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6小时》

——大典背后的秘闻

作者：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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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哪些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l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

55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集合

在天安门城楼后边的空地上。中

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率领大家

踏上了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台阶……

1．突然发现毛泽东的代表证丢了

天安门城楼与紫禁城端门之间有一块空地，上面站立着数棵历经沧桑的古柏。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55分，一支车队从中南海东门开出，来到这块空地上。他们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各位副主席和各位委员们。他们是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在中南海勤政殿门口上车出发的。从勤政殿到这块空地只花了5分钟时间。

这时，已经探雷完毕，一项重要的安全保卫任务刚好结束。

喜悦写在脸上。下车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领导人一个个又说又笑，互相招呼着集合起来。

之后，他们沿着城楼西头的古砖道楼梯，豪迈地向天安门城楼走去。

在此之前，天安门西侧已经安装了一架摇摇晃晃的土电梯。

但新中国的领导人没有乘电梯。他们要用自己的脚板登上天安门城楼。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56岁的毛泽东自然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此刻，这位叱咤风云的伟人在想些什么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也许，伟人想起了赶考不当李自成的诺言，也许想到了逝去的峥嵘岁月，也许脑际翻腾着更为汹涌博大的风云……比毛泽东大7岁的红司令朱德随后走向天安门城楼，之后是比朱德小12岁的刘少奇，与毛泽东同岁的宋庆龄以及其他领导人按顺序一一跟上。

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有整整一百级。

毛泽东由卫士搀扶着从容地走向城楼。他不时停下来，等候身后那些比他年迈、行动远不如他灵便的领导人。

今天，毛泽东与18年前在中央苏区的“开国大典”上一样穿着中山装，只不过那时是布衣，今天是黄呢子。人逢喜事精神爽，他显得神采奕奕。

跟随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细心地打量着身边努力登攀着的伟人。他突然吃了一惊：别在毛主席胸前的烫金红绸条不见了！

这还得了！这红绸条可是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代表证，其重要性相当于“特别通行证”。

这个独特的代表证是周恩来指示书法家钟灵设计的。专门给每位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政协代表发了一个，上面分别印有佩戴者的姓名。代表们都工工整整地将它别在胸前。毛泽东主席与其他六名副主席的代表证是“特制”的，红绸条与别的代表一样，但他们的姓名是用金粉印上去的。

莫不是临时改变规定了？叶子龙回头一看、六位副主席的胸前都好端端地别着红绸条，别的代表也都佩戴着红绸条，只有毛主席胸前空空如也。

叶子龙知道，今天这个重大场合有苏联老大哥的摄影师来拍照片，他们拍的照片还是彩色的。毛主席肯定是他们聚焦的核心人物，黄呢子中山装上没有别这个红绸条，一定是十分扎眼的。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而且，这个缺憾不仅属于今天，它还会留给明天。秘书叶子龙当即掂出了此事的分量。

叶子龙于是立即噔噔噔下了楼梯，火速找到钟灵，要他以最快的速度制作一个代表证给毛主席戴上。

冷不丁冒出来的这桩事，是钟灵始料不及的。留给他的只有毛主席走完几十级台阶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必须再“特制”一个专供主席使用的代表证出来。

钟灵接受这个十万火急的命令后，顾不得想什么，跳上一辆吉普车，指挥司机朝他中南海工作室急驰而去。

谁也闹不清毛主席把这个红绸条弄哪儿去了。

今天早上已到6时，天已透亮，毛泽东还趴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办公桌上工作着。

菊香书屋，位于中南海勤政殿与颐年堂之间，是一处前后三进，每进都是四合院的宅院。

就在不久前，他从香山公园搬来往在这里。他保持着多年来养成的习惯：通宵工作，上午睡觉。跟他时间长一些的卫士都知道他这个习惯。

然而，今天他吸着烟，不停地忙碌着，忘记了休息。

此时，北京城内外的数十万群众正准备赶往天安门广场，去参加能够自己当家做主的共和国的诞生庆典。

今天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

周恩来特别关心毛主席的休息情况。他自己一夜未睡，又到天安门检查了开国大典的准备情况，指出了毛主席画像及天安门背景布置等不妥之处。从天安门返回后，周恩来多次打电话给卫士值班室，询问主席休息了没有。当卫士长李银桥又一次回答主席还没有休息时，周恩来有些着急了：“你们要想办法催他休息嘛！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动他早些休息。”

周恩来对卫士用了命令的口吻。

卫士长李银桥走进毛主席办公室。里面烟味呛人。显然，毛主席工作中吸了很多根烟。李银桥小声将周恩来的话报告毛主席，并劝他说：“主席，早点休息吧。”

可是，毛主席等把所有文件全部批阅完毕，才离开案头。他没有马上睡觉，而是走到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舒展了一会儿筋骨。

毛泽东在卫士们护侍下上床睡觉。睡前，他叮嘱卫士长李银桥：“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按嘱叫醒毛泽东，并准备好他参加开国大典要穿的黄呢子制服。卫士们知道，这件礼服的料子，当初是秘书叶子龙送来让毛主席过目的。毛泽东像往常那样，在床上看了近一个小时的书才起来。

毛泽东吃过饭，下午2点整准时出现在勤政殿。此时，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和其他委员都已集合在这里了。

勤政殿，就在这所已经赋予了全新含义的大殿里，在开国大典前夕的短暂时间内，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很快开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这充分体现了紧张、高效的办事作风。

当选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其他各位委员，在会上宣布就职。

会上，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成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政府的第一任政府首脑。这位走上东方大国首脑岗位的人物，年仅51岁。

结束这次重要会议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与各位副主席、委员们在勤政殿门口上车，赶往天安门城楼。

也许，代表证红绸条是被毛主席忙丢了。

钟灵急匆匆赶回工作室后，屏声敛息，很快在一张红绸条上写下“毛泽东”三个仿宋字。接着，飞快地喷上金粉。他等不及墨迹风干，跑出屋子，跳上吉普车就往回赶。

幸好，毛泽东还没登上天安门城楼。眼下，他已经走了一大半台阶，仍像刚才那样，走走停停，等着后边年长的领导人。要不是毛泽东边走边等，他没佩带代表证的这个缺憾怕是难以弥补了。

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注定是要圆圆满满的。

于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中，留下了这样一个镜头：一位着军装的小伙子，突然来到叶子龙面前，交给叶子龙一个红绸条；叶子龙当即上前帮毛主席将红绸条别在左胸口袋上方。

这位着军装的小伙子就是钟灵。

别好红绸条的毛泽东带着其他领导人继续向上登攀。

一百级台阶并不长。

然而，为了登上这一百级台阶，中国共产党经过了漫漫28年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斗。

为了登上这一百级台阶，中华民族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英勇斗争。

别着红绸条的新中国领导人一步一步走上去，他们深深懂得脚下每一级台阶的非凡意义。

2．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

许多人以为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间，就是1949年10月1日。

其实不然。

那么，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究竟是哪一天呢？

有人作过统计，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次数总共是45次。他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间是：1949年7月7日夜晚9时20分。

这一天是“七七事变”12周年纪念日。

为了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暨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天安门作了精心的布置。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7盏大红宫灯，飘扬着20面鲜艳的红旗。城楼中央悬挂着毛泽东与朱德的巨幅画像。两位伟人画像之间，挂着一颗巨大的红星，光彩闪烁。

7月的北平是多雨的季节。7日这天，北平城又是风又是雨。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仿佛一年之中要下的雨，都要集中在这一天全部倾泻完似的。

然而，风雨没有阻挡住20万群众前来参加庆祝会的步伐。他们顶风冒雨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参加这个意义重大的活动。他们分别来自北平市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65个单位以及各界市民。

当天下午，纪念和庆祝活动在49响撼天动地的礼炮声中开始。

接着，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

礼炮声和乐曲声盖过了风雨声。

在20万群众的热烈掌声中，通过成立了由董必武、薄一波、聂荣臻、彭真、叶剑英、李锡九、许德珩、吴晗、韩卓儒、肖明、李连山、张晓梅、钱端升、薛成业、许立群、古奇踪、杨伯箴、鲍国宝、刘一峰等人组成的会议主席团。

尔后全体起立，向抗战中死难的烈士默哀。

接下来由主席团主席彭真发表讲话。之后，董必武、薄一波、叶剑英、李济深、沈钧儒、许德珩、吴晗、肖明等人，相继在天安门城楼上演讲。

晚上9时20分，毛泽东与周恩来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于是，纪念和庆祝活动掀起了高潮。

“毛主席万岁！”20万群众情不自禁地高呼起来。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听到人民这样称呼他。

人民是多么朴实可爱！

人民是多么坚强伟大！

毛泽东早就断言，真正的伟力蕴藏于民众之中。

1937年7月7日深夜，侵华日军向宛平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开火，二十九军将士奋起还击，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爆发。芦沟桥反侵略的枪炮声，吹响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号角。

当年8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写的一份宣传鼓动提纲中，就英明指出：“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芦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他在这份宣传鼓动提纲的末尾断言：“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抗战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漫长而巨大的牺牲。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他所以能得出这一远见卓识的结论，是因为他深刻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侮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吼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却来抢夺人民赢得的胜利成果。于是，毛泽东代表人民作了著名的“桃子该由谁摘”的形象、精辟的论述：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批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胜利，实在值得纪念，实在可庆可贺。

然而，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极其愤慨的是，1949年1月26日，南京中央社1月26日发表了这样一条电讯：“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26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16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

冈村宁次，是日本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罪恶最大的战犯之一，他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让罪大恶极的侵略者最后得到的是“微笑”，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接受的。

中国共产党立即作出反应。l月28日，发表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中共发言人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国民党反动政府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丑恶行径，只有一个解释：他们为了抢夺解放区军民天天浇水得来的“桃子”，已经以敌为友，不择手段；他们明目张胆地充当了历史的绊脚石。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针锋相对：坚决夺回自己的胜利果实，坚决搬开一切敢于阻挡历史车轮的绊脚石。

因此，1949年7月7日，纪念“六七”抗战12周年并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意义重大而深刻。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20万群众不约而同地高呼着。口号声此起彼伏。

此时此刻，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马上领着全体与会人员高呼：“中国人民万岁！”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建设新中国！”

在惊雷般的口号声中，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接受大会献旗，朱德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受大会献旗，沈钧儒代表新政协筹备会接受大会献旗。

在20万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毛泽东激情澎湃，挥起指点江山的巨臂，领着大家纵情高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反动派！”

“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签订和平条约！”

“争取全世界的和平民主！”

“全国人民团结万岁！”

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但天安门广场上的20万群众情绪越来越高昂。

毛泽东领着崇敬爱戴他的人民，在风雨中连续喊了一个多小时的口号。

晚上10时30分，已经宣布散会了，但20万群众依然在瓢泼大雨中，在军乐的伴奏下，在秧歌的震天鼓点中，纵情高歌着，纵情欢呼着。

这是一个值得永载史册的情景：“毛主席万岁”与“中国人民万岁”交相响起。

这是一扇风景独好的窗口：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从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立志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情与力量。

这个雨夜告诉人们：新中国已经呼之欲出。

3．国母最快活的一天

宋庆龄在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上登攀着。她在这支参加开国大典队伍中的位置十分显眼。

她走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之后，是这支队伍中的第四号人物。

她今年56岁。1893年1月27日，她出生于上海。她与毛泽东同岁，算小账，比毛泽东大11个月。

她虽年近花甲，历尽世事沧桑，但容光焕发，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今天，她穿着整洁的节日服装，步履轻盈，“看上去仿佛只是30多岁”。

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不能少了宋庆龄。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工作，各项准备基本就绪。但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有一桩心事：宋庆龄仍在上海，仍没有函告北上参加新政府的日期。

宋庆龄是国人敬重的国母。

她1913年毕业于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大学，归国后于1914年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15年，她与孙中山在日本结婚，成为国母。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曾创办红十字会、伤兵救护会、妇女政治训练班，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大革命的热潮。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她坚贞不渝地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谴责国民党右派，支持北伐战争，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而奋斗。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毅然与国民党右派决裂。

l929年，她当选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

1931年，她与鲁迅、杨杏佛、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爱国者和革命者。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她发动上海群众支援第十九路军，并奋不顾身在枪林弹雨中看望十九路军伤兵，穿着护士服给年轻的伤兵喂饭。

1938年，在抗战烽烟中，她发起并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她还介绍、联络国际友人到抗日根据地采访和工作，成为国际友人通往红区的一把秘密“钥匙”。

抗战胜利后，她创建了中国福利基金会。

1948年，她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

在国人心目中，端庄娴静、朴实无华、柔中有刚、意志坚强的宋庆龄，是中华民族伟大女性的卓越代表，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英勇斗争中一面不朽的旗帜。因此，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上如果没有宋庆龄的身影，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缺憾。

毛泽东非常重视邀请宋庆龄离沪北上参加新政权这件事。为此，他与周恩来多次商量，并十分审慎地展开了工作。

当时，上海还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之下。

早在1949年1月2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就联名电邀宋庆龄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电文言词十分恳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正作垂死挣扎，他们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迫害，上海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宋庆龄身边放着两枝手枪。一枝是孙中山先生留下给她的，一枝是她自己使用的。平日里，她把这两枝手枪放在一个重要的抽屉里，形势吃紧时，她就把手枪放在身边。

毛泽东、周恩来深知宋庆龄处境的艰难，没有将电报直接送给她，而是通过地下电台，先将电文发到在香港的潘汉年和刘晓。这份密电指示说：“兹发去毛、周致宋电，希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的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谢。”

发出电文时，周恩来还再三嘱咐地下电台工作人员：“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冒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她当时在香港。金仲华曾在香港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又在上海积极支持宋庆龄组织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深得宋庆龄的信任。金仲华又是周恩来心目中“最可靠的人”，当年日军占领香港时，金仲华由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亲自布置登上一条渔船，悄然离港抵达桂林，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于1943年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后来，他进入美国新闻处担任译报部主任，一直在这个特殊岗位上工作。

当廖梦醒出面将电文告诉宋庆龄时，宋庆龄十分警惕地提醒廖梦醒：“你也上了黑名单了，赶快走吧。”

廖梦醒立即将此情况密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她迅速转移。宋庆龄通过一位外国友人买了一张去香港的船票，把它给了廖梦醒，自己依然留在上海。

5月7日，上海全城解放，白色恐怖不复存在，但宋庆龄还没动身北上。

建立新中国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毛泽东与周恩来非常着急。

“我很想亲自去上海将孙夫人接来，可是哪里离得开呀。”一天，周恩来与毛泽东又谈起请孙夫人北上的事。

“还是派一位女同志去接，可能更有共同语言。”毛泽东想得更为妥贴。

“那就派邓颖超去吧。”周恩来当即推荐自己的夫人当此重任。

“她不是身体不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等做完这件事后再让她休养。”周恩来总是把工作放在头等位置。

“我看可以，如顺利成行，将来孙夫人离开时，可以让江青送行。”毛泽东说道。

“请写一封亲笔信，让邓颖超带给孙夫人，这样可能更好些。”周恩来办事向来缜密、周到。

毛泽东欣然挥毫，奋笔疾书：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邓颖超，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即将出发时，周恩来沉吟一番，伏案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交夫人邓颖超一并捎上。信书道：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专上。敬颂大安周恩来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邓颖超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离平启程，陪同她前往上海的还有廖梦醒。

抵沪后，邓颖超叫廖梦醒先去看望宋庆龄，并向她说明来意。

“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宋庆龄听了廖梦醒的说明后，非常伤感地说。

宋庆龄终于道出了迟迟没有去北平的一个深层原因。

此时，她不禁想起了1925年的北平。这年1月30日，病中的孙中山还对她说：“余所持以支持此身者，夙昔即不完全恃医，而恃余自身之勇气，余今信余之勇气必战胜此病，决元危险。”但是，不到两个月，病魔还是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为此，宋庆龄悲痛欲绝，“连太阳光都不愿见了，在屋里也放下窗帘”。北平，是她最敬重、最亲爱的人与她诀别之地。北平的那个噩梦从此总是缠绕着她。一提到北平，她就伤心不已。

廖梦醒对她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是毛主席派来的。她是代表周恩来来接你的，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她？”

“让我想想好吗？”宋庆龄拍拍廖梦醒的手说。

下这个决心，她还需要时间。

两天后，邓颖超收到了宋庆龄的请柬。

宋庆龄读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之后，深受感动。

几经交谈，宋庆龄终于作出了离沪北上的打算。

8月26日，周恩来将此消息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欣喜地说：“邓颖超这次上海之行，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她的任务。”说罢，急忙翻看日历，估算上海开来的列车抵达北平的时间。

“主席，孙夫人这次能来参加新政协，很不容易。主席能否亲去车站迎接？”周恩来建议道。

“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她能与蒋介石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属不易。我去车站迎接，也是应该的。”毛泽东稍作思考后答道。

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离开上海赶赴曾经令她悲痛欲绝的伤心之地北平。

这天下午3时，毛泽东换上皮鞋，穿上有重大活动才穿的浅色礼服，催着工作人员出发去接孙夫人。

下午4时15分，当宋庆龄乘坐的专列进站时，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以及保育院儿童五十余人，已经站在月台上迎候了。车刚停稳，毛泽东便走进车厢，握着孙夫人的手热情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宋庆龄在毛泽东陪同下走下列车。她身穿黑色拷绸旗袍，佩一条洁白的纱中，盘着发髻，显得十分端庄。

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宋庆龄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

周恩来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此时，蔡畅迎上来，向宋庆龄献花。

接着，宋庆龄微笑着与月台上的欢迎者一一握手。

有太多的事需要毛泽东去忙。众多的民主人士抵达北平时，只有宋庆龄和程潜俩人享受了毛泽东亲赴车站迎接的“待遇”。

当晚，毛泽东宴请宋庆龄。宋庆龄与毛泽东等人互述阔别，一席畅谈，气氛欢洽。

10月1日下午，当她登上天安门城楼时，举目四顾，心潮澎湃。只见孙中山的巨幅画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前方，广场上满是拿着旗帜、欢呼跳跃的群众，犹如一片红色的海洋。

她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并排站在一起，亲眼目睹毛泽东升起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此时，宋庆龄不禁泪花闪烁。那是欣喜的泪：她孜孜以求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事后她说：“我这次到北京时的感觉，和我在1925年时所经历到的，真是有天壤之别。那时候，这历史的古城是各国帝国主义的基地，也是孙中山不幸去世的地方。现在这个城变成了人民的讲坛，我们听到了人民声震云霄的宏大呼声。它是新中国的诞生地。北京立即使人感觉到是一个充满了广阔伟大的思想，影响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城市，到那里去的人，会感觉到历史的意识和情调；但是，这种意识和情调，不是从中国古老的事物所产生，而是今日中国的建设和未来中国所产生的。每一行动，每一步骤，都有巨大的意义。”

她说在北京有两桩事“最使人感动”：

第一桩是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在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念头紧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紧跟着第一桩的是第二桩最生动的事件。10月1日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召开第一次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和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日子。这个典礼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景象：一片跳跃欢呼的红色的海洋，全城的人民都出来参加了。各色各样的人都在那里了。工人、农民、教育工作者、学生、公教人员、文化团体、人民解放军，这一张名单永远念不尽，就像游行的队伍永远走不完，一直走到深夜，火炬把黑夜照成白昼。中国真的学会了歌唱和舞蹈。……这是景象的大观，这是万音的合唱，使人永远不能遗忘。……我看到凭了人民的力量，我们的具有历史性的

政府诞生了。

开国大典上，国母喜不自禁，热泪盈眶。

24年前北平给她蒙上的沉重阴霾从此扫去。

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这一天，是宋庆龄“一生中最快活的一天”。

4．“金蝉脱壳”的李济深再次亮相令人刮目

年过花甲的李济深健步向天安门城楼走去。他今天能走在这条古砖道上实属不易。他知道，自己在天安门城楼一亮相，一定会令国民党残余势力和美国政府大吃一惊的。

李济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这是蒋介石极不愿意看到的，也是美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奇`书`网`整.理提.供]

但李济深毕竟挣脱了他们布下的罗网与羁绊，如同深海潜鱼一般突然消失于他们的监视之中，又倏然浮出，一下跃上了天安门。

李济深是一个经历与身份很独特的人物。他身为国民党陆军上将，却三次被蒋介石“永远开除出党”。可到了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时，他仍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

1948年4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领中央机关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月30日，就在这个北方农村土庄子里，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第一个公告《五一劳动节口号》，将中共对时局的分析、判断与政治主张告诸于天下，下了一着很有政治远见的棋。

翌日夜，毛泽东抛开其他军国大事，伏案疾书，以他个人的名义，给远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并主持盟务的沈钧懦写信：任潮、衡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

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

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五月一日毛泽东要与两大民主党派领袖商讨的问题，确是绝顶的重要。中共华南分

局的领导人、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钱之光、潘汉年等人，准备安排李济深第一批离开

香港进入解放区。但李济深是一个为多方关注的人物，他要游鱼一般自由自在地离港而

去，绝非易事。如果贸然行事，就可能惹出大麻烦。当时，众多的政治势力都在向李济

深伸出形形色色的手，想利用他做政治斗争的本钱和幌子，他们试图阻止他北上走向解

放区。

不知怎么搞的，香港有一份小报竟将李济深即将北上的消息捅了出去，本来就盯着

他的那些眼睛，这下瞪得越发大了。

港英当局加强了对李济深的监控。英国政府当时与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

他们当然不希望发生李济深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从香港前去投奔解放区的事实。港英

政府本来就把他当做中国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专门在他私邸门前派了

守卫的警察，四周布置了一些密探。现在，他们对他“保护”得更加严密了。

国民党派驻香港的特务机关加紧活动，要破坏李济深的北上行动计划。

美国政府也在密切关注着李济深的动向。事实上，美国方面与他早有频繁接触。美

国政府眼看蒋介石政府即将分崩离析，想在适当的时候请李济深出山，利用他在国民党

军政界的影响和在全国各界民众中的威望，组织一个既反蒋介石又排斥共产党的新政权，

美国则自告奋勇地做后台老板，以保证美国在华利益不被剥夺。

1948年秋天，美国政府派曾任国民党政府招商局长的蔡增基作说客。蔡对李济深说：

“美国政府十分尊重李将军。他们让我转达将军，如果你能组织一个政府，与共产党谈

判，保留江南半壁江山，阻止共产党在全国胜利，那么李将军就会取代蒋介石，成为中

国的头号人物。美国政府将会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上予以全力支持。”

但李济深不为巨大利诱所动，平静地说：“在内战发生以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

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于内战的血火之中。

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又想搞划江而治。

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

布，万万不能如此。”

美国方面对李济深这番表示当然深为失望。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也不希望他与共产

党新政权挽起手来。

李济深北上之旅，阻碍重重。

他没能第一批离港。

他又没能第二批离港！

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却急需他北上共商大计。

对此，时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指挥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决战的毛泽

东、周恩来急了。11月5日，周恩来亲拟电文，责成香港分局和钱之光务于12月之前，将

李济深等人安全接到解放区。

钱之光、潘汉年深感责任重大。

他们先安排何香凝请李济深吃饭，说服他无论从形势需要还是从自身安全考虑，都

应当图谋早日北上。

接着，潘汉年亲自行动了。

一天，一位戴金边眼镜、西装革履的精干男人，来到香港罗便臣道92号门前。他的

目光显得很柔和，但不时透过不易被人察觉的机警目光。罗便臣道92号是盖在半山腰上

的一幢小洋楼。一看这楼就知道，主人是一个颇有身份的人。

“金边眼镜”似乎毫不顾忌周围的动静，大大咧咧地叩了叩门。

大门开启了，房子里走出一位个子不高、脸盘宽大而圆胖、穿着半新半旧浅灰色长

袍的老人，他热情地握住了来访者的手。

这位身材、长相明显有两广人特征的老人，就是楼的主人李济深。“金边眼镜”就

是潘汉年。

潘汉年道：“李任公，你家门外有狗哩！”他边说边幽默地指了指门外。

门很快关上了。李济深马上关切地问：“你发现了什么情况？”

“你家门口附近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家伙，那样子我一看就知道是特务。”潘汉年自

信地说。

潘汉年曾经多次拜晤过李济深，俩人谈话很投机，这次相见落座后，潘汉年就打开

话匣直奔主题。

李济深淡然一笑，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哎，蒋介石要留我在南京留不住，是不愿

让我离开香港，更不愿让我到解放区去了。他们肯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了。”

国民党特务心狠手辣。深知这一点的李济深，显然对北上安全问题很有顾虑。

潘汉年马上显出了严肃的神情：“李任公，现在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警惕。您尽

管放心好了，我们也会做出相应的安排。周恩来再次来电特别关照，要求对您乘船北上

的行动做到保密、周密、安全。今天，我专门来同您商量一下具体的计划，选择确定一

个最保险的方案。”

李济深听后道：“现在，我在香港已是树大招风了。”

说罢，李济深引潘汉年到楼上书房，叮嘱家人不让任何人上楼。

一番密谈，商定了一个北上方案。

潘汉年从侧门走后，李济深派人到门外暗察，果见有两个男人在那里转来转去，探

头探脑。

潘汉年的判断被证实后，李济深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看来，国民党反动政府派来的杀手已经在寻找下手的机会了。明枪易挡，暗箭难防

啊！李济深是蒋介石的一颗眼中钉。现在，蒋对他是必除之而后快。

李济深，1885年生于广西苍梧县冠盖乡料神村，少时读书之余参加农耕和放羊。19

03年入黄埔陆军中学学习。1920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

任师参谋长。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晋升军长，

并晋为陆军上将。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

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委员等职。同年4月，兼任黄埔军校副校长。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以李济深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

党国”的罪名，将李软禁在南京汤山，剥夺他的军政大权，第一次将他“永远开除出党”。

“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被释放。但他拒绝追随蒋介石，也不为其收买，开始

组织反蒋组织，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33年10月2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委，

第二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出党”。

此后，李济深还与蒋光鼎、蔡廷锴等人率十九路军在闽发动反蒋军事政变，成立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从而开始了与共产党合

作的历史。政变被蒋镇压后，李济深逃亡香港，在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出

版《大众日报》，继续从事反蒋宣传。

“七七事变”爆发后，李济深积极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民族统

一战线主张。蒋介石被迫撤消对他的通缉令，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

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还授予他为陆军一级上将。

抗战胜利后，李济深作为国民党内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

并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当选为主席，联络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反对蒋

介石搞内战和独裁。1947年春，李济深得到宋庆龄赞成后，在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的支持

下，以回乡扫墓为名，秘密离沪抵达香港。3月9日，他在港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号

召国民党内每个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勇敢地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5月，国民党

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第三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出党”，并再次对他进行通缉。

上了蒋家王朝黑名单的李济深，这次能不能破网而去，安全北上呢？

圣诞节到来了。受西风浸染已久的香港，放假欢度，入夜火树银花，节日气氛十分

热闹。人们穿上了美丽的节日服装，平时紧张的工作生活节奏一下子舒缓下来。

钱之光、潘汉年等人精心选定圣诞节过后的那个深夜－－12月26日，将李济深等重

要的民主人士安排接走，第三批乘船北上。

这时，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悄然停泊在维多利亚港。

前两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后，消息透露出来，港英当局加紧了对华润公司这个中共

秘密通道的注意。就在这几天，他们借洽谈业务为名，派人到华润公司明察暗访。

中共地下党的行动高度机密。

为了确保安全，要走的人不知这批有多少人同走，也不知道与谁同走。

为保证李济深安全脱身，钱之光、潘汉年等人采取了更加巧妙的措施。

26日夜。坚尼地道皇家酒楼三楼的一个包间内，灯火通明，高朋满坐。香港名士邓

文钊正在这里举行宴会，宴请李济深，赴宴作陪的还有朱蕴山、何香凝等人。

李济深是引人瞩目的人物。一群记者等候在酒店内外，观察着宴会的动静。香港警

探也在酒店四周走动。

有人试图接近宴会包间，但没能成功。因为包间外守着两位孔武强壮的年轻人。他

们毫不客气地阻止并粉碎了任何接近包间的企图。

宴会在干杯中结束了。

记者们一拥而上，围堵着李济深进行新闻拼抢：“李先生，你对毛泽东的邀请将持

什么态度？”

“李先生有离港的打算吗？”

“李先生是否准备与白崇禧将军合作？”

李济深笑而不语。

随行人员排开一条人缝，保护着李济深冲出人墙，乘车而去。

有人也赶紧登车，紧紧尾随而行。

李济深一行的车队直奔维多利亚港。他们不紧不慢地上了早就等候在此的几条游艇，

还随带了很多酒菜。

游艇在波光粼粼、游艇如鲫的海湾里游弋着、飘荡着。夜香港如同一把珍珠撒落人

间，美丽动人。关注着李济深等人动向的人们明白了：哦，李任公起了雅兴，节日之夜

泛舟赏海了。

游艇在海面上飘游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突然调头驶向东南，靠近了苏联巨型货轮

“阿尔丹”号。

李济深登上“阿尔丹”号，一下子碰到了许多熟面孔。与他同船北上的有章乃器、

柳亚子、彭泽民、茅盾夫妇、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邓初民、王绍鏊、孙起

孟等民主人士。他们装扮得五花八门，有的长袍马褂，有的西装革履，有的商人模样，

有的短绑衣衫……他们上船前也都颇费了一番周折。有的先到旅馆的某个房间待上半天，

再动身上船；有的先到朋友家，再折转来到船上……但这些民主人士在脱身行动中，都

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带任何大件行李，决无出远门的迹象。

钱之光与民主人士作别时叮嘱道：“诸位先生已经顺利登船，但是后面的航程还很

长，我们这艘船是跑东北这条长线的，所以大家现在是去东北做生意，给大家准备的衣

服口袋里，都有一份订货单，大家抽空看一看，还要事先准备一套话，以便应付路上盘

查。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的新身份。龚饮冰、卢绪章同志将陪同

诸位先生赴东北，另外，徐德明同志随船护送。”

此时，在一个普通小旅馆里，潘汉年等人正紧张地守候在电话机旁。在李济深等人

脱身行动中，一路布下了随时准备接应的人。电话铃时起时落，一切都按原定方案进行

着。最后，潘汉年接到一个电话：“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

来送行。”

这是暗语。

神不知鬼不觉，没出一点纰漏。

潘汉年顿时如释重负。

“阿尔丹”号一声高吭长鸣，徐徐驶离维多利亚港湾。

等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察觉，“阿尔丹”号已经在海上航行三天，穿过了台湾海

峡。

十多天后，“阿尔丹”号抵达大连，中共中央已派李富春、张闻天在那里迎候。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济深离港后半个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出

8万港元向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宏到香港，想请李济深出来斡旋，促使

武汉方面单独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

可是，香港罗便臣道92号已是人去楼空。白崇禧的8万港元换得的只有失望。

更具喜剧色彩的是，经潘汉年等人一番工作之后，黄绍宏的态度很快由求和转向共

产党。他接受周恩来的邀请，9个月后也出现在北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里。李济

深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时，毛泽东亲自到门口迎接他。

李济深激动地说：“毛主席，您太客气了。我这个人您是知道的。我过去是反对共

产党的，犯有很大错误。以后我觉悟了，看到蒋介石反动派丧权辱国，腐败无能，使中

华民族长期陷于贫穷落后、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之中，才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现在，大半个中国已经获得了解放，全国即将解放，我真心诚意地拥护共产党，我

们的全体同志都拥护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很谦虚，毛主席、周恩来先生都

这么谦虚。我们这次来北平的同志，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并不是我个人吹嘘。”

毛泽东拉他进会客室，让卫士给他上茶。

俩人坐下后，毛泽东对李济深说：“李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

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出批评。这样，才能使咱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埃”

李济深说：“我说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我相信，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咱们会相

处得更好。”

劫难恩仇俱往矣！建立新中国的壮丽事业，使无数爱国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人走到了

一起。

李济深终于登临天安门城楼。

他如此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场合，令国内外反动势力大为吃惊，大为

遗憾。

更令他们吃惊的是他亮相时的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这是一位农家之子的人生辉煌。

这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的人生辉煌。

5．张澜“老成谋国”当上了副主席

在登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队伍中，一位年逾古息银髯飘拂的长者十分引人注

目。

他就是出生于清同治年间的民主同盟的老前辈张澜。

“老成谋国”的张澜，是毛泽东筹建新中国必邀的一位人物。

而张澜今天能够登上天安门城楼，亲身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恍若置身大梦之中。

他死里逃生，才拥有了这个激动人心的伟大日子。

1949年初夏。北平香山双清别墅。

这些天，这个原先幽静之地，显得格外热闹。毛泽东在这里频频会见民主党派领袖

和爱国民主人士，共谋建国大计。

建立新中国，“张表老”是不能不请教的。毛泽东的眼前浮现出飘然若仙的长者张

澜的形象。

张澜，字表方。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4月2日，生于四川省顺庆府（今南充地区）

张观沟。

他是前清秀才。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东邻日本的维新富强与中国清政府的腐败无

能，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他联络中国在东京的留学生们，反对为慈禧祝寿，提出要慈

禧退朝，让光绪皇帝继续维新变法。他的这番举动被清政府视为“大逆不道”。便将他

押送回国。

1911年，四川爆发了闻名中外的保路运动，他成为这次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1926年，他担任成都大学校长。因青年时期就接受了维新思想，后来又发展为旧民

主主义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先进，治学严谨，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学风，使地处西南一隅

的成都大学，一跃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最有生气的高等学府之一，教学水平名列前

茅，科研成果突出，被誉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

他还曾担任过四川咨议局议员、四川省省长、四川建设委员会川北办事处主任、国

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

“七七事变”后，张澜为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焦急万分。他赋诗强烈谴责蒋介

石丧权辱国的罪行，表达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他用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掩护、安置共

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1939年，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l941年，发起组织了中

国民主政团同盟，当选为主席，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仍当选为主席。

他在各民主党派以及民主人士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1945年8月10日，张澜发表公开谈话，强调抗日战争胜利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

和平建国的道路，必须首先争取民主的胜利。他抗议蒋介石出尔反尔，断然拒绝参加国

民参政会，声明他领导下的中国民主同盟决不参加。

他还领衔与各界人士联名致电美国和平委员会，吁请美国停止协助国民党运兵发动

内战。与此同时，他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的身份，倡议国共双方进行和谈，邀请陈诚

参加商谈避免内战问题。

这些举动，深受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却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忌恨。

在此之前，毛泽东与他从没有见过面。但他们俩人彼此都已久闻大名，可谓神交已

久了。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决然走向布在重庆的那

张政治谈判桌，使他有机会与“张表老”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1945年8月28日，客居重庆上清寺特园的张澜，得到毛泽东已从延安飞赴山城的消息，

被毛泽东的雄才伟略和对和平的诚挚热情所深深打动，连连赞叹：“难得，难得。”

张澜早就从许多重大事件中，领略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业绩，特

别是对于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的卓越政治才能，至

为钦佩，这次毛泽东来了，他急于想见到这位不同凡响的共产党领袖人物。于是，立即

驱车赶赴机场毛泽东一下机桥，就在人群中发现了银髯飘飘、粗布衣衫的张澜。他不等

别人介绍，就走过去紧紧握住张澜的手：“你是张表老，你好！”

张澜凝视着毛泽东，连忙说：“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

“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毛泽东握住张澜的手，

很久都不松开。

“你为国操劳，身负众望。应当，应当！”张澜道。

初次谋面，一见如故。

此后，毛泽东在国民党陪都重庆多次与张澜交谈，希望通过他的影响使西南的那些

地方实力派能与共产党加强合作，并希望他能协助共产党发展地下武装，组织游击队，

张澜不加犹豫地答应下来。

他还恳切地对毛泽东说：“你们应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

毛泽东连连点头。

张澜还说：“已经谈拢了的，就应该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如果你们

有不便，我可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问题摊开，好让全国人民监督。”

“谢谢张表老！”毛泽东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赞誉他不愧是“老成谋国”。

10月11日，毛泽东抵重庆九龙坡机场准备飞赴延安。张澜也赶赴机场送行。

张澜对毛泽东说：“日后中国实现民主，我还要到延安去看望哟！”

“欢迎！欢迎！我要用延安的川菜来招待你。”毛泽东微笑着热情地说。

1946年，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闻讯后，

张澜愤然在成都主持各界人士为死难者召开追悼会。会散后，他尚未走出会场门外，就

突然遭到早已布下的国民党特务的围攻，当场头部致伤。

l949年暮春，蒋介石料知自己的政权很快就要土崩瓦解，待在大陆已时日不多了，

丧心病狂，欲结果张澜性命，不让他活到共产党时代。

一天，武装特务突然包围了张澜正在休养的一所疗养院。经院主持人郑竹定大夫舍

死营救，并以身家性命担保，医务人员也以身家性命担保，特务才没有当场下手，允许

他们把张澜软禁在病房内。

蒋介石身边的谋士得知此事后，也觉得这一招太不高明，劝蒋不要落下此等口实。

蒋介石悻悻然不置一词。

好在形势急剧发展，上海很快解放了。国民党特务终于没能对张澜下黑手。

5月29日，张澜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进军向毛泽东、朱德、周

恩来、董必武发出电报。

毛泽东接阅电报非常高兴。

一别数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毛泽东与“张表老”不是要在延安再次

晤谈，而是要在北平共谋开国大计了。双清别墅里吹拂着和煦的风。毛泽东欣然命笔：

表方先生：艳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

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

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六月一日

信中提到的罗先生，是指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的罗隆基。

张澜接到电报后，立即离沪北上。

毛泽东知道张澜抵达北平下榻北京饭店的消息后，次日就去拜访。走前，他觉得去

见“张表老”应该穿件像样的衣服以示尊重，便嘱咐卫士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

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毛泽东身上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在其他几件屈指可数的衣服中左挑右挑挑了一番，

竟未能找出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

李银桥苦笑着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笑道：“历来纨挎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现在找人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去借一件穿？”李银桥问。

毛泽东说：“不要借了，有补了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

会怪我们的。”

毛泽东就这样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带着一份歉意，到北京饭店拜访了张澜。

张澜为之十分感动，一定要到香山回拜。

张澜的车开到双清别墅，毛泽东早已在门口迎候了。张澜一下车，毛泽东就上前扶

住他。

张澜已届77岁高龄，这天精神很爽，但行动已不那么稳健了。他边走边说：“盼望

多年的胜利终于到来了。毛主席这么健康，这真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啊！”

“张表老，您也要多保重身体，咱们要共同合作努力，建设伟大的新中国。”毛泽

东说。

“当然，当然。我的年纪大了，但是我高兴能看到今天的胜利。看到了今天的胜利，

我也能多活10年。”

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与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袖张澜在双清别墅亲切晤谈，谈了很久。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

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的身份，在会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他盛赞会议的召开，“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宣告中国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幕。这是中

国人民正式宣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时代的结束。这是中国

人民正式向全世界宣言，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

他热情称赞：“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

这不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

期。”

他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的新中国政治制度，与旧民主主义的总统制、内阁

制及苏联、东欧各国的政体进行比较，对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协“共同纲领”给予高

度评价。

同时，作为一位经验老到的革命家，他也深知保卫已有成果和建设新国家的艰难。

他告诫大家，“革命难，建设亦不易。在一个经过长期战争的国家，从事建设，更加难

上加难，今天人民解放战争虽然有了伟大的胜利，但离‘革命到底’的目的地还相当辽

远。今天中国的建设，一切要从头做起，今天一切都在草创时期”。因此，他号召民盟

全体盟员“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并希望大家

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以求革命到底，建国成功。

通向天安门城楼的一百级古砖道并不长。

通向天安门城楼的一百级古砖道很漫长。

为了登上这一百级台阶，张澜老先生经历了前后两个世纪、数个朝代的漫漫求索。

银髯飘拂在天安门城楼上。“老成谋国”的老革命家，担当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重任。

面对广场上数十万群众，面对全中国，面对全世界，老人感慨万千，兴奋不已：我

们今天是自己的主人了！

我们的前途真是光明灿烂！

我们努力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我们努力来创造世界人类的新社会！

6．天安门城楼上的新中国领袖群体

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袖群体，带着难以言喻的喜悦和复杂情感，在天安门城楼

西侧的古砖道上进行着划时代的攀登。

他们一个个既是平凡之人，但一个个又绝非等闲之辈。

那么，举行开国大典时，到底有哪些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查阅文献得知，列人名单享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典礼“资格”的新中国领导

人、政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622人。

这622人共分为五类：

一、党派代表142人。其中：

中共、民革、民盟代表分别为16人；

中国民主建国会、元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

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

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各12人、10人、8人至5人不等。

二、区域代表l02人。其中：

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等解放区代表各15人；华南解放区代表8人；内蒙古

自治区代表6人；北平、天津两直属市代表6人；解放区民主人士7人。

三、军队代表60人。其中：

解放军总部及海、空军代表共12人；

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代表各10人；

华南人民解放军代表8人。

四、团体代表206人。其中：

中华全国总工会，各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各16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工商

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全国教育界、全国

社会科学工作者、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等单位代表各15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代表各12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人民团体

代表各为9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7人。

以上四类共45个单位，产生正式代表510人。

按规定，凡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

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1人。因此，共产生候补代表77人。

第五类是特别邀请代表，共75人。其中：特邀首席代表宋庆龄；戊戌变法领导人之

一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中国近代海军耆宿萨镇冰；老同盟会会员张难

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曾任国民党南京政

府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重要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老解放区民主

人士陈瑾昆、安文钦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等；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

梅兰芳、袁雪芬等；工农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

就在前一天，即9月30日闭幕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选举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共63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63位领导人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人

民政府副主席6位：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中央政府委员56位：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

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

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

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

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

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主席、副主席中最年轻的是高岗，时年44岁，是其中惟一出生于20世纪的人物。他

1905年生于陕西横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六军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

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等职，是中共第七届中央

政治局委员。后与饶漱石等人结成反党联盟，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被开除出党。

新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赛福鼎·艾则孜，曾任新疆三区革命联合政府教育厅

长、新疆人民民主同盟主席。他来北平参加政协第一届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提出要加入

中国共产党，因为新疆刚刚和平解放，还没有共产党组织。开国大典后，10月23日，毛

泽东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使他实现了这个神圣的愿望。

陈嘉庚是南洋华侨领袖，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早年侨居新加

坡，从事橡胶业。1910年就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曾募捐资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1921

年在厦门创办厦门大学。“九·一八”事变后，组织侨胞出钱出力，抵制日货，进行抗

日救国活动。1938年在新加坡创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当选为主席。他于

194O年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数次晤谈，从而改变了对中国前途的悲观情绪。参加开国大

典前，周恩来亲自接他到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会晤。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南洋华侨的情

况，对人民解放军取得横渡长江胜利，并相继占领南京、上海等一系列辉煌战果表示祝

贺，同时对自己家乡福建的前途十分关心。他问毛主席：“我的故乡福建何时能够解放？

希望你能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治理福建。”当毛泽东告诉他福建解放“指日可待”，中

央决定派张鼎丞、叶飞到福建工作，并征询他意见时，他高兴地表示：“那真是太好了！”

74岁高龄的沈钧儒是民盟中央常委、救国会主席。他是清光绪进士。1905年入东京

私立政法大学学习。他是一位著名的老革命家，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36年11月，因积

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解放战争

时期，他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开国大典前，他也是毛泽东双清别墅的座上客。

毛泽东对他说：“沈老先生，我们要向你这个法律专家请教。咱们打败了蒋介石，要建

立人民共和国，要建立人民的法律，在这方面，还需要沈老先生多出力呀！”他欣然应

允。在刚刚结束的会议上，他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诗人。他与毛泽东是老朋友，相交很深，无论政治

还是诗词方面都有共同语言。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

泽东与他就结识了。他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国民党左派。初次会面，他便认

定毛泽东是中华英才，并多次在以后的诗歌中提到那次印象深刻的相见。l945年，他对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大智大勇十分钦佩，称此行为“弥天大勇”，当时毛泽东应他请求，

把自己的词旧作《沁园春·雪》抄给他，他推崇备至，即撰词次韵和之，俩人的词在重

庆《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在国统区产生很大影响。后来，他因不满自己的处境，曾

产生过回江南故乡隐居的想法。l949年春夏，经毛泽东工作后，他放弃了自己消极退隐

的念头，决定要为新中国作贡献。建国后，他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

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有一位政协代表本来是有幸参加新中国成立盛典的，但不幸惨遭毒手，未能如愿。

他就是杨杰。

杨杰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过北伐，1938年出任驻苏联大使，解放战

争时期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他早已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开幕前，被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香港。

因此，翻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印制的精美纪念册，就能看到一

封画着黑框的唁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鉴：惊悉扬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

仁无不痛惜！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革命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死，

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

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立崭新的中国，而安生者谨致电致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杨杰家属札鉴：

惊闻杨杰将军惨遭反动派杀害，不胜悲愤。尚望节哀，为人民事业努力奋斗。谨此

电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所有第一届政协代表中，杨杰是惟一加黑框的代表，也是因遭谋杀而未能登上天安

门城楼的惟一代表。

二、庆典场地为何选定天安门

下午2时58分，毛泽东和

其他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

上。实况播音员丁一岚立即欢呼

起来：“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

步登上天安门城楼。”顿时，天

安门广场成了欢腾的海洋……

1．权衡再三选定庆典场地

新中国成立之日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典礼上要举行阅兵式，这个设想早在，19

49年7月底就确定下来了。

可是，开国大典的地点选在哪里好呢？这个问题却让开国领袖们颇费脑筋，很长时

间都没能决定下来。

举行开国大典，面对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事一定要

圆满。而选定一个合适场地的重要性，也就因此凸现出来。

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

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

开国大典的方案，很快由筹委会拿了出来。方案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举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举行人民群众

游行活动。

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三者之中，阅

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怎样进行的问题。

阅兵式怎么搞和在哪里搞的问题，成为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问题。

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这个指挥机构的领导力量很强。

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亲自挂帅，担任阅兵总司令。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副总指挥

由杨成武、唐延杰（华北军区参谋长）、唐永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刘仁

（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肖明（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松（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

等人担任。

杨成武与唐延杰走上特殊领导岗位后，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首先主持起草“阅兵

典礼方案”。

这个方案拟制出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

仁堂接见筹划阅兵仪式的负责人，专门听取了有关汇报。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汇报了阅兵的基本设想。阅兵副总指挥汇报了阅兵方案的主要内

容：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及受阅前的训练等事宜；方案设想，

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

听完汇报后，各位领导先后进行发言，作了一些指示。

阅兵方案顺利通过，但开国阅兵地点放在哪里，却没有当即定下来。

毛泽东对搞好阅兵很重视。他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

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重点围绕确定阅兵地点问题，阅兵指挥所的成员们进行了反复研究。

1949年8月的一天。华北军区的几位将领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将他们经过反复论证的

两套阅兵方案，交给周恩来。

第一套方案：地点选在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在市郊西苑机场

这两套方案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对于看惯了作战地图的周恩来来说，

这图显得既简单又复杂。

周恩来仔细看过地图后，紧锁着眉头，习惯性地将一个胳膊时抱在胸前，在办公室

里踱起步来。

他没有马上拍板。

这两套方案都有优点，但也都有缺点。

阅兵地点放在天安门广场，有利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地处北平市中心，届时领袖、

军队和群众水乳交融，开国大典可以搞得轰轰烈烈，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

台，不必费太多的力气，就可以让全体政协代表到天安门城楼进行检阅。并且，天安门

周围街道四通八达，容易集中和疏散。

但是，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

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四小时；当时长安街不够宽阔，没有经过拓宽，远不像后来那样

阔气，只能横排通过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二路纵队。

与天安门相比较，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

顾之忧。而且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1949年3月25日，华北军区为

了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入北平，已经举行过由一万余人观看的阅兵式。

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式的缺陷，首先是那里没有检阅台，临时搭建应付一些小的场

面还可以，举行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就不行了，如果要搭建天安门城楼那样气

势雄壮的检阅台，所费工程之大、投资钱财之多，在当时都是很难办到的。其次，西苑

机场距市区有很长一段距离，数十万群众要参加大典，往返都不方便；假如没有相当规

模的群众参加，开国大典应有的气氛就出不来，阅兵式也就达不到扬我军威的目的，会

影响开国大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再次，机场跑道虽大，但只有一条道可以进退，对参

加阅兵的部队来说，行动起来很不方便。

两套方案，论证者明显倾向于第一方案，但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

举行开国大典的日期一天天迫近。

准备参加阅兵的部队已经开始进行分列式训练。

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

周恩来的思维重心落在天安门上。

这座矗立于北平城中央的巍峨壮丽的古代阙楼，原名承天门，劝承天启运，受命于

天”之意。它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毁于兵火后，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

后称天安门。它是旧皇城的正门，城门五阙，重楼九楹。天安门城楼，从广场整体布局

上看，大有“横空出世”之象。从天安门广场上放眼眺望，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熠熠

生辉，显得无与伦比的庄严、雄伟。实际上，明清两朝，广场上所有的建筑，都是作为

这一主体建筑的陪衬物而建筑的，这就是为什么看上去天安门城楼气势非凡的奥秘所在。

天安门还是明清两代帝王从事重要活动的地方之一，其最重要的活动就是“金凤颁诏”，

每逢冬至到天坛祭天，夏至到地坛祭地，以及皇帝大婚和出兵亲征等隆重典礼，都要从

天安门出入。

天安门，这座封建时代北京城的最高建筑，即将消失它作为封建皇权的所有痕迹，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举行将赋予它全新的意义，使它从此拥有崭新的时空。

决心下定于凌晨。经过反复权衡，周恩来终于挥毫醮墨，写下了意见：毛主席总司

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

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周 九·二

这个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松子般不大不小的圈圈。

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在这份意见上画圈，他们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同意

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自l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2．清除三朝垃圾二十多万吨

南洋华侨领袖、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陈嘉庚，接到毛泽东的邀请电，回国参加政治

协商会议，共商国是。6月4日，陈嘉庚抵达北平。

那天，他路过天安门，见到这个著名的宫廷广场垃圾成堆，心中颇有感慨。

垃圾如山，臭气阵阵。这个广场就像封建皇朝和反动的国民党政权一样衰败到了极

点。

为此惊诧的不仅是这位南洋华侨领袖。

北平解放时，解放大军开进来，只见这座闻名世界的城市有不少地方垃圾成山。有

人估计，当时市内堆积的垃圾不少于60万吨。

皇城根下的垃圾也是有说头的。除了民国当朝的垃圾外，令人惊奇的是，不少垃圾

还是“文物级”的——是明清两朝的遗物。这不是演绎，因为当时有人从垃圾堆里找出

了不少明清时代的文物。

民国时期，城里的垃圾堆还在不断增多。日积月累，垃圾倒成了旧皇城地质的一部

分，不同时期倒下的垃圾就像一层一层的页岩。后来，市区内再也没有办法往高处堆放

了。于是，垃圾堆就上了房顶，就上了街道，就到天安门广场安家落户了。

当时城内有个叫二龙坑的地方，连年堆放垃圾。长起了一座高高的、臭气冲天的山

头，居民们出门得翻越这座垃圾山才行，生活、交通苦不堪言。

北平解放后不久，军管会人员来到天安门时，简直不相信眼前这座城楼就是天安门

城楼。只见城楼破败不堪，杂草在寒风中晃来摇去。他们踏上通向城楼的砖道时，一群

野鸽子扑索索飞起来，咕咕地呻叫着飞上天空，一派萧杀景象。通向城楼的古老阶梯上，

满是厚厚的、表面业已风干的鸽子粪便，一脚踩上去，浓郁的霉臭味直冲鼻孔，弥漫在

空中。

皇城根下的一位居民诉说道：“我们的房子埋在垃圾堆里十几年了！”

垃圾成山，不仅阻塞交通，而且污染环境，滋生疾病，严重损害城市居民的身体健

康。

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决不能建立在这样一座垃圾城之上。

在天安门被确定为开国大典场地之前，1949年春天，北平市人民政府就号召党、政、

军、民、学、商各界，成立了清运委员会。

“清运工作，即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并且有机会普遍

受到教育外，还要保证减少人民的死亡率。”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清运委员会召开的动

员大会上说。

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正式向古城垃圾宣战。

形式多样的清运会在北平城一个接一个地召开。

红红火火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揭开了序幕。

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他们用标语、漫画、壁画、家庭访问、街头演讲

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和发动群众，点燃广大市民清扫垃圾、清洁自己生活环境的工

作热情。

1949年3月24日到4月18日，为大清扫的第一战役。主要任务是清户、清巷。

l949年4月26日到6月30日，为大清扫的第二战役。主要任务是清除待运场和重点地

区。

经过91天的会战，北平市共清除垃圾219280公方，重达201638吨。

垃圾数量实在惊人！

陈嘉庚进北平时，北平市打响的垃圾战第二战役尚未结束，天安门广场上的垃圾山

尚未被新中国的“愚公们”搬走，因此使他有幸目睹了旧中国留下的蔚为壮观的奇特景

象。

当天安门将辟为广场，北平将改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等消息传出后，获得新

生的人们干劲更足了。

“建设人民首都”，天安门城楼下矗立起一块崭新的巨幅标语。

这是人民的意志。

这是政府的号召。

数千名共青团员、青年学生涌上天安门广场，参加义务劳动。他们用锄头、铁锹除

草铲土，没有工具的干脆用手搬石块，填平大大小小的坑坑洼洼。

广场西侧的垃圾山消失了。

广场上的腐臭味消散了。

市建设局的工人大军开进了广场

这是建设自己的广场啊！工人身上蕴藏的冲天干劲火山一般爆发出来，他们奇迹般

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的任务。

一个辽阔的广场诞生了。这个广场可以容纳20万人。

很快，沥青石渣路面铺好了。

鲜花、绿草、树木种上了。

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美丽得如同即将迎接新生活的新娘。

天安门广场的新生，是整个北平城获得新生的一个缩影。

古都打响的这场垃圾战，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至此，所有的垃圾山都被新中国的

“愚公们”彻底搬掉了。

告别古老皇城，拥有崭新首都的市民们感慨道：“旧社会穷人走路都困难，新社会

给我们开了幸福路。”

天安门广场以及许多像天安门广场那样的垃圾堆的消失，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象征。

死城北平已经成为历史了。

新生的北京，则犹如初生的婴儿，沐浴着朝阳，生机勃勃。

3．为新中国门面整容

当确定以天安门城楼为开国大典主席台的那一刻起，这座中华民族建筑史上的经典

之作，就升华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门面了。

天安门始建于1417年，建成于1420年。由于完全仿建于南京的承天门，因而也就袭

用承天门之名，意寓“承天启运”、“受命于天”，被视为明成祖之后的明皇朝承天命

和敬天的首要之地。

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7月，承天门被火焚毁。宪宗成化元年（l465年）3月，

在工部尚书白圭的主持下，重新修复了承天门，并由原来的东西5间扩大为9间，将牌坊

式改建为宫殿式，基本具备了今天天安门的规模。1644年，占据白山黑水的“大清”军

队攻入北京，人主中原，承天门两次焚于战火。顺治皇帝进京时，承天门就像牙齿脱落

的骷髅头，只剩下5个黑乎乎的门洞，上半部已荡然无存。清顺治8年（1651年），顺治

帝下诏重修承天门。修复后，正式命名为天安门。岁月沧桑，但这个名称一直保留下来。

天安门城楼雕粱画栋，金碧辉煌，整个建筑面积有两千多平方米，成行排列的柱子

多达六十多根。《大清会典》说其“雕扉三十六”，是指每间都有四扇油饰红色的凌花

窗门下都是雕花裙板，四周有汉白玉栏杆，望柱上有莲瓣瓜头，柱身柱间的栏板为荷瓶

雕刻。同时，还有整齐犹如龙爪菊的斗拱，梁柱上有华丽的缠枝莲和宝珠吉祥的草形绘。

暗檐处则用青、蓝、绿等冷色与鲜艳的红柱、红墙相映衬，显得十分美观。

天安门城楼上，东西两边各有三间黄瓦红墙、红窗子的小房间，它原是守护天安门

城楼的护军的住舍。城楼上的守军将士，负有瞪望和守护天安门城楼的任务。天安门的

城台由汉白玉的须弥座和砖台组成。须弥座高1．59米，砖台高13米，用一色42公斤的大

砖砌成，砖间灌注糯米石灰汁，建成后异常坚固。[奇`书`网`整.理提.供]

天安门城楼高达35米，“横空出世”，气势非凡。

城楼上共有5个券形门洞，大小不一，中间那个最高最宽，高8．82米，宽5．25米，

为封建皇帝通行的专用门洞。券门洞装有2扇朱红大门，门上饰有金钉99个和金包龙头铺

首。

气势雄伟、金碧辉煌的天安门，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然而，北平解放时，天安门却是一派破败、凄凉景象。朱红的墙皮一片片脱落，斑

斑驳驳，犹如溃烂的皮肤，令人目不忍睹。城楼砖残瓦缺，琉璃瓦顶上杂草丛生，雕花

门窗破烂不堪，东倒西歪。金水河成了臭水沟，满是淤泥黑水。

春风得意，天安门城楼面目一新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为了迎接开国大典，1948年8月9日至14日召开的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作出

了整修天安门的决定。

市人民政府责成市建设局研究提出整修天安门的工程计划，并要求广泛征求有关部

门的意见。

受领任务后，市建设局的同志们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他们深知时间紧迫，深知此

项任务责任重大。

整修工程任务艰巨：要在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包括中华路全段在内，清除所

有路面障碍物，开辟至少能容纳16万人的广场；修缮天安门城楼，使它能够成为开国大

典的主席台，安装一座电力控制的高大旗杆；修补沥青石渣路面1626平方米。还要进行

植树、栽种花草等绿化美化工作。

任务重，工期短。

从领袖到普通百姓，对这项工程都很关注。

整个工程必须于9月底前完工。

在市建设局工人和成千上万群众挥洒汗水之后，工程迅速向前推进。

路障被清除了。

城楼上的杂草被拔掉了。

残砖缺瓦被镶补好了。

皮癣般的城墙被油漆一新。

天安门换上了新装。

开国大典是普天同庆，根据大典筹委会的决定，还要在城楼东西两侧、金水桥的北

面搭起观礼台，让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在中国长期工作的外国专家以及外宾，届时

可以登临观礼。由于时间太紧，搞永久性建筑显然来不及了，建设者们土法上马，用杉

蒿、木板搭起临时性观礼台。但他们心里不托底，专门调来部队，在台上站满密密匝匝

的指战员，看看是不是足够牢固，还让他们在上面蹦呀跳呀，以确保万无一失。

修建国旗旗杆是这次整修工程的重点项目，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开国大

典那天，要保证毛泽东主席一摁电钮就能使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冉冉升起，关键在于要

把旗杆修建好。

然而，旗杆修建工作不怎么顺利，还险些出了纰漏。

身为市建设局副局长的赵鹏飞，是整修天安门工程的总指挥。他对修建旗杆之事，

一开始就很重视，经过认真研究，作了周密的布置。

钟汉，这位市建设局的建筑师，担起了修建旗杆底座和汉白玉栏板等建筑设计任务。

担任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和施工的负责人林治远，挑起了旗杆结构设计的重任。

他们俩人受领任务之后，既兴奋又有点紧张。

根据整体设计要求，国旗旗杆应该建在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旗杆

高度应与天安门城楼最高点等高。经过测量，这个高度应为35米。

北平城刚获得解放，要找旗杆材料很不容易。但必须迎难而上，解决这个问题，保

证开国大典那天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林治远的脑筋骨碌碌转动着。他灵机一动，想到了自来水管。

他马上赶到自来水公司，选了4根口径不一的自来水钢管，很快一节一节地套起来，

精心将它们焊接好。

但是，4根焊接起来的自来水管子，总长度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只有22．5米。

是不是再焊上去几根管子，凑足35米的长度？遗憾的是自来水管只有四种型号，再

没有大一点或小一点的型号了。而两根口径等同的管子，按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焊

接起来。

怎么办？林治远无计可施，只好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

指挥部经认真研究之后，又向上级请示，最后同意旗杆按22.5米高度修建。

第一个难关总算闯过去了。

林治远开始向第二个难关进发：设计自动升降设施并安装旗杆。

这时，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助手。他找来了建设局从事机电工作的技术员梁昌寿，

俩人并肩研究自动升降开关设施。

自动升降开关的设计要求还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国旗能够自动升降；升旗速度与国

歌演奏时间相一致；国歌奏毕，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端并自动停止。

在重要任务面前，粱昌寿的聪明才智火花一样迸发出来。他先设计了一个简易的机

械装置用以控制升降速度，接着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

关。一旦升降速度装置碰到两端的钢球，就可以自动停止升降并自动切断电源。

设计方案很快通过审查，得到批准。林治远和梁昌寿马上动手进行安装调试。

一试获得成功，试验升旗运行正常，升旗所需时间正好与要求相符。

一个月的辛勤劳动化作了成功的喜悦：国旗杆在天安门广场竖了起来。

为了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就能操纵升降开关，林治远设计

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它从整修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道路工程时埋设的钢管中横穿

而过，跨越金水桥河，再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中央，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

的开关连接在一起。

举行开国大典的时间在一天天迫近。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林治远、梁昌寿俩人奔波于旗杆与天安门城楼之间，翻来覆去、

不厌其烦地进行试验。按动电钮，查看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动作近乎简单枯燥，但

他们知道此举意义非凡，因此具有高度的工作自觉性。他们乐意为此反反复复。

反复调试，一切正常。

任何问题都已经归零。

9月下旬，攀登旗杆的脚手架拆除了。

9月30日下午，由赵文瑞缝制的长5米、宽3．3米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怀仁堂全

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让毛泽东主席过目。

接着，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送到天安门进行预试。结果，五星红旗顺利升上了旗杆

顶端。

9月30日夜晚，林治远、梁昌寿为了保证第二天升旗绝对顺利，又来到天安门广场，

做最后一次试验。

意料不到的情况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

这些天来运行一切正常的升降机，偏偏这时出了故障：红旗升到杆顶端后，马达不

按设计要求停止运行，结果将一面试验用的红旗绞进杆顶端的滑轮里面，导致马达不能

再转动，旗帜也取不下来了。

林治远惊呆了。

梁昌寿也惊呆了。

此事干系重大，他们不敢隐瞒，急忙报告上级。

市建设局的领导惊闻后，火速赶到现场察看。

赵鹏飞副局长亲自指挥救急，打电话给消防队。

消防队赶来了，他们按赵副局长的指示，带来了云梯。然而，在高高的旗杆面前云

梯显得个儿太矮了，站在云梯顶端要够到旗杆顶还差好几米。

怎么办？怎么办？

大家急得直打转。

赵鹏飞副局长沉着冷静，亲自布置，找来熟练棚彩工的兄弟俩人。他俩穿上铁鞋，

冒着舍生之险，登上云梯顶端，再攀登到旗杆顶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绞在滑轮里的

红旗取了下来。

人们悬着的心放下了，林治远、梁昌寿悬在半空里的心却没有放下。他们立即动手

进行检修，然后反复进行试验。他们担心刚才那样的事故再次发生。

此时他们不仅难以相信旗杆，而且难以相信自己。

林治远、梁昌寿俩人一直忙活了一个通宵。直到10月1日凌晨，他们验证不再有什么

问题之后才罢手。

但林治远的心病没有因此去除。他怕重大紧要关头旗杆装置再出差错，在经得天安

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同意后，派技术员梁昌寿守候在旗杆下，假如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后

国旗升到顶还不停住的话，梁昌寿立即动手切断电源。

就这样，在天安门整容工程中，成百上千的人们就像修建旗杆一样高度负责、任劳

任怨地工作着。

为了开国大典圆满成功，为了新中国的门面容光焕发，他们甘愿汗水摔八瓣，他们

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作为一段伟大历史的见证，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旗杆和旗座，如今由中国革命博

物馆收藏并陈列在博物馆院内。

l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天安门绽开了笑脸。

让祖国母亲欢笑，这是亿万中国民众的苦苦期盼。

4．天安门城楼的超级书法展览

1949年9月底，两条巨幅标语赫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标语是用繁体字书写的，每个字都有一个房间那么大，每个笔画上躺下一个人去还

绰绰有余。

从天安门城楼前经过的人们都驻足欣赏这两幅书法，为它的恢宏气势而惊叹，为漂

亮的线条之美而赞叹。

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两幅巨型书法，实际上是一次超级书法展览。

这位超级书法家，就是钟灵。

钟灵是醮着延安的墨水，在书写革命标语的过程中成为名人的。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他在延安名气之大。

抗战爆发后，独生子钟灵一跺脚离开了故乡，瞒着家人逃到延安。时间长了，他也

想家。可是父母都生活在国统区，给他们写信十有八九会惹出麻烦来，他左思右想没敢

往家里发信。父亲见儿子失踪了，着急自不待说，寻找再三没有结果，苦思冥想一番，

猜测儿子有可能与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八成是跑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去了，便抱着试

试看的心理，发了一封信，信皮上写道：“延安中国共产党收。”也许他在发信时也明

白自己的收信地址写得太大，叫人摸不着边际，也没抱多大希望。可是，几乎未经什么

周折，钟灵竟收到了这封信。

在延安，钟灵写字漂亮几乎是家喻户晓。延安城墙上的标语差不多都出自他之手。

钟灵自幼就爱练字。楷体、宋体、篆书，他都下功夫临摹过。悄悄投奔革命圣地延

安那年，他是一个年仅17岁的电话接线员。到延安后，这位机灵的电话接线员又爱上了

宣传鼓动的有力武器——美术字。

从此，仗打到哪里，他就把漂亮的标语刷到哪里。

部队从延安开到北平城，他又把标语刷到了北平城。

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召开时，钟灵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泼墨挥毫。怀仁堂前的院

子大门、二门、垂花门都是他布置的。

接到在天安门城楼书写标语的任务后，钟灵的心灵世界真正是豪情万丈。他憋足了

劲，决心使出自己全部看家本领，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好好露一手。

他没有使用什么尺子，一步一步丈量了天安门城楼的长度。

天安门城楼的红墙那么长，看来标语上的每个字都应该有房子这么大。他从来没有

写过这么大的字。他喜欢向自己挑战。

这两幅标语是写繁体还是简体字呢？虽说解放区已经流行简化字，但北平刚解放，

大多数人还习惯于使用繁体字。为了照顾大多数，钟灵决定仍用繁体字书写这两幅标语。

在做书法家之前，他先要充当“裁缝师傅”。他操起剪子，用布剪出宋体字。然后，

他又充当木工教练，指导木工按照比例锯好木板，钉成字盒，外面装上一层毛玻璃，里

面安上电灯泡。这样，使得标语挂上去并通电后，即便是夜晚从远处看，也能一清二楚。

延安攒下的经验，使他驾轻就熟，获益匪浅。

但是，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多，一条是9个字，另一条却只有8个字。写出来挂上

去则两边应当是对称的。如何使它对称？这叫钟灵大伤脑筋。

他在实际步测中发觉，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其实宽窄不是等同的，实际上门楼的中间

部分最大，四六间稍宽，三七、二八、一九间依次递减，但在人们的视觉中，却感到左

右四间是对称的。这肯定巧妙地运用了视错觉原理。五百多年前的城楼设计者竟有这样

的智慧！

有人考证，天安门设计者是蒯祥；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设计者是蔡信。

蒯祥生于明洪武年间江苏吴县一个木匠家庭。他父亲就是逻迹闻名的大木匠。子承

父业，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蒯祥到而立之年时，木工艺术造诣就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成祖朱棣征集全国能工巧匠云集北京，大规模兴建宫殿。

蒯祥以其精湛手艺而入眩因蒯祥具有“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的绝技，深得主持

工程的建筑师蔡信、杨青的赏识。

永乐十八年（1420年）宫殿盖起来了，论功行赏，蒯祥被提升为工部营缮所丞。正

统年间，蔡信、杨青等相继去世，北京许多营建工程，如重建三殿、修南池子一带、改

建诸司衙门于承天门前两侧、新作西苑殿亭轩馆、兴建裕陵，特别是景泰年间营建大福

隆寺等，均由蒯祥主持，作出了重要贡献。所谓“正统以来，凡百营造，祥无不预”之

说，确实不是言过其实。他在建筑上的超群技艺，赢得了“蒯鲁班”的赞誉。现在南京

博物馆的北京宫殿样图，还把蒯祥画在上面。

因蒯祥后来定居北京，长期担任建筑宫室的官吏，官至工部侍郎，建筑方面卓尔超

群，名声赫赫，因此都认为是他设计了天安门。

但据年近古稀的故宫博物院古建筑高级工程师于倬云先生讲，天安门的设计者应该

是蔡信。实际上永乐十五年紫禁城宫殿已进入施工高潮，当时蒯祥才随明成祖从南京来

到北京，主持宫殿施工，在此之前，故宫和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均已由蔡信完成了。

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不管是谁，其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充分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

聪明智慧，对钟灵写好两幅超级书法作品，也是巨大的激励和鞭策。

天安门设计的智慧之光，也射进了钟灵的心灵：两条标语的字距不也可以利用视错

觉原理进行安排吗？

一个难题从理论上得到了完全解决，拿了一个高分。但因为时间太紧迫，不容钟灵

细细琢磨、再三推敲，标语写出来后，钟灵觉得尚未达到自己的理想程度，主要是字距

不够均匀，从远处细看，“政府”两字显得过于紧凑了一些。

接着，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也就是后来悬挂国徽的地方，挂出了一个巨幅红布，

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17个大字，这也是钟灵的书法杰作。

不管钟灵的大名后来是否被录入各种各样的书法名人辞典，他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展

出的书法杰作，使他当然地拥有不朽的声誉。

钟灵的超级书法，是共和国诞生史诗中一行美丽的诗句。

5．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大红宫灯

开国大典临近之日，天安门城楼上，突然挂出了8盏大红宫灯。

宫灯硕大无比。每一盏至少3个大人才能环抱过来。这些宫灯在随风飘荡的黄色流苏

的衬托下，显得愈加红火。

人们很难想到，这8盏宫灯是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的杰作。

1949年9月30日，北京有家大报报道说：“天安门城楼顶上金碧辉煌，栋梁也粉刷一

新，栋梁中间分悬着8个巨大的红灯。”这篇现场报道描写和叙述得过于平淡。实际上，

这8盏宫灯是颇有一番来历的。当时，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把城楼的布置装饰任务，下

达给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宣传部长张致祥对此很重视，亲自到天安门考察了一番，又把大红宫灯的设计工作

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

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建国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

当舞美队长苏凡从张致祥部长那里受领任务时，距举行开国大典只有20天时间了。

张致祥感到时间紧迫，问苏凡对完成任务有什么困难。苏凡显得不慌不忙，好像早

有准备，胸有成竹似的。

苏凡虽是搞舞美的，成天乐呵呵，但接受任务时的表态决不是盲目乐观。

他在部长面前没有和盘托出，有意打了一些埋伏。原来他手下有两个身份特殊的

“才子”：一个叫肖野，年纪40开外；另一个叫森茂，年龄30开外。他们俩人原来都是

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对城楼的布置装饰来说，称得上是科班出身。

肖野是一位左翼美术作家，30年代日本法西斯统治日益猖獗，他遭受迫害，被迫漂

洋过海，逃亡到中国避难。他踏上中国土地不久，先在北平日伪满电影公司找到了一份

美工师的工作。没多久，他与北平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撇下那份工作，通过敌工部分

配到张家口人民剧院工作。这个剧院实际上就是抗敌剧社，“张家口人民剧院”是为工

作方便对外称用的化名。肖野在剧院干得很出色，相继为《战斗里成长》、《戎冠秀》、

《白毛女》等戏剧画了场景，还为剧本《战斗里成长》作了舞台美术设计，被行内奉为

经典之作。

森茂走出校门以后，穿上了军服，当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部的一名士兵。上司给

的任务是绘制反共宣传画，规定不准他阅读马克思、毛泽东的著作。这反而激发了他的

好奇心。结果，他心甘情愿地当了毛泽东著作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俘虏”，最后投奔了

八路军。

两位喜爱绘画艺术的日本美术家，发挥自己的专长，在八路军队伍里积极从事中国

的反法西斯正义事业。他们成为八路军队伍里的一员，不论到冀西小村，还是到冀中原

大地，他们都走到哪里画到哪里。

科班出身，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再加上汲取了中国北方农村风俗的丰富营养，

使他们在进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能够得心应手，灵感勃发。

他们分秒必争地分头忙碌着。张致祥和苏凡拿出大皮尺，到天安门测量各种需要的

数据；肖野和森茂则开动脑筋忙于构思。为确保设计的准确性，两位日本美术家对一些

重要的数据和尺寸，往往还要亲自前去测量。

为提高工作效率，两位日本美术家的工作室，就开在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乍看上

去，这里显得忙碌而凌乱，各种数据、资料和图纸都汇聚、堆积在这里。肖野和森茂不

分白天黑夜地干着，很快设计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宫灯草图。

张致祥连夜把这些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

深夜，在柔和的灯光下，周恩来审阅着一幅幅草图。看着看着，周恩来的眼睛不禁

为之一亮，露出了欣赏和赞美的神情。张致祥一直观察着周恩来的表情，现在他那颗悬

着的心总算放下了。果然，周恩来看上其中的一张图案：8盏太阳般宫灯的设计。

周恩来端详了一会儿，拿起笔，对这幅图案的局部作了一些删改。

他一边抹去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一边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

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

肃庄重的气氛。”

周恩来的一席话体现他的大智慧。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就事论事。他所把握的基调，

就是整个开国大典的基调。

末了，周恩来要求张致祥，一定要在开国大典前两天就把8盏大红宫灯挂到天安门城

楼上。

张致祥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周恩来亲自下达的任务。

开国大典前两天就要把8盏大红宫灯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就是军令状。

宫灯设计已经得到周恩来首肯了，下半篇文章还很艰巨。宫灯叫谁去制作呢？

舞美队长苏凡这些天享受起了宣传部长的待遇，他坐着配给张致祥的那辆小车，在

整个城里满世界地跑。一嗅到一丝线索，他就坐车轰轰地赶过去，登门求才。然而，一

次次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人家一听说这么大的宫灯就惊惊咋咋的了，见都没见过，更甭

提制作了。

一天接一天地跑。但总是一个希望后头跟着一个失望。

按周恩来下达的军令状，最迟要在9月28日将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时间飞快地

流逝，眼看离这个期限只有10天时间了。

一直沉着冷静、颇有大将风度的张致祥也有些着慌了。他上了火，甚至嘴唇上也长

了泡。

肖野见状出了一个点子：“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

来帮忙，我们自己干。”

这是一个好主意！张致祥和苏凡当即直奔故宫而去。

故宫里的管理人员满心想为新政府出点力，因为他们都是人民政府留用的。可他们

一听说要制作这么大的宫灯，惊奇得直吐舌头，连连说：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宫灯！他

们谁也不敢贸然接下这活儿。

有人建议说，这活不妨求教城里的老艺人。

张致祥立即叫人去故宫检索清宫档案。

清宫档案史料浩如烟海，查找起来很不容易。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史料中发

现了一位扎灯老艺人，按档案记载推算，此人已经七十出头了。

张致祥和苏凡在西城区丰盛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果真找到了这位健在的老艺人。

他们不禁释然吐了一口气。

老艺人接过图纸一瞧，吃惊不校他干这一行几十个年头，从来没见过如此大胆的设

计图。可他没有回绝，亲自赶到天安门城楼转了三圈。他对陪同他的苏凡队长说：“这

么大的官灯，我这辈子甭说做过，就见也没见过。让我做可以，不过你们可要答应我一

个条件。”

苏凡见老人没有拒绝接活已别提有多高兴了，现在听他说要提一个条件，他当即痛

快地答应：“老师傅，你说，什么条件，我可以答应。”

老艺人略一沉吟道：“你们要的这8盏宫灯，我可以找我的徒弟一块来做。但是，这

么大的宫灯就是做成了也抬不上去。所以，宫灯只能到天安门城楼上做。”

原来是这么一个条件！苏凡当场满口答应下来。

中日艺人和美术家开始联手制作大红宫灯。

老艺人找来徒弟，叫苏凡买来绿竹、红布等材料，他自己亲自找木匠定做宫灯圆托。

几天几夜连轴转，老艺人、他的两个徒弟、苏凡和两位日本美术家，拼命抢进度，吃住

在天安门城楼上。

他们携手配合，合作得很和谐。老艺人和他的徒弟制作宫灯时，肖野和森茂就到一

旁美化宫灯的云头，制作金色的流苏。

宣传部长张致祥关注着宫灯的制作进度，每天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看宫灯制作

情况。

周恩来要求开国大典前两天将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的要求，眼看没法实现了。

时间如同野马一般狂奔，飞快地向开国大典接近。

离开国大典只有一天多一点时间时，制作大红宫灯总算大功告成。

张致祥部长马上调来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搬来一些梯子，把8盏大红灯笼挂到天

安门城楼的栋梁上去。

要把这么大的宫灯挂上去也不是一件易事。大家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宫灯弄到10根

廊柱之间。

宫灯又大又重，送上去了却不知如何将它们悬挂起来并固定好。对于8盏大红宫灯来

说，小小的钉子怎么能将它们固定和吊挂住呢？

这些大红宫灯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每盏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

重达80公斤。

肖野东张西望琢磨了一番，突然有了主意：将宫灯拴在横梁上，两旁再砸两个铁环

受力。

他这招果真管用。

8盏大红宫灯终于挂在了设计的位置上。

宫灯挂好以后，需要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守，以保证绝对不出问题。苏凡自告奋

勇，晚上搬到城楼上值班，把新婚不久的妻子独自留在洞房里，自己陪伴着这些来之不

易的大红宫灯。

50年代，肖野和森茂两位日本美术家回到了祖国。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尤其是为新

中国开国大典设计制作宫灯的经历，成了一生中最自豪、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8盏大红宫灯诞生的意义远在宫灯之外。

天安门城楼上8盏红红艳艳的巨大宫灯，它是开国大典一道亮丽的风景，是一段动人

的故事，是中日艺人友谊的见证。

值得赘述一笔的是这些大红宫灯45年后的下落。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为了庆祝共和国的诞辰，天安门城楼进行装

修。城楼上的8盏大红宫灯被折叠式新灯笼所替代。

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它的些微变化，都会牵动亿万人的心，更不用说

是换掉大红宫灯了。

8盏宫灯取下来后，其中6盏分别交天安门管委会和有关博物馆收藏，原挂在东二和

西二位置上的2盏宫灯，交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所得款项捐献给北京贫困山区解决

饮水问题和“希望工程”。

2月19日，拍卖如期举行。它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具政治影响的一次拍卖。这次拍

卖限于境内机构。当时，整个拍卖大厅座无虚席。

有人对此作了详尽的记录：

9：15．拍卖开始。首报价10万元，第四次报价30万元，第5次报价50万元，紧接着

是100万、150万、160万。这时一个瘦弱的中年人，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报出了300万！

300万，这时于能否达到200万都不持乐观态度的天安门管委会来说，实属是一个惊奇！

他们再次感到，京城藏龙卧虎，拍卖现场气度不凡者大有人在。的确如此。300万之后，

330万、350万。手举18号牌的报出500万，持38号牌的喊出了680万。18号牌立即跟出80

0万，随后又追加到1000万。38号牌位不甘示弱，报出1280万。拍卖场一片寂静之后，1

8号牌位又报出了1380万的天价。场上又是一片寂静。短暂的寂静之后，拍卖师高德明开

始高声问道：“1380万。有没有再叫价者？”高德明连声追问了几遍，终于敲下了拍卖

捶。

此时，时钟是9：21。从9：15拍卖到9：21结束，前后不到6分钟，从10万元起价，

在6分钟之内升到1380万元。这在嘉德拍卖公司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手持18号牌位的瘦弱中年男人，叫宣国宜，农民出身，在拍卖场的身份是“中华百

亭鱼乐园”总经理。

45年前的开国大典上谁会想到发生这样的故事？

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宫灯是不断生长的风景线。

6．周恩来提议中国“第一碑”建在天安门广场

开国大典前一天，即1949年9月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

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同时通过了纪念碑碑文。

这座为纪念1840年至1949年间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而建立的高大塔碑，堪称中国

“第一碑”。

这座碑该建在什么地方呢？

当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

周恩来提议：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上。

他解释说，他所以这样提议，是因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

这里也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大多数人赞同这个意见。

那么，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的哪个位置好呢？

有人主张建在前门楼上；有人主张建在中华门南面的位置上；也有人主张拆除端门

的城楼，将纪念碑建在端门的台基上。但由于受当时条件局限，不可能对天安门广场进

行全面规划，因而无法采纳这些意见。

经过反复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纪念碑兴建在天安门

广场五星红旗旗座之南。从后来建成的效果看，中间留出了宽阔的群众集会场地，从广

场北部南望纪念碑，“前庭”开阔，规划还是相当成功的。

30日下午6时，毛泽东等全体政协代表从怀仁堂来到天安门广场，整好队，开始举行

纪念碑奠基典礼。

一般奠基典礼，由奠基人铲一铲土，将它投入坑即成，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

式，格外庄重严肃。

毛泽东主席精神抖擞，面对全体政协代表，站好立正姿势，两手紧贴裤缝，以昂扬

的声调，喊出了符合步兵操典要求的口令：“立－－正！”

“向右看——齐！”

“向前——看！”

一切在口令下行动，全体代表一丝不苟，十分认真，非常严肃。

林伯渠秘书长在庄严的国歌乐曲声中宣布仪式开始。

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辞：“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

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

英雄纪念碑。现在，l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

礼。”

接着，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

哀毕，毛泽东主席宣读纪念碑碑文：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尔后，毛泽东主席跨步向前，执铲铲土，投入坑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其他

代表们也都一一铲土如仪。

这时，著名的美洲华侨领袖、年逾古稀的司徒美堂老人，不镇压伤了手指。周恩来

见状，立即找来急救人员为老人包扎。一位记者忙掏出笔和本子抢新闻。周恩来笑道：

“怎么，连这个也要记上啊？”

记者答道：“这是很精彩的花絮啊！”

碑建成后，正面是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镏金大字。碑身

背面有150个馏金大字，是由毛泽东主席撰写、周恩来亲笔书写的碑文。

碑文由“写得一手好的颜体字”的周恩来书写，这是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建议。

周恩来为了写好碑文，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他前后共写了四十多

遍，最后挑选了自己最满意的一篇。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的工作作风，可以看出他对革

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在天安门广场上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政治上、文化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是

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纪念性建筑工程，要求在工程设计和建造方面有独到的创新。

北京市政府承担了修建纪念碑的重任，为此专门成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

会”，它由中央与地方17个单位组成。北京市市长彭真担任主任委员，建筑专家梁思成、

雕塑专家刘开渠及市政府副秘书长薛子正任副主任委员。梁思成、刘开渠领导整个纪念

碑的方案制定。

向全国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共收到了180份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认为

人民英雄来自广大工农群众，碑应该有亲切感，以采用平铺在地面的形式为宜；二、以

巨型雕像体现英雄群体；三、用高耸矗立的碑形塔形，以体现革命先烈高耸入云的英雄

气概和崇高品质。

至于艺术形式，有的建议用中国传统形式，也有的主张采用欧洲古典形式的，也有

建议采用“现代”式的。

经过评选，平铺地面的方案被否决了。

于是，是用雕像的形式还是用碑的形式，成了争论的中心问题。

梁思成先生在设计过程中，虽主张采用碑的形式，但考虑到雕刻家的意见，他又清

清华大学的年轻教师收集了许多欧美、苏联各国的雕像作参考。

为了陈述他对碑的设计意见，他专门给彭真市长写了一封信，它实质上是一篇精湛

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论文。

后来，由郑振铎主持会议，决定采用梁思成建议的方案，但对碑顶仍不作最后定论。

碑身以下全部定下来，并立即着手进行基础设计和施工。按这个方案，碑高40.50米，是

按天安门广场扩建为宽200米至250米设定的，这样，由北面任何一点望过去，在透视上

碑都比正阳门城楼高。结构方面还考虑到了土壤荷载力和地震等问题。

碑顶形式问题最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开会集体研究，彭真市长决定采用梁思成的建

议，即碑顶采用现在的“建筑顶”。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举行揭幕仪式。

纪念碑处于中轴线上，占地3000多平方米，其中心距天安门墙基463米，碑的高度为

37．94米，比天安门城楼约高3米，用13000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碑身平面呈方形，

由大小不等的413块花岗石组成。碑的正面，北向天安门，嵌一块约70吨重、14．7米高

的碑心石，镌刻毛泽东题写的8个大字。碑脚月台分两层，上层长宽各32米，下层月台南

北长61．5米，东西长50.5米，两层月台四周都有宽敞的台阶和汉白玉护栏。碑身结构是

钢筋混凝土空筒，成为碑身主要受力的内胎，与外砌的花岗石块用镀锌的铁钉铆固，并

用水泥灌浆浇铸成整体。碑体上层及月台下内部，可从几处活动的地平面盖板下去，并

有铁爬梯直达碑顶，以便检修。碑身坐落在30米见方的独立扩展的钢筋混凝土平基中央，

为一次浇铸而成。为了使工程主要负荷施加后，结构的重力变形尽早完成，尽量减少外

砌石料结构受重力变形影响，从而严格控制了先中央、后四周的安装程序，使工程保持

了长期的变形稳定。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参加纪念碑工程建设的建筑师、艺术

家、工程师和许许多多民众的忘我劳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天安门广场上建起

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开国大典举行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之后，这是亿万民众的意愿，也充分体现了共

和国开国领袖群体卓越的政治智慧。

可以说，1949年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的不仅有欢呼跳跃的数十万群众，还有无数

革命先烈的英灵。

三、国号之争

下午3时整，中共党内五老

之一、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

渠宣布新中国成立大典开始。毛

泽东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庄

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1．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

新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成

了政府组织法起草小组成员激烈争论的一个焦点。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后，下设的六个工作小组于6月18日分别举行了第

一次小组会议。

根据新政协筹备会的安排，由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

织法》。

第四小组组长为董必武，副组长为黄炎培。黄炎培不在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张

奚若代替。秘书为赖亚力。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荪、胡厥文等22人，全组共25人。

第四小组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广泛地交换意见。由于没有准备，没有参考

资料，带有一些漫谈的性质。会上推举张志让等7人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

上讨论。

7月8日，第四小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根据所拟的“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推举董必武、张奚若、

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5人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

接着，起草委员会于7月9日、7月29日和8月17日三次开会，征询了钱端升、王之相、

邓初民等政法方面专家的意见，写成了政府组织法草案初稿。

8月17日下午，第四小组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了组织法的初步草案，提交

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

此后，常委会于8月26日召开了第四次会议，指定黄炎培、马叙伦、张奚若、李立三

和董必武对初步草案进行再研究再修改。

9月13日，常委会召开第五次会议，对政府组织法草案又作了文字修改。9月17日，

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原则上通过政府组织法草案，然后提交政协第一届全体会

议讨论通过。

新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争论就

是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并展开的。

在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过程中，第四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对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

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

机构的名称、政务院及其下属各部机构的组织，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监察委

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隶属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意见基本上趋于一致，

没有什么大的争论。

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号：到底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

国”好，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是否要加上“中华民

国”的简称？

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最后呼喊的三个口号，

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组织条例中，也提到要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在7月9日举行的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

和国”的称呼提出了质疑。

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

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张奚若一副学者风度，语调显得有点激动，继续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

二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原意与人民相同。去

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

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再说，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人主张要用“民主”二字，他们的

看法被整理成书面意见：“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

国。”

以后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确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报告中央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

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张奚若发言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雷洁琼说：“如果国名太长，使用时不作全

称即须注明是简称。”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时说：“国家名称的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

或演讲，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

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

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

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

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

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然而，在国号后面仍拖着一个“尾巴”。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

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

“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这容易使人把它与辛亥革命时建立的“中华民国”混为一谈，

造成误解。

2．周恩来设宴请教长者

9月25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饭店，

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请柬：9月26日上午11时30分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

接到这份午宴请柬的有二三十人，他们是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符定一、马寅

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

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等。

开国在即，周恩来和林伯渠日理万机，为何要专门宴请这些长者呢？

细加分析，应邀者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大多为七十岁上下的长者；都是经历过辛

亥革命的老人；都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敬重的人物；个个经历丰富，学识渊博，不

同凡响。其中有的已为人们所熟悉，有的则不太熟悉。

应邀者之一张元济：

他是浙江海盐人，1867年生，清代光绪年间进士，曾任清朝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章京。后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新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邀他同游天坛，

合影留念，并向他询问早年参加戊戌变法和光绪召见的情景。晚年病重时，毛泽东曾派

正在上海视察的周恩来总理前去探望。

张元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他积极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在上海首创通艺学堂，博采西学书籍，发行维新报刊。1898

年6月，他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戊戌变法后被清廷革职，随后到上海致力于文化出版业。

1903年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此外，他还先后主

编和出版了《最新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等多种教科书。

抗战时期，张元济身处上海沦陷区，但他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拒绝同日本人

会面，不与汉奸交往。抗战胜利后，又坚决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政策。由于张元济经

历了清末、北洋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三个黑暗统治的时代，所以他渴望光明，渴望解

放，对新中国的诞生，抱着满腔热情。他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方

针、政策，拥护毛泽东主席。

在海盐张元济图书馆的纪念室里，悬挂着一张毛泽东与张元济的合影照片。照片上

毛泽东扳着手在讲解，张元济认真地倾听着。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张照片开始的。

1949年9月，张元济作为特邀代表，以72岁的高龄，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期间，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并对人民的休养生息、祖国建设

等重大问题向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还代表商务印书馆与政府出版部门协商如何

尽快地实现公私合营。

9月19日，张元济应毛泽东的邀请，由陈毅、刘伯承、粟裕等陪同，和毛泽东同游天

坛。一路上，他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合影留念。在回音壁古柏林休息时，毛泽东请

张元济坐在他身边，询问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景，又问他早年在京

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说：“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官岂能来此？”

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他说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在于不发动群众，但也流了不少血，

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他称赞商务印书馆为人民出了不少有益的书，并说

他读《科学大全》这书，学到不少知识；商务印书馆出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

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俩人越谈越融洽，一点没有拘束之感。

当晚，张元济回到饭店后，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夜很深了，孩子问他，“您是

不是睡不着”。他说：“我有点兴奋，今天见到了毛主席，觉得毛主席有学问，有胆略，

而共产党，你看前几天，周恩来对我是那样体贴入微，想得那样周到，我看中国从此有

希望了。”

应邀者之二符定一：

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省公立高等中学读书时的校长和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

师，曾力保毛泽东从军阀赵恒惕手中脱险。建国后担任第一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毛

泽东曾为其专著《联锦字典》题写了书名。

他1877年12月12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后迁居汀潭县晓南乡下新屋。幼时家境贫寒，

叔父见他聪颖好学，即收为私塾弟子，就读数年后，考入衡阳府师范学堂，继而考入北

京京师大学堂。l908年大学毕业后，回湖南从事教育活动。先后担任岳麓书院院长、省

立第一中学（原为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校长、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等职。1914

年他参加筹安会，一度与杨度等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误入歧途。袁世凯垮台后，符

定一在北京受到进步思潮影响，逐渐醒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尽心尽力。两年后，他回

湖南从事教育，在长沙筹资创办衡湘中学，任校长。稍后，被选为北详政府安福国会众

议院议员，复离长沙定居北京。l926年后出任财政部次长、盐务总署署长、稽核总所总

办。抗战时期，曾一度回乡隐居，捐款办学，并资助有志青年出国留学。

1912年，符定一在长沙创办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并担任校长时，19岁的毛泽东以

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入学之初，对于毛泽东这样出类拔萃的学生，校长符定一

和教师们是深表欢迎的。但他不敢相信这位穿着很土、来自湘潭乡下的年轻后生，居然

能写出如此才华横溢的文章。于是，毛泽东被召来校长室。符定一望着目光炯炯、资质

优秀的青年，心里很高兴，便问他家住哪里，在哪些学校。哪些先生手下读过书。毛泽

东一一答来，从容自若，时有惊人之语，符定一遂取出纸笔，叫毛泽东作文。毛泽东神

情沉静，从容应试，很快便完成了一篇作文。符定一阅后，见果然是一篇好文章，于是

心中大喜，认定毛泽东将来定成大器，必须好好栽培。喜欢研究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字

学的符定一，当即授以《资治通鉴》，供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如获至宝，自此以后天天

阅读此书，许多章节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到老不忘。在全省高等中学求学时，由于课堂

教学不能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望，在那里读了半年之后，他便毅然决定退学，进行自修。

后来毛泽东考入湖南第一师范时，符定一也调到该校任教。因此俩人的师生关系更加密

切。

1918年，符定一当选为安福国会议员，定居于北京，同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

业后，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毛泽东常去校

长符定一家中做客，师生俩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讨论时局，表达改造旧世界的强烈愿

望。符定一对这位“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学生给予热情支持，在其经济拮据时曾给

予资助。

1925年春，毛泽东回乡养病，军阀赵恒惕密令缉捕他。这一年，符定一从北京回到

长沙访亲，在走访当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亲戚李某时，发现他家有一份赵恒惕欲逮捕毛

泽东的密电，便对李某讲：“你们不要抓他，他将来的成就会在你我之上。”并力陈自

己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随即，又凭自己的身份及关系，打通关节，说服警方，竭力保

毛泽东脱险。不久，毛泽东化险为夷，离湘赴粤。符定一得知消息，非常宽慰。

1943年，符定一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回家乡兴办教育，服务桑梓。1946年

初，他重上北平，会见中共代表叶剑英，并将自己租赁的住宅腾出数间，供中共代表开

会住宿。从此，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蒋地下斗争。同年6月，毛泽东邀请符定

一赴延安叙旧，符定一偕同女儿符德芳欣然前往。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

欢迎符定一的到来。符定一在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国民党政府

的腐败、反动，表示要和人民群众一道跟着毛泽东、共产党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

国。9月，符定一告别毛泽东回到北平。其女符德芳留在延安作短暂逗留后，亦由延安返

回北平。临行时，毛泽东托她捎上一封信和一些礼物给符定一先生。信写道：

宁澄先生夫子道席：即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荆德芳返平，托致微

物，尚祈哂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敬颂。

教安。不具。

受业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从延安回到北平后，符定一经常向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假和

平，真备战”的阴谋，积极为党工作。1948年秋，符定一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加筹备

新政协的工作。

他由北平化装出城，来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在这里，符定一根据自己

多年身居北平、对古城熟悉的情况，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解放北平的途径，

即：“先攻克天津，然后夺取北平”，这样，既不会毁坏文化古城，又不会使人民生命

财产遭到损失，于国于民大为有利。此一建议立即为中共中央采纳。1949年3月，经过和

平谈判，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解放的要求，与共产党达成协议。毛泽东得知消息，异常

兴奋。从内心上，他更感激符定一和其他人士提出的这个建议。

毛泽东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身边的其他同志，尔后对卫士长阎长林说：“走！我

们到李家庄，看看符定一先生。”毛泽东带着阎长林坐上汽车，风尘仆仆地来到李家庄。

符定一闻讯奔出屋门，见到毛泽东，非常高兴，俩人亲切握手。毛泽东说：“好久没有

看见你老人家了。你的身体还好吧？”符定一笑着说：“身体还好。”毛泽东说：“你

来了很久了，我太忙了，一直没能来看你，请先生多加原谅！今天，我一方面来看你，

另一方面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符定一听到这里，往毛泽东跟前移

动了一下身子，注意力显得特别集中。“已经接到了指挥部的电报，昨天傅作义将军已

经赞成我们的条件啦。他不抵抗我们了，北平和平解放了，交接即将进行。接管工作我

们早已作了准备，日内我军将进城接管一切。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将开到指定地点接受

我军的整编。傅作义将军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要求来这里亲自见我。我们当然答应他

了。”“出人预料，这可是大家的希望！”符定一由衷地赞叹道：“这都是毛主席胸怀

广阔和共产党的英明使然。否则，北平怎能和平解放？”

“这是民心起了决定的作用。”毛泽东谦逊地说。停了一会儿，又道：“傅作义这

样做很好，北平的人民、北平的古建筑都可以免遭战争的损失。这次傅作义决心与蒋介

石决裂，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算他立了一大功，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还是毛主席伟

大，中国共产党伟大，做出了伟大的奇迹。”符定一继续称赞道。毛泽东摇了摇头说：

“你们在城市里待惯了，这里的条件太差了。再过一些日子，北平稳定一下，你就可以

早一点回北平去了。你那里还有家嘛。”接着他叮嘱道：“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叶剑

英同志，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你和他很熟悉。不要很多时间，我们都要去

北平的，到那时就可以经常见面了。”符定一露出欣喜的神情说：“这就好了，回到北

平就没有精神负担了。过去，我生活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没有民主，没有生活保证，

更没有安全感，生命财产随时都可能遭到不幸。”“现在好了！”毛泽东笑着说：“这

次您回去，就放心地睡大觉吧！”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好，我不待了，我该

回去睡觉去了。”符定一这才从卫士长口中得知毛泽东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了，心情

激动不已。他使劲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感动得流出了眼泪。“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作出了多么伟大的贡献呀！”毛泽东回答说：“符先生过奖了。”临别时，毛泽东

打量了一下屋内的家具和陈设，亲切地对符定一说：“这里的条件不好，连一个软坐椅

也没有，我回去让他们给你送一件来。你的年纪大了，坐这些硬木家具会腰疼的。”回

到西柏坡后，毛泽东亲自指定一张沙发，嘱咐卫士们将其送给了符定一。

北平解放不久，符定一回到北平城。1949年9月，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一个冬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宴请符定一、章士刽等湖南籍老人。晚饭前，

毛泽东握着符定一的手说：“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今天请您坐上座。”符定一谦

让说：“您是主席，还是请您坐上座吧。”“哪有学生坐上座的道理。”毛泽东不由分

说，把符定一拉到了上座的位置。席间，宾主畅叙旧谊，谈笑风生。

当时，中央文史馆刚成立，馆长无人担任。毛泽东考虑再三，提出要符定一这位博

古通今的先生出任文史馆馆长。符定一觉得文史馆比较清闲，馆长之职无所谓“官”，

不过是“文、老、贫”而已，并说这个职务只要“老而贫的文人”当就可以了，毛泽东

听了不以为然，随即补上一句：“还要有才、德、望。”意谓符先生是有才干、有道德、

有威望的人。于是，符定一便担任了中央文史馆第一任馆长。

应邀者之三马寅初：

他生于1882年，浙江嵊县人，1906年毕业于北洋大学。1906年赴美留学，并获得哥

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9年后曾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杭州财务学校、上海

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

育家。1941年因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被囚禁。1944年冬恢复自由。1948年在中共地

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离开上海进入东北解放区。

马寅初先生一生尊重毛泽东。他与毛泽东的友谊是在40年代建立的。l945年毛泽东

赴重庆谈判，俩人开始了直接交往。

1951年6月，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他对毛泽东说：“要兄弟

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泽东笑容可掬地问：“马老，

您要我怎样的支持？”“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讲演，

就请不要拒绝！”“这个好办。”毛泽东风趣地说：“我批准了！马老校长，我给您这

个尚方宝剑！”马老得到“尚方宝剑”后点名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大讲演，如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

宸等。

这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观礼，马寅初站在毛泽东身后，当北大游行队伍高举红

楼模型通过时，毛泽东问马寅初：“红楼还是原来样子吗？”“一切还是原样，没有丝

毫损失！”马寅初说：“你和李大钊在红楼的工作室也对外开放了。”正交谈之间，突

然下起了大雨。毛泽东看看游行队伍，关切他说：“马老，您的学生淋雨了，我给您派

人打电话，通知学校，让食堂为大家准备姜汤！”马寅初动情地说：“谢谢主席关怀！”

游行结束，马寅初回到北大，看到同学们正喝着滚热的姜汤时，兴奋地把在天安门城楼

上与毛泽东的谈话告诉大家，鼓励同学们：“今后更加努力奋进，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关

怀……”50年代中期，马寅初先生在浙江作了大量调研，发现农村人口增长率一般在百

分之三四，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从而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

口论”。他的见解第一次在1956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浙江小组会上提出后，立即引起

很大反响。著名爱国人士邵力子、著名科学家竺可症赵忠尧、王国松、顾功叙等表示赞

成支持。但不少人认为这个问题苏联没有讨论过，中国也不要讨论。1957年春天，在毛

泽东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老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他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

支持和肯定。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

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大家

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周恩来、刘少奇对马寅初的发言，也都

表示赞同。为此，马寅初受到极大鼓励。他感到自己与共产党人息息相通，无比兴奋地

说：“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件可喜的事，因此，我对

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1957年，马寅初在反右派斗争中，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否定

和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各种言论，但他也痛惜反右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当时，学术界对马寅初人口论的讨论以至于批评，本来是学术争端，是我们党新提倡又

受到法律保护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但后来，康生、陈伯达插手期间，利

用这一学术争端，硬说马寅初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

1960年3月31日，马寅初“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这位八旬老人“辞宫归第”时的委屈

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寅初蒙受了20年的冤屈得到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不

久，又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并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中

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马寅初宁静的心境顿时翻腾起来，他感慨地说：“我这样的案子

也能翻过来，历史上是没有的。共产党真伟大！”

应邀者之四沈钧儒：

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著名“七君子”之一。毛泽东几次与他通信联系，共商

抗日大计。重庆谈判期间，他们相聚于“民主之家”。90诞辰时，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设

宴招待，称之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他1875年生，浙江嘉兴人。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思想影响，主张维新变法。虽参

加科举，29岁中举人，30岁中进士，但并不热衷功名仕进，1905年博取功名后旋赴日本

政法大学求学，从而放弃了仕进的机会。1907年回国后曾从事立宪活动，任浙江咨议局

副议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出任浙江警察局长，后改任浙江教育司长。1912年5月加入同

盟会，不久又参加柳亚子等创办的南社。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沈钧儒曾在袁世凯、曹锟两任内任职，但抵制袁氏复辟，反对

曹锟贿眩1920年南下广州，出任孙中山军政府检查厅厅长。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沈钧

儒充任浙江省政务委员兼秘书长。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沈钧儒被捕入狱，

获释后担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

杨杏佛、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法律委员，参与营救受国民党迫害的人士。

1935年，邹韬奋所办《新生周刊》案件发生，该刊主笔、著名进步人士杜重远被捕入狱，

沈钧儒曾以律师资格为其辩护，名噪一时。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随后“一二·九”运动由北平首先发起并迅速波及全国。沈钧儒与马相伯、邹韬奋、陶

行知等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发起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

沈钧儒当选为大会主席。翌年5月，该会扩大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声势更加浩大，沈

钧儒作为该组织的主要发起人和领袖，被选为15人组成的执委会常委之一。这年7月，他

与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4人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

一文，主张响应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全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成立救亡联合阵

线，发动民众，实行抗日言论自由，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内战，与中共联合一致抗

日救国。当时，这篇文章曾印成单行本，影响极大。毛泽东看到该文后，立即于9月18日

致函沈钧儒等4人，高度赞誉他们的爱国行动与正义言论。他在信中写道：“先生们抗日

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

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随函

毛泽东还附上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请沈钧儒等审察其情，并告之他已委

托潘汉年在上海与他们经常联系，以便彼此沟通信息，交换意见，增进友谊。

这是毛泽东与沈钧儒之间的第一次通信联系。同年10月30日，毛泽东再次公开致函

沈钧儒等人，沈钧儒等人主办的《救国时报》公开刊登了毛泽东答复他们的电文，文章

说：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做亡国

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

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

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治派别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与你们纲领和要求上提出的一样，

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最后，毛泽东还提出，希望沈钧儒等和其他抗日组织前去

参加苏维埃政府，也希望他们派代表前去进行合作谈判，同时还表示可以到苏区外的其

他安全地区与他们进行合作谈判。所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对沈钧儒为代表的民主力量

是相当尊重的。

1936年11月，沈钧儒等“七君子”因宣传抗日救国获罪入狱，在中国共产党、全国

人民及国际友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抗战爆发后将他们释放。

1941年皖南事变后，作为救国会方面的参政员，沈钧儒同中共参政员采取一致行动，

拒绝出席参政会，抗议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行径。这年3月，沈钧儒倡议组织中国

民主政团同盟，翌年正式加入，推动该盟日益走向政治进步，并由此成为民主人士左派

的旗帜。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被推选为13名常务

委员之一。翌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他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

务委员。

l945年8月，听到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消息后，沈钧儒不顾年迈体弱，在毛泽东抵达

重庆的当天亲自去机场迎接。他和张澜、黄炎培等几位老人中午便赶到了九龙坡机场，

毛泽东下机后与沈钧儒等一一握手，互致问候。此后，毛泽东曾亲自登门拜访沈钧儒，

同他商议时局对策及建国大计。9月2日中午，沈钧儒与张澜等代表民盟在素有“民主之

家”之称的特园欢宴毛泽东。毛泽东一进特园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

到家了。”在大客厅里，毛泽东同沈钧儒谈健康之道，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

共话“五四”往事，如同家人一般恳谈，其乐融融。毛泽东勉励大家说：“今天，我们

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9月11日晚，毛泽

东在他下榻的桂园宴请沈钧儒、张澜等民主人士，并就促进国共双方团结问题交换了意

见，沈钧儒等都表示当尽力斡旋，争取国共之间化戾气为祥和。

1947年10月，蒋介石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强令解散。民盟内的一些动摇分子

也发表了辞职和解散总部的声明，沈钧儒对此十分气愤，坚决反对向国民党妥协。1948

年初，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沈钧儒亲自主持通过了两项决议。主张一切民主党派都

要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路线，并第一次批判了民盟过去

所标榜的“中间路线”，指出这已成为一种走不通的幻想。中共“五一宣言”发布后，

沈钧儒立即于5月6日代表民盟和救国会两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中共提出的关于召

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

1948年9月，沈钧儒同部分民盟代表，应毛泽东之邀赴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

的筹备工作。到达哈尔滨时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共领导，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彻

底否定中间路线。1949年元旦后，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的求和

声明，提出和谈八项主张。随后，沈钧儒在沈阳与到达解放区的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

士亦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和平主张，拥护毛泽东的号召，

愿意在中共领导下，团结一致革命到底。2月1日，沈钧儒与李济深、谭平山等已到达解

放区的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北平解放，庆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

大胜利。毛泽东收电后，十分感动，次日复电沈钧儒等人，感谢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与中共“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

陷于孤立”。并勉励说：“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

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

2月，沈钧儒抵北平。6月，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并当选为筹备会

常务委员会副主席。9月21日，他出席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副主席、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后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从此，沈钧儒与毛泽东因工作和私谊，

曾经有着十分频繁的交往和接触，毛泽东多次请他到中南海吃饭、叙旧及商谈工作。

应邀者之五陈嘉庚：

他是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1941年应毛泽东之邀赴延安访问。毛泽东曾送给他“华

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条幅。1950年回国定居，将全部家产捐献给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

他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镇）。出世时，父亲

陈杞已是一位在新加坡拥有一家米店的中等侨商了。在父亲远离的情况下，陈嘉庚由母

亲张氏一手抚育长大。9岁时，他开始入“南轩私塾”读书。早年的私塾生活，使他对旧

式教育的弊病有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日后萌发教育救国的思想奠定了基矗1890年秋，17

岁的陈嘉庚到新加坡，在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学商。当时，新加坡已沦为英国殖民

地，华人在这里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在这片土地上，洒遍了中国苦力的血汗。目睹这一

切，一股爱国爱乡之情在他心头油然而升。1892年，陈嘉庚接任“顺安”米号经理。次

年秋，他回国与秀才之女张宝果成婚，在家乡住了近两年，边经营渔业，边从塾师补习

中文，并出资2000元建立惕斋学塾，这是他捐资兴学的开端。

1900年冬，陈嘉庚为了返乡葬母，第三次回国。当时苦难的祖国正在帝国主义的铁

蹄下惨遭蹂躏，穷困的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地呻吟。目睹这一切，陈嘉庚的心

中，郁结着无言的痛苦。此后，父亲的米店因管理不善，宣告破产。陈嘉庚亲睹父亲从

兴盛到衰落的情景，感慨颇深，立志从头起步，闯出一条新路来。在此后的30年间，陈

嘉庚从创立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和接办日新公司开始，凭借他敏锐的眼光和强烈的经营竞

争意识与创新精神，顶住当地殖民垄断资本的压迫排挤、日货的削价倾销和同行业的激

烈竞争，使个人企业在经营米业、菠萝、房地产、航运、橡胶等方面形成规模，从而成

为当时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之一。

早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十分不满的陈嘉庚，从阅读革命书报中深受同盟会革命主张的

影响。1910年春天，陈嘉庚正式加入同盟会，剪掉了辫子，与清王朝决裂，开始从事反

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活动。为了支持辛亥革命和救济国内难民，他奔走呼号，

带头筹款捐资。他一生克勤克俭，从不奢侈浪费。他常说：“我金钱取诸于社会，亦当

用诸于社会。”从1918年开始，陈嘉庚把大部分精力和资财用于兴学，先后创办集美学

校、厦门大学和南洋华侨中学。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难当头，陈嘉庚毫不犹豫地走在了南洋抗日救亡的最

前列，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1946年冬，他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

团”。1941年3月，他率团到达重庆，拒绝加入国民党。在重庆期间，中共领导人叶剑英、

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曾专程拜访了陈嘉庚，并在中共驻谕办事处举行欢迎茶会，会

上陈嘉庚流露了想亲往延安的心愿。获此消息不久，毛泽东发来电报正式请陈嘉庚访问

延安。同年5月，陈嘉庚到延安，毛泽东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他，并设晚宴招

待。窑洞俭朴的陈设，领袖的谦逊待人，不事铺张的晚餐等，都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

象。几天中，毛泽东多次到陈嘉庚住所，与他交谈，共同进餐。陈嘉庚也同从集美、厦

大和南洋到陕北参加革命的青年交谈，并且实地参观、访问，了解那里政治、军事、经

济和民生，所见所闻使他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完全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只有共产党

才是真诚奋勇抗日，从而不满国民党，而同情、拥护共产党，把延安视为中国的希望。

后来每当谈及延安之行，陈嘉庚都流露出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从避难地返回新加坡，结束了沦陷时期的流亡生活。在为他安

全脱险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特地送来了祝贺条幅，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华侨旗

帜，民族光辉”。当听到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决定赴重庆同

蒋介石谈判的消息后，陈嘉庚深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拍电报劝他不要前往。

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内战爆发。陈嘉庚密切注视

着时局的发展变化，为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而由衷高兴。1948年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

加坡华侨各界代表大会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

建议，声明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

1949年1月20日，陈嘉庚接到毛泽东来电，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

是。6月4日，陈嘉庚到达北京，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

儒等人的热情欢迎。7日由周恩来副主席陪同前往西山同毛泽东晤谈。延安一别，转眼九

年，故人重逢，倍感亲切。陈嘉庚激动地向毛泽东介绍了海外华侨的情况，并对家乡福

建何时解放表示关切，希望中央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管理福建。在会谈中，陈嘉庚先生

对许多问题直率地发表见解，体现了他对祖国建设的关心和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信

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嘉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

委员会委员。

应邀者之六司徒美堂：

他生得孔武有力，好打抱不平，团结了一班洪门兄弟，是美洲著名爱国华侨领袖。

曾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乐于接受中共领导。毛泽东誉其“热情卓见，感佩殊

深”，称之为“爱国先贤，侨界耆宿”。

他1868年生，广东开平农家子弟。幼年丧父，赖寡母抚养长成。1880年去美国打工。

1883年读了《杨州十月》、《嘉定屠城纪略》等书，愤然加入洪门致公堂，进行反清复

明活动，时年15岁。

他有一身好武艺，手持一刀一棍，十数人不能近其身。在美国屡见有流氓欺侮华侨

事，每每三拳两脚将流氓打翻，扔于街中。20岁那年，因把流氓打得重伤致死，曾被提

去坐牢，几乎被判绞刑，幸得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款营救，10个月后恢复自由。从此，他

的为人处事，逐渐在华侨中流传开来。出狱后，他先后做过男保姆、厨子、小贩等，结

交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1894年冬，他感到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散漫，于是集合堂内

少年气盛、敢作敢为之士，在波士顿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称安良堂。该堂以“锄强

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由小到大，逐渐团结了一班洪门兄弟，并被拥为“大佬”，

这是司徒美堂过问洪门事业的始基。

1904年，孙中山先生以“洪门大哥”身份赴美进行革命活动，司徒美堂在波士顿见

到了孙中山先生，并任保卫员兼厨师之职，由于孙先生耳提面命，使之懂得了许多革命

道理，洪门组织从此带上了革命色彩。翌年，司徒从波士顿至纽约，组织“安良总堂”，

自任总理，继续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活动。

从此，安良堂便成为致公堂老组织的“龙头”，对后者的事务常常起决定作用。当

时美洲华侨社团的各种活动，小至排难解纷，大至抗日募捐等各项爱国活动，司徒美堂

都积极参与，他还被选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会议的华侨顾问。抗战爆发后，司徒美

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

并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密切联系，支持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

日行动。

1941年冬，司徒美堂因被聘为“华侨参政员”从美洲抵香港、到重庆。在港期间，

他以高度的民族气节拒绝了日军特务要他担任香港维持会长的要求；在渝期间，蒋介石

叫吴铁城引诱他加入国民党，并以“国府委员”做诱饵，他坚决拒绝。

1945年3月，在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司徒美堂将洪门致公堂改为中国洪门致公党，

被选为全美总部主席。会上，他联合美洲各华侨报界发出著名的《十报宣言》，提出结

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

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过问政治的热情日增，表示要回沪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

前他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中共和民盟当即复电欢迎，惟蒋不予答复。1946年

4月，司徒美堂率众抵沪。6月21日，司徒美堂晤蒋，话不投机，悻悻而去。两天后，他

亲赴南京梅园30号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旋又参加中共代表和上海民主人士为他举行的

欢迎茶会。此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亲自到司徒美堂寓所两次访谈，并邀他到解放区参观。

两相对比，使司徒美堂在情感和事实方面大受教育，从而开始疏离国民党而接近共产党。

1946年9月，司徒美堂在沪对各报记者发表谈话：“本人主张联合各党和爱好和平的

人民，建立民主统一的政府，然后再以经济从事于建设。我们并不是任何党派的尾巴，

我们愿以人民的意志为行动。”这是他对蒋介石插手破坏中国洪门致公党改组活动的有

力揭露。同年11月，他公开拒绝参加蒋介石的伪国民代表大会。经过1947年声势浩大的

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之后，司徒美堂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本质。7月间便叫他儿子草拟一

份声明，表示对民治党（由CC派打入致公党改组而成）活动不表赞同，声明与之脱离于

系，转赴香港，准备重返美国，表示他对蒋介石政权的彻底不信任。

1948年5月，中共发出倡议，号召举行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

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正在香港的司徒美堂不禁为之心动，但顾虑到蒋帮特务的监视与控

制，他决定先行赴美再作响应。10月8日，司徒在寓所命人秘密起草了一份题为《司徒美

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亲自签名盖章，嘱令务须在安全抵美后方可在

香港报界公布。声明写道：“美堂于1946年春自美返国，适逢当时政治协商会议，为之

大慰。奈因蒋介石玩弄阴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

决议，发动剿民内战，美堂乃愤而赴港，视蒋介石如仇寇。窃思谋国之道，旨在和平，

剿民内战，元气大伤，今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

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惟一之良好方法，表示热

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

还在司徒美堂赴美前夕的10月23日，中共代表连贯就曾在香港为他饯行。席间双方

交谈甚洽，语殷意浓。这使司徒美堂大为感动，即席新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乐

于接受中共领导，书中并有“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等语。翌年

1月20日，毛泽东在收到辗转而至的此函后，立即复函司徒，誉“热情卓见”、“感佩殊

深”。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

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

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

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接到毛泽东的热情邀请后，司徒美堂决意再度回国。此间

孔祥熙曾邀他吃饭，劝他“不要受人利用，年纪大了，何必跑来跑去，留在美国，生活

不必过虑”等等，司徒美堂坚决拒绝这种劝告，说他所以回国完全基于爱国之心，完全

出于自愿，未受任何人利用。他怕事久生变，于8月9日乘机离开美国，13日抵达香港，

9月初北上抵达北平，下榻于北京饭店。

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他每会必至，会后毛泽东还特别宴请司徒美堂等华侨

界爱国人士。

由此可见，应邀之人都是非常之人。

他们是常春藤。

他们是智慧树。

第二天中午，这些长者应邀按时赶到六国饭店。

周恩来亲自主持宴会。

宴会前，周恩来特地叫人关闭了餐厅的大门。

之后，周恩来谦逊而严肃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大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

三个人不是，来听长者的发言。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

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

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

看看有什么意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原来是这个意思！

各位长者这才明白午宴的主题：要专门听取他们对确定国号的意见。

他们无不为共产党人办事的认真态度和民主作风所折服。

3．要不要加上“中华民国”这一简称

周恩来点题之后，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

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

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去掉，并无

不可。”

接着何香凝发言。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

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

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周致祥。这位清朝末年的进士在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平生不

写中华民国的国号，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

这位前清进士态度坚决，反对用简称，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

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

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年届83岁，耳聪目明，但听不懂北方汉语，这次由司徒丙

鹤陪同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在今天的会上，也由司徒丙鹤把别人的发言译给他听。

听了之后，司徒美堂激动得站起来，要求发言。

宴会厅里这时显得很安静，大家等待着听这位老人发表意见。

司徒美堂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

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决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

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

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

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

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

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

大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这番话，快言直语，痛快淋漓，掷地有声。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

一片热烈的掌声。

这时，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集团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

徒美堂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

民盟领导人张澜老先生这时也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

陈叔通也表示赞成。

教育学家车向忱赞成去掉简称，并补充说：“如果说人民一时不接受新国号，这只

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

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从法律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如果有些群众

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

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

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

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

国’。”

陈嘉庚这时也站起来讲话。他一口厦门话，旁人听不懂，由秘书庄明理译成普通话。

他说：“我也不同意用括号里的简称。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落后的人可能一

时不会习惯，但过些时候就会好了。”

会上的态度成了一边倒，除黄炎培主张用中华民国简称外，其他人几乎都反对用这

个简称。

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用括号的“简称中华民国”的缘由。

周恩来讲完话，已是下午1点30分。

接着，宴会开始。

黄炎培和简玉阶是素食者，另单设素食。简玉阶每饭必先祷告上帝，在宴席上也是

这样，表情十分严肃。当他还在祷告上帝时，其他吃荤食的人已是谈笑风生，互相敬酒，

一派欢乐的气氛。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政

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并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

政协代表们认为，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岁月里革命的

历史意义全部抹煞。比如辛亥革命、两次国共合作等都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这一点毛

泽东在开幕辞中就已经讲过了。同时，考虑到“中华民国”这个名称，长期以来在民间

已经叫顺口了，因此目前也不要强行禁止使用。可以允许人民还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

在我们用公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使用阴历。应该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使用统一的

国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有这样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于是，当天通过的大会文件中，“中华民国”的简称就全部去掉了。

新中国诞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深深地烙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上，

“中华民国”如同岁月风尘，被人们抖落于逝去的时空之中。

4．国号之争的背后国号之争中有两位人物比较突出。

一位是主张国号中有“民主”二字的黄炎培，一位是主张保留“中华民国”简称的

何香凝。

他们两位都是重量级人物，都是1905年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他们提出的意见都有很

重的分量。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黄炎培非常了解。他坚持国号中要有“民主”二字，

实际上体现了他毕生的努力与追求。

黄炎培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听过黄炎培的演讲；25年后，

他在延安与毛泽东作彻夜长谈。短短的重庆谈判期间，他与毛泽东会晤、聚宴达10次以

上；新中国诞生之际，向来拒绝做官的他终被周恩来说服，出任了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

兼轻工业部部长；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跟他书信往来，难以数计。

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出生在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一个没落知识分子家庭。

13岁丧母，17岁丧父，兄妹3人在外婆家长大。

黄炎培6岁起识字、写信，幼时母亲的教育对他日后有很大影响。9岁人私塾，受旧

文化熏陶达十年之久。20岁时，他以府试第一名的资格考取秀才，三年后中举。

少年时期的黄炎培就为反对专制、创立民主奔走呼号。1990年，黄炎培考取南洋公

学特班，开始接受新文化。不久学校解散，他就与几个朋友在川沙办起川沙小学堂，在

教育中向学生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倡导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他因此被捕。后经上海基

督教洋人总牧师保释后，流亡日本。

1904年回国后，黄炎培又在乡间办起了学校。1905年7月，在老师蔡元培介绍下加入

中国同盟会，开始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前夕，他到苏州规劝江苏巡抚程德

全起义反清。江苏宣布独立后，他便留在苏州工作。1912年起出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

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及副会长、议会议员等，负责江苏教育行政工作约三年，此后又担

任上海申报旅行记者。

1917年，黄炎培赴美考察，回国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最终目标是“使

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主张教育政策的大改革，翌年创设中华职业学校。职业

教育很快受到各方重视，海外华侨及实业界人士纷纷捐资助学，使职业教育成为时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黄炎培专程到北京找到李大钊，俩人就国内、

国际大局和前途问题，交换了意见。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为排除异己，以“学阀”罪名通缉黄炎培，中华职

业教育社被捣毁，他再次流亡。

“九·一八”事变前，黄炎培正在日本考察教育，发现日本侵华战争气氛很浓，回

国后他带着“日本即将侵我预感”，多方奔告。“九·一八”东北沦陷，蒋介石的不抵

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黄炎培投身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要求国民党政府

抗御侵略，他组织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称上海市地方协会），在以后的“一

二·八”和“八·一三”上海抗战中，积极宣传动员上海市民运送军需物资，筹募捐款，

支援前线。

抗战期间，他以社会贤达身份被推选为国民参政员，参加抗战募捐工作。在此期间，

他开始了同共产党广泛的接触。

1941年10月，黄炎培代表职业教育派同梁漱溟、沈钧儒、张君励、章伯钧、左舜生、

李璜、张澜、罗隆基等共同参与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他又与胡厥文、

章乃器等联合工商人士另外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主任委员。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在望，而国共合作濒于破裂。黄炎培与几位参政员联名致电毛

泽东，主张恢复国共谈判。毛泽东回电欢迎黄炎培等访问延安，共商国是，黄炎培与冷

遇、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于7月1日飞抵延安，在机场黄

炎培等人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握着黄炎培的手说：

“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炎培很奇怪，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

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发表演说，那一大群

听众之中有一个就是我。黄炎培听后很高兴，盛赞毛泽东好记性。

在延安，黄炎培感到样样都很新鲜。这里自由的空气、井然的秩序、朴素的作风使

他觉得既亲切又自然。访问期间，毛泽东在百忙中邀请他到家中做客畅谈。

当毛泽东问他此次延安之行有何感想时，他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

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

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

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

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

配。”

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

民主。”两人就此长谈，十分投机。

在延安短短的5天访问，黄炎培对共产党、解放区有了新的认识，从朦胧中看到了光

明，这是他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为他日后同共产党长期携手打下基矗回到重庆后，

黄炎培到处作报告，讲述延安见闻，并很快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在大后方引起很

大震动，同时也招致国民党当局的忌恨。

1945年8月10日，毛泽东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期间，

毛泽东广泛接触民主人士，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其中与黄炎培的会晤和聚宴达十次以上，

从而使俩人的交往与友情日益加深。

内战爆发后，黄炎培拒绝蒋介石要他参加“国民大会”的要求。1949年2月，他在中

共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3月2

5日到达北平，开始了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他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赴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

领导人进入北平。俩人重庆握别，虽只有三年半时间，但中华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黄炎培非常感慨。当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黄炎培等二十多位民主人士。第二日

晚，毛泽东又单独邀请黄炎培，俩人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深夜。在第三天叶剑英

市长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他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在随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多次邀请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商谈人民政协的

筹备工作，希望他多在民族工商业中做工作，为解放上海出力。黄炎培随即在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广播，要求上海人民组织起来，迎接上海解放。他还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文章，批驳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革命的“白皮书”。文章发表当天，毛泽东就亲

笔给他写信说：“声明写得极好，这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

身为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的黄炎培，在旧中国向来拒绝做官。北洋政府曾请他出任

教育总长，他坚决拒绝；1946年，国民党多次请他参加“国大”，然后到政府中做高官，

被他“笑而谢之”。

1949年，黄炎培到达已经解放的北平后，仍表示无意于仕途。周恩来亲自多方面做

他的工作，终于使他一改初衷，同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此外，他还先

后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这条消息见诸报端之

后，连他的大儿子黄大能也感到十分意外。后来，黄大能出公差到京，见了父亲便问：

“您一生不做官，恁地年过70反而做起官来了？”

黄炎培述说周恩来动员自己“做官”的经过之后，严肃地跟儿子说：“以往坚拒做

官是不愿人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年逾古稀的黄炎培得到新生。为此他写下《永远纪念着的1949》

一文。文中说：“我生已72岁，已过72个年节，何以独要纪念1949年呢？因自2月15日从

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监视来到北京，筹备新政协、参加政府以来，无一不新颖，无一不感

动。甚尤为突出的感受，‘人’的地位被发现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

“人”的地位得到应有的重视，“群众”的力量被充分认识，这是这位民主党派的

领袖人物所毕生追求的民主之果的核。

在中国，有民主才有希望，没有民主就没有希望，这是黄老先生的毕生感悟。

掌民主之旗，唱民主之歌，寄予了老革命家黄炎培先生的人生理想，体现了他真挚

的爱国主义精神。

辛亥革命老人何香凝，对“中华民国”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建立高扬孙中山

先生新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她苦苦求索，为之奉献了大半辈子，而他的丈夫廖仲恺先

生，则为之献出了热血和生命。

因此，她在讨论决定国号时提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

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

何香凝是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敬仰。早在国民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即与毛泽东相识，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

这位了不起的革命女性生于1878年。她与廖仲恺结婚后，随丈夫东渡扶桑，留学于

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女子师范学校及本乡女子美术学校。1903年，他们得晤民主革命先

驱孙中山；1905年，加入同盟会。从此，走上了矢志革命、追求进步的民主革命之路，

并与孙中山及后来的孙夫人宋庆龄成莫逆之交，以至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大凡人们

谈起“孙宋”，总要谈及“廖何”。

1925年，孙中山逝世不到半年，廖仲恺为坚持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三大政策，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宋庆龄、何香凝这两位伟大革命先驱的遗孀，

接过革命的战旗，以其清高盖世的伟大人格和奋发独立的不屈精神，成为革命的国民党

左派的战斗旗帜和精神领袖，她们以革命未亡人的资格，不懈地坚持并执行孙中山、廖

仲悄所开拓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同国民党

内的顽固派，开展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他们的这种模范言行，不仅为国民党内孙中

山三民主义拥护者所称颂，也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敬仰。

还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就与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

人物有了革命工作方面的交往和接触。1925年在他主编的《政治周报》上，曾经刊登过

很多赞赏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文章。在武汉国民政府期间，毛泽东与何香凝也有

着频繁而默契的工作交往。1926年，蒋介石制造反苏反共的“三二○事件”之际，何香

凝当面斥责蒋介石：“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在开始，你们便在革命队伍

里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蒋介石整理党务案发后，何香凝再度明确表

示，这个提案是违背孙中山革命真意的，是反共反俄而对工农不利的行为。她提出：共

产党“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同他们共同奋斗，向敌人进攻，完成国民革命”。1927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何香凝毅然辞去国民党反动派加给她的一切头衔和职位，

与之彻底决裂，出走国外以示抗议。毛泽东对何香凝的这种革命立场和无畏精神，多次

表示赞誉。

抗战期间，何香凝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响应者。

早在1934年4月，她就与宋庆龄等1700多人签名公布了著名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

领》，提出停止一切剿共内战、全国一致对日作战的积极主张，1935年，中共中央《八

一宣言》发布后，她与宋庆龄、柳亚子、于右任、孙科等人立即响应，广为宣传。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她与宋庆龄等通电全国，斥责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指出：“今

后必须绝对停止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

何香凝积极筹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反对蒋介石独裁和内战。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

她两次致电毛泽东，期望和平建国与民主合作早日完成，同时致电蒋介石，要求遵循总

理遗嘱精神，必须与各民主党派、各界贤达共商国是，还民主自由给人民。蒋介石悍然

发动内战后，何香凝先于1946年底在穗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反对独裁，要求民主；19

47年11月，她又在香港召开的国民党民主派联合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奋斗目标是，要

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翌年1月，她为之殚精竭虑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终

于成立，在16名常务委员中位列第二。5月，她与李济深等再度致函毛泽东，表示拥护中

共五一号召，愿意参加新政协会议，期成夙愿积久的中国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4月，毛泽东特地派人把何香凝由香港接至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建国后，何香疑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此间，毛泽东十分关心她的身体健康，并多次邀她前

往中南海做客，垂询政教，问候起居。在她病重期间，毛泽东又设法延请名医，数次派

工作人员前去探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先贤的深厚情谊。

毛泽东一生都十分钦仰何香凝的伟大人格。1937年，他对廖承志说：“你的母亲是

个杰出的女性，就你一个独子她并不溺爱。”其时，何香凝正好托人给毛泽东带去一份

礼物：一套上好的狼毫湖笔、一册画集及一本《双清词草》，毛泽东如见至宝，睹物思

人，立即挥毫复书，书称：“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

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

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中山先生传

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

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

年轻，这是大家觉得的……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

努力方能达到。”字里行间体现了共产党人对革命先贤的一片由衷景仰。信中，毛泽东

的那种谦逊自励与思贤若渴之情，也跃然纸上。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何香凝先生“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把自己最

亲爱的人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她对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是颇有感情的。但这位

胸怀博大、公而忘私的伟大女性，在讨论确定国号之事时也不固执己见，“大家不赞成，

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将个人意志置于广大民众意志之下，这就是一代杰出革命家的风范。

5．新中国新政府的形象

下午2时58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终于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播音员丁一岚立即开始实况播音，将“毛主席来啦”的消息，及时传达给广场上的

群众，传达给全中国，传达给全世界。

广场上由工人、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市民、近郊农民和城防部队组织的30万群众，

顿时沸腾起来。

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两边各有一座高台：一座是开国大典指挥台，一座是苏联代

表团观礼台。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行使他的职权：“大会全体注意，不要喊！注意！注意！注意！

今天是首都全体各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宣布开会。”

开国大典主持人林伯渠走到麦克风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正式开始。

接着，毛泽东主席来到麦克风跟前，运足一口气，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之后，鸣放28响礼炮。接着，毛泽东昂首

挺立在麦克风前，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

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

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

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

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

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

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

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

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

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

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

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

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

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

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

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

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当天，《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指出：“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

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责成“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

上提出的要求，也是亿万民众民心所系。

经过充分酝酿、广泛协商和多方物色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确定了各机构负责

人名单。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正式宣布各机构及委任名单。

各机构及委任名单如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设办公厅，任命齐燕铭为办公厅主任，

余心清、周新民、乔冠华、罗叔章为办公厅副主任。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下，另设副总理4人，政务委员15人。任命董必武、

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任命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薄一波、曾山、

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

宏为政务委员。

政务院秘书长由李维汉担任；设副秘书长5人，委任齐燕铭、许广平、郭春涛、孙起

孟、辛志超担任。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下，另委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

担任副主席；委员22人，他们是：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

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小平、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萨镇

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同时，委任徐向前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总参谋长。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以下，另委吴溉之、张志让为副院长；委任陈绍禹、朱良

才、冯文彬、许之桢、李培之、费青、贾潜、王怀安、陈瑾昆、吴昱恒、闵刚候、陆鸿

仪、沙彦楷、俞钟骆等人为委员。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以下，委李六如、蓝公武为副检察长；委任罗瑞卿、

杨奇清、何香凝、李锡九、周新民、陈少敏、许建国、汪金祥、李士英、卜盛光、冯基

平为委员。

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担任主任，

彭真、张奚若、陈绍禹、彭泽民为副主任，委员有沈钧儒、罗荣桓、吴溉之、张志让、

李六如、蓝公武、谢觉哉，武新宇、陈其瑷、罗瑞卿、杨奇清、史良、李木奄、张曙时、

许德珩、陈瑾昆、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赛福鼎、陶希晋、吴玉章、张文、王葆真、

李任仁、周鲸文、刘王立明、叶笃义、郭冠杰、郭则沉、黄琪翔、陈铭枢、郭春涛、许

宝驹、陈演生、谢雪红、易礼容、李秀真、邓颖超、廖承志、邓初民、吴耀宗、周善培、

颜惠庆、林仲易、章士、，江庸，秘书长由陶希晋担任。

政务院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由原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担任主任，薄一波、

马寅初为副主任，委员有李富春、贾拓夫、邓子恢、曾山、叶季壮、陈郁、杨立三、黄

炎培、滕代远、朱学范、章伯钧、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李立三、南汉宸、孔原、戎

子和、何长工、钱之光、宋裕和，薛暮桥、宋劭文、曹菊如、钱昌照、孙晓村、范子文、

钟林、孟用潜、冀朝鼎、梅龚彬、章乃器、胡厥文、盛丕华、包达三、俞寰澄、冷逾、

吴羹梅、李士豪、千家驹、李民欣、刘子久、罗叔章、陈叔通、简玉阶、侯德榜、胡子

昂、周苍柏、周叔讨、宋裴卿等49人。

该委员会由薛暮桥任秘书长，胡子婴、周荣鑫任副秘书长。下设中央财经计划局，

宋劭文任局长；设中央财经人事局，范子文任局长；设中央技术管理局，钟林任局长；

设中央私营企业局，薛暮桥任局长；设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孟用潜任局长；设中央外

资企业局，冀朝鼎任局长；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编译室，王寅生任主任。

政务院设文化教育委员会，委郭沫若任主任，马叙伦、陈伯达、陆定一、沈雁冰为

副主任，委员有周扬、丁燮林、钱俊瑞、韦悫、李德全、贺诚、苏井观、李四光、陶孟

和、竺可桢、胡乔木、胡愈之、徐特立、柳亚子、张东荪、费孝通，吴晗、刘清扬、潘

光旦，李达、符定一、沈志远、陈此生、蒋南翔、沈兹九、谢邦定、欧阳予倩、丁玲、

田汉、阳翰笙、巴金、钱三强、陈鹤琴、江恒源、李步青、艾思奇、翦伯赞、侯外庐、

钱端升、曾昭森、雷洁琼、沈体兰，由胡乔木任秘书长，阳翰笙、冯乃超任副秘书长。

政务院设人民监察委员会，委谭平山任主任，刘景范、潘震亚为副主任，委员有张

秀岩、张慕尧、朱蕴山、韩兆鹗、董鲁安、张难先、何橘时、宁武、郭任之、安子文、

许立群、刘达潮、丘金、帅孟奇、肖明，由李世璋任秘书长。

上述四个委员会之外，政务院下设以下各部、委、院、署、行，主持各该部门的国

家行政事宜。

设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副部长武新宇、陈其瑷。

设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副部长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

设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

设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副部长戎子和、王绍鏊。

设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姚依林、沙千里。

设重工业部，部长陈云，副部长何长工、钟林、刘鼎。

设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副部长李范一、吴德。

设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副部长钱之光、陈维稷、张琴秋。

设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宋裕和。

设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副部长杨卫玉、龚饮冰、王新元。

设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吕正操、武竞天、石志仁。

设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副部长王净。

设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副部长李运昌、季方。

设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副部长罗玉川、吴觉农、杨显东。

设林垦部，部长梁希，副部长李范五、李相符。

设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

设劳动部，部长李立三，副部长施复亮、毛齐华。

设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丁燮林。

设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韦悫。

设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贺诚、苏井观。

设司法部，部长史良，副部长李木奄。

政务院又设法制委员会，任陈绍禹为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曙时、许德珩、陈瑾

昆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沈钧懦、张志让、李六如、谢觉哉、史良、李木奄、何世琨、

李达、孟庆树、吴昱恒、王之相、戴修黎、吴传颐、李祖荫、李光灿。

设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李维汉为主任委员，乌兰夫、刘格平、赛福鼎为副主任委员，

委员有张冲、吴鸿宾、奎璧、朱早观、天宝、巴迭尔汉、阿里木江、朱德海、王国兴、

田富达、刘春、杨静仁、吕振羽、翁独舰马思义、鲜维峻、马玉槐、王悦丰、王再天、

特木尔巴根、札喜、郭锐。这些委员分别是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朝鲜族、

彝族、苗族、哈萨克族、高山族、黎族等少数民族代表和政协委员。

设华侨事务委员会，委何香凝为主任委员，李任仁、廖承志、李铁民、庄希泉为副

主任委员，委员有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其瑷、戴子良、费振东、蚁美厚、黄长水、周

铮、候寒江、庄明理、赵令德、林棠、张殊明、叶剑英、张运逸、张鼎丞、邓子恢、叶

飞、李初梨、连贯、许敬诚、陈任一、王雨亭、蔡廷锴、彭泽民、官文森、王任叔、邵

力子、萨镇冰等人。

政务院下设中国科学院、情报总署、海关总署、新闻总署、出版总署和人民银行等

机构。委任：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

邹大鹏为情报总署署长。

孔原、丁贵堂分别为海关总署署长、副署长。

胡乔木为新闻总署署长，范长江、萨空了为副署长。

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为副署长。

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景法为副行长。

10月28日，政务院又发表了32名参事名单。他们是：吕集义、郑坤廉、罗子为、章

无善、盛康年、张云川、严信民、王深林、曹孟君、许宝驹、吴茂苏、于振瀛、谭冬菁、

林一元、严希纯、袁翰青、吴藻溪、周士观、李侠公、孙苏荃、庄明理、卢于道、李蒸、

卢郁文、汪世铭、许闻天、邓昊明、程星龄、刘承烈、范朴斋、刘仲华、李俊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阵容强大、空前坚强的政府。

从各机构负责人员的数字看，到1949年10月底，就包括了以下人选：中央人民政府

主席1人，副主席6人，委员56人。

政务院总理1人，副总理4人，政务委员15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5人；四个委员

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共170人；各部、委、院、署、行的部长、副部长，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委员，院长、副院长，署长、副署长，行长、副行长等共175人。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共30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委员17人。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副检察长、委员14人。

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共5人，不包括政务院参事，整整500人。

如此阵容，负责人达到500名的中央政府，不但在当时中国是空前的，在当时世界上

也是少有的。

组成如此强大阵容的中央政府的政治基础，就是由各革命阶级各革命党派构成的统

一战线。

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结晶。

在中央人民政府下设的各种机构中，有大量党外民主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进北平后，毛泽东多次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坐北京，没有党

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

从党的长远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考虑，党和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上，这一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6名副主席中就有3人是党外人士。

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

李济深是40年代国统区民主人士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张澜是民盟领导人。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56名委员中，党外人士27名，所占比例近50％。他们是：何香凝、

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

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

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政务院的人事安排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名：郭沫若、黄炎培。

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

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宏。

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委、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达14人，其中郭沫

若还兼任两个正职。他们担任的职务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

任谭平山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农业部部长李书城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林

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司法部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物色

政务院及下属委、部、委、院、署、行主要负责人时，为尽量安排民主人士，周恩来做

了大量复杂细致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已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委员中有傅作义。但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

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平有特殊贡献，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一个大功劳，

便打算给他安排个部长职位。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傅作义时，特意问他建国后打算做些什么。傅作义说：

“搞水利可以直接为民办事。”

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便

决定由他担任水利部部长。

物色农业部部长人选时，周恩来想到了李书城。

李书城是同盟会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担任黄兴的参谋长，后来又

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过很大作用。1921年中国共

产党成立时，就是在他家里开的会。他的胞弟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为党的事业

和人民解放斗争做过有益的工作。

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李书城同张难先等人在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帮助下，将原来

的和平促进会改组为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白崇禧撤出武汉前后，保护水

电厂、张公堤等重要设施，阻止搬迁物资档案，维持市内秩序迎接解放军入城。

武汉解放后，李书城接到毛泽东的亲笔信：“李老先生：见信后速来京共商国家大

事。”不久，他赴北平参加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随即被任命为农业部长。

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主要领袖、社

会贤达、知名人士几乎都安排进人民政府了。

这种广纳民主人士参政执政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高度赞扬，调动了他们建

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

中央人民政府的其他机构在此前后也分别建立，展开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

建立后，立即着手进行新中国的各项内政外交事务，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器正式运转起

来。

于是，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华民族以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东方睡狮醒了！

四、国歌内幕

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洪亮声音

在天安门上空久久回荡。开天辟

地的湖南口音刚落，军乐队立即

奏响了庄严激越的国歌《义勇军

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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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悲鸿的重要建议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走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时，近200名军乐队员在天安门城楼下，面向天安门，站成两队，各以10行横队和1

0列纵队的宏伟气势，演奏了庄严激越。威武雄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此时，天安

门广场成千上万的群众为之洒下了激动的热泪。

为什么《义勇军进行曲》会被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歌呢？这首歌曲又是怎样被确定为

国歌的呢？

在筹备新中国的过程中，确定国歌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

众所周知，世界上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

国歌是象征国家的歌曲，为其政府所制定或采用。通常在隆重集会、国际交往仪式

等场合演奏或演唱。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民众共同心声的表达和共同意志的体现，能起

到统一人们思想、激发民族爱国情感、催人奋进的巨大作用。但要创作或确定能代表一

个国家全体民众共同心声的国歌，确实不易。

清朝以前，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国歌。

我国最早的国歌，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当时有人编过一首《颂龙旗》，有词无曲。

19世纪80年代，出使英、法、俄的大臣曾纪泽第一次向朝廷上呈了“国乐”的草案，

但没有得到允准。1895年，新建陆军制定了国歌，需要演奏时就权作替代。

我国由国家颁布的国歌，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1896年，清政府派遣北洋大臣、直

隶总督李鸿章作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国作礼节性访问。在那些欢迎会上，按照国际惯

例，要演奏宾、主两国国歌。但当时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哪有什么国歌！为了应付门面，

只好临时编制一首，不过逢场作戏而已，也叫不出什么名称。但因它是李鸿章最早使用

的，后来人们称它为《李中堂乐》。这首歌的歌词是一首陈腐不堪的七绝诗：金殿当头

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天日，

五色云丰驾大龙。

从此以后十多年内，清政府在与他国交往以及国内大典中，都袭用这首歌。因此，

实际上它在某些场合起了国歌的作用。

20世纪初，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欺骗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

呼声，竟然几次下诏宣称要“立宪”了。1911年，清政府还煞有介事地颁布了一支国歌，

名为《巩金瓯》，歌词是：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嗥，

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这首国歌是曲礼院选派镇国将军薄侗和当时在海军部任职的严复负责编制的。纯粹

是为清政府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就在此国歌出笼后一个月，辛亥革命爆发了。这首所

谓的国歌，也就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南京设立临时大总统府，立即征集国歌。1912年2月，临时政

府的公报上登载了沈恩浮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为《五旗共和歌》。这首

国歌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国的理想：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

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山河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维新运动领袖人物、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民国初年也曾写过一首国歌，歌词是：泱

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22省为一家，物产腴，甲天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

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堂我中华！结成团体，振我精神，20世纪新世界，雄

飞宇内兴伦？可爱哉，我国民！

这些美丽的幻想，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无法使之变为现实。结果，

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

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以政事堂礼制馆名义，将一首名为《中华雄踞天地间》的歌

曲定为国歌，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制造舆论。歌词是：中华雄踞天地间，廓八霆，华胄以

来昆仑巅，江湖浩荡山绵连，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

袁世凯擅自下令，把歌词中的“共和五旗”改为“勋华揖让”，暗示民国政府将采

用唐尧、虞舜的禅让制，暴露出他复辟帝制的尾巴。次年，袁世凯登基称帝。千夫所指，

不义自毙。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就命归黄泉了。

可是，这首国歌，在袁世凯垮台后，仍为历届北洋军阀政府袭用。1920年，段祺瑞

政府命教育部出面，专设了一个“国歌研究会”，征集曲谱。最后采用著名作曲家肖友

梅的用亡调长旋法与中国姑冼宫调井用的曲调，所填歌词为中国古诗，相传是虞舜所作

的《卿云歌》：卿云烂兮，纪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1920年10月，这首歌曲由当时的教育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定为国歌，并下令于1921

年7月在全国施行。但是，这首文词古奥的东西，大众是决然接受不了的。可以说，它诞

生之时，就是死亡之日。因此，很少有人知道有过这首国歌。

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则把国民党党歌改为国歌。有识之士对这一做法早就提出了反

对意见，但国民党当局却置若罔闻。

1949年7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的启事。

启事对国歌的要求是：（甲）歌词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

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

（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

线谱）。

截止8月20日，共收到国歌应征稿件632件，歌词、歌谱694首。

应征稿件中国歌歌词较多，其中有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年等知

名人士的作品。小组评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有的还组织乐队演奏过，但

大家都感到不理想。

在讨论时，大家都认识到，要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的确比较困难。

但是，新中国诞生之时不能没有国歌呀！

商议结果，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国歌未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大画家徐悲鸿，是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的人。

新政协筹备常委会接到马叙伦和沈雁冰关于国歌选评情况的报告称：“经本组慎重

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

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应该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然而，没有国歌的开国典礼，至少会使大典气氛和人们的情绪受到影响。

政协筹备委员会的常委们着急了。

毛泽东亲自来到勤政殿，召集常委成员和第六小组成员以及有关专家顾问、各界人

士座谈，专门研究国歌之事。

座谈会一开始就冷场，没人发言。

沉默。大家都在思考。

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创作确实不易。而且，

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特别是代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国歌！用一支什么样的歌曲才

能充分体现它的特点，反映亿万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声呢？

这时，一位个子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来发言，打破了沉默。

他说：“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此人就是徐悲鸿。

毛泽东欣赏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徐悲鸿比毛泽东小两岁，毛泽东却称他“徐老先生”；他担任中央美院第一任院长

后，毛泽东即为美院书写了第一块校匾。

徐悲鸿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1895年生于江苏宜兴。少时随父学画，17岁开始当

中学图画教员。1914年人复旦大学。四年后赴法国巴黎，先后在法国朱利安艺术学院、

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及德国柏林美术学校学习素描和油画。1927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央大

学艺术系教授、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曾携带中

国近代名家作品600余件赴欧洲各城市巡回联展，引起轰动。抗战时期，随中央大学迁到

重庆。抗战胜利后创立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出任校长。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开始对北平展开包围，徐悲鸿的挚友田汉，从解放区秘密抵

达北平徐悲鸿家里，他带来了毛泽东、周恩来对徐悲鸿的嘱托。田汉欣喜地告诉徐悲鸿：

“我来北平前，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希望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

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听到正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周恩来，

戎马倥偬之际还惦念着北平的文化界人士，惦念着徐悲鸿，这令徐悲鸿夫妇感动不已。

1949年，古都北平终于迎来了解放，徐悲鸿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俩人进行了亲切

交谈。毛泽东虽比徐悲鸿大两岁，但他还是尊称徐悲鸿为“徐老先生”。他关怀地询问

了徐悲鸿的工作和健康情况。

1949年7月，徐悲鸿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首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美

术工作者协会主席。7月6日晚7时20分，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怀仁堂，

看望与会代表，发表了鼓舞人心的即席讲话。在谈到文艺“中西”结合问题时，毛泽东

特别以徐悲鸿先生的绘画为范例，认为他既保持和发展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又吸收

了西方优秀的艺术营养，把两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翌年4月1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门口装饰一新，正式挂出了毛泽东亲笔书写的

“中央美术学院”的牌子。学院入口处正面墙上是徐悲鸿的手书——毛泽东《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句名言：“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

没有力量的。”

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的徐悲鸿常对学生说：“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

艺术家，首要的任务是表现人民大众的精神面貌、愿望和时代精神，要做到这一点，必

须到实际生活中去锻炼。”这些已是后话了。

当时，站在勤政殿上发言的徐悲鸿，其身份不仅是大画家，而且是国旗国徽评选委

员会的专家。

这位身为画家而非音乐家的中年汉子，对国歌的建议堪称不朽的大手笔。

实际上，徐悲鸿来勤政殿参加座谈会之前，当天在家里与夫人一起，已就选国歌之

事展开了一次家庭讨论。

他对夫人廖静文说：“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没有正式国歌前，往往把一首得到民众认可、合乎国情民意

的歌曲当作国歌。苏联在建国之初，就曾将著名的《国际歌》作为国歌。

徐悲鸿是经过好几个不眠之夜、对此进行深思熟虑之后，才提出这个建议的。

廖静文听后便说：“那怎么可以呢，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

好吧？”

徐悲鸿说：“为什么不好？法国的《马赛曲》便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它的原名是

《莱茵军进行曲》。1792年，法国马赛工人革命队伍高唱着这支歌曲挺进巴黎。后来，

便正式确定为法国国歌。”

徐悲鸿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对这首法国国歌印象很深。他当即为廖静文唱了一遍：

前进！前进！

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

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

我们祖国鲜血遍地，

我们祖国鲜血遍地。

你可知道那凶狠的兵士，

到处在残杀人民，

他们从你的怀抱里，

杀死你的妻子和儿女。

公民们，武装起来！

公民们，投入战斗！

前进！前进！

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净！

“你看，这歌词不也是很悲壮的吗？”徐悲鸿笑着对妻说：“人民在胜利中不忘记

过去的斗争，它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奋起的精神，继续前进。《义勇军进行曲》正是

这样，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民族的自信，抗战时期这首歌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

投入抗日前线。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廖静文信服地点点头说：“啊，原来是这样，那我太缺乏知识了。”

艺术是相通的。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和灵魂。

徐悲鸿不仅凭艺术感觉，更凭他一生中的磨难，真正认识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

非凡的歌曲。

开国大典时，徐悲鸿作为政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这首庄严的乐曲奏

响。

从那时起，这首昂扬的歌曲响彻神州大地。《义勇军进行曲》成了全中国人民奋进

的号角，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喷涌与呐喊！

2．珠联璧合成绝唱

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聂耳》时，将片尾处理为：聂耳站在甲板上，轮船

向远方航行。周恩来看完样片后，建议将结尾镜头改成：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边行进边

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是在开国大典上正式推出成为国歌的。周恩

来的建议寓意深刻。

由大画家徐悲鸿首先建议代作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多灾多难的30年代。

它原是剧作家田汉和作曲家聂耳在1935年为上海一家电影公司编写剧本《风云儿女》时

所创作的主题歌。

这首非同寻常的主题曲，记录了音乐天才聂耳和杰出戏剧家田汉珠联璧合的动人故

事。

30年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入侵中国，国民党当局大搞反共白色恐怖的时代。

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节节退让，而对中

国共产党和要求抗日的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上海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掀起了抗日救亡

运动的高潮。在“左联”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战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宣传和动员了广

大人民群众。剧作家田汉当时在“左联”参加了戏剧、电影和音乐方面的领导工作。

1931年，聂耳从家乡云南来到上海。那年，他才19岁，已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感情

的音乐天才。

聂耳1912年生于云南长溪。原名聂守信，曾用过黑天使、王达平等笔名。出身清寒

医家。自幼受家乡民间音乐的熏陶，会多种乐器。1927年，聂耳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这所进步学校里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他的

处女作《省师附小校歌》，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这支歌雄壮有力，富有朝气，初步显

露出他的才华。1930年，在昆明读中学的聂耳，因参加革命活动遭当局通缉，被迫流亡

上海。

1931年4月，聂耳经刻苦自学，以优异成绩和多方面才能，考入“明月歌舞剧社”，

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他每天坚持练琴6小时以上，不到3个月，就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

琴手。接着，他又学习作曲，钻研民族音乐，并开始了他早期的音乐创作。翌年，他又

考入“明星歌舞团”任小提琴师。因他姓聂，又富有音乐天赋，同行们便称他为“耳朵

先生”。于是，他干脆改名叫聂耳。由于当时团里演出节目多半是靡靡之音，迎合小市

民的口味，与抗日救亡的形势格格不入，他对团里的演出方向颇为不满。

聂耳很苦闷。

他想寻找中国共产党。

正在这时，田汉出现在他的面前。

田汉是中国现代杰出的革命戏剧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当时，他已名闻遐迩。他

生于1898年，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家境贫寒，激发了他

奋发学习的热情。1912年，他考入省城长沙师范学校公费学习。当时，师范学校的校长

是徐特立。少年田汉曾得到徐特立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在那里，他受到了良好的教

育。1917年，田汉随舅父到日本求学。经宗白华介绍，他结识了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郭

沫若，他们之间信来函往，真挚、坦率地畅谈文艺、爱情、生活，探索人生，彼此以歌

德、席勒相期许，成为知己。后来，田汉与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的通信公开发表，题名

为《三叶集》。

1925年，田汉创立“南国电影剧社”，拍摄了他编剧的第一部电影《到民间去》。

两年后，“南国电影剧社”改组，简称“南国社”，定宗旨为“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

有力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田汉的文学道路是曲折的，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追求的

步伐，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接受了马列主义和苏联普罗文学的影响，他逐渐摆

脱了唯美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情调和色彩，朝着人民大众的革命戏剧运动方向

前进。1930年3月，田汉在“南国社”遭反动军警查抄的情况下，率全体成员加入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从此他的活动转入地下。1932年，田汉在沪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央

文委委员。他写下了大量剧作和电影剧，话剧《乱钟》，电影《母性之光》、《民族生

存》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同时，他还积极推动和组织革命音乐活动，创作了大量歌

词。

田汉慧眼识人，乐于助人。早在“南国运动”时期，田汉身边就聚集了一批有志青

年，大家勇于实践，锐意创新。“南国社”的影响很大，遍及东南各地，京沪杭一带涌

现了许多剧团，都根据“南国社”的剧本、风格来演出，其艺术之花不仅开遍江南，而

且远播南洋各地。当时熊佛西先生搞农村戏剧的影响也很大，当时人们有“南田北熊”

之说。南国艺术学院时期更是以培养人才为目标，严格区别于那种商业性办学，在经济

条件困难、政治环境险恶的情况下，田汉不取报酬，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为文艺事业培养

队伍。南国艺术学院的物质条件十分简陋，但它造就了像郑君里、陈凝秋、廖沫沙、张

谔、左明、保罗、陈白尘、金焰、吴作人、万籁天、顾梦鹤、赵铭彝、陈明中等一大批

骨干。在左翼剧联时期和抗战时期，田汉注意训练骨干、造就队伍，像抗敌演出队、歌

剧训练班等等。

一如既往，田汉无私地向苦闷彷徨中的聂耳伸出了热情的手。

他与聂耳详细谈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文艺战线任务。他们一见如故。此后，田汉又

介绍他参加了“左联”的音乐小组。由于聂耳的积极要求，1933年初，由田汉介绍他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聂耳的生命迸发出更加辉煌的光彩。

聂耳一生的创作，绝大部分是在1933年至1935年之间完成的。1934年是聂耳创作最

旺盛的一年。这一年，他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创作了《打砖歌》、《打桩

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

电影《大路》谱写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了

主题歌《新女性》；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主题歌《飞花歌》；还创作了儿童歌曲

《卖报歌》等。1935年，为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梅娘曲》，又为电影《逃亡》作

主题歌《自己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还创作了《采菱歌》《打长江》等歌曲。短短

两年多，他创作了三十余首体现劳动人民感情的优秀歌曲。

1934年7月，田汉创作的反映码头工人反帝斗争的新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在上海

青年会礼堂公演。聂耳不但作曲，还担任导演和主演码头工人老王。在这个歌剧演出时，

当码头工人发现搬运的货物是日军用来打中国人的军火坚决不搬时，日本兵凶残地开枪

镇压，田汉的儿子田申扮演的老王的小孙子被打死了，老王悲痛万分将小孙子抱在怀中，

带领码头工人把军火箱抛人黄浦江中，井愤怒地向日本兵冲去，向敌人怒吼道：“我们

并不怕死，不用拿死来吓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全剧高潮骤

起，观众群情激昂，纷纷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雷鸣般的口号声经久不息。

田申躺在聂耳的怀里，感到聂耳的热泪一滴一滴地落在自己的脸上。聂耳哪里是在

演戏啊！他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了抗日的特殊战场上！聂耳并未受过正规的音

乐教育，但由于他聪明、勤奋，天赋的音乐才华，强烈的民族感情，特别是他对党和人

民的无限忠诚，在短短的两年中，创作了许多为人民广为传唱的歌曲，而且绝大部分是

和田汉合作的。《开矿歌》、《毕业歌》《梅娘曲》等歌曲，至今还广为流传。他不愧

为现代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

1934年，田汉应与党有密切关系的电影公司之约，创作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

反映“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后，知识分子觉醒了，坚决走向抗日民族战

场的故事。剧本共15章节，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作为剧中诗人辛白华所作的《万

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首。他原本想将歌词写得长一些，由于时间仓促，他在酝酿构思

时，将想到的前面的歌词随手写在一张香烟锡包衬纸上，连同已写好的电影故事先交给

公司。歌词写道：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田汉还没来得及写电影剧本，就在1935年2月19日夜，在与梅兰芳剧团研究合办演出

的剧目后返家时被捕了，以后电影剧本只好由夏衍完成。

《义勇军进行曲》的原词，也由夏衍和孙师毅从烟纸上仔细地抄录下来。

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找到夏衍同志就说：“听说田先生的《风云儿女》剧

本后面有一首主题歌，请交给我作曲吧，我相信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他拿去后很快完成了谱曲。不想，这竟是他与田汉的最后一次合作。

《义勇军进行曲》这支雄伟的战歌，很快唱遍了全中国，在抗日战争中鼓舞了无数

爱国志士。

聂耳的创作之所以能够深刻地反映现实，给人震撼心腑的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深入人民的生活，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北平时，他常到天桥看贫苦人的各

种演唱，用心倾听他们的心声，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他在1932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这里充满着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有的在卖噪子，有的在卖武功。

这些吼声，这些真刀实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

进攻的冲锋号。”他每写一首歌，都一次又一次地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写《新女性》

时，他花了不少日子，在风寒霜冷的秋夜，步行一个多小时赶到沪西纱厂，观察了解女

工们的生活和思想。为了写好《码头工人歌》，他经常到黄浦江码头，倾听搬运工人的

苦难呼声，认真记录劳动号子的节奏和音调。聂耳反对文艺脱离生活，脱离人民，“为

艺术而艺术”。1932年7月13日，他曾以“黑天使”的笔名写了一篇《中国歌舞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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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电影艺术》第一卷第三期上。虽然只有数百字，但内容丰富，论据精辟，辞锋

犀利，击中要害。他揭露了当时中国歌舞“鼻祖”率领下的一班红男绿女，打着“艺术”

与“教育”的幌子，实际上卖弄“香艳肉感、热情流露”的“软功夫”，其社会效果只

能是：“被麻醉的青年儿童，无数！无数！”他不顾黎锦晖是当时音乐界的权威、自己

的顶头上司，尖锐指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实枪的硬功夫！”“亲

爱的创办歌舞的鼻祖哟！你不要以为你有反封建意识便以为满足！你听不见在这地球上，

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的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

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黎锦晖以后曾说过，

聂耳“对我个人曾贡献过许多宝贵的意见，我深为感动……他对我热情善意的劝勉，终

于使我结束了坏歌曲的写作”。

一个甘为民众喉舌的音乐家，一个敢向权威挑战的人，才能写出时代的最强音。

聂耳在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之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在“左联”的党

组织遭破坏，田汉和阳翰笙相继被捕后，聂耳也被列上了黑名单。党为了保护这位年轻

有为的战士，派他出国学习。聂耳遂于1935年4月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准备转道苏联到西

欧去加深他的音乐修养。到日本后，他曾不断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进步文艺工作，还计

划写一个大型歌剧。不幸，这一计划还没实现，他就于这年7月17日，在日本藤泽县鹄沼

海滨游泳时被汹涌的海浪吞没，年仅23岁。

闻讯，留日学生和华侨悲痛不已，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公推聂耳生前好友张天虚赶

赴现场收殓，并在当地火化，负责将骨灰送回祖国。1936年，张天虚几经辗转，将骨灰

送回上海。1937年8月，回到家乡，次年安葬于昆明西山高峡山麓华亭寺附近的山坡上。

墓前竖有徐嘉瑞撰“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之墓”的墓碑。

一代音乐天才聂耳，用音符鼓舞人民作战的斗士，永远离开了人间。

《义勇军进行曲》遂成千古绝唱。人民音乐家聂耳，他的灵魂和生命全部溶入这首

乐曲中了。

田汉被捕后被解往南京，因患背疽，经徐悲鸿保释，出狱就医，软禁于南京。

田汉在南京狱中听到聂耳淹亡的噩耗后，顿时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悲痛，热泪纵横，

写下一首挽诗，寄托他对这位忘年知己、亲密的战友的哀思：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青年聂耳化为黑色的海燕，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迎着暴风雨飞去，永远永远地飞

走了。

一定要完成战友未竞的事业！出狱后，田汉活跃于南京、长沙、武汉等地，对国民

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给予猛烈抨击和无情揭露。抗战初期，他创作和改编了《新儿女

英雄传》、《江汉渔歌》等大量戏曲剧，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创作热情。抗战胜利后，田

汉回到上海，先后写出了话剧《丽人行》、电影《忆江南》、《梨园英烈》等剧。《丽

人行》后来还被改编拍摄成电影。

“一二·九”运动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中国大地，鼓舞、激励着中华儿

女奔赴抗日前线。

一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路过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时，远远就

听到一阵阵豪放昂扬的歌从会堂里传出来，爱泼斯坦凭着自己对中国社会和民族艺术的

深刻了解，立刻感到：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新型的中国风格的曲调，他驻足聆听，心驰神

往，被歌所吸引，走进了会堂。这是他第一次目睹人们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

面。当时教歌的，是一位青年，他叫刘良模。后来，他专门著文评价《义勇军进行曲》

说：“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那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

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

爱泼斯坦的感觉十分准确。

爱泼斯坦不愧是中国人民的知音。

在中华民族抗战烽火中，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这支歌曲很快传遍全球。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海外华侨义愤填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在侨居地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

194o年以后，《义勇军进行曲》经世界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热情演唱和灌制

唱片，传遍全世界，成为激励所有无产者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

1942年，日本侵略魔爪伸向南洋群岛。于是，在南洋的椰林、橡胶园就唱响了《义

勇军进行曲》，鼓舞着东南亚战士打击日寇。

1944年，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在零兰莪州的一个根据地，有

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他们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

“中华民族”改为“马来西亚族”，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同时，还将歌词译成马

来西亚文、印地文。《义勇军进行曲》被各地民众译成各种语言，唱遍了打击侵略者的

各个战常一次，在日本侵略军疯狂围剿抗日队伍时，有位叫阿乜的马来西亚抗日战士不

幸受伤被捕。刑场上，他视死如归，面对死亡的枪口，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从容就义。

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在一次谈话中说：“《义勇军进行曲》，不仅中国人会唱，

外国朋友也会唱。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东南亚，马来人、印度人和我们一起唱着‘冒

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示威游行，开展斗争。”有位美国朋友曾写信给田汉，说：“美

国也很流行这首歌，有很多人都用口琴在马路上吹奏。”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由欧洲回国途经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得有人唱这支歌，为

之惊喜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由一位著名音乐指挥家建议，经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一

套“盟军胜利凯旋之歌”的节目中，有贝多芬、柴柯夫斯基等世界音乐大师的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也在其列。

3．为什么不改原歌词

新政协筹备会召开期间，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徐悲鸿刚说出自己的建议，

周恩来立即表示支持。

周恩来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而豪迈，

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也适合于大家演唱。用这首歌作国歌是合适

的。”

著名建筑学家、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梁思成教授，在周恩来说完后，站起来发

言：“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我想起了以前我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

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这说明

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用这支歌代国歌很好。”

接着，大家纷纷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此刻陷入了沉思，他的思绪一下回到了那个烽火连

天的岁月。

1934年，百代公司出版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由袁牧之、顾梦鹤演唱，百亚

夫配乐，很快唱遍了全国。

1935年5月16日出版的《电通画报》第一期，登载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写谱。电

影《风云儿女》也于同年7月正式上映。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救亡运动的热潮，

传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酝酿大举侵略中国，天津笼罩着紧张的气氛，整座城市实际

上已经陷入日军和他们的特务的控制之下，但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进行着不屈不挠

的抗争。

1938年5月的一天，天津青年会秘书刘良模在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教唱《义勇军进行

曲》。体育馆的大门敞开着，馆内约有四百多人站着齐声合唱。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

百姓——中学生、小学生、工人、小职员、报童，甚至还有洋车夫。大家的表情严肃认

真。刘良模先重点教他们唱歌曲的单句，然后两句合起来，再整段连唱。

正是这天，爱泼斯坦被歌声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来到了体育馆。听着听着，爱泼斯

坦深深感到，歌曲的每一句都是战斗口号，都是不屈的灵魂。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刘良模在教唱，又像是在呐喊。这歌声不正是中国四万万五千同胞的共同呼声吗？

当时的天津，日本人已有一支4000人的军队，并且还有一支远比军队人数多的特务队伍，

就在刘良模教唱歌曲时，特务已经潜入了会场刘良模发现有特务混入场内后，停顿了一

下，坦然对大家说：“会堂的大门，对任何想进来学我们歌曲的人是大开的，假如有人

不是为了唱歌，那他一定另有打算——可能是来捣乱的。现在，我要大家看看自己周围

的人，是不是在唱？”他盯住两个日本人看了一小会儿，然后挺直身躯，又开始教唱。

几分钟之后，在激越、高昂的歌中，四百多双愤怒的眼睛都集中在那两个日本特务

身上——“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怒火喷涌的目光的逼视下，两个日本特务的脸顿时变成了猪肝色，很快狼狈地逃

出了大门。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几十年来，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品格和

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同前进的深刻思想，教育、激励着全国人民。

不仅如此，《义勇军进行曲》还以高扬的曲调、震撼人心的歌词，飞越国界，激励

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自由解放而战。

1940年，正是中国人民为民族生存而进行艰苦斗争的岁月，世界著名黑人歌唱家保

罗·罗伯逊，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保罗·罗怕逊是从刘良模那里学会《义勇军进行曲》的。

1940年，刘良模赴美国，在会见罗伯逊时，介绍了当时中国革命群众歌咏运动的情

况。罗伯逊听了刘良模唱的几首中国革命歌曲后，要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

久，他就在一次演唱会上演唱这支歌，向中国人民表示敬意。第二年，他又和刘良模合

作，灌制了一套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片名叫《起来》。宋庆龄欣然为这套唱片集作序。

这时，刘良模收住思绪的僵绳，起来发言：“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

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

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

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也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

耳。此外，这首歌在国际上也有它的地位。我们在美国时，一次同美国最勇敢的黑人歌

手罗伯逊见面，他对我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

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所还是朋友间都唱。罗伯逊又问我：是不是你

们的国歌。我说，不是，我们的国歌是丧歌。当然，是指国民党时期。这样看，《义勇

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已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从一支歌曲本身讲，好不好不能单靠

几位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评判。《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获得了一

致的颂扬，所以根据它自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当然，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

况编拟，这是我本着在国外做宣传工作的经验，谈的一点看法。我建议采用聂耳的歌谱，

歌词另拟。”

刘良模的建议得到许多人赞同。

讨论时，也有人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

世界东方，而这首歌词当中却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不符合现在情况的句子，是

不是过时了？”周恩来说：“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

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我们还要居安思危。”参加座谈会的人基本同意《义勇军进行曲》

作为国歌。最后，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

定下来吧。”

但是，对是否要改歌词，意见仍不一致。最后决定，由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

研究决定。为了供政协常委、主席团研究时参考，大家公推郭沫若等人修改出几份歌词。

郭沫若修改的歌词共分为三段，于9月中旬发给小组成员和常委。

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后，全体代表于9月23日分为11个组讨论国旗、国徽和国歌

等方案。

代表们对国歌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但歌词是否

修改，依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参加了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协商国旗、国歌等问

题的会议。

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

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出席了会议。彭光涵做记录。

在讨论国歌时，毛泽东说：“大家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

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我看也用原来的。”

马叙伦报告说：“我们第六小组都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完全赞同主席

的意见，但现在仍有人要求修改歌词。”

周恩来很明确地表示：“要么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起感情。修改了的歌词唱起

来就没有这种感情了。”

听了周恩来的发言，其他人感到很有道理，也表示不要修改歌词了。

最后，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现在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

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

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

毛泽东说完，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负责修改歌词的郭沫若也表示，完全赞成

采用原来的歌词。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丰泽园里，传出了嚎亮激昂的歌声。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

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全体政协代表都处在一片欢愉之中。

聂耳在天之灵有知，当为之欢呼。

田汉喜上眉梢。

徐悲鸿笑容满面。

10月1日，徐悲鸿应邀出席开国大典。大典上，毛泽东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俗话说，

文如其人。看你笔下奔马那气势，又听说你走路其快如飞，我想，这里面是不是有辩证

法哟！”说罢爽朗大笑，徐悲鸿也被逗笑了。毛泽东又问：“你们学校办得怎么样？”

徐悲鸿心里有许多话想说，可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忙回答，“我们师生自己动手，在

操场四周种了好多菜……”毛泽东赞许道：“好哇，你把延安抗大精神发扬了。”

听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奏响，一种独特的感觉在徐悲鸿身上升腾起来。

4．新中国礼乐之神

开国大典上的军乐队，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的军乐队担任。

罗浪为正指挥，王建中为副指挥。

一段有趣的故事，道出这支军乐团的来历。

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罗瑞卿指挥下，取得了著名的清风战役的重大

胜利。此役，聚歼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及其军部，并俘虏了该军军长罗历戎、军部及军

乐队。

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战友文工团的前身）乐队队长的罗浪闻讯后很高兴，

赶紧请示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对俘虏的军乐队如何处理，他的意思是想

把军乐队留下来，不要遣散。张致祥同意他的意见，但他不敢做主，赶紧请示聂荣臻。

聂荣臻同意了他们的请示。张致祥要求罗浪对原有的军乐队人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争取全部留下来，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的军乐队，以备将来派用常罗浪便担任了这支军乐

队的指挥。

两年多后，军乐队果真派上了大用场！

开国大典需要一支军乐队进行演奏。开国大典前一个月，已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

主任的张致祥，传达了组织一支联合军乐队的口头通知，指定由罗浪、王建中负责组织

训练。

这支联合军乐队由晋察冀军区近80人的军乐队、华北人民文工团近20人的管乐队、

受阅部队军师两级100人的军乐队组成，共200人左右。

军乐队问题解决后，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9月初，阅兵指挥部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部队负责人会议，会上对使用什么乐曲

为阅兵典礼乐曲定夺不下。

当时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用旧军队的乐曲，如欢迎曲、阅兵进行曲、分列式

进行曲等，基本是德国、日本所采用的乐曲；第二种意见是主张采用苏联乐曲，认为我

们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通用的乐曲；第三种意见是罗浪提出来

的，主张用石家庄军政大学结业典礼阅兵时演奏的乐曲，这些乐曲是由解放军一些歌曲

改编的。

但是，意见一时难以集中。

杨成武司令员指示罗浪，写一个阅兵乐曲曲名及群众游行的乐曲曲名交给阅兵指挥

部。

指挥部将三种意见上报总指挥，总指挥又请示军委主席、副主席。经毛主席批示

“以我为主”，决定采用所报的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

当时所报的曲目是：

（1）阅兵式奏《东方红》、《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

进行曲》。

（2）分列式为《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等。

（3）群众游行为《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

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等。

（4）烈士碑奠基奏《哀乐》。

在阅兵式之前，当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三遍《东方红》，

以便让群众知道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奏三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奏完国歌，28

响礼炮刚刚鸣完，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迎风飘扬。

然后才举行阅兵式，军乐队演奏阅兵式乐曲。

国歌虽于9月27日已经通过，但到9月30口才正式通知，因排练匆促，只用主调加空

八度低音伴奏。

演奏哪些乐曲及其顺序问题解决了，但当时没有报话机之类设备，当毛主席登上天

安门时，城楼上怎样通知罗浪开始奏《东方红》呢？

张致祥偶然看了一下城楼上的红旗，计上心来：何不用块小红绸子在城墙上向罗浪

挥一挥，以示让他开始指挥奏乐？

这虽是个落后的法子，但能够解决问题。张致祥与罗浪约定：就这么办。直到1955

年以后，城楼上与军乐团的联系信号才正式改为挥动小红旗。

当时训练时间比较紧，大约只有三周时间，最后一周要跟部队合练。各军乐队还在

东总布胡同集中，在外交部街一所中学操场排练，每日还到东单广场练分列式，最后跟

部队合练，在黄寺华北炮兵司令部大院进行。

阅兵指挥有不少苏联顾问，每次合练后都提出不少意见。比如，他们认为军乐队的

乐器太不统一，建议要整新。

怎么解决苏联顾问提出的问题呢？军乐队根据指挥部指示，把大小军鼓都喷成银白

色，并且排列在第一排，这样就整齐划一，而且鼓音突出，便于进行徒步分列式的部队

听鼓点。这种队形后来一直被保留下来，并为历届国庆大典阅兵时军乐队所采用。

9月30日下午，队员们加紧进行准备工作：擦号、着装检查，准备好开国大典的演奏。

当天，军乐队派40人的乐队参加政协闭幕式及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时，哀乐由张则恭指挥。

10月1日，就要举行开国大典。当天早晨，队员们起得较晚，以便多休息一会儿，精

神饱满地迎接伟大时刻的到来。

中午12时军乐队进入天安门东侧军区库房大院休息，1点钟集合列队，按规定检查着

装及携带乐器，有阅兵指挥部参谋及保卫干事参加。

检查完毕，即由总领队和总指挥罗浪、副总指挥王建中率领，分两队，一队由张则

恭分指挥带队，另一队由张仁辅分指挥带队进入天安门，于下午2时向总指挥部报告列队

完毕。

当时，军乐队第一排紧靠电车道南轨道北侧、面对天安门，分指挥手执指挥红旗站

于轨道前。

下午2时30分之后，张致祥一直守候在城楼西侧毛主席拾级登楼处，看着毛主席和中

央领导同志一级级往上登。

总指挥手戴白手套，站于电车道北侧，面对天安门，注视着天安门左侧第一旗杆下

的典礼指挥张致祥。

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时，张致祥立即向乐队挥动了红绸子。

顿时，军乐队奏响了第一支乐曲《东方红》。这是9月30日指定的欢迎曲。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天安门前的部队及群众挥帽致意。

下午3时，典礼司仪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现在开始。”

这时，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当时气氛严肃、热烈又紧张，司仪只提“升旗”、“鸣礼炮”，而没有宣布“奏国

歌”。

毛泽东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声音一落，罗浪指挥军乐队准备演奏国歌，等待司仪

发命令，但未听到声音。约半分钟后，他只好按预先规定程序，临机处置，指挥奏起了

国歌。

这时，全场欢呼雷动。

司仪宣布阅兵式开始后，军乐队奏响了《解放军进行曲》。聂荣臻代总长从东三座

门乘敞篷车到东华表，朱德总司令乘敞篷车从天安门出来过金水桥，在东华表两车相会，

乐声暂停。聂代总长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列队完毕，请检阅！”朱总司令还礼

后，驱车自东向西检阅部队。

军乐队奏响《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等解放

军乐曲。

阅兵式结束后，朱总司令、聂代总长登上天安门城楼。朱总司令发表了继续进军、

解放全中国的命令。

紧接着，分列式、徒步方队行进时演奏《解放军进行曲》；骑兵部队行进时演奏

《骑兵进行曲》；炮兵部队行进时演奏《炮兵进行曲》；坦克部队、飞行大队行进时演

奏《战车进行曲》和《航空员进行曲》。

最后，联合军乐队纵队向东，至东三座门列队击鼓向天安门前进。到敬礼线奏《解

放军进行曲》，总领队行举手礼，副总指挥王建中执旗指挥，到西三座门奏乐毕。至此，

全部阅兵结束。

这时乐队从西三座门南侧排列成纵队向东，到天安门前原军乐队位置为群众游行演

奏，曲目有《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

《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灯塔》、《解放区的天》等。

当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进入东三座门时，为了突出游行的学生，军乐队停止了演奏。

清华大学的管乐队奏响了《团结就是力量》，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

这时，毛主席等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人及观礼台上的观礼者，兴致勃勃地观

看着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并频频向他们挥手致意。

群众游行结束后，天安门前红墙内外的群众欢呼着涌向金水桥，军乐队则演奏着

《团结就是力量》的乐曲，以密集队形走向金水桥，场面热烈，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的心灵。

开国大典后，军乐队的演奏得到部队与社会的广泛好评。全体队员都为之感到兴奋。

但是，不久兴奋就消失了。

组建军乐队后，部分团员对专职演奏军乐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将自己与旧社

会办红白喜事吹吹打打的吹鼓手划等号。谁都知道，吹鼓手在旧社会是最底层的行业，

遭人冷眼。

罗浪于1951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兼总指挥时，他的老父亲

就来信说：“老家的乡亲们说你参加革命那么些年，原来是个吹鼓手。”字里行间流露

出不屑。

军乐队有的演奏员，甚至不敢将自己的职业告诉家人，只说自己是个技术兵。有的

给家里写信时，连信封上都不敢写“军乐团”字样，信由驻地老乡转发。

可是，往后每年“五一”、国庆节等重大节日都不能没有军乐团助威呀！

总指挥罗浪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传统偏见，在全团叫响了“甘当革命吹鼓手”的

口号，对全体军乐队员说，技术兵是革命的需要，干军乐队这一行同样是革命的需要。

军乐队员只有自己看得起自己，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他引导大

家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项工作也会不断发展，

也会越来越吃香，社会也必将需要更多的乐队队员。

与此同时，总指挥罗浪要求大家把军乐当作艺术来看待，用功苦练，尽快提高演奏

技艺，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艺术家。

后来，这支军乐队的许多队员，成长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栋梁之材。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军乐团成长的关心，成为军乐团不断成长壮大和军乐队

员甘当革命吹鼓手的不竭动力。

1950年国庆，当联合军乐团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时，毛主席挥臂高呼：“军乐队万

岁！”

毛泽东主席这句重似泰山的评价，使全体军乐队员为之振奋。

接着，毛泽东主席还指示说：“我们国家这么大，要有一支千人军乐团嘛！”

1951年，有关部门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派罗浪和王建中等人筹建一个千人乐团。

当时国家经济很困难，经费拮据，聂荣臻硬是从有限的经费中拨出旧人民币80亿元用于

建设军乐团。军乐团用40亿元向捷克斯洛伐克订购了1000件乐器，余下的40亿用于扩建

营房。1952年乐器全部到齐，同年7月10日，军乐团以晋察冀军区乐团为基础，扩编为1

000人的大型军乐团。

这支大型军乐队最拿手的乐曲是国歌。

国歌从奏响到结束的时间长度为2分07秒。

五、国旗是怎样诞生的

随着响彻云霄的国歌声，礼

炮轰鸣，毛泽东庄严地按下升旗

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

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前的旗杆上冉

冉升起……

1．拆下“越南国旗”

开国大典在即，新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国旗的确定和布置情况。

国旗是象征国家的旗帜。

国旗的式样、图案和使用办法，由宪法或专门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1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国旗的式样、图案有其独特含义。我国“五星红旗”的旗面为红色，左上方缀着五

颗黄色五角星，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有人认识到了旗帜的作用，从而出现了旗帜的雏形。那时，

原始部落逐渐扩大，围猎、战争、联系都迫切需要一种信号和标志，他们就用树杆或长

树枝绑上一个东西，作为一个部落的象征和对部落神灵的崇拜。

旗帜在古代，曾是城邦的标志。《周官·司常》中有“日月为常”的句子，疏：

“天子之旗有日月星辰，诸侯旌旗无日月星。故有开龙降龙。”“旗五日、旗四日之区

别，系爵秩、尊卑不同之徽帜。”《说文解字》上说：“旗，旗有众羚以令众也。”可

见，旗帜在中国古代是册命诸侯、大夫的封物之一，是诸侯、大夫权力和封邑的象征。

按爵秩高低，旗帜又分为不同的等级。

到近代，国旗成为国家的象征。它是指国家独立之后，作为国家或民族独立的一种

标志。国旗是与一个国家的尊严紧紧连在一起的。

但是，临近开国大典的那个凌晨，要不是周恩来的博识和细心，国旗问题差点造成

国际性的影响。

10月1日凌晨，又是一个通宵未合眼的周恩来敲开了值班室的门，想再了解一下开国

大典的准备情况。

值班员一下愣了，瞪着一双迷迷蒙蒙的眼睛，一个问题都讲不清楚。

看到值班员这副神态，周恩来不禁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抓起电话直接打到天安

门城楼，口气很严肃。

天刚蒙蒙亮，周恩来又登上天安门城楼。

在天安门城楼上值班的是苏凡。他问了苏凡几句话，又在城楼上转了一圈，然后走

下石阶，来到天安门广场，从远处观察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效果。

突然，周恩来问工作人员：“城楼上挂的哪国国旗？”

工作人员愣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周恩来说：“这成了越南国旗嘛，你们赶快去拆下来。”

原来，天安门城楼的正面休息厅用了八面镂空的大屏风装点门面。日本美术家肖野

觉得原来的背景封建气味太明显，就设计出一套方案，把主席台背后的八面大屏风用大

木框罩住其中六面，只留中间两面当门。大木框正中放一颗金色大五星，用20匹红布显

出长方形光芒。

周恩来审查过这个设计方案，却没料到从远处眺望红布的光芒会融成一片。

当时背景布置好后，众人从近处看，连声称赞，没想到从远处看，因20匹红布的光

太浓艳，给人的视觉效果是一片红光，像一片红布中央缀着一颗五星，成了一面越南国

旗。

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说：“这是我的疏忽，不怪你们。”工作人员赶快跑上城楼，

把木框拆了下来。

但是，当天报纸还按原来的样子作了报道：“城楼正中有巨大金星，下面烘托了巨

幅红布褶成的光芒，红黄交织。”

事实上，这个红黄交织的方案已经遭到否决，城楼上的装饰也拆掉了。

由于周恩来的细心，避免了可能在国际上造成的不良影响。

2．征集国旗图案启事发出之后

194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

《光明日报》、《进步日报》、《天津日报》等报刊，刊载了一则启事，征集国旗、国

徽图案及国歌词谱，提出了有关原则和注意事项，并规定8月20日为截止日期。其中对国

旗图案的要求是：（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

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红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这则启事从7月15日起刊登8天。国内各报、香港及海外各华侨报纸都纷纷转载。

国旗征集启事在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从机器隆隆的工厂、矿山

到广阔的田野，从人流滚滚的都市到硝烟弥漫的前线，无数工人、农民、战士、教师……

都在热烈地谈论着这则启事。得到征集国旗的消息后，许多人马上动手，着手设计构思。

他们精心设计，反复思考，绘制出一幅又一幅各具特色的图案，标上详细的说明，通过

各种方式寄到北平，寄到新政协筹备组。

他们把设计、绘制国旗图案当作一件无尚光荣而崇高的事情。

图案大多不大理想。但每一位应征者关注的是参与，以此方式表达自己对新中国无

限热爱之情，而不完全在乎是否被选中。

在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们在阵地上、在战壕里、在枪炮声中，热烈地讨论着应

征国旗和国徽的图样。有的战士高兴地说：“征求国旗图样的意见，说明新中国很快就

要成立了，等新中国成立那天，我要握着枪戴上立功奖章，在国旗下照一张相。”

饱经枪林弹雨的老战士，还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描绘新中国成立后的美好前景，

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

有位战士不善言词，却把对新中国火一般的热情，悄然化为行动。他设计了一幅国

旗图样，与一封家信放在一起。

他想打完这场战斗就把图样寄往北平。然而，战斗中，他的鲜血全部洒在了解放的

热土上，贡献给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当战友们清点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张来不及寄出的国旗图案……在海外，千千万

万爱国侨胞热切地关注着祖国大地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黑暗的蒋家王朝覆灭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饱受欺凌和耻辱的侨胞

们怎不欢欣鼓舞呢？

当他们得知祖国在向自己的儿女征求国旗、国徽和国歌时，纷纷抱着深切的爱国之

情，捧着中华民族子孙的赤子之心，精心地设计构思出一幅幅国旗、国徽图案，谱写一

首首国歌歌词。这一图案和歌词，从美洲、印尼、马来西亚、朝鲜……飞向解放了的北

平。

这则为亿万民众所关注的启事，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一个月以来的一个重

要成果。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6月18日，周恩来主持

了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

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研究草拟国旗、国

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国旗！中国最早的国旗，

是1900年清朝慈禧钦定的金龙旗。史载，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洋务派首领李鸿章

在同各帝国主义国家举行通商互派公使的外交谈判中，看到别国政府都悬挂国旗，认为

中华帝国也应有一面国旗。于是，便向慈禧太后奏请制定中国国旗，得到慈禧太后的恩

准。时隔不久，李鸿章便将画有虎、豹、狮、龙、麒麟、八卦等图像的国旗图案面呈慈

德。经慈禧钦定，决定以金龙旗作为大清国的国旗，通称“黄龙旗”。图案中的龙是皇

帝威严的象征，黄色则为满族的代表色。这种国旗最初为三角形，后改为长方形。这便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旗，它一直悬挂到清王朝灭亡。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采用横排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为国旗，

表示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的共和。

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

日。”这就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这种青天白日旗，早在1894年孙中山创办兴中会时就指示陆皓东设计出来。白日象

征光明，12道光芒代表12个时辰，光芒尖锋象征革命锐进。1905年，兴中会改名为同盟

会，孙中山主张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加上红底，作为同盟会的标志。红色象征革命。

后来蒋介石掌握了中华民国的领导权，虽仍用青天白日旗，但他不仅没有革命，反而大

肆屠杀革命志士，以至遗臭万年。

金龙旗和青天白日旗都被历史的尘沙掩埋了。

为中国拟制国旗图案，第六小组肩负重任。

第六小组组长是马叙伦先生。

第六小组副组长是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不久，因叶剑英工作忙，增加沈雁冰

（即茅盾）任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参加第6组的成员有马叙伦、叶剑英、张奚若、田

汉、沈雁冰、郑振锋、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欧阳予情、廖承志13

人。

马叙伦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博学多才，对语言学、文学、

书法都有研究。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敬仰毛泽东。

马叙伦，1885年4月27日生于浙江余杭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他4岁启蒙读《小学韵语》，

14岁人“养正书塾”读书。1902年，因代学生鸣不平，触怒校方，被学校开除，随即到

上海报界谋生。1911年，他赴日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在上海办

《大共和日报》，任总编。从1921年起，他曾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

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宣传部部长等职。抗战时期他积极从事抗日反蒋活动。1946年在上

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马叙伦为贫困所迫，困居上

海。此期间，汤尔和任华北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曾派专人到沪请马叙伦出任北大校长，

马叙伦一口回绝说：“我是为了抗日救国而被迫离开北大的。现在敌人全面进攻，国难

当头，我岂能回到敌人刺刀下混饭吃呢？”

1946年6月23日，马叙伦参加上海各界人士举行的反内战示威游行，被推为赴南京请

愿代表。当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大打出手，马叙伦身受重伤，

造成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当天，中共代表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同邓颖超、董必武深夜赴医院慰问。毛泽东和朱德特从延安致电马叙伦：“先生等代表

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竞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

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

l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号召，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马叙伦和香

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立即通电响应，并于11月27日离香港到东北解放区。

1949年北平解放。这年2月，马叙伦抵达北平。3月28日，他陪同毛泽东主席、朱德

总司令在北平西郊举行阅兵仪式。他激情满怀，当晚写诗抒怀。4月1日，中国共产党与

南京国民党当局开始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亲自接见马叙伦、李济深、沈钧儒等人，

对和平谈判的情况及今后的方针进行交谈。5月中旬，毛泽东又亲自邀请马叙伦商谈有关

政协筹备、经济建设以及外交贸易等问题。马叙伦心情异常激动，提了许多宝贵意见。

博学多才的马叙伦，欣然挑起了第六小组组长的重担。

担任第六小组秘书的是彭光涵。

担任第六小组的秘书之职后，彭光涵深感自己缺少国旗、国歌、国徽等方面的知识，

压力很大，工作起来显得不顺手，弄得晚上睡不好觉。

生于1918年10月的彭光涵，广东陆丰县人。1928年，海陆丰革命失败时，他才10来

岁，因受反动派屠杀的威胁，逃到南洋的马来亚。1935年，他参加共青团，1939年入党。

曾任马来亚华侨救国会、马来亚各界华侨抗敌后援会常委。1940年，他返回国内，1946

年调往朝鲜做华侨工作。第二年调回东北哈尔滨工作。1949年，彭光涵调到中央统战部，

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事务。

彭光涵为了解各国国旗、国徽图样和各国纪年，贪早摸黑，一头扎进当时北平各图

书馆和大学，查索有关资料。

第六小组成员中有不少专家。彭光涵虚心向马叙伦、沈雁冰、田汉、郑振锋、梁思

成等人请教，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指点。在很短的时间内，彭光涵就掌握了有关国旗、国

徽和纪年方面的许多知识，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彭光涵在他的文章中谈了五星红旗诞生的详细经过：1949年7月4日下午3时，叶剑英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

为了加速小组工作和广泛听取全国人民对制定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会议决定：

（一）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发出启事，征集对国旗、国徽、国

歌的意见和方案，推选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锋3人草拟征集条例呈送筹委会批准公布。

（二）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歌词、歌谱评选委员会；推选叶剑英、

廖承志、李立三、郑振锋、张奚若、蔡畅、田汉、翦伯赞8人组成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

叶剑英为召集人；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5人组成国歌词、谱初

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

会议决定，上述两个委员会除由第六组成员参加外，还要请一些学识渊博的专家为

委员，委托郭沫若、沈雁冰提出初步名单，由常委会作决定。

会后草拟的征集启事，经周恩来审批后，7月10日送新政协筹委会批准后刊发。

新中国将是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谁不关心它的诞生呢？

一幅幅图案、一首首歌词雪片般飞向北平。

短短一个月内，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稿件几千件，意见书24件。

至截止日，新政协筹委会共收到应征国旗稿件1920件，共有图案2992幅。

投稿者中既有高级干部、将军、著名艺术家、学者，也有普通军人、工人、农民、

学生等，投稿遍及全国，还有一批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来稿。这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和

海外侨胞对新中国的热烈拥护。国外华侨和未解放地区大多数是由新华社香港分社转来

的，个别的也有从未解放区经邮局邮寄的。其中有一件是用挂号信寄来的，信封上贴了

国民党法币20万元的邮票。从这枚邮票就可看出国统区货币贬值的严重情况。大家都很

新奇，纷纷传看这个信封。

征得的国旗图案大体可分为四类：

1.镰锤交叉（或称镰刀斧头）并加五角星。此类图案最多，开始赞成的人也多，如

陈嘉庚先生就专门设计了中国式的镰刀斧头图案。他还说，中国有中国式的镰刀、斧头，

不能因苏联用了，我们就不用。这是最好的代表工、农建国的图案，许多来稿都说了这

个问题。

2．嘉禾齿轮代表工农联盟的图案。

3．以两色或三色的横条、竖条加镰刀、斧头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

4．以红旗上排列五角星图案，或者红旗中加五角星并加一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

等。这类图案数量不少。郭沫若、朱德总司令就设计过此类图案。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前三类不合国体，不能采用。较为可供参考挑选的只

有第四类。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又从中评选出较好的几十幅图案。为了评选时不带任何

偏见，周总理指示把选出的几十幅图案按类型编成一册，每幅图案只编号，不写作者姓

名。

3．“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脱颖而出

经过初评复选，38幅国旗图案闯过一关又一关。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

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复字一号”是红旗上方有一颗大五角星；“复字三号”

是中间加两条黄杠表示黄河、长江；“复字四号”是中间加一条黄杠代表黄河最初，赞

成选择“复字一号”、“复字四号”、“复字三号”为国旗图案的比较多，毛泽东也曾

是“复字四号”的赞同者，但反对者的意见也很坚决，比如张治中。

新中国国旗的诞生过程，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

8月5日下午，第六小组在北京饭店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由马叙伦主持。会议初步

决定：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3位专家为顾问；国歌词、

谱初选委员会聘请马思聪、贺绿廷吕骥、姚锦新4位专家为顾问。为了便于协调工作，马

叙伦参加两个初选委员会。8月22日上午，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

会议的还有一名列席者——画家吴作人。

在确定方案的过程中，讨论比较热烈的是8月24日举行的第六组第三次会议。会议共

16人参加，由马叙伦主持。一开始，翦伯赞就提议：“咱们把这些应征的样稿摆出来吧。”

于是，与会者一齐动手，将一件件设计大样摆在地上，以便细加端详。

“我提个意见，旗上的星可以再大一些，成适当比例。星靠角好些，即使无风时也

能看得见。”梁思成指着一个国旗设计方案说。

钱三强指着一个设计方案说：“国旗的标志要有显著特点，在哪里都能知道它代表

中国。这个白地红星的旗，很容易和别国的相混。”

“蓝地白星怎么样？”郑振锋提议。

艾青建议：“白地红星好。”

“这个怎么样？”郭沫若拿出一个国旗图案，上有两个蓝条和星。

“蓝色要改一下。”马叙伦说。

“改黄色的好。”钱三强提出具体方案和理由：“我国的长江、黄河就是黄色的嘛。”

最后，马叙伦简短作结：“关于国旗，我们提了一些意见，也初步选了几面，还要

进一步研究。国徽和国歌还要进一步讨论，常委会都定不下来，得等大会通过。”

9月14日，第六小组再次召开全体会议。

开始，马叙伦就转述了陈嘉庚的意见：“陈先生的意思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

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主张不用苏联的镰刀斧头，还亲自动手做了一个样

式呢。我们把上次定的国旗图案送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看了看，研究后初步打算采用

11号图案，后来又比较了下，觉得还是17号图案好一些。但发现这个图案有一条黄线把

革命阶段截开了。于是，又将黄线改了一下。毛主席说，国旗上不一定要表示工农联盟，

在国徽上也可以表明。”

这时，陈嘉庚神态认真地接过话说：“11号国旗图案1／3是白色，远看好像在下半

旗。印尼也是白色国旗，稍远点就区分不出来了……毛主席的意见原则上是好的，在国

旗上是否要表明工农联盟，黄色代表黄河，黄星是否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还是要考

虑的。”

马叙伦接着说：“根据对第17号图案的讨论，星是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也可以代表

政权；黄线代表黄色人种，代表黄河，代表统一战线。”他又说：“对国旗图案，今天

要做出决定，提交常委会。还要将讨论情况印成小册子发给政协代表，分组讨论以第六

小组成员为召集人。毛主席也认为，这样做比较好一些。”

“我们可以在中山公园搞一次国旗图案展览，让广大人民都可以看一看。”沈雁冰

提议道。

李立三表示赞成这个意见：“沈先生的意见不错。但最好把国旗做成实际的样式好。

我也选成17号图案。”这时，郑振择提出将11号方案作第二选择方案。马叙伦提议就两

个方案当即付诸表决，结果11号方案4票，17号方案7票。即是说，国旗的设计方案将在

两者当中选其一。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建议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

交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提交报告。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元方案审查委员会

名单，共55人。仍由马叙伦为召集人，彭光涵担任审查委员会秘书。

当日，彭光涵把复选出的38幅国旗图案编为一册，取名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

作为最急件送到新华印刷厂赶樱新华印刷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认为干这活最光荣，

连夜加班加点，印出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每幅图上都编了号和草拟的简单说明，

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草拟的说明是大五角星表示

中国共产党，周围四个小五角星表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9月23日，大会分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大家比较倾向“三十二号”

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有人说：资产阶级怎么能进入社会主

义呢？

9月26日下午，方案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国旗、国徽、国歌、国都、

纪元方案和争论的意见上报大会主席团。

9月26日晚，毛泽东在勤政殿邀请各方面人士。宴会后，毛泽东拿着放大了的五星红

旗图案说，中国的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

大团结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向。正如同志们所说的，是比较好的图案。这时有一位民

主人士站起来表示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但对说明中大星、小星的提法提出修改意见，理

由是在上海有一种说法，大星是大老婆，小星是小老婆，所以提大星、小星不雅。毛主

席说，那就不提大星小星，只提五星的互相关系，我看就提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

的大团结。国旗是不是就选这个图案？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9月27日，新政协继续举行大会，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国都、纪元、国旗、

国歌方案。表决前，由枕雁冰作关于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报告，并将五星红旗

在主席台上展开，大家热烈鼓掌，并举手表决，一致通过各项提案。此外，在国旗名称

上略有讨论，决定将提案中的“红地五星旗”改称为“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图案的设计者是上海的曾联松。原设计图大五星中有镰刀斧头，经讨论删

去。国旗制法说明，原稿说这个星对那个星，弄得很复杂。周总理要胡乔木、梁思成和

彭光涵重新写制图说明，使人看了就能制作标准国旗。制作说明由梁思成改写，经胡乔

木修改后定稿。9月27日通过后，即向全国发出。

在征选国旗、国徽、国歌的过程中，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倾注了大量心血。

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成立，马叙伦担任第一任教育部长。

4．张治中反对毛泽东对国旗图案的意见

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600多人分为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平

均每组约五六十人。

每一个小组的讨论都十分热烈认真。

但是，各位代表对原筹备会第六小组挑选的国旗参考图案的看法和评价很不一致，

选择的图案也很不一样。

开始，代表们比较倾向于曾联松设计的“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

得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

随后，对左上方有一个大五角星的“复字一号”图案、中间加一条黄杠表黄河的

“复字四号”和加两条黄杠表黄河、长江的“复字三号”图案，赞成的逐渐增多。但是，

反对的人也有一些，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因为当时南方一些地区还没解放，国旗上带有

黄杠，就容易使人想到没有体现祖国统一。

新政协将在9月30日闭幕，意见又如此不一致，时间显得格外紧。

彭光涵很着急，把各小组争论的情况汇总起来，整理了一份请示报告，呈给周恩来。

9月23日晚，副秘书长齐燕铭和秘书彭光涵正在办公室工作，周恩来来到他们的办公

室，问彭光涵：“你接触了那么多国旗图案，到底哪个图案代表意见比较一致？”

彭光涵回答说：“一颗大五角星和一条黄杠的图案赞成意见较多，但反对的意见也

不少，而且很坚决，即使勉强通过了，意见一定还很大。大家比较欣赏‘复字三十二号’

这个五星红旗图案，但有人不赞成用四个五角星代表四个阶级。总的看，五星红旗的图

案比较好，容易通过。”

周恩来听了彭光涵的汇报，当即指示：“好，就按这个图案再画一幅大一点的，并

做一面大旗，明天下午交给我。”

当晚，彭光涵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赶紧操办起来。

9月25日晚上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关于国旗、国歌的座谈

会。

在毛泽东主持这次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的住所。交谈中，张治中问毛泽

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表示：“我同意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怎么样？”

张治中明确回答说：“我反对用这种国旗图案，中间加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

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而且杠子不能表河流，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杠子是‘金箍棒’，

国旗中间摆一根‘金箍棒’干嘛？”

毛泽东听后，有点震惊，同时也觉得张治中说得很有道理。便说：“这是一个严重

问题。不过，有不少人主张用这幅，也有其理由。这样吧，我再找几个人座谈一下。”

毛泽东对张治中的意见显然十分重视。

于是，9月26日晚上，毛泽东邀请各方面人士在勤政殿召开座谈会。

会上，等一些代表发言之后，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是想要在国旗上标出中

国的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不少国家的国旗也没有带着本国的特征，

苏联的斧头镰刀，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

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的东西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

接着，毛泽东拿起一张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图案好，中国革

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

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看这个图

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

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图案。”

毛泽东话音刚落，丰泽园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这时，陈嘉庚站起来发言，谈自己的感想：“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

我完全赞同毛主席讲的‘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

梁思成也站起来发言说：“我觉得‘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

结，红色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

其他与会代表也纷纷发言，赞成“复字三十二号”图案。

9月26日下午3时，大会国旗、国徽、国歌、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召开

第一次全体会议。经大家讨论，一致通过用“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做国旗，并提交大会

主席团审核，再提交大会讨论。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表决。表决前，将制作的五星红旗样品展挂在主

席台中间。

看到这面红霞一般熠熠生辉的五星红旗，代表们心里洋溢着兴奋和激动之情。

在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会议进行的第四项内容获得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着中国人民大团结。

“复字三十二号”终于在众多的国旗图案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生共和国的象征。

5．他竟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经济工作者

开国大典后不久，在上海从事经济宣传工作的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

的一封来信：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

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旧币，约相当于今500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曾联松是“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的设计者。

人们往往会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者，一定是一位专门从事美术工作或绘

画艺术的大师。然而，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却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经济工作者，曾长期从事

地下工作，报道经济新闻。

曾联松作为一位长期从事经济宣传工作的人，怎么能设计出如此庄严的国旗呢？不

少人曾带着这种疑问去问过他。对于诸如此类的提问，曾联松同志常常报以爽朗的一笑，

有时还手执羊毫，先在一张纸上写下8个大字“丁年观礼，皓首萦怀”。然后，才津津有

味地讲起他设计图案的那段往事。

曾联松原籍浙江瑞安，少年时代酷爱书画，写得一手好字。但他目睹祖国山河破碎、

人民贫穷落后的悲惨境况，毅然放弃自己的爱好，去攻读理工，立志走科学救国之路。

但是，这种愿望，在旧中国根本无法实现。于是，他又发奋攻读经济。曾联松是一位充

满爱国激情的热血青年，当时他见祖国备受列强蹂躏，金瓯残缺，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真是心急如焚。“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和爱国学生一起，走上瑞安街头，宣传抵制

日货，1935年，又在南京勇敢地参加了响应北京“一二·九”运动的集会游行，并且在

党的引导下，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亲眼目睹、亲身体验过军阀割据、外侮侵略以

及白色恐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挑起内乱，把中国

人民投入到水深火热的深渊之中，对此，曾联松恨之入骨。所以，当解放战争接连取得

了辉煌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他别提有多兴奋了！

征集国旗图案启事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登后，曾联松

反复阅读，认真思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了，中国历

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国旗，新中国的国旗，应该是伟大祖国的象征、中华儿女的寄托、

炎黄子孙的骄傲！他决心投身到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设计工作中去。

谈到当时的心情，他说：“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一经看到她

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因此，当我从7月份的报纸上读到全国

政协筹委会关于征求国旗的通知之后，即埋头于设计之中。”他说：“我不是艺术家，

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量力度德，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

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大上海的7月，酷暑的人。为设计国旗图案，曾联松夜以继日，挥汗如雨，伏案描摹，

干得似痴如醉。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曾联松仰望群星闪烁的天空，陷入了沉思。突然，他从人们

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启发：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吗！

于是，一个闪亮的创意产生了：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像众星

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着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

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成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

的红色相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闪闪，色简而庄严，并且还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

的民族特征。

环绕大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曾联松想到我们祖国自有文字以来四千多年

的文化，还联想到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决定以四颗小星来象征广大

的人民。

接着，曾联松又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

置于旗面正中，小星环绕在大星四周。这样，视若端庄，但是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

凝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勾画，曾联松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

近一个月过去了。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

天地那么广阔，金星灿灿，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

辉煌。

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正好与我国版

图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曾

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

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

色彩以红色为主，似红霞满天。红色表达热烈的感情，象征革命；配以黄色，灿烂

辉煌，一片光明。

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曾联松的设计也颇具特色。他自己曾总结了这样几点：简与

繁：五星的构图注意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如果把许多特征逐一罗列出来，未免过于

仔细，或者失之繁复，反而难以显示庄严简洁。

小与大：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涵祖国疆土之意，旗面尽管有限，但联想是十分广

阔的。所谓“物小蕴大，意趣无穷”。

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当然不足指现实生活中的宾主关系，但具有顾盼呼

应之情，协调和谐之趣。

静与动：五星的安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静止呆滞，缺乏生

动姿态；置于左上角，则昂角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而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

伸展的气势，使视野开阔，“咫尺之内，觉千里之遥”。

长与宽：这里指比例关系，《条例》中规定：“形式为长方形，长宽三与二之比。”

按此构图，旗面能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体呈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

展，取势协调。椭圆形作为一个整体，还给人团聚完整和饱满的感受。

椭圆形中，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安定庄重，稳如泰山。而四颗小

星因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中央，则显得错落多变，生动活泼。大星外接圆半径和小星

外接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

椭圆形图案仅占旗面的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

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相互结合，比例较为协调，构图比较紧凑，

在整体中寓于变化而又能取得统一。

红与黄：色彩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映。红色为暖色或热色，赤日、红光

能表达庄严热烈，如革命的积极斗争行为，此外，红色会引起希望、活跃和喜爱。黄色

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而且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我们看到黄色的五星，

便有金光闪闪的感受。

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将设计好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委会。

9月27日，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

着全国人民大团结。

曾联松有幸成为国旗的设计人，这是怎样的一种荣耀啊！

当然，“复字三十二号”图案与我们今天的国旗还是有些不同的，最主要的是去掉

了原稿大五星中的镰刀斧头。

11月15日，新华社以答读者问的形式，说明了国旗图案的意义：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的旗面为什么是红色的？旗上的五颗五角星代表什么？为什么星是黄色的？四颗

小五角星为什么有一个角尖正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着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

象征着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

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

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曾联松手捧刊有国旗决议的上海市《解放日报》，

心潮起伏，热泪盈眶。

这天《解放日报》上，还套红刊印着正式通过的五星红旗图案。

曾联松的心愿实现了。

这也是全国人民的期望！多少年来，多少仁人志士，多少共产党人，为着争取民族

的解放、劳苦大众的生存自由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五星红旗就是用他们的鲜血染

红的，是用他们的光辉业绩织就的。

翌年国庆，曾联松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建国30周年时，他再次应邀到北京参加

庆祝活动。想起这些，他说：“五星红旗是无数志士仁人、革命战士一百多年浴血奋斗

的伟大成果，而我仅仅表达一点心意，国家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作为国旗图

案的设计者，他先后当选上海市一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政协常委。

50年来，五星红旗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祖国各族儿女，都像爱护自己的眼

睛一样，爱护无数先烈和仁人志士用鲜血染成的五星红旗；用对祖国的竭诚贡献，为五

星红旗增光添彩。

50年来，亿万中国人民用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行为，赋予五星红旗以新的生命力和

不朽的内容。

6．新中国国旗诞生了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旗、国歌等问题

进行表决。

代表们举手和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图案，大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

旗为五星红旗。

此时，天安门广场上，22．5米的国旗杆已经高高竖起。为保证10月1日的升旗仪式，

国旗的缝制必须加紧。

据宋树信回忆，北平解放后，党派他到国营永茂实业公司工作。9月29日上午，经理

交给他一项紧急任务——缝制一面开国大典上用的长5米、宽3米多的特大五星红旗。

宋树信先在公司里找到做旗面用的红布和做旗杆套用的白布，但就是怎么也找不到

做五星的黄缎子。他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布店，都没有找到。第二天一早，他又赶到位于

前门外的全市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向几位老职工说明来意，请他们帮忙翻翻库存。

他们一听事关重大，便一起去找，两个小时后，交给宋树信一卷3米多长的黄缎子。宋树

信抱上黄缎子直奔西单的一家缝纫社。当他把布交给缝纫社时，才发现黄缎子只有一市

尺多宽，做最大的五角星根本不够。后来，经上级同意，缝纫社的同志在大五角星的一

个角接了一个尖，拼接后不细看就看不出来。

根据国旗杆的高度，国旗的尺寸定为长5米、宽3．3米。

缝制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重任，落到了缝纫社女工赵文瑞身上。

刚从家庭妇女成为工人的赵文瑞，双手接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泪珠夺眶而出。

她按照政协会议公布的国旗说明，用黄缎子剪出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精确地

贴在红绸的正反两面，五角比齐对正，一针一线地缝制。长长的彩线，精细的针脚，缝

进了赵文瑞对新生活的向往，缝进了赵文瑞对新中国的热爱。

9月30日下午，赵文瑞缝制成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了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送到了毛主席面前。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成了全世界所瞩目的焦点，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

了。

开国大典升国旗时，林治远奉命站在毛主席身旁协助升旗。

升旗电钮设置在一个三脚架上，林治远经工作人员指点，把三脚架放在毛主席将要

站立的地方。

接受前一天晚上的教训，为防止意外，经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同意，林治远还安

排梁昌寿守候在旗杆下，准备万一毛主席按动电钮时国旗升到顶还不停止，就立刻切断

电源。

下午2时55分，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3时整，历史性

的时刻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

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识到这句话有明显缺陷，赶紧小声提醒道：“请毛主席升

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次，增加了一个“国”字。

毛泽东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用那双指挥百万雄狮的巨手，按动了电钮。

那面巨大的国旗缓缓地升到天安门上空，在22．5米高的白色铁杆上高高飘扬，在新

中国的首都上空高高飘扬。

这面傲然飞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蓝天之上的五星红旗，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

下，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这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推翻了沉重地压在中华民族身上的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真正获得了独立、自由、解放的不朽历史

记录。

此时，亲手缝制这面五星红旗的普通女工赵文瑞就站在国旗杆下。目睹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她不禁热泪盈眶。

10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登载了新华社记者李普采写的报道开国大典的文章。

见报前，分管新华社的胡乔木审看了这篇报道。当他看到有关升旗部分内容时说：

“电钮升旗的那句，要加上一根电线连着的细节，否则虽然你懂我也懂，但有些读者可

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40年前的中国百姓，还有不少人相信神灵。本来就流传着解放军能飞檐走壁、神仙

保佑之类的故事。如果再亲眼见到毛主席远离旗杆竟能把国旗升起来，那又不知道要编

出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来。因此，胡乔木觉得，还是应该不嫌累赘，写细一些，明

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是用电线连着的。

于是，《人民日报》便有了这样的特别报道：“毛主席亲自按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

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这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

7．展示大国雄风的升旗仪式

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每天跟随太阳，朝升幕降。

今天，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已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一道独特亮丽的风

景。

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具有特定的内容与意义：旗面为红色，象征着革

命。左上方缀着五颗黄色五角星；一星较大，居左；四星较小，环拱于大星之右，并各

有一个尖角正对大星的中心点。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五角星各代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人民所包括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五颗五角星的相互关系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和人

民对党的衷心拥护。五星位于旗面的左上方，似闪闪星辰居高临下，金碧交辉，映照大

地，江天辽阔，山河壮丽。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简洁而不单调，雍容而有气势，

明朗而不萧疏。

五星红旗旗面用红色、星用黄色还具有如下象征意义：旗面为红色，象征着革命。

星用黄色，是为了在红地儿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星呈黄色，还表达了我

们是黄种人的特征；黄色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而且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

看到黄色的五角星，使人顿起金光闪闪的联想和感受。

但是，由于对国旗内容、意义的宣传和升旗仪式一度重视不够，国旗意识在一部分

群众中曾经淡漠。

在50年代和60年代，广场上的升旗任务是由历史博物馆的几名供电工人承担的。早

晨，有的值班人员，肩扛国旗，散散漫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漫不经心地将国旗升起；

夕阳西下，降下国旗，随便一卷，收起扛走。有时，值班的睡过了头，太阳已升得老高，

他们才将国旗升起；有时夜幕降临很久，才将国旗降下；有时升降国旗的值班员，身上

满是油污或衣冠不整，显得极不庄重。特别是升降国旗时，不少行人如同看热闹一样，

或依或靠，若无其事。国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象征的意识在一些人心中渐渐淡漠了。

1969年冬季，不少群众对国旗升降提出意见，国旗表示国家的尊严，国旗升降是严

肃的事情，应该规范国旗升降仪式。在群众的呼声中，国旗的升降任务被移交给执行天

安门地区警卫任务的北京卫戍区某部官兵。但也仅仅是一人扛旗，一人护卫，升降国旗

虽有了固定的时间，但仍难显示泱泱大国的雄风。

诚然，从不正规到正规，需有一个过程，国旗法的出台也是一样。我国早在1954年、

1957年和1982年公布的宪法中，都对国旗的制作和使用做过一些零碎规定。1989年3月份

开始，由国务院法制局组织起草了《国旗法（议案）》，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反复

修改，1990年6月28日终于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和《关于惩治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罪的决定》。

从国旗的诞生到国旗的立法，经过了四十多年漫长的岁月，终于迈出了一大步。

从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庄严到极其庄严隆重，国旗升降仪式的改革，也经历了较长

时间。1982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立，天安门守护国旗任务由北京卫戍

区移交武警部队。武警部队获得这一特殊任务之后，很快就组建了国旗班，开始酝酿规

范的升旗仪式方案。时间不长，一个简洁、庄重的仪式产生了：三名身穿司礼服的战士，

由中间一名扛旗，两名战士护旗，一同前进。为了表现祖国与日月同辉的意思，每天让

国旗与太阳同时升起和降落。根据多方提供的资料测算，太阳从跃出地平线到完全升起

的时间为2分零7秒。所以，国旗从地面升至旗杆顶用这一时间长度。经多次调试后的升

旗机关，恰好使两个时间吻合。

天安门广场国旗升降时间，是由北京天文台的天体力学专家林亨专门计算的。早晨，

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的地平线相切时，为升旗时间；傍晚，当太阳的上

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保持水平时为降旗时间。季节不同，国旗的升降时间也

有所差异。每年1月11日至6月6日，升旗时间由早晨7时36分逐渐提前到凌晨4时46分，平

均每天的升旗时间依次提前约一分钟。6月22日至12月30日，升旗时间，由4时46分逐渐

推迟到7时36分，升旗时间平均每天推迟52秒钟。12月31日至1月10日之间与6月7日至6月

21日之间，每天升旗时间分别为恒定的7时36分与4时46分。国旗的降旗时间同样也分为

逐渐推迟或提前的两个阶段。

担任升旗的武警战士严格掌握这些时间，不论风起雨落，不论飞雪飘舞，三名武警

战士总是准时从天安门城楼拱形大门气宇轩昂地走出，在千百双眼睛的注视下让国旗伴

着朝阳升起。

这样的升旗仪式一直采用了近8年时间。1986年中央电视台还将天安门的国旗升旗仪

式作为电视节目的片头。

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社会各界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旗

升降仪式的呼声日趋强烈。北京市市政府十分重视群众的意见，新的国旗升降仪式的确

定开始在各有关部门展开讨论。

从1989年起，北京市市委、市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经过认真规划论证，于1990年

3月首先对国旗杆和基座进行改造，旗杆由原来的22．5米增加到33米，使国旗飘得更高，

与周围的建筑物相映成辉，显得更加协调，旗杆由不锈钢制成，阳光下银光闪烁。基座

周围有56个铜制隔离栏杆，用钢链连在一起，象征着我们国家56个民族手拉手，紧紧地

团结在国旗下。里面一层有四块绿草坪，四块草坪四季长青，象征着我们祖国欣欣向荣。

草坪里面一层是褐红色大理石石带，象征着我们祖国江山万代红，大理石里面一层是汉

白玉栏杆和汉白玉基座平台，象征着我们祖国洁白无瑕和纯洁高尚。基座四面开口，都

是三级汉白玉台阶，象征着我们祖国的改革开放，国旗旗杆顶端的金黄色小圆球，能保

持20年不变色，它是我们祖国光明前程的象征，同时也是我们炎黄子孙的象征。

在进行国旗杆和国旗基座改造的同时，北京市市委、市政府把新的国旗升降仪式提

到议事日程。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和武警北京总队承担这项任务，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

任于定，广场处处长赵凤浚武警北京总队参谋长刘红军、内卫处副处长胡广才、参谋何

跃等人组成了方案起草小组，他们找来历史上各个时期国外的资料，以极大的热情展开

了工作。

1990年3月初，方案起草小组在充分吸取外国精华部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根

据天安门广场国旗存放位置和新的旗杆路线和地形，写出了《关于改进天安门广场国旗

升（降）仪式的初步设想》第一稿。同时绘制了三幅程序示意图。该方案对指导思想、

仪式规模及时间划分、着装及携带何种武器、具体实施程序等四个方面作了详尽阐述。

方案出台当天，送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按计划，从1991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的国旗升降仪式。3月13日，直接担负升降

旗仪式的武警北京总队发布命令。

在几万名官兵中挑选思想品德好、政治可靠、身体健康、军事技术过硬、身高1．7

5米以上1．85米以下的优秀士兵，并将十几人的国旗班改编成40人左右的国旗护卫队，

按中队建制。解放军总后勤部京内外各大仓库向武警北京总队敞开大门，由他们挑选出

最好的武装带；西安某军械仓库为他们准备了崭新的枪支；山西某军工厂送来了漂亮的

金色锦缎缓带。

l99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新改建的旗杆基座正式启用。

国旗伴着一轮红日升起来，升起来。

国旗与太阳同辉，这是多么美妙壮丽的象征！

开国大典上，由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因其特殊

的历史地位和珍贵的纪念意义，现被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六、为何定都北京

升国旗鸣放礼炮之后，毛泽

东激昂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决定北平

改为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首都……

确立国都，是开国过程中头一件需要解决的大事。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高度重视国都的选址，往往把国都地址选得好否作为国运兴衰

的一个重要因素。

翻开中国历史，历代统治者都在选都上下了极大的工夫。选都、定都、迁都还常常

伴随着血雨腥风。

商汤，立都于亳。

盘庚，迁都于殷。

西周，立都于丰。

西汉，立都于长安。

东汉，立都于洛阳。

唐朝，立都于长安。

北宋，立都于开封。

金、元、明、清，迁都或立都于北京。

北京雄踞于广阔的华北大平原北端，位于北纬39．9度和东经116．3度。

古人形容北京雄伟的地理形势是“北倚山险”，“南控江淮”，“右拥太行”，

“左环沧海”。

北京山川富丽，气候宜人。东，北，西三面群山环绕，东南为北京平原。地势西北

高耸，东南低缓。城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海拔44．4米。全市最高处为灵山，海拔2303米；

最低处为通县柴厂屯一带，海拔仅8米。

北京属中纬度暖温带，具有典型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一年四季分明，春季干

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冬季寒冷少雪但天气晴

朗。

拥有如此优势的北京，当然是国都的理想地址。但是，新中国的国都究竟定于何处，

经历了一个酝酿的过程。

1．西柏坡首次议定都

按照毛泽东的最初推算，解放战争要打五年，而战争的实际进程大大提前，建立新

中国的问题自然提上了日程。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陕北迁到河北平

山县西柏坡村。图为中央领导人办公处所俯瞰。建国，首先要考虑的是首都设在哪里。

首都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国家首脑机关所在地，“关乎大局”，必须选好。历代王者

兴，都把国都选址作为头等大事，国都的选址也确实影响到了一些朝代的盛衰。

毛泽东不是封建王者，但他也开始考虑国都的地址。

毛泽东开始考虑国都地址始于转进中原之际。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等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

结束了转战陕北的历程。

随后，毛泽东等一行在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停留了十来天。4月

4日，他们离开兴县，过五台山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进发。

转进路上，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想起明朝的迁都问题。明朝朱元璋建国定都在南京，

传到朱棣的时候，迁都北平，这一政治中心的变化，对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均发生了积

极的影响。

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哪里呢？

五台山上刚刚下过一场春雪。

经过清扫的公路仍然很滑。毛泽东看到山路难行，车轮空转，就从车上走下来，徒

步往山上爬去。

当晚，毛泽东等一行在山顶的塔院寺借宿一晚。民间对这一晚传说很多，如与僧人

论古，请高僧算命等等，但无准确的考证。第二天，毛泽东又参观了山上密集的寺庙群，

然后离开五台山进入河北。

广义上说，这是进入了中原地带。

4月11日傍晚，毛泽东等一行到达城南庄。

当毛泽东等一行快到城南庄时，正在翘首以待的聂荣臻带着警卫员前来接应，然后

一同走进军区司令部的小院。

在这里，毛泽东一面委托任粥时主持召开有一部分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参加的会议，

以调查和了解土改、整党工作的情况；一面把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如何建立新中国的问题

上来。

一天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聂荣臻进行了彻夜交谈。

毛泽东听取了聂荣臻对晋察冀边区的土改工作情况的汇报，并给予了肯定和赞赏。

在谈到关于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一些设想时，毛泽东对聂荣臻说：“抗日战争打日

本，只能是持久的。现在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决得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

毛泽东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思想。

他说：“我们现在的设想是，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和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的力量，

让刘邓大军出大别山，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第二步，西北野战军到西北、西南去。华

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部队仍留在华北地区，准备在华北搞两三个

兵团。到那时，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敌人只固守着几个城市，部队建制用不

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后，再解决华北剩下的城市。”

策略四方，独善华北，用意深刻。

聂荣臻聚精会神地聆听和领会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思考着如何具体策划和运作华北

的战局。

5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定居下来，先借用群众的住房，后来组织人力

物力，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帮助下，在柏坡岭下建起了几十栋和当地群众住房一模一样

的土平房，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办公地址。

就在这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里，党中央和毛泽东指挥数百万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

基本上完成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历史任务，并描绘了将要建立的新中国的

壮丽蓝图。

当时，毛泽东的住所是一间仅有16．3平方米的小土房，房内仅有一张旧写字台。在

这里，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电文竟达190份之多。

周恩来称毛泽东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规模最大的革命战争。

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共有31人，包括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党组织和军队

的主要负责人，惟有东北的主要负责人由于交通限制而未能到会。这是日本投降以来到

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也是中共中央自撤离延安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权的构成形式作了大致构想。也是在这次会议期

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的谈话，透露出他想和平解放北平与

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

一带，我们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长期与阎锡山打交道，深知其人本性，便说：“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

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

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

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

要打。”

显然，毛泽东意属北平。

2．保留完整的北平

毛泽东开始提出“最好北平不要打”的思想，多少是有些主观成分的。因为傅作义

在华北势力还很强大，他的12个军、52个师不是吃干饭的。但是，随着战争进程的快速

发展，这种机会出现了。

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11月，形势起了重大变化。

华东解放军9月解放济南，拉开了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序幕。东北解放军1

1月2日结束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中原解放军继解放开封、郑州之后，11月6日与

华东解放军共同发起淮海战役。西北解放军在陕西中部地区连续发动三次攻势，把胡宗

南的“机动防御”打得无法机动。加上华北解放军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国民党军在

7月至11月的5个月时间里，丧失了100万人，总兵力由1946年发动内战时的430万人降为

290万人；解放军则由120万人增至300万人。

解放军从数量到质量都开始居于优势。

这时，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日子难过了，已完全处于被动防守状态。他所指挥的12个

军、52个师，已被限制在滦县、唐山、天津、北平、张家口、柴沟堡等北宁、平绥铁路

沿线及附近地区。东北全境解放、淮海前线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已经使傅作义在南、

北两面失去依托，战略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1948年11月中旬，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迅速入关。为了不使敌人南逃，毛泽

东又命令华北第三兵团撤围归绥，用突然的动作包围张家口，以抓住傅系主力。抓住傅

系，也就拖住了蒋系，因为傅作义是不会不管他的嫡系部队而率蒋系南逃的。

11月27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歼灭平、津、唐（山）、张（家口）之敌的部署》。

平津战役随即开始。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兵团领导人

分手时，要求他们坚决按中央军委的部署展开行动。华北军区第三兵团遂于11月30日攻

占柴沟堡、万全，完成对张家口的包围；第二兵团于12月8日将傅部主力第三十五军包围

于新保安。

毛泽东的这一着棋，为抑留华北敌人不使其逃跑，并为掩护东北解放军入关争取了

时间。

12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中，充分肯定了华北军区部队包

围新保安和张家口的战略意义。

平津战役这篇大文章，正是从西线做起的。

12月22日，华北第二兵团进攻新保安。聂荣臻与林彪、罗荣桓在指挥部紧张地注视

着战况的进展。战斗是极为激烈的。解放军攻城开始前，对新保安猛烈炮击，5分钟内打

了8000多发炮弹，小小的新保安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解放军将士从刚炸开的城墙缺口

处攻入城内，敌人抵抗得也很顽强，几乎是逐街逐屋抗争。经11个小时激战，终于全歼

敌三十五军1．9万人，军长郭景云与他的前任一样，被迫自杀。

战事告捷，消息传来，指挥部一片欢腾。

聂荣臻情不自禁地说：“打得好，真痛快！”

新保安解放，张家口守敌惊恐万状，奉傅作义“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之命，23

日，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率部突围。他采取了向西南方向佯动，实则向东北突围等狡诈

办法。

解放军早有准备，华北第三兵团，在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北岳军区部队内蒙、察

北骑兵部队的配合下，将数万敌军严密包围在名叫朝天洼的一条山沟里，经过各部勇猛

穿插，激战一天多，张家口守敌1个兵团部、1个军部、5个师、2个骑兵旅、2个保安团，

共5．4万余人全部被歼，俘一○五军军长袁庆荣，只有孙兰峰率少数卫士漏网逃跑。

消息传来，聂荣臻心情无比激动。这两仗不仅彻底切断了傅作义部的西逃之路，而

且把他起家的老本以及后来的资本，几乎全部搞光了。这对傅作义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

到了这个时候，大势趋于明朗，和平解放北平成为可能。置身平律战役前线的聂荣

臻首先想到了这个问题。

他之所以这样想，一是因为北平是国内外驰名的文化古都，一旦毁于炮火，损失太

大；二是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触中，就曾议论过新中国成立之后，拟建

都北平，自然应该使北平的损失越小越好；再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正是《孙子

兵法》的要义之一吗！

聂荣臻与傅作义是两军对垒的老对手了。一个是解放军晋察冀军区司令，一个是晋

绥的国民党将领，战场上兵刃相见，知己知彼。

在积极备战之时，聂荣臻看到了傅作义的另一面：为人正直机智，深明道理，更重

要的是有爱国之心。抗日战争中，傅作义作战积极，与八路军共产党的关系搞得不错。

聂荣臻认为，傅作义虽然被蒋介石拉上了内战的战车，但他是“杂牌”，在走投无

路之际，经过争取，有可能放下武器。聂荣臻首先取得罗荣桓的支持，然后又去找林彪，

向他谈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设想，并详细介绍了北平地下党所提供的关于傅作义的情报。

林彪以惯常的冷静听完聂荣臻的话，他摇摇头说：“想法固然不错，但恐怕只是一

厢情愿，是幻想。人家手里有那么多军队，怎能白白交给你？还是要战争解决问题。”

林彪想起了长春、太原，这两仗打得都很苦。在他看来，打北平可能比打长春、太

原还要难。

聂荣臻深入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当然不放弃战争解决问题，而且要打

北平也比较容易。北平的城墙虽然很厚，但工事不强，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兵无斗志。

以我军现在的力量，打下北平不成问题。不过，我们最好不把一个打得稀巴烂的城市交

给党中央。北平是座历史古都，如果名胜古迹被打坏了，你我都不好对历史做交代。”

林彪仍然认为把握不大，他说：“恐怕还是战争解决问题，傅作义这个人傲气得很，

他不大可能不战而降。你和他在华北斗了多年还不了解这个人？你说的和平解决，弄不

好会松懈我军的斗志，到头来还得靠反，不能贻误时间。打起来固然会有损失，但是不

打我们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聂荣臻陷入了沉默。他深知林彪的固执，既然说不服，就没有硬争下去的必要。于

是，他以自己的名义，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聂荣臻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同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读完前线来的这封电报，

很高兴地对周恩来说，聂荣臻这个人有眼光。

毛泽东立即回电，同意聂荣臻的意见。接着指示平津前线总部：只要傅作义让我有

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他的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

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也有保障。

和平的曙光，照在了古都城楼上。

中央指示明确，林彪也开始了积极工作，亲自与傅作义的代表接触商谈，力促北平

和平解放。

1949年1月8日，林彪，聂荣臻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张（东苏）、周（北峰）昨

晚抵此。我们商定，今晨由聂先去找张谈，获得傅的态度，请示中央决策后，林再出面

作出具体答复。

聂荣臻于当天上午乘车来到八里庄，先后与傅方代表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

人张东苏，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面谈。张东苏说，傅要他谈情以下几点：（1）

平、津、塘和绥远一起解决；（2）平津以后能有其他党派的报刊存在；（3）政府中要

进步人士参加；（4）军队不要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解决，可调到城外整编的方式

解决。

如同意这些条件，由双方拟定具体办法。聂荣臻听完这些意见后，要他们先休息一

下，并约定次日再谈。

当天下午，林彪、聂荣臻将谈判情况上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于1月9日凌晨复电，

除了第一条平津问题先解决，再解决塘沽、绥远问题以外，其余各条原则同意。

1月9日，遵照军委指示，林彪、聂荣臻等一起从孟家楼来到八里庄，同周北峰、张

东苏会谈。

周北峰除先转达了傅作义的上述四点外还提出：“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

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看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给予生活出

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由傅负责。”

林彪的回答干练明确：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

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

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作战犯对待，保全他的私有财

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

属参加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的，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的，

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聂荣臻着重讲了当前的形势与傅作义的出路问题。他说：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

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

心。

这样双方的意见渐趋一致，谈判暂时休息，以后又谈了一次，形成一个《谈判记录》。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在谈判中还特别说明1月13日以前，天津守军必须出城接受改编，

并把这一天作为傅方答复的最后时限。

在《谈判记录》上专门写了这一条，《谈判记录》由周北峰带回北平城。

1月13日，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以及周北峰来到五里桥。第二天，聂荣臻与邓宝

珊、周北峰进行会谈，他开门见山地说：“上次谈判中规定13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因

傅方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招，今天我军已开始进攻天津，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

对天津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方完全负责。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

体实施步骤。”

这次谈判，对方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邓宝珊提出所谓过渡时期，军队的改编用人

民和平军名义，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傅作义拟将华北全部担子交邓宝

珊负责等等条件，都被聂荣臻一一拒绝。

聂荣臻强调：“部队开出城外在指定地点改编，以免北平再遭炮火的毁坏，是再好

不过的办法了。”

邓宝珊问：“你们要打天津了？”

聂荣臻说：“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

邓宝珊对固守天津非常自信，认为解放军不可能在短期内攻克天津。据说傅作义对

固守天津也非常自信，并对警备司令陈长捷曾有过指示：“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

打才能和。”

邓宝珊说：“天津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说：“对天津傅作义只有下令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否则我们非打下来不可。”

这次谈判，没有结果而散。

这次谈判一结束，聂荣臻在向军委的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如能够攻下天津，

要迫使傅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解决的可能。”

天津战役开始了。聂荣臻在驻地收听天津广播电台广播，只听里面在不停地大喊：

“林彪将军注意，炮火很激烈，老百姓伤亡很多，请停止战斗，重新谈判。”

15日，不到两天，东北野战军攻克天津，共歼敌13万人。

对于天津这个砝码，傅作义是十分看重的。他1927年在直奉战争中守涿州一举成名，

解放战争初期从解放军手里夺取过归绥、张家口等重要城镇，现在努力抓住天津这个砝

码，一直到最后一瞬。打下天津后，梁必业与陈长捷有这样一段对话：我们都把你们包

围了，你们怎么不往海上撤？

大哥不让撤。

我们都打进来了，你们为什么不突围？

大哥让再看一看。

“大哥”——傅作义也。

守过涿州的傅作义万万没有料到防御体系完备，工事构筑坚固的天津只守了29个小

时。这对他实实在在是个很大的震动。

打下天津的第二天，即1月16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从宋庄来到五里桥，与邓宝

珊等人再次会谈。林彪首先指出：“现在整个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

但为保障北平城居民及城市不受损害，我们仍希望和平解决，但不可再拖时间。”

傅作义当然还有放手一搏的筹码。但结果他也是十分清楚的。傅作义毕竟是爱国的，

不忍心毁灭北平。于是，他作出了明智的选择。

1949年1月21日，《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签署。

1月22日起至31日，傅作义部的2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共25万人全部开出北平

城，接受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完整的北平回到了人民手中。

毛泽东见到傅作义时曾说：你是北京的功臣，应当奖你一枚天坛那样大的奖章。

3．毛泽东赞赏王稼祥的意见

定都问题，毛泽东与王稼祥在西柏坡有过一次谈话。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

这是一次定都的基调谈话。

1949年元旦刚过，冬天的太阳照耀着西柏坡，整个村庄呈现出暖融融的气氛。从各

个根据地来的人不断地到此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乐意接待这些客人，他认为这是

了解情况，推动全国工作的大好机会。

于是，毛泽东那座土墙围成的小院里客人络绎不绝。

刚送走了徐向前，小院里又走来了文质彬彬的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

王稼祥当时是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他与毛泽东的个人交情很深。漫漫长征路上，

王稼祥与毛泽东共论革命发展前景，共同研究红军脱困的策略方针，并与其他中央领导

同志一起，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本人也成为遵义会议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一

员，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王稼祥夫妇一进屋，毛泽东立刻起身相迎，十分热情地说：“稼祥，来来来，快坐

下，今日我有件大事要向你讨教。”

说完递上一支烟，解释道：“这是正宗美国货，骆驼牌，陈毅同志送来的，是战利

品。陈毅同志说，美国人不远万里，飘洋过海送到中国，又承蒋介石转送给我们，盛情

难却，不抽对不起人喽。”

二人同时开怀大笑。

王稼祥给毛泽东点上烟，接着点燃自己的烟。

王稼祥是位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在镜片后一闪一闪，漾出一丝

笑意，他专注地望着毛泽东。

“稼祥呀，我现在总在考虑，今后我军作战，夺取敌人的大城市已成为重要的目的，

我主张能和平解放的，尽量和平解放，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

王稼祥当即说：“主席考虑得很对，和平解放大城市，意义很重大，不仅能迅速瓦

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大量工商业，为我们建国后经济建设做准备。”

毛泽东点点头说：“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避免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中国人民为自己

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

毛泽东接着说：“我刚才同徐向前同志谈山西作战问题，看看能不能找到和平解放

太原的办法，徐向前同志说，阎锡山很顽固，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

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进太原做说服工作，结果阎锡山竟不顾师生情谊，把这位八十多岁

的老秀才杀了。”

说到此，毛泽东的脸色沉了下来。

“阎锡山这么顽固，看来太原不打不行了。”

王稼祥的声调也有些沉重。

在中国大势已定的情况下，和平、兵不血刃地保留大城市确实至关重要，中国需要

建设、需要发展，大城市打烂了，建设发展就没了依托。因此，毛泽东此时十分关注和

平问题。

毛泽东说：“我想如果全国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区能够和平解放，那

就会大大减少牺牲，就会为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就会……好了，今天我们

先不谈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正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讨教呢。”

说完，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

毛泽东的谦虚，使王稼祥有些不自然，他笑着连说“不敢当”。

毛泽东弹一下烟灰，很郑重地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

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

不等王稼祥回答，毛泽东又说：“历史上，历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

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呢？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

案。”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王稼祥曾经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还是试探地说：“是不是定在北平？”

毛泽东大感兴趣说：“噢，谈谈你的理由。”

王稼祥颇似学者，侃侃而谈：“依我看，现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虽然自古称虎踞

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都是短

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缺陷，

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毛泽东默默地点头。

王稼祥又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

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

心的特点。特别从经济的角度看，东部沿海和江南具有明显的优势，是经济中心，这样

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适合。”

毛泽东表示赞许。

王稼祥由于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谈起来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他接着说：“黄河

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

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一笑相应。

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

王稼祥沉稳地说：“我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

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

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

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

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

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完，甚感欣慰，笑着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

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

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

不过，在毛泽东与王稼祥谈话之时，北平尚在傅作义手中，没有和平解放。但他们

十分清楚，北平的解放只是个时间问题。

王稼祥兴奋地说：“我们的胜利，比预想的要快，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进北平的。”

是的，很快，毛泽东就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了北平。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进京出发这一天，仍坚持工作到凌晨3时多才睡下。为此，

周恩来嘱咐警卫战士让毛泽东多睡一会儿。

快10时了，卫士才轻轻唤醒毛泽东。

临上车前，周恩来笑着问毛泽东：“主席，没有休息好吧？”

毛泽东笑着回答：“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

毛泽东看一下周围的战友和警卫人员，又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

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毛泽东显得格外兴奋。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

成绩。”

这个思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作过阐述，毛泽东此时是非常清醒的。

3月23日上午，春风拂面，阳光明媚。一个由11辆小汽车和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浩

浩荡荡而又井然有序地离开了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面、向北平方向开去。

车队的阵容是这样的：

第一辆是带路的小吉普；第二辆是毛泽东坐的中吉普；第三辆是家属坐的吉普；第

四辆是刘少奇的小卧车；第五辆是家属坐的中吉普；第六辆是周恩来一家坐的中吉普；

第七辆是朱德一家坐的中吉普；第八辆是任粥时一家坐的中吉普；第九辆是陆定一一家

坐的小吉普；第十辆是胡乔木一家坐的小吉普；第十一辆是叶子龙一家坐的小吉普。另

外，后边有5辆卡车载着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和行李，还有5辆卡车拉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

和一个步兵排。有些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沿途准备工作，已先行出发了。

尽管山间土路弯弯曲曲、坎坷不平，且车轮过处，尘土飞扬。但毛泽东似乎全然没

有觉察到这些，他的心情很好，与随行人员有说有笑。

突然，他若有所思地问身边随行人员说：“今天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

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

“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卫士长阎长林回答说。

“去年3月份呢？”

“去年3月22号，我们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又有人回答。

“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3年3次大

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心情激动不已。

“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显然，毛泽东定都北平的决心更坚定了。

4、中南海怀仁堂的表决

确立国都，是开国过程中头一件需要解决的大事。

毛泽东虽然意属北平为国都，但还必须履行正常的审批程序。任务依然由新政协筹

备会议第六小组承担。

毛泽东刚进北平，时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就赶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北平和平解放的

情形。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北平市长，特别讲到了定都问题。他告诉毛泽东，北平和平解

放后，不少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和共产党更好地合

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显然，民主人士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定都北平的意向，但他们分析大势，权衡时局，

纵观历史，觉得北平地理居中，“王者气盛”，诚为建都宝地。

新政协筹备会议第六小组展开工作后，就定都问题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很快取得了

共识。

普遍认为，北平城市雄伟壮丽，解放时的北平城保留了700多年前元大都的基本格局。

宫殿等主要建筑，建于明代永乐年间，已有500年的历史。

北平不但有众多的文物建筑，而且是文化中心。在元、明、清三代，还可以当之无

愧地成为东南亚文化的中心。解放之初，仍有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一批著

名的高等学府。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等首脑机关迁

至北平，参与筹备新政协的代表也绝大多数汇聚在这里。

从以上种种条件考虑，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和专家顾问一致同意北平改北京，作

为新中国的首都。

1949年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

代表623人。会议执行主席是：张澜、李立三、贺龙、沈雁冰、薄一波、周恩来、宋庆龄、

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会议审议讨论了第六小组关于国都的意见后，一致举手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自当天起正式改北平为北京。

北京重立为国都，又开始了它辉煌而崭新的历史！

七、建国大纲出台始末

面对30万群众汇成的欢腾海洋，面对凤凰涅磐的神州大地，

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刘少奇就新中国成立有关问题秘密访苏准备回国时，斯大林突然十分郑重地建议中

国建国要先搞一个纲领。

建国不能没有纲领。

苏联于1936年制定了一部宪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但斯大林不同意

中国搞宪法，也不赞成在建国纲领中写进社会主义。

在斯大林看来，中国还不具备写进社会主义的条件，进而说不具备与他们平起平坐

的条件。

实际上，斯大林向刘少奇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中国的建国大纲，即《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已经三易其稿，就要提交新政协第一次大会讨论。

中国共产党人懂得一个纲领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

1．勤政殿组阁起草班

底中南海里，在勤政殿和颐年堂之间有一处宅院，前后三进，每进都是四合院的构

造。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

1949年，毛泽东进北平后，先住在香山双清别墅。

周恩来刚到北平时也下榻在香山，但他经常要与住在城中心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的

民主人士见面会谈。每天要往返一至两次，沿途要经过青龙桥、西苑、海淀、紫竹院，

从西直门进城。当时的北平，尘沙满地，道路劣陋不堪。周恩来每天奔波于两个地方，

显得十分疲劳，常常在汽车里就睡着了。由于来回太不方便，他就在中南海找了一个地

方住宿。开始就住在菊香书屋里。这给他的工作和休息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6月16日傍晚，太阳已经落下了西山，晚霞显得绚丽多彩。南海湖边，刮着一阵阵凉

爽的风。

周恩来吃过晚饭，信步来到勤政殿。

白天，他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

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和草案第八条关于表决问题的说明。

在讲话时，周恩来明确提出了筹备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商确定参加正式会议的单

位和代表人数，决定召开正式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

草案，起草共同纲领，起草成立政府方案，协商政府领导人选周恩来着重对起草共同纲

领作了说明。

他指出：“起草共同纲领是六七两月份的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过去我们起草过一

两次，因为当时战争正在猛烈地进行中，因此，重点放在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以支援战

争上面。现在，我们的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不能不转向和平方面，其中的重点要

摆在我们如何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方面。”

当周恩来走进勤政殿时，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们大部分都已来到会场今晚，

周恩来将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推选了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同时通过了各单位代表

参加政协筹备工作各小组的办法。

周恩来在会上当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和起草共同纲领小组即第三小组组长。

第三小组名人荟萃，除由周恩来任组长外，另由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任副组长，宦

乡任秘书。组员的阵容十分庞大，有：陈劭先、章伯钧、章乃器、李达、许广平、季方、

沈志远、许宝驹、陈此生、黄鼎臣、彭德怀（由罗瑞卿代理）、朱学范、张晔、李烛尘、

侯外庐、邓初民、廖承志、邓颖超、谢邦定、周建人、杨静仁、费振东、罗隆基共23人。

周恩来在担任第三小组组长后的第三天，召集并主持了小组第一次会议，具体研究

起草共同纲领的有关问题。

周恩来首先介绍了中共关于建国的基本思想，并解释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现在的称

号。他说：“我们的政治协商会议，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

一字之差，使基本的政治策略思想也要有所变化。因此，需要有体现新的政治协商共同

利益的共同纲领。制定共同纲领不仅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将为各党派和各团体的

合作奠定基矗”开宗明义，言简意赅。大家随之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和协商。

鉴于共同纲领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建国大纲，而且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也专门组织人

员起草过类似文件，第三小组研究认为，共同纲领的初稿还是由中共中央组织人员起草

为妥。

会议还决定，第三小组成员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

五个小组进行专门论证，并分别写出有关条文，以供起草者参考。

共同纲领是一份具有国家宪法地位和作用的文件。起草这份文件是筹备建国过程中

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纲举而目张，法立而政行。

宪法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以后出现的产物，是民主的一种标志。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都有自己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于1936年也制定了第一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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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第一部宪法可以说是1912年孙中山为总统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

这也是一部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

建立新中国，显然需要有一部宪法，把人民群众在革命政权下所应享受的各种权利

以及新中国各个方面的大政方针、政策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下来，以便于各党派、团

体和机关、个人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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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的建国思路

提出建国大纲，现在不少材料都追溯到抗战后期，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这个报告明确提出：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

建立独立、自主、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

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这确实是毛泽东最早提出“共同纲领”的概念。但毛泽东关于建国的纲领性思想，

比这里要早的多。

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绘就了未来中国的蓝图。

毛泽东开篇就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紧接着向全中国、也是向全世界郑

重庄严地宣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

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

国家。”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随后，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进一步构思了

这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基本框架。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

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

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老路，无论是

国际还是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再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把操纵国计民生的即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同时，允许其

他形式的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

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

毛泽东还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

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

和独立的；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

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

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

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就是毛泽东所

设计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毛泽东在作这个演讲时十分兴奋和自豪。他满怀激情

地宣布：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到1945年中共“七大”的时候，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有了深化，并将建国问题规划为

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即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的协议，成立临时

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即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

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

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宣言，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

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

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又重申

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建立新中国的主张，指出这是人民解放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

基本的政治纲领。

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请他邀请在北平

的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以及许德珩、吴晗等人，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

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讨论关于加强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毛泽东在信中还特别提到，所要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其名称

拟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会议的决议必须由参加

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

4月30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粥时从西柏坡村赶到城南庄，参加由毛泽东主

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当天，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布了后来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共中央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

城南庄会议认真讨论和研究了召开新政协的问题。

会议认为，在解放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度，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

下，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商筹新中国建国大计的问题应提到党的

议事日程上来。

周恩来在会上说：“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口号，从形式上看，是恢复1946年1月政协的

名称，但内容和性质都不同了。‘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这是今天形

势发展的趋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会议召开的时间大概不会超过明年，等到北面打成

一片后就可以召开。”

脸庞清瘦、略带疲劳神色的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

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取得50％以上的拥护是没有问题的，其他任

何政党都没有我们这个地位。”

城南庄会议还对新政协的阵容、组织形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

实际上，组建新政协本身也呼唤一个纲领，以便有所依据。5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

在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信中明确提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

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

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

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

开一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

5月2日，中共中央就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中共上海

局发出指示。指示说：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

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乙）关于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

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指示提出：“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

指示还指出，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我党拟邀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

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

马叙伦、章乃器、张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苏、

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敌人

监视不能来者，可派遣本人的代表。

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潘汉年电，要求他们用非

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

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

至此，为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以及为加强这一合作制定能为各方

认同的“纲领政策”问题，自然提上了日程。

3．周恩来“失踪了”

撰写建国大纲的任务最早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但当时还不叫“共同纲领”，

而叫“革命纲领”，全称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

李维汉接受任务后，马上全力以赴，组织精干力量攻关，很快于194s年10月27日写

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上必须记上一笔的草稿。

草稿一完成，李维汉立即上报给周恩来。

周恩来腾不出时间修改，大致看了一遍，便通过中央办公厅分送刘少奇、朱德、陆

定一、极乔木、齐燕铭等人。

这份草稿的内容，包括简短的序言和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

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等部分，草稿的着重点放在“人民民主革命”

方面。

李维汉为这个草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他在给周恩来的报告中仍然谦虚地说：

“稿子是勉强凑来的。”

客观地看，草稿条文确实显得比较粗糙，但了不起的是，它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

实行的最基本的纲领，政策规划出来了。

草稿规定，纲领的基本原则，即新政协各成员共同奋斗的准则，是新民主主义即革

命的三民主义；人民为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出自人民大众，属于人民大众。

草稿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权的构成，不采邓资产阶级民主的三权鼎立制，

而采邓人民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选出的各级人民政府。

草稿还规定，在经济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

有。国有经济为全部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应定为全部国民经济建设的总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工业，争取若干年内使中国由

农业国地位上升到工业国地位。

此外，草稿规定，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

民族自治区等。

这些规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立国思想，也大都为后来

的各个共同纲领稿本所采纳。

应毛泽东的邀请，沈钧儒等第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到达哈尔滨后，高岗、李富春代

表中共中央与在哈的民主人士于1948年11月25日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

问题》的协议。

该协议第二项第五款规定：

新政协应讨论和决定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

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共同纲领由筹备会起草，中共中央已在起草一个草案。

以上协议中所提到的“中共中央已在起草一个草案”，指的就是李维汉主持起草的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

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经过筹备会各方面人士的共同修改，形成了第二稿。

第二稿的结构与第一稿有很大区别，它分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建立人民民

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战时具体纲领三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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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叙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程，主要经验及其要完成的推翻三大敌人和国民

党反动统治的历史任务，号召全国人民继续支持人民解放战争直至解放全中国的彻底胜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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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规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及它的国家构成、政权构成、

经济构成、文化教育、外交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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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就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巩固人民解放区、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三个方面，

作出了34条规定。

第二稿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是：对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作

了新的规定。

原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设想是，先召开新政协，然后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

联合政府。

民主人士在哈尔滨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诸问题协议草案时，对成立

中央政府一项，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有人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觉得这个意见甚好，马上表示赞同。根据这个情况，《中国人民民主革命

纲领草稿》第二稿在起草中进行了吸收。

这一稿明确规定：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临时中央政府。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明确宣布：

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在这里，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把“临时”二字删除了。

第二稿明显地带有宣言性质，是宣言与纲领相结合的一个文件。

同第一稿相比，它更着重于战时任务的规定。

1949年2月27日，周恩来对第二稿作了文字修改，把它同《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

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

人士候选名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一起编印成册，取名为《新

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发给有关方面有关人士阅读讨论。

1949年6月18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就起草共同纲领

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过去这项工作的开展情况，作了说明。

周恩来介绍说：“起草共同纲领，任务繁重。去年哈尔滨的各党派代表曾委托中共

方面拟定了一个草案，中共方面也曾两度起草。但是，去年工作重心在动员一切力量参

加和支援解放战争。而现在的重点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以及肃清反动残余，这是

长期的工作。因此，中共方面的第二稿也已不适用，必须根据新的形势的需要重新起草。”

会议确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单位、各代表及第三小组各成员亦可提出自己的

书面意见。

至7月上旬，各分组均拟就了具体条文。

筹备新政协期间，周恩来非常繁忙，既要与诸多的民主人士打交道，又要处理党内

诸多事务。

然而，如果没有时间保证，不能静下心来，就会干扰和影响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工

作。

为了保证按时拿出《共同纲领》的草案，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暂时放下手头

的许多事务，集中一段时间完成这项工作。

于是，一段时间里，人们很难见到周恩来的踪迹了。

原来，他把自己“关”在勤政殿里，在全神贯注、一心一意地亲自动手写作《共同

纲领》条文。

中南海里，杨柳依依，碧波粼粼，景色秀美，周恩来已无心欣赏。

经过一个星期废寝忘食的“鏖战”，他完成了起草工作。

走出勤政殿后，周恩来活动了一下发酸的筋骨，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心里感到十

分高兴。

然而，他没有休息，也没有时间休息，又急忙召开会议，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周恩来先后主持召开了七次会议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对纲领草案又进行了反复讨论和修改。到8月份，正式形成为《共同纲领（草案）》。

这份草案取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

名字标出了新的内涵。去掉“革命”二字，意义非常。

中国的领导者如果能始终记住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把建国大纲中的“革命”两个字

去掉，也许会使后来一系列“大革命”降温不少。

应当说，民主人士接受“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在起草纲领草案的同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也就纲领的

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围绕要不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建国指导原则问题，出现了多种意见。

除大多数人赞成“新民主主义”外，还有人主张用“革命的三民主义”，有人主张

用“人民民主主义”，也有人主张用不加“新”字的“民主主义”。还有个别人拟定了

与中共讨价还价的“纲领”。

思想非常活跃，意见差异很大。

为了推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一步统一思想，更加坚定地站到新民主主

义立场上来，并解除他们之中某些人对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某些疑虑，中共中央做了大

量工作。

194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这个指示明确：我党

对待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

政治的及有关的党的政策和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

面解答，不加回避。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亦据实相告。

一个充满自信和有充分实力的党，才有如此的坦诚和开放。

这个文件还要求：由我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作有关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

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方面的报告，以及通过座谈会，同我党负责人谈话，进

行日常接触和交谈，组织参观，提供学习材料和资料，关心生活及健康等方式，做民主

人士的工作。

当时很多部门的负责人都给民主人士作过情况报告。

毛泽东本人在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同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进行书信来往或直接交

谈。

他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对广大民主人士提高

认识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55人于1949年1月22日发

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赞成中共的革命立场，接受中共的领导。

从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到1949年春，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各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在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两个基本

问题上，与共产党取得了共识。这就为共同纲领的正式制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同年6月底，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的著名文章，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有关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从而为共同纲领的制定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4．毛泽东抓紧时间改大纲

初秋的香山，树木葱郁，凉爽宜人。

8月2日，周恩来乘吉普车来到毛泽东居住的香山双清别墅。

不经报告，周恩来直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看见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文件，

便说：“主席，正忙着埃”毛泽东见周恩来从城里远道赶来，连忙招呼说：“恩来来了，

请坐。”

周恩来没有坐，一直走到毛泽东的办公桌旁，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打印的稿子说：

“这是共同纲领的草案。我写了个初稿后，又七次开会，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作了修

改，现在请主席审阅。”

毛泽东接过草案翻了翻，说：“我抓紧时间赶快看。”

周恩来又同毛泽东商量了其他几个问题，然后告辞返城。

晚上，香山静悄悄的。

毛泽东在灯光下，聚精会神地审读着这份共同纲领草案。

看完之后，毛泽东对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删改，又重新改写了几段文字。

这份《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可说是整个共同纲领起草过程中的第二

稿。

这个草案初稿，除简短的序言外，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大部分。

同1948年11月起草的《中国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草案相比较，它删除了“人民

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一部分；在具体条文的规定上，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

它在一般纲领中规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个单位，要以“奉行新民主主义”作

为长期合作的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是统一战线的纲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是工

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

政的国家制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

府，而应是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新民主主义纲领之下的联合政府。此外，还规定了

新民主主义的国防、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国际关系。

在具体纲领部分，它按“解放全中国”、“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

育”、“国防”、“外交侨务”6个方面，共列45条。

这份草案初稿，成为此后不久正式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

的基矗从9月开始，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纲领的名称，随着政协名称的变动而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纲领的结构也作了变动，不再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而是在序言之后列七章。

这次修改，是整个共同纲领起草过程中的第三稿。

在这个阶段，毛泽东直接参加了对稿子的修改工作。这表明纲领进入了最后定夺阶

段。

毛泽东的修改是极为认真的。从9月3日至13日，毛泽东至少四次对草案稿进行了精

心修改，改动总计达二百多处。

毛泽东不但修改草案，他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

我们不妨介绍一些细节。

9月3日，毛泽东写了一张便条给胡乔木：乔木：纲领共印30份，全部交我，希望今

晚10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

当晚10点，秘书胡乔木把框架基本定型并第一次正式称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的草案送到毛泽东办公室后，毛泽东立即动笔逐字、逐句、逐段修改，并在

竖写的题目左侧亲笔加上“（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初稿）”的字样。

9月5日晚，胡乔木将毛泽东修改后的稿本送去付樱没过多一会儿，毛泽东又派人给

胡乔木送去一张便条，上面写道：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

然后付樱9月6日，毛泽东把校对过的清样交下，并指示：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1000本。

9月7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把《共同纲领》草案稿分送给各位新政协代表，组织

他们进行分组讨论。

此后，毛泽东在改过9月11日草案稿后又批示：乔木：即刻印100份，于下午六时左

右送交勤政殿齐燕铭同志，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看得出来，毛泽东对

共同纲领极为关注，一些关键性内容他都亲自作了修改，有些内容是反复修改。他要在

建国之初，就拿出一部好的大纲来，成为团结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共同建设新中国

的基本依据。

在开国的日子里，毛泽东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不仅要亲自修改共同纲领、国旗、国

歌、国号、新政协人员的组成等项工作，纷至沓来，千头万绪，都要由他过目、由他拍

板。这些工作，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全力及时地配合，不允许有丝毫疏忽，以至大家

的休息和睡眠时间都很少。

大家都在夜以继日。

但是，毛泽东还是关心工作人员的健康。

在9月3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张便条，特意嘱咐：“你应注意睡眠。”

实际上，这是难以做到的，但却表明了一位忙于开国的伟大领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

关怀和爱护。

5．不在纲领中写进社会主义

共同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是同新政协筹备会及所有出席代表的讨论结合在一起进

行的。

从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草案初稿，直到新政协全体会议的召开，共同纲领草案先后经

过了七次较大的讨论。

这些讨论包括：

由到达北平的全体政协代表分组讨论两次；纲领起草小组即筹备会第三工作小组讨

论三次；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两次。

此外，新政协各参加单位也组织各自的成员进行了认真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代表们的责任感非常强，这是在为一个新生的共和国立法，这是一

件光荣神圣的工作，大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畅所欲言，真正做到了集思广益。

讨论中提出的修改意见，有的被采纳，有的被基本采纳，有的为进一步修改提供了

参考，打开了思路。有些分歧较大的意见，代表们展开了热烈讨论，当场确定取舍，达

成一致意见。

代表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到底有多少条？这是难以统计的。其中有关于国名及国名简

称的讨论，有关于社会主义目标问题、关于爱国民主分子问题、关于人身自由问题以及

联苏问题。

进入9月，北平最好的季节到了。秋高气爽，风和日丽。

在解放后的第一个金秋，人们心里充满着欢乐，充满着希望。

勤政殿里，新政协代表们在热烈地讨论着。

一位代表提出，既然我们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那就应该在纲领中把这一目

标写出来，使全国人民了解未来社会的远景以及奋斗目标。

另一位代表则持相反的意见。他提出，在今天的政协中提出社会主义问题还为时过

早，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以不写社会主义为好。

还有一位代表赞成共同纲领中不提社会主义，并补充说：“新民主主义本身就预示

着社会主义的方向。”

这两种意见都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立即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碰头协商，取得了一致意见。即：不在纲

领中写进社会主义。

这要向大会作出说明，任务由刘少奇、周恩来来完成。

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赞成在共同纲领中写进社会主义目标呢，主要

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共同纲领是属于国家政权在现阶段的施政纲领，是从客观实

际出发，为现阶段的需要而制定的，它不应当去描绘现阶段尚不能实现的理想。

从当时的设想和计划看，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面临的任务

是建设新民主主义。如果在共同纲领中过早地写进社会主义目标，容易混淆现阶段的实

际步骤与将来的理想。

第二，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是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新

民主主义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制定的。如果要把共产党的第二步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写

进国家的基本文件中，必须经过一个解释、宣传和实践的过程。只有全国人民通过实践

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中国惟一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为之奋斗。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当时在共同纲领中不写进社会主义目标，并不是否认它、放弃

它，而是以更加郑重的实际的态度对待它。

此外，从共同纲领所列出的经济方面的内容看，如“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

政策，实际上已经完全可以保证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向社会主义前途迈进。

早在194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期间，毛泽东针对有的人提出应把社会主义前

途写进会议文件的建议，就曾指出过：“这也是急性病人家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搞了十

五六年，到1932年才正式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还在消灭封建，社会主义还早着哩！何

必提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现实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现实的。

在讨论共同草案时，针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持了原来的观

点。

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有的代表还提出：纲领的序言里“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

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

一战线的政权”一句中，“爱国民主分子”应该删去。因为这里讲的是阶级，爱国民主

分子也属于四个阶级之内，不应单独列出来。

刘少奇在讨论时对此作出了解释，他说：“有些爱国民主分子不属于四个阶级，如

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在纲领中单独提出‘爱国民主分子’，是给他们开

门，让他们进来。”

大家觉得言之有理。

共同纲领的初稿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通信、居注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一些代表在讨论时，对草案中未涉及“人身自由”提出意见。认为人身自由是最根

本的自由，如果没有人身自由，其他自由都谈不到。因此，必须在各种自由权当中加上

人身自由一项。

这条意见很有道理，为大家所赞成，所以在下一个印稿中即被采纳。

一些产业界代表从自己的企业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关于

外交政策的条文中不必突出联合苏联的内容，应当视野更开阔一些，把更多的国家包容

进来。

这一意见虽然没有多少人响应，但却引起了有关单位的重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个国民

党民主派的政协代表就这个问题专门进行了讨论。

在讨论中，他们得出了一致的意见：“本党十三年（即1924年1月孙中山对国民党的

改组）改组时提出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就是指的苏联。今天应该明确说出

来。”“联合苏联的口号非公开提出不可”。

这样，纲领草案就保留了“首先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条

文。

讨论新中国的建国大纲是热烈的，意见林林总总，智慧的火花不断闪现。比如：有

的代表认为：在第二条“政权机构”开头一条应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属于全国人

民”。

有的代表提出：政协组织成分中的“知识界”应改为“知识分子”。

有的代表建议：草案中关于“反对贪污、浪费”的提法大轻，应改为肃清（或戒惩，

根绝）贪污，严禁浪费。

有的代表反映：草案中调剂五种经济关系，应补加金融政策、技术政策两个方面。

以上意见基本上被后来的修改稿所采纳。

讨论中还有一些建议，如文字改革、对日和约等，由于它们超越了当时条件，不属

于现实所能做到的和不必即行准备去做的事项，因此没有列入条文。

6．新中国建国大纲诞生

1949年9月17日下午，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周恩来主持会议，并代表筹备会常委会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同

时宣布会议筹备工作已经胜利完成，正式大会即将召开。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经各方反复讨论和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草案》。

辛勤的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成果。

9月22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就纲领草案经过向大

会作报告，着重介绍了共同纲领草案的一些主要特点。

关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

周恩来指出：“这种统一战线的发起远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提

议和努力，获得孙中山先生的同意，改组了国民党，促成了国共合作，胜利地举行了北

伐。后来这个统一战线被蒋介石破坏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努力组织人民的反帝反封

建的统一战线，尤其是毛泽东同志更使这个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成功。……去年

中国共产党根据历来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全国人民及

各民主党派热烈的响应。发展到今天，这个号召已经实现了。”“所以，在筹备会讨论

中，大家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

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大家同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最好的组

织形式”。

关于新民主主义总纲问题。

周恩来就共同纲领草案中只提新民主主义不提社会主义再次作了说明，并就“人民”

与“国民”两词的含义作了区别。周恩来指出，“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

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官僚资产阶

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和在他们改造成新人之前，他们不属

于人民范围，不享受人民的权利，但仍然是中国的国民，需要遵守国民的义务。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问题。

周恩来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完全

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

的。但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

关于军事制度问题。

周恩来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军事制度，不仅不同于封建军阀，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的

军事制度。“纲领上规定将以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军事制度来统一全国的军队，这里面包

括一切从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起义过来的军队。这种做法显然不同于军阀制度的吞并排

挤，而是不分彼此帮助他们改造成为人民的军队”。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问题。

周恩来在作了全面说明之后明确：“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周恩来还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的特点进行了介绍。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成立了包括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

在内的6个分组委员会，以最后完成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

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由出席政协的45个单位和特邀代表中派人组成。

45个单位中，只有民盟派出两人，为章伯钧、罗隆基，其他均为一人。中共方面为

周恩来。

9月28日，政协各单位及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分别举行会议，对纲领草案作最后一次

讨论。

至此，整理委员会又收到代表意见21件。

经讨论，除对9月20日印稿中的不正规字体加以规范和增添一处标点外，全体一致通

过保持原文送交大会主席团。

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0月1日，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中

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共同纲领分序言和总纲、政权机构、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

策、外交政策七章，总计60条，7000多字。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的建国大纲。

这个大纲，是此后这类文件中最精炼的。

这个大纲，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施政准则和建设蓝图。

这个大纲凝结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心

血，得到了全国各方面人士和海外华侨的一致拥护。

八、红色大阅兵震惊中外

下午4时，秘书长林伯渠宣布阅兵式正式开始。身着崭新呢料军服的

朱德总司令，走下天安门城楼，乘坐敞篷汽车，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同

车陪同下，检阅三军部队……

阅兵，是开国大典的重头戏。

阅兵，不为炫耀武力，而为展示人民解放军的风采形象。

1949年10月前，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至少有3次较大的阅兵：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时的阅兵；

1937年，八路军3个师开赴抗日战场前的阅兵；

1949年初，中央机关进驻北京后在西郊机场的阅兵。

这些阅兵显然无法与开国大典的阅兵相比，无论规模、人数、参加的军种、兵种都

无法相比。

开国大典的阅兵是空前的。

开国大典的阅兵第一次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展现在国人面前，展现在世界

面前。

1．受阅部队知多少

9月初，中央正式批准阅兵典礼方案后，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副总指挥杨成武、唐延

杰、刘仁、肖明、肖松忙碌起来。尤其是由杨成武和唐延杰具体负责的阅兵指挥所的工

作更是异常紧张。

首先是物色指挥所人员，他们先后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和有关军兵种抽调了一

批干部，使步兵部队的指挥和协调机构高效有序地运转起来。

参加阅兵分列式的部队很快确定下来。其中，陆军部队大部分来自第二十兵团、平

津卫戍区部队；海军和空军参加阅兵的代友部队，则由有关部队的首长指定抽调。最初

抽组阅兵部队时，空军能否参加阅兵，并没有确定下来，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

飞行队1949年8月15日才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组成。

参加开国大典的受阅部队总人数为16．4万名。

阅兵的最后序列为：

一、海军代表部队：由海军学校与华东舰队各一个分队编成。

二、陆军代表部队：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各一个。其中战车师包括摩

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坦克车团各一个

三、空军：11架战斗机、3架运输机、2架教练机、1架通讯机，共17架飞机。

为使开国大典阅兵式盛大空前，圆满成功，阅兵副总指挥杨成武不仅查阅了许多有

关阅兵的资料，而且四方求教，走访了当时在北京的解放军高级领导人。

刘伯承早年留学苏联，知悉莫斯科红场阅兵的情况，成为杨成武请教的第一人。刘

伯承大致回忆了目睹苏联红场阅兵的盛况，然后对杨成武详谈了有关阅兵的细节，他还

通俗而又具有概括性地说：阅兵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仪礼，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外面光！

他的这一诙谐比喻引得大家都笑了。

杨成武又访问了陈毅。陈毅留学国外，见多识广，但他没有见到过国庆盛典规模的

阅兵。不过，一提起阅兵，陈毅马上豪气干云，富于鼓动性地对杨成武说：没有什么了

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嘛！通过队列，把我们的

军威显示出来，让中国老百姓看看，这就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新中国的军队。

的确，这是阅兵的主旨所在。

杨成武还访问了原国民党东北军的几位老将军，了解他们以往阅兵的做法。

当时在中国的苏联顾问，也为杨成武等人就阅兵工作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1949年7月底，受阅部队分别集结于北京市郊，开始进行训练。训练期间，阅兵司令

员朱德亲临西北郊炮兵驻地视察。

阅兵部队的指战员见到朱老总，都说朱总司令像个老兵，很威严又慈祥，没有架子。

第二十兵团炮团参谋黄云桥讲过一个故事。

朱德总司令乘坐一辆吉普车视察受阅部队训练情况，由于道路不平，车子突然熄火

了。司机急得脑门上冒汗，也打不起火。

这时，陪同总司令来的一位参谋挥了一下手，参加阅兵训练的部队指战员一拥而上，

推着车子跑起来，吉普车的马达终于轰然叫响，总司令微笑着继续视察部队。

受阅部队的训练，是按照总参谋部和阅兵指挥所的要求，按军种划分训练场地，由

各部队首长负责组织实施的。为了掌握情况，杨成武和唐延杰经常分头到现场观看。

在天坛阅兵训练场，杨成武见到了来自天津警备部队的干部战士，他们隶属第二十

兵团第一九九师。这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天坛围墙外的空地经过简单整理，成

了部队的训练场，场地边沿搭着他们宿营的帐篷。

生活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毕竟比战场上好多了。战士们都有一种光荣感，理解自

己是代表人民解放军的整体接受检阅的，是不能出任何差错、影响军威的，因而训练中

很刻苦、很认真。

杨成武一到训练场就直接深入到战士中间，具体了解情况，现场解决问题。

战士们见了杨成武并不拘束，有的战士将鞋子脱下来说：

“司令员，你看，才穿几天的新布鞋底就破了。”

杨成武鼓励大家说：“训练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你们还得准备磨破几双鞋！”

天天拔慢步，练分解动作，腰酸腿痛的，这对刚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指战员来

说，算不得什么苦。可老这样日复一日地

练，有些老兵的思想起了波动，认为太单调、太枯燥，用不着花几十天时间这样练，

表现出急躁或满不在乎的情绪。

确实，队列课目是一种耐力训练，难度不大，也没有什么好讲解的。它是一种形式，

一种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的形式，在特定时空里本身又是内容。

杨成武深深了解这一点，每到一个训练场，都给部队做解释工作、思想工作、鼓劲

工作。他多次讲解：军队、军队，是军都有队，都讲究队列、队形。古代讲阵法，穆桂

英大破天门阵，诸葛亮熟知八卦阵，那种“阵”实际上就是变化的队列，队列的变化。

孙子练兵也很重视练“队”。我们军队即使打游击时，也还是讲究“队形”的。我们军

队在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战中，养成了一种优良作风，英雄气概，崇高品质。这要通过我

们的外形，我们的动作，我们的队列，将这种好的作风、气概和品质有形地展

示出来，告诉全国和全世界人民，这就是打败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正义之师，这就是

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的英雄队伍！我们在开国大典中搞阅兵，其意义也就在这里。

杨成武是带着压力工作的，是带着中央和军委的重托工作的。他不但向部队宣传阅

兵的重大意义，更不断向阅兵部队提出要求，他不但检查陆军和所属各兵种代表部队的

训练，还到空军和海军的阅兵部队训练驻地检查指导。

海军分队中大都是刚刚穿上海军军服的陆军战士，也有海校的教员，还有原国民党

政府海军起义的官兵。

虽然成员有点杂，但大家训练的劲头足，组织得很严谨。按照阅兵方案，海军部队

将第一个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第一个分列式亮相的

队伍不能不引起杨成武的重视。他与参阅官兵共同讨论了阅兵中的许多细节问题，要求

部队一定要开好阅兵分列式的头。

空军受阅飞行大队的飞行员们，都有一番不简单的经历，或是我国第一所航校即哈

尔滨航校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飞行员，或是

从特殊地区归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或是国民党政府空军驾机起义者。他们将以若干

个第一的形象，出现在祖国开国庆典的天安门上空。

杨成武与每位飞行员握手交谈，提出希望。

骑兵代表部队，虽属陆军序列，但这是一支独特的队伍，不能不引起杨成武的特别

关注。这支部队主要由华北骑三师组成。

指战员多数来自内蒙古大草原。他们在市郊沙河镇集结，由第六十八军参谋长宋学

飞组织训练。

在各军兵种分训的基础上，杨成武和阅兵指挥所的其他领导又组织了就地合练。

这还不够，杨成武又利用夜间在天安门前组织了两次地面部队合练。

十几万人的受阅部队，如果不中断市区交通，在白天是无法

正常进城的。因此，合练只能在夜间进行。两次合练，每次虽然只有两个多小时，

但部队集结的时间远比合练的时间要长，杨成武一刻也离不开指挥位置。在阅兵式进行

中，杨成武更要全神贯注，不放过任何疏漏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当最后一次合练结束时，杨成武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下。不过这时，疲劳和困顿也向

他袭来。

2．阅兵总指挥事无巨细

聂荣臻作为阅兵总指挥，这一段异常繁忙。

在军，他是代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诸多军事战事不能

不管。

在政，他是北京市市长，千头万绪的工作诸如治安、建设、生产等等不能不抓。

大典在即，主要精力又要集中在大典上，集中在阅兵上。

一身多职，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建国前后他“很是忙了一段时间”。

曾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的李健，在开国大典时是特种兵司令部的参谋长。阅兵时

炮兵方队、骑兵方队以及装甲兵方队都由他调度。

李健回忆说，当时，特种兵所有的武器真像是在开一个万国武器展览会，光各种口

径的大炮，就有日式、美式的好多种。它们有的是从蒋介石军队手中夺来的，有的是从

阎锡山军队手中缴获来的。

最让李健难忘的是，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把一些细小的事情都想到了。

在阅兵联席会上，他问李健：“骡马拉炮，那么多匹马，如果拉下粪怎么办？装甲

车在天安门前熄火怎么办？在检阅时马失前蹄怎么办？”

一连串的问题，令李健一时无法回答。

不能立即回答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李健回到部队后立即组织指战员召开了一次

又一次诸葛亮会议，群策群力，研究解决的办法。

聂荣臻提出问题后也放心不下，他亲自到部队主持召开座谈会，商量解决办法。

群众是最有实践经验，最有智慧的。许多问题他们都想出了妥善的解决办法。

战士们出主意说：马掌用的时间长了，已经磨光，而天安门前又是青条石路，很平，

很滑，马掌也就容易打滑，应当给马换上新掌，增加摩擦系数。即使万一打滑，骑在马

上的驭手只要赶紧收缰绳，马稍往下一沉，就猛提绳子，帮助战马脱离失蹄状态。

骡马拉粪怎么办？战士们认为这最简单，只要给骡马安上粪兜子就行了。

为了防止坦克熄火，阻塞道路，就将坦克安排在队伍的后面受检阅。这样，即使万

一开不动了，因为部队已在前面检阅完了，后面是花花绿绿的群众队伍，对阅兵式的影

响就不大了。

开国大典阅兵时，坦克没出问题，马倒是有一匹差点失了前蹄，好在驭手眼疾手快，

猛拉马缰，结果顺利通过了天安门。

在阅兵式筹备过程中的日日夜夜，聂荣臻事无巨细都要非常认真地加以考虑。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训练中，他多次主持召开关于阅兵工作的会议，反复强调：“我

们这支军队跨过雪山草地，从金沙江到黑龙江，从长白山到南海边，英勇作战，用鲜血

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胜利，在这次阅兵中，我们一定要展示出这种精神风貌。”

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他还是周到地指导着阅兵筹备工作。三番五次地听取阅兵指挥

所的工作汇报，还亲自和阅兵部队的各级领导共同研究训练中的问题。

据秘书范济生回忆，部队集中训练地，像先农坛、北苑，他都去过不止两三回。

聂荣臻要求部队一定要练到队列整齐划一、军姿庄严、军容威武的程度。

聂荣臻还就开国大典时的防空问题作了重点布置。这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一件事。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空军的空袭也日益频繁起来。人民群

众经常处于被空袭的危险和惊扰之中。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早在1948年8月9日，就

提出了对城市要地实行“积极防空”的方针。1949年4月，聂荣臻兼任平津

卫戍区防空司令员后，对防空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他清楚地记得，北平南苑机场被

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七师占领后，国民党空军于1949年5月4日从青岛出动6架B—24型

轰炸机飞到南苑上空，扔下了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经

历了这一惨痛教训，8月15日，军委航空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

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担负保卫北平的防空任务。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10月1日下午

3时，也是出于防空袭的需要。

聂荣臻向参加大典部队的全体人员发出了一道死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

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游行群众也事先被告知，遇有空袭不要乱跑，要听指

挥。对受阅骑兵方队的1978匹战马，则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如果这些马匹乱窜起来，后

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10月1日中午，聂荣臻回到家里匆匆吃了几口饭，就赶到东单视察受阅部队。

上午10时以前，全体受阅人员已完成受阅准备，广大受阅官兵个个精神抖擞。聂荣

臻看了很满意。

下午4时，雄壮的阅兵式开始。

看着威武、雄壮、整齐的受阅队伍阔步走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和副总指挥兼阅兵

指挥所主任杨成武心里异常高兴、激动！

威武壮观的阅兵式很成功，把人民解放军的优良素质和军容、军威显示在中央人民

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56名委员面前，显示在600多名政协代表和30万名各界群众面前，

这本身就是几个月来他们俩人和其他负责人辛勤操劳的报偿。

阅兵式一结束，聂荣臻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没再观看群众游行，而是回家睡觉去

了。这几个月来，他实在太累了。

3．朱德总司令阅兵

毛泽东宣读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后，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典礼开

始。

阅兵总司令员朱德身穿崭新呢料军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

着敞篷汽车，威风凛凛地从天安门中间的门洞驶出，通过金水桥。

在金水桥南边迎候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立即向朱德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大声报

告说：

“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立刻，军乐奏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与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

乐曲。

在聂荣臻总指挥的同车陪同下，朱德总司令出东三座门，沿着长安东街、东单广场，

直到外国使馆聚集的东交民巷，按顺序检阅了肃立受阅的陆、海、空三军部队。

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空前的检阅！

朱德总司令向全体指战员问候：“祝同志们健康！”

立即，指战员们齐声响亮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万岁！万岁！”

统帅和战士此呼彼应，如同大海的呼啸一样。声音在京城的上空滚动着，回响着。

接着，朱德总司令重新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

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

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负、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

奋斗的结果。

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庆祝和感谢。

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

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

目的。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

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庄严的命令，挟着雷电，传向大河上下、长城内外的部队宣读完毕，检阅式即告结

束。

副总指挥杨成武用电话向东三座门外的指挥分所发出了进行分列式受阅命令。

杨成武后来回忆说：那是最幸福的也是最紧张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民主

人士都在注视我们，30万人民群众都在注视我们。我们将要把人民军队20多年的战斗历

程，在短暂时间内的行进中显示出来，将要把整个人民军队的风貌，通过有限的行动反

映出来。

受阅方队在火红的军旗前导下由东向西而来。

首都的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八一”军旗。

30万群众目睹威武之师、胜利之师豪迈地走过来。这支诞生于南昌城头的人民英雄

军队，经过血与火的漫长磨练，跨过漫漫征途，终于行进到了天安门。

最先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的是代表人民海军的水兵部队，他们身着崭新的水兵服，

格外精神抖擞。当这支年轻的、英姿勃勃的队伍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时，欢呼声陡然高

涨，使人想到澎湃的波涛声。

这些中国沿海岛屿的解放者，从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里海疆的保卫者，蔚蓝色

国土的开发者。

紧接着，多兵种的陆军代表部队走过来了。步兵师的战士们用脚步丈量了中国革命

的历史进程，用脚板踩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今天他们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节

奏，雄赳赳地走过天安门广场。

步兵师的战士们组成40个方阵，携带着缴获的各种武器，豪情万丈地走过天安门主

席台前，接受毛泽东，朱德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检阅。

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这个步兵师，是1949年7月底编组完毕的。该师从天津调到北

平郊外的北苑兵营，后来这座兵营成为总政治部的家属大院，也叫黄寺大院。

为了参加开国大典，一九九师的指战员们经过了一番严格的训练。

8月北京，是流火的季节。但战士们的训练一刻也没有放松。

如果理解什么叫神圣，正在训练的战士们就感到了神圣。他们将代表几百万解放军

陆军接受祖国的检阅，他们内心充满着神圣的情感。

许多老战士后来回忆，他们当时的训练只能用“特别”来形容：特别热情、特别认

真、特别能吃苦。

有的战士在炎热的酷暑里训练时晕倒了，也不愿意别人来替换。

队伍中有几个因为幼时营养不良而形成罗圈腿的战士，走路东摇西摆，训练时使得

齐整的排面晃荡着，领导想把他们换下来。一开口，几个战士连哭带叫，死也不答应。

领导很受感动，这些战士便起得更早，睡得更晚，加大训练程度，最后他们终于参加了

开国大典上的受阅仪式。

一九九师师长李水清当时才32岁，后来谈起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时，他坦率地承认：

那一次受阅的心理负担和生理负担一样重。40个步兵方队，有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

六○炮、轻迫击炮、野战山炮、火箭筒等等各式武器近600件，这么多人，这么多武器，

哪怕出一点问题都会影响全局。作为步兵师的主官，每天都要搅尽脑汁地给部队出情况，

研究各种意外的可能性，以保证接受检阅时万无一失。

步兵师通过天安门后，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

的伴奏声中相继开来。

天安门城楼前响起了隆隆的马达声，各种坦克、装甲车以排山倒海之势驶过检阅台。

这是一次震撼人心的滚动，这是一次走向军队现代化的展示，这也是人民解放军最壮阔

的一次机械化推进。

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轻、中型坦克团各一个，这支钢铁队伍是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大反攻”中建立起来的。

随后，炮兵方队携带了92门各式火炮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有十五榴弹炮、十点五

榴弹炮、九○野炮、三八野炮、七五高炮、三七高炮、山炮和重迫击炮。

拉炮的牵引车两辆一排，车轱辘和汽车挡板都刷了一圈白条。除了机械牵引外，还

有一些用骡马牵引的战炮。这不是因为牵引车不够，而是展示车拉炮兵是由骡马拉炮兵

发展来的，检阅时可以对炮兵的发展历程作一个直观的回顾。

来自察哈尔草原的骑兵师分别组成“红马连”、“白马连”1900余匹战马以5马并行

的队列通过天安门。骑兵们握枪跨马显出赫赫英风，露出跃跃雄姿。

4．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了

在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上，当战车师通过天安门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

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天安门前，天上地面，浑然一体，汇成了极为壮观雄伟的立体阅兵景观。

当飞机飞临天安门上空时，广场和城楼上爆发出如雷如潮的掌声。人们挥动着帽子、

手帕，一个劲儿地欢呼、跳跃。

“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了！”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副主席、委员都兴奋地仰视着

人民共和国自己的空军和飞机……

空军参加检阅仪式，难度比其他军种更大。

当时人民解放军的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极为有限，大多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过来的。

阅兵仪式的最初设想，只是安排飞机撒发传单，没有出动飞行队参加开国典礼的计

划。

直到8月底，中共中央才考虑在开国大典上除地面部队外，空军也要出动。

9月1日，中央军委召开阅兵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但是，直到9月22日，

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表才出台。

这时，距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8天了。

在此之前，中央军委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保卫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开国大典的

顺利进行，指示军事航空局立即组织一批飞机飞往北京南苑机场。

7月3日，先期检修出来的9架飞机抵达南苑机场。

到8月15日，陆续飞来的各种飞机达17架。当天，航空局成立了“南苑飞行队”。从

9月5日开始，执行北平的空防任务。

飞行队长由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14期毕业生徐兆文担任。后因徐兆文跳伞受伤，

改由邢海帆为代理飞行队长。

邢海帆原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十二期毕业生。

1948年秋，邢海帆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解放区，后被调到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负责

防空课程。

不久，他接到了赴北平进行航空接管工作的通知。原来党中央已决定任命华北军政

大学校长兼政委叶剑英为北平军管会主任，并组建了航空接管组，由军委四局童陆生局

长任组长，邢海帆和另外几位搞航空的同志任组员。

当年12月中旬，他们从石家庄附近的获鹿县南新城步行出发，去接管敌人在北平有

关航空部门的一切。

他们在北平的良乡县城过了阳历新年后，于1949年1月18日，奉命进驻南苑机场，与

第四野战军所属由东北老航校组织的航空接管组会合，组成了“北平军管会航空接管处”。

由老航校航空接管组组长、时任东北老航校大队长的方华同志任处长，油江同志任副处

长，吴钟昆同志任副政委，下设科队和办公室，邢海帆和另外两个同志在办公室当秘书。

同年5月，北平军管会航空处改建为华北军区航空处，人事没有变动。

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方华处长告诉邢海帆，周恩来副主席向军事航空局局长常乾

坤、处长方槐和他，传达了党中央很快要在北平召开新政协会议，商讨成立中央政府的

意图。为了保证北平的防空安全，需要组建一支能担负防空作战任务的空军部队，简称

飞行队。

飞行队的队长内定由方华处长兼任。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意图，方华处长立即进行准备。

6月4日，他同邢海帆登上去东北的火车，先到了哈尔滨，他即去牡丹江大队部办理

手续，邢海帆则在招待所里等他。他们于6月下旬到达长春市老航校校部，受到校首长的

接见，并向他们汇报了工作与此行的使命和任务。

7月初，方华同邢海帆到长春市附近的公主岭机场。老航校新成立的p—51飞机训练

队就设在这里。队长是红军老干部，曾在新疆学习过飞行的夏伯勋，负责飞行训练工作

的是驾驶P—51机起义的杨培光主任，受训学员由老航校选调，飞机主要是将各地缴获的

P—51机，集中在沈阳东塔机场修好后，经试飞合格，

才交付公主岭P—51训练队，为北京飞行队使用作准备。

方华和邢海帆来这里的目的，主要是尽快掌握与恢复P—51机的飞行技术。方华过去

只飞过苏联飞机，美机p—51从未飞过，须进行改装训练。邢海帆虽是P—51机老手，但

也有一段时间未飞行，须恢复技术，更负有帮助方华处长进行改装训练的任务。他们俩

心急如焚，到达后第二天一大早儿，就迫不及待地赶到机场，开始学习和训练。

邢海帆为方华开始P—51机座舱实习，介绍各种仪表的作用与性能、各操纵系统的功

能与操作方法，大约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时飞行训练结束了，但空中还有一架飞

机正进入航线，准备着陆。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方华当时刚跨出座舱，走下飞机，沿着滑行道进入跑道口处，

全神贯注地观看最后一架飞机的着陆动作。就在这时，负责训练的一位同志没有注意到

滑行道口有人，即开动停机线上的一架P—51机，滑向滑行道口。

邢海帆还站在飞机上未走下来，见状大声惊叫，但被轰鸣的发动机声所淹没，无济

于事。倾刻之间，眼看方华被螺旋桨打得粉身碎骨，惨不忍睹。这次意外事故给新中国

正在起步的航空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方华处长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老红军、受部属尊敬爱戴的好领导。他从小参加革命，

经历了长征，后在新疆学习飞行，技术优秀，几经磨难险阻才回到延安。1945年后在东

北创建老航校并负重责，这次又肩负重要使命未进行P—51机改装学习，不幸牺牲。

这次意外事故发生后，组织上决定邢海帆留在公主岭，由他负责p—51机的飞行训练

工作。

邢海帆受命于重大事故之后，深感责任重大。他充分发挥飞行教员、机务人员和有

关人员的集体智慧，群策群力，兢兢业业，竭尽全力，将过去所学的知识，积累的训练

工作经验，根据现实条件，灵活运用，努力把P—51机训练工作保质保量保安全地完成好。

飞行队正式成立后，一边抓紧时间训练，一边担任防空警戒值班任务，后者主要由

飞过P—51机、曾参加过作战的飞行员担任。

飞行队初始阶段确实不顺利，展开正常工作没几天，队长徐兆文就受了伤。一次他

驾p—51机练飞行，飞机发生故障跳伞，降落在马驹桥的田地里，脚被高粱茬子扎坏，伤

势很重不能走动，短期难以痊愈。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决定急电将邢海帆调回北平，由

他担负起代理飞行队长职务。

邢海帆接到电报后，很快赶到沈阳东塔机场，驾驶一架修好的试飞合格的p—51机，

飞赴北平。

当他降落在南苑机场后，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停机线上停放着一些各型飞机，一

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感到很振奋。

9月初，飞行队接到上级指示，让他们担负参加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任务。

情况原来是这样的，飞行队刚刚成立几天，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就到机场视察，

并最后敲定了飞行队参加阅兵。

据一位当年的飞行员回忆，当时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

席、聂荣臻司令员等到机场后，走到每架飞机面前，仔仔细细地查看了飞机，然后

他们问道：

“你们的飞机能不能接受检阅？”

“怎么不能？！”众人答道。

“现在就飞给我们看看。”

表演性飞行，小菜一盘儿。大伙儿心花怒放。

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在临时搭起的观礼台上坐了下来。

这是简易的观礼台，几张桌子上面铺着红布。

周恩来摸了摸红布，然后靠在椅子上把双肘抱在胸前。

“很好嘛，石伟同志，”他说，“因陋就简嘛。”

石伟笑了。他了解周副主席的性格。

飞机已经起飞了。

9架P—51飞机发出隆隆的巨响，沿东西跑道的上空编队飞了一圈，然后从容落地。

朱德总司令手搭凉篷，他的眼光一直没有离开飞机，直到飞机全部落地了，他才憨

厚地笑了起来。

周恩来胸有成竹地离开观礼台，走到已经落了地的飞机旁边。

刚从天上下来的飞行员们把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围在中间。

“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周恩来问道。

跑道远处，停着两架蚊式战斗轰炸机。一架是起义过来的，另一架是由南苑航空修

理厂的机务人员刚刚修起来的。

“我们蚊式机也可以参加。”

人群中，驾机起义没多久的刘珂喊了一句。小刘个子不高，胖呼呼的，待人热情，

说话幽默，是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3期学员。

“C—46运输机也可以，有3架呢。”

“L—5通讯机也行，飞编队没问题。”

“PT—19也能参加。”

飞行员们争先恐后，生怕把自己给落下了。

“那么，一共加起来有多少架呢？”周恩来问道。

“1、2、3、4……15、16，总共17架。”

大家异口同声地数着。

“好吧，过几天我们再来看一次。”朱老总做着手势，对大家说。

几天以后一个晴天，朱德总司令又坐在观礼台上，观看飞行。

17架飞机列队从观礼台前飞过。它们每批次间隔5分钟。

朱德转过身，对地面指挥员说：“你们战斗机飞得快，能不能再跟上来飞一圈？”

“完全可以。”指挥员说道。

这样，也没有经过演练，17架飞机马上又飞了一圈。

朱德总司令带头鼓起了掌，人们也跟着鼓掌。

就这么决定了。

“举行开国大典的那天，飞行队将在保卫北平的同时，也参加飞行。”

朱德总司令发出命令。

作为飞行员，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大家无不欢欣鼓舞。

高兴之余，邢海帆作为代理队长，更感到肩上沉重的压力。

空中检阅飞行，他虽然见过，可没有亲自参加并负责组织过；时间又如此紧迫，飞

行员也是不久前才从各处集中在一起的，彼此还不很熟悉；而且所有飞机大都是缴获的

破烂，机种庞杂，性能各异。要完成这项空中检阅任务，真是困难重重。

飞行队受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光荣任务后，队领导立即开

会研究贯彻落实。随即召开全队大会，进行传达、动员和部署。当邢海帆传达上级

下达的校阅任务、队政委王平阳作动员讲话之后，大家纷纷表示要在这可遇不可求的机

遇里，尽最大努力，千方百计，排除万难，坚决完成任务。

飞行队研究确定的具体方案是：

参加检阅的飞机为P—51机9架，编为一二三分队；蚊式机两架，编为四分队；C—4

6机3架，编为五分队；L—5通讯机1架与PT—19教练机两架，合编为六分队。除两架蚊式

机成一字横队外，其他各分队皆为三机成“品”字队形。

受阅飞行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编组方案确定之后，即进行航行的研究确定。

首先将各参阅飞机的飞行时速作出规定。计P—51机为340英里，蚊式机为300英里，

C—46机为250英里，L—5机与PT—

19机为70英里。其次选定检阅航线由东向西飞行，东郊的双桥无线电铁塔上空为起

航点，距天安门30公里左右，目标非常明显。再次，立即根据上列条件，进行细致的航

行计算和图上作业，得出由起航点按速度不同，各分队之间前后距离与出发时间先后的

数据等，务求达到井然有序地出现在天安门上空。

在进行航行计算和图上作业时，当时没有航行图，只得用北平市的五万分之一普通

地图代替，好在航线距离不长，误差也小，可以忽略不计。

在考虑防备敌人的空袭方案时，建议上级特准P—51机中的4机带弹受阅，一有敌机

来袭，即从空中前往拦击。这是特殊情况的特殊处理，按通常惯例，检阅飞行的飞机是

不准带弹参加的。

为显示军威和实力，飞行队又精心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

p—51机9架，最先通过天安门上空后，再直飞并右转弯，沿北城墙外侧飞行，正好

接上第六分队，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使人们看见天空的飞机是一个整体编队，前后都

有9架p—51机受阅。

在开国大典正式进行空中检阅那天，在场的外国记者，见状发出电讯，惊异中共空

军一夜之间，竟有如此实力，真是奇迹。

这消息也威慑着国民党空军。据说就在开国大典结束之后的一天夜里，62岁的蒋介

石忽然放下手中的报纸，问身旁的儿子蒋经国：“苏俄人说，除在莫斯科外，从未见过

这样宏大的阅兵，是真的吗？他们的空军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蒋经国正在喝茶，他用杯盖将飘浮在上面的茶叶赶了赶，然后放下茶杯没有回答，

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图上作业完成之后，为检验飞行方案和各种计算是否准确可行，又进行了总领队和

各分队长机的多次试飞，证明方案可行，各种航行计算也准确，符合飞行实际。最后还

组织了一次全部参加受阅飞机的预演。

在准备开国大典飞行队参加空中检阅的预演时，发生了一个值得一提的插曲。

这天正值怀仁堂里新政协开大会，周恩来副主席在会上发言。

忽然，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

代表们忽听隆隆的机群轰鸣声，由远而近，以为是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北平城了，

心里不安起来。

周恩来见状，面带笑容地告诉大家：请不要误会，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是担

负防空任务，是保护我们的，这是他们在进行飞行演习。

代表们听后，顿时反忧为喜，止不住心中的喜悦，热烈鼓掌和欢呼，久久才平静下

来。

要圆满地完成防空和受阅任务，保障飞机不出事故，是关键之一。队里分工由队政

委和机务部门领导组织大家研究，制定出措施方案和行动计划，报队里批准组织实施。

当时全部飞机都是缴获后经拼凑修理而成，又加上器材缺乏，给保证飞行带来异常

繁重的检修任务，机务人员们的辛劳可想而知。

他们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飞机不准备好就不吃不睡。这种不怕苦不怕累，极端

负责的精神也感动和激励着飞行员们，大家说，只有尽心尽力飞好，才对得起搞机务的

同志。机务人员还将所有飞机精心擦拭，使破旧飞机像新的一样。

眼看新政协会议即将正式开幕，开国大典空中校阅也日益临近，飞行队担负的防空

任务也更加吃紧。为了加强警戒值班和增强战斗实力，飞行队除每天有4架P—51机值班

外，又将所有能作战的P—51机和能作战的飞行员都组织动员起来，做好战斗准备。一旦

敌机大批来袭，就将凡能升空作战的人机全部出动，打击来犯之敌。

这一时期上至中央军委领导，下至飞行队所有人员，都非常重视防空作战任务，没

有丝毫的疏漏和怠慢。

9月下旬的一个凌晨，飞行员比机务人员稍后来到了机场，忙着尽快做好战斗准备，

以防备敌机拂晓来袭。

忽然，值班参谋跑来叫邢海帆接电话。邢海帆拿起电话听筒，里面传来了“我是聂

荣臻”的声音。

邢海帆骤感骇然，怎么聂代总长直接来电话了？聂代总长继续说：“刚才下面向我

报告说，他们听见远处有轰隆隆的声音，好像是飞机的声音，我怕是敌机来袭，所以问

问你们，得到有敌机空袭的情况没有？”

邢海帆当即回答，这里没有收到敌机空袭情报，也没有听到轰隆隆的声音，我们飞

行队已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意外。

过了一会儿，代总长办公室来电话说，经查原来是一场误会，是下面的人听见老百

姓早起推大磨的声音，误以为是远处敌机的机声。

一场误会，一场虚惊。这个事情也足以说明当时刚解放了的北平，上上下下的人们

对防空是多么的重视与关心。

飞行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后，就憋着一股劲，急盼着受阅时刻早些到来，可这时

好像时间有意过得很慢似的，大家都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10月1日凌晨五点，天刚微亮，太阳还没有出来，飞行队的空地勤全体人员就来到了

南苑机场，整队集合。两架担负一等

战斗值班的飞机停放在起飞线上，严密警戒着蒋介石的飞机可能的破坏和骚扰。

17架银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飞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跑道旁。所有的飞机都油饰

一新，机头是红色的，机身和机翼上一律饰以镶金黄边的红星，机尾是红白相同的条纹。

在此之前，苏联顾问派人把这里的飞机都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跑道旁，飞行人员单独站成一排。他们穿着飞行队自己新设计的前克式飞行服，凛

凛大方。他们谁也不会想到，中国空军就是从那时候起，穿着这身飞行服一直飞了40年，

而且还要飞下去。

飞行员们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想说话，谁也说不出话来。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飞，飞出人民空军的威武气势。

下午2时，受阅机群的6个分队，17架飞机依次滑到起飞线上，引而待发。

飞行员杜裕明站在他的“野马”旁边。两眼望着天空飞逝的流云。

刚才，所有的飞行员都对着新中国的国旗立下了誓言，并在誓词上签上了自己的名

字，那场面是肃穆壮观的，激动人心的。

誓词铭刻在心，有如铭刻在历史桥头的碑文。40年后，坐在办公室里的空军副司令

杜裕明中将仍然清楚地记着那段誓词。

这段誓词是：

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

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杜裕明中将当年在背诵誓词的时候，声音是颤抖的，亢奋的。“精神问题是最大的

问题”，他说，“年轻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精神生命，要有‘谁主沉浮’的魄力和勇气”。

下午4时整，检阅飞行预定的起飞时间到了。

机场，3颗信号弹冲向天空。

点火。一下子，机场上响起了雷霆万钧的引擎声，17架飞机开始咆啸。

6架教练机、运输机在跑道上滑出，疾驰，继而升空，直飞双桥。它们将在那里盘旋，

等待着P—51战斗机和蚊式战斗轰炸机前来集结。

10分钟后，9架P—51战斗机和2架蚊式战斗轰炸机也滑向跑道。

“这是跨越时代的飞行。”刘河坐在驾驶舱里，向两侧飞机上的战友伸出两个表示

胜利的手指。

他渴望胜利，他相信胜利之鸟一定会与自己比翼齐飞。

飞机在跑道上疾驰，仪表的指针在不断上升，上升，他慢慢拉动驾驶杆。

11架飞机一飞冲天。

4时35分，当战车师行进在天安门城楼前的时候，天空中响起了轰隆隆的飞机声。

“是我们的飞机！”

人们突然欢呼高叫起来，广场又沸腾了。

毛泽东兴奋地举起左手，他把手心朝向天空，有力地挥动着。

26架次的飞机组成“品”字队形，依次通过了天安门。

17架飞机的飞行员们不敢下看，他们都在极力保持着队形。

只有几位飞行员经过广场上空时偷偷地向下瞥了一眼，除了红旗的海洋外，他们什

么也没有瞥到。但是他们满足了，完完全全地满足了。在这千载难逢的时刻，他们到底

还是瞥了一眼，这一眼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秒，也足以回味一辈子。

整个空中受阅过程仅有7分半钟，这7分半钟将被载入中国

空军的历史史册。

当9架P—51战斗机机群第一次通过天安门检阅台的时候，姜勇的飞机左磁电机出了

故障，飞机总是发出“呼呼呼”的响闷，力量不够，速度也上不去。

勉强地通过了天安门后，他向地面指挥室报告了这一情况。

“坚持，坚持到检阅后。”

姜勇听出来了，这是石伟的声音，这声音是焦急的，又是严厉的。

飞机不是人，怎么坚持？但飞机是由人来驾驶的，人能坚持，飞机也能坚持。姜勇

想起了他的誓词，他准备拼了。在飞机第二次通过天安门检阅台时，他把速度加到极限，

终于跟上了编队。由于左磁电机停止工作，右磁电机的负荷陡然增大，刚通过天安门，

右磁电机也停止了工作。姜勇随机应变，甩开机群潇洒地向左急转弯，在空中划了个弧

线，径直飞向南苑机场，安全迫降。

飞机滑向停机坪，姜勇打开座舱盖，长长地吁了口气。他的衣裤，早已被汗水浸湿。

后来，石伟见到他，把大拇指竖得高高的，对他说：“高，高！”

“高什么，我的命都差点交代了。”姜勇不无幽默地回答。

那年，他仅24岁。

飞机安全降落以后，邢海帆等9名受阅飞行员代表，很快匆匆驱车进城，赶到北京饭

店参加开国的第一个国宴。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一下飞机，他们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

匆匆赶到天安门广场。

飞行员们想从密集的人群中挤进去，却无隙可乘；他们只能远远地望着伟大领袖，

听着他的声音，泪如雨注。

他们随着人群放声高喊毛主席万岁！

宴会厅里，灯火辉煌。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薄一波、聂荣臻、

杨成武等党政军领导人都在那里。

被邀请的人士也很多。

刘少奇是个稳健的政治家，在今夜，他的话却格外的多。他高兴地举着酒杯，向所

有的人祝贺。

周恩来也在讲，他讲革命的意义。他从鸦片战争讲起一直讲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讲到新中国的解放。

“现在请总司令说几句话！”

一个坐在朱德身旁的海军战士喊道。他刚接受了总司令的检阅，他对总司令钦佩得

五体投地。

朱德早就为一句话所兴奋着，这句话从阅兵那时起，就一直

缠绕着他。他站起来，轻轻地呷了一口酒，然后面向飞行员们说：“今天是历史性

的一天，我过去是一个军种的总司令，现在不同了，从今天起，我才是陆海空三军的真

正的总司令了。”

掌声雷动，海军和空军的同志带头欢呼，经久不息。

宴会后，苏联文艺科学工作者代表和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中山公园音乐堂里，

举行庆祝建国演出晚会。

飞行员们也来了。他们穿着皮茄克，坐在第一排，引人注目。

“他们就是今天飞行在天安门上空的飞行员。”

不知是谁“揭发”道。

群众先是惊讶，随即沸腾起来。

“真神气哟。”

“唱支歌吧，小伙子们。”

“对，唱支歌吧！”

小伙子们很不好意思，他们成了关注的中心。

杜裕明毫无拘束，他当过一年的宣传队员，能歌善舞。他毅然站出来，边打拍子边

带头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飞行员们跟着唱起来。

欢乐充满了国庆盛典的夜空。

九、踩掉鞋子的大游行

晚6时许，夜幕低垂，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接二连三地点燃了灯笼火

把，星星点点燎原成七彩灯海，天安门广场和城楼上下一片通明。群众大

游行开始了，成千上万的脚步奏响了一曲欢乐的颂歌……

群众游行把开国大典推向了高潮。

本世纪以来，天安门广场迎接了许多盛大的群众游行。

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爆发；l926年3月18日，北平群

众在这里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35年12月9日，震惊全国的“一二·九”

运动在这里燃起熊熊烈火；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

也以天安门为中心。

所不同的，这一切游行均带着愤怒而来，愤怒的呼喊，愤怒的声讨；而开国大典的

游行，不仅参加人数空前，而且每个人均带着喜悦而来，欢呼新中国的诞生，欢呼人民

当家做主。

天安门广场从未拥有如此众多的观众，从未拥有如此热烈的情感，从未拥有如此欢

乐的场面，世界第一大广场第一次显得异常拥挤起来。

1．《入场须知》

没有想到的开国大典上的群众游行队伍总计约为三十万人，如果没有严格的组织，

要保证秩序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必须预先演练游行队伍。

开国大典的方案中，既有阅兵典礼，也有群众队伍的游行。随着大典的一天天临近，

参加阅兵的部队在加紧训练，参加大典游行的群众也要进行演练。

军队是训练有素的队伍，如果说他们的训练很不容易的话，那么群众队伍的演练就

更难了。

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筹委会决定抽专门时间演练参加游行的群众队伍。

第一次演练时，参加者虽然远不及开国大典那天参加的多，但也有十几万人聚集在

天安门广场夜晚的光线很弱，虽然广场已安装了三排24盏普通灯，围墙的几个门洞也装

上了吊灯和弯灯，甚至还有探照灯，但十几万人一练，队形很快就乱了套，人与人乱挤

在一起，谁也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呼喊声此起彼伏，各单位的领队急得不知所措。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见到这种局面，有些发愁。

发愁自然解决不了问题，而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聂荣臻对负责组织群众游行的肖松说：“这样太乱了，不行，还要另想办法才行。”

语气没有任何回缓的余地。

肖松是个工作十分热情卖力的干部，在这次演练前想了许多办法，可结果乱成一团

糟，大出意外，心里压力很大。他感到图纸上设计的队形确实有点纸上谈兵，拿到实际

中行不通，必须另谋出路。

还是群众出智慧，有人给他想了个主意：用石灰浆规划场地，编上号码，确定哪支

队伍站在哪一号砖上，如同戏院的座位一样，按号入座。

这主意果然管用。

从此，天安门广场的方砖都编上了号码。如果统计开国大典中的第一，这显然也算

一项。

毕竟参加游行的队伍达到30万人，光靠简单的方砖编号还不行，还必须有到位的组

织指挥。为此，肖松又在广场上设立了8个分指挥站。即：3个学生分指挥站，3个工人分

指挥站，1个市民分指挥站及学生、机关、工人联合分指挥站。

为了便于联络指挥，各站都有电话通向总指挥部。

大会总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前面的东侧。

在天安门西侧专门设有学生、机关、工人联合分指挥部。

整个会场的指挥系统十分严密。

参加游行的各单位还推选出领队一人，副领队若干人。领队和副领队的左臂上都带

着红色的袖章。

领队还要填一张简单的表格。写上单位名称，参加大会的人数和领队本人的姓名。

这样一旦出现组织上的问题马上就可以找到负责人，解决起来也比较便利。

在进入会场时，领队必须把表格交给人口指挥站。

这样一统计，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数达到30万。

当时，许多外国报道对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数说法不一，有说30万的，也有说40万、

50万的。实际上，30万人的统计是比较准确的。不仅如此，这个数字在开国大典前就基

本确定下来了。群众游行组织负责人肖松，一开始就对参加大游行的人数有过考虑。当

时北京只有200多万人口，把30万人汇聚到天安门广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参加开国

大典的通知下发后，报名参加游行的格外踊跃，大出肖松意外。结果不得不做出一些限

定，大致维持不超过30万人的数字。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大街均没有今天这样开阔，一般估计能容纳20万人，

最多30万人。

为了保证这30万人在广场上能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总指挥部特别制定了一份《入

场须知》。内容大致有：不化妆、不组织秧歌队。队伍迅速向会场行进，队伍入场后，

要听从指挥；由纠察员或联络员领队入场，到达指定地点后，即整理队伍，严守程序，

不得任意离队。自行车不得入场；各单位自备干粮和饮水；除规定携带武器者外，其他

人一律不得携带武器；如有临时事件发生，应保持镇定。纠察员负责维持秩序，听候指

挥部处理；注意卫生，不得在会场随地大小便……《入场须知》共有15条，规定具体，

要求严格，确实考虑得十分细致周到。

然而，百密一疏。

北平第一任市委书记彭真在考虑开国大典上群众游行问题时，就发现了一个漏洞。

那是开国大典前夕，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厅里正在召开一个有各方代表参加的会议，

讨论参加庆典的各单位人数、成几路队形入场等问题，也研究了入场须知。

会议快结束时，细心的彭真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后，在

西三座门那里散了摊子，怎么处理？”

其他人谁也没考虑到这个问题，没有想到通过天安门后群众中存在的松懈心理或留

恋心理。

大家一听彭真的话，真的感到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前面的人把路堵死了，后面的

人走不动，都拥挤在天安门前，岂不把整个开国大典弄得乱套了吗？

一时间，大家有些手足无措。

好在只要提出了问题，就能研究解决办法。可怕的是事先想不到，临时出乱子。

见大家发愣，彭真打了个手势说：“我看应该这么办，在东西两侧三座门要分别派

人把守。特别是西三座门，要派责任心强的人。队伍一出西三座门，就要督促他们跑步

疏散。”

西三座门确实是个瓶颈，只有向西、向北两条路，路又比较狭窄，一旦堵塞，前拥

后挤，疏通比较困难。只有减少人群在路口的停留时间，才能保证人群的正常疏散。

显然，彭真提出的办法是惟一可行的办法。

按照分工，这个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唐延杰立即委派作训处

副处长王文治带一个参谋去执行这个任务。

开国大典那天，果然发生了彭真所预料的情况。多亏事先有准备，不然游行队伍滞

塞于天安门城楼之下，后果不可想象。

2．首次亮相的新中国工人

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在整个中华民族

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对于有500年历史的天安门来说，更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

这一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之日，是中华民族的新生之日。

这一天，北平正式改为北京，告别古老的岁月，成为新的人民共和国首都。

这一天，北京城内外30万各界群众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迎接中华民族一个最辉煌时

刻的到来。

这一天，必将永远载入历史史册。

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上，站满了工人队伍、农民队伍、学生队伍、机关干部队伍和其

他各界代表。

工人的队伍人数最多，穿着也比较整齐。他们像军人一样是排着队伍来到广场的。

在工人队伍中，有一支队伍是长辛店铁路工人。

长辛店工人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邓中夏等人就来到长辛店，开展

工人运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工人中来。1923年2月7日，长辛店工人参加了京汉

铁路大罢工。

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种子留传下来，长辛店工人中有了进步的共

产党组织，有了坚持不懈的革命斗争，终于在1948年底迎来了北平的光明与解放。

1948年12月14日，是长辛店铁路工人永生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受尽磨难的工人

彻底脱离苦难、开始当家做主人。

这一天的清晨，太阳从永定河的对岸升起，耀眼的曙光照亮了长辛店。人们开门一

看，街头巷尾站满了穿着黄绿色军装、戴着军帽的解放军战士。战士们一声声“大叔”、

“大婶”地打招呼，工人及其家属个个喜笑颜开，奔走相告：毛主席的队伍来了！

第二天早晨，工厂照例地响起了汽笛，工人们喜气洋洋地上了班。军事接管组的干

部对工人们说：“二七大罢工时，共产党就在这里领导，现在又回来了，从今天起大家

解放了！”

孙茂林、左士竣杭宝华、孙宝玉等“二七”老工人们亲热地围着接管组的同志，像

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高兴地互相问候、谈笑。高起、陈境等一些地下党员看到接管工厂

的还有自己的老上级，更是兴奋异常。

老党员杨宝嵩竟然找到了22年前领导过自己的肖明同志，激动得热泪直流，连话都

说不出来了。

工厂刚刚开始恢复生产，接管工作组就提前发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工资，那是黄灿灿

的小米，还有乌金发亮的煤，小米一次发了三四百斤。

这是自日寇侵华8年、国民党反动统治3年多以来，工人们全家老小头一次有了这样

多的粮食，尝到了“家里有粮，心里不慌”的幸福滋味。

工人白庆华为了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特意买了一张毛泽东的大画像贴在正

屋当中的墙上，还配上了对联：人民解放太平年，民主政策乐安然，横批是：努力生产。

这幅对联是请当时厂里最有文化的秀才写的。对联可以说是全厂工人心声的真实写

照。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要求不高，一个是“解放大平”，物质生活差一些也无妨；一个

是“民主政策”，大家有平等思想言论的条件。有了这两条，他们就“努力生产”，拼

尽全力地创造社会财富。而且认为这是十分幸福的事情。

解放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间，时间就到了1949年9月中旬。一天，工厂领导传

达了10月1日组织工人们进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消息。

喜讯就像长上了翅膀，迅速传开。

整个工厂沸腾了。

从这一天开始，工厂里到处是欢乐的歌声。一首《咱们工人有力量》每个工人都会

唱，而且一有机会就唱，连上下班的路上以及在家里也唱。许多工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上了白班接着又上夜班，领导轰都轰不走。

翻身道情。

工人们决心要带着出色的生产成绩、带着新中国工人的风采，进城去参加开国大典，

去见毛主席和一大批开国元勋。

9月30日夜12时，长辛店2000多工人集合参加开国大典。

2000面红红绿绿的小彩旗汇聚在一起，工人们在夜色中精神抖擞地集合了。老工人

穿起只有过年过节才穿的衣服，小伙子们别出心裁，学着当年红军战士的模样，人人头

戴一顶自己花钱缝制的蓝色八角帽，显得精神焕发。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长辛店的工人宿舍区，几乎家家户户都亮着灯。人们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之

中。

10月1日凌晨之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工人分乘两列货车向北京城进发。

一路上，虽然大家席地坐在运货的槽车上，但人人都觉得特别舒服，欢声笑语充满

车厢，两车互相拉歌的歌声此起彼伏。这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歌声刚落，

那边又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歌声在夜空中听起来十分嘹亮。歌声震荡原野，划破夜空，迎来大地的黎明。

天蒙蒙亮时，火车缓缓驶进了北京前门火车站。

工人们高举着标语，手挥着彩旗，排成八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只见人人抬头挺胸，高呼口号，豪情满怀。

工人队伍中的锣鼓队更是拉开了架式，鼓足了劲，敲打起来。似乎古老的京城也随

着这锣鼓声更加年轻了。

东方露出了朝霞，喷薄而出的一轮红日，把天安门城楼镀上了一层灿烂的金光，也

照得工人的脸上更加笑容可掬。

在当天下午的阅兵式结束后，时至黄昏，波澜壮阔的群众游行开始了，工人队伍走

在群众队伍的最前头。

近20个小时没有休息的工人们没有一点疲惫，也不觉得饥饿，他们为走在群众大游

行的前列而高兴，为开国大典所展示的宏伟场面而振奋，为有生之年能参加这样一个盛

会激动不已。他们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对新中国的热爱呼喊出来。

一路上，他们口号不断，队伍所到之处，掌声四起。

路边的群众以极其欣喜的心情，欢迎新中国的工人队伍阔步走来。

欢天喜地的声浪，遮天蔽日的彩旗，整个北京城沸腾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血液沸腾

了。

工人们千言万语，汇成三句口号，喊出了自己心中全部的感情和美好的愿望：中华

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毛主席万岁！

洪大的声浪冲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也激动了，他频频挥动手臂，回应着惊天动地

的声浪。

3．有人光脚走过了天安门

群众游行的场面是热烈的，庄严的，但却有人光着脚板走过天安门，光着脚板接受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事情发生在农民队伍中。

农民是土地的儿子，也是土地的精灵。

农民队伍人数众多，其中有一支队伍是由北京南苑区的农民组成的。

北京南苑区是在1948年12月解放时建立的。随后隶属于中共北平市委的北平市人民

政府管辖。

刚刚解放的农民们，十分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他们带来了翻身和幸福。他们获得

了土地、农具和房屋，田野上充满着欢乐，响彻着嘹亮的歌声。农民们的劳动干劲和生

产积极性十分高涨，决心多打粮食，支援解放军，支援国家建设。

1949年9月下旬，南苑区委专门召开会议，组织农民代表参加开国大典。

北平市人民政府分配给南苑区参加开国大典的名额是1000多人。区委研究确定，80

％组织翻身解放后的农民参加，其余的是机关干部、教师、工商业者、医务人员等。

参加开国大典游行人员的名额数字，很快分配到各村和各个单位。考虑到开国大典

是新中国第一盛事，半点马虎不得，区委专门抽调了一批干部，分配到每个村1至2人，

负责传达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注意事项和要求，审定参加的人员，以及作为参加庆典和

游行的领队等。

随后，各村和各单位迅速召集会议，传达区委精神，确定参加人员，研究怎样按上

级要求完成好任务。

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是庄严神圣的，参加开国庆典是光荣自豪的。

我们通过两个小小的村庄做一下展示吧。

这个小村庄叫石太庄村，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它是我党建立的大兴县抗日民主政

府五联区主要的活动地区，建立党的组织也比较早。

9月30日下午，石太庄村在研究谁去参加开国大典游行时，年过花甲的老党支部书记

焦玉海首先报名要求参加。大家关心他，担心他年岁太大，身体吃不消，都纷纷劝阻他

不要参加，把名额让给别人。

但怎么劝说，他也不同意。

老支书他很有感情地说：“正是因为年岁大了，趁着身体还可以时，参加开国大典

去看看毛主席，看看中央和国家的那些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再也用不着担

心日本鬼子的讨伐，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今后要跟着共产党建设新家园，我怎么能

不去呢！”

他终于参加了开国大典仪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回家后，他经常在党员会、干部

会、群众会上讲述开国大典游行的盛况，述说毛主席怎样向游行队伍招手等，喜悦的心

情溢于言表。

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件事。”

南苑区的小红门村在研究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人员时，也出现了争着去的情况。百

年盛况，难得一见，谁不想参加呢？

最后，村长王盛斌提议：“在摧毁伪保甲，建立村政权，动员伪军、警、宪人员登

记，收缴社会上的枪支弹药等工作中，村里的小青年们出力不小，这回让他们多去些人。”

理由正当，意见无可挑剔，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青年团村支部书记马春

荣被光荣地确定为领队，并很快确定了三十多人的名单。

获准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三十多个青年人，个个喜出望外。他们一得到自己可以参

加开国大典游行的消息，马上找来锣鼓，在村政府门前的空地上敲打起来，庆祝起来，

边唱边跳，载歌载舞。

村民们都被喜庆的气氛所感染，纷纷走出家门围观欢乐的青年。天已经很晚了，大

家还不肯离去。村干部孙凤宝、李月亭、黄宝贵等一再劝说他们回去休息，磨破了嘴唇

也说不动他们。

深夜12点多钟，小红门派出所所长高谦和村里主要干部以及治保委员会人员，研究

节日保卫工作。散会后，见大家还在欢歌跳舞，便劝他们说：“你们应该赶快回去休息，

明天好有精神参加游行，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再说你们也不能就这样去接受毛主席的

检阅呀！要换上干净的衣服，还要让家里人给做点干粮带上，好在路上吃。”

经他这么一说，大家才回家去休息。

参加开国大典事关重大，每个行动细节都经过村干部开会研究。由于大典于10月1日

下午3点举行，村干部会确定早晨6点钟集合，7点钟从小红门村出发，时间以区里来的同

志的手表为准。

那时候，全村人都没有钟表，甚至连表都没见过。区里派来干部的手表成了新奇的

玩艺。为防止时间出差错，专门请几个睡不着觉的人“把守时间”。

然而还是出了一点问题。

不知道哪位心急的人做了手脚，把手表的时间往前拨了两个多钟头，有些人刚回到

家，还没来得及脱衣躺下睡一会儿，就听到有人在街上喊：“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同志

集合了！赶快到村政府集合！”

这时，天色还很黑，可是那手表的指针一点也不错。没一会儿工夫，准备参加开国

大典游行的人员一个不差的全部到齐，每个人都穿上了整齐、干净的新衣服，每一个人

都合乎要求。

于是，大家整队出发。当他们到达指定地点时，还没有别的单位来。他们抢了个第

一。随后，才听到歌声、哨声和“一二三四”的口号声，别的村的队伍也来了。

当时，南苑区政府对参加开国大典游行队伍的安排是：10月1日上午9时，在永定门

外侯庄集合，10点钟到达指定地点——天坛西门；南苑镇以北各村的队伍，步行到侯庄；

南苑镇以南各村的队伍，因路程较远，8时前到南苑火车站，坐火车到永定门，再到侯庄

集合，游行结束后，再回永定门坐火车开往南苑。

为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群众准备的火车是没有顶棚，只有槽帮的大敞车。那些没有出

过远门，没有坐过火车的农民，上了火车以后，满怀喜悦的心情直挺挺地站在车厢里，

从心眼儿里高兴。带队同志怕车启动后摔着人，让大家坐下，可谁也不肯坐下，都想看

看四周的景色。

火车顺利到达永定门车站，农民们马上整队赶到事先安排好的汇合地点。

不到9点，各村参加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已经陆续到齐。

为了提前赶到北京市政府指定的报到地点，清点人数后，队伍便立即出发了。当到

达天坛西门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参加游行的人。

10点钟，南苑区参加开国大典的队伍准时在市里同志的指挥下，跟随其他单位队伍

后面，往北向珠市口进发。

到达珠市口后，往东到磁器口又往北，进崇文门到东单，从东单再往西到了东三座

门。东三座门西边，长安街路南，是指定集结的位置。

拐来拐去，一段不远的路程，就足足用了3个小时。到达指定位置时，已经是下午1

点钟了。

说来还算顺利，因为有30万人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汇聚，每条路上、每个路口，都

有前来参加游行的队伍，大家只能走走停停，有时还要跑一段。一切都要按计划行事，

哪个单位在前，哪个单位在后，谁在左谁在右，都有一定的次序，一点都不能错位，必

须完全听从指挥进入大会会常等待是令人心焦的。农民们席地而坐，拿出从家里带来的

干粮充饥。限于当时的条件，不仅想喝一口水找不到，上厕所更是难事。

终于等到了游行的时刻。

南苑区的队伍缓缓走过天安门，人们不停地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欢呼声此起彼伏，在天空中震荡着。

人们在欢呼的同时，都把双眼看向天安门城楼，都想清清楚楚地看看伟大领袖毛主

席，看看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对大多数农民来说，都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而且是负责指挥的干部指给他们看的。

想到翻身解放，想到分给自己的土地，许多农民眼望天安门留下了激动的热泪。

在不少农民的观念中，毛泽东就是“真龙天子”，得见“龙颜”就是天大的福分。

因此，队伍经过天安门时，大家都想多看两眼，有的人干脆在天安门前站着不走，任后

边怎么喊，领队怎么叫，就是止步不前，出现了拥挤现象。拥挤中，有的人鞋子被踩掉

了，想弯腰捡又俯不下身子，工作人员又催着让走，一看前面的队伍已经走了很远，只

好光着脚板跑去追赶队伍。

没人能统计有多少人光脚走过天安门。

有位诗人看到赤脚农民曾大发感慨，写下《赤诚》的诗作：只有用脚掌触地才叫赤

诚，只有用心灵呼喊才叫赤诚，只有用情到忘我才叫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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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鲜红的太阳相迎。

农民的队伍已经离开天安门很远，长安街上的西三座门都过了，大家还不时地回过

头来张望，希望能再看毛主席一眼，希望能再看一看天安门前难忘的场面。

大批农民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毛泽东看出来了，这个农民的儿子看出来了。是

一种血脉的相通，是一种利益的共融。农村、农民，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力量和条件。

新生的共和国不就是从农村走来的吗？如果没有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农村革命根据

地，如果没有农民的小米……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可以想象的吗？

毛泽东面对农民游行队伍，又一次激动起来，他在天安门的城楼上，从中间走到东

头，又从东头走到西头，频频向游行的群众招手，挥帽致意。

人们看见毛泽东似乎在不停地说些什么，当走到麦克风前时，纯正浑厚的湖南口音

从扩音器里传了出来：“人民万岁！”

清清楚楚，落地有声。

人民被这亲耳听见的喊声震撼了。

事后，有些爱动脑筋、爱琢磨事的人提出，游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毛主席为

什么高呼人民万岁？

有人回答说：“是毛主席要求人们把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保证江山永不变色。”

也许这种分析是正确的。

4．学生们不停地唱呀跳呀

在参加开国大典的30万人中，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学生队伍。

全市十几所高校的学生几乎全部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对于北京的学生来说，他们太熟

悉天安门了。他们过去在这里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多次斗争。虽然国民党的大刀队，

天天乘着大卡车，挥舞着大刀，杀气腾腾地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呼啸而过，疯狂镇压学

生运动。但是，真理之火是无法扑灭的。在最白色的恐怖之中，学生们依然对祖国的前

途充满希望。他们经常互相鼓励和安慰：“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天马上就要亮了。”

是的，天亮了。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部队从西直门进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来到街上，唱啊，舞啊，把青春的热情洒向新生的城市。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北平的老百姓开始经常听到歌声，是大学生们把《解放区的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唱遍城区的每一个角落。

此后，学生们参加了北京市的清洁卫生运动，为整修天安门多次进行了义务劳动。

青春洋溢，活力激昂的学生为新生的北京增添了许多亮丽的光彩。

开国大典前夕，北京各大学的校党支部和团组织，都按照上级的通知要求，积极安

排共青团员和进步同学，准备赴天安门参加开国盛典。

当时，北京有12所大学，参加开国大典的学生达几千人。

10月1日，当天刚蒙蒙亮，东方露出第一线曙光时，准备参加开国盛典的同学就早早

起床了，等着集合号令。

早上7时一过，学生会负责人就把队伍组织好，举着旗帜，欢歌笑语地走出校门，向

天安门广场开进。

根据开国大典指挥部的统一安排，几千名学生集合在天安门广场的西树林里等待着

游行。

当时，天安门前没有宽大的广场，更没有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及人民英雄纪念

碑。现在纪念碑和纪念堂的地方是一片松树林。

大家到了松林以后，拉开了队伍，不停地欢歌、跳舞，一遍遍地唱《东方红》《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同学们手举酸了，嗓子唱哑了，仍不停下来。

终于，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下午3时整，开国大典开始。平静的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一大批学生们早就听说过的

伟大人物。

随着播音员“毛主席来了”的声音。学生们短暂地平静了一下，随后就再也无法安

静下来。大家翘首向天安门望着，指点着。

“那是毛主席。”

“那是朱德总司令。”

“那是刘少奇。”

“那是周恩来。”

还有谁？大家没见过相片，认不得。互相猜着、问着。

还有的同学对观礼台上的外国人发生了兴趣，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两边各搭起一座高台：一座是开国大典指挥台，聂荣臻坐镇

在那里调兵遣将；另一座是外国代表的观礼台，实际上几乎全部是苏联的代表。当时苏

联在年轻人心中充满了传奇，他们互相交换着对“老外”的看法。

忽听得礼炮震天动地地响了起来，大家默默地数着，一声、两声、三声……共28响。

为什么是28响？

大家你望我，我瞧你，一时谁也回答不出来。

一个历史系的学生蓦然领悟道：“28响可能是象征着中国革命走过了28年的艰难历

程。”

大家一琢磨很对头，这28响确实是个不寻常的数字。于是有人说：“还是历史系的

有学问。”

在国歌声中，大家看到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站在队伍中，大学生们心如潮涌，激动万分，默默地想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屈辱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饥饿、内战不会再有了。我们大学生也不会

再过毕业就是失业的日子了。这是多么来之不易呀！充满热烈情感的口号，从年轻学子

们的心中喊出：“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游行开始了，学生们仍然高呼着这3个口号，意气风发地走过天安门。

大家一步一回头，视线久久不肯离开天安门城楼。一直走到位于长安街石碑胡同口

附近的西三座门才罢休。

大学生们享受了特别待遇。

游行结束后，他们获准了参加当天晚上的游灯晚会。因此，到西三座门之后，又兴

致勃勃地折回到松树林，等待着夜幕的降临。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提灯游行开始了。

广场上，数万人每人手中提一个红纸灯笼向天安门走去。九路队伍，一路接一路。

人人手提灯笼，高低错落，远远望去宛如一条蜿蜒蠕动的五彩缤纷的火龙。

活泼的大学生，边走边踩着歌曲的拍子，舞着手中的红灯像是跳龙舞。

大家跳着、舞着，一直到深夜。

回到各个大学后，学生们无法入眠。大家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回味开国大典那激

动人心的一幕幕情景。

这时，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缕晨曦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5．“毛主席万岁”与“人民万岁”

当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宋庆龄、林伯渠等，

沿着天安门城楼西侧的百级古砖道相继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播音员立即播出“毛主席来

啦”，“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消息。

顿时，天安门广场一片沸腾，早已聚积在人民心中的对自己领袖的热爱之情在此时

迸发而出，30万群众尽情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在阅兵式结束后的苍茫暮色中，欢腾的群众打着灯笼火把，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红

灯的海洋，五彩缤纷的礼花腾空而起，游行队伍开始依次走过天安门，而毛泽东主席也

不顾疲劳，一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始终举起一只手，时而庄严地停在空中，时而有力

地挥动着。

在这欢庆胜利的伟大时刻，领袖和群众见面了，领袖和群众之间的感情交流也达到

了最高潮。群众潮水般涌向天安门城楼下，尽情地呼喊：“毛主席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也情不自禁地探身栏杆外，向广场上的群众频频招手，并情不自禁地呼喊起

来。有关资料考证，当时毛泽东一共喊了三句话：“人民万岁！”

“同志们万岁！”

“青年同学们万岁！”

喊得次数最多的是“人民万岁”。当群众听到毛泽东的声音时，激动万分，更加拼

命地呼喊：“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城楼上下领袖和群众的欢呼声一呼一应，形成汹涌澎湃的狂涛，一派伟大、庄严、

团结的气氛。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陈毅将军激动地说：“看了这，总算是此生不虚了。”

人民的欢呼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就逐步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进行了整整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罢工斗争中，北洋军阀残酷镇压，无数工人倒

在血泊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蒋介石国民党无耻背叛革命，大肆血腥屠杀共产党

人；土地革命战争中，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革

命根据地丧失90％，红军由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共产党由30万人减少到4万人，在国民

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并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

争中，又经受了日本侵略者的血腥屠杀，“大扫荡”、“蚕食”、“三光政策”、施放

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多少中华儿女惨死在侵略者的屠杀中；抗日战争胜利

后，蒋介石又把战争强加给全国人民，使中国人民再次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28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血火中冲杀出来，是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用他

们的血肉之躯铺就了共和国的诞生道路。今天，革命终于胜利了，新中国终于诞生了，

人民终于要当家做主了，追昔抚今，人民怎么能不对自己的领袖倾注无限深情呢？

千言万语，无法表达，中国传统中的“万岁”脱口而出。这是需要做一点历史认识

的。

毛泽东的呼喊也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哪个人的胜利，

哪个集团的胜利，而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胜利，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浇

开了胜利的花朵。同样，开创新中国的未来，让中华民族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也必须依靠人民，依靠人民的创造，依靠人民的才智。因此，面对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

面对激情万丈的人民群众，毛泽东自然想到了中国的发展，想到了人民的伟力，他可能

是情不自禁地呼喊起来。

毫无疑问，“人民万岁”，轰鸣着时代的最强音，奏响着时代的主旋律。

毛泽东的呼喊是理智的，至少客观上是真理。

群众的呼喊是激情的，表达了当时无以言传的心愿。

十、大典上为何没有见到国徽

开国大典一直到晚上9时30分左右才宣告结束。细心的人们发现，天

安门城楼上没有见到作为一个国家标志、象征的国徽……

国徽，国家的标志，象征着国家。

国徽，中国的造型，举世瞩目。

国徽，是亿万人民最崇敬、最熟悉的审美对象。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国徽。

连一支球队都要精心制作含义深刻、象征鲜明的队徽，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没有国徽

呢？

然而，开国大典之时，人们听到了雄壮的国歌，看到了高扬的国旗，却没有见到庄

严的国徽。

是不是组织者们疏忽了？

当然不是。

1．没征集到满意的国徽图案

1949年6月15日，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举行会议，决定草拟国旗、国徽、国歌、

纪年等项方案，做好开国准备。

会议之后，立即在国内各大报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等刊

登了国徽征集启示。

这是一次神圣的征集。

这是一次昭告千秋的征集。

征集启示不仅简略阐释了国徽的重要意义，还对应征的国徽提出要求：（甲）中国

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同时，要求应征者必须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

征集日期截止至8月20日。

消息很快传遍四面八方，传遍域外。凡是有些艺术修养、有些学识的爱国者无不为

之一振，渴望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展身手。

仅一个多月，筹备会负责此项工作的第六小组就收到国内及海外华侨应征的国徽稿

件112件，图案900幅。图案千姿百态，林林总总，各有千秋。其中，清华大学营建系的

10余个方案和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后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张光宇、周令钊、

钟灵等先生的方案有一定特色。

此间，朱德总司令也参加了征稿，在8月中旬让秘书也送上了他精心自画的国徽草稿。

朱老总胸怀祖国大地，他制作的国徽草稿强烈地表现了以水脉养育中华民族的特色，而

且兼顾了四面八方。图案的底边为四条黄色曲线，分别代表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

这是横贯中国的主要水系，黄线的上面飘扬着一面红旗，左上方一颗黄星。

然而，不知是说明不当，还是认识误差，许多投稿者将国徽误为国标，或想象作普

通的证章和纪念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致使所有投稿者绘制的所谓国徽图案均不足

以表征国体。

负责此项工作的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顾问审阅后，认为绝大部分不能采用。

朱德总司令的图案也不能采用。

这是筹备会所不曾想到的。

第六小组一时忙乱起来。开国大典在即，如果没有合适的国徽似乎说不过去。尤其

对一些颇有名气的艺术家们，不少人即是国徽图案的应征者，自己做了多幅国徽草稿，

同时又是审选国徽草案的专家。这样的结果于情于理都无法接受。

于是，大家围绕900多幅国徽图案草稿进行热烈的讨论，决定请张仃、钟灵俩人综合

现有图案的优长，重新设计了几幅国徽图案，并印制成《国徽图案参考资料》，报请有

关领导和专家审阅，提出修改或设计意见。

到底用什么方式表现新中国，专家学者们绞尽了脑汁。许多人都提出了系统的意见，

还有人形成了专门的论证报告，但大家的意见相去较大，谁都难以说服谁。为此，第六

小组的成员和专家又专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修改意见。

最忙的要数张仃和钟灵了，一有新的意见，他们就要认真研究，尽量在设计稿上体

现出来。具体形成多少样稿，修改了多少遍，他们自己也记不清。

然而，还是没有设计出大家认同、满意的国徽图案来。

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新政协会议马上就要召开。国徽评选委员会考虑

到国徽事关重大，草率不得，马虎不得，而眼下又确实没有比较理想的图案，便建议在

新政协大会上暂不决定国徽。

这个建议得到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的同意。

然后，这个意见报到了毛泽东处。

9月2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会上表态：“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

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决定。”

这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事情也只能这样确定了。

2．三类图案又遭否定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新政协大会主席团的决定，仍由马叙伦、沈雁冰和原新政协大

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审查委员继续担任制定国徽的任务。

周恩来直接领导这项工作。

国家不可以没有自己的徽章。

建国一周年之际必须使用国徽。

任务显然还不轻松。

为了不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周年国庆时使用国徽，又能够设计出高质量的国徽，周

恩来指示要多吸收一些专家，集思广益，共同设计国徽。

这样，清华大学营建系也成立了国徽设计组。组长由梁启超先生的儿子、营建系主

任梁思成亲自挂帅。

参加国徽设计的主要有建筑学家林徽因、画家李宗津、建筑专家莫宗江、建筑设计

教师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者罗哲文、高庄、张仃、

张光宇、周令刊、张正宇等人，由钟灵负责联系。

中南海的待月轩，是专家们经常讨论和修改国徽图案的地方。他们常常为一些设计

思想展开热烈讨论，有时还发生争论，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好在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

同的目标，极尽聪明才智图示中国的特征，争论过后，感情依然融洽。

在设计和制作国徽图案的过程中，他们还广泛地吸收了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查

阅和参考了国内外大量资料，最后形成了以三类内容为主体的一批草图。即：张仃等人

设计了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周令钊等人设计了以天安门为主体加国旗五角星的

图案；梁思成等人设计了以民族形式“壁”为主要内容并以绶带连接齿轮和麦穗的图案。

三类图案共二三十个方案，最后全部都送到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审定。

常委会极其认真地进行了讨论研究，反复比较了各种方案，结果认为仍然都不够理

想，不够恰当。这有点始料不及，也使国徽的制作一波三折。最后，常委会多数人觉得

周令钊等人设计的图案有些可取之处，可以以此图案为主加以修正，另制图案。

根据常委会的意见，梁思成、张仃、周令钊等专家在一起进行了反复研究。大家感

到，1950年的国庆日益迫近，为保证完成任务，在国庆时把国徽挂上天安门城楼，还是

要设计两套方案为妥，以保万无一失。于是，专家和学者们分成了两个设计组对各种构

思和设想认真推敲，精心设计。

梁思成、林徽因身体出现了不适，但他们坚持抱病参加设工作。

每个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决心拿出最美好的设计，为祖国争光。

这一次，专家和学者们冷静地把国徽图案设计以来的所有设计方案、各个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梳理，形成了设计的主体思想，并对图案应包括的基本构件进行了

研究。最后，两个国徽图案设计小组确定了国徽图案必须体现的核心内容。

一个小组的设计内容是：用齿轮、麦穗、五星、绶带作为题材，体现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工农联盟政权和全国人民的大团另一个小组的设计内容是：把天安门作为题材的

一部分设计进去，用以代表“五四”民主运动的发祥地、新中国的诞生地，以天安门作

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比较起来，各有千秋。

仔细品味，均含深义。

但两个小组都没有停留在核心设计内容上，他们都在这些内容的基础上深入开发，

合理构图，追求更高、更好。

以梁思成为组长的清华大学设计组，坚持从“中国特征”这一要求出发，在图案的

色彩上动了不少脑筋，他们选定了使用红色和金色作为图案色调的基本组合，充分接近

中国民族传统的色彩情素。

红、金两色是中国人观念中最高贵的颜色。红色体现我国吉寿喜庆的民族色彩传统，

但凡喜庆，大红灯笼高高挂，或者大红彩幅耀庭前，以红色作为最充分的装点，显示热

烈、火爆、生机与活力。金色体现华贵富丽。在封建时代，老百姓连穿黄色调服装的资

格都没有，只有王公大臣才有条件做一点带黄边的服装，真正的黄袍加身只有“皇帝老

儿”一人。因此，金色亦即金黄色表现了最为高贵的色彩。金红相间，互为衬托，也确

实可以增加图案的瑰丽多彩。

为了使国徽从形式上更庄严、肃穆，清华大学设计组决定把天安门画成正立面图，

把象征我国政权的五星红旗作为天空背景覆盖着祖国大地，端正地放在国徽图案的正中

轴线上，左右对称，用以体现中华民族庄正、坦荡、轩昂的气质。

在造型上，两个设计组在设计过程中还参考了各国国徽图案，并对我国古代的铜镜、

玉壁、玉环等礼仪文物的装饰纹样及工艺效果，进行了研究和借鉴。

可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美术大融合，这是中华民族美术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的

艺术盛事。

两个组的专家、学者，经过将近半年的辛勤努力，对数十个设计图案反复比较、精

心研究，最后各自完成了一幅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图案，一幅穷尽了当时艺术大师们智慧

的图案。

送审前，梁思成先生久久端详自己领导设计的图案，心中感慨万千。他觉得，一年

来的努力没有白费，千万般辛苦化作了结晶，图案可以堪称绝世精品。

3．毛泽东颁发施行国徽命令

1950年6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到了。

新生的共和国，气象万千。

夏日的北京城，生机勃发。

6月20日晚，全国政协国徽审查组最后一次讨论国徽方案。

周恩来亲自主持了这次讨论。

当时送审的两个方案，即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方案用放大模型并排

挂在一侧的墙上，让政协委员们审定。两枚国徽图案的边沿部分大致相同；中心部分，

中央美术学院方案的天安门是透视图，红墙绿瓦，大圆柱，前面是金水桥、鲜花，上面

是蓝天；清华方案同样有天安门，不过是立面图，而且推得很远，天上是国旗的五星图

案。

两幅图案，两般寓意，两种风格。

有趣的是，参加审定的委员们也很快分成了两派，一派以田汉为首，赞成美术学院

的方案。认为“中国特色”鲜明，民族色彩浓重，表现直观，意境深远。一派以张奚若

为首，赞成清华的方案。认为构图简洁，表征突出，国体特征明确，大气庄重，有时代

特点。

周恩来认真地听取大家意见，并不时向专家们询问一些细节问题，鼓励每个人都把

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以便使国徽的定型达到完美的境界。他见李四光同志坐在大沙发上，

凝视着对面墙上的国徽模型沉思不语，知道这位世界知名的地质学家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便点将要李四光表态。

李四光已经认真地比较了两个图案，虽然觉得各有千秋，但他倾向于清华的国徽图

案。直率的科学家例来不会含糊其辞，也不会搞什么外交辞令。听到周恩来点将，立即

开口说：“我看这个好！天安门广场宽广，五星红旗布满天空，够气派！”

总理笑着回应：“我也觉得这幅好。”

大多数专家学者也对清华的方案予以首肯。

随后，周恩来综合大家的意见，决定以这幅图案为基础继续加以修改。他还建议将

麦穗设计成挺拔向上的形象。

说起麦穗，还有一段情缘。

1942年冬，在欢送董必武回延安举行的茶话会上，重庆郊区的农民送来了两串颗粒

饱满的麦穗，在炉火的映照下，麦穗显得金光灿灿，一位同志由衷地赞叹道：“真像金

子一样！”

宋庆龄同志接着说：“它比金子更宝贵。中国人口80％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

登，人民便可丰衣足食了。”

当时，周恩来也在茶话会上，他抚摸着麦穗，意味深长地说：“粮食是人民的命根

子，我们又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等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一定要把麦穗画在国徽上。”

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

在设计国徽图案之初，周恩来就提出了图样中要有麦穗的建议，在最后审查阶段又

一次提到麦穗，显然是“耿耿于怀”。

这次会后，又由梁思成等人执笔，大家一起讨论，经过反复修改绘制出一个既有中

国特征，又庄严富丽、大家都满意的国徽图案。

6月23日，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召开。经会议审查，同意国徽审查委员会的报告，通过

了国徽审查委员会所拟定的国徽图案，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核准公布。

当然，在这次会议审查国徽图案时，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幅图案的设计

还不够理想，应当设计得更好。

在提出反对意见的委员中，以张治中先生的意见最为直接、鲜明。这位因国共和谈

破裂，被周恩来挽留下来的政协委员确有自己的见解，他明确指出：“国徽的背景和大

前门香烟的背景相类似，使人看了有不够庄重的感觉。而且天安门是封建遗物，又是非

永久性的建筑物，而国徽则是永久性的，是否考虑用别的东西代替？”

讨论的结果，他的建议未被采纳。

客观而论，张治中在国徽问题上的看法不无道理，是否有雷同于大前门香烟的图案

也许问题不大，但封建遗物却令人深思，非永久性也颇含卓见。遍观世界各国国徽图案，

以历史建筑物为内容的虽然也有，但是很少。特别是以封建王宫为内容的，在资本主义

国家也不多见。

只能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特点。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所提

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

说明指出，通过的国徽图案是集体创作的，兼具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A．形式和色

彩庄严而富丽。

B．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既可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亦

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运动以来人民的政治斗争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

颇具“中国特征”。

C．以齿轮和麦穗象征工农，麦穗并用，也寓含着地广物博之意；以绶带紧结齿轮和

麦穗象征工农联盟。

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颁发施行国徽的命令。同日，全国各大报刊

登国徽石膏模型照片以及莫宗江据此绘制的“国徽方格墨线图”和“国徽纵断面图”。

至此，庄严明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终于诞生了。

4．国徽定型设计者

国徽图案通过后，还需制作国徽浮雕图案。

清华大学营建系的高庄，有幸接受了这项光荣的任务。

说起高庄，我们不得不多说几句。

戴煌在《直面人生》一书中专章写到了这位艺术高超，终生磨难的工艺美术大师。

高庄，上海宝山人，生于1905年，原名沈士庄。1925年“五卅”运动起，直到1947

年“五二○”的多次反帝爱国运动，他都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早年，他在《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陈望道创办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读

研究生时，即深受陈望道与进步教师丰子恺等人的影响。从中华艺大毕业回宝山乡村师

范任教，见学校图书管理员、地下共青团员王愈（女）在撒传单时，被国民党上海市特

别党拘捕。他组织全校师生前往营救，并连夜护送王愈逃往外地。数年后，他与王愈结

为夫妇。

抗战伊始，正在江西的高庄夫妇决定参加新四军。尽管新四军驻景德镇办事处人员

见他们已有小孩而予以劝阻；尽管在事后的流离中这个孩子夭折，生下第二个孩子的王

愈又惨死去，但高庄到欧阳予倩领导、徐悲鸿支持的桂林艺术师资训练班执教后，依旧

积极参加我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包括苏联文化展览在内的一切进步文化艺术活动，并创

作了许多抗战美术作品和《列宁》《高尔基》《鲁迅》等人物肖像。

1944年到了重庆、成都后，他与著名科学家关肇直及华西联大的一些师生，共同把

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译成英文，并自己出钱印发，被认为是向国外发行这本名著的

第一个外文版。

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他又及时塑成《毛泽东》浮雕像，被陈列于《新华日报》橱窗。

听说《新华日报》歌乐山发行站缺乏交通工具，他毫不犹豫地无偿献出自己非常喜爱的

泊来品“三枪牌”自行车。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的一些活动，他更积极参加。

抗战胜利，他应徐悲鸿之邀，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1947年“五二○”运动，他再

度扛着大旗走进艺专师生队伍的前列，由此而被国民党特务两次秘密搜查了住所。我地

下党为避免其受到伤害，特派艺专的党员学者朱程把他和他8岁的儿子送往冀察热辽解放

区。在那里，高庄任联大鲁艺美术系主任，为我党培育了大批美术人才。

我军攻克锦州，高庄随军向锦州开拔，准备进关。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他坚持

自己背行李，拒绝一切优待。

1950年7月1日，已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执教一年多的高庄，受粱思成委托制作国徽浮

雕模型。

此后的一个多月，他在探索、试作、比较，反复修改……高庄首先对平面的国徽图

案进行仔细研究，发现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原图中的稻麦秆向外弯曲，是重头的，

杂乱的；红绶的飘带，缺乏来龙去脉，且有城墙不正的感觉。高庄认为，作为新中国及

其政权的象征，这样的图案未免显得凌乱、软弱、涣散，缺乏庄严气魄和凝聚力，且天

安门还有某种不稳定感。他决定进行修改，力求图案的艺术性和政治性达到完美的统一。

高庄从琉璃厂文物商店自费买来秦汉铜镜和北魏石刻等物，进一步研究借鉴我国古

代艺术的造型规律。几乎接连四十多天在强光下夜以继日地用泥巴、石膏等反复塑造，

连自己孩子的吃饭和学业都置之不顾，特别是他的右目还被灼伤，并一度失明。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构思，精心比较。高庄把稻麦改成分行并列向上，并赋

予刚柔相济的不同性格，象征我们国家各民族的团结共存，象征中华民族的蒸蒸日上，

红绶改成有规律的穿插，与天安门城墙相呼应，给人以坚强、安定的印象。其他的地方

也作了一些修改，如天安门的大孝华表的位置、国旗上五角星的距离，等等。

修改后的国徽图案，整体与局部变化统一，庄严大气又自然美观，充分体现了中华

民族的气魄和时代精神。

然而，高庄万万没料到，当他把这模型送进了中南海，有人竟说他这是“违法”的，

因为原图案是经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毛主席举了手的。

这时离国庆一周年虽然还只剩下一个来月，但他必须按原图案重做，并在一周年前

夕如期挂上天安门。

遭到无情打击，高庄得了轻度脑血栓，面部瘫痪，双目一大一校虽然至此，他在不

得不按照那个有严重缺陷的原图案重新塑造浮雕的同时，仍直接上书毛主席并在全国政

协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阐述自己的修改意见。

周恩来总理得悉此情，一边设法使政协有关会议通过高庄的修改图案，一边委托彭

真与康克清去清华园向高庄当面亲切慰勉，肯定其精心构思和对党对国家的一片真诚。

这样，才使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朋友们在天安门、新华门和全国各级政权机关的大门上，

看到了今天这样的端庄、美丽、严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政务院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国徽图案时，高庄在会上说：“在塑造国徽

模型时，我有一种愿望，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

式化、更统一，并赋予更崇高的民族之魂和时代精神，希冀把我们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

国际水平，永放光芒。”

至今，高庄仍珍藏着当年制作的石膏国徽模型。

高庄在工艺美术方面造诣很深，木刻和素描很有功力，深得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的

赞赏。

在完成国徽造型浮雕后，在郭沫若的提议和徐悲鸿的特邀下，高庄深入著名窑厂设

计并烧制出60余件“建国瓷”。其中17件最佳作品被赠给了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其余

的也被携赴东欧各国巡回展出并被收藏。正当这些国家的人民盛赞中国的古老陶瓷工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推陈出新的成就，同时也惊叹高庄教授有双“金手”的时候，

因为一次“不鼓掌”，这位有双“金手”的人就被诬陷为“四反分子”，他光明磊落的

一生就被全盘否定，他对国徽的定型和塑造所做的贡献也被全部抹煞甚至由别人冒名代

替。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1954年冬，高庄作为中央美院访苏代表团的成员，带着自己创制的被称作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国瓷”的新陶瓷工艺品赴苏展览。11月30日晚，苏联文化部为中国众多的访

问团举行招待演出。其中一个名叫《梦与木偶》的所谓中国舞剧，男人拖着裤子，女人

缠着小脚，形态丑陋，舞姿淫荡。同场观看的我军总政文化部的陈沂、陈其通、马楠等

人都觉得这很不好。高庄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决心不鼓掌。

归途中，苏方翻译征询高庄观感，高庄说：“现在还演孙中山革命早就革掉了的落

后东西，是不好的。”为此苏联文化部特派人向高解释说：新中国的舞蹈尚未传到苏联，

只好用旧的舞剧来应应景，请高教授原谅。

可是，有些人却把高庄此举故意歪曲汇报，使馆文化参赞刘晓和大使张闻天对高庄

作了批评。

不久，高庄被通知提前回国。

高庄回国后，立即接受了审查，“肃反”运动开始后，又被一些人给他戴上了“反

苏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四反分子”帽子。

从此，高庄厄运不断。

1957年“反右”，高庄被强加的“反苏反共”等罪名又被人旧事重提，但当年被指

定为中央美院“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专家张仃后来证明说，那时并没有给高庄戴“右

派”的帽子。

1960年冬，高庄到山东淄博陶瓷厂下放劳动。他沿途目睹极为严重的灾情，非常同

情苦难的人民，并在会议上有所表示，被人说成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1961年1月，高庄被调到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工艺美术局。第二年，合作总社党委和

工艺美术局党支部要给他摘“右派”帽子，高庄说“我根本无帽可摘”，这又被认为

“拒不改造”。

终于，1964年3月初，合作总社党委以“态度极为恶劣”等为由，决定对高庄“开除

公职，劳动教养”，让民警给高庄戴上手铐推上囚车，押往监狱。

在劳教与就业过程中，高庄仍然痴心难改。在政治学习会上，他批判林彪的“一句

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谬论，认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

歪曲。结果被新账老账一齐算，直到林彪叛逃摔死为止。

但是，林彪摔死后，高庄只是被摘去“右派”帽子，1954年的问题至死没有彻底解

决。

高庄教授在80岁的时候，曾作诗言志：

老牛老来甘埋头，

步步耕耘不求酬。

青草吃饱已足乐，

白骨愿入艺人手。

这首诗反映了这位为人民做过卓越贡献的艺术家的宽阔胸怀。

1984年4月，高庄走完了人生之路，临终前，他叮嘱全家老少届时应为国家节省每一

分钱：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也不搞遗体告别，并把遗体贡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这些，其全家老少事后都照办了。一位美术史家在著作中形容说：“没有哀乐，没

有花圈，也没有眼泪。一方白布裹起了这位被遗忘的艺术家，送上了北京医科大学的解

剖台。”

高庄去世时，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唁函这样说：高庄教授从事艺术与教育工作历60年，

在陶瓷、浮雕等方面多有建树。他参加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作为中国人民解放的

象征将永留人间……他一生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他多年蒙受磨难，仍对党对社会主义

的信念始终如一。

一位美术史家则悲愤写道：

国徽，共和国形象的造型，举世瞩目。她是亿万人民最崇敬、最熟悉的审美对象。

可是，国徽浮雕的定型设计者高庄，对共和国的人民来说，却是如此陌生。他把美献给

了共和国，却把苦难留给了自己……国徽的设计和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凝结着许

许多多设计者的心血，饱含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对新中国

的一往情深。每一个参加国徽设计的人，在人民心中都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国徽图案一经确定，设计成员都得到一份稿酬——800斤小米。

在今天，800斤小米无足轻重。

在当时，800斤小米是一笔大财富。

艺术家们无一人领取，都如数捐给了国家。

十一、大典背后的秘闻

开国大典是圆满的，精彩的，也是盛况空前、中外瞩目的。开国大

典的过程壮观宏伟，开国大典背后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亮丽花絮……

开国大典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大盛事。

开国大典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壮举。

围绕开国大典发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秘闻。

我们不可能把开国大典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述诸笔端，但我们可以采撷开国大典过程

中一些精美绚丽的花朵，一些特色鲜明的花朵，一些回味无穷的花朵。

让我们走进如花的历史。

让我们打开开国大典的另一个侧面。

1．刘少奇就开国秘访斯大林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颇有几分怪异。

斯大林虽然支持中国共产党，却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

原因何在呢？

原来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得天下，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

国的起义”。所以，斯大林曾经劝说毛泽东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

出于这样的考虑，斯大林一直与蒋介石保持着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往来。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迅速改变了斯大林的想法。斯大林乐见其成，立即采取

了很现实的立场，于1949年5月30日，召回驻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大使罗申，完全放弃对国

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

这的确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这的确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解放军攻占南京之际，苏联大使是惟一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的外国使节，而以美

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各国的使节都留在了南京。新中国建立之后，又是苏联首先承认中共

新政权，并立即建立外交关系，而美国，直至70年代末才承认新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争取苏联及东欧各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支持，具有非常

意义。特别是苏联，在东欧各国中鹤立鸡群，号召力很强。同时，苏联也是当时世界上

惟一敢与美国叫板的大国。还有苏联与中国接壤的疆域甚为绵长，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

系，争取苏联的帮助极为重要。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秘密代表团访苏拜会斯大林，就

建立新中国等有关问题向他请教，听一听苏联同志的意见。

斯大林面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快速到来，也很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沟通。1949年初，

苏联方面专门发电邀请毛泽东访苏，就重大国际问题和中国建国问题交换意见。后来，

斯大林鉴于中国的战争还在进行中，开国工作万事纷纭，觉得毛泽东不便出行，便专电

请毛泽东留在国内主持大局。

这样，秘密访苏的任务落在了刘少奇的肩上。

1949年7月2日，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等一行秘密启程，从东北赴苏联访问。

毛泽东对斯大林有所了解，知道他是一位强硬的领导人，有时听不得别人意见，有

些独断专行。但新中国在特殊的背景下成立，不能没有斯大林的支持。因此，代表团临

行前，毛泽东再三嘱咐，要求对苏联党和同志一定要尊重友好，特别对斯大林同志的意

见一定要认真听取，尽最大可能地做到“虚心、友好、学习”。

苏联毕竟搞了十几年社会主义，确实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

出乎意外，斯大林对刘少奇的秘密来访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相当友好的态度，接待

安排和会晤规格层次都很高。

中国同志始料不及，却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刘少奇一行被安置在奥特洛夫斯卡姬大街8号公寓。这所公寓是沙皇时代一个女歌星

的住宅，十月革命成功后收归国有，成为苏共中央招待国外高级领导人的地方。

刘少奇一行稍事休息，便应邀到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去做客。

规格确实很高，斯大林率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

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依次站在门口迎候中国客人。宾主握手问候

后，斯大林设宴为中共代表团接风洗尘。

双方边吃边谈，气氛十分友好。

回到公寓，刘少奇立即把大家召集到一起，研究拟定与斯大林正式会谈的具体内容。

王稼祥建议，苏联领导人如此重视我们的来访，我们应把工作做得细一些，可考虑

把要谈的东西写成一个报告，把谈话内容基本讲清楚，使苏联同志对中国的情况和想法

先有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的了解。同时也使双方会谈时有所依循，不至于遗漏什么。

刘少奇立即赞同，点头说好。

于是，代表团的同志分头起草报告，最后由王稼祥统稿。

出访前，中央特意把王稼祥从东北调到北平，并派邓力群、戈宝权协助他整理资料，

为这次出访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王稼祥曾在苏联学习并担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

表，对苏联的情况比较熟悉，甚至可以说是苏联通，因此，报告起草的比较顺利。

不出两天，一份内容翔实的书面报告正式拟出。

报告分四个部分：

A．介绍中国革命的国前形势，介绍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土地改革方面

的经验；B．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组建问题，提出中央人民政府将以毛

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C．关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介绍了新中国的外交原则；D

．中苏关系问题，提出如何处理苏联和国民党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旅顺的

驻军、蒙古独立等问题，要求迅速办理新中国与苏联的通邮、通电、通航等问题，并希

望苏联帮助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派遣专家到中国，等等。

这份报告在正式会谈前交到了斯大林手中。

斯大林很认真地看了这份报告。

1949年7月11日10时，中共代表团与苏共双方的高级会谈在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室举行。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

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列席的有军事方面的领导人及陪同中共代表团来苏的柯

瓦廖夫。

会议由斯大林主持。

简短的开场白过后，谈话进入正题。

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新的中国政府的决定

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利用民

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民族资产

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这是需要的。这就要制定一种对民族资产阶级有利的

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向中国同志建议：为使工人

斗争不至破坏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要求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在合同上使工

人利益得到保障，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能够比较长期地继续下去。

斯大林的这些思想是经验之谈，中国共产党人是接受的。

斯大林接着肯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他提醒中国同志，注

意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他建议不忙没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

国的个人企业，通过要求各国企业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和他们斗争，可以先与各帝国

主义国家做生意，再谈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中国建国后基本采取的就是这种策略。

关于中苏关系，斯大林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他答应，只要新中国一成立，苏联

立即给予承认。他特别强调，1945年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即可来苏联访问，待毛泽东同志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他还解释说，苏联在旅顺港的驻军可以抵制美蒋武装力量，既保护苏联的利益，又保护

中国革命的利益。

显然，他希望苏联驻军仍然留在旅顺。

斯大林虽然滔滔不绝，但讲的很中肯，很有针对性，对中国有实际意义。因此，中

国代表团的同志一直认真听着、记着，没有插话。看着斯大林讲得差不多了，代表团团

长刘少奇立即接过话题。中共代表团有备而来，当然要听一下斯大林的总体意见，更要

就一些具体问题交换意见。所以，斯大林讲话一出现停顿，刘少奇马上就说：“尊敬的

斯大林同志，您刚才的讲话使我们很受启发。您的不少建议和意见对我们新中国的建设

有很大的作用。斯大林同志，我们还想请您解答几个问题。”

完全是请教的口气。

“什么问题？你们尽管说，我会尽量回答的。”

斯大林一派胸有成竹的样子。

刘少奇说：“我们中国同志非常关心这样几个问题：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国际局势前景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国际共运和工运形势如何？防止战争和争取和平建

设的可能性有哪些？”

这些问题显然常在斯大林的思考之中，但中国必须了解他的看法、他的态度，以便

有所应策。斯大林听后微微一笑，又一次侃侃而谈。

斯大林认为，近期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各国人民刚从法西斯战争的灾难

中摆脱出来，战争造成的创伤还没有得到医治，一般不会发生战争。只要各国人民不愿

意打仗，战争就打不起来。我们应当发动人民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只要人民不受骗、

反对战争，战争狂人是很难得逞的。国际间的互助合作是重要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

友好合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个思想在毛泽东后来的文章中有过明确的体现。

斯大林专门谈到了中国。他说：“你们应努力争取20年或更长的和平建设时期，利

用战争的间隙，大力发展和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建设国防。我们的力量愈强大，

战争的可能性就愈校因为弱者、穷者总是受到别国的欺侮。弱者、穷者强大起来了，就

没人敢轻易挑起战端。”

这次会谈决定：成立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制定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的具

体文件；苏联帮助中国办一所海军学校和修建乌兰巴托到张家口的铁路；苏联派电影摄

制人员到中国前线帮助拍摄影片；分批选派专家帮助中国工作等。

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

王稼祥、高岗参加。为有利于公开活动，由高岗代表东北政府签字，苏联报纸上发表高

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来莫斯科访问的消息。

会谈取得了成果，尽欢而散。

中苏两党在第一次会谈之后，又相继举行了几次会谈。在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宪

法问题，建议中国现在可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

刘少奇问：“您所说的宪法是否指社会主义性质的？”

斯大林摇摇头说：“不，不是，我指的是现阶段的宪法。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会用两

种说法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对你们进行攻击。一种是说你们没有进行普选，政府不是

选举产生的；另一种是说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代表不是选举的，敌人可以攻击你们用武

力控制了代表席位，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

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把敌人攻击你们的武器拿掉，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共同

纲领变成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内容包括：全民普选；承认企业主、农家的私有财产；

承认外国在中国的企业租让权。

我建议，你们可在1954年进行选举和通过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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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第一部宪法确于1954年诞生。

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再次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

这天斯大林兴致很高，谈话风趣幽默，并劝刘少奇等人尝尝格鲁吉亚风味的羊肉汤、

红菜汤及烤羊肉串。

席间，大家纷纷向斯大林敬酒，祝他身体健康。

斯大林对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和青年时期，现在已是成年了。

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在政治上已经是成熟的党了！看来，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成就是有

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说完后，斯大林端着酒杯离开餐桌，到宴会厅的另一角，来回踱了几步。忽然，他

又转回中共代表团成员身边，神情略带伤感地说：“苏中两党是两兄弟，两兄弟之间的

团结友好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两国人民应

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一旦不在世的时候，仍然应该是团结的。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

界革命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具有重大意义的。”

充满情感的话语，感动了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

同志，愿您永远健康！”

斯大林有些激动，连忙说：“谢谢中国同志的良好祝愿！但人总是要死的，斯大林

也不例外。”接着又说：“刚才，我说中国共产党成熟了，并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

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你

们在半殖民地的国家取得了胜利，是很了不起的。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

此时此刻，斯大林可能出自真诚。

刘少奇十分谦虚、十分诚恳地对斯大林说：“苏联给中国共产党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对此，中国共产党非常感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仍然需要苏联党和人民像老大哥一样

的支持和援助。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我们要永远向老大哥学习！”

7月底，中苏两党进行最后一次会谈。

斯大林在会谈中，根据苏联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向中共代表团提出一些参考性的

建议。

斯大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在目前要动员一切力量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不

管过去的底子如何薄，如何不平衡、不配套，但它是国家过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恢

复了，社会才能稳定，新的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发展经济必须从现实的基础上起步，踏

踏实实地稳步前进。如果超越了现阶段的基础，把步子迈得过大，会使比例失调，把国

民经济搞乱。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

斯大林还指出：经济建设是很复杂的工作，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但涉及到资

源、技术、机器设备，更重要的是要有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他向中共代表建议：要利

用旧社会留下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就要制定一套

正确的政策。

上面的两点至关重要，实为经验之谈。如果中国能遵行不异，包括苏联遵行不异，

都是一件幸事。然而，中国没有坚持好，出现了动乱；苏联没有坚持好，出现了国家的

“雪崩”。

刘少奇全力关心的是中国的建设发展问题，他见斯大林态度如此诚恳，又提出了要

求苏联派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并研究新建项目问题。

斯大林比较爽快，他答应向中国派专家，但要求中方保证为苏联专家提供优厚的工

作、生活条件；到中国工作的专家家属的生活费用，也必须由中方承担；苏联专家如果

犯了错误，一律由苏联方面来处理，中方无须过问。

对于斯大林所提的条件，刘少奇一口答应了。当刘少奇回国时，苏联第一批50名专

家随他同车来到了中国。

为了向苏联学到更多的东西，刘少奇在逗留莫斯科期间，还访问了苏联外交部、国

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国家银行、外贸部、化工部等，并同这些部委的负责人进

行了交谈，了解了国际形势和外交斗争、苏联的经济计划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以及各

部门的职能和作用等。

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又一次邀请刘少奇到孔策沃别墅做客。

好客的斯大林，亲自领着刘少奇游览了别墅全景。

席间，刘少奇有些激动地说：“斯大林同志，由于国内的工作很忙，我们得赶快回

国了。苏联给我们很大的支援，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存

的！”

斯大林点了点头。饯行之宴参加的人不多，是一种家宴形式，气氛格外亲切和谐。

吃着吃着，斯大林想起了一件事，便问刘少奇：“你们打算在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

府？”

刘少奇按照中央原定的方针如实相告：“目前我们正集中力量解放华南各省，准备

在1950年1月，可能是1月1日正式成立中央政府。”

斯大林听了思索一会儿说：“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你们已解放了绝大

多数的土地，具备了掌握政权的一切条件。解决重大问题时要注意把握时机，千万不要

错过时机，要警惕帝国主义可能会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对中国进行干涉。这是极毒

辣的一着，不能不防。”

斯大林的话引起了刘少奇的注意，这个问题大家过去没有考虑过。回到公寓后，刘

少奇立即以电报的形式，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作了汇报。

8月14日，刘少奇圆满结束访问，从莫斯科乘火车回国。

刘少奇这次访苏，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动。这次访苏，使苏

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并从苏联

那里学到了不少宝贵的建设经验。

2．擒拿蠢蠢欲动的特务

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并不平静。

由于北平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大本营，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各种人物中，有下野的

军阀，有失意的政客，有蛰伏的汉奸，有官僚，有封建把头，有恶霸惯匪，有小偷地痞

流氓……而北平又是华北最后解放的大城市，东北、西北、华北等地的国民党要员，逃

亡的县政府以及几万散兵游勇麇集于此。

几方面因素一凑，使得北平的政治垃圾大大多起来，防好防特、维护治安成了顺利

进行开国庆典首当其冲的问题。

人民解放军进城之初，北平有这么一个歌谣：“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枪匪多，小

偷多，银元贩子多。”五多中有四多与治安有关，可见当时北平的社会有多混乱。各种

案件屡屡发生，仅3月份就发生103起之多。

那时候，北平虽有200多万人口，但天一擦黑，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家家门户紧

闭。有一天晚上，聂荣臻的警卫员坐着轿车去取药。车刚刚开到北海北门桥头，不知从

哪儿窜出来一黑衣骑车人挡住了小车前行的道路，汽车不得不放慢了速度。就在这时，

突然“叭”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汽车后座的玻璃上。这是一枝无声手枪，声音很

小射击者击中了汽车后，迅速钻进附近的胡同，消失在黑暗中。前面那个挡道的骑车人

看见射击者跑了，也很快骑着车子溜掉了。

司机和警卫员急忙下车检查，幸亏子弹没有穿透玻璃，只留下一个乳白色的凹坑。

如果子弹射进来，将会打到坐在后座的警卫员身上。司机和警卫员没敢多停留，很快离

开了此地。这次枪击事件发生不久，又有一辆与聂荣臻的墨绿色皮尔卡轿车一模一样的

车也挨了枪击，时间也是在傍晚。那辆车是从聂荣臻住处出来后，在老地方挨了一枪的。

这次子弹是打在钢板上。北海北门桥头一带，小胡同多，地形复杂，打黑枪的特务始终

没有被抓祝聂荣臻是幸运的。

在这段时期，有的警卫员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有的不明不白地挨了一颗手榴弹。特

别是一名家住南苑的市内军管会干部，他回家看望同学，却被这个同学骗到山洞里打死。

北平和平解放后，不安定的因素比比皆是。

进城后，华北军区驻在庆王府。对面是辅仁大学操场操场上是一个高射炮阵地，有

五六门高射炮。

一天，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找来作训处副处长王文治，交待他独立去完成一个任

务。叫他不要走进高炮阵地，只是在墙外步测一下，看看高射炮的位置跟外面的关系。

比如：电线杆向南的方位是不是炮位？外角是不是一个炮楼等等。

王文治悄悄去摸了一下。

因为唐延杰反复交待他一定要一个人去，不能派参谋。尽管王文治心里很奇怪，但

他没问。

侦察结果很快出来了。操场外面的方位跟操场里面的炮位一致。

唐延杰说：“果然辅仁大学里有特务，他们的报告材料叫我们截获了。”

40年后，王文治回忆起这件事。他说：“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特务案的前因后

果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问。”

安定北平的社会治安，首先要处理散兵游勇。这是一大批人，又有武器，任其流散

四方，势必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安定。

北平军管会很快贴出了关于北平市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成立的通知，同时颁布了工

作方案。

紧接着平津卫戍区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市公安局也贴出一系列布告，要

求流散军人、特务分子限期登记。

解放军人城后的前47天中，收容和处理了3万流散官兵，特务除登记自首外拘捕了近

千人。但是，据保守的估计，北平的散兵还有4万以上，起码有1万流浪街头。特务估计

也有三四千人。这些漏网之鱼对北平的治安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叶剑英市长治理北平像他指挥打仗一样，力争全歼。他对一同进城的公安局领导说：

“卫戍、纠察、治安这些机关要集中起来，打歼灭战。统一步调，密切配合。”

为此，平津前线卫戍区司令部、北平市纠察总队、市公安局以及街道上群众治安员

全编在一个组织里，取名叫做北平市治安委员会。叶剑英亲自任主任，副主任是徐冰。

委员会很快贴出一张布告。

要求集中力量肃清流散官兵包括武装特务和收缴散存的武器弹药，开展以处理散兵

游勇、收缴枪支武器为中心的治安活动。

北平市公安局在1949年共破获了1200多起重大案件。其中有：张荫梧等军事阴谋暴

动案，徐宗等潜伏案92起，美国间谍案3起，木剑青等阴谋刺探人民政协情报案2起，特

务杀人案9起，破坏经济案10起，特务行抢案6起，特务冒充案5起，等等。

大量案件的破获使动荡的北平趋于稳定，为顺利举行开国大典创造了良好的治安环

境。

3．毛泽东说：“我不做皇帝”

开国事务一忙起来，毛泽东的居住地点出现了不方便。

进城之初，毛泽东住香山的双清别墅。由于工作需要，没过多久，毛泽东便开始进

城办公了。

毛泽东一般在下午进城，晚上十二点多钟返回香山住处。往返浪费的时间太多。

调整住处问题自然摆上了日程。

经过几个月的清理，中南海里里外外焕然一新，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打了一个报告，

请党中央和毛泽东迁入中南海。

中南海在紫禁城的西侧，所以清朝时称为西苑。当时的中海和北海形成的葫芦腰很

细，只有一座东西走向的小桥架在上面，供行人及车辆通行。

中南海是一片时而开阔时而曲折却连成一片的淡蓝色水域，曾被称为太液池，后又

改名金海，是燕京八景之一，乾隆皇帝还特意题写了“太液秋风”四个大字。

过去，中南海是慈禧太后独揽国家大权的地方，也是光绪皇帝因变法维新遭囚禁的

地方。窃国大盗袁世凯也将这里作为大总统府，在此筹划复辟阴谋。解放军进入中南海

时，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萧条破败的图景。太液池尚未开化的冰地呈现一片黑紫色，各

种杂树东扭西歪，枯叶和废纸遍地都是。

第一次来到中南海的齐燕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太液池，蓄积着百多年来无人动过的淤泥。中南海被一团腥臭的空气笼罩着，污水

呈不透明的灰黑状。

刚住进中南海的小伙子们放干污水，抬来电网，捕捞鲜活的各种食用鱼。

中南海紫黑的湖底被大自然风干后，华北军区派了几百名壮实的小伙子去挖淤泥，

挖了整整3个月。

中南海怀仁堂，曾是慈禧太后的寝宫，曾被称为仪銮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期间，

慈禧强制光绪皇帝随她逃往西安，寝宫成为联军统帅瓦德西的统帅部。一天，仪銮殿燃

起大火，瓦德西倒侥幸逃了性命。第二年，慈禧回京花了500万两白银重建仪銮殿，改为

西式洋楼，先起名叫佛照楼，后更名叫怀仁堂。

辛亥革命爆发后，宣统皇帝退位，袁世凯在此办公。死后，他的灵堂也设在这里。

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在这里召开，新中国定都

北京的决议同样在这里通过。

延安俱乐部主任钟灵随部队从西直门入城后，来到中南海，成为中南海俱乐部主任。

钟灵接手的第一个任务是画中南海的详图，以便组织人力物力加以修缮。

他把中南海的里里外外都跑遍了。

怀仁堂修缮成为重点中的重点。

不久，中南海布置科成立，28岁的钟灵任科长。

当时，北平城内没有合适的礼堂可以作为政协会场，只有这座怀仁堂了。不但要翻

修，还要改建扩建，他们在院子上搭起铁皮屋顶，与四周的长廊连在一起。这样，既保

存了古建筑的格局，又增加了使用面积。

钟灵刚忙完政协筹备会的布置工作，又开始进行布置怀仁堂的工作。

怀仁堂装饰设计图很快放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当天，周恩来就用毛笔批复同意。

钟灵和东北来的美术家张仃按这份设计图的原理又设计了一套中南海各个大门的立

体效果图，染上实际颜色。由周恩来拍板投入施工。

怀仁堂内外都装饰起来。院里的大门、二门及垂花门都显得气派而喜气洋洋。

在政协筹备会开会期间，住在香山的毛泽东感到来回跑路很耽误时间，想换个地方

祝叶剑英建议毛泽东进中南海，他不同意。

叶剑英正式写了个报告，建议党中央进驻中南海，立即得到周恩来的赞同。

可是几天后，没有一点动静，叶剑英便专门跑到香山的双清别墅去催。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叶剑英真固执。”叶剑英走后，毛泽东严肃地对周恩

来说。

“我们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周恩来笑着说。他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但又不便

直说。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是原则，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连围墙也没有。”

“不谈不谈。”

毛泽东摆摆手打断了周恩来的话。

“不谈就不谈。”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进城前，毛泽东特

意号召全党看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说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如何骄傲又

如何失败。

而周恩来则希望毛泽东搬入中南海，因为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中南海四周的高墙是

很好的屏障。

“毛主席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忧呵。”

周恩来找朱总司令商量，俩人取得了共识。

最后由政治局讨论做出决议，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只得搬进了中南海。

周恩来把丰泽园的菊香书屋让给毛泽东住，自己搬到中院居住和办公。不久，江青

要搬来，周恩来又让出房子，迁到前院的东厢房。可这里屋少人多，长住下去也不是办

法，只得另寻地方。这样，周恩来往到了中南海最西北角的西花厅。

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一住就是27年。

周恩来在西花厅也一直住到去世。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以后，很喜欢这里的自然景致。院中的遍地小草给了他幽静恬淡

的心境。有一次，周子建安排工作人员打扫院中杂草。忽然，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

音说：“莫拔莫拔，莫伤了无数生命。”

就这样，被毛泽东保护下来的小草日夜簇拥在菊香书屋的四周，为彻夜操劳的领袖

置换新鲜的氧气。

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就是踏着这些小草，走向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庆典的。

4．“就是耶稣也不坏嘛！”

新中国一建立，无可回避地涉及到如何纪年的问题。

关于纪年，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在讨论和座谈时意见分歧较大。

有人认为：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元。

有人主张：从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开始。

还有人提议：从几千年前黄帝即位开始。

这些纪元方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只是中国传统的道理，囿于民族历史的道理，仍然

是划地为牢的道理。中国应当走向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际上已经走向了世界。

因此，纪元问题也应适应世界潮流，不应再以“天朝上国”自立门号。

工作小组成员和专家们展开了紧张的调查研究工作，结果发现，世界上采用本国纪

年的只有少数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公元纪年。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采用公元纪年比较好。因为这是国际上通用的纪元，

既统一，用起来也方便，而且各解放区早就开始使用公元年了。

于是，形成方案上报。

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会议时，专

门提到了纪元问题。大多数人表示同意用公元纪年，但有人反对，认为“我们采用公元

纪年，老百姓也可能同时采用其他纪年，传统常常是不可抗拒的”。

这时大家议论纷纷，情绪十分热烈。毛泽东同意公元纪年，也发表了意见。

毛泽东说：“老百姓要用其他纪年，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制定法律去处罚他

们。过去用中华民国年，老百姓用甲子年，他们学会用了。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是要有

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

黄炎培发言说：“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降生之年为

纪元，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公

元为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

文写到本国纪年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麻烦得很。”

听了黄炎培的话，毛泽东风趣而幽默地插话说：“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

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鼓掌同意采用公元为新中国纪年。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

年为1949年。

5．谁为开国大典留影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开国大典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庄严日子。

那伟大的瞬间，有多少颗激动的心，有多少张欢乐的脸埃特别是天安门广场上那盛

大的场面，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庄严宣布开国时的情景。

如今，当我们打开历史画卷的时候，一幅幅精彩的画面历历在目。是谁摄录了开国

大典的伟大瞬间？是谁拍照了开国大典的不朽辉煌？

在为时不长的记录片中，我们只看到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字样，没有找到

为共和国诞生录像者的名字。据说参加摄录的有中国艺术家，也有苏联的同志。所以没

有属下名字，可能是当时的人们还不大习惯突出个人。

在数不清的历史照片中，我们找到了为共和国诞生摄影的记者的名字，她叫侯波。

现今所能见到的开国大典的照片，主要出自她闪动的快门中。

自1949年起，侯波担任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随行摄影记者达12年之久。在那4000多

个日日夜夜中，她拍摄了成千上万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共和国年轻时代的风貌。

她感到这些照片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前夕，领导人十分忙碌。

9月21日，新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召开，30日晚8时胜利闭幕。侯波一直负责会场的拍

摄工作。当时不难看出，领导们是紧张的，面孔是疲劳的，而仍然精神饱满地与各界人

士讨论和制定着国家的根本大法。

侯波也一直处在兴奋之中。回忆起自己是个苦孩子，14岁到延安，是“吃延安人民

的小米长大的”，知道老百姓所受的苦，也体会得出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那真是千千

万万个先烈的鲜血换来的。过去“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没人看得起自己。现

在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统治，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就要扬眉吐气地屹

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值得欢欣鼓舞的大事，怎不使人兴奋，怎不令人

激动！特别是千年盛典的拍照工作由她承担，在这种可遇不可求的良机面前，侯波振奋

异常。

庆典的准备工作是紧张的。

战争尚未结束，北京解放不久，经济条件十分有限，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打扮庄严的

天安门城楼和广场首都人民以高度的热情清除了天安门两侧和长安街等地的垃圾，拔掉

了杂生的荒草，把天安门及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没什么装饰，却也朴素大方，八

盏红红的宫灯给城楼增添了无尽的喜庆气氛。

背景的确是很不错的。

10月1日下午3时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宋庆龄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

人物走上天安门城楼，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广场上奏起了慷慨激昂的国歌，一面

“血”染的五星红旗在礼炮震天动地的响声中冉冉升向高空。

毛泽东向全国各族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一切，都在侯波的镜头里闪过。

侯波从照相机的镜屏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双含着莫大幸福的眼睛和数十万

双充满感激的手，朝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欢呼万岁的情景，看到毛主席不断地扬起双手向

大家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心里异常激动，按下了一个个快门，抢拍

了一个个历史性镜头。

当时天安门城楼的围墙不像后来那样有栏杆，只覆着光秃秃的琉璃瓦。侯波拿着一

个120相机，捕捉着每一个珍贵的瞬间。

那时能得到一些胶片是很不容易的，必须节约着用，拍一张是一张。因而当时拍的

照片，几乎每一张只有一个底片。

中央领导多数不喜欢上镜头，侯波的相机对准他们的时候，总是说“给群众多照些”。

几十年后，侯波还记得拍摄开国大典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那张照片时，周

恩来正好站在侯波面前，忙过来拉住侯波的衣角，还不住叮嘱她，别紧张，小心一点。

总理的关怀，使侯波激动极了，她无比兴奋地按下了快门。

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有许多人都看见过，但却极少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个使侯波终生

难忘的情节。

在侯波的镜头面前，屹然站立着的是一群时代的伟人。他们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来

自于人民，理解人民，惦念着人民。他们的衣着、举止是那么的平凡，但他们的人格、

胸怀和气魄却是无与伦比的伟大。

开国大典从下午3时一直持续到晚9时多，毛泽东一直在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到

晚间已有些支撑不住，就弯腰伏在围墙上。

为了取到最好的镜头，侯波站上了围墙，两个同志扶着侯波的腿。当时她只想着把

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侯波曾拍摄过一张毛泽东宣布共和国成立时的照片，毛主席的嘴是张着的，周围站

着其他领导人。

40年后，侯波和徐肖冰办展览时，不少群众一定要在这张巨幅照片下留影，说是可

以感受到当年激动人心的气氛。

6．礼炮为何鸣28响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广场上30万人一齐脱帽肃立，

抬头瞻仰五星红旗。

这时，大地震动，炮群长啸，齐鸣28响。

礼炮声如同报春的惊雷，在天宇间回响激荡，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把开国大典上

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进一步椎向了高潮。

开国大典的礼炮队来自一支英雄的部队。

1949年8月1日，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把第一面八一军旗授给了他们。

国外一些国家在举行庆典活动时，一般都鸣礼炮21响，就是最高的礼仪。开国大典

为何要鸣28响呢？

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

在政协一届会议上，一位代表提出质疑：“在国外，最高礼仪是21响，我们为什么

要鸣28响呢？”

当时没有人回应。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见到负责开国大典筹备工作的华北军区作训处长唐永剑话题很

快进入开国大典的礼炮鸣放问题，毛泽东问小唐：“你说，放28响有没有道理呢？”

唐永健是个文采横溢、学识渊博的才子，他一下就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马上说：

“主席，我起草一个关于礼炮28响的说明吧。”

毛泽东微笑着默允了。

很快，简明扼要的28响说明报告递上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横空出世到1949年，

刚刚28年。28响礼炮就是28年党史的赞礼，这不是极有道理吗？

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在上面用铅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开国大典上，礼炮队由108尊山炮组成，分为两组，一组装填，一组发射，轮流作业，

以缩短每响之间的间隔时间。所以，人们习惯上仍称54尊礼炮。

108尊礼炮一字形摆开，背倚天安门广场，靠在一截古墙边，位置在前门附近。

两分半钟之内，28响无头空炮全部送入空中。

鸣礼炮时，站在观礼台上的华北军区文工团团长刘佳与身边的几位代表兴致勃勃地

数着礼炮。40年后他说，不够28响，有时两发之间的距离很远，有漏响的。

负责组织礼炮工作的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说，决不可能漏响，瞎炮肯定有，但不可

能两发炮弹一起哑巴。

礼炮队员们十分自豪，因为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听到了他们代表新中国发出的呐

喊。

建国之后，在开国大典上鸣放过的山炮大部分销毁，有两尊被收藏到中国革命博物

馆作为陈列的文物了。

7．苏联顾问建议：最后一项议程放礼花

开国大典的议程安排中，开始没有放礼花这个项目。

在北京的苏联顾问根据苏联的国庆经验，向大会筹委会建议开国大典最后一项仪程

应放礼花。

施放礼花能使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五彩缤纷，当然很好。但礼花是什么样子，没有

几个人知道。

不知道也要上马。

任务下达给华北军区的一位叫张桂文的作战科长。当时，他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

不仅不知道怎样制作礼花，也从来没见过礼花，但他通过苏联顾问找来了苏联十月革命

节阅兵的记录片，知道了放礼花是怎么回事。

直到40年后，苏联施放的第一层礼花仍是信号弹，张桂文这才明白礼花与作战科的

关系，所以开国大典上的礼花全是苏式信号弹。

张桂文立即组织了礼花小分队在辅仁大学广场上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开国大典那一天，当夜色低垂，举着五星灯笼的群众游行队伍接近尾声时，天安门

城楼休息厅里临时开通的总机接到了大会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电话，他要求立即接通位

于东华表内侧的一个分指挥部，通知张桂文开始施放礼花。

张桂文接到命令，马上也抓起桌子上的麦克风，充满激情地连续喊了三遍：“各位

注意，现在施放礼花！”

然而一点回声也没有，麦克风坏了。

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替张桂文捏了一把汗。

张桂文的脸仅仅白了一下，他还有两套应急方案。

40年后，住在空军东西门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张桂文说：“我搞作战的，总是不止一

套方案。因为我们不能把一件事情看死，战斗中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敌人在变，我

们也要变，必须拿出几套作战方案。”

幸亏这位施放礼花的指挥员是参加过无数战斗的军人，他像打仗一样，为保证礼花

施放成功，拿出了三套方案：第一套是由他利用广场扩音器向施放礼花的6个点呼叫，直

接下达命令；第二套是如果麦克风失灵，就由张桂文在指挥部发放一颗信号弹，表示放

礼花开始；第三套方案是如果张桂文的信号枪出故障，派一个人通知最近的礼花点，其

他各点见到礼花都一齐放。

此时，当第一套方案失灵后，张桂文二话没说，走出用木板临时搭成的指挥部，从

腰间熟练地抽出事先准备好的信号枪，冲着黑色的夜空打出了一颗绿色信号弹。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周围的人们不禁大吃一惊。在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的时候，广场周围的6个发射点同时轰然爆响，五彩缤纷的“礼花”喷向夜空，照亮广场，

染红了古老的天安门，预示着新生的共和国万紫千红的明天。

张桂文恐怕没有想到，他那颗应急的信号弹，竟成为开国大典之夜的第一朵礼花。

8．首创“实况转播”名词

10月1日早晨，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决定全部转播当天下午3点钟举行的开国大

典实况。

这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覆盖960万平方公里的转播。

这也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的第一次实况转播。

要把开国大典现场的真实音响通过无线电波送到全国各地，首先应该给这次转播起

个名字，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廖承志委托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负责人梅益和温济泽

考虑一下，他们俩商量后决定把这次大规模的转播叫“实况转播”。为此，梅益和温济

泽为汉语又创造了一个词。这个业务名词是为开国大典创造的，它形象又生动地反映了

这个新节目的含义，至今沿用下来。

开国大典的音响工作，由傅英豪负责，使用的机器功率为250瓦，仅是后来机器的1

／4。这套设备以后被当破烂卖掉了。

临时转播机房设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拐角处，发射机房位于天安门城楼前金水河的

一侧，是临时搭的木板小屋，由通讯兵部的前身军委三局协助施工完成。

就是这些破破烂烂的设备，成功地保证了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

开国大典的现场播音员男士齐越，女士丁一岚。

开国大典过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收到了潮水一般的听众来信。没有机会亲临开国

大典现场的人们纷纷来信，抱怨现场播音员讲得太少了。可是，人们并不知道当时播音

稿是如何写成和决定的。

负责实况转播的编辑记者是三位小伙子，准备工作很简单，他们以为转播实况不就

是把现场的所有音响全播出去吗？所以，他们事先没准备什么播音稿，而且，天安门广

场实况转播规定一条纪律，播音员要严格照稿子念，不能擅自更改。这样，稿件不多，

播音员又不能即兴讲，自然讲的就少了。

尽管转播现场做了不少努力，播音员还是好多时候没词儿。飞机声、坦克声、马蹄

声、军乐声，甚至刷刷的脚步声，都给人雄浑壮阔的联想。但是，人们毕竟不满足，毕

竟希望把现场介绍得越多越细越好。因为关于开国大典，人们什么都想知道。

这是中国第一次实况转播中的遗憾，但这也是最朴素、最真实、最好的开端。

尾声　世界瞩目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祖国生日。

1949年10月1日，普天同庆。

大江上下，黄河内外，沉醉在一片欢乐之中。

南京，这座六朝古都，随着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立刻沉浸在一片狂

欢中。“拥护人民领袖毛泽东！”“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欢呼声此伏彼起，响彻

空际。

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几百万市民在国歌和礼炮声中肃立；一面又一面的

国旗，在上海街头飘扬，显示出上海人民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之情。

武汉，百万市民冒雨狂欢，“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国歌声，“在毛泽东旗

帜下前进”的口号声，还有锣鼓声、军乐声、欢笑声响遍全市。

长沙，毛泽东故乡的省会，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学习和进行建党、开展工人运动的光

荣城市。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感情，对新中国的诞生万分振奋。《新湖南报》及《民主

报》均连夜出版号外，市民争相踊跃购阅。

从东北的哈尔滨，到古都西安，从革命圣地延安，到南疆之城福州……每一个城市、

每一条街巷，每一位中国的老百姓，都在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欢呼、而欢笑、而欢庆。

山同庆，水同庆，人同庆。

当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新中国宣告诞生的消息随着报纸和电波传到海外后，香港

和世界各地的华侨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在法国巴黎，华侨们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的消息后，马上制

作了一面面国旗插在自己的家门口。10月1日晚，旅法华侨各团体代表聚集在一起召开联

席会议，欢庆新中国的诞生，并一致通过了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贺电。

在美国旧金山，华侨工作互助协会四百多人在唐人街集会，热烈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在日本东京，团结和联络着3万旅日华侨的旅日华侨协会，统一集会，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宣布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在朝鲜，有4万多华侨分别在各地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

大会。

在香港，2000多名中国工人在金陵饭店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盛大集会，

发言者一致号召香港的中国工人应该团结起来，支持人民的新中国。10月2日，华商报社、

大公报社、文汇报社等10个单位的港九新闻工作者共700多人又在金陵酒家聚餐，举杯祝

贺新中国的诞生。

在荷兰巴达维亚、在缅甸仰光、在泰国曼谷……世界，一同把目光投向了北京，投

向了新生的人民中国。

叹往昔，列强凌辱相加，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就此关闭通向世界的大门。看

今朝，举国欢庆解放，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本政府为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

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最早向新中国诞生表示祝贺的，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老大哥”苏联政府和人民。

10月2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宣布断绝同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正式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发出照会说：北京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来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国中

央人民政府本年十月一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

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建议之后，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

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通知

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0月2日，保加利亚职工会中央委员会致电毛泽东主席。电文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选出之际，谨代表保加利亚工人和职员向你们致热烈的战斗敬礼。……中

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英勇的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10月3日，美国共产党全国主席福斯特和总书记坦尼斯从纽约发出专电，庆贺说：我

们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光荣的事件，预示

着帝国主义统治之世纪的结束，特别是华尔街对于伟大的中国人民之内政进行反动干涉

的罪恶政策的失败。这标志着近四分之一的人类由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锁链下解放出

来，并推进了各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它无疑是划时代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以后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我们谨向毛泽东同志的光辉的和坚定的领导致敬，向共同领导新人民政府的你

的同事们致敬。经过你，我们向中国人民致贺并献出我们热情的友谊的关切。我们最热

切希望和平与繁荣得以迅速巩固起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胜利前进。

10月3日，古巴人民社会党主席马里奈罗、总书记洛加发出了致毛泽东主席的贺电。

电文表示：我们欢欣地庆贺你被选为作为中国解放斗争、进步、民主、和平和社会主义

的坚强柱石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敬向阁下，敬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致以我们兄弟般的敬礼。

10月4日，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总书记胡思尼·卡博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

人民政府发出了庆贺电。同日，阿《人民之声报》发表社论称赞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不仅对中国人民是伟大的胜利，而且对爱好和平的人类来说，也是最伟大的胜利，

全世界劳动人民都真诚地欢呼这一胜利。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已经赢得他们的

自由，并将建设新社会。

10月4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朴宪永照会周恩来外长，指出：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性胜利，也成为东方各被压

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与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巨大力量。……朝鲜人民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0月4日，法国总工会、退伍军人协会及各人民团体分别发来贺电。法国总工会在致

毛泽东主席的贺电中说：法国总工会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向毛主席及其政府致

以热烈的祝贺，我们为世界劳动人民更好的前途以及民主和平阵营力量的增强而庆贺。

10月4日，荷兰共产党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世界范围的工人

阶级来说，是个无可评价的历史事件。荷兰工人阶级特向中国共产党致以热烈的敬礼。

他们以极端的关心，注视着新中国的发展。

10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代理外长照会中国外长周恩来，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同意建立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

10月5日，波兰外交部照会周恩来外长说：中国人民数十年来所进行的为从本国反动

派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压迫下求得解放的英勇斗争，赢得了波兰人民群众无限的同情和热

烈的拥护。

10月5日，英国下院工党独立集团发出贺电，对新中国的成主和毛泽东主席的当选表

示庆祝。电文称：在这伟大的时刻，中国人民正在最后地从一切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自

己的时候，我们向你和全体中国人民致衷诚的庆贺。我们的国家需要中国人民的友谊，

我们需要的不是帝国主义挑衅，而是对于两国有无可衡量好处的和平贸易。

瑞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致中共的贺电中说：瑞共中央衷心而钦佩地向英勇的中国

共产党人及他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致敬！你们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是中国人民历

史性斗争的胜利，而且是世界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胜利。

“当惊世界殊”。

一份份电报，越过千山万水，穿过浩渺广宇，从世界各地传到北京，带来了各国人

民的深情厚谊，极大地鼓舞着中国人民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继续不懈地奋斗。

后记

中央苏区的开国大典

中外人士漫步天安门，或者登上天安门城楼，自然会想起1949年10月1日，想起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而举行的那个开国大典。是啊，那是一个令国人振奋、令世人瞩目、

令史册永志的庆典。

实际上，由此上溯18年，毛泽东已在江西南部一隅主持过一次开国大典。“毛主席”

这位家喻户晓、中外皆知的称呼，就是在那次开国大典上首次启用的。

那是一次鲜为人知的开国大典。

在全方位披露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内幕之时，有必要打开尘封的中央苏区开国

大典的梦幻般的扉页，使我们能够从更久远的历史管道之中，对高潮叠起的历史华章进

行品读。

1931年11月。江西瑞金。

这是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季节。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古朴之风甚浓的瑞

金城，到处散发着喜庆的气氛。

红区翻身做了主人的人们，在喜不自禁地传播着这样一个消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临时政府就要在这座山城成立了！

这个比过年要令人亢奋千百倍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7日凌晨，千百个火把从瑞金各地赶来，千百个火把从长汀各地赶来，汇集到距瑞金

城外6公里的叶坪村。

红绸般飘逸的火把，喜悦晶莹的泪流。工农群众和他们的子弟兵抑制着汹涌澎湃的

激情，等待着这个大典的开始。

叶坪村，当时一般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子，因村中有一块如同天然广场的大草坪，使

它具备了举行开国盛典的资格。这是一个僻静而美丽的乡村，房舍草棚间生长着高大丰

满的樟树、挺拔苍翠的竹林。这天，这个平日里清丽、恬静的村庄彩旗猎猎，大草坪四

围竹杆上、树杈上挂着一长溜红灯笼，使它动人得如同洞房。

大草坪上搭好的检阅台，对群众来说是颇为新鲜的。天未开眼，检阅台正前方白花

花，或者两盏汽油灯，把检阅台连同整个大草坪照得通亮。检阅台正中横梁上悬挂着的

巨幅红布上写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红军检阅台”大字；后幕上挂的是两个早

为人们熟悉的洋人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在这两位革命导师肖像两侧，是鲜艳的中国工

农红军的军旗。也许，这些衣着简朴的群众尚不明了即将发生的事件的全部意义，但他

们显然明白即将发生的一切肯定是一桩极了不起的大事。

清晨6时30分左右，一群衣着朴素甚至有些破烂的共产党领导人步入大草坪。他们是：

毛泽东、朱德、项英讲毕，任弼时、顾作霖、周以粟、林彪、彭德怀、陈毅、徐特立、

何叔衡、邓广仁、张鼎丞、陈正人、曾山等。于是，广场内外的数千名群众欢呼起来，

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现在开始。我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今天正式成立了！”大会执行主席朱德用洪亮的川腔宣布道。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喜讯。顿时，人们欢呼起来，

跳跃起来，鞭炮锣鼓也随之鸣响起来，大草坪成了欢腾的海洋。

这时，身着中山装、衣兜鼓鼓囊囊的毛泽东出来指挥升旗。五面红旗在大草坪上徐

徐升起。此时，旭日东升，晨雾瑞气弥漫在叶坪村的山野上，绵江之畔飞起缤纷的彩虹，

祥气氛氢，生机勃勃。

7时，阅兵式开始了。雄壮的军乐声中，一队队扛着钢枪、抬着钢炮的红军战士，一

队队持大刀、扛梭标的赤卫队员，迎着朝阳向着检阅台走来。他们是红一方面军各军团、

各军的代表队，红军随营学校、警卫部队的代表队，闽赣两省附近各县的赤卫队，还有

模范少先队的代表队。他们向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行注目礼。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

微笑着向这支人民的武装挥手致意。

阅兵式毕，“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叶坪村谢氏祠堂大厅拉开帷幕。原来

的供台临时改成了主席台。墙的正中，挂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两侧是马克思与列宁的木

刻画像。“工农堡垒”、“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标语与彩旗交相辉映。下午2时，

610余名来自中央苏区、各根据地、红军部队、白区的代表，以及海员代表，中国朝鲜族、

越南族的代表，步入谢氏祠堂，参加开幕仪式。

项英代表大会主席团致开幕词，他说：“全苏大会的成功，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是继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东方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世界第二个苏维埃共

和国。她将领导中国千千万万的工农劳苦群众团结在她的周围，完成中国苏维埃的胜利……”

开幕词时常被情不自禁的掌声所打断。

项英讲毕，任弼时来到大会主席台前大声宣布：“现在，我们请毛主席为大会题词！”

刹那间，会场一片肃静，代表们一下愣了。“毛主席”，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称呼。

但他们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总政委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了！于是，潮

水般的掌声响起，在大草坪上久久不息。

从此，“毛主席”这个称呼从江西南部山城传出，越传越响，在神州大地亿万人民

心中成为一个不朽的生命符号。

身材颀长、脸庞瘦削而红润的毛泽东，在数千束炽热目光的注视下，精神抖擞，挥

毫泼墨：“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和领

导者。”这两句话，既是富有个性、极为地道的书法，又是精辟的理论诠释。代表们对

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晚，瑞金军民以独特的方式——举行提灯晚会，来庆祝新的共和国的诞生。红军

代表、红三军团政委黄克诚激情奔涌，登上一个木台，诗句就像火山熔岩一样倾泻而出：

十四年前的今日，苏维埃联邦在西方诞生；今年的今日，苏维埃中国又在东方降临。

这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解放的信号，

这是中俄工农头颅热血的结晶！

参加提灯晚会的人们一直狂欢到次日凌晨。

9日下午2时，全体代表集中在谢氏祠堂大厅。项英宣读了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从上

海发来的贺电：中华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但是苏维埃革命在它斗争与胜利的道路上

最大的成绩，它也将是全中国工农兵以及劳苦民众的一盏指路的明灯，号召在帝国主义

与国民党铁蹄之下的他们起来为推翻他们的敌人而斗争，而且也将是全中国民众革命斗

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之后，由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

这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程。

毛泽东站在一张土桌前展开稿纸，洪亮的湖南口音便在大厅内响起。代表们聆听着，

随着毛泽东精彩的报告，眼前呈现出未来共和国新美如画的蓝图。

下午，全体代表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德、瞿秋白、张

鼎丞、邓发、王稼祥等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执行

委员会，是新生的临时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

在历时14天的大会上，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

法》《婚姻法》及经济政策、红军问题、工农检察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一系列决议

案。

会议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它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苏维埃共和卧临时政府，1931年11月7日于江西正式成立了。她是中国工农以及一切

劳苦民众的政权，她是号召与组合中国劳苦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

的国民党统治的新政权。

最后，会议决定将“瑞金”改为“瑞京”，定为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的首都。

此后直至长征开始，瑞京一直是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的首都。

在中国劳苦大众心中，瑞京是中国的红都。

在世界人民眼中，瑞京是中国的“莫斯科”。

在11月27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

选为苏维埃临时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当选为副主席，朱德担任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从此，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就设在叶坪村谢氏祠堂。这里，成了新生共和国怦怦搏

动的心脏。

站在1949年10月1日前夕的地平线上，回眸历史，一定会发现18年前的开国大典意义

非凡。

它体现了共产党人远大的目光和非凡的胆识。

是的，18年前的开国大典决不是共产党人的心血来潮。

它是信念的宣示。

它是理想的初蕾。

它是开天辟地的大预演。

主要参考书目

《话说国旗·国徽·国歌》张建等编撰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彭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天安门见证录》文夫编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1949大开国》凌志著广西人民出版社

《天安11广场历史档案》树军编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天安门广场风云录》金岸编著改革出版社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交往百人丛书》殷理田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入主中南海前后》原非等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宋庆龄的足迹》蒋洪斌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风雨天安门》曹英等编团结出版社

《国都风云》董明等著大连出版社

《改变中国的100件大事》张春林等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北京燕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辞典》蔡开松等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名人演说精粹》洪安南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开埠》程童一主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百年苦语》陈爱玉主编济南出版社

《中国政治》詹姆斯·R·汤森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直面人生》戴煌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启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开国大典那段珍

贵而精彩的历史华章，在书中吸收了一些必不可少的生动材料，为此谨向有关作者深表

谢忱，并请有关作者与我们联系，出具有效证明材料，告知您的姓名、详细地址、邮编

及文章篇名，以尽快按规定给您寄发稿酬。

于江敬启

1999．5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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