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札记》

作者：[日]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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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札记 编前的话　偶然与必然

叶渭渠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日本媒体报道大江健三郎荣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正在东京作学术访问，一般日本市民都普遍觉得突然，纷纷抢购大江的作品，以一睹平时没有注目的这位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的文采。

回国后，国内文坛也就大江健三郎获奖一事议论沸腾。大多觉得突然，主要话题自然是大江得此殊荣是偶然还是必然？日本作家为什么两次获此世界大奖？我还听到一种议论，似乎大江乃至１９６８年度川端康成获此奖，主要是客观因素所决定。甚至以为是诺贝尔文学奖对非西方文学的一种恩赐。《南京周末报》记者袁亦同志特地就这些问题，电话采访了编者。读者提出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因为过去我们日本文学工作者努力不够，翻译介绍大江文学作品确实是太少太少，大家不太了解。

但是，在日本文学家、文学史家和评论家的“批评眼”里，大江健三郎早已是日本战后文学史的重要人物。最早肯定大江文学成就的川端康成认为：“大江是具有异常才能的作家。”权威的《战后日本文学史》用肯定的文字指出：“大江健三郎的出现，在战后文学史上，的确是一件大事。”“大江健三郎塑造了独特的形象，创造了独特的文体，终于成为新时代文学的旗手。”由此可见，大江早已在当今日本文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我们不能否认大江乃至其他非西方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存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他们获奖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观的、内在的文学因素。首先，从诺贝尔文学奖发展的历史来看，自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６５年以来，获此奖的西方作家６０人，占获奖者总人数的９８．４％，而亚非拉获奖者仅印度诗圣泰戈尔１人，只占１．６％。这固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但我们客观分析的时候，也不能忽视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学处在上升期，并且日益发达。相反，亚非拉文学，包括有着悠久传统的东方文学，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主要是西方对它们推行殖民主义的原因，致使它们的文化和文学渐渐失去应有的光泽。但是，随着亚非拉民族的觉醒，经济文化的发展，它们的文化和文学肯定会再度辉煌。正如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所预言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中将再领风骚。”文学发展的历程也是如此。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９４年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共３０人，其中西方作家２０人，占６６．７％；亚非拉作家１０人，占３３．３％。亚非拉作家获奖的比例有了明显的提高，反映了在世界范围内亚非拉文学的自觉和提高，开始改变长期以来文学上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这是亚非拉作家在他们国家和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经过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并非诺贝尔文学奖的恩赐。

其次，从亚非拉作家获奖的理由来看，尽管因人而异，但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尊重民族的传统，并兼备现代的文学理念和技法，因而获得了成功。以大江之前的东方获奖者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埃及的马哈福兹为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诺贝尔奖对泰戈尔的评价是：“泰戈尔十分尊敬祖先的智慧与探索精神。”对川端康成的评语是：“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川端康成虽然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洗礼，但同时立足于日本古典文学，对纯粹的日本传统体裁加以维护和继承。”对马哈福兹的评价是：“马哈福兹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的艺术才能”，“开创了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叙述艺术。”他们的经验证明，文学的发展首先立足于民族的文学传统，这是民族文学美的根源。离开这一点，就很难确立其价值的取向。然而，一民族、一地域的文学又存在一个与他民族、他地域的交叉系统，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学交流汇合而创造出来的文学，必然具有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优秀的文学不仅在一民族、一地域内生成和发展，而且往往还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域的文学精华，在两者的互相交错中碰撞和融合而呈现出异采。

最后，我们不难发现大江健三郎的获奖，在偶然性中存在其必然性。其理由是：（１）日本的文化大背景，首先是十分尊重和执著传统，其次是热烈憧憬外来文化，有消化外来文化的坚实能力和丰富经验，创造了吸收外来文化的“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化模式。这样的文化环境培育的作家，既是日本的、东方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现代的。这样的作家获得世界的承认，就不会是偶然的了。（２）大江虽然受到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但他吸收存在主义的技巧多于理念，即使是吸收它的文学理念，但也加以日本化了。比如，大江文学既贯穿人文理想主义，致力于反映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的题材，又扎根于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思考方式和审美情趣等，并且经常强调他写作是面对日本读者。我们从他经常反映的两个主题——核威胁和残疾问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３）大江学习西方文学技巧的同时，非常强调“民族性在文学中的表现”，他在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的致辞还提及，他先前对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不感兴趣，现在他重新发现了《源氏物语》。并且，他在创作实践中贯彻这种思想。比如，他的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运用了日本传统文学的想象力，以及日本神话中的象征性。它们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创造出大江文学的独特性。尤其是文体和语言都是纯粹日本式的。正如一位文学评论家指出的：大江健三郎和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所使用的文体和语言是最日本式的。总之，大江文学具有特殊性、民族性的同时，又拥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

我与月梅、中忱和徐晓等同志策划主编这套“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全五卷），就是为了弥补过去翻译介绍大江文学工作的不足，同时向读者提供一次借鉴和学习外国优秀文学的机会。我们的设想，承蒙光明日报出版社及总编辑张胜友先生的理解和全力支持，并且荣幸地获得大江健三郎先生亲授版权和北海学园大学人文学部教授、著名比较文学研究家千叶宣一先生担任顾问，倾以巨大的热情，促成此项工作顺利进行，同时经过编委会全体同仁和译者同仁的共同努力，这套作品集才得以在短时间内与读者见面，在此谨向上述诸先生和同仁一并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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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札记 译序　边缘意识与小说方法

王中忱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７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作为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登上瑞典皇家文学院讲坛的时候，心情肯定不很平静。获奖确实使他喜悦，但也打破了书斋的安宁。为了躲避新闻记者接连不断的骚扰，他甚至不得不有意弄坏电话。①不过，从东京到斯德哥尔摩，总有许多仪式需要履行。和以往的一些杰出前辈一样，他要在这里发表受奖演说。

①参见大江健三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７日在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日本研究·京都会议”上的讲演。

大江的目光投向了距离讲坛遥遥万里的故乡。于是，四国岛上名不见经传的大濑村（现名内子町大濑），就成了《我在暧昧的日本》这篇著名演说的开场白。大江并非突然泛起了乡愁，至少在两个月前，获奖消息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传来时，他便开始酝酿这篇讲演辞。而比这稍早一些时间，大江曾经“在北欧谈日本文学”，那时，他也说起自己的故乡。①显然，故乡的土地始终牵系着大江的心，与大江的文学世界丝缕相连。

大江经常把故乡称做“峡谷里的村庄”。大濑确实藏在山谷里，村前有小田川河流过，四周则环绕着茂密的森林。大江在这里长到１５岁，“峡谷村庄”经验可以说就是他孩提时代的经验。大江后来的创作表明，童年少年时期的记忆，会在作家的文学活动中持久不断地回响。诚如大江自己所说：我曾屡屡描述森林里的孩子的奇异经验，即或人家认为我是受森林经验的恩庇而成为小说家的，我也毫无异议。②但“峡谷村庄”不仅为大江的创作提供素材来源，它还时时跃入大江虚构的世界，构成作品内在的时空。而虚构文本（test）里的“峡谷村庄”自然不限于现实中的大濑村形成某种对应，在文本内的各种语境（contest）里，它指涉着多重复杂的内容；从这样的意义说，森林－峡谷村庄无疑是解读大江作品的一把钥匙（keyword）。

①参见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此文和大江的另一篇讲演《不再封闭的日本人》（１９９３年５月）谈到的内容，与《我在暧昧的日本》多有重合，几乎可以视为后者的雏形。

②参见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占梦师》。

“峡谷村庄”作为虚构的空间，最初出现在中篇小说《饲育》里。《饲育》是大江创作中少有的一部直接描写战争时期生活的作品，在战后日本文学的同类题材作品中也属异例的存在。“峡谷村庄”这一情境的设定，使故事发生的空间带有某种封闭自足的乌托邦色彩，山村孩子的视点，更加重了这里的牧歌气氛。尽管有战争的消息传来，甚至有敌方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但对于山村孩子来说，这一切非但构不成恐惧和危险，反倒增添了新鲜的乐趣。最后，导致乌托邦解体的，既不是战争，也不是那个被俘虏的美国黑人士兵，而是村庄里大人们的支配意志与暴力行为。在小说结尾，当“我”的手指和黑人士兵的头骨一起被“我”的父亲打碎的时候，也意味山村孩子的童年乐园从此失去。“我不再是孩子了。”这是“我”获得的启示，也是小说中俘虏兵故事与山村孩子的成长故事交融起来的接点。“峡谷村庄”由此而转换为山村孩子举行成年典礼的仪式性空间。

《饲育》里关于“成熟”的启示，从某种意义可以看做是大江创作本身的隐喻。《饲育》以前，大江已经以《奇妙的工作》（１９５７）、《死者的奢华》（１９５７）等作品引起文坛注目，尤其是《死者的奢华》，甚至成为日本纯文学界最看重的芥川文学奖的候选作品。但大江的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确实非《饲育》莫属。这篇小说发表当年（１９５８）即没有争议地获得了芥川奖，从而促成大江从“学生作家”顺利地转为职业作家。就文学创作而言，大江也可以充满自信地宣告：“我不再是孩子了。”《饲育》以后，大江仍然探索“成熟”与“失乐”这一母题。《感化院的少年》（１９５８）和《迟到的青年》（１９６０）等作品里，仍然泛着童年乐园失去的忧伤，但山村青年渴望的，显然是远方都市的冒险，他们希望在那里验证自己的成熟。“峡谷村庄”的隐喻内涵发生重要变化，始自大江于１９６７年发表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在历史、现实、传说、民俗交织而成的繁复结构里，“峡谷村庄”首先作为人物“回归的场所”而登场。小说主人公根所蜜三郎、根所鹰四都是从山村来到现代大都市的青年，作品开端，两兄弟都正陷在彷徨无路的精神危机中。鹰四曾积极参与１９６０年反对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学生运动，运动失败后，到美国放浪度日。他渴望结束浮萍般的漂泊，寻找到心灵的归宿地；蜜三郎则始终是学生运动的旁观者，他陷入的是家庭生活困境（孩子先天白痴，妻子酒精中毒）。兄弟二人的人生观念虽然颇不相同，但在返回故乡，开拓新的生活这一点上，却获得了共识。如果说，在大江此前的作品里，“峡谷村庄”主要意味着“丧失”，那么，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峡谷村庄”则是根所兄弟寻找自我、寻找心灵故乡的空间。大江曾说：小说主人公的家族姓氏“根所”，意思是指某一土地上的人们灵魂的根本所在。①作家关于家族历史与灵魂根源的解释，可以说明根所兄弟的“寻找”由现实深入到历史层面的原因。鹰四通过想象重构自己的曾祖父之弟、万延元年（１８６０）农民起义领袖的英雄神话，明显是为自己组织村民的行为寻找历史认同的依据（identify）。而鹰四与蜜三郎的对峙，则与其曾祖父辈的兄弟冲突形成呼应。最后，鹰四也像他的祖辈一样走向了毁灭，但他的死亡却促动了蜜三郎的转变。蜜三郎终于意识到，鹰四是坚忍地承受心灵地狱的磨练、顽强探索超越心灵地狱、走向新途的人；于是，他勇敢地接回自己的白痴儿子，收养了鹰四的孩子；从鹰四的人生终点，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峡谷村庄”就这样成为提供“再生”可能的理想空间。

①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据作家说，这一姓氏是根据冲绳语里的一个词汇确定的。

在大江的文学世界里，“森林”与“峡谷村庄”几乎是可以相互置换的意象。作家曾说，他所理想的乌托邦，就是“我的故乡那里的森林”，“森林峡谷里的村庄”。①和“峡谷村庄”一样，“森林”在大江的作品里，常常作为人物的“再生”之地（如《同时代的游戏》，１９７９年），或者核时代的隐蔽所（《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１９６８年）而出现。在“森林”的延长线上，无疑还矗立着“树”的意象。大江的作品里关于树的描述俯拾皆是，几乎达到偏爱程度。他的“雨树”系列之所以把“树”作为“死与再生”的象征，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之所以仍然以树为题（《燃烧的绿树》），都不是偶然的。大江说，树是帮助他跃入想象领域的旅行器械，是他“接近圣洁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的媒介。”②

①大江健三郎：《寻访乌托邦寻访故事》。

②大江健三郎：《作为旅行器的树木》。

应该说，如果仅仅把“森林－峡谷村庄”作为理解大江作品文本的关键符码，那是不够的。森林－峡谷村庄与大江的文学世界有着更深刻的联系，它对于大江的独特认知方式及小说方法的形成，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大江回忆说：

“３０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冲绳和美国，并在那里短暂停留。冲绳固有文化超越近代而直接接通古代的特质，以及其与日本本土上天皇中心纵向垂直的秩序相并行的……异文化共存结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为媒介，我得以重新发见森林里的村庄的文化结构。”①

相对于天皇中心的主流文化的绝对性和单一封闭性，大江看到了位于边缘的森林村庄文化的多样、丰富、开放的生动形态。这一发见直接促成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创作，作家说：“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动机，即是我渐次意识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②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江则明确提出了“边缘－中心’对立图式，并将其作为小说的基本方法来讨论。他认为，“从边缘出发”，是小说整体地表现现代世界、把握现代危机本质的根本所在，“必须站在‘边缘性’的一边，而不能顺应‘中心指向’的思路。”③

①大江健三郎：《为日美新的文化关系而写》，１９９２年５月。

②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③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１９７８年，岩波书店。

据该书“后记”，大江“边缘－中心”模式的提出，与阅读山口昌男的《文化与两义性》（１９７５），接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理论有关。

大江所说的“中心指向”，主要是指占据社会支配位置的主流意识形态。他清醒地看到，在现实中的日本社会，即使是偏远的山村，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也起着支配作用。他认为，最重要的对抗手段是作家的想象力，是通过文学语言，创造出真正立于边缘的人的模型（model），从而使人们的认知结构化，获取认识世界的新方式的可能。①

①参见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走向边缘，从边缘出发”章。

“边缘人”当然不能简单从地理学意义上理解，大江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结构的视角为“边缘”定位。他认为，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劣势，被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支配的一方，基本处于边缘位置；而其中受灾致残者，更处于边缘的边缘。在主流文化支配的结构里，边缘人的声音无疑被压抑着。如果通过作家的想象和创造，使边缘人的形象凸现出来，自然为既成的稳定的社会－文化秩序引人异质因素，使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突然变得陌生，从而引发出对既成社会－文化结构的质疑与新认识。①

①参见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走向边缘，从边缘出发”章。

从上述意义上说，《广岛札记》（１９６４）、《个人的体验》

（１９６４）无疑都属于“从边缘出发”的创作。尽管大江提出“边缘”概念远在这两部作品发表之后。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大江用“边缘－中心”图式讨论小说方法，固然不无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同时也是他自我体认、探索思考的结晶。《广岛札记》汇集了作家六十年代初数访广岛的所见、所思，明晰显示出其“从边缘出发”的指向，是透视现代社会乃至现代文明，探索人类的未来命运。在这样的视野里，广岛原爆的受害者们的位置与意义即发生变动，他们不仅让人触目惊心地感到近代文明的痼疾，其自身还蕴藏着治愈核时代社会疾病的力量。

《个人的体验》与《广岛札记》的题材、文类绝然不同，但作家却常常把这两部作品相提并论。这当然不仅仅因为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几乎重合，更主要的在于两者间确有许多内在的相同。原爆与畸形诞生，可以说都是人力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对这样的巨大打击，人该怎样生存？广岛原爆受难者和残疾儿的父亲鸟面临的是同样的课题。残疾儿童的出生，作为一个严酷的参照物，照射出现代人心灵的残疾，最后促成鸟走过心灵炼狱，获得精神上的新生。

《个人的体验》常被视为关于人的“再生”的故事，但关于小说结局鸟和残疾儿共获新生的处理，却不无异议。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即对这一结局提出过批评，这一事情后来甚至被大江写进另一部小说里（《写给那令人眷念的年代》）。据作家笠井洁分析，三岛的不满，主要在于大江把人物认识与行为二律背反式命题，通过鸟的突然转变，变魔术似的突然解消了。而这一命题，恰是三岛苦苦探索不得解脱的。①如果确如笠井所说，那么，三岛的批评可谓击中要害，但纵观大江的全部创作，也可以看到，《个人的体验》的结局，并不是大江关于“再生”问题思考的终点。毋宁说，自《个人的体验》起，一直到目前正在写作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大江都在苦苦探寻人类“拯救”“再生”的途径。在“雨树”和《新人呵，醒来吧》（由《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构成）两个系列作品里，清晰留下了大江探寻的轨迹。不过，《个人的体验》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被普遍接受，被新闻媒体广泛传播，而大江后来的探索则很少被一般读者注意，确是不必讳言的事实。书有书的命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吧。

①参见笠井洁、柄谷行人的对谈：《关于“结局”的想象力》，《国文学》杂志第３５卷第８号。

大江是一位方法意识极强的作家。他不仅认真研读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至巴赫金的文学理论，而且，自己还专门写作了《小说的方法》等理论著作。但是，大江并不沿着内容／形式的思路去考虑文学的方法问题，他所说的“方法”，并不限于形式、技巧层面，而是贯注着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精神”，与“小说精神”融为一体、互为表里。作为小说方法的“边缘意识”，既与大江的小说构成方式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他认知世界的方式，甚至凝结着他的人格追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大江一时成为世人瞩目的人物，成为新闻报道的中心，日本政府也按惯例拟议授予他文化勋章。但大江表示拒绝。他说：那勋章对我来说，会像寅次郎穿上礼服一样不般配。①寅次郎是一部系列电影里，一个幽默风趣的小人物形象。大江提到他，表明了自己的平民情趣和立场，也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边缘意识”。他拒绝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同化，“走向边缘”；当然，是为了“从边缘出发”。

①参见大江健三郎在“大江光的音乐”演奏会上的讲演。《朝日新闻》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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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札记 广岛札记序　广岛行

像这样的书，从个人的事情入笔，或许不够妥当。可是这里所收集的有关广岛的所有的随笔，对我个人来说也好，对始终与我一起从事这项工作的编辑安江良介先生来说也好，都是深深触动我们各自的灵魂的。所以，我很想把１９５３年夏我们两人一起初次去广岛旅行时的个人经历记录下来。当时，从我这方面说，我的第一个儿子正处于濒死状态，整天躺在玻璃箱子里，简直毫无康复的希望；而安江先生，则恰值他头一个女儿去世。加之，我俩共同的一位朋友，因整日潜心于《世界最终爆发核战争的情景》专题研究而惶恐不已，竟在巴黎自缢身死。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彼此彻底征服了对方，还是向着盛夏的广岛出发了。像那样精疲力竭、忧郁沉闷的旅行，我还从未经历过。

到了广岛，开了几天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我们更加疲惫不堪，心头的忧郁也更加沉重了。正如第一章所描写的，这实在是一次充满苦涩和困难的大会。当初，大会能否开成，实际上还是个疑问；一俟大会开幕，又只不过是个分裂的大会。我们怀着暗淡凄凉的心情，身上沾满汗水和尘土，叹息着，陷入沉默，在被大会动员起来的非常虔诚的人群周围徒然地奔走。

但是，过了一周之后，当我们准备离开广岛时，我们发现了能将自己从忧郁的深渊中拉上来的绳索，而且，这条绳索就紧紧握在我们手中；简捷点说，是我们遇到了真正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们。

那些似乎真正的“广岛人”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直接地给了我勇气；反过来，我也品尝到了因儿子置身于玻璃箱中而深藏在我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种子和颓废之根，被从深处剜了出来的痛楚。而且，我开始希望以广岛和真正的“广岛人”为锉刀，来检验我自己内心的硬度。我是在战后的民主主义时代接受的中等教育，在大学里以法国现代文学为中心，学了语言学和文学，而且，我作为刚刚从事写作的小说家，就在日本和美国的战后文学的影响下活动。我是一个个人历史如此短暂的人。我希望把自己理应具有的独特的感觉、道德观念和思想，全都放到单一的“广岛”这把锉刀上，通过“广岛”这个透镜去重新加以检验。

从那以后，我又多次去广岛旅行，而且安江先生所在的《世界》编辑部刊登了我的随笔。这里所收集的就是那一系列随笔的汇总。我接连去广岛旅行，每次都邂逅一些新的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他们给了我最为深刻的感动，但是，我又无可回避地多次接到这些广岛人的死亡通知。我的随笔在杂志上刚刚刊登，就收到许多尤其是从广岛寄来的恳切的信，我想从这些来信中选择有代表性的章节，将其刊载于下。写下面这封信的人名字叫松坂义孝。在第五章里引用的在广岛的不屈的医生们当中，有一个人，他尽管负伤了，但还是被他儿子（医大学生）背着去参加救护活动，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这个人叫松坂义正，义孝是他的儿子。在原子弹刚刚爆炸后，就背着负伤的医生，通过广岛市街，赶往救护所。这个医大学生就是义孝。现在，他已成为一名皮肤科医生，在广岛开业呢。

“……广岛的人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仍然想要保持沉默。他们想把自己的生与死当作个人的事情。他们不愿把个人的悲惨公诸于世，去充当反对原子弹氢弹的政治斗争的参考资料。他们还不愿意被别人看做是原子弹受害者和由此而变成的乞丐。当然，痛诉受害者的悲惨情状，与其说是为了反对原子弹氢弹，莫如说是为了得到救济金更为切合实际，因为这大概是更需要做的吧。但是，基本上恢复了健康，过上了正常人生活的原子弹受害者们，他们对痛诉悲惨这种作法保持沉默。他们希望采取归还能够正常活动的受害者的税金或贺年卡的收益等办法，实际上，这是在心情舒畅地寻求着团结合作的办法。采取乞讨的办法、募捐的办法，究竟能有多大实效呢？

……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说，沉默不行，而劝说原子弹受害者说真话。我憎恶那些对我们的沉默不体谅的人们。我们虽然不能够去迎接８月６日那一天，但是，能够与死者一起默默地送走八月六日那一天。我们不能小题大作地为了迎接８月６日这一天的到来而东奔西走。那样，一些受害者的沉默寡言，就可以作为资料留存下来。只有８月６日在广岛呆一天的思想家对此不理解，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对我写的随笔抱有同感的一封信。我在随笔中写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所拥有的唯一权利就是对广岛保持沉默。我被这封信所激励，同时，我也不能不注意到，作为一个广岛以外的人，我写的全部文章，是会遭到最尖锐的批评的。松坂先生在广岛的同人杂志《齿轮》的最近一期上，以深田狮子雄的名义，这样写着。他在给我的信中，把他的思想方法、感知方法。更为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我从他的文字里可以感受到广岛内部的人对广岛以外的人的正当批判的声音。这可以说是广岛的年轻知识分子的正当防卫的声音。我希望读者能把我的文章和下边的文章结合起来一块儿读。

“大江氏讲的在广岛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医生——面对患了遭受原子弹爆炸后遗症而不得不陷入绝望的医生，往往在听了一些‘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简称“原爆症”）已不复存在’之类乐观的报告之后，理当反复地予以苦涩的纠正。当时我正在距离爆炸中心地带１．５公里的地方，虽然稍微有点后遗症状，可是不管怎样现在仍是健康的。我的父母亦然。爆炸当时还是女子学校二年级学生的妻子，还有昭和三十年代生下来的三个孩子，也都是健康的。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是因为没有发现后遗症而尽可能地表示乐观，其原因盖出于此吧。被称作‘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文学’几乎都是不能恢复健康的悲惨的人们的故事，除了描写后遗症的症状和心理之外，是否就不可能有别的什么情况了，以前曾为此而纳闷。比如，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害，蒙受了这种悲惨命运的平常之家的成员，恢复了健康，作为一个正常人继续活下去，这样的故事难道没有吗？是否原子弹受害者全都患上了后遗症，而不得不悲剧性地死去呢？是不是原子弹受害者死的时候，必须克服像方才讲的他们健康和心理上的那种负疚感和屈辱感，不允许他们像普通人那样自然地死去呢？我们如果死，就全都是由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所导致的悲惨的死，这里包含着对原子弹的诅咒；是作为对反对原子弹爆炸有用的资料去死。是不是只能这样去想问题？的确，我们的生存，因蒙受原子弹爆炸的灾难而被大大扭曲了。我们经受了磨难，这点不能否定。但是，这种灾害和苦难，即使没有遭受原子弹爆炸，经历过战争的人们，也会程度不同地尝受过。我常提醒自己，特别是对广岛的受害者所独有的‘受爆炸之害的人的意识’（受害者意识）不能有一种偏袒的感情。希望他们能够自己想办法治愈后遗症，自力更生地去把自己恢复为一个正常人，尽管蒙受了原子弹灾难，但同没受到灾难的人一样，让自己心安理得地如同与原子弹爆炸无关那样地死去。

被炸后的第１９年，活到９３岁而故世的我的祖母，她的一生虽然经历了称不上幸福的变迁，可一直是健康的，大概没有染上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最后自然寿终。须知，在被炸者当中，往往有摆脱了原子弹爆炸的影响，而自然死去的。８月６日广岛即兴的政治性发言当中，正好含有大量原子弹受害者之死的材料。这一天应该是举办肃穆的丧事的一天，很可能受那些外来人的支配，不要仅仅作为别处的政治性发言的资料……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也有这样的乐观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后遗症，与其充当反对原子弹爆炸的资料，不如切实地把自己恢复为一个普通人。

“长崎有一个名叫原口喜久也的受害者，是一位诗人，他患了骨髓性白血症。诊断清楚之后，他就自缢而死了。这是前几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他诗集遗稿的后记中得知的。我为之黯然神伤……原口先生之死，并非由于原子弹爆炸的后遗症，而是自己死的，难道这不是自己想死吗？我希望不要把一切都包括在内，不是如实反映情况的，没个性地一概而论地都说成是原子弹后遗症。我希望能这样去理解：他们想从原子弹爆炸的魔掌中解脱出来，使自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那样生存，也像一个正常的人那样死去。

如果没有对原子弹受害者的详细检查诊断，恐怕对原口先生健康失调的病因就不会查明吧。光是健康失调会突然死去吗？但是，受害者们缺乏那种乐观的健康不适感。我访问过的所有的人都明显地是患了不得不长期忍耐的确实无疑的原子弹爆炸后遗症而到了濒死的阶段。这种诊断，从常识上看大概是不能恢复了，为了活着，对这种后遗症还得忍耐下去。生的对立面就是死，可是对于死的筹划是多么困难啊！……必须活到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最后阶段，这是受害者想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唯一办法吗？像原口氏和原民喜那样，使自己的死服从于自己的洁癖，这是不是他们想使自己恢复成为一个正常人的一种办法呢？对以上这些问号，我都解答不清。”

上述这些随笔都是在广岛的人们的协助和批评之下，由他们支持写成的。我现在重新把它们汇集起来以《广岛札记》为题出版发行，内心对广岛的认识并未由于此书的出版而结束，可以说，我现在只是刚刚进入真正的广岛人的心灵。如果不是那种人（他们对广岛硬要闭上眼睛，封住嘴巴，卷起舌头）的话，他们的内心里对“广岛人”的认识和思考决不会结束。

是年３月２２日下午，在广岛举行了一个自杀身死的妇女的葬礼。死者是岞三吉氏遗孀，岞三吉留下一首最优秀的诗。这首诗叙述了原子弹爆炸给人带来的悲惨，和对此不肯屈服的人的威严。据说夫人是被原子弹爆炸所引起的癌症的恐怖压垮了。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在夫人自杀的几个星期之前，不知是什么人，在岞三吉诗碑上涂上油漆，玷污了石碑，给了夫人精神上一记打击。广岛人为了与其孤独的内心惨痛相抗衡而产生的忍耐力，决不是凝固的教条的东西。卑劣的人乘夫人一天天困难地忍耐的间隙，用其手中握着的油刷的毛一触，便把精疲力尽的，受着癌症恐怖威胁的，孤独的她的忍耐力给压垮了。这是很容易的吧。在这个实际上为数众多的人不肯倾听被这个最卑劣的恶意的油漆所玷污的诗碑上镌刻着的诗人的呼声的时代，１２年前，这位诗人正在进行肺叶摘除的手术当中，被炸的肉体已失去抵抗力，终于死去了，夫人缅怀着诗人，与此同时，夫人陷入最糟糕的孤立感的黑暗的深渊。还会发生什么比这个更坏的事情呢？夫人的亲姐姐广岛“母亲会”的小西信子女士的话打动了我们。“妹妹，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你和和岞先生一起度过了无悔的一生，我不惜用赞美的话来称颂你们。”

还我父亲，

还我母亲，

还我老人，

还我孩子，

还我生命，

还我亲人。

还我和平！

还我人类的，只要有人类生存的世界，就不应失去的和平！

这种呼声，实际上正是为了我们这些幸存的人们，才发出来的诗人的声音……

在同一个３月２２日下午，在东京，召开纪念一位作家的演讲会。这位作家也曾为了我们幸存的人们而发出过恳切的呼声。他在人类的世界天旋地转，确实出现可怕的征候时，怀着绝望感和充满仇恨的屈辱感，走向与其呼声中所孕含着的祈祷完全相反的方向而自杀。作家原民喜在广岛也遭遇原子弹爆炸。他在１９４５年末，正当所有的广岛人被强制沉默时，已经写了正合时宜的《夏天的花》一书，接着，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翌年，这位作家自杀了。既然典型的广岛人如此记忆犹新，那么，我们的内心里对“广岛人”的认识与思考能够完全就此终止吗？

这年春天，我到冲绳旅行。冲绳的人们个个面带温和的微笑，迎接我们从本土来的客人。只有一个人，不管你怎么启发她，她一直敛着微笑，在温和的表情深处露出不信任和拒绝的情感。我所遇见的这位妇女的态度才是最正常的。我们在战后的２０年当中，对冲绳所有的原子弹受害者是完全置之不顾的。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这一点。他们在广岛和长崎遭受爆炸灾害后，回到冲绳的故乡。他们是满身灼伤被流放到这个孤岛上来的。这个孤岛对于原子病的治疗完全处于一种一无所知的白卷状态。在冲绳本岛或在石垣岛和宫古岛，现在回过头来探讨一下原子病的症状，陆续发现了许多明显是由于患原子病致死的人。例如，在冲绳的大相扑中，在八重山群岛，一位取得冠军的壮健青年，他在长崎的军需工厂遭遇原子弹爆炸而回到石垣岛。１９５６年，他突然半身不遂了。他怀疑自己是否受了放射性的伤害。也曾向本岛的医生请教，而冲绳的医生当然对原子病一无所知，于是他也就只能被置之不顾。不久，他坐着不能动弹了，身体惊人地浮肿起来。１９６２年曾是冲绳相扑冠军的他，竟无端地吐了半桶血而死去。在冲绳竟没有一个能够认定他是因患原子病而惨死的医生。冲绳“反对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制订的名单上列出１３５名原子弹受害者。他们的身体或多或少地几乎都有异常的感觉。但是，他们感到不适的申诉，全都被冲绳的医生们说成是疲劳或神经性疾病而给斥退了。

话尽管如此，也并非说冲绳的医生们要负这个责任，恐怕不从本土派原子病医院的专门医生来冲绳，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在２０年间被置之不理的冲绳受害者们的烦恼与憎恨面前，我们能够继续闭上眼睛，塞上耳朵，捆住舌头吗？那１３５名甚至更多的受害者，由于原子弹这个袭击了广岛和长崎的本世纪穷凶极恶的怪物所带来的灾难，不得不支撑着疲惫的身躯和不安的灵魂，而现在恐怕又同核武器基地为邻居住着，并且是对核基地不得不保持沉默的一群人。这些冲绳的受害者们对我们失去微笑，恐怕连表达不信任和拒绝的感情的最起码的心理反应都没有了。然而，２０年来，这些坚韧不拔的人们，对我们本土的人一直抱着那个并未实现的期望。

３月２６日，政府发布消息说，４月份要派医学调查团，去对住在冲绳的曾在广岛、长崎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进行调查。据说调查过后，对认为有必要入院治疗的人，再经厚生相的咨询机构“原子病医疗审议会”审议，可住在广岛、长崎的原子病医院。２０年间完全置之不理之后，现在才开始对冲绳的原子弹受害者打开窗口，而且还只是这一个窗口。我听说一个例子。冲绳有一个原子弹受害者，他被劝说去广岛的原子病医院住院，可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如果他离开冲绳，他的家属将立即陷入生活的困境。这恐怕是很普遍的情况。而冲绳的医疗福利的不完备，是众所周知的。如果仅凭目前冲绳的医疗设备，受害者要想治疗放射性伤害，即便是派专科医生前来冲绳长驻，也会遇到严重困难。在此，我除了把冲绳的受害者的满是尖锐的带刺的语言记录下来之外，再也无能为力，对此我只有感到羞愧：“希望日本人有更多一点诚意，不要总是在美国人面前讨好，把人的问题放着不管。如果想管的话，就赶紧管吧！立即付诸行动吧！这就是大家的心愿。”

既然他们的存在和他们呼唤的声音，是这样地无可奈何，那么，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对广岛人的怀念和情结能够彻底了结吗？

（１９６５年４月）

广岛札记 一　初访广岛

１９６３年的一个夏日，我到达广岛时，天刚蒙蒙亮。荒凉的无人之城的幻影一瞬间从我眼前掠过。街上还不见广岛市民的身影，零零星星地伫立在街头的都是些外地游客。１９４５年夏的同一酷清晨，也曾有一群游客来到这里。然而，这些人当中，凡是在１８年前的今天或明天离开广岛的，都侥幸活了下来，而在第三天之前未能离开广岛的人，却被无情地卷入了２０世纪最为残酷的命运之中！他们当中有人转瞬之间便下落不明，有人至今仍背负着厄运，在白血球指标忽升忽降的忧虑中度日。已是清晨，空气变得干燥、酷热，发出白晃晃的光。一小时后，市民们开始了一天的活动。大清早的太阳就像正午的烈日一般火辣辣的，还要一直肆虐到傍晚。此时的广岛已不再像天亮前的鬼城。这座以小酒馆数量最多闻名全日本的城市，俨然一座充满活力的地方都市。白人、黑人，大批外地游客拥挤在熙熙攘攘的市民当中，许多日本游客是年轻人。他们一边高唱歌曲，一边扛着旗子向和平公园进发。到后天为止，游人将超过两万。

上午九点，和平公园一隅的原子弹受害者纪念馆。

我在楼梯上跑了几个来回，又在走廊里转了大半天，到头来还是和其他已经无计可施的人们一样，颓丧地坐到长椅上。我的一位记者朋友，几天前就守在这里了，可连他都觉得这里发生的事情就像浓雾中遥远的城堡一般捉摸不透。不安的心情笼罩了我。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真的能在广岛召开吗？在这个纪念馆里，为大会做准备的各种工作会议正在举行，但会议内容大多保密。我把记者证章别到衬衫衣领上，可还是到处碰壁。走廊里，被拒之门外的记者，来得过早的与会代表（不过，他们反驳说：什么太早！今天下午和平游行的队伍就要开进广岛了，傍晚还要举行欢迎他们的集会！），甚至连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常务理事们也无可奈何地转来转去，又坐到长椅上不住叹气。大家的嘴里都机械地念叨着：“反对任何国家……”。这句话的全文应该是这样的：“‘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核试验’这个议题还是个症结啊！”。眼下，不论是谁，只要一提起“反对任何国家”几个字，就会忧心忡忡地叹息起来。“反对任何国家”，这里是指所有的国家？死难者的国家？他人的国家？我不禁回想起黎明前那死寂的无人之城的幻影和游人们不由自主的战慄。突然，坐在长椅上的人都站了起来，走廊里乱转的人们也全朝一个方向拥去。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安井理事长来到常务理事们聚集的地方，向他们传达还在延续的执行常务理事会秘密会议的现状，没有人会轻易放过这难得从雾中一现的城堡尖顶。去年夏天，大会陷入一片混乱之后，安井在业已瘫痪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里成了徒有其名的理事长。在静冈召开准备举办“三·一”比基尼日的理事会上，“反对任何国家……”的议题再次引起争议，安井因此辞职。今年夏天，安井再次以理事长身份出现，这难道意味着他已经找到不会引起混乱的新提法了吗？

安井理事长走进屋里。在这儿等候消息的理事们都焦躁疲惫，面带愁容。他们和原子弹受害者纪念馆走廊里的记者、坐在和平公园树荫下早来的与会代表一样，都被拒之门外，忍受着不知详情的焦虑。看到安井理事长，他们已掩饰不住声音中的愤怒和抱怨，迫不及待地近乎喊叫似地质问起来。更有性格直率的人怒不可遏地要求常务理事（他们具体担任这次大会的组织工作）和安井理事长做出解释，为什么竟然把他们置于无法得知情况的状态中如此之久！

金泽的常务理事问道：“常务理事会是否已经放弃了本次大会？”安井理事长表现得不急不躁。他用有力的带抑扬顿挫的悲壮的声音回答道：“不，我们没有放弃！现在只是会间休息。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向大家如实报告常务理事会的现状。”他非常诚实坦率，但又显然戒心十足。人群里响起不以为然的笑声。人们是在笑金泽的理事太神经质呢，还是在笑安井理事长过于空泛的答复？

横须贺的常务理事质问道：“你上次来的时候说，如果常务理事会无法解决，就把问题交给包括我们在内的理事会来研究。难道说现在又不打算承认我们的权威了？”

安井避而不谈实质问题，他满脸诚意地说了句“我到这里来正是为了和诸位坦率地交换意见”，便搪塞过去了。而使他处境窘迫的提问也就到此为止。东京和长野的理事都只是要求：世界大会务必召开。

东京的理事说：“现在超出预定以外的参加者正从东京陆续向广岛赶来，大会具备成功举办的条件。”然而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动员群众大战必然会成为这次大会的问题之一。长野的理事恳切地申诉说：“既然已经以大会的名义募集了资金，无论如何也要把大会开起来！”

此时，常务理事们早已不再是质询，倒像是面奏皇上时的悲壮恳求，没有丝毫的权威。和平游行正在行进当中，距离他们到达广岛只剩六个小时了，为了迎接他们，有关大会的事宜必须马上理出头绪。

安井理事的声音一如往常。他满腔热情溢于言表，满怀诚意地反复说着：“我们常务理事会内部确实有较复杂的意见分歧。”之后，理事长提高声音说道：“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众多事实表明，常务理事被拒之门外，迟迟不散的常务理事秘密会议正陷入僵局，对“反对任何国家……”以及“禁止核试验会议”产生的意见分歧（对此安井理事长只用抽象的、富有感情色彩的词句提起过，但从未具体言及），成为使会议越发陷入困境的障碍。共产党、社会党、工会总评议会、外国代表团，特别是中苏代表团之间的对立，使常务理事会左右为难，如陷泥潭。但这些情况早在安井理事长出现之前，就已尽人皆知了。要说现在还有什么新的说法，那就是安井理事长反复高喊的这句“请再给我一点时间！”可是，给他充分的时间，困难就可以解决了吗？没人能相信。安井理事长到底也没说清“一点时间”究竟有多久，撇下理事们走掉了。剩下的理事们众说纷纭，大家意见不一致又彼此不信任，提出一个建议，立刻就被否决。有的人简直要吵起来。他们是和社会党议员喝茶的那帮家伙！他们的头头恶狠狠地扔下一句话：“有结了婚分居的，还有离了婚同居的呢！”到底他在暗示些什么？大家吵吵嚷嚷，根本不像是讨论会。我和那位被他们骂得狗血喷头的横须贺的理事走到窗边的阳台上，他的发言在讨论会上被压制，要听他的意见只好用这种方式。“明明在第六十届常务理事会上决定，哪怕有意见分歧也要召开大会，但却被置之不理，用欺骗的文章把不同的意见掩盖住，假装成意见统一了似地去召开大会，怎么能成功呢？基层群众已经提出，今后的和平运动不再依靠日共、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而靠他们自己去推动。就算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在空中解体了，能雄心勃勃地把运动继续下去的还是那些基层的群众。”横须贺的理事焦虑地说。理事们一个个又都陷入充满疲劳感的沉默当中。我离开讨论会走下楼梯。一楼大厅开始混杂起来。从各地赶来的人们以代表身份来这里登记并准备交付分担的资金，可是由于常务理事会会议陷于停顿，接待工作也无从开始。人们有的围成圈蹲坐着，有的聚在一起慢慢走动，有的在练习唱歌。正像横须贺的理事所说的那样，他们充满活力，无忧无虑。在他们和安井理事长、召开秘密会议的人们以及被拒之门外的理事们中间，让人感到有重重隔阂。即便是大会最终迎来开幕式，这些隔阂又如何消除呢？耀眼的阳光下，和平公园显得空荡荡的。望着这座即将迎来两万名与会代表的空旷的公园，我不禁感到茫然。

在广岛为数众多的各种塔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供奉塔是命名最贴切的一座。此刻，我正朝它走去。塔身旁边，有位老妇人默然伫立。在广岛，我曾多少次看到过这样默然而立的人们，他们都在那天目睹了人间地狱的惨象。他们黯然的眼底仿佛深藏着令人恐怖的东西。在《广岛之河》里，两位有着这种眼神的老婆婆，其中一位这样叙述道：“那种病，旁边的人看着才揪心啊！我的女儿，为了刚出生的真美子，说什么也想活下来，可没人能救活她。不光这些。奈奈子死了，我还剩个叫‘广’的儿子，２６岁了，可手上头上都留下了烧伤的疤，为这连婚都结不成，已经自杀过好几次了。”另一位老婆婆说：“我那两个侄女住在鸟屋町，是光着身子跑出来的。说是在江波呆了一宿，路上人家给了件薄浴衣，这才撕成两半好歹裹在身上。妹妹死的时候，惨得没个人样，东家嫌脏，直嚷嚷：‘可别传染上。’姐姐求我说：‘伯母，我病成那样之前，就杀了我吧！’也跟着妹妹去了。只剩下一个老人，年轻人都死光了。”

猛然间我又想起安井郁先生那句热情的话语：“请再给我一点时间！”空洞的、应景的、没有一星半点具体承诺的，这个以“诚实”为名而开的空头支票，不过是句骗人的鬼话。下午３点，原子病医院前。我站在长长的树荫下，等候和平游行队伍的到来。除了记者，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医院前的广场和马路上迎候。一般情况下，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都在这里迎接。但在会议结果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他们也无法离开充斥着停滞与困顿气氛的和平纪念馆。在迎候的极少数人当中，有一位原子弹受害者母亲会、广岛母亲会的负责人，还有一位是原子弹爆炸后生活在对癌症的惊恐不安当中的孤寡老人组办起来的广岛小憩之家的主办人，正是他们，在广岛从事着许多基础工作。现在，他们的脸上也显露出无法掩饰的焦急。广岛小憩之家的年迈的原子弹受害者们，昨天晚上提着灯笼，手持花束，燃香走遍了市内无数处死难者纪念塔。广岛市的三十二个小组分别在各自区内等候这些巡礼的老人，还和他们一起悼念了死者。广岛全市就像一座大墓场，街上到处可见一座座慰灵塔，哪怕有的塔像块石头似的并不起眼。“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是离不开广岛的广大群众的。现在，这个运动虽然脱离了广岛，可广岛的老百姓仍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巩固运动的基础。他们手持花束，燃香，走遍各个街区，而每到一处又有和他们一样的人在迎接他们，并加入他们的队伍。”

终于，远远传来扩音器沙哑的声音。转速变慢的磁带播放着“原子弹轰炸罪责难逃”的合唱，人们的口号声也越来越近了。和平游行的队伍就要过来了。原子病医院的窗口挤满了翘首以待的人们。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有些病人还跑到一楼屋顶的平台上。年轻的女病人身上穿的已不是撕裂的浴衣，而是颜色各异的合成纤维睡衣。然而，战后１８年给她们带来的变化似乎仅此而已。在她们心中，依然怀着对原子弹爆炸的深深不安和恐惧。炎热和疲劳使和平游行的人们面色如灰，但他们的双眼仍然炯炯有神。在烈日曝晒下步行了全部路程的人们显然消耗了大量体力。游行队伍以他们为中心在原子病医院门前停下了。奥斯威辛游行队伍中，半裸身体、貌如罗汉的僧侣们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外国代表也参加了，一位金发的西德妇女脸颊和鼻子晒得通红。医院前已被游行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通。

这时，从原子病医院的正门走出三位病人代表，站到了直射的阳光下。一位是个十几岁的可爱少女，她的头上缠满了绷带，脸上带着快活的微笑。她不时地拢拢被风吹起的蔷薇花纹睡衣的衣襟。赠花仪式后，进行了简短的致辞。然后，作为病人代表，一位小个子中年男子开始用蚊子大的声音进行演讲。他站在烈日烤灼的水泥地上，紧张而又僵硬地挺直阿波木偶似的头部，竭尽全力地讲着。可是，扩音器里催促出发的命令把他的声音压过了。我好不容易才听清最后一句：“我相信，第九届世界大会一定会圆满成功！”

演讲结束后，他抱着花束长出一口气（在烈日下演讲，不论病人的病症多么轻微，都会感到十分疲劳。况且，这里还是原子病医院），又带着实实在在的满足感与威严走了回去。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情景。眼下，如果有哪位患者看到大会准备工作陷入停顿的报道而感到气愤，对和平游行的队伍投掷石块的话，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也无法提出抗议。就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们依然热切地挥动着期待的双手，好像和平游行队伍里的人们是他们唯一可寄托希望的人。这不禁令人肃然起敬。他们用热切的目光和期待的双手迎来和平游行的队伍，又把它的意义加以醇化和升华，哪怕在越过和平大桥的公园里，只有被政治搞得乌烟瘴气、陷于瘫痪的秘密会议在恭候它。除了少数例外，广岛市民对游行的态度十分冷淡。但市民们虽然普遍对大会表现得冷漠，一方面又对大会准备阶段的各种困难十分敏感。他们已从游行队伍成员那儿得知了一些情况，又似乎是出于好奇心，正在静观事态的发展。在队伍快接近和平大桥稍事休息的时候，一条消息四处传开了。据悉，刚刚决定世界大会不由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而由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主办。顿时，和平队伍又恢复了生机，立刻壮大了好几倍，浩浩荡荡地向和平公园挺进。方才还是阳光下的一片空旷之地的公园，此时到处洋溢着世界大会召开前夕的喧闹与兴奋。在掌声与欢呼声中，游行队伍在群众的簇拥下前进着。日共的宣传车成了欢迎队伍的中心，大家对此却没有特别的反感。是不是政治上的秤砣此时已经倾向于日共了呢？不过，一切似乎都不明了，日共、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各方力量还在继续展开激烈的动员大战。

暮色降临，原子弹轰炸遗迹处，那被炸得扭曲的钢筋框架背后，傍晚的天空已被染成蔷薇色。慰灵塔的陶俑式的空洞笼罩在阴影中。已是下午５点。以慰灵塔为背景，刚才还在进行秘密会议，以安井理事长为首的领导们、外国代表团以及冒着烈日进行和平游行的人们，都背对着慰灵塔站在平台上。群众坐在他们对面的草坪上。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代表理事森泷市郎先生，神色紧张地走到麦克风前。这位老哲学家是原子弹受害者的全国性组织的负责人。此时他的紧张却有些像刚才原子病医院前那位声音微弱的演讲者。老哲学家也是原子弹受害者，他的健康状态近乎危险。他宣布说：“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将举办世界大会的工作全权委托给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掌声四起，随即又消失在傍晚辽阔的晴空。可这阵掌声远不如对另一个演讲的反应热烈。参加“广岛——奥斯威辛”游行的僧侣说“广岛比非洲还炎热”时博得的掌声也远远不及那个演讲。所谓的“那个演讲”的主角是随后走到麦克风前的安井郁。他上身微微前倾，两臂随着声音的抑扬前后挥动，并用悲壮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喊起来。就是这位安井郁理事长，刚刚把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所不能解决的困难全都推给了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他高声宣布：“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齐心协力举办大会一事，在和平游行队伍到达这里的前３０分钟，正式决定啦！”那口气，仿佛这个时间也是个有价值的条件。“不是议论而是行动，才能使和平运动取得成功！”他们话音未落，便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我大惑不解。安井理事长把常务理事们拒之门外时曾说“请给我一点时间”。这应是进行讨论、思考、克服困难的一段时间，可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常务理事们停止了思考，放弃了判断。是不是在常务理事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在和平游行队伍到达前３０分钟，安井他们闪电般地做出了决定呢？而他所说的“不是议论而是行动”，难道不仅仅意味着把尚未排除的困难和工作的停滞原封不动地推给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这一行动吗？然而，他这番情绪化的没有具体内容的讲话，这句“不是议论而是行动”的高调居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对这种安井郁式的雄辩引起群众（他们是日本各地开展和平运动的主力军）单纯、激昂的反应的戏剧性场面，我已多欢目睹过。安井说，“不是议论而是行动，才能使和平运动取得成功”，但是，在这次大会上，“议论并没有乖乖地躲进幕后。从这第一次集会开始，它便不时跑到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自作主张起来。

中国的赵安博先生说，所谓的《禁止核试验条约》纯粹是在搞欺骗。如果美国真的有和平诚意，不就应该从日本的美军基地撤出吗？“喀麦隆代表是位身着黑白条上衣，头戴酒红色帽子的黑人青年。他也否定了《禁止核试验条约》，又用他们国家的语言高呼“乌扶鲁！乌扶鲁！乌扶鲁！（即和平）”。接下来，一位苏联的妇女代表走近麦克风。“《禁止核试验条约》将于明天签订，这是个很大的进步。赫鲁晓夫同志说，这是伟大的一步！”虽然在秘密会议上，大会的大致情形曾被反复预演过，但当她说出这番话时，人们还是意识到，这次大会的另一出戏已经开始上演第一幕。除了少数人明显持无视态度外，礼仪之邦的人们还是礼貌地给了她的演讲以充分的掌声。结果，参加大会的群众没有一个人搞清楚，自己在这出“理论剧”里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每当望见夕阳余晖中森泷广岛代表理事那张苍白的脸，我心里便一阵阵刺痛……晚９点，我站在阳台的人群中，透过窗子观望着里面常务理事会进行表决的情景。白天一直被拒之门外的常务理事们，正在对安井理事在群众面前宣布的由森泷代表理事以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名义接受下来的《全权委任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决议》进行表决。常务理事会的投票情况是十四名赞成，十一名反对。现在，窗子里面已经产生了四十九名赞成、七名反对，十一名保留、三名弃权的结果。持反对意见的是和平委员会的理事们。同一天晚上，在另一处召开的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会议上，也正式决定接受委托。

广岛的夏夜十分炎热。结束表决的理事们汗津津地走到面向幽暗的河水与和平大桥的阳台上。少数派们的焦躁在夜色中也看得一清二楚。他们不安地预感到，这次表决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他们担心，一旦有什么反复，困难会变本加厉。金泽的理事主张，事到如今，执行委员会却把乱摊子推给广岛，理应对此道歉。然而他却没有发言的机会。山口的理事说，常务理事会对广岛进行全权委任后，如何减少今后自身的介入，如何建立起以广岛为中心的新体制，是个大问题。他们的忧虑显然不是因为疲倦。对大会的前景表示担忧的少数派较一致的意见是，处于困境的执行常务理事会应当作自我反省，把未能承办大会的各种情况理清之后再交接给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这样广岛方面的工作才能好做一些。总之，刚刚接手世界大会的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各位，今晚肯定是彻夜难眠了。因为世界大会是在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常务理事会一头扎进泥潭，已经寸步难行的状态下，甚至可以说是在最糟的状态下移交给广岛方面承办的。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人们将要背负着困难与担忧来回奔波。这天夜里和平纪念馆附近传得最多的小道消息是：代代木派的，会不会协议离婚呢？又是这句莫名其妙的话。

同一个夜里，广岛到处都有目不交睫的人。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放弃了睡眠试图救活一个病人，可他们的努力终成徒劳，那位他忙拼命抢救的女孩还是死去了。

我登上了这座比治山。昨夜死去的年轻女孩被送到了这里。早晨，１０点。这里一处有如身在镜中般明亮、清洁，又有着高效率的场所——ABCC。这里负责研究原子弹受害者是怎样死去的。当然，他们也为送来的受害者进行治疗，但广岛人绝不会主动到这里来。停车场上的车负责把登记在ABCC的名单上的人带到这儿。有人说，这项工作和索取死去的原子弹受害者的尸体，是这里最难做的两项工作。在作接待室使用的大厅里，安静地坐着被召集来的病人。一个小男孩等着妈妈看完病出来，一个小女孩自己就是病人。人们都安安静静地等着轮到自己。又有一台车从停车场开下比治山，朝着七河流经的市中心驶去。这个停车场，为了ABCC，这个地球上仅有的两处具体研究原子弹对人体的影响（２０世纪的人们有谁不关心这个问题呢）的机构之一的ABCC，必须勤奋地工作下去。

昨天死去的年轻女孩的尸体被安置在等待解剖的房间里。我在周围的几个房间转了转。一些年轻的女工作人员一边观察显微镜下用染色剂处理过的血液，一边记下手里的计算器上读出的白血球数字。我看了一枚一立方毫米含有９万个白血球的血液载片。主管工作的年轻女医生曾碰到过一位白血球指标为８３万个的老人。老人当然已经去世了。我现在见到的血液样本的主人也已不在人世。这敞亮而现代化的场所，却正是死者的国度。“您知道健康人的白血球指标是多少吗？”冷不防被她一问，我一瞬间产生了错觉。“要是有人有８３万个白血球的后，正常的白血球少说也该有……”。可是，我的白血球指标只有六千个。我再没勇气继续观察显微镜了。在下一个房间里，尸体用石蜡做硬化处理后被制成薄片。最后，终于在观察原子弹受害者的血液对梅毒的反应的房间里，我的紧张才略微有所缓解。我想自己再不会像这天早晨一样，觉得梅毒是如此不堪一击的小病。

资料室的门连接着另一座楼的走廊。我转到这儿，想找别出口。这里堆放着被分档整理过的病历卡。从紧闭的房门里，传出传送病历卡时那流水般的声音。是电脑正在整理死者的识别签。那个有着８３万个白血球，内脏的所有组织都被癌细胞吞噬，脊椎骨变得像浮石一样疏松的老人的病历，也曾发出流水般的声音从这里通过吧。从ABCC出来，返回广岛市区的一路上，我浑身不由得不住地发抖。我发现，在那个山顶上，没有人提起过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事，真的，好像那是十分遥远的城市里发生的事情一样，没有一个人提及……

上午１１点，原子弹受害者纪念馆二楼的代表接待室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件。一个男人对未能承认全部代表一事表示抗议。这是日共、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之间的动员大战愈演愈烈的表现之一吧。不过，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早晨以来唯一的一起争执。那个男人固执地表示抗议。但大体来说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大家都开始觉得，世界大会一定能如期召开，而这种气氛也确实越发浓厚起来。现场的工作人员和各地赶来的与会代表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在和平公园的出口买了一面小红旗。这时我才知道，日共已经最终打出“全面否定‘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旗号。同一时间，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每次来到和平公园附近，都能嗅到强烈的政治气味。在公园至和平大桥一段叫出租车需要相当的耐力。等出租车时，前来参加大会的人们还在不断地涌向公园。他们都能争取到代表的名额吗？听说，现在连住处都已没有了。今天，广岛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两成。

我来到广岛日赤医院，和兼任日赤院长的原子病医院的重藤文夫院长面对面坐下。院长是在原子弹爆炸的一个星期前来广岛工作的。爆炸时，他正站在候车队伍的末尾，伤势不重。但院长已经不能把自己算做病人了。医院前的广场上堆着好几千人的尸体，医院的后院每天都在烧尸。为治疗那些濒死的人们，他指挥着同样负了伤的医护人员拼命工作，而医院本身也遭到彻底的破坏。重藤院长身材高大，朴实得像农民，粗嗓门，说话痛快，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实干家。当时，他一定也全力以赴地参加了抢救工作。重藤院长又凭着准确的直觉，认定这是颗非同寻常的炸弹，一心要弄清它的原委。他抽空儿便蹬上自行车跑到爆炸中心地点调查，收集好似被什么东西灼烧过的石头和瓦片。现在，这些东西陈列在医院一隅的房间里。这些资料虽不能同ABCC用电脑整理的那些相提并论，但这是重藤院长用微薄的预算和自己的双手亲自整理的。有位原子弹受害老人，把自己的骨骼（那是一付已被病魔彻底侵蚀的骨骼）全部捐赠给院长做标本。这是多么奇异而令人感动的友情！院长在遭到原子弹轰炸以前更早些时候，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过有关放射能的研究。这段经历在原子弹轰炸后院长孤立无援地进行调查时发挥了作用。院长发现地下室里密封着的X光片已经感光。他的调查开始稳步进展。他是第一个用自己的眼睛分辨出那颗不可理喻的炸弹的实质的日本人。

从那时起，院长在广岛从事医疗工作的同时，通过反复观察体验，不断地有新的发现。他发现了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并与之作斗争。最初，院长以为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问题在二三年内就能解决。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白血病！这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将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只有在亲临现场的长期工作中才能逐一发现。通过一系列缓慢的统计，在爆炸后的第七年，院长终于把原子弹爆炸与白血病用确凿的数据联系起来。之后，院长又据统计数字推断，白血病将会减少。但是，这个结论错了。然而又有哪些错误会使人如此感动呢？其间，院长还必须为医疗制度改革、医院的建立做大量政治工作。现在，院长认为癌与原子弹爆炸关系密切，事实上，他手头上就有这些病例。但要得到厚生省的认可还极其困难。还有原子弹受害者的婚姻问题，这些，院长也得亲自过问。

我跟随院长巡视了病房。一位老人无力地仰卧在床上，用沙哑的嗓音跟院长打招呼。他干巴巴的黑皮肤上，沾着一些剥落的皮屑，像搓碎的纸片一样。他极力想露出微笑却没有成功。昨天和平游行时，这位可怜的老人也曾努力试图挥动双手吧。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酸楚。[奇][书][网]院长已经送走了许多比这位老人的病情还重，身患癌症、白血病的老人。对这些老人来说，留给自己的只有绝望。如果和平游行的人们知道，这些身患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濒临死亡的绝望中的老人，正满怀信赖与期待地向他们挥动着双手的话，有谁会不感到愧疚呢？

一位女病人呆呆地站在走廊一角，正失声啜泣着。她是喜极而悲。因为住院后，她第一次走了１０米远。“院长，我太高兴了！”女病人淌着泪，哽咽地说。听到这儿，身材高大的重藤院长那牛一般的眼中露出忧郁而慈祥的目光，这目光使我难以忘怀。

一旦白血病发病，病人可依靠药物恢复半年到一年，但也只能多活这一段极短的时间。当白血球再次增多时便无法医治。重藤院长怀疑，白血球得到控制后却又再次恶化，最终导致死亡的原因，会不会与现今药品在使用方法上的失当有关。我同样不能忘记，当院长谈起白血病病人时，他悲哀的眼神里深藏着无边的黑暗。院长自己也是原子弹受害者，他也曾亲眼目睹过那人间地狱的一幕。然而他以人类的尊严，同存在于人们体内的原子弹爆炸后遗症顽强地斗争直至今日。他正是一个广岛所独有的人，一个广岛式的人。

和平公园，晚上７点１５分。月亮还未升起，淡淡暮色中，坐满草坪的与会代表们的身影宛如黑色的浪涛。他们都很紧张。还没宣布开会，以慰灵塔为背景的讲台上，椅子都空着。“全学连”六十几个学生占据了代表与讲台中间的空地，正在高呼口号，并试图进行演说。大会方面正用麦克风劝告学生撤出，严禁代表受其挑拨采取行动。学生们唱着国际歌，一辆小货车停在中间，“全学连”的领袖站在上面，手持麦克风高声朗读《告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所有与会工人、学生、市民书》。“置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强烈要求于不顾，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在最后关头仍问题百出。他们虽以多数票决定将大会举办工作全权委任给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但到底又决定了什么呢？面对迫在眉睫的反战和平斗争，又怎样说已经端正了方向、明确了态度呢？”在他们背后，是一群敲着有柄单皮鼓进行祈祷的僧侣，半空里直升飞机盘旋着，烟花腾空而起。代表们高呼“和平，和平”的口号想要盖过学生们的歌声。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弥漫了整个公园。公园四周，右翼团体的宣传车在《军舰进行曲》中行进着。和平公园整个被绳索拦住，只许代表和记者入内。市民们汇集到绳索外侧，默默地注视着里面的情形。

７点２５分，数百名警察从广场正面的建筑物的下方鱼贯而出，好似团体参拜慰灵碑一般直奔慰灵碑。有人鼓起掌来，原来是坐在草坪上的代表。我感到十分震惊。学生们一下子被冲散了。从讲台到公园入口一百多米远的距离，警察追赶着学生，到处是叫声，一片混乱。“别让学生过来！”坐着的代表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被警察追得四处奔逃的学生又被撵了回去。学生阵营瞬时间被捣毁了。他们向讲台上记者集中的这边逃来。我和一部分记者也被卷入混乱之中。我跪倒在地上，被撞伤了。从我身旁跑过去的一个学生像橄揽球赛中狂奔的得分手一样，在绳索和代表之间迂回奔逃。他突然摔倒在地上，被警察追上了。“是哪个代表下的脚绊！”这个念头猛地从我脑中闪过，我感到非常难受。学生们全都被追散了，代表们又鼓起掌来。我又一次大为震惊。代表们何以对学生怀着如此强烈的敌意，到底为什么？躲过警察追击的一个学生越过绳索跑到市民当中，他忿忿地叫道：“警察守着共产党开会去吧！”已经早有传闻，是共产党的国会议员团叫的警察。

学生们撤走之后，共产党国会议员团首先被代表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上台。接着是外国代表。７点５０分，讲台上的位子已经坐满。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伊藤事务局长致开幕辞。“我们决不满足于以这种形式召开大会。如果条件齐备，我们随时准备将大会交还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举办。”掌声过后，进行默哀。晚上８点，一轮满月升起。伊藤事务局长身后，扭曲的拱形屋顶的钢筋框架在月光下闪耀着柔和的光辉。在这默哀的两万人当中，唯有伊藤事务局长和森泷代表理事将要面临最为严重的困难。

森泷代表理事以致原子弹爆炸的死难者及受害者的讲话开始了他的动员报告。他念念不忘广岛。广岛原子弹受害者内心的历程，和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道路是相通的。在这个人类的换道口上，老哲学家立论严谨。在他做报告的时候，他身后的慰灵碑前正进行着与大会毫不相干的活动。死难者的家属正在这里献花焚香。他们根本不朝公园里的人群看上一眼，好像掌声和口号声都不曾进入他们的耳鼓。这些广岛死难者的家属，在我眼中就像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一样，使讲台前正在进行的这出戏的光荣与悲惨更加醒目地凸现出来。森泷代表理事正是在这背后的“合唱队”的大力支持下面对着眼前的两万人。

可是，代表们骚动起来。他们压根儿不愿听动员报告，有的人开始唱反调，乱起哄。而这恰恰表明了老哲学家的勇敢。他毫不避讳敏感问题。针对“反对任何国家……”，他侃侃而谈。他说，应该肯定“禁止核试验条约”。人群中传来一片反驳声，只有稀稀落落的掌声。当动员报告提到北极星潜艇、F１０５B轰炸机时，公园里第一次响起喝采声。这两万人热情满怀地来到正值盛夏的广岛，聚集在原子弹受害者慰灵塔前。他们在日本各地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而他们每个人的充沛精力汇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股压倒一切的巨大力量。这些，无疑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两万名代表，和代表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以及原子弹受害者协会的老哲学家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在老哲学家做动员报告的时候，我愈发感到那鸿沟越来越深，越来越宽。我的心中不禁黯然。

森泷代表理事过度操劳。他使出最后的力气，在强调了统一与团结的重要性之后结束了动员报告。掌声稀稀落落。此时，老哲学家还不知道，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已经放弃了大会。他早晚会得知此事并感到深受伤害吧。而大会闭幕时，他又会发现，动员报告已被践踏得面目全非。当然，那时大会已归还给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了。但面对这与伊藤事务局长许下的诺言完全相反，不是在“条件齐备”，而是在最糟糕的状态下归还的大会，森泷和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一定会再次感到遭到背叛了吧。

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结束后，不论是从这次大会只感到了希望和成功的人们，还是觉得失望和精神崩溃的人们，抑或是两者之间为数更多的人们，都一定会发现，其实，开幕式已经预示出整个大会的结果……。

同为原子弹受害者，和平运动的骨干力量的一位广岛的老年妇女——这位森泷代表理事的夫人，以她特有的魅力和威严讲了一通入情入理的实在话——就这天晚上发生的事件，以及老哲学家走下讲台之后的情形这样说道：

“警察到森泷这儿告诉他说，现在共产党的国会议员要求署长下命令把和平公园里没有代表徽章的人全赶出去。当然，这一行动可以理解成为达成统一而做的努力。可是，市民看到那些代表欢呼着‘警察来了’又是让路又是鼓掌，真的感到不寒而慄啊。学生们的做法确实有失妥当，可彼此间仇恨到那种地步，实在让人感到不是滋味。森泷精疲力尽地回来，只说了一句‘我和伊藤再也不参加了’，就闷头睡下了。一摸脉，原来心脏间歇。森泷不图名利，一心只想为受害者团体协议会和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拼命工作。他自己研究哲学，他认为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伦理。森泷积劳成疾身心疲惫，可他还在想恢复健康后，创办一个新的和平运动组织。反对核战争固然重要，但允许拥有核武器本身就是个关键问题。核军备竞赛如此令人担忧，难道不该把和平运动的突破口放在反对拥有核武器上吗？”

浜井市长也谈到了新的和平运动。他和重藤院长、森泷夫妇一样，曾亲眼目赌当年的地狱惨景。他兢兢业业地舍身工作，是一个真正的广岛式人物。他说：“不管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离开广岛就没有和平运动。我想是该结束与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关系，开展新的和平运动了。”

８月６日清晨，６时。慰灵碑前，死难者家属们敬献的花束堆积如山，香火弥漫有如浓雾。骨灰安置处传来集体悼念死者的诵经声，旁边的市民越聚越多。以“世界大会最终分裂”为头版头题的报纸在地上随风打转。市民们衣着庄重，陆续汇集到和平公园。８点１５分，鸽群从慰灵碑前飞起。市民们站满整个公园，大家开始低头默哀。直升飞机和小型飞机在半空盘旋。只有进行默哀的那一刻，公园里的蝉鸣变得格外清晰。喧闹声重又响起，蝉鸣仿佛被抹去了似的湮没在一片嘈杂声中。这里的喧闹将一直持续到深夜吧。我想，再不会有人在公园里听到那清脆的蝉鸣。

是日，广岛召开了许多会议。昨晚的开幕式后，我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在这些政治性的会议上，我觉得自己就像无意中被卷进来的陌生游客，在会场上跑来跑去。可一出会场，我立刻就能发现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崭新的广岛。我渴望投身其中，渴望更接近它的本质，与它更加亲近。这次广岛之行，是初次使我与广岛真正相识的旅行。我预感到，今后我会不止一次地来这里，努力去了解那些广岛式的人们。在同一个意义上，在土桥旁边的会馆里持续到深夜的原子弹受害者恳谈会，也使我在瞬间清醒过来并深受感动。在那里，人们推心置腹的问答、相互勾通与理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上，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原子弹受害者的治疗问题（在对原子弹爆炸的认识上，广岛和其它地区的医生并不相同。这就导致了申请原子弹受害者手册的困难）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对原子弹受害者夫妇在广岛以外的地方结婚、生育，又带着孩子回到广岛。这对夫妇叙述了他们的亲身体验。他们的孩子不时有贫血现象发生，但在他们那里，很难找到对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有所了解的医生。

在广岛的最后一夜，我为一位死去的朋友供奉了灯笼。他对核战争感到歇斯底里的恐惧，后来在巴黎自杀了。和平大桥的河面上，红的、白的，还有蓝色的灯笼随着涨潮的河水逆流而上。原子弹爆炸之后，这个习俗就像流传了几百年的民间传统一样在广岛人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无数只灯笼闪闪烁烁，沿着广岛的河水静静地漂流。没有任何一条河曾像这些河流一样，浮起过如此多的魂灵。这条死亡之河啊！离开广岛时，我从飞机的舷窗俯视阳光下闪闪发光的七条大河。我的邻座是《伦敦时报》的年轻特派员。他对“和平、和平”的口号一直大惑不解。在闭幕大会上，他听到挤满了广岛县立体育馆的与会代表们一直高呼着这个口号。安井理事长说过：“不是议论而是行动！”可是，这些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除了高呼“和平、和平”的口号外，又被给予了更加理性的不断独立自主地开展行动的机会吧？上头要求在和各政党、外国代表团之间搞好协调的基础上召开秘密会议，基层群众无论有多大的能量也只能在尽情高呼“和平、和平”中得以发泄吧。如果说安井理事长那抽象的却又饱含感情的雄辩能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话，日本的和平运动究竟会向何处发展呢？我和身边的这位年轻的英国人有着相同的不安。我们一起默默地俯视着云海下的七条大河，但突然间，我心里又涌起一股强大的热情。我必须告诉这位英国特派员，在广岛，还有那些像重藤院长、森泷夫妇、浜井市长一样的真正的广岛式人民。他们和原子病医院的病人们，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正是通过他们，我才发现了真正的广岛。这次广岛之行结束了，但它只是我今后无数次广岛之行的开端。在“和平、和平”的口号声中召开了闭幕大会的同时，在另一处，那位遭到背叛的老哲学家胸襟开阔地称赞了“参加这次大会的国民的力量”。接下来，他这样表白了自己的希望：“在这宿命之地——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的运动会像不死鸟一样重获新生，而且，她将以崭新的面貌，再次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国民运动！”

（１９６３年８月）

广岛札记 二　再访广岛

１９６４年夏，当飞机在广岛市区上空调头飞向郊区机场的一瞬间，广岛的七条大河顿时失去了水色，仿佛被磨光的奖牌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从圆圆的舷窗俯视市区的游客们，被反射过来的盛夏的阳光晃痛了眼睛，纷纷缩回头去。我回想起，一年前，在从广岛起飞的飞机舷窗边，我也被这七条大河炫目的反光刺痛了眼睛。在我心中，时隔一年的感觉变得模糊、淡薄。飞机从广岛起飞又重新降落的这两次旅行，好像只是乘飞机游览时转过的一圈。从半空俯视广岛，似乎没有一点变化。在从机场到市区的出租车上，眼前的一切也旧貌依然。和一年前把我送到机场的司机一样，眼下这位把我从机场送到市区的司机，也正着迷于昨晚的广岛杯比赛。然而，这一年中，原子病医院又有４７个病人死去了。从对死者的统计来看，一位８２岁的老妇死于肝癌，其余的也大多是老年死者，有６７岁的，６４岁的，５５岁的等等。他们几乎均死于癌症。

我想起去年夏天，在原子病医院的病房里看到的三位躺在床上的老人。他们的肤色像印第安人一样黑，干巴巴的皮肤上沾了一层橡皮屑似的皮屑。就算这些老人医好病后可以出院，可以走出原子病医院，他们仍是无家可归的孤寡老人。很可能在这个夏天，他们中间已有人成了孤独的死者。

在统计表上，众多老年死者中有一位特别年轻的死者。去年冬天，这位刚刚十八岁的母亲死于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她刚一出生就碰上了原子弹轰炸，而十八年后，她刚刚生下自己的孩子，便因白血病发病而死。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新生婴儿目前没有任何异常。如果可以说“希望”的话，这便是唯一的希望吧。

除了这位遭受原子弹之害的年轻母亲产后去世的噩耗，在医院内外，我又听到好几个令人心痛的事例。很多身为人妻的原子弹受害者担心生出畸形儿，又担心产后会并发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尽管如此，那位十八岁的女孩还是得到了爱情和婚姻，而且还勇敢地生育了孩子。这种近乎绝望的勇敢，难道不正兼具了人的脆弱与坚韧，不正是一种真正的人性吗？我为那位１８岁的年轻母亲而祈祷，希望她的孩子象征着纯洁美好的希望茁壮地成长起来。

去年夏天，我在原子病医院还认识了另一位年轻的母亲。她在产后也发觉身体异常，住进了医院。幸运的是因为治疗及时没发生危险。可是去年秋天出院之后，今年夏天她又不得不回到医院。唯有孩子的健康是她的希望。我也只能为她祈祷，希望她早日康复。广岛还有更多的身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母亲，为她们，我献上自己最真诚的祈祷。在这一个里死去的人们当中，有位原子弹受害者恐怕是抱着最深切的遗憾而去的，他就是宫本定男。一年前的正午，三位代表全院的患者走到医院前院的烈日之下，迎接和平游行的人们。位于三人中间的，是一位头抬得挺直，极度苍白的中年男子——宫本定男。他甚至比身边穿着蔷薇花图案的睡衣的少女要矮小。他用极度紧张而又微弱的声音军人般地演讲道：“我相信第九届世界大会一定会圆满成功！”演讲结束后，他接过花束长出一口气，又回到原子病医院的正门里……

我亲眼看到的只有这些。可是，他就这样抱着花束，长出了一口气，便带着实实在在的满足感和威严，走向了死亡。那天，他走到外人看不到的地方时，连站都站不稳了。从夏末到初秋，他一直卧床不起，冬天来到时，他便因衰弱而死。病历卡上记载着他的死因：全身衰弱。对于他的死，重藤院长和对许多病情急剧恶化、死于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人们一样，感到悲哀而又疑惑。他语气沉痛地说：“为什么身体会变得如此衰弱呢？”这位眼看着一个个病人因原子弹爆炸后遗症而死去的医学家，此时也只能哀叹，大概原子弹把人体抵抗力中最基本的部分无情地破坏了吧。

那位身材矮小的中年男子，为了说出这句“我相信第九届世界大会一定会圆满战功”，顶着烈日来到院子里，就这样加快了自己走向死亡的步伐。他以这巨大的代价，倾吐了自己的心声（虽然和平游行的先导车的高音喇叭盖过了他的声音，游行队伍里几乎没人听到）。然后，他又带着一吐心曲的满足威严地走了回去。可是，当天晚上开幕的第九届世界大会并没有成功。起码可以肯定，大会的结果和原子病医院的病床上濒临死亡的人们所殷切盼望的成功相距甚远。全面禁止核武器尚不可企及，给原子病医院的人们在失望中带来了一丝振奋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第九届世界大会中又被笼罩在令人疑虑的浓雾之中。正在此时，宫本定男突然衰竭而死。

这位在烈日当空的院子里，以自己衰弱的身子为赌注，向健康的人们致词的小个儿的狂热的宫本定男，为了消除对逼近自己的死亡的恐惧，为了消除对只能躺在病床上等死的无意义的生存的疑惑，他做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他把一切寄托在自己对反对核武器运动做出的这种只言片语的参与上。但实际上，当死亡降临他身边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仍盘踞着核武器投下的巨大的阴影。是不是当他猛然从和平运动的可能性的“幻影”中清醒过来的一瞬间，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疑惑顷刻间将他压垮，而他就此放弃了治愈的可能性呢？即使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也一定是怀着深切的遗憾孤独地死去的。这是无法挽回的事实。对广岛数万名与会代表来说，他的死包含着无法补偿的遗憾。

临死前几天，他收拾好存款和随身用具，打算出院。这是否暗示着他已放弃了对他人的信赖，放弃了对参加和平游行和大会的人们以及和平运动本身的信赖呢？同时，这是否又表明了一个受到伤害的人渴望回归自我世界的最后要求呢？

天老地也荒，毁灭所有生灵，方可慰我心

高桥武夫

面对如此哀叹的原子弹受害者，有的和平运动家会有充分的理由持批判态度进行反驳吧。然而，如果他目睹了１９６３年广岛发生的全部事情，对宫本定男，这位在盛夏的烈日下用蚊子般微弱的声音致辞，又在冬天来临之际衰弱而亡的病人，这位甚至被称为原子病医院“最后一位”热心关注和平运动和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进展状况的病人，他一定会发觉自己实在是无言以对。

今年的和平游行队伍以社会党的干部为先导，再次来到原子病医院。医院窗口和一楼屋顶的阳台上又有一批欢迎他们的病人。病症较轻的患者，排成一列坐在正门的遮阳台下。比起去年夏天，病人中老年人似乎更多些，他们的睡衣颜色也更暗淡朴素。我怀着期待和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可是，再没有病人代表出来致辞。并不是医院方面因为去年的事情有意加以阻止。在原子病医院，已经找不到想就和平运动表达期望的病人了。那位入冬时死去的、身材矮小、面色苍白的中年男子——宫本定男，就这样成了“最后一位”致辞的病人。

他留下的一篇短文是这样开始的。“我在广岛控诉。在遭受了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至今仍有无数日夜苦于白血病、贫血、肝脏疾病的人们，正在同悲惨的死亡进行着搏斗。”

我们在读这篇文字时应当注意，这不是针对悲惨的死亡，换言之是为躲避悲惨的死亡得到新生而进行的搏斗。这是同悲惨的死亡本身，但仍以死为终结的一场搏斗。“但是，情况令人担忧。在这所医院（广岛原子病医院），有的人因得知身患原子弹爆炸后遗症而自杀，有的人精神失常。”

在这篇绝望的文章的篇末，补叙了一段总令人感到空虚的结束语。当然，可能会有很多人反对说，那完全有希望成为不渺茫的现实，但我所指的是那文体的印象。“最后，我恳请诸位齐心协力，好迎来一个没有战争的光明的世界。”初冬时，他成了衰弱已极的垂死之人；而此时的广岛，又迎来了明丽的夏日。三篇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报道和老挝、越南的战乱消息都登在一张报纸上。又是一个和去年夏季毫无二致的夏天。在这两个夏天之间，悲惨地死去了４７名病人。原子病医院的病床上，依然躺着饱受忧虑不安的折磨又只能忍耐下去的病人们。一踏上广岛的街道，我就会在这里那里遇到这些人，他们给我讲起这一年间死去的人们的故事。但我们的谈话不时地突然中断。我们各自拭着汗水，抬头眺望着阳光下的比治山。因为我们知道，在广岛，没有任何人比那山上的病历卡，那些记录着被侵蚀的骨髓、遍布全身各处的癌组织、数目庞大的白血球、被堆放在山顶的ABCC的那间电脑像流水一样“哗哗”地工作着的资料室里的病历卡，更能准确地回忆起那些故事……

我走向靠近繁华路段的劳动会馆。去年会议的中心会场在和平公园的原子弹爆炸纪念馆。那里曾充满了紧张的气氛，秘密会议室大门紧闭。所有的人都怀疑，“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到底能否召开，大家又都屏息嘀咕着造成一切灾难和困难的原因“任何国家……”

而在今年的会场——劳动会馆里，没有任何秘而不宣的气氛，没有丝毫不安、困顿、苦涩的感觉。即使在略显经验不足的大会筹备工作中不时有些小小的差错和停顿，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大家都确信，在这里举办的三县联络会议——禁止原子弹、氢弹广岛——长崎大会一定会顺利圆满。

我旁听了国际会议，去年这里是最激烈的战场。中国代表朱子奇和苏联代表朱可夫针锋相对。以他们两人为核心，又分别凝结出两块彼此充满敌意的结晶体。今年，朱可夫又作为苏联代表来到了广岛。他面带斯拉夫人特有的宽厚的微笑，敏捷地挪动着高大的身体，一望便知他充满了作为焦点人物的自信。以他为中心，会议开得一团和气。玉米娃娃似的印度的妇女代表，全面肯定了“禁止核试验条约”，另一位富有魅力的西德妇女代表，分析了西德的核武器装备现状，对法国进行核试验提出了内容具体的抗议提案。她态度冷静，话语简洁，富有说服力。“必须阻止法国和中国的核试验，达成全面裁军！广岛悲剧不能重演！”她的呼吁博得了全场的掌声。今天，各国代表的演讲都具有本国的独特个性和具体性，使旁听者觉得内容充实。如果说去年这个会议上的演讲内容贫乏、毫无收获是因为敌对的两个势力之间充满敌意的毒素在作怪的话，反过来讲，广岛的中苏对立中消耗的能量里应当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我忽然想起，现在同一时间，除去“禁止核武器会议”之外还有一个会议正在召开。会场设在京都。由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主办的第十届禁止核、氢弹世界大会也在一片和气声中顺利进行着吧。在那里，中国代表一定面带着绝不亚于朱可夫的东方式微笑，气度不凡，机智敏捷地引导着大会进程。那里，也一定有许多内容丰富的演说。

而这两个微笑，一旦重逢即刻便会冻结僵硬。彼此相隔的两个会场中各自的气氛越是融洽，他们之间的对立就越发根深蒂固。朱可夫在来广岛之前，在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在东京的大酒店里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就冻结了他的微笑，冷漠地进行了抵制。

尽管如此，这里依然有着新的笑容和掌声，是哥伦比亚代表正在演讲。越来越融洽的会场里，笑容之雾太浓太深，以致于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分裂所包含的根本性危险以及运动再次统一的萌芽和希望，都被隐在雾中难辨分晓了。在克服分裂走向统一之前，这对立的两个方面都有必要经历一下以苦涩的表情代替微笑，用恶言冷语代替甜言蜜语的过程吧。只有这样，才能逐渐真正看清楚在以世界大会为首的各种集会中意见分歧的严重程度，以及双方再次统一起来的巨大困难。

我在会议的顺利进展和友好气氛中，却感到一种空虚（这是听到登山队避开了最难爬的路线准备征服高山的消息时感到的那种空虚），这感觉在由两万名年轻群众参加的全体会议上也没有消失……

在全体会议上，老哲学家森泷教授在不亚于欢迎社会党、工会总评议会的领导们的热烈气氛中走上了讲台。他在去年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分裂中遭受了最惨痛的背叛，但他又表达了最诚挚的希望。这一年当中，他为了这个希望而工作，至少在道德的侧面上，他是办成这次大会的主要力量。讲台上，森泷教授一方面承认是社会党、工会总评议会的组织力量使大会具有如此规模，但同时他又好像对此略有犹疑。目前，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力量，还不可能组织和平运动的游行和集会。但是，从这些组织力量中遗漏下来的许多重要问题，人们希望能从道义的角度重拾起来。我感到最能胜任这个工作的应该是真正的广岛式的人民。可以说，我也正是怀着寻找他们的愿望重访广岛的。《原子弹受害白皮书》这一提案就是在学者、文化界人士的分会场上由这些人提出的。同其他会场一样，刚开始，学者、文化界人士会场中也充满了平稳和缓的气氛。但当《中国新闻》的评论委员金井利博先生开始就这一提案进行说明时，气氛便大不相同了。这个夏天，我在广岛的各个会场上所见到的真正慷慨激昂的日本人中，只有金井评论委员一丝不苟，像维新时代的下层武士一般。面对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们漫不经心的态度，他激动地高声说道：“老百姓也会生气，可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达！我们不也正为此而迷惑吗？”说到这儿他再也说不下去了。不少旁观者会觉得这激动过于唐突，然而又有谁知道这是他忍耐、压抑了１９年后的大爆发呢？原子弹爆炸后的１０年中，连广岛当地的报纸《中国新闻》的印刷厂里都找不到“原爆”、“放射能”这样的铅字。１９４５年秋，美军的原子弹灾难调查团发表声明说：“遭受原子弹爆炸的放射能影响后导致死亡的人均已死亡，因此不能承认残存的放射能所产生的生理影响”，这一错误声明在全世界发布后，一沉默便是１０年！作为广岛的新闻记者，１０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终于有一天，沉默的广岛可以开口说话了！然而广岛的声音足够响亮且有足够的威力吗？每年夏天迎来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时（在对原子弹、氢弹及其抵制运动的报道上，《中国新闻》总有高水平的表现。如果有人在广岛度过一个夏天，只要他仔细阅读过有关纪念原子弹爆炸日的报道，就一定会发现《中国新闻》是最值得信赖的报纸），他都会寄予热切的厚望，然而每次又都以痛苦灰暗的失望而告终。经历了无数次的失望和忍耐之后，他终于写出了这份刻不容缓的提案，即这份关于《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计划。如果考虑到他长期以来的忍耐，此刻无论他的激动显得多么突然，都不会有人认为有失妥当吧。

“大家都知道原子弹有极强的破坏力，可是又有谁清楚地知道它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的悲剧呢？”金井评论委员质问道。显然，“目前广岛和长崎被全世界人民所认识是由于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人们并不了解原子弹爆炸后的人类悲剧。”“为使主办这次广岛大会的广岛、长崎、静冈三县联络会议不单单停留在受社会党、工会总评议会的亲苏路线影响下的和平运动这一水平上，而是使它发展成为覆盖全日本的大众性国民运动，有必要重新确认一下，国际社会、全世界的广大人民是否真正了解发生在广岛、长崎、烧津的‘历史惨案’。如果人们只把注意力放在原子弹的威力不如氢弹这些事情上，那么，广岛的悲剧不是仍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而最终被人遗忘吗？要明确和平的敌人是什么，首先应作的努力是把原子弹爆炸后的真实情况告知世人。”所以，“现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们，包括死者和现存者，他们从心底期望的，并不是说告诉大家原子弹的威力有多么巨大，而是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灾难之后给人类带来了多么惨重的悲剧。”他认为，为此应制订《原子弹受害白皮书》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同时，按照金井评论委员的设想，还必须制定一个“有关尚未解决的原子弹受害者问题的调查、健康管理、救援方案”。他所援用的“尚未解决的原子弹受害者问题”一词所指的范围十分广泛，比如说，原子弹爆炸后离开广岛、长崎的人们的情况，目前还不得而知；冲绳地区的原子弹受害者正望眼欲穿地盼望着从日本本土派来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医生，而这一情况更是鲜为人知；东京都内近４千人的生活与健康状况也无从知晓。我们甚至不清楚自己城镇里的原子弹受害者的情况。对这些分散于日本各处的原子弹受害者一边调查，一边诊治救援，也就是制定《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运动。另外，还必须听取在原子弹爆炸后进入市区遭受了两次放射能影响的受害者们的“抱怨之声”。他们如果不是“病到快死”的地步，就不能享有原子病医疗法中所规定的免费医疗。而原子弹爆炸后遗症中所谓的“发病到死亡”，就意味着确死无疑。要使原子弹受害者生存下去，最必要的措施正是重藤院长所强调的那样，尽可能早地发现病人血液的异常。

金井评论委员直率地说，关于《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提交对象，他曾把这三个大会都列为候选。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犹豫和抉择都暗示了某些问题。参加广岛大会的大多数人，完全无视京都方面的大会，认为只有自己的大会才是正统。他们对此深信不移，对大会感到满意。（如果广岛大会的成员中，有人对大会持不满或怀疑态度，京都大会的成员中，也有人对他们的大会同样感到不满和怀疑，而两者之间又有进行讨论的机会的话，双方才有希望通向统一之路。然而，丝毫没有这种迹象。两处大会的参加者们，都过于相信自己的正统性了。）金井对这两个大会和“禁止核试验会议”做了客观的分析和选择。身为记者的金井，在广岛度过的“沉默的十年”以及“声讨的九年”，无疑使他对动员大众的集会产生了不信任的态度。然而，他克服了自己的偏见，带着具体提案加入到广岛大会里来。他的提案的现实性本身，就是对和平运动的分裂进行的最尖锐最直接的批判，并且可以推而广之地理解为对日本所有国民运动的批判。广岛普通人的心声，正代表了所有日本人民的态度，这点，也体现了广岛作为“宿命之地”的特质。

金井评论委员这样结束了他的提案说明。

“日本政府显然是以保守党派为内阁的政府。但这决不意味着日本政府只为保守党派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而且是唯一的原子弹爆炸受害国，为使国会通过对原子弹受害者实施救援的议案，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革新派，都有责任促使日本政府制定《原子弹受害白皮书》，并使它通过联合国为世界人民广泛了解。为此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其中必然孕育着全国范围的和平运动，孕育着不再分裂的和平运动。

《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制定以及国际性宣传，也可以看做是全国人民参与的救援原子弹受害者、战争灾难受害者的活动的一部分。明年是原子弹爆炸二十周年。如果能在这八月的广岛，在植根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体验的和平运动中，产生一份提案，以便能够面向世界，制作一个如实披露原子弹爆炸的受害情况的书面材料的话，这无疑能代表与会各位心中的希望，而这也一定会成为势在必行的决策。”

在本次广岛大会的所有发言中，我认为这个提案是针对１９６５年原子弹爆炸２０周年纪念所提的最接近本质的最先驱的意见。

在原子弹受害者恳谈会上，我从一位受害者代表的发言中，又听到了有关“十年沉默，九年声讨”的情况。发言者是一位失去了一只眼睛的老人。提到这，我想起森泷教授也失去了一只眼睛。１９年前，教授还是广岛高等师范的教师。他带领学生来到支援前方的工厂做工。教授至今保留着那本溅满墨水的日记。当天，他坐在桌前正在补写昨天，也就是１９４５年８月５日的日记。当他写道：“美丽的朝霞。制作五百根竹枪”时，就在这下一个瞬间，原子弹爆炸了。教授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他的学生。而在那白光闪过的一瞬，无数人便从此失明了。

老人的讲话令人感动。与其说是讲话，不如说是一部反映原子弹受害者反对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历史。经过１０年的沉默，在第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原子弹受害者第一次有了发言的机会。可是，广岛的谨慎派们指责说，让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原子弹受害者站到大会的讲台上，不是只会叫他当众出丑吗？然而，１０年沉默之后，原子弹受害者们终于大胆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他们是不是当众出丑了呢？请听这句：“活着真好！”一位身为原子弹受害者的普通老百姓在得到发言机会后，发出了这句由衷的感概。这句话后来广为人知。仅仅是能在大会上发言这件小事，便使他重新发现了自己曾惨遭蹂躏的生命的意义。而这句话不是又清楚地表明了，那沉默的１０年曾是怎样的１０年吗？在这１０年中，有一次，在发言者的一个朋友，一位在原子弹爆炸中双目失明的老人那儿，来了一位美国通讯社东京分社的社长。他刚好谈及处于对峙状态的朝鲜战争，便对双目失明的原子弹受害者这样问道：“现在如果往朝鲜扔两三枚原子弹，战争一定会结束。你经历过原子弹爆炸，对此有何看法呢？”

这种迟钝的感觉无异于一种堕落！而堕落的尽头极有可能是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战。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最根本的作用之一，就是要对这种危害巨大的堕落发出警告。至少，９年后的今天，不应再有哪位新闻记者面对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失明的受害者这样提问：“在越南用上几枚原子弹战争就会结束，对此您的看法如何呢？”这也是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开展９年来，所完成的对堕落治疗的结果。

面对美国通讯社的分社长，失明的原子弹受害者这样答道：“这二三枚原子弹会结束战争，美国也可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者。可我相信，到那时再没有谁肯相信美国了。”在被强制沉默的广岛，年老的失明的受害者以弱者的智慧进行了抵抗。但几年后，他悄然而逝了。

受害者代表在结束讲话后，又讲了一小段插曲。“昨天，当从京都大会赶来的人们手捧鲜花进入和平公园时，站在广场上的参加三县大会的人们鼓起掌来欢迎他们的到来。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分裂是一定能被克服的……”

我没有看到究竟是怎样一幅情景，但是我想，所有的听众都会从他的讲话中，感受到他对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再次统一的真诚希望。

的确，今年我所见到的和平公园，非常平和、宁静，丝毫感受不到纠纷和矛盾的气息。原子弹爆炸纪念日的早晨，我为了参加纪念典礼坐在草坪上等候。乌云低垂的天空（这天下午忽降骤雨。广岛人都说：“１９年来这种情况只有极少的几次。”好像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远方灰濛濛的山峦，还有群山环绕下的整个广岛，都笼罩在和去年的同一天同一时刻截然不同的静谧里。

原子弹受害者的发言结束后，进行了问答。从整体上说，会场气氛诚挚、恳切。但我发现，大多数问题和在去年的受害者恳谈会上所提的雷同。这些从日本各地聚集到广岛的年轻人虽有热情，但对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对原子弹受害者的生活，只有极其有限的常识。这样，刚刚结束发言、满头是汗的原子弹受害者们，又要耐心地重复起多年来重复过多次的基本情况说明。我不禁再次感到，在广岛实在有太多有耐性的人们，而且不是一般的忍耐性……。

其中最有耐性的广岛人之一重藤博士，同去年夏天一样，正在原子病医院处理着从政治到医学的诸多问题。在这两个夏天之间，重藤院长要面对四十七名病人的病逝，同时，在国会对“强化原子弹受害者救护工作”表示关注后，他还要接待保守党派和进步派人士组成的视察团。如果哪位众议院议员指着原子病医院病床上深受病痛之苦的老人问道：“风湿性关节和原子弹爆炸有何关系？”重藤院长会做出怎样地回答呢？如果世界上只有一所医院可以恰当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一定是这所医院在遭受原子弹轰炸这一人类最初的残酷体验后，任何病症都不能说和原子弹爆炸没有关系。重藤院长也一定是一边移动着那看似笨重的高大身躯，一边对他们进行了如实的说明吧。在今年夏天的大会上，苏联代表团表示要赠送医疗器材。重藤院长马上与对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涉。他从来都超然于那些十分露骨的政治和权术，但一旦有有利于原子病医院和病人们的具体切实的政治口号出现时，重藤院长又从不放过利用它们。院长戏称自己为“脏手帕”，大概就是指这个意思吧。但是，“强化原子弹受害者的救护工作”这一政治课题经过这块脏手帕的“过滤”之后，马上就成为一个有人情味儿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具体计划。重藤院长希望，通过这一“强化”，能把那些在原子弹爆炸中面部受损，变得丑陋而躲在家中１９年的姑娘们解救出来。这样，有良知的医生会为这些姑娘作出恰当的诊断，承认她们不适于参加社会活动，由此便可以给她们以适当的保护。广岛尚有近千个“面部变丑”的人在不受到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在家中深居简出，饱受身心痛苦。如果能够制定出切实的救护方针的话，这些人终会下定决心重返社会的。

作为医学家，重藤博士今夏所面临的课题是，死于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病人，其子女死亡的血液障碍问题。重藤院长和这两个夏天之间病逝的、包括那位生下婴儿后死去的１８岁的母亲在内的４７名病人一起，向这个问题又靠近了一步。“第二代人的原子弹爆炸后遗症问题”是医生和病人都不愿提及的。但重藤院长考虑，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打开法律保护的窗口。虽然博士非常理解人们对这一话题的忌讳，也非常担心原子弹受害者能否接受调查人员的善意询问，但他最终还是觉得应该逐一对原子弹受害者的子女进行调查。

打开法律或者国家这扇可靠的保护之窗，是重藤院长面向现实进行思考的基本态度。金井评论委员在提到“和平活动家的宗教战争”时说，“在具体设施及资金问题上，还是保守党政府多多少少地做了些工作，推进了原子弹受害者的救护计划。”事实上真想做出成绩的也是保守党派的议员。我在广岛曾多次听说过一位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略使人难以置信的传闻。但客观上看，他在“强化救护”运动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像重藤院长这样为“强化救护计划”呕心沥血，又坚信不移地认为对原子病医院的投资必将回报给全世界人民的人，在这个时候是多么急需啊，而正是遭受原子弹轰炸后１９年来医治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历史，造就出了像重藤院长这样具有最可贵的人格的人。

对于这段充满困难和苦涩的医疗史，重藤院长计划，在１９６５年迎来２０周年纪念之际，召集从事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治疗工作的医生，重新查阅资料，共同讨论这些对人类说来都是新体验的病例，看看采取的治疗方法是否得当，检讨一下“有无处理不周”之处。同ABCC不同，日本方面所作的治疗和努力并不是在一名领导的率领下统一进行的。因此，必须对此进行综合的反省和检讨。重藤院长认为，作为全面调查的一环，应对原子弹受害者的子女进行血液检查。

以１９６５年为界限，对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医疗史加以综合研讨，这一计划与《中国新闻》的金井评论委员所提出的在原子弹爆炸２０周年的１９６５年制定的《原子弹受害情况白皮书》计划异曲同工。它是以医学家的语言诠释的另一份白皮书计划。在广岛勤恳工作的人们，他们的所思所想都集中到同一个计划上，而这正说明了广岛作为“宿命之地”的特质。这些在广岛最恐怖的灾难中劫后余生的人们，这些抱有最诚实的生活态度的真正的广岛式的人们，象孪生子一样，在心灵最深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对１９６５年中将得以实施的这两个尝试充满期望，它们将通过如实地反映人间悲剧的惨状来确立核武器时代人类所希望的实实在在的前景。而这才是日本人民对２０年前原子弹爆炸中的死难者以及那些仍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所能做到的唯一有效的努力。同时，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全新概念的和平运动。

（１９６４年８月）

广岛札记 三　道德家的广岛

在广岛的各种医院，在人们的家里，在聆听原子弹受害者的体验和感慨之谈以后，我发现他们全都具有各自独特的观察力和表现力。而且我觉得在他们的勇气、希望、诚实以及悲惨的死亡中，在这些与道德修养密切相关的言谈中都流露着活生生的个性。也就是说，在日语里相当于人性批评家的译语，就是道德家。那么，为什么说他们是道德家？因为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他们经受了最严酷的日日夜夜，而且一直煎熬了１９年。每当我想起广岛的道德家的时候，我首先便联想到出版极优秀的小杂志《广岛之河》的广岛母亲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一位老妇人的豪言壮语。当她描绘广岛颇具实力的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战时和战后的生活及想法时，在她的言语中，我感到活生生的强烈的魅力。

姑且把这视为关于一个虚构人物的无赖小说的花絮。我介绍它的目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表表老妇人的健谈的风趣。这种无赖小说的主人公，恐怕在日本各地都有，而且不止是广岛，即使在其他地方也不会有与之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存在。也就是说，那不过是传说中的人物。于是我就把小说的主人公命名为红血无赖。据说在战争末期，他沾上了“非国民”的坏名声，被宪兵队拘捕，获释后，他就对街上的人们说：“非国民的血不是红的吧？但我的血可是红的嘛！”他原来在自己的工厂做工，据说他供给军队的子弹多是不发火的臭弹。于是红血无赖被宪兵队拘留了。在战斗正酣的一天，一些老妇人讲着这个故事到森林里去采蘑菇，半道碰见一位农夫。农夫口吐泡沫似地大谈特谈将要枪毙红血无赖的事。他说他急着要去看枪毙人。那时的老妇人还是一位健壮的中年妇女，“蘑菇什么时候都能采，那个家伙被枪毙可只能看到一次！”就喊叫着放弃了采蘑菇的念头，跟那农夫跑着去看枪毙坏蛋。然而幸运的是，枪毙的事被取消了，红血无赖被释放了，还留下一句名言。

红血无赖真正开始活跃还是在战后。像通常的无赖小说的主人公那样，他首先得到了专门糟蹋孀妇的能手的绰号。

打那以后他就试着走上政治舞台。他大肆宣扬自己战争结束前几乎被枪毙的事，以广泛宣传自己曾经是反帝国主义斗士的形象。然而，只摆空架子，想在地方选举中取得胜利是很不容易的，而红血无赖也并非单纯的一类人。于是他采用围棋上填空眼的战法，在选举前的一个月内，作为政治上的事业上的合作者，在他自己的地盘，网罗昔日与他有染的全部孀妇，加以利用，终于如愿以偿了。他作为新进的有力的地方政治家已经崭露头角。从战前起，他就幸运地具有保守派的实力。他获得了保守党议员的地位，而且为各种原子弹受害者做了大量救助工作，取得了实迹。以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为首的各种势力，用《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的话来说，在“和平活动家的宗教战争”的问题上激烈辩论时，红血无赖为使保守党的一部分实力投入广岛，而四处奔波。红血无赖奔走的结果，很像无赖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样，披着圣者的光采……

就这样红血无赖在战后很走红。而老妇人的丈夫是位医生，因为他在战时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头头而被开除了。老医生慨叹自己“作为一个男子汉太丢脸”！在失意中，见到新药就买来全都吞下去，于是得了神经病。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几天中，老医生在广岛是最具献身精神地投入救援活动的那个街道的医生之一，本来他自己也是一位受害者，他只要发现新药，就大量预购并服用，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然而，尽管如此，他对新药的兴趣也有些过火了。据老妇人的观察，老医生是让新药的各种成分在胃里重新分解合成，结果发生了猛烈中毒的现象，把内脏溶化成一锅粥而死的。因此，现在仍受伤害的老妇人，尽管健康状况不佳，但她断然拒绝新药，每月花五千元买中药服用，继续批判着红血无赖。因为市内医院都没有采用中医来治疗原子病，所以她虽持有原子弹受害者手册，也还是得不到国家的补贴。每月所需的五千元的中药费用就成了她自己的负担。老医生和老妇人在原子弹爆炸之前夫妇俩都很健康。然而，在那以后明显地都衰弱下去了，由于对新药神经质以及对中药的癖好，以至这种癖好远远超出了和一般人的差距，这对老夫老妻忍受着原子病各种症状的折磨，总算活了下来。

虽然如此，确实患有原子病的人，却没有得到国家热情的救治。在遭受原子弹轰炸之前，一些人尽管不敢说毫无疾病，但从那以后，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可身体总是不大健康。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说着这样的话。在广岛，由于人类从未体验过原子病是什么症状，所以无论什么症状，都认为与原子弹爆炸不无关系。实际上除了患上致命的原子病之外，就无法期待国库的补贴，目前普遍存在着对现实的不满。

却说这位老妇人，作为一个人的人格来说，就真的与权威主义无缘了。她只有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耳朵来听，接着才有她自己的思索。她顽强地坚持这种态度，所以她根本不受任何权威主义、既成观念的束缚。她现在面临着这样无法解决的困难，运用独特的办法生存下来，因为她很了解这种人。我之所以称他们为广岛的道德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具有这种类似想法的人。据老妇人讲，在原子弹爆炸之后不久，喝过闷酒的人当中，没有患原子病的。其原因就在于酒醉之后的人体内，放射能变成了气泡，从皮肤渗出，于是解除了毒性。用灸疗法灸过脓肿处后，再经弘法大师用汤花处理的，也有不少见效的。这些都是亲自耳闻目睹的，其真实性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日赤医院院长重藤等人治疗原子病的战斗历程，明确地记录着一部拓荒史。就这样，老妇人豪爽的雄辩持续着，平素在她们广岛母亲会的人所接触的原子弹受害者中间，流传着她刚直的身影和慨叹的声音。

老妇人女儿的朋友——一位年轻的母亲，生下一个畸形儿。母亲是原子弹受害者，而且在脸上留有疤痕，因此才“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看一眼自己亲生的畸形儿。然而被医生拒绝了，她便让丈夫去看看。等她丈夫去看时，那婴儿已经被处理过了。听说年轻的母亲慨叹着，如果能看到那婴儿，是可以迸发出更大的勇气来的！我想象着这位不幸的年轻的母亲，在她那无能为力的悲叹中，已被“勇气”这个词所击垮的情景。这是现实主义者在新的意义上的深层次的属性。医院对于死产的畸形儿所做的不许母亲过目的处置，也许是实际上的人道主义吧。为了维持人道主义，每个人都有一个自觉遵守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然而，作为一个人，总会有一个挣扎着活下去的极限状态，而这样的一位年轻的母亲为了赢得超越自我的勇气，希望看看死去的畸形的婴儿，这已经超过了一般的人道主义，而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在广岛的极度悲惨的状况下萌发的坚韧的人道主义。有谁能够不感到心情闷窒呢？对于这位年轻的母亲，甚至死去的畸形儿，这只能是恢复她的勇气的唯一的一线希望……

还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她在妊娠中一直担心自己的婴儿会不会是畸形。这种担心始终困扰着她。一直到胎儿出生时，她还是被这种恐怖心理搅扰着，因而屡次妨碍了产痛时身体对胎儿出生的必要反应。到将要分娩时，生理准备仍不尽完备，这种恐惧心理也云消雾散了。这一过程不知反复了多少次。她长时间经受着折磨，最后终于生下一个正常的婴儿。从那以后，母体一直没有得到恢复。

一般来说，虽然被这种神经衰弱所苦恼，但为什么不做人工流产而让婴儿出生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被这些作为原子弹受害者的年轻母亲的勇敢所感动。当然，还有由于原子弹爆炸的伤害而不能生育导致分手的，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我想这也应该追记。我常暗自思忖：那些年轻的妻子们还在吗？她们被迫暗中勇敢地与神经衰弱作着顽强的斗争。

还有暗传着、极其隐蔽地暗传着的一则传闻。有一位姑娘，偶然发现她的病历上写着“骨髓性白血病”，她因而自缢。我每次听到这种谈论时，就为我们的国家不笃信基督教而庆幸。这位不幸的姑娘之所以走上自杀的道路，正是这种罪孽迫使的吧。我觉得这几乎是她唯一的自救的途径。幸存下来的我们，谁也不能对她的自杀加以道德的非难。我们只是具有以贫乏的心态揣度至今仍未自杀的人们的自由。这虽是个人的反省，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我，如果得了癌症，我也不会有什么罪孽感或下地狱的不安，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缢而死的典型。至少，我是否具有能够制止别人的自杀的资格这点，我不能不经常怀疑。我简直要被疯狂得疲惫的霉菌吞噬掉。而且像这样的我，在广岛仍未自杀的人们面前，我发现他们根深蒂固地具有彻底的人类的道德感，于是我的勇气便恢复了。根本不必考虑，在这个核武器的时代（在１９６４年９月第三周的报纸上我写的一条政治丑闻，赫鲁晓夫宣称拥有“灭绝人类的恐怖手段”，耸人听闻地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几天后，又写了《可怕的新式武器》，它被订正为复数形式的新式武器的说法。不管这两种说法之间，差别是多么大，结果两者都使我无法摆脱武器仍是主宰我们时代的神灵的印象。）尽管如此，仍未自杀的人们的道德，难道不应当是我们所有的人的普遍的道德吗？

还有一位自杀者，他是广岛市郊的慈善机构的老人。他留下原子弹受害者手册，在濑户内海从轮渡上投海自杀了。不必指出原子病的任何症状，至少在客观上，老人是没有受到原子辐射伤害的。可是，由原子弹爆炸而引起的毒害确实已经蔓延到老人的内心深处了。他处于应称之为原子病神经官能症的精神状态。而且，在广岛度过孤独的晚年的人们，把患原子病神经官能症视为异常。那种健康的正常的状态在我身上是不存在的。

几年前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日期间，《中国新闻》上刊发了特辑《广岛的证词》，报道一位老人陷入了比自杀更为不幸的深渊。当新闻记者去访问这位老人时，他已是８７岁高龄了。３年前，他的孙子因患原子病而死，老人因此发疯，直到如今。年轻人父母双亡，是老人独自把他拉扯大的。年轻人上了东京的大学，由于经济困窘而中途退学，回到了广岛。不久，就在原子病医院里被折磨死了。老人再也不用往东京给孙子汇款了。年轻人不得不找个事做，然而他的身体再也干不下去了。回到广岛以后，他总是疲惫不堪，就只能躺着。随后年轻人感到视力衰退，医生发现他不仅眼睛，而且肾脏也受到损害，白血球也在减少。不久，年轻人因眼底出血而失明，一个月以后，据报载，他开始吐血，一直哭着叫着，折腾着，接着又突然安静下来。他说他“太寂寞了，太寂寞了！”随后就“啊——啊——”地抽抽嗒嗒地哭了三遍，于是就停止了呼吸。这样的死，是多么残酷啊！

在年轻人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老人呆呆地坐在佛坛前沉默不语，就这样度日。后来又突然对死去的孙子唠叨开了，就再也不肯沉默下去了。“你说，你连十元钱都没有。那时你想，你该多么可怜呀，隆儿！”老人就这样回忆着年轻人的景况|Qī|shu|ωang|。他说的话总是与金钱有关，都是因穷困而十分悲惨的回忆。“你说你要卖自行车，爷爷也不生气，说卖就卖了，隆儿，谅是为了那个钱，该是多么可怜呀！”死去的年轻人，对老人来说，到他自己辞世为止（而且对发疯的老人来说，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了）因穷困而引起的悲惨的回忆一直让老人感到忧伤。大概这位老人的内心里，那种持续不断的悔恨，根本无法排除，终于真的走向可怜的绝路的吧。在他很单纯的意识当中，他总觉得性格内向的年轻人，在死亡的黯淡的旷野里伫立着，把无法卖掉的自行车放在一旁，依然连十元钱都拿不起，使人感到他的性格很内向。而他自己则是一位禁止年轻人卖自行车，老是在那里蛮不讲理地大发雷霆的倔老人。

老人对新闻记者这样说过：“隆儿嘛，怎么死在我前头了？爷爷来了呀！这不是幻觉呀！事到如今，遭受原子弹轰炸，又有什么办法呢！东条要早点死了该多好，隆儿也不会死的呀！隆儿的死就是那么回事。给爷爷打来电话，就说现在连十元钱也没有了，而且从房檐上滑倒了……。”新闻记者已经跟不上老人讲话的思路，老人又回到了他与死去的年轻人的对话的情境中去：“当你说要卖自行车时……”

看见了外人——新闻记者，发疯的老人的意识又转向现实世界。尽管时间极短，而老人的言谈方式，他在众人面前，表述自己志向的演说家的风格引起了我的关注。老人在战争期间，曾经是粮秣厂的工长。老人一生始终没有向别人讲述自己志向的机会。他觉得在与自己刚刚死去的孙儿的“交流”后，该对别人讲讲了，就这样，坚定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桩心愿。于是他掌握了演讲的技巧，并在意识当中牢牢地固定下来。“事到如今原子弹轰炸，又有什么办法呀！东条要早些死了该多好，隆儿也不会死呀！”

“风格就是人”嘛！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一个人的生命旅程中，即使是几秒钟就讲完的演说，没有演说的技巧也无法表现那种恳切的心愿。老人的演说的确打动了我们的心。在这样一个崇尚空谈的时代里，比那再长，再豪壮的演说，也有如耳畔清风，而我对这仅仅几句的演讲却永远难以忘怀。

这年夏天，我在广岛向几个人打听这位老人后来的消息。有的说老人已经死了，有的说他还是没完没了地讲着死去的年轻人和穷困得十分可怜的故事。在广岛，关于人的生死问题的议论，简直是不胫而走。同样，在《广岛的证词》里我读到一则报道，说的是一位韩国的老妇人由于原子弹轰炸失去了５个孩子，她自己胸部以上以及两只胳臂又都严重烧伤。她住在一处破旧的板房里，挂着日本圣洁教团广岛韩国人基督会的牌子。街上的孩子们都叫她“朝鲜老疯婆子”。她曾经绝望过，她诅咒扔原子弹的美国，憎恨挑起战争的日本。“那时如果不是受着神仙的保佑，那么我也会自杀或发疯的。”她很贫穷，但有信仰，主持着一个小小的教会，过着平常的生活。“到如今我既不恨美国，也不恨日本了。虽说因战争成了残废，但我作为一个韩国人，在日本生活上受到保护，想对日本人表示歉意。我根本不管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作为失去了５个孩子的母亲，我只想向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控诉！”

我去找这位异常宽厚的韩国老妇人。作为教会会址的临时木板房，坐落在楠木町四丁目附近。我在天满川河边转来转去，发现大部分木板房都已拆除，推土机在转动，仅剩的一间木板房，成了废品回收站。忍受不了暑热的人们都一丝不挂地睡着午觉。我胡乱地踩着茂密的夏草，徒然而返。附近的人们，谁也不晓得这位信奉基督教的韩国老妇人的音讯了。

我缅怀着这位有着基督教灵魂的韩国老妇人，顺便也想记述一位同一民族的少年在原子弹轰炸后的广岛留下的行动轨迹。这位少年像一阵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直到今天，被他救助的一位日本姑娘当然更无人知晓。这个插曲引自桥本国惠君的手记。原子弹爆炸时，他距离爆炸中心一点七公里，当时他３０岁。

“第三天傍晚，太阳还很高，火辣辣地晒着大地，那灼热的程度简直令人怨恨。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突然跑了过来瞧着我，‘在供神的地方，建成了救护所，你去吗？’从说话口音生硬、不利落这点，马上就知道是朝鲜的孩子。如果超越民族的偏见，以无罪民族的一颗真诚的心来看的话，那么你就不能不承认，少年几乎是背着我，把我带到救护所的。他名字、住址都没有告诉我，不知不觉地就像一阵风似地混到人群里去了。”

从《广岛的证词》中，人们看到的既不是从轮渡上投海自杀的那类老人，也不是与死去的年轻人持续着孤独的对话，以至发疯的那类老人，而可以说它讲述的是一位最具反抗性的老人的故事。这位老人“并非由于绝望”、“也不是因为上了年纪，身体不适”，而是因为如果牺牲了，其影响将波及到禁止核试验的方向上去，才尝试在原子弹受害者慰灵碑前剖腹的。可是腹部的皮肤并不接受他那好容易才拿起的小刀。老人“不想苟活丢人现眼”，于是就去刎颈。然而，两次受到核辐射而得了原子病的这位老人在体力上真的能够保证他实现一死么？那是不可能的。抱着这种奇妙的想法，有着敏感自尊的老人，躺在广岛市民医院的床上，一直叨念着“终于活着丢人现眼了”。老人之所以下决心自杀，就是因为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没有勇气直接抗议赫鲁晓夫恢复核试验的声明的缘故。那是忧郁的１９６１年９月的事。据说这位老人狷介孤高有孤独癖。在医院，对同室患者都不爱搭话。后来，他音讯杳然。

难道他仍然抱着“活着丢人现眼”的屈辱感，并对核试验暗蓄着一股怒火而生活的吗？对此，今年夏天，我在广岛所见到的人们，谁也不知道。只有一点事实是清楚的，老人在剖腹之际，准备好的９封抗议书，美国、苏联大使馆以及所有的抗议对象均对之悍然不理。

原子弹爆炸以后，说起广岛的老人，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家族成员，只有自己残存下来。这不仅只是几个典型的例子，而可以说是十分普遍而深刻的问题。广岛的休憩之家举办的所谓原子弹爆炸后对孤老的救济，实际上是企图直接适应这个问题的一场运动。就是使他们的身体得到康复，好从原子病医院出院。须知这些老年患者并没有去处，而且威胁他们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癌症。那确实是由于原子弹爆炸引起的，和它有着很深的渊源。关于这些癌症的征候我已经表述过了。“上了年纪的，只剩下一个人，年轻的都死了。”这感慨万端的证词我也谈过。我在多次广岛之行中不是听到过对这种反常现象的悲叹吗？他们一面谈着这种反常现象，一面在他们这些老年幸存者眼里，常常蒙上一种与悲哀或愤怒的情感迥然不同的阴影。如果不怕说错，似乎是一种羞耻感在作祟。而我也在这一点上，受到了最强烈的震撼。

在《广岛的小河》第十期上有这样的记载：几个老人没有自杀，也没有发疯，就这样忍受下来，过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这是原子弹爆炸后最为安稳的三位孤老的生活。无疑对一般人来说，保持他们平静语调这种异乎寻常的忍耐力，大概不能不说是一种难以控制的平衡吧。

“我今年７２岁。原子弹爆炸时，我在广岛市西口的太田川放水路附近的一家屠宰场做工。时值盛夏，我胸前只挂着个作业围裙。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就那个姿势，仰面朝天地飞到办事处前的水泥地上。在屠宰场是赤脚作业，脚上扎了许多碎玻璃。在各种异常的响动的包围中，我持久地处于一种无知觉状态。

“在昭和２１年２月末，我眼睛突然疼得不得了，就到市里的A医院去诊治。眼睛已渐渐看不清什么了。附近医院的医生也都看过了，全是白费。

“直到爆炸之前，我没用过一次药，身体渐渐衰弱下来，去年１２月终于作了肝脏和盲肠的手术。结果，知道胰脏也不好。适逢太田川放水路的工程重新开工了，市营电车要在那里通过，谁也不得不离开工地。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寻死，可又想这样死也太没价值。我这样劝诫自己，于是就改变了主意。”

后来他的老伴死了，身边唯一的亲人患小儿麻痹的侄儿不久也结婚走了，他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孤零零的人，打发着时日。曾是屠夫的他，自嘲地这样感谢道：“我双眼已失明，又很困苦，还享受着人们的种种恩惠；说烟卷掉了，就有人给拾起来……”。

一位教琴的孤独的７４岁的老妇人这样说：“学琴就得学谱，直到现在，一看见谱我就会想到琴。教学也是对从前的知识的复习，就像模仿那样，一遍一遍地去教。一弹起琴来就什么也不想，真是非常幸福。……从租的房子里面出出入入，也非常便利。为了使自己习惯于大楼，稍微费了点儿力。在丧失一切之后，也许能得到点儿什么。在原子弹爆炸之后，我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滋味。”

还有一个人，仍然是７４岁的老妇人，她说了这样一番话：“散步是健身的最好的办法。没事儿就各处走走，人们都说走走好。我的丈夫死在中国东北，妹妹死在冲绳，大儿子战死在中国的华中，二儿子安葬在冲绳的健儿塔里供人们祭奠。现在，我享受着生活保护，给别人家跑外，或者看门，苦心打发着日子。听收音机的费用最让我吃不消。如今，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想到侄儿亡灵所在的冲绳健儿塔去祭奠一下，这可以说是我的一桩心事。”

这些在原子弹爆炸后幸存下来的孤老们，我想只有他们才称得上身处逆境也不自杀的人。还有老迈而又失明的屠夫也没有自杀，那是由于他本身具有坚强的意志；还有一位同是７４岁的老妇人，也没有自杀，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同属于原子弹受害者团体，并由此而获得自己解放自己的机会。

教琴的老妇人说：“就剩下我自己了，我也加入了原子弹受害者协议会，在那里我交了朋友。”她各处奔走，为了求得被原子弹爆炸损害的身体健康的恢复而工作着。她这样说：“昭和３５年，广岛市皆实町原子弹受害者协议会接纳了我，消除了我独居的寂寞。在协议会里，悲哀也好，欢乐也好，那毫无隔阂的交谈以及远方陌生人的募捐，这些暖人心肺的情谊，使我心头涌起坚持活下去的勇气。”说起“勇气”这个词，被原子弹爆炸伤害了的那些孤老们所使用的“勇气”，即使心灵创伤的程度有所不同，与死去的畸形儿的母亲所使用的“勇气”，都同样具有一种道德的力量。

我曾叙述过长期积极从事和平运动的原子病医院的《最后的人》即宫本定男的遗稿。和原子弹受害者的孤老们同样，宫本是身处逆境也具有不自杀的勇气的人。特别是在原子病医院同样住院的患者当中，无论是谁做了有失检点的事，他总是不高兴，而且嘟嘟囔囔地批评个没完。他属于“比任何人、任何患者的自尊心都强”的一种性格。悼念他的一位住院患者说，“独断专行、不和悦的宫本先生，是一位诚实的人。”

他平常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唠唠叨叨地，总绷着脸。这大概主要是因为他不是脱离现实世界，而是隐遁到原子病医院里来的患者。在原子病医院的住院患者中，他是唯一的发现了并密切关注着现实社会的人，因此，尽管他没有分担管理医院的义务，但他还是自动地禁止把医院的餐具随意拿到病房里使用，对配餐室使用煤气后的收拾工作，吹毛求疵等等。他还用火柴棍和厚纸，涂上颜色做成城池，用小贝壳涂上金粉做成浦岛太郎等手工艺品。勤恳地投身于日常生活的性格，和绝望的人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他那灵巧的手，终于凉得像冰一样，在室内也得戴手套，便不得不停止了他的工作。

我在他遗留下的文章中，发现一行引人注目的文字：“面对悲惨的死而持续战斗的人们。”面对悲惨的死，或者说“顶着悲惨的死以期获取新的生命的战斗”，他不这么说，而说成“面对悲惨的死”、“达到悲惨的死的战斗”。我对已经完成了悲惨的死的宫本定男氏，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的文章里，并不想说他用错了词。大概在他的心目中，是要选用最恰当的词语，写下“面对悲惨的死而持续战斗的人们”的遗言。也就是说，据我的理解，宫本定男除了到达悲惨的死亡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就这样还不失掉勇气。现实主义者的世界，第一次得到了阐明。作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一个最坚韧的人道主义者的形象而留下这篇文章，我觉得只有宫本定男才是广岛的道德家的代表。

如果在我们人类的头上，再一次出现核武器的可怕的闪光，我们为了在那个废墟上生存，就应当取自因广岛的残酷经验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道德家和人性批评家们的智慧。

而且，如果有幸人类不再遭到核武器的攻击，即使在那时也应该把在没有经历过那些最糟的日日夜夜而生存下来的广岛人的智慧，牢牢实实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几年前根据报上登载的消息寻人，已经是件很困难的事，尤其是在那样的土地上，为继承广岛的沉默寡言的人们的真实道德，我们应做些什么呢？当务之急是什么呢？到原子弹爆炸２０周年，制订《原子弹受害白皮书》，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尝试。

广岛札记 四　关于人类的威严

我们所处的核武器时代，正如《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诚实的制订者们所说，它是一个将人类的关心从原子弹氢弹所导致的悲剧集中到原子弹和氢弹的威力上来，以此为轴心和杠杆急剧运转的时代。我们日本人，更主要的是我自身，究竟应该记住什么，而且永志不忘呢？

无疑它就是有关广岛的问题；是出现在广岛的人间地狱；是不断同悲惨做斗争的艰难历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人类的新思想等等。除此之外，时值今日，难道还有什么信条可以称之为呆以信赖的道德观念呢？

在这一核武器时代，直至昨天，有的国家尽管具备制造原子弹氢弹的实力，但它却并未拥有核武器，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人类政治思想的形象。然而，现在当我撰写这部《札记》的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不再是具有这种形象的国家，总之，它已成为另一种国家了。此时此刻，我再一次感到应该记住，而且要永远记住２０世纪后半期地球上这个唯一的地方——广岛所赤裸裸地体现着的人类思想。广岛似乎是整个人类的一块最为裸露的伤疤。那里在萌生着人类康复的希望和腐朽的危险两种幼芽。如果我们今天的日本人无所作为，那么在这唯一的地方隐约可见的康复苗头将腐朽衰亡，而我们将堕入真正颓废的境地。作为一个曾多次访问过广岛的日本人，我愿意将我自己在广岛的感受，也可以说是我个人围绕广岛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思想记录下来。它似乎是将我长期以来积累的有关广岛的笔记，为了我自己，迫不及待地做出一份摘要和概括。当中国进行核试验的那个午夜过后，我不断地为电话铃声所惊醒，直至天明，一次又一次。然而，我在回答记者和写这部《札记》之间选择了后者，我试图在这本《札记》中写出一份为了我自身的有关广岛的答卷。因为我希望重新确认我自身印象中的广岛。仅此而已。我想在这份答卷中，主要就人类的威严问题加以阐述。因为这正是我在广岛发现的最为本质的思想，而且也是我目前希望用来支撑自己的唯一信念。虽说是在广岛发现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对于人类威严的思想或许无法做出确切的解释。勿宁说，这一思想已远远超出用“人类威严”这句话所能描述的范围。而它也是我自孩童时代开始便已感受到的。如果具体地说，它将更为容易。只是，那能否将我所感受到的那种威严的感觉充分地传达给他人，我却无法证实……

譬如，我曾写过一位愤怒反抗的老人的故事。老人为了抗议重新进行核试验而剖腹，但他失败了，抗议书也被忽视，他说：“终于活着丢人现眼了。”尽管这位老人为失败感而遭受百般折磨，而我却认为他确实拥有人类的威严。他之所以能够牢牢地牵住我的心，只能说是由于这种威严的存在。换言之，对于这位老人而言，除了人类的威严之外，他一无所有。如果有人觉得，为什么这位老人剖腹失败，抗议书也被置之不理，只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余生呢？这样的一生究竟会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我想告诉他：这位老人是为了保持人类的威严而剖腹失败，并活着受辱的，他一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他在悲惨的晚年终于赢得了人类的威严。瘦瘦的肚子上留下一个大大的伤痕，只能躺在病床上的这位老人，就其威严而言，难道不足以同没有任何伤痕的其他所有人相抗衡吗？这就是我对“人类威严”一词所赋予的定义。

１９６３年夏天，在原子病医院门前，我见到了迎接和平示威游行队伍发表演讲的宫本定男先生。当时我在自己的手册上记下了这样一句话：“他手持花束，无力地垂下双肩，但确实带着满足感和威严走下讲坛。”那个夏天，我对这位身材矮小的中年男子的情况还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是代表原子病患者发表讲话的，在那骄阳似火的广场上站着，他似乎很痛苦，用蚊子般的声音说：“我相信第九届世界大会一定会圆满成功。”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受到他充满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从那时起，在广岛，我曾在几本手册上多次写出“威严”一词。我从广岛和平运动领导者的一位老哲学家和他那貌似上了年纪的少女一般的夫人身上发现了威严，我还从以充满豪放幽默的语调，批评广岛的保守派实力人物的《广岛之河》核心成员的老年妇女身上也发现了威严。而且这些威严，令我感到是最具有人情味的威严。那是我从孩童时代开始一直憧憬着的威严；是我在怀疑究竟何时自己才能到达这一境界的威严。今天看来，我曾多次去广岛访问的心理因素，也只是由于广岛人所具有的人类威严的感觉吸引了我的缘故。

我从原子病医院的重藤院长身上也发现了这种威严，然而，它绝非来自原子病医院院长的权威。因为我还从他的一位住院病人宫本定男先生那里也发现了同样的人类威严。为了慎重起见，我想指出，我曾计划根据我力所能及的调查侧面写一部纯属由个人构成的原子弹受害医疗史，并纳入这本《札记》之中。但是，广岛的原子弹受害医疗的历史，不仅未曾得到官方权威的支持和引导，恰恰相反，它是凭借着那些同权威坚持进行和平抗争的人们和决不屈服意志顽强的人们，完全从零的起点开始发展起来的。如果再考虑到原子弹灾害调查委员会及其背后的占领军，以及日本的保守政府，原子弹受害医疗史勿宁说是通过反体制的意志才得以完成的。原子病医院既不是政府创办的，也不是靠政府的资助而经营的。它是以分配给广岛红十字会医院贺年卡所获利润建立起来的。尽管重藤院长本人就是一位原子弹受害者，而他却自从广岛出现那一场人间悲剧的瞬间以来，完全是从零开始一直坚持进行医疗和研究工作（骑着自行车，奔波在废墟间，搜着瓦砾的碎片），至今仍然是一位战斗在第一线的医生。因此，我从重藤院长身上发现的威严，完全是活生生的人的威严，同任何权威都毫不相干。遍及广岛拥有威严的人们究竟从何而来呢？而且他们的威严绝非单纯的威严。

在这里，为了确切地阐明我个人对“威严”一词的理解，我想谈谈它是怎样进入并固定在我的语言世界中的。也就是我要记述自儿时至今围绕威严一词的个人回忆。首先，它始自战时，直到我进入大学主要攻读法国战后文学，它才开始成为一个更加准确的词。最初，仅仅是作为具有那种意义的感觉进入了我的语言世界，并不具有语言的外壳。战争结束时，我还是四国山村中的一个孩子，但我却曾为处于某种可怕的进退维谷的窘境而苦恼过。使我陷入这一窘境的原因，是来自我曾在农村电影院看到一部影片中的一个小插曲，一名年轻的士兵被敌军俘虏，害怕遭到拷问说出自己军队的机密而自杀了。我曾为之受到极大震撼，并万分感动，同时，又害怕得浑身发抖。我预感到，战争期间我肯定也会陷入同他一样的困境。这成为一个需要做出重大抉择的问题，一方面，我为年轻士兵的行为所感动，但另一方面，我又怀有自私的热爱生命的不安和孩子气的疑问：在这个世界上难道真的存在需要以自己的生命去捍卫的重大事情么？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久，还什么事情都未曾做过，但对于自己的死却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如果我选择不坦白某种秘密，就会被杀死，我可能会毫不争气地说出任何秘密。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宁死不屈，抗争到底的人呢？我隐藏着内心的困惑，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向同我一起看电影的父亲问道：“那个年轻的士兵为什么自杀了呢？”此后不久，我的父亲突然死去了。当时他那短短的回答，过于令人震惊的成年人的语言，是我从未听到过的。那是心情焦躁的父亲对孩子伪装出的天真给予的惩罚。他说：“你说那个士兵么？即使不自杀，坦白之后终究还是要被杀死的啊！”

父亲是否希望用他的话，使我对于士兵的死，在内心中求得平衡呢？似乎是说，反正士兵是死了，怎么死都是一样的。不过，这种反正是死，怎么都是死的说法使我开始感到新的无法形容的恐怖。我可能就是在坦白之后被杀掉的类型的士兵。我对这种类型深感厌恶，为另外一种不坦白而自杀的类型的存在而感动。然而，谁也不可能教给我，像我这种类型的人怎样才能使自己变成不坦白而去自杀的类型。包括我父亲在内。作为孩子的我，曾经白白地做了各种各样的假设。但是，结果我都碰壁了。难道能够认为同自己的死相比，别人的死更加重要吗？难道自己的死不是绝对的吗？而且依照父亲的看法，无论怎样，自己都必死无疑，同他人的死毫不相干！在我陷入这一最糟糕的境地之前（如上所述，我认为这种情况迟早必将降临到我的头上，并确信这是命运的安排），为了使自己从我所属的可憎的类型变成默默地自杀而死的类型，我曾在充满恐怖的困境中，期望着能找到足以说服我自己的解释。

不料当我还在童年的时候，战争便结束了，需要在战场上做出的决定延期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考虑自己究竟属于宁死不屈的类型，抑或是屈服而后被杀的类型，这个问题使我深深地陷入了持久的困境。在已经无须奔赴战场的时代，它占据了我青春的全部日常生活。那是一种心病。我是一个乖僻的高中生，有时希望举止粗暴，有时又确信自己是一个受虐的人。不久，我进入大学文学部学习，开始攻读法国现代文学，在教室里，经常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是法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彼此都各自拥有独特的流行的语言。我发现在法国文学中频繁出现的词汇的同义语，在日本文学中却遭到冷遇。其中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以下两个词：威严、屈辱或耻辱。它们都同我始自少年时代的困惑具有密切的关联。亡灵绝未消失。当然，并非说在日本文学中绝无使用这类词汇的先例。作为日本心境小说的传统主题，不难找出屈辱、耻辱之类的词。然而，在法国文学中，屈辱和耻辱都是足以刺伤作家和读者心灵的、人类道德观念的最为锋利的剑，而在日本文学中却从未以如此的分量出现过。此外，关于威严一词，情况更为明显。例如说：“那个少年充满着威严”，这种文章在日本文学中很难以流畅的句法加以表达，那只不过是翻译的文章而已。

于是，我为我始自儿时的困境从法国文学中学到了一种特殊的定义，赋予它如下的语言：属于蒙受屈辱和羞耻之后白白被杀死类型的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带着威严而自杀的类型呢？当然，对于正处于青春即将逝去年龄的我来说，已经不再继续以这种极限状态考虑问题了，因为它过于孩子气。但是，进入我的语言世界中的威严、屈辱和羞耻等词汇，至今依然是我自身的道德观念中的最为基本的用语。我在广岛看到了同人类最严重的屈辱相关联的东西；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可看作为最有威严的日本人的许多人。而且，在曾经发生过自从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事件的广岛，在那个人类世界中，所谓威严、屈辱或羞耻之类的词汇，都不是单纯的，而经常是以双重意义出现的。

涉及到屈辱或羞耻等词汇，我曾写过一位老人的故事。他为了抗议恢复核试验，试图剖腹而未果，他曾说：“终于活着丢人现眼了”。他的廉耻心本身就构成了威严。他也道出了原子弹受害的孤老们对于违背常理的事感到羞耻的心理。在原子病医院里，我认识的一位青年妇女，时隔一年，再次住院。当我遇到她时，她说感到自己可耻。还有为数众多的脸上带有丑陋疤痕的女孩们，至今仍由于感到自己可耻而闭门度日。这就是广岛。如果我们自己不感到羞愧，那么，又如何能够阻挡这些曾经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们自身所感受到的耻辱呢？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感觉错位啊！

一个女孩为她带有疤痕的脸而感到羞耻。在她的内心中就会有可能以这种羞耻作为分界线，将地球上的全部人类分作两个群体：一个是带有疤痕的女孩们，另一个是其余所有没有疤痕的人们。带有疤痕的女孩们，面对没有疤痕的所有其他的人们，为自己的疤痕而感到羞耻；带有疤痕的女孩们，面对没有疤痕的所有其他人的视线而感到屈辱。

有疤痕的女孩们肩负自身的羞耻和屈辱，怎样选择她们的生活道路呢？其中的一种就是躲进昏暗的房子深处，逃离他人的视线。这种逃亡型的女孩无疑居大多数。她们悄悄地躲进广岛许多家庭的角落里，而且，她们的青春正在一天天逝去。另一方面，是不逃亡的类型，她们自然地分为两类。一种是希望原子弹或氢弹再一次落到这个世界上，地上所有的人都同她一样受到疤痕的伤害，从而获得足以同自身的羞耻和屈辱感相对抗的心理支柱。那时，凝视她们疤痕的他人的目光已全部消失，他人已不复存在。在这个大地上将不会再有分裂。实际上我已听到过这种呼声，并曾引用过这类短歌，当然，这种诅咒未能超出心理支撑的范围。这些女孩们只能很快便默默地一无所获地进入逃亡型的行列。

同时，还有另外一种类型。那就是通过参加废除核武器运动，反过来利用自己代替全人类曾经经历过的原子弹爆炸的灾难，将它作为自己的武器，赋予自身感受到的羞耻或屈辱以价值的人们。我所做的这一繁琐的分类，实际上并无必要。广岛的人们为了将他们曾经体验过并正在体验着的人间悲剧、羞耻或屈辱、卑鄙以及所有这一切都加以倒转，使之具有价值；为了真正恢复这些受害者们的人的名誉，广岛必须在彻底废除核武器的运动中，作为最为本质的思想骨干而发挥威力。无论是有疤痕的人，还是其他所有没有疤痕的人，都必须共同确认这一威力。除此之外，难道人类还会有什么手段能将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们从最为悲惨的死亡恐怖中拯救出来吗？

因此，即使通过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彻底废除核武器，那对于恢复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的人权也是无效的。我以道德的名义，或以思想的名义，认为这一单纯的定理是最为重要的。尤其是面对中国的核武装，我想再一次对自己证实这一点。或许有人认为这种想法是感情用事。但是，如果你有丑陋的疤痕，为了以你自身的力量去治愈由于疤痕而导致的心理创伤，你想寻求一种手段，那么，你必须确信，只有你自己的疤痕才具有为了彻底废除核武器最为真正的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徒然因白血病而死亡的痛苦和恐惧获得升华而有意义吧。

我们这些只是出于偶然免遭广岛灾难的人们，如果我们将自己作为一个拥有广岛的日本人和拥有广岛的世界人，坚定地以这种态度为中心，去思考人类的生存与死亡的问题，真正希望为我们自己的广岛提供补偿，并赋予它以价值。那么，下述的公理就可以成立，那就是广岛的悲剧将带来全人类的觉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难道不应该针对一切核武器采取对策并建立秩序吗？在当今的政治时代，或许有人认为一个国家的新的核武装，反而会通往彻底废除核武器的道路。这个“童话”是具有现实性的，而且也是可能实现的。而且，实际上既然世界已经向着这一方向迈出了第一步，那就将是绝对可能实现的。

然而，我却不敢苟同。因为向着这一童话城堡迈出第一步的现实的脚步，确实践踏了那些至今仍躲在昏暗的屋内，为疤痕而感到羞耻，青春正在一天天逝去的广岛女孩自我康复的希望。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彻底废除核武器的迹象，这种现状，对广岛人来说，将是一种何等残酷的事实！我没有勇气去加以推测。

如果允许我毫无顾忌地坦率地说，那就是地球上人类的任何一个人都在力图彻底忘掉广岛，忘掉发生在广岛的最为严酷的人类悲剧。我们对于自己的个人不幸，都希望尽可能快地忘却，无论是大的或是小的不幸。即便是在街角上稍稍受到一个陌生人的轻视，连这样小小的不愉快，也不想将它在记忆中留到明天。由这样的个人组成庞大集体的全人类，企图忘却广岛，忘却人类最为严酷的悲惨顶点，那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且不必翻阅小学教科书，实际上成年人也并不想将有关广岛的往事，告诉给孩子们。任何幸存者和有幸未曾遭到放射能伤害的人们，都想忘掉在广岛死去的人们和面对死亡坚持痛苦博斗的人们。忘掉一切，自己要设法愉快地度过疯狂喧嚣的２０世纪后半期。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在轰动日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名在投下原子弹当日出生的广岛青年，被选为传递圣火最后一棒的运动员。当时，一名从事日本文学作品翻译的美国新闻记者，一个应该是最理解日本，和日本人拥有共同感情的美国人却提出意见，他认为，这项决定会使美国人想起原子弹而感到不快。这位当选的传递最后一棒圣火的青年，即便他被伤痕损坏了身体，暴露出放射能所造成的伤害，他是一个真正的“原子弹之子”，对这一选择，我也不会持有异议。恰恰相反，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他们有幸活了２０年）作为出生在那个日子里的广岛人应该是更为正常类型的人。然而，实际上这位被选中的中距离赛跑运动员，具有一个十分出色的健康的身体。那正是一个以人类自身的强韧令人震撼的肉体。他面带从一切不安中解脱出来的微笑，飞奔在巨大的运动场上。为了我将写进《下一代的原子病问题》一文中的广岛的重藤院长，我也曾为这位青年健美的肉体祝福。

但是，尽管如此，而那位美国记者却说，青年会使美国人想起原子弹而感到不快。他是企图将广岛的一切从美国人的记忆中抹杀。而且，这种意图还远远不仅出现在美国人的心头。目前，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所有领导人和所有国民，难道不是都想从他们的记忆中将广岛一笔勾销吗？正如《原子弹受害白皮书》所阐明的那样，与其说广岛证实了原子弹的威力，莫如说它是核武器导致的最为残酷的人类悲剧的证据。世界一般的态度是“暂且忘掉它，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领导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作为保卫和平的威力而保持核武器。至于它将为真正的和平带来何等的后果，或许可以拥有做出种种观测和理论根据的自由。实际上，现在全世界的印刷机正在十万火急地印制着他们的观测和理论。但是，这类百家争鸣的所有声音，显然都是从将现在的核武器视为一种威力的观点出发的。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流行趋势或常识。此时此刻，有谁愿意想起曾陷入人类的极端悲惨境地的广岛呢？

在广岛我曾多次见到原子弹的受害者，他们都说自己希望忘掉原子弹，再也不想提起那闪光的瞬间。关于传递奥林匹克圣火运动员的选定，将会令人想起原子弹而不快。如果说有人拥有提出正当抗议的权利，那么这只能是原子弹的受害者，只有他们才真正痛切地希望忘却那一天的悲惨，而且，为了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他们也必然应该将那一切忘却。我在大学时代曾有一位出身广岛的同学，在读大学的四年里，他一次也未曾提起原子弹。他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原子弹爆炸纪念日黎明时分的广岛，我曾在原子弹遇难者纪念碑旁，以及其他各种场所，发现几位妇女，她们以隐藏着深沉忧伤的可怕眼神凝视着，呆呆地佇立在那里。每当这时，我总是想叶夫图中科的诗中的一节。

她那凝视着的眸子，

虽然毫无表情，

但潜藏其中的悲哀与痛苦，

却是无可名状的可怕。

我即便走上前去和她们打招呼，恐怕她们也不会开口。她们同样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如果有可能，她们有权彻底忘却有关广岛的一切。广岛对于她们而言已经足够了。尽管她们知道这绝对不利于原子病的治疗，但是，在想要离开广岛到其他城市定居的人们的内心深处，希望逃离存在于自己心中和外部的广岛，这一意念是否在起作用呢？当然，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他们是有权彻底逃离广岛的。

然而，如果一旦发现了原子病的苗头，他将再也不可能忘记广岛，也不可能再逃离广岛。当然或许有人会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那就是即便住进原子病医院，也不去想广岛而打发着日子。如果有可能有意识地不再寻求广岛，以尽可能地远离广岛的心情生活，而且当病痛痊愈回归社会之后，仍可以同广岛毫无关系地生活，那么，这位患者就将是最幸福的。如果所有的患者都能如此，那将是一桩多么美好的事情啊！然而，以宫本定男为例，他是一位拼着性命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患者，他有意识地接纳了广岛，他敢于回忆发生在广岛的最为残酷的人类悲剧，他通过写文章追述他所经历过的往事；他一遍又一遍地向来访的外国人诉说，而且面带微笑。他不仅没有逃避广岛，相反地接纳了广岛。他究竟是为了谁呢？他是为了当他悲惨地死去之后将继续生存的、除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类，是为了我们。宫本定男的热情，恐怕是来自于他正面临着自身难以逃避的死亡。同样死于广岛的优秀诗人岞三吉也突然满怀热情地倾向政治，并在他发生了致命的大咯血之后还参加了实际的行动。丰田清史曾证实说：“２４年４月，大咯血不可否认地将岞君带入了死亡的恐怖之中……而对于死亡的畏惧却使他决心加入日本共产党，并于６月５日参加了那次船越町的日钢事件斗争”。

为了战胜自己面对悲惨死亡的恐怖，必须确信活下来的人们能够从他们为战胜悲惨的死亡所做的一切当中受到启迪，从而使自己的死为生者做出贡献。如是，则死者就会化为今后仍将生存的人们的生命的一部分而继续存在。这种以死后的生命为赌的行为，就是宫本定男在原子病医院中所从事的活动，就是岞三吉的入党。由此，我被唤A某种疑虑：目前紧紧束缚着我的恐怖，岂不是要使他们以自身的死亡下的赌注变得毫无意义了吗？而且，关于这一点，宫本定男在他弥留之际可能已经预感到了。这种恐怖的感觉不曾离我而去。我们这些依然生存在地球上的人们，难道不是否定他们的以死为赌，而又不想支付赌资吗？

或许我要将这些死者称之为圣徒。而他们并不信仰任何宗教，诗人甚至还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但如果按照加缪在下列对话中为圣徒所下的定义，那么这种称呼也似无不妥。他说：“‘牵动着我心的是如何才能成为圣徒的问题’‘那你不是不信神吗？’‘所以说，人不依靠神能成为圣徒吗？——这是我今天懂得的唯一的具体问题。’”

尽管如此，如果还有人对圣者一词持有反感，那么，你就应该想起塞利纳以粗野鄙俗的笔触写出的一段话，同时再想一想那两位至死都不曾保持沉默的死者。塞利纳写道：“所谓彻底的失败，主要是忘却，尤其忘却那些将自己折磨得精疲力竭直至死亡的人和事，最后也未曾发现有些人是何等的心术不良，随后死去。当你将一只脚伸进棺材里的时候，你再挣扎反抗也无济于事了，但是也决不能既往不究，要将在人群中发现的所有极端阴险毒辣的一面，逐一揭露出来，否则将会死不瞑目。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不曾虚度一生。”广岛的幸存者们对于那一场极端残酷的人类悲剧不再保持沉默，不想将它忘却。相反，他们想要发表议论，进行研究，并将它记录下来。这确实是一种需要付出非凡努力的重大行为。广岛以外的人是无法准确地衡量他们必须战胜的以厌恶感为首的全部感情的总量。唯一有权忘记广岛、对广岛的一切保持沉默的人，反而希望议论它、研究它，并将它记录下来。

《广岛之河》的妇女们、推动实现原子弹氢弹白皮书计划的人们，以重藤博士为首的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还有那些以谨慎而微弱的声音诉说自己的残酷经历，诉说自己心中的广岛的所有原子弹受害者们，在这些广岛人的身上存在着真正的人类威严，今天看来已不足为奇了。只有这样，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才会出现拥有威严的人们。

自从儿时陷入困境以来，至今我仍未能就如何才能使自己拥有威严这一课题写出一份理想的答卷。但是，仅有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似乎掌握了从屈辱和羞耻的感觉中保护自己的手段，那就是要永远牢记切不可忽视广岛人的威严。

广岛札记 五　不屈的人们

在这个人类的世界上，运用所谓善恶二元论进行思维的人，或许已为数不多了。它已不再流行。然而，在原子弹受害者的意识宇宙里，突然显现出那个夏日的景象——绝对的恶，而同时出现的应该还会有从那时起，与恶进行顽强抗争，力图在这个世界上恢复人类平衡的善。当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它便成为人类的恶的意志的象征；成为残暴的罪恶之神和最为现代化的瘟疫。企图对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而需要的武器——原子弹做出善意解释的任何尝试，恐怕连求得参加进攻的士兵们的心之所安都不能做到。因为包括联合国军和日本军在内，姑且不论攻守双方的得失，原子弹赤裸裸地暴露了战争本身恶的绝对值。然而，其间，在被彻底毁灭的荒野上，善的意志却在开始化为行动。其中有的是负伤的原子弹受害者自身的求生意志；有的是为了救助负伤者，医生们从毫无体验的情况出发所做出的努力。广岛的人们从那一个早晨开始的活动的价值，就在于他们立志要同直至原子弹出现人类科学进步的总和相对抗。如果确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人类的和谐和人类的秩序，那么，广岛的医生们的努力就一定足以同原子弹本身深重的罪恶相匹敌。

而我关于人类力量的信赖或人道主义怀有一个恶梦，一个关于人类力量信赖的某种特殊类型的恶梦。对于这一类型的人道主义（而且只能是人道主义），我既怀着深深的厌恶感，又不禁时时刻刻在思索。

我怀疑当向广岛投下原子弹时，决定这次作战的美国一伙知识分子的心中是否曾闪现出“对于人类力量的信赖或人道主义”，如果将这一散发着绝对毁灭气息的炸弹投向广岛，那里便会出现一个就科学而言可以预料到的地狱。然而，它将不会是一座甚至将人类文明历史的全部价值一举毁灭的最坏的地狱；不是使所有的人类只要想到那座地狱的情景，便产生无限厌恶，甚至不想作为人而继续生存下去，再无可能恢复的最坏的地狱。同时，也不是使前总统杜鲁门在其一生中，每当想起时便无法入眠，无可挽救没有出口的最坏的地狱。因为，在投下原子弹的土地上，在广岛，还有为了使这座地狱变成人间的地狱而斗争的人们。我怀疑这群美国知识分子基于上述考虑，也就是他们相信即将亲手投入地狱的敌人所具有的人类力量，在确信如此荒谬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而做出投下原子弹的最后决断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投下原子弹的地点不是广岛，而是刚果的利奥波德维尔。那里在刹那间造成大量死亡之后，被彻底抛弃的负伤者将接连死去，随后是瘟疫的大流行，鼠疫也会再次肆虐。在那里，所有的人将不容有任何犹豫和保留，出现一片所有生命彻底灭绝的荒野，连为死者收尸的人也荡然无存。当二次放射能消失之后，胜利者的调查团将会踏上这片土地，并将品尝到人类所能品尝到的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恶心，甚至会有些人再也无法保持理智。一个城市整个化为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那里所有的人全部死去，找不出丝毫人类希望的迹象。这一设想，对于无论怎样坚强的人都将带来强烈的震撼。只要不是偏执狂式的奴隶杀戮者的后裔，向利奥波德维尔投下原子弹的决定，就将无限延期。

然而，只要是向广岛投下原子弹，就不会出现上述最糟糕的情况。广岛的人们在遭到彻底毁灭，整个城市化为一个巨大而丑恶的毒气室之后，他们没有使制造这场悲剧的人们、投下原子弹的人们，切身感受到自己是犯下了何等恐怖的罪行。广岛人在遭到原子弹轰炸后，立即为了亲手恢复这座城市而开始战斗。这一斗争，无疑是为了广岛人自身而做出的努力，但同时，也是为了减轻投下原子弹的人的良心负担而付出的代价。

这种努力已经持续了２０年，至今也仍然在坚持着。一个患白血病的女孩，她没有自杀，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而在忍受着无尽无休的痛苦。这一事实说明，她作为受害者的一员，以其微薄的力量，在减轻投下原子弹的人们所遭受的良心谴责。

一个城市的人们决定向另一个人类居住的城市投下原子弹，这完全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它恐怕并非是由于科学家们对于爆炸后的地狱景象缺乏想象力的缘故。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做出了这项决定。之所以如此，他们事先可能确信在毁灭与恢复二者之间可能会出现谐调。认为那一绝望的破坏性的炸弹即或爆炸，在这块土地上仍会出现人类善意的努力，并足以同巨大的恶的总量相抗衡，从而使武器威力所导致的后果，从毁灭人类一切的恶魔极限到人类依然能从这里发现希望的极限之间得到缓和。

这无疑也是对“人力的信赖”；甚至是对人道主义强韧性的依赖精神的体现。这是对即将亲手给予致命打击之敌的“人力的信赖”，是恶狼对于即将被袭击，从而遭到牺牲的羔羊所拥有的自救能力的信赖。这就是我就人道主义所怀有的最为丑陋的恶梦。然而，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是我的妄想。在地处比治山的原子弹灾害调查委员会的患者候诊室里，安静地等待诊察的原子弹受害者们的忍耐力不时地浮上我的心头，他们的恬淡和控制力，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拯救了美国医生们内心的负疚感，我想这是千真万确的。

然而，政治的强者，无论怎样将人类踢进无底深渊，都会不屑一顾，而认为他们总会设法自救，难道还有比这更为可怖而怪诞的想法吗？除此之外，难道还会有如此被极端的卑劣所粉饰的人道主义信仰吗？

我对于圣经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而带来那场洪水的诸神可能是确信洪水过后，诺亚会重建一个人类世界，而降下了那一场经久不息的滂沱大雨。如果诺亚是个懒汉，或是歇斯底里的绝望者，没有重建的能力；如果在洪水过后人类世界永远化为一片旷野，天上诸神将会狼狈不堪。值得庆幸的是诺亚拥有这一能力，洪水才没有超过诸神的期待大逞淫威，而是在人与神的有序范围内完成了使命，如同诸神早已确信会以谐调而告终的那样。然而，即便如此，难道就可以说这些神就不是卑鄙的神吗？

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正是２０世纪最为惨重的洪水。而广岛人就在洪水到来之际，为了使他们的人类世界获得再生，便立即开始投入战斗了。他们试图自救，而同时也拯救了给他们带来原子弹的人们的灵魂。这场洪水目前已呈冻结状态，但谁又能预知有一天它会解冻，融化成为一场世界性的洪水呢？在２０世纪的地球的时代，正在遭受到诸多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一癌症的侵袭，广岛人曾经拯救的灵魂，也就是当今人类灵魂的全部。

广岛的医生们在洪水之后立即开始的活动，尽管遭到巨大困难的阻挠，仍然十分感人。我这里有一份调查。那完全是一份可怕的调查。它似乎是使用一种在和平时期市民生活中，由于过分的剧毒而被禁用的危险试剂所进行的征询调查。我认为这份征询调查是在战后的日本所进行过的涉及到追究道德责任的最为惊人的调查。它是以通过平静自若的语气和散发着事务性气息的提问方式进行的。然而，在其背后所孕育着的却不能不说是骇人听闻的告发。

它是于１９５８年由广岛市医师会向原子弹受害幸存者的会员们，散发相当于半张日本纸①大小的用纸，要求做出回答的一份调查。答案和写有“谨向在回答之后不幸死去的人们致哀”字样的附记，经过整理后编入《广岛原子弹爆炸医疗史》一书之中。书中还印有调查表的凸板图，字迹十分模糊。经过仔细辨认之后，发现曾提出了下列问题。由于《医疗史》的编者们未曾注意到这些提问的文字究竟包藏着何等可怕的意义，所以我只能用放大镜去一一辨认那些答案举例的凸板图了。

①一张日本纸长２４公分，宽３４公分——译者。

１．原子弹爆炸时（昭和２０年８月６日８时１５分）您在什么地方？

正在服兵役

正在外地疏散

在广岛

２．爆炸时，您是否参加了伤员的救护工作？如参加救护，请告知当时工作的地点和时间。

地点

时间

３．您在原子弹爆炸时是否受到伤害（外伤、烧伤、恶性症状等）？请告知其伤病名称。

４．请告知除您以外曾参加救护工作的医生姓名。

换言之，这份调查完全是向所有的广岛医师会会员进行赤裸裸的逼问，逼问他们在原子弹爆炸时，是否履行了作为医生的职责。

如果有的医生虽然遭到轰炸，但没有受害，并逃离广岛，没有参加救护工作，那么，这份调查表将会如同一把利刃一样刺中他们的心脏。在遭到轰炸后，广岛的医生们即使丧失了从事救护活动的意志，作为一个人而言，也应该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当他们收到这份证询调查之后，将永远不会再拥有安然入睡的夜晚了。尽管如此，当医生们拿到这份调查表后，还是都做出了认真的回答。现在让我们试举其中的几例，姓名之下括弧内的记载是被轰炸者的住址和同爆炸中心间的距离。

佐竹伸生　已故（富士见町、２１·１公里）

在富士见町二丁目被炸。头部负外伤，由于近年来担任非正式医生，因此，从当日起在被服厂作为救护人员坚持诊疗工作。９月７日妻子因原子病死去，本人亦从１０日前后出现脱发、皮下出血、发烧等症状，由于原子病症状明显，被迫放弃急救和救护工作。其后，上述病状持续约三周左右。

土谷刚治　已故（千田町、１１·５公里）

在千田町一丁目自己家中被炸。本人头部负轻伤，但因家中有人负伤，故携带家属迁往兵工厂附近的民宅，当即不容分说被带至兵工厂，在该厂同已故结城英雄医生一同参加救护工作，直至停战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其后，疏散至户板村，在广岛市设在该村公所的救护站工作至１０月前后。

米泽贞二（舟入本町、１·４公里）

在舟入本町被炸。双手手背、前胸，下肢负伤。从８月６日至８日间在舟入国民学校同古泽秀夫医生（参加１０天救护工作后，因原子病死去）一起参加救护工作。

国有国民　已故（白岛九轩町、１·７公里）

在白岛九轩町家中被炸。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下，爬出后（房屋财产全部烧毁）去房后的河边避难，度过一夜。从次日即７日起，身穿血染的衬衣，在神田桥诘的救护站参加了负伤者的救护工作。约４个月后迁往江田岛。被炸后，出现全身倦怠、食欲不振、脱发和严重的全身搔痒等症状。自昭和２３年春开始，全身到处出现紫红色的皮疹和溃疡，虽经种种治疗，终于在２４年３月因原子病死去（家属代答）。

从上述为数不多的例证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广岛的医生们在自身被炸伤的情况下，也仍然立即参加了医疗活动。尽管医生们本身同他们身边正在痛苦呻吟的患者同样，对于这一最为严重的病患本质一无所知，并怀着同样深深的不安。我们从广岛医师会的前辈松坂义正手记的下述摘录中，可以想象到被炸后的救护活动究竟是一番何等情景。

“我确实是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获救的。即便倒下去也必须救助负伤的市民，这一信念鞭策着我一动不能动的身体。让儿子（医科大学学生）背着我，再次返回东警察署门前，坐在从警察署取来的凳子上，身边插上太阳旗，在我的三名护士和周围人们的协助下开始了救护工作（我的家人在被炸逃难时带出了一个手提箱，其中装有警护团制服、消防头盔、表、２千日元、日本式的布袜子和太阳旗。这一切立即派上了用场）。

“虽说是救护，但平时保管的器材全部被烧毁，有的仅仅是警察署存的油和红药水而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烧伤用油，创伤用红药水，为聚来的众多伤员涂上。田边署长拿来警察暑的威士忌，给那些昏迷不醒的人灌下。主要是对负伤者给予精神鼓励，我一面自认为医生的存在对于伤员的精神而言确实是一种刺激因素，一面焦急地等待着救援班的到来。不拘怎样，总算将东警察署所保存的油全部涂光了。”

根据《广岛原子弹爆炸医疗史》记载，爆炸当时，在广岛市内有２９８名医生。他们根据从事防空业务命令书的规定，被禁止向市外疏散。其中也包括牙科医生、药剂师、护士、助产士和保健员。他们或许是不得不留在市内的人们。然而，就是这些人在原子弹爆炸后立即显示出舍己救人的精神。向幸存的医生们发出征询调查表的人们，之所以未曾留意到提问的严酷性，正是因为他们是同那些幸存的医生们共同参加过救护工作的同事，亲眼见到了广岛医生们的献身精神。

在原子弹爆炸时曾有６０名医生当即死去。能够以健全的状态从事救护工作的有医生２８名、牙科医生２０名、药剂师２０名、护士１３０名。此外，从调查材料中还可以发现，还有一些医生尽管身负重伤仍然参加救护工作。如果说还有处于绝望和虚脱状态下有医生资格的人，那么他们就是这一群广岛洪水后的医生们。实际上，一位年轻的牙科医生由于过分绝望而自杀，他双臂骨折、半边身子被烧伤，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参加救护工作。由于过度疲劳，神经不够正常。然而，对于一个正常的人而言，在不同寻常的经历和连日过度疲劳的情况下，难道这不是正常的心理状态吗？一天，他同一位年长的医生讨论：广岛人为什么在战争结束之后还要遭受如此苦难？尽管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提问，但是他却没有得到一个足以令自己信服的答案。半小时后，他将一条绳子挂在从倒塌的墙壁中露出的螺栓上自缢身死。这位青年牙科医生从不断的思考中意识到，战争虽已结束，但对于广岛人而言，一场真正悲惨的战争或许依然没有完结，还要持续数１０年之久（至今已经持续了２０年），也许原子病将殃及下一代，以至永远。想到这一最坏而又不可思议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他除了自缢之外已别无选择。这位青年的想象力勿宁说是极为正常的人类天性，而它却对青年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只有将这一悲惨的然而并非不自然的自缢而死的医生形象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才能切实认识到那些尽管如此却未采取自杀手段的广岛医生们活动的真正价值。为数不多而且身负重伤的医生们，他们拥有一种匹夫之勇，在遍布全市无数的尸体包围之中，只用红药水和油去应付数以十万计的伤员们。只有这些救护人员义无反顾的努力才正是洪水后广岛最初的一线希望的曙光。

２０世纪的文学，描绘着各种各样的极限情况。然而，一般的极限状态都同人类或宇宙的恶的意志有关。如果“恶”这个词令人产生不道德的联想，那么也可以用不合逻辑一词来代替。诸如战争、暴风雨、洪水、鼠疫，以及癌症等等。在上述所有的情况下，希望与恢复的迹象，即善的意志、秩序和道理的迹象，不是以极限状态的可怖形式，而是以日常生活的一线曙光而显现出来。譬如，在北非的某座城中大逞淫威的鼠疫，使整座城市处于异常的极限状态之中。而与之进行斗争的医生和市民们，都将它视为日常生活中平凡的正常现象，慢条斯理地重复着几乎是令人厌倦的机械动作。在所有这一切人类所具有的各种性格的支撑下，才得以同鼠疫相抗争。

关于对极限状态整体的展望，观察力过于敏锐的人，恐怕只能是陷入绝望状态。而只有那些将极限状态视为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而接受的目光迟钝的人，才能够与之斗争。对于所谓的“目光迟钝”还必须加以补充说明。因为只有以迟钝的眼光去观察极限状态的态度，才能在这一情况下不绝望；才会产生人类的匹夫之勇。而且这种迟钝来自于顽强的忍耐力，在迟钝的后面包藏着的是明察秋毫的敏锐。

据记载，有人预言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土地上，７５年间将寸草不生。这是一位犯了性急错误的愚蠢的预言家吗？不，他正是一位坦率的对极限状态的观测者。他的预言曾被立即推翻了。夏末的雨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催发了新芽。然而，在土地的更深处不是还在进行着真正的破坏吗？我曾在显微镜下观察过叶子的细胞，我就如同看到难以言状的为微妙的丑陋而扭曲了的大狗睾丸的标本和受伤的人的肉体一样，感到阵阵难以忍受的恶心。实际上，在今天的广岛繁茂生长的一切植物，难道不是或许都蒙受过这致命的伤害吗？

然而，一旦青草在眼前的焦土上萌生新芽就会令人产生信心；在新的异常出现之前，绝望的想象力就会被人们放弃。除此之外，不会再有任何不向极限状态屈服，并保持日常生活平衡的活法。在广岛真正没有使人类得以生存的余地。在数十年都不会有绿草萌生希望的土地上，除非是对青草的未来持有乐观态度的人，又能有谁拥有为恢复这个城市而积累着点滴努力的气力呢。

而且，当草木繁茂生长时，他们又是密切注视着草木内部异常现象的目光敏锐的人。既不过分地绝望，又不盲目地沉醉于毫无根据的希望之中，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这些最为实际的人道主义者，在１９４５年夏季的广岛确实是不可或缺的。而广岛确曾有过这些人们。正因为如此，当人类曾经体验过的最为绝望的时刻来临之际，才得以存在生存的希望。

直至战争结束之后（然而那也是另一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广岛人还要如此受苦？当年轻的牙科医生提出这一问题时，老医生沉默了。如果，这位青年即便是向全世界的人们大声疾呼地提出这一问题，恐怕人们谁也不会做出回答，因为这是一个违背逻辑的提问。老医生默默地埋头于自己的救护工作，无疑他也同样处于过度的疲劳状态之中。３０分钟之后，青年之所以因绝望而自缢，可能是由于他已意识到这位老医生的沉默，并不仅仅属于他个人，而是全人类的沉默。不会有任何人将一个如此绝望，提出如此不合情理问题的人从自杀的深渊中解救出来。青年自缢而死，老医生生存下来，以他那迟钝的目光，作出一个没有彻底绝望的人而坚持着救护活动。

虽说如此，在老医生内心里，却不能说未曾提出过这一不合情理的问题。或许困扰着他的绝望感同那位青年相比将尤为可怕和沉重。只是他没有屈服，不曾绝望而已。也可能是他不能允许自己拥有因屈服和绝望自缢而死的自由。他将是以何等痛苦而阴郁的心情抱下了那位年轻牙科医生的尸体。而且那是一具双臂骨折、半身烧伤，但又并非因肉体的重伤死去，而是死于心灵创伤的年轻同事的尸体。傍晚时分，在医院的院子里，每天都在火化着高高堆积着的尸体。老医生只有把年轻同事的尸体放在高高的死人堆上。他的心情是痛苦而阴郁的。“为什么直到战争结束后，广岛人还要遭受此等苦难？”这一令人费解的问题并未随着青年的尸体而燃尽，它将永远响彻在老医生心灵深处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而且在长达２０年之久的岁月里，他未曾屈服，同时也不允许他屈服。

这位老医生就是重藤文夫博士。他所以要比起年轻的牙科医生，为更加深重的绝望感所困扰，就是因为侵袭青年牙医的只是一种预感，一种茫然和恐怖，而博士却已有了确切的答案。

重藤博士是在原子弹爆炸的一周之前刚刚来广岛日本红十字会医院赴任的，而有史以来首次在人类头顶上爆炸的核武器，将博士此后终生的时日同广岛联结起来，使他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广岛人。在广岛车站的东口，在头部血流如注的情况下，他爬起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穿过遭到彻底毁灭变成一片火海的城市，向位于爆炸中心附近的医院跑去。最初，周围是一片死寂，接着街道上到处是凄惨的嚎叫声。这一痛苦的哀鸣，在日本红十字会医院的博士们从事救护活动的日子里从未停止过，堆积在医院院内的尸体散发着可怕的恶臭。

请给我水

原民喜

请给我水，

啊，请给我水，

我要喝水！

还是死掉的好，

死去更好！

啊！

救我，救救我吧！

水，

水！

求求您，

求您了！

噢……，

噢……！

天崩裂了，

街道不见了，

河水仍在流淌。

噢……，

噢……！

夜幕降临，

夜幕降临了！

干涩的眼睛，

溃烂的嘴唇，

被烧得火辣辣的痛，

步履蹒跚，

面目全非的人们，

人们在呻吟。

这一奇怪而超常的爆炸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重藤博士在从事救护活动的过程中，向着这一可怕的事实一步步靠近。广岛所有的幸存者也都在利用各种方法与之接近。重藤博士自从在九州帝国大学内科教研室担任无报酬副手的青年时代，便是一位同放射线医学具有密切关联的医学家。博士发现日本红十字会医院的X光胶片已经曝光，同时还发现准备用以记录原子弹受害者病情的照相机胶卷也不能再用了。博士还在对城市进行调查时，拾到一片印有荠菜影子的瓦。这时在博士的头脑中开始清晰地出现了具有放射能性质的炸弹的可怕而真实的形象。三个星期之后，来自东京的科学工作者完全证实了那就是以铀为原料制成的原子弹。

当然，虽然查明了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这座城市并使之遭到灭顶之灾的是原子弹，但却不能为当地的医生们提供足以战胜巨大困难的有效方法。重藤博士等医务工作者只能确认他们与之相抗争的对手是最为凶恶和强大的敌人。至于治疗方法也只有施行外科手术，注射强心剂和营养剂而已。

当急性原子病日益明显出现时，从医生的角度出发，究竟是采取什么方式应付的，关于这一问题，原子弹爆炸当时任日本红十字会医院内科部长的朝川博士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医疗史》一书中，如实地反映了当时艰苦斗争的情景。“不知是什么原因，一些并未受到外伤的人总是诉说感到身体倦怠。随之而来的是流鼻血，有血便，浑身上下出现皮下出血点，最后死去。究竟死因何在，最初无人知晓。当对于某种疾病不能确诊时，首先要检查血液，这是内科医生的常识。于是便从地下室拔来验血的器材，当看到血球时，医生们不禁大吃一惊，他们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人必死无疑。白血球少得出奇，人是不会存活的。”

我为这些医务工作者在极限状态下依然坚持“内科医生常识”的顽强意志所感动。然而，却没有任何药物足以医治已经发现的疾病。当流鼻血时只能塞上止血栓进行压迫止血。甚至连出血的原因也弄不清楚。一旦发现出血，这位原子弹受害者便已接近死亡深渊的边缘了。当原子弹爆炸第二年的冬天来临时，这些恶性的急性原子病患者已经全部死去，至少从表面看来，急性原子病问题已经了结了。

人类自从有史以来，当受到最具优势的“恶”的攻击时，首战大都以人类的失败而告终。医生们拥有的是诸多的不利条件，他们无疑处于劣势。然而，重藤博士等人仍不屈服，实际上也不允许他们屈服。因为，白血病这一大敌最为可怕的一面，已经逐渐清晰地显示在他们的面前。

敌人压倒一切的强大威力，越来越明显，但重藤博士等没有屈服。实际上，他们只是拒绝屈服而已。没有任何有利的推测有助于他们不屈服，有的仅仅是他们拒绝屈服。

如果，他们真的屈服了，那么《原子弹爆炸医疗史》仅以描写最初败北的数页文字就可以结束全书了。进入广岛的占领军，也同样并不了解如何对付这一由他们自身放出的庞大怪物。他们也只能是从成立ABCC①入手，设法寻找线索。攻击者最终还是需要依赖被攻击城市中幸存的医生们的人类的努力。[奇][书][网]广岛的医生更不能允许自己屈服了。他们在比导致青年牙医自缢的绝望更加具体而真实的黑暗紧紧束缚着，而且并未屈服。在长达２０年的岁月里，他们始终拒绝屈服。怪物不断显示出它那痛苦而阴暗的形象，而又总是比医生们更加处于优势，即便如此，重藤博士等也决未曾屈服过。

①原子弹灾害调查委员会——译者

时至今日，我们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足以说明，救济原子弹受害者的人类的善意，比制造核武器的人类的罪恶更处于优势。然而，归根结蒂，企盼着在这个世界上恢复人类和谐和人类秩序的人们，必须注视广岛的医生们所进行的长达２０年之久而又并不稳操胜券的斗争。

广岛札记 六　一个正统的人

一位偶然来到某一城市的旅行者，在那里卷入了一场麻烦的事件，而他却没有退缩，并投身其中力图解决它。这是通俗小说作家惯用的手法。原子病医院院长重藤文夫就如同这位旅行者一样来到广岛赴任。当他还未能弄清这一城市的地理情况时，便碰上了那个致命的日子。当一个城市受到万分猖獗的鼠疫袭击时，将会发布戒严令，并将这一城市像孤岛一样彻底封锁起来。而遭到当代最为凶残的“鼠疫”袭击的广岛，却未能被封锁。但是，从那一天起，重藤博士却将他自己封锁在这个城市里了。他和从原子弹爆炸之后便开始从事救护活动的众多医生一样，立即开始同这一奇怪的炸弹所带来的后果进行斗争（重藤博士在奔赴日本红十字会医院途中，在东练兵场，曾为一对满身是血的医生夫妇救治，他们未曾互通姓名便匆匆分手了。但在广岛市医师会关于被炸当时救护活动的征询调查中，却记载着曾有一位医生身负重伤，虽在东练兵场接受治疗，但仍不能动，因此未能参加救护活动。根据这一线索，两位医生在事隔１３年后才得以重逢），而且，２０年来他始终在坚持斗争。重藤博士从正面接受了广岛的这场悲剧，战后２０年来，他始终在承受着，顽强地坚持着。而且，在这２０年间，医生们恐怕决未曾拥有一个瞬间，自身能够感受到已经制服了原子弹的凶暴。他们总是在进行着为时已晚的被动的斗争。即或有时也曾发现过一丝希望，但它很快便会为新的悲惨迹象所摧毁。正因为如此，我更加认为重藤博士是从正面接受广岛的悲剧，并以最大的耐心坚持斗争着的广岛医生们的一位典型人物。对于博士来说，斗争并不仅限于医学领域，它还涉及到包括政治在内的人类社会所有的一切错综复杂的问题。

在重藤博士院长室的文件柜里收藏着两篇论文，它们是为纪念原子弹所带来的悲惨后果寻求线索的初期阶段而撰写的。其中，最早期的一篇题为《关于原子弹爆炸导致的脱发者的统计调查》。如同这一朴素的标题一样，它说明当初是在何等简陋的条件下，人们开始探索原子弹所带来的后果真相的。观察者在脱发者秃头数字统计的后面，正在看到一个极端恐怖而巨大的阴影。

另一篇论文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山胁卓壮的青年实习医生，文章的题目是《广岛原子弹受害者的白血病发病率及其部分临床观察》。于１９５２年在血液学会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这篇论文，首次正式将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同白血病，以原子病的名称结合在一起。

当地的医生早已注意到在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中出现大量的白血病患者，而且其数量仍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对X光医学造诣颇深的重藤博士就是最早对于广岛的白血病的真正涵义怀有可怕预想的人们中的一员。广岛的内科医生曾在报纸上发表过有关对这种白血病表示怀疑的文章，但立即遭到ABCC的猛烈抨击。从而妨碍了广岛市民将白血病列为有关原子弹的常识。重藤博士选中了青年的医科学生山胁，并给他以启示。于是山胁便开始着手从事有关白血病的具体统计工作。然而，当时在日本没有关于一般性白血病的统计数字，足以作为山胁所从事的统计工作的标准。因此，广岛白血病人的数字即或登记在统计表上，也无法测定它究竟属于异常或正常。这就是他在工作起步时遇到的困难。于是山胁不得不从多方面开始着手工作。

他向全国的大学附属医院发出信件，试图参照各医院的白血病病例，不久便获得反响，成为他开展工作的线索。为了对广岛市的白血病患者做出统计，他一一查阅了大约三万份战后广岛市死亡者的诊断书，同时还走访了死于白血病者的主治医生，听取他们的诊断，并搜集标本。

正在这时，ABCC开始注意到山胁的调查工作，曾经为他提供过汽车和资料，为统计工作的进展助一臂之力。因为，一般而言，没有证据足以说明，ABCC对日本医生以其独自的方法对原子病所进行的探索持有善意的态度，所以，山胁的情况，只能视为一个特殊幸运的例外。两年之后，他完成了这项统计工作，它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

目前，山胁是广岛的一位儿科开业医生。他现在从事的儿科工作，似乎同《广岛原子弹受害者的白血病发病率及其部分临床观察》并无特殊的直接联系。当谈到论文形成时，我从山胁的脸上看出了他那颇为怀念和眷恋的心情。当我问到为什么没有将原子弹受害者的白血病研究工作坚持下来时，山胁似乎感到这是一个十分唐突而又出人意料的问题。我当即意识到，我是提出了一个何等不合时宜的问题。我们这些去广岛旅行的人们，总是希望在那里找到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圣人。无疑这是来自于违背自然规律和不负责任的旅行者的心态。山胁的论文充分地完成了使命，其后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为成为一名开业医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藤博士就是以这种不为个人增加过分负担而又切实有效的方法，坚持着对原子病的具体的研究工作。

尤其是当我同山胁会见后不久，又向当时已任原子病医院院长的重藤博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说，就一般而言，作为一名年轻的实习医生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难道不可能将原子病的研究工作始终坚持下去吗？对此，重藤博士回答如下：

“无论原子病医院的业务负责人如何满怀热情地去对原子病进行探索，也很难使年轻的医科学生们有兴趣只将原子病作为他们毕生的研究课题。对于一种不能根本治愈的疾病，只能以老一套的方法进行日常处置。它不会成为倾注医学热情的对象。仅仅从事原子病的研究与治疗工作，也不利于使年轻的医科学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尽管是无法根本解决的致命疾病，而又只能重复着老一套的常规治疗。我从博士的这些话里，尝受到无比的苦涩。根据山胁的情况可以看出，自从原子弹爆炸以来始终在当地坚持原子病研究的重藤博士，无疑是一个例外。一般而言，在一个连研究设备都不具备的医院里，向同原子弹有关的一切问题进行挑战，尤其是青年医生们的大忌。特别是被占领状态下的广岛，更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这一状态下，重藤博士启发一位青年实习医生，引导他撰写论文，在原子病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同时，又尽力使这位青年医生在获取学位和后来的实际生活中达到预期目的。我深深地感受到，在上述极为现实的作法中直接渗透着重藤博士的人格力量。

重藤博士还曾向我谈到山胁的论文在获取博士学位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博士的担心。就这篇论文的重大意义而言，虽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实际上在当时的血液学会却未曾对它给予应有的公正评价。其直接原因就在于人类尚未弄清原子弹爆炸所引起的种种灾难的全部真相。

也就是说，一些拥有实力的医学权威人士根据山胁的统计，虽然承认在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当中，患白血病的人数在明显增加，但是仅凭这份统计却找不出为何原子弹能引发白血病的原理，因而认为该篇论文缺乏学术价值，为固定观念所束缚的权威者们，往往是有害的，事实就是如此。

重藤博士自原子弹爆炸的那一瞬间开始，战后２０年来，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后的２０年来，始终是广岛原子弹受害者日常治疗的负责人。从原子病医院创立之前就是如此，而且，他在担任原子病医院院长之后，仍然不得不继续兼任广岛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的职务。

原子病医院不是单纯的研究机构，而是坚持日常治疗的医疗机构。至于重藤博士本人则是战斗在医疗第一线的医生。因此，从重藤博士为核心的原子病医院医生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完全是同临床医疗相结合而进行的。对此，我们应该将它同ABCC相比较而铭记在心。因为ABCC原本就是一个同治疗完全无关的纯研究机构。

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在同侵蚀着人类肌体的这一人类从未遇到过的怪物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们采取了一面对患者进行治疗，一面向着具体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核心靠近的战术。同时，他们所能采取的也只有这种战术。这些医生所从事的放射性障碍的具体的研究历史，着实令人感动。他们在反复试验，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曾经犯过试验性错误。然而，那是他们向着更为光明的前景，满怀极为自然的期待而犯下的试验性的错误。他们往往因发现一线曙光而作出错误的前景判断。它会为患者们、一般市民，甚至医生本身带来某些暂时的动摇。但在广岛２０年来的每一天这或许是完全必要的。

今堀诚二在其《原子弹氢弹时代》一书中曾记载了当时一度出现的情况。由于原子弹爆炸当年的冬天，因受到原子弹伤害而死亡和患病的人数在减少，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连那样可怕的原子病，估计也会得到根治”。在有关鼠疫、霍乱的记录或小说中，往往有这样的证述：“瘟疫的蔓延一旦进入平静状态，便会中途缓和下来。在现实的广岛也会出现同样的局面。市民们遭受到疾病的最初的严重打击，接着便进入平静状态，它使市民们看到一线希望。但接踵而来的第二次打击，却使市民们的心灵遭到更为彻底的蹂躏。

１９４５年秋美军关于原子弹灾害调查声明曾作出如下分析：“因受原子弹放射能影响必然死亡的人已全部死去，残存的放射能已不会再为人们造成生理上的影响”。尽管这一观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政治意图所歪曲的，而今堀在该书中所指出的市民、医生和新闻工作者们的如下反应，将是广岛人在疾病蔓延过程中出现暂时平静状态时，所持有的人类极为正常的心态，

“市内医院住院患者的减少，也是使GHQ①安下心来的原因之一。而它却同下述情况有很大关系。医院的门窗全部敞开着，一块玻璃也没有，住院的原子弹受害者忍受不住寒冷而纷纷逃回家去了。而医院本身也认为原子病已获得根治，采取了过分安心的乐观态度。同时，这一令人鼓舞的消息，也受到市民和原子弹受害者的欢迎，因此，新闻媒介也有人愿意刊登医院方面的预测。日本医疗团广岛医院在２月６日的《每日新闻》曾发表如下消息：‘在３０万６千名原子弹受害者之中，１１月份接受治疗的人数为３００人，而目前只有２００人。而且，其中大部分不是放射能的直接受害者，而是由于烧伤或其他原因引起并发症，又未得到应急处理而导致病情恶化的。所谓的原子病患者可以说几乎不存在’。此外，日本红十字会广岛医院妇产科还在２月１６日的《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条几乎可以说是为原子弹唱赞歌的未免过于乐观的消息。其中指出：‘最近仍有原子弹受害者前来就诊，但他们都是由于恐惧而导致的神经系统疾病。在距离爆炸中心一公里以上的地方，发现有许多妇女怀孕；月经也都正常。在距离３公里以上的郊区，由于受到轻度放射能照射，对于结核和胃溃疡等疾病反而起到良好作用’。广岛邮政医院是同医疗团和日本红十字医院相提并论的最优秀的综合性医院，而它却始终持乐观态度。曾在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３日的《中国新闻》上介绍当时的情况，报道中指出：内科除一人外，白血球全部恢复正常，腹泻也已治愈。妇产科无畸形儿出生，也未发现不孕症，因而提出了‘小姐们，请放心！’的口号。外科虽然在忙于施行整形手求，但由于效果突出，残疾也将会治愈。前景是十分美好的。此外，还有一种见解。蜂谷院长在１９４８年８月８日的同一报纸上断言，原子病在一年前就已不复存在，所以可以说一切问题都已获得解决。”

①统帅部——译者。

重藤博士是一位头脑冷静的学者，他根据山胁的统计和广岛医生们努力工作的成果，将白血病纳入原子病的范畴。但是就是这位博士也未能从试验性错误中摆脱出来。如上所述，当通过统计，将原子弹同原子弹受害者所患的白血病确实联系起来的时候，医务界的权威人士对此轻易不肯接受。但事隔不久，重藤博士却根据同一份统计数字，满怀喜悦地公布说，白血病正在减少。但他却不能不立即发现统计表上的曲线在重新上升。我不禁为这一试行错误所震撼。

医生们在接触现实的原子弹受害者过程中，通过摸索一一证实，从而揭示怪物的真相。然而另一方面，这一尝试也并非同自由的想象力毫无关联。勿宁说，他们只有在这一想象力的支撑下，才得以在具体的患者病痛后面，看清那巨大怪物的可憎魔影。

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想象力？他们在思索着，如果没有原子弹的影响，这位病人将是健康的。因此，这位受到原子弹灾害的病人目前的疾病，显然是由原子弹爆炸引起的。他们还认为，在那场非同凡响的大爆炸之后，受到辐射的人体很难说不出现任何问题，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是一种不为固定观念束缚的自由奔放的想象力。

我们可以设想原子弹受害者出现某种症状，东京的医务工作者们或许会反问，这一症状从病理学角度而言为什么同原子弹有关？实际上，广岛的医生们往往无言以对。而且，也可能医学史会很快证明其中的若干病例确实同原子弹无关。然而，真正为广岛原子弹提供救助的只有那些默默无闻、脚踏实地工作着的医生们。因为他们拥有自由的想象力，认为原子弹可能引起任何症状。

这种不受任何束缚的想象力和具体的积极治疗成果的积累，使单纯的对脱发者的统计，发展到将原子弹同白血病联系起来，并引导眼科医生对原子弹白内障的探索。那么，未来的广岛医生们将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就是通过因癌症而死亡者的统计，将癌症同原子弹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同时，作为未来的问题，还将以不屈不挠的努力，去探索有关下一代的原子病问题。

然而，原子弹为人类所带来的影响，直至２０年后的今天，仍有某些问题尚处于无法解释的怪异状态，只能说是原因不明。正因为如此，就更加永远需要拥有不僵化的自由奔放的想象力的医生们。

例如，我曾听到过有关一位妇女的传闻。她在距爆炸中心八百米处被炸，并获救。以后生下两个健康的孩子，平安度日。在那一个可怕的早晨，她正在女子中学的操场上和同学们一同玩耍。对照广岛市原子弹受灾地图，那里可能是广岛县立高等女学校。同学们全部死去，幸存者只有她一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谁也无法说清。听过这件奇闻之后，重藤博士只是说，我很高兴。这句话，至今仍使我在内心深处保存着一种足以燃起熊熊之火的热源。但是，这位当年幸运的女中学生、今天的母亲却出现在重藤博士面前了。那是因为在原子弹爆炸近２０年之后，在她那无比的幸运之上投下了最初的阴影。重藤博士的话是语重心长的。尽管他知道这位妇女目前的稳定状态已经遇到威胁，也只能以极为苦涩的心情为她那转瞬即逝的稳定而高兴。这种现象在广岛也是存在的。

谈到苦涩的心态，应该说广岛医生们的自由的想象力本身，就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想象力。将白血病同原子弹爆炸联系起来的想象力，迫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的恐怖。而且，我们尤其不能忘却的是这些医生们本身就是原子弹受害者。广岛的医生们根据其想象力坚持探索原子弹造成的灾害，其实他们自身也是身陷地狱深渊的人，但却仍然力图对这一深渊的真相进行更为深入和透彻的探测。这一悲壮的双重性，使人们从广岛医生们的想象力和他们所取得的具体而扎实的成果中，获得了名副其实的诚实而威严的印象。

重藤博士设想以广岛市内的高中学生为对象，对下一代的原子病进行综合调查。但他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这项调查是绝对必要的，但同时又惟恐在广岛的高中学生，即原子弹受害者的后代中引起严重的不安和动摇。问题在于这项调查涉及到诸如白血病之类的疾患，而人类至今尚未掌握足以攻克它的手段，从而使博士更加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

然而，对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追究是绝对需要进行的。因为它不同于逐步死去人们的原子病，而是仍将继续活下去的人们的原子病问题。美国最早向ABCC派来的也都是优秀的遗传学家。这就是说，从长达２０年之久的原子弹医疗史的初期开始，关于下一代的原子病问题便已成为全世界所有医生们关注的焦点。只不过是由于这一设想足以令人产生极为强烈而又深不可测的恐惧心理，因而在某些情况下才采取“小姐们，请放心”之类的乐观态度。然而，今天当原子弹爆炸２０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关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尽管面临着如此严重的人性的难题，重藤博士也将尽快地将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付诸实践。我确信，广岛的高中生们将会怀着最具有人性的信赖，去协助这位向一切困难挑战的原子病医院院长的工作。敢于探测无底深渊的人，并为了获胜而坚持艰苦斗争、拥有岩野泡鸣所说的“绝望的匹夫之勇”的人，也就是广岛的医生们。我不认为，在广岛会有怀着深深的疑虑而不信赖他们的年轻人。因为，内心深感忧虑的广岛青年们（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曾将脸上的疤痕有效地用作恐吓敌人的凶器，从而成为一个幼稚的恶棍。隐藏在他那带有疤痕的皮肤下，并反过来用以作为恐吓敌人的资本的东西，不外是他那最为天真的不安心理）唯一值得信赖的成年人，就是和他们共有同样忧虑，而又坚强不屈的广岛医生们。

这或许是我最为乐观的推测。以广岛市内全部青年为对象的关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是否会将这些青年从惶惑和孤独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走进一个团结互助的新天地呢？

我曾经采访过两位在原子弹爆炸之后从广岛来到东京的青年。其中的一位是一条腿残废的小个子。他和同样受到原子弹灾害的朋友们一道，在东京的一个教会学校的附属机构中做工，缝制向美国出口的服装。他是一位文静而沉着的青年，我从他那恬静的眼神中只发现了已被战胜和驯服了的不安。尽管他不善言辞，还是热情地向我倾诉了他和他的伙伴，对于白血病和婚后种种问题的担心。

另一个青年是一位浑身散发着粗犷气息的体力劳动者。他曾在京都有过未婚妻。当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白血球数量已经增大时（那是为履行结婚手续而进行的血液检查），便不辞而别，默默地离开未婚妻来到东京。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东京港周围仓库前的露天工地上为包装箱打钉。那正是盛夏季节，青年每劳动三天后，便买下大量的维生素和造血剂，第四天精疲力竭地躺倒把自己浸泡在药物的海洋里，注射他以在炎炎烈日下的重体力劳动换来的药物，手臂皮肤变色，甚至变得同赛璐珞一样僵硬。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这第四天，像死人一样躺上一整天，便会同那三天身体的过度疲劳相抵消。他只是认为这一天可以在药物的支撑下得到休息，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某种安定感而已。但是，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实际上要在损害自己身体的情况下，足足从事三天的重体力劳动。我们不能说他是愚蠢的。这位青年是在利用这一并不高明的作法，同他内心的不安进行抗争。据说，这位青年不久便辞去了码头仓库的工作，当上了长途卡车的司机。他可能更加疯狂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去寻求那可以稍许逃避不安的“第四天”。

如果将这两位青年的安定的生活和充满危机的生活所导致的后果加以比较，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孤独，而后者只能如同一只离群的狼。我时常怀着悔恨的心情想起，当初我未能请求那位沉稳的青年制衣工人将这一狂热而粗暴的人吸收到他们的集体中去。但是，无论是我，还是那位钉包装箱的青年都很清楚，青年制衣工人也为他自己和他同伴们的问题而自顾不暇。

对于是否是原子弹受害者的子女不加区别地以全部广岛青年为对象，进行下一代原子病的综合调查，从中发现他们拥有的某种共性。如果扩而大之，则由《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等人制定的《原子弹受害白皮书》就必须完成如下的使命。那就是以广岛为中心，在全体日本人中发现他们具有的共性。这在原理上难道不是一致的吗？

为了理解重藤文夫博士在战后２０年中所拥有的威望，必须特别注意到他始终在坚持经营原子病医院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作。然而，即便对此姑且不论，仅仅通过以上的几个小故事，许多真实的人们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敢于正视广岛的现实，既不过分绝望，也不抱有幻想。我愿将具有这一形象的人们称之为正统的人。２０年来广岛的情况始终是严酷的，即使有数以百计的正统的群体，也不足以与之相对抗。但是，尽管如此，真正敢于同这一毫无胜利希望、最为险恶的现实相抗争的，仍然只是这些正统的人们。我认为重藤文夫博士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典型。

关于中国的核试验，它被视为革命之后，中国坚持自力更生路线所取得的最大发展成果；核弹被视为充满新的自豪感的中国人民族主义的象征。我也赞成这种分析和理论。但同时，我认为应该以让广岛继续存在下去的日本人的名义，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现在与将来拥有核武器的一切国家提出作为否定象征的、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态度。换言之，就是亟需确立一种在原子弹爆炸２０年后的新的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态度。而广岛的那些正统的人们，正是我心目中日本新的民族主义积极象征的具体形象。

广岛札记 七　广岛巡礼

这次是我自１９６４年末开始写这部《札记》以来，为时最短的一次广岛之行。在广岛只不过停留了几个小时，但它如同以往多次的广岛之行一样，再一次体验到不禁使自己对人类的悲惨与尊严进行深思，这是每一次广岛之行的一贯感受。我撰写这部《札记》的目的就在于记录下我每次旅行归来后所进行的反思。

当我到达广岛之后，立即从原子病医院院长重藤先生处得知一个最新记录。一位原子弹受害青年因白血病死去。人们如果不是身在广岛，便有可能忘却广岛的具体惨状。坦率地说，在原子弹爆炸２０年后的今天，做到这一点并不十分困难。而在广岛，这种悲惨的局面仍然作为现实的问题而持续着。原子病医院的存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重藤院长是抱着一种多么阴郁而苦涩的心情为这位年轻的死者送行的呢。而且，这死者只不过是在不断流淌的悲惨长河中溺死的一个而已。

这位青年在四岁那一年的夏天，遭到轰炸。我们曾看到过原子弹在广岛爆炸那一天负伤的无数孩子的照片。创办杂志《广岛之河》、身为广岛母亲的小西信子，她将这些负伤的孩子们称之为“腐烂菩萨”，实际上她可能是不想让为数如此众多的身负重伤的孩子们的照片多次出现在我们的历史上。那些带着出奇平静表情的孩子们，其中大半在拍过照片后的几天之内便全都死去了。而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一个孩子，当他在成长为一名青年的某一天，却发现自己患上了白血病。青年人在原子病医院的病床上迎来了二十岁的生日。

我曾多次举过这个例子。治疗白血病的医生在早期阶段，可以暂时控制白血球数量的激增，为白血病人赢得一个所谓的“暑假”。在原子病医院医生们的努力下，最初只有几个月，经过２０年默默无闻的艰苦奋斗之后，这一“假期”延长到两年。当它能够延至数十年时，人类将可以自豪地宣告：白血病已被征服。然而，目前白血病，这一血癌仍然远比人类更占压倒优势。当两年的“假期”过后，这位青年将不得不再次面临死亡，那时，死神绝不会放过他。如果一个持悲观态度的人将这一“假期”称之为缓期执行的期限，恐怕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这位青年却没有将这两年视为缓刑的期限。他毅然决然地希望同正常人一样生活，成为社会的一员。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为了这位青年，隐瞒了他的病历，为他寻找工作。这些医生们的行为并非是欺骗。如果说出真情，谁还会雇用一个身患白血病的青年呢？医生们只不过是胆战心惊地采用了小小的骗术，他们不是既无所作为而又自命清高的人。青年在一个印刷厂里找到了工作，伙伴们都喜欢他，他是一名好职员。

青年死后，一位有身分的人来到原子病医院，据说他曾质问医院：这两年间为什么不让这位青年休养，而让他去劳动？这位有身分的人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就是他无法理解一个事实：当一个青年人为了真正有意义地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两年时光，他需要的不是睡在病床上，而是在印刷机轰鸣的地方和伙伴们一起劳动。因为，所谓有身分的人，就意味着那是一群惯于无所事事而虚度一生的人。

青年力图在这两年里活得充实，他是一名劳动能手；他在工作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部任务。青年曾同一个女孩相爱并订婚，这件事足以说明他是何等地热爱生活，力争活在既非伪造，又非虚构的真正的现实生活中。他的恋人是一位年仅２０岁在乐器店工作的女孩。

还有一段插曲足以说明这位青年曾怎样度过那一段真正的社会生活。杂志《生命》的记者为了写一篇题为《光明的广岛》的报道，来到广岛采访。重藤博士向他介绍了这位青年，记者十分满意。或许因为这位青年就是光明的广岛的象征。

然而，两年过后，充实的“假期”结束了。顽固的恶心和呕吐折磨着他，于是，再次住院，所有的关节都剧痛难忍。剧烈的呕吐是白血病患者最难以忍受的最大痛苦，他在受尽这一切折磨之后死去了。

一星期之后，死去青年的未婚妻到医院来了，她是来向治疗和护理过青年的医生和护士们致谢的。她带来了礼物：一对陶制的小鹿，就是那种经常摆在唱片架上或小提琴陈列柜中的陈设品。这颇符合她那在乐器店工作的女孩的身分。这位２０岁的女孩，平静而安详地道谢之后便离去了。而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她服安眠药自尽了。我望着那一对陈设品，一只拥有两支大角的健壮的公鹿和一只可爱的母鹿，不禁黯然神伤，默默无语。

死去的青年在遭到轰炸时，他只有４岁，他不仅不应对战争负责，甚至连那一完全是蛮不讲理出其不意的原子弹袭击也都无法理解。就是这个幼儿在２０年之后，以他自己的肉体为国家承担了责任。也许他尽管是一个幼儿，只要他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就不得不被卷入到这个国家最坏的选择中去。难道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竟然是如此悲惨！

但是，自杀的未婚妻，年仅２０岁，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年龄，正是战后出生的孩子。尽管如此，她按照自己的意志，同原子弹受害青年休戚相关，在青年死后，她履行了她所能尽到的对青年的全部责任。国家未能对青年做任何事情。就是以整个国家也无法填满青年绝望的巨大的凹坑。但是一个纯属战后一代的女孩，却以她追随青年而自杀的行动充填了这一黑暗的凹坑。这位２０岁女孩以自己意志做出抉择的壮烈行动，不能不使目前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所有的人受到震撼。那是年轻女孩为救助一个被推入绝望深渊的青年而做出的绝望的选择。

她使一种价值颠倒过来了。她以一个成为牺牲品的柔弱姿态，给予国家所进行的卑鄙的欺骗，而实际上是给予一切国家的欺骗和幸存者所进行的欺骗，以致命的打击。然后，她和恋人携手并肩，共同向着以他们独自的威严所装点的死亡之国走去。那是一个绝不容许他人介入的孤独而庄严的死亡之国，是一个在绝对个人意义上的仅属于两个人的死亡之国，它绝不容许导致他的恋人在幼儿时期就遭到意外袭击的国家的阴影介入。无论是在白血病的“假期”中依然勤奋工作的青年的自制力，还是女孩那坚决拒绝在未婚夫死后继续活在世上而自杀死去的决心，都是坚不可摧的，他们不会接受骗人的国家和骗人的生者。面对着那一对陶器制成的健壮的公鹿和可爱的母鹿，人们只能感到无限的空虚和悲哀。２０岁的女孩给人们留下了稳重温柔的印象，自杀身亡。她最大限度地完成了一个人对死于原子病的青年所能做到的一切。而这丝毫不存在自我牺牲之类的含义，只是出于起决定作用的强烈的爱。而这种强烈的爱还可以置换为另一种感情，那就是对我们这些幸存者和我们政治的强烈的恨。而她却没有控诉，只是默默地死去。这位２０岁的女孩对我们做出了最为宽大的从轻处罚。而对于我们来说，却没有任何值得原谅的，可能只是由于这位２０岁的女孩具有温顺和自尊的性格，才未曾控诉对我们的憎恨。

关于这对恋人的死，我有一种推测。虽然它不外是一种设想，但我却相信事实就是如此。当青年以两年的“暑假”为期而就业时，恐怕他不会认为自己痊愈而开始工作了。无论医生在说着多么诚实的谎言，也无论怎样对病历保密，我想他都会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白血病患者，而他却敢于在白血病再次俘获自己之前去踏踏实实地从事劳动。

这位女孩可能也是在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同这位青年开始恋爱并订婚的。否则，一对２４岁和２０岁的青年订婚岂不是为时尚早吗？他们可能已经预见到死亡的时刻即将来临，所以才很快订婚的。

当死神终于降临到青年头上时，女孩或许是早有准备地安祥地选择了死亡。她既不是面对未婚夫的死，由于过度悲痛而决心随他而去，也不是因被逼入绝望的深渊，除了死亡之外别无选择而自杀的。恐怕从她爱上这位青年的那一天开始，便已在注视着那近在咫尺的必然的死亡。她与青年休戚相关，她将自身投入到青年的命运之中，但这将是一种最为彻底的命运抉择。

众所周知，当年为了报告广岛上空的气象情况，观测机曾先于携带原子弹的飞机飞往广岛。机长是陆军少校伊萨利。１２年后，他因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两家邮局而被捕。后来以精神错乱为由被判无罪。而经美国复员局的精神病医生证实，他的精神错乱是来自于对广岛的负罪感。

当伊萨利这个美国人袭击邮局时，陪审员们，也就是普通的人都无法认定他有罪，他们曾犹豫不决。这一事实说明，就整个人类而言，广岛是他们产生共同负罪感的根源。

如果，这里出现一个极其残暴的杀人犯，而导致他犯罪的根源则是因广岛被炸而产生的绝望感。我们又有谁会有正视这一罪犯的勇气呢？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却未曾出现过最能引起我们负罪感的罪犯。对此，我们不能只称之为侥幸。这种侥幸，只有广岛人或者只剩下绝望的人们，以他们那惊人的自制力带给我们的，我们当永志不忘。

如果那位死于白血病，沉着而稳健的青年，没有利用两年“假期”去勤奋地工作，而是成为一个罪犯，这即便是设想，也足以使我们平静的心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实际上，青年却克制着自己送走每一个工作日，并且得到了一个对他一往情深的恋人，甚至当他死后立即自杀，随他而去。我们不应忘记，这完全是一个超出常识的人间罕见的结局，甚至可以说它是离奇的。

这位青年和他的未婚妻，如果他们成为狂人、罪犯或在道德上堕落，也只能认为这是人类的正常举动。因为他们是面临着最为深重、最为痛苦的绝望的人们。但是，他们未曾屈服，而是恬淡地保持着自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然后默默地选择了威严的死。

我常常在想，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美国军事负责人，他们凭借着广岛市民的自我恢复能力和不使自己停留在悲惨状态之中的人类自尊，才得以置原子弹带来的灾难于不顾的。但是，我认为还必须牢记的是，就广义而言，我们人类也是凭借着这些尽管绝望但不屈服的原子弹受害者们的自制力，才得以使我们的良心获得安宁。

当然，只要我们对于来自广岛的消息不是充耳不闻，我们的良心就永远不会安宁。在这次旅行归来后，我必须将两件耳闻目睹的事记录下来。其中之一是１月１９日《读卖新闻》晚刊的专栏文章。“‘给大家添麻烦了，我将按着上天的既定安排死去’。广岛的一个１９岁的女孩留下这样一封遗书自杀了。１９年前当她还在母亲体内时便遭到了原子弹的袭击。母亲在原子弹爆炸３年后死去，这个女孩因患原子病，从幼年起，肝脏和眼睛就不好。而且，母亲死后父亲也离家出走。现在她同７５岁的祖母、２２岁的姐姐和１６岁的妹妹，４个弱女子在艰难度日。姐妹３人中学毕业之后，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立即参加工作。这位女孩尽管好不容易拿到了原子弹受害者特别手册，但却无暇从容住院接受治疗。虽然国家在治疗方面采取了对策，但生活却不允许她安下心来接受精心治疗。这恐怕也是原子弹受害者对策的一个漏洞吧！贫病交加的年轻生命深感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便决定‘按照上天的安排’死去。‘按照上天的安排’，其背后包含着多少无以言状的东西……”

另一个是来自筑丰煤矿的消息。筑丰在日本消费生活繁荣的时代，是一个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地方。这里住着许多似乎是被广岛赶出来的移民，其中可能还有一些女性，由于原子弹爆炸失去家人，因而从事着社会最底层的职业。在这里，为了编写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无论怎样有效地开展全国性调查，总有几名广岛女性躲藏起来，不肯透露姓名。

我们这些身居广岛之外的人们听到这一传闻，虽然会感到瞬间的酸楚和醒悟，但这种意识很快便会消失。而身在广岛的人们，除了那些原子弹受害者，或许也和我们抱有同感吧！

顺便提一下，当广岛的那位青年因白血病死去，他的未婚妻紧随其后自杀身亡的同一时期，东京曾举行了一个授勋仪式。将勋一等旭日大绶章授予了美国空军参谋长卡尔奇斯·E·卢默大将。他是一个曾在现场参与策划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的人物。关于这次授勋，据说政府负责人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我的家也曾在空袭中被烧毁，但这已经是２０年前的事了。即或我们将恩怨置之度外，向轰炸过日本各城市的军人授勋，岂不更能说明大国国民的宽容与大度吗？”这种麻木不仁，已经是道德的堕落。在广岛人的眼里，它是一种最为厚颜无耻的背叛。我们对于政治家或官僚们的道德观实在是过分宽容了。只要他们没有贪污，新闻界就不会对他们的这种道德堕落进行攻击。然而，说出这种话的政治家们正是最卑鄙的。

在原子病医院资料陈列室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我邀请重藤博士、《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先生、杂志《广岛之河》的编者小西信子，还有在市内私人医院做事务员的年轻的原子弹受害者村户由子等四人，举行一次电视讨论会。这四位可以说是真正的广岛人，也就是能从本质上代表围绕着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而存在的诸多问题的人。我来广岛主持这次讨论会。

除村户之外，其他人我们都曾多次见面。我撰写这本《札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介绍他们的人生观和对事物的看法。电视短片可以反映这些人们在工作中的最新成就。我为能够参加这次讨论会而感到欣喜。同时，我还感到幸运，我能够第一次听到村户这位毫不屈服的原子弹受害者的典型发言，并将它记录下来。

原子弹爆炸时，村户只不过是个小孩。疤痕改变了村户的面容，当她长大之后，每一天的希望就是想看看自己往日那未曾受伤时的面容。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希望找回“失去的美”。不是为了健康，只是为了找回“失去的美”，她曾接受过多次手术。手术的结果使她认识到“失去的美”将永远失去，再也寻找不回来了。于是她便作为将自己关在广岛家默默生活，面带疤痕的无数女孩中的一员，开始思考今后的生活前途。

这种对失去的往日的向往和随之而来的绝望，会使人一步步走近精神崩溃的边缘。而且处于这种危机状态下的人，在广岛无疑是为数众多的。我们并不拥有任何积极的手段，足以将他们从疯狂和自杀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我们只能是衷心地希望他们摆脱疯狂，不去自杀而坚强地继续活下去。

村户是怎样将她自己从由于过度的疯狂和绝望而企图自杀，以及近似神经症状的隐居状态中解救出来的呢？使她回心转意的是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第一次集会。在那里，她有了一个最基本最本质的发现，那就是“正在受苦的不止我自己”。我曾多次听人们说，第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它使在原子弹爆炸后，度过了黑暗、漫长而沉默的日日夜夜的广岛人第一次获得了发言的机会，这对于原子弹受害者们来说具有何等划时代的意义！它给予原子弹受害者以人类自我恢复的契机，同时，也为日本和世界从事和平运动的人们指明了奋斗方向。我作为一个局外的旁观者，很难对和平运动的历史做出客观的评价。而事实只是在于，如同第一届大会这样，使原子弹受害者体验到人类的变革，这种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其性质正在逐步发生变化。有人认为从中发现了某种颓废，这决不是毫无根据的批评。当然，颓废并非来自原子弹受害者一方。

借此机会，村户从沉溺于过去拒绝同现实社会沟通而隐居起来的近似神经症状的状态下醒悟过来，能够面对现实与未来。她在原子弹受害者的和平运动中参加部分工作，并曾去国外旅行。在法国，她会见了临终前的居里夫人。不久将被白血病夺去生命的居里夫人，当时曾对村户等所谓的原子弹受害少女们说，你们即便保持沉默，我也理解你们的所有痛苦。这些被称为原子弹受害少女的人们，她们都同村户一样重振精神，战胜了对“失去的美”的怀念和对毁了自己面容的疤痕的厌恶和羞辱。我们必须认识到，敢于登上讲坛沐浴光环的她们，就是有过重振精神体验的人们，而且，她们也是坚持这种精神，敢于接受原子弹受害少女称呼的人们。包括村户在内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和平运动参加者们的意志就是“决不能再让别人尝受自己曾尝受的痛苦”，这是重藤院长和村户的共同语言。原子弹受害少女和居里夫人的心无疑是完全相通的。

关于这一天要在电视中发表谈话的事，村户直到最后还在犹豫。这说明，她的回心转意并非是教条的、一成不变的，她的每一天总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度过。当电视观众们看到那副洋溢着美好憧憬的严肃面容时|Qī|shu|ωang|，一定会为之感动。村户所说的“失去的美”，道出了广岛所有受到疤痕伤害的女孩们的心声。如上所述，无比威严的原子弹受害者们在同原子弹所带来的灾难进行着如此正统的斗争。而广岛的原子弹医疗工作，只有成为这场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时，才有可能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

一个短短的电视片并不足以为《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利博先生提供足够的时间，对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计划做出说明。这份计划涉及到金井委员个人的人类观和文明观，而且这些观点是在金井先生２０年的广岛新闻工作者的生活中形成和发展的。正因为如此，抛开这些观点去说明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计划，对于金井先生来说是无法做到的。根据金井先生的想法，我也在制作这一电视片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以下两个问题。纳粹德国在奥茨维辛屠杀犹太人的真相，已广为世人所知。然而，尽管在广岛已经发生了较之奥茨维辛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类悲剧，而且目前仍然存在这种悲剧重演的危险（或许玩世不恭的人们，认为国际政治中的马基雅维里主义①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却决未为世人所周知。至少应该像奥茨维辛那样，让更多的人正确地了解曾经发生在广岛的那场人类悲剧的真相。

①马基雅维里，意大利人，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译者。

另一个焦点是一个涉及到金井先生文明观的问题。战后，如果立即将战争的惨状作为中心，则日本人将从这里逃往四面八方。我们的生活形态便会成为一个从远处围着战争惨状的面包圈型。而当消费文明日趋繁荣的今天，人们却把战争的惨状抛在脚下，一直向上逃去，形成一个以奥林匹克为顶点的金字塔型。但是，这座金字塔内漆黑的空洞尚未被完全填补，广岛的人类悲剧还在那里继续存在着。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运动，就世界而言，要像奥茨维辛那样，让全世界的人都切实而彻底地了解曾经发生在广岛的人类悲剧。而就日本人内部的国民反思而言，则是必须消灭存在于我们消费生活繁荣的金字塔内部的空洞。否则，我们就无法阻止像《读卖新闻》专栏报道的１９岁女孩遗书中所写的那种“按照上天安排”的自杀。因为他们确信既得不到任何救助，命运也不会出现逆转，从而坠入了绝望的深渊。

自从去年夏天我在广岛听到金井社论委员关于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提案以来，我始终在关注着这项运动。到目前为止，至少在金井等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运动正在稳步发展。去年初秋，当我开始为本书撰写介绍原子弹受害白皮书计划的文章时，立即收到了金井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首先坦率地谈到了他是以怎样的心情参加了那年夏天三县联席会议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

“在三县联席大会和八·六和平大会上，最拥有大胆发言和揭露真相权利的就是原子弹受害者，尤其是已经死去的受害者。为纪念这些无法出席会议的人，曾举行仪式，默哀一分钟。”

金井先生是一位希望通过《原子弹受害者的呻吟》一文，传达原子弹受害致死者声音的新闻工作者。他曾在该文中指出：“作为实现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具体对策，最大的难题莫过于针对保守政权所采取的政策了。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设法使他们从被玷污的太阳旗中拿出纯洁的勇气来。广岛大学的教授们在广岛成立了一个叫做谈话会的组织。这是一个日本原子弹氢弹协会、三县联席会议和禁止核武器会议等三个系统能够友好相聚为数不多的集会。根据该会日前的议程，我曾在会上再一次汇报了关于向联合国提交白皮书的提案。会议最后成立了一个小委员会，由它拟定具体程序。

“以同原子弹受害者沟通思想为根本，从以保守政权和新闻媒介为对象所采取的对策入手，使白皮书运动作为一种国民运动得以普及；推动日本学术会议、厚生省、文部省、处务省和总理府等有关当局，将这一运动作为附带调查纳入国势调查之中，争取国会讨论通过；还有调查方法，以及提高社会调查员才智能力等，诸如此类，问题相当繁杂。至于我个人只能从侧面给予配合，以日本最高的智力活动的组织化和来自基层具有国民运动性质的推动力这一双重结构，注视着白皮书运动的开展。实际上我自知力量微薄，只是想在不至讨厌的情况下，有义务尽自己之所能为计划的前景做出预测。”

谈话会接受了金井社论委员的提案，去年１０月发表了《对日本国政府的请求》和《告日本国民》等两篇文章。时值开展国势调查的１９６５年，文章明确指出，国势调查必须包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这一重点，同时还涉及原子弹受害者的隐私，以及向着以琉球民政府为首的国际化方向扩展等问题，借以推动金井提案的发展。目前，我们这些身居广岛之外而又关注着广岛的人们，需要的是应将自己投入到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运动中去。用金井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站在《原子弹受害者的人类呻吟》一方，成为“原子弹受害者的同志”。

小西信子等人创办的《广岛之河》，于今年初已出版了第十一期，仍在努力坚持着。它的刊头语中指出：“在当今的日本，又出现新的威胁和平的征兆，令我等原子弹受害者深感忧虑。掌权者汲汲于炫耀威容，而我等庶民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有的只是申述事实的语言而已。”

如今因身患原子病而躺在病床上的正田篠枝，在美军占领下的１９４７年，从被强制保持沉默的原子弹受害者的人群中挺身而出，非法出版了和歌集《忏悔》。在画有原子弹轰炸后的废墟①的扉页上，附有一首和歌：

悲叹的日记，

献给同胞的亡灵。

他们曾被迫，

被迫接受死亡的来临。

①位于广岛市中部，原广岛县产业奖励馆遭原子弹轰炸后的废墟，是唯一永久保存的原子弹受害纪念物。——译者

这本和歌集是关于原子弹所带来的人类悲剧最早的一幅素描。这位坚强不屈的和歌诗人的诗与和歌，都收在这部和歌集里。她的诗猛烈地抨击了对卢默将军的授勋。而两首悲痛的问答体和歌，将富有哲理性的对话，最大限度地凝缩成短歌形式，堪称这方面的典型作品。洋溢在和歌中的残酷而苦涩的幽默沁人心脾。

２０岁的姑娘，

被原子弹夺去光明。

当我死后，

愿将我的眼球献上。

虽然你说，

死后当将眼球献出。

但却无法说，

那受伤的眼睛已毫无用处。

在这部和歌集的《后记》里还就拆除原子弹轰炸遗迹问题进行了评伦。其观点同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主张有直接关联，它是说明白皮书在广岛正以迅猛之势不断扩展的一个例证。《后记》指出：“拆除原子弹轰炸遗迹，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而最近，清理了和平公园一带的土地，它开始作为一个具体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有人认为轰炸遗迹附近的３·３平方米土地价值２０万日元，如果在这里盖起大厦，将成为本市的财源；也有人认为原子弹已广为世人所知，轰炸遗迹应该拆除；还有人竟说它会使人们想起死去的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真想向着这些主张“拆掉它”的人们大喝一声：“混蛋！”我们这些原子弹的受害者们，发誓不能再让人类重遭那一天的惨祸。为了书写人类和平的历史，这一珍贵的历史遗迹必须永远保留。原子弹固然已为全世界所知晓，但是所了解的只不过是它的威力而已，至于广岛人曾经展开一幅何等残酷的地狱画卷；时隔１９年后的今天，仍然怎样受着放射能障碍的折磨和困扰，所有这一切还远未被人所知。关于原子弹轰炸遗迹的存在，是一个应该以世界的眼光加以思考的问题。”

一向深沉持重的重藤博士，在电视片中也没有谈得很多。但他却满怀日渐坚定的决心，谈到希望弄清原子弹受害者生出的下一代是否健康的问题（他的谈话同此类调查可能引起的不安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而且同谈话会声明中指出的原子弹受害者的隐私问题，认识也判一致的）；他还指出：世界强国即便以拥有核武器而沾沾自喜，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它必将成为一个污点；他表示希望日本能有一些政治家，绝对不容许日本蒙上上述污点，永远是一个不拥有核武器，并反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的谈话令我深受感动。我曾多次去过广岛，也曾屡屡同重藤博士会面，但这是重藤博士唯一一次直接言及政治的谈话。

广岛札记 尾声　告别广岛

这一年的四月，我呼吁由知识界人士组成一个合作委员会，以支持“原子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被团协）的原子弹受害者切身体验资料的收集与出版事业。为此，我写了一封信。这封呼吁书是这样写的：

“为了迎接原子弹爆炸后第２０年夏季的到来，受害者们唯一的团体——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准备开展一项事业，就是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所有资料和受害者们的手记收集起来，妥善保存，然后加以出版并译成外文。这将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它首先对受害者本身来说是十分迫切的。他们在战后２０年中被迫采取了最残酷的保全生命的办法；同时，对我们所有未受害的人来说，也是十分迫切、极为紧要的，这关系到２０年前的原子弹爆炸，是把它作为人类的最后一次灾难呢，还是明天依然把原子弹氢弹当作现实的杀人武器？

“被团协”与“日本原水协”（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不消说，从属于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对于“被团协”开展有生气的活动，无疑等于给它注入了活力。但是，同时也不能不指出，“被团协”的受害者们，以他们本身为主去办一些迫切要办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往往不能立即实现。现在“被团协”打算自己重新单独起步，我想首先就要这样致力于解决基本的课题，这是显而易见的。

受害者们把手记写完留下，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所有资料都整理、保存下来，可以说这是坚韧不拔的自我证明，或者说是一种依靠自我救济的意志而进行的事业。而且对于所有我们这些没有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人，也是与我们今天对自我的认识，对明天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情，也是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情，从侧面对受害者的计划给予的一种支援和维护。

一般来说，当知识分子独自一人关在书斋里去思考自身与人类命运的问题时，不能不想到２０年前，现实存在的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人们的体验。而且，难道他会不采取把个人的意志与受害者们的意志联系起来的方法吗？

知识分子，当他参与一个运动时，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他个人的意志在与他的对象（这个对象希望直接得到他的悉心协助）的意志联系起来以前，中间隔着各种缓冲物，到后来个人的志向都不明了了。再者，自己究竟参与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自己的责任要负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后来都变得模糊不清。我们也常常有这种体验。

因此现在一个知识分子，就原子弹氢弹爆炸的威协和造成的悲惨景象，把个人的思想和志愿，完全直接地与受害者们的生活和志愿联系起来，而且，他的期望怎样实现？他负有多少责任？为能看清这些问题，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在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二十个年头的夏天，我们打算提倡建立一个集团，从侧面去援助“被团协”的事业，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条件。

我们面向这个１９６５年的夏季。我们努力从各个侧面，来对２０年前最残酷的悲剧进行挖掘和再认识，而对与原子弹爆炸有关的所有资料和受害者们的手记的收集和整理，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内容。就连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那一部分，也往往会在大量印刷品的泛滥当中淹没而未被发现，而且，这些书刊已经不能重写了，的的确确是珍贵的稀世书刊。

例如，我们还记得叫作《原子弹爆炸图》的这本书。它是报告遭受爆炸后的人间世界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但是，同样能够记得由丸木位里和赤松俊子在１９５０年夏，编辑出版的叫作《原子弹》的这本小画册的，果真还能有多少人呢？在桔红色的封面上画着一位老太太的肖像。这本画册里出色地包含着令世人震惊的内容，我希望把我收藏的６４页画面和附带的简短而朴实无华的文章再附印上，并介绍其内容梗概。还有，在这本《广岛札记》的扉页、目录、各章的开头上插入的插图，都是引自《原子弹》这本画册的。

“在原子弹爆炸时，广岛三泷町的一位年届八旬的老太太的丈夫先被炸死了，她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像年轻时织布的线似的，总是接连不断地向孙儿留吉讲述原子弹的故事。‘就像是地狱，就像是一排排幽灵，就像是火海，因为看不见鬼的身影，还以为是人世间的事。’

‘如果不扔原子弹，人就不会下地狱。’

已经过了５年的今天，老太太还是不论白天晚上，不论刮风下雨，一想起来就没完没了地讲，一想起来就悲叹不已。‘战争就要结束了，大家对战争已经厌倦了，久拖不决，只好对军方和政府唯命是从了。……”

那天早晨，老头和老太太拉着货车，去领取因疏散住房而拆毁的房屋的木材，回到家中，正在沐浴盥洗的时候赶上原子弹爆炸了。”时间是上午８点吧，霎时间，亮光一闪，那是从前谁都没见过的闪光啊！老太太虽未听到轰隆的声音，可是，天棚和房盖都一齐落下来，床跳了起来，被压在中间了。”在爆炸中心地带，上身已经灰飞烟灭的牺牲者，“只剩下两条腿紧紧地粘在水泥路面上直立着。”尤为奇怪的是，发现“在电车里，一个少女手里紧紧握着手提包，也没有伤痕，与一个呈黑色的烧焦的士兵面对面地死去。”但是，“没有人能把爆炸中心地带的情况传达出来，”附在这篇感人肺腑的短文的插图上的，只有阴暗的天空，倒下的光秃秃的树木和荒凉的被烧毁的原野。

“在浅野泉邸的水池里，在死尸的中间，还有活着的鲤鱼在水中游。”

“烧掉羽毛的燕子，已不能在天空飞翔，只能一蹦一蹦地在地面上走。”

“有所察觉后，跑出去一看，士兵们站在那里，保持着敬礼的姿势，拍着肩膀说声‘喂’的功夫，就哗啦哗啦地倒在地上了。”就这样，士兵们就像瞬间即化为灰烬的雕像一般。“在一个患病的士兵的家里，年轻的主妇抱着孩子，被夹在大木头中间。邻近的老爷爷想出来解救她，仅靠一、二个人的力量怎么也救不出来。‘哪怕只把孩子救出来也好嘛，快！快！’‘不’一块儿死！反正，我男人也死了，留下这个孩子……还不如老爷爷你赶快逃命吧’。”宁可自己烧死，也要让孩子活下去，与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相比，这位年轻母亲的选择，也许更为感人吧。

“向受害者发放粮食了，在排着的队列当中，一个老太太领着她的小孙子。在她孙子前面，站着一个一丝不挂的少女。她接过来５个人前面的干面包，突然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那时滋生了吸吮人血的苍蝇，到处谣传着：这地方７５年里，草木不生，所以，人也住不得！”

“因在九死一生中幸存下来而高兴的人们，身上四处出现斑点，或者头发全部脱落，渐渐地死去了。”

“三泷作业班的老板娘作了手术，在烧伤的手上，植入臀部的肌肉。她虽然失去了丈夫，依旧刚强地干着活，直到现在，一到秋天和冬天，后植入的肌肉，还在抽搐，疼得非常厉害。”而且，老爷爷因衰弱死去以后，“剩下老奶奶每天画起画来了。那可真是非常明丽的画啊，直到今天，老奶奶嘴里还念叨：‘原子弹爆炸时，像山崩地裂啊！啊，不对，如果不扔原子弹，人就不会下地狱。’一边说，一边画着鲜红的花和可爱的鸽子。”

这本小画册不仅是原子弹爆炸的真实记录，而且具有奇异的魅力，在它出版的当时，受到相当多的读者的青睐。可是同年夏天，在广岛酝酿的另一本书，已印刷装订成册，但终于没有发行。占领军认为这本书对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实况描绘得过于逼真，认为是反美的，所以禁止发行。１９５０年，那是爆发朝鲜战争的一年，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访问了广岛，他向失明的原子弹受害者这样问道：“如果现在对朝鲜投二、三颗原子弹，我想可以结束战争，可是遭受原子弹伤害的你，对此有何感想呢？”

禁止发行的书，原封不动地堆放在广岛市政府的仓库里，直到今年４月还无人理睬，现在广岛市计划重新印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适合于在被炸后第２０个年头再次刊行的一本书。过去的编者在出版发行时写了下面一段话。

“这是五年前广岛惨痛体验的真实记录之一。应征的１６０篇作品，每一篇都有催人泪下的内容，但这里只刊载了１８篇能够说明被炸当时的环境、实况和距离的作品，还摘录了１６段具有特点的体验的片断，其他的原稿将作为和平城市广岛的至宝，理所当然地保存在不久即将诞生的和平纪念馆里。经受了人类空前浩劫，从各种灾难和悲痛的深渊里活下来，而且能够站起来的人们，他们的这份神圣的手记，在两个世界激烈对立的狂风暴雨中，将不会再让他们的后代去倾听来自天上的和平的控诉吧。”

实际上这些手记是在被炸后第三年写下来的。１６４位广岛市民是怀着怎样的意志在文章中把那悲惨的体验记录下来，并希望以后能够重温这些体验呢？在距离爆炸中心２０００米的地方，被炸的广岛文理大学教授，从他的文章的赤裸裸的真实性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

“已经厌恶战争了，已经厌恶战争了，这是亲身体验过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人们的悲痛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声。”这是文字和语言难以表达的希求和平的真正的呐喊。希望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决不再让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再去尝受那么残酷的体验。我想面向全世界诉说这个想法。在今天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应该把“不要再出现第二个广岛”这样的标语悬挂在最高处，而不应该让它飘荡在太田河畔和平塔一样低矮寂静的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表达了原子弹受害者普遍的心态，即为了彻底补偿他们所蒙受的原子弹爆炸的悲惨遭遇，必须明确保证今后决不再把这样残酷的体验强加给人类。与此同时，这篇文章还告诉人们作者有这样一种感想，即遭轰炸后已经３年了，原子弹受害者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声，还仅仅局限于“飘荡在太田河畔和平塔一带低矮寂静的地方”吗？

在学童疏散中，好不容易被救出的当时是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少年，他在诉说是什么东西夺去了他父亲的生命，是什么东西使他的母亲和弟弟受到伤害时，这样写道：“原子弹，原子弹，这颗原子弹才是夺去我父亲生命的恶魔！但是，我不能怨恨原子弹，正因为发生了原子弹爆炸，广岛才站起来了。不要再出现第二个广岛！不要再出现第二个广岛！被原子弹炸死的人们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牺牲吧。这些人的牺牲是宝贵的，在这些宝贵的牺牲者的佑护下，我们应该沿着追求和平的道路前进！”

这里可以看到美军占领时期，在广岛进行初等、中等教育的教师们，是怎样试图把原子弹轰炸造成的悲惨说成是正当的这种采访材料。同时，在这个少年的幼小的头脑里，硬塞进过于沉重的矛盾的种子，而将其头脑中激烈斗争的情形，也清楚地描写在书中。这个少年对原子弹爆炸这件事，无论用什么样的道理来辩解，都是不能容许的。然而这个少年却这样写道：“但是，对原子弹不能怨恨！”这一言行未免唐突，也刺痛了我们的心。

这里收集到的２０年前的最糟糕的夏日早晨的记录，贯穿其中的最具特征的是什么呢？是原子弹爆炸后市民的沉默。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怪物霎时间就在市街上称王称霸，与此成为对照的是过于弱小的负伤的人们，其基本的反应是茫然不知所措的沉默。这很不自然吧？

一个统制燃料分配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尽管在距离爆炸中心１００米的地方也遭到爆炸了，但是他刚巧到地下室去了，所以在同事们当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根据他的观察，当时受害者“都坐在石阶上，凝固成一团。一个女人说她的一只眼睛渐渐看不清东西了，一个男人说心情很坏，有的人说头痛，大家都分别负了外伤和内伤，但是却没有人因痛苦而出声，几乎全都沉默着。”

比任何沉默都更加严酷而彻底的沉默是人类发出来的“不成语言的呻吟声”吧。一位妇女是这样记录的：“我不管是树是石头都跳过去，像发疯似的奔鹤见桥跑去。我在那儿好像看见什么了。桥下的河流有无数的人在蠕动着，连是男是女都辨不清楚。脸皮都脱落了，变成一样的灰色，头发一根一根直立着，两只手在空中挥动，一边发出不成话的呻吟声，争先恐后地往河里跳。”

在另一个年轻姑娘的观察里，揭示出更为复杂的心态，更清楚地显示出深植在原子弹受害者内心深处的沉默的性格。“对面的钢骨水泥墙上，多处开着大口子，它的下边好像有些低矮的影子整齐地排成一排。我凑到跟前去，有男人、女人、孩子，年龄、身份和跟随照顾的人都分不清楚。几乎全都一丝不挂地光着身子挨排坐着，像是预先商量好了似的，面部和身体都变成褐色并且鼓胀起来，也有眼睛已被炸坏的。有一个人膝上的幼儿，后背受伤了，就好像从周围把发黑的枇杷的皮剥下来一样，皮肤像伸出舌头似的耷拉下来。我不由得把脸扭过去。大家都一动不动地令人可怕地沉默着。他们自然会那么想：好像今后是生是死，还能活多久，都是说不定的。我一想，跟这些人一同乘大卡车，我就有些毛骨悚然！”但是，她的羞羞答答的利己主义只不过保持了极短的时间，不久，她便失去了知觉，经过整整一昼夜又恢复过来了。她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了，想把手举起来，可是右手沉重得很，不能自由活动了。右手指轻轻地摸了一下脸，前额、两颊和嘴，好像豆腐和鬼芋捣烂搅拌在一起似的，鼻子也好像没有了，噗噗冒泡似的鼓起来了。我猛然想起石墙下边那些像妖怪似人的样子而战栗起来了。”在这一瞬间，她自己也只能加入那个黑暗的沉默的行列。

这位姑娘内心里同样也产生了与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相同的感情。虽然她已经毛骨悚然地退出来了，但是，她和原子弹受害者伙伴们处于同一个命运。“有一年，听说原子弹受害者诊疗团要来，我去了那所医院，而且，我进入了留有各种各样原子弹爆炸的伤痕的人群中去。有位叫作三次夫人的４０岁左右的妇女，眼睛和嘴上都有伤痕，由于面部有瘢痕而变成了一副使人不敢正视的丑相。据说一个未婚的年轻姑娘，她的美丽的面部，以中央为界从脸颊到头部，半面脸都是黑红色的瘢痕，好像颈部也不能自由活动了。有一个人的手，三个手指都粘在一起，变得又小又僵直了。话题各种各样，但都离不开战争的残酷性，生活的不幸和懊悔，并为此而流泪。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所以，也没有安慰的话可说。但是，觉得他们十分悲惨而可怜，那般情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大概没有什么办法，恐怕那些人在生命结束以前，一直要渡过黑暗的人生的。”

被动员到市郊工厂去劳动的一个１７岁的学生，他返回被毁坏的广岛市寻找亲人。天下着黑色的雨，他在返回的途中，“听到被活埋的孩子们的微弱的呻吟声，心颤抖了”，便参加了救助的活动。为了救护学生和处理尸体而终日劳动的中学教员，在结束了一天沉重的劳动之后，这样写道：“在漏出的仅有的篝火的阴影里，只有排列整齐的尸体，膨胀着的脸，破烂不堪的衬衫，呻吟的声音和深长的睡眠。二、三个学生已经送往救护所，剩下的人用船送到似岛和宫岛线沿岸的医院，在那里予以看护。这些都搞清楚了。４点半，把一切都委托给救护班的人，我们奔往广濑桥旁去收容等待我们回去的学生，如果可能的话，想把他也托付给这个收容班。但是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只发现一个陌生的老年人的尸体，学生模样的尸体终于哪里也未找到。我们４个人默默地返回了学校。在黎明前闪烁的星光下，在没有烧尽的仅有的门柱后面，背靠背地睡着了。”这个精疲力尽的沉默寡言的教师们的苦痛的睡眠……。

给《原子弹爆炸体验记》寄来手记的１６４位广岛市民，他们现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啊？他们当中还有几成的人健在啊？手记写完后，已经过去了１７个岁月，他们为了补偿他们悲惨的体验，记录下各自的价值，而且为了在他们被摧残的人生中寻找出积极的意义，而发出的极其恳切的呼声，只变成了已死的书籍，像废纸似的，直到今年春天还堆积在广岛市政府的仓库里。１６４位原子弹受害者不顾身体内外的痛苦，高声呐喊，可是一个庞然大物的手立即把他们的嘴给塞住了。无论怎样乐观的估计，相信为这本书提供手记的市民中，半数以上仍然健在，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当中在今年春天以前已死去的，是自己一度发出的呼声被强制打上沉默的封印，抱憾终身而死的人。他们的未竟之志，谁能给予完满的补偿呢？

我现在准备结束《广岛札记》这本书。１９６３年夏季访问广岛，第二年夏季再次访问广岛，我开始许愿想写这本札记。我在这本札记中，想冠上下边这些各种各样的标题，我想让它们自然而然地能表达出我在这本札记中想达到的目的。“广岛沉思”

“广岛：我们的家”

“延伸广岛生命”。

我在去年出版的小说《个人的体验》的广告中曾这样写道：“对于已经住进我的语言世界里的各种各样的主题，我准备重新用最基本的锉刀锉一下。而且，我也是基于同样的志趣围绕这个广岛连续写了一系列的随笔。恐怕广岛才是我最基本的、最坚硬的锉刀。把广岛看作是我这种基本思想的表现，我想用这件事情来确认我是一个日本的小说家。

我初次访问广岛是在１９６０年的夏天。那时，我对广岛还未开始有真正的理解，可是，我只有一种预感，是确实无疑的。我在《中国新闻》上写了包括下边这样一节的小文章。“我今天访问广岛，出席了纪念原子弹受害者的祭典，这对我来说，不啻为一种宝贵的体验。现在我已经感觉到，这个体验的分量逐渐加大，将会深深地统治我的思想。我在这１５年中间迎来并度过了青春，但我想我应该更早些访问广岛，越早越好。然而，即使到了今年才去，也决不能说是去的太晚了。”

这个预感应验了。在５年后的今天，广岛成了对我最有分量的、最具影响的存在。我常常做非常苦闷的、难受的梦。在烈日炎炎的盛夏的广场上，一个脑袋像个阿波木偶似的用力抬起头，神色紧张的小个子的中年男子穿着睡衣，在那里站立着，用蚊子一般的微弱声音在那儿演讲。在梦境中的我，虽然听到他的声音，却知道再过几个月之后，他会因患原子病突然身体衰弱而死去。

但是，把我在广岛所看见的（终究不过是以旅行者的眼光瞥见的）人类悲惨的一幕，作一个绝望的估计吧，虽然我没有勇气使这些悲惨的现象反转过来产生正面的效应，但是，至少它能常常向我清楚地显示日本人的做人的威严。

最坏的绝望，继续在难以医治的疯狂的种子萌发的地方滋长着。我遇见了决不屈服的人们，我和那些青年同命运，他们在决然得不到救济的苛刻而冷酷的命运轨道上奔跑，我听到了这样一些战后成长起来的温柔的姑娘们的传闻。而且，特别是在那种没有确实的希望的地方，常常会接触到继续坚持着正气、继续怀抱着坚强的意志的人们的声音。我认为我在广岛具体地思考所谓人类的正统性这种东西，我得到了线索。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亲眼看到了人类最难以宽容的叫作“欺骗”的这种东西，也是在广岛。但是，同我仅仅能看清楚的事物的全部比较起来，那个隐藏在暗处的无比巨大的最可怕的东西，不过是刚刚露头而已。

在《广岛之河》第十一号上，奥田君子这样写道：

“……烧着烧着，有几百人穿着被烧得破烂不堪的衣服，拖着双腿，挣扎着走到诊疗所。想跟大家打听一下当时的情形，当时究竟怎么啦？大伙说：‘噼咔一声一道闪光，又轰的一声，房屋都倒塌了，人变得浑身是火，面目全非了。’我们出神地听着，可是怎样比喻才好呢？在半路上，那些人吧嗒吧嗒倒在地上死了，除了用《往生要集》来比喻以外，简直无法形容。”

《往生要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各种各样的有关世界末日的恶梦，常常存在于民众的心中。曾经隐藏在宗教的神话当中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现在，在科学幻想小说里被继承下来。而且在S·F提出的末日观里，最可怕的是如下一种样子：人类的血和细胞首先荒废了，然后所有的人都变成丑陋的妖怪的形象，终归不是人了，变成了不知是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简直无异于让民众看一看中世纪时，由于瘟疫和战乱而造成的世界末日的真实情景。但是，这些民众可能假想在他们的不幸的后面，会有神在支配着他们灭绝以后，别的群众会不会去种田，去海里捕鱼，在他们内心的一隅想起这些事情的时间的余裕恐怕不会失掉吧。在１９世纪以前的世界末日观里，总觉得好像具有一种延期的感觉。他们作为人类，至少也应该以人的形状和人的名义去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

但是，由于放射线损害了细胞，它影响了遗传因子时，明天的人类已经不是人了，该变成什么怪物了。难道那不是最黑暗的、最可怕的世界末日的情景吗？而且，２０年前在广岛所进行的是一场充满极端恐怖的大屠杀，在现实中，我们的文明只有那种不能称作人类的，血和细胞都被荒废的种族才能继承，这场大屠杀也许是真正的世界末日的最初征兆。在广岛的阴暗角落里隐藏着最可怕的巨大的东西。恐怕不外乎就是那种可能性。我在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看着大狗睾丸（植物名）和繁缕（植物名）的叶，内心深处被威吓的情景，已经写入５年前初次访问广岛时撰写的文章里。原子弹爆炸后，在广岛的土地上，发芽生长的那可爱的两种越年生的草木，给这两种草木带来的实属本质上的破坏，这种破坏的印象至今仍压抑着我。把荒废到那种程度的东西，让它再充分地恢复过来，那已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是人的血和细胞荒废到那种地步，那大概就是世界的末日吧。当我们对世界末日的情景还具有正当的想象力的时候，金井评论委员所说的“受害者同志”，已经不是任意的选择了。对我们来说，除了作为“受害者同志”以外，若想作一个具有正气的人，就没有别的做人的办法。

我参加了起草《原子弹爆炸受害白皮书》的运动，而且，我想同以重藤原子病医院院长为首的人们站在一起。这些人想真正表达广岛的思想，他们决不绝望，也决不抱奢望。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屈服，他们坚持着每天的工作，我把这些人看作是原子弹爆炸后最正统的日本人。我愿意和这些人站在一起。

（１９６５年１月～５月）

大海无量注：书中大量描写了被核弹袭击后广岛民众所受到的痛苦和灾难，并把医护人员的救护精神都很好的表现出来了。而始终没有被原子弹袭击的原因写出来，一点也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全篇文章给人的感觉是压抑的，让人觉得他们是无辜的，读来却隐隐感觉投原子弹的人才是万恶不赦的。然而真正原因却是他们自己引发战争，侵略别人，使别人受到的痛苦是他们自己的千万倍，这让我想起了731，比起来，我觉得他们这就是罪有应得了。书中的决不屈服，是不屈服于炸后的困难，还是不屈服于战争呢？如果是前者，当然好，但如果是后者，等若干年后，也许他们会十倍，百倍的将这种痛苦施加于反法西斯的那些热受和平的人们。人类当谨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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