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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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加入“领袖铁卫队”

没有谁能扑灭蒋介石心中急欲消灭共产党人的烈焰，就连被丘吉尔誉为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组织者”马歇尔也无能为力；然而蒋介石要在中国铲除共产党人的决心和马歇尔调处国共冲突的失败，注定了蒋政权“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命运。我正是在那个令马歇尔痛心疾首、国共内战愈演愈烈的时刻，来到蒋介石身边的。

报考卫士

少年时代，我连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日后会成为蒋介石父子的贴身侍从副官，并且会一直伺候到他们寿终正寝的那一刻为止。

1946年，那时我中学还未毕业。有一天，我在老家浙江省寿昌县县城里，看到一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张贴的布告，上面说军委会正要招考一批“卫士”；当时，抗战刚刚结束，民穷国困，青年人要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并不容易，特别是一些胜利复员人员，从大后方回到家乡，几乎比较好点的空缺，都被他们占光了。所以，这个招募启事，给了我相当大的吸引力。

几天后，我去报名甄选，接着很快就被通知说已经录取了。

当初，我是抱着能当蒋介石委员长卫士的荣耀心情去报名的，后来，我和同僚闲聊时才发现，原来我们这一群人，大概有一大半，不知道当“卫士”其实就是去当兵；可是，不过两三年国民党兵败大陆，来到台湾，我们当中的少数人，包括我自己，就被挑选去做蒋家的家臣兼侍役，并且成为我一辈子最主要的“职业”，这个“职业”也耗去了我这一生最最宝贵的精华岁月。

那年的秋天，10月间光景，我们这群经审查合格的十七八岁青年，从浙江老家，被分别送到南京一处营房，那个营房位于南京黄埔路，与国民政府“励志社”总社隔邻，在美军顾问团和明故宫遗址的附近。

还记得，我们刚到南京当天，委员长警卫总队总队长楼秉国亲自来训话，我们这一批卫士清一色是浙江人(后来才知道，这是蒋介石用卫士的惯例)，那天，许多人才刚下火车，不管是衣着打扮或是举手投足之间，都还是十足的老百姓，一听说上面训话的是一个什么总队长，早就被他那个官衔给震慑住了，等楼秉国总队长上台讲话，有些同僚在台下吓得两腿直哆嗦。

我们这些来自浙江省建德、淳安、寿昌、汤溪等县的青少年卫士，未被分配到其他单位而留下来的，被编配为两个区队，纳入外勤队。固然，当时军衣卫士人员数目很多，保护领袖的重要据点仍落在外勤队资深的干部身上。因此，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花在受训上面，反而是边执勤、边受训，又因为夹在新老卫士中间，且长官作风开明，我们并没有受到严格的军事教育。

南京时期，由军衣卫士构建的警卫总队，下辖三个大队，其中包括一个重武器大队，配备的武器有重炮和各种重武器；此外，还有一个外勤队，这个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黄埔路的总统官邸等重要勤务，还有一个工兵队和骑兵、通信等队。从编制上看起来，应该不会较现在的一个军来得小。在重庆时期，保护蒋介石官邸的是一个警卫旅，这个警卫旅的主要骨干，也是清一色的浙江人。抗战胜利后，警卫旅的编制做了一些调整，但基本上，这个所谓的“领袖铁卫队”，不但编制未见缩减，反而有膨胀的趋势。我们这批在1946年甄选的青年卫士，也是蒋介石最后从浙江征召的一批侍卫人员。

蒋介石用卫士专招浙江人

当我们到达的当天傍晚，等我们在集合场站定之后，才知道这次是要点兵。总队长带着一种极为锐利的目光，向我们扫来，他把我们之中高的和矮的，全部从队伍里头挑走。这些人当中，高的被安插到第一大队，矮的被调去工兵队，像我这样，面孔没有明显特征、身高大概在170米左右、不胖不瘦的人，就被直接留在任务最艰巨的外勤队。

从整个的组织编配来说，外勤队尽管是蒋介石全部警卫部队当中，比较核心的一支铁卫队，但是，严格说来，它还只能算是领袖保卫人员的“中卫”。

纵然如此，从各方面来说，外勤队是受到上级相当重视的一个单位。因为，它是蒋介石侍从室骨干的主要来源，如果我不是从这个外勤队出去的话，我是不可能被派到蒋介石父子身边，伺候他们父子俩一辈子的。自然，这个外勤队的所有成员，大多数仍是浙江人，蒋先生所以做这样的安排，倒不是他特别相信浙江人，其中，一个最大的因素，是早在西安事变以前，蒋的便衣卫士，便全部是浙江人，此后，连历任侍卫长都是浙江人，所以，这已经是一种传统。当然，这个传统，主要是基于蒋先生个人对浙江人一种“人不亲土亲”，和语言、习惯上彼此相雷同的主观因素。

刚进外勤队时，队长是周觉先少校，他对吃和衣着非常重视，戴个金边眼镜，颇有名士派头，对待干部十分严格，对下属却是宽厚得不得了。1948年4月，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以后，警卫总队整编为总统府警卫队，上级晋升他为大队长，蒋先生引退后，周觉先没有作战经验，基于这个考虑，上面就调了一位史朴如上校，来担任大队长。

当时，外勤队的训练和日常勤务，基本上是比较轻松的，特别是在蒋先生没当总统前的那段时间。因为我们营区就在南京“励志社”总部旁边，周觉先队长很重视官兵的身体和运动，所以，队职官经常带领我们到隔邻的“励志社”去打篮球，偶尔还去参观别的军民团体球类比赛、晚会娱乐节目等。

恰巧，那段时间，队上的一些老卫士获准回乡省亲，而另外的第一、二、三大队，正在基地整训，所以，我们等于没有受过完整的入伍训练。除了呆在南京接受短期训练，外勤队还在1947年夏天，蒋先生要到庐山避暑，因无外勤队整队派赴庐山服勤，给了我们新卫士恭逢的时机，被一起随队带到庐山继续整训，然后再回到南京原驻地。

由于我们基本上是一边执勤一边受训，所以，关于侍卫人员的一些规矩和禁忌，也是陆陆续续从老一辈的卫士那儿，一点一滴学来的，从来没有受过有系统的警卫教育。

总统警卫大队

随着所谓“民主宪政”的脚步，警卫总队的编制，也随之做了一些改变。

在表面上，中国马上就要结束行之多年的军人统治，要进入一个文人政府的新时代。但是，任何一个稍有观察能力的中国人，从当时的种种迹象，就可以看出来，这其实是一种全然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当政者并没有任何还政于民的诚意和具体做法，这一点，可以从那场乱糟糟的“制宪会议”和总统选举，看出一些梗概。

尽管如此，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还是得拿出一些表象上的做法，让人至少在表面上觉得中国是在朝民主的道路上走，而不是根本文风不动。从抗战胜利，及至兵败大陆，蒋先生身边的警卫系统，基本上是当时任总统府军务局长的俞济时，在幕后做整个的掌控、规划。

俞济时主导侍卫体系的时代，从抗战胜利后，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期，他都在幕后做整个的策划工作。所以，蒋先生的侍卫系统几次改编，都是他的得意杰作，我们不妨在此谈谈在蒋先生“当选”总统前后，历次侍卫系统的流变。

抗战胜利后，在南京时期，蒋介石的侍卫系统名称就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警卫总队”。

在总队之下，共有三个轻装大队，分别名为第一、第二、第三大队，队员配备轻武器，一个大队的兵力，相当于一般部队的团级编制，定员约有一千多人；然后，还有一个重火器大队，配备有迫击炮、火箭筒等当时堪称为重武器的装备；其次就是最受上级重视的外勤队，它是日后蒋介石身边贴身人员的摇篮。我就是被分配到了这个单位。这个外勤队，相当于一个独立营的编制，个人武器全部是当时最新的美式配备，如汤姆逊冲锋枪、卡宾枪、德制连发手枪等；其他尚有骑兵队、辎重队、工兵队、通信队等单位。

组织架构上，警卫总队是完全继承了重庆时代的传统，但是在规模上，警卫总队给人更浓厚的蒋家军的色彩；体制上，南京时代的总队长是楼秉国，但是，楼基本上是完全听命于俞济时的，而俞又是蒋先生的心腹死党，所以，归结到最后，这支侍卫武力，实际上等于是蒋先生自己的御林军，没有他的命令，这支领袖铁卫队，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蒋介石被“推选”为总统之后，为了要予政府文人化的印象，以前的警卫总队，被缩编为总统府警卫大队。

总统府警卫大队，下辖六个队，是由原来的警卫总队编遣之后，打散到各个队，但全部以第一、第二、第三……为名，一直排到第六队，至于编遣之后，还有剩余下来的，就分派到国防部警卫团，执行的任务和警卫大队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不管上面如何编派我们这些新入伍的卫士，在当时大家是不会想得那么深远的。整编后，我被编进第一队，军阶仍旧是士兵，负责总统府大门警卫。队长叫冯孝本，他对卫士们的日常生活非常关怀；区队长是萧钊金，他那时的军阶是中尉，湖南人，黄埔军校二十期毕业，来台湾后，当过宪兵独立营的营长，驻地在花莲北埔。这两位长官都对我相当照顾，而我确实也是一个很得长官缘的人，到哪里，都会有长官帮助我、擢拔我。

为蒋介石打前锋

1948年11月9日，著名的“徐蚌会战”(即大陆所称的淮海战役)开打了，然而，战局一开始就对国民党政府不利，愈到后来失利愈惨。

那时，我们还不过是蒋先生的外卫人员。有一天，某位侍卫官和我们聊天时，强调：这段日子，老先生不太高兴，要所有的人员留点神，不要犯错惹火了他。

原来，就在那几天，有一次，蒋介石满面愁容地从黄埔路官邸，走出大门到外面散步。侍卫人员见他走出官邸，以为他要外出，就全部一拥而上，跟随在他左右，蒋先生这时不禁勃然大怒，对那群侍卫大声吼道：“我又不是犯人！那么多人看着我干什么？你们统统给我滚！”吓得侍卫人员个个面如死灰，就是不晓得老先生为什么发脾气。后来，大家一谈才知道，那一阵子，老先生的心情因为战事失利实在坏到极点。

还有一回，他老先生怒气冲冲地从黄埔路官邸走出来，一旁的贴身侍卫赶忙为他递上一顶礼帽，他满面怒容地呵斥：“不是这一顶！”贴身侍卫见他火气冲天，吓得面色如土，不知如何是好。

同年的12月25日，也就是圣诞节那天，桂系的李宗仁和程潜，要求政府和中共和谈，并且要求蒋介石下野；20天后，毛泽东提出八项和平条件，并且要国民党惩治战犯，而头号战犯是谁，蒋先生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一个星期以后，这位左右中国政局达22年的国民党的军政领袖，正式宣布下野。

就在他宣布下台的当天下午，轮到我在黄埔路总统官邸，站下午到晚上的岗哨，上哨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天官邸的气氛有些非比寻常，因为偌大的官邸，平日车马喧嚣，这天，居然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确实让我十分纳闷。

蒋介石和一干党政要员，如今到底都跑到哪儿去了？我和同僚一边轻声嘀咕着，一边相约下哨后要悄悄去探个究竟。

我们下哨后，偷偷走近一看，这才发现，堂堂中华民国“行宪”的第一任总统，居然就这样悄无声息、无影无踪了，让我们颇为错愕与彷徨，心想，难道国是已经到了这样不可为的地步，只有如此一走了之的末路了吗？！

就在我们下哨之后不一会儿，在晚上八点多的光景，大队吹起了紧急集合号，上面的命令十分简短，就说要我们立刻把行李打包，全队要连夜赶搭火车，到某个重要地点，执行任务。至于到什么地方、执行什么样的任务，没有任何一个长官做明确的交代。

等到了火车站，我们才隐约知道，目的地似乎是去杭州或是老先生的故乡奉化溪口，任务并不单纯。我们第一队全体官兵，是在下关坐火车，先到杭州，而第三队则是从汤山，也就是中山陵外一处蒋介石的行馆，搭乘汽车，一路到溪口。

直到几天之后，我们才知道蒋先生已经宣布下野的消息，在最初的一两天，大队上下官兵，除了少数几位高级长官，差不多全部被蒙在鼓里，更不知道蒋先生到底是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因为长期以来的职业训练，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问什么消息，以免在兵荒马乱之中，被治以重典，只有任由大家私下胡乱猜测一通，任由部队笼罩在一种诡异、狐疑的气氛当中。

其实，事情十分简单，早在1月21日，蒋先生宣布下台前几天，我们队上高级长官就已经接到指令，要他们做好随时移动防地的准备，所以，那时已经有人接奉命令，悄悄把军火库里的枪支弹药装箱完毕，准备随时可以移防。

而行动当天晚上，大家死命把那几十箱“军火”扛上火车时，却有几个粗心的人，不小心弄翻了一箱“军火”，夜暗中，只听见一声“哗啦啦”，一整箱亮晃晃的袁大头银元，倾覆在火车站月台上。那一大箱、一大箱的银元，其实是总裁溪口办公室的办公经费。

这时，我们才觉察到原来蒋介石已经预见局势难撑，准备先躲到溪口避避风头，以便伺机而动。而我们，就是赶去溪口，帮蒋先生打前锋的。据说，就在我最后一次在南京总统官邸站岗那天中午，侍卫人员刚刚伺候蒋先生吃完中饭，他就紧急命令大家动身离开南京，开赴溪口。

那年，我不过是个19岁的大孩子，从入伍接受的就是国民党那一套军事政治教育，想到的只有“效忠党国”、为“领袖”卖命效死，总觉得只要蒋先生还在的一天，国家就会有希望，所以，到什么地方，当时都不会有任何怨怼。

大部队到达溪口之后，上级对部队的兵力部署，早已有所安排。

我们这个原本驻守黄埔路官邸的第一队，暂时驻守溪口的雪窦寺，第二队驻守白岩庙，第三队守在东澳，第四队守蒋家的坟庄，第五队的防地则是蒋家的核心，也就是丰镐房。

这里面，除了守丰镐房的第五队，原本就一直驻留在那里之外，其他的四个队，全部都是从南京赶去的，另外还有一个第六队，暂时留在南京，保护李宗仁等要员；所以，基本上，总统府警卫大队可说是精锐尽出。而且是跟着蒋先生这个已经下野的总统走，当时没有任何人敢于质疑，为什么一个已经卸下职务的前总统，还能以国民党总裁的身分，指挥调动六分之五的总统卫队兵力，跟随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还押运了大笔的黄金、银元，以及军火武器？

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又有谁敢问那样的问题？所以，大家只有以一贯的愚忠，继续跟着蒋先生走南跑北。

溪口伴“虎”

在溪口的日子，过得异常平静，但是，蒋先生自己很清楚，这次回乡，怕是他最后一次了，加上国事危难，他的情绪时起时伏、反复无常。这段时日的侍从人员，个个胆战心惊，深恐稍一不慎，就招惹一身祸事。但是，即使大家再怎么小心翼翼，还是不免在无意之间，惹蒋先生大发雷霆。我也是在溪口，头一回领教蒋先生的脾气。

记得有一天，蒋介石住在坟庄，侍卫官和警卫主管，睡在蒋先生房间外的一间小房间里，另外还有一个副官晚上紧挨着门睡，以备蒋半夜临时呼唤时，能够很快应答。

那天半夜，蒋介石睡到一半，就被一种声音吵醒，辗转反侧、左翻右翻，怎么都睡不着。清醒之后，他才知道那不是什么怪声音，而是门口两个警卫在睡觉时，一个要磨牙，一个要打鼾，正是这种有规律的磨牙声和鼾声，让他没法继续入睡。这便激怒了蒋先生，一气之下，他冲出堂屋，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口咆哮：“你们这些人全部给我滚蛋！吵死人了！”

第二天以后，只要是轮到这两位侍从人员值夜班，就寝时，一定记得在自己的嘴巴里塞条毛巾，不让自己的鼾声和磨牙声，把情绪不佳的老先生再从睡梦中吵醒。

那时，我才深刻体认到为什么人家会说“君王榻前不得有鼾声”的道理，所谓“伴君如伴虎”，真是丝毫不爽的名言。

蒋介石的一位侄子蒋孝镇，就经常和我们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头已经不知道被先生砍了多少次了，可是，我的头每次被砍，最后都会自己长出来。”

蒋孝镇打从北伐时代就跟随蒋介石，南征北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西安事变的时候，兵变部队向蒋先生的宪兵卫队开枪射击，蒋先生慌乱中由蒋孝镇背着翻墙逃走，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蒋先生根本没来得及穿鞋，为了分散追兵的注意力，蒋孝镇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拿给主子穿，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各自向前跑，跑进一处树林子时，地上布满荆棘，扎得蒋孝镇两脚血肉模糊。事变结束后，蒋孝镇住在南京的军医院好几个月才痊愈出院。

对有救命之恩的自家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般的侍卫人员。只不过，蒋先生口头上虽然动不动就说要砍人家的头，可是，我从来没有见到有人因为惹恼了他，而果真被他砍头的。

所以，蒋孝镇始终把这件事当作笑话在讲，也从来没有人对此认真过。

倒是有因为老先生和侍卫之间方言差异，而引发的一则笑话，在我们侍卫圈子里广为流传。有一回，蒋先生走出官邸，不自觉地摸摸口袋，发现侍从人员没给他准备手帕，他就对着身边一位四川籍的侍卫人员说：“去给我拿块绢头来！”(按：宁波话绢头即是手帕的意思)那位四川老乡没听懂老先生的话，以为蒋介石要他搬一块砖块，就连忙跑到路边捡了块砖块拿去给蒋介石，老先生见到之后，不觉微微一笑，知道是侍卫没听懂他的话。一旁的浙江籍侍从人员才提醒他：“先生要你去拿条手帕，不是砖头，是绢头！”由此可见，只要蒋介石心情好，他还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

时局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然而，蒋先生的日常生活，还是和往常一样，维持他一贯的勤俭自持的风格。

我还记得，在溪口小住的时候，蒋先生要大厨为他做了一道梅干菜扣肉，光是这道菜，老先生就吃了一个星期。

那时，我们的月薪是一元银元(袁大头)，经费来源全部是来自我们从南京扛来的那几口木箱子，当然，我们后来知道，这些钱都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从国库里头，设法拨出来的一笔经费，这几箱子袁大头，提供了蒋先生在溪口指挥军政事务的所有办公费用。

总裁办公室特务大队

六分之五的总统府警卫大队兵力，调到小小的奉化溪口之后，俞济时他们还是对蒋介石的安危缺乏安全感。事实上，在1949年以前，溪口一带的山区，便经常有共产党游击队出没，这也是蒋先生要俞济时将警卫大队所属的第五队，派驻在蒋家祖坟坟庄的主要原因。

而自从蒋先生退隐到溪口，俞济时深恐游击队和解放军联合起来，直接插入溪口的心脏地带，这便会严重危及蒋先生的安危。所以，等五个队的兵力全部部署妥当，奇$%^书*（网！&*$收集整理俞济时立刻要国防部，把已经被调到部队当副军长的楼秉国，再调回溪口担任警卫主管；然后在五个队里每一队各挑选四位卫士，一共20人，组成一支便衣组，在第四队控管之下，驻守坟庄，加强内卫勤务之不足，成为侍卫部队的“中卫”。

在“中卫”的内部核心，有资深的侍从人员，随侍在蒋先生周围，成为蒋的“内卫”；而在最外圈，尚有驻守在四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队，分别戍守在溪口的雪窦寺、白岩庙、东澳、坟庄、武岭学校和丰镐房等据点，形成“外卫”，在这样的层层保护下，蒋介石就在溪口，默默扮演他地下三军统帅的角色。

由于蒋介石当时已经没有总统的名分，他在溪口成立的办公处所，名曰“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当然，我们保护的这位领袖既然已不再是总统，那么，他的侍卫组织自然也不能再称之为“总统府警卫大队”了，于是，俞济时把它改名为溪口总裁办公室的“特务大队”。

这个大队仍维持原先的六个队的编制，队长也和原来一样，第一队队长是黄埔军校十六期的冯孝本；第二队队长是吕其广；第三队队长是毛赵壁；第四队队长是唐茂昊，他们都是黄埔十六期的同学；惟独第六队队长王曜升，是黄埔十七期的。在溪口的五个队长之中，冯孝本、吕其广、唐茂昊三人是蒋介石的小老乡奉化人。因为队伍名称的改变，我们侍卫人员的职衔，也改称为“特务员”。

我是在溪口被分遣到便衣组，担任便衣任务，从这段时间起，我就开始和大队脱离，一直到台湾，我都是被分遣到个别的工作岗位上做事。便衣组自始就直属总裁办公室第八组配属下接受指挥，受到当局相当大的重视，因为我们慢慢接触到更核心的人、事、地、物，所以，保守机密便成为我们最起码的工作原则，我平时就不太爱乱说话，这大概是我能够被挑入便衣组的一个原因。

危急中蒋介石只信赖贴身侍从

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速度，是相当叫人吃惊的，许多国民党要员纷纷找空隙，向台湾“转进”。这时，连蒋介石最亲密的“达令”——宋美龄，在蒋先生下野时，也跑到美国求援去了。不管宋美龄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出国的，也不论他们夫妻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的默契，一向受众人包围的蒋介石，孤零零一个人在溪口沉思对策，满目凄然，不胜感伤。

在太平时期，蒋先生出门，一向是有好几队的卫士和他周围的核心侍从，随侍在侧。但是，自从引退到溪口以后，他每次到各地视察军务，都只带他的一组贴身侍从。有时候，即使我们便衣组这样的“中卫”，都被他摒除在外，可见他那时行踪的保密程度，我们多半是事后才晓得他的行踪。

蒋先生从溪口撤退以后，他的行动路径，大体上是先到上海，再依序是到台湾、广州、重庆、台湾、厦门、台湾。除了台湾以外，有人说，1949年只要是蒋先生去过的地方，没有几天就被共产党占领了，这话虽然听起来像是一句玩笑话，可是在那个危急存亡的关头，听来是多令人感慨而恐惧啊！

特务大队接到上级撤退命令，我们在宁波搭船，先到澎湖上岸，上级要便衣组在澎湖的前日本海军招待所驻防，等蒋先生到来，其他的特务大队人马，则在俞济时的命令下，先到花莲待命，准备随时反攻回去。

在大陆“撤退”时，便衣组的任务是随扈蒋先生，补充侍卫人员勤务之不足，而临时编组成立，只要他有可能去的地方，我们就要在他到达之前先到，布置安全任务。

不久，蒋先生要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临时办公地点的广州，和代总统李宗仁晤谈，上级特地在基隆征用了一艘民船“华联轮”，准备供蒋介石到台湾。为此，上面还在广州为便衣组人员每人订做一套新的中山装，另外也为每人买了一双新皮鞋。

但是，形迹诡异的蒋介石，并没有依计划坐这艘民船撤退到台湾，这艘船又原船开回了台湾。后来我们才知道，蒋先生和李宗仁面谈之后，就直接乘飞机到重庆，离开重庆时情况已相当危急，在紧急状态下他便乘飞机走了。

蒋介石最后一次踏上大陆土地，是去厦门视察，我们便衣组又奉命到厦门鼓浪屿待命，准备他会去那边住上几天，可是，这回我们又是扑了一个空。他在厦门开完干部会议以后，就直接回台湾，厦门随后就被解放军占领。自此，他便从未再回到大陆，蒋介石时代正式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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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太子时代”揭幕

希图于危急存亡之秋在华盛顿抓住一棵稻草，游说杜鲁门政府紧急军援国民党，1948年11月底宋美龄匆匆赴美，却遭冷遇、碰壁；在美国人看来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台湾不久也将不保，援救蒋政权，如同把美元扔进大海。无奈，宋美龄只能默然饮恨，前往对她而言尚属陌生的地方——台湾。

哪里来的苦肉计

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实告诉我们，太子继承大统，总是会有一些血腥事件发生。毕竟，太子有太子的人马，而且，若是太子的权威既经老皇认可，他自然得先做出一番成绩出来，让老皇觉得不负所托，这才有可能让老皇心甘情愿地把天下拱手相让。这不但是人情之自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假设人们不能体认到这一点，而且一贯地抹杀这个必然的话，岂能不自食恶果？

俞济时，这位出身黄埔一期的侍卫人员老长官，就尝到了这个苦果。

以俞济时在蒋介石侍从室的资历和成就，相信就是到了今天，还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

我记得还是在蒋先生引退溪口的那段时日，我在溪口守卫坟庄，每天晚上，总是可以看见个头矮小、穿件长布褂或一套中山服的俞先生，不时独自一人到各处岗哨巡查一圈，要是有人值班时擅离职守或是不负责任，轻者记过扣薪，重者立刻调离，绝不宽贷。

尽管要求严格，平日待便衣人员总是很亲切，从他平日一言一行观察，我觉得他对领袖始终是忠心不二，所作所为，也都是为了替蒋介石尽忠。可是，当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他在侍从室的崇高地位，却因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受到根本的动摇。

特务大队撤台之初，在俞济时的策划指挥下，所有的五个队，有四个队派驻在花莲，俞济时所持的一个理由，是为了随时准备“反攻大陆”，花莲是台湾少数几个比较隐秘的海港，是最适合像特务大队这样的侍卫单位闪电移转防区的港口。

我们便衣组人员，则是直属总裁办公室的第八组管辖，初到台湾，我们驻防在桃园大溪的中山堂。所谓中山堂，其实不过是一间很普通的日式建筑。1949年7月间，蒋介石访问菲律宾，那时他就住在这里。他去菲律宾，还是俞济时带了一小部分资深侍从人员，陪同前去的。

但是，等到蒋经国摆出接班架势时，俞济时仿佛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危境。1950年，蒋经国正在积极筹备政工干部学校，但是，“太子”急需一批马上可以派上用场的人马，他第一个就想到俞济时手下的侍从室年轻人员，这是蒋经国打的如意算盘，他希望把年轻一点的侍从人员，变成干校第一期的学生。因为，这样既不必在人员训练上花太多精力，而且，侍卫人员沉着冷静、见多识广，蒋经国早就希望把这股势力转为自己所用。但他没有想到俞济时一口就回绝了蒋“太子”：“蒋总统的安全最重要，如果侍卫人员给你调去干校当学生受训，那么官邸的安全勤务谁能负责任？”

1955年6月初某个晚上，一个十分离奇的事件发生了。

俞济时晚上在家擦拭自己的佩枪时，突然发生了枪支走火事件，他的大腿被子弹击伤。可是，偏偏第二天上午，在南部有一项由陆军指定单位参加的军事演习，蒋介石要亲自前往校阅，依照惯例，只要是蒋先生在的重要场合，俞济时一定会事必躬亲，亲自前往督导大大小小的警卫安全事宜。然而，他这么一受伤，自然不便前往。

不巧的是，那天夜里，蒋经国的政工特务，却宣称提前破获了一个有军人和外国势力涉及的“叛变”计划，当晚部分演习部队随即被紧急调换。据说，当天演习部队的大炮炮口朝向了司令台，这显然是指“孙立人对领袖图谋不轨”的事实。

就这样，孙立人和他的主要干部被捕，准备接受军事审判。

孙立人案，近年证明是一宗政治冤狱，是有关方面当年蓄意打压这位傲岸不群的少壮将领，至于是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诬陷冤案，有待历史见证。

可是，孙立人和俞济时怎么扯得上关系？不但俞济时自己被弄得一头雾水，连蒋经国自己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俞济时和孙立人是一伙的。可是，演习当天，俞济时没有和往常一样，亲临现场指挥侍卫人员布置安全，就算他和孙立人不是站在一条线上，至少他有可能“知情不报”吧！

就在情报系统这种简单而欠缺证据的推理下，可能蒋经国跑到爸爸那儿，狠狠地参了俞济时一本。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什么时候不好枪支走火，偏偏您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去校阅演习的前夕，发生枪支走火，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打伤了大腿，您看这合情理吗？是不是要借故不到会场，故意使出这样的一计苦肉计？……”

蒋宋夫妇一向对俞济时是深信不疑的，俞济时忠心耿耿跟随他们几十年，牛马驱驰、披星戴月，他们夫妇是有目共睹的。 ［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俞济时这个人在早年就有清廉的美誉，他当过杭州保安司令，那时，地方父老都把他当作是包青天一样看待，还当过八十六军军长。部队驻在寿昌时，家父还为他高堂老母看过病，我记得那时自己还小，父亲在为俞母诊治痊愈后，俞还叫副官送了一把手枪，要给父亲当作纪念品，父亲头一次见到枪，立刻又亲自把那把枪送了回去，从这点可以看出，俞济时是一个强调知恩图报的人。

记得在抗战胜利以后，俞济时时任军务局局长，他刻意培植了一批个子矮小、精明干练的卫士以及少、中尉级青年军官，派到各地战地指挥官的身边，充当蒋介石在各个军事指挥官身边的耳目，只要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青年军官一定向他回报消息，所以，他无异培养了一批军中情报员，专门监视各战地指挥官的忠诚与动向。

当然，从国共战争的结果来看，俞济时这一招并没有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可是，他毕竟强化了国民党部队中的政工力量；然而，他的这个做法，也招致了外人批评的口实，例如说他借此培植自己的势力等等。

凭借着他是蒋先生的黄埔一期学生，而且又是奉化同乡，老先生对他长年的奉献是坚信不移的；在宋美龄方面，俞济时下的功夫也不差，所以，在夫人这边，对俞的信任更有过之，因而，也有人认为俞是“夫人派”的人。

可是，父亲毕竟比较相信自己儿子，何况，蒋介石觉得儿子能够运用自己培植的力量，破获孙立人案，让美国人的阴谋落空，儿子的功劳厥伟，自然对他言听计从、样样应允，其他任何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何况，俞济时那天未到校阅现场，是个不争的事实，一个资深武官竟会在擦枪时走火，这也是教人无法不起疑窦的。

蒋先生的个性就是这样的极端化，他对一个人的好恶是非常分明的，这次的事件以后，俞济时从此逐渐被迫离开了侍从室的核心领导地位，但是，蒋先生还是给他安插了一个上将衔的“国策顾问”，让他至少有一张冷板凳可以坐。

俞济时不再插手侍卫人员的决策之后，官邸的大小事件，就全部由“总统”侍卫长一个人全权负责处理。

当时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当俞济时被蒋介石父子削去权力后，蒋经国有时遇到俞氏，却是神色自若，非常亲切，好像两人之间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蒋经国的城府之深，那时我们总算领略了一二。

三层警卫圈严护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在大溪住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搬到后草山官邸，那里原来是台湾糖业公司的一处招待所；蒋先生很喜欢阳明山的气候和环境，后来，由阳明山管理局在后山公园顶上盖了一幢“中兴宾馆”，等这处簇新的宾馆落成，蒋先生才将“台糖”招待所交还回去，而“中兴宾馆”则成了他的避暑别墅。等到1950年3月1日，他宣布“复行视事”，重新坐上他原本在1949年元月间辞去的“总统”宝座，他便堂而皇之地住进了“总统”士林官邸，开始他在台湾最安逸的26年岁月。

士林官邸，在日本占领时期是一个园艺试验所，“光复”以后，是东南长官公署的一处款待外宾用的招待所，后经几次修建，才有后来的规模。

在建筑形式上，士林官邸是一栋两层楼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但是，它的梁、柱等主要结构部分，则是当时台湾还比较罕见的RC钢骨结构。

为了达到防空隐蔽的目的，官邸外表全部油漆成和附近山色同一色调的灰绿色，不但兼顾了建筑安全，还顾及了官邸隐秘的特性。

在地形上，士林官邸被福山山系整个环抱着，但是，它的腹地却十分空旷，这在军事地形学上来说，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所以，“总统府”方面为了顾及蒋介石和其家族的安全，从蒋先生搬进士林官邸住的第一天起，就计划将这个官邸要塞化。

可是，要塞化毕竟不能在官邸里面搞，怕会影响蒋先生生活。于是，便沿着福山，把整座山作为要塞化的基址，意图把官邸附近地区，部署成固若金汤的陆空防御要塞，同时，在作战紧急时期，就作为三军的作战总指挥所。换言之，只要战争发生的话，蒋介石会被我们这些侍从人员，从士林官邸护送到距离官邸不远的福山指挥部，由他在这个地下建筑工事中，指挥陆海空军作战。

蒋介石住进官邸之后不久，一个装甲兵排进驻了福山山麓。根据当时的研究判断，大陆方面已经拥有最先进的米格喷气战斗机，当局担心大陆方面对台湾实施空降登陆，官邸安全也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这个战车排，基本上是基于反空降的考虑；而为了强化官邸的“外卫”兵力，当局又加派了一个宪兵营，驻扎到福山，后来才由宪兵司令部成立了一个福山指挥部。

在宪兵进驻之前，仅只有我们这些“内卫”人员，负责蒋先生的安全，所以，这也难怪俞济时当初要极力反对蒋经国抽调我们受训的计划。试想，假如我们的人去干校受训了，老先生的“内卫”安全，要去哪里找到既有经验又值得信赖的人接替？当然蒋经国可能也有他的观点和想法，这或许不是我们所能设想的。

继承了在大陆时期的防卫模式，“总统”官邸周围的安全工作，分为内中外三层警卫圈。

除我们内卫人员之外，情报局编制下还有一个特别警卫组——一个外勤组织，在“总统”每次出游前，就已经把行进路线上各种可能的状况，先遣部署，并且做了事前安排；后来还加了一个警官队，强化外卫人力配置。

因此，蒋介石这时的安全防护，简直有如古代的皇帝，真是滴水不入。他一出巡，先是福山指挥部的宪兵派出一个连，全副武装赶到蒋先生预定到达地点，同时，情报局的特别警卫组和警官队人员，和沿线军警配合部署绵密的警戒网，等我们护卫着蒋先生走出官邸大门，所有的军、宪、警安全部署已经完全就位。

我们便衣组，虽名为便衣组，可是，还是有火力配备。我们沿袭了大陆时期的标准配备，便衣人员每人都有一枝卡宾枪，外加两把白朗宁手枪，侍卫人员是两枝手枪，还配备火力强大的重武器，随扈出行时，通常用一只长葫芦状的黑箱子，把长枪装在里面，放在机动车上，遇有紧急情况，才拿出来使用。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按规定穿着中山装，如果随时随地要佩枪，身上总是会鼓起一块，十分不雅，如果再背杆卡宾枪在背后，更不舒服，所以大家并不喜欢，可是在保护“领袖”的大前提之下，大家对这点小事，从来没有任何怨言。

军统、中统臣服蒋经国

在蒋介石复职“总统”不久，蒋经国经过他父亲的授意，开始整合国民党的情报系统。蒋家父子非常清楚，情报组织是一个威权统治的国家不可或缺的控制工具，而且，国民党在大陆之所以垮得那么快，他们父子俩总是认为，如果有一个更有效的情报系统，情况应该不会这么糟。

蒋先生把整个情报系统交给蒋“太子”去领导、控制，可以凸显两种意义：第一，就是把情报系统的权力重新收回来，归蒋家人自己掌控；第二，可以重振情报系统军心。

戴笠搭飞机撞山失事之后，国民党的情报组织马上是一片混乱。戴笠领导军统局时，讲究单线领导，所以，他的意外死亡，军统局内没有人能够立刻接替他的工作。他的继任者毛人凤，以前不过是军统局的主任秘书，他对局内的行政事务虽然是了若指掌，可是，他根本搞不清楚当年戴笠到底布了哪些线在大陆各地，因而，毛人凤接掌军统局的时候，军统局已经失去许多原有的情报线民。然而，时值国共内战方酣之际，整个军统局有如一群无头苍蝇，根本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据说，当时惟一比较清楚戴笠单线领导内情的人，只有一个毛森，可是，偏偏毛森拒绝来台湾，后来听说他跑到国外，靠贩卖情报给老美，当起寓公来了。对中共的情报作战，会一败涂地，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蒋介石不愿见到昔日的军统局今天完全溃散，所以，他急需在最短时间内，将这股已经分散的力量重新加以凝聚。

新人新气象，“八胜园”就是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诞生的。

“八胜园”是以坐落地点的一幢日本平房为名字的神秘的情报单位，其实就是现在的台湾“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当时，是以“总统府”资料室的名义成立的一个神秘单位，作为当年蒋“太子”大刀阔斧整顿情报系统的司令部。

蒋经国这个人做事有一个特性，就是永远是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究竟是在想些什么花样。

蒋经国在阳明山通往北投的公路尽头处，找到一处有高墙环绕的大幢日式别墅，然后由“总统府”征收以后，作为他的指挥部。这幢房子名叫“八胜园”，寓意“八方胜利”。

这个办公室成立不久，我和其他四个便衣，就被上级从士林官邸调到“八胜园”执行勤务。

我们去“八胜园”时，这个单位刚刚成立，因为上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新单位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部门，一直到自己去那里报到，工作了好几天，才慢慢清楚“八胜园”的内情。

表面上，“八胜园”的主任是张师，但是，实际幕后操纵且握有实权的，则是蒋经国。在蒋“太子”的号召下，不论是军统出身或是中统出身的情报头子，全部汇集在“八胜园”；我就亲眼看到不少当时“国防部”第二厅，也就是“情报次长室”的一些上校处长级老情报员，以及老军统出身的一些“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要人，三天两头地往“八胜园”跑。这些人当时不过三四十岁，但是，一来就是神秘兮兮的，不是开会，就是三五成群在讨论什么神秘的事情。其实，说穿了，无非是在研究如何整合涣散的情报系统，能够在蒋经国的领导下，万法归宗，融合为一。

另一方面，来台之初，蒋介石要国民党“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蒋经国也把原来国民党所属的中统系统，纳入“八胜园”的情报组织整合范围，例如张炎元、叶翔之，以及原属军统后来调任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唐纵等人，这些人和军统系统的郑介民等人一样，对蒋“太子”的招安，可说完全臣服其下，没有吭过一声。这些人相当清楚，蒋经国是代表其父在做情报系统的重整工作，更何况，从蒋经国积极参与党的“改造”，并且把CC系统逐出权力核心，已经能够说明，蒋介石是要把领导班子的棒子交给蒋“太子”。

美台情报大本营：西方公司

“八胜园”原先就有寓意汇集八方志士、战胜中共的意思在里面，可是，情报工作并不是光凭借着意志力就可以所向披靡的。

50年代初，当局对大陆不断派遣谍报人员，并且经常空投给养。为了维系这个艰难的工作，情报系统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在台北近郊的淡水开设了一个训练班，专门培训各种敌后专业谍报人员。

这些受训学员，主要来自各个部队的优秀人员，在淡水受短期训练之后，“国防部”就把他们的兵籍资料全部注销，然后以空投或是海上登陆的方式，把他们送到大陆。

这些人在出发以前，照例要由蒋介石亲自接见，然后，上级特准他们一个星期的休假，让他们吃喝玩乐轻松一段时间，再送他们上路。

中共自建党开始就注重谍报工作，他们统一大陆以后，实施严格的户口和民防管制措施，加上遍布全大陆的情报网，任何企图渗透进入大陆的外地人，几乎很难逃过大陆的安全系统，所以早期进入大陆的台湾情报人员，不是被捕，就是不敢轻举妄动，形同死棋一颗。

我在便衣组的一位同仁郑君，浙江人，他就是被派到“安全局”电信班受训，受完训，不久就去大陆执行任务，可是一直没有他的一点消息。我们后来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听说，他虽然没有被大陆方面逮捕，可是始终没有机会把情报发回台湾，等于和“安全局”失去了联系，可见大陆的严密控制是滴水不漏的。

有关方面清楚，光是我们自力更生，不是办法，于是想到与美国合作，利用美方的经验与资源。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台湾当局和美国政府合作成立的“西方公司”，便是为了搞情报合作而成立的一个“公司”。美其名为“公司”，其实内行人都知道那家“公司”，不过是美国CIA(中央情报局)的台湾分公司罢了。

在蒋“太子”的登高一呼之下，国民党的情报系统终于全部臣服于蒋经国的威权下。尽管，这些分别属于党、政、军系统的情报单位，较过去更为叠床架屋，但是，只要它们归附在蒋经国的统领下，叠床架屋反而更能凸显蒋经国一人独治的无上权力，也更可以鲜明地预示蒋“太子”的时代，已经悄悄降临。

长安东路十八号

1950年年初，一通电话打到草山官邸，要官邸支援四个便衣人员，到长安东路18号报到。我起先并不知道长安东路18号是个什么地方，只知道蒋经国前一天正式从台中搬来台北了。随后，我匆匆收拾一些简单的行囊，奉命和其他三位到指定地点报到。

长安东路18号，可以说是蒋经国来台以后的第一个官舍。早先，院内那栋日式房舍，不过是华南银行董事长的宿舍，后来，“总统府”通知华行，说这栋房子“总统府”要征用，就这样直接拨给蒋经国一家人住。日本占领时期，台北市的一条通到十条通，可以说是日本高级官员的豪华住宅区，即使到了光复以后，这一带还是很优雅的高级住宅区。

蒋宅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印象中，大概也有个几百坪的光景，房子的部分倒是没有多大，建筑是日式平房，整体结构呈一个“L”型；除了厨房、餐厅，共有四间卧房，蒋经国夫妇住一间大间的，其他三间则是孝文、孝章兄妹各一间，孝武、孝勇兄弟合住一间；另外，像在蒋家当厨师的蒋经国的堂兄蒋永发、管家汪妈、孝勇的护士奶妈，都在旁边角落有各自的小房间，而我们便衣人员则住在前院汽车间前面的小房子。所以，大体上说起来，蒋经国一家六口，加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住在长安东路18号，还算是很宽敞的。

刚刚搬进长安东路，蒋经国的经济情况相当拮据。最早，他还没有什么正式的官位，所以，谈不上什么收入。有好一段日子，蒋介石必须按月给蒋经国5000元台币，逢年过节还要加些补贴，才可以帮儿子度过一段没有薪给的日子。后来，蒋“太子”当了“政治部”主任，又是“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收人便逐步丰厚起来，但是，基本上蒋经国家里一直是相当俭朴的，这一点，我们侍卫人员都有目共睹。

就以那时蒋经国家里的早餐来说，餐桌上经常是一锅泡饭，菜也就是一块豆腐乳、一碟花生米、两片咸鸭蛋，平时，经常是煮锅罗宋汤，一吃就是好几天。穿衣服，蒋经国更是节俭，早年连一套西装都舍不得做，常见他穿的几条裤子都是他穿了好几年的旧裤子，我跟随他多年，坦白地说，蒋经国在清廉自持上，是绝对没有话说的。那时，他的太太蒋方良，生活也是过得非常简单，到蒋经国有了官职，她才偶尔到台北衡阳街的绸布庄去买些布料，做些衣服给自己和家人穿，有空闲的时候，她还会去看场电影，全家上上小馆子，至于外面有人说她喜欢打几圈家庭麻将，则完全是子虚乌有，至少我们从来没看过，也没听说过。

日常上班，蒋经国是坐一部1947年产的美国别克汽车，司机是从空军总部调来的李士官。蒋方良的座车是一辆英国奥斯汀小车，司机是从“安全局”借调来的邬先生。

我们四个便衣卫士刚到长安东路蒋宅时，蒋经国的四个小孩中，孝文插班到淡水的私立淡江中学，念初中部，平时住校，要到星期六才由我们派车把他从学校接回来；老二孝章当时念小学，孝武不过三四岁光景，而老么孝勇才一岁左右，刚刚在学走路，两个小男孩特别调皮可爱，我们几个卫士也蛮欢喜逗弄他们兄弟玩的。

除了三男一女以外，蒋经国和蒋方良夫妇还认养了一名义子，名叫邱明山。他和孝文是同年的，最早两人一起上淡江中学，也由我们侍卫人员和司机老李负责接送。如果两人一起在外闹事，邱明山总是代孝文受过。中学毕业以后，邱明山考上基隆海专，第一次结婚的时候，还是蒋经国夫妇证婚的。邱明山因为蒋经国的关系，曾在“辅导会”做过事情，后来听说因为交了坏朋友，并且犯罪坐牢，蒋经国对他非常不谅解，宣布和他脱离关系，连户籍也被从蒋家注销。因为邱明山这个人经常觉得自己身分低微，跟蒋家保持距离，不愿过分接近，虽然名义上是蒋经国的义子，可是他却很少踏进蒋经国家的客厅，多半时间反而是窝在我们卫士值班室，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之后，我们也不知道邱某究竟流落何方去了。

蒋公馆的生活基本上过得十分平静，最早，常常到蒋家做客的，包括时任“空军总司令”的王叔铭、“八胜园”的主任张师、“国大”代表严灵峰、“立法委员”王新衡等人，这些人多半是蒋经国到俄国读书时的同学，或者是那个时期的旧识；太太们则有明星花露水公司的老板娘(名字记不起来了)、王叔铭的太太、以后当了“辅导会”主任委员的赵聚钰的太太、“空军情报署”衣复恩的太太，这些官夫人经常会来蒋家看看方良女士，大抵都属于谈天联谊性质。

若干年后，蒋经国平步青云，官愈做愈大，常来官邸看蒋经国的朋友，反而为了避嫌，除了少数几位挚友，多半减少了往来的次数，蒋经国的朋友也逐日减少。

到蒋经国长安东路官邸不过一年光景，却因为一件意外的事件，使我们被迫提早调离了蒋经国的家。

在经国先生家服勤，我们的惯例是平均每两个小时值班人员要在四周巡逻一遍，平时大家都保持很高的警觉。但是，四条通一带，治安一向很好，日子一久有的同仁就逐渐松散下来。有一天夜里，轮到某位同仁值班，他可能一时失神，不知不觉睡着了，结果，有个大胆的小偷，竟然破坏了木条做的外篱，侵入官邸行窃，这个胆大包天的窃贼，居然偷走了蒋经国女儿孝章的进口菲利普牌自行车，然后又把官邸厨房挂的一根火腿偷走，还顺手牵羊拿走我们侍卫人员的皮鞋。

等到第二天，家人发现再向蒋经国报告，他不禁火冒三丈、大发雷霆，要把我们四个人立刻撤换，这时我才领略到别人犯错自己却跟着“连坐”的滋味，但是基于同事之谊，我们又不便责备那个值班打瞌睡的同事。

官邸窃案，让管区派出所大为紧张，一阵忙乱之后，警察终于逮到小偷，但我们已经调回士林官邸，接受新的任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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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走进蒋介石的世界

1954年春天，“总统府”三局局长施觉民，打电话到官邸给侍卫长，表示“总统府”缺一名内勤工作人员，希望官邸能够审查派遣适当人选去递补。在没有人愿意前去的情形下，上面觉得我的可信度比较高，在几位长官商量以后，我被通知立刻到“总统府”办理到职手续。就这样，我开始真正到蒋介石身边服务，也真正亲身体会到老先生处理政务的执著精神，因缘际会，我也正式走入蒋介石的世界。

喜欢玩弄文字游戏的“总统”

我记得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讲过一句名言：“在佣人的眼里，即使伟人也变成了凡人。”

这一生，我服侍蒋介石父子三十余年，我也有和希特勒说的这句话一样的感受，即使今天的政治环境已经大变，对老先生，我却有一份难以名状的敬畏之情。

尽管老先生只受过私塾的教育，后来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外表上感觉起来他不像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可是他的汉学造诣很扎实，从我第一天踏入“总统府”，到他的身边供职，我就觉得老先生是位感情细腻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玩弄文字游戏的人，只要有什么大的庆典，需要有一篇什么训词的文稿，要以他的名义或者声音发布时，这就是他最重视的时刻，修改文稿一句一字从不马虎，斟酌得特别留神，甚至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通常，比较重要的文告稿子，是由他本人当面口述大意，秘书秦孝仪则在一旁笔记下来，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先给秘书长张群看过以后，马上就送到老先生面前，再给他过目。

蒋介石像是中学老师似的，一篇文稿在他手中总要看上几天，经常一有空就会拿起他手边的红蓝铅笔，把秘书秦孝仪起草、秘书长张群核定的文告稿子，左涂右抹、上圈下勾，折腾个老半天，字句斟酌，反复思索。有时秦秘书会笔直地站在一边，等待老先生最后文章的定稿。秦孝仪为了一篇文告，经常必须连夜加班，只要老先生要发表的文告他本人没有看完，秦孝仪就不敢离开秘书室半步。

有时候，老先生临时想到文告里边有个字，似乎用得不太妥，他常常会叫秦孝仪再把原稿拿回修改或从印刷厂内抽回来，等他认为改得差不多了，最后核定无误才交代拿去印刷装册，秦孝仪就匆匆拿着最后的定稿，交当局的印制厂，告诉那边的负责人说，你们印吧，明天一大早要用的，然后才敢开动机器印刷文告或读训。

处理公文信牍或是看书圈点眉批，他都从来不用圆珠笔，写日记也是如此，不是用毛笔就是用红蓝铅笔。

蒋介石开会要戴两副眼镜

当官的人都喜爱开会，因为可以一显官威；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究竟爱不爱开会，可是，至少我调到“总统府”做内勤勤务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由他亲自主持的会。

50年代到60年代，是老先生精神正好的阶段，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可以说无日无会，星期一是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的预备会议，星期三是中常会正式会议，而星期二、四、五分别有宣传会议、财经会议、军事会议等，都由他亲自主持。

我在担任内勤工作时，就听说老先生在抗战时期，主持开会所发生的一些传说。比如，他经常在开会的时候，因为高级将领稍有不逊，他就火冒三丈、大发雷霆，有时候就当着众人的面，疾言厉色地羞辱与会的将领。那时，老先生毕竟年轻气盛，但是，被他重责的将领在气愤之余，便兴起叛离之心，有不少名将便是在气不过的情况下，跑去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到了台湾以后，蒋先生毕竟是年纪大了，火气没从前那么大，所以，他主持开会，再也不曾听说什么大发脾气的事情。

尽管如此，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老先生刚烈的个性，基本上还是无法改变的。

蒋介石开会时，最重视的是干部有没有专心听训。所谓听训，就是听“总统”的训词，也就是老先生自己的训词笔记。只要开会读训时，有人胆敢打瞌睡，被他亲眼看到，那一定少不了有一顿胡子好刮。每次开会，他总是不忘记带两副眼镜，一副是老花镜，另外一副是看远的眼镜。干部读训时，他常常是一边看训词，一边用他炯炯有神的双眼，对着台下众将官的脸庞搜寻，看看究竟有没有人趁着读训时，偷懒睡觉，假使有人打瞌睡，他是绝对不会宽纵的，一定在会议做结论时，当众批评这个人，所以日子久了，再也没人敢打瞌睡。

愈是重大庆典，老先生愈是重视。重视宦途、爱惜羽毛的军人，岂敢再去梦周公？

大多数人都以为老先生开会，必然都是谈一些国家大事，其实有时未必尽然。

我记得是老先生的幺孙子孝勇，升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老先生见到孝勇怎么会剃个大光头，就问孝勇：“这是怎么回事？”孝勇十分吃惊地说：“阿爷，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师叫我们大家要理‘中正头’，就是要理光头的意思，好像全台湾中学生都是理这种头！”据说，老先生听了之后，有些不高兴。他不高兴的原因，除了心痛孙子理光头之外，他也对外人对他的“光头”的误解感到不悦。

我们因为跟随他时间久了，知道他既不是光头，也不是秃头，而是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细，只要长得长一点，他就会叫专属理发师为他修剪，一般人远看根本看不出他头顶还有“一层”细发。当然，教育界人士大概是要讨好巴结上面的人，故意创出一个什么“中正头”的名词，结果倒霉的却是一般无辜的莘莘学子，既不雅观，又对头部保护不利。

不久，蒋介石就在一次会议场合，相当直率地讲出他反对中学生剃光头的看法，他说：“你们很多人误会我是一个秃头或是理的光头，其实我是有头发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我认为办教育的，要中学生理光头是不对的……”本来主张让学生剃光头，显示全民“拥护领袖”的“教育部”官员，这下子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好不尴尬。

蒋介石的用人哲学：察言观色

文告上的字斟句酌，让人直觉蒋介石是一位十分守旧的人；而他在接见文武官员时，更有一套他自己立下的成规。

大部分蒋介石要召见的人，多是最近要调动职务的高级文武官员。召见前几天，“总统府三局”的主管人员，早就把公文准备妥当。比如说，某单位要晋升一位首长，但有好几位适当人选，通常有关单位会在众多人选中，选出二至三个，呈报“总统府”，然后，由“总统府三局”安排“总统”接见这两三位候选人员的时间。在召见当天，三局交际科人员就用毛笔写好一张大签呈给“总统”。在“总统”上班前，一大早就交由我把这份公文摆在“总统”的大办公桌上，在“总统”抵达办公室之前，预备接见的人员，早已经由交际科人员带领到“总统府”会客室等候。

一等蒋介石来上班，并且在办公室坐定，打开有关的人事档案签呈(上面记载了今天要召见官员的相关资料)。这时，“总统府”武官知道，“总统”已经把被召见人的相关资料过目一遍，知道“总统”想要召见今天约定的人员了，就放开嗓门唱名，将在会客室等候的待召见人员一一领进办公室。这时，蒋先生通常是神闲气定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后方，静待被召见人员进办公室，一旁的秘书秦孝仪、侍卫长二人也站在一边陪见。

有的人因为是第一次被老先生亲自召见，加上老先生有种不必造作就会自然流露出来的棣棣威仪，被召见人员有的会一时紧张，经常发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

“总统”的办公室入口处，有一道矮门槛，高度约一寸左右，有的被召见人员心里七上八下，而老先生的办公桌就位于大门进去的正前方，有的人一见老先生就坐在正对面，双脚一时不听使唤，不小心踢到门槛，用力过猛，当场就扑跌在老先生面前。

老先生通常会和被召见人员闲谈家常一番，例如他会问人家你贵庚啊？你宝眷啊？平时读什么书啊？有的被召见人员，不习惯老先生的口音，或者听不懂什么叫“宝眷”，愣在那儿答不出来，那就会影响他自己的成绩和晋升的机会。有的人比较清楚老先生的个性，当他问起你平时看些什么书的时候，受召人倒不一定要说在读什么了不起的世界名著，只要说我最近在研读“领袖训词”，老先生便连连夸赞“好，好，很好”，此人已然成功了一半。

尽管蒋介石接见这些文武官员时，总是脸色严肃、表情慎重，但是什么贵庚、宝眷、看什么书的问题，几乎是任何人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至于一些别的问题，当然会小有差异，所以，当前面被召见人员先出来时，后面在等候的被召见人员就会很紧张地上前打听，究竟“领袖”适才都问了哪些事情啊？

因为，老先生召见人，通常不过是三五分钟的时间，他喜欢从一个人的长相、气度、神态和答话内容上，去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赋予重任。所以，假如一个人平时表现再怎么出色，可是假如当天晋见时，表现失态，老先生拿红铅笔在别人的名字上打一个大圈，那他就前功尽弃了。

所谓察言观色，老先生对这套传统的用人哲学，似乎特别重视。

越被蒋介石骂得凶越没事

侍卫圈子流传着许多关于蒋介石责打部属的传闻，一个在我们这个圈子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抗战时期，蒋介石用他的拐杖，敲打一位“卫兵头”的往事。在他的眼里，所谓长官，不过就是个管卫兵的头头，因而他一向叫他们“卫兵头”。

对他比较熟悉的部下，他要是恼火至极，他会大声吼道：“我要杀你的头！”抗战时期，他生气透顶时，会用宁波话骂道：“娘西皮！”这句话实在是一句非常粗鄙的农村俚语，意义比国骂“他妈的”还要难听。后来，他大概是年纪的关系，我们再也没听过他骂这句粗话，如果生气的时候，顶多骂一句“岂有此理”，比较生气时，会骂声“混账”，再生气一点就会骂“混账极了”，再加上一句吓唬人的“我要枪毙你”，不过这都是对比较熟悉的部属才会这样骂法。骂归骂，但从来没有侍从人员真的被他砍头或者枪毙的，也许，这些话，都是以前他年轻带兵时，遗留下来的一些口头禅吧！

对蒋介石的脾气摸得比较清楚的人都知道，愈是被他骂得凶，愈是没事，如果他一旦骂都懒

得骂的时候，表示他对那人已经死了心，根本不想再在面前看到他了，这时也是那人准备卷铺盖滚蛋的时候。

到台湾，老先生最生气的一次，大概是1957年5月24日，台北发生“刘自然案”的那一次。

刘自然因为偷窥一位美军士官的太太洗澡，被老美误以为是歹徒入侵，用手枪当场击毙。因为刘妻对美军的判决不满，就在1957年5月24日那天，跑到当时台北北门的美国大使馆静坐抗议。引起围观人群的极大同情，一时气愤，便和军警发生冲突，后来演变成反美暴动事件，不但市区路上的白种人全部惨遭“修理”，美国“大使馆”的美国国旗也被人扯了下来，台北中山堂对面的美国新闻处被愤怒的人群打得一片狼藉，马路上的车辆被人一辆接着一辆推翻、砸毁，民众情绪被此一事件鼓动起来，许多人都想借此一泄怨气，所以，演变成自从“二二八事件”以来，当年台北最严重的一次群众暴动事件。

蒋介石据报后，真是怒不可遏，立刻召来台北当时的卫戍司令黄珍吾，把他叫到官邸召见垂询。等黄某胆战心惊地匆匆赶到，蒋先生拿起他的拐杖，狠狠地往茶几上敲了好几下，责骂黄司令，你这个卫戍司令是怎么干的？会发生这等大事，为什么不懂得平抑民众情绪，让老百姓聚集、闹事，而且更得罪了美国人，这事情该怎么善了？

黄珍吾是蒋介石黄埔的学生，他很清楚校长的个性，所以一个劲地拼命说，是！是！全部是我的错！后来，他果然没事，反而那时的警务处长和宪兵司令，全部被撤换，而黄司令则照样做他的太平官。

蒋介石以客为尊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最怕台湾变得孤立无援，所以一有外国元首来台湾访问，即使把上上下下搞得天翻地覆，也务必要让外宾心旷神怡。

1960年6月1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访。艾氏来台前的一两个星期，国民党政府上下无不慎重其事，希望把接待工作做到尽善尽美，而老先生更对艾氏的来访寄予厚望。因为，老先生希望和美国保持更紧密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他“反攻大陆”的梦想。他非常清楚，以“国民政府”本身的力量，想要独力反攻，实际上存在着太多的阻力和困难，除非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美国政府支持他的“反攻大陆”计划，否则，他心中的梦想将永远仅是空中楼阁。在另一方面，老先生也有意借着艾氏的访问台湾，给北京的毛泽东看看，让中共清楚，不要再兴起攻台的任何念头，否则，背后的美国人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对艾氏的访台，已经把它列为那两三年里，顶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很清楚艾氏来访的意义，所以，在做一些准备工作时，当然格外用心。

在“总统府”装设空调，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平日，蒋先生是从不用空调的，因为他相信吹冷气会得风湿病，他是个相当重视保养身体的人，因而始终反对在他的办公室装设空调机，况且那时台湾还不会制造空调机，以他向来俭省的性格，他没事的话亦绝对不会主动要装空调。不用空调，他也不习惯吹电扇，连他的办公室原本有的吊扇，也不常使用，即使大热天也只开靠大门口的吊扇祛暑，他喜欢电扇从侧面吹，他怕电扇的风会让他的头难受，因为，他的头发一向很短，如果吹了风，头会觉得不舒服。

既不吹冷气、又不吹电扇，老先生夏天又怕热，在官邸平常吃饭的时候，我们侍卫人员就要像古时候的婢女或者太监一样，站在他的身后替他打扇子，这个扇子的用料和质量质料，他还特别考究，要专人到香港去买大陆产制的蒲叶扇，每当夏季气温上升、酷暑难当的时节，老先生的身后一定有副官人员，专门为他扬风祛暑。

可是，现在美国的总统要来，总不能再派个人，跑到老美的身后，像是伺候皇帝似的，也为美国总统扇扇子；所以，在艾森豪威尔来访的6月天，也只有在“总统府”的会客室和办公室加班加点装设空调冷气了。

50年代，台湾的公家单位只有“空军总部情报署”这些和外国人经常接触的单位，少数几个办公地点有空调设备。

为此，“总统府”特地向“空军总部”先“借”了两台美制约克牌空调，十万火急地派了技工，加上我们这些临时工，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夜以继日，才在艾氏来台之前，顺利完工。

还有一次是伊朗国王巴列维访台，蒋介石对于接待工作的亲自参与，更使我感动万分。

那是1958年的5月14日，在巴氏到台湾的前几天，老先生夫妇有天晚上近10点钟光景，突然驾临“总统府”，侍卫人员找我打开办公室及会客室的门，让他看看室内布置情形，可见他的重视。我那时还是个单身汉，所以整个时间都待在府内，特别是有重要勤务，我是更不放心太早离开岗位。当蒋宋夫妇驱车前来时，“总统府”值班的人真是紧张到了极点，惟恐我要是不在的话，老先生看不到现场，肯定相当恼火。

可是，等老先生到了介寿馆，有关人员赫然发现我还留守府内工作，个个都松了一口气；而我见到蒋介石及夫人，只为了亲自视察会场布置工作，还特地在夜里轻车简从跑这一趟，更使我对他们的精神折服。我还记得，那一回，夫人宋美龄还把她的国画画作，选了好多幅送到“总统府”会客室及“总统办公室”布置，使空间显得不那么单调。

老先生那次看了我们的准备工作，显得十分满意，一面看一面点头称许。后来，“总统府”三局局长刘牧群曾亲口夸赞过我：“只要有翁元在，总统办公室一年365天都不用去看。”

发红包用蒋介石自己的钱

蒋介石对待我们，始终像是长辈待晚辈那样的亲切，我们犯错就当面指点，从来没见过他发什么脾气。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他有一年，亲自拿红包犒赏我的时候，真是让我感动得眼泪都差点夺眶而出。

那次，我在“总统府”老先生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待命，忽然听见侍卫官叫我，说“总统”叫我进去。起先我是一愣，以为有什么事情，我毫不迟疑走进办公室，一眼看见他正打开自己的皮包，数着一叠崭新的10元新钞，那是当时面额最大的钞票，他轻轻叫了我一声，我走到距他的办公桌前方数步远的地方，笔直站在他那儿，老先生以一种很慈祥的口气开口了：“翁元！这是我给你的奖赏，你要好好地用，不要浪费！”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沓鲜红的10元纸钞，递到我的手上。我赶紧用双手接过来。

那时，我真是感动莫名，只一个劲地说：“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我自己很清楚，在当时台湾财力拮据的情况下，在五六十年代，100元对一个普通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那时，其他的侍卫人员都是“总统”按造册发给的，但我是“总统”办公室内勤人员，是“总统府”第三局的公务员，尚未编列“总统”侍卫人员名册之中，只是所服任务与侍卫相关，所以，必须动用他自己的钱来发给我，尽管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老先生每次都记得清清楚楚，从来不会遗忘。

照他的惯例，侍卫官每年三节犒赏是给300元台币，侍卫每人给150元，我是内勤人员，因工作性质不同，每逢年节日当面犒赏100元奖励，真是一种殊荣。

记得有一次，他正在数钞票，数着数着，怎么多了一张？他又从那叠原本要给我的新钞中，抽回了一张，刚好是10张10元纸钞。由此可见，老先生对于用钱是那样的谨慎，这和他节俭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些小地方看得出，老先生在许多方面，还是保有中国传统的那种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美德。

“八二三炮战”蒋介石逃过一劫

1958年8月24日，那天恰巧是星期天。一大早，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又和往常一样，在“总统办公室”把惯常的公务做完，然后就到隔邻的“参谋总长办公室”，找王叔铭“总长”的幕僚翁显梁中校聊天。聊天正聊到兴头上，忽然，翁中校接到一封特急电，上面赫然写着金门爆发了大规模的炮战，金门在前一晚上竟然被解放军轰击了几十万发炮弹，翁显梁马上打电话向“总长”王叔铭报告，然后再由王“总长”向“总统”报告。

我们乍听之下，真是紧张万分，海峡两岸当时固然零星战火频仍，可是，像这样一个晚上就打过来几十万发炮弹的情况，不但金门从来未有，就是整个国共战史，甚至整个世界战史，都是闻所未闻的。

当时，我心里就有一种感觉，怎么会那么巧，前几天，老先生才刚去视察过金门，23日当天，“国防部长”俞大维刚去金门视察防务，不知是不是中共方面误把俞大维去金门的情报当作是老先生去金门？还是纯属巧合？总之，老先生这一次算是化险为夷，逃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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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在蒋介石身边

在台湾岛内，蒋介石是绝对的政治强人，蒋的政治敌人根本无法在“复兴基地”立足，而在“保卫台湾，反攻大陆”的金字招牌下，蒋一直握着绝对的统治权。1966年3月，蒋介石以80岁高龄连任“中华民国”第四任“总统”。不久，我离开“总统府”，就“总统”贴身副官职。

官邸空降部队

会成为蒋介石的贴身侍从副官，实在是在我的意料之外。事实上，我在“总统府”担任内勤，严格讲起来，不但工作轻松，而且下午的时间几乎都可以自己自由支配，无牵无挂，也不受任何的限制。只要把“总统”办公室的环境弄好了，没有人会管我到底平时在干什么。

1961年以前，我尚未结婚时，就住在“总统府”办公室内，结婚以后，下了班就回家，和太太在一起享受家庭乐趣，所以，当我最初接到要我立刻到“总统”官邸报到的命令，心中真是有一百个不情愿。可是，我毕竟受过长期的侍卫训练，自己很清楚，我一旦做了侍卫，就得认命，“总统”一句话，即使是再辛苦的任务，我还是得去复命。

记得我们刚入伍当卫士的时候，上面发给我们一篇“侍从人员训条”，里面有一段话，我到现在还没忘掉：“古人教养子弟门人，先令其学习洒扫应对、进退，再进而讲习养心修身，所谓礼义廉耻之道。今之侍从人员即古之弟子门人也，若不自重自治刻苦耐劳，敬事慎言，则下惟其本身无成，即为其师长者，亦必受其影响，甚至左右不良，以致身败名裂，比比皆然……”那句“今之侍从人员即古之弟子门人也”，可以看出蒋先生是如何看待侍卫人员了。

为什么蒋介石会挑选我作为他的贴身副官，这是我后来进入官邸真正到蒋介石身边服务后，才知道整个的内情。

那是1966年间的事，有一天下午，老先生有位贴身副官觉得非常疲累，就告诉侍卫官，说他想去仓库稍微睡一下，如果有什么事，请侍卫官叫醒他，结果，那位侍卫官忘了叫醒他，老先生下午想要洗澡，就在楼上打铃叫人，结果怎么叫也没人回应，他气得不得了，想起这个贴身副官平日就小过不断，一气之下，就把这个副官调回“总统府”，当一般行政人员任用。可是，“总统”官邸不能一日无人，而且少了一个贴身副官，轮值就十分吃力，内务科的科长陈杏奎，就找了一个浙江籍的便衣卫士去递补空缺，然而，这位新副官并不得“总统”的欢心，老先生就把主意打到我的身上。

有一日，蒋介石午后外出兜风，在车上他突然心血来潮，问起他的座车侍卫官季峻宫：“在总统府服内勤的那个小的叫什么名字？”季峻宫不知道“总统”为什么会问起我，但却毫不迟疑地答复：“他叫翁元。”蒋先生点点头，并没有再说什么。

等新副官来了几天后，记得是1966年的7月7日，蒋介石要内务科长陈杏奎，打电话给“总统府”庶务科长蒋孝杰，命令我立刻于当天上午，到阳明山官邸报到(每年蒋介石都在阳明山官邸避暑)，而且连车子都已经派好，上午就会来接人。刚接到蒋孝杰口头下达的调职令，自己真是有些莫名其妙，还不太相信，可是，我又岂有不去的权利，就这样，开始了我20年真正在蒋介石父子身边，担任有如古代帝王身边内侍角色的贴身副官生涯。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年的7月7日是个星期三，照例那天开国民党中常会。上午10时左右，我被送往阳明山官邸，我向官邸内务科长陈杏奎报到。陈杏奎说，老先生回来后带我去晋见他，中午待老先生回到官邸，我就跟着他，一起走进官邸的书房。那时，老先生正在书房坐着休息，陈杏奎过去报告：“先生，翁元来了！”老先生看了我一眼，很随和地说：“好！好！那就开始工作吧！”说完，我们就立刻退了出来，就这样，我正式成为官邸内务科的成员，正式加入“总统”贴身副官的行列。

赶鸭子上架

从我正式成为贴身副官的一分子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在官邸这样一个重视派系和关系的“大内”深宫，以我一个这样被“总统”直接“空降”而来的人而言，要能够生存下去，的确是十分不容易的，除非我真的拿出一些本事和能耐出来。

早在我担任便衣卫士和“总统府”内勤工作时，我就多多少少听过一些关于官邸内务科人员派系的传说，但是，那时毕竟没有实际的接触，只知道在官邸内部，内务科他们那群人，分为“夫人派”和“先生派”。两个人有各自的贴身副官和服侍的人马，分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这两个系统里面的人，要想在官邸内务科占有一席之地，实在是谈何容易。

对我做的陌生工作，有关人士根本不闻不问，也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什么事该怎么做，有时候我主动问他们资深的副官，那件事情该如何做法，可是得到的答复竟然是：“就是这样做嘛！”却从来没有人指点我要怎么“这样做”。

然而，我原本那种不服输的个性解救了自己，我那时曾经这样想着：既然“总统”这样欣赏我，这样肯定我的能力和工作精神，而且是他主动提起我的名字，这是一种信任。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在想，虽然我在副官这个圈子现在还是外行，可是，这不外是做侍役的工作，并没有什么特别困难奥妙的地方，又何必那样神秘兮兮的呢？

我开始认真地私下观察老副官们的一举一动，哪怕是任何一个细微的小动作，我都毫不遗漏地看个仔细。譬如说，老先生吃饭时，哪些东西是必备的？碗、筷、杯、盘和各式餐具是怎么摆的？他最喜欢吃哪些东西？他的生活习惯有哪些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我都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地看在眼里，然后以当时还年轻的记忆力，强迫自己一项一项地记下来，一点也不马虎。

我心想，只要我这样好好学上一阵子，看还会有谁来排挤我。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考验，很快降临到我的面前，“总统”要出游度假，轮到我要服侍他了！

大概是那年的7月13日或是14日的样子，反正是我去官邸报到大约一个星期左右，老先生要去花莲度假，他带着我们所有的侍卫人员，一起搭乘“总统”专用座机，飞到花莲，住进他最喜欢去的花莲文山招待所。第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是到了花莲的第二天，和我一起的正班副官钱如标，突然临时罹患感冒，他还跑到“总统”医官熊丸、陈耀翰那里求诊，医官听他说自己伤风了，怕他就在老先生身边，把感冒传染给老先生，这个责任可担待不起，所以，就叫钱如标远离老先生，让他好好休息，等感冒好了再上班。

钱如标一生病，我们的人手马上就明显不足，可是，服侍老先生不是说没有人就可以停顿片刻的，所以，尚在“见习”阶段的我，到任不满一个星期，上面就交代我，去接替工作空缺。于是，我慢慢开始融入老先生的日常生活当中，逐渐从他的日常生活习惯，慢慢摸索，并且成为最熟练的一位贴身副官。

帮蒋介石洗澡必须服装整齐

我在前面曾经引用过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的一句话：“在佣人的眼里，即使伟人也变成了凡人。”在我成为蒋介石贴身副官之后，我开始服膺这句话的道理，我也经常在想，一个伟人的妻子，恐怕也不可能像丈夫的佣人那样了解她丈夫的身体吧？

在花莲文山招待所，我提前结束见习，直接为蒋介石服务，接着所有老先生的日常生活细节，我都必须在那段时间内，学会如何服侍的窍门，当然包括了为他洗澡在内。

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帮人洗过澡，更遑论替“一国领袖”做洗澡的服务，开始时，真教我精神紧张、如临深渊。

帮蒋介石洗澡，学问很大，老先生毕竟是在日本当过兵的军人，对于下属的衣着，即使是我们帮他洗澡，他还是很在意我们是不是服装整齐。所以，在帮他洗澡时，允许我们可以脱去中山装上衣，上身穿着衬衫不必打领带，下身则穿着一般的长裤，天热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袖子卷起来。

老先生习惯洗泡澡。他洗澡从来不用肥皂，可能是他平日大概也没有什么劳动的机会，身体没流什么汗水，不会油腻，但是基本上，每天都要洗一次澡。自己洗完之后，由正班副官为他擦拭后背，然后再由正班副官为他披上大毛巾，擦净身上的水渍。然后，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副班副官，把老先生从浴室扶到他的书房，让他坐在卧榻旁的沙发上，副官则搬张矮凳子坐在他面前，用干毛巾为他擦拭双脚和脚趾间的水渍。

擦脚时，如果他觉得脚指甲长了，就要叫专门为他修剪指甲的吴先生来，为他做修剪服务。

说起这个吴先生，在50年代，原本是台北中华路“安乐池”澡堂服务员，专门为客人修指甲的。当时，士林官邸内务科知道这家澡堂的上海师傅手艺不错，就曾经几次专程把年轻的小吴，专车送到官邸，为“总统”修剪指甲，一段时间总要来官邸一趟。后来，安全部门有了考虑，因为每次小吴来为老先生剪脚指甲，总是会接触官邸的人事地物吧，那时这位吴先生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要是年轻人口风不紧的话，到处去乱讲官邸的所见所闻，岂不影响官邸和“总统”的安全？

基于这样的因素，便为他在“安全局”安插了一个雇员的空缺，要他辞去“安乐池”的服务员工作，每天到“安全局”上班，名为上班，实则是待命，只要“总统”需要修剪脚指甲了，官邸就通知“安全局”他本人直接过来，为“总统”做服务。

有时候，老先生到南部度假，比如像梨山那样偏远的地方，只要老先生一想到自己的脚指甲

似乎好久没剪了，他还是要我们打长途电话叫吴先生隔天赶到梨山，为他剪指甲。 [奇书网 Www.qinkan.net]

手指甲，蒋介石则一向是自己修剪，后来，他身体愈来愈差了，才由我替他修剪，至于脚指甲因为需要特殊的工具，所以一直是吴先生负责。

蒋介石稀疏的短发，也是定期就要修剪一次的。最早为老先生理发的是从大陆上带出来的一位老师傅，后来老师傅退休了，就由钱副官接替。老先生觉得他理得很好，之后就一直让他剪发，官邸里头的同仁就戏称他是“天下第一把刀”。本来那位专门理发的老师傅，是不必做其他事情的，接手的钱副官，和后来我也替老先生剪指甲一样，都有了副官以外的“兼职”。

我替老先生修剪手指甲，是在老先生身体状况稍差之后的事情。记得有一回，他正在剪手指甲，他剪指甲一向习惯用剪刀，不喜欢用西洋指甲剪；可是，那天我发现他双手抖个不停，如果真的让他自己来，可能会剪到指甲肉，我看了实在于心不忍，就走过去揖身轻声地说：“先生，我来帮你剪吧！”他点点头，于是我就接过了剪刀，为他剪指甲。他喜欢把指甲剪得干干净净，我也顺从他的意思，很轻松地为他修剪一番。剪完，他对我的“技艺”赞不绝口，从此，我就多了这项“副业”。

说实话，这项“副业”肯定没有什么好处，有一次我休假在家，电话来了，我一听是官邸打来的，心知又有事情找上我了，果然，就是他老先生的指甲又长了，他指定要我下午回去帮他剪指甲，于是，我便匆匆吃了中饭，连忙赶赴官邸应召，一个假日就这样牺牲了。

官邸内“夫人派”惹不得

经过文山招待所钱副官请假由我代班的经验，和我连续一段时日对老先生作息的观察，慢慢对他的日常作息了若指掌，一直到1975年他过世为止，我始终克恭克谨，没有一天敢于懈怠疏忽。因而，在所有的侍卫人员当中，我也是对蒋老先生和其子经国先生这两位“总统”日常生活小节，研究得最有心得的人之一。所以，蒋经国生前的吴侍卫长便笑称我是“中正大学超博士”。

所谓“中正大学超博士”的典故是有来由的，美国总统里根当选总统之后，把他在加州州长时任职的保镖带到华盛顿，有人问起他的学历，他毫不思索地回答：“我是里根大学毕业的。”所以他引用这个典故戏称我是“中正大学的超博士”。

然而，我这个“中正大学超博士”，也不是一帆风顺过来的。非但如此，我最初时期，还因为官邸人事倾轧的恶化，而被迫二出二进，最后还是蒋介石又因另一位副官生病需长期休养，他又亲自交代要我回官邸，我才得以继续修完我的“中正大学博士学位”。

中国官场上讲究人际关系的传承，所谓“朝中无人莫做官”，就是在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上层社会是这样，下层社会其实亦复如是。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强调的，基本上，我会进入官邸，可以说完全是因为蒋介石和我之间的机缘巧合，要不是他对我印象深刻，直接把我从侍卫系统调派到属于官邸的内务系统，以“搭直升机”的方式进入官邸，恐怕这一辈子也休想进得了官邸。基本上，士林官邸内务系统的主要人马，当时绝大多数是老先生夫妇早在大陆时期就跟在身边的老人，不管是厨务或是一般庶务人员，都早已自成一个体系。但是，老先生夫妇毕竟是比较旧式的人物，尤其是老先生，他固然称为“一国领袖”，也是士林官邸的一家之主，可是，他却相当尊重老夫人在官邸家务上的裁夺权，所以，多年以来，官邸上下特别是厨务和庶务方面的人员，都是听从夫人的指挥调度，这些人员的奖惩和褒贬，老先生是从不过问的。

因为官邸内务人员可说完全是归夫人指挥的态势，所以，很多人就抱持着只要伺候好夫人一个人，就可以瞒上欺下、为所欲为。

早在我进入官邸不久，我就知道有少数内务科人员，扛着官邸夫人的招牌，在各个机关团体招摇撞骗。但是，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在法律边缘地带，搞他们的私利。例如，强行要求相关的机关团体，如台北市中山堂等福利社或是福利餐厅，徇私承包给这些官邸工作人员背后撑腰的小圈圈，让他们年复一年地经营这些包赚不赔的营利事业。

我相信，以宋美龄的聪明睿智，她不可能不知道下面有哪些人在搞投机倒把的事情，只是，她大概不把这样的事情看做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何况，这些在外头搞副业的手下，又是跟随自己多年的佣仆，纵使靠本事赚点外快，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进入士林官邸之后，从来也不去过问任何人的私人事务，只专心做自己本分的工作。可是，谁晓得就因为我是“搭直升机”来官邸的，和“夫人派”的那些老人马截然不同，而且我也不屑于去打入那个圈子，所以，久而久之便成为他们那个小圈圈欲去之而后快的对象。

内务科主管陈杏奎，本来想找我工作上的麻烦，尽管我在工作上根本没有任何大的瑕疵，他还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在我的工作上挑毛病。如果我的工作上挑不出什么毛病的话，他就在他主管的奖金上动手脚，克扣我的奖金，或故意压低我的奖金数额，或者在别人调整奖金时，却还是给我那么一点钱，总之，想尽各种办法要来压抑我、排挤我。

1968年中，我实在对陈杏奎种种作为已经忍无可忍，私底下开始透过各种管道，希望在类似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样的单位，找份差事做做就满足了，不想再在官邸受气惹嫌，刚好在我找新工作快要有眉目的时候，我突然患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成天坐立难安、痛苦不堪。

于是，我上了一份报告，这份写给陈杏奎的报告，大意是说因为我身体不适，所以，希望能够调回“总统府”管理科的内勤工作。

没想到陈杏奎看了我的报告之后，立刻用一种威胁的口吻告诉我：“你要是不干的话，恐怕连总统府的职缺名额都会取消掉！”我实在气不过，可是我还是按捺住我的脾气，很直率地说：“我在总统府的工作职务被取消并不重要，我只要求有一个公务单位能够收容我就行了！”事实上他是不敢将报告呈给夫人，因为我工作上并没什么大错。

在我的坚持之下，我离开了士林官邸，可是老先生并没有忘怀我，我在表面上的离职原因，是因为坐骨神经出了问题，印象中，他不只一次，向医官询问我的病情，而医官在向他报告之后，他也没有再多问什么，只是把我找到面前，要我好好休养，等将来病好了再说。

1970年夏天，钱副官生病请假，老先生身边只剩下李大伟和王文皓两个副官伺候他，排班根本忙不过来，只好又打电话把我从中央党部调上阳明山的中兴宾馆，照料身体正在日渐衰弱的“总统”。

因为，那次钱副官是请的两个星期的病假，所以，两个星期之后，我便又下山回到中央党部工作。

当年的八九月间，老先生从梨山到日月潭，一路上不知怎的，李大伟的腰扭伤了，副官排班又少了个人，老先生还是想到我，他直接告诉蒋经国，并让其转告秦孝仪副秘书长：“去把翁元给我找回来。”

如此，又是一通电话，我被召到涵碧楼行馆，从此，一直待到老先生过世为止。

陪蒋介石微服私访

蒋家父子都有微服出巡的习惯，而他们也都有出巡的小插曲，让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1966～1967年间的一天，我随侍老先生吃完中午饭，他交代要到北海岸淡水公路兜风，于是护卫车队就遵照他的指示，往淡水方向出发。当车队到达淡水基督书院附近，也就是卫戍师某部队的驻扎地点时，他要座车靠边停下来，侍卫人员都不知道他有何意图，只大概了解他可能要上那个部队的营区看看，我们便陪着他拾阶而上。到了那个营区，老先生还是自顾自地往前走。

这时，门口的卫兵也不清楚他是何许人也，见他一个劲地往营区闯，连忙举起枪来，高声喝斥：“你是谁？！”并且作势瞄准。我们立刻蜂拥而上，侍卫长这时亮出身分，大声骂道：“见到总统还不敬礼，这样成何体统？”“总统”这时不但不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告诉侍卫长：“卫兵同志做得很好，不要责备他。”

“总统”视察部队通常都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直接到部队的营房、厨房、厕所去看卫生工作做得怎么样，他觉得如果一个部队连这些最起码的卫生工作都做不好的话，部队的军纪、素质根本不用谈了。

记得有一次，也是在随侍他到外面兜风途中，在经过一处铁路平交道的时候，他忽然看到车窗外有一个服装不整的士兵，一路走了过来，他脸上略有怒容地说：“这个士兵究竟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连衣服都穿得歪七扭八的，查一查是哪个部队的，要好好处分他。”

侍卫长立刻吩咐座车停下来，他要侍卫去叫住那个士兵，抄下他的兵籍番号，到下一个歇脚地点，侍卫长就去联络所属部队的部队长，要部队长深刻检讨，好好管束自己的手下。

还有一回，也是60年代的事情，“总统”到部队视察，竟然看见部队还是在睡稻草铺的床铺，营房也是茅草屋，心里非常不高兴。第二天找来军团司令郑为元将军问他，怎么现在有的部队还在睡茅草房？郑将军回答：“因为经费不够，所以还没来得及改建！”后来，老先生亲自下令，要“国防部”编列预算，把现有的台军营房全部改建为钢筋水泥建筑。

疑心病与老迷信

陪蒋介石出门的次数渐多，我也愈来愈熟悉他的心理与习性。

坦白地说，老先生是一个疑心病相当重的人，连我们陪他外出，外卫、中卫、内卫那么多人保护他一个人，他还是从某些小地方显现出了他的小心谨慎。

比如说，他在外地要睡觉之前，一定会检查里里外外所有的门窗，直到每一扇窗户都确信关好了，他才敢放心地入睡。通常，他也会问我们，到底门窗有没有锁好啊？我们便从命在他的房间四处探视一遍，看看门窗的确锁好以后，才敢回到各自的安全岗位上。

蒋介石虽是军人出身，可是，他在某些方面却显得十分胆怯而重迷信。例如他每次以“总统”或是国民党总裁身分，去丧家或是殡仪馆悼丧回来以后，一定要在洗手间里把双手洗上老半天，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为什么洗手要洗那么久。当然，这种事不必问也知道，他是一个十分讲迷信的老式人物，他相信如果去悼丧回来之后不好好洗手的话，就会把丧家的秽气也带进自己家门。

所以，原则上，他是不轻易出席丧葬场合的，除非万不得已才去丧家或是殡仪馆露个脸，回到家必定先去洗手间把手彻彻底底地洗一遍，他才安心去做别的事情。

中国历代的帝王年纪愈大，愈有忌讳，老先生似乎也有一些这样的倾向。

官邸大大小小的人员，大家都清楚，蒋介石非常讨厌黑色的东西，他认为黑色是最不吉利的一种颜色，所以官邸内外，几乎看不到有任何的装饰是黑色的。

可是有一次，官邸的裁缝师傅却犯了他的大忌讳，让蒋介石大发雷霆。记得官邸曾在他的书房装了一台电视，事实上他偶尔看看新闻，平时很少使用，但他办公、卧榻时，荧光屏的反光影响他的视线，就交代我们想办法做一个套子或用一块布来覆盖电视荧屏，于是就叫官邸的专职裁缝师傅去准备，不多时裁缝师傅拿来一块黑色的布幔，铺在电视屏幕上，等老先生回来一看，顿时怒火中烧，大声吼道：“真是莫名其妙，谁叫你们搞块黑布来？还不跟我拿走！是谁的主意？”

愈是到了晚年，老先生愈是迷信，可是有趣的是，官邸内部也有一些无稽的传闻围绕着老先生。然而，这些传闻因为和事实的差距不大，所以一时之间，便在台北的官场传了开来。

比如，在政坛就有一个说法，凡是有人身体欠安的时候，只要蒋介石去医院探望的话，这个人八成就会在几天后驾鹤西去。还记得当年退役的“空军总司令”陈嘉尚，在担任驻约旦“大使”时因病返台医治住荣民总医院，有一天突然老先生光临医院看他，陈嘉尚自己也听过有关的传说，可是老先生是未经通知直接驾临，他根本连回绝的机会都没有，只好躺在病房中接受探慰，心中真是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真是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几天光景，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将军，终于寿终正寝，离开人世。这究竟是巧合还是陈将军原本就是年寿已尽，实在是个令人不敢骤下断语的问题。事实上当老先生得知其病重无法医治时，才会驾临探视慰问。

蒋介石深信风水，这也是士林官邸半公开的秘密，就以当年修建慈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

最早，慈湖当然不是要供作老先生的身后用地，而是他计划用来作为“总统府”的“战时疏散办公署”。60年代，特别是在祖国大陆搞“文革”的那段时期，他曾经一度幻想，是不是可以趁大陆动乱的时刻军事反攻大陆，他和军方人士考虑到台北距离大陆还是太近，中共的喷气式战斗机只要几分钟，就可以临空攻袭，台北的“总统府”和官邸在战时事实上并不安全。基于这样的考虑，当局便在台北市郊积极寻觅适当的土地，希望建立一个战时的“中央政府办公署”，于是，“总统府”三局便着手办理。

不久，当局得知林本源家族有意捐献一块土地，这块土地位于桃园大溪，是林家的发源地，也是许多风水专家口中的所谓“龙穴”(例如风水专家曾子南就认为慈湖是风水宝地)。蒋介石得知林家有意捐地，真是高兴极了，林家从清代就和内地的王公贵族，建立了相当深厚的人际关系，例如和清末的盛宣怀家族，两家就是姻亲关系，林家和蒋家本来就有往来，加上这次的捐地，两家的关系便更上一层楼。

地有了着落，这还不能确定，还要等老先生亲自去看过一次，才能算数。老先生对慈湖的土木工程很是重视，在得到林家这片土地以后，立刻亲自到这块土地的地址，去实地鉴赏一下究竟是不是外人所谓的风水宝地。

经过蒋介石的实地察看，对这块地皮十分满意。他觉得以这个地点，应该可以抵抗中共来自空中的任何攻击，而且，这里是林家发迹的风水宝地，如果以这个地方作为政府中枢的办公地点以及蒋家的官邸，乃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于是就在他龙心大悦的情况下，当局开始在这里大兴土木，这也是慈湖的由来。没有想到老先生在经历阳明山那场车祸以后，身体就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慈湖没有成为老先生的行宫官邸，反而成了他身后的遗体暂厝的停灵处，这难道是造化弄人？

老先生基本上是很相信风水之说的，他住的地方原则上喜欢朝东或是朝南，取国人喜爱向阳面、阳气较盛的老观念，他住的几个官邸，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简单的风水原则建筑的。

老先生对风水深信不疑，连带的使得官邸内部有些人对风水也有颇多议论。特别是他在阳明山发生车祸事件，乃至身体日渐衰弱以后，这种把老先生乃至蒋家命运走下坡的种种，都把它说成是蒋家官邸的风水出了差错，这样的说法此起彼落地在官邸内外流传着。

其中，最盛行的一种讲法，是关于中兴宾馆的风水传闻。

老先生当初流亡到台北时，是住在阳明山的一处原属台湾糖业公司的招待所。因为台湾的气候比大陆湿热，他初来的时候，极不适应台湾的海岛气候，但是，他在阳明山住下来以后，觉得那儿不但清静，而且夏天也比较凉爽，所以便养成一个习惯，只要到每年的六月间，没有特殊事故，老先生夫妇就搬到阳明山去避暑，到当年的“双十节”前后下山回士林官邸。

然而，毕竟阳明山的后草山那个招待所比较简陋一些，阳明山管理局为了让“总统”住得舒适一点，就另外选择了阳明山一块地方，给他盖新的避暑官邸。1970年，中兴宾馆正式落成，老先生就在那年的夏天住进簇新的中兴宾馆。可是，住不了多久，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一些不幸的事件，因而，中兴宾馆风水不佳的流言四起。中兴宾馆的地点位于后草山的顶上，大门面对七星山、背对台北市区，进入宾馆之前，要经过老先生的爱将胡宗南将军的墓地。起先，我们还不知道有一个墓地在宾馆附近，直到住进宾馆的第一天，车队快进入宾馆大门时，映入眼帘的一块修剪成四颗星的草坪，我们才知道原来这里还有一个胡宗南的坟墓。

等到蒋宋夫妇在仰德大道发生车祸的第二年，有些官邸内的人员就在那儿窃窃私语，认为老先生会遇到这样的意外事故，必定是因为中兴宾馆的风水不佳所致。因为，往常住在士林和后草山时，从来也不曾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谁晓得中兴宾馆还在兴建，他的身体就每况愈下，并且连续发生几次意外事故，于是，各种穿凿附会之说便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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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蒋介石的二十四小时

老一辈的中国人，立身处世莫不有自己的一套座右铭和日常的作息规律。蒋介石自不例外，他严谨的生活规律，我们随从人员点点滴滴看在眼里，他生前的音容和形貌，总是不知不觉就浮现在我们脑海。在名义上我们叫贴身副官，实质上却扮演着佣人的角色，做的工作有时也像古时皇帝内侍做的事，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老先生自是更有直接而深入的认识。

清晨起床必做七件事

东方大地还是一片昏暗，蒋介石已经起床。黑暗中，他拿着一支钢笔手电筒，蹑手蹑脚，摸索走进盥洗室洗脸。

他所以如此，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不想吵醒还在睡梦中的宋美龄。老夫人是个当年台北官场知名的夜猫子，当老先生起床的时刻，老夫人其实才入睡不到两三个钟头。长年以来，他们虽然是夫妻，可是实质上，他们之间的生活作息是有着天壤之别的，然而，弥足珍贵的是，他们彼此间从来不相互影响干预。在保持彼此的生活形态上，他们的确是相敬如宾的。

当蒋介石轻轻带动门把手，轻声走出房门的那一刻，警觉的侍卫人员已经按下一声电铃，告诉当班的贴身副官，该到先生的身边服侍他了。在官邸，一般的情况下，按一声电铃代表是蒋介石那里找人服务，如果是按两声电铃，那是夫人传唤随从人员的讯号。

假如，蒋介石自己召唤副官，通常是叫一声：“喂！”据说，这已经是十分“礼貌”性的一种叫法。在大陆时期，他是以喊“卫兵”召来随从的。其实，这也无所谓礼貌不礼貌的，即使是侍卫长在他以往的意识里，也不过是“卫兵头”而已，叫我们“喂”，我觉得已经是相当客气了。

为了配合老先生的作息以及任务的需要，我们副官基本上分为正班、副班、空班等三个班次。副官人员必须在每天清晨5点以前就起床，我们起床后的第一件差事就是烧开水，烧好开水就倒好两杯，一杯是温的，大概五六十度，另外一杯是滚烫的，将近100度，以备老先生早上起床饮用。

老先生不愧是个军人，他做任何事情，乃至早晨起床盥洗，都是那样有条不紊、按部就班。从他打开洗手间电灯，到他完成洗脸的动作，我们都训练到可以算出他这一连串动作，需要多少时间。在他做梳洗动作的时候，照例我们是不发一言，完全在他身后随侍而已，但是，我站在他身后，看他盥洗这么多年，他的每一个动作，我似乎都已熟悉到可以在脑海里反复重演的地步。

就以他拧毛巾的方法来说，都是千篇一律的方法，他一定是以交叉拧扭的方式，把毛巾的水分扭挤到几乎最干的程度，再一寸寸细心地擦拭他的脸孔。他是一年四季都用冷水洗脸，大概是从他日本当兵时代，就已经养成的习惯。洗完脸，再用干毛巾擦拭自己的脸部，据说他这样是为了保持面部的血液循环，至于效果如何，大概可以从老先生总是红光满面看出来。

老先生不但是一个非常讲究卫生习惯的人，他的卫生习惯也和他受的军事训练有密切的关系。就拿他盥洗用的毛巾来说，都是订做的，每次订个20到30打，由工厂派人送来官邸，老先生喜欢的毛巾是纯白色的。为了区分为洗脸和洗澡两种，印蓝色线条的是洗脸和擦手用的，印红色线条的则是洗澡专用，老先生绝不会搞混。

漱口时，也有他的一套程序，我们通常会在他的洗脸台上摆一个空杯和冷水瓶，等他要漱口时，他习惯用一些李施德霖药水，加在冷开水中，然后用冲淡后的液体漱口。等他做完这些盥洗动作，我们另外再送上两杯开水，那杯子都是300CC容量的，一杯是温的，一杯是烫的，他先喝温的，等那杯温的喝完，再等到他做完静坐，原来那杯热的，已经变成温开水。给他喝的开水都要保持摄氏40度左右，不能太烫也不可以太凉，否则一定吃他的责问。

离开官邸时，我们副班副官就要事先准备一个茶箱，这个箱子里面装了一瓶热开水、一瓶冷开水、一条毛巾、一个牙缸，外加两瓶是从美军福利社买来的进口可口可乐。

即使在荒郊野外，他也是不忘喝水，有时候天热，他心血来潮就想喝可乐。他喝可乐从来不喝冰的，他最喜欢的是可乐刚开罐时，气泡猛冒的情景，老先生就是喜欢喝可乐初开罐时冒的那些气泡。

有人不清楚我们为何为蒋老先生带水，以为是怕被人在水里下毒，所以才随车带饮水，其实这是不了解老先生个性的人的误解。因为，老先生平日就喜欢喝水，到任何地方，隔个十几二十分钟，他就想喝水，然而他对开水的温度又很考究，过热和过凉的都不喝。我们副官很清楚他的脾气，大概每隔20分钟，就会为他换一次开水，只有在汽车行进间，他才不喝水。

结束盥洗，喝完开水，他就开始在阳台上做柔软体操、唱圣诗。

老先生唱圣诗时，特别有意思，只要唱到“天父”或是“圣哉、圣哉”的时候，他就会朝东方脱帽行礼。做体操、唱圣诗约莫20分钟，他再回书房静坐祈祷。

静坐祈祷也是有不少规矩：他先是用毛毯把自己膝盖盖好，静坐的第一个步骤是点眼药，他的眼药水经医师特别处方，一面点眼药，一面用一条白色手帕轻轻擦拭按摩双眼；点完眼药，便闭起双眼，开始静坐。他的静坐时间大约40分钟。静坐时，他口中还念念有词，念着祈祷文。我从来没看见他计时，可是，他静坐的时间似乎永远不会有误差，有时候连一分钟都不差，确实让人不可思议。

等时间到了，他就用双手按摩几下双眼，这时，就算完成静坐。他的静坐有个目的，一个是祷告，另外就是保养双眼。我觉得他的眼睛会那样炯炯有神，和他平日细心保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做完静坐和祷告，便在自己书房做他的“早课”。所谓早课，就是写日记和看报；一般人一定觉得纳闷，怎么蒋介石的日记会在早上写？事实上，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老先生是一个习惯日间活动的人，不习惯熬夜，所以，他通常是利用一天当中精神最好的早晨写日记。

把日记写好了，开始看报纸。基本上，他什么报纸都看，像《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都是他每天必看的报纸。早课时，他只看大标题，如果他有兴趣的新闻，他会特别交代秘书，叫他把某则消息勾起来，等到他吃早饭的时候，再念给他听。所以，念报纸新闻就是蒋介石文书秘书每天的第一件差事。

老先生不光是只注意国内新闻，即使对国际新闻，他也是十分有兴趣。老先生相当重视国际局势的发展，在他吃早点时，文书秘书会把当天最重要的国际新闻，也一并立即翻译大要，读给老先生听。

他对各报刊载的地方新闻都非常注意。有一次在台中，下午翻阅报纸时在地方新闻版中，他看见一则新闻，说中兴新村有公务人员在宿舍打麻将。他看了这则报道十分生气，不久，有一回召见当时任省主席的黄杰，老先生曾经当面交代黄杰，要好好取缔中兴新村省府人员在官署或是宿舍打麻将的行为。有不少他在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他也会在演讲场合针对类似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所以，老先生主政的时期，一般官员非常害怕自己有什么小辫子给新闻记者抓到，万一再给老先生见到有关的消息，岂不永无翻身之日？

除了一般性的新闻以外，蒋介石也相当重视各大报的社论，这也是他早餐餐桌上主要的读报内容。

蒋介石的早餐

早上9点钟左右，蒋介石写完日记，看过当天报纸的大标题，便吩咐我们准备开饭。

副官推着一辆可以折叠的餐桌，平时都固定放在一边，我们把餐桌推到沙发前，他就坐在沙发上，进食早餐。

在蒋家家族当中，老先生是最重视吃食的一位。他吃的食品，非常精致但很简单，中年以后因装了假牙，他的餐饮，基本上以中西式餐食为主。拿早餐来说，通常早上是吃一些点心之类的食品，诸如汤包、包子、馒头，有上海式的餐点及西式餐点，也有北方式的口味。为了让老先生吃得舒服称心，大师傅几乎天天得变换花样。可是不管饭菜再怎么改变，老先生有几样家乡菜是每天都要吃的，那就是腌笋和芝麻酱，他的吃法是拿腌笋沾着芝麻酱吃。

就因为腌笋是蒋介石每天都要吃的家乡味，官邸内务科几乎每年都要腌制个几十斤，供老先生每天食用。

老先生毕生南征北讨，遍尝南北菜肴，仍对家乡风味的菜肴情有独钟。官邸的菜色几乎每样都会用点鸡汤做调味，老先生非常喜爱喝鸡汤，厨房几乎每天都准备有鸡汤。厨师知道先生的口味，每天都会准备好一只老母鸡，煨锅浓鸡汤，成为官邸饮食的基本特色。老先生一口假牙，所以习惯吃烧得比较烂的菜，不管是中餐、晚餐，桌上大概是五道菜左右，菜色是二荤三素或三荤二素，每道菜虽然称不上是宫廷美食，但是也兼顾了风味和营养。

大体而言，蒋介石不是一个喜爱大吃大喝的人，而是喜欢精致的江浙小菜，例如水煮笋头、酱菜、小黄瓜等，芝麻酱则是他最喜爱的一种调味品。

士林官邸的正餐，是以中式和西式餐饮交互替换，中餐是吃中式餐点，晚上八成就是西式餐饮。

老先生是一个看重饮食口味的人，但是，他绝不挑食，只要是端上桌子的菜他都会吃上一点，对西餐的兴趣始终不高。所以，当官邸晚上吃西餐时，老先生有时宁愿吃他的家乡味，比如腌笋、酱菜，沾着芝麻酱，吃一点稀饭。

老先生虽然和老夫人一起吃中饭和晚饭，可是两个人吃的东西简直是南辕北辙，一点都没有饮食上的共同嗜好。大体上，老先生吃的完全是中国传统式的，而老夫人则是全盘西式口味。有时候，老先生见到老夫人吃生菜沙拉，就十分不解地开玩笑：“你真是前世羊投胎的，怎么这么爱吃草呢？”老夫人也不甘示弱，略带不以为然的语气说：“你把腌笋沾上黑黑的芝麻酱又有什么好吃的呢？”不过所幸彼此并不冲突，各安其食。

因为套假牙的缘故，蒋介石偶尔会有牙根疼痛的情况。当他牙床疼痛的时候，他会要我们给他拿一些稀饭来吃。稀饭是士林官邸每天都有的食物，是用鸡肉熬成的，可说鲜美无比，或是白米稀饭。

官邸还有一样传统的美味，就是所谓的“黄埔蛋”。黄埔蛋其实就是用大火炒出来的蛋，里头还放些葱花，起锅时间特别快，所以吃起来很嫩。老先生吃黄埔蛋可说百吃不厌，通常他牙疼的时候，这道菜是为他必备的菜肴。

老先生习惯饭后吃点水果。他比较喜欢吃木瓜、香蕉、西瓜、美国大梨等时鲜水果，不喜欢吃苹果。从他吃水果也可以观察到他的俭省个性，像他吃香蕉的时候，中午若是只吃其中的一小段的话，他会把中午没吃完的部分，留在盘子里，这小段香蕉没有人敢碰，如果有人不知情，把这一小段丢掉或吃掉的话，等他晚上问起时，难保要挨一顿责骂。

有一次，我随侍他到高雄，他和爱孙孝武、孝勇一起吃饭，我们为他们每人端上一片西瓜，他选了其中一块，用水果刀切成两半，再分给两个孙子吃，他还一面说，东西不要随便浪费，小孩子只要够吃就可以了。从这里不难想见，他是一个俭朴的老人。

中午要睡觉傍晚想兜风

用完早餐，大概9点半钟光景，蒋介石即将动身到“总统府”上班。通常副官只要是当天的副班同仁，就要随车跟着他一起去上班或是外出到任何地点，而正班同仁则留守在官邸，做其他的准备工作。

除了要开国民党中常会以外，蒋介石的习惯是每天上午10点钟左右到“总统府”上班。到那儿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不外是接见宾客或者是召见部属讨论公务。在他公干的这段时间，我们副班的副官就等候在“总统办公室”附近的一间小房间里，准备随时待命。

蒋介石下班的时间不太一定，有时候一件公文比较费脑筋，或是有什么重要的文稿，需要即刻处理，下午1点多下班的情况也有。

下了班，他便直接回官邸吃中午饭。他和他的儿子蒋经国不一样，是绝对不到外头吃饭的。

中饭后，通常他有睡午觉的习惯。老先生睡午觉的时间有时长有时短，大概在半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午觉醒来，老先生习惯出去散散步，然后回书房静坐祈祷20分钟，结束后，就开始办公。他所谓的办公，无非是看看报纸、剪贴一下他觉得不错的报道，顶多再处理个几件比较紧要的公文。如果有重要的外宾，他也趁下午这段时间在官邸接见，等所有的公务处理得差不多了，我们为他和老夫人预备了茶点，算是官邸的午后茶时间。

到傍晚4点多钟，假如老夫人也有兴趣，他就和她联袂搭乘座车，到台北近郊的一些地方兜兜风，再回来吃晚饭，还是由我们副班人员和他们一起出去。

如果他们不外出兜风的话，老先生就在官邸室内或者花园里面散步。他在官邸的生活大体说来虽然有些单调，但基本上他是一直让自己处于不断活动的状态，我们副官们都认为，这大概是他身体始终保持硬朗的原因。

蒋宋夫妇的夜生活

在大陆时期，官邸的夜生活，是多彩多姿的。到了台湾以后，一方面是蒋宋夫妇年纪也大了，他们已经没有年轻时代那样旺盛的精力。尽管如此，入夜之后的士林官邸，还是有一份和一般豪门巨宅不一样的柔和气氛，散布在空气当中。

宋美龄是一个很注意生活情趣的旧时代新潮女性，有她在的士林官邸夜晚，自然在生活步调上，是和一般的传统官宦人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别。

宋美龄喜爱看电影，在士林官邸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电影片，不管是中片或是外片，几乎只要可以在台湾找得到的，专职人员都会设法拿到未上映的影片。 ［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当年专门帮士林官邸搞电影片的，就是以前美军御用单位“励志社”的电影股股长袁道生。一些不卖坐的电影，袁道生听说老夫人或是老先生有兴趣，就立刻到出品这部电影的电影公司，伸手向这家公司要电影拷贝。正常情况下，大家只要见到是袁道生出马要片子，都知道是蒋先生或蒋夫人要看电影了，纵令电影公司骨子里不愿意，碍于官邸的大招牌，又有谁敢罗嗦或是拒绝？

宋美龄可以为了看一部片子，看到废寝忘食，可是蒋先生不受好片子的诱惑，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他一定叫暂停，在他看的某个段落做下记号，等明天或是改天再看。在我印象中，老先生很少一次看完一整部电影的，总要分成好几次，才看完一部电影。

如果有比较合蒋先生胃口的电影，他通常会先上书房做40分钟的静坐和祈祷以后，再下楼看电影，但只要时间差不多了，不管电影剧情如何发展，他一定毫不犹豫，马上回房睡觉。

晚上上床之前，照惯例蒋先生是先做静坐40分钟，再散步片刻，然后才回房入睡。

蒋介石入睡前的动作也是相当有意思的，他有一个独门的健身方法，上床后，先用手在自己的肚子上按摩，先是顺时针按摩20下，再是逆时针20下。据说他的这个按摩法，可以让肠胃蠕动顺畅，对内脏和消化都有帮助。

做完腹部按摩，蒋先生慢慢入睡，在夏天他习惯盖一床纺绸薄被，冬天盖薄绒被，天气较冷时，再加床毛毯。

蒋先生通常是喜欢侧睡，他不论是冬天抑或是夏天，睡觉时是从来不露双脚的。

人年纪大了，晚上睡觉会常常半夜失眠，睡不踏实，有时政事烦心，常有失眠情形，所以，我们会在他的床头柜内放一两粒镇定剂和安眠药，因为有医生交代，而且剂量轻，不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老先生非常节制，非必要不会服用，对医生的建言是绝对尊重的。

鸡汤事件让副官心有余悸

中国人很喜欢说，为人臣子的人，要深体上位苦心。这句话讲起来容易，可是等到要自己做的时候，就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尤其是服侍上位的人吃饭用餐，更不是单单一句什么空泛的“深体上位苦心”就可以游刃有余的。这是我随侍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位“总统”生活后，最简单的一点心得。毕竟，我们不是他们肚里的蛔虫，不可能每件事做得尽善尽美，用膳的时候都要冒着被指摘的风险。在士林官邸，有诉说不完的餐桌故事，其中当然有一大半，是因为侍从人员不经意间闹的笑话。

鸡汤事件，是副官之间最引以为戒的一个案例。

蒋介石吃早餐，依惯例，是先吃一片木瓜，再开始吃早点。早点的菜式有时候是西式，有时候是中式，吃正餐时就一定会准备一碗鸡汤，鸡汤的温度要适中，所以，我们通常是在他吃木瓜的时候，就已经把鸡汤摆在桌上，等他吃完木瓜，用正餐时，我们就把鸡汤一并送上，控制到温度刚刚好，这是我们的经验。

有一次，可能是厨房没有留意汤的温度，老先生吃早餐时一向是由副官伺候，不巧的是，那天值班副官端上去的汤，汤面漂的油层让人忽略了高温，老先生没有注意，喝汤时呼噜噜就是一口，他哪里想到那汤还烫得很，热汤刚一进入口，他脸色就大变，“咔噗”一声，嘴里的汤液整个吐了出来，搞得一桌子汤渍。随之他勃然大怒，朝值班副官吼道：“你这个混账！你想要害死我啊！”

值班副官吓得脸色发白，不知所措地愣在当场。这时，当然也不会有任何人来打圆场，事实上，问题出在厨房，由于厨师的疏忽，忘了控制降温，副官只负责把那碗热汤端上来，他并不知道那碗汤的温度有多高多烫，但老先生不管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假如真要追究，当然厨房是逃脱不了责任，换言之，值班副官等于代人受过，白白挨了一顿骂。

好一阵子，官邸内务科被热汤事件弄得大家胆战心惊。

还有一次，一位专门负责开饭的下手，没分清楚精盐和细糖，不小心把精盐放在糖罐里，结果他自己走开了，留下我们在一旁服侍老先生用餐。老先生通常吃饱饭有喝怀阿萨姆奶茶的习惯，那天他吃过饭，照例还是喝红茶，他打开糖罐子，加了一汤匙多一点的“糖”，慢条斯理地把杯子里的茶液调匀，然后轻啜了一口，谁知道，才喝一口，他又是“咔噗”一声，把嘴里的茶水全部吐在桌上。我在旁边看了吓了一大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好那天他没有大发雷霆，老夫人虽然也愣在当场，可是，并没有怪罪下来，否则不晓得又有谁要走人了。后来知道是开饭同仁把糖和盐放混了，上面没有深究，下人心中的那块大石头才算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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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总统”官邸侍从秘辛

士林官邸内部的人员，如果从职务来划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内务科系统，主管蒋家全家的生活起居照应；其二是侍卫系统，主管老先生夫妇和家人的安全警戒工作。如果拿它和帝王时代宫廷相较，内务科无疑和“大内”的太监没什么两样，如果你要说官邸侍卫像封建时期的御林军，大概也相去不远。

内务科一页沧桑

内务科的编制，早在北伐时代就已粗具规模，到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内务科的建制便大致就绪，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内务科更是人员繁杂、编制庞大，已经俨然一个小紫禁城，而蒋介石就是这个紫禁城惟一的皇帝。

“行宪”以来，内务科就隶属于“总统府”第六局管辖。南京时期，内务科的机构非常庞大，除了南京有它的人马，就连宋美龄当年在上海的公馆，也有内务科的人员在该处服侍随时来长住的宋美龄。那时，只要是蒋氏夫妇会去的地方，几乎都有内务科的编制人员，随时为他们夫妇效犬马之劳。

南京政府时期，内务科的科长是袁广陛，他当副官时已经官拜少校。袁广陛在老先生任北伐军总司令的时候，就当老先生的副官，一直跟随到台湾。袁广陛因为年事已高，老先生要他就在内务科养老，来台湾后，没有什么职务。

袁广陛的继任者是蒋孝镇。讲起蒋孝镇其人，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其实，他也可以说是老先生的救命恩人，也是老先生老家侄子辈的亲戚。

1936年12月12日，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仓皇逃走，在暗夜中，后有追兵、前路不明的情形下，他连鞋子都在慌乱中失落，堂堂一个三军总司令却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就疲于奔命了。当时，护卫老先生逃离现场的蒋孝镇，见老先生没有穿鞋子，赶忙脱下自己的鞋子，给老先生穿上，他发现后面的追兵愈来愈接近，身后枪声仍然不绝于耳，情况相当危急，蒋孝镇顾不得自己两脚没有穿鞋子，背着老先生就在夜暗中翻过围墙向后山奔逃。

最后，蒋介石依旧被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军队捉住，但是，所幸蒋孝镇把自己的鞋子给了他穿，因为他们逃走的一路上，遍地都是带刺的荆棘，蒋孝镇强忍着双脚赤裸踩在地上荆棘的疼痛，居然背着他走了一大段路程，两人被俘虏时，蒋孝镇双脚已经是鲜血淋漓，老先生当时对蒋孝镇就非常感激，要不是蒋孝镇赤着脚背他走，他不是被乱枪打死，就是双脚已经和蒋孝镇一样血肉模糊。

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老先生平安返回南京，蒋孝镇这位救命恩人，也在老先生的交代下，住进南京最好的中央医院，脚伤治疗痊愈之后，重回老先生的身边服务。后来，在内务科科长袁广陛离职以后，蒋孝镇就正式接任内务科长的工作。救命恩人成了内务总管，职司大内杂务负责人，这也是老先生给这位裁缝出身的亲人，一个最大程度的“栽培”。

基本上，蒋孝镇是一个从基层干起的侍从人员，他从大陆时期就干蒋先生的副官，一直到台湾才晋升为内务科长，他为蒋介石真算是出生入死、忠心耿耿，从来没有听到他有任何抱怨。但是，就因为他对先生、夫人的忠诚，他对内务科并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改革，一切依老先生和老夫人的意旨办事，从来不会自作主张，或是有什么越权的举动，作风十分保守，因而也有人认为他在魄力方面是显有不足之处。

从袁广陛到蒋孝镇，不难看出，给老先生当副官，大不了也就是提升个内务科长干干，他绝不会因为副官对他无限忠诚和效命，而委以重任或为副官谋一个官位。始终如一地奉献忠诚，做到老做到死是蒋介石官邸内务科人员的命运。

得宋美龄宠信厨师当上大管家

到了1961年左右，蒋孝镇因为年龄大了，准备退休，而内务科长的继任问题，却在官邸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而且在蒋介石和夫人之间，也引发了一些彼此间的不快和摩擦。

事情发生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时，老先生虽然很少插手去管内务科以及官邸的家务事，可是，他对官邸重要人员的任用，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定见，然而，夫人在那次的内务科长人选的问题上，也相当坚持她的主张。

原来夫人心中早就有了内定的人选，这个人就是陈杏奎。

陈杏奎其人可以说长得相当体面，外貌仪表堂堂。记得我们从溪口撤退后再到广州时，他身穿西装，进黄埔军校大门，门口的卫兵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以为他是某位大官，朝他毕恭毕敬地敬礼，让认识的人看在眼里，不禁哑然失笑，其实他是到菜市场买菜回营区。而另外有一位真正的大官——俞济时，有次行经大门，门口卫兵见他穿件旧中山装，人又长得矮小干瘦，卫兵见了他连正眼都不瞧他一眼。

这件事情，在当时官邸曾经一度引为笑谈。

陈杏奎早在大陆时期，就是老夫人宋美龄身边最得宠的厨师，陪着老夫人撤退到台湾以后，成为老夫人身旁最资深的人员之一，所以，老夫人把他视为最忠心的下人。每当官邸用饭时，老夫人经常会问：“哪一样菜是陈杏奎烧的啊？”只要有人说某样菜是陈杏奎的手艺，管保老夫人一定对陈杏奎烧的菜大加赞扬，他也因而成为老夫人心中手艺最杰出的西菜厨师。

事实上，据对厨务特别了解的人员说，官邸有不少可口的菜肴都是出自另外一位厨师的手艺，这位厨师叫陈宝汉。他在年轻时代，曾经在上海专门向法国师傅拜师学过西餐手艺，宁波菜也烧得非常合老先生的口味，从南京、溪口等地，一路跟随老先生撤退到台湾来，有人说，夫人夸赞的好菜，其实有不少是陈宝汉的杰作。

陈宝汉人长得矮小结实，外表也不出色，可是确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厨房大师傅。这位大师傅，平时待人也十分客气，我们副官都用上海话称呼他“小阿哥”，而他则称呼我们为“阿弟”，大家处得很亲切。这位个子矮小的厨房师傅，还是武功高强的能人，身体十分健朗。

在官邸厨房还有一位袁师傅，是顾祝同将军介绍来的自家中菜厨师，和陈宝汉是不相上下，也十分得老先生欢心；还有一位厨房助手叫蒋茂发，后来也是一位手艺特别受老先生夫妇喜爱的大师傅之一。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官邸出色的厨师不只陈杏奎一位，而老夫人之所以会对他有特别的关照，应该和她长久被他伺候，在主观上对他特别爱护有关。

1961年前后，士林官邸内务科科长出缺，老夫人就力荐陈杏奎继任科长一职。老先生对夫人的这项建议，觉得并不妥当，他不赞成地说：“大师傅怎么可以直接升内务科科长？”可是，蒋夫人却执意要提携陈杏奎，最后，在她百般坚持之下，说服老先生写下升任陈杏奎当内务科长的条子，于是，陈杏奎终于晋升科长。

这位新科长和前面几位科长最显著的不同点，是在他为人上的强势作风，喜欢下属和他套关系，所以，难免开罪了不少人。然而，陈杏奎毕竟有老夫人宋美龄作为他强有力的后盾，不管官邸内务科的人，还是官邸外的人，知道他身分背景的人，都没有人敢惹他，与其对抗，所以，在内务科长任内，陈杏奎自是风光不可一世。

可是，孔二小姐回来以后，士林官邸又有了一番新的局面，内务科也连带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

孔二小姐旋风

1962年10月23日，离国17年的孔祥熙夫妇带着孔令伟孔二小姐，从美国来到台湾。

孔氏夫妇就住在博爱路的博爱宾馆，也就是后来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在台北的办公地点，孔氏夫妇在台湾住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孔氏夫妇离开台湾，孔二小姐则继续留在台北，和宋美龄作伴。

为了就近和宋美龄作伴，官邸特别为她在官邸对面整理出一间招待所，专门给孔令伟住。

孔二小姐生性喜欢女扮男装，有时候嘴里还叼着一根烟斗，十足的大男人形象。除此之外，她的身世之谜，也是士林官邸下人之间很喜欢谈论的话题。

就在陈杏奎内务科做得最风光的时期，孔二小姐闯了进来。因为陈杏奎的强势作风，他多多少少得罪了一些官邸的下人，对他不满的人希望搞垮他，就到孔二小姐那里告状，数说他的不是。这些人会找孔二小姐告状，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孔二小姐在宋美龄面前的地位。宋美龄确实非常信任孔令伟，不但官邸各种事情听她的建议，连像当时圆山饭店兴建监工那样大的责任，宋美龄都交给了孔二小姐，就可以想见她受重视的程度。

因而，从这段时间开始，陈杏奎的影响力受到了相当的限制，而且因为告状的人愈来愈多，在孔二小姐的转告下，宋美龄对陈杏奎的信任，也因而大打折扣，这是陈杏奎逐渐失势的原因。

陈杏奎失宠之后，孔二小姐便有取而代之的架势，然而，孔二小姐有一个脾气，她对官邸内务的各种事情都很有兴趣。60年代经常可以见到孔二小姐在官邸的厨房穿进穿出。当时，她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都管，但也什么都不管，有时有人问到一些事情，她就十分轻松地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那件事情，那与我何干？！”可是，士林官邸上下又不能不尊重她，因为大家知道她的背后就是宋美龄，是得罪不起的人。

孔二小姐非但连官邸的大小事情都有插手的情况，连宋美龄挂名的几个机关团体，像妇联会、振兴复健医院、华兴育幼院等等，孔二小姐都要插手管一下。

由于孔二小姐不断向宋美龄反映一般下人对陈杏奎的反感，加上陈杏奎以家里有人生病为借口，他的内务科长也就这样拱手让人，由李大伟接任。

李科长接任之后，内务科渐渐平静，从那时起，士林官邸开始进入多事之秋，上面已经没有心情去注意底下的一些风风雨雨了。

现代“大内”探秘

士林官邸的内务科，恐怕是20世纪的中国，最后的一个“宫廷大内”机构。

内务科一共配属了二十几个人。这二十几个男女，包括洗衣工人、做衣服的裁缝、烫衣服工人、杂务工人、仓库管理工人、花园园丁、厨房工作人员等，大多数是蒋介石从大陆带来的一些人，少数是从台湾就地招募的。

这些工作人员的人力编配，大致上是这样的：专门照顾蒋介石的副官有三人；照顾宋美龄的

佣人有男女各一人，男人负责杂务，女佣负责照顾她的起居生活；厨房里面有大师傅三人，助手二人，下手若干人，裁缝二人，洗衣工人一人，烫衣工人一人，另外还有清洗客厅、插花、园丁、工人等各若干人。

这些人全部是专职人员，平日各有职司，完全以老先生夫妇和蒋家的近亲为服务对象。

这些官邸内务科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住在官邸附近的眷村里面，这样可以随传随到，不会耽误公事。因此，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在行动上是受到本身工作很大的牵制的。特别是老先生要出巡的时候，不管那时是逢年还是过节，我们副官和内务科的所有人员，便得一律停止休假，全员到齐和老先生一起出巡。

许多年老的同事，把自己的身份看得很低，因为，蒋家的人有把我们当作他们家族的奴隶的心态。老一辈的同仁，有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毕竟，特别是大陆时期，老先生在年富力强的年龄，潜意识里面有天下是我打下来的心态作祟，他在不知不觉间会自认为是这个国家的王者。可是，败退到台湾，蒋家受到很大的冲击，他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君临天下”的锐气。然而，尽管退居海岛，老先生仍旧把自己视为统治区域内独一无二的领导者，或者是接近皇帝那样的无上地位。经国先生在有意无意间，把老先生从繁杂的政务当中“孤立”起来，他应该是出自“善意”——很容易被为人子女的人体会出来的一种“善意”。但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是，他为什么想尽了一切办法，希望把老先生神化，并且，把他抬到这个海岛上最崇高的地位上？

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下，蒋介石不自觉地就把自己想作是不会犯错的圣贤，如果他有任何错误的话，也是周围的人给他捅的娄子，此一来，我们内务科的人员不免就要在一些时候，做他的出气筒。

记得有一回，老先生把他自己桌上的东西放到另一个地方，临时要找却找不到，情急之下，就把我们副官人员骂得狗血淋头。可是，几分钟后，副官为他在旁边找着了，他心里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刚刚拿了，年纪大了一时健忘，搞错了东西放置的位置，让我们这些个无辜的副官白白挨了一顿好骂。

蒋介石明明知道是自己放忘了地方，是自己的错，和我们副官无关，但是，他也不愿向我们说一声抱歉。他除了没有向任何人说抱歉的习惯之外，也绝对不会向他心中视为奴才的内务科人员讲一声抱歉。

老先生毕竟是年纪大了，他喜欢听一些好听的话，所以，经国先生非常清楚他的心理，便很善于为他营造这样的气氛。

譬如说，自60年代起，蒋介石到任何场合，都会有一些人在他离去之前，高喊：“蒋总统万岁！万万岁！万万岁”之类的拥护口号，蒋介石就高兴得合不拢嘴。我们站在一旁看他高兴的表情，知道他虽然不是自己要把自己塑造成皇帝的样子，但是，他并不拒绝那样的情境和场面，而且还有些沉醉其中，这是不争的事实。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1967年或是1968年的10月31日，那天，在大溪慈湖宾馆，老先生的一些至亲好友，为他唱戏祝寿，有关方面还特别请来了大鹏剧团的学生来支援唱戏。大鹏的名角廖苑芬饰演铁镜公主，杜月笙的夫人姚玉兰也粉墨登场。那场在大客厅演唱的评剧结束以后，老先生高兴得不得了，连忙交代我们去拿中央银行特别铸造的祝寿金币来，给大鹏学生每个人发一枚金币，以资犒赏。平日自奉节俭，而当自己高兴的时候，就拿金币来分送给众人，这就是他的个性。

我从一开始，就把老先生视为自己祖父辈的老人家来伺候，诚然，他的年龄也确实可以做我们的祖父。何况，他有他的人性善良的一面，他对下人的那种权威意识，我们是可以体谅的，因为他生活的年代，是中国权威意识最高涨的时代，在他的言行举止之间，还不自觉地流露着对晚辈的关怀，所以，为他服务，至少在情绪上是很平衡的。

然而，他的儿子经国先生就不是这样的个性，他对外面的人们是一个嘴脸，对我们又是另一副容貌。

蒋介石有个轿夫班

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加上政府因为抗日战争，曾经退居西南后方，在西南那种多山多水地形复杂的地区，自然要有特殊的交通工具，来适应环境的需要，这便是重庆时期，官邸轿夫班成立的客观背景。

这些轿夫的挑选和训练过程，十分严格。轿夫主要的挑选原则，是个子要平均、身材要适中，而且，只要抬起轿子以后，彼此之间的步履更要相互配合，否则，不但坐在轿子上的人会感觉不舒适，更让人没有安全感。通常，蒋宋夫妇坐的轿子，是由两个人前后抬着，基于安全上的考虑，左右两边还各有一位轿夫，在一旁跟着。只要发生有轿子抬得不是很安稳的情况，两边的轿夫就立刻上前扶持，以防倾倒或是意外情况发生，等前后的轿夫体力耗得差不多了，再由这两位副手上前接替，而原来的抬轿人，就变为副手，一旁跟着护驾。

一直到台湾，官邸都有从大陆带来的两顶轿子，供蒋宋夫妇出游时使用。

基本上，官邸轿子比中国西南地区使用的“滑竿”，在大小结构上和材质上，都舒适许多。外观上，它的椅子是藤制的，轿椅的上方还有像后来的三轮车一样的折叠式遮篷，可以无畏日晒雨淋。

在人员编制上，到了台湾以后，基于“总统府”人员缩编的考虑，轿夫班已经合并到内务科的编制下面。在平时用不上轿夫的时候，这些为数约有十余人的轿夫，被编制到“总统府”清洁班，从事清洁杂役的工作，到了老先生要出巡，而且需要乘轿子的时候，再从内务科里，把这些轿夫们重新加以编组，执行任务。

从50年代到70年代，蒋宋夫妇在全台湾各个偏远山区游历，如果当地没有行车用的公路，或是在风景清幽的羊肠小径，他俩经常乘着轿子，徜徉于山水之间，像桃园复兴乡的角板山、日月潭等地，两夫妇都有过乘坐轿子的经历。

坐轿子舒服，抬轿子则是一件累人的差事，而且，蒋宋夫妇出巡，带的东西不但数目多，种类更是繁杂，他们俩坐轿子，我们非但要走路，还要用推车运载两个老人的行李和日常用品。所以，每次出巡，不但内务科上上下下累翻了天，连轿夫也是个个腰酸背痛、暗自叫苦。

从这里也可以想见，蒋宋夫妇当年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实际上是内务科的轿夫们，凭借着原始的人力，把两个老人抬到山水之滨的。

诚然，老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封建帝王，但是，各种的享受却明白地显示，他过着一种20世纪绝无仅有的奇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形态，只有在清代的紫禁城里才看得到那样的场面。

蒋介石生病以后，他们夫妇再也没有联袂出游的机会，轿夫班的编制虽然也是名存实亡。但是，轿夫班的轿夫和轿夫班的建制还是存在的，后来，老先生过世，老夫人身体因脚伤痼疾复发，在士林官邸上下楼也是由轿夫班的人负责抬上抬下。

轿夫班的轿夫固然平日是在内务科的清洁班工作，但是也有因为个人际遇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

最典型的例子，大概就是孔令伟的副官刘副官。在大陆时代，他是老先生的轿夫，到了台湾，还当过一阵子的轿夫。后来，孔令伟和她的父母来到台湾，孔令伟对这位魁梧有力的轿夫印象不错，就向宋美龄要人，宋美龄是对孔令伟言听计从的，就答应了她的请求，把这位刘姓轿夫调到孔令伟的身边，做她的专任贴身副官，这是在蒋氏家族之外，少数几个有贴身副官的人，可见宋美龄对她的重视和宠爱。

孔令伟对刘副官的信赖，可以从一件事情看出来。孔令伟和宋美龄一样，喜欢在早上起床后，请人为她做全身按摩，宋美龄是请一位女副官为她做按摩，而孔令伟则是叫这位魁梧有力的刘副官，为她做全身按摩，从这里也可以想见孔令伟对他的信任。在她身边服务多年，刘副官也从她那儿得到一些好处，这是孔二小姐宽厚的一面。

蒋介石出巡

士林官邸的侍卫系统，沿袭了自大陆南京和重庆时期的侍卫系统，但是，为了配合台湾的特殊情况，也做了一些改变。

在编制上，士林官邸侍卫系统的体系是这样的：士林官邸的安全最高指挥官，是侍卫长，他的职衔是中将衔。其下有两位副侍卫长，中将或少将军衔。在侍卫长的统领下，官邸侍卫系统又分为两组，其一是最核心的内卫组，设主任一名，下辖内卫组和侍从组；其二是外卫组，设主任一名，下辖有警务组、警官队、警安组，并且可以指挥外卫宪警人员，执行保卫蒋宋夫妇安全的任务。

从蒋宋夫妇出巡时，侍卫人员和官邸内务科工作人员，忙得人仰马翻的情况，可以想见蒋“总统”出游，其实和清朝乾隆爷下江南的盛况相去不远，而安全保障和各种生活起居杂务更是繁复。

蒋宋夫妇若同时出巡的话，他们的车队规模称得上是十分浩大的。在60年代，老先生夫妇的座车，已经换成各种型号的美国豪华凯迪拉克大型座车，从安全保障的角度，老先生的车队，可说完全是一支密不透风的钢铁队伍。

“总统”车队，基本上第一辆是先导车，是一部凯迪拉克五人座的豪华轿车。第二辆车是“总统”和夫人的座车，是七人座的凯迪拉克，前座右侧坐着座车侍卫官，负责帮老先生夫妇开车门，所谓座车侍卫官，其实就是老先生的侍卫官。第三部车是所谓的“随一车”，就是第一辆随行的工作人员座车，里面坐着夫人的侍卫官，还有“总统”的副侍卫长或者是内卫组主任，当车队指挥官。他的后座，右侧坐着“总统”的侍卫长，中间的位子，坐“总统”的随从副官，左边是侍从医官；“随一车”基本上是为了预防“总统”座车损坏抛锚时，可以立刻替换“总统”座车而准备的备用车，因而，这辆车的清洁和车况，都经常保持在最佳状态，以备不时之需。第四部车是所谓的“随二车”，和随一车相同也是凯迪拉克七人座车。坐在车头右侧的，是内卫组组长。第五部车供武官和秘书及一些不担任警卫工作的人员乘坐。总计跟随老先生的核心侍卫人员，除了侍卫长和副侍卫长以外，至少还有六位以上侍卫人员随行。如果再加上外围的军警，少说也出动了100人以上的警卫人力；如果再加上临时动员的各个情报单位的人力，出动的人数更是难以估算。

别以为这样的五辆车队，就是蒋宋夫妇的出巡车队，事实上，陪同“总统”出巡的车队和相关人员，绝对不只此数。因为，早在老先生夫妇从士林或是阳明山官邸出发前24小时，官邸内务科的先遣人员已经先搭公务车辆，到达目的地，打理好诸如用膳、衣着、住处杂务、娱乐消遣及一切想到的任何问题。

有时候，假使是要到南部去度假，因为路途比较遥远，老先生坐长途车比较累，就会改搭专机，“总统”专机原则上只由侍卫长和侍卫人员及少数一些随从人员跟上去，像内务科的一些人员，算是先遣人员，所以也是搭乘先遣飞机，先到达目的地，把一切必须处理好的事情先做好，然后在原地等候老先生及夫人的大驾光临。至于，维护安全的官邸警安组人员，则是先到目的地的警察局，成立所谓的“联合勤务指挥所”，以官邸的警安组组长为指挥官，指挥当地的军宪警人员，统筹执行保护老先生安全的一切任务。

到台湾中南部出游，即便是搭专机，“总统”的座车还是不能少。为此，我们必须提早将老先生乘坐的豪华座车，先行用火车运送到目的地，供老先生夫妇到达以后使用。当然，像前面讲过的轿子，若是地形比较陡峭而且没有公路可以到达的地方，只好准备轿子，让老先生去寻幽揽胜。

蒋介石有时候出巡也不见得就是到外地去游历。记得1953年，陪他去马祖视察军情，那天海峡的风浪特别大，他搭“阳字”号驱逐舰到马祖，舰长的座舱作为他的寝室，官邸对船上的伙食还不放心，特地带来官邸的厨师，到舰上厨房烹饪给老先生吃。

那一次，我记得老先生他们已经上了马祖岸上，我们则是搭了一艘编号104，吨位不过几百吨的“江字号”军舰，在马祖外海巡弋护航。上面的意思主要是怕共产党得到老先生上马祖的情报，突然派出大批作战舰艇，来突袭老先生一行，这在当时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神经最紧张的防范。

因为上面有这样的考虑，官邸侍卫人员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的侍卫人员随护“总统”上岸，我们几个人留在那艘“江字”号军舰上。谁知道那天的浪头特别大，老先生要在马祖过夜，我们那艘“江字号”就在马祖沿海警戒，随浪浮沉。因为船小，颠簸得实在太厉害，许多同仁不习惯这样的海上行船，不少人已经倒卧船上，有的甚至连肚里黄水都呕了出来，还是不住地反胃，搞得兵疲马困，可是基于职务，我们还是得在这艘小军舰上巡逻待命。

所幸，我是不晕船的，同仁在底舱休息，我就爬上军舰的指挥台上，和那艘兵舰的舰长聊天，度过一个漫漫长夜。这艘兵舰刚刚从美国人那边接收过来，所以兵舰上面有不少美军留下来的剩余物资，像罐头什么的，舰长请客，大家饱餐一顿，我在那座由帆布围绕的指挥台上，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这算是我们侍卫人员苦中作乐的一种形态吧！

事实上，我多年来和老先生走南跑北，已经领悟出一些必须苦中作乐的哲学，否则在繁重的随扈任务中，早就精神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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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宋美龄的官邸生活

大陆时期的宋美龄，艳光四射、风仪万千，无论是文采、能力，以及外交手腕，都屈指可数；加之，她又是中国两大财团孔宋世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可说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然而，孔宋两大家族在抗战胜利后，固然受到当时国内许多人士的指摘，宋美龄依旧是蒋介石除了蒋经国以外，最倚重的亲人。

一窥宋美龄的“庐山真面目”

我所了解的宋美龄，是一个洋化、强悍、好享受、爱权力的贵夫人。我想，我说的这些看法，大概可以从她的日常生活和一些较为代表性的事件，作为具体的例证。

宋美龄和许多当年在十里洋场待过的人一样，都是过惯夜生活的人。因为习惯了通宵达旦、歌台舞榭的年轻时代的生活，到了老年，她的习惯还是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依旧保持晚睡晚起的作息。早上，大概老先生都已经起床五六个钟头了，宋美龄才从梦中醒来。她在醒来后，是不直接起床的，大概总是要躺在床榻上一阵子，先让她的女副官郭素梅为她做腿部按摩。做完按摩，她才慢条斯理地起床，穿上晨袍，在书房的盥洗室盥洗，然后再自己化化妆。

讲到化妆，宋美龄一向是不假手他人的，即使是副官也不麻烦她们，最主要的原因是宋美龄大概不太希望别人见到她的“庐山真面目”，在老先生身边许多年来，我照拂老先生私人生活那么久，却没见过几次卸下妆的宋美龄，可见她善于掩饰自己的真面目。

记得有天晚上，在老先生的房里，照顾他老先生，这时，我不经意地回头一瞥，一个像是鬼魅般的人影，吓了我一大跳，仔细定睛一瞧，才知道是卸下妆的宋美龄。卸下妆的她，脸色泛黄、皮肤粗糙，真和化了妆的她，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当然不会想到一个平日雍容华贵的贵夫人，在没有化妆品的烘托时，竟会完全判若两人。

宋美龄独特的养身之道

宋美龄非常重视身材和容貌的保养，是官邸公开的秘密。早年，宋美龄的皮肤很容易过敏，病情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是吃了一点海鲜或是沾上一些花粉，就会全身皮肤红肿，非常难受；后来，她经过一阵子的治疗，才慢慢痊愈，以后我们就不曾听说她的皮肤再有过敏的情形。

她的副官郭女士有一项任务，就是帮宋美龄拔白头发。宋美龄十分讨厌白头发，只要自己化妆时，发现头上有白头发，便非要将其除去而后快，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见郭副官在帮她拔白发。

除了容貌上，宋美龄尽量要依赖化妆品去弥补一些先天的缺点，她对自己身材的保养更是格外重视。她几乎每天都会用磅秤量自己体重，只要发觉自己的体重稍微重了些，她的菜单马上随之更改，立刻改吃一些青菜沙拉，不吃任何荤的食物；假如，体重在她的标准以内的话，她有时会吃一块牛排。

当然，有时候，她基于保持身材苗条，难免会有一些违反医学原则的方式，让外人看起来似乎为了身材可以牺牲一切。

例如，早年，她为了维持身材，还经常吸烟，她习惯抽凉烟。蒋老先生是不喜闻到烟味的人，更不允许人们在他面前吸烟，所以，老夫人为了尊重老先生，通常抽烟的时候，一定在自己书房里边抽，不会到房外吸烟。这个为身材而抽烟的习惯大概只维系了几年，老夫人也许也觉得这个方法有些舍本逐末，后来就戒掉这个减肥方法，再也没见她抽过烟。

在吃的方面，宋美龄讲求精致，但是，在官邸做客的话，大概没有人不怕她奉菜的。就以蒋纬国来说，他就对老夫人夹菜给他感到非常“痛苦”，因为老夫人自己为了保持美好身材，本人吃得很少，她就拼命夹菜给纬国先生。通常官邸若有老夫人在的场合，家宴或对外宴客，常常吃西餐或中餐。官邸聚餐比较考究，每位面前放一个大盘子，进餐时，只见宋美龄不断在席间给纬国先生夹菜吃，明明他已经吃饱了，可是宋美龄还是不停给他夹菜，夹了几次，纬国将军已肚肠饱胀，再也吃不下了，可已经夹在面前的菜肴非把它吃完不可，这是他一向的习惯，绝不浪费；所以他经常开玩笑，在士林官邸吃饭，从来没有不吃撑肚皮的。

吃的东西不多，可是特别精致是宋美龄最为讲求的原则。

小气的“第一夫人”

常有人说，宋美龄自幼就喜欢吃糖，这个习惯即使到了老年，还是不改旧习。这大概是误传的结果，事实上我很少看到她吃巧克力糖。但外面爱拍她马屁的人比比皆是，听说她喜欢吃糖，自然投其所好，送礼总是送些当时台湾还不多见的外国进口巧克力。士林官邸的特大号冰箱，经常是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巧克力，有时候，别人送的糖根本来不及吃，摆得一整个冰箱都是巧克力。

有的巧克力，一方面是老夫人没有来得及吃，一方面也实在是太多了，根本吃不完，放在冰箱内几年都没动过，最后发现的时候有的都已经黏成一团了，已然不能食用，她却像是对下人多大的恩宠似的：“这些糖你们拿去吃吧！”试想，有谁会去吃她的快发霉的巧克力？

另外还有好几次，记得是过圣诞节的时候，她吩咐我们从官邸送一些水果蛋糕去给华兴育幼院的小朋友们吃。可是，我们很清楚，这些蛋糕有些都已经放在冰库里边好久了。甚至有几次过圣诞节，她叫我们从大冰箱里，搬出一些去年用白兰地酒制作的圣诞蛋糕，给华兴或是振兴育幼院的院童送过去，有时候也送些糖果去给院童吃。可是，通常她总是把最精致的东西留给自己吃，普通的东西才给育幼院的儿童吃。

因而，官邸就有人私下批评她实在太小气了些，自己都已经一大把年纪了，还和小孩子抢糖果吃，连好一点的都不舍得拿给孩子们享用。

蒋夫人的旗袍世界第一

宋美龄衣橱内的旗袍件数，大概现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无人出其右者。

宋美龄的旗袍件数多，和有一个勤奋的裁缝师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这位裁缝师傅叫张瑞香，是一位男性的裁缝师。在大陆时期，张瑞香就跟在宋美龄身边，寸步不离，几次宋美龄到美国去，都还带着这位御用裁缝，可见他受宠爱的程度。

张瑞香所以受到宋美龄那样爱护的原因，无非是手工细巧、忠心耿耿。张瑞香有好几次，人已经生了重病都躺在床上了，还是不顾自身健康，继续为宋美龄做旗袍。因为张瑞香几乎每天都在不停赶工，为宋美龄制作旗袍，所以，他一个裁缝师傅，大约每两三天就可以做好一件旗袍，做好以后，张瑞香就喜滋滋地把新旗袍捧到老夫人面前邀功。也不知道是宋美龄不喜欢穿新衣服，还是她只喜爱用纯欣赏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大凡张瑞香拿给她看的旗袍，她只是大略看一眼，就命人拿到自己的衣橱里妥为保管，然后便再也没见她穿过，因而，宋美龄的旗袍大概穿来穿去，总是那几套，不会有太多的更换。

我们内务科的人都很清楚，张瑞香是除了过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以外，一年有364天，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做衣服，而且只为宋美龄一个人做；加上一些大小官太太们为了投其所好，送老夫人的东西多半有衣料，这些绫罗绸缎，就够张瑞香一年忙到头。大小官员送得愈多，张瑞香的旗袍便做得愈多，宋美龄的超大型衣柜，便成为世界最大的旗袍储藏室。

张瑞香为人甚是客气，平日省吃俭用，把宋美龄给他的犒赏费，全部交给老婆管理，自己克己甚严。后来，他们家在阳明山中国大饭店的对面买了一间房子，太太就做点小生意，一家

也过得不错。

因为对宋美龄过于忠心，甚至到他死前，他的口中还念念有词，对不起老夫人，因为还有旗袍没有做完哩！

学画

下午，是宋美龄的艺文时间。她最早是喜欢画画，当然是以国画为主。

为了伺候她学画画，官邸特地延聘了当时最知名的黄君璧和郑曼青两位名家，作为宋美龄的国画老师，这大概是老夫人60年代初期，最主要的生活消遣。

那时，几乎每天下午，官邸都要派车去接黄君璧或是郑曼青。这两位大师对宋美龄当然是竭尽所能地倾囊相授。最早，老夫人的画作功力还很薄弱的时候，所有由老夫人落款署名的画作，大抵都是这两位大师的杰作，当然一些比较简单的线条是由老夫人自己画的，其他的主要结构，则是由老师去完成。

不过，宋美龄在画画上的天赋似乎真的非常敏锐，只学了一阵子，可说已经卓然有成，并且颇有大家气势，这是不可否认的。

宋美龄的收藏机密

1991年，宋美龄离开台湾赴美国定居，这个消息引起台湾岛内一阵哗然，人们议论的重点是她究竟从士林官邸带了哪些金银珠宝去了美国。我记得当时有一种说法是：“香港有九七回归，宋美龄有九七大件。”

然而，根据我们同仁们的推估，宋美龄应该带走不只97箱宝贝，她至少带了一百多箱的东西离开台湾，当然这里面也有一部分是随员们的行李。就因为她和随员一行带走了那么多的物品，难免引起外界的极度关切，一时之间猜测纷纭，然而却也莫衷一是，不知孰是孰非。

在国民党的众多官员当中，当然不乏耿介之士，但国民党的送礼文化是国际知名的，尤其是在早年台湾一党独大的强人时代，更是如此。宋美龄既是“第一夫人”，巴结谄媚者自是比比皆是。所以，这些人最直接的方式自然就是送礼。

宋美龄的书房旁边，有一间储藏室，专门存放一些大小官员孝敬她的宝物，大凡她比较值钱的东西全部储存在这个小房间里，稍微次级一点的礼物或是过时的礼品，她就差人把东西搬到官邸隔邻的一栋平房式建筑的仓库里面去。

早年一些老一辈的侍从人员最常讲的一个笑话，就是蒋老先生和夫人争执的事情。话说抗战胜利的那段日子，他们夫妇的感情生活各行其是，宋美龄只要和老先生闹别扭，就索性往上海一躲，住在上海官邸，不去理会老先生。有时候老先生在南京黄埔路官邸等急了，就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催驾，无奈宋美龄硬是不买老先生的账，怎么劝都不去理会老先生的劝解。有时候，老先生实在给她逼急了，只好低三下四地低声说道：“DARLING!亲爱的！无论如何都请赶快回来，你再不回来，佣人们都要造反了，快回来！”就这样子三催四请，才把宋美龄好说歹说劝了回来。可是，过没多久，宋美龄又为了别的事情，和老先生意见相左，不管是为什么事情，最后投降的八成仍是老先生自己，所以，尽管老先生曾经一度是全中国的“主人翁”，统领中国，但最后屈服的还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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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蒋介石难熬的最后五年

向来注重养生之道的蒋介石，60年代末期一场车祸之后，身体日渐衰弱。而大陆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他昔日的“反共友人”尼克松访问北京，国际形势对他日益不利，使他颇有时不我与之叹……

阳明山车祸事件

1969年7月间，蒋宋夫妇与往年一样，到了夏天就从士林官邸搬到阳明山官邸避暑。这一年也不例外，可是，这一次的避暑之行，却是老先生这一生，最不愉快的一次避暑。

“总统”的车队出巡，通常沿途都有非常周密的安全部署，固然，侍卫人员的目标是任何时候都必须是零缺点。可是，侍卫人员毕竟不是神，确实，以那次阳明山发生的不幸事件来看，即使是神恐怕也是始料未及的。

阳明山的仰德大道等于是为了“总统”经常上山下山便利，才由台北市政府和阳明山管理局拨款兴建的。在路况的品质上，仰德大道除了山势陡峭的主观因素是无法改变的之外，可堪称是当时台北市郊最高级的一条道路了。可是，车祸还是发生了，这如果不是鬼使神差，实在就找不到任何理由来解释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总统”车队从士林方向要回到草山官邸，当车队快速经过仰德大道岭头附近的弯道时，前导车司机发现前面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班车，停靠在前面的站牌前下客。前导车因为刚转弯，所以没有看清楚这部公路班车的后方有没有来车，这时，突然有一部吉普车从公路班车的后面，猛然超车，并且没有减速，便直接往下冲，前导车发现情况紧急，假如不马上煞车，很可能就要和那部吉普车撞个正着，于是，立刻紧急煞车。

前导车这样的处置是别无选择的，否则就要和那辆军用吉普车迎面相撞，可是，就在那关键性的一秒钟时间里，后面的“总统”座车却来不及反应，座车司机也根本还来不及踩煞车，就猛力撞上了前面的前导车的车尾，紧跟在后面的“随一车”幸好没有跟着撞上来，否则后果更不堪想像。可是“总统”座车已经发生了不可收拾的后果。

在撞击的那一刹那，冲击力非常剧烈，老先生当时手上还握着拐杖，撞击的那一瞬间，老先生身体猛然往前冲去，整个人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上，他的胸部当场受到严重撞伤，剧烈的冲撞力让他连阴囊都撞肿了，假牙也在撞击的刹那，从口中被撞出来。

老夫人宋美龄坐在老先生的左侧，受到同样程度的撞击，在她往前冲的那一瞬间，双腿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老夫人当场痛入骨髓，厉声叫喊。车祸发生后，现场一片慌乱，侍卫人员忙着把蒋宋夫妇立刻送到医院急救，副侍卫长孔令晟立刻报告了老先生的长公子蒋经国，并且一边急着找寻那辆闯祸后逃之夭夭的吉普车。阳明山，乃至整个台北笼罩在一片惊恐不安的情绪之中，蒋经国给情治当局的指示是，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找到肇事车辆，查明真相。至于酿成追撞事故的座车司机，老先生并未深责，他也未受任何处分。

阳明山发生“总统”座车车祸事件当天，我那时在中央党部值班。那天晚上，我见到台北市内宪兵和警察的车辆到处奔驰，心里还一直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第二天，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从韩国返回台湾，交代下属送两盆从韩国带回的牡丹到草山官邸呈献给总裁，我才知道老先生夫妇出事了，难怪昨天一整晚中山北路一路，都有宪兵在沿路盘查过往的军车。

有关方面追查一整天，可是却什么线索都查不到，这一点，让蒋经国十分恼火，他交代情报单位不管有多难查，务必要查个水落石出。有关方面当然清楚这宗车祸事件在没有查到闯祸军车之前，绝对不能像一般老百姓的车祸事件那样，草草结案。

“联指部”、“宪兵司令部”调查组和警方等单位，成立了专案小组，上面的决心是务必要抓到导致座车车祸的军车司机，才可以罢休。据后来得知，座车车祸事件，整整追查了好几个月，最后才发现肇祸的车辆，原来是一名陆军师长的专用吉普车，台湾有关当局得知查到肇祸车辆以后，立刻做了最明快的处理：予以撤职处分。

据查证，这位肇事师长在当天，刚巧是在一项军事会议结束后，急急忙忙叫司机开车下山，没想到阴错阳差，发生了这么一件不幸的车祸。

这位师长在闯祸当时，也知道那一队车队来头必然不小，可是哪知道会是蒋宋夫妇座车，更没想到会让蒋宋夫妇受到那样严重的伤害。在事情发生后，这位师长和吉普车司机因为畏惧追查，曾经刻意躲了一阵子，可是没有想到还是给查了出来。

后来，这位少将师长就因为知情不报，被当局以“伤害最高领袖”的罪名，撤职查办，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当天开车的吉普车司机也按军法判刑。

不论这两个肇事者被当局判了多严重的刑罚，毕竟已然造成对老先生夫妇的伤害。我记得有一次，老先生在事后接见一位老将领时，他也承认：“自从这次阳明山车祸事件之后，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宋美龄的腿部也受到相当的创伤，一直到她晚年，她每逢冬天，双腿都会不适，这就是阳明山车祸给她留下的后遗症。

原本，蒋先生身体是十分硬朗的，一年四季，大概只有几次感冒的几率，然而，在这次车祸不幸之后，老先生的身体出现了恶化的警讯。其中，心脏扩大，是他尔后身体健康的致命伤害。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车祸事件还只是一个开端。

肛门受伤事件

1971年11月间某日，我们随扈蒋介石到高雄澄清湖。

这天中午，他突然想要如厕，于是，他依照惯例，就叫当天值班的正班贴身副官，随侍一旁，那天的随侍副官是钱副官。

那时，蒋“总统”的身体机能已经不像往常那样健朗，大便时经常有便秘情形，有时必须借助甘油球，来软化大便。那天中午，老先生解手解了半天，大概觉得肛门不适，就命令钱副官，拿甘油球为他润一润肛门。这天，钱副官也不知是没睡好觉，还是做事心不在焉，一连插了两个甘油球进入老先生的肛门，但老先生还是解不出大便，心里直犯嘀咕，立即通知侍卫叫我上楼。值班侍卫急急忙忙跑来找我，说：“快！快！翁副官，老先生叫你去！”我当时是空班，正在中午休息时间，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还来不及问侍卫人员到底是什么急事，就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老先生的洗手间，一探究竟。

我趋前一看，简直被吓了一大跳，整个马桶全是鲜血。老先生也不知所措，他有点焦急地对我说：“你快点帮我看看，怎么回事？钱副官跟我塞了两个甘油球到肛门里面，可是大便依旧没有解出来，你快看看！”我低下身去，仔细打量他的肛门，发现钱副官刚刚为老先生塞的那两个甘油球，根本没有塞到肛门里去，而是塞到肛门旁边肌肉里去了，把肛门的肌肉都插破了，岂有不流血的道理。

我当机立断，立刻通知医官，赶快来做急救，医官很快就赶到现场，发现老先生肛门的肌肉已经被甘油侵蚀，有开始溃烂的现象，翌日急电“荣总”直肠外科主任杜圣楷为老先生诊治，总算止住流血。可是接下来的治疗工作，可以说是旷日持久，整整治疗了一个多月，肛门伤口才算慢慢痊愈。

经国先生第二天才接到报告，匆匆从台北赶到高雄。到达高雄，蒋经国显得很不高兴，他心里对侍卫长孔令晟没有立即向他报告此一意外事件，非常不谅解。当时蒋介石十分震怒，当即交代侍卫长，只说了一句：“把他给我关起来！”蒋经国就这么告诉孔令晟侍卫长说：“把钱副官送军法处分！”

孔令晟还是相当理智，他向“总统”报告：“在官邸有个不错的禁闭室，可以暂时把他关在那里；如此，这件事才可以不致外泄，这样既达到了处分的目的，而且又不会泄密，不是一举两得吗？”而事后才向经国先生、纬国先生报告，他们心中相当不悦。老先生听孔令晟讲得有道理，就依他的计策行事，立刻下命令把钱副官关押在禁闭室，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五年的牢狱生涯。

蒋介石去世后，钱副官的境遇受到有关部门人士的同情，最后经多方的求情，老夫人才同意释放他。

当时钱副官的一时大意，确实也使得蒋介石的身体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记得老夫人宋美龄，就不只一次地责骂钱副官：“就是你这个钱副官，老先生的身体就是你给拖垮的！你是罪魁祸首！”老先生自从肛门受伤，身体一直不佳，而且经常出现便秘情况。

肛门的肌肉毕竟是全身相当敏感的一个部分，这个部位肌肉若是溃烂，不但很难治疗，而且特别是疼痛难耐，所以，每次医官来为老先生上药，我在一旁观看和协助，发现老先生不但不叫疼，连哼都不哼一声，从这里可以知道老先生的忍耐精神，尤其是他和医生间的配合，更是合作无间，一点都不打折扣。所以，在官邸医官的眼光，老先生是最标准的病人，叫他吃药就吃药，要他打针就打针，绝对不会对医生的诊治方式有所怨言，或者有不合作的情况。这一点，就一个威严老人的角度，确实令人由衷敬佩，让我到现在都印象犹新。

老先生的身体，是不是钱副官的粗心大意直接造成的，这纯属医学上的问题，见仁见智，没有什么定见。但是，那次钱副官塞甘油导致老先生肛门严重外伤的事件，确实让老先生受了一个多月的皮肉之苦，因为受伤的部位是在肛门，所以，整整一个多月，老先生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在床上，也只能俯卧，夜晚睡觉也不能翻身，真是苦头十足。

血！血！血！

1971年春天，老先生有一次在小便时，发现小便竟然尿出血来了！当时高龄已经85岁的他，神情大为紧张，立刻要我们叫医官来查个明白，医官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是蒋老先生以前开摄护腺手术后，造成的后遗症。

摄护腺手术在当时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手术，那时，蒋宋夫妇大概是迷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是请美国医生开的刀。因为当时他摄护腺的病情并不严重，所以，外国医生是用电疗的方式，把他摄护腺有问题的部位，用电烧的方法处理。没想到手术后的第二年春天，老先生某次上洗手间时，发现小便里夹杂了不少小血块，一时之间，他真是错愕惊疑、方寸大乱，在他的心里，投下巨大的恐怖阴影。

医生给他的解释是说，这应该是手术后的“正常”现象，因为，电疗结疤后，如果没有处理好，多半会有这样的习惯性出血情况发生。这种小便出血的事件经我细细观察老先生的神情，他显得十分沮丧失志，连散步也都没有什么精神，也很少再看到有一丝笑容。

从此，官邸洗手间内就开始摆几个空的瓶子，只要蒋介石发现小便有暗红色的小血块从尿道流出，就吩咐我们赶快拿瓶子过去接血尿，我们可以明显地看见他的脸庞是那样的惊恐失望、黯淡无光，以前那个威仪棣棣的威权统治强人，如今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他内心充满焦虑、恐慌和对生命的了无信心，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可怖的事情。

像女人月信似的小便出血现象，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一直到他死亡前，每年春天，都会好一阵子出现小便出血的现象。只要出一次血，老先生就会紧张个半死。可是，医生们似乎习以为常，不把他的小便出血当作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有一天，我当班站在他的后面服侍他小便，忽然见他脸色大变，我知道八成又是尿血了，就赶忙拿一只尿瓶给他，他两手颤颤巍巍地接着血尿，接完后，脸色如土地急声命令我：“快！快！你把这瓶血尿拿给医官检查看看，到底里面有几个红血球？”

老先生既然气急败坏，我当然也是十万火急地将这瓶血尿赶快拿到医官的手上，没想到那位医官却说：“这种毛病是没办法根治的，检查什么红血球？你把它拿去厕所倒掉吧！不用化验了！”我只好无奈地把那瓶血尿倾倒在厕所马桶里。没多久，老先生非常紧张地叫来那位医官，十分慎重地问他：“我的尿里到底有多少个红血球？”医官却毫不迟疑地说：“报告总统，大概五六个吧！没有问题的，这是正常现象！”

其实，蒋介石哪里懂得什么红血球的单位，医官也不是故意要欺骗他，而是他有时候太过紧张，搞到自己吓自己的地步，医官是要缓和他的情绪，才随便敷衍他的。

尽管如此，老先生对自己排尿会有血，依然是耿耿于怀，十分介意，可是医生却对这样的手术后遗症束手无策，只有任凭它每年复发一次。而年纪大的人毕竟比较怕死，尤其怕见血，老先生亦是如此，每次见血，他的精神就更加困顿萎靡，对自己身体健康失去信心。

无独有偶，自从他开始尿血，整个身体机能也比以前差了很多，此后，他就经常罹患感冒，而且间隔很频繁，我们明显发现他的疾病抵抗力已经衰退。

凶兆

1971年，老先生尿血刚刚缓和，有一天，我在当班时，发现了老先生一个新的病兆。

我发现老先生没走几步路就气喘如牛，而且，他在呼吸时，舌头不断往外伸，似乎有些呼吸不顺，讲话时舌头显得有些硬，变得口齿不清。我立刻把这个情况向医官熊丸报告，熊医官得到我的报告，立刻为老先生做检查，他的检查结论是：“老先生可能是血管硬化，但是问题不大，至于呼吸的时候会把舌头吐出来，是代表肺部缺氧。”

熊医官还当面嘉奖我一番：“翁元做这个反映很好，以后希望副官人员见到老先生身体有任何小问题，都请随时告诉我们。”

此后，蒋介石的四肢反应呈现愈来愈退化的现象。比如，双手会发抖，连他为自己点眼药，双手都抖个不停，剪指甲手也是抖得厉害，后来没办法，这些需要双手稳定来做的工作，都由我代劳了。

1972年春天，他和夫人到日月潭度假，住在涵碧楼招待所，那次又发生了另一个意外插曲，让我们贴身副官大为紧张。

涵碧楼招待所老先生住的房间，和老夫人的房间是紧挨在一起的，我们之前已经得到指示，因为老先生身体已有老化现象，所以，只要他起身活动，一定要有一个贴身副官紧跟在后，以防他有脚步不稳的情况发生。所谓的老化，无非是指他血管老化的问题，因而四肢机能明显有退化迹象。

有一天，老先生穿过夫人宋美龄书房正要往屋外走来，副官人员远远看见他走过来，就立刻要过去随侍。谁料想，因为夫人卧房就在一旁，副官人员为了怕惊扰夫人的隐私，只好绕过一个回廊，快步跑到老先生跟前，可是，在副官人员还来不及跑到他的面前时，老先生忽然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这下子立刻惊动了夫人，她大惊失色地走出房门，大叫：“是怎么搞的！怎么可以让总统摔倒呢？副官在干什么？”在宋美龄的严词诘问下，没有一个副官敢答腔。这时，被副官人员扶起来的老先生一面喘着气，一面说：“这不是他们的错，是我自己不小心，没事！没事！”

蒋介石嘴里直喊着没事，可是，宋美龄不那么想，她余气未消地说：“以后不要管我是不是在房里，只要先生一出房门，你们就给我直接过来扶先生！”

医官获知蒋介石摔跤的消息，也紧张兮兮地跑了过来，为他做检查。所幸，没有任何外伤和骨折的情况发生，可算是虚惊一场。

我们从此得到宋美龄的指示：和先生寸步不离！

我跟在他身边，觉得他的体力实在大不如前，有一次遇到医官邓述微，我向他报告老先生身体近况，并且问他原因，他说：“我也没有办法，这就是老化。”

老先生也对自己身体的江河日下，觉得不可思议，有一次也问邓述微，邓医官答道：“报告总统，这是正常现象，没有关系！”

邓述微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老先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然而，老先生的身体状况，却仍然没有改善的趋势，我们在他身边服侍，当然非常清楚，例如他散步，以前可以连续走个半个小时不会累，而他现在即使走个十分钟，就开始喘气，而且是舌头伸出来的那种喘气方式。

因为蒋介石的病，官邸笼罩在一种低沉的气氛当中。

“国家大典”蒋介石受罪

1972年5月20日，是“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就职典礼的日子。那时，蒋介石的体力更是衰弱，可是，政治大权岂可轻易拱手让人，“国家大典”更不能没有“总统”本人参加，这是官邸人士，尤其是宋美龄的基本看法。为了不让“总统”身体欠妥的事实外泄，官邸在就职典礼前夕，想出一个掩饰“总统”病情的方法。

这个方法看来非常简单，就是在“总统府”大客厅的“总统”及夫人站立的后边摆上一张沙发椅，典礼当天，贵宾道贺时，就让蒋“总统”挨着那排沙发椅站着。

这样的设计有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为了预防老先生身体突然撑不下来，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后面的沙发椅就可以发挥作用。一方面，老先生不致跌倒，不会产生危险；另方面，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可以给老先生做身体的倚靠，不会感到吃力。这套方法，据说是孔令伟孔二小姐想出来的妙法。

为了防止老先生临时体力不支，“总统”医疗小组还在会场后方安放了氧气桶，以便老先生在急需时，可以立刻派上用场。

这样的“总统”就职仪式，恐怕也只有发生在台湾这样的地方，世界上有哪一个地区长官、哪一国家首脑的就职仪式有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总统”就职仪式之后，也就是1972年7月20日病发前一天，还有新任“大使”呈递到任“国书”，那时，也是用这招瞒天过海的方式，在“总统府”的会客室，举行呈递“国书”的仪式。

蒋介石突然昏迷

早在1972年6月间，也就是“总统”就职后的次月，“总统”官邸的医官特别为蒋先生做了一次全身身体检查，这项检查结果出来以后，让医官们大为紧张。从检查报告上看来，他的心脏已经比前一次检查时，更为扩大，如果再不好好调养，他未来的身体健康状况势必更加糟糕。

“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陈耀翰，看了这份检查报告，便直接面见老先生。陈医官很直率地把检查结果告诉老先生，陈医官建议他立刻停止一切对外活动半年，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下，做最清静的休息。

陈医官的意思非常清楚，他深知老先生的身体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状况，如果再拖下去，老先生的身体只有愈拖愈糟。但是，陈医官却忽略了老先生夫妇的想法。果然，老先生听到陈医官的这个休息建议之后，大为紧张，马上去向老夫人告知有关的讯息，并且征询老夫人的意见。

“陈医官要我立刻休息半年，你的意思怎么样？”蒋介石只是单纯征询意见，但是，夫人宋美龄的想法和医官的考虑点显然大相径庭，她的主要着眼点是“总统”一旦不在其位，那么“总统”的职权岂不旁落？蒋家荣耀谁来赓续？她自己崇高的地位是不是也会受到损失呢？而且，在那个强人领政的时代，如果“总统”身体不行，不能履行他的职务，和一般现代国家的领导者因病不能执政，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蒋“总统”身体垮了的消息一旦外泄，岂不是会引起政治不安、人心动荡吗？这无论对蒋家或是对台湾都不是一件小事。

所以，宋美龄心头不禁对直言的陈耀翰大为光火，不假思索地说：“不要听他夸大其词，你的身体还好得很，为什么要休息半年？这简直是岂有此理！陈医官太不识大局了，我去找他去！”

宋美龄怒气冲冲，把陈医官叫到房间，毫不客气地数落了他一顿。

“你应该对事情有个轻重的观念，你这样跑去和先生乱讲一通，会影响他的情绪的，这个责任谁负担得起啊？你这样只会让他心里感受到更大的压力，你知道吗？何况他刚刚就任总统，他怎么可以就这样休息半年，我们的老百姓会怎么想啊？先生是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上，休息半年的，这对台湾政局会有很大的不利影响的，你知不知道？”

从此，只要有任何有关老先生的病情的报告，都要经过宋美龄的允准，才可以对老先生讲，宋美龄的理由很简单：这样是为了老先生的心理着想。

医官的考虑完全是基于蒋“总统”的病情出发，然而他们对夫人宋美龄那掺杂了政治的思考方式，当然也只有默然听命的份。医生的预言很快应验，蒋“总统”的病况的确有了令人忧虑的发展。

几天后，“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突然交代我们，从即日开始，要把每天喝多少水、排多少尿，都要一一记录下来。

我记得那几天老先生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稍稍活动一下，就感觉气喘，喘气时舌头还不停伸出来呼吸，这就是典型的缺氧现象。晚上，老先生经常会因为气喘不止，觉得胸口气闷，医官给的建议是，只要感到气喘不过来时，就到阳台外吸几口新鲜空气再回去睡觉，医疗小组还开给老先生一种药片，只要老先生觉得气闷，就在舌下含一片，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一种心脏病的特效药，叫“麻地黄”，可以强化心脏和使血管通畅。

可是，受陈耀翰被宋美龄当面指摘的事件的影响，所有的医官都再也不敢直接向蒋介石面报病情，必须先向宋美龄报告之后，再会商如何向蒋先生解释病情。当然基于不影响蒋“总统”情绪的考量，透露给他的消息，不外是“没关系”“多休息”之类和病情没有太直接关系或是隐瞒实情的话。纵令如此，医官进出“总统”房间的次数增加了，各种检查项目也明显加多。然而，没有人敢再告诉老先生实情。其实，医官跑“总统”书房跑得愈勤，就是表示老先生的身体已经到了十分紧张的地步，宋美龄不答应让老先生休养半年，老先生自己也坚持继续处理一些比较重要的公务。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医官不断给宋美龄提出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检查报告，迫使她不得不做出一些因应之道。

早在老先生发生车祸那年，“总统府”三局就为他做出了一连串的计划，特别像是“总统府”内加装电梯，可以让“总统”下车后，直通电梯，而电梯到了三楼，只要再走几步远，就是他的办公室。这样的设计，事实上，已经是很大的权变之策，然而，就一个随时可能爆发心脏病的老人而言，这样的办公室设计实际上已经不具积极意义。

几经说服，宋美龄也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她似乎已经了解，假如不立即给蒋老先生更周密的医药处置，老先生的病情是相当悲观的。明白了这一点，宋美龄下令立刻增加了两位台湾当时最顶尖的心脏科权威，一个是姜必宁，另一个是李有柄。姜医生是“荣总”心脏科主任，李有柄则是心脏血管科主任，这两位权威医师加入“总统”医官阵容，其实已经相当程度地显示了老先生病况的严重性。

7月前后，老先生连吃饭都要停顿好几次，要喘几分钟气，才能够继续进食。有几次，甚至吃到一半，竟然会全部吐出来，这都是心脏病要发作的前兆，医官们此时更加肯定老先生的病况已呈一触即发的态势，“总统”医官一方面更加小心观察老先生的病情，一方面准备到海外邀请治疗心脏病权威，能够在最短期间内，尽快找到这方面的适当人选。

当时，台湾十分缺乏治疗心脏病的医学专家，“总统”官邸医官几经讨论，推派卢光舜医官去美国，邀请当时在国际心脏病治疗方面，颇负盛名的权威专家余南庚博士，回台湾来为蒋“总统”治病。

“总统”官邸医官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主要也是希望找到一位可以妙手回春，而且是专家龙头的权威，为蒋“总统”找到一个根本治疗的方法，尽快治好他的心脏病。当然，医疗小组会去美国“取经＂，主要的压力来源，除了老先生病情的压迫感之外，更大的压力来源，无疑的是来自宋美龄那边的急切心理，在几经治疗，然而却仍无起色的情况下，老夫人已经渐渐失去耐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官邸医官除了去海外请“会念经的和尚”外，似乎别无选择，这便是卢光舜远涉重洋去美国请余南庚的基本原因。

余南庚，是我国早年留学美国的优秀医学人才，曾经担任过美国的心脏医学学会的会长，是中国留美医学人才中，少数的顶尖心脏医学专家，他也是经过“总统”医官一致公认当年最优秀的心脏医学权威，如果能够把他请回台湾，蒋“总统”的病情应该还存有康复的一线生机，大家有这样的共识，再经过宋美龄的允准和支持，才决定尽速派遣卢光舜前去美国，延请他回台湾为“总统”治病。事不宜迟，几乎就在和宋美龄开完会的第二天，卢光舜就赶赴美国，希望尽快找到余南庚博士，并且马上回到台湾，解老先生心脏病的燃眉之急。

那年的7月19日，卢光舜刚离开台湾去美国请余南庚，可是，三天后，台北阳明山中兴宾馆却发生了惊天动地、上下大乱的大事。

7月22日，官邸内务科为欢送即将卸任的侍卫长孔令晟将军，欢迎即将接任的新任侍卫长邹坚将军，于是，就在那天中午，我们举办了一个十分简单的迎新送旧餐会。

那个餐会并没有十分特别的地方，餐会结束后，因为我已经没当班，所以，我在餐会结束后，坐林武官的车子下山。林武官和我们交情不恶，我坐他的车子下山后，便回家休息。

第二天，我销假上班，在上班车的时候，觉得车里的气氛有异，怎么大家都是一副人心惶惶的样子，不知道是出了什么大事，一问之下，才晓得是蒋“总统”突然在22日的下午昏迷了。

据我事后了解，蒋介石昏迷的情况是这样子的：22日中午，副官照顾他吃中饭，没有想到他不但胃口不佳，边吃还边大口喘气，吃到一半，因为反胃，吃进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包括姜必宁、李有柄在内的医官，发现他随时有发病的可能，然而却不知道如何有效防治这样的突发状况，毕竟，医生不是上帝，他没有能力让每一个病人不药而愈，更不可能防范所有疾病的发生。

但是，医官的职责毕竟是在救人，为了防止老先生的心脏有任何突发情况，恰巧陈耀翰那天上午已经去“荣总”安排关于老先生的住院事宜，谁料到老先生的病情恶化到已经没有时间让医官为他办住院的一切事前工作。午睡以后，老先生感觉胸口很气闷，医生得知了这个情况，立刻想把他移到他房间的卧榻上休息，可是，当副官正受命要把老先生抱到卧榻上时，他就突然昏厥过去。这时，中兴宾馆上下一阵混乱，医官和护士人心惶惶，连开氧气装置都弄了老半天，直到陈耀翰被紧急召回官邸后，才在陈医官的指点下，开启了氧气开关，为老先生接好氧气管。

乍然之间，大家是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卢光舜远在美国，一时联络不上，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找到心脏病治疗权威余南庚博士，而这里蒋介石的病情已经等不及，昏迷在床，情况的危急令官邸上下笼罩在一片焦虑和绝望之中。

那天当班的熊丸医官，本来要连夜把老先生送到荣民总医院第六病房，然而又怕在运送过程中，稍一不慎，会让心脏病发作的老先生病情弄得无法收拾，所以，斟酌了老半天，没有人敢下决定把老先生大老远从阳明山的中兴宾馆，送到石牌的荣民总医院，于是，医生们只好当机立断，立刻在中兴宾馆成立了一个老先生的急救站，动员了所有的荣民总医院的医生、护士，来回奔波，要把老先生这条在死亡线上徘徊的生命，从阴阳交界处抢救回来。

夫人宋美龄这时发挥她临危不乱的镇定精神，指挥若定地命令所有的在场人员，从老先生昏迷的那刻起，停止一切休假，而且，所有的文武服务人员，一律不准和家人联络，如果有任何工作人员的家人打电话上山询问工作人员的去处，一律答以到南部出差公干数天才会回台北。所以，那一阵子，有不少医官或是官邸工作人员的太太都以为是丈夫失踪了，后来才知道是老先生病情变生肘腋。老夫人就像一个战场上的指挥官，指挥所有的官邸人员如何应变急救，而医生除了要在老先生病榻前忙着监测老先生病情、为老先生做性命攸关的急救，还要随时向老夫人报告最新的病情发展。

中兴宾馆的气氛空前凝重，23日上午当我回到中兴宾馆，官邸已处在最紧张的状态中，我见到老先生的鼻子、嘴巴，只要是有孔的地方都插上了各式各样的管子，心电图在滴滴答答地响着。一旁的医护人员全部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忙成一团，一会儿医疗小组的医官要侍卫人员派车去“荣总”拿药，一会儿又是要我们帮忙清理床铺，为大小便失禁的老先生整理床铺。

我们几个贴身副官以车轮战的方式在老先生病榻前服侍着。说实话，我们是真挚地希望老先生赶快好起来的，可是老先生的病情却让人忧心忡忡。

“老先生能不能过这一关，完全看能不能撑过最初的两个礼拜！”这是医疗小组成员对心脏冠状动脉病症一种经验之谈。可是大家心里都有种不祥的预感，医疗小组连续打了几次电话给到美国的卢光舜，催他赶紧找到余南庚，另方面，老夫人宋美龄在失望伤心之余，已经做好了为老先生办后事的心理准备，甚至连怎么移灵的步骤都已经预做了安排，以及模拟演练。

时间分分秒秒地挨过，大家围绕在老先生病榻四周，正在危疑绝望之际，有位医官不经意听见老先生嘴中似乎在念念有词，非常吃惊地告诉我：“翁副官！快来听听看，老先生好像在说什么，你应该可以听出一些什么来吧！”

在大伙全都一阵茫然的这个节骨眼上，医官的这个发现，无异是在最黑暗的世界角落，给大家一线曙光。

我立刻凑近老先生的嘴巴边，细细听着他有如呓语的每一个字……

我把自己听见的毫无保留地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从大家的表情可以发现，大家的眼眶都已经泛红微润。

“总统”六号病房

皇天不负苦心人，卢光舜终于在美国找到享誉中外的余南庚博士，救命如救火，两人不做任何勾留，立刻火急赶回台湾，这已是7月27日，距离蒋介石昏迷，已经是三四天了。

世界顶尖的医生既然已经请了回来，接下来就是要赶快为蒋“总统”做最妥善的处置，让他尽快恢复知觉苏醒过来。余教授的来台，无疑给了“总统”医疗小组最有力的后盾与支持，大家心中原本的那块巨石都不约而同地放下。

余南庚不愧有权威风范，他一到中兴宾馆后，就检视了一遍医疗小组为“总统”做的一些处置，他十分镇定地说：“你们的处理非常好。”接下来一切的医疗计划就由他来统筹策划。

余南庚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医师，来台湾的日子，我们从来没见过他有什么假日，他被安排住在圆山饭店，每天一大早就从圆山赶到蒋“总统”的病榻旁，不仅诊断细心，而且更是全心投入，可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他回来以后，老先生虽然没有马上就苏醒过来，但是，却有了相当程度的起色，使得宋美龄和众医官对他信心倍增。

经过几天的全心照料，余教授认为老先生在阳明山中兴宾馆治病，显非万全之策。第一，这里距离荣民总医院至少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如果有什么急要的情况，比如要到“荣总”拿药，就十分不便。当时，在老先生昏迷之初，官邸特地派了两部车，并且由两位侍卫人员专门负责于中兴宾馆和“荣总”之间，两地来回跑，有时候还是不很方便，况且有些大型器材，实在搬运不便。

1972年8月5日的深夜，我们奉命做好一切工作，准备把老先生送到荣民总医院的“总统”专用六号病房。

之所以选择深夜时间，有两个最重要的考虑，一个是因为深夜时分，阳明山仰德大道的来往车辆较少，比较容易做局部交通管制；其次，也是为保密的考量，毕竟，蒋“总统”是台岛“独尊”，如果他得重病而且正准备做心脏大手术的消息一旦外泄，传到外人或是有心人耳里，难免要制造一些口实，让人做“动摇士气军心”的不利宣传。

移床入院行动，在严密的部署下，默默进行。

5日的晚上大概6点过后，军警已将阳明山到石牌荣民总医院沿路全面封锁，不准任何车辆出入。

为了让蒋“总统”在移动的过程中，平顺安稳，“总统”医疗小组特地调来一部簇新的大型救护车。这部救护车是当时“三军总医院”从国外进口的一部新型车辆，不但设备先进，而且行驶的时候格外平稳，不会有过于晃动的缺点。这部车总医院根本还没启用，就被官邸征调来作为老先生的专用救护车。

夜色中，我们小心翼翼用担架把老先生抬上救护车，戒护的侍卫人员和往常一样，组成车队，保护老先生一路上的安全。

8时许，载送老先生的救护车和随护车队，从阳明山中兴宾馆缓缓驶出，我们奉到上级的任务指示，基于老先生是严重心脏病的病患，所以，在运送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有一丝的大意或是一点点的颠簸，否则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他的病情。

为了慎重起见，余南庚亲自率领医护人员，随车一路护送，以防有任何突发状况发生。

此外，一路上，从前导的开道车，到载送老先生的救护车和随扈车队，全部都保持在车速约10公里以下的超低速前进，那样的速度，真可说是像蜗牛爬行似的。在那条漫漫的仰德大道上，老先生的病榻在深沉的夜色中，缓步向前，短短的十几公里路，以“总统”车队平日的行进速度，根本只须十几二十分钟，可是这一趟的随扈竟然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到晚上9点多钟，才抵达荣民总医院的第六病房。当时，“荣总”四周可以说是处在半戒严状态，在一般门诊部门看病的人潮已经退去，去住院部门探病的人们也被支开，必须从另外的门出入；而六病房附近更是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其目的就是不希望“总统”蒋介石住院的消息外泄，以免成为别人攻讦的口实。

六号病房是当年特地为老先生而设置的一个特别病房，完全和“荣总”的其他部门隔离，内部的医疗器材可以无止境地添置，如果有任何需要，尚可以从其他医院借调医护人才和新装备器材，供老先生治病之用。事实上，在“总统”身边人的心目中，只要能够把老先生的病治好，即使花个几千万甚至几亿台币，那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在六病房，可以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经费非常宽裕。

不但“总统”病房的设备一流，就是在病房陪伴的亲人房间，也做了充分准备。老先生住进六病房后，为了方便放置比较多的医疗器材，我们把病床从病房移到客厅奇$%^书*（网！&*$收集整理，老夫人和孔令伟各自住一间房，蒋经国则住在病房内的另一间小房间，我们当然是因陋就简，就在医疗室摆了6张行军床，连护理台上也有我们的铺位，整个六病房的外围，和老先生去“荣总”做体检时一样，也有严密的警卫人员24小时警戒，光是所有的警卫人员和车队人员，就占住了半间的“荣总”餐厅。

虽然人在“荣总”，可是蒋介石吃的特别调制的流质食品和宋美龄等人吃的餐饮全是由士林官邸烧好送去的，而我们则是由“荣总”代办餐饮，吃在“荣总”，睡也在“荣总”。

在余南庚的领导下，成立了“总统”医疗小组，连同原来的5位医官，加上6位新任医官，“总统”医疗小组一共有11位，当然是以心脏科的专家为主体。从7月22日到8月6日，我们副官整整忙了两个星期，几乎是24小时随侍在侧，大家早就忙得精疲力竭。以我来

说，我的牙床在8月初就感觉浮肿疼痛，所以，一到“荣总”的隔天，我就到“荣总”牙科挂号，和医生约好时间，便立刻去看病，医生看了看我的牙齿，毫不迟疑地说：“你怎么了，牙床肿到这样才来？”我只好苦笑，说大概自己的火气太大了吧！结果，医生的诊断是需要立刻拔除以免后患，牙拔了人也比较舒服，可是，照顾蒋老先生的任务却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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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蒋介石之死

1972年可以说是蒋介石健康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不是“总统”医疗小组的全力抢救、官邸上下同心协力的尽心照料，他的年寿不可能会延长到三年后。但是，无可讳言，老先生本身的强韧生命力和坚忍不拔的求生意志，是他能够从昏迷险境苏活转来的重要契机。

“总统”医疗小组

曾经不只一次有外国医学专家告诉“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个地区或国家，能像你们这样，为了拯救“国家元首”的生命，可以动员全部的人力、物力、财力，即使美国总统恐怕也不可能有像蒋介石这样近乎像帝王般的医疗照顾。

或许，美国人这些话里还隐藏着一些别的含意在里面，可是，如果从正面去设想这句话，应该是毫不夸张的。

到台湾来以后，老先生最信任的两位医官，当然首推熊丸和陈耀翰，他们两位是在1972年“总统”医疗小组成立前，老先生最常咨询的官邸御医。

在1972年时，熊丸还兼任中兴医院的院长，但是，所谓的中兴医院院长，其实只是一种便宜行事的做法，熊丸有很大一部分心力，是放在为“总统”治病的上面，他实际上是“总统”的随从医官。至于陈耀翰，他曾任军医医院胸腔内科主任，后来一直在官邸专任随从医官，老先生病发以后，熊丸和陈耀翰两人轮班照顾老先生，两人对蒋先生可说忠心耿耿，做

出全部的贡献。

后来，在余南庚主持下，成立了“总统”医疗小组。余南庚由于是客卿的身分，而且他在美国还有教学工作，只能利用休假的时候，暂时回台湾替蒋介石治病，不可能久留台湾，所以，这个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是由“国防医学院”借调来的王师揆负责担任，王医师同时也是劳人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师是没有编制限制的，所以，在最鼎盛的时期，“总统”医疗小组的医生就有13名左右，几乎比较重要的科别都齐全了，所以有人讥讽，官邸完全成了一间大医院。这虽是一句嘲讽的话，可是，和实情也相去不远。光是这个小组的名医名单，大概就可以羡煞平民百姓。

在小组之下，主要医官包括：

召集人：王师揆，专长是神经外科。所谓召集人就是负责实际的医务工作，并随时要负责向蒋“总统”或是夫人宋美龄报告病情发展，提供宋夫人决定之参考。

骨科：邓述微，兼任“三军总医院”院长，后来曾任振兴复健医院院长，后因院务理念和孔令伟不合而离开振兴。

胸腔外科：卢光舜。

胸腔内科：陈耀翰。

心脏内科：熊丸、姜必宁、李有柄、董玉京。

心脏外科：俞瑞璋。

肾脏科：谭柱光。

麻醉科：王学仕。

新陈代谢科：赵彬宇。

牙科：曾平治。

泌尿外科：郑不非。

眼科：林和鸣。

官邸对医师是相当礼遇的，尤其是对专门回国医治老先生的余南庚，更是礼遇有加，不但让他住新盖好的圆山大饭店豪华套房，而且还提供一部凯迪拉克专用轿车，当然，来回机票和一些相对的高报酬亦是难免。余南庚对老先生的病情，实在可以说得上是鞠躬尽瘁、不舍昼夜，几乎是全天候在看护老先生。

但是，余南庚以外的医疗小组成员，每个人的待遇和境况，便不尽相同了，加上官邸在“总统”病笃之后，大小杂务可以说是大部分掌握在孔二小姐和宋美龄手中，她们有各自的立场和看法，和医官们专业的立场又有所差异，因而，难免在某些问题上，容易发生争议的情况。

大体而言，医疗小组的医官们在医学界都已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可是，当他们处在官邸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际生态环境中，难免有许多格格不入。人说古代御医难当，可是现代“御医”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然而可贵的是，不论是官邸工作人员或是医官，在“总统”病重的那段时间，大家可以说是发挥了高度的吃苦耐劳精神，这就是老一辈的使命感，即使大家的肉体再怎么疲惫，大家多半是抱着咬牙强忍的心态，希望老先生的身体能够尽快痊愈。

在医疗设备方面，当时只要是各个军公医院，有任何新的进口医疗器材，一定必须先送到荣民总医院六病房使用；如果需要添置什么新的器材、药品，更是由各军公医院无止境提供。甚至为了“总统”长年使用六病房，六病房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有关方面又嫌它太小不够新颖，另外又要“荣总”编列预算，兴建一处新的“总统”病房，可惜这个新的大型“总统”病房，还没落成，老先生就已经病逝。

医官、副官为蒋介石掏粪

许多罹患冠状动脉病变的人，如果遇到昏迷的情况，最初的两个星期，通常是最具关键性的时刻。假如熬不过两个星期，就只有准备后事。然而，像蒋介石这样昏迷时间长达半年的，恐怕在一般病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个案，堪称奇迹。

在这段昏迷的日子，蒋介石身上至少插了三根管子，包括供给氧气的氧气管、供给流质食物的胃管和手上的点滴管，就是这些药物和营养品，在维系他脆弱的生命。可是，进入“荣总

”之后，也就是余南庚博士来台后的这段时间，老先生的各项检验报告显示，已经有日渐好转的迹象，一切情况慢慢稳定下来。

为了让蒋介石的病情稳下来，我们付出了相当可观的代价，而老先生强烈的求生意志，则更是他得以转危为安的主要原因。

但是，蒋介石因长期卧床，已经使得他的肌肉出现了明显的萎缩状态，我们守候在一旁的人，早就发觉他的右手首先有了蜷曲的现象，这大概是因为长期吊打点滴的关系，此外，由于血管硬化，腿部肌肉也有萎缩的情形，所幸，老先生的肠胃一向很好，所以，经过胃管灌食营养流质食物，吸收的状况十分良好。孔令伟孔二小姐为蒋介石的起居照顾问题，动了不少脑筋，她在这方面还真是小有天才。

譬如，老先生在昏迷时期，我们为了怕老先生久卧病床身上长褥疮，大概每隔两个小时要为他翻一次身，并且做全身按摩，以活络血脉。可是，每次我们为他翻身时，他的小便就因膀胱失禁而不自觉流出来，所以我们为他按摩之外，还经常要给他换床单和衣裤，一天总要换个好几次。

除小便失禁外，解大便更是一大问题，所以，大概每隔一两天，就要由医官为老先生“掏粪”。所谓“掏粪”，其实就是由医务人员戴手套，然后用手指直接伸到老先生的直肠内，将已经结成颗粒状的粪便，一粒一粒地挖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身体维持正常的排泄循环。但是，每次的“掏粪”工作，总要忙得医官满头大汗。

当时，做“掏粪”工作的主要是邓述微院长。他在做这件工作时，通常我是他的重要助手，我们做这个工作一直做到蒋介石苏醒后还是要继续做，原因无他，就是医官考虑到蒋“总统

”的心脏负荷的问题。因为，根据医学临床证实，有许多心脏病患者，是在解手特别是解大便时，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死亡。所以，即使他已经醒来，医官还是不敢让他自己解大便，还是由邓院长和我们副官人员，亲手为他继续“掏粪”。

孔二小姐见到医官每每为了解决老先生的排便问题，忙得团团转，她就动脑筋，何不叫木匠，把病床的床垫略作改装，是不是可以把问题变得轻松一些？

她动了一阵子脑筋，终于想出一个妙法，她叫官邸内务科的木匠，把老先生病床的床板做成活动的，可以在我们要为老先生更换床单或是衣裤的时间，把床板抽出呈一个“L”形，这样换起床单来，既方便又省力，而且，孔二小姐去订做了一个海绵制的床垫，在床垫中间，也就是老先生躺卧时靠臀部的地方，挖了一个碗口大的洞，每当医师和副官要为老先生“掏粪”时，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床垫的小洞，进行这项向来被一般医师视为畏途的工作。

此外，在为老先生翻身时常见的小便失禁情况，孔二小姐也想出一招妙招，便是使用长条型的塑胶袋，套在裤子里，这样就大致解决了小便失禁问题。

蒋介石在陷入昏迷之初，体温曾经一度高达40度以上，而且，他的肺脏有三分之二的部分已有积水现象，只有三分之一的肺部尚在正常运作。所以，他从一开始昏迷到最后，始终是套着氧气管，一刻不能中断氧气。

医生给他打了大量的盘尼西林针剂，目的是希望把肺脏积水的部位，控制在原有的那三分之二的区域，不要再进一步扩大。

有位医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就好像是官兵围堵强盗，假如官兵的人数比强盗少时，惟独把强盗全部挤压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要让强盗四散，侵蚀到其他正常的部位，这样是一种最保险的治疗方式。

换言之，当时，“总统”医疗小组的见解和处置，是希望用一种比较消极但是却很稳健的诊疗方式，把蒋“总统”从极端不稳定的阶段，慢慢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下，这样才有可能使得“总统”苏醒过来。他们不赞成给类似老先生这样的心脏病患者太强烈的猛药，或是过于剧烈的治疗手段，以免弄巧成拙。

我相信，医疗小组会采取这种方式，倒不是投鼠忌器，而是基于病患实际情况，而下的一种处置。

最早，医疗小组这个策略，确实有着一定程度的成效，而且可以说是老先生半年后得以苏醒的主因。可是，到老先生真正醒过来之后，宋美龄那边却有了另一种看法，她急切地希望见到蒋介石能够很快恢复往日的活动力，并且马上就和正常人一样，能够回“总统府”上班。

然而，在“总统”医疗小组的眼中，这样急切的心理，反而会乱了整个的治疗计划，不但对“总统”的健康无益，甚者反而会为他带来难以逆料的后果。

这样两种格格不入、全然不同的医疗见解，为日后老先生的治疗工作，投下一团阴影，也在宋美龄和医疗小组之间，预设了双方矛盾的伏笔。

苏醒之后

1973年的元月间，蒋介石终于从沉睡般的昏迷中，苏醒过来。

他的苏醒，给宋美龄以下的官邸人士极大的兴奋感，尤其教人不敢置信的，是老先生苏醒以后，除了身体体力明显大不如前以外，他的脑力特别是记忆力，竟然未受到昏迷的影响。对

于老先生的身体渐渐健朗，大家都非常欣慰，可是，毕竟他依旧是有病在身，尤其是因为手脚肌肉的萎缩和变形，在行动上有诸多不便，所以，在日常生活上更加依赖我们官邸和医疗小组的工作人员。

就拿1973、1974年每年的夏天来说，因为老先生平常就是个既怕热，却又忌讳吹电扇、吹冷气的人，这样的状况下，就苦了我们这些副官。

以往他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我们早已习惯帮他在夏天用蒲扇给他打扇子扬风，可是，他从昏迷中醒来后，似乎较以往更为怕热，要我们不分日夜为他打扇子扬风，否则他就睡不着觉。

那一段时期，大家因为要轮番照顾他，体力和精神上都感觉有些吃不消。我们吃在“荣总”、睡在“荣总”，根本没有什么自己的假日时间，长久下来，焉有不疲惫困顿的道理？原本

，我们是八个小时一班，然而这个时候的八个小时，和老先生健康时的八小时的班，是完全不同的，服侍病中的老先生，不但要帮医官护士做医护助手，还要兼做一般医院所谓“特别看护”的事情，举凡只要是医护人员不做的任何杂务，不论那个工作是否污秽肮脏，我们都没有任何选择不做的机会。

因为我们处理的工作，多半是和老先生切身起居有关，若放在以前，如果我们谁有什么病痛的情况，官邸的医官还不会太注意我们会不会影响老先生及其家人。可是，自从他病了之后，我们这些副官，只要有人患了感冒，即使是很轻微的感冒，也要向医官报告，医官立刻会为我们诊治。最初，医官比较紧张，凡是有一个下人感冒了，他们总是立刻叫这人离开病房，以免传染给体弱的老先生。有次我们已经连续有好几个副官感冒，几个人都不能服勤，最

后连我也感冒了，还发着高烧，还是要继续值班，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就叫惟一没感冒的李振民副官睡到老先生旁边值夜，白天时，我工作只好戴上口罩，以免散布病菌。

我为什么会患感冒都还要照顾老先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不少副官都因太劳累而生病，另一方面，老先生那时上下床都要有人抱他，而偏偏李振民的个子矮小，老先生怕李振民抱不动他，每次李振民主动要去抱他下床，老先生马上制止，并说：“我不要你抱，叫其他人过来

！”医官知道我感冒了，可是老先生指定要我去服侍他，医官只好叫我戴上口罩，不要把细菌传染给老先生。 ［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当时这段抱病照顾蒋介石的经历，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蒋先生向来是一个比较好动的人，自从生病以后，活动的机会少了，但在心理上，他还是一直想活动一下，可是又偏偏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就只好由其他的方面去满足，好比是按摩。他苏醒后，也许是神经比较迟钝，有时候明明我们已经用了相当的力道，为他按摩已经萎缩的右手或是左手，纵使我们再怎么用力，他也似乎没有什么感觉，有时候他误以为我们按摩不够用力，还大声斥责：“叫你们力气大一点，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即使我们拼老命使出更大的力气给他按摩，可是他依然不满意。

本来是好动的人，一下子给疾病绑在床上，毕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长时间躺在床上，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有时候他情绪不稳，一个晚上起来好几次，几乎已是家常便饭。

在病房里，他身上至少插了三根以上的管子，而且手脚肌肉都有萎缩的情况，每次起身，都要由我们连身体和管子抱上轮椅，而且，照官邸的老规矩，他起床后，侍卫官就要通知所有的侍卫人员，叫大家起来待命，即使在“荣总”住院，也是按此老规矩行事，所以，他起来几次，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轮班的医护人员就要被折腾几次，绝对不会幸免。

有几次，他也是想起来走走，可是医官觉得他身体还很衰弱，怕他起来不便，更怕他起来后，连接在他胸前的心电图电线，就要暂时拔除，这就等于暂时无法监控他的心跳纪录，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比如说像心脏停止跳动的情况，谁负得起责任？所以医官多半不主张他起床太过频繁，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起床会有什么严重的后遗症发生，他这样一个长期卧病的老人，总觉得是不是医护人员故意给他行动上设限制，有几次他对医护人员一再劝阻他下床大为光火，他冲着医官大骂：“我说要起来就是要起来，到底你们是总统还是我是总统？”

他发这么大的脾气，还会有谁敢去阻挡，只有悉听尊便了。

所以，有一次蒋介石曾创下一天内起床23次的纪录，他执意想起来的原因，大概是想试试自己到底还能不能脚踏实地地站起来，可是，他每次起床大概只有几分钟，就气喘不止，然

后又吵着要回床上，等到回床上躺下没一会儿，他却又嚷着要下床，就这样周而复始地上上下下，把所有工作人员搞得鸡犬不宁、暗自叫苦。

蒋先生复苏以后，情况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善，可是，经过一阵子以后，医官已经允许他可以在六病房四周坐在轮椅上活动，有时候他的体力比较好时，还让他到下面去走几圈。

有几次，老先生心血来潮，在宋美龄提议下，又找电影股的人去找电影片子，要在六病房放电影。官邸人员立刻照办，为他弄来最新档期的电影，可是，他看了几分钟以后，就说不想看了。其实，给他看电影，也只是希望舒解一下他的心情，让他不要太过烦闷，电影大概只看了几次，后来就没再放过。

老先生苏醒后不久，宋美龄对“总统”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以及官邸上下的工作人员，多时以来的辛勤努力十分感谢，在六病房时每逢年节都会设庆功宴，向医疗小组成员致谢。有时，老先生都还特地从床上起来，向在场的人员致意，这一点，蒋宋夫妇是做得相当周到也可以说很有人情味。

宋美龄导演“健康政治”

蒋介石卧病期间，外间当然免不了会有一些关于他病情传说的风言风语，为了“辟谣”

，宋美龄和官邸人士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从运用家族的重要活动，向外界“证明＂“总统

”尚健在，就可以看出宋美龄女士长于外交的手腕。

我的印象中，老先生在病中，一共对外露了四次脸，而这四次的公开露面，都是由宋美龄一手决策设计，并且是其中的灵魂人物。

病中的蒋先生第一次在新闻媒体曝光，是在1973年间，他最小的孙子蒋孝勇结婚的时候。

孝勇的婚礼在士林官邸的礼拜堂凯歌堂举行，那时，老先生还在“荣总”调养，虽然他已经苏醒过来，只是不适合长途走动，所以这次的婚礼并没有惊动他，孝勇夫妇是在行礼之后，按照奉化家乡的习俗，给老先生这位家族长者奉茶。

当天上午，我们和平常一样，给老先生穿上长袍马褂，坐在六病房的客厅椅子上，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接受孝勇夫妇的奉茶仪式。

那次的奉茶仪式，宋美龄特别决定选这个主题，对外发布新闻，说明“总统”为最小的孙子主持了婚礼的奉茶仪式，并且对外证明老先生的病情正在康复中。这次的曝光，显得非常自然，实际上也没有造作的地方，当然，官邸在对外的说词上，必须斟酌外界的可能反应和联想。所以，在对外的用字遣词上，都是字斟句酌、小心谨慎。

然而不可否认的，蒋介石毕竟是有病在身的老人，从他的神色可以看出他的确经历过一番和疾病搏斗的艰辛历程，这个艰辛历程，使得他的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而且脸庞消瘦，有经验的人很容易猜出他的病情。

第二次曝光是1973年11月间，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参加全会的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会客室晋见这位国民党总裁。

那次的晋见，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带领三中全会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见老先生，然而，当时老先生的右手肌肉萎缩的情形，已经十分严重，即使坐着的时候右手也会因无法控制而不自觉地垂下来。到底该怎么掩饰右手的缺点？大家都没有想到一个比较妥善的方法。后来，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何不用透明胶布将老先生萎缩的右手手腕索性“绑”在椅子的把手上，然后再穿上长袍马褂，这样外表就看不出来他的右手有什么问题了。我把这个想法向上面反映，上面马上拍手叫好，于是，就照我的方法，先为老先生穿好他惯常穿的长袍马褂，然后再把他用轮椅推到“荣总”会客室，等他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坐定，我们便立刻用透明胶布在他右手手腕上方绕上一圈，直接粘在沙发的右边把手上，把他的右手问题处理完毕，才通知主席团要晋见的人员一一进场。

虽然那时蒋介石的身体有些清瘦，但精神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医官怕他离开心电图监视的时间太久，会引起危险，在有关方面安排行程时，特别要求尽量把接见的时间压缩，当然，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更是全员戒备，在会场一旁随时待命，只要他稍有情况，就马上采取必要的急救手段。

第三次曝光，是在蒋孝武夫妇带着年方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蒋老先生夫妇。那次的家族活动，在宋美龄应允下，决定发布一张蒋家的全家家族照，再一次“证实”老先生还好好地活在人间，一扫当时有关老先生已不在人世的不实传言。

那张照片画面上显示，老先生手上抱着他最小的曾孙友松，一家人和乐融融的样子。实际上，友松只有在拍照的时候，才象征性地放在老先生手腕上，真正在他手上的时间大概只有几分钟不到的时间。

第四次的曝光，是时势所迫的曝光，但也是别无选择的一次纯政治性曝光。

时间是1975年初，那时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即将离职回美国，他其实早在一两年前，就已经几次向台湾当局提出晋见“蒋总统”的请求，但是，以前几次不是老先生正在昏迷状态，就是病情尚未明朗，不便接见，而美国方面已经根据种种迹象，猜测台湾的政治强人蒋介石应该已罹染重病，因为老先生已经有好长一段时期没有到“总统府”上班，而且，在许多老先生一向不轻易缺席的场合却看不见老先生的踪影，可见，老先生有病是个事实，不是空穴来风。面对马康卫离职返美前的最后一次晋见请求，宋美龄左思右想，权衡见与不见的利弊得失，最后和她的心腹商量的结果，还是决定接见。因为，见比不见更好，只有见，才可以免去不必要的误解和臆测，何况，这时日本和台湾刚刚“断交”，大陆已经进入联合国，如果我们再对美国有失礼动作，很可能对彼此的“邦谊”有负面影响。

然而，为了让马康卫晋见蒋“总统”的过程显得天衣无缝，士林官邸确实费了一番巧思。

在马康卫来晋见“总统”前夕，士林官邸内务科和有关部门的人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然而，宋美龄对接见计划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有很好的英语语言基础，而且，在美国早一辈的外交圈子里，她的能力和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所以，她没有要求台湾当局任何一位“外交”人员作陪，她认为只要她陪伴“总统”接见马康卫，就已足堪应付大局。

可是，她惟一比较不放心的还是老先生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撑持一段时间？因为接见马康卫，不可能像见国民党主席团主席，见个十几分钟，敷衍一下，毕竟主席团主席都是老先生的部属，即使不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若是对美国“大使”也是这么敷衍十几分钟，恐怕还比不见来得更为失礼。

便是这个原因，医疗小组的医官对此又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还是强调蒋“总统”是不宜离开心电图的监视太久的，否则没人可以保证他不会有任何令人措手不及的意外发生，何况，他已经有几次心跳突然停止的情况，尤其令人忧心的，便是他的每次心跳停止间隔时间已有日渐缩短的迹象，假如情况进一步恶化的话，谁能把握老先生不会因为一时兴奋或是冲动，而使心脏受到致命的刺激？

然而，尽管医疗小组的医生们如此悲观，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意思还是不改变接见马康卫的决心，为了国民党的前途，必须冒一次险。

接见照计划进行：那天下午，马康卫准时依约前来，蒋介石早在马康卫来之前，就已经端坐在士林官邸的客厅等候，医疗小组则在后侧隐秘处严阵以待，我们副官则在料理完杂务之后，退据在客厅后方等候差遣。

我清楚地看见老先生和夫人的表情和谈话过程，只是我并不懂英语，所以，听不清他们的交

谈内容，可是，他们的交谈状况，我却清楚在目。

老先生的表情那天有一点僵化，脸上表情不太自然，偶尔会讲几句中国话，但任何和他有过交谈经验的人或者从未交谈过的人，都可以发觉，他的舌头出了一些问题，似乎有些硬化的感觉，而且谈话时还会喘着大气，这正证明了老先生的病是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然而，幸好还有宋美龄一旁协助，让马康卫“了解”老先生的意思，并且适时地掩饰老先生的口齿不清和词不达意。

几次重要接见安排下来，让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胆子都快吓破了，每次宋美龄告诉他老先生哪天要见某某，他总是极力反对，后来他和我们闲谈谈起：“你们不知道我每次要担多少心，但又不得不接受上级的指示，没有办法制止，心情真是非常复杂。”

除了这四次主要的对外曝光，老先生的病情新闻便从来不曾在任何正式媒体上面出现，这是当时国民党控制言论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例证。当时有不少人总认为“总统”的病情要是轻易外泄，好像会对台湾未来造成什么致命影响似的。其实那时蒋经国基本上已经掌控了整个台湾未来大局，就算老先生去世，其实已经不具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只会在心理上，形成对国民党权力中心的短暂压力，这则是不争事实。

抓权力比养身体更重要

赶快回到“总统府”上班，可以说是宋美龄对蒋介石苏醒后，最急切的一种渴望，然而，老先生又何尝不是做如此想？

蒋介石在苏醒后不久，曾经一度想叫我们为他准备纸笔砚墨，要想练练毛笔字。可是，他自己试了几次，知道自己的右手萎缩得相当严重，已经没力气握笔了。但他还是很努力地练习握笔写字，只是仍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试想一个当年是“一国之尊”的“总统”，曾经批过多少重要文件、下达过多少命令，可是，当年那只指挥千军万马的右手，如今却不听使唤了，他的内心怎能不暗自神伤？

为要老先生赶快痊愈，然后可以立即销假上班，夫人宋美龄和她四周的亲信，莫不伤透脑筋。他们在照顾老先生的工作上，也费了很大的功夫，像孔二小姐便是最好的例证，孔令伟被赋予的任务之一，是夜里的查勤。

老先生从昏迷状态苏醒之后，若遇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就叫我们副官为他打扇子扇风，但是老先生也体谅我们站着扬风很辛苦，有时候他会叫我们坐着扬。这一坐，反而我们的瞌睡都来了。尤其是入夜以后，六号病房只开了盏小灯泡，昏黄的光线下，隐约见到他躺在病床上，一旁的心电图发出有规律的鸣叫，加上已经忙了整个白天，我们差不多都会在值班时忍不住打起瞌睡来。

正班的副官通常是和两位值班照顾老先生的护士，一起在老先生病榻旁守候，防止有任何突发情况。护士一般来说，她们是专业人员，晚上若有轮值守夜，白天大致上不会有太重的任务给她们，和我们情况不同，所以她们也极少有打瞌睡的事情发生。

可是，孔二小姐她可不管这些，反正值班的人不能尽职，就是不对。她晚上经常是一身暗色的西装，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就身轻如燕地从外面走进六号病房，先在进来的地方探个头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在打瞌睡。要是有人敢打瞌睡给她瞧见，她会毫不留情面地给那个睡觉的人一顿狠骂。

不过她的理由也很有道理：“要是你们睡着了，先生心电图有什么不正常的反应，谁能够及时回报？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岂可如此随便？”

当年我们多半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了，体力大不如年轻时代那样丰沛，何况我们有时是24小时不眠不休地工作，一天没有多少睡眠时间，所以，值班打瞌睡可以说是人的生理自然反应，其实，我们又何尝不知道本身任务的重要性。

孔二小姐始终没有为了值班打瞌睡的事责备过我，我还记得有一回，我轮值夜班，守在老先生床榻边，不知不觉中，禁不住白天的疲累，我竟然意识昏沉地打起瞌睡来。隔了一会儿，护士小姐把我唤醒，她说：“翁元！刚刚总经理(指孔令伟孔二小姐)来过，她知道你在打瞌睡，没有把你叫起来，你运气很好！”

我振作起精神，咬紧牙关，再也不敢打瞌睡了。

蒋介石自己也对病情十分着急，他时常很焦急地想起床试着走动一下，长期躺在床上，他内心有说不出的苦闷和焦躁。他也巴不得马上回“总统府”上班复职，但是，他的体力和医官的要求，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听蒋经国报告，说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到桃园的杨梅，他很兴奋地说想去高速公路上兜风转一转，我们只好为他备车，在车队当中，少不了要一辆救护车随护其中，以防特殊情况。

谁知车队不过到了泰山附近，他觉得非常疲倦，身体受不了，又要求车队立刻折返台北，就这样，我们的车队就在高速公路上来个大转弯，直接回到台北。

他自己非常清楚心有余力不足的窘境，已让他处于一种极度低潮的状态下。

宋美龄非常了解老先生的心境，她其实更希望老先生赶快——最好是明天就能和从前一样，回到“总统府”办公，重新掌握实际权力。因而，老夫人也无所不用其极地动各种脑筋，要让老先生很快就能恢复活动力。

1974年间，老先生的心脏仍然没有显著改善的迹象，但是，夫人宋美龄却听从孔二小姐的建议，从振兴复健医院请了一位外国复健医生，每天专门为老先生做各种复健运动，并且按摩全身肌肉，但是成效却十分有限。

宋美龄的心急和烦躁，可以从1974年11月23日，她不顾医疗小组阻拦，硬是要搬回士林官邸中看出她对老先生病程的漫长，和医院病房生活孤寂的不耐。

她对着医疗小组的医官吼叫：“我不管！他(指蒋介石)如果不搬，我还是要回士林官邸过CHRISTMAS(圣诞节)！我搬回去！”

在宋美龄的坚持下，老先生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医疗小组只好从命，连同老先生一起搬回士林官邸。为了老先生回士林官邸休养，差点没把整座六号病房的所有医疗设备都折回士林官邸。所以，我们当时就戏称士林官邸几乎成了一座小型荣民总医院，各种医疗器材应有尽有，连可以搬动的X光摄影机虽然体积过于庞大，还是整部一起搬到士林。

在夫人宋美龄的执意坚持下，蒋宋夫妇回到士林官邸过圣诞节，可是，这也是两人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这一点大概是宋美龄所始料未及的。

是庸医误诊吗？

1975年3月间，老夫人宋美龄听从心腹友人建议，请了一位美国胸腔专家医师来为老先生诊治。这位美国医生看了老先生的病历和检验报告以后，当场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老先生病情所以没有显著的起色，和他的肺脏有三分之二浸泡在“水”里有关。所以，他建议蒋“总统”最好能够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只有把肺脏里边的积水抽除，才可以让心脏病好起来。这是这位美国医生的理论，可是，“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却坚决反对这样激烈的诊治方式。

医疗小组的理由十分简单，他们认为，蒋“总统”已经年高89岁，这样的高龄，照临床经验，是根本不适合做这种穿刺手术的，因为有太多的变数很难掌握，而且，一旦发生手术并发症，任谁也无从负责。

当时，蒋介石的心脏已经有几次停止跳动的情况，已经足以让医疗小组的医生们胆战心惊，如果在手术进行中，或是手术完成后，发生不可逆料的结果，到底责任如何归属？这是不得不加以厘清的。

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主任，向宋美龄力陈进行背部穿刺肺脏手术的高度危险性，并再三劝诫千万不可进行这项手术，宋美龄听取了双方的各种意见，还是坚持主张立即进行穿刺手术，她很坚定地说：“专家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为什么不能试试看再说？就这样决定了，我负全权责任！”

宋美龄坚持己见，王师揆尽管有自己的专业知识支持他的看法，可是，宋美龄是“总统”的配偶，她不但在法律上有充分的权力做这样的决定，而且她还贵为“第一夫人”，官邸的大小事情她大权在握，有谁能违背她的意思？所以，只好任由宋美龄同意美国医生的建议，马上准备做背部穿刺肺脏的手术。

王师揆事后告诉我们，他始终认为“总统”不应该接受背部穿刺手术，他所持的理由很简单：“总统的肺脏虽说有三分之二泡在积水里，但是，这就好比是一个土匪窝，我们的目的是把土匪包围在土匪窝里，不让他有机会往外边扩散。可是，如果施行了背部穿刺手术，就等于把土匪窝的窠巢打破了，土匪全部倾巢而出，那还得了，连同其他健康的肺部也受到感染，这就无法控制局面了！”

医疗小组已经用盘尼西林这类的消炎药品，包围老先生肺脏中的这个“土匪窝”有两三年时间，医疗小组的控制方法，虽说十分消极，可是，这可说是最稳妥的一种治疗方式，既不会伤及老先生身体的健康部分，也不会危及老先生的性命，反而可以暂时把肺部的积水，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谁知道，因为1974年底以来，发生几次心脏停止跳动的情形，宋美龄对医疗小组的传统消极医疗方式，开始产生动摇。据他们医官说，医疗小组的医疗方法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但是，这种专业的事情，对一个一心一意只要自己丈夫好起来的人来说，实在已很难以听得入耳。

美国医生为老先生施行的背部穿刺手术可以说十分成功，医生从老先生的肺脏抽出大约一碗的脓水，可是手术本身虽然圆满成功，而手术的后遗症却接踵而至。结束手术当天晚上，老先生的体温立刻由原来的37摄氏度多，上升到41摄氏度，把医疗小组的成员一时之间搞得手忙脚乱，官邸立刻又回复到1972年老先生刚昏迷那一阵子的混乱场面，危疑惊恐，不知伊于胡底。

手术完成后的第二天，一个更令人震惊的现象发生了！原本老先生在每年春天都会复发一次小便带血，这年的出血现象不但提早到来，而且这次的小便带血，来得既急又猛，简直有些像是大出血。

这次泌尿出血的情形，病况来得太猛，医疗小组的医官郑不非整整为老先生输了250CC血浆，才使情况稳定下来。 [奇书网 Www.qinkan.net]

高烧不退，小便大出血不说，更让医疗小组万分紧张的，就是老先生心脏停止跳动的频率不但愈来愈高，而且其间隔也愈来愈近，这个危险的信号，让医疗小组的所有成员，开始感受到空前未有的压力。

在我值班的时候，就亲眼看过几次突发情况，本来明明心电图画面是很正常的曲线，可是在一阵杂乱的曲线以后，画面忽然呈一条白色的直线，我知道这就是心脏停止搏动的讯号，立刻呼唤医官来做紧急处理。

许多次的心跳停止好像多半是在深夜，只要突发这样的情况，一定急召所有的医疗小组成员，连夜赶回士林官邸，有的轮值医官从自己卧房赶来病榻前，还是一身睡衣打扮，可是大家已顾不了衣衫不整的丑态，一心一意只想到替老先生救命。

这样的紧张场面，两三个月里面总有个一次以上，时间间隔上，还不算太接近。可是，到了1975年初，特别是做完背部穿刺手术以后，老先生的心脏更是警讯频频，一夕数惊，我们坐在他的床榻前，守望着连接他心脏的心电图画面看着那曲线忽强忽弱、上下跳动，真是令人冷汗直冒。

一位医官有次就很无奈地私下告诉我们说：“老先生这次大概很难熬过去了，唉！快油尽灯枯了！”

不祥的气氛笼罩着士林官邸，有的人意志消沉，有的人则在幻想另一个奇迹。

回光返照

1975年4月5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来看望他父亲。通常，他早上会和蒋介石就一些政务，做短时间的交谈，他们交谈时，从不避讳我们这些在一旁的随侍。那天，我依稀听见蒋经国告诉老先生，说他上午要去参加纪念张伯龄先生的100岁诞辰，下午还要到阳明山陈大庆和苟云生的坟上看看。一会儿，他就退出老先生的房间，下楼离去。

我记得那天特别闷热，气压也还异于往常，天空乌云翻腾，似乎从空气中都能让人嗅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那个上午，官邸的中央空调原来放的暖气一时还未冷却下来，所以暂时不能开冷气。那天我们特地派人到“荣总”去借摇头电扇，可是，哪知道那天“荣总”居然因为放假，没有人上班，找不到管理人，因而没有借到电扇。

蒋介石平日是既不吹电扇，也不吹冷气的人。我们所以想去借电扇，还是因为那天实在闷热得出奇，我们想借只电扇，对着墙壁吹，让老先生稍微凉爽一些。

5日下午，轮到我4～8时当班随侍老先生。那天我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情绪还要烦躁，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想再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医护人员在一旁见他情绪那样不稳定，就在旁边劝慰他，要他多休息，不要这样一下起来，一下又躺下。他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对医官的劝说根本置之不理，医护人员也对他无可奈何，只有任由他这样上上下下。那时，老先生原先的小便带血和高烧都已经缓和下来，然而他的心脏扩大和时常间歇性停止跳动的情形，则还是此起彼落，时有所闻。

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官邸陪宋美龄晚餐后，他照往例先向老先生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两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老先生似乎有些倦容，就告诉老先生：“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门之前，还吩咐医官给老先生吃几颗镇定剂。事实上，所谓的镇定剂其实是假的，因为自从老先生心脏不好以后，医官就不主张再给他吃安眠药或是镇定剂之类的药，以免影响他的心脏，因而都是以一些维他命的药丸来哄骗老先生，叫他吃了还是可以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

医官把药丸给老先生服下后，已经是晚间8点钟，到了我交班的时间。于是，我就把任务交给下一班的副官李振民。交了班，我就回副官房间，想好好睡上一觉。

正在我意识蒙胧的时刻，依稀听见楼上楼下非常急促的脚步声，忽而跑向东忽而跑向西，而且愈来愈急促，愈来愈杂乱，因为自己忙了一整天，实在已经累得不省人事，便不知不觉地昏睡过去了。

大约是晚上11点多的时候，李大伟突然把我从睡梦中摇醒，我还以为是叫我换班，我睡眼蒙胧中觉得我才没睡多久，为什么就要叫我换班，实在有些费解：“干什么！轮到我上班了吗？”李大伟神情紧张地说：“什么上班，老先生都已经过去啦！快点起来，大家现在忙得一塌糊涂，起来帮忙！”我脑中顿时一片空白，匆匆起床，李大伟才告诉我整个事情的发生经过。

原来，在晚上8点55分左右，老先生已沉睡多时，可是孰料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白色直线，当班的护士和李振民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立刻到老先生身边进行急救。

那天值班的医官是俞瑞璋，他身穿睡衣，狼狈不堪地冲到老先生病榻前，二话不说，就给老先生施行急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做了几次电击，老先生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医疗小组知道事态非常严重，这次要救活老先生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最新的不幸消息。

蒋经国从士林官邸刚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没想到电话铃声大作，要他立刻再回士林官邸，蒋经国本身也对这次的紧急情况心知不祥，等他赶到士林官邸，老先生早已归西，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

我被李大伟叫醒之后，立即奔至老先生病榻旁帮忙，我进房门的时候，见到屋内人声鼎沸，蒋经国先生在房间角落的壁炉边低声啜泣，夫人宋美龄则在病榻边面色冷峻而忧戚，显得非常难过，现场一片忧伤悲戚的气氛。医生放弃了急救之后，已经开始在为老先生戴上假牙，然后通知“副总统”严家淦等当局高官，请他们速来士林官邸见“总统”最后遗容。

严家淦等人瞻仰了遗容以后，就准备为老先生移灵，移灵用的是“荣总”为老先生新买的进口救护车，我们正把老先生遗体移上救护车，天上突然响起隆隆雷声，紧接着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移灵车队不能受天候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就在滂沱大雷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们移灵的车队从士林官邸走到中山北路的时候，雨却又奇迹似的停了。

噫兮天命哉！蒋中正一生为权力所累，到他昏迷过程当中，还在呓语中念兹在兹地提到要“反攻大陆”，如今思之，已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梦。然而，他毕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有关他的评价，后世史家自有公论，不必我等赘言。

重现蒋介石颜容

服侍蒋介石近30年，老先生一言一行，都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到今天，老先生已经辞世近30年，我还是偶尔会在梦中梦见老先生在世时的情景，和在官邸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一点没有改变。

对老先生，我有几幕比较深刻的印象，至今仍难以忘怀。

一次是他偶尔向座车侍卫季峻宫提起我，不久，官邸缺少一个副官，他就差人叫我去官邸服务。可见，即使像挑选一个副官这样简单的事情，他都是非常小心谨慎，而只要他对某人有了深刻的好印象，他就会一直对那人对味。

还有一年，在一个宴会场合，宴会已经结束，他坐在位子上休息，我则在忙着收餐具。在我正不经意用手抓起高脚洋酒杯，准备集中收存的时候，老先生忽然说：“翁副官，你这样拿酒杯是不对的，这么拿杯子是会失礼的。你看我拿酒杯的样子！”说完，他很优美地用手托起一只高脚酒杯，然后又说：“你看，洋酒杯应该这样托着拿，不是手抓着它，这样会在杯口留下指纹，很不礼貌。”

试想一个贵为“领袖”的老人，竟然亲自为副官示范如何正确取拿洋酒杯，他的平易近人、细腻守礼，直教我敬佩有加，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老先生对我的工作，从来没有任何的严词责备，而我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的差错。记得1968年，我以身体健康的理由，申请离开官邸，老先生知道了以后，还亲自找了医官垂询我的病情，到我临行前，他还在召见时告诉我：“等你好了以后，需要的时候再请你回来。”语气亲切真诚，后来到钱副官、李大伟科长生病时，他第一个又想到我，叫我再回到他的身边。

甚至在1973～1974年间，那时在“荣总”六号病房，我正在替老先生做全身按摩，他突然之间问我：“翁元，你受过什么军事教育吗？”我被他这样突如其来一问，不知道该怎么答复才恰当，我只好直接说：“报告先生，我因为一直跟在您身边，所以没有受过什么军事教育，或是正规的高等教育。”他听完接着问道：“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我就从实地告诉他实情。或许这只是因为他在医院里没有人可以和他聊天，所以，在心情烦闷无聊的情况下，才找我问话。经过这样的接谈，当时也在一旁值班的医疗小组医官姜必宁事后和我打趣：“翁副官，你这下子不得了了，老先生问你这些话，表示你升官有望，老先生要提拔你了！”我闻言笑了一笑，后来虽然什么事都没有，可是，老先生对我的关切之情，委实让我到现在都还感怀不已。

当然，老先生也有他严肃的一面，但他的严肃却不失其宽厚与细腻。

例如，有一回我在中兴宾馆代班当中临时请了半天假，出去办一件私事，请同事代理。第二天，老先生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昨天怎么没有来？以后应该要跟我请假呀！”还有一次，有位护士骆小姐有事叫我，她叫了一声：“翁元！请你过来一下！”老先生听了马上纠正她说：“骆小姐！你不可以叫他的名字，应该叫他翁副官才是！”这些点点滴滴，虽然都是一些小事情，却是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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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再做蒋氏家臣内侍

从刚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在长安东路18号服勤务，就对蒋经国独来独往的独行侠作风，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一连串的意外事件之后，蒋介石强迫蒋经国必须要有自己的随从和侍卫，以保障他的安全。于是，蒋经国开始有了自己的随从和侍卫，并且，原来是蒋介石专责的联合勤务指挥部，在老先生一声令下，也组成了一个名为七海警卫组的侍卫人员单位专门负责蒋经国的安全维护。

蒋经国时代

蒋经国时代的肇始，象征着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纪元，一般人总以为蒋经国时代是从他担任“行政院院长”以后，或者是当选国民党主席以后才正式揭开序幕的。其实，蒋经国时代早在50年代就已经悄悄揭开序幕，而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乃至党主席，只是他正式掌政的名实相符而已。

蒋经国当选党主席的时候，严家淦还是“总统”，虽然在许多人的眼中，严家淦犹如一只橡皮图章，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可是，殊不知这正是严家淦先生值得人们尊敬的地方。蒋经国当选党主席，严家淦曾向蒋经国致意，表示将亲自至蒋经国住的七海官邸，向他道贺。可是，蒋经国对严家淦的这番盛情，投桃报李，他在电话中告诉严家淦：“总统！应该我来看您，我到官邸去看您！”

蒋经国对严家淦的尊敬和礼遇，也许有人认为是一种官样文章，可是，这其实也是严先生深谙当年台岛政治的机敏之处。在蒋老先生去世以后，体制上，他有充分的权力，去扩张自己的空间，但是，他却从来不曾这样做，而且谨守分寸。

在老先生卧病的那段日子，蒋经国几乎天天向老先生简报台湾时下的政情，包括人事布局都在蒋经国的主导和建议下，做他“接班”的准备。我们从来没见过严家淦出现在士林官邸或是到老先生跟前，向老先生报告政务，反而都是蒋经国在处理一切的问题。从这一点可做旁证，蒋经国时代早就默默启幕。

蒋介石为儿子找房子

七海新村时代，为蒋经国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他在这幢精巧而别致的小洋房里，为台湾写历史。

七海新村主建筑兴建于50年代。是时，正是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风雨飘摇的时刻。当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签订以后，为了向当时的美国示好，并且基于“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必要性，政府当局特地在台北市郊的大直，规划兴建一处度假别墅，供那时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史邓普上将来台下榻之用。

由于只是一处度假别墅，所以，并不是特别豪华宽敞，完全是以实用为出发点。这幢美军的度假别墅后来给蒋经国使用，老先生特别为它命名为七海新村，一方面有海军的意味，而且美国人一向也对“七”这个幸运数字比较有好感，所以就以此命名，兼容并蓄，讨个吉兆。

事实上，不管是史邓普上将本身，或是其他的美军将领，几乎没有几个人来台湾住过七海新村的，所以，落成以后，这幢小洋房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空在那里，没有人去住。

1967年，台北市长安东路在实施拓宽工程，施工期间难免到处灰尘蔽天、噪音隆隆，蒋经国住的长安东路18号刚好就在旁边，自然蒋家的生活起居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附近也有几幢大楼正在兴建，如果这些大楼盖好，蒋家那栋日式平房自是有被人居高临下、一览无遗之虞，在安全上，长安东路18号已经慢慢暴露出短处。再者，那时，蒋经国的子女也逐渐成人，每个子女都需要有各自的房间，维护本身的隐私，而且子女一旦结婚成家，每个人有各自的房间，更是理之必然。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蒋经国自己也觉得有搬家的必要性。可是，节俭成性的他，并不积极准备搬家，反而是有一次老先生去长安东路18号时，发现这个房子竟然连他的大型凯迪拉克轿车要掉头时，都有无处回车的困扰，他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儿子住的地方居然这样“寒碜”，简直不能和士林官邸相比。老先生当场就要为儿子找地方搬家，并且把这件事情交给“总统府”三局去处理。

“太子”要住好房子，“总统府”三局焉有不戮力以赴的道理，经过一番审慎的评估，当局觉得距离士林官邸不远的大直“七海新村”，似乎蛮合乎这样的条件，于是，就向老先生以及蒋经国报告了这个事情。老先生曾经亲自到“七海”看过，他也觉得这个房舍建筑本身，和坐落的地方都可以称得上是上选之地，何况，它位处士林官邸东方，在安全上，附近驻扎有保护老先生的宪兵部队，且山峦起伏，也很适合作为军事要塞基地，可以保护蒋经国的安全，而且一旦发生战争，亦可以立刻进入掩体。

基于种种原因，老先生父子就正式决定将“七海”定为蒋经国的新官邸。

蒋经国官邸要塞化

和早期的士林官邸一样，“七海”同样是台湾地图上永远不会标明的神秘地带。民间地图所以不将这两个地方加以标明，其原因当然不外是因为它是“总统官邸”，其次是它的左近还是军事重地，全台湾最神秘的战时指挥部，没有人清楚那边的地形状况。

以老先生住的士林官邸为圆心，涵盖了包括阳明山和大直“七海”在内的蒋家家族官邸，这些地方全是当时有关方面，要将之要塞化的地点，在军队方面，有整个“国军”部队最忠诚且精锐的卫戍部队；在宪兵方面，有一个以训练最严格著称的宪兵营，它的指挥部又叫福山指挥部。而士林、阳明山和七海官邸，基本上都有“总统”专属的侍卫和警卫系统人力部署，是这些官邸“内卫”系统的安全兵力配置。

这些官邸的安全工作，基本上全部是由“联合警卫安全指挥部”简称“联指部”统辖，而“联指部”实际上又归“国家安全局＂指挥，“国家安全局”的顶头上司是“国家安全会议”，而“总统”又是“国家安全会议”的主席，所以，归结到最后，“总统”等于是生活在这个防御工事坚强的要塞中心，安全上称得上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在士林官邸和七海官邸旁边，还各有一条地下隧道掩体。最早，士林官邸附近还驻扎了一个战车排，那个神秘的地下隧道，据信是早期台湾的战时指挥所。但是，近年，这个地下神秘基地已经被其他更新的地下工事所取代，而“七海”附近的那处地下隧道，位处“海军总司令部”内，据说可以直通台北松山机场，供战时紧急情况时随时应用。

当时，台北市政府知道蒋经国有意搬到“七海”住，并且正在整建“七海”，然而，就在“七海”的南边，有一大块空地是市政府公地，为了配合蒋经国官邸的搬迁，市当局索性拿大笔一挥，把这片空地直接“拨”给了“海军总司令部”，而大直通往圆山的马路，在行经“海军总司令部”时，只好绕了一个大弯，绕行“海军总司令部”的外墙，再通往圆山。

这样一来，“七海”就可以远离马路，不会有太过嘈杂的缺点，在各单位全力配合下，七海官邸终于在1968年2月完成了整建工程，蒋经国一家人，便从暂时借住的阳明山的前山招待所，搬进七海新村。

在建筑风格上，“七海”和士林官邸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典型，士林的特色是气势恢弘、建筑气派，而“七海”则全然是以实用朴素为原则，两者的基调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如果看过了士林官邸，再将两者做一比较，就会觉得蒋经国的节俭朴实。

基本上，“七海”的建筑体是呈一个“L”型，为了让蒋经国一家大小能够共聚一堂，“七海”当然做了小范围的改建，但基本格局还是不变，内部家具和装潢也都相当简单，绝没有一般巨商大贾或是现在政府高级官员那种豪门大户的阔气。

就以“七海”的客厅为例，墙壁上挂了一幅张大千晚年送给蒋经国的水墨画“钟馗捉妖”，还有一幅书法家赵恒惕写的对联，中间摆着一对由泰国华侨赠送的象牙，以及一些瓷器和手工艺品等，外表看起来和一般的台湾家庭绝对没有什么两样。

从蒋经国选择“七海”作为他的官邸，到整个建筑完成，有几位功臣是蒋经国相当赏识的，像经手的钟湖滨、夏龙和当时的“行政院”办公室主任叶昌桐，这些人都为经国先生的乔迁尽心尽力，后来，他们都是军、政界相当有成就的人物。

蒋经国迷路

早年的蒋经国是一向以平民作风自诩的，由于他年轻时留学俄国和共产党员的资历，蒋经国打心眼里很反对政治人物有什么随从人员。一方面，他觉得有随从跟在旁边做事没有隐秘感；另方面，他总觉得背后成天有群人簇拥着跑，实在有违他一贯主张的平民化风格，所以，打从长安东路时代，我就意识到，蒋经国在许多方面和他的父亲，在作风上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一次虚惊一场的迷路事件，却让这位“太子”被迫慢慢改变了不带随从的习惯。

那是1968年间的事情。当时，蒋经国是“国防部部长”，有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说要去台北七星山上面的一个空军雷达站视察。于是，他就轻车简从，只带了一个司机邰学海，由他开着部长座车，直接上阳明山后面的七星山。上去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车子开到了公路的尽头，只有走路上去才能到那个雷达站，蒋经国就吩咐司机邰师傅，要他在山下等候，他只要上山到那个部队视察一下防务就马上下来。

说完，蒋经国已经消失在羊肠小径之中，这位老驾驶在车上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天都黑了，雾气包围了整个七星山区，看看手表，竟然都已经快晚上8点钟了，却还没见到“教育长”(蒋经国命令所有的下属称他为“教育长”)下山。邰学海心想这下麻烦了，天已经暗了下来，连他都看不清山上的路了，何况是蒋经国，如果他再在这里傻傻地等，八成是凶多吉少。于是他毫不迟疑，拿起车上的无线电，呼叫“国防部”的电台，向“国防部”报告蒋经国可能已经迷路的消息。“国防部”向山上雷达部队查证，证实蒋“太子”迷路了。这还了得，立刻向官邸老先生报告。老先生听到这个消息相当吃惊，他立刻命令“国防部”连夜组成一支搜索队，这支搜索队是由介寿馆的宪兵警卫营所编组，带队官是介寿馆警卫组长唐茂昊，集合队伍之后，便立即上山进行搜索，在照明灯具的照耀下，沿着山路一路找寻。

那时，老先生还没有把主要的权力全部交给蒋经国，但是，他事实上一路在做给儿子蒋经国接班的准备。所以，蒋经国的切身安危远比一切事情来得重要，听到儿子迷途失踪，岂有不紧张的道理。那个晚上士林官邸灯火通明，老先生彻夜等在电话机旁，等候蒋经国下落的进一步消息。他一面等，一面抱怨儿子为什么平日老是不喜欢有人随从，如果今天有人跟着他上山，至少不会在山中起雾的情形下，找不到下山的路来了，老先生在官邸来回踱步干着急。

宪兵找了一两个小时，终于在一条小路上，找到正坐在小路旁休息的蒋经国。当宪兵找到他时，蒋经国可说是一脸倦容，在宪兵们的扶持下，蒋经国走下山来。在这同时，老先生也从无线电中，知道了儿子已经被宪兵寻获的消息，他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老先生隔天就找蒋经国到面前，他坚持从今以后，蒋经国出门去任何地方都要有随从跟着，不准再发生像那晚发动大批宪兵搜山的事情。这时，蒋经国才开始接受随从人员做他的跟班。

迷路事件过后，老先生直接叫侍卫长郝柏村，在警卫官里挑选几个优秀军官，作为蒋经国的随从侍卫，强迫蒋经国接受。但是，后来蒋经国觉得以军官作为侍卫，似乎阶级太高了些，所以，他没有接受为他挑选的两位尉官，而要郝柏村为他找两个士官就可以了，后来就在警卫队找了两个士官，一个叫陈烈，另一个叫王乃之。

除了两个士官每天轮班跟随他以外，蒋经国住的七海新村也加派了几个卫士日夜轮班维护安全。

尽管蒋经国在名义上有了自己的随从副官，可是，由于他一向独来独往的性格依旧不改，有时行踪根本不让部属知道。所以，经常发生随从被他蓄意摆脱的情形，而随从又要肩负保护他的重责大任，因而总是让随从忙得团团转，追着他跑。但是，假如他刻意要隐瞒自己的行踪，能不能追上他，就要看随从的本事了。

保护儿子蒋介石亲自督办

1970年4月，蒋经国奉老先生之命，赴美国访问，当时他已经是“行政院副院长”。让国民党当局意外的，是蒋经国的访美之行，却发生了郑自才、黄文雄以手枪谋刺他的事件。虽然蒋经国只是虚惊一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可是，在台湾的老先生已经为此惶惶不可终日，连忙命令为蒋经国成立“七海”警卫组。

“七海”警卫组在组织编制上，属于联合勤务指挥部，从“总统府”侍卫队里面，以及宪兵、警官队里面精选了一支侍卫部队，专门维护蒋经国的安危。在蒋经国还没从美国回到台湾，这个警卫组已经编配完成，并且立刻被派遣到大直的七海官邸布建，在蒋经国住处，布置了重重严密的安全网。

记得“七海”警卫组成立的时候，为了要找警卫组的组长，让有关方面煞费苦心。最初，大家听说是要选一位组长负责蒋经国的安全，都知道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务，所以征询了老半天，居然没人愿意去。上面正在发愁找不到人，这时，有一位中校军官叫吕宝福，他说既然没有人要去，那么我去好了。

上面查了一下他的资料和经历，觉得他确实还蛮合适的，就同意派他为第一任的“七海”警卫组组长。

其实，吕宝福中校也的确是相当适任的人选，他在担任组长以后，受到上级的赏识，到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乃至“总统”以后，“七海”警卫组的地位，自然取代了“总统府”侍卫室的地位。在层级上，当然也相对提高。最早，“七海”警卫组组长职缺是上校缺，吕宝福去了不久就升官，而且，他退休的时候还升上了少将，因而羡煞当时没有去争取组长位子的人。

等蒋经国从美国回来后，吕组长就开始负责他的安全任务。因为“联指部”的编制配属在“安全局”的下面，在经费上绝对不成问题，“七海”警卫组共有60名定额的安全人员，经过蒋经国核准同意后，还在“七海”成立了一支专门负责蒋经国日常交通勤务的车队，无论是安全警卫或是车队单位，都是24小时待命。最早，“七海”不过只有4名侍卫负责门禁和安全警戒，警卫组一成立，俨然成了另一个小型的侍卫室。

一向主张不得招摇的蒋经国，在“七海”成立警卫组以后，也对警卫组的成员做了各种教育，而且逐渐成为蒋经国人马的一项传统作风。

在蒋经国的调教下，“七海”警卫组的人员在形式和实质上，做了相当程度的改革，以期和老先生的士林官邸侍卫室有所分野。

比如说，在衣着方面，老先生的侍从人员一向是穿中山装，侍从人员的衣着和老先生的衣着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自从成立“七海”警卫组以来，“七海”警卫组的侍卫人员也好，车队人员也罢，在穿着上一律是跟着蒋经国的衣着而定，他穿西装，大家就穿西装，他穿青年装，大家也穿青年装，他冬天老是一袭夹克，那么我们也都是穿夹克。

但是，这么一来，也因此间接闹了一些笑话。

有一回，蒋经国搭飞机去南部视察基层，下机的时候，照例侍卫人员为维护安全，会先在机场停机坪安全布岗，在专机四周围成一个圈子，以免有任何突发状况。可是，就是因为他并不习惯侍卫人员的保护，加上侍卫人员为了安全因素，经常要更换若干人选，所以，难免在侍卫人员当中，有一大半是蒋经国所不认识的人。

那一次，蒋经国从飞机下来，他见到有一位满福态的人，从密密麻麻的人潮中朝他的方向走来，他也不知道那人的身分，只见那人衣着光鲜，很像是来接机的地方人士，蒋经国一个箭步上前，满脸笑容握住那个青年的手，没想到那个年轻人本能地缩回已经被蒋经国握住的手，连退了几步，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这时，蒋经国的随从知道是老板误把侍卫人员当作是来迎接他的地方人士，连忙向蒋经国说，他是我们的侍卫，这时，蒋经国立刻收敛了笑容。因为真的地方人士这时也混在人潮中，蒋经国按捺住脾气没多说什么，大家也就把这件事淡忘掉了。谁知道，当天回台北以后，蒋经国找来负责主管，劈头就问：“是谁叫你们站得那么近啊？你们以后隔我远一点，不要再有今天的情况发生！”

蒋经国对握错手的事显得相当震怒。毕竟，在那样的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发生握错手的尴尬事，堂堂台湾“最高行政首长”之尊，竟然连地方士绅的手都会握错，简直严重损及“领袖”尊严，自然是一肚子恼火。

这次握错手的事件以后，每次他出巡，侍卫人员再也不敢过于靠近他的身旁，警卫组从此只要是派勤务，一定是派一些蒋经国认识的熟面孔侍卫人员，陪他一块儿出巡，以免再因老板不认识，而发生握错手的尴尬事。就是因为每次出动，他们老是找一些固定的人出去，所以难免引起不能跟着蒋经国出巡的人一些抱怨，认为出动的人老是那几个，有什么好处总是轮不到自己，不公平云云。这些事，自然多多少少影响了侍卫人员的士气。

其实，侍卫的职责在保护他的安全，如果禁忌愈多，自然工作上的困难度也愈高，然则蒋经国是不会管这些事的。侍卫人员开始有人抱怨工作，也有人对老板的作风心生不满。

试想，一个“领袖”人物，他每天要应付多少人？他当然要以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否则，他何以立威？

侍卫们慢慢了解蒋经国的个性，他和老先生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老先生是一个爱憎分明的军人，个性直率显明，而蒋经国则是一个天生的政治人物，在外人面前是一副面孔，在面对我们或是侍卫时，又是另一副面孔。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人前笑脸可掬，称兄道弟，而只要一分手，马上会翻脸不认人的两面人。

在他的身边，让侍卫们理解到什么是所谓的“伴君如伴虎”。但是，即使侍卫人员在背后有

这样的批评，毕竟蒋经国不是神，我觉得他还是有他至情和人性化的一面，这是不容否认的。

“回锅”副官

我在蒋经国家服勤，最早是在1950年长安东路时期，会“回锅”成为他的贴身副官，则完全又是一种机缘巧合。

那是1976年阴历新年的事，在老先生过世以后，我一直在慈湖守护陵寝。新年的某日，我在值班，到慈湖守灵的蒋经国不知怎的，突然无缘无故地生了一场怪病，发冷发热，有点像老人家说的“打摆子”，身上盖了两床棉被还连声喊冷，我们大家都不知所措，侍从医官只好先替他做抽血化验，看看他是不是感染了什么病毒之类的，然后帮他加床棉被保持体温。可是，他身上盖了两床棉被，还是不停发抖。我看这样不是办法，只好用身体扑在他的身上，压住不停在发抖的他，一方面为了防止他把棉被抖落，另外也希望用我自己的体温，保持他的体温，这样照顾了他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看他病情还是没有显著转好的迹象，知道非送医院不可，就由侍从医官联络荣民总医院，准备当天立刻给他办理住院手续。

如此，我就赶早为他准备一些衣服，可以在去“荣总”的路上穿，以免再度着凉。我在慈湖陵寝找到一件当年老先生常穿的丝棉袍，给他套上，然后外面再罩一件老先生生前穿的马褂。那件丝袍看起来长了一点，大小倒很合身，就这样，我们用这样厚的衣服，将蒋经国裹得紧紧的，坐上座车，一路直奔台北“荣总”。

我记得那天是阳光普照，气温也还适中，我一路跟去“荣总”，路上我已经觉得蒋经国的气色似乎慢慢在恢复，果然到了“荣总”一检查，什么毛病也没有，而且，一路上，蒋经国一直在冒汗，大概是路上的阳光加上身上还穿着厚衣服，所以体温很快恢复正常，体力也逐渐复原，“荣总”为他预备的病房根本没派上用场。因为他本身也坚持要马上去处理公务，于是，在检查结束以后，护理人员便为他换了衣服，随后就赶回“七海”官邸去了。我们也在任务完成后，再回到慈湖守护陵寝。

后来，据医生的推测，蒋经国那次所以会有发高烧的情况，应该和他的糖尿病有关。

当我将他送达“荣总”后准备离去，他还很诚恳地对我说：“谢谢你！”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当选“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在他就职前夕，他的二公子蒋孝武建议他父亲，应该和老先生一样，在身边有几个贴身副官伺候他的起居生活，蒋孝武想了半天，没有什么现成的适当人选，他于是想到我们在慈湖的这几个人：“为什么不叫慈湖两位阿爷的副官来照顾父亲？”

蒋经国对这个建议始终不置可否，蒋孝武知道他父亲的个性，如果不置可否的话，就是表示他已经默认同意了，因而，就在蒋经国就职的第二天，给我们下达了调职命令，并且当天就到“七海”报到。

我们带着简单的行囊到“七海”报到后，我和王文浩副官采取隔天轮班的方式，也就是说一个人轮一天，每次值班的时间是24小时。因为我们到了“七海”，原来“七海”的老管家汪妈，没有房间住，只好搬到阳明山蒋孝武住的地方去，顺便也替蒋孝武料理些家务。

可是，在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手的时候，有一天，蒋经国忽然通知侍卫长，要我们再回慈湖守护陵寝，我们也被弄得满头雾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犯了什么错，可是，上命难违，只有乖乖收拾行囊准备走人。

不久，蒋经国特别找了副侍卫长来告诉我们原因：“总统特地要我来告诉你们，绝对不是你们做不好，或是犯了什么错，而是他看到你们就会联想起老先生，怕自己徒增感伤，所以，只有把你们再调回慈湖，他特别要我来慰勉你们，向你们做解释。”

后来据说蒋孝武也问他原因，他也是说同样的话。

我们很清楚，蒋经国并不习惯用贴身副官，在心态上，他以前就一直想改变士林官邸老先生时代的那套老作风，何况，他在以前，几乎所有的私事都是自己打理的，从不假手他人，我们到了以后，为他处理一些私人的事情，当然让他觉得很不自在。我们也清楚，错并不在我们，而是蒋经国没有办法调适当“总统”处处有人服侍他的情况。

1979年，蒋经国因为摄护腺开刀，荣民总医院建议他最好能够有几位护士到官邸，照料开刀后他的生活起居，可是蒋经国对这项建议表示难以同意，但是，那时他刚刚开完刀出院，也确实需要人照顾他的日常生活，然而，他却对护士到官邸服侍心存排斥，两相权衡，他想想倒不如再把我们两个在慈湖守灵的副官派到他身边服侍他。

有一日，我们接到“总统府”办公室主任周应龙的通知，要我们立刻“去六号报到”。我们起先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蒋经国开刀的讯息，所以，得到要我们“去六号报到”的命令，我根本有些莫名其妙。后来，去了“荣总”的六号病房，才晓得里面这次是住了刚刚动完摄护腺手术的蒋经国，要我们去报到，其实就是要我们去服侍蒋经国。

蒋经国见了我们的第一句话是：“我要请你们帮一阵忙，因为我刚开完摄护腺，需要休息一段时候，至于如何轮班完全看你们方便。”

开始那几天，蒋经国不论是大小便或是洗澡，都要我们帮忙照料，从这一天以后，蒋经国再也没有向我们讲过说不要我们了，因为这次的开刀休养时间，他也慢慢习惯了有人照料的生活，从此，我就留在“七海”，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因此，我就这样成了“回锅”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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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没有声音的“第一夫人”

其实，蒋方良是一个非常质朴而和善的女人，她具有东方女性特有的温婉性格，所以，老先生曾经在她生日的时候，送给她一则贺词，上书“贤良慈孝”四字，可见老先生对她的疼爱。

蒋方良好酒量

和蒋宋夫妇相比，蒋经国夫妇间的感情，可以说是另一种典型，有些官邸的同事认为他们是相敬如“冰”，我想这是一个政治家庭在所难免的。在外界的传说中，总有一些人认为因为蒋方良生活太过苦闷，所以染上了酗酒的习惯。

其实，俄国人原本就擅长喝酒，欢喜喝酒，外人对方良女士嗜酒如命，甚至借酒浇愁的说法，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是渲染过头了。

刚到台湾之初，当时台湾还不准进口俄国酒，有人知道方良喜欢喝伏特加，特地想办法从香港弄来大批的伏特加，送到蒋经国的家里。所以，当时蒋经国的家里有不少伏特加烈酒，只要有兴致，夫妻俩总不忘在自家饭桌上，斟酒对酌。

论酒量，方良的酒量绝对不输给蒋经国，可是蒋方良从来不在公开场合与人较量喝酒的能耐，而蒋方良若是真要跟蒋经国一较高下的话，方良不见得会居下风。

当然，蒋经国因为公务的关系，必须经常和同僚或是部属喝酒应酬，久而久之，也练就了一身好酒量。

50年代，岛内的“国军”部队大力推动所谓的“克难运动”，每年都要选出“克难英雄”，做公开表扬。

当年只要是选出了“克难连队”之后，照例蒋经国要到那个部队去和全体官兵吃顿饭。所谓“克难连队”，大概都是以连为单位，一个连队总有100来人，照例，蒋经国会逐桌敬酒。当年的蒋经国喝起酒来可一点都不含糊，要喝就干杯，绝不拖泥带水，几桌敬酒下来，他却脸不红、气不喘，由此可见他的酒量确实十分可观。

蒋经国的酒量况且如此惊人，何况是蒋方良。

烟酒不分家，蒋方良早年也会抽烟，她的香烟多半是放在衣橱里，防止小孩子拿到，可是她的儿子们还是精明有加，不久就发现妈妈放烟的地方，经常趁人不备，偷烟到学校抽。

学英语学京剧

五六十年代，台湾和美国的关系趋于和好之际，蒋经国和美国一些官员的接触也日渐频繁，但是以前蒋经国的英文并不是很好，为了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军方和情报单位的官员搞好关系，蒋经国在英文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不但自己在语言方面痛下苦功，连蒋方良他也为她请了一位美国驻台“大使馆”某“参事”的太太，到家里来教蒋方良英文，后来，又请了一位英国人去长安东路官邸教他们夫妇英文，两人可以说在英文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蒋经国夫妇后来的英文程度都不错，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以后，美国西方公司的克莱恩到台湾来，经常到蒋经国的家里做客，大家都是用英文交谈。

蒋经国生病后，蒋方良就很少出门，上午就坐在客厅看看英文报纸，像《CHINAPOST》(《中国邮报》)、《CHINANEWS》(《中国新闻》)之类的书报，聊以打发时间。

蒋方良喜欢喝酒的传闻此起彼落，但是，她这个俄国女子竟会喜爱上中国的京戏，恐怕更是让人不可思议。

早在40年代，蒋方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京戏，只是那时还是跟着纯欣赏的阶段，但是，却因为蒋经国的缘故，结识了不少京戏界人士倒是不争的事实，除了梅兰芳这样的大牌演员之外，像后来来台后红遍半边天的顾正秋、焦鸿英等人，都和蒋家大少爷夫妇结下了不解的戏缘。

来台之初，台北不像当年上海那样的十里洋场，有各式各样的娱乐消遣，何况在官宦家庭，先生经常不在家，蒋方良当然必须要懂得自我排遣的方法，否则难免生活单调难耐。

早期，在军中对国剧推行最不遗余力的，首推那时的“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在他的催生下，台湾部队中的京戏团先后诞生，如“大鹏”就是王叔铭将军一手栽培起来的，在他的刻意培植下，也出了不少名伶，像徐露、郭小庄等。

蒋经国和王叔铭因为同系留俄同学，而且老先生对王叔铭的忠心，又是十分激赏，因而两家的关系向来不差。在长安东路时代，两家就时相往还，有如通家之好，所以，蒋经国夫妇便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京剧。后来，经国先生夫妇有意想学唱京戏，有人介绍了一位名角——有“美艳亲王”之称的焦鸿英小姐，给经国夫妇认识。蒋方良对这个新鲜的艺术活动，很感兴趣，相当用心地学了一阵子。

三分钟热度球迷

蒋方良年轻时代对运动向来是很热衷的，对球类活动亦不例外。

最早，蒋方良对保龄球很有兴趣，她在运动方面也确实颇有天赋，玩什么就精通什么，曾经有一段时间，她经常到距离士林不远的圆山保龄球馆去打保龄球。

没多久，她就打得相当出色，可是，却不知何故中途停辍。

保龄球不打了，在王永澍夫人、媳妇蒋孝文夫人徐乃锦的教导下，蒋方良学会了打高尔夫球，从此蒋方良就对高尔夫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大概只要有空，她就会在王永澍夫人和长媳徐乃锦的陪同下，一起去老淡水高尔夫球场打球。

可是，后来打没几个星期，她又不打了，大概和她本身有气喘的毛病，以及球伴不易寻找有关。毕竟像王永澍夫人和徐乃锦等人，还是有自己的工作要做，若是偶尔找球伴不好找，蒋方良就没办法打成球了，几次下来，蒋方良大概自己也渐渐失去对高尔夫球的兴趣，于是，她又把球具束之高阁，从此再也没听她提过高尔夫球。当时蒋经国是蛮鼓励她常做这类有益身体的活动。

座车事件

蒋经国当上“总统”之后，“总统府”第三局计划给蒋经国更换座车，可是却碰了一鼻子灰。

一向以节俭自期的蒋经国，向来不喜欢浪费铺张，他在“行政院长”时代，坐的是一部旧的美国别克轿车，当了“总统”以后，照当时首长座车的有关规定，蒋经国应该可以更换更大的七人座凯迪拉克豪华轿车。“总统府”三局就依照这个规定，要为蒋经国换车，可是蒋经国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马上告诉承办人员，他的座车不必更换，他强调，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原来的那部别克车。相关人员听他这么说，只有连连说是。

可是，新上任的“行政院长”孙运璇却因为老的座车被蒋经国开走了，没有“院长”的专属座车，只有把原来在当“经济部长”时的一部裕隆汽车，开到“行政院”，作为“院长”座车。然而堂堂“行政院长”还是坐“经济部长”时的老车，似乎还是不太妥当，有相关的幕僚人员就此事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一听，觉得对孙运璇有些过意不去，就告诉自己的幕僚：“这样的话，干脆就把总统座车给孙院长坐吧！”

幕僚人员一听，知道他还是希望继续坐他的旧的别克座车，执意不肯换车。

蒋方良从来不过问蒋经国的公务，所以她并不清楚丈夫拒绝换新车的原委。有一天，蒋经国下班回“七海”官邸，在车子进官邸大门的时候，一眼瞧见怎么车库里停着一辆簇新的凯迪拉克七人座，就问侍卫那是谁的车子，侍卫当然据实以告，说是夫人的新座车。蒋经国当时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他当然也知道错不在蒋方良，可是当他知道太太是坐这部七人座，带着大批侍卫和随从，一行浩浩荡荡到老淡水高尔夫球场去打球。他就告诉蒋方良，他自己的座车还是原来“行政院长”的那部老车子，他不预备换新车，为了不要太招摇，他要太太不要再坐那部新的“总统”夫人座车。

但是，蒋方良还是要有专有的座车，蒋经国隔天就要“总统府”三局为蒋方良买部福特千里马，然后退掉凯迪拉克七人座。

福特千里马买来以后，蒋经国还亲自试乘了一次。那次，蒋经国刚好要到慈湖谒灵，就顺道试搭了一次福特千里马，在车上，蒋经国直说：“我看千里马也不错嘛！”于是，就打算把这部千里马作为蒋方良的座车。

丈夫虽然说福特千里马也不错，但是，蒋方良并不做此想，那部福特千里马蒋方良才坐两次，她就向武官反映，千里马好是好，可是还是没有原来的别克车坐起来舒服。蒋方良要武官把原来的那辆别克车再设法开回来，武官告诉蒋方良，原来的那部别克轿车，已经拨给蒋孝文当座车去了，但蒋方良要车，武官岂有不从之理，只有去想别的办法。

后来，武官还是给经国夫人设法弄了一部新的别克车，就这样平息了一场夫人座车之争。当然，蒋经国也清楚蒋方良不喜欢那部千里马，只是，他不愿再为了座车的事，再和蒋方良有什么争执。

那时，连“副总统”谢东闵和以后的“副总统”李登辉都是坐凯迪拉克七人座，惟独蒋经国不愿换车，蒋经国最早在大陆时期就是坐别克轿车，一直到晚年，甚至当了“总统”，他还是对别克车情有独钟。既然他坚持不肯换车，有关方面只好想别的办法“更新”经国先生的座车。

士林官邸有个交通股，蒋经国的那辆别克汽车就是由这个交通股动脑筋，把它做一次翻新。士林官邸交通股的做法，是向美国别克汽车厂进口一部全新的汽车引擎，等新的引擎进口以后，再把蒋经国那部车的旧引擎拆掉，换上新的引擎，等测试没有问题了，再将这部“新车”交给“七海”官邸。讲它是新车，其实车皮根本是旧的，只有引擎更新了。这样的一部拼装新车，又可以混个几年，蒋经国知道了也很高兴。这样节省公帑，台湾又有多少人能够知道内情。

基本上，士林官邸的所有座车和公务车辆，大概不下五六十部之多，这些车子的保养维修，全部是士林官邸交通股自己全部包办。

蒋经国曾经私下告诉一位好友，他只有和老百姓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候。他生性是一个不爱讲排场的人，所以，他对自己的座车到底是什么牌子的汽车，根本看得很淡，因而，在他的“总统”车队之中，根本没有凯迪拉克七人座座车，除了他自己坐的别克轿车，也有裕隆台产车、福特千里马、宾士、宝马，大家当时都爱开玩笑，说他的车队简直是个杂牌军，什么车种都有。

他自己坐的车是旧的别克汽车，可是，如果有前辈需要车子，他却从来都不吝惜，例如陈立夫先生从美国回来后没有座车，就是蒋经国亲自下条子给士林官邸交通股，叫他们给陈立夫拨一部凯迪拉克五人座轿车。这是一个十分罕见的例子，也可见蒋经国的待人宽厚，而律己则甚严。

空头董事长

一个被自己丈夫有意无意间孤立起来的异国妇人，蒋方良心中尽管有无限感触，她都没有任何机会一吐胸中块垒。蒋方良不像她的婆婆宋美龄那样，有一个强势的娘家，可以在自己最危难的时候，去自己家里讨救兵。她远离自己的祖国，没有任何亲人可以倚靠，再加上她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对政治毫无非分之想的女人，她在复杂的台北政治圈子里，简直就是一个异数。

在名义上，蒋方良是“三军托儿所”的挂名董事长，可是她从来不曾参与过这个军方幼儿机构的任何活动，她甚至连这个托儿所的大门都没进去过几次。

最早，一些官太太不知道蒋经国的个性，以及蒋方良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还冀望蒋方良能够为她们为自己老公或是亲朋讲些情面，拉些关系。蒋方良最早也没摸清楚丈夫的习性，还答应为人说项，可是等她向蒋经国提起，蒋经国的反应相当直率，劈头就说：“以后公家的事情，你最好别管！”蒋方良当然清楚蒋经国的心意，所以，从此再也不代人说项，对丈夫经手的政务，也不再做任何的干预和插嘴。

蒋经国对传统上夫人干政的情况是深恶痛绝的，在他主控的七海官邸，他当然绝对不允许有夫人插手政务的事情发生。在蒋经国的心目中，还是很执著于传统的观念，就是坚持男主外、女主内，太太对先生在外面的情况知道得愈少愈好。

自我禁锢患了忧郁症

由于蒋经国并不支持太太经常外出，或者到别的官家去串门子，而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以丈夫为重的传统妇女，而且又是一个外国人(尽管她一向自认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缺乏外来的奥援，久而久之，她难免走上自我禁锢的道路。

她的长媳徐乃锦和王永澍将军的太太，好意要陪她去打球，她也不去了；早年住在长安东路的时候，有时还会到西门町去买布、逛街，甚至看场电影，后来搬到“七海”，一方面是距离市区比较远，另一方面先生也平步青云，一路做到了“总统”，她再不可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样，在街上闲逛。

有段时间，她固定时间去台北统一饭店的美容部洗头发，后来甚至头发都是请人在官邸为她简单洗洗，不再出门洗头。

慢慢地，她可说真正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在身心上难免造成了一些后遗症。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蒋方良的精神终于出现了警讯。

最早，她是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大概不会超过十句，总是一个人沉默地静坐一旁，有时蒋经国下班回来，她也是坐在那儿，连招呼都不打。

当时，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等到有一阵子，大家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开始发现情况有异。

原来，在长久自我封闭之下，蒋方良不自觉得了一种忧郁症。这种精神上的反常现象发生时，蒋方良就开始在官邸上下到处翻箱倒柜，把她自己所有的东西，包括金银首饰、衣服用品，搬得官邸上下楼到处都是。

后来，大家才知道她的精神有些不太稳定，大家都认为是因为长期闷在家里造成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劝她多去外面走走，她又毫无兴致，就这样子，精神状况时好时坏。

为了治疗她的忧郁症，医官特别给她开了些药，控制她的情绪，但是，她的忧郁症基本上是没有攻击性的，只是轻微的精神衰弱之类的情况。

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不适合参加政治活动的女性，只要是有要她出席公众场合的情况，前一个晚上，她肯定是彻夜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通常是她最早起床，穿着要去赴约会的正式服装，坐在客厅沙发上等待，她就是这样一位很容易紧张的家庭主妇，一点也不像是“第一夫人”。

为给她排忧解闷，七海官邸还有一位护士专门陪伴她。这位护士陈小姐，是台湾人，是早在蒋孝文和徐乃锦夫妇生女儿蒋友梅时，请来的一位护士。后来蒋友梅长大了，但是蒋方良觉得陈小姐人很热心，照顾人也很周到，就这样一直把她留了下来，可是，蒋家基本上也待陈小姐不薄，陈小姐是拿的台北市市立中兴医院的薪水，在“七海”一天工作12个小时左右，后来陈小姐自己结婚生子，时间不多，就改为每天下午3点上班，晚上9点离开官邸回家，工作状况可说相当礼遇。

陈小姐名义上是护士，但实际上是在做陪伴蒋方良的工作，让蒋方良白天有个聊天的伴，心理状况不致更为恶化。

蒋方良依赖的两个人

在蒋方良的生活以及精神世界中，除去她的家人，有两个人占去了最为重要的位置。一个是大管家阿宝姊，另一个则是护士陈小姐。

阿宝姊，可以说是七海官邸内务工作的灵魂人物，如果不是她的苦心经营，不但蒋经国一家的生活步调会大乱，恐怕整个“七海”也会丧失了方寸、不可收拾。我这样的评述，应该是绝不夸大的。

她原先是“立法委员”王新衡家的佣人，1951年王新衡从香港把她带来台湾，把阿宝姊介绍给了蒋经国夫妇。几十年来，蒋经国一家对阿宝姊的倚重，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今，蒋方良和阿宝姊可说是相依为命，没有阿宝姊，七海官邸不会这样有条不紊，当年的蒋经国也不可能无忧无虑，如今的蒋方良也不会如此顺心安度晚年。

从蒋经国时代到现在，凡是官邸的大小杂务，阿宝姊一定是事必躬亲，蒋经国夫妇用的、吃的、穿的，任何物品的采买，她都要亲自参与，从不假手他人，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拿了这份薪水，就要付出劳力。”

有一次，阿宝姊要辞退一个侍卫人员，结果，蒋孝勇不同意，和她的意见相持不下。阿宝姊非常生气，觉得在官邸内不受尊重，就要向蒋经国夫妇辞职。她是蒋方良相依为命的老伴，蒋方良当然不准她辞，可是，阿宝姊很坚持，蒋方良也很坚持，阿宝姊就说：“既然要我留下，我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除非先生出面留我，不然我立刻走！”蒋方良知道她的个性，她既然只要求蒋经国出面慰留她，就表示还有留下她的可能性，当然立刻请出蒋经国，亲自向她赔不是，才把阿宝姊留下。

并不是阿宝姊顽固或是她爱耍大牌，而是她一向对蒋经国一家忠心耿耿，她若是受到蒋家家人的误解或是委屈，当然只有从蒋经国夫妇身上讨回公道了。

阿宝姊持家一向主张能省则省、能用则用，七海官邸所以有那么多的旧家具、旧家电，主要是阿宝姊舍不得丢弃的关系。

有一回，阿宝姊用来榨果汁的一部旧式果汁机，就是在使用时，被经过厨房的蒋孝勇看见了，孝勇觉得榨果汁当然要用新的机器，榨的汁比较卫生，一看官邸厨房竟然还在用那种陈年老果汁机，一气之下，当场就把那台旧机器整个砸碎在地上。

还有一次，蒋孝武问阿宝姊，为什么冰箱里有那么多的新鲜水果都不吃，偏偏拿一些快要烂掉的水果给家人吃？阿宝姊十分严肃地表示，坏的水果也是用钱买的，她替先生服务，当然要克尽本分，不能浪费！这就是阿宝姊的执著精神。

一年365天，阿宝姊从来不曾离开过七海官邸，在台湾，她只有一个女儿，她曾经表示，她其实衣食无虞、不愁生活，她所以还要留在七海官邸，原因就是因为要报恩。

一直到蒋经国死后，阿宝姊还是一本初衷，继续在“七海”陪伴蒋方良，在凄凄零落的七海新村，成为蒋方良可以依赖的人。

护士陈小姐，是孝文女儿友梅出生的时候，由中兴医院调来的一位护士小姐，主要希望请她一起来照顾小孩，没想到，陈小姐在蒋经国家待久了之后，蒋方良对她有了深厚的情感，所以便继续留下来直到蒋经国死后，陈小姐都还留在“七海”好一阵子。

以蒋方良成天关在家里、足不出户的个性，当然希望有个人在家里和她作伴，儿女多半有自己的工作要忙，陈小姐既然是护士，自然可以作她的伴。

特别是蒋经国不在家的日子，尤其是死后的日子，陈小姐每天和蒋方良作伴，两人虽然不见得一定有什么共同有趣的话题，毕竟给了蒋方良一段十分温馨的回忆。

现在，陈小姐已经退休回家，蒋方良的生活自然更为凄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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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蒋经国子女恩怨情仇

最后，蒋经国还是选择了蒋孝勇作为他的代言人。当然，他也清楚，以当时台湾的未来走向，台湾没有充分的客观环境，继续走强人政治的道路。所以，他其实很早就有自觉，孝字辈的蒋家后代，是不可能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

悲剧一生蒋孝文

男人对长子总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期许和眷顾，蒋经国自不例外。

蒋孝文，1935年生于苏联，他是蒋经国和蒋方良在苏联患难与共的岁月中，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夫妇对孝文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孝文，就等于重现年少时代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上那段最艰辛的日子。

蒋氏夫妇投下了大量的心力，可是，他们的收获却极其有限。孝文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最艰难的时代里，孝文越过大半个亚洲大陆，跟随他的父母回到祖国，可是，等到在台湾成长的那段日子里，他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悲剧。

蒋经国对孝文的管教可说非常的严格，只要孝文犯了什么错误，总是难逃蒋经国的一顿训斥，所以，孝文基本上最怕他的父亲。

记得我们在长安东路当侍卫的时候，晚上时常被孝文叫去为他“推”吉普车。吉普车所以要推，倒不是说吉普车出了什么毛病，而是孝文喜欢过夜生活，和三五好友一起啸聚，那时大概他的玩伴当中只有他家里有车，但经国先生对他管束甚严，只要蒋经国在的话，孝文根本不敢乱跑，可是到了深夜，孝文还是会趁他父亲熟睡以后，偷偷摸摸地溜出官邸，然后要我们守在门口的侍卫为他开门，但是，又怕吉普车在院子里发动，会吵醒蒋经国，就叫我们侍卫几个人一起，为他把吉普车推到官邸外面的长安东路上，大概推到距离官邸大门有好几十米远，才敢发动引擎，然后加速扬长而去。

在年龄上，我们只比孝文大五六岁，所以，那时我们之间还很可以沟通。他经常到我们侍卫的宿舍来，和我们混得很熟，所以，他把侍卫住的地方和门房，当作他日常休闲的去处，下了学不是和同学好友出去玩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活动范围，和卫士们腻在一起。

老先生对孝文这个长孙非常疼爱。老先生毕竟是军人出身，所以只要孙儿们若是喜欢抡刀弄枪的，那他是最高兴的了。而孝文从小就对枪支很有兴趣，从高中时代，只要回到长安东路官邸更是枪不离手，经常见他把玩左轮手枪之类的武器，因为孝文这项“嗜好”是老先生鼓励的，自然没有人敢去制止阻挡他。老先生不但鼓励他多认识武器性能，还鼓励他去打靶、练枪法，因而孝文更是把手枪当作他随身的宝贝，除了去学校之外，常常见他腰间拽把左轮枪。

某日下午，有位便衣卫士李之楚刚好下班，回到宿舍休息，一进门，就见到孝文一个人躺在床上耍弄着他的左轮枪，孝文看见李之楚进门，就喊了一声：“不准动！”然后把枪口对着李之楚瞄准。李之楚平时也和孝文玩得很熟，以为孝文又是在开玩笑，就随口一句：“唉！别随便拿枪对人乱指，会闹人命的！”孝文大概一时失手，或者是神情有些恍惚，手指突然不听使唤，只听轰然一声，孝文竟然扣动了扳机，一枪刚好打中了李之楚的胸口，当场李之楚就倒在血泊中。

孝文大概忘了枪里居然装了子弹，更没有想到竟然一枪打中了李之楚要害，当场大惊失色。大家听到枪声，心知不妙，立刻跑到卫士房间探个究竟，结果一看是李之楚给孝文一枪打伤了。大家看到情势非常危急，李之楚中弹的部位是胸前，大家都认为他是凶多吉少，可是情况危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有立刻送他去医院碰碰运气了。这时，孝文知道自己闯下大祸，已经吓得脸色发白，在房间一角沉默不语。

送医急救后，李之楚竟然奇迹般地没有死，子弹距离他的心脏据说只有几厘米远，只要子弹稍微再偏一点，他就没有命了。李之楚和我是同年入伍的，也是浙江人。后来蒋经国大概怕有人说话，加上他那时的身体状况，已经再不能允许他执行勤务，所以，蒋经国干脆把李之楚想办法弄到高雄的建台水泥公司去服务，一方面也算是为自己儿子的一时失手，向他表达一些弥补之意。

李之楚固然痊愈出院了，可是不少人担心他伤势太重大概活不了几年，没想到，他不但活得好好的，而且还讨了老婆生了孩子。

记得还有一次，我们随侍老先生去高雄西子湾，孝文喜欢打猎。我就曾经陪他去高雄的寿山要塞的山林里打猎，他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男孩，去打猎没有什么猎物拿回家，似乎很不甘心，我们侍卫还特地到山里捉了一只山羊，绑在地上，让孝文在数步之遥的地方，用猎枪瞄准射击，然后，他就带着那只被他打死的“猎物”，状似得意地回到住处，向老先生炫耀一番。

读中学的时候，因为自己不爱念书，成绩考得一塌糊涂，有好几门课是红字。那时成功中学的成绩单都是用邮寄直接寄给家长，蒋经国在孝文上成功中学之前，曾经亲自交代那时的成功中学校长潘振球，要好好管教孝文，潘振球是蒋经国在赣南时期的部属，自然不敢违拗蒋经国的指示。可是，孝文毕竟是当时一般人心目中的“皇孙”，即使蒋经国亲自交代，即使孝文有不好的地方，也不能说打就打、说骂就骂。

然而，每次孝文知道学校什么时候寄发成绩单回家，就通知我们，要我们先收下来。我们侍卫当时也不清楚信封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但既然孝文命令，我们也不能不听，谁知道那些信件正是学校寄给蒋经国的孝文在校成绩单。但是，潘振球的确对蒋孝文的在校成绩十分注意，在他连续注意了几个月后，发现孝文成绩每况愈下，这样迟早会出问题，于是，他就写了一封措辞和缓的信，给蒋经国向他报告最近孝文在校的近况，以及最近几次月考的成绩，并且顺便问蒋经国有没有收到学校寄发的成绩通知单，可是，这封信寄出去了好几个月，蒋经国还是一点回音也没有。这时，潘振球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直接去找蒋经国，亲自向他报告这一连串的事情。

蒋经国听到这个事情，心里气得不得了，回到家来就找孝文追问。孝文知道纸包不住火，只好实话实说，蒋经国真是痛心极了，拿起棍子就朝孝文身上猛打，打得孝文是满屋子跑。蒋方良听到丈夫在打儿子，心疼不已，立刻出来制止，蒋经国还是拼命打，急得蒋方良眼泪汪汪，一旁拼命拉住蒋经国不准他动手打孝文。蒋经国无奈，只好放下棍子，可是他余气未消，命令孝文跪在地上不准起来。跪了一阵子，蒋方良心疼得不得了，又是一阵哭哭啼啼，硬是要蒋经国饶了孝文，让他站起来。

从这点可以看出蒋经国夫妇在教育子女的态度上，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主张用斯巴达的教育方式，而他的母亲却忍不下心来严格管教孝文，甚至还和蒋经国唱反调，或许，这也是孝文不能步上正途的原因之一。

就因为前面我说的推吉普车和代收成绩单事件，蒋经国把孝文学坏的过错全部记在我们侍卫人员身上。殊不知我们侍卫夹在中间，孝文下的命令我们岂有不听的道理？可是，若是依从他的命令，难免要冒着被蒋经国责骂的命运，有时候我们真是左右为难。

后来，孝文从美国返台，而且已经和徐乃锦女士结婚，可是结了婚的孝文，个性并没有因此稳定下来，反而染上酗酒的恶习，而且只要他喝了酒就会出些事情。

有一次，大概又是为了和太太有点口角争执，便出去喝酒解闷。哪知道他喝醉以后，心中一时情绪不能发泄，就开着官邸的一部美制别克汽车，沿着中山北路一路急速奔驰，最后，因为他那晚实在已经烂醉如泥，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出了一场车祸，把那辆别克车撞得面目全非，连方向盘都给撞歪了，孝文自己也受了轻伤，门牙全部撞断，满口鲜血，后来只好全部装假牙。

还有一次，大概也是和徐乃锦为了一些小事，大吵了一架，然后他就负气出去喝酒。那晚，他也是烂醉如泥，在中山北路嘉新水泥大楼附近餐厅大闹一场，别人怎么劝他也不肯回家。蒋方良发现儿子不在，派人四处寻找，终于在嘉新大楼找到他，侍卫人员劝他回家，怎么劝他还是不听。

孝文以盛年就因为宿醉导致血糖过低昏迷不醒，后来虽然急救苏醒过来，可是脑部因而受损，他的一生就这样毁在酒上，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在蒋家的嫡子当中，孝文可说相貌堂堂，为人宽厚，如果在一个平实的环境中成长，应该可以独当一面、成就不凡，无奈造化弄人，他又夫复奈何？

孝文昏迷后有一天，蒋经国到医院去看望卧病中的孝文，蒋经国望着昏迷的孝文，不禁悲从中来，不断轻声重复：“ALLEN(艾伦)！爸爸对不起你！”蒋经国的愧疚主要是因为孝文继承了蒋经国从毛夫人遗传来的糖尿病，岂非天命哉！

掌上明珠蒋孝章

蒋氏夫妇的几个小孩当中，最得蒋经国喜爱的首推蒋孝章。

孝章这个生来就眉清目秀的女孩，我们侍卫人员对她的平民作风非常敬重，这一点，她的特质和她父亲蒋经国很像。记得是在她就读“北一女”的时候，蒋经国曾经要我们侍卫和司机接送她上下课，可是，孝章硬是不愿意有人接送，她喜欢一个人骑着脚踏车，大老远从长安东路骑到重庆南路的一女中上学。

蒋经国不放心让孝章吃外面的餐食，叫司机老邬开着小型座车，中午为孝章送饭盒去，孝章站在校门口，对他怒目相视，待他走过去把饭盒交给她，她说：“你们走远一点好不好？”我们可以理解她的用意，是不希望被同学视为特权阶级。所以，我们以后给她送饭盒知道了她的脾气，刻意只将饭盒放在学校门房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一个角落等着看她拿到饭盒，我们就算完成任务，打道回府。

对待侍卫，孝章从来不会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在孝章念中学的时代，我曾经有一次陪她去西门町的大世界电影院看电影，从那一次的接触，我觉得她是一个相当平民化的人，和我们相处十分有礼貌。她一向坚持不要让自己有太特殊的感觉，更不愿被人视为利用权势。这一点，我们实在非常崇敬她。就以她自己为例，如果她愿意的话，蒋经国当然会给她先生安插职务，可是她从来没有做过这类的要求，可见，她的确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官邸奇女子。

孝章的心地非常善良，可是她的个性和脾气却相当倔强，所以，蒋经国在家谁都不怕，就怕他的女儿孝章发脾气。只要是孝章什么事情不愉快，蒋经国官邸就像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蒋经国真是食不知味，非要把孝章逗到笑了，蒋家的低气压才算解除。

通常，只要孝章发起脾气来的时候，蒋经国偶尔会叫好友王叔铭到家里来，一起把孝章哄到台北的“空军新生社”，一块儿吃顿饭，在轻松的气氛中，让孝章心情缓和下来，总算雨过天晴。

就因为王叔铭经常扮演为经国父女解围的角色，所以，曾经一度有人盛传蒋经国有意接受王叔铭的儿子，作为孝章的乘龙快婿，可是两人没有机缘，尽管是父母有意，奈何环境却无法为这两个青年撮合。

后来，孝章去美国进修深造，却在此时坠入情网，爱上俞大维的长公子俞扬和。

在孝章赴美之前，蒋经国就想好孝章到美国念书时的一切生活问题。他知道俞大维的儿子在美国，凭他和俞家的交情，对女儿寄住在美国俞家，可以说相当放心，可是，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青春年少的孝章到了美国俞家不久后，却爱上了负有照顾之责的俞家大少爷。这位俞家大少爷，比孝章年纪大了一二十岁，是俞大维的德国太太生的。

孝章和俞扬和谈恋爱的消息，传到台湾之后，在蒋经国官邸引起极大的震撼，等蒋经国亲自向孝章查证，确实有这件事之后，而且孝章还提出坚持要嫁给俞扬和的时候，蒋经国气得眼泪直流，半天说不出话来，而孝文三兄弟更是气愤填膺，直说要去美国找俞扬和算账。

后来，为了息事宁人，宋美龄亲自出面，为此事打圆场，最后总算在两家各自节制的情况下，让这件事慢慢平息下来，蒋经国后来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对俞扬和也不再心存痛恨，接纳了这位女婿。

和俞扬和结婚后，孝章马上改变自己的角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在结婚之初，孝章忍受各种来自家庭成员的污辱和反对声浪，也始终没有任何的反弹和溢于言表的不满。听说蒋经国曾经有意为俞扬和安排到台北华航担任总经理，可是，孝章始终拒绝她父亲的任何人事安排，甚至连台湾都有一段时间不太愿意回。

老先生去世的第二年，有一次，孝章抽空回了一次台湾，记得那次蒋经国曾经在慈湖摆了一桌酒席，请孝章夫妇一起吃了一顿饭，后来，她就很少再回来。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职“总统”的日子，曾经寄了机票给孝章夫妇，可是他们并没有回台湾。后来，蒋经国第二次就任“总统”，孝章还是没有回台湾，官邸人士都在议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多人都猜测，这八成是因为三兄弟对俞扬和不礼貌的关系。

争议不断的蒋孝武

离开蒋家这段日子以来，我到现在还难以忘怀，1987年12月13日，也就是蒋经国死前一个月，蒋孝武结束台湾假期向蒋经国拜别的那幕情景。

那时候，种种迹象显示蒋经国的病情愈来愈恶化的状况，可是，现实的环境却必须逼迫蒋经国做出决定，让二儿子蒋孝武远离台湾，而孝武似乎也从医生那儿，隐约知道蒋经国的病情，所以，那天中午，他在七海官邸吃过中饭之后，到蒋经国房间拜别，然后红着眼眶走出房间，遇到了我，孝武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有些哽咽地说：“以后父亲要你们多费心照顾了！”说完，就形容憔悴地步出官邸。果然一个月后，蒋经国就病逝。

说起孝武，外界总会不期然地想起不少政治事件，都和他扯上一些关系，但是，到底真相如何，现在已死无对证，也没有人再去追究这件事情。

对孝武的印象，早源于孝武三兄弟小的时候。记得是孝武小时候，就听老先生讲过，这个孝武啊！眼睛经常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是一个“计谋多端”“鬼灵精”的小孩。孝勇小时候经常手上的零用钱动不动就被孝武给骗走了。

老先生习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一个红包，给孝字辈的晚辈做鼓励。有一次，蒋介石又发红包了，孝武就跑去孝勇那儿，说：“阿弟啊！你有钱要多用！”他劝孝勇尽量用钱，而自己却非常吝惜自己手上的金钱。有一次，孝武中了一次爱国奖券，有人起哄要他请客，可是他就是不愿拿出一部分钱与大家同乐。

孝武的婚姻，也是蒋家公子当中，非常不顺利的一个。

他的太太汪长诗，父亲曾是台湾驻欧“外交”人员，和孝武是在留学德国期间认识的，后来两人相爱就步入结婚礼堂，可是，却因为孝武处处要耍个性，而和汪长诗走上仳离命运。

除了两人的倔强以外，他们年纪太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记得在慈湖守灵的一个凌晨，忽然接到一通来自七海官邸的电话，说孝武的太太汪长诗要到慈湖来见她的公公蒋经国，大家都很纳闷，汪长诗有什么急事，什么时候不可以见面，偏偏要在清晨见蒋经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一时之间，大家议论纷纷，可是等到汪长诗出现，大伙才知道，原来是汪长诗和蒋孝武闹别扭，情况闹得很僵，所以非找蒋经国出面不可。

慈湖方面知道了大致的情况，在汪小姐没来慈湖之前，就通知蒋孝勇，叫他前来做调解人，希望能够缓和孝武夫妇的僵局，可是，孝勇调停无效，只有请蒋经国亲自出面了，汪长诗还是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也承诺要负责找孝武，向汪长诗低头赔不是。可是，孝武岂会如此软弱，根本就不理会汪长诗到慈湖告状这码子事，对父亲蒋经国的劝说也是有如耳边风，根本听不进去。

因为两人老是见面就吵架，最后只有走上离婚一途。

中国人劝合不劝离，尤其是官邸子女，若想要离婚的话，更是要被老一辈的人视为是离经叛道。所以，蒋家的亲戚当中和汪家的亲戚，当然都希望两人的婚姻关系能够继续维系下去，所以莫不想尽了办法，为他们设法挽回残局。

在亲友的密切安排下，汪长诗准备给蒋孝武表现真诚的机会，于是她在从海外过境台北机场时，蒋家亲戚就希望孝武能够去机场接机，这样，汪长诗在孝武给面子的情况下，还可以勉为其难地回到孝武的身边。可是，哪知道孝武对亲友的这个计划，根本是不屑一顾，觉得自己是堂堂“总统”家庭的第三代，别人应该来向我低头才对，哪有堂堂男子汉向女人低头的道理，因而，孝武根本连机场都懒得去。如此一来，汪长诗在机场等不着孝武，一气之下，愤而离开台湾，从此和蒋孝武分道扬镳。

人的情缘，就是这样奇妙，孝武和汪小姐离婚之后，两人反而成了好朋友，汪小姐每年都会固定在寒暑假回台湾，看看她的儿女友松、友兰。

说起孝武的工作经验，应该是在他和汪小姐结婚后，回台湾后的事。

当年轻的孝武回到台湾时，老先生还在世，当时孝文情况不是太好，所以老先生对孝武的期待也就格外殷切。老先生希望这个留学德国的第二个孙子，能够为蒋家第三代争口气，因而把许多希望都寄托在孝武的身上。他一回国，老先生就发布孝武当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专门委员，这个职位和中央党部的总干事平行，一般大学毕业的青年，如果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人员招考，即使他的能力、学识、人品再好，即使是考上了，也只能从助理干事做起。可是，老先生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还说这是要给孝武“磨炼磨炼”。

在党部上班的时候，他自己开美制道奇吉普车去办公室，后来，他由党部转到“辅导会”经营的华欣文化事业公司。当筹备主任的时候，那时“辅导会”的主任，也就是他的顶头上司是赵聚钰。赵主任是孝武父亲的老部下，对孝武焉有不关照的道理，自然是要什么有什么。

江南案(据称《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因在该书中有意“丑化元首”，遭台湾情报部门特工刺杀身亡)，给孝武政治生命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这也是导致他出国避风头的主因；但也有人认为，蒋孝武出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在国外比较能够避免外来的一些干扰，让他过一个比较平静的新的婚姻生活。

的确，孝武自从和汪长诗离异以后，他展开了他新生活的第一页。在这第一页的扉页上，他认识了一位台湾籍的小姐蔡惠媚，而这位台籍小姐竟然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认识蔡惠媚之前，孝武的私生活是很受外界关注的，当然这些关注有相当一部分是带着一种异样的眼光在看待他。可是，在他认识了蔡惠媚之后，却奇迹式的，改变了以往不为家人和外界认同的生活方式，在作为和生活步调上，都慢慢做了微妙的转变。可见，爱情的力量即使在这位时人视为“太子”的身上，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蔡惠媚本来是孝武尚未离婚时，他女儿友兰的英文教师。蔡惠媚生长在台中望族，在经济上，她根本没有必要外出赚钱，可是，上天有意让她和孝武借着当家庭教师的机会，两人结合。

孝武为了追求蔡惠媚，据说花了10年的时间，才感动了蔡惠媚本人和蔡家。特别是蔡家本身是台中的大户人家，根本没必要去攀蒋家这门亲戚，而且，台湾人对蒋家基本上是有着十分歧异的看法，加上孝武过去在政坛上的一些风风雨雨，蔡家自然早有所闻，所以，女方家长对这门婚事，基本上最早的兴趣实在不大，要不是孝武苦苦追求，感动了蔡惠媚，恐怕这门婚事永远都不会成功。

蒋经国对孝武的这档婚姻，非常重视，而且这是蒋家头一次和台湾籍人士结姻亲，自然更为重视，何况孝武有离婚纪录，蒋经国怕孝武再有失足纪录的话，势必引起社会更为负面的批评。所以，父子两人为此曾经做了一番深谈。当蒋经国明白儿子这次是真心要和蔡小姐在一起后，他才要孝武以蒋经国本人的名义，把蔡惠媚的父母请到七海官邸来，由蒋经国出面在官邸客厅准备茶点，招待了蔡家二老，并且借着茶叙的时间，由蒋经国、蒋方良夫妇，亲口和蔡家二老把亲事定下来，但是为了尽量减少外界干扰，婚礼决定在孝武“驻节”的新加坡举行。

孝武在新加坡举行的婚礼，由于蒋经国是不可能出台的，其他的蒋家亲人也不可能前往，所以，蒋经国特地命令蒋孝勇代表全家，到新加坡去参加孝武的婚礼。

从整个人生经历来看，如果说蒋孝武的性格不是那么倔强，而且不发生江南命案，他是不可能就此从政坛上销声匿迹的。他的个性让他在政治上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更不幸的，在他结束“出使”海外生涯时候，却突然在一次健康检查中，无故暴卒。他的死不但让类似江南命案的案子变成悬案，而且也留下了许多的疑点，为后人带来更大的臆测空间。

蒋孝武死后，蒋家变成一门四寡，这个家族真是多灾多难。

“地下总统”蒋孝勇

长安东路时代，我们奉派到蒋经国官邸去担任便衣卫士的工作，上面给我们的任务分配是一个人负责带蒋孝武，一个人负责带蒋孝勇。通常，带孝勇的那个同仁是比较辛苦的，除了他的年龄比较小，不好带之外，孝勇的调皮捣蛋是一个重要原因。

孝勇小时候，像是一只猴子，不但玩刀玩枪天不怕地不怕，而且特别喜欢爬树，早上给他穿的是一套新衣裳，下午已经玩得全身是泥，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奇`书`网`整.理提.供]。更绝的是，孝勇只要出去玩，身上总是到处是伤。而从小，孝武和孝勇就是每天打打闹闹的，只要见面就会打架，这两兄弟从小打到大，真是一对小冤家。

所以，负责带他的同仁，不但要经常注意他的衣着整洁，而且还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不能有一点受伤害的情况，否则谁也担待不了这个责任。然而偏偏这些小孩既不能打也不能骂，所以，一旦他们调皮起来，任谁也管不了他们，只有任由他们胡闹。

一直到孝勇读军校时，他还是校方心目中最棘手的人物。

在读军校时，孝勇最怕的人还是教育班长。如果孝勇在学校偷着抽烟，被教育班长当场抓到的话，教育班长是不会理会他是老“总统”的孙子这样的身分，照样给他严厉的处罚，硬是叫他连烟带灰一起吞到肚里去。可是，他对军校的校长和高层首长却不看在眼里，毕竟，这些人都是他父祖辈的部下，他一方面是有恃无恐，一方面，这些学校首长拍他的马屁犹恐不及，怎么可能对他有什么太严苛的举动？

后来，孝勇在一次训练中，跌伤了脚踝，所以只好办理退学手续。从军校退学后，孝勇又插班进入台湾大学就读。

因为蒋孝勇最懂得讨好他的父亲蒋经国，在表面上，他也是蒋经国最听话、最乖的儿子，他不像孝武那样倔强好胜，也不像孝文那样孟浪冲动，他是蒋经国的子女中，在个性上最像蒋经国的一个，但是，蒋孝勇背后究竟在做些什么，蒋经国是从来也不清楚真相的。

1975年，也就是老先生过世以后不久，因为蒋经国的政务实在愈来愈繁忙，他自己的身体日渐虚耗，而且蒋经国慢慢发现自己染有遗传性的糖尿病，虽有专职医生负责，为他诊治，长期下来渐难控制，如果他的体力再不更有效益地运用，那将无异饮鸩止渴。所以，他开始打算把一部分权力，尤其是私人的权力与工作，放一部分给儿子去分忧解劳。

然而，蒋经国几经考虑，在他三个儿子当中，已经卧病的孝文不用说；孝武个性上比较倔强好胜，而且，性情上也不像孝勇那样内敛，也就是所谓的“持盈保泰”，孝武不懂这一套，所以，如果赋予孝武重任的话，很可能会因为一时急躁，而前功尽弃。

最后，蒋经国还是选择了蒋孝勇作为他的代言人。当然，他也清楚，以当时台湾的未来走向，台湾没有充分的客观环境，继续走强人政治的道路。所以，他其实很早就有自觉，孝字辈的蒋家后代，是不可能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可是，蒋经国毕竟是一个跨越现代与传统的过渡型的政治人物，他不可能像现代民主制度要求的政治人物，是“传贤不传子”的、是用民主程序决定一切的，他已经习惯了在台湾这块地方呼风唤雨的感觉，如果有朝一日他失去了现在拥有的一切，他实在无法想像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是希望给孝武和孝勇有更多的机会去比较他们的长处。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地决定谁是真正有资格继承他“法统”的儿子。

很多侍卫人员和官邸工作人员，都清楚孝勇的脾气和个性，他是一个十足的两面人，甚至有人说他是个笑面虎，人前人后的表现完全不同。

在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转危的最后几年时光，蒋孝勇可说是蒋经国最直接的代表，所以有人戏称他是“地下总统”，就是在蒋经国卧病那段时期，别人为他取的绰号。

那时，孝勇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是他向蒋经国报告各种公私杂务的简报时间，因为他可以“上达天听”，所以，很多官场上的人便不得不借着各种机会逢迎巴结，以特别讨蒋孝勇的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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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蒋经国是个怎样的人？

蒋孝文在世的时候，有一句名言，我到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我做了什么错事，他(指蒋经国)顶多骂一下，可是你们就不一样了，所谓虎毒不食子！”到底，蒋经国是个怎么样的人？这是颇值得人们深入研究的。

蒋经国是个好“演员”

蒋经国性格上，一个明显的特性，就是他的双重性格，这一点可以在他的一些往事的个案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从大陆临撤退前，蒋经国曾对老先生的警卫总队第四队的队员讲过，只要他有一碗稀饭吃，就会让全体队员先吃。可是，撤退到台湾以后，因为警卫总队缩小编制，第四队因而被遣散掉了，有些队员就对经国先生至表不满，认为他食言而肥，不守信用。当然，以当时的处境，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再像过去在大陆时期，容纳那样多的编制人员。可是，就因为蒋经国在上海讲过那番话，不少第四队的队员对此耿耿于怀，而蒋经国却事后不加兑现，难免引起被遣散队员间的尖锐反弹。

在长安东路时，还有一次特殊事件，是让我们同仁印象深刻的，那就是“戡乱建国总队”的请愿事件。那次的请愿事件，让我们四个守护长安东路官邸的便衣卫士同仁，全部被以处理不当的理由，调职查处。

那次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长安东路值班，突然来了一群自称是“勘乱建国总队”的人，起先我们也并不清楚他们来的用意是什么，我们同仁就走进官邸，向蒋经国报告，说外面有一些人要求见。他问来者是谁？我们就说是谁，他一听说是“戡乱建国总队”的人，就摇摇手示意不见，并且很直截了当地说：“告诉他们说我不在！”我们也不知道当中有什么玄机，可是主人说不见，我们又岂能再多说什么话，就走出去向在门口等候的人说：“蒋先生不在，你们走吧！”可是谁晓得这些人不相信，就在门口大吵大闹起来，有的人在门口大骂，骂得相当难听，有些话简直不堪入耳。

“哦？不见！过去我们出生入死，现在就不管我们的死活了！”

“避不见面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见也要见！他明明说过，他有饭吃，大家都有饭吃的，现在他有饭吃，可是我们没饭吃啊！”

我们看现场愈吵愈乱了，只好找人来支援，总算在大家轮番劝解下，这些人才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蒋公馆。

不一会儿，蒋经国把我们叫到他的屋里，他不分青红皂白，劈头就是一顿臭骂：“你们是怎么处理的，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处理不好？你们全部给我滚蛋！马上滚！”在他一阵连珠炮似的痛骂以后，我们当然只有卷铺盖滚蛋的份，隔天，我们就被调回原来的便衣组里，换另外一批人去服侍蒋经国。

除了这次被蒋经国“扫地出门”的经验，还有一次是在1978年，刚进“七海”不久，蒋经国叫副侍卫长来告诉我们几个副官，说经国先生要我们回慈湖，七海官邸暂时不需要我们。那时我们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错，但也不能去追问啊！只有默默走路回慈湖，不久，蒋经国大概觉得这样做会引起我们心里不平，因为我们自省的确没做错什么事，为什么会叫我们走路呢？他叫他的副侍卫长跑来跟我们讲：“总统要我来和你们讲，上次并不是你们表现得不好，也不是你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是总统一见到你们就不知不觉想起老先生，他于心不忍，所以就请你们回到慈湖，没有别的意思。”

在副侍卫长来解释之前，我们两个副官本来是认为，大概是经国先生不希望再在七海官邸延续以前士林官邸那一套老的制度，而要以一种新的制度取而代之；因为，在我们印象中，曾经听过蒋经国说，要把士林官邸的一切坏习惯都要统统革除掉，他对老先生时代少数侍卫人员，假借官邸的招牌，在外面招摇撞骗、作威作福，十分厌恶。可是，他并不清楚，真正做这些事情的人毕竟是少数人。然而，他不管这些，反正士林官邸的老人，能够不用就不用，如此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的做法，当然令人寒心。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蒋经国的双重标准。以前，在八胜园时期，蒋经国有一个得力干部姓张，这位得力干部后来由蒋经国派他去日本当特派员。张特派员到了日本，不久就迷上了一个日本婆娘，并且有意纳为妾，这件事马上就被张特派员在台湾的元配知道了，立刻跑到蒋经国面前哭诉自己丈夫的忘恩负义。张太太吵了几次，蒋经国实在受不了，就干脆把这个张特派员调回台湾，从此被打入冷宫，再也翻不了身。

不论这些事件的是非曲直如何，以我自己来说，在服侍过老先生以后，再到蒋经国身边工作，两相比较，蒋经国的确予人一种讳莫如深和高不可测的感觉，即使像我这样一个熟手的工作人员，都时时有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

在他的家族里，特别是在老先生面前，他永远是把最好的一面给老先生看。这一点，和他的弟弟蒋纬国截然不同，蒋纬国总是在老先生面前反映一些不好的问题，可是人多半是喜欢听好话的，尤其是老人更不愿听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偏偏蒋纬国就是喜欢提一些问题告诉老先生，难怪连老先生都不禁有些怀疑，为什么蒋纬国老是给他“找麻烦”。因而，老先生对蒋经国自然愈来愈有信心，对蒋纬国就没有那样的推心置腹。

对外的形象上，蒋经国曾经不只一次地对人讲过，他只有在和人民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他感到最高兴的时候，这也是他之所以从当上“行政院长”以后，就在全台湾各地马不停蹄地到处巡视，却从来不会喊累的原因。但是，在有些侍从人员心目中，蒋经国这样的行为其实只是要凸显他所谓的“亲民”作风，在他回到官邸之后，他涣散的体力使他开始觉得面对民众，竟是那样累人。尽管面对人民是一个政治人物确保权力的不二法门，可是，当每天都周而复始地重复一件事情时，再有耐心的人也会开始厌烦，何况，蒋经国那时糖尿病已经慢慢严重，如果每天马不停蹄地跑，难免会有生厌的时候。

他的双重性格有时也会在我们的面前不经意展现出来。例如，我们刚到“七海”的时候，他对我们的信心还不是很够，有时候，他在自己卧室接见党内的重要干部，看到我们在旁边，就故意说：“今天天气很好！”这句话其实就是示意要我们回避，等我们走开了，他才敢和干部开始讲一些重要的话题。

然而平实地讲，蒋经国毕竟不是神，他也有人性化的一面。既然是人，他就有人的喜怒哀乐、有人的七情六欲、有人的长处和缺点。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去看待蒋经国，就不会有不平衡的感受。

为人处事神秘兮兮

蒋经国的为人处世，永远是一副神秘兮兮的个性。

从前面我提过的七星山迷路事件，就可以想见他的独来独往性格；在此之前，在长安东路时代，蒋经国经常是自己一个人带了一个司机，开着车出去到处跑，也许是他的任务需要，也许是他有另外的原因，他的司机经常抱怨“找”不到他，因为蒋经国如果发现一个人比较方便，就随时伺机把他的司机给摆脱掉，一个人再搭别人的车子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至于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人知道。

早年如此，到了晚年时期，蒋经国那种神秘兮兮的性格，还是时时自然而然地流露在生活之中。记得有一次，他在“荣总”住院，“总统”车队还故意在他的座车上安排了一个假人，坐在主位，然后每天夜晚时分，叫车队开回七海官邸，第二天早上再开回“荣总”，用这样的方式企图去掩人耳目，其实，比较细心的人早就知道蒋经国是躺在医院里面，用不着以这样掩耳盗铃的方式去欺骗人民。

蒋经国生怕自己的病情会影响岛内的政局发展，所以早期他对住院是非常排斥的，非不得已，绝不住院。

在“荣总”看病住院，为了保密起见，蒋经国也都有化名，所谓的化名，其实就是用我们侍卫或是副官人员的名字。

最早，他在“荣总”验血，就是用我翁元的名字，后来，又用副官王文浩的名字。有一次，我自己要去“荣总”看病，也需要抽血检验，自己的名字给蒋经国“借用”了，自己只好用“翁一元”这个名字去验血。验血用化名，主要是医生基于保密的原因，所以才想出用我们副官的名字的点子，当然这和蒋经国本人无关。但是，也算是在蒋经国身边发生的一段妙事。

谁开罪他谁就得倒霉

一位士林官邸的老长官告诉我：“你若是看到蒋经国脖子发红，就要小心了，这表示他要‘杀人’了！”

当然，蒋经国大概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可是，他的这个形容，却具体而实际地说明了蒋经国性格上的某些特征，这句话表示，千万不要得罪蒋经国，否则他一定会对你不客气的。

“总统府”有某位科长，平日对外交际很有他的一套办法，有半年时间，突然不明不白地“失踪”了，大家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后来，大家才晓得原来他被关在警总保安处，也就是台北西宁南路的一处神秘处所，至于他为什么被关在保安处，大家都是一头雾水，最后还是他自己出狱后，向大家隐约透露了一些原因。

这位科长本来是跟着老先生的军职人员，后来转到文职工作，他的社交一般认为是比较复杂，平日处理事情又喜欢超越自己的职权，可能因而触怒了蒋经国，可是他自己却不自觉，被警总“请”去半年，后来查不到什么犯罪的证据，才无罪开释的。

出狱之后，这位科长再也不敢提起被关的这段往事，后来索性离开公职，到一个民间机构去工作，远离是非之地。

可见，蒋经国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有很强的威权性格，这也是中国的政治人物一个很平常的通病。

表面上，蒋经国时时刻刻一副“亲民爱民”的形象，在外面和人接触，也一向是笑脸相迎；可是在家里，他永远是下人心目中的君王。甚至到晚年，他的侍从医官为他治病，都受到他的威权心态的影响，必须随时留心，深恐一时让他不称心而遭受调职处分。就以他的眼睛为例，1986年6月，他从陆军官校参加校庆活动回台北后，到达官邸，他照往例往床上一躺。哪知他刚一躺下去，突然觉得左眼眼前一片漆黑，由于糖尿病引起的病变，眼球上方新生小血管破裂，使眼球内水晶体充满鲜血，而阻碍视线，他大惊失色，高声叫喊：“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

喊声立即惊动大家赶快通知眼科大夫前来诊治。

就因为左眼的充血事件，他的眼科主治大夫就这样被他撤换，原因便是没有照顾好他的眼睛，否则怎么会让他左眼失明呢？

他会这样处置眼科的主治大夫，其实他还是觉得医生应该是万能的，他根本忽视了医生只能治病，不能样样有把握。如果不是他的威权性格作祟，他应该会了解这一点的，可是，他的强势作风和威权性格让他蒙蔽了这方面的自觉。

在眼科主治大夫被撤换之前，还有几位医师也是被毫无预警地撤换，引起官邸一些医生的许多猜测。

例如有一位管新陈代谢的医生，人很好，医术很高明，是“荣总”很有名的医生。就因为这位医生对蒋经国讲话时，比较直率，不会拐弯抹角，一再向蒋经国强调，糖尿病不是光靠吃药就可以断根的。可是，蒋经国并不认为如此，在蒋经国的观念里面，医生除了“医病”之外，还要能够“医命”，而且一切还是要和其他的文武百官一样，要听从“总统”的指示办事。可是他忘记了，医生是专业人员，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去当一个只会讲好听话的“政治医生”呢？

在他的威权性格之下，当然有不少医生受不了他的脾气，而蒋经国向来是先发制人，在医生表现出一丝不悦时，他就先把他给撤换了。

还有一个医生更是被撤换得莫名其妙。这位周姓大夫，从来没犯过什么过错，就是一个嗓门特别大，随护蒋经国出去的时候，大概是讲了几句话，让蒋经国听见了，蒋经国心里不高兴，过了不久就把他给撤换了。

可能就是这许多的个案案例，对人起到了警觉作用，所以他的医生后来行事说话，甚至开药处方都格外小心谨慎，因为没有必要为了一件小事和自己饭碗过不去。所以，蒋经国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要吃什么药就开给他好了，在他面前绝不说个“不”字。

不念故旧铁心肠

中国人是一个讲究情面的民族，然而蒋经国却在许多方面丝毫不讲情面，让许多人对他含恨不已，这也多多少少透露出他的从政性格。

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王正谊的“贪污案”，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个案。

王正谊是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老先生主政时，对王正谊信任有加，大家一般也都将王正谊当作是老先生这个系统的人看待。

后来，老先生卧病，蒋经国想做一些锐意革新的事，就多方整顿。中国人所谓新人行新政，没有新人似乎新政就无从推动，所以，蒋经国就要大量安插自己的人马，我想这方面，老先生也是相当理解和支持他的。当时就有一种传闻，指蒋经国有意让他的人——曾在“国防部人事次长室”服务的宋某来接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之职。这是蒋经国的想法，可是，当时大概王正谊一方面还想继续在人事行政局的位子上，发挥所长。加上自己错估形势，认为还有老先生在背后支持他的施政，所以，并不理会外面的一些风言风语。

不久，爆发了所谓中央国民住宅的舞弊案，被捕的人赫然包括了王正谊。到底王正谊的涉案程度有多深，大概除了情报单位，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王正谊后来被判刑入狱，被判的是无期徒刑，一直到蒋经国卧病的时候才假释出狱。后来蒋经国不知道是怎么打听出来王正谊出狱了，还曾经问人：“是谁把他放出来的？”当然，以王正谊的脾气，出来以后逢人还是说：“我是天大的冤枉，根本是被栽赃的！”

对犯错的人，或是“不听话”的人铁面无情，对一些所谓的亲朋故旧，有事情去向他求情游说，蒋经国还是从不懂得什么“网开一面”。

在祖国大陆的时候，老先生有位侍卫长姓王。这位老侍卫长，对老先生的忠心可以说是没话说，在1949年，老先生一家撤退溪口的时候，王侍卫长当时早已退休在溪口养老。在此之前，特别是抗战时期，王侍卫长可以说是跟老先生寸步不离，老先生到哪里，他就跟到那里，以前，老先生既不叫他的名字，也不叫他的职衔，就叫他“卫兵头”，为老先生的安全工作，王侍卫长付出了大半生的精力。

从祖国大陆撤退的时候，王侍卫长扶老携幼、变卖家产，然后跟随老先生来到台湾。可是，王侍卫长身无长技，在台湾又是人生地不熟，眼看就要坐吃山空，没有办法，就想到去找老先生帮忙。可是，他想老先生成天忙于政务，哪有时间去处理他的私事，就去长安东路找蒋经国帮忙，他当然是希望蒋经国能给他介绍一份工作，可以让他糊口度日。

当时，为了找工作去麻烦蒋经国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不轻易替别人介绍工作的。蒋经国那时大概只是敷衍地答应帮他介绍工作，可是一直没有下文。王侍卫长碰了几次钉子，心中实在气得不得了，心想，我为了追随蒋介石，最后连家产都变卖了跟到台湾来，怎想到连个糊口度日的工作都没法为他代为安排一个，气得从此不再来往。

另外一位王姓军官是“安全局”的高级首长，王从“安全局”下来以后，一直没有一个比较有实权的职务，他太太和蒋方良关系一向不错，而且经常一起打高尔夫球，有空还时常在一块儿聊天聚会。她想，先生职务之事请蒋方良去和蒋经国讲讲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于是，王太太就直接去找蒋方良。蒋方良一听，这个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她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蒋方良一口答应了下来。等蒋经国下班回官邸，就向他转述这个事情，没想到蒋经国第一句话便说：“你不要管这个事！”一方面，他不愿意蒋方良插手公事，另方面也等于拒绝了王姓首长的关说，不准备给他做任何安排。

王姓首长对这件事情，到底心里作何感想，当然没有人知道，但是，以他在蒋经国身边那么久，加上服务蒋家那么多年，为了谋求一官半职，得到的竟然是这样的回复，当然是满腹不是滋味。

对故旧的态度是如此，对亲戚的态度其实也是一样。

蒋介石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就是蒋经国侄子，他的父亲与蒋经国是堂兄弟关系，孝文他们几弟兄都称这位长辈伯伯，是官邸老一辈的侍卫，官拜少将高参退役。这位孝字辈的侄儿在老先生去世之后，无所事事，他的母亲蒋太太就以堂嫂的身分，去找蒋经国，想请他为儿子帮帮忙，能够安排一个适当的职位，好歹这位蒋先生也是老先生的秘书，论学问、论人品，谋个职位自忖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哪知这些全是蒋太太一厢情愿的想法，蒋经国根本不理会蒋太太那一套，就直截了当地回绝说：“你叫他参加考试啊！”

这位蒋太太所以会去找他，主要的因素也是以为蒋经国对自己人说不定会比较照顾，谁晓得他还是铁面无情，说不帮忙就是不帮忙。

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对他们很关照，给他一个相当于侍卫室内卫组主任的位子，后来，因为蒋经国不肯帮忙，这位孝字辈的侄儿只好在士林官邸等退休。

蒋经国从来不曾为了亲朋故旧的私事，以公家的名义下条子做什么指示，惟一的一次例外，就是为了陈立夫。

记得陈立夫回国，蒋经国知道他进出没有车子，十分不便，马上下了一张条子给士林官邸车队，要他们拨一部凯迪拉克五人座的汽车给陈立夫。这是我所知道的蒋经国惟一的一次为了故旧的私事，下条子叫下属办，这算是例外中的例外。

廉洁不阿

在台湾如今这样一个日趋腐化贪婪的社会，对蒋经国在世时期的廉洁作风，不得不让人兴起一股怀念和景慕的心情。

蒋经国一生忙于公务，是一个大家都普遍认同的看法，但是，对他的廉洁自持，大概一般人还很难去体会出来。

在“七海”时代，“行政院”或是“总统府”都会派专员，每个月固定时候把他的月俸、眷粮等等一些生活日用品和经费，送到官邸给蒋方良签收。然而大家都知道，中国人逢年过节都有送礼的习惯，在他主政时期，他一再强调，要革除送礼浪费的恶习，所以，他是极力反对公务人员或是民间送礼的。

可是，在现时社会当中，送礼好像早已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没有办法在一时半刻的时间内彻底革除。但是，他不能禁绝别人送礼，他却坚守了自己不收受任何礼品与馈赠的基本原则。

如果，他的办公室收到了任何的礼品，诸如外国朋友送的高贵礼物、金门酒厂固定送给“总统”或“行政院长”的高级金门高粱酒，全部都在年终举办一个全体员工(他自己除外)摸彩大会，把所有的礼品提供大家摸彩同乐。记得有一年，有一位宪兵抽到大奖，是一块劳力士金表，那个宪兵抽到奖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可是，蒋经国自己到死为止，手上都还是戴着一块普通的石英表。

一丝不苟，是蒋经国从赣南当专员以来，就养成的一种习惯，这方面是任何人都不容置疑的。

细说蒋经国的政治性格

从整体来看蒋经国的政治性格，我觉得他之所以和他父亲在性格上截然不同，是因为他独特的成长背景因素，这些是不容忽视的。到底有哪些个背景因素呢？ ［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第一，蒋经国早年在苏联艰困的生活经验。

我们要知道的，他早年在苏联，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前，中俄关系并不好的那个阶段，为了蒋经国的家世背景，他备受俄共的歧视和打击，甚至被当作人质，生活非常艰苦；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求生存，当然要有一套生存哲学，这套生存哲学的养成，对他后来的人格发展，乃至生活方式，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制约作用。

第二，蒋经国早年曾经是俄国共产党党员。

共产党讲的是唯物主义，在思维方式上，讲究的是唯物辩证法，他的意识形态是不是受到这套辩证法则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推敲的问题。当然，在共产党的生活环境里面，要懂得利用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蒋经国在俄国的时代，刚好是苏联宣传这一套东西最厉害的时候，他作为那个年代的人，对人生乃至政治都有他的一套思维逻辑，这是后来的一代人不能轻易了解的。

第三，老先生的刻意培植。

最早，老先生会答应让蒋经国这个儿子去远方的苏联，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当然最大的原因也是为了培植蒋经国，将来能够独当一面，或者继承衣钵。后来既然回来了，当然更要好好栽培一番，要不是祖国大陆的政权被共产党所夺取，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来，凭蒋经国在国民党党政军内部的资历，要想那么快就蹿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兵败大陆，无异也是蒋经国得以更快继承大统的契机。

在蒋经国继承老先生的权位之前，老先生当然给了蒋经国最好的一些学习机会，让他懂得去操作国民党的党政军这部大机器，并且了解在操作过程中的一些诀窍和技巧，让他能够更得心应手地去掌控这个权力。

由于蒋介石在释放他的权力之初，是先把国民党引以为豪的“情治系统”的这股力量，交给蒋经国，他在“情治系统”这个圈子里浸淫那么久的时间，当然在个性和作风上，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个影响。

综上而言，他的双重性格、神秘性格、翻脸无情、威权性格等等，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固然已经显得有些格格下入，可是毕竟当时的时空背景不一样。何况，他的年轻时代乃至他的家庭背景，也和外人不同，特殊的主客观条件，特殊的个人际遇，当然会塑造出特殊的性格，这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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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蒋经国的私人生活

蒋经国在政治上似乎有着争权夺势的天性，他能用“有点厉害”的手段在重重路障中发展自己的政治实力、收编人马，将宋美龄“夫人派”和所谓元老们“斩”于马下。但他从不奢华，他虽为台岛第一号人物，却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去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

烧饼、油条即美味

不论是和老先生相比，抑或是和后来的李登辉相较，蒋经国的日常生活都是够得上是平民化的。我们可以从他的日常生活点滴来验证我所说的是否属实。在吃的方面，蒋经国从一早起床，吃的三餐和一般平民是毫无二致的，有时候恐怕比平民还要节俭。

他基本上在身体还好的时候，起床很早，一起来，就打开厨房的门，向内叫唤老管家阿宝姊：“阿宝！预备早餐！”阿宝于是立刻为他准备早餐。这时，门口的侍卫人员也知道蒋经国起来了，便立刻骑着摩托车，到官邸路外面去买报纸。

“七海”向来没有订报纸，所以蒋经国爱看的报纸，全部是早上由侍卫人员到官邸外面的店铺，为他赶早买来，然后在阿宝姊的早饭端到餐桌上之前，就把买来的报纸放到餐桌上，让蒋经国能够一面等早饭上桌，一面浏览一下报纸上的重要新闻。

他经常看的几份报纸，包括台湾的《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晚报在早期则以《民族晚报》为主。

后来他的身体差了，我们把他要看的报纸固定放在他的卧室，让他一醒来就可以看见。早上，蒋经国习惯吃简单的东西，通常是一杯咖啡，两片土司面包，外加两个他最喜爱的荷包蛋，有时有食兴的话，偶尔还会吃一点水果之类的，这就是他的早餐。

他的生活完全不像他的父亲蒋介石那样讲究精致，也不像老先生那样要求凡事要能尽善尽美，讲究品质。

因而，在最早的时候，蒋经国进餐时，旁边是没有任何的服务人员为他服侍的。他是一个非常讨厌人家把他当作是大人物来伺候的人。所以，我刚到“七海”时，蒋经国的餐桌上，备有毛巾盘，内放毛巾一块，是给他进食后，擦嘴巴和双手的。吃完饭，抹抹嘴巴，就按铃叫司机把车子开到门口，然后一声不响地扬长而去。

我们这些对服侍老先生有丰富经验的副官人员去了“七海”以后，知道蒋经国是一个有点平民作风的人，还不习惯别人照料。但是，既然我们的职务是副官，当然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便以士林官邸的服务标准，为“七海”规划一套为蒋经国夫妇服务的模式出来，让他的生活能够尽量在一定范围内，很快有一个方便而舒适的生活环境。

例如，我们也和在士林官邸一样准备了餐车，只要蒋经国喊要开饭时，我们就用餐车推着他们夫妇的餐食，到他们的面前，然后在他们身边随时听候吩咐，要添饭就添饭，要拿什么就拿什么，这就是典型的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刚开始，蒋经国确实相当不习惯，可是日子一久，蒋经国就无法离开我们，对我们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依赖。

于是，蒋经国原本最不喜欢的士林官邸那套的服侍方式，便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七海官邸，而且成为蒋经国晚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是，尽管如此，七海官邸的节省，恐怕是任何一个“第一家庭”所无法比拟的。譬如，从1980年初，七海官邸每天的菜钱大概就维持在八九百元台币的标准，即使到现在蒋经国已经去世多年，“七海”的每日菜钱仍旧是不超过千元台币，蒋经国家庭开销的节省，远非老先生或是李登辉家族所能比拟。

就以蒋介石在的时候来说，士林官邸一个月的开支据说就要十万元台币以上。换言之，光是一天的开销就要花好几千元，士林官邸一天的花费，大约够七海官邸好多天的花费。

强人就怕病来磨，蒋经国的糖尿病，让他连原来最起码的口味享受，都受到了剥夺。

蒋经国的糖尿病日益严重以后，医生交代不得给他食用含糖或盐的食物，日常的吃食，也不准放太多盐或糖，这一点实在难为了官邸的烧菜大师傅。

试想，做菜不放盐或糖，怎能让人下咽？他实在不想吃那种淡而无味的菜肴时，就要求厨房给他弄个水破蛋或是荷包蛋吃。

有时候，他吃腻了官邸的早餐，头一天晚上他会交代下面：明天早上给我去永和买一份烧饼油条回来！我们就知道，他又想吃久违的永和烧饼油条了。从这里可以证明，蒋经国在生活方面，和一般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侍卫人员为他不辞劳苦到永和去买烧饼油条，买了回来后，阿宝姊怕烧饼油条冷了不好吃，就帮他把烧饼放到烤箱里热一下，等蒋经国起来了就给他端上桌，可是，没想到他拿起二次回锅的烧饼，吃了一口说：“奇怪！怎么没有店里卖的好吃？”这个道理很简单，试想，即使再好吃的烧饼油条，放在烤箱里再热过一次，当然没有现出炉的烧饼油条好吃！在我还未到“七海”服勤以前，有一次在慈湖守灵，蒋经国肚子饿了，就叫厨师给他炒了一盘干干的蛋炒饭，加一碗紫菜汤，就这样当他的正餐填肚子。这样的简单俭朴，和其父蒋介石那样重视饮食，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在宴请宾客方面，蒋经国家里对这方面更是没有什么讲究，印象中，我在蒋经国家工作多年，只有几次是称得上比较隆重的宴客场合。

一次是蒋纬国的儿子孝刚结婚，蒋经国为了给侄子和侄媳庆贺一番，特地在七海官邸以正式全套西餐招待，还请圆山饭店西餐部大师傅到官邸来外烩。再就是蒋经国夫妇在1984年结婚50周年纪念，也在家里摆了两桌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到官邸欢聚一堂。大概除了这少数几次宴会场合之外，再也很少听说蒋经国夫妇请客吃饭的。

他们家人或是蒋家第三代有人过生日，顶多是中午除了正常的菜肴之外，再加个长寿面，例如酸菜肉丝面、打卤面之类的。这样就算是庆贺生日了，可以说非常简单，绝对没有一般富家豪门的庆生排场，这是官邸服务人员都有目共睹的。

蒋经国的勤俭自持，可以从穿衣得到另一个印证，他穿的衣服，有很大一部分是他的女儿孝章从美国买了之后，再邮寄回来给他的。只要有新的衣服来了，我们就把他的旧衣服换下。最早，他喜欢穿青年装，或是便服，都由办公室的人到台北中华路去订做，西装裤也是由办公室的人量好他的尺寸，而后到外面帮他选购。

在衣着上，蒋经国是从不作任何讲究的。他的西装大概穿来穿去就是那么几套，领带也是如此。基本上，他和他父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穿用旧的衣物，和他父亲不同之处，是他更不计较衣服的品质，只要实用就可以了。

就以他的生日来说，可以说是他一年到头衣着最整齐的一天，他会叫我们副官拿出他的红毛衣、红领带，外面穿的还是一套旧的西装，可是，这对他来讲已经是衣着上莫大的铺张了。在接见外宾，例如像接受外国“使节”呈递“国书”的日子，他的穿着会比平日稍稍讲究一些，外面那件深色西装的左方口袋上，还要我们为他放一块折叠成三角形的手绢，这已经是他最“隆重”的服装了。

不运动只爱躺在床上

蒋经国也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的日常休闲活动，所以，整体来说，蒋经国的家居生活，可以说是相当单调而缺乏变化的。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休闲活动，他也不做任何运动，因而，到外地去视察，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惟一称得上“不是运动的运动”。

我到“七海”虽然是1978年的事情，但是，那时的蒋经国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退化的现象。我想，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糖尿病让他的体力大量虚耗。有糖尿病的人通常身体非常容易疲劳，动不动就想睡觉，我想这大概也是蒋经国所以没有什么消遣休闲活动的基本原因。

他平日的公务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哪还有体力去做什么休闲娱乐？

所以，蒋经国在“七海”最常待的地方就是床上，他可以躺在床上一整天不下来，他几乎是下班回来就换掉外出的衣服、穿上睡衣，然后躺在床上休息，顶多看看电视新闻，算是他的余兴节目。

但是，尽管他平日的公务再怎么繁忙，他从不把公事带回官邸。所以，我待在七海官邸照顾经国先生的日常生活，却从来没见过他在官邸动笔处理过什么公事，他是相当坚持在家不谈公务的人。也从来没见他在官邸看过什么书，因为，他在官邸的时间，觉得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在床上躺着，糖尿病这种慢性病让他耗费太多体力，所以他不得不拼命找机会休息。

在星期天，他偶尔会找三位秘书长，也就是“总统府”秘书长、“国安会”秘书长、中央党部秘书长三个人，到官邸向他报告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前总统”严家淦在自己病倒前，也曾经于星期天来过官邸几次。

像宋时选、宋楚瑜、郝柏村、汪道渊、蒋彦士、李焕、沈昌焕等人，都是经常来官邸向他报告公务的人，但是，他们来官邸无非是因有很重要的事情，否则非万不得已，经国先生是不会叫他们来的。

此外，秦孝仪也是来“七海”来得比较勤快的一个，但是，他来官邸不外是为了有老夫人宋美龄从美国来了函电，才会到官邸向蒋经国报告。

时有柔肠慰方良

蒋经国和蒋方良之间，原本就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但是，在一个政治家庭里面，难免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夫妻生活，其实有什么情分可言？然而，在“七海”一次偶然之间的亲眼目睹，却让我对这对患难夫妻，有了新的评价。

记得是在一个傍晚，夜色渐渐低垂，我照例在经国先生房间旁边值班，偶然的情况下，见到蒋经国走进他的妻子房间。蒋经国走到蒋方良身旁，双手握住妻子的双手，两个人对视良久，然后，蒋经国一语不发地走出房间。

这样的情况，我陆续见了几次，后来才知道是两夫妻给对方打气，鼓舞对方、安慰对方。

人在生病的时候特别需要心灵上的慰藉，如果，有家人给他心灵上的安慰，再重的病也会比较舒服一些。

1984年，是经国先生夫妇结婚50周年纪念。往年，结婚周年纪念大概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庆祝活动，这次50周年，蒋经国夫妇非常重视，邀请了至亲好友到官邸吃饭。记得当天的客人包括王叔铭夫妇、毛瀛初夫妇、孙义宣夫妇等人，一共请了两桌。类似这样的隆重宴会，在蒋经国官邸还是真的很少见，可见蒋经国对结婚周年的重视程度。借着这样的庆祝方式，蒋经国也算是表达对蒋方良一生劳悴的感激之意。

还有一次，我亲眼目睹蒋经国对蒋方良柔情令人感动的一幕。

那是1988年的元月6日，蒋方良因为气喘病发作，医生劝她应该立刻住院，惟恐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可是任凭医生怎么说，蒋方良说不去就是不去，后来蒋经国知道了这个情况，便亲自去劝蒋方良，他说：“方！你一定要去住院，如果你不想去，我可以陪你去，我可以住在你的隔壁房间，好不好？”经过蒋经国的苦劝，蒋方良才总算去住院接受治疗。

后来蒋经国真的还陪她去“荣总”住了几晚，那时距离蒋经国去世，大概只有几天的时间。

难享天伦之乐

从家族极盛，到子女星散，蒋经国夫妇的心情郁结是可想而知的。

在蒋经国原本的想法里，他是希望把棒子交给一个比较成材的儿子，可是，经过时间和主客观环境的不断考验，他发现这些子女当中，不是禁不起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就是自己没有那样的才具，不能挑起家族的重担。

以孝文来说，他本质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可是就因为交友不慎，加上早期对婚姻生活不能很圆融，和徐乃锦之间有些误会。他又喜喝酒，借酒浇愁，终日自我麻醉，最后终于走上卧病不起的末路，成了终年无法正式工作的带病之身。

以孝武而言，因为介入岛内政坛和“情治系统”太深，加上1984年发生的江南命案，导致外界对他有极大的误会，认为他是唆使行凶的幕后主使人，最后，压力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蒋经国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终于只好让孝武远离暴风中心，走上“出使”新加坡的“放逐之路＂。

孝章这个蒋经国夫妇自幼就视之为掌上明珠的女儿，却又因为婚姻不令蒋经国满意，一度对她伤心失望，而且孝章的兄弟对她的丈夫有几次不礼貌的言行，所以导致她很少再有回台湾的意愿。即使回台也是来去匆匆，几天就走。亲情各在天涯一方，蒋经国又焉能快乐得起来。

惟一能经常在他身边的，只剩下孝勇一个人，他也从而因势利导，成为蒋经国晚年最信任的亲人，外界因此称孝勇为“地下总统”。

晚年时期，蒋经国对子女已经不可能再像往日那样，趴在地上给他们当马来骑，所以，往日的天伦之乐，只有从孙儿的身上去找寻。

在孙儿辈当中，惟一最让蒋经国疼爱的就是孙女蒋友梅。

早年，友梅还在童年阶段时，那时蒋经国和孝文夫妇尚住在长安东路十八号，蒋经国每天回到家来，第一句话必定是说：“友梅！GRANDPA(阿爷)回来罗！”然后进屋抱起友梅又亲又吻。大家也都晓得，友梅是蒋经国除了孝章之外，家中最受疼爱的小孩，一个是他的女儿，一个是他的孙女，而孝章的婚姻又让蒋经国一度锥心刺骨，痛心之余，他就把爱心全部寄托在友梅身上。

后来，蒋友梅长大了，蒋家把她送到美国求学，蒋经国最初当然很不舍得，最后想到儿孙大了本来就是要一个一个离开的，才满心不愿意地让友梅负笈国外。在国外念书的时期，友梅经常抽空写信给最疼爱她的GRANDPA蒋经国，每次来信，蒋方良总是高兴得不得了，拿着信就跑去给蒋经国看。

后来，蒋友梅又从美国转到英国去读书，那时，蒋经国已经卧病床榻，蒋友梅还是经常写信回台湾。蒋方良接到信，还是像从前一样，兴冲冲地拿到蒋经国的床榻前。至于回信，大概每次都是请赵聚钰太太代劳。

记得有一次，蒋友梅寒假抽空回台湾来看她的“阿爷”蒋经国，蒋经国真是精神为之一振，病情好像好了一半。有一次，蒋友梅腻在蒋经国的怀里，爷孙俩真是情深无限。这时，蒋经国忽然开口说：“友梅啊！你不要去念书了好不好？在台湾陪GRANDPA好吗？”蒋经国说完，蒋友梅在他的怀里撒娇说：“不行啦！我还要去英国念研究生哩！”

病榻前，蒋经国和友梅一聊天总是聊个没完没了，可是年轻人毕竟海阔天空，她终究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不会了解祖父的真正心意，也不会明白蒋经国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寂寞难耐，渴望有晚辈在身边作陪。

短暂的相聚，终归有结束的时候，漫长的寂静暗夜，才刚刚开始。和儿孙短暂欢聚后，蒋经国还是回到完全孤寂的内心世界，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官邸待客之道

在蒋方良和阿宝姊的主持下，七海官邸即使对待客人，还是保有那种节俭的风格，甚至有时是依来客的等级，来区分如何招待的标准。

按照“七海”不成文的规矩，招待客人可以区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级的待客之道，是由“七海”的厨房准备有咖啡、点心，如果客人是下午来的，按官邸的作息规矩，下午照例是要派人去买蛋糕之类的点心。通常，蒋方良是交代只买两份，如果有头等客人才“破例”买蛋糕，请客人享用。

蒋经国晚年，为了体念医生为蒋经国治病的辛劳，蒋经国夫妇要阿宝姊特意为值班的医生买一份蛋糕，聊表心意。

像赵聚钰的夫人来“七海”的时候，通常就是以最好的茶点招待。

第二种的招待方式，是一杯红茶，像毛瀛初太太、孙义宣太太来官邸时，阿宝姊都是这样的简单招待法，通常比较熟悉的熟人，较常用这样的招待模式。

第三种招待方式，大概只有一杯白开水，如此而已。在七海官邸如果想要让蒋家请一餐饭吃，一般的客人还享受不到类似的待遇，由此可见蒋经国为官的清廉自持。这在一个比较倾向集权的政权，有这样廉洁自持的政治领袖，对人民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一点点慰藉了。

然而对一般的政治人物来说，又是什么样的一幕景象呢？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蒋家这样的“寒酸”待客方法？这就是如人饮水，冷暖在心了。

吃剩菜的日子

许多人，特别是平民百姓，一提到“总统”官邸大概总会把它想成是豪门巨宅、庭院深深。在我还没有去“七海”之前，我也以为“七海”是个深不见底的侯门，可是，百闻不如一见，才发现蒋经国还是不改过去的节俭作风。而能够让他维持节俭家风的，当然是一群在这个小型宅邸奉献终生，从不要求回报的可敬长者。

和士林官邸相较，七海官邸简直就是一个平民化的官舍。它的特色是：士林官邸中有的，它几乎都没有。

以面积来说，“七海”的占地大概是士林的十分之一，建筑面积更是不成比例，它位于台北大直，也就是“海军总部”和“忠烈祠”的中间，群山环绕，林木蓊郁，令人有一种远离尘嚣、遗世而独立的苍茫之感。

因为正如前面叙述的，“七海”原先是为美国太平洋司令史邓普上将建筑的一处度假别墅，所以，在建筑的生活功能上，并不是很适合家居，这处原先被称为七海新村的官邸，在蒋经国搬进去之后，曾经略事整建和扩大，但基本的形式仍旧未变，大致上仍然维持原有的“L”形建筑格式。

在人力配置上，“七海”和士林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了内务科的编制。一个官邸没有内务科的人员编制，偌大的官邸和无比繁复的工作要如何做好，这就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了。

蒋经国不在“七海”设置内务科的主因，是因为他认为老夫人宋美龄还在，把内务科留给她用。蒋经国自己的官邸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从不在士林调用人力或物力，而由其他单位支援。

蒋经国的观点还是在节省开支，并且也不希望予人有种招摇的感觉。

当然，尽管“七海”在表面上，好像资源不及士林来得源源不绝，可是，它毕竟还是“总统”官邸，在节骨眼上，只要蒋经国觉得有必要，士林的资源也可以拿来弹性运用的。就像士林车队和汽车修护单位，就有义务为“七海”的公务车辆修理保养。因而，“七海”没有必要再设置一个独立的汽车修护部门，浪费人力和物力。

而令外人不敢置信的是，在七海官邸，蒋方良和总管阿宝姊的共同默契是，每天菜钱绝对控制在新台币1000元的范围内，如果有超出预算的情况，蒋方良必定要亲自查账。

七海官邸的建筑本身不但已经早有陈旧的迹象，内部的一些装潢，都还是保留原来蒋经国刚刚搬来时的原样，毫无更新的地方；在我们下人吃饭的餐厅，还放着一台大同公司第一代的老冰箱，已经有二三十年了，可是官邸还是舍不得丢弃；厨房的厨具，从蒋经国一家搬进去二十几年，从来不曾更新什么设备，从这点点滴滴，可以看出“七海”的节俭传统。

在士林官邸的时候，官邸一个月光是花在吃上面的经费，大概总有二三十万元台币，可是，到了七海官邸，才听说官邸每天的菜钱居然不超过1000元，这实在让人大吃一惊。当然，在我们身上的经验不只是“大吃一惊”而已，还包括了到现在都还刻骨铭心的吃剩菜经验。当然，这里我所谓的剩菜，不是那种隔夜的剩菜，而是蒋经国和他的家族吃过之后的剩菜。

试想，以一天的菜钱居然可以压缩到900元的大家庭，连主人都是随便吃吃了，我们这些被视为下人的工作人员，会吃些什么好菜？因而，我们大致上吃的是蒋经国他们吃过之后的“剩余物资”，可是，我们毕竟人多，有时实在没有菜吃，而且荤菜吃完了，厨房里没什么存货，杨师傅只有炒一两个素菜，让大家果腹，基本上，我们也只求能够吃饱就行，倒也别无所求。

后来大概有人向蒋经国反映，他知道我们居然没菜下饭，惊讶之余，特别命令“总统府”，一个月拨给七海官邸每位工作人员1200元副食津贴，算是对副官和工作人员的“特别照顾”。

一般情况下，假如大师傅出去买菜，一天的菜钱要是超过了1000元的话，上面就要查账，搞得大师傅心神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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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蒋经国自己榨干自己

从大陆时期到台湾时期，蒋经国可以说没有一天享受过。他的职务随着老先生的交棒，而迭有更替，可是，工作职务上的改变，从来没有给他简朴的生活带来任何的变化。蒋介石在世的时候，他是幕后强人；蒋介石过世以后，他成了台面上真正的强人。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台湾近40年来实际的支配者，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一个事必躬亲的强人，透支了身体40年的精力。这里，我们就来看看蒋经国是如何榨干自己的精力，步入病危期的！

左眼开始失明

蒋经国大概早在60年代前后，就发现自己有糖尿病这种遗传性的疾病。这个遗传性疾病主要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夫人。

老先生卧病后期，蒋经国照例每天早晨都要到士林官邸来探望老先生的病情。蒋经国来士林官邸的时候，就由士林官邸的护士小姐，先为他在耳垂上抽血检验血糖含量，再为他按血中的血糖比例打胰岛素，打完胰岛素，蒋经国才在士林官邸吃早餐，然后再去上班。

那时，蒋经国是每天打一剂胰岛素，从不间断。而且基于孝文血糖过低而昏迷，导致卧病的悲剧，蒋家对经国先生的糖尿病非常重视。为了监控蒋经国的血糖，荣民总医院特别派了两位医生，24小时轮流，随时为蒋经国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打胰岛素，希望把他的体内血糖尽量控制在正常的130个血糖单位之间。事实上根本无法做到接近正常边缘。

70年代，蒋经国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的原因仍是出在他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于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毫无忌惮地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餐点。尤其是出外视察的时候，只要肚子饿了，看到路边摊子上有什么东西好吃，他就去吃，根本不管它什么血糖不血糖。这是他的糖尿病日渐恶化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阶段，医生为了降低蒋经国日渐攀升的血糖指数，只有将原来每天打一次的胰岛素，改为一天打两次，也就是每日早晚餐之前打一针胰岛素。

蒋经国这时还是不能适当地节制饮食，然而医生们已经开始为他的病况前景感到忧虑。因为这显然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蒋经国在这个时期能够全力和医生配合的话，还是有可能把血糖控制在相当的指数以下，不致过于恶化，然而蒋经国是依然故我，医生除了摇头叹息，就只有坐视情况的发展。

糖尿病又称为清渴症，因为病人体内的血糖过高，所以经常会感觉口渴，拼命想喝水。所以，当蒋经国在办公室或是在家里有拼命想喝水的情况时，医生就开始紧张了，但是除了帮他验血检查一下血糖指数然后注射胰岛素之外，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后来，医生控制他的饮食糖量，他吃的点心因是“代糖”(即糖精)制作的西点根本无法入口，经常要我们拿一客冰淇淋给他吃。我们当然清楚冰淇淋是高糖分食品，不敢随便给他吃，便去向医生请示，医生知道他的脾气只好耸耸肩，说：“他要吃就给他吃吧！那有什么办法呢？等吃了血糖升高了，再来打胰岛素吧！”医生明知吃冰淇淋肯定会提高他的体内血糖单位的，可是因为已经有过几次挨骂的经验，又有谁敢去阻拦他？只有任其吃个够了。

蒋经国有一句给医生的名言是：“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他讲得那么强硬，又有谁敢直接冒犯？ [奇书网 Www.qinkan.net]

不改其口腹之欲，所以也只有拼命注射胰岛素，尽量控制他的血糖。当时，他打针的部位，已经由手臂转移到腹部，原因就是他的手臂已经到处是针孔，可说是已经没有地方可打针了，所以只有把注射的部位，移到全身面积最大的腹部。而时常要验血的耳垂，也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断挤血，到末了都已经出现干瘪的现象，连血都挤不出来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蒋经国的糖尿病很快就进入末期，也就是最可怕的并发症时期。

眼睛是人身最敏感的部位，所以，蒋经国的眼睛也最早发病。

血糖的骤然上升，让蒋经国的眼睛产生了极为微妙的变化。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他的左眼水晶体突然因为旁边的新生血管大量破裂，流出的血液使得水晶体不能发挥透视光线的功能，他左眼的视力也因而完全丧失。后来，医生为了控制眼睛内部不再发炎，只有给他吃最有效的类固醇，也就是俗称的“美国仙丹”。尽管消炎的功效发挥了，可是，他的内脏却因为大量服用类固醇，健康状况开始极度恶化，并且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做蒋经国医官战战兢兢

在蒋经国已经担任“总统”之后，有一天，原来为老先生治疗心脏病的余南庚博士，为经国先生做例行的身体检查，余博士半开玩笑地安慰蒋经国：“经国先生，你的心脏是40岁的心脏，健康得很！”

但是，医生们都心里有数，蒋经国那时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太好，因为他的糖尿病始终没有好好控制。医生担心，这个原本就被人称之为富贵病的慢性病，如果不好好治疗，加上蒋经国终日为了政务东奔西走，难保有一天，蒋经国的身体会被这个富贵病拖垮。

但是，蒋经国自己并不在意，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向来不把医生的建议当作一回事身体力行。他不像他的父亲，始终把医生的劝告奉为金科玉律，他一直是抱持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然而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却要医生扮演治病兼救命的角色，以这样的心态去要求医官，医官们又哪能达到他的心愿，又如何能够治好他的糖尿病？

即使医生三番两次地警告他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是他始终将这些专业建议当成耳边风，完全不当一回事，照样到各地奔波，照样什么都吃，表现随时与民众在一起的风格。

因为他的想法和医生的建议是背道而驰的，加上有些医生的态度比较直接，所以，蒋经国的主治大夫共有四位被他以不同的理由，请他们走人。

第一位被蒋经国撤换的医生，是医疗小组的丁医师。他原本是荣民总医院的内科部主任，后来升任为“荣总”副院长。蒋经国撤换他的理由，是说他“不够尽职＂，至于他不尽职的地方在哪里，则没有人晓得。反正，到后来，蒋经国对丁医师非常不喜欢，坚持把他撤换，不兼任医疗小组召集人。

第二位是周大夫。周大夫的问题前面讲过，就是他的嗓门太大，蒋经国对他也很反感。

第三位被撤换的是何挠通。他的问题是经常向蒋经国直言，要求他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的专长是新陈代谢科，基于本身的专业知识，何挠通不断向蒋经国灌输这方面的知识，但是，蒋经国对他的好意并不领情，加上何大夫说话的时候，也许比较直率，就这样，蒋经国对他失去好感，也被他下令撤换。

第四位被撤换的医生是眼科权威、“荣总”的林大夫。他恰巧碰到蒋经国的左眼水晶体周围的新生血管破裂出血，左眼因而失明，蒋经国把这次的责任，全部怪罪到林医师的身上。事实上，人的身体特别是像眼睛那样敏感的部位，是很难照顾的器官，加上蒋经国又有严重的糖尿病，更容易导致眼睛的疾病。

左眼失明后，林大夫赶到蒋经国身边时，情况已经无法挽回。事实上，类似的情况由任何一位高明的医生来处理，都会束手无策的。林大夫到蒋经国身边看了实际的情况后，向经国先生报告，事到如今，只有慢慢靠药物来防止更多的新生血管破裂。可是，蒋经国一听说要“慢慢吃药”，心里更是一肚子火，当时他就责怪林医师没有照顾好他的眼睛，当即决定撤换林大夫。

蒋经国向来认为，保护他的身体健康，是医生责无旁贷的事情，所以，蒋经国这种不服病的个性，加上他把保养身体的任务全部加诸医生的身上，当然使得官邸的医生更是战战兢兢，不知如何是好。

纵然蒋经国如此不和医生合作，而且又把责任全部加诸医生的肩头，可是，蒋经国还是有他相当欣赏的医师，他晚年的眼科大夫刘荣宏，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刘荣宏是“荣总”眼科主任，是台湾少数对视网膜剥离很有研究的一位医学专家。自从蒋经国调走了林和鸣医师之后，由他负责医治蒋经国的左眼。当时，他运用先进的镭射医疗设备，为蒋经国左眼新生血管显微治疗，只要蒋经国一打电话，刘荣宏就会放下手边的所有工作，直奔七海官邸，为他检查眼睛，在他的悉心照顾下，蒋经国的眼疾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此外，像神经外科大夫沈力扬，早年也是蒋经国最欣赏的一位医生。可是沈医生在蒋经国病情恶化的时候，却不幸过世了，蒋经国为此十分伤心，还曾颁赠勋位给沈力扬，感谢他的贡献。

整体说来，蒋经国的医官群，不像其父蒋老先生的医疗小组那样齐全。他的医官群，主要是看蒋经国身体病情的需要，临时调集“荣总”最优秀的医生为他治病。

但是，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大致的架构，诸如：

召集人：早期是丁农，后来的继任者是姜必宁，他们两人都是心脏科权威。

新陈代谢科：这是治疗糖尿病最主要的骨干，最早是赵彬宇、金铿年、何挠通，最后是金铿年(台北“荣总”内科主任)。

眼科：林和鸣，继任者是刘荣宏。

心脏科：姜洪霆(“荣总”高雄分院内科部主任)、陈宗瀛(“荣总”高雄分院心脏科主任)、程寿山(已移民美国)、穆瑞运(已逝世)。

肠胃科：罗光瑞(“荣总”院长)。

一般外科：邓述微、彭芳谷(台中“荣总”院长)。

泌尿外科：郑不非。

就因为经国先生认为医生本来就是为他服务的，而且要负起维护他健康的责任，所以，他便经常以个人的好恶随时决定哪一个医生该撤换、哪一个医生要怎么样和他配合，而不是去配合医生的专业建议，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做某种生活习惯上的调整。这也是蒋经国的医官们心中最大的压力。

偏方险些害了蒋经国

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急不得的慢性病，必须善加调养，并且和医生的意见配合，方有控制的希望。因为糖尿病影响到神经系统，晚期蒋经国的双脚有麻痹的现象[奇`'书`网`'整.理提.供]，医生特别建议他，除了内服药物之外，还应做一些物理治疗的按摩。所以，“荣总”最早曾经派了一位年轻的护士小姐，这位护士小姐人长得有点像明星彭雪芬，很漂亮，每天按时来“七海”为他做按摩治疗。蒋经国对那位护士做的病理按摩十分满意，可是不久后，那位护士随夫婿出国去了，“荣总”派了另外一位护士来给他做按摩，他大概觉得那一位不如原先的小姐做得好，做了一段时间，他就主动喊停，不想再做按摩。

当然以他的“总统”之尊，他不愿意老是坐轮椅，总是有损他的形象，一直希望脚部麻痹能够早日复元，可是，西医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功效，他听从汪道渊推介，说台北市南昌街有一位马姓中医师很权威。后来那位马大夫真的到“总统府”为蒋经国出诊，并且开了不少中药，还要我们副官去南昌街拿药，拿回来每天在官邸煎药。可是吃了不知多少副了，糖尿病还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末了，秦孝仪又向蒋经国献策，说脚不好的话，吃鹿筋有效，于是，蒋孝勇就去各处张罗采买许多鹿筋，他们的理论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就是吃什么补什么。等蒋孝勇去台北各大中药店买了各种的鹿筋回官邸，再听从偏方的指示，把鹿筋炖得烂烂的，里面什么调味料也没放，只加代糖，就这样把一碗碗那种黏糊糊的鹿筋，吃进肚里。蒋经国吃的时候，眉头紧锁，显然鹿筋的味道不是太好。

也不知道吃了多少鹿筋，不但毫无功效，反而情况更糟糕，后来再也不敢服用中药，所以官邸到后来还有不少鹿筋存放在那儿。

偏方无效，蒋经国只好还是继续相信正统医生的处方，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药。有时候他开玩笑说：“这么多年吃的药，都可以堆作一间房子了！”确实，就以他每每餐后来说，大概总要吃个七八颗药丸，后来一些并发的毛病全都慢慢显现出来了。

截肢之谜

蒋经国晚年，台湾的各种地下地上刊物，已经有如雨后春笋，这样发达的媒体传播，关于蒋经国生病的一些小道消息也特别多，可是，这里面有一大半是外界以讹传讹、扩大渲染的不实报道。

说蒋经国的某只脚已经“锯掉”的消息，便是一个典型的错误信息。

当然，这个传闻，主要和他坐轮椅出入各种公开场合有关，而且，一直到他死后，因为他的遗体躺在棺木内，还有一床棉被覆盖在他的下半身，所以更引人疑惑。到底蒋经国晚年有没有因为脚部组织坏死，而被迫锯断一只或是两只脚？或者另有文章？究竟蒋经国晚年有没有锯腿，始终跟在他身边的我，自然是最清楚了。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没有。

既然如此，蒋经国晚年为什么要乘坐轮椅呢？

这也和他的身体神经病变有关，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造成了他的脚部神经组织麻痹，所以，蒋经国晚年始终抱怨为什么觉得脚一点力气都没有。前面我们也讲过，医生曾经规劝他做各种复健工作，例如按摩，可是，蒋经国并没有横心做下去，加上他自己原先就是一个不喜欢运动，一回家就往床上躺的人，没有机会让腿部多活动。所以，晚年他的下半身肌肉，萎缩的情况愈来愈严重。他的上半身相当肥胖，大约有70公斤的体重，但是，双腿很瘦，所以站久了就支撑不住，走起路来他总是喊累，医生也没有更好的良策，只有让他坐轮椅。

尽管蒋经国到死为止，都没有“锯”过身体的任何部位，可是，他的皮肤确实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发生了相当严重的病变状况。

最严重的，是他的脚部皮肤，可说是到了几乎没有什么感觉的程度，这就是典型的感觉神经麻痹的病症。

最明显的一次，是在一年冬天。当时我们为了怕他着凉，在他晚上睡觉时，不但特别注意他的棉被有没有盖好，除了身体的保暖，还特别为他准备了一只热水暖袋，放在他最怕冷的脚下。

没想到，有一次，大概是某位副官加的热水比较烫，虽然热水袋还包裹着一层毛巾，但因为蒋经国的脚部皮肤已经麻痹，他在睡觉的过程中，脚也没有什么烫的感觉，一直这样“烫”到天亮。当我接班时，一看，不得了！蒋经国的左脚脚后跟硬是烫出了一个大水泡，面积相当大，这一大块水泡肿得很大，我们立刻向医生报告。医生接到这个消息相当紧张，因为有糖尿病的人，身上即使是一点小伤口，复原都要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更遑论是这么一大块水泡，而且最糟糕的是那块已经快被烫熟的皮肤，正是他的脚跟部位，不但对他穿鞋走路是有绝对的影响，要复原可能更需一段长时间。

为了让他可以穿鞋走路方便，孝勇想出一个绝妙办法，特地把他的皮鞋的后跟剪破一个口子，缝上一条宽松紧带，让皮鞋和脚后跟不会直接碰触到他那被烫伤的部位。

在他脚部烫伤的那段日子，有位医生为了表现他的尽职，天天来为他换药，他的精神确定是相当好。可是，一般人都知道，皮肤受伤的话，换药也不宜换得太勤，否则，伤口根本没有保持干燥和休养复合的时间，痊愈的时间当然要比较迟缓了。

那次的烫伤事件，整整做了一两个月的治疗，终于痊愈，这大概是蒋经国卧病期间，一次最明显的“意外”事件。

除了烫伤事件之外，蒋经国全身的皮肤也很特殊，比一般人的皮肤来得干燥，经常见他的皮肤像是蛇蜕化脱皮一样，一片一片地脱落，十分可怕，这可能也是糖尿病的后遗症之一。他的皮肤表皮不但容易脱落，而且皮肤的感觉神经很迟钝，时常皮肤破了还不知道疼，多半是我们发现了，才赶快想办法治疗。

蒋经国怕开“中常会”

所谓“中常会”并发症，其实就是蒋经国内脏和心理因素综合发生的一种全身敏感症状。

一般人可能根本无法想像，为什么蒋经国的糖尿病并发症会和他的日常公务扯上关系。事实上，他的病痛的确和他要处理的公务，特别是同他健康时都要亲临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基本上，一切的肇因，和蒋经国常年服用类固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类固醇在最初服用的主要目的，乃是针对他眼睛的问题，医生怕他的眼睛因为糖尿病并发视网膜病变，所以，不得不长期服用那种俗称“美国仙丹”的特效药。后来，蒋经国经常发生食道过敏的情况，经常会有想呕吐的感觉，这也是医生给他吃类固醇的另一个原因。

说也奇怪，蒋经国每次食道发生过敏病症，几乎都是在星期三，主要原因后来我们才研究出来一个结论：原来，蒋经国对“中常会”原本就非常介意，这是他掌握党的权力的一个重要媒介和手段，每逢“中常会”，以往他总要借机在会上发表一些重要政策性的宣示，所以，从一开始，他对“中常会”的事前准备工作，便十分重视，把它当作一件最重要的常态工作看待。

但是，大概是他太重视星期三的这个会议，他愈是重视，他的身体反应也愈是强烈，所以每逢星期三，他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会准时发作。这个毛病发作的时候，蒋经国一面流鼻涕，一面恶心呕吐。这时，他只有再服用类固醇药丸，来缓和肠胃的极度不适。

有时，他实在难过极了，以为肠胃有什么问题，请肠胃科的医生来检视，看看到底有没有毛病，可是等医生来做听诊，又一切正常，到底是要吃类固醇还是不吃，真是搞得他不知如何是好。

有时候，身体痛楚到实在出不了门，他只好请轮值的“中常会”委员，代理他当主席主持会议；有时候，他觉得已经有几次没去主持会议的纪录，再不去的话，外面又是如何看待他的连续缺席，这会不会导致外界有政局不稳的忧虑呢？他真是考虑再三，最后咬着牙，硬是撑着病体，坐轮椅到中央党部开会。可是，会议开着开着，他的体力有时就出现撑不下去的现象。

一位在中央党部工作的朋友，有次问我：“你看主席是怎么回事？头歪一边，而且眼睛都闭起来了，他到底有没有在听开会的发言？”

为了避免蒋经国在开“中常会”时体力不济，有关方面只有缩短会议时间匆匆结束，这也象征着他的生命已经愈来愈接近尾声。

然而，蒋经国还是忍着锥心之痛，继续出席“中常会”，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还是念念不忘要去开“中常会”！

病床上背诵演讲稿

很多老一辈的朋友如果听过蒋经国演讲，一定对他长江大河似的口才，印象深刻，大部分人都不晓得，他是完全靠背诵讲稿才会如此滔滔不绝的。

因为蒋经国演讲向来是不看稿子的，多半是他在要演讲的一个礼拜前，就开始在家里先把要讲演的稿子，背得滚瓜烂熟，然后等到临场时，再很灵活地将记忆在脑海里的稿子讲出来，好像是和一个老朋友说话似的，行云流水，十分流利，再配合他演讲时的丰富表情和演讲时的抑扬顿挫，就成为一篇十分生动的演讲稿。

口若悬河的讲演、略带沙哑的语音，曾经风靡多少男女老少，这便是蒋经国独特的演讲风格。

晚年，他躺在床上，没事的时候，就在背演讲稿。一次不熟再背诵第二次，第二次不行，再第三次，这样反复背诵，到真正称得上滚瓜烂熟为止。

记得在1987年“行宪”纪念日前夕，他为了准备到中山堂向所有岛民大会代表演讲，还在十分沉重的病痛中，背诵翌日要去公开发表的演讲稿。当时，蒋经国的视力已经十分衰弱，为此，他的秘书王家驿特地要人写一份特制的演讲稿，专供蒋经国阅读之用。这个特制的讲稿，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有十厘米那么大，因为，只有那样大的字体，蒋经国极度退化的视力才可以勉强看得见。

那次，我和王家驿各自拉住那张讲稿的一端，蒋经国就躺在床上，看着那份由我们举着的讲稿，吃力地背诵着。虽然，当时他的记忆力尚未明显衰退，但短短的一份讲稿，却花去他好久的时间，他才背诵完毕，然后疲累地躺下去，闭目沉思。

蒋孝勇担心他没有办法和过去那样，把讲稿很流利地在大会现场演讲得朗朗上口，所以，特地去那年的“行宪”纪念日大会会场，做了一些特殊的布置。例如，在蒋经国要上去讲话的那张讲台上面，制作了一块呈弧形的板子，这块板子主要是为了可以放置蒋经国的那份大字讲稿用的。孝勇是为了防止蒋经国一旦忘了稿子内文时，还可以看看稿子内文，随时可提醒他。蒋孝勇的巧思的确发挥了作用。

那次的“行宪”纪念日，发生了民进党借“国大代表”举抗议布条闹场事件，民进党人在台下高声呼喊口号。可是，在会场上方的主席台上，蒋经国根本不知道台下在吵嚷些什么。至于台下民进党人举的布条，因为蒋经国视力已经极为衰退，他也根本看不见台下的情况，加上他是忍着身体的剧痛去的，在他发表完简短的致词后，侍卫人员担心他体力无法负荷，便匆匆推着他的轮椅扬长而去。我们随从人员都认为，蒋经国那次根本没有发觉台下有任何异样。

所以，有人说，两个星期后，蒋经国突然过世，可说是被民进党气死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些牵强附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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