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学》

作者：[日]池田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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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中国——她是"人学"的宝库。

《中庸》云："道不远人。"自古来，人们认为，在中国，真理不远离于人。对人，始终寄于莫大的关注，并致力于人的探索。

综观中国历代王朝的"正史"，唯始于司马迁的《史记》，竟以全书一百三十卷中的七十卷，用于撰写个人的人物传——"列传"。而且，收录在书中的人物，并不限于帝王，从哲人、商贾，直至游侠、刺客。

正如司马迁本人所记："述以往，思来者。"本书汇集各种人物传记的目的，可以说：是在于后世的人们，可从先人的事绩中发现人的普遍价值，并当作人生之龟鉴吧。这正是"人学"的先觉者。

这种着眼于人的探索的传统，同样显示在《资治通鉴》、《十八史略》等史书和稗史中，而且它也为盛于明代的历史小说所继承。尤其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在日本早有刻本，并出版了据此改编的小说等。这些书籍，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遂成为他们人生的精神食粮。

我的人生导师——创价学会第二代会长户田城圣先生，常以《水浒传》等中国历史小说为教材，给青年们讲述人学观和人生观。通过由众多富有个性的英雄、豪杰交织而成的人物形象，学到了人应如何生活的道理。这种领悟后的喜悦，与恩师的慈颜一起作为青春时代的令人怀念的回忆，至今仍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中。

在这可谓"人学"故乡的中国，出版拙著《我的人学》，真是惭愧之至。本书，是以近年来在各地恳谈和演讲时作为话题的历史人物和小说的主人公、轶事等为中心，从"人应如何处世、生活"这一视点出发，将其要点加以重新整理而成。

今天，即将步入二十一世纪。时代和社会，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人的意识和价值观，也呈现出极其纷乱、多样的景象。但，在这千变万化的人世间，不是有一条普通而永恒不变的人之道吗？正是这条人之道，将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证明吧。这对于在战败和处于混沌状态的一片焦土中，度过那青年时代的我来讲，也是一个不断自问、探索的人生课题。

我，作为一个祈求和平的佛法者，在实践中自我思索、断断续续记下——我青年时代读过、并深藏在心中的书的一节；

先人的至理名言；以及与世界领导人、有识之士、市井庶民们接触中的实际感受。若本书能成为诸位向新的未来、不断探索人的内面世界的永恒旅程的一个道标，则将十分荣幸。

于中文版《我的人学》付梓之际，由衷地向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麻子英及其他先生，和担任本书翻译的铭九、庞春兰和潘金生三位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谢。

池田大作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日

序言

尽管肉眼无法得见，但是鸟有鸟飞之道，鱼有鱼游之道。

自然界精妙的摄理，具有超越人智、俨然的律动与法则性。在这千变万化、生成流转的人的相貌中，在其无限变化的深处，也同样会存在着一条俨然不动的道。

古来圣贤的垂教自不必说，就是史上有名人物的轶事，甚至平凡庶民的日常片言只语，也会在瞬间放出珠玉般的光彩，闪烁着给波澜迭起的人生指明道路的、朴素的智慧。

本书是以我近几年在各地恳谈时作为话题的历史上一切人物及其轶事为中心，将其要点加以重新整理，辑录而成的。

当然，我既非文史方面的专家，也非学者，只是作为一个平凡的人，站在祈求和平、以佛法为基调而行动的立场上，思考和谈论如何坚强地对待人生。

对我个人来说，我是始终遵循恩师户田城圣的"青年人一定要在精神境界里辟出读书和思索的余暇"的教诲，尽量利用寸阴来读书、和人们交谈，尽量在人生通路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在每时每刻与现实搏斗当中，有时深切体会到前人智慧的闪光，有时鲜明地反思恩师的教诲，这使我不由得感觉到：在岁月流逝中，我多少触及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生。

本书作为话题所介绍的人物、史实，乃至文学作品，由于涉及面十分纷繁，很可能有些地方，未能一一掌握准确。同时，某些根据记忆写成的地方，或根据过去零星写过的东西编入本书的部分，也请一些年轻朋友重新加以核对，尽可能使之精确。此外，本书中有部分文章，系录自过去已发表的论文及应各方面要求的寄稿，这里特予以说明。在写作本书时，使用了各方面的许多文献资料，在此，谨向提供这些方便的诸位先生，致以衷心的谢忱。

如果本书能给读者提供思索人生的机缘，尤其是如能成为青年读者们的"人学"的序章，则将是著者最大的欣慰。

著者

一九八八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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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创造自己、忠实于自己 （一）

热情才是创造的源泉——胡福王的金字塔

一提到金字塔，就会使人想起古代埃及那种神秘的气氛和异国的情调。我在年轻三十几岁时游历过金字塔，它的雄伟的气势，宛如"永恒的时间"结晶化了的一般，真可称得上是俯视着历史悠久的人类的伟大纪念碑。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如此精巧牢固、永远不坏的建设成为可能的呢？——从那时以后，当我致力于持久和平时，对我来说，这个疑问也一直深深藏在心底。

为建造金字塔而耗掉的大量劳力与费用，恐怕是无法想象的。说到对它旧有的看法，一般总是在脑海里首先浮现出这样一种景象：在灼热的沙漠里，搬运沉重石材的奴隶们形成绵延不断的一字长蛇阵，民众还受着法老这种王权的虐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象征性的光景吧。

但是，根据最近经过严密调查建立起的学说，实际上似乎和这种想象多少有所不同。

我曾经和法国考古学（埃及学）的最高权威约翰·鲁克兰教授交谈过这个问题。这位教授所讲的，对我多年的疑问给予很大的启示。我的坦率疑问是这样的：人们在外力强迫下勉强从事的东西，能长期保存得如此完好吗？

根据教授讲：其他许多金字塔，有的倒坏，有的严重毁坏，唯独"胡福①王的金字塔"其原形保存得最为完好。这个金字塔似乎不是由奴隶之手，而是由农民和严格挑选出来的技术者之手建造的。教授说："我想，他们有着一种要使王的荣光和金字塔的荣光永垂不朽的使命感，同时他们也确信通过建造金字塔，可以将人类的悠久性传给子孙后代。"

①胡福——埃及古王国时期第四王朝的第二代法老，以埋葬他的金字塔规模最大而著称于世。

同时，根据勘察报告，也说从采石场发现了石工们雕刻的劳动歌、对法老的赞歌以及石工们自己班组名等文字。这使人感到，从这上面表现出来的人们的真实之姿，说明他们并不是被强制征集来的工人，而是使人觉得他们似乎是以从事金字塔的建造作为自豪和欣快的技术者。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他们是想要以他们的技术贡献于亘古未有的这一伟大事业，从而在"悠久不灭的时间"当中，留下足以证明他们自身曾经生活过来的痕迹呢？

从这里，仿佛使我们看到了：以生存于有限时空为宿命的"人"，力求超越自身所被给予界限的巨大热情。这种感觉，也许不单纯是我个人的感觉吧。胡福王的金字塔，它的名字就被称为"热情的金字塔"嘛。

教授就金字塔悠久性的理由得出结论说："它是巨大的热情、精确的计算和长时期锲而不舍、精心构筑的成果。是以信仰与正直的精神建造起来的巨大的建筑物。"不管做任何事，为了创造新的事物，完成伟大的业绩，"热情"是必不可缺的条件。比如，即使他是个具有非凡智慧的人，如果缺少人的感情跃动，恐怕也不可能将其智慧用于伟大价值的创造上来。而且人生的幸与不幸，绝大部分是根据是否具有刚强不屈的热情来决定的。

和永劫宇宙相关涉的人的精神，是无限扩展的。从其深层迸发出来的、不可抑止的热情，才是可以激荡人心、激励人们走向崭新创造的源泉。只有那种不知疲倦的热情，才是真正将人们的知识、技术、经验等等所有力量统合在一起的原动力。正是这个抵抗时间流逝的金字塔，告诉了我们这个永远不变的真实。

一定要活在巨大的希望中——亚历山大的出征

亚历山大大帝给希腊世界和东方、远东的世界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开辟了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丝绸之路的丰饶世界。据说他投入了全部青春的活力，出发远征波斯之际，曾将他所有的财产分给了臣下。

为了登上征伐波斯的漫长征途，他必须买进种种军需品和粮食等物，为此他需要巨额的资金。尽管如此，他为了斩断一般将士都必然怀有的儿女私情，轻身出发，将所有的王室财产，从珍爱的财宝到他领有的土地，几乎全部都给臣下分配光了。

群臣之一的庇尔狄迦斯，深以为怪，便问亚历山大大帝说：

"陛下带什么启程呢？"

对此，亚历山大回答说：

"我只有一个财宝，那就是'希望'。"

据说，庇尔狄迦斯听了这个回答以后说："那么请允许我们也来分享它吧。"于是他谢绝了分配给他的财产，而且臣下中的许多人也仿效了他的做法。

我的恩师，户田城圣创价学会第二代会长，经常向我们青年说："人生不能无希望，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希望当中的。

假如真的有人是生活在无望的人生当中，那么他只能是败者。"人很容易遇到些许的失败或障碍，于是悲观失望，消沉下去。或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失掉活下去的勇气；或恨怨他人；结果落得个唉声叹气、牢骚满腹。其实，身处逆境而不丢掉希望的人，肯定会打开一条活路，在内心里也会体会到真正人生欢乐。

保持"希望"的人生是有力的。失掉"希望"的人生，则通向失败之路。"希望"是人生的力量，在心里一直抱有美"梦"的人是幸福的。也可以说抱有"希望"活下去，是只有人类才被赋予的特权。只有人，才由其自身产生出面向未来的希望之"光"，才能创造自己的人生。

在走向人生这个征途中，最重要的既不是财产，也不是地位，而是在自己胸中像火焰一般熊熊燃起的一念，即"希望"。因为那种毫不计较得失、为了巨大希望而活下去的人，肯定会生出勇气，不以困难为事，肯定会激发出巨大的激情，开始闪烁出洞察现实的睿智之光。只有睿智之光与时俱增、终生怀有希望的人，才是具有最高信念的人，才会成为人生的胜利者。

第一流的人物——"专心于诗道"的北原白秋

人们常说某人是第一流的人物，或反过来说，某人是"二、三流人物"。那么，他们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

北原白秋是以为庶民所喜爱的童谣《待君久不至》、《这条路》等等歌词作者而知名的。在他五十七岁逝世之前，度过了他"专心于诗道"的一生。在所有的诗歌领域中留下了许多杰作，为文学界带来了无限的新风。他的著作达二百种之多。白秋的原籍是福冈县的柳川。我在数年前也曾去访问过柳川，那种飘散着诗情的街市的风貌，至今犹使我难以忘怀。当时，它诱发了我的诗思，曾咏过几首和歌，这事想起来，也使我不胜眷恋。

白秋深受民众的喜爱，发表了许多杰作，被称为"语言的炼金师"。也可以说他称得上是一位天才吧。表面看来他的一生，似乎在悠哉游哉中度过，自由自在地发挥着他的丰富的诗人才干。其实，他是经过呕心沥血不断努力的。

关于白秋如何在诗歌上"呕心沥血"的，在他的著作《诗歌修业》（《白秋全集24》，岩波书店版。以下同）中，曾有如下一段逸话。

有一次，他受到急进派的批评。

"你的和歌，还是'三十一文字'

①的旧格律，即使说，歌的内容是比较新的现代歌，其实不是和以前的旧派歌所差无几吗？"

①日本古典和歌，由三十一个音节组成，称"三十一文字"，这里的"文字"是指"假名"文字。日本的词汇多为复音词，以三十一个音节构成的和歌，表达的词汇有限，所以又称"短歌"。

对此，白秋回答说："是的，是所差无几。但是就为了这所差无几，使我三十几年的漫长岁月，一直是为此而苦心过来的。"

而且，他还以游泳比赛做比，说：为了创造新记录，争一秒的几分之几的微小差别，必须不分昼夜地进行艰苦卓绝的训练，"诗歌修业也是一样的"。

为了争取这"所差无几"的进步，争得你死我活，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训练——不管在哪一领域中，这恐怕都是当代社会中严酷的现实吧。

关于"修业"的问题，白秋进一步说："突然的大飞跃这类事，是不会轻易产生的。企图突如其来地发表绝世的名作或杰作的想法，是从根本上就弄错了修业之道的。所谓修业，以石头为喻，那就必须一块一块地把石头垒起来，同样也必须以极大的耐心一点一滴地积蓄工作的才能和数量。任何事，都是从训练和时间的积累中产生出光辉和喜悦。不管如何享有天赋之才，如果放弃平素的努力，那么任何事业恐怕都是难以出色地完成的。""努力，只能是努力。"

任何事情，只有在"尽量努力向前迈出一步迈出两步"的决心下，经过不断创意与苦斗，才能获得胜利的桂冠。说到底，缺少努力和向上精神的人，只能是一个懦弱的、怨天尤人的人，一个悲惨的失败者。

被称为"近代雕刻之祖"的罗丹，关于艺术上的努力，曾说过这样的话：

"（人——引用者）总得有种力量，就像水一滴一滴浸蚀进石头里去那样缓慢而沉稳的力量。"（《罗丹艺谈抄》，高村光太郎译，岩波文库版）

一滴又一滴浸蚀进对象中去的努力，这就是所有技艺上获得不朽成功的铁则。一天一天、一刻一刻着实而孜孜不息的努力，再努力，如果不是在这样积淀上建立起来的战功，那就不是真正的成功，只能说是一种空中楼阁般的荣誉。

我每次会见各界被称为"第一流"的人物，使我经常感到钦佩的是，每个人都是十分谦虚的。以北原白秋来说，他在《我与"和歌"》（《白秋全集17》）中，讲了他作歌的苦恼，甚至流露出想要停止和歌创作。但他又说："正由于我要比专门的歌人多几倍的苦恼，正由于我是和歌的门外汉，所以我总是能够对和歌保持一种初学写作者的新鲜感。这使我深感被称为歌人而当之有愧，从而更激起我的发奋心。"这样他决心在"歌道"上不停地前进。他自认为是"初学写作者"，从而十分珍惜"初学写作者的新鲜感"。

的确如此，如果一个人满足于现在的水平，认为"这已经满不错"，那就不会再有长进。而经常回到初学者的感情上去，总想着"再努把力"、"再成长一点"、"留下再好一些的作品"这样不断奋进的人，才能不断进步。同时，我认为这种谦虚的态度，才是使他的天分得以开花结实的最重要之点。

"除了通过艰苦的道路，是不可能取得艺术的进境的"——白秋怀有这样明确的哲学，同时也怀有孜孜不倦的"发奋心"。

从这里可以窥见他之所以取得非凡成就的秘密。

白秋在三十二岁时，写了《听钟声有感》（《白秋全集16》）一文：

"细想起来我的人生也过半了。"

"必须以冷静的心，切实考虑一下自己的生命落着之地。"

生命落着之地——这恐怕是白秋在进行自我省察，希望获得某种明确的东西吧。第一流的人物总是在真挚地探求着更高更正确的东西啊。

白秋还继续说：

"我是人之子，是酿酒业者之子，是柳河地方的ton－ga－jon（柳河方言，"大的婴儿"之意——引用者）"，"所以我经历过人所能有的快乐，也经历过人所能有的痛苦，我也做过人总要做的那些事，我希望能做个名副其实的人，在人里边交往，死在人当中。"不管是什么样有名的人，有权势的人，都是人，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人。忘掉"是人"这一本质，拘泥于阶层及其他表面的差别，是愚蠢透顶的。白秋并没有忘记"是人"这一出发点，绝不尊大。他说"我是酿酒业者之子"，显示了他那澹泊的襟怀。

像世上的宫殿这类的富贵尊荣也好，名声也好，都不是永存的。如果思考真正的幸福，毋宁说，这些都是虚幻而藐小的事情。重要的是要打开"胸中的宫殿"，唯独这一点，才是通向悠久的人生的要谛。而且只有在人与人的交际之中，才会现出人生的妙味，才会出现人的成长。不管你表面上是多么了不起，如果是孤家寡人，那种生活只能说是孤独地狱。

白秋还进一步说："于是，我希望能将自己的灵魂磨得像玉一般洁白。"

将自己的生命，像玉一样磨了又磨，以此来终了这一生，除此之外，别无他求——不管有名也罢，无名也罢，这才是作为人的本来的希求。

而且作为艺术家来说，自己生命的完成，只有向着这一点接近，才使得一切修业与精进具有确实的"骨格"。现在是恶缘不绝的社会，即使清净的生命，也会立刻受到污染无光。

因此，就产生了讲求不断磨练生命的修业的必要。正像清净而光洁的镜子能够清楚映出所有的物像一样，磨练过的生命，能够洞见世上所有的现象。同时，磨练过的生命，就会闪烁出智慧的光辉，而智慧就会成为引导人生走向胜利之光。

总之，作为一个人，应如何真挚地对待自己的人生的完成，也许这就是第一流人物与其他人的分歧所在吧。

对"生"的执着——寻求仙药的秦始皇

两千数百年前，在中国，战国七雄互相使用武力，不断进行战争。雄据西方的秦，人才济济，国势日盛。于是秦始皇结束了二百多年群雄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全国，时间是纪元前二二一年。

秦始皇是个严格的唯理主义者，以法治主义来治理整个中国，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手中掌握着史上空前的巨大权力。他拥有一百几十万的军队，为了建造自己的陵墓骊山陵，动员了几十万民工。同时搜集了几千名美女，营造了阿房宫。他还行幸全国，企图巩固秦的几百年基业。就是他，最后所希求的是自身的"长生不死"。

在秦的基业彻底巩固之前自己决不死去！不，自己希望长久地活下去！这样，他为了祈求不老不死，将精于神仙之术的方士召集到一起来。秦始皇付出了巨大的费用，差遣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寻找不老不死之药。齐地的徐福提出东海上有仙人居住的仙山，为了取得那里的仙药，由他率领数千童男、童女乘船出海。这类尝试，每次都以没有结果而告终。方士们的骗术并不巧妙，但秦始皇却仍然为求药而不惜投入巨大的费用。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秦始皇在权术的斗争中总是胜者，但在任何人也逃脱不了的死亡的面前，却意外地流露出弱点。

畏"死"，可以说是人的本能。但尤其是秦始皇更特别怕"死"，更对"生"特别执着。这也许是因为他害怕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西，一旦由于自己的"死"而整个土崩瓦解。

不管获得什么样的财富、名声、地位，这些东西都不能给自己的生命添加永存的光彩，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执着于这些东西——就好像漂流在生命的大海中，为了不溺死，能抓到什么就抓什么一般。

但是，毋宁可以这样说：财富越多，名声越高，害怕失去的恐惧也就越大。不管秦始皇如何权势在握，不可一世，也解决不了"死"的问题。秦始皇掌握着最高权力，世上的一切欲望他都能得到满足。但是，作为这种欲望终极的"死"，却成了他最大的"不满足"，也可以说是他最大的不幸。

哲学家三木清①，在他的《论人生札记》（新潮文库版）中这样写道：

①三木清（1897-1945），哲学家、大学教授，曾留学德国。

"如果抱有虚无的心，对任何事物均无所执着，那么人是轻易不会死的。所谓有所执着而不愿死，实际是因为有所执着反而死得瞑目。一个有深深执着事物的人，有着死后自己可以归宿的地方。所以，所谓对死的准备，就是创造极度执着的事物。如果自己真有执着的事物，那么这种事物就保证自己的永生。"

从三木的这个逆说中，使人感到一个哲人在锐敏地凝视人类生死问题时闪烁出的智慧之光。它说明一个人能否具有超越生死、使有限的"生"悠久地连续下去的某种东西。

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一下日常生活，那么就可以看出每一瞬间人心都会为形形色色的欲望或执着所驱动。

在佛典中，有个"蚕与蜘蛛"的比喻。蚕自己从口中吐出丝来，用丝缚住自己，最后作茧自缚；蜘蛛吐丝，在丝上自由地来回走动。这个比喻表示了人所具有的执着与愿望，有时会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有时也会成为"生"的动力，促使人的向上与成长。

佛法告诉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浅近的感觉方面的欢乐起，到实现自我的所有欲求止，驱使或推动人的行动的多层次的欲望和执着——毋宁说使这种执着升华为真正向往"生"的动力，使之转换成为追求深邃的"生"的活力，这才会给变幻不定的人生带来真实的充实之路。

生命的年轮，并不只是靠年龄刻印出来。在这上边刻印了多少"生"的欢喜和无限跃动的充实感啊。是为所谓的欲望或执着驱使得团团转的人生呢，还是超越生死、向着真正应该执着的目的、完成了完全燃烧的一生呢？只有这后者才能使永远的生命显示出光辉的吧。

人应有自己的坐标轴——斯托夫人年轻时的誓愿

大地有地图，海洋有海图，在纵向坐标轴及横向坐标轴中，可以找出自己的位置，决定准确的方向。那么人生之旅又如何呢？

斯托夫人写出刻画农奴制悲惨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是在她四十岁的时候。但创作这部小说的出发点，据说是她二十一岁的时候。

那是她从东部迁到与南部搭界的辛辛那提来时的事。当时她实际看到了买卖奴隶的可怕景况，这个体验成了她写作的动机。（《斯托夫人的形象》，查尔斯·爱德华·斯托著，铃木茂茂子译）

"奴隶法，对我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令人吃惊的和可悲的。如能把这个罪行和不幸沉入大海，那么我会愿意和它一同沉入海底。"

正像她说的这句话所表示的那样，这个冲击是太大了。

但是，在那以后，她由于家务和抚育幼儿，一直没有工夫去写作。但是，即使当她给自己的幼儿喂乳的时候，只要一想到：肯定又会有多少可爱的孩子从做奴隶的母亲身边被夺走，她就坐卧不宁。

"一想到我国的人们在对待奴隶问题上的残酷和非正义，我的心就痛苦得几乎破碎……。"从这样深刻的思想出发，她终于在四十岁时拿起了笔。这样，她给反对奴隶制的美国舆论点燃了熊熊烈火。作品引起了极大反响，甚至被认为是造成后来决定美国社会结构的南北战争的起因。据说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也接见了斯托夫人，并说过这样的话："构成那次巨大战争（南北战争）导火线的，想不到竟是这位身材矮小的可爱的夫人！"

的确，斯托夫人在社会上只是一个藐小的存在，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但是，她的人道主义的勇敢信念，构成了那次壮烈的历史大变动的原动力。这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

当一个人的真挚的一念，捕捉到成为时代底流的"心"的时候，该发挥出多么大的力量！

在人生遭遇到的事件中的某一场面，有时会像用照相纸洗印出来的一张照片一样，鲜明地刻印在胸中，超越时间的流逝，决定人生旅途的方向。当人们沿着某一信念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时候，通过与世俗价值观的对抗以及与种种考验的搏斗，就会加深原初的体验，升华成为从深层推动自己的"原动力"。在介于历史变动之间的人的行动的轨迹上，那经常构成原动力的"信念之核"，就会闪烁出光芒。

那种为世上的评价或名声等等飘浮不定的价值观所左右的人生，总会有一天衍变为索然寡味的空虚的结局。而那种尽管经受着人生狂涛的播弄，但却始终凝视着自己的坐标轴——那宛如在苍穹中始终不动的北极星一样的坐标轴，径直按自己所信的道路前进的人生，肯定会获得真正满足和充实的荣冠。

一个平凡的妇女，以她的年轻时锐敏的感受，在她的生命上打上牢固的烙印，在日常生活体验的积淀中，又是开掘又是磨练起来的自己的坐标轴的稳妥性——我认为，在这里边存在着斯托夫人改变时代潮流的强韧行动的源泉。

如果这样看是不错的话，那么，在青春时期将什么刻印在生命上？应以什么为人生的坐标轴？——难道不是她的生活道路已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告诉我们了吗？

一个具有人生坐标轴的人是强者。遇到什么情况也不会迷惑，也不会失败。不具备坐标轴的人，当他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时就会变得软弱，是十分靠不住的。

现代是容易为浮华所动的时代。而且任何人都有颗憧憬华丽世界的心。但是缺少坐标轴，就好像奔向漫长的人生幸福之路时没有指南针一样。我想，这种坐标轴，在真挚追求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是会被发现的，是会被深深刻印在心底的。

人生美好的晚年——鹤见祐辅的"人生观"

"再也没有比伟大的人物的晚年更美的了，恰如秋日的余晖一样。"

这是鹤见祐辅①先生说的话。鹤见先生还说：

①鹤见祐辅（1885-1973），政治家，著述家。

"人的一生，就是走向人格完成的行程。人之最可贵的，是老年。因为只有这个时期是他的一生决算期。"

他还说："因为我们的一生说到底，是为创造出这可贵的老年所做的准备。"（《新英雄待望论》，太平洋出版社版）

我时常到全国各地去，秋天，当我遇上满山似锦的光景时，我一面观赏着这美丽的红叶，一面和身边的朋友交谈着。

我说："人生的老年期，希望也能是这个样子，希望能在一生之中以这种最庄严最美丽的光景来装饰这人生。"我自己，就是以这种想法度过了三十几岁和四十几岁的。同时鹤见先生认为：从中年到老年这段期间，人才能找到内心的和平，才能和人生、和社会泰然相对。他还介绍了萧伯纳的一句名言：

"六十以后才是真正的人生。"

的确，人，伴随着刻印上人生丰饶的年轮，作为人的深度和人的美，才逐渐显现出来。对青年来说，总不免有由于某种不成熟而带来的"幼稚性"，而年龄大了，则趋于圆熟，私欲消失了，有些人会给你一种清纯的、很美的形象感。从这种意义说，"六十以后才是真正的人生"这句话，我认为的确是名言。

我喜欢的歌德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本源的光，所反映的各种各样的色彩，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浮士德》，手冢富雄译，中央公论社版）。二十几岁时有二十几岁的色调，四十几岁、或者六十几岁、七十几岁时，都会有各自的闪光方式。但是，一贯而不变的，则是自身的灵魂的光源。用树木来做比喻，则可以说是年轮在不断地刻印着，而永不会变的则是树木的"芯"。

太阳总是每天每天忠实地、毫无变化地运行着，给人类送来光和热。和这种太阳运行相同，我们的人生轨道也在一天一天忠实地运行着，看去似乎是一种平凡的连续。但是时间准确地在移动，年龄在不断增长。正因为如此，使我们内部不灭的太阳继续不断地燃烧下去，这正是使"老境"得以走上人生的"圆熟"和"完成"的关键。

总之，这一生，最理想的是，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能放出符合自身的"生"的异彩，同时又能对自己的一生不感到悔恨，能说出"总算没有愧对这一生"这句话来！

这样，我想，最好能如同完成了一天使命的太阳，以它庄严的姿态悠然没入地平线下那样，能够完结这美妙的人生剧。

专心致志于自己所好——"画狂老人"葛饰北斋①

我曾经会见过直到94岁还活跃在"现役"第一线上的作家里见弴②先生。我和这位在变动的时代里一直忠实于自己的里见先生从容地谈论过人生，谈论过世态，谈论过信仰。这事使我很难忘怀。我想，当时里见先生已超过八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地说："我希望能再多写点文章，也想登登山！"面对先生这种生气勃勃的精神风貌，使我非常钦佩。事实上，先生一直在坚持他的"真诚哲学"的信念，直到最后也从未放下他的笔。我认为先生的一生，是从未失去"生"之跃动的、了不起的一生。

①葛饰北斋（1760-1849），有名的"浮世绘"的画师。②里见弴（1888-），近代小说家，早期曾加入白桦派。 谈到一个人在整个一生中专心于爱好的人，那么，浮世绘的大家葛饰北斋，也正是这样的。

正像他自称为"画狂老人"那样，葛饰北斋对绘画的狂热是非同寻常的，在贫困的生活中，直到他享年九十高龄为止，他那青年人一般的热情，从来没有减退过。据有的人说，可以认定出自葛饰老人手笔的作品，多达三万五千余幅。

据说柏拉图是在握着笔当中死去的，这已是脍炙人口的轶话。那么，说北斋也是直到临终从未放弃画笔，恐怕也非过甚之辞。就是这个北斋老人，在他那有名的版画集《富士百景》的跋文中，写下了大致如下的一段话。

它的大意是：我从六岁就非常喜欢用画来状物，在五十岁左右，画出了许多受到世人好评的作品，其实我七十岁之前的作品，均无可取。到了七十三岁，才稍许懂得了一些要领，怎样去写鸟兽虫鱼的形态和草木生育的状态。由于这个缘故，我想，我如果到了八十岁时，我大概可以进境到某种程度，如果到了九十岁时，那么我可深究此道的奥秘，如果我到了百岁，可能超越人力之所及，达到神技之域。如果我活到一百一十岁，那么，我的写生可以做到不管怎样看，都会和原物维妙维肖，宛然如生的吧。

据说这是他七十四岁时说的话，在通常的观念中认为"人生不过是五十年"的时代，而且已经是公认的画艺绝伦大家，而他还要说完成自己的画风须要一百一十岁，这正表明了他还要不断精进的态度。法国的大雕塑家罗丹深为北斋的这番话所感动，他赞叹地说：

"一个具有优秀头脑的人，是能够做到直至生存的最末尾，始终培育自己、丰富自己的啊。"（《罗丹艺谈抄》，同前）

不只艺术是如此，恐怕所有领域中的所谓修业，都可以说是永无"到此为止"的终点的。毋宁说越是不断努力，越会感到走向最后完成之域的道路更加艰险、更加遥远。这可以说是从事创造活动的严峻性，也是它的宿命吧。为了修业取得成就，在攀登这个刻苦训练的高峰的路途中，如果稍一松懈，滋生出"我已经差不多了"的一刹那，所指向的完成的顶峰，立刻就会隐藏到那种退步与安逸的云雾中去。

据说北斋在临终之前，曾经吐露过深感遗憾的一句话：

"如果天再借我以五年的寿命……"以创造为生命的人，永远是将自己的现状看成是"未完成"的，从而专心致志不断励精自勉。当然，后世的人很可能将他近似执念的精勤的轨迹，称为"完成"的吧。如果将人的一生看做是一个不容许他人模仿的作品，那么在有限的时间里，为了人格的完成，做了多少的努力，创造出什么样的价值，就成为决定他那个作品完成程度的基准。

那种自安于自身的小天地里，错误地以为"我了不起"的人，就会失去做人的魅力，归根到底，终究是不可能获得真正幸福的自我满足的终点。

人生，最理想的是直到最后的瞬间，仍是建设的连续。我甚至想，能否一生保持住这种心理准备，决定这个人一生的价值。由自己决定的信念，按照这一信念将自己的人生坚持到底，始终坚持人生的前进与人生的成长，只有这样，才可以配称为人，才能获得做人的尊严。

高迈之心与高傲之心——笛卡儿的《情念论》

"高迈之心"与"高傲之心"——在日语中这一字之差，它的实质却正好相反。这两者的对比，在法国的著名哲学家、科学家笛卡儿所著的《情念论》①（《笛卡儿著作集3》，花田圭介译，白水社版）中有详细的论述。这册《情念论》是笛卡儿逝世前不久写成的最后一部著作。正如书名所示，是以人的感情、即"心灵"本身作为论述主题的。

①本书中文译名为《论心灵中的各种感情》。

据他的意见：所谓"高迈之心"，是建立在我们自身的内在的价值、即非常高尚的精神之上的。一个具有"高迈之心"的人，总是立足于牢固不变的决心，一定要实现自己认为最善的一切，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抛弃这种意志。同时作为它的特性，决不为"欲望"、"执着"或者"羡慕"、"憎恨"、"恐惧"、"恼怒"等等感情所动。

另一方面，笛卡儿认为，所谓"高傲之心"，是将自己内在的价值除外的、由于受"才能"、"美"、"财富"、"名誉"等等的支配，擅自鸣高的一种卑鄙的感情。陷入"高傲之心"的人，总是拼命贬低其他的所有的人。他变成自己欲望的奴隶，不断受着"憎恨"、"羡慕"、"执著"、"恼怒"所驱使。

这真不愧是敏锐地洞察了人的名言。他，正像黑格尔称之为"思想的英雄"那样，在十七世纪上半期的西方世界里，将过去的哲学方向，彻底地加以再评估，展示了近代的"理性"的曙光。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把探索"理性"的主体的人本身，作为他毕生从事的目标。不难想象，他的这种探索，和他本人向人的完成所进行的挑战是密不可分的。

这样说来，笛卡儿所指出的对具有高傲之心的人的特性，也是人谁都经常容易陷入的人生之路。那些从自己信念后退、出现转向的人，也似乎是出于这种倾向。而那些或者是由于懦怯，或者是出于利禄、名誉、体面的考虑，使自己的信念产生动摇的懦弱的生活态度，是不可能出现胜利的荣冠，不可能得到作为人的真正满足感的。

从这种意义说，所谓"高迈之心"，也可以说就是为贯彻信念而生活的"心"。一个在高尚的理想下按照自己信念生活的人，当然不会为欲求、执著、憎恨等等低层次的感情所支配。

同时，一个具有信念的人，有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非难或遭到种种言行的陷害。但他决不会因这种干扰而举止失措，相反，他会把这些苦难、逆境作为深化自己的动力，他深知这才是做人的"王道"的道理。

为信念而活的人生——这在现代，也许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一味小心翼翼地对待周围或世俗的评价，为社会表层的价值观所左右，这种生活态度难道不是太无味了吗？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应该如何评价，应该怎样引为自豪呢？即使被置于孤高的状态之中，作为一个赤裸裸的人，究竟能坚强地生活到何等程度呢？"当个人孤立的时候，强者才是真正的勇者"——这是席勒说过的话。我相信，只有对自己的信念是真诚的、是忠实的人生，才是幸福的，这里边才具有衡量有价值的人生的最终尺度。

同时，笛卡儿作为《情念论》的结论，他还这样说过：

"人生一切善恶，皆根据情念而定。"同时他还强调智慧的力量。也就是说，借助于智慧的力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念。

不只如此，"智慧"甚至还具有一种力量，它能将人从情念产生的种种邪恶，拉回到相反的"喜悦"方面来。在这里，一贯主张"所谓哲学就是研究智慧"的笛卡儿，可以说这是他付出毕生精力所达到一个总结吧。

笛卡儿一贯主张发掘自己内在的"价值"，探索如何去发现丰饶的"智慧"力量。这样的笛卡儿，他的目光始终凝视着内心的世界。我想，他所追求的智慧之力，才是现代社会的要害所在。

"不惑之年"以后坚持生活下去的力量——休伯查的原动力

石川达三①的小说中有一部名为《四十八岁的抵抗》。这部作品，从某种意义说，表露了年龄在四十代的人的危机的一面。虽说"四十而不惑"，但到了四十岁以上的人，首先开始显露出肉体的衰老，生命力的下降。同时，子女也已长大，出现升学问题。经济上也是个紧张的年代。同时，在工作岗位上，也会出现一种前途业已定型的感觉，在家庭中妻子的地位也会加强，子女们也会变得强烈地坚持自己的主见，不那么听从做父亲的话。

①石川达三（1905-），近代小说家。

也就是说，四十岁以后的这一代人，是在所有方面逐渐产生停滞，失掉对未来希望的"年代"①。伴随而来的是，他们已不同于一味追求理想、信念的青年时代，很容易陷入另一种圆滑的倾向，以便应付这错综复杂的现实。因此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种最危险的年代，就是进入四十代这一时期。

总括地说，二十代是清纯的年代。即使进入三十代，在许多情况下，也还保留着人的纯粹性。可是进入四十代，就面临着人生的一个歧路，在很多情况下，会产生混浊。而且，大多是自己也无法处理自己。

①这里所说的"年代"，是指划分人的年龄的几个年龄段，如二十年代，指从二十岁到二十九岁，三十年代指从三十岁到三十九岁，其他"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以此类推，有时也可简称"代"如"四十代的人"。

阿尔巴德·休伯查从幼年起就处在优越环境之中。在哲学、神学及演奏大风琴等领域，他发挥了优异的才能。不过，他从二十代开头起，就对人生有了明确的志向。其内容是在二十代中埋头于学问和艺术，到了三十岁，就要专心从事于为人类服务的工作。

在他迎接三十岁的时候，他已经取得斯特拉斯堡①大学神学部讲师的职位，作为音乐家他也博得了很高的名声。但他毫不踌躇地朝着自己的志向具体化的方向前进。其内容是学习医学来担任向非洲的黑人施行医疗和布教的任务。休伯查三十六岁时取得了医生的资格，一九一三年，他不顾周围的反对，来到了非洲这个未开发之地。当时他三十八岁，不久即将到达"不惑之年"。这以后，他的成就是众口皆碑的，他以演奏风琴及研究巴赫②和歌德而知名于世，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①法国东北部与德国靠近的工业都市。②巴赫（1685-1750），德国有名的作曲家。

对他历经的评价，现在有种种不同的意见。到非洲去访问过他的诺曼、卡冈斯在其著作《五百分之一的奇迹》（松田铣译，讲谈社文库版）中写道："阿尔伯德·休伯查相信自己不管患什么疾病，最好的药剂就是在自己应做工作的自觉中再调合上幽默的感觉。"并介绍了休伯查向他身边职员说的话：

"我是不打算死的——在我还能做工作的时候。而且一着手工作，也就没有死的必要了，所以我是会长寿的。"

正像这句话所说的那样，他五十多年来一直为黑人治病，获得了九十岁的高寿。一定要把工作做下去！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可能性去创造价值！——这不只是休伯查一人的信念，凡是具有这种气魄的人们，都会怀着各自所具有的信念，完成各自所要完成的工作。

我们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永久像青年那样充满了清纯的、朝气蓬勃的生命的气息。人的存在，本来就应该是追求高度的自我完成和人的变革，而永远努力不息的。

自己一旦失掉了向上心，惰性、老化就会开始。而且爱发牢骚与爱说小话的人，就不会有激情。会使自己的生命逐渐变得暗淡，整个封闭起来。这样的心胸是不会坦荡的，只不过是将自己复杂化，将其他人也复杂化罢了。

必须抱有这样一种人生课题：怎样才会使自己无限地成长起来。同时，还必须抱有能产生原动力的生活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因年龄增长而出现的停滞，产生真正将人生"有意义地活下去的力量"。只有那种具有能将生命深处的气息使之沸腾起来的充实的目标和目的观的人，或那种能具有富于丰饶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这类境界的人，才可以说是一个幸福的人。

心灵的容器——埃莱娜·罗斯福的光辉形象

"判断伟大与崇高，须要与之有相同的心灵。否则，就会将我们自身中的缺点附加到它的上边去，一只笔直的桨，在水中看去，会歪曲变形。"

上边是我年轻时作为座右铭的蒙泰涅①的《随感录》（《蒙泰涅1》，原田二郎译，筑摩书房版）中的一段话。他又说：

①蒙泰涅（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散文家。亦译做蒙田。

"心灵的容器，是一切罪恶的原因，由于容器有缺陷，从外边放进来的东西，都会在里边腐烂的。"

佛经中也说"我等之心如器"，而对于器的缺陷，则举出"覆（覆灭、覆盖）"、"漏（泄漏）"、"污（不净、污秽"、"杂（夹杂不纯之物）"，并认为不论是什么样的真理，如果听的人本身的心灵是污秽的，或是他心灵像是个漏水的容器，那么就不会产生价值。细想起来，"人的心"是最奇妙之物。佛经上也说"心如工画师"（心像是个巧致的画师）。正像杰出的画家能将一切生物画得逼真那样，心也创造出善恶、美丑等一切之法。

而且它会时刻累积起来，形成独自的人格。其作用之妙，毕竟是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用言语也难表现得尽善尽美。

美国第三十二代总统E．罗斯福的夫人埃莱娜·罗斯福似乎不是个容貌超群的人。她做了总统夫人以后，在豪华的社交场中，一些见识浅短的人，看见她的容貌，开她的玩笑，或者以品评她的容貌作为谈助，但是，和我也谈过话的美国名记者诺曼·卡镇斯曾就她的印象做过如下的描述：

"认识她的人——连同见过她的人——不管是谁，都会感到再也没见过如此美好的人了。我们从埃莱娜·罗斯福身上，的确学到了许多关于人的慈悲和怜悯的力量。"（《人的选择》，松田铣译，角川书店版）

我个人过去也曾经会见过国内国外许许多多的人。其中，有的人蕴含着人格与教养的美，相反，也有人只是表面上的美，缺少内在的光辉，感觉不出他的品格和深度。

经过人格磨练而取得的内在美，是任何东西都无法使之消解的。而且随着年轮的增长，更会增加它的光辉。美的心灵必然有美的人生，坚强的心灵则必然有坚强的人生。归根结蒂，人只能沿着与"心灵的容器"相称的人生活下去。

作为人，可以说是反复去磨练自己最美好的"心灵的容器"、并掌握能够创造出这种最美好的"心灵的容器"的方法，才是至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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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创造自己、忠实于自己 （二）

论嫉妒

——三木清的《人生论笔记》

我年轻时读过三木清的《人生论笔记》（出版社同前），其中有一段论嫉妒的卓越文字。我曾将它部分地摘录过，现在还鲜明地记得。

"假如有使我怀疑人性善的东西，那就是在人的心中存着嫉妒。正是这个嫉妒，如培根①所说，具有恶魔般的属性。因为嫉妒总是要在暗地里狡猾地损害着善的事物。"

①培根（1561-1626），英国倡导"经验论"的哲学家。

我的恩师户田城圣先生曾说过："与释尊敌对的提婆达多的本心，是男人的嫉妒心理。"在佛经中，被称为"恶逆"的提婆达多，是斛饭王之子，是释尊的堂兄弟。他对释尊成为教团的中心人物，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非常感到不快。

本来就是野心家的他，出于高傲和嫉妒心理，极力想自己去做教团的领袖，想要陷害释尊。但是他敌不过释尊。他妒火中烧，拉拢大国"摩揭陀"的太子阿阇世。释尊看穿了他的阴险用心，有一天狠狠地责备了他。他怀恨在心，诸事皆和释尊作对，向释尊投掷大石企图进行暗害。通过这种行为可以说这是一个男人傲慢发作到了极点就会变为嫉妒，成为野心的俘虏，终于走上破灭的业果。

三木清在上述书中写道："任何情念如果表现为天真烂漫，总是具有某种美。而嫉妒中是不会含有天真烂漫的。爱与嫉妒，在许多点颇有些相似之处，但首先在下述这点上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爱，可能是清纯的，而嫉妒则始终是阴险的，这点，即使是孩子们的嫉妒，也不例外。"他还说：

"产生嫉妒，是针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或比自己幸福的人。

（中略）而且嫉妒，一般地说，并不是想把自己提高到被嫉妒者的地位上来，而是相反，总想把别人拉低到自己的同一水平上来。"

三木清的论断，极其明快地揭露了"嫉妒"这一情念的本质。

人的感情会有各式各样的表现。而且，当它确实"表露为天真烂漫时，总是具有某种美"的。但是嫉妒不同，它不是向"企图提高自己"的方向发展，而是向贬低他人的方向，向"企图将别人拉低到自己的水平上来"的方向发展。这点，正是"嫉妒"这种感情难以调理的地方。

比如，假设有个人出于固执自己的立场，羡慕后辈的成长，干出阻碍后辈活动的事。这就不能不说是为嫉妒所支配的卑鄙感情。

"怨恨"或"妒忌"，这种人的"嫉妒"心理，如果用佛法将生命分为十种范畴的"十界论"来说明的话，应该说，它是属于心术不正的"修罗界"的范畴。

根据天台大师①的《摩诃止观》，所谓这种"修罗心"是这样一种心理，即：每一瞬间总想要胜过他人，如果做不到这点，就把他人拉下来，轻视他人以便抬高自己。并说，这很像鹰隼飞向高处来俯瞰下方一样。而且外表上装扮成"仁"、"义"、"礼"、"智"、"信"这类道德家的样子，其实，在内心里正燃烧着阿修罗的火焰。日莲大圣人②在他的著作里曾说过："在人世中，争强斗胜，即使看来似乎像是贤人圣人的人们，也都是猜忌、嫉妒的，更何况平常人？"这可以说是道破了在"末世"中"妒忌"、"怨恨"该多么流行，该多么残害、破坏人的心灵。卑鄙的、混浊的心，不愿意承认别人的正确与美好。这是一种总想吹嘘自己正确、自己比别人强的心理。同时也是一种不喜欢看到别人幸福，相反，喜欢看到别人不幸的心理。

①天台大师（538-597），我国隋代"天台宗"的高僧，法名智顗。②日莲大圣人（1222-1292），日本镰仓时期的高僧，"日莲宗"的开祖。

社会上也的确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始终坚持欲念和保身，他们不但憎恨"善"，污秽自己的灵魂，而且还一味把拉别人到低水平上来作为他生存的意义。

我们既然生活在"浊世"，有时谁也不可能不与这种人打交道。但是，最好能养成锐敏的眼力，以便清醒地看穿这种缺乏品性的人，看穿他们低劣的灵魂的本质。

人与人的亲密无间的纽带

——鲁迅和他的朋友

人的宿命是作为"个"生存在有限的时空里的。而人与人相遇，于是产生深切的交流。伟大的灵魂与灵魂，有时会通过他们的深厚交往，相互沟通、相互连结，产生超越生死的人与人的亲密无间的纽带。

这正是为青春添加光彩的、清纯的生命的旋律。是对无比美好的人生的赞歌。

失掉人与人紧密纽带的人生，无疑是黑暗的。一个伫立在无边空旷的黑暗之中、孤独的生命，只能说是处在寂寞之中的一个僵死的灵魂。

所谓人际的纽带，既有家族间的结合，或居住在同一地域的人们的相互联系，即所谓外力所规定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也有自己主动地要求与人结合起来的关系。在多数场合下，这后一种关系，如果不互相尽力去加深它，就会逐渐淡漠，最后消失。但是，正因为如此，在这样情况下创造起来的友谊的强韧而美好的纽带，有时甚至会超越人种和国境，具有极大的广阔性。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所谓交友关系是一面镜子，它赤裸裸地映写出人的生活深浅，映写出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鲁迅在谈及朋友时，他写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这是赠给同志瞿秋白之辞（《鲁迅全集9》，伊藤正文译，学习研究社版），意思是说只要有一个充分理解自己的真朋友就可以了。在艰难困苦之中，心灵深处的纽带牢固地连在一起，患难相扶，鲁迅这种对待同志的心情是极为感人的。

"同怀视之"的友谊，意味着是同志、是最高尚的朋友。

即使有很多朋友，但如果内心里杂有利害关系，那么到了紧要关头，就会显现出丑陋灵魂，也不在少数。相反，再也没有比共同奔向伟大理想、志同道合的同志更可贵的了。这个连结友情与友爱的纽带有时比亲兄弟之情还会加倍牢固。我想，只有这种宝贵的情谊的纽带，才是为青春和人生添加光彩的最宝贵的"瓖宝"。支持这种友情的，是尊敬和信任的感情，是永不背叛朋友的"真诚"。

瞿秋白与鲁迅，两人都是为了叩开新时代的门扉，在遭受权力迫害之中生活过来的。虽然比谁都更了解对方灵魂的"支柱"，相互心许的同志瞿秋白，为了坚守自己的信念，已化为刑场之露，惨遭杀害了。但是，他的坚强的意志和与鲁迅深厚美好的情谊，却超越历史，永远放着不灭的光芒。深切的朋友情谊，当它一旦为追求某种崇高理想，和那种共同开拓苦难逆境的勇气连结在一起，就会具有金刚一般的坚强性。

而且，只有当陷入艰苦环境时，才会看出真朋友。在顺境时那好说，只有当朋友痛苦的时候能以赤心对待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

人总是在情况恶劣时躲开，在情况顺利时靠近，这是常情。但是，越是处境困难，越不顾利害，保护朋友到底——

这才是真正情谊的纽带。作为人，坚持这样的生活道路，该有多好啊。

假如将为坚持信念而生活的行动轨迹作为人生纹样的经线，那么和心灵相许的人的友情纽带，就可以说是织成种种美丽图形的纬线。一个人的人生之所以会形成那样的丰富多采，会度过那样的色彩绚烂的人生，完全是这两种经纬线交织在一起的结果。从这种意义说，我真诚希望自己也能结成"美好的心灵的纽带"的啊。

勇者

——威廉·退尔的壮烈之死

当人陷入危难关头，会如何行动呢？勇敢的人，胆小的人，卑怯的人，慈爱的人，真是千差万别，各人有各人的面孔，演出各自喜怒哀乐的人生剧。

近年来，我曾回忆起一位可歌可泣的勇者的行为。

我想的是一九八二年一月在美国华盛顿发生的一起空难事件。

一架刚刚起飞的旅客机，撞到一座桥上，坠入结冰的波特麦克河里。为了救出落入河里的乘客，直升机赶来，将救命索降到河上。

乘客中一位中年绅士，虽然他抓到了救命索，但他让给了一个女乘客，第二次他又让给了空中小姐，在这以后他终于精疲力竭，沉进水中——这一震撼心灵的光景，展现在酷寒的河上。

这一事迹，作为勇者的行动，不只是美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引起极大的感动。我想，正像这个绅士那样，一个男人不管遇上什么情况，都决不应忘掉"骑士精神"的。

文豪歌德，在魏玛时期的诗中，曾这样歌唱过：

一个人在接受一切人生考验中，克服最大困难，征服自己时，我们主动把这人展示给世人，并能够这样宣称："这才真是此人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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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全集第1卷》，片山敏彦译，人文书院版）

再也没有比人毫不退缩地迎接对自己的考验，克服困难的环境更高贵、更美的了。我的心情是，如果我能亲眼看到这种人，我将高呼："这才是具有真正做人精神的人！才是最伟大的人！"

凛然面对困难，毅然超越困难，这种人性的光辉和真价——在这点上，我对瑞士的英雄威廉·退尔，也深为感动。退尔是十四世纪初的瑞士农民，他的事迹，由于德国的剧作家、诗人席勒的有名戏剧而为世所知。退尔还是个传说式的人物，传说是一名神箭手。

据传他反抗当时统治瑞士的代理奥地利哈普斯堡家族的代理总督极其残暴的行径，因而遭到了逮捕，他逃脱了，并用箭射死了那个代理总督，解放了瑞士，最后赢得了独立。其中，残暴的代理总督给他出难题，命令他用箭去射掉放在他爱子头上的苹果，结果被退尔一箭射掉的故事，由于席勒写进了他的戏剧里而举世闻名。还有退尔去死的场面，虽不如这件事有名，但却更为打动人的心灵。

十九世纪，瑞士人阿德利安·封·阿尔库斯曾写过一首题为《退尔之死》的诗。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威廉·退尔传说》，宫下启三著，日本放送出版协会版）：

人群跪在河岸，面向苍穹，把心和手朝向前方，颤声喊道：

"没有勇者出来，从咆哮的河水中——

救出这个男孩吗？"

但，人们颤抖着，只有胆怯，母亲绝望地仰视着苍穹，河上传来男孩微弱的叫声，声音逐渐减弱，最后消失了！

八十高龄的英雄退尔站起来了，听到危急的呼喊，怎能坐视？

绝大的勇气，他投身激流，大胆挥动双臂，在狂涛中前进。

（中略）

他紧抓住男孩，干得出色！

但他感到，手臂最后的力量已经用尽，含笑的一瞥，投向故乡的土地，河水静静地带走了退尔的尸体。

退尔就这样死去！同盟者死去了！

在他的胸中，心脏曾经绝大地跳动过，为了摒弃一切虚伪，为了一切美，为了一切伟大的事物，曾经跳动过！

不但这首格调高迈、韵律优美的诗使我难忘，而且在我的胸中也深深留下了这一难忘的场面。

人的心是难以捉摸的。在面对生死的关键时刻，财富、名声均毫无作用。而人，到了此时此刻，既可能发挥出无限勇敢，也可能显露出丑恶，显露出卑鄙。一个真正的绅士，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决不为地位、体面所动。这完全取决于他面对紧要关头是否胆怯和贪生，是否能洁身自处。卑怯的人，即使他活着，也会"虽生犹死"成为可怜虫。在生死关头，最能表现出剥掉一切，显露出他个人自身的真"我"。

退尔挺身去救助男孩的行为，可以说和佛法中讲的"菩萨"的生活态度一脉相通。退尔八十高龄，犹奋勇去救男孩的这种气概、这一行为给我们的生活态度，带来了一缕清纯的光辉。

尤其是，现在是越来越老龄化的时代，我希望年纪大的人也不应变得软弱无力，不应变成绝望的人生。最好能像退尔那样，保持着做一番更大事业的气概，来实现"所愿满足"的人生。一旦立下信念和信义之道、立下做人的王道，就应当在一生中以气概凛然的态度径直前进，这样的人生才是无限美好的。

忠实于自己

——小林秀雄的"强韧精神"

据说当前社会是"饱食时代"，是"余暇时代"，又是"泄气的时代"、"欺凌的时代"，同时又是"自私与不负责任的时代"。可以说现实情况是：一切方面都弥漫着放纵的时代风气。

人的生活态度每个人都有所不同，我认为这样也未尝不可。只不过，一想到度过这漫长的人生，再也没有比无所作为的一生，更为空虚无聊的了。

《涅槃经》中说："人命之不停息，过于山水。今日虽存而明日难保。"

这就是说，所谓人的寿命比山上的水滔滔顺流而下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转瞬间就会逝去。今天虽然平安无事，而明天的安稳，谁也难保。在《摩耶经》的一节中讲：人生的旅程是"步步近死地"。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和死接近，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同时《法华经》中也有一句有名的经文："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畏怖。"所谓"三界"，如果简单地说，就是凡夫所住的这个现实世界，在那里就像失火时燃烧着的房舍一样，烦恼狠狠地在燃烧，充满了各种苦。正像这节经文所说，人生的确是离不开烦恼。子女的事，家庭的事，工作的事，细想起来，可以说，这一切都充满了烦恼。

那么，这种被无常而又痛苦的烦恼所束缚、所玷污的人生，怎样才能使人转换到不变的"常乐我净"的幸福方向去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解脱对人生、对生命的悲观主义，遵循正确的法则和人生观、以强固的乐观主义来生活下去呢？

这种由"暗"向"明"的转换，才是人生的最大事，我之立足于悠久的生命观，走上信奉佛法的理由也正在这里。从无常的世界向常住世界的转换——可以说这正是有史以来，人类所追求的最大课题。

我曾经会见过文艺家小林秀雄①先生。小林先生对天台宗的佛法十分感兴趣，听说还读过《摩诃止观》。

①小林秀雄（1902-），现代有名的文艺评论家。

小林先生的论著《莫扎特》（《小林秀雄全集第六卷》，新潮社版）中，曾写有如下的一段：

"对于强韧的精神来说，即使恶劣的环境，仍然是实在的环境，这里边既不缺什么也不短什么"，"生命的力量当中具有一种将外的偶然看成是内的必然的能力。这种思想是宗教式的。但是，它并不是空想性的"。

和环境搏斗，去战胜它的人的能力，将外的偶然看作内的必然的精神力量——在这种实际感受并加以发挥的、内在于自己生命之中的无限力量，真实的人之路，就存在于其中。

使其成为可能，毕竟就在于贯彻自身的真挚的一念。

以《罪与罚》而知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当时，俄国正受到法国的二月革命、德国三月革命洪流的冲击，对此，尼古拉一世对国内进行了残暴的镇压。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革命思想产生共鸣，被官宪逮捕。他度过了长达八个月的监狱生活之后，被判死刑，但在即将执行枪决的一瞬间，得到减刑，然后，四年的西伯利亚流放，又服了五年的兵役，这将近十年的期间，他遭受了失去自由的酷苛命运的播弄。虽然如此，但他并未向命运屈服，而且一直坚强地活下去，将那一时期的体验，尖锐地深刻地体现在自己的全部作品当中。这样，他自豪地说："我整个一生，在任何的点上，不管什么事情都越过了界限。"

就这样，不为任何环境所屈，总是忠实于自己，扩充自己，取得了人生的凯歌。从这里边我不禁感到人的伟大足迹。

我经常想：假如这些古今中外被称为伟大的人物懂得了真实的佛法，他们又将会怎样说呢？

佛法中有所谓"梅樱桃李"的原理。

比如梅花吧，它领先于春光到来之初，开出气品高洁的花，然后是樱花开放的季节。樱花也使自己开得极其美丽。桃花、李花也是如此。同样，人也应当使自己的生命开出美好的花朵。不，生命本身内部就足有开出绚烂花朵的力量。

赋与这种力量的，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对自身的"使命"与"责任"的深刻自觉。一方面基于根源的"法则"，始终坚持走实现非自己莫属的使命和责任的生活道路。这样的人，就会和梅花或樱花总是要开出灿烂花朵、放出芳香一样，不断扩充自己的生命。这样，这个人就会获得发挥最大限的人生而感到骄傲、满足和充实。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人世上都是带着某种使命而生的极其宝贵的人。而这种使命，并不体现在和外部的相对立的世界中，而是在和自己搏斗、战胜自己、贯彻自己的信念之中加以实现的。人生的一切，都是自己的生命现象的表露，是自己生命的映射，决不是为外界而活着。我的恩师户田先生经常教导说："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活下去"，这句话，具有深邃的内涵和千钧的分量，指出了人生终极目的的所在。

生命力和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再也没有对这一命题的解答更多分歧的了。而且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一问题更难做出明快的回答和难以做出根本性的回答的了。不过，从根本上说，可以说它的目的在于幸福。

在佛法中，信仰的目的是"一生成佛"，这和意味着永不毁灭的"幸福"是一脉相通的。对于这点，我的老师户田先生认为：幸福也有"相对的幸福"和"绝对的幸福"，并说：

"人生的目的就是确立绝对的幸福。"也就是确立不为情况或环境所左右的、坚定不移而且丰饶的境界。我在前些日子，以担负着下一代使命的高中生为对象，给他们写了一册小说《亚历山大的决断》，在其中提到了亚历山大大王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他的幸福观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很有些地方与户田先生的教诲有一脉相通之处。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最优秀的学生，是精通逻辑学、政治学、诗学等各种学问的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讲义、由其子尼古玛古斯编纂起来的《尼古玛古斯伦理学》，被认为是世界上伦理学学科中第一部系统的著作。其中关于"幸福的实象"一节，含有许多发人深思的丰富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本书中一方面指出：学问或行为的目的是最高善，即"人的善"（包括其他各种目的在内的终极的善），而这不外是幸福的实现；同时又详细论述了人的aretē（卓越性、美德）和"正义"的问题。

现在根据《尼古玛古斯伦理学》（高田三郎译，岩波文库版），用我个人的体会加以表现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在书中表达了如下的意见，他说：

——所谓幸福，可以这样认为，它是长期性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不会轻易改变。但是，虽是同一个人也会有走运的时候和不走运的时候，而世上则把它有时认为是幸福的，有时认为是不幸的。这未免太奇怪了。如果我根据走运不走运来判断同一个人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话，那么显然是要把幸福的人当成"一种变色龙，一种无法捉摸的东西"。

走运与不走运，的确是相对的。而真正的幸福，按道理说则只能是绝对的。佛法教导的真正"幸福"，也决不是根据走运与不走运而可以任意变动的、那种低层次的东西。纵然遇上这样那样的苦难，仍能在自己的内部建立起悠然不为所动的超越境界，才是真正的幸福。也就是说，在各自的生命中建立起一种称得起"大丈夫的境界"的强韧的"我"，就会去追求根本的幸福，确立起幸福。所以，我想，决不可为表面的幸与不幸所迷惑，万万不可看不到绝对的幸福的"实象"。

亚里士多德还接着说：——应该说，这种根据走运与不走运来改变看事物的方法本身，原本就是错误的。决不应该根据走运不走运来决定我们的幸与不幸。在人的生活当中，之所以将"运"视为必要，只是附加的看法。对此，对幸福具有决定性力量，只能是按照aretē（卓越性、美德）而进行的活动。反过来说，决定是否不幸，也只能是根据这一准则。

亚里士多德在走运、不走运或表面的幸、不幸这类"附加的"现象的深层，向我们提示出aretē（卓越性、美德）这一根本性的中心命题。

而且，他认为"所谓幸福就是按照终极的卓越性的心灵的某种活动"，并解释说："然而，我们所理解的卓越性不是身体的卓越性而是心灵的卓越性，关于幸福，我们也是把它作为心灵的活动来理解的。"既然幸福是绝对性的幸福，当然会有支撑它的东西，于是亚里士多德主张它应当是心灵的卓越性，这难道不是可以说他在追求佛法中所说的"佛界"的境地吗？

这样，在《尼古玛古斯伦理学》这本书中，详细论述了aretē（卓越性、美德）的内容，阐释了"伦理的卓越性和理智的卓越性"，同时还论及了与佛法中的中道的一部分相通的"中庸"。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卓越性（即美德）里边蕴涵着勇敢、节制、真实、亲爱等多种的内容。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义，它认为只有正义才是最重要的美德、最完美无缺的美德。其理由是，因为正义不只局限在自己的行为上，而且它也能波及到别人身上。也就是说，他指出：给集体或同胞带来幸福或创造出带来幸福条件的行为，就是正义；因为虽在自己身上能发挥出美德，但在对待他人的事情上不能按美德行事的人是很多的。

就这样，亚里士多德把作用于旁人的"正义"作为"完美的美德"，举了出来并在这点上认为人是"社会性的（有组织的）动物"。我认为在这点上显示了他的哲学的精髓。

"社会的动物"——当然社会不会是只有一个人的社会，人与人的结合和协同行动才是社会。对社会，还有对群体的"最高善"的行为，当然成为最高"美德"的表露——这一主张，可以说是和大乘佛教中实践方轨的"自行"与"化他"的逻辑，是一脉相通的。

如果从修行的观点来说，所谓"自行"是指自己为了接受法的利益进行的修行。而"化他"是指为了使他人受到利益来传教佛法，也可称为"利他"。

人，从与生存有关的、属于本能的欲望，到实现自我的欲望，这中间有种种不同层次的欲望。这种能量，在成为追求自身幸福的力量的同时，又会变为束缚自己生命的"我执"。——为了摆脱这个"人"的生命的宿命式相互矛盾的枷锁，使生命获得无限解放，究竟应该抓住什么呢？其关键的一点，就是"利他"的实践。大乘佛教的睿智给我们指出了这点。

我的恩师，关于"生命力与幸福"的问题，经常做过如下的教导：

"能够感到幸福，过着幸福人生的源泉，是我们的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和外界的关系的力量比，称为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幸福的内容。……如果，生命力只是解决家庭事件的一种生命力，那固然不会在家庭中遭到阻碍；但对于解决街道上或全市的事件，则会立刻受到阻碍。"

在许多场合下，不管建成了什么样的家庭内部的幸福，但一遇上社会的惊涛骇浪，幸福就会立即崩溃。而且现实的社会生活，表面上看去虽似幸福，但从高层次来看，也许一种无法忍受的不幸在等待着你。如果获得了超越这一切的、为了具有阔大的境界及强韧的生命力所必须的原动力，那就有了构筑绝对幸福的基础。在自己的胸中建立一个能泰然超越一切事象的、形成为生命力的"中核"的实践。只有这种实践，才是将苦难变成飞跃和成长的动力的关键，它会使航行在人生大海中的船只，把苦难变为一阵强风来推动船帆前进。

所谓幸福。并不是受每天现实所左右、所播弄的东西，也不是与之相隔绝的、超然的境界。我想，幸福只存在于：将人生中一件件偶然的事件，都能愉快地接受下来，作为前进的动力，充分加以玩味；同时，为他人，为社会，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的生活当中。

寻求"精神的确立"

——献身于文化交流的勒内·儒格先生

一九八八年五月，巴黎法兰西学士院热曼娜·安德烈美术馆，在举行"日本不朽的宝物展览"的同时，也举办了我个人的摄影展览。由勒内·儒格先生主持，他亲自担任了选择照片以及指挥如何配备镜框、如何陈列等等工作。对他这种深切的友谊，我充满了衷心的感谢。

不待言，儒格先生是著名的美术史家，又是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曾历任过法兰西公学的教授和国立博物馆联合会会长等职。而且还发表过《与看得见事物的对话》、《艺术和人》等许多著作，是现代欧洲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之一。比起他的这些辉煌的阅历来，更使我感动的是他那极其重视信义的人格。过去在东京富士美术馆举办的三次法国绘画展览，也是全靠以他为首的法国美术方面有关人士的协助，使一向不许移向国外展出的许多名画得以在日本公开。我作为美术馆的创建者，为了报答儒格先生的情谊，竭尽了我的全力为绘画展览的成功做了一些工作。这次展览幸而获得了许多方面的反响，使我得以在日法文化交流方面多少尽了一点微薄的力量，这是我极大的喜悦。

儒格先生结合一个插话，对我讲了他充满热情，献身于这些文化交流的原动力。在不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卢浮宫美术馆的绘画部部长，为了保护这些美术品不被德军掠夺，曾逃到卢瓦河流域去。而且同时又隶属于抵抗运动的参谋室，为祖国法兰西的自由而战。一天，他的朋友安德烈·马尔罗也隶属到这个部门来了。两人都是穿着抵抗运动成员制服再次聚到一起来的。

在不断从事斗争的日子里，两人经常进行充满激情的交谈。据儒格先生说，他永远忘不了有一次和马尔罗的谈话。

那是一个皎月当空的夜晚。

儒格和马尔罗两人开着车子在夜间奔驰。突然马尔罗把车停了下来，说道："让咱们散散步吧。"儒格感到十分担心，要知道这是在法西斯占领之下啊，说不定什么时候敌人就会出现在面前。

马尔罗在月光如水的道路上悠然地走着，儒格紧随在后边。

突然，马尔罗脸上现出充满了深思的表情，说道：

"文明这东西，总是在海洋流域发达起来的。因为那里会产生信息。你想想，古代文明不是发源于爱琴海然后是地中海吗？然后波及到大西洋。想想今后的未来吧，我想一定会出现太平洋文明。"

马尔罗在遍洒月色的道路上，谈论着宏大的文明论！儒格先生不由得瞠目相对。

他说他对于这番话的内容深感吃惊。可是同时在人们正全力以赴地争取能多活下去一天的战争年代里，他对马尔罗展望辽远的人类未来的宏大设想，又深为钦佩。

对于真正的文化人所讲的这段含义深远的逸话，我也深为感动。与法西斯强大政权进行着殊死搏斗，同志之间的真诚无私的情谊，而且在极其危险的处境中，居然从容不迫地谈论着宏大的未来的展望，这该是多么阔大和强烈的气魄！

我也曾两次见过马尔罗先生，互相谈论过人类的前途。但是对于他们这两位先生置身于战争的最前哨，还要谈论宏大的文明论，我每一想起都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感慨来回想他们。

战争这种不幸，也未能使这两个青年在内心里失去理想。不，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他们仍在坚持他们的初衷，才使这两人得以成为欧洲伟大的知识阶层的代表。

他们和那种苍白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也和那些缺少行动的知识分子，或将行动作为招牌、待价而沽的文化人完全不同，在他们身上有着强韧理性和浑厚人格的闪光。

儒格先生在向我讲述这段回忆的同时，还不断称赞四十年前马尔罗先生的先见之明。然后他向我说：

"正是这个太平洋文明恐怕不久将会发展成为世界性的规模。而且处于这种东方西方两种文明对峙位置上的，则是欧洲和日本。尤其是巴黎，它是始于希腊终于罗马的西方文明的沉积地，而从佛教的传播来看，日本则是东方文明的归结。……假如，这样的日本和法国的联结能够加强的话，那么，东方和西方的文明的结合肯定会得到加强，肯定会对地球的未来做出重大的贡献，超越人种、国界，对促进'合为一体的地球'的诞生，将会成为推动的力量。为了这个目的，进行艺术、文化的交流，同时，确立每个人的内面世界与精神世界，是极端重要的。"

实现"合为一体的地球"——不应该忘记，马尔罗先生致力于艺术、文化交流的精神原动力，正是根据这种信念与理想。我也是站在确立精神世界这一点上，怀着使文化与和平能牢固树立起来而行动的一分子。

关于确立这样的精神世界，儒格先生在记录和我对谈的《黑暗在寻求天晓》（讲谈社版）一书中，曾说过如下的意思：

在为物质文明所笼罩的当今世界，"个人对人生的责任"这一概念早已消失。当今的世界是，人只是孤立地面对自己的欲望，只追求自身欢乐的满足。人们受眼前情况的支配，再也不问"为什么目的"和他们存在的意义，丧失了生命的原动力。

这也就是说，儒格在忧虑着：从现代文明中已逐渐失去的那种无限提高人、使之向上的"精神的推进力量"。

诚然，在受着享乐与欲望冲击的现代，人"为什么目的"而降生在人世？同时，从所从事的政治、经济、科学种种活动，其目的何在？——这种最根源的发问，早已变得越来越无人理睬了。相反，现实情况是，最重要的精神力量，正在消磨下去，人的生命力的衰弱、人变得日益被动化，现代的人们正面临着这样一些困难的问题。人类面临的危机，决不单只是来自外部世界。必须凝视来自物质文明的现代人的虚弱已极的精神的叹息，必须重新唤醒时刻不停地跃动着的清冽生命的喜悦。

儒格先生以这样的时代特征为背景，指出了以往以"因果论"为骨子的所谓既成宗教，在现代人眼中看来，显得"已落后于时代"，不能捕捉人们的"心"。他衷心寄希望于佛法，认为它可以作为生命的巨大"飞跃"和"甦生"的源泉。

不管好也罢，歹也罢，宗教的力量的确是巨大的。而且，不言而喻，宗教必须是使人的精神不断升华、不断克服苦难，在勇气与希望当中，向未来迈进。

构成太平洋文化时代根基的精神是什么呢？显露出物质文明已走上死胡同的当今时代，朝着探索"精神"的复兴、生命的复兴的方向前进，那种竭尽全力正视、探索了内部生命因果关系的佛法的睿智，可以说，对这种佛法所寄予的期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强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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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创造自己、忠实于自己 （三）

从事"活学问"的道路

——科赫对病原的探求

这是发现了结核菌与虎刺拉菌的科赫①开始探索非洲睡眠病时候的事。当时英国探险队已经发现了睡眠病的病原体"toripanozoma"②，科赫研究了它的传染途径，而且弄清了它是由"鳄蝇"传染的。他进一步深入研究，解开了"鳄蝇"是以血液为营养的，如果两三天之内不吸吮血液就会死掉的奥秘。

①科赫（1843-1910），德国细菌学家。一译柯赫。②此系根据日语外来词的音，改用拉字化的表记法加以表记的。

科赫采集了一千多只"鳄蝇"，分析其胃中血液的结果，发现虽然也有少量人血，而大部分则是鳄鱼的血液。这点和"鳄蝇"生息在鳄鱼所栖息的河流、湖岸这一事实是一致的。

基于这一发现，科赫建立了治疗睡眠病的对策。如果"鳄蝇"是睡眠病唯一的传播者，那么就没有必要将患者严加隔离或消毒，只要把患者转送到没有"鳄蝇"生息的地方，就会防止周围的人受到感染。

但是，转地这件事意味着居民生活的重大改变。如果除了"鳄蝇"之外还有其他病原体的载体，那么可以设想，即使转地，传染仍会扩大。由于这种疗法直接涉及到居民的生活，如果不能确认"鳄蝇"是睡眠病唯一的传播者，那么就不可能下决心去这样做。

为此，他在试验室内做了种种努力，想了许多办法来进行研究。但是一时很难找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研究陷入了死胡同。

但想不到科赫率领的这个医疗队，以居民为对象进行应急疗法时，在使用"阿托奇希尔"药剂进行治疗的现象中，偶然发现了一个线索。

在接受治疗的人当中，有些人是住在没有"鳄蝇"的、一个叫做津巴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患者只限于壮劳力的男子，他们都具有长期在卡翁达逗留过的经历。这些人平时和没有"鳄蝇"的津巴这个地方的家族生活在一起，而他们周围的人没有出现过睡眠病的感染者。这样，睡眠病患者不但只限于在生息着"鳄蝇"的卡翁达逗留过的人，而且把津巴地方所有的吸血昆虫全部顺次调查过，都没有发现任何一种昆虫是传播病原体"toripanozoma"的。这样，以这种偶然的观察为契机，确定了"鳄蝇"是唯一的睡眠病的传播者，科赫疗法的正确性得到了证实。

明治四十一年（一九○八年）科赫到日本来的时候，介绍了以上的情况，然后说："传染病的研究，不应只是在实验室内进行，应当将实验室以外所发生的偶然事件一并考虑在内。"（《大日本私立卫生会杂志》明治四十一年三○四号）

我想，人文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所谓活的学问是，学习者本人不断和社会、和民众交流，在联系现实中才会产生的。同时只有立足于现实，才会产生真正的设想。只有孕育现实的母亲——大地，采取不断虚心学习的态度，才是学问能否飞跃前进的关键。

过去的治学之道，是将"追究真理"本身当做绝对价值，不容否认，这正是造成今天出现核武器、藐视人的生命、造成扭曲了的文明的原因之一。这是必须设法解决的当代的课题。我想，这里边存在着一个将学问底流向完成"人的回归"这一思想转变的问题。而且，在怎样使学问的成果反映现实生活这一阶段上，必须做出贤明的判断。学问底流这一层次和学问成果应用化这一层次，在这两个层次的过程中，必须纠正许许多多的扭曲，而且，我相信一旦真正能加以纠正的话，那么正如科赫所说，那将是研究者将精神倾注在"窗外"，走上与民众、与社会交流的道路之时。

语言的伟大力量

——林肯的著名演说

历史，才是真实的证明人。而且，深深触及时代核心的一句话，就会将混沌的生成与流动的世界，整顿得十分有序，仿佛拨开云雾见青天一般。

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发表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可以说是创价学会的和平运动的基点。也可以说是户田城圣第二代会长的"遗训"。这个《宣言》的意义，伴随时代的前进，更增加了它的重大分量，成为对历史的鲜明的印记。不，随着时代的推移，它的重要性将会更加得到证明，更会为人们所承认。

"……禁止核武器或原子弹实验运动，现今，已涌现于世界，我要剥掉这里边所隐藏的魔爪。……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全世界的民众都具有生存的权利。威胁这种权利的东西就是魔鬼，就是恶魔，就是妖怪。……"

将威胁生存权利的东西呼作魔鬼的这篇《宣言》，发表于约有五万青年参加下举行的"第四次日本东部体育大会'青年祭典'"的大会会场上。会场是横滨的三泽体育场。顺便提一下，这次大会，是由我放了号炮，宣告比赛开始的，这使我现在仍感到记忆犹新。

这一历史性的宣言，是在闭幕式上发表的。是个非常简短的讲演。这个简洁的演说，成了后来划时代的光辉的《宣言》。

这件事发生在我的恩师逝世约半年前。那时恩师户田先生的身体已相当衰弱，在这种情况下所发表的宣言，实际是户田先生以浑身的激情对肩负着次代使命的青年发出的呐喊。

当时，我本人也和我的恩师一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监狱、度过了一段狱中生活，被释放出来之后不久，我比任何人还要更深切地感受到恩师那憎恨战争、戳穿它的恶魔般性质的心情。

在当时的日记中，我记下了如下的一段话："出狱——已两月余。现在我深深体会到这段贵重的经验。总有一天……

我决心将它留给未来。"

的确，就是由于户田会长冲破时代黑暗的这一句话，在这三十年间，向着和平、向着世界、向着未来的世纪，我一直在奔驰着。

核武器为什么说它是"绝对恶"呢？——这是因为不能把核武器认为是普通武器的延长，不，绝不应该这样认为，可以说它是命运性的武器，默示录式的武器。它要求我们必须以对待不同于普通武器的思维方式和对应办法。

不过，在当时说来，能发现这个问题的人是意外的少。一般人都把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看成是普通武器的延长。在唯一遭受原子弹灾难的国家——日本，公然会流行着"干净的原子弹氢弹"、"为和平目的进行核试验"之类的说法，仅此也可看出一斑。

户田第二代会长的思维，蕴藏着从根底推翻当时一般思考方法的起爆力量。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左的或右的意识形态式的和平论、经受不住时间的淘汰作用而逐渐黯然失色当中，《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放出夺目的光芒。

美国的一位富有才干的记者乔纳桑·雪尔在其所著《地球的命运》一书中，讲了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绝灭的威胁。他说：

"……人类的绝灭，是比每一个人的死，远为可怕的现象，它会带来激烈得多的破坏。因为在整个人类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不只是每个人每个人的诞生和生存不复存在，而且死这种现象也不再出现。每个人每个人的死只是单纯的死而已，人类的绝灭则意味着死的死亡。"（齐田一路、西俣总平译，朝日新闻社版）

所谓"死的死亡"正好说出了核武器所具有的命运式的、默示录式的性质。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终局之后的世界，只能是尸骸累累的、荒凉的无的世界，不，那将是连"无"这个词都不复存在的、对我们来说不再有任何意义的世界。因此，我们必须反复宣传这个《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中的思想，将它提高为这个时代的精神。因为《宣言》尖锐地揭露了这个命运性的武器所具有的恶魔般的性质。创价学会所进行的和平运动，就正是从户田第二代会长的这句话激发起来的奔流。

当一个人真实的呼喊激荡着人们心灵的时候，真不知会产生多么大的价值，开辟出多么广阔的可能性！

美国的第十六届总统林肯发出的箴言"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是非常有名的。但它实际上只是短短五分钟演说的结语。

在今天，它作为表达民主主义基本精神的演说，受到所有人的赞成和高度评价，但据说在发表这个演说的当时，既有称赞的，也有人贬之为质量不高的演说。任何一件事总要出现一些风言风语，但是林肯的演说却在时间流逝中放出永远不灭的光辉。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是南北战争进行中、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肯奇兹堡小山上发表的，这个肯奇兹堡是北军为阻止南军入侵的激战之地。战争结束后，出现了将这个激战之地辟为国家墓地来纪念战殁士兵的运动，这天正是它的落成典礼。

但是这次典礼的主持人本来没有想把林肯的演说作为典礼的中心内容。事实上主要的演说是当时美国最大的雄辩家爱德华·爱贝列德（哈佛大学校长、前任国务卿）的讲演，那是长达两小时的一场大演说。林肯的五分钟讲演安排在爱贝列德之后。

听众有三万人左右。大家都在一直倾听着这位雄辩家的演说，其中也有的人对爱贝列德长时间的演说感到厌倦，中途退席了。

与之相比，林肯的演说，十分简洁。据说由于它太短了，还没等到摄影师对好焦距，演说就结束了。虽然它很短，但这个演说却成为历史上著名的讲演，一直受到后世的称道。可见讲演的好坏并不取决于它的长短。

这一道理适用于所有演说。当然有时长时间的演说也是必要的。但不能说长了就好。总之，必须充分考虑"时间"与"地点"，敏锐地察觉出在场群众的"感情"与"机微"，随时随地加以判断。

再说，爱贝列德在两个月前就被邀请去讲演，为此他做了充分准备，相比之下，林肯只是在典礼的两星期前才接受讲演的邀请。

但是，林肯毫未马虎从事，在繁忙的公务当中，对讲演的原稿做了精心的准备。而这期间，由于他的儿子发烧，闹得不得安宁，现实处境是非常繁杂纷乱的。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好地考虑了演说的立意，并成功地完成了这场演说，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动摇的足迹。当时他五十四岁，是他被暗杀的两年前。

林肯在肯奇兹堡的演说，如今，作为世界最短又最伟大的讲演，为人所极口称道。当天的听众，也毫不吝惜地尽情为他鼓掌和欢呼，表明了林肯的演说深深打动了他们。许多有识之士更是加倍赞扬。的确，这场演说，十分简洁，言词也经过千锤百炼，演说词从独立宣言中"所有的人都是被平等地创造出来的"的语句开始，然后明快地说明了所有活着的人都应该献身于美利坚合众国以及这个国家种种高迈的理想。

爱贝列德本人后来在致林肯的信中谦虚地说："我的两小时演说，如果能多少接近阁下五分钟演说的要旨，我将感到十分荣幸。"爱贝列德肯定也自豪地认为自己是美国最大的雄辩家，即便如此，他也不得不承认林肯演说的光辉成就。由此可见，充满人格和思想光辉的林肯演说，是何等的卓越了。

言辞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这不只限于演说，在小规模的集会上或日常会话中都同样的。同时也不能以言辞的巧拙来评价演说的优劣。

比如，言辞虽然不那么美，但受到多数人的信赖和尊敬的领袖是屡见不鲜的。相反，也有的人尽管舌如鼓簧，但却逐渐失去了周围的人的信赖。

总之，问题在于是否能在言辞中具有打动人、使人信服的某种东西。紧要的是"体贴对方"和"诚挚"的精神，再有就是"高迈的精神"，以本人的人格或人性形成的明快的逻辑力量，感动对方，推动社会。

人，是活在人与人之间的动物，联系其间的则是言语。我确信：在社会上发出的一句话——日常生活中的言语，也应包括在内——也会成为比林肯演说毫不逊色的伟大言辞，成为促使人的觉醒的"演说"。

知识与无知的搏斗

——先觉者布鲁诺对迫害和对人生的看法

我在十几岁时非常喜爱我读过的西方哲学家所说的格言："浪涛越是遇到障碍，就越增加它的牢固。"说起来，也未尝不可以这样说：我是在这个格言的激励下走进人生旅途的。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为了完成伟大的业绩，很难说就不会碰上相应的绝望与极限的时刻。肯定总会碰上许许多多大的障碍的。我想，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决不该忘记要更加信心百倍地接受考验。

本世纪留下许多优秀传记的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①写过如下一段话：

①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作家，写过许多传记作品。

"有谁曾经歌唱过赞美流刑的诗歌吗？在风暴中锻炼人的品格，在强制的孤独之中，将疲弊了的心灵力量进一步集注于新的秩序中去，也就是说，有没有人将作为开创命运的力量的流刑加以歌颂的呢？（中略）自然的节奏，要求这样强制性的断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只有懂得深渊的人才能认识生活的一切。当一个遭遇到被排挤的人，才会获得整个突进的力量。"（《约瑟夫·福煦》，山下肇译，平凡社版）

茨威格在这里举出释迦牟尼、摩西、基督、穆罕默德、路德等宗教家，但丁、弥尔顿、贝多芬、塞万提斯等艺术家为例，阐明了流刑和迫害怎样成为培育他们的"创造性天才"的肥沃土壤。的确是这样，苦难才是使人生或命运从黑暗到破晓、从混乱到秩序、从破坏到建设、向前飞跃的回转杠杆。

当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法庭上，裁判者要求他撤回他的学说时，他回答了一句名言："不过，地球正在运行啊。"而继承天文学"哥白尼革命"的布鲁诺（一五四八——一六○○）也是凛然面对遭受迫害的人生，英勇不屈战斗过来的一员。

他生于著名的哥白尼殁后的五年。他十七岁时进入修道院，出于对待"真理"的诚挚态度和对"知识"的热情，终于对天主教的教义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这样，他被认为是个"异端者"。二十八岁时他脱离了修道院，从那以后他历时十五年巡游了瑞士、法国、英国、德国等欧洲各地，度过了他的钻研和研究的青年时代。作为研究的结晶，他提出一种近似"宇宙无限论"的设想。

最后，布鲁诺回到意大利时被捕。一种说法是，在这以后的六年间，他被监禁在铁皮屋顶的阁楼里，过着孤独的生活。后来被送往罗马，在那里接受了两年的审讯，直到最后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信念。终于在一六○○年由宗教法庭宣告判处火刑，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死是极其悲壮的，他的思想的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儿、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德国的数学家莱布尼茨、德国的文学家歌德都接受过他的影响。

关于布鲁诺的生平和思想，清水纯一先生曾进行过精细的研究。他的宇宙学说是这样的："由于宇宙是无限扩展的，因此，一方面它包容无数的万物，万物在其中不断生成、变化，而另一方面，包容万物的宇宙则是永远不变的。在它展示出的外部形式上，尽管包含着种种差别和对立，而宇宙本身则作为'包容着一切可能存在的物，同时又是对这些物毫不相关'的纯一而存在着。因此，宇宙本身既无上也无下，既无边际也无中心。既无消灭，也无生成。在无限的宇宙中存在着无数天体（世界），在其中无数的原子（atom）重复着集合离散。从而既可能存在着和这个地球（世界）同样的另外世界，'也有可能在某处存在着比我们人类更为优秀的外星人'。"（《乔鲁达诺·布鲁诺的研究》，创文社版）

根据清水氏的研究：按照当时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天动说，普遍认为宇宙的中心是地球，而地球的中心则是罗马（其反面的中心则是耶路撒冷）。因此认为天体中的各行星都是以罗马教会为中心来迴转的，同时也把它当作证实罗马教会的尊严性的一个证据。

布鲁诺的这个理论不只是承袭了人们所坚决反对的地动说，而且以他自己建立的自然观与宇宙哲学为依据，主张生命的轮迴、宇宙的悠久性以及在其他天体上存在着和人类相类似生物的可能性。

这种想法尽管和佛教一脉相通，但和当时的基督教的教义当然是不相容的。

布鲁诺的宇宙说，被认为是对圣经所说的"拯救"教义的有害思想，从而受到了迫害。按照教会的教义，人是神所选择的存在，不可能化生为其他的物。同时对宇宙是无限的、除地球之外，尚有与之相同的许多星体的说法，也和基督教的"宇宙是由神之手为人类而创造的，而且是根据神的意志给予地球以特权的"这一教义相矛盾的。因此，布鲁诺的这些说法，自然被视为异端邪说，作为有害思想，遭到了镇压和迫害。

布鲁诺坚守信念，继续了斗争。他这样说道：

"为了尊重哲学的自由，我坚决保卫的是这样的教导：不要闭上眼睛，而是要睁大眼睛去看！"

"正因为如此，我不想隐瞒我的眼睛所看到的真实，我不害怕把它赤裸裸地表明出来。正像光明和黑暗、知识与无知的斗争要永世继续下去那样，到处重复着憎恶、争论、骚扰和攻击，甚至连生命也经常受到威胁。这不只是来自愚蠢粗野的群众，而且也是由那些理应说是无知的元凶的学者们挑起的。"（同前书）

这样，对布鲁诺进行了多达二百六十一项的涉嫌异端邪说的审讯。并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他的"人观"。

也就是说，他的"人观"是："人只是人，决非人以外的什么"。他把基督只看成是彻底的"人"，而不是"神"。正像乔恩·德雷波在他写的《宗教与科学斗争史》（平田宽译，社会思想社版）一书中所指出的：布鲁诺为了维护他对"人的信仰"，向"虚伪的信仰"开战，向"既无道德也无正义的正统派"开战。

据说，在布鲁诺被宣告处火刑时，他无所畏惧地向审判官说道："我认为您这次向我宣判，比起我接受宣判来，您的恐惧心还要大得多吧。"在这番话语中显示出一个为信念而生的人的生活态度，也显示出对其信念必有后继者的牢固信心。

的确是这样，先驱者的历史就是光明与黑暗、知识与无知搏斗的历史。布鲁诺丝毫也不惧怕任何权势者和神学者的攻击。他的一生，是为坚守自己的信念和人类的睿智的一生，是坚定不屈的一生。

历史性的巨大事业，决不会有平坦的道路。毋宁说，正是在这种迫害与苦难的恶劣气流之中，为历史、为后世留下的超绝想象的奇迹的纪念碑，才得以树立起来。

年轻时代的尼采在《反时代的考察》一文中抨击了这种时代的恶劣气流。他说：

"钝重的习惯、卑小的、低劣的事物，充塞着世界所有角落，作为沉闷的地上空气，笼罩着一切伟大的事物，阻碍、妨害着伟大事物朝着不死之路前进的道路，嘲弄它、窒息它、使它喘不过气来。"（《尼采全集》第四卷，小仓志祥译，理想社版）

当我回顾历史性的伟大事业时，经常使我感到的是，总是那种以苦难为自身的动力，坚毅地在人生道路上活下去的、人的强韧的生命力。

不只布鲁诺是如此，一个人的胜利，对别人来说，之所以也能使之深切地感到此人存在的力量，是因为当他贯彻自己的信念使之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它已经不单只是停留在个人领域里，而是已经深化到具有普遍的"生"的本质上来。而且，在人生中如果真会出现这样决定性的胜利的瞬间的话，那么它必然是和想要猛烈袭击自己的全存在，想要压倒自己全存在的苦难，以全生命来与之格斗，一心想要战胜它时，那种创造出使一切事物带上更新意义的瞬间。

在这个瞬间，将会如同胸中升起辉煌的太阳一般，迸发出无限的喜悦，奏出任何人也淹没不了的凯歌。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始终忠于自己信念，在自己的生命中一直这样活下去的强韧人格来说，甚至可以说苦难才是向新的创造进行飞跃的跳板。

总之，作为人的一生所放射出的光辉，肯定将以他的足迹——抵抗所有卑微的、低劣的事物，怎样从"不死之路"跋涉过来的足迹——更增加它的光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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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心灵瑰丽的青春

关于际遇

——罗曼·罗兰与托尔斯泰

人生真是多姿多彩的"际遇"的连续。既有好的际遇，也许有令人悔恨的际遇。可能是朋友也好，可能是学问之师也好，或者也许是某项研究课题也好，这种表面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的际遇，常常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而且形成人生根柢的、有意义的际遇，大多是在青春时期获得的。

提到《约翰·克利斯多夫》的作者罗曼·罗兰，也是我所喜欢的文豪。决定他一生的，也是他年轻时和文豪托尔斯泰的"相遇"。罗兰当时二十一岁。他为某种怀疑所困惑，向全世界具有极高声望的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长信。但是，托尔斯泰是被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当作神一般尊敬的大文豪，所以罗兰当然没有指望托尔斯泰会给他回信。这只不过是在十九世纪末法国充满了颓废和危机的时代状况下，罗曼·罗兰为艺术与人生的矛盾深感苦恼，恰如为寻求心灵的救济一般，将他心中所郁积的想法，尽情地在这里倾泻一下罢了。

但是，想不到托尔斯泰对这个无名的、又素昧平生的青年，居然郑重地写了一封长达三十八页的回信。也许是托尔斯泰从罗曼·罗兰来信的字里行间感觉出这个青年将来大有作为的缘故吧。

充满了感激之情的罗曼·罗兰，他后来的思想和评价艺术作品的观点，虽与托尔斯泰不尽一致，但他总是把托尔斯泰作为一生的师长、父辈来加以敬慕。而且，据说当他逐渐知名于世以后，当有人来向他探索良心的问题时，他也总是仿效托尔斯泰，不管这人是谁，总是以自己的真心实意给来信的人作复。由于一个人向一个未知的青年发出了真心和诚意，结果帮助这个青年人建立了牢固不移的人格——"人生的精髓"。

甚至也有人这样指出："并不是由于托尔斯泰思想的影响产生了罗曼·罗兰，而应当看作由于托尔斯泰精神的触发，使得在他身上潜在性的东西得到了显在化。"（《罗曼·罗兰研究》，蚈E原德夫著，第三文明社版）

这个插话，足以说明作为心灵与心灵的"相遇"和"触发"会产生多么美妙果实的例证，深深残留在我的心底。而且我觉得许多心灵与心灵的相遇，表面上看去似乎纯属偶然，而其实正是他们自身反复探求真实的炽热的心的结实，它的轨迹，从某种意义说，甚至呈现出必然的形态。

好的"际遇"，总是作为美好的记忆，给享有这种际遇的人们的心里添上丰饶的色彩。反之，一次又一次坏的"际遇"，也会使人生笼罩上一层灰暗的悔恨的烟雾。

可以说，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应该是有没有这种"际遇"，使自身中沉睡着的东西得到触发、受到磨练而显现出来。这要比是否具有才能或能力这类天赋，还要重要得多。

在人生最多感的青春时期，某种美好的"际遇"，肯定会在他那清纯心灵的画布上涂上无比绚烂的色彩。

我常想：只有那些不断有美好"际遇"的人，才是能获得最高的人生之光的幸福者。

超越今天

——《三太郎日记》所感

所谓青春，从某种意义说来，也许就是"一往无前"的别名。如果失去了追求更高更深的热情，如果失去了那种真挚的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热情，那么也就立刻失去了青春的闪光。

在我年轻时，被认为是青年必读书之中，包括有阿部次郎①的《三太郎日记》。这本书作为具有优秀资质的一个青年内心生活坦率的告白之书，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下边是其中的一节：

①阿部次郎（1883-1969），哲学家，曾任东北大学教授。

"面对生活的焦点、寄希望于未来的人，经常在现实当中感到否定现实的力量。既活在现在的最佳状况当中，又对现实的最佳状况感到疑惑。感到在存在着的现实之中的高超与低下的对立。从而推动他的生活的力量，从某种意义说，总是要求超前。"

生命不停地在变化。它或者是引向人的堕落，或者与向上的要求相连。道路只有这两条。认为没有变化，那是由于感觉不出是在后退的自身的停滞所致。区分这两种道路的，全在于是否能始终保持"超越自己"的决心。

人是和凭本能生存的动物不同的，总是希望以某种事物为目标，多少有所前进和向上。而且能做到这点的，也只有人。更何况，构成人生框架的青年时期，最好是不顾一切勇猛前进。如果允许我使用极端说法的话，那么这一时期最好是埋头于某一事，连春去秋来这类季节的变化都无心去注意，把全部身心都投进去，前进再前进才行。像这样燃烧着热情的每时每刻，肯定都会作为生涯、生命的锻炼，被刻印下来，成为以后的人生之旅的步伐的支柱。

丧失目的与向上心的人生是非常暗淡的，也是寂寞的。进而会不了解为什么目的而活着。不去创造必须由自己创造的人生价值，就会发出人为何生在人世的疑惑，充满了悔恨的疑问号，如果最终是这样的人生，那真是遗憾之极。

今天的我和明天的我之间，如果没有某种"超越"，也就不会有所进步。正像沉淀不流的水必然腐臭、必然从中生出蛆来一样，所谓青春也会变得徒有其名，失去生命的"紧张感"。我最希望的是，能排除这种惰性，变成日复一日地"超越今天"的、挑战的岁月。

充溢着灵魂的青春

——诗人撒弥耳·乌尔曼

青春不是指人生某一时期，指的是心态，强壮的意志，巨大的创造力，火一样的热情，斥退怯懦的勇猛心，抛弃安稳的冒险心，青春就是这样的心态。

年龄的增长不使人老，失掉理想，老就到来。

岁月增加皮肤的皱纹，失掉热情时精神就会枯萎。

苦闷、疑惑、不安、恐怖、失望，只有这些才像岁月积累一样催人衰老，使泼辣的心灵也会变为尘芥。

（中略）

人和信念在一起就会变得年轻，和疑惑在一起就会衰老。

人和自信在一起就会变得年轻，和恐怖在一起就会衰老。

希望存在则会无限年轻，和失望在一起则会老朽。

（后略）

据说这是占领日本的联合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爱诵的有名的诗《青春》的一节。这首诗经过种种传唱，最近，在社会上经过有人详细介绍，才知道这是根据一个叫做撒弥尔·乌鲁曼的诗改写而成的，从而引起人们对这首诗的极大兴趣。可见这首诗具有激动人心的情趣和格调（请参照《以"青春"为题的诗》，宇野收、作山宗久共著，产业能率大学出版部版。根据该书，上述诗的日译者一说是松永安左卫门，一说是冈田义夫）。

这首诗虽然歌唱了许多方面，但总的说，它是在说明青春的本质是生命的跃动。青春的特点，即便它是未完成的，其中也具有伟大的生命的燃烧。对未知世界的挑战，泼辣的革新能量、正义感、激情等等，这些贯穿青春的特色，其色调是绚烂无比的。

另一方面，所谓青春，也可以说它纵然是向往着未来的，但又是为自身的矛盾而苦恼的烦闷时代。内心总在不断变化，时而希望这样，时而又希望那样。要么是被心的激流冲垮，沉没下去；要么是在激流中挣扎着不断前进。这就是青春的搏斗。

德国的作家、同时又是医生的汉斯·加罗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虽受着纳粹德国的压迫，但他在法西斯猖獗的黑暗年代中，竭力忍隐着，诚实地活了下来。

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充溢着灵魂的青春，决不会是那样轻易地就死灭的。"（《指导与信从》，芳贺檀译）

自由自在地、或从兴趣出发来讴歌青春也未尝不可。不过，那种向往正确的人生，为人们，为社会，去流汗，去做出贡献——应该认为，这样的青春的灵魂，才能使一生发出光辉。可以说这是"金子般的灵魂"。具有这样灵魂的人，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中，也会使人发出光辉。反之，在青春时代，一个只有一副"死灵魂"的人，又怎么能活在伟大的人生当中呢？我自认为我在青春时代，乃至现在，总算是拼死命地燃烧起青春灵魂之火，度过了充溢着灵魂的青春。所以我并无任何追悔。

当然，青年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不必强求划一。只不过，不管沿着什么样的道路，是否使青春时代真正忠于自己，是否使它得到彻底燃烧，还是在半途中，在未曾有过彻底燃烧之前就结束了呢？——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户田先生经常教导我们青年说：

"伟大的事业，重要的是，要有耗掉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精力去做的决心。到了四十几岁以后，即使再想去做，也不可能有所成就了。"

"青年，希望过大，倒是好事。在人生中得以实现自己的想法，不过是几分之一，如果从一开始希望很小，那就会一事无成。如果那样的话，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这种青春的时光，抱着什么样的"远大理想"去战斗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才是为了将这个似长而实短的人的一生，用最大的"满足"和"充实"装饰起来的"成败的关键"啊。

青春一去不再复返，如果人生是到了四十几岁、五十几岁，才体会到凄凉的"悔恨"，那就太不幸了。如果人生只是在不完全燃烧的、唠唠叨叨中度过，那就太可怜了。所以，充满健康活力、充分能做番事业的青春时代，才正是应该彻底燃烧起生命之火的时代。这样做也正是为了自己。

青年们！在高迈伟大的理想中活下去吧，作为一团火来前进吧！——这是户田先生的教导。理想的峰巅越高，就越会得到无限的充实，就会迸发出激情，就会成长起来。始终有志于远大理想，使青春之火充分燃烧起来，使之一无余剩——这才是构筑不留悔恨的人生的最重要之点啊。

研磨胸中的珠玉

——赫尔曼·海塞发出的呼吁

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赫尔曼·海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勇敢地发表了一篇论文《啊，朋友，停止你的论调吧》，从正面反对这次战争。这一时期，正是交战国双方的文化人，互相进行仇恨性的争论，每个国家都在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时刻。

由于这个缘故，海塞遭到报刊的谴责，被斥为"卖国贼"，作品也受到群众的排斥。

不久德国惨败，青年们陷入绝望的深渊，失去了生活的意趣。这时，海塞又奋勇写了题为《查拉图什特拉的再生——

对德意志青年进一言》的文章，向青年发出呼吁（《海塞全集5》，高桥健二译，新潮社版）。

"要学会自己的生活方式、学会认识自己的命运！"

他呼吁青年们决不能为绝望、虚无、孤独所压垮，决不应企图逃避现实的苦恼。更不应该只是悲叹自己的命运，应该认清它、正面对待它、包摄一切地前进。我想这是海塞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喊。正是他，和掀起战争的狂热战斗过，同时也和自己宿命的风暴战斗过。

海塞还说过这样的话："只有深深懂得什么是苦恼，才算得上是活得有一多半的意义，不，才算得上是活得有全部的意义。"他还说："苦恼会产生力量，会产生健康的精神。……

苦恼会使人变得强韧，得到锻炼。想逃避一切苦恼的人，是儿童！我当然热爱儿童，但我怎么能爱那种一生中都以儿童自居的人呢？"然后他呼吁说：

"你必须是你自己，这样，世界就会变得丰饶而美好！"

我青年时期很喜欢这句话。所谓青春时期，从某种意义说是苦恼的时期，也许苦恼就是青春的另一种称呼。你可能对异性产生憧憬，可能为与父母的关系而烦恼。走上社会，也可能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的冷酷、不平等等矛盾而感到愤懑。越是纯洁，越是认真，就越会加深这种感觉。

但是，重要的不是环境，一切问题均在你自身的内部。当遇上某种邪恶时，是和恶妥协、堕落下去呢？还是相反，把这种烦闷作为巨大的成长和幸福的跳跃台呢？不管怎样，一个人必须具备将一切环境当作磨练自己、锻炼自己走向人的完成之路的场所才行。只有当一个人敢于面对"苦恼"和"命运"，敢于向自身搏斗、进行挑战的时候，"胸中的珠玉"才会得到研磨，自身的人生才会开辟出坚实的道路。

平凡与非凡之间

——勤奋的人新井白石和北村西望

新井白石①是江户时期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他青年时期的刻苦自励是非常有名的。他九岁时，在冬夜里曾经用冷水浇头，驱散睡魔，进行学问的研究，这个故事脍炙人口。以后，他在《折柴记》（仁羽五郎校订，岩波文库版）中说过如下意思的一段话：

①新井白石（1657-1725），江户中期的儒者、政治家。

"我之所以能如此刻苦自励，……是因为我总想着要耐得人所难耐，他人只做一次的事，我做十次，他人做十次，我做百次。"

这该是多么超越"才能"的有无，向自身进行挑战的啊。

真使人感到一种近似"执著的念头"的气魄。

此外，我曾一度会见过活了一百零二岁高龄的雕刻家北村西望先生。这是他在制作长崎的"祈祷和平像"时的事。一天夜里，他在塑像的脚下看到了一只蜗牛，可是第二天早晨一看，想不到这只蜗牛竟然爬到了足有九米高的塑像的顶端。

北村先生深为这只小动物孜孜不懈的精神所感动，他想：

一点一滴的前进该多么了不起，人也应如此，于是他作了一首俳句：

"不屈不挠步伐真可畏这小小的蜗牛！"

北村西望先生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满百岁时，就这首俳句，写过如下一段话：

"我非常喜爱这句。我不知不觉间已满百岁，这话仿佛在象征我自己走过来的脚步。百岁，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可自己的前半生，真不知是经历多少个刻苦自励的岁月啊……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只剩下令人怀念的往事了。"（《北村西望百寿谱》，新三多摩新闻社版）

这首咏蜗牛的俳句，决不是出于一时的感动之作，而是体现了北村西望先生在回顾一生道路时，充满了自身满足感的感慨和他的人生观的啊。

的确，他的人生道路，从某种意义说，也可以说是和蜗牛步伐相仿的。北村先生本人就说过："年轻时，我有幸结识了朝仓文夫①、建顗大梦②两个朋友。我勉强追随二人之后，这使我不得不刻苦自励"（《我的履历书》，日本经济新闻社版）。在他这淡淡述怀中，不由得使人感到他那一步一步抗拒不断袭来的挫折和磨难的巨大而厚重的精神力量。

①朝仓文夫（1883-1964），有名的雕塑家。②建顗大梦（1980-1942），有名的雕塑家。

从上，这两段故事，教导我们不断刻苦自励是多么的重要。

任何时候，只要一点一点地前进就会达到目的地。当然，这也是尽人皆知的，如果一旦停步，那就绝对不会再有所前进。只要动就会多少有所前进。

一个人，不管在任何领域，只要精通于某件事，而且做出了某种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就都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前进。

所谓"道路"就是永远不放弃刻苦自励的"努力之路"。如果缺少这点，就不会有作为灵魂结晶的人生的成就。

不间断的"努力"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胜利等待着肯于"努力"的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努力"是从不说谎的、是无比正直的。

不管具有何等天才的人，都是比别人加倍努力的人。从某种意义说，所谓才能不过是耐得住长期努力的一种力量，最后使你获得胜利的荣冠。所谓失败，意味着屈服于困难、自己抛弃了自己。

所谓努力，也许是很平凡的。但是，能够将平凡的事孜孜不倦地坚持下去，那无疑又是非凡的。所以不要忘记，那些能在人生中获得真正胜利的人，并不是被赋予什么特殊才能的人；而是能够脚踏实地、沿着平凡而又非凡的道路始终走下去的人。可以说，能够在既平凡又非凡的路程中决不左顾右盼、终于走到底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哩。

严冬的考验

——周公的名言

人既是自然的一员，那么自然中严厉的法则也必然会适用于人生。

中国的思想家韩非，援用了周公如下的话："冬日冰冻如不固，则春夏草木虽长而不茂。"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严寒的冬天，如果缺少牢牢使大地冰封的严寒，那么春夏之交草木的长势就不会茂盛。

人生也是如此。不经过千辛万苦，就不能取得人生的胜利，不能达到人的完成。只有在年轻时饱经种种考验和苦难，才能获得胜利的荣冠，为整个人生添上光彩。青春时代是人生中"锻炼的季节"，也可以说是应该由自己主动去寻找严冬的时期。

卢梭在他的《爱弥儿》（今野一雄译，岩波文库版）中写过如下的一段话：

"痛苦这件事，是他首先必须学的事，因为只有懂得了它，对将来才是最必要的。"（今野一雄译，岩波文库版）

不问古今，不问东方或西方，也不问历史上的人物，还是现实中的人，所谓能做出了不起事业的人物，一无例外的都是较之他人更加严格锻炼自己的人。不管是政治家、事业家，还是艺术家，道理都是一样的。同时，即便是朴实无华也好，能够深邃体会人生的人都是各自经受过各种锻炼的。只有彻底锻炼自身的人，才会得到相应的欣快与满足。

在现代社会，到处蔓延着放纵的"快乐"。我并不主张禁欲主义，不过，我是为一味追求快乐的年轻人太多了而深感忧虑。

在本该树立人生最重要基础的时期，既不努力，又不学习，明明如此，却又希求什么尽快成为伟大的人物，希求富裕的生活、希求能有个华丽的人生。这种低调的生活态度，该是多么空虚，多么无聊啊。假如人生只在青春时期就告结束，也许这种想法未尝不可，或者，混在这种低调的时代风潮中，也许能勉勉强强地活下去吧。但是，人很快就要进入中年、老年。能够在青年时期历经苦难、锻炼自己成长的人，很快他的力量就会开花结实。这是根据我的经验可以断言的。

从长远看，只依靠小聪明，对人生，对社会，是不能取胜的。——这恐怕是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共同结论吧。特别是青春时期所经历的苦难和泼辣的行动，这一切都会逐渐成为漫长人生的基石。

只有不为任何艰难困苦所屈，勇敢地生活过来，这才是青春的勋章。因为如果不通过一生中获得的桂冠，是不会获得真正的人生价值的。

现实的人生是严峻的。会有什么样的命运等在那里，是无法预测的。而且，不管是谁，在死去的时候只能是自己一个人，谁也不能给他以帮助。问题是能否以内心的"满足"与"安乐"、毫无悔恨地写完人生这最后的篇章呢？决不应忘记青春时代是人生当中迈出的极重大的一步啊。

信用才是青年的财富

——爱德蒙·邓蒂斯①的处世哲学

①爱德蒙·邓蒂斯——法国小说家大仲马的作品《基度山伯爵》中的主人公。

我的恩师户田先生经常教导我们说："青年要树立信用，信用是青年的最大财富。"同时他还指出它的要谛是："必须遵守诺言。"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

我年轻时，在先生的指导下，选取各种书籍作为材料，举行过读书会。这不是马马虎虎从事的读书会，而是每一部书都必须力彻纸背、读懂它的思想。先生严格要求说："是你去读书，不要让书来读你。"因此这是一种如临大敌式的、充满了热情的集体活动。

昭和二十九（一九五四）年三月，我们选用了《基度山伯爵》作为读书材料。"邓蒂斯在社交界取得成功的理由是什么？"——对这个质问，有的人回答说"是财力"，有的人则认为"是运用他的智慧和雄辩取得的胜利"。还有人说"是他一心要复仇的念头，他考虑了如何才能使他的复仇更有效，充分观察了他的对手，而且也研究了社交界的性质"等等。当时，先生说的一句话，使我至今难忘。

先生着力地解释了青年人应如何处理社交的方法。他说：

"青年朋友们不需要采取邓蒂斯的生活方式。我讨厌二十几岁的青年，就考虑和研究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如果这样，就失去了青年的纯真性。青年的财富是信用，而且获得信用的根本途径在于遵守诺言。自己做不到的事，就明白地加以回绝，反之，一旦承诺下来，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绝对遵守。"

对于人来说，再没有比信用更重要的了。而且信用这种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的。它积累起来很难，失掉却极容易。费了十年功夫积累起来的信用，在关键时刻，也会由于一件小小的言行而整个失掉。同时，利用小聪明搞成的表面镀金，到了紧要关头就会剥落。只有在苦难之中坚守自己的信念，认真地、诚实地坚守生活的人，才会最终获得一切人的信用。即使在无声无息的、无任何人监视的工作中，仍然重视这份工作，一步一步以极大的耐心始终坚持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决不可忘记，学识也好，才智也好，只有在信用的土壤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

慨叹环境恶劣，是十分容易的。但是，真正应该做的是，将恶劣环境作为"锻炼的风暴"，通过坚毅的实践和努力，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与立场上取得周围的信任。这个财产，肯定会比财富、比一时的成就、比任何事物，都更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人生的无价之宝。

师弟之道和人生的王道

——拉涅和阿兰的崇高情谊

勿论是古今或东方西方，能有所成就的人几乎可以肯定说都有个伟大的"师"。不管明显也罢，或不明显也罢，牢固的"师弟情谊的纽带"，总是飞跃、成长和发展的动力。可以说，正是"师生情谊的纽带"才是促使有价值的人生得以完成的源泉和原动力。

我自己，将户田先生作为我的人生之师，树立了信仰。坚持贯彻我的使命。十九岁时我和老师的邂逅——直到今天，我的人生轨迹，大都是从那时就决定了的。我之作为佛法者走上这条道路，也完全源于和户田城圣这样一个人格的遇合。实际上，我是认识了户田先生，才懂得佛法伟大的。由于我和户田先生始终维系着"师生情谊的纽带"，才有今天的我。即使现在，越是时间流逝，越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师恩的高厚。

法国的哲学家阿兰（一八六八——一九五一），作为代表本世纪前半期"理性"的人，与柏格森齐名。他的主要作品之一的《幸福论》，也是我年轻时期爱不释手的一部名著，至今思之，还使我念念不能忘怀。

他是个受笛卡儿一派影响的、具有坚强信念的人道主义者，也被称为"当代的苏格拉底"。但他并不是大学教授。他作为高校的一名教师度过了一生。同时，他又不断进行文笔活动，在地方报纸上，将他每天的思索成果写成短文，题为"语录"加以刊出。这大概是因为作为教育家磨练了自己的才能以后，总需要有个在教育以外的领域作为锻炼自己场所的缘故吧。比如，作为一个宗教信仰者，在努力完成人的成长的同时，在很多情况下，总需要开辟出一条通往有力的教育家之路，作为"磨练"自己的重要手段。

总之，从阿兰的课堂里，的确培养了作家安德列·莫洛亚、普雷沃、妇女思想家希蒙·维尤这些俊逸之才。作为高校的教师他也是远远出人头地的。

就是阿兰这个人，在他八十二岁的一生中也有他所景仰的人。他说："有一个我唯一遇到的伟大人物"（《回忆拉涅》，中村弘译，筑摩书房版）这就是他高校时期的恩师拉涅。

拉涅（一八五一——一八九四）既是教师又是个卓越的哲学家。他本来满可以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博得很高名声的。

但是他并不想走这条博取名声之路，他把他的全部生命专心致志地奉献给"触发"和"培育"年轻的灵魂。他投入全部心血，把所有的岁月，都耗在培养不断走向成长的高校学生身上。他终于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著作。但是，他最大的"灵魂著作"，却稳稳地放进毕业学生们的"心灵的书架"上了。

阿兰回忆说：

"我的谦虚的老师，除了这种隐藏的荣誉之外，决不指望其他任何东西。"（同前书）

的确，各种勋章或一时的名声，比起久远的"心灵财富"来，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呢！他的学生阿兰，肯定也是在他那年轻的生命中，深刻印上恩师的不慕荣利的生活道路的。阿兰本人，一直到六十五岁退休为止，四十余年始终做着高校的哲学教师。大学的权威职位，并未能打动他的心。

他一生中始终对高校教育抱着热情和自豪感。

户田先生也曾对我们讲过："为了能引率别人，就得舍掉名誉的欲望和金钱的欲望。越能舍弃这些欲望的人，越是强者。对于这种人，从好的意思说，是谁也奈何他不得的。"

将"名声"或"财富"放在第一位的人，真正说起来，是没有做领导者的资格的。对教育家说来，也是如此。学生们敏锐的"心灵"，很快就能看穿教师的自我主义。在从事触发灵魂这种细腻的工作中，浮在表面上的名声，总是很快就会变成过眼云烟，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彻底抛弃世俗欲望的清纯高洁的热情，才会深入纯洁无垢的孩子们的心灵深处，在他们内心深处敲响感铭与共感的钟声。

阿兰与他的老师拉涅的遇合是在十八岁时，他从拉涅那里学到了在现实社会中的"活的"哲学。这种哲学才是"新的精神"的觉醒，是"新世界"的发现。对阿兰说来，这段时期正可以称为"青春黎明"的觉醒时期。他回顾这一时期说："哲学家每天清晨经历着双重醒来。"

这就是说，一个人每天清晨睡醒，这本身就意味着每天要接触新的世界。再加上从哲学的角度学习新的"观察事物的方法"，因此可以说具有双重意义的"醒来"。无疑，阿兰是在老师拉涅的指导下，经历着无数次新鲜的感触的。

阿兰很喜欢"人生，是由清晨起开始形成的"这句话。可以说，他是个"清晨的哲学家"。据说他在教学生时，也经常重复这句话，他显然是十分热爱朝阳初升的"清晨"的那种印象的。

至于拉涅，他把整个身心献给了高校的教育事业，四十二岁时，他逝世了。如前所述，他未能来得及写出什么著作。

阿兰怀念他的老师说：

"我的老师生前当然应当在现代的最深邃的哲学家当中占有一席地位。凡是敬爱老师的人，从老师那里学到全部思想的人，都必须努力使老师死后能占有这种地位。"（同前书）

这样，阿兰这些弟子们言必果行，投入了全部精力，整理并出版了拉涅的讲义原稿。这真是可贵的师生之爱。学生敬爱老师的这种执著的念头，使我深深为之感动。阿兰的整个一生，反反复复宣扬了拉涅。因此，在今天，拉涅的名声和阿兰一起，在历史的花园中散发着馥郁的芳香。

同时，著名的作家莫洛亚又是阿兰的学生，也就是说，是拉涅的再传弟子。而莫洛亚也怀着敬爱老师之情，写下了阿兰的传记。其开首是这样写的：

"阿兰平时是伟大的，而当他叙说其师拉涅的时候，则比平时的伟大还要伟大。"（《阿兰》，佐贯健译，篠竹书房版）

人生会有无数的"遇合"，会有无数的"人与人的情谊"。

但我总觉得：在其中，"师弟的遇合"、"师弟的情谊"，才是最崇高的人生的"精华"。

命运之星

——逆境时期的光源氏

《源氏物语》据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书中的主人公光源氏的大名，广义的说，他不管走向哪里，也不管他做什么，似乎都象征着他是个"光辉的存在"。

《源氏物语》中的"须磨""明石"两卷，描述了光源氏处于最逆境的时期。

他的父帝——桐壶帝死后，源氏失去了他灵光的后盾，周围蠢动的嫉妒和阴谋，步步向他紧逼而来。这样，他终于在政治上失势，被迫离开都城，过起流离的生活。

这是源氏二十六岁至二十八岁时发生的事。两年多的流放，可以说是和青春时期最严重的苦难相搏斗的日日夜夜。

光源氏的人生，在失势之前，是极其一帆风顺的。作为天皇之子，他虽然被降为巨籍，赐姓源氏，但他资俊貌美，无与伦比。他走过一条备极荣华的道路。

就是这个源氏迎来了最大的考验。为什么唯独自己必须经受这样大的痛苦呢？——

他当时的心情，很可能面对人生的冷酷现实，这样自问自答。所谓人世难道是这样残酷的吗？他不知有多少次深深体会了悲哀和无常的滋味。

任何人都会有逆境之时。人生，不会总是顺境的。假如真有任何时候都一帆风顺的人生，那就不会有人的成长。不懂得艰辛，就只能使人骄慢。未尝受过痛苦滋味的人，不会懂得伟大人生的深度。这是我经过观察许多人之后得出的结论。

但是，如果一个人在逆境、苦难之中，一味意气消沉的话，那么作为人，就未免太浅薄了。如果一有事就为之惶惶不可终日，那么作为人，不能不说是毫无任何内容。光源氏的形象不同于一般意志柔弱的弱男子。他的精神世界里有着将逆境作为动力的某种东西。他通过在"须磨""明石"所经历的苦恼，完成了精神的成长和锻炼。

不久，源氏迎来了无罪还京的日子。在逆境之中，他虽然也曾一度悲叹过，但精神终于没有颓败。他忍隐着，新的进路终于打通了。

"尔之命运之星，存于尔之胸中"这句话深深留在我的内心深处。当前的境遇好坏也罢，过去好坏也罢，开拓未来的命运之星，肯定只存在于自身的胸中。暴风雨袭来也好，惊涛骇浪逼近也好，只要自身总是煌煌发光就够了。向苦难挑战的人，能够在艰辛中锻炼自己，使自己成长起来。要紧的是，不管为多么激烈的波涛所拨弄，也不要丢掉对未来的希望，必须充满信心地前进。

相反，牢骚满腹的人，关闭了自己，就会渐渐地无人理睬，终于陷入到处碰壁的结局。

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既有晴朗的日子，也有烈风劲吹的日子。重要的是，人生最后的胜利，才是永远的胜利、真正的胜利。千万不应忘记：为了获得最后的胜利，八五八书房不回避青年时期的艰辛，将这种艰辛作为自己成长的跳板，这种态度是万万不可缺少的。

培育人

——教育家的鲁迅

我对鲁迅最感钦佩之点是，鲁迅又是个优秀的教育家。他作为教育家，在青年身上发现了无限的可能性。

他为了建设新中国，对青年寄与很大希望，即使付出种种牺牲，也要全力去培养他们。因此，他不能容许教师利用学生们的纯真热情为自己保身。

"学生们年轻，经验少，经常被冒牌的教师利用做跳板。

再没有比冒牌教师更可恶的了。"——据说，鲁迅经常这样说。

（《鲁迅与内山完造》，小泉让著，讲谈社版）

在逝世的前十天，鲁迅去参观了"木刻展览会"。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衰弱，达到不允许他外出的地步。但是，版画运动这一领域是他一生中倾注心血的事业之一，他渴望看到这些青年艺术家的生气勃勃不断成长的姿影。他不顾病体，还是到会场去了。他对青年寄予的深切期望，终生没有改变过。他坚持教育家的道路直到人生最后的瞬间——下边的一段话，足以传出他的炽烈的精神面貌。

"在我活着的时期中，我愿流出一滴一滴的血来培育人。

我虽然感觉出我的身体已经衰弱，但又是一件乐事"（《鲁迅的生平》，石一歌著，金子二郎、太原信一译，东方书店版）。

他的心情大概是这样的：不管我的身体多么衰弱，即使即将死去，但看到如早晨太阳升起一般的青年人成长的情景，就再也没有比这个更使我快乐的了。我对鲁迅的心情完全同感。青年才是开辟新时代的瑰宝。因此，为了开拓青年人活跃的天地，就是为了这个，纵有任何艰难困苦也要前进。一想到青年们那些活跃的情况，一切困苦也都成为快乐的了。

教育许多的人，培养有用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那种不为下一个时代发现人才、不能培育人的人，不能说是真正的领导者。区分独裁者与领导者的界限，正在于此。

而且，真正培育人，靠的是真诚的力量。如果有培育人才的真心实意，那么在十个人当中只要有三个人培育成才，这三个人也会起到三十个人的作用。这是我从经验中得来的实际感受。反过来说，如果靠玩弄手段，即使十个人当中培育出九个人来，那也不过只起九个人的作用而已。

总之，发现人、培养人，这是从事一切战斗首先应该着手的根本。它是出发点，是向着无限未来茁壮成长、不断引向胜利的基础。

后继者必备的条件

——山崎丰子①的《暖帘》

①山崎丰子（1924-），当代女小说家。

昭和三十二年（一九五七）五月十三日（星期一）——

这一天是阴天。根据我的日记，这天，我应恩师之邀，携同妻子到"艺术剧场"去观看由《暖帘》改写的戏。我在日记中写道："《暖帘》……这是一出历史剧，写具有大阪人特色的、贩卖海带的店伙的一生。对于矢志不渝地维护家业的、严肃的剧中情节，惹得我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我记得这个剧是根据山崎丰子的原作，由菊田一夫改编并导演的。一直演了四个小时。它生动地描写了坚守作为商人的人生道路，是一出感人深至的戏。

小说《暖帘》（新潮文库版），是写大阪的一家贩卖海带的老字号店铺，——"浪花号"的商人吾平从十五岁起到六十岁止的人生旅程。

吾平出生于淡路岛，由店东从街头把他收养起来，当了小徒弟，虽然受到早就在店的掌柜们的欺侮和虐待，但他一直诚朴勤恳，最后由店东分给他一处支店。这以后他也连续遭受关西地方的洪水以及战争等天灾人祸，他克服了接踵而来的苦难，终于把他的店铺很好地复兴起来。

初看去，这也许是个平凡的故事，但对吾平本人来说，却算得上是一出波澜起伏的人生剧。

他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最珍惜的又是什么呢？——大阪遭受空袭，位于船场地方的吾平的店也被烧光了。那时，他摘下暖帘①把它卷起来，从熊熊的烈火中拼命地逃出。在此之前，"浪花号"的本店遭受火灾时，也是他，首先把暖帘救出来的。

①暖帘——日本旧式店铺门前挂的布帘，上边染有店名。

从这种意义，我在日记中写道："暖帘是商家的生命。正因为如此，必须豁出性命去保护它。"我从这点上看出了大阪商人那种强韧的心态——将暖帘看成是商人自豪感的象征，从而深深为之感动。

吾平本人也是对"浪花号"的暖帘抱着绝对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来做买卖的。他不管遇上什么样的困难，也决不肯陷进经商的"邪道"。他走着作为商人的正确道路，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危机。这可以说是绝不可玷污暖帘的思想在支配着他。

而且，在这部小说中也描写了儿子孝平接续父亲吾平之后的情况。在剧中，父亲训诲儿子一节描写得很好。记得扮演父亲的森繁久弥先生，将这种催人泪下的、近似严师对待弟子的父子关系，也演得十分出色。这位父亲直到临死，决不说自己的儿子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商人。但在背后却深为儿子能成为自己的后继者而由衷高兴。

我的恩师当时身体已十分衰弱，因此，他自己已不能去观剧，所以提议让我们夫妇去看。我当时看了这个剧的内容，深深感到先生的良苦用心。这点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自然，对于暖帘的看法，父亲和儿子是各不相同的。在小说中，很好地守住这个店铺的儿子，是这样想的：

"不错，暖帘是商人灵魂的据点。正像武士以家门、血统作为他们的据点一样，是决定商人思想的基础。但是，这不是一切。过去那种只要挂出老字号的暖帘，就可以万事大吉、老老实实做买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现代，暖帘的价值，全在于利用它的人手腕如何。如果只是一厢情愿地依靠顾客们对暖帘逐渐复活起来的怀旧之情，那就会照样没落下去。只有那种人，他从暖帘的信用和力量出发，能够忍受别人所不能忍受的困苦，能够做出别人做不出来的妙着，才算是能真正利用了暖帘。"

这意思就是说，为了继承、发展暖帘，不应当躺在暖帘上。只有利用暖帘的人，他的才能、他所经历的苦难、他的不懈努力，才是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

我觉得在这个故事中含有很丰富的内容。它给人们以启示：不管是企业也好，团体也好，应该如何加以继承和发展。

那些准备继承前人的人，必须具有不断积蓄力量的意志。在顺境中万不可躺在已建成的事业上。为了更加成长，要敢于把自己置于严酷的环境中，与自身搏斗，使之向前发展，经受比前人更加重大的劳苦。总之，对这种人，无疑他必须具备这样的聪明才智和强韧的精神力量才行。逆境才是人的完成的严父，只有敢于置身于人的能力最大限界的位置上来，才能发挥出浑身的力量。最好能保持青年的精神，勇于承受后继者的艰辛劳苦，与之挑战。

"能"①的大成者世阿弥元清②说过："家，并非单纯的家，有真正继承家业的人，才成为家；人并非单纯的人，懂得艺道真髓的人，才成为人。"（《世阿弥艺术论集》，田中裕校注，新潮社版）

①能——一种传统的古老剧种。②世阿弥无清（1363-1443），"能"的名演员、剧作者、古典剧的理论家。

不管是多么伟大的人物，只有既知己又得人，才能发挥力量。不管是什么样的名门之"家"，只有得到优秀的继承人，家的传统和财产才会发挥作用。后继者不得其人，必然导致一切均误，如后继者得其人，则会成为万事胜利的基础。

立誓经受考验之路

——须利耶苏摩、鸠摩罗什、僧肇

越过漫长的丝绸之路，前来中国宣扬佛法的译经僧当中，其翘楚则是鸠摩罗什。日莲大圣人说："唯独鸠摩罗什是位在教主释尊的经文中不搀杂个人私见的人。"他不只在翻译技术上，留下了优秀的译经典范，而且立足于大乘佛教正统派龙树的哲学，将佛教的精髓毫无谬误地传往中国，也是他的伟大功绩。正是有了鸠摩罗什的优秀译文，才使法华经、般若经、维摩经等经典得以流传中国全土。这就是为什么称赞他的功绩是"光前绝后"的缘故。发祥于印度的佛教，不久传到中亚，传到中国，然后传到日本来，超越了国界，也超越了民族界限。在这背后，不只是鸠摩罗什，许许多多无名的求法僧都在挺身与困苦搏斗。佛教之所以能超越三千年的时空，成为世界宗教，我认为这是源出于人的不可遏止的求道激情和对布道的坚强信念。

罗什的一生，的确是名副其实地充满了波澜万丈、艰苦卓绝的一生。但他有他的生活原点。那就是他少年时期在学佛学时他的师傅须利耶苏摩交给了他一册梵文的法华经，并对他说的一句话。"佛日没于西，其余耀将及于东，此典于东方有缘，汝其慎弘传之。"——这意思就是说这部经典是与东北之地有很深因缘的经文，你应当小心在意地去广加传布。

鸠摩罗什生于四世纪中叶，界于月氏（印度）与汉土（中国）之间的西域北道佛教文化中心地的龟兹国。他的父亲鸠摩罗炎出身于天竺国的名门世家，他的母亲是龟兹国国王之妹——耆婆。据说罗什七岁时出家后很快通晓了传到龟兹国的一切佛法。九岁时，为了进一步专修佛道，由他母亲带领来到被认为是他父亲鸠摩罗炎出生之地的克什密尔的罽宾国留学。在那里，罗什以他的俊逸的才能钻研了佛法。十岁前后，他以沙弥的身份，留下了一段插话，说他当着国王的面驳斥了外道。

他三年留学期满，几乎领悟了小乘经的说一切有部的教义。罗什与其师须利耶苏摩的遇合是在他的归国途中、母子访问沙勒国的时候。耶利耶苏摩作为当时西域的大乘论师，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人物。罗什求道心切，与这位大论师认真地反复进行了讨论。而且他终于认识到："余昔时所学小乘，宛如人之不识真金，而以鍮石为妙。"这样，他懂得了大乘经之可贵，心机一转，在苏摩的指导下，努力钻研起大乘教学来。

须利耶苏摩也对当时只有十三岁的少年罗什，尽心竭力地传授他《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这些大乘佛教的精髓。最后终于向罗什嘱咐要把法华经的原典"传向汉土"。

与这位师尊的遇合，而且由于这位尊师的一句话，决定了鸠摩罗什的一生。

青年罗什的名声已广及中国，成为天竺、西域、汉土无双的大乘论师。现在只剩下等待去东方的中国的时机的到来了。但是，还有逆境的风雨在等待着他。前秦的国王苻坚听到罗什的大名，一心想把他接到本国来，于是派遣将军吕光去攻打龟兹国。龟兹的王城被攻陷了。但吕光将军不懂佛教，他把罗什只看成是个年龄不大的平常人。他为了使罗什堕落，离开佛教界，命令罗什破戒、娶妻饮酒。而且当吕光回中国的途中，不幸接到苻坚崩逝的消息，于是吕光在河西凉州宣布独立，建立了后凉国。由于这个缘故，以后十六年间，罗什只好在姑臧这个地方度过雌伏的岁月。

三十几岁的后半到五十几岁，正是人生最能做番事业的时期。眼看所希冀的"长安之都"近在咫尺，而半是幽囚之身的罗什，内心该多么痛苦与焦急呢。

但是，罗什并没有因此而颓唐下去，相反，他身处逆境之中，反而更坚定了必将有朝一日将佛教的正宗传到中国本土的信念，他一声不响，默默地坚持他自己的钻研和精修。

这样，他学会了中国话，甚至能流利地写作汉诗。他这方面的才能对他后来的翻译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在这以前，据说到中国去的译经僧，几乎全是高僧，他们虽受到中国王侯贵族社会的欢迎，但很少有人深入中国民众中去，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只有独自一人混迹在武夫当中、历经过战乱的罗什的翻译，才真正浸透到中国民众的心灵隐微之处，得以传布佛教的真髓。

人生一定要有运命的考验。一切顺利的人生，是不会产生真正的胜利的，也不会取得成功。应该说，怎样去克服逆境，怎样去经受住命运的考验，这才是决定是否会走向大成的人生。

罗什耐过了这个漫长的严酷时代，终于到达了长安之都。

这是希望迎接罗什的后秦帝王——姚兴，打败了后凉军队的结果。姚兴招聘罗什的愿望，是出于他父亲姚苌的遗愿，也是他们父子两代人的悲壮的愿望。弘治三年十二月，已经是一个岁末迫近眼前的严冬日子里，罗什在盛大欢迎中进入首都长安。这距其师须利耶苏摩将法华经原文授给他的时期，四十年的岁月已经流逝了。就好像不断积蓄起来的力量一下子爆发出来一般，他以极端炽烈的气势，立即开始了译经工作。

据说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始的《坐禅三昧经》的翻译，到了第二年的弘治四年正月就译完了。在他进入长安到他入寂为止的八年间或一说十二年间，他翻译了三百数十卷的经典。即使简单计算，其速度也是一个月内就得翻译两卷或三卷的。而且，他还要面对八百名到两千名大群的年轻精英，使用着与翻译语言所产生的效果完全不同的讲解，来进行这次佛学研究活动。对于这一事实，不能不使人深为惊叹。就这样，他完成了可说是他毕生大作的《法华经》精妙的翻译。少年时期刻印在灵魂深处的师长的嘱咐，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岁月，终于得到圆满的实现，履行了对其师长的誓言。据说那时罗什是五十七岁。我认为这是人生最终章中一出胜利的大逆转剧。

罗什也有许多高弟。罗什门下精英们的活跃，对于以后中国佛教的兴隆，留下了极大的功绩。其中僧肇，还在十几岁的时候（一说是十九岁时）就不远千里从邻国来拜访正在后凉国陷于窘境的罗什，成了他的第一个弟子。因此可以说罗什与僧肇的师弟情谊，是从逆境时期开始的。很可能罗什居住在姑臧时就和弟子僧肇一起开始了汉译佛典的准备工作。当时，还不可能进入长安，不能不预想可能无所作为而死。对于在这样状况下的罗什来说，很可能向他的弟子留下了要他继承遗志的嘱咐吧。

从那以后，在罗什进入长安到生命终了的八年间，僧肇以他那年轻的生命，一切为了协助其师罗什的伟大事业而燃烧殆尽。这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弟子之道啊。

他患有痨咳（肺病），在其师罗什死后，就仿佛要伴随其师而去的一般，过早地夭逝了。据说他死时只有三十一岁或三十七岁（也可能是四十一岁），虽是个短促的人生，但是，未尝不可以说僧肇的一生，是为罗什三藏而存在的一生。僧肇的著作有《注维摩经》、《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涅槃无名论》等。其后，将他这些著作总称为"肇论"，给予中国佛教史上以巨大的影响。此外，他还为罗什三藏翻译的佛典写序，如《百论序》、《维摩诘经序》等。罗什及其师须利耶苏摩之间许多美好的逸话，也都由这位再传弟子的僧肇记录下来了。

佛法，就这样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民族，在这个崇高的"师徒"情谊中，得到了弘扬光大。

同一志趣与使命感的师徒情谊——这种严峻的实践，才是使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得以完成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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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挥每个人作用的“人的组织”

一个人豁出性命可以战胜万人

——"辉煌于加拿大史册上的英雄"赛柯德夫人

"一个人豁出性命可以战胜万人"——这是我喜爱的一句名言。同时这也是我的真实感受。事情不问大小，在胜利与凯歌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豁出性命的人"。和这样的人会面，除了使我深受感动，同时也令我十分高兴。

所谓这样的"一个人"，并不是什么著名人物。岂只如此，在纵观历史的进程时，每当大的时代变革，总会有许多无名的庶民、民众，进行献身的战斗。所谓"历史"往往忽视这点，往往成为"英雄史"，相反，我认为创造历史的，毋宁应该说是民众的力量。

娄拉·赛柯德——后来被作为拯救加拿大危机的勇敢女性的她，也是这类无名庶民的一员。一九八一年六月，我访问了加拿大的多伦多，拜访了位于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畔她的家。在周围为巨大的柳树、杉树及花草所环绕当中，有一座足以联想起赛柯德夫人一生的潇洒的小楼。

一八一三年夏天，加拿大（英）军与美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赛柯德夫人居住的科因斯顿也是激战地之一。她的丈夫已负重伤，她的房屋也做了美军的屯驻地。

在这样情况下，一天，她在窗前偶然听到美军的军事机密。当她了解到情况的紧急，顾不得重伤的丈夫，单身向远离三十公里外的加拿大军的驻地奔去。为了躲避遭受狙击的危险，她必须绕道而行。而且那是一条不成路的路，她在丛林中一边分开草木一边前进。衣服扯破，手足伤痕累累，疲劳、困惫，即使这样，她还是一步一步地向前奔跑。她的这一豁出性命的穿越敌阵的行动，终于取得成功。为此，加军向美军发动了奇袭，取得了历史上辉煌的胜利。

一女性所具有的这种坚毅性，推动了历史。而且据说在树立了这一功勋以后，她也毫不自傲，当战争中致残的丈夫去世以后，她仍然和两个孩子在一起和社会上的惊涛骇浪继续进行搏斗。功成而仍在无名的道路上前进，她的形象比起她的功绩来，还要崇高得多。她居住过的那座潇洒的白色小楼所散发出的氛围，正是她那高贵的人生的有力象征。

"一个人"的存在，该多么伟大！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是可以依靠别人来完成的。更何况那种认为只有人多势众才能成功的说法，只能是廉价的、是傲慢的。

那种缺少"豁出性命的个人"的团体，即使表面看去，一时有所扩大和发展，到头来还会走上衰颓之路。只有不断一个人、一个人地培育出严肃认真的个人，才能由一个中核，构成粗大的车轴，不断扩展，形成二波、三波乃至万波。

领导者的责任

——拉·康帕尼亚教会的大火

关于"领导者的责任"问题，有一桩发人深省的事件。距今约一百二十年前，南美智利的教会曾发生一起巨大惨剧。我觉得，令人悲痛的这一事件，包括"错误思想、错误宗教的可怕性质"和"尊重人的信念"等等问题，给人留下了许多教训。

一八六三年南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拉·康帕尼亚教堂失火，发生了一夜之间烧死两千多名年轻妇女的惨剧。这一惨剧，详细地记载在第二年的《英国年鉴》（An－nualRegisAter，1864）上。

根据这一记录——

在十九世纪建造的这座拉·康帕尼亚教会，从十二月八日傍晚起举行盛大的宗教仪式。到场的人超过了三千人，其中大半都是属于圣地亚哥上流阶层年轻貌美的妇女。这次的仪式是为庆祝"圣母玛利亚无原罪怀胎"的教义而举行的。这天是长达一个月庆典的最后一天。

管弦乐队、合唱队、馥郁的香料、豪华的装饰等等，据说这历时一个月的祝典，极尽奢华之能事。但是拉·康帕利亚教会的、名叫乌格鲁蒂的祭司，还不以此为满足。他宣称如果将供品和一封信合在一起交给教会保管，那么就可能和圣母玛利亚沟通。他想出了一个"通往天国邮局"的主意向信徒们散布。同时还开始发行了宗教性的"彩票"。这些做法，从天主教的教义说来，也显然是越轨的，不能不说它是与信仰者毫不相称的、追逐名利、走上堕落的一种行为。祭司乌格鲁蒂，显然希望夸耀这次祝典的装饰远胜过罗马的有名教会。为了筹措所花费的巨款，他甚至出售昂贵的入场指定券。

教会内绚烂豪华的帷幕从高高的圆天井一直垂到地面上，祭坛的四周排列了两千只蜡烛。

但是，除了这种豪华陈设，对于安全的考虑却未做任何准备。

发生悲剧的十二月八日午后六点四十五分，教会内已经超满员。尽管如此，想要入内的群众，还拥在门口。在这种情况下，弥撒开始了。庄重的风琴声，飘浮着香料的温馨气味，整个会堂内为庄严的气氛所笼罩，侍祭的人们登上祭坛，两千只蜡烛挨次地点着了。

就在这时，一名侍祭疏忽大意，点火的手没有把握好，将身旁的布幔燃着了。火焰眼看着增大起来，顺着布幔移向天井上的薄绢，也引着了悬挂着的数千盏石蜡油灯，爆出的雨点一般的火花，溅落到淑女们的身上。火势熊熊，发出可怕的声响，整个教会回荡着刺耳的悲鸣声。

不过，据说起火后的最初一分钟，人们都丝毫未动。上述《英国年鉴》写道：

"群众显然是在期待着富于慈悲的神能熄灭这场大火。"

一般的说，信徒往往会抱有这种感情。不过，一个真正的信仰者对现实发生的事件，一味被动，不讲求相应的办法，决非应采取的态度。毋宁说，正因为有信仰，就更应当讲求仔细的对策。qi书-奇书-齐书而且即使面临危难的时候，也要设法克服这种危难，开辟出一条希望之路，积极地想办法和危难进行搏斗。

只有这种向前看的态度才是真正信仰者应该采取的。

拉·康帕尼亚教会可以说事先完全没有考虑人们的生命安全。这样说的根据可举出如下几点：（一）教会建成后已过了大约一百五十年，而且屋顶是木造的，极易引火。（二）出入口非常之少，不但少，而且都被装饰的幔帐遮蔽住。（三）售出了超过定员的入场券，进不到里边去的人占据了出入口，妨碍了避难。

不但如此，一些男人为了救出自己的妻子或女儿，拥到门前，将向外逃跑的妇女推回火中，成堆地跌倒，堵塞了整个出口。

也就是说，这次惨剧完全是人为的灾难，是"疏忽"、"托大"和"不按常规"造成的。

对点燃蜡烛的疏忽，建筑物在避难上结构的缺陷，过多的入场者，没有进行早期灭火及没有适当地引导人们避难。令人感到这一巨大悲剧完全被置于束手不管的状态之下。

在当前，也出现过飞机、船舶的巨大事故或惨剧，追究起这些事故的原因，几乎可以说，一律都存在着暗中的疏忽或大意。从这种意义说，不能不断定由人灾造成的惨剧是太多了。

"小事就是大事"。一个领导者必须深刻洞察灾难经常是由疏忽大意引起的这一事实。必须以最大的责任心和细致的考虑，日日夜夜为此操劳，这才配称为领导者。他必须是个防患于未然的人，在责任心的支配下，一旦觉察危险，立即采取措施以防患于未然。

可是，拉·康帕尼亚教会的这场火灾，祭司乌格鲁蒂等人的举动是完全相反的。这不单只是他们事前毫未考虑过安全，而且他们在大火起来时偷偷地从"圣器保管室"的后门逃走了。而且从那以后慝迹潜踪，谁也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动静。同时，摆放在祭坛上的贵重家具类，却由侍祭们搬运了出去，这种人该是多么卑鄙可耻啊。

信徒们失去了他可依靠的中心，只能混乱一团。

即使事故已然发生，如果立刻发出冷静的判断与正确的指示，也会防止这场大惨剧的发生。比如一方面发出明确的指示，立刻进行灭火，指引群众顺序地安静地从出口向外避难等等，同时鼓励大家沉着行动等等，这类可能做的事多得很。放弃这种责任，其罪行是极大的。太无慈悲了，太残酷了。

本来圣职者是以救济人们为天职的，是首先应该救助人命的。对于他们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丑恶行为，民众发出了激烈谴责的声音："为什么不在搬运家具之前，首先去救助贵重的人命呢？"这种愤怒是理所当然的。由于民众这种愤怒，智利总统终于发出了废止教会的命令。

再也没有比民众的愤怒力量更强大的了。它推动了当时的权力者，使时代与社会走向进步。重要的是，青年们必须具有与卑劣的领导者进行战斗的"霸气"。对于社会的邪恶，如果只是背后不平不满，那不能不说是过于落后的、宛如处于封建社会中的态度。青年应该作为民众的先驱，勇敢地站出来抗争。

这次事件仅仅在一个小时之内，圣地亚哥的"花"与"美"、青春与骄傲的象征，就化为一片乌有。它严峻地说明了"领导者的责任"多么重大。

可以说是否具备领袖的资格，全在于有无责任心。这种责任心是否强烈，决定了他的品质如何。而且负有责任的人的品质，又往往是人们从内心里予以信赖的。一个以消极态度从事工作的人就不会有责任心。由于缺少责任心也就不会产生做番事业的热情和智慧。只是勉勉强强地担负责任，也就不会产生喜悦的心情。相反，具有责任心的人，智慧也会随之而来。"决不能使之发生事故"、"我要保护每一个人"——

一个人有这种强烈的念头，那么对小事也会给予周到的注意，对平时不易发现的危险的事故隐患也会敏感地觉察得出。同时，所谓"一个人挺身而出"与发动大家，表面看来似乎是两回事，其实并非如此。正是由于有了自己担负起责任的"一个人挺身而出"，才为发动大家准备了基础。

了解人心机微的领袖

——项羽与刘邦

在中国，从秦朝瓦解到汉朝建立的这段动乱时期，再也没有比项羽和刘邦激烈争霸的斗争，更能清楚地显示出是否起用人才关系到事业的成功与失败了。

关于项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并无尺寸土地的项羽，乘势起于民间，三年之间，率五诸侯灭秦，分辖天下，封王侯，政令出自项羽，号称霸王。虽然未能始终保全他的地位，但近古以来是从未有过的。"①（《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第四卷，稻田孝译，平凡社版）

①《史记》原文："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在农民起义当中，崭露头角的项羽，司马迁称之为前所未有的人物。

"乘势而起"，正像司马迁所猫写的那样，在历史上总是可以感受到时代的活力，在争霸的当中，做到超越人智，顺应时势，如水之就下。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能缺少"时"与"势"，是否能洞察时势，是否能顺应时势，可以说，项羽也是在时代的浪潮中乘势兴起而又沉没在时代大潮中的一员。

被称为天下第一勇士，具有鬼神般超凡力量的常胜将军项羽，最后败在飘浮在浪潮之中的刘邦手中，被迫自刎而死。

这样，作为争霸中第一个英雄，越是把他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就越增添悲惨的色彩。

司马迁在《史记》（同前书）中指出项羽虽有才气而终于在统一天下中失败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即是说：项羽（一）怀恋故土，放弃了关中（长安所在的要冲之地）。（二）放逐义帝而自立，结怨于诸侯王。（三）炫耀己功，只相信自己的智慧，不想吸取教训。（四）自称霸王，相信武力可以征服天下，任性而行，无所忌惮。作为一个领袖，如果感情脆弱，流于感伤，这是绝对不能夺得最后荣冠的。同时，不去吸取教训，不去倾听忠臣之言，不去冷静分析形势，当然不会取得胜利。而且更不应当存有"自傲"之心。

项羽以人生的悲剧而告终，但是他不承认自己的过失，说什么"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所以司马迁在文末说"这该是多么错误"。

司马迁不赞成把成败的原因归之于时运，归之于天。相反，他深深慨叹项羽存在着"骄傲之心"，这样的心性使项羽直到最后也不承认自己犯下许多过错，这必然使之变得愚暗，蔽塞了心的灵明。

对项羽说来，他的自傲，除了他自恃才干和自恃出身高贵之外，还具有作为权力者的牢不可破的骄傲感。权力带来的这种恶魔般的性质，是任何时代都难以移易的。

项羽和刘邦这两个人首先的差别就表现在用人的器量上。

刘邦出身低微，性格也粗野，动辄骂人。项羽深爱部下，以礼相待。——在起事当初这两人性格上的对照，后来却逐渐发生了变化。

项羽十分欣赏自己的异常才能。他对才能的自负，妨碍了他对部下的全幅信赖。同时还使他对部下建立的功勋过小的评价。一切功绩都是项羽自己的，很少奖赏部下的功劳。虽然他很爱部下，但显示不出对人情机微的理解，很少夸奖他们。表现在外面的，是严厉多于温情。

人们对项羽的论功行赏十分不满。而且项羽的严厉使部下不敢轻易表示不同意见，加上部下窥伺他的颜色行事的功利主义，使得他周围的气氛日坏。他论功行赏，也只是片面地着重于在战场上建立殊勋的一些人，对那些在背后出过许多力气，或表面虽不明显但却制定了有效作战方略的人，缺少周到的考虑和给予必要的奖赏。这和刘邦虚心听取部下意见，委以大权，激励部下出力，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刘邦建立了"有功必赏"的原则，对部下的功绩，当场就慷慨地大加赏赐。

统率小集团与指挥大集团当然有所不同。在战场上指挥士卒作战，项羽独自表现出英勇气概也许是可以的。但是在这场争夺广阔的中国沃野的争霸战中，是否具有收罗人才的气量便成为关键。比起个人才干来，恐怕气量大小才是决定成败的真正力量。

在刘邦的手下，不但有智谋无双的张良、长于行政之才的能人萧何和战略的天才韩信，而且连盗贼出身的、善打游击战的彭越也得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可以说，项羽和刘邦在拥有人才多寡上就已经存在着很大差距。

比如张良——他是建国的功臣。他原本企图暗杀过灭掉自己国家的秦始皇，但是，这一企图失败了。以后，他向黄石老人学兵法，做了刘邦的军师。刘邦在有名的"鸿门宴"上几乎遭到项羽的暗害，他巧妙地挽救了刘邦的危险处境。

这是他遭际刘邦之前的事。对历史具有很深造诣的作家陈舜臣①先生在《小说·十八史略》（每日新闻社版）一书中写了张良之师告诫张良的话：

①陈舜臣（1924-），旅居日本的华人作家，以日语写作，擅长写推理小说及历史小说（以中国历史为题材）。

"天下是广阔的"，"为了支配这广阔的天下，必须广集人才。孟尝君、平原君各有食客三千，收集了相当的人才，但还需要有培养这些人才的能力。"

"所谓培养人才的能力又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具备'人'的魅力，然后是财力。……人才是收拢了，还必须懂得怎么使用他们。可惜的是，战国的'四君'不懂得用人的方法。"

只收拢人并无意义。如果不朝向专一的目的，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的话，还是不能左右时代。战国的"四君"——

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虽然收拢了许多人，但不懂得很好地使用他们，结果不过是乌合之众。只有能避免这种的缺点，懂得更好地发挥人才作用的人物，才是平定乱世、开创新的世界的人。——

张良看准了唯独刘邦才是"这样的人物"。

张良作为刘邦的军师，十分活跃。不过他所追求的是统一天下，决不是战场的眼前胜负。他向连续打败仗的刘邦军队反复晓喻地说："连战连败……打九十九次的败仗，只要获得最后的一次胜利、决定性的胜利，那就大功告成。"（同前书）关键是最后一次的胜利。争取时间，积蓄力量，同时唤起将士们的"希望"和"信心"。他不愧被称为构筑汉帝国基石的名将。

和张良一起受到刘邦重用的还有韩信。

这是尽人皆知的故事：已当了皇帝的刘邦，一天，和韩信进行闲谈时，谈到了刘邦手下的诸将各能统率多少士兵。

在评论了诸将以后，刘邦问道："我能将多少兵呢？"于是韩信爽快地答道："陛下最多也只不过将十万之众。"刘邦问："那么你呢？""我是多多益善。"听到这话后刘邦笑道：

"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被我这个只能将十万之众的人所擒呢？"韩信回答得很得体："陛下虽不善将兵，但却具有将将的器量，我之被擒也是正由于此。而且陛下的才能是天授，非人力之所能为。"韩信对刘邦的这一评论是十分正确的。

韩信原本是从项羽手下逃到刘邦这里来的。就是这个韩信，曾述怀说："汉王（刘邦）对我言听计从，我不能背叛他。"

这恰好道出了人的心理的一段机微。

第二点是，一个领导者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庶民的心"。在这点上，显然项羽输给了刘邦。

比如，秦的首都——咸阳被刘邦攻占了。但是他没有掠夺财宝，从而安定了人心。可以说这是一种平稳的无血入城。

人们自然对刘邦产生了信赖感。而项羽则把咸阳彻底破坏了。

对于一直渴望消灭秦国的他来说，如果不把秦国的国都夷为平地，是无法消除灭掉自己祖国（楚国）的积恨的。据说项羽在咸阳放的火，长达三月之久，都未熄灭。

关于项羽的行动，陈舜臣先生在上述著作中是这样描写的：

"出生于楚国名门的项羽，对于自身这些贵族所统治的国家为秦国所灭耿耿于怀，相反，刘邦是庶民，所以对生活的困苦感受最深，这成了他判断一切的基础。"

"假如百姓们居住的城镇一旦被焚，那么庶民们会立即流落街头，无法养活家口。——具有这样的生活感情，当然不可能做出焚烧的事来。"

在《十八史略》（林秀一译，明治书院版）中，记载了目睹项羽的暴虐，"秦民大失所望"，说明民心已完全离开了项羽。

不管什么样的战争，失掉了民心就只有失败。过去中国共产党统率下的红军也是贯彻了保护民众的政策从而取得胜利的。再也没有比庶民更重要的了。维护所有的庶民的幸福，才是最终的目的。政治、经济、科学、教育以及社会上的一切，都必须是为此而服务的。从这种意义说，再也没有比带着高等人意识、蔑视民众的领导者更可憎恶的了。庶民乃至青年，必须毅然决然地和这样的权威领导者进行斗争。

从结果看，贵族出身的项羽受自己骄纵感情的支配，将庶民弃而不顾。他只是把"灭秦的英雄"这种"美名"和"形式"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不了解庶民的"心"，不能掌握时代底流的"动向"。这样的领导者往往陷入极坏的形式主义，缺少在未来力求实现庶民愿望的"责任感"。企图强行实现自己一厢情愿的理想的"虚荣心"，成了他们行动的原动力。项羽也正是这样的。在他的心里似乎经常有个秦朝以前群雄割据的时代。同时在他思想里所描绘的现实当中，难免有企图以实力来塑造现实的这样一种缺点。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当然不会跟着走。重要的是，必须始终重视庶民的"生活感觉"，经常从这种"生活感觉"来考虑问题。在这种做法当中，自然会产生走向未来的"创造"意欲，自然会产生不会行不通的"智慧"。

虽然有力量又有才干，但却独断专行，招致了民心的离反的项羽；出身于无名的庶民，虽然粗野少文，但却深通人心机微，以宽大态度收拢民心的刘邦。——对于面向未来争取胜利的人来说，这个历史教训，的确提供了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体察时代大势、具有先见之明的人

——织田信长①把握时代的能力

①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战国时期的著名武将。他对结束"群雄割据"的局面，很有作为，后被暗杀。

"先见性""时代感觉""把握时代的能力"——可以说，在激荡的现代，这些都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在恩师户田先生主持的读书会上，先生也是深刻教导我们要"探讨"作品的时代背景。恩师的话是在说：必须具备这样的洞察力，准确地把握住在时代深处激荡着的洪流的方向。他说：

"任何人都离不开时代的动向。不可能走在时代之外。乱世英雄如果生于泰平时代，也可能醉生梦死、了却一生。和平时期的硕学如果生于乱世，也许作为一个流浪汉而了却一生。时代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具有可怕的力量。人即使对时代的激流进行抵抗，最终仍不免随波逐流而下。这种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时代力量，作为滔滔的底流支配着人间社会。"

这就是说，一个做领袖的人，能否体察时代推移的动向，将会决定一切。

时代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过去取得的成功不一定就能保证下一次的胜利。那种经常捉摸时间动向，体察时代脉搏，具有先见之明的人，才能取得胜利。相反，那种固守过去的荣光或胜利的经验、被时代丢在后边的人，必然遭受悲惨的失败。

织田信长根据"今后是枪炮的时代"这一对时代的洞察，在长篠会战中打败了以常胜自负的武田的骑兵队，就是有力的例证之一。织田信长的先见性到处可见。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出于军事要求，大多将他们居城修筑成难攻不落的城堡，对此，信长很快就看出了只有人和财富和信息灵通的情报才合乎时代的要求，因此他把他的居城迁移到安土城等交通要冲之地，从这点上也表现出他的卓越的先见性。但是，该有多么多的人由于体察不出时代的动向，仍然固守老经验，终于从历史上消失了啊！就连拿破仑，都未能自觉到自己过去一贯的作战方式早已陈旧，终于从下坡路上，一路颠落下去。

如果不是一个正确掌握时代变化、和时代共同前进的、进取的领导者，那就不可能有前途。而且他还必须是一个能敏锐地嗅出刚刚出现在表层的轻微变化的人。不囿于过去的固定观念、不阻碍担负着建设下一代使命的青年的成长，这样的领导者，和青年同命运共呼吸，那么肯定会有所发展有所前进。

不只是看到显露在表面上的社会现象的变化，而且能察知隐藏在背后的民众的"无声之声"的呼喊，察知民众的"心的波纹"——一个领导者必须是具有这样的心思和感觉的人物。

关于团结

——美国独立运动的先锋"分兵"

当"变革"掀起激浪的时候——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深层，一定会出现无名的庶民、民众的活动。在美国独立革命时期也出现了站在最前列的庶民青年士兵"分兵"。所谓"分兵"，意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立即（ataminute'snotice）①出动之意。他们平时作为平凡的农民、小手艺人从事劳动，但一旦出现情况，立即集合、由全体来对处问题。而且团结起来互助、共同前进。

①此语原为英语minute－man，系称呼美国独立战争时，一声动员令下，立即快速出动参加战斗的民兵。"分兵"即据minute（一分钟）的意译。

关于"分兵"，R．A．古洛斯的著作《"分兵"的世界》（宇田佳正、大山纲夫译，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版）中有详细的叙述。这些"分兵"们被称为"冬天是士兵，春天是农民"。冬季农闲期，在大地封冻的严寒中，接受严格的士兵训练，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专心致志地锻炼他们自己。

一七七五年四月，在波士顿近郊（康科德、列基希顿）殖民地军和英国的正规军开始了战斗。这是独立革命的开端。在这次战斗中作为先驱出动的是这些"分兵"们。挑开战端"为自由而战"的"分兵"们，他们几乎全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年。据上述书的记载，战斗在康科德地区的"分兵"的年龄，"不满二十一岁"者占百分之三十，"二十一岁至二十四岁"者占百分之二十八，"二十五岁至二十九岁"者占百分之十四。也就是说，十几岁至二十几岁的人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青年的力量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可能啊。我想，绝对不应忘记，应相信他们在任何领域中活跃的能量，使之尽量发挥出他们的这种能量。

那么，给这些"分兵"青年提供英姿飒爽的活动舞台的又是谁呢？恐怕是那些经验丰富的前辈们吧。

——康科德的人们在组成这个"分兵"队、为独立革命团结起来的过程中，是经历过种种困难的。根据著者R．A．古洛斯的记述，其主要困难是，居住地及财产的差异带来的障碍以及教派的分裂和对立，还有环境或看法不同招致的不和。克服这些困难，引导大家团结起来对付战争的，主要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其中心人物，一名年老的大尉，当时六十七岁。他分别走访了镇上的每一个家庭，和他们对话。他说服人们，使他们同意为独立而战。正是这些经验丰富、老实、稳健的老年人，最懂得如何说服分歧的市民、使他们同心合力的办法。这样，在青年人活跃的背后，还包括那些经验丰富、为人正派的年长者所起的作用。在胜利的基础中存在着这种老少团结的情谊。

说到独立革命，这是推动世界历史的一次伟大的事件。但是，促成这次事件开端的人们的团结，却是靠一名年老大尉耐心的"对话"。真正的团结，只靠命令或靠权威的强制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靠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情谊，靠每个人都心服口服，把"心"与"心"连结在一起，才能做到。万众一心，则事必有成。纵然不能完全实现原来的计划，也必能找出意想不到的新路。

一七七五年四月，康科德的大地上，草木萌动，春风在大地上吹拂。为了保卫这个可爱的家乡，"分兵"的青年们勇敢地进行了战斗。这次战斗，据认为实际上只是经过两三分钟的枪战就结束了。从某种意义说，可以说是一场非常小规模的、简单的战争。

但是，这仅仅两三分钟的战斗，却作为"全世界都听到的枪声"，在历史上留下了它的名字。巨大事件，它开头并不一定总是轰轰烈烈的。表面上看起来很微末，很不显眼，但其中却包蕴着永远发出光耀的先驱的火焰，这种事例决不在少数。后来，与这个康科德有很深渊源的思想家爱默生称颂他们的英勇战斗，写下了如下的颂歌：

"伟大精神使那些英雄们勇敢赴死为未来的孩子们留下自由"这一高迈的诗句，深深回荡在我的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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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平家物语》

"苦彻成珠"

我从很年轻时起，就偏于喜好写东西。我身体不太健壮，也无特殊才能，青年时代也曾想过，如果能以文笔立身那就求之不得了。在这样情况下，户田城圣先生经营一家叫日本正学馆的出版社，他招聘我，我高兴地参加了出版社，做了杂志的编辑。时间虽不很长，但值得高兴的是，我认识了许多著名作家。这成为我的经历中很值得怀念的一段往事。

有诗人西条八十、幽默小说作家佐佐木邦、历史小说作家山冈庄八和山手树一郎及其他许多先生，此外，还见到过许多位作家。

当时，我最希望能有一次见面机会的，是吉川英治①先生。但遗憾的是，我终于未能得到见面的机会。我当了会长的两年后，昭和三十七年（一九六二），吉川先生去世了。这是我在熟识的理发师那里听来的：吉川先生在庆应医院住院时期，也是请那家理发店给他理发的，听说他在理发时，曾讲过他对创价学会很关心之类的话。据说从他的语气中可以听得出他好像也读过创价学会出版的书刊，他的朋友也好像给他讲过学会的事情。我也曾遐想过，假如我和他有一次交谈的机会，我们会谈些什么呢？——当我一想到这里，就感到未能和吉川先生相见，实在遗憾得很。

①吉川英治（1892-1962），现代作家，擅写剑侠小说及历史小说。

但是，我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去访问过现在的吉川英治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原是吉川先生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为了躲避战火，来到吉野村（现在的青梅市），在那里住了整整十年的草思堂。

提到吉川英治先生，首先使我想起"苦彻成珠"这句话。

在吉川英治纪念馆里，引起我注意的，也是先生本人"苦彻成珠"的墨迹。不用说，这是先生自己喜爱的作为"修行箴言"的词句。先生常写了赠送给人的，我也在墙上挂过它。这次对纪念馆的访问，实现了我多年的愿望，下述《富士高耸》这首诗，是我根据参观纪念馆当时的感情，为了追怀这位稀有的文豪的为人及其作品写下的诗句：

清风拂面绿荫里，草思堂前瞻遗迹。

一生孤高文豪路，泛澜心中久难已。

著作青春思索书，吾师与我共研读。

文豪笔下心之粮，想见风采梅林圃。

波澜起伏度一生，十一岁时家飘零。

命途酷苛多试炼，学徒路上秋晨冷。

向学之志转炽烈，月下读书吟俳谐。

青春胸中永沸腾，创作情热无休歇。

病弱父亲久卧床，昼夜做工在幼龄。

糊口之资仍难继，伫立海边看黎明。

骨肉离散各分手，薄命小花任飘流。

可怜弱妹婴疾归，连呼阿母在弥留。

仰望瘦削慈亲容，船坞做工为营生。

一朝坠下脚手架，灾难临头几丧命。

天佑大任在斯人，死亡深渊幸逃生。

心怀苦学凌云志，踏上旅途赴东京。

男儿一旦立志坚，刃折矢尽不返顾。

碎骨粉身何所惧，"苦到尽头自成珠"。

耿耿深忧忆亲人，生计无着念在心。

此身惶惶勤学苦，紧贴怀中阿娘信。

（中略）

山河破碎国事非，枯荣盛衰民心悲。

吉野山乡避战祸，年来绝笔心欲碎。

世人骨肉自相杀，幸福何处难救拔。

贪欲织成人间愚，拭泪写下《新平家》。

飞扬权势似狂涛，涛底庶民自乐生。

平凡愿望无多求，此生尊贵息竞争。

殿堂虽高地平坚，真诚夫妇凯歌侣。

正义之路在前方，烂漫樱花浑如许。

魔性权势迷世间，惯习杀人实堪悲。

生命之渊暂伫立，独有孤影深思维。

诸行无常花落去，佛法妙花永鲜妍。

上下求索常住法，文章大道永幽玄。

文如其人寄托深，史观澄澈且深沉。

描绘时世栩栩生，我师盛赞君文心。

（中略）

噫嘻温煦奥多摩，久久伫立多摩岸。

无限思念随流水，碧波依稀君笑颜。

与众为伍同众在，文笔滋润众心田。

荒凉旷野独有见，野梅馥郁一枝妍。

文章大业造峰巅，宛如富士耸云端。

呜呼旭日光芒耀万丈，呜呼光芒永劫照人间。

正如这首诗所写，吉川先生从幼小时期起就饱尝艰辛。十一岁时家运衰败，从小学退学，到刻字店去做学徒。不久父亲染病在床，一贫如洗，出现了骨肉分离的惨状。他为了帮助家计，隐瞒年龄做了一名船坞的工人。又遭到了在工作中从脚手架上坠下的事故。以后到东京去"苦学"，一边在螺丝钉工厂劳动，一边苦练写文章的才能。

但是我并未听说过吉川先生叹息过自己的苦辛，也未听说他自鸣得意地向人夸耀他艰辛的身世。即使读他写的《四半自叙传》，也绝无炫耀或自负之意，而是用淡淡的笔致写了他的苦难时期。

吉川先生曾写下这样的一段话：

"大抵自称是'再也没有比我更多地经历过苦难的了'这类人，百分之百并未遭受过苦难。""那些真正遭受过名副其实苦难之人，都是些心胸豁达的、温和的，看不出曾经像似和苦难搏斗过的人。他们就好比一朵花曾经受风雨洗过一般，以他淡淡的姿态，呈现出一种无所芥蒂的人品。因为对于一个真正经历过劳苦、能真正取得胜利的生命，当然要在这人身上体现出高尚的风度和襟怀来"（"焚毁故纸之记"，收于《吉川英治全集第五十二卷》，讲谈社版）。

这一揭示是十分尖锐的。我觉得，一个人如何对待苦辛，决定他以后自身的发展。一种人的情况是：瞧不起自己，变得卑屈，以悲观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事物。这是对当前抱有不满，认为他的苦辛未得到报偿的人容易陷入的倾向。在他的言谈话语中流露着灰暗、牢骚和挑剔，也有的人则一贯悲观绝望。

另一种人的情况是：他傲慢地认为自己比别人受的苦难多得多，因而看不起别人，这类人大多属于事业有成者。他们喜欢夸耀、吹嘘自己的苦难经历。然而实际上他们对未来想尽量回避苦辛的愿望极强，驱使巧妙的处世术，一味致力于保身。不能不说这种人即使已经功成名就，苦难并不能成为提高人格的养分。

对此，有的人由于经历过苦难，人格得到磨练，人品变得宽厚，增加了做人的深度。这种人绝不自吹自擂自己的苦难，即使讲，也带上明朗的味道。不，有的甚至本人并未把它当作苦难。他会说"自己经受过来的还不能真正算作苦难，在人世上还有更多更多历尽辛酸的人哩。"这说明这种人是极其谦虚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呢？无非是在于其人的人生观的深度和所持的生活态度，在于其人是否能够自觉地、能动地对待每件事物，是否能认识到"苦辛是将来的财产"和"没有劳苦，也就没有成长，没有巨大成就"的道理。

"苦彻成珠"的"苦彻"，也就是说"主动迎接苦到极点"，可以说，这存在于一个人始终抱有的精神准备之中。

在"无常"之世寻求"常住"

吉川英治先生在草思堂起稿，发表后成为他的代表作的《新·平家物语》，是在战败的伤痕尚未愈合的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春到三十二年（一九五七）春天止，在《周刊朝日》杂志上用了七年时间连续发表的。

吉川先生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战争终了之日以后，足有两年时间停止执笔，正如吉川先生自述的那样，当时的现实是人与人仍在重复着互相残杀的愚行，因此这时吉川先生肯定正处在以悲痛的心情，正视着历史、现实和他自己，进行着深刻思索与洞察的时期当中。同时，这也是吉川先生对于军国主义将时代与民众一齐卷进去的巨大的历史轨迹当中，进行反省作为文士的自己的存在，思考着人应该怎样生活，并为此而深感苦恼的时期。可以说，经过他的深思熟虑，其成果就是《新·平家物语》。而且，据说以后直到他开始动笔的、长达三年左右的时间，他都一直为这部作品反复进行构思。吉川先生身体虚弱、胃肠不太健壮，在开始连载之前还特地为此做了盲肠手术。可见先生是如何将巨大热情倾注在这作品里的。

故事是从平清盛青年时期开始的。很快平家就进入极盛时期，但这种荣华转瞬即逝，为举事的源氏所灭。同时，讨伐平家的总帅源义经，也在其兄源赖朝的命令下被杀掉，而源赖朝本人不久也因坠马负伤，悲惨地死去。

著者在本书的"代序"中引用了《平家物语》开头的"祇园精舍钟声，发诸行无常之响；娑罗双树花色，显盛者必衰之理。……"的语句。的确是这样，诸行都是无常的，个人也罢一族也罢，这种荣华都不过是风前的尘芥。尽管如此，人还是想要争当"盛者"，不知为什么还要不断地重复着这种愚蠢的争斗。——这就是贯穿这部作品的主题之一。

人，生在无常之世，除了处理好这有限的此生之外便无其他可想。那么，人又应当怎样活下去呢？

在这部书里，吉川先生通过平清盛的知交——因犯有过失曾一度想要自裁的远藤武者盛远之口，流露出如下意味深长的感慨。

"在具有'生生不息'之美与光的日轮面前，所有的烦恼、困惑、痛苦，没有一件令人觉得是有价值的东西。——甚至使人觉得好笑。但是，人毕竟是存在的，而且一代一代无限地生育下去。如果只用严冷的宇宙观来毫不容情地加以解释的话，那么，所谓人，是太藐小、太可怜了。至少，是不是在人这个范围内，彼此找出活下去的价值，才可以称得上是这些虚幻的人们的人世呢？——当他想到这里，他就产生了一种想法，他想他自己要作为在这个世上能找出某种价值的人。他想，比起'生'的愚蠢来，'死'是更大的愚蠢"（"地下草之卷"，以上引文均摘自《新·平家物语》，讲谈社版）。

即便将虚幻的权势与荣耀，看成是悠久的东西，拼命去追求，但到头来人生还是落得个春梦一场空。和大宇宙相比，人的种种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

不过，如果只看成是那样，那就丝毫也未超出可怜的厌世观一步。正像盛远这个人物所说，吉川英治先生强调了正因为人的存在是虚幻的，所以在这有限的"生"当中，找出某种价值，不断创造下去，才是紧要的。这可以说是吉川先生对人的生命主题进行的自身探索：在无常的人世中到底什么是常住的东西。

这里，请允许我谈谈我自己。我十七岁时战争结束，东京化为焦土，我的家也遭遇了战火，失去了我亲爱的兄长，在几乎是一片焦土的街道上，秋色已浓，随后冬天降临。这是一个对于遭受战火无家可归的人极其难挨的漫长的严冬。但是，冬天终于为春天所代替，立起了一排排简易木板房的市街，色彩鲜艳的樱花在争芳竞艳。

我看着在废墟上开放的樱花不由得想：樱花是那样的美，它好像要把自己的生命全部用尽似的，拼命地开放，以供人赏心悦目。这样，我感到不正是有限的东西使出它的全部力量，来完成它在这个世上享有生机的使命的吗？

不久，我邂逅了我的人生之师户田先生，使我懂得了这一佛法。这件事无疑是我向着常住的世界迈出坚实的一步。使我下定决心要对战争这个"人间恶"进行斗争，将自己的一生按自己的意愿支配下去。我完全了解这是个极其困难的、遥远的道路。但我深愿我也能成为为发现"生命价值"而活下去的一个人。

这就是说，我决心从卑近的日常生活出发，在每天的现实生活当中按照自己认为满意的信念，发现、创造人生的途径，沿着不为任何外界干扰所动的、满足的人生道路走下去。

一生为贫者之友

在《新·平家物语》中，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没有特定的主人公。吉川先生说："我是想写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时间的推移'。"清盛、赖朝、义经、义仲这些人物，都难说他们是整体故事的主人公。

但是全书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这就是阿部麻鸟和他的妻子阿蓬。他们从清盛的青年时期直到源赖朝死去的半个世纪当中一直活着，是目睹了这一时期一切事件的一个庶民。这一对夫妇，可以说是隐藏在这部作品背后的主人公。

阿部麻鸟最初是作为上皇的"看庭院的人"，开始人生道路的，不久，他想到要为他人服务，便开始自学医术，他的愿望是，"住在陋巷中，与贫者为友，一生平凡地活下去"。麻鸟后来得到名师的指点，医术大进，专去拯救那些病苦的穷人。在庶民之间，他威望很高，名声大振，平清盛及其他公卿们也常请他治病。

他还做过源义经的随军医生。在做随军医生时，他对伤者，不问其是源氏这边的人还是平氏那边的人，都不加区别地一律给予精心治疗。

看来，作者似乎把理想的人生道路放在麻鸟这个人物身上。这个人物明明具有名医的才能，却一直与庶民为伍。他丝毫没有取悦于公卿贵族，获取名声、地位和财富的想法。他只按他的信念行事。这点招致了他的妻子阿蓬的一些不满，向他发出埋怨。对于阿蓬来说，不顾家庭、淡泊寡欲的、老好人的丈夫，当然使她不太满意。

麻鸟对于妻子的埋怨或牢骚，根本当成耳旁风。他有自己的信念，那就是要为百姓们的平安尽力。的确是如此，除了在民众之中，是不会看到人类社会的真实的影像或实相的。

而且如果忽视民众这一现实，那就不可能说明任何历史。

但是，人往往忘掉民众这一大海，不，甚至背向民众去追求自身的荣华富贵。还不止此，还有许许多多的权势者力图牺牲民众、以民众为工具来满足他们一己的野心。而且如从民众这个海洋看来，这一小部分的权势者或英雄不过是大海中小小的一点浪花式的人物，而现存的许多历史，却神乎其神地将他们当成历史的主角来大肆描述。

看来，吉川英治先生在这部《新·平家物语》中，并没有只从高踞权力宝座者的视角来描写，而是力图从当时确凿无疑的时代和社会的呼吸者——庶民、民众的角度，重新生动地写出人类社会的前进道路。在这里现实的生活者——民众的目光，才是能够写出一切的、最澄澈的、最公平的、最确切的"观察的眼睛"。从这里使我们深深感到这里边蕴含着吉川先生基于自身波澜起伏的人生体验而得出的信念。

从这种意义说，麻鸟的信念也可以说就是吉川先生本人对人生的高洁的信念；同时，也可以说，这是著者通过整个作品想要向读者说明：在那种以平凡的庶民终老一生，只以百姓安稳为念的麻鸟的生活道路当中，存在着处于无常之世、而能与"常住"接近的、人的普遍价值。

与此同时，还可以感到，麻鸟并不只是否定那像朝露一般转瞬即行消失的"殿上的价值"①，而是在追求"作为'地下人'②的生活价值"上，有着他的主张：有在现实中活下去、活下去，彻底地活下去，才能获得作为"人"的人生的证明。

在当时，与荣华富贵及争权夺利划清界限，追求真实人生之路的人，一般都出家遁世，然而麻鸟却扎根于现实，绝不企图逃避现实。

①"殿上的价值"——"殿上"指公卿贵族、身份特别高贵的人。②地下人——指一般庶民。

当出现社会矛盾或社会混乱时，人们采取置之不理或采取逃避的态度是容易的。由自己去切断与社会的联系，构筑一个自我满足的世界，也是可能的。但是，麻鸟是在现实世界当中，在有妻子，和为孩子的前途操心的情况下，一方面苦恼着，一方面作为精力旺盛的生活人，坚强地生活着。在这种情况下，他照管了京都中的数十名弃儿，在荒芜的京都，动员人们去种田地，自己也率先在田间劳动。如果离开现实，逃避现实，那么即使追求任何理想，那毕竟也不过只能是一场梦想而已。如果不是每天浸透汗水与泥土，继续走自己理想的路，那么任何建树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麻鸟说：

"在这种时候，除了一心一意、振奋精神、能劳动的劳动、扶助弱者、彼此互助以等好日子的到来之外，更无其他活下去的办法。""虽说是饥荒年月，有智慧，有双手的人，怎么能坐以待毙呢？"（"俱棃伽罗之卷"）

这里边可以使人感受到那种自己既要拼命活下去，也要使别人活下去的人的精神。对他来说，不是空泛的理论而是行动。因此，在他的话语里人们发现了勇气，跟在他的后面。

这是因为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和人们同样作为生活者饱尝过辛酸、在苦恼中生活过的人。

人，说到底，是不会跟权威走的，而是要跟在一个真正的"人"的后边的。作为一个人的品格，诚实、真挚，以及由这些产生出来的激发别人的力量和唤起别人的共鸣，才是吸引他人的力量。

麻鸟——这个在现实的激流中一步也不退避、站在人群当中，和民众在一起，永远和贫苦的朋友承受着同样的苦难，沿着自己的人生行路正正堂堂、一无悔恨地走下去的麻鸟——我认为这才是最值得尊敬的、人生应该走的道路，我愿为之热烈鼓掌。

以平等的"眼色"看人

麻鸟曾经作为"看庭院的人"服侍过崇德上皇。崇德上皇以谋反的罪名，被流放到赞岐去以后，麻鸟想起了过去上皇曾经对他说过"真希望在月明之夜听你吹一次横笛"的话，于是渡海去见上皇。他还给平清盛治过病，也为源氏的大将源义经出过力。而对于无名的百姓，则更是不辞劳苦。

他的行为是不能用世间的既成观念来框住的。当然他并不惧怕权势和权威，也不适用亲"平家"或亲"源氏"这样的框框。同时，他的行为也不受"权势者对民众"这一类公式化的束缚。

麻鸟对妻子阿蓬是这样说的：

"富人或穷人，源氏或平家，从医生的眼里看来，都不过是平等的人。……不必讲其他，就是咱们这个小家庭，夫妻或孩子们之间，既不分什么源氏，也不分什么平家，我们只不过是一心想每天这样和和睦睦、高高兴兴地过日子的一家人罢了（"三界之卷"）。

他从不理会什么官位，什么立场，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他不和任何势力站在一起。如果勉强地说的话，可以说他是对每个人都亲近的"人派"，和所有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站在一起。不管对方是谁，对于那些痛苦的人、苦恼着的人，或希望他帮助的人，他都绝不袖手旁观，而是以极大的诚心诚意来对待。

这真是再清楚不过的立场，是作为人的心之所安的行为。

我也早就作为一个佛法者，以"人党"作为我的信条，对于这种立场我是完全赞成的。因为我相信：作为一切事物的前提，必须首先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存在放在优先地位加以考虑，然后再来从事各项工作。——只有这样的"尊重人主义"才是一切事物的出发点。

但是，这种尽人皆知的、似乎也可以说是"自明之理"的道理，一旦作为现实问题，人们却很难从这一出发点去采取行动，仍然要困在现实的羁绊当中。人离开了人本身，结果往往要按照自己所属的小集团的利益或立场，或按照意识形态，分成壁垒。有时以某一方为善、而以另一方为恶。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去看人的真实，而往往是用他们所处的社会内部加给他们的框框，也就是说，是用某种现成的虚构，来识别"人"。尤其是当时代、整个社会，都陷于派与派之间的对抗与纠纷的时候，这种趋势就更加严重。

阿部麻鸟眼睛中所映出的时代，不消说是源平抗争、全国分裂为二的时代。在这样形势当中，作者使麻鸟不偏向源平任何一方，而且超越源平之争，大胆地使麻鸟采取以人为出发点的行动，这可以说是作者吉川先生通过太平洋战争，作为文人不断经历了思想上的斗争与苦恼之后的视角。而且这种视角，可以说，多半是与佛法中所说的"中道"一脉相通吧。

佛法所说的"中道"立场，并不是中间的或折衷的东西。

这是对事物坚持二者择一的看法或逻辑，所采取的批判立场；

不是从已有的逻辑、观念、范畴来看待事物，而是一种对现实的独自的行动原理——即从整体的或个别的、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并付诸行动的原理。

为了说明"中道"，这里有个有名的比喻，即"毒箭的喻话"。一个人被射了一只毒箭，人们会怎样行动呢？——恐怕是先要把一切事物都放下，去拔那只毒箭的吧。对这种事，假如不弄清他的身份、他的思想、他的立场，就不采取行动，那么那个人肯定会立即死掉的。所以释尊解说所谓"中途"，就存在于首先拔除毒箭救人的智慧与行动当中。

在这里蕴含着释尊对婆罗门情况的深刻批判。当时印度思想界分为九十五派，这些婆罗门们各自以脱离现实的观念与逻辑，互相争论不休。释尊还同时晓喻世人：在面临处于濒死的"人"这一最严肃的现实时，已有的逻辑、观念、权威以及从其中派生出来的种种约束，是何等的无益！而且，现实的人间社会的实相，从佛的眼光看来，恰恰是和被毒箭射中的人相同，是处在痛苦、懊恼之中的"生命的病人"，都是一些刻不容缓、必须给予救济的众生而已。

因此，从这里边便产生了必须首先去解除盘踞在人身上的苦恼的"人主义"的实践。麻鸟所说的"富人与穷人、源氏与平家，从医生的眼光看来，都是一样的人"，就不期而然地同佛的慈眼——以生命的耆婆（医师）自任的慈眼，具有相应的一面了。

不过，关于这种事，麻鸟所说的："在这个小小的家庭里，夫妇彼此之间，和孩子们之间，都无所谓源氏与平家，希望的是，只不过这样每天亲密地过着快活的日子"的这些话，倒真是令人回味无穷。如果从殿上的世界，换句话说，从权势方面来看，源氏或平家可能是天下的大事。不过，从地下人的世界，也就是从一般民众的立场来看，源氏也好，平氏也好，都与我无关。余下的无非是希冀幸福的人的群体与家族。

这才是从民众的目光，吐露出来的历史实相，而且也是麻鸟始终与民众站在同一立场上才能发现的贵重的真实人生。

由此使我联想起恩师户田先生提倡的"地球民族主义"。

在今天，这句话，正如大家已普遍使用"宇宙船地球号"一样，人超越自己的民族、国家、人种、意识形态这些小圈子，从整个地球的观点一致团结起来达到共存共荣的目的，这种愿望已逐渐成为当然的常识，而我的恩师所提倡的这种从整个地球的观点出发的"地球民族主义"，却早在三十多年前朝鲜战争勃发时就已经提出来了。

当时，正值刚刚开始战后的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逐日激化、孕育着再度燃起巨大战火的危机。因此恩师的这一远见卓识，只被当成荒唐无稽的"飞跃论"，但户田先生却十分达观，对此毫不介意。同时，对于当时认为是冷战时期的热门话题"或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种二者择一的舆论动向，他作为一介庶民，也不认为是与切身有关的问题。他带着幽默的口吻说，如果民众问我："你拥护哪方面？"那么我就会回答他们说："我拥护吃饭，我站在养家糊口的人的方面。"

任何时代，民众总是"生活派"，总是像麻鸟所说的，祈求幸福与和平的"家族派"。为政者、权势者如果忘掉了这种庶民的现实感觉，往往就会出现悲剧。战争，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大义名分，也是绝不能容许的。

《新·平家物语》的魅力之一，正如以麻鸟的生活道路为象征那样，在作品中到处都可看到著者以平等看人的"目光"。

平清盛的出身不明。一说是白河上皇的私生子，一说是一个无耻僧人的罪恶之子，很难确定到底真相如何。年轻时的平清盛，很为此苦恼。那时，他的一个年老的家臣、对清盛说来是个"顾命之臣"的木工助对他说：

"不管您的生身父亲是谁，总之，您是个男子汉嘛。……

您应当放开心思，将天地当作您的父母！"（"地下草之卷"）

人对自己，总是要考虑自己的血统、门阀、社会经历、地位，或考虑自己财产情况乃至国籍、人种等等，从而或产生优越感，或产生劣等感。清盛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家臣告诉他的"是天地所生的一个'人'"这句话，深刻地打动了清盛的心。他受这句话的鼓舞，在这上边立定脚跟，从此以后，他胸怀大志，走上了称霸天下的道路。从这种意义说，木工助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清盛人生道路的基石。

此外，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麻鸟的儿子，脱离家庭，随即成了一家染房的工人，阿蓬不放心地说："如果咱儿子一辈子是个染工，摆弄蓝染缸，成了个两手黢黑的人，那会被人耻笑的。"

对此，麻鸟义正词严地说：

"作为一个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中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分，由这种天分决定的一生，担负起来的职业啦、使命啦，自有所不同，这是无办法的。不过，只要是在职业上尽心竭力的人，都是好样的。作为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啊"（"吉野雏之卷"）。

社会是由从事形形色色职业的人组成的。如果大家都从事同样的职业，那就构成不了社会。从这种意义说，职业不同倒是当然的。这里边本无上下贵贱之分。总之，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职业做好，在职业上能出人头地。

这样，在《新·平家物语》中树立了一种牢固的观点：人既不是隶属于职业、门阀的，也不是隶属于党派、国家的。它首先是尊严的人，这点才是人的社会最应该尊重的出发点。

"没有迎不来早晨的暗夜"

平清盛也好，源赖朝也好，他们的青年时期都是在不遇的状态下度过的。

清盛是在父亲忠盛极其零落中长大的。他们全家被称为"穷平氏"，甚至遭到本族人们的轻视。他替父亲奔走借贷，在家庭内部夫妻不断争吵，他到劝学院①去读书，但他内心空虚失意，不久就辍学了。

①劝学院——平安时期大贵族藤原氏建立的教育本族子弟的教学机构。

不久，清盛进入了上皇的"武者所"①，和父亲一起服伺鸟羽上皇，在睿山的法师们强来请愿的时候，上皇把镇抚法师们的任务交给了他们父子，他们箭射法师们的"神舆"，把法师的行动压下去了。但是，偏袒源氏的"左府"（左大臣）

藤原赖长，掌握着实权，不但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奖赏，而且毋宁是认为他们的行为越轨，停止了清盛到上皇处出勤，甚至连他们的亲族都受到了处罚。

①武者所——院政时期，警卫上皇住处的武士机构。

再也没有比生活在无论怎样卖力也不会得到报偿的机构之下，更使人感到绝望的了。但是，清盛毫无怨言，并公然说：

"这有什么？太阳落山，月亮就会升起。月亮西沉，太阳又会出现。明天的太阳，总不会不升起的"（"九重之卷"）。

源赖朝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

"平治之乱"①源氏失败时，赖朝十四岁。不久，他被流放到伊豆的蛭小岛，以后，到他举兵的二十年间，他一直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度过他的青年时期。

①平治之乱——平治元年（1159）发生的宫廷内乱，这次内乱，两大武士的代表平家与源氏作为宫廷两派的武力，进行了斗争，结果源氏惨败。而且在举兵后不久的石桥山一役中他遭到了惨败。

当时，赖朝对自己这样激励地说：

"不错，打败了，你是打败了"，"也许将来会说，这次惨败是件好事。如果没有命了，那就真的完了。可是，我的这条命还在，等着瞧吧，我还活着！"

这是打了败仗以后，失掉了一切的赖朝，可是，当他一想到自己三十四岁、依然身体健壮精力旺盛，就感到喜悦。他说：

"等待黎明吧，天不亮，挣扎也没有用。"

他的臣下回答说：

"您说的不错，没有迎不来早晨的黑夜，……不过，早晨来得多么慢啊！"

这是陷入困境的主君与从者的回答（"断桥之卷"）。

漫长的人生中会有挫折，也可能不得不遭受失败。人在陷入苦难的狂涛，饱尝失败之苦时，往往自己就先陷入绝望的境地。其实，这种绝望之时，正等于是用自己的手摘掉一切可能性的幼芽。

时移事迁，必然产生事态的变貌。暗夜也正在一刻一刻地改变它黑暗的程度，终于黎明降临，这是自然之理，也可以说是必然的规律。如果缺乏这种认识，就会在关键时刻陷入失望，将一切机会轻易放过。重要的是，相信未来，保持希望，自会从中出现再生的道路。清盛、赖朝都没有丢掉希望。当然，即将出现的未来也不一定都是顺利的。但是，它会使人等待时机，产生"不久，总会有一天……"的想法，在胸中燃起希望之火。这可以说是"在信念下的乐观主义"。

一个悲观者的想法，也许会起到防止安逸、排除疏忽大意的作用，但它不能成为脱出窘境的动力。因为它往往使人减弱迎接挑战的气力，使人怀上断念的想法。那么，只要乐观就好吗？这也不一定。肤浅的乐观主义，会使人在应该尽力的地方，不去尽力，很可能形成不努力去为未来做准备的根源，最后驱使人走上绝望的道路。

在牢固的信念之下，做好充分的努力与准备，在内心里描绘着在黑暗的彼方将会旭日东升，奋勇前进——怀有这样信念的乐观主义，才是开启闭锁着的暗夜门扉的锁钥。

清盛、赖朝，可以说都是因为能做到这点，才得以在生死关头打开窘境，实现自己的巨大愿望。我希望青年们不管遇上什么样的困难，都是个勇敢的人，都能按照"没有迎不来早晨的暗夜"的信念生活下去。

忍耐是大成的必要条件

赖朝举兵——这一行动，就像迸发的山泉，从山上滚滚流下，穿山越谷，变成浩淼的大河一般，开辟出一股把历史引向转折的巨大洪流。在这一背景中，有一名老将，仿佛在源氏一族这一枯竭的泉水中，深深通向水脉，蓄着水源，等待喷出的时机。这人就是源三位赖政①其人。

①源三位赖政（1104-1180），平安末期的武将。"源赖政"中间插入的"三位"是他的位阶。

关于源赖政，有种种不同的历史评价，有人将他作为美谈中的人物，有人将他作为变节汉。对于这个人物的生平似乎还有许多不明之点，不过，吉川先生却把源赖政的形象做了如下的刻画。——

源赖政在"平治之乱"时，本属源氏一族，他认为这次动乱不过是为公卿利用作"实现野心的工具"，因此他没有参与战斗。为此，他被源氏一族斥为叛徒，终于使他加入到平氏一边。随后进入平氏称霸的时期，他并未受到任何封赏。平氏轻侮他，认为他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倒戈投降的胆小鬼。他忍受贫困和人们的毁谤，作为一名普通战士，默默地担任着警备的任务。不久，平氏出于怜悯，使他获得了位阶，他虽被允许升殿①，但是人们轻视他，异口同声地呼他为"禽兽"，"平家的鹰犬"。

①升殿——平安贵族达到一定位阶，被允许享有在宫中清凉殿南厢祗候的资格。

但是，他对平氏的效忠受到平清盛的赏识，交给他监视源氏的任务，为此，在伊豆赐给了他一块领地，他成了东国的监察官。源氏一族，无不憎恨赖政，甚至连他的孙子都憎恨他。

赖政衣服破旧，连武士应有的马匹都没有，只好骑驴。他的这种穷酸相，又成了嘲笑之的。他踡伏在家中，也会有人向他投掷小石块。周围所有的人，都把他看成是个只考虑安稳度过余生的老废物而已。

但是，他实际上怀有很大的目的。那就是打倒平家，建立源氏的天下。他把一生都放在这一赌注上。

他的穷困，是为了准备弓箭、大刀、马具、轻甲、大铠等等这些一旦赖朝举兵时必不可少的作战用具和粮秣，从而他把生活缩减到最低限度。而且也是为了用他平时的这些行径来欺骗平家使之不提防他。这一切都出自他的老谋深算。

他遭受人们的唾弃，宛如在地上爬行一样，足足忍耐了二十年。在这期间，他私下里和志同道合的人取得联系，一步一步完成了准备，等待着时机。

赖政七十七岁时，起事的时机终于到来。这是指他成功地拥立后白河上皇的第二皇子以仁王，使以仁王发出了讨伐平家的"令旨"。赖政和以仁王同去奈良，计划在那里设立大营，以专等各地源氏的起义。

但是，这原本是众寡悬殊的战斗。

他这样想："反正我的余生无几，但是整个源氏一族都正处在年富力强的兴旺时期，我死了，源氏一族不会死，这就满足了。我起了点燃火种的作用，就心满意足"（"轮回之卷"）。

赖政在奔往奈良的路上，和清盛听到他造反消息后派来的军队进行交战，这是对方大军比自家兵多十倍的一次会战，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赖政的军队惨败，以仁王自杀，他也奋战而死。

但是，赖政深深相信这样一个事实：以仁王死了，自己也死了，但以仁王发出的讨伐平家的"令旨"，肯定会给各地的源氏以新的希望……。

事实上，住在伊豆的赖朝在得知赖政得到了以仁王讨伐平家的"令旨"已经起事后，便立即揭起了反平家的大旗。举兵所需要的武器、马具、食粮等等，赖政早已在三岛的官仓中储备好了。这是他"一生淡饭粗粝自甘，悄悄积蓄好"的东西。这样，源氏称霸天下的序幕揭开了。

赖政的一生，要说悲惨也真算得上悲惨到了极点。而且，他的目的也只是在于源氏一族的再兴，并非为全民的幸福与繁荣而战。但是，他那为了一个目的所怀抱的信念与高度的忍耐，是值得称道的。对于一个想做出番大事业的人来说，不管什么事，忍耐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一时的感情冲动，这很容易。从忍受各种苦难活下去的角度来看，就是豁出性命去战斗，也是容易的。因为这只是转眼就可以完成的事。在漫漫长夜中隐忍地活下去，是极其艰辛的，只有能战胜它的人，才能贯彻初衷，完成大业。

忍耐也可以说是生长在地下的树根。这种根在地下深深地延伸，一层又一层地交叉伸展，这才能成为绿叶纷披的大树。不能忍耐而要完成大业，那和希望得到无根的大树没有什么不同。

青年时期，从某一方面说，也可以说是未来的梦与现实产生矛盾的季节。心里跃动，希望与不安交错，将他人与自己比较，往往产生焦躁不安的情绪。抗拒这种不安与焦躁，进行自我抑制，朝向自己所定的目标每天每天默默地向前突进——这种勇气就是忍耐。

如果换个说法，那么，所谓忍耐，也可以说，就是那种能够非使目的达到不可的人，所采取的行为。为了实现其目的，不惜彻底丢掉一切虚荣、耻辱、悔恨、悲伤，下定决心，无所悔恨——这样的心态才是"忍耐之母"。而当自己实际感受到：朝向目的的一切计划正在缜密地布置、一切准备工作正在暗地里逐步进行，这种实际感受，就会进一步加强忍耐的力量。

源赖政不只是遭受敌人——平家的轻蔑与憎恶，而且也从同是自己一族的源氏方面，受到同样的对待。但是赖政之所以能忍所不能忍，是因为他下定决心为讨伐平氏这一目的而献身，尽管谁都没有发觉，但他自己却深深感受到他为实现这一目标所进行的每一步骤，都显示出明显的成果。

确立豁出自己一切、誓死不悔的目标，然后，为了实现目标、对每个课题每个课题进行挑战——这就是使赖政二十年的忍隐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

我常听人讲起现代的青年人缺少耐力。当然，回避艰苦、只想获得好结果这样的时代风气，不能说没有。但是，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缺少能使自己不惜为之豁出一切的人生目标，可能是缺少耐力的更重要的原因。

而且，源赖政虽死，但他的死却使源氏一族开创了基业。

他虽被咒骂为"走狗"，但他的死，对源氏一族说来，绝不是"轻于鸿毛"的。

人生的意义，由生存意义来决定。生存意义又和死的意义互为表里。

对自己的死，发现出对未来的巨大意义，从而甘愿就死的赖政的一生，也许可以说是一个盖棺论定的人的生存意义吧。

义经身上的"温情"与"刚毅"

在《新·平家物语》的登场人物中，不能不提及的人物是源义经。这不只是因为他的人生道路大起大落，充满了波澜变幻，也不只是因为他的人生乐章的最终一曲极为悲惨，而是因为在他的人生道路中所流露出的人性本身，给许多人以感动的缘故。

特别是在《新·平家物语》中，作者所塑造的义经形象，似乎是寄托了作者吉川英治先生的理想的领导者形象，义经这个人物的魅力被描绘得栩栩如生。

凝缩在义经的短促一生中的戏剧性，是尽人皆知的。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色彩极其绚烂的。在平治之乱中，他的父亲源义朝败亡，他被寄养在比睿山的末寺——鞍马山鞍马寺中。

他十五岁时，在即将剃发为僧之前，从寺中逃出，奔往平家势力所达不到的陆奥。当他听到赖朝起事之后，他率领和他结成主从关系的"草实党"的年轻武士们，去参加了赖朝的队伍，兄弟得以相见。以后，他作为源氏的一员勇将，在一谷、屋岛、坛之浦等战役中英勇战斗，灭掉了平家，但并未得到任何勋赏，相反，由于其兄赖朝为谗言所动，义经四处逃匿，最后在衣川结束了他的一生……。

在悲剧性的波澜中执著地活下去，智勇兼备、情深义厚的义经形象，既是可悲的，又给人以极强烈的感动。其中尤其使人深为感动的是，他与"草实党"等他的这些部下结成的牢固情谊。这种人的结合的牢固纽带，使赖朝深感畏惧，也深感不快，这最终成了义经之所以被放逐的重要原因。而这种主从的深厚情谊，很可以说明什么是人与人的纽带的内容。

在小说中有一个场面：那个曾经射中扇靶子的那须与一宗高①与其弟大八郎宗重，时隔十年再会，两人进行交谈。

①那须与一宗高——镰仓初期源氏方面的武将，以射中平氏在舟中揭起的扇靶子，博得源、平两军的喝采。那须资高之子，"宗高"是他的本名。

大八郎是义经的部下，与一是赖朝的宠臣梶原景时的部下。

与一的第一句话就说："弟弟，你真幸运，难道你不感到幸运吗？"大八郎问道："为什么？"与一回答说："你在判官①身边嘛。同样是部下，遇上好的主君那就太好啦"（"八岛之卷"）。

①判官——指源义经。

对于臣下说来，义经的确是为源氏的臣下所羡望的。那么义经之所以如此受到臣下的爱戴其原因何在呢？义经本人所具有的魅力虽然很多，但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他善于体贴人，他爱部下情深意重。他对辩庆①的母亲、原是他的奴婢的阿雨婆的爱怜，可以说是这方面的象征。当他和阿雨婆相会时，送给她旧里衣和点心，象对待母亲一般尊敬她，庇护她。而且答应了阿雨婆把她一起带到京都去的迫切要求，把自己的马让给阿雨婆乘坐，甚至他自己要为阿雨婆牵马。这本是一次十分危险的行旅，带着老媪同行，该是甘冒多么大的风险与苦辛啊。

①辩庆——原为僧侣，后为义经的家臣，立有许多战功，成为日本历史传说上有名的人物。

我感到在义经这种温情与诚实的背后，隐藏着无限的刚毅精神。一般认为，温情与刚毅总是相对立的，温情倒是往往与柔弱联系在一起。但是，真心实意使温情与刚毅成为表里一体，最大的温情只能蕴含在最大的刚毅之中。

下边的故事最能具体地说明这点。

——义经的叔父新宫十郎行家，人们都知道他是个策略家。为了使平家所统治的京都治安陷于混乱，想出了放火等等奇计，带领其子行宗和"草实党"中一些年轻人，真的实行起来。结果行宗和十几个年轻人被平时宗捕获。这一事件本来与义经毫无关系，但是他不能坐视伙伴陷入窘境而不管，为了救出他们，他决心牺牲自己，只身到敌人中去。

为了伙伴能平安地被释出来，自己付出牺牲也在所不辞——这可以说是最大的温情或体贴。这绝不是心理怯懦的人所能做到的行为。人，一般地说，大都是在自己有余力、自己安全的限度内，才会同情他人，才会以温情来对待他人的，而一旦自己陷入穷地，为了保存自己，就顾不上同情他人了。

但是，真正的温情、体贴、诚实、人情，从这里才看出真假。因为这是不顾个人安危，为别人所做的行为，所以才可贵，才使人感动。这可以说是作为人、或作为领导者超越"利己"的最重大的"利他"行为所发出的闪灼的光辉吧。

人，谁都是爱自己的心十分强烈的，在这样情况下决心转为利他行动，至少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以利他精神来规范自身的哲学和精神的支柱。而另一条则是付诸行动的勇气和强韧的意志力量。

对于义经来说，构成他的哲学基石的，是他十六岁那年决心作为武门一员的时候，他母亲常盘对他所说的话：

"这是宿命，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你一定要做一名不欺凌无力的百姓的好武将。作为你母亲的我，带着你们几个幼儿，忍饥挨饿，对于战争的残酷我自己体会得太深了。而且对于和我同样陷于悲惨境地的人，我也看得太多了。"

"如果，你的武门，是保卫世上安稳的弓矢之道，是从人世上消灭那种令人酸鼻的景象，那么母亲我，该会多么高兴呀！"（"吉野雏之卷"）

"保卫世上安稳的弓矢之道"——这正是义经受母亲深切嘱咐的"武门之道"。他虽然为此不得不走上动用武力打倒平家之路的矛盾，但他始终把母亲的这个训诫铭记在心，极力避免无益地残害生灵，希望和睦，对每一个人都倾注了最大的真诚。也就是说，作为保卫世上安稳的具体行动，他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十分尊重。

义经对人的体贴，在他临死前表露得再清楚不过。在他即将自尽之前，他思念起他的爱妻静御前的不幸、想到在平家中也会有许多和静御前同一处境的极度痛苦的人，对于自己过去的武勋，毋宁感到羞耻，感到悲伤。而且，在他将死之前，还劝说他的忠实部下逃亡，劝说他们不要再产生复仇的念头。他说：

"希冀一个人的幸福，祈求所有的人幸福，都是出于同一善意的。因为我相信，只有这种善意，世上的和平才会实现。

更何况，你们今后如果产生为旧主报仇的想法，那么我义经的死就成了轻于鸿毛、毫无意义的了"（同前书）。

这真是令人感动的一个场面。希望自己的妻儿子女、自己所爱的人幸福的心情，必须和希求全人类幸福的心情合为一体。如果只是口头说什么人类爱或世界和平，而对自己周围的人，不关痛痒，或使他们陷入不幸，那么这只不过是观念的游戏，只不过是假象而已。同时，那种只希望自己所爱的人幸福，而不管他人、不管全体是否幸福的生活方式，是离不开自私的领域的。所谓和平，要从身边开始，将在自己身边努力创造起来的幸福、人与人的和平，尽量扩展到社会去，尽量扩展到全世界去，这种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义经的另一个魅力，他始终是个"苦恼的武将"。由于赖朝的奸计，他被迫与野百合结婚，他虽然对赖朝有着耿耿的忠心，但却一直被误解，一直受冷酷的待遇。但是他决心不怨恨其兄赖朝，尽管他遇到过别人无法尽知的种种矛盾，但他自己仍然决心按"武门之道"生活下去。

一方面和种种悲伤、痛苦进行搏斗，而同时又决心坚强地活下去——人们正是对这种人生之姿产生共鸣。如果是在优越的地位或顺利的环境当中，堂堂去进行指挥，那当然是容易的，也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尽管处在困难的境遇当中，仍能不屈不挠地贯彻初衷，这才能够和人们的心灵深深相通。义经的臣下越是了解他痛苦的心情，就越加强对他的尊敬心，加强对他的忠义之心。

这样，义经在与每个人的接触当中，扩展了共感的领域，形成了超越主从关系的一种伙伴式的情谊。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臣下在作战时能发挥出那么大的力量的缘故。

赖朝和义经——历史以极残酷的形式将这两个兄弟的情谊撕碎了。从某种意义说，这也许就是志在夺取天下的冷酷的权势者与受到人们爱戴的、富于人性的、优秀的领导者之间一种必然的趋向与结局。这样，赖朝驱逐了他自己对之怀有恐惧心的弟弟，他本人则作为历史上第一次武家政治的奠基人，在历史正面舞台上留下了他的显赫的名字。但是，从某种意义说，以悲剧结束一生的弟弟的名字，却使人们怀念他胜过其兄千倍万倍，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这一悠久历史的画卷当中。

当然，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评论哪种生活方式为好。而且，也许《新·平家物语》中的义经形象过于理想化了。不过，对于吉川英治先生从追求理想的领导者形象出发、力图塑造出一个使人深深为之感动的义经形象这一点来说，我是完全理解的。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个领导者，为了使民众过上安稳的生活，理当奋不顾身、具有为他人而献身的勇气与坚毅的品质；同时具备这种男子汉的坚毅品质和温情两个方面，才是领导者的重要条件。而且，作为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应该是纵然不给予任何奖赏，而犹能默默坚守自己的大义，为大义而死的人。

义经的一生，发出了只有无私的人才能具有的光辉。而且如历史所示，任何时代，民众都是热爱这种直行我是的"义经型的英雄"的；相反，权力者由于不相信这些英雄们会无私，所以猜忌他们，害怕他们，然后出于嫉妒，把他们排除掉。这点，从某种意义说，可以说是每个人的人性的分歧点——是相信人的终极的善性呢还是不相信。

幸福在自己的心中

《新·平家物语》的最终章，是以生活在波澜万丈的半个世纪中的麻鸟与阿蓬这对老夫妇在观赏着吉野山的美丽樱花，沉浸在幸福的气氛当中，相互交谈的场面而告结束的。

阿蓬不胜感慨地想道：

"我真是个幸福者。比起以往我在世上看到的所有荣华富贵的人都幸福……而且也比任何高贵的、美貌的女子还要幸福"（"吉野雏之卷"）。

阿蓬曾经服伺过义经的母亲常盘御前。这位常盘，失掉了丈夫源义朝，三个幼子也被带走，不得不过着艰难凄苦的生活。

阿蓬像大多数的世人一样，也很希望丈夫能功成名就、积蓄一笔钱财、过上富裕安定的日子。她对置家庭不顾、一味为穷人服务的丈夫，也生过气和发出过怨言。

但是，阿蓬在连续看到人世的枯荣盛衰的过程中，她回想起麻鸟对她说过的话，于是她讲了如下这番话：

"荣华也好，权势也好，都不过是身外之物。住在九重天上的人和生活在陋巷的人比较起来，穷人生活的地方反而要比公卿社会富于真正的人情，具有人的美。……我深深感到的确是这样的"（"常盘树之卷"）。

就这样，她感受到了自己的幸福。

人的真正幸福绝不是依靠财富、权势这类表面的条件所能获得的。

我过去也曾和许多领导者或有识之士会面过，也曾和许多无名的庶民交谈过。的确，社会的地位并不就一定意味着幸福。有的人虽然获得了大量财产与名声，但为家庭不和而烦恼、缺少宁静与彼此的慰藉，只能闷闷不乐地度日。也有的人，既无推心置腹的朋友，又汲汲于维持自己的地位，整天陷在猜疑与孤独之中。同时，也有不少的人，生活算不上富裕，既无名声也无地位，只是一介平凡的庶民，但却家庭美满，充满对人生的希望，享受着充实的人生的欢乐。而且，像这样的人毋宁说人数要多得多。

在考虑人的幸福时，最重要的是，内心的满足、内心的丰饶。只是从财产、地位、名誉这些表面的东西中去追求幸福，那就永远得不到心的满足。这是因为财富、地位，越是追求就越无止境。而且如果总是追求下去，那么内心就永远脱离不了"饥饿的泥沼"。

为了使内心得到满足，恐怕只有在自己的内部能有个"欢喜之泉""感谢之泉"才行。

麻鸟夫妇的一生，可以说是在极度劳苦的波澜起伏中度过的。阿蓬有时会对这种劳苦感到无法承受，向他的丈夫发过牢骚。但是，她为这样的自己感到羞愧，眺望着樱花，悄悄地向她的丈夫认错。因为和常盘这些成为权势牺牲的人们相比，和父子、兄弟骨肉相残的那些人相比，她感到她自己该多么幸福，她感到应该感谢她获得的幸福。

就麻鸟说来，对于"并未给她像样的欢乐和生活安定，像用旧了的抹布一样的妻"（"吉野雏之卷"），对于能跟随自己的妻，他很想向她道谢和致歉。这种双方都产生的感谢之情，在双方内心深处奏出了体贴与幸福的乐曲。我认为应当记住：

不管遇上什么样的困难或考验，都不忘记感谢的人们，是会获得欢乐与幸福的。

麻鸟夫妇的幸福，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一生不为利己着想，而专为穷人、专为利他尽力的人的喜悦之上的。专为利己而活着的人生，不管获得多大财富也还是空虚的，是不能获得真正的充实生活的。反之，为利他而活着，则纵然有所劳苦，但自身心地开阔，自会获得一种愉快的充实感。

幸福并不在遥远的、不可企及的地方。它就存在于自己的生活当中，存在于自己的生活道路当中，存在于自己的心中。麻鸟夫妇的情况，正证明了只有在人生最后能实际感受到幸福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他俩连住的房子都由于战火被烧光了，他们也为儿子不成器而苦恼过。也经历过许许多多可怕的事情。但是麻鸟并未抛弃他的信念，到了老年，真正体会到了人生的幸福。

在人生的半途上，不管看起来多么幸福，如果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是不幸的，那就会留下悲哀与悔恨。所以最好是做个最后的胜利者，做个坚持信念，每时每刻都无所悔恨的、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勇往直前的竞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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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浮士德》

深化"原点"的崇高精神

人们认为歌德的《浮士德》与但丁的《神曲》一起，高踞于世界哲理性文学的顶峰。这部作品很难懂，我年轻时也漫然地把它作为我爱不释手的"一部书"。

众所周知，《浮士德》是一部以戏剧形式写成的作品。令人惊异的是，歌德着手写这部作品到全部写完，花费了六十年的岁月，在他死前不久，还在继续写这部作品。中间有一段时期，大约二十年之久，他为其他工作——如歌德作为魏玛公国的大臣从事政治活动等等——奔忙，无暇执笔。即使如此，这部作品也还是他非凡的持久力的结晶。《浮士德》从艺术上有力地证明了"坚持就是力量"这一今古的铁则。

《浮士德》是以"献词"、"舞台的前戏"、"天上的序曲"作为它的序幕，然后由"悲剧·第一部"、"悲剧·第二部"组成。浮士德是和路德等人生于同一时期的实有人物。据说他是一个学者，研究医学、艺术、数学、哲学的传说上的人物，尽管这些传说并不完全可靠。在歌德之前，英国的戏剧家马罗等人写过这个人物，不过据说作品内容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只有到了歌德，才正式以浮士德传说为素材，加以开掘，给这个人物赋予了艺术性的和哲学性的形象。我想，这是歌德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感情都寄托到主人公浮士德博士一直到死所经历的灵魂历程之上的一部作品。

歌德着手写这部毕生大作时，据说只有二十三岁。他自己曾向他的年轻朋友爱克曼讲过，《浮士德》是和《威廉退尔》同时着笔的。（《歌德谈话录》，爱克曼著，神保太郎译，角川文库版）。《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全欧惹起震动与反响，原是歌德二十五岁时的事。也就是说，他那面临生与死深渊的青春炽热的激情，正是他经过六十年的岁月最后结晶为世界文学瑰宝的原初体验和出发点。

在这六十年的期间里，歌德从各种角度，继续《浮士德》的写作，不断进行推敲，不断使之深化。可以说这个宏伟的诗剧，是以个人与社会、宇宙的关系的"生"为主线，网罗了"生"的各式各样的场面。因此，从这种意义说，《浮士德》是将歌德的青春时代的坐标轴以一生心血不断加以深化的、歌德的激荡生涯的象征。这点，从下述事实充分得到证明：当歌德写完《浮士德》后，他说"今后我生命的一切，都可以认为是恩赐之物了"。法国的文学家瓦莱里在《歌德颂》中说："在歌德身上，最惹我注意的是，他那异乎寻常的长寿"（《歌德全集第十二卷》，伊吹武彦译，人文书院版）。我想，这里所说的长寿，不单是指他活得久，而是说这位大文豪的持久力，从而将一个重贵的出发点，不焦不躁，长时间地逐年加以深化，并使之臻于成熟。这样，所谓出发点是照亮人生行路的、指示行路方向的星，是推动伟大创造与前进的原动力。或者说它是育成大树的种子也未为不可。同时，它可以说是燃起正义信念的"核"，是为了能客观地凝视自己的坐标轴。

总而言之，这不只限于歌德，凡是艺术家、思想家、具有经纶的人以及许多一流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在他的胸中，总要具有足以决定他的人生的、各自牢固的出发点和光源。从某种意义说，他们的一生，可以说是确认自己的出发点、并在行动中加以实证的"奔向出发点之旅"。不能忘记，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信念的翅膀，将他们带到人的伟大的高度上来。

"对话"具有的意义

众所周知，《浮士德》是戏剧，是由对话组成的。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独白，但其基调是对话，其中加进一些独白以增进其艺术的效果。

雅典的苏格拉底也是坚持对话的。他写的书均未留下。我们能接触到的苏格拉底的言行，都是通过柏拉图的笔，其中大部分是《对话录》，这是人所共知的。我想，这件事看起来简单，其实却显示了某种非常重要的真理。

这就是说，人并不是单独的人，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才所以为人；正像古来的许多哲人举出人所以为人的首要条件是会说话那样，人与人之间彼此交换的对话，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证据，也就是说，所谓对话乃是人为了证明自己成为人的"场所"。

歌德也敏锐地认清这点。

他在《谎言与省察》一文中说：

"'写'这件事，恐怕是语言的滥用，就以默读来说，恐怕也只不过是活生生的对话的可怜的代替物而已。因为，人是通过'个体'将一切可能的东西直接传达给他人的"（《歌德全集第十一卷》，大山定一译，人文书院版）。

自然，歌德并不是否定"读"或"写"。不是这样的，他是说，言语所发挥的最正确和最生动的传达作用，应该是"一对一的对话"。如果以这种基本观点来看，那么写或读这种行为，可以说它所担负的作用只是一种补充的作用。因此，歌德是很重视"个体"的，细想起来，我们读了优秀作品而深为感动，是因它构成了"作家"对"我"这种个体关系，也就是构成了"一对一的对话"。

不过，从事实上说，作为使这种关系比较圆满地、直截了当地得以成文的文学形式，比起小说来，戏剧可能更适合一些。因为不依靠台词而以说明、描写为主体的小说，很容易流为歌德所说的"语言的滥用"。歌德的作品，《浮士德》以及其他许多作品之所以采用戏剧形式，我想也是出于这样一种理由的。

所以，歌德向爱克曼说过如下的话：

"人们总是来问我：您在《浮士德》中想使什么理念形象化呢？就好像我自己分明知道，可以立即讲出来似的。——

其实，从天国通过现世直到冥界，这是一个必然的路径，那不是什么理念，而是情节的发展"（《歌德谈话录》，前已出）。

然后，他这样慨叹地说：

"德国人真是些奇怪的人。——他们到处搜寻深奥的思想和理念，又把它到处应用，本来并无必要，可偏要把有生命的东西弄成晦涩的东西。"

歌德说，《浮士德》这部作品最重要之点，不是难解的思想或理念，而是"情节的发展"。也就是说，由对话与对话交错组成的生动的"情节的发展"，才是决定《浮士德》这部戏成功与否的关键。而歌德竭尽全力写出的这部杰作，取得多么大的成功，是毋需加以说明的。

越是伟大的人，越总是谦虚

歌德描绘的浮士德博士，年过五十，可以说是将一切学问都研究殆尽了，而其结果，他所得出的结论是"有用的学问我一无所知，我知道的，又毫无用处"（《世界古典文学全集第50卷》，大山定一译，筑摩书房版）。

哲学、法学、医学，还有那无用的神学，我竭精殚思地研究过了，然而思想起来，该多么愚蠢啊。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丝毫未能变得聪明。

人们称我为术士、博士，已经有十年之久了。

上、下、左、右，我牵着学生们的鼻子，指导他们，可是，最后，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

一想到此，我五内如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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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第一部·夜）

在这段独白中表现的是对学问、知识的谦虚态度。正像苏格拉底所说的著名的话："无知之知"——以"知道自己有不知道的事"为前提，反驳不懂装懂的一般的"知"的立场，——所象征的那样，第一流的学者、思想家这类人总是谦虚的。

我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和许多人进行过对话。其中有汤因比、勒内·儒格、仲波思等大学者。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谦虚。在和汤因比博士最后会面时，我曾请他给我提一些忠告，博士说："我是搞学问的，而您是实践家，对一位实践家，我没什么可说的，您就勇敢地前进吧。"这是对我这样一个相当于他的孩子年龄的人激励的话。博士毕竟不愧为超第一流的学者，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使我深深感动。

正如浮士德博士那样，对晚辈一直抱有"一想到此，我五内如焚"的感情，这是作为一个教育家理当如此的；作为一个学者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也是不可缺少之点的。

这点也可从"知识"和"智慧"的角度来加以理解。浮士德说：

……我大胆地攫取了人类智慧的宝库，可毫无用场。

我把它堆积在手头，然后我呆呆坐着，可我的内部丝毫涌现不出新的力量。

我的身量连一根毛发那么长也未能延伸，对于无限，连一步也未能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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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第一部·书斋）

浮士德，还有歌德，无疑是充分懂得"知识"不一定就和"智慧"连在一起的。在《浮士德》中，其他登场人物也说："我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真正萌发成绿色的，是生命的黄金树"（同前书）。

我在年轻时喜欢的哲学家柏格森，他也认为："在精神的行动、状态与能力的迷宫中，始终不可放手的一条线，那就是生物学提供的那条线"（《哲学的方法》，河野与一译，岩波文库版）。而这条线只能向"最重要的是活下去"这一命题去求索。这一指摘，显然是对那种对活下去毫无帮助的、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所敲起的警钟。这类知识或学问，只能产生傲视人、傲视人生，高高在上的傲慢性格。

遗憾的是，这种"知识"与"智慧"的乖离现象，在现代越发显著。帮助制造核武器的爱因斯坦、欧佩海玛这些人为他们的卓越的理性而深感苦恼，这可以生动地说明"知识"与"智慧"的乖离与矛盾。浮士德发出的根本性的深刻疑问，正包含着这类文明论性质的课题。

论男子汉的生活道路

想要简单概括《浮士德》深邃博大的内容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说到底，我想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点：第一，它说明美、宗教、爱、政治等等，对人，对人生，究竟有何意义。

第二，它说明一个男子汉的生活道路应该是怎样的。当然，关于女性方面的可尊敬之处，歌德也是始终重视的，这点后面再叙。

现在先让我们考察男子汉的生活道路。

浮士德与靡非斯特订立契约时，曾说过如下的话：

如果悠然在安乐椅打瞌睡，我就完蛋。

如果轻易为甘言所弄，我迷濛地、以沾沾自喜自居，而且受骗，沉醉在快乐的梦境里，那就可以说，我的末日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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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第一部·书斋）

歌德的一生不断燃烧着和青年一样的生气勃勃的活力，他的人生观，充分表现在浮士德的这段话里。这种高贵的觉悟和决心，任何时代，总是那些完成伟大事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那种沉醉于安逸、半途妥协、所谓"舍难就易"的态度，是绝不会从中产生出伟大事业来的。

所谓"却山中贼易，却心中贼难"，也就是说，所谓人生的挫折，在许多情况下，不，可以说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由于和自己内心的魔、自己内心的魔鬼妥协所致。一个男子汉，这种软弱的生活态度是绝对不行的。浮士德说：

"如果在什么地方一动不动，我就是奴隶。""一时一刻也不停息，继续活动才是个男子汉"（同前书）。

浮士德还说：

我并不想蜷伏着获得幸福，战栗才是人最深刻的精神领域。

不管世间如何使人忘掉战栗，使人成为无动于衷的生物，只有受战栗感染的人，才能深深感受到无法想象的巨大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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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第二部·黑暗的廊子里）

男子汉是"一节一节"地成长的。也可以说是将力量集中到每一点上来。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用这种集中起来的力量克服苦难。——在这点上，如果缺少生命颤抖般的战栗和紧张感，那就绝不会有所成就。

正如浮士德所说的"最深刻的精神领域""无法想象的东西"那样，只有深刻地震憾灵魂的战栗，才是形成男子汉的深邃壮阔的人生最大的要素。如果缺少这种"战栗"的一瞬，将人生埋没在平庸的安闲当中，那才不能不说是极度寂寞无聊的哩。

这里所说的"战栗"，并不是只在那些特殊天分的人身上才能发生的。我年轻时，曾看过黑泽明导演的一部名叫《活下去》的影片。大致的情节是，主人公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地方公务员。他过着惰性的生活，平平淡淡地处理每天的工作。

就是这样一个人，一天，突然宣告他得了癌症。一段时间他陷入绝望的深渊，但不久，他决心采取真正的生活道路，将自己有限的生命，贡献给居民期望已久的公园的建设。

对于《活下去》的主人公来说，癌症的宣告，就是他"战栗"的瞬间。这的确是不幸的，但是假如没有这次"战栗"，那么他的人生恐怕将是以无为徒食、毫无意义而告终吧。

"战栗"会使任何人在使命这块原野上发出生机，它就是蕴藏着这样一种起爆的力量的。

浮士德还说过："如果在自然面前，以一个男子汉的身分站立起来，那就会感到真正作为人的活着的意义"（悲剧第二部第五幕·深夜）。

人生有各自的使命与命运。在这个人生激流中，就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男子汉毅然站立起来。假如只是让宿命牵着走，就只能成为软弱的"丧家犬"式的一生。浮士德号召人们绝不能如此，要顶着风浪毅然独自站立起来，下定决心像个男子汉那样生活下去。

浮士德还这样说：

"为了完成前所未有的这个工程，只要有使用千只手的唯一的精神就足够了"（同前书）。

《浮士德》中另一个登场人物，也倾吐了相类似的意见：

不要堡垒，不要城墙，每个人自己只靠自身的力量。

屹立到底的坚垒，只存在于男子汉的钢铁一般的意志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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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第二部第三幕·浓荫之森）

这些都是在说明：执著的意念是如何的有力和它的重要性。

我曾对某一有识之士所说的话深为感动。他说："你要左右事业，不要被事业左右你。"不管是事业也好，什么也好，对于整个人生，决定它终幕的胜利的，并不是环绕自己周围的环境或条件，而是自己心中的执著意念和牢固的自信心。歌德将它称为"唯一的精神""男子汉钢铁一般的意志"，这恐怕是适用于古、今、东、西的真理吧。

真正能说明精诚的一念的例子，可举出年轻时的丰臣秀吉的有名的"三天完工"的轶事（《新书·太阁记》，吉川英治著，讲谈社版）。织田信长所居的城堡——清洲城的城壁，遭风雨的侵袭，塌陷了六十多丈。但是，它的修复工程，虽开工了二十天，几乎没有多少进展。

工程迟迟不进，实际是因为掌管工程的官吏，企图反叛，故意拖延所致。看出这个内情的藤吉郎①故意接受挑战，请求织田信长将工程交他掌管。但是，那些工匠头目们，都是老于世故的，而且掌管工程的前任官吏答应如果使工程拖延下去则奖给他们金钱。所以阳奉阴违，迟迟不动。于是秀吉设宴，向他们不慌不忙地说道："有的诸侯国兴盛起来，有的灭亡了，这些你们都目睹得很多了。亡国后民众的惨状你们也是知道的。（中略）……实际说来，国的兴亡并不取决于城池。——那么，说到底究竟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们。领民就是石壁，是城墙、是城壕！——你们修这座城，也许你们认为这是在修别人家的墙，那就大错特错了。你们是在修筑保护你们自身的工事的呀。……"

①藤吉郎——即丰臣秀吉，他早年曾自称木下藤吉郎。

他的这一声泪俱下的请求，丝毫也不带粉饰，在工匠的头目们之间，传出了呜咽声，他们扔掉酒杯，立刻去赶工程，藤吉郎也浑身泥水地夹杂在他们中间劳动，突击的结果，城壁果然如藤吉郎所应允的三天之内就修好了，保证了清洲城的安全。

藤吉郎这种忠心耿耿为领国的安全着想、为领民着想的一念，终于融化了工匠们冰冷了的心。

可以这样说：人的、尤其是领导的决心和一念之诚，肉眼是看不见的，不，正因为肉眼看不见，才真正是决定一切事物的成否、胜败的真谛。精诚的一念，就会成为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大的因素，如果在这点上出现问题，那么任何事情也做不成。

"三日完工"的故事，告诉我们极其微妙而关键的、而且是致命的、截然不同的二条道路的道理。我们应该注意的、并坚持到底的，正是那种"唯一的精神"和"铁一般的男子汉的决心"。

女性的成分的价值

浮士德是男性，但根据他的生活道路，也应看到他的女性成分的伟大性，它也是这部诗剧的重要组成要素。

构成《浮士德》第一部中心的是可爱的少女玛甘泪的悲剧。浮士德爱上了玛甘泪，而玛甘泪也把身心全献给了对浮士德的爱。这样，她虽获得了爱的幸福感，但她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极其巨大。由于她和浮士德的恋爱，使她的母亲、哥哥和自己的婴儿都死掉了，而玛甘泪本人也落得个化为刑场之露。

据一般的看法，据说在这一玛甘泪的悲剧中，浓重地反映了歌德年轻时的恋爱经历。年轻的歌德，在斯特拉斯堡读书时期，曾经和距斯特拉斯堡不远的郊区、一个农村里的牧师女儿弗里德里克相爱。根据他这次经验喷溢而出的爱的表现，加上他在那次读书时结识的朋友赫尔德对他的激励，使他的诗思泉涌，连续发表了许多新诗。但是，从另一面说，年轻的天才般的心灵所充溢的力量，不允许他满足于这种牧歌式的爱的小天地里。

最后多半是一种必然的破灭结局，歌德伤害了清纯无垢的弗里德里克，将她抛弃了。但是，这种使一个美丽少女内心深处刻上难以治愈的伤痕这件事，作为一种罪责感，深深残留在歌德心底，经常出现在他以后的作品当中。据说《浮士德》中玛甘泪的悲剧，就是它的表现之一。

这件事的真伪姑且不谈，总之，虽然浮士德一方面深为自己的罪责所苦恼，但他却不顾玛甘泪在狱中不断呼喊"亨利、亨利"的叫声，开始走向新的世界。他已经扬弃了小市民性质的恋爱这种"狭小的天地"，奔向了足以满足男子汉夙愿的国家大事这一"广大的天地"。

如果这部作品只在这个倾向中告终，那么《浮士德》无疑将成为一部只描写男性原理的作品。假如那样，这部作品虽然写出了"强韧"的一面，但却必然会失去"柔情"或"情味"。

事实上，也的确有的评者认为浮士德很像希特勒那样权力意志的化身。

但是，浮士德固然具有这样一个侧面，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使浮士德改变形象的作者的构思：浮士德最后双目失明而死，而救济他死后灵魂的，正是赎罪之女玛甘泪这样一个"女性的成分"的象征。

《浮士德》的结尾，用下述的"合唱"来结束。

死亡的事物一切都是比喻。

没有达到的，在这里如愿以偿，难以明言的，在这里成为事实，都成就了。

永远的女性，向高迈的苍穹，引导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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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第二部第五幕，山谷、树林、荒凉的场所）

这个"永远的女性"，另外的译者将它译为"永远女性的成分"。关于它的思想内容，历来有种种不同的议论：与男性的行动原理相对立的女性的爱护心、与能动相对立的受动、与意志相对立的包容等等——总之，假如失去了这种"女性的成分"，那么我们的人生或世界的完成与完结，就可能都不存在了。

歌德重视调和或均衡的这种立场，在他向一个友人无心说的话中，也流露得十分清楚：

"你说你谴责女性，自己总是在从男性到男性当中摆来摆去。你不应该非难女性，女性是寻求不摇摆的男性的"（《精力充沛地生活下去》，手冢富雄著，讲谈社版）。

从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歌德的阔大深厚的胸怀。他对女性丝毫没有恶意的嘲讽，而是以极大包容来对待她们，并敦促男性保持男性的特色。真使人感到他那温厚的人生态度。

我曾经听人讲过这样的事：青年们在面临生死的临界状态下，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在头脑中浮现出母亲的形象来。说到战争，可以说，那就是男性原理最具有恶魔性质的典型表露。

在被迫落入无以自拔的状态中，不期而然地都会在头脑里想起母亲，这和歌德所说的"女性的成分"联系在一起来考虑，这的确是件很值得发人深思的事实。

"实践"才是人生的真谛

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的开头有这样有名的一句：

"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言就是神。"可以说这是《圣经》中极其重要的一句话。

在《浮士德》开头，有一个场面描写浮士德正在将拉丁语的《圣经》这一部分译为德文。虽然这段引文稍长，还是请允许我引用如下：

这样写着："太初有言"我停滞在这里。最好请人帮助去译，我不能这样高地评价言语。

我不得不另想译法我的心如果受灵光的照射，或许想出好译法我这样写下："太初有意"正像不该草率下笔一样这第一行必须慎重创造万物，使万物具有生机之意吗？

倒是应这样写："太初有力"但在纸上写着写着，总觉得它不够全面。

感谢神灵的护祐！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安心写下了这一行："太初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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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第一部·书斋）

既非语言，也非意志，也不是力量，而是行，是行为——

这一改变，可以说是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的作业。我不由得感到这里边有着可说是与东方演绎性相似的、诗人天才的直观。

这点，首先从切近的观点来说，可以说它向我们教示了言语真正意味的"实践"的重要性。浮士德，也就是歌德，是位真正的实践主义者。浮士德之所以不满足于闭锁在象牙之塔的学究生活，和恶魔订立下危险的契约，显然是因为浮士德是个实践主义者。话虽如此，但他绝不是那种凡是一切理论均一律加以轻视的行动派。他不能不追求所谓人是什么、爱是什么、宇宙又是什么……这些人生的意义。他是比任何人都更强烈的意识家。正因为如此，浮士德所取向的，是言语真正意味的"行为"，是言语真正意味的"实践"。

其次，如果将浮士德的这种伟大作业，从思想的观点、宇宙的观点加以考察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取向，是从西方的着想向东方的着想大胆而彻底的转变。

"太初有言"所说的"言"据说是希腊语的"logos"①。

而且这种西方的着想，无论是根据希腊式的传统也好，还是根据犹太式的传统也好，都是由"logos中心主义"为基调构筑起来的。也就是说，将永远不变的超越性的实在＝logos，定位于生生流转的现象世界的背后，将它作为万物的根源。例如，最初存在着语言（logos）＝神这种固定的、超越的实体，将它作为创造主，产生出一切。——这就是西方的思考方式、着想方式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①logos——希腊语的语义中，含有"言语""意义""理性"几种意思。也可以推衍为存在于万物变化之中的、一定的调和、统一的"理性的法则"之意。

浮士德对这点提出异议，而把"行为"放在前边。上文提出了"实践"这一说法，我想如果使用抽象度更高的说法，"实践"也可以说成"动"。最初并没有神或logos这样固定性的实体，而是存在着生生流转毫不停息的"动"，即宇宙的流动性。

所有的东西组成一个整体，

每一个都彼此活着，起着作用，

（中略）

它从天上到下界，

在磅礴的宇宙万物之中，奏出和谐的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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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第一部·夜）

浮士德的这种泛神论式的宇宙观，肯定是着眼于万物流转的宇宙的流动性。我在前边将歌德的这一伟大作业，称之为"可说是与东方演绎性相似的诗人的天才直观"，这种宇宙观与东方的着想是非常接近的。

这里，不是详细论述关于东方的着想的地方，如果只需要指出一点的话，那就是，就东方思想的传统而言，不管是logos也好，什么也好，总之它是十分警惕不要用"言语"把"动"加以固定化，所谓对言语的不信，是一贯起着很有力的作用的。而且，我相信这样的东方式的着想，排斥一切妄念与固定观念，能够远远地迫近事象的真相。

关于演说和辩论

柏拉图描述了一个古代希腊哲学家库拉裘洛斯，由于他对语言不信加剧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概不使用语言，而是用身体或手势来代替。这可以说是从反面证明使用语言是人的天然自然。在各种人际关系当中，表示自己的意见或主义、主张，然后取得认同与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浮士德也讲过演说与辩论的重要性。这是他的弟子们问及成功的辩论术时，他回答的话：

成功必须是完美的，不要做那种鸣钟击鼓的傻瓜，只要有正常悟性和完美的意见，缺乏技术也照样能够演说。

只要你想认真地说明某件事，根本毋需为搜索词句而着忙。

世上雄辩家无论怎样使用美辞丽句，那只是用折叠起来的人生的碎纸片模造出来的人造花。

所以，它就像夜里潮湿的风吹响秋天的枯叶，不可能给人些微的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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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第一部·夜）

真正打动人心的是认真二字，是真诚二字。目的为了装饰自己的技巧，或想取媚于人的低层次的手段，都是不必要的。缺少灵魂的形式上的雄辩，丝毫不会打动人的心，只能是在人们的脑细胞上一滑而过。

直诚的倾诉，不需要任何粉饰。曾经在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荣获金牌的具志坚选手说："我不知道自己的得分多少，我只是发挥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技术水平。"辩论虽和体操不同，但他的话，是不是可以认为和歌德所说："只要你想真实地讲某件事……"，有一脉相通之处呢？

浮士德在回答"为了使用辩论来打动人，应该如何做"这一质问时，他说了如下的话：

那首先应是你自己的实际感受，是由肺腑自然迸发出来之言，用深沉的力量、津津的兴味，去捉住所有听众的心。

（同前书）

为了打动人，首先自己要有实际感受——我认为的确是如此。比如有一篇讲演稿，它不表现自己的真实，只是形式地宣读一过，当然不会有动人的力量。

我曾经在《教育所感》这篇文章中说过，世人将苏格拉底的极大感化力量，评为宛如"电鱼"一般具有给人以电击的力量。对此，我解释说，苏格拉底的那种"电鱼"般的力量，那是因为他自己先具有遭受电击般的感受，所以才能使别人产生宛如受电击般的感觉。苏格拉底或浮士德所说的话，和那些关注自己的声望、追名逐利的政治家的演说，层次完全不同，它启发我们去看待什么样的演说才是真诚的言论。只有从实感这种土壤中才能产生"发自肺腑之言"。我的恩师户田先生常说："无信之言如烟。"恩师这种基于坚毅信念和以行动为基础的言论，和浮士德所说"由肺腑迸出来之言"是相对应的。如果缺少这点，那么纵然费尽万语千言，结果只不过是"如烟"一般云消雾散而已。

浮士德还说：

用羊皮纸写的古文书，你认为是神圣之泉吗？

你是说只要饮上一口就能永远滋润你的喉咙吗？

真正能唤起你身心清爽的，只能从自己的灵魂的清泉中掬取。

（同前书）

在这段里，浮士德在第二件事上，稍稍变换了某些不同于演说或辩论的角度，谈论了对读书、考据应持的态度。

"羊皮纸写的古文书"也就是古典，它本身并不产生价值。

如果读的人缺乏应有的正确态度，那不过是仅仅增加一点知识而已。这种态度显然是不正确的，所谓阅读古典，比增加知识远为重要的是，通过阅读来更新自己。如果不是以这种态度对待，那么只是脑袋加大，丝毫不会给你带来人的成长。

关于这点，浮士德告诫说："只能从自己灵魂的清泉中掬取。"

扩充自我的"活动"

浮士德在和魔鬼靡非斯特订立契约之际，曾吐露了他即将走上新的苦难之旅的心情。

我将全人类给予我的一切，用内部的我来全部加以体尝。

我用我的精神把握更高更深的东西。

我要在我的胸中堆积上一切幸福和一切悲叹。

这样，我将把我的自我扩展到人类的自我，最后让我和整个人类一齐灭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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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第一部·书斋）

这段话是人所共知的、典型地揭示了不断追求自我扩充的所谓"浮士德精神"。同时，这种将自我扩充到与宇宙同大的普遍化的欲求，作为"宇宙即我""我即宇宙"的视角，也可以说是，和主张mikrokosmos①和makrokosmos②融合为一的佛教的生命观、宇宙观相通的。

①mikrokosmos——源出德语，小宇宙。实即指"人"。②makrokosmos——源出德语，大宇宙。

上边已经提到，浮士德并不是纸上谈兵的观念论者，而是精力旺盛的现实主义者、实践者。浮士德通过实践，追求将本人的自我扩充到人类规模的这一壮大抱负，使他不但不愿蜷伏在象牙之塔里，也不愿安享私人幸福的小天地里，而是挺身到政治这种"公共"的天地里去。他的这一发展方向，从某种意义说，是必然。因为巨大的工作、巨大的活动，必然会带来相应的自我扩充。

浮士德开始走上的道路，无疑是蕴藏着事业欲或权力欲必然伴随而来的危险性。但是，歌德对魔鬼靡非斯特提出的是否可以诱惑浮士德时，他让神做了如下的回答：

品质好的人不管如何为黑暗冲动所驱策，绝不会忘记正路。

（天上序曲）

果然如此，浮士德经过了漫长的遍历之后（歌德说那时浮士德年龄，已达百岁）他所到达的境界，不是贯彻权力意志，而是"人的幸福只存在于为他人尽力当中。"

这可以说是，和大乘佛教的"菩萨道"或"自行化他"精神相通的一种广大的心境。因为虽然肉眼看不到，但"心中燃放着光明"。

失明的浮士德开始筹划"最后的事业、最大的事业"的海岸一带的巨大开拓事业。

于是，他的最后的独白：

我为数百万的人们，建造新的土地，虽不太坚牢，只要劳动就能自由地居住的土地。

（中略）

人的睿智的最终的话，是这样的：

"凡是想争取自由与生命的人，必须每天重新为此而战斗。"

因此，在这里，孩子、大人和老人，都各自和危险进行着搏斗，健壮地度日。

我望着这样的人的美好的共同社会，我渴望和自由的人民一起住在自由的土地上。

我面对着这样的瞬间，我要呼唤："请等等，你真美！"

我留给这个世上的印痕，早已是——

历经永劫也不会死灭。

预感着这样高度的幸福，我在饱享着这最高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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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第二部第五幕·宫殿前广阔庭院）

不勇敢地投身到民众的海洋中去，就不可能有伟大事业的成功，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法华经》上有"三界如火宅"的法理。据说美苏两大国核武器的拥有量已经是造成那次大惨剧的广岛型原子弹的一百五十万倍。真可以说是"如火宅"了。为了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幸福的梦，应该像勇敢的浮士德那样，绝对不应逃避这种火宅般的"尘寰"的现实。

浮士德的最后独白一结束，他便向后倒下而死。他自以为他在创造理想的国土，他并不知道这个国土其实是根据魔鬼靡非斯特的奸计所安排的浮士德自身的坟墓。……

魔鬼想从坟墓盗走浮士德的灵魂，结果未能如愿；天使从天上降临，保护了浮士德的灵魂，升天而去。"救济"的手伸出来了。

诗剧《浮士德》也许可以认为是悲剧，但是，正像所有的优秀的悲剧一样，其中具有给人们以一种强大的灵魂Katharsis（净化）作用的力量。在浮士德波澜起伏的历程当中，围绕着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近代人的"自律"问题，像汲取不尽的泉水一样，蕴含着许许多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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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三国志》（一）

我的恩师的读书观

——"要你读书，不要让书读你"

《三国志》是恩师户田先生经常使用的书，和青年们一起阅读，用它来培育青年。尤其是由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春天起的半年期间，将它做为讲习用的教材，户田先生利用这个时机，向我们彻底地阐明了他独特的领导者论、人间观、历史观。

户田先生生于明治时期，从青年时期起就多次读过《通俗三国志》（湖南文山译）五十卷。同时对于吉川英治先生正在报纸上连载的《三国志》也十分爱读。户田先生对于"三国"人物的评论，绘声绘影，就仿佛呼之欲出的一般。

户田先生教导说："读书也有种种不同的读法。只注意情节，感到有趣，这是最肤浅的读法。其次是研究该书的成书情况或历史背景，弄清当时的社会形势及登场人物的性格等等，一边思索一边读，这也是一种读法。第三种是深入探讨作者的为人、境遇，探讨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进而深入到作者的思想中去，这又是一种读法。如果不按照这最后的读法去读，那就不是真正的读书方法。"

他还说："要你读书，不要让书读你"、"史实与小说不同。

小说，是作者用自己的境遇比照史实写成的，也就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使之作为作者本人的代辩者，因此，不了解作者的境遇，就会变成被小说读你了。不应该认为小说就是原封不动的事实。"正如先生的读书观所表明的那样，先生对《三国志》具有独自的卓越看法。

对我自己来说，《三国志》是我很值得留恋的、充满了深刻记忆的一部书。回想起来，在我二十几岁时，曾经贪婪地反复阅读过，当时我日记中写过："《三国志》第三次读毕。"

同时，能像这部书那样，和友人一起谈论、一起争论的书，也是很少的。在二十七岁的日记中我曾这样写道：

"归路，与朋友谈论《三国志》——

曹操的勇气。关羽的人格。张飞的蛮力。孔明的智慧。孙权的年富力强。

是非论、善恶论、种种的议论。

要做王道的人，不做霸道的人。

为民众之王，勿为权力之将。

做大众之友，勿为财力之奴隶。

要做善的智者，不做恶的智者。"

的确可以说《三国志》一书，对我来说，对于培养我的历史观，形成我的人观，是一部极其重要的青春之书。

《三国志》中既有人才论，也有领导者论。它也触及了一般的传统、风俗、宗教、民族性。总之，它是蕴含着种种要素的"大河小说"①。而且书中的人物形象，也是佛法中所说的地狱界、阿修罗界、人界、天界乃至菩萨界……从十界的角度来看，也都描绘出各种缩影。从而可以从中感受到多种多样的人生和人的生活道路，感受到宿命、使命这类东西。从这种意义说，这部书虽然表面看来似乎陈旧，其实它分明还活在现代。许多人至今仍然读它，企图从中学习与现代相通的东西，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仅从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户田先生为了形成、触发青年的"人学"，特地使用《三国志》来进行讨论的卓越见识。

①大河小说——指时间跨度长、人物众多的超长篇小说。

探讨《三国志》的时代背景

——动荡、混沌的实力时代

构成《三国志》背景的历史舞台，自然是三世纪在中国展开的"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三国志》所描写的正是这百年左右的三国治乱兴亡的情景。

历史上出现的三国时期，一言以蔽之，是动荡的时代。旧的权威崩溃了而新的权威还未建立起来，社会规范与价值观都处于混沌状态之中。这点，从某种角度说，现代也是如此。

巧的是，当时在西方正是罗马帝国的末期，"五贤王时代"告终，出现了"军人皇帝时代"。罗马帝国的统一与治安已丧失殆尽。看到用单独的力量去统治帝国广大的领土已十分困难的戴奥克雷狄阿努斯皇帝，宣布四个分区统治制度，形成了帝国分头割据的时代。这可以看成是和孔明"三分天下计"相通的。在大体相同的时代，不问东方或西方，出现了相类似的政治取向这件事实，使不少人感到历史的奇妙性。

话归本题，将"魏""蜀""吴"三国治乱兴亡的历史写成正史的，是西晋的史官陈寿。据记载，他从二三三年一直活到二九七年，他留下了《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和《吴书》二十卷，合起来共六十五卷。其中收有四百六十八人的皇帝及个人的传记，以行文简洁而著称。使这部名著进一步增加身价的，是南朝的宋人裴松之（三七二——四五一），据说他为了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引用了一百四十余种书给本书作注。罗贯中是十四世纪中叶的人，他将这些史书及说书人在市井上讲的三国故事，写成了一大长篇小说，这就是《三国志演义》。所谓"演义"就"演"（敷衍）"义"（史实）

之意。这部《三国志演义》共二十四卷。一般认为该书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

吉川英治先生的《三国志》，是由昭和十三年①到昭和十八年写成的小说。吉川先生在序文中说："原书有《通俗三国志》《三国志演义》等数种版本，我并未从哪种版本进行直译，而是随时择其优点，按我的想法写成的。"这就是说掺进作者本人的历史观、人物观，来加进新的解释。对此，据说曾经实际踏上过中国大地的作者本人的见闻、体验，也起了很大作用。在有名的开头的刘备刘玄德的感慨："河水悠久地流去，（中略）他在久久地眺望着黄河水——这使他感到几千万年都是这样滔滔奔流着。"实际上，这无疑是寄托了吉川先生的感慨。（以上引文均摘自《三国志》，吉川英治著，六兴版）

①即1938年。

王道与霸道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克

一九八六年六月四日，我和前来访日的王震现任国家副主席进行了种种恳谈。当时，我询问他的"信条·座右铭"，王震先生举出了诸葛孔明说的话"鞠躬尽瘁"。这是孔明的有名的《后出师表》中的话。王震先生以安详的语气解释说：

"我的信念就是为国家和人民，竭尽自己一切力量去服务。"

对我提出的问题："您想给青年推荐中国的哪种书"，王震先生立即回答说："《三国志》。"随后，王震先生对《三国志》中的人物进行了评论，他说诸葛孔明这个人物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分裂状态很不满意，他一直怀有统一中国的远大志向，很值得尊敬。同时他还评论刘备说："刘玄德憎恶不仁不义，我认为他是个重仁义，道德方面也很高尚的领导者。"

他说：贯穿《三国志》全书的主调，可以感到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主题——所谓"王道"与"霸道"的相克。他说，所谓"王道"的定义，是以德为本的政治，帝王自觉是承天受命，自己被选出来做万民的君、亲、师的，应当安定民生，树立起基于仁爱、道德的社会秩序。同时他认为"王道"的根本，在于帝王自身对"德"的严格的修养。

对此，所谓"霸道"，是指霸者以武力统治天下的强权政治，其作法是不重视仁义，一贯重视功利与力量。如果前者的取向是理想主义式的善政，那么可以说，后者便是一贯使用灵活的权谋数术的现实主义。

而在《三国志》中，则将刘备、孔明描写为遵奉王道，将曹操描写为遵奉"霸道"的人物。在吉川所写的《三国志》中，有一段写曹操的家臣程昱向主君曹操进言："王道政治，其废已久，天下大乱，民心生厌，臣以为世间正待望推行霸道独裁的强权政治。"这是暗地里向曹操提出：应该废黜失去统治能力的皇帝，由拥有武力的领导者来治理国家。以此来敦促曹操早做决断。

这样，在《三国志》中，在描写了一个个多采登场人物的同时，揭示了贯穿中国历史的"王道"与"霸道"的相克，具体地揭示了统率"西蜀"的刘备、孔明与统率"魏"的曹操等人的攻防剧。这对研究人类的历史，也是非常富于启发意义的。

关于这点，恩师户田先生所说的如下一段话，使我至今难忘。"诸葛孔明，玄德刘备都是理想主义者。""在《三国志》中，可悲之处是曹操这样的现实论者，战胜了那些理想论者。"他还严峻地教导我们说："玄德刘备为人优柔寡断，所以免不了要惨败在曹操手里。"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不管东方西方，这是自古以来人的永久主题。不立足于现实的理想只能说是幻想。只是这样软弱无力的理想主义，与现实较量毕竟要失败。不应该忘记胜负较量总是在狂涛巨浪一般的现实当中进行的。

但是，话虽如此，失掉理想的现实，只能成为极丑恶的东西。无理想的、单纯的现实主义，不可能开拓出对未来的巨大展望，这也是事实。因此，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如果不采取立足于这两者的作法之上的中道主义，就不可能解决现实的各项问题，使理想得以实现。这点，是我们通过《三国志》所能汲取的教训。

桃园结义

——团结、结成一体之真谛

在《三国志》中展现的人间剧当中，特别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桃园结义"。当时无名的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在桃园结拜为兄弟，这就是有名的"桃园结义"，这三个人结成一体。这次拜盟，以后不折不扣地信守一生。《三国志》奏出的主旋律之一，就表现在这三个人的信义上，表现在这三个人结成一体上。

一九八六年，东京美术馆举办了"三国志偶人展"我去参观时与偶人制作者川本喜八郎先生进行了种种交谈。川本先生制作的每一件偶人都精巧地表现出人物的个性与灵魂，使我深深为之感动。这是因为川本先生本人对每一件偶人都抱有深刻的共鸣，并以深刻的观察为基础，制作出来的。正如他本人所说："这些人物的生平，肯定都是像偶人的神态这个样子的。"这位川本先生在他的著作《三国志百态》中对"桃园结义"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在乱世，背叛已成为司空见惯的行为，在这样的乱世当中，桃园结拜的三个人，以后志同道合生死不渝，这一事实，在今天也是令人十分感动的。

正由于有了这三个人流芳千古的结义，才使得《三国志》得以超越时代，流传不衰。"

这部书能超越时代、超越社会，打动人心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好的"心灵。而且，在人心动荡、嫉妒、反目层出不穷的乱世当中，这种美好的心灵就更加闪烁出光辉。那么，是什么缘故使这三人终生结合在一起呢？关于这点，户田先生一语破的地指出："总之，这三个人所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结义时彼此相爱的缘故。"的确，不管抱有什么样的高迈想法，有着怎样共同的伟大目标，如果缺少彼此相爱的牢固的团结力，那就什么也难做得成。作为一切的前提，这种不能以道理来解释的、彼此相爱的心的羁绊，才是志同道合的人所不可少的连结要素，没有比这种连结更可贵、更强有力的了。

而且，户田先生还说，这三个人之所以能团结起来的原因，是"三个人都深知彼此的缺点，互相取长补短，所以能团结到底"。在观察人物时，先生强调了解人的性格的重要性。

他说"了解缺点在哪里，优点在哪里，是彼此了解对方的基础"。的确应该说，了解人的性格，是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基本条件。

人的性格是终生也不会改变的。了解对方的性格，如何去维护他的这种性格，使之发出光和热，这就关系到领导者的器宇问题。同时，在现实社会中，为了能建立一种美好的人际关系，不应该采取专去寻找对方缺点的做法，应该像刘、关、张那样，采取彼此充分理解、彼此取长补短的做法才行。

话说自徐州失散以来，经过了好几年后，以刘、关、张为中心，终于又迎来了君臣同聚一城的日子。迎接这个喜庆的日子，在吉川先生写的《三国志》中，是这样描写的：

"回想起来，这一切都是全仗能忍受苦难的精神。也靠虽然分散又重新结合的团结力量。而能够使团结和忍受苦难都贯彻到底的力量，则是以玄德为中心的信义、信义本身啊。"

不管做任何事，总要经历相应的"忍受苦难"的过程，这是当然之理。而且，一种强烈的伙伴的亲爱之情——尽管立场或处境有所不同，一旦遇到危急关头，便立即集到一起，共同前进——这种由伙伴的亲爱之情建立起来的团结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团结"的力量与"忍受苦难"的力量，这对于迈向伟大目标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使这两种力量之所以成为可能，则是"桃园结义"的那种较之父子、兄弟还要强烈得多的人与人之间的绝对信义。

关羽和张飞

——表现为明暗两面的英雄人格的光彩

《三国志》的登场人物，即使在现代，也会在人的问题或思索人生的问题上，给我们提供种种参考和借鉴。关羽和张飞——这两人都是《三国志》中毕生扶佐刘备，建立西蜀大业的首屈一指的英杰。但是，像这两人那样，成为武将中形成对照的典型，也是很稀少的。两人都富于武勇之才，不但在蜀中，就是在整个三国时代，也都具备了代表武将之誉，但说到两人的人性、性格，那么完全形成两个极端。

尤其是使这两者形成显著的不同之点，是起因于张飞那种振幅极大的性格。张飞可以说是具有长处与短处两极端的人物。一说起张飞，谁都会想起在当阳桥上喝退曹操百万大军，拯救了败走中的刘备的故事，使人唤起古今无双的豪杰形象。《三国志》中所描绘的张飞形象，无论他那豹头环眼的风采，无论他那万雷齐鸣般的声音，都是不折不扣的豪侠型的绝代英雄。对于自家方面来说，是再没有比他更令人信赖的了；而对于敌人来说，又是再也没有比他更令人难以对付的了。他的性格，径情直行，一生信守着"桃园结义"，他的心地非常纯粹，不知背叛为何物。

但是，他具有这种举世无双的优点的同时，又具有极端的缺点。户田先生说过："张飞过于鲁莽轻率，因而自取杀身之祸。"不能不说，他之丧命，完全是由于这种鲁莽轻率的"生命之业"所造成的。

众所周知，他是在睡梦中被部下的武将割下首级而丧命的。这是因为，为敌方所惧怕的他的那种压倒一切的破坏力，有时也会伤害自己人，因而部下对他抱有怨恨的缘故。张飞对自己迸发出的生命力不能自制，从而不免带有不论场合随便发挥的轻率性。

说到他的丧命、他的许多失败，都是由于嗜酒，这点是普遍为人所知的。睡梦中被割掉首级的时候，也是在大醉之中。在徐州，他破了禁酒令，喝得大醉，被吕布夺去城池。这样看来，古来在武勇超群的英雄豪杰极易具有的豪放磊落、天衣无缝的性情之中，同时也会出现过于单纯的人性，而其中由于本人的过于单纯和粗率，往往招致毁灭的悲剧。对此，张飞也是未能逃脱的。

一旦出现在战斗的舞台上，就会显出无比的力量，但在人生的最终章上，由于自身的鲁莽，招致无谓丧身的"张飞型英雄"的悲剧——说明在人生的长河中，能名实相符地克服这种悲剧，必须超越各自的才智和天分，依靠人格的根本力量。

与张飞相反，关羽的魅力，固然与武勇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的人格力量。我的恩师对此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关羽为人厚重。这是一种有时会吃亏的、严肃的性格。他的伟大之处，我认为在于他始终遵守义气，而本人却丝毫不以此自傲。""关羽是个讲信义的人，一生都是尚节操、重义气的。"

与关羽的人格有关的逸话是非常之多的。他的高尚的人格，甚至使敌方的主帅曹操都为之心服。曹操总是称关羽为"天下的义士"，对他坚持信义的生活态度，表示敬意。曹操对关羽的人性表示敬佩是在徐州关羽被擒之时。曹操当时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将这个声望极高的俘虏收为自己的部下，给他偏将军的职位以及金银器皿、高价的战袍，甚而至于赠送他骏马赤兔马，给予了种种优厚的待遇。但是关羽对刘备的信义是毫不动摇的。相反，他始终怀念当时生死不明的刘备，保护着刘备的两位夫人。这样，关羽虽然深感曹操的深厚情谊，但他说自己蒙刘备大恩，誓同生死。因此他将曹操所赐之物全部封存起来，回到刘备那里去。就连曹操也对关羽坚守信义的情操，深为感动，爽快地送他走。

这的确是个意味深长的有名场面。在吉川写的《三国志》中，关于曹操称赞关羽的严正操守，做了如下描写："不问敌我，予每接触到武人的高尚情操，都深感无上愉快。予深感在此一瞬所有这天地、人、这人世的一切，都充满美好的事物——这种以一个人格来薰染他人，它的影响，必将及于后世的千年、两千年的吧。"

一个人物的高洁人格，的确是会超越敌我、超越时间，使人们受到感动，激发人们向上的。真正的人格者、具有非凡力量的人才、领导者，他们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他们总是具有这种力量。我也接触过国内国外使我内心深为感动的人才。吉川先生描写的上述的这段话，的确是至理名言。

总而言之，不管什么时代，像关羽这样重节操、讲信义的厚重的生涯，在乱世中将会大放异彩；同时，也使生活在现代的人充分了解到一个人格所产生的力量是多么伟大。

赵子龙的英勇

——沉着冷静、善能实践的勇将

在刘备军中，赵子龙——赵云的存在，虽不如关羽、张飞那样名声赫赫，但却在沉稳中发出另一种光彩。事实上，在人物众多的《三国志》中，对赵子龙怀有共鸣的读者是不在少数的。上文提到的偶人制作家川本喜八郎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他曾说："看赵云的行动，他为人的正直、判断精确和英勇无敌、战则必胜等等方面，总使人觉得他是《三国志》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对他来说，从未有过因小小的一点疏忽而导致作战失败的事例。诸葛孔明制订的作战计划，最能忠实执行的人是赵子龙。似乎孔明也比谁都更信任他。"

我个人也曾接触过许许多多的人，其中的确有像赵子龙这样的人，他们表面上并不怎样出人头地，但到了关键时刻却能很好地完成别人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从这种意义说，从地位、立场或表面现象来判断人物，是非常错误的。毋宁说，千万不能忘记，所谓优秀的人材，有许多人是表里如一、不辞辛劳、默默地完成自己使命的那种人。

同时，如川本先生所说，"判断精确"、"英勇无敌"、"战则必胜"这些优点，正是一个领导者必备的资质。这其中，在"英勇无敌"方面，关羽、张飞并不比赵云差，但是在"判断精确"、"战则必胜"方面，可以说赵云是更高一筹。在说明赵云"判断"精确的事例中，可以举出刘备失去结义兄弟关羽时立即要兴师伐吴时，赵云曾强烈反对。

这就是，将宿敌的魏置而不顾，对吴开始作战，是极其错误的。吉川写的《三国志》中曾就此事做如下描述：赵云向刘备进谏说："我认为，现时不可伐吴。伐魏，则吴自亡。如放下魏而先与吴作战，则魏吴必同心协力，而蜀势必陷于困境。"当时的中国大体共有十七州，其中魏为最强之国，统治着十二州。从大局看，蜀只有与吴联合，才能与魏对抗。而且，从灭魏兴汉的大义名分来说，赵云的意见自是正论。但刘备不听，强行与吴作战，结果遭到了无法挽回的失败。赵云预料到这点，足可以看出他遇事兼有沉着冷静的判断力。

赵云的这种精确的判断力，对指挥周密作战的孔明来说，当然可以放心地交给他任务。孔明多次使用赵云，授给他秘计，不断拯救主君刘备的危难。从这种意义说，正因为有赵云这样足以信任的、担当实际战斗任务的武将，孔明才得以发挥他纵横无尽的智略。

不但如此，在赵云身上还有使人难忘之处：他除了遇事沉着冷静之外，还有他那虽老不衰的气概。这是有关他晚年仍然气势磅礴的一段故事：主君刘备死后，孔明上奏《出师表》，然后北伐。当时，特地将鬓发皆白的老将赵云排除在北伐军的编制之外，让他坐镇后方。关于当时赵云如何不服老，吉川先生是这样描写的：

"但是，赵云对丞相的用情，不但不感到高兴，反而，当他一知道发表了出征的编制名单后，便立刻来到丞相府，和孔明面对面地谈判：'为什么某家的名字不在其中？毫无道理嘛！''不是某家夸口，从先帝的时候起，我赵子龙临阵从未退缩过，追赶敌人也从未落后过呀。某家现在虽然年迈，可某自认为并不比年轻人差啊。某生为大丈夫，死在战场上才是最上的幸运。——难道丞相想要叫这样说的赵云晚节，像一根朽木似地烂掉吗？"

这样，赵云如他所希望的那样，率领五千精兵，做为先锋启程了。这里生动地写出了赵云的气概。不管如何年老，也要贯彻由青年时期起一直不变的信条与信念。这里边，洋溢着赵云作为人的伟大和无法言表的飒爽气概。我们的人生也应该是这样的啊。

关于曹操

——乱世奸雄、才智之将

如何看待魏的主帅曹操——这是《三国志》中一个很大的难题。对他的评价因人而异。这正说明现实的曹操本身具有难以用一个层次加以把握的复杂性。作为将军的才能、特别是从他的军事才能的观点来看，他具有同时期的竞争者——蜀国的刘备、吴国的孙权所远远不能企及的天赋之才。这点，当时可以与之比肩的，只有诸葛孔明一人而已。实际上，在《三国志》上所展示的、代表这一时期两名军事天才家的无数次头脑战，不断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而说到真正能在战乱之世屡操胜券的将才，首先应推曹操，他才是杰出的英雄。

曹操在作为将军的器宇方面，也极擅长收揽人心，他广泛纠集人材，大胆加以擢拔，正像他用尽心机企图招揽敌将关羽、赵云那样，巧妙地抬举投降的敌将，罗致了许多名将，为我所用。而且，其才文武兼备，无所不包。这样看来，曹操的确是个与他自己所希冀做天下人的大志相称的稀代英杰。而实际上，考察一下他在乱世中所走过的足迹，便可以看出他另一个真实相貌，那就是他那极端冷酷无情的才人的"面孔"。

户田先生评论说："曹操作为将军的确是伟大的，真正有力量的。历史上与他相似的人物，恐怕是只有拿破仑、还有织田信长吧。但是，曹操虽说是英雄，毕竟是奸雄一流的人物。他另有残酷无道的一面，即使为他出过力的部下，他也毫不容情地杀掉。"

在说明曹操残忍性的事件中，他曾残杀过父亲的朋友吕伯奢全家。根据吉川先生的描写，曹操年轻时期，暗杀董卓未成，当他逃走时他探望了吕伯奢，求借一宿。吕伯奢爽快地把他留了下来，到邻村去沽酒。夜已深更，隔壁传来了磨刀声，这是为了款待曹操杀猪相待。曹操错误地认为要杀自己，立即杀掉了吕伯奢的家族和奴仆。不仅如此，当他明白了自己的判断错误之后，在逃走途中遇上了吕伯奢，他为了消除后顾之忧，把吕伯奢也杀了。他的人性真是冷酷已极。这里，不难看出曹操可怕的虚无主义者的冷酷面孔，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与目的，可以无动于衷地随便杀人。

曹操这种令人生畏的冷酷性，自然使人们一直在内心里都不喜欢他。而曹操则企图以他自己特殊的才干来赢得人心。

从这种意义说，他究竟是好是坏姑且不论，总之，曹操始终是以他的"才智"作为有力武器取胜的。他一方面仗持这个"利刃"登上了乱世的顶峰；而另一方面，又用这个"利刃"不断伤害自己。曹操经常由于过分相信自己的才智而招致失败。

比如，当魏、蜀大战时。魏军连连大胜，蜀兵丢盔弃甲，争相败走。魏军乘机追赶。如果当时追上蜀兵，那么蜀军就会全部被歼。但是，曹操止住大军。魏将都对这次收兵感到奇怪。而曹操则认为孔明所率的蜀军并非真的退兵而是佯败，采取了慎重的处理。但由于曹操收兵，蜀军突然转为反攻，结果魏军只好退却。

在吉川的《三国志》中写道："曹操经常赌智谋，结果败在自己的智谋身上"，"据说智者反而会溺死在智中"。这样，曹操从本质说来是个策士，他总免不了自认为没有比自己智谋更高明的人。结果，他是才有余而德不足，为自己的才所囿，不能行王道，也就是说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霸道的奸雄。

年轻时的曹操，是个充满理想的有为青年。使他最初扬名是在讨伐黄巾时，当时他一直是在国家这个大义名分下活动。后来，当臣下劝他继皇帝位时，他拒绝说："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这是通晓天命与道义的曹操的一个侧面。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他又是充满野心的。在这种相互对立的野心与道义的紧张关系当中，曹操相信自己的力量与才智，一味向前猛进。

到了临近晚年，在曹操的面目中，他的野心上升到首位，到处表现出又是易怒又是焦躁的丑态。吉川英治先生对于这个当时不过是一介宫门警卫、胸怀壮志、气概恢弘、对逢迎或阿谀感到侮辱，笑人之愚的青年曹操，到了五十几岁的后半生，逐渐丧失过去英杰面目的过程，做了如下的描写：

"……不过，近来的他又是如何呢？在赤壁之战前，在赏月的船上，已经相当计较自己老龄了，老来以后，他已完全不再是青春时期那种不为逆境所动的姿态了，动辄愿意听到侧近者的悦耳之言，他不知不觉也变成了过去他曾经轻蔑过、唾弃过、嗤笑过其愚的上官地位了。"——不管什么样的英雄豪杰，随着年龄、境遇的推移，很容易陷入人所具有的平庸的弱点。在这里，一代的权势者功成名就之后极易陷入的可悲习性，带着某种哀感，被充分地显露出来了。曹操的可悲之处，归根到底，是在说明：一个才智之士，甚至把他自己所怀抱的青春理想都践踏了，从自己本来所唾弃的丑恶人性，一步也未能逃脱出去。

孙权和人才

——吴国国祚最长的背景

成为《三国志》舞台的魏、吴、蜀三国，后来都走向灭亡。先是蜀亡，其次，灭了西蜀的魏国也在蜀亡后仅仅三年也灭亡了。这样，三国中吴是存续得最长的一国。为什么不是国力最富的魏，而是吴国寿命最长呢？——我认为这里蕴含着重要的历史问题。

吴的第一代皇帝孙权，接过其兄的印绶，成为吴主，当时他十九岁，正是弱冠之年。这时，刘备已经四十岁，曹操是四十六岁。吴的寿命之长，当然和孙权年轻有关，但不能只以年轻为理由。纵然年轻，如果人主不是非凡的人物，在战国乱世，还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吴主孙权的非凡之点，是在他手下有以周瑜为首的许多才能智谋之臣，尽管他年轻，但却将这些从父亲孙坚以来的老臣使用得非常得当，使之各尽其所长。不但如此，而且还接连招揽人才，加以重用。他的特点是擅于用人。而这点可以说是保持吴长久存续的最大原因。孙权的成功，的确说明了"得人"才是领导者的最大责任。

在年轻的孙权手下，聚集众多有能之士的背景，除了孙权的器宇宏大之外，其兄孙策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孙策在其父孙坚三十七岁的壮年战死之后，继承父业，他也武运不继，二十六岁遭到刺客的暗杀。从这一意味说，孙权可以说是第三代的江东之主。其兄孙策很早就看出这个弟弟具有非凡之才。从而在临终时将印绶交付给他，并留下了如下的遗言（《三国志》，吉川英治著）："你长于内治之才。但率江东之兵，敢于进行乾坤一掷的冒险，你远不如我。……因此，你要牢记父兄当初创建吴国的艰难，任贤举能，守护疆土……。"孙权彻底遵守了"任贤举能，守护疆土"的这一遗言。

说明孙权如何对待人才，有一段有名的插话（《三国志演义（上）》，立间祥介译，平凡社版）

：年轻继承帝位的孙权，有一次问孙策时期的有名参谋周瑜："我虽承继了父兄的大业，但如何才能守住基业呢？"周瑜回答说："任何事业的根基都是人的问题。得人者国昌，失人者亡，因此您的近侧置德高才俊之士，最为紧要。"①孙权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忠言，得以建立了王权的根基。就这样，吴国具备了尊重人才、发现人才的良好土壤。在以后，关系到吴国存亡的赤壁之战时，建立殊勋的鲁肃，是周瑜所荐，而毅然委以重任的则是年轻的孙权。

①此处《三国志演义》原文为："瑜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

同时，还有以有名的词句"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吴书》，吕蒙传注）而知名的吕蒙，也是被孙权发现的，吕蒙一改过去只偏于武艺的态度，是一个在学问上大有进益的人。孙权在培育人才方面，不只是着重于收罗人才、使用人才，而且在吴国国内提倡研究学问、鼓励切磋琢磨的风气。这是魏、蜀所没有的吴国的特点。从这种意义说，最重视教育环境的是吴国。

孙权领导艺术的杰出之点，如上所述，是将内治的根本放在培养人才上，遇上具体的事务，则充分听取这些军师、参谋的意见。因此，在孙权统治下，充分发挥了军师、参谋所具有的能力挽救了吴国的危难。"创业易、守成难"，这本是历史上的教训，而孙权则是求贤、任贤的"内治之雄"。同时，考虑到以孙权为中心的吴国臣下们长达数十年的紧密团结，就会了解为什么吴的国祚一直绵延到最后的真正原因。可以说，这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一切团体与组织，能得以永续下去，必须超越每个单个人的力量，依靠紧密的协同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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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战争与和平》

历史并非英雄创造的

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登场人足有五百五十九人。把这一庞大的人物群，写出每个人的特色并加以戏剧化，托尔斯泰的天才力量是任何人都不能不为之折服的。他的想象力、构成力，婉转曲折而细微的心理刻画，他的独具特色的历史观……的确应说是大文豪的最高杰作。

这部长篇小说，是从一八○五年七月彼得堡一次豪华晚会的场面开始的。它描写了从这年起俄罗斯与奥地利联军对拿破仑开始的战争，直到七年后以拿破仑的军队入侵俄罗斯为高潮的这一段激荡的时代，它的终幕一直写到一八二○年冬天。写了奥斯特里茨与鲍罗金诺的两大战役，莫斯科的大火，拿破仑的败退等等历史上的巨大事件，以巨大的场面，描叙了欧洲近代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时代。

对这样的"大状况"，配以"小状况"即以保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竺豪夫三个家族为中心的种种人物群像。围绕着"战争意味着什么"、"和平又意味着什么"以及"人生"、"死"、"爱"等等根本问题，形成了空前壮大的人间剧。

托尔斯泰三十六岁时开始写这部小说，最初似乎企图写一部以一八五六年由流放地被赦免归来的十二月党人的活动为主题的小说，但是，这样一来，就必须上溯到前一时期俄国历史上的巨大事件——对拿破仑的战争。俄国的亡命诗人梅列日克夫斯基在提到普希金所说的："他给俄罗斯民族揭示了伟大的天命"这句话的同时，认为"彼得大帝所给予的冲击，使俄罗斯的肉体觉醒，而拿破仑所给予的冲击，使俄罗斯的灵魂觉醒"（《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列日克夫斯基著，植野修司译，雄浑社版）。拿破仑给俄国的冲击的确是意义深远的，它使俄国人的民族觉醒迅速得到高涨。这一事实，正如梅列日克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可以从代表俄国的两大文豪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各在其主要著作《战争与和平》、《罪与罚》中均写了拿破仑一事，得到印证。

那么，和拿破仑在历史上的存在相比较，出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拿破仑的形象又是多么寒伧、多么单调甚而至于藐小啊（以下引文均摘自中村白叶译《战争与和平》，收于《托尔斯泰全集》，河出书房新社版）。

在奥斯托尔利兹战役中负伤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偶然与巡察中的拿破仑相遇，拿破仑虽是敌人，但却是安德烈十分崇敬的英雄。

"'啊啊，死得光荣。'拿破仑看着保尔康斯基说道。安德烈公爵意识到这是在说自己，同时也知道说这话的人是拿破仑。……但是他用听苍蝇嗡嗡叫的心情在听这话。……他虽然知道那是拿破仑——他所崇拜的英雄，但是，这时和在他那头上飘浮着云彩的高邈的苍穹与他灵魂之间所正在产生的东西相比，使他觉得拿破仑简直是太藐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第一卷第三编）。

其他，如鲍罗金诺会战的场面，或法军从莫斯科败退的场面，其中所刻画的拿破仑，与俄国的民族英雄库图索夫将军相比，往往被描绘得单调、卑猥，带有可笑的味道。当然，也可以认为"伟人"中也往往隐藏着"凡人"，但《战争与和平》中所描绘的拿破仑的形象，却未免过于寒伧了。

让我们看看与托尔斯泰笔下的拿破仑形象形成对照的、另一个大文学家是怎样评价拿破仑的。在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中，他是这样说明他对拿破仑的印象的：

"——拿破仑是个了不起的人，总是那样富于悟性，那样头脑明晰而富于决断力。""他的一生走着的是，从一次战争接一次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半神式的道路，可以准确地说，他始终处于'开悟'的状态之中。正因为是这样，才形成他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的命运"（《与歌德的谈话》，爱克曼著，山下肇译，岩波文库版）。

究竟哪个是拿破仑形象的真实相貌？是托尔斯泰的？还是歌德的？——关于这点，这里不准备多说，只想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在身负重伤的安德烈眼中，拿破仑形象之所以很快就黯然失色，是安德烈假托在拿破仑身上的世俗的价值——也就是说，那些权势、财富、名誉、地位等等，在生死这一根本前提面前，说明它会多么脆弱地崩溃下去。

按佛教的教义，一切外部世界的现象都与内部世界具有不可分的关系，都是内部世界的显现。从而，我们不应忘记：

在《战争与和平》中登场的拿破仑形象，也是托尔斯泰或者安德烈公爵在"自己心灵"中把它接受下来，并把它加以映现出来的拿破仑形象。

第二，即使如此也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托尔斯泰如此执拗地把拿破仑加以卑猥化呢？这使人不能不感觉到托尔斯泰独特的历史观起着强烈的作用。这就是指他那看事物的透彻眼力：历史不是由卓越的领袖个人创造的。

拿破仑就是由于托尔斯泰的这种透彻的洞察力，在悠久的宇宙和历史的激流当中，在无法逃避的生死的大事上，以及在民众的创造力面前，只能接受如此这般的评价。

导致最后胜利的根本条件

在开始鲍罗金诺战役的前夕，安德烈公爵向前来阵地访问的好友彼埃尔讲了战争中最重要的东西。他说：

"两个步兵总要强过一个步兵，但是，实际作起战来，有时一个营会强过一个师，有时还会弱过一个连。这点就是不同。……战争的胜利，过去就不决定于阵地、装备、兵员，恐怕将来也是如此的。……决定它的嘛，是我，是他，是这些人……还有，每一个士兵的情感。"

"战争嘛，只有那下定决心，一定要取得胜利的人，才会胜利。为什么我们在奥斯特里茨吃了败仗，敌我双方的损失是不相上下的，可是，我们却过早地认为我们是输家，于是我们就真的输了"（第三卷第二编）。

"情感"、"下定决心，一定要取得胜利的人，才会胜利。"——这绝不是太平洋战争中表现在日本军部身上的那种无谋的、非理性的精神主义。在任何战争中，决定最终胜利的根本条件，在于它的全体成员是否具有为某种目的、团结一心这样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像听到一群水鸟的飞翔声就逃跑的平家军①那种样子，从一开始一盘散沙、惊恐万状，是根本不可能取得战争胜利的。

①在"源平之争"中，一次，平家军与源氏军会战（富士川之战）时，由于平家军将兵都十分怯懦，夜闻一群水鸟惊飞的声音，便以为敌军袭来，惊恐败走。成为历史上有名笑柄。

这是我从一个年轻朋友那里听来的故事，现在某橄榄球日本代表队的教练曾讲过如下的一件事：

——有一次，在日本代表队看来，实力多少有些差距的国外一个学生队前来日本访问，规定的四场比赛，最后一场，决定由日本代表队上场。从第一场的战绩看，对方并不很强，这样，就产生了疏忽大意。而那个学生队却是把全力倾注到和日本代表队的比赛上的。果然，日本代表队一败涂地。取得胜利的学生队回到更衣室后，爆发了一片胜利的欢腾。这样，日本代表队的教练进行了反省：假如是我们胜利了，我们能够那样欢腾吗？也就是说，在争取必胜的执著与信心上，不是已经存在着差距了吗？

士气——也就是说能否在中心者的率领下紧密团结从事某项工作，这对于决定胜负属于谁，起着如此微妙的决定性的作用。

在鲍罗金诺之役中，这点也是非常富于教训的。这次战役，双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从战斗本身来说，显然法军处于优势。但是，库图索夫是绝对不肯承认失败的。

"只有他一个人，公然说·鲍·罗·金·诺·战·役·是·胜·利·的，无论是口头上也好，在报告或建议书上也好，他到死都这样主张着"（第四卷第四编）。

实际上，库图索夫的作战本身也是如此的。在鲍罗金诺之役看来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份不妙的战况报告送到库图索夫手里。但是被敌人评价为"那个慢性子的库图索夫、以忍耐与时间决定一切为信条，果断敢为之敌"（同前书）的他，唯独此时一步也未退让。他朝着泄气的部下大喝，命令副官说：

"去向各战线传达我的命令，明天由我们发动攻击"（第三卷第二编）。

而其结果——

"依靠一般称为士气、构成战争中枢神经的一种气氛在整个军中维系起来的连锁——依靠这种很难说明其性质的神秘连锁，使得库图索夫的话和他对次日作战发出的那道命令，一起传遍了全军"（同前书）。

这位"将军"的决心，使疲劳已极、心理动摇的将兵们振奋起来，这样打开了战场上的胶着局面。平时尽管他几乎让人看成是优柔寡断的慎重论者，但到了这一要见真功夫的时刻，这位坚持必须打赢、不想后退一步的库图索夫，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名将。有的人认为一八○○年后俄国的将军中再也没有人能像库图索夫那样受人们的尊敬了，看来是很有道理的。

对此，拿破仑又如何呢？法军又如何呢？

"尽管拿破仑已接到报告说占领了突角堡，但他已觉察到这次战争和过去所有的战争都有某种不同、或完全的不同。而且他也觉察到那些具有战争丰富经验的周围的人，也具有和自己所体会到的相同感觉。……拿破仑根据他的长期战争经验，他深深懂得，长达八小时倾注全力，仍不能使胜利归于攻击军之手的战斗，意味着什么。他深深懂得，这次战争几乎等于失败，在现在这样战斗达于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一个极微小的偶然也能导致他和他的军队的灭亡。"（第三卷第二编）

虽说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法军的战斗仍保持着优势。尽管如此，拿破仑和他的麾下，在他们必胜的决心上已出现了阴影。可以毫不夸张说，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注定了法军的失败。"我们一定要在决战上胜利！"——由于蕴藏在民众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的力量，俄罗斯军终于打退了拿破仑的军队。

决定胜败的是什么呢？——托尔斯泰对这一命题，通过他笔下的描绘，给予了这样一个回答：那种看似简单，其实是非常微妙而又博大的"人的执拗的力量"，是何等的重要。

提到这种执拗的力量，总使我想起丘吉尔的轶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本土连续遭到纳粹德国的空袭。当时，几乎使人认为伦敦可能因此而濒于毁灭。但是，据传说，当时的首相丘吉尔却悠悠地在大火中指挥着交叉地放气球。

许多伦敦市民，看到他那从容不迫的身影，终于放下心来。

丘吉尔的"绝不能输给希特勒那种邪恶的狂信主义和破坏主义"，这种泰然的、毫不退缩的信念，给那些吓得不安和绝望的人们以多大的鼓舞啊。执著的一念，它所起的作用和力量之大，真是无法估量。

"为将者"的条件

俄罗斯军的总司令官库图索夫将军，是个非常具有魅力的人物。他风彩不扬，而且在鲍罗金诺战役时，拿破仑正值四十三岁的壮年，而库图索夫已是六十七岁的高龄。有许多批评说他既不乘马，又在会议席上经常打瞌睡。在皇帝面前他也不是个十分得宠的人物。

这样的一个库图索夫，所以被选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大战的总司令官，其理由全在于他的声望。因为在"愚鲁而又聪明"的民众眼里，锐敏地看出了在此事关国家存亡的巨大危机之际，堪为国家柱石的人，除了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之外别无他人。

那么，他的声望又从何而来呢？托尔斯泰认为是由于库图索夫"是个地地道道的俄国人"。的确也是如此，所以才在纯粹俄国式的对拿破仑战争这一决定命运的事件中，库图索夫得以发挥他的领导才能。

同时，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库图索夫对俄国的爱，和他对人的爱、他的人类爱这类普遍的感性，毫不矛盾，而是直接相通的。托尔斯泰并不把库图索夫当作英雄对待，而是将他作为有人情味的一位老将军，怀着共鸣的心情来刻画他的。还应该注意，他的这种人情味，是与普遍的价值联系在一起。因为库图索夫执著的一念的底层是追求"和平"而不是"战争"。我觉得这可以说，正是这种"大乘的立场"，是使得库图索夫成为一员真正的武将的原因。

托尔斯泰写道：

"他（指库图索夫——引用者）的行动——毫无例外的全部行动，都指向三项同归于一的目的。一、全力贯注于与法军对阵上；二、一定要打败法军；三、尽可能减轻人民和军队的灾难，同时将敌人逐往国外"（第四卷第四编）。

这里，我希望提请注意的是，它明显地表明了为摆脱落到头上灾难的坚定意志，而丝毫看不到以任何名义来鼓吹战争的狂热。而且库图索夫在极端错综复杂的情势下始终贯彻他的意志。qi書網-奇书托尔斯泰曾叙述感想说："历史上的人物所怀抱的目的，从来没有人能像十二月战役（对拿破仑的战役——引用者）中库图索夫那样为实现其目的倾注了全部精力并获得完全的成功。在历史上要找到他这样的范例是十分困难的"（同前书）。

库图索夫的意志力量、自制力量，恐怕是只有他那种立足于和平的"大乘立场"上的执著之念，才有可能做到。

在给予败退的法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库图索夫在疲惫的自家兵士和俘虏的法军面前，做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训话：

他开头说了一句一般的"感谢大家"之类的话，然后接着说下去时，他的声音与表情，便离开了作为一个总司令官所具有的特征，而一变为一个平凡的老人的声音与表情了。

"'但是，诸位的苦，我也是充分了解的，不过，有什么办法呢！再忍耐一下吧，不会很久啦。等我们送走了客人，那时就可以痛痛快快地休息啦。诸位的辛苦，皇帝陛下也不会忘记的。诸位是苦，不过这还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嘛。可是他们——大家看看吧，他们成了什么样子。'他指着俘虏说。

'不是比最惨的叫花子还要糟糕吗？当他们还有强大力量的时候，我们豁出性命和他们干，可现在我们能做到怜悯他们啦。

因为他们也是人嘛，是这样吧，诸位！'"他环视了一下周围，他觉察出在那无数双注视着自己的、带着惊讶和恭敬的、执拗的眼神中，对自己所说的话的共鸣。

在他脸上，刻印着皱纹的眼角和唇边泛出老年人的柔和的微笑，表情越发变得开朗了。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好像不知说什么才好似地垂下了头。然后说：

"不过，尽管这么说，我倒是想说：有谁请这些家伙来了呢？这是他们自做的孽呀，混极啦……"（同前书）。

摘引得稍长了一点，不过，这段描写生动地刻画了库图索夫为人的面目，也是《战争与和平》最动人的场景之一。这里边洋溢着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全不相干的、基于对人的爱的人道主义的普遍性。褊狭的民族主义，固然能够煽动仇恨，将民族引向一时的狂热，但绝不会长久继续下去。这种库图索夫的人道主义精神，迳直地叩动了士兵们的心弦。

托尔斯泰写道：

"对敌人的怜悯与自己对正义的意识——这个与老人相应的、温和的嘲骂所表现出来的意识，成为取得伟大胜利的将士们整体的感情，与之相同的感情，也充溢在士兵们的心里，然后爆发了一片欢呼声，久久没有停息"（同前书）。

我第四次访问苏联是在一九八七年五月。这次，我得到了参观莫斯科市内鲍罗金诺全景展览馆的机会。这座纪念馆和旁边的凯旋门合在一起，是为纪念打败拿破仑莫斯科远征的俄罗斯民众胜利的历史而兴建的。

在纪念馆内，四周展示了再现鲍罗金诺战斗场面的全景画。它高十五米，长一百一十五米，十分壮观。战斗从一八一二年九月七日拂晓开始，持续到傍晚，长达十五个小时。全景馆所描绘的，是其中战斗最激烈的十二点三十分的场景。战斗的舞台正是俄国阳光普照、金色的秋季。碧空如洗，在一直伸向远方的绿色原野上，点缀着一片一片的树林，车轮草也依稀可见。清冽的河水从这片原野上流过。就在这宁静的大自然当中，两军总加起来，共有二十多万人所进行的战斗，以壮阔绘卷的形式，使用绘画和模型，精细地再现了出来。

我环视着一个场面接连一个场面的全景展览，在我的记忆深处唤醒了托尔斯泰的这部名著，使我不禁深深感到：苏联人之所以将象征着对拿破仑战争的鲍罗金诺战役，以如此巨大的纪念性建筑物保留下来，在它的背景当中，不只限于因为它是俄国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事件，而且很可能是因为看出了托尔斯泰通过库图索夫所表现出来的、与人类史相通的普遍价值，并引以为骄傲的缘故吧。

"时运"的力量

如前所述，在《战争与和平》中到处展现了托尔斯泰独自的历史观。如果把它用一句话概括起来说，和一种宿命观很近似。不管是怎样伟大的人物，怎样的英雄，将自己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人，都不过是一种傲慢的自以为是而已。他们一生所为，表面看来虽似完成了某一事业，其实，和弄猴人所豢养的猴子相似，可以说不过是受某种力量的摆布而已。

"'帝王的心，在神的掌中。'帝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也就是人类的无意识的，社会的、集团的生活，它总是将帝王生活的每一瞬间，作为自己的道具加以利用的"（第三卷第一编）。

这就是托尔斯泰一贯的历史观。因此，他对于鲍罗金诺的战役，严正地下了如下的断语：

"对于鲍罗金诺战役，挑起的一方及应战一方——拿破仑和库图索夫，都是不自由地、而且是无目的地在行动着。然而，后来的历史家们却巧妙地编造出一种理论来证明两位指挥官的天才与先见之明，把它套在过去的事实上。其实，这两位指挥官，在这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中，在所有的道具当中，不过是最不自由的、奴隶般的傀儡而已"（第三卷第二编）。

这真是一种极其严峻的论断。和历史的前进过程，即时运的巨大力量相比，拿破仑，甚至是库图索夫，都不过是如芥子一般渺小的提线木偶。在这种巨大的力量面前，拿破仑自不量力地想要用自己的意志来推动历史，结果被历史压垮。

与之相比，以"再也没有比忍耐与时间更强有力"为信条的库图索夫，他理解巨大历史的洪流，具有应退则退，极力忍耐以待时而动的敬虔精神。就在这一点上，将他们两人截然划分开来。

这样的历史观，按照始终追求自己成为创造历史主角之梦的近代人的感觉说来，也许不大能为人所接受。这其中所蕴含着宿命论式的真谛的韵味，会直接形成对暴虐权力的利敌行为，而且事实上，它也的确引起过列宁的激烈反驳。但是，托尔斯泰肯定会立即安祥地答复说：这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上最富于教训意义的现象之一"的对拿破仑战争的意义。托尔斯泰这样写道：

"现在，我们明白了一八一二年法军全灭的原因所在。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及此（像今天这样认识清楚）。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到一个由最卓越的司令官率领的世界上少见的八十万大军，和只有它一半力量的、而且是由无经验的司令官所率领的无经验的俄国军队相冲突，而只会落得这样一个完全失败的结局"（同前书）。

这的确可以说是，对于只想将历史的洪流放在人智的测量线上的、某种历史主义、进步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痛切的反证。所谓时运，决不是那样简单的、轻易的东西。如果对于难以抗拒的时间洪流，缺少静听的谦虚态度，如果对历史采取轻蔑的态度，那么历史的巨大激流就会立刻把他吞噬掉，就如同虽然进入莫斯科但却为广漠的俄国土地和"冬将军"搞得手足无措的、一八一二年的拿破仑一样。……

这大概是近代人所必须理会之点吧。无限制的自由会招来无限制的专制这种反命题，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是赤裸裸地描写过的。在寻求自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之间，落入某种束缚之中，这是人的常态。正如许多历史事例所说明的那样，这其间存在着自由本身的悖理，是历史中看似不合理而实际却是合理的真实。

我的恩师户田先生经常拿一些历史小说来作为讨论的材料。我记得他有一次曾流露过这样的意见："分析一下波澜起伏的历史事件，十之七是由宿命决定的。"对于历史，当然不应使用"假如……"，不过，将这种"假如……"放进历史去看，那么不能不使人产生对历史的进程会有很大不同的感觉。

这种事还不只限于某一事件上，比如"鲍罗金诺地带"本身也会受这种宿命的支配。在那次战役后过了一百三十年左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地带又成为德苏激战之地，重复了同样的悲剧。看来，这正和人也有宿命相似，国土也会有"宿业"的。人类也会背负着某种命运吧。如果顺着这条命运之路走下去，就会重复几多的灾祸。这是必须加以避免的。

总之，人虽然想用自身的力量完成某件事，但为眼睛所无法看见的大的潮流、或为时间的洪流这些绳索系着的情况是多得无法想象的。所以对这种巨大力量抱着敬虔和谦虚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人们说"现代是忘掉祈祷的时代"，看来，托尔斯泰多少带有激进的历史观，它本身足可以作为劝诫现代人傲慢心态的"当头一棒"的吧。

面临"死"时展开的境界

如所周知，托尔斯泰在写完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世界文学史上辉煌的名著之后，他的精神世界逢着了深刻的危机。尽管他过着幸福的结婚生活，作为小说家赢得了全世界的声誉，而且获得极大的收入，但他却为人生真正目的感到不安和苦恼，在他身上出现了有名的"改宗"。

这样，晚年的托尔斯泰，就连《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杰作的价值也加以否定，其是非姑且不论，一种类似《忏悔》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世界的激烈振幅，是只有这位精神界的巨人才可能做到的。这里隐现着托尔斯泰不肯安于那种卑微的平稳生活的、强烈的生命力。

在《战争与和平》中，有一部分预示着他的"改宗"，那就是在奥斯特里茨之战中负伤的安德烈公爵仰望苍穹的场面。

"在他的上边是高高的苍穹，虽然不是明净如洗，但仍然在那高不可测的天空上除了静静飘浮着的灰色云朵之外，更无其他纤尘。'该多么宁静，多么平稳和壮严啊！和我刚才的奔跑大不一样。'安德烈公爵想道。'和我们刚才的狂奔、叫喊、搏斗，全然不同。和刚才那些法国兵和炮兵们，像似互相生气似的，带着惊恐的表情，争夺着洗杆的光景，也不同啊。——这个飘浮在高高的、无限的天空的浮云，该多么不同。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去看天空呢？可我该多么幸运啊，居然看到了天空！对啦，除了这个无限的天空以外，一切都是虚无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除了这天空以外，是什么也没有的。什么也没有的。不过，就连这个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静寂和平安以外。真值得感谢呀！……'"（第一卷第三编）

在置身战斗当中的时候，疯狂地进行互相残杀、互相伤害，可是由于某种偶然，一旦头脑清醒下来，便立刻为这些勾当感到厌恶和罪恶，——这种经验是经常可以听到的。

佛教史上著名的阿育王，正像经典上所记载的"王因行暴恶，故称残暴阿育王"那样，据说当初他是暴虐到极点的。

但是，他后来对战乱频仍、反复杀戮的凄惨景象产生厌恶，有一次，他翻然悔悟，于是奉行以"法"为根本的政治。无疑阿育王的心里也产生了类似安德烈仰望"无限大空"的"某种东西"。而这种足以从根底动摇人生观的冲击，恐怕正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正视的"生死"这一严肃的事实吧。

话虽如此，安德烈公爵虽看了"无限的大空"，但那只是"境界革命"的预兆，离确实的反应还很远。安德烈在后来的鲍罗金诺战役中又负重伤，终于死去。即使通过他临终时刻的苦闷，他的"暗黑"也未能转为"光明"。

托尔斯泰在所谓的"改宗"以后，将安德烈临终痛感苦恼的"生死"问题，以极大热情之笔加以刻画的，是《伊凡·伊里奇之死》。

伊凡·伊里奇是个裁判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过着极单纯和平凡的生活。一次，由于意外的事故，得了不治之症。通过他和死之恐怖长期的凄怆悲壮的搏斗，只在临终前的两小时中，他才在"黑暗"的前方发现了"光明"。

"不是死而是光明。

"'啊啊，是它！'他突喊出了这句话。'多么让人高兴啊！'"对他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瞬间发生的。这一瞬间的意义再也不会改变了。但是，对于在他身旁的人说来，他临终的痛苦还要继续两个小时。在他胸中发出一种咯咯的响声，他的极度衰弱的肉体，哆哆嗦嗦地抖动着。然后喘息声和嘶哑的呼吸声，逐渐变得微弱了。

"'哦，完啦！'不知是谁在他身前说道。

"他听到了这句话，在心里加以重复着。（死就是完啦）他对自己说。（再也不会有死啦）"（《托尔斯泰全集第九卷》，中村白叶译，河出书房新社版）。

这里，和安德烈公爵的情况不同，刻画了从"黑暗"向"光明"的戏剧性的转变，真可以说是真切动人之笔。我深深感到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改宗"以后的、显示思想更加深化了的、这位文豪心灵的闪光。

总而言之，正像佛法中所解说的"生老病死"或"生死"那样，有"生"必定有"死"。把这一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避免不了的事实，做为根本前提，我们的境界才会无限地、广阔地、博大而深邃地开展下去。

"剑的英雄"和"精神的英雄"

众所周知，俄罗斯文学具有很强的说教色彩。俄国的社会在其历史发展途中，缺少西欧各国那样形成市民阶级的机会。因此，可以说，以那样的社会为基础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的"……至上主义"的倾向，和俄罗斯文学是关系不大的。不管表面看是怎样享乐的、或虚无倾向的文学，在它的"深层"部分，都未能脱离与"人应如何生活"这一必然的主题相通的说教性的根本倾向。

在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中，可以说最强烈地渗透着这种倾向。他"改宗"以后的作品表现出来的说教色彩固是如此，晚年所写的《傻子伊凡》这类民间故事中的说教性，也表现了这种倾向。在贫穷悲惨的农民面前，这位大文豪深深感到自身的贵族与知识分子的负疚心理。这使他，不，也正是因他是大文豪，才使他不能沉醉在文学或艺术世界里，对农民的困境袖手旁观。

萨特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面对饥饿的孩子，文学能做些什么？"这的确是符合一个"参与"的哲学家立场的提问。

在俄国这样一个经历过俄罗斯土壤——在所谓"到人民中去"的知识分子大规模自发的"下放"运动的土地上，萨特提出的问题本身，已经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一九七五年我在莫斯科大学所做的讲演《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途径》中，我就指出过："萨特提出的问题的本身，特别是对于俄国来说，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对于和民众的幸福、解放、和平这种万人共通的愿望共同呼吸过来的俄国文学或艺术说来，没有产生这样疑问的余地。"这可以说是说教性的文学土壤所特有的一种新鲜而又丰饶之点。

在《战争与和平》中，曾描写过成为法军俘虏的彼埃尔，遇上了同是俘虏的农民出身的士兵普拉东·卡拉达的场面，使我获得了很深的印象。这个农民出身的士兵说：

"……命运的神，可以说是给俺们安排好了的。她总是研究像俺们这样的人，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人的幸福这玩意儿，您知道，和鱼网中的水一样，您在水下拉它的时候，它鼓囔囔的，可是一拉上来就什么也没有啦，就是这样的一种玩意儿嘛"（第四卷第一编）。

说这话的普拉东·卡拉达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在法国外套上系上一根绳子、戴着军帽、穿着木靴的普拉东·卡拉达耶夫的样子，显得整个圆滚滚的。脑袋是滚圆的，后背、胸脯，甚至连他那总要拥抱什么东西似的胳膊，也都是滚圆滚圆的。他那善良的微笑，大而褐色的柔和的眼睛，也都是滚圆的。

普拉东·卡拉达耶夫，从他讲的很久以前作为士兵参加过的种种战争故事来考虑的话，肯定他应该是个五十多岁的人。不过，他自己既不知道自己有多大岁数，旁人也无法替他决定。但他的牙齿却很洁白，看来很结实，笑的时候（他又是爱笑的）他的满口牙齿形成两个半圆形，长得十分整齐，一颗也不缺。下颏的胡须和头发也一根不白，身体也很富弹性，尤其是显得结实和有持久力。……"（同前书）

通过细节的刻画，唤起鲜明形象的托尔斯泰的笔力，只有使人敬佩。在阅读过程中，毫无多余的说明，一个健康的、十分善良的、十分纯朴的俄国农民的形象，鲜明地刻印在读者的头脑里。

对于彼埃尔来说，"他（普拉东·卡拉达耶夫——引用者）像最初的那个夜晚所想象的那样，作为一个朴实精神的化身，一个悠久的、奇妙的、毫无缺陷的化身，始终留在他的心中"（同前书）。

如果说拿破仑是"剑的英雄"，那么普拉东·卡拉达耶夫就是"精神的英雄"。托尔斯泰抛弃了前者而取后者。他告别了"所罗门的荣华"而去深刻凝视"一株野花"。他施展了他那如椽的巨笔，揭示了"剑的英雄"的卑猥，加重了"精神的英雄"的重量感。

托尔斯泰的这种取向性，最后升华为"勿抗恶"的无抵抗主义，作为宗教的巨人的良心呼喊，给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以强烈的影响等等，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甘地甚至还将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建立的农场，起名为"托尔斯泰农场"。

托尔斯泰晚年居住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些慕他那世界性的名声从各国前来访问求道的人流从未间断过。

一九八一年五月，我访问了位于莫斯科市内的托尔斯泰的家和资料馆。那是一栋二层木造的平凡小楼，在那里，他写出了晚年的杰作《复活》。房子里到处都可以使人联想起文豪的心灵的光辉。

尤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紧靠着他的住宅的那座资料馆里展示的一块绿色的玻璃板。在那上边写着玻璃工厂的工人们"对托尔斯泰的心情，我们支持"的宣言。当时，和国家权力勾结的俄罗斯正教会，对立足于民众大地上的正义呼喊，用破门来威胁。民众发出的抗议的怒吼，就具体地结晶在这块玻璃板上。我看到后深感到：他的作品不只是写了普拉东·卡拉达耶夫一人，而是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言论中，的确掌握了民众的心。在权力当局企图逮捕托尔斯泰的时候，从农民那里发出了"俄国还没有能装得下托尔斯泰那么大的牢狱"的抗议声，是极其自然的。

在我离开资料馆时，我将我万感交集的心情托之于笔墨，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当我知道——

大托尔斯泰的魂，就在这里，一种新鲜的感动，不会只是我一人。

大作家永远呼唤着：

民众心灵的真正甦生。

啊，这唯一灵魂的呼喊！

蹉跌正是飞跃的时机

《战争与和平》中和安德烈公爵占有同等地位的主人公，是他的朋友彼埃尔·别竺豪夫。如果说安德烈是理性型的形象，那么彼埃尔就是情感型的形象。作者把安德烈描绘为对人生持"否定"的人物，而彼埃尔则被描绘为对人生持"肯定"的人物，两人完全是对比的。彼埃尔坦率、热情，在任何事情上都讨厌半途而废，他经历了种种苦难，而每次他都得到进一步的成长，最后他和女主人公娜达莎进入幸福的结婚生活。总之，罗曼·罗兰曾评论说："《战争与和平》的最大魅力在于它的精神的年轻性"（《托尔斯泰的生平》，宫本正清译，篠竹书房版）。从这种意义说，他可以说是这部杰作中的象征人物。我在年轻时，比起安德烈来，就更喜欢彼埃尔。

波澜起伏的彼埃尔的一生，其中顶峰部分是血气方刚的彼埃尔出于对拿破仑的愤怒，前去暗杀他，反而被法军逮捕，饱尝了几多辛酸的叙述。这部分是这部杰作中，印象最为深刻的章节。

彼埃尔放还后，向娜达莎及公爵的女儿玛丽亚，激动地讲述他被俘的体验，直讲到深夜三点。在这个场面叙述中，有彼埃尔如下的一段台词：

"彼埃尔开始说道：'人们常说，不幸啦，苦痛啦。''但是，如果现在，就在现在这一瞬间，有人问我：希望不希望回到俘虏以前的我，或者说，愿不愿意一切从头搞起，那么我会说，我愿意再一次被俘去吃马肉。我们一旦从走惯了的路上被抛出去，就很容易认为一切都完啦。其实，从那种地方才是新的、好的生活的开始。只要性命在，就会有幸福。在前进的路上会有许许多多、的确是会有许许多多的东西的'"（第四卷第四编）。

从这段话里可以感觉出，这是多么充满了热情洋溢的、决心生活下去的力量啊。这些话的确是和彼埃尔为人相一致的。

而且这对彼埃尔说来，它毫无牵强做作之处，只是表现了他那为决心生活下去的力量所推动的、一直真正生活过来的、阔大而强劲的生活态度而已。这种描写，写出了彼埃尔的独特个性的光彩。

这，也许可以说是好的意思的乐观主义。它不是置于不谙世事这种肤浅的层次上，而是具有更深人性的一种品格。换句话说，这是相信人、相信人生的力量，确信好的变化将会到来的一种"度量"和一种"强韧"的品格，是与"明朗性"一脉相通的。

我和世界各国许多著名人士会见过，这些人士全都是具有最高尚意趣的乐观主义者。法国的哲学家阿兰说："悲观主义者是属于情绪的，乐观主义者是意志的。那些听任客观摆布的人，总是动辄情绪低落"（《幸福论》，串田孙一、中村雄二郎译，白水社版）。彼埃尔的个性之所以具有不断闪射的光耀，可以说是以正直和意志的态度，听从"生"的激励，从而形成起来的乐观主义。

对于每前进一步精神世界都会提高一个层次的彼埃尔，娜达莎是这样说的：

"'玛丽，您想想看。'娜达莎面带着公爵女儿玛丽亚许久都没有看到的、顽皮似的微笑说。'他这个人呀，总是爽朗的、干净利落的、就像刚洗过澡似的，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

怎么样？您不那样认为吗？——就好像刚从精神的浴室里洗过一次澡似的，我说的对吧？'"我真希望不管什么年龄，在心理上都能保持这种新鲜清纯性啊。

女性的高尚的"信赖"精神

对于女性来说，成立家庭，为人妻，为人母，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而且，这样一来，女性会如何发展、变化下去呢？——当我思索这些问题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鲜明形象就是娜达莎的精神变化。

她是罗斯托伯爵家的小女儿，她的眼睛总是那么明亮晶莹，声音总是那么动听，富于热情，她的笑声，使周围的人不断着迷。她将整个身心都投入"生"的每一瞬间，她本身就代表着年轻与健康。

但是，时代的激流，也将这样一个可爱的少女毫不容情地卷进命运的旋涡中去。由于失恋而自杀未成，自己家庭的没落、未婚夫及兄弟们的死、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爱与冷酷——在文豪笔下，将这个少女在波澜万丈的环境当中奋力活下去的美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

关于娜达莎最后的精神变化，是在作品的"尾声"中加以刻画的。在这一章里，从这部杰作的整体来看，多少不免给人以一种蛇足的感觉。对做了妻子与母亲的娜达莎的形象，也可能会给人以一种微微失望的感觉。但是，我不这样认为。

女性结了婚、成立家庭这件事所具有的意义，作品以曲折的笔致，挖掘得很深刻。在了解托尔斯泰对结婚的看法、对家庭的看法上，我认为是全书中写得最好的部分。

距震撼全欧的战乱，已过去了七年。娜达莎已经是三女一男的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彼埃尔参与了反对帝俄苛政的某一政治团体，经常不在家。娜达莎抚育孩子，料理一切家务。她稍微胖了些，脸上充满着沉稳庄重和明朗的表情，从她的形象中很难找出过去的娜达莎那种活泼的"像不断燃烧着的跳动着的火焰"一般的年轻女子的姿影了。

娜达莎的巨大变化，使得从前认识她的人大为吃惊。她已与社交界断绝联系，这倒不是谁勉强她这样做，而是因为她已经对此不感兴趣了。

她打破了当时贵族社会的常规，不把孩子交给乳母照管，由她自己给孩子喂乳。她最关心的是家庭。因此，她重视和这样的一些人的交往："当她蓬松着头发，穿着睡衣，大步从孩子们的房间跑出来（表示孩子在病中——引用者），将不再染成绿色而是变成黄色的尿布拿给人看，然后能从这些人口中得到婴儿的病已经无妨的安慰"（'尾声'第一编）。

娜达莎对彼埃尔的爱情也是极端朴实的。他有时在来访的亲戚面前发表一通批评时势的演说，在他演说的中途进到屋子里来的娜达莎，总是高兴地注视丈夫。她并不是对她丈夫所讲的内容感到高兴。她对那些事物已丝毫不感兴趣。

"因为那类事都太简单了，就好像早已熟知的一样。（她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早就十分了解这些话的来源地——她的丈夫彼埃尔的心）。她只是由于看到他那劲头十足的、充满激情的样子而感到高兴"（同前书）。

我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意思，认为女性应当把心思全放在家务和育儿上面。女性也应当各自关心社会，参加到社会中去。

只不过是，我在为人妻、为人母的娜达莎的形象中，发现了有些东西在现代社会或现代家庭中正在丧失，而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就绝对不应当丧失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指出它是夫妻关系或母子关系，听起来也许很平常，其实，这里边有着用这类话表达不出的更深一层的某种东西。它是和某种重大的东西相连结，而这种连结既不以个人好恶、对事的看法为转移，也不受是非曲直的左右，从某种意义说，甚至也不受善恶的影响。托尔斯泰借描述娜达莎结婚时的心情，曾这样写道：

"她在以前凭本能所引导的、使用过的魅力，现在，从最初的一瞬间就将自己的全部存在完全交给了丈夫，也就是说，将任何一个微小的角落对他都无所隐瞒的、所有藏在内心极深处的东西都对他讲了出来。她觉得这在丈夫的眼中，也许未免滑稽可笑的吧。她感到自己和丈夫的结合，并不靠当初将他牵引到自己身旁的、那种一般的诗的感情，而是正像自己的心与身体的关系一样，虽然自己也说不太好，但它是由牢牢的某种东西维系起来的"（同前书）。

虽说是夫妻，毕竟是完全陌生的两人的结合。至于子女，早晚也是要独立，离开自己的。只是听凭好恶或感情上的选择，结合在一起，说不定迟早会出现破裂的。

为了能经受住各种考验，能包容和维系住夫妻或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东西，自己也能从中汲取养分，同时有助于人的成长的这种精神土壤，才真正是比任何东西都更为贵重的。我认为在这一层次上的妻子或母亲的存在所占的比重，要比想象的大得多。"像自己的心与身体的关系一样，虽然说不太好，但它是由牢牢的某种别的东西"——娜达莎无疑已经是真实地感受到这点了。

这种精神土壤，在我国的古代，用"缘分"或"天"这类词语来表示。在这里有着夫妻彼此信赖、彼此协力、登上人生坡路的生命，在克服几多考验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爱的羁绊的重量。在每次的凛冽的风雪中加深了爱情与信赖，体会到更深的羁绊与生命的一体感，这才可以称得上是人的真正的爱情。这会和那种想要培育人与人、或人与物、人与自然的羁绊的心态相联系；进而超越夫与妻、父母与子女的爱情，终于到达热爱人、热爱生命这种精神的土壤。

我觉得，娜达莎的精神变化，从人与人，尤其是从女性方面发出的"信赖"感，表现为无比的纯美。这可以用大海的形象来加以形容。大海有时以它无限的包容力，将清与浊同时吞掉；有时又以慈怜来哺育万物，具有引导失意走向甦生，引导对立走向调和，引导离反走向结合的巨大力量。这样，那种低层次的风浪又算得了什么？大海，这永不可能动摇它那深湛宁静的大海！——我从凝视着彼埃尔的娜达莎的眼睛中，深深感觉出女性那种坚定的"信赖"的力量所蕴含的无比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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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众才是真正的力量

变革时代的先驱者

——乞丐起义与厄格蒙特序曲

前些天偶然打开电视，正巧看到NHK（日本广播协会）

台的"名曲展播"。这天放映的是贝多芬的厄格蒙特序曲。据说贝多芬共写了十二个序曲，其中以一八一○年完成的厄格蒙特序曲最为有名。

二次大战刚结束时，我住在东京的大田区。那时在狭小的公寓里，深夜欣赏贝多芬的唱片曾是我一大乐趣。当时正是第二任会长户田的事业陷入苦境之际。我每天同他艰苦奋战，同时自己又染上肺病，身心极度疲劳。在此困苦之中，贝多芬的雄壮乐曲给了我巨大希望与勇气。我感到自己目前的处境正如"暴风雨中的青春"，眼下不正是走向光辉胜利的序曲吗？！

据说，贝多芬有感于歌德取材十六世纪荷兰独立运动的剧本《厄格蒙特》，才创作了这个序曲。后来贝多芬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充分表达了对歌德的敬意。他写道："我由于热爱那个诗人，才创作了那首曲子。"（《贝多芬书信集》，小松雄一郎译，岩波文库版）

在荷兰独立运动中，为了民众，为了信仰，献出生命的领导人厄格蒙特，以及团结在抵抗强权运动的核心乞丐党周围的民众群像，从他们身上我们得到许多群众运动的启示。

十六世纪，欧洲发生了震撼全土的重大事件：宗教改革运动爆发，新教兴起，出现新教与旧教的尖锐冲突。在这严重的形势下荷兰发生独立运动。

十六世纪前半期，荷兰与今天的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方部分领土，属于同一国家，名叫尼德兰国，受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统治。一五一六年查理五世继承西班牙王位，尼德兰便成为西班牙属国。翌年，德国爆发宗教改革运动，新教也逐步传入尼德兰。当时的尼德兰已发展成工商业中心地带。新教主张"勤奋工作，为神所知"的道德观念，这自然深得民心，迅速传播开来。但是尼德兰的统治者也同德国一样采取了镇压新教的方针。不过，查理原是尼德兰人，了解当地民情，所以他的镇压并不十分严重。一五五五年，查理五世退位，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继位，情况发生巨大变化。

腓力二世把大约一百年前扑灭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时使用的审问异端者的宗教裁判制度，重新搬到尼德兰，对新的"异端者"进行残酷镇压。因此矛盾速迅激化。

终于在一五六六年发生起义。那些对国王腓力二世愤怒已极的数百名尼德兰中下层贵族，一举冲进布利尤色宫。

他们向国王请愿，要求"废除宗教裁判制度"，"召开解决宗教问题的联邦会议。"就在此时，一个国王的近臣侮辱他们说："这些人不过是一群乞丐而已。"这就是乞丐党一名的由来。

他们此时正为自己组织的名称犯愁，听了这个，便饶有兴致地反其义而用之，把一个侮辱性的称呼，变成自己的光荣称号。据说当时他们还举杯高呼："乞丐党，万岁。"后来就在这名称之下，集结起反抗暴政的力量，进行了名垂千古的斗争。

我深觉公然把乞丐这一蔑称反过来当成自己的荣誉的作法是颇有气概的。凡事大度，不把对方放在眼中也很重要。我想，不管对方如何攻击自己，恶语也好，侮辱也好，全然不过是向天唾吐的小人行径。我们应当具有才能和度量使自己永远挺起胸膛，阔步前进。

具有历史意义的"乞丐党"成立了，起义开始。但是斗争异常炽烈。

第二年，一五六七年，西班牙国王立即派去阿尔发公爵进行镇压。阿尔发建立"除暴评议会"（血的评议会），展开恐怖的镇压活动。因此，以厄格蒙特为首的八千多个贵族和市民惨遭杀害。在这场狂暴之中，十多万民众被迫逃到海外。

乞丐党受到沉重打击，幸免的人大都流亡国外。那些流亡者在国外组织"海上乞丐党"，继续革命。潜伏下来的人化名为"森林乞丐党"，展开攻打教会、袭击修道院等激进的游击活动。在这场苦难之中，斗争呈现出真正的独立战争特色。

一五七二年，"海上乞丐党"占领布里尔。进而攻下佛兰德尔和德伦特两个州的各城市。以此为契机，抵抗运动逐步取得成功。一五八一年，北部七个州发表独立宣言，荷兰共和国获得自由、独立。

不经历苦难，便不会有凯歌。"乞丐党"在迫害面前没有屈服，终于成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核心"。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在"乞丐党"背后，最活跃的人物有厄格蒙特和奥兰治亲王威廉等人。看来，厄格蒙特很富于智慧，在战场上勇猛果敢，是个有魅力的人物。他反对西班牙暴政的行动，正是代表民众的呼声。

后来歌德在戏剧中对厄格蒙特作了感人的描写。剧本大约在厄格蒙特逝世二百年后的一七八七年九月完成。当时歌德三十八岁。

他笔下的厄格蒙特是一个热爱自由、正义的革命宗教运动盟主。他在群众中有崇高威望，"天下人全都热爱厄格蒙特伯爵。"

戏剧中的厄格蒙特责难那种由于无谓的不安与恐怖，浪费眼前大好时光的人，他说："只有享受眼下的瞬息时间，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还说："我已站在高处，还可以走到更高地方，而且不能不走。我感到希望与力量，我还没有到达最高顶点。"（《歌德全集4》，内垣启一译，潮出版社版）

歌德通过这些语言的设计，表现出厄格蒙特勇敢的个性。

"构成主人公特征的是刚勇，这是他的天性，是他一切行动的基础。"（同前书）

厄格蒙特最后中了阿尔发公爵圈套，被俘后遭判死刑。但是他的信念一直丝毫未变。他的情人克莱露芬拼死设法营救，最后失败，绝望之余服毒自杀。在厄格蒙特赴刑场之前，牢房中出现克莱露芬的幻影，为他的正义之死祈祷。厄格蒙特最后指出：爱国志士的鲜血不会白流，他说完"我要为自由而死。"之后，大踏步走向刑场。厄格蒙特走上断头台，戏剧即将拉幕，此时他高呼："为了营救出你们最热爱的人，愉快地死去吧，就象我现在这样。"（同前书）

厄格蒙特就这样，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留下铮铮的壮语。

歌德的亲密朋友、历史学家、德国剧作家席勒在《荷兰独立史》（丸山武夫译，岩波书店版）中写道："我认为尼德兰获得自由是最引人注目的世界大事之一，也是使十六世纪成为最光辉世纪的原因之一。"

他在书中还热情地赞扬了荷兰的独立史是"群众强大的美好纪念"，它说明一个人的勇敢能发挥出多么巨大的力量；

觉悟的民众能够创造多么伟大的成果。

一个人顶住逆风站立起来，该有多么困难！另一方面，支持这个人，与他齐心协力，又需要多大勇气！在现实中，抱着不安与踌躇，无所作为地被历史洪流吞没者数不胜数。面对这种现实，席勒竟称赞为"群众强大的美好纪念"，足见其内心激昂之情。

"恶魔为了自己的繁荣，最需要的是善良人们保持沉默。"

这是第十七次帕格沃什①会议宣言的一句话，是今天这恐怖的核武器时代，充满和平愿望的呼声。

①帕格沃什会议——全名"科学与国际问题会议"。1957年在爱因斯坦等呼吁下，在帕格沃什召开。以后在世界各地召开多次。一直沿用此名。

任何时代的"序曲"，永远是由"先驱者的勇气"与"民众团结的力量"合奏而成的。上述历史观点概括了时代的根本潮流，我们决不应当忽视。

扭转法国革命进程的妇女

——鲁库勒夫人的果敢行动

法国大革命距今已二百年。这次革命震撼整个欧洲，宣告了封建桎梏时代的结束。同时这次革命产生了"人权宣言"，树立起"自由"、"平等'、"友爱"的思想概念。这个划时代的宣言已成为今天民主主义的源泉。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次革命使受压迫的底层群众的能量爆发出来，成为扭转历史的主要角色。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出现了一幕幕动人的群众场面。

拉法耶·萨巴契尼的《斯卡拉母修》（加岛祥造译，潮夕库版），就是一部以法国革命为背景的、激动人心的热血小说。

革命前的法国，特权阶级的僧侣和贵族高高在上，被称为第三等级的平民们处在受歧视被剥削地位。然而这种暴政最终仍是被民众打倒了。在这部小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插入唐·吉诃德向风车冲锋的一段情节。

小说主人公安德烈·路易勇敢地起来向权力者宣战。他的义父凯路卡第公爵讽刺他的行为是盲动。义父说："你读过唐·吉诃德吧，在他冲向风车时，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在你身上发生的事，就和那时一样。"路易反驳说："如果风车过于强大……，我就要设法在风的身上下功夫。"

他把风车比作特权阶级，风就是群众。用刀枪不能把风车打倒。可是一旦风吹起来，风车就不能不转。可以说法国革命正是民众掀起的风暴。它迫使风车不停地转动起来，后来又把人道主义的熏风吹进整个欧洲。

在这场吹动历史陀螺旋转的风暴——法国革命的前夜，一个普通的不出名妇女登上历史舞台。

鲁库勒夫人是个经营小杂货铺，同时兼作缝补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的市井妇女。就是这位妇女却走在法国革命的最前列，数年坚持向"巴斯底要塞"进行斗争，终于打开这要塞的沉重大门。

我年轻时也曾读过关于这位妇女的书，很受感动。大约二十年前我写下题为《献给保卫生命尊严的人》的诗篇：其中有下面一段：

为了早日实现真正的团结、幸福与解放。

你以身保卫生命的尊严。

持久和平与繁荣，并非垂手可得。

却铭刻在你们纯洁、坚强、伟大胸怀之中写此诗时，我心中充满对这位保卫生命的尊严，弹奏出革命序曲的法国妇女的敬意。这种感情至今仍记忆犹新。

"巴斯底"，原是城堡之意，最初是保卫巴黎的要塞。十七世纪，路易十三时代，把它改为监狱。后来由于一些反独裁的著名作家被囚于此，它便被视为绝对王权的象征。

一七七九年左右，巴黎有三十多个类似的牢狱。民众随时有可能不经任何审问被捕入狱。根据国王签发的命令书规定，巴斯底狱有任意逮捕之权，它成为封建专制的根基。

这样，从十七世纪中叶起，被关入巴斯底狱的无辜群众，包括为了信仰而献身的殉教者在内，总共达五千人之多。

不管什么时代，只要群众不敢斗争，就会出现当权者、为政者任意横行的局面。最终遭受痛苦与悲惨命运的还是民众。

因此，为了人人都有一个美好人生，就必须脚踏实地进行努力，扩大人民友好范围。

要实现人类这些最起码、最切实的要求——"不许发动战争"、"要在地球上消灭'悲惨'与'不幸'"、"要建立一个好人得志、坏人受压的'和平'与'安祥'的世界"，必须依靠民众。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人类如果失去实现这些愿望的力量与智慧，那将是最大的危险。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革命全面开始。第一步是解放巴斯底狱。但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什莱认为，解放巴斯底狱的第一位有功者应是鲁库勒夫人。那被视为绝对王权象征的监狱八五八书房，是被一个妇女的柔弱的手推翻的。

据米什莱的《革命的妇女》（河出书房版）一书记载，鲁库勒夫人生活非常平凡。有一天，她偶然拾到一封信，是一个关在狱中的政治犯写的。这犯人二十五岁时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已被关在狱中达三十五年之久。

鲁库勒夫人拾到的信，是那犯人委托看管交给一个慈善家的，不料看管喝醉酒，丢到路上。

夫人读过信后，知道了这素昧平生的犯人是无辜者，是专制政治的不幸牺牲品，于是出于一个妇女善良的怜悯与慈悲，便开始营救这无辜犯人的行动。

米什莱在上述的书中概要地写道：

"在当时那种腐败的社会中，也有许多易于流下同情泪水的博爱主义者、大臣、法官和贵族。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采取实际行动。这无名的妇女从信中了解到悲惨的事实之后，气愤得战栗不止。然而她却没有流泪，她立即行动起来。"

看到别人痛苦不幸时，谁都会表示一下同情，说一声"太可怜了。"但却很少有人考虑一下"我该为他作什么？"

"要怎样帮助他？"特别是一旦采取行动会给自己带来苦难，会危及自己安全时，就更加困难。判断一个人是否伟大，应当看他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果敢行动，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

鲁库勒夫人迈出的正是这种苦难的步伐。

她的行动确实果敢，她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她身着朴素服装，走过一家家一户户，进入大小公馆，向高官、领主诉说自己的信仰；请求他们释放犯人。她的诚挚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是她的行动却在亲朋之中遭到非议，受到卑劣的怀疑，甚至有人认为那犯人可能是她的情夫。社会，总是对正义的人十分残酷，往往投以恶劣卑俗的目光。

人们指责和非难那些先驱者的行动已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情。出于恶意、忌妒和自私去捏造一些毫无根据的谎言，也是亘古常见的伎俩。结果常常是正义者的本来面目被埋葬于地下，唯有那些谎言却公诸于世，甚至假话被当成历史事实传给后人。

鲁库勒夫人不久便失业。但是父母的死，官府的压迫，屡次三番的磨难，都未使她为之动摇。她不灰心也不害怕，朝着既定目标勇往直前。

她敲过各处的门，找过各种关系，到处奔走呼号。有一次为了得到王宫侍女的帮助，她拖着怀孕七个月的沉重身体，寒冬腊月，竟然从巴黎徒步走到凡尔赛宫。

这样经过数年斗争，终于有一天向国王路易十六呈递释放犯人请愿书的机会来了。但是国王冷酷无情，做出永远拒绝释放的回答。万事皆休！一切努力化成泡影。残酷！这是极为残酷的回答。

可是，鲁库勒夫人在此情况下仍未停止她执著的斗争。她始终相信民众的力量，她向那些不满专制制度的贵族、富有同情心的公爵夫人、哲学家、法官等等不断进行工作，掀起一次次舆论的风潮。

真是永无后退的执著精神。任何道路都是一样，要想朝着最终目的走到底，绝非易事。"绝望"与"恐惧"好像甜美的诱惑，时时躺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越是靠近它，心里越会空虚，感到无能为力。

鲁库勒夫人继续不断地与"巴斯底狱"进行斗争，那获得"最后胜利"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一七八四年，路易十六在周围呼声的迫使下，发出释放那个犯人的命令，并进一步对滥用国王签发的命令书现象提出限制。这样，那难以攻克的巴斯底狱的大门，在一个妇人的正义呼吁面前第一次打开了。

鲁库勒夫人终获胜利。后来一七八八年她离开人世。第二年，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便拉开帷幕。她当然没有参加巴黎人民解放巴斯底狱的行动。但是，应当说正是她的坚强不屈的信念才把这个巴斯底狱拉到人民审判台前。

关于真正的英雄，米什莱这样写道：

"英雄是谁？是那修筑了耶那桥（架在塞纳河上的巴黎的桥——引用者）的人（拿破仑——引用者）吗？不，不是！这里有一个比他更加伟大、更有力量、更有生命力的人，他的名字响彻大地。"（《法国革命史1》，后藤达雄、后藤喜久雄译，日本评论社版）

那声贯法兰西革命圣地的、超过拿破仑的英雄，就是为了生命的尊严和自己的信念而战斗的"平民英雄"。

鲁库勒夫人正是平民英雄中的一个。她为"正义"和"自由"献出生命，她从巴斯底狱的铁锁下救出一个生命。她改变了人们对神圣不可侵犯、坚不可摧的牢狱象征着的专制势力的恐惧与绝望情绪，带来了"勇气"，掀起了群众斗争的波涛。

可以想象，她首先要不断战胜自己的恐惧，她用"勇敢"和"智慧"战胜眼前一个个障碍，才完成了伟大事业。

剥去一切装饰，作为一个人还剩下什么，这点最为重要。

她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之类的人，所以应当说她身上的力量是最强的。

鲁库勒夫人的事迹最使我感动的是，一个平凡的妇女竟能打开积聚在群众心中的能量的喷出口，成为推动历史的人。

她最初的动力只是出于一个妇女对无辜犯人的同情与自己倔犟的性格，再加上她的直率。这使她能把思想立即化为行动。

人世间真正的强大，不是来自外表风度、权力、财产和地位，而是来自强烈的"人性"，即为了自己既定目标而甘愿献出一切的"人性"。

赤裸裸的人性的呼唤才能抓住人心，成为不断开拓人类友好的沃野的动力。

大众最有知识

——长谷川如是闲与吉川英治

大众是一个具有最丰富知识的集团，大众最为英明。比如，在电视中观看政治家演说时，他们能够一针见血地看穿眼前人物的内心世界，评论说："这个政治家嘴上说得漂亮，心里很阴险。"还有说：别看他相貌堂堂，服装考究，"内心十分庸俗空虚。"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看穿本质的智慧与判断能力的大众也是可怕的。

活跃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名记者长谷川如是闲和作家吉川英治，曾围绕"大众如何英明"的问题进行过对谈。他们发表的对谈记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之外，均为我师》，吉川英治著，大和书房版）

吉川在对谈中，是这样说的：

"什么是大众？在我们作家看来，大众就是大知识。"

长谷川接着说："这是对的，不管道德还是宗教，大众主张的都是正确的。"吉川又说："想敷衍他们，要手腕应付他们是行不通的。大众不可欺呀。"长谷川甚至说："大众最有聪明才智，……有了大众，社会生活才得以维持，若是大众崩溃了，社会就要崩溃。而知识分子，则死也好，活也好，都无关紧要。"最后吉川作出结论："想到自己的对手是大众，就感到畏惧，不能不严肃，不能不鞠躬尽瘁。"

他们所指的大众，就是民众吧，两位先生阐明了深刻的道理，在他们身上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傲慢"。他们深深懂得没有对民众的爱和谦虚，自身也将被时代抛弃这一真理。

想到"民众"的力量和运动，我不由得想起印度的甘地。

他反对使用暴力，反对服从，被称为"伟大的灵魂——甘地"，据说这个称呼是泰戈尔赠与的。这个名字比"印度独立之父"更加深入人心。因为甘地一直生活在民众之中，对于民众来说，他确实是自己的灵魂的支柱。甘地一生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如果不是依靠灵魂的光辉是无法完成的吧。

卡尔·贾斯帕斯①晚年，曾称赞甘地说："我们今天面临着如何避免核武器大量屠杀人类问题。甘地对此早已作出正确回答：'只有超越政治的政治性价值才能挽救我们。'"（《伟大的畏魂甘地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拉达克里修男编）

①卡尔·贾斯帕斯——德国哲学家。

如果只从政治效果来考虑甘地的非暴力主义，那只不过是看到冰山的一角。正如水中实际尚有几十倍的冰块存在一样，他的巨大灵魂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当今政治的层次。当今政治靠的只是最后通牒式的武力。此外他还紧紧抓住了政治性现实这条野马的缰绳。甘地的"超越政治的政治性价值"的行动影响波及全世界，归根到底，其原因是他充满爱护人类的感情。在非暴力主义运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发出的巨大灵魂的光辉逐步照遍民众灵魂的伟大景象。

佛法也是从民众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日莲大圣人的著名的《立正安国论》中所用的"国"字，大多写成"囻"。即"囗"中不是王而是民。大圣人又在别的书中写道："王以民为亲"。他说此话正是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在我刚刚信奉佛教时我还很年轻，所以他的这句话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中。

"王以民为亲"的这个王，现在看来就是当权者，社会的统治者。领袖本来应把民众视为自己的"亲"（父母），真诚地为他们服务。这是每个为政者都必须牢记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民众就是产生一切的"亲"，民众才是一切事情的基点。

我一直认为，忘记这点便一事无成。民众比任何统治者，比任何名人，比任何享有荣誉的人都要高尚。我们应当永远生活在这至高无上的民众之中。一切从他们出发，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长期以来，民众一直被一小撮统治者当成可利用的手段。

如今，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不以民众为友的人，永远不会获得成功。忘却民众，没有民众支持的运动也是软弱的，不能持久的。它最终的命运只能是逐步失去生气，走向灭亡。

扎根于民众的共生、共感与共进才是正确坚实的道路，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稳步走向道德化的社会。

新人道主义

——评《赤脚的达里埃人》

不论走到哪个国家，如果你能侧耳倾听民众的呼声，打开他们的心扉，你就会听到人道主义的心声。

一九八三年初夏，我访问了罗马尼亚，这是个百花争艳、绿林成海的国家。我有幸与几位作家、诗人进行交谈。其中有已故的作家扎哈里亚·斯坦克先生。如果他还健在，我们肯定会成为相见恨晚的至友。

斯坦克先生的代表作是《赤脚的达里埃人》（直野敦译，恒文社版）在日本也拥有众多读者。这本书刻画了几个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他们不畏暴政，在贫苦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坚强、乐观地生活着。

其中有一段给我印象最深：

故事的舞台是多瑙河边，在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交界的国境线上。由于地理原因罗马尼亚的达里埃村民和保加利亚人经常往来。保加利亚人常走过河来做生意。春天卖种子，秋天卖菜。达里埃人与他们结成纯朴友谊。

不久，保加利亚与土耳其发生战争，再也看不到保加利亚人过来。后来有消息说他们熟悉的伊万、斯妥扬、维尔丘、安东等人都已死在战场上。没过多久，更坏的消息传来，达里埃人也必须和保加利亚人打仗了。一天，人们被集中到广场，宪兵们宣布打仗的决定。人们开始议论起来：

"什么？和保加利亚人打仗？"

"我们和保加利亚人有什么冤仇？我们不是朋友吗？看起来伊万、斯妥扬他们死了倒好了，要是活着还得在战场上见面。哪有这种不光彩的事呀！我们不得不互相撕杀，互相射击……。"

这段对话充满美好的、暖人心田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肯定是些没有学问的人，正因为没有知识，才不具有被歪曲的民族偏见和敌意。作品体现出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人性之美。体现了不管是罗马尼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一切扎根于生活大地上的人们所共有的人性。我并不是鼓励无知识，但我认为一切知识与学问都应当为民众的美好生活感情服务。这一点决不应当忘记。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精确地描绘出民众的内心世界，使天下亿万读者受到震动，成为国际间的桥梁。正像斯坦克先生所描写的那样，民众之心，更广泛地说，人类之心，如果去掉一切装饰，就是地道的和平主义、世界主义。

这里我联想到一个与日本人有关的故事。一九○四年左右，日俄战争开始不久，正好也是在《赤脚的达里埃人》所写的那个时代。

一天，日本军队的团部抓到一名俄国军官和一名士兵。他们第一次见到俘虏。于是连长招集起士兵，询问谁想看俘虏，他要求想看的人举起手来。可是举手和不举手的人各占一半。

连长奇怪，便一一询问那些不举手的人为什么不想看。其中有个士兵答道：

"我在家的时候是个手艺人，穿上军服才成了日本武士。

我虽不知俘虏家住在哪里，是什么样的人，可是我觉得一个军人作了俘虏被拉到各处去示众，实在残忍。他太可怜了。所以不愿去参观他，污辱他。"

连长听了他的解释很高兴。原想去看的人也一个个同意了他的看法。于是这次参观俘虏的活动便取消了。

这是作家长谷川伸在《日本俘虏志（上）》（中公文库版）中所写的一段史实。事情发生在战争当中，所以格外使人耳目一新。这样一个充满人性之美的思想，来自一个普通民众，转瞬间他便征服了整个连队，我对此深表敬意。

我想他是绝对不愿打仗的，他一定非常热爱自己手艺人的工作，以此为骄傲。即使无奈走上战场，也不愿失去自己作为人的骄傲。"不知那俄国俘虏家住哪里，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句话充满对一个想来同为劳动者，同样有家庭的异国人的同情。

这个故事也表达出与达里埃人相似的、充满生活气息的民众的胸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事例中都提到"耻辱"问题。

一个认为与保加利亚的朋友互相撕杀是"耻辱"；一个是不愿"污辱"俄国俘虏。这两个心绪虽然产生在相距甚远、互不相识的两国人身上，但必然有其相通的共同之处。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新的人道主义并非空洞口号，它已在民众心中开放出绚丽花朵，必将成为走向和平的坚实步伐。

没有哲学的时代

——赫伊津哈的揭示

当今是信息化社会，坐在家中可以得到全世界的情报。但另一方面，从这些泛滥的信息之中了解真实情况也很困难。不少人一旦登上了电视等宣传报道，便错以为自己真的伟大起来，别人也会投以羡慕的眼光。现代社会越华丽，就愈发孕育着真假、虚实难辨的危险。

社会朝着日益巨大化、信息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承认自己是"富裕的社会"、"中产阶级意识"等空洞的形象，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轻率浅薄的潮流中去。约翰·赫伊津哈①早就看清在大众社会化过程中，人类的思维能力和判断力，总的来说是在走向衰退、幼稚。他指出："如果一个团体采取低于自己判断能力的幼稚行动，我把这个团体的态度称为幼稚性。就是说，这个团体不是要把孩子培养成大人，而是使自己的行为接近少年时的表现。"

①约翰·赫伊津哈——荷兰历史学家。

"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正在出现一种最令人忧虑的'判断力减弱的症状'"。（《在明天的阴影中》，藤绳千草译，河出书房新社版）。五十年前，在法西斯主义的阴云笼罩下，他敏锐地发觉了全体主义完全抹杀个性的危险倾向，做出上述断言。他当时的这番话，可以说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不断追求新的信息，追随时髦潮流，因而正在变成无法确认自己存在的时代。所以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大众化的社会中，永远把握一个准确的尺度，永远不要忘记实际的现实世界。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现代社会，可以叫"没有哲学的时代"。今天社会遇到的一切难题，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些人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失去了哲学。人类过去出现过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众多思想家、哲学家，还有众多的宗教家。他们在各个时代留下足迹。但是，到了今天，文明得到迅速发展，哲学反倒全都失去自己的力量。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没有哲学，恰恰证明这是个不幸的时代。因为没有哲学的人不懂得人生的真正价值。只是一味地延续不稳定的、没有价值标准的、广漠的时间与空间。于是，懒惰出现、堕落发生。人们沉浸在安逸与享乐之中。反过来，懂得深刻哲理的人，才能真正懂得人生的妙处。深刻的哲理能够逐步在人们内心深处，发射出耀眼的光茫。在这个不断追求相对的高价值的社会里，得到一种哲学，让它在自己心中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就显得十分重要。

我的恩师户田先生是个数学家。我认为他也是通晓万般道理的大学问家。另外他还是少有的佛法实践者。对先生来说，思索即实践。或许应当说是实践转成对人生的深刻思索。

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生之师，我感到无上光荣。

先生曾引用一个最通俗的事例来解释哲学的概念。他们：

"最通俗的哲学是在水户光圀（黄门）的漫游记中。有一天，水户在农村向一位老妇人要水喝，并且坐在她的米袋上。老妇人一见申斥道：'这是要向水户老爷交纳的大米，怎么能坐在屁股下面呢！'光圀只好低头认错。听起来是个滑稽的故事。

可是，那老妇人虽然没有学问，却有信念，有对自己职业的骄傲，心中有哲学。"而且，"不管别人说什么，却无法改变她的信念，这就是哲学。具有哲学的人是强有力的。"

这是个描写封建时代的故事，对故事本身该如何看，且不去管它，故事里反映出一个道理：不管任何时代，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具备稳固的"价值观"与"秩序观念"，离开它们，人类便无法生存，社会便无法发展。

我认为"哲学"应扎根于民众实际生活之中，又是实际生活的反映。不管如何抽象化，如何具有高深的理论体系，只要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它就必须从民众的土壤中吸收养分，生枝育叶、开出鲜花。因此，越是"没有哲学的时代"，越应不断注视民众心灵深处蕴藏的深刻人性和抵抗强权的情感，以及各种实际感觉。在大众化、信息化社会里，能否取得领导者地位，就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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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开化的家庭与教育

志同道合的美满夫妻

——廖承志夫妇的恩爱锁链

一九七九年五月，我在东京会见了率领"中日友好之船"来到日本的、中日友好协会的已故会长廖承志先生及夫人。廖先生是我五年前初次访华时，第一个在北京迎接我的中国朋友。那次是深夜到达北京机场，我刚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带着温和微笑的廖先生，就率先走上来与我握手。那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这次在日本我们是久别重逢。会见这天，廖先生先到会场。在和我欢谈之时，他满面笑容十分愉快，还不时喷吐出香烟的烟雾。正在此时夫人经普椿女士走来，不声不响地把丈夫手中香烟拿去，在烟缸上捻灭。廖先生耸了耸高大的肩膀，顽皮地笑了。原来夫人这是对他进行健康管制。大家都知道廖先生心赃不佳。不光如此，他年事已高，身材又过于高大，甚至有"大象"之雅号。所以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的健康十分关心，曾"严令"经夫人对廖先生施行健康管制。

经夫人是个稳重、谨慎的人，感情从不外露。这一点与开朗的、用清晰的日语谈笑风生的廖先生形成鲜明对比。这个廖先生此时却象做了什么顽皮的事，受到母亲的管束一样，令人笑逐颜开。夫人自然是希望他健康长寿，多为人民作些贡献。这是个极自然、平常的场面，我却觉得由此窥视到一对同志式夫妇的深厚情谊。

经夫人当时身处中日友好协会理事要职；廖先生是活跃在中国革命第一线上的人物。廖先生的父亲在革命中被杀，他本人也参加过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廖氏夫妇是在相互理解和爱情中建立起共同信念和目的的夫妇，由此我深深感到经历过苦难的夫妇间的恩爱锁链是多么坚固。

经夫人对丈夫的健康管理十分严厉，但另一方面她心地却十分善良。一九七八年秋，我第四次访华结束时，在北海公园内举行答谢中日友协各位的宴会。席上，我们的一个年轻团员用中文唱了一首"怀念周总理"的歌。唱完之后，我看到与我同桌的、一向冷静的经夫人眼中闪着泪水。她并且哽咽着对周围的人说："我想起了已故的周总理，周总理真是为人民贡献一生的人，他是非常好的人。"此情此景鲜明地印在我的脑中。

可以说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与丈夫志同道合的妻子最为刚强，也最美丽。日莲大圣人曾在书中写道："大凡女人必是跟从别人，又使别人跟从自己之人。"跟随丈夫的同时，妻子还必须有明确的方针——使丈夫带领自己朝着好的方向、幸福的方向走去。妇女应是家庭安定与社会团结的积极骨干。

我认为丈夫与妻子不应只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存的关系，而更应是朝着人生大目标前进的、同一主体，是共同的建设者。也许夫妇这一深奥的内在含义就往于此吧。夫妻的这种恩爱锁链和他们共同的汗水与辛劳创造出的成果，必将筑起雄伟的、坚实的人生高塔。

体谅、关怀之心

——夏目漱石的《路边草》

每当思考家庭问题时，我常想到一句名言："不论是王公还是庶民，在自己的家中看到和平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家庭的基础首先在于夫妇的关系。不管是小家庭，还是大家庭都是一样。在我国，孩子生下之后，家庭的重心便移向孩子。丈夫改称为"爸爸"、"父亲"，妻子也改称为"妈妈"、"母亲"。尽管如此，夫妇关系的好坏仍是家庭的基础。

提起夏目漱石，人所共知，他是登上日本近代文学最高峰的文豪。因此他能和当时的高官——贵族院书记官的长女结婚。不过，他的婚后生活似乎并不幸福。

据说他晚年的小说《路边草》是自传性质的作品，在那里可以看到他那不幸的婚后生活的影子。

漱石化身的小说主人公健三是个三十多岁的大学教师。

妻子名叫阿住，是位高官的女儿。他们的婚姻当然是受到人们祝福的结合。但是两人之间很难相互理解，内心总是产生各种误解与分歧。《路边草》正是漱石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的作品，是一部描写夫妻间纠葛的名著。

小说中，有个令人难忘的场面：

健三为了补充家庭开支，用现在的话说，业余干了点兼职工作。他一心希望妻子能过上更加宽裕一些的日子。但是当他把挣来的钱交给妻子时，"当时妻子并未显出高兴的神色"。

漱石这样描写了当时两人的心情：

阿住想："如果丈夫给我钱时说上几句温情的话，我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接过来。"

而健三却想："如果妻子能高高兴兴地接过钱去，我肯定会说出温情的话来。"

这真是把人物心理描写得惟妙惟肖。不愧为文豪的生花妙笔，令人佩服。凡事都是如此，彼此之间，只要求对方，指责对方，而不反省自己，体谅别人，这只能日益加深彼此间的沟坎吧。

不只夫妻关系如此，家庭成员间、亲戚朋友交往之中，都须牢记这点，至关重要。

还有这么一个场面：一个星期天，阿住外出回来迟了，健三一个人吃了饭，躲进屋里。阿住回到家，只说了一声"我回来了"，并没有对自己回来晚了表示一点歉意。这种傲慢态度使健三很不高兴。所以他只回头望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也许健三产生这种心情是有道理的。只要说一声"我回来晚了"，丈夫的心情就会舒服一点。然而不知是自命清高，还是由于与健三的关系冷淡使她的心也变冷了的缘故，阿住口中竟没有说出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来。健三却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竟然一句话也没答理。

接着他又描写道："这样一来，这件事又在妻子的心头投下了暗影，妻子也一声不吭地径直走向客厅。于是在二人之间，便失去了说话的机会。"

丈夫的不开口又使妻子心中不快，两人关系变得愈发冷淡。说起来事情的发生只是由于妻子没有诚恳地说出一句普通的实话来。

要说是小事，可能确实是小事。但是有时小事就能成为左右现实的"大事"。一天的喜怒感情也常常为这些小事情所支配。

人的心是极纤细的物质，如同几个传送装置接在一起，互相牵动旋转一样，微妙细小的心理活动，总是一瞬一瞬地相互重叠活动的。决不可忽视这种心理上的精细、敏捷状况。越是出色的领导人越懂得这种人心的特点。

我见到过许多世界性的领导人物，在政治家当中，中国的周恩来总理称得起是这种类型的领导人。

同时我又感到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语言"是极重要的工具。人的一句话，既可以引起争斗，也可以促成和好。一句话可以造成终生伤痛，也可以变成难忘的人生转机。一句话具有一颗心。因此我认为重视语言，就是重视人的心。我希望自己永远是语言美的人。因为充满真挚的美丽语言虽然平凡，却能抓住人的心，使人紧紧团结起来。

健三夫妇由于内心的点滴误解，竟导致两人关系的破裂。

漱石写道：

"两人都感到已成为再不能互相彻底交谈的男女。因此两人都未想到应当改变现在的自己。"

的确，通过这个作品使人看到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不能正视自己的倾向。这种弱点将影响一生。可以说，不能变革自己的人，结果一生都要受到命运的摆布。

人考虑问题时，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经过相当的修炼之后才能站在对方立场多方考虑。如同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旋转一样，如果在考虑人际关系时，也用这种"天动说"，那就太幼稚了。在认识人、认识社会的过程中，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能够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是人类成长方面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懂得人心"决不是多多留意就可以做得到的。这是一个人完全成熟的证明。说明他成为脱离自我世界、胸怀更大世界的巨大生命力量。

成熟的家庭

——揭示家庭之含义的《娜拉》

任何人不可能自己诞生，也不可能只靠自己长大成人，必然是在家庭中诞生，在家庭中成长。可以说夫妇、父子、母子、兄弟之间都是由一种无形的锁链联结着。这正是"不断创造人类"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土壤吧。

我对于最近几年人们呼吁的"家庭崩溃"现象深感忧虑。

因为我认为这种现象与"人类崩溃"是互为表里的。

著名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矢崎源九郎译，新潮文库版）是一部描写主人公娜拉为谋求"自身的独立"而离家出走的剧本，这早已驰名世界。《娜拉》的最后一幕最为精彩。在这一幕，娜拉对丈夫的虚伪和自己过去的空虚生活痛感绝望，毅然宣布分手。她的告别也是宣布立志"要作真正的人"的开始。她的丈夫赫尔梅想使她回心转意，对她说：

"难道我在你的心中永远不能成为超过别人的人啦？"对此，娜拉只回答了一句："那必须是出现奇迹中的奇迹。"

赫尔梅："什么是奇迹中的奇迹呢？"

娜拉："那是在你和我都发生了变化之后——不，我已经不相信会有那种奇迹了。"

赫尔梅："可是，我相信。你快说，我们俩都发生变化之后呢？"

娜拉："那时我们俩的共同生活，就会象真正的夫妻生活了吧。啊，再见吧。"（走出门去）

于是，赫尔梅叹息着，呼喊着娜拉的名字，"啊，这奇迹中的奇迹！？"他这样发出最后的带有一线希望的呼喊之后，幕落。

易卜生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主题，并不是要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改革。他在一封信中曾写过："真正需要的是人的精神上的革命。"（《易卜生》，原千代海著，玉川大学出版社版）这句话正是他的思想核心，是贯穿全作品的"意愿"。易卜生找到了能够创造新时代的家庭的钥匙。它不是存在于环境的变化之中，而是在人的自身变革之中。

本来组合成家庭的锁链应当是爱情，是纯洁的心。但是，一旦这锁链是由阻挡彼此成长的依赖性、惰性和表面形式结合而成时，它就成为一条沉重的束缚人的铁链。我想，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人总是要生活在某种联结彼此的锁链之中、联系之中。只有在坚实的锁链之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具有深刻意义的生之喜悦吧。

娜拉的出走正是要寻找一条更为坚固、更为紧密的锁链。

这恐怕是她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里程碑吧。我想易卜生想要说明的是不论男人还是女人，能否进行这种人生旅行，完全取决于自身成长的程度。

在第二代会长户田组织的青年聚会上，曾把《娜拉》作为教材进行过讨论。我记得那时户田先生在做总结时说过：

"这个《娜拉》的续篇该怎么写，是个大问题。今后你们要个人写个人的啦。"这句话至今深深印在我的脑中。

"家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越是处在激烈的变化时代，越应回到最初的起点去认识家庭的永恒使命。

一句话，家庭是"创造人格的场所"。也就是每日每时加深着心灵之美，通过彼此间的帮助不断修练每个成员的人格，由不成熟到成熟，日益丰富起来。我认为这才是永远不变的家庭存在的意义。

家庭中的各个成员不断与社会进行交流，然后又回到家庭。在这样每日每时的反复过程中，加深和扩大与左邻右舍、周围人员的交流。他们把在各自不同社会、地区中得到的体验带回来，形成家庭内的空气，并影响着家庭的成长。我想，这样不断成长起来的家庭或叫"自我变革"，或叫"自我进步"，总而言之是充满向上发展活力的家庭。我把今后的这种家庭形象，暂时称为"成长家族"。

当然，"成长家族"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家庭是不断创造的。没有人能提供给现成的完美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家庭就是通过爱的不倦的努力创造出来的。"（《作家的日记（1）》，川端香男里译，收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7》，新潮社版）一千个家庭就有一千个样式。这就很好。用不着去和别人攀比。另外，并不是不具备一切条件就不幸福。

比如我们用电子计算机找到一个条件最优越的人，他举行过最豪华的婚礼，一开始就住进自己购买的新居。但是如果没有爱的不倦的努力，他的家庭很可能只是外表物质华丽，内部十分空虚，最后有堕入《玩偶之家》的危险。

如果只靠"自家住宅主义"，乍看上去十分幸福，实际会有意想不到的薄弱之处。如果不能朝着人生的更高层次，为了彼此的成长而不断努力，也不会刻写出人生的幸福和胜利的历史。只存在人们相互慈爱、相互体谅、共同攀登高坡之时，也就是这个"成长家族"或者叫"真的家庭"建成之时，才能促成一个人类易于生存的社会的出现，幸福之风才会吹到人间。

抱着正确目的走向社会

——一个劳动妇女的严肃态度

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年）的十月，我访问了秋高气爽的广岛。为纪念广岛被炸四十年及联合国"国际青年年"，世界各国青年男女聚集到这里，举行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平文化节。我是应邀来出席这个大会的。

在会议期间，我打听到一个妇女的下落。三年前她的丈夫死于癌症，后来我曾一直关心着她的情况。

听说在她丈夫留下三个爱子突然离开人世之时，她曾茫然不知所措，沉重的打击使她悲痛欲绝。然而，最后她还是站起来了。这动力便是对三个孩子的爱。她下决心"不叫孩子们失去希望"。虽然经济上不一定困难，她仍然到建筑公司去工作，同时照看孩子，每天从事的是自己生疏的工作。她要通过自己的表现，向孩子向社会表明，"我们的家庭丝毫没有后退。"这种心情是对丈夫的忠诚，也是对自己的鼓励。这位妇女曾说过："我觉得丈夫和孩子们都在看着我工作的情况，所以一点也不能偷懒。"

她的话是平凡的，也是感人的。对她来说，工作岗位就是磨炼自己，使自己成长的最好的修行道场。她要成为好妻子、好母亲的决心完全化作对工作的尽心和不断进取的力量。

现在，从事各种工作的职业妇女已达一千五百万人以上，超过了家庭妇女的数量。由于工作岗位的扩大和管理职位的出现，妇女参加劳动已成为不可改变的时代潮流。

听说最近不光单身青年妇女大量参加工作，那些从事计时工作的母亲们也在明显增加。她们出来工作的原因：一是家庭电器和速成食品增加，家庭琐事变得简单了；二是生活费用、房费不断上涨，需要增加收入。不只如此，在人的寿命已达到八十岁的今天，孩子长大之后的漫长岁月应当如何过得更有意义，也是人们考虑的问题。

不用说，他们的情况千差万别，目的很多。我历来就主张妇女把视野扩大到社会，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因此出现这种"女性时代"的现象，我是双手赞成和支持的。我认为她们心中立志把握自己平凡的人生，使其更加坚实，更加适于自己发展的愿望是非常可贵的。

当然，每人参加劳动的动机肯定不同。但是，不管最初是以怎样的心情开始的，工作总归是工作，工作就要负起责任。

那些把工作岗位当成磨炼自己人格、施展才能、完美自我的场所的人，工作就会成为她们的食粮。此外，在我和许多劳动妇女交谈过程中，深感最重要之点是要把家庭和工作岗位区分开来，尽量有个思维方法与情绪上的变换。比如：来到眼前的工作要尽量当场解决；工作中要有具体目标；不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强加于同事或晚辈，而应当善于诱导别人介绍经验。

自然，生活不可能都按道理去进行，为了使"劳动母亲"的自行车能在家庭与工作岗位之间保持平衡，越过有形无形的障碍，工作的目的就如同一个车把，必须牢牢把握。平衡只能靠自己的身体去掌握。有时也许会倒向一方，甚至摔倒也在所难免。关键是要坚持下去，战斗下去。

成长起来的人没有牢骚，他是谦虚的。每天勤勤恳恳踏着人生的车蹬前进下去，周围人们看待你的目光肯定会变得温和起来。

对劳动妇女来说，最大的苦闷是孩子的教育问题。但是，只要看看对孩子们进行的调查就可知道，和母亲相处时间的减少，似乎并不一定会成为孩子们沉重的精神负担。反倒有很多例子表明：由于母亲既能工作又能管好家庭，母亲的奋斗精神反使他们更早地认清社会，懂得了正确的人生态度。

对孩子的教育不能只靠漫长的接触或语言的交流。父母的表现就是最好的教育环境。这种精神自然也适用于专职家庭妇女的情况。这里无须赘述。

我想，家务与育儿也应算作创造性的"工作"。为了丈夫，为了孩子，又为了自己的人格，不管什么事都能认真努力完成，这就是最重要之处。孩子们会在母亲身上学到这种精神，从而成长起来。

今后，女性将会更加深入、广泛地进入社会，这是时代的趋势。女性的特点是耐心、细致、善于体察关心别人。有强的审美观点。如能重视她们这些特点，使其发展，必将有利于社会。不只限于某种职业，在社会的各部门内，以及和平运动之中，女性都能发挥巨大作用。正是女性那脚踏实地的扎根于大地的实践经验与生活体会，可以使容易走向空洞化的各种运动得到充实。现实生活才是一切人共同依据的基础。"母亲如果变化，世界也会大变"——妇女的呼声、妇女的主张一旦运用到社会各个角落，必将给陷入困境的现代社会带来极大光明。

结婚是有崇高意义的创作

——评山本周五郎的《桃井》

常听人说现在离婚率增高了。也许还有一些夫妇即使未构成离婚，也只是维持着淡漠的感情而已。

夫妇是这个世界上有缘相逢的一对，他们曾立誓要一生比翼相随，现在却因某种原因各奔东西，其中定有第三者难以推测的不得已的情况。这种迫不得已的最终选择令人同情。

属于这种情况者可能是多数。姑且不谈这些，现在应当考虑的是在面临困难和绝望之时，以及日常点点滴滴的生活中，夫妇间到底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山本周五郎的作品中有个小品《桃井》（《山本周五郎小说全集1》，新潮社版）。故事的主人公是个武士的女儿。她相貌不甚美丽，所以自幼就喜欢读书，从中寻找乐趣。逐渐地对和歌产生浓厚兴趣。立志写作和歌度过一生。在拒绝多次提亲之后，竟错过婚期，无人问津了。

后来她得到了转机，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老妇人，在和老妇人接触过程中，她那关闭着的心被打开了。老妇人劝她道："不能把和歌之道与结婚对立起来。如果一生要独身到底，事事争强好胜，就不会作出打动人心的美丽和歌来。"

不久又有人来提亲，说的是做一门武士的填房。那武士死了妻子，留下两个男孩。她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她不忍舍弃和歌。但是又想，也许会像老妇人说的那样，反而能写出打动人心的和歌来吧。于是下了决心。这时老妇人又告诉她：

女人对结婚寄与的希望与理想并不是一结婚就能实现，而是靠今后自己的努力去逐步筑造。

"并不是理想的境界里存在着结婚，而是结婚之后才开始实现理想，而且这理想几乎全要靠妻子的努力……。"

在抚养两个继子的共同生活中，她经受了考验，逐渐成熟，从中更加体会到老妇人教诲的重要。

回顾一年的结婚生活，她对自己说道：

"家庭如同妻子的镜子，夸张一点说，自己心中起伏的每个不同情绪，似乎都会马上反映到家庭中来。……治家持家不是一件事务，而是同写和歌一样的创作。……而且，如果和歌写坏了，只要撕碎扔掉就可以了，但是生活却不能再度重复。人度过的每一天，都如实地刻写在时间的碑石上。尽管眼睛无法看到，也不会留下痕迹，但父母传子，子又传孙，就这样血缘相联，心心相系，永无止境。如果说是创作，再不会有其它创作能具有如此伟大的意义了吧。"

的确，夫妻、家庭走过的一生道路，犹如一篇文学创作。

而且在这创作的过程中，女性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尤为重大。正如日莲大圣人在佛书中所写："箭之行在于弓之力，男人的行动来自女人的力量"，"夫如箭，妻如弓"。如果弓坏了，箭就无法飞出。如果女子贤慧、聪明，就可以发挥出男子的最大力量。相反，如果女子愚蠢，缺点很多，也会大大减弱男子的力量。

我想，女子智慧的大小，仍然取决于她与丈夫分担重任的决心吧。

虽说是夫妇，本来是都不成熟的，存在缺点的两个人，难道不正是因为这点才有"创作"的苦辛，正因如此，可以说才有"创作"的喜悦吗？而且，如果两人能相互补充不足之处不是大好的事吗？因此就需要两个人之间有共同的理想、目标——志向。这可以称为创作中的共同"主题"。即使偶尔有厌烦对方之处，即使发生争吵，也能重新回到夫妻原来的起点，"再次继续前进"。这个起点正是共同的目标。

每对夫妻的志向会有所不同：这应当由两个人共同商定。

而且在两人一起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时候，要进一步不断相互切磋琢磨，加深夫妻间的相互理解。这个共同志向，就是夫妇间的锁链，不久也将成为父母与孩子间的锁链。

日莲大圣人在书中又写道："父母志，子述说"就是说，父母的理想、信念由儿子继承，儿子将按自己的理解去执行。

我在这里要寻求的不是地位、财产的继承，而是"父母传给儿子"的最珍贵的源流。

不管怎么说，结婚，从一个侧面来看是无法后退的起跑线。因此可以说在夫妻的锁链上布下了背水之阵，只许前进，不能后退。而且必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到那时，希望你能重新咀嚼一下《桃井》主人公的独白：

"如果说是创作，再不会有其它创作能具有如此伟大的意义了。"

父母就是最好的榜样

——"坚强的母亲"居里夫人

我经常向女青年们谈起居里夫人的事迹。我认为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所走过的道路，具有极大教育意义。

由巴黎坐二十分钟电车便到达索站。这是一个与繁华城市截然不同的幽静住宅区。在索市有个法国日莲正宗的巴黎会馆，所以我每次去巴黎必到那里。走在那附近的石板路上和七叶树成行的林荫道上，仿佛又听到历史的脚步声。我和妻子常在这里散步。这一带有玛丽·居里的包围在绿树丛中的故居，还有玛丽·居里与其丈夫皮埃尔。居里的墓地。玛丽的二女儿艾薇·居里的名著《居里夫人传》（川口笃他译，白水社版）曾使年轻时代的我十分着迷。因此每到这里便产生一种与昔日知己相逢的亲切之感。

众所周知，由于居里夫妇共同发现了铀元素，于一九○三年获诺贝尔物理奖。一九一一年玛丽·居里又单独获诺贝尔化学奖。能够两次得到这种奖金的人，在科学界只有她一个。

我所关注的不是她的这些业绩，而是她作为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战胜悲痛，把两个女儿培育成人的坚强母亲的生涯。

艾薇在《居里夫人传》中，这样描写过：

"玛丽心中从未考虑过在家庭生活与科学家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她一直把妻子的爱，母亲的责任和科学研究摆在同等的位置上。她决不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而且她以极大的热情和意志获得了成功。"

玛丽对女儿的教育，主要靠的是自己的表率行动。她具有坚定的人生信念，并为此信念奋斗不息。她的坚定信念就是"科学的力量才会给人类带来进步"。尽管今天科学上也出现了核武器时代，人们不再对一切科学都寄与美好期望。然而她是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是科学的"激动人心"的时代。

玛丽与丈夫皮埃尔是研究事业上的最好合作者，同时又是和睦的人生伴侣。

在玛丽一生中遇到许多不幸：他最热爱的父亲去世；姐姐的孩子生病；第二个孩子流产；丈夫体弱多病。在那困难接踵而来的时期，她曾与丈夫有过一段这样的对话：

玛丽说："如果我们中的一个死去了，留下的那一个也不会活着吧。"皮埃尔却答道："不，你说错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即使失魂落魄，痛不欲生，也要继续从事研究。"

命运是残酷的，他们谈过的那种结局，终于出现了。

四年后，她的丈夫在不幸的马车事故中丧失，那时她才三十八岁。尽管她抱着无限悲痛，却仍然按照皮埃尔的嘱咐，一面继续研究，一面抚育女儿。为此，开始了艰苦的历程。

她接替丈夫的讲座，站在巴黎大学索尔朋努学校的讲坛上，成了空前的第一个女教授。以后的日日夜夜，她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作为学者从事研究，作为主妇安排生活，尤其要作为母亲教育孩子。

她对两个孩子的教育充满细致的母爱与周到的关怀。有几次机会可以给孩子留下大批财产，但是她都放弃了。她一直和贫困搏斗，抱着必须依靠自己力量建立生活的信念，对于这种不为儿孙留"美田"的作法，我深表赞同。

二女儿艾薇追述说："玛丽的催人泪下的努力，她的意志，（中略）独立自主精神给我们两个人树立起坚定的信心，我们相信不管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能够不靠旁人，自己闯过难关。"

与此同时，她严厉的背后又充满了母亲的慈爱。

她曾在信中这样写道：

"你们爱我，给我愉快；有时又让我担心。你们真是我的好宝贝。"

在母亲的抚育下，长女依丽诺继承母亲事业成了科学家。

玛丽死后，她也和丈夫一起得到诺贝尔奖。二女儿艾薇和姐姐不同，活跃在另一领域。她从各方面做母亲的助手，帮助母亲去了美国，在母亲不大擅长的社交方面做好各种安排。她的丈夫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秘书长，如果是现在，这个组织也是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机构了。我愿意说，玛丽建起的这个家庭是奏出光辉凯歌的一家。

我在玛丽·居里的道路上看到了一个永不屈服的坚韧的人之中核。我想正是这个中核完成了对女儿的家庭教育吧。

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父母通过自己的生活态度使孩子认识这种人之中核，并使其贯穿于生活之中，不断培育下去。

应该看到居里夫人完成这样好的家庭教育使命，不是靠她高深的学识，而是靠了她作为母亲的"灵魂"。

我在一般百姓之中，也见到过许多家庭的妻子或母亲能够克服悲伤与痛苦，把孩子教育成出色的人才。总之，最重要的是父母要有正确的生活态度。不是牢骚满腹，而是生活在乐观开朗之中。常言道："孩子看着父母的脊背长大"。要使孩子看到脊背，自己就必须背过脸去朝前走。父母应当一天比一天更加充实地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生命中便自然产生出充满信心生活下去的原动力量。"家庭教育"是各种教育中最完善的"育人教育"、"灵魂教育"。

对孩子们来说，最好的教育环境是在父母的心中。解决一切教育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父母自身的不断成长与成熟。

父亲以父子对话形式参与教育

——原英国驻日大使弗·吾纳的家庭教育

原英国驻日大使弗雷德·吾纳氏的一段谈话，曾在家庭教育方面给我不少启示与帮助。有一年的岁末，我招待大使夫妇共进晚餐。席上大使谈道：

"我总是把孩子当成大人一样来接近。"

"即不管孩子懂或不懂，我常给他讲些复杂的国际问题。"

我可以想象出这位剑桥大学出身的英俊的外交官和孩子认真高谈时的情景。这是令人愉快的。

曾听到许多母亲和学者说过，孩子们可以理解许多复杂事物，甚至使大人们感到吃惊。不管多么小的孩子都需要受到重视和尊重。孩子们总有一种希望别人承认自己存在的心理。

在父亲参与家庭教育方面，大使的谈话很有启发性。说起家庭教育，一般人都是全部交给母亲去管。现在已有不少人醒悟到这点，主张父亲也应关心教育。父亲每天在严酷的现实中到处闯荡，知识比较丰富。如果通过父子对话方式把这些介绍到家中，我觉得很有益处。孩子进入中学后，就会有相当的理解能力，他们可以通过许多具体问题，学习父亲的思想。

看起来，那位大使对孩子的要求相当严格。据说他曾对大使馆工作人员讲过："如果我的孩子做了错事，希望你们严厉地批评他。不要客气。"如果孩子对仆人等直呼姓名，大使夫妇就会暴跳发火。我觉得像这样在家庭中教育孩子明白好坏的界线是很对的。善恶分明在培养今后的社会人方面，愈来愈占有重要位置。

如果父亲和母亲同样对孩子要求过严，孩子会产生反抗，变得内向。父亲如果像个朋友或说话不多，对孩子们来说反而具有威信，他若能时而向孩子们指出善恶的界线，效果就会更好。同时，父亲对孩子的信赖在孩子人格的形成上，比起母亲的爱还要产生更大的影响。

诚山三郎在一篇随笔《父亲的耐性》中描写了一个获得芥川奖的作家的父亲。

这个青年作家在高中时期，由于偶然原因加入了小流氓组织，受到警察的管教，后来离家出走到东京。父亲给儿子寄去明信片，信中没有一点指责，只是若无其事地介绍家中情况。儿子从来不写一封回信，父亲在七年之中却寄去两千多张明信片。

对这个给自己脸上抹黑的儿子，在渺无音信的情况下，连续七年坚持无偿的努力。这父亲的深厚信赖，耐心和慈爱，在儿子的人生道路上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支持和鼓励。

父亲与儿子，尽管经历有多有少，同样都是在人生的风浪中颠簸。父母之爱越深，惦念和操心也就越多，永远不会休止。这就是父母之心吧。

人们常说："孩子是父母行为的镜子"。相信孩子的人，就会教育出相信父母的孩子。相信父母的孩子必然会成为有出息的人。

心的交流使他的才能无限伸展

——歌德所受的幼儿教育

幼儿身上也俨然存在着一个内心世界，这内心世界，如同一个小宇宙，它不能过早受到污染，也不应被黑暗笼罩，更不应为烟尘覆盖而失去光明。

我认为应当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造成一个悬挂七色彩虹天空一样的广阔世界。并且应当设法给他们灌输丰富的浪漫主义的色彩。

为了使他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永远能够既顽强又纯洁，既善良又勇敢地生活、前进，母亲们不应忘记，必须在他们心中播下各色各样的幸福种子。

那是因为对于幼儿的最大的教育场所是在母亲的心中。

在一个微风送爽的初夏，我访问了德国的法兰克福鲁德地区。尽管日程十分紧张，我仍然有幸抽空参观了大文豪歌德的故居。而且在那里听到一段他少年时代的故事。

歌德在一生八十二年的岁月中创作了许多不朽的名作。

他的丰富的创造力的源泉究竟在何处？——这段故事告诉我们，歌德的源泉就是和母亲之间进行的心之交流。这交流曾是那样充满温馨，充满幽默。

关于歌德少年时代的情况，我们可以从皮特曼所编的《歌德对话录》（大野俊一译，白水社版）及《歌德的故事》（菊池荣一著，讲谈社学术文库版）中了解不少材料。歌德的母亲艾丽沙白特是个能干的、开朗的妇女。只要她一出现，周围的人会立即感受到温暖的气氛。

她最善于讲述有关星星的故事，她能把水、土、空气等等人格化，运用丰富的想象力编成各种童话。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能成为她有趣的故事题材。歌德从母亲的这些故事中感到一切生物都在跳动，养成了对生命的敬畏与慈善心肠。

歌德总是闪动着眼睛，入神地倾听母亲的讲述，甚至忘记时间的流驶。有时，故事中他所喜爱的人物遇到不幸，他的脸土会立即现出愤怒，眼睛里闪出泪花。

母亲非常了解歌德的心情，当天总是不让故事结束，最后只说一句："好吧，明天接着讲。"这样使他期待明天的结局。于是歌德自己就去想象情节应该如何发展。而且他把想象的内容只悄悄告诉祖母。

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母亲故事的发展大多与歌德的想象完全一致。实际上，这是母亲悄悄从祖母那里打听到歌德想象的内容，自己又照它编出来的。

歌德在自己的想象与母亲的讲述一致时，显得非常高兴，激动得小心脏不住地跳动。

母亲艾丽沙白特在回忆这种心的交流时写道："我们彼此都进行着秘密的外交工作，谁也不向对方透露情况。我以按照听众的喜悦、惊奇情况讲述自己的故事为乐趣；窝尔夫干（歌德名字——引用者）也不表明自己就是这些奇特故事的作者。只在看到自己奇特的构想得以实现时，眼睛闪出光辉，拍手称快。（《歌德对话录》，前已出）

幼年的歌德，这样在母亲讲述的有趣故事中，逐渐伸展开想象的翅膀。多么聪明的母亲啊！她在这生动有趣的母子交流之中，诱导出歌德的想象力，不断培育这英才的幼芽茁壮成长。

幼年时期思想是否开阔非常重要，因为幼年时代养成的丰富想象力会成为一生的思维与情趣的基础，可以决定作为人的"充实、丰富之心"的广阔天地。不过，"培育孩子"也无须拼凑什么特别复杂理论，最主要的是叫孩子自由地编织理想，造成一个愉快的、广阔的环境，使孩子能无限地展开想象的翅膀。

常说人的能力是无限的。发挥这种能力就要靠自信，靠相信自己可以作好一切的把握。只有出自内心的表扬和温暖的鼓励才会给与这种自信及把握。相反，冷言冷语或傲慢的挖苦如同钉下钉子一样，即使过后把钉子拔去，依旧会留下破洞。不管以后如何解释，伤害了的心就很难恢复原样。

一个母亲对孩子说："你撒谎，我不相信！"另一个母亲说："你是个诚实的孩子，我最了解你。"到底哪个母亲能够培育出诚实的孩子，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样，轻易给孩子下结论说："你这个孩子不行！"不如说："啊，这次是没搞好。"

同时再和孩子一起后悔发生过的错误。这才表现出母亲的关怀。虽说是自己的孩子，如果轻易地下结论否定他，也是傲慢的表现。应当记住："母亲不只生身也生心。"所以应当不断运用宽容和坦荡胸怀，筑起语言的桥梁，使孩子的心日益充实起来。能够相信、鼓励孩子的母亲，从某种意义看，可以说是个"最后的慈爱的堡垒"。母亲的慈爱，可以使孩子才能的幼芽无限地得以成长。

父母的为人就是留给孩子的财产

——母子中秋赏月

提起母亲给孩子讲"故事"，我常想，不能总是讲述古代流传下来的那些老故事，其实日常的普通行为本身有时在不知不觉中也可以向孩子说明重要的道理。

佛典中说："与善者睦，心、行、言、动必改善"。就是说，如果与善良的人能够和睦相处，自己的心地、行为、语言自然也就会好起来。这是一个人生道理。

人心变化之微妙超过万物。特别是纯洁如雪的幼子之心，在他人生的摇篮期中，由于环境不同，都可能染上各种好的或坏的习气。

应当向孩子讲述什么呢？对孩子来说，母亲的日常行为就是活的圣经。通过行动传给孩子的许多东西，会永远留在孩子心中，成为最宝贵的财产，成为生活的动力。

我听到过一个动人的故事：一家母子三人住在东京某公寓区。有一年中秋之夜，一家人决定在月下度过一个夜晚。母亲同两个三岁和五岁的儿子，做好了赏月的准备。

他们做好糯米糕，向邻居要来芒草穗插在花瓶中。孩子们瞪着明亮的眼睛，等待着月亮出现。

可是，也许由于连续阴天下雨之故，夜空中覆盖的厚厚云层始终不见消散，看不到转晴的迹象。大概是心理作用吧，她感到孩子们有些失望。于是母亲向孩子们喊道："来！和妈妈一起做个大月亮！"

妈妈和孩子们在纸上画个大圆月，然后贴在墙上，母亲讲起关于月亮的种种传说，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中秋明月之夜。

这虽是个小故事，它却象一幅名画一样印在我的脑中，久久不忘。因为我佩服那母亲构思的巧妙。更因为那种繁忙的都市早已忘记的中秋赏月的古代情趣，和母亲对孩子的慈爱心肠巧妙地融和在一起，在我心中引起反响。

我认为，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母亲充实的心灵和智慧，永远会给孩子带来幻想。反过来，不管孩子如何追求幻想，如果父母不断吵架，母亲动辄牢骚不停，说三道四，指责别人，孩子们便会了解到周围的一切，失去天真。

佛典要求父母必须以四护来保护孩子。这四护即："生"、"养"、"成"、"荣"。可以说这里也体现了所有父母的实际行动与愿望。

这里所说的"成"，也就是使其完成人生的理想，可是要完成什么理想呢？另外，靠什么使其"荣"华呢？我觉得在现代社会里已失去了标准。

随着物质的日益丰富，价值观念变得五花八门。在这个社会上，父母与儿女都常常为那些表面的人生迷惘而不知所措。担心目前这种社会状况的人，恐怕不只我一人吧。

应当说，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人生先辈，我认为做父母的应当为孩子作出榜样，让他们看到一个成熟的人，看到父母一生为追求真实的光荣所走过的轨迹。哪怕父母的一生极为平凡，极为朴实，或者遇到过挫折，都无关紧要。

这样，孩子们才能得到一个心中的故乡，回忆往事时，他们会赞叹说："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确实是了不起啊。"最近，我一直思索着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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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武田信玄

拯救万民的慈悲心

武田信玄是战国时代一位杰出的英雄和知名的武将。据说他和上杉谦信之间进行的川中岛之战，历时十二年，交锋五次，最后以信玄的胜利而告终。

另外，据说夺取了天下的德川家康以及称雄一世的织田信长，也都惧怕信玄，退让三分。德川家康无论作战或者政治方面，很多地方受到信玄的战略、政策的影响。

关于武田的伟大之处，有各种论述，但我觉得有一点应当特别加以强调，即武田曾提出作为大将的条件，"尤为重要的是不忘慈悲心"。当然他在此所说的"慈悲"，和佛经中的"慈悲"是两码事。请大家注意：他不仅论述战略和战斗，而且把具有"慈悲心"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上。

有一本专门叙述武田派军事学的兵书《甲阳兵鉴》。这是江户时期一个叫相良亨的人，根据信亥的家臣所留下的手记编辑而成的。虽然不能说全部内容都是信玄当时的言行实录，但据说它详细记述了信玄的所作所为和精神面貌。《甲阳兵鉴》（《日本思想9》相良亨编，筑摩书房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大凡出色之大将，必须晓畅武道，已勿须赘言。且应精于学问，心地慈悲。其举止端庄，性情温厚，然而一旦动怒，则府中惊骇自不待言，甚而泣儿敛啼，威震一国。……优秀将帅者举止规范，深明大义。深明大义，故能明辨是非。明辨是非，故能胸怀善良。胸怀善良，故而纵然天生相貌粗陋，亦能处事冷静，知人善任，而无怀怨抱恨之心。"

按照他的意思，凡是优秀的大将，不用说应当通晓武略，而且要具有精探的学问，广大的慈悲心。懂得礼仪，平素很温和，可是一旦发怒，不要说他的府中，就是全国也会感到震惊，连哭叫的孩子也得收住哭声。

他还说优秀将领，因为懂得礼仪，所以重视人情义气，由于重人情义气，所以能通情达理，并且因为通情达理，所以才胸怀仁慈之心。正因为如此，外表看起来似乎粗晕俗气，却能冷静地按照手下每个将士的长处加以任用，因而没有一个人对他心怀怨气。就是说信玄所以强调"慈悲之心"，是因为他确信只有在宽厚仁慈的大将手下，才能聚集人才，练出精兵。并且只有通晓文经武略，进而具有高尚人格的大将，才能掌握人心，采取有条不紊的行动。

关于信玄如何知人善任，有这样一段故事可以说明：

据说天文14年（一五四五年）五月，堪称武田信玄帐下栋梁的板坦信形，不顾众人反对，轻率地进攻小笠原长时和木曾义高，遭到惨败。他的鲁莽行动，在武田的前线将士中遭到严厉批评，也受到部分人的冷嘲热讽。他本人也决心接受幽禁，承担罪责。可是信玄把信形找来，对他能在战斗中把损失减少到最小限度的本领，加以正面评价，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还安慰他"不要介意周围人的胡言乱语"，并且重用如初。深知信形作战勇猛顽强的信玄，没有仅仅因为一次失误就加以责难。

另外，据说信玄在攻下其它国时，总是把当地领主作为盟友对待，不使那里的人民穷困潦倒。

所谓"大将"的慈悲之心，就是如前所述能够注意让所有人各得其所，发挥才能。我觉得信玄作为统帅，能准确无误地了解部下将领情况，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尽管看起来有些可能是琐碎小事。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信玄建立了一支精锐强劲的军队，却没有构筑城堡。他认为即便坚固的城堡仍须要人来保卫，决定的关键是人的团结，士气的高涨。他相信在严明的军纪之下，采取一丝不苟的军事行动，全力破敌，远比构筑城堡重要。而且不要据守城内，应当主动出击，制止外敌于国境，才能使百姓免遭战祸，安居乐业。

信玄还致力于治山治水。甲斐国自古多水灾，尤其甲府盆地受害更甚。建筑在釜无川上的信玄堤，现在仍然保存着。

他采取一种崭新的治水方法，即让两河的水流相撞以削水势，叫作"甲州式削流法"，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记载于史册。信玄倾注心血而完成的治水工程，使甲府盆地历经四百年未受水害。

由此可知，信玄平素即注意爱护百姓，严明纪律，以取得信任。因此甲斐地区的百姓仰慕慈悲的名君信玄，以至每到用餐时，都要口颂"信玄大君"。信玄似乎还有一种主张，即"万事从小处做起，逐渐积累，然后方能成大事。"他是在明辨事理，锐敏洞察的基础上，来掌握"小事可变大事"这条规律的。我觉得信玄的这种生活态度中包含着即便在今天的社会也适用的共同性原理。

调动积极性，因才而用

如何使各种"人才"准确无误地聚集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这就要看领导者的器量和因才用人的本领了。在这方面，信玄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伟大人物。

信玄讨厌只是喜欢与自己性格相同的武士，或者只重用凡事能采取与自己相似的态度和行动的人。

信玄曾这样说道：

"为了玩蹴球，要在庭院四角栽植四棵树（樱、柳、枫、松）。先是春天一到，樱花艳美，柳色新绿。不久，春光逝去，樱柳之争结束。于是夏往秋来，它们为即将凋零而悲伤。接着枫叶变红，它在暮雾、秋雨中的姿态，为诗人所歌颂，呈现出多姿多彩。然而一进入冬天，它那艳丽多彩的姿态，便无影无踪了。只有在这时，那永远不变的松绿才显出真正的本色。

世间万事可以说与此同理。只爱一种气质的人，作为一国之主的大名，不能不说是个错误。但是在优秀大将的统领下，臣民团结如一体，却是值得夸赞的事。所谓三乘四等于十二，而三加四等于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们往往喜欢把和自己情投意合者，或者易于使用者置于身边。信玄则认为这种大名是有缺陷的。他的这些话是对位居领导者的重要告戒。诚然，盛开的鲜花固然好，而朴实无华的松绿也别有一番风韵。

至于"三乘四等于十二，三加四等于七"，他是以此来比喻：不同性格的人，如能巧妙地组合、搭配在一起，便能发挥出比二者更大的力量。

信玄是怎样做的呢？在他手下，以"武田二十四将"为首，聚集着大批各类人才。例如《甲阳兵鉴》中记载着一个名叫山本勘助的家臣，是个精通兵法的武将，在"武田二十四将"中也是特别出色的人物。

据该书所记：山本勘助是个勇猛智慧的武士，精通攻城陷阵的战法，剑术上是京派的高手，还通晓两军对阵中的战略策略。可是勘助相貌极为丑陋，而且是个独眼，手指和脚指也不灵便。他最初投奔骏河的今川义元帐下，希望得到个官职，然而义元不愿收留。义元由于受到其身体相貌和周围流言蜚语的影响，未能看出勘助这个人材。而信玄却有不同看法，他看到：尽管勘助生长在三河国窪村的农民家庭，出身低微，却能刻苦钻研兵法，虽其貌不扬，却很有名气，因此绝非平庸之辈。于是他把勘助当作宝贝请进府中。

其后，山本勘助果如信玄所料，干得很出色。据说他以"修练武艺"为名，游历诸国，把各地情况逐一汇报给信玄，信玄因而能坐居府中准确掌握各国情报。

是否真有山本勘助其人，一下难以说清。但是《甲阳兵鉴》的记载，旨在强调信玄如何能敏锐透彻地看到人材的本质，并且尊重每人的个性，这是非常清楚的。是优秀领导者，还是昏庸之徒，只要看其如何使用人才，便一目了然了。

武田信玄是善于起用人才的"名手"，这一点固然是使武田军团成为无与伦比的强大军队的主要原因，但他同时还竭尽全力去培养肩负接班重任的年轻将士们。

信玄对由那些精明能干的部下的子弟组成的"小姓组"，以及身边的年轻武士，都亲自教以当武将应具备的才能、战术等，对他们进行无微不至的熏陶、培养。那些信玄可以自由驱使，积极能干的武将，几乎大部分是由他"亲手"培植起来的。特别是信玄在以讲"夜话"形式和部下闲聊时，很少教训人，总以通俗易懂的比喻，在不知不觉中，教给部下当武将应有之思想、姿态，以及对事物的看法。而侍奉在他左右的年轻武士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信玄的教诲，把它作为自己成长的精神食粮，这也是不难想象的。所谓培养教育人，最终仍旧表现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当中。几个人谈心，有时无意中流露出的话语，往往会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信玄的父亲信虎在世的时代，有个时萩原的重臣，任常陆长官，被人们尊为"智谋之将"，当他接触到幼小的信玄时，一眼看出信玄是个非凡之才。于是他一有机会就给信玄讲战斗故事。久而久之，使信玄很自然地学习到打仗取胜的"关键"所在，从而培养出一棵足智多谋的大将苗子。常陆长官在信玄十四岁时去世，但他给予信玄的影响，可以说是无法估量的。信玄所以重视教育年轻人，恐怕一方面因为他自身有过这种经验，同时，他更想抓住点滴机会，给青年们留下教育子孙后代的训戒吧。

另外，在《信玄全集注释本上卷之六》中，关于"御大将之荣誉"有一段记述。所谓"御大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领导者，关于领导者的荣誉，信玄举出三点：

其一是要有"识别人的眼力"，也即要"正确评价人才"。

其二是"管理国家"，也即以"政治治国"。其三，要能"取得会战的胜利"，也即"战争中的胜利"。既是一员武将，一般都把取得战斗胜利，作为第一条荣誉。而信玄却认为"取得战斗胜利"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仅此不够，所以他把"正确评价人才"和"政治治国"放在前边。我以为正是在这种认识中蕴含着信玄作为领导者而具有的深沉与坚强的奥秘。

关于"政治"的重要性，信玄这样说过：

"取得战争胜利固然是一种荣耀，但如果战后的国家政治不佳，全国会立即陷入混乱。因此常言道：'取胜容易，巩固胜利难'"。

的确，战胜敌人非常重要，但如果胜利后，内政出现破绽，民众遭受痛苦，便失去破敌取胜的目的。那才真是"取胜容易，巩固胜利难"呢。虽然所有战争都有个胜负问题，但即便获胜，如果进行的是力不从心的战争，搞得人们精疲力尽，给他们生活和人生带来不良后果，其所得便是相反的效果，因而也就失去胜利的意义。

就是说，领导者还要经常考虑胜利后的问题。在经常思考未来的同时，要倾心运筹为取得胜利，把战争推进到什么程度，以及为使民众得到"喜悦"、"发展"和"满足"，要采取哪些办法。

关于人才的评价和起用的重要性，信玄说："治理好国内，不是大将一人所能完成的事，所以选贤任能至关重要。因而把正确评价人才列为大将的最高荣誉和功劳。"

这是具有普遍性的原理，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以及所有层次的各种"组织"。一个由大量人员构成的组织，靠一个人的力量来维持和发展是不可能的。不广集人才，团结一致，就很难获得繁荣昌盛。

据说信玄还是个真诚倾听下级意见的武将。有关战略战术方面，他绝不武断专行，必定仔细听取各将领的意见，反复磋商研讨，然后才作决定。

而在实施这一决定时，他还要反复演习、训练。确有把握之后，才将该战术实际运用于战场。由于运筹准备，仔细周到，所以他的战术总是能按预想一丝不乱地得到运用，取得成功。

还有，信玄平常很温和，执行纪律却极其严格。例如：他规定违犯军法者，没收俸禄，处以死罪。据说他的这种严厉，形成高度统一的战斗力，也是武田军强大的原因所在。

总之，一旦有事，决不可任意孤行，轻举妄动。要深思熟虑，和大家充分协商研究，最后使大家齐心协力，行动一致，才能取得振奋人心的胜利。

正确无误的人才观

在认识和掌握人才方面，有哪些重要之点需要注意呢？

信玄曾说："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误解他人之事有七。"（《甲阳兵鉴注释要本》，甲斐丛书刊行会版）他举出七点容易误解他人本质的错误。在此，就其中三点，谈谈个人看法。

其一是，"常将行动迟缓者误为稳重者"。他是说有人经常把那些磨磨蹭蹭的人，错看成沉着稳健的人。他的话真是一针见血。

譬如有这种情况，其人在发生地震时也不慌不忙。有人便认为此人非常沉着冷静。其实他不过是动作笨拙，准备不及罢了。

沉着和愚缓大相径庭。希望大家在识别时，一定要留心别搞错。

信玄还这样说过："不加思虑，而喋喋不休者，是谓信口开河，其言终日不止，却无一语有益于朋辈或主君；其所憎恨者，即使优秀武士，亦恶语骂之；对送贿讨好者，备加宠爱，对关系亲近者，虽为非作歹之徒，亦大加赞扬，其原因在于将思想浅薄者，误以为通情达理者。"

信玄把那种说话不加思索的人，称为"耍嘴皮者"，他告戒人们绝不可把"耍嘴皮者"视为通情达理的人。

他指出：有人从早讲到晚，却不说一句对同伴或对主君有用的话。这些"耍嘴皮者"，只要是他憎恨的人，即便是出色的武士，他也到处说其坏话，相反对送礼讨好自己的人却非常喜欢，如果和自己关系好，即便是坏人，也要加以表彰。

不论哪个时代都有这种人。越是这类人越是能说会道，也善于写文章。社会上的人受其巧言善辩的迷惑，往往认为他们是既有知识，又通晓社会情况的人，而加以信赖。然而他们多半是些缺乏节操、见利眼开，并且以我为中心的人。

像这类"耍嘴皮者"，不论他多么聪明伶俐，能言善辩，也决不能信赖。这是信玄的告戒。

信玄还举出另一种容易误识人才的情况，即"尚有信心不坚定之徒，不惜扑风捉影，谎报情况，此乃十足的顽固不化者，然而却易将此类人误为自尊自信、不甘认输、勇武刚强之优秀武士。"

他是说有一种缺乏信念的人，常常讲一些自己根本不知道，胡编乱造的情况，其顽固程度令人吃惊。可是却往往有人把这类人误为信心强、不服输、英勇顽强的杰出武士。

真正有信心的人，知道心地善良、谦虚好学的作风是多么重要。这样的人当上领导者，一定大有前途，成长迅速。相反，没有谦虚态度，顽固地突出个人，固执己见，这种人必然碰壁。并且一遇到不顺，便会灰心丧气，一蹶不振。信玄说，真正的刚勇顽强，是要在锤炼武道的同时，钻研学问，培养才能。他自己注意实践，也劝别人照着作。

信玄所说的字字句句，可以说是在本质上深刻抓住人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看法。那么信玄的这一着眼点和深刻性究竟来自何处呢？

我觉得它来自作为将领应具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他手下拥有众多的将士。一旦用错人，布错阵，就会招致全军覆没，使领地内的百姓遭受无限痛苦。因此绝对不允许发生错误——我深深感到就是来自这种严肃态度和责任心。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会产生智慧，吸引人才。可以说领导者的资格，决定于有无责任心，而其责任心的大小、强弱，又决定着人格的伟大程度。

贤将以"五成"胜利为上

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这就是人生。社会是变化的，而且连续变化。人心也变化，是瞬息间的变化。自然界也是从冬到春，又从春到夏，一刻不停地发生着变化。自己本身一开始就处于时时刻刻的变化中，从未停息过。

如何对待万事万物均处于变化中的这一现实呢？如何认识情况变化，并抓住胜利时机，采取有效的行动呢？这就需要运用"兵法"了。

信玄关于"胜负"的看法，确实旨深意远。

他论述了数条。其一是对每个胜负都要留有余地的思想。

关于两军会战时的胜败，信玄认为"十成中获六、七成胜者，乃十成之胜。"（《甲阳兵鉴》，矶见正义，服部治则校注，人物往来社版）。也即以十成为标准，取得六、七成的胜利就足够。尤其在大会战的场合，这点更为重要。他并且说："其原因是，八成胜则危，而九成、十成之胜，则必将酿成我方遭受大败之条件。"（同前书）

他还经常说：战争的胜利以五成为"上"，以七成为"中"，以十成为"下"。为什么呢？因为五成胜利能鼓舞人进取，七成给人带来麻痹松懈，而十成胜利则会使人产生骄傲。

五成的话，就会想："虽然输掉一半，但还胜了一半，下次一定加油！"产生一种努力奋进的精神。而如果获取十成胜利，必定产生骄傲之心。听说就是根据这些理由，信玄绝不轻易超越取胜六、七成这条线。（《定本名将言行录（上）》，冈谷繁实著，新人物往来社版）

他和上杉谦信进行的川中岛之战，是从天文二十二年（一五五二）到永禄七年（一五六七），历经12年，打了五个回合。其基本模式是面对进攻的谦信，信玄则采取"善战者不战，善战者不死"的策略，以坚固的防守为背景，步步向前推进。据说上杉谦信斗不过信玄，正是在这一点上。

我也认为他的上述看法旨深意远，其做法从进行现代经济战开始，适用于现代社会所有事物。

另外，据《甲阳兵鉴》记载，在谈到有关兵家胜败的体会时，他曾说："四十岁以前要尽力取胜，而四十岁以后要设法不败。"

这句话也生动地表现出信玄不计较眼前得失，而着眼于大局的胸怀。就是说他把未来的最后胜利，作为首要问题加以考虑。他觉得只求取眼前胜利没有意义。现在虽很重要，但将来更为重要。为将来取胜，现在怎么办呢？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索中，存在着贤将和庸将、愚将的区别。

四十岁前奋力取胜，四十岁后设法不败——信玄的这条战训，也是源于把未来的胜利作为大目标的思想。以此为基础，千方百计下工夫，踏踏实实保持力量，与此同时，穷追不舍地进行战斗。只有把这种态度贯彻到底，才能有把握登上通向最后的、也是永远的胜利之路。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对胜负怀着"胜不骄，败不馁"的认识是极为重要的。信玄对眼前的胜负一向抱着超然态度。

他胸中深深怀着一个远大目标，这就是保卫甲斐国，让它永远繁荣发展。

例如：他和信浓国村上义清之战，打得很漂亮，连连取胜。武将们认为现在乘胜进攻，必定大获全胜，因而主张进一步穷追猛打。但是作为大将的信玄，却早早偃旗息鼓，率兵回国。武将们不理解信玄的深刻用意。回国后，他的老部下们以为一个月内连打两次胜仗，主将一定会感到心舒神畅。

然而信玄丝毫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态度一如往常。

据说稍后，他再次和村上义清交锋。这次却打了败仗。此时，人们担心信玄回到甲府后会不高兴。可是恰恰相反，他仿佛早已忘掉打仗的事，举止悠然，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样子。并且举行了三天"能乐"会，慰劳将士。他年轻时代的这些珍闻轶事，也大有令人追怀玩味之处，它说明信玄在众多战国武将中是多么杰出的将领。

对于建立了江户幕府"独揽天下大权"的德川家康来说，信玄既是个伟大的竞争对手，又是个"军师"。

家康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失败，是为和信玄争夺霸权，于元龟三年（一五七二）十二月所进行的三方原战斗。兵力上也处于劣势的家康军，彻底输给制订了周密作战计划、以万无一失的姿态展开战斗的武田军。而且据说还有这样一个插曲：德川家康在败退中竟尿了裤子。可见家康那次是被打得落花流水了。

家康领教到信玄那远比传闻要厉害的战略策略，一定惊叹不已。后来，胜海舟甚至这样评价他的兵法："有规律，有节制，同现在西洋式兵法完全一样。"（《冰川清话》，角川文库版）。可见他的战略战术是很合理的。

打那以后，家康把信玄的军事学变为自己的东西，取得战国时代的胜利，夺取了天下，并为长达二百六十五年的德川幕府统治打下了基础。

有时失败会成为通向下一次胜利的因素。反过来，胜利时又经常蕴育着失败的原因。家康在三方原战斗中败于信玄。

但他由此而学到信玄的兵法，并最终取得巨大胜利，成为掌握天下大权的人。这就是说，他善于把自己的惨败，转变为通向更大胜利的源泉。由此也能看出家康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宽大度量。

有关培养接班人的告戒

可以说任何一个社会，其消长兴亡均取决于接班人。不，进而可以说先人之伟大与否，将由其后继如何来决定。

武田信玄病死于天正元年（一五七三），享年五十三岁。

继承其位的是四子胜赖。然而由信玄倡导的欲称霸天下的武田世家，不料就在四子胜赖这一代轻易地灭亡了。

由精明细致的信玄建立，被视为铜墙铁壁的武田世家，为何如此简单地灭亡了呢？这是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关于武田世家的灭亡，可以举出很多原因。例如：

"晴信（信玄）临终嘱咐曰：……吾以国托付于你，甚感放心。汝（胜赖）若听吾之所言，吾复何忧？言毕而卒。然胜赖不从其言，竟使国亡。"（《定本名将言行录（上）》，冈本繁实著，新人物往来社版）

信玄临终，把一切托付给胜赖，并说只要你照我的话办，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但当时接班的胜赖已二十七岁，或许由于对个人力量的盲目自信，也许因为急于求取功名，想打一场远胜其父的战争，以夸示天下，因而没有信守父亲的遗言。也不采纳家臣将士的忠谏。

信玄临终时嘱咐道："吾死后三年，不发丧事。"还要他不进行那种无法取胜的战争。可是信玄之死，不久就传到周围邻国诸将的耳朵里。胜赖还违背其父的遗言，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

继承武田家的家长是胜赖，但是他和作为战国时代头等武将的极其伟大的父亲信玄相比，其结局暗然失色。

关于胜赖是否为"庸将"，看法不一。有人说，他在迅速走向天下统一的时代洪流中，在遇到各种不幸和障碍的情况下，想奋力继承其伟大的父业，他具有这种能力。但是，当初的胜赖似乎没有充分地更为实际地认识到自己与父亲的"差距"。甲斐国的悲剧正是从这儿开始的。换言之，他常常以为在周围人的心目中，自己的形象和父亲一样。并且在尾张国织田信长的心目中情况也如此。

骄傲自大是非常可怕的。人们由于高傲和急躁而走向灭亡。胜赖以为自己作为主君所说的一切，部将们会言听计从，他对此深信不疑。他相信自己伟大，而又有"力量"，却不知道社会是多么严酷。而且他对如何保卫和繁荣甲斐国也缺乏认真的思考。

而信玄对如何保卫甲斐国，其关键在何处等问题，经常进行深思熟虑。对战事也很慎重。诸如敌人在想什么，如何掌握和处理现实情况，怎样减轻百姓痛苦等问题，他一年到头都在冥思苦想，研究如何作战。胜赖完全不知道父亲的这种苦心，而急于追求功名，开始作战。这是他小看社会，轻视敌人的结果。他以自己高居继承人之位而傲视一切，却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粗心大意。

对武田家族来说，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即家臣中已无人向胜赖进行诤谏。那些面对错误和危险，敢于劝谏纠正的忠臣已不存在。人人瞅着主君脸色行事，采取敷衍一时，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的态度。当然，这和对听不进忠言的胜赖失去信心也有关系。

而且，胜赖周围的年轻武士们也很软弱，缺乏从战国时代闯过来的那种经验和锻炼。即现在所谓的第二代的脆弱性。

信玄时代那种君臣一体，誓死战斗到底的高涨而热烈的传统精神已不复存在了。

信玄是战国时代杰出的武将之一。然而，他唯独没能摆脱对自己儿子的偏爱。我觉得从这里可以看到任何名将都难于避免人性的悲剧。不过信玄自身总算幸运，没看到这场大失败的结局就离开了人世。

人心背离是国家灭亡的原因

不掌握"潮流变化"，便无法打胜仗。不了解"时代发展"也不能取得"胜利"。

造成武田世家没落的关键，在于那次历史上有名的"长篠之战"。

天正三年（一七七五）五月，胜赖率领的武田军正在开往京都途中。可是行军到三河国的长篠，与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的联军遭遇，吃了大败仗。当时，信长使用步枪进行巧妙的攻击，把依靠骑兵和长矛的武田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这场战斗在历史上极为有名。这一仗可以说是织田军跟随"时代发展"，而采取的新战术，击破了武田军那种置身于"潮流变化"之外，因循守旧于传统的旧战法。

有一个与长篠之战有关的值得注意的事实。即胜赖于五月披挂上阵，要求和对方决战。

提起旧历五月，那是农民一年之中最为繁忙、重要的季节。在这个时期搞你争我斗，他们是最忌讳、最怨恨的。信玄对群众的"生活"和"心情"总是给予深入细致的考虑关照，注意不使群众的负担超过可能的限度。而胜赖呢？潮流变化已很清楚，他却不顾农民利益，要求决战。其结果可想而知，对武田军的不满增强，民"心"背离。

武田胜赖在即将进行长篠之战时，于宝饭郡（今之爱知县宝饭郡）附近，打开了丰川水渠的堤坝，把水放入平原。其目的似乎是要攻打奔向长篠的德川军后方。然而大量河水流入田亩，使农民蒙受极大的水灾。同时，据说那河水对东三河的田地来说却非常宝贵，因而那年遭到了旱灾。

再怎么说作战需要，像他这样甚至把农民的生活基础都破坏掉的行为，据说还找不到第二例。当时农民们该是多么的悲痛和愤怒啊！

总之，胜赖不了解民"心"。这在那些不经磨难而登上高位的所谓"有权势者"来说，是常有的现象。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和"繁荣"。

相反，了解人之"心"，通达人情之机微，才是"为将者"应当具备的条件。不了解民心，不能算是真正的领导者。

而且，在长篠之战中，可以说最致命的一点是内部不团结。武田军的强大，归根到底是来自信玄这个人物的伟大和力量。失去信玄后，由年轻的胜赖来补缺代替，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个过重的担子。而更糟糕的是胜赖急于要攻下长篠城，以显示自己的本领。据说那些信玄时代留下的武将们，见到织田与德川联军的兵力和阵形，坚决主张避免决战。但求胜心切的胜赖却顽固地坚持己见。他拼命想以战争的胜利来平息内部的混乱，然而实在可悲，他的意愿适得其反。很多武将丧命，上下的情谊一下遭到破坏。

可以说信玄始终不渝地爱护将士，保卫国家，进而保护群众。为此，应该撤退时，就会真正拿出勇气撤退。他最终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伟大的繁荣。与此相反，胜赖却迎来悲惨的灭亡。

事情就是这样，国家或团体由于一个领导者的优与劣，或者繁荣，或者灭亡。肩负这个重任的是领导者。

在错误的领导者领导下的群众是最为不幸的。

曾经在军部权力者那种愚蠢无知的指挥下，尝尽辛酸，并变成牺牲品的日本人的痛苦经历，也是这种例证。绝不能再重复悲惨的过去了。

在长篠遭受惨败之后，胜赖仍不改其"骄傲"和"急躁"的秉性。其结果是人心涣散，家臣背离。

天正十年（一五八二）一月，胜赖的部下木曾义昌私通信长，在内部造反。义昌是胜赖的妹夫，因此是亲戚的反叛。

义昌叛变时，据说胜赖还说："义昌怎么可能……。"不相信真有此事。他竟如此不了解各部下的思想动态。对义昌采取对策为时已晚，因而扩大了内部的裂痕。

信长已得知胜赖非常凶恶，群众正在其暴政之下呻吟，离他而去者接连出现。许多人已敏感地意识到信长正在走向兴盛，武田正走向衰败，因而不只是背叛，由于对胜赖失去信赖，更加速了曾经驰名天下、坚强牢固的武田军走向灭亡。

从义昌反叛开始，武田家族一蹶不振，迅速灭亡。

无论怎么说，领导者一旦失去人心，就绝不可能再得到兴亡发展。这是超越时代的方程式，不管对何处的组织团体来说，没有比这条规律更为可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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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拿破仑

生存于两个世纪的交替时期

传说拿破仑一生中打过多达六十场战争。他的心中经常只装着一个词儿，就是"前进！"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他总是喊着"前进，再前进！"来打开困境。以至于今天，在拿破仑走过的地方留下很多传说。

拿破仑一七六九年诞生于地中海的科西嘉岛，一八二一年在流放地圣海伦岛，结束了五十一岁的生涯。他在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战斗滑铁卢之战遭到失败，终于退出帝位，被幽禁于圣海伦岛。当时他四十六岁。他在不足五十年的岁月里，以欧洲、埃及、以及俄国为舞台，演出了波澜壮阔的人生戏剧。他正好是在十八世纪向十九世纪过渡的"世纪交替"时期生活、奔跑。

他对逼迫到眼前的命运绝不轻易屈服。他曾远征俄国失败，遭遇内部反叛，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尽管如此，他那高昂坚定的热情仍然燃烧不止。他摆脱残酷的命运，重返巴黎，建立了所谓"百日政权"。既然已降生在这个世界，就要把自己的"人生"的戏剧一演到底，他这样下定决心，并勇往直前。

他完成了无人可比拟的读书量，具有强健的身体、丰富的想象力、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追求心、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智慧以及行动能力，可以说他正是在法兰西革命的激流中诞生的英雄和宠儿。对拿破仑的评价，也和对许多伟大的思想和人物的评价一样，其说不一，但是他一生的表演，给现代以各种各样的教训和启发。

我在二十二、三岁的青年时代，每次翻阅拿破仑的传记和战史时，也总能学到许多东西，至今犹感亲切。我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记载道：

一生一世是战斗的连续。不过，我想为什么而战斗，又以什么作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

自己的战斗目的，如无丝毫可怨悔之处，那就是完成了最大幸福的战斗。我现在已认识到自己完全没有怨恨之点。所以我只有高高兴兴，一心进军。

进行战斗，要具有自己的特色，漂漂亮亮地大干一番，以演好终场戏。胜负是第二位的。要将自己进行战斗的智慧、实践能力、坚毅性格以及责任精神等彻底发挥出来，把它们置于首要位置。

拿破仑胜利了。接着惨败，然后又取胜，最后成了战败的英雄。

斐斯特洛奇，他持续了五十年的为人生的战斗，几乎遭到彻底失败。然而他最后终于取得成功，成为伟大的教育家。

现在摆在自己面前的重大问题是如何进行战斗，如何演好最后一幕。

拿破仑的终局是失败。美丽的首都巴黎有为纪念他的胜利而修建的凯旋门。但他没能以胜利结束自己的一生，并通过凯旋门。

无须赞言，他的局限性在于为达到目的而把"战争"合法化，造成大量牺牲者。然而仅仅这么一个拿破仑竟能如此大规模地主宰历史，这一事实不能不使我感到"一个人"所具有的分量。

当然，现代已不是靠一个"英雄"来决定社会主要动向的时代。可是历史这幅"编织品"，归根到底不外是由"人"这个无数的五彩缤纷的"线"和"线"编织而成的。推动历史的仍然是一个一个的人。我认为从"一个人"的变革开始，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这种连锁般的波动才是真正的"革命"。

时代早已在剧烈动荡、混乱迷惘之中，期待着新时代的新"人"和新生命的"世纪"早日到来。我已明显感到从"一个人"进行革命，向必然到来的全人类变革这场宏伟、壮观的戏剧舞台前进的时刻终于来临。

"正义"和"人情"

拿破仑的军队转眼之间，席卷了欧洲大陆。战争接连取胜。其取胜的原因何在呢？这当然与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拿破仑的天才指挥有关系吧。同时，据说作为支持它的基础是法国军队，具有要把进步的革命理想播种到欧洲各角落这种伟大的"使命感"。就是说，这理想就是正义，打着正义这一旗帜，这正是拿破仑获胜的原因。我的恩师卢田城圣先生常说"打仗必须为正义"。社会上出现各种运动和团体，但失去理想、缺乏正义的团体和运动，即便能得到一时的兴旺，也决不会维持长久。

拿破仑有个理想，他想以联邦的形式对欧洲大陆实行统治。他积极活跃的时代是法国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当时在法兰西共和国内，合理分配土地和制订法律等建设新时代所需的各种事业，极待解决。就在这时，拿破仑为农民获得土地开辟了道路。并制订和实施了"拿破仑法典"等，迅速建起新国家的雏形。

关于拿破仑的名字，据有人说来源于意为"新都市的"这一希腊语。正如其名，他并非只知一天到晚打仗，他还从建设巴黎开始，在法国各地建立起一批新时代的新城市。这样，他渐渐加深了自信心，在与各国交战时，也高举着实现正义的旗帜。

与法兰西革命同时，"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在法国国民中迅速扩大。此时，到处洋溢着高远的理想主义，同时在和妄图封锁革命的法国内外各种势力的激烈对抗中，人们心中充满高昂热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正像拿破仑自己说的"我是革命的产物"（《拿破仑》，井上幸治著，岩波新书版），他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空气，而拿破仑军进攻各国之初，说是侵略，不如说更多的带有解放运动的意义。

拿破仑曾在讲演中说道："意大利的国民们，法军是为砸断你们身上的铁锁链而来的，请信任我们，欢迎法军的到来吧！""华盛顿死了，这位伟人与暴政进行了战斗。……法国士兵，和他一样，和美国的士兵一样，正在为平等和自由而战斗。"（《拿破仑言行录》，奥克塔佛·乌里布编，大冢幸男译，岩波文库版）这些演说真实地说明拿破仑是以法国革命的原理为正义的旗帜，向各处进军的。他对内是抱着把自由、平等思想散播到全世界的想法来统帅军队，而对外则以民族解放的救世主的形象向各处进军。事实上，最初群众确实是怀着好感欢迎拿破仑的军队。

但是拿破仑也有给后来造成严重恶果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错误。即他虽然不断大肆鼓吹理想，实际对各国却实行了"征服者"、"专制者"的一套做法。

无论怎样高举自由、平等这一崇高的思想旗帜，作为外国军队，只要继续处于"征服者"的立场，那么和当地人之间逐渐发生摩擦便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同时，民族解放这个新思想，作为一个理想，虽然受到人们的赞美，但在事实上要得到承认，还须有个过程，因而它遭到旧统治者为首的各种势力的排斥、打击。而且拿破仑所实行的"就地解决粮食"的机动战术，逐渐加剧了当地人民的反感和对抗。更有甚者，他接二连三地把自己的亲眷任命为各被占领国的国王。

这样一来，任何"理想"、"使命感"都必然干瘪无力。于是拿破仑便公然以"征服者"的面貌君临各国。人们对此，愤怒地说道："拿破仑把自由教给人们，却没有给人们以自由。"

这是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拿破仑没有抓住民众的思想动向，一味推行"实力逻辑"，结果未能赢得人们的共鸣。因为民众早已敏锐地洞察到他的"傲慢"。

从内心给人们以同情和理解的最佳办法是献出"诚实"和"真心"。相反，心中隐伏着傲慢、骄横、狂妄自负，瞧不起对方，人们必定离心离德。无论怎样玩弄美词丽句，装作正人君子，只要是做表面文章，便无法打动人心。即使一时行得通，也绝不会长久下去。德国著作家卡尔·雷达在《战争故事》（西村克彦译，原书房版）中，提及拿破仑的情况时，分析说："在这里仍然是那自然的人情比起如同逆产儿的进步思想，表现得更为强劲有力。"

也即所谓"人情"，比起理想，或者武力、权力以及名声更为有力量。掌权者和权威人士，无论怎样想依靠权力和权威的力量来取得人心，人们也不会真心接受。在中心人物周围聚集起来的组织是坚强的。同时对"忠实"、"真诚"的领导者，人们会怀着爱戴之心而争先归附。反过来，对那些自私自利和耍弄权威的领导者，人们只会增加"离心离德"的情绪。

法国文学家布尔提谈到什么是"幸福"时说道：

"为了自己，你要学会贤明，对待同胞，你要寄予同情，也即你要通过别人的幸福，创造自己的幸福。"（《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界》，竹内谦二著，东京大学出版会版）

在单纯追求个人幸福的利己主义之中，是没有真正幸福可言的。对个人来说最为"贤德"的行动是祝愿朋友幸福，并为此而诚心诚意地去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幸福也能得到实现。

鲍罗金诺之战

从远征俄国遭到失败时起，在那被尊为英雄，并得到无限荣光的拿破仑的神话中，便出现了阴影。他从此时开始，逐渐失去昔日那种清新娇艳的光辉。拿破仑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以为至少可以说：是由于他判断能力和当机立断能力已经衰退之故。

在远征俄国过程中，打得最激烈的是"鲍罗金诺战役"。

俄军和拿破仑军都宣称"我军取得胜利"。实际上那是一场似乎打得难分胜负的激烈战斗。

后来，拿破仑自己也说那是他"一生中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战斗"。这场大战是一八一二年九月七日，在莫斯科西部一百二十四公里处的鲍罗金诺村展开的。当时，双方的兵力，据传拿破仑军出动了十三万五千人，俄军出动十二万人。牺牲人数，一种说法是拿破仑军三万人，俄军三万五千人，另一种说法是双方各损失五万人以上。从如此巨大的死伤人数也可想象到当时战斗之激烈程度。

这场战斗之后，库图索夫将军率领的俄军撤退了。并且为取得最后胜利，库图索夫将军采取了把莫斯科也让出来的出人意外的大胆战略行动。欲一鼓作气打夸俄军的拿破仑，却没有料到这一招。

拿破仑军在俄军撤退的第二天，开进莫斯科。然而绝大部分居民已随俄军一起撤离，等待拿破仑的是死一般的寂静。

而且，当天发生大火，莫斯科变成一片焦土。这一出其不意的事件，使拿破仑的机动战术无处可施。这是拿破仑认识上的错误，他迷信于自己的战术，未能冷静地看清事态变化。此后的一个多月，拿破仑军无事可干，只好呆在莫斯科。

当时，拿破仑本应采取立即使和平谈判达成协议等应急对策。可是就在谈判旷日持久，拿破仑无计可施的时候，迎来了"严冬将军"。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并非单单是战况所致。拿破仑自身正在失去迅速应付新情况的灵活性和能力。将士们也对已非昔日的拿破仑形象不那么信任了。

我从拿破仑的上述形象想到一个问题，即作为一个领导者应具备的条件是绝不能躺在已取得的功名上，失去及时而准确的判断能力。

日子一天天过去。十月十三日，初雪已降，和谈无进展。

但是"冬将军"来临，则必败无疑。面对冬天，在不断袭来的饥饿与寒冷面前，大名鼎鼎的拿破仑也无能为力，只有从莫斯科退却。撤退的拿破仑军一路上遭到库图索夫将军率领的俄军的追击，受到俄国农民游击队的进攻，加上饥饿与寒冷，遭到毁灭性的失败，据说返回巴黎的士兵只有二至三万人。

拿破仑作为领导者，长期舒舒服服地坐在皇帝宝座上，不知不觉变得保守起来，不能根据时间变化作出正确判断，在他的指挥下把大量士兵置于死地。这一教训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所谓战斗，并不光是一味向前冲杀就成的。有时也须向后退一步。应当认识到，虽然后退一步，但接着便能全力以赴地去进攻的重要性。

在佛法中，把这一公式称作"前三后一"，我想这个公式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适用的。最后的最后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半路上无论取得多少胜利，如果它不能与最后胜利相连接，便毫无意义。尤其作为下一代的领导者们，在生活和社会的道路上，应当很好地分辨"前三后一"的时机变化。

骄傲和大意造成判断错误

我透过鲍罗金诺战役还有一点感受。即两军指挥官的临战姿态决定了胜负。法军侵入俄国之初，俄军接二连三地败退。拿破仑大军逼近莫斯科时，库图索夫迫于众望，接受了由皇帝签署的总司令的任命。他当时已六十七岁高龄。他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而且又有教养，是智慧和耐力兼备的名将。由于盼望已久的库图索夫就任总司令官，部队士气骤然高涨起来。

另一方面，拿破仑听到库图索夫就任总司令官也为之高兴。因为他曾在奥斯帖列兹的战斗中亲自出马，战胜了对方。

他瞧不起库图索夫，认为库图索夫作为将军在指挥上是"无能"的。在此反映出拿破仑的"高傲"和"轻敌"。

一方面是拿破仑心中滋长起来"骄傲"和"轻敌"，另一方面则是满怀"保卫祖国"的强烈愿望的库图索夫。在这两者的一念之差当中，已经看到胜败的归属了。而且和长期远征，苦于炎暑、疲惫和疾病的拿破仑相比，库图索夫的兵力即使少掉一半，其士气也远远胜过对方。

关于鲍罗金诺战役的情况，托尔斯泰的名作《战争与和平》中描写得很详尽。库图索夫总是相信"时间"是自己的伙伴。在这次战役中，他也选择了等待敌人自我消耗的战术。

他以"忍耐"等待"时间"，创造"机会"。他充分发挥出忍耐的力量，终于击破强大兵力的壁垒，取得了胜利。

面对这一战术，拿破仑本该提早完成和平谈判，趁冬季来临前率军撤退。但是如前所述，他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表现出过去那种敏于判断和迅速行动的能力。他骄傲自满，完全忘记了该撤退时就撤这一"时间"和"忍耐"的重要性。

拿破仑远征俄国遭到惨败。其原因除指挥官的表现之外，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问题。我想举出其中法兰西军队不明确战争目的这一点谈谈。据说当时法国出现经济危机，人民对独裁不满，问题重重，国内政界陷入不安之中，在这个背景下，拿破仑为转移国民的不满而向国外发动战争，而且当时法国驻俄大使曾向拿破仑提出下述报告：

"陛下，我们进行战争的目的不明确。法国人民能否把此次远征俄国，作为国民战争而真心给予支持呢？"（《拿破仑》，加濑俊一著，文艺春秋版）

相反，俄军立于保卫祖国的正义立场，因为目的明确，士气也旺盛。然而拿破仑始终缺乏采纳忠言的灵活态度，屈于顽固的头脑。可以说，他由于顽冥不化而进攻取胜，也由于顽冥不化而遭到失败。

另外，法国军队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外国人组成，并且实行不平等待遇。这也是造成士气低落的一个原因。

后来，拿破仑就远征中的牺牲者问题进行辩解时说，法国人战死者比起外国人要少。由此可知在所谓"大陆军"的名义下，大批外国士兵死去。这些士兵实在可怜。

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没有作战所必须的完备的"地图"。

准确无误的地理知识是战争所不可缺少的。而且在俄国的战斗多数是平原作战，他拿手的集中兵力，突破中间的战术已无法适用，可是他却依靠绘制得很粗糙的地图进行指挥，因而出现错误。地图本来就不精确，又加上放大使用，于是在感官上产生了巨大的距离误差，给作战和布阵带来困难。准备地图可能不是拿破仑的任务，但是作为最高负责人，把这件作战的最基本工具看得太简单了，可以说失败从这里就已经开始了。

拿破仑原是一个很精细、严谨的人，在其卓有成效的行动能力背后，从不忽略充分的调查和准备工作。然而也许由于高傲和惰性造成，他已逐渐不那么重视周密的计算。而且他认为莫斯科是俄国的中心，只要攻打莫斯科，就能抓住整个俄国的命根子。由于国度不同，地形差别，造成他在判断上出现根本性错误。拥有广阔腹地的俄国，和法国是不同的。

而且他又未能对莫斯科发生火灾原因做出迅速判断和及时采取措施。有时，他甚至还顽固坚持自己的看法，即强调火灾不是法国军队造成的。这也是在莫斯科的和谈拖而不决的原因。或许士兵体力衰竭也起了作用。可以说各次战斗均连锁式地出现"麻痹"、"骄傲"和"兵力分散"，沿着失败的坡路滚落下去。十九世纪俄国最伟大的文艺评论家柏林斯基，关于拿破仑侵略俄国问题说过这样的话：

"一八一二年震撼了整个俄国，它唤醒了沉睡的人民，使他们发挥出不曾有的新的力量，激起了人民的觉悟和民族的自豪感。"

也就是说，拿破仑进行侵略这一灾难，没有仅仅停留于灾难这一点，相反它成为唤起民众潜在力量的一个机会。

可以说，"苦难能成为使沉睡的力量、新生力量觉醒，并发挥作用的机会。"是一条真理。它在古今以及东西方历史上事例很多，而且也适用于现代社会。

滑铁卢和"叛徒"内伊

从俄国战败而归的拿破仑，被迫退位，一八一四年被流放到厄儿巴岛。但不久他逃离该岛，重返巴黎恢复帝政，开始了所谓"百日政权"。然而由于对英普联军进行了有名的滑铁卢之战，遭到失败，结束了他的"百日"，被流放到圣海伦岛，并死在那里。

拿破仑的最后一仗是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的滑铁卢之战。

这一战斗的失败，决定了拿破仑时代的终结。二十几年中，他给予很多人以光明、希望，他自身却一直处于轮回流转之中，并且最终走向沉落苦难之渊的时刻。

进行滑铁卢战斗时，法兰西军队数量，约占联军之半。但据说武器装备和部分青年士兵的士气远远超过敌人。拿破仑也认为："胜利是属于我的，十成中九成胜。"（《拿破仑》，加濑俊一著，文艺春秋版）结果却惨遭失败。他后来在流放地圣海伦岛回忆说：

"完全是命运呀。综合当时情况，那场战争我是应该打赢的！"（《拿破仑》，鹤见祐辅著，潮文库版）

关于法国军队失败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我觉得大致可归结为三点：

第一，失去了有能力的人才；第二，让士兵在残酷条件下作战；第三，拿破仑的命令不能顺利下达，作战一直处于被动。

首先谈谈"人才不足"问题。

在拿破仑手下，有一批和他共同战斗、屡建战功的元帅。

他们曾充满年轻活力，雄心勃勃，驰骋疆场，可是此时已变得因循守旧，大部分人一心只顾保护自己所积蓄的财产。

他们的这种姿态，增加了年轻士兵的不信任感。据说甚至有人写信给拿破仑，提出"下次战斗，请您不要任用那些元帅们。"（《拿破仑》，长冢隆二著，读卖新闻社版）拿破仑自己似乎也发现心腹们的堕落情况。但是把指挥任务交给经验不足的晚辈部下，他不放心。因此，仍旧把各军的指挥任务交给那些老元帅们。

其中有个元帅叫内伊。他曾背叛过拿破仑。远征俄国回来之后，拿破仑放弃了帝位。此时，内伊又为代之而即位的路易十八奔走。后来再次为拿破仑效力，他就是这样一个变节之徒。

内伊和拿破仑同岁，生于木桶匠的家庭。进入法军之后，参加了革命战争，立下汗马功劳。进而在拿破仑部下，担任前线将校，指挥了很出色的战斗。一八○四年，他立下多次战功，得到承认，被提升为第一批十六个元帅之一。三十六岁那年，他打垮奥地利军，扫清通往维也纳的道路。其后，他在普鲁士、波兰也立过显赫的战功，被誉为"勇敢者中的勇者"。

但是随着拿破仑势力的衰减，他开始了背信弃义的活动。

一八一四年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已是山穷水尽，以内伊为首的元帅们劝说拿破仑退位。其实，他们是抛弃自己的君主、恩人以及兵法之师拿破仑，绞尽脑汁来保护个人的荣誉和财产。

拿破仑于四月逊位，五月被流放到厄儿巴岛。于是内伊马上投靠路易十八门下，以图保全自己。后来据说拿破仑逃离厄儿巴岛，在法国登陆之际，内伊在路易十八面前甚至保证说"波拿巴特交给我好了。我去击杀那头野兽！"（同前书）

然而当拿破仑的特使很快走访了他之后，他又翻然倒戈，与拿破仑军汇合。内伊的背信行为竟是如此反复无常。

不过，拿破仑在决定其命运的滑铁卢战斗中，仍然任命内伊为自己的左翼军总司令官。这里有拿破仑的难言之苦。他不得不把在阿维尔西旦特孤军击败普军的陆军大臣旦弗留下来防守巴黎，信得过的贝吉元帅已阵亡，结果找不到能抗击英军的"将领"。因而不得不在六月十四日匆促起用变节者内伊充任前线指挥官。

那么内伊作为指挥将领的战况如何呢？可以说一塌糊涂，完全失去昔日之光彩。

这也是必然的。他们刚刚在前线汇合，他既不了解战局变化，连手下将领的面孔也不熟悉。他的指挥节奏缓慢，优柔寡断，常使拿破仑焦急。

拿破仑曾说过这样的话：

"经常站在炮火前线的内伊，完全忘记自己看不到的那些部队的情况。最高司令官的勇猛善战，同一个师长所具有的勇敢精神应该是不同的，……。"（同前书）

正如拿破仑所感叹的那样，由于内伊不善于从全局判断、指挥，只知道冲锋陷阵，致使拿破仑军在滑铁卢战役中遭到失败。但当时除了内伊，找不到另外的人。拿破仑手下缺乏人才，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

在滑铁卢之战失败后，内伊又策划背叛，即在拿破仑决定第二次退位之前，他企图再次背叛拿破仑，投奔路易十八。

但是这次背叛周围人已不能容忍。王党派也定然深知内伊的用心，结果他被以叛逆罪起诉，并判处死刑，于一八一五年十二月在巴黎被枪决。时年四十六岁。

内伊的死，可以说具有象征性，它表明了变节者的下场。

无论哪一个时代，叛变者均不会得到光荣可喜的结局。

即便是免于刑罚，其人生已经"失败"，说他是个活"死人"也不为过。因为背叛老师和恩人的"变节之徒"，等于给自己的"灵魂"判了刑。

传达命令迟缓招致失败

如前所述，法军在滑铁卢之战中遭到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强迫士兵在极残酷的条件下作战。

滑铁卢之战的前一天下午，连降暴雨，拿破仑军在滑铁卢以南约七公里处的布兰斯诺瓦度过了一夜。

高级幕僚们在农场二楼睡得像死人一样。可是下级将校们的情况很惨，他们无房可住，相互依偎着，睡在暴雨之后到处是水洼泥泞的路上。至于一线士兵，据说很多人站在外边，浑身湿得像落汤鸡，一夜不曾合眼。

而且，由于道路状况极坏，粮食供应不上。士兵们苦于饥饿，到处寻找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他们去拼命战斗是不可能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个指挥者不为第一线人员着想，失去这种责任感，就不能不说他没有资格当领导者。

作为领导者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自始至终关切属下。

滑铁卢之战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拿破仑的命令无法顺利下达，造成作战被动，丧失了取胜的机会。

联军主力是由惠灵顿率领的英军和布留海尔率领的普鲁士军。拿破仑则采取分割策略，以破其联合。他首先攻击普鲁士军，将其打退。

另一方面，则任用内伊对付英军，首先发动了击溃其前锋的战斗。然而，内伊惧怕深入，在其踌躇不前、攻击不力的时候，丧失了最佳战机。此时，惠灵顿加强了兵力。为此，造成拿破仑的作战布署出现失误。奇-Q-i-s-u---u-.-ｃ--o--m-*书而且当拿破仑命令内伊属下的代尔龙所部向行将溃败的普军进攻时，内伊却予以反对，结果引起代尔龙的混乱，再次失去战机。此时，拿破仑命令格鲁希元帅去追击未受关键性打击而开始撤退的普军。

第二天是滑铁卢决战之日。已退却的普军重整旗鼓，图谋与英军汇合，拿破仑获悉后，想让格鲁希尽量快点向滑铁卢靠拢。但是法军总参谋长苏尔特只派去一名传令官，当拿破仑的指令传到格鲁希手中时，已丧失宝贵的时间。传达命令要求采取既安全，又尽量快速的万全之策。可是他们没有做到，结果成为滑铁卢之战的致命伤。

关于格鲁希军迟到问题，说法很多。总而言之，由于各方面配合多次出现漏洞，格鲁希最终未能参加决战。相反，找到得力响导的普军，在会战当中抵达战场，与英军汇合，给法军造成极其不利的形势。

未能按照拿破仑意图作战的事例不止这些。

按拿破仑的作战布署，当英军发起攻击时，在炮兵和步兵的掩护下，出动骑兵以决胜负。可是内伊由于过分急躁，一开始就出动骑兵去突击，致使整个作战遭到失败。这对拿破仑来说也是个很大的失策。

这一连串的失误致使拿破仑的作战计划大受挫折。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各方面团结协力，互相联络的重要性，进而还告诉我们上下一心，"步调一致"的重要性。

拿破仑的骄傲自满

拿破仑在滑铁卢遭到彻底失败，固然有人才不足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归根到底，最大的原因是来自他自身的骄傲自满。由于他过分自信，常把取胜的原因归于自己的"才能"和"力量"，他的这种自满招致了失败。

他在身体方面也非常自信。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面临决战的前日，他连续骑马作战，差不多打了一整天。他率领部队一直在雨中进军，浑身湿透，因此，他的老毛病痔疮和膀胱炎自然要复发。他已是四十过半的人，而且已连续战斗了长达约二十个年头。他强迫自己参加那极为残酷的战斗，因而不可能不损耗身体。总觉得自己年轻，抱着和二、三十岁时一样的想法，必然要失败。这也是骄傲和麻痹的一种表现。

他曾宣布："只要毅然决然去战斗，胜利就属于我们的。

……对所有勇敢的法国人来说，或者胜利，或者灭亡的时刻已经到来。"（《拿破仑言行录》，奥克塔·欧布里编，大冢幸男译，岩波文库版）事实上他非常自负，认为胜利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欧洲没有谁能战胜自己。于是便逞强作战。可是这种作战由于带着过分的强制性，缺乏周密的计划。而更主要的是拿破仑的战术本身早已陈旧。

据说他的战术就是"集中兵力，突破中间，各个击破"。

即带领少量部队攻击敌人的大军，一举突破其薄弱环节，并且就地筹措粮食、施用轻装的机动战术。他的这套战术和"前进，再前进！"的气势相辅相成，创造了连战连捷的记录。

敌方各国采用老的打法，先是预备粮食，搭好帐棚，然后稳扎稳打地进攻或者退却。因此，在拿破仑的战术面前，不知所措，只好后退。他使用的是全新的战术，发挥了威力。但是在欧洲转战二十年的过程中，这个战术早被对方研究透彻。

各国军队已熟悉了拿破仑的招数，并采纳了其战术的长处。可是拿破仑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他依然坚信用同样的战术可以取胜。

另外，他的机动战术则是他自身的天才的判断能力和敏捷的决断，同时要求有对此理解，并正确完成任务的部属，还要有能使这一战术发挥效果的类似盆地那种地形，具备这些条件，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这一战术在意大利北部取得巨大效果，相反，在俄国的广大平原则吃了苦头，并在西班牙的高地和山岳地带遇到游击队式的顽强抵抗，而未能顺利进军。拿破仑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战术在那种条件下，已不适用。

这里有个严重的教训。时代不断变化、进步。以前行得通的战术，下一次未必可行。固守昔日的成功与经验，看不到社会变化，那就不可能再次取得胜利。

因此，我认为作为领导者必须是个不断了解时代发展方向，注意自身成长的人，必须是个如饥似渴地学习，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代价，经常能发挥出具有吸引人的新鲜魅力的人。

不随时代而成长的领导者是不可能指导群众的。同时，还应指出：工作在不求进取发展的领导者手下，实在是个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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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南丁格尔

为了信念而生活

弗罗伦萨·南丁格尔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的护士，她诞生于一八二○年，去世于一九一○年。她那极为可贵的波澜壮阔的一生长达九○年。她生活的时代，相当于我国江户末期的文政三年到明治四十三年这段时间。

她生长在英国的一个富裕的上流家庭。英国当时是威克托利亚王朝时代，经济上已称霸世界，可以说是英国的"黄金时代"。她父母结婚后经常去欧洲旅行，她是父母住在意大利的弗罗伦萨时作为次女而降生的。那儿曾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心，她因此取名为弗罗伦萨。

父母疼爱南丁格尔，让她接受最高水平的教育，竭尽全力培养她。她从幼年起，接受文法、作文教育自不待说，她还学习了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以及希腊语等多种语言。而且，对数学、哲学、历史、音乐、绘画及手工艺等进行了广泛的学习钻研。当时的勤奋和努力为她打下良好基础，使她在后来留下大量著作。由此可知，年轻时代的辛劳、用功，必定在日后起作用。绝对不要忽视这一点。

总之，从优越的环境、教养来看，可以说她的未来人生必定获得幸福。按当时的社会常识来看，她的前途只有过那种高雅华贵的社交生活，做一个人人羡慕的窃窕淑女。然而，她没有选择这条道路。她非常聪明，一定意识到在那华贵之中总是夹杂着凄凉和空虚吧。

南丁格尔年轻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想就职、经商，只要是需要的事，什么都可以，那种值得我全力以赴去干的工作，对我来说无论如何是必须的，我一直在寻求它。"（《南丁格尔评传》，李顿·斯特雷奇著，岩崎民平译，实业之日本社版）

于是她下定决心为解除人们的病痛而当一名护士。她二十五岁那年，把这一迫切想法告诉了家里，结果遭到强烈反对。这毫不足怪。当时人们对医院的印象非常坏，认为那是个既不干净，风气又很糟的地方。她曾在书中写道："人们把护士看成已经丧失品格的女人，因而认为最好由那些甚至已经有了孩子的妇女去干。"当时伦敦医院的医生还说道："护士们都是些酒鬼，以护士长为首，所有人都一个样！"（《弗罗伦萨·南丁格尔的生涯》，赛西尔·乌兹塔姆著，武山满智子等译，现代社版）

在这样的时代，她毅然决定"要当一名护士"。因而，我深感作为一个人来说，南丁格尔具有坚强、伟大的信念，很多人从常情出发，多把是否体面看得最为重要。她却不在乎这些。她当时写道："在我的字典中没有失望、退缩这样的词汇。"（同前书）

那些留下大大小小业绩的先驱们，都是怀着纯真而又牢固的"信念"进入生活，并且始终不渝，贯彻终生。他们把那些由喜悦、痛苦以及悲哀等光明和阴影交织而成的人的感情的绫缎，不断搓捻在一起，形成人生之纲。如果这条命脉之纲粗大牢固，那么人们就能怀着自豪和感谢的心情，回首自己那包括所有苦难经历在内的一生。我认为在一直沿着自己坚信的道路前进的过程中，存在着人生价值和真正的幸福。

"独立女性"的先驱

南丁格尔三十一岁时，在家庭和周围人不理解和反对之中，进入德国凯撒斯劳滕的护士学校，迈出了当护士的第一步。她的真正的护士生涯，实际是从三十三岁开始的。

如同世上众多伟人一样，对她来说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也是个充满暴风雨的时期，是为她以后飞跃前进作准备，并对她进行考验的年代。她自三十岁以后，开始向自己的人生课题挑战。

构筑具有自己特色的人生是与年龄无关的。而且伟大的人生没有男女之别。一旦发现并认识到深藏于自己内心的伟大使命，即便是三十岁开始新的挑战也决不为迟。南丁格尔就是最好的例证。

她在日记中说："我脑海中充满有关人间痛苦的思索……。"她的心没有停留于自己的事，而是深入到广大的人类爱的世界中。

结果，她把一生奉献给护士这一天职，一直过着独身生活。我并不是规劝女性过独身生活。但是任意将他人与自己作比，或者陷进所谓"华丽婚姻"这种表面幸福观中，失去正确的人生前途，则不能不说是很可悲的事。

社会上有些人年轻时就举行豪华的结婚仪式，开始新的生活，不久步入家庭，生儿育女，到三十岁以后，便疲于现实生活劳累，失去希望和进取心。这种类型在社会上大有人在。当我目睹有的女性没有发挥自己原有的力量，而虚度年华时，不胜遗憾。

无论是男性或者女性，最重要的是毫无遗恨地发挥出自己的力量，为自己负有的使命而奋斗终生。并且不应依靠别人来生活，而是在自食其力过程中，去开辟真正的欢快和永存的幸福之路。

南丁格尔曾在一封信中说："人生就是斗争，是一场同歪风邪气的搏斗。"（《另一个南丁格尔》，吉冈修郎著，医学书院版）

她一生中通过激烈"斗争"，改善医院条件，把护士从"丧失品格的女人"升华为"天使"。这是人类精神上的一个大变革。这一变革竟是一名女性完成的。这一事实最清楚地表明"一个人"的力量该有多么巨大！推动一桩伟大事业前进，最终关联到"一个人"的成长。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就看你是否能成为这"一个人"。

况且，南丁格尔所生活的十九世纪，全社会都想把女性的生活方式限定在一个方向，这种势力，当时依然十分顽强。

而她作为一个女性，在那种时代却完成了如此伟大的事业。她的气魄和热情确实值得敬佩。她在初期著作《致凯撒斯劳滕学园》一书的开场白中这样写道：

"有一句老话说：十九世纪一定会成为'女性的世纪。'然而（中略），它并未成为女性世纪，这怨谁呢？不是男人的责任。因为没有哪个时代像这个世纪那样，女性不仅拥有充分开发自己能力的自由，而且还获得了这种机会，我觉得对女性来说，这是最好的一个时代。"（《南丁格尔著作集第1卷》，汤槙麻斯监修，薄井坦子等编译，现代社版）

我觉得在这篇文章中看到了一个决不受环境左右、随波逐流的女性，她在端庄文静之中，有着凛然无畏的勇气，敢于向周围作工作，具有独立的近代女性先驱者的精神。应该说她的生活超越了世纪，在人生方面给予今天的众多妇女以宝贵启示。

克里米亚的天使

一八五三年，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发生战争，是由于宗教对立而引起的。当时，力图阻止俄国南下政策的英国和法国，为支援土耳其而参战。主战场是突出在黑海中的克里米亚半岛，所以叫"克里米亚战争"。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即一八五四年，南丁格尔根据当时陆军总司令的要求，组织一支三十八人的护士队，开赴战场。她当时三十四岁。在此后的两年中，她开展了英勇奋进的救护活动。因此而被称为"克里米亚的天使"，她的名字载于世界史册。

当时年轻的托尔斯泰作为俄国军官，在克里米亚服役，他曾写道："所谓战争，并不是那种军乐齐奏，锣鼓咚咚，旌旗飘扬，以及风姿飒爽的骑马将军等整然有序、光辉美丽的情景，它的真实情况是流血、痛苦以及死亡。"（《托尔斯泰全集第二卷》，中村白叶译，河出书房新社版）。正如托尔斯泰所描写的，当时的战场已分不出敌人和朋友，呈现出一片极为悲惨的景象。

南丁格尔所在的英军野战医院内的情景，同样是惨不忍睹的。伤兵源源不断被送来，霍乱患者也急剧增加，可是医疗用品、粮食物资等却极不齐备。而且据说野战医院的建筑物也极不卫生，运来的士兵因而染上鼠疫并且丧命的也相当多。

南丁格尔由于自幼在极为优越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体格并不那么强健，所以也差一点死于疾病。但是她度过了这一切难关，她在信中写道：

"克里米亚热、痢疾、麻疹等，如今这儿的水土所带来的疾病，我全都得过。因此，我相信自己的身体已完全能适应这里的水土气候，我已作好同士兵们一起经受这场战争考验的准备。"（《弗罗伦萨·南丁格尔的生涯》，赛西尔·乌兹达姆、史密斯著，武山满智子等译，现代社版）

而且，还有来自医师团的非常明显的歧视。那些以权威自居的医生，根本不把南丁格尔等护士们放在眼里，甚至不让她们走进病房。

优秀的护士观察患者非常细致，有时甚至比医生判断的还准确。因此，必须尊敬护士，决不应轻视她们。

但当时的社会，到处对护士工作表现出无知和不理解。据说她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担负扫除、洗涤、膳食，乃至所有物资供应，她整天忙于杂务。可是她对此并不介意，仍旧坚持说："我们有我们的使命。"

要是一般人，对如此不佳的境遇和残酷的工作条件，恐怕定会义愤填胸，改变志向的吧。而她却不改初衷，沿着自己确定的使命道路，一走到底。

南丁格尔在护士工作上作出了巨大牺牲。为护理士兵，有时整天不休息，一直站着。有时相反，为捆扎绷带，要连续数小时跪在那儿工作。

由于战斗极其残酷，士兵相继死亡。南丁格尔对很多在凄冷孤独之中断气的士兵，怀着深深的同情。她非常希望"不再出现在失意中孤独死去的士兵"，为此她在那些行将死亡的士兵眼前，竭尽全力进行护理、鼓励。看到她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频繁地跑来跑去，士兵们甚至以为医院里有好几个南丁格尔呢！

而且她还担负一件和护士工作不相干的事，即必须书写大量信件。每天有大量士兵死亡。因为联系中断，故乡亲人非常挂念。他们即使给军事机关写信，在当时情况下，也很难指望那些以权威和官僚自居的军官们给予亲切的回答。因此，士兵的亲眷们有时很自然地给南丁格尔写信。而她在极端繁忙之中，一一过目，并真心实意给予回信。

她给一个士兵的妻子写的回信，至今还保存着。那是一封告诉妻子当兵的丈夫不幸死亡的信，她那充满着同情心和无微不至关怀的文字，即便非亲非故，也要流着泪水才能读下去的。她还在信中装入了补助申请单，并详尽说明如何办理手续，帮助对方出各种主意。

她一生所写书信的数量极大，据《南丁格尔作品集》的监修者汤槙麻斯先生说："一种说法是一万封，还有一种说法是一万数千封。"她写信既不为获取报酬，也不为扬名于世。

她只是一心想完成自己所确定的使命。这充分表现出她那崇高的形象。然而，尽管她不间断地做出如此巨大而真诚的献身和努力，却遭到很多的反对和干扰。当然那些直接受到亲切护理的大批士兵，是由衷感激和信任她的。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对于士兵给予她的信赖，充满卑劣下流的中伤和嫉妒。

由此可见，百年前和现在，人的心胸没有取得什么进步。而她却超越了这一点，获得了进步，她才是真正的勇者，是把自己所确立的使命能够贯彻始终的人。

她在《护理备忘录》中作了这样的记载：

"所谓凡事均有'使命感'是怎么回事呢？我以为是这样的：即为达到你自己认为'最正确'、'最完善'的崇高理想而去完成工作，而不是由于不主动，被人'提醒'才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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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尔著作集第一卷》，汤槙麻斯监修，薄井坦子等编译，现代社版）

"别人说后才去做"，这不是基于使命感的行为，而是一种尽义务的行动。"别人不说也去做"，这才是可贵精神。

她继续写道："这就是'一心一意地工作'，为完成自己的'使命'，……任何人都必须具有这种精神。……一个护士如果不是为追求理想的圆满实现而看护病人，那么别人再做什么'指示'，她也不可能以极大的热情去进行护理。"

她所强调的是为圆满完成自己的使命，用不着别人指示，也能主动去工作，这才称得上"一心一意"。

我认为人的一生是由做了哪些工作，为现在的社会和家庭带来多大幸福而决定。其关键恐怕在于是否尽最大努力去完成使命，是否让自己的生命得到充分燃烧，并通过这火焰给时代和社会带来利益。人们常说女性和男性相比，热情、易动感情，为此而有动辄失去理智的不足。然而一旦树立起高大正确的目标，具有使命感，就能发挥出男性所不具备的特有的巨大力量。南丁格尔的伟大生涯充分说明了这点。

以辛勤的汗水开创近代护理工作

后来，南丁格尔被称为"克里米亚天使"，她在战场上的勇敢无畏的形象是尽人皆知的。

但是她所以能以"伟大人物"而著称于后世，是因为她是现代医护工作的创始人。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各种佳话，不过是她漫长的一生中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起点而已。而且由于战场上的过度劳累，使她终生未能摆脱病痛。

南丁格尔一方面和折磨自己的疾病作斗争，同时她没有仅仅局限于护士工作，而是积极从事医院改革和印度卫生状况改善等全国性的更为重要的工作。如今，她被称作世界护士界开创近代护理工作的起点，被尊为护士的楷模。

她的事迹告诉我们：当确定了起点，并为自己的信念而生活时，即使病魔缠身，对其本人来说也丝毫不会成为障碍，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没着自己的路走到底。

另外，使我惊叹不已的是南丁格尔活动范围的广泛，以及她那开创这种局面的聪明的构想能力。

一个确立了人生目标，并为此而行动的人，其真正价值在于他既可成为教育家，又可成为实践家，可以适应多层次的社会活动。

她最初是一个普通护士，逐步扩展活动内容的领域，终于确立了近代护理体系的基础。她爱惜生命，所以她的视野逐渐从对一个人，扩大到对一个家庭，一个地区，进而扩展到国家乃至全世界。她并非单纯作为一个慈善家而生存，而是以慈爱为基础，为救护更多的人民，常常进行极为冷静透彻的分析考虑，不断向英国政府和陆军部毫不客气地提出改进建议。为此，得罪不少人。但她始终不懈地同社会上那种把弱者置于不必要的死地的懒惰和无知进行了斗争。

总之，她不是作为一个普通护士而结束自己的一生。应该说在彻底完成护士工作过程中，她给自己的使命开辟了大片的良田沃野。

关于护理工作的所有方面，她都有一个明确的理想。可能是为一生的使命而生存的坚强信念，使她的头脑具有不随波逐流、强韧不倦的思考能力。她把耳闻目睹的一切，通过自己的思考，加以整理、综合，形成新的设想。并且为实现这新的设想而勇往直前，把世人的批评、赞誉全不放在心上。

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时写的一封信中说道："如今我担负的工作中，护理仅仅占一小部分。"（《弗罗伦萨·南丁格尔的生涯》，赛西尔·乌兹达姆、史密斯著，武山满智子等译，现代社版）从那时起，管理和经营医院的一切工作，均由她负责。

她必定深深体会到：为进行充分护理，不仅需要医生和护士的协力，而且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合作。她已认识到为实现福利和卫生方面的目标，需要大批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

可以说她从这时起，走上完成更大使命的人生道路。

她的有关近代护理体系的设想，是在当时的实践中孕育产生的。另外，她虽为上流社会出身，但通过护理工作，得以和各阶层的人积极接触交往，这也是促使她形成多元性思考能力的一个可贵经验。

我认为这里有一个极为宝贵的教训：

胸怀理想，构思蓝图，固然是人生的重要价值之所在，但我还深切感到它究竟是否是在和现实生活的搏斗中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是一切的关键。纸面上的空想易于破灭，通过辛勤劳动建立的理想才是牢固的。

我们应学习她这样一点，即牢固掌握同现实较量中所完成的蓝图设想，并由此使自己的人生前景得到无限扩展。

真正的英雄是谦虚的人

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南丁格尔回到英国，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由于先期回国的士兵们的传颂，她被群众尊为英雄，名声大震。但是她没有因为人民的赞扬而沾沾自喜，克里米亚战争的惨状和对下一步改革的愿望，占据了她整个身心。

南丁格尔关于什么是"真正的英雄"有过一段话，开头是这样说的："如果所谓英雄是指那种为他人进行了崇高事业的人，那么，"她接着说道："这种人一定是不骄傲自大，谦虚谨慎的人。"（《南丁格尔作品集第三卷》，汤槙麻斯监修，薄井坦子等编译，现代社版）

一提到英雄，人们往往想到的是一种轰轰烈烈、傲气十足、得意洋洋的形象。但她却说"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的人"才是英雄。尽管有人自以为了不起，但从大千世界来看，只不过是个小小娃娃般的人。只有缺乏真正力量的人才骄傲自大。谦虚则是冷静地正视自己，主动致力于自我成长、壮大的内心世界反映。谦虚的人总是雍容大度，能正确地认识事物。高傲的人总是焦躁不安，动辄屈服于虚荣心。如果说英雄是"为他人进行事业的人"，那么可以说他的必备条件自然是要有高洁的人格，深厚的仁慈心，以及由此而采取的行动。

南丁格尔还说道："如果说妇女在日常生活的'琐碎工作'中，也和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处理重要工作一样，或者干得更出色，因而人人能成为英雄的话，那么每天为他人做奉献的护士们正是个个皆可谓英雄。"（同前书）

英雄不只是出现在轰轰烈烈的舞台、伟大壮丽的工作中，在那每天每日"为他人"呕心沥血、默默献身的人们中间才有真正的英雄。"为他人"而真心实意地做奉献，会使你真正感到喜悦和充实。"没有报酬的行为"带来的充实感，能使你最宝贵的生命充满丰富多彩的活力。

承担责任的真正意义

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千真万确地献身于救护工作，并为此到处奔波。当时她这样说过："要说在这儿遇到的真正耻辱、真正辛苦是什么，就是不得不设法同那些既非绅士，又非有教养者，也非实业家，而且缺乏同情心，一心只想逃避责任、保全自己的人一起进行工作。"（《弗罗伦萨·南丁格尔的生涯》，赛西尔·乌兹达姆、史密斯著，武山智满子等编译，现代版）

她既不为繁重的工作感到痛苦，又不为恶劣的环境感到难过，而是为不能志同心齐而感到极大的痛苦悲伤。

她在四十岁时撰写的《护理工作备忘录》中说道："我觉得很多人似乎真的以为自己在出门或者吃饭当中，或者因病卧床期间，世界是静止不动的。能说在这段时间内，万一病人出了什么事，那是病人的责任，而与自己无关吗？！（中略）那种不管对大小事，懂得'承担责任'的意义的人——

这意味着他们是知道如何履行自己责任的人——男性也好，甚至女性也好，何其少啊！上自最大规模的灾难，下至小小的事故，究其原因（或者根本用不着追究），往往不是因为'负有责任'的人不在，就是那个人不知道如何尽自己的责任。"（《南丁格尔著作集第一卷》，汤槙麻斯监修，薄井坦子等编译，现代社版）

她所强调的责任，应该说和尽心尽力完成赋与自己的义务，根本不是一码事。

现代，一般被称作"不负责任的时代"，对这种风气，我非常担心。一个人，尤其领导者们，不论在什么问题上要主动承担责任，这是理所当然的。绝不能忘记：在不负责任这种风气的对面等待着的是无法挽回的巨大破坏。

能够发现别人注意不到的问题，这才证明你具有真正的责任感。

南丁格尔的伟大处之一正在于此。她善于从那些在别人眼里根本不是问题的事物中，敏锐地提出问题。关于护理工作必须具备的知识，她列举出很多项目，有关病理知识自不待说，诸如通风、暖气、消毒、住房、用水、采光、感染、噪声、环境变化、伙食、卧具等等，涉及面很广。如今，人们也许认为这些项目理所当然应该有，然而当时根本没人去想这些问题。

人们对空气、水和阳光等已司空见惯，越是这样，越容易忽略。

南丁格尔发现的正是这样一些问题。而且她能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极为准确地提出来。例如她把"通风和暖气"作为患者必不可缺的设施加以强调说："这是'保持患者呼吸的空气和室外空气一样新鲜，保持他们身体不发冷'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却被彻底忽视了。"（同前书）她不仅提出问题，还从空气流通途径直到最后的换气方法，均给予极为具体的指点。她还说道："他们只能看到摆在眼前的问题，而观察不出一般情况中隐伏的问题。"（同前书）由于她的极其认真的态度和对人无限热情，以及由此而来的责任心，给她带来不厌其烦地追究疾病原因，并完成伟大事业的力量。

促使她能从各个不同角度深刻观察、思考问题的根源不是别的，正是深刻牢固地埋藏于她心中的永远保护所有人的责任心。

自觉承担使命，不断向上、前进的人生

促使她从不动摇的根源在何处？在于克里米亚战争中，由于没有得到精心护理，而在痛苦与孤独中死去的那些士兵的形象，还有病死的人远远多于战死者这一可悲的事实。当时已查明，发生这一悲剧主要是由于军队卫生组织不完备，然而却置之一旁，不采取任何措施。由此可知，克里米亚战争的终结，对她来说正是战斗的开始，大规模改革和前进的起点。她的胸中搏动着这一不可动摇的信念。

反映当时南丁格尔心情的日记中有这样一节话："我伫立在被杀者们的祭坛前边。只要我活着，我就要为追究其原因而斗争。"（《南丁格尔的一生》，埃尔斯佩·哈克斯勒著，新治弟三、嶋胜次合译）

她振作起已疲惫不堪的身心，勇敢地开始了新的战斗。

她以自己的经验和调查结果为依据，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作。如：改革陆军卫生状况，确立近代护理法，建立医院，改善管理，等等。据说在她推进这番事业的背后，得到了威克托利亚女王的理解，取得了同她那优秀的献身精神有共鸣的人们的支援。她已不知不觉在实际行动中加强了自己的地位，甚至养成一种人们不能不同她齐心合作的风格。

为改变环境，自己首先要进步。堪称"人生智者"的南丁格尔，很自然地运用了这一重要原理。她五十三岁时写的"书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我们妇女当中，想要认真按照《每日生活》的要求，来改造自己心胸和性格的人，只有极少数。"（《南丁格尔作品集第三卷》，汤槙麻斯监修，薄井坦子等编译，现代社版）她接着写道："而为了改善自己的护理工作，这样做是绝对需要的。"

不论哪个时代，总有很多人毫无意义地把时间浪费在讲别人的闲话上，或者追求虚荣。而能够真诚地正视自己的人却很少。

但是一切均要从变革自己开始。无论生活、事业、教育、政治以及经济、科学等，一切的出发点在于人，因此自身生命的变革正是一切的起点。我们之所以强调"人的革命"必须作为一切的基础，其道理正在于此。

百年前的一位女性竟能透视这一点，我深感惊讶和敬佩。

她在书信中写道："对我们这些从事护理的人来说，只要护理工作不能每年、每月、每周取得'进步'，那就可以说是'倒退'，事情就是这样。"（同前书）

她还大声疾呼道："（我决'不想成为'满腹牢骚、充满傲慢、私心的、不可救药的'那种'人。）我们决不应当成为像演剧时的合唱队那样，每二分钟高唱一次'前进！前进！'却一步也没有移动。"（同前书）

她是一位遵照上述誓言，实现了不断向上前进的女性。

她于一八六○年创立了"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由于身体多病，她终于一次也没能登台执教，但是她的热情深深打动着教师和学生的心，据说找她征求意见，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

学生们追随、敬仰她的心情，即便在毕业之后也一如往昔，每当遇到困难、陷入苦恼时，她们不论在世界什么地方，都要来到她的身边。她不顾身体有病，在百忙中抽空同她们会面，极力鼓励她们。当毕业生重新振作起精神，恢复信心之后，便又离开她走向世界各地。

她在七十三岁时撰写的一篇论文中说："我希望在'我们'这些人死去的时候，能涌现出这样的领导者，她们亲身通过严格实践，懂得有组织进行护理工作改革的辛苦和喜悦，并能带领大家完成远远超过我们所作的工作！"（同前书第二卷），她对后来人，倾吐了心中的万般感想。

弗罗伦萨·南丁格尔，如上所述留下了她的光辉业绩，九十岁时安祥地与世长辞。

南丁格尔开创的近代护理工作的传统，至今仍为人们所继承。她留下的伟大业绩，在她死后，仍然不断地前进。我们要深刻铭记：真正伟大的事业，即便在开创者死后，仍然能持续地大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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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吉田松阴

人的真正价值是在逆境中放射光辉

我认为人所能完成的最高事业是培养人，造就人才。世间没有胜过人才的财产。

我一直为培养能承担时代重任的接班青年而全力以赴。

社会、国家以及团体，其未来均决定于人才。在这个意义上，吉田松阴的一生经常引起我反复思考。培养出完成明治维新，打开新日本黎明的众多杰出人物的关键是什么？我对这个问题怀着浓厚的兴趣。

人具有无限的多样性。正因为如此，培养人才不能使用一般办法。如果硬是按照某一模式对人进行教育，"教"势必破坏"育"，每个人的才能将被抹杀掉。

我觉得松阴作为教育者的最理想之外，是把"教"和"育"不偏不倚地巧妙地结合起来。

吉田松阴，幼名虎之助，文政十三年（一八四○）八月四日，出生于长州（山口县）萩市东郊的松本村。他是经营山鹿流兵学①师范的叔父吉田大助的养子，因而继承了兵学师范教育事业。他虚岁11岁时，就已能给藩主讲课。安政元年（一八五四），因策划搭乘培利率领的美国军舰偷渡美国而被捕。出狱后，创办松下村塾，专事培育人才工作。由于反对幕府签订通商条约，唱导尊皇攘夷，再次被捕入狱。后来又由于安政年间的大案，在江户传马监牢的刑场被处死。那是一八五九年，时年三十虚岁。

①兵学——即军事学。主要研究中国及日本古代兵法。江户时代的兵学主要有山鹿流与甲州流两大流派。

关于松阴的思想，今天受到不少批评。特别有关他对邻国的看法，有各种意见，也有人指出从他所持的日本观看，产生侵略思想并不奇怪。他的思想中存在如此众多的问题，从邻国的立场看，以日本为中心的色彩过于浓厚，这是不能否认的。

不过，松明虽有上述思想局限性，但他一生在那种剧烈动荡的时代，如同奔马一般积极活跃，这点是无一疑问的，而且他早就做好遭受迫害的精神准备，不怕掉脑袋，一心贯彻自己的信念，培养出很多人才，这方面有不少东西值得学习。

其一是他在逆境中发放出人的光彩。

松阴策划搭乘第二次来到下田海面的美舰，偷渡美国，遭到失败，被关进江户传马町监牢，后来被押回萩市，关入野山监狱。当时他二十五虚岁。

野山监狱是专门关押武士的，狱中生活比较自由。然而那是一座照明条件极差，遭受严寒酷暑折磨的牢房，这一点与其他监牢没有什么两样。

松阴把此处视为用功的好场所，一心一意勤奋读书。他从入狱到出狱的十四个月中，共读了约六百册书。从史书开始，广泛阅读了有关政治、经济、时事、小说、诗歌等方面的书籍。还写了相当多的著作，如：《幽囚录》、《野山监狱文稿》、《回想录》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除和狱中囚犯们讨论时事，把自愿者召集起来讲授《孟子》之外，还召开俳句会，甚至动员善长毛笔字的人做教师，举行书法讲座。连看守也参加俳句会。他讲课时，监狱长也前去静听。他还写了改革监狱的建议，说服狱方给犯人明确刑期，进行"教育"，甚至还推进了释放犯人的运动。

松阴身居苦境，并没有只是唉声叹气，空度时光。他总能寻找出自己必须做的事情，专心致意地去做。这正是他作为一个人的伟大之处。胸怀大志者很多，欲为实现理想而生活的人也很多。然而当身处逆境，为困难所阻时，则悲叹不幸，舍志而去者却也不少。或者虽未丢弃志向，却漫不经心地等待时运，徒费时光。

而松阴面对那一刻不停地流逝的"时光"，拼命加以利用。

他那不满三十年的生涯，所以成为历史上永不消失的光彩，永远放着光辉，是因为他一生，即便瞬间也不曾停滞、浪费过，他的一生是非常紧凑的一生。

根据记录，当时野山监狱关押了11个囚犯，其中年龄最大的七十五岁左右，平均年龄约四十五岁，关押时间平均超过十年。松阴是年龄最小的。按牢房生活的传统，很多杂务必须由他来承担。

可是松阴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能成为狱中的领导者、受到周围的尊敬和信任呢？

无须赘言，因为他拥有足以教人的丰富知识。既有在兵学师范时期积累的学业功底，又有旅游九州、东北、江户等地时直接耳闻目睹的知识，而且还通晓许多国家的历史、形势等。

但是，与其说来自其丰富的学识，不如说主要是由于他的为人和品德。有这样一个故事，他入狱后不久，知道了曾和他一起密谋偷渡而被捉进岩仓监狱的门弟金子重辅，病死在狱中。这时，"他连续数天，吃饭时不吃汤和菜，省下钱，凑足百疋（一千文），送给死者遗族。"（《吉田松阴》，古川薰著，创元社版）。伙食本来就很糟糕，而从这样的伙食中又一连数日省出一部分，以悼念其故去的门弟。不难想像，周围所有人都会为他这种正直、诚实所打动。

狱中的松阴为每个囚犯操碎了心。有人得病，他就自己研究治病方法，尽心治疗，他还建议大家为互相帮助，设立零存整取的储蓄。他为使囚犯们不自暴自弃，有时征求他们对自己所持见解的看法，有时劝他们传阅书籍。

松阴，对狱中的人们来说，一定是第一次接触到的具有真正人的宽容和温暖的伟大人物。和他交谈，使囚犯们陷入孤独苦闷的心得到宽慰，甚至使他们忘记自己是在可憎的牢房里。囚犯们那时一定也胸怀希望，进而感到生存的意义。

囚犯们逐渐为松阴那种能体谅人的真心实意所吸引，自然而然地提高了素质，愿意听他讲话，遵从他的学说，主动要求他讲课。

励志养精，为信念奋斗

松阴所以身陷囹圄却不悲观失望，并且充分发扬自己的特长和本领，这与他的信念有深刻的联系。

他撰写的《讲孟余话》中有这样一段话：

"……事君而不逢时，相谏以死可矣，身遭囚禁亦可矣，忍饥挨饿亦在所不辞！身遭此境，功名几如全无，然仍不失人臣之道，永为世之模范，终必有感念其德风，而奋起振兴者。最终其国风必走向统一，贤愚贵贱必皆崇尚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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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松阴全集第三卷》，山口县教育会编，岩波书店版）

对松阴来说，酿成下狱之罪的偷渡计划是出自他的信念，为此他早已做好砍头、坐牢、忍受饥寒的精神准备。他坚信只有采取这样的行动，才能广开人臣之道，成为后世的模范，并且不久将来就能改变全国。他把过去的一系列行动，视为自己必须完成的使命的一个开端。人一旦树立了坚定不移的信念，就会变得坚强有力。

松阴为表示自己的决心，取号为"二十一回猛士"。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喜欢使用这个名号。目的是提醒自己负有完成二十一回拼搏行动的使命。他在狱中写下的《二十一回猛士之说》中阐明了其来由：

"我于庚寅年（文政十三年）诞生于杉家，长大之后过房到吉田家为嗣。甲寅之年（安政元年）因罪下狱。一日梦见神人，赐我名刺，其上曰：二十一回猛士。旋即醒来。"

（《吉田松阴》，吉川薰著，创元社版）

事后，他自释其义——我生于杉家，"杉"字，表示二十一（"木"为十和八，"彡"为三，合计为二十一），养父吉田家的"吉田"也表示二十一（"吉"字的"士"为十和一，是十一，"田"字中包含着十，合计为二十一），而把"吉"字的"口"和"田"字的"口"重合起来便成为"回"。另外，他当时的名字叫寅次郎，"寅属虎，虎之德是猛"，以此自称"二十一回猛士"。松阴说，迄今他已完成三次拼搏。即指：脱离藩属，游学东北；向藩主呈递意见书；策划偷渡等。他说还要进行十八次这类行动，担子很重。并说为此要"励志养精"。他从家族名称取义，要完成二十一次拼搏行动。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样解释有点"牵强附会"。但这是他希望彻底完成使命的一种心愿的表露。他甚至从家族名称中寻找出相应的意义，作为奋斗的"凭依"，如此坚定的决心，不能不令人惊叹。

一生要完成二十一次拼搏，这意味着他在人生道路上要不间断地进行战斗。尽管偷渡失败，关进监狱，他不仅未一蹶不振，反而更大胆地宣布了新的挑战。人生是会有失败的，也会有长期痛苦的时候。但是远大的目标或理想，靠一、二次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的。失败不足惧，也没有必要畏惧。要确信：在百折不挠的意志面前，任何障碍总有一天会被粉碎，最后的胜利在等待着我们。

另外，请注意：他说为完成余下的十八次拼搏，要"厉志养精"，志气是一切的根本。它包含锻练、努力、研究等等。

所谓厉志，就是要锻练思想，坚定意志，培养力量，不轻举妄动，作好万无一失的准备。

光是心情急躁，没有充分积蓄力量，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松阴关在野山监狱，埋头用功，好像和书本进行格斗似的，那也是为磨炼意志。

不管怎样说，他心中有坚如磐石的信念，并燃烧着使命的火焰。因而他没有悲哀，也没有伤感。他那照亮黑暗牢房的智慧之光，以及使人们那冰冷的心得到温暖的热源，正是他心中不断燃烧着的信念和使命的篝火。欣慰和鼓励全来自此处。

以行动为榜样

松阴于安政二年（一八五五）十二月，从野山监狱获释后，创办了松下村塾。那么他在塾中实行的是什么教育呢？

松下村塾，本来是他叔父玉木文之进利用松本村新道一带自家房屋而开办的村塾，因此他便以松本（下）村村名为塾名。松阴自己也曾在此学习过。后来，文之进晋升官职，此塾停办。这时，其舅父久保五郎左卫门开办的久保私塾继承了这名字。松阴的松下村塾，就是以此为基础开办起来的。

松阴在安政三年（一八五六）撰写的《松下村塾记》说：

萩镇的未来将从松本村开始，这所私塾将使全村震动奋发，进而为天下输送有为之才，书中充满这种雄心壮志。他在书中还说做学问之目的，就是学习如何为人，也即学习为人之道。

松下村塾最初设在杉家的一个房间里，不久，改造了院内一个小棚，建起一间八铺席大的教室作为私塾校舍。后来学生人数增加到几十人，于是又增建了四铺半席和三铺席大小的两个教室以及一个没有地板的房间。

学生的出身五花八门。既有藩士子弟，又有下级走卒的孩子，也允许农民、商人的小孩入塾。就连被称为不良青年的人也来此就学。

当时作为藩办学校有个明伦馆。那儿只准藩士子弟入学。

因此，下级走卒以及身分更低贱的青少年子弟连做学问的路也被堵死。这给青年带来多么大的消极沮丧心理是无法估计的。而松下村塾对这类广大青年敞开了做学问的大门。

在私塾里，各种身分的人一律平等。藩士之子和农民之子也平等往来，结为朋友。这是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组织的一个超越制度的崭新的小社会。他肯定深知这种多阶层人的广泛团结，正是变革时代的力量。

当你描绘出一个明确的理想蓝图时，为了予以实现，很重要一点是首先要从眼前着手，将其具体化。有的人到遥远的彼岸寻求理想，并把它描画得天花乱坠，可是现实却丝毫没有为之改变。因此，洋洋万言的理想论，不如一个具体事实更加重要。应从自己脚下挖起，让清泉从此处涌出来。要点点滴滴地从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做起，随着它的累积和扩大，理想也将随之而实现。

松阴不仅不问学生们的出身、地位，连年龄也不加限制。

多数在十几岁和二十五岁之间，平均年龄为十七、八岁。其中也有九岁和三十五岁前后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同桌并肩而学。实在是一幅令人好笑的情景。他们也不收取学费之类。还常为没带饭的学生提供午饭。

那里的教学具有独特风格。完全尊重个性和自主性。

它和其它汉学私塾一样，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但这并不是特别规定，读什么基本上听从个人意愿。有的人读《日本外史》，也有学中国史书的。既有热衷于国学的，又有专门搞诗文的。学习时间也非固定不变。似乎没什么时间分配表之类。还有的学生白天去明伦馆，晚上来私塾。

在教室里，松阴经常在学生中走动，和每个人对话，进行细心辅导。他的座处不固定，也没有专设授课用的放书架。

每个人如其面貌各不相同一样，生长环境相异，其性格也不同。不能做千篇一律要求。因此，辅导教师要因人施教，一对一的指导，发扬其个性。这是培养人材的真谛。

以组织或团体为对象进行教学，容易发生的错误是忽略个性发展。即便讲话也如此，向全体人讲的话很难深入每个人的心，也难于取得所有人的理解。教育宗旨既然始终是坚持因人施教，那么拿出几倍于花费在全班的时间，进行个别指导，就变得非常必要了。同时，正因有针对个人的个别指导和鼓励，集体指导和教育也才能收到良好效果。松阴还起居于教室，和学生一起活动，与此同时教给他们什么是人类和社会的理想状态等。有时还和学生一起，一边拔草、捣米，一边讲解读书方法和历史。

安政五年（一八五八）三月，又增建了校舍。这是松阴和学生们齐心协力，自力更生建起的。他就是这样通过一件件具体的劳作，告诉学生们相互扶持、团结协力的重要性。

人并非先从语言文字来学习，而是在共同活动中学习更多的东西。松阴平等地和青年们接触交谈，同乐同悲，他的这种行动和做法本身，就是在进行人类平等和睦的教育，是"人学"的生动教材。行动是思想的反映，思想变成行动而表现出来。松阴在和学生接触中，可以说是把亲自示范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

松下村塾，作为一个私塾应具备的环境条件一样也没有，这样说并不过分。但是它有一位难得的老师。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大最好的条件。对人进行教育的最佳环境条件，是教师本身，是人本身，难道一切不是从此开始，并在此结束吗。

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歌德说："青年人不愿听说教，而喜欢接受刺激。"（《歌德格言集》，高桥健二编译，新潮文库版）松阴的教学，就是不折不扣地从人格比较方面，来刺激、启发青年，从而使他们学得着迷入神。

松下村塾的学生们最大的乐趣是听松阴在晚间开设的自由谈这门课。他上这门课时，不使用教科书之类的课本，而是以周游全国所获得的丰富知识为基础，进行自由畅快的论说。讲时事，论世界形势，慨叹幕府面对形势发展无能为力，尖锐抨击对外国文化的完全无知，依旧保持锁国状态。有时讲到深夜，甚至议论到天明。

学生们学到的全是活生生的知识，在这里未来世界和个人应抱的态度完全融合在一起，学习也就是生存。

同明伦馆那种摆权威架子、没有发展进步的教学相比，松阴那热烈而又有气魄的讲授，对青年人来说，该是多么新鲜，多么具有魅力啊！

教育必须具有感召性。如果单纯教知识，那就只有"教"而没有"育"，无法培养人。但是实行感召、激发，最重要的条件是教者要有满腔炽烈的热情。教者自己不热烈燃烧，便不可能使别人燃烧起来。

松阴怀着满腔热情，围绕为日本的未来应该做些什么这一问题，思考、讲解、宣传。也就是说他的教学，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他是教给学生怎样去行动、去实践。

他对要求入塾的学生，一定要询问"你为什么要学习？"、"因为看不懂书，所以我要学会识字读书"，每当学生这样作答时，他总要说："不要做学者。对人来说，实践最重要。书籍之类，只要用心，在实践工作中，自然能逐渐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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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松阴全集第12卷》，山口县教育会编，岩波书店版）

松下村塾有一本叫作《飞耳长目》的笔记录。记载着从朋友处听来的话，来自京都商人讲述的见闻以及全国各地学生带回的消息等。它传递那些时刻变化着的新鲜生动的信息，起着如同今天的报纸的作用。

他还鼓励学生们积极出去游学，以便能耳闻目睹各地实际情况。

松阴认为搞学问的意义在于能将其运用于社会实践，所以他让学生走上社会，学习新鲜有用的知识。这是个极为重要的观点。不要从知识开始，而又以知识结束。要把知识变为智慧，在生活和社会中加以运用、扩展。所以松阴经常询问并教育学生为什么而学习。

如今在学校教育中，关于"怎样学习"进行着多种研究和教育，然而我觉得关于"为什么而学"的问题，似乎不那么很清楚。搞清为什么而学这一基本点，能直接转化为勤奋好学的动力。

松阴还具有识别人的潜在才能的敏锐眼光，而且更有将其诱导出来的力量。

就连在野山监狱中，他也能发现每个囚犯所具有的值得高度评价的才能，他把有的人安排为俳谐的老师，让性情古怪的富永有邻担任书法教员。松阴出狱之后，还开展了释放有邻的运动。在其获释后，松阴把他请到松下村塾当老师。据说后来国木田独步先生所写的《富冈先生》，就是以富永有邻为典型的。

松阴向离开萩镇走向社会的门生们，题赠充满亲切之情的送别辞，以资鼓励。在这些包括赠别辞在内的书信中，充分反映出松阴善于识别人的眼力。

如关于久坂玄瑞，他写道："年纪虽轻，志高气锐。而且他是个能以才能发扬志气的人。我自以前就推崇他是我藩年轻人中最优秀的人才。"

关于性情如烈马般放纵不羁的高杉晋作，他是这样写的：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

"我过去认为在年纪小的同志中，当推久坂玄瑞为最优。

后来得到高杉晋作。晋作是有识之士，但学问尚不够充分。然而他能自由奔放地进行思考和行动。于是我尽力推崇玄瑞，而抑制晋作，晋作似乎非常不满。不久，他的学力大长，能言善辩，其他同志也不得不服从他的看法。"

由此可以清楚知道，他对晋作的品行特点了如指掌，并进行了正确指导。

在年小的门生中，有个后来任过明治政府枢密顾问等官职的品川弥二郎，松阴对他曾评价道："临事而不慌，是少年中罕见的男子。"（同前书）

关于创立长崎造船厂的天野清三郎（渡边嵩藏），他曾这样评价："天野具有奇才卓识，看人入深入细。"（同前书）说他知识出众，观察人敏锐，还说天野的话经常令他很钦佩。

松阴说：

"人都多少带着纯金来到这个世上。圣人拥有的纯金，和我们的纯金没什么两样。"（《吉田松阴入门》，山口县教育会编，大和书房版）

他接着还说道："提高天赐黄金的纯度，便是我们要修炼奋斗的目标。我们的学问和职责均在此处。"他的意思是说让每个人自觉认识自己的天分，为自己找到一个社会性的角色，并为完成这一使命而奋斗，这就是教育的最重要之点。

不应当忘记，松阴那识别人才的眼光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自信"，即认为"人人怀中肯定有金子"。正因这样，他收留被称作不良少年，受到村民疏远的市之进、音三郎、沟三郎等人为门生，并对他们进行薰陶教育。

要有相信人能成才的思想。这才能养成发现别人长处的慧眼。相反，对人不信任，便封住自己的眼睛，观察不到人家的优点。

没有天生的优秀人才。通过教育使其才能得以增长、发挥，然后才成为优秀人物的。并不是突出的优秀人才全集中到松下村塾了。恐怕江户等大城市有很多具有更为出色的天资素质的人物。而松下村塾的学生们，只是由于松阴对其才能进行了启发诱导，才得以发挥巨大力量。一个人的长处被人承认，并永远受到重视，而且得到亲切培养，没有比这更能给人以勇气和力量的了。

让学生折断烟袋管的人

松阴于安政四年（一八五七）写的《丁己幽室文稿》中，有一篇题为"折烟斗记"的随笔性文章。由于松阴第一次把高杉晋作写进自己的文章中，故此文早已广为人知。

一天夜里，在松下村塾，教师富永有邻和学生增野德民、吉田荣太郎，还有被称作不良少年的市之进、沟三郎等聚集在一起，议论武士的风格。

大家谈得很起劲，不久话题转到当时不在场的学生岸田多门的吸烟问题上。大家对他批评得似乎相当严厉。这时在场的松阴现出忧心忡忡的神色。有邻和学生们看到松阴的表情，便都默不作声了。

长时间沉默之后，吉田荣太郎突然把手中的烟袋管折断，并说道："我从今以后不再吸烟。"他一定是产生了悔改之意，希望改变当时那种年纪轻轻就吸烟的气氛。

于是增野德民、市之进、沟三郎等人也异口同声地说：

"我也戒烟！"接着一个接一个把烟管折断。这时年纪大点的有邻说："既然大家都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我怎能一人坚持抽下去呢？"说完把烟管递给松阴，让他折断。

松阴既不饮酒，也不吸烟。他清楚知道吸烟的害处。但他从未硬性地让别人戒掉。他非常冷静地说道：

"烟虽然不同于饮食，但抽上瘾，成为习惯，是很难戒掉的。我很厌恶烟草，不过诸君凭一时激动，宣布戒掉，恐怕在今后的日子里，直到终生，会感到寂寞无聊吧？"

这时，有邻等人愤然说道：

"老师，您怀疑我们的决心？岸田，还有在这儿的市之进、沟三郎，他们才十四岁，就毫不避讳地吸起烟来，和年纪大的人一样……。如今社会上也是这样。因此，我并不仅仅是为岸田才戒烟的。这样说，老师还不相信我们的话吗？"

松阴一再俯首表示歉意。

"诸君既然有此考虑，今后村里的风气也会大为改观。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是多么暖人心窝的师生交谈呀！

松阴立即把这段经过记录下来，并马上讲给岸田多门听。

话没说完，岸田感动得痛哭流涕，几天后，他亲自把烟具送回家中。打那以后，他彻底戒了烟，拼命钻研学问。而且到后来，高杉晋作也听到此事，并说："这可是个好机会！"也和烟一刀两断了。

松阴总是尊重本人的主动性，等待其自觉。建立规章，依靠权威和地位进行压制是最省事的。然而只要是其本人并非心里愿意，不是基于其自觉性而采取的行动，必将引起牢骚和不满，暗地破坏规定。

相反，从思想上真正理解，并且是基于每个人自觉的行为，才稳固有力，不会半途而废。教育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唤起这种自觉。为此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热情。

看看松阴的言行就会知道：他是个极其热心肠的人。自己相信是正确的事，立即付诸行动。但另一方面，他在等待学生们自觉这一点上也十分有耐性。他绝不遗弃人，而是耐心地给予鼓励，沉着地等待时机。可见教育是一桩极为耐心的工作。

当学生们不仅是为自己，还考虑到其他很多青少年情况，而决心戒烟时，松阴似乎深有同感，因而将此写成文章，以传后世。我想他是为高度评价学生们的为人之心，并予以颂扬的吧。

他明白即便是全村的风气，没有每一个人的自觉，也是无法改变的。每个人的心都在创造社会风气，同时也能改变社会风气。禁烟不过是少数几个人的一个小小决断，却使大家一直担忧，谈论的藩中武士的风气问题有了成熟的结论。如果议论仅仅是以议论而结束，便毫无意义。重要的是付诸行动。

对人们心中萌生的自觉性，要予以精心培育。可以推想，松阴的赞扬定会使学生的自觉性变得更加深刻、牢固。

在门生身上培育起的这种改革时代的觉悟，不久转为使命感这样一棵大树，耸立于世，并成为改变日本历史的一个巨大力量。

松阴具有感召力的根本原因

松阴在松下村塾的执教时间非常短暂。自改建院内小棚，有了单独的校舍起，算起来大约一年，即使从为近邻子弟讲解《武教全书》算起，也不过两年多一点。除去兵学师范时代的门生不算，接受松阴教导的学生多数不满二年。不到一年或不满半载者也不少。然而时间不长，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感召力量呢？

如前所述，松阴所教的是和实践、行动、生活方式直接相关的学问。同时他具有能发现每个人最大长处的"眼光"和对教育怀着高度热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仅以此来说明松阴具有感召力的原因是绝对不够的。

我想首先绝不能忽视他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松阴肯定学生的人格，尽管他们年少，也能以礼相待。这一点在说话的用词上也表现出来。据说他称呼学生时使用"您"字，翻阅他的信函，上面用的是"同志"。这意味着他把年长而又处于教育者立场的自己和门生们看作是平等的，以对等态度来对待。进行教育时也一样，是从相互信赖开始的，如果以为自己是教育者就盛气凌人，采取对待贴身武士或奴仆一般的态度，那么人们就会把心扉紧紧关上。这样一来，既不会产生感情上的共鸣，也不会结成心与心之间的纽带。那就失去教育之所以成为教育的基础了。相反，当尊重对方，把他视为和自己一样的独立的人时，他的心坎上的大门将完全敞开，并会产生信赖感。这是居于领导地位者必须注意之处。

还有一点请大家注意，即身为师表的松阴，总是不失进取、求道之心，坚持修炼，并面对众人公开自己的主张，以求切磋琢磨。

松阴在塾里，一方面担任指导工作，另一方面和提倡"讨幕"论的默霖进行深刻的争论，同时还向主张"亲幕"的儒学教官山县太华征求对《讲孟余话》的批评，同他展开勇敢的论战。他还撰写并上书批判藩阀政治的论文《狂夫之言》。

人一旦受到众人尊敬，有了自己的门生，便往往不愿倾听别人的意见和想法，懒于钻研，只想求助于权威。

但是松阴却没有躺在自己的学说上，觉得万事大吉。他不停地进行论战，当听到对方的意见和主张正确时，便积极采纳。他身上总是充满着不断探索、向前的精神。

由于他总是满怀前进、向上的精神，所以感召力非常强。

一个领导者不可须臾忘记自我锻炼成长。

另外，他没有自私自利，追逐名位之心。他始终为开创新日本的黎明而奋斗，做到了无私忘我。这恐怕是唤起门生共鸣的一个重要因素。

青年人单纯、勇于批判、心地纯洁。因此，他们能够敏锐地嗅出领导者的私心。同时又能和纯洁的志同道合者奏出共鸣音。那些自私自利，追逐名位者，即便能一时巧妙地蒙骗青年，但骗局早晚将被戳穿。而松阴那种去私则天，为实现目标而奋斗的生死观，牢牢地抓住了门生的心。关于其生死观本身，我们暂且不去议论，但生死观是决定人生道路的最根本问题。人应如何生活，追究起来也要碰到人为什么而死的问题。他在狱中给高杉晋作写的信里有这样一句名言：

"如果死而能不朽，就要随时准备死，如果生而能成大业，就要永远活下去。"（《吉田松阴全集第九卷》，山口县教育会编，岩波书店版）

他是说如果你认为死能使自己的名字不朽，那你就在此战斗而死吧，你就永远垂名青史。如果你觉得不生存就无法完成伟业，那你就要长生久存，永远活下去。松阴是彻底按照这种生死观要求自己的。他的门生从他那儿看到了人生的典范，因而一定在内心深处唤起强烈的共鸣。

师傅是"针"，弟子是"线"

松阴的遗作《留魂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年至三十而结果，并与世长辞。我不晓得自己是一颗无实的稻壳，还是一粒成熟的稻米。如果同志们能继承我的微衷，那就像播下的种子，年年能结实，到了收获之年将无愧于心。同志请仔细想想我的话吧。"（《吉田松阴》，古川薰著，创元社版）

松阴在江户传马町的牢房中被处极刑。可以说，他以死贯彻了自己的生死观，并以自我牺牲的行动表现了生与死的意义。

当门生们知道松阴毫无道理地被处以极刑时，其愤恨之情不尽于笔端，这是完全可以想像得出来的。高杉晋作发誓说"我们既已结成师生之交，此仇不报誓不罢休。"（《高杉晋作全集（上）》，堀井三郎编，新人物往来社版）久坂玄瑞则说："光为老师之死于非命而悲痛是无益的，牢记老师之志最为重要。"（《久坂玄瑞全集》，福本义亮编，松野书店版）

从这时起，松阴的门生很快继承其遗志行动起来，大力推动时代走向明治维新，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实行"维新"，这是冒死才能完成的大业。事实上，高杉、久坂均先后中途倒下。然而"维新"取得成功，终于迎来日本的新的黎明。

当我们分析、研究松明与其门生的关系时，虽然当时情况和现代相比有很大不同，却使我深深感受到：当人们觉悟到自己的使命，并为之奋斗、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时，师徒关系该是多么重要！如今一提到师徒关系，似乎给人以非常陈旧，带有封建性的印象。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无论做学问或者搞体育，凡想学到东西，就必须有指导者。若有好指导者，则进步快速，提高明显。如果单靠个人摸索，往往徒劳，并且很快会进展不下去。同样，为使自己的人生过得有意义，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也须有一位好的指导者，也即"人生的老师"，来指导关于生活的基本价值观和人生观问题。

对松阴的门生来说，松阴固然是学问上的导师，但同时也是他们的"人生之师"。他们和松阴交往，并接触其思想、生活以及人格，在这个过程中，凭着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决定以松阴为师，因而决不是被迫的。

另一方面，松阴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为调动每个人的潜在力量而献身，以自己的行动告诉门生什么是人间正道。他们有相同的目标，即开创新日本黎明这个理想，并为它而共同奋斗。

他们之间，既不是按身分高低划分为上下级关系，又不是基于利益和报酬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真正自发的纯粹的精神结合，这种结合是因为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并且以相互信赖为基础。只有在这种"人"和"人"的关系中，人才能真正得到培养，并成良才。

这么一想，那种幸遇良师和伟大导师的人生，可以说是最有意义的人生了。而且所谓伟大理想，只有师生共有，门生继承先师遗志才有可能实现。

老师和门生之间，可以比作"针"和"线"的关系吧。老师开辟道路，阐明原理，留在后边的弟子们则运用、发挥、实现这一原理。同时弟子必须超过老师，老师必须自觉为后生们牺牲一切，甘作奠基石。

我也经常在心中发誓：为给青年们开辟未来的光辉大道，建造能够大显身手的舞台，要不厌恶任何劳苦，勇于牺牲自己，这就是自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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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从“科学的世纪”到“生命的世纪”

思考"为健康而忧虑的时代"

——"生命的浑浊"和"真正的安乐"

在我青年时代，最喜欢的名言中，有柏格森①的一句话：

①柏格森（1859-1941），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试论意识的直接材料》、《物质与记忆》等。

所谓健康，是"在对行动抱有热情，灵活地适应环境的同时，具有准确的判断力、不屈的精神和最正确的认识。"

这句话，真实地显示了这位"生命哲学家"的思想，已触及到跳跃着的生命。我曾多次相遇，并进行多次交谈的泽泻久敬博士也这样说过："所谓健康，（中略）并非只是早晨醒来，身体不觉异常而能即刻起身，qi书-奇书-齐书或感到精神十分爽朗，而是醒来后对当天的工作，立刻涌现出一股难以抑止的热情。这种心态，可谓真正的健康。"（《思考健康及其他》，第三文明社版）在这简单明了的一席话中，画龙点睛地指出健康应具有的重要的一点。

但是，现实与这种健康观似乎相去甚远。如人们常阅读保健书籍、选购自然食品、服用中药以至热衷于减肥和跑步等事例，都足以说明对健康的关注。但从反面看，这也正反映了：人们对健康的无限忧虑和保持健康的愿望。也许用"健康热"这一新词所概括的上述种种现象，并非经过人们深思熟虑的行为，但在其思想深处，确确实实潜藏着——竭力保持健康，度过那富有价值的人生；战胜癌和循环系统疾病、疑难病症等这一现代人的急切的愿望。当前，摆在人们面前的是：对由于平时精神过分紧张而造成的身心疲劳；对各种现代病应采取何种对策；如何才能度过随着平均年龄增长而提出的"充实、健康的老年"等问题。今天，要真正健康地生活下去，将会感到日益艰难。因而可以说，建立正确的健康观，无疑是当前极其重要的一大课题。

有人认为："健康"，即指所谓"身体的健康"、"心的健康"和"社会的健康"。而且，这三者又是各自紧密相联的。

在法华经上，是从"五浊"这一多层次的联关性和整体观的角度，解释人的"病"的。所谓五浊，系指"命浊"（生命自身的浑浊）、"见浊"（思考的浑浊）、"烦恼浊"（本能的浑浊）、"众生浊"（人间社会的浑浊）和"劫浊"（时代的浑浊）。

天台大师在《法华文句》这部著作中，对"劫浊"之相进行了阐释，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说：

即："在浑浊的时代中，愤怒和憎恨，在人们的心中与日俱增。其结果便发生争斗。贪欲（一种为欲望所驱使的生命的趋势）剧增而总不得满足；那辨明是非、伦理的精神作用也日益迟钝，故疾病、病人增多。由于争斗、饥饿、疾病（合称"三灾"）的相继发生，烦恼则越发增加。这种恶性循环所形成的规律，最终势必加剧价值观的混乱，时代的混乱。"

那么，是否可以说：所谓的"劫浊"，指文明全体的变化和紊乱吧。这种紊乱的内容，终究不得不归结于人本身的诸种浑浊。"心之病"，成为"身之病"和"社会混乱"的诱因，而它又加剧了"心之病"，形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这一观察是何等敏锐！佛法，可谓实践的哲理。它通过使人冥伏、切断生命存在的不幸的根源，打开一条通向人生和社会均得彻底复苏之路。

原在表示"健康"之意的英语health的语源中，似乎含有"全体"、"完全"的意思。对一个人来说，首先"身"和"心"均须健康。因而可以说，人在社会中发挥才智，作出贡献的本身，就具有健康的本来意义吧。

关于"疾病"，虽有各种专门的定义，但表示"疾病"之意的英语disease，似乎来自"缺少安乐"这一词意的古代法语。

关于"安乐"的意义，在法华经的《安乐行品》这一经典中已有阐释，但日莲大圣人予以更深的教诲。说：从人生、生活的立场而言，所谓"安乐"，并非仅仅没有任何"烦恼"，没有"疾病"，也不是逃避这种困难。人生真正的"安乐"，则存在于：从容地克服连续产生的种种困难的达观的境界之中。

诚然，身心健康十分可贵，但人生是无法逃避疾病和苦难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唯"健康"和"疾病"两者浑然成为一体，才是"生命"的实相吧。就是健康的人，到一定年龄也会多少染上疾病，有时也会略感身体不适。但也有许多人，即便为病魔所缠，也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相反，也有人尽管非常健康，然而碌碌无为地虚度一生。

瑞士哲学家希鲁迪①，在《同情和信仰》一书中说："犹如河水泛滥，人们掘土耕田似的，疾病开掘所有人的心，进行耕作。唯有正确理解疾病，并忍受其折磨的人，才能变得坚强、深邃、豁达；真切领会以往未能理解的灼见和信念。"（《希鲁迪著作集第七卷》，岸田晚节译，白水社版）还有一个医学家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以为有的人，即便得病也可谓健康；而且在不同的死因中，也有健康的、有意义的'死'。"

①希鲁迪（1833-1909），瑞士哲学家、公法学家、政治家。著有《幸福论》等。

因此，最重要的并非仅仅战胜"病"，而是应通过"病"，了解人生的奥秘和他人的痛苦，为使自己的人生观和所追求的目的，向更高境界升华而做出不断的努力。总之，为了使身心都能得到健康、活泼地成长，如何发现人自身的根本的生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以为：其中含有佛法的深奥意义。

旺盛的生命力，犹如奔流不息的江水，不断地在人生和社会中，构成人的每一天行动。人们可从中窥视到：与"全体"、"完成"的意义相通的正确的"健康观"。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是否也可以说：每个人的生活目的和态度，将会受到这一"为健康而忧虑的时代"的严峻考验吧。

人的诗、生命的诗

——与亚历山大博士的谈话

维克多·雨果①说："有比大海更辽阔的景色，那是天空。

①维克多·雨果（I802-1885），一般称"雨果"。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著有《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

有比天空更辽阔的景色，那是灵魂的深处。"（《悲惨世界》，佐藤朔译，新潮文库版）

今天，确实是个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时代。但就在人们为这种绚丽、豪华的现实而感到眼花瞭乱，忘却了向往那心之豁达、无限深奥的意念中，我以为：存在着现代的莫大的谬误。若不深入到"心的深处"去进行探索，无论"生存"的真正意义，或人生的真正价值均难以了然。从根本上说，社会上的所有活动，都必须是使人的"心"充实、闪光生辉的手段，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经济和政治才成为极其重要的人的活动。

但是，现代似乎过分地偏重于物质至上主义。因而，今天的人们正迫切地期待着庄严的"人"的复权，"心"的复兴。

当务之急，不仅要为科学家、经济学家、政界人士，还要为诗人、哲学家、宗教家等，提供充分发挥其才智的舞台，开辟新的时代。否则，无限憧憬未来的使者——青少年的心，将日益萎缩；时代，也定会转入那失去人心的丰满和安宁的黑暗的舞台。

一九八七年秋，我和罗马尼亚诗人，布加勒斯特大学教授伊凡·亚历山大博士，进行过一次亲切的短时间交谈。一九八三年我曾访问罗马尼亚，此时于这位博士所在的大学，做了题为"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的纪念演讲，并结识了他。在第二次见面时，我们都为久别重逢而感到无限喜悦，谈话是从自然、诗之心、诗的真实的力量以及人的"心"等主题逐一展开的。

我并非职业诗人，但每当我接触到他们的目光——那一边与人生苦难作顽强的搏斗，一边默默地开创自己的道路，信心百倍地寄希望于明天的青年们的炯炯目光时，油然地产生一种应给予他们某些鼓励的心情。于是，我便作诗，分别寄赠。

年轻时，我也常去听诗歌的朗诵。在那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动辄被那黑暗窒息的年代里，这些诗篇，在当时滋润了多少年轻人的心啊！一幅幅动人心弦的场景，至今仍萦迥在我的脑际。

我还记得在结束一天活动，迈步回家的路上，一边仰望着满天闪光的星辰，一边朗诵着诗篇，此情此景令人难忘。直至今天，我仍怀有那种——只要遇上青年人，便想与他们一起朗诵诗篇的激情。

然而今天，那促使"人"和"社会"日益复苏的，洋溢着无限深奥的生命激情的诗篇，似乎已不多见；而且活跃在各界的人士中，具有"诗心"的人也在日益减少。对此，许多人由衷地感到遗憾，我便是其中之一。我总以为："诗心"，就是将展现在人的生命深处，充满着无限光芒的"心"，和谐地、激动人心地与大宇宙、大自然融合为一体，一边歌唱那辉煌的人生，一边讲述人生的真诚，向着幸福的方向奔去。唯有在这个意义上，"诗"，才带有为人的复兴而进行启发和熏陶的重要使命。

据亚历山大博士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①在去世前曾留下这样的遗言，即希望在他墓前朗诵荷尔德林②的诗篇。这些诗是《寄德意志人》、《宥和者》、《面包和葡萄酒》等。其子遵照遗言，在父亲的墓前朗诵了荷尔德林的诗篇。尤其最后一首《面包和葡萄酒》的诗篇，使人倍受感动。应该说，这是一则描述大哲学家心灵的，美丽而动人的故事。

①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著有《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是什么？》等。②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毕业于杜宾根大学神学院，著有书信体小说《许佩里昂》，诗作《自由颂歌》、《人类颂歌》等。

诗，并非所谓感伤，也并非宽慰，也不只是感情的吐露。

既不是批判，也不是评论。我以为：只有将下述"三者"联结起来的"心"，才称得上是诗。所谓"三者"，是肉眼不可见的大宇宙的法则；贯穿这个变化的现实世界——社会的法则；人的心的节奏。也就是——在悠远的时空中，一边相互交融、律动，一边搏动着的"人"、"社会"和"宇宙"。这样的诗，也必然成为不断提高和开拓"三者"的力量。那些被誉为世界大诗人的诗篇，无不具有这种力量。正因为此，诗才闪耀着"人类的宝石般的光辉"。

亚历山大博士说，他巡游各地，向青年人朗诵诗篇。我仿佛从博士的朗诵声中，看到充满自信的青年们的身影，不禁感到万分激动。

据说，博士通过这样的朗诵会，窥视到：闪耀在侧耳倾听的青年们眼中的那忽亮忽灭的"人的痛苦"，不觉十分痛心。

诗人的感受是何等敏锐啊！实际上，没有"苦"的人生是不存在的，如何解脱这种"苦"，才是人生永恒的课题。从古至今，东西方的哲人们为回答这一问题，是如何低徊呻吟、苦思冥索地予以阐明的啊！

哲学是为了消除人的"苦"，创造"幸福"而产生的，思想和宗教亦然如此。社会上的政治、经济、科学等所有活动的一元的目的，也应在于此。可以说：诗、文学、艺术等都是人追求幸福、美的一种天性的自我表现吧。当人们在真挚地追求"幸福"的时候，最终不能不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

"心"为何物？"生"为何意？等问题，进行认真的探索。

佛法以慈悲为本。所谓"慈悲"，系"拔苦与乐"（去除他人的痛苦，给予快乐）之意。如上文所揭示，在今天，自觉地将他人之事视为己事的人日益减少，缺乏"同苦"、"共感"之情。"慈悲"，并非仅仅是一种安慰。可以说："拔苦"（去除痛苦）远远超越"同苦"、"共感"之情，是作为人的一种最崇高的积极的行为。

"苦"，与人生共存，决不会消失。但是可以将"苦"转化为"欢喜"。佛法，不只是停留在观念性的理想上，其中还蕴藏着实现思想上的巨大转化的力量。佛法上称之为"烦恼即菩提"。若简单明了地予以解释，"烦恼"，则为"痛苦"、"作恼"；"菩提"，则为"领悟的欢喜"。这可比作烧柴取火，并非为了去"苦"，毋宁说，倒是烧却"烦恼"之柴，生出"菩提"之慧火，使"苦"向"欢喜"的方面进行质的转化。

这犹如飞机，正因受到气流的冲击而得以升空似的，"苦"也成为向"欢喜"方向转化的动力。因此，"苦"越深，则"欢喜"越大。这就是佛法的教诲。

但是，将"烦恼"转为即"菩提"的根本关键，仍在于人。为"苦"而呻吟的是人；以这种"苦"为媒介，毅然打开"欢喜"之门的也是人。佛法之慧眼，总是不断地凝视着人。正因如此，可以说：在如何变革作为一切主体的人的伟业中，存在着佛法的睿知。若再进一步探求"人"的本质，则必归结于人的"心"，"生命深处之一念"。因而，唯有在如何锤炼人的"心"，不断地使它坚韧的过程中，才能发现解决"苦"的关键。

我以为：诗也是充实、丰富人的"心"，并使其坚韧的一种手段。

据佛法阐释，人，原被所谓烦恼、业、苦的云彩所覆盖。

因此重要的是：一边俯视覆盖着的云彩，一边矢志不渝地追求那能在云彩之上悠然翱翔的境界，即应向那不为"云"和"风"所干扰的更高的境界升华。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沉入那茫茫的苦海的吧。

为了向高层次的大空飞去，就需要有信仰、祈祷、无比正确的佛法。我还期望着诗之"心"，也有助于推动这种力量的增长。而最重要的：还是一边将悠远的大空及人诞生于世的深刻意义，牢牢地铭记在心，一边以朝雾般的爽朗的"诗心"，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克服精神紧张状态

——塞里埃①博士的学说和菩萨的生命

①塞里埃（1907-），加拿大著名医学家。长期从事内分泌学的研究。于1936年提出"应激反应学说"后为世人瞩目。

凡人都希望度过"安乐"的一生，平平安安的一生。一提"安乐"，也许有人认为只是指沉湎于眼前的享乐，或指毫无波折的平稳的一生吧。实际上，即便今天很幸福，也不能保证明天依然如此。因为世界或自身，均处在瞬息万变之中。

所以，世上根本不存在那种悠然闲适的安乐境遇。也许这就是人生的实相吧。

佛法所竭力追求的，并非这种肤浅的、表面的"安乐"，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更为持久的"安乐"。

今天，可以说是这样的时代，即是一个正如人的肉体、精神以及社会等，均处于紧张状态中似的，一切都受到紧张的威胁；人为了生存而疲于奔命的时代。

加拿大著名医学，应激反应学权威塞里埃博士说了以下的一席话：

"比如说，在二、三百年前，并没有核战争的威胁，但发生过几乎毁灭全体国民的，非常可怕的鼠疫病灾难。人生的一切，是无法预料的，偶发性的。今天是富翁，明天也许变成穷汉；今天十分健康，明天如何，却不得而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如此。而我们的时代，在社会生活中，还多了一个被人称为是额外增加的'精神紧张状态'。所谓'人丧失了能动性'，就是指它而言。"

为此，博士提出以下三点，作为最佳对策的处方。

第一，清楚地了解自身对紧张状态的承受能力，并在生活中注意调节。

第二，确定自己的目标，切实保证这并非他人所强加，而是完全出于自身的需要。

第三，所谓利他主义的利己主义，就是一种在考虑到他人需要的前提下，谋求自己利益的处世方式。（《读者文摘》，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号）

据说，这个结论——"生命，只有在最原始的水平上，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才得以平衡"，是博士从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研究和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人，只要活着，就会感到精神紧张。但据说，生命在不感到精神紧张的环境中，是不能完美无缺地存在的。对此，塞里埃认为：从一切紧张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本身，便是死。还说：可将精神紧张状态，比作一种调节人生的调味品。这在广义上讲，人唯有在适度的刺激、紧张中生活，才会使"生"变得更富有创造，更有意义的吧。

博士在文章结束时所写的一段话，使我颇感兴趣。即：应努力做到更有利于他人，有益于社会。这是一个不需冒险，而以毕生精力孜孜可求的目标。它将会使你从现代社会中最严重的，使人"丧失目标"的紧张状态中，得到保护的吧。

这可以说，与佛法所阐释的菩萨的处世方法，也是一脉相通的吧。

众所周知，佛法将那使人的身心烦躁、作恼的诸种精神作用，总称为"烦恼"。上述现代的所谓"精神紧张"给人们造成的身心痛苦，也应属"烦恼"这一范畴。

从宏观上看，在一瞬间、一瞬间地流逝着生命所呈现出来的"形象"或"境界"中，有十种范畴。佛法上称其为"十界"。简单扼要地说，任何人都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等人所共知的"六道轮回"的境界。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等称作"四圣"的更高层次的境界。

在日莲大圣人的《观心本尊抄》这部佛书中，这样写道：

"屡见他面，或时喜，或时瞋，或时平，或时现贪，或时现痴，或时谄曲也。瞋者，地狱；贪者，饿鬼；痴者，畜生；谄曲者，修罗；喜者，天；平者，人也。"

在这六道之先的"声闻"、"缘觉"、"菩萨"，可称为反省的自我。

这一"九界"与诸种外境相对応，各自或显现，或冥伏。

但可以说九界的范畴，尚未脱出烦恼的境域。佛法的眼目，总是置于如何显现这具有尊严、无限威力的"佛界"这一生命的实存上。在佛典上，也将佛称为"自在王"、"世雄"、"能忍"、"如来"等。简而言之，所谓"佛"，就是通观三世，通会万法的真正圆满的境地。

据此十界论，可以说以往的人类历史，尚未超越六道轮迥之流转。所谓"地狱"之地，系表示最低之意；"狱"者，乃被束缚之谓。

任何时代，只要不切断这种"束缚"，人自身不能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则人和社会也无法实现根本的复苏。佛法，在充满着所谓精神紧张的纷扰不堪的社会中，还发现了打开"佛界"这一最高、最尊严的生命的可能性；并提示了为它的显现而需领悟的具体的"法"和道。

于瞬息间，显示出"十界"中的某一界的生命，犹如同是一人，却时悲时喜似地处于变化之中。在下一瞬间，又因何缘而显示出"十界"中的某一界，可谓瞬息万变。佛法的直观智，极其准确地以"十界互具论"，把握了这一生命的能动性。

塞里埃提出的应对精神紧张的方法，不禁使人感到："似乎竭力遵循佛法的大乘的处世方式。"在九界之中，菩萨是"求无上菩提（佛果）的人"，也是指"以利他为本的大乘之众生"。所谓无上菩提，乃佛所得到的最高的觉醒；为悟得此道而悉心修行者，乃菩萨。此种修行的核心，在于"以'大法'为根本，于有限而无常的世界中拯救人"这一利他的实践；自身也通过此为佛果之心所悟。而且，感得了的佛果，也将会在现实世界中，作为菩萨的行为表现出来。

菩萨，欲普救众生，必置身于充满精神紧张的世界之中。

岂止如此，普济一切众生的大誓愿，还将会使自己的生命，陷于无数烦恼的困扰之中。

菩萨之所以为菩萨，正是由于能积极地面对现实中的种种困难和障碍，而且还会因此而遇到无数的烦恼。现实的烦恼无穷无尽，多到甚至被称作"尘沙惑"的程度。再说各人的烦恼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在应对这些烦恼时所产生的烦恼，更是多不胜数了。也就是说：菩萨一方面厌忌逃避于空，积极地注视着那使人精神感到十分紧张的社会的动向，另一方面，在求得菩提的过程中破除"尘沙惑"，不懈地修得佛果。

所谓菩萨行，不仅是以佛性的强大威力，使"尘沙惑"等所有烦恼的猛势得以不断地减弱，而且使它向质的方向，即朝着在使那坚强的生命波及其他的过程中，讴歌"生"的智慧和生命的方向转化。

在今天这样动荡不安的现实中，体现智慧和慈悲力量的实践，才能使自身更接近于对佛果的感得。也许可以说：塞里埃博士的学说，正是对那些因偏重于自我本位主义的处世方式，而缩小自身价值的现代人所敲起的警钟吧。

若在盛满水的杯子里，滴上几滴蓝墨水，水立刻呈现出蓝色。而在海中却不同，即便搀入少量蓝墨水，其色也完全被消失在大海之中。正如上例所示，重要的是：自己在追求无限深奥的境界时，纵然遇到艰难险阻，也能从容不迫地泰然而过。诚然，现实的苦恼是决不会消失的，但我以为：不要因为它的干扰而陷入不幸，应更加充满信心地去战胜它，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民众知识化时代所需的智慧

——知识的个别性和智慧的整体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被称为"民众知识化时代"。在这种信息化的社会中，民众逐步成为前所未有的，具备高度知识和信息的"知识民众"。而且，人的"知"①，越来越显出它的巨大作用qi書網-奇书。由于这样时代的到来，社会上提出所谓"知识价值革命"的口号，并一度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

①"知"，此处包含知识、智慧等意。

人们对于"应从今天偏重物质价值的时代，向重视'知'的价值的时代过渡"的这一揭示，是不会产生异疑的吧。

但我以为：必须铭记在心的倒是"知"本身所包含的内容。事实上，即便如何拥有"知识"，并收集到无数的信息，若为那庞大的信息量所困扰，反而使自身湮没在信息的海洋之中，那信息，也就失去其利用的价值了。也就是说，"知识"并不等于"智慧"。只有十分熟练、运用这些"知识"的本身，才是"智慧"；"知识"，可谓进入"智慧"之门吧。在今后的时代里，唯有人的智慧才是最重要的。今天，这信息化社会，已逐渐陷于知识泛滥的困境；若运用、汇集整理它，开拓其新局面的人的"智慧"，日益枯竭下去的话，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而，我以为：决不可忽视——科学文明，需有一个不断开拓人的丰富内在价值的明确方向和力量。

一般认为近代科学方法论的特征，是以要素来说明诸多现象的"要素还原主义"和计量的"分析加算主义"。因而往往由此失去整体性。实际上，那产生于我们周围的事件或事物，没有一个是孤立存在的。世上一切事物，都是以某种形式保持着关联，构成一个整体。

就以我们人体为例吧，它可分为头、手、躯干、脚、五脏六腑，甚至还可分为更细小的部分，如每一个细胞等。但这些部分，作为人体是互相关联的。当然我们也决不可忽视身与心的关联。正如最近的深层心理学和生态学的成果所示，若沿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去探索，则它的相互关联将会无限地扩大。可以说，小宇宙（Mikro·Kosmos）和大宇宙（Makro·Kosmos）两者密不可分，建立在绝妙的协调的基础之上。唯有真正感受到它的整体性——作为由那不可见的协调的"线丝"，联结起来的生命体的整体性，才是为古今称道的人的智慧。

近代文明，一直不断地将整体分割成一个个细小的部分。

若从人的智慧日趋发达的角度观察，在某种意义上讲，也许是必然的趋势。但从它的反面看，尽管在物质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而人本身却陷入这样一个境地——即岂止自然，连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都被切断、封闭，不得不在那仅存自己的孤独的空间，低声呻吟的境地。

我想在学术和教育的领域内，也需对那忽视"智慧的整体性"的"知识的个别性"的畸形发展，作出应有的评价。可以说，以往的知识，是与人的"幸福"，为了更好生活所需的"智慧"和价值等毫无关系，而是独自发展，日益庞大起来的。

明治时代，正是日本的近代化开始起步之际，福泽谕吉①似乎早已察觉到上述的现象。

①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著有《劝学》、《文明论之概略》等。

"彼万事通者，仅知物而不知物与物之间的缘，仅知限于一类事物，而不知其他事物彼此间关联之理。学问之要，唯在于知事物相互关联之缘而已。若不知事物间之缘，学问则无任何价值可言。"（《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岩波书店版）

他甚至还说："仅知物而不知物之缘者，无异于辞书也。

若强述其所异，则纸之辞书不进食，而人之辞书进食而已。"

猛烈地抨击了那些一知半解，无所作为之辈。

福泽谕吉著《劝学》一书，旨在广泛地促进人们钻研学问，其本人也身体力行。他抨击的，并非学问和知识本身，而是指为学问而学问，为知识而知识的一种社会弊端。

我们切不可单从效用主义、实用主义的观点去理解福泽谕吉的这一席话。

众所周知，如"缘起"和"因缘"等的语源所明示，"缘"，本为佛教用语。此处暂不论述它的深奥含义，而福泽所说的"缘"，乃表示"关联"之意。这是指物与物之间的"缘"，也是指事物与自身间的"缘"吧。我们应该对这一整体性的问题——"学问和知识是如何与自身相关联，具有什么意义"进行探索。

在回顾近代科学发展的始末时，会发现：人们对知识的追求，确实起过推动科学发展的作用。但其结果，却出现了核武器，多种有毒物质到处制造公害，从而不得不追究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所以必须再次明确：知识与人类、自己的命运，究竟具有什么"缘"、什么"关联"。只有依照"自己"，或"自己的生活态度"，去主动地探求知识体系，才是智慧的力量。而且，唯有探求它的"关联"，把握"整体"，使人们勇于创造价值的才称得上是智慧。可以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力量吧。

近代科学，运用西方独特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谓宿命的方法论，以人外在的构造，外在的约束力竭力地予以发展，而对丰富、充实那最紧要的人内在价值的本身，却未起过什么作用。当然，其责任并不在于近代科学，而在于人未能揭示这种科学方法论的局限性，并过分相信它的这一错误上。

假如人们因自己有知识而变得傲慢起来，那倒是最无知、最浅薄的表现。我不禁感到：唯有从这个角度去把握"民众知识化时代"，才能发现它的深刻意义。是否可以这样说，即问题不仅仅在于获得知识，而是提出如何开发智慧的方法，并逐步地具体地加以完善。这才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吧。

计算机和人

——人工智能开发和生命的尊严

当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时候，人们不禁为从月球地面发回的图像而感到惊叹，而今天——约二十年后的今天，据说，当时把人类送上月球的计算机的性能，现在已聚集在被称为"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手指般大小的"小石子"似的零件上了。确实，科学、技术的进步，岂止"日新月异"，简直已进入以分秒计算的时代了。我总想：若能为和平、为人类更充分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的话，那该多……。

计算机，已飞速地深入到人的日常生活；社会也日益进入信息化时代。这种进步，的确给人类带来莫大的恩惠。但是，若一任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日趋商业化，那人们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能保证合理化、高度化和简便化吗？可以说，信息化社会和人的关系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紧急课题。

现代，计算机正向人的智能发出挑战。几年前，开发"人工智能"一事已成为议论的话题，这可以说，正反映了计算机所竭力追求的最终理想。不少人从中看到：若这种"人工智能"，得到不断地开发，则被认为当前只有人才能完成的，那些智能性工作中的相当一部分，将由计算机来承担。

若论数据的存储量，或计算处理的速度等，计算机在这方面确实比人要出色得多。实际上，在产业的所有方面，计算机已取代了过去人所承担的工作，而且效率也很高。它还渗透到——从电讯电话等一类通讯设备和管理银行的存款，到订购车票等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样的事例，可谓举不胜举。

原来，计算处理数值化的对象和处理数据，为计算机的主要功能；根据符号化的知识和规则进行推论，而是"人工智能"的特点。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起，由于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们的努力，那种被称为专家系统的，富有智能性的系统，现已得到逐步开发。

据说，之后的计算机，除在原有的领域外，还在医疗、科学、军事、经营中的"决策支持系统"等各个领域中，辅助人进行智能性工作，其中也有显示出超越设计者的推论和分析能力的事例。应该说，计算机确实在某一方面，具有任何聪明的人脑所难以企及的优点吧。但是，当计算机的功能，渗透到人的个人生活中去的时候，人的价值便变成数值化，得以承认的人性的基础，定将被这个社会夺走。这就成了所谓"计算机公害"，它将使人失去人所具有的生命。这样说，不谓危言耸听吧。

在目前的阶段，应该说，一旦以人性为计算机的对象，将其结果用于决定人的命运时，那其中必定潜藏着使人日益奴隶化的危险。

人们曾为过去那种还不懂得合理使用机器时，却盲目地任其发展的状态而不胜感叹。今天，这种忧虑，似乎由于计算机的出现而日益加深。

美国哲学家西巴托·L．道莱依福斯，二十多年来一直批判"人工智能"，但他认为："只要适当地使用计算机，人的直观，由于合理的思索而变得更加准确。"（《批判纯粹人工智能》，椋田直子译）而且还指出：真正的问题是"百分之一百地借助计算机的思考，那未能形式化的，人的精神功能的部分将被忽视。"

实际上，在研究人脑功能的科学家中，似乎有不少人认为："人工智能"，即便可理解为有规律的智能性行为，也不可能代替经验性的智慧和直观性的智力功能吧。若以浅近的事例而言，文学和艺术的世界，人的爱情和美的意识等，就是一个根本无法用数值来表示的，各具特点的领域。

问题不在于计算机技术的发达，而在于人自身如何理解这个事实——由于"人工智能"的开发，加速了人对合理思索的追求，人的思考方式本身变得单一，充实而丰富的人性也有丧失的危险。因此，那偏重于科学技术的倾向，甚至会使"人学"本身失去其重要意义。

康德①认为：人应该为其本身所具有的目的而受到尊重，不应作为单纯的手段来对待，他说："把这样的尊严和价格相提并论；或与其相比较，这都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的行为，可以是会亵渎尊严的神圣性吧。"（《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篠田英雄译、岩波文库版），人自身，没有像现代这样，更需要这种自觉的了。我过去与汤因比②博士对谈时，博士曾说了以下一席话：

①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著有《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实践理性批判》等。②汤因比（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研究》、《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等。

"我们的技术和伦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存在着如此大的差距。这不仅仅是屈辱，可以说是一种致命性的危险。所以必须更加努力地确立——若没有它，我们的生命便毫无价值，人生也无幸福的这种尊严性。"（《展望二十一世纪对话录》，讲谈社学术文库版）

博士说这番话时的严肃神情，至今历历在目。

随着技术的高度发展，不断提高人的精神力量，才是至关重要的。所谓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说到底就是——最需要人从根本上领悟到"生命的尊严性"，提高人自身力量的时代吧。

汤因比博士还说："人持有的力量，越是增大，对宗教的需求越是强烈。"（同前书）。我一直认为：这是一句探求新科学时代的生命的哲学、宗教的箴言。恩师户田先生也曾多次说过："那科学越是进步，佛法越易于理解的时代即将到来。"

因而，在以计算机的发展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进步，包含着人性变质等诸多问题的今天，对于能恢复人的整体性，并使其丰富的价值得以生辉的宗教的需求，无疑将更加迫切了。我以为：唯有飞速发展的科学时代，才是最需要建立一个使"科学"和"宗教"相融合，共同为人类作出贡献的可贵的基础。

轻生的时代和生存的力量

——柏格森的"创造的欢喜"

人都希望使有限的一生获得最高的价值。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人的生存没有像今天这样，使人感到如此艰难的了。

人，随着社会的发展，终于获得了长寿，但遗憾的是：对现代人来讲，最重要的"生"的力量，似乎没有更多的增长，甚至有人指出在青年人中，已丧失"从挫折中振作起来的力量"。另有不少人认为在现代人中，出现生命力衰退的迹象。

而且，人们还为这一事实——正如自杀者超过交通死亡人数的一倍所示，轻生的倾向日趋严重而感到不安。同时，不仅仅是事故和疾病，还有精神上的压抑、疏远感、虚脱感等一类社会现象，正在人们周围不断地蔓延、扩展。

今天的时代，与"生"的力量相比，削弱"生"的力量，几倍、几十倍地增长。这决非我一人的感觉吧。当前最重要的，是正视这样的现实，再次细细咀嚼一下"生存"的根本意义。

据说，人在临死的瞬间，一生所经历过的事情，像走马灯似地在人的头脑中迴转。既有人因悔恨的泪水而使迴转在头脑中的情景变得一片模糊；也有人由衷地感到无上的满足，在无限的欢喜中迎接人生的终结。我以为：其中俨然存在着——人生成败的分歧点。

对于那些即便如何富裕或身居高位，度过无真诚可言的一生的人来讲，当然没有真正的人生胜利之感，想必仅有痛苦的回忆吧。而那些不管他人如何评价，诚实地奋斗一生的人；为主张、主义艰苦地拼搏一生的人，在迸发出欢喜之潮的急流中，迎接临终。这些人的实际行动——自己的生命、人生所取得的胜利；以强有力的步伐抵达生命的终点等，毫无遗憾地对社会、世界和宇宙的一切作出巨大的贡献。它作为人生的业绩，将在心中唤起无限欢喜的激情吧。

为什么胜利地度过一生的人，能在迸发出的欢喜之潮的急流中，迎接他的临终呢？据柏格森的深邃观察，认为欢喜之潮，是由创造，即"生命"的创造所形成的。在他的著作《意识和生命》中，精辟地阐明了欢喜和创造的关联。概括地说，就是创造越丰富，生命得到的欢喜越多，以致从心的深处泛起感情的波涛。

所谓创造，就是从过去确实没有的事物中，创造出新的东西；那么"生"的创造，该是新创造生命自身吧。

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大宇宙，正是创造的根源，它产生并培育着生命。宇宙犹如巨大生物似的，创造出生息于地球的所有生命。

我们今天能如此享受生命的愉快，都应归功于这一可称作"宇宙生命"的，实存的无限的创造。我们人亦然如此，学者发现真理，并据此创造出知识的体系，艺术家创造出美。我以为：每天的行为，正是人参与宇宙的根本性创造的表现；它将不断地唤起激流般的喜悦。

柏格森不仅对艺术和学问的创造进行了论述，而且还涉及到生命自身的创造：

"若在所有的领域中，生命的胜利是创造的话，那在与艺术家和学者的创造不同，无论何时，无论是谁能追求到的创造中，人的生命才有存在的理由。难道不应这样认识吗？这种创造是自我创造。由于人们努力，从少数中引出多数，从无引出有，不断地给丰富的世界增添些什么，而使人格显得更为高尚。"（《柏格森全集第五卷》，渡边秀译，白水社版）

换言之，所有的人，无论何时能追求到的创造，都是人自己实现的自我创造。

"创造"一词的真正含义，是毫无遗憾地贡献出毕生精力，不断扩大自我生命作用的一曲凯歌；是用汗和泪浇铸成的结晶。所谓"创造的生命"，可以说，是呈现在人生经受不懈磨练的行动中的一种生命的物生论。

人生，会有风暴，也会遭到豪雨，还会出现暂时的失败。

但，深知创造喜悦的生命，是决不会因此而退却的。创造本身，也许是一场打开沉重的生命之门的最严峻的战斗，也可谓是最艰难的工作。确实，与打开宇宙的神秘的大门相比，那打开"你自身的生命之门"，确实是一件更为艰巨的工作了。

尽管如此，它显示出作为人的骄傲，不，应该说，是作为有生命的人的真正意义，真正的生活态度。我觉得：没有比不懂得创造生命的"欢喜"的人，更为寂寞无趣的了。柏格森曾说过"由于努力给予丰富的世界增添些什么，而使人格更为高尚"的话，若将他的话归结到一点，那可以说是共同开拓境界，让生命变得更为丰富、充实吧。

佛法的目的，正在于为人的自我变革、人的完成而不断地开辟创造之路。佛法敏锐地看到：作为人的成长的途径，只体现在与他人同甘共苦，强化他人生存力量的行为之中。

那使人真正懂得：利他行为，就是通向自我完成之路；如不尽的泉水，涌现出的"生"的原动力的，正是佛法。在日莲大圣人的佛书中，关于"喜"做这样的解释："喜者，乃共同喜悦之事。"因而可以说，唯有共同创造，共同唤起生命的欢喜，才是真正的欢喜。

在处于轻视生命和生命力日益衰弱的今天，这样的实践——如何使所有的人显现出生存的力量，迸发出生命的欢喜，必将日益显示出它那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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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探索生老病死的深渊

已为医学所证实的"永葆青春"

——老化和头脑的活性化

战后我国的平均年龄，在短时间内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从昭和五十年①后半期起，真正保持了世界最长寿国的地位。

①昭和五十年——1975年。

这一事实本身，虽然可庆可贺，但与此同时，对随着社会的高龄化而引起的，诸多结构性的变化也不容忽视。这必将成为今后的一大课题。其中之一就是"健康、医疗问题"。

正如"WHO（世界保健组织）"的宪章所竭力提倡的，要建立这样一个，即不只是在肉体方面，还要在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如何使人获得健康的长寿的社会。诚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在医学领域中，正大力开展的"老人医学"的研究和医疗制度的完善等事项，但我总以为作为它的前提，有必要对可称为"生存价值的哲学"、"老年哲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加以整理、推广。

最近报上连续发表这样一种见解——"在人脑的重要功能中，有人尽管年龄逐日增长，但由于其积极的生活态度而变得日益活跃。"我感到：在动辄便消极地理解"老年"这个概念的今天，这种见解，应引起社会的极大注意。

在《朝日新闻》（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上，曾引用《纽约时报》的科学专刊，介绍了以下的事例。从对二十一岁到八十三岁的男性头脑的断层摄影发现：按新陈代谢的测定值计算，健康老人的头脑，与年轻人一样富有活力。另据丹麦大学霍恩教授说：那种被称作影响判断事物和洞察力的"结晶型知能"的功能，与壮年、青年相比，有时在老人身上发挥得更为充分。

老人医学权威赛依博士也曾指出："一部分人的精神功能，在六十多岁时开始衰退，多数人是在八十多岁前明显衰退。但参加社会活动的老人们，有时不仅精神功能不见衰退，反而有所增强。"据说，那些与外界隔绝，闭门不出的老人，确实变得日益衰老。

即便从我国进行的有关年龄增长的，发达心理学的最近研究成果看，"智能性功能"等不一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衰退。据说，还发现这样的情况——其间虽也有变化，然而，毋宁说是属于增强方面的变化。而且，还证实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间的差别"更加扩大。虽说这项研究刚刚起步，而那些被称为"长老"、"泰斗"的年长者在此关键时刻，以重金作出如此高明的决策，不是没有道理的。

众所周知，任何人也逃避不了生理上的老化现象。医学上认为：人身体的成长，于二十五岁前后达到顶点；至于人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则过了四、五十岁后，便明显地开始衰退。但事实证明，那些精力充沛的、开创性地不断参加社会活动的人的头脑，要比自身的年龄年轻得多。

由此可以看出，"永葆青春"一词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它将放出新的光芒。

确实，经济的保障和环境的改善，是进入真正老龄化社会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但与这些环境方面的问题相比，更为重要的还是自身的社会存在感。再没有比失去社会存在感，更使人寂寞、空虚的了。从下述的事实也可了然，即在曾被看作理想的北欧型的福利社会里，也出现了：如老人自杀人数的增加、劳动积极性的低下和意志消沉等诸多社会问题。因而，重要的是——高龄老人们，如何使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满怀热情地从事于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觉得，这并非仅仅为了延长寿命，而且是创造富有生活意义和充满生命力的人生。

可以说，"老年"，是人生的完成，是人生向更高境界升华的一种表现吧。虽说其中有着所谓各自不同的人生途径，但不容置疑地在他们的心中，蕴藏着努力为社会做出某种贡献的热情和追求更高境界的意愿。

我以前曾有机会，与许多著名人士进行过令人难忘的交谈。其中不少是高龄老人，但几乎所有人都是怀有青年人般的热情，毫无遗憾地为事业奋斗终身的强者。欧洲最著名的美术家，也是法国优秀的哲学家鲁耐·由依库，也是我的挚友之一。在我们之间，有着以深切的理解和尊敬所结成的友谊。他已年逾八旬，仍精力充沛地工作着。我不禁为他那富有朝气的，真诚的人生而感动。

应该说，对于满怀工作热情和具有强烈的进取心的人来讲，"老年"，应是"圆熟"的别名吧。

那些积累了无数人生经验和充满朝气的人，即程度不同地受到人们信赖和尊敬的人，按照自我意愿完成了为人们所崇敬的一生。也许那些为开创使日后青年能充分发挥才智的"后辈之路"的人；满怀创造热情的人，将比年轻人更具有"青春之心"。这种"青春之心"，将永远不断地创造那光辉的人生。

人生的价值于五十岁后才真正闪光生辉。因而，即便已是年迈高龄，也需有一种"永葆青春"的气概，以连续的"建设"和"创造"的业绩，去谱写自己真正的一生。

医务人员应具备的条件

——耆婆等名医的品性

确实，以西方近代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对人类的幸福和繁荣作出巨大的贡献，如：因抗生物质的发现、公共卫生观的确立等使许多传染病得以防治；外科，随着输血技术的发展，甚至可以进行心脏和人脑的手术。这些成绩应予以大书特书。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这种医学发展的本身，也提出若干新的问题。美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诺马·卡慈恩，尽管患有胶原病和严重的心脏病，但凭借其信念和意志，奇迹般地终于从死亡的边缘得以生还。这位著名的记者，意味深长地说了以下的话：

"我们对微生物的战斗，虽大体取得胜利，但在为获得精神上的安宁而进行的战斗中，却不断地遭到失败。"（《人的选择》，松田铣译，角川书店版）

他还对今天的医学教育应有的现状，提出意见，说：需要培养"品性完美的人；不仅对于人的疾病，而且还要关心人本身的人；不仅能发现疾病的征兆，而且还能理解病人实际痛苦的人；不开那种失去人情味的处方的人……。"

在诊断和治疗人体疾病方面，确实取得惊人的成绩，但在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指出：对那为病痛折磨的人的生命深处的问题；涉及病人家属和社会应持有的态度等问题，总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为什么医疗的现状被列为一大课题的理由。

美国的路耐·底福斯博士是一位在细菌学上，留下许多业绩的著名学者。我曾在东京与他进行过交谈。他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虽现已作古，但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在底福斯和玛亚·柏英慈共著的《谈健康和疾病》一书中说："（慢性的——引用者）疾病的比例，正大幅度地增大，随着长寿者的增多更是有增无减。因此不由地联想到，无论家庭，或医院，或疗养院里，那些康复无望的老人，肯定会日益增多。这是由于——即便能勉强地延长病人的生命，也不能使其恢复健康的缘故吧。"（《国际·时代·生活》，杉靖三郎日本语版监修）

这席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医学的本质。确实，年轻人的死亡人数，虽在减少，但正如人们称现代为"半健康人时代"似的，因某种疾病而感到苦恼的人，却日益增多。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的状况也在发生变化。

据说，许多现代人动辄便失去身心的平衡。疾病的种类剧增，已多得几乎无法统计。由于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尽管出现多种新的疾病，人们也不以为然。

在人们看到疾病多样化的情况时，不禁感到：佛法对疾病的见解给予莫大的启示。佛法上说，病的数目，为"四百四病"，或"八万四千"。"四百四病"，乃"身病"之数；"八万四千"，系指"心病"。所谓"八万四千"，与其说是数值，毋宁说言其数量之大吧。

顺便说明一下，在《大智度论》等佛典中写道："贪欲之病二万一千"，"瞋恚之病二万一千"，"愚痴之病二万一千"，"持有（上述——译者）三毒的病二万一千"，总计为"八万四千"。

在日莲大圣人的《治病大小权实违目》一书中，进一步予以说明："人有二病，一为身病。所谓地大百一、水大百一、火大百一，风大百一，以上为四百四病也。""二为心病。所谓三毒乃至八万四千之病也。此病二天、三仙、六师等也难治，何况神农、黄帝等之方药可及乎。又，心病因其轻重、深浅而种类繁多。"

在佛法上，将这"地大"、"水大"、"火大"和"风大"等归为"四大"。若就我等身体而言，可将其理解为："地大"，指骨和肌肉、牙齿、头发、指甲、皮肤等；"水大"，指血液和体液；"火大"，指维持生命的体温和消化作用；"风大"，指呼吸和新陈代谢的作用。

佛法上说：以此"四大"概括地解释人身体上的"病"，即身上的"四大"，一旦产生不协调便得疾病。

关于身体上的病，大圣人也曾教诲说："此病即便不是佛也可医治。"

但是，"三毒乃至八万四千"，即指来自"贪"、"瞋"、"痴"等人内在的烦恼的疾病，并认为这种疾病就是所谓圣人、大医学家——"二天、三仙、六师等"、"神农、黄帝等的方药"，也难医治。

若心病不重，用对症的方药便可治愈。正如日莲大圣人的著作中所写："人之烦恼和罪业之病，若轻，则智者的医师们予以医治，并对病施药。"但，若严重的心病，则任何方药也难以治愈。治这种心病，除服用使生命得以根本复苏，进一步体现新的生命力的"大良药"外，别无他法。佛法将这种最灵验的大良药解释为"妙法"。

现代社会面临着不仅是疾病的多样化，而且还有直接威胁"人生命尊严"本身的人工授精、脑死问题等新问题。人们十分忧虑，唯恐略有失误，将会影响医务人员和病人间的相互信任。可以说，现代医学开创一个维护生命尊严的，"为人的医学"的新时代，才是当务之急吧。

作为医师的著名始祖，在西方首推希腊的希波克拉底①和罗马的加莱诺斯，特别是前者提出的医师"誓言"，已成为有志于医学者所遵奉的信条。

①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古希腊医师，被尊称为"西方医学之父"。编有《希波克拉底集》等。

在佛典等东方典籍中，也可找到不亚于希克拉底的"名医"，如印度的耆婆①、中国的扁鹊、华陀等，可谓其最著名的代表。其中的耆婆生于释尊的时代，以释尊为师建立了佛教医学的基础。他的名字，长期来为东方民族所传颂。

①耆婆——古代印度名医，生于佛祖释迦牟尼时代。后归依佛祖，与中国名医扁鹊并称。

据说，这位耆婆在幸遇释尊的当时，已是掌握一流医术的名闻遐迩的印度名医了。尤其他的外科技术，更是无与伦比。如为医治被认为是世界首例的脑肿瘤而进行开颅手术；对被认为患肠梗阻的孩子进行剖腹手术，并将其治愈等，在佛典上均有记载。

但，耆婆也由于幸遇释尊，得其教诲后才发现：即便能借助医术治愈人的疾病，而要去掉内心深处的烦恼、业；解除潜藏在"生老病死"这个人生根源中的苦恼，也只有祈求佛教，别无他法。

这是由于他那清晰、明智的头脑，立即领悟到——任凭你如何精于医术，若不深切地理解病人之心，对病人无丝毫慈悲之心，那就失去作为"名医"的资格了。可以说，他的这番领悟，远远超越时代，显示出医务人员应持有的姿态。

以《医学概论》一书而闻名的泽泻久敬博士，关于人和医疗的关系，提出①人的身体由物质构成；②人是生物；③人是身心结合体；④人是独立的存在；⑤人是社会的存在等人所具有的六个方面后说："作为医师必须全面观察人的六个方面。"（《何谓医学概论》，诚信书房版）。

近代的医学，在医疗技术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常常忽视人生来"就是身心结合体，是独立的、社会的、自觉的存在"的倾向，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为了完成"给病人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这一医学的根本使命，要求医务人员自身更为深刻地理解"人学"。从这个意义上也可看出：建立一种"不以医学为中心来看人，而是如何以人为中心来看医学"的观点。在今后社会中，这一观点将日益显示其重要意义。

"延长寿命的医学"和人的幸福

——应有深邃的生死观、寿命观

在《每日新闻》的"余录"（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四日）上，提及京都召开的一次小型集会。在这个以"思考寿命的含义"为题的集会上，提出了发生在现实社会中的两种不同的"死"。我不禁感到：这一报导，尖锐地点出了现代人所面临的"生死"问题。

据"余录"上说，死去的两个老人，均为八十六的高龄妇女，死因也都是衰老；而且在家属们发现病人异常时，两人都已处于意识昏迷状态。但是，医生的态度和家属的要求截然不同："据医生方面的判断，即便采用一切维持生命的治疗手段，也只能延长一个月，已无恢复意识的希望。还是让她安静地死去为好。家属们竭力克制内心的极度悲痛，接受了医生的劝告。病人果然于一周后死去。"

"另一家属方面要求采取近代医学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后因堵痰，切开喉管。又因手术出血而予以输血；还为增进营养进行点滴。就在日夜守护着的儿女们疲乏不堪的时候，悄然死去。此时，一阵空寞之感顿时涌上心头。"

在这次集会上，宗教人士和医学家等，联系将来的延长、保护生命技术的发展，对"寿命的局限"交换了意见。当时主张采取延长寿命对策的儿子，在会上作了以下的发言：

"在最后的一、二天深夜，我确实看到那在痛苦中挣扎着的母亲脸上的肌肉，一下子放松了，露出真正的微笑。此时，想必那美好的回忆正闪过她的脑际吧。就在母亲脸上显露出微笑的一刹那，我终于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他的这一席话，不禁使整个"会场变得鸦雀无声"，沉浸在深思之中。

这一报导，鲜明地反映出现代人所持的有关"死"的心态。对此，肯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如持这种意见——"不必勉强地延长寿命，让她安静地死去为好"的，不乏其人；与此相反，对要求"在医疗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应采取最佳治疗手段"的人的心情，也应予以充分理解。由于各自的立场、情况以及生命观、寿命观、孝道观的不同，意见自然分歧，切不可一概而论。

但，至少这一想法是共同的吧。即作为子女来讲，让生育自己的父母"长寿"和"安祥的临终"，是最大的愿望；也是应尽的孝亲之道。这从上述的报导中，也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真诚的祈求般的心情。确实，现代的医疗技术，在吸收其他各种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取得飞速的发展。但，即便如何竭尽现代医学之精华，也未必能真正令人信服。若仅仅依靠科学，则作为儿女的，作为人的真切的愿望是实现不了的。其中确实存在着严峻的现实。

因而，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现实——即便怎么使用精密的器械进行对症治疗，"人的温暖"，也会逐渐从病人周围的家属、亲友的心中消失。所以，医务人员必须牢记：医疗的机械化程度越高，越需要更多人的援助和护理。

有人指出：在科学取得长足进步的今天，人类虽然在时间上使寿命得以延长，但对最重要的"人"本身，却未给予充分的关心。我以为：在这种意见中，包含着有识之士对现代医学的反思和对生命的万端感触。

也许是基于这种反思吧，现在更加热烈地展开有关"生命伦理"的讨论。据说，"生命伦理"一词，最初用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的美国，但它似乎在最近医疗事业中，即在技术上延长寿命已成为可能；诊断、治疗已达到操作遗传基因水平的今天，再次受到社会的重视。它将有助于人们如何克服以往"医学伦理"难以应对的，现实中的诸多问题。但，专家们认为，要得到关于"死"的一般性的共同意见是极其困难的。有人指出：因为"死"本身，可谓千差万别，而且研究死的问题，必须与医务人员、病人双方的生死观和宗教观联系起来。

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反而使医学难以完全解决的"死"的问题，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注意。医学为治疗人的"病"，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研究这"千差万别"的死的问题上，需更进一步从主观方面积极地对待生命的本身。

医学是以探究和治疗所谓生命表面的近因为目的，而佛法与此相反，也可以说是探讨、研究其渊源的原因、结果；创建富有价值的生命。我想是因为：在对医学发展，寄于无限希望的同时，其中还需要有比支持、指导其发展，更重要、更深刻的"生命观"和"宗教观"了。

今天，医学虽然已经达到使人的寿命得以延长的水平，但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加迫切需要——使医学、医疗更有利于人真正的"幸福"和"安静"的哲学和宗教的了。

唯有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才能开辟一条广阔的，人们所向往的"孝亲之道"。我认为：我等以佛法为基础，积极开展运动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永恒的生命观"才是创建文明之路

——日莲大圣人的"本有之生死"

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留下这样一句话："人，都是迟早要被执行的死缓囚犯。"（《死刑囚犯的最后一天》，齐藤直正译，潮文库版）死，是任何人不可逃脱的生者的宿命。八五八书房这个"生和死"的问题，是古今东西方哲人们作为毕生的命题，不断探讨、研究的一个最大的课题。恩师户田先生也曾说过：

"百年后的日本，将多达一亿人不复存在。想起他们死后的去向不觉愕然。"忧伤之情溢于言表。可以说"生和死"，是不可思议的，极其严肃的生命的实相吧。

很久以前，我曾与被称为"EC（欧洲共同体）之父"的可旦霍夫·卡莱洛其伯爵，进行过交谈。记得当谈话无意中涉及"生和死"的问题时，卡莱洛其伯爵曾指出：东方和西方对此所持的想法可谓大相径庭。

"我觉得在东方，生和死，犹如书本中的一页。翻了上页就是下页，即新的生和死，得到不断的转换。但欧洲却认为：

人生，好比一本书，有头有尾。"（《文明·西方和东方》，产经新闻版）。

据卡莱洛其伯爵所说，在东方是基于这种思考方法——

犹如翻书页，新的生与死，得到不断转换。与此相反，在欧洲一直认为：人生是"一本书"，作为人的生，与死同时消灭。

因而，伯爵颇有感慨地说：欧洲人对死的恐怖心理，要比东方强烈得多。

在印度，自古以来笃信"轮迴转生"，即认为：人，并非在今世消灭，而是通过"死"向新的"生"复苏。佛法是以轮迴说为基础，从更加深邃的永恒的生命观的立场，阐释"生死"这一根本问题。

可以说，在比作书本中一页的，这种东方的"生和死"的生命观的深处，显示了佛法无限深奥的洞察力，而且这种生命观，能使"生"安定、沉着、充实。

关于"生死"问题，在法华经的《寿量品》中，解释为"方便现涅槃"。若简明地将一生比作人生一天的话，则太阳冉冉升起，人从睡梦中醒来便是"生"。作为这种"生"的延长，开始了一天的活动。一天活动结束后便踏上归路。晚上，为了明天的"生"而上床休息，这就是一天的"死"。佛法所说的"生死"与上述相同，结束富有价值的一生活动后，为了获得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显示了"死"这一"方便"①的姿态。

①方便，佛教用语。犹云权宜。谓对各种不同程度的人，采取各种不同的教化方式使之生信，故名。

佛法上还说："生"和"死"，本与生命共存，"本有之生命"，乃生命之实相，生命是永恒的，无限地转换着"生"和"死"。而且，不仅仅限于人，就是世上森罗万象，也无不遵循着"成住坏空"的顺序发生变化。

我所住的东京信浓町附近，于神宫外苑的街道两旁，种着银杏树。我常驱车经过那里。春天，树木吐出嫩芽；夏天则枝叶茂盛；一到秋天，树叶尽染，黄橙橙的一片；随着冬天的降临，枯叶飘落，空枝参天。我多次看到这四季不同的景色，总感到这是一幕描写生命深邃变化的戏剧。若以银杏树树叶为例，则可以说，春，为"成"；夏，为"住"；秋，为"坏"；冬，便为"空"了。

我想在此与西洋哲学作一对比，探讨一下更为深奥的佛法实在论的思索。可以说，这就是"空"的法理，其中包涵着大乘佛教的真髓。所谓"有"，则无，"无"，则有。但，确实俨然存在着。佛法上称其为"中道一实"或"我"。这"我"的存在，作为某种具体的一个生命而出现、诞生。这称之为"成"。它不断地遵循着"住"、"坏"、"空"的顺序流转。

日莲大圣人说："若纠我之心性，无可生之始，故也无可死之终。"我之心性，即一念之生命。它无始无终，并不因为死，而从这个宇宙上消灭。生命，原为超越生死的永恒的存在。若比喻说，它不为烧尽全世界的大火所毁灭；也不因水灾而使其腐朽；刀剑砍不断；弓箭射不透。即便将其放入极其微少的芥子粒的微尘中，芥子粒也不见变大；即便将其布满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宇宙本身也不会过宽。即一念之生命、"我"，是超越生死、生灭、大小、宽狭的，相对性的永恒不变的存在。可以说，这就是生命存在的证明；生命，就是"时间"、"空间"均由此产生的无始无终的实在。佛法上，论述它为"我"。

论其结论，那便是：若领悟到自己生命的根源，则"生死"自然就不会使人感到恐惧。死，决不是"生"的失败，毋宁说，是使新的生命得到复苏的重要转机；是艰难地最终完成人生的宝贵时刻。站在那永恒不变的幸福境界，积累无量的"生命之宝"的同时，能实现转换无上幸福的生死之"大法"，乃佛法；具体地予以实践的，乃人的信仰。

总之，不探求深奥的生命观，就无法确立从容、悠然的生活态度和真正的幸福观。

一九八七年二月，我与诺曼·卡慈恩慈交谈时，他说：

"'生命的永恒性'的哲理，在'和平'受到威胁的时代里给予极大的启迪。现代已是人类可能走向灭亡的最初时代。这种灭亡，既反映在人的肉体方面；也体现在创建崇高的人生的'精神性'方面。我们必须竭尽所有的智慧和能力，摆脱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所面临的摧残的危机。我以为：'生命的不灭性'这一佛法的教诲，具有一种从根本上重新认识那造成这种危机的，现代人错误思想的力量。"诺曼·卡慈恩慈的揭示，何等尖锐、深刻！佛法，是阐释那蕴藏在永远转换的"生老病死"、"成住坏空"深处的，常住不变的生命法则；并在此基础上，注视严酷的现实社会，由此出发的变革现实的哲理。

这才是从根本上改变已陷入僵局的时代和文明之路。到那时，不用说生命观，连宗教观也会变，对人的看法也会变。

它定将促使社会观、自然观、幸福观等一切文化、思想的基础，发生巨大的变改。

死并非仅仅是"悲"

——日宽上人的《临终用心抄》

"在向死亡存在中，此在·对·它·本·身之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能在有所作为。"（《存在和时间》，原佑、渡边二郎译，中央公论社版）——海德格尔的这段话，不仅指出：死，是难以逃脱的问题，而且还表明了在觉悟到人是"死的存在"之处，展示了人的"生"的深渊。实际上，即便是与死无缘的青年，也难以回避死的问题。若真想回避它，则人生将毫无意义。

据说，作为佛法的一个观点——"人，生在对死的问题并不感到十分严峻的时刻，则反而会不幸。"

这就是说，若人，生在能获得极其长寿的，所谓"长寿天"的话，则不会真切地感到死的无常。因此，总是无心希求无上菩提，得不到真正幸福的成佛的境地。有一著名"说话"①，便是讲述这"长寿天"是使人难以成佛的"八大难关"之一。当然，这并非否定"长寿"，而是显示了对佛法处世的一元的实相吧。

①说话——系流传于民间的神话、传说、童话等的总称。具有传奇性、叙事性和浓厚的佛教教训色彩等特点。著名说话集有《今昔物语集》、《宇治拾遗物语》等。

可以想象：在人总不得"疾病"，非常"健康"的情况下；

在几乎不懂得"死"的真正含义的"长寿"的条件下，是很难确立极其深刻的人生观的。

我想，谁都不会否认——当前这种既不认真考虑"生存"，也不认真思索"死"的问题，毫无紧迫感，随波逐流的倾向的吧。人们可以从中感到：佛法的法则的伟大——一边正视"生"、"老"、"病"、"死"等不同的人生阶段，并将其看作推动一切的力量，一边从质和量两方面，提高对永恒的幸福的向往。

因此，佛法，也是极其重视构成人生最后乐章的临终的状况。我时刻铭记在心的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应先习临终之事，后习他事。"关于"临终"的教诲，相当于日莲正宗第二十六世的日宽上人，留下《临终用心抄》一书。日宽上人于本书中说："临终之一念，归于多年之行功，也即归于不断之用心也。"此话表明了：那构成贯穿正法实践的"日常不断的宿业转换的良'生'的行为，招致良'死'"的法理。

但，关于这个生死问题和临终之际的痛苦，在佛教中详细地阐述了"断末魔"之苦。所谓"断末魔"的"末魔"，乃梵文marman的音译，为"死节"、"死穴"等意。在印度医学中，称体内的肌肉、血管、韧带、骨、关节等互相关联，浑然一体的小而致命的"穴位"称为"末魔"。若将其割断，即致人于死地。

一说全身有六十四，或一百二十个末魔，它在临终之际，因被割断、拆离，故带来激烈的痛苦。这就是所谓的"断末魔之苦"。

佛法认为人的身体，乃由"四大"（地、水、火、风）一时融合而成。"四大"在人体中各有对应，如"地"，具有"坚硬"的性质，相当于骨和肉；"水"，具有"潮湿"的性质，相当于水分；"火"，暖和，相当于体温；"风"，活动，相当于呼吸。

在上述的《临终用心抄》中，解释这"四大"的结合为：

"此四围卷虚空者，乃此身也。如板、柱等集而建屋也。"（即由地、水、火、风结合成的"四大"，围绕空的心法者是人的身体。这犹如汇集板、柱等材料建造房屋似的）日宽上人还教诲说：死时之所以痛苦，是由于构成身体的"四大"，犹如用铁锤砸屋，屋倒柱歪似地被拆离、支解所致。

日宽上人关于如何才不为断末魔之苦而心烦意乱，并予以克服一事，举出三点，提醒人们平时多加注意。

其一，平时需谨言慎行，不可有诽谤、欺侮他人，刺伤人心的行为。也就是说，诽谤等恶劣行为，会加深死的痛苦。

其二，要告诫人们，充分理解"人的身体乃'四大'（地、水、火、风）一时结合而成"的实相。即做好精神准备，不因自身的"四大"向宇宙法界的"四大"回归、结合时而感到惊讶。也就是说，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准备，才不致使人临终时心烦意乱。

其三，若悟得自己的"生命"和佛的"生命"，是同一"生命"，则不会出现影响临终安宁的恶业。这显示了满怀信心，勤于修行的重要性。即坚持正确的信仰和实践的人，于临终之际，能从容地告别人世，向毫无忧虑、疼痛、苦楚的新的"三世"①走去。日宽上人指出：其中贯穿了佛道修行的重要目的。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人将这样的死，看作是人生的胜利的完成。

①三世——佛教用语。亦称"三际"。"世"是"迁流"之意。用于因果轮回，指时间过程的划分，即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佛教各派对此有各种说法，是业报轮回说的理论依据之一。

相传撰写《临终用心抄》的日宽上人之死，就是十分庄严、安详。

享保十一年（一七二六）三月，日宽上人结束在江户的布道后回到大石寺。之后一直感到身体不适，日益衰弱。

同年五月二十六日，向日详上人嘱咐法灯，并委托一切后事。进入六月后，身体更为衰弱，但毫无病痛之感。

在迁化的前一、二天，日宽上人穿上法衣，于卧室处坐轿外出告别。先去正殿，读经、唱题，然后参拜庙所。继而又顺道去隐居所的日宥上人（第二十五世）和住在学头寮①的日详上人处。据说，日宽上人坐在轿中，非常诚恳地向他们一一辞别。

①学头寮——"学头"，系司管一宗一派有关教学事务的僧职名："寮"，寺院、学校等的宿舍。

随后，日宽上人在三门前向师，日永上人之妹告别。当轿子经门前町回到大坊时，一路上，人们伏地表示惜别。

上人回住所后，便命木匠、棺木工赶做丧事所需的棺木等，并在这具棺木盖上，亲笔题上一偈一首。

至八月十八日深夜，在事先指定的壁龛前挂上大曼荼罗，献上香华、灯明，此时日宽上人对侍者说："我即将离开人间。"

并细致地嘱咐了临终时有关事项：需等我死后再通知周围的人；临终时一、二人守护即可；需读经、唱题等。

此后，题写临终的一偈一首。写毕便立刻命侍者做他最爱吃的荞麦面条。少时，侍者将立即做得的面条端上。日宽上人吃了七口后，脸上露出莞然一笑，并说："呜呼，美哉，寂光之都！"这正是通观"三世"的生命的境界啊。

接着，他漱口，虔诚地向大曼荼罗合十，念经，于十九日辰时（上午八时），像睡觉似地半合眼半闭口地迁化了。

读了有关日宽上人临终时的言行举止的记述后，不禁感到："死"，究竟是"悲"，还是"喜"呢？在人世间，总认为"死"是悲伤的，痛苦的。但若以"三世"的生命观来理解，可领会到日宽上人的教诲——沐浴着佛法之光的"死"，总是与"喜"相伴。唯有在十分满足的境地，一边欢唱"生命的凯歌"，一边迎接"庄严的死"的心的深处，才能显示出最富有价值的人生及其最终的乐章。

展现在心底深处的"九识"世界

——弗洛伊德①、荣格②和佛法的直智观

①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著有《精神分析引论》、《释梦》等。②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分析心理学论文集》、《心理学型态》等。

关于人精神方面的自我意识的部分，很早以前已成为哲学领域的研究对象了。但据说，对人精神方面真正的探讨和研究，在西方始于十九世纪的弗洛伊德以后。

之后，根据深层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意识不过是精神的表层部分，在其深处，潜藏着相当大一片无意识层。这可比作为浮在海中的冰山。具体说，潜在的无意识层，相当于冰山沉在海中的那部分；那浮在海上的，即可以看到的那部分，相当于表层的意识层。

因而，只有对潜藏在人的具体行动、思考、欲望深处的无意识领域，进行深入探讨，才能辨明人的精神，乃至生命的全貌。只要看一看这样的事实——科学上的伟大发现，伟大的艺术创造的光辉，均由比意识活动更深的"直观"所完成的事实，也会对无意识层领域的研究，寄予更大的希望吧。

过去的西方深层心理学，经过探讨和研究，大体上似乎发现三个层次。第一是上文将其比为"海中的冰山"的那个，"个人的无意识"层。这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本人发现的无意识层，其中潜藏着：为意识所遗忘的事物和受到压抑的心理上的内容。作为第二层，有索迪所提出的"家族的无意识层"；

在其深处有第三层，此层展现出一片荣格所提出的"集合的无意识层"，并提示：在"集合的无意识"中，积存着种族和民族，甚至包括人类最古的祖先的所有经验，它从根本上，与宇宙自身相联结。

在另一方面，先于弗洛伊德一千数百年前，佛教（唯识①学派），早以极其完整的体系探明了深层心理。这是多么惊人的洞察力啊。据此说，心，即识。它是从其表层部分向深层的五识、六识、七识、八识的方向深入扩展。它是一边把握识别事物的心的作用，一边力求接近生命的全体性。

①唯识——系指"唯识宗"。此宗也称"法相宗"。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出于古印度大乘佛教的瑜珈宗。因主张"万物唯识"而得名。

总的讲，所谓西洋心理学，是比较客观地分析心的结构、功能，甚至对人的感觉、感情、意识、记忆等心的领域，也进行了探讨。与此相反，也许可以说，佛法是始终主动地将目光投向自己的内心深处。

在佛法心理学上，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等五种感觉的意识（五识）和掌管、合并上述（五识）功能的第六识，以及在相当第六识的"意识"的底层，还有第七识"末那识"，第八识"阿赖耶识"。

笛卡儿①所提出的"考虑自我"，也可认为是基于第七识的末那识吧。但是，佛法尖锐地观察到：这一领域，属于深邃的理性范畴，同时常受烦恼的侵扰。而且还在那为烦恼所侵扰，狭小地限定本来自己的，自我意识（第七识）的更深处，发现第八识的阿赖耶识。这犹如被称作"含藏识"似的，潜藏着由一识到七识的行为所积存的一切结果，并逐渐成为产生七识等的根源。

①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生理学家。著有《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等。

佛法还说，一识到六识，虽与死同时消灭，但末那识，阿赖耶识决不会消灭，从无限的过去一直延至未来的永远。

索迪的"家族的无意识"和荣格提出的"集合的无意识"，似乎从西洋心理学的立场，窥视那广阔的阿赖耶识的领域。佛法对上述生命深层的观察更为深刻。中国的天台大师发现：在向宇宙生命，即向在第八识的深处，作为使那包括人身在内的森罗万象产生的，本源的宇宙生命移动的过程中，存在着第九识"阿摩罗识——根本净识"。日莲大圣人悟得此乃宇宙生命的本体，称其为"九识心王真如之都"。

这"九识心王真如之都"的"心王"，乃心的作用的根本。

"真如"，乃远离虚妄、不变、不改之意。"都"，为"心王"的住处，即无边无际的境界世界。

在日莲大圣人的佛书上写道："全勿用求助于他人。唯在那信奉我等众生的法华经，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胸中之肉团。此谓九识心王真如之都也。"也就是说，任何人的生命中，有着清净无垢、常住不灭的本体。而且还阐释了这一法理——

在使那生命内在的宫殿闪耀光辉之处，能不断地创建永恒的幸福，开辟真正的伟大的人生。

实际上，生命一边经常与外境因缘和合，一边通过"六识"接受各种信息。其中有不少也产生着种种的苦恼。但是，只要"九识"的太阳光在胸中闪耀，这些苦，犹如霜露一般全都消融。所谓信仰，也许可以说就是每一天，任何时候都使太阳在胸中的太空冉冉升起的连续作业吧。人们应一边使全身充满着如灿烂发光的太阳般的生命力，由衷地感受到无量的喜悦，一边从容地，不畏艰难地生活下去。

总之，人，即便社会地位和声誉再高，也不会感到满足；

即便财产再多，内心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充实。唯有彻底打开这无边无际的境界——自我胸中的"宫殿"，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生价值，感到无限的幸福。

这第九识，是一种自我本身与无限的宇宙生命相融合的境界；是产生生命在身体、精神方面的所有功能的根源；是创造力的源泉。

在人的生命之中，理性之光所照射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

可以推测到：现代人在发达的西方近代文明中，削弱了把握世界——包含能尖锐地发挥正确功能的，超越理性的直观智和无限慈悲的身心内层世界的能力。我不禁强烈地感到：有心之人，已开始开发隐藏在生命内部的真正的睿智，希求为创造你我幸福所需的方法。

战胜人生苦难之路

——哥伦布、马奈①等非业之死

①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印象派大师。曾受哈尔斯、委拉斯开兹等人的影响。作品有《左拉像》、《奥兰毕亚》等。

约十五年前的事了。一次和汤因比博士对谈时，他以极其严肃的神情，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此话尖锐地揭示了世界上的领导人，总是回避"死"这一根本问题。

"为政者，各界的领导人，都未向这个根本的命题挑战，而是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这是卑怯的、也是最可耻的。"汤因比博士本人虽面临老龄这一现实的苦恼，但仍对这个问题进行日益深入的探讨，似乎要从东方的佛法思想中找到它的答案。事实上，与我长时间的对谈中，他已被佛法所阐明的生命观的深奥所打动。当时那种惊叹不已的神情，至今历历在目。

在历史人物中，有虽身处逆境，仍为实现自我信念、主义、主张而奋斗终生的人。但也有不少虽名声显赫一时，但在悲惨的晚年，悄然了却一生的人。

哥伦布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著名航海家，毕生致力于寻找从欧洲到亚洲的西方航线。他的名字，将永被称颂，永垂史册。

但是，他的后半生与其无数的美誉相反，陷入失意、绝望的深渊。他第一次出航时抵达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对古巴、海地等岛屿进行实地调查，以极大的成功返回西班牙，受到热烈的欢迎；其名声也传遍整个欧洲。但在第二次，尽管由十七艘船，多达一千五百人组成的大船队出海探险，可未得预想的收获。而且在以后的第三次、第四次航海中，均未取得理想的成绩，并招致众多不满。不料这种不满之声竟传至王室。他终于逐渐受到王室和社会的冷淡。

哥伦布虽具有一个"开拓者"所必备的"先驱性"、勇往直前的"开创性"，但竟不能在他亲手开拓的土地上，发挥他那"领导"、"统率"的才干。

为此，他怀有许多不满和不平，后为国王等人所闻，终遭致来自王室的冷遇。

世上相似的事例，可谓比比皆是。譬如，过去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分发挥才智的人，当处于更高的地位时，也会因领导不力而失败；再如：在某地区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领导者，在转至别的地区后，因其领导和统率的才干得不到充分发挥而失意。人才的合理安排和使用，是何等困难啊。

晚年的哥伦布，对来自周围的冷遇十分不满，加之衰老之身又受关节炎和疟疾等病的折磨，后终在病痛和失意中了却了一生。

名闻遐迩的法国画家马奈，以清新的风格开辟了通往印象主义的艺术之路。他曾在重重苦难中，以独特的笔触给众多画家以巨大影响，而自己却日益陷入极度苦恼的深渊之中。

约于四十五岁前后，他感到左腿痛疼，然而不知病因；后一直也未予以对症治疗，病情自然日益恶化。这位甚至被誉为"印象派之父"，给绘画艺术带来巨大革命的马奈，后终因受坏疽的侵蚀，左腿不能动弹。在他死的前二年，政府授予"荣誉勋位勋章"①。而这种荣誉，与正悲惨地处于极度病痛中的马奈，究竟有什么意义！据说，后来尽管接受了左腿截肢手术，但仍气喘、抽风，在苦闷中悄然死去。

①荣誉勋位勋章——法兰西最高勋章。系拿破仑一世时代建制，分一级至五级。授予在军事上或文化上建立特殊功勋的人。

只要读一读古今东西方的历史，便可了解到：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结局，或被暗杀，或溺水，或自杀，或被押上断头台等。

佛教解释人生为"无常"。也称其为"无常迅速"。

所谓无常，即"变化"之意。"一切都在不断变化"，是佛教的根本认识。也可谓人生的严肃的真实吧。

在哲学家、作家仓田百三的小说《出家及其弟子》（角川文库版）中，有这样一节：

"这个社会真可谓无常迅速。这种无常，即便年轻人也能感到，但不到老年，似乎很难感到它的迅速。"

也就是说，年轻人在观念上，也许不难理解一切都在不断"变化"的道理。但显示其变化速度的"迅速"，不到一定的年龄是很难体会到的。

当人们回顾过去时，无论谁都会感到惊讶——与那比较悠然而缓慢地度过的儿童时代的一年相比，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到一年过得很快。那一个月、一周更是飞一般地过去。前几天，一个熟人深有感触地说："一周一周地过得真快啊！"他那不胜感慨的语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若漫不经心地对待无常迅速——人生，它便转眼即逝。即便青年，迟早也会深切地感到它的到来。

因此，佛教所阐释的本来的"无常观"，往往受到歪曲，似乎多认为它是一种感伤的、消极的东西。

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基于这种否定现实的、被动的人生观，加以联想的倾向。在日本的文学、艺术之中，深深地浸透着无常观的思想。而且，在文学中，不乏探讨有关无常观源流的研究。但，真正的佛法的"无常观"，并无这种感伤的意义，毋宁说，它是教导人们去创建一个坚强的、朝气蓬勃的、勇往直前的人生。

确实，释尊曾说过：此世"无常"、"苦"、"无我"等。但只是对那些肯定沉溺于享乐和安逸的现状，不追求真正人生者的一种所谓"方便"的训教。

释尊的这番教诲，是让人自觉到人生的无常，然后竭力使其认真地求得"常住"之法。在大乘佛典中，一下转至阐释"常乐我净"，就是为此。

在受表面的无常观束缚的众多日本文人中，也有努力于接近佛法的真实的人。如高山樗牛①和姊崎嘲风②等人对法华经的理解，似乎已接近其字面上的意思。还有文艺评论家小林秀雄，使人感到他到底是个一流哲学家。其评论集《何谓无常》，别具一格，颇有见地。

①高山樗牛（1871-1902），日本评论家。著有小说《泷口入道》和评论集《论美的生活》等。②姊崎嘲风（1873-1949），宗教学者、评论家。著有《复活的曙光》、《法华经的行者日莲》等。

总之，在变化中有常住之法，有永恒的生命。在不断移动着的云层的高处，有着不变的大空，闪耀着不灭的太阳。

那些受"无常观"束缚的人生，似乎不知那宏伟辽阔的天空的高远，只是低头移步而已。从这样脆弱的人生观和消极、感伤的文化中，恐怕产生不了活跃于二十一世纪的著名国际人物的吧。不仅如此，甚至还会有这样的危险——培育的都是一些毫无建立坚定人格之"芯"的，稚气未退的人。我们决不为人生的无常而消沉；决不沉溺于感伤之中。

譬如，客机在天上飞行。在抵达之前，需掌握气流及各种气象情况等的"变化"，迅速地采取对策。即必须一边看清所有变化，逐一解决，一边从容不迫地沿着航线，向目的地前进。

与上述相同，人生也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即人生无常。

任何人都是一样，在肉体和精神方面都在发生变化。环境在变，家族和社会也在变。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时光的流逝。人们应在这无限的变化中，作出最准确、最有价值的判断，向幸福的方向飞去。信仰，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原动力。

这才是基于正确的"常住之法"的人生应持的处世态度。

在妙法中，蕴藏着能将一切变化，不断地引向正确方向的力量。

人生，如白驹过隙，瞬息即逝。就在你或踌躇逡巡，或抱怨，或批评他人而白白消磨时光，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时候，人生早已飞一般地过去了。该是多么可贵的每一天啊。

法国大哲学家帕斯卡①，将那些根本不正视人生真相的一切行为称之为"慰戏"。"慰戏"，乃单纯的逍遣、娱乐之谓，是一种于人生的创建无任何补益的，毫无价值的行为。苏格拉底②认为：人为了开觉其本性，必须从"有关自身的无知"中解脱出来。因为不幸的根源，皆产生于"有关自身的无知"。这一论断，可谓对人生创建的真知灼见。

①帕斯卡（1623-1662），一译"巴斯噶"。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著有《思想录》、《致外省人书》等。②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其言行大抵见于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等书中。

我们要在现实的激流中，顽强地不畏艰难地生活下去的同时，于敬仰"大宇宙"，向往"永恒"的无边无际的境界里，度过那一日通千年、甚至千劫般的毫无悔恨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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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宇宙和心的世界

星辰和内在的道德律

——康德、梭洛①等的至理名言

①梭洛（1817-1862），美国作家。曾支持废奴运动；主张回归自然。著有《森林中的生活》、《郊游》等。

"以考虑它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则越新，越发增强的感叹和崇敬，来充实内心的有二。那就是在我头上的星辰闪耀的天空和人内在的道德的法则。"

这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波多野精一、宫本和吉译，岩波文库版）中的一段话。它常引起我的深思。其中存在着：

即便人凭借理性，也难以把握的悠远的大宇宙，和以内在的心灵为对象的深邃的精神。我不禁感到——那诗一般的心，与宇宙相对比的那种绝妙的意境。

宇宙，具有无限而玄妙的广阔的时空。人的心，也具有对"内在的世界和宇宙"产生微妙变化的广阔天地。一方面它是对外的无边无际的广阔天地，另一方面有着内在的，深不可测的深远的天地，有时两者相联结。

康德的这段话，在将隐藏在宇宙中的神秘的深奥，置于"我内在之心"的对照地位上，显示出它的伟大。我看到：在深为"星辰闪耀的天空和我内在的道德的法则"所打动的一念，即在为自己的灵魂和无限的苍空感动不已的，深邃的洞察中，对人的"生"的无限肯定。

美国思想家梭洛，是爱默生①的朋友，对印度的甘地等以巨大的影响。他也志于自我"生命"本身的探讨，曾说过以下的话：

①爱默生（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诗人。著有《自然论》、《代表人物》等。

"看看你的心吧。在你心中会找到过去未曾发现的一千地域吧。可以在那些地域中旅行一番，成为自己"宇宙杂志'的大家。"（《森林中的生活》，神吉三郎译，岩波文库版）

我不禁感到：一流人物的思想，似乎总是与佛法一脉相通的。而持有那只看到事物表面现象的，浅薄的人生态度的人，是决不会发现它的。唯有真挚地追求事物内在的，深奥世界的人，才能认识这永恒而广阔无边的世界。

梭洛说："在生命的世界中旅行，成为自己'宇宙杂志'的大家。"这才是佛法所阐释的生命的世界。我们不应悉心追求那种安逸而狭小的"人生杂志"，而是在生命这一广阔的宇宙中，不断地创建"通向幸福之路"。

梭洛还说："成为寻找诸君内在的，一切新大陆和新世界的哥伦布。但并非为了贸易，而是开拓思想上的新航线。"

（同前书）即希望人们成为"内在新世界的探险家"、"新思想的开拓者"。梭洛非常准确地表达了"心中的一千地域"。他虽未能提示其具体的方法，而佛法上早已阐明了那深奥的"一念三千"，即在一念之中包含三千的世界、现象的法理。可以说，"生命旅行"中最重要的指南针，是佛法，是信仰。

在人的生命的深处，有着比大海，比大空更辽阔的无限的世界。在穿过苦恼和痛苦的云层的对面，是一片无穷尽的蓝天。而阐释那甚至通向大宇宙的，生命这一庄严的实在，正是佛法。日莲大圣人说："一心法界之旨者，将十界三千之依正色心、非情草木、虚空刹土等连尘土也无不收入一念之心；

指此一念之心，布满于法界为万法。"也就是说，宇宙的森罗万象、万法，全包含在生命的"一心"、"一念"之中。

现代，可以说是一个正失去为"天上闪耀着星辰"而激动的时代吧。也是一个难以接近生命深处的，缺乏对"我内在道德律"，予以真正肯定的时代。这也显示了是一个不可能发现人生真正的价值，同时缺乏指导人生准则的时代。但不应让这一毫无衡量价值标准的荒野永远存在下去。我不禁感到：正因为是喧嚣的时代，更需对生命和宇宙充满激情和持以真挚的态度。

我们正处在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只有树立那不断地向社会，向宇宙无限扩大的"一念"，才能有助于建立心地充实而丰富的境界。我觉得：假如树立了无时不信奉这"一念"的坚定的人生观，则定能从容地闯过这怒涛般的社会。

但不应仅从这个意义上来思考隐藏在宇宙中的神秘性。

若回避人和社会所面临的乌烟瘴气的现实，只是一味地神秘地思考，那宇宙必定成为一个只能引起人们好奇的大舞台。当然，也不应只使宇宙成为一种可利用的工具。我们的人生，在永远保持对宇宙的敬畏和虔诚态度的同时，也必须对深奥的生命，进行不断地探讨、思索，于实践中不断加深理解。

自然与生命的节奏

——妙乐大师的"弘决之文"

早晨，太阳冉冉升起。傍晚，夕阳西下，落日余辉染红了天际。夜空，无数星辰闪耀着银色的光辉。当人们想到自身和宇宙所在的，这个绝妙的舞台时，不由地思索起那深远的真理。

昔日，人们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自由自在地生活。不难想象：他们比忙忙碌碌的现代人，对于人自身的生命体和宇宙的生命体的感应，更具有超越理论、一般道理的丰富的直观智。也可以说，即便当时人没有科学知识，也可以从实际经验中，领会到每天升起的太阳所施予的恩泽和自然的规则吧。

在宇宙中，确实存在着绝妙无比的本来的节奏。这自然的节奏、社会时光流驶的节奏，潜藏在人肉体内的生态活动周期，还有这个宇宙的节奏等，在不同层次所弹出的节奏，从根本上讲，它有着决非人的才智所能抗拒的东西。从近边的事例而言，就说音乐的节奏吧，若正在演奏某一曲子，忽然有一人表示反对。此时，即便心中竭力想试奏其他旋律的曲子，但总也不能改变。那是因为其中有着一种难以抗拒、不可违背的力量。

宇宙和人的生命的关联是十分紧密的。譬如，人的血液，与环境的变化有着微妙的关系。血压在一天中，白天高，夜晚低。从季节上看，冬天高，夏天低。据实验结果的报告：仅从气温十九度的房间到只有八度的寒冷的房间，即便三十多岁的健康的人，由于自律神经所引起的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到十——二十毫米。

再看看人的睡眠，似乎与太阳和地球的运行有着紧密的关联。人们常说："十二时前的睡眠，其熟睡程度，比十二时后要高一倍。"而事实上，人的熟睡程度，从下午至日落逐渐增高，在深夜十二时左右达到完全熟睡的状态。之后便急速下降，在早晨四时、五时日出前后降到最低。有时即便晚上熬夜，白天很想睡一睡，然而由于过分劳累反而难以熟睡。这不仅仅是因为习惯，或噪音，或白天光线强烈，而且还违反了本来的节奏。

据说，激素的分泌也有规律，成长激素在人睡眠时分泌，副肾皮质激素保持二十四小时的周期。

这种所谓概日性节奏，不仅限于动物，植物方面也常出现。因为无论宇宙或生命都能听到这样清晰、和谐的节奏。

佛法称其为"依正不二"。简单地说，"正报"，乃主体；

"依报"，为环境之意。这处于一种"不二"，即"二而非二"的关系。另在《一生成佛妙》的书中，解释为"于己心之外无法"。

因此，佛法早已明确而具体地阐释了：从久远元初起，宇宙中存在着它自身的一切法则，同时在人自身内在的深处，也存在同样的法则。

日莲大圣人引用了妙乐大师的《摩诃止观辅行传弘决》，在《三世诸佛总勘文教相废立》一书中说了以下这段话：

"弘决之六云：'知此身中具仿天地。知头圆仿于天；足方仿于地。身内之空种者，即虚空也。腹温，乃法于春夏；背刚，法于秋冬……。'"这段话，简单明了地借用显示古代中国的"阴阳五行说"的比喻，说明了"我即宇宙"、"宇宙即我"的关联。若从宏观上看，可将一一解释为："头"圆，乃天；"足"，乃地；

"身内"之空间，乃"虚空"。"腹"，常处于温热状态，为"春夏"；"背"刚，为"秋冬"。它们分别与一年四季相对应。

日莲大圣人继而还说："'四体，法于四时；大节十二，法于十二月；小节三百六十，法于三百六十天；鼻息之出人，法于山泽溪谷中之风；口息之出入，法于虚空中之风；眼，法于日月；其开合，法于昼夜；发，法于星辰；眉，法于北斗；

脉，法于江河；骨，法于玉石；皮肉，法于土地；毛，法于丛林……。'"这就是说，将头、手、身、足"四体"，解释为仿效春、夏、秋、冬的"四时"。还将双手、双足中的各三大节（合为十二），视为"十二个月"；将有小节的三百六十，视为"三百六十天"（旧历一年为三百六十天）。又将"鼻"的呼吸，视为"山泽溪谷中之风"；"口"进行呼吸，视为"虚空中之风"；"眼"，视为"日月"；"眨眼"，视为昼夜。又，"发"，为"星辰"；"眉"，为北斗七星；"脉"，为河流；

"骨"，为"玉石"；"皮肉"，为"土地"；毛，乃树木茂盛的"丛林"。

人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五脏"，为"在天之五星"，也可看作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吧。

在佛法上，将其理解为人与大自然、大宇宙，本是相互紧密关联的。

世上任何生命，都与大自然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在宇宙的律动中，创造着各自的"生"。世上万物，都是在那大宇宙的绝妙的节奏的支配下，不断地进行着生和死的转换。而且，大宇宙的这种协调，完全体现、凝聚在作为小宇宙的人的生命之中。这样说，不谓言之过甚吧。

以往的西方近代的学术研究，由于过分偏重分析的方法，因而很难看到综合性的见解。与此相反，东方的思考方法，是从与大宇宙的关联出发，综合地阐明人的生命。我以为：这种方法，今后将产生更令人惊叹的真知灼见。

关于宇宙与人的关联问题，在最近的物理界中，由迪维导·霍姆提出，并引起人们关注的"全息照相术模式"，似乎也提示了一种思考方法。

所谓"全息照相术"，原指运用激光的一种立体摄影。霍姆将这些特征，即从干扰波集聚的全息照相中出现全体像；从被分割成一张张的全息照像的碎片中显出全体像等的特征，用于阐明物质现象。

这一理论于现存的一切事物的背后，有着贯穿全体的秩序，以全体包含在部分中为其核心。

当人们从作为个人的意识和大宇宙的关系，看这个颇具特点的理论时，就会感到：在我们头脑里的信息和宇宙全体的信息，具有极其紧密的关联。在当前的现代科学中，由皮思柯庞提出的，以宇宙的信息为基础，那无数星辰的诞生；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般的天体的出现；我们的身体、头脑、精神等的一切源泉均在其中，信息也收在其中。即便一个微小的人，从根本上讲，也是与无边无际的大宇宙紧紧相联的。

若如此考虑，所谓节奏，可以说是在宇宙和人的生命相互运动中，发出的一种奇妙的共鸣。

世上所有东西，归根到底都与其他生物相关联，与自然相关联，也与宇宙相关联。在文明的都市的一片喧闹中，也俨然存在着与自然界本身所持有的生命的相互关系，和循环的节奏。人的肉体方面的机能和精神方面的机能本身，原都产生于自然界的节奏，社会越复杂，越需用心注视这本来的节奏。而且应将使自身与它相一致的行为，视为"生"的根本。我以为只有生活在这种"一致"中，才能感到真正的安定和充实。

追求所谓真理的人的智能和好奇心，一旦使人失去与自然的一体感，造成科学和人生命的断绝，这将带来莫大的不幸。科学，应永远从人的手中起飞，又回归于人间。

而且，在不断地反复中，将树立起正确的科学观和生命观。无论医学也好，天文学也好，可以说凡是科学，原来都是从生命的故乡，不断向无限的、神秘的时空挑战的一种学问吧。不少人指出："宇宙的科学，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必须知道，哪些已被查明是可以依靠科学弄清的问题，和哪些是历来为人们所忽视的难以弄清的领域。"可以说，这些难以弄清的领域，正是生命内部深处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这种倾向——连明确解决生命奥秘的高等宗教，也与许多宗教相提并论；认为一切都是不合理的，连高等宗教也被视为多余之物。这是莫大的错误。以非凡的才智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许多学者，最终矢志追求的，就是步入那所谓高等宗教的理想境地。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已进入一个迫切需要对以大乘佛教为首的高等宗教，进行真诚地探讨的时代了。

我以为：只要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得到最重要的人性的完全觉醒。

充满宇宙的生命

——道莱依柯、柯拉乌斯等博士的揭示

世上没有比生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最崇高、最尊贵的财宝，除生命外断无他物。而且，也没有比生命诞生的戏剧，更使人感动的了。

二十世纪，已成为人类向宇宙这一壮观的新开拓地，迈出第一步的伟大时代。并由于天文学等的发展，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的不断进展，了解到在宇宙中，还存在着无数个与地球相同的天体。据有的学者想象——在其中一部分的天体中，出现与人类同样的生命，在比地球更古老的天体中，已建立起比我们更先进的文明社会。

据说，在宇宙空间，不断发现产生生命的因子，并逐步查明在地球以外的宇宙的世界中，也存在着产生生命的可能。

要明确解答宇宙之谜，似乎弄清与此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生命为什么诞生在这个地球上？"据最近测到的二、三例推测：在天琴座的首星周围，聚集着被认为是行星群的物质，也许正处与我们的太阳系相似的发生过程。还有报告说：观测到在猎户星云中，存在着被认为是太阳系即将形成的气体云。

美国的约翰·柯拉乌斯博士发表了这样的见解："太阳，只不过是构成银河系的千亿个星辰之一；银河系星云，也不过是存在于宇宙中的千亿个星云中的一个。即便假定拥有地球般的行星存在的机会，不过百万分之一的话，那在银河系中拥有的行星的星数，也达到十万个。天文学家认为：有着比上述更多的星辰，所以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很大。"（《巨大的耳朵》，鸿巢巳之助译，CQ出版社版）这确实使人颇感兴趣。同是美国的道莱依柯博士，也提出计算银河系内的文明的数量的著名方程式。很多学者似乎据此进行计算。某一学者预测银河系内的高度文明的数量，为十万之多。

现代，一方面认为：在宇宙中形成生命体的可能性很高，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却将生命发生的概率估计得极低。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事实——不能将具备产生生命的条件，和实际产生生命一事混为一谈。

据说，以《偶然和必须》一书而闻名的杰克·摩诺博士曾说：即便专门的分子生物学，就连齐备全部材料和用品，创造生命的一个蛋白质，都是个超天文学的数字。因而，若不编组顺序，那产生的概率也将很少。

地球上的生物，均由蛋白质和核酸构成。这种蛋白质，是由二十个种类的氨基酸，如锁链似地连在一起才产生一个。然而，要制定自己所需求的东西的概率，则几乎等于零。据说"即使宇宙的物质全都是氨基酸，要制成一个构成身体的蛋白质，也几乎没有希望。"至于原始生命，若不完成更高层次的结合，是不会出现的。

所谓"偶然说"——在不可能产生生命的概率中，有时完全偶然发生的仅一次性现象。这种说法，至今仍很有影响。

据说，作为其中一例，即在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中，有L型和D型的两个种类，但地球上的生物，均由L型的氨基酸构成。然而，若在实验室中进行化学合成，L型和D型的氨基酸必然各为一半。因此，可以认为：从概率上讲，不可能发生的现象仅有一次，在那原始地球上所产生的原始生命，偶尔诞生于L型的氨基酸。这不正是优先持续增殖、进化的结果吗。

与此主张相反，也有人认为：在原始地球上的各地，产生了各种类型的生命，然而由于自然的淘汰，最终才留下现在这样一种稳定的类型。也还听说在一部分科学家中，持有这种见解——与D型相比，L型稍稍稳定。考虑到上述见解，不禁使人感到单凭"偶然说"，似乎很难阐明生命的产生。

但无论怎么说，在这个地球上，生命已经诞生，并完成了它的进化。我曾听说一个说明上述事实的饶有趣味的说法——"自然要创造生命"。野田春彦博士一边毫不动摇地坚持作为科学家的立场，然而又说："假如仅有一次那不可能发生的事，竟无缘无故地发生了的话，之后当然不会有任何议论。

要是还感到有些不折服的话，那只能考虑在自然界的物质中，存在着"要创造生命"的这种倾向。"（《生命的起源》、NHK文库版）

我感到这"自然要创造生命"，是一种含义很深的说法。

那是因为若再进一步深思隐藏在自然界中的，那"要创造生的倾向"的意义的话，定会遇到作用于内涵在宇宙存在自身中的，生命的根源性的倾向。若更深一步说，我似乎可以推测到：在大宇宙生命中，具有产生、培育生命，并驱使其向着创造之路迅跑的，根源性的内在力。唯有在这种宇宙生命的根源性的力量的引导下，即便在这个地球上，原始生命也能呱呱落地的吧。当然这是需要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严密的思索。但一般说，人们总认为物质或物体，似乎与生命的存在毫无关联。我以为：在结合物质本身，发现作用于生命存在的倾向性中，显示出无比锐利的洞察力。

佛法中，将宇宙解释为"三世十万"的佛土。即在时间上，从过去久远至未来永劫；在空间上，也称十万。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广阔天地间，持有存在着佛、众生和国土的构想。在日莲大圣人的佛书中，这样写道："所谓三千大千世界者，即指取名为一四天下的东西南北、一须弥山、六欲梵天。

称百亿之须弥山、四州等为小千；称小千之千为中千；称中千之千为大千。"这就是说，大圣人基于三千大千世界这一宏大的世界观、宇宙观，俨然阐释了现在我们所住的世界，并非唯一的世界，在宇宙的其他地方，也产生与人类相同的生命，在那里也有生命尊严之法。佛法，不仅可以说是适用于全宇宙广阔天地的教诲，而且若从这一思想出发，即便说在宇宙的所有地方，存在着产生生命的契机，还有产生生命的众多星辰，也决不会使人感到奇怪。

在那始终贯穿着——"隐藏不可思议的生命的神秘，无限大地扩展开去的宇宙"之中的无限的生命之法，也就是说，明确地阐释那连实存于宇宙间的一尘一石都包含在内的世界观的，正是大乘佛教。

在偶然见到那深奥而经历无数艰难的生命诞生的戏剧，和广大无边的佛法哲理时，一边打开我胸中通向连接大宇宙的世界，紧紧依助于根源性的力量，一边不由地感到于坚强的生活中，存在着真正的尊严和充实。日莲大圣人曾说："春时至，值风雨之缘，无心之草木，皆萌发成长。百花盛开，乃逢世之景色也。至秋时，值月光之缘，草木皆成熟、结果。养育一切有情之物，终使人延命益寿。遂连显现成佛之德用（中略）之无心之草木，尚且如此，何况于人伦乎。"

我早就提出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的世纪"。而且，二十一世纪也即将来临。生命最为可贵，一切的出发点在于生命。我觉得：今天，在从宇宙的广阔天地中，得到那宝贵生命的同时，建立一种真正能感受到生命尊严的，正确的生活方式，才是最最重要的。

大海般的境界

——"生命的母体"海的诞生

我已很久未去伊豆了。这次有机会来此与许多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日莲大圣人，于弘长元年（一二六一）五月十二日遭幕府迫害，被流放到伊豆。此处是他度过苦难岁月的王难之地。同时也是牧口、户田两会长，仰慕大圣人而来此开展炽烈的法战之地。所以，伊豆对佛法的"师弟"来讲，是缘分很深的地方。

"众流入大海，而大海怎使河水复归。于法华大海之行者而言，诸河之水，犹如大难流入，而不会责难复归之事。"——

是日莲大圣人在流放伊豆前，寄给椎地四郎的信中的一节。这段话显示了：他那身遇大难而毫不畏惧的无限广阔的"生命大海"的世界。

每当我来到这里，追想起那流放中的大圣人的心情时，不禁使人肃然起敬。我一边凝视着大海，一边总想：大圣人是以何种心情观赏这辽阔的大海的？海，显示出无限的庄严。海，能映出历史，闪耀着光辉。海有难以尽善尽美地予以表达的诗篇。这不可思议的大海，还为许多人编织了不少动人的故事。

海，被称为"生命的母体"。事实上，孕育生命的是海，同时她那汹涌起伏的浪涛，充实了人的心灵，并不断地给予生活在母亲般自然的怀抱里的那种宁静。现在地球上存在着很多生物，但使这些生物诞生的，是无边无际的"海"。

地球，如被称为"水惑星"似地在其表面盛满着水。但在"即便同是太阳系，生命也只存在于地球"这一事实，几乎已被逐渐认定的现在，可以说唯有海的诞生，才是赋予地球特征的决定性事件。

但是，海是如何产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对大气的产生进行一番考查。关于大气的产生，众说纷云，莫衷一是。

一说是约五十亿年前，原始太阳已经生成，汇聚在其周围的尘和气体逐渐积集，于四十六亿年前地球诞生。在它变成现在这样大时，其周围似乎已产生由氢和氦形成的厚厚的大气圈。这被称为"一次大气"。

据说，地表已全被溶化了的岩石、岩浆所覆盖，其温度甚至达到约摄氏三千七百度，高压达二万气压之多。之后，这"一次大气"，被不断流动的太阳风吹散。因此，气压急骤下降，从受围阻的溶浆中，蒸发出种种物质，"二次大气"由此得以形成。

此外，还有最近颇受注目的微惑星撞击说。这是说明直至"二次大气"形成前全过程的理论。据此说，从汇聚在原始太阳周围的尘和气体中，首先生成无数的微惑星（直径约十公里）。这种微惑星，经过反复的撞击、合体，地球终于出现。就此说法而言，相当于上述的"一次大气"的，几乎没有。然而认为相当于"二次大气"的是：包含在微惑星中的水、二氧化碳、氮等，由于撞击原始地球时所产生的撞击能量而成为气体，遂集聚在地球的表层。

我们非常熟悉的月面上的火山口状地形，就是构成这种微惑星的撞击、合体说的论据。据说，火山口状地形，系微惑星（陨石）的撞击所留下的痕迹。由于近年来人造卫星的发展，弄清了：即便在太阳系中，以岩石为主体的水星、金星、火星，均与月球一样为火山口状地形所覆盖。在地球上，也同样留下许多如加拿大的马尼柯卡火山口状地形，和有名的美国亚利桑那州陨石坑等火山口状地形。从通过宇宙飞船拍摄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有直径达六十公里的陨石坑。这种说法，似乎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对此暂不作详细讨论，总之无论那一种说法，当"二次大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后，水便凝聚，地球上降下最初的雨。

雨一开始降落，地球便急速地冷却，雨降入地表，产生了海。

由于大气中的氯化氢溶入雨和海水，形成了酸性很强的海。在这个过程中，盐酸和钠，进行化学反应，形成水和氯化钠（盐），因此才成为现在这样含有盐分的海水。

另一方面，"二次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大量地被那中和了的海所吸收，遂成为岩石，被固定在海底。

此时，残存的大气，以氮为主要成份，加之由少量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气构成。同时，正一步一步地为生命的诞生进行准备。利用雷放电和陨石的撞击能量，以大气和海水中的碳、氮、氧、氢等元素构成生命的物质——氨基酸和核酸盐基等；海，仿佛变成一碗盛满有机物的汤。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具备了——从可称为"培育生命"的汤的"母体之海"中，产生最初生物的条件。可以说，这是一个极富有戏剧性的过程。而且，似乎也可以这样考虑：那时从太阳来的紫外线一直射到地表，存在着破坏即将诞生的生命的可能性。但水，起着阻隔紫外线的防御作用，加之诸因素互相影响，于是生命便在海中诞生。

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出现利用二氧化碳、水、光，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由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氧，被提供于海水和大气之中。这回在此所产生的氧，构成臭氧；这种臭氧阻隔紫外线。因而，生命才有可能从水中进入地表。在地上，植物开始成长，氧在大气中也急速增多。地球就是这样，用去漫长的，据说有三十亿年之多的岁月积存了氧气。

现在，地球上生息着数百万种动植物。但无论是海，或出现含氧的大气，若从结果来看，这仿佛约定人类必将诞生似地为此形成了宏伟的舞台。这不能不使人实际感受到：与水星、金星、火星等不同，在降雨，海的诞生的自身，存在于远离太阳的极其恰当的距离之中。这真可谓大宇宙演出的一出深奥莫测的戏剧吧。不可思议的地球，不可思议的大海，还有那可贵的生命。若我们是这样认识，那不由地使人感到——人类究竟为何如此缺乏对宇宙、地球和生命的虔诚、崇敬的态度，并自招核战争般的地球的危机？

日莲大圣人引用涅槃经和法华经"药王品"中的文句，阐释了"海"所具有的德性。

如关于涅槃经的"八不思议"，是这样写的。

"大海有'八不思议'。一，渐渐转深；二，深而难得其底；三，同一咸味；四，不误潮限；五，有种种宝藏；六，大身居住在众生之中；七，不存留死尸；八，万流大雨收之而不增不减。"

即大海有八个不可思议。其一，海水不断加深。二，深得难以极底。三，所有海水均带咸味。四，涨潮、落潮，均有一定规律。五，藏有种种珍宝。六，居住着巨大的生物。七，不留尸体。八，即便诸河入海，天降大雨，海水也无增减。

而且，大圣人通过上述海的"八不思议"，比喻法华经的伟大。

首先写道："渐渐转深，比成法华经从凡夫无解至圣人有解皆成佛道。"即海渐渐变得很深，比为：法华经使无解的凡夫到有解的圣人皆能成就佛道。

继而写道："深而难得其底，系法华经乃唯佛与使之境界，故等觉已下不可极之意。"即水深难以极底，比为：法华经仅仅是佛与佛所领悟的境界，而等觉（指菩萨的极位，完成长时间菩萨的修行，将得妙觉的佛果之位）以下的菩萨，尚不可极。唯决定于妙法领悟的程度。

还写道："有种种宝藏，比喻为菩萨之万行万善、诸波罗密之功德，皆收于妙法。"海藏有种种珍宝。这系指诸法、菩萨的一切修行、善行、修行诸种波罗密的功德，均收入妙法之中。其他的五个不可思议则从略。大圣人就是这样阐释有关极其深奥的佛法的生命的法理、生命的极尊的。我不禁对以海的德性所比喻的佛理，感到寓意深远，耐人寻味。

在那大宇宙于地球上产生的"生命的母体"——海，和可谓不可思议的海及富有戏剧性的生命的诞生中，窥视到——为产生一个生命而需费时几十亿年的大宇宙的壮观工程。当我凝思其中的奥秘时，不由地想到：一边依照"生死之大法"，在实践中感受那尊严的生命，一边不畏艰难地生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生命进化与智能的源泉

——赖阿路·瓦特逊的"第一百只猴的试验"

生命进化问题关系到人类生命起源问题，曾引起科学家与宗教界的对立，引起各种斗争的波澜。

自一八五九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来，他的震撼世界的观点虽然遭到过各种批评，但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新达尔文主义①进而成为现代进化论的主流与正统学派。与此同时，现在也存在着否定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他们不断掀起打倒新达尔文主义的风潮。这些人大体分为两种：

一种人否认生物进化的事实。另一种人承认生物进化，但对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的主要因素是突然变异和自然选择的理论，持反对态度。

①新达尔文主义——A．惠斯曼提出。他认为是自然选择作用于生物内部遗传上的变异而引起进化。

第一种人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自然是上帝造人论。不过，事实上生物进化确曾有过，现在已是无法否认了。基督教认为上帝在六天之中创造了世间的万物。现代的基督教徒，虽然在信仰中贯穿了这种神造论的思想，但大多数人在遇到进化论问题时，似乎也接受了现代科学的理论。

不过，在美国等地，目前也还有人站在基督教的"神造论"的立场上，掀起反对进化论的运动。例如，在加里福尼亚州就有人因为公立学校上课只教授进化论，而不讲旧约圣书中提到的上帝创造世界问题，向法院提出控告，认为这是反对宗教自由。不过，这种人已经为数不多。

主要问题还是第二种人。及至今天这方面仍有激烈的争论。甚至学者当中也有人对自然选择是否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原因提出怀疑。就是说，对于偶然发生变异，只有适应环境者生存下来，不能适应者被淘汰下去的这种适者生存的原理，从根本上持怀疑态度。

由此疑问令人感到，今后可能会产生一种学说，主张进化是有固定方向的。例如，日本的今西锦司博士最近提出的独树一帜的进化论理论，就显示出这种方向，非常引人注目。

关于进化原因的研究，今后肯定会继续下去。最近，冈村祐一先生的著书（《睿知人？》，玉川大学出版部版）就生物进化达到顶点时出现人类的起因问题，树立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新观点。他认为人类诞生在地球温度突然转冷的时期。由于寒冷，森林面积缩小，食物越来越少。于是人类的祖先便与猿人走向不同方向，他们不再死死依靠森林，而是按照自己意愿，离开大树，来到地上。

一方面是森林减少，缺乏食物，另一方面走到地上又有遭到肉食动物侵袭的危险。在此进退维谷时期，人类祖先为要越过困境，便按照自己的意愿，走过了"决断时期"。

赖阿路·瓦特逊为了说明由类人猿走向人类的短暂时期情况，他通过一百只猴子做了一个试验。他发现猴子们学习吃洗净的红薯这个新文化的过程，首先是由第一只开始，以后逐渐增加，几年之后由九十九只达到一百只，由于这第一百只猴子的加入，数量上已超过一定的值，越过了临界线。自这一瞬间起，新文化被一下子吸收了。他通过这个例子，还谈到大脑发展问题：

"可以想象，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脑子在某一时期达到了临界线水平。此时由于脑物质量变的结果，脑机能也发生质的突变。人类脑体积的鲁比昆①界河或叫脑细胞数上的"第一百只猴子"的界线，大体上为七百立方厘米。"（《生命的潮流》，木幡和枝、村田惠子、中野惠津子译，工作舍版）

也就是说，影响到智力高低的脑体积在超过七百立方厘米时，人类便越过了界河。

①鲁比昆河——原是古意大利与邻国间界河，公元前49年凯萨远征渡过此河。（Rubicon）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不过，看来人类由动物性转化成地地道道的人时，曾是以某种形式迈出那决定性的第一步的。应当说，生命向着人类形成之路的逐步跃动与当初生物进化过程中，发生的无数物种的形成，是具有不同色彩的两种领域。

我想最初推动生物进化的因素主要是身体方面的运动，是动物的本能。但是造成由动物向人类进化的生命飞跃的因素，便不只是动物性的无意识的本能了。推动人类进化的，应是人类特有的理性光辉与人类的自由意志。这理性之光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出现，最后使人类超过动物水平。

换句话说，在人类始祖身上出现的"飞跃的灵魂"，超过了动物进化阶段，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道路。这灵魂产生出智慧、理性、道德、意志与精神，它们便是人的内在的推动力量。

当然，如果没有地球上达三十亿年之久的生物进化的漫长旅程，人类进化之门恐怕也不会开放。但是，如果把人类进化过程仅仅看作是生物的进化的延长，也甚为不妥吧。

究竟人类始祖是如何寻找到智慧、理性与道德，使它们自人类诞生时起便放射出光辉的呢？索列奇博士在考察尼安德特人①与古罗马尼翁人②时，找到了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些启示。他发现那些远古人在认识"死"的问题上，有重大进步。据索列奇博士说：尼安德特人有在坟墓的四周供献野菊花、紫罗兰的习惯。这表明那时已存在对死亡与宇宙表示敬虔的行动。

①尼安德特人，是更新世纪中期的化石人。约十万年前在欧洲生活，1856年在德国尼安德特出土。②古罗马尼翁人是欧洲石前人种。

所有生物都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然而只有点燃了智能与精神之火的人类，才能觉悟到未来的死亡，尼安德特人正是具有了"死"的意识。而且进一步调查一下他们的文化之后，有证据表明他们曾用集体力量设法保护老人和病弱者。

他们大概是从那些人身上获得了生死流转的知识，与此同时也摸索到实践中的理性，找到了道德法规。这种从内心自然而然涌现出来的道德法规，究竟是从何种实在物中发现的呢？太古时代的人，通过"死"的现象，把目光转向了未来，同时也开始探求道德、伦理。因此深入到自己生命的深层。于是便对给予自己天赋能力的某种根源性的实在物产生了敬畏之情。因为这天赋能力使自己在自然界各种灾害威胁下，都能渡过难关。就是说，尼安德特人对于"死"的思考已变成一种动力，这动力使他们把直感的智慧的光亮照射在自己生命与大自然的流转关系的深层部位。当然他们还没有科学的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也尚不成熟。但是他们身处的时代促使他们要拼命挖掘出那根源性的实在物。这点可以说比我们还要优越。许多学者认为尼安德特人心中已有了宗教性的忏悔，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古罗马尼翁人曾在阿路塔米拉①石窟中留下大量壁画，这已早为人知。通过这些绘画自然可以看到他们的艺术才能，但我关注的不是这些，而是作品中表现的复杂的精神生活。我认为凡是"智能之火"照到之处，不管是多么微弱的光亮，不管是多么轻微的萌动，那种对自己死的自觉，终归会在心中浮现。另外，如果道德、伦理的内在法规已出世，那种寻找根源性物质的智慧必然随之行动。如果要适应生命的严格的规律，人类在成为人的时候，就不能不产生宗教性的心理、观念。

①阿路塔米拉：在西班牙北部山中，1878年发现这批壁画。是用黑红色彩笔画出的野牛、野猪、马、鹿等等。

在思考人类生命的实际真相时，在人的心中升起的"智能之火"与拼命追究根源性物质的宗教性观念的萌动，恐怕是同时产生的。只不过智能、道德、伦理的萌生是通过语言、工具等表现在外部，所以后人能够找到证据。而宗教的萌动始终发生在内部，很难找到证据。仅此区别而已。

我认为，如果从人类生命角度考虑，智能等与宗教观念的萌动应是发生在同一时期。当我们把考察的视线移向宇宙生命这个包罗万物的、悠久宏大的世界时，就会发现宗教之心才是唤出生命内在智能的力量；才是喷射出道德法规的泉源。因为宗教之心，是认为"人的生命瞬间即可转回到宇宙生命"的观念，是寻求这种生命归宿的观念。

宗教所以有力量，正是因为它在人的生命中，较之智能、伦理、良心占据着更加深入、更加本质的地位。换句话说，那打开人类自己道路上的"大门"的"关键"，并不是人类的智能，也不是良心，而是由宇宙根源生命产生的宗教性冲动；是寻求回归祖先之处的生命深处的宗教之心。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从宇宙生命中极力吸取的宗教之心，才使自己变成人类。

这点也可以算作是从宇宙角度探索人的生命的一个视点吧。

宇宙的任何地方，只要有宇宙根源性生命的存在，就会和地球一样，在思考生命之时，出现宗教性心理。它必然促进伟大进化的飞跃发展。在地球上出现最原始的生命之后，曾经历了三十亿年的生物进化过程。我觉得在这个过程的深处，曾不断有宇宙的根源性的生命的脉动。

而且，在人类诞生之时，宇宙生命的波动呈现空前的高潮，受到各种外界条件的影响，并在这些条件的触发之下，使生物进化突然飞跃成为人类的进化。如果从人类生命角度来看，这个事实意味着人类与宇宙的根源性生命之间有着坚固的深刻的纽带相联。我认为这个生命的飞跃以及人类生命诞生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即使是在人手无法触及的宇宙边缘，也是可以适用的。

在宗教力量与各种条件结合之中，手举智能、伦理等理性之火的生命便相继降生。

我不禁想到，在人类诞生的戏剧中曾有过的人与宇宙生命的邂逅之缘以及人类的宗教心理的萌动，不正是我们认识人生的根本意义以及认识人生应有态度的重大启示吗！

生命的网络与有毒物质

——生态学与盖亚假说

啊，究竟是谁创造了这伟大的奇迹？

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奇迹：

不论是我漫步在曼哈顿的街道上，还是越过千家万户的屋脊遥望那高高天空，或者光脚涉步浪涛拍打的岩岸，有时伫立在森林的阴影之中。

白天与心爱的人儿交谈，夜晚与心爱的人儿一起安眠，时而与他人共进晚餐。

有时坐在马车中端详对面素不相识的人们，有时也注视夏日午前的蜜蜂。

旷野里放牧着动物，空中有奇异的鸟类与昆虫。

太阳奇异地落山，星辰静悄悄闪烁，春天的新月分外娇美、柔和。

这一切以及其它的一切，在我看来无一不是奇迹。

他们各居其位，而又互相联系。

（《惠特曼诗集》，白鸟省吾译，弥生书房版）

在这位造诣极深的诗人心中，响彻着人类生命与周围的动物、星辰、月亮等组成的有条不紊的旋律。惠特曼在《奇迹》一诗中，从各个角度，出色地歌颂了这些客观现象。这伟大诗人的锐利目光已发现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眼睛无法看到的奇妙的连带关系。

的确，任何生命都不是孤立地只靠自己生存。如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那些乍一看彼此没有联系的生物与自然之间，也有着惊人的关联。

遍布宇宙万物间的这种微妙、精细的连带关系，我想可以用"生命网络"一词来表达吧。

当前，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欲望，即人类的利己主义思想，已变得合法化。其结果带来了公害和对环境的破坏。生态学则通过展示生物之间的这种生命网络与他们摆开对阵。

听说当我们步入森林时，就会看到脚下有几万只微生物在为生存而奔忙。这无数的生物，彼此之间通过"生命网络"联系在一起，互相帮助，共同求得生存。就是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有无数的生物，互相帮助，互相影响，在总体上，俨然维持着和谐与秩序。

最近英国学者拉布卢克提出"盖亚假说"引起普遍关注。

他提出的"地球为一生命体"学说，与生态学的方向迥异。他着眼于地球大气的特异性，观察以大气为首的地球上的各种类型的无机物的特性，提出一个大胆观点——不光地球上的生物，包括大气、盐分等各种成份在内的一切环境，都应看作一个生命。这就是盖亚假说。

生态学也好，盖亚假说也好，都表明地球是一个奇异的统一体，其内部存在着奇迹般的协调与连结关系。

人们早已指出公害中尤其引起关注的是有机水银及农药PCB和BHC。它们通过食物链①被浓缩起来，具有威胁人类生命的危险性。据说，有人在进一步研究为何该物质对人体有害时，发现它不光是个有毒物质浓缩后对人体产生危害的物理问题，通过考察，更发现它关系到"生命诞生及进化和环境"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①食物链——农药杀虫剂等有害物在土壤里不能分解，滞留在作物中。动物吃了作物，人又吃了动物或喝其乳汁。如此循环，农药便在各生物体内积累，每经一环浓度增数十倍。最后人吸收时浓度高出数千倍。

有毒物质之所以有毒是与人体内缺少相应的防御机能有关。科学不断证明：生物对未知的物质及细菌有一定程度的潜在的防御能力，但这能力是有限度的。生物对自身进化过程中遇到的物质有一定防御能力，而对其它物质却很难产生防御能力。可以说不管时代如何发展，人类始终要带着自身诞生时环境造成的制约前进。

镉和水银之类原来埋在地球深处，地表上几乎不存在。农药等则是人为制造的新物质。所以人类都无法适应，从根本上就是有毒物质。原子灰也是一样，人类对它没有防御机能。

即使在自然放射阶段尚能抵御，一旦超过临界浓度，身体就要受到彻底破坏。

由此可见，毒性本身的问题是与宇宙、地球产生生命这一根本问题有着密切关系的。这难道不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吗？就是说，人为制造的新物质将会切断原本处在协调之中的"生命网络"。在人类对"自然"与"生命网络"不够尊重之时，便会忘记人是与自然共生的"生命的存在"，进而产生利己主义思想，认为迫令其它生物与自然界均为自己服务是理所当然的。并被这种利己主义牵着鼻子走下去，任其捉弄自己。

最近，日本反对公害，反对破坏环境的呼声虽暂时平静下来，并不等于问题已不存在。相反，担心整个地球的环境、生命受到破坏的呼声却越来越高涨；无法处理的放射性核废料也不断增加；人们疾呼：破坏森林将引起地球沙漠化或洪水泛滥。这些已不只是局部的有毒物质问题，而是全球性规模的危机，对此人类不应束手无策，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把无法挽回的悲惨后果留给未来，现在已到了整个地球团结一致，集中智慧，保护环境的时刻。

佛法从深刻的生命观出发，认为关于环境与人类的关系不可分割，主张生命主体与环境虽然现象上是两个物质，但内里却是浑然一体，相互关联，不断运动着。日莲大圣人在《瑞相御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十方乃依报，众生乃正报。

譬依报如影，正报如身。无身，则无影，无正报，则无依报，而正报又通过依报而形成。"

此处的"十方"是指整个空间或环境而言，"依报"就是一切环境。"正报"是对依报而言，可以说是指众生的身心，即"生命的主体"。也就是说，如果把正报看作人类，那么围绕我们的一切环境，就可以看作依报。

关于正报与依报的关系，大圣人又进一步下定义道："臂依报如影，正报如身。"就是说，依报和正报表面上是各不相同的物体，实际两者密切关联。依报如同身影，受正报这个生命主体的支配，因正报而变革。反过来，"正报又是通过依报而形成。"意思是作为生命主体的正报是受其赖以生存的国土、环境等支持才形成的。只有在考虑这些相互关系并不断加以综合分析之后，才会看清生命与环境的关系。

因此，可以说人类能从自己居住的大宇宙有秩序的变化之中发现何种能动性，这是关系到人类和地球命运的大事。如果人类能看到万物的和谐旋律，努力和一切生物共存下去，人类就会起到支持存在于宇宙中的"生命网络"的作用，走向新的创造性道路。还可以认为，大宇宙的生命营造者反过来会把要保护和支持"无上宝贵的宇宙"有节奏运转的人类生命，作为同样"无限宝贵的一个生命体"，施以更大慈爱。

相反，如果人类依然故我，在丑恶的贪婪、愚蠢与个人主义的支配下，我行我素，互相仇恨、撕杀，那就必然破坏其他生物与大自然环境，必将把支撑万物的"生命网络"切得七零八散。

究竟选择哪条道路，这完全要由我们人自己决定。而且我们人本身生来就有这种能力。重要的是为把宇宙和自己引向创造生的道路，人该如何开发蕴含于自己生命之中的这种驾驭力与主动性，并把它表现出来。可以说，佛法的着眼点正在于此。

一个生命主体，如果驾驭力不足，即便有慈爱与信赖之心，也很难带动别人或促使生命运动；反之，即使驾驭力极强，如果内心充满疑虑、不信任、仇恨，人类和自己个人都只能走向灭亡。

当人类能从各种不同角度弄清"宝贵的宇宙与自己"的关系时，人找到了自己创造"生"之路的方式与宇宙节奏取得真正和谐下，经营生计的广阔领域时，佛法主张的"依正不二论"，必将作为搭救人类的实践哲理，在人们行动中发挥作用。

在科学领域中的个别与整体

——海森堡①对经典的要素主义的批判

①海森堡（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立者之一。1932年获诺贝尔奖金。

据说现代天文学认为星辰也有"生"和"死"，一切都在适应"生死流转之理"。而且星辰死后带来的物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会产生新的星。就是说，星死后便为下一代星辰提供材料。

可是奇怪的是，据天文学家研究，宇宙诞生之时这些物质并不存在。就是说在宇宙中不存在任何东西之时，产生了物质，产生了星辰与银河。由于量子力学的进步，揭示出：即使宇宙本身全部消失，看上去好像零的状态之时，宇宙依然在进化，一旦条件具备，物质仍会生成的。

众所周知，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①已从理论上证实：看起来处于"真空"状态的宇宙，实际却是不断产生物质的场所。

①狄拉克（1902-），英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质子说创立者之一。1929年提出"相对论性不变"原理。诺贝尔奖获得者。

这个发现可以说是已经二十世纪的科学证实了的伟大成果。佛法中有个"空"的伟大概念，这并不是指"空虚"、"无"之意。佛法还认为"一切皆空"，认为万物是在这"空"的状态下产生，并灭亡下去。说得深奥一点，所谓"空"，恐怕就是"超过有无的存在"。这种"空"，说得直截了当一些，就是潜藏着产生一切"物"的可能性的地方。即由于遇到某种机缘，受到相应的条件或某种作用的影响，于是发生相应活动，因而诞生出新的物。就是说这里有着巨大的潜力，无限的创造性，可以称为"生命空间"。这种"空"的概念，不只在西欧的思想、哲学中，而且在其宗教之中都没有过。这是佛教独有的东西。

随着科学的进步，逐步明确了许多真理，要证实这些真理，只靠西欧的思想范畴，有许多问题已无法解决，因此不少人把目光转向了上述佛教的"空"念。像海森堡、玻尔①、爱因斯坦等伟大科学家都对佛教理论非常关注。他们之中不少人甚至立志研究佛法。

①玻尔（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旧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

科学研究，从某种意义，可以说是一种探求物质根源的旅行。

特别是物理学、更是此种探求的典型。物理学对物质分析、还原，分成分子、原子、质子等基本要素。这要素正因为是基本的，所以具有普遍性。一旦掌握了要素的基本规律，通过对它们的组合与计算，就可解释一切物质的性质与现象。

这种近代科学的方法论，在物理学这种以物质为对象的学问中，尤其发挥出巨大作用。但是发展到质子阶段，单靠要素论的方法，有许多现象已无法说明了。

比如，爱因斯坦在相对性理论中，发现了质量与能量为同等的关系的规律。这个发现，随着质子物理学的发展，已从实践中得到证明。由于这个规律的出现，否定了存在着具有永恒的质量的、基本要素的粒子这个概念。另外，海森堡的"测不准关系"又说明，在具有粒子与波动的双重性格的质子身上，要想同时测出它的位置与运动量是不可能的。古典世界观认为按照不变要素的规律，可以计算出一切现象。而海森堡的原理则由于否定了古典世界观的根基——粒子，从而否定了古典世界观。那里存在着用单纯的要素主义已无法说明的世界。

我觉得现代物理学研究，越是接近质子的实态，就越发显示出佛教"空"的概念的重要。

想到物理学正在朝着支配质子生成消灭的法则这一目标进行探索，便不能不深深惊叹佛教理想的卓越性及其直观的聪颖智慧。

海森堡在其题为《局部和整体》的回忆录中说道："迄今为止，我们一直信奉德模克利特的旧的前提。那篇文章标题也可以改写成《一开始就存在粒子》。人们一直假设：肉眼所见物质是由比它小的单位组合而成，如一直分割下去，便达到德模克利特称作"原子"，而在今天则称作"质子"的最小单位，诸如"阳子""电子"等。然而说不定这个哲学是百分之百的谬误，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无法再进行分割的最小单位。

可是，如果这么说，那最初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由于海森堡对要素主义的质疑，使现代科学，尤其物理学所面临的课题突出出来。

当然，要素主义方面的研究也在前进。比如"夸克理论"就是一个。美国的马来·盖尔曼主张存在构成质子的更为基本的成分，即"夸克"。它促使现代物理学出现了新的局面，理论上的研究已有相当大的进展，好像已经宣布发现好几个"夸克"。由于采取这种还原主义的手法，出现了对"夸克"自身进行探源研究的新阶段，因而从附属夸克类开始将做进一步研究，并无止境地持续下去，这点是不能否定的。

佛法作为一种认识方法，解释说：人类或者万物，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所以有各自不同的姿态、形状，是因为那些必然的"因缘"暂时融合在一起所致。这种认识，即便从"局部和整体"关系这个观点来看，也非常富于启发性。主张贯彻局部独立的要素主义的认识方法是根据万物的"一因说"，即事物是由最初的一个原因、因素构成的，一开始先有基本粒子的思想。佛教则认为万物是由于因和缘而发生的。换言之，佛教认为在同整体的关联之中，"因"和"缘"暂时相合的形态便是人，也便是万物。

妙乐大师在其《摩诃止观辅行伝弘决》中写道："亲生成因，疏助成缘。"即对于产生结果直接发生关系者为"因"（亲生），协助了"因"的是"缘"（疏助）。暂时融合的现象叫作"假谛"。虽然"空"的概念的背景是有八万法藏这一庞大的理论体系的存在，但作为原理，它是由"空"、"假"、"中"的"三谛"来表现的。

所谓"谛"，就是"真实、明确"和"永恒不变的真理"之意。可以说它是以永恒的规律来解释大至宇宙，小至生命实体的。因此，"空"、"假"、"中"的"三谛"中的"空谛"，是掌管万物之性格、性质。凡具有形态之物均有其不同的性格。例如非常细小的质子也各具不同的性格。

带着这种性格、性质，通过某种因缘的结合而成为"假谛"，"假谛"并非永远保持原来状态，必将走向灭亡。但是，即便形态消失，其"空谛"，即内在的性格、性质是永远存在的。

"空谛"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对假谛的"生"产生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死"又冥伏于宇宙之中。死，是无法看到也无法认识的，但"空谛"中有个永恒不变的核。这个核即"中谛"。在"空谛"和"假谛"之中，都具有这个根源性的"中谛"。

在"中道一实之妙体"（《一生成佛抄》）中，曾极为明确，具体地讲明了形成这个核的起因以及促使它出现的根本性物质。

另外，关于"三谛"之关系，应当是："假谛"的"生"中有"三谛"；"空谛"的"死"中也有"三谛"，常存的"中谛"之中也有"三谛"。

上述各种"三谛"井井有序的协调状态称为"圆融三谛"。这是法华经中最最重要的观点。

以上诸说属于对三谛论的初步讨论。总之佛教无论对宏观宇宙或微观宇宙，均能无一遗漏地加以包容，并且阐明了使人类、社会更好地创造、发展的所有规律，即阐明了达到和谐、有秩序以及能够创造和复苏的规律。

如上所述，佛法的透彻哲理对现代科学为首的各种事物均给予了无穷的启示。在人类所进行探索的各种领域之中，都必将看到佛法闪动着的耀眼的智慧之光。

译后记

池田大作是日本著名的宗教活动家。1928年生于东京，毕业于富士短期大学。现任日本最大的佛教团体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日莲正宗法华讲总首席讲师等职，为振兴和发展创价学会作出巨大的贡献。

多年来，他以宗教活动为基础，倾全力于宗教文化、国际和平等活动，是日本公明党、东方哲学研究所、民主音乐协会、富士美术馆、创价大学等的创始人。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促进各国文化教育事业的交流和发展，曾不辞辛苦地多次与各国领导人、著名学者、友好人士进行诚挚而认真的对谈。1983年荣获"联合国和平奖"、1988年又受"联合国荣誉表彰"。此外，曾获"桂冠诗人"的称号；莫斯科大学、索非亚大学名誉博士；北京大学、圣马科斯大学、复旦大学名誉教授；纽约、莫斯科等城市名誉市民的称号。

他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之余，珍惜寸阴，勤于笔耕，著述甚丰。在相继发表的作品中，主要有《人的革命》（现出10卷）、《展望二十一世纪对话录》（与A．汤因比的对话录）、《黑夜盼望黎明》（与露内·依古的对话录）、《敲响二十一世纪的警钟》、《第三座虹之桥》（与A．A．罗蒙诺夫校长的对话录）、《谈"和平"、"人生"和"哲学"》（与H．A．基辛格的对话录）、《池田大作文集》、《论生命》、《我的释尊观》和《佛教思想源流》等。

《我的人学》，是作者近年来的一部力作。他从祈求和平，以佛法为基调的立场出发，通过对国内外著名历史人物（拿破仑、武田信玄、南丁格尔、鲁迅等）和著名文学作品（《浮士德》、《战争与和平》、《三国演义》、《新·平家物语》等）的精密剖析，探索了现代人应有的生活态度和如何坚强地对待人生等问题；并对宗教、生命、道德、教育、人才、孝道、社会乃至世界等均有论述。内容丰富，立意新颖；加之文字清新流畅，表现准确洗练，在日本拥有广泛的读者。它对了解日本社会、现代人的思想；研究作者的宗教观、生命观、社会观、人才观等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根据《我的人学》（《私の人间学》）上下册（1988年读卖新闻社版）译出。上册由铭九翻译；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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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至

第五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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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三节的"生命进化与智能的源泉"以下三篇为庞春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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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一节至

第三节的"大海般的境界"和中文版序言为潘金生译；下注均为译者所加。最后由潘金生负责统一译文的体例。

《我的人学》在翻译、出版期间，曾得创价学会三津木俊幸副会长、北京大学出版社麻子英社长、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支持和协助，于此一并致谢。

译者

1989年10月识于北京大学

上一章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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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挥每个人作用的“人的组织”(二)

要深深理解"人"与"生命"

——深通人心机微的文化人桑原武夫

本年四月十日（一九八八年），法国文学研究家桑原武夫逝世了。享年八十三岁。桑原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仍活跃在人生"第一线"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优异的成果。作为日本人，他是稀有的卓识之士。可以说是与法国的人道主义者阿兰相仿佛的大知识分子。

我曾经和法国的"行动知识人"安德烈·马尔罗举行过几次对谈，后来将对谈的内容，题为《人的革命和人的条件》的对谈集加以出版（潮出版社版）。那时，桑原先生给我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序文，他的厚意使我永远难忘。

大概是四十年前，我在青年时期就对桑原先生如下的一段话，深为感动。

"现代的人道主义，是否名副其实，取决于是否心中有民众。"（"朴素的人道主义"，收于《桑原武夫全集5》，朝日新闻社版）

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确应该立足于民众现实之上，具备贯彻理想主义的精神和态度。它应该是这样一种远见卓识：能够先期敏锐地觉察出强烈要求，以民众为主角的真正民主社会的时代大势。这也可以说是和佛法所追求的、以实现众生幸福为第一义的精神，一脉相通的吧。

在桑原先生的巨大成就中，可以举出他在人文科学中开创了共同研究的道路。文学、哲学这类人文系统的学问，由于它的性质，几乎全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但是桑原先生在同一研究课题下，动员了济济多士的研究者，使之充分发挥出他们的力量，不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的确是划时代的创举。

桑原先生之所以能开辟这样的道路，其背后存在着先生这样的一种信念："如今，独创的行动，离开协作和组织起来是不可能实现的。"（"青年的冒险精神"，同前书）

桑原先生之所以能吸引许多研究者，完成以共同研究为中心的任务，其秘诀究竟何在呢？这可能有种种原因，如他深厚的教养以及旺盛的好奇心等等。但是，我这里愿意特别指出的一点，那就是桑原先生是个具有人情味的深深"理解人的人"。

先生自己也说："在德语中不是有个menschenkenner（懂得人的人）的词语吗。……为了能成功地使大家携手并肩前进，主要的因素，是靠'懂得人的人'。"（《人的史观》，潮出版社版）

这是前辈的对人生的意味深长的金玉之言。

对于共同生活，共同行动的伙伴来说，最重要的存在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最希望的领导者的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那决不是单纯的技术者或单纯的有教养的人。也不是有名声的人、有财力的人。人们希望并欢迎那种深知人情机微、明白人的心理、能充分理解自己的领导者。能得这样的领导者，就会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集体。桑原先生深明此理。所以才强调共同研究中的"懂得人的人"的重要性。

关于这点，不只关系到领导者，而且在整个人生中也是个重要的课题。

桑原先生还说：

"我想，在人生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是理解人。……这不是指关于抽象的人的一般学理上的知识，而是指由自己去观察、理解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并根据和他们打交道的体验，得出的见识。"（同前书）

这种对人、对人生的透辟的洞察——我认为桑原先生的伟大之处正在这里。桑原先生虽然年逾八十，仍然精神矍铄地从事各种活动。他的"懂得人的人"的底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放出光采，更加生气勃勃地被发挥出来。

集体组织这种东西总不免把人划一化。而且科学的知识也容易把人抽象化和一般化。这样，在观察人物时，大多只是以自己的好恶感情或先入为主来观察人。但是，这些做法，都不外是精神脆弱的表现，不能全面把握人而已。真正重要的是，如实地了解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的人的生命本身。那种时而苦恼、时而啼笑的活生生的人，才是真正现实中的人。

关于这一点，一个领导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具备高迈的人格，必须具备敏锐的、强韧的洞察力才行啊。

佛法的伟大性就在于从现实出发来发现真理，一贯彻底地凝视现实中每个人每一件事物，从中发现真实。组织的成功与失败，完全在于是否热爱每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并从这里开始，作为人与人交流的出发点。

辨认"诚实"的人的眼力

——柴田胜家和毛受家照

看穿人的真实。再也没有比这点更加重要、更加成为一切事物的关键了。但是同时，也没有比它更难掌握、更难指望十全十美的了。

被人们认为是天台宗中兴之祖的妙乐大师说过："障未除者为怨，不喜闻者为嫉。"我想特别提出"不喜闻"这件事。

正像世上所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那样，不愿意听到不合自己心意的话，不愿听到刺耳之言，这是一般凡夫俗子的常情。

反之，奉承和甜言蜜语，就极易听得进去。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有自身的成长，也不会有相互的进步。只让那些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人围绕在自己周围，肯定会自掘坟墓。造成领导者"不喜闻"的骄傲与怠慢，是失败的重大原因。《新编太閤记》①（吉川英治著，讲谈社版）里边，描写了一个名叫毛受胜助家照（在历史上名叫庄助或胜介）这样一个人物。他原是柴田胜家背②的侍从头，虽然年纪很轻，却极有见识。有一次，他看到柴田胜家的举动过于粗暴，他为了唤起胜家的注意，把胜家要看的书某一页折叠起来。胜家打开一看，那折叠的地方写的是暗暗规劝胜家的一段文字。胜家看后很不高兴，自那以后，就疏远了毛受家照。据说，在柴田的亲随当中，再没有比他更受到胜家冷淡待遇的了。

①《新编太閤记》——"太閤"是指丰臣秀吉，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写丰臣秀吉一生的故事。②柴田胜家（1522-1583），日本战国末期，织田信长麾下有名的武将。

但是时间会证明谁是忠臣。后来，柴田胜家，在"贱岭"一战中，遭受了丰臣秀吉大军的致命打击，当时从死中救出胜家的，正是毛受家照。"秀吉攻来了"。一听到这个报告，胜家军就阵势大乱，许多人吓破了胆，装病的，逃跑的，相继出现，甚至胜家平时信任的人都呈现逃跑的丑态。当时，有一员武将，向败退的胜家再三请求将表示主帅所在的帅字旗交给他，这就是毛受家照。目的是为了做胜家的替身去死。当他终于得到了帅字旗后，便率领少数的几名亲兵回马驰入秀吉军中，壮烈地战死了。当胜家看到毛受家照来要求接过帅字旗时，翻然悔悟，但悔之已晚。而且据传，打了胜仗的秀吉，也厚葬了毛受家照的首级，找来毛受家照母亲，郑重地进行了吊问。

人是无法从表面现象来理解的。平时寡言少语、性格温和、面孔白皙的毛受家照。在我们身边肯定也会有像他那样忠诚的勇者。是让这样的人发挥作用呢，还是让他白白死掉呢？而且要知道，如果让一个"毛受家照"白白死掉，就会使许多有心的人大为寒心。

背叛者的心理结构

——隐藏在虚荣与骄傲后面的"卑怯的心"

这里有一段关于丰臣秀吉和明智光秀的有名的故事。秀吉与光秀都是战国时期有名的代表武将，他们两人的性格却完全不同。其最明显的差别，据说在于他们侍奉其主君——织田信长的态度不同。信长气性刚烈，主张才干决定一切，而且是个唯理主义者。因此，在对待家臣们的失败上，其人纵然以往有过很大的功劳，也立即以严厉的态度没收其所封的领地。据说由于他的这种冷酷的做法，使得家臣们心里总是战战兢兢。秀吉与光秀都是信长依重的部下，他们对其主君感到一种畏惧心理。

但是，对于秀吉来说，无论信长是个多么难以伺候的主君，和自己过去穷困时期相比，他觉得侍奉信长还是要好些，所以他一直忍耐着。

但光秀则不然，据说光秀在战国武将之中是个难得的具有最高文化的人，擅长和歌，文化修养在当时算是数一数二的，作为武将他的才能也很出众，是个智勇双全者。

但是，光秀对自己的才干和修养很自负，而且又出身于名门，因此对信长的做法往往不以为然。

在光秀的观念里，总觉得比起信长自己是名门出身。因此，他总是不能心悦诚服地跟从信长。不满和反感郁积在他的心中，终于造反，发动了"本能寺之变"①，导致了他的悲惨的末路②。关于光秀谋反这件事，有人说是出于对信长的粗暴处置的怨恨和对前途的不安；有人说是出于光秀的个人野心钻了信长疏于防备的空子。许多研究，说法各有不同。但不容否认，起因于像上边所说的光秀本人的性格，或者往更深一层说，起因于光秀的生命的倾向性。

①本能寺之变——天正十年（1582）明智光秀发动兵变，杀死驻军在本能寺中的织田信长的事件。②明智光秀发动兵变后，只过了十三天，即为丰臣秀吉所败，逃跑时为土民所杀。

历史告诉我们，人与人在人生中相互遇合，形成了很深的关系，而要终生保持这种美好牢固的情谊是十分困难的。

许多时候，人的许许多多叛逆与背信弃义的行为，反映的是人的微妙的心理活动。

古代中国就不消说了，就是在日本，也有一部政治必读书《贞观政要》，作为政道及帝王的指针之书，这是将唐朝皇帝——太宗（七世纪）和群臣的问答，由史家吴兢辑录下来的一部书。

日莲大圣人也在《佐渡书简》的"又及"项下，请求将《贞观政要》寄往他的流放地佐渡，据说这成了他座右之书。

在这部书中有如下一段插话（守屋洋编译，德间书店版）。

——一次，太宗问其臣下："宇文化及和杨玄感都是隋朝的大臣，蒙受天子的厚恩而最后都反叛了，这又是何故呢？"

对此，臣下岑文本答道：

"君子一旦蒙恩则终身难忘，而小人却与君子不同，很快就会忘掉。玄感、化及之辈，无非是小人而已。古来，贵君子而贱小人，其理由正在于此。"

据说太宗听了这个解释后，频频点头称是。

不消说，这段插话是要人们提防"忘恩的小人"。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人都是隋朝功臣的子孙这一事实。很可能由于这个缘故，这两个人都是年纪很轻就受到重用的。

但是，乘隋朝末年混乱之机，这两个人都反叛了。而最后，其中一个被杀，一个自杀，都落得个悲惨的结局。这就告诉人们一个历史的教训，即：功臣的子孙很容易受到重视、受到骄纵，堕落为任性骄横的人，最后终于为了保全自己，走上反叛的道路。

背叛者的心理，很可能代表人的动摇不定的心理的一个断面。但说到底，恐怕还是出于傲慢与虚荣，出于怯懦。由于怯懦，即使在微小的事情上也要用傲慢来装样子吓人；由于怯懦，以羡慕虚荣的心理来逢迎世上的权威。

日莲大圣人在世时，由于权力的不断镇压和迫害，他的弟子中也连续出现了许多脱退者。

在这些脱退者中，也有少辅房、能登房、名越尼这些人的名字。日莲大圣人在讲到他们脱退的原因时说："这些具有怯懦、不辨事理、欲心太重、多疑等弱点的人，就如往涂好的漆上泼水，自然流走。""怯懦"、"不辨事理"、"欲心太重"、"多疑"——当然从外部而来的权力压迫是它的导火线，而更应指出的是，这是由于他们缺少探求信仰的真正勇气，由于他们并没有从本质上了解佛法，由于受名利的支配，由于愚昧，从而走上了脱退的道路。这种人不去和盘腿自己内心的"怯懦心"搏斗，而是任凭"怯懦心"的摆布，沿着颠落的轨迹滑下去。而结果，作为人世之常，无非是变成可悲的失败者，谁也不会信任他们。

另一方面，在出现了背叛、出卖者的营垒，虽然一时陷于困难的境地，但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那种沿着信念走下去的"心"，却会经过锻炼变得更加坚强。

这样看来，可以说，背叛者最后招致的悲惨结局，是在人生分歧点上为潜伏在人的生命中的"怯懦心"所支配的必然结果。

正确的情报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马拉顿与桶狭间战役

一般人常说："人生如同马拉松竞赛。"的确，开头虽跑在最前边，有时又会被后边的人超过。有时，在起跑线上虽然跌倒，但逐步追上，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人生也是如此，在长期的比赛中，会发生种种悲喜剧。马拉松之获得高度的赞扬，其秘密之一正在于此。

作为马拉松的起源而著名的是"马拉顿战役"。

公元前四九○年，爆发了第一次波斯战争。波斯的大军从雅典的东北方约四十公里的马拉顿登陆。当时，在雅典内部，很有出现波斯内应的危险，因为有些人认为与强大的波斯帝国结盟比较有利。雅典根据将军弥尔蒂厄迪斯的建议，迎战了登陆军。经过激烈的战斗，雅典胜利了。厄乌科列斯（一说称费迪庇迪斯）作为传令兵，带着这个胜利捷报，拼命地奔跑，最后他向群众呼喊了一句"祝贺吧，我军胜利了"，便气绝身亡。

他之所以这样拼命奔跑，急于报信，是有原因的。当时在雅典，抗战派和投降派争得难解难分，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危机之中。假如没有他死命奔跑传来的"我军胜利"的捷报，很可能出现无法收拾的混乱。从这种意义上说，他送来的捷报具有万金难买的价值。

比任何一点都重要的是，一定要懂得时机，在每一瞬间怎样去抢先。一旦落在时机后边，那么不管怎样力量雄厚也会输掉的。更何况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是速度的时代。

获取正确的情报、联络与报告绝对守秘，这可以说是取得胜利的根本铁则。

"桶狭间战役"——这是织田信长打败今川义元①、改变历史进程的著名战役。今川方面的军队二万五千，而织田信长的军队不过三、四千。这次对今川的战役，似乎是大胆的和孤注一掷的，但实际上人们都知道，它是在信长充分计算之后进行的军事行动。

①今川义元（1519-1560），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将。在东海地方称雄，与织田信长争霸，"桶狭间"一役与织田信长交战，兵败而死。

今川义元的大军，怀着击溃织田军易如反掌的信念，在进入尾张平原之前，在桶狭村一处叫做"田乐狭谷"的、为丘陵所围绕的小盆地中休息，这对织田信长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绝好机会。

据信长看来，进入平原的战斗是绝无打赢的希望的。除了在丘陵当中攻打义元，此外一切均毫无胜利之可能。只有在宽窄只能容纳三千人的"田乐狭谷"中作战，实力才各占一半。不，形势对于攻击方面更为有利。信长就在这关键的瞬间，把他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这上面去了。

"今川义元的大营，正在桶狭间休息！"——梁田政纲向信长传来了准确的情报，信长立即挥军直入。

信长取胜的原因，当然会有人从种种角度加以评论，但正确的情报，不失时机地迅速传递过来，是他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原因。这点从信长本人称赞政纲的功勋为第一来看，也足资证明。

无论任何时代，"情报就是力量"。而且正确的情报，并不只限于来自专家或中枢部的人们。织田信长在攻打岐阜的稻叶山城的时候，引导从间道进军的，是樵夫之子堀田茂助，反过来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一个牧童向普鲁士军指明了正确的行军道路。

从这种意义上说，民众是否站在自己这边，是作战的生命线。同时，只有在最前线的现实当中，了解真实的、活生生的情报，才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关于疏忽大意

——伊藤一刀斋的"剑道极致"

山本有三①的随笔中曾经写过一段很令人感动的"心的集注所在"的小故事。公认为一刀流开山之祖的伊藤一刀斋和他的弟子小野二郎右卫门（使一刀流臻于大成，将其流传于后世的人）师徒两人在全国进行"巡游练武"的时候，一天二郎右卫门向其师傅询问"剑道的极致"。当时，一刀斋是这样回答的：（《山本有三集》第十卷，新潮社版）

"没有什么称得上是极致的东西，只不过，最紧要的，是不粗心大意。"

①山本有三（1887-1974），现代有名的小说家、剧作家。

这话听起来似乎很平凡，但我觉得这是最能释明真理的、一句了不起的名言。

据说一刀斋几乎没有教他的弟子练武，但是走路时也好，坐下来也好，一旦二郎右卫门有所粗心大意，他就立刻毫不容情地责打二郎。这可以说是，他进行的是严格的训练，不是从理论上让其弟子懂得什么是每一瞬间的疏忽大意，而是在实践上使其弟子从实际感受中去深刻体会。

少年时期，我读过的书中，有一篇文章是专讲"油断大敌"的气①的。文章中讲了"油断"这个词的由来。古时印度的一个王让他的家臣手中捧着一个盛满了油的钵往前走，并命令说："如果溅出一滴油就断尔的命"，在捧钵的家臣身后紧跟着一名拔刀监视的人，因此这个家臣即使一瞬之间精神也不敢放松。

①"油断大敌"——意谓稍一疏忽，就会招致失败，所以"疏忽"是最可怕的敌人。"油断"即疏忽的意思。"油断大敌"的出典，据说出自佛经《涅槃经》。

在从事某种工作时，瞬间的疏忽大意、微小的失误，都会有很大影响。而且在历史上，由于中心人物的疏忽，导致整个事业失败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的。

人的心是极其微妙的。正因为它微妙、极易动摇，所以对于"心"的锻炼是不可缺少的。我的恩师户田先生就曾严厉地告诫我们说："人生，由于一点小事会酿成大事，万不可疏忽大意。"逆境时还好说，特别越是顺利的时候，越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就越要自戒，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常是"失败时积下胜利之因，胜利时积下失败之因"。考察一下许多事故的原因，大多可以防患于未然，在绝大多数的情况，都可以说是"人灾"。如果追问一下它的根源，那么许多情况下，最后都应归因于精神的懈弛、只往好处里设想、判断或认识的肤浅、由习惯产生的疏忽大意、惰性、怠慢等等人本身的"心"的问题。所以告诫人们不可疏忽，不应只停留在"不可丝毫放松注意"这一层次上，更重要的是，从平时起不断锻炼自己的内心世界，养成对待小事也绝不轻率从事的心理准备。

真正的勇者，对细小的事都一一加以注意，达到好像是胆小的程度。这可以称得上是"胆小的勇者"。经常有这样的人，他可能明明觉察出全体都缺少认真的态度，或整体的气氛出现松弛，却不加以制止，袖手不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危险的征兆。正是在这种时候，领导者的使气氛为之一变的决心是最重要的。我经常这样想：一旦遇上紧急关头，最重要的是领导者必须具备能够毅然打退乘虚而入的敌人或阻力，必须具备如同绷得紧紧的表面张力一般的紧张感和冲上前去的气魄。

山本有三在上述随笔中还写下如下的话：

"所谓疏忽，不是说'心'中空无所有，而是说'心'为其他事物所夺。人一般总是一旦手中有把刀，心就只注重在刀上，做学问，心就只放在学问上，受到夸奖，就会为受人称赞而得意忘形，这就是'疏忽大意'"。

人由于弱点而遭致失败的例子并不太多，更多的情况，毋宁是在自鸣得意的领域内自掘坟墓的。山本有三的这段话，真是把人生的深层的内心世界说透了。

人才的"城堡"

——天台大师的《摩诃止观》的教诲

我出于所从事的事业的需要，经常外出旅行。在繁忙的日程当中，总要挪出一些时间和青年或大学生们一起去访问当地著名的城堡、古迹，以增长见识。

日本有许多有名的城，大阪城、江户城、名古屋城、姬路城、熊本城、冈山城、和歌山城，等等。当时的著名武将们集中了所有的智慧和谋略，修筑了战略用的城堡。如今有的只剩下城址，有的已经修复。总之，这些城堡，留下了日本文化和历史的印痕。而且即使经历了几百年后的今天，这些城堡所在的地方，大多仍是中枢之地。有形的城堡也许总有一天会倒塌，但是它的历史的重量却会长存的吧。

我曾经有一次和户田先生一起去访问过仙台的青叶城城址。当时先生站在城址上所说的话，至今我记忆犹新。他说：

"不管修建多么牢固的城堡，几百年后就会像这样变成废墟。

筑起永不倾颓的人才的'城堡'才是重要的啊。"的确，人才是一切的关键，一切发展都取决于此。

因此，户田先生集中全部力量培养人才。我也深信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竭尽心力为培养青年而奋斗着。

那种以为只要人多，人才就会自然培育出来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如果不是倾注心血，通过实践来激发青年，是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的。我想，为了筑起"人才的堡垒"，那么领导者仔细去识别每一个人，培育每个人的这种头脑清醒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

天台大师在阐释《法华经》奥旨的《摩诃止观》中有一节说："如城主刚烈，则守者强；如城主怯懦，则守者恐，心是身之主。"说到"城"，一个组织是一座城，一个工作岗位也是一座城，自己的家庭也是一座城。而自己本人则更应当是牢牢修筑起来的一座重要的城了。作为"城主"的领导者，如果是个勇者，那么守卫它的人也自然坚强，如领导者懦怯，那么守卫它的人也必然胆小。这向我们说明，在"人才的城堡"这一问题上，领导者的念头决定一切的道理。

而且，正像"心是身之主"所说的那样，以我身、我的生命作为城的时候，领导者的"一个心思"、"一个念头"，就是城主。为了确立自己，在自己的深处确立不会倒塌的牢固的"芯"，是至关紧要的，这里边也蕴含着信仰的力量。城之强弱不在于外表上的豪华绚烂。它集中表现在构造这个城的人才的结合和人的质量上，而且说到底，它最终取决于领导者的一念是否坚毅，取决于领导者生命内部的强韧程度。

维系组织的"信"与"诚"

——苏格拉底的"对话"

现代被称为组织的时代——人不可能离开组织而存在。

那么使得组织能够成立的，又是什么呢？

创价学会的第一代会长牧口常三郎说过："信是组织的核心力量，诚是组织的推动力量。"话虽简短，却是意味深长的。

这就是说，对组织说来，形成其核心要素的是"信"，也就是广义的信任。而推进组织的力量则是"诚"，是真诚的心。

它绝不计较利害得失、名声和毁誉褒贬。为社会，为人，真心实意地服务。——这对组织说来，是至为紧要的。

而且他还说："小船装载大石则必沉。因此，那种肤浅的、低水平的、缺少领导者的宗教，不能使苦恼的人获得幸福。"

就宗教来说，教义的高低深浅固然是它的根本，但同时也说明领导者的为人如何，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

这当然不只限于宗教。即使是一般的领导者，如果他是个私心颇重、一味考虑自己的飞黄腾达，缺乏坚强的信念、为人浅薄可鄙的话，那么也不会使人们信服。这里当然不会产生"信"与"诚"。

那么，究竟是什么才能够作为"信"与"诚"的媒介呢？

最主要的是心心相通的对话。

现在，对一个组织说来，也强烈地要求在组织之中能做到一定的自我实现。据说，如今是在社会最尖端的企业中也会进行这样要求的时代。一切团体或组织，都努力使自己的组织能充满活力，能不断跃进。为此，尊重每个成员的个性，鼓励每个成员发挥出他的主体的能力。

从而，组织的方向也在发生变化。在梅泽正先生的著作《从组织文化的视角来看》一书中指出当前的许多变化：例如，将统制从"依靠指示、命令"朝向"依靠传播媒介"的方面变化。而且将权限从"根据上级的赋予"朝向"根据受集团的支持"方面变化。领导方式也从"根据权限"朝向"根据情报"方面变化。同时将意向的决定，也从"集权化的个人决定"朝向"根据总的意见定下来的、符合情况的决定"方面变化。

领导者是否弄清这种时代潮流，恐怕是最重要的。同时，正确地掌握情报，倾听一切人的意见，也就更加成为重要的了。

我由于所处的地位，经常接到各方面的来信，通过这些来信，我把每一位来信人的想法和意见铭记在心，认真地思考各位会员"希望什么""我怎样做才好"，每天都在分析，摸索。而且我对"对话"也倾注全力。

牧口先生曾经说过："关于人生的问题，如果不进行对话，那么不可能说服对方。如果只是讲演，听的人只能感觉与己无关。就以日莲大圣人的《立正安国论》来说，不也是使用问答的形式吗？"

我想，这的确是说穿了人性本质的名言。日莲大圣人除了《立正安国论》之外，还以问答形式写许多《御抄》。说明他充分了解唯独对话才是深深进入对方生命的最好途径。

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都深明此理并付诸实践。

对此，现代的学者、名人，如果每当讲演，自己竟讲些难懂的内容，以为这样就能事毕矣，那只能证明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缺乏对民众的诚意。这种人不能不说是已经落后于"民众的时代"。因为只有在民众之中才能感觉出时代的脉搏。

最懂得"对话""问答"的作用的人，大概要数古代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了。活跃于公元前五世纪的他，据说到了晚年，他把关心集中于人的问题，反复进行了探索。

他每天从清晨就到雅典街头、市场或体育馆等处可以会见许多人的地方去，和人们不知疲倦地进行问答。苏格拉底人格高洁、善于使用温和的幽默和敏锐的说理。他是个充满魅力的对话的名手。据说有许多青年人都是受他的开导的。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对话"是"把灵魂向对方敞开，使之在裸露之下加以凝视"的行为（《变得年轻美好的苏格拉底》，竹林二著，田畑书店版）。总之，对于发问，把自己所想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就是"灵魂裸露"的意义，这里边似乎还蕴藏着一种愿望：通过这种坦率的对话，来验证人的最宝贵的真实。苏格拉底采用的方法——这种重视相互"灵魂的对话"，实在是意味深长的，有着与现代相通的重要意义。

同时，德国的哲学家、教育学者O．F．卜尔诺强调"对话"对人的形成的重要性时，说过这样的话：

"对话给生活带来新鲜的活力。因为它把人从白昼的痛苦和夜间的孤独拯救出来，不断引向新的生命，引向慰藉的源泉。由对话中产生的真理，不是残忍的、可怕的、强制的真理，而是可以给人以慰藉、支持人的生活的真理（《语言的力量》，李奎浩著，丹羽笃人译，成甲书房版）。

时代明确地取向于"人的组织"。组织从个人出发，又归结于个人。始终保护个人是它的原点，"人的组织"必须彻底尊重每一个人。那种满足于由上边强加组织权威的做法，早已行不通。即使是小规模的集会，恐怕也必须是能使对方满意的对话。不应该是使人感觉有某种威压或强制味道的命令式的东西，而是必须以对话为基调，这种对话能给对方以心理上的安心与勇气，认同基于生活的真理。总之，如果领导者决定一切，那么由于领导者的优劣，许多后辈既可以振奋也可能垂头丧气；既可能幸福，相反也可能不幸。同时，既可能走向胜利，也可能向失败的方向后退。牧口第一代会长的名言，是以佛法为基本的组织论。我想，一个领导者的态度、做法是极其重要的，这是适用于一切的真理。

引发一个人无穷力量的组织

——微粒子的世界

"生命遇上生命就会发出光耀，带上磁，而一旦孤立，磁就消失。生命越是和自身不同的生命交杂在一起，就越增加与他者存在的联系，增添力量、幸福和丰饶，变得活生生的。"

法国的历史学家密修莱，在其所著《民众》（大野道译，篠竹书房版）中做了如上的论述。他在这里清晰地说明了人与人彼此集合起来的意义。

有人反对说，有了组织，就要受组织的束缚，失掉自由。

但是，这只是片面地理解组织。

就以人的身体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目、耳、鼻这些器官，手、足以及心脏、肝脏、胃等等内脏，一方面相互辅佐、相互补充，一方面各自发挥最大的作用，形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如果丧失了各部分的组织的联系，那就不可能完成作为生命体的整个机能。

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尤其现代是个组织的时代，如果没有国家、企业以及各种团体这些组织的存在，那么任何前进与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就从宗教界而论，姑且不论它是否起着有效的作用，几乎所有的宗教也都具有组织形态。最近，似乎在科技领域被称为超微粉的超微细的粒子引起人们的注意。将金属粉碎，使之成为直径百万分之一厘米的超微细的粒子。这样一来，据说构成粒子的元素，原来的块状并无变化，但性质却大不相同。

根据专家的研究，超微粒子的性质变化，其一被称为"大小"效应，与粒子本身的"大小"（size）关系非常之小。

同时还可以举出它与块相比，表面积相对增大——也就是说，出现在表面上的原子，其粒径越小也就越随之变大，由于表面的原子的性质，产生种种具有特性的变化。

具体的例子，据说每一个小粒子的表面张力（缩小表面积的力）很强，内部产生数十万气压的高压。

而且，在低温域，比原是块时比热变小，化学性质的"活性"很强，作为催化也很有前途。

正如应用在音响装置、录像机的磁带上那样，铁系合金的超微粉末，由于它的"大小"，比起块来，表现出很强的磁性，等等。

以上说的是物理性质的领域，如果将组织与构成其组织的每一个人的关系加以对照的话，那就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也就是说，只有把每个人都照亮，才会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具有前所不晓的非凡的力量。组织绝不单只是具有"个"的总合的力量。细致去观察"一个人""一个人"，激励他们，培养他们，同时使每个人潜伏着的、无法估量的力量，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乃是关于组织的发展极其重要的关键所在。

如果只是用"大家纠合在一起"的观点来谈论或发指示的作法，那么每个人所具有的真正力量是不会发挥出来的。

这也可以用人的生命和细胞与分子加以比拟。在主体的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发动力或发现力的触发下，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与分子，作为调和的统一体，生气勃勃地将生命的活动持续下去——这种伟大的生命活跃本身可以说是活动着的组织的象征。整体各自为政，当然不会发挥出组织体的力量，并且也发挥不出个人的真正力量。可以说时代越来越要求人的组织。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个"与作为组织的"全体"调和起来，使两方面的长处都很好地发挥出来，这是组织应该努力追求的最理想的目标。

没有"死角"的组织

——五棱郭的筑城法

一九八七年八月，我访问函馆时，和青年们一起去参观了五棱郭，五棱郭是戊辰战争①最后激战之地。畑本武扬率领的旧幕府军据守在这里，向萨长的政府新军进行对抗。五棱郭又是以日本最初的西洋式城郭而著称。幕末的一八五七年（安政四年）开工，一八六四年（元治元年）竣工。它所以叫五棱郭，意谓它是一座"从平面看，形成五角形的城塞"，设计者是伊予大洲藩（爱媛县大洲市）出身的荷兰语学者武田斐三郎，他以法国筑城书译成荷兰语的文本为依据，担任了设计工作。

①戊辰战争——明治元年（1864）明治新政府的军队与旧幕府的军队进行一系列战争的总称。

这座五棱郭的筑城法，是伴随着大炮的发达，在法国等地经常使用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平地上挖掘五角星形的壕，用这些土筑起土垒，在每个向外突出的星角（棱堡）上设有炮座。然后围绕上外壕。日本十七世纪中叶在兵书上已记载了这种棱堡式的筑城。同是幕末筑造起来的长野县南佐久郡的龙冈城，据说也是属于同一类型的。

当时，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筑城法呢？这是因为从城内向外发炮"没有死角"的缘故。这种形状的城堡，对前来攻打的敌人，能够浴以二层、三层的炮火。

"不留死角"——这对于组织的构造上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我的恩师户田先生，时常从各种角度，向我讲述怎样搞好组织。关于组织和"死角"的问题，他也是通过"经营论"等论述，向我进行了如下的教导：

"经营公司，要像银行那样，使职员都在一个大房间里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搞一些小房间或用屏风围成办公的地点，就会促成出现暗处的结果。这点必须注意。重要的是，总经理必须一眼就能看到全体职员的工作情况。"

任何组织，这一原理恐怕都是相同的。一旦产生不易看清的"死角"，从中心人物看来，出现难以弄清的部分，那么在那里肯定会发生问题。所以领导者必须使组织成为一个能展望全体的"明快"而"清晰"度很高的组织。为此，中心人物充分听取成员的意见，充分理解他们，就变成十分紧要的事了。

而且，造成"死角"的可怕后果，不只限于组织。对人也是如此。

一个人总有些不透明的部分，或者无法了解其内心的想法，领导者就应当充分加以注意。一个人背叛他人或者做坏事，那么他总要有某种不透明的部分。不进行汇报，很少碰头，交谈时缺少明快，总要留下一些不透明的部分，这时就应当看成是进入危险水域。

全体成员都在领导者的一望之下，齐心合力地前进——

这样充满活力的明快的组织，才可以说是向前迈进的组织。

同时，我还要提醒这一点：五棱郭是"平地城"。这当中也蕴含着组织的视角问题。组织也可以比喻为一座城。不管什么样的组织，都不应该是构筑好多层次的"耸立"着的那种"城"，组织也应该是站在同一层次上，人们共同积累经验，共同前进的"公平"而"平等的""平地城"才行。如果组织变得像山地城那样高高耸立在山顶上，那么领导者就望不见下方，很容易出现"死角"。

"不造成死角"——这是如何处理好组织及人心的要害之点。我深深感到，五棱郭以它静静的风貌，告诉我们组织的要害和人的要害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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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三国志》（二）

"仁德"之人·刘备的轨迹（1）

——论领导者的条件

在《三国志》主人公刘备的足迹中，的确有许多故事，足以使人想见刘备其人的人性，给人以丰富的启发。和关、张的"桃园结义"，对孔明的"三顾茅庐"，晚年和东吴交战大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离开刘备的个性，不可能出现的。

通常，刘备被称为"仁德"之人。但在战乱之世的领导者重要条件之一的军事才能方面，他并无可观之点，只能说他是一般的才能。实际上，刘备固然在三十年当中，经过许多战役，可以说是个戎马一生、身经百战之将，但在他得到孔明之前，并未取得像样的战果。他之所以能成为蜀帝，成为三国时期的一方之雄，是因为他作为领导者还兼有特别显著的"德"。

许多史书上，说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有英雄之器。"①（《三国志四》，守屋详、竹内良雄译，德间书房版）这就是说他人物风格的高洁和阔达，能使人联想起汉高祖来。在战斗攻防这类智谋方面，他虽远不如曹操，但在作为领导者非常重要的包容力、重诚实、守信义等等人性方面，可以说刘备是本时期首屈一指的德高之士。这点，从刘、关、张、孔明、赵云等蜀君臣亲密无间，胜过手足的情谊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①此处系改用我国陈寿《三国志》的原文。

《三国志》之所以不单只是作为战斗攻防的戏剧，而且，即使在今天，它仍作为人的戏剧，充分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就在于刘备处战乱之世，与其臣下难能可贵的深厚的个人情谊。产生蜀军这种独特的结义式的纽带，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刘备既是个极其守"信义"的人，同时又是个非常讲"情谊"的人。

最足以说明刘备深厚"情谊"的事例，恐怕要算是那场为关羽报仇的大战了。终生的结拜弟兄关羽被东吴谋杀之后，刘备不听部下的一切反对，出兵伐吴，众所周知，这次战役刘备的军队大败，西蜀濒于危殆。从这种意义说，这次战争是刘备晚年致命的失败，其结果，会招致西蜀的灭亡。所以对刘备领导能力的薄弱，即使受到后人的严厉批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这种领导上的幼稚与愚蠢，经常出现在刘备这个将军身上，这就是使他复兴汉室的远大理想变得半途而废的最主要原因。这不能不说是刘备个人的致命缺点。

但是，这次发兵讨吴虽从军事常识说难以理解，然而，如果从刘备的心情来说，那么这是他不能把誓同生死的结义兄弟的仇置而不顾的、一种"情谊"的直接喷射。如果不考虑这点，那只能意味着"信义"的死亡。将人世上最可贵的"信"、"义"弃而不顾去求得胜利，这种做法真的能存在吗？

……这次事件是好是坏姑且不论，总之对于刘备说来，这是一个绝不肯做这样策谋和打算的人，是一心以"信"、"义"为重的感情喷射。在这点上，又可以使人领略他那对人所具有的绝大吸引力的纯粹生命。对于孔明、关羽、张飞、赵云这些与之志同道合的人来说，恐怕正是把这点看成是主君的美德，而寄以绝大信赖的吧。

作为人的至情直接流露和作为领导者的高瞻远瞩——刘备往往缺少这两者的平衡，从而每次招来不幸。和这次倾全蜀之力为关羽进行报仇的作战一样，刘备的这种"情谊"、"仁德"造成灾祸的事例还有许多。当他被曹操的军队打败，在千里的路上退却时，刘备携带了爱戴他的数万百姓。但是，和不懂打仗的百姓一起行军，是极其困难的。在曹军的追击下，许多民众牺牲了。据吉川的《三国志》所写，他看到这种光景，十分悲哀，他说："这些无辜的老百姓多么可怜，都是因为我，才使他们遭受这样灾难。……如果没有我那就……。"说着他就想投河自尽。这是最能象征刘备人性的一个场面。他就是具有这样感伤性侧面的一个领导者。周围的臣下向他进谏说："死易生难，活下去的道路，本来就是非苦斗不可。难道您抛弃众多的百姓，就您一个人企图解脱吗？"这样，他总算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决心重整旗鼓，但这次撤退毕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在退走时带领百姓在一起，这一决定是否正确，这是赞否分岐的、很难说清的问题。实际上，的确也有人严厉批评刘备的这一决定。但他热爱民众的心情，是十分可贵的。而且，我想，正是这点，是一个做领导的人必须做为龟鉴的。从这种意义说，刘备可以说是具有比其它人都加倍强烈的"慈爱之心"的一位好领导者，而这种"慈爱之心"恰恰是为民上者的人伦基础。但是，对他说来，问题在于他的力量。如果没有与领导者相应的力量，那么不管具有什么样的高迈理想与温馨的心情，最后甚至免不了要牺牲可贵的百姓。领导者刘备的悲剧之一，就在于他空有这美好的心情而缺少保证这种心情的实力，由于这个缘故，使西蜀招致不幸的事例，绝不在少数。

总而言之，刘备的故事，说明了即使一个领导者非常热爱民众，但能将民众保护到底，又是何等的困难。这点，也是我本人平素真实不假的感受。正义与力量——能够兼而有之，对于领导者说来，该多渴望能够同时具备这两种条件啊。

考察"仁德之人"刘备的一生轨迹，使人再一次认识到这点。

"仁德"之人·刘备的轨迹（2）

——母亲、继承人、人生论

关于刘备，有一件不该轻易看过的事，那就是关于他的母亲。刘备是个很有孝心的青年。父亲已故，只有母亲一人。

刘备衷心敬爱母亲。而他的母亲又是个非常气性刚烈的人。伟大的母亲，任何时代也好，都是这样的。

刘备离开故乡，二年、三年——虽然壮志未酬，但在思乡之念的驱使下，他回到母亲身旁。这位老妇人不但没为儿子的归来高兴，反而严厉地向他说道：

"这是怎么的啦，活像个吃乳的孩子。……你这样，还算是个忧国的大丈夫吗？既然回来，也就不必提了。但不准你久呆，今晚安歇一晚，明天你就走好啦。"

同时老母还以严峻的爱子之情，鼓励他说："你要想到千万人的幸福！我这个余年无几的妈妈，算得了什么！你的心思——好容易立下的大志——如果只为了我这样的一个妈妈就有所松懈，那么妈妈我为千万人的幸福，宁愿少活几年，也要鼓励你出去啊"（《三国志》，吉川英治著）。

正因为有这样伟大的母亲，刘备才没有放弃初衷，并加强了自己的决心，得以不断地前进。的确，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我见过许多这种关系，我是深知，母亲的一个决心的举动，一个决心产生的力量，对孩子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同时，通过刘备的这样家庭环境，正像俗语所说"家贫出孝子"那样，可以说，一个杰出的人物，大都是出身于贫寒家庭，这几乎是古今不变之理。

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刘备正相反的事例却是他的长子刘禅。西蜀在刘备死后，这位刘禅继承了帝位，他没有其父那样的大才，这主要是因为他在不知艰难的环境中长大的。的确，培养后继者是极其困难的，领导者最大的忧虑也在这里。以刘禅来说，他是刘备年近半百时所生之子，刘备死时他只有十七岁。从这种意义说，也许他被过分地骄宠了。

户田先生说过如下意思的话："父母在艰难创业时所生的孩子多易成人。"这是告诉我们说：从某种意义上对于孩子说来，了解父母最艰难的时刻，和父母一起体验千辛万苦，是对孩子最大的教育。

不过，刘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儿子刘禅的未来，不掺杂任何私情。他预感到死期临近，向孔明托付一切后事，留下了遗言。吉川英治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对这一场面做了如下的描写：

"君（孔明——引用者）之才十倍曹丕。孙权也难与君相比。……所以必能安蜀，使基业不致坏坠。但太子刘禅年纪太幼，很难说将来会如何。如刘禅充分具有为帝之资，君又辅助之，固所欣慰。但，如刘禅鲁钝、非帝王之器，则丞相可自为帝，以治万民……。"

随又给刘禅留下遗言："汝父死后，汝可父事孔明。"吉川英治先生以动人的笔触接着描述说："这该是何等英明的决心，何等悲壮的遗诏啊。这分明是说，太子如不才，汝可自立为帝、完成帝业。孔明伏俯在龙床之下，痛哭流涕，几成血泪。"刘备作为领导者不同凡响之处，正如表现在他对孔明的信任那样，他不搞专制君主那种习以为常的家天下，比起家天下来，他更重视大义，这说明他毫无私心的态度。

他的这种态度，可以认为是君臣的楷模。而受托一切后事的孔明，在刘备死后，果真以"死而后已"的决心，为完成先主的大业，奋不顾身地开始了尽瘁于国的努力。

这样，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观察了刘备的人性，而他走过来的、波澜起伏的人生轨迹，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教训。首先，这是刘备在西蜀建国以前的事：当时，他周围的人为刘备的不得志而深感愤慨，但他本人却泰然处之。为什么他会这样？当时在刘备的胸中有如下的想法，即"屈身守分，以待天时。——即所谓蛟龙潜子深渊，目的在于升天"（《三国志》，吉川英治著）。这里所说的"蛟龙"是传说上的动物，它潜伏在水中，等待雷雨，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化龙升天，在这里给人一种生活的启示：当人生处在逆境或不遇之时，应如何对待。

特别是青年时代，一个人很容易为别人不承认自己的处境而悲叹，但青年时代也需要有一种深沉大度，内心里抱着到了四、五十岁时将会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和时代的活动天地，而泰然地等待时机的到来。千万不要忘记如刘备所说的那样，曲是为了伸，竭尽全力，尽到现在的本分，一边等待着天时这样的生活方式，才是通向大成之路。

而且，在人生中有时也会失败。遇到这种时候应如何自处，如何行动呢？刘备不只一次遇上过作战的不幸失败，有一次，他的结义兄弟关羽鼓励他说：

"胜败乃兵家常事。人的成败在于时机，……时机来了则自然顺利，时不至则如何挣扎也无济于事。对待漫长的人生，得意时不为得意而骄，面临绝望深渊，也不陷入失落感。——

不为外界所动，不受外界摆布，出处进退，均能处之泰然，才是最难能的啊"（同前书）。

在人生中，如果面临一次失败，就悲叹来悲叹去，那就会甚至使整个人生陷于失败。倒是应当将这次失败作为下次胜利的动力和决心，以积蓄自己的力量。

关羽还劝说刘备："人也总要有几次须效仿'泥鱼'那种隐忍的时期"（同前书）。泥鱼，是一种什么也不怕的鱼，遇上久旱水涸的时候，就会全身裹上呢，滚上几天，八五八书房有了水便立刻从泥壳中爬出，又照旧游来游去。

"泥鱼和人生"——这又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启示。失败，的确会给人生带来失意和绝望，但只是胜利，也绝不会造就深刻的人生。只有经历过多次的败仗，懂得自重，一心锻炼自己的人，才能体会到真正人生胜利的喜悦。这样看来，使人感到，比那种简单的英雄、胜利者，克服了多次失意与失败的刘备的一生，蕴涵着不知要强大多少倍的人生的深邃、人生的可贵、人生的价值。

希世的名臣诸葛孔明

——《三国志》上灿烂光芒的睿智

《三国志》后半部中的英雄诸葛孔明，使任何时代的人都会对之崇敬不已。他那不朽的光彩，可以说是《三国志》中任何人也不可能与之比肩的。户田先生也是在所有登场人中最喜欢孔明的。那么，孔明究竟是什么缘故能使人感佩至深呢？不消说，一是他那"智慧"的光耀，使人觉得达到了人所能具有的智慧的顶峰。在孔明身上，到处体现出类似人所憧憬的理想的"智慧"的明晰性。他那宛如满天星斗般的"智慧"的光耀，为三国兴亡史增添了无限的光辉和丰富的色彩。

诸葛孔明的"智"——刘备"三顾茅庐"时曾向孔明说过："先生神算，每次都使我心服口服"（《三国志演义（上）》，立间祥介译，平凡社版）。这说明刘备对他的完全信任。他的神妙的智慧，还在于既非学究式的，也非权谋数术式的策谋。它是在后汉已经倾颓、群雄割据的混乱时代，为了那些饱尝涂炭之苦的民众，企图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从这样一种人道主义迸发出来的实践的智慧，这点也正是使人们所以深为感佩的缘故。说它是人的睿智的究极的出发点，也并非言过。

使孔明登上正面历史舞台的机缘，是刘备那次著名的"三顾茅庐"，当时他二十七岁。构成这两人带有命运性的相遇的伏线，据认为是刘备与司马徽的一段问答。吉川先生描写说：司马徽曾说，像刘备这样的人奇Qisuu.ｃom书，使之身心徒然疲惫，空度岁月，实在"可惜"。对于这点，刘备则概叹"自己的时运不济"。司马徽指出：不该委之命运，原因在于刘备身边人才不足。

据司马徽的看法：关羽、张飞、赵云这些人，固然都是力敌万夫的勇将，但他们缺少洞察时代趋势之才。而其他一些人物也非经纶济世之士，这样当然不能成就天下大业。当前刘备需要的，既不是无双的豪杰，也不是白面的书生式的人物，而是应当去搜求俊杰人士，那种能洞察时代大势，对天文、地理了如指掌、具有经纶抱负的人。一个有识别人才能力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当时司马徽所说的"卧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是脍炙人口的名言。

随后，小说描写了刘备通过徐庶，终于见到了孔明，刘备曲尽"三顾"之礼，孔明讲了"三分天下之计"，以两人的"鱼水之交"，为从战乱走向统一，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活动。这时的刘备是如何积极地活动，正像孔明本人对刘备所说的"（使君——引用者）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蜀书·诸葛亮传》，本田济译。收于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13卷）①，那样，他广求人才，积极接受人才，以伸张大义。不难看出，刘备这种真挚的心情，是充分打动了孔明的心的。

①此处系直接引自《蜀志·诸葛亮传》的原文。

总之，刘备获得这样希世的名臣以后，过去那种一进一退的形势，大为改观，在军事上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沿着"三分天下计"这一正确道路不断迅猛前进，这真正可以说明得人是如何的重要了。孔明加入刘备的势力以后，关羽、张飞、赵云这些武勇绝伦的武将的才能也得到了尽情发挥，无一不通往胜利。在孔明出山以前，刘备的军队总是进行直线的、平面的作战，但由于得孔明这样一位希世的军师以后，一转而展开了立体的、机略纵横的作战，形成了一个组织体系，使每个力敌万人的勇将都得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孔明的活跃，充分显示出一个人的力量，会如何给人和组织以活力，给时代带来巨大变化啊。当然，他的睿智绝不只限于军事战略方面。

最足以代表诸葛孔明的智谋战略的事例，可举出"赤壁之战"。所谓"赤壁之战"是指曹操亲率八十万大军与吴主孙权进行的"史上空前的大战"，也是《三国志》中描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在这次大战中，刘备的军师孔明，乘一叶扁舟，以其三寸不烂之舌，往说吴军，最后导致了赤壁的大捷。他把英名盖世的孙权、周瑜玩弄于股掌之上，晓以大义，使他们和魏进行决战——他的这种胆识和智谋，从另一种角度说，正可以说是"战争不靠武力而靠政略的尝试"，充分显示出孔明真实的雄才大略。

曹操在这次"赤壁之战"中大败，正想逃回，就在这危机一发之际，被关羽拦截，但曹操以巧妙的言辞，打动关羽，诉之以情。信义之士的关羽，不忍杀害失败了的曹操君臣，最后放走了他们。在这段描写中充分说明了曹操的奸智，他利用了关羽为人感情深厚的可乘之机。极端善良的人与足智多谋的人的这两种缩影，是世上屡见不鲜的，因此描绘得仿佛如在目前。恩师户田先生评论这时的曹操说："他，总之，是命不该绝，是他的运气还没有到头。"户田先生明知在小说中曹操是被当成恶人来描绘的，所以说他"命不该绝"，其实恩师在这段中真正想要强调的用意别有所在。那就是说派遣关羽，是孔明的战略失误。吉川先生写的《三国志》中，关于这点，写成了孔明明知关羽会放走曹操而故意派遣关羽，其实，孔明的先见之明，能否高到如此地步，是很值得怀疑的。

对于这一情节，恩师想说的是：当时如果派遣了张飞或赵云，则肯定会消灭宿敌曹操，或者孔明本人前往也可。孔明没有这样做，只能解释作：即便是像孔明这样英明的智谋者，也会出现调遣失误。恩师之所以反复强调知人的重要性，正是出于"将领学"的考虑——他指出要经常认清人的优缺点，用人要做到适材适所。有的人适于战时，而有的人则适于平时。而且在作战上强有力，不一定就适于从政。因此，任何人只要按照与各自的特点相适合的方向前进，都会有所作为。孔明为什么派遣关羽，它的真正原因不太清楚，但如果单从效果而论，即使是名将孔明，也不免在人才调配上有所失误，这可以说明看清人的本质是如何的困难。

说明孔明的卓越智慧的典型事例，最有名的故事是他擒获南方土豪孟获一事。为了使西蜀得到安泰，他在刘备死后进行南征。征讨与东吴有联系的南方，解除后顾之忧，以便进行大规模的对魏作战。但是，南方有许多土豪、酋长，其中一个有势力的人物就是孟获。孔明进军南方，擒了孟获又放掉，擒了又放掉，足足重复了七次，世人称之为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在这一过程中，孟获对孔明心悦诚服。即便说是对野蛮无学的敌人也罢，自古以来从未听说有过七擒七纵的事例，对于这样的大恩，孟获怎么能不衷心感激呢。

这段故事，是说：以力服人，后来必定还要反逆。深深了解这一人性的孔明，使南方的最有勇力的土豪孟获敬服，在人的力量、智略及仁德等方面，都使之甘拜下风，使其永远感恩戴德。这是孔明出自洞察这类人所采取的独特行动。这点，即使现在仍可以给人以新鲜的视角吧。

孔明的节操

——《出师表》中表现出来的清冽的心灵

诸葛孔明之所以能赢得人们的崇敬，一方面固然由于他的闪闪发光的睿智，同时也是雨于他终生面对理想，一贯无私意所致。这点在他成为西蜀丞相后表现得最为明显。孔明为政始终清廉公正，他作为一国丞相的态度在《蜀书·诸葛亮传》（本田济译。收于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13卷》）中有如下的记载：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①

①两段文字均据我国《三国志》原文。

如这里所示，政治家孔明，他十分注意公正的政治，从某种意义说，几乎使人感到认真到过分的程度。为此，他严格地遵守信赏必罚的原则。同时他的伟大，在于律己极严、十分清廉。

他在向蜀主上奏中说："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中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①据记录，他死后，果如其言。西蜀的人民在他死后仍在不断怀念公正无私的孔明，自是理所当然的。

①两段文字均据我国《三国志》原文。

孔明通过自身的人生，显示了他为大义为理想而献身的心灵，该多么清冽澄明！特别是《出师表》，使他为贯彻高迈之志所怀抱的真诚得以千古不朽。这是在刘备死后、他向继承帝位的刘禅所上的有名的上奏表文，在其中，他吐露了忧国至情，可以说这是使读者不能不堕泪的一篇名文。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中略）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中略）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沪，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①（守屋洋、竹内良雄译。同前书）

刘备死后，征南又过了一年左右。孔明极力充实兵力与粮草，准备北伐。但是蜀中的许多大臣安于现状，嫌忌战争。

而且虽说是三国鼎立，魏据有十二州而蜀仅据一州，相比之下未免弱小。从这种意义说，任何人都认为这种战争对西蜀说来胜算较少，但孔明的决心却非常之大。为什么孔明这一时期宁可付出极大的代价，决心伐魏呢？这是因为他已经看穿魏越来越强大，正在窥伺着西蜀。因此，他已预见到如果不在自己有生之年，先发制人，则魏必灭蜀。这是任何时代，只有身负重任的领导者才怀有的内心苦衷，在《出师表》中，孔明深察未来的时代大势，所以他那悲壮的决心，字里行间，溢于言表。

①此段文字，据汉文原文。

他在表中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中是指皇帝侧近的人，府中是指政府官僚，在先帝死后，蜀正处于危急存亡的时刻，必须宫中与府中成为一体，尽职尽责，这的确是极中肯之言。户田先生也对这篇上表文十分共鸣，经常引用。

用现代的话说，这是在阐明领导者必须与民众成为一体以完成预期目的的道理的。

孔明还在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同前书）。对年轻的刘禅讲述了为帝王之道。

在当时，蜀国由于孔明的励精图治，内部趋于稳定，在这一过程中，大臣们的心，也逐渐保守化，丧失了前进的锐气，开始出现堕落与衰退的征兆。

《出师表》是出自孔明坚强心愿的建议书，目的在于打破蜀国这种安逸与惰性，恢复创业当时的远大理想，使宫中府中都能改变士风，以挽救国家的危机。诸葛孔明的过人智略，足以使许多人为之惊叹。而更为深刻动人心魄的，则可以说是在于他的这种鲜明刚烈的人生态度。其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场面，那就要属五丈原了。

鞠躬尽瘁的孔明

——秋风五丈原的晚节

对于诸葛孔明出兵伐魏，许多人感到不安，如果单纯从魏与蜀的兵力和国力之差来考虑，这种不安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实际上孔明对这种差别早就知悉而且做了万全的准备。人们未能理解孔明的深思熟虑，所以反对。但孔明北伐中原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而且他为了慎重起见，进行了细致周密的准备。

刘备死后，完成了五次对外的征讨，特别是后期这三年间，倾注全力于健全内政上，可以说这都是为了上述目的。吉川英治先生在他写的《三国志》中，为了叙述孔明北伐中原是先帝刘备在世时的宿愿时，这样写道："他决定三年不再出兵，蓄养士卒，积蓄兵器粮草，卷土重来，以报答先帝知遇之恩。不管遭遇什么样的困难，北伐中原的大计，就连睡梦中也绝不能忘记，这就是孔明唯一的心愿。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北伐也就没有孔明。"要知道，他所事奉的刘备，正是被曹操从中原赶出来的啊。

不只是最后的五丈原这一役，孔明胸怀刘备的遗志，开始走上北伐之途，就已经是临近晚年了。但是，直到他的晚节为止，在他的心愿中，从未忘掉他的大业，从未消失过他所受的先帝的大恩和对先帝发过的誓言。从这种至诚的一生中，感到孔明这个人人格的真正伟大，恐怕不只是我一个人吧。

这样，孔明把最后的战场定在中原，毅然举行了数次北征。在力量弱小，兵粮也难以为继的不利条件下，仍然坚持反复北伐，这完全是出于孔明百折不回的夙愿。第二次出征前他写的《后出师表》中说："与其坐而待亡，何如伐之。"说明了这是"与其坐而待毙，毋宁应该北伐"的孔明壮烈的心情。

但是，如所周知，这次与魏交战，结果只是使世上无与伦比的著名军师孔明，更加显示出他那晚年的忠心耿耿而已。

其最典型的场面，当然要属"五丈原"他本人的病殁，不过，"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普遍为人所知的第一次北征，也渗透着孔明的苦衷。

第一次北征，孔明充分发挥了他的智略，取得了节节的胜利，但在街亭一役，由于马谡的失误，使战事遭受了挫折。

马谡是孔明的知交马良之弟，其兄战死后，由孔明收养，处处加以照拂。孔明很重视培养才气焕发的马谡。在这次战争中派他去担任天王山的街亭的战斗。但是，马谡缺少经验，又有恃才和贪功的毛病。当然，孔明是了解这点而起用他的。从孔明的想法来说，是想给他一次机会，来考验马谡的。孔明这种认真考验他的心理，可以从孔明临送走马谡之前所说的"军中无戏言"这句严峻的话，充分得到证明。

但是，可悲的是，马谡并未理解孔明的深刻用心，也未能拭净他那恃才和贪功之心。他最后还是傲慢地违背了孔明的命令，脱离常轨在山上安营，结果遭到了无法挽回的大败，使孔明已经布置得十分周密的作战计划归于惨败。宛如穿针引线一般以极少的兵力和人才的优势以期对魏克敌制胜的孔明费尽心机的布置，由于这个浅薄的年轻人的傲慢，想不到竟然化为一场泡影！不但如此，违抗他的命令的马谡本人，又正是他寄予厚望的、他所亲自培养起来的人！孔明拒绝了众将的求情，挥泪斩了马谡。这可以说是，像孔明这样的贤明的主帅，也由于对马谡过于慈爱，造成判断有误的例子。但从另一种看法说，这一调遣马谡的悲剧，也可以说它真实反映了蜀国人才的缺乏。关羽、张飞均已亡故，谋臣法正以及黄忠等建国以来的得力之臣也相继死亡，当时西蜀只靠孔明一个人在那里孤军独撑。不但如此，随着与魏战斗的加剧，西蜀人才匮乏日益成为孔明很大的压力。孔明不得不使用后来谋反的魏延，也是大有难言之隐的苦衷啊。

关于孔明的心情，吉川先生在"五丈原之卷"中，做了如下的描述：

"孔明虽未说出口，但他内心里确实有一抹寂寥。他内心里早已想好了连科学的创造力都无法企及的作战方略，他也相信执行这个作战方案肯定会取得胜利。但是唯独西蜀军中人才的缺乏，是怎样也弥补不了的。"

关于证点，户田先生指出："人的才干总是有长有短。即使英明如孔明，也是无能为力的。蜀国之所以未能很好地收揽人才，是因为孔明之才太高，而又过于严肃认真的缘故。"

各方面的才能都过于擅长所造成的悲剧——这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军师孔明自身所造成的悲剧。同时也不应忘记恩师户田先生所说的话："而且他也没有尽力搜求人才的余裕，我想，这点是他未能培育后继者的原因。"这说明户田先生同情孔明所处的困难处境，同情孔明必须完成的使命的严峻性。

晚年的孔明，内心里怀抱着别人无法为之分忧的苦衷，而同时又落入不能不进行到底的、为国奋斗的孤立命运。激烈的军务和精神的劳瘁，使他身染重病，而且，他手中足以托以后事的人，为数并不多！

即便如此，孔明为报答刘备的厚恩，完成刘备的遗业，还是毅然与敌将司马仲达相对峙着。孔明这一赤诚的心和他峻烈的生活态度，自古以来，不知使多少人为之感动得下泪。土井晚翠①的著名诗篇《星落秋风五丈原》，就是歌唱孔明的这种心情的。

①土井晚翠（1871-1952），诗人，曾长期任过第二高等学校英文学教授。

祁山之夜夜色深，萧瑟秋风发悲吟。

繁露零落田野冷，阵云黑压五丈原。

草桔黄，马肥壮，蜀军旌旗暗无光，

营静鼓角几声寒。丞相已病危！

（中略）

梦寐难忘君王恩，临终遗诏铭心田。

鞠躬尽瘁忧国家，风风雨雨几春秋，

而今败叶雨中颤。一旦大树倾颓后，

汉室气运益难言。丞相已病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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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第58卷》，土井晚翠作，筑摩书房版）

这是一首极好地表现了以最后战场五丈原为背景的、诸葛孔明的生平及其精神境界的诗。病重的孔明。蜀军旗帜暗淡无光。来去于孔明胸中的是大志中途未酬，刘备对自己的深切信任与对蜀汉的命运。……在这首诗中充分写出了即将病殁的孔明极其悲痛的心情。

在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的新年，我把这首《星落秋风五丈原》的歌唱给了恩师户田先生听。这是将土井晚翠的诗附上曲谱的歌，恩师静静地倾听着，听着听着，他摘掉眼镜，用手绢捂起了眼睛。随后他说"真是一首好歌，请再唱一遍。"前后我唱了六遍。他向我们说："你们了解这首歌的真正精神了吗？"

于是户田先生宛如讲述自己的事情一般解释了孔明壮志未酬、半途死去的心情。他说："孔明的生命已面临着朝不保夕的、眼看就要从断崖绝壁坠下的时刻。他的军队正处在败色笼罩当中。在这关键时刻，人会想起什么，怎样想呢？绝不会是简单的悔恨，更不会是可以认命就能解决的。……当我想到孔明死不瞑目的心情时，不由得掉泪啊。"

诸葛孔明在五丈原落下了他人生五十四岁的帷幕。壮志只实现了一半就不得不死去的他，其心中的遗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即使他在临终的一刹那间，他的这种执著念头的烈焰也绝不会熄灭。这种贯穿于他现世与来世的强韧的执著之念，以奇妙的现实，凝结在"死诸葛能驱走活仲达"这一事实上，结果保卫了蜀国的安全。魏灭蜀是孔明死后又经过了三十年的事，这样看来，孔明晚年的北伐，虽未能取胜，但他那动天地感鬼神、壮烈至诚的一念，既挽救了蜀的危机，同时也使他的英名永垂千古。

诸葛孔明，受刘备知遇时是二十七岁，到他五十四岁身殁于五丈原为止，在这波澜万丈的二十七年间他一贯坚守的洁白的"生与死"，在《三国志》的人物当中，至今仍然放射着不朽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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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众才是真正的力量（二）

民众的原像

——中国人与正视现实的思想

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文学专家吉川幸次郎博士在他的《东方人道主义》（讲谈社学术文库版）一书中，曾给中国文明命名为"无神的文明"。的确，在中国文明中找不到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那种神仙。在亚洲其它国家，如日本、印度等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神话。一直相传至今。可是在中国，正像孔子说的"不语怪力乱神"所象征的那样，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最早与神诀别的国家。所以我认为"无神的文明"这个命名十分贴切。

那么这样的文明在形成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我有个大胆的断言："透过个别现象看整体"似乎可以说是中国的特征。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马迁在《史记》的《列传》的开头反驳"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他举出许多善人衰亡，恶人反而荣兴的历史事实之后，发出著名的质问："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中国古典文学大系》、野口定男译，平凡社版）

司马的质问在日本也很为人知，这里我不想研究"天道"为何物，大概其中有儒教与道教的影响，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有许多封建的糟粕。但是我认为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到古代人们对于普遍真理的追求。

当然，透过人类和自然现象寻求普遍规律的愿望不只是中国人，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的一贯追求。我又发现，司马迁是通过个别事件才提出"天道"这一普遍规律是否正确的疑问的。

司马迁由于受"李陵之祸"株连，遭到"宫刑"。众所周知，他是在悔恨之中写下《史记》的。"李陵之祸"及"宫刑"是降临到司马迁个人身上的悲惨命运，也是他不能不质问其正误与善恶的明显的个别事件。就是说，他并非要弄清"天道"本身的问题，他是要质问自身悲剧这一个别事件中表现的"天道"是否正确。我想，"透过个别现象看整体"，正是从这个意思开始的。

与此相反，欧洲各国属于"有神文明"，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透过神这个整体来看个别。神统治着人的力量所无法达到的一切地方。人能够做的只是在世上执行神的意志。

神的意志是绝对的、普遍的、自上而下的。像司马迁那样，人反过来去质问"天道"是决不允许的。只有到了宣告"神已死亡"的十九世纪末之后，在欧洲的历史上才出现司马迁式的质问。

因此，在欧洲遇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总要通过神这个三棱镜去观察。这个三棱镜对他们也许是个普遍真理，但结果是披着神的面纱的对外侵略及排外的殖民地思想便得以横行。

概括为"透过个别看整体"的中国传统与上述思想完全相反，所以中国文明里产生出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

在中国不是用一个固定的三棱镜去观察事物，而是把目光对着现实。从实际中探索出普遍的规律性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晚年预感到：中国将成为今后的世界历史的核心。他的主要根据是："中国人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把握了世界精神。"汤因比博士对基督教一向严厉批判。我想他一定是在中国历史积累起来的精神遗产中，发现了与欧洲的、侵略色彩浓厚的普遍主义完全不同的某种世界精神的萌芽。

正视现实本身，据此进一步改造现实，这是一种理想。我从鲁迅的锐利目光中感觉到的，正是这种注视民族灵魂的视线。他排除一切三棱镜，全神注视现实。他在评论人的时候，揭去一切粉饰外装，表现出人的本来面目。他以人压迫人却不知耻的"吃人"现象作为主题，创作了《狂人日记》（竹内好译，岩波文库版）。在这书的末尾，他痛苦地呐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吧……。"这喊声深深地刺痛了读者的心。

在描写最下层贫苦农民的《阿Q正传》（同前书）中，他写道："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吧。"这段简洁的描写，鲜明地刻画出那种生存于愚钝之中，像杂草一样挺拔的民众的原始形象。这使我又想起维克多·雨果的洞察力。他曾在巴黎的小流氓心中发现了"由存在于巴黎空气中的观念所产生出的一种非腐败性"。

恐怕不能说鲁迅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功效，但是我相信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主题，在新中国已得到继承。以前我会见作家巴金时，他提到："我写文章是为了同敌人战斗。"这使我十分钦佩。巴金又说："我的敌人是谁呢？是一切旧的传统观念，是阻碍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的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是粉碎了爱情的一切坏东西。"我从巴金先生的风貌中看到了与鲁迅相同的、和民众一起战斗的"战士"形象。进一步看，战后中国一直倡导"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我是对此极为关注的许多人之一。因为从这一口号中，我预感到开辟历史的全新的民众形象即将出现。

有位曾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物，名叫约瑟夫·尼达姆。在他的大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思索社版）一书序言（胁本繁译）中写道："今天我们正处在新的普遍主义的黎明期，它将把各人种中一切劳动的人们，结成一个普遍的合作的共同体。"

这个"新的普遍主义"的主要角色，必将是全新的民众和庶民的群像。我认为只有中国的悠久历史与现实步伐才蕴藏着开拓上述未来的无限的能量。

扎根于庶民之中

——前汉宣帝时代的善政

中国前汉时代有个被赞为"中兴之治"的君主，他就是宣帝。宣帝的祖父曾被诬谋反，以至株连全家。那时他才诞生几个月，虽幸免于被杀之难，却被降为"庶民"。后来皇帝不期驾崩，后继无人，便找到他这个武帝的曾孙，继承了帝位。由于宣帝生长于民间，深知百姓状况，又掌握了生活智慧，所以他的政治曾放射出异彩。他最憎恨形式主义与虚套。

讨厌那些知识阶层的儒者们标榜传统、玩弄脱离百姓生活的理论。

宣帝的太子生长在宫中，不懂人间饥苦。他凭主观意志请求宣帝纳用儒者。宣帝听后，勃然变色，斥退太子。《十八史略》（林秀一著，明治书院版）中有如下记载："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乎。"

在这里，他严厉申斥了那些堕入形式，不尊重现实，只是一味要求遵循古法的儒者们。

日本作家陈舜臣氏在《小说十八史略》（每日新闻社版）

中描写了儒者们倡导在皇帝进膳时施行古礼，宣帝对此严加批判，斥之为形式主义的情况。宣帝嘲笑宫中这种大讲排场，煞有介事的进膳仪式，他说："这么做还吃得下饭吗？"他深知百姓过着饥寒交迫、汗滴禾土的苦日子，所以感到"终日研究应行几遍礼、屈膝多少度，左手在上还是右手在上，吉拜与凶拜有何差别等等，简直愚蠢到极点。"

陈舜臣又写道：

"宣帝认为给与那些教习礼仪的官员高薪厚禄是浪费国库资财。"还描写了宣帝每当听到他们脱离实际的空话，心中便觉焦躁，"必然想起从前漂荡在自己周围的百姓的汗水气味。"对于曾在民众的烦恼与痛苦中生活过来，熟知百姓现状的宣帝来说，那些儒者们的废话是最可气的。

宣帝一向施善政，积极设法救济那些饥寒交迫的平民，世人常说的设置"常平仓"一事，就是其中之一。《十八史略》（同前）中还记着："拜刺史、守、相之时必将亲自见问。"就是说每当任命接近百姓的地方官时，宣帝都要亲自接见，并提出各种问题。这是因为他深知这些将到民众中去的地方上核心人物，如果不是廉洁的人，百姓便无法安宁。

领导人如果是娇纵任性的特权阶级，或不了解"平民的风格"，"平民的心理"，便不可能和民众走在一起。一个十分接近百姓，平易近人的领导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宣帝一直被称为汉朝历代皇帝中的明君，他的各项政策都深得民心。因为他能运用在平民生活中得到的经验，同时又具备艰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顽强精神。可以说他的苦难经历使他把民众永远当成思考问题的尺度，又使他把复杂的现实变成可驾驭的血肉之躯。

畜生横行的地球

——桐生悠悠的信念

长野县曾有一位坚持自己信念，敢于大胆发表言论的人。

他就是原《信浓每日新闻》主编，著名的桐生悠悠。他是在后人谈论"战争与记者"一题时常常提到的人。

他是这样描述信州风土的：

"原来（——引用者）信州为言论自由之地。信州人因富于理智而闻名。既为聪颖民众聚集之地，信州成为言论自由之乡则便不足为奇了。因此信州就是我们自由言论者——评论界的理想地区。"（《桐生悠悠自传》，太田雅夫编，传统和现代社版）

的确，信州（今长野县）的人民大多聪慧而独立性很强。

他们刚直大胆、具有毅力，似乎带有一些英国人的性格。由于生活在这种"言论之乡"，所以桐生才写出了这段正义的文字斗争史。

这是昭和八年（一九三三）的事。从八月九日开始，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连续举行三天防空大演习。八月十一日，正值演习高潮之中，桐生主编写出题为"嗤笑关东防空大演习"的社论。

社论大体梗概是："应当在敌机到达日本上空以前去击退它。如果忘记这点，即使进行演习来预防空袭，也无济于事。"

这无疑是极为正确的观点。

但是这篇社论惹恼了日军军部的掌权者，桐生最后被迫辞职。就连这样客观反映是非的一点点自由都要受到镇压。骄横的强权实在可怕之极。

辞职之后他搬到名古屋，经营出版私人杂志《他山之石》。在这里，也由于他对强权政治的无情批判，屡次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但是他至死未放下批判日本军部之笔。他曾说过：

"我并非只是要表达一下心中想说的话，也不是要尽情畅所欲言以求一快。我所说的，都是不能不说的话；是作为一个国民，在此非常时期，为了国家的命运，出于一个爱国者的立场，同时也是人类的立场，必须说出的话。随心所欲说出心中的话，会感到痛快，然而说出必须要说的话，却不是痛快，而是痛苦。""正因为如此，最终我被剥夺了生活的权利。"（同前书）

就这样，那时他受到迫害，被视为国贼。今天，他已成为"富有反抗精神的办报人"的典范，永远名标青史。

他曾把当时的世界形容成"畜生横行的地球"。可以说，今天的世界也依然如此吧。他在这句话中表现出的敏锐思想，以及他不惜与强权战斗的勇气，至今还激励着人们。他用行动回答了所有新闻报道事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谁而写"，"如何而写"。

新闻报道是为什么人存在的？永远是为民众而存在。是为什么人而写？是为平民之友而写。新闻报道事业一旦忘记这些行动的根本，必然走向堕落。

如果新闻报道事业畏惧权利机构，不去纠正它的缺点，而去拼命投机迎合，结果必然助长权利机构横行，更加肆无忌惮。反过来不能不更加畏惧他们。这种恶性循环，将给日本带来危机。我为此深觉担忧。

总之，桐生悠悠这个新闻报道事业正路上的先驱者的足迹，也向当今世界提出了尖锐的问题。

残酷的宗教审判

——开普勒之母与"捕捉妖女事件"

每当想到迫害，就想起一个与布鲁诺、伽里略一样，同罪恶的宗教权威斗争的人。他就是约翰内斯·开普勒。

开普勒是德国天文学家，是关于太阳系行星的运动"开普勒定律"的发现者。他被称为近代天文学的创始人之一。甚至有人说，如果不是出现"开普勒定律"，大概也不会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出现。

开普勒原来师从丹麦天文学家戴克·布拉埃。开普勒不只依靠先立假说，然后找出证据的研究方法，而且还通过对布拉埃积累达十七年之久的天文观测数据的分析，才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电子计算机帮忙，在得出结论之前要经过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计算过程。他就是这样不辞劳苦，埋头于反复计算的、充满热情与执着的人。

可见，如果他不成为布拉埃的学生，没有遇到那些观测数据，便不会出现开普勒定律。因此，他的发现可以说是师徒共同劳动的结果。

开普勒活跃的时代是十七世纪前半叶，正是近代科学的建设时期，也是"捕捉妖女"①的宗教运动狂热到顶点的时期。不幸的是开普勒的母亲也被指控为"妖女"。他的兄弟和亲戚由于害怕世人指责竟抛弃了这位母亲。传说她犯有各种罪行，从记录看似乎也存在某些问题。但开普勒完全不顾这些传说，坚决出来斗争，营救母亲。最后终于获得胜利。在审判"妖女"的历史上，被指控为妖女之后，尚能得救的人是极少的。

①捕捉妖女——审判妖女是中世纪欧洲各国基督教内部的一种迫害习俗。传说妖女与恶魔性交后得到魔力，宣传异端邪说，加害于人。罗马教会视其为异端者，经审判处以死刑。

在阿萨·凯斯特拉所著的《约翰内斯·开普勒》，（小尾信弥、木村博译，河出书房新社版）一书中介绍说：对开普勒母亲审判时，竟举出四十九项罪状。其中包括有她听到圣书的语言没有流泪之类的例子。当时这叫"哭泣考验"，是审判妖女活动中最有力的证据之一。足见这种审判确实是一种疯狂的行为。

为了救出身带枷锁的七十三岁高龄的老母，开普勒勇敢地站出来，他断言那些迫害母亲的人，才是受了"恶魔"的指使。在战斗中他没有朋友，那是一种"孤独"的斗争。为了给母亲辩护，他写下长达一百二十八页的辩论文稿。

他的母亲已把死置之度外，坚决拒绝承认"是妖女"。儿子伟大，母亲也同样伟大。这样，经过一年监禁，母亲终于获释。一场艰苦的奋战过去了。但半年之后，她便告别了人世。

开普勒此时含着悲愤向世界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行星的第三定律"。与此同时，他也完成了小说《梦》。这是描写他和母亲一起到月球旅行的科幻故事。小说根据太阳为中心的地动学说写成。他以此书有力地反击了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们（《开普勒之梦》，约翰内斯，开普勒著，渡边正雄、畑本惠美子译，讲谈社学术文库版）

我在访问秘鲁首都利马时，曾参观过那象征基督教残酷历史的古宗教审判所。现已成为博物馆，保存着当年黑暗历史的遗迹。

在欧洲各地都有宗教裁判所，但像这样完整保留下来的不多。法庭天花板上的雕刻和监狱等依旧保留原来的样子。生动地再现了那造成大批牺牲者的悲惨历史景象。

一九七九年在利马发行的《宗教审判》（塞巴乔斯著）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这个博物馆再现了那充满真正苦闷的二百五十年的历史，表明那是无法言表的受难的日日夜夜。在这里，那些被诬告的无辜受害者，被扔在与毛骨悚然的小路相连接着的洞穴之中，堆积起来，活活埋掉。被囚禁的人们受到残酷拷打之后，他们诅咒着人世的一切，被迫在这里渡过漫长的最后生涯。"

这个宗教审判所于一五七○年诞生，最初按照西班牙国王命令，在利马中央教会开办，一五八四年正式改设在现在的波利巴鲁广场上。

在此之前，西班牙人皮诺洛一五三一年入侵秘鲁北部，逐步征服一个个地方。在此前后，那些具有审判官资格的西班牙宗教审判所使节，早已在秘鲁登陆。所以在此审判所正式成立以前，已经进行了多次宗教审判。

利马宗教审判所的完全废止是在一八二○年。它坑害民众达二百五十年之久。当人们听到废止的消息时，一齐拥向那里，砸毁设备，推倒房屋。足见它在民众心中积结了多么强烈的怨恨与愤怒。

宗教性的镇压行为，从历史上看，世界各处屡见不鲜。不过通常所说的"宗教审判"似乎多指基督教而言。这是对那些违背所谓的天主教正统教义的异端者以及其它宗派，强迫实行改宗的制度。从中世纪中叶到近世，在欧洲、拉丁美洲都广泛开展过这种审判。这是一段真正的残暴拷问和严酷刑罚的历史。看来审判的最初目的在于维持天主教的纯洁单一，强迫改宗。但实际上重点放在对异端者的取缔和处刑方面。

塞巴乔斯又写道："利马宗教审判所的机构由七十一人组成。审判长以下有二名审判官，另外有律师、咨询官、审查官、出版物检查官等等。它是一种法庭形式，但事实上由于没有刑法，一切均按审判官的意志决定。"据说，由于审判中那些替犯人进行辩护的人，可能也被扣上异端者的帽子，所以很少出现对犯人有利的证人。看来，那些法定的辩护人实质上是诱导犯人坦白的说服者。足见审判官的权限是极大的。

二百五十年之中，利马审判所共有四十二名审判官。他们都是由西班牙派遣而来。他们背后就是最高权力者，都是经过筛选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民众却十分惧怕他们，称其为"从地狱来的吃人魔鬼"。

塞巴乔斯还在书中这样写道：

"最可鄙的是这一件件的残暴行为都是由精选出来的有学问的人进行的。他们不只是对自己的残忍行为毫不介意，而且避开承认自己行为残忍的一切机会，岂止如此，这些专门从事镇压职业的人群还组成了特定的集团。他们生活在隔离于群众之外的巨大庭园内、歌声荡漾的笼子里，根本听不到被推入悲惨深渊的平民的哀叹之声。"

下面有篇判决书，可以充分显示那些反复进行残暴审判的审判官的心理状况：

"认定犯人有罪之后，便进行拷问，拷问是为了使犯人承认被告发的具有证据的事实。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间里命令进行拷问并持续下去。其结果即使犯人死去，或流血，或断去手足，都是由拒绝坦白认罪的犯人自身造成。责任在于犯人，与我们无关。"

这是多么巨大的谎言！被怀疑者的多数都是遭到诬告的人，有什么"坦白"可言呢！对这些依仗宗教权势的、压迫民众的狂妄的当权者，我心中涌起无比的愤慨。

宗教审判也有杀一儆百的因素。审判时，除审判官之外，该地区的要人也全部出席。塞巴乔斯指出："绅士、淑女也有义务盛装出席，这是当时对教会及政治忠诚的证明。据说，那些盛装的有权势者要拉着"罪人"，由中央广场沿大街游行。

然后"罪人"们被绑在十字架上处刑。被告人变成一种示众、儆戒的工具。也常成为人们寻开心的街谈巷议的话柄。

尽管被称为"罪人"，他们也是痛苦的、将死的人，在这些人身上寻开心，决不是正常人的心理状态。

宗教审判的牺牲者仅在秘鲁就有五十万之多，全世界该有多少人死于这种非命呢！其中肯定也有人格高尚者，还会有许多才华出众的人，正义的人。这样一些人却被强行推入可怕的死亡深渊。真是一部令人战栗的历史。

早在秘鲁等拉丁美洲各国实行宗教审判之前，欧洲各国自中世纪开始，都进行过这种审判。

总的来说，中世纪的欧洲是国王的"王权"与教会的"教权"并存时期。社会机构与教会互成表里，结为一体。在宗教审判过程中，王权与教权的利害相互纠合，加上人的永无止境的欲望作祟，便造成阴森可怖的屠杀历史。教会不顾平民痛苦，一心要满足自己追求财富、权威、以及权力的丑恶欲望。基督教本来是个劝说人们尊重良心，倡导博爱、宽容的教会。然而正是这个教会却使数百万的平民无辜流血牺牲。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他们镇压的对象不只是异教徒，一些地道的基督教徒，一旦批评自己教会的教义也会遭到不幸。动辄被处以烤刑，或绞刑。这段历史的教训极为深刻。当然它已成为过去，现代的教会也已完全不同，不过，在回忆这段基督教漫长的黑暗历史时，我们仍然不能不想起汤因比博士对它的狭隘性作出的严厉批判。

自古至今，有多少种宗教都曾仰仗自己巨大的权势，压迫蹂躏过百姓。本来理应为民众而存在的宗教，却反过来成了迫害民众的机构。这种可怕的历史场面永远不应忘记。

譬如日本江户时期，也有过宗教压迫。那时许多佛教界信徒由于强烈的信仰支配，常常自发地出去布教，因而遭到逮捕。

本来寺院有责任保护信徒，保卫信仰的纯洁性。但是他们害怕牵连，便申明这些"是教徒自己的布教活动，与寺院无关"。

传布佛法原是宗教者的使命，然而在遇到迫害之时，他们却毫不顾忌地竟把责任全都推到普通信徒身上。

这太卑鄙！任何时代遭到牺牲的总是平民百姓。今后必须改变这悲惨的历史。为此，我认为最需要的是个人的坚决、勇敢行动和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的民众力量，以此抨击那些将会导致集体性的疯狂行为的心理因素。总之，只有觉醒了的民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我们应当看到时代已经步入了这个"阶段"。

民众才是佛法存在的土壤

——关于印度佛教衰亡的原因

世上最宝贵的是民众，任何东西离开民众的土壤都无法继续繁荣发展。

关于印度佛教衰亡的原因，曾有种种评述。大体来看，在外因方面有两种分析，一是由于"伊斯兰教的侵入"；一是由于"与印度教的妥协"。但是多数学者一致认为最主要的是内因作用。即"脱离民众"。

佛教本来是为民众兴起而又流传于民众之中的宗教。释尊深刻体会到平民的哀乐，在同人生痛苦的斗争中，才留下珠玉般的教诲。

据某佛教研究专家说，现在甚至有这样一种偏激看法，说"释尊不曾宣传过佛教。"释尊宣传佛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一乍看上去极为奇怪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富于含蓄意义的语言。当听说释尊曾宣讲过"八万法藏"这一庞大佛理时，便会使人联想到体系精密、详尽的教理，觉得释尊似乎也是按照这一课程体系宣传佛法的。然而释尊的说教是对苟延于贫苦中的黎民众生进行的激励，是对呻吟于病苦之中的老媪抱着无限同情的言词，是对陷入精神苦恼深渊的青年们亲切的鼓励。在他结束传教生涯之后，他站在苦于等级差别和身份制度的大众一边，所发出的火一般热烈的字字句句，便形成"八万法藏"留传下来。经文始终都用问答形式叙述，就充分证明上述说法的准确性。释尊说教的佛法是在同民众对话和行动中迸发出来，而后归纳成经典的。

一提起佛教，人们往往以为它存在于深山老林，是一种静寂无声的东西。但实际佛教的正统从一出现时起，就是深入生活实践，在群众当中得到生动的宣传继承的。这点值得注目。

但释尊圆寂后，佛教远离了普救众生的精神。其原因何在呢？

其一，是"解释学的先行"。释尊曾使用比喻等方法，巧妙、通俗地讲述了自己的悟彻之理。并使用其卓越的、慈悲的人格教化民众。因此使那些不能理解高深佛理的人，通过释尊的因时、因人、因地的"自在的说服力"和"伟大的人性"的影响，而依归了佛教。

但是，释尊圆寂之后，佛教教团就佛说含义及教理展开了烦琐的研讨。由于见解不同，又分裂出多种派别，出现所谓"部派佛教"时代。

因此他们背离了释尊作为实践者"深入民众之中"、"普救民众苦难"的真意。后来由于反省到这一倾向，兴起了大乘佛教。但是依旧没能改变印度佛教脱离民众的趋势。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当救活一个个具体的人。忘记民众，脱离现实，一味玩弄空洞的理论，便完全失去佛法的根本精神。

不论他们怎样炫耀"难解"的"论理"，怎样用深奥晦涩的言词来装饰自己，这种人都是不可信的。

不论多么伟大的哲学，如果群众不懂，也就没有价值。所谓深奥的道理，不能算是优秀的东西。也称不上宝贵。相反，能用通俗的言词解释最深远的哲理的人，才是真正的佛学家。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说明印度佛教脱离民众的例子是使用梵文编集佛典问题。释尊在世时要求其弟子用俗语讲经，即用社会上通用的日常语言宣讲佛法。这一点从目前各地发现的佛典手抄本使用的语言也可得到证明。

自古普塔王朝开始，国家提倡使用梵文，因此佛典也用了梵文。这是佛教衰落的开始。

梵文不是群众的日常用语，曾作为神圣的语言用于婆罗门教的圣典吠陀等处。可以说是一种特权阶级的语言。

一种观点认为，编集民众无法看懂的佛典正是佛教失去在民众之中活跃地位的证据。我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

日莲大圣人也曾使用平假名（日文字母）写过信，那是因为对方不认识汉字，这里正体现了佛教本来的精神，体现了他指导与弘教的方法。

印度佛教脱离群众的另一原因是它的支持者只限于城市居民。城市里有王公贵族、商人。佛教团体自然一直依靠这些人的捐赠。其结果却无法在地方上，特别是在农民之中生根开花。

由于"依赖城市市民捐赠"而出现另一个重大的变化。

这就是"寺院中心主义"造成的僧众的堕落。以前是一个个僧人分别去化缘乞讨，来解决供养问题。后来僧院增多，供养问题统一由寺院来解决。

手捧钵盂一家一户去乞讨化缘的修行，原是基于一种严格的规矩进行的。随着寺院的增多，这种每天必不可少的艰苦修行竟逐渐被遗忘了。

即使不进行修行，那些有权有势者照旧捐来财物。而且供奉额逐步增加，因此寺院积蓄起巨大财产。最后甚至接受土地的捐赠，寺院简直变成一种依靠收取土地租金过活的"世俗领主"。

这样，随着寺院财富增多，生活具有保障，比丘（僧）们便失去与民众的接触机会，脱离人民，堕落下去。甚至出现为了吃饭而出家的僧人，以及犯罪分子为了安全逃进寺院出家的情况。

形成教团组织的比丘们，本应是求道的"修行者"，同时也是"弘教者"，是民众的好"导师"。但是佛教变成寺院中心主义之后，寺院成为僧人们的专有财物。其结果，严格的"修行"、慈爱的"弘教"、以及为民众的幸福而献身的作为"领导者"的使命等统统撇在一边。

印度佛教的"脱离民众"情况，从以上各方面看，都极为明显。

印度佛教失去了佛教原有的基于坚定"信仰"的生命力走向唯心主义，最后只能走向衰败。不论是个人还是一个组织都是同样道理。

由此可知，当伊斯兰教侵入之后，印度佛教立即彻底消亡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此外，还有一点须指出的是，印度教兴起之后，印度佛教受到排挤、感到压力，便主动吸收印度土著的民间信仰，发展成密教。从而失去原来的精神，同所谓"活死尸"相信，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因此，可以说来自伊斯兰教的打击，只不过是促使其内部早已腐朽的印度佛教这棵大树倒下去的最后一击。

与此相反，实际上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却是印度教。抛开教养的高低、深浅不谈，就数量而言，目前在佛教发祥地的印度，佛教徒仅不足百分之一，而印度教徒却占百分之八十。

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有人研究说，纵观印度佛教的历史，佛教从未像印度教那样得到民众支持过。即便在被认为是佛教最为昌盛的阿育王朝、迦腻色迦王朝统治时期，民众中占有最强势力的，依旧是印度教。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佛教对印度教逐渐妥协，这从某种意义看是同群众的接近。但是佛教已失去至关重要的释尊的根本出发点以及独立性，受到同化。因而必然消声匿迹。

最重要的是在坚持本来精神的同时，做到设法与"民众"共同生存，不断启发"民众"的觉悟。"民众"是一切事物的基础，脱离民众的结果造成印度佛教的衰亡。如果重犯这种错误，将是最愚蠢的人。

以上便是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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