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诈骗生涯》：世界头号信用卡大盗自述

作者：[英]尼尔·福赛斯、艾略特·卡斯特罗

译者：黄秀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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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一章 始即是终 终即是始（1）

爱丁堡机场，2004 年 11 月 5 日

唉，最烦人的，就是着陆后、下飞机前这一段了。要在平时，我至少还会坐在飞机前排，享受头等舱的宽敞空间，看空姐跑上跑下替乘客找外套，稍有耽搁就一个劲儿道歉。可这些短途旅行，不分青红皂白把大伙儿塞在一堆。再加上在贝尔法斯特出发时事情不太顺，弄得我晚到好一会儿，急急忙忙只好搞了个厕所边上的座位。

本来我是要去阿姆斯特丹的。那天早上，我一边往路易威登行李包里放东西，一边给荷兰航空公司中央订票台打了个电话：“这里是贝尔法斯特机场，荷兰航空公司换票柜台。我们的服务器出了点故障。我想核实一张机票，订票人叫艾略特卡斯特罗，一切都没问题吧？”怕什么来什么，电话那头答道：“那张票还真有问题。”我挂掉电话，骂一句娘，这才决定改飞爱丁堡。

终于，随着“叮咚”一声，人们纷纷从座位上起身，大包小包拖下行李架，缓缓走向过道。直到大部分人离开，我才慢腾腾站起来，从几乎空空如也的架子上取下行李。经过空中小姐身边时我挤出一个微笑，眼睛却始终盯着地板，不让她记住我的脸。

机场中央大厅里，到处是乘客、工作人员和梯子，好一份乱劲儿。几年前，我刚上手这勾当时，爱丁堡机场根本是个笑话。酒吧、商店寥寥无几，乘客挤在一个狭长憋闷的出发区内。多么美好的老时光。现在，机场真弄得满像那么回事了。我挨个儿扫视各家航空公司的换票柜台，心里七上八下。不能落到英国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视线内；得找个合适的对象……就是他了。

“对不起，打扰一下，”我选择了一口苏格兰中产阶级口音。这是个老人，而且是当地人，我得让他听起来熟悉亲切，同时又要显得有点身份。他正在看报纸，闻声抬头，我笑着打招呼：“嗨。您这儿有台传真机是吧，”一边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能麻烦您帮我给这个号码发个传真吗？，当然，我付钱。”

待传真机发出确认收到的信息，我向他道谢，同时将一张20英镑面额的钞票隔着桌子推过去，然后直奔电话间。我按下号码，稍一迟疑，便进入了角色。英国口音，伦敦周边诸郡。“喂，玻璃房酒店吗？我是壳牌石油的大卫史密斯，刚给您发过一份传真……啊哈，收到啦？太好了。是的，艾略特肯定会跟你们联系的。谢谢。”

一个星期前，我从贝尔法斯特的租赁公寓里给爱丁堡的巴莫拉尔酒店打了个电话。巴莫拉尔是家赫赫有名的酒店，气派十足。但更重要的是，它非常大。这就意味着，当你打电话过去，要求接史密斯先生时，酒店为你转接一位史密斯先生的可能性非常大。“喂？”电话里响起史密斯先生的声音。就在那一刻，我偷了大卫史密斯的身份，取他而代之。

这会儿我又拿起电话听筒，按了一下重拨键。“您好，这里是玻璃房酒店。”电话里传来一个尖细的声音。不是刚才的声音，不过这不要紧。“早上好，我是艾略特卡斯特罗。”“您好，卡斯特罗先生，我记得您今天过来？”“是的，我想住在老地方……”“八十一号房间？已经替您留着了，先生。要我们去机场接您吗？”“不用了，我已经下机，很快就到，谢谢。”

在去出租车候车站的路上，我掏出传真函，小心翼翼撕成碎片，壳牌石油公司那荣耀的标识正好被我从中间一撕两半。这些传真其实也不是非发不可，不过，发一份没什么坏处，起码有助于消除怀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人起疑。

出租车司机从车里一跃而起，凭我一千英镑一套的衣服、考究的手提箱，他似乎看到数额不菲的小费就在眼前。车快速穿行在爱丁堡城，他问我此行贵干，我面无表情地答道，“花钱。”司机闻言更加欢欣鼓舞。一排排屋顶后面，城堡映入了眼帘。

我喜欢玻璃房酒店。这才是我心目中的五星级酒店——豪华、高雅、奢侈、富有情趣。别误会。我也喜欢里兹大酒店和广场酒店，喜欢老旧的铜臭气，但在那些场所，我从未觉得彻底放松过。从多伦多到迪拜我都受到过酒吧侍者的羞辱；在澳大利亚，曾经有位酒吧侍者因为我给他一千美元小费而骂我臭显摆。其实我所求并不多，只是要一个能平心静气消费的所在罢了。

“您好，卡斯特罗先生。”只有在这里我才用真名，因为知道还会回来。不只是回到这个酒店，还包括回到爱丁堡，这里离家那么近，要想回家，回这儿就行了。接待员的笑容是真诚的。当人笑得真诚时，眼神自然而真挚，如果你知道如何观察，就能轻而易举看出来。拿我的眼睛来说吧，就几乎永远不变。“现在带您去看套间好吗？”

她把我交给一个身着黑色套装的矮个西班牙人。“卡斯特罗先生，”他拉长声调，领我走向电梯。“八十一号房间，对吧？”脸上挂着心照不宣的笑容。曾有个门僮告诉我，人们将八十一号房间称为“名人套间”。“最近谁在这里住过？”我问，明知他正等我这么问。我们沿走廊一路走下去，他列举出一大堆流行歌星和演员的名字，开门时还提到一个王子。

好一间漂亮客房！房间正中是个木制框架，将空间一分为二，一边是特大号床，另一边是宽敞的起居间。外墙是玻璃的，有扇门通向宽阔的阳台，迎面是一座林木葱郁的小丘。我想了想要不要冲个淋浴，但立刻就否决了。一个念头渐渐搅得我心神不宁，一触即发的渴望使得我呼吸急促，口干舌燥。我把行李往床上一扔，从楼梯走了下去。

出得酒店大门，一左转，便看到一连串酒吧——劳埃德第一、行者、烈酒与莴苣。在我初入道的日子里，窃取的每一英镑钱都会使我欣喜若狂。我曾如此喜爱这些酒吧和里面的刷卡机。我会递给伙计们一张卡，阴阳怪气地让他们取现五十英镑，然后等着听刷卡机发出报错的嘟嘟声。假如报错声真的响起，我人早已闪到了门外。

这就是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事情。商店招牌、餐馆和银行对我的意义，跟对读者诸君可大不一样。对我来说，它们意味着很多东西，但大致说来可以归结为两类：成功与失败。且慢，其实不对，这么说并不公平。说到头，我从未失败过，只不过有时成功花的时间稍长一些罢了。

有些店，就像是偶遇老友。瞧，走到利思道尽头，就可以看到电影院、苏格兰银行和约翰路易斯百货公司。看到它们，我的反应分别是温暖、非常温暖、冷嗖嗖。有的连锁影院想让排队的人群不断往前挪，于是往往只刷卡而不加确认，好节省时间。至于苏格兰银行和其竞争对手，且容我以后慢慢道来；而约翰路易斯百货，曾经有一次，我不得不飞步而出。

我穿过约翰路易斯百货，走进购物中心，然后从香水柜台走出去。返回的路上我打算在这里停一停，买瓶香水给老妈。本来我通常都是在飞机场买点什么东西给她，但这次因为发传真的事儿，给忘记了。凭着香水邮包上不同的邮政区号，她就能追随我周游世界。

经过“纽带”手机店时，我摸了一下口袋里的家伙。眼下我有三部手机。有时不止三部，但至少总有两部。隔壁是一家电脑商店，看到它，我突然回想起在公寓里某个所在，还藏着加密压缩磁盘呢，不禁浑身一激灵。公寓里有两台电脑，当时我每天都要用上几个钟头，而此刻两台电脑的内存都是一片空白。

下一家店是博姿药妆。在格拉斯哥，曾有一次，在一家博姿药妆店用卡时，出了问题。经理急忙赶来收银台，而我落荒而逃。其实他的怀疑也情有可原，那张卡的主人原是个七十五岁的老人，他把钱包拉在火车上了。但我当时还只不过是个小偷。唉！那些日子多么简单。当初偷窃还没有成为我的职业，更没有成为我的全部生活。那时我还没有对这些可怜虫下手，摇身一变与他们合而为一；我还没有认识到可以通过电话偷钱，钱能够通过稀薄的空气，从全世界最大的各家信用卡公司源源不绝流到我口袋里。

我喜欢这条叫做玛尔翠道的小街。它不长，呈之字形，就在夏菲尼高百货后面。修这条街时，人们心怀希望，虽说也没指望太多。如今，高雅体面的时装商店、时装精品屋和其他奢侈品商店纷至沓来，整条街道都给挤满了。看到这条街道我就会想起邦德大街和第五大道的一些路段。我注意到剩下的单元中，新开了一家珠宝店。

我仅有的一件珠宝饰物是一只白金手镯，是在伦敦艾丝普蕾花八千英镑买的。平常并不戴，因为我对它不是特别喜欢。不过，手里有一张过一天就要被注销的高限额信用卡时，你就会干这种事。无论如何，假如有一块上等手表的话，还要珠宝饰物做什么？我就总是有一块上等表。

夏菲尼高百货的门卫向我点头致意，侧身让路。门有两扇，我滑过其中一扇，瞄到无数监控摄像机中的头一部，然后向自动扶梯走去。扶梯缓缓上行，经过太阳镜部、手提包部，我等着眼前出现那张桌子，脖子都快抻断了。一个女人，三十出头。通常来说，这是好征兆。我面带笑容向她走去。

“嗨，招呼了。”我操着纯正伦敦腔说，自个儿也不清楚为什么。“我想买两千英镑礼品券。”她没说什么便径直处理交易，一边问我付款细节。我掏出钱包，避开她视线范围打开。卡就插在钱包里，齐刷刷一叠，现现成成，但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无懈可击。我脑子里还记着另外一些，但为这笔买卖我还是选了离手边最近的一张。大卫史密斯。

刷卡机嘟嘟一响，她伸手拿起电话。大卫史密斯的信用卡——我的信用卡，是一张美国运通商务卡。安全问题包括全名、地址、城市、生日和母亲的娘家姓。这些信息，还有远比这多的信息，都在我脑子里。为了不让这些信息变成一团乱麻，我把人名与各种水果一一对应。大卫史密斯对应的是一只大而多汁的梨。我长嘘一口气把梨调出，瞬间这只梨就带出一堆信息：名字、地址、日期……

我谢过她，匆匆走向自动扶梯，一面将礼品券塞进口袋里。回到马尔特里街，我信步逛进路易威登店。“您好啊，卡斯特罗先生。”老实说，这让我吃了一惊。我先前在这里就花过一次钱，那还是今年八月，上回来爱丁堡时。想到这里，我的惊讶烟消云散。那次总共呆了四天，怎么过的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四天花了四万两千英镑。

离开路易威登我又进了隔壁的阿玛尼。来这里纯粹是浪费时间，礼品券在我口袋里变得发烫，但我竭力忘掉它。我心想，大不了从另一个扶梯上去，她就看不到我；即使看到，我也可以用另一张卡付款。我挑了几件T恤衫和内衣。我老买内衣。我老在买。

在柜台前，我从那叠卡最里面掏出一张。这张卡和其他任何一张比都相形见绌，既不是金卡，也不是白金卡，也没有商务卡标志。它是贝尔法斯特一家知名银行开出的借记卡，是我的个人账户，工资就存在里面。我喜欢想到自个儿的工资，这是我新近开始从事的工作，在酒吧当DJ打发时间。一百二十英镑的区区之数，但每次离开酒吧，我都高兴得腾云驾雾般。

这是我唯一靠卖力气赚来的钱，每次领到薪水，我第二天就把现金存进这个账户。不是非存不可，但我就是想存。我还有个银行账户在瑞士，可不像这个账户那么让人舒心。当我将大笔大笔的钱从瑞士账户转进爱尔兰这个账户时，心里其实并不爽，因为来路不正的钱远远超出了规规矩矩挣来的钱。但我还得这么做。人总得过日子啊。说到底，不过是银行账户而已，而且这只是整幅图画的一小块。我要花的钱，已经花出去的钱，大都来去无踪，从不留下任何记录。

我再也等不下去了，于是绕到夏菲尼高店前，从另一扇门走进去。迅速穿过香水区，又一次想起要给老妈买上一瓶，然后乘侧面的扶梯来到男士区。一进去就看到斯图尔特，他也看见了我。这就是我买礼品券的原因。

“嗨，艾略特，真高兴见到您，今天想看点什么？”我喜欢个人化的购物体系（说实在的，要是有钱，谁不喜欢啊？），尤其喜欢斯图尔特的风格。东西只要有一丁点不合适，他绝不会让我买走，哪怕因此而少赚几英镑提成。曾有一次，我穿着一件米色西服从试衣间出来，他居然对我大加取笑。当时我就拿定主意：这家伙值得我喜欢。

我们穿过一个个商品区，他取出这样那样的外套、衬衫、裤子，只要我停下脚步查看，他就问好每件衣服的尺寸，拿出来，和别的衣服一起搭到胳膊上。走到更衣室时，他手上已经堆成一座小山。但我得先去趟洗手间。我跟斯图尔特打招呼，可他没有听，而是朝远处皱着眉，问什么人“什么？”。

我刚进厕所小间，就听到厕所门打开又关上，有人迈了几步走进来。我想这人正站在镜子前，大概没意识到我在里面。我的出现多半会造成些许尴尬，但我还是拉开了小间的门。

一个矮小敦实的男人绷着脸迎了上来。无疑是个警察，就连夏菲尼高保安穿的制服都比他好。我看到他时第一个念头真的就是：这家伙的制服真够旧的，好像灾荒年间的出品。裤子紧紧箍着大腿，肩膀皱得厉害。

我举步前行，好像想跟他擦身而过，但此举其实只是为了促使结果早点到来：大收尾。伴随收场而来的是他胳膊一挥，一只手猛地掐住我手腕，一阵剧痛随之袭来。他手很大，毛茸茸的，拇指压在我衬衫袖子前二到五厘米处，小手指紧扣在我的劳力士蚝式总统型表表盘上。这块表是我花一万两千一百一十英镑买的，用的是素未谋面的一位美国生意人的信用卡。

我叫艾略特卡斯特罗，今年二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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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伦敦--邦德大街的诱惑（1）

在拉格斯火车站停车场，我坐在警车后座上，接受生平第一次审讯，比自己预想的要平静得多。我解释说，我一位朋友把信用卡借给了我，这难道不允许吗？这些话从我嘴里说出来，不费吹灰之力。我坐在座位上，身子前倾，一副急着消除这可怕误会的样子，说话时直视两位警察的眼睛。这两位面面相觑，希望把包袱甩给对方，我则趁热打铁，继续替自己辩护。我苦笑着摇摇头，解释说我朋友家里可有钱了。我也许不该告诉他们这些，但这位朋友以前也曾经借卡给我，他喜欢说——“让我爸掏钱好了。”

一个警察好容易忍住没笑出来。他俩意味深长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头一个警察说：“那好吧，以后别再用朋友的卡了，明白吗？”我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可就在这时，对讲机突然响起来，直截了当告诉两个警察，卡是偷来的。车里面，大家相当尴尬，谁也不作声。他们看着我，就像受了愚弄的情人，我只好勉强皱了一下眉，算是回应。“我看最好还是带你去学校吧，”驾驶座上那位边打火，边嘀咕了一声。

到达科朋本时，菲奥纳和伊恩站在窗口看我们驶近。我从警车里钻出来，伊恩大笑着对我指指点点，但菲奥纳交叉手臂，看上去备受打击，一脸的疲惫。她和两位警察交谈了很久，最后一起来到客厅，我正呆呆盯着窗外看。我已经做好了坐牢的思想准备，盘算着怎样告诉爸妈这个消息才好，对会判多少年心里一点儿也没底。伊恩要回汽修厂上班，临走前满怀好意地估计我大概得蹲十五年。“你小子够幸运的，”一个警察对我说。我知道菲奥纳帮我脱身了。不过，也没有完全脱身。我受到正式警告，她答应由她通知我父母。我在科朋本的日子也就此到头了。

那天，最后一次离开科朋本教育单元，我觉得非常难过，这事太让菲奥纳和她同事们失望了。行程的另一头等着我的是怒火冲天的爸妈，这也让人高兴不起来。父亲的家族里固然可能有人干过走私偷税的勾当，但那是陈年往事了，再说了，那是正儿八经的犯罪；而我干的是什么？小偷小摸，令人不齿。我的行为还让人以为我是缺钱花才被迫偷窃的，这刺伤了父亲那拉丁人的自尊心。火上浇油的是，因为要确认我接到了警告，警车再一次停在我家门外。在巴特尔菲尔德，有警车停在门外已是司空见惯，但还是永不例外地勾起当地人兴趣，很快社区里便传得沸沸扬扬，我干了越轨的事。

母亲最绝望的只有一样——儿子现在究竟该做什么？在这一点上我还有张王牌。菲奥纳尽管除了让我离开科朋本外别无选择，但并没有完全抛弃我。她设法替我在堪巴斯朗学院弄到一个名额，就在格拉斯哥城外的一个学习中心。幸运的是，第二周就开课。“开的什么课程？”母亲心怀疑虑。“计算机。”我回答，她显得更担心了。这是我光辉教育经历的最后一段，并即将成为时间最短的一段。

我很小就有自己的电脑了。ZX Spectrum、Amiga，之后是个人电脑，陆续进驻过我的卧室。我渐渐理解了这些机器如何运行、如何思考。对编程和程序运行的原理我也有了基本的了解。本来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却让我成了堪巴斯朗学院的斯蒂芬•霍金。这个学院是专门对逃离传统工业的人和成人学生进行再培训的机构。第一天报到时，我发现班上的同学大多老大不小了，可上第一堂课时有些人连开机都不会。

只要有机会，我总是助人为乐，同学们被我的知识和使用软盘的娴熟震住了，第一周就选我当班代表。按照以前学校的惯例，一开始我怪异的行为和没完没了的卖弄在人们眼里都新鲜而难得，但很快就会变得令人厌烦。但在这所学校，却从未达到这一阶段，原因是一个名叫霍姆斯先生的辅导员的到来。

起初我以为霍姆斯先生是学我以前在斯通洛中学的样子，搞搞恶作剧，而不是真正的讲师，也许只是个百无聊赖的清洁工，或是个偶然溜达经过教室的怪胎。他不带讲稿，看上去像在垃圾场和衣睡了一夜一样。他的计算机知识还没我和另外两三个同学多，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全用力拼命掩饰自己的无知了。

他为此而采用多种多样的招数，最喜欢的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根本相当于什么都没讲，然后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显出一副极其夸张的无可奈何表情，好像他是个旷世奇才，却身陷我们这群弱智之中。他有一招特别引起我注意：总拿无穷无尽的一大串问题向我们猛轰。有一天我观察他如何提问，突然发现了事情的真相。通过不断的询问，他其实是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对这一招我不得不叹服，而且后来一直身体力行。

对于霍姆斯先生的短处，学生们各持己见。有的觉得好玩，于是拿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来刁难他，有时甚至胡编乱造；其他人为浪费时间而恼怒，一肚子气地干坐在那里；而一少部分人为霍姆斯先生感到难过，他们说霍姆斯先生很显然是在进行他自己痛苦的再教育课程。作为班代表，我觉得必须采取点什么行动来反应这些不同的观点，并决定，最简便易行的是，在教室后面的计算机打印机上制作一份嘲弄报纸头版。

结果看上去真是让人愉悦。大字标题“讲师无知，难以置信！”赫然醒目，横贯从学院网站下载的霍姆斯先生照片上方，还附上一篇短文解释了讲师和学生同时接受再教育这一颇有争议的理论。这个故事的受众不只是我们班，那天晚上回家路上，我将这一独家新闻的复印件贴满了整个学院。我心知肚明这一定是我的告别演出，所以也就无缘目睹霍姆斯先生究竟作何反应了。

十六岁的我相信，艾略特•卡斯特罗该加入上班族了。我知道爸妈肯定不会特别高兴接受我求学生涯的最新状况，于是把退学说成一项进步。我告诉他们堪巴斯朗学院的教学有多么可笑，紧接着宣布我已经在一家电话中心找到工作。事实上，这还真不是骗人的。此前我曾找过格拉斯哥的一家职介所，那天乘公车回家路上，他们正好打电话让我第二天起到斯托威街一家电话服务中心上班。

苏格兰的电话服务中心行业是有口皆碑的，因为当地口音给人友好、热情的感觉。这能解释我为什么这么快就找到了工作，但到了斯托威街，迎头而来的景象却既不友好，又不热情。在一个满是污垢、冰冰凉的房间里，几十个惨无人色的男女头戴耳唛坐在电脑前。他们在灯下看起来就像幽灵，双眼盯着屏幕，嘴巴对着话筒低声说话。

坐在那里熬过了一天的培训之后，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看起来如此筋疲力尽了。他们告诉我，这份工作是为医疗保险公司服务的——事实确实是这样，但却不是我所料想的方式。工作职责如下：不请自来地给中年妇女们打电话，向她们推销乳癌保险。天哪，这些潜在客户是好对付的吗。我做了三天。第三天，有一个女人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说我打太晚了，她已经得了乳腺癌。她的声音有点像我妈。我放下电话，穿上外套就回家了。

我说过，电话服务中心在苏格兰多的是，所以我很快就找到了另一份工作。这回，我事先小心问清公司是干什么的，对方说是电信，我觉得还不错。等我来到公司位于格拉斯哥市中心的办公楼时，就更高兴了。该公司（咱们就叫它“想象公司”吧）专为英国一家大手机网络商处理客户关系。办公室宽敞明亮，员工年轻、生气勃勃，在接电话的空档还可以疯闹。

培训也像模像样，历时整整两星期，然后就放任我们跟客户打交道了。一开始我干得很高兴，不知道下一个电话是客户打入的还是电话中心主动打出的，而且必须随机应变。我喜欢跟客户交谈，了解他们的困难，帮他们解决问题，或根据客户要求推荐合适的手机。后来，我发现了这份工作的另一个内容，别的一切就都无关紧要了。

头一回使用偷来的信用卡就被抓住，我备受打击，但记忆中那欣喜若狂的一刻却丝毫没有消退。信用卡及其带来的一切让我着迷，但我失去了再偷的冲动，也没有勇气这么做。坐在想象公司里，我慢慢悟到，也许根本就用不着去偷。每天都有几十个人要通过我用信用卡买手机。我一定能有办法利用到手的信息，以某种方式让自己使用这些卡。

此时，凭我对信用卡系统的基本了解，有两个问题得解决。首先，我知道要用信用卡进行任何实质性购买，除了卡上的数据之外，还要答得出一系列安全问题。但是客户找我买手机时告诉我的信息，仅限于卡上的数据。第二，我不可能将这些人的卡拿到手里。每隔几分钟，一批信息就会通过我的头戴式耳唛进入，但我能做的唯有把那些数字键入，对自己一点忙也帮不上。成百上千的十六位卡号、到期日和发布号从我指尖流过。都是卡啊，新鲜的信用卡，等着带给我财富，却又可望而不可及。

然后有一天，我接到一个自营公司老板打来的电话。他要订购十部电话，想用美国运通商务卡付款。机会猝不及防地来了。刚开始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刹那间灵光一闪，我顺理成章就展开了行动。我让那人稍等别挂断，然后把耳唛从耳机上摘下来。我坐在那里，看着电脑屏幕上映出的自己的身影，竭力静下心来，苦苦思索怎样编造谎言。准备好后，我把耳唛重新戴回头上。“您在吗，先生？我接通了运通公司，另一条线，现在需要问您一些安全问题。”

一切进行得有如梦幻。我问了能想到的所有问题，远远超过必要限度，对方毫不犹豫，对答如流。我把所有答案和卡的原始细节飞快地记在一个笔记本上，然后谢过他，挂了机。很快这就成了家常便饭，每当对方听起来很友好，又有大量订购要进行，我就如法炮制；一本笔记本很快就记得满满当当。

我并不确切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但坚信好日子就在眼前。我开始处于一种无休无止的白日梦状态，想象着一旦笔记本里的东西派上用场，我将享受到什么样的奢华生活。我浑浑噩噩，心不在焉，不断受到警告，但想望着即将到手的好日子，警告都成了耳旁风。直到老板把我给炒了鱿鱼，并且立即生效时，我才猛地被拉回现实。经理随我走到办公桌旁，看着我关上电脑。穿外套时他也一直盯着我，我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告诉他这是我的地址簿，然后走出了办公室。还没到家，我就想好了如何利用这个笔记本。

第二天，美国运通公司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美国运通企业账户持卡者打来的。他希望把自己的地址改到格拉斯哥市巴特尔菲尔德区的新址。没问题，美国运通一位女士说，只是要先问几个安全问题。一切顺利。很快，持卡人再次打来电话，这次是另一位女士接电话。持卡人要求寄给他一张新卡，原来的卡丢了。确认安全问题后，这第二位女士说要核实一下账户的地址。

“巴特尔菲尔德，”持卡人确认说，“没错，就是我们的地址。”

“明天我们就把卡快递过去，先生，”她确认道。

挂断电话时我满头大汗，心慌气短。我知道自己现在还不是稳操胜券，但已经想好了应急措施。我钱包里将有一张我知道所有安全问题的卡，而且我还有一个备用计划，有望为我赢得一些时间，并掩盖自己的身份。但首先得收到这张卡，而不能惊动家人，引起爸妈注意我的鬼祟活动。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就起床，坐在厨房桌前，目不转睛盯着门前花园小路。两个钟头过去了，我仍旧独自坐在那里。一个手拿信封的男人推开了大门。

我的诈骗生涯中有一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打开这第一个信封、看到这张熠熠生辉的信用卡的一刻，当然要算在其中。它绚烂无比，签名栏空白，印有商务卡标记。我把信封和信撕碎，塞到垃圾桶最底下，关上厨房门，拿起了电话。耳机里又传来背景噪音、敲击声和说话声。通过安全询问后，我把账户地址又改回了原先的地址，然后挂了电话。我等了十秒，又打过去；这个电话很重要，我完全在凭直觉行事。

“您好，我想核对一下账户地址。”

“好的先生，我得先问您几个安全问题。”

“当然。”

安全问题过关之后，她读出了账户持有者的最初地址。

“对了，”我说，“实际上，您也许能帮帮忙。几天前，我把地址改成了格拉斯哥的新办公地点，但搬家花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长，我相信我的财务总监已经把地址改回来了。我需要往新地址寄点东西，您那儿没有新地址吧？”

“对不起，先生。”女士满怀同情，“我们只登记一个地址。贵公司财务总监把地址改回去时，另一个就给抹掉了。”

“没事亲爱的，”大获全胜！“不必担心。”

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公司的安全部门仍有可能发现往我的地址寄过卡，假如他们想起查查快递服务，就更容易发现。但我希望事情如此发展：

——今后几天，持卡人手中的卡无法用了。

——持卡人给美国运通打电话，公司会解释说，根据记录，他们已经寄出了新卡，然后把记录在案的地址读给他听。

——持卡人会疑惑地答应等新卡寄到。

——再过几天，他会再次给美国运通打电话，运通会查看账户，并意识到，有人在用这张新卡花这个家伙账户中的钱。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刻。他们会着手追查我，还是会审视发生的情况——未经持卡人要求就把一张卡寄到持卡人地址，地址是持卡人确认过的，可是卡最终却落入他人黑手——并尽快为账户持有人填上损失摆平此事？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一定是让这等严重失误公诸于众吧？

答案揭晓前，我还有一个星期左右时间。

我飘飘然走在去芒特佛罗里达火车站的路上，兜里揣着那张卡。在火车站，我看到艾伦还在售票厅尽忠职守，但我走上站台时他只是招了招手。行动开始了，登上火车时我想道。进城的第一站是戈登街的英国航空公司售票点，以下就是在那里进行的对话。

“一张伦敦往返头等舱机票，明天出发，谢谢。”

“对不起，恐怕英国国内航班没有头等舱，先生。”

“可是……登上飞机后靠左手边是什么？”

“机组人员坐飞机前部，先生。”

“呃？”

“不过我们倒是有公务舱。”

“行，好吧，就公务舱。”

“先生，您怎么付款呢？”

“美国运通卡。”

要说登堂入室、进入高级别诈骗领域，这算不上最顺遂的一次，却开了个头。那个女职员态度冷漠，不过没关系，我跟她说要为一位名叫艾略特卡斯特罗的同事订一张票；几分钟后，我拿着票，出来到了街上。我在城里还买了其他几样东西，但不希望引起人们对这张新卡的过度注意，于是决定等到第二天再真正一试它的购买力。

经过一夜辗转不安的睡眠之后，我起床告诉母亲，要拿积攒下来的工资去趟伦敦。这使她对我刮目相看，并说一定得去看看白金汉宫。我保证一定去，并告诉她，当女王在宫内时外面有四个门卫，不然就只有两个。她答道，我满脑子都是这些没用的琐事。我打出租去到机场，然后走向英国航空公司换票柜台。

这是我童年智利之行后第一次到机场，这种感觉，混合着犯罪的刺激感，使我走近换票柜台后面的小姐时紧张得浑身发软。老远就能看出，这个衣着破旧的毛头小伙子朝她走去时她是什么反应。就连我告诉她要飞往伦敦时，她似乎都拿不准我到底要干什么，可一调出我的公务舱订票，情形立刻大变。“谢谢您，卡斯特罗先生。”她微笑着，递给我登机卡和机票。

*

我直接去到登机口，呆在那里，直到通知登机。每当警察或保安经过，我都害怕得几乎要瘫软，然而他们看都不往我这边看一眼。等到安安稳稳坐在飞机上，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动，我才明白一切安然无恙，卡仍然好用，这就意味着……太好了，这就意味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在希思罗机场，我往派克巷希尔顿打电话，用信用卡预订了房间，并再一次语气轻松地提到了同事卡斯特罗先生，然后先坐火车，再换地铁来到那里。我是头天晚上从网上选定的这家酒店，它看起来很不错，但又不是太张扬。我知道我会显得很紧张，而且我头脑足够现实，知道一个十六岁独自旅行的小孩在巴莫拉尔那样的酒店出现，一定会显得格格不入。我需要找一个繁忙的连锁酒店，而不是专门提供个人化服务的上流酒店，那种地方会向你提出数不胜数的问题，保证搞得你头大。

登记入住手续几分钟就完事，我乘电梯来到房间，门僮要帮我提运动包，我婉言谢绝。这个包过去都是在火车旅行时装午餐和书本的。客房门一开，我便享受到初战告捷的快感。房间十分宽敞，一尘不染，海德公园的美景尽收眼底。楼下，人们熙来攘往，有人在卖报纸，有人在开出租；这些人在那里劳碌奔波，辛苦谋生，而我安坐在高耸云霄的酒店房间里，策划下一步行动。

我尽量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然后离开旅馆，叫了辆出租车。我有点紧张，因为根本不知道要去的地方在哪里；凭我有限的所知，这地方完全可能在另一个城市。当我躺在科朋本的床铺上读《塔特勒》杂志时，所有东西好像都来自同一条街上。杂志背面的所有手表、衣服、珠宝都来自那条街。我一定要去那里，不惜一切代价。

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我坐进去，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五张二十英镑的钞票。母亲千叮万嘱过不要在伦敦打车，因为价格太昂贵了。我手里的钱就是全部家当了，当然，还有偷来的卡——款项金额不详。

“这够拉我去邦德街吗？”

司机一开始显得很生气，然后又露出莫明其妙的神色。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那沓钱和那个不是常人可去的地名把他给震住了。对于他那种人，心怀破碎的梦整天开车四处转悠，眼见一个我这样的小屁孩以这种方式提出这种要求，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我再次尝试，小心翼翼不显得那么牛皮烘烘，避免给他施恩于人的印象。

“这里是一百英镑，够拉我去邦德街吗？”

“多半够了，年轻人，”他慢悠悠地说。“那条街大概五百米远。”

我点了点头，动弹不得。

“您还是乐意步行去吧？”

“是的。”我说，声音显得老了五岁。我走下出租车，来到邦德街上。一旦置身其中，刚刚遭受的屈辱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条街比我想象的要窄，这使得沿街建筑物更显宏伟。它们庄严地矗立在马路两边，装饰着精致的石雕、柱子和旗杆。但我的注意力很快就从建筑物上转移开了。

戴比尔斯、卡地亚、古姿、圣罗兰、瑞士表行、香奈儿、蒂梵尼、普拉达、达克斯、多尔切与加巴纳、宝格丽、爱丝普蕾、尼哥花尔、罗夫罗伦、阿玛尼、杰尼亚、苏富比、吉米·丘、巴宝莉、路易威登……

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砰砰啪啪在我脑中爆响，唤起广告和杂志上的形象。我甚至不知道时装品牌还有专有商店；而此刻，它们一字排开，呈现在我眼前。我已经决定了第一样要买的东西——更适合现在这种旅行的包，得比我那尽忠职守的运动手提包更能装。

我走进路易威登店，挑了一款大号旅行包。我再三对售货员解释是来城里出差，他毫无表情地点着头。在柜台前，为了将他的注意力从这张卡中即将被扣掉的700英镑转移开来，我又挑了一个飞来发记事本，一起结账。听到刷卡机咔咔运行并打出收据，我尽量不去看，结果波澜不惊，售货员几乎没核对我的签名就将货物递给了我。

出到街上，我躲到一条小巷口，把路易威登包从塑料包装里取出来，扯掉标签，然后把标签、塑料包装、飞来发记事本一古脑儿装进包里。我把包挂在肩上，走进古姿店。背上挎着这么个包，路易威登标识几丈开外都能看清，再察觉到销售小姐向我走来，心里就踏实多了。我抬头看她，可是视线立刻被旁边陈列的腰带牢牢吸住。我一眼看中一条厚厚的皮制陈列品，小心翼翼将价格标签翻过来：300英镑。配得上我。我一边把皮带递给销售小姐，心里一边想。

就这样，当我走进普拉达店时，身上还是旧体恤衫、牛仔裤，背上却背了个700英镑的路易威登包，腰上束着价值300英镑的皮带，十分抢眼。旁人看我一定挺滑稽，但要说我自己怎么感觉，那只有四个字：天下无敌。我又买了精品内衣裤，几件空白体恤衫，然后走出店门，来到邦德街上。夜幕渐渐降临，下班的白领和购物的顾客摩肩接踵。看着四周突然膨胀的人群，邦德街再次将我深深吸引。

街上的人都是陌生人，但他们都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带着同样的确定和自信，仿佛每个人都拥有走在上面的路的一小块。我背着偷来的包，束着偷来的皮带站在那里，人们路过我身边时，头发和皮肤都好像熠熠生辉。他们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说实话我真说不出来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但就是……与众不同。人们行色匆匆跟我擦身而过，好像我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没人在路过时看我一眼，就连我700英镑的包也不屑一顾。我感到有点泄气，终于决定回酒店去。

回到房间，我躺在床上给母亲打电话。我向她描述了酒店房间、窗外的景致和邦德街的热闹。她问我白金汉宫怎样，我说打算明天早上去，而现在正在决定去哪儿吃晚饭。她叮嘱我不要把自己的钱浪费在太高档的去处，我说不会的。当然，这是真话。

结果我并没有吃晚饭，而是去了牛津街附近一家酒吧，是酒店前台小姐推荐的，她保证那地方绝对高级。一星期前她还在那里见到过电视剧《东区人》里的两个演员。我还请她帮我在一家餐馆订了座位，但在酒吧里我跟两个穿西装的家伙攀谈起来，他们显然已经在那儿呆了好几个钟头。我能记得的只有他们在不知哪家银行上班，但两人的举止言谈一点儿也不像那么回事儿。

他们请我分享香槟，我一饮而尽，自己又要了一瓶。他们说起话来舌头打结，还老拍我的背，但随着酒精和氛围开始发挥作用，我很快把疑问扔到九霄云外。香槟酒200英镑一瓶，我很快就跟他们一样烂醉如泥。三个人醉眼惺忪，各怀鬼胎，全靠不断掏钱买醉把大家维系在一起，彼此间几乎一句话也没有。不过我还是记得一小段对话。当时我东倒西歪倚在吧台上，捕捉侍者的目光，让他再来一瓶酒。银行家之一有气无力地抬起头，脸上带着心照不宣的微笑。

“明天不上班啦？”他说，然后哈哈大笑。

在返回格拉斯哥的飞机上，我要了一杯香槟，然后坐回座位拨弄我300英镑一条的皮带。我在电话中心一个星期都没挣过300英镑，而现在拿这么多钱买这个玩意儿，只为了不让裤子掉下来。你说这是什么事儿。那天早上醒来，我除了头昏脑涨，就是口袋里的一沓收据。头天晚上在那家酒吧，买香槟总共花了我将近一千英镑。一千英镑啊，真令人难以置信。想想我上过的那些学校，所有排斥过我、辱骂过我的那些孩子，我纳闷他们中有多少人只身一人到过伦敦，下酒吧喝香槟酒，还买300英镑一条的皮带。他们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连格拉斯哥都没出过。

我想到，我早就知道自己比他们都强。我也许还不属于邦德街上的黄金人群，但我正在朝那个方向努力，并深信一定会成功。我从孩童时代起就一直感觉自己注定要享受更好的东西，要超过周围所有人，而现在，我终于从自己买的衣服和花的钱找到了证明。从我与那两个“银行家”为伍的一刻起，他们就接纳我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们看到了我点香槟不问价钱的方式，签账单毫不退缩的样子。经过了这样的两天，我怎么还能回电话中心去工作？我不会回格拉斯哥上班了，我甚至不会回那儿生活了。我回去是要取笔记本，看看它下一步会把我带向何方。飞机向北飞去，我满怀期待，几欲发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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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曼城同志（1）

现在该提到一件事了：我是个同性恋。您意料到了吗？也许并没有，因为没有多少线索提示。到底在哪里抖出这事颇费踌躇，不如干脆现在就给说了吧。重要的是，您得明白，故事进行到现在——我回到巴特尔菲尔德家中，在卧室里一页页翻看笔记本，把所有可能性一一列出——直到现在，除了我自己，没有人知道我是同性恋。

几年前我就有所感觉了，因为我看班上其他男生的样子有点怪怪的。倒不是说有过什么灵光突现的重大时刻，只是我脑中有点猜疑，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得到了确认。如果和您说实话，我倒希望自己是个异性恋，那样日子会好过得多。没有这件令人侧目的标记在头上招摇，我干的事情已经够棘手的了。

这是一种折磨，每天都得跟它斗争，不惜一切代价要抑制它。音乐、读书、酗酒能缓解痛苦，但只能管一时，这件念头一直萦绕在脑际挥之不去，一不留神就会乘虚而入。一想到要告诉别人我就恐惧万分。那些白日梦，我此前提到过的那些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夜晚，就包括性取向这件火烧火燎的事情——我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能有法子可想吗？

从伦敦凯旋而归后，情形似乎又柳暗花明。信用卡在起作用，它们所意味着的东西在起作用。我仍然是同性恋，只不过我不再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任何事情都没什么大不了。有这些卡，有它们来改变我的生活，就会万事大吉。我对此深信不疑。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又从厨房餐桌上蹦起来四次，到门外截住送快递的人。爸妈对我的举止越来越莫名其妙——我每天早上头一个起床，确保信件先到我手里，然后一连几个钟头躲进房间，闭门不出。他们问我新工作找得怎样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以为我每天下午一连几个钟头上网是做什么？”

我在做的是策划如何展翅高飞。我想找到一个可以藏身一阵子的地方，好好享受藏在床下那些卡。在这个阶段，我对使用这些卡仍然感到极度紧张，我想如果可以在远离家乡的某个地方使用的话，不被认出来的几率就更大了。如果事情败露，我也可以脚底板抹油——开溜，搭第一趟火车回格拉斯哥。另一方面，万一警察登门拜访，查问是谁让送这些卡的，我人不在，看他们找谁去？

当我在网上看到曼彻斯特活跃的同性恋环境，看到那里举行的肥美星期二狂欢节活动时，决心便下定了。伦敦此时还太令人生畏，我不敢往那儿搬，胆子也远远没到大到闯荡国外的地步。我告诉爸妈有个朋友在曼彻斯特，可以在另一个电话中心替我找份工作，然后把衣服塞满路易威登包，所有的卡和仅有的一点钱装进钱包，就去了芒特佛罗里达火车站。

艾伦正在售票亭值班，他告诉我曾经去过一次曼彻斯特看足球赛。有意思的是，我正要离开，他在身后喊道：“艾略特，你用的是特制火车票吗？”他哈哈大笑，但我吓了一跳，我没想到他已经知道我拿那堆空白票干什么了。

我在曼彻斯特下了火车，和风旭日，晴朗无比。在火车站广场上，我拦住一对年轻夫妇，问他们卡纳尔街怎么走，那是该城的同性恋中心。我一定让人一看就像头按捺不住的小公鹿，说实话我确实也是，但他们还算友好，告诉我一直走下去就是。我半跑着穿过几条街，然后来到挺长的一条马路，四周到处是酒吧和餐馆和密密麻麻的人群。

此情此景，我毕生未见。许多男人在接吻、拉手、拥抱，异性情侣也成双结对，有的人全家出动，甚至还有几个微笑的警察。每个人看上去都幸福无比，在充满革命气息的环境中如鱼得水-qī-shu-wang-。阳光似乎比格拉斯哥强烈得多，桌子从酒吧一直摆到马路上，座无虚席。舞曲从酒吧里弥漫而出，空气中飘浮着大麻的气味。

我看到一个招牌上写着伦勃朗旅馆，便走进去。用一张属于想象公司某个二十二岁客户的信用卡登记入住。房间狭小脏乱，但我无暇顾及，推开窗户，探出身子俯视那条街道。下面有几个人猛地抬起头来，我才意识到，我在兴奋中大叫了什么。“对不起！”我喊道，他们报以微笑，其中一个还举起瓶子向我致意。我回到房间，掏出那些卡，在小床头桌上一字排开，然后随便抓起一张，一跃而起，走出房间。

1999年那个夏天，头几个星期有点雾霭迷蒙。我住在伦勃朗旅馆，但只有睡觉时才在房间里。白天我会到曼彻斯特市中心，逛逛服装商店和唱片店什么的，一连几个钟头用顾客试听的头戴式耳唛听音乐。午饭场所视心情而定，小到咖啡馆，大到豪华餐馆我都会光顾。在后一种情况下，服务生会带着不加掩饰的蔑视神情，看这个身穿体恤衫的毛头小子大口嚼龙虾，要不就往鱼片上挤调味蕃茄酱。

晚上，我会独自到酒吧溜哒，在里面来回走，尽力吸引人们注意。我会像吸血鬼一样钉住出于礼貌而让我跟他们呆在一起的任何人，疯狂地点许多饮料，以此来巩固自己的位置。鸡尾酒、加味浓缩咖啡、香槟酒、一扎扎啤酒——我在这些新朋友还没来得及打发我开路之前，一瞬间就把这些统统点来。让侍者端酒我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到这时，我已经长大，一张脸也比年轻时更硬朗了。除此以外，我是常客，挥金如土如同发疯。但凡敬业向上的酒吧，没有傻到把我拒之门外的。

曼彻斯特看起来大而无当。我从凯诺街向不同的地区拓展——丁斯盖特、卡斯尔菲尔德、雅普街。我满怀热情投入全新的生活，甭管跟谁都能聊，青春少女、家庭主妇、生意人、退休老人，来者不拒。关于我的身世和显而易见的财富，他们各人会听到不同的版本，但没有人会打破砂锅（纹）问到底。似乎每个人对彼此所需都心领神会——只要我源源不断提供饮品，他们就让我滔滔不绝讲下去。

一张接一张，卡没法用了。刚开始，还不致造成太大问题，我只是做疑惑不解状，然后说得赶紧出去，给银行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儿。无非能去的酒吧少一家，床头桌上的卡少一张而已。然而很快，能用的卡就只剩两张了，我担心起来。一天，路过旅馆附近一家酒吧时，一张招贴映入眼帘：招聘吧台员工。我走进去，告诉他们我十九岁了，在格拉斯哥干过一家酒吧。他们问我会调制哪种鸡尾酒，我一口气举出一大堆，喝过的、听说过的全列出来，当下就把这帮人给镇住了。工作到手，当晚就上班。

接下来两星期，我大多数晚上都在这家酒吧干活，收酒杯、倒烟灰缸忙得不亦乐乎，只求没人找我调酒。这活儿挺新鲜，我把自个儿强加给同事们，他们不乐意跟我做伴也没办法。当然，我有一肚子问题向他们请教，而他们呢，一定对这个苏格兰年轻人迷惑不解，这家伙在酒吧倒班挣那点钱，连酒店每晚的住宿费都抵不上啊。他们不知道，我在意的可不光是钱：我需要有人做伴，还想瞅空看看刷卡机。

就在一两年前，酒吧开始可以提供现金返还服务了，也就是说，用卡付款的顾客，待店方刷过卡后，除了支付购物款项外，还可支取现金。当我需要现金时，有几次偶尔也用过这种方式，不过我还是宁可无论什么都用卡付账。这些机器不大让人放心，跟常规交易相比，取现能否完成不大有谱。

卡只剩最后一张，我终于醒过神来，得寻找新的资金来源了，笔记本的光辉时代已经终结。此时我已经弄到一个免费住处，是“魔力弗朗西丝科”酒吧里的一间空房，弗兰吉帮我弄的。他是个卡拉OK DJ，曾在好几个位于市中心的酒吧支持过节目。有天晚上我语焉不详地跟他讲了自己的经历，暗示童年不幸，从此他便把我收留到羽翼之下。

我们是奇怪的一对。尽管他也是同性恋者（看他的艺名，您也许已经猜到一二），但我们之间从来没发生过什么浪漫故事。我想我们只是对彼此略有兴趣而已。对我来说，他是个好小伙子，有些旅行经历，可以提供黄色故事和一个睡觉的房间。对他来说，我只是个伴儿，愿意喝酒熬夜到凌晨，彼此吹牛说大话。当最后一张卡也无法再用时，我感到很没面子，因为我吃着弗兰吉的东西，喝着他的酒，却没钱为自己的一份买单。

我清醒地意识到，所有卡都被注销了，并且可能引发连锁事件，最终导致我被抓住。我有意识地不去想这些，毕竟还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处理。此时我已经被两个酒吧解雇过了，他们先后慢慢发现我对要干的活儿一无所知。口袋里只剩下最后几英镑了。

我想到过返回格拉斯哥，再找一份电话中心工作，设法用跟以前类似的手法弄到信用卡详情。然而我知道，那样做风险很大，我还不准备马上杀回去。在曼彻斯特，即使起先随身携带的那些摇钱树已经不复存在，我还是有自由，有机会。我暗下决心，就要在这里达到目标，只要再多弄到几张卡就行了。

奇怪的是，我起初并没有将燃眉之急和下手偷窃两件事联系起来。我以前偷过一次，不过那是在酒精作用下一时糊涂产生的反应。此时我想的仍然是通过其他方式得到他人的个人详情和保密信息。凭这个我已经无忧无虑地过了一个多月，肯定还能找到法子再来这么一两下。

那天我坐在市中心一家酒吧里，满脑子正在盘算的大概就是这些事情。隔几张凳子坐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他脱下上装，放在椅背上。他这些举动我都看在眼里，但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觉得当时自己决定了要采取什么行动。我一定走火入魔，否则绝不会干这种事情，光天化日之下在一家酒吧里，四周任谁都可以一把抓住我。我一向不算莽撞，而当时更是胆小如鼠。尽管如此，那个男人起身上厕所时，我走过去，一只手溜进他的上装口袋。摸到一样冷冷的皮革东西，抓出来，头也不回走出了酒吧。

回到弗兰吉的公寓，我把钱包里的东西都倒在床上。现金有三十英镑，然后是各种各样的会员卡，还有国民西敏寺银行的一张信用卡。那天是星期四，商店开门会到很晚，于是我把钱和卡装进口袋，返回城里。从走下公共汽车那一刻起，我就感到非常不自在，大汗淋漓，惊慌失措。这是我紧张性干咳初次发作，后来无论我在世界上哪个地方，这种激动的干咳会持续不断，咳得我口干舌燥。

过去，怀揣通过笔记本信息得来的那些卡，不管走到哪里，我都觉得格外有劲，可不像现在这种感觉。那些卡曾属于我。卡上是陌生人的名字，但这无关紧要，卡送到我家时簇新干净，是专供我享用的。而此刻手里这张偷来的卡，显得肮脏、二手。它与我格格不入，充满危险，像塞在牛仔裤口袋里的手榴弹。此时我本应回家，洗个冷水澡，好好想想是否还要在这条路上走到黑。但我不管不顾，还是走进了一家精品时装店赌一把运气。

我不是一个很相信命运的人，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是个无情的大逆转。就在我镇静下来，试完几件衣服拿到柜台时，两件事情几乎同时发生。我把卡递给售货员，他拿起来查看。恰恰就在这时，在曼彻斯特知道我名字的总共二十个人（最多也就二十个）之一突然出现在我身旁，跟我招呼：“嘿，艾略特。”我看一眼我的朋友，然后转回去看售货员，他看一眼我的朋友，然后又看那张卡。我转身，夺门而出，迎面撞上警察。说实话，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现在我可以笑谈这些了，但对于那可怕的几个钟头，这个句号来得可真有点痛苦。

警察通过无线传呼叫来警车，我的朋友一脸狐疑走出商店。

“你还好吗，艾略特？”他问。

“还行，只是出了点乱子。”我说，警察抓着我胳膊把我带走，我尽量做泰然自若状。

回到警署，我就软了下来，解释说，我是从格拉斯哥离家出走的，做这样荒唐的事只是为了筹钱买火车票回家。怪就怪在警察好像并未想到，在服装店筹钱买火车票是说不通的。他们挺可怜我，其实我心知肚明，自己并不值得他们同情。警察给了我个警告，但又说假如只有这件事，我多半不会触更大的霉头，然后建议我乘晚班火车回格拉斯哥。我忙不迭答应了，一放出来便直奔弗兰吉家收拾行李。他不在，我留了张便条。

哥们儿，我要回格拉斯哥一趟，很快和你联络，谢谢一切。艾略特。

打那以后我再没有和他联系过。对不起了，弗兰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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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小偷生涯（1）

诈骗，如果实施得当，是一种令人着魔，能使你出人头地的职业。它是对智力、决心和精力的考验，需要对自我提升的热爱——需要有变得更好的愿望，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愿望，你就会停止学习，而一旦停步不前，就该大难临头了。你一天二十四小时脑中都会感觉到现实与虚幻交融混杂，漂浮不定；你还必须把这一点融会贯通于你的服饰、言语和走路的姿势中；它还涉及到永远不能写下来的人物、地点和名称；它可以用来使梦想成真，把你变成想要成为的任何人。它非常、非常困难，但也极其值得。

您也许已经从上一章的伦敦之行、笔记本等等体会到这一切的潜在价值，但您也看得出来，我并没有如愿以偿。我不知道如何达到目的。很多条件不具备，当我返回格拉斯哥时，我发现没有时间、没有场地来找出解决办法。您瞧，我没有钱，没有工作。家里有死盯着我的爸妈，这就决定了我不得不想方设法躲开他们，躲开他们的询问。所以我必须离开家，必须弄到钱，于是我成了一个小偷。做小偷和诈骗水火不容，偷东西是野蛮、低俗、恐怖的代名词，但我别无选择。我成了小偷。

*

一个小偷的十大窃案

1我住在格拉斯哥大学一所大而破败的学生公寓里，一个个小房间令人压抑，但我觉得它对这时的我却挺合适。如果你不是学生，只要按月支付很便宜的租金就可以住进去，任何银行卡几乎不加审查就接受。城中心还有便利的小酒店，附带停车场，十分适合我每天的日程安排。简而言之，我的日程安排就是：起床，吃点东西，然后一整天做两件事——偷银行卡，取现，然后回去睡觉。为了弄到卡，我会搭乘巡回地铁或公车，在咖啡馆、酒吧和夜总会附近徘徊；至于取现，我会耐心物色管理比较松散的酒吧，员工忙这忙那无暇他顾的酒吧，那些地方人们不太在意签名，也不会在意一个邋里邋遢、买什么都刷卡的十七岁小伙子。

这种生存状态和捡破烂的差不多。每天早上一睁开眼，我头一件事就是想上哪儿多弄一些卡，手边的卡是否还能用。一整天我都紧张得要崩溃，在格拉斯哥城里满世界小跑，躲避假想的追兵。晚上躺在床上，使劲回想在哪些酒吧里，刷卡不顺时员工会尴尬地道歉，而不是赶紧给银行打电话。

一天早上有人敲门，我断定是警察。还真是。我就傻站在那个阴湿寒冷的小房间里束手就擒，衣服撒了一地。我被带回警署，提起控罪，然后就放了。临出门，做笔录的警官说他肯定还会见到我。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好像赢了个彩头似的。

2眼看要到圣诞节,我好久没回家，爸妈那边我的说法是在这里找了个临时工作。我在格拉斯哥周围专找廉价酒店过夜，但即便如此，每天也得弄到大约100英镑才能勉强度日。这几个星期的日子很不好过，但是我逐渐摸到了返款系统的门道。口袋里还有些钱，有几张信用卡还好使。我并不急于见到爸妈，因为很清楚警察这会儿一定对我近期的恶作剧有所察觉，大概正守株待兔呢。

我断定最好的办法是设法转移一点注意力，想出的主意却很馊。我用一张还能用的信用卡租了一辆带司机的宾利。早上8点，一个司机驾着一辆闪闪发光的靓车来到格拉斯哥市中心一个小酒店接我，竭力掩饰满脸困惑却效果甚微。车后座宽敞无比，我拉下椅背上的餐板，摊开报纸，一边指示他往爱丁堡开。到地方后我让司机绕城兜了几圈，然后停在几家高档服装店门口，胡乱买了一堆东西。

给每个人买好昂贵礼物后，就该衣锦荣归了，于是我们又开回格拉斯哥。司机对巴特尔菲尔德不怎么熟悉，我指点他穿过大街小巷，一路上，当地居民看到我们，无不惊诧莫名。司机好不费劲才挤过不断聚集起来的人群。到家了，我让司机不停按喇叭，直到妈妈出现在窗前。我钻出车子，傻乎乎咧嘴笑着，高举购物袋给她看。她看看袋子，看看车，再看看我，然后摇摇头，拉上窗帘。

3我站在格拉斯哥城南一座公交站，想着晚上去哪里住。公交车开来，我上车买票，捡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车上只有一个身穿羊皮夹克的乘客，看我在他对面坐下，还翘起拇指向我致意。他头戴凯尔特队围巾，浑身啤酒味。不一会儿，他的头慢慢斜向肩膀，一两分钟后我再看他，人已经睡着了。羊皮夹克的侧边口袋中，一只钱包清晰可见。我从椅子上起身，不着痕迹地夹出钱包，快步走向车门。眼看着车站越来越近，30米、20米、10米，这时他叫了起来，

“嘿！”

我观察安全镜中司机的脸，他没有反应。5米。公交车减速，停了下来。

“嘿，你！”

司机转过头来，不明白是谁在叫，我站在他座椅一侧，挡住身后的视线。

“谢谢”，我对司机说。

“没事儿”，他边说边打开车门。

我跳下车门，一路小跑，耳边传来刹车松开、车子开动的声音。我停下步子看车。车驶过身边，那人了起来，拳头敲打着窗户，嘴不停地动，但脸上并没有愤怒的样子。他就那样站在车窗后驶过我身旁，看上去有些失落，还有些受伤。

4a清早6点，我在城郊结合处一个派对上偷了一张信用卡，叫了辆出租车径直开到格拉斯哥皇后大街火车站，搭最早一班车去了爱丁堡。我走上威福利车站台阶，来到巴莫拉尔酒店门外。仪表堂堂的生意人们从里面涌出来，手拎皮制旅行包和西服袋。我身穿牛仔裤、T恤衫，昨晚没洗澡，手里没有任何称得上行李的东西。一天刚开始，王子大街人行道挤满了上班族，马路上公车和出租车川流不息。我闪身躲开一个打手机的男人，硬着头皮往前走，上台阶，通过旋转门，来到接待台前。女接待员看到我走近，面色愈来愈警觉。她正要开口，却给我抢了先……

“请开个房间,”

她皱起眉头。

“我用……这个付款。”说着我掏出新卡，重重放到亮闪闪的玻璃桌台上。

十分钟后，我坐进一间小屋，面对一个保安。他皮肤发红，浑身冒汗，随着呼吸慢慢平稳，肩膀一上一下。惊恐之下一通奔逃后，我也累坏了，一只手还在一个街灯柱上刮伤了。

二十分钟后，我身处盖菲尔德广场警署，警方对我提起控罪，然后放了我，好让我去偷更多东西。

4b巴莫拉尔事件让我深受打击。我不愿再想伦敦，再想邦德街，再想在那些地方见过的人。那段日子本应是非凡生活的开始，本应标志着我进入另一个世界。但现在我却到这般田地，绞尽脑汁这里取现30英镑，那里鼓捣50英镑，好混过一天。我不得不天天出去偷信用卡，每天花好几个钟头盯着某个牺牲者鼓鼓囔囔的口袋，亲眼看到他本人。我渴望回到以前通过笔记本弄卡的时光，不必像现在这样，光天化日之下为攫取战利品而弄脏双手。但我做不到。我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从哪里弄到信息，而且无法静下心来做好功课。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四处奔波。

然而有件事是我能做到的，那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于是我把谨小慎微扔到脑后，几周工夫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套阿玛尼西装、几件品克衬衫。原先我把威登包放在了家里，因为它跟我平常的打扮根本不相配。这时我让它重新服役。一天晚上，我在格拉斯哥假日酒店披挂停当。身穿阿玛尼站在镜前，一肩挂着威登包，一肩挂着笔记本电脑，一时间我自己都呆住了。先前那个眼神躲躲闪闪的年轻人摇身一变成了富商。无论什么场合，这人肯定都能应付裕如。目光稍微还点游移，但我可以再下些功夫。

5我躺在艾尔城一家非常昏暗的旅馆床上，喝着速热巧克力饮料，看介绍利物浦一家叫做阿达菲酒店的记录片。显然这是一家颇有名气的老去处，虽然被时光磨去了一些棱角，对特定年纪的人群还是很有吸引力。第二天，我上了去往利物浦的火车，在阿达菲酒店开了间总统套间。真不如还是呆在艾尔。这里的房间有股霉味，黑黢黢的，我一点不想久留，冲了个澡就直奔老城。

现在我在大多数场合都穿阿玛尼西装。披上这层皮，我就能以积极一点的心态看待自己可怜巴巴的生活，再说它也挺适合我的新说辞，那就是，本人是个酒店顾问。虽说这一职业挺不靠谱，却很少有人探问究竟，而且酒店顾问身份也能解释我的穿着、旅行、大手大脚刷卡的习惯。这天晚上在利物浦走进一家光鲜酒吧时，我也是穿着这身衣服。侍者态度蛮友好，不紧不慢为我调鸡尾酒的当儿，我便向他兜售自己的酒店顾问背景。那天不是周末，整晚上酒吧里基本就我们两人，一夜过去，处得满不错了。我给了他可观的一笔小费，告诉他第二天还去喝酒。

“早上好，德文先生，不好意思打搅您，但信用卡的付款细节出了点问题，能麻烦您下来一趟么？”

第二天早上在阿达菲酒店，我就是被这样一个电话吵醒的。德文先生的卡片躺在床头柜上，但德文先生显然已经发现卡不在他手中。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套上衣服，收拾好东西，小心翼翼打开门。没人。真是万幸，我心中暗想，一边穿过走廊，拐进消防楼梯，走下五层楼出门便来到酒店后面一条小胡同。身边的钱还够吃顿午饭，不过没用信用卡好使了，行李倒成了累赘，让我很难下手再去弄卡。我在好几个酒吧守株待兔都没等到机会。随着时间流逝，恐惧渐渐袭来。天色愈来愈晚，我终于找到了昨晚去过那家酒吧。算我运气好，当班的还是同一个侍者。

我要了杯鸡尾酒，付账后身上剩下的钱全给侍者做了小费，然后在吧台前拨了个电话。

“他怎么？”我难以置信。“20分钟后他该来接我去机场的。我的信用卡还在他手里呢！”

酒吧侍者抬头看了看，似乎有些兴趣。

“那我怎么办？”我生气地责问。“我上哪儿过夜？”我摇着头，手插进头发。“哦，天哪！”我叫道，挂断电话，把手机放进外套口袋里，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躺在那位侍者家沙发上，侍者就站在我身旁。一个女人在他身后狐疑地瞥着我身边的西装和旅行包。

“嘿，伙计，”侍者说，挺难过的样子。“我们得上班去了，你看……”

“好，没问题，”我说。“我这就走。”

6我在曼彻斯特，从一家著名酒店的前台偷了两张信用卡，还在一家画廊从一个男人身上偷了一张，当时他正脱下外套，对儿子讲解。卡到手后，我徒步走到火车站，搭上去伦敦的火车。我取出笔记本电脑，打开。机器启动，出现我从互联网下载的一张屏保图片，太阳照在一小块沙滩上，光滑如丝，了无足迹。两棵棕榈树间，一张吊床垂下。我正待多看几眼，画面已切换到启动界面，我选了接龙游戏。

一路我都在玩游戏，车到伦敦，我下车走进优斯顿站繁忙的前庭。站在那里，我并未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可是突然间却感到一阵强烈的不安。思绪和压力像矢雨一样袭来，我一时几乎晕厥过去。我把包扔到地上，双手掩住脸。衣服下面，能感觉到一粒粒汗珠渗出，与此同时，这场毫无来由的攻击缓了下来，逐渐成形。明白了原委，我垂下手；可是这明白，其可怕丝毫不亚于不明白。我站在那里，看着所有人匆匆从我身边走过——他们去往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计划不同的生活，用手机跟不同的人通话——这时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我无事可做。

7这晚我在“谍影”酒吧，那是自称格拉斯哥档次最高的一家。打从在想象公司上班那些日子，我就是这里的常客，做起东来没完没了，风光无限的同时，也惹得不少人烦。当晚我醉得有点过分，胆子也忒大了点。我一连买了三轮酒，而且是用三张不同的信用卡、以三个不同的姓名付账。即便在最松懈、最不摆谱的地方，如此胆大妄为也难有好果子吃。

我递出第三张信用卡时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收卡的是前两轮买单的同一个侍者。如果起先我谨慎些，这人或许不会注意到姓名的不同，但我刚才实在太放肆了。从镜子里能看见他走向刷卡机，然后半道停下来。他转身朝我走来，我则起身拼命冲向门口。酒吧里满是人，我连推带拉穿过一群群人，不远处大门已经在望。我闷头继续前冲，离门只有一两米处，还是让保安给逮住了。

那天晚上，躺在警署的拘押室里，我心想这回肯定要蹲监狱了。对我的控罪越来越多，而且多半我已经缺席了一次庭审。上次回家时，我看到床上有一沓像是官方的信件，直到离家也没打开。可吃完早饭，一切又和先前一样：提起控罪，在文件上签名，然后释放，重获自由身。连钱包里的钱都还给了我。我叫了辆出租车去皇后大街车站。司机把车开下马路牙子。

“去那儿干嘛了，”司机说，一边朝警署扬扬头。

“看一个客户，”我回答。“我是律师。”

“哦，是吗，嗯哪，”司机不咸不淡。

“他偷了好些信用卡。”

司机抬头看看我，“干嘛使？”

“喝酒，买衣服，下馆子，还买了台笔记本电脑，”我说，看着车窗外寒冷清晨阳光中上班去的正常人，“还住高级酒店。”

“高级酒店！”他很吃惊，提高了嗓门。他大笑一声，从镜子里看我一眼，然后又一声大笑。

“这杂种，还真有胆儿！”

8经过一连好几周的不懈努力，我积攒了近三千英镑现金，为迄今最大胆的出击做好了准备。头二十块钱花在了从优斯顿车站出来的出租车上，我对要去的地方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奇^_^书-_-网|引得司机不时偷看我，搞不清这个毛头小伙子是何方神圣。地方到了，我起身下车，两个侍者上前帮我拿行李。其中一个推着行李车离开，另一个跳到我前面去开门。“欢迎来到里兹大酒店，先生，”他满脸放光，做出一个“请进”的漂亮的手势。

我做的准备可以说无懈可击。一切都是用现金预订的（650英镑，早餐和税费除外），用我自己的名字。入住手续毫无麻烦，我跟着门僮到了客房。房间装饰豪华，光鲜亮丽，氛围优美，比想象中还要好。我想白金汉宫应该正是如此，墙上是带花纹的壁纸，一屋子古董家具。我打发了门僮，然后走到俯瞰匹卡迪利广场的双开窗户前。地上，从出租车走下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门僮正引他进酒店。我回到床上躺下。里兹大酒店。没人能碰我。没有信用卡牵扯进来，没人需要突然在口袋里东找西找，寻思卡跑哪儿去了。乌云散去，一片清澄。这就是我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忍受煎熬的原因。来到这种地方。在去智利的飞机上透过灰色帘子惊鸿一瞥的那个世界，之后一直忽隐忽现，引逗得我神魂不安的那个世界。它就在这里，在我手中。如果我能干得再好一点，再聪明一点，我就会无时无刻不拥有它。

9刚出曼彻斯特城，在前往格拉斯哥的火车头等厢里，售票员走到我跟前。我朝她笑笑，把信用卡递过去。我竭力全神贯注在报纸上，却很明白她在犹豫，翻来覆去地查看卡片。我能感觉到喉咙愈来愈痒，就在这时她把卡片还给了我。

“谢谢，旅途愉快，”她没多说什么，走了过去。

没过一会儿，扩音器响起来：

“哪位乘客有医护经验，请和乘务员联系。列车上有位乘客不舒服。”

我觉得挺很好笑，因为我口袋里那张信用卡正是一位医生的。倒霉的乘客，我心想，因为我只有最基本的急救常识。我埋头继续看报，但肚子有点饿，四周也见不着服务员，于是起身往餐车走去。我找了张桌子坐下，朝售票员笑笑，她正陪一个看起来很难受的女人坐在一张桌边。她眯起眼睛若有所思，突然，一连串让我心里发毛的念头冒了出来：信用卡，她看过那张卡，她仔细读过那张卡，旁边这位就是生病的乘客，艾略特你这个白痴，马上她就要……

“您是位医生，对吧？”

刚开始一切还好。我用了真名，心想几分钟就可以完事。我坐在生病乘客的对面，她说她难受，呼吸吃力。我说她的病看来是惊恐所致。一会儿，两个真的医生过来了，一个是位上了年纪的中国男人，一个是年轻的亚裔女子。很幸运，他们同意我的诊断，中国男人还建议女乘客去医院检查一下。售票员拿起手机，告诉我们将在下一站安排救护车来接。

听到这些话，乘客看上去大有起色，她微笑着谢谢几位医生，特别是我。那两个医生随后离开了，她于是给我讲了更多她的情况。她去英格兰看家人，但是由于说不清楚的原因，想起要见到男朋友就很紧张。

“有人能陪我一起去医院么？”

她看了看我，售票员也看了看我，我别无选择……

“好吧，我去，”我勉强挤出笑容。

于是我们几人上了救护车，那位乘客、一个有点起疑的护理人员、一个满心疑虑的卡斯特罗医生，所有人里最恐慌的大概就是他了。

“你多大？”

“27岁。”

“行医多久了？”

“两年。”

“什么领域？”

“神经外科。”

这下那个王八蛋才闭嘴。汽车行驶在坎布里亚乡下，谁都一言不发，看雪花纷扬，飘落在路上。到了卡莱尔医院，护理人员把病人推上担架车，我紧张兮兮尾随其后。病人和我被扔在一个小间没人管，直到一位上气不接下气的护士从拐角蹦出来。

“卡莱尔城外发生了一起大车祸，”她激动万分，“您能不能自个儿检查一下这位女士？我们的医生都没空。”

我跟她说我其实是神经外科医生，为了让我自己安心起见，能让一位普通医生来做检查吗？护士走开了，半天不见踪影。我们俩又聊了一会儿，但局面变得越来越尴尬。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此刻她肯定一点事儿也没有，我呢，就等着什么人随时上来查问我的来路。这时护士又出现了，医生还是没有。我拿了个听诊器，让那位乘客向前倾，把听诊器塞进她后背。这招是我从《伤亡》中学到的，护士一看挺放心。我让乘客做了几个深呼吸，自己使劲皱了一会儿眉头，然后把听诊器还给护士。

“她没事了，能帮我们叫辆出租车去火车站吗？”

她们俩听了之后都大大松了口气，没多久我和病人就到了卡莱尔车站，不过等着我们的还有更糟的消息。大雪阻路，火车无法北上，铁路公司将派出租车送每位乘客去格拉斯哥。如果车票的目的地更靠北，公司将安排在格拉斯哥住宿一晚。凭着一向的机警，我溜到售票机前买了两张去阿伯丁的票。

我们和另外两人同乘一辆出租车，我和病人坐在后排。她很累了，如此折腾一晚上，她肯定感到颇为窘迫。我偷偷塞给她一张去阿伯丁的车票，告诉她可以凭这个在格拉斯哥的酒店免费住一晚。她看上去有些困惑，于是我补充说这样可以让她再晚一天见到男友。汽车冒雪开往格拉斯哥，我听到她呼吸变得急促，便握住她的手揉搓，让她放松，很快就要到家了。最怕的就是她再度发作，又要拿我的医疗天才派用场。她安静下来，不过神情有点古怪，车到格拉斯哥，在一个红绿灯口她突然要求下车，分手前停了一两秒钟再次向我道谢。

“别客气，谢天谢地你没事。”我说。我真的谢天谢地。

从铁路公司安排的便宜酒店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把我的医生角色换成了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我们没谈多久，她很高兴听到我的声音，但显然她并没有听进去我的话。能听出来她似乎要告诉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奇*书*网^_^整*理*提*供)终于她插了进来：

“他们在找你，艾略特，警察。”

“我知道，没事的，都摆平了，”我撒谎说。

10从大学宿舍和最初用信用卡取现的日子到现在，差不多有18个月了。如今，每当身处格拉斯哥市中心，我可以停下脚步，在脑中调出一幅清晰的地图。它会告诉我附近有哪些酒吧，每个酒吧用什么机器，跟哪些银行结算。我还知道不同银行的不同取现政策。比如：汇丰银行的机器不需要银行授权就可以取现最高30英镑，巴克雷银行和其他几个银行则每便士都要查对。同样，我也熟悉各种机器，知道每一个停顿和每一声提示音代表什么。我知道什么时候该把卡拿得稳稳当当，什么时候该把它一扔发疯般夺门而逃。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走到街对面，好躲开某些酒吧和商店，因为我在那些地方是个熟面孔，而且不能说是个让人喜欢的熟面孔。

但这天我不在格拉斯哥，而是身穿阿玛尼西装走在阿伯丁市中心，衣服口袋里揣着全城最好一家酒店房间的钥匙。路过宏大的法院大楼时，我决定进去看一眼。我对法院和法律系统向来就有兴趣，考虑到我所从事的行当，有这方面的兴趣应该是种好事吧。法院前庭里，身穿袍子的律师熙来攘往好不热闹，身后跟着各色人等，一脸负罪感，衣衫不整，闷声不响。我满心崇敬看着这些律师，对他们的袍子、他们深知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利的态度心向往之。

离开法院大楼，我来到一家当地酒吧，点了顿丰盛的午餐外加一瓶昂贵的红酒。小酒吧生意不错，两三个年轻侍者挺卖力地忙乎着。用餐完毕，我叫了杯啤酒，用信用卡付账时让侍者替我取现一些钱。我口袋里有两张信用卡，都在一天天老去，我得抓紧时间用它们弄点现钱。

十分钟后，等起先招呼我那个侍者收拾杯子时，我把他同事叫过来，依样画葫芦再点了一份。他灌满一扎啤酒，然后把卡插进机器，电话响了，他过去接电话。机器正打收据，起先那个服务生回到了吧台后面。

我坐在吧凳上呆若木鸡，眼睁睁看着事态发展而无能为力。他取下打出的收据，拿起卡仔细查看，然后朝我走来。到我跟前，他停下步子，手掌撑在吧台上，身体前倾把卡递给我。在他身后，机器开始“哔哔”作响。

“伙计，你如果还想离开这里，最好赶快……”他越过我的肩头看着什么，声音逐渐低下去。我转过身，看见一个胖男人正拎着一大箱土豆条和软饮料进来。这人嘴里叼着一支烟，腰带上挂着一串钥匙。打开的门外，能看见一辆客货两用车，行李箱开着，里面放着很多纸箱。

“怎么回事？”他看看我们，又看看响个不停的机器。

“我还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听起来完全不像我自己。我滔滔不绝，告诉他们我是从曼彻斯特来的律师，信用卡是我客户的，他授予我全权合法使用他的卡。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胖男人不知所措，这时门外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

“嘿，小伙子，能过来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吗？”他朝路过的两个警察喊，我的心“扑通”沉了下去。

这只是数百件事例中的一些。发生的情况可能并不完全像上面所说，毕竟过去好几年了。有些故事可能是好几个事件的组合，也可能不是，这些事情很容易混在一起。有些案例则分毫不差，因为我做过总结，文字材料就在我牢房里。实话告诉您，确实还有些事我记得一清二楚，却不想提起，虽说我挺后悔干了那些事。不过，从上面的故事，您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我偷遍全英国那几个年头（1999年过去，2000年到来；2000年过去，2001年到来），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蹲监狱是迟早的事，唯一令人惊讶的是最后是以什么罪名把我送进去的。想想满天飞的一张张逮捕证——因为抓到我现行，因为我制造的麻烦，或因为我屁股后面的一连串犯罪事实，而签发的那些逮捕証。想想英伦三岛各个城市的地方检察官如何逐渐把种种蛛丝马迹汇聚到一个人头上。想想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30多个警察在笔记本上用粗体字记下了我的名字和有关描述。想想所有那些酒吧和酒店的员工，他们一看到我的影子就会立刻报警。想想几十个深受我祸害的人，每天一边忙生意，一边还对我的恶行耿耿于怀。想想所有这一切吧，他们会以什么罪名收拾我？

假冒他妈的什么医生。

您能相信吗？

监狱俚语“怪胎”原先是个官方缩写，表示“非普通犯罪分子”。后来不知怎地，囚犯们把它拿过来，当成性变态、强奸犯、性攻击者、侵犯儿童者的标签，谁要是一身而兼多任，那就十恶不赦。哪个倒霉狱友戴上这类标签，立刻名誉扫地。在牢里走动时，这等人总得时时回头探望，不定哪个角落就可能有人跳出来把他们痛揍一顿，甚至戳上一两刀

有幸还是不幸，“怪胎”的名头现在搁在了我身上，直接带来的一个不愉快后果就是我知道了自己现在身处的危险。我企图跟那些听说我是“怪胎”的狱友们争论，可结果不是挨一顿臭骂，就是隐隐约约受到威胁，弄到最后，只是越抹越黑。

我发现一个监狱现实-——如果一个对你不利的谣言散布开来，你的处境就很不妙，而且只会越来越糟。虽然兰卡斯特农场只是一个关押青少年罪犯的监狱，但里头的人对监狱规矩都很在乎，所有小伙子铁了心不理我，而牢头们心知肚明，袖手旁观，任由事态发展。

我并不是对付不了这种情形——在我自己的世界里独处，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折磨我的是始终存在着身体侵害的威胁。在天井或廊道上散步，一个人在桌边吃饭，或呆在IT课教室里，我都能感到周围含而不露的威胁。我常常三下五除二完成IT课作业，速度极快，结果大部分时间都在替牢头们打备忘录。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干这种事只会为我招来更多的憎恨。

我不再给家里打电话，除非实在没办法，非得让他们寄什么东西来不可，因为我知道无法向妈妈隐藏我的不安，不管她承认还是不承认。唯一真正的逃避就是从监狱图书馆借来的书，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每星期只允许借三本。我无法控制自己不把它们一扫而光。结果每个星期快到尽头，就剩下好长一段日子无事可干，备受煎熬。

夏天快到了，晚上八点被关进牢房时，外面还很亮。我的牢房冲西，可以看到天空变红，窗上铁条的影子在牢房地板上慢慢拉长。无书可读的日子，我会侧身躺着，看阴影从石头地面缓缓移过。天黑后我就仰面躺着，绝望地尝试什么也不想。直到天快亮，睡梦才姗姗迟来，然后莫名的危险又伴随新的一天而开始。把我救出这个折磨人周期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时间的流逝。我逐渐明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那个坏我名声的牢头可能还是想得挺周到，他把我放在怪胎尺度上偏下的部分。在狱友和我之间好像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协议，只要我不招惹谁，他们就不来麻烦我。另一个救星是来自詹姆士•麦克林的一封信。他非常大度，祝我一切顺利，并且建议我利用服刑的时间多加准备，争取未来过得好一些。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让我在监狱里多四处看看，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从某个程度上讲我已经这么做了。我回顾那一两年偷东西的情形，反省自己做过的事情，然后明白了错在哪里。我错在给逮住了。

突然我又感到精力充沛了。手头有这么多私密时间，几乎每晚12个钟头，没人能抓到我，谁也不能加害于我。我为自己好死不如赖活着找理由时，需要的不正是这个吗？这段时间正好可以用来完善一个系统，逃脱最后被抓的宿命。

我现在不再害怕晚上八点钟牢房门“砰”地一声关上，留下我一个人胡思乱想，与阴影做伴。我开始把时间花在监狱日记上，盼望无所事事的晚上赐给我的隐私和机会。在牢房中，我会坐在床上，一边看太阳在铁窗外慢慢西沉，一边回想自己做过的一切——从第一张卡和拉格斯车站月台上的警察开始，直到现在。我会躺在黑暗中回想在想象公司那些日子，然后一直回溯到我最龌龊的盗窃行为。

我随意选取一些场合，在心中把它们过一遍，想找出什么地方做得对，错又在哪里。有些错误很容易发现，而有的成功纯粹是撞大运。想象公司那些卡应该算是最成功的。它们最接近于一种系统化的方法，跟偷鸡摸狗的局限相比，无疑是个进步。

然而我仍然受到缺乏知识的阻碍。对于信用卡系统本身，我只是误打误撞偶尔了解到一些东西——银行不会追查投递错误的卡，刷卡机有哪些基本功能，等等。我需要更完整、更具体的信息，需要更加接近信用卡的运作过程。

另一样东西也是我所需要的，那就是为自己寻求更多保护——我得让银行花更长时间发现我在干什么。他们越难查到我，卡在我手里能用的时间就越长，而最终某人索性放弃追查的机会也就越大。对于随机的检查，应该有一种安全保护。口袋里揣着那么多印着陌生名字的信用卡，怎能悠闲自在地享受它们带给我的生活？就是这些陌生名字突然让我想到一个办法。有一回，我从达姆夫里斯一家早餐旅馆打电话给一家信用卡公司。此前趁管家老太太取钥匙时，我从前台偷到了一个人的详细资料，打电话就是想用这人的名义订一张卡。

订卡没成功，但在兰卡斯特农场那天晚上，我想起的不是这个。不如说，我想起的是当话务员接转电话时反复播出的录音信息，其中特别有一句现在蹦了出来。“为亲朋好友和同事订一张信用卡副卡吧，好处多多！”信息就是这么所说的。亲友和同事意味着不同的名字。亲友和同事因此也就可能意味着艾略特·卡斯特罗。

你们中有的人可能已经知道，监狱不喜欢送人出门。释放那天，我换上自己的衣服，在等候区整整干等了四个钟头，牢头们却极力装出我完全不存在的样子。他们显然不怎么乐意看到我重新穿上一身昂贵西装，享受从囚犯到自由人的身份转换，得意洋洋斜倚在长凳上。我则拿定主意，让他们明白不管怎么拖延，都影响不了我的好心情。跟一个牢头目光相遇时，我对他报以一笑。他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

“你在他们眼里挺帅，是不是啊？”

“谁？”我说，但他只是哈哈大笑。我家里人，他们已经到了。这可有点令人惊讶，记得头天我还给妈妈打过电话，她可瞒得挺好。天色渐渐放亮，牢头们仍然对我视而不见，聊着足球和女人，要不就在办公室里晃来晃去消磨时间。终于，一个牢头拿起电话一边看着我一边说着什么。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笑出来，眼看要开门放我出去，还想吓唬我！他走过来。

“准备好啦？”

“是啊。”

“好样的，小子，”他说着，领我走出冲着大门那扇门。到了大门，他告诉我继续往前走，我穿过大门时，凭余光看到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我一抬头，看到他正指着我，我再转过身，便明白了他把我指给谁看。这会儿我正站在一条长长的用铁丝网圈起来的通道中，末端是另一道大门，大门之外是两个警察，旁边停着一辆车。

“他们要干什么？”我问牢头，可他已经走开了。

原来他们并不需要拖延我出狱，因为我根本就不会离开监狱。我心里七上八下，拖着脚步走过通道。近了，更近了，一个警察说：“别紧张，过来吧。”

我穿过大门，警察转过我身子，铐上手铐。

“艾略特·卡斯特罗，你因欺诈嫌疑而被捕……”

天气晴朗，我们驱车前往曼彻斯特。我请他们把后窗打开一点点，刚好开到可以在脸上感觉到阳光和风的程度。我问他们对我的控罪是什么，他们说不能详谈，但可能挺严重。这就够了，我明白那天是回不了家了。

我不能获得保释，几小时后就会因为这项新的控罪而被送到新的监狱拘留。我浑身麻木，脑袋好像因为恐惧过度而无法对这一新的逆转做出反应。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妈妈正坐在巴特菲尔德家里的前屋，眼巴巴盼大门打开，看她儿子走进家门。想到这里我又生气又伤心。我把嘴凑到打开的车窗大放悲声，汽车疾驰向前，我的嚎叫湮没在公路上的风声里，鬼也听不到。

那是2001年6月，警方抓住我，是因为我犯的最大的一次案子。在时而疲于奔命、时而小偷小摸的2000年，一天我正坐在曼彻斯特玛勒麦松酒店的酒吧里。一个生意人踉踉跄跄起身，把外套忘在了椅子上。我捡起外套正要叫他，可觉得一边沉甸甸的，显然口袋里有钱包，于是就没叫出声。

看到两张美国运通卡，好一阵子我简直惊呆了。从来没想到有人会有两张卡——一张个人卡，一张公司卡。当时只想，这个意外发现实在是太幸运了。第二天一早我就直飞伦敦，住进了摄政王街上的朗廷希尔顿酒店一间阳台客房，500英镑一晚。接下来一连三天，我混迹于邦德大街，享受餐馆、香槟酒、高级酒吧，乐而忘返。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次历险总共花销了多少，现在又一次在曼彻斯特中央车站警署拘留室坐下来，方才明白。值班女律师抬起头，皱着眉头：“一万一千英镑多一点，”语气好像说肯定弄错了。一开始我感到一阵狂喜，在监狱的日子里，好久没有过这种兴奋的感觉了。

一万一千英镑。花在那些个白天，当我为夜晚外出而挑选穿着时；花在那些个夜晚，当我在一家又一家酒吧留下半空的香槟酒瓶时。一时我被成就感淹没，但它并不能改变不那么有成就的现实。这可是不小的一笔欺诈，对于可能的判决和能否保释都会有很大影响。

玛勒麦松酒店里某个隐蔽的电子眼捕捉到了我的形象，而朗廷希尔顿酒店也能拿出一套与在下匹配的象素。我被剥夺了所有权利，律师也爱莫能助，他预计我会被判两年监禁，而且拒绝保释，说完他就去跟警察谈判，留下独自我品尝苦酒。

痛苦到来的方式使之加倍难以忍受。回想起朗廷希尔顿之旅和它所代表的一切，同时眼看又要被关更长时间，这一正一反，实在让我心都要碎了。但是，法制系统是一个难以预料的动物（您大概已经发现这一点），当律师再次出现时，所有的担忧都烟消云散。警察问他我过去是否有按时出席审判的记录。他给了个肯定回答，就这样，我又被保释出去了。

十分钟后我就走在去曼彻斯特皮卡迪里车站的路上，头晕晕乎乎的，但心情好极了。我太心神不定，直接上了去格拉斯哥的火车，却忘了身上仅有的是兰卡斯特监狱发的囚犯旅行证。祸不单行，查票员是个白痴，毫无理由地非让我在兰卡斯特下车不可。

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只好在兰卡斯特那个令人厌烦的小车站下车。等候下一辆去格拉斯哥的火车十分无聊，于是我加入售票处前排队的行列。令人吃惊的逃脱、朗廷希尔顿和即将归家的前景大大壮了我的胆。轮到我时，我决定尝试一下久违的成功味道，不管多小。

我极其耐心地向售票处工作人员解释我是监狱系统的雇员，有公家旅行证，本来应该让我乘头等车去格拉斯哥，可不知怎么搞的——我十分谅解地耸耸肩——旅行证给弄错了。那人看了看我。他眼前是个一脸诚恳、身穿漂亮西服的年轻人（我脚边装随身物品的黑色垃圾袋自然没进入他的视野）。就这样，一张崭新的头等车票到手了。

在巴特菲尔德，家人热情欢迎我，但没过多久，当我解释了为什么去曼彻斯特转一圈后，大家就担心起来。我没法不告诉他们回来这么晚的原因，再说让他们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有所准备也好。我尽量让他们放心，但无法否认一两个月后又得回去蹲监狱的可能性。

至少目前，一家人又团聚了，吃晚饭时大家聊得热火朝天，似乎又回到了以前的美好时光。迪恩逼着我讲监狱故事，爸妈则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我说得先等等，看曼彻斯特的事情进展如何，与此同时我会试着找找工作。这话说起来也不假。

第二天我出门想偷张卡，但不到一钟头就打道回府。我坐了一两路公共汽车，进出了一两家酒吧，然后搭另一辆公共汽车回了家。偷东西我已经没胃口了，而且也不想冒这么快又回去蹲监狱的危险。可是，跟历来一样，我无法抵挡要有所斩获的渴望，而斩获首先就意味着金钱。

我很想试试在某人账号下订不同名字的副卡这种做法。这样做除了使我钱袋里装的东西看起来合法之外，还能帮助我解决身份证的问题。我反复琢磨，突然醒悟到，这样做对解决身份问题的最大好处，是跟我的护照相匹配。而这就意味着旅行，意味着出国旅行，这样一想，我简直迫不及待要重操信用卡旧业了。

好几天，我呆在家里惹得爸妈心烦。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和妈妈都没有工作，三个人挤在一块儿，很难相安无事。结果我只好在自己房间里一躺就是好几个钟头，绞尽心思解决弄副卡的问题，跟在牢房的日子没什么两样。我让问题回到最基本的水平。我需要一张卡，钱包鼓鼓的那些人携带的那种卡。

虽然我可能并不理解这些人，而且我尝试加入他们世界的企图迄今为止尚未成功，我明白自己知道一件与他们有关的重要信息。这事到现在我已经知道好些年了，自从第一次看到巴莫拉尔酒店并且看到里面的男男女女之后，就知道了。我知道的是：有钱人会住酒店。

我离跻身于有钱人行列已经不远了。我只需要找到一种方法，从入住酒店的持卡人身上搞到详情，好施展我的腾挪功夫，化他人之金为己有。我想啊想，然后得出结论，做到这一点的最简单方法，就是问持卡人自己。想明白后，我起了床，走到前屋，关上门让爸妈听不到我打电话。

我掏出电话簿，挑选了格拉斯哥一家昂贵的酒店，从前有一次，我曾悠哉游哉从那里跑出来，而卖酒的侍者看着“哔哔”作响的刷卡机发愣。酒店接线生应了电话，我要求跟史密斯先生说话。可是酒店里没有名叫史密斯的客人。我道了歉，挂断电话。十分钟后，我请她接堪贝尔先生。接线生没有回答，略有停顿之后，响起了不同的铃声。

“喂？”

“喂，堪贝尔先生，”我不带表情地说。“这是前台的约翰。我们正处理您的信用卡，可是需要打电话获得您的授权。我刚给银行方面打过电话，他们让我跟您核对一些安全细节。”

“啊，好吧。”他听起来几乎有点尴尬。“尽管问吧。”

就这样，我的酒店电话把戏开场了。过后几年，我会改变把戏的某些方面，有时是出于事先设计，有时是出于对客人个性的反应。把戏并不总是灵光，有时候得边打边随机应变。尽管如此，-qī-shu-wang-堪贝尔先生给了我一个梦幻开头，他把自己大来俱乐部国际信用卡的详情一股脑儿全给了我。我谢了他，并祝他好好享受在酒店的其余时光，然后很快就在堪贝尔先生的账号下面以他侄子艾略特·卡斯特罗的名字订了一张卡。

这两步行动配合得天衣无缝，空中弥漫着革命气息，我打好路易·威登行李包，静候下文。一两天后信用卡送到，为我发出了上路信号。我告诉爸妈呆在伦敦可以更好地处理曼彻斯特那件事，而且在那里有可能找到某些不知名目的工作。这么快就离开迪恩真让人难受，但我向他许诺回来时一定送他一两件礼物，然后就离开了。

在伦敦我住进圣马丁酒店，在旅游网站Expedia上读到过这家酒店。该网站给这家酒店的评价非常高，声称名人雅士和一大帮社会精英都趋之若鹜。对我来说已经够好了。在前台我一边显摆自己的行李，一边问了一大堆问题，结果他们把我升级到角落里一个套间。好一套富丽堂皇的客房！从高高的条形窗户看下去，街景尽收眼底。我对这套客房如此着迷，那天晚上怎么也舍不得离开它，于是订了一大份客房送餐，还订了各色各样的饮品。

第二天，我走在摄政王街上，一副志得意满，雄心勃勃的样子。之后发生的事情，不能不归咎于此。抬头看见一个大英航空公司的招牌，我便走进店里。客人满满当当，乖乖排在绳子拦起来的一个Z字型队列中，但稍往旁边一点，又是一番景象。一个悠闲自在的金发女郞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头顶上悬挂着一条横幅，上书“仅供头等舱乘客”。

不用说，这对我就像招引公牛的一块红布。我雄纠纠走到金发女郞面前，告诉她我要订一张头等舱机票。女郞“噌”的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给我泡了杯茶，然后说了一大堆天气之类不着边际的话。趁她滔滔不绝时，我浏览了桌子后面墙上的一张招贴，等她终于回头问我去什么地方时，我已经胸有成竹了。

“多伦多，”我说。招贴画上，最吸引人的就数多伦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尼亚加拉瀑布一直是地图上我的一个最爱。女郞友好得要命，同时不忘告诉我票价是四千多英镑，而我脑子正热，未加考虑就把卡递给了她。她刷卡的当儿，我眼睛四处扫了扫。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几秒钟之内我就能融入街上的购物大军。

可是并没有逃跑的必要。我从容迈出店门，眼看排队买经济舱机票的倒霉蛋投过来羡慕的目光，心里美得不行。飞机第二天才起飞，我抽空给自己置办了一大堆度假衣装，特别是暖和的毛衣和一件厚厚的滑雪外套。

回到酒店，我收拾好行李，然后躺在浴缸里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另一只手握着一杯香槟酒。我告诉她即将进行的旅行，她好一阵默不作声，然后叹息几声，但我把它说成一次工作机会，让她心里能抱一丝希望。她问我会不会去看尼亚加拉瀑布，我说会的。

爬出浴缸，一个念头涌上心来。除了一两百英镑外，我只有一张能用的信用卡。想到这一点，我拿了几张酒店信笺、一只笔，坐到电话机旁。等到上床时，纸上已经记下了整整五套信用卡信息，以备紧急情况之需。好小子，何其幸运，何其幸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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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五章 加拿大特工（1）

在我瞒天过海，盗用一张又一张信用卡的过程中，有许多时刻让我觉得心血没白费。购物、晚上外出找乐子、酒店房间、餐馆美食，不一而足。但最棒的还是要算坐飞机头等舱。您也许对此不屑：不就是一次空中旅行吗，不，绝不是如此简单，从来不是。

头等舱能勾起我的儿时回忆，让我想起第一次乘飞机去智利，小小脚步蹒跚在飞机过道上的情景。当我自己加入头等舱行列时，方知当初的美好憧憬没有被辜负。我不仅摇身一变跻身有钱有闲阶层，拉开了跟普通英国老百姓的距离，而且这种身份无时无刻不得到认可。

在多伦多航班柜台换登机牌时，我所在的队列寥寥数人，旁边则是一条条长龙，看着那边人头攒动的拥挤情景，无法不感觉到这种明显的地位差异，不断膨胀的喜悦感让我飘然欲仙。那些芸芸众生，有一家老小，有年轻夫妇，甚至还有一些生意人。一条清晰明了的界线不期然把我和他们分开，不但我明白，他们也清楚这一点，只不过故意假装无视我这个衣着华贵的年轻人，不乐意看到我倚在柜台上与服务人员谈笑风生的样子罢了，且不提柜台职员平素拉得长长的脸，此刻正灿若桃花。

我目空一切穿过候机楼，向头等舱休息室款款而行，一路上将头等舱机票捏在手上，假装是不经意间露出来的。头等舱休息室很像酒店大堂，到处是皮质沙发、静静闪烁的电视屏幕、一排排免费吧室。我给自己调了一杯饮料，拣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看飞机起落。不过，我很快便将目光转向了周围的人们。

一些上年纪的生意人身穿细条纹衬衣和羊绒衫，有的对着电话叽哩咕噜，有些把头埋进报纸。我对他们不感兴趣。拉家带口的几家人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他们四肢伸展仰在沙发上，体味着耗资一万英镑集体订票换来的自信。吸引我的是其他一些人，他们年龄不大，穿着随意。他们从哪儿弄来的钱？好奇心搅得我直心痒痒，差点上前问个究竟，好不容易才按捺住自己。

上得飞机，一位毕恭毕敬的女乘务员将我领到左边。我在一个宽大无比的座位上落座，乘务员取走我的外套——我只是稍感不安——然后拿着一些名牌化妆品和香槟酒回来。她递给我一份菜单，告诉我随时可以点随便什么东西，然后又折回来提醒一番。那时，面对如此周到细致的服务，我的惊讶之色大概都写在脸上了吧。现在想想，自己对周遭环境表现出那么明显的兴奋，她说不定觉得我挺土冒儿的。

到达多伦多，我一下子意识到在选择旅游着装时犯了个严重错误。我走下飞机，俨然一个全副武装的珠穆朗玛峰攀登者，而这里阴凉处的气温都有二十一、二度。我脱下所有能不穿的外衣，上了出租车。在驰往市区的路上，我让司机摇下所有窗户。

在希思罗机场侯机时，我曾给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打了个电话，自称一家英国公司员工，帮艾略特•卡斯特罗预定一间客房，并告诉他们卡斯特罗会用大来俱乐部国际卡支付相关费用。事先打电话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来让其预留客房，二来提前赢取信任。我的想法是，一旦卡有问题，预先提供的细节多半会让他们往我的客房打电话，而不会上来就找银行。

抵达希尔顿时，趁着航程和香槟壮胆，我让他们把所有花费全从卡里刷掉。其实这样做并无必要，但卡顺利刷过，因此我自信可以无忧无虑逍遥七天了。

第二天，我满怀激情开始观赏之旅，坐车沿伊丽莎白女王公路向尼亚加拉大瀑布驰去。此时的我心情异常兴奋，仿佛回到了儿时。我在那里呆了几个钟头，先是在观光平台上随处溜达，然后进了一家餐厅，从那里可以放眼观赏一层层水瀑。周围有许多游客在歇息，我真想知道他们怎么看待置身于他们之中的这位孤身游客。在“瀑顶餐厅”品了一会儿香槟，我便跳进出租车，大声告诉司机回多伦多的希尔顿酒店。

那一周，我在多伦多夏日的街头上四处游逛，每每意识到离家有多么远，心就怦怦跳。我喜欢买东西时用外国钱币付款的感觉，而当一个本地人听出我的苏格兰口音时，我欣喜若狂。那种感觉美妙异常，回程的一天来临时，我都不想走了。

我穿上西装，决定最后劫掠几家商场，捞取一些纪念品。像往常一样，在离开房间前，我把护照塞进上衣口袋。在早期的酒店生活中，我已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万一护照被清洁工看到，发现上面的名字与订房人姓名不符，那就惨了。一两个钟头后我满载而归，从容走进酒店，决定试试多呆几天。

我的头等舱机票可以毫无麻烦地改签，唯有酒店可能是个问题。我与一位前台女招待员已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她就这个城市的夜生活给过我一些建议。看到今天刚好她当班，我挺高兴。

她神情漠然，好像根本不认识我。但在她撇开我望向别处时，脖子上却显露出一丝紧张痕迹。我走近前台，她涨红了脸，猛一转身走进后面的工作间，留下空无一人的台子。遭到冷落的我直奔电梯而去，觉得情况似乎不妙。

在走廊上，我故意放慢脚步。快到客房门口时，突然传来模糊不清的声音。我停下脚步，屏息敛气侧耳细听，从门后发出的对讲机嚓嚓声湮没了所有声响。我撒手转身就跑，购物袋尚未跌落到地板上，我人已经沿走廊朝备用楼梯奔出几米远。

背后传来房门打开的声音，随后是叫喊声，不过我已经跑远了。我双臂张开搭在扶栏上，飞速沿楼梯下滑。快到楼梯底部时，我使尽浑身力气跃过一扇门，里面是厨房，我步子丝毫未减，厨师们肯定被突如其来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穿过满屋的腾腾热气，我跑到外边。

一条小巷。一端是墙，我慌忙折回到另一端，然后融入午后的人流中。我依旧惊慌失措地横冲直撞，不觉间早已汗流浃背，引来许多人惊异好奇的目光，于是我转身拐到一条安静些的路上。一辆孤零零的汽车朝我慢慢驶来，我本能地伸出一只手冲上前去。

车晃晃悠悠停下来，我疾步跑到驾驶窗前。里面是一位老者，我舒了一口气，然后拿出钱包在他面前一晃。

“加拿大特工！”我大叫，随即跳入后座。“快走！”

他惊得几乎僵住了，然后转向我，一副充分配合的表情。

“哇，特工啊，好，咱去哪儿？”

“机场，”我边说边在后座上低下身子，不让人从车窗外看到。“开车吧。”

接下来二十分钟的情景完全可以用“怪异”两个字来形容。前座是一位和善、爱国的加拿大人，尽其胆量所及高速驶向多伦多皮尔森国际机场。后排是一位苏格兰诈骗犯，几乎脚上头下地楔在座位上，汗流浃背，偶尔念念有词，用加拿大口音为司机加油。

这可事关国家安全，我从车腹中朝他大喊。我记下了车牌号，我叫道，并会因他对国家的贡献而请求有关部门嘉奖。不过，他或许可以把车开慢些，我边试着把身子掉过来好系安全带边补充道。我们并不想惹来太多注意。

“咱是个退伍军人，”他嚷回来，“能帮上忙是咱的荣幸。”

车子已驶到城外，我在后座挺直身子，贪婪地呼吸着空气，尽力缓和笼罩心头几乎要将我吞噬掉的恐惧感。

“要不要把你送到机场警署？”

“不，”我喊道，“不用，主出口就行，谢谢。”

“没问题，先生。”

我在镜子里窥查到他的表情，那是警觉中夹杂着兴奋。到达机场后，我向他再三道谢，然后惴惴不安侧身进入大楼。我完全地、彻底地吓坏了。机场通常是一名外国罪犯最有可能选择的逃生地，再则，他们此刻一定已发现我的护照不在房间。他们随时可能找到我，我现在就必须离开。

下一班飞机前往芝加哥。我想或许他们会只盯住欧洲航班。忽然一个激灵，新的问题来了：拿什么付款？我掏出大来俱乐部卡，可这张卡肯定已被冻结，不能再冒险使用。除此之外，我身上仅剩一百美元现金和大约同样数额的英镑。

我躲进卫生间，用纸巾拼命擦去额头冒个不停的汗水，试图镇静下来，可两腿还是直发软，每次有人开门，我都下意识地看来人是否身穿制服，手拎手铐。别无他法，唯一可行的就是打电话让母亲为我预定一趟航班。返程票已不能再用，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因为是用有问题的卡买的。

不能给妈妈打电话。让她知道我的困境，如同被逮住一样难以忍受。当然我可以编个故事，但那样做实在不体面，而且会耽搁太久。我凝神盯着镜子中的自己。为什么没有未雨绸缪？哦不对，我是未雨绸缪了！心砰砰跳着，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纸。在圣马丁酒店徽标下，潦草地记着我收集的信用卡详情，那是我的一着马后炮，迟了很久的马后炮。但毕竟我走了这一着。

我折回航站楼，躲在角落上一根柱子后面。我先记下飞芝加哥的航班的航空公司名字，然后细看换票柜台后面墙上悬挂的广告牌。那家航空公司在上面，我勉强看清了订票电话。我找到一个电话亭打给这家公司，声称是卡斯特罗先生的同事，正从多伦多一个会议上打电话过去，想为他预订飞芝加哥这趟航班的机票。

警察一定就我的名字发通报了，因此必须适度遮掩一下。惊恐与压力之下，我多长了一个心眼。票是以艾利特·卡斯提罗的名义预订的。我挂断电话，紧闭双目。等了足足一分钟后，我硬着头皮向换票柜台走去。一位在英国的同事帮我预订了这趟芝加哥航班，我轻松随意地说道。

女工作人员接过护照，敲了几下键。只见她眉头紧皱，盯着屏幕说：“这个名字下面什么也没有”。

“你确定吗？”我问道，不过我发现她的注意力已转移到我故意弄错的订票信息上了。

“哦，对了，在这儿，给拼错了。”她抱歉地解释。

“是吗？”我近乎疯狂地哈哈一笑，“没关系。”

通过安检和登机口后，我如释重负，本以为这一关会旷时持久困难重重，没想到这么轻而易举。我第一个登机，随后坐下来凝神盯着窗外，人们陆陆续续上来。直到飞机启动、加速、飞离跑道，我才敢相信，自己逃过这一劫了。

加拿大警方或许会识破我的拼写骗局，我承认，但他们先得跟美国相关部门联系，手续一定很麻烦，耽搁的时间足以让我再次逃脱。我打算乘坐首班离开芝加哥的飞机，但愿在相关人员研究出我从酒店走廊出逃的路线之前，能够返回英国。

这不算完，英国警署终究会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这倒不打紧。毕竟，仅凭曼彻斯特指控一项，就够我在监狱蹲一阵子了。

眼下，我必须离开芝加哥——我还真办到了，去了纽约——然后利用应急的其他信用卡信息前往希思罗机场。七天前本人还坐头等舱穿越大西洋，这倒好，又坐难受的经济舱飞回来，担惊受怕，筋疲力竭，一件行李也没有，身上只有护照和一张皱巴巴的酒店信笺。

返回英国后，我躲到格拉斯哥，在那里休息了几天，慢慢从惊恐中解脱出来，同时还得想方设法回避爸妈逼人的尴尬拷问。酒店大逃亡一路的心惊胆战渐渐舒缓，取而代之的是愉悦放松。我实现了国际旅游的目标。更妙的是，我成功坐到了灰帘子那一边。数度千钧一发，自己都灵活应对，安然度过，我折服于自己的超强反应能力。俨然一个更年轻、更快活的詹姆斯·邦德嘛！

不过，詹姆斯·邦德可没有住在爸妈家，随时准备去坐牢。我不知道曼彻斯特方面的指控现在进展如何，只晓得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有个律师正想方设法找到我。我答应她会认真看待此事，尽快给律师回电话，但鬼使神差，我不但没打电话，反而在当晚去了爱丁堡。

我利用圣马丁酒店信笺上的信息预订了一家不错的旅馆。在投案自首前起码可以好好享受一晚上，也许几个晚上吧。呵，或许根本用不着去自首。但到头来，这个问题并不需要我来解决，最后一晚狂欢也只是美梦一场。

我走向大厅，告诉值班小姐我叫艾略特•卡斯特罗。她扭头看了一眼站在背后的一位便衣警察，那位二话没说，就把我扭送爱丁堡一家警署。圣马丁酒店的房号最终让我栽了跟头。那天晚上是在拘留所度过的，第二天被押往曼彻斯特，我大脑一片空白，都没去想过等着我的会是什么。其间我和律师进行了一次乏味无聊的晤谈，我坐在那里，脸晒得黑黑的，心想怎么会漏接她的电话。尽管如此，我其实心思并不在这上面。

即使在被押往曼彻斯特英国皇家弗瑞斯特邦克监狱的警车中，注定要在小小牢房中度过日日夜夜这件事，也没有把我打垮，因为我的心绪仍停留在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上。车里污秽不堪，充斥着其他人的怪异气味，但似乎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满脑子都是头等舱休息室、外国钞票、打往豪华酒店的一个个电话。

走进弗瑞斯特邦克的牢房，我万分惊讶地发现屋角居然摆着一台小彩电。这样一来，时光应该更容易打发了。我花了几个钟头把电视机调好，接收信号不时莫名其妙地中断，但无论如何，在我惯常的白日梦和长远规划之外，它给了我又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我估计大概会在押候审两星期左右，于是毫不费力、尽量不引人注意地进入监狱生活轨道。

弗瑞斯特邦克真正从一开始就引起我注意的是斗殴现象。斗殴似乎永远在进行，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在兰卡斯特农场的活动期间，牢房会被锁上，所有犯人都被赶到中心娱乐区。就算发生冲突，一般也就是嚷嚷几声，虚张声势一番而已。

而在弗瑞斯特邦克，活动期间牢门开着，犯人之间的冲突全然不同，阴毒可怖。犯人会在自己牢房中遭到伏击，只有看到狱警们拖出被打得不成样子的身体时，你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这种情景，心里总有点不好受，尤其在吃饭时。不过，我倒没感觉自己受到什么威胁，因为我对颠覆犯人间已有的权力架构不感兴趣，只要谨言慎行就不会惹上麻烦。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有人肯跟我说话，我毕竟有监狱俚语垫底，还可以拿蹲过监狱的历史吹嘘一番，而且我犯的事也更容易被人接受——信用卡诈骗。

我18岁，还在少年犯之列，但在弗瑞斯特邦克还有一帮成年犯人，看到他们，没法不恶心。那些少年犯是挺烦人，整天做硬汉状跟人找茬，但至少身上还有点儿活气。那帮老犯人却蔫不拉叽，头发灰白、满脸憔悴，八辈子落魄的神情。其中年龄更大点儿那些，从我们身边走过时简直就像一拨阴魂。

服刑期间，我自认局外人和异类，冷眼旁观这些被生活击败的人类标本。不可否认我是跟这些令人厌恶的东西关在一起，但这只不过是上次犯事的后遗症。加拿大改变了我的一切。以后，我再不会每隔数次短暂成功就被关上一段日子，这种牢狱经验太恐怖了，而且如果再被抓，囚禁的时间只会越来越长。

我已经牢牢掌握了一种套取信用卡的招数，屡试不爽，令人兴奋，在我非同寻常的想象公司那段成功之上又有所改进。做贼的日子，既是猎手又是猎物的扫兴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我发现了一种干净利落的高超技术，能给我带来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成功。希思罗机场和伦敦曾经是我施展拳脚的极限，现在则成了雄心的起点。

庭审一天天逼近，每日萦绕脑际的既有美梦，又有被判刑的紧张。二者之间，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是——要过多久，我才能给另一家酒店打电话，要求接另一位史密斯先生？我每天谋划一个不同的国际旅行路线，决定前往又一个名胜地，梦想从那里的某个酒店套间向身在巴特菲尔德的母亲描述当地胜景。

我给判了18个月。似乎重了点，但律师说这是我第二次犯事，他还提醒我，我什么解释也没给就失踪了一两个月。回到弗瑞斯特邦克，我从拘留部被转移到囚禁部，一下子就感到了冷酷而又真实的现实。算上拘押候审和假释期，熬七个月就能出去，但即使这样也觉得遥遥无期。

在拘留部，通常的阴郁气氛之下，还能偶尔嗅到一丝乐观气息，那些无辜的人心存侥幸，期待法律还其清白。而在囚禁部，每个人都有罪，才不管你有没有真干那档子事呢。人们如行尸走肉般各怀鬼胎，四处晃悠。

一星期后的一天，我被一个牢头砰砰的打门声惊醒。

“转监，”他大吼，“辛德利监狱，半小时准备。”

转监我不在乎，但给这么点儿时间准备却让我很恼火。没法子，我三下两下把东西归拢到一起。无论另一座监狱怎样，总不会比这里差到哪儿去吧。

女王陛下辛德利监狱是一所少年犯监狱，位于威根郊区。这里好像不大欢迎我。光办各种手续就花了好几个钟头，然后我被带到一间牢房。我还是自己一个房间，一张金属床占去半个屋子。墙角装了一个钢盒子，顶上是个小小的洗脸池，马桶固定在旁边。

马桶壁上残留着结块的排泄物，臭气熏天，再加上之前犯人留下的汗馊味，空气污浊不堪。除了电灯，唯一的光源是从积满污垢的窗户勉强穿过的昏暗光束，泛着淡淡的绿。总之，一切令人作呕。

如果是一年前，看到这种场景，再想想至少要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七个月，我一定会痛哭流涕。但现在不同了，我把包裹往床上一扔，便开始干活。首先清理马桶，我屏住呼吸用手纸拼命擦。这些恶心的东西顽固地粘在坐便器上，但我还是想方设法弄干净了，擦得金属部分都泛出光泽。接下来是清理积了厚厚一层灰的洗脸池和小镜子。

我甚至努力擦掉了窗户上的积尘，发现拭去灰土后玻璃其实还挺透光。干活时指关节不小心碰到窗框旁的石头擦破了一层皮，但我没有停歇，直到射进来的光束强了些，透过窗户隐约可见栋栋大楼，方才罢手。

我比较了一下铺位上薄薄的两个床垫，最后将其合二为一叠放在下铺，把看起来不那么脏的一面朝上。接着，又在上面铺了一张浆过的床单，把边边角角都塞到下面，然后将毯子和硬枕头放在上面。

吃过饭，我把仅有的几件家当都放到屋角的小桌子上，然后花了一个钟头不停地切换电视频道。过后又跪在石头地上用手纸擦冰冷地面上的积垢。污垢太厚，在地上结硬硬的一层，擦半天也不见改观。我决定将清理地面的任务纳入每日劳务中，当作一项长期计划来执行。

在监狱里，要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充实那些被国家剥夺了自由的日子。简单来说，就是在工作和受教育中选择一项。工作范围很窄，通常是保洁或后厨差事。我曾遇到过一个外科医生，人家跟他说，他天生是洗盘子的好手。

准确地说，我从未将自己定位为干体力活儿的人，因此决定去上IT班。这回又出乎我意料之外，这个班和IT几乎没有关系，不过房间里倒是放了几台计算机作摆设。有时，这些玩意儿连启动都启动不了，这时我们就只好纸上谈兵，任凭满屋子电脑闲在一边。

经历了一周的煎熬后，我决定客客气气接近两位班级女管理员，探询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工作可干。这一招极其奏效，第二天，她们把我喊到一边，说为我在监狱图书室谋了一份差事。第二天上午我便上岗，整理图书、办理归还手续，甚至向一些比较认真的犯人推荐书目。

这项工作真不错，遗憾的是在监狱里干。不过，我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到目前为止，我基本了解了监狱生活的潜规则，但却未能清醒地意识到一点：新来乍到的犯人就干上了最吃香的工作，无疑会引人侧目，心生怀疑。

人们自然而然据此推断：这家伙不是常打小报告就是有保护伞。因此，正当我天真地在图书室给图书归类时，麻烦悄然而至。事情是这样开始的：一天活动时，我正在台球桌旁排队等打球，一个犯人加塞挤到我前面。

随即，我们之间爆发了一场口战，很多无关的旁观者突然聚拢上来。再明显不过，这绝对不是一起突发事件。幸亏牢头迅速赶到，才平息了事态。但第二天，在去教学楼的路上，那个家伙突然从人群中向我冲过来。

他试图扇我，但却失手了。我使足浑身力气本能地回敬了他一巴掌，并使劲掐住他的嘴巴。他跌倒在地，然后跪起来用手捂住脸，血从指缝间渗出来。我自顾往前走，约莫十米远后，牢头终于出现，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没搭理我。

打那以后，就没人再敢找茬了，顶多是有些犯人略带挑衅地拿我的美差揶揄一番。有些人站在桌旁等书的间隙，会半开玩笑地问我和哪个牢头睡觉谋得了这件美差，我本想说牢头中倒是有好几个我看上眼的，不过还是忍住了。

这也是我无法跟犯人打成一片的另一个原因。聊天时，他们不是对监狱生活唉声叹气，就是没完没了地聊性。对我来说，蹲监狱固然不幸，但好汉做事好汉当，怨天尤人算哪路英雄？

话题涉及到性时，我同样担心自己缺少谈资。如果胡编一些艳遇搪塞，肯定贻笑大方。于是，这种时候我也只能一人独处，但感觉也不错，尤其是有那么多书随便让我看。

几个月过去，在女王陛下辛德利监狱中，为了自我改善，我试了几个领域。起先我想啃心理学，因为我觉得知道点心理学，或许会让我跟人打交道时占些起手，还有助于深入了解自我。最后却无功而返。我认定没必要用科学来武装自己，我有足够信心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不知不觉间我又迷恋上了罗马帝国，其大起（有阵子这些家伙打到了苏格兰）大落牵动了我每根神经。

正要看到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精彩部分时，我被调到保洁组，只好对图书室职务说拜拜了。不过这次运气又不错，我的任务是伺候三个高级牢头，他们共用一间宽敞的开放式办公室。

我负责为他们沏茶冲咖啡、打扫办公室和卫生间，外加倒垃圾等等。干完所有活后就在后面一间小屋里休息，我戏称那是我的办公室。这三个牢头对我渐生好感，或许只是对我比较宽容吧。有时，我们四人会一起大侃特侃，仿佛朝九晚五的同事般。其中一个叫戈登，尤其平易近人。随着出狱日期临近，我越来越接近他。

我最担心的就是一出大门又给抓起来，但在获释前一天，他找到我，带来了激动人心的好消息：没有人揣着逮捕证等我。许多牢头都瞒着我，唯有戈登向我吐露了实情。我和其他人辞别后，他跟着我走到楼梯口。

“你是个聪明人，艾略特，”他说道。“好好想想出去后怎么过吧。”

“嗯，我想好了，戈登，别担心。”我向他保证。

第一次从监狱放出来，我发觉无法再去偷东西；这一次，开头我发觉无法做任何事情。我本打算重振旗鼓，着手实施以前连做梦都没想到过的诈骗活动，但此刻却感到茫然无助。有一小段时间，我甚至考虑要不要金盆洗手，哪怕试一下呢。

但我很快便克服了这种弱智想法。对再陷牢笼的恐惧一定得克服，我最后做到了。我不再对未来担惊受怕，而是化恐惧为动力，绞尽脑汁改进作案手段，降低被逮住的风险。坐在巴特菲尔德家中卧室里，我的思绪又飘回刚刚结束的过去，把点点滴滴教训在脑中过了一遍又一遍。

一周后，我入住都柏林克拉伦斯，这是一家归U2乐队所有的酒店，富丽奢华自不待言。它位置优越，正坐落在这座有待我探索的新都市中央。我全身服饰无可挑剔，信心十足，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原因有两个：一是战胜了对监狱的恐惧，二是为自己制定了几项新规则。

更多规则

换票 在以欺诈手段（其实，我什么时候没欺诈过？）预订航班后，要在飞机快起飞时致电航空公司。这样做的目的，是看看把戏是否已被人揭穿，以防换票登记时被逮个正着。我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打个电话到航空公司预订中心，自称机场换票登记处工作人员。我是（插入相关航空公司换票登记处）工作人员，我们的系统出了点问题，请帮忙核实一下以艾略特•卡斯特罗名义预订的机票。没什么问题吧？

现金 从现在起，无论去哪儿，都得随身带够能飞回英国的现金。尽管从技术上讲，用自己名下的信用卡在银行取现完全可行，我还是心存疑虑，不敢直接去银行办理。替代办法很简单：外币兑换所。只凭信用卡和护照就提取数千英镑现金，对外币兑换所来说司空见惯；不仅如此，在大型机场中还总是有许多分点，登机几分钟前取款都不晚。

电话 在格拉斯哥一家店里，我买了一部无法被跟踪的预付费手机，全球各地都能用。除非万不得已，我一般不用酒店电话。以前，我在一家酒店逗留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两个晚上，而新计划需要多住些时候，所以得提防打电话套身份信息时被酒店接线员听到。

安全措施（1） 我对这一条挺自豪。我得知道手中的信用卡是否还有效，如果已失效，希望能通过一种安全系统检测出来。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在电话亭或类似场所试用，但导致信用卡失效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

我采用的方法是直接致电信用卡公司，谎称是一家商店，需要进行授权确认。我在收银机旁多次碰到过这种情况，也知道店员应该提供哪些信息，所以这种电话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其实信用卡公司需要的也就是商户号，这一般都会显示在刷卡机的某一侧。我常常在商店收银台停下来，假装查看手机，偷偷把这些代码输到手机里。

靠这一基本伎俩，每天早上醒来后，十分钟之内我就能知道哪些卡还有效。

安全措施（2） 每次走进酒店客房前，先敲敲门，喊一声“打扫房间”。如果正有警察或保安守株待兔，听到是地位低下的保洁人员，就会叫他们立马滚蛋。反正我是这么揣测的。

我还是用老办法套取信用卡——给酒店打电话，要求接通姓氏常见的某位客人，然后探询尽可能多信息。有时我很幸运，有时则要对着电话讲半天才能搞定。对这部分活儿我相当满意，但麻烦是还得让信用卡公司把卡寄到巴特菲尔德，人还得等在家中，早早起床迎接邮差。

这段时间，我手里信用卡的生命期从几天到一两个月不等。它们最终都会被注销，按逻辑讲，警察随后会跟踪调查，然后发现这些卡都是寄到我家的。但出于某种原因，这种情况从未发生。我怀疑是银行因为自身的某些考虑，没有将这一细节交知警方。

撇开这点不谈，每采取一步行动就得提供一次家里的住址，可是个相当大的缺陷。我已经想好，离开巴特菲尔德前先弄它一大把信用卡，到了爱尔兰再设法解决住址问题。

在爱尔兰都柏林，头一件事是熟悉新环境，这一点也不难，我几乎一转眼就对一切谙熟于心了。都柏林，一个繁忙而紧凑的城市，对富有的徒步游客最好不过，就我这样的。购物不错，酒吧和夜总会更棒。

我把克拉伦斯酒店的客房升级到套间，运筹帷幄于其中，屋里转眼就塞满了购物袋和空酒瓶。日子很快便落入以往的路数，我频频光顾精品店，出没于酒吧夜总会，谈笑风生、挥金如土，不管什么人只要肯听我胡侃，就替他买单。

一天晚上，在外面胡混一夜后我返回克拉伦斯，在为酒店客人专设的酒吧跟伯诺不期而遇，他正跟几个朋友饮酒闲聊。碰到他，我一时手足无措，但他涵养够好的，生生把怒火压了下去。我居然住在他酒店最好的套间里，似乎也给他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

我用一轮酒稳住这伙人，然后就音乐、格拉斯哥、酒店咨询顾问的孤单生活之类大侃特侃一通。记忆所及，对于我编造的酒店咨询顾问职业，最刁钻的问题就是一脸困惑的伯诺提出来的。我使劲把话题往不那么凶险的领域拉，最后实在顶不住，踉踉跄跄回房睡觉，分手之际这帮人明显地松了口气。

出逃都柏林的新鲜感日渐消退后，我便着手实施获取信用卡的新招数。我开始定期挪地儿，在一家酒店停留一两周，然后搬到下一家。每换一处，凭我跟信用卡公司胡诌的新故事，信用卡就会追在我屁股后面源源而来。

我会变成一位仁慈的叔叔，热心帮侄子艾略特•卡斯特罗一把，这个粗心孩子丢了钱包，正困在都柏林一家酒店。我希望立即安排快递一张信用卡给他，好解他燃眉之急，卡挂在我账号下就行。隔天我就会接到前台一个电话，然后下楼踱进大堂，在快递司机单据上签个字，信用卡到手，美滋滋回到客房。

以这种伎俩收到几张信用卡后，我就会换一家酒店，以免引起怀疑；有时则会实施在监狱那些不眠之夜构思的一系列出国旅游。一开始我满足于去欧洲短暂逗留，柏林、马德里、巴黎等地是我常去之地，通常在希思罗机场转机。这些短途旅行挺让人开心，订票一般都通过Expedia网站。

有时我也会找机会从希思罗机场飞苏格兰短暂一游，并开始为此而使用爱丁堡机场。爱丁堡地方较小，不知怎么感觉比格拉斯哥舒服，我可以在这个首府逗留一下午或一晚上，然后赶回巴特菲尔德老家看看。

野心不断膨胀后，我为自己预订了一份价值不菲的迪拜之游套餐。在从都柏林飞往希思罗机场途中，我满脑子装的都是这次旅行和送我去迪拜的头等舱。这应该是继加拿大之后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奇Qīsuu.сom书但到达希思罗机场后，才发现情况并没有那么美妙。在能看到换票柜台的一个电话亭里，我给订票部打了个防范电话。

“订这张票的人正在我们安全监控中，”一位女职员回答，然后急迫地问：“乘客在您那儿吗？”

“没有，不在这儿。”我挺难过地回答，挂断电话。

没法子，只好直接搭下一趟爱尔兰航空公司航班飞回都柏林。我一方面为自己构建的防范体系派上用场而欣喜，另一方面又为旅行计划泡汤而气馁。闲来无聊，我随手拿起一本机上杂志翻阅，不经意间，一个目的地跃然眼前。我曾极度渴望前往纽约，但又担心自己的犯罪记录会引起美国移民局过分关注。

不过，从杂志上我了解到，移民检查实际上是在乘客登机前，在都柏林机场进行的。一旦抵达美国，海关方面挥挥手就让你过去。我决定冒一次险。飞机在都柏林着陆后，我径直走进爱尔兰航空公司办事处，用最新到手的信用卡刷掉数千欧元，预订了第二天的一张头等舱往返机票，随后到机场旅馆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上午，我轻松通过海关检查，又一次坐到飞机上，被兜里那些奇妙的塑料卡片送上了天。

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载我的出租车司机是个身材矮小、性情活泼的印度人。他帮我把行李放好，一边把车开出停车场，一边问我旅途情况，还跟我说他喜欢《勇敢的心》。这个可怜家伙还不知道我的厉害，等进入城里峡谷般的街道时，他已经被我折磨得唇干舌燥了。

越逼近曼哈顿，我连珠炮似的问题越加大了频度。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股脑儿向他轰去：城市天际线（他让我待会儿自己看）、地理信息（他知道的还不如我多）、对去年9.11恐怖袭击的印象（有限——他当时正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的停车场）。

我想尽量多看些景致，于是夺过对前进路线的控制权，大声嚷出一个个要去的地名。司机一边骂娘，一边伸长脖子从后视镜里张望，在车流里上演大回环。我无法抑制对周遭事物的好奇和兴趣，想到接下来几天一掷千金的阔佬式消费，更是兴奋无比。

我下榻哈德森酒店，Expedia网站称该酒店和我的老伙计圣马丁酒店同属一家连锁店。我预订的是一套豪华单间。时差意味着这会儿正是中午刚过，我几乎跑着回到酒店前厅，叫了一辆出租车便直奔第五大道。以一叠信用卡和现金为武装，我在社交阶梯上节节攀升，尽管时而还会发出紧张的一两声干咳。

现在要让我把挥霍的所有金钱都算出来，可不那么容易；但我估计，在首次纽约之旅的三天中，我在第五大道店面的消费就高达15,000美元。通过杂志、报纸、广告牌，我对那些渗透了奢侈的名牌货早就耳熟能详，而这些品牌中，没有一家在第五大道没有分店。

顾客群有两类：富人和梦想者。我算是兼而有之吧。我在店里指点店员拿东拿西，外面，电影里常见的黄色计程车正冲着一辆加长轿车一个劲儿按喇叭，后者猛一打轮在店门口嘎然停下，吐出一班雍容华贵的人物。销售人员个个英俊潇洒，看去与演员和流行歌星一般无二，但一瞧我从钱包里一张张往外掏信用卡，便笑开了花，谦恭之态可掬。

最初，我的纽约的夜生活并不顺当。头天晚上，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拦住我检查身份证，这可不在计划之中。要知道我是一大名鼎鼎的国际诈骗犯，满衣柜新置办的名牌服装，居然却没人肯卖啤酒给我，只因我年仅19岁。后来实在不得已，我流落到格林威治村一家毫不起眼，名叫“白痴”的酒吧。一个变性人侍者为我斟了几杯免费饮料，我闷头独坐，嚼着花生打发时光。

这完全不符合我对不眠之城所抱的美妙幻想，太败兴了。第二天购物回来，我悄悄塞给门卫100美元，嘱他帮我物色几家玩乐场所。这天晚上，等我返回酒店大厅，门卫便给我列出三家夜总会，都有响当当的名头，在航空公司或时尚杂志上常常露脸。他还问我要不要安排一辆豪华轿车，我当然再乐意不过。

那天晚上，一位热情的年轻司机载着我畅游曼哈顿。等我逛完头两个夜总会，他殷勤地招呼我上车。都瞧了些啥？上车后，他这样问我，还告诉我每个夜总会都有哪些大名鼎鼎的人士光顾过。可我当时完全沉醉在享受中，根本没想过要去辨认谁。两个夜总会都塞满了魅力四射的人群，在我看来，应该夜总会付钱给他们才对，他们往那儿一戳就让空气中充满自信——在这种气氛中，我只能缩头乌龟般躲在角落里。

来到第三个夜总会前，我已经灌下好几杯鸡尾酒，所以，当一位女士大叫喜欢我的鞋时，我就本能地凑了上去。时至今日，每次看到《欲望都市》，不管是那一集，我不由得就会想起那晚与我同桌的三位女性。她们从事的工作都跟时尚沾边，我们聊服装、聊苏格兰、聊我杜撰的酒店顾问职业，很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

这几个天生尤物于不着痕迹之中，浑身上下透着时髦气，不过我的老外身份和虚构职业也还能替我抵挡一阵。1000美元一瓶的香槟，我眼都不眨就刷信用卡买下，她们居然毫无反应。这种环境、这帮妙人让我心旌摇荡，到后来她们问我要不要参加一个派对，我便高叫道“坐我的豪华加长车去，就在外面！”她们中一个笑说：“太棒了。”

派对所在是一个公寓，其面积之大，放到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感觉有些过头。那天清晨我正巧在报上读到，在纽约，一个公寓单间就能卖到100万美元。这么大的公寓，一般人绝对无法问津。一扇巨大的窗户俯瞰大片树丛，我发现那正是中央公园，一时激动不已。我向一个人打探这家公寓的主人是谁，大伙儿都笑了，答曰“那人。”在巴特菲尔德的派对上可不能这样说话，但在这里，却似乎恰到好处。

一位DJ在角落里掌管音乐，身穿白色晚礼服的侍者端着盛放鸡尾酒和香槟的银色托盘来回穿梭。我跟随一些人走上长长的楼梯，发现自己来到屋顶上。尽头处砌着一堵矮墙，望下去仍然是中央公园；四周，霓虹灯和月光交相辉映，绵延不绝的城市楼群熠熠闪亮。角落上有张桌子，一个微笑的胖男人和两个金发碧眼美女围桌而坐。

听到我的口音，他们招呼我坐下，为我要了一杯饮料，然后就忙不迭谈论起他们最喜欢的英国景点来。他们提到的几乎每个名字——酒店、酒吧、夜总会、精品店，都给了我贡献自己独到见解的机会。

我略显鄙夷地评价了英国一家著名酒店的客房服务，金发碧眼女士中的一位张大了嘴巴。“没错！我一直就这么说。”虽然大受欢迎，得意洋洋，我还是决定见好就收，于是起身在公寓里四处溜达。与人四目相接时，对方或微笑，或点头致意，或虽然无所表示却传达对我认可的信息。回到街上，我在一排亮闪闪的车中搜寻我的豪华轿车。突然，司机从座位上跳将起来。

“看哪，”他边说边指着一个我在派对上见过的人，那家伙正朝停在我们前面的一辆车走去。他穿着一身不错的西装，能认出是阿玛尼。挽在他手臂上的，是位身材有如橱窗中人体模型的女人。

“你认出他了吧，伙计？”司机问，他的声音因吃惊而显得十分孩子气。

我并没有，不过那无关紧要。此人走过来为同伴开车门，就在这时我窥测到了别的什么。我打量他走路的样子，他的做派似乎轻而易举就使周围的空气带上了电荷。我打量他的服饰和他穿衣的方式。在他略为转头的一瞬，我瞥见了他的脸，眼神中是小人得志的沾沾自喜。这可逃不过我的眼睛。很难说具体是什么；毋宁说，是他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方式。他看起来就像我。

在从纽约返回的飞机上，我从别人手里借了本杂志看，上面有一篇对一位前英国军情五处特工的专访。据他说，任务在身的军情五处特工经常对朋友说在国防部工作，自以为这样就不至于因向周围的人撒谎而心存愧疚了。

因为撒谎而内疚？我才不干这种傻事呢，但酒店顾问一职总会让人问个没完没了，弄不好就会露馅。所以，有一天在都柏林一家酒吧，我碰到一个名叫德蒙特，举止优雅的小伙子，而对方说开着一家保安公司时，我就脸不红心不跳地插了进去……

“噢，有意思，我就在英国国防部工作。”

在都柏林的酒吧里，还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英国间谍，只有白痴才会这么做，但德蒙特一点不起疑就信了我的话。他是个招人喜欢、风趣幽默的小伙子，正千方百计让公司起飞。我对奋发向上的人总是敬仰有加的，于是热情洋溢地和他探讨起了发展大计。

很快，我便每天早晨离开900英镑一晚的客房，吃过早餐，缓缓步行到德蒙特小小的办公室。他和他母亲会热情接待我，然后我会花一两个钟头向他们传授自己非同凡响的安全工作经历。我会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不时查看一下各种文件。我手持文件靠在椅背上，眉头紧锁，像模像样地读一阵子，然后为他们指点迷津。过不了多久我会感觉无聊，于是抽身走开，约好晚些时在酒吧与德蒙特会合，听取他一天工作后的汇报。

信不信由您，对这种安排我们俩一点儿也没觉得古怪。我起先就告诉过他我的工作就是在都柏林搞研究，但可研究的东西却少之又少。德蒙特似乎很喜欢有我做伴，在办公室里偶尔我还真能帮上忙，特别是清洁键盘之类，我对此道的擅长还多亏在女王陛下辛德利监狱办公室当差的经历。对我来说，既有了伴儿，又能打发时间，还能体味体味过正常人生活的妙处，下午时分再去观赏那些劳力士手表也不迟。

一天早上在办公室里，德蒙特的母亲提到要去都柏林机场买一张10月份的票，准备去曼彻斯特旅游。当时才8月，但她没有信用卡，所以想提前预订。我听后一跃而起，调出一大堆网站，然后告诉她，我会马上替她搞定需要的航班。机票订好了，她打开钱包，把现金如数付给我。

我从她手中接过了钱……

我想放慢点，在这儿稍为停一下。我曾试图理性地阐释一下这一时刻，却总不成功。在我曲折的犯罪道路上有过许多刺眼的罪恶场景，但这一刻或许是最刺目的一次。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中了什么邪，但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倒是记得清清楚楚。总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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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游走三大洲（1）

一周后，我坐在悉尼一家酒吧里，喝着咖啡，看外面大雨倾盆，淅淅沥沥浇打在悉尼歌剧院墙上。离开英国时还是盛夏，飞行二十二个钟头后，我来到世界另一端，已然置身冬季。不管怎样，又一个景点从我单子上勾掉了——母亲曾经跟我说起的，盖得像个贝壳的这座建筑物。

那天，我坐在头等舱软皮座椅上风头十足，有空姐围着转，一天的飞行还算差强人意。我翻完一本旅游指南又读了一本小说，每隔一会儿就按按头顶上的召唤按钮。不久按钮就遭了殃，我老习惯性地去按，脑中却是一片空白，直到空姐站在面前才想到要点什么。最后我终于在印度洋上空某处沉沉入梦，空姐们一定暗自庆幸。

毋庸赘言，我没坐英航的飞机。机场走廊里那几个人，那次稀里糊涂的事故，一直让我惴惴不安。英航想抓我可以理解，令人惊奇的是警察却没利用他们手中的信息跟进。很难设想我过去几个月的荒唐行径还换不来一纸逮捕令，只能假定那班木脑瓜正按部就班层层上报呢。

无疑，很快就会有其他机构加入英航对我的围追堵截。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一来我已经制定了一套新的防范措施，二来最近几次旅行使我信心大增，所以对此事我坦然接受，只当是我又有长进的明证。

那天，几个人放我离开希思罗之后，我去了伦敦，仍旧住在圣马丁。第二天早晨搭火车回格拉斯哥，一路上都在琢磨下一个目的地去哪儿。回到家，才发现家人早就另有打算。吃饭时大家说起，父亲和迪恩将回智利去住一个月。此行半是为了兜风，半是为了拜访卡斯特罗家族不同的支派。

我感到我父亲盯着我。

“你去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他神情紧张，咄咄逼人；这个问题一直让他左右为难。他在挑战我，要我拿出证据证明我那事业有成的故事并非向壁虚构，但更重要的是，他想把我拉回正道。

我真的好想接受父亲的要求，多少减轻点他和妈妈没说出口的担心，但实在没办法。虽然我的诈骗事业一周比一周顺当，可谁也不知道命运什么时候会来个急转弯，一下子断掉我的财路，或者逼得我暂时消声匿迹。我含糊其辞地说工作上有些事脱不开，过后再告诉他能不能去。父亲掉过头，直勾勾盯着餐盘，不再开口。

第二天，家里气氛仍然紧张。我逃出家门，先飞到希思罗，然后马不停蹄来到澳大利亚。此刻，看着窗外的大雨，我苦苦思索下一步该怎么走。我入住的是一家时髦酒店，窗外就是打令港，海港大桥清晰可见；但天气这么糟糕，再加上时差还没调过来，我身处海外时惯常会体验到的兴奋感不免大打折扣。晚上我依旧外出，中了邪一样挥金如土，但白天，我不是睡觉就是呆坐着回想过去两周发生的事。

我决定还是去智利。此刻我生活中唯一担心的就是家中的紧张气氛。诈骗方面，我从未如此满足、如此高枕无忧过，也从未享受过如此辉煌的成就。要是与父亲和迪恩在智利待上一个月，那就堪称完美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阳台上看了会儿笼罩悉尼港的蒙蒙烟雨，然后给巴特尔菲尔德打了个电话。接听的是父亲。我解释说有点公事在法国开会，但已经找到了脱身之计，可以去智利了。他尽力做无所谓状，但从电话中还是能觉察到他的高兴。

挂线后，我拿出笔记本电脑上网。稍加搜索，就找到了我所要的——经希思罗转飞智利的航班，其间有几小时停留时间。机场风险不大，还可以继续利用，但待太久就必要了。

我已跟父亲说过他们那次航班满员，其实是我根本不想与他们搭同一趟飞机。说不定哪儿又出个纰漏，警方再次把我拽下飞机。万一我被抓，虽说他们最终会得知，但还是别让他们亲眼看到那档子事为好。

并且，我知道父亲不会同意我订头等舱。他渴望重返卡斯特罗家族故乡已经很多年了，一直怀着宗教般的热诚省吃俭用。他把此行看作一次朝圣，毕恭毕敬，一丝不苟。我这边舒舒服服躺在头等舱座椅上，他那厢局促难耐挤在经济舱里。想到这里，我不禁吃吃笑出声来。不过我不是成心的。

从澳大利亚回到格拉斯哥时，他们已经出发了，但即便不是这样，我也不可能碰到他们。我利用剩余的时间奔跑于外币兑换所之间，把手中卡上的钱都取出来。有两张卡在悉尼一直还能用，但抵达伦敦时发现被停掉了。我开始为筹措下个月的资金感到紧张。

每当这种轻微的歇斯底里症周期性发作时，我做起事来便不顾一切，把所有的行动准则抛到脑后。登机通知最后一次播出后，我才踏上登机过道，隐隐约约觉得大概在五六家外币兑换所取了2000美元左右。坐在头等舱里等着起飞时，我几乎觉得有点儿不值。本来我是打算到智利后就用不着再弄钱的，这一来便开始胡思乱想，好似已经在智利一家兑换所前被抓住，父亲和迪恩在一边呼天抢地。

飞机平稳上天后，我掏出那一大堆钞票和票据，情形才变清楚了。事实上，我现在可以精确地回想起当时由于手忙脚乱而忽略的一切了。在大约一个钟头里，我从九个外币兑换所到手了12560美元！

我和父亲、弟弟在圣地亚哥机场会合，租了一辆小公车，装好行李就向北出发。智利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细细的一条嵌在南美西部边缘，位于太平洋与安第斯山脉之间。到托科皮亚要开900英里，在地图上并不显远。再说一路上我们有很多事要做：拜访卡斯特罗家的亲戚、结识卡斯特罗家亲戚的熟人，以及曾与父亲在船上共过事的人。

晚上，大家挤到当地人家里吃晚饭、聊天，遵照智利人作客之道煞有介事地浏览家族相册。转天早上，天气正凉时又踏上旅程。高速公路一眼望不到头，上路前，父亲又是挥手，又是嗯喇叭，依依不舍的样子。路上，迪恩和我会聊个不停，换着CD听，要不我就拿出地图来考父亲。

父亲如鱼得水，一只粗壮的胳膊搁在打开的车窗上，指给我们看沿途的风景。年轻时他在这条路上有过种种旅途趣闻，这会儿便一一讲给我们听。当时这个国家还处在军人统治之下，手持冲锋枪的大兵要是闲得发慌的话，就会拦住过路人，敲上一竹杠。主动讲起童年，在父亲可是件新鲜事。托科皮亚越来越近，一车人亲密无间，这种气氛真是久违了。

待在托科皮亚镇上那段时间，大家一直也处得很好。父亲沉浸在重返故里，与儿时玩伴相聚的兴奋之中。祖母和蔼可亲，幽默风趣，我只在小不点儿时见过。她在我身上看出某种吉普赛气质，而且暗自认可。她问起我别后的日子，我向她开讲加工过的版本，可她用西班牙语打断了我：

“你快乐吗?”

“是的，祖母，我很快乐。”我告诉她，祖母看来很睿智，也很快乐。

随身携带的巨额现钞弄得我很尴尬。以往，能花钱总是吃得开，最不济也能引来愤懑却又羡慕的眼光。而在这里，人们拥有的财富很少，社会似乎以忠孝礼让为原则运转，一个大把花钱、咋咋呼呼的外国佬是不会受到欢迎的。

我一直都认为幸福与金钱密不可分。看到智利人怡然自得的样子，我实在不明白他们的幸福感从哪里来。在我那扭曲的眼光看来，他们之所以感到快乐是因为他们没尝过更好的滋味。如果他们握着大把钞票踏上过邦德大街或第五大道，或者入住过豪华酒店套房，对生活的看法恐怕就会有所不同了。

自打离开托科皮亚，踏上回圣地亚哥的旅程，我和父亲间的敌意就一点点增大。与亲友挥泪相别是使他消沉的主要因素，但还有别的原因。我对此心知肚明：我们就要回到英国，而一旦到达，就意味着再次分道扬镳。

他三番两次打探我对将来的打算，但我寥寥数语就把他给打发了。起先我还为这样做而内疚，但不久就变成了对他的反感，以至于回程途中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俩都在各自生闷气。多亏迪恩像个小大人般左右逢源，度假气氛才不至于荡然无存。父亲默不做声，加大油门驱车南下，脑子里不知在想什么。我自己也是一肚子官司。

我想先回都柏林再说，但接下来该做什么，一点儿谱都没有。当务之急是，已经一个来月没跟信用卡打交道了，能带给我安全感的查询、收支状况检查都没法进行。我很想知道在我休假这段时间里，那班陌生人在我所不知道的办公室里都做了些什么。

在机场，我和父亲冷冷地互道再见。然后我登上从大西洋飞往希思罗的飞机，大部份时间都在睡觉。在希思罗，我搭上前往都柏林的首架航班。在市中心一家酒店安顿妥当之后，我又一头冲了出去。后半夜好几次听到手机铃响，我都置之不理。后来我总算勉强起身，打开语音留言。

都是德蒙特的。第一个留言就对他要说的话做了个不错的总结。

“艾略特，你他妈的怎么回事儿啊? 我老妈在机场让爱尔兰警察扣下了……怎么搞的……收到留言赶快回个电话。”

电话留言一路放下去，一个比一个生气，一个比一个凶狠。我真傻帽透顶，两个月前主动替他母亲订去曼彻斯特的机票。后来我倒是好几次想起这事儿，依稀记得要在临近她出发时替她换个航班，但因为智利之行，一直没顾得上。

德蒙特可怜的老妈！想当初在德蒙特办公室里，她常常泡茶给我喝，跟我一块儿胡侃爱丁堡皇家军队表演操的轶闻趣事。现在她却因为一张我卖给她的假机票被关在机场某处一间牢房里。啊！老天！我觉得自己好烂，却又不能跟她联系。她一定已经告诉警方该为那张票负责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艾略特，而且这么说一点不带冤枉。更要命的是，如果警方查过航空公司旅客的名单，就一定会发现我此刻正在都柏林。

我收拾好东西出门，找到一家互联网咖啡馆，用艾列特·卡斯特拉的名字在机场附近预订了一间酒店客房，两个晚上。跳上一辆出租车，我直奔酒店。前台服务员对名字拼错一点不在意，接过卡就刷。此刻我还有三张卡好使，得找个地方再弄几张。

当然，弄卡还是次要的，赶紧逃到国外才是正经。我的计划是先藏匿一小段时间，然后神不知鬼不觉溜到格拉斯哥。就这样，窝在酒店客房里看了两天电影、叫了两天外卖之后，我步行到都柏林机场，订了当天到格拉斯哥的首架航班。

我打电话给母亲，告诉她晚上就到家。然后我试着给德蒙特打电话，但终究没能把号码拨完。他会猜到我在机场，然后马上向爱尔兰警察报警。至少我是这么安慰自己负疚的良心的。

在机场门口没看到穿制服的，也没什么可疑迹象。椅子上有份看过的报纸，我捡起来，随意读着打发时间。登机通知终于开播。我松了口气排到队伍中，连一位乘客拍我手臂都没发火。我往旁边挪了一点儿让他过去，他却不动窝儿。等我转过身来，才看清根本不是什么乘客。

起先，和这个爱尔兰警察的周旋很有点超现实的味道。在登机口抓住我，然后把我带到办公室的这位矮个儿警察名叫迪克兰•法雷尔，一个挺和气的家伙。他有点发福，大我二十岁左右。走在他身旁，我双腿像灌了铅般沉重，压根儿没动逃跑的念头。

到了办公室，他舒舒服服坐下来，谈起我最近几次空中旅行和住酒店的情况，好像在跟我交换旅游笔记。这让我挺不自在，正绞尽心思如何应对，他却把笔记本转过来对着我。我最近几次的冒险经历，一多半都白纸黑字记着呢。

虽然缺漏不少，这份办案记录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给放出去的前景也因此而变得暗淡了。我尽量礼貌，问他能否得到保释。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保释机会满大。他匆匆走出房间，紧接着又拿着一包东西回来。都是我的，登记时打的包。

“这些，”他举着我剩下的一些卡说，“相信都是你骗来的，现在要留在这里了。”我没吱声。他又举起我的护照：“还得扣下这个，卡斯特罗先生。”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可能很快得到保释，但他肯定不想让我这么轻易就脱身。不出所料，当我如愿得到保释后，迪克兰•法雷尔就守在法庭门口。他给了我一个家庭旅馆的名字和地址，叫我在那里待两天，等候法院开庭。

分手时，我信誓旦旦一定在法庭上跟他见，然后带着路线指示出发了。当然，我才不会傻到真去出庭呢，然而这次要脱身可不那么容易。我决定在家庭旅馆住一晚，之后搭个便车去北爱尔兰。如果边境上检查护照，我就偷渡过去。一旦进入英国，没护照也可以飞到格拉斯哥。

但我的如意算盘立刻就不灵了。到达家庭旅馆时，才发现这是个徒有虚名、供人中途歇脚的简陋小客栈。出于不知什么理由，旅馆不让我进门，只有几个酒鬼挤到窗口冲我莫名其妙瞎嚷一气。没办法，我只好逛回市区，一边寻思下一步怎么办。金钱来源突然枯竭，可供选择的手段不免大受影响。

那天在都柏林，除了几张纸、一支笔、家庭旅馆的地址、30欧元和迪克兰•法雷尔的电话号码之外，我简直一无所有。作为逃跑工具，这点东西可远远不够。唉，绝望中我想着，要是能有一张银行卡该多好！我脑中勾画着什么卡最好，最万无一失。突然，一张卡的样子跳入我脑海之中。

我停下脚步，坐到一张长凳上往深里想。手握纸笔，我等待更多灵感涌现。慢慢地，号码、日期、名字，逐一浮现出来。我一直忽略了自己过目不忘的神力，几乎忘记还有这本事。它的重现太是时候了，我简直欣喜若狂。

我草草记下所有信息，再次冲到一个互联网咖啡馆，通过Ｅxpedia网站迅速订了一家酒店。一切都在向好。我住进酒店，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点了送餐服务，满心期待明天的下一步行程。

钻进被窝睡觉时，我几乎感到有点对不住迪克兰•法雷尔，但他一定会很佩服我如此机灵地闯开一条生路。那晚过得可真舒服，一觉睡到凌晨五点左右。外面吵吵嚷嚷，夹杂着脚步声，然后周围的灯好像全亮了，我一睁眼，面前这人不是迪克兰•法雷尔是谁？

他站在那里一脸笑容打量着我，又打量客房。

“你好像待错地方了，卡斯特罗先生，”他说。我躺在床上，眯着眼看回去。

除了让我再次保释，他们无计可施，但这回却附加了诸多条件，我一时无法满足，只好乖乖让人给送到都柏林的克拉佛山监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知道保释只是早晚的事。我被关在外籍囚犯管理区，这是个相对宽松的监狱，刚建成不久。

官方的繁文缛节使我迟迟无法得到保释。我满心失望，反倒顾不上多想被囚的苦处了，再说有几个犯人和我还处得不错。但监狱毕竟是监狱。自由了五个月就再给抓进来，这可不在我为蒸蒸日上的欺诈事业筹划的前景之中。

2002年11月10号，我在克拉佛山监狱里度过了二十岁生日。监狱特别为我准备了一份布丁，还允许我和家里通了一次电话，虽然电话本身说不上振奋人心。我不得不把被拘的事告诉爸妈，因为作为保释的一个条件，母亲需要在都柏林给我找个住处。自打上次从都柏林机场给家里打电话，父亲就没跟我说过话，这回他接过电话，干巴巴说了声生日快乐。我知道他是强忍怒火没开骂，心里暗暗感激。

11月下旬，我接到通知，两周后保释。母亲在一个家庭旅馆给我订了五个晚上的房间，等候过堂。在都柏林分派给我的辩护律师断定，我这次几乎肯定要蹲一段时间。他这么一说反而使我拿定了主意，这回可没什么能拦住我逃跑了。

从克拉佛山出来，我乖乖去到那家家庭旅馆住了进去，因为还没从监狱迫害症中缓过来，担心迪克兰•法雷尔会盯梢。确定没人跟踪后，我就进了城。虽然身无分文，但我不想连累母亲，找她要钱帮我出逃。虽然心不甘情不愿，我还是不得不再当一回小偷。

正是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都柏林一派冬日景象，到处都是圣诞装饰。我身上只有一件薄夹克，寒风刺骨，了无遮挡。走在大街上，我四处窥探机会下手，但连试几个酒吧都一无所获。后来我瞄准了一个人来人往的酒店大堂。

一伙乘大巴的游客正准备离开。到处是人，吆喝服务员帮这帮那。接待前台一时空无一人，我经过时瞟了一眼，看到电脑键盘旁有一小叠单子。转身往回走时，我顺手抄起这叠东西塞到胳臂下，走出酒店。

转过街角，我找到一个电话亭，开始检视战利品。实在太漂亮了，就差直接拎来一袋钞票。一张张入住登记表格上，有各个银行卡持有人的详细信息，甚至还有家庭住址。这些纸头为我揭示的机会远远超乎意料之外。我立即拿起电话，把所剩无几的硬币投了一枚进去，请接线员帮我接通火车站附近一家酒店。

半小时后，我走进那家酒店，前台冷冷清清。看台子的男人似乎平易近人。我尽量不露声色。

“打扰了，”我小心翼翼，“我想我父亲给您打过电话了。对不起，也许我弄错了……”

“汤姆孙先生？”他问，眉毛抬了抬。

“是的，是的，我就是，”我回答说，故意使我支支吾吾的声音中透出一丝希望。

“别担心，汤姆孙先生。”他好像要拥抱我。“令尊为您订了一个房间，并授权我们预先付给你一些现金。不介意的话，您可否回答一下令尊设置的安全性问题？”

“噢，谢天谢地，”我眼睛往上翻了翻。

“行了，孩子，”他一只手从柜台上伸过来，搭在我肩膀上，“爱尔兰警察一定会逮住那些杂种的。”

我直起腰板，顶住他的凝视。

“我也这么想，先生，但愿如此。”

那晚真开心，但我还是决定不离开客房。用的是假名，口袋里的钞票足以维持下一站行程，心里很踏实，再不怕又一位迪克兰•法雷尔来叫早。但我想还是别冒险为妙。第二天早晨我退了房，买了一顶帽子、一条围巾；一来御寒，二来简单伪装一下。

我向车站走去，跳上一列去贝尔法斯特的火车，沿途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也没碰到。我原以为车上多少会有护照检查之类的措施，还为此准备了一个复杂的悲惨故事，但一路上平安无事。火车驶出边境，抵达第一个车站，我知道自己成功逃脱了。

重新回到自由世界真令人愉快啊，在克拉佛山监狱逗留的短暂日子，我曾被迫与世隔离。与再次踏上全球冒险之旅相比，暂时不能回到爱尔兰，只能算一个小小的代价。

我飞到格拉斯哥，赶在圣诞节前几天回到家中，节日气氛正好暂时消解家里惯常的紧张空气。我先去护照办公室，解释说护照在爱尔兰被偷了（事实也差不了太多），申请到一本紧急替补护照。假日邮件意味着新卡一周多后才会寄到我手中，但是卡斯特罗家过得和和气气，一家四口不是吃吃喝喝，就是访亲拜友，再跟更多人凑在一起吃吃喝喝。

一天晚上，我从一个派对回家，很晚才上床，一觉睡得死死的，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我信步走到前屋，父亲在看电视。我面对他坐下，他紧绷着脸，冷冷地看着我。我刚看清他手上拿了个信封，他已扬起手臂把它扔到我膝盖上。

“是给你的，”他咆哮着。

信封上印着银行的徽章，快递单上父亲签了字。该活动活动了。

看来有点奇怪，我又选择了加拿大。我想这恰恰说明我那时有多么自信。爱尔兰确实弄得我挺难受，但那是因为我一时糊涂犯了个愚蠢的错误，使得迪克兰•法雷尔顺藤摸瓜，挖到了更多信息。

在加拿大，不管是谁当时在那家酒店客房里等着抓我，都差点到手几千英镑。不过这实在说不上是什么“重金悬赏”的惊天大案。除此之外，我还是满喜欢多伦多的。在巴特尔菲尔德，从Expedia上看到光彩照人的爱德华国王酒店时，我就拿定了主意。去多伦多，而且当然，乘头等舱。

旅途很舒适。一到机场我就订了一辆豪华轿车，直奔酒店而去。坐在后座上品着香槟酒，想到上次在加拿大冒充情报局特工，头上脚下逃回机场的种种情形，我不禁笑出声来。而当时我本该打几个电话，查查手头上那些卡是否还可以用的。

甫到酒店，我抽出一张卡办理入住手续。刷卡器一阵乱响。服务员一头雾水，不明白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转头想找人帮忙。

“等等，”我飞快地说，然后掏出钱夹，“我付现金得了。”

小小的波折，有惊无险，我把行李往房间一放，去了二楼贵宾俱乐部，这是专为酒店的知名客人准备的。我顺着挂满住店客人相片和签名的过道走下去，心里好不得意。艾尔维斯和披头士的品味准错不了。能跻身这样一个俱乐部，夫复何求？我朝商店走去，脚下如履春风。

刚开始，我还漫无目的，这件衣服试试，那双鞋子穿穿，但没过一会儿情形就有点失控了。口袋中揣满现金和银行卡，我非花掉不可。神经质般的干咳又开始了，虽然很不雅观而且引人注目，但我还是咳个不停。导购员们一脸迷茫，看我两手堆满了衣服还在东指西点，根本不听她们就样式和尺寸彬彬有礼给出的建议。

商店开始打烊，我的血拼之行也得暂时告一段落了。穿过街道往回走时，我被一大堆购物袋压弯了腰，心嘭嘭直跳。我心里主要是快乐和成就感，但也夹杂着一点近乎疯狂的绝望和不安——这是我第一次有此体味，而且完全出其不意。我自我安慰说，不过是饥荒之后的盛宴，购物消化不良而已，很快就会好的。

我一门心思企望酒店的奢华能让我好好放松一下。大堂金碧辉煌，高贵华丽。电梯里充满古龙香水和雪茄的芬芳。走廊上铺的地毯，是我从未见过的厚重，走在上面，短毛向两边倒去，好像草地上一双鞋把青草分开。沉重的购物袋缠绕在一起，到得客房门口，我从口袋里掏出房卡，插进卡槽。

您还记得吗？

安全提示(2)：在酒店里，绝不直接进客房，而是敲敲门说“打扫房间”。也许里面正有警察或保安守株待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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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洋之舌--拿骚神奇之旅（1）

终于回到巴特菲尔德，我的状况只能用“狼狈不堪”来形容。在敦监狱的日子，我几乎耗尽了体力，现在回复正常生活，反而感到疲惫不堪。吃的东西只要沾点油腥就会反胃，费好大劲儿才不至于吐出来。浑身上下没一处不痛，躺在床上，常常一夜无眠，眼睁睁看着天亮。

逃亡的紧张弄得我神经兮兮，到巴特菲尔德时，都停在家门口了，我还叫出租车司机帮我按门铃。看到母亲从门后朝街上张望，我才肯定真的安全到家了。日子一天天过去，身体却迟迟不肯复原，我痛苦不堪，更感到在家里度过的每分每秒都格外宝贵。

这个名叫伊斯盖特的家伙肯定知道我住哪里。他迟早会明白我已从他在希思罗设下的圈套逃脱。我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被他发现我侥幸脱逃，压力只会更大。回家差不多一星期后，一天等家人都出了门，我偷偷溜到客厅，在电话机旁坐下。

我不光要知道哪些人在找我。我在找借口留在家中，但一直没找到。我拨到三家大信用卡公司，自称是重大欺诈办公室的，请他们接安全部。

“这边正在调查一个名叫艾略特•卡斯特罗的嫌犯，不知你们可有他的情况？”

回答是：

“有。”

“有。”

“等一下……有。”

他们谢过我的电话，让我有消息就告诉他们。我一口应承，然后坐下来慢慢琢磨这些简短的交谈意味着什么。从长远讲，前景相当不妙，所以我先集中精神考虑什么是当务之急，采取哪些对策能奏效。想清楚后，我又拿起话筒，开始施展我一贯的伎俩。

几天后，信用卡寄来了，同时也意味着我得离开了。我和妈妈、迪恩在过道里告别，妈妈看上去又憔悴，又苍老。迪恩目光闪烁，躲开我的眼神。平常他对我极其崇拜，总是缠着我问这问那，但今天却光是踢墙，一个劲儿把手往裤袋深处插。我拥抱了一下妈妈，然后向门口走去。经过门廊就是前屋。父亲侧着身子坐在里面，抽着卷烟，两眼直视前方。

对希思罗我当然是敬而远之，而直飞伦敦盖德维克。在那里我跑了几家外币兑换所，在航站楼闲逛了一会儿，然后才决定搭乘维珍航空公司飞往巴哈马群岛的巨型波音747-400客机。几千英镑为我买来了头等舱的一个好觉。

这可是明智之举。要是你曾遇到过闹心的事儿——打个比方说，你一直盗用他人的信用卡，眼下正被一位英国探长盯上——拿骚城绝对是个好去处。起初我对当地人友好亲切的方言疑心重重，生怕以前我在无数学校和监狱遭遇的情景再次上演：人们引诱我落入圈套，然后，一刹那间所有的人变得凶神恶煞。可这样的戏剧性逆转并没有发生。

我定了天堂岛上一套宽敞的豪华套间。这个人间仙境到处是度假胜地和赌场，夜夜笙歌，四周是白得耀眼的沙子。我初次见到白沙时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大自然的产物，激动得撒开脚丫子就冲进海中。到达后一整天，我躺在懒汉椅上悠哉游哉，一会儿望望海水，一会儿读读介绍附近景点的小册子，时光在不知不觉间流逝。

夜幕降临，我依旧沉醉在海景中。四面环海的巴哈马群岛真是风光无限。回到酒店，我在酒吧里结识了一对年轻美国夫妇。见我套近乎，他俩相视会心一笑，但我没管那么多，只顾旁若无人说个没完没了。我们仨看起来倒是一拍即合。

迈克从事的是石油行业，刚刚在拿骚开完一个会，妻子简刚从得克萨斯搭飞机过来跟他会合。他们有苏格兰血统，毫不怀疑就接受了我所谓酒店咨询顾问的说辞，对旅行和鸡尾酒的喜爱跟我不相上下。

棕榈树婆娑舞影，玛格丽塔醇香爽口，暖风吹来阵阵隐约歌声，我们聊个没完没了，颇有千杯少之感慨。稍晚，他俩窃窃私语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向我说，他们明天会乘迈克父亲的游艇出海短途观光，希望我赏光同行。

我脑中最先蹦出来的念头是：骗人。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第二天凌晨他们把我叫起来，三个人走到码头。刚开始我觉得有点尴尬，一来宿酒还没有消退，二来我一贯的防人之心在不时作祟。登上游艇的一刹那，我所有疑虑都烟消云散了。

游艇光彩夺目，大约12米长，处处都预示着此次出游将会多么轻松愉快。迈克和简一跃而上，仿佛赶公交车一般稀松平常；我则像个圣诞节早晨的小孩子一样喜气洋洋跟在他俩后面。我们穿过艇舱，往船头走了几步，迈克突然指指右侧：

“那间是你的，伙计，”他说。

我推开转门走进去，发现自己身处一间镶满乌木和镜子的船舱，还铺了地毯。我丢下包折回到甲板上，迈克正忙着摁这个那个按钮，而简则张罗着准备日光浴。

“这简直……棒极了，”我大抒感慨。迈克满脸笑容。

“是啊，肯定会不枉此行的，”他回应道，顺手递给我一听啤酒。“想去托图吗？”

他指的是大洋之舌，拿骚西侧的一条天堑。海底在那儿凹了下去，形成一条深达数千米的巨大沟壑。不用说，我当然一门心思想去看看，迈克他们也兴趣盎然。

整个旅途中我兴奋得无可救药般，大部分时间都做博学多识状，言不及义地向迈克搬弄海军青年军训团的术语。接近大洋之舌，我爬上船头，刹时间呆住了：眼前只见无比深邃的一片黑色海面，直指天际。

我们坐到甲板上，随着波浪起伏，20来米下面，就是两个大陆板块裂开的地缝所在。在洛基老家，不只一个晚上，我神游过此处和类似的其他地方。大洋之舌、汤加海沟、马里亚纳海沟。唯一不同的是环境——当时我是包在棉被里，揿着手电徜徉在书页之间。

“嘿，挺不错吧？”迈克突然从身后冒出来，手搭凉棚遮住阳光。

接下来几天我们就在埃克苏马、卡特岛、长岛和朗姆屿之间的珊瑚礁和浅水区间游荡。有时漫无目的顺流而下，遇到中意的小海湾就泊住游艇，不是下船戏水就是在珊瑚丛和色彩斑斓的鱼群中潜泳。夜幕降临，迈克抛锚停船，简做饭炖菜，而我则负责调鸡尾酒。然后我们在甲板上盘膝而坐，头顶漫天星光讲故事。

当时的感觉好像世上只有我们三个人，巴特菲尔德、信用卡和那个叫伊斯盖特的家伙仿佛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早晨醒来，极目远望，看到的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碰到的头一个岛屿——圣萨尔瓦多，你说我哪里还有闲心管那些破事儿？

回到拿骚，迈克和简得搭当晚班机离开，三人依依不舍，黯然道别。我敷衍说日后一定会再联系，独自走回酒店，一丝沮丧不禁涌上心来。我对拿骚留恋不已，又逗留了一周，迷上了海盗黑胡子，须知此人也曾把巴哈马群岛用作避难所。凡跟黑胡子沾点边的旅游线路我都逛过了，对这位恶名远播的江洋大盗，我还就其生平给导游们扎扎实实上了几课。

总而言之，此次加勒比海之行让我重拾对生活的信心，更加坚定了信念。它提醒我，生活能给人什么样的奖赏，特别是跟前段时间的颠沛流离相对照。然而，旅程虽近尾声，好戏却还没收场。

我赶到机场，办完登机手续，拐进一间酒吧。这是个简陋所在，门外就是飞机跑道，酒客寥寥。我坐在高脚凳上，隔着一个座位，是一位正在读报的肥硕男人。虽说他举止古板，但身穿夏威夷花衬衫，手握一大杯鸡尾酒，再严肃也有限。在这种场合，我全方位出击的假日势头从不消减。

“不赖的地方，”我开口道，但这个开场白显然不太对路，他扫了一眼酒吧，露出颇不以为然的神情。我赶紧补救：“那些岛屿啊，简直棒透了。我刚坐了艘船去过……”

这句话立马见效。他也曾驾船去过托图，我俩交流了航线、风向和旅途见闻。我朝侍者一打手势，他乐滋滋给我们斟满了酒。待侍者退下，我转过身来，面向这位新朋友。

“这里人真友好，”我说。并不是问他，他却给了个回答。

“都是看在钞票份上。”他嗓音淡定从容，但我却听出一丝非同寻常之处。他的皮肤虽然晒得黑黑的，却十分光滑，显示着良好的出身，腕上戴着一只贵重的手表。他戏剧性地停顿一下，啜一口酒，继而进一步发挥：

“当地人从游客身上赚钱，但事情远比这复杂。有的钱你可以实实在在看到，”他挥手指指机场里熙熙攘攘的游客，“可看不到的钱要比这多得多。”又啜一口酒。我身子只顾往他那边凑，差点从凳子上栽下来，这时他才转过头来把话说完。

“那些岛屿，”他说道，“堆满离岸资金。”

我隐约明白他另有所指，但似懂非懂，一时没回过神来。

“那是？”我问。

他咧嘴笑笑，伸手再拿起酒杯。“人们手中的钞票呀，”他说，“本不该在他们手中的钞票。”

盖德维克机场寒气逼人，再加上形势不妙，我决定还是隐姓埋名退守伦敦。我住进西区一家连锁酒店，然后忙乎着再张罗几张新卡。打出去的第一批电话中，有一个让我搞到了一位海军上尉的信用卡。(奇*书*网^_^整*理*提*供)卡没送到手中时，我对他的背景其实一无所知——我本来找的是史密斯先生，电话中也没提起海军上尉这回事儿。

这家信用卡公司非得通过各种繁复的授权，才肯发放账户副卡（比如给侄子用）。可是过不了几天我就会被这家酒店扫出店门，所以我干脆以账户持有人的名义申领了一张补发卡。瞎猫说不定还能撞上死耗子呢，我怀着加勒比海之行的乐观心理这样想。第二天卡送到我手中，嘿嘿，本该是先生的地方却赫然印着：海军上尉。

我打电话到信用卡公司核实账户详情，电话那头的年轻人毕恭毕敬念出我的头衔。这狗屎运也走得太好了吧，我昏头昏脑又问信用额度是多少。

“五万英镑，”那人确认。我转过身找外套。

如今想来已是恍若隔世了：几年前，我曾坐在艾尔郡家里的科本伯恩单元房沙发上，读一份简介，讲的是一家名为“吉凡克斯”的公司。文章说，这家公司是个裁缝铺，设在萨维尔街一号，是这条名街的“皇冠之珠”。200多年来，这家店曾为世界各国皇室人物、国家元首裁剪过衣服，而且素来与军队有着不解之缘。纳尔逊勋爵、威灵顿公爵和济民号军舰的布莱上尉都是在这家店度身定制的衣服。现在轮到我了。

这家百年老字号裁缝铺墙上挂满了皇室徽章和油画，置身其中，我感到自己仿佛是位凯旋的战场英雄。一位老裁缝一边用软尺量我后背，一边和我闲扯军事。进驻伊拉克的战役几个月前刚打响，我们谈到了奔赴前线的可能性。

“够讨厌的，”老头儿嘀咕道，“布什这家伙，把事情搅得乱七八糟。”

“我跟一些战友聊过，”我一副心已飞到战场的样子，“据他们说，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喏，”他给我打气，“至少您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像部队一员。”

=奇=说真的，看到这位好心老头儿尽其所能，为一位即将奔赴战场的新兵蛋子拂去心头的恐惧，我真有丝过意不去。但我又对那身次日早晨便可完工的军装爱得要命。出得萨维尔街，我信步踏上邦德大街，来到久已心向往之的瑞士表行。

+书+我曾无数次站在这家店外面，盯着一排排金表银表，大气不出。可是这次我径直走了进去，唤来一名售货员，让他为我逐个细说劳力士系列。我告诉他自己是皇家海军上尉，上岸休假，想买点好东西犒劳自己。

-网-过去两年来大约不下二十次吧，我曾在那家店听售货员讲解劳力士家族每款手表的特别之处，边听边频频点头。这回我又试戴了好多块手表，最后才相中一款，然后告诉售货员明天来取。唯一区别是，这一回，我真打算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吉凡克斯还没开张我就等在门口。军装棒极了，我跟人说要出席一顿正式午餐，当场就给换上了。我把换下的衣服塞到头天才买的公文包里，来到大街上。我这身装束既光鲜出众，又滑稽可笑。与早晨的购物人群擦肩而过时，不少行人发出吃吃的笑声。

我强作镇静，钻进瑞士表行。售货员还是昨天那位，一开始他没认出我，后来我故作夸张地把帽子取下，他才猛地认出来，子弹般冲出柜台迎接我。那款劳力士只是低端产品，一两千英镑，不过那一刻的感觉真是超级棒。

他刷卡时，我一丁点儿怀疑也没有。哪怕卡刷不过去，这套军装也是挡箭牌。在打印票据的当儿，他把装着表的盒子滑过玻璃柜台推到我面前，我把它跟其他平民物品一起放进袋里。

从邦德大街，我打了辆出租车到优斯顿火车站，然后登上前往曼彻斯特的火车。在座位上，我撬开盒盖。这可是我蒸蒸日上事业中的一大战利品。我捋起夹克衫的绣花袖口，有意无意地转动手腕，让手表滑来滑去，向世界炫耀它的高贵出身。我练习着一会儿抓抓颈背，一会儿正正帽沿，借机展示这一富贵象征。

凭着军装和亮闪闪的手表，我成了这趟车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风头越来越盛，满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曼彻斯特大干一场。很遗憾，这一晚还没结束，梦幻组合的一半就变得毫无用处了。我入住丁斯盖特一家漂亮酒店，叫了点外卖，然后和往常一样，用从伦敦一家酒吧搞来的一个商家代码给银行打了几个电话，进行安全检查。

海军上尉信用卡已被取消，大概托我手腕上那块东西之福。我靠。我需要那张卡来搭配这身军装，消除人们对我容光焕发新形象的疑虑。没了它我可就原形毕露了——一个打扮得花里胡哨，头脑发热的20岁小青年。

我极不情愿地脱下军装，决定另想奇招。额度如此高的一张卡这么快就从手中飞走，真让我气不打一处来。最大的两个可能是：一，户主查询了余额；二，户主收到了银行寄去的当月账单。

从此，每逢预订信用卡时，我都要查询发出账单的日期。只要可能，我总是要求晚些寄出账单。除此之外，我还会核对一下原有持卡者的支付方式。要是通过直接扣款方式支付，我就改成支票支付，这样我的行动就能迟几天才被发现。

被皇家海军扫地出门这件糗事使我灰心丧气，我着手寻找下一个基地。因为Expedia和其他一些网站已经不能再沾，每次入住酒店我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在前台，而且在每个地方都得拿出身份证。再加上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每次打开酒店客房的门我都会感到恐慌，找出替代办法已经刻不容缓。

就在曼彻斯特，我找到了需要的一切，那就是埃里斯利酒店公寓。酒店公寓听起来正适合我这号人，于是我选几家转了转。女接待带我看了一间挺时尚的一居室公寓，装修豪华，可以从无人监管电梯进出。真是个绝妙的藏身之所啊，而且就在市中心。

回到前台，得知公寓每天有人打扫。

“还有，”她边收拾表格边说，“我们还提供包括洗涤和电话接转在内的全方位打包服务。”

“我住了，”我自信满满地说道，然后把下楼梯时福至心灵冒出的一个小点子抖了出来。我向她跟前凑了凑，压低嗓音交底。

“你知道，”我回头瞟了瞟有没有可疑对象，还好，鬼影也没一个。“我其实是皇家海军的一名军官，因公在这儿出差。但是……”

她手停在文件上，抬头透过老花镜看我。

“……正式说法是根本没我这个人。”

她皱起眉头：“什么意思？”

“唔，万一有人问起的话。”

“谁会问呢？”她并没有开玩笑，提的问题完全合乎情理。

“任何人，”我尴尬地说。挺好的想法，可惜我没考虑周全。

“亲爱的，几把钥匙？”她极力忍住没笑出来，一边问。

很快我就在新家安顿下来。那几天午饭过后，我都会离开公寓，在曼彻斯特四处闲逛。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厨房，我感到很新鲜，于是每每日间观看烹饪节目，然后冲到超市照单采买，回来尝试下厨，做出的菜却是有好有坏。晚上，我就收集信用卡资料，强化记忆本领。

都柏林那次，我凭空从脑子里回想起一批信用卡的详细信息，使我意识到大脑的巨大潜能。我现在所做的，跟小时候记国家首都没什么两样：我给每个城市分派一个象征或对象。巴黎是埃菲尔铁塔，马德里是个又大又亮的太阳，诸如之类。

现在我把为每张信用卡收集的相关信息调出来，然后配上一种水果。熟能生巧，很快我就能在脑袋中存储十来套信息，并且随心所欲一个个调出来。这样一来，事情变得简单易行，而且没有一张纸头留做罪证。

我如今对各家银行的安全措施也更加熟悉了。汇丰银行最难缠，每一步都要求输入密码。苏格兰的几家银行可以下手，一些大型英格兰银行也是，但我的最爱是直接和信用卡公司打交道。其中之一是美国运通，就是这家公司曾助我畅游世界各地，当我身陷牢笼时，还替我的跨国长途电话买过单。

利用公寓和隔壁的互联网咖啡馆，我逐渐积累起许多材料。我全身心投入这项虽说刺激却也挺累人的过程。再不放松一下不行了。一天晚上，机会出人意料地来临。

互联网咖啡馆临近打烊时，我一边决定当晚的夜生活计划，一边漫无目的在网上闲逛。溜达到皇家海军官方网站完全是事出偶然。那段短暂的海军生涯我还恋恋于心（尤其是它带给我的那块颇有纪念意义的手表），因此看到马上有机会重温海军生涯，不禁一阵狂喜。就在当晚，皇家海军要在曼彻斯特一家酒店为海军军校学员举办一个筹款会。这正是我心仪的事业呀，我觉得应该出席才对，也算赏他们一点光。

我回到公寓，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然后穿上军装，打出租到了那家酒店。儿时把父亲的领带缠在脖子上，站在学校走廊里准备冒充老师的那份古怪自信心，此时又回来了。

到达时，晚宴刚刚结束。我大摇大摆踱进房间，不管谁的手，只要伸过来我就乱握一气，同时抓住每个机会行个不成样子的军礼。人们大惑不解地看着我，里面穿军装的人好像也少之又少。

大约两杯酒下肚（也许更多——说实话我当时已经很晕了），我硬着头皮冲进聊天大军，把整间屋子的人弄得稀里糊涂。虽说神志半清不醒，我还是能感觉到人们的目光纷纷落到我身上。没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我踉踉跄跄退到门边，手一阵猛挥跟大伙儿道别，却也看清了主宾桌上的高级军官们如何一边拿眼角瞟我，一边用肘轻推邻桌。时至今日，我才回过味儿来——那天可能压根儿就跑错了酒店。

发生这样的事情分明是一种征兆，说明我在曼彻斯特的日子越过越无聊。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我决定重访智利。原因很多——我上次在那儿挺开心的；市中心区的外币兑换所已经使用过度（银行我还不敢碰），得换着用一下机场的；对一个坐惯了飞机的人来说，在一个地方窝了整整一个月，实在憋得难受。

自打巴特菲尔德一别，我一直和母亲保持着联系，而跟父亲一直没交流。我当时没意识到的一点是：我回智利的最大动机可能是为了有机会和他聊聊。我原以为父亲会因为我去智利而不再怀疑我的所作所为，甚至为我感到自豪。可是当我告诉他这一消息时，他只是淡淡地说：“在托科皮亚，别丢我的老脸。”

我的心仿佛被蜇了一下，继而恼羞成怒。我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因此感到更加难堪。他已经认定自己的儿子沉迷于堕落的生活方式，不想家丑外扬，尤其不想远扬到智利的亲戚朋友中。

最大的尴尬当然是眼看我被人逮住，避免这事儿发生就成了我俩的共识。我先从曼彻斯特飞往巴黎，再飞到马德里，自信这步棋可以摆脱神秘莫测的伊斯盖特探长或别的什么人布下的罗网。在每个机场，我都在外币兑换所大捞特捞一把，取出的钱必要时足够我在智利待上一年。然后，我把大部分卡扔进了马德里机场的垃圾桶。

装备好几张以我自己名义开的信用卡、满满一口袋钞票、一脑瓜水果品种，我放心大胆去了智利。

这回我可是卡斯特罗家族移民的唯一代表，所以待在托科皮亚的那段日子搞得像皇室来访一般：整个镇子的人络绎不绝前来嘘寒问暖。我和祖母住在一起，晚上跟她和叔伯阿姨们吃过饭之后，就和一帮小字辈成群结队前往酒吧、夜总会一类地方。

放在先前，我对自己的身份会心满意足：一个外国人，成天被亲戚们拿来炫耀。我扮演的角色介于传教士和盟特公司那位采购员之间，他为果汁生产跋山涉水，满世界寻找优质橙子，找到了就叫一声“对头！”。万人瞩目本该是滋润我心灵的养分，可奇怪的是，我不仅没感到满足，反而对自己的不实身份感到恶心。

大家都以为我在计算机公司上班，彼此间说起这一点时一脸崇敬与自豪。可我并没有在什么计算机公司上班，实际上连半份工作都没有。我平时做的事情绝对不可告人，不管成就多么显赫。这一阴影毫无征兆就罩上心头，我只能设法用满嘴大话和一瓶又一瓶的埃斯库多啤酒把它驱赶出去。

在托科皮亚待了一周后，我到圣地亚哥待了几天，然后踏上前往曼彻斯特的旅程，一段远涉重洋、分成几站的旅行。抵达巴黎时已经一天没合眼，于是找了家离机场最近的酒店，打算先睡上一觉再说。朦朦胧胧正要入梦，我突然被旅行包里一阵嘈杂的铃声惊醒。

我掏手机时心头有两团疑云：一，竟然有这么多短信；二，为什么现在才收到。手机在智利时应该能使，一直都有当地信号。

事情有些不对劲儿，现在关键是看看那些留言讲了些什么。从智利回来就陷入语音留言带来的灾难，这是第二次了。所有的信息都是那家酒店公寓的物业留的。我出发前给了他们一张信用卡，用来支付公寓开支。虽然崭新，离账单发出日还有好几个星期，但这张卡还是出问题了。

留言一个接一个，先是礼貌地问我能否换一种付款方式，然后说要换掉门锁，最后是声色俱厉说要报案。我怒不可遏，要是在智利能早点收到这些留言的话，哪里还有这些后患。公寓里有我的衣服和各种财物，其实更主要的是，我已经把它当成了家，一直就归心似箭。

第二天我仍旧飞回曼彻斯特，一路上都在想如何回埃里斯利公寓把事情摆平，但心平气和之后、再三权衡之下，我想还是别太较真儿为好。拿定主意，我便住进一家廉价“旅行小屋”汽车旅馆，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走。

原打算找个低调的住处，但进房间坐下一看四周的摆设，我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塑料开水壶搁在木制托盘上，绿兮兮的地毯又旧又脏，天花板被烟熏得黄不拉叽。跟牢房真没什么两样，唯一好处是要走便走。我充分利用这一好处，冲了个澡就去了闹市区。被埃里斯利的事弄得焦灼不安、缺乏睡眠再加上度假时到手的鼓鼓钱包，使我风风火火穿过曼彻斯特的街道，走上一条自毁之路。

我后脚刚出一家酒吧，前脚就踏进另一家。我请压根儿就不想喝酒的人共饮，和压根儿无意和我谈话的人闲扯。我把鸡尾酒、龙舌兰和萨姆布卡酒混在一起，喝了两巡。次日凌晨，我跌跌撞撞走出一家夜总会，费了好大劲儿才跟司机说清“旅行小屋”的地址。

要是不借助任何资料回想接下来发生的事，那么我的记忆所能给您的，只能是含混不清的一堆片断。算您走运（当然，对我来说可就算不上走运了），我有法庭记录可资参考。下面就是我的行径：

我趔趔趄趄走进旅馆的酒吧，发现那儿的刷卡机无人看管，而且管理员的授权卡就摆在旁边。我抄起那张卡刷了一下，选择“返款”键。然后我又迅速划了一下自己的卡，给自己返了2,100英镑。过后我就回房间睡了。

您觉得这蠢不蠢？接下来这个是不是更蠢呢？

我返款的那张卡正好也是我用来付那间破客房的卡。于是，当旅馆方面早上不可避免地发现出了什么事时，首先做的就是把那张卡的信息跟每位房客查对。

*

您觉得这蠢不蠢？接下来这个是不是更蠢呢？

他们直到日上三竿才注意到事情不对劲儿，然后又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我和我的卡对上，最后才报了警。警察到我房间已经是下午一两点了。您可能想，来得太晚了吧！错。我忘了设闹钟，警察敲门时我趁着酒劲睡得正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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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新招--电汇窃款（1）

糟糕透顶的宿醉以前也不是没发生过，可是和这次坐在警车后座缓缓驶出“旅行小屋”旅馆停车场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脑袋嗡嗡作响，周身冰凉，肠子都悔青了。与其说我为被警方逮住而沮丧，不如说我因作茧自缚而憎恨自己。

一切宣告完结。爱尔兰、英格兰、希思罗，很快我被抓的消息就会通过传真机和电子邮件传得沸沸扬扬。对我的指控会变本加厉，而我正打算手到擒来的东西一刹那间变成了镜中月、水中花。我眼看就要摆脱对落入樊笼的恐惧，不再为冒险而担惊受怕，现在可好，命运突然逆转。我的技术一周比一周完善，甚至滋生了一个全新的念头……

但现在都无关紧要了。我本应天马行空，作为导演无数奇案的国际江洋大盗留名青史，让一大帮警察劳而无功地追在我屁股后面。但一夜之间我就自毁前程。结局来得实在有些悲哀——醉醺醺睡在45英镑一晚的旅馆，好比推销员大会上一个无名代表。无足轻重的委琐小贼。笑柄。

我当时心如死灰，甚至懒得就我的所作所为向警方作任何辩解。询问时我含糊不清地咕哝作答，甚至听到将我拘押候审的判决，都没顾得上失望。我就这么死心眼儿地认准结局已经来到。及至警车门打开，兰卡斯特农场监狱展现在眼前，我都不认为纯属巧合，而认定警方在跟我开个小小的玩笑，一会儿就会让我明白他们早就知道我的逃犯身份了。

我在牢房里很快就和隔壁一名囚犯建立了松散的朋友关系——这是个随和的家伙，因吸食其女友巧妙走私来的大麻而被投入大牢。很快我就陷入浑浑噩噩度日的状态，只在吃饭和会见律师时才走出牢房。我告诉律师做好面临更多控罪的准备，可是他每次来，和我谈的就只有“旅行小屋”旅馆那桩了不得的劫案。

我不明白案子为什么进展得这么缓慢。我不敢相信自己会再次脱身，可是吸食大麻后入梦时，梦境最深处，还是会想象自己不是走进机场，就是徜徉在加勒比海的白色沙滩上。然而太阳一出来，监狱现实就呈现得清清楚楚，显然我还得在这里待上好长一段时间。

几周过后，庭审日子定了下来，可是警方的无数杀手锏还是一招也没使出来。也没人提起什么伊斯盖特先生。开庭前夕，我通宵未眠，一会儿在牢房里踱步，一会儿透过铁条凝望云层。此时我确信无疑，伊斯盖特者流会等在法庭外面收拾我。

简短的听证过后，法庭判决关押四周，正好等于拘押候审的时间，于是我被当庭释放。法官提到的只有“旅行小屋”、非法刷卡和此前的英国定罪。我半信半疑走出法庭，和律师站在走廊里。

他是临时值班律师，急着接手下一桩案子，可是我尽量拖延谈话时间，因为我总觉得谈话一完，又得被抓走。最后，他夸张地看了看手表，匆匆说了声“得，祝你好运！”，然后就忙不迭跑掉了。

孤零零地，我看着那块通往外部世界的长方形光亮。我向它走去，很奇怪地有种超然物外的感觉，孤立无助已经使我对一切结局都不再计较。就这样我来到大街上。

大白天在市中心发生这种怪事少之又少，可我这会儿就碰上了——人们仿佛不约而同集体失踪，有几秒钟工夫四处空空如也。我走出法庭时，街上一个人影也没见到。

好了，现在开讲这部重头戏吧。我期待这一刻已久了。

早在敦监狱的那段日子，一些念头就开始在我心里蠢蠢欲动。这次的脱身以及我根本就不配得到的第二次机会给了我充分的动力，把这些想法完善成一项新的技能。它最终会使我再上层楼，更上层楼。它可以使我几乎不为人察觉，而带来的大笔财富一辈子也用不完。我只能用“精彩”两个字来形容它，而且实行起来毫不费力。我管它叫：

电汇转账诈骗

只要回头看看我的所作所为，您就会明了电汇转账诈骗这个想法是打哪儿冒出来的。我玩过酒店电话的把戏；对豪华酒店领域熟稔于心。我假冒身份的手法炉火纯青；对信用卡公司的安全保障措施了如指掌。我热爱钱财，曾经身陷敦监狱牢笼却依然成功通过内德的朋友领到现金并存入葡萄牙人的户头。

您要是能想到这些，再想想我对犯罪的狂热，再加上资料保护法案，基本上就应该能猜到我打的是什么主意了。对我来说，始终未变的一点，是我在从曼彻斯特到格拉斯哥的火车上暗自下的决心：取得的成就要远超以往，而且要永远逍遥法外。

当我重返格拉斯哥，以重大欺诈办公室的名义给信用卡公司打了几通电话之后，决心就更加坚定了。有关机构并没有忘掉艾略特·卡斯特罗依然在逃。不管警方这次因为什么原因让我逃过一劫，决不能指望这等业余表现重演。是否能让警方永远鞭长莫及，完全取决于我本身。

在格拉斯哥时，我在一个入住400英镑一晚客房的伦敦男人身上小试了一下牛刀。成功了。然而我明白还有有待完善之处。几天后，在伯明翰一家酒店内，在隔我房间两道门的一位威尔士生意人身上又试了试。两三天后，住在伦敦一家顶级酒店83号房间的一位美国男子沦为我的牺牲品。毫无问题。一切蓄势待发，无懈可击。

让我放慢点，从头再讲一遍吧。

第一次尝试电汇转账诈骗时，我拿那位格拉斯哥男子开刀，通过酒店电话招数弄到了他的信用卡和个人资料。幸运的是，这家伙十分轻信，二话不说就把我要的一切资料全部奉上。接下来我给他的信用卡公司打了个电话，自称这位先生本人，在格拉斯哥出差，钱包和护照全被扒了。

我听起来很抓狂，这点对方完全能理解。实际上呢，我当时是在巴特菲尔德家里，正躺自己床上，压低声音不让父母听见。信用卡公司向我提了个建议，我正努力琢磨他们建议的措施意味着什么。电话那头是个和气的女人，她让我从账户预提一部分现金，信用卡公司方面只要一两个钟头就可以搞定，到时我找个电汇转账代理处取钱就行了。

电汇转账代理处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报刊销售处、药房等。这么说吧，任何乐于赚点外快的小商店都可以从事这买卖。这类地方通称取现处，其蔓延滋生被许多人视为电汇转账服务失败的罪魁祸首。我自然不敢苟同。

电汇转账代理处要是没有闭路电视，整个过程就变得几乎完全匿名。这种转账方法本是为彼此了解、彼此信任的交易双方设计的。我百分之百赞同信用卡公司这位女士提供的解决方案，并且终于意识到电汇转账服务为我辈打开了一个不小的缺口。敦监狱那次只能算初试啼声，现在是引颈高歌的时候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会反复谈到电汇转账服务，但出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有些地方不能讲得太透。因此，下面我会把所有电汇转账代理处都简称为电代处。虽然业务性质各有不同，规模有大有小，但对本书而言，它们都不过是电代处。好了，言归正传吧……

没有问题，我通过了安全检测，对方同意我取现一千英镑。取款的查证措施是什么呢？这是我整体计划中略显含糊之处。在加拿大时，只要设定一个问题就可以了，不过那是在国外，而且金额要小得多。

而今可是在大不列颠境内，恐怕要严格一些。但是数据保护法这时就起作用了。

“那么，”我小心翼翼问道，“取钱时对方会掌握我哪些相关资料呢？这样我也好知道该告诉他们什么。”

“噢，不用，先生，”她说道，“根据数据保护法，只有事先跟您约定的信息，我们才能提供给他们。”

“太好啦，”我诚心诚意地回答。

这实际上意味着进行安全设置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具体过程是：我与信用卡公司商定一个密码或查证问题，然后他们给我一个参考号。在随便哪个电代处取钱，只要有这两样信息就行了|奇^_^书-_-网|。毕竟我所有身份证明在“失窃”时都丢掉了。唯一还需要的另一条资料就是持卡人的外貌。没问题，来自巴特菲尔德的艾略特·卡斯特罗毫无保留，提供了大量有关他外貌的信息。

我在格拉斯哥南城的一个电代处提取了首笔一千英镑。如果在外币兑换所取这点钱本来是小事一桩，但这回我是头一次在外币兑换所之外取这么大一笔钱。即便如此，我当时还是不怎么紧张。

这种新方法几乎雁过无痕。不需要寄信用卡到某个地址，不牵涉到一长串金融机构（也就没有这些潜在证人）。我本人的名字完全不会提到——他们手头上拥有的最多可能就是一通录音电话，再加上电代处的一盒录影带。

对方察觉有问题的机会降到仅仅一两个小时，也就是从我打电话到取款这段时间。剩下唯一可担心的就是是否能从原持卡人那儿弄到足够翔实的资料。在伯明翰和伦敦这两个地方进一步试运行时，我已经想好如何对付这两点了。

首先，跟银行商定付款后、实际取钱前，我会先给电代处打电话。要是信用卡公司的坐席是个男的的话，我就会记下他的名字，然后装成是他。不然，我就瞎编个名字和身份，冒充是该信用卡公司全球服务团队的一名员工。我会解释说，打电话过去是要核实一下刚刚经我授权的付款是否一切妥当。

要是真有问题的话，电代处没有理由不告知信用卡公司，所以，只要付款安排得到核实，需要考虑的就只是这第二通电话和我人到电代处这段时间。一般第二通电话都是从离电代处最近的电话亭打的，走过去也花不了几分钟，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其次，需要跟安全信息配套的全部资料。这更是小菜一碟，几乎没有任何麻烦；大不了对方生疑，我挂掉电话就是，然后再打给另一个人，这是我的一贯手法。更绝的是，这次我直接打给了待在同一家酒店的客人。

这并不是胡搞，而是因为酒店前台通常会随意乱放种种有用资料（您大概也注意到这一点了）。酒店档次越高，管理人员就越松懈，我记住或顺手拿走的资料也就越多。要是有人打给您电话自称前台，而且上来就谈到客房价位、家庭住址或是早晨送报这类事情，您还不相信他的确是从前台打来的，那才叫奇怪呢。

这个方法在伯明翰和伦敦大获成功，伦敦那位持卡人甚至向我大倒客房服务的苦水。我耐心听取意见，保证第二天一早一定解决这个问题。这还不算最精彩的；那位美国客人当时住83房，而我就住在隔壁85号！我用不可跟踪的手机通过酒店接线生打给他时，他房间里响起的电话铃声，我这边听得一清二楚。

一般说来，住的酒店越昂贵，信用卡的额度就越高，我取现的金额也就越高。打个比方说，一位生意人住的是600英镑一晚的套房，第二天晚上还得花点钱让客户开心，要求取现5000英镑一点也不过分。金钱数额呈螺旋状攀升，很快我就被冲昏了头脑。

现在我手里现钱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白天在电代处换来50英镑的纸币，晚上逛酒吧时就随手抽出一张来，然后看着酒吧员工的眼珠因嫉妒和假装的不屑而变得贼亮。不经意间，我花钱的速率就创造了个人历史记录，而且极为自信——只有花自个儿钱的人才能如此牛逼。不用刷卡，也不用紧张兮兮地先看好逃亡路线。只需把一叠纸递过去，已经被无数人倒过手的柔软钞票再度转手，事情就办成了。无名钞票，无上荣光。

我的方法已经无懈可击。该派用场了。

您知道，我总是被奢华场面所吸引，就像飞蛾扑向灯火。知道这点您就不会奇怪，为什么还是个小孩时，在去智利的途中我会惊异于那袭灰色窗帘后面的景象；为什么邦德街上的灯光会使我心醉神秘；为什么在辛德利监狱我会整晚整晚回味古罗马的怪异建筑和宏大景观。虽然有点说不出口，因为同一个原因我十来岁时最爱看的一部电影是《风月俏佳人》。

迷住我的不是朱莉娅·罗伯茨在贝佛利山的贝弗利•威尔什尔酒店泡澡的场景，而是理查德·基尔对金钱满不在乎的劲头。看那部电影时我正是个毛头小伙子，渴望也成为他那样的生意人：买卖上的决定一旦做出，别人就无法抗拒；把感恩戴德的下属送到罗迪欧大道，用老板的钱疯狂采购。这是我一直以来不可动摇的幻想，所以贝弗利•威尔什尔酒店就成了我电汇转账诈骗得胜之旅的首选目的地。

我认定洛杉矶是我大展身手的最佳所在。毕竟这是全世界富豪名流烧钱的地方。喏，现在我可以和他们中间最出色的一比长短了。我雇了个加长车司机一天24小时待命，租了酒店一部电话，然后住进一间漂亮套房。令人扼腕的是没租到风月俏佳人套房，不过我那间也有枝形吊灯和泡澡缸，同样气派十足。

脑瓜里装着一大堆信用卡资料和落魄故事，我早晨起床后便会给各家信用卡公司打电话。用过早餐后，加长车司机的头一件活儿就是送我到某家当地电代处。然后我又舒舒服服坐回加长车真皮座位上，一边在凉爽怡人的空气里数钞票，一边让司机驾车带我参观贝佛利山，欣赏富豪名流们的豪宅。

我让这个可怜家伙载我到罗迪欧大道，停在各个精品店之间二三十米远的地方，图的就是门僮忙不迭冲出来给我开门，而路人装出对我视而不见的样子。古姿、路易威登、萨克斯第五大道等在电影里不让穷朱莉娅进门的所有精品店，全都满怀感激和期待向我敞开店门。我也没让他们失望。经常是早上才取几千英镑，到晚上就连买香槟酒的钱都不够了。

在洛杉矶最为知名的几个酒吧里，设法跟周围的人套话时，我常常不得不使用信用卡，虽然心里老大不情愿。人们谈的东西我一点插不上嘴，这些人三句话不离电影圈，或者某某人离电影圈多远或多近。我是个吹牛大王、撒谎专家、诈骗犯，但很快就意识到在洛杉矶我绝对不算珍稀动物。

这些家伙自负、自信，可是与我所敬佩的富人身上发出的真正的自信之光格格不入。他们借它做外壳，当作防御手段，也许为了对抗他人的排斥，也许为了别的什么，总之让我反感。因此我也并不真喜欢洛杉矶。

电汇转账诈骗的国际成果却很出色，我下一站到达旧金山，钱还是源源不绝流进口袋。据说文华东方酒店有全市最高的客房，俯瞰湾区景色妙不可言，于是我在那里订了房。

大部分时间我都坐在窗边，通过一条外线随意给酒店打电话，请他们接酒店其他房间。人们提供给我的信息，我甚至没有全记下来。那段时间我只想进一步简化骗钱手段，反复试验找出最有效可靠的方法。我高倨离街面六、七十米高的客房里，进行着这一切。

您有没有在2003年10月或11月份在英国一家豪华酒店住过呢？要是住过的话，您说不定见过我。当时我刚从美国回来，心情狂躁不安。可能您在大厅里与我擦肩而过，抑或一位在早餐桌上读报的年青人引起了您的注意。您待在那家酒店时可能接到过来自前台的一通奇怪电话，再不，要是您运气更差，我可能从您账号里偷走过钱。当然，钱一定已经从银行或者信用卡公司追回了，但这不等于说我就做得对。

我现在明白了，但那时却是当局者迷，没法客观看待一切。钱来得比花掉还容易，我的生活完全为金钱所淹没。我升级到更高档的套房，买衣服，买珠宝，手机买了一部又一部，早上醒来钱还是在那儿，皱巴巴、一沓沓，颜色有粉有棕，堆在衣服和空酒瓶旁边。

有的日子里，我一天跑两三家电代处，钱多得全身口袋都装不下，只好把剩下的钞票鼓鼓囊囊塞进裤子，内裤一下子价值3000英镑，然后再找一家精品店给花出去。

有几次，跟电代处通话后我没去取款。有时他们上来就告诉你出了问题，有时则仅仅是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一丝异样。这些对话若是写下来，一点看不出什么毛病。然而，当你的生活完全以电话为轴心时，你就明白“意在言外”是什么意思了。

我隔几天就挪个窝儿，在英国境内四处游荡，偶尔还来个穿梭旅行到欧洲转转，或去更远的地方（包括纽约，不过入住的是纽约广场酒店）。我对重返格拉斯哥心存忌惮，尤其是母亲告诉我警察又开始到我家附件转悠，打听我身体如何，回家的事儿就更别想了。父亲会在母亲身后骂骂咧咧，但几乎从不接电话。连迪恩都不再对我的旅行感到兴趣，只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我无法顺着他心意说。成功就在眼前，我正要打入的犯罪领域能让我把世界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时候回巴特菲尔德实在太冒险。但这种东奔西跑的生活也不能永远继续下去，我开始寻找折衷的法子，好在享受金钱时不必操心下一步到哪儿过夜。

我常常怀念曼彻斯特的酒店公寓和在都柏林长时期逗留的日子，它们给我一种稳定感。我想找个既能长住又能实施偷窃，晚上还能风风光光出去找乐的安全无虞之地。我需要一个基地。2003年初冬，当我造访不列颠一个个火车站和酒店前台时，找基地成了我的心病。但后来一件更让人担忧的事情发生：游戏规则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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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九章 扎根贝尔法斯特（1）

我真希望此刻能告诉您，我如何把跨国银行和电代处驯得服服帖帖的，而面对我的足智多谋，这些机构又如何串通一气，专为扰乱我的活动达成了改变提现规定的协议。然而这样做未免滑稽可笑。虽说我从他们那儿弄走的钱能让我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九牛一毛，顶多给安全部门一两个小职员制造一点小麻烦罢了。

堵死我获取资金的新渠道的，其实是时间、进步和常识。我是在纽卡斯尔一家酒店发现这一点的。当时我正落落大方以一位小伙子的名义打电话，这位马大哈把入住登记表落在了酒吧里。电话中，我讲述了不幸被抢的惨痛经历，接受对方建议先支取一笔4000英镑的小钱。接着我似乎挺自然地说起我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提交给电代处。

这应该不碍事吧？我天真地问。

“不，”她回答道，“会碍事的。”

什么？不会吧！

“呃，是吗。你肯定？”

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她听起来有点恼怒：“是的，先生，我肯定。”

我又继续往她火上浇了点油，然后才挂机。或许是这个账户出了点特别毛病。我又打了个电话，提供了另外一张卡的详细资料，结果一样。坏了。我冒充一家信用卡公司员工给两家电代处分别打电话，声称想核实一下关于身份证明的新制度现在是否已经全面实施。

“是的，”他们回答道。

“那么客户只设置一个密码就不行咯？”

“不行，还得有几样身份证明。”

这完全说得通。要知道牵扯的都是信用卡持有者，他们或多或少有一定背景，而且身处本国，总有资源可用：邮件、传真、快递服务，等等。这些遭逢意外的生意人没有理由无法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弄到身份证明。一切合乎逻辑，可是对我却没什么好处。

局面并未变得不可收拾。他们肯定不会对在国外遭抢劫的主顾也施加同样的限制条件吧？即便是熟知种种技术细节的旅行者，在世界上某些地方要弄到替补身份证明，也可能会受某些当地条件所限而束手无策。还真是如此；几番投石问路的电话过后，我得知对在国外遭劫的主顾来说，我最喜欢的密码验证系统还可以照用不误。

以前考虑找新基地时，我总局限于不列颠境内。固然，在阳光明媚的日子走在外国某条街上，兜里还揣满陌生货币，确实是够舒坦的；但那毕竟不同于定居国外。再说了，假如在国外再次被逮住，敦监狱的情况让我想起来就脊背发凉。然而要是不移居国外，我一辈子都得旅途奔波，成天与行李为伴。

在我内心深处，巴特菲尔德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它意味着童年的苦楚、等我自投罗网的警察、我与家人日益恶化的关系。奇怪的是，走得离巴特菲尔德越远，我的惧怕心理好像越发强烈。我发现，假如给母亲打电话时响起的是英国的手机铃音，想跨进家门也只须短途旅行，都会减轻伴随永无尽头的奔波的伤痛和孤单。

我需要在国外有个立足点来维持获取资金的新渠道，但是我不想移居国外。我在纽卡斯尔的酒店里又待了一两天，苦苦琢磨种种选择，最后得出大致如下的结论：

选择贝尔法斯特的几大理由

我对它的最后（实际上也是唯一的）记忆绝对美好。它曾是我逃离都柏林的最后一站；

那次出逃时发现，坐火车往来于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不用出示护照，买车票可以用现金。换句话说，你可以随意进出英国而不留蛛丝马迹。贝尔法斯特可以让我待在英国，同时又能在爱尔兰施展电汇转账诈骗。诚然，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我在爱尔兰是个通缉犯，但是

就算最糟糕的情况发生，都柏林的监狱也不赖。而且我还有个小小的应对计划。还有，

住在贝尔法斯特等于住在英国。通用货币是英镑，而且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做生意，打交道的都是同类。当然，

这意味着被逮住的可能性更大，但爱尔兰海这道实实在在的地理屏障多少能减少一些心理问题。此外，

我猜想，北爱尔兰警方和不列颠警方在大多数方面都是各顾各。即使我在贝尔法斯特被抓，查对用的名单也很可能不是同一个。

如此这般，我搬到了贝尔法斯特。

最初的步骤大致如此：我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的希尔顿订了个标间，然后冒充几位刚在都柏林被抢匪把盘缠和身份证明洗劫一空的英国生意人，给信用卡公司打电话。设好密码之后，我在贝尔法斯特穿街过巷，顺道买了份报纸，然后搭上去都柏林的火车。火车越过边境，离都柏林越来越近，我开始不寒而栗。我们可以从这儿讲起。

这种惧怕来得毫无头绪。车站上并不检查护照，曾给我带来一箩筐麻烦的那位都柏林侦探迪克兰•法雷尔也不会在车站大厅恭候。我并不是在自投罗网，可是火车进入都柏林时，我仍然坐立不安，浑身燥热。我选了一张信用卡的详细信息，全身心沉浸在其中，试图进入那位生意人的角色，以此获得些许平静。

穿过熙熙攘攘的车站，我不再把看到的每个男人面庞都幻化为迪克兰•法雷尔。相反，我在头脑里勾勒出一间考究的酒店房间，我起先进攻的目标在我打电话给他之前就待在里面——工作文件在桌上摊开；他松着领口，手里还攥着一杯威士忌。

穿过寒风凛冽的街道，我想象着他正忙乎一堆数字和幻灯片，突然被电话铃声打断的一刻，接着就在脑子里回放与他进行的对话。当时他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此刻，我来到一家电代处柜台前，目标的话从我嘴里蹦出来：“呃，你好，该是这里吧。真他妈倒了八辈子大霉，”拉长的英国腔。

一切顺利。下一家也波澜不惊。我兜里装满欧元，选了城里一家以往常去的酒店，以陌生名字预付了一间上好房间的租金。当然，我不是非在那里过夜不可，可是我愿意，而且在贝尔法斯特希尔顿过一星期的房租也已经有了。我喜欢回到都柏林，回到这家酒店。火车上的过度紧张已经被远远抛在脑后。

我还想做另外一件事儿。我可以在贝尔法斯特或者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做，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想在这里做。好像离他越近，我的信心就越足。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和当时一样没有道理；不管怎样，接下来就是发生在都柏林那家酒店房间的事。

我泡了个澡，吃了客房服务送来的晚餐，查查国际时区，然后拿起手机，隐藏呼出号码，开始拨号。接电话的是个男的。

我说：“请找迪克兰•法雷尔。”

我早先暗示过，电话对你我的寓意是不同的。对您而言，它可能只是生活的延展，电话线上不过是些简单的交流。不过可能您也注意到打电话有这么一点好处——撒谎变得更容易了。不管您在电话那头是满脸通红还是双眼充满愧疚的泪花，都没关系。只有声音才会泄露秘密。

这几年来，我打过千万个电话，但是很少用艾略特·卡斯特罗这个名字。不是谎话连篇的就更少了。我拿起电话筒时心里想着要某个东西，放下话筒时多半早已得手了。我很快就知道电话该怎么打，奇Qīsuu.сom书一套又一套的谎言该怎么编。分量最重的其实不是那些弥天大谎，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谎。正是它们为我创造恰当的氛围，好引出那些大瞎话，提出要求。

我曾伪装酒店前台打电话到客房，希望从早报或房价谈到信用卡的详细信息。这次也差不多，向他自称加拿大侦探其实不是重点，关键的是我很快引出下面的内容：

艾略特·卡斯特罗——“此人我想你打过交道。”

卡斯特罗在敦监狱关押的时间——“要我说的话，还不够长。”

丹尼·贝尔——“此人我想你一直有联络。”

Expedia——“此机构我想你一直有联络。”

迪克兰•法雷尔听起来漫不经心，他一贯这样，偶尔才表示一下同意或肯定，有时嘟囔几句表示他还在听。当我说到多伦多警方将卡斯特罗再次拘留，“……就在本市”时，他一下来了劲儿。

“嗯，太棒了，”迪克兰•法雷尔嚷道，嗓音变尖了。“那你们要多久才能把他送过来？能早就早点吧。”

“我猜你就会这么说，”我说，丢掉加拿大人的矜持，变得亲切友好。“喏，我想大概六个月之内我们会着手将他递解出境。到时我提前给你打个电话怎么样？”

“好极了，”迪克兰•法雷尔连声道谢。

“好，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声，这边的行政部门可是老牛破车。”（我掐头去尾，引用了从一位律师那儿听来的话。）

“噢，放心吧，”迪克兰•法雷尔笑着说，“我们这边也好不到哪儿去。”然后他又笑了一两声，接着就光顾笑了。

“有什么问题吗？”我语气生硬起来。

“对不起，”他强忍笑声说，“那边天气怎样啊，艾略特？”

我挂了机。我该先告诉您有关电话的另一面的——不管算盘打得多精，有时就是不灵。尽管如此，不知为何我还是从这通电话得到了一点激励。被他识破令我震惊不已，但想想也觉得挺逗的。刚开始我肯定把他忽悠住了，后来不知哪儿出了岔子。总而言之，小花招没把他蒙住，现在得直面现实了。

迪克兰•法雷尔是个和蔼的家伙，要是在都柏林被抓住，他不会给我小鞋穿。只要我不落法网，什么事儿也没有。这座城市人口超过百万，我要躲开的只有迪克兰•法雷尔、德蒙特或者——天可怜见——德蒙特受我牵连的老妈。一副太阳镜，一顶帽子，就可以助我逃过这一厄运。

其实几个月之后，我又给迪克兰•法雷尔打了个电话。当时我人在都柏林一家酒店大堂里，却跟他扯谎说在法国。他似乎觉得很搞笑，我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为了听起来更像那么回事，我用蹩脚的法语假装跟旁边的人瞎扯一通不相干的东西。迪克兰•法雷尔听到这里再也控制不住了，爆发出一阵狂笑。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声嚷道：“艾略特，让那个法国人和我说两句，让那个法国人和我说两句。”我又把电话挂了。没办法，电话有时就是不灵！

这通电话也许是不怎么顺利，可是电汇转账诈骗几次尝试都挺成功。我心情愉快回到了贝尔法斯特，第一件事就是把标间升级成希尔顿的总统套间，然后就开始在酒店里转悠。就在此时，我开始往我酒店咨询职业的旧瓶里装新酒。

原先那套说辞已经太陈旧，我希望编造的故事稍稍靠谱一点儿，这样哪怕别人看到我整天屁事不干，也不会觉得太奇怪。我告诉希尔顿酒店那些神情漠然的员工，我祖父多年前在美国开创了酒店咨询业务，如今我继承了这一事业。家里把我送到苏格兰上寄宿学校，我的一口苏格兰腔就是这么来的。要叫我坦白说的话，其实我跟家里这桩生意也没沾上太大边儿。

“喏，”我会心领神会地眨眨眼，“我住过的酒店多了去了，可要说咨询服务，还真没给过人多少！”然后就开怀大笑，服务员们有时也跟着打几声哈哈，然而眼里并没有笑意。我自以为是在跟接待员、服务员、搬运工打成一片，可是，摆出富家子弟的谱，跟这些一小时才拿五英镑的人抱怨闲得没事干，还指望以此为自己赢得友谊，不是缘木求鱼是什么？

我还是赶回家过圣诞节，待了三天。家里气氛每况愈下。妈妈和我聊贝尔法斯特；迪恩和我聊音乐，聊天气，问我到底还搬不搬回来住；而爸爸和我，则只有在大厅里眼看要撞上时才搭一两句话。一听到门铃声我就赶紧躲回卧室，把窗户开个小缝，听清是谁来了才放下心。

重返贝尔法斯特心情好了许多，不仅是因为又把巴特菲尔德的忧虑抛在了脑后，还因为这个城市提供给我的东西，已经超出我对一个基地的奢望。我想要更上一层楼。贝尔法斯特的夜总会圈子已经打进去了，满不错，虽说稍小一点，一星期得跟同样一拨人打好几次照面。点头微笑暂时取代互通姓名，可是我现今的身份还是希尔顿酒店的房客，情形很难有质的飞跃。

我已经在酒店住了近一个月。时间一长，人们肯定会起疑心。捱到一月，正常人都回去上班了。我找到一位房产中介，让他给我在市中心找个上好的公寓。他打量了一下我的西服和碰巧露出袖口的劳力士表，立马抓起桌上一串钥匙。

我们步行前往贝尔法斯特市中心的一栋房子，坐落在皇后广场和维多利亚街街角上。我们边走边说，聊这个城市，聊我从事的颇不寻常的行业，这时我注意到身边的许多招牌和窗户，其实就是晚上我混迹其中的酒吧和夜总会，白天显出了原形。我将高踞在它们之上，夜幕降临后就选它一两家伺机出击。

进得公寓，我极力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但它那富丽崭新的装潢实在让我喜不自禁。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明晃晃洒满一地。我们穿过一扇落地长窗走到阳台上，望下去是一片片屋顶，再远处，通衢大道纵横交错，风光无限。

“唔，”我心砰砰乱跳，却装做随意四周瞟了瞟，然后说，“就它吧。”

回房产中介办公室的路上，我一直晕晕乎乎，只知道点头傻笑回应他没完没了的戏谑。我心里筹划着下一步怎么走。在他办公室里，我交了保证金和头几个月的房租，然后动身返回希尔顿。收拾家当花了不少工夫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行李包和几个购物袋都塞得满满当当。我让前台派辆手推车上来。

房租此时已累积到几千英镑，前台那个年轻小伙子花了好几分钟才算清楚。这一耽误，再加上我堆得小山般高的手推车，引来了以前从未见过的一位经理。他不紧不慢走过来，冲我笑笑，然后站在接待员身后盯住电脑屏幕。暂时还不必惊惶失措，我告诉自己；他看起来还挺轻松自如，虽然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殆尽。

账单终于出来，我递过一张信用卡，不到一小时前才查过的。一切似乎都挺顺利，我匆忙说了声再见，开始把手推车往门外拖。走了大概有五米远时，那位经理叫了一声，“卡斯特罗先生？”

我停住脚步，闭上眼睛，强作镇静，然后转过身来。我脸上在笑，可心却直往嗓子眼蹦。

“什么事？”

“您是贵客，”他指指手推车。“我叫个门僮用穿梭巴士送您一程吧。”

他不加掩饰要讨好我，可我并不特别想把住址告诉别人。

“没关系，”我轻轻拍了拍劳力士表，“随便打个的就行了。”

*

接下来一周，这套公寓的豪华架子让我改装成了一间适合像我这种精力充沛的年轻单身汉居住的舒适小窝。我想创造出一种生活气氛，使得每个进门的人既留下深刻印象，又产生找不着北的感觉。它得与我花钱如流水的习惯相吻合；同时我把它看作是交上几个真朋友这一持久战中至关重要的一役。持久战已经打了十二年，至今还没有结果。

我打了几个惯常的电话，然后抓紧下午几个钟头去了趟都柏林。等我回到贝尔法斯特，金钱、时间都有了。万事俱备，只等开工。最先打理的是厨房。我扛回大箱大箱的壶、锅和瓶瓶罐罐，膝盖累得直发软。大部分家伙什连包装纸都永远不会拆开，可壁橱装得满满的感觉，实在是爽。

两间卧室里，装备了能找到的最好的床上用品，铺得跟监狱里差不多，我也就知道这种铺法。每间卧室墙壁上各装了一台平板电视，遥控器放在新买的床头柜上，花瓶里插满鲜花。

几张美术印刷品花了我好几千英镑，随意挂在四处，包括客厅墙上两幅硕大无比的作品。客厅才是我真正挥金如土的地方，向外界推销这间公寓和我自己，可不就靠它吗。在这上面花钱，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从附近一家音乐器材店，我搜罗了全套DJ装备——组合件、混音器、喇叭——然后在房间一角安装起来。我照着Mixmag杂志上的贴士，开始成打成打订购唱片，直到其它一切都打理停当，才停止购买。

房间每个犄角旮旯都塞满彩灯，和我从哈比泰买来的一张咖啡桌交相辉映，那是件价值一千英镑的杰作，桌腿矮矮的，桌面下还安着电灯泡。一通电，灯就随着音乐闪烁，不断变换色彩。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我可以向您打保票：只要见过，保准忘不了。

窗边放了张桌子，一位工程师开通了网络。我买了台台式电脑，旁边放着笔记本电脑，这样我就可以像个一本正经的生意人一样，要么一溜烟敲打键盘，要么倚在大班椅上，瞪着窗外的贝尔法斯特做沉思状。

和我生活方式搭配的各种供应都齐了：冰箱里装满了啤酒、香槟之类；橱柜里则是葡萄酒和袋泡茶。我不是个居家能手，但可以模仿酒店，让当地保洁公司派人过来打扫房间，一周两次。我把钥匙交给他们，叫他们捡大清早过来，也就是黑夜将尽、白昼将至的空当儿。

旋风似的这一连串行动结束后，小窝变得像模像样，早上每次醒来看到，总让我兴奋不已。这是我一直所追求的，并且都属于我个人。一切就绪，只等更加热情奔放地向那些当初只有点头之交的人自我介绍了。

公寓对面有家酒吧，名叫“信仰”。您猜怎么着？它竟然是贝尔法斯特夜总会圈子的中心！每天晚上我都会造访它，跟侍者迈克尔、老板埃德娜或者，实不相瞒，任何一个有耐心听的人侃上一番，然后才前往当晚最热闹的酒吧，无论碰巧是哪家。

有天晚上，我设法挤进一个半生不熟的圈子，向其中一个完全陌生的面孔作了番自我介绍。这人叫托比，和我一样也是个生意人，老板派他来贝尔法斯特出几天差。正事办完，他跟一个老朋友叙了叙旧。托比告诉我他在一家瑞士银行上班。

这一来可不得了，我整晚就围着他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问些没头没脑的问题，同时尽量避免他生疑。可能对我的用心会错了意吧，他没头没脑来了一句“跟太太一起住在瑞士”。那晚我们一伙人泡了一个又一个酒吧和夜总会，最后我终于把他们哄进了公寓。我打开门，手轻轻一挥把客人让进客厅，自己进了厨房。

我喝得醉醺醺的，心情激动，耳朵却没漏掉大家参观房子时发出的赞赏之声，在我听来不啻天籁之音。我在厨房里一声不出开香槟，听着他们压低嗓门交头接耳——“瞧这桌子！”“这家伙是干嘛的啊？”“酒店咨询是什么东东？”

我走回客厅把酒水递上，一边介绍那张咖啡桌如何变换灯光，还有我那不幸过世的祖父传下来的行业。打过几通电话，发过若干短信，这帮家伙就满公寓乱转了。我像个摇唇鼓舌的政客，四下微笑，跟众人握手寒暄。

我竭力找机会，但还是只跟托比聊了一小会儿，话题也没有超出瑞士的乡村美景和当地居民的混杂语言。天光渐亮，曲终人散。握完最后一只手，我关上门，上了床。

次日凌晨，我被清洁工的电动吸尘器吵醒，躺在床上回想头天晚上的种种情形。一个字眼突然蹦入脑海，我一时间仿佛血液停止流动。瑞士银行。自从上次在拿骚机场和那个男人一席谈话之后，我一直在思量着离岸资金，秘密资金。当初我利用信用卡不为人知地花钱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天性，但后来的电汇转账诈骗改变了一切。

我现在得把成堆成堆的现金藏在身上，或公寓各处。现金让我花钱时可以挺直腰板，但同时也让我平添了一份担心，生怕清洁女工或是哪位客人在壁橱里发现砖头般一摞钞票。当初搬进公寓给了我安全感，现在却觉得受威胁。得另想高招了。要是能把钱藏在一个安全可靠而又方便存取的地方，那就天下太平了。

当晚我又去了“信仰”，心怀碰见咱新朋友的一线希望。刚开始我一个人呆着，一边和迈克尔聊天，一边盯着门口。不一会儿我看到他们进门，马上起身过去，买了巡酒，不紧不慢设法在他身边坐了下来。大不了白费唇舌呗，我尽力向他解释祖父的生意以及眼下越攒越多的资本。我说，虽然这些钱都是合法的，但是要是有个法子能避免缴税就更好了。

托比听到我居然提出业务方面的要求，很有点不高兴，但还是耐着性子向我解释说，只要是合法钱财，瑞士银行当然是存放资金的不二之选。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毫不掩饰结束这个话题的意图。两星期后他将返回日内瓦，到时候再跟他联系吧。

“对不起，”他抱歉地说，“但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了。是有点麻烦。”

“不要紧，”正中我下怀，“我喜欢旅行。”

拉尔夫•伊斯盖特探长

得知卡斯特罗从加拿大逃脱，怎么说呢，我大为光火。后来我发现他曾在曼彻斯特被拘押28天，可当时我并不知道。可能原因很多，但最可能的是不知为何，有段时间系统把他给追丢了。局面渐渐变得不可收拾。2003年，美国运通找上门来，跟我说：“这家伙可把我们害苦了。”他像发了疯一样，巴克莱卡、万事达卡、维萨卡和美国运通卡乱花一气。他日子一直过得舒心着呢，而那些公司现在才开始通告我。

我边看一叠信用卡账单边想他是在搞些什么。他无处不在，四处花钱。他不开车，所以不会被警察拦到路边。他不抢商店，也不入室行窃，所以不会因为这些原因被捕；还有，你晓得，我不知道艾略特长相如何。这种情形之下你没法跟人要照片，只好期望闭路电视能在什么地方把他给拍下来。

我知道他早晚会被抓住，可是这样说过不了信用卡公司那一关，特别是美国运通。他们正在大笔大笔损失钱财，一直吵着，“快点啊，怎么找到卡斯特罗啊？”我只好说：“等着他现身吧。”

当时你要是看看他坐的航班、买的东西、买东西的地方，就知道他过得多滋润了。他没有毒瘾，因为订上好酒店房间的人不会是个瘾君子。我想的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而不是，我得赶紧把这个混蛋绳之以法。我盼着逮住他，因为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家伙。但银行可没这么浪漫。他们真是让这小子涮得够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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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转战日内瓦（1）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八日瑞士联邦银行法第四十七条

（1）任何人,以本机构成员、职员、代理人、清算人或银行专员、银行佣金观察员的身份，或以本机构成员或某授权审计事务所职员的身份，借助自己所从事的业务或利用职员本职工作将委托于他的秘密外泄，或促使另一人违反职业保密操守者，最轻处以6个月监禁或5万瑞士法郎以下的罚款。

（2）由于疏忽渎职而泄密，处以3万瑞士法郎以下的罚款。

（3）对于泄露秘密的行为，即便已经停止泄密，或有关员工已被停职，或秘密的持有人已不在银行界任职，仍要受到惩罚。

编号账户（根据国际银行文献改编）

账户开通后，账户所有人的姓名和账号分开，负责开户的银行经理将含有客户姓名和地址的文件都放入银行的保险柜里。任何人若想查阅该等文件，都必须履行非常严格的手续，银行经理和当局只能根据账号调用文件。瑞士银行不保有能将客户姓名与账号相匹配的注册信息。

相当无聊，嗯？对我来说，却很有意思。当我在2004年初读到类似信息时，似乎找到了一个能助我追逐钱财、瞒天过海的国家。从字里行间里不难读出，友好的瑞士人正告诉每个人去努力赚钱，然后把挣来的钱交给他们保管。无意中，我竟发现了一种能使我的个人活动趋于圆满的方法。我能从国际银行业的一个领域把钱偷走，然后存入另一领域。

这似乎好得难以让人相信，可是还不只如此。尽管几乎天天跟银行的信用部门打交道，我从十来岁起就没有真正用过银行户头。对我来说，银行是敌人，是隔在我和我企盼的生活之间的无名对手。能被一个银行接纳可真是太好了，我可以名正言顺，登堂入室了！

我在贝尔法斯特的新社交活动意味着得不断向人说明生意上的成功，无论对方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一样。我干得还真不错，为我的一套说辞这里添点细节，那里加些背景，最后弄得我自己都相信确有其事。要记住我应该是什么人的最好方法，就是告诉自己我就是这个人。

有个银行账户来佐证我的故事，就在精神上最终强化了我的谎言。谎言在我脑子里越是像回事，事实所占的地位就越小，带来的恐惧就越少。（这对您来说似乎不可能，但我保证，您说上一个星期的谎试试，看您信不信！要是说上几年，要不信可就太难了）。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一头扎进有关瑞士的各种资料，这个国家对银行安全的立场真是太合我心意了。事实上，坐在前往日内瓦的飞机上飞越法国上空时，我读的正是这些东西。起飞地是曼彻斯特，其时从窗户看出去，英格兰东南部的平坦大地一览无余。

下面就是希思罗机场，那里有位叫伊斯盖特的家伙。我想起他手里那些文件和他可能正在打的电话。一种轻飘飘的、似乎与己无关的感觉。贝尔法斯特的公寓使我的生活比以前清白多了，呼朋唤友的愉悦使我更加远离过去像瘟疫一样纠缠我的恐惧。此次旅行使来自警察的压力显得那样遥远又久远。

在准备旅行的过程中，我把一切都安排得滴水不漏。电话和传真中留给托比的东西可能让人起疑，却无从查证。我为这次旅行置办的行头超级昂贵，全身上下还披挂了种种价格不菲的小饰品。当然，担心还是多少有点，他毕竟是替银行工作的，如果发现什么地方不对劲，一定会通知有关方面。

我在隆和大街的精品店里流连忘返，花钱如流水，然后回到酒店，请大堂侍者替我在城里最好的餐馆订张桌子。

大堂侍者露出有所掩饰的一丝轻蔑。他拖长声音答道：“要说哪家餐馆最好可不怎么容易。”

“那好，”我灿然一笑，“咱就去最贵那家吧。”他脸上的轻蔑连掩饰也丢掉了。

然而我给小费的本领够高，他还是在湖边一处辉煌所在替我找到一张桌子。我用弓起的眉毛或类似的可笑举止引来侍者注意，几乎一溜小跑过来招呼。沉浸在日内瓦为我提供的新鲜环境中，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对我来说，周围的其他进餐者都是同类——对金钱的共同追逐和掩藏钱财的愿望，是这里成功故事的源头。能成为这种新的亚文化之一员也许是我迄今为止最了不起的成就，我咀嚼着鲈鱼，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

快乐持续整个夜晚，从餐馆到酒店的酒吧到进入梦乡。早晨起来，我吃了些奶酪烤土豆泥当早餐，随后叫了一辆出租车驶向机场。我事先买了一些杂志在飞机上看，整个旅程中就漫无目的地翻阅各种旅游文章。到了曼彻斯特机场，在机场候机楼一个角落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才猛然把我拉回现实。

那是詹姆士·麦克林律师，三年前正是他孤军奋战，说服别人我并不是以听诊为名占女士便宜的怪物。他独自一人坐在咖啡厅里，一下就认出了我。我走上前，只见他细细打量我的西装和随身行李，但无法知道他心里怎么想。握手寒暄一番，话题便转到各自奔哪儿。詹姆士•麦克林要去伦敦办一件案子，而我要去贝尔法斯特谈生意。谈话眼看要冷场，我突然憋不住了：“我再没干那些狗屁事了，坑蒙拐骗什么的。”我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幼稚而绝望，他似乎在沉吟该如何作答。

“好啊，”他语气中没什么表情。他微笑着，好像在说真的没什么关系。可我却更为不安。

我不肯放弃：“我没有。我在一家电脑公司上班”。

“好啊，”他再次说道，点了点头示意我打住。我额头渗出汗珠，脸颊发烫，含含糊糊道了个再见，便走向登机走廊。在飞机上我本该回味瑞士，回味隆和大街、日内瓦湖鲈鱼和大喷泉，但我脑子里只有詹姆士•麦克林和他对我的不信任。

这使我懊丧之至，却弄不清缘由。他确实是个好人，可话说回来，他认为我是或者不是罪犯，又有什么了不起？相信我故事的人多着呢，我跟他们说自己在金融领域天赋卓绝，他们就信以为真。不管烦恼因何而起，一杯酒下肚，再加上贝尔法斯特越来越近的灯光，自信心又回到我身上。毕竟几乎可说是回家了。

跟您介绍一下我头几个月在贝尔法斯特结交的朋友吧。我已经提到过在“信仰”碰到的迈克尔和埃德娜。埃德娜开了一家酒吧，还参与推广贝尔法斯特夜总会的活动。迈克尔是“信仰”的全职酒保。两人加在一起，为我提供了离公寓咫尺之遥的现成伴侣，我们可以深入探讨音乐，贝尔法斯特有什么最新活动他们也会马上为我通风报信。

然后有贝林丹，相识多年的好朋友，他一直陪伴我到最后一刻。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次派对上，他坐在角落里合着音乐节奏点头，一顶帽子几乎遮住整张脸。注意到我时，他瞪大那双本已够大的爱尔兰眼睛，问我看个什么鬼。这是个透着一股野性的年青人，几乎跟我对造反活动的热衷有一拼，并且带点儿笨头笨脑的幽默。他叫我“火箭人”，我则叫他贝林丹，那是爱尔兰的一个圣人，十二使徒之一。

除了这几位外，我还有一帮背景各不相同的狐朋狗友。基兰，什么都干过一点，没有长性。凯特林除了想方设法弄到晚上出去混的钱，几乎无所事事。多米尼克是一位兼职装潢师，全职酒鬼。另外大概还有几十个姓名和面孔跟我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关系。

这也许有些令人吃惊，我突然有能力跟人结交并维持朋友关系了。但这事儿得放在我过的日子中看才对。2004年春天来临之际，我是贝尔法斯特最有名的夜猫子。

星期一，您会发现我在一家叫做“禁果”的同性恋夜总会里。主顾们踩着难听的音乐跳舞，竭力假装那天并不是星期一。星期二晚上，汤普森夜总会是学生之夜，数百个喝得醉醺醺的学生在这家热辣场所摇滚，把1英镑5一杯的啤酒溅到我300英镑一双的鞋上。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星期三我还去汤普森，听节奏蓝调。星期四换地儿，去克里姆林。

克里姆林当时是（据我所知现在还是）贝尔法斯特最主要的同性恋夜总会。这地方不露一点儿锋芒，入口毫不起眼，不知究里的人一下就会走过。我对浩室音乐的喜爱此时已经牢牢生根。星期五，我会去一家叫做“光芒四射”的学生会俱乐部，欣赏当晚专门从英国请来的大牌DJ。

星期六，我会组织一队人马，把周末的酒吧和夜总会挨个泡过来。星期六的好处是我既可以买香槟，又不至于像个傻冒。接下来就是星期天了，我又回到克里姆林，在“红场”舞池中激情扭动，为一个星期划上句号。

尽管我很清楚自己其实并不善于维持朋友关系，我的活动日程却使人几乎无法不跟我交往。再加上我的公寓随时恭候大家派对后前来放松，人缘想不好都难。我的唯一希望是大伙儿别提太多问题、别兴奋太过头。

很快，无论什么时分，每天总会有新的朋友上门拜访。其中许多人对生活中大多数传统义务早已弃而不顾，并把我引为同道。我一般总是随叫随到，在当时这一点并未使人觉得奇怪。然而我还是需要自己的时间，要知道我工作之努力，与玩乐之疯狂不相上下。

任何时候都能上网，证明十分有用。每隔两天我会打一大通电话去酒店，可现在能弄到手的信息越来越少了。从皇家邮政网站，可以通过地址查到邮政编码，或从邮政编码查到地址。在英国电信网站上，可以通过地址找到电话号码，而从其他网页上可以找到任何想要的公司地址，外加一大堆有用信息。相当大比例的酒店客房都是用公务信用卡订的，非常有价值。

因为靠电汇转账诈骗弄钱意味着总得长途跋涉都柏林，我决定重新让信用卡公司寄卡给我，作为资金的补充来源。这样做也许有点偷懒，但对我来说，眼下新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过正常人的日子，这就要求我把风险颇大的都柏林当日来回减少到一两个星期一次。

如果信用卡的额度高、还款期限比较长，我就会用自己的名字申请一张副卡，通常是把艾略特·卡斯特罗说成某位持卡人的侄儿或继子，这样，主卡和副卡上的不同姓氏就说得通。有时，我会把公寓住址提供给信用卡公司作为主要账户地址，一旦信用卡到手，再打电话改回持卡人原先的地址。在其他情况下，我会找一个理由让信用卡公司把卡寄到贝尔法斯特。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几年来不断有信用卡寄往巴特菲尔德，并没有人发现蹊跷，说明没多大危险。

有的信用卡，一定得使用持卡人本人的姓名才能弄到替换卡，但如果值得费事的话，比如说享有公务信用额度的信用卡，偶尔我也会放松警惕，来它一下。努力没有白费，托英国多家上等酒店的福，信用卡源源不断跨越爱尔兰海寄到我手里。

我弄到手的其他信息则用在电汇转账诈骗上，大笔大笔的款子开始电汇到日内瓦，只留几张冒用的信用卡和一些现金供我在贝尔法斯特挥霍之用。这里是我居家之地了，所以不管在哪里花销，只要有人认得我的面孔，我就使用现金。

瑞士账户在稳步增长，同时我在贝尔法斯特满世界花钱，日子快快活活。我随时处于警觉之中，安全方面没有问题。水果把戏也没松懈，淋浴中或出租车后座上，我常会念念有词，把一个个身份过一遍。大多数下午我会在贝尔法斯特某家商店里回答安全问题，由面带歉疚的售货员转问我电话中的问题，再把我的回答传给另一头。公寓电脑中备份了额外信息，每晚加密。现在我有三部电话可用：一部和母亲联系，一部专供朋友之用，还有一部和信用卡公司联系。

挣钱如此顺遂，社交活动如此丰富，要把我从贝尔法斯特拽开可不那么容易。第一次外出实际上是出于习惯，当然我也希望到久已心仪却没去成的地方游玩一下。虽然刚往瑞士汇出一笔钱，公寓里还有相当可观的一笔现金，所以我决定今年早早享受阳光。迪拜的伯瓷酒店是全球唯一七星级，我曾在报上读到，但等我真正置身其中，才知并非浪得虚名。

在不惜工本上跟这家酒店不相上下（不管具体花在哪方面）的，我不是没见过，但要说公然以堆金砌银为荣，还真没一家可与伯瓷酒店相伯仲。每层楼面都有前台，眼到之处永远有侍者恭候调遣，整个酒店使用的金子如此之多，假如看到其它材料制作的物件，反而感到扎眼了。

我住在一间较小的套房内，一晚也要1,000英镑，我把厚厚一叠老旧钞票从大理石桌面推过去时，接待员无不惊诧莫名。住这样的酒店却用旧钞票付房费，看起来有点土鳖，但若不如此，我就可能再成阶下囚。就我所干的一行而言，冒冒险不算稀奇，但要是后果是砍掉双手，我可不想下这笔赌注。

波澜不惊的几天。对于回到我自愿撤出的奢华旅行世界，我当然甘之如饴，但我还是怀念贝尔法斯特生气勃勃的日子。这里的其他客人大多是肥硕老头，为体态袅娜的年轻女郎所簇拥，要吊上什么人实在不容易。我喝鸡尾酒，看书，想贝尔法斯特，直到返程那天。

第二次旅行更带个人性质。除了母亲跟我频频交流之外，我跟家里所有人距离越来越远。事情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我给家里打电话前会先打母亲的手机，免得她挨父亲骂，迪恩也不至于觉得被忽略而受到伤害。跟母亲我总有许多话要说，但实质性内容却少之又少。我们会小心翼翼谈一会儿我最近那份“待遇极好的IT工作”，然后放松下来，聊旅行、聊巴特菲尔德。

我无法带母亲去贝尔法斯特，万一在那里碰上某个朋友，两个人聊上劲，我的谎言就肯定穿帮。最后，我终于说服了她，来伦敦和我过一个晚上。令人激动！要知道我好长时间没见到她了，而且这也是一次机会，可以向她显示我如何在生活的重压下依然取得不小成就。

我必须显示以前所有的麻烦事已离我远去。为此，我在克拉里奇酒店订了两个房间。几年前我在这里住过一次，相信这家酒店一定会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我为她订了前往希思罗的机票，解释说我自己因为参加这样那样的旅客计划而能享受一些飞机里程，可以自己飞过去。我还给她寄了一张乘希思罗特快火车去帕丁顿的车票。

母亲很不爽我不去机场接她，但我解释说我的航班是飞盖特威克机场，没时间再赶去希思罗。当然，原因其实是另一码事：希思罗机场有一位探长成天想着以信用卡猖狂诈骗为罪名逮捕我；我的说辞更适合母亲一些。

我倒是真的飞盖特威克了，但留出了半天时间，赶在母亲抵达前把克拉里奇酒店安排好。我决定自己住套间，而妈妈住高级双人间，做出这一管理决策的理由是我更能领会套间的价值。住宿费是用现金付的。

套间内，我躺在有四根柱子的豪华大床上，欣赏着室内的奢侈布置。百叶窗拉了下来，我翻身下床按电灯开关，但什么反应也没有。我拿起电话打给母亲，但她一定还在飞机上，电话直接转到了语音留言。我正要留言，只听一记脆脆的敲门声响起。

即便我已老于此道，即便我是用现金付的房费，敲门声还是让我心蹦到嗓子眼儿，身体也一下子僵住了。片刻停顿之后，又是一记敲门，而且门把手跟着转了起来。

门打开，一个男侍者走进来，恭敬地半弯着腰。我勉强挤出一声：“什么事？”

“卡斯特罗先生，请问如何为您效劳？”

“嗯，对不起？”我有些困惑，马上怀疑这可能是一次非典型警察行动。侍者打了个几乎不为人觉察的手势，示意我肩后某个地方。我转过身，却什么也没有，然后才看到刚才按过的开关。

“真不好意思，伙计，我以为那是电灯开关。”

“当然。”他的耐心似乎好得过头，转身退出。

我躺下来，喘着粗气。虽说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却有一股怒火攻上来。我好不容易营造了一个安全小窝，在贝尔法斯特过得这么舒服，实在不该冒险惹酒店雇员生疑。不值得。但这次旅行却值得，而且非按原定计划行事不可。如果让我编写自己被捕的脚本，最最恶心的一种就是把母亲牵扯进去。

我从房间的小冰柜拿了杯酒喝，但心里还是惴惴不安。最恼火的是我登记入住时用了真名实姓，虽然付的是现金。我不想在和母亲走过前台时别人用假名叫我。但回头看，这是个错误，我担心酒店会接到要求确认我是否入住这里的电话。

可现在去改名字已经太晚。不过我想到一个主意，既能掩人耳目，又容易实行，可以让我放下心来。我戴上雨果波士太阳镜，来到前台，在远处晃悠，直到前台经理注意到我。我歪了歪头，他立刻赶过来，听我压低声音开口。

“不知怎么回事，有人打电话找卡斯特罗先生，电话转到了我房间。”

他等着我说下文，但我打住了。他张开口，又合上。于是我继续。

“有人应该告诉过你，我想隐姓埋名住在这里。”

他放了心：“哦，当然，我可以为您安排。用什么名字好呢？”

“对不起？”

“您想让人们用什么名字称呼您？”这有点出乎我意料，但我心情正好。

“皮诺曹先生，”我说，“就用它了。”他眼睛也没眨一下。

“没问题，先生，”他“啪”地一转身，退了下去。

我走向电梯，门刚在身后关上，就放声大笑。回到房间我又倒了杯酒，然后用手机拨打克拉里奇酒店。对不起，酒店没有名叫艾略特·卡斯特罗的客人。我等了一会，喝干酒，又重拨。

“请接皮诺曹先生。”少顷，座机响起，我用手机和房间的座机通话，又一阵大笑。下楼去前台的路上、打车去帕丁顿车站时，我都在给皮诺曹先生打电话，一口美国口音，而且透出要务在身的样子。别说，还挺管用，对马上要在帕丁顿与母亲相见，我不感到那么紧张了。

我找到母亲这趟车停靠的站台，车正好进站。一开始她挺拘谨，但在前往克拉里奇酒店的出租车里我和她聊起最近的旅途见闻，她渐渐放松下来。进得酒店大门，母亲挽着我的胳膊穿过大厅，一双鞋在克拉里奇著名的棋盘图案大理石地板上敲出阵阵脆响。经理绕过办公桌迎上来。

“这是我母亲，”我告诉他。

“很高兴见到您，卡斯特罗夫人，”他答道。意识到说漏了嘴，全身立刻绷紧，转向我，但我把话题岔开了。

“有人打电话找我吗？”我问道。

“是的，有几个电话，转到您房间了。”

“好极了。谢谢，”说完，我领着母亲上电梯。从镜子里，我瞥到她开心地往我这边看，但我回看时，她又隐藏起自己的兴奋。我把房间钥匙给她，让她放好行李就来找我。

走了一小段路，我们来到邦德街，我最美好的梦幻之旅就此开场。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正是它帮助我熬过了监狱里的漫漫时光，熬过了睡廉价床位、吃简陋早点的许多个夜晚，那就是：一定要带母亲到富可敌国的邦德街，告诉她，无论看中什么，就随便买吧。我想象着当我告诉她只要喜欢，钱不是问题时，她那欣喜的表情，还有女售货员感激涕零的笑容。

但实际上，我几乎连哄带骗才把妈妈弄到商店里，而让她选购东西，那是门儿都没有。

她瞟着满架华服，斥责说：“这不是抢人嘛！”我又是辩解、又是恳求，告诉她我最近拿到一笔丰厚的奖金，她想买什么都付得起。最后她终于心平气和了。

她说，“是这样啊，那倒满不错，”这是阿伯丁人表示激动的方式。我赶紧招呼售货员过来。回到克拉里奇酒店时，她手里已经拎着好几个体面的袋子。我请母亲回房稍事休息，准备一会儿出去吃晚餐。本打算去克拉里奇酒店的戈登·拉姆塞餐厅，但运气不佳，餐厅满座，神秘莫测如皮诺曹先生也难觅一席之地。

没办法，我们去了拐角处一家价格昂贵的餐厅。饭菜丰盛之至，我们聊起家里、聊起巴特菲尔德，几乎什么都聊到了，唯一不提的是我靠什么支付的整个这次伦敦之行。妈妈说得很少，后来干脆一言不发，低头看着盘子，偶尔才应一两声。

我说起最近参加一个IT研讨会碰到的好笑事情，试图挽回气氛。妈妈突然抬起头，我一下哑巴了。泪花在她眼里打转。

“别说了，”她说。现在我明白她为什么不肯跟我四目相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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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梦幻伊比萨（1）

夜色将尽，但没有人回家。白色帆布拼接的屋顶下，音乐似乎四面八方涌出，拥挤的人群合着节拍舞动。头顶上，超大风扇吹来阵阵凉风，但热浪仍然挥之不去。

基兰在那边。我举起一瓶水，他脚下不停，在舞池中举起拳头回应。他的眼睛已经有点睁不开了，我可能也好不到哪儿去。看不到其他人，但我也没想找他们。曲子又换了一首，DJ们俯身在唱机上，音乐从他们手下源源不绝流出，使我和其他所有人欲罢不能。

太阳升起，透过屋顶的空隙射到人们身上，气温越来越高，要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散去。可我不想他们离开，我希望欢乐今宵永无尽头——夜晚、酒吧、这不可思议的生活，永不停顿。我再度寻找基兰，但他走了，也可能还坐着在阳台上。都无所谓。

去伊比萨岛的决定不难做出。2004年夏天，我以惯有的热情，一头扎进了浩室音乐的世界。白天，我花很长时间在家里的唱机上练手艺，在迈向DJ世界的路上走出了试探性的头几步。埃德娜让我在“信仰”试演了一两个晚上。一位叫苏伯的人也让我去他经营的玛格尼斯夜总会主持了几个晚上。

这是一个小小的去处，在一家名字也叫“玛格尼斯”的老派贝尔法斯特酒吧楼上。后来，这家酒吧在2005年1月登上了头条新闻，因为一个名叫罗伯特·麦卡特尼的天主教徒在一场斗殴中被杀死，据传是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干的。当时我还在监狱里，读到这条新闻，一点儿没觉得意外。尽管这家夜总会说不上是城里最上档次的，但头一次站在那里的DJ台后面时，我心想就是打死我，也别想把我哄到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去。

曲终人散，苏伯走过来，邀我下星期再来。在我耳中，这简直胜过天籁之音。我正硬撑着不要晕过去，他又扔下一颗重磅炸弹。

“一晚上付你一百二，如何？”

“一百二十便士？”我问。当然可以了，本来也不指望他付工资，再说我也不缺这点钱。但他肯定是拿我开涮吧？DJ们能挣多少我毫无概念，怎么着也得够在酒吧买扎啤酒吧？

“一百二十英镑，”他笑起来。

我要领薪水了！第二天，我就去一家挺有名的银行开了个户头，填表时一个谎也没撒。几天后银行卡寄到，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张合法拥有的银行卡。当时的感觉，让我回想起在巴特菲尔德时，快递员第一次打开我家大门的情景。而这次，卡上的姓名、户头，全是我自个儿的。我把这张没有任何欺诈成分的卡放到钱包最前面，那些不那么光彩的卡则躲在这张后边。

我是有薪水可拿的DJ了，对这门新职业，我万分认真，买回家一大堆唱片，还仔细研究了一番所有要来贝尔法斯特的DJ。一位名叫费吉的北爱尔兰男孩在无线电一台当DJ，在贝尔法斯特小有名气。别人把我引荐给他，我高兴坏了。他在音乐方面见多识广，跟他谈音乐真是一大乐事。偶尔他也会突然在我公寓的派对上冒出来。

这真是充满机会的时代。我日内瓦账户中资产增长之快，连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做起了另一个白日梦——开酒吧，或在伦敦或纽约为自己营造一个安乐窝。恰在此时，贝尔法斯特那帮狐朋狗友说要去西班牙伊比萨岛，我立马报了名。

他们告诉了我航班号，可我跟他们说那个航班已经没位了。我才不会跟他们坐包租的飞机呢，里面全是参加婚前男人派对的小伙子和尖声叫喊的孩子们。然而，坐头等舱去伊比萨岛可不像说起来那么轻巧。我找到的唯一路线是从贝尔法斯特飞到曼彻斯特，再飞到巴塞罗那，最后才到伊比萨岛。好个三级跳。我的航程要花8个钟头，而他们却只用仨钟头，可我并不把这放在心上；我的票价是1000英镑，他们才90英镑。重要的是，机舱被那道灰色帘子一分为二，我得坐在属于我的一侧才行。

从巴塞罗那到伊比萨岛是最后一段航程，前舱坐满了既富有又好玩儿的旅客。有DJ，也有模特儿。坐在我旁边的小子告诉我，他是一位著名摇滚歌星的儿子。我只顾睁大双眼捕捉伊比萨岛的首个印象，连我爷爷的酒店咨询业务都没来得及向他提起。地中海的茫茫碧波中，伊比萨岛终于显现轮廓，飞机徐徐下降。

我不仅是花大钱去一个新地方，而且是在做一件新奇而又令人激动的事——和朋友们一起旅行。他们住在水上公园附近的游客居住地，而我几天前就给大名鼎鼎的帕夏夜总会所拥有的一家酒店打过电话，以我同事卡斯特罗的名义订了房间，用的是几天前刚寄到贝尔法斯特我公寓的信用卡。

这样绕个大弯预定房间的起因，是几天前几个朋友在一家酒吧的交谈。大家说起伊比萨岛毒品泛滥的情况，建议最好别冒险带任何犯禁物品过去。据此推断，机场方面的检查人员如果发现金额高得离谱的一叠大面值钞票，免不了也会问些令人尴尬的问题。

要把钞票减到让人放心的厚度，一个办法就是酒店花销另算。于是才有了上面所说的电话和信用卡订房。为了打消酒店方面的任何疑虑，动身前一天，我又给酒店发了一份带公司徽标的传真，确认卡斯特罗先生的住房安排没有问题。挺漂亮的小花招，可惜后来只有机会再用一次。

出得机场，我跳进出租车直奔帕夏酒店。安排给我的是一个漂亮小房间，从窗户看出去，码头中停泊的一艘艘游艇尽头，遥遥可见旧城的古老防御工事。街对过就是多年来我在杂志上读到过无数遍的一家夜总会。酒店大堂里撞见的每个人，似乎我都叫得出名字。我冲了个淋浴，换身干净衣服，便出了门。整整一星期，这套程序我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对我来说，伊比萨岛和纽约在有一点上很相似：我好像被一种看不到的力量附了体。每天晚上，我们把著名夜总会泡了一家又一家，直到时光不辨，地点不分。到某个时辰，我会拦下出租车，回酒店睡几个钟头；眼睛一睁开，跳下床洗个淋浴，又奔赴活动场所。

现在我只记得当时的只鳞片爪了，但那天早晨在DC10夜总会帆布屋顶下舞动，无疑是这一旅程中最美妙的一刻。那是灯红酒绿的巅峰时光，环境之豪奢、装潢之精美，让人永难忘怀。我和来自欧洲的颓废青年们称兄道弟，和朋友们尽情狂欢。

在岛上最时尚的酒店，我躺卧的席梦思下面，藏着大叠钞票；在瑞士，我坐拥大笔钱财，而在贝尔法斯特我还有信用卡、公寓，甚至可能还有一份工作。阳光终于穿过DC10夜总会屋顶洒下来，此时此刻，我仿佛拥有了曾经想要的一切。

回到贝尔法斯特后几天出了事。一天我正躺在床上，突然听到门打开，有人走进来。脚步听起来很缓慢，犹疑不定，好像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肯定不是清洁工。我大为惊恐，三下两下穿上衣服，一边寻思墙外排水管道能承受多大重量。脚步声来到卧室门口，停下不动了。

绝望中，我鼓起勇气走过去，推开门。

“噢，好，”我松了一口气。原来是卡罗尔，一个很不错的女孩，最近习惯白天过来。她没答理我。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她看起来吓坏了。似乎出于本能，她向半开的公寓门口瞥了一眼，然后眼光落到门口的地板上。

我朝她盯着的方向看去，只见几个信封堆在一起。信用卡的申领补办手续有快有慢，邮局投递时早时晚，结果便造成邮件撞车。四个带填衬的银行信封，正面朝上，收件人姓名不同，而地址一模一样。我从没料到会发生这样一幕，没想到过在他人眼里这该作何解释。现在算是知道了。我勉强挤出一声吃惊的干笑，却难掩紧张神色。卡罗尔转过身，默默向走廊走去。

当天我就都销毁了能为警察提供证据的一切。手机和电脑里的资料也删得一干二净。这样就够了吗？我本该收拾东西走人的，却无法迈出这一步。卡罗尔不接电话，基兰后来打过来，说卡罗尔和他在一起，另外还有一两个人。他在着意克制，但能听出来他胸中的怒火。

我和他们在一家酒吧碰面，使出全身解数化解危机。一上来我就承认，也许自己夸大了生意上的成功，可我真的没干什么坏事。真相是，有一位非常富有的舅舅在资助我。卡罗尔看到的一个信封上就是他的名字。另外两个是给我的，还有一个给史密斯先生，三封都是垃圾邮件。

我这套说辞勉勉强强还算过得去，但大量蛛丝马迹无不指向我的真实职业。在这个小小的私家法庭上，这几个人围桌而坐，听取我的辩解，可俗话说得好，“听其言，观其行”；他们一定在捉摸我手腕上的劳力士和我的生活作风是否跟我的话相符。最后，大伙儿多少信了我的话，但能感觉到有人并没有完全被说服。

我颓丧极了，虽然说起来不该这样。无论他们怎么看我，只要不报告警察就不打紧。我本应高高兴兴走出酒吧，暗自庆幸稳住他们这么久，足够我收拾行装、飘洋过海，把贝尔法斯特远远抛在身后。然而我一路走回家时却身心疲惫，怎么也提不起精神。

我不能离开贝尔法斯特，因为基本上无处可去。警察已经去过巴特菲尔德我家几次，试图从妈妈那里弄到我的消息。去任何其他地方，都意味着孤身一人打发了无尽头的空虚日子。这一度是我的目标，但现在与贝尔法斯特一比，却显得如此虚幻，如此欠缺。

我决定坚持到底。接下来几个星期，我设法把大多数耳闻神秘信件一事的人拉了回来。基兰甚至接受邀请，搬进我公寓的一间空房。我享受着他召之即来的陪伴，不过格外加了小心，早晨一定第一个起床查看信箱。

我的DJ生涯缓步取得进展，生活逐渐回归正常，差不多说得上舒坦了。对于我成功得多的另外那个职业，我变得更谨慎、更有节制。但新的策略很快又带来另一个问题。我不再向瑞士汇钱，因为银行户头上的余额之大，实在令人恐惧，账户一旦出事就意味着灭顶之灾。钱是不汇了，可钞票在卧室东塞西藏，也不是个事儿。

很快，现金就多得让我在公寓里浑身不自在，该采取行动的了。我把所有钱都放到一个圆筒行李袋底部，上面盖上衣服。钱包里，则多了一张署名恰德·史密斯的美国运通卡。一个星期前，这位来自美国的史密斯先生下榻伦敦一家有名酒店，不知何故，在贝尔法斯特把信用卡给弄丢了，需要紧急补办一张卡，寄到他眼下在贝尔法斯特入住的酒店房间。

对这种生猛的公司信用卡，我先前说过，已不再以自己的名字申领副卡。这种卡信用额度很高，反常交易有时一个多月都不为人觉察。我还想出一个点子，偶尔使使，有可能做成大买卖。

可钻的空子这么多，没有必要太贪心，非得以真名弄张副卡不可。那样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只要能弄到相关的个人信息，再配上一种提示用的水果，我丝毫不在乎再当一回史密斯先生。

卡到手，打点停当，我便飞往爱丁堡，下榻玻璃房酒店，入住最喜欢的八十一号房。我在那里呆了四天，花销呢，我老早提到过——不知您是否还记得——是四万两千英镑。以下是这些钱的去向。

劳力士—12,110英镑 在爱丁堡，那个开张下午，我沿着爱丁堡新城的购物圣地乔治街走下去，跨进英国皇室御用银匠汉密尔顿英彻斯珠宝店。长长的房间铺着红地毯，玻璃柜橱之间是落地式大摆钟和枝形吊灯。我见过这家店，但只是在公司网站上，如今亲眼得见，比我预想的还要壮观。

但这唬不了我，出击的准备已经做好。一位售货员而来招呼，我用矜持的美国口音向她解释，我来本地出差，想给一位同事买一份退休礼物。售货员立刻置我于卵翼之下，一一向我介绍种种货品。但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慌不忙，通过巧妙的提问和审慎的热情，我把目标一步步引向蚝式总统型劳力士。

这是我多年的梦想，那块沉甸甸的金子，想起它，我心口就会发疼。我设法把艳羡之情控制在与自己见多识广的上流人士身份相符的程度，跟她说明天再来。回到酒店，我给美国运通打了个电话，以恰德·史密斯的身份通过了安全认证。

故事是同一个，那就是第二天我要给同事买一块价格昂贵的手表作退休礼物，想确认一下届时信用卡不会有什么麻烦。电话那头，一位女士确认不会有事的，并在史密斯先生账号上记下了明天要进行的交易。我的主意成功了。

第二天早上，因为头晚的夜生活还有点睡眼惺忪，我再次来到乔治街，边走边给汉密尔顿英彻斯打电话。接电话的正好是招呼我那位女售货员，这就更省事了。我请她动手把手表包起来。到了店里，我告诉她街角有辆车等着送我去机场，很遗憾没时间喝咖啡了。我跟她聊了一会儿美国，一边看她为我那位幸运的退休同事包手表，干的活儿就别提有多漂亮了。

刷卡没一点磕巴，史密斯先生的公司就此掏出12,110英镑，转眼间我已在向售货员再次道谢，然后手拿盒子迈出店门，来到阳光下。我沿着乔治街往下走，双腿如在云端。突然，澳宝廊的招牌映入眼帘，我一溜烟拾级而下。

澳宝廊—约5,000英镑 去年MTV颁奖大会后的庆祝派对就是在这里举行，我由此而在报纸上读到对澳宝廊的报道。这是一家光线黯淡的豪华酒吧，从大街进来后，可以进入一间间里屋。我找了一个靠前门不远的桌子坐下来，点了一杯香槟、一点午餐，但其实我只想女侍早早走开，让我自己跟那个盒子一起呆一会儿。

女侍前脚刚走，我跟着就撕掉包装，掏出手表，套到手腕上，系紧，翻过手腕，让灯光射到金表上。金子如此之厚、如此之纯，每个部分都打着纯度标记。

“哇。”

女侍端着香槟回到桌边，瞥见手表，顿时呆若木鸡。她瞪着我，丝毫不掩饰惊奇之色。

“太漂亮了。”

“谢谢夸奖，还行吧。”

打那以后，只要有机会，她就在我桌旁流连。我能看到她和其他侍者议论我。这可能有点过分，但我没太计较这件小事。显然，这是个奢侈品能被人赏识的所在。

下午小憩之后，我独自吃了一顿价格不菲的晚餐，然后又返回澳宝廊，很快就在身边集聚起西装革履的一个小小团队。从下班时分起他们就手不离杯，此刻无法不被这位新顾客吸引住：他戴着劳力士，喝着陈年香槟，身上的西装比他们谁都高级。

女士们一边精心补妆，一边悄声议论我的手表，而男士们却想知道我是什么来头，同时估量我对他们的地位能构成多大的威胁。几个钟头过去了，一拨拨人来而复去，可着劲儿享受我的酒、雪茄和我爷爷生意胆略的故事。

酒吧经理不时鬼鬼祟祟凑到我身旁，在我耳边嘀咕几句。人越来越多，他的语气随之越来越紧张，直到我终于转身正对着他，避开周围新朋友们的视线，敞开外套，把一叠钞票露出一小截给他看。

“无论谁，不管要什么，”我对他说，“尽管给就是。”

他露出贪婪的笑容，夹着尾巴走开了。每过几分钟，一帮女招待就会过来伺候。香槟开了一瓶又一瓶，鸡尾酒端上一盘又一盘，频度越来越密。我则在交谈或与人周旋的空档再点，再点，再点。直到后来，音乐嘎然而止，酒吧该打烊了。我跟经理碰头。

账单大约五千多英镑，但没事，我身上有七千呢。一群人来到街上，我口袋还鼓着，还能折腾一会儿。一个小伙子说他认识一个倒腾毒品的，可以去那里弄点东西，把派对继续开下去。我让大伙儿都坐上出租车，一队人马浩浩荡荡来到一处看似荒凉的廉租房，跟着那个小伙子走进一个单元。

前屋地板上乱七八糟扔着报纸和色情杂志，我站在那里，使劲把袖子往下拽，好遮住手表，看同伴和那光头毒犯讨价还价。我们以最快速度逃离，带着大呼小叫的出租车队回到玻璃房酒店。我贿赂了门房让他对我们的到来睁只眼闭只眼，然后一群人蜂拥进入我房间。

夏菲尼高商店—约11,000英镑 最后一个人离开，上午已过去一大半，我很不安稳地睡了没几个钟头，醒来时燥热难当，心情紧张。我洗了个澡，然后收拾房间，把桌子擦干净，派对的各种残留物全部塞到塑料袋中。我把所有口袋的钱都掏出来，又取出藏在床后面的钞票，在羽绒被上码成一堆。还剩那么多！

在夏菲尼高商店，我很快便引起一位贴身购物顾问的注意，他名叫斯图尔特。他曾经伺候过我一两次，但这一回我可是对这家店发起猛攻，劲头非往昔可比。我从男装开始，挑了一大堆衣服，然后来到女装部。在那里我花了更多时间挑选衣服和饰品，直到斯图尔特几乎再也抱不动，方才罢休。

我留下他清理战利品，独自一人到商店餐厅吃了午餐，然后回到柜台找他。好家伙，购物袋一字排开足有一米多长，账单上了五位数。我用现金结完账，和斯图尔特道了声谢，便打道回府。在玻璃房酒店，我把为自己买的东西摆出来，挑了一件浅色西服、一件新衬衣和一条窄窄的领带。

多年前，我曾在格拉斯哥假日酒店一面镜子前端详自己身穿第一次用赃款买的西服，那情景已然恍若隔世。此刻，置身玻璃房酒店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卫生间，我从镜中看到了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衣服在我身上如此熨帖、得体，仿佛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选择。

我把女装上的价签都剪掉，然后把所有衣服放到一个袋子里。出得酒店向左一拐，穿过夜晚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向王子大街走去。爱丁堡艺术节的活动正密锣紧鼓进行，游客塞满了艺术中心附近的街道。我穿过人群，来到巴莫拉尔酒店。

侍者头儿疾步向我走来。

我说：“两位，卡斯特罗。”他把我带到一个靠窗户的桌前。我道过谢，在对着门的椅子上坐下。他禁不住瞥了包一眼，但我把它塞到桌底下，想象着如何以一个戏剧性的动作拎出来。可是我突然醒悟到，这样做可能太打眼，弄不好反而惹火烧身，于是又把包拖出来，放到脚边。包里的东西露出一大截，这可不行，哪还有惊喜可言？我正努力把东西塞回去……

“你好，艾略特。”我抬头一看，是妈妈。我一只手正在购物袋里，插在用偷来的钱为她买的衣服中，感觉好像被逮个正着似的。

苏富比拍卖行—约7,000英镑 这是本次旅行的最后一天，我心里惶惶不安。前几天仿佛腾云驾雾般，其中有几天堪称我一辈子最精彩的日子，但同时也产生一种以前没有过的反射作用。过去，假如收获能如此丰盛，我会好几天乐得合不上嘴，但现在却是一片虚空，与之相伴的只有漠然和罪恶感。那些微不足道的胜利（酒店、美食、给小费等等）再不能燃起一星半点快乐的火花。

跟妈妈一起吃的那顿饭简直是糟透了。谈到家里的事情时，她还挺正常，但当她看我时，我能看到一种害怕神色，是以前所没有的。上次伦敦之行后，在电话中她似乎接受了我告诉她的那份并不存在的IT工作，我当时认为取得了某种进步。现在我看出来，那不是别的，而是挫败。

她离开时我几乎动手强迫她将礼物带上，那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谈论的全是过去。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一点，尤其是当我白天有时间，兜里有几千英镑的时候。我在乔治街上走着，突然看见以前从未注意到的一扇门，正是大名鼎鼎的苏富比拍卖行。我早就打算拜访他们的伦敦分店，没想到爱丁堡也有一家。

入口处有好多人转悠，我信步而入，巧得很，一场拍卖会正进行到半截。我在前台办好登记，领到一张号牌，走进拍卖大厅。里边人头攒动，女士雍容华贵，先生举止优雅，花格子外套满眼皆是。

拍卖师旁边几个身穿短大衣的男人高高举起拍品，我得伸长脖子才能看清楚。头几样是旧油画，跟我公寓里的当代艺术风格完全不搭界，但随后两个工作人员举起一张雕工十分精细的木头桌子。

这是件苏格兰黑栎木雕花家具，拍卖人正儿八经解释道。拍卖开始，起价2,000英镑。六七个买家你追我赶，煞是热闹，可这种事最终还得看谁的钱包最鼓，幸运的是，那天最鼓的钱包属于我。我完全沉浸在挥舞号牌、交替领先的激烈角逐中，等到最终胜出，自己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价。

来到前台才知道，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一下砸进去将近7,000英镑。一位先生填好表格，透过半月形眼镜问道：

“先生准备怎样付款？”

“现金，”我彬彬有礼地回答。“请帮我把货发到贝尔法斯特。”

杂项—近7,000英镑 至此，差不多已花掉35,000英镑。算上住酒店花掉两千，还该有5,000英镑。可是第二天打车去机场时，钱包里只有200英镑了。这说明在挥金如土的发作中我都干了些什么。我完全丧失了现实感，几乎是在跟钱怄气。结果，零七八碎叫不上名头的东西，四天里就买了将近5000英镑。

无论吃的还是喝的，我都按标价挑选，专捡贵的买。出租车是逮住机会就打，至于小费，无论什么人，只要肯收我就给。购物，买的是什么不要紧，只要不断买、拼命买就行。也许我心知肚明，只有钱花得干干净净，我才能安下心，脑子才会清醒。当我坐在开往机场的出租车里时，玻璃房酒店八十一号房间中还堆着一摞没开封的CD，没揭开书页的书，没剪下标签的衣服。另外还有一张数额不菲的发票——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爱丁堡渐行渐远，我低头看着崭新的蚝式表壳总统型表带劳力士。这是一项熠熠闪光的声明，彰显着我渴慕已久的身份。我曾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这样的生活，现在我知道目标已经达到。不瞒您说，这一状况对我的主要影响完全是正面的。我眼见别人如今怎样看我，眼见他们面对我所代表的地位和身份，如何二话不说就退避三舍。至于另外一些人，他们本来就属于我多年孜孜矻矻、务求跻身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现在他们视我为同类，为合法，我怎能不感到心满意足，庆幸自己走对了路？

但在这一切背后，还有另一种东西在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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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绝对孤独（1）

骗子、老千、江湖郎中、牛皮匠、冒名顶替者，到处都是。电影里不乏这类角色，他们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却总能让观众着迷，暗地希望他们别让人逮住；在现实生活中，您成天看到的却是被揪到光天化日之下、声名扫地的混混。随便捡起一张报纸，上面总有关于种种人渣的报道——车贩子从老太太手里买辆奔驰，才给人50英镑；传销者用金字塔销售蒙人；还有一些家伙让家庭主妇装信封，一小时才付她们50便士。

电视节目中，凡是需要坏人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调到那些喋喋不休的消费者节目，您会看到，借助暗藏的摄像机，再加上一点运气，就能揭穿某个黑心地产商或下水道修理工的骗人花招；调到一个日间破节目，您会看到观众突然对某个弱智嘉宾大加挞伐，不定还会有个名叫比尔的建筑商跳出来承认自个儿是异装癖。

看看他的丑态：头戴松松垮垮的假发，涂着口红，声称他这辈子从未如此快乐过，而他太太则在旁边又哭又嚷：“这不是你呀，比尔，你不能靠谎言过日子啊！”

这些人和我不一样。这类汽车销售员、金字塔传销者、信封奴隶主、地产商、下水道修理工，等等，他们白天在外面行骗，晚上回到家里，还是规规矩矩过日子。要是警察找上门，最多也就是交点罚款或禁止再出任董事而已。对这种一只脚还在正常社会中的人，法律通常睁只眼闭只眼。

他们是朝九晚五的诈骗犯——是我本人稀释后的版本，过的日子也是我生活的稀释版本。建筑商比尔回到家里，可以脱掉那身花哨衣裳，然后说一切是场天大的误会。他显然不是靠谎言过日子。这些家伙都不是。而我却是。

对我来说，不可能某一天金盆洗手，摇身一变成为安分守己的良民。醒着的时候，我无时无刻不活在谎言之中；哪怕在梦中，主宰睡眠的依然是谎言。四年多来，我嘴里的每句话都经过精心斟酌，绝不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不管在哪里，酒吧、法庭、牢房都一样，最要紧的是不让谎言穿帮，以保护自己。

谎言决定了我的言语、神态和走在大街上的步态。谎言告诉我去哪里，到了之后又该做什么。每当日子过得稍微顺心——比如在贝尔法斯特那段时间——谎言就不安分，非得插上一脚不可。在表面的满足之下，它们总是蠢蠢欲动，伺机惹是生非。

在一个地方待得越久，谎言造成的破坏就越大。当我奔走于英国各地，或漫步在某个异国他乡时，很容易夜复一夜对着那些热切的脸孔重复相同的故事。时间稍长，新鲜感会渐渐褪去，故事不再令人着迷，但要使这些人（甚至包括我自己）相信我的话总不太难。

对于较长时间和我相处的人，就不那么容易了，每天都可能出十来个破绽，让人心生疑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真情实况可能露出越来越多的马脚，人们会问，这家伙说的话有几句是真的？出事只在迟早间，而一旦发生，就覆水难收了。

#奇#卡罗尔窥见我门口堆的信用卡公司信封，并不是我在贝尔法斯特身陷麻烦的原因本身，但却是导火线。现在，人们风闻了关于我的种种流言，再看我时眼神都有点不对了。周遭气氛日益恶化，基兰几个星期后搬出公寓，其他人对我的态度也明显冷淡了许多。在酒吧和夜总会里，受酒精影响，人们和我关系还好；在其他场合，我和多数一度关系密切的人之间就有一道鸿沟。

#书#压力不断增长，而我唯一的避难所就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DJ工作。在昏暗的夜总会里，站在唱机后面赚着合法工作带来的合法钞票，与我的日常生活相比较，简直就是快乐的休假。在那里，没人会质问我，没人会看到阴影之中静静贴在我手腕上的劳力士蚝式总统表。

#网#但我孤独生活中这些鸿沟总还是暂时的，很快我却遇到另一个大转折点。那天我一个人在“信仰”吧台喝酒，几个熟人走进来，看到我在，转身就走。迈克尔注意到我的失望表情，停下手里擦杯子的活儿，恳切地看着我：“艾略特，你还好吧？”

“不好，不怎么样，”我答道。

他当时正要收工，过后我俩就回了我房间，开了几罐啤酒，在长沙发上坐下。他再次问我情况如何。这回我几乎不过脑子就答道：“我，唉，其实是靠诈骗吃饭。”他的反应好像我在说什么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真有他的！

“成啊，”他说。就那样。在我当时的状态下，他本可问出一切，但他就这么让它过去了。

第二天我从惊恐不安中醒来。我为什么这么干？我花了一整天捉摸所有可能——最糟糕的结局，最好的，再到最糟的。我得知道捅的漏子有多大。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信仰”酒吧。迈克尔一如既往地招呼我。奇Qīsuu.сom书我提到万一东窗事发的话他可不可以拒绝作证，他说没问题。

他已经把这事捅给埃德娜了。这没什么，我早料到了。

“她怎么说？”我心虚地问。

“她大笑一气，说多少觉察到你可能在干那种勾当，”迈克尔说道。“她不想知道任何细节，但她说了，别在这里花那些钱。”

“好，”我答道。

虽然情形本来还可能糟得多，但眼下的局面对我来说还是一记重击。艾略特是个诈骗犯的消息似乎肯定了先前的流言。我那一度密切的社交圈子对此事的反应五花八门，独独缺一样：惊讶。

有关我海外公司和高级咨询顾问身份的种种细节其实对双方一直都是个幌子。对我而言，它使人不去追问我巨额钱财从何来，为什么我一个朋友也没有；对聚集在我身边的人而言，它提供了一滩方便的沙土，让人们把头埋进去，以利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

蓝色海岸这段旅程，本该是风暴来临前的宁静。此行目的地才是肾上腺素的源头，没料到却碰上这么一位司机。我跟他说要去蒙特卡洛赌场，他把这档子事和我的苏格兰口音硬扯到一块儿，一边把肖恩·康纳利叫做“康诺利”，一边展示着他那詹姆斯·邦德式的驾驶技术。

我祈愿在赌场找到救赎。管它是快感、刺激、理性还是别的什么，我非找回它来不可。在绝望中我转向这个新理论，这个新的反叛行为。我要成为一名赌徒。以前我从未赌过，而现在，当我坐在出租车里拼命不再去想每小时140公里相当于每小时多少英里时，我希望赌博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如果什么效果也没有，至少它能让我离开贝尔法斯特。

那天早上不列颠群岛上空特别阴沉，及至迂回穿过一座座山丘抵达蒙特卡洛市中心，一眼看到阳光和目力所及之处的财富，我高兴坏了。司机把我放在一家金碧辉煌的酒店前（这是我最后一次由Expedia安排的出行），我入而复出用了不到五分钟。

我在贝尔法斯特的西装要么皱皱巴巴，要么烟味熏天。在这个世界最知名的赌场，今晚我要拿出上佳表现。在梅特罗波尔购物中心，一位裁缝为我配了套行头，据他说，有了这身衣服，赌场里就没人敢小瞧我。在酒店房间用过晚餐后，我准备停当，要以雷霆千钧之势打进阔佬们一掷千金的赌博世界，让众人领教一下我的厉害。

西装有点小，背上紧巴巴的，大腿根处也不太舒服。但除此之外，我整个人还是满体面的。我掏出一个白色信封，抽出万把欧元的一叠大额钞票。我把赌资和护照一起放进外套口袋里。一切就绪，我摆出当年约瑟夫·贾格尔的架势——此人1873年曾把蒙特卡洛的赌场掏了个精光。

穿过喧嚣的街道走向赌场，一排排聚光灯指引方向，眼前出现一块绿地、几处喷泉，再往前就是我的目的地了。我三脚并作两步跨上赌场著名的台阶，目不斜视穿过几个房间，直奔晚餐时读到的豪客博彩区。出示护照，交完入场费，我就投入行动，准备好追随贾格尔闻名遐尔的足迹。记得当时我还在想，赌场方面可别把我当成专业老千，当场给轰出去啊。

一个钟头后，我身上的所有钞票几乎就输光了，现在可是进退两难。裤子好像分分秒秒越来越紧，屁股简直就粘在了凳子上，浑身汗如雨下。桌旁其他赌友则沉着冷静，精心修剪过指甲的手熟练地翻动着筹码。我浑身燥热，笨手笨脚地把筹码胡乱垒在绒毡桌面上。

随着轮盘的转动，我头脑昏乱得几乎神志失常，其实也只剩几个筹码在桌上了。我毫无策略可言，再加上两腿火辣辣地痛，我变得越发抓狂。赌桌后面派发筹码的先生肯定见识过无数惨不忍睹的输家，可连他也觉察到我不对劲儿，很担心的样子，问我要不要来杯水。

这可是个奇耻大辱。我出溜下凳子，头也没回穿过赌场走了出去，裤子像湿式潜水衣的下半身一样紧紧吸附在腿上。我回到酒店的酒吧，用一通闷酒浇满肚子的块垒，最后醉得不省人事。第二天一觉醒来，我陷入沉思：赌博，以命运为对手、永不休止的搏击，极乐和绝望间的瞬息剧变，分明不是靠偷来的钱为生、四处流窜之徒的理想事业。

唉，就此打住吧。我决心充分利用阳光，于是一跃而起，向城区街道进发。出得游艇船坞，我沿着蜿蜒的道路上行。路越来越陡峭，崎岖山路在有的地方实在太具挑战性，时不时会有电梯把人从一条街送到另一条。等我好不容易爬到山腰墙垣处，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气喘如牛。

我转过身，似乎整个摩纳哥都躺在脚下。我坐在年代久远的石头上，注视着船只在水面无声地划出一道道白线，水那边是泊满游艇的船坞，再后面是一排排公寓楼房。像日内瓦一样，这里富得流油，是私人银行业的又一座家园。

不知为什么，当我坐在墙头上时，并没有想到永久移居摩洛哥或其他类似地方。没错，我是得错过一些DJ当班，还得远离公寓和贝尔法斯特的生活。但这样会安全得多。

这些念头就是没产生。我当时一门心思全在贝尔法斯特上，只想着回去后可能面对的情形。除了回去，我看不到别的出路。听凭命运发落吧！明知在劫难逃，我却未采取任何行动。

重返贝尔法斯特，重返阴冷凄凉。蒙特卡洛和那条紧身裤恐怕都是最后一次消遣了。不过眼下我得带您穿过我面对的另外一条绝望深渊，最好还是从钱说起吧。

我刚才没有提到，经过爱丁堡之行并挥霍掉四万二千英镑之后，骗钱的事有点不顺手了。我从巅峰状态跌落下来，半是出于自愿，半是由于恐惧，其实我也根本无所谓了，情况因之变得越糟。打往酒店的电话少了，寄到公寓来的信用卡少了，都柏林之旅几乎完全取消。我转而使用贝尔法斯特的电汇转账代理来进行风险低得多的操作——从瑞士户头把钱打过来。手里有那么一大笔钱，我再也提不起劲头去创造更多财富。我已不再陶醉于采用的伎俩，它不仅丧失了挑战性，也丧失了最初每次得手之后的紧张激动心情。整个过程变得味同嚼蜡，而且我变得越来越不堪一击，每走一步都像新手似的提心吊胆。

只要遇到一丁点儿麻烦，我就会说“行，没问题，”然后挂线。电话复归沉寂，有时一连几天我都不动它，直到需要从瑞士调出一万英镑什么的，汇到一家电汇转账代理，甚至径直汇到我那一度清白无瑕的贝尔法斯特账户。之前我还对电话把戏中碰到的障碍饶有兴致，视之为磨练我技法的好机会。如今，稍遇挫折我就使劲咽一口口水，放弃努力——“行，没问题”——然后拣一条顺当些的路走。

按理，我本应对自己充满信心，可事实上我却对欺诈打心眼儿里感到厌恶。更要命的是，我发现自己近来之所以心惊肉跳，是因为意识到一旦再落入当局手中，我就算玩完了。我满心不情愿地窥视未来，看到的东西又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于是我干脆闭上眼睛装作没看见。

因为不愿意承受返程之痛，我干脆不再出门旅行。钱依旧如流水从我指缝流过，但那是习惯使然，并无多少快乐可言。不轮班做DJ时，我几乎都孤身一人闷在自己房间里。我会一连几个钟头看DVD，实在腻了，再在那张古董书桌前坐下来上网冲浪。

我花了大量时间查看世界各地的房产，筹划着永无实现机会的逃亡计划。无数个钟头花在了权衡比较房产上：伊比萨岛上的无名公寓，或者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山上托班加镇的小木屋。但假如不肯冒被逮住的危险，购置房产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偶尔我也浏览一下招聘网站，但从来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种种迹象使我渐渐看清，以诈骗为生给我自己设下了什么样的圈套。我本以为它可以给我带来其他任何途径都无法给我的生活和未来，结果它却剥夺了我的未来。我亲手剥夺了自己的未来。

短期前景也不怎么乐观。坐吃山空，瑞士户头眼看所剩无几，接着会怎样？与此同时，和母亲的交谈变得越来越艰难，而与父亲，已经到了双方都难以忍受的地步。他只知道说“你要好自为之啊”，这意思我明白，就是说我给他脸上抹了黑，于是我越发尖酸刻薄，根本不听他的。至于迪恩，我发现他嗓音变得深沉有力。他已经长大成人，可在我眼里他仍然是个孩子，那个在我们第一次智利之行中，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屁颠屁颠走在我身边的小不点儿。

有几个晚上我壮起胆子去贝尔法斯特城里，结果不是发现又失去一位朋友，就是又有一家酒吧或是夜总会给我冷板凳坐。我的交际圈只剩下“信仰”酒吧的迈克尔和埃德娜，再加上布伦丹和另外两三个人。

十一月初，沉沦之中，我采取了两大行动。第一就是邀请布伦丹搬到公寓里来。我正竭力想弄清楚，大难临头的感觉究竟是这座城市造成的，还是陷入孤独生活导致的；这种时候有个伴儿，也许能使局面稍有改观。

第二个行动就是再旅行一次。这个决定做得毫无热情，纯粹出于一线模糊希望，想试试看能否找回一点往日的灵感。我几乎都没钱付旅费了，幸亏事先从一两位史密斯先生者流搞到了一两张信用卡，其中一位入住的还是咱们的老相识巴莫拉尔酒店。如此这般，一天晚上我便预订了一张去阿姆斯特丹的机票，然后上床睡觉。第二天一早我致电机场，结果订的机票出了问题。瞧瞧，连把自己弄上飞机都成问题了。

另外那张卡。我把第二张卡找出来，决定转飞爱丁堡。订好航班后我又订了玻璃房酒店的八十一号房。那儿的人当然都认识我，但为求万全，还是得从爱丁堡机场发一纸传真过去。我打开电脑，从网页上抓了一个图标，拖到一个文档里，很快就做好了一张还算过得去的公函。

真够惨的，我口袋里只装着一张信用卡，公寓里的现金少得可怜。天无绝人之路，从前没绝过，现在也不会。到了爱丁堡，我一定有办法弄到一些钱。钱包里一堆信用卡都属假冒，但在我一团乱麻的脑子中，却还记着好几套可用的身份呢。

要把这些身份派上用场，就得干一些额外工作，也就意味着我没多少时间好磨蹭了。我匆匆披上外套，三下五除二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公寓。最后一分钟，我删掉电脑中所有信息，然后走出门去。没有频频回首、深情环顾，或诸如此类的戏剧化动作。再说了，犯得着吗？

那一天是2004年11月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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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最后的审判（1）

好啦，最后一站。还有伊斯盖特。啊，伊斯盖特。如今，想起这人和他干的事，我不禁会心一笑。没法儿不佩服他。当时一走进等候室，我立刻就猜出哪位是伊斯盖特。旁人谈笑风生|奇^_^书-_-网|，他却与众不同——腰板儿笔直，身上散发出自然而然的自信，那正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苦苦追寻的。

起先——先是在等候室里，然后又在去机场的警车上——气氛有点微妙，好像我俩都希望别人走开，让我们私底下好好掂量一下对方。曼彻斯特警方送我们下了车，走进机场时，伊斯盖特把我叫住。

“艾略特，我不打算铐你，”他微笑着说，“你不会溜掉吧？”

“不会。”

我们在机场大楼里蜿蜒前行，伊斯盖特不断亮出警卡。一条条办公走廊，一道道未加标志的门。我尽力揣摩他手里掌握了多少东西。他不能跟我说太多，但从他漏出的一点口风中，可以肯定他有足够弹药来收拾我。

加拿大并未提起，这多少令人松一口气。对于我为规避法网而走出的妙招，他无可奈何，不可能追加任何控罪；然而要是他心怀恶意，我的日子只会更难过。一个遭人鄙视的警察可能格外危险，可伊斯盖特似乎对他的工作心满意足。

在飞机上，他宣称不会跟我玩花招，我说我也一定坦诚相待。我这么说几乎是出于条件反射，可当时身处狭小逼仄的经济舱座位，话一出口我竟惊讶地意识到其实那是我的真实想法。紧接着我感到如释重负，诚实做人的前景就在眼前，我觉得终于可以一劳永逸地卸下背上的沉重包袱了。

一路上，我没完没了地跟伊斯盖特攀谈，然而他要么咧嘴笑笑、摇摇头，要么就干脆不接我的茬。我晕头转向，神经兮兮，肯定像个兴奋过度的小鬼头。伊斯盖特初次在警署见到我时还以为警方抓错了人，如果那让他失望，现在看到我在南下飞机上的调皮捣蛋，只怕失望之情更要加倍了。

我的律师一到希思罗警署提供咨询，伊斯盖特就向他出示了指控我的示例罪名。主要是关于航班方面的，我痛痛快快全认了，话说回来，不认也不行啊。即便没有闭路电视或静态照片，他一定也掌握了有关人士的描述，甚至还有证人。他此举是一着缓兵之计，一边将我还押候审，一边赢得时间把控罪全部列出来。看看头几项控罪，就知道他肯定不是单枪匹马。航空公司和信用卡公司早就在一边摩拳擦掌、虎视眈眈了。

如此，伊斯盖特自去整理他那边的资料，而我则在苦艾林监狱拘押所忙我那头，食宿都由监狱方面慷慨地包了下来。与我过往的牢狱之灾相比，那里条件算是不赖。尽管没人逼我，我还是找了份清洁工的活儿来打发日子，免得整天老想着判决的事儿。

我对罪名供认不讳，没什么好说的。这样做自有道理，本来也不是件值得去争的事情。伊斯盖特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跟信用卡公司谈，一会儿跟航空公司谈，此外还得联系迪克兰•法雷尔和加拿大警方。每次我见他或是我的律师来访时，总是又伴随着一大堆新的控罪。有时也会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某个已然忘怀的时刻在我沉睡的记忆中被唤醒，某次旅程或某个夜晚栩栩如生浮上脑际，于是不管谁在屋里，我都会乐呵呵讲起当时的种种好玩情景。

（我得说，显然伊斯盖特手里并未掌握全部证据。同样显然的是，我也不打算在这里把什么都端出来。）

一位心理学家来对我进行评估，比起刷厕所来，这可是一大消遣。她人很好相处，让我做各种各样的简单测试，还小心翼翼问了一下我那乱七八糟的童年。我知道她想听什么，并尽量如实相告，尽管有时禁不住会插科打诨几句，把气氛弄得轻松点。

信用卡公司与伊斯盖特往来的所有文件按规定都复印了一份给我和我的律师，有几份还包括信用卡公司安全部人员写给他的便条。有的写着：“干得好！”有的写着：“好消息！”还有一张写着：“卡斯特罗让人头痛有一阵子了”。我把那张便条钉在牢房墙壁上。卡斯特罗让人头痛有一阵子了。后来，我拿这张条子把妈妈给逗笑了。

很清楚，愈来愈多的控罪意味着我前景不妙。我的律师一开始说可能会判个一两年，然而随着控罪数目增加，她改口说大概四五年。新的控罪不断出土，判决因之一拖再拖。虽说律师竭力为我争取较短的刑期，但谁都知道她并没有多少转圜余地。

到后来，面对好几百条控罪和信用卡公司、航空公司发来那些足以让我陷入万劫不复困境的总结时，她完全放弃猜测了。她告诉我（我巴不得没问过她）最多可能判十年。但据她说，获刑十年的可能性非常小。非常小。听到这话，我好像该开心点？

我竭力让父母对我遭到长期监禁做好思想准备。我试着让他们宽心，别把刑期太放在心上，并且言之凿凿：这肯定是我最后一次蹲监狱了。不难理解，一开始他们对我的话不屑一顾，说这不是我头一次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悔过自新了。然而，在长达五个月的候审期中，我最终还是做成了说服工作。先是妈妈，随后是爸爸，都相信了我这次发下的誓言。那是五个月以来我最开心的一刻。

到那时，我对监狱生活已经习以为常。跟所有监狱常客一样，身陷囹圄的最大问题不是恐惧，而是无聊。我对牢头和狱友都很礼貌，跟他们挺谈得来，并且像个机器人似的按部就班打扫卫生，一边揣想悬而未决的判决，回忆我那些尚不为人知的罪行，偶尔也会想起远方的某个城市或一家夜总会。

由于我的案子要在刑事法庭受审，一位诉讼律师被指派为我辩护。庭审前几个星期，他开始来监狱和我见面。这是个充满自信的年轻人，尽管一扯到判决就王顾左右而言他，还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对我进行的心理测试报告这会儿已经下来了，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印象的。我自己也觉得报告挺好玩。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被描写成一个智力超群的年青人，IQ水平在全英国人口中高居于顶尖7.3％中。我的非言语推理能力极其出色，掌握的词汇量高于平均水准。您要觉得我有点自吹自擂，那还请您多多包涵；不过请想想，这可是当年在中、小学里，老师、同学们最瞧不上眼的人哪！那时节，成绩单上哪怕最微小的成就，我也要付出吃奶的力气才能取得。

比我的智力测试成绩更罕见的，是那位心理学家让我做的记忆测试。毫不奇怪，由于这一测试所验证的才能（一向被我所滥用的），我对测试结果记得一清二楚。她给了我40样东西，让我记住。第一轮我就记住了13样，高于10.9的平均水平。一个半钟头后，该轮测试结束时，心理学家让我再次回想。此阶段的平均成绩降至9.2，而我是14。

诉讼律师大为惊异，告诉我说，这是难得的天才。我表示赞同，但找补了一句，这也是此刻我坐在牢房里跟他交谈的原因之一。他很欣赏这一见解。对于我吹小号的罕有才能——那是我向心理学家透露的一项技能——他也很吃惊。他纠缠着这一点不放，弄得我差点笑出声来，他却面色凝重地坚持认为这可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类事情说明你愿意学习，”他说。“谁知道，没准儿法官也吹小号呢！”

总而言之，他接下来的担子可不轻：把死马当活马医。而他显然拿定主意，想得到的治疗手段全都得用上。

庭审日期定了下来，说是这回肯定不会再耽搁。开庭前一个晚上，我给父母打电话，轮流和他俩说了会儿话。妈妈祝我好运，告诉我千万别垂头丧气。

她说：“不管来的是什么，都要勇敢面对，艾略特。然后，你就可以向前看了。”

父亲接过话头时有些紧张。交谈不是很顺畅，但还算文明。后来他稍稍提高了嗓音：

“该结束了，艾略特，该结束了。”

“会的，爸，我保证。”

“好吧，”他说。“祝你好运。”

我知道那天晚上别想睡觉了。我想到父母，想到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美好前景。虽然眼下还很淡，但这种温暖感觉和它所预示的新生活让我无比激动。说到头，毕竟可能还是另有一条路可走。然而首先得弄清楚横在我和未来之间的是什么。

我坐在床铺上，再次拿出庭审笔录，一手打着打火机，一手在微弱的亮光下翻动笔录。人名、交易、地名。随着手指的翻动，我又一次追随自己周游大不列颠、去到贝尔法斯特、北上都柏林、重返希思罗，并从那儿飞向世界。我又看到那些商店、餐厅、酒吧，回想起那些盛装华服、喧嚣的人群、一轮接一轮的狂喝痛饮。

手指吱嘎一声关上打火机开关，火光略一摇曳，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嘶嘶”一响，熄灭了。我把笔录丢到石头地面上，和衣躺下，稍稍蜷起身子把两腿伸直。我想到智利、去托科皮亚的漫漫长路、贝弗利•威尔什尔酒店和里面的枝形吊灯。我想到克拉里奇的大厅地板、大洋之舌黝黑的迷人光泽。我想到纽约、悉尼和巴特菲尔德。我想到妈妈。天光将亮，我才沉入梦乡。

一大早我就被牢头叫起来，先被带到监狱办公室，然后再带到艾尔沃思刑事法庭。我被关进一间羁押室，想读笔录，读不进去；想睡觉，睡不着。我的监狱生涯中有两次最接近于遭受酷刑的经历，(奇*书*网^_^整*理*提*供)一次是在敦监狱的单人“牢洞”中，另一次就是在这间羁押室苦苦等候出庭的五个钟头。最后，门突然打开，我被带到楼上一间现代感十足的审判室，里面除了官方工作人员外，还有几个看客。

我瞥见伊斯盖特，但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坐在前边的一位女士，法庭记录员兼指定新闻官，她负责向新闻社提供一切能吸引眼球的材料。法官入庭就座时，她也在唰唰写个不停。这位法庭记录员的出现让我有点心神不定，但我竭力对她视而不见，集中心思到法官身上。

姑且设身处地想想：你站在那儿，眼巴巴看着几码之外一个人玩弄你的生命于股掌之上，能不抓狂吗？你忍不住想赌咒发誓或苦苦哀求，或者爬出把你圈在其中的那道木栅栏，好离这个手中握有本来属于你的岁月的人更近些。你想握住他的手、触摸他、把你想放到嘴里的话传递给他。

检方开始概述对我的控罪时，我摆出自知有罪的惯常恭顺嘴脸。我发现了一丝缺口。这大概是他今天接手的第三或第四宗案子，热情明显消减不少。他拿着不偏不倚、公事公办的架子向全屋听众讲述别人向他提供的控罪和基本总结，既未添枝加叶，也未使用冠冕堂皇的字眼。

要是换成别的控方律师，可能早就把我描绘成一名惯犯，铁窗生涯只不过刺激我更加肆无忌惮地触犯刑法。我的冒险行为可能用彩色幻灯片表现得活灵活现、声色并茂，空着一半的审判厅中所有人都会震惊于我行径之卑鄙、手段之狡猾。可这位检察官，讲到末了，声音变成不知所云的一堆艰涩法律术语，然后一屁股坐下来。要不是与这个案子有直接瓜葛的话，连我本人都会对这样不咸不淡的描述大失所望。

我能看到那位法庭记录员拼命想听明白到底说了些什么，不禁有点幸灾乐祸。后来我才发现，休庭后她呆着不走，从控方律师那儿弄到了更准确的细节。她办事儿倒满有效率，可临了触霉头的却是我。

接着轮到我的诉讼律师上场，他干得不错，把这一天描述成我与过去种种劣行彻底决裂的日子，无论罪行如何严重，亦无论犯罪动机为何。

“我的当事人，”他庄严地宣布道，“已是穷途末路。”这一结论其实不难发现，但作为他慷慨陈辞的总结，倒也满漂亮的。

双方演讲既毕，一些文件呈给法官。有的他早已看过，剩下的一些就是官方的鸡零狗碎了。其中一样是我那了不起的心理分析报告，但我看到那不是他手里拿的东西。是别的一样，一小片纸头，作者是谁我立刻就猜到了。下面就是他大声读出的内容，每个人都起立静候——我等候他宣布我生命中有多长一段岁月会凝滞不前，其余的人则等候什么时候能走人。

致法庭的信

2005年4月11日

尊敬的法官大人：

我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您手里握着我们儿子的未来。首先请允许我声明，我丈夫和我对他犯罪行为之严重十分清楚。艾略特知道我们对他感到失望。他已认识到，为他自己的利益起见，这种生活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我们无法解释艾略特的所作所为，但我可以告诉您下面这些情况。我们一家相亲相爱，也一直让艾略特感受到这一点。他的生活并不舒适安乐，上学时饱受欺侮，使他变得非常内向，非常缺乏自尊心。

我们曾为他换了好几所学校，希望能改变这一状况。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作法似乎利小于弊。艾略特一直很想结交朋友，结果却令人失望。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学会用谎言把自己伪装成别的什么人。

我们明白艾略特罪有应得，也知道他可能被判监禁。法官大人，请帮帮我们的儿子。他并不是个坏人，但需要别人扶他一把。他还年轻，请您从宽发落。我们会始终给他援手。

您诚挚恭敬的，

简·卡斯特罗太太

您怎么想？好吧，法官的想法是这样的。他把所有文件推到一边，叉起双手手指，用饱经公共场合历练的强劲嗓音开口说话。他告诉我，我的认罪和跟警方的合作于我是有利的。他告诉我他读了心理学家的报告和我母亲的信，深感兴趣。我连连点头，-qī-shu-wang-嘟起嘴唇，一丝乐观情绪涌上心来。

“但是，你所犯的罪行是极为严重的，卡斯特罗先生。”法官继续下去，嗓音流畅地转换到严厉几分的语气。“这，”他朝堆成小山的控罪详情摆摆手，“是一连串令人震惊的罪行，而且还有许多未列入其中。”

钟摆摆向了反方向。我感到一阵恶心。然后，法官宣告了判决。

过后，法庭记录员和伊斯盖特都说判决下来时我没有任何反应。可他们没看到我的脸。他们不知为何也漏掉了法官给我的最后忠告，用低一些的声音说出来的，而法官当时把我的脸看得一清二楚。

“别得意忘形，卡斯特罗先生。你仍然得回到监狱。”

拉尔夫•伊斯盖特探长

两年！就判了他两年。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猜法官一定认为他真的金盆洗手了，但即便那样，判决实在也太轻了点儿。这个艾略特并没有假充硬汉。完全没有。他肯定早就料到结果不会差，而照他的情况，刑期本来可能长得多。喜欢也好，讨厌他也好，他就那么镇静自若地站在那儿听候宣判。

判决书下来后，在马路对过一家酒店给我开了个庆功宴。咳，我就都说了吧，是万丽酒店。接着就乱七八糟都上来了，媒体啊什么的……

打那以后我没和艾略特说过话。他为什么干那些事呢？我曾经问过他一次，他告诉我，“因为太容易。”我想，是那种生活方式迷住了他。你知道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我看过所有那些信用卡对账单，知道他如何花天酒地。然而当我们逮住他时，他穷得一文不名。追回的唯一赃物就是一块劳力士手表。

我和他大概都明白事情会怎样收场。他是个聪明人，肯定知道总有一天会因为触犯刑律而落入法网。过那样的日子，你肯定知道这条路只能通往监狱。艾略特之所以耗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他对所干的事情非常、非常拿手。单单看犯罪数量之大，你会误认为这是一个组织有序的团伙的杰作。而且他年龄如此之轻——啊，简直难以令人置信。

没错儿，独一份儿。

空中巨骗身陷牢笼

《苏格兰人报》，2005年四月十九日

骗子的七万英镑奢侈生活

《太阳报》，2005年四月十九日

一流行骗高手

《每日邮报》，2005年四月十九日

飞得乐·卡斯特罗

《每日镜报》，2005年四月十九日

老鼠捉猫——全靠骗

《每日纪事报》，2005年四月十九日

探长坚持不懈，终于抓获要犯

《希思罗机场报》，2005年四月二十二日

巴特菲尔德的夏天很热。我汗流浃背躺在床上，盯着几乎纹丝不动的窗帘。它在动吗？还是我的幻觉呢？但我确实知道它在动，因为窗台下面透出一线阳光，随着窗帘的晃动而移来移去。我不错眼珠盯着那道光线已经一个钟头了。

出狱后头一段日子，我每天不到九点就起床。我会兴高采烈坐下来跟爸妈和迪恩吃早饭，然后陪迪恩走到巴特菲尔德车站，送他赶火车去大学。我会站在桥上目送他离开，接下来得完成老妈交托的差事——上超市、邮局，或结清欠报摊的账款。

可现在我好像就是起不了床。最近一直熬夜，不是上网就是读书，早上四五点才上床睡觉。我没设闹钟，也没让家人早上叫醒我。白天终于来到时，我就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要是太阳好，我就一边盯着墙上那一线阳光一边想。

一天，老妈交给我一堆洗干净的衣物，我把它们拖回房间。我拉开衣橱抽屉准备放衣服，却看到抽屉满满当当塞满文件——来自银行和信用卡公司的信函、信封和宣传册。有对账单、个人识别码，还有主动向我提供额外信用额度的函件。

我放下衣服，把手伸进纸堆，看见一道金光一闪而过。那是一张金卡，还粘在信封上，卡上印着信用额度——25,000英镑。我把手伸进这堆东西搅了搅，更多的卡发出光芒。银卡，金卡，铂金卡。我对它们不屑一顾，这些从未用过的过期信用卡。我从未需要过的卡。

本来我可以不被抓住的。如果我恪守一路摸索出的经验法则的话，今天仍会逍遥法外。我可能正在某架飞机上，舒舒服服从一等舱座位点餐，或者入住某家酒店，要不就在电话里对某位陌生人信口雌黄。过那种生活只有一个问题：必须放弃的东西太多。

对通过电汇转账诈骗和骗取信用卡偷来的钱，还有用这些钱付账的酒店、航班、夜生活，我并没有多少悔恨之情。说这话可能有点没良心，但我不想在故事眼看就要结束时，还对您撒谎。令我后悔不迭的是早期的鼠窃狗偷行为。那些在荒唐岁月中犯下的荒唐罪行，我一想起来就浑身燥热，羞愧难当。

至于后来，我是从资产数十亿的大公司偷窃财产。那也不对，当然不对，不过人们找回了丢掉的钱，而我蹲了牢房。我偷钱并非成心跟谁过不去，牢房更不是个好去处。但是事情没这么简单。当然了，归根结底，我还是偷了您的钱，虽说金额微不足道，但还是通过银行收费、保单之类的手段影响到您这样的普通人。我对此无可抵赖，在此我诚心诚意向您致歉。

令我最惭愧的，莫过于故事开头我告诉您的那些人。我对他们撒谎，辜负了他们对我的信任。曼彻斯特的弗兰吉，德蒙特和他母亲，布伦丹，所有那些尽力想帮助我的老师，我的家人（千百倍的歉意），加拿大那位飞车送我去机场的老人，还有其他无数人。要是他们读到这段文字，可能对我会多一点点谅解。如果还不成，嘿，我会找机会请他们喝上一两杯，花点时间看能不能解释清楚我的行为。

我有点拿不准这本书的名字：他人之金。钞票除了用来花之外没其他用途，我也从来没把它看成是别人的钞票。在我眼里，弄到那些钱是为了跳出我的生活圈子。我看重的是它能把我带往何方、变成何人。它把我变成不同的人，使我得以与渴望与之称兄道弟的人为伍。他人之生活。这个标题可能更贴切，但却未必如此吸引眼球。

您刚刚读完的这个故事从未完整讲出来过。我已经尽力在某些客观因素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充分道出事实。从来没人问过我整件事到底是怎么个来龙去脉，不过即便问起，我也无法完全据实以告。我的行径有一部分为警方所掌握，有一部分为法庭所了解，还有一小部分透露给了报纸。可最后，把它们合为一体，就变成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的一篇故事、一个角色。

一路下来，我什么也没捞到。没有钱。一无所有。喏，我要是您的话，读到这一句肯定心想，这家伙都在胡说些什么，可是我告诉您，真的是这么回事儿。金钱来而复去，我回天乏术，无法让它再来。夏菲尼高百货现场被抓、伊斯盖特现身几星期之后，我老爸老妈去了趟贝尔法斯特，想拿回我的东西。到那儿一看，公寓已被洗劫一空。此刻，就在贝尔法斯特的某个地方，不知何人正享受着我那张漂亮桌子。也没什么不对。

我当然也想过重操旧业，怎么能不想呢？只要有钱，不管是用什么手段弄到的，生活就会大不一样。但我不会重蹈覆辙了，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正直清白的日子过得越久，再走歪门邪道就越难。周围的一切越正常，要扔掉的东西就越多。尤其是人。欺诈——撒谎和偷窃——日渐离我远去。当您读到这段话时，我希望它已远在千里之外，远到我不复认识。

趁我还没忘记，先声明一下：其实我吹不来小号的。

我走出卧室，穿过走廊，来到厨房。避开直射到眼睛上的阳光，我过去拿水壶，没注意到纹丝不动坐在那儿的老妈。正当我伸手抓牢水壶的塑料把柄时，她叫了一声“艾略特。”我转过身去。

她坐在小餐桌边，沐浴在从背后射来的阳光中。她的头发好似镶了圈金边，而面部幽暗，只能看到轮廓。外面隐约传来金属缓缓碰击的声音，但当我往外看时，却只见几根晾衣绳，一片绿草地。老妈面前摊着一份报纸，旁边有个老旧的酒吧烟灰缸，里面放着一支香烟。一缕青烟袅袅升起，飞向开着的窗户，一个个烟圈你追我赶，形成一条盘旋的螺线，升到窗口时略一停顿，继而寂无声息，飘进外面的世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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