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于昨天》

作者：[俄]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译者：张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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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于昨天。前天我还好好的，如在那天前的许多年、整个一辈子那样。而从昨天开始，我死了。鬼才知道如今我该怎么活好。况且，我还能活吗？

在昨天以前，一切的一切，多少还算得上合情合理，尽管不能说称心如意。我曾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一个温暖的、组织严密的志同道合者集体中工作，挣的钱如果不能说多的话，至少也还算得上体面。我娶的女人曾经被我狂热地爱过，之后又被我温柔地爱过，到后来，我终于明白，自己已被牢牢地拴在她身上了，以致爱也好不爱也罢，欲也好无欲也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和她已经共同生活了十二年，我真诚相信，我还会跟她一块儿生活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我有过诤友和腻友，还有过许多泛泛之交，也有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熟人。总之，一个有着正常需求的正常男人所需具备的一切，其中包括虽非最贵但却好用的汽车和舒适的两人用的足够宽敞的住房，我都具有。

当然，我的工作并非一切顺利而简单，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居然会有人不喜欢我们做节目的方式。他们竭力向我们施加压力。这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一周前，悲剧发生了：我们这个节目的编导维佳·安德烈耶夫和记者奥克桑娜·邦达连科死了。他们同坐的那辆车爆炸了。

当然，我们这个节目的全体同事，受到长久审讯，被折磨得要死，上百次地反复询问同一类问题。对警察，我们大家说的全都是一套话，因为比那更多的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可在那时，我还曾活着。即便难受、受苦，但毕竟还活着。

可从昨天起，我的生命中断了。因为发生了一件事，它让我懂得：留给我活着的时光已经不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一般说我根本就无法哪怕是大致弄清，留给我的时间究竟有多少。我还能苟延也不知是两小时、两天还是一个月。一切的一切，都随时可能终结。而我的妻子与此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从奥克桑娜死时起，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在这一个礼拜里，她临死前准备的节目，全都播放完了。我们这儿暂时还没有别的记者来取代她，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得采用直播方式了。活着的电波中的一个活死人……可笑吧？但愿没有人会发现这一点。

娜斯佳每次走进局长办公室时，都会有一种十分喜悦的感觉。对这种感觉，她无论如何也无法习惯。“这可真是的，”她心里窃笑着想，“当你拥有时毫不珍惜，一旦失去才哭泣不已。几乎有十年之久，我来这里，每次都能见到科洛布克，便以为一切就该是这样，事情根本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可后来科洛布克走了，来了位新局长，而我的生活也变成了一连串的考验。如今科洛布克又回来了，又在这里和我们、和我一起工作了，而我直到此刻才明白，假如你有一位好局长，那该多么幸运啊。”

她本不愿接手电视工作者谋杀案。她知道得很清楚，电视如果不是危险易爆的信息，就是大钱，再不就是两者的相加。况且，即便问题涉及到信息，那一般说，这信息反正也是与金钱有关的。有人拿了某人的钱，他把钱给偷走了，或转到瑞士银行自己的账户上了，或干脆以体面而又寻常的受贿方式拿走了。一说到“钱”这个词，娜斯佳就感到脸红。

“素面朝天”既不是信息节目，也不是专以揭露丑闻为目的的节目，它的记者奥克桑娜从不追赶“热点”，也不“即时”采访那些刚刚散会的国家杜马议员。这些议员们往往还在为辩论而激动不已、愤愤不平，所以对自己所说的话控制不严，因此，嗣后从这类话里，往往不难膨胀出一个招人喜爱的小玩闹来，从而打破有关政治家的幻想，促使他与周围的人发生争吵。总的说来，这个节目是非常平静安详而又充满善意的：在节目编导和记者被暗杀后，娜斯佳特意看了几集这个节目，以便能对它形成一个总体印象。此节目的特邀嘉宾看上去也都既严肃又体面，主持人看来也并不想用一些刁钻古怪的难题从四面八方把他们给“包围”起来，甚至与此相反，他似乎总是竭力为嘉宾们能从最好的方面来展示自我、表达其观点的非规范性和深度、道出出乎意料而又有趣的观点创造机会和可能。这里的问题不一定出在某种威胁性信息上。这么说，是与金钱有关喽。可娜斯佳对于与金钱有关的犯罪讨厌到了病态的地步。早在大学时代，经济学就是她极不喜欢的一门功课。她更感兴趣的是复仇、嫉妒和妒恨——总之，是人的情欲，而非经济上的贪欲。可遗憾的是，在刑事侦查这一行当里，当划分任务时，个人的趣味和嗜好从未被当做一种充足理由。

唉，没办法呀，还是得搞电视案。米沙·多岑科在娜斯佳的请求下，从家里拎来一大摞《电视园地》杂志，她母亲一份不拉地买了一大堆。这种杂志整整有一个栏目是讨论电视节目收视率的，娜斯佳指望能从这里面找到哪怕一个足以成为推理之出发点的线索。而线索居然真的给她找到了。原来，“素面朝天”这一节目，居然从未进入“收视率最多”的数十个节目榜里。

“有意思，那他们的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娜斯佳若有所思地问多岑科道，“如果说这并不是一个最普及的节目，那也就是说，它在播出时的广告费用不会很高。况且，要求插播广告的需求量也不会很大，根据意图，它至少应当存在三到四个月，而后就关闭，可它们已经存在了两年多了。”

“说不定它们是靠预算支持的呢。”多岑科道。

“怎么会呢？如果这是，比方说，政府观点的传声筒，或公然支持总统的话，我倒还能理解。而这……这节目不赖、很好、很专业，不刺激观众，可就是——该怎么说好呢——也许，该说没劲儿吧。它缺乏一种特殊风味，为了这种风味一个人会一下班就往家跑，为的是一定能来得及观看它。况且，这节目播放的时间也不太好，15点40到18点。上班族还没回到家呢。”

“或许，这场凶杀案完全出于个人动机？”

“要那样就好了，”娜斯佳叹口气道，“我就喜欢个人动机。至少，我能理解和分析这类动机。至于为了金钱，那可就无聊透顶，叫人头疼了。米沙，咱俩分下工好吗？”

“以老实人方式还是以哥们儿方式分？”黑眼睛的大尉笑着说，“如果以老实人方式，那您接金钱案，我接情杀案。因为您比我大，也比我更有经验。我太小，还没长到能调查金钱案的地步。”

“不不，我的小朋友，”娜斯佳扑哧一笑说，“让我们以绅士方式分好了。女士应与情感打交道，而男士当然是和钱啦。这是您我有幸生于其间的社会主义的法则。您敢说我年龄偏大，我比您可大不了几岁。您也别指望您，米尤卡，顽固地不愿与我以‘你’相称这一点会把任何人搞迷糊了。”

的确如此，而且，任何人，其中包括米哈伊尔本人，也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在严重暴力犯罪科的所有同事中，娜斯佳是多岑科对之以“您”和本名父称相称的惟一一位除了局领导以外的同事，他的这种做法迫使娜斯佳本人也不得不对局领导表示应有的礼貌。而此二人在年龄上的差异并不很大，大约相差六岁吧，娜斯佳警衔也只比多岑科高一级罢了，喏，你就瞧着吧……

工作日将近结束时，娜斯佳桌上的内部电话发出了蜂鸣音。

“寂寞了吧？”话筒里响起了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打趣的声音。他是娜斯佳的同事，今天在行动小组值班。

“你不在总这样呗，”娜斯佳反应很快，“正等你用什么让我开心呢。”

“那好，既然这样，我问你一个问题：在一个心理分析医师那里，究竟什么东西会被盗？”

“在哪儿？”她惊奇地问道。

“心理分析医师。”伊戈尔·列斯尼科夫耐心地重复道。

“什么样的心理分析医师呢？”

“这有什么区别吗……任何一位。比方在一个抽象的心理分析医师那里。”

“私人开业的吗？”

“差不多是吧。”

“那八成是钱。这类医师的咨询费高得很。可你怎么想起这个的？”

“是出警中看到的，我们刚回来。你想的范围太窄，娜斯佳。珍宝一件没丢。”

“那主人是怎么说的？”

“他什么也不说。东西一件没丢。”

“这么说，他在撒谎？”

“他当然是在撒谎。他很清楚人家偷走的是什么，只是不说而已。这不，我希望你能告诉我，罪犯很感兴趣，而主人又不愿对他的来自警察局的好叔叔们承认的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呢？”

“让我想想，”娜斯佳答应道，“而在这段时间里，管区里还发生过什么别的事没有？”

“我会都告诉你的，”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咕哝道，“给我一杯咖啡？”

“这你就错了，伊戈列克，当代男士通常要就要一杯酒的。”

“值班时只能喝咖啡。给不给喝？要不，咱另找个地方？”

“你来吧，我这就烧水。”

所有同事，只要他不犯懒，都喜欢找娜斯佳喝杯咖啡、抽支烟。第一，娜斯佳几乎总是呆在办公室，这对一个侦查员来说一般并不正常。第二，她那里总是备有上等咖啡，因为尽管娜斯佳在警察局所挣的工资微薄得可笑，可她总是只买上等好咖啡，为此而不惜在其他许多方面，比方说吃饭，有时甚至在连裤袜方面节省开支。第三，在她那里，任何时候都可以抽支烟，跟她一起抱怨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发泄一番对局长瞎指挥的不满，心情愉快地侃一会儿。不十分喜欢交际而喜欢独处的娜斯佳，有时对同事的这种做法很恼火，可她明白，假如她彻底改变这种处境，其结果只能是一个：那就是会出现好多与她为敌的和潜在的“好心肠的”人。你总不能把人家给推开，更不能把人家都给得罪了吧，即使你很想这么做也不能。

伊戈尔几乎是一转眼工夫就到了——至少按娜斯佳的概念说是这样。如果是她，从值班室到办公室这段路，至少要花三倍的时间。娜斯佳每次见到列斯尼科夫就会止不住在心里感到惊讶，一般说最“狡猾”的猎色之徒往往都是那些外表出众的男士，而像伊戈尔·列斯尼科夫这样的美男子难能可贵地成为用情专一的模范丈夫——你根本不可能诱惑他使他偏离夫妻恩爱的正道。许多在彼得罗夫卡工作的年轻姑娘，都对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暗自倾慕，可是，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以从他那里得到些许青睐而炫耀。列斯尼科夫对人并不十分热情，平常总是少言寡语，脸上总是很严肃，有时甚至阴沉沉的，跟谁都不套近乎，不套交情。有关他的私生活，同事们所知道的，就只是他是二婚，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但他具有很强的自制力，而且，如果他想使交谈继续下去的话，他会变得非常可爱迷人，以至谈话对手会觉得无论如何无法对他撒谎。他居然会从“值班室”打电话过来，据此可以判断，那位心理分析医师家里发生的盗窃案，某些地方使他很感兴趣，如若不然，他是不会向娜斯佳提任何问题的。医师的诊所可不是什么特列季亚科画廊或珠宝库，而行窃案也自有管片民警，或至少如果判明丢失的是贵重金属、宝石或古董的话——也会有行窃科的同事管，无论如何也不会找到“凶杀”组的头上。而列斯尼科夫，根据娜斯佳的印象，也不是一个好奇心重、求知欲十分旺盛的人，他极少对别人的秘密感兴趣，因此，推断他只是出于一个值班员的好奇心是没有根据的。这么说，这件窃案有些蹊跷了……

“别兜圈子了，伊戈列克，”娜斯佳给他倒满一杯浓咖啡，说，“你怎么对这桩窃案这么上心？”

“窃案本身倒没什么，很正常，”他含糊地说，“只是那主人我不喜欢。他不知为什么十分惊恐。而且，矢口否认有任何东西失窃。”

“或许是你有点夸大了？看见自己的屋子被人翻过，任何人都会害怕的。即使什么东西都没丢，总归不好受，总归会惊慌的。万一那窃贼明天又来了呢？况且，一般说，对别人财产失窃的事感兴趣，这不是你固有的性格。还有什么，为什么不都吐出来呢？”

“不，没有了，”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懒洋洋地耸了耸肩，“今天不知怎么有点累。往常这时我还精神饱满，情绪愉快，像个婴儿，可今天却觉得，好像我已经值班值了两昼夜多了。您那件电视狂的案子怎么样了？有进展吗？”

“很难啊。收集了一些材料，受害人在临终前的十天当中，什么时候，在哪儿跟谁在一块儿，喏，这不，翻跟头打滚儿地，正想拟出一份准确的所有事件发生顺序表来。顺便问一句，你以前看过这个节目吗？”

“什么节目？”

“素面朝天。”

“不，没看过。”

娜斯佳瞥了一眼手表。

“想看吗？巧得很，这节目三分钟后开始。为了能了解这个节目，我特意跟科洛布克要了一台小电视。不然，节目播放时，我还在班上。”

“好吧，”列斯尼科夫点头道，“趁现在没人叫我。”

可是，跟往常一样，他的话又招了邪了。娜斯佳刚把一台老旧的“希利亚利斯”牌黑白电视机从立柜里端出来，插上电源，中校库金就从值班室打来电话。“娜斯佳，给我把列斯尼科夫快撵走，我知道他到你那儿去了。让他给我快点儿跑，发现一具死尸。”

伊戈尔一口气把剩下的咖啡喝尽，气喘吁吁上楼去保卫纳税人的安宁去了。娜斯佳只得一个人测览新的一期“素面朝天”。

可从第一分钟起她就开始警觉起来。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主持人好像换了个人儿似的，就连特邀嘉宾的样子，也不敢恭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朋友和同事的死居然令亚历山大·乌兰诺夫如此失常，以致面对镜头也把握不住自己了？噢，不，不像，悲剧发生后已经又播放了五期，每次娜斯佳从荧屏上看到的都是一个平静安详、充满善意、聪明睿智、全然不带任何刻薄和做作的、机智的主持人呀。

这次的特邀嘉宾是一位名气不大的电影制片人。至于他制作的那些影片的标题，娜斯佳连听都没听说过。制片人在咕哝着什么莫名其妙的话，不时在脱口说出一两句明显的蠢话时打个结巴，而乌兰诺夫却根本就不帮他的忙，而是表情有些漠然地看着这位电影工作者如何笨拙地想要使自己显得聪明而又独特。当然尽管我们得承认，他也并未妨碍这位制片人。看起来，主持人作为一个人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坐在那儿，好像是一台没心肝的机器人，机械地提出头脑里随便想到的头一个问题，然后便开始表情漠然地等待谈话对手马马虎虎地回答问题。

在主持人和嘉宾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几只巨杯，上面写着广告词“别拉因”。制片人端起杯子，颤颤巍巍地啜了一口，不小心呛了一下，于是，便开始长久而艰难地咳嗽起来。镜头知趣地挪到了一边，于是，整个荧屏立刻被乌兰诺夫的脸给占满了。这张脸正以冰冷的好奇心关注着咳嗽不已的对谈者。娜斯佳恍然大悟：这是在直播。如果是录像带的话，那么，一些冗长而又与信息完全无关的场面早就会被剪掉的。那么，在此之前也是这样？

一切都清楚不过。以前的节目都已上了录像带。如今，在编导和记者死去后，工作方式不得不改变了。以前剪辑过的片子都已放过了，上礼拜新拍的录像带根本来不及剪辑。在那辆被炸毁的车里，人和录音带录像带一起都烧光了……以后节目备用的全部素材，统统被毁掉了。如今乌兰诺夫不得不在一段时期里从事直播，直到新材料准备好为止。

然而，即使考虑到是为了应急，他的表现也还是很反常。的确，他肯定很难过，或许还很痛苦，可这首先理应对他的反应和运动机能产生影响，而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到他的技巧和这个节目的整个精神呀。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技巧这玩艺儿不会因酗酒而挥霍。而且，显然，任何人都未改变这个节目的理念。那他为什么根本不帮自己的嘉宾，好让他们的样子多少能比较体面一些呢？

节目播放完了，荧光屏上闪烁着一组彩色广告的画面，娜斯佳在自己那堆文件里摸索了一会儿，找到了演播室的电话号码，沉吟了几分钟后，毅然拨了号码。

“我是卡敏斯卡桠，”当她听到话筒里传来乌兰诺夫的声音时，便自我介绍道，“看来咱们还是得谈一谈。您什么时候方便呢？”

“非今天不可吗？”

“是的。当然，明天也行，如果您很忙的话。”

“好吧，就今天吧。您该不会非要我到您的彼得罗夫卡去吧？”

“不必。我们可以在中间地带，比方说，从市中心到奥斯坦基诺中间的某个地方。”

“那审讯笔录怎么办？”乌兰诺夫嘿嘿一笑，而娜斯佳却从这笑声里捕捉到了某种不祥的意味，“该不会蹲在地上写吧？”

“我们不做笔录，通常只有侦查才做笔录。我和您就只是随便聊聊，看能不能找到我感兴趣的问题的答案。”

“可形形色色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不止一次了，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说了。我跟您说不出任何新鲜的了。都一个礼拜过去了，您不去寻找罪犯，反倒问题提个没完，这是什么，一种新的工作作风？”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您这不过是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耍嘴皮上，”娜斯佳轻声细语道，“说到工作作风问题，等见了面我再跟您说吧。那么，什么时候，在哪儿？”

乌兰诺夫说定了时间和地点。从他的声音里，娜斯佳听出他并不情愿，但公正地说，也没有什么不满意。一个疲惫不堪的人自然了无意趣。这是怎么回事，是精神负担过重的结果还是另有原因？她想弄清这个问题。就让多岑科调查金钱动机吧，而她要研究感情问题。她对此类动机更感兴趣。

“依我看，您的计谋太复杂。您就不能想个简单的吗？”

“可以。这当然可以。但计谋只有复杂才有意义。不能让他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天呐。您说的这都是老生常谈！当然不能让他知道了。”

“您没听我说完。一个人，当他感到用以形成完整画面的信息不足时，就会对所发生的事虚拟和构想出自己的方案。你我想出的这条妙计，使他不可能构想出任何一种哪怕多少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会饱受折磨，会绞尽脑汁儿，可还是想不出任何合情合理、符合逻辑的解释，于是，他会对自己思维是否正常产生怀疑。而这会使他日常行为反常。这，将起到销毁金属的腐蚀和锈蚀作用。”

“可假如他终于想出了答案，而他又觉得这种解释理由充足了呢？观察表明，他远非什么蠢货，而且，他有一定的想像力。”

“要的就是想像力。如果他对所发生的事有其自己的解释，那么，他必定会把臆想当做十足的痴人说梦。迫害狂，物质化了的绝对恶的理念，黑暗的势力，外来人——一切的一切，无奇不有。就让他任意构想好了。反正这会以某种方式在他的行为上反映出来，从而破坏他与他人的关系。他的每个举动都会被人当做是疯子的举动，因而他周围的人会有相应的反应。请你相信我，我们已经仔细分析了他的生活，并且描绘了这个对象的心理肖像，您已经有过多次机会来确证我们这些心理学家的高度职业水准了。”

“那好吧，就算您暂时打消了我的疑心吧。但我还是要请您牢记，在我们生存的全部岁月中，这是一次最大的行动。这事涉及到很大一笔钱，假如我们搞不到这笔钱，那我就不得不认为，正是您使这一行动破产的。请您不要忘记我的话。”

“不会的……”

我并不是十分想与这位来自刑侦科的娜斯佳会面，可这次会面毕竟也有一些值得答应的因素。第一，有她在场，他们未必敢杀我，假定他们不会提前动手，那么，我肯定能及时赶到会面地点。那么，至少在与这位奇特的女士谈话时，我可以不必精神紧张，而能够全身放松，像军队里人们常说的那样，可以“轻轻松松地抽支烟了”。第二，这次会面必然会拖延回家的时间，而这同样基于如果回家是必不可免的假设。在家我当然生命无虞，维卡不会动手杀我，更不会往茶里下毒药。她专门雇了个人来杀我，现在，她正在等那人履行合同。可无论如何和她呆在一起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考验了。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这是冲什么来的？天呐，要知道我是那么爱她，一点儿都不愿得罪她，一点儿都不愿意剥夺她。可我也并不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如果她已经这样决定了，这也就说，她认为这么做对。而我丝毫也不愿弄清我与她的这层关系。我愿意承受来自她手中的一切，哪怕是死亡也罢。

我约定在地铁口旁边的农庄广场与那位女士会面。如果下雨，我们就在车里坐一会儿；而假如天气没变化，那我们可以在露天咖啡馆里喝杯咖啡。不知道她得迟到几分钟？能够准时前往事务性会面地点的女人，显然还尚未降生呢。

可使我吃惊的是，娜斯佳没有迟到，而且，当我走近农庄广场时，她已经等在约好的地方了，尽管离约会的时间还有大约十分钟。而我之所以为自己预留了十分钟，正是为了防止万一在里日区发生“交通堵塞”的，雨没下起来，我下了车，提议和她在路边那十分洁净，但桌腿儿稍有些弯的桌前坐一会儿。

在此之前我曾经见过娜斯侄三四次，跟她说过话，可我以前居然没发觉，她的穿戴好不奇特呀。她身上惟一贵重一点的就是脚上这双旅游鞋。这双旅游鞋或许和她手上那枚订婚戒指一样值钱。其余衣服——牛仔裤、短上衣和脖子上的围巾——都是毫不起眼的暗色调的廉价货。我听说警察们工资微薄，凭那点儿工资能穿什么好衣服？说不定她为了买这双“旅游鞋”攒了整整一年钱呢。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您的节目是怎么回事？”她问。

“没什么，”我一耸肩，“又能出什么事儿呢？”

“我看了今天的节目，跟以往大不一样。”

“这是直播，”我解释道，“它跟预先录制剪辑的片子比，总是不大一样。”

“从今往后将总是那样？”

“我不知道，一切取决于能够取代奥克桑娜做节目的记者究竟什么时候能来。”

“我不明白，亚历山大·尤里那维奇，”她问道，“我想弄清的是，既然您能十分出色地搞直播，那您又何必非得要有一位记者不可呢？”

我不喜欢她的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我能出色地搞”呀？今天的直播简直糟透了，根本不符合这一节目的一贯宗旨。假使我们的编导维佳还活着的话，他会为我做出这样的活儿而把我的脖子拧断的。我把与电影制片人的谈话弄得那么糟糕，即使非专业人员也看得出来，对此，任何以压力和心情抑郁为由进行辩解都是徒劳的。我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我认为没必要在直播过程中进行任何修正。有何必要着急呢，既然没了维佳和奥克桑娜，这节目最晚再过一星期使会完蛋，而我本人呢，也会在此之前就死掉的。因此“在那之前”怎么样，又有什么要紧，反正我人已经都死了。别看我现在还能活动，还在出气，还能进食，还喝带酒精的饮料，我还在说话，还能给人以一个正常男子的印象，可是，如果说对一个人来说，“明天”甚或“过一小时”这类概念压根儿就不存在的话，这样的人难道你还能说他是活人吗？

“您瞧，”我十分客气而又不耐烦地说，“一个主持人应对自己的交谈者有足够的了解，以便能使公众对他的谈话产生兴趣。假如这节目一周只有一次的话，那我就有足够时间深入了解这位嘉宾，预先想好转播的步骤。可是，由于这节目天天有，所以，在一周之内与五位嘉宾认识并准备好谈话，这在我来说从体力上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之所以要有一位记者也还是为此。记者的职责是与未来节目的嘉宾见面，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趣味和习惯、观点和问题。在此之后，在汇集了必要的材料以后，与导演一起坐下来准备节目。谈话的步骤都是预先计划好了的，没意思的话题被删掉，而对有趣的问题加以突出和强调。主持人只是在最后阶段才开始介入。奥克桑娜是个难得的天才，她能及时准备好所有必要的材料。至于她是怎么做的，我就不知道了。可事实总归是事实。要想取代她，仅有一个人是不够的，至少必须有三个人。这事不那么简单，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因此，在新记者的工作尚未上路以前，我就只能搞直播。”

我觉得我的样子已足以令人信任了，尽管维卡总是说我连撒谎都不会。可我是不会对这位来自彼得罗夫卡的女士讲我们节目的真实情况的……

“我正在力图汇总维佳和奥克桑娜在临终前几天内的所有活动，”娜斯佳说道，“我这里还有几个空白点。对您的同事，您或许还能想起些什么来吧？”

“不，我所知道的和能想起来的，已经都告诉您了。”

“这么说，您无可补充了？”

“您瞧，连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也无法推测，这些日子里他俩究竟在哪儿。他们都以为他俩是在班儿上。可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根本不在演播室，而他们，比方说，奥克桑娜吧，离开是为了执行什么任务，这一点任何人都说不清楚。”

“这一点安德烈耶夫应该知道。”

“可您现在怎么去问他？”她叹口气道。

“那是没法儿问了，”我迟钝地肯定道，“遗憾的是，我也无法为您提供任何帮助。维克多曾经有个单独的速记本，上面记载和收集了和材料有关的所有信息，那本上肯定有记载，能告诉我们记者到哪儿去、为什么。”

“对奥克桑娜居然会有这么严格的监督吗？”娜斯佳惊讶地问道。

“目的不在于监督，而在于能以此准确反映依据具体内容收集材料的各个环节。倒是对司机应该实施监督，其目的是为了能准确了解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您跟司机谈过了吗？”

“当然谈过。可在我们感兴趣的这段时间里，他根本就不在场。但他既没跟维佳，也没跟奥克桑娜在一起。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我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您的那几位同事，除了与您的节目有关的工作外，还对某一别的问题感兴趣。说不定是商务？”

“很可能，”我同意道，“可我对此一无所知。”

谈话进行得毫无成效，萎靡不振。娜斯佳显然不急于到哪儿去，至于我吗，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又能有什么急事呢？急着到坟墓里去吗？有意思，我的维卡究竟订了个什么约定？说不定，她已要人在三天之内把我给干掉，公墓里人家已经判我缺勤了吧？

我努力不引人注意地扫视着周围，说不定受雇的杀手就躲在附近某个角落里，等着我和刑侦科的女侦探分手吧？周围人很多，而我又不知道那受雇的杀手长什么样。嗨，算了吧，叫他见鬼去吧。要知道或迟或早，他总会找到我的。人们还不曾想出过摆脱杀手的虾办法呢，这个，甚至连高官显贵直到总统也难免不被人刺杀。

“您住的地方远吗？”我忽然问道。

“您住的地方远吗？”乌兰诺夫忽然问道。

“很远，”娜斯佳道，“在谢尔科夫路。怎么？”

“您如果愿意，我送您回家？”

“那好吧，”她诚恳地说，“可这多不好意思。这不会使您为难吧？”

“不会，”乌兰诺夫不知为何开心起来，甚至他的脸色也开朗了，“我反正要到那个区去一趟。两人做伴路上更快乐一些。”

娜斯佳惊奇地瞥了他一眼。这个乌兰诺夫好不奇怪呀。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突然又客气起来，笑意盈盈，主动提出开车送我，还装出一副需要有伴儿的样子。他的样子绝对不像是独处时会寂寞的人。再不，他不过是采用如此简单的办法好转换话题？也罢，不妨顺着他，反正从他那儿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不知为什么，娜斯佳在看过今天那一期“素面朝天”以后，断定乌兰诺夫一定有什么心事，自信她能要他说出来，可显然，她失算了，不但白白耗费了自己的时间，而且也徒然地打扰了另一个人。

“谢谢，”她点头道，“我十分感激您。”

一上车，乌兰诺夫又沉默寡言、郁悒不安起来。刚才那活跃的表情连一点儿踪迹也不剩了。不，他实际根本不需要什么旅伴和谈话对象，这是确切无疑的。既然如此，那他干吗还要送她呢？

“乌兰诺夫，您难道从未感觉到您的节目并非一切正常吗？”娜斯佳试探着问。

“不，”乌兰诺夫又疾速地说，“我的节目能有什么不正常呢？请您把话挑明了说吧。”

“那好吧，您的两位同事死啦。这不是什么病态的想象，而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爆炸装置放在了安德烈耶夫的车上，是他私人的车，而不是您的‘跑车’上。换句话说，罪犯的目标，极有可能正是安德烈耶夫——‘素面朝天’的编导。我认为那些人之所以希望他死，不一定与他在电视台的工作有关，可如果这样一来，那我们就得承认，他除此之外肯定还在从事某种活动，尽管有关他在这方面的活动，不知为什么，无论是您还是您这个组里的其他任何人，都一无所知。要不就是即使有人知道也不说，而这，您得承认，也是不可理解和值得怀疑的。假如那些罪犯想要杀死的，不光是安德烈耶夫，而且还有邦达连科的话，那他们就必须知道，编导和记者此时乘此车一块儿出行。这样一来，我就得推论，在您身边，在您的演播室里，一定有人或是与维佳的车打过交道，或是向有心者透露过有关维克多和奥克桑娜的信息。您更倾向于以上哪种推测？”

乌兰诺夫没有马上作答，娜斯佳感到他在心里重复着她说的话，力图周密思考和理解他听到的话。

“哪个都不喜欢，”这位电视节目主持人最后终于开口了，“我看不出什么人会有必要非把维克多和奥克桑娜杀死不可，无论是单独杀死他们中间的某一个，还是把他俩一块儿都干掉。您为什么不能设想是罪犯自己搞错了呢？维佳的那辆车再普通不过了，日古利七型，连颜色也是最流行的——白色。或许爆炸装置不过是搁错了车罢了？”

“这种可能性我们会考虑的。此刻，当时在附近的所有车主都正在接受审查。乌兰诺夫，您能否告诉我，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之间的关系是否密切？”

乌兰诺夫阴沉地笑了。

“是啊，可那又怎么样？奥克桑娜未婚，而维克多则刚离了婚。他们亲近一点儿又能碍着什么人呢？”

“哦，这您可就错了，”娜斯佳笑了，“身份证上的钢印与嫉妒权之间可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老实说，嫉妒，一般说也与任何权力无关。一个合法丈夫可以心平气和地看着自己的妻子有外遇，如果他喜欢这样的话；而一个被抛弃的露水情人，可能直至死都为嫉妒和绝望所折磨。”

“也许吧，”他冷淡地说，“您喜欢运动吗？”

“我？”娜斯佳吃惊地瞥了乌兰诺夫一眼，“不，您怎么想起问这个？”

“没什么，我见您的旅游鞋好漂亮呀，看得出是精心挑选的，十分贵重，可不是随便弄到的。一个现代警察买得起这玩艺儿吗？”

“瞧您说的，这是丈夫从美国带来的，是给我的礼物。要是我才不会买这东西呢，这玩艺儿对我来说的确太贵了。”

她不光是不会买这么“扎眼”的旅游鞋，而且，连穿都不会穿的——如果不是被逼无奈的话。娜斯佳喜欢穿廉价而又舒适的衣服，不要什么名牌，只要能不妨碍运动，可是或许只有她的一双脚，是她全身最弱的部位。她的脚每到傍晚，尤其是热天，就会肿胀，而要是穿着带有精致鞋带和高跟的皮鞋过一天，那对她更会是一种折磨，所以，为了身体的舒适，她不得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违反常规。她坚决不穿阿列克赛给她带来的旅游鞋，理由是它们贵得太扎眼，总是固执地只穿运动鞋。这双运动鞋是她亲手挑选的，十分舒适，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已经穿惯了，况且，它不会令任何人感到扎眼。可遗憾的是，任何东西都有其极限，而她喜欢的这双鞋也难逃劫运。前天，这双鞋穿帮了，而且，要穿帮就一块儿穿帮，破得不能再穿了。那双鞋经受不住每天每日的蹚水而行，而在四月份下过大量的雨加雪之后，这样的积水到处都是。娜斯佳沮丧了半小时后，不得不叹口气，从衣橱里拿出装新旅游鞋的红蓝色的纸盒。

但是，乌兰诺夫先生有点不大愿意继续讨论其两位同事被杀的原因。在他看来旅游鞋倒是个相当有趣的话题，抑或是更加安全的话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兴许马上会把话题转到娜斯佳丈夫身上的。

“您丈夫是商人？”他问。

她竭力压制住笑意。

“不，是个学者。出国讲学去了。”

“讲政治学？”

“讲数学。”

“真的？我还以为外国人之所以看重俄国学者仅仅是为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俄国学者到国外，只会讲为什么我国的改革只会空转，讲从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到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有多么艰难。”

娜斯佳再也憋不住，索性哈哈大笑起来。而乌兰诺夫甚至连一丝笑容也没有，他的表情仍然阴沉沉的，还有些心不在焉，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但他故意继续谈话，以便不至于显得忧心忡忡。那么，乌兰诺夫先生，您究竟在为什么而忧心忡忡呢？莫不是在为维克多·安德烈耶夫和奥克桑娜·邦达连科的死而忧虑吗？啊，是的，如若不然，那您肯定会心境怡然地继续讨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件事的。那么，使您忧心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不急着赶路，可我们终于还是开到娜斯佳的家了。遗憾的是，任何道路都有终点，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在新闻系读大四时，在冬天坐车去赶考的事，那时我患了考试恐惧症。那天天气奇冷，电车吃力地行驶在赫尔岑大街上，我坐在电车后门口，执著地凝视着玻璃上冰霜结成的花纹，在幻想这辆车也许会永远驶下去，而我就永远也不必走到街上，跨入大学教学楼进教室，拿考卷，回答考官的提问了。顺便说说，那一次，我的预感并未欺骗我，我真的只得了三分，那是我在大学整整五年当中得的第一个、也是惟一个三分。甚至就连记分册上那五光十色的全优评语也未能拯救我。

随着门啪嗒一声，娜斯佳走进了单元门，而我又形单影只了。谢天谢地，我总算把她给送到家了。一路上我没有察觉任何汽车曾尾随我们从农庄广场直到谢尔科夫路，尽管这一路上我对身后的汽车加倍留意。在家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不会受到任何威胁，而且，在我家附近，亦复如此。维卡未必会同意那帮人把我在她住处的附近给干掉。尽管这一点无从得知……在我与她共同度过的所有岁月中，我都天真地相信自己是了解妻子的，可如今我不得不对这一点表示怀疑。

又过了50分钟后，我走进了家门。此前我已在这套房里住了六年，它在我的一生中不能算是最糟的房子。天呐，仅仅在几天之前，一切的一切还曾是那么美妙，我和维卡出门选购英式餐具，计划如何庆祝她的生日，憧憬九月份到地中海旅游。我们总算从暗无天日的赤贫中摆脱出来了，它使我们整个青年时代蒙上了阴影。我们在一切方面克制自己，为了买房而积攒每一枚戈比，咬紧牙关忍受我那发了疯的，酷爱折磨维卡的，想要做我们这套小小的、年久失修的住房之全权女主人的我的母亲。我们憧憬有自己的住房，我们推迟要孩子，直到最后，我们终于努了最后一把力，借了一部分钱，给自己买了住房。这套住房的到手令我们多么欢欣啊！最初一段时间我们睡在地板上，从同一只碟子里吃饭，慢慢地，随着每一笔工资，每一笔酬金，我们逐渐添置了家具、餐具、毛巾被和床单。两年前，我们的爱巢终于建成了，在花钱上我们的自由度大多了，我们买了一部车，穿上了讲究的衣服。今天，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妄自尊大，我们的所有痛苦都已经结束了，我们从长期债务中解脱出来了，如今，我们已经开始过上了人所应有的生活。

可突然间却发现，维卡对这一切并不满意。我成了她的障碍，而她的愿望就是我根本不存在。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离婚呢？这要简单合算得多。可她并不愿离婚。也罢，我理解她。一旦离婚就得分割财产——从住房到英式餐具中的每一只碗。她不愿分割，她清楚地记得，所有这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啊。她想一步到位。或许每天晚上她得怀着惊恐听着我开门的响声。我又回来了，那帮人没把我给干掉。可怜的人……或许她都等累了吧。

“萨沙？”屋里传来了她的声音，“怎么回得这么晚？”

她穿着睡衣来到门厅，也许，她已准备上床就寝了。她走到我身边，习惯地把脸贴上来要吻我，而我也同样习惯地俯身吻了她。她身上的香水味令人不快地刺激着我的鼻膜。洗澡之后洒香水，奇Qisuu.сom书这是多么愚蠢的习惯啊！见鬼，要知道这可是我一直都喜欢的呀。是的，从前我喜欢这样，从前我喜欢她身上的香水味儿，而我们的床上也洋溢着这种香水的气息。

“萨沙，出什么事儿了？”她担心地问道，“电话一晚上响个不停，都在问今天演播的事。”

“没什么。”我无法压制自己的怒气，或许我的话说得太严厉了点儿。

“可人们都说，这事是不可思议的！可惜我没看见，演播时我正在回家路上。你倒是给我说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了不得的。你别管了，只不过是因为今天被迫搞直播，而且嘉宾的样子也不太雅观罢了。如此而已。”

她斜着眼看了我一眼，恼恨得掉头就走。或许她生气了。当然是的，从前我可从未用这么冷淡的口气和她说话。而且一般说来，凡是与我和她的工作有关的问题，我们总会热烈而又关切地讨论一番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就是今天，无论有过什么不愉快，我也愿意和维卡交流与电影制片人谈话中的每个详情细节的，可我明白她要听的不是这些。而她的生气纯粹是装出来的。她其实一点儿都不气。无论在我的演播室发生什么，她都应绝对保持无动于衷。她如今只对一件事感兴趣：还需要多久，她雇的那个杀手才能令她摆脱我那令她感到压抑的在场。

老实说，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当然啦，我的兴趣与她的在色彩上略有差异，但我同样也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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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付由窃贼闯入这一事实而引起的精神负担方面，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戈托夫齐茨觉得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未丢失任何物品——谢天谢地。门上的锁被撬坏了这不假，可这用不了多久就能修好。可是，她越是观察丈夫，心里便越是忐忑不安。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开业的心理分析医师、医学博士——对未遂盗窃案的反应，要按妻子的观点看，明显不适当。他神经紧张、惊恐异常、不加掩饰，从而使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心里不光惊慌，而且还产生了怀疑。这疑心远非那么令人愉快。她所得出的结论是，鲍里斯一定有一些家庭预算外的财物丢失了，可他既不敢对警察，也不敢对她本人说。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一直努力做一位诚实的纳税人，她可不愿以此而给自己招惹什么不愉快，因此，她亲自掌管家庭所有的财务，并亲自关注诸如及时向当地税务局交税单的事。她想睡得安稳。作为一个大商人的女儿，她在童年时代度过的不眠之夜真是大多大多了。她父亲的诡计终于破产，而通向监狱囚室的道路，又被一个绳套打断了——她父亲在即将被捕的前夜，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了。十四岁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就是在那时，暗暗发誓今后在自己的一生中，绝不能允许任何有碍平静生活的事情发生。众所周知，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但自己的生活却可以由自己来安排。

早在丈夫鲍里斯刚开始着手私人行医时，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就立刻开诚布公地说：“你要是不对我发誓从今以后我们诚实做人的话，我立马就走，和你离婚，”她决绝地说，“这样的恐惧我早在小时候就已受够了，那时每一声风吹草动，都能使父母从床上蹦起来。我再也受不了这一套了。”

她觉得她的话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听懂了，至少，他们以后再没有谈起过这个话题。当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承担起监督财务和与税务部门打交道的职责时，丈夫并没有提出异议，这使得她相信他没有向她隐瞒什么事。难道他到底还是把部分收入隐瞒起来了吗？他会不会参与了某种可疑的交易，而把这笔收入作为“启动资金”投入商务运转中。而如果他参与的并非什么可疑的，而是犯罪的交易呢？喏，这不，那些打日工的这会儿不是正和鲍里斯分赃吗？对丈夫的惊恐不安和神经过敏，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想不出任何其他解释。况且，她力图弄清情况的所有尝试都毫无结果。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在不做咨询的业余时间里，总是久久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系统整理书籍和文件，像是在寻找什么，而对妻子的提问则含糊地咕哝了句什么。

“鲍里亚，你可要老实告诉我，你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每天都会这样问他。

“什么都没丢，”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心神不安地说，“可使人害怕的恰恰在于什么都没丢。”

“你的话我不信。如果你什么都没丢的话，你急什么？你一直在找什么？你总是什么东西找不到了，才会以为人家偷走的正是这件东西吧？”她套问道。

“我能找什么东西！”丈夫发了火，“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你是不是有一笔钱瞒着我？你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呢？我们不是已经讲好，鲍里斯……”

“我什么钱也没有！这样的话你要让我重复多少次才是个够呀？没有就是没有。”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生气地闭了嘴，进了卧室，可是，过了一会儿，委屈之情就被担心所取代了。要知道只要你略一分析，那么一切是再简单不过了：家里有钱，只要你愿意，这不难找到，可钱却没被人动过。家里也有珠宝，同样完好无损，放在原地，既然如此那究竟是什么把贼给招来的？答案很明显：吸引他们的根本就是另外一笔钱，也许其数目远比这要大得多，且来历不明。而且，这些罪犯都知道这笔钱是单独存放的，而且还知道存放在哪儿。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瞒着妻子在暗中从事某种肮脏的金钱交易，而在这件事上，说轻一点儿，他有消息灵通的帮手；而说得重一点儿，是有一伙帮凶。在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稳定而又安逸的生活中，光有这个就够了！她在中学时代受到的精神折磨还少吗？莫非如今还得为丈夫做下的蠢事而恐惧得发抖吗？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问题不在这儿。当年，许多年以前，她完全还是个孩子，无论她的父亲做出什么坏事，多大的责任也无需她来承担。如今情况不同。万一查出来，鲍里斯在与国家的金钱关系方面不干净，她也脱不了干系。谁会相信她一无所知，什么都没参与了呢？无怪乎人们都说：丈夫和老婆原为一体。而假如闹出丑闻，那么她，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也洗不清。她，一个税务纪律的热情斗士；她，女议员戈托夫齐茨，以无情揭露贪污受贿的政客闻名的女记者戈托夫齐茨，也说不清。拜拜了吧，名望！可这一切鲍里斯怎么就不明白呢？要知道我跟他说过多少次，又是祈求又是央告的……

于是，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做起了以前从未允许自己做过的事。当丈夫在电话里跟人谈话时，她摘下并联机的听筒偷听他们的谈话。她在他的口袋和办公室书桌上的抽屉里翻找东西。当丈夫接待顾客时，她躲在门后偷听。当然，所有这些人都是来咨询的，可万一里面混进一个那样的家伙呢？这些事下流到了令人恶心的地步，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长达三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中，一次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她认为这种事太可耻，是一个尊重自己的人所不屑于做的。可她太想了解真相了。而丈夫对她，这一点显而易见，并没有说真话。

娜斯佳那位于彼得罗夫卡的办公室，已经热得够呛，窗户洞开，街上汽车刹车时发出的疯狂尖叫声迫使她向窗外望了一眼。还好，谢天谢地，不是出车祸。不过是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啪”的一声怒气冲冲地甩上他那辆亮光闪闪的德国巴伐利亚新型车车门，疾步走进楼里。还没过3分钟，他就闯进了娜斯佳的办公室。

“到底是我对啦！”他不知为何得意洋洋地长出了一口气。

娜斯佳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这对我也算新闻。你总是对的。这次是怎么回事？”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心理分析医生家里发生偷盗的事吗？准确地说，是发生了撬窃案，可什么东西也没丢失。”

“记得。”她点点头。

“那你肯定还记得，我早在那时就跟你说过，我觉得这位医师有些不大对劲儿？”

“我也记得。他今儿个又犯什么事了？”

“这我暂时还不知道。可是，现在又有了他老婆的尸体。还没凉呢。”

“干得漂亮，”娜斯佳伸展身体，仰在椅背上，舒展着由于久坐在文件桌前变得酸麻的肩膀说，“可为什么这么大的喜事不向区里报，而要给我们报呢？”

“因为被吓得惊恐万状的心理分析医师的妻子不是别人，乃是国家杜马的议员。这就是实情，可爱的娜斯塔霞。你就等着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和一大堆愉快的工作吧。”

“去你的，”娜斯佳沮丧地一挥手，“议员凶杀案，这不是我的专业。找我办的最好是与生命、爱情和世仇之类有关的。这我会。对政治我反正是一窍不通。”

列斯尼科夫狡猾地一笑。

“正如一位曾经为我填写毕业证的教授说的：没文化，这不成其为理由。你别指望科洛布克会饶过你，他才不会在意你对政治和经济的病态仇恨呢。”

“那倒也是，”娜斯佳听天由命地叹了口气，“这么说，我们可以认为，撬门行窃的对象，不是医师而是他的妻子了。那么，她叫什么？”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

“莫不是一直都在为维护税务纪律而斗争的那个女人？”

“瞧，你还说什么你从不看报。你一直都在撒谎，我的小心肝，你只不过是在装傻。”

“可我真的从不看报呀。也就是说报我也是在读，可只读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可列什卡每晚都看消息节目，我也只好听几句。我的话绝对可信，我宁愿听游吟诗，也不听消息或综述，可齐斯加科夫在这方面与我的趣味不同，这多么可悲呀。”

这是真的。尽管娜斯佳的丈夫在忍耐和理解她的许多弱点和缺点方面，的确表现出奇迹般的宽容，但在一点上是不可动摇的：晚上8点的“消息”、9点的“时代”、10点的“今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妻子想听古典音乐的话，那就请在信息节目以外的任何时间听吧。

然而，玩笑归玩笑，破门撬锁夜入民宅，加上接踵而来的凶杀，这可不是什么好事。罪犯寻找的很可能不是金钱和珠宝，而是某种文件。娜斯佳那位曾在刑侦科工作过多年的继父说得对：信息之争乃重中之重。有时候是有人想要获得它，有时候则是想要毁掉它，老实说，所有纷争都不外乎这两种。如果无法找到并且把文件毁掉的话，那么，接下来往往就是把人——极其危险信息的携带者——给干掉。

娜斯佳对从事信息战很感兴趣。她惋惜的是，根据一切迹象判断，这一信息带有政治性质。可这是无可奈何的。有一件电视金钱案就够她干的了……是的，近来她的运气越来越不好，这样的时代到来了，那就是动机和理由愈益成为犯罪的基础；娜斯佳对之毫无兴趣的，比方说，爱情、嫉妒、复仇和深藏心中的仇恨，变得越来越少了。

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去向戈尔杰耶夫报告去了。半小时后，上校把娜斯佳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瞧，我们不能总是坐着一动不动了，”他嘟囔道，“去，跟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一起去找死者的丈夫。当然，他现在的状态还不能提供条理清晰的证言，但我们也不能白白浪费时间。你们也知道，她是国家杜马议员。各种各样的电话和要求每分钟都可能出现。动起来吧，孩子们，不要再拖延。”

“可……”娜斯佳刚一开口，就被戈尔杰耶夫打断。他对自己这位下属太了解了。

“别担心，我不会派你到杜马去的。你到那儿去也无济于事。你的弱点在于不善于同我们的政治家们打交道。让科罗特科夫和杜马议员打交道吧，什么困难也难不倒他。你今天先跟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一道干，以后我要把他转到另外一条战线上去，我把死者的丈夫、她的亲戚和朋友们就交给你了。”

“谢谢。”娜斯佳感激地点了点头，她已经无数次感激命运赐给她这样一位处长了。

好吧，这就轻松多了。每次当某一显赫人物死于罪犯之手时，报刊上都会为此掀起一番可怕的鼓噪（“银行家被杀！”“部长被暗杀！”“无用的记者被干掉！”），娜斯佳总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当真相大白时，人们会发现，这一罪行完全出于个人动机。归根结底，那些银行家们、部长和记者们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也都是些普通人，他们也有亲人、爱人、朋友，因而，也就有敌人和嫉妒者。他们也有金钱上的往来关系，也有从中往往会涌现出可怕的、已快被人彻底忘记的幽灵的过去。为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因为这些而被杀，而名流却不可以呢？谁都不会蓄意诋毁一位诚实部长的升职过程，但这并不妨碍他实际上不过是个虐待狂，是个把情妇折磨到神经崩溃的大混蛋。这也就是她为什么要抓起刀来的原因……

娜斯佳满心期望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议员谋杀案就是这种“日常生活”性质的。也就是说，是最普通的那种。

在刑侦科工作的这些年中，她有机会看到许多死了亲人的人。这些人的表现各各不同。有的人僵直呆立如石化了一般，有的人犯起了歇斯底里，还有些人尽量保持自制力。但像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这样的人，对娜斯佳来说，是极其罕见的一种。手扪心口说实话，可以说是根本就没见到过。

鲍里斯·戈托夫齐茨被吓坏了。而且，他的恐惧是如此强烈、如此明显，以致他都感觉不到丧妻之痛。他连一分钟也不肯消停，连续不断地变换姿势，把手指弄得“啪啪”响，手里始终在把玩着个什么东西，而他的目光是内敛的。看起来他甚至并不怎么注意他的谈话对手。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您妻子的尸体是在奥斯特洛维佳诺夫街上被发现的。您知道她到那个区是干什么去了吗？”

“不知道。一般说，我甚个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那是在莫斯科城南，在‘孔科沃’地铁站旁边。那里还有一个大的商品市场。”

“不知道。说不定她是到市场买什么东西去的吧……”

“在她留下的物品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新买的，就只有一个提包。这条街上有没有您的熟人或亲戚？”

“我不是说过我不知道吗？你们到底要我重复多少遍呢！”

“需要多少遍，就重复多少遍。”列斯尼科夫突然语气严厉地说道。

娜斯佳责备地瞥了他一眼。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人的妻子被人杀死了，他的反应当然不可能那么适当。对于一个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即使他表现得无耻、粗鲁、愚蠢或记忆欠佳，都是可以原谅的。但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是如此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中，以至于根本未发觉侦查员态度严厉。

“请您尽量详细谈一谈昨天的情况。您和尤丽娅·戈托夫齐茨到过哪儿，做过什么事？你们到过哪儿，谁给你们打过电话，电话里又说过些什么？”

“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我们和每天一样，7点半起床。吃过早饭，聊了会儿天……聊的是……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没发生任何异常。10点钟我开始接诊，尤丽娅回到自己房间准备她在杜马发言的讲稿。随后，大约在2点，我们吃了午饭，下午4点又有人来咨询。病人离开时，尤丽娅已经不在家了。从那以后就再没见到过她。喏……”

戈托夫齐茨又把指头弄得“啪啪”响，并且掉转身子。

“早上接诊时有人给您打过电话吗？”娜斯佳问。

“不记得了。我的办公室有电话，可是，在我和病人谈话时，通常我的电话总是挂断的。这一点你们能理解吧。”

“是啊，是啊，当然啦，”她急忙表示赞同，“那你们的另一部电话呢？”

“卧室和厨房里各有一部。可平常在我接诊时，尤丽娅总是把电话音量调到最低档，不让电话铃声传到办公室去，她甚至在屋里走动时都蹑手蹑脚的。在谈话过程中只应有我和我的病人。整个世界里只有两个人。你们明白吗？如果病人感到身边有第三者在，会妨碍他谈话。任何无关的嘈杂声都不应有。”

“这么说，您也不知道，在10点到2点之间，是否有人给您或您的妻子打过电话？”

“有人给我打过电话……我已记不大清楚了。尤丽娅总是把要转告的话记在纸上，在接诊后转给我。”

“这么说，昨天吃午饭时，她向您报告过什么人给您打过电话？”伊戈尔追问道。

“是的，是这样。”

“至于谁给她本人打过电话，她没说吗？”

“我不记得了。或许吧……我没认真听。”

“为什么？”

这个问题再普通不过了，但心理医生却没回答，只是含糊地耸了耸肩。

“吃午饭的时候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告没告诉您她下午的计划？”

“没有……好像没有……我没在意。”

“您当时有心事，心神不安？”

“我？不。您此话怎讲？”

“这么说，您平常就不怎么认真听您妻子的话了？”

这话从列斯尼科夫方面说当然显得有些唐突，可这一情况毕竟有必要了解清楚。也许这个家庭里关系并非那么和睦？而国家杜马议员被杀也不是政治性案件，而是一件十分普通的日常生活案件？

戈托夫齐茨把目光转向列斯尼科夫，眼神突然变得专注而又尖锐。

“您这么说该不会是有所暗示吧。我和您，伊戈尔·瓦连金诺维奇，已经打过交道，在小偷撬门溜进我家那次。我想您一定还记得这件事吧。当然，撬窃事实本身使我不得安宁，尽管什么东西也没丢。可这件事使我很不安。”

如今坐在娜斯佳对面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全身紧张而又严肃的人。也是，他居然想得起列斯尼科夫的名字，但娜斯佳记得很清楚，这一次伊戈尔根本就没对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和父称。他只说“列斯尼科夫中尉”和“卡敏斯卡娅少校”。

“你妻子是否也对撬窃的事很不安？”娜斯佳问道。

“是的。”

话说得很肯定，但不知为何似乎不大确信似的。

“您家里有没有属于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文件和证明？”

“当然有。”

“能让我们看一看吗？”

戈托夫齐茨疾速从他坐的椅上站起来。娜斯佳直到此时才注意到他的相貌：一个身材高大的美男子，刚过四十多岁的样子，头发浓密，梳理得十分整洁，脸上的线条粗犷严峻。可是，不知怎么显得神经过敏，使他看上去矮小萎琐而又忙忙叨叨。而且，娜斯佳必须克制自己不看他的秃顶。“要知道这可太奇怪了，”她暗自笑道，“为了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出一种与其真实现实无任何共同之处的外部形象，别的演员会情愿献出自己的半生的。也是，心理状态对一个人外貌的影响有多大呀！如不是亲眼见到的话，连我也不会相信的。”

“拿到这儿来还是就在原地看？”

“就在原地看吧。”伊戈尔道。

死者的文件在客厅柜橱的小抽屉里。戈托夫齐茨默默取出文件放在沙发上。

“请看吧。”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平常在家时在哪儿办公呢？”伊戈尔问。

“这要看是什么时候了。如果我在接诊，她就在远离办公室的卧室里，这我告诉过你们……”

“是啊，是啊，”列斯尼科夫连忙点头道，“其余时间呢？”

“在这个客厅或是厨房里。”

“这么说，卧室和厨房里也可能有部分文件？”

“可能吧。看一看？”

“请。”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丢下两人走了出去。

“您是怎么想的，打算就在这儿把所有文件都看了？”列斯尼科夫怀疑地问。

“当然不，得带走。但第一次看得有主人在场。或许需要他解释一番。有什么必要以后每过5分钟就把他拽到电话机前来呢！”

“你疯啦！”他惊叹道，“这儿的工作够两天干的了。”

“别夸大其词。”娜斯佳蹙着眉头端起一个硬塑文件夹，“今天先快速大致分一下类就走。你不是有急事吧？”

“孩子病了，老婆急得很，好几天没合眼。要我哪怕回家那么一次，好让她喘口气儿。”

“那你走吧。我一个人对付得了。真的，伊戈尔，走吧，放心，尊敬的心理医生不会把我给吃了的。”

“可万一是他把自己的妻子……啊？你就不怕与凶手面对面？”

“瞧您说的！”娜斯佳扑哧一声乐了，“第一，这样的场合我已多次经历过了。目前还皮毛未损。第二，即使他真的是凶手，那也几乎可以肯定，促使他杀人的原因不在这些文件里。因此，在我翻寻他妻子的文件时，我对他是不会构成危险的，因为我正在搞的调查不会对路。在这件事上，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和可靠的助手。”

列斯尼科夫瞥了一眼手表。

“7点半了，我走你真的不生气？”

“是的，不生气，真的。快走吧，明天见。”

厨房里传来移动椅子的声音和壁柜门“劈啪”的开合声。

“去看看他在那儿究竟在翻找什么。”娜斯佳小声说道。

伊戈尔哧溜一下走出房间。的确，怎么可以让主人一个人呆着呢。你怎能知道，他打算交给刑侦科侦查员的，是被杀死的妻子的全部文件吗？或许他还想隐瞒点什么呢？

响起了椅子倒地的“劈啪”声，娜斯佳吓了一跳，连忙跑进厨房。地板上乱堆着文件夹、单张的纸和翻倒的凳子，房主人一声不吭垂手站在地上，看样子对所发生的事似乎感到莫名其妙。

“我来帮帮您，”娜斯佳俯下身去开始拾文件，“伊戈尔，你走吧，我俩能行。”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蹲在她身边，却连一份文件也不捡，就只是看着娜斯佳，等她把所有文件都捡起来，列斯尼科夫身后的门“啪哒”响了，但主人连动都不动一下。

“请您原谅，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理解，您会觉得我在此时此地讯问您不合适。而且，一般说我的在场也会使您感到窘迫。可我们得破这个案子，因此，很遗憾，您还必须得在一定时间内容忍我们对您生活的打扰。”她尽可能委婉地说道。

“需要多长时间？”戈托夫齐茨问。

“我想不会很长，可这事难以预料。要看我们是否走运了。”

他慢慢站了起来，把翻倒在地的凳子扶正，坐直了。

“我们就在这儿谈一会儿。您不反对吧？”

“好吧。您要点茶？”娜斯佳问。

“好的，谢谢。”

她打开电热壶，就势环顾了一下。厨房很漂亮、很宽敞，墙上嵌着家具，是严丝合缝按照墙的尺寸做的。娜斯佳打开橱门取茶糖，一眼看出，这壁橱不是用整个木头，而是用薄板条做的。换句话说，家具很不错，可还不是最贵重的。大概值六七千美金吧。整木做的家具比这贵得多，大约两万，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这家透着富足气息，但还不算讲究和排场。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想您所遭遇的不幸能够告诉我您的心情了。可我总觉得似乎还有些别的什么。难道是我错了吗？”

戈托夫齐茨抬起浑浊的、再次转向其内心的眼睛望着她，随后吃力地懦动着嘴唇说：

“不，您没有错。可如果我告诉您究竟是什么使我不安的话，您一定会以为我疯了。我不愿意这样。”

“可毕竟……”

“您要我说？”

“是的，我要。”娜斯佳坚定地说。

“我觉得我就要疯了。”

他停顿了一下，或许是在等待对方回答。见对方不说话，便又重复道：

“我觉得我就要疯了。”

“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我有迫害狂症状。这是精神极度压抑的标志。”

“我们来通俗点儿，好吗？您精神压抑有什么表现吗？”

“我总觉得有人在监视我，觉得我不在家时总有外人进来翻寻我的东西和文件。凭理智我也懂得这是不可能的，可又总是能找到能证明这一点的各式各样的证据。大概，或许正是为此，|Qī+shū+ωǎng|无怪乎人们都说，经常和精神失常者打交道的人，或迟或早，自己也会变得和病人一样的。我身上发生的恰好就是这样。”

“妙极了，”娜斯佳不无惊恐地想道，“马上就能判明他有心理疾患，在急遽心理病态状态下完全有可能杀死自己心爱的妻子。可我这个白痴，居然会把伊戈尔放跑了，而和他面面相觑。哎，卡敏斯卡娅，瞧您做的好事吧！生活什么都没教会你。”

“让我们按顺序说，”她尽量冷静地说，“有人在监视您这种感觉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发现我身边总有同样一些人在跟踪我，在各种地方，在城里的各个角落。”

“不同的人还是同一个人？”

“不同的人。至少有三个。或许四个。”

“您相信自己没有弄错？您能认得出他们吗？彼此相似的人有很多，您信不信？”

“我对人的相貌有良好的记忆力。我看得很清楚，尽管穿的衣服不一样，可面孔是一样的。”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可要知道这种现象是绝对可以解释的，您别忘了，前不久还有人想偷盗您的家呢。您能肯定您什么也没丢吗？这说明窃贼没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他们没来得及在预定时间内找到，所以，只得藏起来。可既然他们没找到，所以，他们还会继续尝试的，因此，他们监视您这是很自然的，他们想知道您什么时候不在家，好采取下一步行动。您觉得这种解释合理吗？”

戈托夫齐茨更加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至少，他的眼神已经不像几分钟前那么浑浊了。

“这么说您认为有人真的是在监视我？”

“当然啦。这再清楚不过了。”

“您想说这不是臆语？不是狂躁症？”

“我想不是，”娜斯佳撒谎道，其实她根本不相信这一点，“如果我的解释您觉得满意的话，我们就得回到撬窃这件事上来。罪犯在您家里翻找什么东西呢？”

“可我已经告诉过伊戈尔·瓦连金诺维奇，我不知道。打破脑袋也想不起来。”

“您绝对肯定什么东西也没丢？”

“绝对。”

戈托夫齐茨急躁起来，刹那间，娜斯佳真的感到恐惧。如果他真的是个疯子，那该如何是好？他马上就会发狂，抓起刀子把她大卸八块，好在刀子就挂在她身边，一伸手就能抓到。不，不能冒险。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有敌人吗？”她把谈话转到另一个方面。

“敌人？”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嗫嚅道。

“是啊。嫉妒者、不怀好意的人，或受过她的气的人，一切对她不怀好意的人。”

“她是个记者……您应能理解，任何记者都肯定有敌人。就是他对之写过公正报道的人也一样。尤丽娅的笔锋很尖锐，风格很尖刻，我想她得罪过的人肯定很多。莫非人们就是为此而把她杀死的？我有点不敢相信，人们会为了记者所发表的文字而把他们杀死。”

“记者和您我一样也是人。随便以什么理由都可能导致杀人，记者被杀完全不非得是因为他们写了东西的缘故。而您的妻子同时还是一位议员。她没对您讲过议员群中有过什么冲突的事吗？”

“噢，没有……可我并不十分了解。可如果情形十分严重的话，我肯定能记住那么一件两件事的。尤丽娅，您没看见吗……她是个……很有韧性的人，如果您能理解我所指的是什么就好了。无论咬住什么都不撒嘴，同一句话总是叨叨个没完。情况愈严重，她的话也愈多……讲呀讲……是的……请您原谅……”

他在片刻之间闭上了眼睛，随后又睁开了。

“总之，我肯定会记得的。”

“好吧，既然这样，那就请您帮我整理一下她的文件吧。我不再用说话来折磨您了，您今天大概已经把所有这一切都告诉给侦查员了吧？”

“没有，我不和侦查员说这些。”

“那是为什么？”娜斯佳惊奇地问。

“是这样，他让我明天去一趟。您知道我和他是在太平间认尸体时见的面，他问我尤丽娅昨天什么时候到哪儿去过，我晚上是在哪儿过的。或许我的样子非常糟糕，因为他对我动了怜悯之心，说明天再来问我。”

娜斯佳暗自笑了。侦查员格梅里亚是个好人，可平常并不以同情受害者见长。他不过是个多子女的父亲，爱不够自己膝下那四个孩子，而总是把自己的家务看得比公务更重。他甚至及时从刑侦科调到侦查处，因为不愿冒险，不愿（呸呸，莫遭毒眼）让妻子成寡妇，要孩子做孤儿。的确，在如今这个快乐祥和的年代，侦查工作并不比侦探工作更少危险性，但格梅里亚不知怎么觉得这样心绪能更平静一些。也许正是为此，由于他急着看孩子、回家，急着参加家长会，于是，才只同死者丈夫潦草地聊了一会儿就完事儿，的确，他是有不对的地方。

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帮助下，她在一小时里把死者的文件分了类，大致把它们分成“个人”、“家庭”、“记者”和“议员”几大类，分完就走了，丢下戈托夫齐茨独自悲伤。

“奇怪，”在人挤得满满的地铁车厢里颠簸时，她想，“我在他家里呆了这么长时间，而在此期间电话居然连一次也没响。没朋友和亲戚，也没病人打电话安慰，表示同情。总之，没一个人这样做。莫不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掐断了电话，以免干扰？”

走到自己家门前时，娜斯佳忽然涌起一个胆怯的想法：如果列什卡不在家就好了。这一念头刚一出现，她就被吓了一跳。难道她两年前做出的结婚决定错了？难道说婚礼刚过了才两年，她就明白，她根本不需要什么丈大，甚至像阿列克赛这么出色的丈夫也不需要了？不，不，让这样的想法滚蛋吧。这样的念头无权闯入她的头脑。列什卡最好、最聪明、最宽容、最善良，是最关心人的丈夫。

她感到自己这是在强迫自己相信，然而，当她推开家门，看见屋里的灯光时，便感到万分失望。丈夫在家。还得和他交流。自己得说点什么，听听他回答什么问题……或许全部问题仅在于，一般来说她谁都不需要？列沙是好是坏又能有什么区别？无论他好还是坏，她反正不需要他。

“胡说，”娜斯佳及时制止自己道，“完全是胡说八道。我怎么能不需要列什卡呢？我这不过是累了，近几个月搞得筋疲力尽，以前从没这么累过，而在这个世界上，我最需要的是安静和独处，如此而已。可这是会过去的，一定会消失的，我只需更耐心一些，尽量别得罪任何人。更别说得罪列什卡了，总的说来他是个圣人，因为他已经忍耐了我和我的那些无名之火、乖戾脾气整整二十年了。我在中学时代还没什么，随着年龄增大性格也变坏了，而我的工作也于培养温柔性格毫无帮助。这一切列什卡都毫无怨言地承受了。为此就该为他树碑！”

她一边默不作声地做着这番内心独白，一边解鞋带，她突然意识到，丈夫并没有跟往常那样，到前厅里来接她。而且，整个屋里和厨房里都无声无息。此外，屋里不知怎么没有晚饭的气味。或许毕竟是她走运，阿列克赛留在了茹科夫斯基街他父母那儿了？可是，灯为什么还亮着呢？……

娜斯佳疾速穿上舒适松软的拖鞋，往厨房里瞥了一眼，又瞥了一眼屋里。天呐，一切原来再简单不过！列什卡正用一块厚厚的带方格的毛毯蒙着脑袋，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这也罢，”她松了口气，“还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呆一会儿。”

她小心翼翼关上房门，踮着脚尖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看看，想找些什么东西当晚餐。可是，她的希望落了空。食品当然很多，可都是需要加工的。可她并不想做饭。也罢，吃点饼干喝杯咖啡算了，既可口，又顶饭，还不用费事。她拿了一只干净的杯子、饼干和一听速溶的“哥伦布船长”牌咖啡——这样就不用再起身了，好在电热壶就在餐桌上。

娜斯佳在怡人的寂静中过了大约有20多分钟后，电话铃突然没命地响了起来。她忽然想起，电话机在屋里睡着的丈夫身边，于是，她一边用最恶毒的话诅咒着自己，一边跑过去摘话筒。可已经晚了。阿列克赛在毛毯下翻了个身，醒了。

“阿娜斯塔霞·巴芙洛芙娜？”话筒里传来一个恍惚是熟人的声音。

“是的，是我在听。”

“我是戈托夫齐茨。”

噢，当然是戈托夫齐茨。此刻她清楚地回忆起他的嗓音和说话方式。

“您要我立刻告诉您，一旦有人打电话给尤丽娅……”

“是的是的，谁来过电话？”

“一个叫德米特里的。他没说姓氏。”

“您告诉他您的妻子她……”娜斯佳卡了壳。

“没有，您警告过我。我问他需要转告吗，他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说他要等尤丽娅给他回电话。”

“您不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

“也没从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嘴里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

“没有。”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说。

娜斯佳记下了戈托夫齐茨给她口述的那人的电话号码和名字。她不知在什么地方已经看到过这个号码……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她肯定看见过，她甚至还打过这个电话。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记忆数字的能力很强。

“回来很久了？”阿列克赛睡眼惺松地问。

“刚到家。”她撒了个谎。

“别撒谎了，我已经闻见你的‘哥伦布’的味道了。你连咖啡也喝完了。为什么不叫我？”

“可怜你呗，你睡得那么香。”

“实在说，我还没吃晚饭呢，一直在等你，我躺下就是为了不至于挨饿。把你丈夫饿死你才高兴呢。”

娜斯佳脸红了。她到底还是做了一个不可救药的利己主义者！光想着如何能避免聊天，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呆一会儿了，而列什卡却饿着肚子在等她。

但在好奇心驱使下，羞耻感很快也就消失了。这个德米特里究竟是什么人，他的电话号码为什么这么熟悉呢？她得好好想一想，一定能想得起来，当然，明天早上一上班，10分钟之内她就能搞清楚这是谁的电话，可到明天还早着呢，多么想尽快解开这个谜呀……当然也可以径直拨这个号码，跟这位用户聊几句，可这样一来就有把一切都搞砸的危险。

她跟着丈夫踅进厨房，脑子里还在回想着那七位数字和人名，德米特里。不，她肯定打过这个电话。那是在几年前。要能想起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打的就好了……

“你在干什么呀？”阿列克赛的一声惊呼把她从深思中唤醒。

“怎么啦？”

她疑惑地望着自己的手，这才发现，原来自己手里拿着一把勺子想要削做沙拉的黄瓜皮。

“对不起，”她歉疚地嘟囔道，“想入神了。”

“请你坐下好了，”丈夫生气地说，“别给家务添乱了，这你就算帮了我的大忙了……”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只有运刀的声响打破了厨房里的寂静，阿列克赛手脚麻利地削着黄瓜和青菜。娜斯佳仍在竭力重新思考这个熟悉的电话号码，可丈夫又一次打断了她甜蜜的沉思。

“阿霞，你今天是怎么了？”他背着身子问道。

“没什么，亲爱的，我不是说过么，就是想得入迷了。”

“也许，你到底不再把我当白痴耍了？”

他的声音里明显透着冷漠，这使得娜斯佳不禁打了个寒噤。天呐，这还不够吗？这一次她又犯什么错了？

“我可能本不该嫁人的吧，”她照例这样宿命地想道，“总之，既不能嫁给列什卡，也不能嫁给无论什么人。我生来就不适合与别的人共同生活。”

“我走了还不到三个月，”阿列克赛说道，“等我回来，看到的不是你，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从我回来起，又三个礼拜过去了，可一次没看到自己身边那个我爱了二十年、对她比对我自己还了解的女人。你变了，可你居然以为连向我解释一下都不必要。现在我想从你嘴里听到一个理智的答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她一耸肩，摸出了烟。

“您找到值得你自己爱的另一个男子了？”

“什么叫你自己？”娜斯佳想用一句玩笑搪塞过去，“难道我爱你还需要什么人帮忙吗？”

“别这样，阿霞。”

他不说话了，专注地削着洋葱的皮，把它们劈成两半，塞进压榨机。

“我知道得很清楚，在咱们两个人中，真吻的是我，而你只是把脸凑上前来罢了。许多年以来我对此已经妥协了，可我每天都在期待，你自己乐于去吻的那个人会出现的。”

“你疯了！”

她哈哈笑了起来，尽管一般说来她并没有理由非笑不可，况且，应当承认，她情绪也不对头。

“列什卡，也许是你的美国把你给变坏了吧？你脑子里装的都是多么古怪的念头啊？对我来说，你永远都是世上最好的，请你不要装样子，好像根本不知道这一点似的。”

“喏，或许还是我什么地方不好，既然你以为没必要与我讨论你的问题。”

“列沙，这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上百次了呀，”娜斯佳绝望地说，“你没必要介入我的难题，都是公事，反正你无论怎么卖力，也无法帮我解决这类问题的。”

“你撒谎。”

他说这话时绝对十分平静，依旧背对她站着，一边做沙拉，同时注意锅里的肉不致烧过了头。娜斯佳像面对蟒蛇的一只家兔似的不做声了，心惊胆战地期待着下文。可是，下文没有了。阿列克赛说出自己的观点后，也不做声了，显然，他并不想从她嘴里套什么话，或抓住她的某句话证明她为什么撒谎。沉默在继续，而娜斯佳每秒钟都能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所发生的事是不可挽回的。本应立即给予回答的，而在沉默中度过的每个瞬间，使得此后说出的每一句话变得越来越无意义了。应该说句什么话的，可是没词儿了，连说话的愿望也没有了。有的只是极度疲惫和想要独处的愿望，以便能不必跟任何人谈话，不必向任何人解释任何什么，不必非与什么人面面相觑，就只是合上眼皮，关注自身，沉湎于思考。或许，远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构造，更多的场合下，人们都喜欢与亲人，甚至与不怎么亲近的人交流、讨论一下自己的问题，分享自己的忧愁和希望，倾听他们的建议。但她——娜斯佳·卡敏斯卡娅——的性格却与别人不同。近来她常常有这么一个想法，即一般说她谁都不需要。无论是妈妈还是继父，还是工作上的同事。也就是说，虽说也需要同事，但之所以需要他们，也仅仅是为了一块儿做事，舍此无他。既不需要拯救灵魂的交谈，也不需要毁谤，更不需要诉苦。

天呐，她沉默的时间可太长了！列什卡或许会以为他指责她撒谎使她害怕了，而在战战兢兢地编撰什么辩护词的吧。在他最后一句话出口之后，过的时间太长了，此刻无论她说什么，一切的一切，都会被他当做是老谋深算和伪装。总之，是撒谎而已。有什么必要急急忙忙地表白什么呢。“或许，根本没必要打破沉默？”娜斯佳心虚地想，“列沙生气了，现在，他至少会沉默到明天早上的。也罢，老实说，这倒也好。让他随便怎么想好了。而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对他没有一点过失，我也没有找什么新的男人，我没必要为自己辩解。难道我能向他解释清楚我是怎么回事吗？难道我能告诉他，在我生命的数十年中，有一个念头始终与我相伴，那就是我的继父是个罪犯吗？可是，如果一切的一切都不能对他说，那么，当他在美国时，他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为什么那么需要安静和孤独。是谁曾经写道：‘我要想安静，安静……也许是因为神经被灼伤？’好像是叶夫图申科说的吧。我心里揣着一团火。我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与继父的叛卖行径妥协，为的是不致死于恐惧、悲伤和痛苦。那么当我祈求扎托齐尼吸收我参加工作时，我所承受的屈辱呢？除此之外我哪还有余力干无论什么别的呢。列什卡，你真蠢，你居然以为会有什么别的男人……”

她蹦起来紧紧搂着丈夫，把脸贴在他的背上。

“小心点儿，我可是手持利刃，”阿列克赛不满地说，“你要是蹬了我，我就用这把刀自杀。”

“列什，你是世上最优秀的！”娜斯佳真挚地说，“没有你，我连一件案子也破不了。”

“真的？”

齐斯加科夫转身望着她，疑惑地挑起眉峰。

“这又是例行的杜撰？你是想避免谈话吧？”

“从不。我崇拜你。”

她“啪”地吻了他一下，转身回到有电话的屋子。她想起来了，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口述给他的电话号码是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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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几乎有五年没见过面了。在这五年中，德米特里·扎哈洛夫略有些发福，两鬓已经全白了。可他的眼睛仍然透着狡黠，似乎总是在想向谈话对方透露某种……耸人听闻的事。而这事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娜斯佳在这双目光的注视下感到很不自在，尽管她知道得很清楚，季姆卡看所有人都是这种眼神，并不单单是对她。

“这么说，你还在侦探事务所？”

“在搞保卫，”扎哈洛夫纠正道，“正因为这样，我才不得不婉拒可爱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我告诉她我只能组织对她丈夫和她家的私人昼夜保护，可我们不搞跟踪，这不是我们的专业。”

“她告没告诉你她为什么要跟踪自己的丈夫吗？”娜斯佳关切地问。

“没有。她一见面就问我们能否对她丈夫及其往来人员实施昼夜监视，而我也同样刚听完就打断她的话，建议她去找一下别的公司。我给了她几个电话号码，说如果这几家公司也不合适的话，我可以帮助拟订别的方案。喏，实在说，就这些。”

“你昨天给她打电话是为了什么事？”

“想推荐我的一个朋友来为她提供服务。我和他曾经在一个科室工作过，后来相互失去了联系，前些天他突然又出现了，原来他开了一家侦探事务所，恰好以跟踪不忠实的丈夫为业。他的事务所刚刚开办，急需要客户。于是我就想，如果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还没找到人的话，我会把侦探界的精华推荐给她。那么，她是什么时候被杀死的？”

“前天。季姆，行行好，再给我点咖啡，”娜斯佳祈求道，“不然我怎么也醒不过神来。”

“随便你！”扎哈洛夫打了个呼哨，瞥了手表一眼，“时间是——10点半。”

“唉呀，季马，对我来说这和早上5点没什么区别。一般说在白天3点以前我还不能算个人，而是一个睡眼惺忪、性别不明的家伙。一过午夜1点我的生活才算开始。按说是该睡觉的。可脑袋却像上紧了发条一般闲不住，各种层出不穷、稀奇古怪的念头此起彼伏，我身上甚至会有一种类似于捕猎狂的东西油然苏醒。”

“噢，假设我也同样知道，在你身上有时恰好是在早上5点开始苏醒的话，那会……”他调皮地眨了一下眼睛，起身去给娜斯佳又端来一杯咖啡。

他俩坐在红色普列斯涅一家安静而又舒适的中式咖啡馆里。此时此刻，娜斯佳和德米特里·扎哈洛夫是这里惟一的顾客，其余五张桌子都空着，桌子周围孤零零地摆放着几把椅子。好在没有此类场合下典型的、震耳欲聋的音乐，使娜斯佳最喜欢的恰恰是这一点。

“喝吧，咖啡癣。”季马把在他们谈话过程中的第三杯咖啡放在娜斯佳面前，然后坐在她对面，说。

娜斯佳不慌不忙地搅拌着糖。她放下匙子，用手抚摸着扎哈洛夫的手。

“季莫奇卡，我不喜欢别人明显暗示我那件不够理智的往事，因此，让我们一劳永逸地说定了吧：没有过这种事儿。对此事今后不予讨论。好吗？”

“这怎么没有过呢？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连我都记得很清楚。”他把另一只手放在娜斯佳的手心，笑着说。

“有过，但不是和我，我求你了，季马……求求你。你不过是善于捕捉能把我拖上床的时机罢了。”

“我不明白，”扎哈洛夫非常严肃地说，“怎么，回忆这事令你不高兴了？你对发生的事害羞了？后悔了？”

“不后悔也不害羞。这件事是美妙的。但它已经过去了。过——去——了。今后不会再有的。因此，一般说谈论此事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真可笑，娜斯佳，”他笑了，“你还没结婚？”

“得了吧，”她夸张地叹了口气，把手抽了回来，“我结婚了。到五月份我成为已婚太太就满两周年了。”

“而且，你当然会对丈夫忠贞不渝了？”

“那是当然啦，”娜斯佳快活地笑了，“可幸运的是，他对此有所怀疑。”

“我还是不明白，”德米特里拖着长声道，“为什么说‘幸运的是’呢？”

“因为他怀疑我背叛了他，所以，昨天给我安排了一场醋海风波，而只是由于这一场醋海风波，我才想起来，戈托夫齐茨口述给我的电话号码，从前正是我给你打电话时拨过的。我坐在那儿心里想呀想，或许我真的为列什卡的吃醋提供了什么口实？于是，就想起了你。好啦，季穆利亚，让我们回头谈谈死去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吧。你对她印象如何？”

“是个女强人，很有个性。”

“你是不是说她脾气古怪？”她追问道。

“那倒不是，我不这么看。她的确很有个性。强悍、意志坚强、敢于直面难题，是遇事不会躲着走的那种人，我甚至觉得她似乎有意寻找反面信息。”

“确切地说是什么？”娜斯佳开始警觉起来。

“就是……”扎哈洛夫刹那间沉吟了起来，“有那么一种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坏事，哪怕它就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也罢。他们像鸵鸟一样，会臆想出一百五十种解释和辩解，把头埋进沙土里。吸毒者的母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小伙子面色苍白、发青、吃饭没胃口、头疼，眼看着一天天瘦下去，母亲非但不引起警惕，反而对自己说，可怜的孩子，在大学用脑过度，被学业折腾苦了。家里的钱和东西不见了，因为小伙子得拿什么东西换毒品，而母亲却宁愿说自己粗心大意，马大哈，就是不想一想儿子可能在偷东西。还有另外一类人，往往以为任何无害事实后面都隐藏着可怕风险，他们几乎当下就断定，发生的是一件最不好的事，而这位死者恰好就属于这后一类人。她怀疑自己的丈夫在于什么事，于是，立刻便动手收集材料。”

“你让她去找谁求教去了？”

扎哈洛夫列举了三个私人侦探事务所的名称，那些几天前他向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戈托夫齐茨推荐过的。

“你在那几家事务所里有朋友吗？”娜斯佳问道，同时疾速把这条消息记在本子上。

“有熟人。”

“你不给我托个情面？”

“我的情面于你有何用？那些人都是些正常的小伙子，又不会吃了你。”

“那当然啦，可我不知道，”娜斯佳嘟囔道，“在人们未向我们提问以前，我们大家全都是正常人。可一涉及到具体问题，记忆马上就该出问题了。季穆利亚，跟我一块儿去找找他们，好吗？”

“为此我能得着什么好处吗？”德米特里狡猾地眯起了眼睛。

“你要什么吧？”她不假思考地应道。

“我要你，行吗？！”

“季姆卡！我们不是已经讲好了吗？”

“你刚才还说：你要什么？我才敢要的。这么说，不行？”

“打住吧你，”她生气地说，“这事不容讨论。”

“为什么？让我们探讨一下。我们那次不是美妙极了吗，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固执。”

娜斯佳叹了口气，又喝了口咖啡，然后掏出烟来。她还没想好，在这种场合下，她怎样把握自己才算正当。男人从未能说动她，可她也并未储存一套既行之有效、又不失礼貌、也不伤人的拒绝方法。

“季马，你要这有什么用呢？列入清单，祝贺自己又有了新的性伙伴？我从不相信你真诚想望的就是这个。”

他仔细端详了她一眼，随后笑了。

“你非常漂亮。”

“你疯了！你就不能不带眼泪地看我吗？丑八怪，别犯傻了。”

“小傻瓜。你要是个丑八怪谁还会要你？我还记得，你的腿多美呀，其他部位同样是一流的。看得出，你还是像从前一样成功地掩饰自己的全部优点，只穿牛仔和休闲绒线衫。你用这一套骗别的什么人好了，但你骗不了我。我看见过你什么样儿。”

“那又怎么样？你因此就想把我按倒在床上，因为我有一双美丽的腿吗？”

“还有乳房。总之，你是一个出色的情人。所以，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一试再试，直到达到我的目的。说实在的，我要提醒你，小心完事之后你浑身酸疼。可你不要如此可怕地盯着我。我是在开玩笑。如果你让这个题目从此封闭起来，那就随你的便好了。”

“你的玩笑让我浑身发抖。”娜斯佳嘟囔道。

“不是发抖，而是发红，”他纠正道，“别生气。娜斯佳啊，我的幽默就是这样。手段拙劣，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一旦喜欢一个女人，便从不隐瞒这一点。你想现在就动身吗？”

“是的，如果你行的话。”

她很感激扎哈洛夫急遽地扭转了话题。她不善于进行这种模棱两可的谈话。不，不完全是这样……假使她刚才只不过是在做戏，假如她刚才扮做一个不祥的女子，事先以相应的方式做一番打扮，精心化妆，那么，她完全可以使谈话在一种崇高的（正如人们常说的）水准上进行，并飞快找到一些堂皇无伤大雅的答案，甚至能使谈话对手脸红窘迫。但那样一来，她也就不是娜斯佳了，而是她刻意装扮的另一个女人。至于她本人，至于她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压根就不习惯于男人对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的确，一个正常的男人，又怎么会对一个看不出性别的女人，对她身上不成体统的绒线衫、牛仔裤、旅游鞋、淡淡的眉毛和睫毛、苍白的面容、无血色的嘴唇感兴趣呢。男人对她没兴趣，她并不在意，因为她不需要男人的这种关注。她对这不过是不感兴趣罢了。她有列什卡，先前，他是她忠实的朋友和同班同学；后来，则又是她忠实的朋友和情人；而在这两年里，更是她忠实的丈夫。她青春年少时有过恋爱，甚至是炽热的恋爱，对此，列什卡在暗中勇敢地承受了好久，但这恋情对娜斯佳来说，并未成为最重的事件，并未彻底主宰她的理智和心灵，让她的整个一生都匍匐在它的脚下。她最感兴趣的事是解答逻辑难题，且对此非常入迷。每一桩新的罪行都是一个新的任务；而调查这件罪行乃是一种欢乐；最终找到确实答案，则是一种幸福，在她眼中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都是次要的。要知道就拿她和季姆卡·扎哈洛夫的那件事说吧，它之所以发生，不过是因为当时她正在解一道难题。她坐在沙发上玩魔方，这样转一下，那样转一下，一直转到半夜三更，突然找到了惟一正确的转法。魔方呈现出鲜明而又准确的图案，她喜不自胜，自己闯进了季马睡觉的邻屋，把他从睡梦中叫醒以分享她发现的喜悦。彼时彼刻她幸福至极，被喜悦冲昏了头脑，以致连想也不及想就做出了蠢事：允许他做了整整一晚上他都在明显不过地暗示过的事。这事已经过去好久……那是1992年夏天，即她使得曾经杀死一名警察的职业杀手加尔开始注意起自己的那年夏天。当时她和扎哈洛夫假扮一对夫妻，短期内得在同一屋檐下过夜。

“真好笑，”娜斯佳边系着男式短上衣的扣子，边从桌边站起身来笑着想道，“扎哈洛夫像是惟一把我当做女人的男人，恐怕正是为此，他才会想要我的吧——当然，如果他不犯傻的话。老实说，其他所有的人，当然这样的人并不多，都只对一个人清醒的头脑和安详的性格感兴趣，根本不对其外貌——对此我从来不敢夸口——有反应。”

德米特里的汽车很棒，也很贵重。娜斯佳想起，五年前他坐的是“日古利”。她甚至记起了他的车牌号。

“这么说，保卫工作的收入还不错嘛，”她调侃道，“你的交通工具值钱多了嘛。”

“连我也大大改善了嘛，”扎哈洛夫立即接口道，“更老、更聪明，也更有经验了。在一切方面。”

“季姆卡！”

“得得，瞧你，”他一摆手说，“我可没那个意思，只不过是说，由于职业技能的提高，收入也大大提高罢了。天知道你立刻就往那上面想。”

他笑着把娜斯佳轻轻搂在怀里，用手轻抚着她的背部和腰部。

“卡敏斯卡娅，无论怎么说，你都美如天仙。如果不是我这个傻子曾经和你订过君子协议的话，我就会在车里把你给强奸了。”

“可你已经签了君子协议了。”娜斯佳退后一步，小心地摆脱了他，提醒他道。

“要不我说我是个傻瓜呢，走，上车吧。”

这不，你瞧，我总算见到那个家伙了，就是为了他，我妻子才决定拯救我们共同创下的这份家业不被分割。如果不是非得加了“但”字的话，这家伙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情敌。他想把维卡和我都据为己有，而那钱有一半是归我的。或许这人并未患有道德纯洁症。维卡不可能不懂得这个，她从来就不是个傻瓜，相反，根据我对她的了解，我妻子对此类事的态度是非常感人的。只要回想一下她曾经如何勇敢而又不失尊严地忍受我妈的脾气就够了，那时，连我有时也忍不住冲母亲嚷嚷，可维卡却每次都悄悄把我拽住责备我：“萨沙，她是个病人，”妻子说，“你应当理解这一点，让着她点儿。归根结底，她是你母亲，她爱你，有这就够了。我对她是外人，她根本没必要非得爱我不可，你也没权力要求她爱我、对我好。”维卡啊维卡……你总是那么善良、明理，那么美妙，我是多么爱你呀，可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居然想要把我们辛辛苦苦挣来攒下的一切据为己有，抛在这位阔气的美男子脚下呢？

或许是因为他比我强吧，这就是一切症结所在。没有其他任何原因，但有此一点就足够了。或许你是那么想他，以至不光是他的抚摸，哪怕一想到他，就会令你要死要活的。这种事常有，我能理解。我自己本人曾经一段时期不也正是这样，只要一想到维卡就会寻死觅活。

今天我们的节目不播放了。我们向之出卖我们节目的那个电视频道的领导部门做了一番调整：由于近日议会发生的丑闻，需要在一段时期内加强新闻节目的内容。因此，我得以不像往常这时那样呆在演播室里，而是去了一家我喜欢的书店。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来过这里了。近来读书的时间不多了，即使有时能抽出几个小时的空闲，我也宁愿和维卡和朋友们多呆一会儿，而此刻我突然想起读书了。那件事发生后甚至并未能当下就传到我耳中，只是过了好几天以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再也不能也不愿和任何人打交道了。我对所有人都感到恼火。剩下的只有书了。

于是，我驱车去了莫斯科市中心。我在书店呆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在自选厅里从一架书走到另一架书，时不时取下一本书翻一翻，读读简介，随便打开瞧几眼。我挑了几本书，付了款，走出书店，但没上车，而是走了半个街区，去找一个酒吧，我知道这家酒吧的咖啡和比萨饼十分出色，令人惊叹。维卡同样也喜欢这家酒吧，以前我俩常来这儿。所以，此刻，我能在那里见到她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她和我那位“尊贵的情人”在一起。他俩津津有味地吃着比萨饼，喝着低度啤酒，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吃比萨饼有一种基扬蒂相伴，是一种非常好的红酒，维卡总是非常喜欢这种酒。可显而易见，她的这位情侣的观念略为有些不同，要我会说这是一种乡下人的观念。得，好吧，还是说得轻一点儿吧：外省人的观点。

酒吧里人很多，大厅里几乎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没有看见我。我没有特意躲起来，而是找了一张没人的桌子，要了杯咖啡，开始浏览刚买的书，时不时瞥一眼那对没有察觉我在场而正唧唧咕咕着的情人。

真怪，在我眼里，维卡永远那么美丽。我并不是一个充满浪漫情调的小青年，我也知道，绝对美的标准是不存在的。维卡的美就只是对我而言，我不需要任何别的女人，但这根本不意味着是男人都得把维卡当美人。但我喜欢她，这就够了，我此刻竭力用这位衣着华贵的美男子的眼光来看她，而这使我困惑了。他怎么会看上她呢？他看上她身上什么了？维卡绝不是什么美人，她的长相再普通不过，甚至有些平平常常，甚至就连女人迷人的岁月也未能给她增添一分姿色。四十多岁了……她已四十多岁了啊，当然，还不是老太婆，但要说青春魅力、豆蔻年华，那是根本谈不上的。面容倦怠，已经有了双下巴，背上“也开始有肉了”。他怎么会看上她。

话说回来，这个问题是纯粹的修辞设问。改革归改革，问题则依然如故。这样的场合和这样的男人，我见过上千次了。一个外省来的土包子，一文不名，又没个能挣钱的职业，却想要呆在莫斯科，住上市中心的好房子，坐上外国牌子的小汽车。是啊，他又怎么能不向往这种生活呢，他想必早在童年时代就从电影和电视上，见识过这么美好的生活，憧憬过它，而从那以后，他会怀着憎厌走在故乡小城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或许连小城也不是，而是乡村，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人行道，至于说热水、家用厕所和电话，迄今仍是无法兑现的幻想吧）。他用最后一块钱换了一身贵重的行头，动身去征服首都，确切地说，是去征服首都那些想念“漂亮人儿”的有钱的女人。赠花，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的眼睛，说些必说不可的话，努力在一切方面尽量符合市场的规范。您就瞧着吧，总有女人会上钧。

而维卡就上钧了。我又瞥了她一眼，突然发现，她吃起东西来真不雅观，为什么我从前就没发现这一点呢？抑或这种吃相是最近才出现的？

我很想离开酒吧，可又胆怯地留了下来，只要维卡在这里，受雇的杀手就不会来杀死我。一旦发生凶案，在场的人都会被扣留，人们开始调查，并且很快便会查明，酒吧的客人中，有一个人不是别人，恰恰是我亲爱的妻子，而她却不知为什么，不是和我在一起，而是和一个根本无关的男人在一起，他们只需再向前迈一步，便会搞清，这男人是她的情人。下一步就该产生怀疑了，一个不忠实的妻子想要摆脱已经生厌的丈夫。不，这么做不合适。维卡可不是傻瓜，而那位对手，应当说，也不是什么下三烂。

那个“尊贵”的家伙从桌后站起来，走向通往卫生间的门口。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想撒尿，你瞧，啤酒喝多了不是？独自留在原地的维卡，急忙抓起手包，掏出粉盒，开始补妆。唉呀，我的天呐！看样子，她坐在那儿如坐针毡一般，担心脸色晦暗，却不敢当着他的面取出镜子整容。而他却是一个朴实的小伙子，想撒尿就去了卫生间……说走就走，毫不窘迫。我对自己的妻子太了解了，在这种场合下，她宁愿自己受罪，忍耐，就是去死，也无论如何不会去卫生间的。不知为何她把这当做不体面。而这又有什么不体面的呢？机体如常行使功能，这是自然法则。我甚至有点儿喜欢起她的这个情人了：一个无拘无束的小伙子。而维卡一辈子都在抱怨自己皮下脂肪厚，却不愿意当着男人面补补妆。至于说向人打听卫生间在哪儿这就更不用说不可能了。小傻瓜……

我突然想起我居然从未想过那两个死去的人……维佳和奥克桑娜。我如果不是将要死于阴谋家之手，或许我会难受的，或许我会绞尽脑汁思考，谁需要往维佳的车里放爆炸装置；我甚至可能会担惊受怕，怕这些人会干掉我的。可是，正如我偶然发现的那样，既然他们已经不再想以同样方式接近我，所以，无论是陌生的死亡，还是别人的生命，我已经不再对它有兴趣。

够了，没必要总躲在维卡身后了。她即使如我刚才所发现的已经“发福”了，可她毕竟是个女人。必须离开这里。我的咖啡已经喝完了，而几米开外就是自己的妻子和她的情人，这更不会使我高兴的。只要维卡在身边，我就会活着，这当然是对的，但也不能以此为由而在一昼夜二十四小时里，总是躲在她裙子下面吧。说到裙子，过去我怎么没看她穿过这件裙子呢？是不是新买的？自然啦，所有女人，一旦有了情人，便会更新其服装，想让人喜欢，想给人以强烈印象。按她们的观点，丈夫喜不喜欢并不要紧，丈大已经是丈夫了，他能往哪儿跑啊，在丈夫面前，可以邋遢，脸上胡乱涂些化妆品，穿旧睡衣都无妨。天呐，近几年来我的变化多大呀！在我眼里，身穿家常睡衣的维卡是那么亲切，温暖怡人，她那涂了药和奶液的可爱的小脸令我动情：她竭尽全力与皮下脂肪斗争，为的是使自己漂亮。而此刻我却宁愿因为这种简陋而恨她。

在向出口挤去时，我向他们的桌子投了最后一眼。那美男子已经解决了自己的生理需求，重新开始美滋滋地端着杯子啜啤酒。而维卡在向他絮叨着什么。我很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俩之间又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呢？当然是在说上床的事了，在情绪高涨时尤其如此，可要知道一昼夜有二十四小时，他们总不能一直不停地做爱吧。除做爱以外他们总得有所交流吧。维卡博览群书，教养颇佳，感情细腻，而那位呢，却不过是一位来自外省的唐璜，一辈子读过的书可能只有一本半，其中一半是交通规则，另一半则是到最近的区中心的公共汽车时间表。

驾车驶过特维尔街时，我看见横在马路上空的透明招贴《米莲·玛蒂那在克里姆林》的一部分，于是想起，我甚至没来得及看一眼这场音乐会的日期。一个月前，当我看到海报上写有她的名字时，我会高兴得一蹦三尺高，会立刻出发去打听什么时候在哪儿卖票的。许多年以前，米莲·玛蒂那曾是我和维卡青年时代仰慕的歌星，我们买了她的第一张唱片，为了能听一场她在大剧院里的演出，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我从报上得知，米莲·玛蒂那在她的日常经纪人死后，已经连续三年不出场了，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在经历了如此悲惨的间歇之后，我简直不可能不想再次聆听她的演唱。可如今向往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演唱会明天就举办，我反正也完全有可能活不到明天。明天……这词儿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我已经不再能理解和感觉到它了。我没有明天，有的只是我所活着的此时此刻。我只是暂时还活着而已。或许下一秒钟，我便会中止这一愚蠢而无意义的苦役了。

无论这有多么奇怪，我回家的路上居然完全顺顺当当。我无精打采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一打量着当时我和维卡怀着爱心挑选的家具，始终为这一点而困惑，难道说可以为了它们而把我和她共同生活过的这些岁月忘掉或一笔勾销吗？要知道我们过得一直很好，几乎从未吵过架，我们是相爱的。或许我这只是在自欺吗？或许只是我在爱维卡，而她呢，充其量不过是能忍受我罢了，她一直期待着我能从一个毫无天赋的记者最终出息成一个能挣大钱、能为她提供无忧无虑生活的人而已。那有什么，应当承认的是，她等到了自己期盼的那一天。或许刚开始时她根本没想到我会挣这么多钱。最后这一年当中，我们积攒了足够的钱，足以让我们干脆连一分钟也不用工作而长期过幸福生活，尽管不奢华，但也足够生活到耄耋之年了。这些钱中的一部分，是为我的母亲准备的。她相对而言还不算老，说到底才六十七岁，心脏正常，因此，她以后的岁月绝不能说短，可她是个十足的疯子，根本不会一个人生活。必须或是把她送进医院，或是给她雇一个管吃管住的家庭服务员。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钱，而且不是个小数，可我应该这样做。关于此事，我和维卡曾多次商量过，我感到，对我的想法，她是理解和赞同的。可此时此刻我才明白，事情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她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实际上，只要她一想到自己得跟这位可恶的婆婆，跟这位她为之丧失了如此多时间和精力的婆婆分割财产，心早就会翻江倒海。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甚至就连通过法庭分割财产时，我得到的不是一半，而会是大部分，因为我还得赡养一位丧失劳动力的残疾人这一点，她都想到了。而假如我死掉的话，她就不必跟什么人分割财产了。维卡无照顾我母亲的义务。

我只要离开妻子，把所有财产都留给她，就能救自己一命。小车、房子及房子里的一切和钱。那样她就不会碰我了，而会和那位外省人和和美美、经济上谐调一致地生活下去。可我呢，我该怎么生活呢？靠为什么生呢？或许我得回到发了疯的母亲身边去？她从早到晚为了任何事由或不需要任何事由，都会大喊大叫，因为她总觉得有一些神秘的声音，总在她耳边絮絮叨叨地说各种下流的事，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啦，什么外星人啦，而她总是自言自语，是不是就是在探讨这类重大问题呢？才不是呢。最好是把她立刻送往火葬场。和母亲在一起，我连两分钟也呆不住。可是，如果不回老房子，我又能到哪儿去住呢？能靠什么为生呢？维佳和奥克桑娜已经死了，我的节目再也捞不到钱了，因为只有他俩善于捞钱，所以，用不了多久，我就得和电视拜拜了。最晚不超过三四个星期，“素面朝天”就得寿终正寝了。重干记者这一行？行是行，可干这行所挣的钱，仅能使你不至于饿死在别人的篱笆下而已，而其余的花销又该到哪儿挣呢？况且，我连住处也没有。没有汽车，而一个记者如果没有汽车会十分可笑的。因为他什么都赶不上趟。到那时我又该对母亲怎么办呢，靠什么送她进医院或为她雇家庭服务员呢？要想活下来就只有一个办法可想，那就是去犯罪，这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为我弄到可观的收入，而用不了多久，我便会在监狱里长久而艰难地服刑。

不，不分割财产而分手，不是摆脱困境的出路。好死不如赖活着，而这，也正是我想选择的。

出乎我意料的是，维卡回来了，而且，回得一点儿都不晚，大约是在我平常下班回到家前的半小时。她大约以为我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吧，可我，喏，你瞧，好一个大活人，穿着运动服，手捧一本书，仰躺在沙发上好不惬意。

“你怎么这么早？”她惊奇地问。

“这对你有什么不合适吗？”我以问代答道。

“都合适。你能在家我很高兴。”

她俯身吻我。她身上的啤酒味儿直冲我鼻子。我不禁皱起眉头。可从前我总是很喜欢自己妻子身上那种淡淡的酒精味儿。奇怪，我从前居然会喜欢这么令人厌恶的新鲜的酒气。

“你喝酒了？”

“就喝了点啤酒。”维卡瞥了一眼茶几，看见一沓今天我刚买的书，“你买了新书？”

“你不是看见了么。”我冷冷地说。

“你怎么不开心，萨沙？”她关切地问，“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一般的工作难题。累了。”

“今天的节目怎么样？”

“一般”

我开始对她解释，说今天根本没播这个节目。为什么？要知道，实际上，她对节目播没播过根本不感兴趣，她只不过是在扮演一个关切和充满爱意的妻子，[奇+书+网]说一些按规定由这个角色所说的对白罢了。她根本不需要听我絮絮叨叨讲述有关我工作中和非工作中的难题。她此刻即使不听这一套也够不轻松的了：刚跑出去跟情人约会，总是担心生怕遇见熟人，随后又急急忙忙跑回家，以便能比她雇的杀手不知为何总也干不掉的丈夫早一点到家。这不是生活，而是活受罪。

“你买了条新裙子？”见她脱掉衣服往衣橱里挂，我问。

“是啊，”维卡笑着转身对我说，“你喜欢吗？”

“不。”

“为什么？”

“对你不合适。你穿上不好看，像一个胖大婶似的。你怎么想起买这么糟的东西？”

“萨沙……”

她的嘴在颤抖，泪水刹那间涌上了眼眶。

“真的？对我真的不合适？”

“不，我是开玩笑。”

我又扎进书里，偷偷幸灾乐祸地暗笑着。此刻她肯定在想，自己是否真的买了很糟的东西，以致在那个野汉子面前显得像年老色衰的胖大婶了。至于我，反正不好受，但我还有发言权，就让维卡也多少不好受点吧。

她默默把衣服挂回衣橱，转身进了厨房。而我很快就沉浸在书本中，片刻间居然忘情地读起书来，忘掉了一切，其中包括很快便将到来的死亡。

“萨沙。”

我把视线从书本上挪开，见维卡站在沙发旁边。

“我留神听着呢，亲爱的。”我极其礼貌地说。

“萨沙，你究竟怎么啦？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

“只有产房里的婴儿才可以被调换，没有人需要调换成年男人的。行行好，不要胡思乱想。”

“我没有胡思乱想，我看得出来，你在变。你变得凶狠而又枯燥了……”

“怎么会呢。我和从前一样。是你变了，所以此刻才会把苍蝇说成是大象。你激动什么？就因为我不喜欢你的裙子？可那得怨你自己，怪不得我。这么愚蠢的玩意是你买的，又不是我买的。从前你可是从未给自己买过不适合你的东西，所以，没听我说过这样的话。至于说你一个四十岁的人啦，还把一条只适合二十岁小姑娘穿的裙子穿在自己身上，只能说明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是你而不是我变了。你可不要把病人的帽子往好人头上戴。”

“要我看，如果说有谁的脑袋生了病的话，那就是你。你是鬼迷心窍了吧？你身体不舒服？”

“我身体好得很。至于说鬼，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如果你忘了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就请你读一读他吧。而且，有请你了，劳驾了，不要大白天喝什么酒精饮料，这样不好。”

“好吧，”她简短地说，“能否也请你劳一小驾呢？”

“可以。我在听着呐，亲爱的。”

“找一下心理医生吧。据说，这种病可以遗传，我觉得你该关心一下自己大脑的状况了，显然，你的大脑不正常了。”

她走出房间，恶狠狠地把门一甩。一段时间里，厨房里响起了了了当当的餐具声，随后，飘出一阵阵诱人食欲的肉炒洋葱的香味儿。维卡的这道菜做得非常之好，我又读了几页书。这时，电话铃响了。厨房里另有一个电话，所以，我没起身。让维卡去接电话吧，或许还是我们那位外省人打来的，他想知道维卡是怎么到的家，来不来得及在丈夫回来以前换上一副无辜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后，维卡又走进了屋子。

“斯维塔·柳巴尔斯卡娅刚来过电话。”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我一听这话，就会立刻洞悉此事的悲剧性，并撕扯自己的头发似的。

“斯维塔说什么了？”我懒洋洋地问道，眼睛仍然望着书本，尽管我对斯维塔为什么来电话以及她说什么一清二楚。

“你真的对维塔丽娅说你不参加他们的纪念会了？”

“真的说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值得讨论的。”

“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你不去了？”

“因为我不去了，但这并不等于说你也可以不去。我只是说我自己。”

“怎么回事，萨沙？柳巴尔斯基一家是我们多年的好朋友。你怎么，跟维塔丽娅扑嘴了？”

“没有。我只不过是不想去罢了，这就是一切。”

“为什么？”

“因为不想。我不想听那些白痴侈谈我不感兴趣的事；我不想看到那个维塔利，一喝点儿酒，就伴着吉他以自己那公山羊似的嗓子，唱什么哭哭啼啼的旅游者歌；也看不惯他那位徐娘半老的老婆挨个儿向所有客人边抛媚眼，边嘿嘿嘿嘿笑个不停。我——不——想——去。你明白了吧？”

“你怎么能这样？”维卡生气了，“维塔利唱得很好，你不是一直都喜欢吗？而斯维塔也压根不是什么半老徐娘，她是我们的同龄人，你这么怒气冲冲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从来就不喜欢听他唱歌。我之所以一直假装和忍受，恰恰是因为——正如你所说——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至于说到斯维塔，那么我劝你好好照照镜子，想想你是哪年出生的吧。你已经到了不再感到自己年轻，同时也不认为自己的同龄人年轻的时候了。”

“维塔利很生你的气，斯维塔也很伤心。你不能这样，萨沙，”她责备道，“你干吗要得罪人呢？我们大家身上的缺点还少吗？应该学会容人，要不然你会发疯的，因为你会发现大家都有小的失误。是啊，维塔利不是什么维兹博尔，也不是什么谢尔盖·尼基丁，但他是个正派的好人，他和你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和斯维塔结婚就要满二十年了，你的拒绝会深深伤害他们的。马上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说情况变了，你一定去，而你预定在周六晚上办，而由此你不得不拒绝的那件事，改期了。去吧，萨沙，起来打个电话去吧。”

这一段炽热的话语，其潜台词我听得很清楚。她是想说，你不该注意我老了丑了，因为我是你妻子，和你已经过了这么些年了，而这一切是不能一笔勾销的，而你之所以欺负我，不过是因为你不喜欢我的那条裙子而已。好一个维克多丽娅·乌兰诺娃，嗬，好一个女演员！就好像一般说她会马上生我的气似的！至于我嘛，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进坟墓里了，冲我经常到墓地散步这一点，早就该对我实行严厉的谴责了，可她依然像跟一个她打算与之白头到老的活人那样跟我说话。好吧，年轻人，好吧，小姑娘，你总是那么聪明，那么细腻。话说回来，这话似乎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给任何人打电话，”我平静地翻着书说，“我星期六也不去柳巴尔斯基家。要去你一个人去。”

“他们会生气的。”她严厉地说。

“随便。”

“什么——随便？”

“只管让她们生气好了。”

“你会失去朋友的。”

“同样随便它好了。”

“你不需要朋友？”

“需要。但只是原则上需要。可以这么说。我只是不需要维塔利克·柳巴尔斯基和他那位蠢婆娘。他们只会穷折腾。他只会一味求我安排对他的车维修和年检，只会借钱或托人情。”

“可要知道毕竟他也帮助过你。”她反驳道，可是，语气不十分坚决。

“真的？”我从书上移开视线，好奇地盯着妻子说，“有意思，帮什么了？请举个例子。”

她发火了，眼睛里冒火，嘴唇发白。

“你怎么能这样！”她几乎哭喊道，“你难道就不害羞？难道能根据他们所提供的帮助来评价朋友们吗？朋友就是朋友，对待朋友不能有任何算计。马上打电话，明天一早我和你去买礼物。”

“没我你自己也能买礼物，”我又一头扎进书里，“我是不会去他家过什么纪念日的。就这么着。咱们到此为止。”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转身出去，随手把门轻轻合上，就好像我是个重病人，需要安静似的。好吧，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的确是那么回事。但在我一生中，至少我是第一次在长达几乎一小时的过程中，让自己绝对真诚，并大声宣布了自己的想法，既无需以礼貌用语乔装打扮，也没有在想说“不”的时候说“是的”。

访问私人侦探所用了娜斯佳和扎哈洛夫整整一天时间，莫斯科主干道上不知出了什么事，车堵得水泄不通，就连平常不堵车的地方也发生了堵塞，正常情况下只需不到40分钟的路，他们却用了整整三个半小时。在他巡访的三个公司中，他们所需要的人恰好是在最后一家公司里找到的。

“是的，我们有这么一位顾客。”公司负责人，一个个头不高，有一把浓密的麦黄色胡髭和儿童般鲜艳红唇的金发男子，小心翼翼地说道。

“是有过。”娜斯佳纠正地道。

那金发男子的眉峰挑了起来，但在他那张圆脸上，惊奇的表情很快就被理解的表情取代了。

“这人出什么事了？”

“她被杀死了。因此我认为您应当为我们提供一切必要信息，而不要一味坚持您这些信息的保密性及要求出示官方文件。您以前在警察局干过？”

“是啊，”负责人笑了，“不然的话我会干私人侦探这行吗？压根儿我就想不到有这么个行当。倒也是，我在警察局时，刑侦组还没女的呢。”

“您是不是想说，如今的警察局已经不是当年了，警察队伍肯定后继无人了，竟然连女的也给吸收进来了。”

“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规定变得比较民主了，”金发男子巧妙地说，“好吧，你们对什么感兴趣？”

“一切，”娜斯佳一脸灿烂的笑容，“有关这位死者的一切，无论您能讲什么，我们都感兴趣。”

“好吧，既是这样，”事务所负责人同样也以一脸灿烂的笑容回答道，“好在只需查一下登记簿，看我们是否有过这么一位女顾客就行。可管登记的是我们的另一位同事。”

“在哪儿可以找到他？”

“一般说，人们往往爱到哪儿去寻找所有的侦探呢？他们像田野上的风一样自由。他们才不会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他们得完成任务。”

“是啊，”娜斯佳笑了，“既然如此，尊敬的先生，我和您该怎么摆脱这一困境呢？”

“您把自己的电话留下，一旦可能，让他自己给您回电话。”

“他什么时候能回电话？”

“喏，这我就不知道了，”金发男子摊开双手道，“大概等他回到这儿的时候吧。不会更早。”

“可以理解。这么说，大约过两星期。他有BP机吗？”

“没有。”他说道。他回答得极快，快得能令人立刻明白：他们有BP机，而且，那人此刻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或许可能就在旁边那间屋里。

娜斯佳很快就正确地估量了情况，并对之做好了准备。这位私人侦探事务所的负责人如果不想失去营业执照的话，他应当极其小心才是。因此，在让刑侦组与此人直接联系前，他应当亲自检查一下，他们要的是什么信息，有没有，此外还有，上帝保佑，是什么刑事犯罪，对此，私人侦探已经知道，而他呢，则还没来得及不受法律约束地通报给应予通报的人。如果到底还是有犯罪，那就得把所有文件及其报表的副本——其最初的几份是给预约者看的——仔细整理一番，清除掉能引起注意的一切痕迹，并把同事狠狠训一顿，说他太愚蠢，在与国家侦探机构的代表会面以前给他以必要的指示。

她飞快地瞥了扎哈洛夫一眼。

“是啊，帕沙，”德米特里就在这时插话了，“情况是不太妙，可我无论如何没想到你居然会忘恩负义。你的事务所开办有几年了？”

“几年？”金发男子嘿嘿笑道，“你怎么想起问这个。还不到一年，总共才十个月吧。”

“啊哈。我想，顾客一定很多，得排大队吧。”

“你问这什么意思？”负责人警觉起来。

“没什么意思，问问而已。来的时候我看见，你的告示贴满了这个区的所有柱子，可还是没人根据这些广告来找你，我说得对不对？这事儿我懂。当需要找私人侦探时，任何人都不会找随机碰上的和根据告示找到的侦探，而会通过熟人找，以便能可靠一些。这我就要问问你啦，帕申卡，无论你在哪儿，也无论你依靠哪个财政界支持，如果我们这些你过去的同事和熟人朋友，不把顾客往你这儿打发，不向他们推荐你的公司的话，那会怎样？喂，你诚实地回答，要知道死者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正是我打发她找的你呀。”

“你说什么呀，米佳，”金发男子慌了，“你怪我也没用。我能拒绝帮助吗？我只是想解释你所需要的人此刻不在这儿而已。什么时候到——着在上帝面上，他会恭恭敬敬地听命于您的。”

“这就好，”扎哈洛夫满意地一点头，“那就劳驾你费点儿神，让你的人快点儿到。我和阿娜斯塔霞的这位死者可不简单，马马虎虎还算是国家杜马的议员了呢。”

“真的？”帕沙半信半疑地反问道，“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我这不全告诉你了吗？总得先由你说，然后，你再问我吧。这么说，帕申卡，我们已经相互理解了？”

金发男子已经全都正确理解了，所以，当娜斯佳回到彼得罗夫卡时，前厅里，一个长相讨人喜欢的自称是“格兰特”私人侦探事务所侦探的年轻人，已经在等着她了。

当她办完事，去向局长汇报时，已经很晚了。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气咻咻地很紧张，虽然说起话来仍和往日一样平静，声音不大，但他的眼睛却灼灼有神，而他那副他不时用牙咬的眼镜框，也像是随时都会嘁里喳啦折断一般。

“你有什么事吗？”他简短地问道。

“想报告一下戈托夫齐茨议员被杀案的事。”

“说吧。”戈尔杰耶夫一点头说。

“她已经看出丈夫有点不太正常。在家里被盗后他心情很慌乱。于是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雇了私人侦探了解情况。”

“居然弄到这个地步了？她怀疑什么？”

“这我还不知道。确切地说，她还没把这一点告诉给私家侦探。任务是这样的：要他监视与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有交往的所有人，要他尽量弄清楚，她的丈夫是否参与了罪恶勾当。可她究竟指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也许她的确在检查她说的那些方面，也许是别的什么，可您知道最有趣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科洛布克咕哝道，“说吧。”

“在签合约时她就被预先告知，根据事务所的规定，如果在执行顾客任务的过程中，发现犯罪已经实施或正在准备实施的话，就必须把材料全部转送到法律保护机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完全同意这一条。她所提出的惟一条件是，这些材料或是由她亲手转交给我们，或是在‘格兰特’事务所侦探与警员交谈时，必须有她在场。”

“这的确很有意思。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是怎么想的？”

“万一突然发现她丈夫与某种坏事有牵联的话，她想与他拉开距离。她想要大家知道：她完全不知情，而当感到事情不妙时，是她第一个敲响了警钟，并且为弄清真相而雇了侦探。但她并不想对广大公众隐瞒这一真相。”

“真有你的，”上校咕哝道，“我也是这么想的。看来，她这位丈夫真有点背景，这么说，也许是他或他的帮手，嗅出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活动了，连忙封住了她的嘴。我记得，在帕莫琳娜·莫洛佐娃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那么，那个私家侦探找到什么了吗？”

“据他说没找到。他们根本还没来得及展开调查，总共只有十二个人，刚向顾客交了报价单。”

“他们是不是在撒谎？”

“这谁知道。或许是撒谎吧。总之，他们心里想什么，谁能看得清。可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这些帮凶是从哪儿得知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收集材料，并且找了私人侦探所的？我们只有两种推断，而这两种推断实质上是一个：或是‘格兰特’里有他们的内线，此人知道戈托夫奇茨与事务所签订了调查其丈夫交往圈的合约；或是某个有关者凑巧是个大笨蛋，他感到有人盯梢，惊慌了，于是，开始调查，是谁以及为什么，在他身后窥伺着他。于是，为了弄清这件事，还是得同‘格兰特’打交道。可以把这位知情人引出来，然后，盯他的‘梢’。了解一下他在‘格兰特’究竟是干什么的。但要了解与事务所订约的顾主的姓名，就只能找内部人员，找‘格兰特’里的人，您看呢？”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又不是小孩子，”戈尔杰耶夫阴郁地说，“你还有什么方案？”

“尤拉·科罗特科夫善于和议员们打交道，让他本人向您报告吧。我今天还没见到过他。”

“列斯尼科夫今天在于啥，我能知道吗？”

娜斯佳知道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今天几乎什么工作都不干，因为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生病的孩子身上了，所以，想找一个最圆滑的借口，可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没等她回话，便走到窗前，一声不吭，又把眼镜框塞进嘴里咬。

“必须干点什么，娜斯佳，”他最后终于说道，“我们的压力很大呀。”

“是哪方面的？”

“你是怎么想的？一桩电视工作者被杀案尚未破获，又出现了议员的尸体，这两件事都不值一提，应当彻底忘掉吗？明天，理事会要举办新闻发布会，那些记者和我们的上司，又该唧唧喳喳地碍我们的事儿了，说我们办事不力。你自己也知道，对我们自己的上司，我倒并不怎么担心，可要知道他们没准会对我们吹毛求疵的呀。必须准备好哪怕一个说法，可这说法就是找不到。我不想责备你，可要知道，对电视你根本就无可奈何。”

“我来不及，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娜斯佳暗自承认他说得对，幽怨地说道。

“大家全都来不及，”上校严厉地说，“可大家还都在干。你也要加把劲儿才成。可不要让我为难。”

“为什么让你为难？”她没明白。

“因为我看出，只要你在梅尔尼科夫手下工作，就不大自在。我不想推卸我的过失。当然，我可以安慰你的是，这对事业是很必要的，必须这么做，这么做合理，但你为此付出的太多。我的过错是这是我允许了的，我不想为自己辩解。可我不能总是一味对你宽容。打起精神来吧，不要再心不在焉的了，该好好干活儿了。我的话听见了吗，娜斯塔霞？”

“听见了。”娜斯佳低声道，“我会干好的。”

她感到害羞，害羞得很。科洛布克说得对，她不可原谅地放松自己了，变得委靡不振，慢慢腾腾，总是在寻找各种借口，以便能不和任何人交往，看不见任何人。或许她该看看医生去了？显然，在这件事后她的神经出问题了。医生，她极有可能需要看心理医生，或心理分析医师。归根结底，为什么就不呢？这既有益又使人愉悦呀。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让我做做戈托夫奇茨丈夫的工作吧。”

上校戴上眼镜，仔细端详着她。

“你还有别的想法吗？”

“他给人的印象是丢了魂。很为自己的心理是否健康而担心。他总觉得有人在监视他，把这当做是行将发疯的征兆。”

“那以后呢？你是不是认为，他就是在发疯状态下杀死妻子的？”

“不全是这样。精神病患者通常不会怀疑自己的健康。假使一个人开始怀疑，那就几乎可以肯定他没病。但戈托夫奇茨也完全有可能杀死妻子，而此刻又在为把不可调和的事搀和在一块儿而准备充分的理由。别人谁都不可能，而他却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如何伪装精神失常者。他完全有可能极为内行地做这件事，而不必等到逮捕，等到对他进行嗣后的法庭心理检测时，而是从一开头，即从我和列斯尼科夫开始介入时起，就装疯的。”

“那么私家侦探所呢？留待以后？”

“那倒不必，我们来同时做这两件事吧。如果丈夫是因为妻子开始调查他的第二重生活而把她给杀死的，那么，这就可以纳入同一类案件中去。可如果他杀死她与她的侦探活动完全无关的话，那么，无论如何这事反正也得调查清楚的。当然啦，这样一来，花在‘格兰特’事务所上的时间就白白浪费了，可不这样又不行，你说是吧？以上我们所做的任何一种工作，百分之九十五都不会有结果的。”

“你的兴奋是不是有点儿病态，”戈尔杰耶夫不满地嘟囔道，“一会儿抱怨来不及调查电视人被杀案，一会儿又说要同时调查戈托夫齐茨和私家侦探。玩得转吗？”

“不，”娜斯佳实实在在地笑了，说，“伊戈尔从一开始就对我说，他不喜欢戈托夫齐茨，而我却认为这不重要，我如今越来越认为我同样也不喜欢这个心理医生了。”

“不管喜不喜欢……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吗？”

“知道。‘睡吧，我的小美人儿’。”娜斯佳引用民间口头文学道。

“是呀，”戈尔杰耶夫疾步在办公室来回踱起步来，然后，停在长写字台前坐着以便讨论的娜斯佳面前，浑圆的大肚子直冲着她，“现在我全明白了。你总是臆想出各种各样的小寓言，以便能调查电视人案。当然，探索戈托夫齐茨的内心，要比调查在电视演播室工作的财经机制愉快得多。我像父亲一般温柔地爱着你，但一切都有个限度。对你那位心理医师，你想怎么办都可以，但对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被杀案，得有个了结了。明白吗？”

“明白，”娜斯佳叹口气道，“看起来，这件凶杀案我是躲不开了。”

“正是这样，”戈尔杰耶夫肯定道，“休想躲开。”

“让我再次回到我们的计划上来。您确信谋杀是必要的？”

“绝对必要。我对此一天比一天更确信。这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但这却引起了警察局对我们这个对象的注意。您就不怕吗？”

“我的天呐，如今谁还会害怕警察局呢？这简直太可笑了。其次，行动机制确切无疑会是这样的：由于缺乏逻辑关联，而会使他们困惑，从而做出完全不可思议的解释。您放心好了，警察局永远也对付不了这件案子。在任何甚至最顺利的条件之下，无论是我们的目标还是英勇的俄国警察局，都不可能把一个心理失衡的人和一具躺在他身边的死尸联系起来的。”

“您的推理好不有趣！这怎么不可能呢，既然他们已经这么做了！他们已经讯问过他了，而这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比别人都更近。”

“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如此啊。他们竭力想要找到关联，可他们永远也找不到。他们会绞尽脑汁，会发疯，和我们这位上校一样。他们永远找不到根本没有的东西。根本没有关联。我们的整条妙计就建立在这之上。”

“我只能相信您了，但我之所以这样的惟一原因是，从前我们所有计策都成功地取得了效果。可您这次想出的这一招，却让我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要强调这个词儿——极大的。”

“有我们从实施这一计划所应得到的钱那么大吗？”

“我很欣赏您的幽默感和在如此紧急情况下仍能开玩笑的能力。目前我还看不出我们有什么理由高兴，而且，我要再次提醒您一句，计划破产的责任将由您全部承担。由您个人负责。”

“我的记性好得很，对我没必要重复第二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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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斯佳吃了一惊，戈托夫齐茨家里的电话又没人接。难道真的没人给他打电话吗？她坐在这儿已经第三个钟头了——电话铃连一次也没响过。

她带了一些照片来，带了整整一摞，其中，还有“格兰特”私家侦探所同仁的照片。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久久端详过这些照片，然后充满自信地从中取出两张来。

“喏，就是这两个家伙近来总在跟踪我。其他人没在这里面。”

“‘其他人’是什么意思？”娜斯佳不解地问，“他们一共有几个人？”

“四个，这里只有两个。”

“您没弄错，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

“不会错的，”戈托夫齐茨冷冷地说，“最初常常出现在我眼前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只是后来这两个家伙才出现。您为什么不信我的话呢？您为什么认为肯定是我弄错了呢？我对人的外貌有很强的记忆力。您是不是以为我是个疯子，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您都要反复掂量十次以上呢？要是正常人您准会一听就信。”

“或是根本就不信，”娜斯佳反驳道，“您用不着生气。我不怀疑您说的是实话，但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我此刻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真理。”

“您知不知道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呢？”心理医师挑起了眉头。

“差别巨大。应当说，能看出此中差别的不光是我，还有整个世界哲学。真相，这是您的感觉和观点。当您不是在说谎，当您说话真诚时，您说的就是真相。但却根本没必要要求这种真与真实现实相符。真理则是实际存在的状况。您或许干脆就不知道它，或是理解得不正确，也可以自愿陷入迷误之中。您要明白，我没有理由怀疑您的真诚。但我却有理由怀疑您会不会犯错误。”

娜斯佳当然是在撒谎。她有理由怀疑死者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的真诚，而且，她的怀疑有充分的理由！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她突然问道，“您的电话为什么不响？”

戈托夫齐茨的脸变得煞白，双手十指拧绞在一起，抖抖索索地握紧了。

“没人打呗。这有什么不寻常的吗？您不会把这也当做是刑事犯罪吧？”

“他怎么会这么想？”娜斯佳想，“很平常的问题。您家里有什么地方不大干净吧，戈托夫齐茨先生。”

“只是我得打电话给办公室，我还以为，说不定您的电话坏了呢。因此我才问的，”她抚慰地说道，“这么说电话是好的？”

“是的。”

“我能用一下吗？”

出现了一段尴尬的停顿。戈托夫齐茨眼望着别处，随后，又将目光转向娜斯佳。

“您是对的，我把电话掐了。如果您想打，我这就接上。”

“为什么要掐了呢？”

“我不想跟任何人谈话。”

“可要知道早上我给您打过电话，电话是通的。”她说。

“在您来之前我又掐断了。可您干吗总这么盯着我？”他又发火了，“我是个正常人，我知道警察局随时会找我的。如果我不去接电话，您便会以为我躲起来了，兴许还会断定，万一是我把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给杀死的，或无论怎样和这事有牵连。可是，只要您在这里，我可以放任自己不去接电话，您应当理解……我很难过。我的妻子死了。我无法同任何人交流，这有什么不对吗？您到底怀疑我什么？”

他提高嗓门，疾速而又愤激地又说了一大通。娜斯佳一边听他说，一边想：“不，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问题不在于您难不难受。问题在于您是在害怕。怕得要命。而使您害怕的究竟是什么呢？这才是我想知道的。一个刚刚悲惨地失去了妻子的人，往往会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搞得痛不欲生，以致其他情感全部迟钝了。而您呢，尊敬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一切都是‘恰恰相反’：不知什么东西居然会令您如此恐惧，以致您都没有精力为您的妻子悲伤了。除此之外您居然还对我怀疑您感到惊讶。我要是处在您的位置会比您更持重一些的。”

等到他正义的怒气宣泄完并且平静下来以后，娜斯佳再次打开封套，把相片摊在桌上。

“让我们再瞧一瞧，或许您能回想起除那两人以外的什么人来。”娜斯佳说。

戈托夫齐茨抿着嘴唇，但没吭声。他一张张翻检着照片，否定地摇了摇头。

“不，再也认不出什么人来了。喂，您怎么，难道这两个还不够？您还想要我做什么？您有他们的照片，这就是说，您认得他们，知道他们的名字和住址。那您就去吧，把他们都逮住问问，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还有谁参与了这件事？”

娜斯佳叹了口气，把相片整理好又放回封套内。

“问题在于，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已经跟这两个人谈过话了。他们承认他们的确盯过您的梢，但却不知道有谁也参与了这件事。所以我才不得不得出结论，那就是您弄错了，当然，这结论不会使您宽心的。”

“也就是说……”

“跟踪您的就只是这两个家伙，再没别人，其他的一切都是您的错觉。”

“不，不是错觉！”戈托夫齐茨再次提高了嗓门，“不要把我当傻瓜！我看得很清楚，记得也很清楚。他们的照片不在这里面，但有过这些人。您听清楚了吗？有过！有过！我的神智完全清醒！”

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随后又同样腾地一下坐了下去，就好像他的双腿突然瘫痪了似的。此刻，他用一双可怜巴巴、惶惶不安的眼睛望着娜斯佳，那眼神酷似一条不知主人因何打它的狗似的，但这条狗却懂得：主人既然打它，那就是说，它犯了错，因为主人永远是正确的。

“如果不是这样呢？”他的声音降低到了咕哝的地步，“我的神智已经不清了吗？我疯了？我产生错觉了？”

娜斯佳一声不吭地观察着他。这是怎么回事？是在努力做戏吗？还是这位心理医师真的“晕了头”？要是一个正常人，兴许早就会问，“那两个家伙”到底给刑侦科的侦查员说什么了，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总之，他们是些什么人；而这位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呢，看样子，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感兴趣的，是自己的恐惧和他心理健康的状况。

“他们是什么人？”他到底想起问了，“他们对您说什么了？”

“说了好多有意思的话，”娜斯佳一笑，“您是否知道您的生活方式令您的夫人很不安吗？”

戈托夫齐茨的脸色顿时变作土灰色，眼睛刹那间更深陷在眼眶里，尽管他的样子即使不这样也够难看的了。

“您为什么说这个？什么生活方式？”他嘟囔道。

“您的生活方式，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不大喜欢，她雇了一个私家侦探，专门盯你的梢。”

“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完全可能。喏，这不是照片吗，上面就有您认出来的那两个家伙。您不是认得他俩吗，认得吗？”

戈托夫齐茨默默地点了下头，眼睛痴痴呆呆地目不转睛地望着娜斯佳。

“这些人在一个私人侦探事务所工作，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和这家事务所签了合约。她想知道您到哪儿去了，跟谁交往，您的熟人都是些什么人，现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您得回答我的问题：您的妻子怎么会对您产生这么不良的念头呢？她能怀疑您什么呢？是什么引起她的警觉的呢？”

“我不知道。”

他几乎是喊出了这句话，随后便一动不动地望着屋里的某个角落。

“您的话我不信，”他即刻又恢复了平静，说，“这是您臆造的，因为您总得怀疑我点什么。这全是您使的花招，心理陷阱及其他所有不道德的诽谤。您应当为此而害羞的。我失去了夫人，而您却说她的坏话(奇*书*网.整*理*提*供)，企图引我上钩。可耻。”

“这么说，”娜斯佳满意地在心里评述道，“此刻您已经能想起妻子被杀的事了。您想问题可不算快哟。接下来的一切就该按通常的公式进行了吧：‘我是那么的不幸，而您却用讯问来纠缠我。’这些我懂，这种场面我经历了245次了。这一步是无可挑剔的，心理上绝无破绽。倒是那个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应该感到可耻。只不过大家各以自己的方式对付这种羞耻感，因此摆脱此类情境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对我来说要简单得多，我没有心，有的只是石头；不懂仁慈，彻头彻尾卑下。所以，我在此类境况下不会感到羞耻的。或许会有些尴尬，但这我马马虎虎也能对付得过去。”

“我可不是在跟您说坏话，”娜斯佳温和地反驳道，“说的只是实际罢了。喏，这就是您夫人与事务所签协议的副本，您可以看一看。我敢向您保证，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会加罪于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她做的事，没有什么不好和不体面的。所以，您的谴责我不能接受。”

戈托夫齐茨抓起他面前桌上的协议副本读了起来。他读了好久，娜斯佳看出，他并不想拖延时间，只是费力地试图读懂每句话和每个词而已。他很难聚精会神地读下去。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他终于读完协议，把它放在一边，问，“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雇了私家侦探跟踪我，是吗？”

“谢天谢地！”娜斯佳从心底发出一声感叹，“终于明白了。”

“完全正确。”她肯定道。

“为什么？她想打听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还指望您本人能告诉我呢。除您以外，谁还能知道呢。”

“可我并不知道呀！”

“而我更是这样。”她耸耸肩。

“他们跟踪我很久了吗？”

“从协议签字之日起。”

“啊哈，是呀，当然是的。”戈托夫齐茨也醒悟过来，他瞥了一眼协议的第一页，那上面写着日期。

又是一阵沉默。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在想什么。

“那么其他那些人呢？”他突然问。

“哪些人？”

“就是我以前见过的那些。如果协议可信的话，那么，私家侦探是从4月18号开始盯我梢的。可另外两个人早在那之前我就见过。这么说，不是他们一伙的？”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上次我和您不是已经谈过，那两个人也许是想入室偷您东西的家伙吗？可现在我打算取消这种想法了。”

“为什么？您不再信任我了吧？”

“怎么不信任呢，”娜斯佳暗想，“准确地说，我还没开始呢。”

“我这就给您解释，请您认真听听我说的。上次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那几个贼看上了您的住宅，于是就跟踪您，以便能选择动手的适当时机，他们动手了，却未得手，由于他们没来得及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于是便继续盯梢，好再试一次。对不对？”

“对。我们正是这样断定的。”戈托夫齐茨点头道。

“可现在我们才弄清楚，在窃案之后跟踪您的不是小偷，而是您夫人雇来的私家侦探……”

她打住话头，等待戈托夫齐茨的反应。他是努力继续按逻辑进行推理呢，还是会装模作样，似乎他什么都不明白，等待娜斯佳表述意见，他指望她的观点对他来说并不危险。戈托夫齐茨走的是第二步棋，而这使她更加怀疑了。

“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他问道。

“结论是小偷根本不想再次清查您的住宅，而这只能有两种解释。”

“哪两种解释？”

他的目光再次流露出紧张慌乱的表情。

“第一，他们不想这么干，因为两次针对同一个目标既愚蠢又危险。第二，他们不需要再次行动，因为第一次已经足够了。”

“怎么会呢？您想说什么？为什么够了呢？”

“因为他们找到了要找的东西。”

“可我什么都没丢呀！我告诉您上千次了！告诉您和伊戈尔·瓦连金诺维奇。我什么都没丢！”

“您是说了上千次，而我们也听了上千次了。可这什么也改变不了，事实总归是事实，无论如何应当解释它。让我们来尝试一下，而您或许会理解我为什么怀疑的。让我们从第一种设想开始：初次行窃未能得手，小偷没偷您任何东西，但放弃了第二次尝试。可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您刚才还说两次偷窃同一所住宅既愚蠢又危险呀。这不是您说的话吗？我没有弄错吧？”

“这是我说的话，”娜斯佳同意道，“我问您，为什么小偷什么都没拿？您的金钱和珠宝就放在很容易拿到的地方，要想找到它们并不需要费任何事。您不会对我说这帮小偷没经验吧？”

“嗯，差不多吧。”戈托夫齐茨极不情愿地说。

“而我要回答您的是，没有经验的小偷绝不会如此细心地为偷窃做准备，并预先侦查其牺牲品的起居规律的。既然他们还曾盯过您的梢，这就是说，他们是认真的，而认真的小偷是不会找不到金钱以及您太太的首饰及其文件的，如果他们想要偷的恰好就是这些东西的话，而这并不复杂。因此，假如我们想要让第一种设想正确的话，那我们就得承认，盗窃流产了，罪犯一无所获，可……”

“什么？”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惊恐地问。

“可他们并没有监视您。让我们讨论一下第二种设想。我们假设罪犯预先做了充分准备，事先跟踪您，而且，很有可能也跟踪过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他们溜进您的住宅，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什么都没偷，”他执拗地说，“我全都检查过了。什么都没丢失。”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亲爱的，”娜斯佳差不多是温柔地说道，“您倒是想想看，我和您所能得出的结论，不是第一种，就是第二种。要不就是根本没人跟踪您，您在这个问题上弄误会了；要不您还是丢了什么东西，而究竟是什么，您不愿意告诉我。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况。您就是再怎么坚持，跟踪和盗窃不果这两件事，无论如何也联系不到一起。缺乏逻辑关联。”

“我不会错的。我的确记得，住宅被盗前有人跟踪过我。”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妨假设，偷盗得手了。我们没有别的结论。”

“可应该有一个！”心理医师又吼了起来，“应该有一个结论的！我知道有人跟踪过我，也知道我什么也没丢！你们找吧，你们去想吧，归根到底，你们是警察。”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请您说话公正一点。是的，我们是警察，而受害人——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只能从您的话里得知。您要我相信，在住宅被盗前有人跟踪过您，还要我相信，他们没偷走您任何东西。我必须以您说的为依据，可我没有一幅产生关联的画面。因此我必须认为，或是您在被跟踪这件事上弄错了，或是您在住宅被盗问题上说了谎。从您对我所说的话里，没法组成一段关联紧密而又合情合理的情节。假使您能为我提供一种可以把这两件事实整合到一起的解释，我愿意接受它，并尽我最大力量来检验它。您能提供这种解释吗？”

“我？不能。我什么都不明白。可我的确知道我说的是实话。您应当相信我。”

“应当相信，”娜斯佳心里说道，“多么没意义的一句话呀。为什么一个人非得相信某个人呢？一个人应当关心受他赡养的人，得履行自己的承诺，归还自己的义务。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可要相信呢？谁都不应相信任何人。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却是最流行最常用的一句话。说不定这是一句类似于有魔力的咒语的一句话。你应该相信我，这就是了，不需要任何解释和说明。一旦屈服在这句话的魔力下，一个人就会以为自己真的应该相信他人了。”

与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冗长谈话把她折磨得筋疲力尽。娜斯佳最无法容忍的，是缺乏逻辑关联，因此，她累得够呛。如果你不得不对某人掰着指头去解释什么的话，那为什么对事实所做的这种或那种解释，不能令她满意呢。一切都有因果，一切都应有意义。哪怕那意义不寻常、不大习惯、不符合传统、完全独特也罢，但也应该有呀。一旦没有意义，就得或是寻求对事实的歪曲，换句话说，即寻求谎言，或是怪自己笨好了。

昨天下班时她就打定主意，现在到了最后为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被杀案做点儿什么的时候了。当然，不能说对于这件罪案，我们还什么都没做，不，不能这么说。米沙·多岑科认真清理了演播组的财务，不分昼夜地或是守在奥斯坦基诺①，或是呆在位于和平街区某处一幢用途不明的大楼里——“素面朝天”节目在此租了几间房，他们的摄影棚也在那里面。与此同时，另一位同事——科利亚·谢卢亚诺夫——调查了死者的社交圈，试图搞清他们（除剧组的主要工作外）还从事过什么商务活动，而这活动是否就是导致他们被杀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尤拉·科罗特科夫调查了出事那天所有曾把车停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旁边的白色“日古利”七型车的车主。他检验了一种完全有可能的推断，并证明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错误：即爆炸装置只不过被放错了车而已。看起来，一切与节目编导维佳汽车爆炸有关的调查，即使她娜斯佳不在，也都在进行，可乌兰诺夫却令她不安。乌兰诺夫变了，而这是可以理解和可以解释的。可他显然不是“在朝那一方向”变。而且，就连“素面朝天”这一节目本身也变了。

①　奥斯坦基诺——俄罗斯中央电视台所在地的俄文缩写名称。

昨天，她刚跨进门坎，就听见丈夫激动的声音：

“阿霞，你不在家真可惜呀！电视上刚播放一场马戏，真棒，能让你疯狂。幸好我及时想到了，也只来得及录下下半部分了。”

她对电视上播的什么马戏根本就没有任何兴趣，她不想和阿列克赛说话，总之她什么都不想。可她知道自己不该这样，应该把握住自己，要有礼貌。因此，她恭敬地问：

“电视播什么了？”

“你都无法想象！有个节目叫‘素面朝天’。你可能不知道，这节目通常是你不在家时放的。”

“我知道这个节目，”娜斯佳打断他的话说道，她立刻警觉起来，“那里播什么了？”

“哟？”阿列克赛疑惑地看了妻子一眼，“你是从哪儿来？怎么，你在班上看电视了，没有抓嗜血狂人？”

“列申卡，所有解释都搁在以后。节目怎么啦？顺便说说，你看这个节目我倒是一点都不奇怪。”

“一直都在看，”齐斯加科夫说，“只要手头没事儿的话，我是必定看的。”

“真的？这节目可不是什么闹剧。”

“那又怎么样？我在用它休养身心，一边看一边想。幸好在我们这个蝇营狗苟、勾心斗角的生活里，还有一种善良正派的东西。可是近来这节目完全变了。喏，你瞧，今天乌兰诺夫先生的表现就十分特别。特邀嘉宾里有一位鉴赏家，以前很有名，声名远播，近几年差不多快被人们忘记了。看样子，他想让广大居民阶层能想起他来，所以，也挤进这个节目里去了。乌兰诺夫像上帝打扮乌龟似的把他给装扮了一番。阿霞，你真该看一看、听一听这个！想不想看我录下的那部分？”

“想。”

“那就先吃饭，然后一块儿看。我也再享受一下。”

“不，”娜斯佳坚决地说，“先看后吃饭。”

阿列克赛惊讶地望了她一眼。

“你这么强烈的兴趣是从哪儿来的？处里怎么样，又出刑事案件了？”

“比这还厉害，两具尸体，节目编导和记者。所以，我们得先看节目。今天，凡是跟这个节目有关的一切，我都有兴趣。”

“可我饿了！”列沙生气地说，“我还没吃饭，像傻瓜似的等你。”

“对不起，亲爱的。”

娜斯佳和解地一笑，把脸贴在丈夫肩膀上说。

“那我们还是先看节目吧，吃饭时再讨论。”

接下来能进行讨论这一点，使列沙妥协了，于是，他听话地打开了录像机。倒带子时，娜斯佳不无惊恐地想到自己是不是已经开始操纵齐斯加科夫了。她很少和他谈论工作上的事儿，而近几个星期以来，几乎根本什么都不说，列什卡为了能跟她聊半小时天，情愿牺牲一切。我多么自私呀！她知道许多女人正是如此这般使用性这一武器来对付丈夫的，丈夫表现好她们就让他上身；而如果想要为了什么缘故而处罚他，便不让他亲近自己的肉体。她本人对这种做法一直都很反感，可且慢，连你自己也开始如法炮制了呀。为了让列什卡打起精神，答应要和他讨论一番。她多么没心肝，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科洛布克·戈尔杰耶夫说得对，她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荧屏上出现了乌兰诺夫那张脸，他正向一位客人提某个例行问题，而那客人，娜斯佳马上认出来也想起来了。是的，此人真的一度名声赫赫，举国皆知，他举办的“演唱会”有数千名观众参加，自诩说治愈了数百名病人，夸口说他能使“肯听他话”的人几乎百分之百健康。她刚看了两分钟就明白演播室究竟出了什么事，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治病人只想诉说他如何治病以及他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功。乌兰诺夫则本着“素面朝天”的传统，竭力想向观众展示他的嘉宾在全人类——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层面上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是多么聪明而又有教养，他的趣味和嗜好，他的性格和习惯如何。他根本就不为自己对面那人提供帮助，帮他发挥与主题十分有关的话，而且，只要稍有可能，便把话题转到另一个方面，提出一些治病人根本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原来，治病人主要只在童年和青年时代读过书，他没有自己喜欢的作家，对音乐和戏剧同样没有什么爱好。既没有酷爱的消遣之道，也没有趣味盎然的闲暇可言。的确，正如治病人所说，他根本就没有业余时间读书、上剧院，他完全献身于病人和患者，但主持人细腻而刻薄的对白当下就令观众想到，自己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一个既无教养，而且，就连世界观的基础也不具备的人来掌握呢。总之，乌兰诺夫把一个从前的全民宠儿变成了一个大字不识的江湖骗子。可以看出，主持人对现场直播是有过一番准备的。他提了许多问题，涉及到治病者对各种科学和伪科学学派（其中包括外国学派）的看法，而被问的回答，只是一大堆有关因果报应、宇宙能量和灵魂的含含糊糊、词不达意的议论而已。显然，这位嘉宾非但根本不读文艺书，而且也不读专业文献，实际上，他对医生、生物学和化学一无所知。但是，那嘉宾本人对此却丝毫也未察觉，反而对自己十分满意，脸上不时浮现出得意的笑容。

这一场面的确十分滑稽，但娜斯佳对观察乌兰诺夫更感兴趣，而不是那位土头呆脑的治病人。今天他更不像以前她从电视上看到的、预先摄制并被播放过的节目中的那位乌兰诺夫。而且，他也不像他首次以直播方式主持节目时的他本人。这次他表情平淡、冷淡而又陌生，似乎是在居高临下地看着电视制片人如何想要使他更体面一些。今天他身上似乎有一种疯狂的决心苏醒了，想要把嘉宾彻底消灭，跺进烂泥，向公众展示他是多么愚蠢而野蛮。“他疯了！”娜斯佳自语道，“假如他今后还这样的话，这节目马上就得完蛋，因为再也找不到甘愿被当众判处死刑的自愿者了。他们怎么居然允许他这样？”

“喂，怎么样？”齐斯加科夫等录像带放完后，快活地问道，“这场面不错吧？”

“太漂亮”，娜斯佳道，“只是很危险，也没意义。”

“为什么？如今国家实行民主了，大众传媒工具可以为所欲为了。走，快去厨房，我都要饿晕了。”

两人飞快地热了饭，在随后的几分钟内，一声不吭、津津有味地吞咽着菜花。

“列什，你好像跟我讲过，我记得，你在美国时，曾几次被人邀请上电视。”

“是啊。”他点头道。

“转播还是直播？”

“有转播也有直播。使你感兴趣的是什么？”

“主持人的表现。我想知道，主持人的表现在直播和转播时有什么不同。”

“阿霞，主持人的表现不取决于此，而取决于嘉宾和规定。喏，当然还有节目的理念。如果整个节目是丑闻性的和揭露性的，那主持人就总是委婉而又带挑衅性的，他应当使他的客人成为反面主角，因此，他的提问会非常之快，不让客人有时间想一想，会抓住客人的话柄，借机发挥。曲解客人说的所有的话，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节目究竟是直播还是转播，对他来说不具有任何意义。他在以上两种场合下都是会这么做的。”

“对你也是这样？”

“差不多吧。所有主持人都想使我显得像是一个稍稍有些怪的天才，在俄国不受重视和承认，但又没有足够的勇气迈出坚决的一步，跟自己可恶的祖国斩断联系，从而跨进一个普遍幸福的美好国度。我只要刚开口说我在俄国早就获得了承认，得到了院士资格，有自己的科学学派，领导着一个庞大的实验室，他们就装作没听见，立刻打断我的话，问我，我在美国做一次两小时的讲座所得到的酬金，要在俄国，我得工作几年才能挣到。真的，讨厌之极。”

“那你怎么还同意上电视呢？好吧，头一次是你不知道实情如何，可后来你满可以拒绝嘛。是不是？”

“原则上说是可以的。但我没拒绝。”

“为什么？”

“第一，每次都心存侥幸，或许这次不一样，我不过是不走运才碰到上次那位主持人，而这次话题和上次不同。”

“第二呢？”

“第二，请我举办讲座的那所大学的董事会，也与这些节目利害攸关，这一点他们已经毫不含糊地暗示给我了。在他们那里，大学之间也有类似的竞争心理，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让别的大学知道，我是为他们办讲座来的。我是不会拒绝我的雇主的，现在回答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对电视访谈这么有兴趣？”

娜斯佳把碟子放进贝壳形托盘，把碗和糖、一大托盘饼干、一盒袋装橙茶摆上了桌。她一声不吭，竭力想要聚精会神，整理一下心中模糊的感受，好形成多少有因果关联的语句，但说出口来还是不理想。

“你知道么，列希克，使我不安的是乌兰诺夫。这节目变得面目全非了，因为它的主持人变化太大。我弄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两位同事突然死亡令他心里发生了震动，还是他本人与凶杀案有牵连呢。”

“阿霞，你忘记还有第三种解释，可实际上是第一种方案，因为它最重要。那就是钱，也许，乌兰诺夫的观点和节目的头儿们观点不同，而现在他有机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而且，凭这个他能挣到钱。”

“请你解释一下！”娜斯佳刹那间忘掉茶已经凉了。

“你不常看这个节目，所以，你没注意到这个节目的广告部分。而我却可以十分准确地告诉你，近几天中，广告部分明显增加了。如果说以前节目开始前的广告不足1分钟，那么现在广告的第一个部分将近有两分半钟。这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这很平常，”她拖长声音道，“这就是说，观众对这个节目的暴露性语调反感了呗。”

“而且反应很大，”阿列克赛应和道，“你习惯于用莫斯科的尺度来衡量一切，因此你觉得‘素面朝天’根本没人看，除了领退休金者和家庭主妇外。你的根据是大量上班族6点以前还在班上，而7点以前是在路上，但这只是对莫斯科和彼得堡而言。可在外地，上班族在路上根本不需要花费那么多时间，而且工作时间也不都是从9点到6点，大多数人的作息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能跨钟点看这个节目。而且，在莫斯科的茹科夫斯基区，这个节目很受欢迎，而这个区差不多就是整个莫斯科了。在我们那所学院里，每天的话题都不外乎乌兰诺夫和他的例行嘉宾。人们讲述片中成功的对白，哈哈大笑，赞叹不已。就连从前根本没听说过有这么个节目的人，也开始看这个节目了。于是广告商当下就明白，这个节目观众的数量急剧上升。而这，就会有效果。登广告的事是由该频道一个专门部门分管的，而乌兰诺夫和他的演播组，作为一个流行节目的作者和制作人，他们当然也能‘抽点’份子钱。”

“可如果他以后就这么表现的话，谁会到他这儿搞直播呀。人们就不怕吗？”

“噢，上帝与你同在，”列沙哈哈一笑，“你自己不是已经给我说过上千次了，为什么犯罪现象总是无法杜绝。因为每个罪犯都知道得很清楚，他所做的事是错误的，但他却相信或至少是抱有侥幸心理：自己是不会被抓住的。而在这种事上也同样如此。每个人都有可能知道乌兰诺夫对其节目的特邀嘉宾是怎么办的，但与此同时他却深信，在他这儿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他会比主持人本人及以前所有嘉宾都更聪明的。那帮人绝对是一帮蠢货，智力有限，才气一般，而他呀——你就瞧好吧！他会给所有人都露一手的，也会给我们这些电视观众露一手的。他们的思维过程再简单不过了，实话对你说吧。”

“这么说，你认为，从前这个节目还通过别的方式捞钱来着？”娜斯佳若有所思地说。她即刻又自言自语地回答道，“是啊，显然，事情正是这样。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在时，他们曾有别的生活来源，而如今他俩一死，这一来源同样也要长期存在下去，而乌兰诺夫为了能持续航行下去，不得不走一条陈腐的老路，那就是揭露丑闻和展览‘黄色’。得，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该节目广告时间的需求量明显增加了。列沙，列什？”

“什么？”

“为什么人都喜欢读到或是听到有关别人的坏话，诸如他们是罪犯、受贿者、贪赃枉法之徒以及他们有罪或哪怕是愚蠢呢？这一点我永远也弄不明白。可要知道，大量的大众传媒工具就是靠着这种心理才得以兴旺发达的。印刷物全登载一些不可思议的胡编乱造之作，讲述血腥谋杀、吃人生番、系列强奸、外星人、预言家——而人们会入迷地吸收这类信息。一份每页都讲述什么人受贿或滥用职权的杂志，销量会达到最高程度。我不否认这些事也该写，可人们为什么喜欢读这些东西甚于世上的一切呢？这我可就弄不明白。”

“你也不会弄明白的，”丈夫笑着说，“你不具备那种素质。快喝茶，已经凉透了。有关丑闻欲，我和你下次再谈。”

“为什么不现在谈？”

“因为现在已经晚了，该睡觉了。”

“不，列沙。”娜斯佳拖长的声音里含着埋怨。

她很想和他再聊一会儿，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聊天非但不令她感到沉重，反而感到有趣。她感到大脑里有什么东西变得稍微清晰一些了，接下来的推理和逻辑结构的大致轮廓已经开始显现了。她多么愚蠢啊！要知道从前也一直都是这样，和列什卡聊天，有助于她思考、回忆什么，构造新的猜想。她怎么会把这个给忘了呢？

“不能‘不，列沙’了，该睡觉了，”齐斯加科夫严厉地说，“在你犯困之前，你还是先看一下表吧。我不知道明天你怎么样，我可是4点半就得起床。确切地说，不是明天，已经该说今天了。”

“为什么你要起那么早？”娜斯佳吓了一跳，“出什么事了？”

“一位著名数学泰斗要从尼德兰来，而我作为接待方代表得有所表示，亲自到舍梅季耶夫机场迎接。此外，阿霞，我要提醒你，这位教授是来参加国际会议的，而不是单单为了喝几口水的。”

“这有什么含义吗？”

“这意味着要开国际会议了，在莫斯科城外一家膳宿旅馆进行，今后一星期内我不在家。所以，你下班回家就别想有热饭吃了。”

“这太可怕了，”娜斯佳开玩笑道，她笨拙地想要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我会饿死的，而你呢，又得在我的葬礼上花费一笔钱了。”

“你死不了的。良好情绪会支持你的。我看得出来，我的在场使你如何恼火。这不，这一礼拜你可以好好歇口气了。”

她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二十二年，他们共同生活了已经二十二年了。从十五岁起，从九年级开始，今年两人已经年满三十七岁了。确切地说，列什卡已经三十六岁了，而她呢，还要再过两个月才是生日。在这二十二年当中，齐斯佳加夫已经学会绝对无误地猜透她的内心。她为什么要让他生气呢？要知道列什卡什么错也没有呀。而且，除她本人以外，谁都没有错呀。

“列沙……”她明白，必须慢慢地寻词觅句，好消除紧张感。

“睡吧，睡吧。过一礼拜后再谈。”齐斯加科夫疲倦地说。

娜斯佳此刻才发现他脸上的表情是多么倦怠。多少日子以来他一直被疑心和不知情折磨着，他很想搞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而她却一味搪塞，回避解释，一言不发，即使说话，也无助于消除疑心，消除忧虑，减轻内心的痛苦。

但这一切都属于昨天。躺下入睡前她心情很沉重，感到自己对丈夫是有过错的，但她却无法战胜自己，向他彻底说清，在他不在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不能，就是这样，早晨起来时，她已下定决心彻底调查一下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乌兰诺夫和应邀参加“素面朝天”节目的那些嘉宾。因此，等她一结束对戈托夫齐茨的访问后，立即坐上近郊电车，动身去找那位不巧与不可预料的乌兰诺夫进行直播的电影制片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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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姓多罗甘的电影制片人，住在莫斯科郊外，由于奇特的巧合，他恰好住在齐斯加科夫准备在未来整整一星期里参加的那个大型国际研讨会所驻的城市里。娜斯佳惋惜的是她没有好好计划一下上午对此人的访问：他本可以跟列什卡说一声，搭他们的便车到这里，要知道他的车反正是要把那位数学界泰斗送到这里来的。可是，当她离开戈托夫齐茨以后，直到中午时分，才得到那位制片人的住址和电话，因此，她得先乘电车，然后再换乘公共汽车到那里。

生活中的多罗甘与电视上出现的那位浑身冒汗、惊慌失措的人很少有什么相似之处。这是一个快活的、胖胖的老头，头发浓密拳曲，有洪亮的男低音，连一秒钟也无法安安静静地呆在一个地方，总是在大房间里走来走去，像一把机械扫帚一般。他精力充沛，而且，说话时总要加上一些逗笑的俏皮话。

对娜斯佳的到来，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亲自和她约定了时间，还告诉她怎么走。

“我已经猜到您来这儿是为了什么事了，”门刚一打开，他就欢快地说，“请进，把外套脱了吧……您还记得那个辉煌影片《副官阁下》吗？”

“不管穿不穿外套，我都再也不去达尔察了。”娜斯佳笑着援引了影片中的对白作为回答。她也同样喜欢这部影片。

“噢，我看出，您对电影经典很懂行啊。那更好，”多罗甘欢快地说，“来这儿吧，请进。我们马上喝咖啡，你是不是喜欢更强烈一些的饮料？”

“不，咖啡就好极了。”

“那好，那好，不知为什么，我刚才就想，你喜欢的正是咖啡。多放些，我猜？”

“你猜得很准，”她惊奇地说，“你还能猜出什么？”

“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我不是魔法师……”

“您是不是刚开始学呀？”娜斯佳这回说的是《灰姑娘》里的一句台词。

“啊哈，我是个只做过二十来部侦探片的电影制片人。这能说明什么吗？”

“只能说明，您对侦探的事了如指掌。”

“对，从前我当过一段时间电影剧作家，可惜，就是我这颗脑袋，”他形象夸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把一络络头发扯向四面八方，“臆想出一些法律的忠实卫土形象。我笔下的这些士兵，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忒爱喝咖啡，而且，是烟不离嘴。的确，我笔下的英雄从来没一个女的。”

多罗甘让娜斯佳坐在一间宽敞的客厅里，随后去厨房煮咖啡，与此同时，他的内心独自一刻也没中断过。公正地说，他在做这一切时，根本就不需要提高嗓门，因为从客厅到厨房并没有门，只有一个穹形的宽大口子，能自如地从一个屋子到另一个屋子里去。

“这不，人们总是对我说，您各种影片里的那些侦探，全像亲兄弟一般相似，我回答说，在我眼中他们恰好是这样的，您知道创作圈里的这段开场白吗？‘在我眼中正是这样！’想要跟这争论是毫无益处的。后来，当我不再写剧本，而搞起了电影制片，有幸比过去更频繁地与警察打交道时，才发现，不是所有警察都喝咖啡，有些警察根本无法忍耐咖啡，警察当中几乎半数以上不抽烟，可我仍然还是死死揪住臆想出来的形象不放手。说来您都不相信，当我看见一个与我从前创造的警察相仿的侦探时，我会高兴得像个孩子。喏，怎么样，让我高兴一场，对我说，您会抽烟，这样我会十分幸福的。”

“我会，”娜斯佳朗声答道，“如果您肯把烟灰缸拿来的话。”

多罗甘从厨房里钻了出来，做戏一般挥动着手。

“我根本就不认得您，可我已经开始崇拜您了。烟灰缸就在窗台上放着，自己去拿，哪个都行。咖啡马上就好。”

几分钟后，他端着一个印有土耳其人、里面搁着两只小陶碗的托盘走进来。

“请。我们将吃些什么呢，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

“您不是说您已经猜到我是为什么事来找您的了吗？”

娜斯佳小心翼翼地给自己斟上咖啡，生怕弄脏木桌那光滑的桌面。每逢倒液体时她总要出点问题，所以，到人家家里做客时她总是十分担心会弄脏别人的家具或桌布。

“我要尽量强化这个场面的戏剧性，和您马上着手练一练，让我们搞清楚，我猜出的是什么，而您又对什么有意，我们相互设置心理圈套——一切都按体裁法则进行。不然就太枯燥无味了。”

她好奇地瞥了这位制片人一眼，尽管她对有孩子气的成人非常反感，但对坦诚的多罗甘却出乎意料一下子就喜欢起来。

“不，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我可不愿跟您强化什么场面的戏剧性。我想听您给我讲一讲乌兰诺夫这个人。”

“怎么，您怀疑他杀人了？”

制片人的脸上现出绝非做作的惊奇，娜斯佳忍不住大笑起来。

“什么杀人？”

“杀他的同事呗。他的两位同事死了，其中一个是节目编导，另一个好像是记者吧。电视上播过，我听说了。”

“关于这件事，您知道些什么吗？”

“一般说，不知道。”

“喏，您瞧。因此，最好还是请您谈一谈乌兰诺夫吧。您是怎么跟他认识的，怎么上的节目，他的表现怎样，他的样子如何，他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等一等，等一等，”多罗甘皱起了眉头，可笑地嘶哑着嗓门说，“既然您不怀疑他，那这一切又能与谋杀案有什么关系呢？”

“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您违反体裁法则了。”娜斯佳温柔地说。

“啊，是的，说得不错，提问题的该是您，而我呢，不过是个普通的凡人，我的任务就是回答问题。不，您还是得承认，要知道跟一个深知体裁法则的人交谈，这对您来说要容易得多，是吧？”

“是的，”娜斯佳同意道，“但这只在一种条件之下才是对的，即那人不违反体载法则。”

“啊呀，好一个您呐！也罢。这么说，事情是这样。我之所以被邀请上这个节目，与一部俄芬合拍的、关于国际黑手党的影片有关。给我打电话的是维佳·安德烈耶夫，他说他是‘素面朝天’节目的编导，说他们想跟我找点儿材料。我自然同意了。”

“为什么要说‘自然’呢？”

“这又有什么！影片需要打广告呗。我们拍了一千六百万米的胶片……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这部影片永远也不会在大屏幕上播出的，这部影片不适合发行，发行部门需要的是三千万百万米的胶片。目前，电视台对我们这个项目同样不感兴趣，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录像带发行渠道来销售。我们必须预先了解对录像带的需求有多大，不然我们就会破产，简单地说，我同意了，于是，安德烈耶夫告诉我，说记者奥克桑娜·邦达连科马上会找我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就是发生那事……”多罗甘若有所思地端起了杯子，规规矩矩地抿了一口，“很久以前了，您瞧，是在3月上旬吧。奥克桑娜来了，和我谈了好久。”

“谈什么？”

“什么都谈！哪年出生，哪年受洗，哪年结婚，在哪儿上的学，得的分数多少……全是这一套。我还开过玩笑，我记得，说她好像是准备写我的三卷集传记似的。问我喜欢什么书和电影，问我的朋友，问我喜欢读什么报纸，问我对政府局势有何看法。整整占用了我大约三个小时。随后，她要走了我一生各个时期拍的照片，从我这儿拿走了几盘录像带，上面是我最近几年拍的几部电影。我们说好，她要认真看一看这些片子，然后再让主持人看一看，之后我们还要再见面，更加详尽具体地谈一谈我的工作，拍出样片来。”

“后来呢？”

“后来，已经是3月底了吧，她又打电话说要和摄影师一块来一趟。他们来了，拍了些照片，是我给他们选的，拍了我在家里、在车库、在汽车房、和儿子妻子在一起的。这次又聊了大约三个小时，谈了我的影片、电影制作中遇到的难题、与摄制组的冲突，总之，聊了与电影摄制有关的一切问题。奥克桑娜把谈话一丝不苟地做了记录，弄清了好多需要确切了解的细节，总之一句话，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严肃的、一丝不苟的人。”

娜斯佳一直等他说起乌兰诺夫，可使她吃惊的是，在这位制片人的讲述中始终只浮现出记者邦达连科的身影。

“当我们拍完时，”多罗甘说道，“奥克桑娜说，等她把材料给主持人准备好后，近几天内就会邀请我去拍摄。可是，时间过了好久，任何人任何单位都没人来邀请我，忽然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要我到奥斯坦基诺去，因为节目以直播方式播出。我当然稍稍有些紧张，但还是去了。于是，我在那里见到了乌兰诺夫。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

“您觉得他怎么样？”

“没什么可说的，”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恼火地挥动着双手说，“我的印象是，奥克桑娜是奥克桑娜，而乌兰诺夫是乌兰诺夫。无论如何我也弄不明白，如果主持人根本就不采用奥克桑娜为他准备的任何素材，那我干吗还要在这位姑娘身上浪费那么多时间。他提的那些问题，我根本就没有准备。您自己想必也看过那个节目吧？”

“看了。”娜斯佳点头道。

“您觉得怎么样？”

“说实话？”

“我不需要谎话，我自己也知道什么是不诚实。”

“我不喜欢。”

“说的是呀，我也不喜欢。而且，我现在工作的那个摄制组也不喜欢。当然，主要效果是达到了，新片的名字被提到不下十五次，从广告观点看可以说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可我呢，我看起来却像个丑八怪！他们要是想把我当蠢货展览一番，根本没必要两次打发奥克桑娜来找我，在家庭小照上浪费胶片。”

门铃丁零一响，多罗甘打了个哆嗦，连忙起身。

“请稍候，我就来。”

门锁啪哒一响，前厅传来一个响亮而又清脆的声音。

“帕布西克！你怎么，躲起来了？他们告诉我说你在家，今天你没去摄制组。你这儿有人？是采利亚耶娃？”

“安静点儿，小孩子，我们正谈论公事。”

“我知道准是采利亚那娃。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呀！帕布西克！”

“是的，”制片人的嗓音突然变得洪亮而又坚定了，尽管一分钟前，在他与娜斯佳交谈时，声音还是平静而又悄声细语的，“你要不然打道回府，要不然坐下来装作看书。当然啦，你不认得字母，但装样子你总会吧，您是个演员，又不是什么挤奶工。有问题吗？”

“你只要告诉我一句话，说她不是采利亚那娃！”一个女人的嗓音已经变成尖叫了。

“孩子，我的话从不重复两遍！你要不给我安安静静坐下来，要不就从这里走开。争当这个角色的演员打破头，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想得到这个角色的人，但挑人的是我。而且，我也只挑经导演推荐过的人。至于我挑了谁以及为什么挑他，任何情况下我也不会对您说。”

“这么说，是采利亚那娃在你这儿了，”女客人的声音里明显有了哭腔，“你已经决定要她担任这个角色了，是吗？”

“到此为止吧，我的忍耐力已到极限了。”

门锁啪哒一声，多罗甘推开了吱吱作响的门。

“向楼梯方向走三步，快点儿。切不可不打电话就闯进来，你不是生活在乡下，每个街角都有电话。走吧，小美人，带上我的问候和温柔的吻。”

他嘁里哐啷关上门，回到客厅里，他的脸上绝对平静无波，不像是刚刚大闹了一场，倒像是刚跟前来借盐或火柴的女邻居说过话似的。

“再次请您原谅。刚才我们谈到哪儿了？”

“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你待人太性急了吧？”娜斯佳说。

他一口喝光咖啡，就势把椅子挪得远离矮茶几，叹了口气，伸直双腿说：

“我不得不这么做。请您相信我，就天性而言我是个软心肠人，待人并不凶。可我无权允许自已被人敲诈。”

“谁会敲诈您呢？就这位太太吗？”

“所有人！”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手舞足蹈地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来回走着。

“这姑娘以为我三年前喝醉了跟她睡过一觉，现在她就有权闯进我的住宅里来，要我还账。您倒是想想，问题所涉及的，不是我和她的任何什么关系，那件事无论对她还是对我，纯属偶然，而且，以后也再未发生过。在这三年当中，上过她床的男人多了去了，可她还是以为，在为新片挑选演员时，她可以指望我对她有好感。您大概以为，就她一个有这样的想法吧？我不愿说我这是在滥用露水关系，可要知道就连男人们也开始觉得他们在和我一块儿喝过一杯或洗过一次澡之后，有权提出什么非分要了。”

“不管怎样这毕竟太冷酷了，”娜斯佳说，“您为什么不向她解释一番，说在您这儿做客的，根本不是她的竞争对手采利亚那娃，而是警察呢？那样她当下就会平静下来的。如今她该难受了。”

“瞧瞧！”

多罗甘立刻停下来，伸出手指定娜斯佳。

“而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敲诈。一个蹩脚女戏子居然敢于不经我邀请闯进我的家，要我跟她清账，而为了报答她我就得为自己辩护。不，不，不！如果她那颗蠢脑壳里想出什么了，那是她的问题，是她个人的问题，我永远不会允许这类问题成为我个人的问题。我在自己家里只招待我认为必要的人，谁都无权对我发号施令。你要是让他们得逞一次，你就完了！从此以后我就永远也摆不脱了，整个后半生我都得不厌其烦地对朋友和同事解释，为什么要这个导演，而不要那个，为什么要这个剧作家，这个演员什么的。我可不愿也不能做任何解释，不愿也不能在什么人面前为自己辩护。我是个制片人——您明白吗？我的工作是做片子，它的拷贝应该能使我收回投入的资本，应该能带给我哪怕一丁点儿利润。所以我只知道应当接受谁来做这个工作，才能挽回投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而不是那些只想上镜头的演员们。您倒想想看，有这么一位钢铁公司经理朋友来找他，说：让我们用我的矿石炼钢吧，至于说这矿石质量不行，不符合标准，那有什么要紧；至于说这钢铁随后谁都不会买你的，那又有什么；至于说用这钢铁做的机床一礼拜后就垮了，那又有什么要紧，这一切都让它见鬼去吧，我和你一块儿喝过那么多伏特加，一块儿睡过那么多姑娘，所以，买我的矿石吧，要不然，我都没办法给矿工发工资啦。我的处境就和这位经理一模一样。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休想对我指手画脚，要我应当如何和跟谁做电影。”

他不吭声，停顿了片刻，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表情又温和快活起来。

“我怎么样，啊？简直像方托马斯一样大发雷霆了吧？”

“不，在这种情况下，更确切的说法是：方托马斯大战斯科伦·雅尔德，因为我毕竟是个警察么。”

“嗬！好不聪明！我一见面就感觉你有一个电影人的灵魂。得，到此为止吧，我的火也发完了，现在可以说正事了。我们聊到哪儿了？”

“说到您不喜欢那期节目，而且，您也不明白，记者工作究竟有什么用。”

“是啊是啊！正是这样。老实说，我也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和‘素面朝天’节目的交往就是以这样一声尖叫结束的。”

“那么乌兰诺夫呢？我想听听有关他的详情细节。”

“乌兰诺夫……”

多罗甘不再走来走去的了，而是一屁股又坐回椅子上。

“我觉得他就像个陌生人，如果您能明白，我指的是什么的话。”

“我不明白。”娜斯佳老实承认道。

“在和邦达连科的两次见面中，她向我唠叨了不下一百次，说我不必激动，说他们那位主持人心肠非常好，是一个在所有方面都讨人喜欢的人，他永远不会让客人处于尴尬境地，说什么他非常爱自己的嘉宾，我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不安。可我看到的都是什么呢？”

他极富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期待地望着娜斯佳。

“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一个不光不爱自己的客人，而且，一般说谁都不爱、什么都不喜欢的人。他只关心一件事——请您原谅——只注意一点。我想说的是：就是那盏灯。他所主持的节目和他们请来的客人，他烦得要命，已经到了什么都不需要的地步了，不但如此，他原来还是个缺乏教养的家伙，直播刚结束，他就站起身走出演播室，连声招呼也不打一个。给人的印象是，是我求他要上节目的，而他帮了我一个大忙，让我有机会在直播中哇啦哇啦说几句话似的。我需要吗？需要我头脑的事儿还少吗？”

“您是不是很伤心？”

“我该怎么跟您说好呢？也是也不是。我已经说过，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所有信息播出去了，而且还播了不止一次，至于说我被人当众侮辱了，像柏油路上的唾沫让人给踩了，那么，我请您相信，的确我对此还不十分习惯。我对这类事已经见得多了。我这一辈子就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承受屈辱。在苏联政权下，为了能上我写的剧本，我在‘国家电影制片厂’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董事会面前受尽了侮辱。如今，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我在艺术赞助人面前，低首下心、弯腰鞠躬、结结巴巴，要他们相信我想要做的片子一定会好，他们肯定能收回自己的投资。我，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假如我知道我这么做能捞到好处的话，我受屈辱也不觉得惋惜可耻。因此，在这方面，我对这个节目也没有什么非分要求。”

“可您毕竟还是受到伤害了呀。”

“是的，我是受了伤害，可我什么都不明白。假如节目没准备好的话，那乌兰诺夫为什么要拉我上直播呢？他为什么要把我涂得花里胡哨，而奥克桑娜却保证说他行为端正、心肠很好呢？是她在骗我吗？又回到了老问题上：为什么？”

娜斯佳明白了，自己白白把时间浪费在制片人身上了。她原先还以为制片人至少跟乌兰诺夫见过两次了，因此，他能告诉她，在他的同事发生不幸前后，乌兰诺夫究竟有什么变化没有。可闹了半天，他和乌兰诺夫也只有一面之缘，而他所能告诉她的，和她亲眼从电视上看到的，没什么不同。

“谢谢，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

她打算走了，可多罗甘却打手势不让她起身。

“现在，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我要向您公开一个小秘密，您同意吗？”

“同意。”娜斯佳点头道。她打开烟盒，又取了一支。

她不想离开这里。和她平常的习惯不同，在这个宽敞的、收拾得不是十分雅致但却非常舒适的客厅里，她觉得很惬意，虽然她以往一直只在两个地方——一是她自己的家里，一是她那间坐落在彼得罗夫卡的办公室里——才会感到惬意和宁静。这次，就连唠唠叨叨、粗喉咙大嗓门的屋主人，也没有使她产生紧张感。可要知道，平常人们说话声音一大，她就感到疲劳，而且，也无法容忍人们总在她眼前晃来晃去的。无论如何，她喜欢呆在这里。

“您不想知道，我是从哪儿知道您喜欢咖啡，并且经常喝咖啡的吗？”

“您是猜出来的。您不是亲口这么说的么，您是不是撒谎了？”她笑着说。

“一个从不撒谎的人，不是制片人，而是导演。导演应当开诚布公，因为他是创作者，他应当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达给观众。如果他不诚实的话，人们就不会相信他，而一个制片人则不同，他可以每时每刻都撒谎，不然他就弄不到拍电影的钱，随后也什么都捞不到手。喏，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一年半以前，就是阿丽娜·瓦兹尼斯被杀时，我在‘天狼’见过您。您当时坐在安全部局长的办公室里喝咖啡。您在那里面坐了很长时间。我好几次往办公室里瞅，每次都见您手里端着的杯子在冒热气，我判断您杯里的咖啡不是刚沏的那碗了，要不早就凉了，而是新沏的。而您面前的烟灰缸里总是放着一支燃了一半的烟。所以，正如您看到的，我并没有招摇撞骗。”

“而您喜欢的侦探形象呢，也是撒谎？”

“您生气了，女主人，”快活的制片人嘿嘿笑了，“货真价实，彻底坦诚。请您告诉我，你和‘天狼’安全部的局长还有联系吗？”

“和斯塔索夫吗？是呀，当然有。怎么啦？”

“他的夫人您认得吗？”

“认得。”

“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我不明白您这么追问目的何在？”娜斯佳激动地说。

她立刻就对这位制片人失去了好感。斯塔索夫的夫人塔姬雅娜是个侦查员，要想通过“后门”找她的门路，可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可我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了！我想拍一部非常好的侦探片。我想让塔姬雅娜·托米林娜执笔写脚本。”

娜斯佳疑惑地耸了耸肩。

“您去求她吧。我看不出这会有什么不好办的。”

“您难道真的看不出来吗？您又在说谎，您这个迷人的大侦探。塔姬雅娜·哥利戈利耶芙娜，第一，工作很忙，不光是没时间写剧本，只怕是连和我说几句话的时间也没有。您知不知道她是怎么打发我的？很优雅，但也很得体。她连见一面都不同意，在电话里就把我给打发了。第二，据我所知，她已经怀孕了，眼看就该休产假了。求您啦，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请您替我写份申请书。哪怕能让她听我说几句话也成，只要让我说话，我就能劝说她在休产假时，利用临产前那段时间，把剧本写好。再来点儿咖啡？”

娜斯佳的确还想喝，而且，她还想在这里坐好久好久。

“您这是在巴结我吧？”她笑着说。

“怎么会呢？我需要用什么使您打起精神来。喏，请您啦，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您不会拒绝我吧。我读过托米林娜写的所有小说，从中选出五本，把它们改编为电视剧绰绰有余，其他的当然也可以，但这五本——没说的！很带劲儿，结构严谨，性格鲜明，体裁多样。改编三部曲当然也可以，或是心理侦探片，或真正的动作片。怎么样，再给您煮点咖啡？”

“请吧。”

多罗甘如一颗出膛子弹射向厨房，在那里还不住口地和娜斯佳说话。

“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可您为什么不求求斯塔索夫呢？您不是跟他很熟吗？”

“嘿！您和往常一样，总是一枪命中。别人已经试过通过斯塔索夫这条路了，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斯塔索夫对他妻子没有一丁点儿影响力。我曾试着走直线，亲口和塔姬雅娜。哥利戈利耶芙娜说一说。结果正如您所知道的，被一口回绝了。可现在形势很严峻。现在想根据托米林娜的小说拍电影的人，不止我一个，这个事实说明，电影界的哥儿们把她的侦探小说都瓜分净了，马上就要开始靠它去磨牙了。他们战战兢兢地爬到她身边，但塔姬雅娜却以工作忙为借口，把他们一口回绝了。理由本身是值得尊重的，所以，他们都退却了。而知道斯塔索夫夫人再过三个月就该分娩了，近期便将离开工作岗位，坐在家里的，我是惟一一个。假如我不能立刻得到她同意的话，那么，明天其他人就该向她扑上去了。”

“我还是弄不明白，这事有那么难吗？假如丹尼娅自己无法写，那就让随便什么人写个剧本不就得了。”

“啊哈！让别人写！谁愿读呢。”

“为什么这样？”

“因为托米林娜笔下的人物都是贯穿性的，只有她才能精确记住，下一部作品写的是什么。而一个无关的剧作家却会被搞晕了头的，第一部电影我来拍，可以后怎么发展——天知道。为了拍好第一部电影，他如此设置安排了他们的命运，以致以后的影片统统无法再拍了，因为，前一部影片的剧作家把我需要的所有人物都给杀死了，或送到国外常住去了，或是让他们相互之间吵了架了。您可以相信这种事我经历过。”

多罗甘不说话了，大约是在关注煮咖啡的过程吧，娜斯佳为活动一下久坐软椅酸麻的后背，站起身来，她一转身看见安乐椅上方悬挂着一幅瑞典著名女演员的油画肖像。画布下角那潇洒的英文签名说明这是赠给这位制片人的一份礼物，原来这位女演员曾与之有过一段轻松愉快的合作。“也是，”娜斯佳笑着想道，“他拍过的演员还这么有名呐，或许他在自己那个圈子里还是很有名气的呐。可我，您瞧，又落后于生活了，居然从未听说过他。”她沿着墙壁踱起步来，扫视着书架上的书籍。雷娜·克莱尔的《电影艺术沉思录》、让·萨杜里两卷本的《电影艺术史》及国外剧作家的书籍——看见这类书，她心里就变得温暖惬意。在娜斯佳度过童年的那幢房子里，书架上也曾放着这一类的书，也是出版于60年代的同一类书。刹那间她又想变作一个小女孩，回到从前住过的那幢房子里，好让妈妈从厨房里走出来；好让她的心里不致那么空虚郁闷；好让一切都跟从前一样；好让一年当中不要有长达三个月的冬季；好让她不要经历她所经历过的那种恐惧和绝望；好让她能和列什卡跟从前一样，一连数小时、数昼夜地聊呀聊；好让她不那么怕动身到父亲那儿做客……

可是，多罗甘走出厨房了，她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了。

“我依然不明白，”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下子便介入到情境中去，说，“为什么剧作家不能写一个好剧本呢。让她把所有小说读一遍，不是就弄不混书中人物了吗？”

“嘿，你可是个理想主义者，”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摇头说道，“我不是对你说过，我不想拍五部电影吗，说过吗？”

“说过。”她边倒咖啡边说道。

“难道我说过，我有能拍五部电影的资金吗？我说过这种话么？”

“没说过。”

“您瞧，五部电影——这是一个大工程。说得夸张点儿，是个系统工程。换句话说，是一种美丽而又无法实现的幻想。要想把这种幻想付诸实现，必须找到拍摄第一部影片的资金，拍好它，卖好它，从中获得利润，好向投资者证明，试产品是成功的……您知道什么叫试产品吗？”

“尝试制造的最初成品。对吗？”

“对。就这样，试产品成功了，设计很有生命力，那就可以着手烤第二张馅饼了。我不可能跟人订购五部脚本，您明白吗？我只能订购一部。但如果只写一部剧本，那她便会只读一本书。假设我要求在动笔之前，先把托米林娜写的所有小说都读一遍的话，他或许会把我打发得远远的；或许索要达到天文数字的稿费，因为读书需要时间，还需要付出精力牢记细节；或许要求参与整部系统工程。但无论是第一种、第二种还是第三种，我都不能接受。”

“有关第一种和第二种，我同意。只是第三种不明白。您为什么不让同一个剧作家搞这整个系列呢？”

“我可以这么做，可以。但事先许诺，这我做不到。电影制作这是一种生产，而不是一个养老院。参与影片制作的人，应当是能以最好方式制作这部影片的人，而不是与制片人关系亲密的人。其实，这一点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我可能根本就不喜欢这位剧作家和人作方式，他可能不遵守期限，可能与导演和我没有共同语言。是呀，最后，可能连原作者也不喜欢剧作家对其作品所作的改编。比方说托米林娜太太把她一部作品的电视剧改编权卖给了我们，而我们拍了部电影，电影拍得很成功，可塔姬雅娜·哥利戈利耶芙娜却说，我们把她的构思给搞糟了，她不愿让我们把她其余的孩子也给糟蹋了。这下可完了，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改编其他四本书的权力我们已经永远得不到了。从托米林娜那里把五本书的权力一下子买断，这我做不到，我没有这么多钱。换一个剧作家，同样我也做不到，因为我和他就五本影片的改编问题签有协议，一旦破坏协议，我得交纳违约金，而我连交纳违约金的钱都没有，这样一来我还能剩下什么呢？幻想破灭。剩下四本好书和四部拍不成的好片子。所以，我需要托米林娜，需要她本人。我求求您啦！如果您不反对，我这就给您跪下好吗？”

“我试试看吧，”虽然半分钟以前，她还不打算给他任何许诺，但娜斯佳仍出乎意料地说道，“可您自己也得帮帮我。”

“您只管说吧，亲爱的！您是我所崇拜的！说吧，我能给你帮什么忙？”

“您给乌兰诺夫打电话，要他邀请塔姬雅娜上节目。”

“天呐，我怎么就役想到呢，您在这儿碰到了难题呀！”制片人摊开双手说道，“您不是正在调查电视节目制片人凶杀案吗，您和乌兰诺夫接触频繁，您难道以为他会拒绝您？”

“他当然不会拒绝。他能跑到哪儿去。但我不愿意从我这方面采取行动。对他来说，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应当仅仅只是流行侦探小说作家，而根本不是我的女友，更不能是内务部门官员。我的话您明白吗，伏谢沃洛德·谢苗诺维奇。”

多罗甘把杯子往里推了推，双手交叉叠放在胸前。可这种纪念碑一般的姿势他保持了还不到十秒钟，就又开始指手画脚的了。

“我可不可以告诉乌兰诺夫我们准备根据托米林娜的五本书改编五部影片的计划？我得挑起他的兴趣，告诉他，为什么托米林娜对节目有好处。假使告诉他她既是个侦查员，又是著名作家的话，兴许会更好……”

“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做，”娜斯佳打断他道，“侦查员，这个词儿干脆提都不提。顺便告诉你，丹尼姬有另外一个姓，托米林娜只是她的笔名而已。”

“您说什么？”多罗甘惊奇地说，“居然是笔名？我可真的没想到。”

“这一点同样也不能告诉乌兰诺夫。只能说她是一位女作家，写过二十多本畅销书，而您想根据它们拍几部电影。”

“可如果他不感兴趣呢？”

“给他钱。”

“怎么给，请问，以什么形式给呢？”

“直接给。您就说事先做广告对您关系重大，情愿把邀请托米林娜上电视当做拍广告。在那儿工作的都是少男少女，这种事一说他们就明白了。只是不要让乌兰诺夫与丹尼姬直接见面，让他俩都蒙在鼓里好了。”

“只能这样了，”多罗甘突然高兴起来，“现在连您也在讹诈我了，而我又是多么软弱无能呀？请，警察太太，说了5分钟话，喏，您就瞧吧，您已经掐住我的脖子了。”

“那是，我是警察嘛。”娜斯佳一笑。

“你们那里全都这样？”

“因人而异。我不过是个小巫，要是您遇上大巫，您就瞧着吧，我可以认为我们已经谈妥了吗？”

“可以，”制片人长叹一声，“只是您跟塔姬雅娜说话小心一点儿，好吗？”

“我会小心的。”

离开多罗甘家后，娜斯佳没去公共汽车车站，而是去了与之完全相反的方向，即国际研讨会将要进行的那家旅店。她还没有想好自己为什么要去那儿，只是感到自己对丈夫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

她没费事就找到了掩映在树林后面的那家旅店，而这里的好几条路中，只有通向旅店的那条路是认真铺了柏油的。娜斯佳想起来，这地方原来是“特殊人物服务部”，只有皇帝身边的亲信才能到这儿来领疗养证。因此，这儿的路才铺得这么好，墙高，还没有岗亭。肩宽背阔，身穿蓝军服的小伙子看过工作证后，一点头，放娜斯佳进去了。

娜斯佳慢腾腾地沿着两边栽了白桦树的林荫道，向一幢漂亮的小楼走去，那楼装了镜子，镜子里映出一片蓝灰色的春天的天空。快走到建筑物门前，娜斯佳找条椅子坐下来，拿出一支烟点上，从这里可以很好地观察楼房的入口。一些衣着体面的太太和身着敞怀短大衣或做工精致的皮外套的绅上们，时不时从她身边走过。娜斯佳听到他们用各国语言谈话，心里纳闷，这些人穿得这么厚，难道就不怕热，此时莫斯科人早已穿风衣和薄外套了，而这些数学家们倒好像是到北极来了，难道外国人至今仍相信童话，说什么在俄国，大白熊就在大马路上闲逛。

从楼里蹦出一位身着超短裙和紧身羊绒衫的年轻姑娘。当她从娜斯佳身边跑过时，突然刹住脚步，说：

“哟，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

娜斯佳一抬头，认出她是齐斯加科夫领导的那个实验室的办事员加洛奇卡。

“您好，加丽娅。”

“您是在等米哈伊洛维奇吗？”

“是的，他在这儿吗？”

“我马上告诉他。他在大厅里和兹韦基齐教授说话呢。我这就来！我马上就……”

加洛奇卡脚上的鞋跟又高又厚，两条腿细溜溜的，飞快地飘进楼里去了。刹那间，连娜斯佳也嫉妒起她来。她自己，哪怕穿着轻快舒适的旅游鞋，也跑不了她这么快、这么轻盈，这样的高跟鞋，她只在极端必要的场合下才穿，而且，穿上也走不快。

齐斯加科夫出现在台阶上，身后站着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白发男子和一位戴眼镜的优雅太太。娜斯佳不觉忸怩不安起来。好一个傻瓜，她跑到这儿干吗来了？她能告诉列沙什么呢？说她有错，说她看他，说他的所有疑心都毫无根据？这样的话在家里说是相宜的，而在这种场合却极不合适。这里的人都忙得很，在于正事，而不是在哭哭啼啼。再说他的样子也……列什卡穿着名贵西服，表情严肃，再怎么说也是个院士，写过十多部科学论著，一个大型国际研讨会组织委员会主席。而她呢——穿着牛仔裤，廉价的外套，旅游鞋，连眼睛也没描过。居然是教授夫人。

阿列克赛对同伴说了句什么，那些人微笑点头。他不慌不忙走下台阶，朝娜斯佳走来。

“出什么事了？”他边走边问道。

“我……”

她突然感到窘迫，感到极不自在，并在心中狠狠责骂自己。说什么呢，她该跟他说什么好呢？我真是的，居然选择这么个时间来跟他说明关系。跑到天涯海角来，为的只是向丈夫表白爱情。真是一场闹剧，除此之外没别的可说。

“我来办事，发现离这儿不远，于是，就顺便过来看一眼。请原谅，我不想打断你和客人的谈话，我不过是想坐在椅子上歇一歇，如果不是你那位加洛奇卡看见我的话，再过几分钟我就准备走的。”

“我在问你，究竟出什么事了？”齐斯加科夫语气生硬地说。

娜斯佳看了一眼丈夫的目光，她从里面看不到她已经看了二十年的那种温情和甜蜜的嘲弄。这不是家里那位心不在焉的列什卡，那位关怀备至、殷勤体贴、理解一切、宽容一切的丈夫。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他的淡黄色的头发已经有一半发白了，他个头高挑、气势威严，穿着从英国精品店买来的、深灰色的、笔挺的西装，表情冷峻，眼神淡漠。不，无论如何她也不会向这个男人倾诉她来这儿的目的。他现在顾不上这些。他很忙，她跑到这儿来是多么愚蠢啊。要知道还在昨天，当她试图消除两人紧张关系时，他却说：“过一礼拜再谈。”

“实话说，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真是来办事的，是来询问证人的。下一班电车差不多要过一个半小时后才来，于是，我只是想消磨时间，到旅店里走一走，瞧一瞧你们开会的地方罢了。请原谅，亲爱的，我真的不是想打搅你。我这就走。”

她站了起来，可阿列克赛使劲抓住了她的肩膀。

“加洛奇卡当着众人大声说我妻子来啦。现在，我得把你介绍给客人们。”

“列什，不必了……”

“这是礼节，走吧。”

“列什卡，我这样子……不方便吧。”

“就这么着吧。你来这儿时就该想到这一点。可现在已经没退路了。他们在看着我们呢，等着我把我的妻子介绍给他们。我无权不礼貌，无权违反规矩。走吧。请你不要装出一副有错的表情，客人并不一定知道咱俩的一切都不正常。”

“可咱俩的关系是不正常啊，”娜斯佳飞快地说，“我正是为这才来的呀。”

“等我回家，会给你机会讨论这件事的，现在什么都说不清楚的。”

他拉起她的手，领她快步走上台阶。

“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我的夫人，”他把娜斯佳领到那位白发老者和戴眼镜的太太身边，用英语说道，“娜斯塔霞，警官、侦探。阿娜斯塔霞，来认识一下，这位是罗赞纳·帕特里尼亚尼教授和米兰·兹韦基齐教授。”

两位教授礼貌地笑着握了握娜斯佳的手。在接下来5分钟的上流社会式讯问过程中，她勉强才能站住，随后，他和教授们礼貌地告辞，借口说她还得去赶电车。

“您难道没有汽车？”罗赞纳吃惊地问。

“我不会开车，”娜斯佳撤了个谎，“我没有执照。”

她没必要解释，远不是每个警察都买得起汽车的。她家里是有一部汽车，但那是列什卡的，他亲自开车，而娜斯佳忍受不了开车之苦，只是在别无办法的紧急情况下，才会坐下来操纵方向盘。

“西方所有警察都会开车。一个人如果不会开车，就不能进警察局。怎么，俄国没有这样的规定？”

“没有。”

“这可真怪，”罗赞纳困惑地拖长了声音说，“考虑到你们这儿的路这么远……这就更奇怪了。这下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报刊说俄国警方无力对付犯罪了。如果你们警察的生活水平这么低，那就不奇怪了。”

娜斯佳又迷人地嫣然一笑，转身快步向大门走去，心中在压抑着沸腾的怒火。这个来自富裕国家、保养得面目姣好的女教授，怎么可能懂得俄国警察？总的说来，她对我们的生活又能有什么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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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所有病都有危机期，人在过了危机期以后，或是痊愈，或是会向相反方向急剧恶化。看样子我的情形正是如此。

今天我又看见他就在我身旁。他和我那么近，我的脸上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呼吸，他是什么人？是啊，除了是那个雇来的杀手外，还能是谁！就是我那位亲爱的夫人雇来的杀手，看起来，她是等得不耐烦了，等不到把我干掉的合适机会，于是决定加快事件的进程。今天是礼拜六，她从一大早起来就在为参加柳巴尔斯基家的纪念日而忙活。

“我还是希望你能改变主意去他家。”吃早饭时，维卡说道。

“根本就不想，”我愉快地说。“你想去你去。”

“萨沙，你冷静点儿，玩笑归玩笑，你这样做太不体面了。柳巴尔斯基一家是我们的朋友，今天四点多我们到他家去。”

“你去吧。我留在家。维卡，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得够多的了。你跟我说话，像在跟一个不懂事的小孩说似的。假如你身上母性的本能过强，到孤儿院领一个孩子来养着吧，至于我，你就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从我这方面说，这很残酷。我们俩至今没孩子，但这不是维卡的错，而是我总在说，我们还得等一等，条件还不具备。条件的确还不具备，和一个孩子生活在一起，身边就有一个疯母亲，这太危险了。其次，我们刚搬来时，总觉得只要再过一两年，我们就可以喘口气了，不必总是为了挣钱而忙忙叨叨，也不必为缺钱而犯愁了，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自自在在地生活了。在这类谈话中，奏第一把小提琴的，当然是我。喏，你瞧，奏出好听的调子了。话说回来，假如维卡怀了孕，我们也不会想到要堕胎的。可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孕……也罢，不然她如今能这么自在？没孩子的牵挂，才能全身心投入这位外省来的罗密欧的爱情，不必为家里只有孩子一个人而揪心，或是为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而操心了。如此看来一切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她的眼角已经涌出了泪水，但维卡竭力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只是更紧地抿紧嘴唇。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啦，萨沙，”她稍顿了一下又说，“我有时觉得你八成是疯子。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别说蠢话了。”我厌烦地说。

刚起床就和维卡拌嘴是我不愿意干的，于是，我扭转话题，谈起一件根本无关紧要的事，随后，我声称我打算今天在家呆一天，做些家务活儿。

“你最好去逛逛商店，”我好心地说，“我开洗衣机，同时，吸吸尘土。我想我们已经一个月没打扫屋子了，土都埋到脑门上了。咖啡壶也该清洗了，澡盆和便桶也一样。顺便说说，如果你打算到柳巴尔斯基家喝酒的话，我建议你去一趟美发店，你头上的白发太显眼，该染一染了。顺便也修修指甲。”

我说这一套当然是违心的，我只是不想出门而已。可这一点又不能告诉维卡……

她一甩门到商店去了。其实，我一大早就犯混，也该着这样。家务活儿有半天就能干完，我干起家务来出乎意料地勤快。维卡是3点多回来的，我一眼就看出，她还是去了美发店。手上，新涂的指甲油晶光闪闪，头发也比早晨黑了一点儿。她一句话也没说，也没提任何问题，默默把买来的食品搁进冰箱，回房间换衣服去了。与此同时，我在厨房里擦抹餐具，并用一种曾大做广告的进口滑石粉擦灶台。

过了一会儿，维卡往厨房里瞧了一眼。她彻底换了装，脸上涂脂抹粉，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

“我走了，”她平静地说，“你是就呆在家里呢，还是要到什么地方去走走？”

“我哪儿都不去，”我瞧着托盘光闪闪的表面说。那样子像是想要从中读出一些火烫出的字母，组成永恒而又不会过时的聪明睿智的语句似的，“我就在家呆着了。”

她的高跟鞋笃笃响着。她走到门口，只听门闩卡嗒一响，笃笃的脚步声在去往电梯间的瓷砖地上响着，完了。她走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松一口气了，我可以干点儿喜欢干的事儿了。

可是，她这次让步也让得太容易了！就是一早说了那么几句话，再就什么都没说。我，老实说，原指望她会犯歇斯底里，会大叫大嚷，会哭哭啼啼，会祈求恳求，会威胁恐吓——随便什么她都有可能，只是没想到她会这么轻易、一声不吭地让步。不，不管怎么说，我妻子是聪明人。她对我很了解，了解得像一只剥了壳的蛋。确切地说，她对我不是了解，而是感觉。对我脑子里此刻在想什么，她当然无从得知，因为她根本想不到我会知道她已经雇了杀手，可这个坏女人她知道，她能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什么地方该用力；什么地方固执己见毫无意义。就算她和那位乡村堂·璜的关系处得不是很顺利的话，她的天性也够敏锐的了。天呐，我曾经是多么爱她！

维卡刚一离开，我就手脚麻利地收拾完屋子，捧着一本书坐在了沙发上。我都没有察觉自己是在什么时候打起盹来的。等我醒来，一看表，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脑袋沉甸甸的，有点儿疼，我忽然想起，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妈妈常对我说：不能在天黑时睡觉，这对身体不好，看来妈妈说得对。我竭力抖掉睡意，踅进厨房，想煮一杯咖啡。在经过电视机时，我懒洋洋地捅了一下按钮，想让响亮的、电视里的声音帮助我尽快从昏睡中醒来。

“……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戈托夫齐茨被暗杀了，”电视机里传出信息节目播音员的声音，“首都警察局再次许诺要在最短期限内破案。这是我台特约记者从莫斯科内务部发来的消息。”

我一手拿着装咖啡豆的塑料袋儿，一手拿着磨豆机，往房里瞅。荧屏上一位高级警官的将军肩章在闪闪发光。

“罪行刚一败露，我们就已组成了破案小组，我部及管区部门的警官，都参加了这个小组。”将军说道，“我们有几种猜测，都在同时调查中。戈托夫齐茨议员曾经搞过多年记者工作，而我们的猜测之一，恰恰在于，她的被杀有可能与她的新闻工作有关。”

“你们是否也在调查另一种可能，即戈托夫齐茨的被杀，与她的议员活动有关呢？”记者提问道。

“当然啦。我们正在各个方向上展开工作。”

“凶杀案已经发生一星期了，你的同事们在此期间想必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了吧。能否请你谈一谈，是否有一种已被彻底否定了的方案呢？您今天能否肯定地告诉我们，哪种情况或许不是导致凶杀的原因呢？”

“能说出肯定话的，只有上帝先生，”高级警官不无挪揄地说，“而我充义量不过是将军而已。只有把罪犯抓住，我们才能肯定地说。”

播音员又出现在荧屏上，我走回厨房。如果请一位警察上节目，问问有关议员被杀案的情况，那会怎样呢？材料热乎乎的，如果今天就能找到这么个人，跟他在电话里谈一谈，预先说好播出日期，在正式播出的前一两天，先做个预告，那会给自己赢来很大一笔广告费的。啊呀，要是维佳·安德烈耶夫还活着那就好了，他对付这类问题真是三下五除二，而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到哪儿、给谁打电话好。给那个女人吗？她叫什么来着，哦，娜斯佳。好像我连她的电话号码都没有。得，总得想点什么办法。说到底，就是没有这份材料也对付得过去，反正节目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而我也同样如此，该来的就让它来好了。

咖啡已经快溢出锅口了，这时，电话铃响了。又是一个没想到，来电话的竟是那位多罗甘。我还以为在那次令他感到羞耻的直播以后，他会像躲避瘟疫一般躲着我的。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我有一笔生意要跟您谈一谈，”他操着宏亮的男低音说道，“我打算根据著名女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的作品拍一个系列电影。您认得她吗？”

“听说过。”我简短地答道。

“可您没读过？”

“没，没时间读。我不是这类书籍的爱好者。”

“书很好，我敢向您保证。这不，我打算把她的作品改编成系列电影，想建议您邀请她上您的节目。”

“为什么？”我装作一个十足的傻瓜问道。

“什么叫为什么？我需要做广告。我是个正常人，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情愿把托米林娜的被邀直播看成是一个广告。您明白我的话吗？”

我当然明白。这有什么不明白呢？昭然若揭呀，多罗甘付现金，而且，收钱的不是购买我们这套节目的频道主管部门，而是“素面朝天”的工作人员，钱将放进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我们喜欢的、还带着我们体温的口袋里去。可要知道我如今的处境又有何迷人之处呢？迷人之处就在于，我可以良心平静地分发任何许诺，拟订任何计划，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对我有任何威胁。我，或许连明天也活不到。从前我很难拒绝人们的请求，担心会损害我和人们的关系，总是想：如果我今天说“不”的话，明天我怎么有脸跟人说话呢？他会生我气的。而一旦如此这般的“明天”对我并不存在，那么，拒绝人可就轻松简单多了。但从另一方面说，拒绝别人的愿望不知怎么又无影无踪了。我可以许诺也可以答应，反正答应了也不一定非做不可，所以，对关系问题不必过分留意。我之所以没去柳巴尔斯基家，只是因为不想去。我还无耻地，以相当粗鲁的方式打发了另外几个熟人，从前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在依据惯性保持着，就是说，是出于对那个所谓“明天”的臭名昭著的恐惧感。这几个小伙子我就开始不喜欢他们了，他们只会令我恼火，不和他们交往只会令我高兴，可我却得忍耐。如今，谢天谢地，再不必忍耐了。

简言之，我同意了多罗甘的提议，托米林娜就托米林娜吧，有什么差别呢。分辨客户一直都是奥克桑娜和维佳的事，我的工作是在应有的层次上与这些人进行讨论。我可不善于找做节目的人，导演助理找来谁，我便把谁弄到直播节目中去，假如有人自己要上，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多罗甘说过的，他正在研究与托米林娜有关的问题，过几天还会打电话给我。话说到这儿我们就放下了电话。

喝完咖啡，我看了一盘描写美国杀手尼基塔的录像，正想插入另一盘录像带，安安静静地看一会儿，维卡打来电话了。

“你不来找我一趟？”她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问道，“天已经晚了，我一个人回家害怕。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的院子多么暗。”

这倒是真的，柳巴尔斯基住的楼房，坐落在一个很大的居民区里面。那里很黑暗、很可怕，总是在不断出事。而从那儿到地铁口，得步行大约20分钟。维卡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人，因此我断定，她准是想用这种笨拙的办法引诱我到柳巴尔斯基家去。好像我真的忙得要死，只是刚才才歇下来——立刻就赶到朋友那儿去过节。那太可笑了。

“那好，我去接你，但我不上去。过一小时你到门口等我。”

“好吧，”她居然十分听话地答应了，“过一小时我就下去。”

说实话我真的不愿出门，可无论我今天对维卡怎样，我毕竟是男人。假如一位女人请我在深夜开车送送她，我是不会拒绝的。我不慌不忙地换上外衣，下了楼，把车从铁盒式的车库里开出来，驶向柳巴尔斯基家。

我是在半路上偶然发现的他。确切地说，起初我发现的只是一辆车——部深绿色的“福特牌”，很整洁，不太大，是一辆很机动灵活的车，它好像粘在了我身上似的，根本不想超车，尽管我开得并不快。“嘿，你瞧，马上就要动手了。”我有点儿淡漠、甚至冷漠地想。可是，距我要去的居民区大约还有一公里时，“福特”车不见了。我于是断定，这次准是我弄错了，那车并未跟踪我，它只是跟我同过一段路而已，我甚至感到似乎有些遗憾：一切痛苦居然就这样轻飘飘地过去了——不然我又得总是心里七上八下的，每秒钟都在期待死亡。

可是，离目的地已经不远时，又一出乎意料的障碍横在路上。直通那幢楼的那条路被挖了一道壕，显然是在进行维修施工。我关上车门，向黑暗处逡巡，寻找有没有一条可以穿过堆满了烂泥的小路，以便既不致踩上烂泥，也不致掉到泥坑里去。这里没有灯光，和通常那样，郊区地带永远都这样。

要通过危险地带，得绕一个大弯子，绕过我面前那幢楼房。维卡为什么不警告一声，说路已经被挖断了呢？可这说到底也无济干事，反正我得去接她。反正我也得把车留在这个巨大的土坑前，靠自己的双脚往前走的。

我雄赳赳地走在巍峨的楼群中，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那脚步很轻很快，几乎悄无声息。可我还是听见了。我猛地一转身。脚步声也停了。是我的错觉？可我刚一动，脚步声又响了起来。那人速度很快，显然是在追我。我绝望地扫视着四周，想找到什么人，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哪怕是一伙散发着危险气息、醉醺醺的年轻人也罢。可周围连一个人也没有。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么黑的天这么多的烂泥，就连小流氓也不愿在此游荡。

我加快脚步，走过最近那幢楼房的拐角后，紧贴住墙根，即便这不是那个杀手，而是一位偶然碰到的路人，最好也还是让他从我身边过去好了。但他却没走过来。他同样停住了脚步，等我从隐蔽处走出来。我呆了似的一动不动站着，就在这时我突然醒悟到我其实并不想死。就在几分钟之前，如我自己以为的那样，对待自己那马上就要到来的必然的死亡，我还是那么冷漠，而且是一经决定便不再反悔——既然维卡愿意这样，那就让它这样好了。我不是个战士，我从来不曾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从来也没有为达到无论什么目的而忽视过任何人，从来也没有固执己见过。对于我的妻子雇了人来杀我这条消息，我听后是伤心和委屈的，但却连一秒钟也不曾想到要试图改变事件的进程。对于这位杀手，反正你躲是躲不过去的，他比你更狡猾、更有经验也更强大。但这全都是几分钟前的想法……而此刻我站在那儿，竭力屏住呼吸，心里却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我还不想死。不，不想！我怕。我想活下去。无论在哪儿和跟谁，哪怕是生活贫穷、疾病缠身，无论如何我都要活下去！

我感到他在逼上前来。这我不是听到而是感觉到的。他移动起来十分小心，一寸一寸地缩短着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尽量不弄出一丁点响动，就好像不是在刚开春泥泞的土地上，而是在空中飞一般。但我还是感觉到他在移动。我确切知道，杀手距我半米开外。是的，他距我站的地方、距楼房就只有半米，把他和我隔开的距离，就只有半米。我觉得我已经看见他的衣角了。

于是，我发作了。我的神经崩溃了，一种想要活命的愿望狠狠地鞭打着我，我使劲一撑，离开墙，撒腿猛跑。身后响起软绵绵的“噗噗噗”的响声，而且是三下。杀手在用带消音器的手枪射击。前两枪声音很沉闷，第三声稍微响了一点儿，显然，那人用的消音器是自制的，用过头一次后马上就失效了。周围很黑，可我仍然跑得很快。他没打中我。

我的双腿带着我，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往哪儿跑。当我刚一踏上平展的人行道时我才醒悟，原来我已穿过了整个居民区，从它的另一面跑出来了。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儿，气都顺不上来了，腿软得站也站不住，我只得靠在一棵树上以免摔倒。几乎与此同时，在我的左方响起了发动机的声音。绿色“福特牌”如子弹一般从我身边飞过，消失在黑暗中。此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已经一清二楚了。杀手知道通往居民区的路挖断了。因此，他断定我必定会开车经过这里，于是，改变了计划，把车放在了对面，好不让我在停车时发现它。维卡在把我引出来后，给他打了电话。而她之所以不告诉我居民区开不进车，其原因正在于此。这样一来我肯定会要她在门口等我，为了不让我把车停在这个犯罪多发地，就让随便什么人来送她好了，不然万一被什么人撞上就糟了。对她你无可反驳。而她需要的，仅仅是能让我必定得在楼群之间黑暗而又无人的空地经过。

有意思的是，她此刻是否还在门口等我？很可能没等。她已经确信我终于在此被人干掉了，所以，会自在地坐在柳巴尔斯基温暖的家里，和朋友们喝酒，而为了放松一下，或许还会跳跳舞的吧。也许她会对大家说，我刚刚摆脱公事，马上就到，然后，在一群诚实人的眼皮底下，像一位忠实的妻子那样等我。这是对的。让人们好好看看她吧。不然，假如她一个人站在楼门口的话，将来就无法证明自己不在现场了。她会再坐一会儿，喝点儿香槟，吃点儿沙拉，然后，大约在12点时，说或许我不会来了，她该回家了。客人们全都一块儿走，走到挖开的大坑前，维卡看见我们的那部车。于是大家全都动手找我，按剧作家的构思，他们终于发现了我冰凉的尸体。然后就落幕。鼓掌。演员上台“谢幕”。剧终。该到存衣间取大衣回家了。然后，就是扮成一位不幸的寡妇，投入那位乡巴佬酒友的怀抱。

我的呼吸慢慢调匀，腿已经能稳稳站立了。我舒展肩背，看了一眼手表。坏了，我差点儿要迟到了！从维卡打电话要回家起，已经过了1小时10分。可我现在该怎么办好？要知道或许她根本就没在楼门口等我。这一点上我失算了。可我不能上去到柳巴尔斯基家去叫她。也是，我走到楼门口，等她半小时再说。

而我又失算了。维卡就在约定的地点等我。也是，她总是比我以为的更精明。她为什么站在这儿呀？实际上，她和那位杀手之间，肯定实际上就如何打暗号有过协议，通过暗语他能告诉她事情的进展。在我搂着大树慢慢从一场惊恐中苏醒过来时，他已经告诉维卡，这一次又没有得手，于是，她飞快地下了楼。

“对不起，忘了告诉你路挖断了。”她以一种奥林匹斯神祗式的平静说道。

真是活见鬼，我竟然想为了她所表现出的精神力量而尊敬她了。她丝毫不激动，不神经紧张，对我仍然活着未流露丝毫不满。

我默默挽起妻子的手，搀着她走过整个居民区，返回汽车。我想活下去。我不想死去。我知道为此我究竟该做什么。

我决定了。

塔姬雅娜·奥布拉兹佐娃——她说是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对娜斯佳的提议一口回绝。看完“素面朝天”节目录像带后，她吓了一大跳：

“你是怎么搞的，居然想让他对我也如法炮制？我才不会呢！你别说了。最初几期还可以，而你给我看到的最近这两期，不啻为瞬间死亡。”

“丹涅奇卡，亲爱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娜斯佳说道，“列什卡极其通俗地给我解释过，节目理念的变化可能与商务策略有关。现在他们把节目做得像是丑闻录那么鲜明，为的是靠节目前后播出的广告为生。从前他们是靠什么生存的呢？那时他们谁都不敢惹，只是在人脑袋上拍那么几下了事？这也正是我想要了解的。”

“于是你就以为，只要我和主持人见那么一面，就能为你打听到所有秘密？”塔姬雅娜笑了，“亲爱的，你把我看得太高了。其次，假如我以文学新星身份出现在荧屏上的话，人家就不会吸收我工作了。不这样人家都已经在对我侧目而视了。只要一提到我的名字，哪怕只是稍稍提那么一下，就够报刊议论一礼拜的了。”

“丹尼娅，这工作对你不是很合适吗？反正你马上就要隐居，随后又得抱三年孩子……”

“你这是从何说起？”塔姬雅娜打断她的话说，“我不这么想。喂孩子有伊拉。”

“那不也一样嘛？等你重新开始工作时，大家早把节目给忘了。再说，有人竭力求我跟你谈淡写剧本的事。”

“谁？”

“多罗甘·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他给你打过电话，还记得吗？”

“记得。一个说话嗓门很高的烦人家伙。我该说的都告诉他了。这么说，如今他又采取了迂回战术，是吗？”

“丹涅奇卡，别生气，他说得有道理。假如你亲自动手写剧本，至少能保证你的书不被糟蹋。分娩以前你到底想干什么？呆在家里无事可做，你会烦闷得发疯的。”

“别激动，我还不至于。”塔姬雅娜笑着说。

娜斯佳是头一次进这个家门。她最近一次见到塔姬雅娜是在1月份，那次，斯塔索夫和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亲戚伊拉奇卡，还住在契穆斯卡一间小小的一室住宅里。当时他们已经买了一套新住宅，可喜欢操持家务并富于远见的伊拉奇卡坚决反对在彻底装修新居以前搬家。她找到的那位设计师的确很棒，搞了一个方案非常合理，结果，一套普通三居室的住宅被节省出了足够的空间，能为家里每个人安排一个舒适的角落，甚至连未来的孩子也想到了。

当时，在1月份，塔姬雅娜苦于中毒，神色憔悴，沉默寡言，什么也不想吃。现在她感觉很好，气色好多了，但在中毒之后，又来了新的痛苦：她什么衣服也穿不成了。

“你不知道我为自己买件衣服有多难，”她对娜斯佳诉苦道，“人家给我缝54号衣服，不知怎么那么小。穿上它不光连餐具都讨厌洗，就连上班也烦。可现在我更胖了。干脆不穿衣服倒好了。你把我往电视上拉，可要知道我连上电视的衣服也没得穿。一位穿着从‘勇士’商店买来的针织内衣上电视的著名女作家好不漂亮啊。笑死人了。不，娜斯秋莎，别出怪招了。”

“如果问题就出在衣服上，这好办。”娜斯佳感到她有所松动了，连忙说道。在决绝的“不”之后，如果出现了解释，那这已经是不小的进步了。任何理由都有反驳它的根据。只有无可争议时，承认才是毫无意义的。“别担心，我弟媳会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只要同意，其余的一切由我来办。”

“不。”

娜斯佳决定喘口气，换个话题。两人谈起斯塔索夫和他与前妻所生的十岁的女儿利丽娅，谈起伊拉奇卡，在从彼得堡搬来以后的四个月里，居然再没闹什么恋爱，因为她一门心思担负起了指导新住宅装修的责任，十分投入。塔姬雅娜很为自己的亲戚难过，认为这么年轻的女子工作不顺心，家庭生活也不顺利，这全是她的过错。

“伊拉以为她今后一直可以担当我们家庭主妇和经济总管这一角色，她总认为自己的一切还在前面，什么都还来得及。可这算什么生活？除了商店就是厨房。大千世界从未见识过。在彼得堡好歹还有几个朋友，而在这儿连一个熟人也没有。”塔姬雅娜悒郁地说。

“喂，”娜斯佳忽然兴奋地说，“我这儿正好有一个人选，配伊尔卡好不阔气啊。”

“是谁？”塔姬雅娜疑惑地问。

斯塔索夫是她的第三任丈夫，而这三个丈夫都是她自己找的，所以，对于那些偶然通过熟人打掩护说媒的事，她历来比较谨慎，并持不赞许的态度。

“我们的同事米沙·多岑科呀。多好的小伙子，又聪明，性格又好，长相也般配。对于那些长腿的苗条女郎特别有吸引力。”

“真的？”塔姬雅娜追问道，“他爱不爱追女人？”

“才不爱呢，一个正常的年轻人，有很成熟的美感。献起殷勤来也很帅气。不，说真的，丹尼娅，他俩真是绝妙的一对儿。我以前怎么就从没想到呢？早就该介绍他俩认识了。”

可塔姬雅娜却毫不掩饰她的怀疑。

“如果他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结婚呢？莫不是那一大堆优点倒是用来掩盖缺陷的。阿娜斯塔霞，你不要费心为我制造世界声誉，为伊尔卡找丈夫了。最合适的，从来不会是在半路上拣来的，这是经验证实了的。就这么回事，亲爱的，剧本我是不会写的。索面朝天，我也是不会去的。不要把你的同事给伊拉介绍了。还有什么事吗？”

“有，”娜斯佳高兴地说，“你现在在写什么？”

“这和我们讨论的题目有关吗？”

“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只是好奇罢了。刚才那个话题已经说完了。”

“那我们就去吃点饭。伊尔卡，我想准是在烙白菜馅饼，根据香味判断。”她已在实施她的警告了。

娜斯佳不太情愿地从她盘腿缩成一团的沙发上站起身。她和塔姬雅娜关系很好，跟她丈夫斯塔索夫老早就是朋友，且真心喜欢面容姣好、活泼欢快、爱做家务的伊拉奇卡，可尽管如此，她的谈话还是进行得很不顺利。她其实根本就不想来这里，更别说进行这么冗长的谈话了。其原因不是因为她不喜欢斯塔索夫家。只不过因为任何交际都使她痛苦得难以承受，就如同只要走路脚上被磨破的老茧就要隐隐作痛一样。如果说塔姬雅娜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低声谈话她尚能以斯多噶人式的精神承受下去的话，那么，她行将听到的伊拉奇卡那尖细的、一刻也不肯停下来的唠叨，就只能令她恐惧了。而且，再过不一会儿斯塔索夫也要回来了。我的天呐，她这人是怎么啦，为什么无论如何也醒不过神来，为什么总是想像蜗牛似的躲在壳里，谁都不想见呢？

所有最坏的担心都应验了。伊拉奇卡不住气儿地唧唧喳喳，而且她“不是无对象”的，而是执拗地要求对方回答的，这样一来，娜斯佳就无法从谈话中退出来了。很快斯塔索夫也回来了，他高大，宽肩，眼睛是绿色的，娜斯佳这下可蔫了。对方有三个人，这对她来说显然是多了点儿。可是，伊拉奇卡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使她立刻精神抖擞起来。

“……连正常工作条件也根本不具备。在彼市她还好在能利用节假日写点儿东西，在这儿可好，在我们这个莫斯科，平常连一分钟喘气的机会也没有。我们本指望丹尼娅能在5月份写完这本新书，拿到稿费，可这会儿还看不出什么时候能写完呢。早知道是这么个结果，我在装修上就该少花点儿钱才是。”

娜斯佳转身对塔姬雅娜小声说：

“你是不是就为了这个才拒绝写剧本的？”

“当然。书还没写完，我哪儿还有时间写剧本？”

“怎么，交稿期定得很死？”

“那倒也不是，出版商从不为我规定任何期限，他们知道我有工作，分不开身。可是需要钱啊。反正，他们为剧本付的没有一本书那么多，所以，假如我有两个月的合法产假的话，我也最好是用来写书。”

“可要知道你的出版商肯定也对根据你的书拍的电影感兴趣的。你的知名度一下子就上去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加大印数，用你捞更多的钱了。”

“可那又有什么用？”塔姬雅娜几乎生气了，“这么多印数于我何益？我得的是印数稿酬，交稿时领钱。一次付清，一个戈比也多不了。他们在那儿印多少——与我无关。”

“怎么会这样！”娜斯佳很吃惊，“难道你就不能要版税稿酬吗？这不是很普通的做法么？”

“这还不够我头疼的呢，”塔姬雅娜皱着眉头说，“跑书市搞调查，看他们究竟印了多少……我又不是小姑娘，有时间跑跑转转、挥霍时间，我又没有个供我使唤的‘六条腿的’。而你要是检查的话，那就连印数的一半也拿不到手。我不想当一个被人一骗再骗的傻瓜蛋。要骗就让他们骗我那么一次好了，那也比经常受骗强。这样还不致那么讨厌。”

对这样的理由，娜斯佳是能理解的，她要是处在塔姬雅娜的地位，想必也会这么想。可是，由于此时此刻她并未处于自己女友的地位，而是她自己，所以，便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战斗。她很想拉丹尼娅上“素面朝天”这个节目，好从内部察看一下整个过程。

“斯塔索夫，你从前当过警察没有？”她大声问道。

“当过啊，”斯塔索夫点头道，“有什么问题吗？”

“是你夫人遇到了难题，而你却像伊利亚·穆拉美德这位二米高的笨蛋似的坐在壁炉上，等着海上天气转晴。你不是有机会检查出版她书的那些出版社吗？”

“问题不在这里。如果改用版税制的话，丹尼娅得的钱要多得多，可她很固执，说什么反正出版商是会骗人的，而她又没机会亲自监督印数。”

“你能不能为自己的妻子哪怕就帮一次忙呢？”

“娜斯佳，算了吧，”塔姬雅娜生气地说，“你所有的诡计都露马脚了。斯塔索夫，别听她的，她是在捉弄你。”

“我才不会捉弄人呐！”娜斯佳生气地说，“我是在关心你们的生活。”

塔姬雅娜叹了口气，放下匙子，温柔地挽起丈夫的手臂。

“我来给好轻信的人解释一下吧。我们的朋友阿娜斯塔霞想把我作为女作家捅到‘素面朝天’这个节目里，想让我通过这种方式调查某些细节。我拒绝了。现在，我们这位朋友阿娜斯塔霞又力图说服我们全家，说参加这个节目能给我们家带来不可思议的经济利益。按她的观点，我在电视上一露面，公众对我作品的兴趣便会上升。由于我并不相信这个童话，所以，我希望你，斯塔索夫，对我拒绝参与此事能够理解。”

弗拉基斯拉夫摊开了手，转向娜斯佳，说：“这我可帮不上什么忙，娜斯秋莎。我不能强迫丹尼娅做她不愿做的事。命运赋予我的权限只能有一次，而我在迫使她嫁给我，并随我迁到莫斯科这件事上，已经把它用完了。其他的我就无能为力了。”

“噢，你们这些孩子们啊，”娜斯佳沮丧地说，“我给你们个生意，而你们……伊拉，恐怕就只有你能理解我是对的了，是吗？”

伊拉奇卡温柔地一笑，从斯塔索夫面前端走脏碟子，然后，把一盘馅饼推到他面前。

“说实话，我也反对。钱，当然需要，但不能用这样的代价。”

“可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怎么啦，要丹尼娅作出什么不可思议的牺牲了吗？天呐，不就是去一趟电视台，浪费一个半小时就完事大吉、打道回府么。有这么多说头？”

“是得说一说，”伊拉反驳道，“斯塔索夫，你甚至都没搞明白我们说的是什么事，因为你整天都在班上。而我总是在家里，‘素面朝天’节目我是每期都看的。我不喜欢乌兰诺夫的作派。从前他多么迷人呐——简真令人倾倒！如今都成了个怪物，就是敌人我也不愿让他落在这头怪物的爪子下。你们大家大概都忘了丹尼娅就要生孩子了吧，得注意不要让她精神负担过重。可与下流无耻的乌兰诺夫这头怪物会面，除了坏情绪，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好处。他会侮辱她，把她踢进泥里，她会崩溃、难受，这对孩子不好。所以，如果你们想知道我的意见，我反对。”

娜斯佳悒郁地盯着杯里的咖啡渣。她一无所获。可要知道她从一开头就确信她能毫不费力说服塔姬雅娜。问题出在哪儿？问题是否在于她对自己老友的妻子还太缺乏了解，无法找到适当的理由，找不到能打开她个性之谜的那把钥匙？还是因为她寻找必要借口和钥匙的能力已彻底丧失了，因为她本能地竭力想要尽量少说话，把与他人交际的时间缩减到最少最少的缘故？难道这个冬季承受的压力对她的职业水准有了影响？可怕。可必须做些什么。连说服一位女作家上电视都办不到？而且，她要说服的这个人，不是一位陌生的不认识的作家，而是认识了已经整整四个月，而从斯塔索夫的讲述里，已经知道她一年半载了的人了呀。如果连这么简单的任务也完不成，那这个人注定会一事无成。

“好吧，”她忧郁地说，“我明白了，你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上电视的了。可我又该怎么回多罗甘话呢？”

“多罗甘是什么人？”好吃醋的斯塔索夫顿时警觉起来。

“一个制片人。想根据丹尼娅的小说拍电影，因此请她写剧本。”娜斯佳解释道。

“我已经都告诉他了，”塔姬雅娜有点生气地说，“我得写完那本书。书一天不写完，我一天不能写剧本。如果你的那位多罗甘还是不甘心的话，这事我们可以以后再谈。”

娜斯佳决心不再固执己见了。归根结底，她之所以需要多罗甘这个借口，不过是为了把塔姬雅娜作为女作家推到乌兰诺夫的节目中去而已。而如果丹尼娅拒绝的话，那娜斯佳也就没必要为电影制片人的利益而固执己见了。

为了礼貌，她又坐了大约20分钟，才起身告辞回家。

我和卢托夫大约是在一个月以前认识的，当时奥克桑娜·邦达连科正在做一个有关心理咨询中心的节目。近几年此类咨询中心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每个缝隙里冒了出来，涌现出一大批心地善良、自学成才的心理学家，想要帮助那些沦落入沉重生活处境中去，而又想要同自己那已冷却的过去一刀两断的人。老实说，那期节目的特邀嘉宾，就是这么一个中心的经理，而卢托夫是作为一种有效的道义支持，陪他一起来录像的。

在录像开始前，我和往常一样，用了大约40分钟，与客人和他的陪同聊天，奥克桑娜款待他们吃冰淇淋加咖啡，而我呢，则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与之“建立联系，联络感情”。到了该进演播室的那一刻我才突然明白，即我对那位嘉宾丝毫不感兴趣，倒是那个陪同——他中等个，头发已经全秃，鼻子微弯，眼睛是深陷的、灰色的——反倒把我给迷住了。在整个录像过程中，我所想的就只是一件事，那就是这男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在录像机前的演说刚一结束，我就请他俩再喝点咖啡。我记得奥克桑娜曾经吃惊地瞥了我一眼：以前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我们的客人（我甚至连他们的姓氏也没记住，可见我对他无所谓到了何种地步）在录完像后不知为何一言不发，显然，他以为自己已经为祖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人们再不会对他有什么要求了，倒是那位卢托夫与之相反，和我活泼地谈了起来。在我眼里他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但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一种许多人称之为魔力似的东西。我根本无力抵御他的魅力，他冲我一笑，我也便如傻子一般不由自主咧开嘴唇还他一笑，感到自己无上幸福。不知为什么我没命地想要赢得他的赞扬，跟他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课堂上回答自己崇拜的老师提问的小学生。

节目剪辑好后，奥克桑娜和往常一样，邀请咨询中心经理审片，这一来，我便焦急难耐起来，像个小男孩：是他一个人来，还是又是两人一起来。看见他俩是一块儿来时，我高兴得宛如一个在电报局旁边终于等到了自己恋人的年轻人一般。而这一次卢托夫更令我欢喜不已。实际上，我是把嘉宾无礼地推开让奥克桑娜和导演去管，让他们去看结果、修改样片去好了，对我来说已经不会再有别的要求了，喏，至于说再写那么一小段话的事，这不归我管，就让导演去管好了。我像乞丐纠缠路人一样缠住了卢托夫，尽量让自己显得聪明而有教养，我发现自己居然不时结巴起来，心惊胆战地观察他的眼神。

我觉得卢托夫似乎也对我有好感，因为他讲起了上次录像时没有讲过的与咨询中心有关的详情细节。对那些详情细节我并不怎么感兴趣，但他几次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即哪一个人有了我这样的资质，到他们那儿工作要比在前景暗淡的电视节目里工作，更有益也更有趣，他所说的“我的资质”，是指我善于与人平易近人地谈话，善于让人们以为实际上他们要比他们自己以为的那样聪明和有趣得多。

“跟您说话以后，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会提高一大截的，”他说，“对于我们中心的顾客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帮助一个人用他人的眼光观察自身，这就是我们用来为他开门的那把钥匙，使他有机会自己走出困境。”

“我是否可以把您的话当做邀请我到您那儿工作的建议呢？”我开玩笑道。

卢托夫此时看了我一眼，然后一点头。

“是的。可是，假如您想离开电视台而成为我们集体中的一员，您就得采取我们的生活方式。您或许根本不会喜欢那种生活方式的。”

当时，也就是一个月以前，我还活着来着，而维佳和奥克桑娜也曾活着，我那时还爱着维佳，因此，卢托夫的提议并未让我动心。可是，这位秃了顶的、鹰钩鼻子的男人，却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我。我会怀着极大喜悦把我所有的腻友统统赶跑，只要能让我得到一个如卢托夫这样的朋友。这人聪明、安静、可靠，不会因种种琐碎之极的问题来烦你。他身上有一种气质……就是用语言也无法表达。

录像播出以后，我和他有了第三次见面。老实说，当我得知卢托夫想要和我见面时，我颇感震惊。维佳·安德烈耶夫的办事方式令我们的客人很难产生在节目播出之后仍想与我们一会的愿望。也许，这些人都对我们的感情既感激又厌恶吧，所以，接到卢托夫的电话令我困惑不解。当然，坦白地说，也令我高兴。我猜到他想对我说什么，但即使如此，我也愿意从他嘴里听到这句话。不知为何我总觉得，从如卢托夫这样的人那里，即使是批评，甚至是最不光彩的批评，我也乐于接受，简言之，我同意和他在那个地点见面，也就是我和维卡喜欢去喝咖啡、几天前我在那儿见过她和她的那位情人的咖啡馆。

使我吃惊的是，对于节目，卢托夫只字未提。我不知道他是在装样子呢，还是真的不知道，尽管后一种可能我觉得极不可能。他说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卢托夫说，“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如果你愿意，称之为咨询也未尝不可。”

“愿为您效劳。”我高兴地说，同时松了一口气，心想，他看来不打算指责我什么了。

“我们组织终于到了得自己做节目的地步了。我不记得我是否跟您说过我们分公司的事……说过吗？”

“没有。”

“是这样，我们组织实际上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分公司。我想这不会使您感到吃惊吧，处于心理困境中的人到处都有，他们全都需要帮助。倒不一定非需要我们的帮助，但他们需要帮助这倒是真的。因此，我们创建了足够多的分支咨询网络。我们的特点在于，病人无需在我们中心住院，像精神病院或神经病院那样。病人和我们一块生活。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不大明白。”我困惑地说。

“我给你解释。有人来找我们，说：我很难受，我不想像如今这样生活下去了。我想死。我们回答他说：到我们这儿吧，你会生活得跟以前不一样的。你仕途不顺，工作不得劲，你对工作厌烦了吗？我们会按照你的能力和禀性分派你工作。没人喜欢你吗？朋友出卖你了吗？我们会给你爱和友谊的。你的家庭破裂了吗？你到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来吧，你在我们这儿能找到可以取代你父母的人，也能找到你对他如对自己亲生儿子的人。你丧失了道德操守了吗？我们会给你信仰与学说。”

“可你们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工作呢？”我不无怀疑地问，“擦地板、给大家做饭？”

“怎么会呢，”卢托夫温和地一笑，“我们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它们同样遍及世界。您恐怕连想也想不到，来找我们的人有多么多。我们的各个分公司、办事处、代办处和小型企业，就是由这类人组成。”

“有意思……而他们生活怎么样？在军营里吗？”

“我的天呐，”卢托夫用他那深陷的灰眼睛温和地看着我，笑着说道，“您哪来那么多胡话呢？是啊，他们住的不是什么宫殿，但他们生活很充裕。至少，根本谈不到什么兵营，也不可能住什么兵营。有的人如果自己有住宅，就住自己的住宅，如果有人没住处，可以和我们的某个顾客合住。每家两到三个。我们为所有人提供住处。”

“资金从何而来？提这样的问题该不会有什么不体面吧？”

“很体面。一眼就看得出，您对经济不太在行。要知道我刚才不是告诉过你，我们有自己的企业么。这些企业都有自己的收入，且收入颇丰。它能使我们有能力为我们的客房提供一切必需品。况且，企业还可以再发展。在某些国家我们还出版自己的报纸。四个版面的周报。你当然会觉得这一切很可笑，可我们的宗旨是，为人们提供有关我们中心的信息，为他们摆脱心理危机提供实际建议。应当告诉您的是，我们的报纸销路很好，所以，我们办报不赔钱。如今来自我们企业的收入已能允许我们设想如何办一个我们自己的电视节目的事了。刚开始可以办成每月一期，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可以改为每周一期。我找您来就是想跟您谈谈这件事。”

我们在酒吧里一直坐到夜深人静。卢托夫提问，我则诚恳地回答，并向他坦诚他讲了办一台电视节目的技术细节和我们与将要收买我们节目的那家频道的微妙关系。我很想使自己能在他眼里显得有经验、有职业造诣，所以，我竟然把通常根本不向外扩散的某些秘密也统统告诉他了。可我信任他。而且（承认这一点我感到后怕）极欲让他也喜欢我。我以一种陌生人的眼光冷眼旁观这一情境，我明白，他所说那样一种中心，是彻头彻尾的蠢事和慈善空谈、宗教的谎言。您瞧见没，他们竟然分发信仰？可是，我的另一半——即参与此情景，并和卢托夫谈话的那一半——却没有察觉这一点，而是单纯地尽情陶醉在与一位聪明严肃的人的交往之中，此人并不想教会我怎么生活，也不评论任何人的长短，他的推论既符合逻辑又符合理智。

“谢谢，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告辞时卢托夫紧握我的手说，“我要好好想一想您说的这一切。如果有必要，能请您再为我咨询这么一次吗？”

“当然愿意。能对您有用我非常高兴。”我诚恳地说。

说到此处我们就分手了。他再没给我打电话。最初一段时期里，我常常回想起他来，尤其是当我不得不与一些与他惊人地不相似，野心勃勃、愚蠢透顶，唠唠叨叨的人告辞时，后来，当我得知自己死期已近时，不知怎么我把他给忘了，和我忘掉许多别的事情一样。

在和杀手遭遇后，我又想起了他。我明白了我其实不想死。可是要向警察局告发维卡，我也不愿意。也不愿意在贫穷中挣扎。我想活。

于是，我拨通了卢托夫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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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微笑着向我走来。我感到他那双灰眼眸里流露的暖流，便惊讶地想到自己为什么不及早给他打电话呢。只有当我和他又在一起时我才明白，这段时期以来我的生活是多么糟糕。为什么我会这么轻易地向死神妥协呢？仅仅因为它来自我爱慕并情愿原谅她所做的一切的维卡吗？或许是，但也可能因为我实际上就不是一个斗士，每逢遇上阻力或障碍时我总是很容易让步，我太容易放弃自己的想法，不善于竭尽全力克服妨碍我达到目的的一切障碍。

这次卢托夫没和上次一样穿西装，而是穿了牛仔裤和跟他眼睛颜色一模一样的浅灰色高领绒线衫。我、维卡及我那疯母亲住了许多年的房子，是一套普通的两室一厅，薄薄的墙壁根本不隔音。

“你脸上的表情我很熟悉嘛。”他把我让到一个硬邦邦极不舒适的沙发上坐下，一开口就这样说道。

“为什么说熟悉呢？”我吃了一惊。

“我们的那些客户刚来我们这几时，脸上通常都是这种表情。您出什么事了？”

“是出了事。”

我没有向卢托夫讲诉维卡和她雇来的杀手，只是竭力想让他明白，说我很想，正如卢托夫所说的那样，成为他那个集体中的一员。

“我很高兴，”他简短地答道，“可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曾告诉过您，我们是有规定的，凡是来找我们的人，都必须服从规定。而这些规定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有些人就拒绝在我们中心生活。”

“什么规定？”

“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在这个词的极限意义上。您明白吗，是极限意义上的。”

“我不明白，”我摇摇头，“大家全都一块儿睡觉，这是怎么的？”

“那就太简单，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大家全都相爱、相互信任、相互关心，任何人都不得对他人作恶。至于谁跟谁睡觉的事，则本着自愿原则。但我们客户相互之间并不缔结婚约。这是一条法则。”

“为什么？”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如果两人在你们中心相识并结了婚，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您如来了我们这儿，您就会明白的。现在讨论这个没有意义。现在我只能告诉你，在客户之间履行结婚手续会使我们的经济关系复杂化。而这是最重要也是最难办的一件事。”

卢托夫不吭声了，我紧张地期待着他的下文，我明白，他马上就该说出最要紧的话了。难道危机中心的客户应予遵守的某种规则，对我来说，居然会是不可接受的，以致使我不得不放弃想要活下来的最后一线希望吗？不！无论卢托夫说什么，我全都答应。这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抓住它我才能活命。其他道路都只能通向死亡或是贫穷，或是与母亲一起生活这样一种无时不在的噩梦。

“我们的客户到我们这儿来，必须带上他所有的家产。这家产将成为中心的财产。换句话说，它将属于所有人，因为中心就是靠这些资金养活客户，发展和创办企业、分公司，出版报纸等等。”

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财产。假如我和维卡分割这些财产就能活命的话，我就不会坐在这儿了。问题的全部症结恰恰在于我不能剥夺妻子的任何东西，除了衣服和化妆品以外，无论在哪儿，哪怕是在中心里，我也不能。

“要投靠你们，最少得带多少财产？”我绝望地问道。

卢托夫轻松地笑了，从茶几上的瓶子里给我倒了些矿泉水。

“最低限量是不存在的。有多少算多少。如果什么也没有，那就什么也不带好了。我们不拒绝任何人。我们不把自己的客户分成富人和穷人，问题的实质，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并不在于谁给我们带来多少，而在于当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时，他能赚多少。从您加入我们行列的那一刻起，按照全部公民法律关系应当从所有种类活动中赋与你的一切，都将成为公共财产。中心将为所有客户提供丰富美味的食品，良好的住房条件，体面的、用于购买衣物及个人用品的现金。但所有人都分得同样一份，而不是看他实际上能挣多少。剩下的一切都用于发展。”

“您是不是说，挣钱少的人，是靠挣钱多的人养活的？”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这不是一种自产自销的共产集体主义么？剥夺和剥削那些善于经营的人，而养活那些什么都不会做也不想做的人。我们这多灾多难的国家不是已经经历过这个了，不是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证实，这不会引出任何好的结果来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重犯这样的错误呢？

“我想说的是，那些挣钱多的人，要和那些挣钱少的人一块儿分产。”卢托夫温柔地纠正我说，“任何经济正常的社会，生活都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有钱公民向国库交纳高额税金，而国库就是从这些钱里，向领退休金者和穷人分发社会救济金的。这很正确，这是公正的。”

“可要知道这样一来有钱人照样有钱呀，”我反驳道，“他们即使是在交纳税金之后，也照住阔气的大房子，乘贵重的汽车，而穷人即使得了救济金也照样贫穷，只是能使他们免于被饿死罢了。而您却想把他们拉平。我不认为这样做公平。”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你可曾想过这么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需要心理学家和病态心理学家的帮助呢？我指的是这儿——即俄国。有一位伟大的智者说过，让所有人在财产方面都平等是不可能的。可以在某一时刻把所有人拥有的一切全部剥夺，然后重新分给大家，人人平等。一年后又会怎么样？有人可使自己的财富增值，他们善于理智地使用它；而又有些人则把它挥霍掉了，吃光卖尽了。于是，完了，大家又不平等了。一个人将会以怎样的精神忍受这种不平等，这取决于教养，而非取决于别的。由于我国在数十年当中好像并未有过什么不平等，所以，任何人都不曾受过应有的调教。人们还不习惯于这种想法，即近邻之间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别是正常的。正常在此所指的意思，不是“好”，而是指广泛流行、十分自然。这令人很恼火，他们无法与这种现象共存，怨恨、嫉妒和仇恨，甚至普通的困惑——怎么会这样？——使他们发疯。同在一所中学念书，我是优等生，而他是个二分分子；我上了大学，而他是个傻混混，打架斗殴，小偷小摸，一度还因为强奸蹲过班房；我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工程师，而他则又是酗酒又是泡妞，还和某个黑社会混在一起。如今呢，我是个失业者，而他呢，出门坐的是“梅塞德斯”，全身挂满了蜂巢式电话。人们一旦感觉不到公正事物的逻辑性，便会失落。心理危机即来源于此。而来找我们的就是这些失意者，我们给他他钟意也能做好的工作，以此来消除他的失意情绪。他不知道他实际上能挣多少，因为，按照我们的规定，工资不会发到每个人自己的手里。我们的客户就只在我们自己的企业上班，企业有严格的规定：所有现金全归中心，客户得不到有关工资——无论自己还是别人的——任何信息。我们为所有人提供一样的生活水平，而由于谁都不知道实际上他挣多少，而他的近邻又能挣多少，所以，人们之间不会有嫉妒、恼恨和仇恨。如果一个人无法应付实际现存的生活条件，无法适应他所在国家的经济条件，那我们就给他创造别的条件。这样一来，他就能摆脱危机，对付好自己的难题了。”

“以后呢？”我问，“一旦他摆脱危机，他会离开你们吗？”

“当然，”卢托夫又笑了，“我们谁都不阻拦。”

“离开的人多吗？”

“不，没人愿走。在中心存在的这么多年当中，还没有一个人声称要回到他曾在其中受苦受难、他在其中根本就不愿再活下去的那个世界。或许您对这一切暂时还不理解，因为您从未在一种爱、和谐与善意的气氛中生活过。日常生活中，爱我们的，充其量不过是两三个人而已，我想说的是，那种真挚、诚恳而又忘我的爱。我们与所有其余的人处于战争状态，或是往好处说，处于咬牙相互忍耐的状态。我们中心的一切皆与众不同。当然啦，并非所有人都能对他人怀有善意，都能接受他人，但在我们中心，我们却教会人们这样做。在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指导下的小组和个人学习，我们这里每天都要进行，而且，这是所有人的必修课。这是一种治疗方法，没有这种方法是办不成什么事的。”

我听见外面的门吧嗒响了一声，走廊里传来什么人的脚步声，于是，询问地望了卢托夫一眼。他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他的秃顶、他的鹰钩鼻，此刻使他酷似一只凶猛的大鸟。

“请原谅，”他冷冷地说，“我离开一分钟。”

他走出房间，把开着的门紧紧关上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传进我的耳鼓，她在急速而激愤地说着什么，其中还夹杂着卢托夫的声音，可我听不出他们在说什么，但我也没费事去听。一分钟延长到整整十五分钟，可我几乎未曾察觉，只是万分紧张地思索着听来的一切。带上所有家产离开吗？像是一个教派。我听说有这么一些教派就对其信徒有类似的要求。可从另一方面说，关于宗教和信仰卢托夫几乎什么也没说，只不过，是在我们的上次会面时，即几乎一个月以前，他这么说过。其次，有关教派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并为其成员提供有益工作的事，我不知为何从未听说过。对他们来说，携产出走的全部意义是这些资金可以支持整个教派，而教派本身除祈祷和宣扬其学说以外，是什么也不做的。可归根结底，对我来说，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我应当想的仅仅只是否对我是否合适，我的结论是否对我合适。甚至不仅仅是合适。我不必为财产而担任何风险，因为我将赤条条光着身子加入他们一伙，只带十几件衬衣和二件西服。但我却可以得到一种我擅长也喜欢的工作。比方说，就负责上次卢托夫对我说过的那套电视节目如何。而如果它们的节目没搞成，那也不要紧，不是还有报纸吗，而我，若按所受的教育，好歹也是个新闻记者。如果我今天就对维卡提出离婚，并且无需分割财产的话，那她也就不会再想杀了我了。她会取消其协议的。麻烦的只是母亲，对她，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卢托夫回到屋里，紧跟其后的是个女人，约四十岁的样子，两眼哭得已经红肿了。她双手端着托盘，里面有茶壶、咖啡杯、糖碟和一个大盘子，盘里如一座小山似的堆着色彩诱人、清香四溢的圆圆的小白面包。那女人不知为何诡秘地瞥了我一眼，同时脸上挂着微笑。

“请便。”

她手脚麻利地把杯子摆放在桌上，归置好面包碟，畏畏缩缩地看着卢托夫。

“还需要什么吗？”

“不需要了，去吧。谢谢。”他像对仆人似的对她点点头，冷冷地说。

女人退了出去，轻轻关上了门。也许，她是卢托夫的妻子，我想。看样子，他们的家庭生活同样也不顺。真是怪事，没别的！我还以为，在一个如卢托夫这样的男子那里，一般说是不会再有什么事的，女人笃定会崇拜他，既然他的魅力甚至连我都能影响的话。

“您妻子做的饭好极了。”我赞赏道。说着咬了一口软乎乎、热啧啧的面包。

“她不是我老婆。”卢托夫简短地说。我明白他不十分愿意讨论一个刚哭过鼻子就给我们上菜的女人，“您还有什么问题吗，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他又回到了我们先前的话题上。

没时间了！要是我还有几分钟时间可以思考的话就好了。可我必须马上作出决定，尽快跟维卡谈谈离婚的事，要不然，带消音器的手枪随时有可能向我发射子弹。

“或许，一切在我来说都已经清清楚楚的了。”我慢慢腾腾地说，边说边精心斟酌着合适的语句。我想问一问有关母亲的事，说明一下情况，与此同时，又不能透露有关维卡的事。“只是——您瞧，我的母亲是个心理有残疾的人。现在她一个人生活，可这越来越成问题了。我本想给她雇个家庭服务员，或让她住一所好的学生公寓，可如今这一切都变成这样……我不想细说了，这纯属我们自己的家庭问题，可我现在没钱，一分钱都没有。我已经到了无处可栖身，无钱可为生的地步了。假如我到您这儿来，加入您的中心，那我母亲可就孤苦伶仃了。我老婆才不会管她呢。”

“您离婚不就完了，”卢托夫提醒道，“我预先告诉过您，已婚者是不能成为我们的客户的。不然，他们的妻子就有权要求得到我们客户收入的一部分，这会引出一大堆麻烦事的。”

“是啊是啊，我明白。”我连忙说道。让他们的规定和麻烦都统统见鬼去吧，我才不稀罕呢，我之所以需要与维卡离婚，仅仅是为了保住我自己的一条小命。我当然会在最近就办好离婚手续的，我们没有孩子，财产也不必分割，所以一切并不复杂，会进行得很快的。但也正因为这样，我无法指望将来我的前妻会去照顾我的母亲，我想付钱请人来照顾她。

“您母亲住的房子怎么样？”卢托夫同情地问。

“跟您住的一样。两室，总面积46平方米，卧室23平方米。混合间一间14平方米，一间9平方米。”

“这问题好解决，”他安慰我道，“只要您来我们这儿，这问题好解决。我们为您提供住处。这样一来，您母亲的房子您作为个人已经不需要了，您可以以最佳方式来支配和使用它。比如说，您可以把房子卖了，用卖来的钱支付您母亲住私人诊所所需的费用。您还可以把房子卖给国家，把母亲安排到养老院。或者雇一个家庭服务员，把母亲的房子就注册在她名下。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谁照顾您谁得益。您还可以把她的住宅换成公寓里的房间，领取很大一笔补差款，用这钱来雇服务员。我很了解您，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由于某些原因您不愿和妻子一起生活，跟母亲呢，您也不肯，可是，除了跟母亲外，您无处可去。如果您到我们这里生活，一切都会顺顺利利解决。还有什么问题吗？”

“再没有了，”我松了口气，“你们要求我采取什么步骤呢？”

“就只是离婚。离婚后您来找我们，跟我们的律师见面，办好您自己财产处置权的所有文件，然后搬进我们为您找的房子。刚开始您恐怕得和别人做伴，但您的同屋最多就两个，而且你们每个人都将有自己的房间。有关这一部分您还有什么愿望吗？”

“我还能有什么愿望呢？”我为自己还有能力开玩笑而吃了一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彻底失去了这种能力。“当然，我希望我的同屋能是漂亮的女人。即使不年轻，至少也得漂亮。如果连这也办不到，那最好是抽烟的男子，但不要喝酒的。”

讨论转入了实际问题方面，就好像所有最复杂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所有决定已经做出了，如今可以探讨细节问题了似的。实际上我也的确感到一阵不可思议的轻快感，就在昨天，我的所有问题还显得无法解决，今天便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我根本不必死于杀手的枪下，我可以活下来，而且我不是跟一位疯疯癫癫的老太婆，也不必参与公然或隐瞒的犯罪，只为了挣一口吃食。从物质方面看，我完全可以过得极体面，可以干自己能干、也有兴趣干的事。除此之外，维卡也无需蹲监狱。我能幻想比这更好的结局吗？

与娜斯佳·卡敏斯卡娅不同，侦查员塔姬雅娜·奥布拉兹佐娃喜欢调查经济犯罪，而且，她干得相当不错。她不喜欢办凶杀案，但在休产假之前，她得把自己的事“清理一下”。局长对她说：

“塔姬雅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努力在剩下的一段时间里把您实际上能完成的事都做完了吧。其他的，我们会交给其他侦查员的。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调查期限还不太紧的案子上，把不容再拖的案子先搞出来吧。”

回到她与其他两位侦查员共用的办公室后，塔姬雅娜取出文件夹，从中取出刑事案件名录，用铅笔标记出期限已过，或是眼看就要过期的来。在她经管的项目里属于这一类的刑事案件共有18件，并且其复杂程度各有不同：8件住宅盗窃案，3件抢劫案，4件以不可思议的巧妙方式实施的诈骗案，1件强奸案，2件凶杀案。在这18件案子里，应当首先办的有3件。对一家储蓄银行的抢劫案，由塔姬雅娜分管已经不知道有几个月了，确切地说，塔姬雅娜是在1月份接手的这个案子，当时她刚从彼得堡调到莫斯科的一家区内务部门工作。而在此之前，储蓄银行抢劫案是由另一位侦查员负责的。破案期限已经延长两次了，但调查却无任何进展，塔姬雅娜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能在最近几个月里了结此案。当她翻到一件简单到了可笑地步的案子时，她叹了口气，把卷宗堆到一边，心里明白，她得把这些材料交给第三位侦查员了，而且，还得听候局长的训斥。得，反正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现在翻到的是诈骗案。与先前那几份卷宗不同，这个卷宗鼓鼓囊囊，骗子是几个十分狡猾的小伙子，在他们被捕之前，他们居然“加热了”将近三十个人和近十家组织。此刻，犯罪团伙里的六名成员已经在押，但此案却怎么也结不了，起诉书也没法写，因为，正如通常在此类事上常见的那样，受害人一方出了些问题。这些人几乎都不是莫斯科人，寻找和审问这些人都需要时间，这些人并非总在一地，而是全国各地到处跑，不是到国外疗养，就是办事，他们拒绝提供证词。后来，尽管还是提供了，却颠三倒四，错误百出，连篇谎言，最后，竟又翻证。本来早就该让他们对质指认了，可时间过了这么久仍然……塔姬娅雅娜喜欢办这类案子，当她终于顺利地把那些家伙送上法庭，她会幸福地长出一口气，然后跑到商店，给自己买一件像围巾卡子或新型指甲油之类的非常可爱的女性用品。

最后一件是凶杀案。事发已经快两个月了。卷宗里材料已经攒了不少，而头绪还没理出来。两个月的期限就要到了，必须作出决议，或是“鉴于应予起诉其刑事责任的人犯无法判明”而终止此案，或是请求延长预审期限。侦查员奥布拉兹佐娃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终止破案。尽管这么做没什么了不得的，人们不会为此而指责任何人，但对她本人来说，每一件被迫终止的案件，都会成为一个小悲剧。对她来说，终止破案就等于当众宣告自己无能，宣告自己已经黔驴技穷了，宣告自己的理性和想像力资源亦已告罄了。每次她都有一种感觉，即某人，比方说，局长或是监督侦查工作的检察官，抑或某个普通的侦查员同事，发现了这件案子，只看了一眼，就找出了许多“破绽”和“漏洞”，就想出了浮在表层一眼就可看出的新方案，而塔姬雅娜却没想到；就能发现证词中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抓住它，就能从中找出必要的信息，而却被塔姬雅娜给忽略了。

问题的实质如下。一个名叫英娜·帕施科娃的年轻女性的尸体在她自己的家里被发现了。帕施科娃是个单身，发现她尸体的是警察，邻居向警察局报告，英娜失踪好久了，可是，从她家里溢出一股可疑而难闻的怪味，于是，警察破门而入，发现了她的尸体。死者的身上有被折磨和拷打的痕迹，她是因失血过多而死的。

原来，英娜·帕施科娃是搞“去毒眼、祛邪，恢复夫妻性生活、治疗性无能”的。至少，她定期刊载于报纸上的广告词就是这么说的。因此，侦探和侦查员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帕施科娃——其化名伊涅萨反倒比她的真名更有名——的所有客户，推断是否有下列动机——抢劫、报复、心理病态。在抢劫过程中起意杀人这一方案可能性较大，伊涅萨是个并不算穷的太太，她家里的陈设毫不含糊地证实了这一点。报复可能来自某个男客户（或女客户），帕施科娃对之尽管信誓旦旦地做过保证，但未见效，却拿了人家好多钱。至于变态心理也完全有可能，因为来找伊涅萨看病的人，多是一些无力解决自己的难题，而向彼岸力量祈求帮助的人。因此，这些人真诚相信神秘力量的存在。而这距变态心理已经不远了。

最大的难题产生于抢劫杀人这一方案中，由于——正如上文所说——帕施科娃是个单身，因此，谁都无法确切说出她有没有贵重物品，以及她藏此贵重物品的地方。没有发现她有亲密的女友。当然，邻居们肯定，说她有过一个外表可人的男人，约四十岁上下，他们以为这男人是她的情夫，可他究竟是什么人，那就无人知道了。伊涅萨的生活方式是封闭的，她既不叫邻居来家做客，自己也不和邻居交往。况且，她的邻居们都有点怕她，背地里偷偷把她叫做“女魔法师”，与这样的人为邻，他们根本不指望能有任何好事。

这个被当做“情夫”的人的身份仍然无法确定，这一事实导致了另外一种方案：即杀死帕施科娃的是他，或是出于嫉妒，或是由于其他原因。但是先得把这个家伙找出来。尽管人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才能把他给找出来，伊涅萨的熟人和亲戚中，无人能叫出此人的名字，这倒不是由于她极其小心谨慎地隐瞒此人的名字，而不过是因为一般说她天性就喜欢神神秘秘的，而且，早就养成了不显山不露水的习惯。

“您想要什么呀，”帕施科娃的姐姐在接受问讯时说，“她是一个魔法师。她应当被神秘所包裹，被一层神秘的幕布遮住，要不然谁会相信她呀。英娜从小就喜欢弄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儿。我和父母有意劝她考医学院，指望纯科学能把她脑袋里那些古怪念头统统清理掉，可她刚一领到文凭就说：‘现在我懂得更多了，而我懂得越多，对不可知的信仰就越坚定。’于是我们对她都绝望了，算了吧，就让她如她所愿那样生活好了。最近两年多以来，她几乎从不回家，只是偶尔在父母过生日时才回来。来了也只呆半小时，吻了父母，送了礼物，就又走了。我们并不生她的气，内心深处还很高兴，因为她并不经常回家。我们羞于跟邻居说她，大家都知道她在于什么，背地里都嘲笑她。况且，跟你们说吧，在她交往的那些人中，招人喜欢的人太少，全都浑身上下透着阴沉，永远一身黑衣服，眼圈都是黑的，说起话来慢慢腾腾，甚至可以说那不叫说话，而是吐字。总是爱扮什么魔法师。”

“这么说，您不相信她真能去毒眼祛邪了？”塔姬雅娜问道。

“那还用说！当然不能。全是胡说八道。”

帕施科娃父母所说的，也与此大致相仿。侦查员无法发现比这更有价值的其他任何信息来源，因此，决定以侦查方式对伊涅萨的客户展开调查。这件事同样也不好办，因为想去毒眼和恢复夫妻性生活和谐的人，写明其姓氏、住址和电话号码的人名单，不知何故，并未挂在最醒目的地方。帕施科娃有过记录，但都混乱无序，有一搭没一搭的，至少在找到这文件的侦查员看来是这样。这些记录里或许有一种体系，但却只有死者本人才知道如何破译。笔记本里详尽记录了求诊原因、病人来求诊的问题、其现实动态（如果是重复求诊的话），但却连一个人名也没有。本上只有一些字母和神秘的假名。只有摒弃本上记录的问题的实质，调查才能取得进展。比方说，假设有个女人来找伊涅萨，请她给她家里祛邪，因为仅在一年之中，一连串灾难就降临到了她的头上：丈夫猝死，女儿、女婿和小外孙女死于车祸，成了孤儿的小外孙又得了重病，此外家里还又失了火，那么，把嘎伊①的记录与消治管理局的记录两相比较，即可找到这个女人。为了查明究竟有谁找过伊涅萨，用了两个月时间，但事情还是很紧迫，因为只找到几个人。但塔姬雅娜并未失去希望，她知道要想求诊于一个算命者和魔法师，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找过之后，肯定会有熟人又找过她，而去过的人便会向熟人赞扬一番，给以肯定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伊涅萨的客户们之间肯定认识，只要对已知的一个实施严密监视，肯定能顺藤摸瓜找出其他所有人来。需要的只是耐心，不能马虎。

①　嘎伊——国家汽车管理局的简称。

对伊涅萨的客户监视结果，每周一次汇总到塔姬雅娜这儿来。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成果，如果说刚开始从帕施科娃的笔记本里，能查明身份的只有四个人的话，那么，到今天，被调查的“毒眼人和中邪者”人数，已经达到十一人了。其中有些人给人的印象是绝对正常的，但也有些人的行为极其可疑，而且，主要反映在这些人的心理健康方面。对这类人需要更加严密注意，但说实话，根本不可能找到有愿望和耐心做这件事的人。人手从哪儿来呀？一个叫伊涅萨的魔法师，这可不是您那位戈托夫齐茨女议员。况且此案不属于部长监控范围。对于侦查员和“发现者们”的工作，侦查员奥布拉兹佐娃并不十分满意，但她很了解他们工作的全部复杂性，而且，她始终希望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终会被发现。需要做的只是要善于等待。至于延长侦查期限，这一点对她永远都不成其为问题。今天一上班，她就瞥了卷宗一眼，于是想起，在过去的一周中，她还没有找到新的情报呢。塔姬雅娜拿起话筒，给和她一起在帕施科娃凶杀案组工作的侦查员们打了个电话。侦查员们声音里不带丝毫愧疚地道了歉，答应明天一大早就把简报送来。

“好吧，明天就明天。”塔姬雅娜想。于是她又忙起另一件案子来，这件案子的六名同犯，此刻正在牢里。

第二天，有关魔法师伊涅萨客户的定期情报搁在了她面前。塔姬雅娜很快读完简报，沉思地把玩着手里的圆珠笔。她把笔帽拧下，见笔芯快没油了，在抽屉里找了根新笔芯，一丝不苟地换下了旧笔芯，很有意思！在帕施科娃的客户中，有个叫卢托娃的女人，前天，即星期日，有个人去了她家，而此人不是别人，恰好正是“素面朝天”节目的主持人乌兰诺夫·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先生本人。也就是前不久娜斯佳·卡敏斯卡娅想把塔姬雅娜“撮合”到电视上去的那位乌兰诺夫。可这个节目的编导和记者，却死于汽车爆炸……乌兰诺夫先生周围的死尸难道不嫌多了一点吗？当然，三具死尸中，只有两具关系很近，而第三具，老实说，离得稍远了点儿，看不出有任何关联，可是，毕竟……

“不管怎样，对帕施科娃凶杀案总得做点什么才好，干吗要总是坐着一动不动呢？”塔姬雅娜决断道。于是，她拨通了娜斯佳的电话。

“喂，我刚刚想了想你有关‘素面朝天’的那个选材。”

“结果呐？”

“我或许会同意，如果你真的认为有必要的话。”

“丹尼娅，如果你是为了我才做这事的话，那就犯不着了，”娜斯佳不同意，“伊拉说得对，过分激动对你没好处，而和乌兰诺夫打交道只能使你精神负担加重，不会有任何好处的。”

塔姬雅娜在电话里笑了。

“娜斯坚卡，我亲爱的，能令我激动的人还没生下来呢。空着两手休想抓住我，况且，我也不是乌兰诺夫那号人，那么容易被说动的。你别忘了，我的警龄都快十五年了，我早已就不是什么小姑娘了。此外，我核计了一下钱，才明白，真的需要做广告了。当然，我是不会参与什么洗钱之类的事的，我对自己更看重，但是，如果你的那位朋友多罗甘想通过电影来体现我的构思的话，那么，我对节目的参与肯定于他有利，而电影本身反过来也对我的出版商有利，所以，归根结底，对我本人也有利。这样我就能把稿费提高一点了。”

“这么说我可以转告多罗甘，说你同意了？”

“是的。”

“那么，剧本呢？”

“不写。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让步的。”

“好吧，”娜斯佳高兴地说，“我还要再等一会儿，好让你再考虑一下钱的问题。最后破灭的总是希望。”

当然，魔法师英娜·帕施科娃被杀案的调查进行得并不很顺手。案情进展得疲疲塌塌，慢慢腾腾，时有间断。但从另一方面说，我的好先生们呐，你们自己不妨瞧一瞧，这案子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才好呢？同时归侦查员奥布拉兹佐娃经手的案件，有18件之多。她这还算是走运的呢，有些侦查员经手的案件，已达30件之多了。现在，你倒是算一算，一昼夜有几小时吧。您算清了吗？从这里面，还得减去睡觉，从家里到班上，然后从班上到家里的路程，减去吃饭及其他小事，其中包括定期做妇女咨询这项工作。这样一来，一个工作日剩下的时间就不足10小时。结果是，平均每天用在一件案子上面的时间只有半小时。可在半小时中您能做多少事呀？这是指在理想状态下。让我们再看一看实际情形怎样，您把嫌疑犯押上来审问，跟他折腾了两个小时——喏，您瞧吧，您的时间超额支出了，这两小时您要办四件刑事案。不难理解，谁都不会把工作日分割成一块块的，谁都不会每30分钟办一件案子的，由此可见，有些案子根本连摸都甭想摸。办案时间不是按几天算，而是按几星期算的。英娜·帕施科娃凶杀案就正是这样。手扪胸口说句实话，最令塔姬雅娜·奥布拉兹佐娃激动不安的，是那些上当受骗的人，他们完全信任地把自己最后一笔存款交给了那些骗子，而不是那个可疑的许诺能去毒眼祛邪，还夫妻以相互理解的爱情的女魔法师。

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当凶杀案里闪现出了亚历山大·乌兰诺夫的身影时，尽管此刻还隐隐约约，但也足以令塔姬雅娜身上的某种意识苏醒过来了。也许是她对一味因循感到内疚了，也许是兴趣冒头了，或许是别的什么，反正，她开始着手工作了。她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侦查员们寻找帕施科娃在医学院时的同班同学。如果据推理判断，早就该做这件事了。英娜是六年前从大学毕业的，三天以后，一份她可能与之说过话的人的名单放在了塔姬雅娜的桌上。又过了一天，侦查员们把另一份比前一份更短的名单交给了她。在帕施科娃那些如今尚在莫斯科可以联系得上的所有同班同学中，能清楚记得英娜的，只有五个人，而这五个人中，又只有两个能多谈一点有关英娜的印象，其余的则只会说，她“是一个好漂亮的小丫头，就是很不好接近”。于是，塔姬雅娜决定跟这两人好好谈一谈。

可是，她的算盘又落空了。那两个证人，确切地说，是一男一女，是不久前刚离婚的一对夫妻，他俩大学毕业后，与帕施科娃没有任何联系，对于她的遭遇，一点儿都不知情。关于大学时代的事，他们都很健谈，讲得也很详尽，但却没有任何有趣的内容，就只是对死者的个性做了一番评价而已。他们说，英娜的性格压根儿不封闭，并不难相处，她只是装样子，好不让别人总缠着自己而已。她对神秘论、魔法、灵魂学和彼岸力量很感兴趣，可是，由于在大学医学生中，这只能惹人耻笑，所以，这小姑娘便竭力掩饰自己的嗜好。跟朋友在一起时，她很活泼，很好相处，喜欢跳舞，甚至可以玩一整宿后，在一大早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没有丝毫倦意和醉意地赶去上课。这对夫妻证人早在参加高考时就和英娜认识了，所以，他们三人一同度过了六年的大学生活。这两人的爱情发展得很快，并且就当着英娜的面，以结婚的方式导致了合乎逻辑的结果，但英娜却从未妨碍这一对幸福的恋人，相反，他们三人已经习惯总在一起，所以，一旦英娜不在场，两人好像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一旦他俩吵架，她就是他俩的“姘妇”；当女友找到机会在外面和情人过夜，她就在“父母”面前为她打掩护；如果他俩或是钻进某个空住宅，或是在城里漫游而逃课时，她会把自己的笔记让给他们抄。这一对未来的夫妻始终感到奇怪的是，一个如英娜·帕施科娃这样漂亮的小美人，竟从未有过恋爱。可从所有迹象看，英娜自己根本就不把这当回事，也没有为此而痛苦。只是大约在五年前时，有一次，她一连几天都不见人影，后来又出现了，说她堕胎了，他们才明白，他们的女友毕竟还是体验过性生活了。可接着又惊讶她如何能把这样的事瞒得滴水不漏。

“你们猜不出她跟谁有过恋爱吗？”塔姬雅娜问。

“嗯……猜当然是猜过。可还是猜不出，英娜到了哪儿也没说。老实说，我们也没太认真注意她。”

“英娜为什么必须得——如你们自己所说的——掩护你们，好不让父母知道呢？”

“噢，他们是一对医学上的冤家对头！我和瓦洛佳都出身于医生家庭，是祖传医生。而我们两家的祖辈曾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我父亲曾经把瓦洛佳母亲的论文给枪毙了，从那之后两家之间开始了一场漫长的争吵，弄到写匿名信的地步。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我的父母，都决不允许我俩结婚的。所以，我们总是三个人一起玩，好让人家看不出我们有任何恋爱关系。我们结婚一年后，还把结婚这件事向他们隐瞒着。只是到我快生孩子时，才告诉他们。”

“那么，你们被原谅了？”奥布拉兹佐娃好奇地问。

“哪儿的事啊，他们能原谅吗！”女证人从心底发出一声感叹。“您知道，跟常见的情形一样：冲突已经持续了那么久，以致冲突已绎成为目的本身，开始独立存在了，而且，它并不在互相仇视的双方的脑袋里。冲突存在着，并使他们的行为乃至他们的一生都屈从于它。我们被可耻地赶出了家门。可是，谁知道呢，或许他们对。我们的婚姻还是破裂了。”

塔姬雅娜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了。一切都再简单不过了。三个年轻人，其中两个是小姑娘，在高考中认识了。随后，小伙子和其中一个姑娘恋爱了，但是，为了不致惊动双方父母，再没有比三人一起去玩更方便的了。实际上，一对相爱的恋人完全为对方所吸引，他们根本就顾不上他们的女友，而女友像一道屏风给他们打着掩护，他俩无论到哪儿都要带上女友以便避人耳目。而英娜呢，根据现有情况判断，并未因此而生他俩的气，要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同样需要他俩，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不致感到自己完全孤独。而之所以会这样，并不是因为这对恋人也有同样的兴趣，而是因为实质上英娜对他们来说根本上就无所谓。倒也是，屏风是用什么做成的，是用丝绸还是用硬纸板，那又有何区别呢？只要它能行使其功能，为他们挡住闲人的耳目就行了。在此情境下，就是挡住其父母的耳目。但是，和他们在一起，对英娜也有好处。这样就不会有人对她像对一个腼腆的女孩那样了，她属于一个氏族，这氏族虽然小得可怜，它统共只有三个人组成，但在这方面，这氏族和其他所有氏族是一样的，这样她就感觉不到自己是遗世独立的人了。他们在一起相处就像朋友，而这两个朋友是不会取笑她的。可大学毕业后他们不再需要英娜了，这对秘密夫妻反正终究得合法化。因此，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对英娜在上五年级时，究竟为了谁的缘故而堕胎的，老实说，根本一点都不感兴趣。得，堕胎就堕胎呗，你倒想想看，多么了不起的大事。

“据你们看，帕施科娃在大学学习期间的恋人，究竟是谁呢？”

“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叫什么。他不是我们的人，不是大学里的。我们领到文凭后，英娜说，她想去给个什么人看她的文凭。又说‘我还得上他那儿通过寄宿学业呢，得让他知道一下’。这不，当时我和瓦洛佳断定，她可能爱上了一个医生，这医生准是对她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他们肯定在这一点上发生争执了。”

“那么，帕施科娃的能力究竟怎样？”塔姬雅娜又问道。

“一般吧，”女证人耸耸肩道，“英娜很努力，拼命学科学，不像我和瓦洛佳。我俩更关心的是对方，而英娜呢，则是医学。她没当实习医生这才怪呢。我俩就甭提了，我俩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傻乎乎地走上了父母走过的路，对医学一点都不感兴趣，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就逃课。我后来又上了会计班，现在在一家公司工作。瓦洛佳也很快就脱离了医学，尽管也没像我似的走得太远，他搞的是医学工业，是生产设备的。可英娜……她喜欢医学，本应成为一名医生的。”

又过了一天，塔姬雅娜·奥布拉兹佐娃又得到情报，是关于英娜何时在哪儿上的寄宿学校，此外，还有当时诊所所有医务人员的名单。她一眼看到的第一个姓氏，就是医学博士B·M，戈托夫齐茨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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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戈托夫齐茨，随着侦查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细节被发现了。由于此案归内务部和检察院监管，所以，按惯例，成立了一个专门侦查小组从事调查，这下戈尔杰耶夫上校总算多少松了口气。现在，在他的分局里，只有上校科罗特科夫和列斯尼科夫大尉正式经管尤丽娅·戈托夫齐茨案，而阿娜斯塔霞如无特殊必要，则可以不动。由于每天都得听取破案进展汇报，所以，谁都根本不可能偷懒。这样做所产生的结果是——材料收集得一天比一天多，文件卷宗眼看着膨胀起来，可正如人们常说的，越是深入林子越……这您自己也知道。每天都出现越来越多的嫌疑犯。

首先，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国会内部，还领导着一个人数不多，但非常活跃、影响很大的小组，这个小组正竭尽全力从事某种院外斗争，后者所提出的税务法方案，得到了那些背后有大型财团、其中包括犯罪团伙支持的议会的支持。戈托夫齐茨坚决反对一系列税务优惠的特权政策出台，凭借她手中掌握的事实，她证实，迄今为止，这样的优惠被人专门用来达到个人发财和欺骗国家之目的，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今后情形会根本改观。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国会方面的战友告诉科罗特科夫，说曾经有人几次想要收拾尤丽娅，并持续不断地对她进行恐吓，他们无法说出行贿的具体人名：所有此类行动都是匿名和藏在幕后进行的。至于说这些人所实施的恐吓，则有十足的物证，多系暗中投放的信件，戈托夫齐茨曾把这类信件给她的同事看过，并且，曾当着众人的面，当场把信撕成碎片，以表明自己的无所畏惧和蔑视。

第二，研究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新闻工作的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列了一张表，表上载有尤丽娅所写的二十六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戈托夫齐茨以极其辛辣的口吻，点了一些相当有势力的名人。而且，她不单单点了他们的名，还公开谴责他们玩弄花招，滥用职权。在报社工作的这十年当中，她为自己赢得了无所畏惧的真理探索者的牢固名望，实话说，恰好是这一点，使她被当选为议员成为可能。她的名字在人民当中家喻户晓，她作为一位勇敢的记者受到人民的尊重。

死者家里的那些文件，经仔细研究，未能得出任何结果。由于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当选为议员后，就离开了新闻工作，所以，在这堆文件里，未能找到任何有趣的写作新文章的素材。倒是发现一些未发表的文章底稿和修改稿，无论是侦查员，还是侦查小组组长格梅里亚，都万分仔细地研究了这些草稿。

“被戈托夫齐茨在报上当众痛骂过的人，肯定会报复的。”他说，“而另外一些人，即她刚刚打算就其写文章的那些人，肯定会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两件事完全不同，但我觉得，第二种动机远比第一种更重要。当然，据我所知，死者已经停止为报纸工作了，可要知道，她完全有可能把材料转给别的记者，而有关人士也完全有可能关心，如何才能使知情过多的人的范围能不进一步扩大。除此之外，莫名其妙的撬窃案，也就顺理成章了。或许那帮家伙找的正是这类材料，而由于没找到，才把尤丽娅本人给杀死了。”

“可他们在那里有什么可找的，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忍不住打断他说，“文件并没有藏在保险箱里，不过就在柜橱隔板里的一大堆东西里么。他们为什么不把它搬走呢？”

“如果你真的不明白的话，我不妨解释一下。女主人到了家，发现门已被撬，于是她明白，家里进了盗贼。她一一察看了自己的家，不用费事就可以察觉，究竟丢失了什么。于是，她当即向警察局报了案。接下来事情就太简单了，简直像幼儿园里的新年枞树。如果能确证真的有材料，但却留在原地未动，反而还是要从速解决过分好奇的戈托夫齐茨，那么警察局，也就是你，列斯尼科夫，和我们所代表的检察院，便会久久地绞尽脑汁去想，究竟是谁杀死了我们这位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你得仔细看看这都是些什么文件。文件里没有任何足以使我们立案的东西。你明白吗！没——有。文件里有老生常谈，有愤怒的谴责，有尖锐的言词，其中包含接近克里姆林宫人士的原话，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冲这些话，市民是会掏钱买报的，因为他们习惯于相信印刷出来的话，正因为如此，文章的发表才会对有关人士构成危险，因为他不会容忍自己光荣的名字被丑闻玷污。他不愿弄出丑闻。至于说刑事案，那这里却没有它的气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况且，类似这样的案子，你我找到的还少吗？问题就在这里。所以现在，凡是这些文件提到的那些人，我们都同样应该怀疑。而这样的人我们这儿已经有多少了？”

“四个。”列斯尼克夫叹口气。

“问题就在这儿，”格梅里亚训斥道，“罪犯可不是傻瓜。除此之外我还要告诉你：假若到最后才发现，窃贼进屋时把门撬坏是故意要引人注意的话，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我完全相信，窃贼本来可以用一套钥匙来开锁，可他打消了这种想法。知道这是为什么？”

格梅里亚并没等侦查员回答，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说话方式。他喜欢把修辞设问当做一种教育手段，广泛用来向自己的孩子讲解中学教学大纲。

“或许只是为了让女主人能发现屋里有人来过。他们早在那时便已策划好了谋杀尤丽娅·戈托夫齐茨的行动，他们知道得很清楚，知道你和我会把盗窃案和谋杀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如果我们得不到有关企图盗窃的证明，我们便会首先把戈托夫齐茨谋杀案当做议员被害，其次当做记者被害。小偷进屋是事实，但实际上并未偷走任何东西，这样便能把我和你的脑袋搞晕了，我们便会以为作案动机是自私，便会把死者的丈夫列为怀疑对象，认为他企图偷盗她的宝物，也就是说，罪犯想预先把我们的调查引到企图窃取财产方面来。”

“那他们又为什么没有拿走屋里任何东西呢？”伊戈尔困惑地问，“东西都在明处，你只需伸手拿就是了。假如戈托夫齐茨夫妇发现东西丢了的话，一切就可信得多了。”

“你还嫩了点儿，”格梅利亚重重地叹了口气，“你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孩。”

“多大？”

“小得很。才两岁半。”

“得，等你的孩子长得稍大一点儿，学会如何骗她的爸爸妈妈时，你就该明白了。说什么孩子不会撒谎，这只是童话。只有特别聪明的孩子才不会撒谎，因为他们竭力想要学会像成年人那样思考问题。一般孩子都会撒谎，撒谎撒得你连想也想不到会不相信的地步。孩子的谎话里并没有你我这种成年人的逻辑，我们永远也弄不明白。至于溜进议员家里的那些小愉，他们所想的，与我们相比，比我们先进一步。实际窃案和随后对女主人的谋杀都太简单了。正当看起来似乎什么都没丢时，随后却发生了议员被害案，初看上去，议员的皮包里什么也没丢，而你我便会像疯子一般，到国会和新闻界翻箱倒柜搜寻，只是到后来，过几星期或几个月以后，我们才会有一个总体思路，即破门撬锁和谋杀，二者之间或许有某种联系。于是，这一猜测令我们如此骄傲、如此高兴，觉得自己聪明、富有洞察力，于是，一头扎进对抢劫者和强盗的调查中去，开始怀疑死者的丈夫觊觎某些对公众隐瞒起来的珍宝或金钱，而调查这种设想，那才叫名副其实的受罪。我们喜欢这种设想，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有前途，觉得它能给我们以希望，因为它是如顿悟一般出现在我们脑中的，在找到它之前，我们已经经历了长久的磨难，在别的方向上进行了毫无结果和意义的搜寻。我们坚定不移，不肯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后退一步。然而，时间在流逝……不，伊戈尔，策划这一阴谋的那个家伙鬼得很，对我们的心理摸得很透，弄不好，他本人就是个侦探或侦查员，虽然只是从前干过而已。他一切都预计到了。他甚至想到，即使是为了不再把谋杀案当做一次政治事件，而取消对它的严密监督起见，我们也会抓住抢劫的构想不放的。我越是思考这个问题越相信，策划这阴谋的那个家伙是我们队伍里的某个人。”

格梅里亚沉默了一会儿，像是思考他刚说的话，随后，又和着自己思考的节拍，得意地点了下头，说：

“这么说，是这样，伊戈列克。对于戈托夫齐茨文件原件确认的那四个人要展开调查。不要把所有事都揽过来，小组里，谢天谢地，还有几个来自全俄政治管理局的小伙子，一般说，这种事归他们管。告诉科罗特科夫，叫他不要离开国家杜马，要他弄清楚，究竟是谁想要收买和恐吓戈托夫齐茨来着。不妨先让他嗅一嗅调查方向，确定以后该把突击力量投到哪里。至于行窃案，确切地说，是预谋行窃案，先把它忘掉吧，就好像根本没这回事似的。你明白吗？不要让罪犯操纵你的思维。他们这是想用偷窃把我们缠住，简直是硬往我们眼睛里塞。切不可上当哟。”

“我不能，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要知道我去看了案发现场，我记得，屋主人当时十分惊恐。这事不那么简单，这事总有些蹊跷。”

“我要告诉你的是：把它忘掉！”格梅里亚提高嗓门，狠狠地拍了下桌子，“这场戏是专门演给白痴们看的。主人十分惊恐？当你回到家发现门锁被撬时，我倒要看看您有什么反应。看来，你在警校心理学教得不够好，总想从一切事上找出有逻辑根据的罪恶阴谋来。可人身上还有感情，各种各样的感情，它们由于种种原因而产生，它们是那么强烈，以致人根本就无法对付它们。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坐在那儿脸色苍白，双手打颤，嘴唇哆嗦，目光游移不定，眼神疯狂，吓得说话都结结巴巴，可结果怎么样？原来，不过是因为他背后那部电话机发出了响亮的丁零声而已。喏，办公室有两部电话机，他看到了其中一部，而另一部他看不见，当响亮的电话铃声响起时，他并不知道究竟哪个在响，于是，就吓了一大跳。此人，你明白吗，他的特点是，经受不了响亮尖锐的叫声。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就像一个没有经验的水手。我看见，被害者站在平地上还一个劲儿害怕，十分钟后仍定不下神来，于是我开始神经质地寻找能让他有所反应的关键话，从这个方面慢慢地接近他，我差不多连童年时代的回忆都跟他聊到了。因此，就是要本着科学的所有法则来刺激刺激他。要给他设计一个心理圈套。竭力从言谈话语中捕捉他。我在这件缺德的事上浪费了好几个小时以后才查清，原来是电话的缘故。充其量就这么回事。可我居然会幻想，等这人从我的办公室走出去时，想必已经戴上了手铐，怎么戴，就这么着，我只要把手一挥，就能把他从一个普通证人，啪的一下变成主要怀疑对象。你算了吧。这全是因为你对心理学和生理学考虑得不够，所以，我要再次提醒你，伊戈尔，把盗窃案忘掉吧。把它从你那漂亮的脑壳里抓出来，丢给鬼妈妈好了，你得调查一下有实际理由对公布我们从戈托夫齐茨家里找到的那些材料有可能感到害怕的人。”

天近傍晚时，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回到了彼得罗夫卡，在走廊里，他和娜斯佳撞了个满怀。娜斯佳刚从卫生间出来，一手端着盛满水的水瓶，另一只手拿着两只洗净的杯子，杯上还滴嗒着水珠。

“阿霞，你和格梅里亚工作过吗？”他急遽地一转身，跟她并排走着，问。

@奇@“工作过。”

@书@“一般说，他这人到底怎么样？正常吗？”

@网@“太正常了。就是对自己的孩子很关心，只要一有机会，就想早点下班，好跟孩子多呆一会儿。他是个好男人。你应该能喜欢他的。”

“为什么？”列斯尼科夫疑惑地问，他可对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格梅里亚一点儿都不喜欢。

“他是个警察，在调查科呆了十五年，前不久才调到侦查科。他很理解人心，对违反规定者从来不是抓住不放。他可不像你那位科斯佳·奥利尚斯基。科斯佳甚至能因为阿尔·卡波涅不交税而把他关进牢房，而在格梅里亚手下，这个暴徒休想长期混下去。这相似性还不算不可理解吧？”

他俩一起走进娜斯佳的办公室。娜斯佳从柜子里取出一块毛巾，在擦干湿漉漉的杯子。伊戈尔倒换着脚，一声不吭站在屋子中央。

“你怎么不说话？”她问，“有话倒是说呀，别闷在心里。”

“你还记得我对戈尔托夫齐茨最初的印象吗？”

“记得。你说他被吓坏了。”

“你自己对他的印象你现在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当时不知为什么事怕得要命。你我都看出来了，还根据这一迹象进行了一番猜测。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戈托夫齐茨发现有人跟踪自己，这把他给吓坏了。他断定自己准是发疯了，患了迫害狂，因此才神经过敏。你怎么搞的，都忘了？”

“那倒不是……”

伊戈尔站在那儿又晃悠了一会儿，随后，把椅子拖到窗前，坐下了。娜斯佳知道这是他的习惯：他不喜欢与别人的身体贴得太近，总是尽量或站或坐得离谈话人尽可能远一点，而如果做不到的话，他便会生气，甚至会失去自制力。至少，在这种场合下，他的思考力会明显下降。

“格梅里亚认为必须把破门撬锁这件事从逻辑推理中撇开，”他终于说道，“这个环节只会害事。他说这件事是有人故意纳入逻辑链里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入迷途。”

“格梅里亚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探，”娜斯佳不知该如何回答列斯尼科夫的话好，便小心翼翼地说，“如果他有这种感觉，那值得听取，他阅历丰富。”

“在发现戈托夫齐茨夫人的尸体以后，他可是并未审问过他。你记不记得，当我们初次去见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时，还对此感到惊讶来着？”

“记得，可那又有什么？”

“既然他那么谨慎，有经验，怎么还会那么做呢？这可是太不合乎职业规范了：连死者的丈夫都不审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会放戈托夫齐茨回家？”

“我不知道。或许是急着办什么事吧。也可能没有根据怀疑他，所以，格梅里亚不过表现了一种人性，而不再折磨一个刚刚指认其妻子尸体的人罢了。我不明白你了，伊戈尔。你哪儿不好受？”

“是的。”

他猛地向娜斯佳转过身来。

“是的。我不喜欢格梅里亚。我也不喜欢让他来领导侦查。他正想把我们从正确的道路上引开，讲述一些在赶集那天连一文钱也不值的童话，他不想让我们继续调查盗窃案。他想用一片树叶遮住我们的眼睛，说什么罪犯非常狡猾，他们能预先猜到我们的推理步骤，竭力想要操纵我们。我不信他的话。”

娜斯佳打了个寒颤。这一切是多么熟悉呀！她不是也有过同样的感觉吗，每逢那时，她就觉得身边都是些陌生人。她身边的人，只想碍事，想把你搞糊涂了，想坏你的事。但此刻，她感到自己比此时此地的伊戈尔更难，因为每次她碰到的都是自己人和熟人。此人就在同一个科里，你和他每天一起喝咖啡，一起议论各种琐事，你向他借几个小钱，你把最后一片头疼药、最后一支香烟同情地给了他。可格梅里亚……有什么，格梅里亚在检察院工作，无论是她还是伊戈尔，都和他没有私交。这事当然很讨厌。但还不至于为此而痛苦。上帝啊，千万不要让伊戈尔感受娜斯佳在这个冬天里所曾经历的那种痛苦啊。

“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的普拉东诺夫案？”列斯尼科夫忽然问道。

“怎么会不记得。这种事是忘不了的。”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的那位朋友。有一次我探问过他。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心地善良，是一个出色的专家。可却原来是个告密者。而我这个傻瓜，居然还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既然我没有一下子就喜欢起格梅里亚来，那或许是我错了吧。”

“伊戈尔，这类事一般人是不和别人商量的，你或是相信一个人，或是不相信，这就完了。这是你自己的直觉问题，无论别人说什么，你都不要听他的。只能听从你自己。如果证实你对，你是好样儿的；错了，过失在你，你还打算跟科洛布克说这件事吗？”

“我。”

列斯尼科夫脸上的惊奇表情使娜斯佳也不由得笑了。

“你说什么呀你！我之所以对你说，不过是因为你也在调查戈托夫齐茨。我想，说不定，你能给我一点有用的提示。”

“我能告诉你的只有一点：戈托夫齐茨在说谎。我还不敢肯定他说了什么谎，但他想把某种谎言塞给我们这却是真的。科洛布克要我调查这件事，但暂时还没结果。一旦想出个眉目来，我会跟你说的。”

“那么有关破门撬锁的事儿呢？你也认为这件事与尤丽娅被杀案无关？”

娜斯佳把胳膊时放在写字台上，抱着脑袋沉思起来。为什么对她来说，如此简单如此习惯的话，突然间竟如此之复杂了呢？说‘是的，我也这么认为’，或‘不，我不这么认为’吗？她此刻还没有任何看法和想法，她什么都还无法肯定，因为，最近几个月以来，整个世界都变得有点非现实、不真实不正常了。如今她常常怀疑，怀疑一切，甚至怀疑最简单的事情，她已彻底丧失了下判断的能力。她变成了没有意志力的阿米巴虫，迟钝地执行命令，没有自己的主见，只幻想着一件事：呆在孤独和寂静中。也许，她是生病了。她需要治病，而不是硬装一个伟大的侦探。我也像年轻时代的马普尔小姐①了。

①　马普尔小姐：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系列作品中的女侦探。

“我不知道，伊戈尔，”她慢腾腾地说，“我什么都无法肯定。或许格梅里亚对，而你错了，你怀疑他是徒劳的。或许你对，而格梅利亚是个告密者。一切都有可能。每种可能都无法排除。”

“是啊，卡敏斯卡娅，”伊戈尔失望地拖长声音说，“我白对你寄予一片厚望了。你不适合在危机关头当人的参谋。”

“是的，我是不大适合。请你原谅，我辜负了你的期望。”

“也请你原谅，耽误了你这么多宝贵的时间。”他笑着说。

她觉出他的声音里含有讥讽的意味，但却没精力也没愿望分辨一二。科洛布克不久前发现她蔫了，工作效率下降了，而今天，连列斯尼科夫也看出这一点了。可她一直在努力呀！她一直在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可她却没弄出什么结果。热情消逝了，嗅觉迟钝了，兴趣不见了。她现在惟一残存下来的，就是对事业的绝对忠诚了，但仅靠忠诚是无法办成什么事的，如果没有火花，哪怕发动机马力再大，也无法启动。而她缺少的，恰好就是火花。

她出了大门，正沿着彼得罗夫卡街向地铁站走，听见旁边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

“娜斯佳姑姑！”

娜斯佳一转身，见是一个个头虽不很高，但长得很匀称的小伙子，穿一身普通警官制服。短上衣紧绷在饱满的肩头，显然小了整整一号。

“你好，”她吃惊地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是特意来等您的。”

“噢？什么事儿？”

起初，她吓了一跳，莫不是小伙子的父亲，扎托齐尼将军出什么事了，可马克西姆高兴地笑了。

“父亲要我找您。他白天打不通您的电话，而此刻他已经在飞机上了，深夜才能回来，所以，再给您打电话就不方便了。”

“您父亲有什么事吗？”

“和平常一样，约您明天一早在伊斯梅洛大公园见面。”

“没说别的？”娜斯佳疑惑地问，“可明天不是礼拜天，而是星期四呀。”

“这我就不知道了，娜斯佳姑姑，”马克西姆耸耸肩说，“他要我怎么说，我也就怎么说。”

“你可以往我家里打电话嘛，”她说，“你在这儿等我很不保险，万一我到别的地方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警察的生活。”

马克西姆不介意地挥了下手。

“我没别的办法。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您的电话号码，可我当时手头没带笔，心想能记住，等到后来想记下来时，才明白忘了。”

对于扎托齐尼将军来说，如果他不出莫斯科的话，每逢星期天早晨，他是必定要去伊斯梅洛夫公园散步的。娜斯佳定期陪伴他进行这种近乎于仪式似的散步已经有两年了。任何其他人包括娜斯佳自己，都无法说清楚她与此人那种超乎于奇特之上的关系。这不是爱情（他们不谈这个），也不是友谊（在内务部总部部长、将军和一个来自彼得罗夫卡的普通侦查员、充其量不过是警察局的一个少校、而且还是个女人之间，怎么会有友谊呢），也不是什么公务上的协作（尽管有过这种协作，但那也只是为数不多的几次）。那到底是种什么关系呢？无人知道答案。或许，就连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扎托齐尼本人也不知道。人们对于此事的看法当然是各种各样的，但没一种接近于真相。比方说将军的儿子马克西姆，以为爸爸是在追求娜斯佳姑姑，将来极有可能会娶她为妻的。至于说娜斯佳姑姑是有夫之妇这一事实，显然压根就不使他为难，而且根本不予以考虑。娜斯佳的丈夫阿列克赛认为，她的妻子不过又是在胡闹，可是，由于她的性格中即使别的不说，趋奇走怪的特征就已多得数不胜数，所以，再多一个少一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齐斯加科夫对妻子娜斯佳很了解，所以，她身上一旦有了恋爱的迹象，他当即就能觉察。可由于在与扎托齐尼的交往中，未曾发现有这样的征象，所以，他也就毫不担心，他认为阿娜斯塔霞已经是成年人了，自己该懂得她这是在做什么。如果她想和一位将军在公园里散会儿步，那就让她散去好了，这对身体有益。在彼得罗夫卡和部里工作的同事中，颇有些热心人，断定扎托齐尼已经和卡敏斯卡娅睡过觉了，为此他会让她官运亨通的，但对所谓官运亨通将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个问题，要想回答可就令人犯难了。卡敏斯卡娅少校还在她从前上班的地方工作，迄今在业务上没有得到任何提升，戴的还是少校的肩章，尽管按工龄她早已该当中校了。但她的职称还是少校，而且，她要想获得下一级“中校警官”职称，惟一的可能就是破格。可人们居然连破格也不肯给她！

可将军到底有什么急事，使他尽管人在莫斯科市外，还要叫儿子特意找到娜斯佳，请她明天在工作日一早见面呢？这种事在他们相识的两年当中还从未有过，娜斯佳一路上就此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推测，她是那么入迷，以至没有发觉自己是怎么到的家。只是在她打开门锁时，才突然想起，今天列沙该回家了。一星期过去了，国际研讨会已经结束了。难道说一切又将从头开始吗？每天每日折磨着他的那个问题——“我在美国时究竟出了什么事？”以及她每天每日都想要鼓足勇气把一切都告诉他的意图，还有他们之间那日甚一日、逐渐加深的隔阂……

她转动钥匙，推开房门，惊奇地呆立在门坎上。屋里又黑又静。在睡觉？娜斯佳蹑手蹑脚地走过穿堂，往屋里瞥了一眼。空空如也，可是，东西变了样儿，不是她早晨离开时的样子。这么说阿列克赛已经回来了。可他又去哪儿了呢？话说回来，她也没必要担心列沙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即使出门超过五分钟，也必定会留张字条的。她这就换衣服，找到字条，一切就清楚了。

厨房餐桌上真有一张字条。读完字条，娜斯佳浑身无力地跌坐在板凳上，低声啜泣起来。原来是这么回事。她的神经游戏玩过头了。字条上，齐斯加科夫用很小的、很难辨认的字体写道：“我不能看着你在与我相处时那副痛苦的模样。或许你需要摆脱我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我在父母那儿。一旦想叫我回去——打电话就是。我以前从未给你定过什么规矩，因此，我只求你一件事：在你未下定决心跟我好好谈一谈之前，千万不要叫我回去。一旦我回去却仍听不到答案，我该不得不往坏处上想了。我想你也不愿有这样的结果吧。吻你。”

她惹列什生气了，于是，列什便把她给抛弃了。噢，当然啦，他没有抛弃，没必要夸大其词，他只不过是退却了，退到了一边，等待时机好转，但对别人，无论对谁，她都尽可以这样解释，但对自己，她得实话实说。他无法忍受她的小把戏、她的守口如瓶、她的压抑情绪，尤其令他无法容忍的是，她居然不愿以多少比较理智的方式，对他的忧虑和担心做出回应。他说：“我不愿与现在这样的你一起生活。只有你改变，我才回来。”难道这还不算抛弃吗？当然，这就是抛弃。而且，他还提出了条件，而她要是不满足这一条件的话，就休想要他回来。

她感到浑身发冷。她走到过道，从挂衣架上取下一件针织女上衣，飞快地披在身上，可这也无济干事。她感到越来越冷，过了一会儿，她已经浑身颤抖，连咖啡杯都端不住了。“我得喝一口。”她想道。于是，她打开橱柜门找酒精饮料。橱里有一瓶刚开了盖儿的白兰地和半瓶伊朗李子露酒。露酒是列沙在舍列梅季郁夫的免税商店买的，可白兰地是从哪儿来的，娜斯佳无论多么使劲想也想不起来了。或许是什么人送的吧，若不然，怎么会有瓶白兰地呢？娜斯佳和齐斯加科夫都不喜欢白兰地，也从不买白兰地。列沙是优质葡萄酒鉴赏家，而娜斯佳则更喜欢彼扬歌牌的马提尼酒和带核的杜松子酒。

她从橱柜里取出那瓶白兰地，斟了几乎满满一杯，一连喝了三大口。嗓子眼里顿时感到热辣辣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娜斯佳本来喝不成这种饮料，她既品不出它的味道，也忍受不了它的气味，可此刻却像喝药似的灌将下去。它的味道当然不好受，可药本来就是苦的，药的作用是治病。

但这药的作用的确很有限，毕竟……她不再感到冷了，手臂又热起来，而且，也不颤抖。可她觉得心里的刺痛非但不曾减弱，此刻反而更加强烈了。她这是做的什么事呀！她怎么能想到列什卡居然会迈出这一步！忠诚老实、了解她已经二十二年之久的列什卡，无论发生什么事，也无论她犯了多大过失，都是善于理解她的呀。如果说连他也忍受不住而出走的话，那就说明，她对他耐心和爱情的滥用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

“可老实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问自己道。“为什么、为什么我没勇气跟他谈呢？我究竟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我骗人了？没有。杀人了？同样没有，我骗人了？出卖谁了？也没有……而这却是最难说清楚的事。我自己也弄不明白究竟做了些什么。而且，在我自己把这件事搞清楚之前，我是不会对列什卡讲的。有意思，可这是为什么呢？曾经有过多少次，每当我搞不清什么事时，总会专门讲给他听，而他呢，也总是能帮我理清头绪。他对事物的看法和我完全不同，有时这会对我很有帮助。既然如此，为什么我竟不能把使我困惑的问题告诉他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只知道我不能。”

娜斯佳在厨房又坐了好长时间，无力挪动，站起来，回卧室，铺床，上床。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把阿列克赛惹恼了，他走了。所有过错都在于她，一般说，她根本就不该嫁人，不该嫁给列沙，也不该嫁给其他任何人，她不适合与他人共同生活。她是个独身女人，她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或许这也是一种心理缺陷。她是伦理上的畸形者。她惹恼了列沙，而列沙走了。

直到夜里2点半左右，她才总算蹒跚走到沙发前，跌坐在沙发上，既没脱衣服，也没盖被子。她盖着一块厚厚的、带方格的毛毯，一头扎在枕头上，又啜泣起来。

凌晨5点半，她费力地睁开眼皮，委靡不振地去洗淋浴。她本不愿去见扎托齐尼，可她不能不去。她无法拒绝他。她一连喝了两杯咖啡，可却品尝不出它的味道。她从冰箱里的塑料袋里倒了些橙汁，一口气喝了半杯，感到橙汁淡而无味，且有些温乎乎的，尽管这实际上是根本就不可能的：这袋橙汁在冰箱里搁了至少有三天了。

7点整时，娜斯佳在“伊斯梅洛夫”车站走出车厢，内心充满疑惑地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她到这儿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昨天为什么没有告诉马克西姆，就说她无法来见扎托齐尼呢？要是能多睡一会儿就好了。她离老远就认出了将军，将军和往常一样，穿了一件薄薄的运动衣，身材颀长，细瘦高挑的个头，迈着轻快而又富于弹性的步伐，向她迎面走来。

“早上好，”他热情地打招呼道，“请原谅在不适当的时候打扰了你，可星期日我就不在莫斯科了，今天晚上又得上飞机。”

“没关系，”娜斯佳悒郁地说，“散散步有好处。至少，我丈夫也这么认为。”

“可你的声音听上去怎么这么悲伤？出什么不愉快的事了？”

不愉快的事。“他倒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娜斯佳沮丧地想，“是他叫我来的，可此刻却装作吃惊的样子。天呐，我该恨他才是，可他一吹哨，我就听话地跟他往公园跑。他全都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我的处境，但他却不吱声，要我自己一个人在噩梦中挣扎。事情过后，他又会对我说，他当时是故意不吱声的，因为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人只能靠理性、而不是靠人性来指导。理性要求我必须处于绝境、彻底绝望。而如今在骄傲的孤独中独尝这一行动之苦果的，却是我呀。可我不能把这告诉他，也不会向他诉苦的。从前有一次，我曾想向他诉诉苦，请他帮忙，可得到一番训斥。一个少校是不能向将军诉苦的。这不体面。可要知道，这事的全部可怕之处恰恰在于，不知何故，我不能生他的气。”

于是，她说出口的话是：

“还没睡醒。请您不要介意。”

“好吧，那就让我们转入正题吧。您也许知道部里终于组建了自己的情报分析部。它所负责的工作，与参谋部的日常工作有所不同。”

“我听说了，”娜斯佳点头道，“有点儿类似于战略侦查吧。”

“正是这样。而且，甚至就连像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这样的专家，也将参与这种情报部门的工作。”

“这个也听说过。不过，实话说，我以为这不过是开玩笑的。”

“为什么呢？”将军挑起眉头问，“您不同意我们的工作吸收这一领域里的知识吗？”

“我同意。可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同意这种观点。不知怎么搞的，在我的同事中，还没有另一个人与我观点相同一的确，我们这里已经确定了心理学家这一职位，我对此非常欣喜，可我也敢肯定，我们之所以用这类人，其目的决不是为了分析情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抢救人质时充当‘谈判者’；帮助描述罪犯的心理肖像；在侦查员分析案情时为他们提供咨询。可在战略方面……我甚至感到惊奇，您居然会这么做。”

“如您所见，我们已经这么做了。目前，我们正在物色能为情报分析部门工作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我听说您与戈托夫齐茨议员谋杀案的调查有关？”

“是的，”娜斯佳惊奇地说，“虽说关系不大，但关系是有的。可这和您说的有什么关系吗？”

“是这样，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是我们的候选人之一。”

“真的？！不过，那倒也是！”

“您想想看。我们当然会预先对所有候选人进行审查的，可您自己也应该明白，这件事责任重大。一个在分析部门工作的人，有机会接触高度机密情报，所以，在干部问题上，我们不能出一丁点儿错。我们根本就无权犯任何错。此外，心理学家本人的职业技能问题也十分重要，许多严重的、规模巨大的行动，都将根据他的建议计划并实施，如果这位心理学家对本专业不十分精通，一切的一切都会毁于一旦。总之，我对您有一个请求。请您仔细观察一下戈托夫齐茨，如有可能，对他的职业水准做个评价。”

“包括是否奉公守法吗？”娜斯佳开玩笑道，“是不是还得考察他是否守法及法律意识的水准呢？”

“阿娜斯塔霞，我们已经考察戈托夫齐茨三个月了。他不曾参与任何刑事犯罪，这一点我们可以绝对保证。您知道吗，他夫人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叫尤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您是否听说，他家的财政是她亲手掌握的？”

“没听说。可这很重要吗？”

“对于理解一个人的性格来说，是的，是很重要。尤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是一个大侵吞犯的女儿。她父亲的的确确是在逮捕他的前一刻自杀的。从那以后，她决心任何时候也不让自己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当然，我所指的是法律的惩罚之剑。因为在其他所有别的方面，她可以说是一个勇敢的女人，不怕树敌。但她和政府永远是和谐和睦的。她根本无法容忍其丈夫卷入某桩刑事案中。当然啦，一旦您了解到什么的话，就请您尽快告诉我们，但在此刻，我最想知道的，是这是个什么人，他是否算一个优秀的专家。”

“可要知道，他之所以能成为进部里工作的候选人，不就是因为他是个优秀的专家吗？您怀疑他，有什么根据吗？”

“哎呀，阿娜斯塔霞，有时候您的天真简直令我好笑，”将军笑着说，“职位候选人是怎样找出来的呢？某人推荐了某人，某人认识某人，或从朋友那儿听说过某人，如此而已。具体地说，戈托夫齐茨这个姓氏，是总部一位首长点的名，因为他的侄女，在经历了一次极其严重的离婚诉讼后，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那儿上过精神复原班。那位侄女对治疗效果极为满意，就把这告诉了她叔叔，她叔叔也就把这话继续传了下去。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可以指望您的帮助吗？”

“我不知道，”她耸耸肩，“我没信心，不知道能否帮您这个忙。我又不是专家，无法判断他的专业水准。”

扎托齐尼停住脚步，转身面对着娜斯佳。他那双黄色的老虎眼就近逼视着她，使她感到很不自在。

“不要说违心的话，”他低声说，“您到现在都不肯原谅我，是吗？您在生我的气。我活该，您生气是对的。我对所有这一切，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好呢？您此刻以如此隐藏的方式拒绝我，明天您的拒绝会更直截了当，后天干脆就会骂起我来，这样，就会毁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对您来说，也许叫关系更加适合一些吧。我非常非常喜欢您，我珍惜您和我这种良好的关系，而如果我们无法达到相互理解的话，我会很痛苦的。不错，我那次对您是很粗鲁，甚至说无情也可以，但这件事不同，这件事是为了事业。可是，这一切我已经都向您解释过了，再重复已经没有意义了。请您宽容大度一些，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和您可以完全互相信任，我们是可以无条件彼此信任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并不多呀。难道我们肯为了野心而失去朋友吗？”

“他这是在把我当玩具耍呀，”娜斯佳漠然地想，就好像是在从旁观察着自己。“他说服人的才能真令人震惊。要知道从理性上我也知道，去年冬天，他把我摁倒，什么都不管不顾地、一句话不说，一个能减轻我痛感的动作也没有，他是错了。可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生他的气。我愿意原谅他。而且，在他面前，我甚至感到自己错了，似乎我的怨气，不过是村妇无谓使小性子罢了。或许事情本该如此，我的全部痛苦本就一钱不值？”

“您今天走吗？”她以问代答道。

“是的，今天晚上。”

“走多久？”

“五天。”

“等您回来，我给您在画布上画一个戈托夫齐茨。”

扎托齐尼露出了灿烂温暖的笑容，两排白得耀眼、无可挑剔的牙齿闪闪发光。他的两只眼睛顿时宛若两块熔化了的金锭。面对这一著名的微笑，任何人都无力抵御。

“可以让我吻您吗？”他低声问道。

“不必了。”娜斯佳同样小声答道。

“为什么？”

“会让人误解的。”

“谁？”

“我。”

“这不要紧，”扎托齐尼笑着说，“只要我本人能正确理解这就行了。而我是能正确理解的，所以，您不必担心。”

他轻轻地用干燥的嘴唇先碰了碰她的一面脸颊，然后是另一面。

“您能战胜自我我真高兴。五天后我给您打电话。”

他猛地一转身，朝公园门口走去，而没有像往常那样把娜斯佳一直送到地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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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家的电梯上，娜斯佳对她所做的是否正确仍心存疑虑。当然，扎托齐尼所托之事她是要办的，何况她已经答应人家了。可是，就采取这种方式吗？

和将军谈话后，对这位心理分析学家的怀疑，实际上已经“烟消云散了”。既然他已作为可能进内务部情报分析部门工作的候选人经受了检查，那这检查，按严格规定，必定也包括了跟踪监视。看来，那几个跟踪者是够笨的，既然连戈托夫齐茨也能发现，或许戈托夫齐茨实际上是一个观察力极为敏锐的人，对人的相貌有惊人的记忆力。所以，可敬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在这个问题上，并未杜撰什么，而住宅被盗前跟踪他的，是内务部的人：在住宅被盗，哦，不是，是破门撬锁之后，则是他夫人雇的私人侦探，所以，这一切不过是个巧合罢了。但这种观点还需进一步证实。不妨让戈托夫齐茨用语言描述一下，他在私人侦探所“格兰特”那儿没能认出的那两个人，然后娜斯佳再去问问扎托齐尼，跟在心理分析学家“尾巴”上的，是这两个家伙不是。

而且，一个如戈托夫齐茨那样气质的人，未必会参与对其夫人的谋杀。一种可能是，跟踪戈托夫齐茨的那几个私人侦探，确实碰到了某个曾经与他在某件罪恶交易中有过关系的人。他们之所以杀死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为的是不让她对不该她管的事过分关切。但如果扎托齐尼肯定戈托夫齐茨干净，像个婴儿一般无辜的话，那么，这种可能便经不住任何批评，应当立即予以摒弃。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交往圈中，没有任何“危险”人物。

距娜斯佳与戈托夫齐茨最后一次见面只过了四天，可使她惊异的是，他在短短的四天中蔫了。两颊深陷，眼圈发暗，眼神晦暗。“天呐，恐惧居然能使人变成这样。”假使被人跟踪的是我，或许我的神经过敏会比他更厉害，而且，我连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跟踪我都不知道。可他，刚把妻子埋葬了。

“这次您要说什么呢？”陪着娜斯佳进屋的戈托夫齐茨倦怠地问，“您又有了新问题了？”

“是的。但和您妻子被杀案无关。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这次是作为私人来找您的。这没关系吧？您不会认为我这是在滥用职权吧？”

戈托夫齐茨明显有了生气，连眼睛也闪闪发光起来。

“您要做咨询？做罪犯的心理肖像？”

娜斯佳明白，他很愿意摆脱自己的痛苦。说一点与妻子被害无关的什么。

“我是需要咨询，但和罪犯无关。我想和您谈谈我自己。”

“谈您自己？”他还没学会如何掩饰自己，“您给人的印象可不像一个有此类问题的人呀，或许是酒精、毒品？您有依赖性吗？”

“您说什么呀。”她大笑起来，觉得这种推测实在是太可笑了。

“那是什么问题？”

“我尽力给您解释一下，但我对我是否能够说得清楚没有把握。我自己也很难理解。我现在感到与人交往很吃力。我甚至都不愿跟丈夫说话，这使他很生气。”

“您感到很难表达自己的想法吗？感到词不够用吗？”

“用词方面倒是一切正常。我可以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表达任何观点，如果您指的是这个的话。可我就是不想这么做。不知为何我有一种僵直感，您听明白了吗？就好像有人给我设置了障碍，而我却无力跨过它。”

“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是不是总有这种感觉？”

“不是总有。是去年冬天，二月份开始的。”

“在发生了什么事件以后？”

“是的。”

“您得跟我谈一谈这件事。”

“当然，我能理解。您瞧，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知道我得把这事告诉丈夫，好挽回他对我的信任，可我不能强迫自己。他已经看出我有什么心事，看出我委靡不振，暴躁易怒，不愿聊天，不喜欢任何交往，可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我又鼓不起勇气告诉他。”

“为什么？您感到害羞？这使您有负罪感吗？您对丈夫不忠？”

“不是，这和工作有关。在调查一件罪案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证据，它们证明我的一个亲人参与了犯罪。他就是我的继父，他抚养过我，在我心目中他能完全取代父亲的位置。我当即确信他有罪，而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就成了一场噩梦。可后来才搞清楚，罪证是偶然的，继父与这件刑事案丝毫无关。全部过程就这些。”

“从那时起您就有了交际障碍？”

“是的，正是从那时起。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您感到难以与所有人还是只与某些人交往？”

娜斯佳沉吟了片刻。她喜欢这个问题。可要知道，实际上，她与那些和公事有关的人，比方说和面前这位戈托夫齐茨，和季马·扎哈洛夫，是没有交际障碍的；而和乌兰诺夫也能完全正常交谈。是的，她可以跟很多人正常交往。但和工作中的同事就糟得多了。至于列沙和父母，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么说，她不害怕与无关的人交往。使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她自己就没觉察这一点呢，直到心理分析医师问起她才想起呢。

“您说得对，”她抬头直视着戈托夫齐茨的眼睛，“和我关系越近，交往越难。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来解析一下。”鲍里斯·戈托夫齐茨熟练地说。

娜斯佳看出，谈话能使他感到愉快，这种快感，和她在解析一道逻辑难题时所体验到的一样。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事业，那么，即使他心情晦暗，也会满怀愉悦地做自己的事的。不错，这样的人，无疑值得给予任何尊敬，完全可以推荐他承担扎托齐尼所说的那件工作。

戈托夫齐茨又提了好多问题，迫使娜斯佳讲述了她与继父和母亲关系中的许多详细情节，还问到了她的丈夫。

“那么，好吧，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他最后说道，“让我们做个小结。你落进了一个如果不是数百万、那也是成千上万人常常掉进去的典型陷阱。您知道这么一句谚语吗？——别人吃亏你受益。当别人身上发生某种不快的事时，我们可以说是旁观者清，因此能够不受伤害地、轻易地找到出路，可当不幸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却无计可施。如今，事过这么久了，您才看得很清楚，您怀疑您继父的根据并非那么充足，是吗？我刚和您探讨过这个问题。可您当时却不知为何，竟然当即确信他是告密者。您当下就信了，而且无条件地相信了这一点。现在您为此感到十分害羞。使您害羞的是，您当时竟然惊张皇失措，未能冷静从容周密地思考一下这件事，便匆匆忙忙得出结论，并对结论深信不疑。任何人都会发生这种事，你很难找出一个一生中没有犯过哪怕一次此类错误的人。所以，您大可不必为此而害羞。后来又怎么样了？有两点：第一，当您明白自己错了后，您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不再信任了。第二，您开始本能地害怕与您的亲人交往，下意识地担心又出这类的事。您担心他们当中有谁会自觉不自觉地迫使您把他们往坏处想，更担心会重犯此类错误，轻信自己的疑心。您竭力想要摆脱您的亲人，以便一旦发生类似的事时您不至于那么痛苦。换句话说，您偏偏把亲人当做威胁之源，竭力想要最大限度地限制与他们的交往，因为，正是您最亲近的人，即您的继父，使您吃了苦头。可他这样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也不是出于某种恶意，而是由于您自己的过失。您恨您自己，同时又害怕您的亲人。您不要试图寻找此类恐惧感的逻辑，它们是非理性的，正如任何恐惧一样。您的感情被平等地劈为两半：一方面您为自己的过失而害羞；另一方面，您担心重犯此类过错。于是，这就好像形成了某种障碍，妨碍您与亲人正常交往。”

“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娜斯佳心里很赞同他说的每一句话，就问道。

“不要紧，您只要总是牢记我对您说的话就够了。您要对自己说：如今我知道究竟是什么在妨碍我了，我也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意义，但我不会让它来控制我的。连想都无需想，您只要一念起这句有魔力的咒语，一切都会各就各位的。再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但您必须不断念这句咒语，它最终是能给您带来好结果的。总有一天，您往日的热情之火会重新点燃，它将迫使您百倍努力跨越障碍的。”

“我得等多久这种热情才会苏醒呢？”娜斯佳忧心忡忡地开玩笑道。

“我不敢保证很快就见效。如果您将独自与此种情境斗争的话，最初的效果至少得过几个月以后才会有。如果您让我来帮您的话，效果会稍微快一点儿，请您记住，阿娜斯塔霞·帕芙洛芙娜，神经官能症是十分难治的，实际上是不可能彻底根治的。您患的就是神经官能症。您可以摆脱您所处的，确切地说，是您自己把自己逼进去的那一处境，您可以克服障碍并开始与亲人正常交往，可以后神经官能症还是会在您意想不到的时候，以您意料不到的方式出现的。这病已经形成了，如今您只能一生带病生存了。您对犯不可弥补之错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感，对此您无能为力。我不想使自己显得像个江湖骗子，因此，对您我是有什么说什么。今天，您的恐惧感妨碍您与朋友和亲人保持关系，明天则又会表现在别的方面。”

“您说得对，”她又点头道，“今天它还妨碍我工作来着。我很难做决断。”

“您是否担心会犯错或做得不对？”

“是的。正是这样。要不我换个工作？”

“这没有意义。恐惧感会依然如故，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依然会担心犯错的。您必须克服恐惧。您应当学会与之斗争，明白吗？您得制订出一套方法，好不让它控制您的生活。这个过程很艰难，要持续很长时间，但没有别的办法。”

“那么您呢？”娜斯佳突然问道。

“什么——我？”

“是啊，您的恐惧感。您对我说过您担心自己会发疯，因为您有被迫害狂，总觉得有人在盯您的梢。最后，我和您搞清楚了，如果您还没忘了的话，确实有人在跟踪您，所以，您没有任何被迫害狂。可您仍然还是害怕。”

戈托夫齐茨神色大变，而且，眼神顿时变得暗淡无光。喏，刚才还在作为一个心理分析医生和娜斯佳谈话的他，刚才还十分正常的戈托夫齐茨，眼神躲躲闪闪，也不再打响指了，瞬息之间又变回来了，成了先前那个不但引起列斯尼科夫、而且也引起娜斯佳本人极度怀疑的人。他的目光牢牢钉在墙壁上部的某个点上。他一言不发。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娜斯佳固执地问。

“您……我和您是搞清楚了……实际上是您搞清楚了，有人在跟踪我，跟踪者是尤丽娅雇来的。但在那些人之前，还有过两个家伙。对那两个家伙，您还没说什么呢。您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呢？”

“我知道，”娜斯佳想，“可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对此您就不必打听了。假如扎托齐尼想让我告诉您的话，他会告诉我的。”

“我认为是您弄错了，”她说，“您只不过是产生错觉罢了。请您告诉我，您是怎么与自己的恐惧感斗争的呢？既然您能把一切都分析得头头是道的话，您怎么还容忍它操纵您呢？”

“为什么？”他把一双发了炎的眼睛转向她说，“为什么？和您为什么会犯错是一个道理。我可以和您的恐惧感斗争。可对自己的，我无能为力。恐惧是非理性的……不过，我记得，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您一边看着我，一边想必能想出成千上万条逻辑理由，可仍然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害怕。您觉得您要是处在我的位置上是不会害怕的。在这点上您和我完全一样，当我听您讲述时，我就想，我要是处在您的位置上，肯定永远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更不会为这样的区区小事而这么难受的。可遗憾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从这个位置看，我们的不幸和难题，看起来与从旁看上去是完全不一样的。”

“或许您得去找找专家？”娜斯佳提议道。

她突然对这人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他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错，此外，他的记忆力和观察力也是极其敏锐的。他被作为精通本行的专家推荐了上去，内务部对他进行了日常常规检查，比在其他情况下进行的检查更严格细致，因为问题涉及到的，是一个责任十分重大的职位，往往要经过数千次的检验。在检查过程中还进行外部跟踪，而戈托夫齐茨就是在这上面卡了壳。他的全部过失即在于此。这个可怜的家伙被恐惧折磨得快要发疯了。可又不能告诉他实情。我必须守口如瓶，看着他受罪。真是活见鬼，什么时候警察局里会有足够多的好警员，好不至于徒然伤害别人的心理呢？

“去找专家？”戈托夫齐茨抱怨地问，“去找什么专家？”

“喏，跟您一样的心理分析医生呗。”

“不！”

他脱口大叫，这想法本身就让他感到是一种亵渎。

“不。”稍稍平静一点儿后他又说道，似乎被自己的发作吓了一跳，并为此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可究竟为什么呢？”

“不。假若这种专家有一位是我可以完全信赖的好朋友的话，我会这么做的。可我没有这么一位专家朋友。和别的行业一样，我们这一行里也有竞争。我无法容忍人们说我身上有连我自己也对付不了的病。你难道会找一位浑身长满疥疮的皮肤病医生看病吗？”

“我当然不会去的，”娜斯佳同意道。

她在戈托夫齐茨家坐了将近三小时。在此期间他曾两次以茶来款待她，与此同时他窘迫地请求客人原谅，说茶里没什么东西好加的，他家甚至连拧檬也没有。娜斯佳这才明白，原来他已经好久没出门了，恐怕连商店也不曾去过。“可不么，瞧他怕成那样，”娜斯佳在去往彼得罗夫卡的路上这样想道，“弄不好他会饿死的，可他饿死也不出门。我该给扎托齐尼说什么好呢？这老爷子一方面倒像个体面人，看起来是个很不错的专家。他对我的理解全都十分正确。在听他说时，我心里完全赞同他所说的一切。当然啦，他是没说出任何新玩意儿，可谢天谢地，目前我的脑子还够用，意志力也不缺乏，对自己的问题尚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至于那一令人不快的真相，我自己也满可以说得出来，可是，戈托夫齐茨居然能在我刚一出口时就洞悉一切，这一事实对他有利。可从另一方面说，假如他经常有这种恐惧感，他又怎么能到部里上班呢？那里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爆炸性新闻，人们为了能得到这些新闻，随时都会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或许连戈托夫齐茨本人也不知道，人们正在考察他是否适合做这项工作。喏，这样也好。你想聘请一个人，委他以重任，可后来，在经过考核以后，又不要人家了，这样做有啥好处？最好先对他进行考核，然后，如果他愿意的话，再来聘请他。可我真的好可怜他呀！真想告诉他有关那些盯梢者的真相……可我不能。到如今我才理解，去年冬天，那个扎托齐尼曾是多么难呀。他当时看出我很难过，可又不能帮我，生怕打乱计划。或许我冲他发火毫无道理。他当时的日子也不好过。罢、罢，有关戈托夫齐茨先生的事，暂时还得等待最后结论。我已跟他说好，他将竭力帮助我，从今以后我每周一次去他家里应诊。当然，其实我并不指望他帮我什么，我的问题由我来对付。今天谈话后，我的心情好受多了。可我得好好观察观察他，免得判断有误，不然的话，我可无颜见伊万。他可是还指着我给拿主意呢……活见鬼，我又怕犯错误！可是不，不会出错的。我知道这恐惧来自何方，我还知道为什么会有恐惧感，可是，近来我并没变傻，还跟从前一个样儿，那么，既然从前我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那么，为什么此刻反倒怀疑自己了呢？我不该这样。我不该怀疑自己……我不该害怕……”

当我告诉维卡，说我打算和她分手，把所有财产和金钱都留给她时，使人吃惊的是，她居然十分平静。维卡到底是好样儿的，她具有极强的自制力，脸上甚至不曾流露一丝一毫欢喜的表情。她轻轻地耸了耸肩，双手揉着太阳穴，进了另一个屋。片刻之后，她换了一身笔挺的工作服，走了出来。我又嗅出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强烈的香水味儿。这气味好难闻啊！我从前怎么会喜欢这么可恶的气味呢？

“这是你的最后决定？”她严肃地看着我说。

“决不反悔。”我痛痛快快地说道。与此同时，我感到一阵轻松，觉到自己已经摆脱了危机，寻找到了使自己摆脱困境的出路。

“你不想做些解释吗？”

“不。”

“那就穿衣服吧。”

“干吗？”

“去婚姻登记所，递交申请呀。你既然主意已定，那还拖什么呀。”

她倒急了，这条毒蛇！装模作样，好像是与我的决定妥协了，其实，她心里保不定怎么乐呢，说不定连五脏六腑也欢蹦乱跳起来了吧。也罢，既然我连她的命都能救，给她点儿财产和金钱又算得了什么。

我俩出了门，向坐落在离我家三个街区的婚姻登记所走去。阳光灿烂，树丛笼罩着一层淡绿色的轻烟，一些身穿超短裙的漂亮姑娘从我们身边走过，生活在我眼里简直是太美妙了。早该这样做了。一段时期以来，我简直形同行尸走肉，什么也无法令我欢喜，而我也对生活一无所求，无论是对今夕还是明晨，我都没有任何计划，可今天我又活过来了，又能力生存而欣悦了。我的生命中能遇到卢托夫，这真是太好了！如果没有他，我还会像这样一动不动地呆在这儿，感到自己像一只供作牺牲的羔羊。对维卡，无论这有多么奇特，我都情愿做出任何牺牲，因为我明白，她自己曾经奉献了那么多，在和我母亲共同生活的那些岁月里，她受了多大罪呀。老实说，如果没有她，我恐怕永远也成不了现在的我，因为我单单是为了她，为了维卡，才强迫自己在“素面朝天”这个节目里硬撑着，为的是能使她达到应有生活水准的一半。我很爱她，情愿为了她奉献一切。要是单为了我自己，我兴许什么也不愿做，情愿守着疯疯癫癫的母亲，靠微薄薪水惨淡度日。从某种意义上说，维卡有权得到我的全部财产，确切地说，这些财产是我们共有的，因为，假若我身边没有她，那么，我也就无从得到这些财产。我只想知道，她对此的理解是否和我一样？或许不一样。她总是那么彬彬有礼，从不计较谁该谁什么。可话说回来，谁知道她如今怎样了呢，在她有了情人之后……

在婚姻登记所里，我让维卡呆在走廊里，自己径直闯进了所长办公室。

“我姓乌兰诺夫。”我自我介绍道。

所长疑惑地瞧了我一眼，皱着眉头叹了口气。

“噢，是的，您的事有人打过电话。您是一个人来的，还是跟夫人一起？”

“跟夫人一起。她在走廊里呢。”

“好吧。请稍候片刻。”

她摘下话筒，拨了个号码。

“玛莎？到我这儿一趟。是的，马上。”

玛莎是个美得耀眼的年轻姑娘，她翩翩走进办公室，灿烂的笑容使我乍然一惊。

“嗨，您好，”刚一进门，她就直冲冲地对我说道，“我在电视上见过您。”

“这太好了，”所长冷漠地打断她的话说，“乌兰诺夫先生想要废除婚约。收下他的申请，明天把离婚证办妥。”

“可这……”姑娘话一出口又连忙打住了。显然，她习惯于严格遵照条例办事，而根据条例，递交离婚申请书之后，要过好长时间才能最终办妥离婚证。

“就明天，”所长肯定地说道，接着转身对我说道，“您跟玛莎去吧，她会把一切都办妥的。”

我和维卡填了申请表。

“明天5点以后来，”玛莎像望着一尊圣像似的盯着我嗫嚅道，“别忘了带身份证，我得在上面打个戳。”

我默默地点点头，暗暗叮嘱自己明天来时，别忘了给这位姑娘买一束鲜花和一盒糖果。

“规定变化可真大呀。”出门后，维卡对我说道。

“你指什么？”

“办手续快呗。从前得等三个月呢。”

“如今也得等。我对所长行了贿。”

“这么说，你就是为了行贿，才进她的办公室的？”

“当然啦。”我撒了个谎。

有关卢托夫的事，我可不能向维卡透露。他特意问过我住在哪个区，婚姻登记所在哪儿，并答应打“协调电话”。没说的，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这人可靠，这太令我高兴了。话说回来，今儿个事事顺心。我又开始生活了。

维卡有一会儿没开口，像在想什么心事似的。

“你急着到哪儿去呀，萨沙？”她终于开口问道，“你莫不是另有个女人，急着尽快跟她结婚吧？”

瞧瞧，够狡猾的，不是吗？有结婚意图的，是她，而不是我；决定另结新欢的，也是她，而不是我，不知为何，此时此刻，我才注意到原来维卡走路的样子竟那么难看。左肩高右肩低，步态沉甸甸的。以前我怎么就没察觉这一点呢？或许她从前并不这样，而现在不过上了年岁而已。

“是的，我是另有新欢了，”我直截了当地说，“她就要生孩子了。所以，我得尽快办妥离婚和结婚手续。”

“你近来变化可真大呀，”维卡忧郁地说，“如今我全明白了，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你变得暴躁易怒，连老朋友都不理了。可你要知道，萨沙，我不是傻瓜，也不会犯歇斯底里，我们本可以以人的方式好好解决一切问题的。如今把婚姻维持到耄耋之年的少得可怜，许多人都离婚了，我也能理解。当然，说起来，还是新欢，况且也要怀孕……我都能理解，萨沙，可你为什么要欺负我呢？你把我的生活变成了地狱。我担心你是疯了。如今我真无脸见被你欺骗、蒙哄、失信的那些朋友们。”

我从她这一番话里，听出的完全是另一番意思。“既然你爱另一个女人，既然你想不分财产就撇下我，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对我说呢。那样一来，我也就不会找杀手了，也就不会有这一场噩梦了，一切的一切都会变得轻松简单。我的生活之所以变成了地狱，不就是因为我每分钟都在期待人们最终能把你给杀死，同时又时时担心会毫无结果吗。你会活下去的，而我却得蹲监狱。近来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我宁愿让你爱到哪儿去到哪儿去，无一句责备，不流一滴泪水，也不大吵大闹。要知道如今想和我离婚那真是太容易了！可你却一拖再拖，一瞒再瞒，可话说回来，哪个男人不这样。这个世上有多得数不胜数的女人，都是突然得知她们心爱的丈夫已经有了业已成年的、非婚生子女的呀。如果不是有人掐着您的脖子，您未必喜欢离婚，未必会对旧式婚姻那么深恶痛绝的。显然，您那位新人手段很高明。”

“我们不说这事儿吧，”我冷淡地说道，“事情过去就算了，我很高兴你能平静地对待这件事，这对你的名誉有好处。”

我们冷冷地一声不吭地走到家。维卡上楼去了，而我把车开出“纸盒子”，驱车去了母亲家。我还得跟她把话说清楚。这任务也不轻松。

母亲家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漂白粉味儿。

多年以来我对这种气味已经习惯了。母亲疯病的表现之一，就是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人的洁癖，该病症无其他任何症状，惟一症状在于坚信世上惟一适用的消毒手段，就是漂白粉。母亲总有办法在商店里寻找到其中会有这种杰出成分、散发出相应芳香的清洁剂或洗涤灵。她往往会一天天一刻不停地打扫房间。在我们一块生活期间，每天我都悸怕，担心我们中间总有一天会有人中毒，因为母亲难保不在什么地方，比方说在餐具上吧，让一些漂白粉制剂残留下来的。您倒是评评理，难道我们能在这样的房子里生小孩吗？

算我走运。我到母亲那儿时，她还几乎算正常。可以说是病情有所缓解吧。这使我得以有机会与她达成某种沟通。我吻了吻母亲，伸手从袋子里取出食品，从散发着虽然可疑、但仍是我十分熟稔的漂白粉儿的杯里啜口茶后，我开始进入正题。

“妈妈，你不能再这么一个人生活了。”我说。

“可你们撇了我，我有啥办法。”母亲任性地反驳道，可是，她说的倒是一句实话。

“可即便我们不离开，那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我和维卡天天上班，而你就一个人。像你这个年龄没有旁人照顾是不行的。”

“你是想把我给锁起来吧，”母亲即刻接口说道，“我是大家的累赘，你们想尽快摆脱掉我，好得到这所房子。可你没门！我全懂，萨沙，你休想骗我。”

“妈妈，我不需要你的房子。我不过是想你身边应该有个人，好照看你，帮你做些家务。”

“我谁都不需要，”母亲决绝地说道，“我自己能料理。”

跟她吵架是很困难的，她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疯病，而她的体格又十分健壮。她心脏很好，血脉畅通，关节灵活，无丝毫盐类沉积迹象。喏，她脸上光滑，皱纹还没有维卡多。她经常擦地板，擦玻璃，洗、烫衣服，到直顶天花板上的书架上掸尘土，身后拖着折叠梯转悠，一连十小时不住气儿。尽管我俩早就买了洗衣机，可母亲还是对手洗情有独钟，而且，她洗衣时从来不用化学制剂。说到这儿你们就不难想象，母亲家里浴室里的各种帘子，以及沙发罩、桌布什么的，为什么会常常被泡在水里了。当然，对一个这样的人，你不可能向她证实，她需要旁人的帮助。

我妈对肮脏的恐惧几近于病态，尤其是在她病重期间，这会成为她成天絮絮叨叨的主题。每逢这时，她便会面对空寂无人的屋子，一连几小时喋喋不休地数落个没完。她诅咒城里传播疾病的鼠患，诅咒那些在秘密实验室里专门研制能把日常生活中普通的、路上常见的尘土变为有毒物质，能散布死神，想以此连根铲除所有俄罗斯人的仪器的人民公敌；数落被人收买了的政府。他们故意不和肮脏斗争，其目的是迫使诚实公民购买国外进口的洗涤灵，以此来赚钱，因为这些洗涤灵质量当然十分低劣、污染生态环境，而外国公司为了能签供货合同，付给我国政府大笔贿赂。由以上所述所能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周围的一切全都是混账东西和有害物质，只有本国生产的可爱的漂白粉可以信赖。

因此，除诉诸哄骗外，我看不出有别的办法。

“妈妈，我和维卡在莫斯科城外找到个好工作，我们得去两三年。你一个人在这儿我很不放心。让我们想一想，看谁能留在你身边。比方说，可否找一位正派女人跟你做个伴儿。”

“顺便再糟蹋我的家？”母亲气恼地打断我说，“亏你想得出！我可不想替别人打扫屋子。”

“她自己会打扫的，”我耐心解释道，“她自己到商店购物，而且，如果你病了，她还能照顾你。”

“她自己打扫！”母亲毫不掩饰鄙薄地嘟囔道，“甩两下抹布就全齐了。不，我谁都不信，一切都由我来做。”

“你别忘了，你是个残疾人，你不能总是一切都自己做，只有知道你身边有帮手，我才能放心。妈妈，你要知道，如果就你一个人在家，我是不能出莫斯科的。你总不会想要我毁掉自己前程吧？归根结底，你总不能不让我好好工作、好好挣钱吧！就算你谁都不需要，可为了我你也不同意吗？这是为了我呀。”

“你说得好听，”母亲讥讽地说道，“你怎么，没钱花了？”

“信不信由你，我是没钱花了，”我连忙撒谎道，“我挣的钱都花在房子上了，至今都没还清债务。所以我得挣更多的钱。在我离开期间，我要把房子暂时租个好价钱，而这也是一笔收入。”

“你要那么多钱有啥用？你有吃、有穿，又有用的，连小车都坐上了。你还要什么？你怎么这么贪财，萨沙？你们这一代我就是不理解，喏，我年轻时无论春夏秋冬就只有一件大衣，可还是过得挺滋润，为什么？因为别人连这样一件大衣都没有。”

她激动起来，整整训了我半小时，诉说斯大林时代的优点，数落俄国目前所笼罩的停滞，数落我的贪婪和不道德，奚落我为自己找了个多么好的媳妇。

“我知道你要钱想干什么！”她尖叫道，“准是她出的主意。她这是想吸你的血呢！她需要花花绿绿、丁零当啷的玩意儿，想要过得开心，难怪她连孩子也不想要，就想如何过得开心自在，不想工作！而你就像一头小公牛被她牵着鼻子走，什么都看不见！我敢肯定一定是她背叛了你，要钱是给她年轻的情夫花，而你却为了满足她的愿望，不惜抛弃自己孤苦伶仃的老母亲！”

我浑身冰凉。也是，无怪乎人们都说，疯子具有异乎常人的洞察力，看人观物透彻得很，因为他们完全是以另外一双眼睛观世的，所以能在旁人一无所见的地方发现端倪。她对维卡的感觉怎么会这么准呢？维卡性格中的这一方面，甚至对于跟她耳鬓厮磨那么多年的我来说，也是出乎意料的，而母亲却原来早就看出来了。

“您说你需要钱是不是？”她继续数落道，“你欠了债？既然如此，那请允许我问你一句，你打算用什么钱来为我雇帮手呢？”

“她不要报酬，给个住的地儿就行。但她得住在这儿，和你一起，就住在这个家。她给你干活儿的惟一报酬是你得把房留给她。”

“我就知道！她将为我干活儿，以便能尽快把我打发到另一个世界去。倒好像我不知道似的！谢天谢地，幸好我现在还不糊涂。”

“那好，既然你担心这个女伴不可靠，你可以把房子卖了，用卖房的钱，找一个好的养老院住着，到了那儿，你将有一流的服务，还不会感到孤独苦闷。说不定你还能在那儿找到个可以再嫁的主儿呢。这种事也是常有的。此外，你在养老院里，也不会担心什么人会希望你死了。”

“我才不去呢，”母亲决绝地说，“养老院肮脏透顶。我才不愿天天亲手打扫臭气熏天的住处呢。”

事情很清楚，我是无法说服她了。实话说，我也并不是非得说服她不可，我只需办妥她无自理能力、需要我监护的证明文件就够了，所以，即使她不同意，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决定所有事项。我把房子卖了，好在那房已买成私房了，再到养老院一付款就全齐了。可我极不情愿这样做。这太没人味儿了……我只是想让母亲能认识形势，想让她能同意我，想要她从今往后不至于走哪儿都说什么自己的亲儿子把她给卖了，把她从家里赶了出来，送进了养老院。

她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

“我可是真没想到，我居然能活着看到这么可怕的一天？我的亲儿子居然想把我赶出家门，扔到大街上去！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他制服不了自己那位牵着他脑袋的蠢婆娘，”她用食指指着我道，“假如你父亲知道他的儿子居然会是这么个白痴，保不定会怎么生气呢。你小时候，他为了你的教育，花了多少心思，他多么为你而骄傲来着。他没看见你这副蠢样那真是他的幸运！你的所有心思全花在那个大手大脚的女人身上了，你一门心思全在想要赢得那女人的欢心，好一个月能让你上一次身。我为我有这么个儿子感到害羞。滚吧！”

我默默走到前厅，穿好了外衣。母亲留在屋里没动，连送我一送也不想。我打开房门，走到楼梯口时，听见她用刺耳的尖叫声在我身后喊道：

“你死了！对我来说你已经死了！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你是个死人！”

我没等电梯，一口气冲下了楼。当然，对她的叫喊是认不得真的。她是个疯子，是个有病的老女人，而且，她当然不会真的想要我死，要知道我可是她惟一的儿子呀。她这么做不过是因为没用脑子，因此我没权力生她的气。可我凭第十种感觉感觉到，她最后那句话不是由于生气和愤怒才说的。而这，也就是我们在疯子身上常能见到的那种洞察力。她说得对，我确实是已经死了。当然最近几天我又活过来了，可要知道我当死人已经有些日子了，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或许总的说来远不是那么回事儿？或许我那个疯妈嗅出有个杀手在紧盯着我？莫非维卡并未取消约定？可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明天我们就能领到离婚证了，而她，也将自由富有了。

呸，你呀你，天呐，真是胡说八道！乌兰诺夫，这是你干的吗？你清醒清醒吧，你冷静一点吧。你是怎么的，想要根据你疯妈的几句话来分析你妻子的行为吗？你也真是的，居然找到宇宙智慧的来源了。你倒是去警察局，去找政府防污染委员会说说看，那帮人，为了签订有害生态的清洁剂供货合同是大把大把地受贿呀。那该怎么办呢？母亲不是天天都在给你唠叨这一套么，那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就不信她呢？

我心里松快点了。真的，我说什么来着？哪来的洞察力？母亲今天话里触及到维卡不忠这个题目，只不过是碰巧罢了，事实上，要知道只要你能回想一下的话，她不总是在这么说吗。我和维卡结婚这么些年以来，哪年不是听着她絮絮叨叨过来的呢，只不过随着她心理健康状况的不同，她的暗示或粗鲁、或巧妙地有些不同罢了。假使母亲精神沮丧，她的话就和往常一样，不过就是带有侮辱性罢了；而如果病情加剧——这种情形一般持续几天到两三个星期，那么，她针对维卡的话，便会毫无遮拦，并且充满非正常字眼儿。而维卡却勇敢地承受了这一切，甚至还安慰我、劝阻我，要我不要生母亲的气，因为她是个病人，并不知道她这是在做什么。可怜的女人啊……就让她得其所愿好了。归根结底，这是她该得的。

我坐车到了最近的地铁车站，走进车站大厅，在找自动电话，好按照电话号码簿打电话。我最忍受不了筹码自动话机，这类话机总是坏的，只会吞硬币，却接不通，除此之外，过不了一会儿，它就又会极其吓人地、恐吓地尖叫起来，要人再往里搁硬币。我总算找到了电话，于是拨通了卢托夫的号码。

“您去了婚姻登记所？”他问。

“是的，一切顺利，谢谢。你们投保了什么？明天证件就准备好了。”

“那就太好了。您妈妈怎么样了？”

“老妈那头不太妙。我的所有提议她都反对，一口回绝。看来，我们得通过法庭和社会保障部门采取行动了，可这就免不了要费一番周折了！”

“亚历山大·尤利耶维奇，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卢托夫笑着回答我道，“在这件事上，您的事是绝对公正的。假使您的老妈真的有心理疾患，且有残疾，您有权向法庭提出认定其无自理能力的问题。您任何时候都不会遭到拒诉，因为一切都是严格按照法律办的。至于说这件案子真的拖了好长时间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此，如果您真的忙，那我可以帮您的忙。而如果您不忙的话，那也就用不着我来帮忙了，因为，我再重复一遍，您起诉的理由是完全合法的。”

“我是很急。”我说。

我的确急得很。我在其中挣扎了四十多年，我在其中活像个活死人似的生活，对我来说，早就无法忍受了。当我得知维卡已经背叛了我，得知她想要杀死我后，我已经无法和她呆在一起了，她的样子和她身上香水的气息，都令我气恼。在去过婚姻登记所以后，我和她已经不再是夫妻了，我弄不明白，如今我们还怎么能够在同一座屋檐下生存呢？可我不在这儿又到哪儿生活呢？莫不是去母亲那儿吗？今天这一幕我已经受得够够的了。我无法再在电视台做节目了，因为像维佳那样捞钱我不会，而靠污辱和辱没一般说都是些好人的人来给自己拉广告我又不愿意。我想尽快到卢托夫那儿去。我觉得他会是我的一个可靠的保护伞，在其保护之下，我不会碰到任何不快。

“好吧，让我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卢托夫说道，“要让我帮您办好一切手续，我想我未必能像办理离婚那么快。”

“这我能理解。”

“明天一早给我来电话，我会告诉您该到哪儿和去找谁。”

“谢谢，”我热情地感谢他道，“要不是您，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或许我早就死了也说不定。”

“得得，您就别夸大了吧。祝您一切顺利，明天见。”

可要知道我根本就没夸大什么。卢托夫甚至连想都没想到，我的话在准确性和真实性上已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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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勃拉兹佐娃轻而易举地就采取了决定。当然啦，她也不是没有过一丁点儿怀疑，但她却很轻易地就能克服多余的犹豫不决。在多年的侦探工作中，她曾不仅把许多小骗子和贪婪的白痴，而且把从事非法交易的真的鲨鱼送上过法庭，这工作使她变得生硬而严厉。和那位娜斯佳·卡敏斯卡娅不同，她在这种生活中很少为什么害怕过。因此，假如问题如她所说，不涉及生死，即使解决错了也不致危及任何人的生命的话，她是不会长久犹豫不决的。

女巫师伊涅萨被杀案被不可容忍地搅乱了，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有错的也就是她一个人而已，当然，有些客观条件也在其中起了作用，这些客观条件不容许奥勃拉兹佐娃把归她侦破的所有18件案子统统认真地、仔仔细细地研究一番。离出发去休产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把案子无论如何从其所在的死点上稍稍往前推动一点的惟一一次机会，是与戈托夫齐茨教授的交谈，在后者的办公室里，几年前，英娜·帕施科娃曾接受过咨询。另一次机会是亚历山大·乌兰诺夫，此人不知为了什么事居然到伊涅萨的一个顾主——卢托娃·瓦连金娜·彼得洛芙娜家去过。当然，塔姬雅娜不会指望乌兰诺夫会开诚布公地说出一切来，但却可以通过他接近卢托娃，或至少可以对她了解得更多一些。侦探工作的丰富经验告诉她，她根本别想从“卢托娃——乌兰诺夫”这条线索得到点什么。所有人相互之间都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所以，两个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的人相互认识，这种事没有什么不平常的。对此，我们同样无可指摘！乌兰诺夫是何许人呢？电视节目主持人，一个漂亮、自信、下流的家伙儿。卢托娃是个什么人呢？根据侦查员提供的材料看，不过是幼儿园里的保育员。他俩之间能有何共同之处呢？可又有什么不可能呢——爱情，或是从中学时代开始的温情和友谊，难道这就足以成为怀疑其与女巫师被杀案有关的根据吗？不，当然不，这不是什么理由。在这件事上，直觉并未告诉塔姬雅娜些什么，但她却为这案子久拖未决而深深自责，愧疚难当。近来，她每每为将要降生的孩子而陷入沉思，而与此无关的一切，有时在她眼里都显得无关紧要，不具有任何意义。而这一点在工作中也表现出来了……因此，塔姬雅娜在浏览了待决案卷以后，决定在开始休假前的这段时间里，尽自己的努力再尝试一下，哪怕她所采取的行动看上去不会有任何结果也罢。既然她已决定调查女巫师伊涅萨所有顾主这条线索，那么，就得把已经开始的调查进行到底，收集所有有关人等的材料。真的，不能把所有重担放在侦查员的肩上！自己也该采取点行动了。何况，与乌兰诺夫接触是唾手可得的事，再不利用岂不是罪过吗？

塔姬雅娜决定传讯戈托夫齐茨教授。传票已经办好，塔姬雅娜已经决定把传票送到秘书处时，伊拉奇卡来了电话。

“你别忘了今天你得去看医生呀？”她严厉地说道。

“忘了，”塔姬雅娜说道，“这么说真的非今天不可吗？”

“丹娘，我不知道，”从伊拉奇卡的声音里可以听出她情绪不佳，“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同一件事我得提醒你多少次才行！我已经告诉你一百次了，你的医生5月1号要休假去，你无论如何也得在最近去看她一次的。我告诉你一百，不、一千次了，三十六岁才生头生子，这可不是开玩笑，再说你的身体也不好，你得经常去看医生。我告诉你一百万次了，我已给咨询处去了电话，给你预约今天6点半去的。你要是今天不去，下一次就得去找另一个大夫，而那人兴许从来就没见过你，也不知道你有什么地方特别，所以，搞不好会有什么顾及不到也说不定。喂，你醒过来了么？”

塔姬雅娜皱起了眉头，把话筒从耳边拿开，话筒里那声情并茂的演说仍在继续。

“全部在开倒车，伊尔卡。请不要这么激动。我全都记得。你哪儿来这么大劲头训我？别忘了毕竟我还比你大呀。”

“你不是比我大，而是比我蠢，”伊拉奇卡说道，“答应我，现在就去咨询。”

“我就去，行了吧。”塔姬雅娜叹了口气道。

“就今天。”女亲戚严厉地说。

“好吧，就今天。”

“6点半。让我给你这个笨家伙儿翻译一下：是差30分7点。别想跟我撒谎。到时我就坐在咨询处，就坐在你那位医生办公室的门口，亲眼看着你进去才算。”

“你可别这样，”塔姬雅娜无奈地说着，不由地笑了起来，“我还得干活儿呢。”

她放下话筒，瞧一眼表，随后，看起摊在面前的文件来。巧得很，戈托夫齐茨教授住的地方，离她6点半就要去的那家咨询处不远。何必用传票传他来一趟呢？何不公事私事一块办呢？

她拨通了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电话，后者答应全天都在家等着，于是，塔姬雅娜便准备动身。她到装在衣橱门里的镜子前照了照，脸上再次浮现出一抹忧郁的笑意。怀孕不会令任何人好看的，假使是一个身条姣好的女人，怀孕已七个月了，任何人也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将要生小孩了，那么，一张晦暗、浮肿的脸也不会令人感到漂亮的。而一个如塔姬雅娜这样的妈妈，则只会令大家感到，她不过是一个胖女人罢了。胖女人还少吗，而胖女人更兼脸色晦暗、脸上浮肿的，那就更多了。喏，这样的外貌足以令人满意了吧！斯塔索夫的确曾肯定说，塔姬雅娜是世上最美的女人，是一切方面都最可人意、最优秀的女人，可这只是斯塔索夫个人的看法，其他男人却会以批评的目光来审视她的。更何况她的自我感觉也不是那么好。伊尔卡说得对，在她那种年龄、那种体重下生头生子，对于神经脆弱者来说，并非什么好主意。不过，话说回来，塔姬雅娜·奥勃拉兹佐娃可不是一个神经脆弱的女子。

充满烦闷和恐惧的又一天过去了。他还得过多少天这样的日子呢？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并不以勇敢坚毅著称，可只要他身边有尤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在，这类品质对他来说还不是必需具备的，因为所有最难处理的问题，都由妻子一手包办了，而他所做的，不过是弄清妻子的意图并且服从就是了。而这样他就很满足了。尤丽娅是个很有理智、心地善良的人，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早就在心里得出结论：她不会出坏主意的。

可如今剩下他一个人与恐惧做伴，况且，这不是一般的恐惧，而是生与死的恐惧。儿子米申卡在英国，尤丽娅把他送到那里去学习，好在儿子的英语说得和母语一样流利，他从小就学会说英语了。米沙住在尤丽娅的表妹家，她表妹在许多年以前嫁给了一个英国人后就去伦敦定居了。戈托夫齐茨并未叫儿子回来参加葬礼，不是因为花费大，钱他是有的，而是因为孩子们都不喜欢悲哀的事。孩子如果就在身边、在莫斯科，身边还有个把亲人，一般说，可以由这位亲戚出面来操持一切的话，是一回事；而如果说孩子只有八岁，让一个八岁的孩子坐飞机穿越整个欧洲来参加母亲的葬礼，那就是另一码事了。尤丽娅的表妹也不打算来，路上的花费她可承受不起，她倒是可以把孩子送到机场，可那以后孩子就得一个人孤零零、惨兮兮地忍受丧母之痛，他那小小的心灵哪儿能承受得了呀。不，最好还是让孩子留在伦敦好了，让他离坟墓、花圈、安葬辞和眼泪远一些的好。

米申卡远在天边，尤丽娅已不在人世，剩下一座空荡荡充满恐惧的家。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害怕接电话，而且，只要门铃一响，他就浑身冒冷汗。可他又不能不接电话，因为事关尤丽娅被杀案的侦破问题，警察局每时每刻都可能需要他。对警察局来人他感到很高兴，因为这使得他有可能哪怕暂时把电话掐了，更不用说这使他再不必非得出门上街不可。在尤丽娅葬礼后他一次都未出门。面包早就用完了，糖也快断顿了，其他食品也快用完了，已经到了该好好想一想今后怎么生活的时候了，可他无力去想。恐惧剥夺了他行动的力量，使他既不能有所想，也不能有所动作。戈托夫齐茨如今只等着刑侦处那位格梅里亚和那个娜斯佳来访。他不害怕他们，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自己并未杀妻子，所以，他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任何问题。侦察员格梅里亚当然是一个机灵能干的小伙子，对他的回答又是听又是记的，可从他的脸色看得出，对他的话，他连一句也不信。那就让他不信好了，只是不要叫我到他那儿去就成。而那位来自彼得罗夫卡的姑娘——阿娜斯塔霞——倒是很有意思。甚至有几分令人感动。眼神是同情人的，总是点头不止，看来对所说的一切都是相信的，也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也是，看起来警察里面也有患神经官能症的。可话又说回来，这又有什么可稀奇的呢，他们干的就是那种工作么！对这位姑娘，他的分析是足够透彻的了，如今，只要机会合适，一旦必要，她就会说戈托夫齐茨教授是一位高级专家，只要她这么一说，天平上就会丢下另一个砝码，而这天平，就是衡量“要”还是“不要”邀请他去内务部工作的。而他很想得到这份工作，很想。内务部一位高官的侄女告诉过他，说他的名字已经上了候选人名单，现在只需等着就是了。

而这会儿又有一位叫奥勃拉兹佐娃的女侦查员要来。这有什么可吃惊的呢？无论如何，尤丽娅毕竟还是一个国家杜马委员呢，或许在侦破她的被杀案上，投入不少人力了呢。说不定，那个格梅里亚被上司从此案中解除了，因为他没搞出什么结果，所以被别的侦查员取代了吧。谢天谢地，总算可以把电话给掐了，到明天早晨以前不必接通电话了。假如有人找他，那么，奥勃拉兹佐娃事后可以作证，说他一直都在家，哪儿都没去，也没有躲避侦查员之企图。

只是，得把屋里稍稍收拾一下……戈托夫齐茨拿起抹布，想把家具擦一擦，可突然浑身无力地坐倒在沙发上。他什么都不想做，干什么都没力气。让尘土见鬼去吧，他才不收拾屋子呢。在女客人面前感到不自在吗？可这又有什么不自在的呢，如果一个男人刚刚埋葬了妻子的话，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无论是空空的冰箱还是不曾收拾过的房间。

门铃响起时，他恐惧地呆立在了原地，惊得连一动也动不得。“去，开门去，”他对自己说道，“这是侦查员到了，她来过电话，打过招呼，说大约4点半到。现在是5点差20分，或许就是她来了吧。即使不是她，那她反正也该到了，那些人也来不及把我怎么着。去吧，开门去吧。可要不是她呢？”

每次去开门，戈托夫齐茨都在心里默默与生命告别。此刻，他同样在心里皱紧了眉头，走到前厅，与此同时，他的腿都不会打弯了。门上没有装“猫眼”，一直都想装，可就是没装。

“谁？”他问话的声音连他自己也听不到。

“奥勃拉兹佐娃。”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他道。

开门的手指在发颤。门终于打开了。门口站着一个胖乎乎的女人，脸上浮肿，眼神疲倦。

“您好，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她问好道，“我可以进来吗？”

“请进。”

在把胖女人让进屋里时，他退到了一旁。看见行动十分不便的她在脱雨衣，戈托夫齐茨心想，原来警察中也有这号人。不是像格梅里亚那样机灵能干的男人，而是这么一位大妈，身体臃肿、行动笨拙，脸色病态，眼神漠然。对这种婆娘，无论你对她说什么，她都会连皮都吞了，对一切都深信不疑，她工作忙得要命，对她来说，最要紧的是赶紧回家和做饭，弄不好每间屋里准保有三个孩子，戈托夫齐茨思忖道，她身上多余的脂肪可是太多了，照她的身材看，她可是太像那种婆娘了，她们每生一个孩子，体重就得增加10公斤。而她们的丈夫又当如何呢，或许和她一个样儿，要想养活这样的丈夫，恐怕光做饭就得一整天吧。

“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们不妨就在厨房里坐一会儿？”他问道。

厨房相比而言并不大，因此，戈托夫齐茨把他保持得还多多少少像个样子。他觉得把侦探领进乱哄哄尘土飞扬的屋里有些不好意思。

“当然可以，如果在那儿您觉得更方便的话。”奥勃拉兹佐娃同意道。

她坐在餐桌前，打开皮包，从里面拿出公文夹，又从公文夹里取出一张笔录纸。

“我叫塔姬雅娜·戈利果里耶芙娜，”她看也不看戈托夫齐茨一眼，说，“您不想让我看一眼您的身份证吗？”

他默默地递给她身份证。那证就在厨房里的一只小箱子上搁着。格梅里亚到他这儿来过三次，每次都跟他要身份证。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把身份证放在手边。谁知道呢，或许警察制度便是如此！

“我那位同名者怎么没来呢？”他问道。

“您指的是谁？”奥勃拉兹佐娃一边疾速把身份证上的数据抄写在笔录表上，一边问道，同时连头都没抬。

“侦查员格梅里亚。鲍里斯·维塔里耶维齐·格梅里亚。”

“不知道，他或许在班上吧。您需要见他吗？”

“不，我不过是……我以为，既然您代他来了，那么，或许是因为他病了，或许是因为他休假去了，再不就是他被调离此案了。”

“可您怎么就断定我是代他来的呢？我是我，而格梅里亚是格梅里亚。”

可他还是弄不明白她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依旧想要打听些什么。

“您也是调查我妻子被杀案的？”

“不，您妻子被杀案不归我管。”

她总算把戈托夫齐茨身份证上的数据抄下来了，终于抬头望着戈托夫齐茨。她的眼睛是灰色的，很平静，眼神里根本没有她刚进来时戈托夫齐茨从中发现的倦意。

“可……这是怎么回事？您来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调查别的凶杀案。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您是否还记得英娜·帕施科娃？她是个实习医生，是您工作过的那家诊所的。六年前吧。”

一朵红云浮现在他的眼前，脑子里轰然作响。喏，你瞧，这事还是来了。可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呢？

“这就对了，”塔姬雅娜想道，“他俩之间有过一场恋爱，英娜做掉的，就是他的孩子。瞧他的反应就知道了。如果他想起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实习医生的话，他的脸色就不会变了。”

“帕施科娃？是的，我想起来了……一个漂亮姑娘，不是吗？”

“也许吧，”塔姬雅娜矜持地说，“我不知道，我没见到她已经有六年了。请把您所知道的有关她的一切都告诉我。”

“出什么事了？她卷进什么事里去了吗？我知道的并不多，医生就是医生，不像她们那些实习医生，天天换……”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那您的心上人也是年年换吗？”

“这哪儿跟哪儿啊……您怎么能！”

她看出戈托夫齐茨并未很好地控制住自己，于是便在心里笑了一声。他这么害怕究竟为什么？他跟这位年轻的小美人儿肯定有过风流韵事，当时肯定是这么回事。假如他妻子还活着的话，一切就该水落石出了，可眼下——他的反应像自动机械似的，莫不是出于直觉？他已经习惯于隐瞒自己的艳情了，因此，当这一切已经不再必要时，他还有些不大习惯呢。

“没有我不能做的事，”她说道，“因为我是个侦探，而且在我调查的案子里，有一件就是英挪·帕施科娃凶杀案。”

“凶杀案？”戈托夫齐茨打断她道，“莫非她已经死了？”

“她被人杀了。因此，如果我们不得不触及使您不快的事，请您多包涵。至于您跟英娜有过一段恋情的事，我们认为已无需判定了。她生前曾跟大学里的朋友说过这件事，而那些人又把这事告诉我了。”

“您的话我不能相信。”戈托夫齐茨决绝地说。

“为什么？”

“英娜是个守口如瓶的人。有关她的私事，她从未在任何时候跟任何人谈过。更何况是有关自己的私情了。她甚至连一个真正的朋友也没有。”

“喏，您瞧，”塔姬雅娜温和地笑了一笑道，“这么说，您很了解她了，肯定也认真地研究过她的个性了。可您刚才还说您记不得她了。既然这样，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事实业已判明，还是我们还得讨论一番呢？”

他没说话，眼望天花板的某个地方。塔姬雅娜利用这段间隙，迅速扫视着厨房。厨房里到处都是无人照管的痕迹。很难使人相信这里会总是这么乱，最有可能的是，厨房的打扫是随着女主人的被杀而同时中断的。至于说男人们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住所弄成这样，那就只能使人惊奇了。男人们一旦把东西归放到原地便以为万事大吉了，而桌上的污迹，炉台上的残渣和盘子上被油腻和脏东西搞得污脏，他们就看不见了。更别提连地板都没擦了。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塔姬雅娜小声叫了他一声，“您在想什么呢？”

他把目光转向她。

“在想英娜，”戈托夫齐茨低声回答道，“她死了，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是啊，您说得对，我和她是有过一段恋情。并不很久，也不很认真，是通常很轻松的那种爱，是一位主治医生和一位实习大夫之间不要求对方任何什么的那种爱。这和在科研导师和女研究生之间发生的那种爱并无二致，这种爱持续的时间，通常只和女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写毕业论文的时间一样长，而且，这种关系仅以一方的服从为特征。”

“并不很久，也不很认真，”塔姬雅娜在心里自言自语道，“可是，早在实习开始前很久就已堕了胎，这，又当作何解释呢？此外，还有，英娜想给您看她的毕业证书，她究竟想证实什么？结论只能是二者居一：一是在跟您之前，她曾有过另一个情人；二是您和她的爱情至少持续了两年半，而且，您和她的关系，也压根不是什么以主治医生和实习医生之间某一方的服从为特征的。好吧，那我们就按顺序来检验这两种推断好了。喏，我们这不已经开始了吗。”

“请告诉我，您和她是怎么认识的呢？”她问道。

“很平常。从医学院来了一些带文凭的年轻大夫，可他们没有经过医疗实习。实习实际上是学院教育的附加教学年。一年后老的走了，又来一批新的。我和英娜的认识没有什么不平常的。她长得很漂亮，所以我一下子就注意到她了。我们的爱发展得很快，她没有任何犹豫就和我发生了关系，显然，她已经习惯于来自男人的注意了，既未惊慌失措，也未眨一下眼。像她这样的现代青年很普通，总有几千几万吧。”

“英娜没有坚决要求把你们的关系搞得更加严肃一些吗？”

“您指什么？”戈托夫齐茨不明其意地问。

“喏，比方说，像结婚。”

“可我已经结婚了呀！我又不想离婚。我们有孩子。况且，总的说来……”

“总的说来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您，办公室里的浪漫爱情尚不足以成为离婚的理由。至少我和英娜就正是这么认为的。”

“这就是说，从她那方面来说，也不曾有过类似的愿望了？”

“根本就没有过。”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坚决地说。

“她是个很不错的医生吗？”

又是一阵沉默。戈托夫齐茨沉思起来，眼睛死死盯着自己的手指，手里在不时摆弄着一只圆珠笔。塔姬雅娜每过一会儿就不得不叫醒他。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回答我的问题呀。”

“什么？”戈托夫齐茨慌窘地问道，“哦……是的……很难说，她是个怎样的医生，而后来又怎么样了。在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倒不失为一个很有才华的大学生，可她实践经验还太少，所以对她很难说得很确切。”

“但她很有能力是吗？”

“这毫无疑问。她天赋很高。”

“这指哪方面？”

“噢觉。您是否知道，对于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学家和病态心理学家来说，什么是他们工作中最重要的素质吗？那就是嗅觉。因为从我们所收集到的所有事实和信息中，要把关键要素及线索——拽着这根线，你就可以最终弄明白，什么使一个人痛苦，什么在折磨一个人并妨碍他生活——挑出来，靠的是什么，是嗅觉。寻找这种要素的医学家有千千万万个，但只要有嗅觉，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在百分之八十的情况之下，运用医学会保证成功，但需花费许多时间，而嗅觉却会即刻产生作用，并且万无一失。”

“而英娜就有这种嗅觉吗？”

“是的。当然了，她还不大善于运用它，她不敢信任它，而总是竭力想要更多地掌握医学。她对科学和他人经验的虔诚信仰已经到了十分可笑的地步。”

“后来呢，”他耸耸肩说道，“我不知道。我们分手了，后来再没见过。”

“一次也没见过？”

“一次也没见过。”戈托夫齐茨肯定地说，“我已经告诉过您了，这种爱情一旦共同工作结束它也就完了。”

“这么说您也就不知道她以后的命运了？”

“是的。她是怎么死的？”

“由于失血过多。她是被人残酷折磨、残忍拷打了很长时间后给抛弃的。她在自己的家里躺了差不多一昼夜，直到死去。”

“她是一个人住吗？”

“是的。”

“太可怕了。”

他眯缝着眼睛，似乎是在竭力想象这种场面：那是一个被百般折磨、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豆寇美女的躯体。为了礼貌，塔姬雅娜等了一会儿，在等他平静下来。死者毕竟是他的恋人，尽管是从前的了。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在你们相好时，英娜是否曾说过她有过几位朋友的事？或许她还会把您介绍给他们当中的某个人？”

“她没有朋友。她出奇地不爱交际，性格封闭。”

“您为什么会对这感到吃惊呢？”

“喏，您知道……年轻漂亮的女人通常总是处于人们关注的焦点，为崇拜者所簇拥，去迪斯科舞厅或是到什么地方去……她们的外貌本身就已为自己选定了特定的生活方式。而英娜却压根就不是那种人。她似乎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长得美，或是虽知道但却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怎么说才更正确。我们相识时她才二十三岁，差不多可以算二十四岁了，但她却很明智。对不起，请原谅我居然会说到这个，这或许不大像话，可您自己不是也说过，说您想要理解她的性格吗？”

“那当然了，”塔姬雅娜点头道，“您没必要说对不起。请继续说下去。”

她一边提问，一边做笔记，非常关注地倾听对方的每句话，同时还不时赞许地点点头，就像一个听到一位总是得二分的学生，突然有一天在黑板前，不但记熟了功课，而且还出语惊人，说出的话连贯得很。而在心里，她却无时不在估量着听来的一切。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假使您听说英娜搞过私人巫师所的话，您会怎么说呢？”

“请原谅，您说做什么来着？”

他脸上的表情满是困惑，其间还掺杂着疑问。

“巫师。至少，在广告词中，她就正是这么称呼自己的，巫师伊涅萨。”

“可这是胡说八道呀！哪儿来的什么巫师呢？您在说什么呀您？”

“我说的是事实。这么说有关这事您是真的不知道了？”

“是的。当然不知道。假如我知道的话，我会找到她大闹一场的。”

“是吗？”塔姬雅娜挑起了眉峰，“真的要大闹一场吗？”

“真的。”

“那又何必呢？”

“因为这是招摇撞骗，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招摇撞骗。更何况是英娜了……不，这是不可能的。她有什么必要这样？她本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医生的呀。”

于是，又是提问，又是回答。一行行文字流泻在纸上，圆珠笔轻松地滑过纸面，而在塔姬雅娜心里，一场外人听不见的斗争正在紧张进行。

“这么说，是这样，亲爱的。您居然会为了她大闹一场，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倒值得了解一番。哪个与我无关的婆娘敢在我这儿闹腾？没人敢。她算我什么人，要我听她的话？而您又算英娜的什么人，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敢当着她的面褒贬她，朝她倾泻正义的怒火？或许您的褒贬对她来说至关重要吧，要不然她会专门跑到您那里，向您展示她新得的文凭，显示她同样也很有能力。一个人是不会向不相干的旁人证明什么的。据您所说她是个美人，习惯于男人对她的关切，因此，如您所说，她才会连眼也不眨一下轻易就与您这位主任发生关系了。可随后，20分钟后，您却又告诉我，说英娜好像并不知道自己有魅力，并未察觉自己美，过着一种只有丑姑娘才会过的生活方式，请您说一说，当英娜与您相识时，她是否明智，换句话说，她是不是处女。完全有可能不是。只不过这事不是在她二十二岁，甚至也不是二十四岁时发生的，而是比这要早得多。可您为什么要撒谎呢，可敬的人？这可太不像话了。杜撰了一个办公室里的爱情，而一味在无关的小事上兜圈子。您干吗不承认你们的爱情远比这要久远、严肃呢，这又有什么难为情的呢？成百上千万男人就是这么生活的嘛。现而今，如果一个男人一辈子连一次也未曾背叛自己的妻子，那真是个史前奇迹了。更何况您现在已经是个鳏夫了，还有什么不敢坦白的呢？所以请您不必……还是男人有意思。如果一个女人被发现与人通奸，被人发现她不可靠了，这女人就会总是不停地说什么，这在她是一种伟大光明的感情，是一个人一生中只能有一次的真正的爱情，因此对她可以原谅。而一个男人一旦被捉住，采取这种理由对他来说是最不可能的。男人的办法和这相反：你得了吧，这全是胡说八道，你瞧，这是偶然发生的，根本没有任何含义，这不过是生理接触罢了，不是什么别的，不过是鬼迷心窍，一时胡涂，当时喝醉了，而我爱的就只是你一个人，你是我惟一的爱。男人身上的私有者本能发达得令人吃惊，他即便并不十分需要一个女人，也是不会轻易放走她的：不会让她白白从他身边离开的。随便怎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让她离开。因此他才会信口胡诌生理接触什么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对您来说，把什么人隐瞒起来已经没必要了，您的妻子已经死了，可您还是撒谎撒个没完，您这是出于惯性和习惯。这没什么，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解释的。”

塔姬雅娜瞥了一眼手表，发现自己已经该走了。再过20分钟，她就得赶到女性咨询所去。她需要一些时间好好思考一下从戈托夫齐茨嘴里听来的一切，然后她还得再次询问他一次。这一趟顺便连医生也看了，可谓公私两不误。

“谢谢，”她礼貌地道了谢，把装有文件的夹子放进皮包，“说不定我还得来打扰您一次。如果您不反对，我就不用传票传您了。到您家来拜访您，对我来说倒更方便。”

“那当然了，”戈托夫齐茨不知为何竟然显得很高兴地说，“永远高兴见到您。”

“这么说我们是两全齐美了？”塔姬雅娜笑着说。

他明白自己做得有些过火了，实际上，说他总是高兴看到她，此话从何说起呢？既然她还需要见到他，那又何必把她送出门外呢？喏，你瞧，一不小心就说漏嘴了。

戈托夫齐茨把侦查员送到门口，帮她穿好大衣，小心地把门插好。他慢慢腾腾地拖着腿踅回厨房，打开电茶壶。

并未发生任何可怕的事，鱼雷已经从身边过去了。啊，英娜，英娜，你的嗅觉真可恶，你那天生的、臭名昭著的嗅觉呀！如果不是你的嗅觉的话，一切该会是多么不同呀。那样的话，如今戈托夫齐茨教授感受的那种骇人的、无所不在的、充斥一切的恐惧也就不会有了呀。

“您的怀疑是徒劳的，但您的联想太精彩了，而且，有了结果了。一切都在照计划进行。这再次证明：恐惧是最好的动机。如果说懒惰是进步的发动机的话，那么恐惧就是金钱的动力。”

“您敢确信您没有高兴得太早吗？行动还没有结束，您却已开始在这头死熊身上剥皮了。”

“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还会有什么岔子吗？”

“所有最重大的行动已经完成了呀。我不明白您还怀疑什么？”

“多疑从没错，使我害怕的是不必要的乐观。”

“或许这是因为我上了些年纪吧。您还年轻，我的朋友，因此您很难理解我。无论如何，为了行动的成功，请接受我的祝贺。您还想告诉我什么吗？”

“是的。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可在说出口之前，您必须答应我，如果您听从我的主意，那就得把策划这次行动的任务交给我。”

“可您应当知道我是不会白白许诺的。”

“怎么，老年人的小心谨慎吗？”

“您爱怎么想随便。我听您的。”

“您是否喜欢那位总去找心理分析医生的通俗小说女作家？您没发现嘛，这位太太已经接近成功了吗，更何况她快要生孩子了。她干吗要找心理分析医生呢？她有她的难题，这难题还不好对付呢。难道这还不足以成为对她做工作的理由吗？”

“这位太太是哪儿来的？”

“哎呀，别皱眉头，我求您啦！她去找过戈托夫齐茨，一个观察组记录下来造访他的所有人，以便一旦情况有变，好能摸准他的脉搏，那些小伙子们认出了她。莫斯科所有书摊都堆满她的侦探小说，而每本书的封面上都印着她的头像。这是不可能弄错的。就是她。小伙子们为了以防万一跟踪了她一会儿。接二连三地发现，她从戈托夫齐茨家出来后，去了女性咨询处。出来时有一个黑皮肤的年轻姑娘陪同。在她们进地铁之前，小伙子们偷听到了她俩的对话。黑肤女人管她叫丹娘，她们讨论的是如何写下一本书及其他问题。原来，有个制片人想要根据她的小说拍电影，要她写电影脚本，可她拒绝了。小伙子们不会弄错，就是她，塔姬雅娜·托米林娜。您用不着犹豫了。”

“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您说，所有书摊都摆满了她写的书？这太好了，这很有赚头。首先必须搞清她的财政状况。您调查一下。如果您的这位托米林娜是我们的一个好目标的话，我们就着手策划行动。”

“这么说您同意让我策划这次行动了？”

“我暂时还什么都没同意呢。给我把她的财务报表找来，那时我就可以决定了。顺便问问，您为什么对这事这么上心？您想要什么？”

“我有一个有趣的想法，做一幅作家的心理肖像。我很想在托米林娜身上试试我的方法，我们搞过艺术家，音乐家也搞过了，就是还没搞过作家。在这儿，在俄罗斯，这或许会是很有前景的一件事呢。那么多的居民，也就意味着巨大的订数。”

“好吧，试试看。我再重复一遍，暂时我还什么都没同意呢。我首先必须弄清楚，这是一笔什么钱。”

当那个自称是西伯利亚某家报社的记者的人，请求出版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小说的圣彼得堡出版社总编讲一讲塔姬雅娜时，总编对此丝毫也不感到惊奇。不但如此，他发自内心喜欢这次采访，因为他明白报上的文章肯定会吸引人们关注托米林娜的书的，所以，这会提高其书在乌拉尔以外地区的销量。塔姬雅娜本人并没搞过访谈，所以，每种出版物对于出版社来说都实实在在比黄金还贵。

“请您讲讲托米林娜，”记者说道，“她写作了多长时间了，受过什么教育，家庭怎样。我对这一切都感兴趣。”

“她写作时间不长，总共才五年。”主编胸有成竹地说。

“难道才写了五年？”记者吃惊地说道，“这太令人吃惊了。五年中写了这么多东西！”

“她写作能力很强。有关她受的教育我可无话可说，不怕难为情，我得承认，我不知道。不知何故我们从未谈过这事，好像也不曾有过谈论这个话题的理由。至于说她的家庭，那么，她已经结婚，而且是结第三次了。还没孩子。不久前住在彼得堡，如今迁到莫斯科，和新丈夫住在一起。”

主编小心翼翼地斟酌着用词，担心一不小心说漏了什么。从前，当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刚开始写作时，出版者在书的封二上登载的作者简介里，说她当过侦查员。有些人以为既然她能写这么好的书，那她一定能理清他们与法律保护部门有关的问题。他们一拨拨打电话给出版社，要她的电话及地址，要不就写信来，要不就亲自来。塔姬雅娜严禁人们透露她的地址，至于笔名的秘密，那就更不用说了。她公事多得要命，哪儿还有时间听人诉苦。她请求在她的书的封面上，永远也不要提她在内务部门工作的事。她惟一做出的让步，是同意登照片，毕竟还是得登载一些有关作者本人的信息，不然读者感觉不到自己的参与和私交，因此，他们拿在手里的书，即便有一个可爱女性的迷人微笑也无济干事的。主编记得很清楚，就在这里上演过一出戏。

那天塔姬雅娜拿来了又一本书稿，签了出书合同，领了预付稿酬，准备离开了，当时正是彼得堡最冷的冬季，刮着刺骨的寒风，主编想给塔姬雅娜叫辆车，把这位女作家送回家。车当然给了，主编和塔姬雅娜一起走下楼，以便给司机说一声怎么走。在大厅里，一位愁容满面的中年妇女朝他们走来。

“您就是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吗？总算让我见到了！我在这儿等您等了一个月了。”

主编仔细瞅了瞅那女人，一眼就认出了她。的确，那人每天都在这里，在大楼的前厅里，可是，这幢大楼里有许多公司的办公室，所以，他连想都没想到，这位太太等的人，居然会是塔姬雅娜。

“您得跟我见个面，好好谈一谈，”那女人不容反驳地说，“我必须同您谈一谈。”

塔姬雅娜慌了。她根本没料到会碰到这样的事，而且，一般说，她对这样的场面也缺乏准备。

“谈什么？”

“我想跟您谈一谈我的不幸。您书写得这么好，您对人的分析是那么深刻，我相信您会帮助我的。您是侦探，或许您会告诉我该怎么办，我到处写信、到处求人也没用。”

塔姬雅娜惊恐地瞧一眼主编，可主编在这种事上也无能为力。他根本就不知道，在这种场合下究竟该做什么，因为这种事他还是头一次遇到。

“请原谅，”塔姬雅娜说道，“可我未见得能帮您什么忙。我现在根本没时间，我有急事。”

“给我您的电话号码，我给您打电话，请您告诉我，什么时候您方便。求求您，我真的很需要……”

“我可没时间，”塔姬雅娜耐着性子说道，“要知道我整天在班上，一会儿都离不开。”

“下班后呢？”那女人还不死心，“我晚上也行，礼拜六星期日都行。您说吧，什么时候？”

“晚上我得回家，我有家庭，再说家里还有一摊事儿。请别生气，也请您能理解我。”

“我可以去您家。您做您的家务，我还能帮帮您的忙，那时我再说也一样。求您了……”

“请原谅，”终于打起精神决定予以回绝的塔姬雅娜坚定地说，“我从不请人到我家。我同样也有隐私权，再说我一有时间就得写书。请别生我的气。祝您一切顺利。”

她急遽地一转身，对她那身材来说，速度快得惊人。她穿过前厅，走向出口，主编好不容易才跟上她。一出大门，塔姬雅娜就几乎是跑着到了车前。倒在后座上，才喘了口气。

“喏，您倒是想想看，”她抱怨地对紧随她身后也坐进车里的主编说，“那人居然一直站在那儿等我来着。真是个白痴！她晚上行，礼拜六也没事，星期日也可以！可我呢？为什么就没人关心一下我愿不愿、能不能？或许她真的有不幸的事，可为什么我就该管她这件事呢？我是个国家公务员，我的工作时间不属于我，而属于国家内务部，上班时间我根本就不能跟人聊天。我还能有什么办法？私人空间？可我的私人空间呢？我有丈夫，有家，我还有我的老父亲，我很少去看他，为此我心里很内疚，顺便说说，我也有朋友，可我由于总是忙，几乎从来都见不到他们，他们都生我的气了，最后，我还有书得去写。假使突然我有了几小时空余时间，那我还得好好想一想，究竟该用它来干些什么好。您大概认为我不对吧？您大概认为我该留下来听这位妇女诉苦吧？”

“瞧您说的，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主编连忙申辩道，“您不该答应任何人的任何什么请求。您是个大忙人，连我都惊奇，您哪儿还有时间写书呀。”

“是这样的，我的朋友。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么，我从一开始起，就反对您在封面上公布我是个侦探。可您非要这么做，您告诉我说，这会令读者感到我的书是纪实性材料，而我由于缺乏经验上了您的当。如今我很后悔。您终于把我给说服了，可这是不公正的，封面上的作者简介得重做，从今以后，不得提我是个侦探的事，而且，一般说来，连我和内务部门有关的事，也不得提。我的真实姓氏任何时候都不得告诉任何人，当然，地址和电话也不能给任何人。假如出版社有人透露消息，那您从今往后休想得到我一部书稿了。我不是开玩笑。”

“您放心，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主编手扪心口道，“我们会像鱼儿一样守口如瓶的。”

“我今后也再不会来找您了。您自己也看到了这有多危险。我会打发我的亲戚或丈夫来送稿子的。”

“那倒不必，”主编一挥手道，“我亲自去拿稿件，您只管写，拿稿子和给钱的事，就交给我们办好了。”

“那就多谢了。”塔姬雅娜笑着说道。

几天后主编接通了电话，一个愤怒到了尖利的声音告诉她，那位想要交流一番的女人在铸造街的楼门口等她。

“我再次警告您，如果你们不把封面上的文本换掉，我可跟您没完。您也别把记者往我这儿打发，我再也不接待他们了。”

主编看出塔姬雅娜不是在开玩笑。从此以后，出版社里所有的人，从总编到开电梯的，都牢牢记住了三个响亮的词：女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人们可以讨论她书中的情节，可以谈论再过两周她将拿来新书手稿，而再过一个半月新书便将面世，人们甚至可以谈论她跟第二个丈夫分手，而和第三位丈夫结婚的事，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得谈论女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而不得谈论女侦探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奥勃拉兹佐娃。

因此，现在，在与那位西伯利亚记者的谈话过程中，出版社主编留心注意着自己的谈吐，担心说出哪怕一个不实之词。塔姬雅娜是个很严肃的太太，在最近两个月中他们正等待着她的一本新著，而如果一不谨慎，哪些地方不对劲儿，那他们就会像看不见自己的耳朵那样看不到那本书稿了。无怪乎奥勃拉兹佐娃，也就是托米林娜，从来就不和出版社签约稿合同，理由是工作环境无保障，因此她无法保证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交稿。而既然未签约稿合同，预付金自然也就不会给了，那么，作者就不必将其新小说一定交给这家出版社了。想给谁就给谁，她是个自由人。托米林娜与出版社商定的关系建立在信任之上。迄今为止她还从未让他们失望过，可如果跟这位记者叨叨出什么不必要的话让她知道了的话，那一切就全完了。至于那些想得到她书稿的人，根本用不着去找，喏，你瞧，都排成队了，一个个电话打给了经理，讨论让度版权或是合作出书的事。

“她的书印数多吗？”记者问。

“非常多。她的每本书，我们每月印一万五到两万册，全都一销而空。”

“这么说，我可以写托米林娜是俄国出书最多的女作家了？”

“您可以这么做。您这样是不会有违真实的。”

“她有没有明星病？她的声望没有受损吧？”

主编本想说像她那样干工作，已经谈不到什么声望不声望，更何况什么“明星病”了，因为警察局长早就该把骄傲自满的女侦探给宠坏了的，但及时住了口。

“哪儿的话，托米林娜是个非常谦虚的人。其次，您要知道，她写书不是为了声望，而是为了快乐。我甚至敢说，她写书是为了她的丈夫。”

“此话怎讲？”记者来了兴趣，因为他嗅到了可以开采的矿脉了。

“她已经是第三次结婚了。或许是因为个人生活不太顺利吧。我敢说，塔姬雅娜写书是为了让自己更有吸引力。在外貌方面自然对她是很苛刻的。”

主编故意说起下流的诽谤来，而这一般说对于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很不体面的。可他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不止一次与塔姬雅娜谈到在出版物上登文章的事，要知道这对做广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可她却坚决拒绝接受采访，不想让自己和自己的工作、真实姓氏在记者面前“曝光”，但允许登有关作者的文章，可以是批评的，也可以是描述性的。而这位西伯利亚小男孩准备发表的文章中，恰好就有一篇是关于作者的，而且，也与托米林娜的要求相符。第二，塔姬雅娜曾亲口告诉他：

“让他们爱写什么写什么好了，只是不要让他们找到我。我知道，我拒绝接受采访，会给那些造谣者提供养料的，可我不怕。就让那些记者们杜撰有关我的谎言好了，比方说我有三颗脑袋，却连一条腿也没有。如若不然，如果我接受了采访，访谈见了报，人们在班上就能把我抓住，所以，电话铃和‘跟踪者’你就休想摆脱得了。我甚至同意上电视，但不许登我的工作地点和我在家时的照片。

在作家生涯的最初阶段，无论是出版社还是塔姬雅娜都没想到，托米林娜的侦探小说会有那么普及，塔姬雅娜当时还能平静地、心甘情愿地接受记者采访，允许出版界和电视台的代表到自己家来，可是，当事情涉及到想要见一见、聊一聊”的读者时，这一切都会毫不犹豫地立刻中止。

可是，要知道除了需要维护作者的利益外，还有出版社的利益也需要考虑。没有与畅销书作者的采访录，显然对出版社不利。为了让书能销得更好一点，光是写得好还不够，还需要做广告，需要吸引潜在读者，即根据其性格特征及趣味爱好，可能成为塔姬雅娜·托米林娜著作的崇拜者的人的注意力，这些人未必会喜欢她的书，而且，其中有些人或许眼下还没有读过她的书，甚至就连托米林娜这个名字也从未听说过。而为了这个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好的，其中包括谣言，哪怕谣言根本不符合实际也罢。

主编对与记者的谈话结果很满意。如果小男孩不是个傻瓜，而他看上去的确也不像是个十足的白痴，那么，发表在西伯利亚报纸上的文章肯定会造成声势的。至少外乌拉尔的女人们，或许从未听到过塔姬雅娜·托米林娜的名字的女人，也会跑来寻找她的书的。一个长相丑陋的女人，为了要引起男人的兴趣，会写些什么呢，这会是个永远吸引人的问题。当然，实际上，塔姬雅娜是个很不错的女人，她的皮肤、头发、眼睛美丽得宛若童话。或许她都愁摆脱不开男人的纠缠呢。就连主编对她也很喜欢，他甚至一度想要追求她。可为了做广告他什么不能做呀！书得卖，可要把书卖得好，这需要遵循规则。塔姬雅娜自己也说，无论人们写了她什么东西，她都不会起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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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预料到的那样，伊拉奇卡不同意塔姬雅娜在电视节目“素面朝天”上露面。她仍然还是每天都看这个节目，而且越来越坚信，这个节目除了能给人带来紧张和沮丧外，什么都没有。对于婴儿只会有害，没有任何益处。

“您太神经质、太激动了，”她对塔姬雅娜说道，“您要是看一眼这位乌兰诺夫的表现那就好了！不，您别转身，您瞧一瞧，我每天都专门为您录制了这套节目，好叫您也看一看，到时候您就该同意我了。丹娘，您要这有什么用呢？”

塔姬雅娜听话地看着电视屏幕，看见主持人神色淡漠、陌生、高傲；听着特邀嘉宾神经质的、毫不连贯的呓语，她想，如果这能给人带来金钱的话，人们会甘愿忍受多么大的屈辱呀。她并不怕乌兰诺夫，因为她需要他是为了做广告，而不是为了工作。可伊拉却根本没必要知道这些事。

“伊拉，我答应你不激动，”她对这位亲戚保证道，“这帮人觉得自己很不自在，因为他们想要造成好的印象，而乌兰诺夫却在妨碍他们，他以自己的高傲和冷淡压迫着他们。可跟我，一切将不会是这样的。”

“而这又是为什么呢？”伊拉齐卡怀疑地眯缝着眼睛说，“你怎么，难道你就不想留下好印象了吗？你参加这个节目难道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当然不是了，”塔姬雅娜笑着回答她道，“你得理解我和这帮人之间的区别何在。没人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所以他们必须表现自己，以便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所做的事上来。这也就等于为他做广告了。她们的自我表现越佳，人们对他们的事情也就越感兴趣。而我是不需要做广告的，因为即便我不做广告，喜欢我的书的人也有的是，他们反正会去读书的，而并不取决于我是否上荧屏。而那些不喜欢我的侦探小说的人，是不会成为我的崇拜者的，哪怕我在乌兰诺夫的节目中表现得像个超级明星。他们不喜欢我的风格，或是从根本上说就不喜欢读侦探小说，既如此，我的个性究竟怎样，在此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参与节目的目的只有一个，帮助一下想做电影的制片人和想要和这位制片人保持良好关系的娜斯佳，如此而已。其次，亲爱的，别忘了：跟人打交道我有足够的经验，尤其是那些对我持否定态度的人。我告诉你，这位不无几分下流的乌兰诺夫，要是和窥伺我的那些人比，不过是个无辜的孩子罢了。”

这当然无法安慰伊拉，可她又找不出相反的论据。她想向斯塔索夫求援，可他只是摊一摊手，说他对妻子也无能为力。

“侦探，伊拉，都是些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们最无法忍耐的，就是别人想对他们施加压力。”他开玩笑道，“他们一切问题都自己解决，又不想让任何人参与这一伟大的事业。这是一种职业性的心理变态。”

弗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多罗甘决定把一切都抓在自己手里，为了刚刚开始的事业不致中途毁掉，他亲自把塔姬雅娜送进了即将进行直播的演播室。

“直播17：40分开始，我们4点就得到。”他说。

“为什么这么早？”

“为了让主持人能和您认识一下。除此之外，还需要化化妆，摄影师也需要调整一下摄影机和您以及您与摄影机的位置。”

塔姬雅娜对此毫无异议。能与乌兰诺夫相处的时间越久越好。准备动身花去了她大量精力和时间，因为已经与必要性妥协了的伊拉，坚持至少塔姬雅娜应该穿得雅致和华贵一些。

“你可不是随便什么人，”早在昨天，她在翻衣橱时，一边把挂着衣服的衣架往床上扔，一边说道，“你应当看起来像是一个事业顺遂的女作家才好。”

“我哪儿顺遂呀，”塔姬雅娜疲倦地一挥手说，她感觉很不好，因此觉得伊拉的忙乱有点让人不耐烦，“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侦探，又不是什么文学新星。”

“啊哈，原来你想当侦探呀，可你却对公众隐瞒了这一点。你如果穿着破衣烂衫出现在荧屏上，公众会怎么说呢？”

“让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好了。伊拉，别折磨我了，在我的生活中，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

“不，是最重要的。”伊拉翻着一堆衣服倔犟地说道。

塔姬雅娜躺在床上，头疼地、默默地看着她。一般说来，伊拉倒也无大错，她想，我怎么出现在荧屏上对我来说真的无所谓，但我在乌兰诺夫眼里究竟怎样，那我就不能完全无所谓了。要知道我得和他一起工作呀。第一次时间或许很短，大约是在直播前不到两小时吧，然后就是面对镜头的半个小时的谈话就完事大吉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得弄清究竟能否继续和他一起工作。明天见面以后我得做出决定，因此我得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次谈话，直到最后一秒钟也不轻易放过。或许我真的需要好好想一想自己的外貌了。

“伊拉，停一停，”由于像烧红的烙铁紧箍着脑袋般的阵痛，她皱着眉头说道，“找一件去年穿的衣服就行了。”

伊拉惊奇地呆立在那儿，慢慢把一件夏衣放在塔姬雅娜身边，同情地看着她。

“你干吗非要去年的呢？你的衣服本来就不多，哪件衣服你都穿不进去了。”

“这就对了。拿一件紧身的吧，好让我的肚子更显眼一些。就让大家知道我就要生孩子了吧。欺负怀孕妇女这得需要些勇气的，这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干得出来的。”

“你想让人们怜悯你？”伊拉不信任地眯着眼睛说，“你以为乌兰诺夫会饶了你？”

“或者能饶或者不能。我想亲自试一试。”

“为了什么？这算什么试验吗？”

“伊拉，我马马虎虎还算是个作家，正像舒卡尔爷爷所说的，你还记得吗？尽管我是个憋脚的，可毕竟……我得收集材料，不光是事实，而且还得收集类型、性格。现在该开始构思下一本书了。”

“你就不会先把它写完吗，阿加莎·克里斯蒂！”伊拉气呼呼地说。

“会写完的，别生气了。喏，把那件蓝色雨披拽出来，有劳你了。对，对对，就这件。就这件蓝裙子。”

“你简直发疯了，”伊拉嘟囔道，但还是把她要的那件拿了出来，“你要是穿上这件，那活像个被枪打伤了的鸟。量一量吗？”

“明天吧，”塔姬雅娜叹口气说，“全都明天办吧。我累了。”

“你瞧瞧，”亲戚又气呼呼的了，“你本不该答应的。你累了，你应该好好歇一歇，可你却居然想要去冒险。”

他们又讨论了一会儿，最后才分手各回各的房间睡觉。一大早塔姬雅娜就去上班了，三点多一点，多罗甘就开车来接她了。在此之前他俩从未见过面，一见到有名的女作家托米林娜，这位制片人脸上的表情就——实话说吧——变得极其生动起来了。肚子突凸、体态臃肿、身体笨拙、脸色白得像受难者的女人，根本就不像漂亮的小说封面上那位灿烂微笑着的可爱的女人。她费力地刚刚登上高高的“航空爱好者”车里，就说：

“亲爱的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我们得先谈妥，以使今后不致发生误会。乌兰诺夫是否知道我是谁、干什么工作吗？”

“依我看，他根本就不认得您，”制片人愉快地哼着说道，“请您别生气，可我觉得，您的名字他还是头一次听见，那是在我跟他打电话时。”

“那这就更好了。您还对谁说过我是一个侦探来着？”

“好像没对谁说过，”他沉吟了片刻后，肯定地补充说，“没跟任何人说过。”

“我的电话您是从哪儿得到的？两个月以前您不是给我打过电话吗，您还记得吗？”

“您丈夫给了我号码，是我请求的。确切地说，还不是这样。我请他告诉我怎么才能跟您联系上，他亲自拨了号码后，把话筒递给了我。我是在‘西里乌斯’他的办公室里跟您通的话。可您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我问是因为我想对我工作的性质保密，而首先是对乌兰诺夫先生保密。在您住的那幢楼里，大家都知道您是搞电影生意的，和许多导演认识，因而也与一些电影摄制组有关系吧？”

“啊哈，您是指这个？”多罗甘震耳欲聋地哈哈大笑起来，“是的，当然，我理解您。成天求我的那些年轻姑娘们和她们的父母已经让我烦透了。您大概也是吧？您没有崇拜者吗？”

“同样如此。最初我真够蠢的，居然袒露自己是内务部的，其结果是我被实实在在包围了，人们请求我管管他们的事，对其他侦探、法官和检察官施加影响，我才不得不转入秘密的地下状态。还有些人甚至想当着我的面，亲口对我说，他们喜欢我的书中的哪些，而不喜欢哪些东西。他们不理解，我写的就是我所写的那样，我不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写的，因为写成那样，原因在于我自己喜欢那样写，我写的是我的感觉。而假如他们不喜欢，那就别看好了，谁都没有强迫他们看呀，是不是？读者都是各种各样的，而所有作家也都一人一个样儿，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自己的份额，总有一些读者对他们的书特别感兴趣的，谢天谢地。至于说要考虑绝无例外的一切人的意见和愿望，那是愚蠢的，也是没有前途的。为了取悦于我考虑了其愿望的一些人，我就得为此而得罪另外一些人。这种过程是无穷无尽的。一个作家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上他。”

“很对。这么说，我们不对乌兰诺夫说出这一可怕的真相了吗？”

“这话对谁都不要说。您要记住，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我是个少见的毫无怜悯之心的人。假如从您这里走漏了风声，那您就休想得到小说改编权了。您就是邀请到最优秀的导演和好莱坞明星，您的电影哪怕能得奥斯卡奖，这权力我也是不会给您的。”

“您难道就不想出名吗？这我永远不相信。”

“我想要的是安宁。由于我自己行动不够谨慎，我已经给自己招惹了许多麻烦了。”

她仰靠在椅背上神直了腿说道。当然，这辆车要坐进去是要费劲得多，可坐在里面却很舒适。多罗甘驱车进了一个小胡同，在一个大铁门前刹住了车。

“我们到了，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

一位模样可爱的年轻姑娘笑眯眯地迎候在旁，领着他们走进去。

“您用不着激动，”姑娘轻盈地迈上台阶喃喃道，“亚历山大·尤利耶维奇是个很不错的主持人，他爱自己的嘉宾，从不欺负他们。一切会很顺利的。”

“我已经看到过他是如何爱自己的嘉宾了，”塔姬雅娜吃力地跟在姑娘后面想道，“这个创作小组里对于爱的观念倒是很独特的哩。”

“您看我们这个节目吗？”陪伴者问道。

“不看。”

“一次也没看过吗？”

“没有，一次没看过。”

“您的熟人中也没人看过吗？”

“是的，我的一位近亲常常看‘素面朝天’。”

“她说什么没有？她喜欢吗？”

“喜欢，”塔姬雅娜笑着说道，“她说，您那位主持人不很喜欢他的嘉宾，总是千方百计侮辱他们。”

“哦，瞧您说的，”姑娘有点不安起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喏，就在这儿，请进。请把您的外套给我，我来挂。请坐，亚历山大·尤利耶维奇马上到。您喝咖啡还是茶？”

“有矿泉水吗？”塔姬雅娜脱着外套问道。

“当然有，马上给您送来。您呢？”她转向制片人问道。

“咖啡，要浓一点的，”多罗甘大声说道，并像主人似的坐在长长的办公桌后。

塔姬雅娜没有落座。她走到窗前，手抵着腰站着。外面正下着雨。怨不得，刚才坐在车上时她居然没察觉下雨了。只是这雨是什么时候开始下的呢？已是五月了，节日已经过去，树上已经有了茸茸绿意，春天很快就要过去了，夏天就在眼前了。生活在进行，而她塔姬雅娜呢，却没有察觉。她只顾成天沉浸在自己的事业里了，整天跟别人的灾难、尸体、丢失的钱、眼泪和不幸打交道，再不就总是想着自己将要做母亲的事。她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呀，到这个空空荡荡的、别人的房间里来呀，等着与一个令人不快的、不善的人见面呢？难道她的生命就那么不值钱，以致可以把它浪费在如此这般徒劳无益的、随便什么的胡闹上来吗？

她背后的门吱呀响了，塔姬雅娜一转身，看见一位大约有三十岁的女人，举止优雅，脸上保养得很好，那女人手上端着一个大纸盒。塔姬雅娜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女人，可她就是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从哪儿知道的她。要不就是她根本就不认得她，只是在哪儿见过而已。可究竟在哪儿呢？

“请坐，”拿纸盒的女人冷冷地说道，“我们来化一下妆。”

“非化不可吗？”

“您不愿化吗？”她的声音听起来稍稍热情了一点，“请相信我，这样会好一点的。就连主持人也得化的。摄影机是无情的。”

“好吧。”

塔姬雅娜叹了口气，坐在了硬硬的、一点都不舒适的椅子上，化妆师把纸盒放在椅子上，站在塔姬雅娜面前，开始仔细研究她的脸，而后，她拿起椭圆形的唇膏和化妆盘。

“您脸上有什么？”她问，“打底色了吗？”

“没有。”

“这就好。您的皮肤很好。您会成为荧屏上最美丽的女性的。”

她开始工作了。塔姬雅娜眯着眼睛坐着，沉浸在自己那不很欢快的思绪里。门又响了，可这一次她看不见进来个什么人，因为这时化妆师正好在她眼睫毛上勾眼影。

“您好，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

但塔姬雅娜听出了这人的声音，在伊拉录制并强迫她看的乌兰诺夫的节目录像带里，她每次都听得到这个声音。

“您好。”她嘟囔道。连眼睛也没睁开。

“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很高兴见到您。谢谢，您给我们带来一位多么出色的女作家。这是我们这个节目最大的荣幸。你好，列娜。”

“你好，萨沙。”化妆师不停手地回答道。

“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我很想在直播时给您提一系列问题，何不让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些呢？”

“如果一切都在这儿讨论，直播时我们又该说什么好呢？”

“还是说这一套呗，我提问，您答，看一看哪些您感兴趣，哪些您不想回答。对后一类问题我是不会再问的，以免浪费时间。这是直播，每秒钟都贵如黄金呀。”

塔姬雅娜紧张起来，与一个她看不见的人交谈，对她来说是不会愉快的。她觉得自己闭着眼睛非常易于受伤害，就好像光着身子一样。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要谈应该主要谈托米林娜的作品及其改编本的前景问题。”多罗甘立刻插了进来，他始终牢记自己到这儿的目的。“我们不是已经谈妥了吗？”

可乌兰诺夫像是并没有听见这句话似的。

“您就说您一点也不感到这是一种侮辱，如果我们说侦探小说，其中包括您的侦探小说，人们主要是在地铁里、在路上看，因为这是一种二流、甚至是撒谎的文学|Qī+shū+ωǎng|，它不要求认真和思考。”

塔姬雅娜本想睁开眼睛，转身面对交谈者的，可化妆师立刻就嚷了起来：

“别动别动别动！正在勾眼影，我还没做完呢。”

塔姬雅娜听话地服从了命令，凭着意志力抑制着恼怒。现在还不能发火，还早。

“可以说话吗？”她问化妆师道。

“最好别说。萨沙，在我工作时，最好别靠近我的客人。我还有一会儿就完了。”

“好吧，”乌兰诺夫听话地说，“咖啡在哪儿？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送来？”

“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要的是矿泉水。”多罗甘又插了一句，显然，他自觉地扮演了一位著名女作家的保护人和利益的维护者。

正在此时门又开了。

“哈，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您已经到了？”原来是刚才陪伴的那位姑娘，“您要咖啡吗？”

“是的，有请。”化妆师终于退后一步，仔细端详着化妆效果。看来她对某些地方还不太满意，抓起化妆笔，又在塔姬雅娜的额前和下巴上勾了几笔。

“这下就好了，”她满意地说，“唇膏在直播前再上，反正您要喝水，是吗？”

“能不能让我看一眼您把我化成什么样儿了？”塔姬雅娜请求道。

化妆师把镜子递给了她。的确，效果不错，这是无可否认的。镜子里的塔姬雅娜在看着自己，但却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了八岁。皮肤有了天然的光泽，红通通的，温润光滑，病态的苍白也看不出来了。眼睛下面的眼袋不见了，眼睛本身也变大了，变得更富有表情了。甚至就连脸型都变了，变得线条更清晰了。

她一句话也不说，放下镜子，转向乌兰诺夫。他的长相几乎和她在荧屏上见到的一模一样。但也不过是几乎一模一样罢了。此刻他身上没有了使伊拉如此害怕的冷淡、傲慢和疏远。坐在塔姬雅娜面前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四十岁或稍多一些的男人，一张好看的脸和愉快的微笑。

得，再忍一忍，她决定，现在还不到亮爪子的时候。我需要他，这个令人愉快的、好心肠的乌兰诺夫，据说是喜欢自己的嘉宾的。我可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爱。他就像在捕鼠器里用廉价的干酪吸引老鼠，等客人一放松，他就直流口水。客人天真地以为，面对摄影机，所有人都会像坐在这张桌前，喝着咖啡，说说笑笑那么可爱的。啊哈，不，不不。在摄影机前，不打算或不情愿起跳的客人，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些并不令人高兴的意外。

塔姬雅娜竭力笑得更温柔一些说：

“啊，您就是这样的呀，亚历山大·乌兰诺夫，”她往嗓音里注入了所有女性的温柔，吟唱般地说道，“看见活着的您真高兴，这可和荧屏上不一样啊。”

“谢谢。这么说我们可以谈您的问题了？”

“是的。有请了。您刚才说什么来着？请您重复一遍。”

“我刚才问的是，人们认为侦探小说是二流文学，并且主要是在地铁和电车上看的，对这种说法，您不觉得委曲吗？”

“委曲。”塔姬雅娜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地说。

她头脑里有的答案与此完全不同，可对付他的机会还没到呢。

“或许你也想提高一下职业水准，写一些别的比较严肃点的东西？比方说，像萨特或赫塞写的大部头的哲理小说。您喜欢萨特吗？”

“萨特？”她装作卡壳的样子，好像是想掩盖自己的无知似的，“喏，一般说来……您还有什么问题？”

“您是一位成功的女作家。您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生活保障的人呢？”

“我……嗯，怎么说呢……不十分吧。出版商付酬并不多。”

“那您靠什么为生呢？”

“靠丈夫的收入为生。正如所有丈夫们的妻子一样。”

“这么说，您写书不是为了挣钱了？”

“不是，倒不如说是为了快乐。”

“那么供养您生活的丈夫对您的名望不感到窘迫吗？要知道，或许他虚荣心很强呢。”

“怎么，直播时我们还将谈论我的丈夫吗？”塔姬雅娜忿忿地问。

“是的。”多罗甘又开口了，“我们离开本题了，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您答应只谈电影改编的。”

“当然了。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您愿意您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吗？”

“愿意。”她又笑了，笑得很开心、很高兴，“哪个作家不愿意呢？”

“我不知道，”乌兰诺夫摊开了手，“我以为，比方说海明威，大约就不喜欢这个。他的小说充满了感觉和意识流，很难被改编为电影的。或许您的小说不是这样？”

“是的，不是这样的。”她同意道，“侦探小说是另一种体裁。”

“如果在播出时我们打断这个话题您不介意吧？”

“随便。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关于您的政治观点。您对国家目前所处的状况以及现政权有什么看法吗？”

“看法？”她思考道，“看法很好。”

“也就是说您对一切都很满意、都觉得合适？”

“是的。合适。”

“那么几个月发不出工资的工人呢？以及目前这种财政混乱呢？您是不是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为了秩序而应付的代价，而这一秩序能让您在一年中，不是出一本书，像从前那样[奇+书+网]，而是几本书，哪怕您并不是作协会员也罢？”

“怎么对您说好呢……”她盯着天花板，脸上装出一副认真思索的样子。

“好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到了摄影机前再说，”乌兰诺夫果断地说，“您希望生男孩还是女孩？”

他的话题转得如此突然，以致塔姬雅娜最初有几分慌乱。随后醒悟到这也是剧本里的一个部分，便心安了。当然，乌兰诺夫给她提了若干问题，确定了她的理性水平和能在数百万观众面前丑化她的那些问题，现在可以谈一些中性问题了；可以谈一些愉快的事，以便能让她在走进演播室时心平气和，自信主持人对她怀有好感。

“生男生女我都要。”她不确定地说。

“可究竟想要男的还是女的？”

“丈夫想要男孩。”

“您呢？”

“我无所谓。丈夫想要男孩是因为他和前妻已经生过一个女孩了，而我只是想要和所爱的男人生一个孩子罢了。这里性别并不具有什么意义。”

“您或许很晚才嫁人吧？”

“下，怎么会呢，我头一次嫁人是十八岁，这个年龄，未见得晚吧。”

“您这是第二次嫁人？”

“第三次。”

“真疯得可以！”乌兰诺夫赞许地打了个唿哨，“离过两次婚？”

“可不么。上帝没让我守寡，我前面两个丈夫都健在。”

“或许他俩现在对于与您离婚后悔得直咬牙了吧。您成名流了。”

“我不这么认为。他们两个都生活顺遂，一个在国外挺火的，有自己的买卖，第二个，据我所知，同样也没有饿死街头。他俩未必有理由懊悔。”

“您可别这么说，”乌兰诺夫反驳道，“买卖归买卖，而名望或是哪怕与名望接近，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在您获得如此转瞬即逝的名望以后，您从前的丈夫没有尝试把您给招回去吗？”

“试过，”她又笑着说，这次，她笑得有些卖弄风情，并且稍有些粗鲁，“但不是在那之后，而是在那之前。他们想要我回去不是作为名作家，而是作为女人和妻子。”

“能否认为您不忠诚于自己的丈夫？”

“您这么说根据何在？”塔姬雅娜吃惊地问道，并且这一次完全没有装假的意思。

“这还要什么根据，既然您已是第三次嫁人，这也就是说，在先前的婚姻尚未解除的情况下，您与另一个男人发生了亲密关系。当然，你们的这种关系是很严肃的，它导致了下一次婚姻，但通奸的事实是无可否认的呀。”

“可以。是可以否认的。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您大概不会相信我的，可是，在我和第二以及第三个丈夫相识时，我已经离婚了。情况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您想说的是，您在离婚时并未从先前已经确立的立场上退却？”如今他已无法掩盖自己的惊奇了，“您和丈夫离婚时，心里并未想着新婚姻的前景？”

塔姬雅娜心里暗自笑着想：他的用意已经昭然若揭了。我们这位乌兰诺夫先生已经成了一种普遍流行的偏见的俘虏，按照这种见解，所有女人都希望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得嫁人，他根本就不理解，一个女人怎么可以既离开自己的丈夫，也不走向自己的情人，而不是无路可走呢？按照他的推理，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我离开了丈夫，而是丈夫抛弃了我，这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无路可走、无人可依的女人，所以，他绝对无法理解，第二和第三个丈夫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或许他看我又胖又臃肿，因此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我为什么会这么勇敢。按照他的观念，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就得用双手紧紧抓住丈夫，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把他给抓住，因为从今往后再不会有人能看上我了。连他本人也很可能喜欢苗条的、袅娜多姿的女人，所以，他甚至连想也不会想到，有一种男人喜欢的，就正是我这样的女人。如果他知道，实际上这样的男人有多么多的话，他兴许会出一身冷汗的吧。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的趣味是标准的和惟一正确的呢？

“好吧，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我们该进演播室了。列娜，来给我们画最后一笔吧。”乌兰诺夫对在他们谈话过程中始终坐在角落里手捧咖啡杯的女人说，“给我也画一画吧。”

列挪用了好长时间，挑剔地为塔姬雅娜挑选着唇膏，随后在主持人的脸上打了底色、扑了粉。大家一起走出房间，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去。塔姬雅娜最初想记一记路，可很快就抛弃了这件事：那么多的转弯和从楼梯间到楼梯间的过道，反正你是记不住的。

演播室里又热又闷。塔姬雅娜被安排在一张很不舒服的、低矮的桌子和茶几前，而其他人都离开了。摄影师和灯光师在周围忙忙乱，乱，乌兰诺夫通过插进耳朵里的对讲机在与看不见的导演通话，看起来，任何人都与塔姬雅娜无关。她想聚精会神，好不至于浪费时间，好好整理一下她对乌兰谢夫的印象。

伊拉·米洛娃诺娃，是塔姬雅娜某个前夫的亲妹妹，在屋里来来回回走动，坐不安席。由于焦急，她都有些发疯了，她无情地责备自己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劝说塔姬雅娜不要参加这一实质上很愚蠢、很危险，并且绝对不必要的行动。大约在节目开始前的一小时，伊拉明白，自己是不可能一个人呆下去的了，于是拨通了斯塔索夫班上的电话。

“弗拉季克，”她企求道，“你快回来吧。”

“出什么事了？”弗拉季克不满地说。

伊拉从话筒里听见他屋里乱哄哄的，可以想见他那里人很多。

“节目就要开始了，你回来吧，咱们一块看丹娘吧。”

“我在这儿看。请原谅，伊拉，我这儿有人。”

斯塔索夫搁下了电话。伊拉吞下了眼泪，竭力平静下来。实际上，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乌兰诺夫又不能把塔姬雅娜给吃了。他会咬她那么几口，随后会把她给放了的。不，这毕竟太可怕。奇Qisuu.сom书万一塔姬雅娜发神经怎么办呢？伊拉听说，由于太着急，女人甚至会早产的。

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和起了面，准备做馅饼。她很会做馅饼，只是塔姬雅娜老埋怨，馅饼的面太多，可要她别吃伊拉做的馅饼，她又缺乏足够的意志力。当距节目开始只剩下大约10分钟时，伊拉明白，一切做得都不对劲儿，面团给彻底地、无可挽回地和糟了。她用衣袖擦了擦眼里涌出的懊丧的泪水，忿忿地把盆里的面团统统装进一只大的塑料袋里，而后将塑料袋一古脑丢进了垃圾道。

在节目开始前5分钟，她坐在屏幕前，怀着恐惧期待着塔姬雅娜的耻辱，在节目开头熟悉的图标出现前她最后能想得起来的是：“我到底没做成馅饼。斯塔索夫得饿肚子了，我该用什么来款待他呢？”

出现在屏幕上的塔姬雅娜是那么光彩照人，这使她很吃了一惊。塔姬雅娜那雪自的肌肤散发着青春的朝气和健康的气息，眼睛很大，眼神温柔，神采奕奕，嘴唇湿润、活泼，好像随时准备发出微笑。塔姬雅娜看起来似乎一点儿都不紧张，相反，眼前的一切只能令自己感到好玩似的。伊拉稍稍松了口气。或许一切顺利？

刚开始的头两分钟，是在平静地交换几句对话中过去的，主持人在介绍嘉宾，塔姬雅娜点着头，和悦地微笑着。随后他提了个问题，使得伊拉的五脏六腑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您是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或许您还喜欢阅读严肃书籍。可您与此同时却在写作二流文学。您是不是为了钱而牺牲了自己的趣味了呢？”

“亲爱的，”塔姬雅娜笑着回答道，“文学从来不分什么等级的，正如鲟鱼的新鲜度不分等级一样。如果您还记得的话，那么，沃兰德早就说过，鲟鱼肉只能有一个新鲜度，这是第一也是最后一个度。文学没有一等、二等和五等。这或是文学，或不是文学，如此而已。如果您不明白的话，我可以说得更简单一些：书或是可读，或是不可读。如果一本书不仅作者自己读，他的编缉读，而且，哪怕除此之外还有十个读者在读，并从中得到了快感的话，那就是说，这是本值得一看的书，也是一本值得一写的书。而如果书的作者是如此无能、无才，以至于除他本人以外，谁都不读也不想读他的书的话，那我就要举手了。我会说这的确不是文学。关于其他一切都可以争论。因此，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我们是不是得争论一番呢？”

“这是怎么回事？”伊拉困惑地想道，“她的表现就像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审问嫌疑人一样。她这是怎么了，忘掉自己是在参与电视节目了吗？真可怕！”

“我们是不会争论的，”乌兰诺夫立刻接上了话茬，“让我把我的话重新表述一番吧。您的书主要被人们在地铁里、在路上、在电车上读，说明人们读它们是为了消遣，为了消磨花费在路上的时间，这，难道您就不觉得委屈吗？”

“那您自己在地铁里也读书吗？”塔姬雅娜问道。

“我？”乌兰诺夫显然慌乱了，“我已经好久不坐地铁了。”

“您有车？”

“是的。”

“那您是从哪儿得知，一般说旅客读的是什么书的呢？”

“是人们告诉我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亲爱的，您的轻信是会害了您的。”塔姬雅娜宽大为怀地说道，“任何时候不要相信您没有亲眼见过的事。因为我与您不同，常常坐地铁，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您，旅客们读的书很杂，其中包括一些很严肃的读物。从教科书到专门参考书，从《圣经》到《古兰经》。您是怎么看的，一位先生，当他得知一个人每分钟空闲时间都在读《圣经》，以便能多读一页上帝的学说，这先生是不是会感到委曲呢？”

“也就是说您把自己摆到与至高无上者同等的地位了，因为人们抓紧每一分钟空闲时间在读您的书？”乌兰诺夫突然发起了进攻。

伊拉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甚至连呼吸也停止了一秒钟。“瞧这个恶棍，”她心想，“好一个恶棍啊！”

“您这又是从何说起呢？”塔姬雅娜的脸上写着真诚的惊奇，甚至就连伊拉也深信不疑了。

“您刚才不是说过，旅客在地铁和车厢里读您的书和《圣经》吗？”

我没说过这话。读《圣经》，这是事实。至于带着我的书的人，我没见到过。您见到过吗？

“对得很！”伊拉赞许地想道，“好样的，塔姬雅娜！每天都有人向我报告，今天在公交车上见到多少拿书的人。我甚至有时都和她做个比较，是谁看到的，是她还是我，可乌兰诺夫刚才还说过，说他不坐地铁，所以对此无需反驳。他如今也不好说是从谁那儿听来的了，塔姬雅娜已经谴责过他太容易轻信了。当她说她才不怕什么乌兰诺夫不乌兰诺夫时，或许她是对的。侦探工作，这对您可太有用了。怎么样，乌兰诺夫，吃了亏了吧？这下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吧？”

“可您并不能否认侦探小说远非哲理小说。为什么国民近几年中对轻松读物那么热衷，而对复杂作品却不屑一顾呢？您难道不觉得，总体文化和教育水准的下降，促使文学中的下层繁盛，任何人只要他愿意，甚至就连对此根本无准备的作者，也能靠它出名吗？”

“我们不要把一切都归在一堆里说，我同意，侦探小说不是哲理小说，正如《扎波罗什人》不是《菲拉里》一样。可这又是哪儿哪儿呀？我们不会放过《扎波罗什人》而一古脑排成整齐的队伍跑着去看《菲拉里》里？《菲拉里》当然声誉更高，也更好，可总是有什么人干脆就不喜欢它的造型的。比方说我吧，我就不喜欢。”

“您喜欢《扎波罗什人》吗？”乌兰诺夫狡猾地点头问道。

“不，我喜欢马克拉兰。但这仍不足以说明我愿意坐这种车。我喜欢看这种车，它的造型令我赏心悦目，但这种车却根本不是为了像我这么一个怀孕的、已不年轻了的女人制造的。”

从乌兰诺夫的脸上，伊拉看出，他连一个字也没听明白，于是就胜利地笑了。当然了，他怎么会明白呢，他弄不好连马克拉兰这样的名字也没听说过呢。这是他咎由自取，他本不该扯什么《扎波罗什人》的。关于车，塔姬雅娜·奥波拉兹佐娃无所不知。就连专家都不知道的，她也知道。伊拉记得，塔姬雅娜曾经好几次不得不调查外国车倒卖方面的财务问题，而她一旦做起什么事来，总是很投入的。

“我们还是回到本题上来吧，”塔姬雅娜又说道，倒好像她是主持人，而乌兰诺夫不过是她请来的嘉宾似的，“为了能结束这一问题，我要说，我认为，无论是谁，其中也包括您，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有权当众讨论文学，其中包括所有艺术作品的等级和品质问题。但如您这样那就侮辱了绝大多数人，他们有自己的口味，可能这趣味与您的有所不同。假如您个人不喜欢侦探小说，那我倒愿意来跟您谈谈这个问题，听听您个人对体裁问题、其中也包括对我的书有什么要求。但这并不等于说，您有权认为具有不同见解的人趣味低下。所以我现在在听您说，亲爱的。侦探小说，其中也包括我写的书，有什么地方令您不满意呢？”

伊拉觉得十分好笑起来。紧张感过去了，她明白，塔姬雅娜已经彻底控制了局面，掌握了谈话的进程，随心所欲，而不是像乌兰诺夫想望的那样。

“那好吧，既然您认为谈论趣味问题不大体面，”乌兰诺夫迷人地笑着说道，“让我们谈一谈您吧，女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

“这条毒蛇又溜跑了，”伊拉懊恼地想道，“或许，他是因为没话可说了吧，因为他这辈子连一本侦探小说也没读过，因此即使他想说也没词儿。他就像一个鹦鹉一样只会学舌，就只记住了一条真理：侦探小说是文学的污水池，不值得以认真的理性来对待，是只有在路上才会受人尊重的二流文学。而您就会到处说，以炫耀您那精深的趣味。可实际上，您根本就不懂得侦探小说。”

“您已经写了15部书，可根据您的小说拍摄的电影，我还没看过。为什么电影家对您的作品没有兴趣呢？”

“是谁告诉您说他们没有兴趣呢？他们对我作品的兴趣大得很呢。”

“这么说，最近我们有希望在荧屏上看到您的侦探小说了？”

“不，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塔姬雅娜叹了口气，负疚地摊开了手说，“没机会呀。最近几年您不会看到任何电影改编本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愿改编我的作品。更何况，我确切知道，一位莫斯科制片人已经开始工作了，工作已经进入准备阶段，想要就我的作品改编一系列电影。改编权他还未得到，工作是地下进行的，如果电影问世，我会向法庭起诉的。我希望，这位制片人现在能听见我的话，从而能采取一切措施，以免事后发生任何不快。”

“可您为什么反对改编呢？一般说所有作家都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在荧屏上获得第二次生命，这是很正常的。”

“我不想被人误解，但我可以给您举出许多例子，许多很有才华的作家写的作品，根本就不适合改编为电影。您不要争，比方说，海明威无疑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可我不知为什么却没有看到他小说的改编本，尽管他写得绝不能说少。当然了，我这绝不是在把我和这么伟大的大师比较，但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想要看一看我的小说改编本的愿望呢。尽管，我再重复一遍，电影人对我作品的兴趣是很大的，一个比一个更优惠、一个比一个更有趣的提议，都快把我烦死了。”

塔姬雅娜说得不慌不忙，眼睛望着乌兰诺夫一动不动。她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他自己在摄影开始前半小时说的话，现在在等待着他如何作出反应。慌张？生气？大笑？要知道是他本人一直掌握着这段激情洋溢的独白，以便能“吃了”塔姬雅娜呀，而她却下流地、无耻地、微笑着偷走了他喜爱的、业已准备好的武器，原因只在于他对它未能好好看护。

但乌兰诺夫却并没有慌张，他毕竟是个职业电视人，而塔姬雅娜也充分考虑到了他的优势。

“可您能否哪怕说出哪位在地下制作您小说的电影改编本的制片人姓名呢？”

“可以。他姓多罗甘。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多罗甘。”

“这样一来，只要电影一上市，您就要向法庭起诉吗？”乌兰诺夫进一步问道。

“是的。”塔姬雅娜肯定地说。

“那法庭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会缴获所有的拷贝。当然了，已经卖掉的，会留在那些买录像带的人的手中，但其余部分将会被缴获，或许所有的将被销毁。”

“好吧，朋友们，”乌兰诺夫不是看着塔姬雅娜，而是直视着摄影机说道，“您只要一看见有卖根据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小说改编的电影的，就请赶快把它买下来，趁为时不晚，也就是说，趁作者还没向法庭起诉。如果您不买下它，原则性很强的女作家会把所有拷贝都销毁了的，而您也就永远也看不到这么出色的、其史前史带有如此非同寻常的闹剧性的电影了。谢谢您，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而我要对我们的电视观众说一声，‘素面朝天’这个节目每星期五次同大家见面，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的17：40分开始。明天将有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当我们的嘉宾，与他的谈话将告诉我们许多有趣和出乎意外的事。我们期待着您的观看。再见。”

摄影师做了个手势，表明可以站起来了。塔姬雅娜遗憾地想到，她的时间又太不够了。她完全忘了，她是在做直播，她和乌兰诺夫的争执，全国甚至包括远近的邻国也都能看到。她和乌兰诺夫的工作，就像跟一位不诚实的证人工作一样，她竭力想要猜透他的性格、思维进程，他明白，他本人才不追求这一点呢。

乌兰诺夫突然离开演播室，都没跟塔姬雅娜道别。还是那位姑娘把她们送到房间里，只见多罗甘坐在已经关了的电视机前，见了她，立刻跳了起来，扑上来吻着塔姬雅娜的手。

“谢谢！一切都妙极了！一切正如我设想的那样！围绕着电影会有人闹事，如今人们已经再也忘不了它了。可您对乌兰诺夫也太不客气了。他，大概没想到您会这么痛快淋漓吧？”

“我不知道，”塔姬雅娜疲倦地握了握手，打开挂着她外套的衣橱，“我倒无所谓，无论他想还是没想到。我累了，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我的事儿还多着呢。我们该走了。”

门突然打开了，乌兰诺夫出现在门口。

“喂，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请接受我的祝贺！您表现得太棒了！您大约对在电视上亮相已经很有经验了吧？”

“不。这只不过是因为我的性格太独立，从不容任何人当面说我的坏话，哪怕是直播也不成。我没有得罪你吧？”

“您得罪我了，”乌兰诺夫笑了，“您当着全国的面把我残酷而又无情地给侮辱了一番。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看起来会很有看头的，很好看。闹剧永远都好，对任何节目都有利。现在人们会怀着更大兴趣看我们，期待着嘉宾中会有什么人跟您一样。顺便说说，马克拉兰是一种什么车？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这是非常贵重的一种车，值一百多万美元呢，是世界上最贵的车。其速度每小时超过350公里。”

乌兰诺夫帮她穿好大衣，她在制片人的陪伴下走到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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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斯佳认为像德米特里·扎哈洛夫这样的人，都是些百无禁忌之徒。这种人，你很难令他们生气动怒，但他们一旦坚信自己正确，那么，说服或改变他们，则比惹他们生气更难。他们最重要的特征是彻底地无拘束，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易受伤害。而对自己行为是否得当，也不那么自信。

扎哈洛夫是干保安的，他毫不掩饰地承认这份收入不菲的工作使他感到无聊，也正是因此他才一再坚持要给娜斯佳提供帮助。毫无疑问，娜斯佳的确需要帮助，这无可争议，但她对季姆卡这一份持续不衰的男性关爱总是心存警惕。这倒不是因为她讨厌季姆卡，相反，季姆卡很优秀也很讨人喜欢，但所有这一切于娜斯佳又有何用呢……

尽管如此，对他的帮助，她还是接受了。对“格兰特”私人侦探所只造访一次就够了。对她的造访，那里的人并不高兴，而且今后永远也不会高兴的。好在季姆卡善于用自己的语言与他们交谈，所以，他在那里得到理解的机会，也并不是没有。

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戈托夫齐茨被杀案成了娜斯佳的精神包袱，她不擅于也不喜欢分析政治案件，所以，她对由尤拉·科罗特科夫负责这方面工作感到由衷高兴。而她自己则着手调查另一种推测，即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是因为组织了对其丈夫的跟踪而被杀的。按照这一推测，被调查的杀手发现了跟踪者并发现了他们的指使人。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即要想得知订约人的名字，就只有或是通过那些跟踪者，或是通过侦探事务所的头儿。而德米特里·扎哈洛夫向娜斯佳保证在这方面他可以做点工作。

这样，在就这一推测进行的调查中，属于娜斯佳分管的工作，便是对“格兰特”侦探所提交给女雇主戈托夫齐茨所提报告中列出的人员进行核查。假如这一推测属实，那么这些人当中一定有人发现了跟踪并对此极为不快，可是，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娜斯佳桌上各种文件和证明的数量越来越多，可还是一点眉目也没有，从与侦探所签约一直到女雇主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被害，其丈夫会见和接触的人是极为有限的。他很少出门，在他与之有接触的人名单里，绝大多数是来找他这位心理分析医生看病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的患者形形色色，谁都不像凶手，可又对其中任何人都难以打保票。人就是人，他们都有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各自的怪异之处（谁没有怪异？），有各自的爱与恨（同样，谁又没有爱与恨？），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其中每个人都不像罪犯，但每一个人又都在同等程度上有可能成为罪犯。深入调查每一个人是毫无意义的，假如整个彼得罗夫卡上上下下全都齐心协力调查这件惟一的谋杀案，那当然另当别论了，可像现在这样……

戈尔杰耶夫上校对自己的下属并无亲疏之分。所以，如果他对谁比较容忍，也决不是因为与之特别亲近，而是出于对生活的正确认识。在他就任处长之初，他就深知，像奴隶一样被动盲从地工作是最没效益的。如果一个人主观上不想做事，即使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诚恳，他也永远难以把事情做好，因为强制性会扼杀人的想像力和直觉的。而没有了想像力和直觉，你就不是一个大师，而只是一个匠人。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没让娜斯佳参加女议员戈托夫齐茨谋杀案侦破小组。既然反正不会有结果，何必折腾人呢？此外，上校寄希望于娜斯佳的自觉性，而且，和以往一样，这次他又估计对了。他认识娜斯佳已多年，长期以来他已经把她琢磨透了，因此，几乎总是能准确地预知她的行为。

“能不能让我来悄悄调查一下私人侦探这一方案？”她问。

“可以，”戈尔杰耶夫点了点头，“但不是悄悄的，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游击习气，它除了害处以外就只能制造一大堆误会。你去和科罗特科夫说一说，让他向格梅里亚提个建议，由他来调查这一方案，而由你来具体实施。一般说别人的工作我是不会去掺和的，特别是床第之事，但你得告诉我：你确实觉得这一方案值得调查，还是因为扎哈洛夫？”

娜斯佳脸红了。科洛布克是从哪儿知道的？这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了，况且就只那么一次。在那以后她和季马再也没有相遇过。

“你脸红什么？”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惊奇地说，“你还想瞒我，是吧？调查法国佬那会儿，扎哈洛夫眼睛死盯着你，就连瞎子都能看得出来。瞧他看你那眼神儿，怕不是垂涎三尺吧！你别以为我老了就不再是男人了。这种事，我一眼就能瞧得出来，我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我想，或许是他，非常乐于有机会与你再度相处，而既是这样，所以也就特意引起你对这一方案的兴趣，因为离开他你是无法对付这个难题的。是吧？你的老领导说得对不对？”

“不对。”娜斯佳坚决地回答道，“可要是一般地说，也对。扎哈洛夫确实是在追求我，但第一，他根本不是认真的；第二，想要引起我对某一方案的兴趣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不可能。哪怕他在我脚下堆满昂贵的鲜花也不可能。我或是有兴趣，或是没兴趣，在这个问题上，哪怕多么漂亮的王子也无济干事。”

“嚯，我的天呐，咱们的女警察独立性可真强啊！”处长噗嗤一声笑了。“我看的确已经不再流鼻涕了，无论怎样，开始会动脑子了。”

“我正在努力。”娜斯佳笑了笑。

“好吧，继续努力吧。”戈尔杰耶夫说。

遵照科洛布克的吩咐，她跟尤拉·科罗特科夫谈妥了，尤拉嚷嚷了一通，说什么撒谎固然不漂亮，而把别人的功劳算到自己头上就更不漂亮了。可万一根据娜斯佳方案所进行的调查有了积极结果了呢？所有的表扬和奖励会给谁？会给他，科罗特科夫，因为是他构想并提议对这一有成功希望的方案进行调查，随后又成功地组织实施了调查。

“你算了吧，尤里克，”娜斯佳劝他，“我可没有这种虚荣心。”

“可我有良心。”他还是固执己见。

可他到底还是作了让步。

侦查员格梅里亚对这一方案比怀疑更甚：“政治家被杀通常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他生气地对科罗特科夫说，“而女议员戈托夫齐茨就是一位政治家。所以，首先要调查她在议会里因为税收问题而与人的冲突。至于那些私人侦探，你不妨在业余时间搞些调查。都明白了吧？”

科罗特科夫并未因此失去信心，因为他和娜斯佳不一样，对上司的语调毫不在意，也不怕引起别人的不满。他是一位普通的四十岁上下的刑警，他首先想到的是破案，而不是谁拿斜眼看他了，或是哪句话说得不合适了。最重要的是，格梅里亚已被告知，现在他可以采取任何行动，而不必担心别人指责他擅自行动和游击习气了。

昨天晚上，星期六，娜斯佳还曾甜蜜地幻想明天要睡他个昏天黑地。也就是一直睡到十点，如果走运的话甚至可以睡到十一点。她仍然鼓不起勇气和阿列克赛谈，没有丈夫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对其往事而滋生的不自在感和羞耻感不知怎么竟渐渐淡化了，好像一切本就该如此：她孤身一人生活着，而列什卡则在莫斯科郊外，在茹科夫斯基街。这样倒好。这样倒更符合习惯。她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胆怯的想法，想把所拥有的一切统统抛开，什么也不改变，什么也不必跟列沙说，既不道歉，更不解释。如果到最后他还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同她分手的话，那也好，事情本该如此。就其天性，她生来就不适合于家庭生活。而刑警局这种工作，就其自身而言，也与正常的家庭关系相对立。

但幻想和通常一样，照例无法实现，星期六晚上十点半左右，扎托齐尼将军打来了电话。

“戈托夫齐茨案怎么样了？”他问，“你有什么可以向我汇报的吗？”

“不太多，”娜斯佳道，“只是一些个人印象。”

“而我也没有太多的要求，”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笑着说道，“其余的一切没有您我也了解得到。明天见。”

他既没问，也没求，他这是在下命令。“为什么我要甘愿忍受来自他的这一切呢？”娜斯佳不住地问自己。可实际上，任何人，甚至就连心爱的丈夫也不能如此粗鲁随便地逼迫她星期天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可扎托齐尼却不然，对他来说，只需随便说上一句——“明天见”——就够了。她尽可以恨得直咬牙，尽可以嗔怪地请求他把见面时间不要定为七点，而是定为哪怕是九点也好（而，毫无疑问，她得到的只能是拒绝，因为扎托齐尼将军的习惯并没有改变），她尽可以诅咒世上的一切，但她还是不能不天不亮就起床，然后去伊兹麦洛夫公园。

周六到周日之夜，总的来说娜斯佳过得还算平静，只是不知怎么有点迷迷糊糊。好像也没有感到烦躁，可也未能好好休息。临睡前她洗了个热水澡，想暖和并放松一下，给房间里通了通风，服了三片缬草酊，然后就钻进了清洁干爽的被窝里。她把两个枕头叠在一起，用暖和的被子把自己包裹严实，蜷成一团，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出于习惯躺在了沙发床的边缘，尽管现在就只她一个人，睡的地方足够宽敞的。她舒舒服服地往床中央挪了挪，可她非但没入睡，反而毫无来由地开始逐项罗列没有丈夫的所有好处和不好处来。最主要的不利事实是使阿列克赛受了委屈，因此再不想和她共同生活了。当然，这是她的过错，有错的就只是她，她本不该那么做。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该欺负别人，如果他不是罪有应得的话。娜斯佳绞尽脑汁想呀想，再也找不出一个负面因素了，这让她感到有点可怕。她一个人住一套房子，可以不开口，不和任何人交谈。当她在心里希望丈夫沉默时，她希望的难道不就是这个吗？是的，现在已经实现了。再不必因耽搁下班未能及时打电话通知丈夫而解释和道歉了。再不必在自己不想吃饭、一点食物也不想下咽时，强迫自己吃下列什卡做的晚饭。想来想去，全都是好处，真是个大傻瓜，干吗当初要听从别人的劝说而愣要嫁人呢？真不该嫁人啊。

她气恼地翻了个身，感到身边空荡荡的有点不太习惯，她沮丧地想：“一个人睡觉真是太滋润了。地方有的是。要不然的话，列什卡总是把我往墙上挤。真好笑，我这么生气是冲谁呀？冲自己，不会冲别人。反正再也没有人可以惹我生气了。”

她带着这个念头睡着了，过一段时间又醒了，并对自己感到吃惊。怎么会只有一个缺点呢？这根本不可能。大概她确实是累了，跟往常一样，一连串长长的节日后一周，是非常沉重的，所以脑子不太好使了，于是才会列出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来。应该把一切从头好好想想，或许那样一来，着重点分布会和现在完全不同。

她在黑暗中微笑了一下，又开始列举阿列克赛不在身边的好处和缺点。但结果让她沮丧极了，因为和刚才的一模一样。“我还是休息不够。”娜斯佳沮丧地想，“满脑子都是一些荒谬的念头，一锅粥似的。我还是再睡会儿，然后再试试。”

可第三次尝试也未能给她带来任何新结果。一夜就这么过去了：只睡了一个或一个半小时，然后是反复衡量好处和不足，接下来又睡了一小会儿，如此这般。早晨六点起床后，娜斯佳对过去这一夜很不满意，觉得收效甚微。既没有好好地休息，也没有产生什么合适的想法。精神压抑、无精打采的她来到伊兹麦格夫公园和扎托齐尼将军见面。

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是由马克西姆陪着来的。尽管他俩都穿着同样的红色运动服，但从远处看，仍然还是觉得他们不像父子俩。娜斯佳每次都对他们父子俩长得绝对不一样而惊奇。将军本人瘦瘦的，个子不高，一双虎目炯炯有神，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而马克西姆则长得很壮实，宽宽的肩膀，不久前刚刚减过肥，一年前还是胖乎乎的，显得有点笨拙，深棕色的眼睛，表情严肃得可怕，极少表现出对人的亲切与和蔼。

“您好，娜斯佳姑姑。”马克西姆嘟囔着说。他和娜斯佳一样，都属于典型“夜猫子”，不喜欢起早，但和娜斯佳不同，他还没学会如何克服因早起而产生的不快。

“你们干吗？”娜斯佳很惊奇，“又在锻炼身体吗？”

“是啊，”将军点了点头，“马克西姆开始状态不佳了。去年高考前，他每天还锻炼，可现在上了大学后变懒了，觉得最可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可以游手好闲了。昨天我让他做俯卧撑，结果并不乐观，他只做了二十五个就完蛋了。这样能有什么用？”

“那您自己能做多少个呢？”娜斯佳感兴趣地问。

“我嘛，阿娜斯塔霞，每天三百个，所以，我为我的儿子感到羞耻。我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不应该对他放任自流，但最主要的是及时察觉。马克西姆，开始锻炼吧，我和阿娜斯塔霞在你旁边遛一遛。”

小伙子无奈地挥了挥手，深吸了一口气，慢步跑向林荫深处。

“您太严厉了，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娜斯佳摇了摇头，“您十八岁的时候大概也就勉强能做二十五个吧。”

“连十个都坚持不下来。”将军笑了，“我小时候长得最小、最瘦，总是挨邻居孩子们的打，他们经常抢我的夹肉面包，抢大人给的看电影、买冰淇淋的零钱。等我到了十八岁，那时候对体形并不看重。那是60年代中期，当时，要想成为现代的时髦人物，得熟读好多诗和吟游诗人的歌，得出外旅行，得在篝火旁弹吉他唱歌，得去彼得堡看白夜，得有成为地质学家的理想。您不会记得这些的，您当时大概也就只有五六岁吧？”

“是的。这些事儿我是不知道，但从父母嘴里听了不少。”

他们顺着马克西姆跑步的方向沿着林荫路默默走了一段。娜斯佳并不想说话，所以扎托齐尼不急着提问她反倒很高兴。看样子今天天气暖和、阳光灿烂，公园里的空气也很湿润、芬芳。娜斯佳想，要不是自己总这么忙，又具有这么一种发自天性的病态的懒惰的话，她本可以从生活中得到许多小乐趣的，喏，比方说，早晨在郁郁葱葱的林荫道上散步，享受清晨凉爽清新的空气。每次休息日早起和伊万散步，她都气恼得恨不得要掉泪，但后来又每次都对他能把她拖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感到高兴。

将军的声音打断了她安详惬意的逻思。

“身体不要前倾，马克西姆！双肩放松！对，就这样，好样的。怎么样？阿娜斯塔霞，我等着听汇报呢。你对戈托夫齐茨印象如何？”

“印象很复杂，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可对我说的话，您得宽容一点，要给以理解。他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妻子死了，所以他目前的行动和以前的他相比有点不太正常，而这是十分自然的。他现在很消沉，也很抑郁。据我观察，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基本上不出家门。应该看到，只有工作才能使他摆脱这种抑郁状态，这也正是他的可敬之处。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与这份工作休戚与共、息息相关。这或许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惟一剩下的东西了。他死死地抓住它，就像抓住一个使他能不致沉没在苦海中的救生圈一样。”

“他有一个儿子，他对儿子的事讲得多吗？”将军问。

“一般不说。有一次我问起他的这个孩子，他说，儿子在英国学习，住在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亲戚家里。他没叫儿子参加葬礼，怕孩子受到伤害。就这些，再就一句话也不说了。(奇*书*网.整*理*提*供)怎么，他儿子有什么问题吗？您听到别的什么消息了？”

“没有，没有，我得到的信息和您一样。关于孩子，戈托夫齐茨并未撒谎，一切正如他对你所说的那样。可能他认为儿子已经彻底脱离家了。孩子将在英国上学，中学毕业上一所有名望的大学，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有钱，足够支付儿子受教育的费用。既是这样，指望小戈托夫齐茨居然想要回到俄罗斯是可笑的。戈托夫齐茨呆在这儿干吗？没有妻子，没有孩子，剩下的就只有他的职业。对不起，我打断您了。请继续说下去。”

“作为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人，他很想给人留下好印象，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搞清楚了。确实，妻子死后，对他来说工作摆到了首位，所以，他非常希望能被接受到您这里来工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继续当个体开业的心理分析医生的话，就意味着他还得呆在作为诊室的自己家中这个封闭的圈子里。而他希望能改变环境。当然，他也可以到哪个诊所、研究所或是什么中心去工作，比如去戒毒中心或者自杀未遂者疗养中心什么的，这类五花八门的中心莫斯科多的是。但也许他对到内务部工作更感兴趣，这个地方更吸引人，也更有前途。我认为这些情况对他有利。”

“好。还有什么情况对他有利？您也知道光有工作愿望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能力。”

“是啊……”娜斯佳犹豫了一下，“我毕竟不是精神病专家，因此，对他的职业水准，未必能给一个足够可靠的评价。我曾和他谈过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可以这么跟您说，他非常迅速而又准确地做了分析。别的精神病专家通常决不可能像他这么快这么自信地做出诊断，这是另一个问题。一般神经科医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作出诊断，而病人头一次应诊就作诊断的事是从未有过的。而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却毫不犹豫，一开口就说我得的是神经官能症。起初我对此有点警觉，但后来我找到了答案。”

“是吗？什么答案？”

“对他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让您喜欢，您是他将来的雇主。他又不傻，他知道得很清楚，我一定会把同他见面时的印象报告给您的。他所想的当然不是您个人，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况且他并不认识您，他所想的，是那些能决定是否邀请他到内务部工作的人。和其他不在司法部门工作的公民一样，戈托夫齐茨分辨不清，在内务部机关里，哪些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哪些是基层工作人员；也分不清楚什么侦探、特警；谁是长官，谁是巡逻兵。对他来说，我们这些人都一样，全是一样的警察。而且，戈托夫齐茨肯定就连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市刑警局的高级警探，也就是我，会跟部里有组织犯罪局的局长，也就是您，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他真诚地想要给我留下好印象，以为我和您是一个单位的，彼此认识，所以您笃定会跟我谈到他的情况，并征求我的意见。正因为这样，他才急着给我下诊断，以此表明他能非常轻松而又迅速地分析别人的灵魂。就好像魔术师在惊异的观众眼皮底下，从帽子里变兔子一样。”

“对不起，难道他就不怕这种匆匆忙忙就下诊断的做法会让我们对他的职业水准产生怀疑吗？”扎托齐尼有点怀疑地问，“要不就是他把我们大家都当做没文化的白痴，搞不清神经科医生一般不会在第一次应诊就下诊断这种常识？”

“您看，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我不是已经请求您保持宽容了嘛。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推理完全正常。他看出我在讲自己病症时没有骗他，这就是说，我确实有这类病。这么一来难道不是说，我，一个警察局少校、刑警局高级侦探居然跑来跟您说，根据一位有经验的专家的意见，我得了神经官能症？我当然不会这么做。关于神经官能症，就是对我严刑拷打，我也会保持沉默的，因为这对一个警察来说，是不适合的。而我要跟您说的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是一个非常好的专家，仅此而已，而对于他那个可爱的小把戏，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知道。”

“那么您呐？要知道，您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魔术、是骗局。为什么他就不怕您对此作出应有的判断，并给戈托夫齐茨教授一个不敢恭维的鉴定呢？”

“我？”娜斯佳哈哈笑了，“瞧您说的！谁见了我会相信我知道什么是神经官能症呢？您看，我像一只灰鼠，连两个和一个半都分不清，整个一个什么都不懂，我也不会满世界去张扬，说我曾听过一个国内著名专家讲授精神分析课。且在大学学了整整一年的司法精神病学。跟您说实话，我的这个病就是不向戈托夫齐茨咨询我也了解得很清楚，我只不过是想验证一下，顺便也测试一下他罢了。”

“关于这些病症，您并不愿意对我讲，我这么理解没错吧？”

娜斯佳突然停住了脚步。但扎托齐尼却仍然慢慢地向前走，甚至连头都不回。娜斯佳定了定神，快走几步，赶上了他。

“怎么回事？为什么您这么不喜欢我这个问题？”

“问题提得很没有分寸。”她冒失地把刚想到的第一句话说了出来。

“很好，”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笑了笑说，“这样一来，您就让我得其所哉了。您想必这样想：不要探究我的心理，扎托齐尼，没有你我也能对付。你算老几啊，凭什么我要把自己的不幸跟你说呢？对吧？”

“不，”她手足无措的同时也有些气恼，“不是这么回事。去年冬天，您就清楚地向我表明，您不是一个我可以向他诉苦的对象。而对我来说，一件事向我重复两次实无必要，一般说，我这个人还算通情达理。”

“您可不算通情达理，您是很好记仇的，”将军纠正她说，“远的不说，就说那个冬天吧，我不是已经跟您解释过，我当时的所作所为是迫不得已嘛，是为了服从整个行动的利益，而那次行动，是针对您的局长梅里尼克的么。可您却不认为有必要原谅我，生了气，而且直到现在还气鼓鼓的。这不对，阿娜斯塔霞。你得学会原谅朋友。但是，既然您还没有学会这些，那我们还是回到戈托夫齐茨案上来吧。从您严谨的表述可以断定，您应该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谈到。”

“是的，”她承认，“我所说的有关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切，应当在其状态得到极大改善的情况下来理解。我想，在正常状态下他确实是个好专家，并且会有助于情报分析室的工作。而他想要凭匆匆忙忙给我下诊断来博得好感的可笑的做法，只能说明在目前情况下他的判断力确实很成问题。”

“就是说，您预计在他因妻子之死而产生的抑郁状态过后……”

“我指的是别的，”娜斯佳打断了他，“问题并不在抑郁状态，而在于恐惧感。对此应该受到责怪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怎么回事？”扎托齐尼不慌不忙地问，“是不是你们和侦探怀疑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这一下把这个倒霉的精神病专家给吓坏了？”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对他一直很小心，态度很温和。可那些负责检查戈托夫齐茨是否可靠的人太笨。对外监视组恐怕连一个干练的专业人员也没有。反正他们的行动非常拙劣粗暴，以致就连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也能当下就把他们的形象描绘下来，试想，一个总是感到自己正在受监视的人，他自然会脱离常规。得知自己正在被跟踪，而又不知道是谁以及为什么——就连敌人你也未必会喜欢给他这样的消遣。”

“真是没用的东西，”扎托齐尼气忿地骂道，“你告诉我这一点很好。明天一早我就打电话给‘对外监视组’的头头。为了使谈话更具体，我要拿走他们那儿所有负责对戈托夫齐茨进行检查的人的照片，让那个头儿用手指把那些跟踪过他的人指出来。这对那些不好好工作的人是个教训，怎么，戈托夫齐茨吓得够呛？”

“那您以为会怎么样？当然吓得够呛了。他是一个普通人，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我可以跟您说得更多一点：他断定自己准是发疯了。当一个人知道任何人也不可能去跟踪他时，他又能有什么想法呢？他什么也没偷，没杀死任何人，跟刑事犯罪团伙连边都沾不上。所以，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断定自己患了迫害狂症。比这更糟的是：有人撬开他家门，溜进他家里，却什么都没偷。这对您来说难道不说明什么吗？”

“您认为这也是我们的人干的？”

“我敢肯定。既然他们负责对他进行检查，那他们完全有可能想要翻一翻他的文件。于是就翻了。可此人如今已吓得魂不附体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因为既不能对他讲实情，又想不出能让人接受的解释。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这一切还要持续多久啊？我们这儿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实施高级专业培训？”

“或许得等到您，阿挪斯塔霞，当了内务部长以后吧，”扎托齐尼笑了笑说，“不能实现的事就不要去幻想。只要我们的国库还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我们这个部门的情况就不会有改变。我们必须忍耐并与现实妥协。”

他们坐在一根倒木上，看着马克西姆。他时而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时而做几个俯卧撑。娜斯佳默默地抽着烟，想着心事，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手里拿着秒表注视着儿子。

“我们可不可以重拾去年冬天的话题呢？”他突然问道。

娜斯佳正陷入沉思中，以至于没马上弄明白他的话。

“回到哪个话题？”她不解地问。

“就是您调工作的事。”

“谢谢，”她微微一笑，“可我现在已经不想调了。正如通常说的那样，勺子在吃饭时才显得重要，送红鸡蛋也要赶在复活节，凡事都有个时限。戈尔杰耶夫回来了，我也就再没有更多的要求了。”

“那您就准备一直戴着少校肩章呆到退休了？”

“啊，您是说这个……有什么办法呢，看来只能这样了。继父认为我应该试试报考高级警官学院的研究生院，答辩后留校任教或搞研究，这样就极有可能晋升上校。”

“那您对这一计划怎么看呢？”

“老实说，不太喜欢。我绝不想当老师。至于科研嘛……还凑合，科研很有趣也很有益，可您知道吗，科研工作者我可已经看够了，他们的科研探索，除了欺凌和侮辱外，什么都得不到。我可不想处于他们的地位。”

“但为了肩章上的星星，屈辱也是可以忍受的。”将军眼睛望着别处说道。

“您这么认为？”

“我知道是这样。”

“无论如何，我不能这么做，也不想。肩章上的星星，这是你们男孩子们的玩意儿，而对姑娘们来说，名誉更重要。不管为了什么星星我也不会去忍受欺凌，忍受侮辱。”

“要是您把这类虚荣统统抛开呢？”将军问，“如果我给您一份非常好也非常有意思的工作，您会去吗？”

“需要抛弃戈尔杰耶夫和小伙子们吗？为什么？”

“为了肩章上的星星，为了它们这些可爱的胎痣。到我这儿干一段，您就能得到中校军衔，如果不喜欢干了，再回市刑警局。我保证，到时候只要您一要求，我就放您走。我现在需要一名优秀的分析专家。”

“如果您需要我，就不会放我走了，”娜斯佳笑了，“您在糊弄小傻瓜。”

“我们可以订个君子协定，”扎托齐尼笑呵呵地反驳说，“除了您以外，我再找一个聪明点的人，您用一年的时间教会他干分析工作，给自己培养好接班人——然后您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获得自由，到市里与犯罪作斗争的战场上去驰骋了。”

“老实说，我为什么不愿意呢？”娜斯佳在心里问自己道，“伊万所提建议正是我以前梦寐以求的。我可以单搞分析工作，再不必因为自己只是偶尔才做点纯刑警工作而且并未尽全力而有负疚感，也不需要在任何人面前替自己辩解，不需要忍受刑警局楼道里别人的斜眼，也不用听别人在背后议论，说什么戈尔杰耶夫为自己的情妇创造了温室般的条件。作为上司的伊万并不比科洛布克差。当然他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扎托齐尼是个很严厉、很冷峻甚至有些残酷的人，他对我也不会有所宽纵，而且我根本也不需要他对我宽纵，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聪明人，而且无疑很正派。我干吗非要死死咬住这个位置不放呢？我已经当了快五年的少校了，要是搞得好的话，一年前就应该得到中校军衔了。但问题并不在于我特别需要这些肩章，而在于，其他长官和同事往往就是根据这些肩章，确切地说，就是根据这些肩章的及时更换来评价我的头脑的呀。一直停留在少校级别上吗？得，准是傻蛋，准是个百无一用之人，再不就是你个人问题方面准有些不正常吧。那好吧，就让我们看一看你个人问题方面有什么问题吧！啊！原来是这样，因为与犯罪团伙有联系而被停职并受审。爱德华·杰尼索夫就是卡敏斯卡娅的一个朋友。而如果档案上什么都没查出来的话，那又怎么样，档案里无记载的，其中可能的原因还少吗。而事实上她肯定有污点，被揭穿过，所以才没给她晋级，才没给她照例该得的军衔。”

“让我考虑一下，”娜斯佳郑重地回答，“这个建议出乎我的意料，我没准备，不能马上答复。”

“考虑一下吧，”扎托齐尼同意了，“我不会催您的。”

一小时后，娜斯佳回了家。经过这段散步以后，她情绪饱满，精力充沛，甚至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这种感觉是过去所没有的。由于血管问题，她总感到有些虚弱，经常头晕，还发生过因闷热而昏迷的情况。她笑眯眯地哼着小曲，开始愉快地打扫房间。同时自己也有点奇怪，被丈夫抛弃，工作也不顺利，可还在唱歌并对生活充满欢欣。这可不是好兆头，真的不是好兆头。

当她已经吸完尘，正准备完成擦窗户的英雄壮举时，电话铃响了，是季马·扎哈洛夫打来的。

“你在干什么？”他笑嘻嘻地问。

“在做家务。”

“你还要干很久吗？”

“就看想不想干了。我可以马上结束，也可以一直干到晚上。干吗，有事吗？”

“想求你允许我到你家坐坐。得好好谈谈。”

“那你就求吧。”娜斯佳答应了。

“我请求。”

“我允许了。你可开车来，本该如此。”她故作宽厚地答应着，并且哈哈笑了起来。

大约过了四十分钟以后，季马手捧一只大蛋糕来了。

“谢谢。”娜斯佳一边道谢，一边接过这个带有鲜艳图案的大盒子。

“这不是送你的，而是要送给成为你丈夫的那位非凡的幸运教授的。”扎哈洛夫一边脱鞋，一边回答。

“那只能扫你的兴了，教授不在家。”

“可他总归会回来的吧？”

“恐怕不回来了。”

“那是为什么？”德米特里注意地看了她一眼，“你们怎么了？吵架了？不过，对不起，这不关我事。”

“这确实不关你的事，”娜斯佳说，“因此我把这个蛋糕拿到厨房，烧壶茶，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品尝这块甜点精品。”

“等等。”

季马拉住娜斯佳的手，让她转身面对自己。

“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是要干预别人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们确实是吵架了，那么我最好还是离开这里。”

“你不是要和我谈谈吗？”娜斯佳有些讥讽地提醒他。

“谈话即使是在大街上也无妨。对这种事情我太清楚不过了，事情往往是这样，丈夫和妻子吵架而出走，过后当他回来时，发现自己家里有别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这个男人是谁，是亲戚、同事、邻居，还是儿时的朋友，都无济于事。我自已经历过这种事儿，所以一清二楚。处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不这么想——婊子！我刚出门，她就已经勾搭上了别人，难怪总埋怨我，寻找同情。她甚至可能是有意找碴儿和我吵架，好把我赶走——的男人还没有生出来呢。总之，阿霞，哪怕你的教授回来的可能性只有一丁点，我想我还是走。我们还是开车找个什么地方，哪怕是到索柯尔尼克公园，到那儿去散散步，谈一谈呢。”

“他是不会回来的，”娜斯佳小声说，“而且我也再不想谈这件事了。你就干脆相信我好了：他是不会回来的。”

“怎么，有这么严重吗？”季马同情地问。

“我已经说过：不再谈这件事了。”娜斯佳恼怒地重复了一遍，“我们去厨房吧，我把茶烧上。”

她对不得不向季马讲与丈夫吵架的事感到有些不快，可是不知怎么话就说到那儿了，不讲也不行，否则就得撒谎。本来可以编个谎，比如说他出差了。但娜斯佳确信，即使是最无害的谎言也能把人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比如说，万一此时有人给阿列克赛打电话，那么就不得不当着扎哈洛夫的面，告诉打电话的人，说阿列克赛在茹科夫斯基街。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妈妈和继父突然来了。这样的事他们碰到过，尽管次数很少。但是要知道，这类不易发生因而不被人注意的事情往往就会在最不恰当的时候发生。

“这么说，你这是在守活寡了。”德米特里说。他环顾了一下厨房，在餐桌旁比较舒适的位置坐下，“你们经常这样吗？”

“这是第一次，”娜斯佳叹了口气说，“季马，我已求过你不要再提此事了。”

“可是，阿娜斯塔霞，和你在一起真是太难了。不管说什么、问什么，总是要碰到你禁止讨论的话题范围。不能提到丈夫，不许讲我们浪漫的过去，不能涉及性。可是你让我们说什么？”

“可以说说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她笑了，“关于她可以随便说，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地说。”

“好吧，那我们就谈谈尤丽娅。我在‘格兰特’侦探所里稍稍刺探了一下，那里有一个小伙子我很不喜欢。”

“是谁？”

“问题就在这儿，正如同《黑桃皇后》中小有名气的格尔曼所唱的，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

“既然如此，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你可以去打听吗？”

“阿霞，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在这个侦探所里已经出现得太频繁了，那儿本应没我什么事。如果我判断正确的话，这个小伙子已经明白我伸长鼻子到那儿是冲他去的。也就是说，我再不能到那儿去了。我没必要给你讲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每个侦探都能凭心灵感觉得到什么时候该从他所侦查的团伙中开溜。这是一种感觉，仅此而已。总之，情况就是这样。今天我想从远处把这个小伙子指给你，以后你用自己的方式和手段去查他吧。而我要溜到一边，否则就只能坏事。”

“好吧，”娜斯佳同意了，“你把他指给我。可是他怎么让你这么不喜欢呢？”

“我完全是偶然地发现他在翻侦探所主任的卡片。平时只有帕什卡才能接近这些卡片，你大概能记得他，我们去过他那里，就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一头金发的家伙。”

“我记得。”她点了点头，往怀子里倒着咖啡。

“帕什卡给我看了这些卡片，并且告诉我，那里记载着侦探所和雇主签署的所有合同的情况。因为侦探这一行的原则就是要绝对保密，‘格兰特’每个具体办事员都只知道他所承担工作的雇佣合同的情况。各种谣传都是禁止的，我指的是议论别人的事情。只有帕什卡能接触到这些卡片。除他之外，别人都没钥匙。而他自己的办公室他并未特别加锁，所有的秘密文件都放在铁皮保险柜中，这些卡片也放在那里。其他东西都是公开的，供大家查阅。就算他外出一整天，他也从来不关门。而且当所有房间都不空闲的情况下，甚至还允许别人用他的办公室接待客户。简言之，我昨天在事先没有通知而且没有任何事由的情况下去了那里，好像是正巧路过而想起上次把打火机忘在了帕沙的桌子上吧。我来到主任办公室，尽量不惹人注意地悄悄推开门，却看到了‘出乎意外’系列组画中非常美妙的一幅。小伙子吓得要死，脸都白了。而我却像所有模范话剧院的大演员一样，不好意思地道了歉，说着有关打火机的谎话，并很快在桌子上找到了打火机，然后马上就开溜了，以免打草惊蛇。我装作没有什么特殊的发现，而实际上打开的卡片盒就在那人身边放着。因此，我既不能向别人打听他的名字，也不能在那里等帕沙。不能再惊吓这小伙子了，你明白吗？如果我在较显眼的时候再出现在侦探所，他就会惊恐异常，怕我把这事告诉帕沙，怕我问他拿卡片盒干了什么勾当。”

“这我明白。”

蛋糕很新鲜也很柔软，所以，娜斯佳费了很长时间，希望在她所有的刀于中，能选一把比较锋利的。可是她家里现有最锋利的刀子还是不够快。她刚一动刀，蛋糕表面浇的糖皮马上就出现裂缝，切出的块很不均匀。

“对不起。”她一边把一块切好的蛋糕放到季马的盘子里，一边道歉，“我的水平就这样。”

“算了。”他宽厚地笑了笑说，“反正到肚子里都揉成一团了。但是一般来说，从你家里这些怪物似的刀子来看，你这个主妇可不怎么样。真不知道你丈夫怎么容忍你的。”

“这不已经不再容忍了？”娜斯佳突然恼怒地顶了他一句，“我已经一再请你不要触及关于我丈夫的话题。”

“天啊；你现在根本就不让人说话！”扎哈洛夫生气了，“我不是说你丈夫，而是说你的这些刀子。怎么着，难道连刀子也成禁区了？”

“对不起。”

娜斯佳把身子背过去一会儿，好像在橱柜里找着什么。当她重在桌子旁坐下时，脸色已经恢复了平静。

“你怎么这么容易激动？”季马一边把一块不小的蛋糕送到嘴里，一边问，“是不是因为很难过？”

“我并不容易激动，也不是因为难过。”她干巴巴地回答，“让我们谈点高兴的事吧！”

“好吧。”扎哈洛大很痛快地回答，“大概为了减轻压力，你需要背叛自己的教授吧？”

“季马，住嘴！”娜斯佳用半开玩笑的声音恐吓说，同时示威似的用手拿起了刀子。

“不，我是很认真的。你想想，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主意，而且人选马上就有，像我这样一个非常乐于建功立业的人愿意为你效劳。”

娜斯佳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季马，你真是不可救药。这件事你究竟要说多久？不要再劝我，反正我是不会答应的。”

“为什么？”

他问话的时候完全是一副认真的样子，用一双明亮的蓝眼睛望着她，眼神里荡漾着温柔的笑意，好像湖泊中漫游的鱼儿一样。

“娜斯坚卡，为什么？”他又问一遍，“难道我的建议不好吗？我觉得很好，这个建议非常好。它可以便人幸福、自由，可以使人摆脱痛苦和死亡的恐惧。”

她没有料到谈话基调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有点不知所措地沉默着。扎哈洛夫站起身，绕过桌子，到娜斯佳面前俯下身，温柔地吻着她的唇。在最初的一刻，她也回应了他，随即猛地闪开。

“扎哈洛夫，不要乘人之危，这很卑鄙。”

“什么卑鄙？”他没明白。

“趁一个女人和丈夫闹纠纷的时候，把她弄到床上。我现在可以迎合你，可之后我会觉得自己令人憎恶。”

他慢慢退了回去，在座位上坐下。

“娜斯坚卡，真诚的感情只要它是真诚的，就不可能是卑鄙的。而我是非常真诚地希望拥有你。如果你愿意接受我，以后你也没有什么可责备自己的。”

“我不会接受你。”她直视着他的眼睛说，“永远也不会，忘掉这件事吧。”

“永远也不会。”他滑稽地笑着模仿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件事，因为它是我糊里糊涂、乱七八糟的生活中留下的最亮丽的印象之一。如果你今天断然拒绝我的话，那么让我们去看看那个过分好奇的私人侦探去吧。现在已经是一点半了，我知道在三点钟左右他应该在哪里出现。”

“你怎么知道的？”

“都得告诉你？我就不可以有点小小的职业秘密吗？”

“随你的便。”

娜斯佳松了一口气，也用戏谑的语调回答，她很庆幸他们终于躲过了这个危险的话题。她当时曾经想答应他，如此地想答应他，以致差一点就要用手指捂住嘴，以免说出过后会使她后悔的话来。这种欲望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源于头脑中，源于已经数月未使她放松的精神压力，源于希望能使她自己摆脱对一切事情都冷淡和漠不关心状态的强烈愿望。但她还是坚持住了，尽管她不能肯定这么做是否正确。

洗完了茶杯和盘子，她很快收拾完了桌子。

“我准备好了，走吧！”

她很奇怪，因为他们到的地方，正是“格兰特”侦探所所在的那个地区。

“你认为他星期天会来上班吗？”娜斯佳怀疑地问。

“娜斯坚卡，私人侦探和国家警探的工作没什么两样，这一点你可以相信我。很遗憾，就是在休息日生活也不会停止，被调查的对象也还是会去一些地方，做一些事情，侦探也不得不和他们见面，不得不跟踪他们，更不用说与那些并不总是能够在正常工作日到侦探所来的雇主们见面了。”

“可他肯定会来吗？”她继续追问。

“希望如此。算了，不再折磨你了。昨天早晨我和帕沙讲了我如何不走运，把打火机忘在了他的办公室里的事。他对我说，一般来讲，我随时可以来他这儿，因为他的办公室总是开着的；但如果我想见到他，那就最好在星期天3至5点之间来。这时候他会召集自己的所有手下，给他们发薪水，现在你明白了吧？”

“明白了。”娜斯佳顺从地重复了一遍。

德米特里驾车驶进院子后把车停好。

“全侦探所的人都已经认识我的车了。”他解释说，“把车停在这里，然后我们步行。离他们集中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先熟悉一下环境，选个合适的观察点。对了，我看这个门洞就不错，比较暗，从大街上看不见里边站着的人。”

“那我们就站在这儿吧，如果你确信我们需要的人一定会路过这儿的话。”她认可了。

“他不会走过这里，他们都开着车。不幸的是，他的车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可是从这里可以看见有人看守的那个停车场，他们通常都把自己的车停在那里。他现在就在那里，看见了吗？”

为了能看见停车的地方，娜斯佳不得不从门洞里向大街上迈了一步。随后她摇了摇头。

“太远了，我看不清楚他的脸。”

“你视力不好吗？”

“还没到这个程度，但已经不像雄鹰的眼睛了，而更像已经三十六岁而且经常用电脑的女人的眼睛了。”

“那么我们找一个近一点的地方吧。那边有个小公园，也挺合适的，有很多灌木和小树，有藏身的地方。”

他们出了门洞，向停车场方向走去。可随即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从拐角飞驶出一辆汽车，赶上他们后略微放慢了速度，接着传来几声干涩的枪响。汽车随即加快速度疾驶而去，而季马·扎哈洛夫躺在了人行道上，他当即就死了。

娜斯佳回到家里已经半夜了。警察局里长时间的谈话、解释，值班警探的讯问以及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要做的事情都过去了。她疲倦极了。本来这一天开始时是那么美好……

她在过道里脱下鞋子，光着脚走进厨房，想喝点咖啡。那个装着蛋糕的鲜艳的大盒子一下子进入她的视野。季姆卡，季姆卡……他是那么想把她放到床上，而她还耻笑他说：“你真是不可救药。”根本没当回事。

“我向你提的这个建议很好，非常好。它可以使人摆脱痛苦和死亡的恐惧，可以使人幸福、自由。”

他现在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或者说曾经有过。可能正是因此他才一再希望能和她做爱。可痛苦呢？他有过痛苦吗？她对他的了解是如此之少。

“当时我答应他就好了。”娜斯佳突然想道，“当时应该答应和他上床。那样的话，我们就哪里也不会去了，而他就能活下来。现在我开始觉得他是预感到了什么。我本来已经感觉到他希望留在这里，哪儿也不想去。可是我和往常一样，只为自己着想，只担心恐怕自己事过之后会很尴尬，会厌恶自己，只想到背叛与自己吵架的丈夫很卑鄙。天啊，我们有时候脑子里会涌现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念头呀，经常是那些老套子，却都以为这些东西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可过后就会发现，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恰恰是人的生命，为了保护人的生命无论牺牲什么都可以。对季马·扎哈洛夫的死，我和凶手几乎一样有罪。人的暴死是凶手及其牺牲者生命时刻的交叉，而正是我将季马带到了这个交叉点上。”她回想起他那双亮亮的荡漾着呼之欲出的温柔笑意的蓝眼睛，不由得悲痛地放声痛哭起来。

大概过去了15分钟以后，她用凉水冲了一下脸，用毛巾把有些红肿的脸擦干，有点奇怪地审视起自己来。恐惧感已经没有了，攫住自己喉咙并且阻碍与丈夫和父母谈话的那种恐惧感已经不存在了。所有这一切原来都是如此微不足道和毫无意义。她突然才明白过来，置季马于死地的那颗子弹没有碰到自己真是个奇迹。她也差一点死去。真正具有意义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她还活着。对死亡的恐惧，这是惟一不可轻视的东西。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胡闹，都是一些自认为美妙的无用的东西。

娜斯佳看了看表，已经是12点20分，很晚了。但最后她还是决定，有些东西是重要的，而有些东西是次要的，是可以忽视、可以不考虑的。在目前情况下，礼仪就无需顾虑，这完全是可以原谅的。

她毅然拨通了齐斯加科夫在茹科夫斯基的电话。好久没有人接，可能都已经入睡了。但终于听到了阿列克赛睡意朦胧的声声。

“喂，请讲话。”

“列沙，你快来吧，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

“你拿定主意了？”他一下子睡意全消，从他的声音中可以听出有几分讥讽的意味。

“我拿定主声了。我全想清楚了，列什卡。我是个十足的大傻瓜。这样的事以后不会再发生了，真的。你能回来吗？”

“暂时不行。父亲病了，我在这里还得呆一阵儿。看来，你良好的愿望只能再等等了。你没事吧？”

“是的，也就是说没什么事，也就是说……这很复杂。列沙，算了，以后再说吧。对不起，把你吵醒了。晚安！”

“祝你走运！”他语调平静地回答。

“你还想要什么？”娜斯佳恨恨地对自己说，“你当时是那么高兴，你只剩一个人了，下班后可以不同任何人说话，也不必再向任何人汇报自己的所作所为。你甚至觉得一个人睡比和列沙在一起还舒适。你对嫁人的决定是否正确表示怀疑，认为自己天生不适于过家庭生活。你欺负了列沙，他离家走了，你那么长时间也没有给他打电话，没有尝试让他回来，你自己并未作出一丝一毫努力，以使你们的关系和解，使你们的生活回到正常轨道上来。而今天，一个差点就成为你情夫的人在你的眼前被人杀死，这才使你摆脱了眼前的迷雾，你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立刻就给丈夫打电话。在这段时间里，你甚至没想到去关心一下，他生活得怎么样，他过得如何，是否健康？也不一定非要请他回来，因为他已经讲好了条件：当你还没成熟到可以交谈之前，他是不会回来的。但是，你能不能仅仅打一下电话呢？当然能。可是你却没有打。所以你就罪有应得了。你不要以为忠诚可靠的列什卡只要听到你的第一声哨响，就会像驯顺的狗一样向你跑来。没有这样的事。”

她向窗子走去，在窗前站住，用双手抱紧肩膀，试图压制住那可恶的全身性战栗。如果阿列克赛知道，保持对他忠诚的努力，是以一条生命为代价才换来的，真不知他会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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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姬雅娜夜里感到不舒服，一直忍受到了天亮。早晨伊拉见到她后吓了一跳。

“你疯了！”她喊叫起来，声音大得全屋子都能听见，“你怎么了？”

“有点不舒服。”塔姬雅娜一边给自己煮着药茶，一边没精打采地说。

“马上去看医生！”伊拉下命令似的说，“你都七个月了，要是出点什么事情，可不得了，马上去！”

“我得上班。”塔姬雅娜还想反对，但伊拉毫不妥协。

“工作可以推一推，孩子是最重要的。”她郑重地说。

“可我已经约了人来……”

“那也可以等一等嘛。”

塔姬雅娜知道这位亲戚是对的。人你永远也应付不完的，但未来宝宝的健康却不能冒险。于是她去了妇科咨询处。

“是的，您这个当妈妈的，不该上班去了，得在家里待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医生摇摇头说，“您现在的反应是所谓的‘高龄初育症’。在怀孕和分娩的整段时间里，随便什么都会对您产生影响。您如果二十五岁时就怀孕的话对这些甚至都不会有反应，可三十六岁初育就复杂多了。而且您的心脏本来还应该更好一些。”

从咨询处出来，塔姬雅娜便到了班上，第一件事就是去见自己的上司。前不久，就是去年的十二月，在圣彼得堡，她已经不得不忍受与自己过去的上司之间的几次不愉快的谈话，这位上司不想放她到莫斯科与丈夫团聚。她已经做好准备，这样的情景非常可能又要重演了。怎么能这样呢？刚刚调动过来，马上就要休假，在家里休息，然后还要休产假。“大概那些不愿意要妇女工作的领导人是对的。”她一边在走廊里向上司的办公室走，一边想，“我过去对此也是感到既可笑又气愤，但现在我开始理解他们了。而且我的情况特别令人尴尬。因为斯塔索夫想法子把我弄到莫斯科就是要调到这个头儿手下，他们之间比较熟。似乎还为我作了担保，唱了赞歌，说我是一个优秀工作者，可我总共才干了四个月，就得离开岗位了。”

但这位新上司却显得很平静，并未做出激烈的反应，既没有正面的反应（会感觉不好），也没有负面反应（感觉会好得多）。

“那以后三年你就要坐在家里看孩子吗？”他不满地皱了皱眉问。

“不，只要一有可能，我马上就上班。我家里有人照看孩子。”塔姬雅娜很坚决地回答。

“有老人可以做保姆？”

“是丈夫的妹妹。”她解释说。

“斯塔索夫有妹妹吗？”这位上司很奇怪，“我记得，他从未说过有妹妹。”

“这是另外一个丈夫的妹妹，是前夫。”

这位上司突然大笑起来，他笑得如此欢快，使塔姬雅娜也忍不住笑了，但她并不明白，是什么使他感到如此可笑。

“好了，现在我理解弗拉德了。怪不得他那么急着要把您从圣彼得堡弄到莫斯科来。很显然，他是怕您被别人拐走，那样他也会成为前夫之一。算了，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回家去吧，好好休息，把孩子生下来。我非常希望您不会坑我，您会很快就重返工作岗位的吧。现在谈谈您办的案子，您现在手里有多少件？”

“十八件。”塔姬雅娜叹了口气说。

“有没有已经结案的？还是十八件案子都要移交给别人？”

“有两件就剩写起诉状了，我今明两天搞完。其余的只能交给别人了。”

一直到晚上，塔姬雅娜都在忙乱地做着那些正在办的案件中还来得及做完的事情。一直到6点钟左右，她才想起娜斯佳来。太不该了，她本来想和她谈谈乌兰诺夫的事，可是却忘了个一干二净。真是个大马虎蛋！其实塔姬雅娜并未注意娜斯佳对这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兴趣，并且直到因为女巫师伊涅萨被杀一案她自己需要乌兰诺夫之前，还一直拒绝接受他的电视采访。事情做得不漂亮，要知道正是娜斯佳帮着安排了与乌兰诺夫的会面，还使她认识了多罗甘，而且这位多罗甘还为这次会面付了账。

在记事本上找到了卡敏斯卡娅班上的电话号码。塔姬雅挪拨了号，占线。再拨一遍，还是占线。她懊丧地看了一下表，至少还需要两个小时，把宝贵的时间耗费在按电话键这种干巴巴的事情上是很可惜的，而这台已经用了很久的电话机的自动拨号功能早已坏了。塔姬雅娜果断地拨通了自己家里的电话。

“伊拉，请你给娜斯佳打个电话，请她到咱们家吃晚饭。”她用耳朵和肩膀夹着话筒，一边不停地用打字机打字，一边用十分干练、不容反驳的口吻说。

“为什么？”

“我需要和她谈谈，而且她也需要和我谈。你跟娜斯佳约好后，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在班上。”

“跟她约几点？”

“无所谓，什么时候她来都行，但不要在9点前，我在这里还得磨蹭两小时。”

“你跟领导谈了吗？”

“是的，谈过了。不用担心，我最多再干两天。得移交案子，还有些文件要办。就这么着，伊丽莎，到家再说吧，我现在事情很多。”

半小时后伊拉才打来电话，干巴巴地说，娜斯佳答应9点之前到。

“出什么事了？”塔姬雅娜顺便问了一句，目光并未离开那份马上就要完成的文件，“你怎么这么无精打采的？”

“我本来晚上是有安排的，可现在既然我们要来客人……”伊拉奇卡含含糊糊地说。

“算了，你原打算去哪儿就去吧。没有你我们也能行。我找娜斯佳也不是为了请她吃馅饼，主要是谈事儿。”

伊拉奇卡立刻兴奋起来，开始给塔姬雅娜下达各种指示：晚饭吃什么，什么东西在哪个锅里已经做好了，等等。奥勃拉兹佐娃并没留意听，她颇有理由断定，根本没必要留神听，等她到了家，所有一切她自己总归都能找到，你以为这是牛顿的二项式呢。塔姬雅娜想起布尔加科夫笔下那只名叫河马的公猫所说的那句历史名言，由此，她不禁联想起了自己。“此刻或许我的样子也像一头母河马了。种种迹象表明，分娩后还会更胖。这样的体重可怎么活？鬼才知道。现在就已不能再给自己买漂亮衣服了，如果再发胖，那可不得了，喊救命也不行了，也可能斯塔索夫说得对，我确实该呆在家里写书，而不要硬装什么积极的国家公务人员了。”

一走进斯塔索夫家，娜斯佳就惊呆了。她整个陷入一种错觉当中，觉得自己好像是第一次来这里，尽管她清楚地记得，不久前刚来过这儿，和塔姬雅娜谈了很久，然后和大家一起吃的晚饭。但与此同时她的新鲜感仍很强烈。原来，厨房和客厅之间没有门，而是一个形状复杂的几何形门洞，上次她怎么会没发现呢？而且客厅里的地板也做得很有趣：一半铺着地毯，而另一半则铺着地板革，而且二者之间的边缘线不是直的，而是波浪形的。地板革铺在从过道到厨房这段常走人的地方，而铺地毯的地方则放置了软家具。“天啊，上次我就在这个沙发上坐了至少一小时，到厨房的过道和地板就在我的眼前，而我居然没有看到。卡敏斯卡娅，你可真行啊！”她心里想。

“你怎么了，娜斯秋莎？看得这么仔细，就好像头一次来似的。”塔姬雅娜有些奇怪地问。

“你会觉得可笑，可我恰恰有这种感觉。”娜斯佳承认说，“好像这些东西我都是第一次见到。你别在意，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心不在焉，没留意的东西大多了。对啦，你的守卫天使哪儿去了？”

“去赴约会了。”塔姬雅娜笑了笑，“她刚认识了一个什么人。真是谢天谢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整天给我做家务，这叫什么事。如果伊拉奇卡能谈起什么恋爱来，我只会替她高兴。”

“原来是这样。那我介绍的那个人怎么办？”娜斯佳有些不高兴，“我们的米沙·多岑科是那么好的小伙子，可你连看都不着就给拒绝了，你得把可爱的亲戚交到好人手中，而不能逮谁是谁。”

塔姬雅娜笑了，愉快地挥了挥手。

“你算了吧，她已是成年人了，自己能料理好的。你饿了吧？”

“是饿了，但没必要把它当回事。我可以顺手抓点什么吃，比如三明治之类的东西。”

“干吗要吃这些供奉用的东西。”娜斯佳笑了笑，“冰箱里东西有的是，足可以做三道菜了。”

娜斯佳留意自己，她发现，现在她又有食欲了。不管怎么说，她现在想到食物时就带着一种温情，而不像近几个月以来那样厌食。“得，看来我真的是个道德畸形儿。”她悲哀地想，“昨天季姆卡·扎哈洛夫在我的眼前被杀了，可我现在还在想食物。但从另一方面说，未发生这事时，我却什么都不想，只想一些个人的痛苦。像嚼口香糖似的，就那么一块反反复复地嚼个没完，在沙土上建构起世界悲剧，然后就一天天从早到晚看这出戏。但发生在昨天的真实悲剧震动了我。我甚至应该感谢列什卡，说得好听一些，感谢他将我流放了，我完全是罪有应得，所以一点也不冤屈。没关系，我会改好的。我全明白了，仿佛复活了，好像头脑也好使多了。至于食欲，也没什么，是正常机体对饥饿的一种正常的反应，仅此而已。我不会为此而害羞的。”

“娜斯秋莎，我想同你谈谈乌兰诺夫。你看星期五的节目了吗？”

“当然看了，你不是事先提醒我了吗？对不起，我没给你打电话，一直没空。”

“这得请你原谅我，我也没抽出空儿。你觉得节目怎么样？”

“我很喜欢。”娜斯佳谨慎地回答说，“不管怎么说，和我近几周所看的不太一样。是乌兰诺夫改变了策略吗？”

“不是。”塔姬雅娜笑了起来，“我略施小计骗了他一下。他和我认识的时候，我装得像一个大笨蛋。于是他就放松了，这个蠢货。无论如何，他的那套把戏我了如指掌。他们无非是把嘉宾请来，请他喝茶或咖啡，向他露出灿烂的笑容，再竭力赞颂乌兰诺夫，说他如何出色、如何善良，如何热爱自己电视荧屏上的交谈者。然后是乌兰诺夫先生本人出场，与嘉宾进行一场友好温和的上流社会式的谈话，小心探摸嘉宾的各种弱点，也就是那样一些话题，讨论那类话题能使嘉宾的样子显得如果不是最糟糕，那至少也不是最好。到后来被搬上直播节日的恰恰就是讨论此类话题的镜头。他的栏目组里有一位超级化妆师。起初我费了很大劲儿也没想起来在哪里见过她，后来才想起来：是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美容师大赛的文章，那上边登了这位化妆师的照片。她差一点没拿到欧洲赛区第一名。这样，他们把嘉宾弄得非常漂亮，这也是这出戏——如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圈套的一部分。一切都是那么原始，那么简单，就像一把草耙一样。至于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本人，我可以跟你讲两点。第一，他对离婚以及离异夫妇之间的关系这类话题很关心。第二，他正处在巨大变化的关头，而且是令人愉快的变化。如果把第一点和第二点结合起来，可以推断出，他正准备离婚，并且要同一个深爱着的女人开始新的婚姻。对此你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任何消息。可你怎么会断定将会有变化发生呢？”

“在节目播出之后，他夸奖了我并向我道了谢。你明白吗？而我本来以为他会怒不可遏的，可他没有，根本连发火的迹象也没有，还咧开大嘴嘿嘿笑，最后吻了我的手。我当着全体观众的面破坏了他的形象，他本应有所反应才是。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明天的节日将会怎样，他根本无所谓。他不会再在这个栏目工作了。因此，让什么主持人形象、节目本身的形象，统统见鬼去吧，反正都一样，这个节目他乌兰诺夫再不需要了。他面前一定有更加美好的前程在等待着他，只是这一前程与‘素面朝天’已经毫无关系了。”

“明白了，”娜斯佳若有所思地拉着长声说，“这确实挺有趣。你说他还微笑着吻了你的手？”

“可不么。还说了好多奉承话。”

“居然会这样……不知怎么我从没见过他有好心情。和我打交道时，他总是很压抑、很凶、很尖酸，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个心肠善良之辈。显然，在他的生活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搞不清我究竟有没有必要来调查一下这件事。米沙·多岑科正在电视人圈子里深入挖掘，可安德列耶夫和邦达连科被杀案的动机还是没搞清。或许，我死抓住这个乌兰诺夫也是白费劲儿？当然，我对他没有一点好感，但这却不足以成为怀疑他犯有任何死罪的理由。”

塔姬娅娜一声没吭，只是默默用手指来回捻着一根芹菜，一片片往下咬芹菜叶子。房间里一阵怡然的安静，只有她们两人，既听不到伊拉奇卡清脆得像小鸟唱歌一样的声音，也听不到斯塔索夫宏亮的大嗓门。娜斯佳在这一瞬间感到超脱了一切，带着一种欣慰沉迷在这软绵绵充满舒适家庭气息的安宁之中。

“娜斯秋莎，咱们可不可以订一个侦查犯罪案协定？”塔姬雅娜突然问。

“订破案协定？可以啊，订吧。”

“根据你调查的情况，乌兰诺夫有没有在哪里与一个叫卢托娃·瓦连金娜·彼得罗芙娜的女公民打过交道？”

娜斯嘉皱起眉头，把电视台工作人员被杀案中的所有人，哪怕是仅出现过一次的人的姓名都回想了一遍，最后回答说：

“不记得这个人。你需要找她吗？”

“需要。你还记得女巫师伊涅萨被杀案吗？”

“记得，通报上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参与侦破。”

“这我知道。”塔姬雅娜点了点头，“这件案子按照属地原则来侦破，正好归我管。”

“会有这么巧？”娜斯佳很惊讶，“那你对这个巫师的材料研究得怎么样？费了很大劲儿吧？”

“别提了。”塔姬雅娜叹了口气，“她有过许多主顾，可就是没留下一点记录。当然，记录是有的，而且非常详细，但却连一个名字也没有。这女巫有一种特别有趣的小把戏，她亲自给每个主顾起名字，一个很特殊的名字，就像去教堂洗礼时一样，你懂吗？她就这样跟人说：您在我这里不再是伊万·伊万诺维奇，而是费奥菲拉克特，这将是您与至高无上神力世界进行交流的名字。而她就用此类新名字做记录。当中一些人我们已经确定了，其中就有卢托娃。说实在的，我之所以同意参加乌兰诺夫的节目，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想亲眼见见他，和他认识一下。对了，为防万一我得提醒你，对乌兰诺夫来说，我不是警探，只不过是个作家，记住了吗？”

“那卢托娃是什么人？她是干什么的？”

“是一个幼儿教师。前不久刚和丈夫离婚。可以推测，她在和乌兰诺夫谈恋爱，而他同样也终于决定要和自己妻子离婚了。但这仅仅能解释通我所见事情的一半。”

“是的，”娜斯佳也这么认为，“令人费解的是，他从这次新的婚姻中能得到什么样的灿烂前程呢？既然他决定离开这个栏目，那么他会到哪儿去呢？如果他与一个百万富婆结婚，我还可以理解，可对方只不过是一个幼儿教师……你是对的，确实无法解释。我得和他妻子谈谈。她找过女巫？她有什么痛苦？”

“她摆脱不了她的丈夫。”

“怎么会呢？”娜斯佳有点糊涂了，“你不是说她和丈夫离婚了吗？”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这种事太普遍了，到处可见！”塔姬雅娜遗憾地耸了耸肩说，“办了离婚手续并不都意味着解脱，特别是那些仍住在一套房子里的前夫妇。而很多离异的夫妇恰恰就继续住在一套房子里，因为没有钱买新房。申请分房，又不够条件。而且用这样一套赫鲁晓夫时代带现代厨房兼卫生间的房子换来的房子简直让人无法居住。就这还得是两居室住房换来的呢。如果是一居室，你什么也换不来，夫妻也就休想分居。所以就只能在一起住着。”

“那卢托娃要干什么？难道她想让女巫伊涅萨将自己可恨的丈夫置于死地吗？”

“不，娜斯秋莎，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是在与别的主顾接触时才发现卢托娃的。我们首先对她进行了初步查询，然后在伊涅萨的记录中寻找与她情况吻合的主顾。我们在记录中找到了一个被称做叶甫盖妮娅的女人。她第一次来找帕施科娃差不多是在一年前，她说她对丈夫在感情上很依恋，可是她的丈夫却对她不好。常常打她、骂她，和她吵架，用种种醋海风波来折磨她，而她却迈不出决定性的一步来和他分手，因为她还爱他。简言之，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帕施科娃对她做了一系列工作，促其离婚，她最后成功了。在她的记录中，关于叶甫盖妮娅有这样一段话：这位女主顾最终成熟了，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递交了离婚申请书。我们到法院查了一下，与卢托娃递交离婚申请书的时间是吻合的。”

“为什么上法院？是丈夫不同意离婚还是要分财产？”

“不，他们没有什么家产可分。上法院当然是因为她丈夫。最可笑的是在法庭上他很轻松地就同意了离婚，并且总的来说，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有文化修养、讨人喜欢的人。我和法官谈过，她对这对夫妇记得很清楚，因为卢托娃的丈夫外表很有特点。女法官觉得他非常讨人喜欢。她竭力想使我相信这人好像具有无穷魅力。女原告所述的他的种种劣迹在女法官看都是根本没有根据的，她认为这都是卢托娃杜撰出来的，或者至少也是被她夸大了的。尽管如此，女法官还是在第一次开庭就为他们解除了婚约，甚至没有给他们一个调解的时间，一般说法官都会给调解期限的。她不想再纠缠下去，因为她知道，他们还会再找她的，而她这儿待审结的案子已经排成长队了。”

“那么离婚后卢托娃就不再造访女巫师了吧？”

“哪能呢，还能不去？”塔姬雅娜笑了，“去得更勤了。去抱怨说，丈夫继续任意欺负她，像对待女奴一样对待她，而她却不能拒绝他。好像他对她施了魔法，对她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控制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离婚毫无用处，原来什么样，现在还是如此。她自己讲，在他不在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可以拒绝他，可以离开他，可以对他撒野，甚至可以杀死他。可是只要一见他，一看到他的眼睛，就全完了，她就变成了全无意志的一堆废物。伊涅萨为此对她做了工作。”

“她是怎么做的工作呢？我很想知道，是给她祛了邪吗？”

“不是。一般说伊涅萨并不是傻瓜，也不是骗子。现在我告诉你更有趣的东西。伊涅萨从前当过戈托夫齐茨的情人。”

“谁的情人？”

娜斯佳瞪大眼睛望着她，由于事出意外，她居然连手中的勺子也一下脱手了，她本来是用它不时到罐子里舀一点软虾奶酪的。

“戈托夫齐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无辜被害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我也是不久前刚知道的。就这样，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告诉我说，英娜·帕施科娃在当实习医师时就表现出了精神病学方面的突出才能，惊人的嗅觉使她能准确探究人的生活和心灵中妨碍他正常生存的那些创伤何在。而且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对英娜也就是女巫师伊涅萨放弃了医学实践而去招摇撞骗感到很痛心。他甚至为此而愤怒，应当公正地说，他的做法是公正的。而从调查帕施科娃主顾的那些侦查员们讲的情况来看，可以清楚看出，伊涅萨只是利用巫师的影响，其实她做的是正常的精神分析方面的实践工作，而且看来还相当成功。所以她并不是招摇撞骗者，她确实在给人提供帮助，只是在巫术的掩盖下。”

“一般说来，她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娜斯佳终于回过神来，拣起了掉到地板上的勺子，“去看精神病医生，这总有点不太像是俄罗斯人该有的做法，我们对此还不是很习惯。可如果是找一个巫师去去邪，这就地道得很了。我想伊涅萨和戈托夫齐茨的主顾们是完全不同的人。找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看病的都是些不寻常的人，是一些精英人物，著名的演员、画家、音乐家、大商人。甚至我怀疑还有一些黑帮头子，尽管戈托夫齐茨本人显然并不知道这些。可到女巫师那里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你说得对，”塔姬雅娜赞同说，“从我们已经确认的看，伊涅萨的主顾，其成分比较单一。主要是些无力应付家庭生活矛盾的不幸的女人。有的是与丈夫打架，有的是与儿子吵嘴，还有的是与父母不和。卢托娃就是此类人中的一个典型。所以，娜斯秋莎，我想请你帮忙，如果得到有关乌兰诺夫的情报，别忘了我对此人感兴趣。好吗？”

“你还能感什么兴趣？”娜斯佳很奇怪，“你不是把案子都移交给别人了吗？难道还没交？”

“我是要移交的。”塔姬雅娜叹了口气说，“但是你知道，算了，不管这些了！总之，这个案子我拖得太久了，干得很累，进展得慢。现在面对在我之后将要把伊涅萨的案子接到自己手中的侦查员，我突然萌生一种强烈的耻辱感。所以，如果有可能帮忙的话，我求你……”

“可以理解，”娜斯佳打断她的话说，“当然了，你不要着急，一切都会好的，你最近写的那本书怎么样？有进展吗？”

“一点进展也没有。连一分钟时间都抽不出来。等到我坐在家里天天吃伊拉烤的馅饼时，可能会有所进展。对了，我们的大美人该不是在外边玩得忘了时间吧，已经10点半了。”

“和她的追求者在一起，不会有事的。”娜斯佳说。

“要看和什么样的追求者在一起了。”塔姬雅娜反驳道，“伊尔卡太容易和人结识了，有时我真替她担心。万一突然碰上什么倒霉事怎么办？”

“但你要知道，她至今也没碰上什么倒霉事。”

“是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凡事总会有第一次的。”

塔姬雅娜仔细听了听房门处传来的响动声。

“啊，好像回来了。谢天谢地！”

但回来的是斯塔索夫，他高大魁梧，长着一双绿色的眼睛，和平常一样高高兴兴，浑身散发着健康、力量和乐观的气息。

“姑娘们，我刚才看见伊拉的情人了。得，马上向你们报告……”他一进门槛便嚷嚷起来。

他跑进厨房，拥抱了一下妻子，一把抱起娜斯佳，几乎把她骨头弄断。然后他动作夸张得像骑马一样地扑通一声坐到椅子上。

“塔纽什卡，我快饿死了！”

“你先给我们讲讲那个男人的事。”塔姬雅娜要求说，“否则我心里不安生。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是在哪里被她勾搭上的。还有，你是在哪里见到他的？”

“就是刚才，在楼门口。”

斯塔索夫伸手从桌上盘子里抓起一个包了奶酪和青菜馅儿的西红柿。

“闻起来很香啊。”他伸鼻子闻了闻后夸奖说。随即就把西红柿整个塞进了嘴里。

“斯塔索夫，真有你的！”塔姬雅娜以央求的口吻说，“你还是发点善心吧！把那个男人给我们讲讲，你马上就会得到一大碗热乎乎的食物。”

“你对我就像是对一条不听话的狗。”嘴里塞得满满的弗拉季斯拉夫有点季屈地说，“我到底是你的丈夫还是什么人？算了，我给你们讲吧，嗨，你们这些女人啊，无论是肩章还是民警局的工作，都改变不了你们。别人的情人对你们来说比自己丈夫还重要。”

娜斯佳伸出一只手指以示警告：“斯塔索夫，不许你侮辱怀有身孕的妻子。快点讲，我得走了，否则就太晚了。”

“你到哪儿去！”他有点不高兴，很快从盘子中拿起第二个西红柿，“塔纽什卡我还可以理解，因为毕竟谈到的是她的亲戚，可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对了，能不能劳你大驾离开你的椅子给我弄点热的、可吃的东西？”

“可以啊，”娜斯佳站起身答应道，“我给你盛饭，只是你得快点儿讲。我也很感兴趣。我可是想把我们的米沙·多岑科介绍给伊琳什卡，但塔尼娅不让。因此，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和睦的家庭究竟用怎样一个人取代了我那位讨人喜欢的单身同事。”

“阿娜斯塔霞，”斯塔索夫一本正经地说，“我非常尊重米沙，而且我本人也认识他。但说实在话，要是与我刚才看见和我们的伊琳娜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比，他就只能到一边歇着去了。姑娘们，就是这么回事！”

“斯塔索夫，你比任何女人都坏。”塔姬雅娜有些不高兴了，“总也说不到点儿上，你这叫什么表达感情的方式！你进家门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从你这儿还没听到一句有意义的话，除了一些‘啊’，‘呀’之类的感叹词，就是责备人的话。快点讲经过！”

“经过？”他狡黠地眯缝着眼睛，“好吧，就给你们讲讲，我开车到咱们楼前，很黑，但路灯还亮着。正好在灯下停着一辆异常漂亮的汽车，本特立-大陆牌，比奔驰600还要贵一倍。”

“这种型号的奔驰值多少钱？”娜斯佳立即发问，她对汽车一窍不通，但她不能容忍任何含糊性。

“一般十二万，根据发动机情况再上下浮动两万，”塔姬雅娜马上回答道，“斯塔索夫，别岔开！”

“我不会岔开的。”

娜斯佳在他面前放了一个盘子，里边装着一大块薰肉和炖好的土豆。弗拉季斯拉夫马上用刀切下一大块肉，开始有滋有味地嚼起来。

“这还差不多，”他把第一块肉吃下后满意地说，“和空肚子相比，已经完全是另一种感觉了，我继续给你们讲。我感到很奇怪，是谁开着一辆这么漂亮的家伙到我们这个已被上帝遗忘的新区来，所以我坐在车里没下车。随后，我看见从这辆昂贵的高档小汽车里下来的是我们的伊拉奇卡。可她是怎么下车的，你们真应该亲眼看一看！先从车上下来一个男人，他绕过汽车，从乘客位置那一侧打开车门，伸出手，然后，我们的姑娘才出现。而且，我们的姑娘手中拿着非常、非常大的一束花，这么大的花束我只在电影节的时候在电影明星手里才见过。他们并肩站着，很亲切地谈着话。具体在谈什么，我没听见。这位追求者还不时地略微拥抱一下伊拉奇卡，并吻她的额头或鬓角。而她紧紧地依偎着他，贴得是那么紧。但他没有任何下流的性挑逗，确实没有。没有摸她的臀部，也没有碰她的前胸，连她的嘴唇都没吻。只是吻了她的额头和鬓角，我看他们好像在告别，这位追求者在吻伊拉奇卡的手。不能就这样，他马上就要离开，而我还没看清楚他，这不行。我下了车，径直向他们走过去，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非常礼貌地问了声好。然后很严肃地说：‘伊拉，已经很晚了，你该回家了。’我的目的是让这位情人知道，伊拉在我们这儿不是没人照看，如果有事情的话，有人会为她出面的。但我没有再施加压力，马上就进了楼门，以免他们尴尬。现在我向你们报告，这个男人比我稍年轻一些，三十五至三十六岁之间，面相敦厚，不像个生活轻浮的人，是个挺严肃的人。衣着高档，和他的汽车很相配。他手上那块表也得值三万美元。”

“他长得漂亮吗？”塔姬雅娜问道，她听丈夫讲得入了迷。

“鬼才知道。”斯塔索夫耸了耸肩说，“你们这些姑娘们，难道你们能搞清楚，谁长得漂亮，谁长得难看吗？比如说贝尔蒙多这个吓人的家伙，如果要评价他的长相，没见过他这么丑的。可全世界的女人都爱他爱得发狂。就我的审美观来看，伊尔卡的这个情人从各方面看都很好，而你们感觉如何，就不知道了……好了，我亲爱的，故事结束了，现在大吃大喝的美食节开始了。我再也忍受不住，我要吃饭了。”

他热切地向盘子中的那块肉扑去，好像有三个月没给他饭吃似的。塔姬雅娜默默地看着丈夫，然后担心地看了一眼表。

“他们告别的时间有点太长了，要不要去把她接回来？”

“塔尼娅，你冷静一点。”娜斯佳以责备的口吻说，“伊琳娜已经是成年人了，一小时前，你自己还跟我说过嘛，反正我现在要走了，我看见伊拉，悄悄跟她说一声，告诉她你着急了。如果看不到她，我再上来。那时候再让斯塔索夫出去找。而你要安心地坐在家里，着急上火对你无益。”

来到楼下，娜斯佳一下子就见到了伊拉奇卡。她站在楼门里的信箱旁，两眼死盯着一张报纸，她的脸因愤怒而变了形，两颊还流着愤恨的眼泪。一大束异国情调的花被随便地扔在了暖气片的木罩上。

“伊拉！”娜斯佳喊了她一声，“怎么了？你的那位追求者惹你了？”

伊琳娜恨恨地把报纸揉成一团，哽咽着说：“败类！真是一群败类！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待她？她把他们怎么了？”

“镇静点，我亲爱的小燕子，”娜斯佳安抚地拥抱了一下年轻的姑娘，“不要吼，冷静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你看，针对乌兰诺夫的那次采访，有人往塔姬雅娜身上泼脏水。”伊拉愤恨地用手指点着那张报纸。

“不可能！”娜斯佳很惊讶，“为什么？我也看了那个节目。如果人们因为行为不得体而批评乌兰诺夫，我可以理解。可为什么要批评她呢？”

“你自己读一读！”伊拉痛苦地哭泣起来。

娜斯佳从她手里拿过报纸，把揉皱的地方抚平。大字标题立刻映入眼帘：《别了素面，化妆万岁！》一个姓海伊娜的女记者肆无忌惮地写道：“以其由薄纱紧裹的松软前胸对人产生的震撼力，女作家托米林娜傲慢地教训了我们一下，她长篇累牍、引经据典地教训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大众文化。她对那种愚弄人民大众的、廉价的文学日用消费品的宽容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托米林娜本人也正是靠这些东西来赚钱谋生的。她用了三年时间就粗制滥造出了十五本质量低劣的侦探小说。但女作家本人却对此毫无愧色，而且在回答主持人提问时，还大言不惭地把对她来说当然是很珍贵的她自己的名字与一些公认大师的名字并列，比如海明威。她自视甚高，这种自负心理是很明显的，而且女作家病态的想象使她不得安宁：她确信，现在全世界电影工作者在睡梦中都在想着要把她的这些不朽的作品搬上银幕。他们甚至准备偷着把她的书拍成电影。所以托米林娜在电视上直接向他们发出威胁：这些坏孩子们，不要用你们的脏手来碰我这些纯洁的书，否则我会上法庭告你们。看来，尽管可能会出丑，但托米林娜女士希望出名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她连自己即将为人母亲这一点都忘记了。她本应关心自己未来宝宝的健康，可是却奔走在法庭之间。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早已不再对种种诉讼案感到惊奇，对我们正在成长的这一由怪诞的孩子们构成的怪诞的一代也完全可以理解了。如果连我们未来的母亲们都只想着闹纠纷，并且成天读那些由体态丰满的托米林娜女士提供的不规范的趣味低下的东西，那又怎么会有正常的下一代呢？”

文章里还有另外一些更恶毒、更肮脏的段落。娜斯佳读完后，伊拉奇卡已经不哭了，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子一样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她。

“怎么样，看见了吧？塔尼娅会气坏的。这个海伊娜是干什么的？”她用颤抖的声音问。

“不知道。或许塔尼娅在调查案子时不知怎么得罪她了吧，所以她现在就竭力报复。”娜斯佳猜测道。

“我把报纸扔掉，什么也不对她说，”伊拉很坚决地说，“把这脏东西给我，我把它扔到臭水沟里去。”

“这没用，伊拉奇卡。明天塔尼娅一上班，我可以向你保证，会有一大堆好心人把这个拿给她看的，就算不给她看，也会把内容转述给她，而且还会添加一些自己的东西，这样只能把事情搞得更坏。政治斗争的历史教育了我们，应当掌握第一手材料。”

“不，不能。她不应该看到这东西，她会气疯的。”伊琳娜固执地摇了摇头说。

“伊莉什卡，请你相信我。如果她不是在自己家里，没有你和斯塔索夫在一旁陪伴，而是在其他什么地方看见这张报纸，那情况会更糟糕。你不可能确保让她始终蒙在鼓里。既然不可能，那么效果不明显的措施就可能带来更大危害。你就听我的吧，把报纸拿回家去，马上交给塔尼娅看。只是不要用悲伤的语调，而应该嘻嘻哈哈地给她看。”

“不，不要劝我。我做不到，我太可怜她了。”

伊拉又开始抽泣起来。娜斯佳明白，她和伊拉是说不到一块儿的了。于是拉起她的手，向电梯走去，同时还没忘记拿起那束花。

“走，我和你一起上楼。”

“干什么？”

“让斯塔索夫开车把我送到地铁站。你们这儿这么黑，晚上都走不出去。给，拿着自己的花。这是人家给你的，又不是给我的。”

她们两人一起上楼来到房间。从厨房里传来了不知在给谁打电话的斯塔索夫的大嗓门，还有水声和餐具的碰撞声。塔姬雅娜晚饭后在收拾桌子。

“伊拉，你怎么这么长时间？”她并未离开厨房到过道里来。

“我也回来了，”娜斯佳说，“我害怕一个人在你们这儿摸黑走路。想让弗拉季克用车把我送到地铁站。”

塔姬雅娜走到过道里，边走边说：“这就对了。对不起，我刚才没想到这一点……伊拉，出什么事了？你哭过？我就知道，你结识新朋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你让伊拉奇卡的男朋友安静一会儿吧，跟他没关系。”娜斯佳出面调解了。

“那是怎么回事？”

“塔纽什卡，是我对不起你。是我要你去参加乌兰诺夫的访谈的，现在有一个什么女记者就此事大做文章。写的内容当然纯属胡说八道。但伊莉什卡却非常气恼。给，你自己读一读就会知道，这东西一文不值。”

娜斯佳把报纸递给她，若有所思地眯起眼睛。塔姬雅娜并非她的密友，她们也是不久前刚认识，娜斯佳还没能仔细研究一下斯塔索夫妻子的性格。怎么能知道她对此做何反应呢？万一让伊拉说着了，塔姬雅娜一激动，出现歇斯底里和绝望的反应……而她又怀有身孕。

斯塔索夫在厨房里继续他的电话交谈，塔姬雅娜站在过道里飞快地读着报纸，娜斯佳感到自己每秒钟都仿佛是在向断头台迈近了一步。是的，这次一切的一切又都是她的罪过，而且有罪过的就只她一个。因为是她让塔姬雅娜和电影制片人多罗甘认识的。而塔尼娅在电视采访中说的关于她作品可能拍成电影的那番话是多罗甘让她讲的。他需要闹出点事儿来，而塔尼娅则需要找乌兰诺夫。当时，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说对多罗甘来说，这事表面看似乎没有什么后果，实际上极有可能转跟就会转化为巨大利润，那么塔尼娅所得的结果，却只是泼到自己头上的一桶污水而已。女记者海伊娜对塔尼娅唾沫横飞，肝火大发。她所写的一切，简直是一派谎言和捏造，谁碰上心里能轻松呢？读过或正在读这张报纸的，有成千上万个莫斯科人，他们准会相信这些恶毒诽谤的。

塔姬雅娜终于读完了这篇文章。她平静地把报纸折好，放到橱柜里。

“斯塔索夫！”她喊了一声，“赶紧打完电话，娜斯佳在等着你呐！”

“马上就来。”弗拉季斯拉夫回答说。

“你觉得怎么样？”娜斯佳小心翼翼地问。

“没什么。”塔姬雅娜平静地笑了笑，“能说什么？说我的前胸不松软吗？不，松软。感谢上帝，我自己有眼睛，对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我还知道我是个胖子，所以人家在报纸上，哪怕是在这样一份令人不敢不敬的报纸上写这些东西，我不能去责怪。其他确实都是胡说八道。凡是看过那次电视节目的人，都会明白这个海伊娜在玩弄偷牌换牌的伎俩；而没有看过的人准会以为我是一个愚蠢、过分狂妄而又爱惹是生非的女人。这样的话，这还能算是灾难吗？那些喜欢读我书的人，对这上面的话，反正连一句也不会相信的；而那些不喜欢我的书的人，本来他们就不喜欢，所以我在他们眼里的形象再坏一些，也改变不了什么。可是你，伊莉什卡，真的伤心啦？就为这点小事儿哭鼻子，那真是个小傻瓜！”

“我是怕你生气。”伊拉嘟囔着说。

“看你说的，亲爱的。难道我在你眼里真的就像一只无助的小母鸡吗？你认识我已经不是第一年了。别担心，我会保护自己的。更何况这一切还具有巨大的、潜在的好处。当我读这篇胡说八道的东西时，我已经想出了如何构思下一步情节。我差不多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写我的书了，但这不仅仅是因为工作忙，而是因为我在故事情节上遇到了障碍：我搞不清楚下一步应该发生什么。确切地说，是在此之前一直没搞明白。可现在我想出来该怎么写了。你干吗一动不动地站着？脱下外衣，你是到自己家了，而不是来做客的。”

伊拉奇卡轻松地松了一口气，脱下风衣和鞋子。几秒钟以后，整个房子里就又能听到她响亮悦耳的声音了。斯塔索夫走了出来，他穿着运动服，开始系旅游鞋的鞋带。

“弗拉季克，你把娜斯佳送到家行吗？已经很晚了。”塔姬雅娜请求说。

“这叫什么话？当然可以，只要我亲爱的妻子不嫉妒就行。你不会嫉妒吧？”弗拉季斯拉夫用他的大嗓门宽厚地说。

“我会嫉妒的。”塔姬雅娜笑了，“可是如果娜斯佳一个人走，我会担心出什么事的。二者当中，我只能选择对我身体危害较小的。”

午夜时分，路上的车极少。他们开得很快。斯塔索夫默默想着自己的什么事。娜斯佳回想着塔姬雅娜对那篇文章的反应，对斯塔索夫妻子与自己如此不同而惊奇不已。要是这件事发生在她娜斯佳身上，她大概早就会因为气恼和困惑而歇斯底里了：她怎么把女记者海伊娜给得罪了，惹得她向自己如此大泼污水？可塔姬雅娜却满不在乎，读报纸时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她还安慰起她和伊拉来。“她完全是另外一种人，”娜斯佳想，“她对生活的观点与常人完全不同。也许她早就明白生活中什么最重要，而什么不重要。她有足够的智慧来将二者区分开来，因而才会对二者有不同反应。而我却没有这种智慧。大概只是在昨天，季姆卡·扎哈洛夫在我眼前被杀死，我才犹犹豫豫地在这智慧之路上迈出了第一小步，开始明白一些了。”

在娜斯佳家楼前停了车，斯塔索夫转过身来对她说：“和上次相比，我更喜欢今天的你。”他把手放到她的肩上，“上次你有点……”他停下来，在寻找更准确的词，但是却没找到。

“有点什么，萎靡不振？”

“更确切地说是像死人一样，就好像一只笔被抽走了笔芯似的，在逐渐沉积、散落。今天你又和从前一样了。虽然很疲累倦怠，但还是很有生气。出现生活危机了吗？”

“是的，但已经过去了。”娜斯佳点了点头，“斯塔索夫，你如果有空儿，去打听一下女记者海伊娜的情况。”

“你干吗要了解她？”

“现在还不知道，也可能没用。但以防万一先了解一下，总归会有用的。”

“好吧，”他耸了耸强壮的肩膀，“要送你到家门口吗？”

“我自己走，谢谢！”

她吻了一下弗拉季斯拉夫的脸，下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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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够了，一切应在她分娩之前完成。因此，我们不可能详尽研究托米林娜的个性了。通常，我们在制定计划并付诸实施之前，要用两三个月乃至更长时间对目标进行研究，但在目前情况下，一切都应该尽快完成。再有两个月她就要分娩，到时候我们就未必能改变什么了。”

“我同意。您还有什么建议吗？”

“我准备以托米林娜为例来研究一种新的方法。即根据作家作品来绘制一幅她的心理肖像。这种方法我们将来会用到。因此，我希望托米林娜不是这个世界上惟一有个人问题的知名作家，她应该成为一个开端。”

“就算这样。那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您知道女性文学和男性文学的区别何在吗？”

“您不要反问我。您的这种风格总是惹我生气。说出您的实质内容。”

“对不起。一个人写书一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想与别人、与读者就一些他自认为重要、有意义并值得大家讨论和深思的问题进行交流。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想谈一下自己。”

“等一等……听您的意思，难道没有任何其他原因了吗？那么金钱呢？一大批拙劣的文字匠人在糟蹋纸张，他们的数目多得数不清，他们就是为了赚钱。您把他们划为哪一类？此外，您还忘了那些一心想出名的俗人。这类人同样也写了很多东西，而且经常都能遇到。您的这种分类不完全。”

“您没有明白……确切地说，是我的表述不够准确。为什么人要把自己写的东西拿出来出版，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其中的原因，正如您非常公正地指出的那样，既有金钱欲、声望欲，也有向别人证明什么的欲望，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而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是使人提笔进行创作的动机。这是一种下意识的东西。构成文学作品基本材料的东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品中涉及某类问题；另一类则是作品中写了某个无可挑剔的人物。至于女性文学，它们永远都是或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这样一种文学：其中的女性作者往往将女主人公作为自己的化身。她欣赏自己笔下的女主人公，赋予她种种可以想象和难以想象的美德，同时还赋予她以作者本人梦寐以求的容貌。女作家希望能像女主人公一样生活，完成女主人公那样的行为，能邂逅女主人公那样的非人间的爱情，能像女主人公那样令人叹为观止地做爱，能既从生活本身也从那些漂亮富有的情人那里得到主人公所得到的意想不到的礼物。任何一本女性小说都是如此建构的。如果对女性作者的整个创作仔细进行一番研究，那么就可以制订出一张表，列出有关她的口味、愿望、幻想、童年时代的恐惧感等情况。由此可以构成一幅完整详尽的女作家心理肖像。这张肖像与我们通常那种经过长时间细致搜集目标的各种信息后绘制出的肖像相比毫不逊色。”

“那么您认为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就正是这样的作家吗？”

“那当然了！她写的侦探小说我已读过多半。她的书中总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女主人公，所以我坚信，如果我们对这一女主人公形象进行一番整理和研究，我们就能了解有关托米林娜的一切情况，从而为正确制定计划提供参考。难道您还是不相信我吗？”

“哼……有时我觉得您的方法十分可疑。比如说，我至今不明白，搞出最近这具尸体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一个接一个地制造死亡？这个小伙子怎么妨碍您了？但我还是不得不公正地说：您确实总是能成功地达到预想的目的。我不清楚，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事实是不容争辩的。您认为需要就去做吧！但是您要记住，当您向我保证会成功时自己承担的责任。”

“我记得。”

负责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戈托夫齐茨被害案调查工作的鲍里斯·维达利耶维奇·格梅里亚探长患了感冒。他嗓子发哑，喉咙疼痛，不停地流鼻涕。戈尔杰耶夫上校虽然竭力想使谈话郑重一些，可还是忍不住不时调侃几句，好在他认识格梅里亚时，后者还在当片警。尽管，应当承认，他们的谈话似乎不能不郑重一些好，因为他们讨论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好笑的事。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科罗特科夫少校牵着我的鼻子走，是不是得到了您的默许？”格梅里亚一只手攥着手帕放在脸旁，嗓音嘶哑，很吃力地说。

想到格梅里亚探长的鼻子，而不是他所用成语中鼻子①的情形，戈尔杰耶夫觉得他的问题很好笑，于是，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

①　俄语成语有“牵着某人鼻子走”，书中人物因而有此联想。

“瞧您说的，鲍里斯·维达利耶维奇，”他竭力保持礼貌回答道，“科罗特科夫不会牵着任何人的鼻子走，他还没狡猾到这份儿上。他这人单纯得像小孩子。您自己难道就没发现这一点吗？”

“尽管如此……”格梅里亚皱着眉头打了个喷嚏，“对不起。科罗特科夫提了一个方案，按照他的方案，我们应当通过‘格兰特’私人侦探所来寻找杀害尤丽娅·戈托夫齐茨的凶手。跟您说实话，这种假设我很不喜欢，但我还是允许科罗特科夫据此进行调查。可查出什么了？就在侦探所门前，有人几乎就是面对面地枪杀了季姆卡·扎哈洛夫，还在他是个相当不错的警察时，我就认识他，而就在他被害时，您手下的卡敏斯卡娅就在他身旁。这怎么理解？”

“您说怎么理解呢？”戈尔杰耶夫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问道。

“应该这样理解，还有一些您的下属也在调查此案，而对他们的活动我却一无所知。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我不敢教训您，因为我过去曾向您学习过，但现在的问题涉及到议员被杀案，所以一切工作都应该非常明确、非常内行，因为我们的每个行动，上头都有十只眼睛在盯着。您这是在把我往哪儿放呢？”

“你算了吧，鲍利亚！”科格布克和解地说，“别摆探长架子了，你原来是个小警察，现在也还是。只不过是制服上的领章变了而已。我没有策划任何反对你的幕后活动。这个方案是卡敏斯卡娅提的，你猜对了，但我之所以要科罗特科夫协助你，是因为她还只是个小姑娘，调查议员被杀案还早了点儿。一旦搞砸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就工作关系而言这类犯罪案不归她管，所以一旦出事，谁都不会打她板子，也不会折磨她的神经末梢。而尤尔卡小伙子身体强壮，经得住摔打，对什么都不在乎。全部诡计也就只此而已。”

“一开始您就这么告诉我就好了，”格梅里亚声音很响地擤着鼻涕，嘟嘟囔囔地说，“对不起。您自己不是说，我的内心还停留在普通警察的水平上么，那我不理解也情有可原？昨天一大早我就被叫到了检察院，可有关卡敏斯卡娅，我能说出什么所以然来呀。真丢人呐！想不说话吧，可又不行。他们要我报告案件侦破进程，而与‘格兰特’有关的倒成了惟一有所进展的方案了，我只能讲了我向他们胡诌的那些事儿，幸亏您没听见。全是胡说八道。而这一切都是出于对您——我从前的老师的尊敬。”

“那就多谢了，”戈尔杰耶夫哼了一声，“鲍利亚，我就知道你是会记得别人的好处的。有趣的是，你到底对他们胡诌什么了？”

“与其说是胡诌，倒不如说是有意避而不谈。最主要的我没敢说出来，就是扎哈洛夫在私立保镖公司工作这件事，不然的话，他们还不得当场把我脑袋拧下来才怪。您也知道我们可爱的检察院多么喜欢私立机构。简直是宠爱极了。睡梦中都恨不得把他们的活动不露痕迹、一劳永逸地全部取缔。如果我供认，在我身后，有一个私人侦探，经刑警局允许，也在侦查国家杜马议员被害案，他们非得把我……哎，他们那里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自己也知道，他们会把我怎么样。喏，你瞧，既然不能把扎哈洛夫端出去，那我就只好边想边说了，我说我让卡敏斯卡娅相机寻找可以接近‘格兰特’事务所的途径，而她找到了一个叫扎哈洛夫的家伙，此人在这家事务所有熟人，于是便通过他了解从该事务所刺探情报的可能性。扎哈洛夫准是找到点什么，井答应要给卡敏斯卡娅指认某个他认为可疑的人。而他就在指认他们时被杀害了。第一次好像就这样对付过去了，可一旦他们知道一切全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我就有好果子吃了。”

“如果你不对任何人讲，他们是不会知道的。算了，鲍利亚，原谅我这个老头子吧，是我让你受了委屈，但凭良心说，我并非出于恶意。想让我告诉你实情吗？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个方案。它有些荒谬。可我们这位小姑娘想就此练练手，我干吗一定要禁止她呢？让她去试试，积累些经验，磨磨牙齿。可谁又能想到她会再次惹麻烦呢？她抓住的是个最差劲的方案，可你瞧事情完全给颠倒过来了。假如我哪怕有一秒钟能想到案子会发展到出现死尸的地步，我可真的不会让她背着你去搞游击。可现在看来，在‘格兰特’事务所里确实隐藏着一个混蛋，他为了大笔捞钱而出卖情报。而当他发现扎哈洛夫把他给咬住后，就决定摆脱扎哈洛夫。但是，鲍利亚，你要注意，这个可恶的私家侦探，可不是孤零零的个体户。他身后很有势力。我亲自到过现场，因为阿娜斯塔霞给我打了电话。我就用这双手把整个‘格兰特’折腾了个遍。”戈尔杰耶夫在格梅里亚探长脸前抖了抖他那胖胖的手指。“侦探所的所有人员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在扎哈洛夫被害时，多数人就在事务所里等着参加原定15点召开的会议，其余的人来得稍晚了一点，但所有人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有人在别的地方见到过他们。因此，可以设想，侦探所里那个小混蛋，准是跟什么人说过，说他正在翻找主任的卡片盒时，被扎哈洛夫当场抓住了。而那些人对他的话肯定相当重视，不但没有置之不理，而且也没让他自己继续去对付自己惹的麻烦。”

“是的，”格梅里亚点了点头，“他是个重要成员。准是有人非常需要他。算了，让什么检察院见鬼去吧，重要的是案子毕竟有所进展了，要不然，我早就彻底丧失希望了，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把卡敏斯卡娅给我吧，行吗？”

“那样你的日子会很难过的。”上校以玩笑的口吻说。

“怎么会呢？她脑子很好使，很清醒。您别舍不得。”

“我说不行。她搞这种案子还太早。她还对付不了这类案件。应当让小姑娘们远离政治。”

“您这叫什么话！”格梅里亚又开始嘶哑地咳嗽起来，“您还拿她当小姑娘？我又不是不知道她，我们一起调查过女演员瓦兹尼斯谋杀案。像她这样的小姑娘，你给她一个手指头，她会不但把你整条手臂，而且把你整个人连同皮鞋都一口吞了。她大概只比我小两岁吧？”

“问题不在年龄，格梅里亚，而在性格和神经系统。不错，女演员被杀案，确实，是她力所能及的。可议员被杀案就不同了。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离开我吗？”

“因为您善良，爱护大伙，一切都可以原谅大伙，也很怜惜大伙。”格梅里亚有几分挖苦地说。

“不，鲍利亚，我并不善良，而是聪明。我爱护自己人，今天我保护一个人，明天，毫发未损、四肢健全的他，会给我侦破十件大案。而如果我不爱护他，委屈了他，迫使他超越其极限而工作，使他神经过度紧张，精神受到伤害，那么，你就会至少有半年时间失去他。每个人都应该去做他最擅长的事，只有这样才算明智。如果我不让一个好的枪手上射击台，而让他去跑5公里越野，那么，这段距离他当然也能跑下来，可那样会使他累伤，病倒，使他心脏受不了，双手颤抖。而他也无法创造新纪录，使我派不出人来上射击台。你明白这个小寓言的含义吗？”

“这我明白，可有关卡敏斯卡娅我还是不明白。您凭什么断定她搞不了政治谋杀案，或是用您的比喻来说，她跑不了越野赛呢？”

“鲍连卡，越野赛她已经跑过了，而且累伤了。现在她什么都干不了了，既不能跑，也不能射击了，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指望娜斯塔霞了，而科罗特科夫和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他们都是些精明的小伙子，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可以把谢鲁扬诺夫给你。”

“好啊，”格梅里亚一听来了情绪，“我认识他，人很活跃，一只脚在这里，而另一只已经在那儿了。什么事情到他手里都干得快。把他给我吧。”

“嗬，瞧你这双贪婪的眼睛，还有这双贪心的手。”戈尔杰耶夫笑了，“应该给你开些治贪心病的药片，开得多多的。你别拿这双眼睛瞪我，尽管你现在办的案子很重要，但不管怎么说，在我眼里你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现在你最好给我说说，死者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如何触怒了自己的妻子，以至于她让人跟踪他？”

“原因无非是二者之一：或是金钱，或是女人。一切罪恶都是源于它们。”探长富有哲理地说。

“源于谁？源于女人？”

“也源于金钱。尤丽娅被牵扯到税收方面的案子中，她非常害怕她的丈夫向国家隐瞒了什么，她很爱惜自己的声誉。显然，她怀疑她丈夫实际挣的钱，比告诉她的还要多。”

“根据我们的情报，这些怀疑都是毫无根据的，”戈尔杰耶夫说，“戈托夫齐茨除了个体医生活动外，并未参与其他什么活动。这已经是精确核查过的。”

“那就是因为女人了，”格梅里亚叹了口气，又开始擤起鼻涕来，“对不起。真见鬼了，不知是怎么得的感冒，真是莫名其妙！外面天气很暖和，而且我连一场雨也没淋过，可是却弄得鼻涕不断。”

“不，鲍利亚，反正我还是不明白。”上校固执地摇着头，“如果怀疑丈夫不忠诚，为什么要派人跟踪他？你就给我解释这一点：为什么？”

“那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为了及时对他予以斥责并且使他能回到夫妻生活的轨道上来。否则，如果对此类事体不闻不问，那就会弄到离婚的地步。”

戈尔杰耶夫深沉的目光凝视着他。

“哎，鲍利亚，现在已经没有人敲打你了，什么时候你才能不拿自己来衡量其他所有的人呢？你有四个孩子，这样一来，对你妻子来说，离婚不啻为自然灾难，因为孩子还那么小，还得抚养再抚养。可是对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来说呢？她只有一个孩子，而且还安排得很好，住在伦敦的表姑家里，在条件很好的英国学校里读书。而尤丽娅本人经济上完全独立，人长得很漂亮、很娇贵，年仅三十六岁，就已经是一位国务活动家，拥有很好的职业，熟人成群，也拥有一些崇拜者。据她的熟人和朋友反映，她是一个很有教养、非常聪明的女士。那么，请原谅我这么讲，她为什么如此害怕离婚呢？为什么她要雇侦探来跟踪丈夫呢？鲍利亚，这究竟是为什么？这可是有失体统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格梅里亚说，“那就是说不是因为嫉妒，而是因为她担心会有非法收入。反正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鲍利亚，你清醒清醒吧！”戈尔杰耶夫生气地说，“我理解你现在身体不好，可能因为伤风感到脑袋发沉，但是你也得二者取其一：或者你去生病，或者我们继续讨论案件。”

格梅里亚很吃力地抬起眼皮，他的眼皮时不时地往下耷拉，以免讨厌的日光刺激到眼睛。他把手掌放到了额头上。

“好像体温升高了，”他用干哑的嗓子作出了判断，“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您这里可以弄点儿热水吗？”

“要喝茶吗？”

“不，就要点开水，我用它冲感冒冲剂。”

“会有效吗？”

“会感到好一点。不，不是开玩笑，15分钟后体温就会降下来。过后体温确实还会再升上来，但是可以挺两至三个小时。”

有人给格梅里亚端来一大缸子开水。他把一小袋混有茶糜子的感冒冲剂倒了进去，然后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来。科洛布克·戈尔杰耶夫有些担心地看着他，那目光就跟人们通常感到什么事难以理解时一样——人怎么能喝这种东西？

“很难喝吧？”

“没有的事儿，很好喝，就跟加了果酱和柠檬的茶一样。”

“药不可能好喝，”戈尔杰耶夫非常坚决而自信地说，“药理应难喝，因为它要使人在第一次服用时就明白，得病可不好受。如果药很好喝，而且治疗起来让人很愉快，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对身体不会有任何益处。你把这东西扔了算了，鲍利亚。我看，最好还是给你倒杯酒吧！”

“您干吗？倒什么酒啊，我还要和您谈工作呢。”

“得了，喝你的饲料汤，吃你的毒药吧！”戈尔杰耶夫失望地挥了挥手，“我先让空气流通流通。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确定，使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感到不安的，并不是因为出现了另一位女对手，而是因为她丈夫的非法收入。但我想知道，为什么她恰恰现在才开始对此感到不安？为什么不在一年前、三个月前，或就在今年四月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使她对丈夫产生了怀疑。她不会是随随便便、无缘无故地发神经才想起这么做的。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同意吗？”

格梅里亚默默点了点头，继续喝他那缸滚烫的药汤。

“而在星期天发生了季马·扎哈洛夫的事情以后，我们不得不承认，死者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是对的。在按照她的要求对戈托夫齐茨进行跟踪时，侦探们发现了一个人，此人对这些活动极不喜欢。鲍利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戈托夫齐茨的熟人中找出这个人，鲍利亚，此人就是凶手。让这些议会里的争吵、新闻记者们的调查统统见鬼去吧！这几条路都进了死胡同，我们在这个死胡同里停留了整整一个月，而凶手却躲在角落里看着我们，发出卑鄙的窃笑。如果不是扎哈洛夫偶然发现了那个把尤丽娅雇人的信息卖给凶手的那个人，如果此后他不遇害并且没来得及把那个家伙指给娜斯佳的话，我们是绝不会相信娜斯塔霞关于私人侦探所的假设的。你同意吗？”

“嗯，是的。”

格梅里亚一口把药喝干，用手帕擦了擦脸上冒出的汗水。他看上去确实有些不太好，戈尔杰耶夫打心眼里同情他。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您是我的朋友吗？”探长嗓音嘶哑地问。

“我是你的老师，”科洛布克笑了，“而你对我来说永远是个孩子。对了，这一点我好像已经对你说过了。你想说什么，擤鼻涕的小子？”

“由于我对您怀有无限感激之情，还由于我对您苍白鬓发一直怀有敬意，所以我才不会生气。”格梅里亚回答说，并且轻松地笑了笑。

“有什么可生气的？”上校感到很奇怪，“因为你确实是个擤鼻涕的小子，这不，你的鼻子还在呼哧呼哧地响嘛。”

“请您把列斯尼科夫从这个案子调走。”格梅里亚突然开口说，他强忍住没让自己咳出来。

“你说什么？”

“我说请您把列斯尼科夫从我这里调走。”鲍里斯·维达利耶维奇重复了一遍，“我和他没法在一起干，不会有好结果。”

戈尔杰耶夫很认真地看了看自己过去的学生，然后摘下眼镜，习惯地把弧形眼镜腿塞进嘴里，按惯例，这说明他正在沉思。

“您不要以为我是在意气用事，您的列斯尼科夫根本不信任我。他不是自以为非常聪明，就是脑子里想着其他什么，反正他对我说的每句话，都有不同理解，而且还对此毫不隐瞒。我干吗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呢？干吗非得忍受他和我在一起？最好把卡敏斯卡娅给我，我和她在一块干过，配合得很好。”

“你就忘了娜斯塔霞吧。至于伊戈尔，我再考虑一下，鲍利亚，你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列斯尼科夫是个好小伙子，办事很认真。你是不是有点自以为是了？”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我对任何事从来都不自以为是。尽管你说过，我原本是个普通警探，现在仍然还是，但我毕竟已经是一名探长了。探长对任何事都不能自以为是，他或是有能证实其真知的证据，或是没有。而‘以为是’还是‘不以为是’，这是您的那一套，哎呀，轻松些了，这药真不错，您真不该贬低它。所以，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这就是我想对您说的。或是您让卡敏斯卡娅到我领导下的组里工作，或是我不再撒谎，也不再为她擅自行动打掩护。我们就这样说定好吗？”

戈尔杰耶夫重新把眼镜戴到鼻子上，并好奇地看了探长一眼。

“鲍连卡，这是谁教会你来讹诈上司的？”

“还会有谁？在您的学校。您自己不是说，您是我的老师么？”

“你学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啊……不，鲍里斯·维达利耶维奇，我们还没谈妥呢。列斯尼科夫的事儿我来办，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用别的人把他换下来。可卡敏斯卡娅不能给你。你也别想了。谢谢大驾光临，谢谢你在总检察院没有说我的坏话，我很珍视这一点，并为此而感激你。如果你想让娜斯塔霞帮你做点什么事的话，告诉我，我会让她办。是我。你明白了吧？是我而不是你。你还不能对她发号施令呢，还没到那时候。”

“明白了，”格梅里亚又笑了，而且这次笑得更欢，看得出，此刻他的确感觉好多了，“您早这么说就好了。别总是一个劲儿地说‘不给、休想、你得不到’。难道我连正常人的话也听不懂吗？”

“好，我很高兴你能明白。你别想再找什么理由来讹诈我，要知道，我还没把我的所有本事都教给你。这样的把戏我还有，你不要太得意了。”

格梅里亚走后，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处理了一会儿公文和日常工作，然后，把娜斯佳叫到自己这里。

“格梅里亚对你可是眼红了，要把你弄到他的组里去。”他边看一份例行公文，边连头都没抬地说。

“他那里人已经够多的了。难道他还嫌少？”娜斯佳惊讶地说。

“看来是嫌少。我对他说我反对。但严格来说，我的孩子，他是对的。你应该参与。让我们着手把工作干得更实在些。首先去做那位失欢了的鳏夫的工作。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待在他家里，要成为他的好朋友，一定要弄清楚，在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雇了私人侦探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凶手就隐藏在戈托大齐茨周围，但是据我所知，我们这位精神分析医生几乎不出家门，不跟任何人来往，所以，要确定他的交往圈极其困难。惟一的信息来源，就是他自己。”

“那侦探所怎么办？”娜斯佳问，“对它也需要调查。季姆卡还没有来得及给我指认那个翻卡片盒的人。但应当通过其他途径把他找出来。”

“我们是要用其他途径来寻找他。但这不用你来干。你和扎哈洛夫去过那里，那儿的人认得你，现在你告诉我，电视台那边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吗？”

“米沙·多岑科今天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其朴实和精彩令人吃惊。现在我明白了，‘素面朝天’这一栏目是靠什么钱来维持生存的，以及为什么在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死后，它会有那么大的变化……”

米沙·多岑科在栏目工作人员那里没搞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于是就寻找那些作为乌兰诺夫嘉宾在荧屏上出现过的人。和前边的十个人见面就已经足够了，不必再惊动其他人了，因为这些人讲述的经过，就像两滴水似的一模一样，只是结局有所不同而已。

某日，电话铃响了，一个嗓音悦耳的男子彬彬有礼地问某君，是否愿意参加“素面朝天”这个节目。而这位某君恰好正是一位渴望在广告和公开场合露面的人，于是便欣然同意。接着那男子又问他什么时候方便，以便和记者见面。于是，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女记者奥克桑娜·邦达连科来了，这是一位非常迷人的年轻女子，她巨细无遗地和未来的嘉宾谈了很久，问他生活中的一切波折，他的嗜好、口味、习惯，喜欢的书籍、电影和政治人物等。谈话进行到三四个小时后，奥克桑娜提醒说，在实拍前需要再见一次或是两次面，并请某君在下次见面时，挑一些某君各个时期的生活照来。某君选了照片。当然很费了一番功夫，因为他想尽量选好的。第二次见面时，奥克桑娜又提了一些问题，并始终不停地往本上记着什么，与此同时在认真思考着什么。她看了照片。又要求看看衣柜，并迷人而又窘迫地说，最好马上选定某君在拍摄时要穿的衣服，因为在演播室天蓝色墙壁的背景和强光的照射下，并不是所有服装（衬衫、裙子、短衫）都好看。于是，两人一起选定了衣服。最后，敲定了拍摄时间。如果某君交通工具有困难，他们还会派车来接他。

在拍摄前会安排吃一些糖果、点心，喝点茶。在此期间，会与主持人亚历山大·乌兰诺夫相识。然后，某君就要听化妆师摆布了。接下来开始拍摄，一般要一个小时左右。在此以前，大概除了记者那一番过分刨根问底的工作以外，一切都和平常一样，但这一工作只会为栏目增光添彩。

接下来开始放映名为《我们如此热爱您，您是如此聪明》的小剧。某君被请到演播室，给他看40分钟的录像。在拍摄时录制的一小时的带子里，只保留了40分钟的节目，因为最糟糕的地方已被剪辑掉。但是节目播出只有20分钟，而且一头一尾各有一分钟广告，此外，节目开始时还有一些装饰画面和中间的过场画面，总计约3分钟，用以在荧屏上展现嘉宾各个时期的生活照，同时由画外音介绍嘉宾生平简历中的一些主要阶段。这也就是说，嘉宾和乌兰诺夫的单独对话，不得超过15分钟。换句话说，从剩下的40分钟里，还需要压缩掉25分钟。而这也就是有嘉宾本人直接参与的那段过程。栏目为嘉宾提供机会，让他看一看从荧屏上看，他显得多么不成熟，偶尔又会由于不假思索而说了怎样的蠢话。他胆战心惊地听到，自己说的话是那么拙劣，做的手势是那么难看，而当摄像机捕捉到一个成功的画面，以及荧屏上响起流利、连贯且文法通顺的话语，且不时夹杂些俏皮的玩笑时，他就会欣喜万分。大家好像是在和他商量——“让我们把这一小段去掉吧，”人们对他说，“而这里您简直太棒了。您看，摄影师捕捉到的您的这个镜头真是妙极了，简直是奇迹。啊，您说得真棒啊！喏，而这一段，看来好像不太好，您看呢？”而某君自然也会这么想，而这样一来，在他的英明领导和直接参与下，40分钟莫名其妙成了与乌兰诺夫的15分钟的谈话，而对话中的某君成了非常生动、有趣，思想深刻，富有教养，对生活有独到见解的非凡人物。同时，还应该指出，某君在化妆之后比在日常生活中看上去要好两百倍。这都是米沙·多岑科亲眼所见，因为是他，在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惨案发生后，首先走访了那些幸而将其与乌兰诺夫进行的谈话录制下来的人。

某君在看到录像结果之后，产生了他在世上的最大愿望，那就是让节目能尽快播出。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希望在公共场合露面，而这个节目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或缺的。此外，他是一个正常的活生生的人，而作为一个正常人，他何尝不想留下好印象。既然他能让人看上去很棒，又能如此精彩地表演，那么，对此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因此，他就会以热切的目光询问：什么时候播出？什么时候这盘他热切渴望的带子将对外公布，并在全俄电视频道上播出？人们会回答说：“只要一弄好，马上就播。到时候我们会给您打电话的。是的，是的，当然会提前的，怎能在播出当天打呀，您不是还得通知所有熟人、亲戚和朋友吗？是的，当然了，节目播出后我们还会送您一盘录像带，我们会专门为您复录一盘留做纪念，所以，您不一定非得用录像机把节目录下来。”

因渴盼荣誉而感到无上幸福的某君回家去了，而与此同时，第二部名为《一切都要付钱》的戏开始上演了。可以认为，这部剧并非每次都要上演。据米沙估算，概率大概是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人们是按哪个脚本上演这部戏的，还有待查清，但这事实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结果。某君有一些富裕的熟人（我们姑且如此称呼他们），这些人与他有业务上的关系。这些人可能是他的赞助者，也可能是他的合作伙伴，还可能是些亏欠他什么的人。就是这些熟人，会突然给某君打电话，问他是否一定坚持要让这个节目播出。他当然希望播出了！怎么能不播呢？不播的话费这么大劲儿所为何来呢？那些有钱的熟人对他说：您明白吗，有人要我们为《素面朝天》栏目提供赞助费，如若不然，已录制和剪辑好的节目就不能播出，要多少钱？很多，两万美元。当然了，我们可以支付，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大的损失，所以，如果您一定要上……某君有点惘然若失。因为他已经看见过荧屏上的自己了，感觉是如此之好！而他多么想……他请求给他一段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可他考虑的时间越久，就越是希望节目能够播出。哎，假如他没看过节目就好了！那样的话，他就可能有理由担心，节目做得并不是那么好，而他在其中的样子或许也非最佳状态，既如此，就让这个节目见鬼去吧，这不是花钱买罪受吗？早知这样……但一切不幸在于他已经看过录像了。那节目连一点瑕疵也没有，连一个失意的表情也没有，就连每次掉头也没有一个不漂亮。爱自己，这是人的本性，也是心理健康的标志，是正常的，也是对头的。人家让他看到的他本人，是那么迷人，那么有魅力，那么聪明，那么非凡，于是乎，他也就上了钩。算计无误。要想不上当，得具有非常特殊的性格才行。

于是，某君最后坚决声明，他坚持节目应予播出。节日播出了，就算完事。

奥克桑娜·邦达连科精通自己的业务。与栏目中将要出现的嘉宾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弄清哪些是他的强项，摸一摸在讨论哪些难题和问题时，嘉宾能说出一些比较有趣的观点和见解。她甚至帮助嘉宾选择服装，以使客人出现在荧屏上的形象尽可能更好一些。奥克桑娜死后，便没有人准备节目了。本来可以在短时期内再找一位聪明伶俐的记者，回到从前的操作办法上来，但乌兰诺夫从那以后就只槁现场直播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不知道该到哪儿以及如何寻找那些其背后有富有的赞助者支持的嘉宾。很明显，以前从事这种工作的，是节目经理维佳·安德烈耶夫，而在他死后，这种可爱的勒索活动就中断了……

“确实是很可爱，”戈尔杰耶夫摇了摇头，“可以推断，安德列耶夫和邦达连科正是因此而被杀的。不是他们索要的数额把嘉宾和他的那些慈善家给惹火了，就是这些电视人把人家给耍了，拿了人家播节目的钱，却没有播出节目。”

“还可能是其他原因，”娜斯佳说，“谈判进行得很复杂、很紧张，双方都说了许多侮辱人的话，于是，安德烈耶夫、乌兰诺夫一伙拿到钱后，对录像带重新做了剪辑，把其中最好的段落删掉了，而把最差的镜头留了下来。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嗯，我的孩子，这就不大像了。这简直是小儿科，有点像小打小闹的、恶意的小流氓行为。尽管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没有？我们必须赶紧把最近半年的节目录像带搞到手，你告诉米沙；让他去办。我们看一看，其中是否有哪怕这么一期这样的节目。另外还有，娜斯塔霞……”

戈尔杰耶夫突然打住，目光凝视着窗外。对于他此刻想要和娜斯佳谈的话题，他自己并不喜欢，可还是得说。

“还有什么，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她有些疑惑地问。

“格梅里亚要求把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从他们组调走。他俩找不到共同语言。你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伊戈尔不喜欢格梅里亚，仅此而已，”她耸耸肩膀说，“一个侦查员突然之间不喜欢某个探长或反之，这不是很正常么？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我不是一度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喜欢柯斯佳·奥里山斯基，后来磨合得惯了，甚至还成了好朋友。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格梅里亚断定列斯尼科夫不信任他，并曲解他说的每一句话。是这样吗？”

她用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上司，目光中既没流露窘迫，也没有不安，尽管事实上，他们在背后常常议论同事，而且，从没什么好话。但娜斯佳也正因为这样才喜欢戈尔杰耶夫上校，她对他太了解了：他从不对自己的下属做任何不正当的事，有他在场时，属下们用不着拘谨。而既然他讨论伊戈尔，那就是说，确实需要如此。

“是的，是这样，”她回答说，“伊戈尔不信任他。可事关一桩政治谋杀案，您又能怎么办呢？伊戈尔和任何一位正常的警察一样，总是想着，探长头上有压力，要不就是探长已被收买或恐吓住了。所以，每次当探长催办某种方案并提高嗓门，只要话题一涉及到其他什么事，总会合情合理地产生怀疑。如果没有丝毫怀疑，那反倒怪了。伊戈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警探，他很聪明，就逻辑推理和警觉性而言，他很正常。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上，我同样也不会信任格梅里亚的。伊戈尔想要提出一种能容纳戈托夫齐茨家盗窃案在内的方案，而格梅里亚大喊大叫说，盗窃和案子没有任何联系，让伊戈尔把它彻底忘掉，就肖它没发生一样。您要是处在他的位置上，您会怎么做呢？”

“我？”戈尔杰耶夫笑了笑说，“我嘛，我的孩子，我自己的侦探生涯过得很光彩、很有趣也很有成果，但却并不正确。打过许多年游击，违法更是家常便饭。可等我当了局长后才明白，应该教你们也就是我的下属和孩子们，换一种方式来工作了。如令这帮律师可不像从前，法律也和过去不同了，如今稍一违法，你所办的刑事案就会彻底推翻。我对你们付出的劳动感到很可惜，当你们苦恼透顶，绞尽脑汁，夜不能寐，冒着生命危险，就只是为了搞清律师质疑的某个可恶的细节时，我难受得要落泪，可以公正地说，所有这一切就如同跟在狗的后边揪着它的尾巴磨蹭一样，案子也被中止了。所以你要注意，戈尔杰耶夫局长已经和过去的戈尔杰耶夫侦探完全不同了。”

“您还没有回答我，处在伊戈尔的位置上您会怎么办？”娜斯佳提醒说。

“可我从未处在伊戈尔的位置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政治谋杀案。而更多的是酗酒案，为了女人或是金钱。你不要逗我，我反正不会对你说你想听的话的。你想要我对你说，对格梅里亚能否信任。可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斯塔先卡，生活中一切的一切都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以致你根本搞不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只要还活着，就会永远都记着我们的拉尔采夫。有推举手称他为敌人的？谁也不会。可他却为敌方工作。既非因为志向，也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对女儿的担心。我们可以原谅他吗？我不知道。我们可以理解他吗？可以。那你就想想看。你自己开动脑筋想想吧。当鲍里卡·格梅里亚刚当上一个毛头特警时，我觉得我是可以一眼就把他看透的，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这些年里他变成什么样了？会不会被收买？能不能被吓倒？要知道，正是为了孩子，他才离开了特警队伍转行搞侦破的，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他担心妻子成为寡妇，孩子成为孤儿。但这也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时当一个探长还不像现在这么困难、这么危险。鲍里卡的妻子在家里带孩子。所以，他们一家六口人就全靠他当探长的这份工资和给孩子们的补助来生活。你自己也知道，他是不会过得很自在的，总之，我说这一切是为了……”

他又沉默了，做出一副在抽屉中找什么东西的样子。娜斯佳耐心等着他的下文。

“你和伊戈尔谈谈。我谈不合适，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马上就会明白格梅里亚来告状了。没必要徒然使他们两人关系紧张。至于在政治谋杀案中彼此不信任的问题，你说得都很对，那你就想法说服伊戈尔，要他不要到处表露出自己的感情，尤其是在探长办公室里。要知道探长同样也不是从庄稼地里冒出来的，也不是昨天刚参加工作，所以，在这桩政治谋杀案的问题上，他也有同样多理由不信任任何一个特警，对吧？所以，被伊戈尔视为叛变的那种表现，也许恰好正是探长这种正常的、不信任别人的表现吧。”

“好，我跟他谈谈。”娜斯佳站起身，点了点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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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局长交给她的任务，娜斯佳在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没露面以前，一直没回家。伊戈尔看上去疲惫不堪，面有土色，眼窝深陷。娜斯佳知道，伊戈尔的孩子得了重病，所以他脸色如此之差并不奇怪。

“你怎么还赖着不走？”伊戈尔在走廊里从娜斯佳身边经过时，连看都没看她一眼，顺口问道。

“我在等你。”她很诚实地回答。

“干吗？”

“得跟你谈谈戈托夫齐茨的事。好像并非一切顺利，对了，伊戈列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格梅里亚想把我弄到他的组里去。我在抵制，可科洛布克却认为我在阴影里躲得够长的了。”

“那又怎么了？”他漠不关心地问了一句，继续向前走，还是没有看她一眼。

“我想问问你：他很招人讨厌吗？”

“谁？格梅里亚？那倒不是，你能忍受得了。”

“伊戈尔，我可不是在和你开玩笑。我和格梅里亚一起搞过阿丽娜·瓦兹尼斯被杀案。那时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男人很正常。可我确实也清楚地记得，你不喜欢他。你甚至说过一些什么话，说你不相信他。所以我想问问你，你的这些意见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

“全都是认真的。”

“你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谈话？”娜斯佳火了，“你干吗从牙缝里往外挤词儿，好像我是大街上的乞丐，在向你乞求施舍似的。”

列斯尼科夫在走廊中间停住，很感兴趣地看了她一眼。

“你复活了是吗？居然有这么大的激情。原先整天就像一条炖熟了的鱼似的。”

“不是炖熟的鱼，而是晒干的。”娜斯佳微笑着反驳说。

“我知道。但是如果把晒干的鱼好好炖一炖，就正好和你一样了。阿霞，对不起，我现在时间很紧。”

他又沿着走廊快步走起来，但娜斯佳跟定了他。

“请等等，伊戈尔！再说两句话，这对我很重要。”

“好吧，不过我得先打个电话。”

“到我那里去吧，”她建议说，“我的办公室比较近，我给你冲杯咖啡，正好我的电水壶开着呢。”

列斯尼科夫默默走着，点了点头，拐进了娜斯佳的门。一进办公室，他就抓起了电话筒。娜斯佳边倒咖啡，边不时地听他在电话里说什么。尽管她很清楚，一般说这么做不礼貌。但她有必要完成戈尔杰耶夫交待的任务，可伊戈尔显然没兴致进行一场诚恳的谈话，所以，她必须尽快了解他的心情，以便找到接近这位不善言谈的同事的途径。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明白，值班大夫给他儿子看过病，但也说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建议，只是要他找血液病方面的专家去看一看。

当列斯尼科夫放下话筒后，她说：“伊戈尔，或许你该找一下科洛布克。”

“为什么？”

“让他把你从格梅里亚的组里调出来，然后，你请两星期的假，去管孩子。这样会更好些。”

“对谁更好些？”伊戈尔干涩地问。

“对大家都好，首先是对你的妻子和儿子。而案子并不受影响，反正你现在也不能算正常工作人员，你的心思不在这里。”

“是不是对格梅里亚也更好些？”

娜斯佳浑身一震，他是从哪儿得知探长要把他从组里调走的？或许他并不知道，只不过是感到别人对他不够友好并希望摆脱他罢了。

“你干吗总责怪他？”她尽量语气平和地说，“你自己刚才不是也说过，他这人并不招人讨厌么。你还说就是我也能够忍受他。你喝咖啡，要不该凉了。”

列斯尼科夫默默拿起杯子，喝了几口，然后把杯子放到桌上，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

“给，你读读。”

“这是什么？”

“你先读读。”

娜斯佳打开这张纸，上面有用普通字模打字机打的两行字：“你的探长已经被收买很久了，如果想侦破议员被杀案，一句话也不要信他。”

她把这张纸整齐地折好并放到桌上。

“那现在你想说什么？这张纸你收到很久了吗？”

“一星期以前。”

“直到现在你还保持沉默。你是不是疯了？为什么不向科洛布克汇报？”

“因为我不喜欢匿名信。在跑到上司那里去报告之前，自己要先琢磨一下，并且搞清楚你自己是否相信这封匿名信。另外，去找科洛布克又有什么意义？一切都符合规律，有人杀害了女议员戈托夫齐茨，并希望这一犯罪行为不被揭穿，但别的人却不希望如此。如果格梅里亚被收买了的话，即使我到领导那儿报告了，也还是搞不清楚。就凭这封匿名信是搞不倒探长的。而如果这是诬陷的话，那么鲍里斯·维达利耶维奇就会平白无故遇到麻烦。”

“这东西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有人把它投到了信箱里，连信封都没有，是我妻子连报纸一块取回来的。”

“也许这不是给你的？”尽管娜斯佳很清楚，这封信肯定就是要给伊戈尔的，但明知没有希望的她仍抱着侥幸心理问了一句。如果希望是邻居家的某个人，甚至是旁边楼里住的某个人也在刑警局工作，而且也在侦查另外某一位议员被杀案，而这封信投错了信箱的话，这种希望将是很愚蠢的。现在无论谁手里也没有其他什么议员被害案，这一点娜斯佳知道得很清楚。侦破类似罪案的工作是在严格监控之下进行的，其中某一件案子连刑警局的人都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伊戈尔很生硬地回答说，“你不是想问戈托夫齐茨的事吗？”

娜斯佳未能马上明白他问的是什么。关于戈托夫齐茨的那句话，其实不过是一个小鱼饵，为的是使列斯尼科夫能开口谈话，而实际上她感兴趣的完全是别的东西。

“等等，关于他的事情以后再说，你确信格梅里亚没有收到同样的纸条吗？”

“格梅里亚？我不明白。”

“伊戈尔，我们生活在普遍公开性时代已经很久了，你没有忘记这一点吧？如果世上确有一个真心希望能侦破议员被杀案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偷着给你这封信？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一个人得到了探长被买通的消息，如果他不希望案件的调查和侦破过程受到妨害的话，他就会在桌子旁坐下，给内务部、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新闻界写信。他会踏破各机关的门槛，他会到处大喊大叫，说出自己的怀疑，大量接受新闻界采访。现在人们都这么做。可如果他写匿名信，那么他或者是精神病，或者是傻瓜，或者是想造成侦破小组工作的分歧。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都不可能信任他。如果是前两种情况，他可能只写一封匿名信，就是这一封。但是在第三种情况下，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会写同样的信给格梅里亚、给尤里卡·科罗特科夫，或者给随便哪个人。他需要在你们之间造成彼此的不信任。对这封信，你不该沉默这么长时间，否则的话，早已把一切都弄清楚了。”

伊戈尔沉默着，很显然，他在想着其他什么事情，当你的孩子得了重病，还管他什么议员谋杀案？就连探长被收买的问题也相形见绌了……

“我把这封信拿走，”娜斯佳坚决地说，“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我只请求你，不要在格梅里亚面前表露你的不信任。你要记住，他可能对你也不信任。”

“可是我请你不要参与，”伊戈尔冷冷地说，“对探长的态度，这是每一个警探个人的事情。劳驾，请你做事有点分寸。”

娜斯佳很惊讶地听着列斯尼科夫的话，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的，伊戈尔总是那么孤僻，和同事们也不特别交流，很少有笑容，一般来说就如同哲学上讲的“自在之物”一样。他完全不像尤拉·科罗特科夫。后者就像火药一样，马上就能爆炸，而且立刻就会跑到娜斯佳这儿来讲种种新闻，有好的，也有坏的。此外，他已如此习惯于和卡敏斯卡娅讨论所有问题，以至于毫不顾忌地就给她往家里打电话，也不管是早晨五点还是夜里两点。而伊戈尔在处里和谁都不接近，和所有的人都很友好并保持同等距离，对别人的请求从不拒绝，而自己几乎从来不求别人帮忙。

“好了，对不起，”娜斯佳很尴尬地说，“我并不想干预你和格梅里亚个人之间的关系，你是不是要我对谁都不要讲这封信的事？”

“按你知道的方式去做吧！但是不要指望我采取任何行动。我不喜欢格梅里亚，仅此而已。我也不会去调查这封信的事，没有它我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在回家的路上，她还未能摆脱与列斯尼科夫谈话后产生的不愉快的感觉。他对匿名信的反应是不同寻常的，而且是不正确的、非专业性的。别的不说，就这一点她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伊戈尔会是这样。“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这只母鸡！”她突然对自己恶狠狠地说了这么一句，“你来评论他的专业水平，你算老几啊？你是全俄最主要的侦探吗？伊戈尔曾两次获得总局最佳警探称号，可你呢？最好想想你自己所表现出的专业技能吧！远的不讲，就拿去年一月份来说吧。本应当坐下来把一切都冷静地想一想，权衡一下，可是却冒冒失失地怀疑继父。戈托夫齐茨是对的，别人的痛苦我们都能够轻易排解。可当事情涉及到你自己，脑子就完全不好使了。伊戈尔孩子病了，而且看来病得很重，他的脑子里只有这么一件事。谁能谴责他呢？周围的人都在大嚷大叫，说警察局不破案，大概以为在警察局里工作的绝对都是些机器人，他们没有灵魂、神经、家庭问题和疾病。认为我们的全部意志都应当用于寻找罪犯，用于猜测刑事犯罪的秘密。而这或许也对，确实应当如此。可大自然并不如此安排，我们不是机器人，而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我们根本不能总是集中精力搞案子，因为我们的思想还被人类其他种种问题所干扰，因为我们跟所有人完全一样，也会生病、感到痛苦、发神经、爱上别人、结婚、离婚、为亲近的人和朋友送葬，在不知什么时候发工资前清点那几个戈比，而且还得听妻子完全在理的数落，说什么孩子的鞋已经穿破了，他需要新皮鞋，可我们却没钱买。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无人使我们普通日常生活及其所有的负担减轻，也正因如此我们也会经常犯错误，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却想不通，来不及做必须做的事情。有没有必要为此而责怪我们？能否为此而原谅我们？我不知道……”

家对娜斯佳突然显得空空荡荡、冰冷而又孤独。长期以来曾迫使她竭力沉默寡言、孤独自处的精神痛苦已然消失了，就好像随着季马·托哈洛夫的被杀，连这种折磨人的、迟钝的痛苦也一并被杀死了，现在，娜斯佳特别希望列沙能在她身旁，他是那么温暖可亲、值得依赖。“可万一他不回来呢？”一个疯狂的念头闪了一下，“而且是永远都不回来呢？和我的婚姻生活仅仅过了两年他就明白，这种生活不是他理想的那种。当初我们过单身生活时一周只能见一次面，那时的一切和现在全然不同，所以我们才能保持关系达二十年之久。天呐，我们一起生活居然这么久了，想起来都可怕！一切是从九年级开始的，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我才十五岁，而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十七岁了。我希望他回来。没有他我心里不好受。今天是我们第二个结婚纪念日，我忙于自己的事，现在刚刚想起来。有趣的是列什卡也忘了，要不就是他虽然记得，却因为我没有向他表示祝贺而生气了呢？”

她一边切面包准备做三明治，一边想着是不是现在就给阿列克赛住的茹科夫斯基街打个电话。她不是求他回来，只是想了解一下他父亲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她把一块厚厚的小牛肉香肠夹进面包里，抹上一层软奶酪，气恼地自言自语道：“有点像幼儿园的把戏。我给你打电话，又好像不是为了你，也就是说，好像是给你打，又好像是为了了解父亲的情况，因为我们吵了架。‘好像’这个词儿挺有意思，今天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说话时，差不多每隔一个词就重复一遍这个词儿，就好像某些人爱说的‘饼’这个词。这个词儿是从哪儿来的呢？”

她把已经做好的三明治放到桌上，拿起了话筒。

“列什卡，是我。爸爸怎么样？”

“情况不好。谢谢你，”丈夫回答得很简短，“你现在怎么样？”

“我也不很好，”娜斯佳承认说，“可也许比你父亲还好一些。他怎么样了？”

“你过了三天才想起问这事吗？”齐斯加科夫说，“算啦，我们别抠这些小节了。昨天把他送进了医院。妈妈今天夜里在那里守着。如果明天早晨不恶化，就要做手术。”

“需要我吗？要我干点什么，我都能完成。列沙，别生我的气了，我是个十足的大笨蛋，但我现在懂事了。愿意要我去吗？”

“你能有什么用啊？”他笑了，“你连汤都不会煮。”

“我可以在医院里值班，好让你和妈妈休息一下。我可以去弄药，可以搞到最紧缺的药。列什卡，不要拒绝我，你过去可是总能原谅我的。”

“阿霞，为什么说这个？”他有些懊恼地回答，“我没有生你的气，我有其他的难题。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来，但这并不一定需要，我们完全可以胜任。”

“我要去，”她很坚决地说，“明天手术的事定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好吗？”

“好吧，我给你打电话。你向萨沙和达申卡表示祝贺了吗？还是又忘了？”

嗨，上帝啊！她把哥哥的事完全忘记了。他们是同一天举行的婚礼。是特意凑到一起的，所以今天萨沙和达莎也是结婚两周年。

“我明白了，”阿列克赛非常准确地解读出了停顿在她语气中的意义，“就是说，你忘了。赶紧打个电话，现在还不晚。他们在家里，半个小时以前我和他们通过话。”

“对不起，列申卡，我整个都晕头转向了。”她嘟嘟囔囔地说，“我向你表示祝贺，我亲爱的。你该不会以为，已没什么值得祝贺的了？”

“不要说傻话。我非常爱你。但是爱一个人和同她一起过日子，这不是一码事，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

“你不想再同我一起生活了吗？”

“这是你不想，或者说是你不能。”

“我可以和你一起生活。而且我也希望能和你一起生活。把爸爸的事情料理完以后，请你回来吧！你回来吗？”

“我还能跑哪里去？”齐斯加科夫笑了，“说真的，我不敢保证很快就回去。”

“我等你。你只要保证回来。”

“好了，躺下睡觉吧，已经很晚了。别忘了给萨沙打个电话。”

当然了，她会打电话的，会向哥哥和他迷人的妻子达申卡表示祝贺的，她还要吃自己做的很简单的二明治，洗个澡，然后躺下睡觉。不能说生活中一切都美好，但有难题和麻烦也很普通、很正常。列什卡会回来，这是最主要的。其余的一切都在其次。要学会区分生活中主要和次要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可为什么人们都是在很晚的时候，在已经犯过或做过所有可以想象和难以想象的错误和蠢事之后，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呢？

弗拉季斯拉夫·斯塔索夫下班回家后，吃过晚饭，正准备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他的第一个妻子马格利特打来了电话。他一接完电话，就动作飞快地穿起了衣服。

“出了什么事？”塔姬雅娜看着正匆忙收拾的丈夫，有些不解地问。

“莉丽娅有点奇怪，冲着墙不停地哭，出了什么事也不讲，丽达已经和她折腾了三个小时，也不管用，我到她们那里去一下。”

“当然，你去吧。”塔姬雅娜点点头说。

斯塔索夫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十岁的莉丽娅是一个很安静、懂事理的小姑娘，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读书，而且是不加选择地读，几乎从来不哭。歇斯底里地闹腾三个小时（当然，如果马格利特没有习惯地加以夸张的话），在她来说简直是不寻常到让人害怕了。侦探工作的经验告诉塔姬雅娜，或许是发生了某种最不愉快的事：性狂躁者惊吓了她，而她又不好意思对大人讲。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非常之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如果周围的人处置不当，马上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比如心理挫伤和将来个人生活的扭曲。斯塔索夫自己也见过这样的事情。塔姬雅娜知道一年半以前，他就和娜斯佳·卡敏斯卡娅一起调查过著名电影明星阿丽娜·瓦兹尼斯被害案。瓦兹尼斯的生活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专门诱骗、奸污那些不敢跟大人诉说自己恐惧的小女孩的恶棍而走上歧途的。送走了丈夫，她拿了一本书躺到床上，但思绪总是从书上的文字跑到公务上来，尽管严格地说公务已经结束了。她再不用去上班，并且可以放松一下了。但关于女巫师伊涅萨被害案的一些想法还是常常钻到她脑子里来。

斯塔索夫在半夜两点左右才回来，一副心绪不宁、气咻咻的样子。

“你干吗还不睡觉？”他看见塔娅雅娜跟原来一样拿着书躺着，于是问道。

“在等你。莉丽娅到底怎么了？”

“真是荒唐透顶。”他一边从头上将毛衣和背心一古脑拽下来，一边怒冲冲地说，“她楞是认为我和你生了儿子以后，就不会再喜欢她了。她的脑子里从哪儿来的这些愚蠢的想法？她可是一个很理智的小姑娘，读了那么多的书。当初，她还希望我和你快点结婚，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塔姬雅娜笑了笑，“她比专业媒婆还要严厉，不停地跟我们絮叨，说什么成年人应该成婚而生活在一起。”

“就是啊，可现在她却伤心了，说我将喜欢即将出生的儿子而忘掉她。我对她又是解释，又是劝说，还做了保证。她倒是不哭了，但好像还是不相信我，也没安静下来。而丽特卡也火上浇油，整个一个没脑子。”

斯塔索夫爬上床，拽毯子盖上，并且闭上了眼睛。

“好了，塔纽莎，关灯睡觉吧，明天再说。”

几分钟以后，就听到了他均匀的呼吸声。弗拉季斯拉夫即使在激动不安和着急上火时也能很快入睡，而塔姬雅娜却很长时间翻来覆去睡不着。她下意识地把手放到肚子上，心里想，如果她不是所有的时间都坐在家里，对孩子是否会有害。已经快要睡着的时候，她终于还是判定对孩子不会有害。人们常说，以适当的速度步行对孕妇是有益的。

一早，上班去的斯塔索夫刚走，伊拉奇卡就说：

“塔姬雅娜，我全准备好了，有午饭和晚饭。没我你能应付过来吗？”

“应付得了，这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塔姬雅娜笑着说，“你是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吧？”

“是啊。”伊琳娜简短地回答道。她披上短大衣，拆开一只装着件新连袜裤的塑料袋。

“去很久吗？”

“一整天吧。很晚才回来。丹，你瞧，这件连袜裤对这身白衣服来说是不是太暗了？”

#奇#塔姬雅娜仔细瞧了瞧亲戚那两条绷着轻薄织物的修长的腿。

#书#“我看很好。喂，把裙子穿上。”

#网#伊拉从柜子里拽出一条雪白的薄皮裙，穿上了。

“挺合适，”塔姬雅娜点点头，“你打算和谁过一天呀？是个新的追求者吗？”

“得，他还没那么新，您认识他已经一星期了。”

“是嘛，这可真的不短了，”塔姬雅挪摇着头说，“他怎么能直到现在都没有招你厌烦呀？”

“我自己也不知道，”伊拉夸张地叹了口气，“您看，这条绿围巾配这套白衣服合适吗？要不还是这条艳粉的好？”

“伊拉奇卡，别逗我了，随便哪条都行。”

这边伊拉在忙活着准备赴约，那边塔姬雅娜静静坐在餐桌旁，不去打扰如此庄重的过程。伊拉在塔姬雅娜脸上亲了一下，告了别，对午饭和晚饭最后又叮嘱了一遍后，飞快地跑出门去。塔姬雅娜也悄悄地收拾着准备出门，她始终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在促使她出门的，但她一直都为英娜·帕施科娃被杀案毫无进展而感到很不痛快。为此她应做些什么。说句实话，她也不知道究竟该做些什么。

走出家门，她不慌不忙地朝地铁走去，尽管这段路很远。离车站太远是新建住宅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不过今天塔姬雅娜并没为此而恼火，春日温暖的阳光令她心情舒畅，况且，伊拉奇卡终于找到了心上人，她也从此有了自己的牛活。每次想到一个姑娘家整天为亲戚家忙忙叨叨做家务，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人追求，甚至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塔姬雅娜就感到很不自在，很不轻松。

她在“卢比扬卡”站下了车，沿米亚尼茨卡娅街朝花园环形道走去。这就是女魔法师伊涅萨，也就是英娜·帕施科娃，曾经住过的那栋楼，她曾在那里接待她的顾客，最后被人杀害。楼门上的金属护板上有一些小按钮，以前可能是门铃，不过早就坏了。塔姬雅娜不清楚，她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进大门的时候，她不经意地朝信箱瞟了一眼，突然发现墙上贴着一张启事，上面用手写体写道：“谁丢了钥匙，请来14号房找。”

“我就去这家，”她想道，“如果一个人拾到一把地下掉的钥匙，不是把它扔在原地，而是拿回家，随后又不嫌麻烦地贴出启事来，那么找这人准没错。因为他不像我们城里大多数人那样对周围的事漠不关心，而是希望对自己的邻居多少有些了解。”

14号住宅的门开了，出来一位圆脸老太太，面容很慈善，接着传出尖细的小孩声音。很明显，女主人是一位老奶奶，在家照顾孙子。

“您找谁？”老太太疑惑地皱起了眉。

“我是为钥匙而来。”

“终于有人来找钥匙了！要不它就一直放在我这儿，没一个人问。喏，给你。”

老太太笑起来，递给塔姬雅娜挂在钥匙环上的两把钥匙。

“是您的？”

“对不起，”塔姬雅娜接过钥匙说道，“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我确实对这串钥匙感兴趣，不过它不是我的。”

“是这样啊！”老太太的脸立马拉了下来，“那把钥匙还给我。快点呀，看着我干吗？要是大家都来要的话，我们这个楼里还不被偷光了。看着你蛮体面一个人，竟然干这样的事，不觉得羞耻吗？快把钥匙还给我，否则我要报警了！”

“不必了，我就是警察局的。这是我的证件。我负责调查您的邻居被杀一案。”

“哦，天哪！”

老太太吓得连忙往后退，一直退到门厅里，用一只手捂住嘴。

“实在对不起！上帝保佑，我这老糊涂都说了些什么呀！您役生气吧！”

“没有！要是大家都像您这么警惕，我们的麻烦就少多了！怎样称呼您？”

“芭琳娜·彼得罗芙娜。”

“我叫塔姬雅娜·格利戈里耶芙娜。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我们可以稍稍谈谈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您请进。怎么，那起凶杀案至今还没破吗？”

“很遗憾，没有。”

塔姬雅娜跟着女主人走进一间宽敞的房间。芭琳娜·彼得罗芙娜的房子和伊涅萨的一样，都是一居室的，只是房间稍大些。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儿正围着屋子中间的圆桌跑来跑去，不时发出刺耳的的尖叫声。起初塔姬雅娜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后来才看清楚，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对双胞胎，而且连衣服也一模一样。

“维佳，沃娃，快到厨房去，那儿牛奶和饼干已经准备好了。记着，不准尖叫！我和这个阿姨有话要谈。”芭琳娜·彼得罗芙娜命令道。

“您管起他们来似乎很轻松，”塔姬雅娜说道，“很少有孩子奶奶只说一遍就听的。”

“这是我的重孙。”芭琳娜·彼得罗芙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说，“他们之所以听话，是我带孙子时练出来的本领。我的孙子像别家的一样，也是不听奶奶的话，他们是被我惯大的。所以我就在想，究竟错在哪里。这样，我和重孙说话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好孩子，他们不光听我的，父母的话他们也听。不知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谚语：第一个孩子是你最后一个玩具，第一个孙子才是你的第一个孩子。我的情况就是如此。我在抚养我的孩子时，什么也没学会。那会儿还年轻，傻乎乎的。等孙子生下来的时候，才知道去教育他们。但我自己也知道，方法不对。什么事都不可能第一次就做对的。而等重孙出生以后，我已经有经验了，也变聪明了。您快请坐，您这样站着一定很累吧。怀孕几个月了？”

“快七个月了。”

“干吗还要工作呀？”女主人叹了口气，“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您这要是干些舒服、轻松点的活还行，可你是和杀人犯呀、小偷之类的人打交道。您不怕吗？”

“不怕，”塔姬雅娜老老实实地回答道，“不过您说的也对，这种工作对要做妈妈的人确实不利。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您知道英娜吗？”

“谁不知道她？整栋楼里的人都知道她。她是个魔法师，有很多人来找她。”

“您本人去过吗？”

“没有，没有，上帝保佑。”芭琳娜·彼得罗芙娜赶紧一个劲地摇手，似乎在极力摆脱一种不洁净的力量。

“为什么？您不相信她的法术？”

“不信，”女主人坚决地回答道，“我在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家庭里长大，从来不去教堂，也不信上帝。既然没有上帝，自然也就没有魔鬼。我不相信那些神话，我忠实地信仰共产主义，不相信什么法术。难道您相信吗？”

“不，我也不信，”塔姬雅娜笑道，“不过您自己不是也说，有很多人到她那儿去吗？不可能他们都不对吧。或许，真的有也不一定。您去过英娜的家吗？”

“就一次。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干这行的。她刚搬来时，我作为邻居去看了看。那会儿我们这个单元正打算安防盗门铃，这样小流氓们就不能在楼道里乱窜。我去她那儿收钱。她给了我钱，也没请我进屋去，我也就没多问。”

“以后再没去过吗？”

“没有。”

“你觉得她的房间舒服吗？”

“舒服什么呀！东西堆得乱七八糟。我说过，她刚搬来。又不爱和人打交道，要是在楼梯里或者楼门口碰见你，也不打招呼，而是看着你，似乎要把你看透，然后接着走她的路。”

“把你看透。”现在塔姬雅娜想起了对帕施科娃住的这栋楼的侦查报告。14号的女主人没有比别的被调查人多说什么，只是用了一句“把你看透”。楼里所有的居民都知道，伊涅萨称自己为魔法师，但谁也没去求过她，跟她关系也不近。其实，何止是不近，有的人只是见过她，有的人则只知道名字。没有一个人跟她有共同的熟人，谁也不去她那儿做客。

“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您在哪儿捡到的这串钥匙？”

“钥匙吗……”女主人惊奇地重复着，不明白怎么这么快转到另一个话题上来了。“对了，您把钥匙给我。也许，它的主人还会来的。”

“不会来了。那么您是在哪儿捡到它的？”

“它掉在了门边上，那时还有雪。我看见它是雪化了以后。湿湿的、脏乎乎的……没人拾它。我在隔壁几栋楼里也贴了启事，我想也有可能是别的楼里的人路过时掉在这儿的。你为什么认为不会有人来要了呢？”

“因为这是伊涅萨的。”

“您说什么？”

芭琳娜·彼得罗芙娜的脸因害怕而变了形，似乎与死者的钥匙有关联就像和血腥尸体有关一样。

“噢，天哪！”她大声号啕起来，“我保存着死去的女魔法师的东西！老天保佑，千万别有什么不幸发生！”

塔姬雅娜觉得很可笑，刚才这个可爱善良的女人还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不相信任何神秘的力量，而现在知道钥匙是女魔法师的后竟像个孩子似的吓得六神无主。

“不会有不幸的，您不必担心。您也不知道是谁的，”塔姬雅娜安慰她，“我现在把钥匙拿走，您这儿就一切如旧了。您准确地告诉我，您什么时候捡到的？”

“是什么时候……”芭琳娜·彼得罗芙娜皱着眉头想，“似乎是四月初，对，就是四月初，雪才刚化完。”

也就是说，确实在四月初。为什么侦查员对此一无所知呢？一发现伊涅萨的尸体，就对全楼进行了调查。而这远远早于化雪。

“您能给我指一下钥匙当时在哪儿吗？”

“可以，好像是在……”芭琳娜·彼得罗芙娜紧锁眉头思考起来，“大约在四月初……对！就是在四月初，当时雪刚化完。”

“这下我明白了，确实是在四月初。但是为什么侦查员对这一无所知呢？尸体一被发现就对全楼进行了搜查，而这是雪化以前很久的事了。”

“您能否给我指一下当时钥匙在什么地方吗？”

“当然可以，这我记着呢，就在一出门朝左拐，一个垃圾箱旁边。唉，算了，我还是指给你看吧。维佳！沃娃！”她喊道。

门缝里立马露出两张小脸，脸上糊满了巧克力，可能是往饼干上抹的时候蹭上去的。

“什么事？”双胞胎齐声说道。

“我现在要和这个阿姨出去整整十分钟。我不在，你们别怕，也别胡闹。有问题吗？”

“没……有！”小男孩们又齐声答道。

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披上披肩打开了门。

“我们走吧。”塔姬雅娜说。

两人一起走下楼。出了门，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朝右拐，走了大约两三米停了下来。“原来我们这儿的垃圾箱就在这儿，谁把它收走了？它碍着谁了？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垃圾箱就一直放在这儿。现在莫斯科正为举行周年纪念在整顿秩序，这个垃圾箱就不见了。其实正好弄反了，我觉得，越是整顿秩序，越应该每隔十米放一个垃圾箱，对不？这样谁要想扔东西，一眼就可以看见该往哪儿扔。要不怎么办？孩子们吃了冰淇淋，会把脏脏的纸往口袋里塞吗？肯定是顺手就扔在人行道上，因为没有别的地儿扔。然后你就看吧，这个城市会脏成什么样！”

“垃圾箱早就被收走了吗？”塔姬雅娜仔细查看了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指的地方，顿时来了兴趣。“不，大约是两星期前。我捡钥匙那会儿还在。”

“好了，芭琳娜·彼得罗芙娜，谢谢您。您快回家去吧，家里孩子没人管，别惹出什么事来。”老太太笑了起来，“这两个孩子不会惹事的，我的孙子们倒是一刻也不能离人，离了人，他们准会把什么东西打碎或者弄坏。而我的重孙已经被我教训出来了。他们牢牢记住：如果太祖母波莉雅说‘不行’，就是不行。他们不敢顶嘴。我在抚养孙子时明白了一条最主要的规则。”

“什么规则？”塔姬雅娜饶有兴趣地问道。她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太太了。

“应该从小就教给孩子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行’，这是两个神圣的字眼。如果我说可以玩，可以闹，那你想玩多久玩多久，想跑哪儿跑哪儿。我什么话也不会说。但是如果我说‘不行’，就是说，对谁也不纵容，对谁也不例外。如果不允许不洗手吃饭，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允许，包括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也包括我——曾祖母在内。只要小孩子有一次看见大家都不允许，而有人例外，那一切都是白搭。以后你的话他一句也不会听的。”

告别了芭琳娜·彼得罗芙娜，塔姬雅娜朝地铁走去，边走边想着发生过的事。她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帕施科娃的钥匙，甚至不需要拿去试一试，跟她门上的锁是否配套。那串钥匙有特征：帕施科娃家有两个铁门，都是用意大利产的防盗锁锁的。当邻居叫警察来的时候，两道门都是锁着的，确切点说是没有用钥匙锁死，只是关着。凶手不需要用钥匙锁门。但他们需要用钥匙来开门。

不，不是这样的……凶手想了个狡猾的办法配了一副钥匙，这样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房里对女主人行凶。或者是本打算入室行窃，没料到伊涅萨在家，于是盗窃就发展成了行凶。可以这样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罪犯还会想着把钥匙挂在钥匙串上吗？不会的。真是愚蠢至极。

另一种情况就是，罪犯钻进房内虐待女主人，走的时候顺便拿走了她的另一副钥匙，刚出门就把它扔了。那他为什么要拿它呢？也是愚蠢的想法。

第三种情况：罪犯没有钥匙，帕施科娃自己放他进去的。接下来，就和第二种情况一样了：拿走了第二副钥匙然后扔掉。但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这副钥匙是第二副，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在死者家中门边的小柜子上有一副一模一样的钥匙穿在一个一模一样的钥匙环上，不同的是，那副上多了一把信箱钥匙。小柜子上还有伊涅萨的车和车库的钥匙。看来，她习惯丁把钥匙放在那地方。

这副钥匙究竟是怎么被拿走的？是谁拿走了？为什么又把它扔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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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管怎么说生活还是美好的！它既美好又出乎人的意料！尤其是当你知道，你不会几分钟后就死去的时候。我甚至对维卡都开始有了耐心。她似乎振作起来了，因为她明白了，她可以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又不会玷污她的名声。不管怎么说，她现在对我要友善得多，而且也不再每隔五分钟就重复一遍令我发疯的话了。

“以后你住哪儿？”她每天都要问一遍这个问题，似乎我第二天的回答就会和头天晚上的不同似的。

“不必担心我，我不会睡大街上的。”我每次都这样答道。

“你要搬到她那儿去住吗？”她又问道，意思是指我编出来的那个正等着为我生孩子的女人，我正是为了“她”才和她离婚的。

“说不定。”我含含糊糊地回答。

“你真的决定把东西都留给我，不分财产？”

“是，是，是！我要重复多少遍你才能记住？”

“这样恐怕不太光彩吧？靠女人养活，住她的房子，花她的钱……”维卡若有所思地说。

这句话几乎使我失去自制力。要知道，她的情夫不定多想搬进来呢！这就很光彩吗？我倒想知道，他跟我有什么区别？他不是也想搬到维卡的（顺便说一句，是我的）房子里住，开她的（应该说，是我的）车，花我这几年挣的钱吗？她倒是给自己定了一个什么样的道德标准？

不过我也只是心里恼火，而且瞬间我的愤怒之火就被想到我还活着、并且近期内也不会死旧的“幸福之雨”浇灭了。我是如此幸福，以至于想同一切告别。我从心里感激维卡不问我什么时候搬走，好让她和她的那个“乡下罗密欧”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她表现出少有的温和，没有一句话、一个动作让我觉得她急欲摆脱我获得自由。我暂时还无处可去。卢托夫说，只有我办妥了所有监护人的事务，离开电视台之后，他们中心才会接收我。对维卡，我就搪塞说，我暂时有困难，我情人那儿有很多客人，暂时没我住的地方。维卡听了，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悄悄地点点头，也就不再追问。除此之外，她还依旧给我做饭，洗碗，像一个灰姑娘一样温顺、随和。估计可能是受良心的谴责，她有时表现出的强烈的情欲都令我发蒙。不管她，让她难受去，我已经难受过了，现在轮到她了。

卢托夫迅速帮我办理了母亲的监护手续。其实，他的帮助也就是让所有的事办起来比平常的程序快一些。其他的也都得一一处理。因为我母亲没有自理能力是显而易见的事。不过，还是有一个机灵的女办事员紧皱眉头问我：“也就是说，您想卖掉您母亲的房子，而把她送到残疾人疗养院去？”

“您听谁说的？我是希望她能得到必要的照料。她还住她自己的房子，不过我要把这个房子的产权交给即将照顾我母亲的人。”

我估计那女办事员不相信我，不过我根本不为此而担忧，她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总之我又不会让母亲流落街头。我只是想自己不被束缚住手脚，可以想住哪儿住哪儿，想去哪儿去哪儿，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而不必每隔三分钟就想一想，最少隔一天得去看一看我的疯妈妈。

制作《素面朝天》和其他几个节目的制片公司对我即将离去深表遗憾，现在正在物色一个能代替我主持《素面朝天》节目的人。老实说，对这个节目我是深恶痛绝。以前维佳·安德烈耶夫毫无道理地挥霍赞助商的钱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这笔钱数目很大，不可能一下子就花完的，维佳是个精明的小伙子，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甚至连敲诈这样的事他都能干出来。只要他得到消息，而且这消息能使他从别人那儿弄来钱，他是什么也不顾的。最近，他经常糟蹋人，想在节目中制造丑闻，好把它卖个好价钱。想到这，连我都觉得恶心。特别是与女作家托米林娜做完节目之后，我就更感不快，其实，这种不快之感并不是立即产生的，而是在我读了报上关于节目的文章之后。因为在直播现场我们应当非常愉悦地继续我们在结识时所谈的话题、我激发她，她同我谈话，根本没考虑到那些没看到开头的观众或许会理解为别的意思。于是尖刻的女记者海伊娜就歪曲了托米林娜的话，纯粹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我呢，对客人十分粗鲁，是她让我得到应有的惩罚。我是如何得出是托米林娜教给别人这个结论的呢？首先，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我，乌兰诺夫·亚历山大。其次，所有她说的都是公正的、正确的，而我的问题和反驳则是具有挑衅性的，是愚蠢的，没有分寸的。如果海伊娜这样写：“乌兰诺夫爱摆架子，现在终于有一个人公开和他对抗。”我倒可以理解。这至少还不失为公平，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可她却由于自己的愚蠢而使得文章的语气和风格骇人听闻、不成体统。让我觉得自己对不起托米林娜。她这是从何而知？难道仅仅是因为她说了关于电影脚本的事？可这是多罗甘让她说的，他事先也给我讲过。其实，他为这些话还付了钱，只是付给的人是我，而不是她，所以可怜的女作家完全是无享受害者。

不过，上帝保佑！这段公开、强行把客人扒光的丑恶历史终于就要结束了。卢托夫已经请求我为“危机中心”构思节目了。这将是我的节目，我的“孩子”，我会按我的想法做这个节日，而不去考虑钱的因素。对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有机会表现自己，同时又不用考虑挣多少钱，不必低二下四地去求那些有钱的赞助商，看他们的脸色，好让自己的“自我表现”能换取更多的利润更幸福的事呢？

维卡对海伊娜的文章表现得异常激烈。她，我说过，看过这个节目，而且还是托米林挪的崇拜者，这样的表现我可是头一次见到。我不知道，我的妻子还喜欢侦探片呢！不过，维卡自己也承认，她是不久前，大概是一两个月前吧，才开始看托米林娜的书的，其实我知道，并不是维卡喜欢看，而是她的情人。这一点并不难知道。

“萨沙，你应该给托米林娜打个电话，向她道歉。”我的前妻宣布。

“为什么？难道说文章是我写的？”

“你的表现就让人觉得这篇卑鄙的诽谤文章是你写的。你需要找一个制造丑闻的人，现在你找着了。你以为我是瞎子，什么也看不见？自从维佳和奥克桑娜死后，我就发现你像变了个人似的。起初我以为是他们的死对你造成的打击。现在我才明白，你不过是处理不好你个人的事。算了，这都是你自己的事，但是这跟你请来做节目的客人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凭什么要为你心里的骚乱而痛苦呢？你给自己找了个情人，她等着给你生孩子，你就打算和我离婚。结果让一个受人尊敬的、一个能干的女人遭人唾弃。你不觉得惭愧吗？”

“不，我不惭愧。”我平静地回答，尽管我知道我是在撒谎。是，我是惭愧，那又怎么了？

这番谈话是在很晚的时候进行的。我回到家（可笑，我还要称这里为自己的家多久？大概不会很久了。）大约在10点左右，维卡几乎11点才进家，进门就开始谈文章的事。我知道，她准是受了什么刺激，回来朝我身上撒气。“也许是情人不行，没能满足她的需要。”我幸灾乐祸地想。

向维卡声明我并不感到惭愧后，我便开始示威性地把客厅的沙发拉开，离婚后我一直睡沙发。我这是暗示她我累了，我想一个人呆着。但维卡并不想明白我再明显不过的暗示，接着说：“萨沙，我知道，你不再爱我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拒绝我说的每一句话。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她提出了建议。

我颇具气势地拉开沙发，“砰”的一声坐下，手和脚叉得老开。“好吧，又要预言什么了，预言家？”我傲慢地表示同意。

维卡把委屈吞进肚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我。是的，伟大的东西——内疚感！人们都怎么了？

“我知道你们以前是怎么挣钱的。我什么都知道，萨沙。奥克桑娜全都告诉我了。”

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整个人陡然精神起来，仿佛面对一个危险人物。她想干什么？想敲诈我吗？真可笑！

“如果你不和我离婚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向你坦白，我什么都知道。尽管你很卑鄙，但我非常爱你，不想你在我面前觉得惭愧。让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更好。因为如果你知道我什么都知道却还依然爱你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再尊敬我了。这种感情很复杂，萨沙……我很看重你的态度，我非常珍视你的爱，为此我一直沉默。我无法让自己不再爱你，我也曾经阻止自己爱你，但无论如何我还是爱你。是的，所有的人都想尽办法挣钱，因为每个人都需要钱，但你至少别杀谁、别抢谁呀！我对这都装做没看见。当大伙们一个个死去，你又突然改变节目的色调后，我明白，这件肮脏的事该结束了。你在制造丑闻中赚钱，这至少也是很可耻的。而现在又有另一件肮脏的事。我打算向这一切妥协，只因为我爱你。你懂我的意思吗？”

“很困难。”我透过牙缝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已经被她那赤裸裸的恬不知耻气蒙了。她爱我，她至今还爱着我，她对一切都视而不见，不想影响我们的爱，同时自己却与情夫上床，还雇杀手除掉我，好把这些“脏钱”，还有用这些钱买来的东西拱手送给新丈夫！她是多么的巧言令色啊！我怎么这么不了解自己的妻子呢？

“我再重复一遍，好让你更容易明白我，”她用一种耐心的老师给一个差生讲解勾股定理的口气说，“我知道，所有这些公众媒体都是为了钱而工作，而不是为了传播信息。当这与电视，与你，乌兰诺夫·亚历山大有关系时，我都忍住了，因为我爱你，但我并不爱海伊娜，我不了解她，她又不是我什么人。我就想让你回答我一句：她为什么要写这个？”

我耸了耸肩：“我没看出第一个论点和第二个有什么联系。我怎么知道她为什么要写这个呢？她想写，就写了。就这么多。可能是她，托米林娜自己喜欢。”

“萨沙，别装傻了，”她生气地说，“你很清楚，是有人付钱给她让她写的。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别再胡思乱想了！”我发火了，“没有人为任何人付钱，只不过是某家报纸需要侮辱性的材料，因为人们喜欢读。报纸需要畅销，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采取任何手段，托米林娜是何许人，需要给写她的材料付钱？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作家，像她那样的人有成千上万。”

“可你的客人中一个报界的也没有。你说得对，托米林娜跟别人没什么区别，你节目中有生意人、影视界的，有医生、政客……什么人没有？他们在屏幕上看起来比托米林娜也好不到哪儿去，可为什么偏偏往她身上泼脏水呢？为什么？萨沙？我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因为，通常他们手头总有一些用来写刻薄文章的材料，可这次没发生什么事，于是就开始乱翻一气，这不，《索面朝天》就映入眼帘了。我就搞不懂，你干吗这么关心这事？你怎么了，跟她认识？唠叨一晚上，你也不嫌烦！”

“因为我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海伊娜记者。没有，你懂吗？这纯属无稽之谈。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有人要在报纸上侮辱我的丈夫，却署以笔名。萨沙，我好害怕。”

“我已经不是你丈夫。”我脱口说出了脑子里跳出的第一句话。

可维卡并没有为我的这句反驳而感到不好意思。她顽强地朝她眼前的目标走，但是，很遗憾，我并没有看到这个目标，虽然我极力在看。

“这没什么区别。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而且现在暂时也还住在一个屋檐下。你有什么不好的事，也关系到我。如果现在有持枪歹徒入室抢劫，他们又不会调查清楚我们办离婚手续没有。”

我诧异地看着她。“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哪有什么歹徒？他们为什么要抢我的钱？你明白你在做什么吗？维克多利亚？”

“是的！”她大叫起来，“我清楚得很！反倒是你，我看是不清楚！你拿着安德烈耶夫从别人那儿弄来的钱，你以为，人家还会为此而狂热地爱你吗？你以为大家都认为这是理所肖然的，都像我一样视而不见吗？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经过这事你还能活着。我不吭声是因为我爱你，可他们，他们为什么也默不作声，不去惹你？我每天都在惶恐中等待，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而且我相信，维佳和奥克桑娜正是为此而丧的命。而你——就是下一个。”

“小声点，小声点，”我平静地说，“邻居们都听见了，把声音放低些。好，我是下一个，然后怎么样？这跟写托米林娜的文章有什么瓜葛？”

“你还不明白？”维卡压低了声音，不过还是慷慨激昂的，“文章其实并不是写托米林娜的，而是写你，把你好好地收拾了一顿，托米林娜只是作为证据而已。他们的根本目的是针对你。而且他们手底下有一个好作家，他们跟他也开了个玩笑，只是他忍住了。你听一下我对这事的看法：安德烈耶夫活着的时候，他们不敢惹你，因为维克多有对付他们的武器。他知道怎么跟他们说话，否则，他们就不会付给他钱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污点，或者是对他心存感激。你知道吗？安德烈耶夫以前在克格勃和俄安全委员会工作过。”

“不知道。”我不知所措地答道。

我确实对此一无所知。真想不到！维卡是从哪儿得知这事的？

“工作过。对那些商人和企业家们，他都有法子整制。他们都怕他，因此他们付钱给他，不敢吭气。可现在他死了，他们就想把自己的钱要回去。要么就把你从这个世界中铲除出去，毁你的前程和生命。萨沙，我怀疑，这篇文章是有人预订的，这只是报复你的行动的开始。你还记得吗？上面写道：‘节目死去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在这个固定的时间打开电视，费心劳神，也不会再有一个有自尊的人去参加这个‘狂欢晚会’，即使有谁参加了，那么这个人也不值得关注和尊敬，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被收实了。’这仅仅是个开始，明天还会有另一篇文章，言辞将更激烈，后天——又是一篇。我知道他们这种把戏，每一篇都比上一篇更粗鲁、更残酷，因为这很符合大众心理。第一个打击可能是很轻微的，甚至是不易察觉的，可如果你轻易放过它，只是沉默地让步，不予以回击的话，那么一连串的打击就会接踵而至，所有参与的人都会遭到屠杀，因为人们都有一种‘置人于死地’的禽兽本能。以后就没有人会记得，这个人究竟错在哪里，也不去管他的错是大是小，所有的人都只回味着攻击别人给自己带来的快乐，欣赏着别人痛苦和屈辱的表情。拿起装订好的报纸，深切关注任何一件丑闻的发展过程，你自己也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说得对，托米林娜确实跟此事无关。不过你应该为这件事连累到无辜的人而感到惭愧。”

“我不觉得惭愧，”我冷冷地说，“我看，这件事我们已经谈清楚了。你还想怎样？让我给托米林娜打电话，向她道歉？我可没她的电话号码。”

“那你怎么跟她联系的？”

“通过多罗甘。是他把她推荐给我的，也是他把她领进演播室的。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我希望你不要小看这次打击，趁现在还为时未晚。你总该做点什么，萨沙，我求你了！”她的眼中满是泪，嘴唇开始颤抖。

“我不想有人折磨你，毁你的生活。说句良心话，这都是你自作自受，可我爱你，不希望有丑闻发生，破坏你电视记者的形象。你是个有本事的人，一个有才能的记者，如果这一切都被毁了的话，将是很不公平的。”

我极力忍住没有对她说出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什么她爱我，我是个有本事的人，她准备原谅我挣脏钱的把戏；什么她关心我的前途，不顾我又找了别的女人，现在正准备做父亲（说得像真的一样，哈哈哈……）。可我怎么清楚地记得，我的妻子想杀我，假使我告诉她我知道这事的话，那我就完了。我能活到现在，就是因为我及时找到了让步的机会，给她支配所有财产的权利，并作出一副要建一个新家的样子。只要她一知道，这一切都是骗局，我知道她雇佣杀手的事，她无论如何也会把我干掉的。有什么理由要把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水雷留在身边呢？所以我应该装出对她雇人杀我，她有情人都一无所知。就像一头非洲象一样，对维卡歇斯底里地说她爱我充耳不闻。当然，她是对的，即使不全对，至少大部分是对，我也从未怀疑过，维佳死于那些为节目付钱的人之手，是某个人的妄自尊大的情绪在作怪。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但是往维佳车里放炸弹的正是那些赞助商，对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而且海伊娜的文章也是针对我的，可怜的大肚子女人托米林娜碰巧做了替死鬼。后来事情的发展确实与刚才我前妻对我生动描绘的一样。所有的一切都是对的。只不过这再也不会令我紧张了。我又不打算再留在电视圈。因此随他们怎么糟蹋我的名誉，就算把它撕碎扔在地下、把它坐在屁股底下也与我毫不相干。我将在卢托夫的中心工作，主持完全不同的节目，不仅让俄罗斯电视台，还要让世界上所有的电视台都争相购买我们的节目。

“顺便问一下，你究竟想让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带着嘲讽的语气问，与此同时又把身子挺直，水平躺在沙发上，“况且你又是怎么知道根本没有海伊娜这个人呢？”

“我了解过。你可能不记得了，当年咱们在新闻系学习的时候，报界的人我认识得不比你少。这家报纸的编辑部里没有姓海伊娜的记者。再说了，这又不是什么易于出名的笔名。是，记者经常在写不同题材的文章时用不同的笔名，但是原则上来说，谁也不对别人隐瞒自己的笔名，这都是公开的秘密。可谁也不知道这是谁的笔名，也许有人知道，但不肯说。这就足以说明，这事不怎么干净。”

我无法不同意她的观点。记者们都爱吹嘘自己敢对某某人进行攻击，尤其在写丑闻时，更是不会隐瞒自己的作者身份，相反，还将其作为资本时时向别人夸耀：你看，我多勇敢，多无畏，我多有原则！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作者隐瞒自己的名字，那就总让人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再说这又是付了极高的稿酬的。

维卡不愿站在我面前做出一副无辜受屈的样子，在我旁边坐了下来，双手抱膝，深深地叹了口气。透过她的丝质衬衫我看见她胸罩的肩带从肩上掉了下来，这让我对这个背叛我去找一个土里土气的美男子的女人更生厌恶。我几乎不能忍受她的存在，尤其是离我这么近，我往旁边挪了挪。

“维卡，我想睡了。我以后不想再谈什么文章的事了。你既然现在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就别再来烦我。”

她久久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地凝视着我。她的眼神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我们争吵而错在我时的情景。每当这种时候，她就用这种蕴涵着无声指责的眼神看着我，而脸上的表情却是无限的温柔与同情。因为她知道，我虽然知道自己错了，但却怎么也鼓不起勇气向她承认这一点。以前我一直对她的这种同情心存感激，因为她并不打算从我这儿听到忏悔的话语。她明白，我既然什么都知道了，就不必再多说什么了，我不会去请求她的原谅的。但是现在我不需要她的这种同情。她又找了个心上人，她想杀了我，好独吞家产，我已经将维卡从心中割去了，就如同割掉一块发霉的香肠，尽管很疼，但我必须这么做。

估计从我这儿再等不到什么了，她站起身来，回卧室去了。

接替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处理她未办完的案子的警官并未对她放在保险柜里的未经归类的记录表示异议。对证人的审讯记录和没收钥匙一事都写在了最后一页上，塔姬雅娜把它作为“附页”放在记录里。当然，这都是伪造的，但这完全没什么错。

“好的，给我吧。”他把手伸向塔姬雅娜，却并没看着她，因为他当时正在打电话。

她耐心地听着他向同事解释，什么时候专家将对一百元假美钞案作出最后的鉴定结论。跟这样的接班人谈话塔姬雅娜觉得很轻松。他这个人总的来说，很简单，跟任何人都能很快以“你”相称，他那长着浓眉的圆脸使人觉得非常质朴、亲切，同时也就不会对他的不拘礼节而感到有什么不高兴了。

“万尼亚，如果我继续办我原来的那件案了，你不会介意吧？”塔姬雅娜小心翼翼地问他。

她想，如果换作她，肯定会不同意。一件案子不能由两个人来办，否则就没有办法收尾。不过伊万并没反对，总而言之，他没有提出别的看法，只是笑了笑，使了个眼色，表示同意。

“那就去做吧！我想问你一句，奥布拉茨佐娃，干吗不在家待着？觉得没意思吗？”

“是没意思，没事可做。不过也习惯了。你知道，事没办完就像身上痒痒似的，心里总平静不下来。脑子里突然就会冒出一些想法来。”

“关于所有的事？”

“不，就是帕施科娃被杀一案。”

“噢，女魔法师……”他拖长声音说，“是，确实让人头疼。想必是她给谁没占卜对，别人找她算账来了。我们现在得找到这个复仇者。”

“我把事发现场找到的笔记拿回去行吗？”

“什么笔记？”伊万问，看样子，他已将塔姬雅娜给他转交工作时所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尽了。

“就是帕施科娃在接待自己的顾客时做的笔记。大概是每个人的既往病史之类的东西。”

“噢，是这么回事，当然得拿。”

伊万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装有材料的信封递给了她。

“加油干吧！勤劳的女警官！什么时候新书问世？”

“还不知道，”她摇摇头，“还没写完呢！”

“剩得多吗？”

“将近一半。”

“那你还在这儿犯什么傻？好好写你的书，别再研究什么尸体了！我老婆等你的新书头发都等白了。她总说，‘你去问问，托米琳娜的新书什么时候问世？’”

“她也读我的书？”

“那还用说！只要一买回你的新小说，就什么家务也不做了，根本不管孩子和丈夫还饿着，地还没擦，什么都不顾了。听说你要到我们这儿来上班时，我就想说说你，据说，这样会影响夫妻生活。”

“那你怎么没说？”塔姬雅娜笑了起来。

“这不是说了吗？不过总的来说，塔年卡，你还是好样的！可是我想知道，你干吗这么倔？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写你的书。这样你也舒服，也称大家的意。”

“我也不知道，万尼亚。这么多年穿警服，脱下来不容易。太可怕了！”

“你还怕什么？你丈夫挣那么多钱。”

“胡说，万尼亚。钱是有一些，但也说不上多。都花在搬家和装修上了。”

走到街上，她本想打的回家，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朝地铁走去。没必要浪费钱，新书还没写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完，再说家庭开支也不能没有计划。归根结底，她还不是很累。

倒车坐上回家的支线车，下车后走进长长的地下通道，像往常一样，她又看见了一大群要饭的和乞求施舍的残疾人。塔姬雅娜从不给这些要饭的人施舍，倒不是她贪婪，而是出于一种害怕被骗的本能。她太清楚这些要饭的人事实上是受什么组织指使的了。那个站在那儿做出一副悲痛表情的女人，手里还举着个牌子，上面写着，她没钱埋葬自己的女儿，培姬雅娜在两个月内至少在四个车站见过她。怎么，两个月尸体还没从太平间里拉出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又是那个坐在地下、周围一圈脏乎乎的孩子围着的要饭婆向塔姬雅娜伸出了手。塔姬雅娜悄悄地从她身边走过，可就在此时，从她身后传来尖利的声音：“多不要脸呀！挣那么多的钱，却舍不得给要饭的孩子一戈比！大伙都来看啊，看这个女作家，拿着丰厚的报酬，吃得肥头大耳，眼睛都吃肿了，却连一点点钱也不给这些可怜的孩子！真不知羞耻！”

塔姬雅娜奇怪地转过身，看见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大妈，瘦骨嶙峋，满脸皱纹，眼放怒光。那老太婆正对着塔姬雅娜指指戳戳，试图引起匆匆而过的行人的注意。过往行人纷纷驻足观看。

“还看什么？”老太婆仍不住地叫骂，同时朝塔姬雅娜身边贴近，“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就快把钱包拿出来掏钱。五万块美金拿到了手，给这些饥饿的孩子几戈比，还有什么心疼的？唉，真是个不知羞耻的母牛！”

越来越多的人围在了他们的身边，塔姬雅娜甚至听见耳边有人在小声说：“你看，托米林娜，就是那个写侦探小说的。没错，就是她，我们班上的人都读她的书，每本书上都有她的照片。真想不到，她挣这么多钱！”

空气中明显弥漫着一股散播丑闻的气氛。

“同志们，快去叫救护车！”她大声而又清楚地喊，“这个女人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她的大脑现在正在产生幻觉。千万别让她上站台，否则她会掉到火车下面去的。”

说完她转过身接着朝前走。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呼吸几乎停止，她只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可她不能这样做，只好沿着长长的通道接着朝前走去，竭尽全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太让人烦心了。你想想看，在公共场合被一个疯子认出，对着自己大喊大叫，一般人怎么能受得了？还胡说什么能挣五万美元，除了卖彼得堡的房子的时候，塔姬雅娜大概生下来手里就没拿过这么多钱。

她很快缓过劲，平静下来。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吗？没有，根本没有。当然，当众被人侮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骂成是膘肥体壮不知羞耻的母牛，的确是让人心里很不痛快，不过这一切尚能忍受。

心脏又开始疼起来，从地铁到家这段路塔姬雅娜不得不叫了辆车，她不敢冒险，一进屋，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奇怪，怎么没听见伊拉奇卡欢快的声音，也没闻到惯有的饭香？转念一想，才记起伊拉一整天都跟她的男朋友在一起。服下了瓦洛科金药，她和衣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想稍稍睡一会，可却没有丝毫睡意。大约二十几分钟后，塔姬雅娜站起身，裹上方格毛毯，把带回来的女魔法师的笔记摊开在桌上。她也没什么确定的目标，只是在她的意识深处总在涌动着一个念头：材料——钥匙。这种想法是在塔姬雅娜从帕施科娃家到卢比扬卡地铁站时产生的，从那一刻起就没有让她平静过。

7点钟左右，斯塔索夫打电话来说，可能会晚些回来。“没有我，一个人吃饭，小丫头。我去莉丽娅那儿一趟，让她再别为一些傻事哭。”

“当然应该去，”塔姬雅娜表示赞成，“我等你吃饭。”

“千万别！你应该严格遵守作息制度。告诉伊拉，说我说的，严格按作息表开饭。”

“今天你休想得逞了，独裁者，”她笑着说，“伊拉不在，没人听你的命令。”

“怎么会不在呢？上哪儿去了？”

“去约会。”

“是跟她那个新男友吗？”

“正是他。快去吧！斯塔索夫，别担心我。”

于是她得以一个人度过这个漫长孤独的夜晚，这种情况很久没有过了。在彼得堡的时候，伊林娜经常有一些罗曼史，晚上要不去赴约，要不就到女朋友那儿玩。可自从搬到莫斯科以来，伊拉晚上通常都呆在家里。即使她不在，斯塔索夫也在。

既然这样，那今天就不开伙了，斯塔索夫肯定在玛格丽特那儿吃饭，伊拉也一定和她的男朋友在外面吃。塔姬雅娜打开冰箱，按女亲戚早上吩咐的，拿出小煎饼和酸凝乳，还有一罐酸奶油，她把牛奶烧开，切了一大块松软的波罗金面包，伊拉还吩咐要吃白菜沙拉，不过塔姬雅娜决定不去管它。白菜留到明天再吃。

吃完晚饭，她又开始研究帕施科娃的笔记。一页一页地读、漫无目的，希望某个词或句子能一下子映入眼帘。因为她脑中决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材料——钥匙”的想法。一定是脑中储存的某个信息在发出信号。

窗外天色暗了下来，塔姬雅娜终于找到了她想找的东西。帕施科娃笔记中有一个人的记录，大概是个艺术家，或是雕塑家，他希望摆脱掉纠缠他不休的断臂形象的阴影。“他抱怨说，在他的眼里，缺少这个形象的作品是不完全的，可所有的评论家都一致认为，这是多余的，是重复。P本人也知道，是在重复，可若不能实现他的构想，他认为无法体会到创作的喜悦。第一次会面——普通的相识，追述了三年前的事。没有结果。第二次——则大约是十至十二年前。这次似乎做了一些尝试，可被P否定了。第三次——再一次被否定。一时还弄不清，为什么进行不下去。”

“P”在帕施科娃笔记里指的是拉法埃尔——这是她把它作为与崇高的力量接触的神秘顾客的名字，也正是这个名字，她把它写在了那一页的最上面。

费力地从软绵绵的沙发上起来，塔姬雅挪用一只手扶住就要掉下去的毯子，走到书柜前。这里有一些艺术书籍和夹有复制艺术作品的画册。她清楚地记得，曾经在这些画册中见过有断臂的图画。果然，让她给找着了。现在塔姬雅娜明白他为什么诉苦了。的确，在他所有的画里不是断树枝，就是毫无生命力的向上伸展的手臂，再不就是断了杆的花。虽然都是体现在不明显之处，但每幅都有这个“臭名昭著”的形象。

就是说，是弗罗洛夫，俄罗斯人民艺术家，一个大名鼎鼎的人。他怎么会去找一个毫无名气的魔法师呢？这似乎不大合常理。虽然说从事创作的人都是些不同寻常的、居无定所的人，他们的行为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也的确有些时髦的艺术家和诗人，钱挣得很多，可从不穿卡尔金西服，偏偏穿着磨破的牛仔裤和烂了袖口的高领衫。这倒不是因为小气，而是这样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她看了看表，已是深夜11点钟了。算了，不能让弗罗洛夫把自己折腾到第二天。把桌上堆得乱七八糟的笔记收好，塔姬雅娜拿出一个厚厚的纸袋，里面装的是没写完的手稿。应该整理整理思绪，写小说了。可她竟然不记得开头写的什么了。只好再从头看一遍，好接着写下去。

斯塔索夫将近半夜才回来，与往常不同，今天他沉默寡言，一声不吭。

“莉丽娅怎么样？”塔姬雅娜问，看着他脱下西服挂在柜子里。

“没什么。”

“不再哭了？”

“还在哭。塔尼娅，我有事跟你谈。”

“出了什么事了？”她笑着说，“我们不正在谈吗？你想告诉我什么不好的消息吗？”

“其实也没什么。你听我说，莉丽娅求我六月和她一起去海边。我试图给她解释，说我不想把你一个人留下来，你现在身体不是很好，就要临产，可她只坚信一点：你不再爱我了！你现在只爱塔尼娅阿姨肚里的那个孩子。你不知道，她哭得我心都要裂了。”

“那就去呗。我不会有什么事的，七月底八月初才生呢！你可以和莉丽娅痛痛快快地玩一个半月。斯塔索夫，别没事给自己找不痛快。”

“这还不是全部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莉塔也和我们一起去。”

“这是谁想出来的？”塔姬雅娜顿时提起神来。

“是莉丽娅想这样的。她不停地求我们和她一起去。”

“多好啊！新妇正待产，而老公却和前妻一起去度假。斯塔索夫，你提这个问题自己都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你是和莉丽娅一起去，我认为理所应当，因为她是你的女儿，可你要和玛格丽特一起度过这段时光的话，我可不敢说：我会为此而感到高兴。”

塔姬雅娜一转身走出了房间，把弗拉季米尔一个人晾在那儿。片刻后，斯塔索夫穿着睡衣赶紧出去找她。

“塔年卡，你要理解我，别生气，亲爱的。”

“我不生气，”她平静地回答他，“莉丽娅是你的女儿，为了她心里舒服，可以作出任何牺牲。去吧，去海边好好玩玩。伊拉会照顾我的。”

“不，你别这么说。我明明看见你在发火。塔尼娅！”

她紧紧地依偎着他，把脸埋在他的肩头，温柔地吻着他，一只手抚摸着他的后脑勺。

“好了，斯塔索夫，问题已经解决了。你和莉丽娅去海边，至于玛格丽特和不和你们一起去，这没什么意义。怎么说，她也是莉丽娅的母亲，而不仅仅是你的前妻。”

“你说，你不生气了。”他坚持要求。

“我不生气了。把这事抛在脑后，去睡觉！”

“你呢？”

“我等伊拉回来。反正她不回来，我也睡不着。”

“我先睡，你不会生气吧？我实在是累得筋疲力尽了。”

“那就快睡吧！还想吃点什么吗？”

“不了，我在丽特卡那儿吃过了。我整晚上都在她那儿。”

斯塔索夫去卧室睡觉了，塔姬雅娜接着坐在客厅里读她的手稿。当锁孔里传出小心翼翼的钥匙声时，她已经读完一半了。伊拉回来了。她神采奕奕，双手都快要拿不住那一大束花了，她每次必定带回来一束花，只是这次的格外艳丽，格外讲究。

“塔尼娅，你还没睡？”她瞅了一眼客厅，尽力压低声音问。

“没呢。”她用同样的低声回答。

“玩得怎么样？”

“塔尼娅，我要结婚了。”伊拉一口气说了出来。

塔姬雅娜迅速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仍旧用一只手扶住毯子，牵着女亲戚的手，把她拉进厨房。

“好了，”她一边小声说，一边把对着卧室的门关得严严实实，害怕吵醒丈夫，“现在简明扼要地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伊拉把花扔到餐桌上，连腿蜷进软绵绵的转椅里。“他向我求婚。我接受了。”

“太好了，”塔姬雅娜微笑着说，“我们是不是该对他有所了解？他是干什么的？”

“是一个银行经理，”伊琳娜说着，掩饰不住幸福的微笑，“你能想象得出吗？我需要忍受同一百二十五个已婚和未婚傻瓜的失败的恋爱，我需要流完如滔滔江水般的泪水，咬坏成千上万个枕头，才能找到这样一个白马王子。他是那样的聪明，帅气，富有，而且是离过婚的。噢，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事发生在我身上。塔妞莎，你替我高兴吗？”

“当然，亲爱的。如果一切都如你所说的那样，那么这是你应得的。还记得吗？你当时是多么不情愿搬到莫斯科来？要是我当初听你的，你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吗？婚事定在什么时候？”

“嗯，暂时还没定，不过，估计很快吧，我们打算先出去到哪儿玩玩，到国外去，去大洋边上看看。他建议去美国，去迈阿密。他说，那里有很多超豪华的疗养胜地。我不在你不会想我吧？”

“这就要看你什么时候打算在大洋里游泳了。”

“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我们想七月初走。他说，签证和机票都没问题，这趟旅行价格非常昂贵，申请的人不会很多。他自己有五年的长期签证，到时候他美国的朋友会给我寄一份邀请函，我就以他朋友的未婚妻的身份出去，噢！塔尼娅，真会有这样的好事？”

“有，这不是吗？我太为你高兴了。干吗把花扔桌上？快插水里去，要不，这么漂亮的花蔫了多可惜！”

伊拉奇卡带着满脸幸福的微笑伺候她的花，而塔姬雅娜却忧郁地想，很快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斯塔索夫要和莉丽娅和玛格丽特一起去海边，伊拉要奔向大西洋岸边，只有她孤零零一个人留下来，没有人需要她，还得时刻担惊受怕，怕失去还在肚子里的孩子。形单影只地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甚至连工作都没有。不过，话说回来，这样也好，她可以安心写作，早点把那本让人费心劳神的书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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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班，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就感到很意外。电话铃响时，她正在戈尔杰耶夫的办公室里。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拿起听筒，然后迅速朝娜斯佳瞟了一眼。“对，她在，”他对电话那头的人说，“谁？乌兰诺娃？好的，我问问她。”他用手掌虚掩听筒，转过身问：“你在等乌兰诺娃吗？”

“没有啊，”娜斯佳诧异地回答，“哪个乌兰诺娃？”

“维克多利亚·乌兰诺娃。认识这个人吗？”

“这大概是乌兰诺夫的妻子，”她猜，“怎么，她来了吗？”

“嗯，现在在守卫那儿，她请求见你。”

“让他们放她进来，我下去找她。”

娜斯佳朝楼下走去，边走边寻思：亚历山大·乌兰诺夫的妻子来干什么。她们仅仅见过一面，是在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刚刚被杀之后，当时对所有《素面朝天》的工作人员和与他们来往密切的人进行了调查。当时娜斯佳觉得维克多利亚是一个平静、稳重的女人，她不那么咄咄逼人，也很难作出什么坚决的行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她来到彼得罗夫卡呢？

看见维克多利亚·乌兰诺娃，娜斯佳一下子愣住了。在她面前站着的完全是另一个人：显然经过刻意修饰，头发是染过的，脸上精心化过妆，身着昂贵的连衣裙，外面套一件雅致的西服，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的妻子给人的印象是魅力十足。面部表情很生硬，甚至有些冷酷，眼睛发出冷冷的光，嘴唇紧闭。

娜斯佳把她领进自己办公室，帮她脱去外衣。

“您怎么了？”她问，“你样子变化很大。”

“我想跟您商量一下，究竟该怎么办，”乌兰诺娃说，“亚力山大不能正确认识形势，所以我想自己处理，即使他本人对自己的前程和生命无所谓，我也不能对此漠然视之，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

“怎么会离婚呢？”娜斯佳提了个愚蠢的问题，她知道，现在在她眼里，别的都不重要，最主要的是——不能放过这个线索，因为她什么都不知道。早在塔姬雅娜告诉她乌兰诺夫和女公民卢托娃之间的关系时，娜斯佳就有找乌兰诺夫的妻子谈一谈的打算，只是一直都没顾上。

“和所有离婚的人一样，”乌兰诺娃耸耸肩，“您知道节目经理和奥克桑娜·邦达连科死亡的原因吗？”

“让我猜猜。”娜斯佳小心翼翼地说，尽量把乌兰诺夫夫妇离婚和电视节目工作者的死联系在一起。

“维佳·安德烈耶夫向赞助商勒索钱财，用于播放电视节目。亚力山大也参与了此事。我指的不是参与勒索，而是他从中得到了好处。他知道他们的节目靠什么生存，而且这令他非常满意。我相信，赞助商决定跟他们算账。先杀了维佳和奥克桑娜，然后开始诽谤萨沙。报纸上已经出现了一篇可怕的文章。这不，我给您拿来了。”

她递给娜斯佳的那份日报，正是娜斯佳看见过，而且是和满面泪痕的伊拉奇卡在大门边上一起读的。

“是的，我知道这篇文章，”她点点头，“只是，老实说，我觉得，这篇文章首先是针对女作家托米林娜的，而您的丈夫说不定正巧碰上了。”

“根本不是这样的，”维克多利亚强烈反对，“正好相反。这打击是冲着萨沙来的，女作家才是顺便捎带。萨沙不想去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引起的。他正陶醉在自己的新生活里，什么也不愿意去考虑，连明天会怎样都不管。可我很清楚，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什么？”娜斯佳非常感兴趣。

“还会再有一篇文章，接着又是一篇，之后他就要被卷进丑闻当中，至死也洗不清。电视记者的工作也就到头了。可他除了这个外什么也不会，也不想会，因为他就是为这个工作而生的。如果把他的工作剥夺了，那么他整个人也就完了，您明白吗？”

“等等，维克多利亚·安德列耶夫娜，别说那么快。我还没搞清楚你们家的变故。我可以冒昧地问一句，你们为什么离婚吗？”

乌兰诺娃不做声，眼睛望着窗外。显然，这个问题令她很不愉快，但是从她那憔悴而又迷人的脸上显露出的决心有力地说明，她准备走到底，准备回答任何她根本不想回答的问题。

“他有了别的女人，而且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她最终挤出一句话。

“可是，一个月前我跟你们谈话时，你们并没提到离婚呀。”娜斯佳说。

“这事很突然。萨沙一直瞒着我，我们已经办了离婚手续。”

“不可能，离婚手续又不是两个小时能办好的事。”

“我们确实办好了，”维克多利亚悒郁地冷笑一声，“萨沙有门路。阿娜斯塔霞·巴芙罗夫娜，我不是到您这儿来诉苦的。我需要帮助。”

“具体什么帮助？”

“帮我查一下，是什么人指使写这篇文章的。”

“您觉得，它是受人指使写的？”

“我敢确信。”

“那您可以问一下海伊娜记者，是谁付钱让她写的。再简单不过了。”

“我试过，”乌兰诺娃很奇怪地笑了笑，“可问题在于，这家报纸根本没有这么个记者。这篇高价征订的文章作者是用笔名写的。所以我确信，这是针对萨沙的行动的开始。”

“维克多利亚·安德列耶夫娜，说句实话，您犯得着这么担心吗？亚力山大已经不是你的丈夫了，他有了别的女人，而且很快就要生孩子了，您干吗对他的事业前程这么操心？”

“我爱他。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他，我不能对此无动于衷。我想帮他。”

“怎么帮？”

“我想查出，是谁让写这篇文章的。”

“然后呢？维克多利亚·安德列耶夫娜，您还打算去找那个人，一枪杀了他吗？”

乌兰诺娃两眼直直地盯着她，表情平静而又专注。

“当然不会。不过我想知道，这个人是谁。至于怎么制止这桩丑闻，我会想出办法的。”

“恐吓？”娜斯佳问。

“为什么要恐吓？”乌兰诺娃又是一声冷笑，“这太愚蠢。等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以后，我就要去找他，给他提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

“什么建议？”

“我还给他所有他为节目付的钱。如果数目不是太大的话，我想我可以一次付清。他们之所以要复仇，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抢空了，我赔偿他们损失不就完了。”

“等等，等等，”娜斯佳着急地挠着头说，“我什么也没听懂。从他们那儿拿了多少钱？”

“每个人都不一样，从五千到两万美元不等。”

“每个人？”

“没有，那还了得。他们也是有选择地拿，大概是每五六个人中有一个拿的。其余的都是无偿劳动。”

“我看没什么意义，”娜斯佳直率地反驳她，“这又不是说孩子被绑架了，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从勒索者手里夺回来。现在是说电视节目，如果不是没它不行，那干吗要付钱呢？可如果确确实实是必须的，那为什么掏了钱又要要回来？又没有人强迫他们给钱。如果他们要报复勒索他们的人的话，单单弥补损失是不会令他们满意的，我向您保证。”

“我也向您保证，会的，”乌兰诺娃冷冷地回答，“形势每天都在变。如果一个人付了钱，他就会想，也许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人也忖了，他们就会碰头，商量这事，最后统一意见。如果一个人想，只拿了他一个人的钱，他就会与之妥协，一旦他发现，他仅仅是预谋好的一系列行动中的一个的话，他就会心生憎恨，想要报复，如果成了，钱就能要回来了。再说他又不是一个人，他们的队伍日益壮大，为什么不试试呢？”

也许，娜斯佳想，她说的确实有她的道理。再说，她的话也不乏逻辑性。

“您打算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他们？”她不相信地问。

“为了阻止对萨沙的迫害？是的，可能不能全还，不过我会尽全力还的。不行就把房子卖了。反正萨沙也不需要它了，他就要搬到他新妻子那儿去了。实在不行就卖掉首饰、车。我银行里还有些钱。如果一共不超过七八个人的话，我可以一次还清，要是再多，只好先还一部分，我希望跟他们达成协议。阿娜斯塔霞·巴芙罗夫娜，您给我提示一下，我该到哪儿找这些人去。我其实就为这来找您的。”

去哪儿找那些花钱登《告别素面，化妆万岁！》文章的人呢？当然，可以相信维克多利亚·乌兰诺娃的解释，这篇报道是有意针对那个节目，而非塔姬雅娜的，可不管怎么说……娜斯佳的脑子里萌生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只是没有戈尔杰耶夫的批准，她还不敢说出来。

“跟我走，”她果断地说，“我去找个内行商量一下。”

两人一起来到科洛布克的办公室，娜斯佳让乌兰诺娃在过道里等着，自己走了进去。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您觉得派乌兰诺娃去‘格兰特’怎么样？”她提议，“我们应当弄清楚，究竟是事务所里谁把信息卖出去的。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互相包庇了。”

戈尔杰耶夫沉思起来。娜斯佳明白，是什么使他如此犯难。原则上，是不允许以个人身份参与案件调查的。虽然这种事也时有发生，不过最好用那些哪怕有一点点经验的、能随机应变的人，这当中最理想的当然是退役的侦查员，或是在别的警察机构工作过的人员。可这个迷人的、平平静静的女人，怎么看怎么不像跟警察沾边。虽然，就她的职业而言，她并不比有的警察逊色。

“这个乌兰诺娃是干什么的？”上校问。

“她是一个自由记者，应几家外国刊物的征稿撰写当代俄罗斯的妇女问题。据我所知，她采访过……”她列举了几个非常著名的歌唱家、时装模特和影星的名字。

“是的，”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拖长声音说，“这个人确实非同一般。对这类女人，想甩掉并不容易，不过要使她满意就更难。起码我就听说她曾经五次把一篇采访回来的文章给否定了，尽管是一字不差地从口述录音机里记录下来的，原因就是她不喜欢。材料最终还是没写出来。这个乌兰诺娃，有胆量，应该说是好样的。”

“您的意思是说……”娜斯佳小心谨慎地问，“可以推荐她去‘格兰特’了？”

“好吧，我同意，”他若有所思地说，“只是得补充一点，如果确如她说的那样，她要找的人正是组织谋害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的人的话，那么让她去找私人侦探——这不仅是给她增加危险，也是给咱们自己添乱。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办。给她编造一个平和一些的、正大光明的理由。只不过不要与事实差距太大，否则感兴趣的人很快就会觉出其中有假。”

“可以说，她想收集一些用来诋毁海伊娜的证据，好报复她写的那篇败坏她丈夫名誉的文章。”她接着说。

“权且就这么说，”戈尔杰耶夫同意了，“得跟她说好要互相帮助。还应该编造一些有利于我们迅速确定信息走露一事的东西，要彻底查清事务所的情况。议员一案还悬着，我们一点都没动手。这儿又有这么多匿名信……鬼才知道该怎么办。你和科罗特科夫谈过了吗？”

“谈了，他没收到任何信。”

“格梅里亚也没收到。这么说来，只有列斯尼科夫对我们情有独钟。你这个小孩子，虽然很多地方不对，可是有一点是对，那就是——不喜欢政治。我也不再喜欢它了。尽是些肮脏的东西。还记得我们1989年采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时的情景吗？整个参议会都不上班，早上10点以前都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那些我们曾经将其视为俄罗斯灵魂的人们如何揭露共产主义的丑行。好像，你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对政治感兴趣的。”

“是的，”娜斯佳同意，“不过到1992年这些都过去了，人们的伤痛也愈合了。我要走了，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乌兰诺娃还在过道里等着我呢。”

“等一下！”上校突然强硬地说，“我知道，扎托齐尼找你谈过调走一事。”

“是的，”她惊慌失措地回答，“他跟你说了？”

“没有，是上天告诉我的。你对这事怎么想？”

“我也不知道。您怎么说，我就怎么想。”

“没有自己的意见？”

“暂时还没有。”

“照我说，就走吧。去伊万那儿工作，这对你有利。现在就要到困难时期了。斯塔先卡，高层领导人中随时都会发生大的更换，这就会引发市领导的逐渐更换，然后就会波及到我们。我反正是已经退休的人了，别忘了这一点。这段期间你最好是去伊万那儿避一避，静观其变。要是我们部还能像现在这样，那你就再回来，否则，你也没什么好干的了。”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

“好了，快去找你的乌兰诺娃去吧。走吧！我还要工作。”

他装模作样地一头扎进桌上的文件当中，弓着腰，似乎这会儿再没有什么比这些文件重要了。

早晨，给丈夫端上早饭，塔姬雅娜问：“斯塔索夫，你可以为你怀孕的妻子做点事吗？”

弗拉季斯拉夫奇怪地看着她，甚至连叉子都放下了，他正准备用它夹昨天剩下的颇能刺激食欲的粉红色的小煎饼，“我是你的，我的女王，”他最后终于说出一句话来，“请吩咐。”

“我需要找一个姓弗罗洛夫的人民画家。”

“干什么？你要预定在他那儿画半身像？”

“不是，我想问他几个问题。斯塔索夫，三天前，我还有人手可以调遣，可今天除了你和娜斯佳外，我再也找不到别人了。可娜斯佳，我昨天给她打电话，没打通，估计昨晚没在家睡。所以现在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等等，我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这是你已经转交给别人的那个案子吗？”

“正是。”

“现在经手这个案子的人是干什么吃的？让他去办好了。”

“斯塔索夫，你全忘了，”塔姬雅娜笑着说，“现在这个侦查员身上的任务很重，他暂时腾不出手来顾这个案子，再说这又不是新案子，没有人再会去理会它。而我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调查一直没什么力度，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我想我应该做点什么。我跟那个调查员说过这事，正好他也不反对。那么，现在我能指望你的帮助了吗？”

“塔尼娅，你让我很难办，”斯塔索夫生气地回答，“一方面，你是我的爱妻，我不能拒绝你的任何要求；可另一方面，我坚决反对你不好好照顾自己怀孕的身体，偏要去工作。你给我好好坐在家里，写你的书。就当我拜托你了，好不好？”

“你说什么？”她又问了一遍，把眉毛翘得高高的，做了个鬼脸。

“拜——托！也可以理解为是我的命令。”

“你？你还越来越酷了你。你记不记得一个真理：一切疾病都是由神经引起的？”

“记得，怎么了？”

“所以说，出于为我的心神安宁着想，我就应该破了女魔法师伊涅萨这个案子。这样我就可以非常愉快地想，我终究还是把这件事做到底了，而且还是在怀孕晚期的情况下。你能送我这个节日吗？”

斯塔索夫生气地不做声，以太空速度拿起盘中的煎饼，一个接一个地朝嘴里塞，下巴不停地上下嚼动。

“斯塔索夫，我这儿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这个案子没破之前，我是无法写书的，你知道，我的脑子不在这上面。可如果我把案子破了，我就可以把它写进去。反正我现在也进入了一个创作停滞期。我昨天又读了一遍以前写的东西，发现，情节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一起犯罪，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犯罪，就像这起女魔法师凶杀案一样。园此这又可以成为我一个很好的动力。怎么样，说服你了吗？”

他推开了盘子，用纸巾擦了擦嘴。

“我们的伊拉，简直就是一块纯金，她今后的生活会非常顺利的。她昨天很晚才回来吧？”

“很晚，你已经睡熟了。”

“她玩得怎么样？”

“棒极了！小伙子向她求婚了。他们打算六月份去迈阿密，去大洋里游泳。斯塔索夫，不要回避我的问题。是你帮我找弗罗洛夫画家呢，还是我去找娜斯佳？”

“不，你等一下。他们要出去？那你怎么办？”

“我留在这儿，有什么不合你意的吗？”

“可我也要走。那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不行，这样不妥。”

“行，没什么不行的。我不会出什么事的，我又不是孩子。现在我第三遍问你，你到底帮不帮我找这个画家？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会坐在电话机旁给所有绘画和雕塑协会的成员打电话，总会让我找到的。只不过比你慢点罢了。”

斯塔索夫迅速喝完茶，看了看表，站起身来。

“你现在真是对我随意摆布，”他埋怨道，“我给你找这个弗罗洛夫。只是有一个条件。”

“没有任何条件。”塔姬雅娜强硬地说。

“不，你听我说，亲爱的。我找着这个人，亲自去跟他见面，这样你就哪儿也不用去了。说吧，我应该问他哪些问题。”

“我想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去找过哪一位心理分析医师。”

“行了，知道了，”斯塔索夫拖长声音说，“你不是在办魔法师凶杀案吗？怎么又扯出个心理分析医师来了？”

“她也是心理分析医师。只不过是挂着魔法师的名罢了，害怕把顾客吓跑了。”

“唔，是这样……行了，我的宝贝，这些我都会去做的。我不在，别想我噢！”

走到外厅，他取下外套，拿起公文包。塔姬雅娜习惯地把脸颊伸过去，等待亲吻，可这次斯塔索夫破例要吻她的嘴唇。

“塔妞莎，我，今天……可能……”

“当然，”她勉强地笑了笑，“你又要去莉丽娅那儿。”

“塔尼娅……”

“我又没反对，斯塔索夫，别总道歉。话说回来，你怎么不把她带到咱们这儿来呢？我还挺想她的，以前，她几乎天天在我们这儿。”

“她这段时间也很难。以前她不去想，自己要是有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她就不再是我们四个大人惟一宠爱的人了。可现在，她……这该怎么说呢？”

“别这么想，斯塔索夫，”她厉害地说，“别太顾惜我了。莉丽娅现在对我怀有敌对情绪是吗？”

“总的来说，是的……”

“那有什么办法，我早就应该预料到这一点的。这种情况下，更不能伤害她，更别说带她到这里来了。别忘了我的请求。”

丈夫走后，塔姬雅娜替他关上门，拐回厨房，开始洗碗，她甚至没发现，自己在流泪。

伊拉奇卡又去跟她的未婚夫约会去了，塔姬雅娜一个人静静地做着家务，这时丈夫来电话了。听出是他的声音，她想，他已经找到那位画家了，心里一阵欣喜，可等她搞清楚怎么回事，才知道是空欢喜一场。

“你听说《横财》这篇文章了吗？”斯塔索夫问。

“没有，只听说过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剧。”她给他开了个玩笑。

她觉得早上对他发脾气有些不对，现在想用轻松愉快的口气跟他说话，让他觉得她并没有生气。不过，她马上发现没有理由开玩笑。某个动作利索的记者收集了一大堆诽谤材料，都是有关俄罗斯作家稿酬问题的，据他说，这些证据都是真实可靠的。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在文章中被称为近期文学界最富有的女士之一，每本书拿到五万美金的稿费。

“胡说八道！”她非常奇怪，“这是从哪儿来的？”

“从一本书上。”

“这我知道，”她不耐烦地打断他，“这个传闻从哪传出来的？这些数字一点现实依据都没有。为什么是五万，而不是十万，二十万？”

“塔涅奇卡，这个问题你别问我。你是不是什么时候接受采访谈到过这个问题？”

“从来没有！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我和出版社签定的协议上规定，槁酬的多少是商业机密，谁泄露了，要追究谁的责任。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拿的所有稿费都是上过税的。可出版社不希望一个作者知道他们付给另一个作者多少钱。我能理解他们。我自己也不想知道给别人多少，因为如果我知道别人比我拿得多的话，我就会感到痛苦，我会嫉妒他们。我就会想，我写得很差。或者说我很傻，别人可以轻易骗我。我干吗做这种头疼的事呢？”

“这就怪了，”斯塔索夫纳闷地说，“那这些流言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呢？它总该有所依据呀，比如说，引用谁的话。”

“不一定，”她反对，“也有可能是自己编出来的。莫斯科有那么多家报纸有专人负责编造一些诸如噬人兽啦，被金雕养大的小女孩啦之类耸人听闻的消息。我自己就读过这类文章。画家你给我找着了吗？”

“塔尼娅，你别老想着这个。”弗拉季斯拉夫不无懊丧地说。

“那我应该想什么？”

“你应该想，过一阵就你一个人在家了。万一强盗看了报纸上的报道，知道你拿那么多钱，他们就会闯进家里，虐待你，折磨你，逼你说出把自己的几万美金藏哪儿了，你总不能跟他们解释说，写这篇文章的记者是个白痴。他们是不会相信你的，他们只相信记者。普希金就曾经指出过，俄罗斯人对铅字有一种病态的、盲目的信任。这才是你应该考虑的，而不是什么精神分裂的画家。”

“亲爱的，”她深吸了一口气说，“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我又无法改变它，文章已经写出来，而且也登出来，成千上万的人都看过了。照你这么说，我连门也不能出了。因为强盗不一定非到家里来，他们在大街上，在地铁里，都有可能碰上我……”

她突然停了下来，地铁！是的，昨天那个老大妈，那个对她大喊大叫，侮辱谩骂的老大妈……她现在明白过来，她歇斯底里的叫骂里提到的毫无联系的五万美金是从哪儿得来的了。看来，也是信了“黄色报纸”上的鬼话。那么别人也会相信，像地铁里老大妈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个！

“不管怎么说，你得给我找着画家。”她请求他，然后又补充说，“拜托了，斯塔索夫，这对我很重要。”

她感到非常气愤，可又无可奈何。天哪！她这是招谁惹谁了？他们干吗总跟她过不去？什么在电视上表现极差了，什么发横财了，都来了。她的书碍着谁了？怎么会引起报界如此轩然大波？

她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干脆放弃文学算了。生她的孩子，然后过几个月去上班，像所有的侦查员那样活着。破案，写报告，填写判决书，审问犯罪嫌疑人，抚养孩子，做家务。既然这滑稽可笑的文学无法给她带来愉悦，她干吗还不肯放弃？斯塔索夫说得对，土匪随时都有可能窜进她家里来，到时候她拿什么给他们证明？这个记者不知道是脑子缺根弦还是根本就没脑子？他要写那些有超高收入的、身边围着保镖、从不一个人出门，也从不乘坐公交通车的著名政客，还可理解。可他干吗要在一个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女人背后使绊呢？为什么？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能保护自己，”就在刹那间她突然想出了办法，脸上不由露出微笑，“我能。而且我一定能做。最主要的是——能来得及。”

斯塔索夫第二次打来电话时，塔姬雅挪已经调节好了自己的心情，抛却所有令人烦心的思绪，她坐在电脑旁，继续她新书的下一章。

“你要的人我给你找到了，”丈夫欣喜地通知她，“不仅如此，我还去了他那儿一趟呢！”

“他说什么？”她急不可待地问。

“跟你说的有出入，侦查员女士。他没去找过你说的那个女魔法师，甚至连听都没听说，一点都不知道这么个人。我觉得，他没撒谎。”

“是的，”塔姬雅娜同意，“他去找过另一个专家。”

“你怎么知道？”斯塔索夫十分惊奇。

“我目前也不知道，只是这样猜测。他去找过戈托夫齐茨，对……”

“我说你呀，塔尼娅，”他扫兴地说，“本来想给你兜个圈子，吊吊你的胃口，全让你把气氛给破坏了。一点意思都没有。听我说，戈托夫齐茨，这个姓挺少见的。他不是前不久被杀的女议员的丈夫吗？”

“是她的丈夫。斯塔索夫，你这人也够没意思的了，说话说半截。谢谢你了，剩下的我亲自来。”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哪儿也不去的！”他严厉地提醒她。

“你这就不对了，我只是答应你不去找弗罗洛夫，我没去啊。好了，斯塔索夫，不耽误你工作了，忙你的去吧！”

“塔尼娅！我求你了，别一个人出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我非常为你担心。”

“行了，别再说了。我总不能把自己锁在房子里。别紧张，我不会有事的。一切顺利！”

她迅速放下听筒，没给丈夫反驳的机会。因为她知道他要说什么，虽然她知道他是对的。

没等她从电话旁走开，铃声又响了起来。塔姬雅娜知道还是斯塔索夫，她干脆就不去接。铃声一声接一声，可她不去理会。关掉计算机，开始穿衣服。铃声一停，她就赶紧拨通了卡敏斯卡娅的电话。

“娜斯秋莎，我有急事需要马上见你。非常要紧。”

“可我现在脱不开身，”娜斯佳回答，“明天行吗？”

“不行。这件事的的确确非常要紧。我可以自己去彼得罗夫卡街。”

“要是不太困难的话，你就来吧，”娜斯佳同意了，“我就在这儿等你。”

这次塔姬雅娜不敢冒险，叫了辆私人出租，奇怪的是，这次他居然没问她多要钱。一小时后，她已经走进了彼得罗夫卡街38号楼里。娜斯佳坐在桌旁，桌上堆满了统计资料，她正在为戈尔杰耶夫准备这个月关于严重暴力犯罪情况的分析报告。办公室里满是烟，见塔姬雅娜进来，娜斯佳赶紧从座位上蹦起来，把窗户大敞开。

“不会冻坏吧？”她关切地询问，“必须通通风，烟味对你有害。”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塔姬雅娜笑了起来，“你最近跟戈尔杰耶夫见过面吗？”

“见过，”娜斯佳点点头，“正巧今天我们还要见面呢！他6点前等我。有什么交代吗？”

“确切说，是请求。你还记得，我给你说过的女魔法师伊涅萨被杀案吗？”

“当然记得。她的顾客中有一个叫卢托娃的，跟我的搭档乌兰诺夫来往密切。为这事我们还碰过头，交换过意见。我正想告诉你，乌兰诺夫并不是同卢托娃有染。他的情人现在正待产，可卢托娃，按你说的，并没有怀孕。”

“这样的话，所有的线索就串起来了。你的戈托夫齐茨和我的女魔法师过去曾是情人。”

“是，这你说过。”

“不过，正像一部电影里所说的，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十分怀疑，他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伊涅萨死之前。”

“这又怎么了？”娜斯佳很纳闷，“情人，现在是司空见惯的事。这里面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不对的地方多了。娜斯秋莎。戈托大齐茨对我说，英娜·帕施科娃有着超常的洞察力，她能一眼看透…个人心灵的痛楚之处。按他的话说，她是上帝派来的心理分析医师，她超人的才能不单单只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你想想看，我在伊涅萨的笔记里找到一个人的材料，可这个人从未去过她那里，而却多次拜访过戈托夫齐茨。这是怎么回事？嗯？”

358

“好一个戈托夫齐茨！”娜斯佳长长地吸了口气，极其诧异地看着塔姬雅娜，“也就是说，他经常去找她商量？”

“我想，是这样的。而且是经常去，因为他甚至有一把她家的钥匙。只是在某个时候钥匙被扔在了伊涅萨住的那栋楼旁。发挥你的想像力，你的眼前就会展现出一副非常有趣的画面。”

“说到想像力，那我可不行，”娜斯佳笑着说，“在这方面，你是我们中的专家。不过你所描述的这幅画面确实挺能勾起人的好奇心的。你认为，是他杀了她？”

“可以这样设想。只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他为什么要杀她？如果他需要找她商量自己顾客的问题的话，那么没了她他该怎么办？如果他不能被看做是一个优秀的专家，那么他的声望就会受到威胁，他就会失去大批的顾客。所以说，一定是有什么至关重要的原因使得他这样做。”

娜斯佳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机械地抽出一支烟，突然想到，房间里坐着一位孕妇，赶紧把烟藏到桌子里，离视线远一点。

“也不一定。如果他确实杀了英娜，而且是一出楼门就把钥匙扔了，这就说明他当时处于一种神志不清醒的状态，要是他神志清醒的话，他就会找个远点的地方扔了它，像莫斯科河、亚乌祖河之类的地方，或者干脆扔阴沟里。他做了一件一个人所能想到的最傻的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假如说在此之前几分钟内他杀了人，那极有可能是在内心极度紧张之下所为。典型的因情欲而杀。再说他们本来就是情人。你想让我跟戈托夫齐茨提及此事吗？”

“是的。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才好……我倒想亲自同他谈一谈。不过，还不至于我们两个人一起跟他谈。你对今天的见面有什么打算？”

“我也没什么计划，”娜斯佳懊丧地摆了摆手，“当务之急是我必须完成一项任务，可我不知该怎么办。简单说就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妻子雇用私人侦探监视自己的丈夫。问题在于，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有可能是，他的行为引起了她的怀疑，让她觉得他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总而言之，有这么回事，因为一个与戈托夫齐茨有联系的人有一天无意中发现了这件事，而此人对这类事极其反感。于是他通过事务所在N份材料的名单中找到了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名字，然后就组织杀害了她。这还不算，之后应我的请求我的一个朋友前去调查，究竟是事务所的谁透露的信息，可不久就在我的眼前死去。他已经看见了那个拿机要秘密和别人讨价还价的人，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在没搞清楚他的名字之前，想先指给我看，可是没来得及。也就是说，事情并不算大，只是都绞在了一起。我需要找到它的根源所在。为什么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着急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值得她去雇私人侦探？原则上我是不负责议员被杀案的，不过戈尔杰耶夫让我查清这个小小的事实，可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个大问题。为此我经常去找戈托夫齐茨，可我总作出处理不好自己的个人问题的样子，和他只谈论一些心理分析之类的问题，那令人反感的事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你已经观察戈托夫齐茨多久了？”塔姬雅娜问。

“一星期了。”

“对雇佣者都做了调查吗？”

“这是肯定的。都让我背下来了。我们当即就复印了所有的材料。拿回去后大伙当即就把上面提到的人的材料一一翻查了，结果什么也没发现，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就跟你和我一样。有搞科学研究的，有医务人员，病人，还有出版社的主编，他们出版的一本书里有两章提到了戈托夫齐茨。应该说，他是个不善交际的人，平时连门都不大出，现在，我看是根本就不出去了。我们只有两条路：要么找戈托夫齐茨本人弄清真相，要么就是找到事务所那个人，问他把消息卖给谁了。”

“要不，我今天去找戈托大齐茨一趟？”

“你？你还在上班呀？你这会儿应该去休养才对。”娜斯佳感到很诧异。

“作告别演出嘛！”奥布拉兹佐娃打趣道，“让我试着跟他谈一谈，只不过我跟他只是谈我的女魔法师的事，因为他怎么也想不到你我会知道他妻子被杀以前的事，这样他谈起来就会更自由一些。当然，前提是，他确实有所隐瞒。”

这主意使娜斯佳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除此之外，她还必须去趟茹科夫斯基街。公公做了手术，昨晚她和阿列克赛在医院守到半夜。她和丈夫什么都谈，除了他们之间怎么产生矛盾这个问题外。不过她感觉到列沙已经不生气了。不管怎么说她现在都应该和他在一起，因为他正为父亲的事难过，不幸随时都会降临，不能让齐斯加科夫一个人留在那里。

下午6点整门响了起来。他习惯地惊了一下，不过很快就控制住了。六点钟，应该是她，刑侦处的卡敏斯卡娅，众多调查尤丽娅被杀案的侦查员中的一个。可是在门口却站着另一个人，一个在他看来一定是多产妇的肥胖的孕妇，这次又打算做妈妈了。他先是吃惊了一下，随即就平静下来。每当吹毛求疵、没完没了地问问题的格梅里亚或是俊小伙列斯尼科夫来时，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时刻担心他们会对他设什么圈套。女人怎么说都好办一些，再说又是这么个挺着大肚子的。

已经过去快一个半小时了，可他坐在她面前，也不知道她到底想问些什么。倒不是听不懂她说的话，词、句子都明白，可大脑就是排斥去理解她的意思。

“您有她的钥匙。我知道它过去在您这儿，现在它在哪儿？”

她这已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问他这个问题了，可他始终不能回答。

“好吧，我自己来回答。”女侦查员平静地说。此刻不知什么原因戈托夫齐茨突然之间想不起她叫什么名字来了。她上次和这次来都说过自己的名字，可他还是没能记住。

“在您最后一次从英娜·帕施科娃家出来后，您把它扔在了米亚斯尼茨卡亚大街上。我不问您为什么去找她，这一点我很清楚。您利用了她的免费劳动力，剥削她的才智，以便使自己在患者眼中是一个富有极强洞察力的高水平的专家。您带着什么去她那儿？是鲜花还是香槟？亦或是录有您同患者会面时谈话的口述录音机？她这些年一直深爱着您，并且一直都在向您证明，她也会点什么。可能，您在这一点上一直有所怀疑。总之，您让她明白，对她评价不高。于是她就竭力向您证明，您是错的。您是否还记得，曾几何时她专门跑到您那里给您看她的毕业论文？您应该也还记得，她是如何申请被派到您所在的医院，您所领导的科室去实习？若说你们之间仅仅是实习医生和科主任之间的再普通不过的、毫无新意的罗曼史的话，那整个是胡扯。你们两人在这之前很久就好了，英娜还怀过您的孩子，只是孩子最终没能生下来。您敢说您对此事一无所知？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不要求您对我所说的做肯定或是否定的答复。我只是希望您能告诉我，你们最后一次会面时发生了什么事？您为什么要把钥匙扔了？”

说完，她沉默不语，一只手支着下巴，用她那深灰色的眼睛耐心而又专注地看着他。他一直默不作声。

“您不回答我的问题，我是不会走的。”她说。

他还是缄口不语。他回想起了当时笼罩着他的极度恐惧。那天，他习惯地用自己的钥匙打开英娜家的门，进去之后，就看见她躺在血泊中，显然是遭受毒打，面部表情痛苦不堪。他没杀她，没有。他从未对她动过手。他崇拜她，称赞她，如同称赞那些能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的人一般。

他没有杀害她。但是他置她于危难之中而不顾，尽管他当时完全可以叫医生来挽救她。他在沾满了血的躯体面前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就扭头离开了，轻轻地关上门。一走出门，就把钥匙甩了。

“我没杀害她。”他终于挤出了几个字。

“我知道，”侦查员低声说，“没有人会杀害一只肚子里还有蛋的母鸡的。英娜是您的左膀右臂。事实上，她就是您。因为您这个心理分析医师水平是很低的，您所有在医治病人方面取得的成绩都是她的功劳。一般情况您尚可应付，稍微复杂一点的——您就得去找她求助。您是老老实实地说求她帮助呢？还是继续做出一副考验她的样子，把您同患者之间的谈话的笔记给她看？”

“我爱她。”他嗫嚅道，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这不是真的。”她从容地给他纠正，“是英娜爱您，而不是您爱她。她疯狂而又忠实地爱着您，您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对此无能为力，尽管她在分析别人的问题时，可以做到游刃有余。有几十位妇女为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摆脱男人，希望能不依附于他们而来求助于英娜，她都一一给她们解决了。可轮到自己头上，就无计可施了。而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正是毫无羞耻地利用了这一点。您能告诉我，您妻子知道您同帕施科娃的关系吗？”

“不知道！”

他急速、大声而又自信地说出这句话，似乎单单这个想法就让他觉得受到了侮辱。

“您清楚地知道？”

“是的。尤丽娅永远也……不！您怎么会这么想？她不可能知道的。”

“可能，她对此产生过怀疑也说不定？您想一想，有没有说过什么……什么引起她警觉的话？或是，做过什么不太寻常的事？”

“没有。您为什么问起这个？难道尤丽娅给谁说过，她怀疑我的忠诚吗？”

“我认为，最让她恐惧的倒不是您对她不忠，而是对您能力的怀疑。她怀疑您并不是她应托付终生的人。您——只是一个非常一般的精神病医生或者说是心理分析家，而根本不是所有人眼里的专家，可他们却付给您很高的报酬。顺便问一问，英娜收到过您付给她的咨询费吗？还是无偿为您服务，任您剥削？”

“您怎么敢这样说话！”戈托夫齐茨一下提高了声音，可这声音在她平静的目光注视下又戛然而止了。“我求您不要这样说。不管您怎么想，我是爱英娜的。尽我所能地去爱她。”

他明白，现在到了该什么都告诉她的时候了。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不是因为他小心翼翼隐藏的秘密被人揭穿了，而是因为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担惊受怕的生活了。那种终日令他惶惶不安，烧灼他内心的恐惧干扰着他的思维、呼吸和生活。他无法再忍受这种折磨了。他要把一切都说出来，希望能够对他有所帮助。

可他怎么也无法集中精力，不知怎么却直瞅着女侦查员身上穿的一件轻软的浅灰色外套。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这女人的名字，可她穿的这件外套很像他母亲曾经穿过的那件，仅凭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会告诉她一切的一切。正因为她，这个胖墩墩的、不慌不忙的、善良的女人，与恶毒的、好怀疑人的格梅里亚和彼得罗夫卡来的古怪丫头不一样，跟他们在一起总令他产生恐惧感……

一月底，英娜突然往他家打电话，这样的事在此之前从未发生过。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知道往情人家里打电话是万万不能的。

“今天白天你来过我家吗？”她惊恐不安地问。

“没有啊，”戈托夫齐茨奇怪地答道，“我们并没有约好。”

“那就是说，是我自己忘记关门了，”英娜不无懊丧地说，“你想想，回到家，一进门，发现门没锁是多么可怕的事。我以为是你来了，在等我。可你并不在。算了，不好意思，打搅你了。”

可过了15分钟，她又打来电话，这次嗓音由于害怕一直在颤抖。

“鲍里亚，你是不是在逗我玩，今天你真的没来我这儿？”

他有点发火了。需要重复多少遍她才能相信？他只说了一句：“没有。”

“可你知道吗？我家里有人来过。奇怪的是，东西一样也没少。只是都不在原来的位置。”

“是不是你搞错了？”戈托夫齐茨提示她，“想一想，你有没有重新摆放它们？”

“没有，鲍里亚。我放记录患者笔记的那个壁橱被乱翻了一气。所有文件我都按我所能明白的顺序一一摆放整齐，我从来不打乱它们的顺序，否则过后我就无法迅速找到我需要的东西。我不可能搞错的。”

戈托夫齐茨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安慰话，他绝对相信是英娜自己把文件翻乱的。说来也是，谁会破门而入却什么也不拿走呢？不会发生这种事的。连英娜自己过两天后也对她当时的恐惧感到可笑。说到门没锁，她说：“我那个锁呀，拿刀子都能捅开。可能是哪个刚出道的小偷看我的锁好开，结果打开门一看，没什么好拿的，就走了。”

不过后来她还是把门锁给换了，给了戈托夫齐茨一串钥匙。

那天，他来找英娜，像往常一样，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门。进去后，他面前是一副可怕的惨相。她还在呼吸，不但如此，人还有知觉。看见他，她痛苦地嚅动了几下嘴唇，试图说出什么。他俯身贴近她，同时尽力避免沾上血。没等听清她说什么，他就已经决定离开，并且不打算叫医生。无论发生此事的原因是什么，他都不能使自己牵连进去，也不能让人对他和这个女魔法师的关系产生怀疑。

“名字……”英娜使尽最后一丝力气吐出这个字。

“什么名字？”

“名字……文件上没有，上面是另一个……他们要名字……帮帮我……”

她再没说什么就昏过去了。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慌张地环顾了四周，确信自己没被牵连进去也役留下什么痕迹，就踮着脚走出门，小心翼翼地关上门。一声锁响，门在身后关上了，他没去推一推是不是锁紧了，而是飞快跑下楼，直冲到街上。他做了个深呼吸，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路人，就朝汽车走去。钥匙当即就被他扔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机械地想摆脱一切与英娜有关的东西。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没有人来打搅他。他对自己深爱的助手再了解不过了，她深居简出，不与别人打交道，他只希望她别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告诉别人。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并没有调查到他头上。他也就松了一口气。只是失去英娜让他不安。没有她他该怎么办？谁来帮他找到通往患者心灵的“钥匙”？没了英娜他简直一钱不值。那些他已经适应了的也适应了他的患者们很快就会离他而去。那都是一些体面的人物，优秀的代表们，其中包括政界要员，刑侦人员，俄罗斯新贵，还有艺术家们。只要有两三个人说，他们去戈托夫齐茨那儿已经三个月了，可什么结果也没有，那就一切都完了。他的声誉就会扫地，只能寄希望于再去找一个新的工作，就像一个女患者说的那样，她对他非常满意，还向内务部推荐戈托夫齐茨担任一个很重要的局长职务。那里也许不会否决他的候选资格，或许正在对他进行研究呢！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很清楚，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一种工作，他非常想得到这个工作。因为他即将掌握的信息会让他觉得自己是强有力的，既然英娜死了，他无法再控制人们的心灵了，那么能控制他们的意识也行。

突然……他家的门被撬。同样也是什么也没丢。也留下了被人乱翻过的痕迹。他顿时陷入极端恐惧之中。他再清楚不过地记得，他们对英娜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也看见了，这一切是如何结束的。他们想从她那儿了解一个名字。什么名字呢？

他不再平静了，所有的时间他都用来一遍一遍地翻看有关患者的笔记，试图搞清楚破门撬锁的贼要从他这儿找什么。哪个名字？他什么也想不出来，这更让他害怕。难道他能跟警察说，贼溜进家去不找什么值钱的东西，而是在一堆文件中翻找某个名字？不能。他们一定会问，他怎么会知道这一点的，这肯定会跟英娜的事联系在一起。他不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于是他一声不吭，沉默地生活在一刻也未曾离开过他的恐惧之中。

不久，尤丽娅就被杀害了。他愈发惶惶不可终日了。

这就是所有事情的始末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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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戈托夫齐茨的叙述，塔姬雅娜竟然丝毫不感到惊奇。跟她预料的差不多。经过这么多年的侦查工作，很难有什么事能令她惊奇了。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置即将死去的女人于不顾是因为怕牵连进丑闻之中，这会妨碍他的前程。这类情况她碰到过不下十几起。著名心理分析医师、科学博士戈托夫齐茨原来并不是什么体面人物，遇到复杂情况还得去请教更具专业水平的女助手，这类事也是随处可见。书出版了，作者却并不是名字印在封面上的人，这早已成了大家谈话的笑柄，就像看起来似乎是研究生准备的毕业论文，而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由拿了高额报酬的教授或是副教授写的一样。每当遇到此类情景，她就会产生一种极端厌恶的情绪。就如同刚和螳螂打过持久战，结果一转身，这些可爱的昆虫们又出现在眼前一般。尽管让人讨厌，可并不感到奇怪，因为这是再经常不过的事了。

这件事里惟一让人惊奇、说它是奇怪也未尝不可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行凶的原因，破门撬锁仅仅是捎带而已。整件事都归结到一个名字上。是什么名字呢？这个名字究竟有什么重要性，让先是伊涅萨，然后又是戈托夫齐茨的家门被撬？

塔姬雅娜陷入沉思之中，等她从思绪中清醒过来，发现已经快到家了。大门已经看见了，就在几十米远处。可想到即将回到空荡荡的家中，她就倍感苦恼。所有的人都告别了她。斯塔索夫陪他的女儿去了，伊拉奇卡和她的未婚夫在一起，只剩下她形单影只一个人。没有人需要她，当然除了那些记者们，他们就像突然之间看到一块肥肉，正在计划着怎么去烹制它，好给读者们送上一道诱人的菜肴，还有流言蜚语和主观臆测做配菜。

她决定不回家，暂时不回。美好的五月的黄昏，天还没完全黑，空气中飘散着的清新凉爽的气息沁人心脾，两旁的树木青翠欲滴。对孕妇来说，不光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也对身体有益。塔姬雅娜环顾四周，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长凳，两旁有两棵粗壮的橡树环抱。她就坐在了那里。

这样一来，问题就在名字上。再把思路从头理一遍，罪犯需要某个名字，他们希望能在英娜的笔记里找到，结果没找着，因为伊涅萨给每个患者编了个名字。于是他们就走到她跟前，问她问题，总的来说，伊涅萨不着急回答他们的问题，否则他们就不会残酷地折磨她了。她最终告诉他们没有？第一种设想：说了。那他们干吗还去戈托夫齐茨家？第二种是：没说。她昏了过去，罪犯以为她死了，就开始在戈托夫齐茨的笔记里找那个令他们“朝思暮想”的名字。谁的名字会同时出现在伊涅萨和她的情人的笔记中呢？答案很明显：教授的一个病人。那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伊涅萨不说出它？为什么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守这个秘密？为了谁她会这样做呢？一定是为了一个她非常珍视的人，可所有的迹象都证明了她生活中这样的人只有戈托夫齐茨一个。不，这也不成立……

塔姬雅娜的背后响起一阵马达声，她看见一辆汽车停在她家楼门口。从车里走出两个男人，一个年长一些，另一个还很年轻，脖子上挂着一个照相机。他们停在门口，抬起头，逐个看一扇扇窗户。年轻一些的那个一扭头看见了塔姬雅娜，对老一些的说了些什么。两人又商量了一会，就转身朝她走来。半路上两人似乎突然加快了脚步，脸上泛着铜茶壶般的光。

“请问，您——是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吗？”年轻的摄影师喘着气问。

塔姬雅娜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他们是不是在耍她？没等她回答，摄影师又抢先说：“我们太幸运了！我们是专程来找您的，只知道楼号，不知道门牌号码，正打算一家一家打听，著名的女作家在哪儿，碰巧您……”

“你们要干吗？”她冷冷地问。

她现在没有丝毫兴趣跟记者打交道。再说经过最近两篇报道，她更没有这份心情了。

“我们想采访您。”年轻的直率地说道。

可是年纪大些的小心地拉了拉他的肩膀，把他推到一边。

“您别生气，塔姬雅娜·格里高里耶芙娜，”他温和地说，“我们不想打搅您一人独处。我知道，在您的位置上，您非常渴望安宁和平静，因此我们的出现可能会引起您的不快。不过我希望您能明白：我们为针对您的蜂拥而至的攻击忿忿不平。我们想刊登与他们完全对立的文章，为您恢复名誉。”

“不要再把事态扩大化，”塔姬雅娜冷冰冰地回答，“不就是两篇吗，干吗说是源源不断的攻击，我不需要正名。”

“怎么是两篇？”记者倍感惊奇，“至少有七八篇。这不，都在这儿，我专程把它们带来，就是希望问您一些问题，给您创造回击所有谣言的机会。”

“八篇？”塔姬雅娜又问了一遍，费力地吐出这几个字，“上面都写些什么？”

“您真的不知道？”年轻的摄影师不相信，“全莫斯科都在议论这件事。”

年长的记者从肩上取下包，递给塔姬雅娜一个书夹。

“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是的。”她点点头。

“接受采访吗？”

“不知道。等我看完这些，再决定。你们先散会步。”她仍用那种赶传讯人时说“在走廊里等着”的口气对他们说话。

记者和摄影师听话地与她保持着一段距离，开始小声讨论。塔姬雅娜打开书夹，开始阅读标题被做上黄色记号的文章。每读一段，她就愈发感到莫名其妙和委屈。

“托米林娜的书——是对西方模式的拙劣模仿。例如著名的《日古利》就是模仿《费亚特》写的……”可她从来没去模仿过任何人呀，她写她所感觉到的、所想到的。她所有的书都是关于俄罗斯、关于今天的生活，写的都是那些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们，并且试图去解决纯俄罗斯生活中的问题。这跟西方有什么关系？

“托米林娜女士出书像烤饼一样快，这种难以置信的速度只能让人想到有一大批文学奴隶受她派遣。这就难怪冠以她之名的书竟然风格迥异。什么奴隶？这篇文章的作者想说些什么？所有的书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句号都是她亲笔完成的。许多人可以为她做证，就说伊拉吧，她可是亲眼看见塔姬雅娜创作自己的中篇和长篇小说。至于说到风格，塔姬雅娜在写作时总是力求以各种角度、各种方式去写，以避免重复。她的书有的是节奏缓慢，发人深省，充满逻辑思维的，有的则是颇具动感，情节紧张残酷的，还有的是神秘而恐怖的。总之不能老写一样的东西，那样的话，连她自己都觉得枯燥无味。同样也不能将各种不同类型的犯罪和问题写成一种风格，可是这竟成为那些人污蔑她利用别人的劳动和才智的口实，他们认为她抢了别人的光，她根本不配赢得这些荣誉，因为她的文章写得是如此的糟糕。”

“也许，很快我们就要同闻名遐迤的侦探小说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说再见了。她的作品一本比一本没水平，一本比一本枯燥无味，她那本来就不很高的天赋正在逐渐枯竭。如果说她前期的书我们还有一口气读完的愿望的话，那么拿起她的新中篇，我们则不得不在一页页晦涩难懂的语句中穿行，最后终于在二十多页就放弃阅读这毫无成效的劳动，无丝毫兴趣探究凶手是谁。”天哪！难道这是真的吗？可谁也没跟她提起过……每本手稿必读的伊拉没说过，斯塔索夫没说过，就是娜斯佳·卡敏斯卡娅读了她所有的书（这一点她清楚地知道）也只字未提过。可能，他们是顾忌她的面子？不过出版社也从未对她提过诸如该加强哪条主线啦，该删除什么，或是添点什么啦之类的要求。这就说明，她的书还是一如既往地畅销，得到读者喜爱的。那这是怎么回事？仅仅是不对某些记者和读者的口味？也许，是这样的。

不过，有可能记者是对的。她确实已文思枯竭了。“本来就不很高的”才能已被消耗殆尽，她的书也越来越差。

“还会有人继续驻足在摆满了如潮水般涌来的毫无档次可言的文学书书摊旁吗？高尚艺术被遗忘，我们的同胞正在被用拙劣的语言所描写的没完没了的无病呻吟，杀人犯，死尸以及血腥审判所毒害。话又说回来，这也无可厚非。这些新兴作家们拿了那么高的报酬，他们只能将一篇篇新作向我们抛掷而来。流行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传，就她的那些水平极低的书，每本还能拿到五万美金呢！有谁会拒绝金钱呢？”

她合上了书夹，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她感觉一阵恶心。

“看完了？”就在她身旁传来记者悦耳的低音，不知不觉中他已走近了她，“怎么样，我们谈谈采访的事？我是想收集所有的材料，将这些谣言批驳得体无完肤。向人们展示一个风趣的、性格鲜明的、才华横溢的您。”

塔姬雅娜缓慢地将视线移向他，摇了摇头。

“我不接受采访。”

“为什么？难道您喜欢刚才读的东西？”

“很自然，我不喜欢它们，我还是个正常人。”

“那您为什么要拒绝我们？您现在有机会回击，反驳，为自己恢复名誉。”记者坚持己见。

“我不接受采访。”塔姬雅娜又重复了一遍。

记者沉默了片刻，然后在塔姬雅娜身边坐了下来。塔姬雅娜朝旁边挪了挪，一个陌生人离她这么近令她感到很不快。

“塔姬雅娜·格利高里耶芙娜，您听我说，”他又开始说，“我读了您写的所有的书，是您忠实的崇拜者。当我看见您的书被称之为拙劣品时，我将之视为是对我个人的侮辱|Qī+shū+ωǎng|。您能理解吗？不是您，书的作者，而是它的读者。因为我喜欢它们，我认为，它们写得非常棒，可突然之间，有一个人，一个我不认识，甚至连见都没见过的人，站出来指责我品位低下，毫无修养。您试着站在我的位置想一想。您的书在市场上非常畅销，这无可置疑地说明，我们，您的读者们，有千千万。而那些写这些东西的人，”他点了下头，示意是她腿上放的书夹，“大笔一挥就给全盘否定了。他们指责您，贬低您，仅仅因为他们个人对您的书不感兴趣。您别将这事放在心上，那些记者只是个别的，而我们——则是整整一个大军。我代表这个大军请求对您进行采访，希望您能站出来，替我们辩护。”

“如果你们真像您说的那么多，那么你们自己就可以替自己辩护，”她回答说，“而我只是顺便而已。不过我倒觉得，是你们错误地分析了现在的形势。如果一个人被说成是没有才华，他不能也不应该为自己辩护。可以辩白的只能是自己的清白、声誉，而不是能力。要是有人为此而争取，以期获得有才能的评价的话，那他简直就是十分可笑。一个同不喜欢自己作品的人战斗的人是不值得人们尊敬的。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一个人没偷别人的钱，而被污蔑成贼，那他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因为他对自己究竟是不是贼很清楚。可如果有人说某个作家水平低下，毫无才能可言，那他能做些什么呢？向人们证明，他写得很好，他有水平？这样一来，他就真错了，他正中了批评家们的下怀。到时人们又会怎么看他？”

“您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记者低声说道，“我不明白，您是怎么在这个现实中生存的？您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书，在你身上有着这么伟大的人格，可同时你又是如此脆弱，甚至连自卫能力都没有。我很想帮助您。您，大概很孤独吧？”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天才总是生活在孤独之中。他们只需与自己的影子和上帝为伴，而周围的人不能理解这一点，总是要求他们为日常琐碎的事操心，给他们增添不必要的麻烦。请原谅我的鲁莽。我自己现在也觉得要求您接受采访是一件愚蠢而又没有分寸的事。让您烦心了吧？”

“因为什么？为那些文章？是的，很烦心。不过同情我您大可不必。祝一切顺利。”

她费力地从长椅上站起来，头也不回地朝大门走去。

她又将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进晚餐了。忧郁使她心里感到憋闷。塔姬雅娜感到自已被所有的人抛弃了，心里非常委屈。打开冰箱她才明白，自己什么也吃不下。裹上毯子，面朝墙躺在软绵绵的皮沙发里。

“托米林娜又去找心理分析医师戈托夫齐茨了。可能，他将同她定期会面。这说明，她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

“让我们预测一下，事态将如何发展？”

“太好了！一切将有条不紊地进行。她感到孤独无助，她已经灰心丧气了，以至于都不想为重塑自己的形象作出努力。知道吗，有一些人，轻易就相信了针对自己的任何批评。托米林娜一定属于这种人。依照她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心理肖像，我们设计了故事的发展方向，于是她就给了我们满意的结果。今天托米林娜拒绝帮助，是因为她已经适应了身边总有人帮助支持的生活。她——怎么说还是个家庭型的人，如果您理解我说的是什么的话。她一直都跟别人生活在一起，不是丈夫就是女亲戚，她很重视家庭，不适应孤独的生活。这几天，她就会明白过来，她迷失了方向。身边没有亲近的人，谁也不会帮助她。到那时，她就会接受我们给她的帮助了。”

门开了，塔姬雅娜想，是斯塔索夫回来了。才11点半，伊拉约会回来一般都比这晚。可这回她没猜对，回来的正是伊拉。

“这么早？”塔姬雅娜奇怪地问，“可别告诉我，你对你的银行家失望了。”

就是这一次她仍能克制自己的痛苦和糟糕的心情，坐下来，继续在电脑旁写她的书，没留意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今天特别顺，一行行文字按她的意愿跃然纸上，写起来也很轻松，手指在键盘上不停地上下跳动，塔姬雅娜又体会到了那种清楚地知道下面该写些什么时的喜悦和兴奋的感觉。词句仿佛浑然天成，既准确无误，又形象生动。她甚至深感遗憾，她的创作孤独被打破了，她完全还可以不间断地再工作几个小时。

隔着房间她都能听见伊拉脱衣服的声音。打开衣柜门的响声，碰着塑料衣钧的声音，以及首饰扔在梳妆台上发出的叮当声，全都听得一清二楚。女亲戚今天异常沉默，这可真叫人担心。

“伊拉，发生了什么事？”塔姬雅娜喊道，“怎么心情这么差？”

伊拉走出房间，已经换上了一件淡紫色的宽松罩衫，半露出被遮住的迷人的美腿，苍白的脸上深色的大眼睛里的目光怒不可遏，嘴唇紧闭。

“你的丈夫上哪儿去了？”她严厉地问。

“在莉丽娅那里。怎么了，你找他有事？干吗那么正经八百的，为什么要说‘你的丈夫’，不叫弗拉吉克？”

“因为所以。你确信，他在莉丽娅那儿？”

“当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昨天呢？也在莉丽娅那儿？”

“也在。拜托你把话说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这么凶？”

“因为你的丈夫厚颜无耻地欺骗了你，”伊拉用由于愤慨而变得尖细的声音宣布，“我不知道，他今天在哪儿，可昨天他是和他的玛格丽特在餐厅里如意快活，根本不是在安慰他号啕大哭的孩子。”

“你从哪儿得知这事的？你看见他了？”

“让我看见还了得！”伊拉“哼”了一声，“要是我看见了，我不当场在餐厅里把他眼睛抠出来才怪！是安德烈看见的，不是我。”

“安德烈？”塔姬雅娜重复了一遍，“这是你的未婚夫，对吗？”

“是。当时他正需要去趟金龙餐厅，就两三分钟，跟别人见个面，取个文件。我在车里等他，他进去了。果真过五分钟之后拿着个文件夹出来了。今天他问我：‘那个赶你回家的真是你亲戚的丈夫吗？’我说：‘是的，是丈夫。’然后他就说：‘这个丈夫可真怪，说我品行不端正，自己却深夜不回家，跟别的女人在餐厅里一坐半宿。’我问他，那女人长什么样，他给我形容了一番。就是玛格丽特，一点没错。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人？拿莉丽娅作掩护，自己却……地地道道的败类、渣滓！”

塔姬雅娜一声不响地盯着计算机屏幕，尽力去弄明白，上面写些什么。却怎么也不明白。每个字母似乎都是孤立存在的，词和词的意思之间似乎毫无联系。

斯塔索夫……怎么会这样？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她没发现他有一丝想回去找前妻的迹象。他们俩认识时，他已经离婚了，所以不能说是塔姬雅娜拆散了他的家庭，可现在他心中又涌动了对前妻的……一切都变样了。

玛格丽特·米简采娃。在跟斯塔索夫还是夫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过去是，现在也还是。在电影界她被归为头号美人之列。也许，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儿？他已经厌倦了肥胖的、行动不便、自怀孕起就没化过妆的妻子。塔姬雅娜的孕期反应很严重，从四个月起大夫就严禁他们过夫妻生活。可斯塔索夫——一个四十岁的健康的男人，他有正常的、自然的性欲。这样说来，他去找前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不说话？”伊拉生气地说，“你不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吗？”

塔姬雅娜用困惑不解的目光瞥了她一眼。

“什么措施，你给我举个例子？你是不是想让我检查一下，斯塔索夫现在在不在莉丽娅那里？”

“那也未尝不可。”

“根本没法检查。他有手机，他在哪儿都能接到我的电话。”

“往玛格丽特家打电话，”伊拉坚持，“你又有她的号码。”

“何必呢？就算我打，我也只能给我的丈夫打，而不是他的前妻。让我平静一会儿，伊拉奇卡。”

“你还能平静得下来？”她愤怒至极，“当务之急是应该做点什么。不能就这样撂下不管。”

“可以，”塔姬雅娜深深吸了口气，“也需要平静。如果他今天需要丽塔胜过我的话，那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了。好了，伊丽莎，到此为止吧。你还是给我讲讲，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你们吵嘴了？”

“没，就是为斯塔索夫这事。安德烈一给我讲，说他看见他在餐厅里，你不知道我当时那个气呀……整个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哪还有心思玩啊！”

“傻丫头，”塔姬雅娜无力地笑了笑，“行了，我知道你为什么不高兴了，别再神经质了。去睡觉吧。明天又将是恋爱日，对不？”

“不，明天中断一上午。他有一大堆事要办，我就纳闷，他从哪儿找出那么多时间陪我的？塔尼娅，你就一点不伤心？”

“伤心，”塔姬雅娜面色平静地承认，“可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就应该到此为止。睡吧，我还要再工作一会。”

“我要是你，也去睡觉，”伊拉奇卡以一种权威的口气劝慰她，“凭什么要让他看着你在等他。就是因为他看见，不论他什么时候回来你都在等他，他才产生你离了他活不了的念头。你就根本不等他，做出一副对他无所谓的样子，他才会清醒过来。”

“小孩子的游戏，伊拉，”塔姬雅娜不满意地皱起眉，“这种游戏我早就不玩了。”

伊拉奇卡不满地抖了抖肩膀，去厨房检查冰箱去了。片刻，传来她生气的喊声：“你又是什么也没吃！塔尼娅，这怎么可以？我这边尽最大力气给你准备，食物都买最新鲜的，像个傻子似的站在炉子旁精心做，你那边干脆什么也不吃，敢情我这是白费力气。你不感到害臊吗？你就是不替自己想，也该为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啊！”

“你让我清净一会不行吗？”塔姬雅娜猛喊道，“别惹我！”

说完她就为自己发这么大的火后悔了，可为时已晚。厨房里传出抽噎声，很快变为号啕大哭。塔姬雅娜就这样坐在电脑旁，连动弹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一切都崩溃了。斯塔索夫远离了她。对这一点她是应该预料到的，经常会出现夫妇因为孩子破镜重圆的情况。伊拉正和他的新情人打得火热，正打算结婚。有一个银行家的老公，明摆着她是不会再住在这里，和塔姬雅娜住在一起。写作事业又遇到了阻碍。也许还是那些记者说得对，她的的确确无能，搞不清她的书怎么会出现在大小书摊上的？她现在还剩下什么？生孩子，在陌生的城市里抚养孩子，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完全也有可能是没有丈夫。要是伊拉奇卡不在身边，那她就根本别存有过完哺乳期再去上班的念头。只好休假三年，守着孩子，把自己困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一切都崩溃了，崩溃了……

她太想工作了，太想写书、太想生活在自己爱的和爱自己的人的包围之中了。可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她干吗要听斯塔索夫的，搬到莫斯科来？回去已经不可能了，彼得堡的房子已经卖了。再说也不愿意再去重新找工作，这不等于承认自己的选择是错的吗？只能咬牙认了。

下午那个记者说什么来着？说塔姬雅娜·托米林娜的崇拜者有成千上万？还说他们喜欢她写的东西，看到报纸上的批评文章，他们感到被深深地侮辱了。成千上万……即使说不上是朋友，却也是与她的命运不无联系的人们。是一些爱着她、盼着她写出新书的人。难道她能欺骗他们吗？不，不能。她还要写自己的书并且通过书与他们、与她的读者交谈。她要给他们讲述自己的痛苦和孤独，自己的伤心和快乐。他们会耐心倾听她的诉说。记者还说什么？说搞创作的人一定是孤独的？这样说来，那她是没什么才华，因为只要还有人读她的书，她就不会孤独，这些人理解她现在是多么地难，即使书不够理想，他们也会原谅她的。每个从事创作的人都会有力作和稍逊色一些的作品，这是生活的自然进程。绝对同等水平的创作是不存在的。因为创作者和其他人也没什么区别，要真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天赋稍高一些，再就没什么不同了。他们也有疾病，有痛苦，有欢乐，他们也有精力旺盛和郁悒不振的时候。她，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将通过书同读者交谈，告诉他们一切，他们是会理解的。其实，朋友也不过如此。谁说她孤独？她有着千千万万的朋友。千千万万。只要去尊重他们，爱他们，他们就不会为难她的。

塔姬雅娜从桌旁站了起来，坚定地朝厨房走去，伊拉正在那儿掩面痛哭。

“对不起，亲爱的，”她说，“我没有控制住自己，我没打算惹你伤心。不哭了，一切都好了。生活还是很美好的嘛。你就快结婚了，我们应该为此高兴。邀请你的未婚夫来家里做客，我想看看，把你交到什么样的人手里。”

伊拉奇卡抬起哭肿的脸，脸上还残留着红色的斑斑点点。

“你冲我吼什么？”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又没惹你，我尽量去关心你，可你……”

“好了，好了。我的好亲戚。我已经赔礼道歉了。你应该体谅我，怀孕的人容易情绪激动。”

塔姬雅娜在她旁边坐下，温柔地搂着她。伊拉奇卡还在发抖，只是不再哭了。噘着嘴，绷着脸，头偏向一边。

“伊拉奇卡！”塔姬雅娜开玩笑地咯吱她的脖弯，“不许生气了，马上笑！你应该跟我学，丈夫背叛了我，记者憎恨我，对我大骂，我照样朝气蓬勃，快快乐乐，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怎么会什么也没发生呢？”伊拉奇卡嗫嚅道，眼睛还是看着别处。

“事实上，就是什么也没发生。我办了那么多年案，什么痛苦和死亡没见过，这点事简直就不算事。你记住，我的小姑娘：只有亲人患了无法医治的疾病或是去世才算得上痛苦。因为这是无法弥补的事。而其余的，只能说是或轻或重的郁闷与麻烦罢了。这样的事怎么说都能解决。没有出路的事就是不存在。这不，我对你吼了，你刚才也哭了，好像很痛苦。这是什么痛苦？充其量不过是小小的争执罢了。我道了歉，你原谅我了，这个事情就完了。没必要再在这上面消耗神经细胞了。”

伊拉终于转向了她，一头扑进塔姬雅娜温软的怀里。

“事情到你那儿怎么就那么简单，”她深吸一口气，“我就做不到。”

“趁我还活着，赶紧学，”塔姬雅娜打趣地说，“我们还是吃晚饭吧，我想吃点东西。”

伊拉从小沙发上一跃而起，在炉子旁忙活起来。塔姬雅娜微笑地看着她，继续构思新书的下一个情节。

《素面朝天》节目组工作人员维克多·安德烈耶夫和奥克桑娜·邦达连科被杀案侦破工作陷入僵局。自从知道节目是靠敲诈得来的钱播出的以后，所有被请到现场来的客人及与之有联系的人都被定为怀疑对象。可是客人那么多，每年都有两百五十个，即使所有人的姓名都知道，要调查所有的人也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只好把乌兰诺夫钓出来了。”侦查官深吸一口气决定，“尽管我十分不情愿这样做。我无法强迫人们给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这是我的无能所致，说明我不能通过别的途径弄到所需的证据。没办法，没有乌兰诺夫我们无从知道，钱是从哪儿来，而审问所有的人——非我力所能及。”

“让我去问他，请给我委托书。”娜斯佳自荐。

“怎么，嫌自己的事少啊？”侦查官冷笑地问，“急着去战斗？”

“我正好有事要跟乌兰诺夫谈，顺便问问这事。”

“去吧。”他同意了。

这次娜斯佳没采取任何折中的见面方式，诸如“半路上见或是您看怎么方便就怎么办吧”，而是用一种强硬的口吻请求乌兰诺夫来彼得罗夫卡街。她为会谈作了精心准备，数次重新研究了谈话计划，并做了几次改动，最后敲定了所有必须要问的问题。

乌兰诺夫迟到了40分钟，不过娜斯佳决定作出一副对此并不在意的样子。再一次令她惊奇的是，一个人居然能变化那么大。前不久，她办公室里坐着改变得简直让人认不出来的维克多利娅·乌兰诺娃。现在是她的丈夫，（或者说是以前的？）同样是改头换面。以往因压抑或是总是陷于个人沉思当中而引起的孤僻消失得无影无踪。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热爱生活、对自己充满信心、满怀乐观主义朝前看的人，这个人对生活满意之极。

“是离婚让您变化这么大吗？”她对此很感兴趣。

“离婚？”不知为什么他又问一遍，似乎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哦，是的，当然。您从哪儿得知我离婚的？”

“怎么，这难道还是秘密吗？”她很奇怪，“顺便说一句，如果您能说出您未来妻子的名字，我将对您感激备至。”

他高傲地微微抬起眉，从他的表情中可以看出犹豫。“凭什么？这是我的私事。”

“您错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您的同事以及制片公司中展开了全面调查。查清了每个人的性格。没有一个人不说您对婚外恋持严肃态度的。我想知道，您如何解释此事。”

“我什么也不会对您解释的，”他冷冷地表示，“我跟这个女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个人隐私，没人知道也不足为奇。这种事总不至于四处宣扬吧？”

“这次您又错了，”娜斯佳不紧不慢地反驳他，“每个处在这种情形下的人都以为没人知道他跟情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而且也没有人会跟他提起。通过许多细小的事就可以判定一个人是否有婚外恋，没有人是瞎子，这一点我请您相信。可据我们所知，电视台里与您共过事的人却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这样一来，我只好得出结论，是您格外小心地保守这段罗曼史的秘密。现在您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如果让您破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被杀案，其余材料均手中在握，惟有一个配角还未粉墨登场。您会对他感兴趣吗？”

“我不会处在您的位置上，”乌兰诺夫毫无表情地说，“我现在自我感觉良好。破案是您的事，不是我的。别试图把自己的问题加到我头上。”

“这不是我的问题，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恰恰是您的问题。您知道，查清这位女士的身份对我们来说易如反掌，派两个人跟踪您，两三天就都真相大白了。倒是您坚持不愿意提她的名字引起我的警惕。我就开始想，是不是她与您同事被杀案有什么联系。您可以试着反驳我。”

“简直是一派胡言！”他愤怒地说，“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就是有，而且您若始终一言不发的话，我这种想法也挥之不去。”

她的下句话已经到了嘴边，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戈尔杰耶夫。

“娜斯塔霞，你一个人吗？”

“不是。”

“出来一下行吗？”

“现在不想出来。”

“去你那儿方便吗？”

“当然。”

“伊戈尔现在拿张表格去找你，有两个数据要填一下。很急，头儿催着呢。行吗？”

“当然，”又是简短的回答，“让他来吧。”

她说话这会儿，乌兰诺夫已松弛下来。他没感到丝毫危险，甚至连她电话里说什么都没兴趣听。也许，他真跟这件案子无关？娜斯佳太了解他的这种冷冰冰无所谓的态度了，这是那些高傲的、武断地认为别人都比他笨的人惯有的举止，这倒不是表现他仇视的态度。乌兰诺夫确实没感到一丝危险，他既不神经紧张，也没有不自然。看来，她在他身上白白浪费了时间。况且，还有侦查任务，应当弄清被安德烈耶夫敲诈钱的人名，划定怀疑范围。

列斯尼科夫很快出现在她面前。乌兰诺夫安详地笑看着走进来的人。

我看到他立刻呆住了。幸好我坐在椅子上，而不是站着，不然我会摔倒的。这是怎么回事？可能他也被传讯了，他们想从我这儿问出我假想出来的妻子的名字，当然会想到调查维卡的隐私。瞧，她的野汉子被弄出来了。

从门洞窥看到这个仪表堂堂的帅哥匀称的身形，我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但是很快第二个想法就把我带入了死胡同。

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他递给卡敏斯卡娅几张纸？她打开保险柜，拿出公文夹，翻了翻，然后放在桌上。用指甲画着一行字，找到六位数写在拿来的纸上。又翻了翻文件夹，添上几个数字。美男子道了谢，走出房间。难道我错了吗？维卡的情夫根本就不是到首都找谋美差的乡下佬，而是刑侦处的警察？但是谁又说过乡下佬不能在刑侦处工作，弄个好位置呢？

我不满意这种解释，我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维卡既有警察情夫，同时又和一个杀手有联系？这也太大意了。维卡从不会这么做的。警察要知道内情呢？那他就算不上是个警察，而只是个两面派，一个没有道德的家伙。他不配在这儿工作。老天，这关我什么事。让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想怎么对付对手就怎么对付吧。但我最终没忍住。

“他是谁？”我问卡敏斯卡娅。

“我同事。怎么，你认识他？”

“不。但是我觉得他与我妻子有染。和我过去的妻子。”我马上更正道。

“这不可能，”她平静地说，“他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他很爱她的妻子。您搞错了，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

“不，这次我绝没错。我很有把握。他的确跟我妻子维克多丽娅调过情。”我笑出声来。

我说了一些蠢话，不可扼止。我痉挛地想把这件事搞清。他结婚了？那他出于什么目的要维卡的房子和钱？他要来干什么？买时髦服装？他不会告诉妻子衣服哪儿来的，也就是说，他不能穿它；车，他也不能买：税检部门很快会知道。他就得交待从哪儿弄来的钱，他与维卡的关系立刻会曝光。最大的可能是他准备和妻子离婚，辞去警察的职务。这还说得通。

“伊戈尔只和维克托丽娅见过一次面，”她说，“他详细询问了你的个人情况，还有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的，她没同你说吗？”

“没有，”我惊慌地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现在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

她重新打开保险柜，拿出另一本文件夹，抽出一张纸，把会面的时间和地点读给我听。就是在我们喜欢的咖啡屋。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她和情夫在一起。这算什么，我并没见到她真正的情夫。真想瞧瞧她为什么会作出如此大的牺牲。

“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我们谈正事吧。我需要一张参与节目赚钱人的准确名单。”

我心里发慌。她从哪儿知道的呢？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会很蠢。既然她说出来那就什么都知道了。

“这很难说，”我闪烁其词道，“维克托从不给我们讲这些。只是每月一次把钱装在信封里分发给我们。我们也没问过他这是谁的钱。他是不会讲的。”

从她脸上我看得出来她不信任我。就让她怀疑吧，反正她无法证实我在撒谎。当然我清楚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承认这点与承认我直接参与没什么两样。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的好。

“听我说，前不久您妻子到我这儿来过。她很不安。她觉得报界出现的那伙反对你的人，是出钱播放节目的人所操纵的。她想找到这些人，让他们别再干了。也就是说，她想把钱退还给他们，让他们别再打扰你，别弄糟你的电视主持人的工作。您，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应当搞清：如果她这样去做，那么就会，形象地说，光头赤脚，片瓦无存。她很坚决、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准备变卖所有财产，包括房子，为了还清账。就我个人来看，这些家伙参与谋杀了您的同事。我会抓到他们的。如果您配合我，我很快会做到这点；如果您仍像先前一样保持缄默，我们不得不依序调查您的节目邀请的所有客人，这将花费很多时间。而当我们为这份假名单伤透脑筋时，维克多丽娅·安德烈耶娜会找到他们和他们清账。您离开她，组建了新家庭，而她却一无所有，只剩下拯救您的愿望。我的话说完了，乌兰诺夫先生。现在我想听听您怎么说。”

“这是谎话！”

我脱口而出。我说出的正是我的想法，也许我不应当这么说，但是我无法控制我自己。一切都太突然了，我来不及弄明白实际情况。我丧失了判断能力。

“什么？谎话！”卡敏斯卡娅彬彬有礼道，“您认为我在骗您吗？”

“不，是维卡在骗您。这一切根本不可能。”

“那她出于什么目的这么做？为什么她要到这儿来欺骗我？请您给我详细地解释一下，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

到底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半小时前我还心情愉快，头脑清醒，现在却全颠倒过来。

“您是说，她准备拿出所有钱，甚至连房子都卖掉吗？”

“是的，维克多丽娅是这样说的。”

“可是为什么？我要同她离婚，她为什么还要挽救我？依我看，这很蠢。”

我耸了耸肩，以示对维卡极其荒谬行为的抗议。

“她爱您。她很不愿说出这一点。但她明白，如果不讲出自己行为的动机，我也同您一样不会相信她的。她非常爱您，她很在乎您，不想与您分离。”

“她真的这么说的？”我呆呆地问道。

“是的，她是这么说的。那么，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您想让被您抛弃却仍旧爱您的女人身无分文吗？亦或是您还有一些男人味？”

突然我相信了这个坐在我对面，手上夹着雪茄的相貌平平的女人。她明亮的眼睛盯着我，我心慌意乱。我信任她，可是我却尽力反驳。

“维卡骗了您，”我说，“她有情夫，她非常高兴我同她分手。”

“她没有情夫，她根本没有情夫，”她平静地说，她那双明亮的眼睛仍看着我的脸，嘴唇翁动着，“我们即使很蹩脚，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总还算是专干这行的。我们调查了您妻子，因为不排除她与勒索来的钱有关。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除了您之外，她没有第二个男人。”

“这不可能。”我喃喃道。

“为什么？为什么您如此肯定维克多丽娅背叛了您？谁跟您说过这个？”

谁跟我说过？是的，是有人同我讲过。所有人都说过。可是我却一直沉默着，因为首先我不想死，又不想送维卡去坐牢。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事情发生在维佳和奥克桑娜被谋杀后我第一次来到彼得罗夫卡那天。当时他们传讯了我很长时间，我出来时早已疲惫不堪。还没来得及走两步，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就追上了我。

“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能撵上您太好了。要再过一会儿，我们就碰不到了。”

我困惑地望着他，试图记起他是谁，我们到底认不认识。他做了自我介绍，自称是东北区某个刑侦处的大尉。我当时就把他的姓名忘得一干二净。

“我听说您今天在彼得罗夫卡，”他飞快地说着，“就特意赶来和您聊聊。既然您办完事了，就不必再回去了。我们就在这儿说，您不反对吧？”

我同意了。我疲倦得要死，神经紧张过度，只想尽快回家。

“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曾经对一个血债累累的雇佣杀手展开了搜捕，得知他有所警觉并携带着枪，我们因此花费了一些时间跟踪他，遗憾的是，出乎意料，在追捕时他被打死了，没能活捉。但是在他身上发现一张名单。我们认为，名单所列的是新雇主。”

他停下来，瞧着我，好像想确定一下我是否明白他讲的话。我点点头，示意他接着说下去，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讲这些。

“我们跟踪他时，发现他同各种各样的人有过接触，其中包括您的妻子。您知道很难区分偶然接触和预定的会面，假如这次约见真的是偶然的话。您懂我说的吗？比如说，一个人走到街边卖报亭，买了两份《莫斯科区委报》。为什么买两份？这是暗号，还是他买两份报只不过是替同事捎一份？您妻子走到我们跟踪的那个杀手跟前，请他破开五万卢布的纸币。这是否只是一次偶然的接触，我们无从得知。但不妨假设您妻子雇佣杀手去谋杀某个人，问她本人是不可能的，会把她惊跑的。所以我想让您看一下名单上有没有您认识的人。”

“好吧。”我点点头。完全相信名单不会引起我的兴趣。

可是我错了。刚一瞧写有四个名字的那张纸，“射手”这个词就跃入我的眼帘。我和维卡的大学同学就是这么叫我的。一方面因为我是个穷学生，经常向同学讨烟抽，要三卢布的纸币当奖学金；另一点，我是人马座的。于是这个外号一直叫到现在。维卡直到现在也这样称呼我。她走到跟前请求破开五万卢布……结果我的名字就出现在杀手的清单上。

“不，”我的声音发颤，“我不认识这些人。”

“您确信无疑吗？”

“我完全可以肯定。我没见过这些人。大概他与我妻子的接触是偶然的。”

“也许是吧，”被我忘记姓氏的大尉很失望，“糟糕的是我们获得可靠消息：会有另一个杀手接替来干这件事。被我们跟踪的杀手嗅到危险，做好了被我们捉住的准备。他们的组织很严密，所以他只关心把名单转给另一个杀手。只是我们不知道转给了谁。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松口气了，什么也不用担心了。杀手死了，但谋杀对象还活着，面临失去生活的危险。好吧，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对不起，占用了您的时间。”

“没关系。”我回答得很冠冕堂皇。

我心里升腾起死亡的寒气。10分钟前我还活着，为维佳和奥克桑娜的死而痛苦难过，感到疲倦，急于回家去见维卡；而现在我却死了……

“您怎么能相信这些胡说八道？”

娜斯佳认真听乌兰诺夫说完。她对人们的轻信感到难以置信。在跟踪杀手时，在被击毙的杀手身上搜到雇佣名单。真是一部侦探片儿！没有一个狡猾的杀手会把名单带在身上的。也根本不会保存它。牺牲品的住所，他会记在脑子里。假如这是一个很蠢的杀手，就像一个口袋里揣着枪的年轻无经验的“水手”，那么他首先嗅不到危险，其次，也不会关心是否有新的接替者，他也不会有接头者，也不属于某个有组织的团伙。因为他像一个“水手”，他也就是一个傻瓜。第三点，假如他嗅到了焦味，把牺牲品告诉了另一个杀手，那他还要这张纸做什么？并且，他随时有被捕的可能，根本不能把它带在身上。纯粹是胡说八道。一些不具备起码专业知识的谎话。只有略识门径的家伙才能杜撰出来。

但是这些论据是为说服乌兰诺夫的，对娜斯佳来说还有另一个理由：今年四月份东北区没有采取任何追捕杀手的行动。所以这一切是一派谎言。

但又是谁出于什么目的编造的呢？

塔姬雅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侦查员。这不仅仅在于她对工作无比忠诚，还因为她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我相信——我不相信”这样的概念，特别是厌恶人们常挂在嘴边儿的诸如，“有人说过”这类的消息来源。她只认可“证实——没证实”这样的话，无法容忍模棱两可。当然，她也是一个有创造个性、有情感的女人。同别人一样她也会委屈、气恼、忧伤、苦闷，也会失意彷惶。但是，在陷入忧伤之前，她认为得先弄清真相。

早晨，待深夜归来的丈夫睡足后，她问他：“你昨天去过金龙饭店吗？”她的语气很平静，听不出紧张感，也没有像侦查员审讯犯人般地瞧着丈夫。就像五分钟前问丈夫早饭想吃土豆馅儿包子，还是煮好灌肠做蔬菜沙拉更好一些那样自然。

斯塔索夫回答得也跟她一样平静。

“没去过。怎么了？”

“有人说在那儿见过你。”

“认错人了吧。”

他耸了耸肌肉发达的肩，一扭身走进盥洗室，洗脸刮胡须去了。15分钟后，他从那里走出来，在摆好的桌旁坐下，开口问：“金龙饭店有什么新鲜事吗？谁好像看到了我？”

塔姬雅娜心里清楚这是个好兆头。丈夫不想逃避危险的话题，不喜欢偷偷地把鱼雷型汽车开走；恰恰相反他自己会掉过头来说清一切。

“不只是见到你，你的衬衣、外衣和你的女伴儿。她长得像极了玛格丽塔。斯塔索夫，我不想让你解释证实什么，只是想知道这是否是真的。”

他慢慢地放下叉子，把碟子推到一旁，站起身。塔姬雅娜立在桌子的另一旁，非常镇静地探询地望着他。

“这都是谁跟你说的？”

“这很重要吗？”她反问道。

“很重要。我想知道是谁为了什么要骗你。不知你清不清楚，我不知怎么不太相信这是出于幻觉。这个人不是简单地见到相似的面孔而认锗了人。他还认出了我的穿戴，我的女伴儿，甚至打火机。这是一个恶意愚蠢的玩笑，因为有人故意把你引入迷雾。是什么目的？这个好心人又是谁呢？”

“伊拉的未婚夫。他曾在地铁见过你——你还记得他吗？——就能出你来。”

“我再说一遍，”斯塔索夫愠怒地说，“他可能认出我。因为我根本没去过这个饭店。无论是几天前，还是一个月前，我任何时候也没去过。我从来没在那儿待过。我只知道它在‘三车站’区的卡兰切夫卡大街。”

塔姬雅娜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机械地用手抚着腹部。

“你想说这个银行家有点不对劲儿？坐下。你站着我不方便同你说话。”

斯塔索夫顺从地坐下来，又把碟子移到跟前。不管谁、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休想把他从酣睡中惊醒，休想破坏他的好胃口。

“丹娘，我们无法原谅自己。为了自己的事，却完全把伊拉丢在一边。说实话，带她离开彼得堡，打破了她安宁的生活，我们两个人都感到很内疚。她实际上成了家庭保姆。所以，当她又有了新的生活，一桩美满的姻缘在等着她时，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我们觉得这样也许可以弥补我们的过失。我说得对吧？”

“你说得没错，”塔姬雅娜叹了口气，“伊拉自己也说，要不是去莫斯科，她永远也不可能见到自己的心上人。我也很高兴她能这样想。因为这样似乎减轻了一些你我的内疚感。”

“的确是这样。我能再吃一个包子吗？——香极了，我接着说我的看法。我和你无暇了解这个未婚夫，因为我们为伊拉高兴得过了头。不管他是何许人，只要伊拉幸福就行。她很幸福，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和你只有在未来婚礼上才能见到他。每天晚上我都要接送女儿，很快又要带她去南方；你的心思又全部放在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对新冒出来的未婚夫的兴趣退到了第二位。冒出了他——上帝保佑我们的伊拉一切平安。丹娘，我久经沙场，非常厌恶这一切。”

“而我是个年轻的侦查员，”她微笑着，温柔地触碰一下他的手臂，“可是也不知为什么不喜欢这样。你记得玛格丽特有一件黑白细条相间的尉尔萨奇品牌的三件套吗？”

“没印象。你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她好像是穿着这身衣服去的饭店。我们可爱的小女孩儿的未婚夫眼力真不赖，一眼就断定是尉尔萨奇牌儿的。我就不能，你行吗？”

斯塔索夫看了一下表，探过身去拿电话。

“我也做不到。我们还是问问丽塔吧，事情就能清楚一些。”

“有点不值得吧？”塔姬雅娜有些犹豫，“不太妥当吧？”

“就这样了，”斯塔索夫挥了挥手，开始拨电话，“不明白真相，陷入谜团不妥当；弄清真相总是妥当的。要不然我们还算个警察吗？莉丽娅吗？你好，我的女儿。你睡得好吗？很香？好孩子。你正准备去上学吗？好样的，妈妈在吗？还睡着吧？她走了？这么早急着去哪儿？啊，我知道了，小宝贝，我有件事问你。把妈妈的衣柜打开，瞧一瞧里面有没有一件黑色的三件套。不，你还是看一看吧。”

他用手捂着听筒，小声说：

“莉丽娅说她不用看也知道妈妈有这身衣服。”

等了不长时间，莉丽娅又拿起话筒。

“有吗？什么颜色？带条吗？宽条还是窄条？清楚了。是三件套还是两件套？就是说，只有上衣、裤子，还是还有一个坎肩？有坎肩？太棒了。把坎肩拿下来，我告诉你怎么做。看一下领子里面。看到标签了吗？上面写着什么？我知道不是俄语。你在学校不是学英语吗，念一念。好像上面是英语。谢谢你，小宝贝。你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好吧，快去上学吧，要不就迟到了。喂，再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妈妈经常穿这件衣服吗？什么？刚买不长时间？啊，是这么回事……好吧，女儿，亲亲你。”

他放下话筒，若有所思地望着妻子。

“我们会有一场好戏看了。丽塔是有一件尉尔萨奇牌的黑色三件套。但是，谁也不可能见到她穿这身衣服，因为它刚买了不久，她也从没穿过这件衣服出门，商标还在上面挂着呢。”

“但至少有人知道她有这身衣服。某个人来到她家，她向其夸耀过。是女友？”塔姬雅娜假设。

“很可能，”斯塔索夫赞同道，“还有哪些假设？”

“或者有人见到她买这件衣服。比如说售货员，或当时也在商店的顾客。”

“假设成立。谢谢你，丹娘。发生的这一切很吊人胃口。我马上去上班。晚上，去一趟沙克里尼基的丽塔那儿，弄清都谁知道她衣服的事。”

“你最好先弄清伊拉的未婚夫。他把一切玩弄于鼓掌中，这太令人痛心了。当今没有这样的事。现在没有英俊的王子。”

“这怎么可能？”他很不平，“我不是一个英俊无比的王子吗？你令我感到伤心，我的女主人。”

“你不是王子，斯塔索夫，”塔姬雅娜轻松地大笑起来。嫉妒、苦闷已从她的心头消失得无影无踪，“你是我亲爱的丈夫，这就够了。”

送走丈夫，她开始做家务。她踮着脚尖，尽量不弄出响声，免得吵醒伊位。伊拉昨天激动地坦白了她的爱情，久久不能入睡，直到天快亮才平静下来。重洗了一遍餐具，把斯塔索夫的白衬衫和内衣浸泡在漂白液里，擦干净了盥洗间的镜子，决定去一趟商店，原则上可以不去，所有必备品，家里都有。并且，伊拉今天哪儿也不去。如果需要，她会去买东西的。但是，她想到街上走一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突然她明白她是想吃冰激凌。大大的、缀满扁桃仁、挂着厚厚的巧克力糖浆的冰激凌蛋糕清晰地浮现在她的眼前。她的口水都流了出来。塔姬雅娜知道，刚好步行离家20分钟远的一家商店卖这种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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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来到阳台，确定该穿什么衣服。穿棉大衣看来是多余的，那会把她蒸熟的，但是穿羊毛衫和裙子又有点冷。应该披上一件薄风衣，她可不想现在感冒。

但走到客厅，塔姬雅娜想起那件漂亮的蓝白相间的风衣挂在伊拉睡觉的房间的柜子里。初春搬到新房，用不着风衣，就把它和其他过季服装放进衣柜。不想吵醒她，塔姬雅娜看看周围有没有合适的衣服。衣架上挂着一件伊拉的皮衣，可是塔姬雅娜无论多瘦时都穿不进去，毕竟伊拉只有46号，而她……最好别去想它了。这儿还挂着斯塔索夫的上衣。要是拉开拉链，取下棉里子，就会成为一件很合适的风衣。颜色的确很深，又是男式的，对塔姬雅娜来说又有些大（斯塔索夫身材高大，将近两米，肩宽臂长），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强。

在裙子和羊毛衫外面披上外衣，塔姬雅娜照了照镜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她的样子像一个在火车站过夜的难民。今天她没化妆。虽然不化妆她决不允许自己出门，但这只是去买冰激凌……一个面上浮肿、满是斑点的臃肿的中年妇女穿着别人的衣服，给人的印象肯定既可怜又不舒服。她想还是化化妆吧，但又觉得这需要去盥洗室，还得脱下她刚刚费了好大劲才穿上的短腰靴子，就决定就这样出门。

这时街上人不多：工作日已经开始，家庭主妇还没出来采购；住宅区又是新建的，居民不多。但是塔姬雅娜还是捕捉到亦或是同情亦或是嫌厌的目光。一进商店她就直奔冷冻专柜。突然听到近旁有人说：

“塔姬雅娜，是您吗？”

回过头去，看到不久前建议她恢复被损害的声誉的那个新闻记者。

“您好，”她问了好，“真巧在这儿碰到您。”

“我妈妈住得离这儿不远。昨天我在她这儿过的夜，出来给她买吃的。我都快认不出您来了，您有麻烦事吧，塔姬雅娜？”

“您这是怎么说？”她很吃惊，“我一切都非常好。”

“不，不，您别骗我了。我看得出来，您有心事。您的处境很糟。我可以帮助您吗？”

她笑了。当然，过路人根据她浮肿的面部和不合体的衣服，会把她当成一个堕落的酒鬼。而这个新闻记者清楚知道她根本不是什么乞丐，而是一个享有盛誉的作家，就作出了惟一可能的结论：她的处境很糟，正陷入痛苦中，并且她本人也很鄙夷自己。但是又不能跟旁边的人说伊拉在睡觉，风衣又挂在伊拉的房间里；说她弯腰脱鞋困难。

“您能帮我什么忙？”她愉快地问，“一切可能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文章已经上报了，我不准备反击，这我已经和您讲过了。您还要帮我什么忙？”

这时睡眼惺忪的售货员总算开恩来到柜台旁。她站在塔姬雅娜对面，面无表情地等着买主吩咐。

“请拿这块蛋糕。”塔姬雅娜手指着一个色彩鲜艳的盒子说。

“还要别的吗？”

塔姬雅娜飞快地扫视着柜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真想都买回去……真的把这些都买回去，就拿不动了。医生又嘱咐不要拿超过两公斤的东西。好吧，菜花和香波就不买了，奇Qisuu.сom书但港湾产品却不能不买。还有基辅牛排，伊拉总在这儿买，太好吃了。

把买的东西放进纸袋，她准备走出商店，发现那个记者在耐心等她。他跟塔姬雅娜一起来到街上。

“我可以送送您吗？您没什么急事吧？”

“我没什么地方可去，我只是个家庭主妇，不用去上班。您为什么要送我呢？”

“和您交谈很愉快。您很有特点。”

“好吧，我们要谈些什么？”

“就谈谈您吧。我觉得您处在艰难时期，我没说错吧？”

她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讨人喜欢的脸，专注和善的眼神，悦耳的嗓音。一脸的善良、同情和理解，难道她的确让人觉得很不幸吗？

“您搞错了。我正处在一个美妙时期。等着做妈妈，又值创作鼎盛时期。还有什么好奢求的？我非常幸福。”

“您的眼睛却不是这样说的。”

“我的眼睛只是说我行动困难，但我会努力克服。这纯粹是生理状态，我相信它很快就会过去。”

她笑了起来，把纸袋换到另一只手上。

“我帮您提着吧。”记者才醒过神来。

“不必了，包不沉。”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记者又打破了沉默。

“我认为您这么有才华的作家很难生存。”

“您已经说过了，”塔姬雅娜提醒，“上次说的。但我有其他的抉择吗？——生活就是这样的，不可能改变。——这虽然不是我说的，可我完全赞同。我生活在现实中，不会有另一种生活。”

“您陷入了谜团，”她的交谈者热烈反驳道，“完全可以有另一种生活。您将自由独立地创作，无论任何时候，无论谁都不会恶意中伤您。您再不会受到欺骗，再不会被利用，您会得到帮助，抚养孩子长大成人。最重要的是，您不再感到孤独寂寞，您不再有被抛弃的感觉。这就是我要帮助您的。”

塔姬雅娜停了下来，认真地看了看他，然后微微一笑。

“这一切很美，但是我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我原本就是自由独立的。我不感到孤独寂寞，也没有谁欺骗我，利用我。至于那些恶意中伤的话，这很正常。没有谁能得到所有人的爱，每个人都会遭到别人的诽谤。逃避是愚蠢的。我也没有被所有人抛弃、苟活于世的感觉。请不要生气。我珍视您的热情，感谢您要给我的帮助。但是我不需要这些。”

“不要马上拒绝，”他请求，“也许我的话说得过火，可能引起您的反感，但是，您还是考虑考虑吧。”

“好吧，那我就再考虑考虑。”她出于礼貌，答应了他。她不想让这个可爱的人伤心。是他深切理解她的作品，并以读者的名义向自己的同行发出谴责。

剩下的路途，他们偶尔交换几句关于报界和出版界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话。

“从您的书来看，我觉得您不太喜欢新闻记者，”他笑着说，“您笔下从事新闻工作的人物，好像是精选的、令人讨厌的家伙。这是不是与您跟他们打交道时留下的不良印象有关？”

“不，您判断有误。我同新闻记者关系好得很。他们的职业有一些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不能因为妇科医生使怀孕妇女流产就指责他杀人，这是工作使然。新闻记者向人泼了脏水又当众给他洗内衣，是因为报纸要赚钱，不然就会没活路。报纸销路越好，利润越大，这就需要尽可能激起人们的购买欲。接下来就很简单了：有什么样的居民，就有什么样的报纸。如果该国此时的居民为犯罪而愤愤不平，想每天都能读到诸如性变态、流氓败类、行窃和受贿之类的离奇事，那就投其所好。那么，一切都会入轨，报纸的销路会很好，会赢利。您瞧，根本不必去抱怨他们什么。”

“您对我们的印象的确不好，”记者摇了摇头，“但您非常明智，塔姬雅娜。在您这儿，我甚至听到这样的话都不感到委屈。”

“我们到了，”塔姬雅娜说，“谢谢您送我。”

“您能再考虑一下我对您的建议吗？”

“可以。”她很快地说。想尽快摆脱他，一扭身走进楼道，免得他向她索要电话号码，或者塞给她名片。再说他怎么可以知道她思索的结果呢？

“为什么你不向我汇报托米琳娜的情况？我感觉你在逃避这个话题，遇到麻烦了？”

“是遇到点麻烦，但我想很快就会克服的。”

“我不喜欢你的心情，你的乐观我也不欣赏。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托米林娜不好摆弄吗？”

“她拒绝帮助。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她却一下溜走了。”

“哼！我就知道你的办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您总是追求新奇，想入非非，发布一些谬论，臆想出一些鬼玩意，却不按准确无误的老办法去做。对她应当同其他人一样，调查她的个人情况，从相识到相互信任。而您竟认为凭借您的愚蠢的文学分析能弄清目标的性格特征。不可能！我早就怀疑这点，现在更确信无疑。托米林娜跟您所描述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您的招数对她不管用。”

“等一等……”

“不要打断我！要等到您得手，时间太长了。我们决不能放过托米林娜，她的知名度会给我们带来一大笔钱。我也不想再听到任何您遇到困难之类的话。别忘了，您给我下过保证。两小时后我等您拿出新方案。不要任何文学肖像描写，不要任何作家的空洞论调。我需要一份尽快把托米林娜弄到我们这儿来的清晰准确的行动计划。记住最重要的一点：不要留下孩子。他会绊住她的手脚。为了孩子她能忍受一切：丈夫的背叛，孤独寂寞，您为她制造的一切。要没了孩子，她就是我们的了。两小时后把计划拿给我看。”

在乌兰诺夫协助下弄清是谁泄露了“格兰特”私人侦探所的机密——更重要的是谁得到了这些机密——毫无结果。侦探所的侦探协同找出了登载署名为“海伊娜”的文章的那个人。调查这个人是否同“素面朝天”的那些特约嘉宾有来往，整整忙了一夜。结果非常令人吃惊：没和任何人有接触，除了惟一一个没被列入乌兰诺夫提供的名单的嘉宾外。换句话说，正是这个人上演播间没有破费一分钱。他是某个奇怪的旨在帮助陷入危机的人们的慈善基金会的组织者。每个付过款的节目特约嘉宾都是偶然来到直播间的，因为这些嘉宾不下五十人。因此登载文章的人与基金会的人的接触可以看做是巧合。

娜斯佳最先想到的就是乌兰诺夫没有说出所有的人。要么忘记了——记住这么多付过款的人不太容易——要么不想说出这个人。为什么？必须尽快弄清。

尽管乌兰诺夫在上次谈话中很坦白，可是娜斯佳还是觉得他有所隐瞒——根本没有什么杀手，只是有人故意愚弄了他——这对他触动很大，所以他讲出了安德烈耶夫从中弄钱的人的名单。但他对某件事一直闭口不谈，这点，娜斯佳确定无疑。正是因为这样她才没有向他提出她所发现的问题。她清楚只有来个猝不及防，乌兰诺夫才可能交代。显然，他没有供出所知道的一切，那就要留一张王牌，以便必要时打出来。

最近几天娜斯佳觉得思维迟钝，可能由于疲劳过度——她每晚都要到茹可夫斯基街，又要早早起床在9点钟前赶去上班。这段时间她去了三次医院值夜班看护公公：公公的手术效果不太好，现在在输液。她和丈夫的关系仍很紧张，只好装做什么事也没发生。现在最要紧的是公公的健康，其余的以后再说吧。

在颠簸的拥挤不堪的电车里，娜斯佳拼命和瞌睡作斗争，迫使自己做出决定：先约乌兰诺夫会面，还是同乌兰诺夫上门拜访过的卢找娃女士谈谈？假如他不是为了卢托娃而同妻子离婚，那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别的联系呢？——这是娜斯佳下次想问乌兰诺夫的。

车到站，她已经决定去找卢托娃。谁知道呢，也许这个女人能提供一些新线索呢。

娜斯佳在卢托娃工作的幼儿园找到了她——她是幼教，被喧闹奔跑着的孩子们包围着的卢托娃，远看很年轻，待走近细瞧，一条条细小的皱纹在她微笑的脸上显露无遗。

“乌兰诺夫？”她露出困惑的表情，“不，我不认识他。”

“他去过您家，您怎么能不认识他？”

“大概他找过我丈夫。您可能不知道我虽然和丈夫离婚了，但我们仍住在一起，无法分居。他有自己的生活，常有人到他这来，但他从不给我引见。”

“离婚夫妻仍住在一个屋檐下，是很难。”娜斯佳同情地说。

卢托娃别转脸。当她重新面对娜斯佳时，嘴角颤动，脸上憔悴，看上去老了好几岁。

“我没有任何办法。甚至去找过巫师，占卦去邪，但都无济于事。他把我迷惑住了！他恣意指使我，而我却什么也不敢讲。您知道吗？我痛苦得要死，一个叫伊涅萨的巫师很有法力，她帮了我很大的忙——我甚至有力量同他分居。可她死了，一切又是老样子了。大概您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吗？他是不是把我灌醉了？”

泪水汩汩地流了下来，但这次她没转过身，而是恳切期盼地望着娜斯佳。

“您瞧，我完全丧失了自尊，想讲给每一个人听，想恳求每一个人。我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帮助我……见不到他，想杀死他；见到他，又无力反抗。我直到现在还留着他的照片——十年前就放在了钱包里。离婚后想扔掉，却做不到。拿出来准备撕成碎片，可他从照片上那么善意地望着你，冲你甜甜地笑着……我的手就会无力地垂下。就这样又放回了原处。”

塔姬雅娜也对娜斯佳讲过这些，一字不差。这些都已经被帕施科娃记录下来了。

“我可以看看吗？”

“上帝保佑您。”

卢托娃啜泣着走到角落，从提包的小皮钱包里取出照片递给娜斯佳。照片上的人很普通，是秃顶，但的确，他的目光很善良，笑得也很甜，不带一点凶相。他有魅力，这是没说的。就连冷漠的照相机镜头也不能扼杀他身上特有的魅力。

“您丈夫的职业是什么？”

“演员，剧团的。一生都是小角色。现在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明白他靠哪儿来的钱活命，但他没向我要过钱，这就谢天谢地了。”

“您认为，您丈夫和电视节目主持人能有什么事要共同合作？”娜斯佳问。她深切同情这个无法抗拒丈夫魅力的可爱的女人。

“不清楚。他不允许我问。”

“您试过吗？”

“当然试过。问过几次他在哪儿工作，靠什么生活，毫无结果。”

“怎么？他不肯说？”

“说了还不如不说。他骂脏话，挖苦我，把我视为一个不需付钱的家庭保姆。”

“那您为什么要忍受这些？”

“我又能怎样？赶走他吗？我们的房子是共有的——签过协议——后来就……”

她停下来，从裤兜掏出手帕，痉挛地擦拭泪水。

“您想象不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骂人，撒野，有时甚至动手打我。事后管我要茶喝，喝完把杯子一放，对我说：‘谢谢你，瓦丽娅。没有你我还会做什么？我亲爱的。’握着我的手，贴近嘴边亲吻，那样深情地望着我，以至于我会为他去卧轨。”

“那样望着……那样望着……”娜斯佳在返回彼得罗夫卡街的路上，思忖地重复着这句话。能说这个女人愚蠢、意志不坚强吗？起初是这样认为的，但一想起扎托齐尼将军，她意识到自己与卢托娃没什么分别。她也同样无法拒绝扎托齐尼——不能抗拒他猛虎般金色火辣的目光，不能生他的气，虽然内心深处知道他待她不是公正的。大概，这就是磁性，某种吸引人的、富有魅力的、令人信赖的特质吧。只不过他们之间还是有一点分别：扎托齐尼不会用这种特质作恶，而卢托夫放荡、蛮横，为受尽折磨的妻子不敢反击他而洋洋得意。

同卢托娃的会面对破案没有什么帮助，只能再同乌兰诺夫谈谈，了解一下卢托夫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之间有什么事要做？问题事实上没有实质内容，与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的被杀又没有关系，但至少能振作一下精神。这个案件扑朔迷离——谁能想到列斯尼科夫会出现在她的办公室，说起维卡的背叛和雇佣杀手的趣事呢。很显然，关于卢托夫的幼稚的问题打乱了供认的程序，毫无逻辑，只好凭潜意识吧。

从电视节目编辑被杀案，娜斯佳又想起另一个毫无头绪的谋杀案。多亏塔姬雅娜，她或多或少知道了一些戈托夫齐茨家发生的事。既然尤丽娅死了，没有谁可能回答这些问题，就只剩下了推测。是什么契机促使尤丽娅雇佣私人侦探跟踪丈夫呢？有人溜进房间，却什么也没偷，但丈夫从那之后惊慌不安。如果不出诊，就常常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翻找什么文件。东挪西搬，费劲地在纸堆上走来走去。鲍里斯消瘦了，睡不好，吃不好，常发脾气，甚至开始斥责妻子，关于是否赚了黑钱的问题，他又矢口否认。而尤丽娅以原则性强、严谨认真出名——弄清令人不快的事实，要比与罪犯共同生活好得多。

但任何令人不快的事，她都没能得知，却为什么要杀死她？很难作出结论。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最初也是有人潜入英娜的房间，同样好像什么也没拿。然后有人——是同…个人，还是另一个人？——到英娜这儿，请求她讲出一个人的名字。不知道她说没说，现在已无从知道。某人以同样方式拜访戈托夫齐茨后，心理医师变得心神不宁，是由于会亲眼看到可能导致的后果——不妨相信他说的有人跟踪他的话。根据跟踪的人数判断，不只是部里派出执行任务的警察，还有其妻子雇佣的私人侦探。大概戈托夫齐茨是对的。溜进房间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觉得受到监视，得知是尤丽娅雇了私人侦探，妨碍了他们的手脚。

怎么样？想法不赖吧！杀死他妻子的不是与戈托夫齐茨有过接触的人，而是另外一些他虽没谋面但确定存在的家伙。他怕得要命——那些家伙杀死了英娜。

娜斯佳抱住了头。天啊！浪费了大量精力调查“格兰特”侦探所提供给戈托夫齐茨的名单，还是什么线索也没发现……

“打住！”她对自己说，“怎么能没有线索呢？杀死尤丽娅正是因为她同私人侦探所打过交道——这毫无疑问——不然季姆就不会被害了。”

只剩下一个最不符合逻辑、无法论证、但又是惟一的方案了。

塔姬雅娜告诉伊拉感觉不舒服，让她不要走。伊拉吓坏了，大呼小叫着要去找医生。塔姬雅娜阻拦了她，骗她说去妇科做了检查——医生让她按时做检查，伊拉早上睡得很死，快中午才起床，不可能知道她其实是去商店买冰激凌的。

“当然我哪儿也不会去，”伊拉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一天看不到安德烈也没什么。”

塔姬雅娜张口想说可以让他来做客，但又咽了回去。在斯塔索夫没弄清这个能一眼断定女式套装品牌的海底来客的真实身份前，最好避免和他碰面。

她心情舒畅——小说写得很顺手，这使她感到满足——甚至早上与丈夫谈话后所带来的不安也没能破坏她的好心情。最终会真相大白。他们会弄清为什么伊拉的未婚夫要欺骗她，一切都会明朗的。直觉告诉塔姬雅娜：伊拉计划的迈阿密海滩近期旅行与随后的婚事，都是即将破灭的玫瑰色的幻梦。她同情伊拉，又感到自责。假如伊拉的银行家认识玛格丽特，并且知道她买了一身贵重的衣服，那么饭店事件就有可能是一个愚蠢的玩笑。但并不只是这些。他还应当知道斯塔索夫那天穿的上衣、衬衫和他的打火机的牌子。不妨设想：银行家安德烈认识玛格丽特并得知她新买了贵重的套装；偶然见过他未婚妻寄住的那家的男人——最大可能是在白天的社交场所，也可能斯塔索夫去过他的银行，或安德烈本人有事到过斯塔索夫工作的地方，或只不过在街上见过斯塔索夫——就做出了这么一个下流的举动。

这说明两点——二者都不容人乐观。第一，他是个卑劣的坏蛋。第二，知道斯塔索夫曾是玛格丽特的丈夫，他想出了这么一件下流的事情。为什么和伊拉在一起时他从没说过这点？塔姬雅娜越想越厌烦这些，越发自责：对伊拉的新男友怎么能这么疏忽？——不可原谅，结果这个家伙骗取了年轻女人的信任——只要看看她发光的眼睛你就会知道——企图打破斯塔索夫平静的家庭生活。

经验丰富的塔姬雅娜可以找到好几种完满的说法。是某个先前曾在刑侦科工作过的被斯塔索夫妨碍过手脚的人干的好事。这个人逃离了法网——也可能刑满释放——后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坐上了高级轿车，在某一刻想起该找触怒过他的人算账——不行，这说不通：斯塔索夫见到他也不认识——更正一下：决定找他算账就雇了一个阔绰的美男子，弄得年轻女人神魂颠倒，再遗弃她，使她蒙受心灵的重创；于是丈夫和妻子发生争吵。他们就躺在角落暗暗冷笑，静观家庭走向破裂。

但男人不会这么做的，这种复仇方式更适合女人。为什么不是呢？难道我们听说的不为男人所爱的女罪犯还少吗？凭个人经验塔姬雅娜知道男罪犯总是男人气十足——出于某种自尊，某种荣誉感——就算有点心理畸形，但毕竟还有。即使在犯罪时也仍遵循这点。至于女人，一经走上犯罪道路，她就会卑劣到极点，令人瞠目结舌。男人复仇通常使人丧失钱财，再取其性命，至多败坏其名声；女人往往从爱情下手，毁其幸福，破坏家庭。真想知道，斯塔索夫是否碰上了这种报复欲极强的女人？

这些想法油然而生，没有妨碍塔姬雅娜在电脑上打小说。她早就学会边写作边办公事，让思维平行发展，互不影响。伊拉在厨房忙活做饭，尽量不弄出太大声响，因为塔姬雅娜一向把写作看得很神圣。房间里渐渐飘散着诱人的饭菜的香味，电话铃响了，塔姬雅娜不能放下手中的活，就喊伊拉接电话。

“丹娘，快来吃饭！”伊拉喊道。

塔姬雅娜圈上句号，快速用眼睛滤了一遍最后一段，随后走出书房。

“娜斯佳来过电话，问今天过来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因为你今天不准备出门——我这么讲行吗？——让你接电话就好了。”

“完全可以，”塔姬雅娜点点头，“她有什么事情，还是出于礼貌前来拜访？”

“不清楚。听她的声音好像很着急。”

“你的追求者给你打过电话吗？”塔姬雅娜问。

“那当然，”伊拉笑得很灿烂，“今天没见到我，他心情糟透了。我让他找点事做。很快就是休息日，我们又可以待在一起了。”

塔姬雅娜漫不经心地吃完那盘叫不上名的，被伊拉确信为含有丰富维生素的，对孕妇大有裨益的菜，又开始着手工作。这些文章在报上、杂志上出现得多么及时！要不是它们，她永远也想不到通过写作和读者交流。因为喜欢她的书、爱读她的书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她的朋友，不能不同他们一起分享自己的喜悦、忧伤和思想，不能不给他们讲绝妙的笑话，叫他们捧腹大笑。你对不公正生活的抱怨会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同情，当她懂得了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写作，她轻松了不少，放在书桌上没完成的中篇小说不再像一具僵尸，突然活了过来，有了生机。

她没注意到时间的流逝，当娜斯佳进来，已经是晚上8点半了。

“太好了，可以吃晚饭了！”伊拉高兴地嚷道。

但塔姬雅娜却兜头给她泼了一盆冷水——她们要晚点吃饭，要先聊聊。伊拉失望地叹了口气，折转身回屋了。娜斯佳立刻把自己扔进了沙发。——上次她就看中了这张沙发：既方便又舒适。

“书写得怎么样了？”她问道。

“还在继续，虽然生活造成了强大阻力。”塔姬雅娜开着玩笑。

“什么阻力？”

“你难道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娜斯佳不解地问，“你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使我遭受社会舆论谴责的那种卑鄙勾当。”

“你指的是我们一起看到的那些恶意中伤的话？”

“瞧你说的！这只不过是毛毛雨，瓢泼大雨还在后头。娜佳，你真的不知道？”

“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知道。头一回听说。——我是从不看报的。”

“怎么？！一点也不读？”塔姬雅娜很吃惊。

“非常非常少。”

“怪不得你好多事都不知道呢。难道你对部长们受贿、漏税，买了二十间房子、二十幢别墅的事也不感兴趣吗？”

“一点也不。关于你，报界都说了些什么？”

“说我是一个没有天分的写作狂，用伪文学描写蒙骗胆小怕事的居民，使他们失去了美好光明的俄罗斯文化；说我赚取了高额稿费，被俄罗斯总统主持的文化委员会的所有作家所唾弃。你想，我获得了多么大的殊荣！俄罗斯的作家成百上千，但只有我一个人荣幸地得到唾弃。”

娜斯佳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可能，丹娘！你在耍我。”她总算找到了回敬的话。

“一点也没有，”塔姬雅娜开心地大笑起来，“就是这么回事。并且还有人热心地安排我和斯塔索夫吵架。”

“是谁？”

“我不知道。斯塔索夫正在调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么自杀，要么酗酒，要么进了修道院——而我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女人——赤手空拳是打不倒我的。伤心哭泣之后我醒悟过来：我不能放弃写作。于是又重新坐在电脑前。我的才思汩汩涌了出来。”

“天啊！报社记者都冲你来了，你怎么把他们给得罪了？”

“我也莫名其妙。好像我没同他们发生过口角。说句心里话，不是所有记者都攻击我是个十足的白痴。他们中有一个人建议我写文章抨击来挽回名声。”

“那你？……”

“我谢绝了。我想不用说你也知道原因吧？”

“是的，我懂你的意思。你在想，他是真的同情你吗？你怀疑这是报界通常玩弄的把戏——你要这么写，我们就唱反调；你要予以反驳，我们针锋相对和你角逐。对吧？”

“谁知道呢？娜佳，都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这个男人的确很可爱。他非常善良，富有同情心，会体贴人。他有一双善良的眼睛。”

“啊哈，”娜斯佳喃喃地，“眼睛善良，却是个秃子。”

$Qī$她声音很低，仅仅是不由自主地说出的。她回想起早上见到的卢托夫的照片。但不知为什么塔姬雅娜突然神经绷紧，瞳仁内缩，嘴巴紧闭，收敛了笑容。

+shū+“你从哪儿知道的？”她生涩地问。

%ωǎng%“知道什么？”

“他是个秃子。”

“我不知道你到底想问什么？”

“你为什么要提到这点？”

“我今天见到了卢托娃——就是去找过遇害巫师伊涅萨的那个女人。乌兰诺夫使我遇到了麻烦，我想从他的熟人嘴里套出些引人的细节，好在与他再谈话时击中他的要害。原来，卢托娃根本不认识他，乌兰诺夫是到她的丈夫那儿做客，而不是找她——离婚后，她和丈夫仍住在一起。”

“我记得，”塔姬雅娜点点头，“接着说。”

她的声音冰冷干涩。娜斯佳觉得她变得很陌生，甚至让人感到不舒服。

“丹娘，放松一下，你不是在工作。”她说。

塔姬雅娜深深叹口气，皱紧眉头，把头一甩，面部和缓下来，嘴角又挂上了笑容。

“对不起，娜佳。是猎犬的那种条件反射使我这样，往下讲吧。”

“没什么可说的了。卢托娃对我抱怨她的生活，抱怨她无法摆脱丈夫的魅力。简短地说，一切都同伊涅萨的笔记和你讲给我的一般无二。她还说不能丢掉他的照片，就一直带在身边。她给我看了这个大名鼎鼎的训骂她、贬低她的卢托夫的照片。他的确很有魅力。并且不属于那种男性的魅力，而是个性的魅力——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无法抗拒。你会不由自主地信赖他，随他到天涯海角，心甘情愿讨他的欢心。照片上他都能给人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你想，现实中他能是什么样？”

“我能想象得出，”塔姬雅娜若有所思，“怎么，他是个秃子？”

“千真万确。像一颗台球。”

“他是干什么的？”

“卢托娃说他当过跑龙套的演员，后来不干了。现在干什么她也不知道。”

“妙极了。我瞧你没烟抽都快打蔫了。抽支烟吧，别受罪了。”

“不用，我还顶得住，”娜斯佳有点窘迫，“在你这儿我就不吸了。”

“我们到敞廊坐一坐，天很暖和。走吧，娜斯佳。你吸你的烟，我给你说点趣事。”

塔姬雅娜朝厨房一努嘴，娜斯佳明白，她不想让伊拉听到他们的谈话——厨房和客厅之间没有门，伊拉赌了五分钟气后，早已从房间里出来，在灶台边忙活起来。

她们来到宽敞的玻璃敞廊。这儿放着三把椅子和一张不大的椭圆形藤桌。塔姬雅娜卷起百叶窗，推开一扇窗户。

“你可以安心地吸烟了。烟灰缸在窗台上。我先告诉你一个事实，那个记者的确是个秃子。客观说，他是很有魅力，使人禁不住信赖他，只可惜他叫什么我不知道，没有特意问过。我不想更多了解他，想趁早离他远远的。不过他给我说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

“什么事？”

“他建议我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不再受委屈，不再任人践踏……诸如此类的话。不知怎么我起初没有听进去——说实话，我没注意他说的。当时我思绪纷乱。现在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把所有诋毁我的文章拿来给我看，建议我写文章反驳。今天早晨他又强调另一种生活不会欺骗我、抛弃我。欺骗和抛弃！这跟那些文章有何相干？现在我明白了，他什么都知道。”

“老天啊，他知道些什么？”娜斯佳迫不及待，痉挛地抖着烟灰，“快告诉我。”

“他知道伊拉准备结婚，很快会离开我们；知道我和斯塔索夫正处于危险时期——莉丽娅耍脾气，因为即将出生的孩子会夺去父亲对她的爱；斯塔索夫于是决定带她去南方——玛格丽特也陪同前往，因为莉丽娅请求父亲，而斯塔索夫又无法拒绝女儿。更甚的是还有人传话说，斯塔索夫并不是和哭闹的莉丽娅待了一整夜，而是去了俄罗斯电影圈一流美女之一玛格丽特的公司所属饭店。你赞同吧？我的处境很不妙。而这个记者全都知道。他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等等，丹娘，我一点也不明白。莉丽娅的事是真的吗？”

“没错。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孩子们的天性：每三个孩子中就会有两个对新出生的弟弟妹妹做出这样的反应。对此应当有心理准备，特别是不是同一对父母所生的孩子。”

“斯塔索夫和玛格丽特之间呢？”

“是杜撰。高明的捏造。要不是我的话，这篇谎话会天衣无缝。有的人被怀疑折磨得痛苦万状，精神崩溃，却从不把话挑明。更糟的是，他们宁愿相信第一个带来坏消息的随便什么人，也不愿相信坏消息诽谤的当事人。幸好，我不是这种人。我向来什么也不相信。我会找证据弄清真相——大概这是职业特点。因此我没怎么烦心，就直接问斯塔索夫，他是否在某个时间、地点和某个女士约会。结果很快弄清这是捏造——有人想要我们发生争执。”

“是谁？”

“不知道。”

“你怎么能不知道？谁跟你说的？”

“伊拉的未婚夫。不是对我说的，是说给伊拉的。后来她义愤填膺地告诉了我。我觉得这个海底来客只不过是别人手中的棋子，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只是在完成任务。”

娜斯佳从塔姬雅娜的肩上望着灰暗的天空，默默地吸着烟。

“这一切是多么相似，”她最后低声说，“多么相似呀。你周围营造了一种使你不堪忍受的生活气氛。周围的世界在崩溃，昨日看是充满希望、坚实不破的一切，今日却是脆弱易破、虚假不实的。而恰恰在这时，你身边出现了一个目光善良，笑态可掬的富有魅力的男子，他向你伸出了援助之手。现在该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了。从前有一个天分很高、事业成功的记者，虽说不是十分正派，但这不妨碍什么。他爱他的妻子，爱他的事业，可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这美好的一切开始在眼前崩塌……”

鲍里斯最终没能躲过流感。即使在严肃场合见到他，你也会忍俊不禁。他的鼻子被手帕揩得又红又肿，嗓子沙哑，听上去假假的，显得有些恶声恶气。他不能去医院，因为在内务部和总检察院备了档的国家杜马议员被杀案归他管辖。也就是说按照法律，任何人都无权禁止生病，但是上司的白眼、不满，却是受法律保障的。

他又坐在了戈尔杰耶夫上校的办公室里，但这次他不是主动上门，而是受到了上校的强烈邀请。

“鲍里斯，该行动了，”上校在电话里不容人回绝地说，“我脱不开身，劳你大驾，带着你的病躯来彼得罗夫卡一趟。向我们的老上司汇报一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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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侦查员到来之前，娜斯佳、列斯尼科夫、科罗特科夫和那个魁伟的小伙子——格梅里亚1995年调查的女演员阿丽娜·瓦茨尼斯谋杀案时认识的，艺术片《天狼》的安全服务主任——已经坐在了办公室里。

“开始吧，娜斯佳，”戈尔杰耶夫简短地说，“要条理清晰，不要漏掉一个细节。就像你今天早晨同我讲的那样。”

娜斯佳深吸了一口气，理理思路，习惯地把记录簿放在面前。这些记录是她昨天一整夜在公公的那所病房角落里，边聆听公公沉重的喘气声边趴在膝盖上整理出来的。只是在开往莫斯科的电车上睡了一小觉，不，仅仅是打了个盹。这已经不错了。今天是星期六，清晨驶往莫斯科的车上人不大多，娜斯佳得空靠在车壁上休息了一会。

她开始讲这几天发生的事：维卡的造访；雇佣杀手谋杀丈夫的子虚乌有；根本就不存在的女记者海伊娜和让总编登载毁誉文章《别了素面！化妆万岁！》的那个人；塔姬雅娜的文坛风波及使她与丈夫发生口角、让她在分娩时最需要的女伴离开她的阴谋；巫师伊涅萨的遇害及其情夫戈托夫齐茨不寻常的举动。最后，她又提到了戈托夫齐茨的妻子尤丽娅的死。她力求条理清晰，但事与愿违，看上去一切都显得互不关连、杂乱无章、令人吃惊。

“如出一辙：给你的生活制造麻烦，让你透不过气来，萎靡不振，形象点说，从各方面向你掀起巨浪，但却不是为了复仇，而仅仅只是为了在你走投无路之时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帮助。到底是什么帮助，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塔姬雅娜拒绝了帮助，她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只剩下乌兰诺夫了，我敢断言他知道实情，因为对他下手要比对塔姬雅娜早一步。并且，最初，我们见到的乌兰诺夫心事重重，而现在却跟换了个人似的——精力充沛，开朗乐观，富有自信。知道妻子根本没雇过什么杀手害他，这一切都是凭空捏造后，他完全恢复过来。他极有可能已接受了帮助，并知道帮助的实质内容。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作出结论：安德烈耶夫和奥克桑娜的被杀与他们赚钱无关，不是报复行动的全部，而仅仅是针对乌兰诺夫方案的一步。使他失去左膀右臂，让他的节目赚不到钱，惊吓他，使他萎靡不振，迫使他放弃工作，离开心爱的妻子。令他，令我们大家蒙头转向，不知所措。因为在那儿根本找不出罪犯，却不得不耐着性子，结果到最后，案子却到期限了。”

格梅里亚打了个喷嚏，大声吸了吸鼻子，问道：

“戈托夫齐茨呢？我一直在等你说国家杜马议员的事。把我叫到这儿来有什么用？”

“别急，鲍里斯·维塔里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温和地关照说。例行公事地称呼着名字和父称，一点也不让人觉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会讲到国家议员的，很快。娜斯佳接着讲吧。”

“罪犯积极采取的一些行动只是虚晃一枪。最近他们又投了几颗迷弹。据此可知，虚假的招数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采取与目的无关的行动，把我们搞糊涂。比如，列斯尼科夫收到的匿名信就是这种。信上说，鲍里斯早已被收买，不能信任他。”

“我？怎么了？”

侦查员呛了一下，沙哑着嗓子费劲地咳嗽起来。

“您已被收买，不能相信您，”娜斯佳忍着笑，又重复了一遍，“我们什么也没对您讲，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相信信上说的鬼话。写匿名信的目的有两点。第一，让我们相信谋害尤丽娅是出于政治目的——既然侦查员都被收买了；第二，使破案组成员之间不和、猜疑，挑起冲突——应当指出他们差点得逞——您一开头很难与列斯尼科夫合作，而伊戈尔同您也一样。还有一个例子：德米特里的死。我们最初就上了当，打算把他的死因同戈托夫齐茨与私人侦探所秘密行动信息的流失联系起来。德米特里利用私人关系查出侦探所里弄到有关雇主情报的人是谁后，就被杀死了。我们在这件事上又犯了错误：既然杀人，那么事态就很严重了，就的确与国家议员遇害有关了。而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关联。是的，事务所里是有一个同事对上司的卡片匣怀有特殊兴趣，但这跟谋杀国家议员没有任何关联。杀死德米特里的动机很简单，是想把我们搞糊涂。他没妨碍谁，也没对犯罪分子构成任何危险。”

办公室里一片沉寂，气氛压抑。这里坐着的都是经常与死尸、谋杀、死亡打交道的人，但仍难以接受可以这么轻易地结束一个人生命的事实。既不是出于愤怒、怨恨，也不是由于贪欲和对暴露的恐惧，而仅仅是想把人搞糊涂。

“我接着讲。圈套的第二种方式，”娜斯佳接着往下说，“其行动带有一定的目的，但却弄些这样的假象掩盖、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以达到他们的真实目的。我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在有人潜入房间之后，戈托夫齐茨经常处于惊恐之中——我已经说过是什么原因——因为他的举动，委婉点说，有点异常，他的妻子担心丈夫干了违法的事，于是就求助‘格兰特’侦探所，并且得到所有与戈托夫齐茨接触的人的情报资料——这些资料的备份已经提交给我们了。今天我给上面提到的所有人都打了电话，得知尤丽娅刚接触了其中的几个。她以新闻记者、社会工作者等各种身份与他们见面。希望通过调查丈夫认识的人的方式确定他是否参与了犯罪。最初我们认为她的死和调查丈夫有关，但却没有找到什么线索。假如认识戈托夫齐茨的人中没有谁和他做过犯罪交易，又为什么要杀死尤丽娅？”

“是的，顺便说一句，”格梅里亚插言道，“我一直在等你说出国家议员遇害的原因。”

“因为这跟戈托夫齐茨接触的那些人无关。”

“那跟谁有关？”

“跟指使他们的人有关。跟他们心里强烈依赖的、多年甚至一生也无法摆脱的人有关——我们曾多次在报刊上读到这样的奇事，也多次碰到过这样的人——某个不为人所知的行动的领袖，[奇+书+网]某个善于用奇谈怪论使人们皈依的教派或组织的杰出人才。难道你们从没听说过这些吗？难道没听说过某个教派杰出人物致使成百上千的人集体自杀的事吗？”

她停了下来，办公室里响起了戈尔杰耶夫低低的口哨。每个人都想起的确读过类似的事。大家开始热烈地交流意见。

“我们曾多次听说对某个人的狂热崇拜，”她继续说道，“在电视上我们无数次见到这个人，觉得他既愚蠢又浅薄，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赢得这么多人的爱，赢得这么多忠实他并追随一生的效劳者。而有人对我们说这个人有一种磁性，同他在一起，你不能不去接近他、爱他。我们把手一摊，不住摇头，觉得这是混话，因为自己没有过这种体验。而这是事实——不能不承认。人所犯的最可怕的错误就是认为某种事物是不存在的，只是因为他没有亲眼见过。曾有人教导过我：知识欠缺不是理由。现在设想一下：你需要寻找几个具有这种磁性的人，并且又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你将在哪儿又以何种方式找到他？”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这次第一个理清头绪的是列斯尼科夫，戈尔杰耶夫不算，因为娜斯佳已经在这次会前给他讲过了。

“你想说，他们只不过是想通过戈托夫齐茨和巫师伊涅萨这种类型的人达到目的？”

“有可能，但并没这么简单，”娜斯佳反驳道，“这只是一种方案，可能还有其他的，但跟我们作对的这个团伙采用的恰恰是这种手段。趁主人不在家，溜进屋翻看记录，查找那些抱怨自己为情所困，难以摆脱丈夫、情人、女友、上司……的人——患者的名字登在记录上。找到他们，接着又很快查找到摆布他们情感的人。于是开始打开这些人的关口，招募他们，使之归附。这种推测是靠得住的。因为假如具有强烈磁性的人善良正直就不会利用这点使人痛苦，而他亲近的人就不会有难题；而假如有人求助于巫师和心理医师，就是说这个人滥用别人的爱，这正是犯罪分子所需要的。如果我没说错，那么伊涅萨的死因就显而易见了。她从不记录患者的真实姓名。她扮演的是巫师的角色，所以给每个患者一个假名，仿佛是为了同至高无上的神明沟通——这虽然是一小部分人，但她这一辈子也不算白活了。犯罪分子在她的记录中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但上面却没有名字，真实的名字。于是他们就从她这儿拷问出来——现在只能猜想发生的这一切了。据了解伊涅萨的人讲，伊涅萨是一个非常有自制力的人，对自己和别人的秘密守口如瓶。强迫她回答莫名其妙的问题是办不到的。可能用金钱诱惑，也可能恐吓她，但她还是没说出患者的姓名，直到开始折磨她为止。得逞后，犯罪分子丢下流血不止的伊涅萨扬长而去。他们大概以为她死了，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她的。他们惨无人道，嗜血成性。幸好今天可以断定他们需要的名字是卢托娃。卢托娃为了摆脱自己对侮辱她、贬低她，甚至殴打她的丈夫的迷恋，经常找伊涅萨。罪犯找到卢托娃也就找到了她丈夫，很快卢托夫就归顺了他们，为他们做事。只是我不知道他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但他曾和乌兰诺夫打过交道并且最近又装扮成一个好心的记者，死气白赖地要帮助伤透心的、被人出卖的不幸的女作家塔姬雅娜。”

“那戈托夫齐茨呢？”格梅里亚又不耐烦地喊道，这次他把嗓子喊哑了，“你快讲戈托夫齐茨。”

“戈托夫齐茨也是这种情况。溜进房间，偷看记录。戈托夫齐茨不是巫师，而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医师、医学博士，所以他的记录上如实地写着患者的姓名。找到他们需要的人，周密布置了一番。患者的病史引起他们的兴趣，于是又光顾了戈托夫齐茨家。在这之前，戈托夫齐茨已经吓得没人样了，尤丽娅也已经雇了私人侦探开始了调查。患者落入他们的掌握之中——那伙人，我同你们讲过，纪律森严，他们必须监视心理医师和他的妻子。因为撬门潜入住宅不是小事一桩，女主人叫来了警察。监视时他们发现尤丽娅去了私人侦探所后又去找丈夫的病人。为什么？她想干什么？根本不知道。但她随时可能去找那个与他们所需要的人在一起的患者。这个心理医师的妻子是干什么的？国家议员？女记者？一个正直的讲原则的人？她到底要干什么？她嗅到了什么？更糟的是按着他们所感兴趣的地址在最不适宜的时刻和他们正考验的人撞上了——仅用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了他，网罗了他——尤丽娅突然来了，不知她是出于什么目的又说了些什么。而那个人恰好在家，就马上给她讲了他得到的既诱人又有好处可捞的建议。一句话，这是不能允许的，会坏事。当然，有很多方法避免这件事发生。最简单无害的就是找借口马上让他们需要的人离开莫斯科躲避一段时间。令人头痛的尤丽娅来找丈夫的患者谈话，离开后——这就好办了——这个人就可以回到老地方了。但他们却采取了最残忍的手段，杀死了尤丽娅。这是确凿无疑。既然她是国会议员、记者，那么警察就会按确定的方向搜查凶手，就会在杜马忙活，搜查她在报上揭露的对手。趁乱，又投了一封匿名信，火上浇油，使我们更加相信是政治凶杀案。”

娜斯佳合上记录簿，深出了口气。

“我讲完了。”

戈尔杰耶夫把眼镜架在鼻梁上。在这之前，娜斯佳讲她深思熟虑一夜的想法时，他一直摘下来把玩着它。

“我们讨论一下。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先说一件事。米沙正在调查戈托夫齐茨教授登在记录本上的人——我指的是那些有严重心理疾病，并在格兰特侦探所备了案的人。我们已经调查过这些人，但现在的看法有所改变。第二点，我请大家不要觉得有了一个卢托夫，再找到一个‘卢托夫’，就能揭开迷雾，迅速破案。因为仅有卢托夫和米沙正在调查的这第二个人知道的信息还远远不够。——他们和个别人秘密接触，发生必要的影响，但却不涉嫌谋杀。一些人指挥，另一些人动手效劳。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卢托夫那手绝活。揪住结线人只会把事搞砸。自称记者不是犯罪，出钱登载某种文章也不是犯罪。任何犯法的事他们都没干。让他们上钩没必要，再说又无法惊吓他们。结论很不令人乐观：他们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们的。强行逼迫他们只会坏事——放走真正的罪犯。因此我们今天的讨论任务是确定这伙人是干什么的，以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确定了目的我们就能知道谁对此感兴趣，就可以从这里打开突破口。好了，谁第一个发言？”

“我还是搞不清，”又响起了格梅里亚嘶哑的声音，“为什么限定一个框架？娜斯佳不是刚刚讲过乌兰诺夫，并确信他已经接受了帮助吗？我们就审讯他。他会供出一切的。”

他响亮地打了个喷嚏，擤了擤鼻涕，但这次没忘记道歉。

“格梅里亚，乌兰诺夫什么也不会说的。”娜斯佳转向他回答道。

“为什么？他现在知道了事情真相，知道他妻子依然爱他，从未找过情夫，你怎么还认为他会守口如瓶？”

“因为他已经依赖上了卢托夫，您明白吗？如果您很清楚我所说的，那我就斗胆说一句，乌兰诺夫爱上他了，像崇拜偶像一样。假如乌兰诺夫头脑里还有对新结识的人的评判意识，他就会明白过来，就会在我同他谈雇佣杀手的事时，提到卢托夫。这说明他现在根本不会说的。要迫使他说出来就得需要掌握极有力的证据。但是我还没有找到。”

“那我们就可以从塔姬雅娜入手。您不是说，卢托夫已对她下手了吗。她怎么样？一口回绝卢托夫了？”

“没有那么生硬，很委婉。不过她清楚说过不需要帮助。格梅里亚，你可别打算碰塔姬雅娜。”

“为什么？”

娜斯佳瞟了一眼斯塔索夫。他正在默不作声、有滋有味地听大家讨论，等着发言。

“因为塔姬雅娜两个月后就要分娩了，我们不能拖着孕妇配合破案。斯塔索夫，你再讲一讲——尽可能别离题——卢托夫是怎么诱惑你妻子的。”

“他向她许诺，在另一种生活中她将自由独立地创作，不再有被遗弃的感觉，不再孤独彷徨，郁郁寡欢。”

“就是这样！”戈尔杰耶夫伸出一根手指，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注意听娜斯佳讲？你们怎么了？当成耳旁风了？我再强调一遍。在卢托夫向塔姬雅娜提供的生活中不会有人排挤她。遭受了别人给她精心安排的一切之后，她应该走投无路，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据他们设想——她该到自裁的时候了。而‘格兰特’侦探所的兄弟们完成维卡的任务时找到了些什么线索呢？他们确认，出钱登载署名某个海伊娜文章的人同某个帮助危机处境的人的慈善机构的头头有来往。我的孩子们，你们是睡醒了呢，还是准备接着睡？我和娜斯佳在这儿说这些是吃饱了没事干吗？”

“等等，戈尔杰耶夫，”格梅里亚嘶哑着嗓子，“你说得有些不连贯。如果这些都是真的，就是说罪犯很蠢。您不是说塔姬雅娜在等孩子出生吗？那她就会唾弃报刊的污言秽语，经受住丈夫背叛的打击——您可以相信我，我是几个孩子的父亲——等待孩子的出生，如果是热切盼望的，又是第一次，那完全会改变一个女人的世界观。生活对她来说是如此的美好，要当母亲的喜悦超越了一切，什么都无法改变。难道罪犯没觉察到这点吗？孩子的出生这个事实会使他们的全部努力都白费。”

“他说得对，”斯塔索夫望着戈尔杰耶夫低沉地说，他的脸紧张得苍白，“他说得很对。如果事情像我们预料的那么严重，一切还没有结束。他们是不会放过塔姬雅娜的——不使我们失去孩子，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尤拉在娜斯佳狭窄的办公室里激动得踱来踱去。

“费了这么大的劲连个影子都没抓到！活见鬼！我在杜马坐坏了三条裤子，找所有的议员谈话，脑子里寒得满满的，却全是些没用的东西！已经说过多少次了，政治家和所有的人都一样，和我们一样生活，却根本没用。只要某个议员遇害了，马上向全民疾呼：‘啊，是政治阴谋！连议员都杀死了！简直是场噩梦！举行游行示威！让国家解决！国家法律机关太无能了！’假如死的是普普通通的钳工瓦夏，这就很正常；而触动了议员则是灭顶之灾！瓦夏被杀，警察局还不赖，而一旦杀死了国家议员，警察局可就倒了霉。而议员被杀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这一点没有人说出。很快，立案调查。每天撕破了脸皮和人交谈，还要注意搜集的材料是否带有政治倾向。只要侦查员一提交不带有政治色彩的普通材料，马上就怀疑你：可能被收买了，企图消灭政治犯罪的罪证。”

娜斯佳坐在桌旁静静地拟订着某种方案，使尤拉有机会发泄，陶瓷高杯里的水哗哗地开着，娜斯佳拿出两个干净的杯子和一个速溶咖啡罐。

“来点吗？”待他歇气时，她插话简短地问道。

“倒吧，”尤拉嘟哝着，“你给我讲一讲，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指什么？”

娜斯佳把咖啡倒进杯子里，每个杯里放了两块方糖，然后注入开水：

“说得清楚一些，我的不落的太阳，要不然你的激情在废墟中将荡然无存。”

尤拉突然在办公室中间停了下来，放声大笑：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崇拜你。你是惟一一个不费吹灰之力控制我心情的人。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笑笑，把杯子递给他。

“凭直觉。我认识你已经很多年了。小心，杯子烫。那你想问什么呢？”

“我想问为什么这些异想天开的家伙招惹上了我们的丹娘？”

“你不明白吗？是为了钱，尤拉，一大笔钱。成为她的作品惟一的出版商，可以赚一大笔钱，用它来胡作非为。我和塔姬雅娜昨天谈话后，她给彼得堡出版她的书的出版商打电话，得知前不久一个在彼得堡没人听说的不占编制的外乌拉尔报记者到过他那儿，对著名女作家的个性、她作品的发行量及稿酬数额极感兴趣。当我们在科洛布克的办公室描绘市民大会的场面时，我们的朋友高里亚去查阅，发现没有这种报纸——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这样就很清楚了，我们所假定的团伙对塔姬雅娜感兴趣的正是因为她是个作家。还有一点，塔姬雅娜的出版商按塔姬雅娜的请求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她是侦查员。很久前这不是什么秘密，但后来塔姬雅娜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只对读者说自己是个作家。她是侦查员这事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我们的这个隐秘的团伙就更是无从得知了。这就是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

“你根据什么断定他们不知道？”

“假如他们知道，他们就不会东奔西跑地忙活她了。这很容易看得出。这里还有一个绝妙的有利时机：这个团伙不是黑社会组织。这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瞒过黑社会很难，他们到处都有耳目，情报被窃是常有的事。而我们这个团伙没有在权利保护机关安插奸细，所以他们不知道塔姬雅娜的真实身份，只把她当做能给他们赚钱的作家而已。企图把她弄到束手就擒的地步，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迷惑她，温柔地待她，使她驯服，唤起她深入骨髓的、至死不渝的感激之情，牢牢地拴住她的心，并获得她终生的版权。”

“好吧，你说服我了。那乌兰诺夫呢？他们要他有什么用？他难道有一百万美金的私房钱？”

“好像没有，”娜斯佳摇摇头，“从他妻子的谈话中能听出他们的家境不错，但不至于为了这些钱惹上大麻烦。他们只不过赚的比花的多罢了。请设想一下：杀死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雇佣杀手追踪乌兰诺夫，在这之前处理掉了伊涅萨和戈托夫齐茨的妻子，又杀害尤丽娅，在十家报刊花钱登载……还要行点贿赂。——你干吗这样看着我？——是的，伙计们，这是有点老生常谈。我立刻注意到乌兰诺夫夫妻一夜就办好了离婚手续。我请求米沙去了他们住址所在的户籍登记处，迷惑那个女负责人。她当然不承认受贿，但没有否认代理辩护。并且据她讲，不是为政府机关辩护，只不过来了一个人请求她，令人无法拒绝——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假设这个团伙不需要每次都雇帮手，他们有自己所辖的窃贼、杀手和装门面的人，那么这个组织很阔绰。如果追逐小钱，他们就没有什么资产。他们需要乌兰诺夫有什么用，我搞不清。应当同他谈谈，但我不知道怎么使他说出卢托夫。这需要一种办法，让他克服对卢托夫的忠心。会想出方案的……”

尤拉把杯子放在桌上，伸手去摸烟。

“你感到不安？”她问。

“是的。我从来没这么工作过。”

“我懂了，”她笑了，“嘿，应当开始了。你别想做‘老姑娘’了，该出嫁了。”

我不可能再回家了。自娜斯佳对我讲了一切之后，我不能像往常那样望着她的眼睛，再把她的温顺忍让看做是她在为雇佣杀手而赎罪。可怜的维卡，她是怎么挨过这些天的！我是个懦夫，但我不能见她，只好寄宿在母亲那儿。甚至母亲的神经质我都能忍受，而同维卡、忍辱负重的维卡在一起我却无法接受。错误，荒谬透顶的罪过！我竟然怀疑妻子，罪不容恕！现如今我怎么摆脱出来？老天！幸好我还有卢托夫！只要再挺两天，等手续正式办完，就着手解决母亲的住房和赡养问题，一切就完结了——可以彻底告别过去了。危机中心将接受我，我将在那里工作，不必每天和维卡碰面，被难耐的负罪感折磨得痛苦不堪。

从彼得罗夫卡直接到母亲家的那天晚上，我给维卡打电话告诉她我不回家过夜了。

“你未婚妻的亲戚搬走了？”她问，声音里听不出丝毫的敌意。

“是，”我怯懦地撒着谎，“现在我要在这儿住了。”

“你的东西怎么办？难道不拿走吗？”

“有空再说。”我敷衍道。

“如果有人找你，怎么跟他们说？”

“让他们留言。我会给你去电话的。”

维卡没问我的联系电话，我很庆幸。

我在母亲那儿住了三天，听她那喋喋不休的“敌人要彻底歼灭俄罗斯人”的呓语。但不管怎样，这要比维卡的默默顺从好受。母亲虽然是精神病，但不是一点理智也没有，她很快就问我怎么不在家过夜。既然儿子不会编造丝毫梦话，只好在关于反俄罗斯倾向的呓语之后，脑子里涌出冗长、激情洋溢的独自：维卡是一条母狗，一个下流的妓女，一个糟透了的家庭主妇，我一丁点也不爱她。

第四天我跟往常一样挂电话给维卡，了解一下谁找过我。听说娜斯佳从刑侦处打来电话，并留下号码，让我回话。我照办了。

“我需要和你再见一次面。”她说。

“好吧，我就来。”我听话地答道。

这次见到我，她显得很冷淡，目光中透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像变了一个人。

“您找到杀死维佳和奥克桑娜的凶手了吗？”我问。

“没有，暂时还没找到。乌兰诺夫，这可有些怨您。”

“我不明白。”我困惑不解。

“您没对我说出所有参与安德烈耶夫节目赚钱勾当的人。”

“您怎么这么想？我全说了。”

“大概，您忘记了某个人？”

“不可能，”我强烈抗议，“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个也没漏掉。”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娜斯佳思忖着说，“我们找到了花钱登载有关您节目文章的那个人，一个很普通的人，什么坏事也没卷入过。仅仅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从他那儿什么也搞不到。他从没与您说的人中的任何一个有过接触。他的熟人中只有一个曾被邀请为您的节目嘉宾，但您却没提到他。这是怎么回事，乌兰诺夫先生？结论是——您故意漏掉了一个人。这很不像话。”

我怒火上升。她在干什么蠢事？！我谁也没漏掉，除了一个人我特意没讲——正是亏了这个人我才认识了卢托夫。我压根不希望警察打扰他，不想他生我的气。他不会跟谋杀案有牵连，这我敢肯定。而其余的，哪怕半夜把我叫醒，我也不会忘掉的。她把什么事与我联系起来了？这个浅色头发的耗子！这时我忘了，正是亏了她——这个浅色头发的老鼠，我才知道我的生活中从没存在过危险，也从没有过什么杀手威胁我的生命。现在这个奇怪的女人只能使我愤怒。

“我再说一遍，我全说了，没漏掉一个，”我气恼万分，“假如您找不到罪犯，这是您的事，不要把它算到我头上。”

“唔，就像您说的那样吧，”她平缓地说道，好奇地瞧着我，“好吧，既然您不愿讲出付了钱的嘉宾，就让我们看一出好戏吧。”

这时我才注意到办公室里的放像机——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娜斯佳放好带子，拿着遥控器坐在桌旁。我出现在屏幕上。还没醒过神，镜头已经扫过去。根据舞台背景我认出这是一次节目录像——恰好是危机中心组织者当嘉宾的那次节目。娜斯佳按了暂停键。

“您记得吗？”

“当然，”我困惑地点点头，“这有什么好看的？”

“暂时还没什么，接着看。”

现在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他正对镜头坐着，但很显然，镜头前至少有两个人，因为有人在向他提问。

“有个人问我，他是否可以在报上刊载自己的文章，我回答说还没人上广告栏，他可以买块地方随便登载什么。他说想登载的是一个作家的文章，不是广告。”

“您怎么对他说的？”

“我说：如果文章的实质与出版的主题思想不相矛盾，那就不反对。他必须保证文章内容不涉及政治、不诋毁政权组织，除此之外，文章也不会给任何人提供起诉名誉权受损害的刑事诉讼的把柄。”

“您读过这篇文章吗？”

“没有，它是负责出版的总编经手的。”

“文章的题目是什么？”

“《别了素面！化妆万岁！》”。

“您认识那个找您的人吗？”

“我不认识他，但他留下了名片。”

“在哪儿？您可以给我看看吗？”

“给您。”

镜头对着一张白色名片。上面用烫金字母写着姓名——我没见过这个名字。

娜斯佳又按了一下暂停键。

“您认识这个名字吗？”

“不，我从来没听说过。”

“好，我们继续。”

现在屏幕上的人，我清楚地记得——是塔姬雅娜。在演播室我见过她，当时她作了修饰，显得很迷人。现在她看上去简直就是个丑陋的女人——没有化妆，光线效果又不好……

“我绝望极了，”她声音发颤，“记者围攻我，说我是个没有天赋的写作狂，一个贪婪的稿费捞取者，我完全失去了自信，我的小说写不下去——可能我再也不能创作。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生活……幸好还有一个人会尽力帮我。他是我惟一的希望，只有他——在我艰难的时刻来帮助我，所有的亲人都弃我而去。”

“这个人是谁？”画外音。

“令人惊奇的是——他是个记者。他到我这儿，建议我准备能恢复我名誉的材料，我拒绝了——被视为没有天赋后，你再去作无用的辩解只能贬低自己的人格。我痛苦万分，他于是建议我过另一种生活，我的一切难题都将随之迎刃而解。现在我只能指望他了。”

又停下了带子。

“怎么样，乌兰诺夫先生，这没使您想起什么吗？”

“没有，”我耸耸肩，“记者没有围攻过我。就轻轻地咬了我一口，大骂一通，就缩进了凉亭，没再露头。”

我的确没发现我和这个女作家间的共同点，没人抨击我天资愚钝，我的创作激情还没有干涸；而在艰难时刻有个记者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就像卢托夫对我一样，这没什么惊奇的。每个人都有危机的时候，也几乎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得到帮助。

“既然没想起什么，那我们接着看。”娜斯佳边说边按遥控钮。

现在屏幕画面丰富了一些，又出现了我的一个熟人——他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知道他现在在一家大报社工作。

“您的报上刊载了一篇署有您名字的文章《疯狂的稿酬》。实际上是谁撰写的？”

“这没有意义。我跟您解释了，有人出钱登的。”

镜头扫到报纸的一些条文。我清楚地看到了标题、标着蓝色下画线的段落。塔姬雅娜的名字和其后的五位数频频出现在上面。

“您能说出花钱登载文章的人的姓名吗？”

“我不认识他。他不跟我，而是同总编接触，但我见过他。”

“您能认出他的照片吗？”

“当然了，他的外貌特征很显著。”

特写镜头上是一双手正在我的大学同学的桌上摆放照片。我记不起他的姓了，只记得他叫沃伏契克。

“您看一看这里有没有那个人。”

“有。”

“您认出了他？”

“是的。”

“请把照片拿在手上，让观众看清。”

我眼前一黑。卢托夫从银幕上望着我。我还没意识到是怎么回事，镜头就快速地移了过去——一个报社记者，一大块篇幅的标着下画线的登报文摘。接着摆放照片，卢托夫善良的眼睛又一次从照片上注视着我，然后又是这套程序——报社工作人员，文章，照片……

“最后一个镜头，乌兰诺夫先生，忍耐一下，很短。”娜斯佳说。

塔姬雅娜重新出现在银幕上，她面前也摊放着照片。

“这些照片中有没有您认识的人？”向她提问。

“有。”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您怎么认识他的？”

“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他没说。这个人就是想在刊物上恢复我的名誉的那个记者。他是惟一支持我、要帮助我的人。”

“请把他的照片指给我们。”

当我第十次在屏幕上见到卢托夫，我甚至都不感到吃惊。但我还是什么也不明白。

屏幕暗了下来，我仍坐在原地，呆若木鸡。突然头部一阵剧痛，心疼得抽搐成了一团。

“他向您许诺了什么？”娜斯佳问。

我说不出话来。理智拒绝相信发生的这一切。卢托夫不会欺骗我。就算他是个骗子，一个头号大骗子，可是他答应帮助我，就会信守诺言的。因为我再也没谁可指望了。我无处安身，又不能回到维卡身边——我无脸见她。留下来继续主持节目也不现实——我已宣布辞职，很快就有合适的人选接替我的位置。其他的节目组也不能接纳我——我臭名昭著。帮手死了，我无法把节目办好，新闻媒体大放厥词，我只好偃旗息鼓——谁需要这种人工作？如果我现在说出卢托夫，他会很不痛快，这种情绪会波及我准备去的危机中心，我将一无所有。

“乌兰诺夫先生，我再问一遍，卢托夫向您许过什么诺？”

“我不懂您说的话。”我费力地嘟囔道。

“您认识刚才照片上的那个人吗？”

“不认识。”

“您在撒谎，乌兰诺夫先生。您去过他家，这点他的妻子能做证。我知道，您非常喜欢这个人，不想令他恼怒。我尊重您的感情。所以我只作分析，而您同意就点一下头，不赞同就摇一下头——不过我希望您能正确地判断。某个组织觉得您对他们很有用，简直梦寐以求，于是开始策划反对您的行动。于是某个危机中心的头头来到您的演播室——您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演员卢托夫有联系。卢托夫迈出了第一步，和您交往，但看来没多久。随着对您的接近，他们开始有目标地采取积极行动。起初他们杀死了您节目组的经理安德烈耶夫和记者邦达连科，让您难过几天后，又派一个人——就在我们所在的楼旁——高明地上演了一出戏。这个人无论与刑侦处、与警察局都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却能让您相信您的妻子为了摆脱您，雇了杀手。这之后，死的恐怖时刻笼罩着您。您的生活成了一场噩梦，这时您想到了卢托夫，确切地说，他使您无法忘怀——您好好想想吧，乌兰诺夫。为了把您弄到手，杀死两个无辜的人，他们仍没罢手。为了使您跌落马鞍，他们杀害了两条性命。接受这种人的帮助，您不感到可怕吗？”

我不愿听她说。她在讲什么呀？说什么胡话！这一切都是设置的圈套？但为了什么？不，不，不可能。卢托夫是个善良、聪明、值得信赖的人，他不会牵扯进这件案子的，他只不过想帮助我。

“您在编织谎言，”我固执地说，“我不相信您的每句话。”

“那好，”她出人意料地轻松地赞同我，“请您说服我。我准备听听您的理由，但请您不要忘记塔姬雅娜——就是卢托夫利用新闻媒体给她使了绊子，然后又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请不要排除对这件事的评判。还有，假如我判断错误，谋杀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完全是出于别的动机，那请您给我一个满意答复。是谁，又是出于什么目的编造出雇佣杀手事件的呢？”

我试图说点什么，可是脑子里乱哄哄的。说服她卢托夫什么过失也没有，这一切都与他无关，其实我明白，是我想尽力使自己相信。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谁也无法更改。

“您好好想一想，我再给您讲一个故事，”娜斯佳说，“塔姬雅娜的丈夫是二婚。他和前妻有一个十岁的美丽的女儿，报界开始攻击塔姬雅娜时，她与这个小女孩的关系也变得复杂了。小女孩又哭又闹，爸爸第二个孩子一出生，就不会再爱她了，是自然反应？大概是吧。爸爸，塔姬雅娜的丈夫，每天晚上下班都要去看女儿，安慰她，让她相信他是爱她的。突然，塔姬雅娜听说丈夫每晚不是到女儿那儿去，而是陪着穿着尉尔萨奇牌名贵西装的前妻——社交圈漂亮的交际花——到公司所属的豪华酒店。您想塔姬雅娜心情该多糟啊！恰好在她肝肠寸断时一个善良的记者主动来帮助她。您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吗？塔姬雅娜当面问丈夫是否和前妻一起去过酒店。丈夫一头雾水——他根本没去过那儿——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好心人不只是说见到过他，甚至详细地描绘了他的衣着。塔姬雅娜的丈夫想知道真相，就跑去询问前妻——形象点说，是逼供，结果问出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她遇到了一个特别有钱的追求者，但他们很清白，是纯粹的业务关系。他甚至送给她一件尉尔萨奇牌西服，还答应给她一大笔钱，而对她就只有一个请求：挑拨女儿反对丈夫的第二任妻子，就这些。小事一桩，不是吗？但奖品却是一千多美金的西装。”

“别说了！”我不能控制自己，声嘶力竭地喊道。

绝望啃啮着我的心。天啊，怎么发生了这样的事？！

“您让我怎么办？您！使我丧失了一切！最后的希望啊……不要碰卢托夫，我恳求您！”

我满口荒唐话。虽然意识到自己在干蠢事，但却管不住自己的舌头。我丧失了理智。

“是！就算他故意安排的这一切，就算他杀了人，就算是他造成我和维卡离婚，使我失了业，但他已经犯下了错误，您懂吗？！事情已经发生了！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挽回这一切——就是让我接受他的帮助。是您毁掉了我的这次机会。”

“我懂，”她轻柔地说，“我知道您很痛苦，乌兰诺夫先生，但我想找到准确的答案。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为什么他要您接受他的帮助？塔姬雅娜的事我能弄清——她是作家，(奇*书*网.整*理*提*供)出版她的书能赚很多钱；而您呢？为什么他需要您？除了您，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失魂落魄地嗫嚅着，“我一无所有。卢托夫说他什么也不需要。的确，我以后的收入都归他们。但目前他么也不需要，我可以赤条条，身无分文地到他们那儿。”

“您预见到您将来会有一大笔收入吗？”她问。

“没有……从哪儿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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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什么不轨行为，很体面，找不到一点漏洞。”

尤拉骑在椅背上，像骑儿童摇木马似的，摇晃着椅子。这两天他忙着调查慈善基金会组建的危机中心的业务中心。业务中心位于莫斯科市郊，经营一家不景气的医院——现在借助基金会的资助，医院已正常运转。陷于生活困境，除了寻死再没有其他出路的人们来到这里；医生、心理医师、病理学家为他们诊治，根据他们所受的教育、职业和爱好安排他们就业，使他们恢复了生活的勇气，去爱他们，关心他们。大多数留在中心的人需要缴纳费用，但某些患者可以无偿得到帮助，如残疾人、军人、英雄母亲和失业人员。简短地说，一切都很像那么回事。没有冒牌货和招摇撞骗的，所有的医务人员都有文凭。

“在那儿根本无法展开刑事调查，”尤拉说，“基金会是国际性的，是钟爱慈善事业的私人组织，世界各地都有他们这种危机中心，这是私人产业。而深入私人组织，你也知道……所以，对不起，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娜斯佳边听边若有所思地用圆珠笔敲打着一张没写字的纸。

“怎么，患者都禁锢在那里了？”她问。

“去你的吧！劳逸结合。有些人住在自己家中，到那儿只是去看心理医师和其他的专家。娜斯佳，那儿确实没有什么不轨行为，也很体面。”

“乍看是这样，”她肯定了他，“因为事实上有的患者为基金会赚到不少钱——他们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比如乌兰诺夫和我们的塔姬雅娜。调查，接近，然后为他们效劳，这需要有超人的道德凝聚力才不至于被暴露。因为没有什么束缚他们。即使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找到了给他们赚大钱的人，也无法证实是蓄意把这些人弄到那儿去的。你懂吗？人在困境中，当没有发生不可挽回的事时，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不是他主动找我们的，我们迈出了相识的第一步，这有什么可耻的？我们见到人的危险处境，为什么眼看着他自杀？应当及时制止，否则我们的活动还有什么意义。并且我们组织的宗旨就是‘防止不幸’。很动听，是吧？我们警察也认为预防犯罪胜于揭露犯罪。是的，患者为他们赚到了钱，但这是他们心甘情愿的——首先是出于感激，其次是怀有基金会的理想，要尽力投入慈善事业，为世界上更多的人得到危机中心的帮助。固若金汤，尤拉，我们找不到任何漏洞。因为我们抓不住要害，找不出某些富裕的人陷入困境是他们基金会或中心故意所为的证据。这些患者的周围尸横遍地，忠实的妻子却被丈夫抛弃了，子女堕落成了罪犯和吸毒者，他们被驱逐出工作岗位，但是这一切，我们发现却和基金会纠缠不清。所以前景暗淡。我们能欺骗乌兰诺夫，把假造的带子偷偷塞进录像机，迫使他讲出——而事实上，报上的文章不是一个人花钱登载的，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他们。送给玛格丽特西装的不是卢托夫，而是另外一个人。伊拉的未婚夫又简直是神话人物，斯塔索夫在莫斯科的任何一个银行都找不到他的踪影，即使找到了，又能有什么用？追求漂亮年轻的女性，把心交给她，向她求婚，这难道违法吗？认错人也算犯罪吗？而他与基金会或中心的某个人偶然认识，这也不能构成刑事犯罪。罗列的间接罪证，证明不了什么。法庭对这种刑事案件会用破抹布擦掉。我和你，尤拉，永远也破不了这个案子了。如果，当然喽，偶然性是不会帮我们的忙的，惟一我们掌握的就只有卢托夫了，但我们能出示他的什么罪证呢？和节目主持人乌兰诺夫结识，然后，后者主动来寻求帮助——凭这不能坐牢。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塔姬雅娜面前，又能说明什么？他会说，在报上看到许多文章谩骂他喜欢的名作家，就征得中心的同意，在不幸尚未发生时援助她。为什么假冒记者？为什么不呢？他是演员，职业演员，他认为在跟女作家交往时这个职业更容易让人接受——因为他想引起她的注意。他还能怎么和她认识呢？噢，尤拉，当你费尽全力破一件案子，日以继夜地奔忙，‘绞尽脑汁’，直到理清头绪。理清头绪，结果又是一场空，没有确凿证据，一个罪犯也没上钩。假如我们能找到杀死安德烈、邦达连科、尤丽娅、伊涅萨或季姆的杀手，我们就能振作起来，但他们却跟中心有了瓜葛。哪怕抓到一个罪犯也好啊！你笑什么，尤拉？在想美事吧。”

“娜斯佳，你想要我卖给你一个绝妙的主意吗？那么你的梦想会成为现实。”

他有点像开玩笑，但眼神却透着严峻。娜斯佳慢慢把手放在桌上。探讨这个她都觉得可怕，因为了解她的老朋友，老同事，尤拉，能准确无误地猜出她的心思。

“尤拉，不行，”她坚决地说，“快把这个念头打消。”

“你怎么了，娜斯佳？我们会很顺手的，连根毫毛都伤不着。”

“说了，不行。千万要那么做，不然到死我们都不能原谅自己”。

“算了吧，你，”尤拉失望地挥了挥手，“你总是在飞的时候把翅膀折断。你今天脾气很糟，不太讨人喜欢，你去睡一觉，明天我们再谈。”

塔姬雅娜不慌不忙走出妇科诊所，她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来这了。她步履艰难，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表情忧愁痛苦。坐地铁下车，她又换乘公共汽车。汽车站离家很远，塔姬雅娜慢慢走着，贪婪地呼吸着充满温暖的春天气息的空气。“新区的惟一优势，”她想，“有害气体比莫斯科中心少，虽然也能吸到一些。”快走到商店时，她更放慢了脚步，想是不是要买点东西回家。好像冰箱里满满的，所有必备食品都有。但要是漏掉了什么呢？偏偏又是某种好吃诱人的东西呢？怀孕期间，塔姬雅娜被突如其来的想吃到某种美味的渴望折磨着，一忽儿想吃海带沙拉——虽然过去吃过两次并不觉得可口；一忽儿——就像前不久——馋冰激凌馋得要命，平时她可对它敬而远之。

她走进商店，几乎一下就看到了那个目光善良的记者。现在她记住了他的姓——卢托夫。他正在奶品部买酸奶和布丁。塔姬雅娜决定不跟他打招呼，就停在靠门口的柜台旁。

“塔姬雅娜。”她听到了他的声音。

培姬雅娜回转身，礼貌地笑着。

“您好。您又来看望母亲？”

“是呀。我常在她这过夜。真让人感到惊奇，过去从没在这碰到您。您还好吧？”

“不太好，”她发愁地叹了口气，“健康出了问题。”

“您到底怎么了？”他同情地说，“病情很严重吗？”

“我担心出事。您知道吗？我这样年龄第一次生孩子是很危险的。况且又是超重，心脏不好。医生嘱咐我多加小心，情绪一旦稍有波动就会致命。简而言之，重重厄运降临到了我头上。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好了，好了，塔姬雅娜，”卢托夫温柔地安慰她，“别那么说。顺便问一句，您考没考虑我的建议？”

“我……您知道，我不知怎么对这件事不太上心。我身体状况很糟，全部心思又放在孩子身上。对不起，我并不想伤害您。”

“看您说的哪的话，”他友善地微笑着，“您要原谅我才对。您处在这种状况下，我还拿这些无聊的小事来烦您。您大概需要找一个好医生吧？我可以帮忙，我在医院有关系。”

“噢，不，谢谢您，我有这样的医生。但即使他也说对我的心脏无能为力。我得加倍小心，不能闹情绪，不能哭，不能神经质。反正不小心谨慎，就得死掉。”

她迅速掉转身，向出口走去。卢托夫没有追上去。

“我们有个好消息：塔姬雅娜面临着失去孩子的危险。所以我们只需做点手脚，就能促成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

“要是那样，就不用费力了，静等事态发展吧。”

“假如没有自然而然发生呢？突然她很顽强地顺利分娩呢？医生说她千万不能激动，发神经，受到惊吓。生活充满了意外，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能发生意外——惊吓到她或使她心情不好。她的状况会很糟，头晕，心脏病发作。这时就会出现一个带着注射器和药的医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盯住她。”

“好呀，你还指手画脚。头不在，你觉得自己有权了？过两天他回来就会对你发号施令的。”

“那可要好几天，亲爱的，不会太早。既然我现在说了算，你放老实点，照我的命令办，一个钟头后让医生带上药做好准备。至少三个人，三班倒，不能掉以轻心。在塔姬雅娜家附近昼夜监视。她一出门，就寸步不离跟上她。你们要是错过机会，我把你们的脑袋拧下来。”

今天娜斯佳总算在莫斯科自己的住宅过了一夜。公公的病情稳定了，挪到了普通病房，不允许昼夜看护，再说也没这个必要。

娜斯佳觉得房子像废弃没人住的，很陌生，特别是与刚刚修葺一新、窗明几净的斯塔索夫的家相比。“有什么办法，”她想，

“斯塔索夫有两个得力的家庭主妇，而这个家里只有她一个，既懒，工作又得从早忙到晚。可是这并不能算做理由，我确实做得很不像样。”

没有东西做晚饭——她已经一周多没在家住了，什么吃的也没买，而冰箱里剩的，要么过期了，要么能用也不卫生。油，色拉油，柠檬，像通常所说的，熬不了粥。“博士肠”残骸痛苦和孤独地抽搐着，甚至有些发绿，满脸愤懑，怪没人及时吃掉它。惟一可做的就是用凝乳熬养麦粥了。列沙怎么教她的了？好像热水和养麦的比例是二比一，用小火煮。好吧，我来试试看，可不要饿死呀。

把水坐到炉子上，娜斯佳进房里换衣服。她还没来得及脱下羊毛衫，电话铃就急促地响了起来。原来是她的大学女友打来的。她们很少通话，但这些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女友列娜嫁给一个出色的律师，但娜斯佳不认识他，也没同他见过面。

“娜斯佳，对不起，我没提前跟你打招呼。我需要你的帮助，”她说，“你还在刑侦处工作吗？”

“还没被赶走，”娜斯佳笑着说，“你遇到什么难题了？”

“我需要找一个人，你能帮忙吗？”

“要着你找他的原因。”娜斯佳谨慎地回答。

她不喜欢这样的请求，因为她知道即使最好的朋友也会以这种方式使你陷入复杂的境地。

“这……不，不是这样。我不想说……”

列娜不吭声了，娜斯佳觉得她好像在哽咽。

“怎么回事，列娜？”她惊慌地问，“你在哭吗？”

“瓦吉克死了。”女友在话筒里痛哭失声。

瓦吉克？这是谁？啊，对了，这是她的丈夫，娜斯佳想起来了。那可真不幸！

“请原谅我，”列娜尽力止住哭泣，继续说，“我不想对你说，一说我就想哭；但不说你又不会明白。”

“没关系，不要道歉。他是怎么死的？”

“汽车……他失事了……车毁人亡。现在，对不起……”

话筒里传来抽泣声，深深的叹气声。

“好了，”列娜已经平静些了，“我好了，从出事，每次都这样，一说到它，就会流泪。怎么能不说呢？给他打来的电话，我能怎么回答呢？说他出去买面包了？好了，别烦你了。总之，这是一场恶梦，但我挺过来了。瓦吉克随身带的材料也一起烧毁了，但家里还有一些。不全，但毕竟还有一些。他在‘戈尔什泰因股东集团’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们和国外合作伙伴经常有业务往来，瓦吉克没能办完的案子显然转交给了伙伴。但有些任务他是单独接的，独自完成的，瞒着所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这和你要找的人有什么关系？”

“完成这些任务的酬金很高，因为保密性极高。而我现在手头拮据……我决定做瓦吉克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我指的是这些保密的任务。我好歹是个学法律的，干吗不试试呢。于是我钻进他的材料堆，找到一张寻找居住在俄罗斯的继承人的定单。他的确没完成定单。我想借助你的帮助……这没有一点坏处，是吧？”

“是的，”娜斯佳同意她的看法，“一切都很合理。那为什么你断定你丈夫没完成这定单？我和你动用我们全部的聪明才智，找到一大群有关的人，突然却发现这个信息毫无用处，因为瓦吉克已经找到了继承人，并得到了酬金。”

“不会的，我敢肯定。他完成的定单都封好在档案袋里——他是个非常有条理的人，每张纸都放得很整齐。我找到的那些纸张放在档案袋里，是当前要处理的，还没有封。怎么样，娜斯佳？你知道，钱可是很有用的。”

“那当然了，列娜，没有钱太难过了。你说，都有了哪些情报。”

边用肩夹着电话筒，娜斯佳边认真记录女友口述的话，并随时补充一句，她明天应给谁打电话，应去哪，才能尽快找到多年前离开莫斯科的那个人的亲属。

放下话筒，她来到厨房，糟糕地发现做养麦粥的水快烧干了。她重重地吁口气，只好从头再来。往锅里倒上水，这次比上次多，坐在火上，就去洗淋浴了。

任热水起劲地冲洗，她咀嚼着列娜说的话，多么奇怪的人啊！差不多世纪初，还是在革命前，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离了俄罗斯，躲开了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不想与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亲戚有来往；在西方成了一个大企业家。积攒了大笔财产，九十二岁的高龄就要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时，突然在弥留之际想起儿时的玩伴是同一曾祖的兄弟，是同龄人——他依稀记得好像是同龄人。兄弟留在俄罗斯——因为不赞同亲戚对历史前景的悲观看法，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据我们所知，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九十二岁高龄的加籍俄人德姆科韦茨被儿时兄弟的回忆熬煎着。同时一大群亲戚聚集在他的床榻前，准备瓜分他的遗产。不知为什么他极其厌恶他们，他对所有人直言不讳地说，他想着他们，就遗赠给他们一点点（维持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其余的留给俄罗斯的曾祖兄弟的后代或他自己，如果他死不了的话。当然怀疑警察在其临死时会做出蠢事，但医院没有证实这点，亲戚没有及时出手，结果遗嘱已定好了。不得不履行死者的遗愿。假如俄罗斯继承人在死者死后一年仍没找到，那么所有遗产将留给加拿大的继承人。遗嘱做了这样的规定。并且，明智的德姆科韦茨，预见到寻找兄弟一家的重重阻碍，专门在遗嘱中指出，他的律师找到俄罗斯继承人，就会得到一大笔酬金。老人希望律师把地球翻个遍，不要在太阳下打盹。

这些律师求助列娜的丈夫共同寻找，答应给一笔可观的奖金。如果列娜赚到这笔钱，而几百万美元的好运又落到那个俄罗斯继承人身上，这有什么不好呢？皆大欢喜。当然，除了加拿大的亲戚之外。

沉浸在自己想法里的娜斯佳又忘了熬粥的那点水。突然想起后她吃了一惊，痉挛地用长绒手中搽干身子，披上睡衣，冲进厨房。水早已经开了，但幸好还剩下很多。

她好不容易等到粥熬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娜斯佳美美地喝粥填饱了肚子，钻进被窝，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醒来后她有种奇怪的感觉。她一点也记不起都梦见了些什么但却有一种感觉……无法说得清。常见到这句话“她感应到了”。你读到这句话，会觉得是骗傻瓜的神话故事，可现在娜斯佳觉得这却在她身上应验了。她感应到了。

这她连想都不敢想。

“没有的事。”洗漱时，她使自己确信。

“这不可能。”她想。她手里拿着颤动着的、发出震耳嗡嗡声的咖啡磨。

“这是我的幻觉。”她往咖啡磨里加着水。

“这是偶然，仅仅是一种巧合。”把香啧啧的咖啡倒人了陶瓷杯子。

“命运不会送来这么好的礼物，这简直太容易了。”吞下两口热乎乎的咖啡，她无精打采的身体为之一振。

“应当得到命运的赏赐。而我却没得到过。”吸完早起的第一支烟，她舒服地使劲伸了第一个懒腰。

“我干吗这么苦恼呀？”她大声地说，从自己的声音里她感到了信心，“应当先检验再确定。就这么办。”

伊拉已经忧伤两天了，房间里再也听不见她银铃般的嗓音。她一字不落地听塔姬雅娜和斯塔索夫讲完未婚夫的诡秘行径。这个打击使她难以承受。

“为什么你们两个都认为他是故意诽谤斯塔索夫呢？”伊拉擦拭着不断涌出的泪水，说，“他只是认错人了。这种情况每个人都可能碰到。”

“伊拉，他没认错人。我的衣服和丽塔的西装他描述得一点不差。在饭店见到有人跟我面貌相仿，又是和一个长得很像玛格丽特的女人在一起，并且穿的衣服也说得一点不差，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这样的巧合，”斯塔索夫大概是第二十次耐心地对她说，“我知道你很喜欢他，你爱他，但有什么办法，孩子，应当面对现实。他今天给你打电话了吗？”

“打了。”伊拉抽泣着。

“约你了？”

“没有。他有事离开几天。”

“你可以相信他再不会给你来电话了，”塔姬雅娜插嘴，“你有他的电话吗？”

“没有。”

“他姓什么，你当然也不会知道了。”

伊拉心情压抑，默默不语。塔姬雅娜知道自己的亲戚在想什么。我们都是事后聪明。如果这个人每天都陪着你，干吗要给你电话呢？如果他含情脉脉地望着你的眼睛，献上一束束名贵的鲜花，带你去豪华饭店，向你求婚，承诺去迈阿密度假，干吗要知道他的姓氏？突如其来的幸福会使人感到飞上了九重天，连自己姓什么都会忘得一干二净。伊拉又那么痴情……那么忠贞。真不忍心看着她痛苦。

“听我说，娜斯佳要介绍男友的事怎么样了？”当伊拉出屋的时候，斯塔索夫小声地问。

“她要把米沙介绍给伊拉，”她说，“米沙小伙子不错，是单身，人聪明，外表又帅。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让伊拉解脱出来？”

“唔……能不能使她走出低谷，试试总可以的，”斯塔索夫含糊地答道，“万一他们很合得来呢？”

秘密商谈被打断了——伊拉走了进来。她无力地坐在电视前，开始不断地“在频道上跑马”。塔姬雅娜最不能容忍她的这个坏习惯，但今天也耐着性子，什么也没说。

“莉丽娅好吗？”伊拉突然问，眼睛仍盯着屏幕，恰好电视上正播放又一轮德克萨斯式的审判。

“她很好。”斯塔索夫说。

“你们要去海边吧？”

“当然，我已经答应她了。”

“玛格丽特也一同去吗？”

“不，她不和我们去。”

“难道她真的会为了什么西装去打小孩子的主意？这我不能理解。”

“伊拉，别把她和你比较。玛格丽特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她善于社交，经常在电影圈里混，对于她来说，一千美元的西装好比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她的成功、她的身价。——她从来没给自己买过这么贵重的西服。但请你相信，她没料到莉丽娅哭得那么凶。她以为女儿只不过是在生闷气，想常见到我。当莉丽娅开始无休无止地号啕大哭，玛格丽特也不知所措。可没退路了——说出的话泼出的水；西服也已经挂在柜子里。上帝与她，玛格丽特同在，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不管怎么说，这太残酷了。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孩子，”伊拉仍按刚才的姿势坐着，说，“即使对一个大人也不能这样做。”

她又哭了起来。这次哭声很低，只是泪水如注。斯塔索夫和塔姬雅娜只能看到她的肩膀在耸动。他们没有安慰她。有什么用呢？她很痛楚，这很显然。但每个人的痛苦都应当自己去承受、去习惯、去克服。

他跟在她身后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塔姬雅娜，看来，的确身体很糟，因为一个多小时才走了不远，还不时坐在长凳上休息一会。在这个新区尾随她很困难，得保持一段距离。人不多，街道上还没有亭子和长椅，视野开阔。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塔姬雅娜很走运，马上需要救护，这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会第一个出现，成为附近惟一的一个医生。

塔姬雅娜停了下来，一只手扶着树，另一只手擦拭着额上渗出的虚汗。站了一会，又继续前行。他很欣赏这个拖着笨重身子的病歪歪的女人的顽强劲儿：尽管很虚弱，却仍坚持出来散步。

她走到拐角，拐了进去。这是她的老路线。他知道再往前是一条笔直的街道——不能走得太近了。应当等她再走远一些，免得被她发现。

他放慢脚步，这时从塔姬雅娜拐进的街道传来自远而近的马达轰鸣声，紧接着是刺耳的急刹车声和女人的尖叫声。他像箭一样冲向拐角。

他们等待的机会终于到了！塔姬雅娜双手捂着腹部跪在车道上。她前面停着一辆敞开车门的红色的“日古利”轿车。一个穿着紧绷得令人不可思议的弹力裤的女郎，朝塔姬雅娜弯着腰，好像要扶她起来。几个行人包围了出事地点，感叹着，摇着头。

他快步奔到跟前，推开女郎，伸手拉住塔吉雅娜的手腕。

“我是医生，”他尽可能让他的声音听上去使人信服，“发生了什么事？司机在哪儿？”

“我就是，”穿弹力裤的女郎尖声尖气地说，“这不能算到我头上，这里不限速——她想抢在我车前过马路……”

“车开得像发了疯！”旁观的人群中有人愤怒地说，“怎么不感到差耻！怕赶不上自己的葬礼呀？！”

“可这儿连个人行道都没有，”女司机为自己辩解，“我怎么知道她要过马路？”

女郎和行人对骂着。围观的人见没什么意思，没人送命，就悄悄地散去了。

“车伤着您了吗？”他摸着脉，很正规地问。脉搏还算正常，就是有些快，很微弱。

“受了点伤，”塔姬雅娜声音颤颤地说，“我吓坏了。”

“撞在哪儿了？”

“大腿。我头晕得很，我大概走不了了。”

“别担心，”他安慰道，“我扶您到那个长凳那儿，我给您打一针。稳定一下心脏，很快就好了。”

他扶她站起来走到路对面。那儿果真有一张长凳放在浓密的树阴下。

“您真的是医生吗？”她艰难地靠着他的手臂，问道。

“是的。我在‘急救’科工作。业余时间给退休人员打打针，赚点外快。”

他扶她坐在凳子上，打开背包。

“所有的药品我都随身携带着。找我看病的退休人员患的大都是心脏病和心血管病。您需要的药我都有。”

他不动声色地环顾一下四周，确信谁也不会注意到他们。太顺了！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都可以描绘成车祸，摔倒，被撞，受了惊吓——造成孩子流产的原因有一大堆呢。

“请挽起袖子。”他拿出小瓶安瓿剂和注射器。

塔姬雅娜解开漂亮的蓝白相间的风衣袖口，裸露出手臂。他飞快地瞟了一眼四周。街上又空荡荡的了，只有那个撞了塔姬雅娜的女郎仍站在红色的“日古利”旁，脸都吓白了，好像比被撞的人还紧张。

“用不用送她上医院？”她喊道。

“不用了，”他大声答道，“一切正常。您走吧，只是别再开飞车了。”

女郎犹豫了一下，然后上了车，慢慢把车开走了。他用酒精棉擦拭着注射的地方。

“您瞧，很快就好了。您好多了吧？”

“不，”塔姬雅娜突然面部发青，“好像更糟了。”

“没关系，没关系，现在……瞧您的静脉看得真清楚……”

他手里拿着注射器，开头不明白为什么针扎不上静脉——手不听使唤，不能动弹，后来反应过来是有人一左一右扭住了他。那辆红色的“日古利”又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从车上跳下一个女郎，迅速跑到他跟前，小心地从他紧攥的手里夺开注射器。“日古利”的后门敞开，下来两个男人，朝这儿走来。

“开始吧，”其中一个心情沉重地吩咐着，“瓦丽娅，你把塔姬雅娜送回家再返回来。高里亚，拍照了吗？”

“一定照办。”他看不到这个人，因为答话的人站在他的身后，紧紧扭着他的胳臂。

“很好。伙计们，快点保护好现场，把所有注射器和安瓿剂贴上标签，经管好。先生，您是否能告诉我们，您要注射的是什么药？”

他当然没做声。但他意识到这只能蒙混一时。他被捕了。啊，你呀！活见鬼！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是他们把他诱进陷阱的吗？

娜斯佳不记得，她从前曾否这么大声嚷嚷过。她不是在激烈地谴责，可她的嗓门大得连她本人都难以置信。

“你怎么能这么做？！你怎么敢这么做？！拉一个孕妇配合破案！你头脑还有一点理智吗？”

科罗特科夫很无奈。他内心深处也承认娜斯佳是对的，但他笑不出来，只是咧了咧嘴。

“你喊哪门子呢？”他像劝一个孩子，“你这么大声做什么？是塔姬雅娜提出这个想法的，她丈夫斯塔索夫又支持她。你也了解瓦丽娅。她开车时间要比走路时间长：据你的情报，她十八岁就已经是消防协会会员，并系统参加过各种飞车绝技影片的拍摄。导演这么一幕场景，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安全保障系数是250%。塔姬雅娜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指定时间悄悄跪下而已。你发什么神经？”

“要是突然发生意外呢？突然她摔倒了，被车撞了，受惊吓了？您想过这些吗？”

“但她并没摔倒，也没被车撞，”科罗特科夫辩解着，“娜斯佳，别破坏我的心情。你不是渴望找到哪怕一个凶手吗，我这不轻而易举给你弄来你梦寐以求的玫瑰了，你却还不称心。他背包里装满了毒品，想借此弄掉塔姬雅娜和斯塔索夫的孩子。现在你可以掐住他的脖子，逼他招供，就会揭开包括基金会在内的所有疑团。好了，娜斯佳，别赌气了。我们得手了。”

“这下他们才称心如意了，”她仍气咻咻地埋怨着，“你们这些不幸的倒霉蛋。我就不信没人治你们。”

“怎么没人？这个科洛布克是干什么吃的？在他手下，有我们好受的。所以，你，我的朋友，暂时可以歇一歇了。”

我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什么遗产？什么几百万元，妈妈是提起过我的爷爷有一个远方亲戚，早在革命前就侨居在国外，从那以后音讯皆无。妈妈连他们的姓氏都不记得了。

“您爷爷的堂兄弟把所有遗产留给了您母亲，就此而言也就是留给了您，因为您的母亲没有行为能力——您是她的监护人，是她死后的继承人。基金会与被继承人的律师达成协议，以私人方式，通过莫斯科的一个律师寻找继承人。这个律师刚刚查明您和您的母亲是继承人，就被收拾了——他没用了，留着又很危险，因为他知道真相。接着就对您下手。现在您明白了吧？”

“我不能……我不能相信这些。”

“您被逼无奈，”娜斯佳温和地说，“卢托夫说您可以赤条条地来危机中心，您以后的收入将归他们所有，是别有意图的。这就是您将来的收入。为了这笔收入开始了他们的行动。您只要写一份正式保证书，委托基金会的律师支配您的全部财产，一切就收尾了。我们俄罗斯与此不同，但在西方就是理所当然的。而您的遗产继承恰恰是在西方进行。您会说英语吗？”

“不会……”

“法语呢？”

“也不会。我学过德语。”不知为什么我补充了这点。

“您瞧。假如继承人的律师是怀有强烈好奇心的人士，那他很快就能骗取您的信任，您什么也来不及体察。他们通知您，您疯了二十年的爷爷在自己的住地给您留了一幢用来招待客人的小楼，您得签字申明不想得到这所房子并赠给慈善会，来帮助陷入危机处境的人们，事情就了结了。您就永远不会知道您实际损失了几百万。这就是卢托夫接近您的原因。”

她早已经离去，我还坐在我们上次见面的集体农庄广场的咖啡屋里。我的生活怎么了？它成了一副什么样子？

几百万美元。我拿它做什么呢？也许，可以开创自己的事业，但是我没能力，对此不感兴趣。我不是领导人物，我只是个记者。可以靠这笔钱无忧无虑地生活。只是去生活……怎么生活？怎么生活？

据说，仅仅把大脑给养通路堵塞三分钟，就会发生不可挽救的遗憾，人会终生残废。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几天前我还是个活死人，但我再也不能活过来了。我失去了维卡，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工作。我根本就不想过这种生活，甚至丧失了活的勇气。这几星期足以使我失去和周围生活的联系。在我对维卡所做的一切之后，我不能再爱，也不能爱她；在卢托夫对我做一切之后，我无法再相信任何人；在我对自己的生活做了一切之后，我无法再活在世上。

一切都毫无意义，一切都令人乏味。我不可能有任何“明天”，因为我昨天已经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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