不是已经给你们打了个报告么？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中央还冲什么退伍军人事件，往这儿派人？！这不是给我们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人添乱嘛！“
高福海不高兴地嘀咕道。
“你又在胡说些啥呢？都把牢骚发到谁头上去了？你高福海还有啥牢骚可发底？退伍军人这事儿，还不都是你闹底咧？！捅出这么大底一个窟窿，你说没事就没事了？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的？”宋振和还从来没这么跟高福海发过火。高福海果然不作声了。这时闻讯赶来的张书记从宋振和手里把电话拿了过去，通报，据气象台预报，明后两天可能有雪，还可能是大雪，雪后普遍降温。降温幅度还相当大，可能会降到零下二十五六摄氏度左右。如果不能赶在大雪降温前及时疏散这一万多知青，后果就真的很难预料了。镇政府马上派人赶往冈古拉，协助高福海做好这疏散工作。“但是，万一赶不及，这疏散工作就完全得靠你自己了。老高啊，过去，我们之间产生过一些误会。有些剩余问题看来还没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和处置。我想，这些都不会影响我们对当前这件事的处理的。老同志了�嘛……�人命关天啊……”张书记最后语重心长地叮嘱道。
“不说那些狗屁话了！”高福海一下打断了他的话。语气的生硬和粗暴，把一直在一旁干待着的马桂花吓了一大跳。十年前，张书记那会儿还没到哈拉努里来当书记，只是县机关的一个普通秘书。那年，省地县三级组织决定再一次推荐高福海评选省劳模，派这位县委的主要笔杆子“张秘书”来冈古拉整理高福海的先进事迹。“张秘书”在收集整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冈古拉有严重的“瞒报黑地”现象。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多年来，冈古拉私自开垦和种植了数十公顷耕地，没有上报。作为一个省劳模，瞒产瞒地，当然是极严重的问题。高福海忙向“张秘书”解释这些黑地的来历。他说，当时，因为各地闹“自然灾害”，但上面又不让下边减低单产指标。考虑到，秋后按这种不现实的单产指标上调粮食的话，冈古拉一多半的人就吃不上饭了。为了“临时解决本场职工干部的吃饭问题”，场党委才决定允许大伙在房前屋后种一点土豆苞谷之类的东西，以补充口粮的不足部分……�“高场长，我是刨土坷垃长大的。你瞒谁，也瞒不住我啊。房前屋后刨点地，能刨出几十公顷来？你把我当谁了？要不，咱们上一家家的房前屋后去丈量？你全场房前屋后这点边角地，撑死了，我给你这个数。”他说着伸出一个巴掌，来回翻倒了一下，表示“十公顷”。接着又说道，“那，还有六七十公顷呢？不会在各家各户的床上搁着吧？你们冈古拉小家小户的床也没那么大吧？”“张秘书”那会儿年轻气盛，说话做事，都跟扛完麦捆，留在汗衫肩膀头上的麦芒尖尖似的，扎得人浑身不自在。高福海只得承认，确实私下开了几大块完整的“黑地”种土豆了。但收下的土豆，也确实全当口粮按人头分到了全场职工嘴里去了。他说他记着账哩。你们可以查。我个人要多吃多占了一斤粮食，私分了一分卖粮款，就开除我党籍。“张秘书”让他把账本拿来，一一查清，记下数字，带回县里。两个月后，高福海就收到了一份通报批评，党内记过处分，责成他在当年的三级干部会上做公开检讨。从此以后，上头再也没有推荐过他去当劳模。他因此再也没当过劳模。这一点，高福海当然感到心疼，但还不是让他最痛心的。让他最痛心的是，县里做出决定，要他把私种黑地三年来收获的土豆，按十斤折一斤的算法，换算成麦子，全补交国库。冈古拉本来种麦子就不多，产量也不高。这么一来，在后三年里，冈古拉的人除了娃娃和病号，几乎全靠苞谷粉过日子了。全年，只在大年三十和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每家视人口多少，发三到五斤白面，包一顿饺子，蒸一屉白面馍馍，让全家人高兴一回。而那种高兴，激动，几乎又都凝固在一种让人心碎的静默中。当爷爷把第一个白面馍从热气腾腾的笼屉里拿给他最喜欢的小孙子的时候，全家人居然都会颤栗起来，那种从心底里涌出的喜悦，会让一个人几近崩溃而处于完全不知所措的境地……而第二天，在场部的商店门口，却总会有一些老职工，见到高福海，真心诚意地感谢他，感谢场党委，让他们过上了一个能有白面吃的节日。这时候，他真想狠狠地抽自己的一个大嘴巴，再躲到哪儿，捶胸顿足地大哭一场。当年秋后，他又下令开了几块“黑地”，索性将它们全种上麦子，并把收下的这些麦子全贴补到职工的口粮里。镇里县里知道后，居然也没把他怎么样。他们知道他跟他们犯上倔了。较上劲了。不再追究，并不是说那会儿政策已经变了，只是种黑地的单位和人太多，法不责众。那就睁只眼，闭只眼吧。当然，也就更不能给他“省劳模”称号了。他也逐渐地疏远了这方面的关系和冷淡了这方面的追求。只是每到五一劳动节前后，上头照例召集劳模们举行一些公开的宣传表彰活动，他或从报上见到，或从广播里听到，回想起当年的荣耀和喧哗，心里多少仍会有些郁闷和不平。后来，“张秘书”调到哈拉努里当副镇长。从副镇长到副书记，从副书记到这一回的临时党委书记，他俩从表面上看，相处得还挺好。每年入冬前，高福海都会托人给张书记捎一车最好的土豆去，再捎十五公斤最好的肉苁蓉干和几十斤黄羊肉。（冈古拉的大沙包上出产品质极好的野生肉苁蓉。这玩意儿，外观和颜色都像发育完好的男人阳具。数伏天，它们就那么一根根凸出在滚烫的茫茫大戈壁的沙包地上，显示着它那几乎可以说是无可压抑的生命力。据中医大夫说，它是一种极好的壮阳药物。）但谁都说，从发生“黑地事件”后，高福海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外表看，越来越情绪化，越来越不讲自制；而从内心来说，却一天比一天压抑，一天比一天不愿意走出冈古拉，不愿去接触外头的人，越来越把自己“封闭”在这片完全属于他的高地上了……
他们想到了要“逃命”
知青们如期集结了。所有该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但仍没有阻挡住他们杂乱而异常顽强的脚步。同时，大雪也提前到来了……
……知青们如期集结了。所有该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但仍没能阻挡住他们杂乱而异常顽强的脚步。大雪甚至提前到来。只是最吓人的“大风降温”，暂时还没见踪影。下雪前的那个下午，整个气温还上升了好几度，风不动树不摇，灰沉沉的天空呆滞得就像场部邮政代办所小院里扔着的那辆破中巴车外壳儿。知青们一进场部，高福海就让场广播站反复播出寒流即将袭击冈古拉地区的预报，并出动所有的机关干部和小分队队员，在各知青群体头头们的协助下，往办公室、家属院、学校、库房、残破的地窝子里安置他们。先安置带娃娃的女知青，再安置病弱知青，最后把场部附近几个连队所有能待人的地方，包括菜窖、果品窖、羊圈牛棚马号全部腾出，也只容纳了五千来人。（猪圈实在太脏了，高福海没让人把知青往那儿安置。）这就是说，按最低的估算，也得有七千多人，今晚将要在露天地里过夜。这当然是非常危险的。能把树冻裂的夜晚，人咋能受得了？！高福海在高音喇叭里反复劝说那些可能要在露天地里过夜的知青，尽快撤离冈古拉，即便先就近疏散到老乡公社牧场，也要找个地方躲一躲即将袭来的这场寒流。但是，感受着还在回暖的天气，星空晴朗闪烁，企盼着返城回家的浪漫温馨，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高音喇叭里发出的这“大风降温”警报。大部分知青表示，就是死，也要在冈古拉等着见“中央来的代表”。这个情况报到省委后，省委立即和已经到达省城的“中央来人”商量，改变中央工作组的行程，决定暂不去冈古拉了，改在哈拉努里镇接见知青和他们的代表。请知青立即争取时间，抢在寒流到来前，离开冈古拉。
省委省政府也将组织大批车辆去半道上接运他们去哈拉努里镇。省委还通知民航，立即出动一架苏制伊尔十四飞机，把一名省委领导火速送到冈古拉，向知青们宣布“中央工作组”的这个决定和省委的应急措施。知青们这才开始相信，中央代表不会到冈古拉来了；也才开始相信，在突然转暖的天气背后，等待他们的，确确实实有可能是一场灭顶之祸的万世大劫难……��其实这些知青也都在哈拉努里生活了这么些年了。只要冷静下来，他们是应该懂得，隆冬季节，天气突然不寻常地转暖，一般来说，总是预示着一场极残酷的寒流即将到来。既然中央来人已经答应在哈拉努里接见他们，他们为什么还要死赖在冈古拉呢？返航的伊尔十四把因一路劳累而迸发各种疾患，又发起高烧的十几个知青先行带走。几十分钟后，一部分知青也开始从陆上撤退。这时，天气还在继续回暖。进出场部的那条大车路上的积雪，在无数车马人的踩辗之下，居然极罕见地化解了。路面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冬日泛浆现象。雪水掺和着黏稠的泥浆，不断地有车马被陷在了路面上。没要得了多大会儿工夫，道路完全被堵上了。队伍撤退的步伐被迫停顿了下来。
“……告别狂热荒唐的青春年华，告别理想幻灭后的心灵火花，告别清醒时的绝望天涯，告别所有可以也应该告别的那一切豪言壮语，在向期盼的未来走去以前，最后再回过头来细细地看一看啊，看一看我亲爱的荒原，我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年华……”队伍中的数千知青，高举着早就准备好的横幅标语：“我们要见中央来的亲人”、“我们要回生我养我的故乡”，静静地唱着他们自己编创的“知青之歌”。
也有少数人坚持着不走。他们对大伙说，从冈古拉到哈拉努里，中间横着一块方圆好几百公里大的荒原哩。你能顶着这即将到来的狂风大雪，走出这片茫茫荒原吗？与其在“撤退逃跑”中丧命，还不如冻死在冈古拉，以向世人表示我们一定要返城的决心。他们狂呼乱叫，“中央工作组就在冈古拉！”“冈古拉领导把北京方面的人藏起来了！”“坚持啊。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最后的胜利就在这最后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其实这少数人心里已经非常清楚，冈古拉没有中央工作组。这时，惟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快撤走这一万多条生命。但他们不愿意公开说出“撤”这个字来，更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承认，这时最需要做的事，是组织大家“逃命”。我这一生，经历过多次类似这样的群众场面。理性的。非理性的。理性和非理性交织的。从理性走向非理性的。从非理性走向集体毁灭的……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前行不能没有“群众场面”。也不可能把每一个群众场面始终控制在理性的轨道上。如何正确对待“群众场面”，始终是考验一个政治家、考验一个领袖人物的良心和意志、信念和实践能力的试金石。但在很多次“群众场面”中，我痛感，总会有这样一些极少数的人，混在群众之中，在群众场面即将失去理智的关键时刻，以“群众领袖”自居，不惜拿大多数人的生命来做一己前程的基石，可以说是昧着良心地蓄意把火热的场面最终推导进毁灭的深渊。
不一会儿，歌声停止了。这些被堵在大路上的人群开始像活火山口里的岩浆一样，一部分在激烈地翻腾冒泡，不时发出尖厉的啸叫声和滚滚浓烟；另一部分则依然保持着可怕的灸人的沉默。而最后的爆发，显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就在这时候，有人又叫了一声：“下雪了！”紧接着，更多的人都感到自己的脸颊额头都被冰冷的东西灼着了。他们也叫喊了起来：“下雪了！”“下雪了！”随着叫喊声此起彼伏，漆黑一片的天空上果不其然纷纷扬扬地往下坠落更多的雪花。人群再次骚动了。这时，那几个喊叫得最为厉害的人便带着一部分人向外冲去。他们实际的目的是要赶在雪下大以前，走出冈古拉。这时他们想到了要“逃命”。
一场无法收拾的大灾难
但他们嘴里还在喊着最激进的口号：“走啊，去找中央工作组！”如果真的让他们带走这部分人，开始无目的地“逃窜”，其他人也会慌乱起来，向四下里一分散，势必酿成一场无法收拾的大灾难。这冰冷的夜晚，这伸手不见五指的荒原，这寒风凛冽的丛林，还有迷宫般向荒原腹地延伸的大干沟……那么，到明天天亮时分，您就四处去收尸吧……这么说，绝对不是在故弄玄虚，耸人听闻。别说现在天还没大亮，就是大亮了，只要你不是从小生长在冈古拉的，从小不是经常在这片荒野和戈壁上出没的，谁也没这个可能走出这片荒野戈壁。所以，当年设在冈古拉的监狱、劳改队，都不建围墙。甚至连铁丝网都不用拉。为什么？用不着啊。并不是这儿的犯人特别老实，都不想外逃，而是外逃的几乎没有一例成功的。不是渴死冻死饿死晒死或被狼群咬死在半道上，就是无奈之中，只得半死不活地挣扎着重新爬回大路上，在那儿垂头丧气地奄奄一息地等着来追逃的狱警，把自己拖回劳改分队……�对于可能发生的“队伍溃散”局面，经验老到的高福海自然早已顾虑到了。他把两个连的武装值班民兵和小分队的全体成员都部署到了大车路的两侧，防止被堵在路上的知青向荒原上“溃散”。并且还做通了本场一些北京上海知青的工作，让他们顾全大局，去说服其他地方来的知青，此刻保持镇静，听从冈古拉领导的统一指挥。这些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毕竟难以维持长久，必须尽快疏通被堵的道路，让队伍走动起来，才能解决人群的焦躁和焦虑，才能防止由这种焦躁和焦虑可能引发的任何“爆炸局面”。
要疏通道路，就得改善道路泥泞的现状。改变泥泞的现状，通常的办法用砂石料垫路。但砂石料垫路，得用车辆去拉运。这会儿上哪儿找那么些卡车？就算能找来这么些车，这样的耗费，也不是高福海承担得起的。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至少要垫七八公里路面。而一卡车的砂石料卸下来，只能垫一两米两三米的路面。七八公里这得多少车砂石料？！！！这得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啊！！！但是，路必须垫起。这是一点都不能含糊的事情。这时，高福海想到了麦草。麦草不用化钱买，是自家现成的东西。麦草轻，是人都能抱得动。可以发动全场干部职工，甚至发动这些知青，去抱，去背，去驮，去搂，甚至还可以一面铺路，一面往前走。只要铺出这个七八公里，再往前去，那儿的路就有戈壁石在打底，基本不用再担心发生陷车陷马等让人恼火的问题了。
想到这里，高福海十分兴奋，立即在高音喇叭里向全场下达了搬运麦草垫路的命令。但命令下达不到一个小时，有人慌急慌忙地赶来报告说，有人在煽动老职工，反对动用这些麦草铺路。十几辆运麦草的车已经被他们拦截在大路上。双方嚷嚷着，几乎都要抄家伙打架了。
“是谁在捣乱？啊？是哪个混蛋东西？”高福海吼叫道。
“是……是……”来报告情况的人吞吞吐吐地，不敢明说。
“嚼烂你舌头了？”高福海焦急地催促道。
“是……是韩分队长……”那人说道。
“韩起科？！”��是的，韩起科反对动用麦草。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这点麦草是冈古拉畜群过冬的命根子，无论如何也动不得。尤其是到开春时分，越冬饲草基本吃光了，那时又正值母羊产羔的关键时刻，如果再遭遇一场倒春寒，补不上饲料，不仅母羊小羊要死，其他牲口也会大批大批地因冻饿而倒毙。而农场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畜牧业。畜群死亡，对于农场来说，就等于银行倒闭，就等于给全场干部发不了工资，等于场部卫生队没法进药，冈古拉的老人小孩生了病就没法抢救。而冈古拉已经有一年多没给大伙发工资了。再这么拖欠下去，怎么面对全场的干部职工？老话常说，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人哄牲口一时，牲口得哄人三年。这就是说，农业生产遭受重创，搞得好，一年后便可恢复元气，而畜牧业遭受重创，至少也得花三四年时间才能慢慢恢复起元气。而冈古拉又是一个经常发生倒春寒的地方。在这儿，一旦发生倒春寒，人们都用什么来给牲口补饲，来挽救畜群的性命呢？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麦草。��高福海立即让人把韩起科这狗屁孩子叫到他家。“你想干啥？”他指着韩起科的鼻子问。
“场长……”韩起科刚想解释，高福海跳起来吼道：“现在要救这些知青的命！你知道不？
“”我们的畜群咋办？“韩起科问。”你狗日的怎么那么混？是人重要，还是牲口重要？“
“冈古拉的人算不算人？”韩起科再问。“这些知青支边青年也是冈古拉和哈拉努里的人嘛！”高福海大声说道。“他们现在不是了。他们要走了。他们要离开冈古拉，离开哈拉努里了。他们不愿做这儿的老百姓了。他们心里没有我们冈古拉，我们为什么要用冈古拉老百姓的命去换这样一群死活也闹着要离开这儿的人的命？为什么？”韩起科的眼睛里突然滚出了大颗大颗的泪珠。
“为什么？这是命令！”高福海再次大声吼叫。
“命令？这些下命令的人太可笑了……”韩起科苍白起脸色，突然冷笑了一声。
“你说谁可笑？”
“我说这命令可笑！”
“你再给我说一遍。”
“我说这命令太可笑了！”
严重的“伤害知青事故”
“啪”地一声巨响，高福海胀红了脸，用尽全力，抡起胳膊，狠狠地抽了韩起科一个大嘴巴子。所有在场的人——马桂花，范东，张建国、孟在军，还有通信班的两个小战士，全愣怔住了。韩起科似乎已经料想会有这结局的，只是略略地摇晃了一下，木木地看了看高福海，甚至都没有去摸一下立刻肿起的脸颊，然后……然后，就转过身，慢慢地向大门外走去了。他不想说任何话了。他知道，说也无用。
“韩起科！”高福海冲着他的背影大叫了一声。
“……”他站住了。一动不动。但只是用背对着高福海。
“你咋回事？啊？”高福海大步走到他面前，问。“到底咋回事？啊？中央和省委的命令。
一万两千条人命。你想啥呢？你脑袋瓜里是进虫子了，还是进水了？“
“……”韩起科不作声。
这时，高福海突然抓住韩起科的胳膊，用力一拉，让他转过身来面对着自己，而后对他低声说道：“他们要走，是因为我们没把冈古拉搞好，是我们没本事……明白吗？别再跟人置这个气了。他们本来就不属于冈古拉。让他们走吧！明白不？千万别再截留拉运麦草的车子了。啊？”
听到从来不会低头认错的高福海，居然说出这样近似恳求的话来，韩起科心里一下涌起一股酸热，抬起头认真地看了高福海一眼，脸一下胀得通红，整个人都发愣了似的呆站了一会儿，而后突然默默地点了一下头，大步走出高福海大屋。高福海以为自己已经把他说服了，还真松下了一口气。因为他太清楚了，这狗屁孩子要真犯起倔来，是什么样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但他万万没想到，大约只过了几十分钟，又有人冲也似的跑过来，大声报告道，不好了，韩分队长把麦草点着了，大火烧起来了……�高福海脑袋一蒙，也一惊，忙问：“谁……谁点着了麦草？”
那人刷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道：“是……是……是韩分队长啊。真不知道他到底咋弄的。他还往麦草上洒煤油。洒……洒……洒了煤油啊……”那人一边说着，一边急得双脚直跳，两行眼泪同时便哗哗地直往下流淌。
是的，韩起科走出高福海家门后，就去放了一把火，烧掉了刚铺起的麦草路。他听完高福海的解释，确实点了一下头。但他的这个“点头”，并不表明他赞同高福海的观点。其实那会儿，他似听非听着，一边在听高福海说，一边却在跟自己的内心商量着什么。经过这几天的思考，他要做一个最后的判断，下一个最后的决心。这个“点头”，其实是在跟自己点头。
表明他的思考结束了，可以产生一个最后的判断了。这个最后的判断，滋生了一种最后的绝望。这个最后的绝望产生了一个最后的决心。这个绝望，这个决心，催成一个最后的行动：他要烧掉这条麦草路。走出高家后，他在雪地上默默地站了会儿。这时候气温已经开始下降，风势也逐渐转大。他觉得浑身燥热，解开最后几粒大衣扣子，上库房里找出一大桶煤油，向铺路的人群走去。一边走，一边向刚铺起来的那七八百米麦草路上洒煤油。大伙起先不明白他到底要干什么，后来见他点火烧着了这条路，都傻呆着了。他又往好几辆驮运麦草的大车上洒了煤油，然后，用一卷同样蘸过煤油的旧报纸，把大车上的麦草引燃。火势借着风势，风势和火势又催赶着惊吓了的马匹；马匹们拉着着了火的大车，在几千名惊慌失措的人群中狂奔乱跑，就像十几个在人群中正在连锁爆炸，又在迅速游走移动的火药桶。这样燃起的一场大火，引发的一场混乱，没法不产生巨大的祸害。事后统计，一共烧坏、踩坏、摔坏三十七人。其中有十九名是各单位来的知青。八男，十一女。还有两个知青的娃娃；其余为本场职工家属娃娃，伤势也都比较严重，造成了一起当时全国最严重的“伤害知青事故”。
当天，这事故就报到了北京。最高方面立即下达了三点指示：一、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特别是要确保受伤的知青和他们的孩子一个不死。二、查清事故原因和责任者。从快从重惩办肇事人。
三、此事不得见报。
荒唐而又“残忍”的事情
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韩起科就被捕了。捕前，他失踪了几小时。没人知道，这几小时里他到底去了哪儿，又去干了些什么。也没人知道，那天他到底为什么要烧这样一把火，造成那么大的祸�害……�我再次见到他，已是多年后的某一天了。也就是说，是他刑满释放后的某一天……
大火烧起来的那一刻，我不在现场。我早已从那个大地窝子里回到了学校。大地窝子里发生的那一幕，深深地震撼了我。我一直睡不着。高福海和韩起科这两个人的面容一直在我脑海里闪烁，回旋。我自以为已经开始熟悉这二人了，在经历了大地窝子那一幕以后，我才觉出，这二人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自己依然不了解他们。跟他们依然隔着好几层。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诧异，忐忑，惊骇，又好奇……后来就恍惚地听到了那大火的啸叫，那燃烧中的树木在噼噼啪啪地开裂，倾倒；还听到了慌乱中的人呼马嘶。等我赶到火场，天色已经微微转蓝，火也早已熄灭。整个火场在灰白色的曙光里，冒着一绺绺浅淡的青烟。没受伤的知青正慌忙地抬起受伤的知青，往场部卫生队送。路旁地头林带空地间，到处都遗落着鞋子帽子背包水壶大衣之类的东西。还有烧残的大车排子和撞坏的架子车轱辘。事故发生的第二天，韩起科就被捕了。捕前，他失踪了几小时。没人知道，这几小时里他到底去了哪儿，又去干了些什么。也没人知道，那天他到底搭错了哪根筋，居然会干出如此荒唐而又“残忍”的事情。失踪前，他好像来找过我。当时，我睡着了。
在火场上忙了整整一天，接着又开了大半宿的事故分析总结会，人整个儿都累劈了。回到宿舍，脑袋刚挨着枕头，就呼呼地睡死过去了。睡梦中觉得有人在敲门。但我实在睁不开眼，手脚也酥软得一点都动弹不成。第二天，我悄悄地问小分队的人，昨晚你们谁来敲过我门了。他们全说没有。这样，我认定，敲门的就是韩起科。我想，这时间他来找我，一定感到自己走投无路了，一定是有什么“后事”要托付。也许还会告诉我一些平日里绝对不会跟别人说的事情。我怎么偏偏就在这时间睡死了呢？假如没睡得那么死，韩起科一敲门，我就醒了。在他最需要人帮他一把的时候，我能接待他一下，给他一点心理的安慰，或别的支持，后来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像现实中发生的那样让人痛心了。多少年来，我真的非常怨恨自己，也非常后悔……�……立即逮捕韩起科的命令最早是传达给朱副场长的。（事情发生后，高福海完全病倒了。
也可以说，精神上完全垮了。上头便责成朱副场长暂时代理他的职务，主持冈古拉的全面工作。）朱副场长担心小分队的人裹乱，在执行逮捕令前，派人先把小分队的人全都看管了起来。（考虑到那两个基干武装民兵连的人跟韩起科和小分队都比较熟识，他都没敢使用他们，而是调用了那批退伍军人来执行这个任务。）而后就发现，韩起科失踪了。找遍了整个场部，也不见他的踪迹。四处都可以见到他的脚印，但就是不见他这人。于是，没多会儿工夫，谣言四起。有的说，韩起科这狗屁孩子性子硬，就是死，他也绝对不会让人把自己抓走去坐牢的。很可能自杀了。上他的“诞生之地”第十七棵黑杨树跟前“抹脖子上吊”去了。（后来，追捕的人确实也在那棵黑杨树下发现了他的脚印。但没见“尸体”。）多数人却认为，他可能是去找他那些“狼妈妈”了。死了心的他，对冈古拉，对周围的这些“人”完全失去了“信心”。他想离开。一去不再回头了。甚至有人说，天亮前那一刻工夫，他们看到有一群老狼在他住的那口泉眼儿那儿转悠了老半天。他们还看到，韩起科那间小木屋的窗户子里当时还亮着灯。随后，灯灭了，狼群也不见了。他们还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酷似韩起科的年轻人，背着一个包，随着狼群快速地消失在高地东侧那片起伏不止的大沙包里……�仅仅过了几小时，人们看到，高地上的那两间小木屋突然起火了。冲天蹿出的火焰足有二三十米高。朱副场长得到此报告，涌上他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小子畏罪自焚了？忙带十来个退伍军人，带着轻武器，赶到高地上，却在那这两间正燃得炽烈的小木屋跟前，发现了韩起科。他默默地站在那儿，似乎正等着他们来抓他。当时，朱副场长等人还不敢靠近他。他们知道这小子的厉害。那些退伍军人端着枪，在他身后一二十米的地方，警觉地监视着他。他好像压根儿就不知道身后有人似的，只是一动不动地冲着那熊熊大火发愣。木屋渐渐地在火焰中垮塌。飞舞的火星子像镏金的小精灵，点缀着整个天空。火焰随后就暗淡了，缩回到那暗红色的灰烬中。他这才颤栗了一下，慢慢转过身来。人们发现，他已经把自己的双手捆上了。是他自己捆上的，还是谁帮着捆上的，那就没人知道了。反正人们从正面看到他时，他的双手已经是捆着的了。用一根黑白相间的羊毛绳捆起。这是生活在高地荒原上的牧人常用的一种绳子。然后，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两间完全烧毁了的小木屋，平静地向朱副场长和那些持枪的退伍军人们走了过去……
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后来在法院内部，关于他这个“自捆待捕”情节，算不算“投案自首”，量刑时要不要酌情减轻，还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另一个引发争论的问题是：到底是按成年人来判他，还是按未成年人来判。在冈古拉，有一部分人非常恨他，说，从这小子一贯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绝对超过十八周岁了，这个没人搞得清他身世的浑蛋小子肯定一直在“装嫩”，现在就得“剥开他画皮”，还他“原形原貌”，按成人来重判。不狠狠判他一家伙，“不足以平民愤”。但多数冈古拉人的心情却十分复杂。他们说，他是他们眼瞅着一点点长起来的。怎么算，今年也不满十七周岁。以往的许多事，全怪罪到一个娃娃身上，是不公平的。纵火伤人，当然应该惩罚，但他纵火的动机和诱因始终没查清。考虑到，他还“未成年”，还是应该从轻发落。但说归说，法律看重的是证据。谁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来证实他的出生年月。在那个人人都有一份绝密档案的年代里，去查档的审判员发现，他居然没有档案。审判员们去找高福海。高福海也愣住了，说，他没档案？不可能不可能……后来，再想了想，又说，可能的。可能的……唉……是的，那时谁也没想到过，还应该为他建一份档案。就像从来不会有人想到要为冈古拉的哪一座沙丘、哪一片黑杨林、哪一条干沟、哪一个旱獭洞、哪一片天空……建一份档案一样。在人们的心目中，这狗屁孩子就跟这些沙丘、黑杨林、干沟、旱獭洞和天空一样，既不用问其来历，也不用考察其去向，更不用记载他的活动轨迹，他与生俱来就是属于冈古拉，最后也一定会归寂于冈古�拉……��在庭审中，他消瘦得厉害。他认罪。特别是当法警向他出示那几个被严重烧伤的孩子的照片时，他流泪了。但是他怎么也不回答这么一个根本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放这一把火？”马桂花的父亲马立安找法院认真地谈过一次，他认为，这孩子一直生活在高福海身边，受其左右。而高福海，很多年来由于身处特殊环境，心态失常，情绪失控，也极大地影响了这个孩子的心态和情绪。纵火行为是这孩子在突发的精神失常状态下发生的。希望法庭充分考虑这一点，给于减轻或免于刑事处分。审判员们也找韩起科本人谈过。（当时还没有律师辩护一说。）法院要为他做一次“精神疾病”方面的检查，如果能确认他的神经不正常，那么，量刑时就可酌情考虑了。但遭到他断然拒绝。他说，我放火时是清醒的。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不是精神病患者。我是正常人。审判员说，正常不正常，你说了不算，我们说了也不算，得由精神病大夫说了才算。这是对你负责。他说，我是正常人。我不需要这种检查。所有那些说我、说高场长神经不正常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审判员说，如果你坚决不接受检查，坚持认为自己是正常人，那我们就要按正常人来判你了。你考虑过这个后果没有？他浑身颤栗着答道，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不管我做错过什么，还是做对了什么，在做的时候，我都是正常人。
“那你倒是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要放这一把火？”审判员又问。
“我已经说过多次，我不能回答你们这个问题。”他继续颤栗着答道。
“你说你是正常人，你为什么就不能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审判员再问。
“正因为我是正常人，我才不回答你们的这个问题。”他惨惨地一笑，答道。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一个审判员忍不住地训斥道。
“如果您是这么认为的，那我也没办法。”他答道，并低下了头去。
“那好吧，你就等着最后宣判吧。”审判员和书记员们收拾起卷宗，板着脸走了。
最后，法庭采纳了冈古拉几十位老人的“证言”，以十七周岁未成年来考虑他的量刑问题。
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宣判后，他没上诉。我再次见到他，已是他刑满释放后的事了。在他服刑的那些年里，我曾驱车长途跋涉好几百公里，去他待过的一个劳改场所看望他。他不见。宣判后，由看守所押往劳改队服刑前，马桂花带领原小分队队员特地来给他“送行”。
他也不见。病重的高福海多次托人给服刑的他送去吃的穿的，他全都退还了。甚至都不愿留在冈古拉的劳改队里服刑。十年后，我问过他，当时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冈古拉服刑，也不愿见我们这些熟人？他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只说了一句话：“我想……那样……那样也许更合适一些吧……大概是更合适一些吧……”为什么那样更合适一些，他还是不肯细说。
韩起科实际上只服了八年刑。他是提前两年获释的。再次见到他时，他已获释好长一段时间了。八九年里，他始终拒绝面见任何熟人。我完全想不到，那天他居然还会主动来找我。那时，哈拉努里已经升格儿建市。我也早已回到哈拉努里，并且在新建的哈拉努里市市委担任副书记一职，也快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那天，快到中午时分，市委秘书科的一位副科长匆匆给我送一份第二天某个会议上要用的讲话稿，偶尔谈起，近来国企职工上访增多，市委市府信访办，甚至包括法院检察院的信访办都有些穷于应付。“现在但凡是个人，有屁大点儿事，都想直接找市委市府领导解决问题。都把领导当成啥了嘛？”副科长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前天还有个叫韩起科的家伙指名道姓要见您。传达室底同志跟他要身份证明手续，他哆嗦半天咧，您猜一下，最后他拿出一个啥证明来咧呢？刑满释放证。唉呀呀，唉呀呀，原来是个刚出大狱底刑满释放分子哩。连这样底人一张嘴，也要见市委底主要领导咧哩。这风气，您�说……您�说这风气，咋弄弄嘛……唉……”我没跟这位副科长多说什么，打发他走了后，先给传达室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通知所有值班人员，以后但凡一个叫“韩起科”的人再来找，务必让他上楼来见我。我又给市公安局局长打了个电话，让他尽快替我在全市范围内，寻找“韩起科”。但连续找了两天，找遍了市内各收容所、大小旅馆、车站，最后甚至找到市看守所里，也都没找见。
“不幸中万幸”的一件事
说实话，这八九年里，由于数次被韩起科拒见，碰了几回不软不硬的钉子，我就再没去探望过他了。不去，不光是不想再去碰这根“钉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年，全社会都在发生一系列超乎常人想象的急剧变化。夸张一点说，这些变化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一年前还被认为是非常“反动”“可怕”的事情，一年后也许就成了非常“时髦”“得体”的“新生事物”了。昨天还只能偷偷地在暗处操作的事，今天也许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进行宣扬了。那边邓丽君的音带刚运进大陆，这边的李谷一便开始大红大紫。当大洋那边台球桌旁进行的依然是一项百年沿袭的绅士运动时，这边的台球桌已经迅速铺到了穷乡僻壤，连哈拉努里灰尘扑扑的街道旁，小棚子下烤羊肉串的炉子边，都支上了歪着腿的台球桌；而围着台球桌转的，往往是一些叼着烟卷、光着膀子的“痞爷”。第一批拥有私人摩托车的人纷纷因交通事故而伤亡，第一批因炒股而成为百万富翁新星的人转瞬间一个个销声匿迹，第一批因资本运作而成为亿万富翁的人相继在香港落马，第一批下岗的老工人离退休的老干部茫茫然中仍然坚定地寄希望于那不变的“四项基本原则”。而同样不变的，是这样一些关键词：“金融街”“高速公路”“超市”“托福”“双规”“IT”“IP”和“MM”“CEO”……人们时时都在惊喜、诧异、困惑、忐忑、焦虑之中，忙着适应这不断袭来的新变化，并且给自己给社会争取一份越来越多的新变化。我自不能例外。也不敢例外。更不甘例外。谁要不能抓住这变化，并且在变化中赶紧变化，就会被这几乎再不会逆转的变化淘汰。
在这严酷的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我当然不可能把更多的心思和精力，放在一个已然入狱了的“劳改犯”身上，我想这应该是谁都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在那一个时间段里有意地去“疏远”那位韩起科，那就是：当时我已经娶马桂花为妻了。
马桂花一直喜欢着韩起科。（我不知道对于那个年代的十六七岁的少年，能不能用“暗恋”这样的说法。假如说，暗自喜欢，暗自崇敬，暗自关怀，暗自思念，也就是现如今说的“暗恋”，那么，我要坦率地说，当时还不满十七岁的马桂花一直在“暗恋”着同样还不满十七岁的韩起科。）虽然从当时的各种迹象来看，韩起科从来也没有把马桂花当作自己的什么人，从来也没对马桂花有过任何感情方面的表示或暗示，但在冈古拉，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在将来的日子里，他俩才是最般配的一对。如果不是发生了纵火事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他俩日后是一定会成为两口子的。这几乎也是冈古拉大多数人的愿望。现在我把马桂花娶到了手，以我现在的身分和地位，不会有人认为不应该，不合理。也许更多的人会认为，在“韩起科之后”，由我来娶马桂花，应该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一件事，也是“不幸中万幸”的一件事。应该说，我娶马桂花是堂堂正正的，即便去见韩起科，我也没什么张不开嘴，说不出口，抬不起头的。但是……但�是……�说真的，自从娶了马桂花，我心态上总有那么一种“乘人之危”“夺人所爱”，不好意思再去见韩起科的感觉，特别是这两年，和马桂花一起生活得远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和和谐，甚至越来越生分，越来越疏离，别扭，我为此也越来越苦恼，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为此，我也在尽量回避再见到冈古拉的那些老朋友，尽量不让自己去回想那段在冈古拉的生活。自然因此也就渐渐地淡化了要去看望韩起科的念头。即便时不时地也会偶尔地想起冈古拉，想起韩起科，那也只是一闪念的事情，也只是在计算，哦，他还在服刑，已经劳改多少年了，刑期还剩多少……�八九年都不肯见人，这一回却主动上门来求见。干吗？是来找我为他“平反”？不会的。他是个明白人。他应该知道，当时只判他十年刑，还是算“宽大”的了，还是基于当时他“未成年”，也因为内部有人帮他说话，为他斡旋，（在最后关口，高福海上下找了不少人，做了不少工作。）甚至那些被烧伤了的知青，也都为他向公检法部门递交了请求信，“希望从轻发落这个一时感情冲动的娃娃”。审判委员会合议该案时，也慎重考虑到了事情的发生，有它的特殊性，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大环境之中”造成的，经请示批准，才做出了这个从轻判决的结果。否则的话，以故意纵火、烧伤几十人，恶意破坏中央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战略部署罪论处，从重从快，他是必死无疑。更惶论“平反”？！！
社会治安的最大一块“毒瘤”
那么，是来找我给他安排工作的？这倒不是没有可能。但我想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依我多年前对他的认识和感觉，这小子身上有一点东西，和高福海极其相似，那就是自卑和傲慢共生，谨慎和冲动并存。这一种特质，我们有时从其他人身上也能发现一二。但从没像这二人那么典型和强烈。这二人内心的“自卑”是用“傲慢”的形式外在出来的，而长期谨慎压抑的结果，往往又以极度的冲动来对自己进行反拨，并以此画上一个个扭曲变形的句号。也许十年的大狱生活，能把他“炼”得实在一些，世俗一些？也学会了要利用“关系”来给自己谋一点眼前的实利？如果他真的只是为了“吃饭问题”“生存问题”来找我，我想这是没什么可责备的。把我放到这个处境里，我想我也会这么干的。因此，只要他提出，我想在可能的范围里，我会为他做一点事情的。我甚至还为此做了点准备，找过一两个街道社区的主管干部，打听在哈拉努里市内，有哪些单位愿意接收这样一类刑满释放的年轻人。但到末了，我还是相信，还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一回，一定会有什么比他个人的“吃饭问题”“生存问题”更重大一些的原因，促使他来找�我……��这狗屁孩子的突然出现，骤然间使我又走近了那个对于我来说已然远去了的“冈古拉”，让我的内心又渐渐变得不平静起来……��几天后，市公安局的领导告诉我，他们找到韩起科了。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居然是在臭名昭著的“灰鸭嘴村”里找到他的。
“灰鸭嘴村”位于哈拉努里西南方，离市区约四十来公里。上个世纪初，一个由英法两国探险家组成的探险队很偶然地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蕴藏量巨大、而且埋藏很浅、极便于开采的优质无烟煤矿，名噪一时。当时在那儿云集过数千矿工和矿主。“灰鸭嘴”也因此成了当时东亚少见的大型煤碳生产基地。但由于当年开矿技术落后，矿主素质很差，管理极其混乱，地下煤层突发自燃，酿成一时无法控制的地下大火，矿井纷纷报废。这场大火在地下一直燃烧了近百年，烧到今天。方圆十数平方公里内，地面都是烫的。几乎所有的地缝里都在往外嘶嘶地喷射着一绺绺黄白色的烟气。大地被熏成了焦黄褐红色。空气中始终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硫磺味儿。区域内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不是枯萎了，便是逃离了，只剩下寂静不动的天空和远山，死死地守护着它。因此，无论是离远了看，还是走近了看，它都给你一种极恐怖的感觉，跟个魔鬼峡谷似的。前些年，有人发现可以用电解的方法，从这些被熏黄蒸红了的土壤中（他们称之为“铝矾土”），提炼出高品质的铝来。一度又招来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矿主和从业者。但不久又发现，在无法解决能源的情况下，耗电量巨大的电解法，绝对只是纸上谈兵墙上画饼的事。于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矿主和业者又一窝蜂似的撤走了，只留下一片片简陋低矮的棚棚子和土屋。其中最大的一个聚居区，就是现在被人称为“灰鸭嘴村”的群落。
现在，惟有这个“群落”里还居住着来历不明、身份不一的一二百户“人家”。（据说这一两年间，已发展到五六百户好几千人的规模了。）这些人，你可以认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盲流，新乞丐，新的犯罪团伙和新的“超生游击队”……但你却什么把柄也拿不住他们。这些人以灰鸭嘴村为依托，以收购废旧物品为名义，辐射周围各个城镇、矿山、油田，农场，做着他们或谋财不害命，或谋财也害命的勾当，成为威胁这地区社会治安的最大一块“毒瘤”。据说近来有人还谋划着在“村子”里开设时尚的“美容院”和“桑拿休闲中心”，正在招收各种各样的按摩技师和陪伺女郎，还想在那儿正经火火地经营一把……�韩起科怎么会在那儿落脚？他在那儿干啥？市局的同志提议，如果我一定要去灰鸭嘴村，出于安全的考虑，能否由他们派人先去把这个“韩起科”的背景搞搞清楚，或者干脆把他弄到市里来见我。我断然拒绝了。我早就想去那鬼地方瞧瞧。兴师动众的，总不是好办法。我只是让他们把韩起科在那“村子”里的确切住址搞准了，第二天上午，顺延了原定所有的日程，自己一个人开着一辆丰田“巡洋舰”，独自去了“灰鸭嘴村”。
周围主动设下了“警戒哨
那是夏日里一个晴朗的上午。我驾驶着老坦克似的丰田“巡洋舰”缓缓驰进“灰鸭嘴村”。除了一地爽朗的阳光，阳光下汩汩流淌的污水，堆积如山的废旧钢铁，（一多半是偷盗来的，）同样堆积如山的废旧酒瓶，十几条栓在桩子上的恶狗，几十只闲散的白色来杭鸡，空气中消散不去的一丝淡淡的硫磺味，我几乎没看到一个活人，也没有看到一棵活着的树。后来便看到了女人。好几个。这也让我大为意外。我想，在这儿我应该先看到三五成群，贼眉鼠眼的狗男人。但我却先看到了一些平平常常的女人。神情很平和的女人，很平和地出入各自的门洞。也有个别的，中年以上了，却打扮得十分俗艳，眼神却十分阴沉。然后我在一些篱笆墙的拐角处，看到了几辆或新或旧的跃进牌卡车和桑塔纳轿车。在一个空场上还看到了一大堆报废的旧车。在那儿，我才看到了孩子。一群很脏，或不太脏的孩子，把我领到了韩起科住的那间土屋前。
（后来我才知道，当前这个“村”离真正的火区，还有三四公里路。）�这间用土块垒成的屋子进深足有六七米吧。从光线耀眼、又特别晒人、没有一点绿色的室外一下走进屋里，既觉得异常地凉爽，又觉得相当的阴暗。我必须呆站一会儿，让瞳孔慢慢放大了，才能适应这屋里的亮度，然后才看清，屋里并没有人。我忙转过身，迟疑着正要责问那几个领路的小娃娃，却看到两三个大汉型的男人急匆匆走了进来。
“是顾书记吗？”发问的，是其中一位。这家伙相比其他几位来说，个头较为矮小。留个平头。白衬衣很旧。蓝长裤很皱。黑布鞋却挺干净。如果他就是韩起科，那这十年间他起码长高了有二十多厘米。过去稍带些稚气的圆形脸庞，则完全长成了成年男子那种棱角极分明的国字形。皮肤虽然粗糙，黝黑，但目光的闪烁间还是显露出一点应有的精明和精到。
“韩起科？”我看定了他，迟迟疑疑地问。
“不。我不是。”那汉子忙歉疚地说道，“起科原先在这屋里住来着。这些日子他一直病着。烧得还怪狠底咧哩。我把他挪我屋里去了。刚才看到‘巡洋舰’哩，都猜是你来了咧。他赶紧让我们来接你。”做一番简短的解释，他们几人匆匆领我去看韩起科。而韩起科现在待着的那屋，正是我进“村”后，最早看到有女人进出的那个屋。那女人来给我沏茶时，我问韩起科：“你妻子？”韩起科忙笑道：“又错了。那是我嫂子。”他指着那个穿白衬衣蓝裤子的汉子笑道：“她跟他才是两口子。书记乱点鸳鸯谱，不怕闹出人命案哩？”在场的那几个大汉都怯怯地跟着笑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哥”，是韩起科服刑时的“难友”。他们在同一间号子里住了三四年。韩起科实际上只服了五年刑，就被假释。（这件事上，很可能高福海再一次起了作用。当然，韩起科自己在狱中优异的表现，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宣布他假释，让他回冈古拉。他却怎么也不肯走，非要留在监狱里。“这世界上还真没见过你这一号‘蠢猪’！”监狱管理局的领导和直接管辖韩起科的那位分监区长着实恼火了一把，“你小子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人牵着不走，鬼拽着飞跑咧！”但骂归骂，上自监狱长分监区长，下到区队长、管教，以致那些狱警，都挺喜欢这个韩起科。同一号子里的犯人也都挺服他。再说，也都知道他是个没家可去的孤儿。当时狱中正掀起学习文化的新高潮，正缺文化教员哩，就把他留下了。一直到第八年年尾，扣去减去的刑期，他才带着刑满释放证明，正式离开了监狱……�“你出来已经快两年了？”我不无惊讶地问。
“是的。”
“那你怎么才来找我们？”
“……”他默默地苦笑了一下，没回答。
“成家了没有？”我又问。
“咋说呢？有过女人，又散伙了。”
“是吗？你小子还挺赶潮流，短短两年里，啥滋味都尝了，一点没耽误，都赶上当今最前卫的那伙年轻人了。”
“……”他又苦笑了一下，不说话了。这时候，屋里只剩下我跟他两人了。看到我俩要说话，那几个大汉都挺自觉，悄悄地撤了，连那个“嫂子”，都不在屋里待着了。而且那几个大汉一出去，便在屋子周围主动设下了“警戒哨”，不让村子里闻讯赶来看热闹的人，靠近这屋来打扰我俩谈话。看起来，这狗屁孩子坐牢出来后，在这“村”里还挺有点“人望”。
“没想到你在这儿还挺有威信。这两年一直在这儿住着？”我笑着问道。
“哪里啊。也就是偶尔过来玩两天……”
“那你这两年都在哪儿待着了？”
“哪儿都去了……满世界挣命呗……”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怎么？这两年过得不顺？”
“……”他沉默了。过了好大一会儿，突然反问，“这两年，您遇到有过得很顺的人吗？”
一种无效猜疑和戒备的被动境地
他问得很尖刻，但语气中却不带一点怨恨，仿佛只是在求证一个公理。这倒让我感到十分的诧异，甚至多少有些为之感动。以他这些年的经历，居然能不怨恨，还能保持一种清醒和冷静，保持一种必要的尖刻，实在难得。忽然间，我觉得他此刻的神情特别像一个人。像谁呢？马桂花的父亲马立安，像那位“圣徒”？知青返城后的几年间，像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赵大疤那样的，过去被责罚到遥远的冈古拉来的干部，都回到了他们原先生活的大城市。马立安也回去了。但不久，就病故了。得知他病故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在那么艰难困苦的冈古拉，两眼仍能灼灼放光的他，回到老家，过上了条件优越许多倍的生活，怎么就突然病故了呢？父亲病故，对马桂花的打击特别大。当时她已经跟我结婚了。我明显感到她精神状态的变化，变得沉闷许多。她告诉我，有两个人，一直是她这一生精神上的支撑。这头一位的，就是她这位父亲了。“另一位是谁？”我问。“是……�是……”�她吞吞吐吐地犹豫了一会儿，才说是“高场长”，说着，脸还微微地红了起来。我知道，她说的不是真话。她是想说“韩起科”的。她觉得当着我的面，不能这么说。她不能那么刻薄，也不愿意那么“刻薄”。
……默坐了一会儿，韩起科才说道：“您的时间宝贵，咱们不说那些无聊的事了。那天我上市委大楼找您，其实也没什么多么了不得的事，就是……就是想跟您打听一下高场长的情况。听说他报病危了……”
“高场长病危了？”我吃了一惊。我还真不知道这消息。
“您不知道？”他似乎有些不相信我这个“不知道”。
“不知道。真不知道。”
“马……马桂花她没跟您说？她应该知道这事。她跟高场长、范东、赵光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哩。”
“她没跟我说。”
他的眉尖突然抖动了一下，并抬起眼睑，闪电般地瞟瞥了我一眼，似乎在打量我是否在说真话。我发现，这个下意识的质疑的神情，在这次时间不长的见面过程中，多次在他脸上闪现。可以看出，在下意识中，他总在警惕谈话的对手，戒备着谈话对手，警惕戒备对手是否在跟他说假话，是否在欺骗他。我想这应该是这八九年监狱生活在他心灵上烙下的痕迹之一吧？这在从前那个“韩起科”身上，是从来也不可能发生的。那时的“韩起科”，怎么可能会让自己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无效猜疑和戒备的被动境地呢？那个时候，他那么自信，总是认为跟他打交道的人都会跟他说真话。他也确信，他们谁也不敢欺骗他，也不敢对他说假话。
�“我就是想打听一下高场长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您让马桂花给我打个电话。我暂时还没有固定的住地。不过您让她打这两个电话，他们都会及时通知我的。”说着，他从身后撕下一片糊墙的旧报纸，写上两个电话号码，递给我。我掏出我那本棕色小牛皮封面的《DiaryPlanner》，让他把那两个电话号码重新写在本子上，他忙说：“不用。不用。我那电话号码，不值得往您那样的本子上写。不用。不用。”然后，他又说道：“回头，可以的话，请代我问声马桂花好。你们……你们的孩子挺大的了吧？”
“我们还没要孩子。”我说道。
“哦……”他似乎有些意外。
“这么些年，你一直没跟高场长直接联系过？”我问。
“……”他愧疚地看看我，不答。
“都这么些年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趟不过去的沟？还要回避什么嘛？全都成了历史了，既然已经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嘛。再说，在你这件事上，高场长后来还是出了很大的力，帮了不少的忙。这一点，你知道吧？”我诚恳地规劝道。在我劝说的过程中，他不反驳，一直很认真地看着我，认真地在听着，似乎也自感愧疚。但从他固定不变的眼神来看，他并没有真正听进心里去，甚至都不是十分同意我的看法。只是在这场合，这一时刻，他不想跟我争论这个已然有点陈旧，有点空泛，同时也令人有点尴尬的话题，更不想当场据理反驳，让我为难，所以才保持了这样一种礼节性的沉默而已。其实很多年来，很多人跟我一样，一直也没搞清，这个“狗屁孩子”，当时和高福海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最后会激成那样一场纵火大难。我多次问过马桂花，她也跟我讷讷地说，她不清楚。�〖BFQ〗“假如高场长真的病危了，你打算怎么办？是去最后看他一眼哩，还是死拧着照旧不去理睬他？”我谨慎地问。他只是微微地红了下脸，没做任何回答。看样子，他心里还梗着个硬疙瘩。我轻轻地叹了口气，就再没跟他就这个话题往下说什么了，又沉默了会儿，我问他，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有什么需要我来帮他做的。他都委婉地谢绝了。我提议他跟我的车一起进城看看马桂花，在我家小住几天，叙叙旧。他也急急地拒绝了，红起脸说道：“不用……不用麻烦了……别这么麻烦�了……”�这时，我真有些恼火了，直起身子说道：“韩起科，你现在怎么这样了？变得跟个娘儿们似的，黏黏糊糊的一点不痛快！你没必要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劳改犯’嘛。朋友们，同志们，都没这么看你。大家一直挺想念你，挺关心你。你干吗非要把自己往死胡同里挤，要这么糟践自己？！”他顿时红起脸，抽动着他那圆实的喉结，干干地咽了两口唾沫，呆站起，瞠瞠地看着我，瞬间工夫，脸色便苍白了，而后，喃喃地说了两声：“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便不再作声了。
等待男主人召唤的“女佣”
下午回到机关，处理了一些积攒在那儿的杂拌儿事，又陪书记和市长，去市农科所，和正在筹建中的市小商品批发市场，武警支队训练基地的工地看了看，在市农科所吃了晚饭，喝了点酒，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马桂花还在客厅里，边看电视边在等我；一见我进门，忙把电视机关了，慌慌地过来接公文包，拿拖鞋。我跟她说过一千遍一万遍，在这个家里，你也是主人，你想干啥就干啥，你愿意看那些婆婆妈妈、家长里短的烂电视剧，尽管看，只要把新闻联播的时间档空给我就行，况且我能在家看新闻联播的日子，一个月里也就是那么极有数的几天。完全用不着一见我进门，就跟见了检查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似的，赶紧换台关电视，更用不着慌里慌张地来接公文包，拿拖鞋。对于这个家，我需要的是一种融洽，一种默契，一种无拘无束的交流。你我都应是对方心灵的一个起点，一个交叉，一个相互契合的载体。但是，你融合进来了吗？�结婚都这么些年了，给我的感觉，我和她好像依然还是一对陌路人。她依然站在我“人生大河”的对岸摇晃着。甚至还可以这么判定，对我来说，她充其量只是一个怯怯地站在房门外等待男主人召唤的“女佣”而已，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妻子”。她不仅从来不会过问我的政务（这一点不能责备她，她是按我的要求做的），而且也从来不会主动地对我生活的其他方面表示一种应有的兴趣和关切（这就让我大伤脑筋了）。她不是冷漠，也不是空虚，她……怎么说才准确呢，的确是有一种内在的陌生和忐忑，在不可克服地阻挠着她完全有机地进入我的生活。小分队解散后，她惶惑了好大一阵，跟父母回老家生活了一年多，不适应，又回冈古拉来读了一年多高中，我就把她娶了过来。也就是说，我当时太心急了一点，应该让她在新的社会生活中好好适应一个阶段的。但我迫不及待地娶了她。她心上的那层阴翳还没消除。她还不适应没有小分队的日子。
或者说，小分队解散在她心里形成的那层阴翳，没得到根除，却又造成了一种新的自卑，大大减弱了她再造新生活的能力，也迟缓了那种再造的进度，使她总处在一种疑虑、惶惑和自责中。那不自信表现在方方面面，只说我们夫妻间的性生活吧。结婚这些年，她从来没有主动表示过要跟我那样“亲热”一下。一次都没有。她也从来没有拒绝过我。看得出，她只是在配合我，满足我，适应我，无怨无悔，随叫随到。有时，在做的过程中，她也慌张，她也颤栗，她也喘息，她也激动，或显出某种程度的厌倦，但她绝不声张，绝不会有任何违逆的举动。她总是一动不动地由着你“操作”……是的，我一点都不夸张，不编造，她总是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由着你“操作”……我曾跟她认真地谈过这件事。而且不止一次。我跟她说，“夫妻生活”是两口子共同生活中非常重要、非常美好的一个部分。这种美好，这种重要，是只有在两口子之间才能得到的，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也无法、也不该来替代的。所以，作为两口子的两个人都要非常珍惜它，共同努力（是的，我确实是这样对她说的，“要共同努力”。有一回我甚至还使用了“享受”这个说法。我说，“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一起来享受这种美好”）她会很茫然，很迷惑，很�惶，以至于很排斥，脸色都会变得很难看，挣扎老半天，才说出一句这样的话：“顾……顾校长，�大……大白天的，您这是在说啥呢……”结婚很长一段时间，她总是叫我“顾校长”。
不管我的职务怎么变迁，比如，我曾在高福海病休离职后，代理过冈古拉的副场长和场长，后来又担任过哈拉努里镇的副镇长。我还在农科所过渡了一下，担任了很短一个时期的农科所所长。撤镇改市初期，我是哈拉努里市委第一任市委秘书长。等等等等。但她总是称我“顾校长”。我说，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应该叫我“卓群”，或者，称我“老顾”也行。她立马大红起脸，喃喃道，那咋可以？我说，或者你就叫我儿时的小名“门柱”吧。她想了想，突然捂着嘴噗哧一笑道，这个好。门柱。后来转念一想。赶紧否定，不行不行，我咋能叫领导“门柱”？！我说我不是你领导。是你老公！她又笑了，说，老什么公呀，多别扭。有一天，下雨。按原先的日程安排，我要带几个人去西山林场检查工作，还定下要在那儿待两天，开一些相关的座谈会。出发前，那边来电话，报告说路让山洪冲了。进不了山，我就提前回家了。她挺高兴的，忙进忙出；等吃过晚饭，我让她坐下，坐在我身边。我轻轻地搂过她，轻轻地抚摸着她红扑扑的脸颊。然后就开始寻找她头发间、耳根后和脖梗上那种特殊的气息……她肯定意识到了什么，一下便有些紧张起来，一个劲儿地催我，赶我：“新闻联播时间到了。快去看你的新闻联播吧。”我赖兮兮地笑道：“今天咱们就不看新闻联播�了……”�
“不看新闻联播，你想干吗？刚吃过晚饭……你这人咋这样……顾校长……灯还没拉哩……顾校长……哎呀，碗还没刷哩……”我当然没松手。那天完事后，她一动不动地在我身下躺了好久，似乎真有点生气了。等我起身，她一声不吭就去了卫生间。很长时间都不见卫生间里有任何动静，也不见她出来。我还真以为出什么事了，忙去敲卫生间的门，问：“怎么了？不舒服了？”过了一会儿，才听到她在里边答道：“没�事……”�我推门进去，见她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闷闷地坐在浴缸边上。我又忙问：“到底怎么了？”她摇了摇头，又说了声：“没事。”就回卧室去了。这一晚上，我觉得她一直没睡着，怕吵着我，既不敢翻身，也不敢叹气。后来，在我再三追问下，她突然很激动地，也很有些伤心地问我，您就是为了要跟我做那事才找的我，对不？除了要我跟你做那种丢人的事，我在您眼里其实再没有别的用处了，对不？是这样吗？您跟我说实话。白天黑夜，您要我，就是为了要跟我做那种事。对不？她含着满眶的眼泪，用很响的声音喊叫。那声音透过窗户，能传出好几条街去。我赶紧把窗户关上，回头来压低了声音对她说道：“你胡说些啥呢？如果只是为了做那种事，我干吗非找你？世界上的女人多着哩！”“所以你后悔了嘛……”“我后悔……是的，我后悔了。但你为什么要让我后悔？你能不让我后悔吗？”这话刚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说过头了。但已经来不及了。她立即苍白起脸，怔怔地问：“你后悔了？真后悔了？”我赶紧解释，也不管用。然后她耷拉着脑袋，就坐在那儿怔怔地直发呆，而后就抱起她那床被子和枕头，上客厅的沙发上睡去了。第二天早上等我起来，她已经穿著梳洗完毕，并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两只蛇皮袋里，在那里等着我了。“你疯了？不去做早饭，在这儿裹什么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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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装作没瞧见她收拾的那两个蛇皮袋似的，低声说道。”早饭做好了……“她低声说道。
小两口吵架不记仇
“那你还在这儿干坐着干吗？去西山林场的路要是连夜抢修好了，我今天一早还得走哩。别没事找事了。吃饭。吃饭。吃了饭，上班。”我冲她挥了挥手说道。“我知道你挺后悔的……”她一边说，一边又默默地抽泣起来，“我不让您后悔。我这就走。”“你走？你去哪儿？”“我回冈古拉。”“冈古拉？冈古拉还有你谁？”我一边说，一边走了过去，把那两个蛇皮袋扔回卧室，“好了好了。俗话咋说的呢？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吵架不记仇。
咱俩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以后不许动不动地就收拾东西走人。我俩的身份都变了。
再一吵架就收拾东西要分手，你想让全哈拉努里的人都笑话咱俩？！“她擦擦眼泪不哭了，起身去给我舀豆浆端油饼。那天，吃罢早饭，我还真去了西山林场……后来的几个月里，我真的没再找她”做那事“。她也不再叫我”顾校长“，却改称为：”哎“。她依然闷闷不乐，常常不等我回来，就独自早早上床睡了。而且是真睡。我有时悄悄走过去，坐在床边，默默地打量着熟睡中的她，看着她渐渐消瘦的脸庞，眼窝下新起的那一圈淡淡的青灰色眼晕。
睡梦中的她还不时抽动一下，窒息般地倒吸两口气……那一副小可怜的样子，我不知道从哪儿才能找回当年在沙黑里克驻点站所遇见的那个身旁横放着一杆苏式七点六二口径步骑枪的“马桂花”。我一直在回想，在追问，自己为什么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么个“马桂花”？只是因为进入遥远的蛮荒、偏僻地以后，生理上对年轻异性的那种过分的“敏感、冲动和需求”
使然？我想可能会有一点这样的成分在起作用，但主要的，肯定不是的。就像我曾对马桂花辩解过的那样，如果仅仅因为那一时的需求，即便在冈古拉，女孩也远不止她一个。而且就像我早先描述过的那样，荒原上有些女孩表露自己的风情的方式，要比她强烈和坦率多少倍。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我不是仍然只钟情她吗？认真回顾这一切，不管怎么说，我俩都不该走到这一步的。小桂花，我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能真切地告诉我吗？
精神上的“变态”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告诉马桂花，我去了“灰鸭嘴村”，并且在“村”里见到了韩起科。那一瞬间，这消息在马桂花身上所引发的震惊和激动，使我突然明白了一切。
“韩……韩起科？你见到韩起科了？你又在蒙谁呢？他一年前就结束劳改，很奇怪地去了省城。后来，怪怪的，又回来了，跟赵光干了一段，后来突然说是病了，不少人去看他，他挺不乐意的，后来就突然又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他咋会见您呢？”马桂花怔怔地说道。
“你很清楚他的情况？”我万分惊奇，“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故意的？”我恼火地追问。
�“我不是故意的……”她委屈地解释。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韩起科一年前就已经刑满释放了？”
“您没问我。”
“天呐，这还要我来问吗？”
“我想……我想……您对我们冈古拉的人和事情可能再不会感兴趣了……”
“再不会感兴趣？哈哈。哈哈。你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感兴趣，我会娶你？我不感兴趣，这些年里，我干吗要一次又一次跟你探讨高场长、韩起科和冈古拉的问题。你应该能明白，我心里是有你们这个冈古拉的，你这样瞒着我，太伤我的心了。要不然……要不然……就……就……�”要不然就咋啦？“
“要不然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我有啥鬼？你说呀！”
“嗯……”
“您嗯啥嗯？！我怎么有鬼了？您这话是啥意思嘛？您是不是想说我跟韩起科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鬼事儿？我要跟他真有啥鬼，能跟您走到一个屋檐下来生活吗？我还能跟您做那种丢人的事吗？你把我当成啥啦？”一点都不能受黑白冤枉气的她，眼眶里一下就涌满了大颗大颗的泪珠，并声嘶力竭地喊叫了起来。
我不作声了。
我想就在这一瞬间，我终于明白了早就应该明白的一切。马桂花不可能成为我真正的完全彻底的“爱人”。她生命的基点，永远留在了冈古拉，而且永远附着在了韩起科身上。我应该早就明白这一点的。其实，对这一点，我也不是说一点都没有预感。我只是久久地不愿意承认它是个既成事实而已。这些年里，尤其是离开冈古拉的头几年里，我的确经常跟马桂花探讨在冈古拉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含意。我觉得我自己无法说得清楚高福海和韩起科的那些作为。我跟马桂花探讨这些，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只要谈起冈古拉，她就会变得无比生动、活泼、自信，就跟久旱的河沟地里突然遭遇一股凶猛的洪水，那蔫耷了脑袋的水杞柳、那无处可去的野鸭群、那干巴巴地晾晒在卵石滩上的枯树根一下全都欢腾鲜活起来。这时候的她，浑身上下都往外透着一股直逼你心灵的让你疼爱不尽的气息。它让你只想去抱她，抚爱她，却又不敢真正去触碰她……另一方面，我的确也想听听她对那些事情的看法。她毕竟是从小在冈古拉长大的。她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是那黑杨林中的一棵，黑雀群中的一只。凡是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也许她能从内部的另一个层面上，自觉不自觉地为我提供一条通往谜宫出口的“路径”。但是，每一回这样的探讨，几乎都要闹个“不欢而散”。因为我是同意朱副场长李副场长等人的观点的。我怎么考虑，得出的结论都是，从正常人的角度来看问题，高福海和韩起科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可理喻的。是冈古拉那个特殊环境，让他们的内心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必须承认，他们的某些行为是一种变态。而且是精神上的“变态”。
“你说高场长和起科变态，他们就变态了？我看你自己才是真正的变态！你们这些说人变态的人自己才是真正的变态！！”话每每说到这儿，她总会变得非常偏激，总是无法平静。她甚至会冷笑。会哼哼。眼角里还会渗出一丝丝“邪恶”的光泽。你难以想象，她居然会像一个“恶婆”似的，一手叉在腰上，另一只手则不停地在我眼面前挥动着，大声反驳：“要说环境起了作用，那环境就不对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赵大疤这些人起作用？他们就不变异，不变态了？你咋样？你虽然不是在冈古拉长大的。但你那个哈拉努里跟冈古拉又有多大的区别？
你们在哈拉努里长大的人就那么正常？“
“我没说别的地方的人就不会发生变异。”
“那按你这种说法，这种思维方式和推理逻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所有的人都变态了，都不正常了？”
“不是所有。但肯定有一部分。”
从“委屈”到“刻薄”的转换
“哈哈。一部分。好一个‘一部分’！”她嘴角上突然挂起一绺“刻薄而险恶”的微笑。
�“好好好……好好好……”我只得苦笑笑，没法再跟她往下争辩了。
“好啥好？你们就是瞧不起我们冈古拉人。你们就知道欺负冈古拉那儿的人！”霎时间，她眼眶里突然又涌起委屈的泪花。�“谁欺负你们了？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还有赵股长，也都是冈古拉人啊。他们看问题就要比你冷静和客观得多。你得好好跟他们学一学。”我说道。
“他们？哼！”说着，她嘴角上再度浮起那种“刻薄而险恶”的微笑。从“委屈”到“刻薄”的转换，这中间几乎没有一点过渡，都是在瞬间完成的。完全是本色的，本能的。
“吵”上这样一架，我们会平静两三个月。双方都害怕再触及这样的话题。不愿意再伤及对方的感情。她依然会恪尽职守地为我尽她作一个妻子所应尽的一切义务。我自然也尽力地寻找和恢复在沙黑里克见她第一面时所升腾起的那种奇异的激情。她的义务倒是一天比一天尽得老练和周到，但我的激情，却在她这日复一日的“老练”和“周到”中，渐渐消失了那种本应潜在着的冲击力和爆发力。慢慢地，我终于发现，她炒的菜，其实除了咸味，辣味，就再说不上什么特色了。她所谓的收拾房间，也就是把干净衣物和不干净的衣物分别堆放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而已。而她的任劳任怨，也就是表现在单位里。在那儿，不管遭遇什么样的不公或冤屈，她都会忍受下来。但回家后，她总会找一个借口，把这些积攒的怨气和牢骚，冲着我狠狠地发泄一通。她也学会了逛商场，偶尔也买一点彩票试试自己的手气。这些年来，她的心情虽然并不是那么舒畅，但她还是一年比一年长得壮实了；守在电视机跟前，收看那些婆婆妈妈的烂电视剧的时间，也一年比一年多了……还有一点，让我亦喜亦忧。忧喜参半。这一两年，她已经不再跟我“吵”了。是不屑于跟我吵了？还是从根本上觉得没必要再吵了，吵也不管用，吵也吵不出个所以然来，还是不吵也罢……或者说，她内心已然麻木，觉得这世界上已然没什么值得自己为它去争、去吵的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她不再跟我吵了，我说不清楚……也许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一点吧……�当然，每月一次，或两次的“那种事儿”，只要我找她，她还是愿意“配合”的。
如此而已。
那天她告诉我，高福海确实报病危了。我还怪她：“怎么连这样的消息都瞒着不跟我说？”
她还是那句话：“我以为你对我们的事不会再感兴趣了。”我忿忿然地回击道：“你以为！以后你能不能少跟我来一点这样的‘你以为’？！”然后她跟我说：“高场长非常希望在走以前，能最后见一见当年小分队的人。特别想见一见韩起科。你帮着做做他的工作吧。路费不成问题的。”我问她：“那你也要去北京了？”（高福海病退离休后，回北京南城定居了。）她很干脆地答道：“是的。我当然要去。小分队的大部分人已经到北京了。我没走，就是因为还没找到韩起科。小分队的人都希望我能找到韩起科，并且把他也带到北京。大家能最后再聚一聚。”我说：“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参加这次聚会，一起见见高福海？”她说：“不行。”我问：“为什么？”她说：“请你别把它看作是一次聚会。”我再问：“不是聚会，能是啥？你自己刚才还说是‘再最后聚一聚’。”她愣怔了一下，沉沉地答道：“我这么说了吗？这不是聚会。是临终告别。”我说：“临终告别我也可以参加啊。说起来，我还是你们的校长哩。”她再次愣愣地打量了我一下，说道：“你跟我们不一样……”我说：“只要你们不把圈子划得太小，有啥不一样？”她突然激动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动了几下，重新回到我面前，大声说道：“当然不一样。人跟人能一样吗？我们跟韩起科就不一样。韩起科跟高场长也不一样。你掺和进来，会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特别别扭的。高场长要死了。你知道吗？他要死了。他想单独跟我们告别。单独告别！”她眼眶里又一次涌满了泪水。
�当天晚上，马桂花按韩起科给我的两个电话号码，拨通了其中的一个电话。这还是个长途电话。从区号看，它应该是省城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子。听声音，大约有三十岁左右，自称是韩起科的“老婆”。“你是他什么人呢？”对方问。听声音，好像一边在说话，一边还在嗑着瓜子。“我……我是他老同学。”马桂花答道。“老同学？好家伙！这个小文盲还有老同学咧？哈哈……哈哈……”“老婆”尖刻地笑道，声音浑厚，中气很足，似乎应该是个个头不小，体形也壮硕，胸腔和胸部都特别宽大和绵软的那种胖女子。“我能跟他说个事吗？”马桂花小心翼翼地问道。“他早就不跟我一块儿过了，这个小文盲，咋还把我的电话号码四处乱给人呢？他自己是咋跟你说的嘛，啊，老同学？你是啥时间跟他同的学？北大时期，还是清华时期？哈哈哈哈……老同学……”挖苦对方的同时，那“老婆”还在不断吐着瓜子壳儿和嚼着瓜子仁儿。马桂花实在听不下去了，说了句：“那就对不起了……打扰您了……”
那种委曲求全的姿态
就要挂电话。对方却赶紧制止：“别别别。你还没把话说透亮哩，挂什么电话嘛。到底有啥话要我带给他？他昨天还给我打了个电话来，说是有人要打电话到我这儿来找他，除了原先小分队的那些老同学，别的一概都替他回了……你是哪儿的？”马桂花见她絮叨个没完了，忙说了声：“没事没事。”刚想挂电话。对方忙说：“老同学，咋的啦？有话就说呗。他刚才还打来电话问，今天有没有人留话给他。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你到底有事没事？”马桂花还是说了声：“没事没事。”坚决地把电话给挂了。放下电话后，她显得特别的心烦意乱。我问她好几遍发生什么事了，她都没答理我。后来，她突然问我：“你见着韩起科时，他说没说，他结婚成家的事？”我说：“没有啊。一个字也没提到他结婚成家的事。怎么了？”她迟疑了一下，说道：“刚才……刚才那个接电话的人，是个女的……”我说：“女的又怎么了？”她说：“她自称是韩起科的老婆。”我说：“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以他的年龄，也该有老婆了。”她怔怔地说：“但是……但是……”我说：“但什么是嘛。你干吗不把要说的话跟她说了呢？韩起科既然留了她的号码，就说明他跟她关系不一般。她肯定能把话给你带到韩起科那儿。你还管她自称是什么呢！”但马桂花却再也没给这个“老婆”打电话，一直熬到第二天天快亮时，才拨通韩起科留的另一个电话号码。这回接电话的人是个男的声音哑哑的，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听起来像个老人。他说他是“哈拉努里市第一监狱管教科。”马桂花一愣，心想，这电话怎么打到“监狱”里去了？忙问：“您……�您哪儿？市第一监狱？对……对不起，电话串线了。”忙放下电话，按纸条上写的号码认认真真又拨了一遍，接电话的却还是那个沙哑嗓门。这一回沙哑嗓门却笑了，说道：“喂，咋的啦？你是西大街发廊里那个做足底的小妞吧？谁让你往这儿打电话来着？啊？我不是跟你说过……”马桂花被他说得哭笑不得，咬着牙骂道：“说啥呢？！谁是做足底的小妞？你这个老不正经的东西！”对方挨了骂，一激灵，才从惺忪的睡意中完全清醒过来，连声说：“喂喂喂，你到底是哪一位姑奶奶啊，大黑早地吵了我的觉，还那么厉害？”“我问你，你这电话号码是不是……”马桂花把韩起科留的那号码给对方重新报了一遍。对方说：“没错啊。是这个号。咋的啦？”马桂花说：“韩起科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一听马桂花报出“韩起科”，对方的口气马上变得热情，亲近，并满口答应尽快找到韩起科，把高福海病危的情况和北京高家的确切地址转告给这个“小王八蛋”（他就是这么称呼韩起科的）。
过了两个来小时，大约八点钟光景，我和马桂花刚吃过早饭，正要收拾收拾去上班，沙哑嗓门打回电话来说，他已经找到韩起科这“小王八蛋”了，并且把高福海的情况如实告诉给了他。但是，“这小王八蛋要走哩”。马桂花忙问，他去哪儿。沙哑嗓门说，去北京。马桂花忙问，他什么时间走啊？对方答道，不清楚。马桂花又问，他准备坐火车走，还是准备坐飞机走？对方答道，也不清楚。马桂花跺跺脚，怨恨地啐嗔道，你咋啥也不清楚啊？对方却说，你就是马桂花吧？书记夫人哦。嘿嘿。起科正经跟我说起过你哩。你还有啥事要我跟韩起科这小王八蛋说的？马桂花说了声，多谢了。我自己找他吧。就把电话挂了。
马桂花放下市第一监狱的电话，又赶紧给北京南城高福海家挂了个长途，先询问了高福海的病情，接着又把韩起科已经起程赴京的消息传递了过去。“你们一定得想办法让高场长挺过这一阵。一定得让他跟起科认真见上一面。付多大的代价也得让他父子俩最后见上一面……”桂花一边说一边抽泣，放下电话，简简单单地往一个旧旅行包里塞了几件换洗衣裤，拿上她自己的那个银行折子，也赶往北京去了。
据我后来了解，假如高福海那会儿没报病危，说一句实话，韩起科还是不会去看望他的。这里不存在服软不服软的问题，也不存在报恩不报恩的问题。不管你把他看成什么样的人，是“小文盲”，还是“小王八蛋”，十年前，他肚子里确确实实憋着一股子气。他难受。他想不通。他无处发泄。那个时候，一生好强的高福海面对“危机四伏的冈古拉”，把发生问题的根源，竟然全都归结为他自己的“无能”。因为他的无能，冈古拉才常年发不下工资。因为他的无能，退伍军人们才会闹事。因为他的无能，朱李赵等人才会“勾结”起来“反叛”。也是因为他的无能，没有给知青们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他们才会以死相抗，拼命要求“返城”……他不能理解高福海艰难困斗几十年，到最后时刻心中出现的那种绝望无奈和软弱，更不能理解（也不愿去理解）高福海在朱、李、赵等人“勾结”“反叛”时所做出的那种委曲求全的姿态。十多年来，他一直以高福海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以高福海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和骄傲。在他心目中，高福海就是冈古拉，就是黑杨林，就是那片无边无垠的蓝天。其实他并不知道，外表孤傲和自强的高福海内心一直潜伏着一片软弱的阴影。这片软弱阴影的产生，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矛盾的境地之中。在冈古拉，他能做他所有想做的事。他可以收拾所有那些胆敢违抗他的人。他能让自己身边所有的人都对他恭恭敬敬，服服帖帖。但只要离开冈古拉，他马上就什么都不是了。包括他自认为是真心实意为解决冈古拉老百姓一点实际困难而做的一些事情（比如所谓的“种黑地”），往往也做不下去，还会因此而被整得“头破血流”。这种时候，也没人来倾听他的诉说。他郁闷。他常常想喊叫一声。尤其是到上头去开会的时候，当那么多主宰他和冈古拉命运的人都集结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忍不住地要喊叫一声。他知道如果他真的喊叫了，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为此害怕过，哆嗦过，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他害怕自己总有一天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捅出天大的漏子。为此，他不敢再去参加会议，也不想见到那些人。
让他心碎的“蔑视”
当他看到，自己一手提拨信任的主要助手“勾结”起来向上头“密告”自己的时候，看到成千上万的知青公然提出要离开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而得到上头的全力支持时，他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这一代人的时代结束了。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再坚持下去，也没有那个必要再坚持下去了。于是，他适时地做了一些聪明人都会做的事情。而他的这些“聪明”的“理智”的行为，恰恰被韩起科认作了“软弱”……�当他觉得自己完全是为了冈古拉的安全而秘密准备了第三部直线电话，居然不能得到高福海的认同和理解，反遭痛打时，他已经不难过了。他对高福海已经隐隐地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蔑视”和“怜悯”了，一种让他心碎的“蔑视”和欲哭无泪的“怜悯”……�后来就发生了那个知青事件。他历来非常敬重冈古拉的那些知青。被亲生父母遗弃在黑杨林里长大的他，完全不能想象，什么是北京城，什么是大上海，什么是天津卫。后来，人们告诉他，从哈拉努里到冈古拉，走两天两夜，才只有一家商店。而北京上海天津城里的商店就像冈古拉林带里的杨树一样多，一家挨着一家，把大路两旁所有的空地全占满了。你这么一想，就知道什么是北京上海天津了。七岁的他长长地哦了一声。后来，他和知青的接触就很多了。因为他小学、初中时期的老师，基本上全是知青和大城市来的支边青年。后来，农场里大部分单位的会计、统计、文教，也都由知青担任。场宣传队主要的乐手、最出色的独唱演员，领舞演员，也都是知青。在知青们到冈古拉以前，冈古拉的女娃娃不知道自己发育到一定程度，还得戴一种叫“胸罩”的东西，更不知道应该用一种叫“丁字带”的玩意，来替代她们以前习惯使用的烂棉团和废纸片。这儿的小娃娃并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大白兔”的糖果是用彩纸包装起来的。有一种衣服飘飘洒洒的叫“的确良”。这儿第一双塑料凉鞋是知青们带来的。这儿第一个大衣柜是知青们从老家托运来的。以后，甚至还知道了大衣柜居然还有双门、三门和四门之区别。而在这以前，冈古拉老职工家里都只用大木箱或小木箱存放衣物，或者干脆就把所有穿过或没穿过、准备要穿的或压根儿要等到冬季才会穿用的衣物都甩在那根早已开始生锈了的铁丝上，或把它们混堆在某一个木板箱上。小时候，冈古拉的娃娃除了玩羊拐骨，他想不起来，还玩过什么别的“玩具”。是知青们带来了第一颗玻璃弹子，第一张香烟纸片，第一本连环图画……他永远也不会忘，第一次看到“电影”这个古怪东西所给他产生的那种巨大的震撼和惊惧。他不断地从那块被人们称作“银幕”的白布前，跑到白布后，又从白布后，跑到白布前。他第一次看到另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另一批活生生的人从一个小小的轰鸣着的机器里蹿出，展现在那块白布上。那一晚上，他整整一夜没睡着，他不断地从床上起来，不断地再次走到早已散了场的电影放映场上去，寻找那个从来也没见过、并突然就这样消失了的“世界”。他曾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天天追随着电影放映队，到下一个放映点去。在几年的时间里，他都在发誓，自己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一个电影放映员，他曾经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职业。而冈古拉最早的两个电影放映员便是北京来的知青，一男，一女，他俩后来成了冈古拉最早结婚的一对知青夫妇……�现在他们要走了。成千上万人一起来喊叫：“我们要回老家！”……�而正是他们在做他老师时告诉他，要热爱这个叫“冈古拉”的地方。是他们告诉他，祖国每一片土地，不管它是如何的贫瘠，落后，我们都对它负有终生的责任。是他们给他讲述一个叫娃尔娃拉的苏联女教师追随革命家的丈夫，到那遥远的西伯利亚去传播文化的故事。是他们告诉他，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加上崇高的理想，就能抵御一切艰难困苦。他记住了他们在说这些话时明亮闪烁的眼光和动人深沉的表情。那个时候，高场长就跟他说过：这些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总有一天，老天爷还要把他们收回去的。他不信……他从来不信这些男男女女的“娃尔娃拉”们会抛弃他，抛弃冈古拉……�但，他们现在真的要走了。就在冈古拉最困难的时候，真的要抛弃他和冈古拉了。而且是哭着喊着闹着非要走不可。连一天都不想待了，一个小时一分钟都不想待了。冈古拉有那么可怕可恨吗？它掘了你们谁家的祖坟了？你们曾闪烁过的那些明亮的眼光，动人深刻的表情，都哪儿去了？�他想不通。
他第一次看到，成千上万的人要彻底抛弃他深深钟爱的冈古拉。他心里一下都空了。他不知所措了。十六岁的他，第一次发现，人，居然是那样一种不可靠的动物。他们可以说话不算话。可以今天用这副嘴脸活着，而只要隔一个晚上，连嗝儿都不打一个，就换成另一副嘴脸来继续往下活。包括他的那位高场长。哦，在心坎儿里，自己是一直把他当作父亲的啊。父亲啊……多少回做梦，自己追着一个高大背影的男人，叫喊着：“爸爸，等等我。我走不动了。抱抱我……抱抱我吧。爸爸……爸爸……”但那个高大的背影越走越快，越来越高大，升起来，扩大开来，几乎遮住了整个的天空。挡住了整个太阳和月亮。他哭着喊叫：“爸爸，我瞧不见你了。你在哪里？爸爸……爸爸……你别走啊……爸�爸……”�那天当他走出高福海家的时候，他自己都没觉察到，自己已是泪流满面了。他一路向人群走去。突然一个问题在他心中升起，他站了下来。他问：你们可以走，我们就活该得留下？爹妈在北京上海的就一定要回北京上海，爹妈在冈古拉的就活该得在冈古拉待一辈子？假如有一天有一个人说，只有爹妈在冈古拉的才可以继续在冈古拉待下去，那么，到那时候，没爹没妈的他，又活该上哪儿去待着？到那时候，这世界还有一块能让他韩起科待的地儿吗？他知道，也许永远不会有人做出这种愚蠢而生硬的决定。但是，这世界怎么可以以爹妈的身份位置，来定儿女的前程呢？�怎么可以？他问天，问戈壁，问黑杨，问大沙包，问黑雀群，也问自己，问这世界……但谁都不给予回答，谁都在跟他装傻充愣。
这样一座简陋的“地宫”
他像一头饥饿中的公狼，昂头伫立，四处环视，默默地站了几分钟，最后向存放煤油的库房走去了……�火燃起来后，他就走了。回到那两间小木屋里。在黑暗中呆呆地坐着。他想拼命地喊一声，却怎么也喊不出。后来，他不知所措地在屋里来回走动，他开始心慌意乱。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时地走到窗户子跟前，去窥视远处的火场。他没有想到麦草还会引燃附近的林带。火苗从林带中蹿出，又引燃了附近的马号和几座旧的库房。几十匹红马黑马黄马挣脱缰绳，向人群冲去。他的心怦怦怦乱跳。几十米高的火舌抖动着伸缩着，从钻天杨的树梢上向夜空舐去，从远处看，活像一条条闪着红光的蛇信。他没法想象，能吐出如此巨大蛇信的蛇，自身又该有多大，又是怎样在这冈古拉的黑夜里移动自己那无比笨重的身躯，然后又能在人们绝望的注视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他突然感到了恐惧，身上发出一阵阵寒战。他甚至想到了逃跑。但两条腿酥软得一点都挪不开步去，同时又沉重得就像是灌了铅一般。
稍稍清醒过来后，天色已经放蓝。他走出小木屋去俯瞰火场。那里只剩一片寂静了，还有一片淡淡地飘浮在寂静之上的烟霭。一些烧焦的白杨树突出在这片烟霭之上，就像是西域古墓群里那些神秘的木桩，遥远地永久地耸立在沙漠深处。而后，他身后的电话铃这时突然惊心动魄地响了起来。他犹豫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去拿起电话。电话是马桂花打来的。
“你还没走啊？你还在傻等啥呢？”马桂花急得都快哭出来了。“烧伤踩伤好几十人咧。还有两个三四岁的娃娃伤得挺重的。这还都不算那些擦破了皮、崴了脚脖子的轻伤员。场部卫生队全都挤满了咧。起科，你真是昏了头了，活腻了。你到底想干啥呢？！天还没亮那会儿，省公安厅就打过电话来，要这边赶紧派人先把你扣起来再说。朱副场长李副场长的人带着家伙，正四处在找你哩。走吧……你在听我说吗？快走吧……起�科……�起科，你在听着吗？
“韩起科一直没出声，呆站了会儿，仍一声不吭，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而后简单收拾了一下屋子，拣出十几本考古方面的书，几大册考古方面的图片，几块他自己在高地上找到的、自认为是十万年前或五十万年前”冈古拉人“使用过的”石器“，用一个塑料兜提着，向屋后的高坡走去。走过一条废弃的排干渠，走过一片碎石岗，又走过一大片芨芨草草原，在一个平缓的山前冲积扇沟的中部，走进一个伪装得就像是完全没经过伪装的地窝子。等他点亮了两盏马灯，我们方能看清这是个长方形的地窝子，四五米宽，十来米长。大梁全是用弯弯的老榆树架成。地窝子里光光净净没一点东西。但等你的眼睛适应了这儿异常昏暗的光线后，你就能惊异地发现，地窝子当间，还凹下去一大块。通过一个三四级的土台阶，你要是战战兢兢地一直走到这凹地的底部，再仔细一看，出现在你面前的竟然是两具年代非常久远的”尸骸“。这两具”尸骸“是以罕见的曲肢葬方式下葬的。”尸骸“直接躺在了地上。他俩下葬时有棺木。那是一棵粗大的黑杨树被掏空后，倒扣在尸身上，做成的。棺木的两头，用羊皮和草泥封裹。使用这种奇异的”独木舟“形状的倒扣式黑杨树树棺，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葬礼。”据民族学材料，在不少原始民族中存在一种宗教信仰，相信人死后灵魂要涉过一条大河才能到达‘彼岸’。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考古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为死者过渡往彼岸世界准备的舟形棺葬具。“（上述引文见周金玲著《新疆尉犁营盘古墓发掘记》。三联书店。
2002年5月版P21—22）“尸骨”身下没有垫任何东西。也许当时他们的亲人是替他们垫了什么的，比如苇席、毛毡、蒲草之类的东西，到韩起科发现他们时，它们早已风化掉了。死者的头前还放着一个很大的木盘。木盘里盛放着羊骨和面饼，还放着些诸如木碗、木钵、木几一类的物品。他不知道他们活着时，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他在其中一具尸骨旁发现了一把弓，一把刀。他知道这一位肯定是“父亲”。而在另一位身旁发现了一个木质粉盒，还发现了一个木奁和木纺轮，一些碎羊毛，一把梳子。他知道“她”应该就是“母亲”了。那年秋天，他特别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内心感到特别孤独的时候，来到这一片广阔的芨芨草草原上探寻，跟随一群野驴来到这儿。看到了两根栽在沙土中的木桩。木桩上的疤节和裂痕告诉他，它是被人栽插在这儿的，至少也应该有一千四五百年了。细细一观察，他又发现，这木桩其实是古代一种船桨的演化品，比实用的要高大一些。他忽然记起在某一本考古记中有过这样的记载，（一时间他想不起来是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写的那本《亚洲腹地旅行记》，还是俄罗斯探险家柯兹洛夫，或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的某本著作中看到的。）不少独木舟类的墓葬在地表上都会竖立类似的木桩。直觉告诉他，此处可能会有重大发现。他时断时续地在这儿挖掘了将近半年。（他当然不能天天泡在这儿。）终于让这一对一千多年前的夫妇重见了天日。发现这个墓葬后，他很多次拿起电话要报告给有关部门。但每一次都下不了这个决心。他知道只要一打通这个电话，这一对夫妇很快就会被打扰。很快就会招来很多的人，拍照，丈量，绘图，还有可能把他俩搬运走。他不知道这二位当年是怎样一群孩子的父母。但只要一走近他们，他眼前总是能出现一万年前，或一千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他把自己也想象成他们中的一员，想象自己也披着兽皮，或披着印金显花的圆领左衽袍服，行走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古大地上。每每在这个时候，他总是会很激动，也不再感到孤独。他知道自己是这一类真正的“冈古拉人”的“后代”。他是可以静静地跟他们“对话”的。他决定违规地把他们“隐藏”起来，化了极大的力气，秘密地为他们修建了这样一座简陋的“地宫”。
默默地注视着那两具“尸骸”
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偷偷地上这儿来呆上一会儿。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在心理上，他把这一对“夫妇”当成了自己的父母。
那天韩起科把那一提兜书和图册放到“尸骸”身旁后，便在土坑旁歇息了一会儿，默默地注视着那两具“尸骸”，仿佛在跟他俩“告别”；然后重新拿芨芨草和苇子掩藏妥了这地窝子，便回到了小木屋跟前。也许是多年来一心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但又不敢当面去询问高福海的缘故吧，自从那年接触了那些考古队员后，寻找“远古冈古拉人的踪迹”，就成了这狗屁孩子惟一的“业余爱好”。按说，这种行为不该出现在一个还只有十六七岁的孩子身上。但是只要跟冈古拉历史有关的东西，都能深深地吸引他，甚至还能深深地震撼他。
然后他从小木屋里拣出一点日常用品，牙刷牙膏肥皂换洗内衣之类的，打成一个小包；再往木屋上洒了煤油；再在牙齿的帮助下，用一根黑白相间的羊毛绳把自己的双手捆起，掏出打火机，摁着了，却又久久地久久地下不了决心去点燃那两间小木屋……
原以为，法庭一定会判自己死刑。得知严重烧伤了两个四五岁的娃娃，将给他们带去终生的残疾。那场火把场部的黑杨林基本上全烧毁了。他觉得自己真的该枪毙，真的应该拿自己的命去抵偿。那天公审，是在冈古拉农场场部的老俱乐部举行的。开春前的雨夹雪天气，使那天变得特别阴冷。烧焦的黑杨树湿淋淋地耸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看起来也特别的凄戚。那天冈古拉所有的人，不问男女老少，几乎一个不落地都到了，心情虽不尽然相同，但却一概地全都阴沉着脸盘，裹着淋湿了的老棉袄，老山羊皮大衣，踹着一脚黏稠的泥巴，把那个本来就不算大的俱乐部礼堂挤得满满当当。那天高福海病了。主持公审大会的是朱副场长。由哈拉努里法院的三位审判员和一位书记员组成的合议庭成员，端坐在泥土垒起的主席台正当间。小分队的全体队员，除了因伤仍在住院的赵光和仍然在“逃”的张建国孟在军以外，按通知的要求，全都到场接受教育，而且被安顿在最靠前的两排位置上。也许是为了以防万一，在他们座位的两端，大会组织者都安排了持枪警卫把守。后来才知道，在礼堂后身的化装间和道具间里，当时还预备了两个班的持枪警卫，在楼上电影放映间里还秘密地架着两挺机枪。主要就是担心小分队的人在公审开始后，会突然带领一部分老职工公然“作乱”。据说，大会组织者曾得到过这样的“情报”，小分队的队员在得知第二天要公审韩起科的消息后，当天晚间，互相走动得相当厉害，“一直在密谋着啥”。而一部分老职工频繁串门，也“躁动得可以”。
整个庭审过程中，韩起科一直带着手铐。（按说，庭审程序开始前，就应该除去被告身上的任何械具。但那个时候，不仅在冈古拉，可能整个中国都还没那些讲究。）大约是因为在看守所的这几个月时间中，一直没能见到太阳，他的脸色变得特别苍白。苍白到青白的程度。
他一直尽可能地让自己站得规矩一些，把上身挺得直一些。他甚至都没有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小分队队员一眼。最后宣布，判处韩起科有期徒刑十年。一直保持着死一般寂静的礼堂里才突然升起了一阵潮水般的嘈杂声。小分队队员也一下都站了起来。但他们没有叫喊。因为坐在他们两旁的那些持枪警卫（全都是从那批退伍军人中选调来的）立即也站了起来，虎着脸，用枪指定了他们。除了几个女队员抱在一起，当庭哭了起来以外，几十名小分队队员一直都没有出声，也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举动。
满怀最后一线的希望
当时他也还是想回冈古拉的。但就在他拿到假释证那天的中午，在哈拉努里长途客车站，发生了这样一回事……
服刑五年，由于在狱中表现突出，韩起科获得假释。按规定，他本应回冈古拉，向当地的派出所报到后，继续接受监督改造。当时他也的确想回冈古拉。但就在拿到假释证的当天晚间，他去哈拉努里长途客车站买第二天回冈古拉的车票，却在那儿遭遇了这样一档子事，使他一下打消了回冈古拉的念头。那会儿，去冈古拉的长途班车，已从过去十天一趟，增加到隔天一趟，但车票仍然紧张得要命。黑市票黄牛票能比正常票价高出一两倍去。即便如此，车站候车室里仍然常常挤满了因为买不到车票，去不成冈古拉，而不得不滞留在那儿的人。他们枕着各自沾满灰土泥垢的行李包，躺在候车室同样积满泥垢和瓜子壳儿的水泥地上，等候车站里卖出加班车的车票。这趟线路突然走俏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人们发现冈古拉戈壁滩上的甘草肉苁蓉能卖大价钱；再一个就是，在冈古拉的西山里，据说发现了多处优质煤的矿藏。传说国家已经决定加大投资力度，开采这些矿藏。为此，要修路、要砍树、要架高压线、还要搭建无数的工棚……于是，各地的民工和盲流纷纷涌向冈古拉，长途班车票自然就走俏了。
那天，韩起科吃过晚饭不久，就向分区监狱长请了假，带上一个小马扎，一本《简明中国近现代通史》，还带一件夹外套，上车站通宵排队，购买去冈古拉的车票。到车站一看，售票窗口前已经排上了长队。每个人都带了一根短绳子，栓住自己前边那个人的裤腰，防止加塞儿。这四五年一直在监狱里渡过的韩起科哪会知道这样的规矩和窍门？再回监狱去取绳子，肯定来不及了，解裤腰带吧，既不雅观，也不方便。赶紧想别的办法吧。便跟身前身后两位也是来排队买车票的主儿，打了声招呼，就向车站外走去；一出车站，就瞧见附近各小商店的柜台上都挂着有这样的绳子出售，便赶紧买来一根，上队伍里去系上；又听说明天肯定会有加班车，再加上原定的那一班车，怎么也能有八九十张票供出售，再加上部分站票，总共可能会超出一百张票了。就算拿出一半来走后门，照顾关系户，那在售票窗口还能卖出五十来张哩。再探出头去数过两三遍，队伍排到自己这儿，也就是四十来人，应该说，不发生天大的意外，将将地买到票是不成问题的了。于是稍稍安下心来等待。到明天早晨，回头一看，队伍已发展到一百四五十人。关于加班车的说法也增加了许多个版本，有说压根儿就没什么加班车，有说绝对会有加班车，有说加一辆，还有乐天派的家伙说加两辆。有的还说，昨天深夜，改镇建市临时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亲自来车站视察了，看到这样的情况，已下令今天加三个班次的车开往冈古拉。全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全都满怀最后一线的希望。越是临近售票时间，大伙越发紧张。坐着躺着的人全都站起，一个紧挨住一个，手里还死死地攥紧了裤腰上的那根短绳。韩起科想到自己即将登上重返冈古拉的车，回到久久思念的冈古拉，他的心怦怦地剧烈跳动起来。看到往日落寞的冈古拉，今天居然成为众人如此向往的目的地，他感慨万千，又难免有一点忐忑和虚惘。他默默地打量着身边这些争先恐后涌向冈古拉去“发财”的人，一时间，甜酸苦辣，各种滋味都从心间泛起。北京时间九点准，半块板儿砖那么大小的售票窗口里终于有了动静。队伍即刻骚动起来，又赶紧往前压缩了一下。四十多分钟后，韩起科数着大约卖掉了二十六七张左右的票，一个车站工作人员拿着一块小黑板往售票窗口上一挂，大声告诉，窗口里只剩十张票了。其余人不必再排队了。队伍里顿时炸了窝。因为他们中间有的人在这儿已经折腾了两天两宿，有的甚至更长时间。他们蜂涌上前追问，今天到底发几班车？得到的答复是发两班车。大伙儿更不懂了，既然发两班车，咋会只卖三十来张票呢？这样的追问就得不到答复了。于是大伙儿大声吼叫，其余的票是不是都从后门走到那些黄牛票贩腰包里去了？那些黄牛票贩是你们的姐夫还是小舅子？而那个半块板儿砖一般大的售票窗口里的那只女人的手，矜持着，只是用手指若无其事一般地在轻轻弹击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