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盗墓》

作者：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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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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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是渊源古远的社会文化现象。我国盗掘古墓之事由来已久。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墓葬被破坏的遗存。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被盗的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变化之后，厚葬之风兴起，于是盗墓行为日益盛行。

唐人所谓“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也反映了盗墓风习的普遍。唐代宗时，郭子仪父亲的墓葬被盗掘，有人疑心是鱼朝恩指使。而郭子仪在御前说到此事时，承认自己所统领的军队也多有破坏陵墓的行为。据史书记载，自唐末至五代初，关中的唐帝陵墓除唐高宗、武则天合葬乾陵之外，被逐一盗掘，无一幸免。

宋元明清时代的冢墓发掘和冢墓破坏事件史不绝于书。作为政府行为的掘墓事件，最为典型的是金王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在中原地区对两京冢墓的大规模破坏。刘豫曾经专设主管盗掘陵墓的官员“河南淘沙官”和“汴京淘沙官”。元代蒙古贵族信用的僧侣，也有发掘南宋陵墓的行为。明万历年间，宦官陈奉处理民间盗发李林甫妻杨氏墓一案，为“得黄金巨万”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武昌市民反对其恶行，掀起激烈的抗议风潮，几乎形成暴动。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盗墓高峰。第一次是在西汉，当时官方允许民间私人铸钱，而春秋战国和秦代的墓葬中陪葬品最多的也是铜器和兵器，这成为铸币者盗墓的直接动力。第二次是在清代，是历史和文物研究者为了考据历史的研究性盗墓，这一次盗墓高峰对古墓的破坏性不大，也的确给后来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后来时间持续最长的盗墓高峰出现在现代，文物走私的暴利成为更纯粹的诱因。

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食粮不是商品。目前，我国只允许一部分文物进入流通领域，主要是传世文物。我国法律规定，地下出土文物均归国有。盗墓者的行为，极大地破坏了文物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也破坏了人类对古文明研究的进程。

盗墓这种极不光彩的行为，除了对文物的破坏之外，有时却可以导致古代秘器重见天日，促进文化艺术的传递和发展。

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推测秦昭王与吕不韦陵墓随葬有秦始皇未焚经书，曾经请求发掘这两座陵墓。西晋时，汲郡人盗掘战国时魏王墓，从中得到有文字的简牍数十车。后来经过学者整理，计有简牍图书75篇，包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文献。

此类有典型意义的史例还有一些，比如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曾经通过盗墓而得到传播；宋代以来的古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等等。

然而，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现为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墓葬形制、葬式等看来并不直接具有商业价值的遗迹现象，其实都包涵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野蛮的盗掘，往往使这些现象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盗墓行为对考古工作的严重损害，在近期仍然有明显的表现。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因盗掘而出土，其发现地点以及其它有关遗迹现象至今仍不能明朗，其考古学的价值于是无法实现，以至于通过科学考古工作本来可能为认识古代社会历史表现出重要意义的资料不能够发挥作用。这些都使关心和爱护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深为痛心。

当决定打开一座古墓时，考古工作者会使用专业工具，比如小竹签、细毛刷等细细地探寻，对每一件物品的摆放、位置、大小、色泽等等都会画图、拍照、作详细的记录，而盗墓者因文化品味的低下、鉴识眼光的鄙劣以及行止习惯的粗暴，导致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直接在盗墓现场或转卖途中即被破坏。这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严重损害，无疑是不可宽恕的。通常情况下，盗墓者一般只看重轻便易携而又价值昂贵的金属器，对于陶器有时会因无法从狭窄的盗洞中搬出而恶意毁坏，另外，他们对墓葬的风俗、宗教文明等毫不在意，往往将现场破坏得无法复制，令珍贵遗迹失去价值。

不过英国学者克利·马顿和凯瑞·刘易斯·托马斯所说的话又给我们以希望：

“我们还有机会，现在还不太晚，我们必须立即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得多。我们要用这种力量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不把物质置于精神之上的世界，一个人类与宇宙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

但愿我们能为了这样一个“世界”，人人都负起反盗护宝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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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丧厚葬：中国殡葬传统最显著的特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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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盗墓，不得不提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中国古代盗墓的发展与丧葬习俗的演变紧密相连。丧葬习俗是以丧葬为基础，在民间长期相沿、积淀而成的丧葬风尚和习俗。

殷代以前，人们已有了希望灵魂不死的观念。殷商时期，这一观念愈加丰富和强化。当时的人们认为：死亡观念从来与生命意识分不开，魂来自于天，魄来自于地，二者离散之后，魂入天转化为神，魄入地腐化成水归入土壤，魂会庇护后人。因此，先人的魂魄得到后人的无限崇拜。这就是为什么在殷商时期，丧俗中出现坟丘的直接原因。坟丘的出现，是丧葬制度演变到殷代的第一个显著的变化。

丧葬制度演绎至殷代的第二个显著变化是贫富的分化。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墓室大小不同。贵族墓室小则几十平方米，大则超过100平方米，而平民的墓室一般仅有1—2个平方米。

二、棺椁档次不同。贵族的装殓尸体用棺外还套以木椁，棺椁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并涂以多层漆，甚至还附贴麻布和绢以装饰保护棺椁。而平民的墓葬则有棺无椁，甚至连棺也没有，仅将尸体埋于墓坑中。

三、贵族墓葬有人陪葬，少则一二人，多则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而平民墓葬绝对不会用人陪葬。

四、贵族墓葬陪葬品数量多且豪华，不仅有玉器、陶器，还有青铜器爵和鼎之类，而平民的陪葬品仅为陶器或者是一些日常劳作工具，如石铲、蚌镰，青铜器陪葬者甚为少见。至于奴隶的葬仪，在殷商时代仍沿用旧制，“厚之以薪，葬之中野”，他们辛勤地为他人劳作了一辈子，死后被拎着抛弃在沟壑之中，其尸肉任野兽撕啃，尸骨任风雨吹打。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殷人尚鬼风习的影响，加之历史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财富的极大丰厚，所以在殷商时期，社会文化心理十分崇尚厚葬，不仅陪葬物品越来越丰富，而且越来越精致豪华，品种日益增多。从一般的劳动工具到简单的装饰，从生活用品到贵重的礼器和乐器，应有尽有。

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妇好墓，是甲骨文发现100年来、殷墟考古发掘70年来，所发现的唯一一座尚未经历盗掘的王室贵族墓，也是迄今唯一能与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联系的一座商代王室贵族墓。墓主妇好，就是乙辛周祭卜辞中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殷墟5号墓出土随葬器物的数量、品种以及有铭文的青铜器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司母辛”组铜器数量虽然有限，但是非常重要，例如其中的2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司母戊”大鼎，2件四足觥的形制也极其别致罕见。此外，还出土石雕卧牛1件，上有“司辛”二字，可能是“司母辛”的省文。墓中出土器物共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种类器形齐全，几乎包括了以往殷墟出土铜器的所有品种，制作精致，纹饰华美，造型凝重。随葬玉器755件，工艺水平极高。又有绿晶、绿松石、孔雀石和玛瑙珠47件，水晶制品2件，珍贵的象牙雕刻品等，显示出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奢贵。王陵的浩大规模以及精美随葬品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推知当时葬事的奢华。

春秋战国时期，王侯争霸，厚葬之风兴起，盗墓行为开始出现。为了让生前的荣华富贵永远陪伴自己，从而根据死者生前的身份，决定陪葬物的有无和数量的多寡。因此，王国君主的陵墓规模都十分惊人。据考察，当时一座陵墓的面积相当于现在6个足球场，深达30米。从地下往上看，国王的陵墓就像一个地下金字塔。在墓的中央，有木造的椁室，国王的尸体就放在里面。在椁室里，国王的尸体放置在中央，陪葬者的尸体放在两侧，周围还放了大量的陪葬品。

此外，在下葬的期限上，春秋时期亦有明确的规定：“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此制成为后人遵循之模式。

虽然春秋时厚葬之风盛行，但是在当时，还是有些有远见的人对此持否定态度。《礼记·檀弓上》记孔子“死欲速朽”的名言，是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反对厚葬的言论。在同篇又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子游曰：“有无恶乎齐？”夫子曰：“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这段话的意思是：子游就葬具请教孔子。孔子说，应当与家庭实际经济状况相符合。子游问，家庭状况各有贫富，有没有统一的礼的规范呢？孔子说，经济条件许可的，不应厚葬过礼；经济条件不足的，只要衣衾可以遮掩尸体，殓后即下葬，又怎么会有人责备他失礼呢？所谓“人岂有非之者哉？”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孔子反对当时社会上的厚葬习气，但是也从别一个侧面说明社会厚葬追求之狂热，以致对于薄葬往往“非之”的倾向。

《论语·先进》说，颜渊早逝，孔子哀痛之至，“子哭之恸。”“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然而颜渊的父亲“请子之车以为之椁”，请求用孔子的乘车制作葬具，却遭到孔子的拒绝。关于颜渊丧葬的规格，门人请示厚葬，也为孔子所反对，然而据说仍然得以厚葬：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孔子即使对于自己最看重的学生，也反对厚葬。但是，最终仍然未能阻止厚葬的实行，事后也只能发表无可奈何的感叹。

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化史专家李山教授指出：“盗宝现象的猖獗与中国传统的厚葬习俗密不可分。在阶级社会中，厚葬蔚然成风。中国古人讲尊君、讲孝道，又很要面子，厚葬就可满足这种种心态。”《吕氏春秋·节丧》记载，当时人们往往用一些能显示身份、地位的专用品及大量的生活资料和珍奇完好之物随葬，其后人也以此为荣。正所谓“欲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

到了秦朝，秦国苦心经营，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秦国的空前强大，使得秦王朝的皇陵也表现出排山倒海、气吞山河的气势。雄伟的布局，高大的墙垣，华丽的寝殿，坚固的坟丘，丰富的陪葬，成为后来王者陵墓的样板。

上有所爱，下必甚之。由于秦王朝崇尚厚葬，作为一种风俗，它并不因秦之灭亡而销声匿迹。它对于两汉的丧葬习俗，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当然，由秦至两汉的厚葬风，表面上看是统治阶级身体力行倡导的结果，其实包含了丰富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在经济上，由秦而汉，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经济上的殷实，使得生活上的奢华成为可能。“事死如生”，因而导致厚葬之风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方今之世，奢侈罔极，靡有厌足……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前汉书·成帝纪》。)“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后汉书·明帝纪》。)“或至金镂玉匣，梓，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成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奢。”(《潜夫论·浮侈》篇)。时人在事死上极尽财力，不惜倾家荡产，墓葬中埋藏之丰富，做工之豪华，令今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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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丧厚葬：中国殡葬传统最显著的特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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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古代社会厚葬盛行，社会财富渐次向帝王贵族的墓葬集中。光怪陆离的地下宝藏，点燃了胆大妄为者贪婪的欲火。于是，一场盗墓与反盗墓的“阴阳之战”，便在活人与死人、地上与地下之间展开，从古至今，绵延不绝。

当时埋葬死者的棺椁一般均为木制。从已发现的西汉王侯墓来看，当时棺椁的选材和工艺都非常讲究，所用木材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楠梓之类。满城汉墓中的漆棺外镶26块玉壁，内镶192片玉片。

秦汉时期，达官贵人墓穴中殉葬品都很多。以汉武帝来说，国家赋税的本分之一用来兴建陵墓，这且不说，只看他的陪葬品，我们就知道那时的厚葬之风有多严重。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梓宫内，武帝口含蝉玉，身着金缕玉匣。匣上皆镂为蛟龙弯凤鱼麟之像，世谓为蛟龙玉匣。”汉武帝身高体胖，其所穿玉衣形体很大，全长1．88米，以大小玉片约2498片组成，共镶金丝重约1100克。

茂陵的地宫内充满了大量的稀世珍宝。《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弃天下，霍光专事，妄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钱鳖牛马虎豹生禽，凡为九十物，尽瘗藏之。”《新唐书·虞世南传》也载道：“武帝历年长久，比葬，陵中不复容物。”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因为汉武帝在位年久，又处在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所以随葬品很多，除190多种随葬品外，活的牛马、虎豹、鱼鳖、飞禽等，也一并从葬。另据记载，康渠国国王赠送汉武帝的玉箱、玉杖，以及汉武帝生前阅读的30卷杂经，盛在一个金箱内，也一并埋人陵墓之中。

根据古书记载，权位越高，财力越大，其厚葬的程度越是惊人。后来演变到了不但陪葬品要好，就连陵墓也要修得豪华气派，如同生前所居的皇宫一样。仍以汉代为例，我们看一下厚葬之风的演变的过程。

概括而言，汉代墓葬具有如下特色：石刻技艺已有很大发展。富贵之家，在葬埋尸体之后，不仅要垒一大坟丘，而且还要在其前置上墓碑，碑上刻墓主的身份、官职及生平经历等。富豪大家在人死后，不仅要立碑以识，而且要设立墓园，内中立墓阙，立石人和动物石像，以此象征主人的富有和排场。此外，还普遍在墓地建筑坟丘祠堂，供活人奠祭。地上如此，地下墓中更是极其奢华。人死之后，活着的人为了让死者能继享幸福生活，在墓中修建陶质或石质院落，并置备成群的鸡、鸭、猪、狗等动物，呈现出一种人间气象。院落大小、陪葬物多寡，依据个人财力而定。

汉代的陪葬品除了传统的实物外，开始把金银及艺术品埋入墓中。随着民间用粘土烧制砖瓦的技术日益成熟和普及，砖瓦不仅用以修盖房屋，而且开始用作砌墓室，以保护棺木。富有之家，把砖墓仅作外椁，仍用木椁套棺，使得棺木更加牢固持久。史载西汉中期以前，夫妻合葬，因二人死的日期不相同，所以多采用异穴合葬的新礼俗。为了解决二人死期不同的矛盾，礼俗中出现了“厝”的概念。厝者，置也，停柩待葬之义。即将先死者停柩一侧，待后死者一同安葬。此俗历经数千年的沿袭，至今民间仍有厝的葬义。厝的实质乃为长丧久葬，是厚葬之风的重要表现。

据资料记载，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皇帝的坟墓在秦代被称为“山”，在汉代被称为“陵”，所以“山陵”便成为皇帝坟的代名词。到了魏晋隋唐，帝王们为了增加坟的高度，往往借用山体来充当自己的“陵”，如唐太宗修建昭陵，就是把九峻山当做陵体，凿山而建成的，这就需要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说，从陵墓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就可感觉到厚葬之风在我国历朝历代的发展与延续。

据考古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在陵墓中还出现了寝的踪迹。西汉时期，把宗庙中的寝移入陵，在陵附近建立庙，开始推行陵寝制度。史上把战国中期到西汉时期定为陵寝制度的创始时期。

寝和庙相对应，最初出现在宗庙建筑中。由于原始宗教迷信的色彩，古代，特别是殷商时期，作为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宗庙的地位非常重要，类似出征这样的大事都是在宗庙中禀告祖先才能够做出决定的。前部是“庙”，安放祖先神位，按时祭祀，后部是“寝”，安放祖先的衣冠和生活用品，如同活着一样祭祀，跟宫殿的前朝后寝一样。

古代的宗庙建在都邑中，但是“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之后西汉沿用，并且把庙也移到陵旁边。据考古发掘，西汉的庙大体上在距离墓300－400米处，随地势而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改革是为了方便先帝的灵魂从陵墓赶到宗庙中接受祭祀，因为他们相信，死者的灵魂是在寝中活动嬉戏的。

东汉明帝设立上陵礼，正式确定了陵寝制度。从此，宗庙制度衰退，陵寝制度大力发展起来。

东汉时期豪族以上墓为风气，笼络族人，上陵礼也是受此习俗影响。魏晋南北朝，依靠山麓、山腰建墓，大多不起坟。南朝诸帝的陵墓大多依照山势而建，并且开设神道，多有麒麟和辟邪。北魏永固陵开始起坟，是鲜卑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结合。唐宋继承汉制，确立了献殿、下宫制度。唐代的墓室在半山腰南麓穿凿而成。宋代多半在平地起陵，其余因袭唐制。南宋选择在绍兴浅埋，成为“攒宫”，陵园前没有石刻。明清，是陵寝制度的扩大时期。清代改动不大，只是把墓地改为前方后圆。

“福寿康宁，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无。”生死乃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粗略地了解到我国古代厚葬制度的沿革。生荣死哀，乃人之常情，古今一理。所不同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其中合乎科学的、合乎人之常情的内容必然会相沿成习，被人们保留下来，而那些有封建迷信的内容以及劳民伤财的不良习俗则必将被我们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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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与死人过不去：盗墓的原因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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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盗墓这种古老的活动，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在我国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盗墓者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越来越先进，也越来越猖獗。

是什么使这些人越来越热衷于盗墓，盗墓活动为什么经久不衰呢？也许在盗墓者中流传甚为广泛的“要想富，去挖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说法可以拿来作为问题的答案。的确，巨大利益的引诱驱使让这些盗墓分子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项古老而又充满诱惑的职业。

获取墓中财物

古往今来，最为普遍的盗墓动机，可能就是为了劫取墓主的随葬物品。

古人宗族观念极强，对已故家长的葬礼极为重视，所谓“事死如事生”，“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厚葬习俗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于秦汉时期达到全盛。比如汉代制度规定，天子即位一年，就以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充山陵”，修建帝王坟墓。因此说，陵墓中的大量财物，是让盗墓分子蠢蠢欲动的最直接的原因。

晋人皇甫谧曾经“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日《笃终》”，其中阐述薄葬的主张：“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皇甫谧还特别说道：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于事？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盗墓者对墓葬的无情破坏和对死者的极端伤辱，大体都是出于财宝之“欲”。所谓“丰财厚葬以启奸心”的说法，虽然颠倒了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却大略说明了“自古及今”“无不发之墓”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丰财”的欲求。至于“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诸语，则极其具体生动地指出了盗墓使死者一如遭受“焚如之刑”；但同时又从侧面说明了盗墓者所做种种伤害墓主亲族情感的事情无非只有一个目的，求财。

盗墓者对于平民墓葬的盗掘，动机也无非是求财，当然，这里的财物和那些君王相将、王侯公子是无可比拟的。可是，至少还可以得其简单的随葬品。《论衡·死伪》说：“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所说就是这样的情形。盗墓者甚至只是为了掠取死者的衣物，就掘其坟墓，可谓丧心病狂。

《晋书》曾记载了十六国时期后赵政权的统治者石勒、石虎盗掘前代陵墓的情形：“(石)勒及(石)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对于墓中随葬“宝货”的追求，被看作石勒、石虎们盗发古墓的动机，尽管史臣对于他们已经占有北部中国“十州之地”，而“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感到不可理解，但是这便更充分说明了盗墓者贪得无厌的心理。

发取墓材

通过发掘前人墓葬，借取墓葬营造材料以为当时建筑用，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

《太平御览》中说：“魏黄初末，吴人发吴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预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班固在《后汉书》中同样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孙权大破长沙，派人挖毁吴芮墓，取棺木用来给其父孙坚建庙，当时负责掘墓的人开棺一看，吴芮衣服容貌鲜艳如新。那个负责掘墓的后来在寿春见到南蛮校卫吴纲，令他感到不解的是，吴纲竟然与吴芮长得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号稍矮了一些。一问才知道吴纲竟然是吴芮的第16代子孙。这两个记录都向我们证明：孙权的父亲孙坚的庙所用的木材，来自于吴芮的陵墓。《太平御览》卷五五八引《抱朴子》：“吴景帝时，于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发掘古墓以取用“材”“板”等材料“立庙”“治城”的情形，在建筑史上，也有值得关注的事情。

《旧唐书》中说到安史之乱时，薛愿指挥的颍川保卫战，“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贼昼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庐舍坟墓林树开发斩彻殆尽，而外援无至。”可知“坟墓”中的材木也被“开发”用以构筑御敌工事，充作城防工具。唐诗有“荒坟开作瓮城培”句，说明这一情形在当时可能是相当普遍的。

唐代取墓砖筑城的事情，在明人笔记同样可以看到实例的记载。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写道：“正德四年，南京太监石岩者，营治寿穴，苦乏大砖。或献言，云近处古冢砖奇大。遂拆以充用。视其碣，乃介甫也。”有谁人会想到，北宋名相王安石墓葬所用墓砖，历时423年之后，竟然被明朝太监筑墓时掘取，“拆以充用”。

在河南南阳的考古发掘资料中，还可以直接看到晋人发掘汉墓，并利用汉画像石作建墓材料的实例。1962年3月，考古学家在清理一个位于南阳东关外商业局院内的墓葬，墓中出土随葬器物均为晋代遗物，而作为墓室建筑材料的画像石，其题材和造型艺术却表现出汉代风格。清理简报的执笔者认为，“从某些画像石在这座墓葬中的位置来看，显然是晋代人利用了汉代画像石刻作为建墓石材。例如墓顶石5上面浮雕一朱雀尾巴和一青龙前半躯，显然是一幅画像的一半。墓顶石7是一条状长石，上面浮雕一执答的守门侍吏，这在一般汉代画像石墓中是作为门柱用的，然而在这座墓中，却充作盖顶用了。这些事例足以证明后人建墓而利用前人的遗物。”

如果说利用墓葬砖石材料而盗掘古墓还可以理解的话，而因异乎寻常的要求取墓上封土致使杨贵妃墓受到破坏，也许就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杨贵妃墓位于陕西兴平马嵬坡。其陵园小巧玲珑，进门正面是一座三间仿古式献殿，穿越献殿就是墓冢，占地约一公亩，高约三米，墓家冢以青砖包砌。在墓东、西、北三面有回廊，镶嵌有大小不等的石碑，刻有历史名人的游记和题咏。因当地传说妇女用贵妃墓上的土搽脸，可去掉脸上的黑斑，使面部肌肉细腻白嫩，因此其墓土被称为“贵妃粉”，远近妇女争相以土搽脸，连游人也要带包墓土回去，于是墓堆越来越小。守墓人不断给墓堆添土，但不久又被人取光。为了保护坟墓，只好用青砖将其包砌，防止人们继续在贵妃墓上取土。

对墓主个人的政治惩罚

发掘政敌及政敌家族的冢墓，在中国古代权争中曾经被作为厌服对方的极其有力的手段。因此说，掘墓，有时又是一种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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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与死人过不去：盗墓的原因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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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说：“(董卓)，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道边。”说的就是董卓专政，曾经发掘车骑将军何苗的墓葬以发泄政治仇恨的事情。

《晋书》中《王机传》说，王机割据广州，陶侃遣督护许高征讨，王机军败退，病死于道。“(许)高掘出其尸斩首。”也是以掘墓宣示政治惩罚的史例之一。

《南史》中记载：帝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乃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为「齄奴」，又遣发殷贵嫔墓，忿其为孝武所宠。初，贵嫔薨，武帝为造新安寺，乃遣坏之。又欲诛诸远近僧尼。辛丑，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庶人，赐死。因为父亲生前没有给自己足够的爱护，竟然要掘父亲的陵墓，被人制止之后，又发掘其父所宠女子之墓的行为，虽然是表现皇族中亲情隔膜之重及父子仇恨之深，可是也说明了掘墓也有泄个人私愤的目的。

南朝萧梁时代，在梁元帝萧绎与岳阳王萧备的战争中，有相互发掘坟墓以发泻愤慨的史例。后唐庄宗李存勖灭后梁，曾经有掘后梁太祖朱温墓的奇想。

在这方面，发生在清朝雍正年间，因为无辜受牵连而被戮尸的吕留良应该是更具有典型意义的。

有个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于是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就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于是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想办法推翻清王朝。

后来曾静和张熙策动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结果被岳钟琪告发。雍正亲自审问曾静等人，不过他认为曾静等为“迂妄之辈”，决定予以赦免，吕留良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然而当时，吕留良及其儿子都已经死了，没有办法进行处罚，于是雍正就命人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还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占用墓圹

历史上还可以看到发掘前代墓葬之后，直接占用原有墓圹的实例。

《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引《搜神记》有“王伯阳”故事，说到其因平毁古墓以葬而受到古墓墓主惩治的情形：

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冢，传云是鲁肃墓。(王)伯阳妇，郗鉴兄女也，丧，王平墓以葬。后数日，(王)伯阳昼坐厅上，见一贵人乘肩舆，侍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日：“身是鲁子敬，君何故毁吾冢？”因目左右牵下床，以刀铱击之数百而去。绝而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数日而死。这则故事就非常直接地说明了王伯阳占用了鲁肃的墓来葬他的妻子。

考古发掘中，同样也可以看到因占用前代墓室而“将远年之坟盗发”的实例。例如，江苏徐州茅村发现的一座画像石墓，主持清理的考古学者指出，整个墓室结构中有两处值得注意的现象：一处是墓门及其附近的建筑。现存入口处封门的石板，宽度虽大于墓门，但高度短1厘米，因此与横额及墓顶无法吻合。“压在东壁下面的石条，经过加工，并在棱角上刻成凹弧；压在上面的横额，左右两端各短2厘米，无法与其它两横额相衔接，而且是四条横额中唯一不刻画像的一块。从这些现象分析，估计不是原来的建筑，是后来重新拼凑上去的。”另一处是墓顶。“现存墓顶都是打开的，前室全部揭走，后室仅存三层，部分残段落在墓底，砸下来的碎石遍满底部。”此外，墓内随葬器物不仅破碎、残缺，而且位置混乱。“这些现象都证明，此墓早期遭受了较大的破坏。”从墓室结构和画像石的内容看，其建造年代应当断为东汉晚期。然而墓中出土随葬器物，如陶俑、铜簪、瓷碗等均为唐代风格。特别是出土钱币5枚，其中“开元通宝”4枚，“天佑通宝”1枚，均为唐代钱币，其中“天佑通宝”铸行年代在晚唐。墓中随葬品的年代，大致确定在唐代天佑年间。考古工作者根据诸种现象分析说，“此墓的石筑结构及画像石是东汉的原石原建，晚唐时，利用此墓室重新下葬，故后室均为唐代随葬物。”这应当看作比较典型的占用前代墓室的例证。

盗墓者的特殊追求

对随葬品的特殊追求，是我们在分析盗墓者盗墓动机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清人俞樾在《茶香室三钞》中的《陶隐居墓》条说到南朝名士陶弘景墓被盗掘一事：

明李日华《六砚斋笔记》云：宋元佑中，有中贵罗淳一，学道华阳，意(陶)隐居之藏有丹砂异书，一日穴墓，唯铁绳悬一空棺，相次成文，日：“华阳隐居幽馆，胜力菩萨舍身。释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道，……游太空以模神。”书迹神妙，是(陶)隐居手书。墓既开，遂摹此文以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宋元佑初年，有一位名叫罗淳一的人入山修道。他经常听茅山道士私下议论说：“陶隐居幽馆之中宝藏甚多，有丹砂和奇书！”所谓“幽馆”就是道人藏遗蜕的墓穴。罗淳一听得有这样的消息，忍耐不住，就学那盗墓贼的伎俩。一日他竟然打开了隐居幽馆的墓道，钻到里面用火种照着细细观察：只见铁索悬一空棺，内存盂和镜各一件，这些都是道士靖室中必备之物，再看墓圹环绕，相次成文。隐起壁上之文曰：“华阳隐居幽馆，胜力菩萨，舍身菩萨，舍身释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度，……之三真，息灵岳以委迹，游太空以栖神！”书迹颇为神妙，于是就临摹下来，用来流传后世。罗淳一盗掘陶弘景墓的目的原本是索求“丹砂异书”，而得到神妙书迹，也堪称盗墓史上的奇闻。

盗墓所求甚为奇特的一例，又有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七中所说到的：

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青州人开齐襄公冢，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兹亦未必有凭而然也。京房尸至义熙中犹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盗墓者竟然把“僵尸人肉”分割然后当作药来吃，真是骇人听闻。类似的记载还有元代“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如出一辙。

盗墓者的病态嗜好

以盗墓为嗜好的现象，较早的实例，当然是《西京杂记》卷六所谓“广川王(刘)去，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毕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以及“王所发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焉”的记载。

在广川王刘去的封地内有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刘去平时喜好聚集一些无聊少年一起游玩打猎。封国内的古墓，全都被他挖掘过。刘去盗墓并不总能满载而归，有时候也是收获甚小。但他只在乎盗墓游戏的过程，结果怎样他并不怎么放在心上。

《王玄谟传》中记载南朝宋时下邳太守王玄象“好发冢，地无完椁。”《陈宗室诸王列传·始兴王叔陵》所记载“(陈)叔陵又好开发冢墓，……日月相接。昼伏夜游，”的情形，盗墓就更不是为财物了，不然也不会把人的骨头盗回来日夜在手上把玩了。因此说，这类盗墓者，旨不在财，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那病态的嗜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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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高一尺：墓主的防盗手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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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琳传》里就记述了这样一段君臣对话：“帝问琳曰：汉陵中物，何乃多耶·琳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国家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都用于为帝王造墓，其埋入地下的财富之多可见一斑。

高贵的墓主们清楚，那些陪伴他们的价值连城的国宝，从入土之日起就注定会引盗贼来光顾。因此，对墓葬的防盗措施可谓绞尽脑汁：设置疑冢、虚墓，布下迷惑阵；石椁铁壁，力求坚固；多层巨石，严密封堵；暗设机弩、毒烟、伏火，致来犯的盗墓者死于墓门之外……盗墓与防盗，犹如一对矛与盾。针对历史上狂飙迭起的盗掘古墓之风，历代统治阶级都曾经采取过各种措施严加防范。

总结历代陵墓防盗措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人文手段和技术手段。

人文手段

主要包括道德宣传、立法禁止和守陵护墓。

例如，唐王朝规定，凡有大赦令，其中十恶忤逆和开发坟墓等均不得包括在赦内。《唐律疏议》中，对发冢之罪专门定有刑名条令，按照发掘破坏程度定罪刑之轻重，轻者处以徒刑，重者处以绞刑，甚至“毁人碑碣及石兽者”，也要判处一年徒刑。

明代对陵寝的保卫，采取了严密的制度和措施。《大明律》中规定，凡盗掘陵墓者，一律以谋反罪论处，不论首犯从犯，统统处以“凌迟”的极刑；凡是盗窃陆墓的祭器帷帐、玉帛牲牢馔具者，一律斩首示众；如果胆敢盗伐陵区内的树木，不仅本人要被斩首，连家属也要发配边疆充军。

为了加强陵墓的守卫力量，明代还专门设有神宫监军，负责陵寝的保卫，下面分设各类专职警卫部队巡山军、巡逻军、御马监军、御女军、朝房看料军、金钱山军和悼陵军等，共有甲士6024名。此外诸陵还各设有一卫，在陵寝附近负责警戒任务。在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00年），还另行设立了兵力四千人的“永安营”以及三千人的“巩华官”作为机动部队，无事在州教场操练演习，如有情况，则即刻分赴各个要道路口设卡堵截，警卫十分森严。

道德宣传、立法禁止所费不少，所获无多。守陵护墓算是有效措施，尤其是对付盗墓个体户。然而明十三陵虽驻有重兵守卫，仍然被大顺军、清军破坏。

技术手段

主要包括坚固陵墓、防盗机关、诅咒恐吓、秘密埋葬、疑冢假坟、厚养薄葬、不留骨灰等。

1．坚固陵墓：加固封土，加固墓室，加固棺椁，依山建陵

汉文帝在历史上是一位号称“节俭”的皇帝，史书上记载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山凿穴”为悬棺的帝王，对六朝和唐代帝陵影响很大。而这种“因山为藏”，采用不起坟丘的崖墓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防盗的动机。《史记？张释之传》记载，汉文帝一次巡视灞陵，高兴地环顾群臣感叹道：“你们看，如果把整座北山都开凿成一个大石椁，哪里还能够有人撼动它呢！”可见他主张依山为陵的目的，还是为了防止日后被盗掘。与汉文帝灞陵同属“依山为藏”的河北满城中山王墓，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除了整个墓穴都开凿在山崖中外，还在墓道和甬道中塞满了巨石块，以防止盗墓者从墓道进入墓室。

唐陵中的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沿袭了这种依山为陵之制，而得以免遭盗掘。从《唐会要》的记载来看，“乾陵之官，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看来封闭得相当严密。五代时期人温韬在盗掘了唐诸陵以后，又想下手盗掘乾陵，但据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实际上很可能是由于乾陵采取了十分坚固的防盗结构而无从下手，因而乾陵可能是唯一幸免于盗掘之祸的汉唐帝陵。

宋、明以来，民间还新出现了一种以“三合土”整个浇筑墓穴的方法，使墓穴被一层又一层的石灰糯米浆、三合土等紧密包裹，增强了墓葬的密封和防盗性能，这种方法在普通官僚士大夫阶层尤其流行。最典型的例子是元末明初张士诚母亲的墓葬，从里到外用三合土、泥沙浆、碎石等浇筑了十多层，盗墓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凿穿到第七层，再也无力坚持下去，只好悻悻而去。考古工作者对这座墓进行发掘时，普通的钢钎打秃了好多根，还是无法进入墓穴，最后是动用了钻井机械大卸八块，才发掘成功。

在民国也有这样的，比如汪精卫墓。汉奸汪精卫自诩为国父左右手，墓在紫金山的梅花山上，与中山陵为邻。1944年下葬之时作了钢筋混凝土保护盖，十分坚固。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动用工程兵炸开坟墓，开棺焚尸。汪精卫墓如果悄悄埋在浙江绍兴或者广东三水野外，不一定被破坏。然而，他却以一个卖国贼的身份来冒充国父左右手，结果落得个坟墓被掘的下场，不知算不算是弄巧成拙。

2．防盗机关：流沙护墓，暗器翻板，毒气缺氧

在墓葬中设置杀伤性的“暗器”，既起到射杀盗墓者的目的，又能杀一彻百，吓唬有盗墓企图的人。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在一些墓葬中就已经出现了在墓室内“积石积炭”的作法，积石以加固，积炭以防潮，兼起到防盗的作用。用“积沙”的方法防盗，也是这个时期发明。如河南辉县发掘的魏王墓，在棺椁固定之后，便往墓坑内填沙，据考古工作者测定，沙的填入量下自墓底起，上至地面八米处止，共深达94.4米，体积达1000立方米。这种方法巧妙之处就在于“以柔克刚”，盗墓者如果采用掘盗洞的办法企图进入墓室，那么他刚挖出一个洞，流沙便马上会将这个洞重新填满。除非把整个墓室内的积沙都运走，不然就只好“望沙兴叹”了。

这个方法到汉代还在沿用。据《汉书？酷吏传》田延年条下记载，汉昭帝刘弗陵的平陵兴建之时，“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辆为僦，载沙便桥下，送至方止，车值千钱”。看来是不惜花费重金从远处运沙回填到墓中。考古发掘中发现有不少汉代墓葬大量填沙，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据《汉旧仪》记载，汉代的皇陵地宫中“四方外涉，东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这些，都是用来对付盗墓者的“机关”。此外，还有不少关于古代帝王墓葬中设有暗弩张弓、翻板机关或者毒气的传说，都属于古代的防盗措施之列。

流沙墓有了破解的办法。暗器翻板只是传说，从未出土实例。秦始皇陵即使有努弓等暗器，日久必然失效。翻板陷阱也会被淤泥填埋。缺氧还可以通风，对付汞蒸气，只有穿防化衣，靠氧气瓶呼吸了。

3．诅咒恐吓

现有资料仅山东济宁汉墓石刻防盗咒语“诸敢发我丘者令绝毋户后”一例。这在我国古代的许多文献里也有相关的记载，但是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也许作为一个盗墓者，过得就是今天不想明天事的日子，那些恐吓诅咒所起的作用真可谓微乎其微。

4．秘密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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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高一尺：墓主的防盗手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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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王朝普遍杀害陵墓工匠，制止秘密外泄。

秦二世在埋葬秦始皇时，为了守住有关陵墓的秘密，将凡是参加修造墓室的工匠，不待他们出来，就强行封闭墓门，残忍地将其全部活埋在陵墓中，以免后世盗掘。

元朝皇帝死后，也是采取秘葬，所葬之处拱卫森严，人所莫知。公元1259年，元宪宗死在合州（今四川合川县），诸王大臣用毛驴驮着他的尸体，运送到成吉思汗墓地旁边。为了防止泄密，途中护卫的士卒“见人辄杀”，据说沿途被杀者多达二万人，把扶送尸体变成一场血腥的大屠杀。

坐落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实际上也并非成吉思汗的真身所在之处，迄今为止他的真正葬处也还没有确切的下落。茫茫草原、漠漠平沙，掩盖着这位“一代天骄”的身躯，蒙古族人民为了祭祀他，才在草原上兴建了这座蒙古包式的陵园。

1965年春节，周恩来征得弟弟周恩寿同意，派侄子周尔萃回到淮安，做通了长辈们和族人的思想工作，把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及其夫人曾氏、二祖父周亥祥及其夫人郑氏、嗣父周贻淦、嗣母陈氏、生母万氏、八叔周贻奎、婶母周八太，等共13口棺木，全都起出再深埋，平坟归田。事后周恩来还给家乡汇去70元钱，并附言道：“此款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家乡人深受感动。整个文革期间，深埋的13口棺木安然无事。

5．疑冢假坟

四川成都武侯祠刘备寝殿上，有一副令人寻味的对联，联语为：

一杯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

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

上联是说，刘备的坟墓，迄今还巍然存在，而在那漳河边上荒凉的铜雀台旁，哪里还能找到曹操的假坟呢？据一些野史裨官记载，曹操死后恐遭盗掘之祸，乃设七十二疑冢于漳河两岸，下葬时从宫中同时有七十二队嫔仪队伍出门各奔四方，使人们不能分解究竟哪一座冢墓葬其真身，哪些坟丘为曹操的“衣冠冢”，后来，这一传说经过《三国演义》的渲染，更是流传广远。对联的作者，正是根据这一传说表达了他褒刘贬曹的封建正统观念。

其实，据可靠的史实，曹操死后葬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境内），并未设过所谓“疑冢”。但是，从汉末大规模的盗墓之风中，曹操的确悟出了一些道理，死前留下遗嘱，希望他的陵墓“因山为墓，不封不树”，使后世难以勘察其葬所。

6．厚养薄葬

盗墓之风愈演愈烈，吓坏了不少人。广州地区明朝墓葬多无金银，基本上少有盗墓贼光顾。

现代墓葬陪葬极少，盗墓价值也不大。可网络上还见过学生没钱打游戏机从而盗墓挖硬币的……

7．哭穷求饶

这个同样仅有一例，也许一些达官贵人认为有失身份，因此很少有此法吧。请看这段有趣的文字：“楚古尸王通于天述葬棺郭不布瓦鼎盛器令群臣已葬去服毋金玉器后世贤大夫视此书目此也仁者悲之”云云。它见于徐州龟山汉墓（第六代楚王刘注夫妇合葬墓）一块封堵墓门的塞石上。大意是说：后世的贤大夫们，我虽是下葬的一代楚王，但我敢向上天发誓，墓中没放置华贵的服饰、值钱的金宝玉器，只埋了我的棺木及尸骨。当您看到这刻铭时，心里一定会为我感到悲伤，所以你们就没有必要动我的墓穴了。

这块被命名为“第百上石”的塞石，被造墓者有意安置在甬道最外边，让冒险进入的“贤大夫”们，第一眼就能瞧见这段用语恳切的告白，真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可惜，或者盗墓贼压根儿没顾上看，或者看了之后冷笑一声，总之，他们让楚王的如意算盘彻底落了空。

1972年6月首次对龟山汉墓进行考古发掘时，专家们便在墓道的填土中发现了西汉末期的“货泉”（货币名）和魏晋南北朝时的青瓷碟。由于这两样东西晚于该墓的年代，因此断定为盗墓者所留，并进而推断出盗墓时间：刘注下葬百余年后的王莽当权、天下大乱之时，该墓遭到第一次洗劫；六七百年后的南北混战时期，又遭到第二次盗掘。看到那一间间劫后的墓室和支离破碎的玉器、陶俑、建筑碎片等，文物专家们只能扼腕叹息。

盗墓和防盗措施是针锋相对的。盗墓行为猖狂不断，防盗措施也进步不断。防盗措施稍有新花招，盗墓贼很快又有了破解技术。于是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恶性循环。总体上看，防盗措施始终处于被动和落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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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高一丈：常见的盗墓手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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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盗掘文物为目的的民间盗墓活动非常隐秘，自古以来这个行业就存在，而随着收藏风气的兴衰，其活跃程度也随之起伏。近几年，盗墓活动又随着古董热的长温而变得益发猖獗。

与国家有组织的保护性挖掘相比，盗墓者是极其聪明的。国家组织的考古发掘工作很细致，甚至用刷子干活。方式上几乎全都是“大揭顶”（地宫庞大的明清墓除外），不存在“技术”问题。而盗墓者不然。历朝历代对盗墓行为都在法律上给予严惩，现代更是如此，所以其“时间”观念和“隐蔽性”就很强。国家组织的考古发掘中使用最多的刷子、木铲对盗墓者来说是没用的。

古代盗墓贼的行规和盗掘手法

干盗墓勾当的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官盗，像汉末的董卓、曹操，五代的温韬，民国时的孙殿英等都很有名，他们往往动用大批士兵，明火执杖地大干；还有一种是民盗，分布各地，人数众多，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挖开墓室、棺材，从中取出随葬的财物珍宝，大发横财，他们多集中在古墓葬较多的地方，如河南洛阳、陕西关中、湖南长沙周边等地。

这些专职盗墓者在古代一般是两人合伙，多人结成团伙的相对较少，一个人单独干的更少，原因很简单，一个人顾不过来，而两个人可以分工合作：开始时一个人挖洞，另一个人清土，同时望风；以后一个挖进墓室，另一个人在上面接取坑土和随葬品。这两人多有血缘亲戚关系（要好的朋友也很多），但奇怪的是父子关系较少，这也许是盗墓这营生毕竟见不得人，老子即便干上这个不光彩的勾当，也要维持做父亲的形象，不好意思拉上儿子一块干，做儿子的后来发现了也装作不知道。两人合伙为什么要找亲戚呢？这是为了防止在洞口接活的人图财害命。就是说，洞下的人把活干完将财物都传递上去了，他就会拍拍巴掌或拉拉绳子，示意洞口的人把他拉上去。如果洞口的人见财起意，当洞下人快上来时猛一松绳子，洞下的人冷不防从四五米以上的距离跌下去，骨折、受伤动弹不得，洞口的人又赶紧把提上来的坑土向洞下灌埋，下面的人必死无疑。

盗墓方式

对于盗墓贼来说，前期的准备工作是很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确定墓的地点和想好盗的方式。

盗墓者一般从三个途径确定墓葬的地点。

一、查看地面的封土形状以判断墓葬的级别年代等粗略信息，据说有古墓的地方由于自然的地质五花土在埋葬过程中遭到破坏，庄稼的长势一般会比周围地区要差一些。

二、从地方文献、民间传说中寻觅古墓的踪迹。

三、比较确实可信的是用洛阳铲等工具凿土取样，看是五花土还是生土，古墓在建筑过程中必然会在土层中留下痕迹，填埋的土层与原来的会有比较明显的区别。根据取出的土层中找到的陶片、木片，铜、金等金属碎片，盗墓者不仅可以判断墓葬的确切位置，还可以知道墓葬的规模，棺室的位置，然后将盗洞直接打到墓室中去。

陵墓的地点确定了，下一步就是如何盗掘。对于那些长期以盗墓为职业的人来说，这并不是难事。他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善于掩人耳目，他们自已有一套对付墓内防盗机关的独特办法。在确定盗掘目标后，如果是小墓，便不须费多大功夫，用几个晚上挖开，速战速决，取出随葬品走人。如是大中型墓葬，便采取以下几种办法：

一、以开荒种地为名，在墓葬周围种上玉米、高粱等高秆作物，以青纱帐掩盖其一两个月的盗掘活动。

二、在墓边盖间房子掩人耳目，然后从屋内挖地道通向墓室，从外面看不出什么问题，而墓内的随葬品却早被洗劫一空了。

三、在古墓边修一假坟以方便暗中掘一地道，通入古墓内盗取财物。

然而，“最先进”的盗墓手法还是洛阳铲加定向爆破。盗墓贼先用洛阳铲确定墓葬位置，然后使用定向爆破技术，很容易就能将墓葬盗空。

河南三门峡地区有一个虢国墓就是被这种方法盗劫一空的。盗墓分子居然花了4个月的时间，打了一条2公里长的地道。从一个杂货铺一直打到了虢国墓的中心位置。然后，这个盗墓分子采用定向挤压式爆破的方式，一下就打开一个40米深的大洞，能够直接进到古墓的核心位置。

此外，还有一种类似的方法，被称为“关中式盗墓”，即先在地面挖一个方形洞口，大小仅可容一人操作，同样是垂直下挖。解放前，盗墓贼确定墓葬后，一般会选择在偏远的角落迂回挖洞，甚至距离墓室几公里，他们吃住在洞里，工期可达半年之久，而一旦成功，整个墓室会被一扫而空。

旧社会盗墓工具的演进

盗掘古墓一方面靠人的技术、经验，一方面靠操作工具。旧社会民间盗掘工具为锹、镐、铲、斧和火把、蜡烛等。明代以前，盗墓贼没有专用探测工具，明代开始使用铁锥，它的出现使盗掘者仅以地面有明显标志的墓葬为对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盗墓者利用特制的铁锥，向地面无标志的地下探索，一旦找到古墓，根据锥头沾上的金属气味，选好方位，可直接挖洞盗掘。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洛阳水土资源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味），则发（掘）。”

从铁锥到“洛阳铲”，是北方盗墓贼使用地下探测工具的一个飞跃。北方特别是洛阳、关中地处黄土塬区，水深土厚，“洛阳铲”的铲夹宽仅2寸，宽成U字半圆形，铲上部装长柄，把此铲每向地下钻插一下，就可以进深三四寸，往上一提，就能把卡在半圆口内的地土原封不动地带上来。这样不断向地下深钻，盗墓贼对提取的不同土层的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各种包含物进行分析，如果是后人动过的熟土，地下就可能有墓葬或古建筑。如果包含物发现有陶瓷、铁、铜、金、木质物，就可以推断地下藏品的性质和布局。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凭洛阳铲碰撞地下发出的不同声音和手上的感觉，便可判断地下的情况，比如夯实的墙壁和中空的墓室、墓道自然大不一样。

使用洛阳铲勘测土层、土质的变化，是考古人员的基本功之一。长期以来，洛阳铲在中国田野考古中广泛运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考古钻探技术。吊诡的是，洛阳铲最初是盗墓者为了方便在没有墓碑等标志物的情况下探测古墓而发明使用的。

关于洛阳铲的由来，洛阳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洛阳邙山马坡村，有个农民叫李鸭子，从小就以盗墓为生。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的一天，他到十几里外的孟津县赶集。有个来自偃师县马沟村的熟人正在搭棚子，准备卖煎包子。双方见面打个招呼，他见这人忙着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在地上挖了一个竖直的小圆坑，以便插入棚柱。这人用此铲往地下一戳，提上来时带出不少土，这种情形一下子触发了他的“灵感”：这家伙比铁锨挖盗洞轻巧灵便，特别是能带上原土，利于判断地下不同地层情况。于是他找了张纸，贴着铲夹画出一张原大图样，回家后马上找铁匠按图打造，一试果然得心应手，效果不错。其他盗墓者纷纷仿效，洛阳铲于是得到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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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高一丈：常见的盗墓手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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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的洛阳铲如今已经被淘汰，用的铲子是在洛阳铲的基础上改造的，分重铲和提铲（也叫泥铲）。由于洛阳铲铲头后部接的木杆太长，目标太大，所以弃置不用，改用螺纹钢管，半米上下，可层层相套，随意延长。平时看地形的时候，就拆开，背在双肩挎包里。

同样的，挖的墓不同，盗墓工具也不同。探汉墓用洛阳铲演变而成的重铲，挖唐墓时用扁铲（类似鲁智深的月牙铲），进入汉墓墓室（汉墓多为墓坑，多已塌陷）捣土时用滚叉和撇刀。

南方地区的盗墓贼

与北方洛阳、关中等地不同，南方许多地方土薄石多水位高，“洛阳铲”无用武之地。当地盗墓贼“因地制宜”，经过长期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一套觅宝、识宝的方法和技巧。湖南学者刘鸿伏先生与民间古玩文物贩子打交道多年，借机了解、研究解放前长沙周围地区盗墓贼的方法和技术，归纳为“望”、“闻”、“问”、“切”四字诀。

“望”是望气看风水。老盗墓贼经验丰富，又多擅长风水之术，每到一处，必先察看地势，看封土已平毁的古墓坐落何处，只要是真正的风水宝地，一般都是大墓，墓中宝物必多。以风水术指导地面无标志的墓址的确定，几乎百发百中。据说民国年间长沙一蔡姓盗墓高手极擅风水之术，他若出门选点，从者必云集左右。一次他到宁乡县走亲戚，行至一风景甚佳处，指着一块水田对同行人说，此田下必有大墓，墓中宝物可使你我骤富。同行者均不信，此人于是打赌：若无古墓，自己输一千美元；反之，墓中出了宝物自己独占七成。众人赌兴大发，遂暗约乡民数十人于夜间发掘，至半夜果然掘出砖室大墓，墓壁彩绘死者生前生活图景，墓内有宝剑、宝鼎、玉璧、漆器、金饼、砚、竹筒等物。后来他们卖给美国传教士，得大量美元而暴富。

“闻”即嗅气味。有此奇术的盗墓者专练鼻子的嗅觉功能。他们在盗掘前，翻开墓表土层，取一撮墓土放在鼻下猛嗅，从泥土气味中辨别墓葬是否被盗过，并根据土色判断时代。据说功夫最好的可以用鼻子辨出汉代墓土与唐代墓土的微妙气味差别，准确程度令人惊叹。

长沙刚解放时曾枪毙一个老盗墓贼，他将一生所盗文物国宝全部卖给了外国人。此人即是“闻家”，专盗汉唐大墓，出土器物只要一闻，便可准确断代。有个盗墓贼拿来几件古旧漆器，说是出自一个王侯墓中。他倚在烟榻上，边抽鸦片边拿起一件漆器，放到鼻下一嗅，便笑着说：“仁兄，你这漆器是在尿坑里沤泡过的，取出的时间应在七个月前左右。”此人大惊失色，连称：“得罪！得罪！”

“问”就是踩点。善于此道者，往往扮成风水先生或相士，游走四方，尤注意风景优美之地和出过将相高官之处。他们一般能说会道，善于与长者老人交谈讲古。每到一处，均以算命先生或风水先生身份拜访当地老人，从交谈中获取古墓信息与方位。这种人有些本事，口才又好，很容易取得对方信任。一旦探听到古墓确切地点，便立即召集群贼在夜间盗掘。

“切”即把脉之意。有三层含意：第一是指发现古墓之后，如何找好打洞方位，以最短的距离进入棺椁，这种功夫不仅需要丰富的盗墓经验，而且要有体察事物的敏锐感觉。擅长此道者往往根据地势地脉的走向，如给人把脉一样很快切准棺椁的位置，然后从斜坡处打洞，直达墓室棺头椁尾，盗取葬品，前些年曾国藩墓即被此法盗掘。第二指凿棺启盖后，摸取死者身上宝物。从头上摸起，经口至肛门，最后到脚。摸宝物如同给病人切脉，要细致冷静，讲究沉静准确，没有遗漏。第三指以手摸触出土文物，其中的高手过手文物不计其数，所以往往不需用眼审视，只要把物品慢慢抚摸一番，即知何代之物，值价几何。他们常以此技与人赌输赢，胜算很高。

盗墓觅宝之事古即有之，现代更加激烈。其方法、技术、工具演变至今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用军用罗盘、探测仪，开挖用雷管、炸药、电锯，运输通讯汽车、摩托车、手机。因而打击盗掘古墓、贩卖走私文物的斗争更为复杂艰巨，任重道远！

现代猖獗的盗墓活动

民间有句老话，卖什么吆喝什么。一个盗墓贼，说得夸张一点，就是一个盗墓专家。他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对象，真可谓了如指掌。

盗墓贼盗墓的目标性非常强，比如，进入墓室会直接挖向棺材的位置，先在“左肩右脚”找东西，再到耳室（东仓西库）搜罗，至于其它位置，则看时间长短而定，时间短则弃之。“看地形”也有很多“心得”，比如“秦埋岭汉埋坡”等。古代盗墓挖坑都是“方”型坑，近代为“圆”型坑，这就是所谓的“古方近圆”。

一个现代的盗墓团伙，其成员一般在三到四人，不会三人以下，也不大可能超过五人。这几个人各有分工。有的挖土，有的望风，有的负责现代化设备的运用，有的则专门负责销赃。有些团伙甚至在传统的经验技巧上加入了很多高科技成分，比如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等，大大缩短了以前靠经验找墓、断代等前期的工作时间，这些团伙的盗墓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大，几乎是灾难性的。因此说盗墓是对人类文化遗存最野蛮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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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的判决：对盗墓的惩戒手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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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传统的宗法社会，坟墓曾经是维护祖先精神权威，体现宗族凝聚力的象征。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准则。唐人杜荀鹤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约束。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如《吕氏春秋》中写道，当时对于“奸人”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

汉代严禁盗墓的法律，我们在那个时代的相关书籍中也可以看得到。

《淮南子》说到刑法有“窃盗者刑”，“发墓者诛”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到，在汉代，政府对于盗墓者的惩罚还是相当严厉的。

汉桓帝时，宦者赵忠埋葬其父时违犯丧制，冀州刺史朱穆下令查验，属下“发墓剖棺”。桓帝得知后大怒，令朱穆赴廷尉请罪，罚作劳役。太学生数千人请愿，才得以宽赦。

《魏书》记载，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有故冢毁废”。诏曰：“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北魏盗墓的行为同样是被当权者明令禁止的。

到了唐代，关于禁止盗墓的法律就更加详尽了。《唐律疏议》中就有关于对“发冢”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例如：“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通过刑法的内容，可知王族贵戚的坟墓，受到特殊的保护。而看守者在盗墓现象发生后也要受到严厉处罚。

据《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记载，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六月戊戌颁布的诏书中，有关于司法的内容：应京城天下诸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及关连徐州逆党外，并宜量罪轻重，速令决遣，无久繁留。从这则诏令上可以看出：在唐代，“开劫坟墓”与“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以及“关连逆党”等都被列为最严重的罪刑，是州府一级地方司法机构不能够判决的。

两年之后，咸通十二年即公元871年五月，唐懿宗又有“慎恤刑狱”的敕文宣布。其中又说道：应天下所禁……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开发坟墓外，余并宜疏理释放。

又过了两年，咸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873年的四月，因“佛骨至京”，唐懿宗亲迎礼之，又发表制诏，宣布：京畿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官典犯赃、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外，余罪轻重节纪递减一等。其京城军镇，限两日内疏理讫闻奏；天下州府，敕到三日内疏理闻奏。可见，在唐代，即使遇到特殊的庆典盛事，无论是大赦天下，还是有减罪赦刑时，“开劫坟墓”作为重罪，都不在特赦的范围之内。

据《新唐书》记载，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仍然心存安、史崇拜，于是“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然而适得其反，以致“众滋不悦”，使民意更为倾向安、史而背离朝廷。这正是“发墓毁棺”的做法过于极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旧唐书》也记载，张弘靖“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民众的“不悦”、“失望”，都表现了对于“发墓毁棺”反感的共同心理倾向。

因此说，早在唐代，无论是从国家法律还是从民众心理倾向上看，人们对于盗墓行为都是极端的反感或着说是痛恨的。

对于盗掘坟墓的不耻行径，并非只有汉民族的人有着激愤的心情，就算当时并不是很重视墓葬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来进行惩罚。金太宗二年(公元1124年)二月，诏有“盗发辽陵者，罪死。”对盗掘辽朝帝陵者予以严惩的命令着于《金史》帝纪，说明当时最高执政者对于盗墓者的态度之严峻，曾经形成过一定的政治影响。《金史》卷四五《刑志》又记载，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事：．“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日：‘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这段话就更能显示出当时最高统治对于盗墓行为的明确态度了，对于那些对盗墓进行揭发的人根据情况进行赏赐。自古以来，人们赏赐告密者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是赏赐盗墓告密者的，金世宗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吧。由此可见，与刑罚结合的告密制度的建立，是为了有效地惩治盗墓行为。

元代对盗墓行为的制裁，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元史》卷一○二《刑法志一》写道：“诸管军官、奥鲁官及盐运司、打捕鹰坊军匠、各投下管领诸色人等，但犯强窃盗贼、伪造宝钞、略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并从有司归问。”在元代法律中，还有“发冢开棺伤尸，内应流者”，“杖一百七，发肇州屯种”的条文。

《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大恶”条又有这样的内容：诸为人子孙，或因贫困，或信巫觋说诱，发掘祖宗坟墓，盗其财物，卖其茔地者，验轻重断罪。移弃尸骸，不为祭祀者，同恶逆结案。买者知情，减犯人罪二等，价钱没官；不知情，临事详审，有司仍不得出给卖坟地公据。诸为人子孙，为首同他盗发掘祖宗坟墓，盗取财物者，以恶逆论，虽遇大赦原免，仍刺字徙远方屯种。很明显，这是一则关于“发掘祖宗坟墓，盗其财物”的法令。罪定为“大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于盗掘坟墓有多么痛恨。就算你盗的是自家的坟，就算你取的是你老祖宗的财物，按照法律，你仍然有罪，而且还是“大恶”之罪，就算是遇到特赦的情况，仍然要“刺字徙远方屯种”。

《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盗贼”条下还有关于盗发冢墓不同情节的不同处理方式：诸发冢，已开冢者同窃盗，开棺椁者为强盗，毁尸骸者同伤人，仍于犯人家属征烧埋银。

诸挟仇发冢，盗弃其尸者，处死。

诸发冢得财不伤尸，杖一百七，刺配。

诸盗发诸王驸马坟寝者，不分首从，皆处死。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元代的法律，对于王公贵族的墓地进行了特殊的保护，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王公贵族身分地位比较高，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王公贵族的陪葬品相对于平贫来说，是既多又好，因此遭盗的机率比贫农陵墓要大得多，所以不得不以重罪来防止盗墓行为的频发。

在《明史》《宦官列传二·陈奉》中有这样的记载：兴国州奸人漆有光，讦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杨氏墓，得黄金巨万。腾骧卫百户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进内库。奉因毒拷责偿。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明朝对于盗墓行为应该也是有相关法律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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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的判决：对盗墓的惩戒手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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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广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县有后汉奴官冢，初，村人田于其侧，每至秋获。近冢地多失穗不稔。积数岁，已苦之。后恒夜往伺之。见四大鹅，从冢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闻奴官冢有宝，乃相结开之。初入埏前，见有鹅，鼓翅击人，贼以棒反击之。皆不复动。乃铜鹅也。稍稍入外厅，得宝剑二枚，其它器物不可识者甚众。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当门立，与贼相击。贼等群争往击次，其人冲贼走出。入县大叫云：“贼劫吾墓。”门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冢是也。”县令使里长逐贼，至皆擒之。开元末。明州刺史进三十余事。（出《广异记》）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

县有座后汉奴官墓。当初村里人在墓的旁边种田，每到秋收的季节，靠近墓的田里便有很多的庄稼因失去穗而减少收成。这样过了几年，村里人对此十分苦恼。后来便经常在夜里去探察。一天夜里，人们看见有四只大鹅从坟墓中出来吃庄稼，前去追赶便又回到墓中。村里人一向听说奴官墓中有宝物，于是结伴去挖掘。刚进入墓道，就看到有鹅张开翅膀击打人，盗贼用木棒反击，鹅都不动了，原来是铜鹅。再进入墓室外厅，得到两只宝剑，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器物。最后到了放置棺椁的主墓室，地上有很深的积水，有个穿紫衣的人站在门前同盗贼搏斗。盗贼群起攻击，那个人冲出包围逃走。他到县衙大叫：“有贼劫我的墓！”管事的人问他：“你的墓在哪里？”回答说：“奴官墓就是我的墓。”县令派里长去前去查看墓地，结果，到墓地将盗贼全部抓获。

无独有偶，类似的记载在《逸史》也出现过：天宝初，严安之为万年县捕贼官。亭午，有中使黄衣乘马，自门驰入。宣敕曰：“城南十里某公主墓，见被贼劫。宣使往捕之，不得漏失。”安之即领所由并器杖，往掩捕。见六七人，方穴地道，才及埏路，一时擒获。安之令求中使不得，因思之曰：“贼方开冢，天子何以知之。”至县，乃尽召贼，讯其事。贼曰：“才开墓，即觉有异，自知必败。至第一门，有盟器敕使数人，黄衣骑马。内一人持鞭，状如走势，袱头脚亦如风吹直竖，眉目已来，悉皆飞动。某即知必败也。”安之即思前敕使状貌，两盟器敕使耳。

唐玄宗天宝初年，严安之任万年县捕贼官。一天中午，有位黄衣太监骑马从大门跑进来，宣读皇帝的命令说：“城南十里某公主的墓，现在被盗贼挖劫，命令你带人去缉拿，不得使一人漏网。”严安之领命立刻带领手下人携带器械棍棒前去捕捉。赶到那里，看到那里六七个人刚刚进入墓道，全部被抓获。严安之让人去找那个太监，但没有找到。因而就暗自思量：“盗贼刚刚开始挖掘，皇帝怎么能知道呢？”到了县衙，把盗贼全部召集起来，审问盗墓的经过。盗贼说：“刚打开墓道，就觉得有些异常，意识到这次盗墓一定要失败。到了第一道门，看见有好几个为皇帝送信的黄衣太监骑在马上的冥器，其中一个手里拿着鞭子，姿势像是正在纵马奔跑，头巾的一角像是被风吹得直竖起来，眼睛和眉毛也都在动。我们更觉得这次盗墓一定不会成功。”严安之明白了，那个持鞭的黄衣太监原来是陪葬的器物。

《南史》记载，传说张骞墓有人欲盗发时，就听到作战时的鼓角声，盗墓者不得不惊退。宋人程大昌《考古编》说：“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史书又频繁可见盗墓时遇大蛇围绕、崩雷晦雨等异象的记载。如果有人不畏惧灵异警示，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惩罚。《异苑》写道，士燮墓常蒙雾气，屡经离乱，没有人敢盗掘。晋时地方官温放之前往发掘，在回程中即坠马而死。袁枚《子不语》有“掘冢奇报”条，说“以发冢起家”的朱某发富人坟，石椁坚不可开，于是纠同僧人诵咒开椁，“诵咒百余，石椁豁然开，中伸一青臂出，长丈许，攫僧入椁，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坠地……”朱某后来也“以讼事破家，自缢于狱”。

当然，以上的传说多不可信，应该只是当时人们为了防止盗墓或是因讨厌盗墓而杜撰的。但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之所以出现以上种种怪诞的传说，是因为当时在民间，否定盗墓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反映。

到了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盗墓者的处罚相当严厉，刑法第328条规定，盗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盗运珍贵文物出口，处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可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徒刑或无期徒刑，可并处没收财。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28条又增加了对连续盗掘全国重点保护文化遗产的首犯可以判处死刑的规定。整体而言，盗墓仍是刑责相当重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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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葬之风催生的盗墓狂潮：秦汉时期的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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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坟丘形式的墓葬，而到战国之后，坟头的封土逐渐高大，“丘垄必巨”，这是出于向祖宗先王墓进行拜奠、祭祀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为盗墓者提供了便利。王侯将相们不惜耗费人力、财力，营建陵寝地宫，倾其生前所有，大肆奢华，开创“厚葬”先河，使本已存在的盗墓风愈演愈烈。

《吕氏春秋》曾说到的“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说明了当时盗墓已经成为执政者严厉禁止的行为，而这一风习之盛行，使得法律行政力量在实际上已经难以抑制了。

先秦时期盗墓现象比较严重的事实，在《汉书》中也有记载：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孝文、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臧，咸尽发掘暴露，甚是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官人，生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

从这段话得知，吴五阖闾的墓仅仅十余年，就被越人给发掘了。关于吴王阖闾的陵墓，民间也有不少传说。

相传吴王阖闾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夫差将他父亲葬于虎丘山，但是等墓筑完，夫差就想这么多的人都知道我父亲墓之所在，如果有一天他们手头缺钱，很有可能一起结伴而行来盗墓。于是他想了一个毒计：一天，他召集了给阖闾修墓的一千多个工匠，请他们喝酒，并且观看鹤舞，等到深夜，乘他们都醉的时候，命他手下官兵将这一千多个人全部杀死。

在那个盗风盛行的年代，陵墓惨遭洗劫的并不止吴王阖闾一个人，春秋五霸中的另一霸主齐桓公也没有逃过这一劫。

齐桓公死后葬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郑家沟村南的鼎足山。齐国是西周开国元勋姜子牙的封地。它东临大海，西至黄河，地广物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姜子牙受封诸侯后，尊重当地民俗，发展交通、工商、渔盐，国势日渐强盛。齐桓公名小白，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3年在位。他即位后，重用管仲为相，在齐国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内政、军事等方面的改革。齐国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革新赋税制度；延募人才，以替代传统的世卿制度；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兵民合一，军政合一，使军队成为直接掌握在国君手中的武装力量，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依仗雄厚的实力，齐桓公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开始对外扩张。他曾三次以武力平定诸侯国内的战乱，镇压敢于反抗的诸侯；六次与诸侯会盟，平定王室之乱，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的袭扰。由于这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齐桓公受到了各诸侯国的拥戴，成为春秋初年最先成就霸业的国君，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公元前643年，73岁的齐桓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此时，他的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各树党羽，大动干戈，竟无人过问他的后事。据历史记载，齐桓公的尸体在床上搁置了67天，寄生虫多得竟然爬出了门窗。一代霸主死时竟如此凄凉，怎不教人叹息。更加不幸的是，就是这具曾爬满臭虫的尸骨，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据记载，齐桓公和他的名相管仲的墓均被盗。其中“缯帛可服”，而珍宝尚有“巨万”。

除此之外，在历史上因盗墓而臭名昭著的刘去，把他境内的陵墓“一皆发掘”。这其中就包括魏襄王、晋灵公等诸侯。

近年考古发现徐州汉墓被大规模盗掘的历史，同样可以追溯到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很多楚王墓都在这时被盗掘。

实际上，要盗掘这些楚王陵墓并非易事，进入墓室的通道很长，其内都有多排巨大的塞石封堵，上下间有些有榫卯相扣合。塞石一般长2米余，宽高各1米左右。大的达7-8吨，小的也有3-4吨，最多的龟山楚王刘注墓内塞石达13排。塞石与甬道壁间仅有1-2厘米的缝隙，即使今人要进入墓室也非易事。但贼有贼法，盗墓者绞尽脑汁想出一个使今人也不能不为之叫绝的方法：即不论每排为4块或2块塞石封堵，只选上层一块塞石的外端面，在正中间凿一牛鼻孔，在牛鼻内穿绳系索，使用人力或畜力将塞石拖拽出来。如此重复，一块块巨石就这样举重若轻地被拉了出来。

可以想象，当上层最后一块塞石被拉出后，群盗的头目举着火把、匍匐进入后段没有塞石的通道，已觉豁然开朗。而进入墓室，几乎是遍地金玉、满目珍宝，那种狂喜真是难于尽述。有时这种牛鼻孔牵引法还要另费些周折。

如狮子山楚王墓的甬道口开凿在一个巨大竖井的北壁，而竖井深达16米，又全部以夯土、石块封堵。盗墓者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掘土量，只在竖井北部下掘，至底部甬道前仅掘出放置两块塞石的空间距甬道口只有约4米的距离，即使全部站满人，也无法拉动巨石。因此专家们推测，盗墓者必须使用两组滑轮，两次改变力的方向，即在甬道南4米处置一横轴滑轮，使水平绳索变为向上，在竖井表面置一组滑轮，使绳索再与塞石同向进行牵引。

因此有些考古专家不由发出感叹：科学发掘与盗掘的历史相比显然是望尘莫及呀！且不管考古专家如何感叹，我们必须得承认：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丧葬史上厚葬的第一个高峰，也是全部盗墓史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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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冠一怒为复仇：伍子胥掘楚平王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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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公元前506年

作案地点：楚平王陵墓

受害人：楚平王

作案人：伍子胥

作案手段：挖掘其坟，然后鞭尸三百

可信程度：《史记》有录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为了加强外交往来，通常会进行联姻。公元前518年，楚平王派太子少傅费无忌向秦国的公主求婚。费无忌看秦公主美貌无双，于是为了讨好楚平王，就把这个本属于太子的秦国公主偷偷的献给了楚平王，并说：“秦女天下无双，王您可自己娶之。”楚平王原本就是一个好色之徒，看到秦国公主果然是美艳不可方物，于是十分高兴地采纳了费无忌的建议。

做贼心虚的费无忌害怕自己为了讨好国王而出卖太子的行为日后会遭到太子的报复，惶惶不可终日。为了免除后顾之忧，他暗中联合秦国公主，鼓动楚平王废掉太子建，然后立秦公主之子为太子，两人各怀私欲，狼狈为奸。多次挑拨下，昏庸的楚平王终于决定派人要杀掉太子建。幸亏太子建得人暗中帮助，事先得到消息，侥幸得脱到宋国躲避楚平王的追杀。

虽然太子逃离了楚国，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为了使太子不能够东山再起，费无忌把矛头指向了太子的部下。首当其冲的就是太子太傅伍奢，也就是伍子胥的父亲，楚平王欲杀之以绝太子建的羽翼，因而被楚平王所囚。费无忌进言道：“伍奢有二子，都相当有才华和能力，大王何不以其父为饵，把他们两个引来郢都杀了，这样才是真正地永绝后患呀。”楚平王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命令伍奢写信召两个儿子来。

伍奢心中明白楚平王的真正意图。写罢书信后就说道：“我大儿子伍尚为人仁厚，定会前来。小儿子伍员为人坚忍刚强，恐怕不会前来赴死。”

平王的使臣见了伍尚，说：“你父乃忠信之臣，以前囚禁，平王心中有愧，现已赦免，无以赏赐，现在封伍尚为鸿都侯，伍子胥为盖侯，请你二人前去领赏。”

伍尚伍员接到父亲的手书后，立即明白了楚平王的用意，伍员对哥哥伍尚说道：“我们去了只是落入楚平王的圈套，父子三人同死，根本救不出父亲来，有何益处？不如你我逃到他国再图为父亲报仇。”伍尚说：“我怎会在乎封侯？只是十分想念父亲，即便是见上一面，死而知足！如果我和父亲果真被杀，就由你为父兄报仇。”说完兄弟二人挥泪作别。

伍奢于牢中得知伍员果然不肯来，不由长叹：“楚国从此有难了……”

留得青山在：伍子胥出逃

伍子胥逃出楚国，访得太子建正在宋国，于是前往宋，打算辅助太子建从宋借兵夺回楚国政权。不料其时宋国正发生政变，内乱不止。借兵无望，伍子胥跟太子建转投郑国。郑定公知道伍子胥的名望，亲自出来迎接。

郑定公出于本国利益，利用太子建急于借兵的心理，偷偷设计害死了太子建。然后要协助伍子胥灭楚之后平分楚地。伍子胥觉得此举不义，不愿意这样做。伍子胥保护了太子建的儿子胜乘黑夜逃出郑国后，白天躲藏，晚上赶路，雪上加霜的是，胜毕竟只是一个少年，经过这段日子的亡命奔波，已经劳累成疾行动不便。

几天后，他们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在今安徽含山县北）。然而，关上的官吏盘查得很紧，伍子胥一时难以想到脱身之计。传说伍子胥因此愁得一连几夜睡不着觉，连头发都愁白了。天无绝人之路，在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好心人东皋公，东皋公同情伍子胥，把他接到自己家里。

东皋公有个朋友，模样有点像伍子胥。东皋公让他冒充伍子胥过关。守关的逮住了这个假伍子胥，而那个真的伍子胥因为头发全白，面貌变了，守关的认不出来，就被他混出关去。

伍子胥出了昭关，害怕后面有追兵，急忙往前跑。前面却一条大江拦住去路。伍子胥正在着急，江上有个打鱼的老头儿划着一只小船过来，把伍子胥渡过江去。

过了大江，伍子胥感激万分，摘下身边的宝剑，交给老渔人，说：“这把宝剑是楚王赐给我祖父的，值一百两金子。现在送给你，也算是略表我的心意。”

老渔人说：“楚王为了追捕你，出了五万石粮食的赏金，还答应封告发人大夫爵位。我连这些都没有放在眼里，难道会要你这把宝剑吗？”

伍子胥连忙向老渔人赔礼，收了宝剑，辞别老渔人走了。

伍子胥带着胜，沿途乞讨，进入吴国棠邑。

伍子胥发迹

吴公子光乃是伍子胥旧识，他将伍子胥引见给吴王僚。吴王僚听闻过伍子胥的本事，乃封伍子胥为上大夫。

过了一些时日，伍子胥发现吴王僚并没有真正重用自己的意思。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自已不受重用竟然是公子光在吴王僚左右屡进谗言的缘故，原来公子光并不愿意伍子胥为吴王所用。明察秋毫的伍子胥进而醒悟公子光有篡位之谋。于是和公子光开诚布公的说：“只要你答应将来为我兵发楚国，我可以帮助你顺利夺取王位。”公子光一口答应了。随后伍子胥为他策划夺权的一系列行动。

伍子胥推荐了大力士专诸来行刺吴王僚。公子光送给专诸一把削铁如泥的匕首，号鱼肠剑，长仅三寸。专诸刺王僚得手后，公子光自立，是为吴王阖庐。

吴王僚的儿子庆忌，也是一个有谋略的人。当吴王僚被刺杀后，他外逃躲藏在卫国，准备借卫国的军马来对付阖庐，夺回政权。为了断绝后患，伍子胥亲自物色了东海勇士要离给阖庐，要离成功刺杀了庆忌。

于是，伍子胥请求阖庐发兵攻楚。吴王阖庐却推却说，：“现在，我还缺少一个领兵的大将。”伍子胥说：“我有一个多年的故交，叫孙武，齐国人氏，他行军布阵，运筹决战的能力可说当世无双，我愿意请他来为您效命。”

吴王大喜，礼聘孙武来到吴国。孙武献上兵法13篇。

伍子胥建议吴王阖庐让孙武现场演示一下兵法。吴王阖庐同意了，他有心要让孙武为难一下，就安排后宫女子假充士兵，说道：“孙先生既然兵法精通，女兵自然也能调度自如。”

孙武点头称是。演习中，众妃子娇嗔连连，嬉笑不止，孙武大怒，立时将领头的两个妃子就地斩首。众宫妃看到血光迸现，这才知道不是儿戏，于是肃然谨按孙子号令进退，大显孙子兵法的奥秘。被杀掉的正是吴王宠妃，吴王心痛不已，却因此再也不敢轻视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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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冠一怒为复仇：伍子胥掘楚平王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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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王四年九月庚申，楚平王病危，召集群臣托孤：“我死后，由轸即位，他年纪尚小，你们要好好辅助，伍员在吴国始终是心头大患，护国防吴，切记。”公子轸，乃秦女所生，即位是为楚昭王。

伍子胥在吴国得到楚平王死讯，放声大哭。公子光劝道：“楚平王无道，你何必为他伤心？”伍子胥说：“我并不是为他伤心，而是伤心无法为父亲兄长报仇啊。”

阖庐四年，伍子胥多年的经营终于有了结果，阖庐以孙武为帅，伍子胥为将，发兵攻楚。

大仇得报：伍子胥掘墓鞭尸

伍子胥回到楚国郢都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打探楚平王墓之所在。不知是因为战乱找不到知情人，还是因为楚平王早有预料而采取了保密手段，墓地一时难以找到。这令伍子胥心情十分遭糕。就在他从卧不宁，心绪难平的时候，他的手下报告说有一个老人家自告奋勇地说自己知道楚平王陵墓的具体位置。但是老人说完就走了，因此只是知道大体的位置在东门外寥台湖，具体位置就不得而知了。

“伍子胥听完士兵的报告，就带了一支20多人的队伍来到了郢的东门外寥台湖。只见寥台湖平原上一片衰草，湖面上大水茫茫。坟在何处，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踪影。伍子胥心急如焚，可这湖面方圆数十里，怎么去找？

一转眼的工夫，天就要黑了，可是伍子胥和他的部下仍是一无所获。看着士兵们面露疲惫之态，伍子胥不由得心灰意冷。准备再找一个时辰，如果还没有消息，就先撤兵明日再来继续寻找。伍子胥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能找到楚平王的墓地为自己的父兄报仇血恨，就算把寥台湖掘地三尺，他也在所不惜。

又是一个时辰过去了，伍子胥仍然没有找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冥冥之中，他感觉今天就是自己的复仇之日。于是，他命令士兵在湖边稍作休息。就在伍子胥坐于地上陷入沉思之时，有个老人突然出现在他的视线之中。只见此人五六十岁年纪，身体清瘦，目光如炬。伍子胥隐约地感到，此人绝非凡人，一定是来帮助他的。于是他急忙起身，迎上前去。

不等伍子胥开口，老人率先发问“来者莫非伍子胥将军？”

“正是。”

“你来此处是找仇人之墓吧？”

“老人家，你怎么知道的？”伍子胥有些惊奇，问道。

“你要报杀父之仇在楚国是妇孺皆知，我又怎么会例外呢？”

于是老人不等伍子胥说话，就率先带伍子胥和士兵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走着走着，老人家在一个乱草从生的方停了下来

“就是这儿！”随着老头儿的喊声，队伍在一个土堆前驻足。这个圆秃秃的土堆并不高，也不抢眼，上面长满了杂乱的青草。

伍子胥下马，绕着土堆走了一圈。“真的就是这儿？”他的问话不怒自威。

“千真万确，现在也只有我知道了。”老头儿话语间带着一种淡淡的悲伤。

“那好，给我挖！”随着伍子胥的一声令下，众兵士拿出工具，挖了起来，烈日炎炎之下，挥镐抡锨的士兵不一会儿就挥汗如雨了。

约摸又过了一个时辰，一口棺材终于破土而出。

“打开，给我打开！”早已疲惫不堪的士兵在伍子胥声嘶力竭的喊声中费力地启撬着棺木。这棺木乃上好木材所制，且密封极好，所以，士兵们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棺木却仍是纹丝不动。“走开，我来！”伍子胥生气地喊道。只见他“嗖”的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把宝剑：这宝剑可谓削铁如泥，乃是伍家祖传之宝。他举起宝剑，将一腔悲愤化作无穷力量，砍了下去，原本极为坚固的木材在剑下显得不堪一击，剑落之处，木屑乱飞，七剑落完，棺板尽去。

“啊！”随着大家的惊叫，伍子胥不禁对天长叹，原来这棺材之中只有衣帽，却不见楚平王的尸体。

“怎么回事？”大家把疑问的目光一齐投向了老人。

“不忙，这是一个疑棺，楚平王老奸巨猾，至死还不忘骗人，真是可恨到家了。但是你骗得了别人，岂能骗得了我。大家别着急，真正的棺材在下面。”老人言语间渐露悲愤之意。

于是众人移去空棺，果见真棺。经过一番刀斩斧砍，一具尸体终于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具尸体由于埋了一段时间了，已开始腐烂，面目也有些模糊。但伍子胥一眼就认出这正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楚平王。

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伍子胥看到了楚平王的尸体，多年怨恨涌上心头，不禁怒气冲天，他从背后抽出九节铜鞭，对着尸体，狂抽起来。

一下，两下，三下……三百下。直抽得肉烂骨碎，伍子胥的怒气还未消。他又用脚践踏尸体，同时大声责问道：“谁教你信谗人之语，杀我父兄，你有今天，纯是咎由自取！”

做完这一切，伍子胥已是浑身无力，扑嗵一声，跪于地上，此时，他已是泪流满面了。

大仇得报的伍子胥这才想起来还不知道老人来历呢！于是就和老人攀谈起来。原来老人当年和几十名兄弟奉命为楚王造墓，可楚王怕人发掘他的坟墓，就卸磨杀驴，对老人和那些负责给他修陵的工匠狠下毒手。那些为楚王修了半生陵墓的人都成了楚平王的刀下之鬼，只有老人侥幸逃了出来。这些年来，老人一直在想如何为当年那些冤死的兄弟报仇，无巧不成书，就在他快绝望的时候，伍子胥率兵攻回楚国，于是老人知道，自己的大仇可以报了，这才自告奋勇地为伍子胥带路。伍子胥这才明白，自己和老人原来乃是同病相连之人。

掘墓鞭尸，在惩罚或是复仇的手段上可谓是登峰造极了，但这一手段也未免过于残忍，连一向主持公道的司马迁也发出了“怨毒之于人甚哉”的感叹。但是关于伍子胥鞭尸楚平王，还有另外的传说，在《伍子胥变文》有较为具体的描述：

昭王弃城而走，遂被仵相擒身，返缚昭王。“你父坟陵，今在何处？”昭王启子胥曰：“我父平王，已从物化，负君之罪，命处黄泉，事既相当，身从脔割，父愆子替，何用尸骸？请快仇心，任从斧越(钺)。”昭王被考，吃苦不前，忍痛不胜，遂即道父墓所。子胥提得魏陵，脔割剜心肝，万斩一身，并诛九族。子婿唤昭，曰：“我父被杀，弃掷深江。”遂乃偃息停流，取得平王骸骨，并魏陵、昭帝，并悉总取心肝，行至江边，以祭父兄灵曰：“子婿，深当不孝，父兄枉被诛见戮痛切奈何！比为势力不加，所以蹉跎年岁。今还杀伊父子，弃掷深江，奉祭父兄。惟神纳受。”子婿祭了，发声大哭，感得日月无光……由以上我们可得知，伍子胥是从楚平王的爱子楚昭王的口中知道楚平王坟墓的具体位置并对其位置并对其进行掘墓鞭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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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冠一怒为复仇：伍子胥掘楚平王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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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其人

伍子胥（？—前484年），名员，字子胥，楚国人，与孙武同为吴国重臣。

伍子胥出生在一个世代文臣武将辈出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文韬武略，无所不学。因父亲伍奢及兄伍尚遭谗被楚平王杀害，他途经昭关，避难奔吴，投在公子光门下，他参与策划刺杀吴王僚，为公子光夺得王位，在公子光当上吴王后，伍子胥向阖闾建议，“先立城廓，设守备，实仓廪，治兵革”。阖闾乃令伍子胥重建城廓。伍子胥上观天象，下测水文地质，在原有吴子城的基础上，扩建阖闾大城，亦即现在的苏州城。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为谋士，孙武为将，发动了对楚国的进攻，五战五捷，攻下了楚都郢，楚昭王仓惶出逃。伍子胥掘开了楚平王的墓穴，鞭尸三百，以报当年杀父、兄之仇。他自己也因此而被封于申，所以又称申胥。

公元前496年，阖闾在战争中受伤，死在归途中。夫差即位后，于公元前494年出兵攻打越国，获大胜。越国以金银珠宝求和，伍子胥进谏，夫差不听。

公元前491年和487年，夫差两次兴师伐齐，伍子胥再次进谏，应先去掉越国这一心头之患，不宜攻打齐国。但夫差仍不听忠言，反听信伯的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对舍人说：我死后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挂在东门之上，我要亲眼看见越国入侵，灭亡吴国。于是自刎而死。时在公元前484年。吴王听后大怒，乃将伍子胥尸体装在皮口袋内，抛在江中。

伍子胥的一生，可谓充满传奇色彩。司马迁称他为烈丈夫，并大列传中说：“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所谓君主之怒，流血千里，布衣之怒，溅血五步。从古到今，在人们眼里，伍子胥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伍子胥是否掘墓鞭尸

相传，伍子胥为父兄报仇雪恨，曾经挖了楚平王的坟墓，怒鞭平王尸体三百下。对这一传说，古文献存在“鞭尸”和“鞭坟”两种不同记载，而近年又出现一种完全否定“鞭尸”、“鞭坟”的意见。

一、鞭尸说。《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子胥、伯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史记·伍子胥列传》曰：“及吴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可见，司马迁记此事应当无误。扬雄《法言·重黎》也有这种说法，然后批评伍子胥“鞭尸籍棺，皆不由德”。东汉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除记有“掘墓鞭尸”的情节外，更增加了“左足践腹，右手扶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的细节。照此看来，说伍子胥掘墓鞭尸，是有根据的。

二、鞭坟说。此说首先见于《吕氏春秋·首时》的记载，说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彀梁传·定公四年》则说，他“挞平王之墓”。《淮南子·泰族训》和《越绝书·荆平王内传》也都说伍子胥鞭坟。从古文献史料价值来看，《吕氏春秋》成书早于《史记》一百多年，所言楚国史事应当是可信的。这样，伍子胥只是鞭坟三百，没有掘墓鞭尸。

三、否定说。张君在《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三期上发表《伍子胥何曾掘墓鞭尸》一文，完全推翻“鞭尸”和“鞭坟”两说。他认为，伍子胥既没有掘墓鞭尸，也没有鞭坟泄愤，甚至连破郢之战都未参加。其主要理由是：

《春秋》等是记载春秋时期史事最早又最有权威的典籍，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左传》仅记载楚平王杀伍奢一家的事，用谴责的笔调，而对伍子胥用同情的笔法，屈原也称赞并自拟于伍子胥。

吴国军队攻入楚国郢都，正是孔子在世的时代。孔子最容不得乱臣贼子，伍子胥引吴入室，掘墓鞭尸，可谓罪大恶极，但孔子言论却只字来提。

《公羊转·定公四年》明确记载伍子胥忠君，不报私仇的思想：“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他主观上也不愿做掘墓鞭尸之事，这是十分重要的。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故事被改编成无数戏曲、传奇、小说，在民间广泛流传。但是历史真相究竟如何，看来只能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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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大的盗墓头儿：项羽盗秦始皇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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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公元前206年

作案地点：秦始皇陵，西安市临潼县城以东，距西安35公里。

受害人：秦始皇

作案人：项羽及30万军队。

作案手段：项羽入关后，以30万之众“盗掘其陵墓，燔烧其宫观，三十日运物不绝”。

作案后果：秦始皇陵遭受严重破坏。但据现代考古探测证明，秦始皇陵的地宫基本完好。

盗墓性质：官盗。秦始皇陵历史上曾经多次遭受过大规模的破坏。此次项羽盗墓是最大的也是最早的一次。

可信程度：《史记》等方献有记载。

秦始皇陵以其规模的宏伟、空前的而闻名。从古城西安西行，经过著名的灞桥，临近临潼时，可以看到大路南侧一座高大的土丘。这就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陵墓，虽然历经两千多年风雨剥蚀，面对渭水平原，依然显示着雄奇的气势。

从整个中国古代史来看，每个朝代的末年都是最混乱的时期，群雄争霸，盗匪横行，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而此时正是盗墓者掘坟挖墓的大好时机，历代王朝的陵墓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被盗的。公元前206年项羽对秦始皇陵的破坏也不例外。

秦始皇陵的修建

秦始皇(公元前259-210年)姓赢名政，13岁继承王位，22岁亲政。公元前221年，他兼并了割据称雄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

统一全国的当年，赢政决定把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称合而为一，号称“皇帝”。他自称始皇帝，后代依次称二世三世，以便千世万世地传袭下去。此后，中国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便都沿用“皇帝”这个称号。

古代帝王生前造陵并非秦始皇的首创。早在战国时期诸侯国王生前造陵已蔚然成风。如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平山县中山国王陵墓也是生前营造的。秦始皇只不过是把国君生前造陵的时间提前到即位初期。

为了使自己死后能安稳长眠，秦始皇早在他刚刚即位之时，也就是13岁的时候，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了。只不过统一全国后，营建工程得以大规模进行。

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始皇陵的修建及陵墓内部结构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水，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着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为烛，度不灭之者久。”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了修建自己的陵墓，秦始皇竟然征发了70多万刑徒。如此庞大的工程，究竟是谁负责的呢？

众所周知，古代修建王陵是重大盛典，所以工程大都是由相邦主持的。如1978年河北中山王墓出土的铜版兆域图铭文说，国君命相邦“为兆乏(法)”，即指明了由相邦主持陵墓工程的事实。根据这一史实这推断，秦始皇陵工程的督建者应是当时的相邦。然而秦始皇陵的工程十分巨大，因此其修建可分为几个时期，据史记载，在不同的修建时期，主持人也不同。

第一时期：从选择陵址到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47年-前238年)。这段时间应是由相邦吕不韦具体负责的。吕不韦是秦始皇时代第一位相邦，秦始皇继承王位时只有13岁，所以当时的吕不韦已成为秦国的实际执政者。虽然他名义上是相邦，但是权力已达极点。秦始皇陵从陵园位置的选点到陵园的整体规划，从调配人力、物力到陵园的施工，作为陵园工程的第一位主持者吕不韦无疑起了关键作用。

第二时期：从吕不韦被罢官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37年-前221年)。这段时间，秦始皇陵墓工程由谁来负责历史上并没有确切记载，但是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一段记载，我们还是有迹可寻的：秦始皇九年，长信侯作乱，秦始皇“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吕不韦被秦始皇罢黜相位之后，秦国相邦为昌平君。但是在昌平君之后，秦国仍有隗林等其它几位相邦，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那时的秦陵工程，应该是由这几位来负责的。

第三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至二世继位（公元前221年—前210年）。李斯是继隗林之后升任丞相的，那时陵园工程正处于大规模营造时期。《汉旧仪》说秦始皇“使丞相李斯将天下刑人隶徒七十二万人作陵。”说明李斯是修建陵墓的主要主持人。全国统一之后，李斯以廷尉的身份参与了秦始皇建立和巩固封建帝国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因此由他继隗林来主持秦陵的修建是极有可能的。

第四时期：二世继位至工程停工(公元前210年-前208年)。秦始皇死后，秦始皇陵工程并没有彻底完工。此时，秦二世胡亥继位，由于他的懦弱无能，秦国内政混乱，丞相李斯被赵高迫害致死。毫无疑问，修陵工程也应换人负责。这一点历史上仍无确切记载。但《史记》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陈胜起义军进兵至戏水，少府章邯就向秦二世皇帝奏说：“强盗已经很近了，他们的势力又很强大，向附近的郡县请求增援已经来不及，但是给始皇帝修陵墓的人很多，请您现在下令特赦他们，我将他们编成军队抵抗强盗。”据此可以推测，章邯此时应是陵园事务的负责者，二世批准他的奏请，修陵刑徒被赦编为军队，由章邯率领去和起义军作战，直至秦朝灭亡，秦始皇陵园的工程也就结束了。

秦始皇陵凝聚着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汗水。在当时科学技术落后、交通运输不便的情况下，材料要从四川、湖北等地运来。骊山的河渠本来是由南向北流，为防止河水冲击，保障陵墓的安全，需大量的人工改变河道，使其由东向西流。同时骊山系土山，石料缺乏，大量石料需从渭北诸山采运，这些全靠人力搬移，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据《史记》记载，陵内地宫设置有百官座次的殿堂；藏满了各种奇珍异宝；用水银制作了江河湖海以象征大地；用珍珠宝石制作了日月星辰以象征天体。而且，这座埋藏着无数珍奇动物及物品的地宫中，还有用人鱼膏（据说是东海中一种形似人的四脚鱼）做成的蜡烛永不熄灭地燃烧着，使地宫常年形同白昼。为了防止盗墓贼进入，工匠在地宫内制作了神奇的机关暗弩，当盗墓贼一旦接近墓门，便暗箭齐发，将之射杀于墓外。入葬时，甚至处死宫人，活埋工匠以保密，杀害施工人员和葬事劳务人员数以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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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大的盗墓头儿：项羽盗秦始皇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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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盗秦陵

项羽带兵进入关中后，先杀了已投降刘邦的秦王子婴和秦王室贵族，然后把咸阳城内掳掠一空，最后一把火烧了咸阳城。接着，项羽又带兵来到秦始皇陵，命士兵挖掘，将陵墓上下所能见到的东西统统运走。当时运东西的人有30万，30多天还没有运完，足见陵中珍宝之巨。最后，项羽将不能远走的东西一把火烧了，大火烧了许多天。据人们推测，这可能是秦始皇陵最早和破坏最大的一次劫难。

但是关于项羽发掘秦始皇陵墓，还有着其他不同的说法，有几种说法流传的比较广。

一个故事是说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关后，命英布去盗秦始皇墓。当英布率众把地下皇城大门打开时，里面突然射出无数箭矢来，乱箭如雨，当场就射死了许多没有任何防备的士兵。箭雨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从墓中飞的出无数怪鸟，这些怪鸟见人就啄，有不少士兵伤于鸟嘴之下。被吓得三魂没有七魄的士兵四散逃去，哪知道又被墓中冲出的怪兽追击，死伤无数。惊呆了的英布不敢进门，急忙派人向项羽报告。项羽一听大怒，亲自率士兵冲入墓门。至墓内，项羽定晴一看，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只见里面星光灿烂，山峦起伏，草木青翠，这不是函谷关吗？项羽带兵往前冲击，这时又是一阵乱箭飞出，由于士兵伤得太多，项羽无奈之下，只好率兵退出秦始皇陵。

另一个故事说，项羽把秦朝灭掉以后，特派十万精兵挖掘秦始皇陵墓。士兵选在陵墓南面和西北面寻挖掘陵墓的穴道，挖了半月有余，也没有一丝的线索。项羽听说后，就赶到了现场，亲自督促士兵，可是仍没有结果。正在犹豫之时，忽然从西北方向走来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老人对项羽说：“你不该动用如此众多的劳役来挖墓，秦始皇是怎么灭亡的，你应该心知肚明，万不可重蹈秦王朝的覆辙啊。”项羽听了老人之言，思索良久，终有所悟。于是马上命令士兵停止挖掘，返回楚地。但是士兵们毕竟在此地挖了多时，地面上已经出现了两条沟，在历史上被称为“霸王沟”。

还有一个更为离奇的故事。是说项羽挖掘秦始皇陵时，从墓中飞出一些金雁，消失于南方。到三国时期，有一个名叫张善的人在日南这个地方当太守，有人向他行贿，送他一只金雁，张善一看，金雁身上还刻有字，说此雁乃秦始皇陵中之物。

不管传说怎样，历史仍是历史，据史书记载，项羽东撤后，关东的盗贼纷纷涌入秦始皇陵，传说捣毁陵内铜椁以取铜。再后来，有一个牧童在此放羊，羊走进了被乱军挖开的地下穴道，找不到了。牧童便拿了一个火把，进入墓穴中去找羊，结果失火，大火烧了90多天。据说，方圆数十里的陵区地面，也随着一些陪葬坑和陪葬墓的坍塌而下陷了好几米。这样秦始皇陵的地面建筑荡然无存，地下埋藏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这些记载都已被当今考古发现所佐证。秦始皇陵发现的陪葬坑、陪葬墓几乎都遇到过盗掘和火焚的破坏。

不过，以现在掌握的通过长期认真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资料分析，秦始皇陵未曾经过大规模盗掘。秦始皇陵是否曾经被项羽破坏，众说不一，已经成为千古疑案。有学者推测，盗发秦始皇陵实有其事，但有可能并非项羽军官方有组织的行动。

现代考古证实，秦始皇陵只是部分被盗，地宫尚未被盗掘。已出土的两乘铜车马位于秦始皇陵封土下面地宫西墓道的耳室里。有史料记载秦始皇陵地宫普遭火焚和洗劫，如果真是这样，那墓道旁的随葬品应该首先遭到破坏。但铜车马出土前没有遭到火焚和其他人为破坏，这也为地宫没有被盗火烧做了一个旁证。

十余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封土四周进行了细致的钻探工作，先后打了4万多个探孔。钻探资料表明，秦始皇陵地宫四周均有4米厚的宫墙，还用砖包砌起来，并且找到了若干个通往地宫的甬道，发现甬道中的五花土并没有人为扰动破坏的迹象。只发现两个直径1米，深度不到9米的盗洞，但均远离地宫。

此外，秦始皇陵地宫中存在大量水银的事实，更是其未遭到盗掘的有力证据。因为地宫一旦被盗，水银就会顺盗洞挥发掉。由上述理由可以推断，秦始皇陵地宫可能没有被盗。随着最新科技手段的运用，地宫是否被盗掘和焚毁的真相将会大白于天下。

秦陵历代劫难

据史料记载，项羽对秦始皇陵墓的挖掘应该是秦陵所遭遇的最早的劫难，但是秦陵并没有因此变得安宁，反而西楚霸王的这次行为成了秦陵之后劫难的导火索，从那以后的几千年里，秦陵就再也没有平静过。

当西楚霸王掘陵的阴影还没有消散，西汉王莽的败亡，赤眉军入关中，就曾经对秦陵进行过大规模的“发掘诸陵，取其宝货”。

据有关记载，后赵的当权者石勒和石虎，在盗窃战国时的赵简子墓失败之后，来到了秦始皇陵。经过一番周密的钻探，他们在封土不远处开始了挖掘。这次，苦心没有白费，鬼使神差，他们竟然打开了通往秦陵地宫的墓道，取走了墓道门旁安装的数根铜柱。正当他们打算进一步向地宫深入凿挖时，被守陵人发现。两人不得不含恨忍痛放弃了秦陵，背着铜柱落荒而逃。

还有更为离奇的民间传说：清朝道光年间，秦始皇陵封土遭到了暴雨流水的冲击，陵墓北面的半腰间，竟然被暴雨冲击中出一个很深的洞窟。这个洞窟被附近村庄的一个老头发现后，立即传播开来。消息传到了一个土匪头子耳中，他立即率人以探测陵园为由进入洞窟，令所有入洞者大吃一惊的是，这个洞窟竟通入陵墓地宫。土匪头子对此大为兴奋，命人取了大批的珍宝出洞，溜之大吉。守陵人得知此事后，马上报告官府，官府派人堵死了洞窟，随之加紧了对陵园的看管，洞窟再未被掘。清朝灭亡之后，随之而起的是军阀混乱，陕西军阀又一次派兵挖掘了秦陵，取走了地宫大批珍宝。

传说毕竟只是传说，其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不过我们只要对上述的传闻稍做分析，就可以发现大多并不可信。试想，如果石勒、石虎两人的力量，连赵简子的墓都没有办法盗成功的话，又怎么能轻易就打通了坚如盘石的秦陵地宫？项羽当年率领千军万马，也对秦陵无计可施，二石难道有特异功能？退一步讲，即使是打开了隧道，依秦陵的坚固，作为支柱的铜柱两个人怎么能将其取下，别说“数根”，就是一根，恐怕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说从历代对秦陵的防护上看，怎么能让他们又挖又刨而没有人发现呢？

“洞窟”的说法就更显荒唐。秦始皇几十年处心积虑建成的坚固陵墓，怎会如此不堪一击？一阵雨水冲击，就能冲出个大窟窿，那么秦陵修建完工这么多年，不早就被雨水冲得千疮百孔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秦陵作为一座超级天子大墓，以其埋藏丰富，必然会引起各种人物的觊觎。自它建成之日起，历代盗墓贼的确对其虎视眈眈，也确是作过种种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在庞大的陵墓面前，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所以现代考古专家也曾预言说，传了千言的秦陵被盗也只是外围部分，秦始皇陵的地宫应该还是完好无缺的。当然，推测也仅仅是推测，至于真相如何，也只有等待秦陵真正开掘那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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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大的盗墓头儿：项羽盗秦始皇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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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对秦陵的维护

对于秦始皇帝陵的保护，早在秦代就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人员守护。

经过四年楚汉战争，刘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为了笼络人心，公元前195年，刘邦下令对秦始皇陵妥为保护，安排20户人家住在秦始皇陵附近，作为守陵人看管秦始皇陵。此后，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对秦代帝王陵墓，也都下令保护。

西汉政府则把对秦始皇帝陵的保护，列于历代帝王陵墓之首。

北魏政府明确规定在秦始皇帝陵“四面各五十步，勿听耕稼。”隋炀帝也曾下诏保护秦始皇帝陵。

到了唐代，为了保护秦始皇帝陵，不仅规定“无得刍牧，春秋置祭。”还下令置庙，增加配享。

北宋政府在保护秦始皇帝陵方面，工作最为突出，曾多次下令保护。

明清时期，政府虽多次下令保护历代帝王陵墓，但均未惠及秦始皇陵。不过明代的都穆和清代的陕西巡抚毕沅曾在秦始皇陵做过实地调查。

现代考古过程

说来有趣，世人关注的秦始皇陵是由几个陕西农民无意间发现的。

1974年临潼区下和村杨培彦、杨文学、杨新满等几位农民在打井。

“这地咋这么硬呢？”“就是”，几位农民边打井边议论。“哎，听老辈子说这面好像有瓦爷（兵马俑）啊。”其中一人说道。“那你就刨一个”，大伙笑道。

“哎呦，快看这是什么？”一个人叫道，大伙上前一看，一个有鼻子有眼的泥做的人头。

“这难道真是瓦爷？”“先报告政府再说！”随后，这个瓦爷头引来了陕西省组织考古发掘队。

1974年3月，震古烁今的兵马俑出世。

随后的探测、试掘和部分发掘表明，这里放置兵俑和车马的从葬坑共有三个，这组陪葬坑位于秦始皇陵园东垣外一千米的地方，正当东门大道的北侧，是一组模拟军事序列，旨在捍卫地下皇城的“御林军”。

这些同真人真马等高的数以千计的陶俑群，都深入到现在地面以下五至七米，按照军事序列安排，分布在三个坑内。三个坑的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第一号坑为一个长方形地下土木建筑，分长廊和十一条过洞，里面放满了排列成三十八路纵队与阵势的陶质武士和车马俑像。试掘面积中，出土武士俑五百余件，战车六乘，每乘四马，计陶马二十四匹。此外，还出土一批青铜剑、吴钩（弯刀）、矛、驽机、镞、铜殳等实战武器。

二号坑面积较小，约六千平方米，外形很象一把曲尺，是一个由步、弩、车、骑四个兵种穿插成曲形的混编队列。所用的兵器也依兵种和战斗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分别，各自持有弓、弩、戈、矛、戟、钺、剑等。

三号坑最小，面积五百平方米，形似凹字。在坑的正面停放着一具面向东的华盖乘车，后随四个戴长冠的甲俑。在南北两个侧室里，分别布置着六十四个侍卫甲俑。专家们认为，这里是统帅一、二号俑坑兵阵的指挥部。

1974年7月，袁仲一先生在陵园外城东门附近初步调查了门阙遗址，发现了农民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出土的门础石和石条等建筑遗物。

8月份对内城的系统勘探，订正了1962年调查时认为内城是方形的认识，经实测内城形状是南北大于东西的长方形。

1980年初，地宫南墙出土。

1979年到1982年间，封土西侧与北侧的墓道及东侧的五条墓道相继被发现。

1995年3月，在距封土北边沿130米处，张占民先生主持清理了由6组形制不同的大型建筑构成的陵寝遗址。

1996年至1997年间，在内外城之间的东南部又发现了一座面积达1.3万平方米的大型陪葬坑。

1998年7月对新发现的大型陪葬坑进行了试挖掘，出土了大批青石铠甲，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2003年12月27日上午，在北京召开的秦始皇陵考古遥感与地球物理技术成果验收会上，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宣布，通过最新遥感考古和物探勘查表明，中国第一个帝王陵园的布局之谜已经解开。

秦陵之谜

坐落在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虽然经历千年的风霜，但仍以其雄姿风骨让来往之人感叹。而秦陵下面那幽深而神秘的地宫，更是上至考古专家，下至平民百姓关心的话题。

秦陵的分布十分广泛。封土北侧有寝殿礼仪建筑群、饲官建筑群，封土外有两道长10千米的内外城垣，封土周围及东、西、南、北侧分布着数百座地下陪葬坑，秦始皇陵园封土、地宫、内外城垣形制及其礼仪建筑和布局不同于先秦任何一座国君陵园。这座帝陵陵寝规模恢宏、设计奇特。陵园工程之大、用工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都是前所未有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它给我们留下的疑问恐怕也是历代皇陵中最多的。就算到了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对于秦始皇陵，我们还是有许多等解之谜。

谜团一：地宫有没有空间？

对于秦始皇陵的地宫有没有空间，到现在也是缠绕史学界的一个问题。根据秦陵主持人之一李斯的话“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无状。”来判断那地宫明显有个外壳。不然，怎么会“叩之空空”？又怎么会“烧之不燃”？可是根据目前考古勘探表明，秦陵地宫为竖穴式。墓内可能有“黄肠题凑”的大型木椁。如果是竖穴木椁墓，墓道及木椁上部都以夯土密封。这样一来，墓室内外严严实实，不会再有空间，那又怎么会“叩之空空”呢？

谜团二：地宫珍宝知多少？

“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一语出自司马迁笔下。早于司马迁的大学者刘向也曾发出过这样的深切感叹：“自古至今，葬未有如始皇者也。”那么，这座神奇的地宫珍藏了哪些迷人的珍宝呢？这也是人们最想弄清的问题。

可是我们也明白，一日不打开秦陵地宫，这个问题一日不可能得到解决。不过根据秦陵目前出土的文物已超过10万件的情况来看，地宫内随葬品之丰富、藏品之精致一定让人惊叹，要知道，现在让我们惊异不已的诸多文物可仅仅是秦始皇陵外围的陪葬品呀，那么地宫的是什么模样，可想而知了吧！

谜团三：地宫埋水银之谜

秦始皇陵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记载见于《史记》，《汉书》中也有类似的文字。然而，陵墓中究竟有没有水银始终是一个谜。

1981年12月和1982年5月地质学家利用现代仪器对地宫进行两次测试。这两次测试证明，地宫内有强烈的汞异常反应，面积达1.2万平方米，略呈几何形分布。汞分布为东南、西南强，东北、西北弱。这证实了司马迁所说“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正确性。秦始皇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目的，不单是营造恢宏的自然景观，在地宫中弥漫的汞气体还可使入葬的尸体和随葬品长久不腐烂。而且汞是剧毒物质，大量吸入可导致死亡，因此地宫中的水银还可毒死盗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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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大的盗墓头儿：项羽盗秦始皇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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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团四：装有自动防盗器？

秦始皇在防止盗墓方面也苦费心机。《史记》记载：秦陵地宫“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进者辄射之。”指的是这里安装着一套自动发射的暗弩。如果记载属实的话，秦陵中的暗器乃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自动防盗器。

秦代曾生产过连发三箭的弓弩，但是安放在地宫的暗弩应该是一套自动发射的弓弩，当外界物体碰到弓便会自动发射。2200多年前的秦代何以生产出如此高超的自动发射器也是一大谜。类似的传说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少，传说当年项羽盗秦陵就是因为碰上了自动防盗墓所放的万把流矢，才不得不带兵撤退的。

除此之外，据说地宫还有一道设计精巧的“防水大坝”。除了宫墙，研究人员发现在秦陵周围地下存在规模巨大的阻排水渠。长约千米的阻排水渠其实是堵墙，底部由厚达17米的防水性强的清膏泥夯成，上部由84米宽的黄土夯成，规模之大让人难以想象。阻排水渠设计相当巧妙，秦始皇陵园地势东南高西北低，落差达85米，而阻排水渠正好挡住了地下水由高向低渗透，有效保护了墓室不遭水浸。总之，这座神奇的地宫如同他的主人一样，有着许许多多的谜团让后人去化解。

秦陵文物

根据我们现代的考古发现，秦始皇陵的文物极为丰富，历年的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已超过10万件，除现已发掘出的兵马俑及彩绘铜车马外，陵墓周围到处堆积着秦砖、秦瓦，不但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有些砖瓦上还有流利大方的图案花纹和“左司高瓦”、“左司渭瓦”、“登宫水”等字样，说明始皇陵地面建筑所用的砖瓦都是由当时的专门机构烧制而成的，并由专门官吏掌管。

错金银铜乐府钟，1976年秦始皇陵官遗址出土。通高13.3厘米，铣间7.2厘米，鼓间5.8厘米。青铜质，鼻形纽，钲和鼓部饰错金蟠纹，篆间饰错金流云纹。钟带饰错银云纹，舞部铸满纤细的云雷纹。钟壁内侧饰纤细的云纹，每一面有花纹十二朵。纽上刻有“乐府”二字。壁内侧有调音带四条。该钟属C调。它的出土证明秦代就设有乐府。

1999年3—4月，在秦始皇帝陵园东南部内外城垣间发现了一座面积近800平方米的陪葬坑，经过试掘，出土了一批半裸体彩绘陶俑。并在陶俑上部发现一件青铜巨鼎，一段铜扁条，四只青铜马蹄，一段石马缰，一件陶俑手臂，一些陶盆残片及铜镞、铁矛、鼓形石质文物等。这些彩绘俑面部和身体肌肤裸露部分均为浅粉红色，所有陶俑只穿着陶塑彩绘厚短裙，其它部位裸露，裙下都有各种纹饰，其中以菱格纹为主。

除此之外，秦始皇陵还出土了很多让世人惊异的文物：

圆环形金饰件，出土于秦始皇陵封土西侧车马坑中。为车的零部件，金质。内径4.6厘米，外径4.9厘米，重33克。有46个圆孔，并有两耳。制作精巧。

立式圉人俑，高1.86米。头戴长冠，身穿交领右衽长衣，腰束带，下穿长裤，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双手拢于袖内。

跽坐圉人俑，跪地成坐姿。伴出有铁镰及陶灯、陶罐等物。

随着考古的推进，在7号陪葬坑中新出土了15件姿态奇异的陶俑和27件青铜水禽等罕见文物。专家认为，这对丰富和评价秦始皇陵的文化内涵，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此次出土的27件青铜水禽，主要是青铜天鹅10件、青铜鸿雁16件和青铜仙鹤1件。其中青铜天鹅站立在长方形的青铜踏板上，隔着由陪葬坑底部形成的奥槽边上，两两相对，或伸颈欲鸣，或弯曲回首，姿态各异。而青铜仙鹤则俯首啄着一只青铜虫，准确地表现出了仙鹤从水中取食的瞬间形态。

众所周知，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是有传承性的。秦代的文化艺术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传统，而且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整合了中国由石器时代开始的文化艺术，以及由殷周发展到春秋战国的文化艺术，形成了一代新的文化和艺术。秦俑和秦陵铜车马的雕塑艺术，对前代有继承，如一些图案的花纹，卷云纹、纹、谷纹。但在艺术表现上，却将写实艺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所出土的秦俑、铜车马中的人物及马的雕塑，在写实上连一个细节也不放过，它们不但是写实艺术的高峰，而且也为秦以后的写实艺术开了先河。秦陵出土的瓦当、方砖、空心砖，继承和发展了青铜器上的纹饰，又融合了秦人的独创，形成了云纹、叶纹、几何纹、夔纹、龙纹、凤纹等，形制多样，图案美丽，历来为中外艺术家所珍爱，成为研究中国文化艺术的宝贵实物资料。在秦陵出土的砖、瓦片、陶俑上面的文字，有秦小篆，也有秦隶。这种文字，正是中国古代文字史上的重要表征。它既继承了由甲骨文到金文大篆的减省，更完成了由小篆到隶书的形成，成为中国文字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时代。

相关文字描述

白居易《草茫茫》诗有“一朝盗掘坟陵破，龙椁神堂三月火”句，鲍溶《经秦皇墓》诗也写道：“白昼盗开墓，玄冬火焚树。哀哉送死厚，乃为弃身具。”都说秦始皇陵在秦末动乱中被盗掘。而“三月火”一句，暗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史事，与《史记》关于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相应，说组织盗掘的是项羽。最早说到项羽发掘秦始皇陵的，是楚汉两军对峙广武时，刘邦列举项羽十大罪状，其中第四条就是“（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物”。

对于项羽“掘始皇帝冢”的谴责，后来虽然沸沸扬扬，千年不息，却并没有确定的实证。《汉书·楚文王传》这样记载：“郦山之作未成，而周章（周文）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说到秦始皇陵遭到盗掘，但是发起者与主持者似乎并不是项羽。《论衡》说，“秦始皇葬于郦山，二世末，天下盗贼掘其墓。”《太平御览》卷八一二引《皇览》也写道：“关东贼发始皇墓，中有水银。”《纲鉴易知录》云：“羽引兵西，屠咸阳”，“烧宫室”，“掘始皇帝家”。

看来，秦始皇陵可能只是遭到局部破坏，而发掘秦始皇陵的，是起义部众，也就是所谓“天下盗贼”、“关东贼”。“天下盗贼”在王朝破灭的时代发掘帝王将相陵墓，是历史上惯见的情形。

王莽败亡，赤眉军入关中，就曾经大规模“发掘诸陵，取其宝货”，由于当时尸体保存技术的优越，可能入葬一二百年之后体貌仍一如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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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的盗墓嗜好：广川王刘去盗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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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西汉宣帝年间

作案地点：在今河北武邑县、景县以南，南宫县、故城县以北，滏阳河西岸以东，

山东德州市以西区域内的所有古墓

受害人：魏襄王、晋灵公等

作案人：广川王刘去

作案手段：刘去聚集一些无聊少年发掘古墓

作案后果：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取墓中宝物归为己有

盗墓性质：不法贵族官僚的一种游戏

可信程度：《太平广记》中有相关记载

引子

春秋战国时代，诸国割据，群雄争霸，弱肉强食。经历几番征战，在华北一带就分布有燕、齐、晋、魏、赵等诸国，这些诸侯国的王公将相死后都建有墓地，至今仍能在华北一带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这些古墓埋藏了很多的奇珍异宝，成了几千年来盗墓贼觊觎的对象，广川王刘去就是其中的一个。

广川原为信都国，辖有今河北武邑县、景县以南，南宫县、故城县以北，滏阳河西岸以东，山东德州市以西，都于信都，在今河北冀县。广川王族在汉朝皇室中，也是最差的一支，其名声之劣，不在江都王族之下。

广川王刘去所盗诸墓

在广川王刘去的封地内有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刘去平时喜好聚集一些无聊少年游玩打猎，做事放荡无羁，没有节制。封国内的古墓，无一例外，全都被他挖掘过。据说广川王挖掘的古墓多得无法统计，其中墓葬丰富奇异的，他给刘向列举了十多件，被刘向记录如下。

魏襄王墓是刘去盗窃的古墓中规模很大的一个。据《太平广记》的记载，魏襄王墓是用带纹理的石料做成的外椁，高八尺，宽窄能容纳三十人，用手触摸，光滑如新。外椁中间有石床，石屏风，刘去看到的时候，依然摆放周正。但是棺柩和陪葬的珍宝全部不见踪影，只是床上还有一个玉痰盂，两把铜剑，几件日常应用的金器像新的一样。广川王便把其中的一把铜剑拿起来带在自己的身上。

襄王墓的挖掘很让刘去费了点功夫，不知是出于防盗的目的还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气派，襄王墓上面是用铁水灌注的，刘去带人整整开凿了三天才打开。开凿后，从墓穴里冒出的又苦又辣的黄色气体浓得像雾一样，强烈地刺激人们的眼睛和鼻子，使人无法进入。刘去别无他法，只好暂时用兵把守，等七天气出净才又来继续自己的恶行。

初进襄王墓时，刘去遇到一个门，门上没锁。里面的石床长宽四尺，上面有石几，左右各有三个石人站立侍奉，都是武士装扮，身佩刀剑。再入一室，石门上有锁。推开门就看到了棺材，黑亮亮的可以照人。用刀砍不进去，用锯截开，才知道棺材是用生漆杂以犀牛皮做成的，有好几寸厚，摞了十多层。由于当时的力量不是很够，刘去他们没有办法打开，只好作罢。随后又进一室，也有石门，打开锁，看到一张六尺见方的石床。有石屏风，装饰铜叶的帐幔一具。铜叶有的散落在床上，有的掉在地上，显然是因为帐子腐烂了，所以铜叶坠落到地上。床上还有一个石枕，旁边很厚一层黑乎乎的灰尘，好像是衣服腐烂后形成的。床的左右各有二十个站立的侍女，有的是拿着面巾、梳子、镜子的形象，有的是端着盘子送饭的姿态。没有其它的器物，只有铁镜数百面。广川王刘去收罗了里面所有值钱的东西并且把这些归为己有。

刘去盗墓并不总能满载而归，有时候也是收获甚小。不过他只在乎盗墓游戏的过程，结果怎样他并不怎么放在心上。

非常不幸的是，晋灵公这位伟大君主的墓竟然也位于刘去的封国境内。晋灵公在如今山西绛县城东12公里的磨里乡南刘家村。墓冢如馒头状，长50米，宽40米，高30余米，五花土堆成。

据刘去所说，晋灵公墓内非常瑰丽壮观。四角都放置用石头雕刻成的鹰犬。男女石人四十多个，捧着灯烛站立在周围。棺椁已经朽烂不成原形，但尸体还没有坏，九窍之中都放入金玉。墓穴内其它的器物全都朽烂得无法辩认，唯有一个拳头大的玉蟾蜍，腹中是空的，可盛水，光洁润滑，像新的一样。广川王刘去就把这个玉蟾蜍掠走，用作储水磨墨用的水盂。

刘去虽然热衷于盗墓这种可耻的行当，并能从中体会到不少乐趣，但是在盗墓过程中，也有让他感到恐怖甚至让他心惊胆战，寝食难安。

《太平广记》载，刘去在盗魏王的儿子且渠的墓时，发现墓既浅又窄也没有棺材，只有一张石床。石床宽六尺，长一丈，除此之外还有一面石屏风。床下全都是云母。床上有两具尸体，一男一女，全都二十来岁。两具尸体头朝东裸身躺卧，没有盖被和穿衣服。他们皮肤的颜色像活人一样，鬓发、牙齿和手指也看不出同活人有什么差异。广川王非常恐惧，不敢触动他们，慌忙退了出去，并按当初的模样将墓穴掩盖。

刘去在挖掘幽公的墓时发现，幽公的墓很高大。墓道的门打开以后，再下去一尺左右里面全是白垩土。将白垩土铲除一丈多深以后，见到云母，再下去一尺左右就是一百多具尸体，横七竖八相互枕压，都没有朽烂。奇怪的是，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个是男子，其余全是女子。有的坐着，有的躺卧，也有站着的。衣服的形色同活人一样。

更为神奇的是广川王在栾书墓里的遭遇。栾书墓棺椁和器物全都朽烂了。墓穴中有一只白色的狐狸，看见有人来吓跑了。随从们追赶着去刺它，没能抓到，只把它的左脚刺伤了。当天晚上，广川王梦见一个男子，鬓发眉毛都是白的，走进来对他说，“何故伤吾脚？”并“以杖叩王左脚”，广川王睡醒后，发现自己的左脚肿了起来并且生了疮，到死都没有好。

刘去之类的贵族官僚盗墓之风

广川王刘去在汉朝可谓是臭名昭著，他残暴成性，曾派人将自己的老师一家全部刺杀，又亲手杀死自己的两个姬妾，并将她们的尸体挖出来挫骨扬灰。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在广川王府已是寻常之事，单是被刘去肢解的姬妾就多达14个。后来刘去的丑恶罪行被揭露，朝野哗然，汉宣帝下诏革去了刘去的王位，将他贬为庶民，流放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刘去在流放途中自杀身亡。

广川王虽死，但他大开贵族官僚盗窃之风。据《陈书》记载，陈叔陵“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令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为玩弄，藏之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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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的盗墓嗜好：广川王刘去盗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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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盗墓最主要的动机是劫取墓主的随葬财物。但对于这些贵族官僚来说，盗窃更多是一种病态人格的反映。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G·迈耶、保罗·萨门在《变态心理学》一书中指出，盗窃癖中，“许多人都为了获得刺激”，“许多人都是盗窃狂，因为他们并不真正需要或使用被偷来的物品。他们的行为就是对一种‘无法抵抗的冲动’的反应，因为这样就可以获得一种放松感。”

刘去所盗春秋战国时期古墓的文物价值

近年来，春秋战国时期古墓频频被发现。

2003年8月，山西盂县发现大型春秋战国时期古墓群，出土了大量陶器和青铜器。陶器包括陶鼎、陶罐、陶豆等，做工精细，用料考究。考古人员在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柄罕见的青铜剑，剑长40厘米，宽5厘米，剑柄长约10厘米，剑刃上有多处钝口。这柄剑虽已断为两截，但依然有光泽。

2004年12月，河南淇县又发现7处春秋战国时期古墓群，它们分别是北阳古墓群、大马庄古墓群、桥盟古墓群、小马庄古墓群、黄庄古墓群、西杨庄古墓群、关庄古墓群，初步探明这7处古墓群内分布有近千座古墓。这些古墓中既有土坑墓，又有砖室墓，初步发掘有青铜器、玉器、铁器、陶器和瓷器等，文物种类繁多。

自200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沈阳市建昌县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古墓，截止到2005年先后共发现62座，出土了价值珍贵的金质青铜短剑把、青铜壶、青铜豆、青铜鼎、佩戴的玉器、玛瑙、商周时代的石磬、战国前期的青铜短剑、陶器残片等文物285件。

这些古墓群的发现，对于研究古代丧葬习俗、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及陶瓷烧制技术具有很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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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埋地下的天堂：秦汉陵墓特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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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历时三千余年。其间，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和地方政权，共有帝王五百余人。至今地面有迹可寻、时代明确的帝王陵寝共有一百多座，分布在全国半数以上的省区。所以我国的帝王陵寝不仅数量众多、历史悠久，而且布局严谨、建筑宏伟、工艺精湛、风格独特，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秦始皇开创的陵寝制度对以后历代帝王陵园建筑影响是最大的。秦始皇时，陵园的布局既继承了秦国的陵寝制度，同时又吸收了东方六国陵寝的一些作法，规模更加宏大，设施更加完备。总体上仿照都城宫殿的规划布置，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

秦陵园的特点

秦陵园的特点可归结为以下几点：陵园规模化、设施复杂化、功能完善化。

以秦始皇陵为代表。其封土为覆斗状，周围建城垣，背衬骊山，轮廓简洁，气象巍峨，创造出纪念气氛。以神道贯串全局的轴线布局，重点强调正面神道。神道前再建阙楼，借神道上起伏、开合的空间变化，衬托陵墓建筑的宏伟气魄。

秦代陵墓之典范：秦始皇陵

据历史学家考证，秦始皇陵区位于骊山北麓的前部，范围相当广。陵园在陵区的中部，有内外两重城垣，从平面图上看像一个南北长的回字形。内城的四个角上都建有角棱。陵墓在内城南部，陵墓的地宫接近方形，周围有砖坯砌成的墙。从秦始皇开始帝王的陵园专门设寝，寝殿离坟丘不远，中间有石子路相通。

在陵区里发现了大量分布的陪葬坑、殉葬墓和从葬坑。从陪葬坑里发掘出了珍禽异兽坑和铜车马坑，通体彩绘并装饰有大量的金银，制作相当华丽精美。殉葬墓里的殉葬者有男有女，是被杀戮后一齐掩埋的。从葬坑排列密集有序，坑里埋有跪坐的陶俑和马骨，大约是宫廷的马厩和养马的仆役。

中国古代人崇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对待死者应该“事死如事生”，因而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生活用品均应仿照世间。文献记载，秦汉时代陵区内设殿堂收藏已故帝王的衣冠、用具，置宫人献食，犹如生时状况。秦始皇陵地下寝宫内“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并用金银珍宝雕刻鸟兽树木，完全是人间世界的写照。

秦始皇陵园里最壮观、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兵马俑了。兵马俑军队象征了秦始皇东征六国的军队和出行的仪仗队，形象地再现了秦始皇扫六合的雄壮景象。据学者介绍，这些兵马俑的制作一般是先按不同的部位分别用陶模翻出胎型，进行粘合，再细细雕塑外部，涂上鲜艳的彩色。这些俑外表的色彩经过几千年的剥蚀大部分已脱落，经过修复还原后，显得十分壮丽和谐。俑的造型因出身、地位、经历的不同而显出不同的特征和表情。它们不仅装束服饰不同，而且神态各异，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堪称中国古代艺术的典范。

西汉时期的陵墓特点

西汉是我国封建帝国时代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封建社会各种典章制度的完善、确立和巩固基本上都完成于西汉。封建社会对礼仪典章制度及其重视，丧葬制度是礼仪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皇帝陵墓，就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最高丧葬礼仪，汉代丧葬“事死如生”，帝陵也可以说是西汉封建统治阶级社会历史活动的缩影。对西汉帝陵的勘探与发掘，使我们对西汉历史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西汉继承了秦代陵寝制度并且有所发展。陵园里只有一个重城，陵墓在陵园的中央，坐西朝东。陪葬墓区也在陵墓前方。西汉初期，帝、后在一座陵园内异穴合葬。从文帝开始，帝、后各建一座陵园。到景帝时，在文帝霸陵旁也建造庙宇。以后这种陵旁边立庙的制度一直延续到西汉末。

西汉开始，帝王陵墓除了掘地起坟之外，还出现了一种“凿山为陵”的形制。这种形制在当时的一些诸侯王墓中也普遍存在。

因此说，西汉帝陵的形制有两类：一类是霸陵因山为陵的形式，墓葬开凿于山崖中，不另起坟丘。其它帝陵则属另一类，都筑有高大的覆斗形夯土坟丘，一般底部约150-170米见方，高约20-30余米，其中以武帝茂陵坟丘最大。汉代帝后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后陵大多在帝陵的东面，坟丘亦较帝陵为小。从阳陵开始，在帝后坟丘的四周筑平面方形的夯土垣墙，每面垣墙的中央各辟一门，门外立双阙。这种围坟丘一周的方形陵园，是西汉帝后陵园的通制。陵园之旁建寝殿和庙。

西汉时期从高祖开始，出于政治目的，各陵都安置了很多陪葬墓，被称为“陪陵”，形成规模宏大的陪葬墓地。陪葬者大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和皇亲国戚。据记载，陪葬长陵的有萧何、曹参、张良等一些开国元勋；陪葬茂陵的有卫青、霍去病等名将。陪葬者的墓地多是皇帝所赐，各自建有陵园、园邑和祠堂。有的还把子孙附葬在父祖墓旁，形成宗族墓地。陪葬者地位越高，离帝陵越近，封土也较高大。

西汉诸陵的陪葬墓都在帝陵之东，它们加上皇亲国戚、权臣列侯的陪葬墓自东而西绵延百里，正如古诗所云：“长陵高阙此安刘，附葬累累尽列侯。”（彦谦《长陵诗》）

西汉诸陵从长陵开始置陵邑。汉朝建都长安以后，便将齐、楚诸国的大姓和有功之臣都迁到长陵邑来。自此而后，往往把高官豪富之家迁到各陵邑中去，将有实力的豪族控制在长安，以便巩固汉朝的统治。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下诏罢置陵邑，因为强迫移民而使百姓破产，引起社会上的动荡不安，设置陵邑对巩固政权已不起作用，所以从渭陵开始废置陵邑。

到了西汉的中晚期，墓室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凿山为陵”的墓室大多数是横穴式，并且分为耳室、前室和后室等很多部分。而竖穴式的坟则改用砖和石料构建墓室。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了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宫殿和院落。这种墓室起到了椁的作用，所以墓室里的葬具只有棺而没有椁。在这些墓葬里，墙壁上大都绘有彩色的壁画，或者有模印的画像砖，而在石结构的墓葬里则大都是雕刻画像。壁画的题材很广泛，除了神灵怪兽、历史故事之外，主要是表现帝王生前的各种生活场面。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厚葬之风最盛行的时期。包括珍宝、明器、陶俑、车马、粮食等，身前身后的用品无所不有。

西汉陵墓之代表：汉高祖长陵

汉高祖刘邦长陵，在陕西省咸阳市窑店乡北的咸阳原南部，陵冢在陵园的偏西处，形状像覆斗，是夯土迭筑而成的。坐北朝南，南面是川流不息的渭水，北面是巍峨壮观的九峻山，秦川故道穿逾原下。长陵居高临下，威武壮观，显示了封建帝王高高在上的尊严。

在高祖刘邦的陵前立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书的“汉高祖长陵”石碑一通，陵冢下面是刘邦安寝的地宫。陵园中还有吕后合葬陵，在长陵东面二百多米的地方。由于汉代的制度造成帝后不同陵，所以吕后单独起陵于长陵之东，为覆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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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埋地下的天堂：秦汉陵墓特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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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布衣提三尺剑有天下”的皇帝。楚汉战争中，他叱咤风云，“大战七十，小战四十”，身负重伤十二次，最后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刘邦称帝的第二年开始营建长陵。陵园是仿照西汉都城长安建造的，只是规模略小。陵园内还建有豪华的寝殿、便殿。寝殿是陵园中的正殿，殿内陈设汉高祖的“衣冠几仗象生之具”，完全像皇帝生前时一样侍奉。

陵园的北面是长陵邑的所在地，在现在咸阳市的韩家湾。陵邑略呈长方形，城墙由夯土筑成，南北长，东西宽。陵邑的南墙部分与陵园边墙重合，东面没有城墙建筑。刘邦生前就迁徙大姓和贵戚之家在陵邑中，让其侍奉陵园，陵邑户口多达五万。近年在长陵陵邑范围内发现树木双兽纹半瓦当和大量瓦片堆积、水管道、生产工具等。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些残留的废墟、出土文物，可以窥见当年陵邑朱檐彩栋、深宫广院、车马人熙的繁华景象。

长陵的陪葬墓群在陵园东部。在西汉诸陵中，长陵的陪葬墓数量最多，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的功臣和贵戚，死后多陪葬在长陵。

东汉时期的陵墓的特点

东汉陵园四周的建筑也与西汉相异，不筑垣墙，改用“行马”。通往陵冢的神道两侧还列置成对石雕。东汉开创了在神道两侧建置石雕生的先例，进一步显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以后各朝所沿用并发展。

东汉帝陵地下建筑改变了西汉以柏木黄心为椁的制度，多用石头砌建椁室，称为“黄肠石”。东汉十二个帝陵，除献帝禅陵远在河内郡山阳以外，其它十一个帝陵都在洛阳故城附近。

东汉诸陵之典范：汉光武帝原陵

原陵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陵墓，在河南省孟津县白河乡附近。南依山势平缓的邙山，北顾山峦起伏的太行，波涛滚滚的黄河沿陵北侧咆哮东去。这里风景秀丽，是引人注目的形胜之地。

光武帝的陵冢位于陵园北部，坐北朝南，封土为陵，当地百姓称之为“刘秀坟”。陵冢上下松柏掩映。陵前有一通穹碑，碑身镌刻“东汉中兴世祖光武皇帝之陵”。其中“中兴世祖”四字尤为明亮。传说过去老百姓多到这里抚碑择吉问凶：人离碑十步，双手平伸，闭目走去，能摸到这四个字就是吉兆。从陵冢到门阙修有神道，神道两侧原排列有石象、石马等石雕和整齐葱茏的柏树。现在柏树犹存，其中有二十八棵高耸入云的柏树，当地百姓称之为“二十八宿”，传说是象征跟随刘秀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云台二十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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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副业”：曹操盗掘汉梁孝王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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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三国初期

作案地点：永城芒砀山的汉梁孝王墓，今河南商丘永城芒砀山

受害人：西汉诸王

作案人：曹操及其军队

作案手段：曹操设“摸金校尉”之职，专门盗墓

作案后果：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盗墓性质：官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查

引子

永城芒砀山西汉（前202─8年）王陵墓群，位于永城芒砀山境内，自汉梁孝王刘武起，梁国八代九王及王后、大臣均安葬与此。梁孝王是刘邦的孙子，汉文帝的儿子，景弟的同胞弟弟，他一生享尽荣华富贵，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有着自己的遗憾。梁孝王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荣登九五。

生前遗憾身后补，既然在现世无法“圆梦”，梁孝王就打算到另一个世界去完成未竟的心愿：建造规模巨大的陵墓，以便死后过过皇帝瘾。

梁孝王墓、梁孝王夫人：李王后墓等斩山作廊，穿山为藏，工程浩繁，规模宏大，形成年代早于明十三陵1300年，构筑规模大于明十三陵四倍，被中外考古界称誉“天下石室第一陵”，并且，陵内设有中国最原始的冰窖和最早的坐便厕所。墓冢凿山而进，规模宏大，汉墓壁画被专家誉为“敦煌前的敦煌”。

这个墓群的标志性墓葬是梁孝王刘武的坟茔。刘武是文帝之子、景帝之弟，坐拥300里江山，富可敌国。刘武的陵墓形状之巍峨、陪葬之丰厚，令人叹为观止。

墓中犹做帝王梦：梁孝王墓的规模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汉梁孝王刘武都是一个悲情人物。

梁孝王生活在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盛世“文景之治”。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由于他的参与，才有了“文景之治”。但毕竟，“文景之治”不是“孝王之治”。

梁孝王虽然绝顶聪明，但他的梦想注定无法实现。他的悲哀在于，他有一个太能干的父亲和同样了不起的胞兄，他们都有足够的能力治理好国家。就算是有着遗憾，贵为文帝之子、景帝之弟，梁孝王刘武还是享受着超出一般的优厚待遇。

据《资治通鉴》载：“（梁孝王）每入朝，上使使持节以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至，宠幸无比，入则侍上同辇，出则同车，射猎上林中。”和景帝同坐一辆车，那是什么规格！

据说，窦太后最宠爱的儿子就是梁孝王，而景帝也非常喜欢这个能干的弟弟，所以窦太后、景帝、梁孝王母子三人常常在一起吃饭喝酒。公元前155年，母子三人又在一起喝酒，酒酣耳热、亲情荡漾之时，景帝情不自禁地说：“千秋万岁后传于王。”

景帝的意思是说，死后要把皇帝之位传给梁孝王。酒场上的话，很多时候只是说说而已，谁也不会完全当真。梁孝王当然也不会笨到相信这句话，但谁不喜欢听好话呢？“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只是让孝王死不瞑目的是，直到生命的尽头也没有实现他的帝王梦，生前遗憾身后补，因此，梁孝王把自已的陵墓修建得有如皇帝的王陵一样豪华。

梁孝王的墓在芒砀山群的保安山南山东侧半山腰，坐西面东，距山顶20米。梁孝王墓南北最宽处（回廊北耳室北壁至回廊南耳室南壁）32．4米，最高处3米，总面积约650平方米，总容积约1367立方米。全墓由墓道、甬道、主室、回廊及10余间侧室、耳室、角室和排水系统组成。主室的四周建有回廊，回廊的东端与主室相通。回廊的四角都有耳室，大小一致。回廊内有十字街、饮马泉、黑水河等。在回廊与各室之间穿行很容易迷失方向，据说，曾有人进梁孝王墓后几天走不出墓道。

与其它梁王的墓葬不同，汉梁孝王墓前有庞大的寝园建筑。这些建筑是为祭祀墓主而建的，有专人管理。按照当时的规矩，只有帝王的陵墓才有资格建寝园。梁孝王墓之所以建有寝园，当然是因为一直忘不了他的帝王梦。

西汉自景帝开始，帝陵后陵都筑有陵园。一般来说，陵园都是宫城的缩影。汉代早期的寝园就在陵园内，位于陵墓的附近，属于陵墓的主要礼制建筑，又称为陵寝。寝园主要用于祭祀。

一般的王陵都是劈山后用巨石修砌，但梁孝王墓不是这样。梁孝王墓“斩山作廓，穿石为藏”，工程之浩大、结构之独特、布局之对称，都是罕见的。

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霜，现在我们来看梁孝王墓，仍然能看出当年的恢宏气派。梁孝王的寝园基址保存基本完好，南北长100米，东西宽50米，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主要建筑基址有前庭、照壁墙、主殿、配房、天井、寝殿、庖厨等组成。在此建筑基址的外围是一周单面出檐的走廊，再外边是一圈寝园围墙。

寝园基址均为青石砌成，主殿前后还保留有青石台阶。整个基址范围内遍布着绳纹板瓦、简瓦的残片和一些卷云纹瓦当。基中部分筒瓦的脊上模印有“孝园”二字，说明这是专为梁孝王寝园建设而烧制的。

总而言之，梁孝王墓是开凿得比较早的大型石崖墓，它由墓道、甬道、门道、主室、便房、回廊等组成，是按照汉代皇帝的墓葬规格来建造的。梁孝王墓以主室为中心，以墓道、甬道为中轴线，把我国传统的地上建筑布局用于地下。这表明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几种先进的生产技术：一是积累了丰富的开山采石经验；二是排水设施非常合理，说明当时对山体的走向、山水的流向有了足够的认识；三是墓室南北对称，每个墓室四壁垂直、室角为直角，说明工匠们已经有较先进的测绘技术和测量工具。

就我国目前发掘的古墓当中，属于王侯级别的寝园建筑还是十分少见的。梁孝王墓寝园建筑基址的发现，对研究古代王宫建筑布局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曹操派兵首盗梁王墓葬

在三国争霸初期，曹操的势力范围仍然很小。有些时候，打下的城池往往还没来得及休整，就已经换了新的主人。地盘“朝秦暮楚”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谁都不知道自己能在占领的地盘上盘踞多久。于是，打下的城池经常被洗劫一空。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很难实现休养生息的目的。

军阀混战使曹操的大军无法长时间休整，也使流离失所的农民看到春种却等不到秋收。这好比刚刚做好的一锅饭，转眼间却变成了别人的盘中餐。于是，在短时间内筹到军饷成了诸侯们四处杀伐攻战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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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副业”：曹操盗掘汉梁孝王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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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自己的粮饷问题，曹操把目光放在了盗墓这个古老的行当上。众所周知，西汉中期，经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之后，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经济的繁荣使得当时厚葬成风。这也就为曹操偷坟掘墓，盗取金银财宝以充军饷提供了条件。“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这类专司盗墓的官职在曹操的军队里便应运而生。

按常理来说，这不是一个光彩的行当，但所谓“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胸怀天下的曹孟德，只要军队能吃上饭、打胜仗，哪里还在乎背上骂名。

鲁迅曾经说，“曹操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更为确切的记录是，当时袁绍手下的名士、列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在为袁绍攻伐曹操前发布的檄文中说：“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这篇文字成为古今檄文的名篇。据说正犯头风病的曹操看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头立刻就不疼了。

根据陈琳的这篇檄文，曹操盗的应该是位于永城芒砀山的汉梁孝王墓群。

三国时代曹操的兵卒，应该是第一批走进汉梁王墓葬的盗墓者。汉梁王墓葬群的每一座墓都用大量上千公斤重的塞石封死了墓道，所以普通的盗墓贼就算找到墓葬的准确方位，也很难进入墓室。为了取得墓葬里的宝物，曹操动用了庞大的军事力量。但即便如此，进入墓室也不是件易事，士兵们要一锤锤地凿，一点点地清理。陈琳在檄文中具体描绘了曹操亲自指挥将士盗掘梁孝王陵墓的情景。文中说：“（曹）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水经注疏》中说：“操引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宝数万斤。”

曹操的部下进入墓室后看到了什么，现在已很难想象。据史料记载，曹操用从墓葬里盗得的宝物，养活了手下的军队3年。西汉盛行厚葬之风，但凡家境殷实的，少不得带些财宝到另一个世界，何况坐拥三百里江山、富可敌国的梁孝王等八代九王？

据传陈琳在袁绍失败后，归附曹操集团。曹操曾经对陈琳在此文中揭露他祖上的行为表示不满，对盗掘陵墓的批评却似乎持默认态度。所谓“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的设置，或许确有其事。由此看来，曹操盗墓是个不争的事实。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对汉梁孝王墓群进行保护性发掘，在这个三国时代就被盗过的墓群中，仍发掘出了金缕玉衣、大型玉璧等珍贵文物2万余件，许多文物价值连城。可以想象，这个巨大的宝藏，对当时缺衣少食的曹操军队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

盗墓盗得多了，曹操就悟出了厚葬容易招来盗墓者这个道理。于是，曹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倡“薄葬”的统治者。公元218年，他颁布了一道《终令》，提出死后不要厚葬，要将自己埋葬在贫瘠的土地上，依照地面原有的高度作为圹基，陵上不封土，不植树。金玉、珠宝、铜器等物，一概不要随葬。

要知道，当时曹操虽未称帝，但权力与地位不亚于帝王，为什么他不但提倡“薄葬”，而且身体力行呢？推想原因有二：

其一，他一生主张节俭。据说，他对家人和官吏要求极严。他的儿子曹植的妻子因为身穿绫罗，被他按家规下诏“自缢”。宫廷中的帷帐屏风，破旧之后缝补一下再用，不可换新的。

其二，为了防止盗墓。大概是因为自己早年曾干过盗墓的勾当，也曾亲眼目睹了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什物狼藉的场面，他不愿重蹈覆辙，所以一再要求“薄葬”。这个说法比较可信，他的儿子曹丕就曾分析过诸侯墓被盗的原因：“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郭太后也说：“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

在力主和实践“薄葬”的同时，他还采取了“疑冢”的措施。传说，在安葬他的那一天，邺城所有的城门全部打开，72具棺木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城门抬出。从此，曹操之墓的千古之谜随之悬设。这72座疑冢，哪座是真的呢？千百年来，盗墓者不计其数，但谁也没发掘出真正的曹操墓。

面对“曹墓不知何处去”的感叹，人们对曹操的奸诈多疑有了更深的认识。但是从另一角度看，曹操一生节俭，带头“薄葬”，是有积极意义的。在那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时代，身居高位的他，用隐秘的办法处理后事，也是迫不得已。这样做，既保护了自己，也使盗墓者无从下手，这也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一千多年过去了，曹操的真正陵寝仍未现踪迹，也许永远是个谜中之谜。

墓中珍宝招来群贼如潮

曹操以后的近两千年间，汉梁王墓附近到底发生了多少事？又有多少盗墓贼进入过汉梁王墓？这些我们已无法考证。但是就是在频繁被盗的情况下，梁孝王墓里剩余的财物仍然可以让现在的盗墓分子铤而走险。

1995年春，在芒砀山发生了一起盗墓大案，一伙盗墓贼炸开了夫子山上的汉梁王墓，盗走价值连城的玉璧等宝物数百件。案件发生后，国内外文物贩子云集永城，准备重金购买这些宝物。

接群众举报后，时任永城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的王学习为了尽快破案，化装成一个从广东来的文物贩子，打入盗墓贼内部。他先从一个小文物贩子入手，经过一层层的介绍，找到了芒山镇前窑村的一个盗墓贼冯化连。王学习与冯化连商定，以58万元的价格购买冯化连从夫子山一个汉代梁王墓室里盗出来的玉璧、玉衣片、玉环等文物300多件。

盗墓贼给王学习蒙上眼，把他领到一个农户家中。看了文物后，王学习又被蒙上眼睛带了出来。最后双方商定：1995年9月7日上午，在永城市薛湖镇一个窑场内交货付款。9月7日那天，王学习带着两名扮成保镖的刑警，开着一辆广东牌照的三菱吉普车，提着58万元现金去赴约。王学习把现金放到窑场让盗墓贼们检验，自己带着一个刑警到两公里以外的一个村庄去验货。当时，另外有14名警察扮成走亲戚的人，在薛湖镇陈寨村内接应。在验货现场，几个歹徒身捆炸药包，手里紧握开关，那架势很清楚：如果交易不成，就同归于尽。

王学习把歹徒们引到院子中间时，看到有人身上带着枪。临出门时，王学习突然拔出手枪，顶住带枪那人的头部，缴了他的枪。然后他鸣枪示警，院外的民警迅速冲进房内，当场抓住5人。

此次行动中，警方追回夫子山3号墓出土的汉代文物309件。这个抓盗墓贼的故事后来被拍摄成6集电视连续剧《追踪309》。这个盗墓大案被侦破后，盗墓贼们并没有停止冒险，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芒砀山汉梁王墓葬群依然经常被盗。

汉梁孝王陵墓出土文物

汉代梁王生前奢侈腐化压榨人民群众，死后又都梦想继续过天堂般的生活，故不惜重金装饰自身归宿之地宫。两地墓室的陪葬品都极为丰富。

1971年12月保安山北侧汉墓发现一套金缕玉衣，玉片精美，金丝的串结超过河南满城汉墓。

1986年夏僖山汉墓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金缕玉衣被列国宝。

1989年，前窑汉墓发现比较粗糙的玉衣片可能为银缕或铜缕玉衣。

在夫子山一、二号汉墓附近群众还拾到很多玉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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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副业”：曹操盗掘汉梁孝王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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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梁孝王王后墓仅车马坑一次就出土珍贵文物鎏金铜车马器等近2000件。柿园汉墓除被专家认定的国宝：巨幅彩绘壁画外，尚有陶器、225万枚铜钱、车马器和兵器等万余件文物出土。

夫子山一号墓还未来得及发掘仅开山打石就已经出土20余件陶俑、50余件车马器和金狮头、金羊头等价值连城珍贵的文物。

除上述珍品外，现在尚未来得及发掘而已有线索的夫子山二号汉墓，欠角山一、二号汉墓和黄土山等处汉墓又有多少珍贵文物实在难估计。虽然汉代梁国十三陵多被盗，但是仅从残存数万件珍贵出土文物看，所有汉代文物芒砀山都应有尽有了。为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实物资料。

现代考古：柔情难度黄泉道

1991年4月，河南商丘的村民在永城芒砀山崩山采石，炮声过后，尘烟散尽，一片金黄呈现在人们面前。已经有了经验的村民，很自然地想到了古墓。他们不敢怠慢，立马报告了文物部门。

在现场发现的一枚“梁后园”铜印，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重视。考古人员由此初步判断：此墓应是梁孝王王后李氏之墓。

李王后墓同梁孝王一样，也是“斩山为廊，穿石为藏”的大型岩洞墓，规模庞大，结构复杂。该墓是一个由两条墓道、3条甬道、前庭、前室、后室、隧道、排水系统和34个侧室等部分构成的庞大地下建筑群。李王后墓东西全长210.5米，最宽处72．6米，墓内最高处4．4米，总面积1600多平方米，总容积6500余立方米。因为墓内容积巨大，李王后墓曾被称为“天下石室第一陵”。

这个墓从东到西贯穿了整整一座山，所以当地老百姓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李王后墓的巨大：“从山东到山西。”

其实李后的墓有如此规模也并不令人奇怪，要知道从公元前144年梁孝王去世，到公元前132年李王后去世，李王后墓至少建造了21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为修建李王后墓所动用的人力之多，花费的财力之大，实在难以想象。

李王后墓有东西两个墓道。东墓道位于山峰的东坡，是在岩石上露天开凿的，总长37．7米。东墓道的西端连接前庭，前庭北壁有两个侧室。侧室门口发现刻有“东车”、“西车”字样。东墓道西端有门和甬道相连。甬道南北两侧各凿有两个侧室，是放置陪葬品的地方。

李王后墓的前室西部有一斜坡甬道与回廊和后室即主室相连通。后室是李王后墓的主体建筑部分，周围有回廊环绕。后室西半部凿有一长方形凹槽，后室北壁凿有棺床室、侧室和过道。过道西壁有两个小侧室，南侧室为浴室，北侧室为厕所。厕所内有便池及扶手等，当为我国坐便器的最原始形态。在南回廊的东段南侧有一仿楼阁式侧室，被称为储冰室，据说这是我国最早的“冰箱”。

据史书记载，汉代丧俗，夫妻“同茔不同穴”。为了在死后能够继续相亲相爱，梁孝王嘱咐后人在他与李王后的墓穴之间挖一条黄泉道。这条黄泉道到现在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是一条从李王后墓中的南回廊中部往南开凿的隧道，可惜这条黄泉道只修了50多米，远远不到200米（李王后的陵穴距梁孝王的主墓穴约有200米）。一对恩爱夫妻因此含恨九泉，千古难以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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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填欲壑盗墓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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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的民间盗墓

作案时间：三国到南北朝期间

作案地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受害人：三国到南北朝期间的王公贵族

作案人：民间盗墓者

作案手段：五花八门

作案后果：三国到南北朝期间的王公贵族墓大多遭到破坏。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三国志》等史料有载

引子

汉代灭亡之后，经历了三国鼎立，西晋曾一度统一了政权，可惜好景不长，发生了十六国大乱。从此国家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秩序也非常混乱，很多人为了生存，迫不得已参加到了盗墓群体当中来。使当时民间盗墓之风日盛。

众所周知，三国到魏晋正是盗墓之风盛行之时。当时的厚葬之风使盗墓成为获取厚利的一条捷径。赤眉军掘西汉帝后坟墓，董卓掘东汉帝后及公卿大臣坟墓，都获得了不可计量的金银财宝。

据《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载：“太和四年（230）……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文帝郭皇后）止之曰：‘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至西晋末年的五胡之乱，更是大规模的发掘冢墓。靳准作乱，发掘刘元海、刘聪墓。刘曜葬父及妻，“二陵皆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发掘古冢以千百数。”“勒及季龙并贪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慕容丸都，“掘高句丽王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慕容“夜梦石季龙啮其臂，而恶之，命发其墓，剖棺出尸……鞭之，弃于漳水。”可以看到，当时的盗墓情况有多么的严重。

群盗所盗诸墓

除了有组织的大规模发掘，民间的小规模盗掘也比比皆是，西晋太康年间是一段短暂的承平期，但就是在这样的太平年代，盗墓情况也是曾出不穷。

初，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十余车。（刘）表死后八十余年，至晋太康中，表冢见发。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闻数里。太平盛世尚且如此，乱世时期就更加惨不忍。据《搜神记》卷十五记载：

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宫人冢者，宫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旧。魏郭后爱念之，录置宫内，常在左右。

魏时，太原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将出与语，生人也。送之京师。问其本事，不知也。

由于民间的盗墓规模不是很大，在社会上引起的轰动也要比官盗小得多和隐秘得多，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很难查出确切的作案人。但是，当时的历史仍然有一些记载和传说。

其中就有记述晋时刺史温放之盗掘属地王士燮墓，并得到了报应的事。《异苑》一书记载：“苍梧王燮，汉末死于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雾，灵异不恒，屡经变乱，不复发掘，晋兴中，太原温放之为刺史，躬骑往之。还，即坠马而卒。”

南朝时宋国的下邳太守王玄象也干起了这种勾当。据《南史·王玄谟》载：“玄谟从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发冢，地无完椁。人间垣内有小冢，坟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见一女子立冢上，近视则亡。或以告，玄象便命发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蚕铜人以百数。剖棺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质若生，卧而言日：‘我东满王家女，应生，资财相奉，幸勿见害。’女臂有玉钏，破冢者斩臂取之，于是女复死。玄谟时为徐州刺史，以事上闻，玄象坐负郡。”小小的下邳已被这位太守挖得地无完椁，竟然丧心病狂地连一个小冢也不放过。又只因女臂上有玉钏，便命斩臂以取，其人行为的确是令人发指！

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也曾当过“盗墓贼”。

两汉时期，蔡邕的书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他能画、工书，八分尤为精工。176年，他以八分体写《尚书》、《周易》、《公羊春秋传》、《论语》等五部经书，使刻工刻成石碑46块，立在太学讲堂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熹平石经。熹平五经成为两汉时期书法的典范。

对于蔡邕的成就，钟繇十分仰慕。一次，他到朋友韦诞家作客，发现其家藏有蔡邕的遗墨，欣喜若狂，不惜千金要买，但韦诞视其为心之最爱，无论如何不肯相让。钟繇求之不得，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得知韦诞死后将遗墨带进了坟墓，不禁起了贪念。他重金收买盗墓贼于黑夜偷偷挖掘了韦诞墓，将蔡邕遗墨盗出，自此据为己有。如此有身份地位之人都能为了满足一已之私去盗他人的墓，由此可见，当时的民间盗墓活动有多么的普遍。

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民间盗墓，所盗墓主身份最显贵的恐怕就是宋武帝初宁陵了。初宁陵是宋武帝刘裕的陵墓，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麒麟门外的麒麟铺。

初宁陵是原有规模较大的陵园，内有寝殿和陵庙建筑。据《宋书》记载：“自元嘉以来，每正月舆驾必谒初宁陵”，但是现在陵园建筑多毁于兵火，仅存陵前神道两旁的天禄和麒麟石雕。天禄居东，已经残缺不全，目嗔口张，昂首宽胸，五爪抓地，双角已失，有须子和双翼，翼呈鳞羽和长翎状，卷曲如勾云纹，极富装饰意味。麒麟居西，四足已失。体态与天禄对称，仅头略向后仰，独角尖已残断，双翼的形状与天禄相似。两售石雕造型凝重、古朴，与汉代石雕风格脉息相通。

初宁陵多次被盗掘，陵冢已经被夷为平地。地宫布局，史无记载，尚待发掘。

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的民间盗墓风习

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有两处说到“掘冢”，司马迁在论述中这样写道：

“故壮士从军，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灾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可见，司马迁也认为，盗墓的大部分动机都是出于对财富的追求。他在列举所谓工商货殖之家走上成功道路的诸种致富方式时，又指出“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一例，说田叔这样的巨富竟然是因盗墓而发家的，从而说明了当时民间盗墓情形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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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填欲壑盗墓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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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引《搜神记》：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家，传云是鲁肃墓。（王）伯阳妇，郗鉴见女也，丧，王平墓以葬。后数日，（王）伯阳昼生厅上，见一贵人乘肩舆，侍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曰：“身是鲁子敬，君何故毁吾家？”因目左右牵下床，以刀击之数百而去。绝而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数日而死。

一说，（王）伯阳亡，其子营墓，得二漆棺，移至南冈。夜梦（鲁）肃怒云：“当杀汝父。”寻复梦见（王）伯阳云：“鲁肃与吾争墓，吾日夜不得安。”后于灵座褥上见数升血，疑鲁肃之故也。

这两则故事略有不同，一个是说王伯阳的妻子占用了鲁肃的墓穴，一个是说王伯阳自己占用了鲁肃的墓穴。但王家的活人都因此遭到了鲁肃的报复。在第一则故事中，王伯阳被鲁肃的鬼魂击打了数百下，结果发疽溃烂而死；在第二则故事中，王伯阳的儿子梦见鲁肃之魂恶狠狠地说要杀了他的父亲。又梦见他的父亲之魂说在阴间被鲁肃闹的不得安生。醒来后就看见他父亲的灵座褥上有鲜血。

同样出于《太平广记》：“范阳粉水口有一墓，石虎石柱，号文将军冢。晋安帝隆安中，闾丘南阳将葬妇于墓侧，是夕从者数十人，皆梦云：‘何故危人以自安？’觉说之，人皆梦同。虽心恶之，耻为梦回。及葬，但鸣鼓角为势。闻墓上亦有鼓角及铠甲声，转近，及至墓，死于墓门者三人。既葬之后，闾丘为杨全期所诛族。人皆为以文将军之祟。”

这里是说晋安帝隆安年间，闾丘南阳要把他的妻子葬在“文将军”的墓旁。晚上他的随从都梦见这个文将军向他们发出了警告。但闾丘南阳没有在意，还是把妻子葬在那里。下葬的时候，只要音乐一响，就能听到鼓号和铠甲的声音。送棺入墓室的时候，又有三个人死在了墓门旁。不久，闾丘南阳被杨全期灭了九族，人们都说这都是那个“文将军”作祟的结果。

荒诞离奇的盗墓传说

因为当时盗墓的盛行，而有些盗墓活动又由于其特殊、曲折甚至离奇的经历，被人们通过文字的形式记载了下来，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盗墓传说。

《西京杂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哀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有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户，无扁钥。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管钥，叩开，见棺椁，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据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开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钧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钢钩堕落床上。石枕一枚，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传，或有执巾栉镜镊之象，或有执盘奉食之形。无余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这段说的是战国魏哀王墓被盗的情况。从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座墓的规模很大，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墓室。但非常奇怪的是当陵墓被打开时竟然有一股呛人的黄色气体散发出来，让人不寒而栗。无独有偶，在《栾城史志》中同样有一则因盗墓而获祸的故事：

栾书冢，棺椁明器，朽烂无余。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连击之，不能得，伤其左脚。其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脚？”乃以枝叩王左脚。王觉，脚肿痛生疮，至死不差。

另一则就有些可怕：晋义熙九年，盗发故骡骑将军卞壶墓，剖棺掠之，壶面尸如生，两手悉拳，爪生达背。

据记载，卞壶被杀于晋成帝咸和三年，也就是公元328年。坟墓被盗是在晋安帝义熙九年，即公元413年，其间相隔85年。“面尸如生”还是很好理解的。但“爪生达背”，就很离奇，甚至有点可怕了：就是说尸体在入葬之后，指甲居然还能不断生长，都长到后背了。

《太平寰宇记》记载：虔州雩都县有柴侯墓，西晋末年，有盗墓贼发墓，忽然有大风雨，棺木及墓上松柏悉飞渡水。

虔州大庾县青花岗有汉太傅陈蕃子孙墓，曾有盗墓者发冢见大蛇缠墓，顿时天色昏暗，风雨大作，盗墓者只得罢手而去。

《录异记》记载：钟传初入洪州，命修一城；军吏四处掘墓取砖。完工后，钟传梦见一个人身材颀长，身着古服，对他说：将军怎可暴我居处，令我不安？赶快替我修好！钟传醒来后，便向军吏及宾客询问，但都弄不清这是谁。后来还是一位老人告诉他说，城东南角有孔子弟子澹台灭明的墓，相传甚灵，可能是军士掘墓取砖，有所触犯。钟传立即派人去查看，果然如此。便命军士重新将墓修好，并在上面建造一座亭子，以表明这是古迹。后又梦见此人来向他致谢。

这些荒诞离奇的传说，虽然大多出自古人的杜撰或附会，但其劝诫的目的也很明显，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盗墓的盛行以及人们对盗墓行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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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茂陵掘盗人：茂陵的历次劫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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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西汉末年

作案地点：汉武帝茂陵，今在陕西省兴平县东北原上，南位乡的东南部，西距兴

平县12公里，东距咸阳市15公里。

受害人：汉武帝

作案人：官盗先后有赤眉军、董卓、吕布、黄巢；民盗疑为扶风人。

作案后果：汉武帝茂陵受到严重破坏。

盗墓性质：官盗+民盗

可信程度：有史记载

位于关中腹地的咸阳，是西汉皇陵的主要集结地。西汉王朝，历经11位皇帝，建陵园11座，有9座位于咸阳原上，其中最为显贵的有五陵，即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和昭帝平陵，故将其称为“五陵原”。古诗中“五陵年少争缠头”，“五陵裘马自轻肥”的记述，即指当年居住在这些陵邑县中的纨绔子弟斗鸡走马、为非作歹的事情。

在西汉的11座帝陵中，最大的当数汉武帝茂陵，在中国历史上，如此规模浩大的皇帝陵，只有秦始皇的骊山墓方能与之相比。

引子：修建陵墓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7-前87年），是西汉第五位皇帝，在位五十四年，执政期间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措施，巩固并加强了我国多民族的统一，不仅对西汉王朝，而且对中国二千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位期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黄金时期，茂陵就是这个时候的产物。

公元前139年，茂陵开始营建，至公元前87年竣工，历时53年。《晋书·索缚传》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一供山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也就是说，汉武帝动用全国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作为建陵和征集随葬物品的费用。建陵时曾从各地征调建筑工匠、艺术大师3000余人，工程规模之浩大，令人瞠目结舌。因此茂陵素有“东方金字塔”之称。

官盗盗墓过程

茂陵是西汉诸陵中最为突出的。所以被盗掘的次数和规模也远远多于其它皇陵。仅历史记载的被盗事件即有五次。

汉武帝在位54年，茂陵就修建了53年，他下葬茂陵时，封土上的树木已经合抱。由于茂陵营筑时间长，所以陵中陪葬物多得放不进去，引来盗贼的频频光顾就不难让人理解了。

西汉末年，琅琊人樊崇率百余人进入泰山，揭竿起义。22年，新朝皇帝王莽派大军10万人对樊崇军队进行打击。樊崇军队大举迎战，起义军用赤色涂染眉毛，作为标志，史称“赤眉军”。结果王莽的军队不堪一击，溃散而逃。

25年，赤眉军30营(一营为一万人)攻入长安。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入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肆掳掠，将长安城抢劫一空后，赤眉军又来到咸阳原上，发掘汉帝后坟墓，收取宝货。西京长安二百年的文物，在这些农民手里几乎被破坏殆尽。而武帝的茂陵，当然也在劫难逃。

茂陵是西汉王朝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据《长安志》卷十四引《关中记》记载：“汉诸陵高十二丈，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实测茂陵封土，底部和顶部均为方形，陵高46.5米，底边东西231米，南北234米，与记载相符。陵周围有方形护垣，边长431米，垣墙基宽5.8米，遗迹依稀可辨。

汉武帝的梓宫，是五棺二椁。五层棺木，置于墓室后部椁室正中的棺床上。墓室的后半部是一椁室，南面是缺口，外层是黄肠题凑。五棺所用木料，质地坚细，均耐潮湿，防腐性强。

梓宫的四周，设有四道羡门，并设有便房，便房的作用和目的，是“藏中便坐也”。《汉书·霍光传》日：“便坐，谓非正寝，在于旁侧可以延宾者也。”简单说，便房是模仿活人居住和宴飨之所，将其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与死者一起殉葬于墓中，以便在幽冥中享用。

据史书记载，赤眉军掘开茂陵后，成千上万的士卒搬取陵中宝物。搬了几十天，但“陵中物仍不能减半”。茂陵附近的帝后陵，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但最令人发指的是，这些起义军竟然干起了奸尸的可耻勾当。据《后汉书·刘宣子传》记载：赤眉起义军进入关中，攻占长安后，焚烧了皇宫，又发兵西征，“逢大雪，坑谷皆满，上多冻死，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26年，赤眉军再一次“光顾”了茂陵。当时他们正被刘秀领导的起义军打败，穷途末路，兵退咸阳。许多士兵都开了小差，军心十分不稳，樊崇为此一筹莫展。此时，起义军的军师给樊崇出主意说：“眼下我们东有刘秀攻打，西有隗嚣追击，两面受敌，想退是不可能了。只有设法再次打进长安，方有一线生机。只是现在雪下得这么大，军心不稳，我看主要是士兵闲来生事。这一带陵墓不少，不如叫大家去掘坟盗宝，士兵们有了财物，士气自然高昂，攻进长安就有希望了。”樊崇一听，茅塞顿开，立即下令士兵再次去盗茂陵。

东汉末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恶霸：董卓。此人是凉州的一个下层豪强，他的部属都是些地方上的土霸和羌族胡族的豪酋。董卓为首的一群极端凶恶的豺虎盗贼是历史上最野蛮的破坏者。当时人口、文化、财物最集中的洛阳、长安，都被这群野兽毁坏殆尽。

董卓曾下令大将吕布盗掘西汉诸皇陵。至于吕布盗掘诸陵的详细情况史无记载，不得而知。不过据说吕布盗茂陵时，董卓曾交付其一个秘密任务，那就是要其留心寻找茂陵墓中的秘方妙药。原来董卓有个孙女，名叫董白。此女长得花容月貌，且生性乖巧，甚得董卓喜爱，被视为掌上明珠。十岁时董卓就封她为渭阳君，但是可惜的是，这董白是个哑巴。此事令董卓十分忧虑，曾广延天下名医为之医治，均未见效。后来，董卓听手下大臣说，汉武帝刘彻一生敬神寻仙，熬炼仙药，其陵中也许会有专治哑巴的灵丹妙药。于是，他把这个任务交于吕布。

吕布带领大批士兵进入茂陵，在搬运大批宝物的同时，也细心地找起了灵丹妙药。但是搜遍了整个陵墓，连汉武帝的棺木都翻了个底儿朝天，灵丹妙药还是未能找到。这个故事系民间流传，真伪难辨，但董卓曾派吕布盗掘茂陵却是不争的事实。

唐朝末年，又一支农民起义军开进了汉武帝的茂陵，其首领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黄巢。关于黄巢起义军盗掘茂陵的细节，史无记载，不便妄加想象。

民盗盗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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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茂陵掘盗人：茂陵的历次劫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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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4年，汉武帝葬后刚刚四年，可谓尸骨未寒，但其陵已被人盗掘，陵中物品已经“上市”。

汉武帝梓宫中有一玉箱和玉杖，是西胡康渠国国王所献，汉武帝生前十分喜爱。但是在汉武帝死后刚过四年，一个扶风人在市场上看到一个商人正在出卖玉箱和玉杖，要价为青布30匹，钱9万。扶风人见这两件东西十分精致，绝非寻常之物，于是未加讨价就买下了。买来之后，扶风人爱不释手，常与宾客共赏。

恰巧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此人看到这两件东西后，转身就走。原来，此人乃汉武帝生前的一个小奴，认识玉箱、玉杖，所以他急忙将此事报告当地的官吏：有司。有司一听此事，这还了得，赶忙派人去拿扶风人。询问玉箱玉杖的来历。扶风人得知此乃先帝之物，十分惊恐，不敢隐瞒，将整个经过和盘托出。只说自己买时不知此乃茂陵之物，更不知卖主姓什名谁。有司派人缉拿商人，那商人早已不知去向。有司无奈之下，只好将玉箱、玉杖入官，盗墓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但茂陵被盗却是确凿的事情。

茂陵所遭受的种种劫难，是一代英主汉武帝生前绝难想象的。当初他费尽心机营造的宏伟陵墓，成了后世争相抢夺的宝地。伴随他的财宝器物，被盗贼肆意抢掠；就连他口含宝珠，身着“珠襦玉匣”的尸体，也曾被扬之于外，曝之于野。若有在天之灵，不知汉武帝将作何感想？

茂陵文物

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后，入殡未央宫前殿。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梓宫内，武帝口含蝉玉，身着金缕玉匣。“匣上皆镂为蛟龙弯凤鱼麟之象，世谓蛟龙玉匣。”汉武帝身高体胖，其所穿玉衣形体很大，全长1．88米，以大小玉片约2498片组成，共享金丝重约1100克。

茂陵的地宫内充满了大量的稀世珍宝。《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弃天下，霍光专事，妄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钱鳖牛马虎豹生禽，凡为九十物，尽瘗藏之。”

《新唐书·虞世南传》也载道：“武帝历年长久，比葬，陵中不复容物。”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汉武帝在位年久，又处在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所以随葬品很多，除190多种随葬品外，连活的牛马、虎豹、鱼鳖、飞禽等，也一并从葬。

另据记载，康渠国国王赠送汉武帝的玉箱、玉杖，以及汉武帝生前阅读的30卷杂经，盛在一个金箱内，也一并埋入陵墓之中。

历史上被盗的两汉名墓

两汉时期，我国出现了一个厚葬高峰，也是盗墓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历史上被盗掘的两汉墓多如牛毛，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史书记载的局限和本书另外章节的阐述，笔者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只是将一些重要的或有意思的盗墓事件缉录如下：

董仲舒母墓被盗

西汉时期，被盗的陵墓难以尽数，但是令后人奇怪的是，经学大师董仲舒的母亲之墓竟然也被人盗掘！提起董母，恐怕无人知晓，但提起董仲舒，恐怕无人不晓。

董仲舒出生于河北景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从小就潜心钻研儒学，十分刻苦。他的书房外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园子，然而他在书房学习三年，竟从未踏进过。对于经常骑的骏马，他也分不清雌雄。到20多岁时，他已成为对《公羊春秋》等经书深有研究的大学者。他虽博学，却未因此而步入仕途。不过名声却因其弟子在仕途的发展而越来越大，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在39岁那年，汉武帝召见了他。他以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的回答征服了汉武帝。汉武帝接受了他的主张，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因之成为西汉乃至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同年，汉武帝封董仲舒为“江都相”，董仲舒开始了坎坷的仕途生涯。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写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篇奏章。死后，被葬于长安西郊。汉武帝曾经过墓地，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地下马致意，故董仲舒的墓地又被称作“下马陵”。但令人不解的是，“下马陵”未见被盗掘的记载，而董仲舒之母的墓室却相传被盗。

据杜光庭的《灵异记》中记载：“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为母追葬衣冠之所，传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长，追思其母，因筑墓焉，秦宗权时，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间无墓，恐是仲舒藏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于此，宗权命裨将领率百余人往发掘之……”从上文可略知盗墓者的动机，原来是为了盗得“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而这与董仲舒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董仲舒虽然一生致力于儒学，但他尤爱神学。另外，关于他能呼风唤雨，而且著有能避祸免灾的书的传闻在民间广为流传。而这终于导致其母之墓被盗的悲剧。

据《晋书·愍帝记》中记载：“(建兴三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采帛不可胜记。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敕收其余，以实内府。”

据《史记》载，薄太后死于汉景帝二年，即公元前155年，而其墓于470年后被盗，即315年。另据《古书图成·堪舆卷》可知，盗墓贼为三秦人尹值、解武等。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晋愍帝建朝时，竟连穿衣都成问题，不得不收拾盗墓贼留下的“烂摊子”，用来充实内府所需。

孙吴政权盗汉墓

吴芮是汉高祖刘邦亲自封赏的第一代长沙王，死于公元前201年，其墓大约于225年前后被掘。关于其墓被掘，还有一个十分离奇的故事。

据说三国时魏灭吴后，魏国的一个名叫吴纲的南蛮校尉，在安徽寿春见到了一个东吴的老汉。老汉惊愕地对吴纲说：“你的身材相貌很像长沙王吴芮，只是个头矮了点。”吴纲听后大惊，忙说：“吴芮乃是我16世先祖，已死去400多年了，你怎么看得出我相貌像他？”老汉回答说：

“40年前，东吴在临湘(长沙)欲修孙坚庙，因缺少木材，就挖了长沙王之墓，取出棺椁作木料。当时我参加了掘墓之事，曾亲眼看到吴芮的尸体，其面目如生，所以就认出你了！”这个故事史上多有记载，如《水经·湘水注》中写道：“魏黄初末，吴人发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与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日：‘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瞿然日：‘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发四百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三国志·诸葛诞传注》中也载道：“……纲瞿然日：‘是先祖也。君何由见之？’见者言所由。纲日：‘更葬不？’答日：‘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发四百余年。纲，芮之十六世孙矣。”

关于我们知道的被盗的两汉名墓应该还有我国在1972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

1951年，夏鼐大师曾率湖南考古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调查、发掘了几百座墓葬，但结果证明，多数古墓均遭盗掘，完整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为此，夏鼐大师曾在其发表的《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一文中，以抑郁的调子和淡淡的感伤写道：“我们所发掘的最大的一墓，长5米，宽4．2米，大多是木椁墓，椁木保存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棺木的漕沟的痕迹，木质已完全腐朽不见，有些椁木保存得非常完整，盗掘者须用锯或斧把椁盖的木板切一缺口才能进去。”“这次我们所发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椁保存比较良好，但也只有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存较佳……墓道向北，墓穴深度距地面8．8米，……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米，宽6．8米的木椁，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为两室，贮藏陶器等，可惜这墓已被盗过好几次了。……另一木椁大墓是在伍家岭，这墓的主室也曾被盗过了……”

历史的滚滚车轮早已驶过了两汉王朝，人们似乎已经听到了巨轮下统治者痛苦的呻吟声。两次的疯狂厚葬以及由之引发的席卷八荒的盗墓之风，令后人发出沉重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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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编尽以汲冢来：盗墓使得汲冢遗书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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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西晋初年

作案地点：魏王的墓冢

作案人：不准

作案后果：不准入墓时，“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查

引子

历史上的盗墓行为，有时也可以导致重要的文化发现。

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推测秦昭王与吕不韦陵墓随葬有秦始皇未焚经书，曾经请求发掘。这种为追求随葬古籍而发冢的设想，反映盗墓的文化收益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唐人诗作有“青编尽以汲冢来”句，说的是被看作中国文化史之幸事的汲冢发现的故事。夏竦《〈古文四声韵〉序》说到“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也是盗墓所得有益于文化发现的一例。

盗墓过程

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历代史学家对此痛心不已。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小的弥补。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之所以说是大事，就是它并不同于一般，被称为中国史学界的幸事。那一年在汲县，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座魏王的墓冢，和其他盗墓贼一样，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些意外之财。然而墓穴被打开后，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竹片，竹片上有字，共有10万余言。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此“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不准把竹简点着用来照取宝物，由于怕人发现，他在失望之余，勉强把一些可换钱的物品拣到一起就跑了。

后来人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于是地方官府出面把散落的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收藏起来。但是因为不准及当地的村民不知道竹片的价值，“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人为的破坏。

中央朝廷得知后，派大学士苟勖、傅瓒等人对墓中所得竹简整理校定。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其中一部叫《穆天子传》。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

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来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此所谓“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结论尚有争议，所以晋惠帝时就有学者重新整理《竹书纪年》，永平元年（291）秘书监挚虞延请世习古文的卫恒重新“考正”竹书。但秘书丞卫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听说卫恒出事，自本郡赴丧，并续成其事。新考正本《纪年》的时间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卫恒、束皙则认为是魏安厘王。

《竹书纪年》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史学界把《汲冢书》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发现的古文《尚书》、《论语》等，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敦煌发现的藏经洞，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书断》也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赞同这种观点。《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是这种观点。

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发表过这种看法，《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也都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样说的。

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现在的河南汲县西南，战国时是魏的封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史学的独立

陈梦家先生曾经说：“纪元后279—281年之间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296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原因。

作为战国的古代史书，《竹书纪年》是最可珍贵的资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来校订《史记》。陈梦家、杨宽等复位战国年表，所根据的也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已经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竹书纪年》对春秋史事记载多与《春秋》相一致。除此之外，《竹书纪年》对晋代学术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就是在《竹书纪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响下，晋出现了大量史学著作尤其是编年史，进而使得史学的独立价值被发现，使晋代学术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史学最终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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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仍做皇帝梦：魏晋南北朝的陵墓特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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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帝王都把陵寝作为社稷江山的象征。他们大多从登基之日起，就下令建造陵墓。这些陵墓工程浩大，费时多年，动用上万甚至几十万民夫，耗费了大量金银，陪葬了数不尽的财宝。然而，由于社会风气以及文化的变异，各个朝代的陵墓均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

魏晋时期的墓穴特点

魏晋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长时期分裂的时期。经过长期的战乱，人心浮动，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很多大墓被偷盗，帝王的陵墓也终难逃劫难。

所以这个时期的陵墓主要是设法防止盗掘。这种做法始于魏文帝。

魏武帝曹操死后葬于高陵（今天的河北临漳）。魏文帝以“古不墓祭”的理由毁掉了曹操陵墓上的殿屋。所以民间一直有曹操设“七十二疑冢”的说法。其实，“古不墓祭”只是他的借口而已，就在这一年，魏文帝在为他自己营建寿陵时，道出了真正的原因。他说：鉴于“汉氏诸陵无不发掘”，因而决定“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原来，他是怕改朝换代，政权交替时，自己的尸体陵寝也像汉代帝王的陵墓一样，被人盗掘。

魏文帝这个决定，对时局动荡不定的魏晋南北朝，影响很大。其后魏晋南北朝二百多年间，没有出现大型的陵墓，豪富家族的厚葬风气也大有收敛。

东晋南渡后，国力更为衰弱，已发现的南京东晋帝陵多依山而建，下为长7米左右的矩形筒壳墓室，宽仅5米，上起高约十余米的陵山，规模只相当于东汉时的官员大墓。

进入南朝后，经济有所发展，帝陵也大于东晋时。宋、陈二代帝陵散列在南京，齐、梁二代的帝陵则集中于丹阳，形成较大的陵区。

南朝墓室一般在高出平地10米以上处开挖，平面椭圆形，砖墙，上为椭圆穹窿，长约10米，宽约6米。墓室前接甬道，装有二道石门，外加封门墙封闭。墓室上有厚约10米的封土，或与山齐平，或为5米左右的陵山。墓室和甬道壁镶嵌模压花纹砖，拼成狮子、仙人和“竹林七贤”等壁面线雕图案。墓前建有享殿，殿前为陵门，三门并列，左右连陵墙。

门外左右有阙，门前为墓道，长一公里以上，称为神道。神道自外端至陵门间依次立石兽、石柱、石碑各一对。南北朝帝陵均遭严重破坏，墓室坍毁，地面只有少数石兽保存下来，石柱、石碑也均残毁。

南北朝之南朝陵墓的特点

南朝是与北朝相对峙的一个政权，南朝的社会经济相对超过北朝。大批的南下人民将黄河流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南方，有力地推动了南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反映在陵寝建筑上表现为规模较大、布局规整、有较豪华的地宫。

南朝陵墓地宫一般都包括墓室、甬道、封门墙、墓道和排水沟五部分，并恢复了东汉谒陵的制度。因而地面上的建筑也相当宏伟，在陵前神道两侧建置成对的石兽、石柱和穹碑等。从已发掘的南朝陵墓来看，总的来说南朝陵墓具备下述特点：

一、陵墓依山建筑，一般在山上开凿较规整的长坑为墓室，然后填土夯平再起坟丘。室外四周修建多条擗土墙，室前建甬道，内设两重石门，墓室底下还修建排水沟，以防潮湿。

二、陵寝建制注重风水，营建陵墓一般先由相墓者勘察兆域。今存南朝陵园的方向无一定规律，而是视当地山水形式而定，这正是风水堪舆所致。

三、陵前建置神道，神道两侧排列对称的石雕，寝殿施以石柱，石柱上多刻有莲花纹饰，这说明佛教艺术对南朝陵寝制度有较大的影响。

南朝陵墓之典范：齐景帝修安陵

齐景帝的修安陵，位于今天的江苏省丹阳县城东北，鹤仙坳山岗南麓。岗上林木苍郁，岗前是一片开阔的山坡地，景色秀丽。

修安陵依山为穴，陵前建有神道，神道两侧列置石兽一对，东为天禄，西为麒麟。天禄和麒麟是传说中的灵异瑞兽，陵前列置二兽，寓意皇帝受命于天，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修安陵前的石兽与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一样，是由整块巨石雕琢而成，但其风格不同于西汉石雕的朴实与浑厚，而是注重形体美，刀法细腻，是名副其实的圆雕。从造型上看，尽管这些石兽是人们凭着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作为一种兽类的形象是真实的。石兽整体和局部造型和谐，动势富有节奏感，似在旷野面对苍穹嘶吼、奔腾，充满了艺术魅力，是南宋石雕艺术的珍品。

南北朝之北朝陵墓的特点

西晋灭亡之后，北方为十六国统治时期。这些少数民族有的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有的刚刚进入奴隶制，带有残酷的掠夺性。他们入主中原，使中原社会经济的发展遭到破坏，更没有能力营建大规模的陵寝，多采用传统的“替埋”办法，不起坟。

史载，后赵的石勒和其母都是采用这种葬制，没有任何标记。因此这一时期的陵墓至今未被发现。

公元三八六年，鲜卑拓拔部统一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为了巩固其政权，北魏统治者吸收汉族文化，实行一系列改革，又以佛教作为思想统治的武器，从而加速了北魏封建化的进程，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陵寝的建制也随之发生一些变化。北魏迁都前，陵域在今山西大同方山一带，迁都洛阳后，陵域选择在洛阳泸河以西的北邙山。北魏陵园建制有以下特点：

一、逐渐恢复了秦汉以来的陵寝规制，一般建有较高大的封土堆，陵前建筑祭殿，为上陵拜谒之所。

二、陵园内增置佛寺、斋室，表明佛教的影响渗入到陵寝制中。

三、北魏迁都洛阳后，陵域布局规整，带有鲜卑族族葬的遗风。泸河以西是北魏诸帝陵域，泸河以东，为近支皇族墓葬区和嫔妃葬地，再往东排列是“九姓帝族”，“勋旧八姓”和内迁“余部诸姓”以及其他降臣墓地。这一布局与汉代帝陵陪葬制度有所区别。

北朝皇陵的典范：北魏文明太后永固陵

北魏文明太后永固陵，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北，镇川公社附近的方山南部。东临采梁山，北依长城，清澈的御河，沿方山侧蜿蜒而去。

永固陵始建于太和年间，历时四年，是北魏帝后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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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仍做皇帝梦：魏晋南北朝的陵墓特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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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固陵俗称“祁皇坟”，底方上圆。地宫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前室平面呈梯形，后室平面近方形，墓室南北总长十七米多。连接前后室的甬道呈长方形，均用青砖砌成。冯太后棺椁放置在后室。为防盗掘，墓门由条砖封闭，还特意在墓道内堆积大量石块，在甬道内设置封门墙。整个地宫规模宏大，仅建筑墓室砖就达二十余万块。

永固陵陵园建制基本沿袭东汉。在陵前建有石殿，称为“永固堂”，是朝祭典礼的场所，也是陵园的主体建筑。

永固陵在历史上先后三次被盗掘，金正隆年间，盗墓者从西北方打洞进入墓室，随葬品大部分被盗走。金大定年间，盗墓者再次进入墓室，前室的铺底砖全部被盗，随葬的大小石俑、石兽有的被盗走，有的被破坏。清光绪年间，永固陵第三次被盗，墓中残余物又大都被盗走，所剩无几。

永固陵以它高耸壮观的陵冢，独特的陵园塔基成为北魏王朝陵园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虽然说陵园制度局限于皇帝的特殊礼仪，不能尽显当时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但是它仍然从不同侧面反应了当时的人文、地理以及其他方面的技术发展进程，尤其是建筑文化的发展过程。

南北朝陵墓的石雕艺术

南朝陵墓的石雕，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其造型设计和雕刻手法在汉代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由粗简向精湛发展，超脱出了汉代石雕古朴粗略的技法，艺术构思和雕刻技巧都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

南北朝时期的陵墓，整个墓址的布局中包括有神道碑和巨大的石兽（天禄、麒麟与辟邪），南朝的麒麟与辟邪的造型，就是汉代同类神话动物形象的发展，不仅体形更庞大，其勇猛的特点也刻划得更显着。在北方发现的小型辟邪具有同样的造型特点。

在南北朝陵墓前的石刻中，石兽和石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石兽又称辟邪有二种，一种躯体较瘦，头足较长，身上雕刻较多纹饰，只用于帝陵，一般称麒麟。另一种躯体肥壮，短颈长鬣，略似狮子，身上无多雕饰，只用于王侯墓，一般称“辟邪”。现存麒麟以梁武帝陵前的最大，长3.32米，腰围2.4米，高2.7米，下有矩形座，为整石雕成，异常壮伟。

石柱又名墓表，下为雕双螭的柱础，础上立柱，雕饰分三段：下段雕若干条凹棱，如古希腊陶立克柱身；中段雕凸出柱身之矩形平版，绕柱身雕绳纹连于平版，作绑捆状，版上用阴文刻“某某之神道”等字；上段雕与下段正相反之圆面凸棱，柱顶承托一个雕有一圈覆莲之圆盘，盘上雕一与神道入口石兽相同之小型兽。整个柱身下大上小，比例秀美，雕工精劲，是很优秀的建筑石雕。

非常遗憾的是，在北方，帝王陵墓地表的石刻群雕没有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实例，只有在洛阳邙山上发现有身高超过3米的石雕文吏残像，可能是北魏孝庄帝静陵前石雕群中的遗物。但是在帝王陵墓地下墓室中发现有精美浮雕作品，山西省大同市方山清理了北魏文明皇太后冯氏永固陵的地下墓室，在石门拱券门楣两侧的龛柱上都有浮雕，题材是口衔宝珠的孔雀和手捧莲蕾的赤足童子，刀法圆熟，造型生动，是罕见的北魏浮雕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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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最多的节度使：温韬盗唐朝诸皇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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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唐代末、五代初

作案地点：唐十八陵，位于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22.5公里的九峻山上

作案人：五代节度使温韬

作案手段：唐诸陵在境者悉发之，取所藏金宝

作案后果：唐十九陵（除乾陵外）全部被盗

盗墓性质：官盗

可信程度：有史记载

从三国时期的曹丕起，就主张薄葬，这个主张在唐朝也得到当权者的赞赏。唐高祖李渊曾经往华清池温汤沐浴，途经秦始皇陵，感叹道：“古者帝王，竭生灵之力，殚府库之财，营起山陵，此复何益？”内史侍郎封伦答道：“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自秦、汉帝王盛为厚葬，故百姓众庶竞相遵仿。凡是古冢丘封，悉多藏珍宝，咸见开发。若死而无知，厚葬深为虚费；若魂而有识，被发岂不痛哉。”李渊赞赏他的见识，说道：“从今之后，自上导下，悉为薄葬。”

唐昭陵的修建

唐昭陵，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今礼泉县东北22.5公里的九峻山上。昭陵与贞观10年（636）开始营建，至贞观23年李世民安葬于此，共营建了13年。它是唐太宗亲自选址并设计修建的，占地30万亩，比当时的长安城几乎大一倍。拥有陪葬墓193座，从碑志看，陪葬墓主都是初唐时的诸王公主和著名臣僚。墓群主要分布在九峻山陵寝东、西、南三面，呈扇形排开。陪葬墓中，以魏征墓、徐懋功墓较为有名。

昭陵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园，它集无数个“世界之最”和“中国第一”于一身，被誉为“天下第一陵”。

九峻山“久峰俱峻”，“山峦起伏，气势雄伟”，为“关内道之名山”。该山颇为神奇，从其南面观之，形似圆锥；从西南面望之，形若覆斗，极像日本的富士山；从东面看之，形同笔架，当地人称之为“笔架山”。昭陵依九峻山峰，凿山建陵，开创了唐代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例。

据说唐王朝依山为陵是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临死时给唐太宗说要俭薄，“请因山而葬，不需起坟”。但是关于以山为陵制度的真正原因，在同年十一月文德皇后葬后，唐太宗撰文刻石的碑上写着：“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峻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好盗息心，存没无累。”这里所说因山为陵，不藏金玉，与其说是为了检薄，不如说是为了“好盗息心”更恰当些。虞世南上书唐太宗时就说过“自古及今，……未有不掘之墓。”因此，唐初以山为陵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利用山岳雄伟形势以防盗掘而已。

昭陵工程是由唐代著名工艺家、美术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的。其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也不是南北朝时期“潜葬”之制，而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的。长安由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组成。宫城居全城的北部中央，是皇帝起居的地方，皇城在宫城之南，为百官衙署(即政治机构)，外廓城从东南北三方拱卫着皇城和宫城，是居民区。昭陵的陵寝居于陵园的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比拟皇宫内宫。

当时地宫外面还有许多木构建筑，建有房舍和游殿等。由于地宫前面四周山势陡峭凸凹不平，往来不便，又“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仍，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宫门”。但山上栈道建筑又不能垂直上下，必须左右回绕旋转，这从杜甫所写的《重经昭陵》“陵寝盘空曲”诗句中就可以得到证明。虽然前人的这些记载未必可靠，但从中却可看出其富丽堂皇和工程繁难的程度。昭陵四周当时建筑，根据宋敏求《长安志图》记载：“以九峻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四周回绕墙垣，四隅建立楼阁，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周围12里。”

凡到过唐昭陵所在的九峻山的人，都会发现遍及整个山坡上的厚厚的羊粪层，是别处甚为罕见的。传说曾经有一个人，为了弄清羊粪层到底有多深，在一个地方从早晨太阳出一直挖到太阳落山还没有挖到底下的山石上。

九峻山上这么厚的羊粪到底是从那儿来的？说法甚多。但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大概是与当初修建昭陵墓有关。

十三年的营建陵墓工程中，昭陵不但墙垣四绕，城角四隅建有楼阁，还有四周各方修砌重重城门，规模十分浩大，需要的砖瓦什物数量尤其是巨大，这里所需用的一砖一瓦必须从陵下运到山顶上。在一千多年前，虽然属于盛唐时期，要把这些东西从山下一直运到海拔一千一百八十七点六米高度的人迹罕至的九峻山顶上仍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而且，陵园的修建是有时间限制的。如何能够很快地把堆积在山脚下的东西运到山顶上，难住了当时主管修建陵园的官员。

他们虽然也征调民夫，但是因为条件太过艰苦，所以工程的进展速度仍是相当慢的。虽然经过多人行走，已从荒山野岭中踩出一条羊肠小道，但是，道窄路险，人走都极不方便，运送物料就更困难了。

这时候，被征调的苦力民夫中有一个人，家就住在九峻山下，以放羊为生。忍受不了每日列队登山运输的辛苦，提出将每天分给他背运的砖瓦单另放出来，他自己想办法运完。领工的人见他家就住在附近，态度诚恳，谅他不会走脱，就照他的话办了。奇怪的是这一分开，他每天分下的砖瓦早早地就运完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放羊人想了一个奇妙的办法。他把分给自己背运的砖瓦绑在一群羊身上，然后拿上放羊鞭一吆喝，羊群就漫山遍野地上山去了。虽然有些地方人不能去，可是羊群却登山攀险，能走近路，很快地就到了山顶。在山上卸下了羊身上的砖瓦，放羊人又赶羊下山，再运第二次。放羊人不但早运完了东西，羊儿还吃饱了肚子。

这一发现，使带工的人十分高兴。然后，就以皇家的名义，广征羊群，很短的时间，九峻山上下成了一个羊群的世界，很快地把山下的物资都运到了山顶上。大概此后十三年的营陵过程中，他们就一直利用了这个办法。

十三年后，昭陵完工了，九峻山上下就积下了一层厚厚的羊粪。每年发洪水时，总把羊粪冲下来，肥了附近山下的农家田园。但是，大概工程过于浩大，积下的羊粪过多吧，至今九峻山坡上的羊粪还是随处可见。附近群众中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唐王陵上的羊粪，肥了南坡下的赵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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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最多的节度使：温韬盗唐朝诸皇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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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韬盗唐诸陵的过程

唐末，西起干县、东到蒲城的崇山峻岭上，除昭宗李晔的“和陵”、哀帝李的“温陵”以外，有唐一代的其他19个皇帝的陵墓(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合葬一陵)以无与伦比的皇家气派，兀出在人们的眼前。这号称关中十八陵的昂昂丧葬气象，全浸着大唐劳苦百姓的血汗和智慧。令人痛惜的是，除了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以外，其他每一座皇陵都被一个人所盗，这个人趁五代天下大混乱之机，尽掘陵中的巨大财富，一夜之间，便成了人们唾骂的对象，给一部历史添加了一段黑色章节。

这，就是一生为匪为患，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温韬。

温韬，京北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当一代大唐王朝走向末日的时候，温韬出生了。据传，温韬出生时有匪星殒落在嵯峨山。嵯峨山位于昭陵所在地九峻山之东，现泾阳县西北，其山和九峻山西边的五峰山，成斗拱之势将九峻山衬夹在中间，加上南面渭水如练，北面黄土高原苍莽无限，九峻山便具有了独特的磅礴气势。

温韬其人有两个特点：一为屡装儿孙，谁的势力强谁便是亲爹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到了极至。二为盗掘古墓，尤其对唐十八陵大肆袭劫盗掘，将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历史珍藏侵掠破坏，成为千古大盗。

后梁王朝开平第二年(908年)，温韬便趁战乱聚敛财物，公然疯狂盗掘了北原上大唐所有的皇陵。对此，《新五代史·温韬传》有“（温）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温）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温）韬悉取之，遂传民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这段话的意思是：

五代时，温韬在长安做了7年官，把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唐陵都盗了。这其中，唐太宗的昭陵最为坚固。温韬从埏道进入地宫，看见地宫的规模、装饰和人间的没有什么差别。地宫的中部是寝宫，东西两边是石床，床上摆着石函，石函里面还有铁函，盛放着历代的典籍，以及钟繇、王氏父子的书法作品。这些书法都保存得像新的一样。温韬把这些东西都搬了出来，流传人世。这些唐陵中，只有乾陵因为风雨大作才免于被盗。

温韬因疯狂盗墓而名著一时。后周太祖郭威也感叹“李家十八帝陵园，广费钱物人力，并遭开发”，因此对于自己身后葬制，多次强调“瓦棺纸衣”的薄葬原则。后唐闵帝李从厚下葬不过4年，陵墓就被盗掘。

当时参与温韬一同盗陵的还有泾阳镇将侯莫陈威，史称其“与温韬同剽唐氏诸陵，大贮瑰异之物”。侯莫陈威的全部盗陵所得，因其被杀，被永平军(长安)节度使张筠攫取。温韬所盗的图书，在他及儿子们死后则归其外甥郑玄素所有。郑玄素，京兆人，荟萃有古书千卷，内有钟、王法帖，就是从他的舅舅温韬的遗留中得来的。

再说温韬所盗的大唐诸皇陵珍宝，去向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为了保官保命，他在风雨飘摇的人生路上一路施赂，打点各方于已有用的“神圣”，其绝大部分后来落入他人之手。

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即选用青石石材雕刻的六匹战马。1300多年前，秦王李世民在战马上东闯西杀，南征北战创立李唐王朝万世基业的时候，这六匹战马立下了汗马功劳。社稷既定，挂甲卸鞍，以文治国，李世民不由地对自己骑过的战马，产生深深的敬意。

由于昔日长期征战，他养成了酷爱战马、善认骏马的习性，每当谈论自己的不凡战功时，每每提起陪自己战斗而死的六匹骏马，便禁不住感慨落泪。这六匹马分别为：

特勤骠

此马毛色黄里透白，故称“膘”，“特勤”是突厥族的官职名称，可能是突厥族某特勤所赠。李世民在619年乘此马与宋金刚作战。“特勤骠”在这一战役中载着李世民勇猛冲入敌阵，一昼夜接战数十回合，连打了八个硬仗，建立了功绩。唐太宗为它的题赞是：“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天险摧敌，乘危济难。”

飒露紫

这匹纯紫色的战马在画面上前胸中箭。牵着战马正在拔箭的人叫丘行恭。公元621年，唐军和王世充军在洛阳决战。年少气盛的李世民杀得性起，与后方失去联系，被敌人团团包围。正酣战间，“飒露紫”胸前中箭，在这危急关头，幸好丘行恭赶来营救。他把坐骑让给李世民，自己一手牵着飒露紫，一手持刀呼喊砍杀，保护李世民突出重围。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唐太宗特意下令把丘行恭与这匹战马刻在一起。他给飒露紫的赞语是：“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三川，威凌八阵”。

白蹄乌

是有四只白蹄的纯黑色战马，李世民与薛仁杲作战时的坐骑。公元618年，唐军初占关中，立足不稳。割据兰州、天水一带的薛举、薛仁杲父子便大举进攻，与唐军争夺关中。相峙两月之后，李世民看准战机，以少量兵力正面牵制诱敌，亲率主力直捣敌后，使薛军阵容大乱溃退。李世民趁机追击，催动白蹄乌身先士卒，衔尾猛追，一昼夜奔驰200余里，迫使薛仁杲投降。石刻“白蹄乌”昂首怒目，四蹄腾空，鬃鬣迎风，俨然当年在黄土高原上逐风奔驰之状。唐太宗给它的赞诗为：“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青骓

是一匹苍白色战马，李世民与窦建德作战的坐骑。当时，唐军扼守虎牢关，占据有利地形。李世民趁敌方列阵已久，饥饿疲倦之机，下令全面反攻，亲率劲骑，突入敌阵，一举擒获窦建德。石刻中的青骓作奔驰状，马身中了五箭，均在冲锋时被迎面射中，但多射在马身后部，由此可见骏马飞奔的速度之快。唐太宗给它的赞语是：“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前三句形容马的矫捷轻快，后一句道出这一战役的关键性意义。

什伐赤

“什伐”是波斯语“马”的音译，这是一匹来自波斯的红马，也是李世民在洛阳、虎牢关与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的坐骑。石刻上的骏马凌空飞奔，身上中了五箭，都在马的臀部，其中一箭从后面射来，可以看出是在冲锋陷阵中受伤的。唐太宗给它的赞语是“涧末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在这一重大战役中，李世民出生入死，伤亡三匹战马，基本完成统一大业，“青旌凯归”流露出他的兴奋。

拳毛

这是一匹毛作旋转状的黑嘴黄马，李世民与刘黑闼作战时的坐骑。公元622年，李世民率领唐军与刘黑闼在今河北曲周一带作战。唐军先阻塞水（即漳河）上游，然后诱刘黑闼渡河决战，正当刘军主力渡河时，唐军从上游决坝。唐军趁机掩杀，夺得胜利。石刻上的拳毛身中9箭，说明这场战斗之激烈。唐太宗为之题赞：“月精按辔，天马横空，弧矢载戢，氛埃廓清”。自这场战争后，唐王朝统一中国的大业便宣告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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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最多的节度使：温韬盗唐朝诸皇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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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年，文德皇后长孙氏病故安排丧葬，最终确定营建昭陵时，李世民决意专辟场所雕刻战役中阵亡的战马加以纪念。他亲选了六次重大战役中阵亡的战马故事题材，亲撰赞诗，由整个昭陵的设计和营造者、著名建筑艺术家、工艺绘画家阎立德实施建造。

然而，这六匹为唐太宗所钟爱的战马雕刻，也随着昭陵的被盗而开始了它们充满坎坷的人世旅程。

1914年，美国文物走私商串通北京一个姓黄的古玩奸商，将昭陵六具石刻骏马中的二骏：飒露紫和拳毛弧切割打碎装箱，偷偷地运往美国。消息在西安百姓中传开后，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不管是有官位的爱国志士，还是普通黎民百姓，大家都切齿痛恨，深深地诅咒洋鬼子的可恶，也深深地咒骂民族败类的可耻行径。

四年后的1918年夏天，贪婪成性的美国文物走私商，再次勾结民族败类，秘密进入昭陵，将另外四具骏马石雕也切割打碎装箱。他们知道自己的举动是在犯不可饶恕的罪恶，所以事前进行了严秘的计划，为了不使恶行暴露，这伙盗贼不敢走陆道，而选择走水道。他们选择渭河涨水的夏天雨季，将装着石雕骏马的木箱装船，沿水路而下，计划运至西安，再秘密辗转，偷运至美国。

然而，这一次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激愤已极的人民群众发现了他们的诡秘行踪。他们自发地跟踪贼船，拼死加以阻截。在咸阳桥边的码头上，围住了这伙盗贼。

经过一番波折，昭陵四骏终归没有落入美国人之手，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乾陵地宫之谜

唐十九陵中十八陵被盗，里面的宝物虽然不能全部悉知，但是比较有名的历史上仍有记载。现在人们最关注的恐怕就是让温韬心生恐惧而中途罢手的乾陵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

乾陵地宫是最令人神往的地方。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想弄清其中的奥秘，但是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和考古资料，时至今日，人们对乾陵地宫仍然是不甚了解。毫无疑问，在进行科学发掘之前，要完全揭开乾陵地宫的神秘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可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所披露的蛛丝马迹，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记载中得知，乾陵外部有一条沟通地宫的“羡道”，又叫“诞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隧道。这条隧道是由堑壕（露天）与石洞两部分构成的。两段交接处便是地宫宫门的所在。

通过隧道进入宫门。根据文献记载，唐太宗昭陵的石门达五吨之重。乾陵地官石门有多重，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一定是坚固可靠的。进入宫门便可以到达墓室。墓室是地宫的主体，根据“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推测，乾陵地宫墓室至少是前、中、后三室。

地宫里有些什么东西，这可能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从《唐六典？大唐元陵仪注》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地宫的中室或中部，有“棺床”、“棺床”上放着皇帝的“神宫”，即棺椁。棺材的底部有防潮材料及珍宝之类。上加“七星板”，板上有席、褥、旁置衣物及硅、璋、璧、琥、璜等“六玉”。

此外，从武则天所撰写的《述圣纪碑》碑文中考证，地宫里还有不少珍贵书籍和名人字画。史载，五代时期耀州节度使温韬盗掘昭陵时，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由此可以推断，“待到幽宫重启”之日，人们所见应该又是一个“不异人间”的乾陵。

温韬盗墓在文化史上的意义

温韬盗发唐陵，曾经从唐太宗昭陵中得到书法大家钟繇、王羲之真迹。《新五代史》记载，昭陵多藏有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温）韬悉取之，遂传民间。”所谓前世图书“悉取之，遂传民间”这一文化过程，值得文化史学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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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洞天“太子墩”：南唐二陵的发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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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无确切记载

作案地点：南唐二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南郊的牛首山下

受害人：南唐二帝

作案人：未知

作案手段：不详

作案后果：当年随葬的金银珠宝早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只剩下男女陶俑和玉

制、石制的哀册。

盗墓性质：不详

引子

十世纪前半期，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大分裂的局面，这就是“五代十国”时代，南唐是其中之一。它是在原吴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小朝廷。

南唐是一个短命的年代，前后只经历了三个皇帝：烈祖李、中主李煜后主李煜。南唐二陵，就是南唐烈祖李和他的儿子李的钦陵和顺陵。

李，字正伦，徐州人。少年因战乱成孤儿，被时任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收养，后大将徐温收为养子，改名徐知诰。吴天祚三年(937年)，他废吴王杨溥，自立皇帝，自称是唐宪宗李纯第八子李恪的玄孙，恢复原姓名李，改国号为大唐(为区别于唐、后唐，史称南唐)。南唐升元七年(943年)因信奉长生道术，死于丹石中毒。李，初名瑶，字伯玉，李的长子。28岁时即位，交泰四年(961年)他在“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中于洪州(今江西南昌)死去。

盗墓过程

民国时期，史学界和考古学家对南唐开国皇帝李和中主李的墓葬在何处，众说纷纭，始终未有定论。

1949年南京解放后不久，在夫子庙市场上出现兜售出土文物的人，被当时警方查获。此事为南京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司令员所闻。刘司令员立即要求有关部门与南博会同彻查。

原来这年春天，几个牧童在祖堂山南麓一个叫“太子墩”的地方放牛，他们发现大土墩被春雨冲出一个洞，几个胆大的放牛娃就好奇地探进去，从中摸出几个明器和陶俑，卖给了“挑高箩”(收旧货)的，后被南郊一个盗墓人探知，就盗取了墓中部分器物，结果在夫子庙交易时被抓了个现形。

很快，区文教股长亲自带人下乡来调查了。由于盗墓者光顾过不久，挖的盗洞还没有塌陷，股长亲自带人下洞进行了探查。他们小心翼翼地爬进幽暗深邃的墓穴，穴中不时响起叮咚的怪声，还散发出一阵阵悠悠的香气，沁人肺腑，好不令人惊恐。不出所料，墓已被盗墓贼破坏得一塌糊涂，但是宏伟的墓穴地宫还是让他们惊奇不已。出洞后他们迅速将情况上报给了南京市博物院。

警方将截获的出土文物送至南博鉴定。时任南博负责人曾昭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她对送来的文物逐件研究，看到一些出土的玉片上面刻着文字，字上曾涂以金粉，已剥落淡存；尚可看到“维保大元年”、“子嗣皇帝臣瑶”等字样，曾昭大为惊喜，她核查了“保大”年号是南唐中主李即位的年号，而“瑶”字正是李原来的名字。这些刻着文字的玉片，串起来称为“哀册”，是古代帝王死后，在下葬时为他写的祭文，一般刻在竹、木、石片上，放在死者棺中同葬，而南唐刻在玉片上，是为“玉哀册”，更为珍贵，这是墓葬人身份的最可靠证明。这些“玉哀册”的出土处就是南唐开国皇帝李的墓地。至此，揭开了南唐皇帝陵墓坐落何处的千古之谜。

不久，考古队赶到了现场，开始了发掘。他们并没有顺着盗洞进入墓室，而是按照正规的考古挖掘程序，先用“洛阳铲”进行勘探，找到墓门的所在。找到后就顺着墓门的方向开挖，挖了几天就挖出了墓门。考古队发现墓门外堆砌了许多大石板和大石块，墓门本身也用大砖封砌，推断是为了防盗墓而设。但是这套防护措施根本就挡不住盗墓贼，他们直接开天窗而入了，但是这给用科学手段进行发掘的考古队找了很多麻烦。颇费了一番周折，考古队才打开了墓门。

宏大的地下宫殿终于呈现在眼前了，大家穿过长19米、宽4米的圆拱形墓道，好像穿越了一条漫长的“时间隧道”，又回到了千年前的时代。这条墓道贯穿了前、中、后三间主墓室，在主墓室两侧，还有10间陈放随葬品的配室。这组布局严谨，设施齐全的地下砖石结构建筑群，完全仿造地面的建筑建造，并且在柱枋和斗拱的表面还绘有彩画。

至此，史学界争论多年的南唐二陵之谜终于大白于天下。

南唐二陵的结构

钦陵和顺陵均封土为陵，陵冢呈现圆形。二陵均系依山为陵，相距约100米。李及其皇后宋氏的合葬陵居东，称为钦陵，建于公元943年。李及其皇后钟氏的合葬陵居西，称为顺陵，建于公元961年。当地百姓称钦陵和顺陵为“太子墩”。顺陵位于钦陵西北，相距五十余米，其北、西面都与山麓相连，隆起不甚显着。二陵的陵园原地面建筑，今均已无存。

钦陵规模较大，是座名副其实的地下宫殿。地表上部为一圆形土墩，周长170米，高出地面12米。墓室分前、中、后三个主室和十间侧室，全长达21米余，宽10米余，高5米。前、中两室及其所附四间侧室是砖结构，后室及其所附六间侧室是石结构。墓门及前、中、后三个主室都仿照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木结构建筑式样，在壁面上用砖砌或石雕成梁、桥、柱子和斗拱，再用石青、石绿、储石和丹粉等矿物质颜料在其上绘以鲜艳的彩画，图案多作牡丹、莲花、宝相、海石榴和云气纹等。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这是目前国内现存最早的附属在柱枋部分的彩画遗迹，在建筑史和艺术史上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李陵的中室和后室之间有辅道，后室的进口处有石门一重，门楣上横列大型的双龙攫珠的石刻浮雕，下方的左右两侧各置一尊足踩祥云、披甲持剑的石刻浮雕武士像，原均敷金涂彩。后室的室顶为巨大青石条砌成的叠涩顶，上面绘有彩色的天象图，包括日月星辰一百余颗。后室地面的青石板上又雕刻着蜿蜒曲折的江河形状，象征着地理图。这种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陵墓内部装饰，是秦始皇陵以来帝王陵寝的装饰传统。后室的中后部有石砌棺床，棺床的侧面有行龙浮雕，并用浅刻的卷草和海石榴花纹作为棺床平面的装饰。

李陵前、中、后室所附的侧室内均有放置随葬品的砖台，原置的金、玉、铜、铁和陶瓷质的器物均被早年盗墓者所掠走或破坏。考古发掘所得的劫余器物以玉哀册和陶俑像较为重要，前者刻字填金，标明了该陵的陵名及下葬年代；后者有数以百计的男女宫中侍从俑和舞俑，以及各种动物俑，亦为南方唐宋墓中所罕见。由此可见，当年地宫建筑十分豪华。

顺陵在钦陵西侧，长宽与李陵相近，有前、中、后三间主室和八间侧室，比钦陵少了二个侧室，其规模也比钦陵略小，建造简陋，其墓内的结构装饰和绘画艺术已失去南唐初年雄伟富丽的气魄，反映了这位没落君主“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吞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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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洞天“太子墩”：南唐二陵的发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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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二陵文物

哀册68片，其中钦陵出土28片玉哀册，顺陵出土40片石哀册。各种陶俑136件，其中有持物俑、拱立俑、舞姿俑、人首蛇身俑、人首鱼身俑和人首龙身俑等，这些陶俑形状在江南出土文物中极为罕见。此外，还有陶器200多件，以及铜、铁、漆、木、玉器多件，两墓共出土文物640件。

文物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栩栩如生的人物陶俑。男俑中有峨冠博带的文臣，有缘领长衫的内侍，有披坚执锐的勇士，有表演献技的伶人；女俑中有高髻盛妆、身着披肩长袖的宫娥，有恭立持物的侍女，有翩翩起舞的舞娘。男俑衣冠整肃，女俑面施朱粉，衣着华丽，基本上是唐代人物的风貌。这是由于南唐距大唐帝国为时不远，而南唐又以大唐正统自居。

第二类是陶制动物。其中有怪诞的人首蛇身和人首鱼身俑，体现出古代神话和图腾的余绪。还有生动的马、狗、鸡、蛙等，尤其是骆驼和狮子，它们不产于江南，而大唐时代的对外交流中，来自西域的贡品中就有狮子和骆驼，它们的陶制品也被“请”进了南唐二陵。

第三类是陶瓷器。有厚胎无釉的灰色陶器，还有灰色厚胎加深茶褐色釉的陶器。瓷器中有粗瓷、细瓷。一般说来，五代出土的陶瓷不常见。而根据南唐二陵的陶瓷器，可以看出后来宋代陶瓷器的一些继承和发展的线索。

第四类是玉制的“哀册”，共有几十块玉片，呈绿色或白色，上面有填金的刻字，内容是墓主人的祭文。别处很少见到过玉哀册，所以尤其珍贵。南唐二陵主要就是根据玉哀册来鉴定的。

两陵墓内均有砖石雕刻，壁面、室顶及部分地面绘有彩画图案。但“顺陵”已不如“钦陵”的规模和富丽，可见南唐后期国势日渐衰败。但二陵的建筑、彩绘、雕刻艺术等遗迹，反映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小朝廷偏安江南一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为人们探讨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南京现代考古

南京发现东晋名臣温峤墓，出土的青瓷器数量为历见六朝墓之最

据有关新闻报道：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在市北郊郭家山发掘了一座六朝时期的古墓葬。据出土的墓志确认，该墓葬为东晋名臣温峤之墓。

墓葬位于南京市区北郊郭家山西端之南坡。墓室顶部距地表1.5米，墓葬坐北朝南，方向181度。全长7.49。其中甬道长3.53米，前进甬道长1.6。宽1.35。残高1.85米。后进甬道长1.4。宽1.12。高1.4米。墓室长3.96米。宽3.75米。顶部内高3.38米。

该墓葬为一附长甬道的单室砖砌墓。甬道分为前后二进。前进甬道为早期盗墓所破坏，券顶，壁部以“三顺一丁”组砖上砌，砌六层后以平砖上砌起券。后进甬道保存完好，券顶，壁部亦以“三顺一丁”组砖砌成，三组后以三层平砖及楔形砖上砌起券。前进甬道铺斜“人”字形地砖，后进甬道错缝平铺地砖，前后进之间有木门一道。甬道前砌封门墙一道，弧形，以“三顺一丁”组砖上砌，残高1.13米；墓室平面近正方形，顶部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四壁部均以“三顺一丁”组砖上砌，共四组后加三层平砖后开始起券，以相对斜砌砖从墓室之四角部向上起券，至墓室顶部时砌成正方形逐渐内收结顶。左、右、后三壁中部均砌置一只棂假窗，上置一“凸”字形灯龛。墓室底部铺斜“人”字形地砖，前部砌一长方形“祭台”。

该墓虽然早期遭盗，仍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共出土各类器物74件。分别为：青瓷器、陶器、石器、金器、铜器及其它质地的器物。其中青瓷器占绝大多数，仅青瓷盘口壶就出土了22件，创历史纪录。陶器仅见2件。墓中出土的一件青瓷盘口壶，腹径周长近1.2米，是已知出土的同类器物中最大的。陶器有熏、小壶；石器有黛板、猪；金器有羊、珠、叶、小圆饼等；铜器有柄饰、叉形器、钱等；另出土有小琥珀兽等。这对研究当时的丧葬习俗、陶瓷烧制技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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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第一陵：唐陵的分布与特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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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从李渊建立唐王朝到灭亡，前后经历了三百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包括武则天在内共有二十一个皇帝。这二十一个皇陵中有大部分都建造在陕西省的关中盆地、黄土原和北山岭的顶部。这种依山背原、两翼展开、面临平原、并且隔渭河与都城长安相望的布局，体现了唐王朝的博大气势。尤其是那些倚山而建的帝王陵墓，气势更是雄壮异常。宏伟孤耸回绝的陵园主峰，广阔浩大的陵园区域，庞大的皇亲勋臣陪葬墓，威武雄壮的神道石刻，使唐代皇陵和大唐盛世一样，在中国皇陵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称它为中国皇陵继秦汉以后的第二次发展。

唐陵的特色

唐代陵墓多依山为陵，除唐高祖李渊的献陵、唐敬宗李湛的庄陵、唐武宗李炎的端陵以及唐僖宗李儇的靖陵外，其余14座均依山为陵。所谓依山为陵，就是选择一山，在山的半山腰上深挖洞穴至山底，把棺椁葬入其中。李世民的昭陵是唐依山建陵的第一座陵墓。比之堆土为陵，气势更加雄伟，更能体现皇权至上的特点。选择堆土成陵的唐陵，除靖陵之外，其余均在三原县境内。堆士成陵，秦以来即有。这种陵墓的特点就是“高坟大冢”。

唐代陵墓，均以底下墓室为中心。在地面四周，围一四方形的柏城，柏城南门外设二道门阙。第一道门阙处的标志是石狮(献陵为石虎)，第二道门阙外有大量排列有序的石刻，为皇帝生前的仪仗设施，人称“山野小朝廷”。

唐代陵墓的典范：乾陵

乾陵是中国唐代高宗皇帝李治与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合葬之地，是全国乃至世界上唯一的一座夫妇皇帝合葬陵。陵地距中国中西部的古都西安80公里，坐落于梁山之上。乾陵以山为陵，气势雄伟，规模宏大。有诗句描写乾陵“千山头角口，万木爪牙深”。

乾陵是唐代帝王在陕西关中地区“十八陵”中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座，也是唐陵中具有代表性的皇陵。墓穴在最高的北峰南麓穿山开凿而成，陵墓本来是一个圆锥形石灰质的山峰，蔚为壮观。三峰耸立，最高山峰为陵的主体，南面二峰较低，东西对峙，形成乾陵的天然门户，气势雄伟。据说，晴朗的天气在此居高临下，能够望见当时的古都长安。

乾陵的设计布置是模拟长安城的布局，内城是陵寝所比拟皇宫内苑；献殿前留出广场，作为子孙后代、百官僚属祭祀活动的场地；从献殿前第一对石阙往南陈列石人马之处，比拟百官衙署，石人马象征着仪卫之制；第三对阙从位置上看已在陪葬区之南，如果有城墙的话，似可将全部陪葬区包括在内，那么，这个区域可比拟长安城的坊里。

乾陵神道

陵园周围约40公里，园内建筑仿唐长安城格局营建，宫城、皇城、外廓城井然有序。初建时，宫殿祠堂、楼阙亭观、遍布山陵，建筑恢宏，富丽壮观。陵园内现存有华表、翼马、驼鸟、无字牌、述圣记碑、石狮、六十一蕃臣像等大型石雕刻120多件，整齐有序地排列于朱雀门至奶头山遥遥两华里之余的司马道两侧，气势宏伟，雄浑庄严，被誉为“盛唐石刻艺术的露天展览馆”。据历史文献记载，乾陵玄宫内涵十分丰富，随葬着大量的金银器、珠宝玉器、铜铁器、琉璃、陶瓷、丝绸织物、漆木器、石刻、食品、壁画及书画墨宝等稀世珍品。

历史评价乾陵利用自然山势修建，不同于明清陵墓向地下开凿地宫，而是依山打洞。据说梁山内共有39道石门将两位皇帝的墓穴紧紧封锁，所以唐乾陵是目前唐代18座帝王陵墓中唯一没被盗掘过的，保存最为完整，气势最雄伟，是世界上罕见的一座两个帝王的合葬陵。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发掘了永泰、章怀、懿德等五座陪葬墓，出土珍贵文物4300多件。1万多幅绚丽多彩的墓室壁画，堪称唐代瑰丽的地下艺术画廊。如果发掘乾陵，将成为继秦陵兵马俑之后轰动世界的又一大奇观。

乾陵墓道

根据考古学家的勘察，乾陵墓道在陵墓的正南方，全部用石条填砌，层叠于墓道口到墓门。石条是交错砌压的，石条之间平面用铁栓板固定，又浇上铁汁。专家们初步鉴定，乾陵没有被盗贼偷窃发掘过。并且认为我们现在如果要进行发掘，困难也是比较大的，因为石条之间十分紧密牢固，必须利用机械和热能，先将铁卡、铁杆、铁汁软化，才能顺利地将长方形石条完整地取出。

乾陵地面上依山的形势，对称排列着精美的石刻群。其中就有武则天为自己立的“无字碑”。有人说，这是她表示自己“功高德天”，难以用文字表示。也有人说，武则天遗言，已之功过，由后人评说，因而一字不刻。然而，当初的无字碑变成了有字碑。可惜，刻满字的碑，竟因千年的风霜雪雨的侵蚀，字迹已难辨认。唯有金代天会年间，“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纪”，是用女真文刻的，旁边附有汉字译文，尚可以辨认。女真文现在已绝迹，这些文字是研究女真文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料。真可叹，“没字碑头镌字满，谁人能识古坤元？”

总之，乾陵无论是地面上的建筑石刻，还是地下墓穴的施工，以及整个陵园的规划设想，都充分显示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雕刻艺术的精湛技巧，代表了唐代高度的文化与科学技术水平。墓室内的文物珍宝肯定异常丰富，一旦发掘出来，必将大开人们的眼界。

乾陵之名在营建初期就已确定。称其“干”的原因有二：其一，陵在长安的西北方向，而西北方位在八卦的“干”位上；其二，《易经·说卦传》称，“干，天也，……，为君，为父也。”唐高宗生前尊号为“天皇大圣皇帝”，谥号“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基于这两点，专家们认定乾陵之名是武则天亲定的。

乾陵所开创的中国第一

乾陵又称姑婆陵，这是干县百姓因尊敬武则天而起的一个别称。“姑婆”是当地人对德高望重的老年妇女的尊称。这一称谓至少在清朝时就已开始流传，即所渭“帝后威严从昔显，姑婆名号至今传”。就是这座看似并不是很特别的夫妻合葬墓，却开创了我国陵墓史上的许多第一。

首先，它是中国帝陵中惟一的一座既是一对夫妻，又是两个皇帝的合葬墓。以永徽三年(652年)唐高宗李治正式封武则天为昭仪算起，两人的浪漫故事成了世人传诵的佳话。他们生活上恩恩爱爱，事业上更是珠联璧合。从显庆元年至永淳二年(656-683年)，两人联手管理天下，史称“二圣时代”。

永淳二年(683年)，高宗病逝。7年之后武则天建立“武周”政权，自封“圣神皇帝”，开始独步天下，因此她成了中国5000年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女皇帝。神龙二年(706年)，她临终前下诏，删除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归葬乾陵，与初恋情人永久地长眠于地宫之中。“则天”之名，也因之而来。

其次，乾陵开创了陵前树碑的先例。乾陵司马道上有两通分别纪念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功德碑，一为《述圣纪碑》，一为《无字碑》。此后历代诸王陵前均设此类型的功德碑。

第三，乾陵是中国帝陵中惟一有《无字碑》的陵墓。

第四，它开创了帝王陵前司马道石刻组合制度，并为后世所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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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第一陵：唐陵的分布与特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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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陵园四门列置石狮，起于乾陵，后世将它制度化。

第六，它是中国帝陵中蕃王像最多的一座帝陵，共有蕃王像61尊，是“盛唐气象”的具体表现。

总之，乾陵规模宏大，建筑辉煌，唐以后的帝陵大都沿用乾陵的建制，是一座文物的宝库。正象郭沫若《咏乾陵》诗说：“岿然没字碑犹在，六十王宾立露天，冠冕李唐文物盛，权衡女帝智能全。黄巢沟在陵无恙，述德纪残世不传。待到幽宫重启日，还期翻案续新篇。”

唐代的陵寝制度

唐代葬制不像汉代，皇后不单独起陵，而是与皇帝共葬一个墓穴当中。而帝陵以皇室成员、功臣等人的墓陪葬。唐陵还有一个与汉代皇陵不同之处在于，唐陵的起陵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继承秦汉以来封土为陵的形式，在坟丘上覆盖大量的黄土，形成一定规模的人造山，以标明此为某位皇帝的陵园。唐代的皇陵采用这种形式的有：高祖的献陵、德完的祟陵、武宗的端陵。另一种则是沿用魏晋南北朝以来，穿凿山峰，在山的中部开辟墓室，以山为陵的形式。唐陵采用这种方式的有：太宗的昭陵，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中宗的定陵，睿宗的桥陵、玄宗的泰陵、肃宗的建陵、代宗的元陵、顺宗的丰陵、宪宗的景陵、穆宗的光陵、敬宗的庄陵，文宗的章陵、宣宗的贞陵、懿宗的简陵、僖宗的靖陵。

唐代的陵寝制度，陵园分上宫和下宫，上宫为献殿，建筑在陵园围墙南门以内，正对山陵，是上陵和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下宫为寝宫，为供奉墓主灵魂起居的地方，位置在距陵2.5公里南偏西处。山陵的墓室，坐南向北，墓道通向墓室正中。地面建筑有内城和外城。内城是帝王的陵墓围墙，也叫神墙，四角各开一角楼，开四门，南曰朱雀，北曰玄武，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四门各有石狮一对。朱雀门是陵园的正门．有神道直达三公果以外，两边排列高大的石翁仲（就是石人）十对(东文西武)，石马五对，米雀—对，飞马一对，华表一对(以上部分组成了俗称的石像生）。在玄武门北有立马六对，号曰“六龙”，象征帝王的的内厩。

唐陵石雕

唐陵的两大特点是依山为陵和石刻丰富多彩，唐18陵石刻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其题材和雕刻手法均大大超过了以前的陵墓石刻，既有圆雕，也有浮雕和线雕。献、昭二陵为唐初所建，制度未定，石刻题材与乾陵以后的16陵迥然不同。献陵的四门各有一对石虎，内城南门之南有石犀和石华表各一对。昭陵由于山南地形险阻，石刻群均集中在陵北山后的司马门内，有唐高宗永徽年间所立的14尊“蕃酋”像，在东西两庑还有唐太宗生前所乘的6匹战马的浮雕：昭陵六骏。自乾陵以后，石刻群的组合基本固定，按性质不同，可分狮子，石人石马和马夫，翼兽和北门六马，“蕃酋”像，华表，碑石、无字碑和述圣记碑六大类。各陵所存碑石约51通，是研究唐代历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唐朝陵墓石刻一改过去朝代以大型石制石兽铺垫神道的先例，大规模的修建小型的石刻，注重其雕琢技法和神态，挖掘其内部的感情和机理，以细腻和高水平的雕琢代替前朝夸张和粗糟的石刻，因此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在唐十八陵中，要属于桥陵的石雕最为引人注目了。

历史上的唐睿宗是一个公认的无能皇帝，但是其陵墓桥陵却是近年来唐朝陵墓研究的热点，尤其是桥陵的石刻。

桥陵有一尊宫女石刻，别的陵墓没有。这尊宫女像体态略显臃肿，面目表情妩媚动人，服饰珠光宝气，发饰刻工细致传神，宫女的器官特点鲜明，眼眶略粗，鼻子略显扁塌，眼睛不是很大，这个女子被当时公认为美女，由此可以看出，唐朝人的审美标准与当代大相径庭。桥陵石狮不如昭陵的精细传神，但也是魁梧凶猛，桥陵的鸵鸟也极具韵味，眼睛小而有神，翅膀长而无力，脖子粗而强健，爪子尖而有齿，羽毛丰满，形容乖巧，欲跑之状，着实可爱，桥陵的另一尊比较有特色的石刻是一尊佛像，与前朝佛像的庄严肃穆、气定神闲不同，这尊佛像坦胸露背，卧姿奇巧，面做狂喜状，这充分体现了唐朝以道教为国教，自由洒脱的民风特点。桥陵的石人数目更多，品种更加丰富，在昭陵的基础上刻工更加精细传神，不拘于泥，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神态更加似真。最令人感兴趣的，还要算桥陵石雕中六大待解之迷。

一、奇特的鸵鸟眼睛。桥陵南门神道东西两侧的石刻群中，有一对石鸵鸟，相向而立，刻于高、宽均约两米的石屏上。若站在一侧鸵鸟跟前看对面的鸵鸟，就会发现唯有鸵鸟眼睛呈白色，乒乓球大小。而走近再看，鸵鸟的眼睛与身体各部位同为一块石料，一样的颜色，无特别之处。

二、击敲石马传钟声。在桥陵陵区，有5对石马，若对其中东边第一匹和西边第三匹击敲拍打，会听到一种钟鸣声。而且不论在石马哪个部位拍击，钟鸣声都聚集在马嘴边，细听时会感觉到马的身体似乎是空的。然而从有关桥陵的资料以及现存的石刻来看，桥陵石刻皆是用一整块石头雕成，绝无空心的雕刻。

三、绵绒绒的鸵鸟颈。细观石鸵鸟的雕刻，脖子下的绒毛竟也刻得清清楚楚，丝丝分明。当把手放在鸵鸟脖子下时，则有毛绒绒、绵乎乎的感觉。

四、同一獬豸头，远观近看竟不同。獬豸又叫独角兽，是在唐十八陵中桥陵所独有的一种异兽雕塑，在桥陵石刻中东西两边各有一尊。它身高约3米，体形硕大。近看为石獬豸，怒目露齿，面容凶恶，而从对面远看，石獬豸则似一位慈祥老人，低眉含笑。

五、美女石雕竟何为？据有关资料介绍，在桥陵石刻中，有10尊美女石雕像，皆为手托盘状。在唐18座陵墓中的石刻，有美女石像的唯桥陵一处。据史书记载，唐十八陵墓的布局大致相似，陵前石刻设置也基本相同，但唯在桥陵前有美女石像。这又是为什么？

六、唐陵神道石雕中一般都是按左文右武排列，而在桥陵，则全部是武将而没有文官。

威武森严的石狮，栩栩如生的番像，高大英武的骏马，惟妙惟肖的鸵鸟，真所谓石雕无数，唐陵为先，与少人问津、守望麦田的宋陵石雕不同，唐陵石雕少了几分冷冷清清，消了几分平平淡淡，多了些须问津与感叹，以高山为天，以绿水为地，以历史遗迹为偶，唐陵石雕总是那么高大风光，千百年来，这里都是一道让世人驻足的靓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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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勾结的范例：刘豫盗巩义北宋八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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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南宋初年

作案地点：北宋皇陵，今河南巩义市境内

受害人：北宋诸帝

作案人：粘罕军队及其傀儡刘豫政权

作案手段：他们对小墓采用揭顶的方法，对大墓则从陵台侧坡挖洞，撬开墓顶券

石，缒绳而下。

作案后果：每座陵墓都多次遭受洗劫，陵区内什物狼籍，撒骨扬尘，烟火弥漫，一

片混乱。

盗墓性质：官盗

可信程度：有史记载

引子

北宋皇陵位于河南省巩义市（旧巩县）西南部，东距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市）约122公里，西距北宋西京（今洛阳市）约55公里，是宋代两京往来必经之地。巩义地处河南省中部，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属于浅山丘陵区。南部嵩山绵延，北部邙山横贯，伊洛水蜿蜒奔流其间，由西向东注入黄河。北宋诸陵就建在南依嵩山北麓、北傍洛水河岸的黄土岗地上，自然地势呈南高北低，东穹西垂状。

宋陵因何选址于巩义？

《史记·封禅书》曰：“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后，以“嵩为中央，左岱（泰山）右华（华山）”，称“中岳嵩山”为“天地之中”。日月为明，山高为嵩。古人说“嵩山如卧”，到了明代，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发现嵩山像一条很清瘦的卧龙，他画龙点睛般地道出了嵩山独具的山体特征。《诗经·大雅》云：“嵩高维岳，峻极于天。”嵩山主峰峻极峰由此而得名。“不来峻极游，何以小天下？”这是宋代名相范仲淹登峻极峰后留下的感叹。

长眠于巩义市宋陵的宋代帝王，脚蹬眼望的就是嵩山，就是嵩山的太室山主峰峻极峰及少室山主峰连天峰。贵为皇帝者也不敢正南正北安葬，宋陵各陵均呈东南—西北方向，所以看上去它们与峻极峰、连天峰并不在同一条线上。连天峰下是名刹少林寺，峻极峰下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峻极峰的东侧是万岁峰，西侧是卧龙峰，万岁峰与卧龙峰犹如宋陵的两个高耸云霄的门阙。

站在峻极峰上北望，但见黄河如带，邙山横亘，东眺是虎牢关，西瞰是黑石关与洛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洛河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河，邙山是阴宅宝地，向有“生在苏杭，死在北邙”的说法，加之雄关漫漫，这里的风景之美不得不让人佩服当初赵匡胤的眼光。

更重要的是，巩义符合北宋王室的建陵要求。宋代流行“五音利姓说”，赵姓属于角音，对应“五行”中的木，木生东方，阳气在东（开封），赵家皇帝必须在西方安葬，且陵地需要东高西下，所谓“东高西下为之角地……南高北下为之征地，角姓亦可居之。”巩义东南多山，峻极峰海拔1440米低垂，邙山海拔272米，西有洛河北流，注入黄河。按堪舆学说法，南山北水，山高水来就福贵不断，巩义实乃赵宋不可多得的皇家茔地。”

公元963年，赵匡胤命“司天监赵修己、内客省使王仁赡等改卜安陵于西京（洛阳）巩县之邓封乡”。

赵匡胤把他老爸赵弘殷安葬在巩义，还有更深的考虑，那就是为迁都洛阳做准备。

赵匡胤生于洛阳的夹马营，深知洛阳和开封作为首都的优劣：开封无险可守，洛阳固若金汤。但当赵匡胤提出迁都洛阳时，却遭到了臣下的反对。迁与不迁的理由都很充分。反对迁都者认为“汴京得运河漕运之利”，有通往江南之便。赵匡胤则认为，城中所需物资全仗水路由外地运送，万一开封被围，后果难以想象。

群臣的谏阻都不能动摇赵匡胤迁都的决心，可是他的弟弟赵光义说得妙：“在德不在险，何必一定要耗费民力迁都呢？”一句“在德不在险”让宋太祖哑口无言，他只好长叹：“不出百年，中原人民叹也。”行伍出身的赵匡胤只好豢养一支庞大的禁卫军来保卫开封，于是乎“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

无计可施的赵匡胤只好把洛阳作为陪都，他幻想着，总有那么一天能迁都洛阳。正是从迁都洛阳出发，他决定将皇陵建在离洛阳很近的巩义。

北宋皇陵的修建

皇家无小事，事死如事生。

穷一国之财力、物力，集中天下能工巧匠所营建的帝陵，并没有尽归于土。开封地上的砖木皇宫早就灰飞烟灭了，巩义的皇堂还安睡于地下。

巩义诸陵的皇堂，无论从建设难度、用工数量、耗费钱财等方面来看，都不会逊色于开封的皇宫。据史料记载，皇堂高20多米，面积约3000平方米。一个皇堂至少像现在的3幢7层高、3个单元的居民楼加在一起那样大！巩义市的地下埋葬着8个这样的庞然大物。皇后、亲王、大臣的地宫规模稍小一些，但数量极大，有1000多座。

北宋的陵寝建造大体上沿袭了唐初的制度，只是改变了汉唐皇帝一即位就建陵的做法。北宋的陵寝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须在7个月内完成。由于时间紧张，宋代的陵园规模不如唐代。即便如此，皇室的投入也是巨大的。

据有关史料记载，修建哲宗的永泰陵时，仅取石材一项就动用工匠4600人，石27600块。又动用士兵9744人、民夫500人，把这些石头从二三十公里之外、崇山峻岭之中的偃师粟子山（这儿的石头“岩棱温润，罕与为比”，虽日光长久照射也不容易风化）运到陵区。

公元1100年，哲宗患病，“不数日死去”。农历二月初十，采石队伍集结后抵达工地。为了“七月而葬”，五月十一必须完成采石工作。工程大、工期紧，山陵使等官员督工急如星火。因为劳动条件差，又无饮用水，于是，在风餐露宿的工地上陆续病倒了1700多人，死者日日不断。这些死者多被弃尸于荒野乱石之中。据《采石场碑记》载：“居山土人皆云，至久积阴晦，常闻山中有若声役事之歌者，意其不幸横夭者，沉鬼未得解脱，逍遥而然乎。”修建永定陵时，雕刻侍从人物及象、马等动物的石头用了62块，门石用了14块，皇堂券石用了27377块。

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10月，葬仁宗赵祯于永昭陵，调集全国能工巧匠、民夫无数，仅调集修陵的士兵就多达46700人，耗银50万两，钱150万贯，丝绢250万匹，耗费占当时北宋国库年收入的一半。可以想见，斥举国一半之资修筑的陵墓该是多么富丽堂皇。送葬的队伍，从当时的首都汴京到巩义，约需10天才能到达，其中光拉灵柩的就有1000多人，车马浩荡，绵延数十里。今天，站在重新修复的永昭陵大门，看遥远天际，仿佛可见当年浩荡的送葬队伍正缓缓走来，那声声哀乐依稀又穿越时空，向世人宣示着大宋王朝的皇家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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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勾结的范例：刘豫盗巩义北宋八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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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生前所享有的东西，死后也要在皇陵建筑中体现出来。皇帝生前有皇宫，死后有陵宫，建筑结构如同皇宫一样，四周有护神墙，神墙四隅有角阙，四面正中开门，门两侧设有阙台。进入皇宫有三道城门把守，而进入皇陵也同样有鹊台（也称鹊门）、乳台（也称乳门）、山门（也称神门）三道关口。

皇帝活着时进皇宫所走的路称御道，皇帝死后要进入皇帝寝陵的路叫神道。在神道两侧对称排列着象征皇帝死后还要统治万事万物的石刻造像。当年在这几万亩的肥沃土地上，建设的殿宇栉邻次比，陵园墓冢星罗棋布，石刻林立，寺观遍地，松柏如织，既庄严肃穆，又阴森可畏。可以说，北宋皇陵是我国现存规模庞大的著名陵墓群，可与北京十三陵、陕西兵马俑相媲美的大型文物景观。

宋陵被盗劫过程

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十五日，金帅粘罕率军自孟津渡过黄河。十七日，抢掠、焚烧了会圣宫（宋仁宗天圣八年建，内供奉太祖、太宗、真宗“三圣御容”。旧址在今偃师市山化乡寺沟村）。永安、巩县守军闻风投降。二十七日，金兵帅府进驻永安县城，粘罕旋即带领将士察看永安诸陵。他们看到上宫建筑金碧辉煌，下宫祭器耀眼夺目，便产生了抢掠的念头。但粘罕却假惺惺地下令，禁止诸军抢掠陵庙器物，还备置大礼，派人祭吊永定陵和永昭陵，以掩众人耳目。

同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攻陷东京，北宋灭亡。金兵胜局已定，也就开始了对永安诸陵的抢掠。他们首先哄抢下宫、献殿及各禅院的金银玉器、古玩字画、衣服什物等；继而又挖坟掘墓。

陵墓中的珍宝使金国兵将红了眼，于是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盗掘活动。他们对小墓采用揭顶的方法，对大墓则从陵台侧坡挖洞，撬开墓顶券石，缒绳而下。每座陵墓都多次遭受洗劫，陵区内什物狼籍，撒骨扬尘，烟火弥漫，一片混乱。

南宋统治者听到消息后，便派三京淮北宣谕使方庭硕到巩县谒陵。他见八陵全被金兵盗掘。宋哲宗的尸骨被挖出，撒在地上，很是痛心。回到朝中，声泪俱下地向高宗讲了所见惨状。高宗敕命河南镇抚使翟兴父子及岳飞等将官，带兵到永安赶走金兵，并派专人修葺陵寝。但因河南是金国占领区，每次战争必带来金兵的报复，所以，永安、巩县成了宋金拉锯战的战场，宋军撤退，金兵复来，挖掘更凶，而且还烧房扒屋，砍树伐木。于是，松柏茂密的陵地，很快就变成了荒原。

公元1130年，金人在大名府封宋朝的投降官员刘豫为大齐皇帝。公元1132年，“大齐”傀儡政权迁都开封。

金兵撤后，伪齐刘豫又派军队到永安盗掘陵墓，而且比他的主子更毒狠，更疯狂。绍兴二年的一天，西京奉先指挥兵士李英拿着从宋陵内盗来的玉注碗，在开封拍卖，被刘豫部下抓获。刘豫见此物晶莹质美，料非民间之物，便对李英严刑拷问；当李英供出是从巩县北宋皇陵中挖来的时，刘豫又详细询问了金兵盗墓的情况，于是顿生盗墓之心。

为了掠夺墓中的财宝，刘豫专门任命谷俊为淬京陶沙官，负责盗掘汴京附近坟墓；刘从善为河南陶沙官，负责盗掘洛阳、巩县一带山陵及坟墓。刘从善领着一群如狼似虎的士兵，直奔巩县、洛阳，同当时永安县伪守窦玖勾结起来，以没有被金兵盗过的墓为主要目标，对已盗过的也要再次挖掘，就连老百姓的小坟小墓也不放过。一时间，巩县北宋陵区内外，到处是盗墓的士兵，被抛弃的白骨比比皆是。他们抢劫之后，为了消除罪证，窦价放了一把火，将陵上建筑及园林尽行烧毁。

刘豫的毁灭性盗掘，使那些赖此生活的僧尼、柏子户等无存身之处，只好流落他乡。从此，北宋皇陵无专人管理，民盗相继兴起，西京一带盗墓贼也趁火打劫。

据《宋人轶事汇编》记载，那时河南（洛阳）有一伙盗墓贼，为首者姓朱。他们在盗宋太祖永昌陵时，撬开棺木，盗走棺内宝物后，见太祖腰束一玉带，想取下来。因太祖尸体重，取玉带很困难，朱某就用绳子绑住太祖的肩膀，然后与太祖面对面，再将绳子的另一端结环套在自己脖子上，用力抬头将尸体撑起，解下玉带。不料这腐坏的尸体由于受到挤压而从口中喷出黑水，结果喷了朱某一脸，洗也洗不掉了。

后来，这伙盗墓贼被官府捉去杀了头，但盗墓之风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反而愈演愈烈。此后，元兵也曾进行抢掠；清末和民国初年，文物古董商又勾结帝国主义分子，收买、掠夺出土的文物。

于是，洛阳盗墓贼勾结本地流痞，竟搭起帐篷，公开挖掘，使北宋皇陵再次遭受洗劫。著名的包公墓就是这时被盗的。1931年，巩义的贺某盗掘包公墓，并将墓志抬走。包大人顶着“包青天”的赫赫威名，竟也未能幸免于盗墓之难！

包拯墓位于巩义城南4公里的艺田镇后泉沟村岭上。这里东有青龙山，西有庙洛水，南望嵩高，北与寇准墓遥遥相望，墓在永定陵区域范围内，东南一公里即为永定陵，南去半公里便是真宗杨、刘二后妃陵。

包拯墓坐北向南，墓象呈圆形，高5米，周长20米，墓前竖清康熙年间所立石碑一通，高2.67米，中书大字“宋丞相孝肃包公墓”。碑阴刻有“宋丞相包文公墓碑记”，因风雨剥落，大都不可辨认。

皇陵分布区域

北宋皇陵分为四个区：

赵弘殷的永安陵在嵩山太室山主峰峻极峰以北开陵后，赵匡胤的永昌陵在永安陵的西北400米处设陵，赵光义的永熙陵在永昌陵西北1000多米处设陵，是谓西村陵区；宋真宗的永定陵在西村陵区的正北再开新陵区，是谓蔡庄陵区；宋仁宗的永昭陵在蔡庄陵区正北再开新陵区，宋英宗的永厚陵设在永昭陵西北200米处，是谓孝义陵区；至此，帝陵区已延伸到洛河之滨，宋神宗的永裕陵只好“迎头赶上”，在西村陵区以西3公里处开辟新的陵区，宋哲宗的永泰陵设在永裕陵西北600米处，是谓八陵陵区。

西村区有永安陵、永昌陵和永熙陵，葬有宋宣祖、太祖、太宗，附葬皇后陵10座和宗室子孙墓140多座。永安陵系赵匡胤之父宣祖赵宏殷和其母杜氏合葬墓。另有太祖贺后陵、王后陵和太宗符后陵。永昌陵是太祖赵匡胤墓。永熙陵是太宗赵光义墓，附葬有太宗两个李后和真宗郭后陵。

蔡庄陵区有永定陵。在八陵村南，是真宗赵恒墓，附葬有真宗的李后、刘后和杨后陵。另有高怀德、蔡京、寇准、包拯墓。

孝义陵区有永昭陵、永厚陵。永昭陵是仁宗赵祯墓，永厚陵是英宗赵曙墓。

八陵陵区有永裕陵、永泰陵。永裕陵是神宗赵顼墓，附葬向后、朱后、陈后和徽宗王后4座皇后墓。永泰陵是哲宗赵熙墓，附葬刘后陵。

北宋各皇陵的规模和建制基本相同，皆坐北朝南，每个陵区都由上宫、下宫和皇后陵及附葬王室子孙墓组成。上宫是陵园的主体部分，从南至北依次建有鹊台、乳台、神道和陵台。陵台就是墓冢，位于宫城的中部，陵台分三层呈覆斗梯形，上边种植郁郁葱葱的翠柏，四季常青。陵台下称地宫，是埋葬皇帝尸骨的地方。地宫规模甚为宏大，一般深达30米，由青砖砌成，仿照地面宫殿建筑结构，墙壁上还绘有大型彩色壁画。下宫也叫陵寝，位于上宫的西北部，是停放皇帝棺木和送葬官员居住的地方。围绕上宫和下宫，筑有十多米高的神墙，称宫城。宫城一般占地一百多亩，四面开有神门，神门外各有石狮一对，防御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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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鼎力支持的盗墓活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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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琏真珈盗南宋诸陵

作案时间：公元1278年

作案地点：宋六陵，绍兴城东南18公里皋埠镇攒宫村

受害人：宋六帝（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

作案人：杨琏真珈及宗允、宗恺泰宁寺僧侣

作案手段：祥兴元年，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珈真，怙恩横肆，帅徒役顿萧山，发

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此肉）弃骨草莽间……”

作案后果：宋六陵经过此次洗劫，地下的珍宝，墓中的尸骨均荡然无存。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相关文献有记载

作为江南唯一的一座皇家陵园，宋六陵，埋葬着南宋9个皇帝中的6个，他们连续在位的时间长达148年，而整个南宋历时也不过153年。一部南宋王朝的兴衰史几乎就是宋六陵主人的生活史。它的被盗，不但是南宋的损失，更是我们国家整个文化历史的一个损失。但是从历史来看，每个朝代在它风雨飘摇的时候，也就是盗墓者最狂妄猖獗的时候，宋六陵也没有走出这个宿命。

南宋诸陵的修建

“狐死首丘”，说的是狐狸濒死时，总是把头朝向栖身的小土山。《礼记·檀弓上》云：“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后便以“狐死首丘”比喻不忘本，或比喻人对故土的怀念。这种情况也适合被金兵逐出汴京、偏安于东南一隅的南宋统治者，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时时不忘收复失地，回归中原的。这在他们的丧葬上表现得格外强烈。

1131年，宋高宗赵构24岁，在皇帝的宝座上才坐了4年，他的祖母隆佑太后病死，兴建皇陵就作为国家大事摆到皇族的议程上。也许有人要问：“南宋皇陵为什么设在绍兴呢？”这还得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北宋都城开封，掳走了徽宗和钦宗两个皇帝。昏庸无能的高宗赵构仓皇南逃，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1129年，金兵再度进犯，赵构又从杭州经绍兴、宁波，一直退到东海，第二年才回到绍兴，并在这里做了一年零八个月的皇帝。同年4月，随高宗南渡的北宋哲宗皇后孟氏死了。

当时北宋的皇陵已经沦为金国的国土，赵构就派一个叫杨华的吏部侍郎在江南勘察新的陵址。浙江本是个多山的省份，适宜建皇陵的风水宝地比比皆是，杨华偏偏看中了浙江省绍兴市东南17公里的一条山沟，山沟里有座泰宁寺，是南宋大诗人陆游的祖先陆佃的功德院。

杨华在泰宁寺住了一晚，对那里的山水感觉很好，回京向赵构写了个调查报告说：“泰宁寺四面环山，雄壮峻秀，东是青龙山，南接紫云山，西靠五峰山，北倚连雾山，是块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宝地，在那里建皇陵，有层层山峰相拱，青龙白虎保卫，不仅适宜埋藏先帝的弓箭，而且预示皇朝万载的兴隆。”赵构同意杨华的报告，下昭在那里建皇陵。

孟皇后的去世，时距朝廷上次营建山陵，也就是营建钦圣宪肃皇后山陵已30年，中间局势动荡，“图籍无存”，而朝中大臣多是新进的，也很少有人能详细地知道以前皇家的陵寝制度，所以所制攒宫比北宋陵寝“少异也”。宝庆《会稽续志》卷三《陵寝》引王明清《挥尘录》说：

“绍兴初，昭慈圣献皇后升遐，曾纡以江东漕兼摄二浙厅辩用元符末京西漕向故事也。朝论欲建山陵，纡议以谓：‘帝后陵寝，今存伊洛，不日复中原即归附矣，亦以攒宫为名，佥以为当。’”

皇陵是国家的重点工程，皇帝亲自指挥，动用全国财力，征调全国的能工巧匠，往往要费时十年八载才能完工。有的皇帝刚刚登位，还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直到临死前才完工，因此皇陵大都建得气象万千，壮丽辉煌。

宋六陵区占地2.24平方公里，远处东傍青龙山，南接紫云山，西依五虎岭，北靠雾连山，构成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风水景观，好像四大方，保卫着眼前的皇陵。同时地势东南略低，西北稍高，清澈的溪发源于东南的大仁龙山，沿皇陵向西婉蜒而过。整个陵区山水交融，风景如画。南宋王朝的这种独特的陵园选址方法，是我国古代风水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宋六陵虽然属于临时安置性质，但毕竟不同于普通百姓的墓葬，各陵仍有一定的规模。据文献记载，地下均有长达数十丈的石砌甬道和墓室，又有精致的墓阙；地面上建有献殿、享殿、宰牲房等大批建筑。可惜沧桑巨变，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见到这些陵园建筑了。只有那一个个微微鼓起的土墩上的八丛参天古松，依然挺立在青山环抱之中，它们少则七八棵，多则数十棵，棵棵粗可合抱，顶挑青枝，如伞如盖。相传，每丛松树的下面，就是一座皇帝的陵墓。

南宋的国力虽然有限，但皇陵建得一丝不苟，估计和北宋的差不多，有长长的神道，文武百官和飞禽走兽的雕像，高耸雄峻的祭殿，坚固而深邃的墓道以及数不清的殉葬品，一切和地面宫殿相仿。

宋六陵里一共埋了七个宋朝皇帝。第一个是宋徽宗赵佶，其陵墓叫永佑陵；第二个是宋高宗赵构，其陵墓叫永思陵；第三个是宋孝宗赵慎，其陵墓叫永阜陵；第四个是宋光宗赵，其陵墓叫永崇陵；第五个是宋宁宗赵扩，其陵墓叫永茂陵；第六个是宋理宗赵昀，其陵墓叫永穆陵；第七个是宋度宗赵，其陵墓叫永韶陵。南宋还有三个小皇帝，死后一个葬在广东新会崖山，一个葬在深圳蛇口，另一个葬处不详，无从考究。

宋陵被盗过程

宋六陵之所以取名为“攒宫”，是因为南宋的君主们原先并不准备就这么心甘情愿的永久安息在江南，本打算浮土浅藏，暂时的将梓宫攒集一处，有朝一日收复中原后再一并归葬巩县的北宋祖陵。但苟安一隅的南宋王朝，以国破山河碎的结局而告终。诸帝遗骨非但未能如愿返归祖茔，反而在亡国后不久就遭到了强人的浩劫凌辱，陵园毁于一旦。

1278年，南宋刚灭亡。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江南释教总统的西域僧人杨琏真珈就盯上了宋六陵，开始大规模的挖墓盗宝活动。宋六陵埋得较浅，挖墓并不困难。他暗中勾结了一批恶僧奸徒，率领大队人马开进陵区。首先被挖开的是宋理宗赵昀的永穆陵，挖开浮土后就见到长长的用青砖砌成的地宫，撬开宫门后就是墓道，墓道两侧摆满了祭品和殉葬品。杨琏真伽撬开宋理宗的棺椁，据一些史料记载，棺椁被撬开时，里面射出一道白光，直冲云天，原来棺内堆满了金银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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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鼎力支持的盗墓活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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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宋理宗才死4年，遗体的面目还栩栩如生，只见他头枕七宝伏虎枕，脚抵一柄杨贵妃用过的穿云琴，身下垫的是锦绣软缎，软缎下面竟是用金丝编的凉席。杨琏真伽把陪葬的稀世珍宝盗窃一空后，这帮利欲熏心的恶徒蜂拥而上，用铁钎、铁铲等工具，先后砸开永茂陵、永穆陵、永绍陵和宁宗仁烈皇后的地宫，开帝王棺椁，哄抢墓中数目惊人的奇珍异宝。他们甚至丧心病狂地把宋理宗赵昀的尸体从永穆陵中挖出，倒挂在树上三天三夜；见到宋理宗的脑袋特别硕大，竟把脑袋拧断，顺手带走，刮去腐肉，变成光滑滑的头颅，以颅壳盛酒，作战利品炫耀。

杨琏真伽前后挖开100多座古墓，把多数皇陵和埋入皇陵的后妃、皇子、公主以及功勋大臣的坟墓几乎全部挖开，尸骨撒满山沟，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为了达到分裂民族的罪恶目的，杨琏真伽还打算将六陵遗骸埋到杭州南宋皇宫内，并在上面建造镇南塔，表示宋人永世不得翻身，

宋六陵被盗发以后，宋代遗民，绍兴人唐珏闻知帝陵被毁，龙体遭劫，忧心如焚。当下典当家产，私下备酒宴，邀请乡里少壮辈。酒至半酣，唐珏突然说：“今请诸君协力，前往收埋先帝尸骨，如何？”有一人问道：“山上将官把手，虎视眈眈，事情一旦暴露，如何是好？”唐珏说：“此事我早已运筹，今四郊荒野多露白骨，何不以假乱真，取而代之呢？”大家应诺。唐珏拿出备好的木匣若干只，上面复以黄色丝绢，署上帝名、陵名，分头趁月色潜入陵山，自永思陵以下，随号将诸帝遗骸分别收藏起来，埋在宝山之阴天章寺前，种上冬青树，以为标志。

其后世人有感于唐珏的行为，作诗曰：“马棰问形，南面欲起语，野尚纯束，何物敢盗取。余花拾飘荡，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蜕龙挂茅宇。老天监区区，千载护风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风吹凉积香雪，遥遥翠盖万年枝。上有凤巢下龙穴。君不见犬之年羊之月，霹雳一声天地裂。”复有梦中诗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龙睡，轩敝宁忘犬马情。亲拾寒琼出幽草，四山风雨鬼神惊。”“一自筑珠丘土，双匣亲传竺国经。只有春风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鸦。水到兰亭转呜咽，不知真帖落谁家。”“珠凫玉雁又成埃，斑竹临江首重回。犹忆年时寒食节，天家一骑捧香来。”

清人袁宏道也曾在《游六陵记》写道：“六陵萧骚岑寂，春行如秋，昼行如夜，虽聊鞭叠骑，而时闻伥啼鬼哭之声。读唐义士诗，痛楚入骨，为之沥泣。自古亡国败家虽多，未有若斯之惨酷者也。诗一首：冬青树，在何许，人不知，鬼应语。杜鹃花，哪忍折，魂虽去，终啼血。神灵死，天地暗，伤心事，戍儿年。钱塘江，不可渡，汴京水，终离去。纵使埋到崖山崖，白骨也知无避处。”

时光流逝，可是宋六陵并获得平静，在清代和汪伪政权时又被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多次盗掘，再经过文革时期的浩劫，宋六陵的地面建筑至此几不复存在。

正史、野史都记载了宋六陵在元初遭杨琏真珈等人盗掘。但是，这些记载相互之间都存在不少矛盾之处。其实早在元代，就已经出现不少矛盾之说。元朝的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不仅记录了几种不同的说法，还对杨琏真珈的盗墓时间，高宗、孝宗尸骨移葬东嘉等问题提出了质疑。

不少文献资料都说：南宋王朝辟宋六陵为皇家的临时陵园，以后收复中原，这些皇帝的灵柩都要移葬到河南巩县的宋陵。但是，文献资料也都证明南宋皇帝偏安江南，并无收复中原的雄心和计划。也就是说，“收复中原”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口号，那么，宋六陵难道就真的只是皇家的临时陵园？诸如此类种种疑问，相信随着我国考古技术的日益进步，总有一天会给所有关心它的人一个明确的答案。

宋六陵出土的文物

据史料记载，盗贼们得到“马乌玉笔箱“、“铜凉拨锈管”、“交加白齿梳”、“香骨案”、“伏虎枕”、“穿云琴”、“金猫睛”、“鱼影琼扇柄”等诸多珍宝。后代又陆续从宋六陵的遗物中发现铜凉拔锈管、真珠戏马鞍、锡器、端砚、玉瓶炉、古铜、精美的龙泉窑青瓷，这对研究当时的手工技术和社会文化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朱元璋重修宋六陵

杨琏真珈盗掘宋六陵一事，曾震动朝野，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御札相臣宣国公李善长，遣工部主事谷秉义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吴勉，索饮器于西僧汝纳，叫其以理宗顶骨来献。次年六月令浙江行省进《宋六陵图》，于是命启瘗南归，藏诸旧陵。护葬者礼部尚书崔亮，绍兴知府张士敏勒碑记年月。其余陵墓，也从天章寺前迁遗骨回攒宫。陵上封以松树。“陵前丰碑重立，上刻诸帝陵名”。至此，南宋皇帝理宗赵昀的颅骨，被劫取在外漂泊了近一个世纪之后，终于又重新回到了原本想暂时存放梓宫的绍兴陵园。后来，清人王居琼感赋《穆陵行》诗，足以发人深思：

六陵草没迷东北，冬青花落陵上泥。

黑龙断首作饮器，风雨空山魂夜啼。

当时直恐金棺离，凿石通泉下深锢。

一声白雁渡江来，宝气竟逐奴僧去。

金屋犹思宫女侍，玉衣无复祠官护。

可怜持比月支王，宁饲鸟鸢及狐兔。

百年枯骨却南返，雨花台下开幽宫。

流萤夜飞石虎殿，江头白塔今不见。

人间万事安可知，杜宇声中泪如霰。

明清对宋六陵的维护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遣官访历代帝王陵寝，令各行省臣同诣所在“审视陵庙并其图以进”，浙江行省进宋诸陵。历经近百年，宋六陵“唯孝理二陵献殿三间，缭以周垣，余仅存封树。”九年“令五百步之内禁人樵，设陵户二人，有司督近陵之人看守，三年一传制。遣道士斋香帛致祭于孝宗理宗二陵，登极则遣官祭告”。此时的宋六陵布局，理宗陵有顶骨碑亭，其右为义士祠。

宋六陵虽规模宏大，“内外禁山三千七百三十五亩，田三十八亩九分”，政府也下令派人看守，但“岁久为居民所侵”。正统间赵伯泰奏复，弘治元年复帖。县典史张弘捡勘具册以覆。其后或以山无守者，虽朝廷屡屡下令严禁侵盗，“无几时乃割禁山之半佃为民，其半亦令居民守之而入其租，然樵之禁，守卫之夫亦以疏矣。”

宋六陵的新生

自清代以来，宋六陵园渐渐荒废。建国以后，宋六陵所在地攒宫茶场在进行机械化改造时，在距地表仅40—50厘米处发现了屋基平面、局部排水沟和铺设整齐的石板小道，并有成堆的条石出土，绍兴县文保部门在现场勘查后，确认这是著名的宋六陵所在地。

“至1970年后，垦为茶园，诸陵地面建筑尽圯，仅存苍松8丛。”如今，历经沧桑、屡遭兵火的南宋六陵，由于年代久远，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不过地面尚存二百余棵作为封树的古松，作为皇陵所在的标志，使整个陵区虽已无地上建筑，但仍松柏森森，气氛肃穆，环境幽静，保留着皇家陵园的气派。

相关文字描述

在《癸辛杂识》中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和十一月，会稽县泰宁寺僧侣宗允、宗恺勾结杨总统率众发掘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墓。同书的另一处又重复记述了此事，时间相同，但内容有所差别。

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所载南宋皇帝陵墓被盗之事最为详尽，该书云：“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弃骨草莽间……”

《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九月，朝廷“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

《绍兴县志·越中杂识》记载：“杨琏真珈等人发掘宁宗、理宗、度宗三陵，割破棺椁、劫取宝玉……杨贼发掘得志，又于十一月再发掘徽宗、高宗、孝宗、度宗四陵……其中徽宗陵墓只朽木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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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之盗，以多取胜：宋元时期的民间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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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宋元期间

作案地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受害人：宋元期间的王公贵族

作案人：民间盗墓者

作案手段：五花八门

作案后果：宋元期间的王公贵族墓大多遭到破坏。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相关文献有记载

引子

《庄子》中已经有对于盗墓技术的记录。《吕氏春秋》说到先秦时期的盗墓者为了掩人耳目，在厚葬之大墓旁侧择定住居以为掩护，日夜不停挖掘，从地穴入墓，得盗发之利。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又说到清代关中“奸人掘墓”的方式：“率于古贵人冢旁相距数百步外为屋以居，人即于屋中穿地道以达于葬所，故从其外观之，未见有发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古今盗墓技术，一脉相承。

《史记》中曾经记述，中山地方民间风行“掘冢”习俗。游侠“铸钱掘冢”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注意。唐人颜胄曾经以这样的诗句描述民间盗墓的盛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纵横。田竖鞭骷髅，村童扫精灵。”“石人徒瞑目，表柱烧无声。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韩愈对于东汉陵墓多被破坏的事实，也有“丘坟发掘当官路，何处南阳有近亲”的感叹。掘冢，也曾经是不法贵族官僚的一种游戏。如西汉广川王刘去，就有公开盗掘坟墓的嗜好。《西京杂记》说刘去发掘古墓“不可胜数”，“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其奇异者就多至上百。中国自古来，盗墓就很盛行，民间盗墓蔚然成风。这种风气到了宋元时期，仍然有增无减。

蔚然成风的民间盗墓

宋代以来的骨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二者相互辅承，使得宋元时期的民间盗墓之风越演越烈。

蔡绦在《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尚好博古收藏，盗掘古器一时成风，“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了这一故事：北宋时，有人在长安卖汤饼民家得到高尺余的白玉奁，上刻云气龙凤、海上神山，进献朝廷，得到“墟墓之物，不可进御”的答复，于是收入官库。同书又记述，有人在关中坏一古冢，发现一件可容水一斛的碧色大瓷器，“中有白玉婴儿，高尺余，水故不耗败。”

隐秘的、持续不断的民间盗墓在宋朝整个盗墓史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尤其在民间盗墓蔚然成风的南宋，有史可查的民间盗墓就有很多。

宋高宗建炎初年，长安城附近不断有盗发古墓的事件。明人在《稗史汇编》中写道：“长安近城官道之侧，有大古冢，以当行人常所往来，故独久存不毁。建炎初寇乱，有人发之，得古铜钟鼎之属甚多，验款识，皆三代物。冢为隧道窟室，土坚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卫之状，其冠服丈夫则幞头，妇人则段衣，皆宽袖，颇类今制，而小异。乃知数千载冠服已尝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长安附近的官道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古墓。当时很多行人来来往往，所以这座墓一直保存了很久而没有遭到掘盗。然而宋高宗建炎初年因为战乱，这座古墓终没有逃过此劫，被人给盗了。盗墓人在墓里得到许多古铜钟鼎之类的器物。经人看了一下样式，证明是三代以前的器皿。这个坟墓有个隧道，隧道的土很硬，好像石头一样。墓室的窟室四面墙上都刻有很多类似侍卫的人。墓主人的头上有幞头，其妻子则穿着衣，都有着宽宽的袖子。和宋建炎期间的服饰很像，只是个别的地方有一些小的差异。因此可以看出当时人得出结论：几千年前的衣服就已经是宋代时那个样子了。

其实，民间盗墓当时并不仅仅是宋朝所独有。与之并存的金王朝也有很多发掘冢墓的情况。《金史》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发冢事件之普遍，竟然使得本朝的“功臣坟墓”也不能保全。

盗墓活动之所以如此普遍，主要是盗墓人太贪念于墓主的随葬财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述社会行为往往为利益驱动时曾经说到，“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敢于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实都是出于财富的追求。《元史》有这样的记载：元太祖时代，张荣授金紫光实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元帅，知济南府事，“时贸易用银，民争发墓劫取，荣下令禁绝。”也是民间出于经济目的盗发冢墓的史例。

但盗墓有时又有令人惊异的动机。《异苑》记载，汉代人京房的坟墓在东晋时被盗掘，遗体依然完好，“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元代有“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接近。而李时珍《本草纲目》也引用过此说，可见在民间的风行。近世吴有如《点石斋画报》有题为“群贼盗骨”的故事，其中写道：“有匪徒将棺木撬开七八具，盗窃枯骨，有谓以之为闷香，有谓以之合药饵。事虽出于拟议，然非专盗衣饰可比矣。”这种取枯骨“以之为闷香”或“以之合药饵”的盗墓动机，实在令人惊异。大家都熟悉的伍子胥“鞭尸”的故事，则是发掘墓葬行为极端的复仇形式。历史上发冢斩尸（如拓跋王圭发慕容普麟冢）、剖棺焚骨（如王颁掘陈霸先陵）一类事例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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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最后归处：解析宋皇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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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了皇权高度集中的北宋，全国才有了一个初步统一的局面。只要有政权存在，就一定会把建皇陵提到日程上来。

北宋八陵位于今河南郑州、洛阳之间，南望嵩山少室，北临黄河天险，蜿蜒阻隔，东为巍峨挺拔、群山绵谒的青龙山，洛水东西横贯全县，自古以来就被北风水先生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所以北宋皇帝除徽、钦二宗外全部安葬在这里，统称“巩县八陵”。巩县的北宋陵区，北起孝义镇，西至西村，中贯芝田镇，面积约有三十多平方公里。偌大的陵区，真可谓是头枕黄河，足蹬黄河了。

北宋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唐代初，只是改变了汉唐预先营建寿陵的制度。北宋的陵寝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须在七个月内完成。因此宋代的陵园规模不如唐代。

从唐代高祖李渊开始，后妃附葬帝陵不单独起陵，而宋代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起陵园于帝陵的西南隅。后陵建筑与帝陵相同，但规模较小，除太祖庄怀皇后潘氏有陵号“保泰”外，其它后陵都没有陵号。

巩县宋陵的形制均坐北朝南呈正方形，各陵尺度和墓前石刻数目整齐划一。墓室上建造方形三层陵台，每门各有石狮一对。由南门向北的神道两侧排列文武大臣和各种石像。陵园布局分上宫和下宫，分别为上陵谒拜祭祀和日常供奉起居的场所。宋代建造陵墓相风水堪舆（看风水），流行“五音姓利”的说法，把姓氏归于古代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的方位。北宋营建帝陵时间短促，运料、营建以及入葬工程量都非常浩大，因此给人民代来了沉重的负担。例如，建造赵匡胤父亲赵宏殷的永安陵时，仅被压死者就达二百多人。

北宋陵墓的布局

北宋八陵的建制与布局基本一致，由南向北依次为鹊台、乳台、华表、石像生（石刻仪仗队）、阙亭（昭陵的两个阙亭都是缺角的房子，据说仁宗认为自己执政期间还有不完满的地方，故把阙亭建成这个样子以向人民表达歉意）、皇帝陵台、皇后陵墓（以上属于上宫建筑）和下宫。每陵皆有兆域，兆域也称陵域，四周植荆棘等。兆域内除皇陵之外，还有附葬的皇后陵以及宗室子孙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皇帝的陵台位居整个陵区的中心，夯土筑成，是个三阶梯的覆斗，底边呈四方形，长、宽约60米，台高约16米。陵台之上柏树成林，纵横如织，陵台之下则为皇堂，即安放皇帝棺椁的地宫，用条石或砖镶砌而成。

围绕陵台四周的是陵墓宫城的神墙，神墙呈正方形，边长约230米，墙的四面正中各设一神门，四隅有角阙。在东、北、西3门之外，各置石雕蹲狮1对，南门的石狮则是站立的，称作跑堂狮，属“移动部队”。整个陵区庄严肃穆，诉说着皇权的威严与帝陵的神圣不可侵犯。

陵墓宫城南门为正门，门道内置石雕宫人1对，陵台前置石雕内侍1对，门外置上马石、下马石各1对，加上陵墓神道两旁对称而立的华表、石像生、石狮等，共有石雕60件，这是帝王才能享有的“待遇”。

帝陵石雕群中，排在最前的是望柱，又叫华表。宋陵望柱呈八角形，象征四面八方，其顶部是莲蕊，底部为莲座，中部刻有龙纹，是皇家建筑的特殊标志。接下来是象与驯象人，象在宋代是皇家仪仗队的先导，驯象人一般来自越南，另外象也暗含万象更新的意义。象之后是瑞禽瑞兽，宋陵的瑞禽是宋陵石雕中的杰作，也是空前绝后的珍品，为其它帝陵所没有。再后，是仗马和控马官，这也是仪仗队中不可或缺的。马的后面是象征高贵与尊严的虎、象征乖巧与吉祥的羊（羊也是祭祀品）。羊的后面是客使，共3对6个，是参加皇帝葬礼的邻国及少数民族的代表，他们手捧的宝物各不相同，从其长相和宝物的差别基本可以确定其来自哪个国家和地区。客使的后面，也就是靠近皇帝陵墓的方向，是武将文官。文官靠近陵墓，武将紧随其后，这反映的是宋代的官制。在朝拜序列上，也是如此。再向后，也就是陵墓宫城门外站立的，是头戴盔甲、手持斧钺、双眉紧锁、不胜其哀的镇陵将军。巩义市宋陵研究专家孙宪周说，“镇陵将军的后面，就是看守陵墓宫城的狮子了。”

一般来说，后陵设石雕36件，亲王公主的墓设18件，大臣墓设6～8件。石雕数量的多少，反映等级的不同。

后陵一般在帝陵的西北，建制和帝陵相同，规模是帝陵的一半。后陵的西北是下宫，这儿是为皇帝的灵魂供奉衣食的地方，也是管理陵园的官吏或宦官、宫女日常生活的地方，设有厨房、贮藏等场所。在这里，陵区管理人员每日都要献食于下宫的皇帝遗像。官员朝陵时，在上宫行祭之后，还必须到下宫去拜谒先帝圣容。

北宋皇陵的典范：永昌陵

永昌陵作为北宋开国皇帝的陵墓，尽管较前朝比较寒碜，但开创了北宋一代皇陵的典范。

永昌陵由上宫、下宫、孝章宋皇后陵、章怀潘皇后陵以及两个陪葬墓组成，陵区南北长2000米、东两宽约6000米。永昌陵卜宫地势南高北低，从陵区南端的鹊台至北神门石狮，南北落差达17.3米。由于常年平整土地，陵区地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鹊台至北神门处有八阶台地，每阶逐次降低0.8～2.7米不等。永昌陵上宫的建筑大致包括：

鹊台2个，东西并列，间距42米。两鹊台为夯土筑成，平面大致呈方形。乳台2个，位于鹊台之北115米。西乳台东西并列，也为夯土筑成，顶部隆起，平面略呈长方形。东乳台底部东西长12米，南北宽6米，高3.2米；西乳台底部东西长11米，南北宽6米，高3.6米。宫城位于神道石雕像的北端，南神门距乳台基址约165米。宫城四周的神墙，地面以上部分已不存在，现存有四神门两侧的门阙和四隅的角阙基址。神门两阙台的间距一般为15米，门阙与角阙基址的间距在85～90米之间。根据现存门阙和角阙基址的位置看，宫城平面呈方形，边长约为240米。陵台位于宫城正中，距四神朗台的距离为93～97米。陵台现呈方形覆斗状，台顶平坦，四坡面斜直。现存顶部东西长18米、南北宽14米，底部东西长48米、南北宽45米，高14.4米。

昌陵现存石雕像45件。神道石雕像东西向分列，对称布置，每列像(组)与像(组)间相隔6～7.1米。由于地貌的变化，位于神道北部的文武官、武士等下半身埋于地下，南门和东门石狮仅露一头部。大致有望柱2件，位于乳台基址以北8米。两望柱形制、花纹相同，大小相差无几，如东列望柱，柱身棱面宽27～32厘米，通高540厘米。柱身与柱顶为一石，下置两层方形石座。土衬石的上面边部为斜面，上面中部凿有深l厘米的方形凹槽。象2件，驯象人1件，象做立状，长鼻着地，头系络头，身披鞯褥，背部雕有莲花座饰挡胸、后靴上系挂铃及缨穗。瑞禽石屏2件。石屏平顶，两边斜下，正面浮雕一只瑞禽，背景衬以山石，侧、背为素面。瑞禽似马头、禽身、风尾，面南立于山石上。在南下角雕有一只小兽，兽头向上探望，兽身龟缩于石洞内。角端2件，昂首，独角，长唇向上翻卷，兽身，两肋有翼，形体强健凶猛，似为雄性。马4件，控马官5件，马戴络头，口衔镳，颈系铃，背披鞍鞯，身置鞍靴，四腿遇空伫立，长尾及地。马的两侧各立有一个控马官，皆头戴头巾，身穿袍服，腰束革带，下穿紧腿裤，足着麻鞋，手握缰绳或执鞭。客使2件，容貌、服饰皆非汉族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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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最后归处：解析宋皇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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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陵下宫位于上宫西北约350米，现地表仅存南门石狮一对。两狮东、西间距8.5米，合口，蹲姿。东狮身宽110厘米，高144厘米；西狮身宽115厘米，高146厘米。石狮以北的田地比较平整，仅在向北170米处有一道田埂。为确定下宫的具体范围，考古工作者在石狮之北的田间小路和田埂上进行了局部勘探。由勘探资料可知，下宫东边线在今两村镇附近，西边线在一条南北向田间小路东75米，北边线即为现田埂处。下宫范围南北长约165米，东西宽约135米。据《宋史》礼志二十六记述，永昌陵原有皇室陪葬墓15座。墓主人见于记载的有许王元僖及夫人李氏、魏王德昭及夫人王氏、楚王元佐夫人冯氏、将军惟正亡妻裴天等。

北宋皇陵的内涵

巩县的北宋陵园正中为高宗的陵台，象征着帝王“丰业”和尊严。陵台四周，柏树成林，纵横如织，故有“柏城”之称。宋时每陵设有专门负责培育柏苗、养植柏林的“柏子户”。而今，宋陵的柏树已不复见。陵台经近千年的风雨剥蚀，也失去了当年的雄姿。

陵台之下为皇堂，是安放皇帝棺椁的地宫，全部用条石镶砌。整个布局给人以方正端庄、拱卫森严的感觉。陵台到神墙南门中间的空地为献殿的遗址，是举行祭祀大典的地方。诸陵献殿建筑全部毁于元朝。据说，嵩山中岳庙大殿前的铺地石，就取之于这里。

从陵台到南神门，沿神道两侧排列有整齐对仗的精湛石雕，由北往南有：宫人与内侍石雕各一对。侍立于南神门西侧的为宫人，陵台左右的为内侍。宫人雕像眉目细长，双肩消瘦，束发簪珥，拱手而立，女性的特征惟妙惟肖。内侍雕像，体态微胖，神情拘谨，手持体现他们身份的球仗和拂尘。四门石狮各一对。其中尤以神宗永裕陵南门石狮雕像最为精美。武士雕像以对出。为神道两侧立像的排头兵，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剥蚀，雕像甲胄的纹饰仍然细腻传神。文武朝臣雕像各二对。文臣持笏，武臣拄剑，恭立神道两旁，象征着宫廷百官朝仪。藩使雕像各三对。藩使为参加北宋皇帝葬礼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代表。藩使刻像于帝陵之前，始见于唐太宗昭陵，是中原王朝同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反映。北宋后期，民族矛盾激化，帝陵仍立藩使像于神道两侧与文武朝臣同列恭候，除了不改帝陵规置的原因外，还象征着各少数民族政权要臣服于大宋皇朝。石虎、石羊各二对。虎是尊严与高贵的标志。羊，个性柔顺，形态淑美，我们祖先造字的时候，有“羊面从美”之说。自汉晋以来帝陵之前常置石虎、石羊为祛邪之物。仗马与控马官石雕二对。角端石雕一对。瑞禽石刻一对。石象与驯象人石雕一对。望柱一对。望柱类同华表，是意求吉祥的柱型石雕。望柱南为乳台一对，象征着子孙发达、繁衍万世、吉祥如意。

北宋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这就给后妃参与政事提供了条件。刘皇后临朝听政长达十一年，死后谥“庄宪明肃”，史无前例。在这之后宋代凡称别的皇后，谥号都由以前的两个字增加到四个字，反映了皇后的政治地位在封建礼法上得到了承认。北宋后妃政治地位的提高，反映在陵寝制度上，表现为皇后单独起陵。在巩县共有二十一个后陵，建制和帝陵相同，仅仅是规模略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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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默许下的盗墓活动：陈奉盗墓事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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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明万历年间

作案地点：武昌

受害人：境内诸墓主人

作案人：陈奉及其党羽

作案手段：为“得黄金巨万”的信息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

盗墓性质：官盗兼民盗

可信程度：有史记载

引子

明朝的万历皇帝特别热衷于钱财的积累，是历史上有名的唯利是图的皇帝。万历年间皇宫一连发生几次火灾，迫切需要大兴土木、重建宫室。再加上皇室挥霍无度及由边境吃紧而导致的军费不断增加，致使国库入不敷出的局面越来越严重。为了积聚尽可能多的钱财，万历皇帝到处搜刮，并借用宦官“开发”了许多赚钱的门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

陈奉是万历年间最骄横的矿税使之一。他本是御马监的奉御，于万历二十七年被派往荆州征收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他一人兼领数职，权重势大，十分骄横。每到一地都劫掠行商，欺压官民，所求稍有不遂，官吏即遭鞭笞等。其党羽爪牙则直入民宅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富家大户被迫倾家行贿。更有甚者，为了敛财，陈奉竟在荆州地区挖坟掘墓，真可谓丧尽天良。

陈奉所到之处，鸡飞狗跳，民不聊生。他的行径多次激起民变，耐何万历皇帝热衷于敛财，一再支持陈奉，弹压地方官民。不仅动用兵力血腥镇压反抗的百姓，甚至于反对的官吏也多遭迫害。

由于敛财有方，陈奉从武昌回京时，运载财宝的舟车数里不绝。为防止老百姓抢夺，他竟动用了大量官兵护送。

陈奉的盗墓过程

万历年间，皇帝对金钱极度贪婪，上行下效，他手下的亲信太监也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陈奉就是其中之一。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征税采矿的宦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科级干部，可论权势却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招致民怨沸腾。有一次，陈奉从武昌抵达荆州，闻讯而来的群众数千人在途中鼓噪，争着抛掷瓦石击打陈奉等人。幸亏陈奉逃得快才得免祸。

得罪了当地的面姓，陈奉的财路大大受阻。正在陈奉愁无财可觅的时候，在武昌境内发生了一起盗李林甫发妻杨氏墓的案件。兴国州奸邪之人漆有光，告发居民徐鼎等人发掘唐朝宰相李林甫之妻杨氏的坟墓，并告密说，徐鼎从墓中得到黄金有万余两之多。腾骧卫百户仇世亨向陈奉汇报了此事，神宗命令陈奉将这些黄金收入内府。意外之财竟然全部落入国库，自己分文未得，陈奉因此毒刑撬打责令居民补偿黄金，但是他也从这件事上得到了启发，那就是名臣将相的随葬品其实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于是他就将州境内的坟墓全都挖掘。巡按御史玉立贤上言说所挖掘的坟墓乃是元朝人吕文德之妻的坟墓，并非李林甫之妻的坟墓，奸邪之人告发的奏言，所说大都不能相信，并且让神宗皇帝下令命陈奉停止在各处的挖掘。奏疏送上，神宗不予理睬。

陈奉这次的暴行引起武昌百姓激烈的抗议风潮。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发生民变。史料记载，当时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向万历皇帝奏道：“陈奉威吓诈骗官民，犯上违制自称千岁。他的党羽甚至直接闯进百姓家中，奸淫妇女，或者将妇女抢掠到税监署之中。王生的女儿，沈生的妻子，都被他们逼辱。因而召致士民公愤，有万余人甘愿与陈奉同归于尽，巡抚、巡按和地方三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掩护了他好几天，才使他得以保全。但是巡抚支可大却歪曲事实为之蒙蔽朝廷。这样天下的祸乱，什么时候才将是个头！”大学士沈一贯也上言：“陈泰入楚，开始便有武昌一次民变，随后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民变发生十起，几乎酿成大乱。请立即将陈奉撤回，以此收拢湖广百姓之心。”神宗对此全都置之不理。

有了皇帝做靠山，陈奉更加有恃无恐，为了获得更多的钱物，陈奉是想尽办法，费尽心机，终于，他想出一记妙招。

陈奉从爪牙处得知显陵就在枣阳矿山旁边，显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睿献皇帝和母亲章圣皇太后的合葬墓，陵的墓主朱佑生前为兴献王，死后葬于松林山。明正德16年武宗驾崩，因其无子嗣，慈寿皇太后与首辅大学士杨廷和遵奉“兄终弟及”之祖训，遗命“兴献王长子朱厚”嗣皇帝位，年号为嘉靖。后朱厚为自立体系，用武力平息了长达３年之久的“皇考”之争。其间廷杖致死17人，入狱、夺俸、充军、戎边、革职等官员达115余人，从而完成了自己的昭穆体系，这一重大事件历史上称之为“大礼仪”之争。此后嘉靖皇帝朱厚便将其父追尊为恭壑皇帝，并将王墓改为帝陵，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工程，直至嘉靖驾崩建设才停止。

显陵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建成，前后历时47年，其围陵面积183公顷，整个陵园双城封建，外逻城长3600余米，墙高6米，墙体厚1.8米，陵园由内外逻城、前后宝城、方城明楼、棱思殿、陵恩门、神厨、神库、陵户、军户、神宫监、功德碑楼、新红门、旧红门、内外明塘、九曲御河、龙形神道等30余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组成，其中宝物一定多得惊人。可是那毕竟是皇帝老子的老祖宗，明目张胆的掘墓那无异于自找死路。于是陈奉就用了一个掩人耳目的方法去获取其中的财物，怎么做呢？就是开采离其不远的枣阳矿山。

知县王之翰因其地靠近显陵，坚持不同意开矿。陈奉劾奏王之翰和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派绢骑将他们逮捕审讯，知事冯应京也因此事受到牵连。冯应京一向于民有惠政，百姓号哭着相送。陈奉又张榜开列冯应京的罪状张贴于街上。百姓对此切齿痛恨，又相聚包围了陈奉的官署，发誓一定要杀死陈奉。陈奉逃避躲藏到楚王府，众人于是将陈奉的党羽耿文登等十六人投入江中。因为巡抚支可大维护陈奉，百姓们焚烧了巡抚的辕门。“事情报知朝廷后，神宗不予回答。”

当时御马监监丞李道方督办湖口的船税，也上奏陈奉在水路上拦阻商舟船，在陆路上拦截商贩，征收三成只有一成解送上缴，祸国殃民。明神宗这时才开始召陈奉回京，又听沈一贯的奏请，革去支可大的职务。

陈奉在湖广两年，残害毒祸商民无所不用其极。等到他离去时，搜刮的金银财宝货物数以万计。为了自己的财物万无一失，陈奉增派了护卫，浩浩荡荡地离开湖广，对于陈奉，湖广百姓无不恨之入骨，他们离开使得百姓们欢呼鼓舞。

陈奉到达京师，给事中陈维春、郭如星再次竭力上言他的罪行。神宗很不高兴，将二人降为杂职。而因陈奉的诬陷入狱的冯应京是至万历三十二年才得以释放，同他一起入狱的王之翰则最终惨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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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默许下的盗墓活动：陈奉盗墓事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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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字描述

袁宏道《竹枝词》之二云“雪里山茶取次红，白头孀妇哭春风。自从貂虎横行后，十室金钱九室空。”其十二云：“贾客相逢倍惘然，楠杞梓下四川。青天处处横虎，鬻女陪男偿税钱。”批判的锋芒直指陈奉及其党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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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奉之所以敢这么猖狂，无非是因为后面有个大靠山：皇帝老子。所谓上行下效，既然有如此之主子，就有如此之奴才。在《明史》的记载中，陈奉只是万历皇帝最专横拔扈的五个奴才之一。其它四个虽不像陈奉靠掘墓谋财，但其恶行并不比陈奉逊色。

陈增是万历年间的宦官，后被派往山东任采矿使，为皇帝筹集营建宫殿之资。陈增到山东后即插手地方事务，并与福山知县韦国贤发生矛盾。陈增诬告韦知县阻挠开矿，将其逮问削职。陈增随后在山东大规模地强行采矿，随意抽取壮丁凿山开矿，致使多人死在矿中。陈增只将少量所得递送朝廷，而将大部分归入私囊。

与陈增出任矿监的同时，宦官马堂也在山东征收店税，并采取了公开持械抢劫的方式，反抗者以抗旨惩办，致使中产之家多半破产。马堂每年在山东抽税十五六万两，自己私吞一半以上。

高淮本是市井无赖，后自阉入宫，任尚膳监监丞。当万历派遣矿监税使之时，高淮看到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便重财贿宫中权臣，出任辽东矿税使。高淮到辽东后，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及游手好闲之徒纷纷投其门下充当税使。他们或公开抢掠，或敲诈勒索，辽东人民如蹈汤火。

孙隆是万历年间的苏州织造太监并兼管苏州税务。苏州是明代著名的工商业重镇，经济非常发达，孙隆在苏州各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向商贩征收重税，以至于行商小贩不敢转运，税源日渐稀少。孙隆见状，又强行向机户征收高额税金。苏州的上万市民们被迫走上街头，喊着“赶走孙隆，杀死税棍”的口号进行反抗，并打死孙隆的爪牙。孙隆见势不妙，吓得跳墙逃往杭州。面对群情激愤的局面，作为矿监、税监的后台，万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此事出于公愤。经过这一事件，孙隆虽未遭到惩处，却也威风尽失，后来竟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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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立名目“借”楠木：乾隆盗永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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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清乾隆年间

作案地点：明十三陵中的永陵

受害人：明世宗朱厚

作案人：乾隆及其部下

作案手段：下令调集天下能工巧匠，修缮永陵享殿，然后密传旨令，派亲信工匠

用偷梁换柱之法，把永陵的楠木撤换下来

作案后果：永陵享殿等处被拆卸

盗墓性质：官盗

可信程度：民间传说

永陵，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世宗朱厚及陈氏、方氏、杜氏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位于阳翠岭南麓。朱厚正德十六年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逝于干清宫，享年60岁，谥“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次年三月十七日葬永陵。

引子：永陵的修建

永陵的营建在世宗皇帝登上皇位后的第十五个年头，系其在位时营建的“寿宫”。但其卜选陵址却是在嘉靖七年(1528)皇后陈氏去世之时。当时，世宗命辅臣张璁及兵部员外郎骆用卿等人为陈皇后选择陵地。同时，他也在秘密地为自己的陵地做准备工作。

后来，世宗得知骆用卿精通风水方术，就派他为自己选陵址。据说骆用卿接到了世宗的命令后，时时注意这方面的信息。一天骆用卿偶然来到天寿山后，外观山形，内察地脉，觉得是一块难得的吉壤，于是为世宗选择了橡子岭和十八道岭两处地方。随后，世宗就带领大臣和钦天监官员到骆用卿为他选定的两处吉壤察看。看后觉得十八道岭风水最佳，决定在那里建陵。但还不放心，就又派人到江西一带找来著名风水师杨筠松、曾文迪、廖三传的后人再次察看。三人也一致认为十八道岭的确是一块吉壤。至此，世宗终于决定把十八道岭定为建陵地点。可是世宗嫌十八道岭山名不雅，下诏更名为“阳翠岭”。

嘉靖十五年（1636）四月二十二申时，浩大的陵墓工程开始了。世宗皇帝亲自主持了祭告长陵的典仪，武定侯郭勋、辅臣李时奉命总理山陵营建事宜。

在营建过程中，世宗打算按照长陵的规制进行营建，却又不好把话说明，就虚情假意地对大臣们说：“陵寝之制，量仿长陵之规，必重加抑杀，绒衣瓦棺，联所常念之。”大臣们对世宗的话心领神会，送给世宗御览的陵寝设计图只比长陵规模略小，因此很快得到世宗同意。经过十多年的经营，永陵营建大体告成。

永陵的确费了明世宗不少的心思，但是辛苦总算是没有白费，永陵与他的先祖的其它七陵相比，的确有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陵墓的规模宏大。在古代，陵园规模的大小取决于陵园殿庑、明楼及宝城规则。按照《大明会典》的记载，永陵宝城直径为81丈，恩殿为重檐七间，左右配殿各九间，其规制仅次于长陵，而超过献、景、裕、茂、泰、康六陵。其恩门面阔五间则与长陵相等，其后仅定陵与之同制。另外，永陵的方院和宝城之外，还有一道前七陵都没有的外罗城，其制“壮大，石之缜密精工，长陵规画之心思不及也”。外罗城之内，左列神厨，右列神库各五间，还仿照深宫永巷之制，建有东西长街。要知道，长陵之所以成为明陵中首屈一指的典范之作，主要是因为恩殿的豪华气派，而他这个后辈子孙一心想要和他比高低，因此永陵的恩殿并不比长陵逊色。

永陵的恩殿的方院共有三进院落。第一进院落前设陵门一座，券门三道，左右各设随墙式角门。第二进院落前墙间设恩门，单檐歇山顶，面阔五间，设门三道，下承台基一层，周设石栏，前后踏道各三。台基前后均有御路石雕，上刻龙凤戏珠及海水江牙、云纹、回纹及卷草纹饰，石质洁白，雕饰精美，充分显示出明中叶石雕艺术的特点。门左右各设随墙式角门。院内还建有左右配殿各九间和神帛炉两座。第三进院落前墙间建恩殿，重檐歇山顶，面阔七间，进深五间。殿内中四柱饰以金莲，余皆髹漆。殿内设有后门。殿宇台基一层，有护栏，前面设踏道三道，两侧各设一道，后面亦设一道。台基前后均有御路石雕，图案同恩门。殿左右两侧各设随墙式角门。殿后建有两柱牌楼门及石供案。两柱牌楼门的两石柱为方形柱，顶部雕两相对坐龙，柱间木构形制为单椽一间，黄琉璃瓦顶，三幅云形式的拱头和耍头。石供案为须弥座形制，其上放置石五供，炉一，烛台、花瓶各二。花瓶形制于前述诸陵稍有不同，瓶口无“回”纹雕饰，瓶腹两侧各雕兽头与衔环。

另外，永陵的砖石结构的明楼，造型新颖的圣号碑，别具一格的宝城城台设计，以及宝城墙花斑石垒砌的城垛，恩殿、恩门“龙凤戏珠”图案的御路石雕也都是以前各陵没有的，这些后来为定陵所效法。

由于永陵用料考究，规制宏阔，明隆庆《昌平州志》称其“重门严邃，殿宇宏深，楼城巍峨，松柏苍翠，宛若仙宫。其规制一准于长陵，而伟丽精巧实有过之”。但是他一定没有想到，就是因为如此，才使得后世乾隆皇帝动了盗其陵殿中精美楠木的心思。

永陵的建成，耗费了大量国库银两。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当时参加营建永陵的三大营官军有4万人，再加上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陵区内新行宫和圣迹亭的兴工，以及皇宫内外工程，每月费银不下30万两。但当时工部库贮之银仅有百万两，修陵经费十分困难。为此，世宗只得采纳大臣们的意见，用广纳事例银的办法，以济陵工。

乾隆盗木过程

自从雍正独自埋骨于京西易县境内，清朝就打破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丧葬制度。登基不久的乾隆也跟随其父，派臣僚在西陵区域选择万年吉地。当吉地选好后，不知何故乾隆突然改变主意，又派臣僚到东陵选择。

乾隆七年(1742)，大学士三泰、果毅公讷亲、户部尚书海望，会同钦天监监正进爱等进入东陵区域勘察地形，数日后相得胜水峪“龙盘虎踞，星拱云联，允协万年之吉”。乾隆览过绘图后，甚是满意，并诏旨于第二年二月初十动工兴建。至此，清王朝丧葬规制的长河，在雍正朝拐弯之后，又在乾隆朝时得以回流，长河的主流从此一分为二，一条支脉流向东陵，一条流向西陵，从而形成了中国历代王朝葬丧史上的独特规制和景观。

至于乾隆为何在西陵区选好陵地后又改变主意到东陵，在乾隆六十一年(1796)将皇位传于其子嘉庆时，乾隆曾做过解释。当时的乾隆认为，若从自己之后，历代皇帝都葬于西陵，那么东陵必然有香火渐衰，冷清无助之感，日久定会荒废不堪。为兼顾东西两陵的盛衰，才作出了这一抉择。为了避免出现东陵香火冷落的局面，乾隆还作了“兆葬之制”的硬性规定，即若父在东陵，则子在西陵；父若在西陵，则子在东陵。当这个东西二陵兼顾的设想出台后，乾隆唯恐哪位不肖子孙像他父亲那样别出心裁，东西二陵都不选，另立门户，再选出个南陵或北陵，造成无法依附、无章典可循的混乱局面，因此又专门作出规定，非东即西，不能再随便另选陵址，这样就断了后世子孙别出心裁的念头。所有这些，在体现了乾隆顾全大局的同时，也完全可窥到他当时在处理这类事务上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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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立名目“借”楠木：乾隆盗永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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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不但费心葬制，在修建自己陵寝的时候更是动心思。说来难以置信，乾隆的陵寝，其中相当一部分木料和石料，是拆毁明代建筑物和明十三陵而得来的。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其实拆明陵的木料石材，并不是从乾隆皇帝开始。早在清朝入关后，就曾捣毁、劫掠过明十三陵，并焚烧过明定陵、德陵等陵寝。当然这也事出有因。原来明朝末年，在东北崛起的女真族后裔满族，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屡败明军。无能的明熹宗，不思追究忧患根源，不思探寻富国强军，积极应对，而是一味听信厌胜之术，将眼前的危机归咎于金陵“王气太盛”。于是天启年间，他曾两次派人大规模的毁坏山陵，金陵因此荡然无存了。更为荒唐的是，熹宗命人在云峰山主脉上掘深洞，填埋鹅卵石，为的是割断气脉，斩掉龙头，彻绝王气。

不过，那时拆毁是发泄私愤，后来的拆毁则完全是为了借用其优质的木材和石料。有实证可考的是，顺治的孝陵木材多用旧料，而旧料来源就是大肆拆毁明代建筑。其隆恩殿及神道碑亭天花板，就被后人证实是来自西苑明世宗嘉靖年间所建的清馥殿、锦芳亭和翠芳亭，这一殿二亭所在位置，正是明世宗做道场的地方。清初在兴建顺治孝陵时，将清馥殿及二亭拆除，不但将其楠木材料用来兴建孝陵，就连天花板也拿到孝陵使用了。此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陵寝，都相继拆毁了大量明代建筑，然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乾隆竟然置皇体颜面于不顾，以天子之尊，一意孤行，去拆永陵。他的行为，给后世留下一段皇帝盗木的丑闻。

众所周知，乾隆继位的时候，正是康熙、雍正王朝盛世的后半期，国力鼎盛，国库丰盈，因此整个陵园、地宫的建筑，均是遍选天下精工美料，其中仅木材一项就分别来自四川、两广、云南、贵州及东北兴安岭地区的原始森林。而这些木材又以珍贵的楠木最多；其石料则取自北京房山和蓟县盘山的石场；砖料由山东临清、江苏专工制造；瓦料由京西硫璃厂运送；即使用量最大的土料，也是数十里外精选的含沙量适当的“客土”。整个陵寝由圣德神功碑、五孔桥、石像生、牌楼门、神道碑亭、隆恩门、配殿、方城、明楼、左顶以及地下玄宫等主体建筑组成，其神道南端与孝陵相连。整个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整，材料精致，工艺精湛。尤其是地下玄宫的建筑风格和艺术水准，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寝中所罕见的。

要知道，明十三陵中的永陵，那可是耗费明世宗十几年光景的心血结晶。尤其令历代皇帝羡慕的是永陵的享殿是楠木殿，香气袭人，沁人心脾，蚊蝇不近。它的木架是用昂贵的金丝楠木建成，不刷漆而光泽油亮，不雕饰而纹路精美。乾隆皇帝在巡视时看中了这些金丝楠木，一心想拆毁楠木殿，将这些楠木用到自己的裕陵中去。文渊阁大学士纪晓岚援引《大清律》上奏道：律例规定挖明坟者死，皇上金口玉言，万民之尊，此举事关国体，干系重大，诚望陛下三思而后行。乾隆读此奏折后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但金丝楠木一日不到手，一日不安。

俗语说得好，上天不负有心人，乾隆皇帝苦苦思考之后，决定要借修葺十三陵的名义来取得永陵的金丝楠木。毫无疑问，修葺十三陵，永陵一定也会得到修整。当时永陵的恩门和恩殿虽然“头停椽望尽属破坏，柁、檩、枋、垫亦有糟朽”，但由于初建时用材宏壮、施工精细，其大木构架尚无大损。负责修陵的大臣金简(工部尚书)、曹文埴(户部侍郎)等人本应建议按原制修缮，可是，因为这两个属下知道乾隆皇帝修整永陵的真实目的，因此就上奏说：鉴于十三陵修缮范围较大，而其时楠木已经“采伐殆尽”，若“仍照旧式修整，则长陵、永陵两处购求大木更难办理，因此请皇帝准奏将永陵来个拆大改小的方案。拟将永陵享殿等处拆卸，其永陵宫门、享殿，再将拆下两庑各座木料配搭，按照各陵规制建造享殿五间、宫门三间。”他们认为，“如此转移筹办，不独长陵规模可仍其旧，轮奂维新，即永陵殿宇亦得与诸陵一律缮治整齐，观瞻并皆宏敞”。这个建议在今天看来是不符合文物建筑“修旧如旧”的原则的，就是当时，这两个大臣也不是不明白这个方案着实不妥。可是要知道，乾隆皇帝修葺的真实目的就在于永陵那让他眼红的金丝楠木，因此这个投乾隆皇帝所好的奏请很快就被准奏了。永陵的恩门、恩殿因此全部被缩小规制建造。

就这样，乾隆既盗走了金丝楠木，又落了个修缮明陵的美名。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乾隆盗木的丑闻还是被张扬出去。皇帝毕竟是皇帝，自有应付万变的招数。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责，给天下人一个说法，乾隆自下诏书把自己“发配”到江南，算是对群臣子民的一个交待。

传说毕竟是传说，不少学者就这个问题为乾隆皇帝平过反。其实只要稍有历史知识，我们就知道这个传闻并不可信。乾隆皇帝的裕陵修建于乾隆8年，也就是1743年，历时9年，也就是于1752年竣工。但是乾隆修葺十三陵是在乾隆33年，也就是1787年，那时候裕陵已经修建完35年了，又怎么可能把永陵的金丝楠木用于自己的裕陵呢？

可是所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之所以有这样的传说，就证明乾隆皇帝对于自己的身后是极其重视的。据说乾隆皇帝为能给自己死后的后花园选一个风水宝地，使其更加牢固、美观、气派的确是煞费苦心。老北京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说乾隆皇帝当初在为自己的陵墓选址的时候，看中了的一块地方，乾隆皇帝觉得海淀这个地方风景秀美，就想在这个地段造大园子。可是选来选去就定在了万寿山，美中不足的是选的地方竟然有一座前朝的坟墓，听说还是什么娘娘的坟，臣下就劝乾隆说：人家说这万寿山下的这个古墓，是明朝某个王妃的墓，动不得。一是由于祖宗入关后的遗训，说是前朝墓地的一草一木都应保护，不能妄加破坏。因为咱们旗人入关时，是从李自成手里得的天下，跟前朝没那么大的仇恨。二是听说这个妃子生前可不是什么善主，她的墓动不得！乾隆爷听了，说，怕什么，给我挖喽！我就不信她能有什么能耐。底下人哪敢不从，谁知一挖挖出了乱子。乾隆爷亲到现场一看墓的大石门已被挖开，可是门里面刻着八个大字：你不动我，我不动你！乾隆皇帝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这下可吓坏了。赶忙命人把土都盖回去，并在万寿山上盖一大庙镇住这厉害的鬼魂，这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佛香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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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烟落照身后事：万娘坟的劫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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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1944年

作案地点：万娘坟，今位于北京昌平卫星城西北7公里，苏山东麓

受害人：万贵妃

作案人：程彦斌及其部众

作案手段：经过三个昼夜的刨、挖、凿、炸，终于将墓顶打透

作案后果：万贵妃的随葬品被抢劫一空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考

历史上的万贵妃

万氏，小名贞儿，四岁时被选入宫中，作为孙太后的宫女。万氏服侍的这个孙太后，幼有美色，可惜无子，于是偷偷把一个宫人的婴儿据为己有。这个婴儿便是日后的明英宗。孙氏于是由贵妃册为后。至于那个宫人，相信结果很可能是给谋害了。跟着这样一个阴毒的主子，聪明伶俐的万氏为了生存，难免日后不会依样画葫芦，甚至成为主子的帮凶，当一日坐大，自然更见青出于蓝。

后来孙太后派她去服侍太子朱见深，她便趁这个机会使得年少的太子爱上自己。朱见深18岁即位时，万氏已是35岁的半老徐娘，由于生来姣艳，且驻颜有术，因此一直受到朱见深的宠爱。对此万氏并不满足，她一直希望自己能为皇帝生下皇长子。像宣宗时的孙贵妃一样，如果儿子能被立为皇太子，母以子贵，就有可能成为皇后。因此万氏整天缠着宪宗，尽量不让他到别的嫔妃那儿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成化二年正月，万氏为宪宗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宪宗欣喜若狂，于是万氏晋封为贵妃。贵妃距离皇后只有一步之遥。只要自己的儿子被立为皇太子，自己就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后了。可惜，万氏的这个孩子出生不久便夭折了。更糟糕的是，万氏从此丧失了再生育的能力。万氏把满腔的怨恨撒向其他的嫔妃，但那时的她，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自己以后再生个一子半女的，好来圆她的皇后梦，因此她不许其它嫔妃比她早生下儿子。

从此以后，后宫中那些被宪宗临幸过并且因此而怀孕的嫔妃们都遭了殃，她们所怀的孩子都会被万氏强行打掉。后宫听到“怀孕”这个词，人人色变。而朝廷的大臣们看到皇帝即位多年，仍然没有子嗣，以为是皇帝专宠万氏的缘故，纷纷上书劝告皇帝要广施恩泽，博爱后宫，不能专宠一人。宪宗也听取了大臣的意见，但是仍不见有子嗣出生。

一次，宪宗在宫里游玩，见宫女纪氏美貌聪敏，就留宿了一夜。事后，纪氏怀孕了。宠冠后宫的万氏听闻这个消息后，命令一宫女为纪氏堕胎。然而，并非人人都是万氏般的冷血之人。宫女见纪氏生性柔弱，心生恻隐，便谎报说纪氏是“病痞”，并未怀孕。万贵妃仍不放心，下令将纪氏贬居冷宫。

纪氏就是这样在万贵妃的阴影下，在冷宫中偷偷生下了朱佑樘。万贵妃得知后又派门监张敏去溺死新皇子，但张敏却冒着性命危险，帮助纪氏将婴儿秘密藏起来，每日用米粉哺养。曾被万贵妃排挤废掉的吴皇后也帮助哺养婴儿。就这样朱佑樘一直被偷偷地养到六岁。

一天，张敏为宪宗梳头时，宪宗叹息说：“我眼看就要老了，还没有儿子。”张敏连忙伏地说：“万岁已经有儿子了。”宪宗大吃一惊，忙追问究竟，张敏才说出了真情。宪宗皇帝听了大喜，立即命令去接皇子。当宪宗皇帝第一次见到自已那因为长期幽禁，胎发尚未剪、拖至地面的瘦弱的儿子，不禁泪流满面。当天召集众臣，说出真相。次日，颁诏天下，立朱佑樘为皇太子，并封纪氏为淑妃。但随之纪氏却在宫中暴亡，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显然，纪妃与张敏之死皆与万贵妃有直接关系。宪宗的母亲周太后担心万贵妃会对太子下毒手，就亲自将孙子抱养在自己的仁寿官内，才使太子安全地生活在宫中。

即使这样，万氏仍不死心。有一次，万氏请太子去吃饭，周太后叮嘱道：“你去之后，千万不要吃东西。”因此太子赴宴时果然不沾任何食品，只称自己已经饱了。当宫人捧上汤羹时，年幼的太子说：“我怀疑此中有毒。”万氏听了这句话后十分气恼。嚷道：“这孩才几岁就如此，他日必加害于我！”此后，她一改对宪宗后宫生活的控制，妃嫔们怀孕也能顺利出生，皇子渐渐多起来。万贵妃想以此要挟皇帝另立储君，废掉皇太子的地位。宪宗对万贵妃一向言听计从，便有了更换太子之意，但是朝中众臣极力反对。而此时泰山一带突然出现地震，占卜者指地震的原因是上天警示如改立太子，必将引起动乱，宪宗心中恐惧，于是下令不准再议废太子之事。

成化二十三年，已经五十八岁的万贵妃一次因小事怒打宫女，哪知因身体肥胖，一口气没喘上来，晕了过去，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宪宗为此茶饭不思，辍朝七日。从此郁郁寡欢，经常长吁短叹：“万侍长去了，我还能呆多久呢？”没过几个月，宪宗在忧愁中随万贵妃逝去，终年四十岁。

明宪宗为何独宠万贵妃

明宪宗朱见深，原名朱见浚，英宗土木堡之变后，两岁的朱见浚就被孙太后立为太子。谁知命运与他开了个玩笑，他的叔叔景泰帝即位后，随着政局的逐渐稳定，就开始考虑如何废掉他，用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

经过一番精心地谋划，朱见浚被废为沂王。但是上天好像只垂青于他，此后不久先是立为太子的朱见济早夭，然后是著名的“夺门之变”，这样不仅他的父亲夺回了皇位，他的太子之位也失而复得，他父亲改元天顺，也将他改名朱见深。但由于幼年卷在皇位之争的漩涡中，朱见深精神压力非常大，留下了口吃的毛病。

可能与小时候的遭遇有关，宪宗生性懦弱，什么事都很依赖万氏。或许过早地经历政治上的险恶，给宪宗心上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宪宗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因此他觉得有锦衣卫、东厂这两个特务机构还不足够，又增设了西厂，来刺探情报。

传说，万氏在宪宗身边，经常是戎装打扮，宪宗十分喜欢。众人推测，宪宗之所以喜欢戎装打扮的万氏，是因为这样的万氏会给宪宗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宪宗因为有点口吃，不喜欢见生人。但是皇帝要上“经筵”，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懦弱的他当然不敢违反。每次上课，他坐在位子上，任凭翰林院的讲官怎么问难，他总是一言不发，似听非听。讲官对此毫无办法。下课之后，按例皇帝要留讲官们吃饭，以示尊师之意。这次皇帝总是要开口，宪宗就只讲一句：“先生吃酒饭！”宪宗的这些心理，从小照顾宪宗长大的万贵妃当然知道，这也是万氏以后虽年老色衰，但却始终受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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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烟落照身后事：万娘坟的劫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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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朱见深十八岁即位时，万氏已经是三十五岁了，半老的她依然风情不减，而且更加懂得迎合帝意。

因为深得宪宗喜爱，宪宗几次想立万氏为皇后，但阻力很大，臣子一致认为，举国上下都不会同意一个大皇帝十八岁的随侍宫女来母仪天下。因此，万氏到死也只是得了一个贵妃的封号，可在皇帝的心中，万氏的地位与皇后是一般无二的。宪宗待万贵妃也与别人不同，叫她“万侍长”。

成化二十三年，59岁的万贵妃病死，宪宗朱见深悲痛万分，为她辍朝七日，并打破皇妃不得入葬陵区的常规，在苏山脚下，为她修建了一座规模巨大的陵墓，以慰藉爱妃的在天之灵。这就是后来被人们所熟知的万娘坟。

盗墓过程

万贵妃很幸运，死在成化皇帝朱见深的前面。作为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她被朱见深安葬在十三陵陵区。

在今天定陵西南约两公里处的苏山脚下，有一占地约两万平方米的陵园，即是万贵妃墓。墓碑雕云凤纹，中间一个“万”字符，且寄吉祥之意，真是宠尽于身后！明末的沈德符曾感叹地说：“妇人以纤柔为主，万氏身体肥胖，与纤弱相反，而获异眷，就像杨玉环得宠于唐明皇一般！”

万娘坟坐西北朝东南，整体布局为前方后圆。方形院落面宽197.8米，进深138.5米。园寝围墙用绿色琉璃筒瓦，黄色琉璃滴水。

园寝呈人头状靶形。前寝呈方形，后部两边内收呈半圆形，与东西二井略异。外墙、门楼保存基本完好，东西通长197.80米，南北宽138.50米。门三重，正门一道，上建有门楼，通高5.35米，宽3.23米，进深2.10米。两侧距正门6.15米处各设一掖门，门宽2.77米。前寝南北长138.50米，东西宽106.70米，园墙以大城砖砌成，顶部平砌四层出檐，檐外挂黄琉璃瓦滴水，墙高4.0米，厚1米。园墙围绕享殿及两庑建有内墙，长71.2米，宽47.58米，墙高2.35米，厚0.75米。前后设门。重门宽16米，进深3.60米(重门可能为三道)。享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柱础石保存完好，两庞基石不存，已垦为农田。第三重门通园寝后半部，门一道，宽2.88米。园寝后部形如二井，宽89米，通长90.80米。距门6.35米处立照壁一座，宽5.1米，厚0.5米，高2.10米。下以绿琉璃砖砌作束腰形座，上部为琉璃砖砌出屋檐，中间以三层方砖嵌心。其后立无字碑一通，高2.2米，宽0.93米，厚0.27米，碑额雕出云凤纹。碑座束腰形，前后两面各雕二凤，中间为一断字云，束腰部分亦雕二凤，两侧各一云凤纹。其后置石供案，长2.23米，宽1.05米，大部分已陷入地内，五供已失。再后为坟堆，残高2.5米，直径约14米。后部园墙高3.50米，厚1米，下部两侧以大城砖垒砌，中间夹石块灰泥，高1至1.35米，上部用山石垒砌，顶部平砌三层砖出檐，脊中间立一横砖，两边填碎砖抹灰泥作成屋脊形。坟园内外墙墙皮均抹一厘米厚的灰泥，再刷以红粉。

明代设官军守卫，有官员管理。清代改为坟户看守后，看坟人及家眷即住在园寝的第一进院落内，经世代繁衍，形成村落。后因院内狭小，清末民初就将民居扩建到园寝院外，形成现在的村落格局。

然而，无论万贵妃生前有多么地受宠，身分地位又是如何的荣耀，可是她一定没有想到死后会落得被人挖坟暴尸的下场。

1923年，当地土匪侯现文领18人对德陵和东井的娘娘坟进行挖掘，由于人少墓大未能成功。事发后，侯现文被抓进监狱，终了一生。然而，侯现文的遭遇并没有吓退后来人的脚步，1944年秋，长陵园村的程老六拉起百余人的队伍，自称程六爷，占山为王。他重走当年侯现文的老路。

一天深夜，程老六将队伍偷偷拉到万贵妃墓前，开始分头挖掘。经过三个昼夜的刨、挖、凿、炸，终于将墓顶打透，万贵妃的随葬品被抢劫一空。程老六找来6匹马，将金银器物连夜驮到长陵园村分赃。当兵的每人分到1两黄金、20颗宝珠，当官的每人分一金罐或相当于一金罐的器物，程老六自然将贵重的宝物独吞。

盗墓后的第二天，程老六便举行大婚。所用车辆浩浩荡荡，宰杀猪羊无数，其威风与排场为当地百姓所罕见。筵席之上，程老六媳妇头戴从墓中盗出的金顶风冠，趾高气扬，俨然万贵妃再世。可惜好景不长。半年之后，程老六和国民党警备部队发生冲突直至混战，被乱枪打死在附近工部厂村的河套里，其妻妾家产没收，也算是恶人有恶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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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人世繁华：天人合一的明十三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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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十三陵，是明朝十三个封建皇帝的陵墓。坐落在北京西北郊昌平县境内的燕山山麓。据京城约五十公里，总面积一百二十余平方公里。这里自永乐七年（1409）五月始作长陵，到明朝最后一帝崇祯葬入思陵止，其间230多年，先后修建了十三座金碧辉煌的帝王陵墓、七座妃子墓、一座太监墓。共埋葬了十三位皇帝、二十三位皇后、二位太子、三十余名妃嫔、一位太监。是当今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

有人不禁要问，明朝一共有十六个皇帝，为什么叫十三陵呢？这我们还要从明朝的历史说起。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于南京，死后便葬于南京钟山之阳，称“明孝陵”。明朝的第二个皇帝是朱元璋的孙子朱允，但是朱允还没等把龙椅坐热，就因其叔父朱棣以“靖难”为名发兵打到南京去而不知所终。有人说朱允出家当了和尚，总之是下落不明，所以没有陵墓。至于第七帝朱祁钰，因其兄英宗皇帝被瓦剌所俘，宫中无主，在太后和大臣的旨意下继了帝位。后英宗被放回，在心腹党羽的策划下，搞了一场“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又坐了皇帝。朱祁钰被害死，英宗不承认朱祁钰是皇帝，因此将其在天寿山区域内修建的陵墓给捣毁了。最终以“王”的身分将朱祁钰葬于北京西郊玉泉山。这样，明朝十六帝中有两位皇帝葬在别处，一位下落不明，其余十三位都葬在天寿山，所以称“明十三陵”。

十三陵是一个具有天然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太行山起泽州，山脉蜿蜒绵亘北走千百里不断，至居庸关，万峰矗立回翔盘曲而东，拔地而起为天寿山（原名黄土山）。山崇高正大，雄伟宽弘，主势强力。明末清出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这一优美的自然景观被封建统治者视为风水宝地。

明十三陵的规模

明十三陵规模宏伟壮丽。陵墓分布在盆地的东、北、西三面，南面两边有龙山、虎山把守陵门。十三座陵墓成扇形排列，各以一座山峰为背景，各由一组建筑组成，在绿树浓荫的自然风光衬托下，构成一幅壮丽的画卷。陵区前矗立着晶莹光洁、典雅严谨的石牌坊。进入牌坊不远即陵园正门，称大宫门。附近有碑亭、华表。门后为一条长达7公里的神道，两旁有石兽、石人。石兽有24座，共12对。其中，狮子、狮豸、骆驼、象、麒麟、马六种，每种四只，各二坐二立，石人六对，分勋臣、文臣、武臣三种，都是立像。它们用整块白石雕成，神态逼真，雄壮生动。

十三陵中以长陵规模为最大。嘉靖帝的永陵和万历帝的定陵是皇帝生前亲自经营三十多年的寿陵，所以规制恢宏豪华。其它九座陵墓：仁宗献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宪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穆宗昭陵、光宗庆陵、熹宗德陵都是皇帝死后才动工兴建，修建时间不过半年，比之长陵、永陵、定陵的规模相差甚远。至于崇祯帝，因是亡国之君，没有正式建陵，而是利用其亡妃田氏的墓穴改建而成，规制卑隘，极为简率。即使如此，一陵之建也要役工数万，耗银一二百万两。

总体来说，十三陵的形制基本上都是沿袭南京孝陵的模式，即除神道共享外，各陵都是前为祭享区，后为墓冢区。祭享区前有正门“恩门”，或在其前再加一道陵门，中为陵殿，称“恩殿”，殿前左右分列东西配殿和焚帛炉。恩门前左右分列神厨、神库、宰牲亭等建筑。墓冢区在内红门以内，其布局为圆形、长圆形或长方形的坟丘，周围有城墙环绕，称为“宝山城”或“宝城”，宝城前设方城明楼，有甬道可通前后。有些陵仿孝陵之制在宝山与方城明楼之间设有小院，称为“哑巴院”，或更设一座琉璃照壁作为屏幕障（应是地下寝宫的屏障）。方城明楼之前多设有五供石桌及二柱门。二者都是南京孝陵所未有，是从明长陵开始设置的，目的在于增加地下寝宫前的屏障层次，这是北京明陵布局上的新发展。

在每座陵墓的陵门前都有一座碑亭，碑文记载皇帝生前的业绩，应由嗣皇帝来撰写。但从明仁宗为其父朱棣写了一篇三千五百多字的纪功碑文后，再也没有嗣皇帝续写，所以现在除了长陵碑外，其余各陵都成了无字碑。

明十三陵的特色

比较中国历代皇帝陵墓，明十三陵具有三个明显特色。

一、陵区建筑的整体性特别突出。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区域的设置，早在战国中期随着陵墓的建造就已出现，源于我国古代以宗族为单位，按贵族的等级和宗法礼制关系布葬的“公墓”制度。各个时代陵区规模的大小及建筑的设置各不相同。

在唐代和北宋，每座陵园都有各自的门阙、神道和石刻群，均自成体系。它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但在建筑的设置上彼此不讲究统属和整体联系。

明十三陵则不同，各陵虽各有自己的享殿、明楼、宝城，自成独立单位，但陵区之内，长陵神道作为各陵共享的“总神道”出现，共享的石牌坊、石刻群，加上各陵尊卑有序的布葬方式，使陵区的建筑紧密相联，各陵总合形成了一个整体。

二、陵寝建筑制度独具风貌。中国古代的帝陵从秦汉到唐宋，其地上陵寝建筑大都以覆斗形的陵台（陵冢）为中心，前设寝殿，周以方垣并四面设门，前开神道，构成大体均衡对称的方陵体制。至明太祖朱元璋建孝陵始变更古制，创新为前方（方形院落）后圆（圆形宝城）。宝顶、明楼、享殿沿中轴线纵向排列的崭新陵园布局方式，陵前的神道采用多次转折的曲路形制。室内明间、次间各设板门一道，梢间封以墙体。其中明间板门之上安有华带式榜额，书“棱恩门”三金字。“棱”字系后世修葺时误写。门下承以汉白玉栏杆围绕的须弥座式台基。其栏杆形制为龙凤雕饰的望柱和宝瓶、三幅云式的栏板。台基四角及各栏杆望柱之下，各设有排水用的石雕螭首(龙头)。台基前后则各设有三出踏跺式台阶。其中路台阶间的御路石上雕刻的浅浮雕图案十分精美：下面是海水江牙云腾浪涌，海水中宝山矗立，两匹海马跃出水面凌波奔驰；上面是两条矫健的巨龙在云海中升降飞腾，追逐火珠，呈现出一派波澜壮阔的雄伟景象。

明十三陵的陵寝建筑布局基本继承了孝陵，但又有所改变。如：十三陵台陵明楼内圣号碑的设置，更突出了该建筑的标示作用；棂星、宝城马道之设较之孝陵更便于陵园的巡守；方城前石供案及棂星门的设置，则增加了陵寝的纪念气氛，也为空旷的方城前院补充了点缀物。

三、自然环境幽雅壮观。中国古代帝王陵寝的选址，大多受堪舆风水术的影响。明朝时皇家陵地卜选采用的是盛行于当时的江西之法，亦即形势宗风水术，注重龙、穴、砂、水的相配关系，而明十三陵所在的天寿山吉地又是永乐年间江西著名的风水术士廖均卿等人所选，因而明十三陵自然环境具有四面青山环抱，中间明堂开阔．水流屈曲横过的特点，而各陵所在位置又都背山面水，处于左右护山的环抱之中。这一陵址位置的经营方式与建在平原之上的陵墓相比，其自然景观显得更为赏心悦目，丰富多彩，更能显示皇帝陵寝肃穆庄严的恢宏气势。

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评价说：“明十三陵建筑价值极高，长陵的楠木殿其规模是全国唯一的，石雕精湛，明十三陵无论是从建筑形式，还是建筑结构，或建筑艺术上看，是明代建筑的实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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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人世繁华：天人合一的明十三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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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陵的典范：长陵的陵宫建筑

明长陵是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墓，也是明十三陵中最具代表性的皇陵。长陵的陵宫建筑平面布局呈前方后圆形状，其前面的方形部分，由前后相连的三进院落组成。

第一进院落，前设陵门一座。其制为单檐歇山顶的宫门式建筑，面阔显五间，檐下额枋、飞子、檐椽及单昂三踩式斗拱均系琉璃构件；其下辟有三个红券门。陵门之前建有月台，左右建有随墙式角门(已拆除并封塞)。院内，明朝时建有神厨(居左)、神库(居右)各五间，神厨之前建有碑亭一座。神厨、神库均毁于清代中期，碑亭则保存至今。

第二进院落，前面设殿门一座，名为棱恩门。据《太常续考》等文献记载，天寿山诸陵陵殿名为“棱恩殿”，殿门名之为“棱恩门”，始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是世宗朱厚亲易佳名。其中“棱”字取“祭而受福”之意，“恩”字取“罔极之恩”意，长陵棱恩门，为单檐歇山顶形制，面阔五间（通阔3114米），进深二间(通深1437米)，正脊顶部距地面高1457米。檐下斗拱为单翘重昂七踩式，其平身科斗拱耍头的后尾作斜起的杆状，与宋清做法俱不相同。

第三进院落，前设红券门制如陵门，为陵寝第三重门。院内沿中轴线方向建有两柱牌楼门和石几筵。

长陵的著名，不仅在于这三层院落，使长陵如此受重视的另一层原因是长陵的棱恩殿。

长陵的这座棱恩殿，是明代帝陵中唯一保存至今的陵殿，堪称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中的珍贵遗物，其珍贵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规模大，等级高。此殿制仿明代皇宫金銮殿(明代又称奉天殿、皇极殿)修建，面阔9间（6.56米)，进深5间，殿顶为古建中等级最高的重檐庑殿式，覆以黄色琉璃瓦饰。正脊至台基地面高25.1米。上檐饰重翘重昂九踩斗拱，下檐饰单翘重昂七踩鎏金斗拱。六排柱前后廊式的柱网排列方式规整大方。殿内“金砖”铺地，殿下有3层汉白玉石栏杆围绕的须弥座式台基和一层小台基，总高3.215米。台基前出三层月台。每层月台前各设三出踏跺，古称“三出陛”。

二、用材考究。此殿梁、柱、枋、檩、鎏金斗拱等大小木构件，均为名贵的优质楠木加工而成。各构件在殿内部分(除天花外)无油漆彩画，显得质朴无华。支撑殿宇的60根楠木大柱，用材粗壮，是世上不可多得的奇材佳木。特别是林立殿内的32根重檐金柱，高12.58米，底径均在一米上下。

三、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我国的古建技术，宋代有《营造法式》，清代有《工部工程做法则例》，都是官修的建筑工程用书。但处于宋、清两代之间的元、明两代却都没有官修建筑用书。因此，元明二代遗留下来的古建，就成为建筑史学界研究元明建筑法式、特点的基本素材。特别是像长陵棱恩殿这样的高等级的明代官式建筑，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这座大殿从结构上看，属叠梁式构架体系，不推山。宋元时期的叉手、托脚等构件已不采用，襻间斗拱也按照“檩、垫、彷”的组合方式由垫板代替。整体结构更趋简化，节点更趋牢固。

陵园祭祀是我国古代陵园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西汉时陵中设有寝殿和便殿，陵旁设庙。时有“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之说。唐宋二代，陵园设有上下二宫。上宫设寝殿(又称献殿)，用于举行隆重祭献仪式。下宫，即寝宫，是供奉墓主灵魂日常饮食起居的场所。明朝从孝陵以后，陵寝祭殿有享殿、陵殿、献殿、寝殿、香殿等不同称呼。殿内日常陈设有神榻(灵座、龛帐)、帝后神牌、册宝、衣冠、御座、香案以及各种乐器。朝廷遣官致祭时，殿内再增置陈设祭品用的正案、从案、三牲案匣等。这些陈设说明，明朝陵殿具有供上陵朝拜举行大规模祭献活动，和平时司香火、四时供献、朔望朝陵等日常祭祀的双重功能。它兼有西汉陵寝寝殿、便殿或唐宋陵寝上下二宫祭祀用殿的功用。

总之，十三陵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陵又自成独立的单位。陵墓规格大同小异。每座陵墓分别建于一座山前。陵与陵之间少至半公里，多至八公里。除思陵偏在西南一隅外，其余均成扇形分列于长陵左右。这种依山建陵的布局也曾受到外国专家的赞赏，如英国著名史家李约瑟说：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艺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他评价十三陵是“最大的杰作”。他的体验是“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沉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都和风景融汇在一起，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

英国城市规划家爱德蒙培根也高度评价了明十三陵的艺术成就，他认为“建筑上最宏伟的关于‘动’的例子就是明代皇帝的陵墓。”他指出：依山而建的陵墓建筑群的布局“气势是多么壮丽，整个山谷之内的体积都利用来作为纪念死去的君王”。他们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明陵建筑与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从而高度赞赏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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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爆炸：孙殿英东陵盗宝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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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1928年7月10日夜

作案地点：清东陵

受害人：清东陵各个王公大臣

作案人：孙殿英及其军队

作案手段：闯进陵内，在明楼、宝顶各处掀砖挖洞，都不得其门而入。最后是在

古洞门内、迎面有一座砖墙的下面，用炸药炸开了地宫的进口。在硝

烟弥漫的残砖断石中，向北呈露出一面汉白玉石的金刚墙，从墙中间

拆下几块石头，就顺着这个石洞口爬进了地宫。

作案后果：两墓皆被盗掘一空

盗墓性质：官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考

顺治七年，摄政王多尔衮病死，顺治帝亲政。按照中国历代帝王的惯例，顺治在亲政的那年，开始派人寻找“万年吉壤”，但天不遂人愿。人们常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顺治皇帝一次带领群臣外出打猎的途中，他看中了一块宝地。

那一天，当顺治帝和一大群的大臣沿长城向东来到河北遵化县所辖的马兰峪镇一带凤台山时，顺治登上了一处高坡，举目四望，只见高山连绵，岗峦起伏，隆起的山脊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若隐若现，犹如一条条天龙奔腾涌跃，呼啸长空，在天龙盘旋飞舞的中央，一块坦荡如砥的土地，蔚然深秀，生气盎然。东西两项各有一泓碧水，波光粼粼，缓缓流淌，形似一个完美无缺的金瓯。

顺治在惊讶于这天造神赐的宝地后，大声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于是他来到一块向阳之地，跳下坐骑，十分虔诚地向苍天高山祷告一番，随后解下随身玉佩，系于全漆箭翎之上，弯弓满石，振臂一射，那箭便穿云度日，飞落于正面凤台山的山阜之前，入地足有一尺深，振振有声，“箭落穴定”。臣僚、术士们赶到山前，找来木锨在地上挖出一个磨盘大的圆坑，谓之“破土”。这个圆坑便是陵寝地宫“金井”的位置，待陵寝地宫修好后，将第一锨土放入“金井”之中，标志着皇帝死后依然拥有黄天厚土，并和他生前的大地永远血脉相连。

当一切准备事宜完成后，顺治传谕，改凤台山为昌瑞山。臣僚们又找来一斛形木箱，盖在“破土”的位置，不再让它见到日、月、星光，同时委派人员在此日夜守护，以待动工兴建。顺治帝的眼光确有独到之处，这确是一块连后人都赞叹不已的风水宝地。

引子

清东陵是清代的皇陵之一，清代的皇陵共有五处，三处在辽宁省，两处在河北省。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北倚昌瑞山，南靠金星山，东邻倒仰山，西傍黄花山。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系顺治皇帝亲选的陵地。

位于河北省遵化境内的清东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为宏大，体系最为完整，布局最为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占地78平方公里的15座陵寝中，长眠着161位帝、后、妃及皇子公主们。

清东陵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北有昌瑞山做后靠如锦屏翠帐，南有金星山做朝如持芴朝揖，中间有影壁山做书案可凭可依，东有鹰飞倒仰山如青龙盘卧，西有黄花山似白虎雄踞，东西两条大河环绕夹流似两条玉带。群山环抱的堂局辽阔坦荡，雍容不迫，真可谓地臻全美，景物天成。

清东陵的建筑恢宏、壮观、精美。580多座单体建筑组成的庞大古建筑群中，有中国现存面阔最宽的石牌坊，五间六柱十一楼的仿木结构巧夺天工；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长6000多米的孝陵主神路，随山势起伏极富艺术感染力；乾隆裕陵地宫精美的佛教石雕令人叹为观止，被班禅大师赞誉为“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宝库”；慈禧陵三座贴金大殿，其装修之豪华举世罕见，“凤上龙下”石雕匠心独运……

清东陵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每一座陵寝都记载着或辉煌或衰败的历史，每一座陵寝都传承着或动人或神秘的故事。入关第一帝顺治，开创康乾盛世的康熙大帝，文武兼备的十全老人乾隆，辅佐圣、世二祖的杰出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两度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让人扑朔迷离的香妃，还有咸丰、同治……这些曾主宰过国家命运，在清王朝政治舞台上扮演极为重要角色的人物，如今都长眠于此。

孙殿英盗墓过程

1928年正是军阀混战、国穷如洗、民不聊生的荒乱年月，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孙殿英部，被蒋介石另眼相看，克扣孙殿英军队的粮饷。孙殿英军队的官兵已半年没有发饷，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孙殿英自己也明白，若上再不拨粮款，恐怕开小差的更多，甚至有哗变的危险。部队这一严峻的形势，迫使孙殿英不得不苦思“解药”。蓦地，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萌发：“盗墓去！”

1928年7月8日，孙殿英在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崩皇陵也是革命，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为革命做出贡献的“正义”之举，并由冯养田宣布行动方案。至此，一场旷世罕见的盗宝事件，拉开了序幕。

但是盗墓过程并没有他们预想的那么顺利，首先开赴东陵是孙殿英的心腹谭温江和旅长韩大保。他们奉命首先开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十分着急，就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是个40多岁的小地主，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两腿直打颤，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陵寝面积这么大，我也不知道入墓穴的具体位置，还是找几个附近的老旗人问问吧！”这话提醒了孙殿英，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可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地宫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渐渐失去耐心，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折腾，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孙殿英的折磨，就说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张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我们都知道，历朝历代的皇帝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隧道的匠工，往往都被处死。那么，这个张石匠又是怎么逃离虎口，独自生存下来的呢？这里面有一段奇事。

原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救了他的命。当时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心里明白得很，这只不过是历朝沿袭下来的骗局，既然被留下了，就别想活着出去。当时这个张石匠已40多岁了，几天前听乡里人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大胖儿子，可把他喜坏了，现在要他留下来，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过去了。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便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张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地拼命跑回家，这样才算捡了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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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爆炸：孙殿英东陵盗宝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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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从老旗人口里知道了这个秘密，便迫不及待地去找张石匠。深更半夜，张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迷迷糊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他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张石匠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吓得小腿肚子直抽筋，跌坐在椅子上。张石匠想，我怎么能做出出卖祖宗的事呢？孙殿英用元宝、金条来引诱，张石匠还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火了，吩咐手下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张石匠经不住用刑，死了，我哪儿去找墓道入口？于是又没有上刑。但是老奸巨猾的孙殿英立刻就想出了一个对付张石匠的办法，只见他大手一挥，说：“你不说，是不是？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去，把他儿子给我抓来，今天我就是当着他的面扒了他宝贝儿子的皮！”这一招真灵，还没等孙手下的人出门，张石匠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在石匠的带引下，墓道口找到了，但道口被多层花岗石堵得严严的，石头与石头之间又用桐油糯米石灰浆粘固，真可谓天衣无缝，比自然山石还难凿。工兵营长叫人搞来两大桶硝镪水，想用侵蚀的办法打开石障，但还是无济于事。时值夜半，掘墓的官兵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瘫倒在地上。孙殿英一看急了，干脆叫部下运来炸药，牵上导火索。只听“轰、轰”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慈禧陵墓的墓道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刹时“嗖嗖”：一股股阴霉气从墓里窜出，吓得官兵直往后退。于是孙殿英下令命谭温江带一排士兵堵在墓道口，谁敢逃跑就打死谁。

士兵们胆战心惊地进入地宫，就在这个时候，一件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生了。

进入了地宫，西太后慈禧的棺椁就摆在面前。“给我开！”一声令下，阴冷死寂的地宫中，顿时响起镐头利斧的撞击和刺刀的沙沙声响。

要知道，清代棺木有两层，外层称椁，里面那层才称棺。这外椁是用一种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木料产自川、广、云、贵的原始密林，不仅质地细腻、花纹秀美，还散发着一股浸人肺腑的清香。外椁金丝楠木外面，还漆有四十九道漆。最外层金漆涂刷完后，再由喇嘛用藏文书写四天王经咒于上，用以佑护亡灵。可惜这光芒四射的金漆外椁，竞被匪徒刀砍斧劈得七零八落。匪徒们将碎椁木搬开，现出一具红漆滇金的内棺。匪官怕用刀斧劈砍损伤棺内宝物，严令匪兵小心谨慎地用刀撬开内棺。就在这时，突然，木棺中传出“喀嘣”声巨大响动，整个棺盖“哗”地蹦起一尺多高，紧接着，一阵凄冷冰凉的阴风黑雾“呼”地一声窜出棺外，直向兵士们的面部扑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像被重重地击了一把石灰，痛疼难耐又涕泪俱下，眼前一片漆黑，头脑一阵晕眩。就在这个瞬间，众人抽刀弃斧向后滚爬而去，蹦起的棺盖又“咣”地一声回到了原位。

但是谭温江手下有两个胆子特别大的人。一个是颛孙子瑜，另一个是一个姓刘的副官。突然发生这种事，连孙殿英都有些害怕，可是颛孙子瑜和刘副官却没有丝毫惊慌，他们各自端着大张机头的手枪，站在地宫出口，命令所有持枪的士兵都将枪口对准眼前的木棺，呈扇形慢慢包抄过来。同时严厉规定，一旦出现慈禧炸尸伤人的不测之象，先以刺刀相拼，奋力搏击。万一慈禧尸身刀枪不入，刺刀拼杀无效，当开枪射击，若射击无效，则且战且退，直至退出地宫，由机枪封锁地宫出口。

兵士们端枪围将上来，木棺复成死寂之状。刘副官来到兵士们的身后朝木棺详细观察了半天，觉得就此开棺仍不踏实，便派人到地宫外调来两挺机枪架在地宫后室的出口处，枪口对准木棺中心部位，并告诉机枪手，只要兵士们一退却，两挺机枪同时开火，予以射杀。在感到万无一失后，方命兵士重新开棺。棺盖很快被刺刀和利斧撬开，慢慢移于地下。由于刚才的气体基本跑净，棺中再无阴风黑雾冲出，只有一股浓重的霉臭气味散发开来。棺中的尸骨和珍宝被一层薄薄的梓木“七星板”覆盖，上面用金线金箔勾勒成一行行的经文、墓志及菩萨真身相。掀开“七星板”，下面露出了一层柔和光亮的网珠被，当兵士用刺刀挑出网珠被时，棺内唰地射出无数道光芒，这光芒呈宝蓝、微紫、嫣红、嫩绿等各种颜色交替混合着射向地宫。整个地宫波光闪烁，如同秋后西天瑰丽的彩虹，耀眼夺目，灿烂辉煌。整个地宫后室如同白昼般光亮起来。只见一个形同鲜活的女人，身穿华贵富丽的寿衣，头戴九龙戏珠的凤冠，凤冠之上顶着一株翡翠青梗金肋大荷叶，足下踩着翠玉碧玺大莲花，静静地仰躺在五光十色的奇珍异宝之中。那长约二尺的玉枕放着绿色彩光，金丝九龙凤冠上一颗重约四两有余的宝珠，金光闪烁，流耀含英。整个棺内如同旭日初照中的大海，碧波荡漾，碎光叠起。那个女人如同在金光烁动的海洋之上，青丝如墨，颧额隆茸，双目微合，面庞如生，如同花间仙子蓬莱俏女般美丽动人。但这种神奇的美貌转瞬即逝，随着外部空气的突然进入，那看似鲜活的身体如同冷水泼于沙滩一样，“唰”地一声收缩塌陷下去，粉红色的脸庞由红变白，由白变紫，由紫变黑，微合的双目渐渐张开，额骨突现而出，那双由于霉变而生有一寸多长白毛的手，随着整个尸体的塌陷猛地收缩起来，紧闭的嘴唇在荡动中分裂开来，两排牙齿鳌然露出……

“炸尸啦！”

一个兵士在神经极度紧张下，恍乎觉得慈禧已蹦跳起来，抓住了他的头发，掐住了他的脖颈。他在情不自禁地大喊之后，一蹦老高猛地向后一仰，整个身子“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昏厥过去。其它兵士闻听这突然的一声叫喊，一股冷气自下而上窜入头顶，头发炸竖而起，“哗”地一下向地宫出口窜蹦而去。极大的紧张使所有的人忘记了用刺刀拼杀，忘记了开枪射击，只顾呼呼啦啦向外奔逃。原本就离地宫出口最近的刘副官，看到前边乱了起来，顾不得下令阻止，自己先从两名机枪手的头上一跃而过，率先逃窜。两名机枪手见众兵士叫喊着蜂拥而来，一时摸不清究竟，在惊恐混乱中扔下机枪也向后逃奔而去。

“快压棺镇邪！快架大枪！”颛孙子瑜不愧号称“天不怕”，他一边撤退，一边握紧张大机头的手枪对准棺木，嘴里不住地叫喊。

几个逃在最后的兵士听到叫喊，突然想起了刘副官先前的命令，停住脚步，端平大枪，向棺木望去。

“快，冲过去，用刺刀给我抵住！”颛孙子瑜挥动手枪，仍叫喊不止。此时兵士们紧张的心情有些缓和，十几个人先后端着大枪向棺木冲来，随着“哪僻啪啪”的一阵响动，十几支枪杆刺刀加叠相压，死死地架在棺木之上，随后，又是十几支枪杆刺刀叠压过来。整个棺木之上枪杆林立，刀光闪耀，黑洞洞的枪口伴着几十只血红的眼睛，对准慈禧的尸体一动不动。

灯光集中照射过来，只见慈禧面目狰狞地侧躺在一块樟木板上，身边一位兵士半趴着，双手抓着慈禧尸体的胳膊，嘴里哼着谁也听不清的声音，在地上来回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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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爆炸：孙殿英东陵盗宝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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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回事？”孙殿英不解地问。“开棺时被吓昏了，醒来后就一直这样，看来脑子出了事，中风了。”刘副官回答。

“没出息的东西！”孙殿英恨恨地从嘴里挤出几个字，走上前来抬起高筒马靴，重重地向地上的兵士踢去。只听“扑”地一声响动，那半趴在地上蠕动着的兵士，猛地扑到了慈禧的尸体之上。随着那木头一样硬梆梆的尸骨被翻动，一道深蓝色的光芒从慈禧的嘴里疾射而出，从西北角一直射到东南角的墙上，约三十步之外几个士兵的头发，皆被这亮光映照得一清二楚。这道蓝色光芒的突然喷射，惊得所有的人都打了个激灵，向后连退数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孙殿英望着慈禧那张开的嘴和从嘴里射出的蓝光，极为恐惧与迷惑地问道没有人回答。

过了一会儿，刘副官和李德禄悄悄走上前来，大瞪着眼睛冲慈禧张开的嘴巴望了片刻。“是一颗夜明珠！”刘副官率先大呼起来。

“夜明珠？！”众人一听，纷纷围了上来。只见一颗硕大的圆珠在慈禧口中若隐若现，“我曾听说世上有一圆珠形的宝物，能生寒防暑。若让死者将此珠含在嘴里，可使尸体永不腐烂，千年鲜活如新，这大概就是世间流传的那个东西，实乃旷世之宝物啊！”一个士兵站在一旁嚅嚅地说。

“这样好的东西怎能让老妖婆占用，刘副官，给我将这个珠子抠出来。”谭温江下着命令。

于是刘副官来到尸体的头前，蹲下身，伸出手指插入慈禧的嘴中。刘副官本想这夜明珠会一抠即出，谁知这珠子光滑异常，像舍不得离开伴了二十多年的主人，“滋”地一声钻进了慈禧的咽喉，刘副官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未能抠将出来。这时，围观的众人急了，刘副官更急了，他抬头瞪着腥红的眼睛，让身边的士兵去给他取一把刀来。

一把明亮的刺刀很快递了过来，刘副官握刀在手，将刀尖捅人慈禧的嘴中，然后分别向左、向右狠劲地切割。很快，慈禧嘴角两边被割开了两道伸到脖根的大口子。当这一切做完之后，刘副官又令身边的亲兵将慈禧尸体的上都抱起来，安放到一直躺在地下哼哼卿卿的显然是神经高度错乱的兵士背上。慈禧的身子半趴着，头低垂，脸朝侧下，刘副官左手踩住慈禧的头发，右手猛力在她的脖颈处捶击了几下，只听“咕碌”一声响动，鸡蛋大的夜明珠滚动而出，蓝绿色的光唰地映亮了每一个围观者的脸，地宫顿时明亮了许多。包括慈禧那被称为无价之宝的十八颗珍珠手串和含在慈禧口中的一枚鸡蛋大的夜明珠在内的大宗珍宝被尽数劫掠。

就在潭温江部挖掘慈禧陵时，柴云升部也正在全力寻找乾隆裕陵的地宫入口。由于丁庭部在挖掘康熙帝的景陵时发现积水，孙殿英决定舍弃景陵，让丁庭协同柴云升共同挖掘裕陵，以速战速决。几经周折，终于打开了地宫，几具帝后的棺椁均被利斧劈成碎块，无数的商周铜鼎，汉玉浮屠，宋瓷瓶壶，金质佛像，连同大宗的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玩、古董、名帖字画、古书纸扇……均被抢的抢、扔的扔。尤其可叹的是，乾隆这位活了89岁的皇帝倾其一生搜集而来的一卷卷旷世罕见的名帖字画，孤本秘籍，都被当作废纸草芥扔于烂泥浊水之中。

7月10日夜，孙殿英在马伸桥临时指挥部悄悄完成了验宝和高级军官们的分宝事宜后，当即命令所属部队连夜向顺义、怀柔一带开拔，连续三天三夜的东陵盗宝随之落下了帷幕。孙殿英部以近三十大车宝物的收获，宣告了东陵盗案的成果和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的千古遗恨。当时的溥仪身居天津张国，闻祖陵被挖掘，悲愤无比，强烈抗议孙殿英的罪行。随后溥仪派遣清朝遗臣载泽、耆龄、宝熙、陈毅等人前往清东陵重新安葬，地官内空空如也，残破棺木和碎衣烂衫被扔了满地，慈禧的尸体被放在西北角，伏在破棺椁盖上。她脸朝下，手反转搭在背上，长发散而不乱，扎辫子的红头绳犹在。当反转她的尸身时，遍体长满白毛，口角处确有残破。载泽等人将慈禧及裕陵内乾隆帝、后、妃尸骨重新殓葬后，掩埋了洞口，返回天津。

东陵盗案，轰动中外，京津一带满城风雨，新闻报刊通载着谴责文章。孙殿英见势不妙，赶紧施展出脱身之计，通过戴笠的关系，将盗陵所获的翡翠西瓜、翡翠蝈蝈白菜、夜明珠等国宝，转赠给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人，从中斡旋的戴笠也受了贿。其结果，不仅孙殿英逃脱了法网，就连孙的部下、已被逮捕的师长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了。谭温江是参加盗陵的干将，因在北京琉璃厂销售盗陵所得珠宝而被捕。孙殿英通融行贿，官官相护，竟使盗匪得以逍遥法外，轰动全国、举世瞩目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被盗东陵地宫宝物

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至于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奢侈，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网珠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人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乾隆裕陵被盗宝物有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另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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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爆炸：孙殿英东陵盗宝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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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陵宝物今何在？

1928年7月，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秘密挖掘了清东陵慈禧墓和乾隆墓，盗窃了大批金银财宝，但这些财宝中的大部分下落不明。

民间传说，孙殿英将盗掘得来的部分东陵宝藏贿赂给了上司徐源泉，徐源泉便将宝藏埋在了自家公馆的地下秘室中。文革期间，有人在武汉新洲徐公馆附近挖出了不少枪支军备，结果有关徐公馆藏有巨宝的说法不胫而走。

那么东陵的宝物是否真的藏在徐公馆呢？目前这个问题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

徐源泉公馆座落于武汉新洲区仓埠镇南下街，据史料记载，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第六集团军陆军上将的徐源泉，耗资10万大洋在仓埠镇建成占地面积4230平方米的徐公馆，融中西建筑艺术风格为一体，极其富丽堂皇。据当地老百姓讲，徐公馆是徐源泉为母亲和妻室建造的，他并没有入住，公馆建成后徐派出1至2个连的兵力保护。

公馆外观雄浑壮丽，内里装饰美轮美奂，公馆的地下室有一个秘道，传说宝藏就埋在这条秘道里。

文革期间，曾有人在徐家公馆附近挖花坛，结果挖出了一条深可过人、内有积水的地道。由于地道中不断冒出腾腾的水气，众人怀疑地道下可能有机关和毒气，就没敢下去。

后来，全国文物普查和文物补查时，许多专家组多次对徐公馆和徐源泉的亲属、街坊进行了仔细的寻访，结果并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为搞清徐公馆的埋宝之谜，1994年，新洲文物管理所一位胡姓的人专程探访了徐公馆东厢房下的密室。他仔细地清扫了这间仅几个平方米大空无一物的密室，并细细敲打每一面墙砖，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机关。竟然让他发现，密室墙上没有糊上泥巴，有一面墙的砖还参差不齐，似乎墙是临时砌上去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

后来，为了探明真相，此人又走访了当年徐公馆里的一名女佣。

据女佣回忆说，孙殿英盗东陵，徐源泉是司令，因此发了财，就用这笔钱修建了徐公馆，当时做房用的是武昌城墙上的砖。公馆建成后，国民党曾在徐公馆附近枪毙人，不少人怀疑被枪决的人都是修房的工匠。

而世代居住在新洲区仓埠街的林庚凡老人则提供了又一种说法。林庚凡，是徐源泉姐姐的养子。据他介绍，小的时候曾到过徐公馆玩耍，那时徐公馆富丽堂皇，地道里尽是值钱的宝贝。徐源泉喜欢骑高头大马，还有许多卫兵，徐源泉的妻子当时有一顶凤冠金光灿烂。徐公馆的大门原先朝北，徐源泉认为这寓意败北不吉利，于是改大门为现在的西北方向。他认为，徐公馆的地下可能藏有清东陵财宝。

对于沸沸扬扬的藏宝之说，新洲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则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东陵宝物藏于徐公馆没有任何证据，关于目前清东陵被盗的部分财宝藏于武汉的消息，来源只是民间的一些传言以及某些研究人员的推测。早在60年代，他就听到附近的老人传说徐公馆可能是埋宝的所在地。早些时候，文物部门曾对徐公馆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工作，但未发现有传说中的藏宝地道。

对于徐公馆是否藏有宝物，徐公馆原主人徐源泉的儿子徐钧武也有自己的看法。徐钧武说，他从小所居住的徐公馆建于1931年，只是一幢普通的两层木质建筑。有一个普通的地下室，他的父亲自小离家并未和家人在此居住。抗战胜利后，徐源泉卸甲还乡，一直住在武汉市区。1948年他到广州开会，写信让徐钧武去，徐钧武去了才知道，父亲已决定不回武汉了。1949年，父亲飞往台湾时并未带多少行李。徐钧武推断，“如果说有什么东陵财宝的话，他肯定会要我带过去，或嘱咐我将财宝转移。而我们从未听说有东陵财宝的事，徐公馆藏宝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东陵的宝物没有藏在徐公馆，那么这批东西又会在哪里呢。会不会在孙殿英自己的手里呢？大量事实证明，尽管上交了两箱珠宝，做出一番公事公办毫无徇私的姿态，但接下来的事实却证明，孙殿英手中仍有大量的珠宝赃物。据孙殿英身边的参谋长文强回忆，孙殿英曾不无得意地对他说：“乾隆墓中陪葬的珠宝不少，最宝贵的是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上面有108颗珠子，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的，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在天津与雨农(戴笠)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背上，还嵌有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蒋介石)和何部长(何应钦)了……”孙殿英还说：“慈禧太后墓被崩开后，墓室不及乾隆墓大，但随葬的东西就多得记不清楚了。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宋子文院长，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就是一个圆球，我把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蒋夫人(宋美龄)。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引起了孔祥熙部长夫妇的眼红。接到雨农电话后，我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

但是，不管那些被盗的珍宝或被用来行贿，或被变卖，或被毁坏，或被走私海外，至今均下落不明。1928年《中央日报》上的一则新闻，让我们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东陵珍宝的悲惨命运：天津海关一次查获古玩珍宝35箱，经查明，此物是北平吉贞宦古玩铺长张月岩托运出口运往法国的……当时这方面的报道还有很多。

由于绝大多数珍宝不知去向，经人们的口耳相传，它们都被笼上了神秘色彩。有人估计，1928年东陵被盗走了价值过亿的稀世珍宝。

孙殿英其人

孙殿英，名魁元。一般人都叫他孙老殿，因其脸上出过天花，因而也把他叫做孙麻子。1889年正月，孙殿英诞生于河南永城县西扬楼村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其母对他溺爱娇惯，自幼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他十几岁时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馆，很快成为一个闻名的赌棍。孙殿英凭他的聪明与毅力，练就了一身赌博的绝技，并养成了结交四方朋友的豪情。就在他22岁那年的一次聚赌中因警察围捕而入狱。在狱中，孙殿英由于受尽凌辱，加上绿林人物焦文典的劝说，决心弃赌从戎，成为他人生旅途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1922年，吴佩孚在洛阳时曾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毒贩，孙在洛阳不能立足，乃逃往陕州躲避。他在贩运毒品时结识了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因而在镇守使署混得了一个副官职位，不久升为机关枪连连长，居然成了一名军官。以后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驻豫西军开赴前线之机，率部哗变，搜罗郏县、禹县、临汝县等县土匪和庙会道徒，一时声势颇大。1925年春，孙殿英和其它匪首被憨玉春收编，孙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改投国民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任旅长，旋复升师长。胡匪出身的山东军事督办张宗昌与孙殿英见面后，十分赏识他，就委任其为第五师师长。在张宗昌的羽翼下，孙殿英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的军事小集团。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殿英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为军长。在直鲁联军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更换旗帜，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殿英任第十二军军长，打起青天白日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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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之争：斗鸡台盗宝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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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1927年到1928年之间

作案地点：陕西宝鸡斗鸡台戴家沟

受害人：周、秦两代的王公贵族

作案人：党玉琨及其军队

作案手段：党玉琨及其手下将附近村镇的农民集聚起来，对古墓进行逐个挖掘。

作案后果：戴家沟周围最少50座古墓被破坏，损失严重。

盗墓性质：官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查

自古以来，就有一些存心不良的人总是处心积虑地想发“死人财”。在这些不肖之徒的盘算下，历朝历代颇有声望的王侯将相、达官贵人的陵墓便经常成为被盗掘的对象。而那些生前享尽荣华富贵、死后陪葬品众多的皇帝陵寝，尤其是不会轻易被放过的重点盗掘对象。

民国年间，许多手中握有兵权、独霸一方的大小军阀们，都纷纷加入到盗墓者的行列。整天绞尽脑汁、一心梦想大发“死人财”的军阀，的确为数不少。在这些盗掘帝王陵墓的事件中，最有名的应当算是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了。该案刚一发生，即迅速震惊朝野，轰动中外，引起各方人士的齐声谴责和一致声讨。

东陵盗宝案已被史学家记入史册，但是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民国军阀盗墓史上，他并不是惟一人，更不是第一人。实际上，早在他东陵盗宝前一年多便已发生过同样是由军阀导演的一起掘墓盗宝案：斗鸡台盗宝案。

引子

陕西宝鸡，在唐代以前叫陈仓，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也是周、秦文化的摇篮。古陈仓即今日之斗鸡台地区，在宝鸡市东约7公里处，北依渭北平原，南临渭河，历史上称为“陈仓北阪城”。秦文公为了祭祀天帝活动建立的陈宝夫人祠(俗称娘娘庙)就在这块台地上，所以又叫祀鸡台。

古陈仓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不仅是周代的重要城邑，而且是秦立国初年的都城，因此，地下埋有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极其丰富灿烂的珍宝，是埋藏文物的一个重要地区。就在这个地区内，有个名叫戴家湾的自然小村，村北有一条上起贾村塬、南迄渭河，深十多丈、长七八里的戴家沟。

当地人常常看到，每逢大雨、大水冲刷之后，便有很多古代文物暴露于土崖边，其中不乏上等佳品。人们虽不识其朝代、名称，但都知道那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宝贝，因而便称之为“宝”。

斗鸡台戴家湾地区的确有宝。这是由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所决定的。据《史记》记载，秦国的秦文公、秦宪公的墓葬就在此地。早在清代末年，这里就出土过重要的青铜文物。

当时，斗鸡台地方有一个名叫杨万胜的乡绅，平日横行乡里，恶贯满盈，民愤极大。后因他私自加派大烟税款，更加激起了当地农民的义愤。一些农民联合起来告发他的罪行，并有人扬言要将他暗杀，为民除害。

杨万胜不由大为恐慌。他找党的马弁、与自己同乡的张志贤给他说情，开脱罪责。之后，做贼心虚的杨万胜得知党玉琨喜好文物，正在四处寻宝，为了寻找靠山，也为了感谢张志贤，即向张透露说：

“戴家湾村后大沟里，靠崖处有几个洞，洞里有古董，村里人常常挖取卖钱。如某人赌博输了，没钱还债，就在洞内挖取两件，去西安卖了几十元白洋。在洞内只要动一动镢头，就一定能挖出一些宝物，随便卖个几十、几百白洋都是平常事。你如果派人挖一回，也定能发个大财。”

张志贤听了杨万胜的一番奇谈后，感到这是讨主子欢心的好机会，于是向党玉琨提供线索说：“在戴家湾村北的一个窑洞中埋有大量古董，只要轻轻一刨，就能刨出文物。”党玉琨听了这一报告，异常高兴，预感到自己大发横财的时机到来了。

因此，杨万胜和张志贤的话，成为党玉琨做出到斗鸡台戴家湾掘墓盗宝的最直接原因。

在此之前，党玉琨也从与他来往的古董商口中得知，斗鸡台戴家湾一带所埋文物众多，几乎到处都有宝。

党玉琨盗宝过程

党玉琨听了属下的报告，决定先到戴家湾村亲自考察一下，第一次是在1927年春天，盗宝方案也基本上是在此时研究决定的。当时，他一副绅士打扮，头戴礼帽，手执文明棒，乘坐着一辆十分豪华的马拉轿车，众多随从也一律骑着彩饰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派头十足。劣绅杨万胜毕恭毕敬地把他迎到家中，大摆宴席予以殷勤招待。

在对情况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之后，迫不及待的党玉琨决定马上行动，回去不久就打好了盗宝方案的腹稿。随后，他下令找人作计划，并据此选定合适的人员执行其盗宝任务。其具体安排如下：任命驻扎在宝鸡县虢镇的旅长贺玉堂为挖宝总指挥；委任凤翔“宝兴成”钱庄总经理范春芳为现场挖掘总负责人，此人曾在汉口市坐过庄，买卖古董颇有门路；派遣卫士班长、绰号“大牙”的凤翔人马成龙、柴官长、张福、白寿才等四人为监工头目，下有监工员多人，柴官长、张福、向寿才均为宝鸡县人，非常熟悉该地的风土民情，对开展挖宝工作是极为有利的；另外，还聘请宝鸡当地一个有名的古董商郑郁文做秘书(人称“挖宝先生”)，此人的实际任务是做挖宝的现场指导员，负责对挖出的各种文物进行整修、鉴定和分级定价；劣绅杨万胜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盗宝指挥部就设在他的家里，在挖宝行动开始后，党玉琨每次到此查看时，也都住在杨万胜家中，由其负责接待。

党玉琨将以上负责盗宝的主要人马一一安排妥当后，便下令众人动工挖掘了。

具体从事挖宝工作的民工，全部是从附近县、区农村中抓来的青壮年。开始时工作量不大，仅靠就近强行摊派就足够了；随着挖掘墓穴的面积不断扩大，所需人手越来越多，附近村庄摊派不出，就一下子扩大到了宝鸡、凤翔、岐山三个县的大部分村庄。这样，高峰时一天就有1000余人在埋头挖宝，整个戴家湾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挖宝人。

从1927年秋到1928年春的8个月中，这支七拼八凑的挖宝大军把戴家湾两旁好端端的地面翻了个底朝天。

在杨万胜的指点下，开工的第一天就在戴家湾东边的一个窑洞里挖出了许多青铜器和陶器，其中有铜镜、铜钫、陶灶等，这些器物都出自于同一个汉墓。

第三天，在另一处又挖出了一件珍贵的青铜器物，马成龙等人说该物是香筒。但经“挖宝指导”郑郁文鉴定后，说是“觯”。接着，就在这一处坑里又挖出了一件刻有铭文的鼎、一件彝(即簋)和几件残破器物，另外还有戈、铜泡等。不久，在另一座墓中又挖出了一个大鼎，鼎里面有小羊羔一个，虽然皮、肉早已腐烂，但骨架却完整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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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之争：斗鸡台盗宝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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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宝伊始便旗开得胜，收获甚丰，党玉琨不禁大喜过望。他挖宝的胃口变得更大，气焰也更加嚣张，不但在组织上控制得更加严密，而且在人力上也不断充实加强。这就害苦了斗鸡台地区及其附近的人民，搞得人神共愤，风惨云愁。

挖宝活动进行到11月底，民工们挖出了一个大墓。据参加盗宝的人回忆说，墓壁上还有壁画，内容是大山和牛羊。画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连绵重叠的大山脚下有一群羊，在大路旁边放有陶鬲、陶罐；第二部分为一群牛，牛有卧有立，牛群中似有一人(剥落不清)。山都画成整齐的大小三角形。牛羊身体各部也不甚成比例，粗有轮廓，形象不准，惟头部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眼睛极为有神。

该画由朱红色绘成，虽多处脱落，大体完好。画面上在大路旁还画有生活用具等，很有可能是当时秦人游牧生活的写照。这个墓内出土的器物较多，大多是青铜器，有乌纹方鼎、扁足鼎、兽面纹尊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座墓坑里出土了三件铜禁(俗称“铜棹子”)，最大的禁上置有方鼎、尊、觯、爵等两排酒器。较小的一件上放有三件铜器，中间放了一件卣。这些被挖出土的器物，均造型美观大方，装饰花纹，有些图案画了鸟兽，线条流利挺拔，实为难得的艺术精品。

俗话说，“自作孳，不可活”。党玉琨在宝鸡大肆盗宝，聚敛财物，势力逐渐扩大，很快就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加上在盗掘古墓的过程中，党玉琨等人残酷欺压百姓，作恶多端，引致天怒人怨，民愤四起，更使冯玉祥感到必先除之而后快。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命令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率领所部三个师、一个旅，共约30000人马，围剿凤翔城并收缴党玉琨所盗的大量珍宝。

斗鸡台宝物今安在

当年，党玉琨把从墓穴中所盗的宝物，一部分放在他卧室的万宝架上，另一部分放在二姨太张彩霞的居室，大部分重要的器皿则藏放于一个秘密库房里由卫兵看守。党玉琨全军覆没后，这些宝物全部落到宋哲元的手中。

1928年9月，宋哲元将所获珍宝全部拿出，在西安新城四面亭军部展览一天，以饱攻打凤翔部属的眼福。随后，他令军法处长萧振瀛带兵将宝物悉数押送至西安军部。此后，这批十分珍贵的宝物便开始了戏剧性的流转和散失，并因此而大大受损。这批珍宝运抵西安后，宋哲元先是派人到芦真照相馆请摄影师为之全部拍了照片。接着，他又请懂得文物鉴定的薛崇勋在新城光明院逐件进行了鉴定。

宋哲元将经过鉴定的珍宝的一部分，首先送给了上司冯玉祥。冯玉祥所得的水鼎，全国解放后由其夫人李德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余归宋哲元所有的大部分珍宝，在他离开西安时由小老婆和当时赴天津任市长的萧振瀛带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后来，通过天津的古董商将其中一部分卖给了外国人。

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东方学纪要》一书中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首先归于冯玉祥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氏藏的告田觥(现藏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自天津。”

在这段话中，除了将“宋哲元”误为“冯玉祥”外，其它内容都是确凿可信的。由此可见，党玉琨所盗得宝鸡斗鸡台的珍贵文物，实际上大部分是由宋哲元及其手下萧振瀛运抵天津后才开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现在在美国、日本、英国及香港的宝鸡斗鸡台珍宝，大多都是由此而流失海外的。这使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年在对这批文物做鉴定时，颇为细心的薛崇勋曾经用墨汁拓了数十张纸的铭文拓片。铭文大都为1至3字，最多的十几个字。宋哲元调离西安时，这批文物照片和珍贵的拓片资料可能没被带走，后来被一农民在西北关发现。当时，这些珍贵的资料已经装订成了5本册子，并且像字帖一样经过装裱，由一个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所收买。这5本册子，就是后来流传于国内外的党玉琨盗掘斗鸡台戴家沟铜器照片的来源。

1945年，西安的刘安国(依仁)先生偶然在西安市北大街破烂市上，碰到王子善正拿着这5本照片册出售。王子善是汉中人，其子当时在刘安国任校长的中学读书。刘便利用这种关系，通过其子之手买下了这部照片册。当时，这5本照片册上已有了书法家刘自椟先生题写的“右辅环宝留珍”字样。

刘安国得到照片册后，曾请古董名家杨钟健过目，并请当年曾对这批文物逐器鉴定、并保存有部分文物拓片的薛崇勋先生辨认，得到他们的肯定。

薛崇勋老先生再次见到这些照片后，不禁感慨万端，唏嘘不已，遂欣然命笔，在册子的卷首写道：“彝器景本五册，乃富平党毓坤(玉琨)驻凤翔，迫发民夫在祀鸡台发掘者。戊辰(1928年)党败死，器为陕西主席宋明轩(哲元)将军所得，邀余至新城光明院注释者，去今已15年矣……不意，乙酉春，依仁兄在长安市得之，即当日照本，原题皆余所作……乙酉(1945年)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勋(定夫)识。”

1955年至1966年间，刘安国曾两次托考古专家石兴邦和郑振铎等人将油印册及从薛崇勋处所得的拓片30张一起带到北京，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等专家过目，并请设法编辑出版。唐、陈二先生接到这些珍贵资料以后，翻拍了所辑文物的部分照片，陈先生还作了笔记，但最终未得出版，乃将原物全部退回。“文革”开始后，刘、薛均遭抄家之祸，这些珍贵的原始照片、拓片不幸又全部遗失。

出土文物

解放后，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深入调查和艰苦工作，基本上搞清了党玉琨所盗文物的情况。

党玉琨在戴家沟挖出的铜器、玉器等约1500多件，其中保存完好的有740多件，资料完整可作研究的有153件。所属时代包括商、周、秦、汉等几个时期，尤以周、秦两个朝代为最多。这些文物中，也不乏属于西周早期的重要铜器。

在这1500件文物中，有饪食器70余件，鼎、簋、瓦、豆、酒器39件，觥、彝、罄、斗、角、禁、尊、卣、爵、觯、勺；水器9件，盘、汉大铜壶、方壶；工具2件，计有斧、削；兵器18件，计有弩机、钓戟、弓形器、戈、矛；以及其它多种杂器等。

在挖出这些重要青铜器文物的同时，1927年12月初还挖出了一个车马坑，内有车饰品、马饰品多件，还有完整的马骨架。像这样完整保存下来的西周初期的车马坑，是很重要的考古研究资料，可惜都被党玉琨破坏了。如果是用科学的方法挖掘，不仅可提供西周初期车马的构造和工艺资料，还可提供周代礼制的有关资料。

这些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不但有着极高的考古研究价值，而且还有很好的艺术观赏价值，被国内外许多学术和艺术书刊所著录。有些还填补了此前文物资料记载的缺失，如青铜器“禁”，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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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之争：斗鸡台盗宝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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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玉琨其人

党玉琨是陕西富平人，又名党毓坤。因其走路时一只腿跛，故被当地人称为“党拐子”。他从幼年时起便不学无术，厌读诗书，也不愿从事家务和生产劳动，整天和一帮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为人狡黠奸诈、刁钻善变，尤其喜欢聚众赌博。党玉琨生性顽劣，动不动就与人争斗，杀人越货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他的那条跛腿，就是在与人争勇斗狠时被对手打伤，从而留下病根的。

据说，党玉琨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四处游荡，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经受了古董商的熏陶和点拨，见过不少古文物。久而久之，便成为此中行家。他特别善于识别铜器，真品赝品一看之下便知分晓。

后来，一向极不安分的党玉琨弃商从戎，先是投到了盘踞在陕西凤翔一带的地方军阀、靖国军首领郭坚部下当小头目，历任排、连、营、团长。他精于钻营之道，懂得怎样投上司的喜好，所以较受郭坚的赏识。但好景不长，1921年8月，冯玉祥整肃陕西军阀，郭坚因不服管束而被西北军打死，郭的部下李寺被冯玉祥委任为该军头领，带兵驻守凤翔。

党玉琨顿时失去靠山，只得率一部分残兵败将逃到陕西醴泉县驻扎。不久，李寺奉命东调，留守凤翔的地方军队之间互相勾心斗角，四分五裂。党玉琨便乘虚而入，于1926年2月率部再度回转凤翔。为了壮大声势、显示威风，他就自封为“师长”，号称“司令”。

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命令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率领所部三个师、一个旅，共约30000人马，围剿凤翔城，宋哲元亲自督队，在硝烟弥漫中冒险冲入城里，经过短时间巷战后，大获全胜，占领凤翔。党玉琨在凤翔东城墙下被击毙，其所部官兵被全部资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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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事尽哀愁生：兵匪盗崇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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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1937年

作案地点：清西陵之崇陵

受害人：光绪帝及其妃子

作案人：鄂士臣、关有仁、李汉光等八人

作案手段：挖掘其坟，然后鞭尸三百

作案后果：珍妃墓陪葬全部被洗劫一空

可信程度：民间传说

祟陵始建于1909年，陵址名金龙峪，在泰陵东5公里，是我国现存帝陵中最后的一座。其时清朝已被推翻，由逊清皇室继续修建。里面埋葬着德宗景帝光绪和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

光绪驾崩时，陵还未建，他的梓宫（棺椁）在故宫观德殿暂安。1913年崇陵地宫建成，11月16日申时，光绪的棺椁才正式安放于崇陵地宫之中。1913年病逝的隆裕皇后也同葬地宫。

崇陵是我国最后一座帝王陵墓。其规模虽不如雍正、嘉庆的陵墓那样庞大，没有大碑楼、石像生等建筑，但它除继承清代建陵规制，参照咸丰帝定陵、同治帝惠陵的风格外，又吸收了古代建筑技术的某些精华，仍具有自己的特色。隆恩殿构架用质地坚硬的铜藻、铁藻木建成，有铜梁铁柱之称。

特别是殿内四根金柱采用沥粉贴金的盘龙装饰，为清帝陵的独到之处。整个陵寝根据守卫和祭祀的需要，建筑了五孔桥、巡房、牌楼门、神厨库、三路三孔桥、朝房、班房、隆恩门、燎炉、配殿、隆恩殿、三座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顶、地宫。为了增强排水性能，每个宫殿基部都建有2米宽的散水，明楼前和三座门前分别挖砌了御带河，地宫内凿有14个水眼与龙须沟相通。

引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第二年占领了易县城，挟制伪政权在西陵派驻了所谓的“护陵警”。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奋起抗战，解放了西陵以西的广大山区，伪西陵办事处的护陵警被八路军的神威吓破了胆，仓皇逃进了易县城里。

这样，整个陵区便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各陵除了留有一名在此侍奉多年的老年守陵人看守外，再没有武装人员做守卫工作了，整个西陵的戒护，一时形成真空状态，老百姓也可到陵区打柴割草，走走看看，随意出入，这就给思谋盗掘陵墓的不法之徒造成了可乘之机。

1938年秋季，一伙不明身份的军人盗掘了崇陵地宫。传说，崇陵被盗是当年参加过修建工程的人所为。还有的说是当地一股匪徒所为。崇陵地宫究竟被谁盗劫，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但据当时住在西陵附近的老人们说：1938年秋，正是兵荒马乱之际，日本军已占领了易县城。西陵作为皇陵，已没有了过去那威严的八旗护陵兵，成立了皇室后裔和日本人组成的警备大队，名义上是护陵，实际上是为日本人办事，专与共产党作对。

当时西陵附近有一位青年人，抱定抗日救国心，但对共产党没有认识，不愿投奔共产党，也不愿投奔国民党，自己找了邻村几个亲戚朋友，准备成立一支队伍打日本，但手中又没有枪支，怎么办？几个人一合计，决定盗掘珍妃墓。他们去珍妃墓的第二个晚上，看见大约有一个营的军人奔向崇陵，第二天早晨就看见从崇陵出来的路上有盗墓者留下的痕迹：绫子布等琐碎的东西。崇陵被盗了，那批队伍究竟是何人，至今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虽然崇陵的被盗之谜至今仍未解开，但是盗光绪帝宠妃珍妃墓的人却早已被就地正法。当年，珍妃就是因为支持光绪帝变法惨遭慈禧太后毒害的。谁能猜到，在光绪帝崇陵被盗还不足半年时间，珍妃墓也遭遇恶梦，二人还真是同命相连。

珍妃传奇

珍妃是清朝光绪皇帝的侧妃，也是他最为宠爱的妃子，珍妃其祖父乃陕甘总督裕泰，其父长叙曾任户部右侍郎，其伯父长善乃广州将军，珍妃与其姊瑾妃自幼随长善在广州长大。珍妃10岁那年，长善卸任广州将军，她与姊姊随同北返北京。

1889年，珍妃两姊妹被入选宫中，珍妃进宫时才十三岁，天真活泼，聪明伶俐，性格开朗，才华出众，颇得光绪的欢心。光绪每次退朝，珍妃终日相伴，想法顺应皇上的喜爱。有时故扮男装，满头乌发，后垂长辫，头插三眼花翎，身着长袍马褂，腰系丝带，足蹬朝靴，俨然是一位美少年似的差官。就这样与光绪共食共饮共玩共乐。她还“通书史，解吟咏绘事”，能在列强侵华，国势日衰之际，支持光绪执掌政权，推行新政，实现“富国强兵”、“不作亡国之君”的夙愿。光绪在政治上受压抑，行动上遭监视的情况下，很自然地把珍妃当成知己，百般恩爱。

慈禧太后对珍妃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由喜欢到忌妒、厌恶、憎恨的转变过程，最后竟然对她下了毒手。据记载：“珍妃初入宫时，颇得慈禧欢心，教以双手写字。后慈禧赐群臣福、寿、龙、虎等字，均妃代笔。势且青胜于蓝，慈禧乃渐妒，妒而生恶，遇事则不满。”(《人文月刊》卷六)珍妃“每侍慈禧披览奏章，从旁窥测，即能知其概要，预料太后将如何披答。退与同辈言之，及懿旨下，百不爽一。后为太后所知，讶其才已胜己也，忌之尤甚”(《慈禧软事》)。珍妃喜欢摄影，常艳装露容，任听内监拍摄。慈禧则以“宫嫔不应所为”加以斥责。对她戏着男装，慈禧更认为是放荡不羁，大逆不道。至于珍妃支持光绪变法维新，理所当然地遭到慈禧的忌恨，所以慈禧在囚光绪于南海瀛台的同时，也将珍妃软禁于故宫钟粹宫北三所。

关于珍妃被害经过，有一篇清末太监写的回忆文章《王祥亲眼看见珍妃被丢到井里》，作了详细的现场描述：八国联军打近了北京，西太后站不住脚，逃往西安，临走的时候，把珍妃害了。庚子年七月二十日，宫里乱七八糟的，西太后和皇上都改变了装束，就要逃出宫了。就在这个当儿，她亲自率领瑾妃和御前首领太监崔玉贵、王德环到了宁寿宫，把珍妃从三所里提出来。珍妃在冷宫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她被提到西太后跟前，战战兢兢，一副憔悴的模样。西太后对她说，现在太后和皇上就要离京了，本来想带她走，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万一出了什么事，丢了皇家的体面，就对不住祖宗了，让她赶快自尽。珍妃对西太后说，皇上应该留在北京。但是不等珍妃说明道理，西太后就冷笑了一声，抢白她说：“你死在眼前，还胡主张什么！”珍妃跪在西太后面前，哀求留她一条活命，但是慈禧太后并不为所动，仍命崔玉贵走上前去，把珍妃扯过来，连挟带提地把她丢到井里了。

事后，有人写了一首诗，对珍妃之死发出深深的感慨：“金井一叫堕，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赋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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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事尽哀愁生：兵匪盗崇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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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妃墓的由来

1901年11月，清廷与八国联军媾和，慈禧等人从西安返回北京，慈禧见珍妃所投之井依然如故，便下旨要珍妃家人来打捞珍妃遗体。珍妃遗体在井内泡了一年半有余，井口又小，怎么也捞不上来。慈禧大怒，要对全家问罪，珍妃弟弟志吓得魂不附体，急忙摆上香案，烧香叩头，求姐姐显灵开恩，救全家性命，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遗体打捞上来，已是惨不忍睹。志含泪将姐姐一条曲着的腿捋直，装殓入棺，慈禧命人把珍妃掩埋，对外宣称：珍妃为了免遭洋人污辱而投井自杀，并恢复珍妃名誉，从妃册封为贵妃，企图以“贞烈殉节”的名义掩世人耳口。

慈禧为何把珍妃害死又行追封之事？据说慈禧在出逃期间，屡作恶梦，梦见珍妃浑身水湿，遍体血迹，目眦欲裂地前来索命，使她备受惊吓，于是假惺惺地施以恩惠，抚慰珍妃亡灵莫来打扰。

珍妃死后，埋葬在西郊的什么地方？各种记述歧异。《清史稿》说：“葬西直门外”；《逊清皇室轶事》说“葬于西直门外的恩济庄”；《珍妃其人》说“葬于阜成门外恩济庄太监公墓南的宫女墓地”；《崇陵传信录》则说“浅葬京西田村”。恩济庄在阜成门外海淀区八里庄之西，也可说是“西直门外”。珍妃到底埋葬在海淀区的恩济庄，还是田村？据查，恩济庄确有一座“老公坟”，即太监公墓，连大太监李莲英的坟也距此不远，但在老公坟南边并未发现宫女墓地。在恩济庄西三里的田村却有妃嫔停棺之地。据《诗书见闻录》记载：“乾隆三年，端慧太子薨，停棺于城西的田村。”又据《养光斋丛录》记载：清代雍正年间，“妃嫔病殁，金棺皆停吉祥所。五日后乃奉移田村。”由此观之，“珍妃浅葬田村”是符合事实的。

1914年，隆裕皇后去世，与德宗景皇帝(即光绪)合葬于西陵金龙峪之崇陵；同时将珍妃从海淀区田村迁葬于崇妃园寝。就这样，珍妃永远被埋葬在永宁山下了。

珍妃墓被盗过程

历代每一座皇陵建成之后，都会有守墓的人在陵墓附近安家，以期长年累月守护皇陵。因此皇陵附近总有不少的村落。清西陵也不例外。在它附近，也分布着不少村落，华北村是其中之一。村里有条汉子叫鄂士臣，此人胆大手黑，能发财的事什么都敢干。

1938年11月初，鄂士臣找到老相识关友仁密谋。

“我说，日本人打来了，乱世英雄起四方，咱也该搞点家伙，拉一支队伍，闯荡闯荡，一旦有个出头之日，你老兄当了大官，咱这穷哥们也跟着沾点光，怎么样？”

鄂士臣话虽不多，但句句都像勾魂似的扯动着关友仁的心。是呀，眼下这地面是三不管，老蒋溜了，日本人顾不上，八路军还没有正式开到陵区来，正是拉队伍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常言道：有枪就是草头王。当了王，称霸一方，变成财主还费事？正能满足平生心愿！想到此，关友仁兴奋了，不等鄂士臣继续劝诱，开口把话头凿在点子上。

“这家伙到哪里去弄呢？”

“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眼下这块地面儿不是没主儿吗！”鄂士臣见关友仁如此干脆地同意搭伙，绽开了笑容，凑到近前，手指点点脚下，胸有成竹地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就朝地下的死人要！挖开一个皇陵，把宝贝拿出来卖掉，还愁买不来几杆枪？还愁没有人来投奔吃粮？”

一番话，说得关友仁异常高兴，当下二人合计了具体办法，物色了几个同伙，决定放开手脚大干。

第二天，鄂士臣与关友仁又分头找来了几个盗墓的老手，有龙里华村的那保余、苏振生，凤凰台村的李纪光等八人，决定夜盗珍妃墓。

为什么要盗珍妃墓，这里还一个故事。

李纪光具有多年盗墓经历，是这些人中最富有经验的一个。当八个人聚在一起研究盗墓计划的时候，他捋袖子瞪眼，环视一下屏气静听的同伙，毫不掩饰地端出心中盘算的主意，“不瞒诸位，我盗过泰妃陵、王爷陵，这些坟包子好挖好拿，皇陵则完全相反，皇帝陵、皇后陵里宝贝多，这谁都清楚，可明楼宝顶，规模太大，巨石暗券，灌浆箍铁，工程坚固，就咱这几个人，累死也弄不开……我看咱就先捡个容易的，盗妃陵，怎么样？”

“我看行，就盗妃陵。”鄂士臣对李纪光的话表示赞同，“老李的话有道理，妃陵工程量小，有几夜就能挖开，拿走宝贝做了事，容易见效。干这事，要的是速战速决，先找个妃陵干一回，以后再慢慢来，能弄开取宝的陵，一个也不放！”众人同声附和，决定先挖妃陵，但西陵内有三座妃陵，还需选择。

最后，他们根据各陵的地理位置，来推测盗陵过程中的凶险程度。要紧的是尽量不要节外生枝闯出祸来。慕东陵、昌妃陵位置靠西，距八路军的驻地较近，盗掘这两座陵容易暴露目标。泰妃陵呢，离村庄较近，人迹多，也容易被发现，而且泰妃陵寝内已被盗过，再费好大劲去挖掘搜寻，得不偿失。还有位置靠北的岳各庄等地的王爷陵，地下宝物虽不及帝后妃诸陵多，但比较好盗掘。问题是那一带是以高洪飞为头子的土匪武装活动的地盘，这帮人心毒手狠，为富不仁，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

八个人最后将目标集中在园寝中的珍妃墓。理由是：崇妃园距村庄较远，不易被人发现，比较安全。珍妃是光绪皇帝的宠妃，生前虽不得意，死后入葬的规格却很高，随葬的珍宝肯定不少，进行盗墓容易发横财。

经过精心谋划，八个人分头去做准备。鄂士臣与关友仁装扮成搭伴打柴的人，去探查出入珍妃墓的路径。盗墓行家李纪光弄来一根两丈多长的木杆子，杆子根上安有一个“八”字形的腿，杆身上等距离地钉着许多根短木棍，俗称“蜈蚣梯子”，专备越墙入脊入洞下地宫，使用甚为方便。众人还准备了铁镐、铁锨、手锯、钢钎等掘土起砖撬门的工具等等。一切准备停当，这伙人便分散隐蔽起来，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单等鄂、关二人把路径摸清探明之后，便向崇妃园寝珍妃墓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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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事尽哀愁生：兵匪盗崇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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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瑾二妃的坟墓，并列在崇妃园寝三座门里广场的北侧，场内苍松郁郁，芳草萋萋，两座宝顶矗立在长方形的月台上，宝顶下即是棺椁所在的地宫。月台南边有石阶与神道相连，石阶下面就是进入地宫的石门。这群盗墓者是从珍妃墓的石阶与宝顶的中间向下挖的，这里是长方形大砖含油灰灌注砌成的，每块砖有40多斤重，着以细浆白灰粘合，很难撬动。四个挖掘者甩开膀子，使尽蛮劲，也没多大收获。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巧法，先用铁镐和钢钎凿碎一块大砖，而后从绽裂处用镐刃一小块一小块地往下撬。这样干虽然琐碎些，但弄掉一块砖是一块。这帮人忙了大约八个小时，才挖出了一个直径2米、深约3米的竖井，底下便是坚硬的地宫券顶石，为了使过程短一些，他们便用火药炸开了珍妃墓。

据盗贼后来说，珍妃的地宫规模不大，约6.7米长，10米宽，呈长方形。南面一座石门，雄伟壮观。正北面放置着宝床，宝床上放着一口巨大的棺椁，在灯光的闪耀下，棺椁通体闪亮。

李汉光等人趟着积水来到珍妃的棺椁前，用斧头凿穿一个小洞，又用锯条锯开一个圆窟窿。李汉光手提马灯顺着圆窟窿钻了进去。

珍妃头戴凤冠，身披霞帔，面色如生。李汉光来不及细看，立即着手搜寻宝物。他见珍妃左手上握着一块玲珑透明的白玉雕花，右手上握着一个金光闪闪的金如意，手腕上戴着一对金镯，头上插着几枝碧绿的玉簪，身边还有许多陪葬物，大都是金银、宝石、珍珠、玛瑙。他急急将这些宝物一件件装进事先备好的马褡子里，从棺中钻了出来。

鄂士臣等人将盗得的宝物经过清点后，按质量好坏分成八份。因金扁方太贵重，不便分给一个人，于是劈成八瓣，然后抓阄将珍宝分掉。

史学家对于珍妃墓被盗则持有不意见，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认为，当初群匪所盗的其实是珍妃的姐姐谨妃的墓，珍妃墓只是空背被盗之名。

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著名历史学家李军提出的，他认为被盗的不可能是珍妃墓有二点原因：

其一，从规格大小来说，瑾妃墓稍大于珍妃墓：—毕竟瑾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妃子，可以通过测量陵墓宝顶到月台的距离找到答案。从外观上也可以看出来。当然，差别不是很大。

其二，瑾妃墓的地宫用石头砌成，珍妃墓是砖砌。而当年的关友仁、鄂世臣等一伙人在盗墓时曾使用过炸药，因为地宫光靠钢钎打不开；据史料记载，他们当中还有两个专门的石匠。

时光流逝，大浪淘沙。“夜盗珍妃墓”已是50多年前的往事了。如今，人们观览崇妃园寝，迎着芳草馨香，穿过古松浓阴，会看到修复后的珍、瑾妃坟茔。这对姐妹墓双双并立在平坦的月台上。在凭吊珍妃时，人们只会对她生前的坎坷遭遇倍感同情，至于被盗究竟是谁的墓，反而不再是人们关注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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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圮残宫又遭劫：土匪再盗东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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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1929到1948年间

作案地点：清东陵

受害人：清东陵内诸位皇帝皇后及皇子

作案人：王绍义、黄金仲等人

作案后果：清东陵内诸陵墓宝物被洗劫一空。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有史记载

引子

清东陵，曾经是一块与世隔绝、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家禁地。自顺治皇帝开始，先后有5位皇帝葬在这片宛若虎踞龙盘，充满王气之地。清东陵内最重要的部分，是那高高的封土宝顶下的地宫，那是安放帝后棺椁的地方。中国数千年奉行厚葬，清东陵地宫内随葬了清朝260多年统治所积聚的无数奇珍异宝。然而，公元20世纪初，曾经灿烂的清东陵，悲剧性地沉入那苍茫的暮色中。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优待清室条件》中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加以保护。”然而，民国政局风云变幻，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直奉大战爆发，近代中国长期军阀混战动荡不安，《优待清室条件》很快成为一纸空文。由于断绝俸饷，守陵官员们大都迁往京城，仅剩不多的八旗兵丁也各谋生路，自顾不暇。方圆两千多平方公里的清东陵，不久便失去了它的清静而成为匪盗出没的地方。

当年，东陵内曾发生过这样一起恶性的盗陵事件：守陵人深夜被土匪持枪堵于值班室，嗣后发现惠妃陵上有被盗挖的痕迹。面对愈演愈烈的偷盗之风，当时清皇族代表忧心忡忡地向内务部报告，但却得不到当局的重视。

1926年，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奉系军阀张宗昌率部占据东陵，对东陵大行抢夺，铜鹿、铜鹤、铜缸等都被搬走，仅金银器物就装载了几十大车。

这是军队第一次对清东陵的公开劫掠。此后，东陵内兵匪更加猖獗，连大殿楼台的檀木房梁、门窗隔扇都被拆下变卖，陵区内几十万棵松柏也被盗伐一空。

最后，终于发生了震惊全国甚至可以说是震惊世界的东陵大盗孙殿英盗宝案。然而，东陵是否就从此迎来了平静呢？

恶梦不断的清东陵

就在孙殿英率部向顺义、怀柔一带大举撤退之时，躲在东陵外围的土匪、歹徒以及奉军、直鲁残军的游兵散勇，闻风而动，纷纷向东陵赶来。当他们发现各座陵寝均被凿挖得千疮百孔，而慈禧、乾隆二陵地宫已被盗掘时，遂趁着混乱再次将原本就堵塞不严的入口扒开，打着灯笼火把，提着口袋和各种防身武器冲进慈禧、乾隆两陵的地宫，再次进行了洗劫，兵匪、歹徒们的行动，渐被附近土著所闻。于是，一帮又一帮的土著像刚刚从箱中放出的无主之蜂，成群结队地提着草筐、口袋向陵区拥来，并将地宫中散落下的珠宝玉器又细细搜刮了一遍。

乾隆地宫由于泥水混杂，散落的宝物已很难寻觅，土著们便携来耙钩，像在田野中搂草，又像在河沟中捕捞鱼虾一样，在泥水中四处打捞、搂钩，将珠宝玉器以及乾隆和后妃们的破碎的尸骨一起装入带来的草筐、口袋，带出地宫。然后或挑或背或用车接，弄到陵区之外的河中，用铁筛反复涮洗，以淘选出金粒与珠宝。至于那些被裹挟而来的破碎的尸骨，自然是扔入河中随水而去，可谓一场真正的洗劫。许多兵匪、歹徒及土著由此大发了一笔横财。

就在慈禧、乾隆两陵地宫再遭洗劫的同时，许多兵匪、歹徒又将先前被盗过的同治帝的惠妃陵寝地宫掘开，再次砸棺抛尸，全面搜寻劫掠。同慈禧的遭遇相同的是，面色如生、全身完好的惠妃，被扒光衣服，赤身裸体地抛在地宫的石板上，棺木被劈成碎片，被胡乱抛入地宫的各个角落，所有的随葬品被劫掠殆尽。东陵再度陷入浩劫中。

1929年农历十一月，裕陵园寝中的纯惠皇贵妃地宫被盗，经实地查看，“金棺损毁、玉骨凌乱”，殉葬物品被盗一空。奏报溥仪后，拨款重殓、修理。后民国政府抓拿盗犯四名，押入大牢。

1930年农历四月初，端慧皇太子园寝中的悼敏皇子地宫被盗。案犯用铁锤凿开地宫石门以后，因积水太深，坐着筏子划进地宫，用利斧劈开两旁的金棺(九阿哥、十阿哥)，不知什么原因，中间的悼敏皇子的金棺未动。他们用笤篱、铁钩捞出凉袋勾子两件、红珊瑚珠百余粒、金锭子八个(每个金锭子重约五两)。后来盗犯全部落网。

1931年3月，昭西陵被盗。东陵守护官员亲赴现场查勘，只见头道石门已半开，右扇上破坏一尺有余。二道石门虽未开，但左扇上被凿一洞，长约0.7米，宽约0.27米，梓宫侧倒于石床下。到了第二天，再行查看时，却发现梓宫底、盖已分置两处，随葬物品被劫掠一空。溥仪派往办理昭西陵被盗善后事宜的载涛、溥忻以及溥安、奕元、联垄、福隆阿与当时的东陵守护大臣毓崧，将孝庄文皇后的遗骨拣出，放在黄缎褥上，重新命工匠修补棺椁。待修好后，摆放在棺床正位上，将遗骨放入，盖好棺盖，关闭两道石门。门上被凿的洞重新用水泥填补好，除主犯外逃外，其余盗犯均被抓获。

然而，在东陵诸多的被盗陵墓中，损失最大而破坏最严重的，要数康熙大帝的景陵、咸丰帝的定陵和同治帝的惠陵了。

景陵被盗过程

1674年(康熙十三年)，康熙皇帝的嫡皇后孝诚仁皇后崩逝，开始筹建景陵。1676年(康熙十五年)破土兴工。1681年(康熙二十年)孝诚、孝昭二位皇后入葬时，景陵隆恩殿尚在修建之中(竣工时间待考)。埋葬康熙帝纪摈的景陵纪园寝也随着完工，成为清王朝在关内修建的第一座纪园寝。

景陵北依昌瑞山，建筑布局由南往北依次为：圣德神功碑亭、五孔拱桥、望柱、石像生、下马碑、神厨库、牌楼门、神道碑亭、二柱门、台石五供、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宝顶下是地宫。这些大大小小的建筑以一条宽9.70米的神路贯穿成一个完整的序列，神路南与孝陵神路衔接，北端直达宝城，弯环如龙，盘曲有情。

景陵是清五朝在东陵界内营建的第二座皇帝陵，其建筑规模稍逊于孝陵，总体上是以孝陵为蓝本，但局部又有所改创。如圣德神功碑亭内立双碑，石像生缩减为5对，改龙凤门为牌楼门等。景陵在葬制上也有重大变革，开创了先葬皇后，附葬皇贵妃的制度；另外还摒弃了尸体火化入葬的传统而改为土葬。景陵的建筑风格及丧葬形式大多为后世所效仿，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清朝皇陵中的圣德神功碑亭是由嗣皇帝兴建的，用以彰扬先皇一生的功业，景陵圣德神功碑亭建于雍正三年至雍正五年（1725-1727年）。按照雍正皇帝的意愿，亭内竖立了两块石碑，分别镌刻满文、汉字，记述康熙大帝60多年的赫赫功德。碑文由雍正皇帝亲自撰写，长达4300多字，是后世研究康熙朝历史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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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圮残宫又遭劫：土匪再盗东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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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陵石像生的布置有别于清代所有帝陵，自五孔桥至牌楼门段的神路由于地形的影响而呈弯环的曲线，无法像其它陵寝那样对称布置，于是当时的建筑设计人员就根据神路走向顺地制宜随曲就弯地进行设置，一改其呆板的模式而呈现出灵活多变、步移景换的效果，体现了当时人们的聪明才智。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座宏伟陵墓，也没有能够逃离盗墓者的魔爪。

1945年9月原土匪马福田手下的亲信副官王绍义和参加过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功名赫赫的解放区冀东军分区敌工部部长黄金仲蒙骗解放区的区长、公安助理、区小队长和大批的区、村干部及民兵、群众，使得他们已经在景陵的方城里苦干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夜，疲劳已极的村民们，虽然都熬红了眼睛，口干舌燥，但是没有一个中途逃脱的。人们吵吵嚷嚷，拥来挤去，跳动的火把将阴森恐怖的景陵映得恍如白昼。方城、陵寝门、明楼、宝城和康熙陵墓的巨大宝顶，一片光明。

村民选取精美高大的彩釉琉璃照壁为此次盗陵的突破口，却几乎无从下手！尽管赶来盗陵窃宝的人多为村中壮汉，个个都有使不完的气力，可是面对牢固异常、几乎无懈可击的琉璃照壁，他们只能望壁兴叹，直到此时王绍义方才醒悟，孙殿英当初盗掘东陵时，为什么出动近千兵力，最后不得不动用炸药。

但头脑精明、石匠出身的惯匪王绍义，没有采取炸药轰击这种竭泽而渔的办法。他命人用坚利的纯钢撬棍，将一块又一块的青石、青砖，纷纷从琉璃照壁的底座撬下来，经过一天的凿撬，座基上很快便出现了一个偌大的洞口。地宫通道打通了。

王绍义双手握着德牌撸子手枪，跟随在状若幽灵的人群后面，缓缓向地宫深处游动，突然，一道高十多米、宽约十六七米的巨大的汉白玉石门横亘在眼前。王绍义指挥手下人用钢钎、镐头狠命凿撬，但石门纹丝不动。一番努力后，见毫无成效，无奈中王绍义命令用炸药炸开石门。

经过两天的努力，第一道汉白玉石门被炸开。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第二道、第三道石门也很快被炸开。在几支火把的映照下，六具涂有朱漆的楠木棺椁出现在众人面前。面对这六具巨大的棺椁，王绍义喜不自禁，在他看来，摆在面前的不是数百年前的皇帝与皇后的遗尸遗骸，而是足以让他一生享用不尽的连城之宝！

“给我劈！”王绍义向站在一旁发呆的田广山下令。

田广山深深吸了口气，手握闪亮的利斧，“嗖”地一下跳到灵台上去，运足力气，对准康熙的棺椁劈了下去。刹时，木屑飞溅，棺盖裂开一条长长的缝隙。

“我也算一个。”关增会同样手握利斧，跳上灵台，二人一左一右，对准康熙的棺椁较上了劲，眨眼问，棺盖变得支离破碎。

两人围住棺椁，探下身子，欲待看个究竟，突然“噗”地一声炸响，棺盖下蓦然间喷射出熊熊烈火。两人猝不及防，被硝烟烈火迎面烧个正着，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王绍义在刹那间的惊悸与恐怖过后，很快恢复了平静。他冲上前去，冲哇哇乱叫的两人发了一通无名之火后，又各赏两人一脚，然后命令继续开棺。

随着棺盖的开启，棺椁里喷射出一束炫目耀眼的光芒，整个地宫亮如自昼。

“天呐，这么多珍宝！”众人一齐围上来，面对一棺椁的稀世国宝，大张着嘴，心儿狂跳不止。王绍义挤上前来，瞪圆晶亮的小眼，一一扫视着：无数的玛瑙、珊瑚、镶金宝石、翠玉戒指、赤金鼻烟壶、珠串玉雕的帽花、亚攒、太平车、如意、花枝、坠子、耳挖、翡翠、台灯、夜光杯……

短暂的沉默过后，众人突然醒悟，梦寐已求的财宝近在眼前，此时不抢，更待何时？于是一个个像饿久的虎狼一样，瞪着血红的双眼，扑向棺椁抢了起来。刚才还安静的地宫一下子混乱起来。

王绍义不愧是土匪出身，见此情景，将两支手枪从腰间拔了出来，乌黑的枪口对准乱哄哄的人群，大声吼道：“都给我住手，老子的手黑大家是知道的，无论是谁，胆敢私抢金棺里的宝物，老子一枪崩了他！”说罢，冲地宫天棚“砰砰”放了两枪。

众人一下安静下来，抢到宝物的极不情愿地放回棺椁中。王绍义见局面被自己控制住，才将悬着的心放下，又大声说道：“弟兄们，我出身土匪不假，可生平最讲义气两字，我已经说过，将来要论功行赏，现在地宫中六口棺材只劈开一口，还有五口没有劈开，待咱们把它们全部打开后，把宝贝都运到隆恩殿去，再平分如何？”

“行！”众人情知无法与王绍义相拗，又大都知道王绍义心狠手毒，于是团团将孝诚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孝恭仁皇后、敬敏皇贵妃的棺椁围住，劈棺扔尸，劫走全部随葬珍宝……

据后世研究资料透露，这六具棺椁的随葬珍品计有：天鹅绒鎏金朝冠1顶；金冠珠顶1座，上嵌大正珠顶、东珠各15粒；勒苏草拆经缨冠1只，嵌镶银珠20颗；各种玉及镶钻石、宝石镏子35件；镀金点翠上带红宝石的连环4对；玉镂田瓜盅1只；百褶金龙1只；金累丝镶嵌色珠石九凤钿1顶；各色玉骊条环38只；玉、镶珠挑杆8枝；金珐琅盅碟2件；镀金银奠池5件；镀金银中碗7只；镀金银爵盏10个；龙形翡翠饰物1个；黄杨木镂雕八仙过海盆景1尊；九龙玉杯1只……

定陵被盗过程

定陵地宫内层层升高，建筑布局紧凑、高低错落有致，具有明显的层次感。不知是命运使然还是清朝的残酷剥削积累下的民怨太深，总之，陵墓被盗掘的恶梦一个接一个降临到在清东陵里安息的皇帝身上。咸丰帝的定陵也不例外。

相传，咸丰帝定陵陵址是由江西巡抚应及吏部尚书柏等人相度的，咸丰也曾亲临阅视，认为平安峪“左龙蜿蜒，右虎训俯，贴身蝉翼、牛角两砂隐约缠护；虾须、金鱼二水界划分明，灵光凝聚，穴法甚真，……洵属上上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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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圮残宫又遭劫：土匪再盗东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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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定陵始建于咸丰九年，但大规模营建还是在咸丰帝崩逝之后，兴工不久，在定陵的规制上曾引发了一场争论，工部侍郎宋晋认为慕陵裁撤了大碑楼、石像生、二柱门、方城、明楼，将隆恩殿、东西配殿规模缩小，朴实无华，节省了民力。而且，文宗帝后停棺待葬，山陵工程宜抓紧进行，应仿效慕陵规制营建。宋晋的建议遭到了礼亲王世铎等人的驳斥，最后，两宫皇太后采纳了世铎的建议，以祖陵的传统规制为主，又效仿慕陵裁撤职了大碑楼、二柱门，地宫内不再雕有经文、佛像等。定陵的规制成为后世惠陵、崇陵效仿的蓝本，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定陵的用料分为两类，一类为筹办的物料，有咸丰帝生前陆续采买的，也有咸丰帝死后从各地调运的；一类则为原宝华峪陵寝的旧料。宝华峪陵寝原为道光帝陵寝，因地宫出水被废弃。使用那里的旧料，主要是为了节省开支，同时也有缩短工期的因素。据档案记载，所用的旧料大部分为石料，如石门、石像生、石望柱等大件白石计65件，各种旧砖605464块，旧隔扇62扇，坎窗24扇，节省白银20多万两。当权者知道节省民力物力当然是好事，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知道，此时清朝的国力，已不复“康乾盛世”的辉煌了。但是在盗墓者的眼里，这还是一块相当有油水的肥肉。

其实盗掘定陵的人，我们并不陌生，他就是和王绍义一起盗康熙大帝景陵的人：黄金仲。

为了谋划盗定陵，黄金仲已经是两天三夜不曾合眼了，他焦灼地在隆恩殿里来回走动，想到不久前跟王绍义合伙盗掘景陵成功后所分到的稀世珍宝，心中就有着止不住的得意与亢奋。试想，如果这次盗陵顺利的话，凭他的人力，他可以同时将咸丰、同治和慈安太后的三座陵墓打开，所得到的财宝将是盗掘景陵的三倍。想到此处，黄金仲禁不住自言自语：“我黄金仲要将清东陵所有没有被人盗开的大小皇陵，一个一个地统统掘开！”

与上次盗景陵不同，这次盗陵由黄金仲独自一人指挥。按事先的分工，由王绍义等人指挥盗掘惠陵、定东陵，由于自己不太懂古陵的建筑结构，指挥失误，故此进度迟缓，心中焦灼。

经过几天的挖掘，他们终于将定陵的地宫打开，然而就在打的同时，就听见有人大叫：“天呐，不好了，地宫里有毒气！”随着一声惊叫，刚打开地宫入口的人们潮水般退下。霉气逐渐散尽后，人们渐渐安静下来。这时，黄金仲命令下属要不惜一切代价，进入地宫，炸开石门！就在这时，参与盗定陵的一个小头目来向黄金仲汇报一个非常不妙的消息：定陵的地宫有积水！

听到这个，黄金仲十分吃惊与懊恼，他本以为炸开石门后，劈开棺材，就能将宝物轻而易举拿到手，谁知在地宫里又发现滔滔大水，他浓眉紧蹙，胸中再次燃起烦躁的怒火。

然而，所谓魔有魔法，贼有贼招，地宫的积水并没阻止了盗贼的步伐，为了能够顺利地得到地宫的宝物，这伙盗贼转身到隆恩殿香案顶上拿下大匾，再加上两扇紫檀门板，稍一捆绑，竟然做成一个竹伐，一个小时后，这伙亡命之徒坐着“船”划进咸丰和萨克达氏的棺椁前，跳上棺椁，挥动利斧、劈棺扬尸，将随葬物品洗劫一空。

惠陵被盗过程

如果说咸丰是不幸的，那么他的儿子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就更加的不幸了。因为东陵诸陵中，被盗匪光顾次数最多的可能就要数同治皇帝的惠陵了。

惠陵是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帝）的陵寝，位于景陵东南三公里处的双山峪，载淳在位十三年（1862-1874），生前一直未建陵寝。死后于光绪元年（1875）二月，清廷选择双山峪为万年吉地，二月二十三日确定陵名为惠陵。自光绪元年八月初三日动工，至光绪四年九月竣工（1875-1878），历时三年零一个月，共耗银4359110.89两。承修大臣为醇亲王奕、左都御史魁龄、户部侍郎荣禄、署理工部侍郎翁同和等。

惠陵建筑规制依照定陵，除未建圣德神功碑亭和二柱门外，又裁了石像生和接主神道的神路。建筑布局从南往北依次为：五孔拱桥一座、平桥两座、石望柱两根、牌楼门一座、东西下马牌各一座、神道碑亭一座、神厨库一座、井亭一座、三孔拱桥三路、平桥两座、东西朝房各一座、东西值班房各一座、隆恩门一座、东西燎炉各一座、东西配殿各一座、隆恩殿一座、琉璃花门三座、台石五供一座、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各一座，宝顶下为地宫。陵寝外围环以砂山。除东西值班房为布瓦盖顶外，其它建筑屋顶均覆以黄琉璃瓦。

该陵虽是清晚期营建的皇帝陵，但所用木料均为楠梃木，木质坚硬，俗有“铜梁铁柱”之称，因而大木构架至今保存完好。

就是这么一座有着“铜梁铁柱”之称的陵墓，在盗墓活动最疯狂的时候，竟然在5年内就三次被盗掘。第一次是1945年秋季。时隔一年，盗贼又来惠陵，用炸药炸开地宫中的石门，将同治帝棺椁砍开，盗走大量珠宝。1948年，这伙盗贼再次到惠陵，掘开金井，盗走珍宝。这次的盗墓应该是惠陵被破坏最严重的一次。据说地宫被挖开之后，盗匪们进入金券，将皇帝、皇后的尸骨从棺中拉出来。由于前几次的被盗，同治帝只剩了一把枯骨，而阿鲁特皇后虽然已入棺七十年，尸体竟然保存完好。歹徒们把她的衣服剥光，皇后赤条条地躺在墓内。土匪盗陵之后，通向地宫的洞口便敞开着，邻村近庄中猎奇好胜的人们，常常三五一群，手执火把进地宫去“探险”。

据目睹皇后尸身者说：赤身露体、一丝不挂的娘娘，躺在墓室的东南角，仰身向上，披散着长发，微闭着双眼，但面容完好，没有丝毫的痛苦表情。可是让人惨不忍睹的是，她的腹部却被剖开，肠子流淌一地，为什么皇后尸体惨遭大开膛呢？只因世间传说同治的皇后是吞金而死，腹中有宝，就为了取得皇后腹中的宝藏，盗匪竟然对一个已死之人下此毒手。

盗墓者的下场

清东陵第二次大规模被盗，引起了当时清朝遗老遗少和普通百姓的极大愤慨，也受到冀东行署高度重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抽调得力干将破获此案。不同于孙殿英盗东陵的不了了之，这次冀东行署很快就将盗陵的主犯赵连江、李树音等人在景陵大碑楼前就地正法。首犯黄金仲事发后畏罪潜逃，在国统区内被军统特务抓获，投进监狱，终了此生。主犯王绍义在1951年3月被遵化县人民政府依法处决。清东陵第二次大规模盗陵的众犯终于得到了应得的惩罚，相信东陵内的各位大清皇帝应该也瞑目安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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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适意东与西：浅析清皇陵的特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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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帝王陵寝，根据建陵年代和地理位置，可分为清初关外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三个陵区。清人入关前在旧都盛京建有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在满洲老家赫图阿拉（满语意为“横岗”），还建有埋葬清朝远祖肇、兴、景、显四祖的永陵。三陵的陵墓形制都仿照明陵，程序化特点强烈，并影响了入关后清朝各陵的修建。此外，还有一处不为人知的东京陵，位于辽阳（清东京）阳鲁山，埋葬着努尔哈赤的兄弟、子侄和近臣。

清入关后，十个皇帝中除末帝溥仪没建成陵寝，其余九帝在河北遵化县马兰峪和易县梁格庄分别建造了陵墓群，按昭穆顺次入葬，即为清东陵和清西陵。他们的皇后、嫔妃、公主等也随葬在此，形成了规模宏大、建筑体系完整的皇室陵寝。因为清十三个皇帝中的十个陵墓都分布在东陵和西陵，因此，本节着重介绍一下清东陵和清西陵。

程序规则

总的来说，清东陵和西陵的陵墓从规划建制到建筑造型均仿照明朝，采用集中陵区的手法，安排总入口，从正红门开端，经统一的神道石像生、碑亭及华表，分达各陵区。其布局顺序为：五孔石券桥、牌楼、碑亭、三孔券桥，大月台、宫门、隆恩殿及左右配殿，而后为石平桥、月台、琉璃门、五供、方城（上立明楼）、月牙城、宝城、宝顶。皇帝、皇后、亲王、公主、嫔妃的陵制级别相当严格，形成了一套程序化的规则。

清陵中的碑楼与门牌等装修，也都继承了明代风格，只是更加细密，堆砌繁缛，色彩也更为鲜丽，少了点明代质朴雄厚的气质，更多了些华丽、雅致的风韵。

清东陵的建筑特色

清东陵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皇家陵园之一，是中国现存规模最为宏大、体系最为完整、保存最为完好的帝王陵墓建筑群。

中华民族具有“敬祀祖先，慎终追远”的传统美德，历来十分重视对死者的安葬和祭祀，这不仅是为了缅怀和纪念，也借此祈求祖先对后世的荫护。作为封建统治者则将其作为关乎国祚盛衰、帝运长短的要工重典来对待。到了清代，更把这种理念推向了高峰。在陵寝的选址和规划设计中，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着力体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将人的精神融铸于大自然之中，造成崇高、伟大、永恒不朽的意象。在建筑规模和建筑质量上，则力求做到恢宏、壮观、精美，以体现皇权至上，炫耀皇家的气派和威严，从而成为皇权物化的表征。作为清代皇家陵园之一的清东陵正是这一传统的不朽载体。

清东陵是中国陵墓营建活动高峰期的代表作。在环境质量、山川形势、陵寝建筑以及陵寝建筑的配置与山川形势的结合上都达到了完美的地步，成为中国历代皇家陵园中最富特色的例证之一。

清东陵的15座陵寝是按照“居中为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传统观念设计排列的。入关第一帝世祖顺治皇帝的孝陵位于南起金星山，北达昌瑞山主峰的中轴线上，其位置至尊无上，其余皇帝陵寝则按辈分的高低分别在孝陵的两侧呈扇形东西排列开来。孝陵之左为圣祖康熙皇帝的景陵，次左为穆宗同治皇帝的惠陵；孝陵之右为高宗乾隆皇帝的裕陵，次右为文宗咸丰皇帝的定陵，形成儿孙陪侍父祖的格局，突显了长者为尊的伦理观念。皇后陵和妃园寝都建在本朝皇帝陵的旁边，表明了它们之间的主从、隶属关系。此外，凡皇后陵的神道都与本朝皇帝陵的神道相接，而各皇帝陵的神道又都与陵区中心轴线上的孝陵神道相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枝状系，其统绪嗣承关系十分明显，表达了瓜瓞绵绵、生生不息、国祚绵长、江山万代的愿望。

清东陵中的建筑精品

在清东陵这座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园内有着大量的建筑精品。这些精品不仅代表了当时最高建筑水准，而且反映了当时的最高艺术成就。

菩陀峪定东陵是慈禧皇太后的陵寝。其隆恩殿及东西配殿用料考究、做工精细、装修豪华。木构架全部采用名贵的黄花梨木。梁枋彩画不做地仗，不敷颜料，而在木件上直接沥粉贴金，其图案为等级最高的金龙和玺彩画。殿内墙上雕有寓意“万福万寿、福寿绵长”的砖雕图案，并全部筛扫红黄金。三殿的64根露明柱子上全部盘绕半立体的镀金铜龙。封护墙干摆到顶，拔檐砖上雕有“万福流云”图案。大殿周围的石栏杆，无论栏板、望柱还是抱鼓石上，全部浮雕各式龙凤呈祥、海水江崖图案。殿前丹陛石以高浮雕加透雕的技法，把丹凤凌空，蛟龙出水的神态刻画得维妙维肖，是一件难得的石雕艺术杰作。贴金的彩画、扫金的墙壁、镀金的盘龙、精雕细刻的石栏杆，把三殿装饰得金碧辉煌，精美绝伦。这种豪华装修不仅在明清两代皇陵中独一无二，就是在皇宫大内也难以见到。

清西陵的建筑特色

中国的古建筑在中国这一特有的自然条件和民族文化影响下，经历了几千年的自然演变和经验积累，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建筑体系，创造了无数优秀作品，并且对邻近国家的建筑发生过深远的影响，成为世界建筑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清西陵古建筑群的形成正处于中国古建筑艺术的最鼎盛时期，集中体现了以木结构为主体的中国古建筑最高水准。特别是其大木结构、斗拱、石雕、木雕、完善的排水系统等，实为中国古建筑艺术的精美杰作。

清西陵是中国陵寝建筑最具特色的例证。清西陵的古建筑，基本上是相沿明代帝后陵寝建筑样式，它依据清宫式作法，在严格遵守森严等级制度的同时，又不拘泥于典制，具有很强的创造性。清西陵是中国清朝前期、中期、晚期陵寝建筑艺术的代表作品。清西陵中的帝陵建筑规模宏大、布局合理、宫殿辉煌、石雕精美、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整；后纪园寝严格按照封建等级制度的规格建造，虽久经大自然的风雨剥蚀，其规模与原貌仍存，从而使清西陵成为保存最为完整的清代陵寝之一。清西陵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18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期中国陵寝建筑艺术风格及皇家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对中国古代陵寝建筑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有重要贡献，具有清代以前各代陵寝建筑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和鉴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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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适意东与西：浅析清皇陵的特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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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西陵的历史意义

清西陵4座帝陵附属陵寝的建筑无论在规模和形制上，都反映了清王朝由盛至衰的演变过程。泰陵、昌陵完整宏伟的陵寝规模，反映了清王朝鼎盛时期的辉煌，慕陵建筑的裁减(清朝陵寝中第一个裁去圣德神功碑楼、石像生、明楼、宝城等)、崇陵陵寝规模的减小，真实地记录了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亡，由封建社会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轨迹。而葬在清西陵崇陵及其纪园寝的清朝末期人物光绪皇帝和珍妃的命运，更记录了慈禧皇太后独霸朝廷、丧权辱国、祸国殃民的历史。而末代皇帝爱新觉罗博仪的寝宫工程由于清王朝的被推翻而终止，更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结束的实物例证。就保存状况而言，清西陵是中国陵寝建筑群中保存最完整的陵寝之一。

清西陵中的建筑精品

泰陵距易县15公里，海拔382米，始建于1730年(雍正八年)，占地8.47公顷，内葬世宗雍正皇帝、孝敬宪皇后、敦肃皇贵妃。主体建筑自最南端的火焰牌楼开始，过一座五孔石拱桥，便开始了西陵最长的神路：2.5公里长的泰陵神路，沿神路往北至宝顶，依次排列着石牌坊、大红门、具服殿、大碑楼、七孔桥、望柱、石像生、龙风门、三路三孔桥、小碑亭、神厨库、东西朝房、东西班房、隆恩门、焚帛炉，东西配殿、隆恩殿、三座门、二柱门、方城、明楼、宝顶等建筑。

坐落在大红门前的三架巍峨高大的石牌坊，为西陵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三架石牌坊坐落在大红门前的宽阔的广场上，一架面南、两架各朝东西，成品字形排列，与北面的大红门形成一个宽敞的四合院，每架石牌坊高12.75米，宽31.85米，五间六柱十一楼造型，虽为青白石料的仿木结构，但却未用铁活，全部采用卯榨对接形式，楼顶雕有楼脊、兽吻、瓦垄、勾滴、斗拱、额枋等。坊身高浮雕的龙、凤、狮、麒麟和浅浮雕的花草、龙凤等图案相结合，使整个广场生机盎然。

泰陵作为典型的清式宫殿建筑群，不但更注重以完美的融山水环境、人文景观为一体的中国“风水”相法为选址依据，形成“风水”中强调的靠山、案山、照山，龙脉和水口，建筑与整体布局也更为完整与巧妙，更加注重实用性；建筑风格与规制更加精美豪华，更具有观赏性。并由于雍正皇帝在西陵首建泰陵，从而产生了“昭穆相间的兆葬之制”。这种墓葬制度形成了清东陵、清西陵现有的格局，也形成了清东陵、清西陵两大陵墓群与中国明朝以前历代皇家陵寝建陵制度的根本不同。总而言之，西陵是一件精美的艺术杰作。清西陵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其建筑技艺之精湛、品种之齐全，在中国皇家陵寝建筑中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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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动国务院的盗墓大案：群贼盗恭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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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1998年2月15日

作案地点：唐恭陵，今位于洛阳市东南43公里，偃师市缑氏乡景山白云峰之巅

受害人：唐太子李弘

作案人：张少侠等人

作案后果：唐孝敬帝皇后墓内文物被洗劫一空。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有相关报导

1300多年前的公元675年，一件让那个时代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突然辞世。有人认为是武则天毒死了李弘，有人认为李弘是死于肺痨，然而时到今日，这个问题在史学界依然没有定论。

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李弘的死，高宗万分悲痛，他诏令天下，给李弘冠以尊名，追封为“孝敬皇帝”，并下令以“天子之礼”厚葬于偃师景山，是为恭陵。高宗这个老子亲自为儿子制“睿德纪文”，书之于石，立在陵前。

李弘因何而死？

说到唐恭陵，我们就不能不提及唐恭陵的主人：太子李弘。

作为唐高宗李治的第五子，武则天的长子，永徽三年(652年)秋冬之际，李弘出生了，第二年，李弘就随母亲入宫，被封为代王。永徽七年被封为太子的时候，太子李弘还是武则天最最疼爱的孩子。正是依仗着这第一个儿子，她才真正稳固了她在后宫中的地位。原本压迫在她头上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也是因了李弘的诞生，而迅速失去了她们皇后和宠妃的位置。所以武则天不可能不从内心里宠爱自己的儿子，何况这又是个仁孝懂事的儿子。

《唐历》中记载：“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有过……”高宗对其非常器重，并寄予很大希望。为其选聘著名大臣李绩、许敬宗、李敬玄、刘仁轨、许圉师等作为辅弼老师。李弘“深为帝及天后钟爱”，少小即让他参政，培养他的政治才能，使其在行政的实践中锻炼。如龙朔二年(662年)高宗“幸骊山温汤，太子监国。”“次年十月一日，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

李弘的仁孝、谦虚、谨慎，深得高宗喜爱，朝中的官员也对他有好感，虽然体质羸弱、性格温和，但对于许多事情，他却能有些大丈夫的作为来，喜欢打抱不平。

历史中所记载的李弘一生做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曾非常勇敢地私下探望过他的两个被深锁牢狱的姐姐宣城和义阳公主，并为她们争得了权利，让她们走出了冷宫，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义阳、宣城两位公主是萧淑妃所生，而萧淑妃与武则天政见不一，和皇后一起在与武则天的权力角逐中落败，两位公主受到牵连，被幽禁在掖庭，也就是冷宫，年过三十还没有结婚，李弘奏请高宗，允许她们出嫁，高宗准奏。

可以这么说，在当时的大唐，也只有他敢于冒着得罪母亲武则天的危险，要求高宗允许义阳、宣城两位公主出嫁。

但毫无疑问，这件事让李弘卷入宫廷内部斗争之中。从此之后，李弘开始了他的悲剧人生，并在年仅24岁的候，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关于李弘的死，宋代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时，根据其它史料，在《本世纪·第三》中写道：“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皇杀皇太子。”该书《列传·第三》中写道：“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年二十四。”

根据《新唐书》所记，有专家也做了分析考证，认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武则天杀太子是有可能的，因为宫廷斗争的特点就是骨肉相残。这些事情在历史上不乏其例。唐太宗李世民为皇帝之争，就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死了自己的手足兄弟。而在李弘之前，武则天与皇后争宠，曾掐死其亲生女儿。而在弘死后，又派左金吾将军丘神绩，在巴州逼自己的亲生儿子、章怀太子李贤自死。因此他们认为，为了扫清自己登上皇帝宝座道路上的障碍，武则天就乘游幸合璧宫之机，暗做手脚，蒙蔽高宗，将太子弘杀死。但是，也有许多史学家并不赞同这一观点。早在清代就有人对武则天害死儿子说提出了怀疑，清王昶《金石萃编》对《孝敬皇帝睿德纪》碑条提出疑问：“天皇晚年倦勤，庶政多决于后，即是太子受禅，天后自度亦不难制其子，何致以请嫁二公主，激怒遽萌杀子之心？此事本有可疑者。”另一种说法是太子李弘前往合璧宫时，因为长期患肺痨，又是一路风尘，病情加重，一度昏迷不醒，后来有所好转，而就在这时，高宗皇帝表示要将皇位传于他，太子听了这话，深感不安，结果又导致病情恶化，“伏枕流欷”，终致“旧疾增甚”，最后于上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合璧宫绮云殿去世。”究竟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还是留给后人断续评说吧！

引子：恭陵为何选在景山？

《旧唐书》载：“上元二年，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年二十四……其年，葬于缑氏县景山之恭陵……”

众所周知，唐代诸多皇帝的陵墓多在陕西，也就是关中，为何独独李弘，这个唐高宗挚爱的儿子的陵寝设在偃师呢？其实，这与李弘的母亲，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有着很大的关系。

武则天作为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女政治家，是极其有魄力和胆识的一个人。太宗执政时，武则天作为才人(主要是秘书工作)跟随太宗十二载，耳闻目睹，对于治理朝政、发展生产有着深刻的认识。

后来，武则天通过自己的才识和手腕，成了高宗李治的皇后。武则天立为皇后之初，就曾谏言皇上十二事，其中一事就是“劝农桑，薄徭役”，致力于发展生产。接着，为了缓和关中的政治矛盾和生活匮乏等经济矛盾，以政治家的气魄，于公元657年劝高宗迁都洛阳，到公元675年李弘死时，东都发展已粗具规模，社会经济也迅速增长。

李弘死后，按常理当归葬关中，“近侍昭陵”，但轻徭薄赋是武则天经世的一贯主张，为了不过多劳费民力，就和高宗商量在景山为太子选陵。这在《孝敬皇帝睿德纪》碑文中有明显的反映，文云：“农垦在候，田务方殷，重归关辅，恐有劳废，遂割一己之慈(阙)便兆人之业(阙)以为言故，殓绝于珠玑，明器唯资瓦木，一从本志，无夺宿成。”

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虽然武则天以自认为的节俭殓葬李弘，但这样大规模地营建恭陵，耗费钜亿，是导致了两次役夫逃亡事件，据《新唐书·孝敬皇帝弘传》：“营陵功费钜亿，人厌苦之，投石伤所部官司，或相率亡。”《新唐书·韦弘机传》：“太子弘薨，诏蒲州刺史李仲寂治陵，成而去堂厄，不容终具，将更为之。役者过期不遣，众怒，夜烧营去。”这两条史料是对“田务方殷，恐有劳废”等的另一种说法，是站在不同立场上的话语。

有专家认为，恭陵建在景山，与地理位置、环境优美不无关系。“步彼景山，松柏丸丸。”景山处于伊洛河与万安山之间，古时遍山松柏，郁郁葱葱，实乃偃师南部的一道东西走向土岭，这里有古时通洛阳、连西安、入登封的大道，晋建安七子之一、独占天下八斗才的曹植，曾经于此流连，写下著名的《洛神赋》：“……余从京城，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过轩辕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曹植背离伊阙，回东方的藩属之地，越过轩辕经过通谷，登上了景山。到此以后，已是红日西倾，人疲马乏，于是就在长着杜蘅的岸边停车，在长有芝草的田地里饲喂马匹，而后纵目四望，在阳林一带游玩。

在缑氏当地民间，关于恭陵还有另外一种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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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动国务院的盗墓大案：群贼盗恭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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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二次进宫辅政，传说全靠王子晋的帮助。武则天刚参政，满朝文武大臣议论纷纷。有位大臣曾难为武则天说：“一夜之间能叫后花园牡丹竞开才叫本事。”数九寒天，鲜花何以盛开？武则天发了愁，整夜昏沉不能入寐，蒙胧中做了一个梦，有个仙童驾鹤提壶来为后花园的牡丹浇水。临走时武则天问他叫什么，只听仙童说：“家住缑山，名晋也！”就不见了，天还不亮，忽有宫女向武则天禀报，后花园的牡丹开花了。武则天高兴地自语：“这真是天意啊！”从此这位未来的女皇开始理政。李弘死后，武则天把陵墓选在了南应升仙观，西临仙鹤观的景山上，一是为了陪伴她的大恩人王子晋，二是渴望李弘也能升仙。

恭陵建成后，洛州特地恢复缑氏县，以管“恭陵”，此时的仙鹤观经过皇帝下令重修，观内尼姑三千，整日香客如云，它和恭陵连在一起，形成较大的建筑群。相传当时缑氏县衙就设置在恭陵，本来平静的景山，有了恭陵和仙鹤观，开始热闹繁华起来。

唐恭陵的修建

恭陵位于偃师市缑氏镇滹沱村西南的景山之巅。南依嵩山，北临洛河，东南群山环抱，西北岗峦叠起，山川如画，景色宜人。

据说李弘的陵址是他的母亲武则天亲自选定的。一天，武则天带领众大臣前来看茔地，路途歇息时，在现在的偃师中宫底村下驾。随从的大臣问武则天：“太子的灵台封土堆多高？”武则天随口答道：“这里能看见为止。”身边大臣低声议论：“这还了得，此处是深沟，就是把陵墓建得再高也看不见。”有个大臣想了个使她金口玉言能够变为现实的办法，为此还专门请了个“风水先生”，“风水先生”对武则天说：“皇后再向北走5里，遥望太子茔地最为吉利。”武则天遂又移驾到现在的安滩即偃师安滩村。临回宫，大臣们又问武则天：“灵台封土多高？”武则天说：“不是说过了，这里能看见为止！”大臣们领到了新圣旨。用了三省民工，花了三年时间，费了亿万两黄金，恭陵建成现在的模样。巧的是，若是朗朗晴空，站在现在的安滩村北堤坡上，刚好能看到大冢的冢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年所修的唐恭陵规模是何等的宏大，气势是如何的雄伟。据说，当年只是唐恭陵的神道就有50多米宽，好像现代的马路一样。神道两侧立有两列石象生。最南端的望柱至北神门外坐狮，总长800余米，恭陵的灵台封土呈长形覆斗状。现存东西长164米、南北宽146米，残高23米。经探查，灵台封土四周经千年风雨侵蚀及人为垦殖，每边均被损掉10米左右，原封土的长、宽应分别为180米、160米左右，灵台高度按唐代天子礼“依汉长陵故事，汉长陵高九丈”，合今天27米，恭陵的灵台封土为高黏度红胶泥土质，且经过夯筑，坚硬密实，经过千余年的风雨侵蚀，其高度仅损失5米左右，基本保持了原貌。

恭陵俗称“太子冢”。陵园坐北朝南，平面正方形，建筑规划工整，长宽均为440米，四周原有神墙围护。

根据文物钻探，墙基保存尚好，基槽宽1米，红褐色生土夯筑。神墙四角有角阙。地面以下有砖石墙基，地面以上今存夯土台基，高3～4米，长宽均10余米。陵园四角当年有角楼建筑。四面神墙中部各置神门，以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恭陵的陵冢为覆斗形，长163米，宽147米，高50米。整个陵墓布局极为严整。陵侧有唐高宗亲自撰书的《孝敬皇帝睿德记》石碑一通，高6.1米，宽1.95米，厚约0.4米，文33行，每行82～89字。陵园东北角50米处有一方锥形土冢，是哀皇后陵墓，俗称“娘娘冢”，底边长宽各40～50米，残高13米。陵墓周围有12个小土丘系当年的门阙和角楼。南神门宽30米，门阙外10米有立狮一对、石人三对，飞马、华表各一对，其余三神门外分别为一对坐狮。

唐恭陵不同于昭陵、乾陵等“依山为陵”的陵墓规则，而是在平地上用红褐色土夯筑灵台“号墓为陵”。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发现，唐恭陵神秘的面纱才被逐步揭开，据专家考证，夯筑灵台所用红胶泥土不是缑氏本地土质，而是来自东南方向50公里开外，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想想吧，即使按现在的规模，恭陵东西长164米，南北宽146米，高23米，皇后陵50米见方，外加4个角楼、8个阙台都需要土；除此之外，恭陵地宫中的行沙，从8里外的伊洛河，人挨人、人传人，传到恭陵，炒干后倒入，仅搬运工作该有多大？

实际上，作为布局规整的陵墓，恭陵也是我国唐代陵墓中保存较好的一座，恭陵的大型石刻群组合开创了唐代帝陵石刻制度化的先河，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雕刻精美，形象生动，达到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境界。堪称中原唐代陵墓石雕之冠。体现了大唐帝国的雄峻风采，是河南仅存的一组盛唐时代皇家规格品质的陵墓雕刻，成为考察唐陵规制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我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宝贵资料。

恭陵被盗过程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当年盛极一时的大唐东都洛阳多少巍峨华丽、金碧辉煌的宫殿，随着岁月的推移都已灰飞烟灭，而恭陵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应该说是它的幸运，但是，幸运并没一直伴随着恭陵。1998年1月21日黑夜，犯罪嫌疑人张少侠、许尔兴、刘克军、刘江海、宋彦军、范为民等六人，在洛阳偃师山化乡汤泉村刘江海的家中密谋盗掘恭陵陵区内的重要陪葬墓哀皇后墓。

当夜趁着夜色，由张少侠开车，六个人带着刘江海准备好的绳子、耙子、探铲等作案工具，来到顾县镇一预制板厂内，捎上竹竿、铁锹等物，驱车至哀皇后墓南侧，实施盗掘计划。车子停下后，六个人从车里跳出来，他们拿着铁锹，对着一块空地一阵挖凿。这块空地，正在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唐恭陵之中，是其中的一处皇妃墓穴……

但大唐皇家优质墓葬工程，使他们的计划暂时受阻：土质坚硬，下挖根本无法进行。随后，在22日、23日夜，他们又分别进行挖掘，还是没有成功，反复商议后，他们决定运用爆破技术进行盗掘。1月30日夜，他们携带电线、炸药、雷管、引爆器及探铲等作案工具，熄着车灯，摸黑悄悄窜到哀皇后陵南侧，使用压缩爆破法等现代爆破技术进行盗掘，“轰”，随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沉睡千年的太子冢的宁静被打破，唐恭陵哀皇后墓被炸开……

之后狡猾的犯罪分子并未即时盗墓，而是将洞口虚掩，而后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第二天晚上，他们才来到现场，挖开洞口，却失望地发现爆炸并没炸到应有的深度，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对哀皇后墓继续施爆。

几天之后，张少侠等人又来到哀皇后墓，第二次对坑洞实施爆破。

墓道被严重破坏，墓坑也显露出来了。张少侠等又纠集了黄健刚、杨清斌等前来帮忙盗挖。4日凌晨一时许，沉寂的夜色里只听张少侠突然发出疯狂的低吼：“挖到了！挖到了！”众盗墓贼围过来观看，夜色下一抹剔透的蓝颜色闪闪发亮，虽然张少侠不知道这是一件什么宝贝，但还是马上就把它塞进了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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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动国务院的盗墓大案：群贼盗恭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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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盗墓贼见状，也都开始趴在地上疯狂地扒拉着，最终盗掘出了让他们心脏难以承受的大宝贝，诸如彩绘陶俑、瓷壶、瓷罐等，他们匆匆忙忙将哀皇后墓室内多达60余件的国宝装在随身携带的编织袋中，仓皇逃离现场。

在恭陵灵台南面的中部有个大坑。据说在民国初年，从南方来了一伙盗墓贼，在恭陵南边偷偷地凿了一眼竖井，企图入墓盗窃。不料井没打多深，就听轰隆一声闷响，井口冒出一股黄烟，周围一陷，井口也就封得看不见了，井下的盗贼无一生还，留在上边的盗贼以为孝敬皇帝显灵发怒了，吓得抱头逃窜。

虽然是传说，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恭陵的建造特点。

太子李弘病死东都洛阳合璧宫绮云殿。当时唐高宗李治风痹病重，李弘的后事由武则天具体组织实施。她先调蒲州刺史李仲寂主持修建恭陵，因李仲寂工作不力，计划不周，使大批随葬品无处摆放，就又换司农卿韦弘机来建陵。韦弘机接任后，把正在龙门建造石窟的能工巧匠调来，精心设计，严格施工，把恭陵建造得宏伟高大。据说，建陵所用的沙来自伊河滩，土来自嵩山，沙用铁锅炒干后垫在陵上，土用鸡蛋清、小米汤调匀，覆于陵面，既坚固耐损，又防盗、防水。这样，盗墓贼进去，就难免被干沙吞没了。但几十年后，又一批盗墓贼来到了恭陵，这一次，恭陵可没有那么幸运。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总会少些曲折，多些经验，盗墓贼也不例外。但是这对他们来说，到底是福是祸呢？早已魂归苍天的他们，可能再也无法向世人说出心里的真正感受了。

侦破过程

1998年2月15日上午，恭陵墓地业余保护员在巡查时，发现哀皇后墓南侧有白灰痕迹，他有些奇怪，遂沿此线向下搜寻，结果发现了哀皇后墓前深深的洞口。

保护员觉得非同小可，迅速将情况汇报到偃师市文管会。文管会办公室主任樊有升协同正在偃师检查工作的洛阳市文物局副局长郭引强亲赴现场了解文物被盗情况，同时向偃师市公安局报案。时任国务委员的李铁映同志得知恭陵被盗一事后，在反映发案情况的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要求河南从速破案，追回文物，挽回影响。

要知道，此时的哀皇后墓几乎被洗劫一空，墓中只剩下一些残存的陶俑和唐三彩的碎片。

2月15日，勘察过现场后，洛阳警方立即决定：控制海关出口，抓紧侦查，重点定在周围地区有走私文物案底、突然暴富的人身上，并进行地毯式排查。

这是一种时间的竞赛，显然，罪犯们跑得更快。

排查进行到第五天，哀皇后墓附近村镇的排查工作基本完毕，仍旧是一无线索。但就在当天晚上7时许，偃师市刑警大队办公室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打来电话的，是副大队长李全安，“我已经联络到一位知情人，将马上赶往他家进行排查，请立即安排警力支持！”

2月19日晚上7时，在一次排查中，有人向李全安透露，在洛阳市的一个乡里，有兄弟二人一夜暴富。突然发大财的人，无论怎样遮掩，总也难以平复脸上痉挛般的喜悦，难以克制向人展示的欲望。

不到半个小时，李全安已经来到了知情人家中，在交谈中，警方获得了破获“2·15”大案的重要线索。“线人”透露：洛阳市山化乡汤泉村的刘江海、刘克军兄弟二人，于春节前后曾经向知情人询问过文物买卖行情。这段时间，他们趾高气扬，出手大方，花销明显反常。

获悉这一重要线索，李全安立即向总部汇报，坐镇指挥的领导当即指示，要求李全安率两名侦察员进入汤泉村秘密核实线索，实地调查。最后将刘江海缉拿归案，而这成为破获这一惊天盗墓大案的关键。

据刘江海交代：就在盗墓当天，张少侠等人就将包括蓝釉灯在内的64件国宝分类打包装箱。一切准备就绪后，张少侠将文物转移藏匿，随后联络倒卖文物事宜。在被他们挖出来的古代瓷器中，有一个瓷灯，上下各有一圆形托盘，像是灯座，瓷灯通体蓝色。张少侠挖出这件瓷器后就放在怀里，没事的时候经常拿出来把玩。

警方立即联系专家，专家分析，被盗哀皇后墓属于唐朝墓穴，张少侠极为喜爱的蓝色文物很有可能是随葬的灯座，如果为通体蓝色，很有可能是极为罕见的蓝釉器物，相当珍贵。张少侠最喜欢的蓝色陶瓷，很可能就是只有记载、而从没实物的蓝釉灯。而烧制这种蓝彩器物的呈色剂钴，很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唐代的一种装饰原料。不仅如此，蓝釉器物的烧制、上色也极为困难，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如果张少侠手中的蓝釉灯确实像专家分析的一样，将是全国首次发现的通体蓝釉器物。

警方根据刘江海这个线索，先后设计抓捕了张少侠许尔兴等重大嫌犯，并抓获了多次倒卖文物的老手本名陈正贤的阿然。

盗墓贼的下场

数小时审讯后，陈正贤交代，通过他和“老于”的联系，文物已经倒卖到了北京，蓝釉灯也很快脱手，共得赃款36.6万元港币。

这样，国宝蓝釉灯和众多文物的下落基本明晰。

警方分析，由于陈正贤收到的是港元，蓝釉灯和众多文物很可能已经出境。专案组立刻赶赴北京，请求公安部协助寻找线索，追回国宝！

2月26日，洛阳市公安局领导前往北京汇报案情，并请公安部协调有关单位抓捕“老于”。27日上午，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大力协助下，查明“老于”原名于润明，手机注册地在天津。

抓捕小组立刻行动，赶赴天津将于润明逮捕归案。于润明交代，他是在北京某酒店收购这批文物的，大部分文物分别卖给了北京、天津的文物贩子，只有国宝蓝釉灯和一些比较贵重的文物，卖给了香港的翟某。

随后，经请示公安部，并动用国际刑警，经过一连7天的抓捕，24件被盗文物分别从北京、天津追回，数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消息很快传到了远在香港的翟某耳中。翟某自知案件重大，非一般文物所比，遂派人四处活动、甚至远渡重洋，设法将已经卖出的文物高价收回。最后，翟某委托中间人将购买的文物逐一退回，并派专机将国宝蓝釉灯送往北京。

国宝被追回后，众多文物专家被请到现场鉴别，看着一个个精美绝伦、很多见所未见的文物，专家们不由自主地一派惊呼：国宝！全都是难得的国宝！这批文物代表了中国初唐时期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

这些文物的价值，实际已宣告了11名犯罪嫌疑人的末日。1998年10月1日，在恭陵前，11名盗墓贼被就地正法。

恭陵出土文物

在收回的61件文物中，有19件国家一级文物，30件国家二级文物，12件国家三级文物，这些文物是唐代社会生活的形象载体，是研究唐代经济、习俗、墓葬制度、服装服饰，以及雕塑、烧制、施釉、彩绘工艺的珍贵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但是这些文物与唐恭陵墓葬品相比，还只是九牛一毛。

这批被盗文物价值连城，其中，仅一件“马上人”彩俑在黑市上就价值1000多万元。被盗文物在北京经专家鉴定时，专家们以前没有见过如此漂亮珍贵的文物，惊叹不止，高呼“61件文物全是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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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古尸惨遭毒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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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岗一号”墓被盗纪实

作案时间：1994年2月份

作案地点：“郭家岗一号”

受害人：战国一贵族

作案人：郭孝平、李华、李立新等十几人

作案后果：举世罕见的郭家岗一号墓被盗墓贼洗劫一空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有相关报导

四方乡位于江汉平原西部，南端与楚国古都纪南城毗邻。在这1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耸立着高大的楚庄王墓、妃子墓群等300多座楚墓，无封无堆的平地墓葬更是无法统计。

纪山古墓群历尽人间沧桑，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朝代的悲壮更替。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它依然基本保存完好。虽说历朝都有盗墓贼垂涎于个中财宝，也有不肖子孙“小打小闹”，但都没有形成“气候”。有史料记载，当年秦国军队攻打纪南城不破，秦军泄愤“火烧夷陵”，曾经焚毁了楚王家陵园的一部分树木和表面建筑，但并未挖掘墓葬。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财神爷”（文物贩子）背着成捆成箱的钞票在乡村游说引诱，四方乡的部分村民躁动起来。“要起水（赚钱），找死鬼（挖古墓）”；“辛辛苦苦忙一生，不如晚上挖个坑”之类的顺口溜在村民中广为流传，一股群众性的盗墓黑浪突然在这里掀起！

古墓被盗过程

“郭家岗一号”古墓千年古尸被盗于上世纪狗年正月，那一年的春雨特别地多，绵绵不断地竟然下了近半个月，这天上午，湖北省荆门市四方乡郭店村文保员李太彪，两腿泥水赶了好几里路到四方派出所报案，声称郭店村一座特大古墓（后定为“郭家岗一号古墓”）被盗掘。四方派出所所长王海林一听古墓被掘，联想到近来盗卖文物猖獗，当即约请乡干部，带着干警戴清堂，直奔盗墓现场。

“郭家岗一号”古墓位于四方铺南约四公里的207国道西边一公里的一片油菜花地里，在一片金灿灿的油菜花中央，被人为地掘开了一个直径约1米多的大洞。洞里黑咕隆咚，令人望而生畏，洞口周围散放着挖出来的五花粘土，足足弥盖了一分多地。在新翻出来的墓土中，掺杂着一些从墓中凿出来的黑漆棺木碎片。

文保员李太彪、民警戴清堂和所长王海林先后被绳索吊下墓洞中勘查。当他们拧亮电筒的时候，墓底的情景令他们十分震惊：只见5米多深的洞壁直抵墓室头厢，洞底被扩成直径2米多的大洞，足足可供三四人同时活动。墓室的头厢、边厢都已撬开，七八寸厚的棺木被凿开了一个米筛大的窟窿。他们顾不得肮脏与恐怖，挽起衣袖在泥水中摸遍了能够触摸到的地方，除了捞到几点和在泥水中的古丝绸碎片外，别无发现。墓中文物确已被洗劫一空。

古墓被盗引起各方面关注，后来，经过警民几个月的协作，人们才知道，原来在1994年2月，郭店村六组组长侯传洲和砖桥村九组村民冯卫在任大冢子和郭大冢子之间的油菜地里，探到了一座大古墓。当晚，他俩即邀约了一伙人赶来盗掘。但他们还没挖到一米深，就被郭孝平和本组的几个村民轰走。第二天，好奇的村民纷纷赶到现场看热闹，郭孝平等人开始预谋盗掘此墓。

2月22日晚上，郭孝平和本组村民李华邀约其它六人，悄悄赶到油菜地掘墓。待他们挖到一米多深的时候，本组青年李立新带着另几个村民赶来，争着要挖。双方当场发生争吵，最后以“谁也挖不成”而散伙。

2月23日晚上，乡党代表、村民组长索祖才及其弟索祖贵，村民李立新、易诗武、何忠元、廖启发、易诗雄等9人犯罪团伙，冒着鹅毛大雪，将“郭家岗一号”墓掘穿，黎明时分撬开外棺，打开墓室头厢，盗走镇墓兽、青铜鼎、漆木杯等205件珍贵文物，据说卖了两万多元。

2月24日深夜，郭孝平邀约庞青龙、刘和清、郭永成、杨连发等4个村民再次钻入墓中，从墓室边厢里又盗出一对木俑、一个皮鼓、一个铜鸟、三个古瑟、一根矛、两个铜砣，由郭孝平联系文物贩子，共卖了1.3万元。

2月27日晚上，细雨纷纷。村民郭永昌邀约陈必华、郭永成、郭永全、刘兴明和砖桥村的盗墓老手李宜海六人，带着铁锹、斧头、泥篼子、绳索等作案工具，再次到“一号”墓“复水”（重新盗掘）。直到次日凌晨4点，才将回填的洞中泥土掏尽。他们几个人轮流下墓打捞，只从外棺摸出了一件约40厘米长的木桶。几个盗贼七嘴八舌地议论“太划不来”。

于是，这帮无法无天的家伙决定打开内棺。他们抡起罪恶的板斧，将七八寸厚的棺木砍开了一个脸盆大的洞。用手电朝里一照，发现躺着一具尸体，而且还是好好的。他们大为惊恐，纷纷缩回了手。胆大包天的李宜海见尸体的头上挽着一个簪，头发还是完完整整的。于是，他一边说这把头发兴许还能卖个大价钱，一边就狠狠地将这束千年古发一把扯了下来。这时候，他们中间突然有人提醒“毁了古尸要杀头的！”李宜海等一伙盗贼便急急忙忙地用稻草将棺木盖上，又朝洞里掀了一些泥土，仓皇逃离现场。

3月7日下午，盗墓贼李宜海来到郭孝平家。郭孝平说；“油菜地里的那个大墓里，听说还有一具尸体，不知还有没有别的值钱的东西。”“据说那尸体还是好好的，你想，过了几千年尸体还不烂，那死鬼口里肯定含有什么宝贝呢。”李宜海双目发亮，神秘地推测。其实，第一个开棺见尸体、扯下尸发的就是他。

傍晚，郭、李二犯分头邀约了本组村民李立新、李华、何忠元、陈必强、庞青龙、郭良银、杨连发等九人，深更半夜又鬼鬼祟祟地来到了“郭家岗一号”墓地。这伙罪犯先将墓洞中回填的泥土清除干净，就迫不及待地用绳索将郭孝平、李华、李宜海、李立新四人放入墓坑。四个盗墓贼匆匆忙忙地扒开棺木小洞，一具女尸完好的面孔赫然出现。

强盗们顾不得什么阴森恐怖，当即一拥而上，扳着女尸已扯光头发的脑袋，在她张开的嘴巴里用手指乱剜一通。当他们确信古尸口中并没有他们所企盼的宝贝之后，心顿时凉了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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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古尸惨遭毒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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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郭孝平从洞口窥探到尸体上五颜六色的丝绸，愤愤地叫道：“没有宝贝，这死鬼身上穿的盖的也要值不少钱！”“对，先把死鬼弄上去，再把她的衣裳扒下来！”李宜海等人和道。看看原有的棺木洞口太小，尸体拖不出来，郭孝平立马出洞回家，拿来做木匠用的斧头、凿子，“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将洞口扩成米筛大小。李立新把床绳锁在古尸的颈子上，上呼下应，拉的拉，送的送，一会儿工夫，就将这位在5米多深的地底下安睡了两千多年的“先祖”胡乱扯到了地面上，甩在泥水中。

女尸赤裸裸地被拉到了地面，她身上那五颜六色的丝绸，因放置年代太久，早已动弹不得，而被盗贼们一阵乱折腾，一下全被抖落在棺木内外。令强盗们惊吓不已的是，这具身材匀称修长、十指纤纤的千年古尸竟然丝毫没有腐烂，四肢关节都能弯曲，肌肉用手指一按还能弹起来。面对此情此景，盗墓高手们一时惊呆了。

“完了，这么好的古尸被我们弄成这个样子，我们怕要坐牢、杀头！”几个胆子小些的盗墓贼吓得一身冷汗。

郭孝平和李宜海嘀咕一阵之后，像“草头王”发布命令似地说：“这事谁也不准讲出去，今天老子们一不做，二不休，先将这死鬼埋了，再下去掏她的衣物！”罪犯们用绳索拉着古尸的脖子，将这位幸存千年的“先祖”拖过坎坷泥泞的田地，拖过荆棘杂草，拖到了离“一号”墓三十来米远的另一个被盗掘的墓洞旁。罪犯们缓口气，用斧子斩断套在她脖子上的绳索，“扑咚”一声推入几米深的泥水洞里，填上厚重的黄土，将她重新“打”入阴曹地府！然而，盗贼们并没有因此而终止犯罪。他们鱼贯窜入“一号”墓坑，将“先祖”穿的、盖的珍贵文物：夹棉花的丝绸棉被、丝绸衣服折腾成手掌大小的碎片，花花绿绿地装了整整一箩筐和一撮箕。又在头厢、边厢里打捞一通，摸出了典型的楚式乐器“虎座鸟架鼓”的残件（皮鼓前已盗走）：两只栩栩如生的漆木凤鸟、两只虎座和两根鼓捶。

侦破过程

郭家岗一号墓被盗了！荆门市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成立了侦破专班，冒着严寒，开进了郭店村，挨家挨户地上门做工作，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大家提供破案线索。

不久，一封匿名信揭发了以郭守平为首的盗窃团伙的种种罪行。那是3月9日的早晨，四方派出所几名干警发现该所大门口张贴着一份举报材料，上书：“挖大墓的至少有十几人，其中有郭店三组的郭孝平、索祖才（村民组长、乡党代表）、索祖贵、陈传道、李立新、李华、易诗伍、易诗雄等人。墓内有存放完好的古尸体（女尸）、竹书、丝绸等数不尽的古物，价值无法估计。”这是一条重要线索，而且与专案组掌握的部分情况相吻合。据此，干警们经过一天缜密的侦查，证实了这份举报材料的可靠性。于是，“零点”抓捕行动方案随即形成。3月10日子夜，烟雨蒙蒙。派出所干警和分局侦查员共10人，分别由王所长和官副所长带队，兵分两路，冒雨向郭店村三组闪电出击。当王海林所长一行5人先后敲开案犯李立新、易诗武的家门，发现二人确已外出之后，便按计划再去抓捕郭孝平。

在抓捕组路经郭孝平姐夫家门的时候，突见一人从大门口闪出来。一名干警低声喝问：“谁？”

“我就是这家的！”对方突然高声嚷道，接着撒腿就跑。

他这一跑，立即引起了干警们的警觉，机智的民警戴清堂当即认出这人正是抓捕对象郭孝平，便紧追上去，其余干警见状，也及时围捕过来。

但是，由于天黑路滑，加上干警们又不熟悉地形地貌，眼看郭孝平朝野外越跑越远，大家顾不得泥泞路滑，盯着黑影，争先恐后地追上去，终于在三四百米远的地方，将郭犯摁倒在泥水里。郭犯自知罪孽深重，像疯狗一样，又踢又打，将一名干警的手表扯飞，两名干警被咬伤。正当干警们即将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郭犯的姐姐、姐夫、爱人等七八个人赶来，有的拿着铁锹，有的拿着木棒相威胁，有的箍住干警的腰身，有的抱住干警的双腿，有的拉住干警的胳膊，死活不准给郭孝平戴手铐，更不许将其带走。眼看一场恶斗就要发生。在这危急关头，王所长适时鸣枪示警，晓以利害，但这伙人仍然不顾一切地进行阻拦。经过十几分钟搏斗，干警们终于突破包围，将郭犯抓捕归案。

然而，抓捕郭犯的一场意外冲突，却惊动了左邻右舍，更加惊动了郭店三组的其它盗墓贼，他们纷纷如惊弓之鸟，连夜逃遁。

凌晨两点，泥猴似的郭孝平被带到四方派出所。这小子一进派出所，就躺在值班室的水泥地上翻来覆去直打滚，又哭又闹，声嘶力竭地叫嚷“冤枉”。吵得干警家属和周围的居民都不能入睡，怎么也制止不住。

面对这样一个泼皮，一位民警急中生智，“唰”地拔出手枪，大喝一声：“把他拉到纪山墓地枪毙算了！”另外几名干警心领神会，一拥而上，扯起郭孝平就要往外拖。望着黑洞洞的枪口和威严的干警，气势汹汹的郭孝平顿时吓瘫了。他“扑咚”一声双膝跪地，一边叩头，一边哆哆嗦嗦地对干警们说：“不要枪毙我，我有罪，我坦白！”待郭犯平静下来之后，干警们端来热水让他擦洗浑身的泥水，又找来一件棉大衣让他披上。接着，第一轮审讯开始。

这时的郭孝平扮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很快就交代了他于去年7月伙同其弟和邻近江陵县的三名案犯，盗掘一座古墓的犯罪事实。其实，这起案件早已了结，江陵的三名主犯已在去冬被判刑，其弟郭孝元也被押送劳教。当时，因考虑到郭孝平家庭的实际困难，且又初犯，才给他免于刑事处罚。后来，经审讯人员多方面做工作，双方一直较量到天亮，郭孝平才又吞吞吐吐地交代了自己曾经参与盗掘另外三座古墓，参与销赃文物十余件，得赃款2000元的犯罪事实。但让人气恼的是，无论干警们怎样交代政策耐心启发，郭孝平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参与盗掘“郭家岗一号”古墓，也不知道该墓被盗的情况。第二天，郭犯被依法收审。

与此同时，郭店村三组先后有九名盗墓人员投案自首，又有三名案犯被抓获。从这些违法犯罪人员的交代中，专案组了解到，“郭家岗一号”古墓在春节之后多次遭窃，大量文物已流失到文物贩子手中。特别是有的案犯交代说，郭孝平等人八成从该墓中挖出一具古尸。只是参与盗古尸的犯罪人员，自知闯了大祸，都已逃之夭夭。

干警们心里清楚，要想把这件参与人数众多的大案弄清楚，郭孝平是关键人物。时间一晃就到了4月上旬，郭孝平在大墙内已经经历了八次审讯，但他依然对“郭家岗一号”墓的问题守口如瓶。4月8日下午，二次赶来增援的沙洋公安分局特警队队长王与东与四方派出所所长王海林等人再次来到郭孝平家中，给其妻宋某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希望她能够协助公安机关，帮助郭犯交待清楚“郭家岗一号”墓的问题。经过半天的启发诱导，宋某终于承认丈夫郭孝平确实参与了盗掘“郭家岗一号”墓，但她不知详情，也不知道有无尸体。宋某当场给郭孝平写了一封信，规劝他看在妻子儿女的份上，坦白交代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重新做人，早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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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古尸惨遭毒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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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也就是4月9日上午，王所长、王队长和特警队员李良森风风火火赶到市收容审查所，第九次提审郭孝平，把其妻的亲笔信交给他阅读。郭孝平读信后，好一阵沉默不语，两眼湿润了。他一声长叹，终于开口交代了自己和他人盗窃“郭家岗一号”墓的部分情况。但对尸体问题，郭犯却闭口不谈，或寻找各种借口推脱责任。

4月11日，案犯陈必华投案自首，坦白了自己参与盗掘“郭家岗一号”墓的经过。据陈犯交代，古尸被郭孝平等拖出来，后来就不知去向。紧接着，再次提审郭孝平。这次，郭守终于一五一十全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经过这次提审，民警得知，郭守平将女尸身上的丝织品卖给了一个叫文昌海的长沙人。郭守平还供述：文昌海，满脸络腮胡，身高体壮，行动诡秘，专以贩卖文物为业，此人有“大哥大”，说不准还有武器。文昌海两次接头、提货都是驾驶一辆银灰色吉普车。

几经周折，干警们终于查出，文昌海32岁，曾是长沙市某纺织企业职工，已被开除一年多了，此人居无定所，1993年5月至12月，因贩卖文物被沙市西区派出所收审。

6月30日上午，追捕组终于查出文昌海在其弟文昌洪的原居住地。当日下午3时，两名公安干警化装成卖香蕉的商贩蹲在一香蕉摊旁，注视着马路上的动静。另两名侦查员扮成过路歇凉者，把守在该楼的出入口。另有民警守候在楼梯口的另一隐蔽处负责接应。下午，一辆桑塔纳轿车停在了楼梯口，车上走下一高一矮两个人。4名侦查员见状，尾随二人上楼。民警操着一口江陵话喊了一声：“文昌海！”文昌海下意识地应了一声。在确认了此人的身份后，民警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文昌海，并给其戴上了手铐。

经审讯，文昌海交代丝织品包装在一只灰色密码箱里，藏在荆州邮电局汽车修理厂厂长王海鹰的办公室里。当晚9时许，侦破组又一鼓作气驱车荆州，抓获窝赃犯王海鹰，将女尸身上的丝织品缴获。至此，经过公安干警的艰苦奋战，“中国第一古尸案”终于宣告破获。

现代考古

1994年4月14日上午，荆门市博物馆考古人员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终于从泥坑中起获了这具千年第一古尸。当这位被转移、藏匿达39天的“先祖”重见天日的时候，曾经完好无损的古尸颈部上端留下深0.5厘米、宽1厘米的勒痕，头发全没了。头部有4个长2—3厘米的伤口，臂部、小腿、右手、踵部等处皮肤大面积破损，髋关节、颈部骨骼已被拉脱。虽仍未腐烂，但浑身已经发黑，并且伤痕累累。面对如此珍贵的“国宝”，考古人员们惊呆了！他们更对恣意践踏珍贵文物的暴行怒发冲冠！

4月19日，劫难后的“郭家岗一号”墓被重新开挖清理，而除了已遭破坏的黑漆棺椁和搅和在泥土中的古丝绸片外，别无所获。5月10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一行二十六位考古学专家亲赴荆门市博物馆，对“郭家岗一号”墓古尸做出鉴定结论：该尸属战国时期保存下来的一具女性尸体，尸长1.62米，距今已有2400余年。该尸虽然在出土过程中历经磨难，多部位受损，但仍奇迹般地没有腐烂，肌肤仍有弹性，四肢仍能弯曲，是迄今我国所发现的外形、皮肤、骨骼均保存最完整的最早的一具湿尸，属稀世国宝，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研究价值。但是由于盗贼的野蛮挖掘，这座保存特别完好的战国古墓惨遭破坏，许多科学资料荡然无存，两千多年的古尸得以完好保存至今的原因、条件均缺乏研究依据，致使多项科研工作无法进行。

相关文物

一个虎座鸟架鼓，是当时所见最为完整的一套楚国乐器。然而，被追缴回的仅为双虎、双鸟和一对鼓槌，至于蒙皮鼓则到现在也不知去向。

被破坏的国家馆藏一级文物有菱形纹夹袄、对龙对凤对鹿纹锦被、残褐色星点纹锦面夹袄。残朱红凤鸟纹织锦夹衣、残对龙对凤对鹿纹锦衣残凫纹锦被、单肩木铁献等7件。凤鸟线、铜镜、铜戈等文物12件。虎座、铜铣、陶鼎等文物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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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居苏杭，死葬北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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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群盗的邙山古墓群

作案时间：1905年至今

作案地点：洛阳邙山古墓群

墓受害人：受害人太多，没有详细记录

作案人：全国各地盗墓贼

作案后果：“十墓九空，甚至十墓十空了”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查

引子

邙山又名北邙，是崤山向东延伸的余脉。广义的邙山西起三门峡，沿黄河南岸绵延至郑州市北的广武山，长度200多公里；狭义的邙山，是指洛阳市以北，黄河与其支流洛河的分水岭。

邙山既无巍峨陡峭之险，又无风光秀丽之美，但这道普通的丘陵，却是古都洛阳的北部屏障，历史上很多战争发生在这里，不少重大事件与邙山有关。尤其是邙山之上冢连冢，墓压墓，古墓之多堪称中国之最。“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的诗句真实记录了这一情况。

邙山地区拥有的古墓冢数量之多、面积之大、延续时间之长，世界罕见。在面积达750余平方公里、地跨洛阳所属7个区县的陵墓群范围内，长眠着自东周一直到明清各朝代数不胜数的王侯将相、才士名流。

但由于年代久远、历史变迁、风剥雨蚀及近代以来遭疯狂盗挖等原因，邙山古墓冢的数量、每座墓主的身份，今天已难以准确统计和确认。

“生居苏杭，死葬北邙。”这句话在民间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此可见，古往今来许多人都把邙山当作自己人生终点的最好归宿。邙山有数百座高大巍峨的覆斗形古墓冢，星罗棋布，森然壮观，许多人把它戏称为中国的“金字塔”群。要知道，这里所葬的人物身份还真没有比埃及法老低的。刘秀、元宏等数十位君临天下的帝王，张仪、樊哙、班超、狄仁杰等数千位将相名流，扶余王、泉男王等众多外邦国王，乃至刘禅、李煜等亡国之君，都安息在洛阳城北这几十里的土岭上。至于一般富贵人家的墓葬，那更是数不胜数。

“北邙山上列坟茔，万古千秋对洛城。城中日夕歌钟起，山上唯闻松柏声。”1000多年前，在唐初诗人沈期的眼中，繁华的洛阳城外这块北带黄河、南望伊厥的风水宝地上，层层叠叠的名人墓葬已足以引发思古幽情。今天的邙山土岭上看不到松树，唯有古墓冢上的杂草和荆棘在秋风中猎猎作响，似乎在诉说着早已远去的辉煌。

近代的盗墓活动

对邙山墓葬群的偷盗，从古代至近代断断续续一直没有停止，却不是很严重，也没有给墓葬带来太大的损害。因为那个时候，当地农民认为墓中的东西是不祥之物，就算哪天真地拾到了被雨水冲出来的陪葬物，大都也不敢拿回家，而是放在了村子的庙里。其实使墓葬遭受严重破坏的盗墓行为是发生在近代的，其主要是由汴洛铁路的修建引发的。

1905年，清政府向比利时一公司借款修筑汴洛铁路（现陇海铁路的一部分），随后又修建洛潼铁路。铁路通过邙山南麓，施工人员在就地取土时不断挖出地下古墓。层出不穷的墓中陪葬陶器引起了在场外国技师的极大兴趣，他们大量收集这些陶器并寄回欧美。这些古老的中国陶器在欧美市场受到极大关注，于是西方和中国古董商纷纷前来洛阳“重价求购”。商人们为了得到丰厚的利润，“大索于邙洛之间”，持续40多年的大规模盗墓活动从此开始，洛阳古墓的噩梦也从此开始。

听说墓里的东西能卖钱，邙山各村庙里以前存放的古物，一夜之间没了踪影。但据资料显示，这时专门盗掘古墓的人还为数不多，村民们只是把无意中发现的古物拿去换钱而已。郑家凹村有农民在沟底刨树根，挖出一古墓中的唐三彩五六件，抱到洛阳城卖给了北京来的古董商，得了钱回去继续挖，结果在一个墓中挖出五六十件，卖了100多大洋。有了赚钱的榜样，此后每逢大雨过后，成群的村民就扛着锄头，在沟里到处搜寻。

正所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当时的中国，经济凋敝，国家混乱，很多贪图暴利的人不再甘心于偶然间的发现，他们开始到处搜寻、挖掘古墓。邙山之上延续千年的幽静从此被打破。“发财示范效应”之下，邙山上几十个村庄竞挖古墓。大量的古冥器从邙山地下挖了出来，流向北京、上海，再流向国外。北京琉璃厂是邙山出土古物的主要集散地。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喜欢购买这些古物，如鲁迅先生就曾在琉璃厂购买过洛阳出土的古物。据《鲁迅日记》，1913年2月2日，“往琉璃厂，购得北邙所出冥器五具，银六元……又独角人面兽身物一，有翼，不知何名”。但更多珍贵、精美的文物大都被外国人买走。著名学者罗振玉先生就曾遗憾地看着一个精美的铜造像被外国人买走。唯利是图的商人们专门向有钱的外国人卖古董，所以“出土愈多，流向国外者愈多，如水之就壑”。

到上世纪20年代，墓中古物价格越来越高，盗掘之风随之愈刮愈烈。邙山上以盗墓为生的，多达一万多人。利益驱使之下，洛阳盗墓者挖掘古墓的技巧也越来越精，大名鼎鼎的洛阳铲就是这个时候发明的。

据知情者回忆，当时每年秋庄稼收完之后，邙山上盗墓的像赶会一样，成群的人刨红薯般挖古墓，卖包子的、卖羊肉汤的搭起棚子招揽生意。挖出来的玉器、铜器用箩筐装、马车拉，到底挖出多少谁也不知道。有人说，庞家沟挖出来的东西卖的钱，可以用元宝把沟填满。许许多多的文物就此流落海外，现在欧美、日本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洛阳邙山珍贵文物不计其数！

1925年前后，洛阳四郊成立民团、红枪会等武装组织，当地恶霸依靠枪支，驱使穷人，变夜间盗墓为有组织的白天公开挖掘。邙山上很多地方不再种地，专门挖墓。盗墓者为了掩人耳目，一般在大墓旁盖房子作为掩护，从房子中挖掘地穴入墓。从外面看起来，没人知道是在盗墓，但陵墓已被盗空了。在上世纪初洛阳兴起的盗墓风中，高大的陵墓同样是首当其冲的目标，很多陵墓中的石头都被盗掘一空。据考古专家黄明兰介绍，这些古墓中的黄肠石，很多被用来铺路、建房。明代东厂大太监黄锦家在白马寺附近，他筹资修缮白马寺时，从民间收集了大量的黄肠石。现在白马寺的大门和接引殿的门道，都是用黄肠石修建的。如今邙山一带的村子中，还可以见到这种从墓中盗挖出来的黄肠石。

由于古墓年代久远，很少保留有封土堆，在地面上已看不到任何痕迹了，要盗墓，找出古墓的准确位置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经常找墓，使盗墓者逐渐掌握了辨别各种土壤的技能。地面下的土都是一色的生土，如果发现有“花土”（土色不一），就说明这里有人动过，很可能有古墓。最初盗墓者用厚实锐利的铁锨在地上挖出方形洞穴，鉴别锨头带出来的土，以此来找墓。这种方法很费力，铁锨经常带不上来土，也不能探得很深。据说在盗墓界和考古界大名鼎鼎的洛阳铲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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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居苏杭，死葬北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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邙山古墓噩梦的终结是在1948年洛阳解放后。人民政府发布公告，严禁盗墓行为：“此种非法行为，既破坏历代古迹，又损坏私人墓地，殊属非是。本府特重申前令，今后任何私自挖刨坟茔行为，一律予以禁止，如有违反者，任何人均可检举报告或扭送政府，予以法办不贷。”当时人民政府以崇高威信，让沿袭了近半个世纪的盗墓恶习一朝终结，被折腾得满身伤痕的邙山，终于摆脱了噩梦。但损失已经无法挽回，邙山的伤痕永远难以抹平。据考古学家黄明兰研究，洛阳解放前出土了约5000方历代墓志，按平均每十座古墓出土一方墓志计算，可知被盗掘古墓达5万座之多。按平均每座古墓出土10件文物计算，出土文物即达50万件之巨！而这50万件文物中，95%都已流失海外。盗墓者进入墓室，取走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后，常把墓中可能更有价值的文物砸碎，把珍贵的壁画涂抹得面目全非。这种现象在考古发掘中时有所见。而最让人心痛的是，如今邙山上那些从外表看来仍高大巍峨的陵墓，其地宫的宝物早已被洗劫一空了。因此说，用“十墓九空”或“十墓十空”来形容现在的邙山古墓群一点也不为过。

谁是氓山墓葬的真正主人？

邙山陵墓的真正主人都是谁，在史学界一直是个难说清的问题。由于墓葬位置的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的很少，墓碑又因年久散失难以寻觅，频繁的战乱中，墓主的后代流散各地。要确定每座墓主的身份，实在困难。

“北邙山上朔风生，新冢累累旧冢平。富贵至今何处是，断碑零碎野人耕。”明代诗人薛瑄的这首《北邙行》，真实反映了邙山古墓的历史状况。随着朝代的更替，一般的墓冢不复存在。经历千年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仍能兀立于邙山之上的，都是工程量极大的大墓冢。历史上遗留下来可供考的东西越来越少。这也增加了确认墓主身份的难度。

据记载，清代乾隆年间，洛阳知县龚松林搞了一次“立碑运动”，在大大小小的陵墓前都竖起了石碑，刻上墓主人姓名。但因为龚松林事前根本没下足考证工夫，急于求成，结果常常张冠李戴。因此是越立越乱，再想要弄清那数不清的陵墓的真正主人是谁，还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尽管如此，由于有出土的墓碑佐证和史料记载，还是有些线索能够证明邙山长眠者身份的不一般。

根据文献记载，洛阳邙山地区主要埋葬着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代帝陵及其陪葬墓群。这一区域面积达750余平方公里，地跨今洛阳市所属的西工区、老城区、涧西区、河区、洛龙区、偃师市、孟津县7个区县。

除了以上四代帝陵以外，20世纪初在洛阳西郊、邙山脚下的金村附近还发现了东周时期的大墓群，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一些考古专家认为这是东周王陵。另外又据文献记载，五代后唐的帝陵亦在邙山地区。

邙山古墓缘何多

1、洛阳的地理位置

关于邙山古墓之多，有很多夸张的说法。白居易有诗道：“洛阳城北山，古今葬冥客。聚骨朽成泥，此山土多白。”这是说邙山作为墓地由来已久，由于枯骨，邙山的土都变成白色了。“黄河渡口人，北邙山下路。但见冢累累，无地栽松树。”这是说邙山古墓密布。从汉代到唐代，洛阳北邙一带一直是人们向往的长眠之地，历代达官贵人、富商巨贾都以能得到邙山一块墓地而自豪。一代又一代的洛阳人，还有数不清的异乡、异国人，把邙山当成了自己人生的终点。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初，在洛阳邙山可以出土那么多的文物，引起延续了40多年的盗墓狂潮。

邙山之所以会成为“热门”的大墓地，与洛阳的古都地位紧密相连。

邙山脚下的洛阳，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非同寻常。在七大古都中，洛阳建都年代最早，朝代最多，历史最长。从4000多年前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起，曾有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13个朝代在此建都，在累计1000多年的时间里，洛阳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历史上洛阳城建了毁，毁了再建，但经常是“城池雄伟，宫苑壮丽，为天下之冠”。

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文人雅士云集其间。繁荣时的洛阳有数十万人居住，最辉煌时城市居民超过百万。邙山古墓中长眠的人，都曾目睹洛阳城的辉煌与沧桑。

2、对风水的迷信

据专家介绍，早在苏杭成为鱼米之乡之前千年，邙山就已是古人心目中的最佳安息地。洛阳城外的邙山，北带黄河，南望伊阙，在古洛阳人眼里是绝好的风水宝地。南北16公里、东西30公里、面积约有500平方公里的北邙，地势高，视野开阔，土层深厚，土壤紧硬密实，适于安置墓穴。东汉皇陵又赫然兀立于邙山岭上，这里自然成为洛阳人向往的安葬之处。“北邙山头无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唐朝诗人王建的一首诗，活生生地告诉我们，唐代的邙山竟然是“寸土寸金”！这充分说明了人们对邙山风水的看好。用古人的话说就是：“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险阻，扶二崤之崇山。”“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

墓中名人知多少

孟津平乐镇一带，有一字排开的三座大墓，当地人称为大汉冢、二汉冢、三汉冢，这应该是几位东汉皇帝的陵墓。晋代诗人张载《七哀诗》中说：“北邙何累累，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写的应该就是这几座墓。

据史料记载，在邙山有着东汉的几位帝王的陵墓：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灵帝文陵；曹魏1陵：文帝首阳陵；西晋5陵：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文帝崇阳陵、武帝峻阳陵、惠帝太阳陵；北魏4陵：孝文帝长陵、宣武帝景陵、孝明帝定陵、孝庄帝静陵。帝陵周围还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墓冢，它们是王公贵族、皇亲国戚的陪葬墓。

有趣的是，在这几座汉代皇帝陵东南几里地，有刘备儿子刘禅的墓。蜀国灭亡后，投降的刘禅被押解到了洛阳，并被封为安乐公，软禁在阿斗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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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居苏杭，死葬北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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邙山古墓噩梦的终结是在1948年洛阳解放后。人民政府发布公告，严禁盗墓行为：“此种非法行为，既破坏历代古迹，又损坏私人墓地，殊属非是。本府特重申前令，今后任何私自挖刨坟茔行为，一律予以禁止，如有违反者，任何人均可检举报告或扭送政府，予以法办不贷。”当时人民政府以崇高威信，让沿袭了近半个世纪的盗墓恶习一朝终结，被折腾得满身伤痕的邙山，终于摆脱了噩梦。但损失已经无法挽回，邙山的伤痕永远难以抹平。据考古学家黄明兰研究，洛阳解放前出土了约5000方历代墓志，按平均每十座古墓出土一方墓志计算，可知被盗掘古墓达5万座之多。按平均每座古墓出土10件文物计算，出土文物即达50万件之巨！而这50万件文物中，95%都已流失海外。盗墓者进入墓室，取走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后，常把墓中可能更有价值的文物砸碎，把珍贵的壁画涂抹得面目全非。这种现象在考古发掘中时有所见。而最让人心痛的是，如今邙山上那些从外表看来仍高大巍峨的陵墓，其地宫的宝物早已被洗劫一空了。因此说，用“十墓九空”或“十墓十空”来形容现在的邙山古墓群一点也不为过。

谁是氓山墓葬的真正主人？

邙山陵墓的真正主人都是谁，在史学界一直是个难说清的问题。由于墓葬位置的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的很少，墓碑又因年久散失难以寻觅，频繁的战乱中，墓主的后代流散各地。要确定每座墓主的身份，实在困难。

“北邙山上朔风生，新冢累累旧冢平。富贵至今何处是，断碑零碎野人耕。”明代诗人薛瑄的这首《北邙行》，真实反映了邙山古墓的历史状况。随着朝代的更替，一般的墓冢不复存在。经历千年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仍能兀立于邙山之上的，都是工程量极大的大墓冢。历史上遗留下来可供考的东西越来越少。这也增加了确认墓主身份的难度。

据记载，清代乾隆年间，洛阳知县龚松林搞了一次“立碑运动”，在大大小小的陵墓前都竖起了石碑，刻上墓主人姓名。但因为龚松林事前根本没下足考证工夫，急于求成，结果常常张冠李戴。因此是越立越乱，再想要弄清那数不清的陵墓的真正主人是谁，还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尽管如此，由于有出土的墓碑佐证和史料记载，还是有些线索能够证明邙山长眠者身份的不一般。

根据文献记载，洛阳邙山地区主要埋葬着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代帝陵及其陪葬墓群。这一区域面积达750余平方公里，地跨今洛阳市所属的西工区、老城区、涧西区、河区、洛龙区、偃师市、孟津县7个区县。

除了以上四代帝陵以外，20世纪初在洛阳西郊、邙山脚下的金村附近还发现了东周时期的大墓群，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一些考古专家认为这是东周王陵。另外又据文献记载，五代后唐的帝陵亦在邙山地区。

邙山古墓缘何多

1、洛阳的地理位置

关于邙山古墓之多，有很多夸张的说法。白居易有诗道：“洛阳城北山，古今葬冥客。聚骨朽成泥，此山土多白。”这是说邙山作为墓地由来已久，由于枯骨，邙山的土都变成白色了。“黄河渡口人，北邙山下路。但见冢累累，无地栽松树。”这是说邙山古墓密布。从汉代到唐代，洛阳北邙一带一直是人们向往的长眠之地，历代达官贵人、富商巨贾都以能得到邙山一块墓地而自豪。一代又一代的洛阳人，还有数不清的异乡、异国人，把邙山当成了自己人生的终点。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初，在洛阳邙山可以出土那么多的文物，引起延续了40多年的盗墓狂潮。

邙山之所以会成为“热门”的大墓地，与洛阳的古都地位紧密相连。

邙山脚下的洛阳，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非同寻常。在七大古都中，洛阳建都年代最早，朝代最多，历史最长。从4000多年前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起，曾有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13个朝代在此建都，在累计1000多年的时间里，洛阳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历史上洛阳城建了毁，毁了再建，但经常是“城池雄伟，宫苑壮丽，为天下之冠”。

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文人雅士云集其间。繁荣时的洛阳有数十万人居住，最辉煌时城市居民超过百万。邙山古墓中长眠的人，都曾目睹洛阳城的辉煌与沧桑。

2、对风水的迷信

据专家介绍，早在苏杭成为鱼米之乡之前千年，邙山就已是古人心目中的最佳安息地。洛阳城外的邙山，北带黄河，南望伊阙，在古洛阳人眼里是绝好的风水宝地。南北16公里、东西30公里、面积约有500平方公里的北邙，地势高，视野开阔，土层深厚，土壤紧硬密实，适于安置墓穴。东汉皇陵又赫然兀立于邙山岭上，这里自然成为洛阳人向往的安葬之处。“北邙山头无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唐朝诗人王建的一首诗，活生生地告诉我们，唐代的邙山竟然是“寸土寸金”！这充分说明了人们对邙山风水的看好。用古人的话说就是：“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险阻，扶二崤之崇山。”“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

墓中名人知多少

孟津平乐镇一带，有一字排开的三座大墓，当地人称为大汉冢、二汉冢、三汉冢，这应该是几位东汉皇帝的陵墓。晋代诗人张载《七哀诗》中说：“北邙何累累，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写的应该就是这几座墓。

据史料记载，在邙山有着东汉的几位帝王的陵墓：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灵帝文陵；曹魏1陵：文帝首阳陵；西晋5陵：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文帝崇阳陵、武帝峻阳陵、惠帝太阳陵；北魏4陵：孝文帝长陵、宣武帝景陵、孝明帝定陵、孝庄帝静陵。帝陵周围还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墓冢，它们是王公贵族、皇亲国戚的陪葬墓。

有趣的是，在这几座汉代皇帝陵东南几里地，有刘备儿子刘禅的墓。蜀国灭亡后，投降的刘禅被押解到了洛阳，并被封为安乐公，软禁在阿斗小城。

一次刘禅和司马昭一起饮酒，席间演奏蜀国音乐时，蜀国大臣无不动情伤怀，个个热泪盈眶，只有刘禅嬉笑自若。司马昭问他：“颇思蜀否？”刘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公元271年，刘禅死后葬在孟津平乐镇翟泉村东。

从汉高祖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到刘禅的“乐不思蜀”，历史似乎完成了一个循环。据说上世纪60年代，刘禅墓还有高7米、直径15米的墓冢。后来农民浇地造成墓室坍塌，今已夷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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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居苏杭，死葬北邙（4）[手机电子书网 Http://Www.qinka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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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邙山上还埋葬着另一个亡国之君，他就是才华横溢的南唐后主李煜。史书记载，亡国后的李煜不明不白地死在开封，“以王礼葬洛阳北邙山”。他的墓冢，大概在孟津县朝阳镇后李村、周寨村一带。

除此之外，在邙山上千古长眠的还有苏秦。这位东周洛阳人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合纵家，几乎相当于现在的联合国秘书长。他成功地游说六国联合抗秦，曾身佩六国相印，使强秦不敢东窥函谷达15年。今洛阳老城东20公里，在汉魏故城东南的洛河北岸有小村名曰张苏寨，寨内一冢为苏秦墓。又有谁会相信，当年在秦国叱咤风云的一代宰相吕不韦竟然也埋在邙山！这还不算最不可思议的，这里还长眠着一位朝鲜国的国王。唐代名臣徐茂公远征朝鲜半岛时，将百济国的扶余王带回洛阳，据史书记载，扶余王后来葬在洛阳邙山。

邙山陵墓在遭受严重的人为破坏

应该说，邙山古墓群从它开始形成的时候，就因为它的显赫而注定了多灾多难。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盗墓分子夜以继日的在邙山古墓中寻找着自己的发财梦，使这座千年古墓群无法安息，就算近代国家明令禁止盗墓，邙山仍未得到宁静，人为的破坏已使邙山古墓50年来减少过半。

谈到邙山的现状，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教授韩国应该最有发言权：“邙山陵墓在遭受着严重的人为破坏。陵墓的地面封土正在迅速地被蚕食，以可怕的速度日益减少！”

韩教授说，在他对邙山的调查和初步测量的过程中，直接的感受是与20年前的地图对照，许多墓冢已经完全从地面消失，只有借助访问上年纪的老乡才能指认和寻觅踪影。

他所看到的墓冢，大多数四壁多处盗洞，有很多还是新近被盗，盗洞中废弃的电灯泡和手电筒赫然在目。有的墓冢被农民逐渐开垦蚕食，仅存一土墩、土柱，有的被人打成窑洞或凭依筑房居住，有的被就地取材改造为烧砖窑，有的被利用建成水塔……而更多的墓冢已被基建施工、砖场取土、开辟农田、盖房垫院完全破坏，甚至彻底消失了。

一些建设单位置文物保护法于不顾，直到在建设工地挖出毁坏文物经群众举报才被迫补办手续，交钱了事。而受经济利益驱动，一些管理单位也对危及和毁坏文物的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人为破坏文物愈演愈烈。

另外，许多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几近于零。当调查人员寻访墓冢位置时，老乡几乎不问来意，立刻热心指点、带路，没有任何防范意识，这无疑也给盗墓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多年以来，地方乃至国家考古单位的学者们就已经开始为邙山陵墓群的历史和现实价值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以及启动邙山帝陵的研究和调查、保护事业而奔走呼吁。但邙山古墓群实在是太特殊了，在古墓最集中的孟津县平乐、三十里铺一带，现存古墓约160座，平均每平方公里40个左右。其面积之大、墓冢之多、延续时间之长，使得考古调查工作异常复杂和繁重。直至今日，邙山陵墓群的保护和调查工作才刚刚起步。

“如果再不调查，我们就会永远搞不清楚了。这个工作是一个历史责任，再不做我们将无法面对祖先，更无法向子孙后代交待了。”一个考古学者曾对邙山古墓的现状发过这样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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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者的乐园：楼兰古墓群的遭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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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新中国成立后

作案地点：罗布泊湖的古楼兰文化遗址

受害人：古楼兰人民

作案人：新疆各地的盗墓者

作案后果：古楼兰遗址遭受严重破坏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有相关报导为证

引子：楼兰古迹的发现

罗布泊，不仅因曾水波浩荡上千平方公里，而且因孕育了上千年的楼兰文明而著称于世。如今湖水退尽的罗布泊已是一片广无人烟的荒漠，曾经璀璨的文明只是留下许多神秘的遗迹等待后人去解读。罗布泊4000年前的土著人：世界上分布最靠东方的印欧人种集群的行踪、在史书中来去无痕的楼兰，一切都还掩藏在寂寞无声的古迹中。

楼兰是公元前后活跃在中国境内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是埋在沙漠中的西域36国之一。2000多年前，这个国家突然消失了。

1901年斯坦因走进过尼雅，这是被沙漠埋没1600年之后走进的第一个人，斯坦因觉得尼雅的主人像是刚刚离去。而露出沙子的尼雅已经荡然无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刀斧般的风沙早已荡尽了一切。他用手轻轻拂去沙子，突然朽败不堪的木柱发生了神奇的变化，美丽曼妙的雕刻花纹显露出来，斯坦因不禁发出一声惊叹：是古希腊文化影响下的犍陀罗风格雕刻品！

100多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遗址，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令人遗憾的是，经过千年等待，楼兰古城等来的不是人们对它的高度保护，只是越来越多的盗墓者手中的锄头。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楼兰和它所创造的文明一消失就是1500年。尤其是那个3800年前的白种“楼兰美女”及巨大的太阳型墓地古墓沟的发现，将人们对初发现楼兰的惊喜引向深深的疑问：楼兰文明从何而来？楼兰的白种人从何而来又消散到了何处？一系列的未解之谜只有等待楼兰的更多的发现，但盗墓的洗劫之后还会留下什么？

猖獗的盗墓人

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绿洲里，流传着许多沙漠里埋有珍宝的故事。比如沙漠中有一座古城，里面满是金银，但如果有人捡了金子，就会突然刮起黑风暴，或者遭受无数野猫的袭击。还会有幽灵叫着拿了金子的人的名字，引他走向沙漠深处。

这种神秘恐怖的传说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让人保持对沙漠中古城古墓的敬畏，但当有人拿着现金，等着收文物的时候，对金钱的渴望就战胜了恐惧。罗布泊地区因为生态环境恶劣、缺乏生存条件而成为无人区。因此国家对它的保护相对少一些，因为恶劣的环境是一道天然屏障。但是盗墓人却恰恰利用了这一点，可以放心大胆地肆意挖掘，科考队途经的每处遗址，都有盗墓者光顾后留下的痕迹。

1998年3月5日，在楼兰，一个专业的盗墓团伙被破获。团伙的首领名叫阿布力孜·克里木，39岁，维吾尔族，乌鲁木齐经营珠宝古币的个体户。为了能找到更好的文物，他纠集了有盗窃前科的梁志刚等3人，买来新疆历史、文物、考古的专著研读，购买了汽车，找了向导、司机，大家分工明确，目标就是楼兰。

那天他们开着买来的吉普驶向目的地，白色吉普像一只羚羊在新疆罗布泊地区的荒野上跳跃前进着。东南方遥远的地方，就是著名的楼兰古城，大漠长风在戈壁上雕刻出无数的沟沟壑壑，是所有探险者都惊惧的迷魂阵。这里是汽车的禁区，但阿布力孜·克里木已经在这个地区奔波了几天了，眼看就要接近楼兰古城，死也要见到东西。

车上还坐着库尔班·加玛力，这个人多年在此盗取石油等物资，是个活地图，自称“罗布泊的野骆驼都认识我”。在沙漠里盗墓的人有野狼一样出没荒野的本领和嗅觉。阿布力孜的汽车在一个高20多米的雅丹台地上停了下来。这块台地很平坦，铺满砾石。几个人下了车开始挖起来。此案告破后，在此进行现场调查的新疆考古所副所长张玉忠感叹他们的厉害：“真想不通他们是怎么找到古墓的”。这块雅丹台地和所有的台地一模一样，古墓没有任何标志。

挖不多深出现了一个红柳枝、芦苇秆和碗口粗的胡杨木搭的一个盖子。“有戏！”几个人一阵狂喜，加快了速度。掀开盖子，罗布泊的阳光像一柄利剑刺进漆黑的墓穴，一股阴气“唰”地冲上来。一座完好地保存了2000年的古墓就这样出现在盗墓者的眼前。几个人推让起来，谁也不愿下去，最后他们杀了一只鸽子扔进墓穴，用鸽子的热血冲邪气，才安下心来。

一块彩绘的地毯铺满墓穴，地毯已经有些朽烂，但还能看出是一只威猛的狮子形象。掀去地毯，一道亮丽的光放射出来，瞬间照亮了罗布泊的黄昏。“那口棺材太漂亮了，太漂亮了。”案发后阿布力孜这样描述盗墓那天看到的彩棺，他除了漂亮不会用别的词。

彩棺的木头碴子都是白的。年代当属汉晋，棺木通体用红、白、黑绘花，并以菱形将棺木连成一个整体。它的狮纹毛毯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色彩。棺木是东方式的，两头绘有汉民族象征日月的朱雀和玄武。楼兰地区出土的干尸，大多以毛毡裹尸，从未见过这么华丽的棺材。阿布力孜撬开棺材，一具棕色头发的高大的男尸睡在里面，他真的像睡着了一样，眼睫毛站着像一排小树林。

男尸身上的衣服鲜艳如新，好几层，有毛的也有丝绸的，他们把它一层层剥下来，最后尸体上只剩下一层白布，便扔回了坑里。他们想不到的是，就连这块裹尸的棉布也因为年代早保存好而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次被盗的文物共20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有三件，二级两件，其余为三级。

棺材无法拉走，几天以后他们又来了一趟，把它锯成了12块。为它找了一个出价100万的大主顾：西藏的文物贩子尕玛桑珠。文物就是经尕玛桑珠越过西藏进入尼泊尔。后来据专家说，这是新疆到目前为止出土的年代最久保存最完整的彩棺。如果说阿布力孜他们是合作盗墓的话，同样是以盗墓为职业的亚生其来克就是盗墓界的独行侠。

每次去尼雅“挖宝”，33岁的亚生其来克都牵着两匹骆驼从自己家住的绿洲出来，越过塔克拉玛干中心的沙漠公路，向西进沙漠。

尼雅距新疆民丰县140公里，不管是100年前的斯坦因还是90年代的中日联合尼雅调查队都是从民丰出发向北进入沙漠，到达最后一块绿洲的时候，换乘骆驼，走两天才能到达尼雅，任何现代化的运输工具都无法对付这段路程。这是已知的进入尼雅的惟一一条路。大漠深锁着尼雅，至今还只有很少数的中外学者到过尼雅。

亚生其来克就这样从东向西横着进了尼雅。他不慌不忙地走着，像是从沙漠这一头到另一头的亲戚家里去串门。到尼雅他用了两天。

亚生其来克不能在尼雅多呆，最多挖上两天就得走。他要有足够保证能走出沙漠的水。他就这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进出尼雅3趟。第三次出来的时候，他的骆驼上绑着两具干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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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者的乐园：楼兰古墓群的遭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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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干尸在1.8米以上，身着丝绸，黄头发黄短须，连眼睫毛都历历可数。女尸也是黄色头发，佩戴着项链耳环，穿着色彩艳丽的丝绸，脚上穿尖头的皮鞋，样子很安祥，像是王公贵族。他们都是白种人。

亚生其来克没有把女尸身上的首饰拿下来，他知道，保存得越完好越能卖出好价钱。但走了一段路，男干尸的整条腿还是断了下来，亚生其来克一烦就把它扔了。扔在哪里他也忘了，后来怎么也找不到了。到了沙漠公路，他把干尸埋在公路边的沙山里，在路边的一个个体户的餐馆里住了下来等待买主。每具干尸的成交价是7万元。而它们被运出国后，价格变成100万元。

1901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当地向导的帮助下在罗布泊北发现了“楼兰古城”，宣称是“沙漠中庞贝城的再现”而轰动世界。中外学者相信，楼兰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繁盛一时的古楼兰国目前被发现的最重要的历史遗迹，它对研究新疆以至中亚的古代史、丝路之路的历史变迁、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相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暂时”不能组织力量彻底发掘整理，楼兰古城被宣布为“文物禁区”。

现代考古过程

自斯文·赫定于1900年发现楼兰古城，次年实施发掘，时光已经流逝100年。这100年中，楼兰的发现、考察、研究，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历史、地理等诸多学科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在步入21世纪的前夕，回顾一个世纪来有关罗布淖尔、楼兰的研究，不乏历史的教益。

20世纪30年代以前，是楼兰考察研究蓬勃展开的一个阶段，它带有浓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发展色彩。先后来到这片地区的有沙皇俄国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兹洛夫，瑞典斯文·赫定、贝格曼，美国亨廷顿，英国斯坦因，日本桔瑞超等，当年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有人来到罗布淖尔，或进入楼兰古城，发掘附近的古墓。楼兰自然无法免除被一次又一次发掘、搜掠，文物被携走的命运。当年中国学者有幸进入这片地区考察的只有黄文弼、陈宗器两人，那是在中国学术界坚决抗争后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他们作为中方团员，才取得了这一机遇。黄文弼在楼兰城东北发现的遗址，所获有西汉纪年的木简，至今仍是楼兰研究中的珍品。陈宗器考察的自敦煌到罗布泊的路线，罗布淖尔湖的水文状况，在罗布淖尔地理研究中也都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环境和其它一些原因，我国仅在这一地区的“古墓沟”和“楼兰古城”分别进行过为期不足一个月的清理工作。

楼兰出土的文物

1901年3月4日到10日，斯文·赫定雇佣农民在楼兰城中13处遗址内随意发掘，取得了大量汉五铢钱、精美的汉、晋时期丝织物、玻璃器、兵器、铜铁工具、铜镜、装饰品、料珠，陀罗风格的木雕艺术品。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汉晋木简、纸质文书即达270多件。随斯文·赫定而至的斯坦因又发掘了大量文物，仅汉文文书就达349件，不少文书有纪年，最晚的纪年为晋建武十四年(330)，其它还有不少卢文，一件栗特文。日本桔瑞超在这里获得了汉文文书44件，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国内外史学界十分熟悉的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的信稿。如此丰富的文物资料，极大地推动了楼兰史的研究。后来，考古学者在楼兰城内发现了晋代汉文木简、大量汉代钱币、罗马风格的玻璃器、汉式陶甑、一枚贵霜钱，在城郊汉墓中发现了大量来自黄河流域的丝绸织锦，也有西亚风格的毛布。

最近，在楼兰城北20多公里处还新发现一具彩绘云纹、花卉、朱雀、玄武的彩棺，透示着浓烈的汉文化色彩，而入葬主人穿的棉布长袍、棺上覆盖的狮纹图案地毯，也保存完好。

楼兰山普拉出土的最有名的毛织品是一块织有“马身人首执矛武士像”的。织物的上方是一匹飞奔在花丛中的马，不过马头是人头形象，下方是一个特写的武士像，武士很强壮，脸上的肌肉隆起，嘴角透着坚毅，一双海蓝色的眸子专注地望着远方。更让人惊叹的是，武士脸上的肌肉的质感、皮肤颜色的层次感都不亚于一幅油画，而这幅用细羊毛织出来的“油画”全部以植物为染料。楼兰出土的其它文物还有3800年前的“楼兰美女”等，这些文物对于研究古罗布泊地区的居民、人种、以及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经营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考古证据。

楼兰古城的消失

在罗布泊让人感触最深的是，所谓“沧海桑田”的变迁，可能并不需要预想中那么长的时间，在坚硬无比、绵延不绝的盐碱壳子上颠簸，很难想象50年前这里还可以划船，还能打上1米多长的鱼。中上游的引水灌溉和水库的修建使塔里木河不再注入罗布泊，1972年，罗布泊蒸发完了最后一滴水，成为一片死亡之海。

因为水的消失，一个湖的废弃乃至一个城市的废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并不鲜见。比如楼兰。

历史上，楼兰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与敦煌邻接，公元前后与汉朝关系密切。《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四千一百。”楼兰城是楼兰王国前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东通敦煌，西北到焉耆、尉犁，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从楼兰分道，楼兰城作为亚洲腹部的交通枢纽城镇，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楼兰究竟是如何神秘消失的？一直是近代学者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

一个说法是战争，认为楼兰是为仃零所灭，或者是被北方的匈奴游牧民族所灭。但疑点是战争只能毁灭一城一池，不太可能灭亡整个国家。还有一个说法是瘟疫，认为当时曾在全国发生过一场大瘟疫。附近曾发现过一些群葬坑，里面男女老少尸体像垒砖那样层层叠叠。

气候恶化论是目前较占上风的论点，认为是自然变化造成国家大迁移。那具著名的楼兰美女(3800年历史)在解剖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肺部沉积有大量沙土。说明当时气候已经开始恶化了。

不过大家认同最多的观点大概也是楼兰荒废最根本的原因是楼兰没有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王守春认为，水的减少直到消失，除了气候变化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人为原因。从历史上看，也多次发生过由于人口的增加，上游对河水的过度引取，使下游河流来水减少和河道的不稳定，最终导致下游古遗址废弃的事情。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楼兰人为大兴土木以及其奇特墓葬形式“太阳墓”砍伐了大量树木，最终带来了生态恶化。“太阳墓”外表奇特而壮观，围绕墓穴的是一层套一层的共七层由细而粗的原木。木桩由内而外，粗细有序。圈外又有呈放射状四面展开的列木，整个外形酷似一个太阳，据今年年初的资料，在已发现的七座墓葬中，成材原木达一万多根，数量之多令人咋舌。

值得一提的是，发掘于楼兰的用卢文字书写的律法中，有这样的律条：“凡砍伐一棵活树者罚马一匹，伐小树者罚牛一头，砍倒树苗者罚羊两头”。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要生存下去必须保护生态环境。

但楼兰最终还是湮没于风沙之中了。根据历史记载，楼兰国曾有几千人在一个叫善密的人带领下迁到义乌(今哈密一带)，一部分人迁到了和田的罗普(罗布泊的转音)，还有一部分人坚持生活在罗布泊内，一直到清朝末年。

古人云：“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楼兰留下的“人与水的记忆”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不过，看一看今天的罗布泊，看一看塔里木河下游大量因缺水而衰败的胡杨林，就不能不让人担忧，我们留给后人的将是什么样的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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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郢靖王墓：七次遭盗未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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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1999年至2005年

作案地点：湖北钟祥明朝郢靖王墓

受害人：明朝郢靖王

作案人：广西桂林黄某等

作案后果：未遂，没有太大损失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有相关报道

钟祥，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明世宗嘉靖皇帝生养发迹于此，御赐县名为“锺祥”，取“祥瑞钟聚”之意。并御置承天府，与北京、南京一道成为当时朝廷三大直辖府。历史上曾先后六次“封王”，故有“帝王之乡”的美称。

引子

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一个夭折，一个做太子，其它24个全部封了做王。郢靖王朱栋，是朱元璋的第二十三子，郢是他的封地名，靖是他死后分封的谥号。

郢靖王生于明洪武戊辰年，即公元1388年，1391年册封为郢王，明永乐十二年即公元1414年十一月一日病逝，享年二十七岁。永乐十三年（1415）四月初六葬于宝鹤山之原，今钟祥市九里回族乡三岔河村四组皇城湾。

明代先后有郢靖王、兴献王、梁庄王三位明代藩王分封在此，不过作为朱元璋二十三子的郢靖王还是分封在钟祥的第一位明代藩王。他与荆州的襄献王、辽简王以及武汉的楚昭王同为明太祖朱元璋之子。

郢靖王墓建筑规模宏大，完全符合明代早期亲王陵寝规制。据《兴都志》记载：郢靖王墓，在兴都城南二十里清平村宝鹤山，妃郭氏合葬。享殿七间、东西厢十间、神厨五间、宰牲房三间、鼓楼一座、碑亭一座、棂星门三间、券门三间、红墙周回一百二十七丈、内官住宅一所。正德十一年（1516）殿宇圮坏，睿宗献皇帝（兴献王朱佑）命官修理。嘉靖三年（1524），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钦赐修茸，寝阁帷帐焕然一新。

1937年遭到侵华日军破坏，地面建筑损毁殆尽，现茔园仅存墓冢及部分建筑遗迹。

郢靖王墓屡次被盗掘

在湖北境内有多座明朝的王墓，虽是历经百年，除地面建筑受损以外基本保持完好。但自1999年以来，文物犯罪分子利益熏心，多次对郢靖王墓实施疯狂炸盗（未遂），盗洞最深达八米，其中二次炸穿地宫券顶，受损严重，墓室内文物保护环境遭到极大破坏。

2005年，广西桂林人黄某看了《南国早报》刊发了绍钟祥古墓众多，梁庄王墓发掘出了大量珍贵文物的文章之后，顿起盗掘之心。随后，黄某伙同龙某、潘某等6人于3月初窜至钟祥郢中城区，栖身于长坑街一旅馆。他们以参观为名，在市博物馆里了解到有关情况后，确定明显陵和郢靖王墓为盗掘目标。经踩点，他们发现明显陵无从下手，便将目标锁定为郢靖王墓。6名盗墓贼备齐工具，乘夜幕盗掘郢靖王墓，疯狂挖掘3米多深。

次日凌晨，附近村民发现古墓旁有很多湿土，遂向所在地的九里派出所报警。该所民警分析盗墓贼晚上还要来挖，便在各个路口布控。当晚8时许，警方当场将6名盗墓贼中的4人抓获，另两人仓皇逃走。到本书成稿之前，另外两名犯罪分子也已被抓获归案。

黄某的盗窃活动受到了各级政府和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地下文物免受盗掘，湖北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到钟祥郢靖王墓实地考察，一致认为：郢靖王墓位于偏僻农村，交通、通讯极为不便，加之当前文物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盗墓犯罪活动十分猖獗，决定采取“抢救性发掘”的保护措施。

王妃合葬，重现王室当年哀怨

2005年12月26日，考古专家从墓地取出王墓墓志铭，这是一块合墓志铭，由“盖”、“身”两部分扣合而成，上面字迹清晰，四周都镌刻有龙凤纹，字迹上有朱砂。墓志铭曰：王，讳栋，太祖高皇帝第二十三子也……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一日王疾逝，享年二十有七。妃郭氏，营国威襄公郭英之女。皇帝念骨肉之亲，不胜痛悼，辍视朝十有五日，诏有司治丧葬如礼，赐谥曰靖，遣使驰祭。以永乐十三年（1415年）四月初六日，葬于宝鹤山之原（钟祥市九里回族乡三岔河村四组皇城湾）……由此证明，此墓的确是郢靖王朱栋的墓。

12月28日，郢靖王墓门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在场考古专家无不感叹这是明代藩王墓中保存最好的！一天后，王墓地宫正式开启了，这个神秘的王墓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古老的传说与眼前的现实神奇地吻合了。

墓内的棺木和尸体已经腐烂。但是从剩下的牙齿及骨头来看，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据史料记载，郢靖王朱栋死后，他的妃子郭氏痛哭说：“贤王舍我以去，我寡而无子，尚谁恃邪？念自幼嫔贤王侍如宾友，今安忍独生乎！”乃整妆对镜，自写其客，付谨密宫人掌之。遂自尽。朝廷闻而贤之，恤典加厚，将两人合葬在宝鹤山。

郢靖王墓的后室是王、妃合葬地。这里有一张大棺床，棺床上已经看不见棺木的模样，只是堆积着一些物品。而且，因为墓室中曾进过水，所有陪葬品摆放的位置都发生了改变。专家介绍说，两座棺木应该放置在棺床上，棺木的头部均朝着北部，郢靖王的棺木在东边，王妃的棺木在西边。后室里发现了两个青花瓷瓶，一个刻着龙纹，一个刻着凤纹。按当时的风俗，这两个瓷瓶应该是魂瓶，龙纹瓶摆放在郢靖王的头部，凤纹瓶摆放在王妃的头部，是给去世的郢靖王和王妃收魂用的。从现场情况来看，两个瓷瓶虽然进过水，但保存得相当好，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很高，属于珍贵文物。在棺床上，还发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金粉盒，上面有铭文，记载着制造年份，专家推测这有可能是王妃生前的用品。

在墓室的左右耳室里有6副腐朽的棺材，左耳室和右耳室各有3副，棺木的头部均向着中室，殉葬者的尸体已经腐烂，骨头已经钙化，只留下一个殉葬者的头骨和牙齿，据此判断，殉葬者的年龄都很小。在耳室里，专家们还发现了6个瓷瓶和一些金银器，金银器均为殉葬者所佩戴的装饰品，主要有金簪、银簪、银花和金耳环，由此看出殉葬者是6位女子，在殉葬者的头骨下面还发现了金珠和玛瑙，应该是入葬时含在口中的。

据现场的一位专家说，王墓中有殉葬者，本已少见，而郢靖王墓中殉葬人数之多，更为罕见。6位殉葬者早已风化，只发现牙齿和饰品，他们的身份、年龄，他们为何成了殉葬品，这在史书中均无记载。遥想当年，因郢靖王早逝，王室一定发生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

郢靖王死于何因？

历史向我们显示，郢王朱栋于1414年11月1日病逝，时年27岁。是什么原因使这位身份显赫的王子如此之早就撒手人寰，到现在也没有定论。考古发掘现场的领队院文清教授介绍，朱栋之死可能与炼丹吃药有关。要知道，当时炼丹吃药比较盛行，特别是达官贵族为了练就长生不老之躯而沉湎于此。据史料记载，他的后辈明光宗朱常洛也是因吃丹药而莫名其妙死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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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郢靖王墓：七次遭盗未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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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费解的厚葬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提倡“厚葬以明孝”，每临皇帝死去，不惜用大量的财力、人力为其建造巨大的陵墓。这些陵墓是中国封建时代对灵魂信仰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一个时期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审美趣味；同时，这种动用国家力量建造的陵墓，也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状况、科学技术水平和营造工艺水平，是中国丧葬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和建筑典范。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结束了元末动荡不安的政治生活，社会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因为吸取了以前历朝历代厚葬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朱元璋力主薄葬，反对厚葬，他曾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因此，在我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厚葬，到了明朝有了很大的收敛。已出土的明朝其它亲王墓都没有郢靖王墓这么规模大、档次高。而且明代等级森严，郢靖王不可能擅自将自己的墓档次提高，那么其原因是什么，人们不得而知。

现代考古：600年蓦回首前朝往事成故土

1964年，它被列为钟祥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又将其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4月27日，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对郢靖王墓进行抢救发掘的意见函》，同意组织对郢靖王墓进行抢救性发掘。2005年11月28日正式开始。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发掘工作步步推进，考古专家教授们从欣慰到惊喜，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

2006年1月5日，墓室清理结束，这座在地下沉睡了近600年的王室墓穴，终于真实地展现在考古专家们面前，恢宏的墓室、精美的文物，倍受世人关注……

出土文物

发掘工作结束时，郢靖王墓共出土文物389件（套），其中有100多件珍贵文物，而出土的青花瓷器、金簪和金粉盒等6件文物被初步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主墓室和东西壁龛相继发现了一批珍贵的金器、玉器、瓷器和漆器，印有“龙凤”图案的青花瓷则填补了湖北省考古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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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所驱，屡禁不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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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猖獗的现代盗墓活动

俗话说：“七十二行，古董为王。”随着一度没落的古董业近几年在陕西、河南、山东、湖北这几个文物大省重拾旧旗，日益兴盛，使曾经离我们很远的盗墓活动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为什么说现代的盗墓活动日益猖獗，并且越来越难控制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理由。

盗墓者为专业盗墓人

笔者所说的专业，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专门从事盗墓的人员，一是说是具有相当高考古知识的专业士。据报道，职业盗墓者赵某2001年初开始经商，由于生意亏本，欠下了大笔债务。于是，赵某将发财的希望放在了盗卖文物上。

蓟县是一座古城，曾出土过大量珍贵的文物，2001年9月，赵某慕名而来，在蓟县开始寻找有价值的文物。一次偶然的机会，赵某结识了蓟县人祁某，在交谈中，祁某告诉赵某，在官庄东后子峪可能有一片古墓群，但地点不详。于是两人开始打听并寻找古墓的具体地点。同时又找到蓟县人卢某，并让卢某寻找探测仪。

2001年10月上旬，赵某从内蒙古宁城找来了大春、小春等专业盗墓人，在蓟县城内开始购买铁锨、铁镐、探头、钢钎、斧子、撬杠、提篮等盗墓工具。此时古墓群所在地的田里已经收割了玉米，种上了小麦，正是盗墓的最佳时机，赵某等人决定一找到具体地点就开始盗墓。

虽然古墓的具体位置一直无法找到，但赵某等人仍旧不死心，并进行多方的探问。一天，被问的一位老人对赵某等人讲，在某处的田地以前是个墓群，还曾经有人从北京来祭奠过，兴奋的赵某等人于当天夜晚就去了老人指点的位置，经钢钎探测，确定了古墓的具体位置。

2001年11月，赵某等人开始了盗墓行动。他们在11月底至12月份，先后四次盗墓8座，每次都是在深夜11时左右到现场，用钢钎探到古墓，在测量好距离后，从古墓棺椁的侧面进行挖掘，挖到棺椁侧壁后，用斧子将棺椁劈开，然后盗掘棺椁中的随葬品。为了辟邪，赵某等人将工具的木制把手都染成红色，盗出的物品也用红布包裹。然后在凌晨2时左右离去。一次次的侥幸得手让赵某欲罢不能，终于落入了网法。

2000年2月，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甘亭镇一座秦代古墓被人盗掘。警方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临汾市文化局文物科副科长、考古队长张文君与犯罪嫌疑人陈华香、王磊往来密切。警方对张文君等人进行了布控。

3月30日下午，张文君、陈华香等盗挖吉县结子园古墓，天黑时分，7件文物顺利出土。4月1日，陈华香将吉县古墓出土的5件文物以6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两名山东文物贩子。专案组迅速行动将文物贩子及陈华香夫妻抓获。4月2日张文君落网，从他家里起获不同年代的文物778件。

拥有先进的盗墓工具

一位长期从事侦破文物工作的警察曾这样说过：“从我们截获的盗墓工具看，他们现在基本上都配备了氧气面罩和红外线探测仪，连夜干活，快的话两三个小时就搞定了。所以盗墓的时间周期正变得越来越短，更专业的盗墓装备让盗墓者已经很难再被时间和环境所牵制。

盗墓者把电动遥控车改装，增强发射器、接收器的频率和小马达的功率，然后在车上安装无线探头。这样，遥控车可以顺着墓道把墓内通盘梳个遍。以往盗墓者行事仓促，经常把大量的文物落在墓里，有一些附近村民晚上专门到这些现成的盗洞中去拾‘剩货’，行话称‘滤坑’。现在这种机会就少多了，他们一次就会把墓里掏个精光。”

让他记忆深刻的是，1999年，三个盗窃唐庄陵的盗墓者被抓，在作案的工具箱里，这位警察搜出了一个“自己不会用的玩艺儿”，后来发现是一部可以加密通话、装有全球定位系统的移动电话，此物由盗墓者的上线广州文物倒贩提供。“其实在他的上线背后，还有一个香港文物走私集团，有财大气粗的大文物商在背后支持，案件的侦查难度更大了。”

近几年，盗墓者工具的先进化已是一个全国普遍性的问题。据湖北警方通报，2004年2月18日晚和3月9日晚，湖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连墩古墓群两次发生盗墓案，盗墓贼竟使用了定向爆破术。

据枣阳警方和文物部门介绍，2004年2月18日，他们在九连墩2号墓顶发现一个5米深、能容一人进出的圆洞。枣阳考古队刘队长称，从探眼的开口形状、使用工具、运土方式、现场伪装看，盗墓贼“很内行”。

警方封锁古墓群10天后，3月9日，又有人盗墓。相关人员赶到现场发现，2号墓顶有一直径25厘米的洞口，内有电线。这次，盗墓贼先打个小口径的洞，将炸药埋于5米深处，再安装电雷管实施了定向爆破，洞口附近5米范围内的地表被震开能伸进两根手指的裂痕。当地居民称，9日晚，他们听到一声闷响，还以为是附近的孝襄高速公路工地放炮。定向爆破盗古墓，已引起枣阳警方高度重视。目前，警方已部署了侦破和防范工作，文物部门正在勘查墓内文物损失情况。

另一则报道就更让人对盗墓分子的先进工具刮目相看。2002年2月，蔡世科、蔡世茂、蔡世凯三兄弟与朱德丰来到始兴县太平镇罗围村夹江口一带，用一台金属探测器探测地下的金银财宝。蔡氏三兄弟得知罗围村唐屋口山岗上可能埋有金银财宝，便伙同朱德丰带着工具来到唐屋口山岗，开始盗掘古墓。

经过连续几天的挖掘，4人挖开了一汉代古墓葬，掘出汉代古物陶瓷一批。他们发财心切，以为古墓中的陶罐中藏有金银，便挥锄将具有珍贵文物价值的古陶罐一个个敲碎。

据专家介绍，罗围汉代古城堡是该县在1982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1989年被定为省级文物单位，国家文物部门尚未对此古城堡进行开发。这次被盗掘的古物陶罐，出自始兴县境内浈江与墨江汇合处的罗围汉代城堡遗址，损毁严重，仅有一两件是完品，损失难以估量。经送广东省文物专家鉴定，被损毁的文物中，有一件陶瓷焚香炉还是首次被发现。

投入大量物力和财力

现在的盗墓贼，更多的不再是小打小闹，而是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盗刘邦陪陵的盗墓活动就属于这一类型。盗墓贼“白毛”、“五哥”等人为了得到刘邦墓的宝物，就雇了4个人对刘邦的陪陵进行盗掘。

盗墓分子挖掘的古墓是典型的流沙墓。墓中积沙是古代一种反盗墓技术，从已知的考古资料显示，流沙墓的构筑方式一般是在椁室两侧和邻近两墓道处，以巨石砌墙，墙内填充大量的细沙，最后再填土夯实。

沙子的流动性致使盗洞很难打通，如果没有过硬的技术，盗墓贼很容易被流沙所掩埋。从现场情况看，盗墓贼已经打到了沙层，盗洞里放置着七八个长约50厘米、直径70厘米的钢圈，专门用于排沙。每个钢圈重量都在50公斤以上，还有一个千斤顶。为了排沙，盗墓贼已在盗洞内又向下炸了一个3米深、5米多宽的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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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所驱，屡禁不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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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在察看现场时发现，盗洞里有大衣、被子、成箱的矿泉水，还有三四袋炸药。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有专车接送、专人管饭、住着专门宿舍，每天还有几十元的生活费。他们已经在这里干了三个多月，眼看着沙层就要被打穿，没想到这时候栽了！

规模越来越大

众所周知，在以前盗墓，人是越少越好，可防止有的盗墓贼为了想独吞所盗宝物而发生内讧。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不被警方发现，盗墓时间自然是越短越好，于是盗墓分子开始取采合作的方式，震惊全国的集安盗墓案的犯罪分子就多达10人。

集安是东北地区鲜有的有着大型古墓群的地区，现有古墓7927座。其中，三室墓是集安市洞沟古墓群著名的高句丽古墓葬。其中壁画为公元四世纪时期的作品，是了解研究高句丽民族生活、风俗信仰、艺术等诸多问题生动、形象的资料，1961年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川一号墓是集安市长川古墓群中最高大的古墓葬之一，墓内绘壁画内容丰富、图案华美，展现了高句丽社会生活风貌和浓重的佛教气息，较三室墓内绘壁画晚约一个世纪，1981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晋升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就是这两座有着极高考古价值的古墓，引起了犯罪分子的贪欲。

1997年夏，金权红和韩享国在金钱的驱使下预谋盗窃集安市境内的高句丽古墓中的壁画。韩享国将此事告知时任集安市朝鲜族文化馆馆长的崔镇，取得崔镇的同意后让其联系销赃。

1997年秋，金权红、韩享国又找到韩的胞弟韩昌国，准备盗掘三室墓。韩昌国提供了进墓方法，韩享国和金权红则准备了进墓用具及充电式电灯等。

同年秋某日深夜，3人窜至三室墓，韩享国和金权红按预定方法进墓探明情况后返回。在崔镇帮助下，金权红等人获得进墓切割壁画用具。

此后至1998年4月间，韩享国、金权红、韩昌国先后4次进入三室墓，盗走室内壁画出行图、青龙图、白虎图、玄武图，另造成攻城图等4图部分受损。得手后，韩享国和崔镇先后3次到沈阳市将所盗壁画全部卖与不法收购者，获赃款55万元，被崔镇等4人分掉。

2000年3月的一天，金权红和崔镇又预谋盗取长川一号墓内壁画，由崔镇联系销赃。同年7月3日夜，金权红伙同崔文龙和孙莫河携带作案工具窜至长川一号墓，将墓内抚琴舞乐图、飞凤图、供养人图、百戏图盗走。数日后，崔镇与延吉市不法分子交易，得赃款人民币31万元，被4人分掉。

2000年7月的一天，韩昌国与农民金晶信预谋后，携带工具窜至三室墓，采用同样手段，盗走墓内青龙图等3幅图，后由金晶信销赃未果，金便将所盗壁画藏于姐姐、姐夫金仁淑、赵南善家中。而金仁淑夫妇于2000年11月份搬家时发现金晶信藏在他们家仓房中的壁画，明知为金晶信不法所得，却将壁画拿到新租住的房屋处藏匿。虽然最后犯罪分子落入了法网，受了应有的惩罚，但是那些流失的文物，却不知何年何月再能出现在世人面前。

行动越来越猖獗

“我们一直在和盗墓贼争抢文物。”这是一个文物工作者面对猖獗的犯罪分子时发出的叹息。2005年陕西韩城黄河西岸梁代村发现的周代古墓群应该说是近年来考古界的最大亮点。但是也让那些盗墓分子蠢蠢欲动起来。

据考古负责人介绍，自周代古墓群被发现至今，盗墓分子就没有断过。盗墓者并未因为考古研究所的进驻而停止进入梁代村。最严重的时候，5天时间里，共14名盗墓贼连续造访一块麦田，今年4月底，昝村镇派出所获知线索，有来自西安方面的盗墓团伙将开赴发掘现场，他们配备了微型冲锋枪，准备“硬抢”。

昝村镇派出所将这一情况传达给韩城市文物旅游局副局长王仲林，王仲林立即向韩城市委市政府汇报。公安局派出数十名警察持枪守候。当日凌晨两点，从西安方向开来的一辆轿车在接近梁代村的高速公路处停车，四人下车朝梁代村走去，警方鸣枪示警，四人折回高速公路开车逃走。

其中一个负责古墓巡视的工作人员曾无奈的说：“盗墓的人胆子越来越大，他们挖了一个洞，誓死也要见到东西的。”因此，在未来的日子，梁代村的周代古墓群仍然面临着诸多危险。

以上的一切向我们阐明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被文物部门保护的珍贵古墓正在一座又一座地被盗掘，盗墓手段日益专业化，无数珍贵文物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向海外。文物代表着一个悠久文明所印记的历史，从这个意义可以说，我们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地在被盗、流失，并且愈演愈烈。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面对这种境况，不能不担心，也不得不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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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形形色色的盗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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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盗墓之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使得形形色色的人，都加入到盗墓者行列中。从封建帝王到普通平民，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从管理一方百姓的父母官至肩负守墓职责的守墓人，无一不在中国盗墓史上充当角色，演出了一幕幕盗墓的丑剧。

古来王侯多盗墓

自古以来，王侯就是身份地位和荣华富贵的代名词。因此不难想像，王侯公子去盗墓，很少有为了钱财的，毕竟，财钱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多了。他们挖掘陵墓，大部分是为了泄私愤，小部分是满足私欲。

军将也做盗墓人

我国古代较大规模的盗掘陵墓，大都发生在战乱时期，盗墓的主使或指挥者，主要是那些军事统帅和将领。前面所介绍的从事过盗墓活动的帝王，如项羽、曹操等等，事实上也都是军事统帅。所以历史上大规模的盗墓活动，主要都是由军事统帅或将领策动的。古代的伍子胥、董卓、温韬，近代的张宗昌、孙殿英、党玉琨是较有名气的代表。

如前所述，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的盗墓大都发生在战乱时期，因此，一些农民起义中发生大规模的盗掘陵墓也就很正常了。所不同的是，农民起义中的盗掘陵墓的对象，主要是封建皇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反映了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们藐视封建皇权，与封建统治集团势不两立的革命精神。

地方官监守自盗

中国古代法律视盗墓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因此，防止盗墓行为、纠举和制裁盗墓者自然也是地方官的职责。然而，也有一些地方官与盗墓贼沆瀣一气，不仅纵容盗墓贼，还与他们坐地分赃，有的干脆监守自盗，亲手干起了盗墓的勾当，可谓是古代官场之中诸多怪现象之一了。

蚂蚁一样的民间盗墓贼

虽说每朝每代也许都有王侯盗墓、将军掘冢或是地方官监守自盗，但是中国盗墓史上数量最多、最为普遍的仍是民间盗墓。民间盗墓者数量庞大而且活动隐秘，因此历史上鲜有记载。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盗墓活动仍是民间盗墓者所为。

总体来说，民间盗墓虽然多如牛毛，民间盗墓者的身份更是五花八门，但是因其目的明确，规模较小，因此对陵墓的损害并不是很大。

名称 朝代 盗墓者 盗墓时间

商汤冢 商 张恩 北魏

比干墓 商 李朝儒 北宋

周幽王墓 周 刘去 西汉

晋灵公墓 春秋 刘去 西汉

楚平王墓 春秋 伍子胥 春秋

阖闾墓 春秋春秋

管仲墓 春秋晋

齐桓公墓 春秋春秋

齐景公墓 春秋晋

赵简子墓 春秋 石虎 晋

魏襄王墓 战国晋

秦始皇陵 秦 项羽 秦末

名称 朝代 盗墓者 盗墓时间

西汉诸皇陵 西汉 赤眉军 西汉末

吴芮墓 西汉 孙权 三国

梁孝王墓 西汉 曹操 三国

东汉诸皇陵 东汉 董卓 东汉末

孙策墓 三国

刘表墓 三国晋

刘备墓 三国唐

鲁肃墓 三国 王伯阳

谢安墓 东晋 陈叔宝 后陈

唐诸皇陵 唐 温韬 五代

陈武帝墓 陈 王颁 隋

南唐二陵 后唐现代

北宋诸皇陵 北宋 刘豫 金

南宋诸皇陵 南宋 杨琏真枷 元

康熙景陵 清 王绍义 民国

乾隆裕陵 清 孙殿英 民国

同治惠陵 清 王绍义 民国

慈喜定东陵 清 孙殿英 民国

光绪崇陵 清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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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墓葬制度的演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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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人们尚无灵魂观念，再加上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死后不埋不葬，通常情况下，都是弄到野外让野兽吃掉，也就是所谓的天葬，故《孟子·滕文公上》说：“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后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人的灵魂观念也随之产生，于是出现了最初的墓葬，如《周易·系辞传》所记载：“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

商朝之葬俗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了商代，商人信奉鬼神，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墓葬有了较大的发展。墓道、墓室、椁室和地面建筑都已出现。在墓地制度上，也出现了严格的阶级和等级区别。王墓区、贵族家族墓地、一般氏族组织墓地、平民墓地各自分开。

商王的墓有“亚”字形和“中”字形两种，都规模宏大。如安阳侯家庄最大的“亚”字形墓葬，深度15米以上，墓室面积330平方米，加上四面的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商王和各级贵族墓室用木棺椁，随葬品丰富而精美，有青铜器、玉石器、陶器、漆器、骨角器等，并大量使用人和牲畜殉葬。而当时的平民墓只有3～4平方米，有的甚至不足2平方米。

周朝之葬俗

在东周时期，墓葬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陵墓的组成部分中，已经出现了陵园。初期的陵园大多在陵墓的四周挖掘隍壕或夯筑围墙，也有的利用天然沟崖作屏障。陵园一侧有门，园内除陵墓外，没有其它附属建筑。据文献记载，春秋晚期才开始在墓上构筑坟丘，如《礼记·檀弓》中记载了孔子为父母的坟建造坟丘，并认为此前没有坟丘，即“不封不树”、“墓而不坟、与地齐平”。但考古发现表明自战国中期起，赵、秦、楚、燕、齐、韩等国的君主死后都营建高大的坟丘，并尊称为”陵”，即指其高大如山林，也象征着王权的尊严和地位的崇高。

坟丘都经过夯筑非常坚固，形状大体分为圆锥形和覆斗形两种。历代帝王都为自己营造大型墓室。两周时期的墓室保持了商代以来的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的葬俗

春秋战国时的墓葬，人们首先要选择风水宝地，即卜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说，齐景公建成路寝之台后，逢于何的母亲死了，卜葬时，“兆在路寝之台牖下”。晏婴请求景公顺从占卜之意，准逢于何葬母于路寝台下。

战国时期的陵墓多在墓内填充沙、石、木炭以利防湿，保护墓室。我们知道，西周已经存在夫妻合葬。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趋普遍。战国中期以后残酷的杀殉遭到了人们的反对，殉人减少，墓主的随葬品中漆器等生活用品的比重显著增加。出现了用木俑和陶俑来替代人殉随葬。秦国在献公时废除了人殉制度。

秦汉之葬俗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秦始皇开创的陵寝制度对以后历代帝王陵园建筑影响是最大的。秦始皇时，陵园的布局既继承了秦国的陵寝制度，同时吸收了东方六国陵寝的一些作法，规模更加宏大，设施更加完备。总体上仿照都城宫殿的规划布置，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秦朝开始的陵区附近设置城邑，并以陵号来命名。比如秦始皇所建的丽邑。同时，秦延续了建造祭祀建筑的作法。秦始皇生前就在渭水南面为自己建立了宗庙，设立了神主，并且在陵侧建立寝宫，摆设衣冠用具以便就近接受日常祭祀。

西汉继承了秦代陵寝制度并且有所发展。陵园里只有一个重城，陵墓在陵园的中央，坐西朝东。陪葬墓区在陵墓前方。西汉初期，帝、后在一座陵园内异穴合葬。从文帝开始，帝、后各建一座陵园。到景帝的时候，在文帝霸陵旁也建造庙宇。以后这种陵旁立庙的制度一直延续到西汉末。

三国两晋南北朝之葬俗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墓葬制度大体承袭汉代，但也有所发展，也有独比如画像石墓减少，贵族和官僚一般用砖室墓；墓室中独特之处在于设置棺木的棺床；完全模仿房屋的石椁；墓内有镇墓兽、墓志等；砖室墓、土坑墓、石室墓、崖墓等多种墓室形式并存，而以砖室墓为主。

但是在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与魏文帝曹丕的墓葬都依山为陵，不封不树，不建寝殿，不设园邑神道，地面上不留任何痕迹。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父子皆主张薄葬，可以说他们的主张对秦汉以来的厚葬之风，是一次很大的冲击。

隋唐之葬俗

开皇元年，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的政权，建立了隋朝。八年之后，隋灭掉了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为中国的封建文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陵寝制度的复兴与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但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仅仅有二世，前后不到四十年，文帝和炀帝又都死与非命，所以在陵寝制度上，隋朝虽然恢复了秦汉封土为陵的规则，但是在营建规模上还远远比不上秦汉陵寝那样高大宏伟。

隋之后的唐代，墓葬以长江为界，大致分南北两区。江北有双室砖墓、双室土洞墓、单室砖墓、单室土洞墓和土坑墓五种，较大的墓葬中一般绘有壁画。江南有砖室墓和土坑(或土洞)墓两类。北宋时中原和北方地区墓葬以土坑墓和砖室墓为主，南方则多竖穴土坑墓，至南宋，长方形砖室墓增多。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明清。

宋朝之葬俗

唐朝之后，便迎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大约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了皇权高度集中的北宋。北宋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唐代初的制度，只是改变了汉唐预先营建寿陵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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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墓葬制度的演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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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陵寝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须在七个月内完成。因此宋代的陵园规模不如唐代。唐代后妃从高祖李渊开始，附葬帝陵不单独起陵，而宋代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起陵园于帝陵的西南隅。后陵建筑与帝陵相同，但规模较小，

宋代建造陵墓相风水堪舆（看风水），流行“五音姓利”的说法，把姓氏归于古代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的方位。

元明清之葬俗

元代沿用蒙古族潜埋的墓葬方式，故没有陵寝制度。

明代是陵寝制度的重大改革期。此时的陵墓由方形覆斗状改为圆形，称“宝顶”；取消寝宫(即下官)的建筑，扩大祭殿(即上宫)，并取消留居宫人牙城、宝城、宝顶。皇帝、皇后、亲王、公主、嫔妃的陵制级别相当严格，形成了一套程序化的规则。日常侍奉饮食起居的办法，使朝拜祭祀的仪式更为隆重。陵园围墙由方形改为长方形，分三个院落。第一院落除陵门外，两旁设碑亭、神厨、神库；第二院落除殿门外，设有祭殿和两旁的配殿；第三院落除内红门外，设有牌坊、五供台和方城明楼。方城后为圆形大坟，即“宝顶”，周围砌有砖壁，上砌女墙，称为“宝城”。清朝无论从规划建制到建筑造型均仿照明朝，采用集中陵区的手法，安排总入口，从正红门开端，经统一的神道石像生、碑亭及华表，分达各陵区。其布局顺序为：五孔石券桥、牌楼、碑亭、三孔券桥，大月台、宫门、隆恩殿及左右配殿，而后为石平桥、月台、琉璃门、五供、方城（上立明楼）、月牙城、宝城、宝顶。

作为民间以外的皇家墓葬，还实行了一种陵寝制度。这种制度以朝拜的祭祀为主要内容，东汉时确立。当时，每年元旦公卿百官、四方来朝者、各郡来到京师的上计吏以及皇亲国戚，都要会集到朝廷，举行朝贺皇帝的仪式，叫“元会仪”。后来，汉明帝将“元会仪”搬到汉光武帝的原陵进行，向陵寝的神座举行朝拜和祭祀仪式，各郡的上计吏同样依次向“神座”报告财政收支、粮价税赋、风俗善恶等，以使“先帝(汉光武帝)魂神闻之”，这样“元会仪”就改成了“上陵礼”。与此同时，原先宗庙每年“二十五祠”中最主要的“酎祭礼”也移到陵寝来，按照“上陵礼”的仪式举行。这两种仪式的推行，使原来承担祭祀重任的宗庙的地位显著降低。西汉以来在陵旁立庙和每个死去的皇帝享用一庙的制度被废除，皇帝及其祖先的神主以“同堂异室”的方法供奉在一个祖庙里。并且，由于上陵礼规模大，参加人数多，故陵寝的建筑随之扩大了。举行仪式的大殿，悬挂行礼所需大钟的钟架都建立起来。从此，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就完全确立了。此后历代的陵寝制度都是在东汉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和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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