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疑案》全集 作者：多人 声明:本书由请看小说网(www.qiyebooks.com)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正版. 历史解密：是谁干掉了林彪“256”专机 文/京城孤魂 序言 公元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清秋的下弦月在东方地平线上窥视着渤海湾边寂静的古长城终端，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林彪，偕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办主任、其妻叶群；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其子林立果；以及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彪专车司机杨振刚，乘坐由空军34师(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驾驶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专机从海军航空兵的山海关机场起飞，没入了苍凉的北国夜空。256起飞后，顺着山海关机场的244度(西南)朝向天津的方向飞行了4分钟，其后用了大约10分钟的时间缓慢而艰难地转向325度(西北)，朝蒙古方向飞去。(注：飞行图上，正北为零度，正东为90度，正南为180度，正西为270度) 1点55分，起飞83分钟后，256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越界进入蒙古上空。在2点30分左右，256飞行了约118分钟时，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东经111°１5′、北纬47°４2′，距温都尔汗约60公里的蒙古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机上包括4名机组人员共有9人，全部死于坠机。在中国大地威名显赫、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副主席就此魂丧大漠，身葬黄沙。这就是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留下了重墨浓彩而又扑朔迷离的“913事件”。 30多年过去了，“913事件”的许多关键之处仍然处于雾锁烟迷之中。尤其是256专机的坠毁原因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燃油耗尽说、导弹击落说、阴谋爆炸说、机组搏斗说、迷航坠毁说等等，不一而足，至今没有一个能够服众的结论。 近年来，当年没登上256专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先生对于256的坠机原因写了不少分析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连载在《航空知识》2002年第2、3、4期上的《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一文。该文虽然透露不少256坠机过程的细节，对了解“913事件”不无裨益，然而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在对当事人活动的分析上犯了不少主观臆断的错误。本文尽可能使用目前已有的资料，对913事件中256号三叉戟坠机原因作出合乎逻辑的分析，以探求这一中国当代史上重大事件的真实面目。 一、潘景寅与256燃油 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是在9月12日下午5点左右通知任专机师副政委的潘景寅执行去山海关的飞行任务。在此之前，下午4点半左右，胡萍接周宇驰电话，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的客厅。周字驰向胡萍传达说林立果在得知毛泽东已回到北京后，决定实行南飞广州的方案。周宇驰与胡萍一起确定了专机师南下飞机的飞行计划：当天用三叉戟飞机256号送林立果回山海关，13日早8点林彪乘该机由山海关直飞广州；周宇驰和胡萍乘坐一架伊尔-18，13日7时起飞去山海关，会齐林彪和林立果等人，与256一起飞广州，但伊尔-18到上海要落个地，接上上海小组人员，再飞往广州。另一架三叉戟飞机(252)由空军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13日8时直飞广州。再用一架安-12飞机，拉上两架云雀直升机也飞广州。另外，派一架安-24飞机，先“训练”去上海再到广州。其他大飞机也准备好随时待命。 按照这一计划，256是这次南下飞行的重中之重，一般人物不可担此重任。技术精良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必须在“政治”上靠得住。既然胡萍挑选了潘景寅担任256机长，也就证明了潘景寅属于“可靠”人员。因而胡萍在下达命令时应该是明确告诉了潘景寅256第二天要飞广州的安排，并强调了要严格保密，要潘隐瞒真情，使用252号机试飞的名义申请256的航线。潘接受任务后，在作飞行准备时要求将燃油加到16吨，这一油量大大超出了北京飞山海关往返的用油量，足够从北京飞到广州。在紧急情况下，用尽备份油，这一油量也可维持从北京到山海关后再飞广州的距离。根据技术规范，256三叉戟1E的满载油量是21吨，在正常情况下，其满载燃油最大续航能力是3600公里(不留备份油)。按此推算，从理论上讲，16吨燃油可以飞行2740公里，不过这是在理想状态下，实际上要打一点折扣。但不管怎么说，256以16吨燃油维持飞行2300公里还是没问题的，这恰恰是北京到山海关，再到广州的距离！这完全说明潘景寅对于第二天的飞行是心中有数的。 12日下午，当油罐车为256加油时，加到15吨时没油了，256的副驾驶陈联炳认为北京到山海关15吨燃油已经超量，没必要再要油罐车去跑一趟了。潘出于保密需要，不能吐露第二天的远航计划，同时，在山海关还有机会加油，就没有再坚持加到16吨。因此256在北京出发时油舱载油是15吨。这个油量飞山海关，再飞广州就十分危险了。 256载上林立果后，在傍晚19点40分起飞，35分钟后，20点15分到达山海关。300多公里飞行加起落，256耗油约2吨半，油箱剩油约12吨半。按说这个油量，如果用尽备份油，飞到广州不是没有可能，但稍有情况，如风向不顺、航线调整等，就有油尽坠机的危险。因此潘景寅下飞机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机械师李平将燃油加到17吨，这里面就为256飞广州准备了正常情况下所需的4吨左右的备份油。然而等到油罐车来到，取了油样，准备给256加油时，这才发现油车油管接头与256机翼下部的加油口不配套，无法进行压力加油，需要把管线拉到机翼上部的加油口去实行重力加油，这样一折腾就又要花费很长时间。潘看到天色已经很晚了，而且机组是正在吃晚饭时被召来执行紧急任务，晚饭都没吃好，现在都9点多了，机场餐厅又准备好了夜餐，就同意等第二天一早再加油，让机组先去吃夜餐然后抓紧时间休息。从这里可以看出，潘是一个关心同事和下级生活的好心人。这种“好心”在“913事件”里不但导致了256北飞油量不足，还使得机组近半数人员未能赶上飞机。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说。 潘已然了解到南飞广州这步棋是步险招，对第二天的飞行计划心中很是忐忑不安，所以当晚一直守在调度室没有睡觉。这是违背飞行常规的。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第二天一早就有重要飞行任务，飞行员前一晚肯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便第二天有充分体力和精力完成任务。大家熟知的民航禁止“红眼”航班的规定就是为了防止驾驶员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而专门作出的。而潘景寅不顾第二天的飞行重任，不去睡觉，彻夜不眠，一定是在得知这次飞行的内幕(指飞往广州)后，感到了自己这趟担负的任务吉凶难卜，心中隐约预感到不定有些什么事情要发生。 果然，10点半左右，胡萍来了电话，说是吴法宪在追查256飞往山海关的事情，再次叮嘱不能说出256到山海关的真实原因，只能说是试飞。而潘景寅则为胡萍编出了飞机油泵出了问题，无法马上飞回北京的谎言来应付吴法宪要飞机立即回京的命令。这充分说明胡萍把潘当作圈内人，而潘的言行也确实是一个“圈内人”的作为。潘能为胡萍编理由对付“上面”，明显的是知道自己的飞行任务是不可告人的。试想一下，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能够和自己的顶头上司一起策划去欺骗更高一级甚至高两级的领导吗？ 林立果等人长期在空军活动，专机师是他们的重点单位。策划南飞广州时就准备拉走专机师的几乎全部飞机。在这样一个长期重点活动的单位，林立果肯定要物色和安插几个“自己人”。林立果虽然手头的人员不是很多，但如果不是在各重点单位有那么一部分铁杆部下追随他，他也没有胆量和能量同毛泽东叫板。很难设想林立果在专机师这样关键的单位连一个信得过的驾驶员都没有。林立果安排9月13日飞广州的关键飞行，肯定只能由自己人来飞。因此，如果林立果在专机师有自己的驾驶员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潘景寅。种种迹象也表明，潘景寅是林立果信得过的人，而且很可能是长期参与了林立果等人的秘密活动。只有这样，胡萍才能把南飞广州如此重大的机密向潘景寅交底并和潘共谋，一起欺瞒吴法宪有关256飞北戴河的真实目的。 提交者：Guest在2005-12-914:57:36 二、机组人员分开之谜 二、机组人员分开之谜 12日晚间11点20分左右，周恩来在了解到256在北戴河以后，打电话给叶群“关心”地询问了林彪的情况，并问到了256飞机。这个电话加上综合了林立衡已向8341部队报告有“绑架”林彪的阴谋，以及周宇驰、胡萍等各方上报的情况，叶群、林立果知道自己的“秘密”南飞计划已经不能按原计划在第二天秘密进行了，于是在11点40分左右说服了林彪连夜行动。在这以后紧急行动的忙乱中，林立果抽时间打电话通知了在山海关还未睡觉的潘景寅马上准备飞机。一片忙乱中，林立果在电话里是怎么同潘景寅讲的，已经永远无法晓得了。但是从潘的表现来看，显然他没有从林立果的电话里听出林彪是十万火急就要到机场来，他认为还有足够的时间来作好飞行准备。 潘景寅马上叫起了三个机械师为256起飞做准备，并且再次要求机场调度派油车给飞机加油，为飞往广州做准备。前面说过，由于256的加油接头同山海关机场的油车管线接头不配套，很耗时间，因此没有加油。山海关机场虽然是海军航空兵基地，但为了便于往返北戴河的高层人士安全使用机场，海航的飞机和部队都已经转移到其他基地去了。山海关机场已经没有战备值班任务了。作为一个没有战备值班任务的机场，深更半夜的，等调度找到司机等有关人员，再开上油车来给256加油，等加完油，再怎么快也得一两个小时。潘景寅对此心中是有数的，如果潘知道林彪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要到机场起飞了，他就不会安排根本就无法完成加油的加油车了。加油车只会耽误紧急起飞。后来，256滑行时，果然就被加油车擦碎了机翼航行灯。所以潘的估计应该是林彪现在正在准备出行，至少还需要1到两个小时才能来到机场。甚至可能还认为，在林彪离开北戴河时值班人员会按照常规再来电话通知机组做好准备工作。照理说，这是秘书和办公室人员的日常工作，可是在9月12日的混乱中，又有哪个秘书会想到这一点呢。 所以当林彪一行赶到机场时，潘景寅还在调度室与程洪珍等人讨论北京追查256飞机的事情。这也说明潘并不知道林彪等人这时候就会赶到机场，不然他不会不在飞机处等待。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也说明潘景寅没有料到林彪这么快就会赶到机场，那就是林彪等人是用机组人员在做飞行准备时用的简易梯从前门爬上飞机的。如果潘景寅知道林彪随时会赶来登机，他就会要求机场人员提前准备好登机用的专用舷梯。加油也许来不及，但是准备舷梯还是没有问题的。 以上事态说明潘景寅绝没有料到林彪这么快就来到山海关。这也就是为什么潘悄悄地叫起了三个机械师而没有叫起副驾驶和领航员。他是想让这几个关键人员多休息一会，等接到北戴河值班人员的正式通知后，或者至少等加完油之后再叫起他们。这样，他们可以多睡一两个小时，在执行夜航任务时能够更有精力，从而保证飞行安全。而这三个机械师在飞行中的工作不多，基本是闲着无事，可以趁机休息，所以先把他们叫起来做准备工作。这也是潘景寅关心下属和工作细心的自然表露。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合理的工作安排，不知为什么康庭梓在文章中要说成是为了保证出逃安全，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部署有意把把他们给甩下了。 根据三叉戟飞机生产商英国霍克尔-思德利公司的设计，三叉戟的驾驶仅需配置3名机组人员就足够了，在驾驶舱里也只安装了3个座位。如此看来，256的8名机组成员(不含服务员)实在是太多了点。 康文中说“在林彪等人乘车离开北戴河之前，很可能已经通过电话通知在山海关机场等候在调度室主任房间的潘景寅：马上把飞机准备好，机组人员越少越好。”潘景寅是为了执行林立果的这一命令而有意没有叫起机组的副驾驶和领航员，有选择的扔下了他们几个机组人员，以防有人在飞机上制造麻烦。 仔细分析一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前面已经讲了，潘很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林彪这么快就到机场，才没有尽早叫醒康庭梓等机组人员。就算是潘有意要甩掉几个机组人员，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上飞机的人员必须能满足保证安全飞行的需要。因此，潘最不可能甩掉的恰恰是没上飞机的副驾驶员和领航员，只有他们才能和潘景寅一起操纵飞机飞行。而叫起来的这三个机械师反而正好符合康庭梓所说的“麻烦制造者”的标准。他们在飞行中没有事情可做，只有添乱的可能。因而，潘景寅要根据林立果命令做取舍选择的话，只能是甩掉这三个机械师，而不是反过来，甩掉副驾驶和领航员。潘在没有副驾驶的情况下，一个人驾机起飞实在是出乎了所有内行人的意料。即使能成功起飞，也很有可能是能飞上去，而落不下来。像潘景寅这样的技术尖子和担任专机师副政委的双重人才，怎么会作出这么弱智的选择呢？ 还有一点就是，那两个从北京同林立果一起乘飞机跟过来的女孩子可是铁杆的林派，程洪珍连手枪都给她们配发了，要“誓死保卫林副部长”。林立果把她们专门从北京带来，可见信任度非同一般。为什么连她们也没有叫起来？难道连这些自己人都要甩掉吗？也许康庭梓可以解释为怕吵起来与她们同屋的女服务员小魏。但这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小魏仅仅是一个服务员，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搪塞过去了。甚至到时就是不让她上飞机，她也只能服从命令。退一万步，她就算是跟着上了飞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因此，只是由于潘景寅对林彪到机场时间的误判，才造成了机组人员的分成两组的现象。特设师邰起良看到机组人员还没到齐，用内线电话通知调度室喊起了康庭梓和其他几人。而在当时林彪突然到达造成的混乱情况下，很有可能是潘景寅需要马上去见林彪等人，自己没有时间，而安排邰打的这个电话。因为只有潘最清楚那几个人还没有起来，而邰却不知道潘从调度室(与康等人休息的房间挨在一起)过来的时候是否已经提前通知了康等人紧急出动。而且也只有机长可以调动安排机组成员的活动，没有机长的命令，机械师不能擅自通知机组成员如何行动。康庭梓说潘景寅有意甩掉他们是经不起推敲的。 然而林立果等人一登机就命令潘景寅马上起飞，这时已经没有时间等待被刚刚叫起床的其他人员了。8341的于仁堂副大队长带人乘坐的吉普车就跟在林彪坐车后面赶到机场，满载8341部队士兵的卡车在康庭梓等机组人员出门的同时也开进了机场。康庭梓一出门就碰上了乘小车赶来的8341的人员，挥动着手枪要康设法阻止飞机起飞。康让他把卡车开到跑道上去就可以挡住飞机起飞。在这种情况下，试想一下，如果等待康庭梓等人上飞机，那还不如说是等待8341部队来扣留飞机。因此，叶群、林立果不得不顾一切地命令潘景寅不等刚刚起床的机组其他人员，立即开动256起飞，这就造成了飞机上关键部位机组成员严重不足的局面。而潘景寅是绝对不会料到8341部队竟然会拦截“副统帅”的飞机，根本就没丝毫思想准备。如果没有8341部队的追兵，即使是林彪来到机场后，飞机一边做起飞准备(林彪从舷梯登机、发动机开车、机场调度开灯、加油车离开)，一边再通知康庭梓等人来登机都是来得及的。 可以说，是潘景寅的“好心肠”造成了256起飞时关键位置上的机组人员严重不足，这并非是康文所说的是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旨意来作出的北逃的安排。 提交者：Guest在2005-12-914:57:49 三、256大拐弯之谜 三、256大拐弯之谜 256起飞以后，航向先顺着山海关机场跑道方向(244度)向西南飞行了4分钟，来到山海关西南40公里，林彪刚刚离开的北戴河上空(林立衡、张宁都听到了飞机声音)，然后缓慢异常地转了一个大的出奇的弧度向西北(310度)飞去。康庭梓写到：“从零时32分起飞到46分，在14分钟的时间内，飞机从244度右转弯到310度，共转了不到70度，这个转弯动作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对一个飞行员来说，用多于平时十几倍的时间，用如此怪异的加入航线的转弯动作，在他一生的飞行中，恐怕都不会发生。”对于这种现象，康文认为“虽然无法知道当时驾驶舱内发生具体争执与斗争的情况如何，但是从飞机航迹上看，飞行员操纵飞机不是向西飞，就是想掉头往东，竭力回避向北叛逃的航向。可见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逼迫下，也在想方设法与其周旋，雷达屏幕上的航迹是有说服力的。”然而这就与康文中前面分析的潘景寅为执行林立果叛逃命令而不顾航行安全，有意抛下部分机组成员相互矛盾了。既然对于林立果的命令，潘可以置飞行安全(包括自己生命的安全)而不顾，甩掉副驾驶等人，这里怎么又成了“可见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逼迫下，也在想方设法与其周旋”呢？可见康文在逻辑判断上的混乱和不合理。 如果是潘景寅在同林立果周旋的话，这样做是毫无用处的。林立果学过驾驶直升飞机，懂得机上一般仪表常识，对于罗盘这一飞机通用仪表应该是很熟悉的。当林立果命令潘转向时，潘敷衍了事只转一点就不动了，林立果马上就会发现潘有不愿外逃的意向，此时林立果必然会监视潘景寅立即把航向调整到外逃的310度航向，决不会允许潘继续磨磨蹭蹭，似转非转地白白消耗掉本来就不足的燃油。因此开始一段的慢转，还勉强可以解释为潘的不情愿，而后来的几段慢转弯就不能这样解释了。康庭梓可以辩解说，林立果看不懂或者没看到罗盘，不知道潘是在慢转弯。如果是这样，反正林立果不知道飞机是在朝哪个方向飞行，那又何必多此一举慢转弯呢？ 在本文的开头一段已经分析出潘景寅是林立果线上的人员，他早就已经上了“贼船”，此时即使想下船也知道自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不管是真心保林也罢，还是迫于无奈也罢，潘只有一条路跟林立果死心走到黑了。林立果指到哪潘景寅就飞到哪。然而那为什么又有这么奇怪的大弧度转转停停的拐弯现象呢？合乎逻辑的分析是，林立果和潘景寅在合作，以这种缓慢的转向方式来欺骗飞机上的某些乘客，不想让他们觉察到飞机正在改变方向，飞向西北方向！ 乘过飞机的人都知道，飞机在转弯时机身要发生倾侧，虽然身体感觉不到这种倾斜，但窗外的地平线会发生明显的起落现象，即使在夜间，看到地平线的变化，乘客也会明白飞机正在转弯。而9月13日凌晨(实际上就是9月12日那天的后半夜)半弯月亮正在东南方向的地平线上，让人很容易就能看到地平线。因此如果256正常转弯的话，机上人员很容易就可以觉察得到。为了隐瞒飞机转弯的现象，林立果(叶群)刻意安排潘景寅在向西南飞行了一段之后，再以很难让机上人员觉察得到的极小倾角缓慢而坚定地将航向转向了西北。如此小心翼翼的转弯，如果不是特意留心，机上的乘客是很难觉察到飞机正在改变方向。 飞机上除了林立果和潘景寅，还有林彪、叶群、刘沛丰、杨振刚以及三名机械师。叶群和林立果可以说是外逃的同谋，无须隐瞒什么。刘沛丰是林立果的死党，也无须欺瞒。杨振刚这个人很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作为一个司机也上了256。如果他也是“林派”，当然跟着林彪走就是了，飞机飞向哪个方向，他不会关心。即使他不是林彪线上的人员，作为一个很少乘飞机的下层工作人员，很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飞机拐弯，即使觉察出了也不会知道飞机在飞向哪里。 这样一来，林立果(也包括叶群)想要欺瞒的乘客就只剩下林彪和三位机械师了。 三名机械师是奉命执行任务，对于飞机的目的地虽然不能说漠不关心，但也只是知道就可以了，他们的职责是飞机的保养和维护，只要飞机各项设备运转正常，他们的工作任务就算完成了。林立果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些机械师发现飞机航向的异常会提出疑问，但是对于这种疑问只要说首长身负秘密使命，要到一个不能公开的绝密地点去进行某项计划就可以完全搪塞过去了。那个年代，有谁敢怀疑副统帅的正确性？实在不行还可以来硬的，同刘沛丰一起用枪来威逼机械师就范，而机械师是没有枪支的。有了这两条预案，足以让林立果放手令潘景寅大胆转弯。不过这两手都必须要有林彪的首肯才行。如果林彪不同意这条航线的话，三个机械师加上杨振刚(可能还有半个潘景寅)林立果和叶群就很难对付的了。再有一点就是，三名机械师都是飞行老手了，尽管256以小倾角转弯，要完全的骗过他们飞机转向这一事实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林立果不会是为了这三名机械师去冒险在境内转来转去的浪费燃油。 就以上分析来看，林立果想要欺瞒的人就只剩下林彪了！ 913至今已经30多年了，对于林彪参与林立果策划的“571工程”并参与外逃谋划一事仍然没有可靠的证据。对林彪据以定罪的过硬证据只有两条，1、李文普的口供，说林彪在车上问“到伊尔库茨克要飞多久？”；2、林彪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9月8日”。 但是李文普的口供只是孤证，并无旁证，没有任何人证或物证来确认他的说法。按照法律重证据，轻口供的原则，这条仅是孤证的口供显然作为旁证都很勉强，而作为给林彪定罪的重要依据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 至于林彪的那个手令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首先手令并没有讲是林立果。周宇驰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命令，因而林立果以某种其他方面的事情骗取林彪写手令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连十分熟悉林彪和林立果关系的林立衡都认为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可见林立果和林彪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因素。再有就是，林立果伪造林彪“手令”的可能性也很大。江腾蛟就供认自己看到的“手令”和法庭出示的不是同一张“手令”。可见林立果可能伪造了不止一张“手令”。 由此看来，林彪很有可能并不知道林立果和叶群要把天捅下来的大手笔，当然也就不可能事先同意事变失败后外逃苏联的安排。在9月12日深夜，当叶群和林立果发现事变计划败露后，赶去劝林彪外逃时，林彪这才知道老婆和孩子已经闯下了滔天大祸，自己是在劫难逃了。然而对于外逃的安排，林彪流着泪说“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这表明了林彪至死不同意外逃的心情，另一层意思就是林彪对于南下广州或者香港的计划还是同意的。事情至此，林立果和叶群也只好退一步，至少在表面上带着南飞广州或者香港的计划同林彪上了飞机。 这样一来，256起飞后，就按照南飞广州的航线先向西南飞行了几分钟。但是，一来林立果心中的最佳选择是北飞苏联；二来林立果很快就知道，飞机上的油料刚够在9000米的巡航高度上，以每小时800多公里的速度飞到广州。而在3000米以下规避雷达的高度上，由于空气阻力大，256每小时只能飞600公里左右。照此计算，256机上12吨半燃油只能飞行大约2个半小时，最多飞约1500公里，而山海关到广州要飞约2000公里，因此256根本就飞不到广州或者香港。 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后，潘景寅就要求将256的燃油加到17吨，就是要保证256能有足够的燃油飞到广州。现在256只有12吨半燃油，又属于违规起飞，中途无法加油(在山海关就差点被扣住，再在国内机场降落只能是自投罗网)。此时林立果万万不敢在国境内以9000米的巡航高度飞行近2000公里，那几乎就等于是给导弹和歼击机提供的活靶子。林立果心里明白，现在只剩下就近外逃一条路可以走了。但是按照林彪的脾气，他很有可能宁肯降落在国内，承受和毛泽东摊牌的结果，也不肯背上“叛国”的罪名。这样一来，林立果就只好采用先斩后奏的手法，让潘景寅以让人很难觉察的微小倾角飞出了这么个让后人难以理解的大弧线航迹。这种飞行方法主要是为了骗过林彪，当然顺带也附有最好也能瞒过机组中机械师的作用。因此，林立衡所说的叶群、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并非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 提交者：Guest在2005-12-914:58:03 四、256迫降之谜 四、256迫降之谜 从山海关到中蒙边界414号界桩大约有700公里，而256起飞后拐的那个大弯子用了100多公里。因此当256在9月13日凌晨1点55分飞越414号界桩时共飞行了83分钟，飞行距离约800多公里，平均时速为600公里左右。256于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温都尔汗东北约70公里处迫降失败，爆炸起火。机上9人全部丧生。 三叉戟在巡航高度的耗油量为每小时4.5吨左右。在3000米以下高度飞行，256每小时耗油要超过4.5吨，但至多也就是5吨。256坠机时已经飞行了约两个小时，也就是说最多消耗了燃油约10吨，机上至少仍有约2.5吨的燃油。 康文认为潘景寅这时已经不知道机上还有多少燃油了：“在驾驶舱右后方的机械仪表板上有5块与油箱对应的油量表和燃油压力表。在山海关起飞时，那指示中央油箱的油量与压力表已经回到‘O’的位置不动了。两个小时后，内外组4个油箱中一共才有两吨半油，它们反映在4块油量表上的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由于叛逃航线的高度、速度都是很不正常的，此时的潘景寅已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油量消耗数据，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因此，潘景寅只好冒险带油迫降。 可能是出于某些不便明说的原因，康庭梓在这里没有讲老实话。256上的5块油量表都是在大约沿着圆周330度范围内(留有约30度的无刻度空间)均匀的以公斤为刻度作出标示的。每100公斤一个小刻度，每千公斤一个带有数字的大刻度。5块表的满刻度分别是：中央油箱8500公斤，内组油箱5500公斤，外组油箱2500公斤。 燃油使用顺序是先耗用中央油箱，然后机翼外侧油箱，最后机翼内侧油箱。飞机驾驶员可以控制连通机翼内外组油箱的活门的开关。 当256只剩下2.5吨燃油时，中央油箱早已耗完，而机翼油箱组的外组油箱也已耗空，全部燃油都已经集中到机翼的两个内组油箱里面。也就是说每个油箱还有约1.3吨燃油，作为一个满刻度为5500公斤的油量表，此时指针离零点位置还有接近1/4的指示行程。恐怕没有任何一架飞机的油量表在离零点位置还有整个指示范围1/4的距离上就会“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了吧。何况三叉戟的油箱设计充分考虑了燃油的利用率，燃油可以消耗到“油箱中最后残留油底只有不到200公斤”(康庭梓语)。因此康庭梓说还有2.5吨(应该是在3吨左右时就决定迫降了，因为从决定迫降到实施迫降还有一段时间间隔)燃油时就不能从仪表上读出剩油量实在是言过其实了。 再说康庭梓的另一个理由：“此时的潘景寅已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油量消耗数据，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这就更加不能令人信服了。作为一个中国当时的顶尖飞行员，潘景寅的飞行技术和经验要超出康庭梓至少一个档次。武汉720事件中，毛泽东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飞机出行，驾驶员就是潘景寅。而在256机组里，康只能做副驾驶，而且还是第二副驾驶。以康的经验和水平尚且能够判断出256坠机时仍有2.5吨燃油，何论亲自驾驶256飞机、经验技术都高过康的潘景寅反而“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呢？这种明显有违逻辑的推理使人不得不怀疑康文背后有些什么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实际中，256上的潘景寅凭自己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应该比在地面上的康庭梓更加清楚地知道256的剩油情况。而不是像康文所说的那样，把整个情况颠倒过来，显得康庭梓比潘景寅还要高明。 潘景寅既然知道256燃油的实际情况，在正常情况下就不会冒险带油迫降。康文记述了潘景寅在60年代初的一次迫降经历：“有一年冬季下雪，他在起飞时飞机左边的主起落架撞在了跑道边沿清扫堆起的雪丘上，致使起落架后撑杆受损而不能正常落地。在此情况下，潘景寅首先想到的是在空中盘旋，尽可能将机上的燃油消耗掉，以防止落地时另一个没有受伤的起落架也支撑不住，机身与道面磨擦起火爆炸。潘对这一事故处理的结果是：在落地滑跑中，随着飞机速度的逐渐减小，由于左起落架失去支撑，左机翼下沉，造成向左偏出跑道, 致使左发动机的螺旋桨触地打坏，飞行员安然无恙，飞机经修复后继续使用。”在这次经历后，潘景寅又经过了近十年的飞行磨练，对于飞机迫降，尤其是三叉戟这种下置油箱飞机迫降更是没有道理在燃油没有耗尽的情况下就贸然实行。 合理的做法是潘景寅会利用这仅剩的2.5吨燃油寻找最近的机场进行降落。尽管机上没有领航员，但是使用仪表数据，根据飞行速度和飞行方向还是不难推断出飞机的大概位置。何况林立果在9月10日通过周宇驰搞到了三北雷达布置图，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机场位置图、频率表及呼号(913后，所有256上残存的资料全被苏联搜走，孙一先说其中就有从北戴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利用手头资料，林立果和潘景寅完全可以在燃油耗尽之前寻找就在附近几十公里范围内的温都尔汗飞机场(中方大使馆调查256失事事件的人员就是在这个机场降落的)；甚至可以大胆地飞往约半个小时航程外的乌兰巴托机场谋求安全着陆；按照256的剩油情况这也不是不可做到的事情。 然而256既没有飞往温都尔汗或者乌兰巴托寻找机场，也没有在最终迫降之前尽量用尽机上燃油(三叉戟没有紧急放油设施)，而是选择了最不合情理的做法，机翼内侧油箱带着2.5吨燃油以机腹擦地方式在野外实行迫降！以三叉戟下机翼的设计特点，机翼内侧油箱与机腹几乎是在一个平面上，以机腹擦地着陆，机翼油箱不可避免地要摩擦到地面，因此只要油箱里有剩油，这种在野外以机腹擦地迫降的方法几乎可以说是100%要起火爆炸。然而潘景寅却不得不不采用这种近乎自杀的方式迫降，只能说256碰上了比这种迫降还要危险的事态：256已经失去了继续飞行的能力！在仍然还有燃油的时候，256却不能飞了，也就意味着256发生了重大变故，这已经不是主动迫降，这种迫降说穿了实际上是坠机！ 提交者：Guest在2005-12-914:58:20 五、256坠落之谜 五、256坠落之谜 导致256坠机的重大变故有可能来自自身和外部两个方面。 先说自身因素，这又分为人员和机械两个方面。在人员方面，潘景寅是关键人物。潘是唯一能控制飞机飞行的人，只要他出了问题，256就要出问题。不过从前面的分析和256的飞行状态来看，基本可以排除潘景寅有意驾驶飞机撞地的可能性，反而是他已经尽可能地做好了迫降的准备工作，打开了着陆减速用的飞机襟翼。从主观意识和现场客观情况来看，潘是在努力保证256的安全迫降。 另外还有可能导致坠机的内部人员就是那三名机械师。但是一来他们无法了解飞机的真实目的地；即使知道飞机在飞往国外，也很易被“副统帅”的神秘光环所迷惑，分辨不清是“叛逃”还是“秘密使命”；二来，他们即使想反抗也没有武器，很容易被制伏。从现场的情况看，和其他人一样，三名机械师也都没有穿鞋子，说明他们也都做好了飞机迫降前的准备工作，这就不符合要把飞机搞下来的人的行为了。据负责处理256坠机事件的前苏联KGB第九局局长透露，在现场没有发现机上有打斗现象。因此，基本可以排除256上人员导致飞机坠毁的可能性。 再说机械方面。飞行故障是导致飞行事故的重要因素之一。256的坠机也有可能是飞机机械发生突发故障而引起的。根据航空界对机械事故的统计分析表明，机械故障的起因有如下几大主要原因： 1、飞机老化，飞行时间过长，部件磨损过度，材料疲劳。这是飞机机械事故的最主要原因； 2、飞机设计有缺陷，使用的部件结构或者选用材料不当，导致在飞行中发生故障； 3、飞机维护人员操作发生重大疏忽或失误，没有严格按照维修保养规则对飞机进行维修保养。 而这几条对256机来说，都不适用。首先，三叉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式客机之一，是霍克尔-西德里公司在世界首架喷气客机“彗星”的基础上于60年代才推出的。1963年底向英国航空公司交付了第一架三叉戟，编号为2106。256飞机的生产编号是2131，1966年出厂，在1971年正处于最佳使用期，不存在老化问题。第二，三叉戟飞机一共生产了171架，从未出现过因设计缺陷导致的飞行事故。而我国除了在70年代初从巴基斯坦买回四架外(包括256)，后来又从英国陆续买了31架，成为除了英国航空公司外最大的三叉戟用户。1975年最后一架三叉戟出厂，客户就是中国民航。这些三叉戟在中国一直飞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如果三叉戟在设计上存在缺陷，我国政府就不可能在913后还这么大量购买该机型。另外，也不会只有256一架因此而失事。至于第三条，可能性也不大。256是作为林彪专机使用的，其保养和维修水平必然是国内第一(当时的中国头号人物毛泽东是不乘飞机的)，从某种程度上讲，256相当于中国的“空军一号”。对于这架飞机，哪个维护人员敢掉以轻心？256机组配备了8名机组人员 (三叉戟设计上只配置了3名机组人员)其中有3名专门负责飞机维护的机械师，这就可以看出对飞机的保养是多么重视了。“自从空军设立专机以来，在空地勤人员的密切配合下，从来没有摔过专机。也就是说，专机尤其是重要的专机从来没有出过一等飞行事故，二等事故也没有。”(舒云《噩梦九一三——9.13事件中几个小人物的命运悲剧》)很难想象专机师会在256这一头号重点飞机的保养上出现能导致飞机坠毁的重大疏忽和失误。 就此看来，256的坠机原因应该是外部因素引起的。 外部因素又包括自然和人为两大类别。 自然因素无非是雷电和风暴导致飞机坠毁。根据我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先生的文章和他接受凤凰台采访时的说法，蒙古那段时间正是秋高气爽，一年当中最好的气候，并没有雷雨和风暴现象。我国和澳大利亚的记者曾分别采访过913坠机时的现场目击者，也都没有提到在气候上有什么异常。凤凰台采访前苏联KGB官员时，在说到坠机原因时，根本就没有提到气候。蒙古方面当年草拟的事故报告里就说到：“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在9月13日两点钟时，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上空有2至4级的云，能见度50公里，无危险的气象情况，无风沙，无雾，无风。”因此，自然因素也应该属于排除之列。 256的坠机原因现在只剩下外部人为因素了，也就是被击落这个可能性了。 企图击落，并有可能击落256的有三家：中方、蒙方和驻蒙古的前苏联军队。 中国军方是第一家有可能向256开火的可疑对象。林立果也清楚这一点，所以256起飞之后没有爬升到正常的巡航高度，而是在不到3000米的中低空飞行，以避开雷达的探测。同时256选择了一条非正常的飞行航线，估计就是为了避开中国的防空火力和飞机的拦截。综合多年来陆续透露出来的点点滴滴信息来看，中国军方很难说具有击落256的手段，也很有可能并没有企图去击落256。 在空中击落飞机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空空导弹。中国飞机使用导弹进行作战的最早记录是1967年6月12日。当时美国1架BQM-147H型无人驾驶侦察机在越南岘港附近海域上空投放，侵入广西上空。航空兵第三师飞行员刘光才驾驶歼-7飞机截击。在地面指挥所的引导下，发射了空对空导弹进行攻击，但未击中。后来逼近目标使用火炮将其击落。到1971年，国内空军列装的最先进机型是歼-7基型，装有1门30毫米航炮，可外挂2枚霹雳-2空空导弹。但是由于没有装备火控雷达，因此只有昼间目视作战能力，并无在夜间自主对目标发起攻击的能力。中国空军要迟到80年代才参考MIG-21MF设计出J-7III，首次在J-7上安装了火控雷达。如果256是在高空飞行，地面雷达比较容易探测得到，还可以引导歼击机接近256，再利用目视以天空为背景向上发现在高空飞行的256。而对于低空飞行的256，雷达发现困难，探测距离有限，很难引导战机。同时由于256飞行高度较低，适于高空作战的战机很难比其飞的更低。而在高空向下看就只能说是两眼一摸黑了。所以说，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空军飞机根本无法找到低空飞行的256并向其发起攻击。9月13日空军曾出动数架战机截击周宇驰等人乘坐的直升飞机，结果连直升飞机的影子都没找到。可见当时中国空军的夜战手段实在是有限。 至于地空导弹，中国那时最先进的是60年代后期生产的仿萨姆2的红旗-2号(HQ-2)中高空、中近程地空导弹。一来该导弹的最大射程只有35公里，对于距离35公里以外的目标毫无威胁；另外这种专门对付中高空目标的导弹主要用于万米以上高空的目标，对于中低空的飞行目标效力大打折扣。对于了解中国防空部署的林立果来说，256只要大体避开导弹基地35公里以外，再加上低空飞行，就可保万事大吉了。 中国搞掉256的最后方式就是在256上安放炸弹的阴谋了。但在现实中这是很难实现的。如果使用定时炸弹，没有人能确切知道256什么时候起飞，林彪什么时候上飞机。连潘景寅都蒙在鼓里，又有谁能提前定好这个爆炸时间？在午夜以前，256甚至都有可能在周恩来的干涉下，空机飞回北京。定时炸弹怎么安装？另一种说法中方使用了遥控炸弹。然而连边防雷达都无法探测到256的去向了，又有什么遥控手段在北戴河或者北京来引爆1000多公里外的炸弹呢？ 因而，中方有关没有对256采取措施的说法是可信的；也可以说，即使想采取措施，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至于蒙古方面，这个苏联当年的小伙伴在军事装备上并不比中国强，甚至很有可能还不如中国。当年蒙古全国的军事力量也不过2万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陆军，国土防空军全部才千余人。对于156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和数千公里的中蒙边界根本就无力防守。其国防力量基本上是由驻蒙苏军来维持的。在凤凰台的采访中，那位前KGB局长说，当256进入蒙古时蒙古方面询问苏方是否要击落256，苏方答复不要击落。实际上这很可能是蒙古没有力量击落256，而向苏方求援的报告。因而，蒙方出手的可能性也基本可以排除。 至此，256坠机的最大疑凶就只剩下前苏联这个中国当时的冤家对头了。 提交者：Guest在2005-12-914:58:36 六、最大疑凶——苏联 六、最大疑凶——苏联 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的秘密报告彻底毁掉了毛泽东手中的“一把刀子”(毛对斯大林的称呼)。自此，一直对苏联的老大地位心怀不满的毛泽东与苏联渐行渐远，争吵不断加剧，终至反目，而且两党的矛盾逐渐发展成国家的矛盾。“文革”期间中苏矛盾不断恶化，逐步走向战争的边缘。1969年3月，两国终于在珍宝岛发生边界冲突，大打出手，几乎酿成大战。据徐焰的文章记载，对于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苏联军方的《红星报》上居然公开炫耀其核武器的威力，声称要以核武器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据曾任苏联派驻联合国任副秘书长的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参加政治局讨论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告诉我，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他主张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的炸弹。”哈利逊•E•索尔兹伯里在他的著作《中苏战争》也中写道：“一位最优秀的苏联科学家，在1969年春曾同他的美国朋友谈到，苏联已经非常讨厌中国，有可能爆发战争。他说：‘假如发生战争，我们就不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只是小打几下，我们是要彻底干的。’”当时苏联大使馆对中国外交部的态度很真实的反映了两国关系恶化的程度。中国外交部找苏联驻华大使馆办理交涉，苏方竟然柜绝会见。即使会见也常常拒不接受中国外交部提出的声明、照会、备忘录，有时竟把声明、照会、备忘录扔到大使馆的墙外公路上。可见中苏两国已经不正常到何种地步。 中苏关系恶化后，蒙古成为苏联筹划进攻中国的重要一环。1962年起，苏军重新进入蒙古。1963年7月，苏蒙签订了旨在对付中国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接着苏军就开始大量进驻蒙古，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双方将在保证对方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缔约双方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可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1966年3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 1968年1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进驻蒙古。1968年10月，苏联在蒙古建立了许多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 1969年3月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大举增兵蒙古为中苏战争作准备，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15万。苏军实际上已形成了对蒙古的军事占领，此时，只有2万人的蒙古军队已经完全被置于苏联的指挥之下，蒙古军队的作战部队营以上、边防总队以上都有苏联军事顾问指挥。蒙军的作战指挥、兵力部署、军事演习、人事调动、军事训练等一切权力，均掌握在苏联军事专家、顾问和教官手中。有外国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蒙古是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了。 进入70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和中苏战争的压力迫使毛泽东向“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尼克松访华，缓和中美关系，意图结成中美反苏同盟，来顶住苏方咄咄逼人的攻势。1973年2月基辛格第4次访华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了著名的“一条线”战略的设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条线)，并团结这条线以外的国家(一大片)，整那个“王八蛋”(指苏修)。可见苏中两国的关系已经与交战国相差无几。 256就是在中苏这种敌对和战争阴云密布的气氛中，于1971年9月闯进了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国”的领空。 众所周知，苏联对于不请自来的民航客机从来都是恶脸相向的。最著名的就是在1983年9月1日击落了韩国一架波音747客机。那架航班号为KAL007的客机在从安克雷奇飞往汉城途中，不知何故严重偏离航线，飞临前苏联的萨哈林上空，尽管起飞拦截的前苏联空军苏-15战斗机分辨出那是一架波音747客机，但仍遵照地面命令用空空导弹将其击落在莫涅龙岛附近海面，该机上的26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丧生。其实这是韩国航空公司客机第二次被苏联击落了。 1978年4月20日，一架航班号为902的韩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客机从巴黎经北极航线飞往汉城，由于驾驶员的疏忽，在苏联北方城市摩尔曼斯克附近的苏芬边境上空进入苏联领空，向北飞行。苏军立即起飞6架战斗机进行拦截，美国监听到苏联飞行员向其上司报告说根据标志看这是一架民航客机，但苏军地面指挥仍然下令将其击落。苏-15战斗机向902航班发射了两枚P-98空空导弹(西方称为AA-3)，一枚没有击中，一枚近机爆炸，打断了波音707左翼四米多的一段，导弹弹片穿入机舱，打死了两名乘客，另有13人受伤。尽管被导弹打掉了部分左外翼，座舱被击穿失压，但波音707在低空又坚持飞行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在数百公里外苏联境内科尔皮亚尔维湖的冰面上找到迫降场，迫降成功。苏联直升机迅速把死难者遗体、伤员以及儿童送往苏联凯姆市，其他乘客被安置在军营里。3天后(4月23日)，在摩尔曼斯克机场苏方将机上的95名乘客转交给了美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和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代表。 1978年4月20日，在苏联境内科尔皮亚尔维湖的冰面上迫降的韩国航空公司波音707客机。注意其左机翼被导弹打掉一截，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又飞了一个多小时。 由此可见苏联对于来历不明的迷航客机是丝毫不留情面的，更不要说从充满敌意，随时有可能爆发战争的“敌国”飞来的“军用”飞机了。苏联把256认作军用机而加以击落是有充分道理的： 1、在从巴基斯坦购进这批三叉戟之前，中国最好的民航客机就是林彪以前的专机所用的“子爵号”涡轮螺旋桨飞机。该型飞机使用涡轮螺旋桨飞行，速度远远低于三叉戟，在巡航高度也只有500多公里。而三叉戟的巡航速度是900多公里。这新买来的四架三叉戟喷气机进入中国时间很短，从没在民航中使用过，也没有计划给民航做普通客机使用。那时的中国民航根本就没有喷气客机。因此，在夜间的雷达上如果苏联军方看到这种大型、快速、中国民航从未使用过的飞机入侵，从而将其认做中国先进的喷气式军用侦察机甚至轰炸机是十分合理的推断。 2、256飞行的不是民航国际航线，而是一条很少有民航飞机使用的偏僻航线，同时采用了规避雷达的低空高度直插蒙古腹地，从这点上看，很容易作出判断，这是怀有某种不明目的使命的军用飞机。对在正常高度飞行的民航客机尚且不留情面，256采用这种偷偷摸摸方式溜进来，苏联人当然更加不会客气了。 3、根据凤凰台就256坠机一事采访前苏联KGB官员的内容看，驻蒙苏军一开始就掌握了256的行踪。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军方看到256一味向蒙古纵深飞行，大有“攻进”苏联境内的势头，为避免受到更大的损害，在256进入苏联之前下令将其击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击落韩国两架客机的苏-15战斗机是前苏联苏霍伊设计局六十年代初开始研制的单座双发全天候高空超音速截击战斗机，北约集团给予的绰号是“细嘴瓶”。苏-15的原型机T-58于1962年5月30日首次试飞，1965年生产型开始装备部队，并逐步取代老式的苏-9、苏-11，成为前苏联的主力国土防空战斗机。不过苏-15是前苏联高度保密的机种之一，只配置在前苏联本土，没有进驻华约其他国家，估计也不会布置在蒙古。因此用于对付256的应该是苏-9或者苏-11。苏-9在1954年首次飞行，1958年投产，1959年开始服役，其最大速度在高度 11000米时1.8马赫，在高度300米时1160公里/小时；实用升限17000米；机上装РП-9У雷达，对中等尺寸目标的搜索距离为17～20公里；跟踪距离9～10公里；攻击武器为AA-1、AA-3空-空导弹，没有机炮。 击落韩国客机的就是1965年研制出的AA-3“阿纳布”中程空-空导弹(P-98)。因此，当时苏联空军的装备是远远超过中国的，完全有能力将256一举击落。 再说地空导弹。苏联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研制出了S-125(萨姆-3)中低空导弹系统，可以攻击飞行时速1500公里、飞行高度200-10000米的中低空空中目标。1970年，苏联曾秘密派出防空部队携带萨姆-3导弹前往埃及，支持纳赛尔与以色列的战争准备。因此，在与中国相邻的蒙古境内配置萨姆-3导弹防备中国空袭更是不成问题。所以，萨姆-3也有可能是256坠落的一个原因。不过最大的威胁应该还是来自苏-9/11的空空导弹。 提交者：Guest在2005-12-914:58:52 七、256的最终下场 七、256的最终下场 闯入蒙古境内的256就像是一头水牛在黑夜跑进了迷布地雷的雷区，其命运可想而知。以中国俗语来讲，可以说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中国境内，林立果凭着对中国防空力量的了解，以及中国防空力量的不足，可以安然无事。然而进入蒙古后，一来对驻蒙苏军的军情难以掌握，二来苏军的军事装备要远超中国，加上苏军对于“误入”领空的不明飞机的一贯做法，256就在劫难逃了。果然，当其在蒙古境内飞行了半个多小时，来到距中国边境414号界桩400公里左右的温都尔汗东北上空时，256被至今未明的外来力量所击中，机身起火燃烧，虽然潘景寅竭力挽救，然而256已是失去控制，无法安全迫降，最终坠毁在寂凉的漠北黄沙之中。 中国《环球时报》驻蒙记者在1997年10月16日采访了913坠机现场的目击者，做了如下描述： “我们来到拉哈玛家已是下午6时多。拉哈玛大娘的蒙古包前有20多头牛，家里摆设特别简单，看来大娘家并不富裕。她今年67 岁，中等身材，穿着一身灰色蒙古袍，头上围红色头巾，右眼不好。她的老伴已去世了。提起‘九一三事件’她摇摇头说：‘那是可怕的夜晚。’ 拉哈玛大娘回忆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2 时，一阵‘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羊群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 0 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天，第二天出事地方人少，当地老百姓保护了现场。在飞机坠毁地方，一片废墟，还冒着青烟。机上9 人全部死了。其中一具女尸，还有一个高大的‘欧洲人’尸体。人们在9 名死者身上盖上白布，乌鸦、老鹰一直在上空盘旋。第三天，飞机坠毁的地方来了不少苏联军人，不让人们靠近。最后大娘说：‘死者埋葬时坟旁立起‘无名墓碑’，离这里不远，你们是否去看了？’’” 从拉哈玛的叙述中，可以看出，256坠毁时已经是起火燃烧。其实，256在空中着火燃烧这一情形，早在1994年1月31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社记者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 PeterHannam;SusanV.Lawrence)的文章《解开中国之谜》(SolvingaChinese Puzzle)中就已经有所披露。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在1993年亲赴蒙古和俄罗斯，行程上万公里，历尽波折，采访了256飞机坠毁的目击者和苏蒙双方的经手官员，刺探出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写出了《解开中国之谜》一文。其中记载目击者对256坠机过程是如此描述的： “林彪的末日在遥远的漠北结束。1971年9月13日凌晨约2：30分，多佳亚莞-敦吉达玛(Dugarjavyn Dunjidmaa)正在看管贝赫尔萤石矿的废弃爆炸物，此时空中传来涡轮发动机的轰鸣。敦吉达玛现在住在贝赫尔的一座蒙古包里，她回忆说，‘很快，我看到一架飞机，机后拖着火苗向下坠落。从我所在的地方可以跟随飞机一直看到它坠毁在地面上。(大约9英里以外)’这就是英国造的三叉戟1E的最后旅程，机翼上带有中国航空的256编号。” 不同的目击者，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记者采访，然而对于256在空中就已经起火燃烧的描述却是如此惊人的一致，因此这个说法要远比李文普一人说的那句“飞到伊尔库茨克要多久？”的证言具有高得多的可信度。可是不知何故，很多人对李文普的话深信不疑，而对同913本无利害关系，因而最易说实话的多名蒙古目击者的描述却是千方百计地要予以否认，真不知道是何用心。 在康庭梓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解开中国之谜》，但是对于拉哈玛大娘的说法，则说是她把飞机的着陆灯看成了大火！ 首先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使用“大娘”这个词很易使人产生误觉，以为拉哈玛是年老眼花，见识不广，从而很容易把灯光看成火光。在康文的插图中，也把拉哈玛画成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年妇女形象。然而要提醒大家的是，在1971年，拉哈玛不过是一个41岁的中年妇女，正值壮年，眼力和见识不会差到那种分不清灯光和火光的地步。 三叉戟的着陆灯在飞行中是折叠在机翼内部的。笔者从熟悉三叉戟结构的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个着陆灯倒是可以在起落架没放下的时候就打开，只是飞行速度不能超过400公里，不然会损害灯具。这种着陆灯是采用聚光灯效果的，其下射角度大约在8-9度左右，而且只是向前方照射，照射面积有限。人们都有在夜间被汽车大灯照射过的经历，在汽车正前方会觉得灯光刺眼无比，可只要角度偏一些，在汽车旁边，灯光强度就会立刻减弱，就不用提在汽车后面，根本就看不到车灯了。汽车大灯还考虑到驾驶员在夜间要分辨近在眼前的路边标志，因此特意加了部分散光效果，使灯光能够照到路边的交通标志。而在飞机上就无此必要了，全部灯光都可以集中到照射飞机前方的着陆区域。因此只有当拉哈玛在飞机前面的一定范围内，才能看到那刺眼的灯光，而当在飞机侧面和后面时，就不会看到着陆灯的“火光”了。256不是直升机，不可能长时间停在一个部位，也就是说，即使拉哈玛看到着陆灯光，也只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这种一闪即过的灯光竟会被一位正常的中年妇女看做是长时间燃烧的火焰，康庭梓的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解开中国之谜》中的描述更加证明那火光不可能是灯光产生的错觉。目击者目随“机后拖着火苗”的256直到9英里之外，那“火苗”肯定不会是256把着陆灯转向后方，特意照射目击者的吧。康庭梓故意回避了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这篇文章中的有关段落，也是有所苦衷的吧。 曾看到有人以256坠落的第一落点没有发现有燃烧痕迹来作为否认256在空中就起火的证据。其实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根据飞行常识，在一定范围内，飞机的仰角(也叫迎角AOA)越高，失速的临界速度就越低。通俗点讲，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飞机的仰角越大，就可以飞得越慢，而不至于掉下来。因此，人们看到飞机着陆时都是“昂着头”减速。康文认为256当时是以7-8度的仰角在作迫降。在这个仰角情况下，256尾部的三个发动机以与机身平行方向向后喷出的高温燃气倾斜向下，可以直接到达地面，而在机身上部的燃烧火焰是向上的，比较难以到达地面。如果连高温燃气都没有留下燃烧痕迹，机身上部的火焰又怎么可能在地面留下痕迹呢？ 康文否定“击落”说的另一个论据，就是说被导弹击中的飞机应该在空中爆炸。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看看上面所举的1978年苏联击落韩航902巴黎经北极航线飞往汉城的客机一例就可以清楚了。苏联导弹打断了波音707的机翼，击穿了机身，打死了机内的乘客。而飞机却又飞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迫降成功。这是因为导弹大多都有近炸引信，虽然导弹没有直接击中飞机，但在接近到目标一定距离时，也会爆炸，以战斗部的碎片来击毁目标。这时目标就不一定当场爆炸。普通人可能不清楚这一点，但作为一个飞行员，对于导弹击中时，飞机并不一定当场爆炸这种常识，应该是了解甚透的。可是中国的“优秀飞行员”(不优秀也进不了专机师，更开不了三叉戟)康庭梓却说：“从反面推论，如果是打下来的话，飞机应该在高空爆炸，其飞机碎片的撒落范围应该是圆形，而不应该是狭长的梯字形。” 这确实很难令人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康庭梓的文章总是让人不放心，例如他在《党史博览》2004年第5期上新发表的《林彪座机残骸哪里去了》一文中写到：“重量为51吨的三叉戟256号飞机，被肢解后散落在如此大范围的草原上。”这实在是不应该犯的错误。256是三叉戟1E型，重量为43.3吨，重达51.2吨的三叉戟是三叉戟3B型。中国要到1975年8月，才进口了第一架3B型的三叉戟！作为笔者这么一个外行尚且知道这些差别，康庭梓作为三叉戟的驾驶员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就怎么也说不过去了吧。就是在康的《思考》那篇文章里，还提到我使馆人员在坠机现场看到了三叉戟的三台发动机：“在上面提到的那扇门的东南30米处，有一台外壳炸裂的发动机，这是3台发动机中出现的第一台。 。。。。。。。。。。。。。。 根据孙一先绘制的残骸分布图上看出，在接近480米处的西侧，出现了第二台发动机。在尾部东南方向25米的地方，是第三台发动机”，完全忘记了自己文章中就说过的，在我使馆人员到达现场之前，苏联人早已拆走了一台发动机的事实。可见康写文章太有些随心所欲了。 至于那个引起广泛注意的右机翼根部圆洞，“击落”说和“油尽迫降”说都有不同的解释，甚至细化到洞口铝刺“外翻”还是“内翻”的争辩。可是在争论中，人们却不知不觉走入了盲人摸象的误区，忘记了要把256作为整机来分析的普通常识。256飞机翼展28.96米，机长34.98米，机高8.23米，不仅仅是一个右翼而已。256机身任何部位的损坏都有可能导致256的坠毁。256坠机后机身爆炸分裂，30多米长的机身变成无数碎片，四散飞落在数百米的现场上。在如此大的分散面积上，无论是机身、机翼还是发动机，如果在爆裂的接口处有什么“洞口”或者外来物造成的损坏，在短时间内是根本无法辨别的。只有把残骸搜集齐全，拼凑到一起，或许还能找出蛛丝马迹。仅仅否定右机翼上一个来历不明的圆洞是导弹造成的并不能排除256被击落的可能性。 提交者：听说是这样在2005-12-914:59:37 结论：坠毁更接近真相 作者：黑暗赫克托尔发表日期：2005091511:14:32[表状] 256坠毁现场。如此破碎的机身怎么判断其中有无导弹击中的痕迹呢？(且不论被苏联人窃走的那台发动机) 据我驻蒙使馆人员孙一先的回忆，苏联人在我使馆人员到达现场之前，开着直升飞机，匆匆忙忙拆走了256的一台喷气发动机。一般通行的看法是苏联人急于窃取三叉戟喷气发动机的先进技术。可是，仔细分析一下，难道就不可能是为了隐瞒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如果苏联人确实击落了256，后来又在飞机的机翼上发现了“中国民航”的标志，就不免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背上“击落民航客机”的罪名。所以在后来的谈判中指示蒙方一口咬定256是军用机。另外苏联人肯定还要想方设法消除留在现场的256被击落的痕迹。苏联人急忙把火的赶在中国使馆人员到现场之前拆除一台发动机，就有这方面的嫌疑。很可能那台发动机上留下了某种导弹或者炮弹造成的明显损坏。 如果说是为了窃取技术，苏联人大可以从容地在中国人员勘查完现场再行动，何必那么猴急？为此不惜指使蒙古方面再三编出天气不好的谎言，阻挠中国使馆人员前往失事现场。可以说，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原因使得苏方不想让中方看到这台发动机。因此，说发动机带有被击落的痕迹有很大的合理性。再有就是，苏联人对剩下的那两台发动机似乎毫无兴趣。如果第一台发动机是为模仿技术而“偷”走的，剩下的这两台虽说损坏严重，但是作为模仿技术参考还是有很大价值的。搞过技术模仿测绘的工程人员都知道，在拆卸一部先进机器时，很多部件拆开后，是无法复装还原的。而在测绘中，很多时候需要在拆卸后复原未拆卸前的情况。在无法复原时，要确切知道拆卸之前的情形，虽然可以采用事先照相的办法，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有一台同样的整机作参考。1967年1月27日，美国执行阿波罗 AS-204任务的 012号指令舱在发射塔试验中失火，三名宇航员被烧死。为了查清事故原因，要把012号指令舱拆为部件进行分析。尽管作事故调查的美国工程师手头有012号的详细图纸，然而为了有一参照物，在1967年2月1日，把正在用于训练宇航员的014号飞船指令舱调到事故调查中心来与拆卸012号指令舱互相对照。这使得阿波罗宇航员的正常训练受到很大影响。由此可见，在拆卸一台机器时，有一台参照物是多么的重要。反观苏联人，在手头没有任何图纸的情况下，如果要拆卸一台发动机搞测绘时，再搞一台发动机作为参照物是必不可少的措施。256上使用的是三台发动机是同一型号的Spey 511@ 11,400lbs发动机，完全可以相互参考。然而，在那么急吼吼地拆走一台发动机之后，苏联人任剩下的两台发动机在荒漠野外风吹雨打20载，再也无人问津，直到90年代分别被港商和蒙古商人当作废铁买走。这不由得使人怀疑，苏联人拆走的那台发动机真的是为了技术研究吗？ 另外，当年被苏联人拿走的黑匣子，到现在也不肯归还，也叫人心存疑窦。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敢公开的猫腻呢？1992年1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韩国准备签署俄韩基本条约时，亲手将1983年被苏联击落的韩国民航007客机上的“黑匣子”交给卢泰愚总统。虽然，韩国人后来发现“黑匣子”里都是假货，但是，原件最终还是找到了，并移交给了事故原因调查国际委员会。为什么256的黑匣子就不能归还呢？另外，苏联人拆走的那台发动机也应该尽快归还中国，即使原物已经不在了，但详细照片和有关资料也应该尽快提交给中方。拖得越久，就越证明前苏联在256坠机事件里有着不可公开的秘密。 也许就是因为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直到现在，俄罗斯人还在耍弄花招。为了搞乱思维，混淆视听，前苏联KGB第九局局长在接受凤凰台采访时竟然编出了256曾经飞到苏联赤塔附近然后又掉转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坠毁的谎言。 从地图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赤塔距离256飞越的中蒙边境414号界桩约有800公里，而赤塔距温都尔汗约600公里。扣除KGB所说的256距赤塔还有50公里的往返距离，也就是说，256在越界之后又飞行了大约1300公里！256在13日1点55分越界，约在2点30分坠毁，也就是说，在大约35分钟里256的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2200多公里，实现了超音速飞行！由此可见这个谎言编造的是多么荒诞。 在2000米到3000米的高度上，256的飞行速度只能在600公里左右。笔者没有找到准确数字，但可以参考现代的空中客车310的飞行数据。A310手册规定，飞机起飞后，在3049米以下飞行时采用的时速是每小时560公里，当达到11000米高空时，巡航速度为850公里。再看一下当代战斗机的低空性能：米格-31的在高空的巡航速度为2500公里/小时，而在低空只有1500公里/小时，高低空的速度相差40%；苏-30在高空的作战半径达1315公里，而在低空作战半径仅为625公里。因此，作为巡航高度为9000-11000米，巡航速度为900公里/小时的256三叉戟，在2000-3000米的高度上飞行，速度为600公里/小时是很正常的数据。256坠毁的地方距414号界桩大约为400公里，正好在256进入蒙古后飞行了35分钟的距离范围内。 很多人对于256为何带着火苗掉头选择向南飞来迫降有所疑问，其实这又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问题。在夜间视线不好的情况下，256飞行高度高了根本看不清地面的情况，无法选择合适的迫降地点。256只好低飞(同时更有可能是已经飞不高了)，而在低飞的情况下，等你发现有合适的迫降场时，飞机已经飞过了这个地点了。更不要说飞机在降落之前必须在距离降落点一定距离之外(三叉戟需要3000米左右)就开始作降落的准备工作，逐渐降低高度，这样才能保证飞机在降落点上着陆。要求潘景寅在夜里能判断出3000米以外的着陆点以及更远的着陆场的情形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当潘景寅整个飞过了这个迫降场，才能了解到这个迫降场的全部情况，然后调整航向，掉头，利用这个迫降场降落。所以，256的迫降方向并非就是其最后的航向。根据256的飞行速度和飞行距离判断，潘景寅是驾驶着着火燃烧的飞机在飞过的第一个可用迫降场上空，艰难地驾驶着256由向北飞行掉头转为向南飞行实行了一次自杀式的带油迫降。 本人还是认为把这次迫降叫做坠毁更接近一些256的真相。 提交者：Guest在2005-12-916:10:18 苏联人当时在情况明白后肯定后悔！ 提交者：Guest在2005-12-918:28:13 分析翔实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01:58:38 无内容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013:02:55 Verygood.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013:04:38 Verygood.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014:36:17 周总理指示:将其击落!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016:34:39 无内容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020:39:28 无内容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020:43:52 我朋友的父亲就是未能上机的那个领航员，名叫李成昌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020:44:17 我朋友的父亲就是未能上机的那个领航员，名叫李成昌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023:00:13 kangbuxiaqulioao.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鸡芭站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023:06:35 不错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11:18:12 汗！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12:00:10 hfghjgfkjh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115:47:20 无内容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116:16:02 苏联人了解情况后，肯定后悔死了！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116:16:20 必须为林彪平反！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116:24:23 还要问么?被弄死的呗!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116:36:23 古今多少事 都付牧文中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116:52:36 你太不要脸了,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116:54:12 你太不要脸了,你一家人都因为你的假话而不得好死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29:31:57 谈话仍旧 提交者：Guest在2005-12-129:32:59 谈话仍旧 提交者：Guest在2006-3-3113:17:26 bv 提交者：Guest在2006-6-1618:09:16 好 提交者：Guest在2006-6-1618:17:22 好,林彪的事现在还不好说,期盼胡政府能顺应民意,解密6、70年代的文件。 但叛国罪我一直反对,充其量算个政治避难或偷渡什么的,比起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犯下的错误是小巫。而且当时刚刚开放，思想上还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不敢动毛泽东，事实上，对老干部的迫害毛泽东是难辞其咎的，没有他老人家的默许，林彪敢动哪个？况且文革时的毛泽东即使有人把他搞掉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您好Guest您可以选择回复的身份 用户名：密码： 使用Guest回复文章 本文有图使用签名：无ABC输入股票代码可以插入K线图：上传图片 关闭窗口 友情连接 厦门网银河互动瑞达期货你的位置 Muwen.com.AllRightsReserved.（2001-2005） 《在大漠那边》 前言 当年惊心动魄、震撼中华大地的“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了。1971年出生的孩子，现在都已届而立之年。已经蒙上厚厚一层尘埃的这段历史，有必要再翻弄开吗？ 看来，有这必要。 林彪出逃，机毁人亡。历史虽有判定，但也存在若干难解之谜，至今仍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近二十年来，中外作者探讨“九一三”事件和林彪其人的书籍不下几十本，文章则不计其数。这些书籍和文章不乏质高力作，使得别有用心的造谣惑众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但由于探索答案或试图“解密”而衍生出各种揣测，甚至以讹传讹，还有的提出新的挑战性说法，正在走俏。 我，作为当年视察过林彪坠机现场的成员之一，和赴京向中央领导汇报的当事人，似应恪尽绵薄，实录真相，释解人们尚存的困惑。 并且，“九一三”事件在国外的延伸，是在中苏、中蒙交恶，尖锐敌对的国际大背景下展现的。否则，林彪为何要选择蒙古为出逃路线？为何中国对蒙古的外交交涉受到阻难？为何林彪、叶群的头颅被割去莫斯科？为何包括黑匣子在内的机上遗物一直被扣留？…… “九一三”事件造成的国际影响是险恶的。 林彪出逃几个小时后，周恩来总理紧急召集军方领导人开会，着重针对外国势力可能的入侵，决定我军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军队部署的调整。 “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在苏联解体后吐露了真情。 我于1965年去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任职，1973年回国，其间曾任临时代办两年半，经历了中蒙关系严重恶化的全过程。在蒙古，我亲眼看到苏联作战部队的坦克、大炮和飞机轰隆隆开进蒙古边境，看到苏联控制蒙古的所作所为。我是深深同情蒙古人民的。 回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蒙关系，以及林彪坠机事件在国外的处理经过，也许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尤其是对不够明了真相的年轻人。如果由此能澄清一些讹传，那就更是得之望外了。 事隔一代人之久，不少细节记忆不准，殷望诸位读者不吝指正。 重版说明 五年前本书的出版曾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作者以“九一三”事件亲历记的形式，所写成的回忆录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五年后的今天“九一三”事件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入，人们依然关注事件的某些历史谜团，都在试图解开历史真相。2004年9月，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还专程采访了本书作者，并制作了一档有关“九一三”话题的电视人物访谈节目。可见“九一三”事件至今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值此机会中国青年出版社重版了《在大漠那边》，以其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事件真相。对于重版书，我们再次邀请作者对原书作了精简和压缩，并对某些情节作了少许的修订和更正，特此说明。 重版附记 近五年来，国内外对“九一三”事件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和深入。除了个别的望风扑影、肆意编造者外，大多文章是有质有量的。特别是2004年9月1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对我进行采访的同时，其驻莫斯科记者也采访了当年验证林彪、叶群尸体的前苏联将军扎格沃兹丁。扎对“三叉戟256号”坠毁前的运行路线，提出了不同于本书的分析。此外，林彪的一位亲属，对托米林关于林彪颅骨的鉴定提出了质疑，强调林彪头部从来没有受过伤，尤其是颅骨照片上牙齿齐全，而坠机现场照片门牙缺失。 不同的分析和质疑，将会引导对“九一三”事件的追索更加深入。“九一三”事件的确是一部写不完的书！ 孙一先又及 2005年9月13日 去蒙古不算出国吗？（1） 第一章 穿越大漠南北 1965年12月9日，夜11时许，我怀着丢开一个多月烦恼和焦躁如释重负的舒坦，和对前景未卜的一种茫然两相混杂的心绪，离开家门踏上旅途。在只有单位领导和同事送行而无任何亲人陪伴之下，来到北京火车站，乘上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铁路联运的旅客特快列车。从此一去，完全没有料到竟然在大漠那边的国度里，度过了八个春秋。并且，还碰上了党的副主席、军队副统帅、被指定为毛主席接班人的林彪，乘坐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境内这一举世震惊的不寻常事件。 去蒙古不算出国吗？ 1965年冬天，我奉派去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简称蒙古)大使馆工作。 这个冬天，北京少雪、干寒，天气老是似晴非晴，似阴非阴，早晚还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薄雾。但是，人们的心情却没有因天气而压抑，相反都比较开朗舒畅。天灾人祸酿成的三年经济困难，饿肚皮“瓜菜代”已逐渐远去，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老百姓营养必需的粮、油、肉、蛋，虽然数量不多且要凭票供应，但终究是家家户户都能吃到，孩子们几年来满是菜色的脸庞，也渐渐重新泛出了红晕。人们当然怀着比过去几年高得多的热忱和信心，准备迎接1966年的到来。 但是，我的心情却难能开朗和舒畅。10月上旬，人事部门通知说，组织上决定派我到驻蒙古大使馆工作，给的准备时间只有一个半月。天哪，短短四十五天那么多事我得干完：交代本职工作，阅读有关蒙古的材料，拜访相关部门领受任务，看望使馆内未见面的几个同志的家属，还有制装。蒙古属于高寒地带，必须有一套抵御严寒的装备，一件皮大衣光制作也得个把月。而且，老母生病未愈，妻子下到河北定兴县搞“四清”回不来，一个孩子刚上小学，一个孩子还在襁褓之中。为了安排好所有这些事，我简直是日夜奔忙，头昏眼花，内心一片焦躁，完全没有那个年代能够出国而感到幸运的心情。能否要求宽限一点时间?张不开口!“服从决定，决不讨价”，是五六十年代干部的普遍心态，也是我一直信奉的原则；而且，我反复琢磨，这么急着让我走，必是有点原因。 蒙古人民共和国，旧称外蒙古，是一个深居内陆有些神秘的国度。对中国人来说，它既亲近又疏远。 我的一个要好的邻居，看我忙得团团转，主动来帮我料理家务。在送走给我老母治病的医生之后，我同他闲聊起来。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到外蒙古算什么出国，那原来是中国的地方，就同内蒙古差不多。”我正在考虑怎样回答，他怕对我太刺激，马上换了一下口气：“当然，这地方离国内比较近，每年能回来休假一次，也不错。”我完全理解，邻居的话并没含有对我出国的轻蔑之意，而是同不少中国人一样，对外蒙古的沧桑巨变不甚了解。 毋庸讳言，直到20世纪20年代，外蒙古还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然而，这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历史上，它北邻沙俄、东近日本，直接受到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沙俄早在18世纪，就对蒙古怀有领土野心，觊觎着这块人烟稀少、天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官方刊物曾公开声称，俄罗斯在外蒙古有特殊使命，戈壁沙漠是帝国远东和东南部的天然边界。不过，当时沙俄的侵略重点在于鲸吞整个满洲(中国东北)，对外蒙古的入侵还放在次要位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1860年清朝政府被英法联军打败，沙俄乘机强迫清廷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占去大片大片的领土，并在蒙古地区攫取了许多特权。 1904—1905年，在我国辽东半岛爆发了两个侵略强盗之间的格斗——日俄战争。结果沙俄在同日本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中失败，遂与日本签订了划分南北满洲势力范围的密约，把南满让给日本，换取日本承认它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从此，沙俄把在中国北部侵略扩张的重点转移到外蒙古。1911年，它趁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之际，怂恿外蒙古喇嘛黄教大活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封建上层，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自称“大蒙古皇帝”，驱逐清朝政府驻库伦(今乌兰巴托)办事大臣，私自签订了非法的《俄蒙协约》。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的统治后，当时的中国政府于1915年与沙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则承认外蒙古自治。后来，沙俄陷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接着其国内又爆发了十月革命，沙皇的专制统治被推翻。1919年夏，外蒙古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封建上层，与中国北洋政府开始关于取消“自治”的谈判。11月，外蒙古“自治”政府撤销并呈请恢复旧制，中国政府同意这一请求，宣布中俄之间关于外蒙古自治的文件无效，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博格多汗，并派西北守边使徐树铮率军进入外蒙古，恢复了领土主权。未几，徐军主力从外蒙古调回关内参加军阀混战，只在库伦及其以北蒙俄边境上的买卖城(今阿勒坦布拉格)留驻少量兵力。 去蒙古不算出国吗？（2） 1919年初，外蒙古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蒙古人民革命领袖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在库伦先后成立了两个革命小组。不久这两个革命小组合并为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即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蒙古人民起来闹革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1920年夏，在中国由英美操纵的直系军阀，打败了执政的亲日本的安福系军阀，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失去了在蒙古进行阴谋扩张的安福系走狗。因此，日本决定利用被苏俄红军击溃后逃窜到中国东北的白匪军残余部队，在蒙古为自己攫取地盘。同年10月，日本的走狗、白匪头子温甘伦男爵，带着他的800名将士组成的骑兵师进入蒙古境内，利用蒙古人民对徐树铮军事独裁统治的不满情绪，骗取了蒙古封建王公和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的支持。1921年2月3日，温甘伦的匪军击溃了中国驻军，占领了库伦。2月15日，温甘伦扶植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上了“蒙古皇帝”的宝座，成立了所谓的“自治政府”，政府的成员由温甘伦指派。温甘伦的罪恶目的是利用这个傀儡政府，把外蒙古变成未来的反苏战争基地。因而，反苏备战和供养其军队的沉重苛捐杂税，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劳役，全部压在蒙古劳动人民头上。蒙古人民越来越看清了温甘伦匪帮及其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反动本质，甚至一部分封建主也对温甘伦表示不满。蒙古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成熟了。 1921年3月1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俄共的帮助下，在俄罗斯境内的恰克图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解放民族，把政权移交给人民大众，进而改造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奋斗纲领。3月13日，在苏俄境内的特罗伊茨克萨夫斯克市举行了蒙古边境苏木(亦称旗)劳动人民代表、义勇军代表和党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选举产生了临时人民政府。临时政府于4月10日向苏维埃俄国政府请求军事援助，共同反对温甘伦白匪。 苏俄军队三个团于6月28日进入蒙古，协同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领导的义勇军，于7月6日攻占了温甘伦白匪军盘踞的库伦。此前，于3月上旬，苏俄少量部队曾进入蒙古边境与蒙古义勇军首先攻打了驻扎在买卖城的中国北洋军阀的部队(加上2月初由库伦溃逃至此的中国军队共万余人)。这些中国驻军在色楞格省北部，沿鄂尔浑河谷进行了抵抗，但因前有红军后有白匪，孤立无援而失败，最终溃散或被俘。7月10日，在库伦以哲布尊丹巴为皇帝的蒙古君主立宪政府正式成立并宣布独立。第二天即7月11日，后来被定为蒙古国庆日，而解放买卖城的日子——3月18日，后来则定为蒙古人民军的建军日。 对于蒙古的独立，当时的中国政府未予承认。1924年，中国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享有领土主权。但由于中国国内爆发了北伐战争，北洋军阀忙于打仗，解决悬案的谈判不了了之。1924年5月，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病死。一个月后蒙古取消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共和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从1924年起，外蒙古政府宣布对外闭关，断绝了同中国的一切来往，加上千里大漠的阻隔，它境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除了苏联政府，鲜为外界所了解，西方称之为世界上一个神秘的国度。但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抱有深切的同情，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例如，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沟通与苏联的联系，在蒙古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其领土建立了国际交通线，输送往来人员和文件。当时有一些中共领导干部，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来往于中苏之间。不过这条交通线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要跨越沙漠戈壁和无水草原。 蒙古的国际地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确立的。1945年2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达成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协定》，美、英为了促使苏联早日出兵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一致同意苏联提出的在协定第一条写上“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美国答应为实现此项条款，说服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到外蒙古“观察”全蒙古人民公决独立的投票。投票从10月10日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参加投票的公民494074人，赞成独立的489291人，其余为弃权票。也就是说明99%的选民赞成独立。最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1月5日发布正式公告，宣布外蒙古独立。 去蒙古不算出国吗？（3） 1949年中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继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率先与新中国建交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6日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初，中国和苏联在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方希望在条约中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据说当时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对中方主持谈判的周恩来总理说，外蒙古的独立已成事实，既然苏联人坚持，那就由他们吧，但不要在友好条约中体现出来。中蒙两国建交以后，友好关系与日俱增。1960年5月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长陈毅访问蒙古，于31日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中蒙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并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以后，两国有关部门交换地图，谈判划定蒙古独立以来一直未定的中蒙边界。1962年12月，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和部长会议副主席扎格瓦拉尔来华访问，于26日签订了两国边界条约。之后，中蒙之间进一步发展了友好往来，中国政府尽自己所能给予蒙古各方面的援助。可是，好景不长，1960年苏联公开反华，蒙古跟随其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蒙关系一天天变冷。 现在，我要去我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怀着曲折复杂的历史情结，面对愈来愈冷的两国关系，真不知前途究竟如何。但说不算出国，我认为不能这么看。在国际政治中，尤其是外交关系上，承认现实从实际出发这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既然我国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签订了有关条约，就应从理智到感情上不再纠缠逝去的历史。就像60年代初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百年前沙俄强占我国远东和中亚共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如同一个外蒙古那么大)，苏联政府必须承认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划占中国领土的一系列条约是不平等条约。1919年，列宁曾宣布过应该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政府考虑到苏联人民已经在这些领土上定居一个世纪之久，从实际出发不要求苏方归还这些领土。虽然外蒙古问题与中苏之间的领土问题情况有所不同，但是，这个原则在中蒙之间也是适用的。我既然奉派到驻蒙古使馆去，就必须做一个称职的外交官，在国家关系上，忠实地贯彻我国的外交政策。 大漠中的遐想（1） 列车当夜驶过张家口，第二天上午驶过大同、集宁继续北去，乌兰察布盟南部大草原，在太阳照耀下泛着一层金光，令人赏心悦目。但随着列车疾驰，草原逐渐褪色，地上小石子越来越多。土木尔台车站的白底黑字的标牌一闪而过，从这里列车进入了戈壁地带。以前我没有到过北方边境地区，曾经把沙漠和戈壁混为一谈，因为书上一般都把这两个词连用，误认为两者不过是一回事。后来看了有关资料，才明白沙漠是大风一吹移来移去的那种细沙，基本上寸草不生；而戈壁地表是小石头和大砂砾组成，夏季可生长稀疏小草，大风可以把沙砾吹起，却无法使之成堆。戈壁滩上的低洼存水处，还可以放牧，野骆驼就是生活和游荡在戈壁滩上。 不久，列车经过了赛汉塔拉车站，由于往北一直上坡，车速比较慢。这个车站只有一片平房，房前有几棵树。“塔拉”在蒙语里是地表起伏微缓的盆地。顾名思义，这里想来是戈壁滩中的一片绿洲，可惜冬天看不出它的特点。赛汉塔拉的著名之处，还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是横亘在我国内蒙古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大漠南部边缘，古代穿越大漠的旅客必须驻足的驿站。 这片大漠，南北纵深约五百华里，东西横宽近千华里。自古以来，河北、山西北部的商人，到大漠以北的库伦一带去做生意，每年春秋两季都要穿越大漠。这是一段艰险的旅程。年年春节过后，他们分别从张家口和大同出发，带上足够的货物，组成骡马和骆驼混合的商旅，到土木尔台或赛汉塔拉住下，备足粮、水、草料，探听大漠有无风暴气象，然后就途北上。穿越荒无人烟的大漠，一般要十天至半个月，如果遇上风暴，就得趴在骆驼腹下，恐怖地等待。一旦沙漠风暴连续施虐，有的商旅断水断粮，就可能被大漠吞噬。艰险的一段旅程走完，商旅们到了大漠戈壁北缘的驿站倬依伦(现名乔依尔)，还要在大草原上跋涉十天左右，才能到达库伦。之后，必须在百多天之内将货物出手，8月中秋前后就得南返，再次穿越大漠。到了清朝末叶和民国初年，有些商人在漠北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们就在库伦开设商号，让新雇的伙计留下过冬，甚至两至三年才让回关内探亲。于是在外蒙古特别是在库伦，就留驻了越来越多的汉族人。1924年，蒙古政府宣布闭关，这些汉族人再也回不了家乡，就变成华侨，绝大部分与蒙古妇女结婚，生儿育女。但是，由于民族隔阂和蒙古政府排华的政策，他们无法融入蒙古社会，生活虽可维持，但政治地位低下。二十余年的闭关，他们与内地音讯隔绝，对祖国的变化很少了解。我离开北京前，侨委的同志向我讲了一则故事：新中国成立，中蒙建交，我国驻蒙使馆人员乘汽车穿越大漠，到乌兰巴托走了一个多礼拜；建馆后通知华侨来办理护照，有一天来了几个老华侨，穿着长袍马褂，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见了领事部主任，马上跪下磕头，口称参见领事大人，…… 说起大漠，虽然令人有些恐惧，但它也是我幼年就向往的地方。小时候，父亲常给我讲古代军人跨越大漠征战厮杀的历史故事。后来自己学历史、看小说，不由得对这片荒无人烟的大漠产生了许多遐想和憧憬。我仰慕两千多年前汉朝大将卫青、霍去病，还有飞将军李广，年仅二三十岁，就统帅大军与匈奴作战，数度穿越大漠南北，直到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被赶西去直到地中海边。他们金戈铁马，不畏艰险，出入大漠，当年将士们不知是怎样一种感受。还有一千三百多年前，唐朝征服强大的突厥，大将军李靖(在《封神演义》中被封神为托塔天王)率十万大军转战阴山山脉，灭掉东突厥，隔着大漠与强盛的薛延陀对峙。接着，大将军李■又率大军与南侵的薛延陀决战，薛延陀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漠北余部请求内附。唐朝遂纵跨大漠开辟一条驿道，称为参天可汗道，分置六十八驿站，备马和酒肉供使差来往，漠北各部每年贡貂皮作为赋税。 更令幼年的我心驰神往的，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大漠中的遐想（2） 浩瀚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处于我国大兴安岭西麓，与蒙古东部草原相衔接，额尔古纳河(古代称望建河)流域斜贯其中，沃野千里，水草肥美，自古就是我国北方许多著名的少数民族成长壮大的摇篮。二千二百年前的匈奴，一千九百年前的鲜卑，一千五百年前的柔然，一千三百年前的突厥，次第发祥和展翅于这个大摇篮之中。它们兵强马壮以后，逐渐向西向南转移，或被融合或者远徙。一千一百多年前，一个新的民族出现了，这就是后来不可一世的蒙古族。 公元840年以后，这个部族的大部分也照例向西南迁移，同留在漠北草原上的突厥语居民融合，从游猎生活过渡到游牧为主。以后，经过近三百年的繁衍，人口益众，氏族支出，地盘扩展于现今蒙古的肯特山脉以东以南的大草原上，并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又过了百年左右，原来部落林立的蒙古社会，经过相互征战厮杀，只剩下五个大的对抗集团：蒙古、塔塔儿、克烈、蔑儿乞、乃蛮。谁能兼并这些集团，谁就会成为统一蒙古民族的大汗。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一个蒙古部落的妇女，带着几个孩子在仓皇奔逃避祸，她的部落已被塔塔儿兼并。其中最大的八岁男孩名叫铁木真，他怀着父亲被塔塔儿人毒死的深仇大恨和重建本部落的宏图大志，在颠沛流离的苦难中长大。正如中国古书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少年时期艰难困苦的经历，培养了铁木真坚毅不拔勇往直前的性格。后来，他又在长达八年率本部落与其他部落的相互拼杀中，掌握了善于利用矛盾、联远攻近、各个击破的军事斗争策略，锻炼了详探敌情、分割包围、远程奇袭、佯退诱敌、运动中歼敌，史称“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卓越指挥才能。终于在1206年他四十四岁的时候，统一了本民族的诸部落，被拥戴为蒙古大汗，号称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并定都于山青水秀的哈尔和林(现在蒙古前杭爱省北部)。 成吉思汗即位后，制定了一系列进步的制度和法律，创制了蒙古文字，泯灭了原来部落纷立的界限，加速了蒙古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并且建成了一支庞大的子弟兵型的精锐军队。成吉思汗率领这支军队，对外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他独有的雄才大略去实现征服亚欧的雄心壮志。首先于1205—1207年，向西征服地处黄河河西走廊的西夏。然后，于1211—1215年，越过大漠南下，攻击占据长江以北中原土地的金王朝，破金九十个州、郡，占领金中都(今北京)。接着，又亲率二十万大军，于1218—1223年，进行了第一次西征，先攻灭西辽(哈喇契丹)和花剌子模国(今中亚乌兹别克等地)，又西越高加索山区，大败斡罗斯和钦察突厥的阻击，把蒙古国的领地范围扩展到中亚和南俄。可惜的是，成吉思汗回师后，计划最后攻灭西夏和金王朝，但在1227年西夏国主投降前夕，不幸病死军中，时年六十五岁。 成吉思汗传奇性的一生，为蒙古民族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是蒙古民族无可争辩的英雄。他死后，他的能征善战的子孙们，继承他奠定的事业，以军事手段为主继续扩大疆域，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建造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横跨欧亚两洲的四大汗国，其疆域西起现今东欧的波兰、匈牙利和地中海沿岸的土耳其，东到朝鲜半岛和太平洋西岸，南迄阿拉伯海滨的伊朗、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印度的北部，北至北极圈附近。并且，还最后灭亡南宋，入主中原，建立了大元帝国。 诚然，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的军队作战，具有从游牧部落战争带来的野蛮残酷的特点，大规模屠杀抗拒的居民，毁灭城镇田舍，破坏性比较大。欧洲人称之为“黄祸”，当时人们一提到成吉思汗便为之色变，小孩吓得不敢啼哭。四大汗国之一的钦察汗国，攻灭并统治斡罗斯各公国约二百五十年，致使直到现代的俄罗斯人，对这段历史仍然耿耿于怀。 我思古抚今，完全沉浸在大漠的遐想之中，几乎忘掉自己身在奔驰的列车里。突然，房间门被拉开，列车员告诉说，边城二连快到了。我的思绪断犹未断：是啊，过了二连就要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了，会看到各色各样的现代蒙古人，并与之打交道。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历史篇章已翻过了八百年，现代蒙古人是否也像我国境内的蒙古族一样，仍然是成吉思汗的英雄后代? 列车缓慢地爬行，铁路两边不知什么时候已变成大大小小的沙丘，铺着小石子和沙砾的戈壁，连同它上面枯黄稀疏的小草，也都看不到了。蒸汽机车头气喘吁吁地吼了两声，列车在二连车站停下。从车窗向西望去，隔着站台是个两层楼房建筑，顶部中间挂着一个比较大的国徽，楼门楣上标着候车室几个大字，不少旅客已下车向候车室奔去，从衣着打扮看多是外蒙古人。 抵达驻蒙古使馆（1） 第二章 乌市友谊街5号 “于深水、窦海玉事件”，更令我深感蒙古当局的政治偏见与野蛮无理。此后，在我长达八年的驻蒙外交生涯中，这件事不时地浮上脑际。 抵达驻蒙古使馆 列车在二连足足停了两个半小时，从北面开过来一辆柴油机车，鸣叫几声，咣当一下挂上了这一串旅客车厢。列车就要过境了。我是第一次出国，在即将离开国门的时候，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心情，似乎是对家园的恋念和对前途未卜的茫然，两种混杂的感情在回绕。 列车徐徐开动，我瞅着窗外铁路旁即将越过的界桩。虽然列车速度很慢，那一米多高上面标着国徽和红色数字的界桩却一闪而过，没有看清是多少号界桩。列车员过来告诉我，那是357号界桩，二连到蒙古边境站扎门乌德是十公里。我注意到蒙方地面上没有迥然不同的变化，是同二连那边一样的起伏不平的沙丘，然而这已是异国的土地了。25分钟后，列车抵达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车站——扎门乌德。 列车停稳，我挪近房间门坐着，拿出护照和黄皮书(检疫证)。走过来三个蒙古人，第一个穿军装，向我敬了个礼，拿起护照翻开看着，并指着内页向第二个穿蓝色制服的咕噜了一句，就把护照还给我。我把黄皮书递给第二个人，他摇了摇头，意思是用不着看了。第三个穿黑色西装，带着笑容探头瞅了瞅房间，就跟上前面两人去别的房间了。 在扎门乌德，列车停站一个小时。从车窗看出去，这个车站比二连荒凉多了，孤零零的两层站房，两根立柱撑着两面坡的屋顶，除了样式别致和大门旁的雕塑马之外，就没有什么惹人注目的地方了。从车上下去十几个中国人，穿着蓝色或草绿色带栽绒领子的棉大衣，肩上挎着、手中提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跟在蒙方海关人员后面走进候车室。列车员说这是一些华侨，他们的行李本来应当同别的旅客一样在车内检查，但蒙方海关人员偏要带进站房检查，便于他们没收“违禁”物品。我刚进入蒙古境内，就看到蒙方对华侨的某些歧视，印象非常深刻。 列车终于开动了，车速逐渐加快，不久就飞跑起来。车比在我国境内跑得快，可能是柴油机车马力比较大的缘故吧，但路基不怎么好，车体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地晃动。太阳已开始西沉，沙漠不见了，接下来的是一望无际有些幽暗的戈壁滩。这是五百华里大漠的北半部，蒙方把它划为三个省：南戈壁、东戈壁、中戈壁，加在一起比我国境内的戈壁滩更大，也更荒凉。处身在这大戈壁之中，使人有寂寞凄然之感。我不禁想起唐朝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炯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实际上，眼前这片大戈壁，也曾经是古战场，但它既没有河也没有山，看不到一只鸟兽，比李华当年描写的古战场更为凄凉。“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吊》文中这三句话，叹息古代征战兴衰交替，令人不胜感慨系之，如果再添一句“将现代欤”，不是也很贴切吗? 天黑下来，车外什么也看不到了。我熄灯就寝，伴随着列车规律而有节奏的“咣当咣当”声，慢慢地进入梦乡。睡得正酣，突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列车员稍微拉开房门递进话来：“再有40分钟就到乌兰巴托啦!”我急忙起床，拉开厚厚的窗帘，看到天色已透亮，赶紧去洗漱。 从两边车窗看出去，景色有了令人吃惊的变化。进入蒙境一路上看不到一棵树，而这里一边是覆盖着密密层层暗绿色松林的高山，一边是草丛上片片残雪略有起伏的山谷盆地，列车正在两地之间的高山根部盘旋。由于南边地势高，而乌兰巴托地势低，列车只有在盘旋中逐渐降低高度，才能驶出山谷，因而有时车头车尾竟然打了照面，甚至转来转去又回到原处附近，当然高度已经下降。我想，这大约就是列车长曾谈过的为了凑足七百公里而修筑的“盘陀”路吧。在铁路专业人员看来，修路劈山取直是天经地义，最令他们反感的是无故绕行。不过，在这种地形上，少花点工程费，让列车多绕几圈，也算情有可原吧。 列车在山谷里绕了足有20分钟，才缓缓驶出谷口。一出谷口，眼前豁然开朗，一条宽宽平平的冰冻河流横躺着，看来这就是土拉河。对岸沿河布局的乌兰巴托呈现在面前。这座东西长南北窄呈扁担形的城市，中段有不少高层楼房，两端则基本上是平房，背后山坡上还有大片蒙古包群。 抵达驻蒙古使馆（2） 列车越过铁路桥，鸣笛驶进乌兰巴托车站。列车员帮我把行李提到站台，列车长过来道别，问使馆接站的人见到没有。我非常感谢他和列车员一路上的照顾，希望今后能再乘坐他们的车。他说那今后肯定有很多机会，不过你将来可能更喜欢乘小联运了。正说话间，两位穿皮大衣的人快步走来，问我是不是北京来的孙一先同志。他们自我介绍，我当时只记住瘦一点的是老姜，胖一点的是小毛。他们同列车长打了招呼，并跟我一起同列车长道再见，祝他莫斯科之旅一路顺风，然后提上行李走出车站。这时，太阳还没有出山，而天色已经大亮。 路上行人不多，车辆更少，我们的车开得挺快，十来分钟就抵达使馆。在车上我左顾右盼，想尽量多留下一些第一次的印象。老姜不断指点一些建筑，给我介绍是蒙古的什么部门，不过，给我这个新来乍到的人留下较深刻印象的，只有市中心的政府大厦和它前面的广场，以及广场中间高耸的骑马的苏赫巴特尔塑像。但是应该说，异国他乡的新鲜感还是有的。车开进使馆大门，绕过主楼开到后院的宿舍楼，小毛说下车吧，到家啦!家?这个字眼我顿时感到有点生疏。他们俩帮我把行李搬上二层事先准备好的两间一套、卫生设备齐全的房间，没有坐下，小毛就建议先去吃饭，因为食堂已开过饭，不能久等我们。饭后，他们带我走进使馆的主楼。 说也凑巧，正好张灿明大使在前厅向一位个子不高但身材壮实看来十分精明的同志交待事情。张大使看到我们进来，没等老姜介绍，就连说：“欢迎，欢迎!”并同我握手。张大使个子高高的，看上去五十岁左右，面容酷似解放军著名儒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我在国内就听说他们是亲兄弟。张大使向我介绍了那位个子不高的同志：“这是办公室主任刘吉德同志。”然后挽着我的胳膊，一面走一面说：“到我办公室谈谈去。”上到二楼东头他的偌大的一间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我首先向他问好，并转达国内有关部门对他的问候。他再一次表示欢迎我来馆工作，询问我旅途中感受如何。第一次见面交谈，虽然有点外交程式，但洋溢着同志式的热情。 “你的外交职衔是二等秘书?”张大使问。 “是的，这是国内定的。”我回答。 “那你就在文化处负责吧。使馆下设这么几个部门：办公室、研究室、商参处、经参处、领事部，还有文化处，干部加职工总共五十多人。”张大使一口四川话，乡音未改。“你爱人为什么不一起来?” “她在河北省搞‘四清’，明年春天才结束，人事部门说明年上半年派她来使馆。” “国内情况怎么样?” “经过这两年的调整和恢复，市场供应好多了，粮、油、蛋都能吃上，凭票供应，量还是不多，牛奶只给小孩和病人。马上到年底了，人们展望1966年，对生活进一步改善，挺有信心的。” “听说最近有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 “是的，一个叫姚文元的人指名批判历史学家吴晗，说他写这篇东西有阴谋，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接着我又补充一句：“我来时随身带了一张报纸，大使有兴趣，我送来您看看。” “好的。”他转了话锋，“中蒙关系变冷了，我国对蒙古的劳动力援助已被迫结束，经济援助也在扯皮，贸易开始下降。苏联军队一个建筑旅已开进蒙古，中东南部省份出现了好多处苏军勘探队，说是为了找水、打井，但每个队都配了野外通讯电台车。” “苏联军队建筑旅进蒙，还有那些可疑的勘探小分队，在北京有关部门向我介绍了，他们要求我进一步注意查证。” “是啊，你不光搞文化，可能也得来点武化喽。”说着，他和我都笑起来。 不敢过多占用他的时间，我就告辞，下楼前去另一房间看望了大使夫人杨波，她和大使同是抗战时期参加新四军的老战士。然后，我来到文化处的办公室。 抵达驻蒙古使馆（3） 文化处包括我在内一共四人，除了老姜(振忠)、小毛(家义)，还有一位女同志乌嫩，她是我国的蒙古族，普通话说得慢但很清晰。她同小毛一样，都是乌兰巴托蒙古国立大学的留学生，但比小毛要高几班。她同丈夫张德麟是同期留学的高才生，是该大学教授、蒙古文化泰斗仁亲先生的得意门生，毕业后夫妇二人都留在使馆工作，老张现在是研究室的骨干。四个人像是一见如故，很快就热烈地聊起来。老姜话不多，作风朴实稳健。他原来在别的使馆当过文化随员，到驻蒙使馆提为三秘。小毛说话带有南京腔，是那种厚道淳朴一看就信得过的年轻人，他的爱人在援蒙友谊医院当护士。小乌胖胖的面庞，特别像我离京前去看望过的她的妈妈。 他们谈了不少蒙古文化和文化界人士的情况，听起来很新鲜。小乌说，要了解蒙古的历史，应该看看《蒙古秘史》这本书。我很惭愧，这本书我翻了翻，很难读，不好懂，就扔到一边。 谈了一会儿，小乌有事出去了，老姜概括地向我介绍了中蒙关系。他说，回溯50年代，那真是黄金时期，称兄道弟，我国是有求必应。中蒙苏国际铁路联运开通后，每年按里程(大头在中国一边)分别给蒙古提供上千万卢布的过境费，最多的年份，我国付给蒙方一千八百多万卢布。根据中蒙两国政府的协议，我国承担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项目，派了几千名工人来建工厂、盖楼房、修公路；还应蒙古政府请求，派了一万多劳动力(连同家属近三万人)，分配到各省搞建设，甚至种菜、养猪、养鸡。蒙古领土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一百三十多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所以，劳动力援助也同经援一样，对蒙古的建设来讲十分重要。但是，到1960年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苏联公开反华以后，中蒙关系开始变化。蒙古囿于自己的处境，它当时还限制在意识形态方面，只跟着苏共的调子写点文章，领导人在有关会议上讲那么几句，国家关系没大影响。到1963年，蒙古党第一书记泽登巴尔亲自出马，撰文和发表讲话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国家。这年12月，蒙古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反华决议，使其反华宣传达到了空前高度。1964年更把反华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这一年的4月，片面撕毁了劳动力援助协定，把全部员工连同他们的家属，统统限期离境。此前，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员工于深水被残酷杀害，员工窦海玉受诬陷坐牢。 小毛接着介绍这个事件的始末。他原来是使馆工人事务处的译员，现在的办公室主任老刘是当时工人事务处的负责人，劳援协定被蒙方撕毁后，工人事务处撤销。小毛说，1955年4月，中蒙两国签订了《关于中国派遣员工到蒙古帮助建设的协定》，1960年又续签了这一协定。派蒙员工总人数年均7000人(不包括家属，下同)，最高年份曾达到12000人。于、窦事件的缘起，是蒙古在中国的留学生杀了人被判刑的。1963年，蒙方向上海派了三名学语言的留学生，两男一女，女的起初跟一个叫那松扎布的留学生谈恋爱，后来变了卦跟另一个留学生好起来，被甩的那松扎布怀恨在心，酒后同女的大吵特吵，并猛地抽出匕首把女的捅死了。中国法院查明事实，那松扎布承认杀人犯罪，1964年2月3日，法院依法判了他15年徒刑。此后不久，蒙古有关方面为了报复，借口中国员工同蒙方人员吵嘴打架，于1964年3月6日，拘留了为首的两名中国员工，一名叫于深水，一名叫窦海玉。5月8日，蒙古法院判于、窦二人各4年徒刑。但蒙方不以此为满足，6月11日这一天，拘留所里的“犯人”出来放风，窦海玉离开房间较晚，听到外面喊中国人打架了，他以为又是蒙古人欺侮中国员工，就操起一个木棒跑出来，到外院一看，于深水躺在那里，后脑被打裂，正汩汩流血。接着，蒙古警察就把窦海玉铐起来，“认定”窦海玉杀了于深水，作为物证的木棒，原来干干净净，后来也有了血迹。使馆派人前去调查，据其他员工反映，窦海玉与于深水是好朋友，两人在同别人的纠纷中常常是互相帮助的，他不可能杀死于深水。中国大使馆对此提出质疑，要求验尸并面询窦海玉。蒙方表示同意，我国公安部派定了法医，但蒙方很快翻悔。而蒙古法院不顾中国使馆的抗议，迅即开庭判了窦海玉15年徒刑。半年之内还不准使馆去人探视。这显然是蓄意制造的冤案，是蒙方对其留学生被判刑的报复。 听了老姜和小毛的介绍，使我对中蒙关系的现状有了深一层的了解；“于深水、窦海玉事件”，更令我深感蒙古当局的政治偏见与野蛮无 理。此后，在我长达八年的驻蒙外交生涯中，这件事不时地浮上脑际。 中午饭后，老姜陪我在院中散步。我把那张载有评《海瑞罢官》文章的报纸，交给公务员转送张大使。我向老姜介绍了这篇文章的梗概，问他张大使干吗要看这张报纸。老姜说，使馆订阅的国内报纸，要十多天后才能来，因而大家每天晚上要听国内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张大使是“老外交”，很重视调研工作，对国际国内形势都很关心。但是电台广播不可能把长文章字字播放，所以还得看报纸。我想，张大使等不得报纸从国内寄来，就索看这篇文章，除了关心国内形势，可能还预感到些什么。 外交拜会 新年将到，张大使指示要我尽快开始拜会蒙方有关人士，争取年前要见到蒙古外交部三司司长，便于日后开展工作。老姜同小乌一起，拟出了一张二十多名对象的拜会名单，经大使同意后，办公室打印照会，送蒙古外交部礼宾司。过了一个多星期，礼宾司12月25日复照同意拜会名单中的十八人，并首先安排拜会三司司长。小乌讲，蒙方安排拜会时间比较快，拜会的人也较多，这是相当友好的表示。小乌告诉我，蒙古外交部三司主管对外文化交流，现任司长是礼宾司副司长图门登贝尔勒的丈夫，图门同中国使馆打交道比较多，态度友好。 蒙古外交部地处市中心政府大厦对面，中间隔着一个广场和一条马路，是个三层楼房建筑。外交部内设将近十个司，中国使馆经常与之打交道的有礼宾司、领事司、亚洲司(也称地区二司，一司为欧洲司)和对外文化联络司(也称三司)。蒙古的建交国有五十多个，但在乌兰巴托设使馆的仅有十一个，其中西方国家只有法国一家。 12月28日，离过年还有三天，小毛陪同我拜会蒙古外交部三司司长奥尔索。在外交部楼一层一个小型会客室见到这位司长，他是个细高个，穿着一套合身的带条纹灰西服，与我的领扣扣得紧紧的严谨的中山装形成鲜明对照。双方寒暄后在沙发上坐下。他问我： “秘书同志，过去您在哪里工作?” “长期在对外文委工作，到文委以前在山东做过政府工作，还当过教员。”我回答。 “以前在别的国家工作过吗?” “没有。到贵国来我是第一次出国，在今后工作中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协助各国在我国的文化官员开展工作，是我们三司的责任。今年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项目执行得很好，都已如期实现了。” “的确执行得不错，这也是您司长的一份贡献。不过，还有一项我们驻蒙文化官员访问科布多省，似乎也应在今年之内。”这是小乌特意让我催问的。 “是的，是的，这件事我们尽快安排。秘书同志，您都有些什么喜好呢?” “我喜欢文学和历史，特别是对一些历史名人非常敬仰，比如对蒙古人民的祖先、民族英雄成吉思汗，我就很崇拜。” “啊，啊，我们蒙古现代也有许多名人，例如著名作家达木丁苏伦，文学泰斗仁亲教授。” “我听说过，希望今后能够见到他们。” 双方又谈了谈乌兰巴托和北京的天气，以及其他一些闲话，彼此还互祝即将到来的新年快乐，之后我就告辞了。 回馆的路上，小毛提醒我以后同蒙古官方人士接触时别提成吉思汗。我诧异地问为什么。他说，1962年是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提出在首都开纪念大会，在肯特省建大型纪念碑，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在苏联的干预下，把这个中央书记给撤了，还打成反党民族主义集团的头子。我不禁想到，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及子孙西征建立的四大汗国，其中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二百五十年，那时俄罗斯人在小孩哭闹时就说成吉思汗来了，吓得小孩不敢出声。当时是为了制服小孩的啼哭，今天则是制服蒙古领导集团中的不同声音，真是可悲。 拜会在1966年新年前后继续进行。在拜会接触中，蒙古文化界人士尽管他们的党中央跟随苏联反华，声调日渐高涨，而且已开始扩展到国家关系中，但在同我交谈时，没有一个人借端挑衅。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拜会完蒙方文化界的上层人士和蒙中友协主席、人民军事务部外事处长等朋友。蒙古朋友对中国的友好情谊使我深受感动，尤其是美协主席楚勒特木和音协主席贡其格苏姆拉给我的印象尤深。我感到这种情谊是历史上天长日久的积累，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对蒙古无私援助的深刻影响，人心的向背是会影响历史的进程的。楚勒特木的画风深受中国画影响，他特别敬仰我国名画家徐悲鸿。第二次见面时，我送他一幅荣宝斋水印徐悲鸿的《雄鸡引吭长鸣》条幅，他特别喜欢，但不知题词内容是什么，表现有些担心。我给他解释“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八个字的历史背景，他若有所悟地不住点头。我同贡其格苏姆拉只见过一面，因为我不懂音乐，没有多少话题好谈。1967年6月，我国氢弹爆炸之后，小毛给他送使馆公报，他问小毛有什么新闻，小毛讲了氢弹爆炸的消息，贡其格苏姆拉听后自言自语地反复说：“不能说中国同志无能，绝不能说中国同志无能!”他这样情不自禁地吐露心态，表明不仅是由衷地赞扬中国，且系有所指而发，因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年10月)之后，苏联报刊宣称，中国可以制造十万吨级的原子弹，但其技术水平造不出一百万吨级的氢弹。 兴衰更替（1） 第三章 蒙古昔日的辉煌 一个民族的振兴，当然首先要有稳固的强有力的政权，不过这还不够，还必须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还在同反革命势力激烈搏斗的时候，蒙古人民革命党就在经济上采取了激进的民主改革政策。 兴衰更替 1966年上半年，我在工作的间隙，常到使馆的小图书馆翻翻书。这里的书不过两千册，却很适用，主要是历史和文学两大部分，而关于蒙古的情况介绍占有相当数量。 我来蒙古前阅看有关资料时，一直有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成吉思汗及其儿孙所创立的惊天动地的业绩，历史上这样一个强悍的民族，为什么会衰落?是怎样衰落的?我带着这个问题，在图书馆里寻求答案。 经过一番认真的阅读和查考，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逐渐形成：从1206年铁木真登上成吉思汗的大汗位，到1368年元朝被推翻，是蒙古民族的鼎盛时期；从1368年开始的北元，到1644年满族人入主中原建立清朝，是蒙古民族由盛转衰的式微时期；从1644年到1911年，是蒙古民族臣服清政府而无所作为的衰败时期。也就是说，兴盛162年→式微276年→衰败267年。 继承祖业的忽必烈，1259年登上蒙古大汗位，建都中都(后改称大都，即今北京)，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立了元朝。他还在当藩王时，便思“大有为于天下”，怀有奋力开拓疆土的雄心。经过二十年的胜利征战，于1279年击灭南宋，统一了全中国，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辽、宋、夏、金、吐蕃、大理等国持续三百多年的并立和相互攻战的局面，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幅员之广超过了汉代和唐代。他不仅使辽东、漠北、西域、云南等地进入大一统，而且吐蕃地区从此正式并入中国，意义非常之大。在巩固了对中原汉地的统治后，他又立即着手恢复对西道诸王(四大汗国)的政治控制，征抚并用，使这些宗藩国维持与元朝的正常关系，并由此架起了东西方间的桥梁，使中国同外国的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极盛时期。 忽必烈称帝后，其保守、嗜利和黩武等消极因素都有发展。采行汉法、改革落后旧制的工作陷于停顿。邀宠大臣阿合马等人主持国政，吏治腐败，专注搜刮，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为了对外战争，打造出征海船，沿海和江南地区徭役日益加重。人民不堪沉重的封建剥削与压迫，纷纷起义。而这时，大漠南北受封的蒙古诸王连年相互混战，有的甚至叛离朝廷。因此，在忽必烈在位35年于1294年逝世之后，元朝已是强弩之末，皇位递传九代仅74年，农民大起义埋葬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元帝国。 兴盛162年，看起来时间不算短，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不过弹指一挥间。蒙古民族的兴衰更替，正如古书所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元朝灭亡，残余力量退居蒙古草原，史书称之为北元，持续年代从1368年至1402年，为漠北西部崛起的瓦喇部取代。 明朝建立，把北元视为心腹之患，曾多次进兵漠北，在绥服近边蒙古诸部后，陆续在辽东、漠南、嘉峪关外和哈密等地设置蒙古卫所，企图以此为屏障，把漠南和漠北蒙古隔绝起来。退居漠北的蒙古大汗，局促一隅，权威低落，大小封建主实行割据，内讧不已，明王朝又从中挑拨，使之“人自为雄，各自为战”。到15世纪中叶，瓦喇封建主也先力量壮大，取代北元，西征哈密，东取辽东，南犯明朝边境，蒙古民族一度中兴。1449年，也先部在北京附近八达岭外土木堡(今怀来县东南)所进行的“土木之役”中，曾俘虏明朝皇帝明英宗，接着又攻到北京城下，只是由于明朝大臣于谦率众拒守，也先未能得逞。但从此明朝军队全部退入长城以内。不过，瓦喇部好景不长，到15世纪末叶，达延汗兴起，他消灭权臣，削平割据势力，调整蒙古的封建秩序，把当时错落纷纭、各不相属的大小领地，合并为六个万户，重新划分领地，各部驻牧地区得到稳定，经济逐渐恢复。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又趋分裂。但这时已与前期的分裂战乱和经济衰败的情况不同，各部只是脱离大汗的控制，尚未兵戎相见，经济也略有发展，与明朝之间也保持着相对的和平。 兴衰更替（2） 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清朝统治者根据自己同蒙古族长期接触的实际政治经验，总结历代中原王朝常败于北方民族入侵的历史教训，制定了一系列统治蒙古族的政策。他们从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期起，前后花费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终于制服了蒙古各部。 首先是实施盟旗制度，将原来的“爱马克”(血缘集团)、“鄂托克”(地域集团)等大小领地拆散、合并，重新改编为许多互不相属的旗，作为军事行政单位。通过两大行政管理系统，即实行大臣、将军直接节制的总管旗制“内属蒙古”系统，及实行理藩院监督的札萨克旗制“外藩系统”，以防范内外蒙古联合抗清，从而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旗之上还有“部”、“盟”两级组织，旗以下有“佐”为基层单位。内蒙古划分为6盟24部51旗，外蒙古划分为4盟4部86旗。清政府还规定了旗札萨克(旗长)的权限，严格划分旗界，不准越界游牧、耕种及往来、婚嫁，固定了牧民对各等级封建主的依附关系，也限制了封建主滥施权力及相互勾结。 清政府为了分而治之，又将外蒙古4盟4部(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赛音诺颜汗部)由理藩院监督，进而按地理位置，派驻库伦办事大臣和驻乌里雅苏台(今扎布汗省境内)定边左副将军分别管辖。 其次，为了麻痹蒙古族的斗争意志，清朝对喇嘛教采取全面保护的鼓励政策。古代蒙古族原信奉萨满教，13世纪一些外来融入蒙古族共同体的人群信奉景教，蒙古统治家族的个别人也接受了景教的信仰，但都没有发生多大影响。元代，宁玛派喇嘛教盛行于蒙古统治者的宫廷，而广大蒙古族人民仍信奉萨满教。及至16世纪(俺答汗时期)格鲁派喇嘛教(黄教)传入蒙古之后，清朝以各种尊称名号、职衔加封上层喇嘛，敕封特殊领地(喇嘛旗)，使其主持的寺庙拥有大量土地、牲畜，享有各种特权，形成与世俗封建主并存的僧侣封建主集团。由于喇嘛可免除赋役，当喇嘛的人数日多，到1920年，外蒙古有寺院二千五百多所，喇嘛十万多人，占当时蒙古男子的三分之一。他们脱离生产，不准结婚生育，大大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喇嘛教遂成为渗入蒙古社会每一角落，支配蒙古族人民精神世界和世俗生活的惟一宗教。 清朝对蒙古族统治的加强，有效地制止了封建割据和战乱的重演，使蒙古社会获得近二百年的稳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库伦也因贸易的兴盛而发展成漠北大的商业城市。但是，广大的蒙古人民，则遭受着封建主深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期，清政府的民族隔离和旗界封禁政策，在内外矛盾激化和经济力量的冲击下，逐渐变得徒有其名。盟旗制度也失去先前的约束力，蒙古社会出现了新的不稳定的因素。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蒙古地区也和全国一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走向新的振兴（1） 走向新的振兴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后，蒙古民族面前出现了重新振兴的曙光。 当时，战争使本来就非常落后的蒙古遭到严重破坏，国库空虚，经济停顿，百业凋敝。另外，大部分领土尚在温甘伦白匪统治下，而且不甘心失败的封建主勾结内外反动势力，妄图扼杀新兴的革命力量。 人民革命党的领袖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为了巩固革命的成果和新兴的政权，进行了艰巨而惨烈的斗争。 苏赫巴特尔，1893年2月2日出生于买卖城的贫苦牧民家庭。五岁时，举家迁往库伦谋生。由于家庭贫困，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十四岁，被雇用到库伦至恰克图的驿道上当了一名马夫，后来又回到库伦打短工。在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了清廷官吏腐化糜烂、穷奢极欲的生活，也亲身感受到封建主和喇嘛首领对下层劳动牧民的残酷剥削。1912年，他十九岁应征参加了“蒙古自治军”，不久被派到俄国人主办的呼吉尔—布拉克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到军队当过骑兵连长、机枪连长。他在军队里受到几个同情苏维埃革命的俄国教官的影响，了解到一些有关俄国革命运动的情况。十月革命爆发，更激发了他的反叛精神，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残暴，加速了他思想的转变。 1918年底，苏赫巴特尔从军队退伍后，回到库伦在一家印刷所当排字工人。由于他生活艰难却很讲义气，很快有一些人聚集到他周围，慢慢形成了蒙古的第一个革命小组。1919年秋，他与乔巴山组织的革命小组开始合作，于1921年3月建立了蒙古人民党(后改称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义勇军。 乔巴山，1895年2月8日出生于车臣汗部(今东方省)克鲁伦河畔一个贫穷的牧民家庭。他的童年生活十分艰苦，母亲忍痛把他送进喇嘛寺院。他在寺院忍饥挨饿地当了两年喇嘛，便偷偷逃了出来，时年十七岁。1912年，他流落到库伦，在经历了一段辛酸生活之后，考入“自治蒙古外交部”附设的一所学校读书，学习非常刻苦。1914年，他被送到俄国的伊尔库次克学习，在那里他受到俄国革命运动的深刻影响。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回到库伦，目睹统治者的腐朽和下层民众的普遍不满，便把与己志向相同的人聚集起来，于1919年秋组织了地下革命团体，并与苏赫巴特尔组织的第一个革命小组合作，从而建立了蒙古人民革命党。 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在苏俄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下，取得了革命胜利。1921年7月10日，在库伦正式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国家政体采用了保留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帝的君主立宪体制。苏赫巴特尔在政府中任军事部部长，兼人民军总司令；乔巴山任军事部副部长，兼人民军副总司令和政治委员。 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人民革命党在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首先是肃清盘踞在蒙古西部广大地区的温甘伦残余匪帮的斗争。当地的人民革命党人，在乌里雅苏台发动起义，并组织游击队与白匪战斗，但由于力量弱小，没有取得进展。苏俄远东共和国派遣西部一支骑兵小分队支援游击队，结果被白匪包围，与游击队一起共同战斗十余天，弹尽粮绝全部牺牲。苏俄红军远东司令部遂派大批正规部队，由库伦向西和由伊尔库次克向南，两路进军乌里雅苏台夹击白匪军，于1922年7月全歼白匪残余势力，生擒温甘伦，交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其次是镇压沙其喇嘛的反革命暴乱。沙其喇嘛本是西藏的一个高利贷商人，与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关系密切。他不仅曾怂恿哲布尊丹巴秘密勾结温甘伦白匪，而且在人民革命胜利后，暗中进行活动企图推翻人民政府。他利用失势的王公贵族和反动喇嘛对政府经济改革政策的不满，广为收罗党羽，并秘密从西藏等地运进武器，密谋于1922年12月在库伦发动暴乱，进攻政府办公大楼。他们的这一阴谋，很快便被人民政府获悉，人民军在库伦进行了大搜捕，暴乱阴谋被粉碎，沙其喇嘛被处决。 更严重的事件是人民政府总理鲍道企图发动政变。鲍道出生在一个封建主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还精通汉文，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蒙古革命以前，他在一个寺庙当喇嘛。革命发展到库伦，他离开寺庙加入人民革命党，受到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的信任，人民政府成立时被推选为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就任以后，在国内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反对激进的改革，在国际上主张不仅仅同苏俄保持联系，还应同中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都保持来往，这就同苏赫巴特尔、乔巴山等领导人发生严重分歧。斗争的结果，鲍道辞去了总理和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职务。他为了寻求自己的“拯救蒙古民族”的道路，不仅在库伦积极活动，宣传他独特的思想，还向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阐述政治主张博取同情，甚至偷偷地于1922年5月跑到中国沈阳，动员军阀张作霖出兵外蒙古，回蒙古后继续同张作霖暗中来往。他的这些活动，当然为人民革命党所不容，最后以阴谋进行反革命政变罪，将他及其同党沙格达尔扎布(司法部长)、达赖喇嘛(内政部长)处以死刑。 走向新的振兴（2） 1923年2月22日，苏赫巴特尔被人毒死于医院中，这对全蒙古人民和人民革命党无异于晴天霹雳。苏赫巴特尔在层出不穷的反革命事件中，殚精竭虑日夜忧思，他虽然只有三十岁，也感到精疲力竭，便住进医院休养治疗。一天晚上，他服药后正躺在病房看报，忽然腹部剧痛，头晕目眩，昏迷不醒，医生进行急救为时已晚。后来检查，死于中毒。 乔巴山随即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下令捉拿凶手。蒙古内防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未能将此案彻底侦破，最后逮捕了几名医生，枪毙了医院院长。 事隔二十年后，1940年12月，乔巴山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宣称，是以丹尚为首的人民公敌毒死了苏赫巴特尔，目的是为了引起人民革命党的内部混乱，以达到阻挠劳动牧民反对封建主的斗争。 丹尚是人民革命党的元老之一。苏赫巴特尔去世后，他担任政府副总理兼人民军总司令。他同乔巴山由政治观点的分歧发展到内斗。在1924年8月4日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双方决裂，并在嗣后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兵戎相见。丹尚及其支持者被逮捕枪决。 1924年5月20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君主立宪政体的蒙古皇帝，病死在自己的宫殿里。 6月7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中央全会，决定取消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共和体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十天后，以政府决议的形式宣布：蒙古为人民共和国，不设总统，最高权力属于大呼拉尔。11月8日，第一届大呼拉尔在库伦召开，经过十八天的讨论，26日通过了蒙古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大呼拉尔还肯定了蒙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总路线。 一个民族的振兴，当然首先要有稳固的强有力的政权，不过这还不够，还必须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还在同反革命势力激烈搏斗的时候，蒙古人民革命党就在经济上采取了激进的民主改革政策。 1921年以前，蒙古经济十分落后。游牧养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牧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0%，居民生活必需品三分之二来自畜产品，三分之一依赖进口。当时没有工业、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商业操纵在中国内地来的商人和俄、日、英等国的资本家手中。没有本民族的银行，也没有自己的货币。也就是说基本上停留在中世纪的自然经济阶段。 新成立的蒙古人民政府，1921—1922年间，首先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使封建主失去了对土地、草场的特权，废除了商业高利贷者的债权和僧俗封建主向人民大众征收的一切捐税，制定了新的税收制度。接着，又废除了旧社会封建司法机构及其刑法，取消了封建主阶级的各种特权，废除了世袭封建领主制度和农牧民人身依存关系。这些激进的民主改革措施，虽然导致了阶级斗争的异常尖锐化，但因有苏俄和本国军队做后盾，达到了解放生产力的目的，从而为蒙古的经济和文化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奠定了基础。到1940年，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种植业、运输业、建筑业等经济部门逐渐形成。牲畜存栏头数，由1924年的一千三百七十五万头，达到空前的二千六百零四万头，全国人均三十多头。1948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国民经济建设纳入了计划轨道。 配合苏军抗击日寇（1） 配合苏军抗击日寇 蒙古的政权得到巩固，经济初步振兴，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它不得不转向战时的轨道。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组建关东军，成立伪满洲国，蒙古的东部处于日寇的严重威胁之下。1921年进入蒙古的苏俄红军，在帮助蒙军击溃北洋军阀驻军、消灭温甘伦白匪军之后，一直没有撤退，他们大部分驻扎在乌兰巴托东北部的军营里，蒙古百姓称该地为乌兰花(意译为红营盘)。在新的国际局势下，它成了蒙古保卫领土的依靠力量。 应当说，在日军侵华的年代里，苏联军队保卫蒙古不受日军侵犯，的确是起了重要作用。不过，事情并非苏联领导人讲的那么坦荡无私的“国际主义”。苏联只有毫不退让地保卫蒙古，才能保住它的远东地区。翻开东北亚地图，人们一眼就可看出蒙古战略地位的重要。它的广大的弧形领土，像一只展翅的巨雕，掩护住苏联的东西伯利亚和后贝加尔地区，特别是苏联通往远东的运输大动脉——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绕过贝加尔湖南端，就贴近蒙苏边境东进，如果日本人占领了蒙古，在蒙苏边境打断西伯利亚大铁路，苏联远东地区即唾手可得。据说斯大林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一旦敌国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那么苏联的远东地区将陷于严重的孤立状态”，“而一个独立的、与苏联结盟的外蒙古，将会保证苏联的长期安全”。 1939年，侵华日军经过两年的战争，占领了半个中国，国民党政府军节节败退，蒋介石在能否坚持抗战上陷于严重动摇，在日本人的诱降之下，派出代表到香港与日本代表举行秘密谈判，国民党统治区妥协投降的空气大为膨胀。在这样的形势下，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内阁认为，最后解决中国问题已指日可待，下一步在东亚的军事战略是“南进”(打入英美势力范围)还是“北上”(入侵苏联领土)，应该予以定夺。坚持“南进”主张的主要是其军内传统影响势力较大的海军，而坚持“北上”战略的主要是掌握军权的陆军。驻扎在伪满洲国(中国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对于同苏联开仗早就跃跃欲试。“南进”还是“北上”两种主张争持不下，日军大本营决定让关东军试探一下苏军的虚实。 日本关东军早在1938年7月，就曾经在吉林省东部边境与苏联交界的张鼓峰(苏联方面叫哈桑湖)地区挑起过边境冲突，在苏联边防军的坚决反击下，日军败北。关东军将领认为这个地区处于吉林与苏联、朝鲜交界处的倒牛角尖内，地域过于狭窄，兵力无法展开，于是决定在海拉尔以南与蒙古交界的诺门坎地区进行突袭，如果苏军不参战或者其参战部队战斗力不强，日本关东军就加大兵力攻占蒙古，为下一步进攻苏联的后贝加尔地区建立基地。 诺门坎(也称诺门罕)在海拉尔以南约二百公里的哈拉哈河畔。哈拉哈河(苏联地图称之为哈勒欣河)，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流入贝尔湖。这条河流经的草原，地势平坦、开阔，低洼处有沼泽。翻开蒙古地图可以看出，蒙古东部的塔木察格布拉克突出部，像一只犀牛角插入日本占领的“满洲国”，地理形势对日方不利，日本关东军早就想把它切掉。位于这个突出部东北角的哈拉哈河，传统上是在蒙古境内，但边界从未划定，给了日本人可资挑衅的借口。1939年5月11日，数十名蒙古骑兵越过哈拉哈河进入诺门坎东南十五公里的地方巡逻，“满洲国”警备队奉命把他们赶回河的西岸。双方你来我往，冲突范围越来越大，遂酿成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哈拉哈河战役(苏联称之为哈勒欣战役)是一次关系远东战局如何发展的战役，孰胜孰败无论对日本还是对苏联和蒙古都是十分重要的。 蒙军在哈拉哈河战役中，配合苏军英勇地捍卫了自己的领土，受到了一次实战的“洗礼”。 蒙军从1921年诞生时起，只在当年跟随苏俄红军攻打过北洋军阀部队驻守的买卖城，而那时它只不过是一支二三百人的游击队。后来组建正规军，数量也不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直接威胁到蒙古东部的安全。蒙古政府决定扩军备战。到1937年，蒙古武装力量(包括作战部队和军事机关、军校等)已发展到四五万人。当时全蒙古人口约80万，军事人员占5%—6%，这对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的国度来讲，动员程度如此之高，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蒙古是马背上的国家，青年人个个都是善骑好斗，入伍后不需要进行骑马训练，就可以驰骋飞奔；他们性格强悍，经过一番军事训练，就可成为训练有素的勇敢军人。参加哈拉哈河战役的蒙军骑兵师打得很好，蒙军装甲营在巴英查岗的争夺战中打得尤为出色，受到苏军指挥官朱可夫将军的嘉奖。 配合苏军抗击日寇（2） 哈拉哈河战役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9年5月11日至31日。 日蒙双方边防冲突逐渐升级之后，日军驻海拉尔的第二十三师团投入战斗，并动用一个轰炸机中队。蒙军处境不利。苏军驻蒙古第五十七特别军(1937年9月增驻蒙古)以最快速度调来哈拉哈河前线，该军军长费克连科统一指挥苏蒙部队向日军反击。双方伤亡较大。苏军这么快地介入边境冲突，是日军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始料不及的，遂重新调集兵力，于5月28日向苏蒙军发起进攻，并派一个骑兵联队(相当一个团)迂回到敌军侧后进行夹击。没想到苏军坦克、炮兵火力异常猛烈，日军迂回兵力被切断退路、包围歼灭。5月31日日军不得不暂时撤离战场。 第二阶段，1939年7月2日至8月30日。 苏军统帅部基于对日军战略企图的充分估计，迅速调当时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的朱可夫将军赴蒙指挥。朱可夫于6月5日抵达第五十七特别军军部、距离前线一百二十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克，了解情况之后，意识到日军很快会有报复性的大规模进攻，而苏方不仅兵力不足，并且五十七军战场准备严重不足。遂向统帅部建议，增调不少于三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的兵力，还要求大大加强炮兵和空军力量。战役准备的最大问题是运输，好在从苏境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博尔集亚车站，南下蒙古东方省会乔巴山，向东折向塔木察格布拉克，1938年就修建了一条窄轨铁路(总共二百三十八公里)，这时派上了很大用场。在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同时，朱可夫奉上级命令，取代了第五十七特别军军长职务。 日本关东军也在调集兵力。由于日方自视过高，对苏军估计不足，调集的兵力除补充损失较大的第二十三师团外，只调来关东军精锐的第七师团和一个坦克联队，但大大加强了空军兵力。 整个6月份，双方在调集兵力的过程中，为争夺制空权，空军展开了激战。其中，6月22日这一天，从哈拉哈河前线到蒙境的塔木察格布拉克，日军一百二十架飞机同苏军九十五架歼击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双方均有不少损失。 7月2日，日军开始地面进攻。其战役目标是围歼哈拉哈河东岸的全部苏蒙军队，尔后前出河西歼灭苏军预备队。日军指挥部对其胜利十分有把握，甚至把一些外国武官(主要是德、意)和新闻记者请到作战地区观战。但是，由于其投入的兵力优势不大，且遇到苏蒙军的坚决抗击，战争陷于胶着状态。此期间，双方在河东岸争夺巴英查岗地域的战斗异常惨烈，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受到重创。 这时，关东军才深感苏军比想像的要强大得多，除将主力第七师团及一个骑兵团全部投入战斗外，又调集第二、第五师团前来，并在海拉尔组建第六军团指挥作战。日方完全没有料到，苏军调集了比它更为众多的兵力，特别是大量的坦克、装甲部队，总共：步骑兵四个师、坦克兵二个旅、摩托装甲兵三个旅、空降兵一个旅，以及大量的炮兵。苏蒙军指挥部由57军军部扩编为第1集团军群司令部，朱可夫就任司令，他决心以绝对优势兵力，全歼日军第六军团。 8月20日，苏蒙军发起了围歼日军的总攻战役。这是一个星期天，日军指挥部认为苏军不会马上进攻，竟允许其将、校级军官到海拉尔等地休假。5时45分，苏军开始地面炮火准备，同时，出动一百五十架轰炸机和近一百架歼击机，对日军阵地凶猛突袭。然后，在第二次地面炮火准备开始延伸射击时，8时45分，苏军部队以坦克、装甲兵为先导开始冲击，蒙军骑兵从侧翼配合。一线日军阵地迅速崩溃，但善于近战的日军士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惨烈的战斗一直打到8月30日，日军第六军团被全部歼灭。 此次战役，双方投入兵力总共十万以上，够得上一场局部战争。苏军沉重打击了日本关东军趾高气扬的凶焰，使日军大本营清醒地意识到“北进”并不像他们1919年打到伊尔库次克那么轻而易举，在战略的选择上必须贯彻“雷公打豆腐”的原则。 苏军获胜日军惨败后，苏日双方转入外交程式的边界谈判。苏军大部分兵力留驻蒙古，组成一个集团军(苏德战争爆发后，按苏军统一序列编为第十七集团军)，主力驻扎在塔木察格布拉克，一部分兵力驻乌兰巴托。 二次大战显身手 二次大战显身手 蒙古人民军经过了哈拉哈河战役的洗礼，全军上下充满着战斗的豪情。1942年在苏德战争的战场上小试牛刀之后，于1945年，在对日军的最后一战中大显身手。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不宣而战，迅速突破苏联的西部防线，长驱直入抵达苏联的腹地。苏联军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 蒙古人民全力支援苏联的卫国战争，仅在1941年就捐献了一百四十节火车车厢的价值六千五百万图格里克的物资，还通过对外贸易银行捐赠了二百五十万图格里克、十万美元及三百千克黄金。苏联利用这些资金和蒙古人民直接的现金捐献，购置了五十三辆坦克和一个航空大队的飞机。蒙古标号的坦克编入苏军近卫坦克第一百一十二旅，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蒙古牧民”航空兵大队在苏空军近卫航空兵第二团的编制内，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取得了不少胜利。1941—1942年，蒙古人民还送给苏军三万五千匹马，补充了苏军的骑兵部队。 在德军进抵莫斯科城郊，苏联军民英勇保卫首都的危急情况下，蒙古人民军派出两个骑兵团，直接参加了保卫莫斯科的战役。第一骑兵团团长为丹纳多济，第二团团长为阿尔拜格，他们都是苏联伊尔库次克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都曾参加过哈拉哈河战役。两个团总共兵力一万多人，配备了最好的马匹和精良的马刀及自动步枪，于1942年2月1日，乘坐一列专用火车向苏联腹地飞驰。 这时，苏联红军已顶住了兵临莫斯科城下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转入了局部反击，并在筹划向德军发起总攻。蒙古两个骑兵团团长到达苏军总参谋部，见到了朱可夫大将。朱可夫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问长问短之后，决定将这两个团编入西方面军科涅夫上将指挥的部队。他们到达前线，正值总攻将要开始，科涅夫给他们的任务是，利用骑兵机动、灵活，可以脱离后方作战的特点，绕过敌人的炮兵和坦克阵地，从侧面楔入敌人后方，配合正面部队发起猛攻。 总攻开始，蒙古两个骑兵团犹如猛虎下山，骑着慓悍的骏马，挥舞着马刀，踏着厚厚的积雪，绕过了德军正在运动的坦克和炮兵，从侧背冲向敌阵。尤其是丹纳多济一马当先，以一当十，冲在队伍的最前头。蒙古骑兵团的兵力虽小，但使正在后退的德军一时陷于混乱，正面苏军得以迅速推进。到4月20日莫斯科会战结束，丹纳多济出色地完成了十余次冲锋任务，科涅夫上将高兴地称赞他为“马背上的英雄”。 蒙古骑兵更为辉煌的战绩，是在1945年对日军的最后一战。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蒙古政府也同时宣布对日开战。百万苏军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发起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其中主攻方向的后贝加尔方面军，以蒙古东部塔木察格布拉克突出部为中心，向两翼扇面形展开，齐头并进。蒙古军队第五、六、七、八总共四个骑兵师，被编在方面军右翼的第十七集团军的右侧，越过蒙古东南部的无水草原和部分沙漠戈壁，向中国境内多伦到张北一线的日军和内蒙古德王的伪军发起进攻。 蒙古经过战时动员，军事力量增长到八万至十万人，动员能力已达到其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就是说只要能上前线的青年人都参军了。虽然武器装备都是苏联供应，但吃穿用对蒙古国民经济来讲也是沉重负担。好在进攻发展神速，只用了八天就占领了张北、多伦和赤峰。 蒙军的英勇作战，得到苏联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当时担任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参谋长、战后曾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的扎哈罗夫元帅，在其主编的《结局》一书中这样写道： 蒙军在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右翼实施的进攻，具有重大的战役意义。它切断了日本在满洲和华北之间的交通线，而在华北，敌人配置了预定调往满洲的重兵集团。 敌人无论如何也未预料到，苏蒙军队会从察哈尔沙漠实施如此沉重和迅猛的突击，致使关东军指挥部陷于这般境地。可是，苏蒙骑兵(按：苏军在这个方向上只有一个第五十九骑兵师)却越过无水的沙漠和盐碱地实施了这样的突击。这次沿沙漠草原实施的机动，打乱了日军指挥部的计划，使其无法在这里组织可靠的防御。 蒙军官兵是天生的骑兵。无边无际的草原，没有明显的方位物，没有村镇，稀疏的水井，灼人的阳光，这就是蒙古人的故乡景象。他们从小就养成了爱马的习惯，并代代相传；入伍后，他们不需要进行骑马训练，就可以实施长距离的行军。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勇敢军人。一周驰骋六七百公里，对蒙古战士来说是很普通的现象。 扎哈罗夫接着描写蒙古骑兵前赴后继强渡山洪滚滚的河流的动人情景。如果苏联人不是对“黄祸”代代禁忌，扎哈罗夫说不定会称赞蒙古骑兵战士不愧为成吉思汗的英雄后代。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5年9月14日，为了表彰蒙古军队在远东战役中的重大贡献，授予蒙古人民军二十一名将军和军官以苏联勋章。这批将军和军官，后来都成为蒙军的中上层骨干。一直到70年代初，蒙军领导人还是这些参加过“哈拉哈河战役”和“远东战役”的英雄。 俯首帖耳的领导人（1） 第四章 “有限主权”的枷锁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给予它的支持和帮助是举世共认的，而对它的控制也丝毫没有松手。苏联的历史经验：要控制一个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党那个国家里，安置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应当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中苏之间的军事摊牌终于没有发生。 俯首帖耳的领导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蒙古的国际处境空前优渥，北面是“老大哥”，南面是“老二哥”，可以高枕无忧、自由自主地从事建设。从1948—1957年，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它得到来自苏联和中国两方面的大力支援，国民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为改善。50年代堪为蒙古的黄金时代。到1960年，农牧业基本实现了合作化，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长了4.4倍。但是，苏联仍然是“控制你没商量”，蒙古无法摆脱“有限主权”的枷锁。 “有限主权论”，是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扼杀“布拉格之春”时公开提出来的，实际上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指导思想早就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之前。二三十年代，各国的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以苏联为基地的第三国际，在帮助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并指导它们开展革命斗争方面，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斯大林时代，“朕即国际”，不仅对各国共产党颐指气使，而且直接指派各国党的领导人。更有甚者，在苏联1937—1938年肃反扩大化时，在其境内和境外误杀了不少忠诚的共产党人，当时波兰共产党的领导班子就几乎被杀光。二次大战后，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苏联领导人虽然几经更迭，但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的指导思想根深蒂固。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给予它的支持和帮助是举世共认的，而对它的控制也丝毫没有松手。苏联的历史经验：要控制一个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党那个国家里，安置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斯大林“慧眼识英雄”，就像30年代初，选择王明、博古来控制中国共产党一样，40年代初选择了蒙古青年泽登巴尔，将他派回蒙古。 尤睦佳·泽登巴尔，1916年9月17日生于蒙古西北部的乌布苏省邻接苏联边界的达布斯特县，是蒙古少数民族杜尔伯特人。1929—1938年，在苏联伊尔库次克中学和财经学院学习，毕业回国后在乌兰巴托财经学校短时任教，1939年加入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于在苏联留学期间经人推荐，受到斯大林的赏识，回国后受到乔巴山的器重而青云直上。入党后仅一年，就被选为中委，任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继而又做部长兼国家银行行长，当时只有二十四岁。1941—1945年，还曾担任人民军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进入政治局，1945—1946年任国家计委主席，1946—195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起担任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11月蒙党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泽登巴尔从政之后，怀着对苏联的感恩戴德，无论国内和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他的政治指北针从来没有摇摆过，总是亦步亦趋，跟随苏联。 乔巴山在40年代就刻意培养泽登巴尔为接班人，甚至于把这个在军事上不甚了了的泽登巴尔安排为自己的副总司令，给予中将军衔。但是，乔巴山1952年1月逝世以后，在赫鲁晓夫1956年大反斯大林时，泽登巴尔秉承苏联的旨意，在蒙古全国掀起了一场大反乔巴山“个人迷信”的运动，大肆攻击乔巴山时期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也效法赫鲁晓夫，把蒙古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来了个大清洗，借机安插自己的亲信占据重要岗位。 蒙党元老之一、在乔巴山生前担任党中央第二书记的达希·丹巴(也译为达姆巴)，在1954年就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后，强调发展民族工业，指出“苏联的经验不是惟一的经验”，“不能机械地抄袭和教条地搬用”，宣传中国的经验“可供学习”，认为教条主义对蒙古“有更大的危害性”，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教条主义。在国际共运问题上，丹巴指出：“宣传和平方式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惟一方式，这是修正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修正主义思想在蒙古起到“削弱民主专政的作用”。丹巴的这些言论和主张，在苏联看来显然不仅不合自己的胃口，而且有向中国倾斜之嫌。在赫鲁晓夫的策划下，泽登巴尔在蒙党内率先展开对丹巴的批判。经过几番斗争，丹巴降为第二书记(半年之后又被赶出政治局)，泽登巴尔取代了蒙党第一书记职位。支持丹巴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第二书记其米德道尔吉·苏伦扎布，不久也被撤职，并被赶出了政治局和书记处。 俯首帖耳的领导人（2） 达拉姆·图木尔奥其尔，蒙党十二大的中委，十三大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因支持泽登巴尔反对丹巴有功，1959年升为政治局委员。但在第二年，他又因反对乔巴山“个人迷信”过于积极，危及乔巴山时期对乔巴山言听计从的泽登巴尔的地位，被赶出政治局。后来，泽登巴尔为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故作姿态，于1962年初，又将图木尔奥其尔拉进了政治局和书记处。泽登巴尔运用“翻云覆雨”的手段使得这个“风派”人物就范，更好地为自己服务。但是，图木尔奥其尔“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主持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大搞纪念活动，并决定在成吉思汗家乡肯特省树立大型纪念碑，为此触怒了苏联；加以当时的党中央第二书记鲁布桑策伦·曾德，想乘泽登巴尔在苏联养病之机，联合图木尔奥其尔搞掉泽登巴尔。泽登巴尔闻讯取得苏联的支持，马上返国于1962年9月召开中央全会，以突然袭击的手段解除了图木尔奥其尔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怀疑党的马列主义性质”、“怀疑蒙苏友谊”。对于曾德，因其有过“怀疑蒙苏友谊和经互会对蒙是否有好处”等触怒苏联的言论，泽登巴尔在赫鲁晓夫的直接支持下，于1963年底的中央全会上，解除了他的中央第二书记、政治局委员职务。 蒙古人历来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强烈，知识分子尤甚。如上所述，这种民族情绪不时在蒙党领导集团中有所反映。苏联以“苏蒙友谊”的名义和“国际主义”的说教，加以大量派出苏联顾问，以及必要时挥舞“反苏”罪名的大棒，控制蒙古几十年，但并未能使蒙党内民族主义情绪消融。因此，它在不放松政治控制的同时，也在其他方面采取了“放长线”的策略。 从文化教育着手进行同化，是苏联成功的措施之一。1944年，蒙古当局废弃了成吉思汗时代创立的蒙古文字，决定改用斯拉夫语系中的俄文字母(个别字母由蒙方自己创造)为基础的新蒙文，并于1946年1月颁布正式使用。蒙古文字改革，人们至今评价不一，但由此为苏联文化进入(即使不用侵略二字)大开方便之门，却是不争的事实。孩子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必须学俄文，这是60年代蒙古教育大纲的硬性规定。蒙古国立大学的某些课程及其所属的综合技术学院的全部课程，都用俄语讲授；为各门课程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也都是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苏联为了培养忠于“蒙苏友谊”和“国际主义”的蒙古人才，吸纳留学生是一个重要手段。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学生到苏联，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能进入重要岗位，许多成为高级官吏。1970年前后，蒙古各省的省委书记，66%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毕业的。当然，留苏学习回国的人，不一定都亲苏，更不消说“终生不渝”了。蒙古知识界有形无形地拒绝着苏联的文化渗透。我担任临时代办后，参加蒙方一些大型招待会，原以为蒙方官员都会讲俄语，就只带俄文译员以为既能同蒙古人也能同驻蒙外交使团的人交谈，结果经常碰壁，许多蒙古官员明明会讲俄语，他就是不讲。使馆同蒙古外交部电话联系事务时可讲俄语。但正式约见从不讲俄语，我还注意到蒙方的记录员用的是老蒙文。 “结亲政策”是苏联控制蒙古的另一种有效手段。中外古代历史上，“和亲政策”的事实屡见不鲜，在一定时期收到良好的效果，但那只限于王朝皇室的上层，苏联则把这种政策加以普及。客观条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损失人口二千六百多万(其中军人九十二万,平民一千七百多万)，其中大部分是男性，因而战后几十年，人口构成女多于男(50年代苏联人私下说男女人口比例为1∶6)。男娶女嫁，以至国际通婚，都是正常的。但是苏联当局把它作为一种“入室控制”的手段积极推行。最为典型的是泽登巴尔娶来的苏联夫人。泽登巴尔1940年留学苏联毕业归国并取得高位之后，苏蒙双方领导人撮合，将当时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中将的女儿嫁给了泽登巴尔，嫁后全名为：阿娜斯塔霞·伊凡诺夫娜·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入室”之后，对泽登巴尔的一言一行，有无逾越“雷池”之嫌，就了如指掌了。 我在乌兰巴托多次见过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其中一次是参加泽登巴尔夫妇举行的招待会，他们与进场的宾客一一握手。虽然中蒙关系已经恶化，但他们还未达到不顾礼仪拒绝与我握手的地步。这一次我从最近的距离观察了这位蒙古的第一夫人。高高的个子，肥胖壮实的身躯，穿着黑色晚礼服；红红的面孔，配上金栗色泛红的浓发，真有点“凶煞”的样子；特别是一双灰褐色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这个中国人，使我感到她眼神中那种“有你无我”的内涵。这情景虽然只有几十秒钟，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还有一次，大约是1970年夏天的周末，我与使馆几个同志在乌市街道上散步，路过泽登巴尔的官邸，通过豪华的铁栅栏门，看到费拉托娃沿着花园式的甬道正向铁门走来，后面跟着保镖。她突然发现了一伙中国人，扭头就往回走。是恨?是怕?还是别的什么?这只有她自己知道，也许在她转身的一刻，这几种情绪都存在。其实，1970年中蒙双方已着手缓和两国关系。 费拉托娃和泽登巴尔结婚后，多是与丈夫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在泽登巴尔以党的第一书记兼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前不久，她就任蒙古儿童基金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就单独公开露面，频繁进行活动，名字经常排在一些部长级领导人的前面。 蒙古高层领导成员中，娶苏联人为妻的，已知的还有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迈达尔，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蒙苏友协主席贡布扎布，中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索德诺姆，中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朝克上将，中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云登。 中层干部夫人是苏联人的更是大有人在，据说达到15%—20%之多。这些苏联“夫人”嫁给蒙古官员之后，包括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在内，仍然保留苏联国籍，按规定都要按时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去“谈话”。中国古语说“妻以夫贵”，在苏联控制下的蒙古则变成“妻尊夫贵”，娶了苏联人为妻，就可得到更多信任和不断提拔。以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为例，二十六岁入党之后，立即被委任为食品工业部部长，第二年又当选为蒙党中央委员，二十九岁起担任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据说其苏联妻子与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关系异常密切。 苏军重新大举入蒙（1） 苏军重新大举入蒙 1963年7月，也就是与中蒙关系剧烈改变同步，蒙古与苏联秘密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此后，苏军派出许多勘探小分队，到蒙古铁路两侧及其以东的边境省份活动，他们都配备有野外通信电台车，成员均着便衣，对外声称是给草原找水，实际上是为苏军进驻勘察阵地。 1963年，中蒙边境没有任何异常。中国此刻正在为克服三年天灾人祸酿成的危机，对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如果说军队有调动，那是向南而不是向北，因为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想乘大陆经济困难进行“反攻”。因此，苏军重新入蒙，只能做这样的解释：支持泽登巴尔集团，更严密地控制蒙古。扑灭“洛呼兹事件”使苏联领导集团感到蒙古的亲苏政权必须依照“历史经验”，用“刺刀”保卫才能安全。 1964年，蒙古在全部赶走中国援蒙员工的同时，引进了苏军的一个建筑旅。这个旅的大部驻色楞格省的达尔汗，修建大量的楼房住宅；一部分进入乌兰巴托，主要是为即将进驻的苏军盖营房。1965年，苏军第二个建筑旅秘密开进蒙古，从事军用机场和各种基地的修筑。 1966年1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同蒙古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缔约双方将……在保证对方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缔约双方……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起见，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方面的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这个条约签订以后，入蒙苏军的活动逐渐公开化，乌兰巴托街头不但有越来越多的苏联军用汽车，而且也有一些苏军士兵在郊区游荡，有的到中国驻蒙公司的建筑工地讨酒喝。乌市东北的乌兰花热闹起来，大量建筑材料运进去，入夜电焊火花一直在闪烁，据说要在那里建指挥部。通往中蒙边界的铁路沿线，也传来了苏军在一些车站附近开始修筑机场和营房、仓库的消息。 1966年夏天一个下午，使馆全体人员打扫卫生，有几个同志在院子里剪除枯草，猛然发现从使馆与音乐舞蹈学校交界的墙头，先后跳进十三个苏联士兵，他们旁若无人、大模大样地并排向办公楼走去。使馆办公室的小刘马上截住他们进行询问，他们起初爱理不理，后来听说这是中国大使馆，随便进入就是侵犯了中国领土，都显得有点发慌，一个下士连忙表示道歉，说走错了路，不知是中国大使馆，一面说一面带着士兵向使馆大门走去。使馆工作人员马上把他们兜住，带进使馆的办公楼门厅，办公室主任老刘让小沈和小毛分别进行盘问。个个小兵都不开口，只有那个下士答话，说他是副班长，奉上级命令寻找失踪的几个士兵。问他为什么跳墙进入中国使馆，他讲上级命令是全连拉成一道防线，从东往西推进，遇到任何障碍都要越过，不能绕行。问他们属于哪个部队，他说属于第二建筑旅。接着他又连忙道歉，请求放他们走。之后，小沈把他们交给大门外值班的蒙古警察，那个副班长迈出使馆大门时，还回头望望办公楼上的中国国徽。 驻蒙苏军为了寻找失踪的士兵，就明目张胆地在蒙古首都搞“拉网扫荡”，他们把蒙古的主权践踏到何种程度!对中国大使馆他们不敢妄为，在蒙古老百姓的居住区那不是要搞得鸡飞狗跳! 1967年3月，蒙古与苏联秘密签订在蒙古境内部署苏联军队的协定，由双方的国防部长签字。4月，苏联的陆、空军作战部队开始进入蒙古，据说有大批坦克绕过乌兰巴托向南开进。乌兰巴托街道上的苏联军车越来越多，不但有黑牌子的建筑部队车辆，还有蓝牌子的作战部队车辆，许多车开得飞快，时常发生车祸。据华侨协会主任向使馆报告：夏天，有一骑摩托车的华侨被苏军车撞翻受伤，苏军司机开车扬长而去；更令人气愤的是，在乌市郊区，苏军车把一华侨撞死，苏司机啐了一口唾沫，依然驾车飞驰，过路的蒙古司机看到后，专程奔告华侨协会。我问侨协主任，为什么不到乌兰巴托市政府控告?他痛苦地摇摇头。由此我不禁回忆起，抗战胜利后，1946年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美军吉普车在大街上横冲直闯，肆意行驶，经常撞死撞伤中国人，而死伤者家属却无法讨回公道。但当时在解放区的烟台市，“救济总署”的美国司机开车撞死人力车工人，人民政府不仅索要赔偿，还逼使该司机在送殡时披麻戴孝。两种不同政府，人们有不同命运。 苏军重新大举入蒙（2） 1967年11月7日，蒙古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乌兰巴托举行盛大的节日阅兵和群众游行。 在这前一天，11月6日下午，蒙方举行了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邀请外交使团各馆馆长参加。这是我接任临时代办后，第一次参加蒙方的大型活动。大会在蒙政府大厦东侧的国家剧院举行，各国驻蒙古大使和临时代办分别在两个包厢里就座。 大会刚开始，蒙古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送来了主讲人泽登巴尔的讲话稿。小毛紧忙看有无指名反华词句，因为国内指示只要有指名反华的内容，就应退席以示抗议。小毛在讲话稿的三分之一处找到了一大段反华内容，指名我国领导人进行攻击。我跟小毛商定，他讲到点名处我们就退席。匈牙利使馆的三秘蒙文很棒，一面给他的大使做同声翻译，一面时而斜眼瞅瞅我们。当我们站起来挪动座椅往外走时，罗马尼亚大使和南斯拉夫大使扭头看着我们离去。回使馆的路上，小毛对我说： “他指名反华，我们退席，早早回家，不耽误吃晚饭，也不错。”他看到我生气的样子，有意缓解一下我的情绪。 “我第一次参加蒙方的大型活动，他就指名反华，而我们只能静悄悄地退席，我实在感到憋气。”当然，生气也没有用，后来经历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11月7日早饭后，使馆接到观礼邀请的全体外交官开了个会，我讲了昨天蒙方在庆祝大会上反华的情况，主管交际工作的小刘提出了蒙方一旦反华时的应对方案。决定至少去三名蒙文译员，仔细听现场讲话，有反华词句时集体退场，绕行观礼台下，我们十几个人的退席抗议，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另外，布置在使馆内留守的同志，听现场广播(当时蒙古没有电视台)搞好录音，以便事后核对。 上午9时15分，我们离开使馆，按照蒙方规定的路线，绕行乌市北侧，切过几条横街，从西面进入政府大厦前的广场。这几条东西向的横街上，排列着参加游行的队伍；接近政府大厦后身的横街，则是准备接受检阅的蒙古军队。 “看!苏联军队!”小刘眼尖，指着一条横街叫起来。 “今天有苏联军队?”大家一起往他指的方向看，但因汽车很快切过横街路口，大都没有看清楚。 “听说苏军作战部队4月秘密开进蒙古，难道今天真要公开亮相?”我近乎自语地回答大家。 9时45分，我们来到广场的观礼台上，站在苏联驻蒙使馆一伙男男女女旁边，好像故意给我们迟来的留出这么一块地方。 10时整，庆祝活动开始，天气不怎么太冷，但是阴沉沉的。首先是蒙方领导人讲话，广场里回声挺大，我们的三位蒙文译员，两位侧耳静听，一位用小收音机通过耳机听蒙电台的即时播音。约二十分钟，讲话结束，没有反华内容。我有点纳闷，这样的场合指名反华，不是影响更大吗? 阅兵开始了。首先，蒙古人民军事务部部长勒哈格瓦苏伦上将乘车检阅参阅部队，大概因为参阅部队多，用了很长时间才返回主席台发表讲话。然后，分列式开始，蒙军仪仗队走过，蒙军汽车载运部队、装甲输送车部队、炮兵部队、骑兵部队等方阵接连进场。蒙军过完，冷场五六分钟，两辆小型装甲汽车为先导的苏军出现了。我不禁心底一震：“今天果然有苏军!”接着，苏军的履带式装甲战斗车、榴弹炮和加农炮、反坦克火箭、防空导弹等，排着方阵开过去，最后是八十余辆T62坦克(大约一个坦克团)排成的几个方阵，在街尽头加速时冒出一团黑烟，然后轰隆隆从观礼台前驶过。观礼台上的苏联人和一些蒙古人热烈鼓掌。全部机械化的苏军队列，用了半个多小时才过完，坦克吐出的浓烟，在观礼台前缭绕。我当时的确感到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阅兵分列式结束，群众游行开始，队伍中除了举着蒙苏两国国旗外，还举着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的画像，而蒙方领导人的画像，只有泽登巴尔和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两个人，令人看后觉得甚不相称。游行群众，头几拨情绪相当热烈，不断呼口号，后来的就稀稀落落，举举手中小旗喊几句。最后是体育表演队伍，其中摔跤手光着膀子，不断挺着胸脯，拍拍大腿，跳跃走过，零下十几度的天气，他们显得毫不畏葸。 苏军作战部队公开出现在蒙古的阅兵式上，显然是对中国的一种示威行动。 回馆路上，小沈发问：“为什么蒙方今天没反华?” 小毛说：“他若今天反华，我们全都退席，他们就没有示威对象了。”小毛这话说对了，苏蒙当局是要中国使馆的人亲眼看看他们的军事实力，以便向北京报告。 苏军重新大举入蒙（3） 小沈告诉大家，群众游行时，他同旁边一位苏联使馆的妇女交谈，她50年代在中国呆过几年，说中国同志热情友好，两国那时互通有无，日用商品什么都有，现在国家关系坏了，中国的东西看不到了，用中国话来说，只能是有眼泪往肚子里咽。 在苏联军队的坦克隆隆开过的时候，苏联一位妇女(估计是苏联使馆外交官的夫人或者工作人员)竟有另外一种想法，真是“百步之内必有香草”! 1968年，苏军加紧在蒙古中东部构筑军事基地、机场和其他设施。据了解，至少修建了四个现代化的军用机场，一个在乌兰巴托东三十多公里那来赫矿区附近的草滩上，一个在东方省会乔巴山市附近，另外两个在通向二连的铁路沿线；在乌兰巴托以南七十公里的铁路旁，还在修建包括各种仓库在内的大型野战后勤基地。此外，在一些要点修筑了防空导弹阵地。乌兰花的军事指挥部和大片的部队营房，已接近完工。蒙古大地已不再是静谧的草原，而是到处长出了苏联的军事“牙齿”，泽登巴尔集团已把自己的国家紧紧地捆在苏联的“战车”上。 1968年3月，蒙军领导机关——人民军事务部，改为国防部，扎米扬·勒哈格瓦苏伦上将任国防部长。从30年代起，蒙古政府内设有国防部；50年代初，驻蒙苏军陆续撤走，1956年蒙古国防部改为人民军事务部，作战部队大部改为建筑旅，从事经济建设，一部分充实边防部队。人民军事务部又改回国防部，标志蒙军将重建作战诸兵种，配合入蒙苏军来对付中国。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虽然1966年的红卫兵狂热、1967年的“夺权风暴”已成过去，但是内乱仍然不止，不少地方的武斗死灰复燃，甚至动用了坦克。驻蒙苏军中传出这样的狂言：一旦莫斯科下令，苏军坦克就开进北京，支持“健康力量”掌握局势。 中蒙关系似乎已开始进入军事摊牌的单行线。 到1968年底驻蒙苏军，作战部队兵力部署基本就绪。1969年3月，中苏边界爆发武装冲突后，又进一步增兵。从有关方面获悉：整个兵力为一个集团军，司令部设在乌兰巴托市东北的乌兰花，司令是彼得洛夫斯基少将(不久后升为中将)。 集团军下辖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三个坦克师，是一个突击力相当强的坦克集团军。部队重点部署在乌兰巴托及其以北，和东方省的乔巴山市周围，部分驻扎在距中国边界二百四十公里的重镇赛音山德(又称沙音山达)。 驻蒙空军两个歼击轰炸航空兵师、三个直升机团和一个运输机团，共有飞机三百多架。这些空军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部署在新修的乌兰巴托、巴彦、乔依尔和乔巴山等四个大型机场上。另有三个野战机场，供现有飞机转场之用。 整个驻蒙苏联陆、空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有：坦克一千八百辆、战车和装甲车二千五百辆、大炮一千四百门、固定翼飞机一百九十二架、直升机一百二十三架，还有近程可带核弹头的地—地导弹发射器二十二部。 防空部队有二至三个防空导弹旅，三个雷达团。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特种部队。 驻蒙苏军作战部队总人数约为八万人。 蒙军扩编已达相当规模，作战部队有：两个摩托化步兵旅、两个独立团、十一个独立营；防空部队有一个歼击机团、一个雷达团、一个高炮团、两个防空导弹营。加上一个建筑旅、三个建筑团，以及军事机关和院校，合计兵力约五万人。 苏军在蒙部署大体完成以后，就经常举行演习。蒙军有时作为辅助部队参加，有时自己单独进行。其演习设定，多半是设想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大漠向蒙古发动进攻，苏蒙军阻击后转入反攻，然后向我国的二连—张家口方向和多伦—承德方向突击，直接威胁北京。按照苏军战役战术规程，集团军的进攻速度，在不断克服敌方抗拒的条件下，每天必须推进七十公里。北京离蒙古边境不到五百公里，就是说他们的预案是一周时间打到北京城下。而北京的防御，在张家口以北都是草原及沙漠戈壁，无险峻地形可以据守，而沙漠戈壁在现代化战争中，已起不了多少屏障作用。 苏军重新大举入蒙（4） 从上述情况看，苏军入蒙以后，对我国构成的威胁是多么巨大。我国内忙于“文化大革命”，不会也不可能主动进攻蒙古，苏蒙军演习设定的前提，不过是掩人耳目，其真正目的是必要时直接发动进攻。但是，直到1973年我离职返国时为止，驻蒙苏军的军事部署，仍将主力留驻在乔依尔以北，即离中蒙边界三百六十多公里的二线，和乌兰巴托及其以北接近蒙苏边界的三线。也就是说，从其战役布局来判断，暂时还处于防御态势，而不是进攻态势。当然，在苏军的对华战略中，把蒙古作为进攻中国腹地的前进基地，是毫无疑问的。 我作为中国驻蒙的外交人员，亲眼看到屯兵蒙古、蓄势待发的苏军作战部队，对它给我国所构成的严重威胁，不能不感到深深不安和焦虑。 应当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中苏之间的军事摊牌终于没有发生。苏联当局派遣如此大量的军队进驻蒙古，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按卢布结算可能近乎天文数字，而蒙古人民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1988年12月，宣布两年内从蒙古撤出全部苏军。实际上到1992年才撤干净。此后蒙古报纸刊登一项统计：苏军驻蒙部队和武器装备，分布在乌兰巴托四个区、全国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六十四个县，使用土地413951.53公顷(折合四千一百三十九平方公里)，共建有机场七个、兵营五十五座、军官住宅一百三十六幢(六千八百单元房)，对蒙古草原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而这些营房和住宅，多建在荒郊野外，蒙方接收后无法维护和利用，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变成废墟。蒙古当局向俄罗斯政府提出，要求总的赔偿二十五亿美元。 这正如中国俗语所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文革”浪潮汹涌而来（1） 第五章 中蒙关系恶化再恶化 9月中旬，国内发来毛主席的“九九指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蒙古报纸对北京发生的事情，起初是客观报道，后来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字里行间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的情绪。 “文革”浪潮汹涌而来 1966年来临。冷淡的中蒙关系，虽然还没有达到零度，但也已是“二九”天气。使馆的外交活动还能照常进行，不过受到的限制和冷遇也逐渐多起来。开年之初，蒙古外交部就照会各国驻蒙使团，离开乌兰巴托二十公里以上的外出，必须事前提出申请。这种限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使馆是不会起作用的，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中国大使馆。其目的既有政治性的一面，也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为苏军入蒙而开始修筑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尽量不让中国人看到。 中国援蒙建筑公司继续履行双方的协议，他们的职工在国内欢度春节后，陆续返回蒙古。随着天气日渐转暖，建筑工地上又开始沸腾起来。而在友谊街东头的高地上，出现了苏联建筑兵在盖高层楼房。他们盖楼给谁住呢?不久传出苏联要增加在蒙“专家”的消息。驻蒙公司宗哈拉工地来乌兰巴托的职工说，在北面色楞格省的达尔汗，有更多的苏联建筑兵在盖大片楼房。看来，蒙古已决心让苏联建筑部队取代中国在蒙的建筑工人了。 1966年5月，按说已进入春季，但在蒙古街头仍是枯树枝桠，使馆院内也还是大片枯草，早晚寒气依然袭人。5月底，外交信使来后(他们每月两次来馆)，张灿明大使马上召集全馆人员大会，传达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大使态度严肃，表情有点沉重，显然事前他看过这个通知。他用浓重的四川腔，把这个《五一六通知》读了两遍。散会后，回到文化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起来。通知说彻底揭露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同时“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大家觉得事情来得突然又相当严重。小毛说《通知》没提外交界，老姜说都可以算在政府里。我回忆起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看姚文元文章时那种下意识的敏感，事情果然临头了。 此后，从国内的广播里、报纸上，听到看到的都是揭露和批判，以及要掀起文化革命的消息，一批批高级领导干部，以“反党集团”的名义被揭露出来、撤了职务。报纸上没有公布罪状的领导人像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未来的命运，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使馆。蒙古报纸对北京发生的事情，起初是客观报道，后来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字里行间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的情绪。 7月，政务参赞魏宝善从国内休假回馆，大使夫妇和姜振忠等几人回国休假，老魏任临时代办。9月中旬，国内发来毛主席的“九九指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事情的由来是，奥地利和非洲某国的革命“左”派，给中国领导人写信，说中国驻该国大使，“乘坐豪华汽车，外交招待会奢侈浪费，……”。毛主席9月9日批示，要求所有驻外使馆来个革命化。老魏根据在国内看到的《毛主席语录》大行其道的情况，很快要驻蒙建筑公司派来木工，制作大型语录板，在对外比较显眼的墙上，都挂上了红底金字的毛主席语录。在使馆楼迎门两边的墙上，分别挂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块语录板，把楼前厅映得红彤彤的。在礼堂里与门相对的墙壁上则是一块高一点五米、宽五米的大语录板，上面分两大段刻着：“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不久，使馆举行了一次电影招待会，蒙方外交部长、和平友好委员会主席和一些政府官员，以及各界人士出席。他们一进礼堂看到这块大语录板，就有点愣神，外交部懂中文的官员显出“触目惊心”的表情。魏代办向蒙外交部长解释语录的含义，周围的官员都挤过来静听，大概是理解到没有具体指名，也就进到舞台前坐下。 8月初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在使馆及驻蒙公司、友谊医院传达后，特别是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随之在全国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对我国驻蒙人员影响很大，有一些人要求在国外组织红卫兵闹革命。魏代办根据国内要求驻外单位正面学习不搞运动的指示，通过各级领导说服了这些同志，但人们的思想情绪越来越激烈化。国内发来了各种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要求驻外使馆散发。驻蒙使馆当然积极性也很高。除了外交官直接送使团人员外，还让驻蒙建筑公司、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设法散发。 “文革”浪潮汹涌而来（2） 培才学校是使馆附近的一座华侨小学。原来是为对蒙劳动力援助的员工子弟办的，学校领导和教员都从国内派来。“劳援”被迫撤走后，这所学校转为华侨子弟小学，学校的领导班子仍是国内来的那些人，但吸收了华侨中一些年轻知识分子替代国内派来的教员。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影响下，毛主席著作成为必修课，师生们的“革命”情绪很高涨，他们把《毛主席语录》带回家，不仅念给父母听，也向蒙古邻居广为散发。 蒙古当局的反华宣传日渐加剧，紧跟苏联报刊反华的调子，直接指责我国的“文化大革命”，甚至点名攻击我国领导人，称毛泽东思想为毛主义，希望中国的“健康力量”能起来掌握局势。这就使两国关系由冷变恶。蒙古有关方面对中国驻蒙公司的刁难，和对培才学校的限制，都在不断加码。 9月，张大使夫妇返馆，主持了9月30日的使馆国庆招待会，蒙方出席人员规格虽未明显下降，但人数已大为减少，气氛也没有往年热烈。国庆节过后，我国外交部通知驻外使馆，所有人员必须分批分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魏代办夫妇在11月返国，我同其他几名使馆人员与之同行。 在使馆，对于“文革”只从报纸上、广播中有所了解，缺乏感性体验。因此，回到北京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上街看看。从宽街步行到王府井，街道两旁几乎贴满了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大标语，中医医院、隆福医院、科学院图书馆的大门两旁，密密麻麻地贴满大字报，内容多是批判本单位的“走资派”。从灯市西口到王府井大街，几乎所有商店的门窗和外墙上都刷满了红纸写的大标语或大字报，什么同升和鞋店、盛锡福帽店、百草参茸国药店都找不到了，据说是为了欢呼刘、邓下台，根据什么人的“指示”搞的“红海洋”。信步走进一个卖工艺品的小商店，看到小型的毛主席半身塑像做得挺精致，我指着问这个多少钱，售货员瞪了我一眼没吭气。这时，进来一个戴造反派红袖标的外地青年，对售货员讲：“我要请一张毛主席像。”售货员马上热情接待。我一看不好，再呆下去说不定得挨批，就赶紧走了出来。我一面走一面想起小时候的事：旧历年关将到，跟随父亲去赶集，为了腊月二十三日(过小年)祭灶神，父亲在一个货摊前恭恭敬敬“请”了一张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并肩而坐的像，让我用双手捧回家。……我在这种大不敬的胡思乱想中，走进了百货大楼。门窗玻璃糊满了大字报，里面黑糊糊的，买东西的顾客先对了语录才能买东西：顾客说“毛主席万岁”，售货员说“为人民服务”，或者一方说“造反有理”，另一方则说“文化大革命万岁”，然后才洽谈买什么。我既感到挺有趣，又觉得挺别扭，因为不会对语录，也不敢买东西。 1967年1月，随着全国造反派的“夺权”风暴，外交部的造反派成立了联络站，领导外交部机关和使领馆回国人员搞“运动”。外交部的业务工作，由原来的一些领导加若干新人组成的核心组领导。姬鹏飞等几位老的部领导，由于是“当权派”，既要主持繁重的日常工作，又要随时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回国参加“文革”的各个使馆人员，都成立了战斗队，开始批判“当权派”。大使首当其冲，参赞是准“当权派”，受冲击稍小；随员以下参加战斗队成为“大批判”的骨干；一、二、三秘游离其中，但必须站在造反派一边，否则就要挨批。驻蒙古使馆由于人员构成的关系，战斗队里除个别人“造反精神”特强，其他人尤其是一些年岁较大的公勤人员，大都比较“保守”，批判会开得还算文明。 春节之前，张大使夫妇奉调返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使馆由办公室主任刘吉德担任临时代办。 张大使到京，驻蒙使馆战斗队仿照其他使馆做法，接站汽车直接把大使拉到战斗队，让他站在方凳上背语录，其目的是“煞煞当权派的威风”。有一天，外交学院的造反团来揪张大使去清算“于、窦事件”，驻蒙使馆战斗队起初不同意，认为此事应由使馆的人批判深究，但外交部的造反联络站支持造反团的“革命行动”。结果，张大使去后即被扣上投降派的罪名，不仅戴了高帽子，坐了“喷气式”，还被拳打脚踢，肋骨被打断两根，腰椎受伤不能直立。大使夫妇回来后，在院子里靠墙坐下，我从他们身旁走过，大使夫人杨波含着眼泪对我说：“这还怎么活下去!”我不敢接茬，只能默默地点了点头，心想你们无论如何要坚持活下去。 在这样情况下，我只能努力“韬晦”，希望尽快脱离“苦海”。7月，机会来了，使馆的战斗队提议，经外交部第二亚洲司批准，派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去蒙古轮换最后一批未参加运动的同志。去前，我见到伤势有所好转的张大使，向他告别。他高兴地连声说：“你去好，你去好。”我的妻子本来“文革”前已做好出国前的一切准备，“文革”一来，停止所有初次出国人员外派，我又是茕茕一人踏上“征途”。 “五二一”事件和“八九”事件（1） “五二一”事件和“八九”事件 我回到乌兰巴托，街道两边的树木已长出嫩叶，举眼望去满目青翠，蒙古的春天终于来了。但使馆里却是一片愤怒消逝后的沉默，这是由于5月21日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 培才学校师生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引起蒙古当局的特别注意。华侨子弟通过其家庭同蒙古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散发的数量可观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已深入蒙古民间，这是蒙古当局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想方设法寻找借口进行打击。 培才学校与《蒙古消息报》社同处一个大院，该社的展览橱窗展出的蒙古政府领导人的照片被涂抹，蒙方认为是华侨学生所为，就单方面关闭了共同使用的大门，让学生使用仅容单人进出的小旁门，这显然是一种挑衅行为。学生嫌小门太窄，上下学进出拥挤，就敲打大门让蒙方警卫开门。于是，蒙古当局就以“三名华侨老师带领学生踢打报社大门”，“破坏了蒙方法律”为借口，宣布驱逐三位华侨教师出境，实质上是想借此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 蒙古当局的无理宣布，激起培才学校师生的愤怒情绪，酝酿届时集体到火车站欢送，并以1月25日发生在苏联莫斯科红场上的中国留学生的英勇斗争事迹相激励。1967年初，中国政府通知派往世界各国的留学生请假半年，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留法、留芬兰学生总共六十九人抵达莫斯科后，在“革命”情绪的激荡下，于1月25日到红场瞻仰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当日天气特冷，他们依然排队耐心等待。苏联军官“好心”把他们插进“参观者”(实际上都是便衣警察)的行列。他们走到列宁墓前的大理石平台上排成方阵，献上花圈，开始脱帽默哀。还不到一分钟，苏警就气势汹汹地喊“够了，够了!”默哀后，一名留学生走出队伍，领导大家读《毛主席语录》，苏军一名少校一挥手，苏军和便衣警察就一拥而上，企图冲垮中国留学生队伍。留学生手挽手高唱《国际歌》，气急败坏的苏联军警二三百人将中国学生和使馆陪同人员分割包围，三四个围住一人大打出手，最可恶的是便衣警察，在棉手套里藏有铁块，把中国学生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有的甚至伤筋断骨。打了约半小时，不少市民和各国驻莫斯科记者闻讯赶来。几个苏联老人喊道：“不要打他们!他们是学生!”有些苏联工人还上前帮助中国留学生撤出包围圈。这就是1967年有名的“莫斯科红场事件”。此后不久，国内给驻蒙古使馆发来“红场事件”的照片，让张贴揭露苏联当局的暴行。结果，展出不久，展览橱窗玻璃就在夜里被砸，照片被撕碎扔进使馆大门。 临时代办刘吉德，鉴于蒙方对“红场事件”照片展出后的反应，考虑到华侨师生一旦到车站集体欢送，可能会模仿“红场事件”对中国留学生的做法，招致蒙古警特镇压。遂于5月19日发电国内，建议组织集体欢送，有序进行，不读语录、不喊口号、不唱《国际歌》。当时外交部造反派还未夺权，但已对业务部门实行监督，因此在复电中强调组织集体欢送，应坚持“三要”(读语录、喊口号、唱《国际歌》)。当晚，使馆再次向国内请示，讲明情况，陈述利害，建议在集体欢送时免除“三要”。国内未予置理。 蒙古当局获悉华侨师生计划去车站搞集体欢送，5月20日上午，蒙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托依夫约见我驻蒙使馆临时代办，提出不得在车站举行欢送集会等无理要求，否则后果由中方负责。刘代办予以拒绝。蒙方这样提出要挟，对情绪激愤的华侨师生无异于火上浇油。刘代办回馆后，立即向国内报告，建议顶住蒙方无理要求，届时在车站举行适当规模的欢送，但不形成集会，不读语录、不喊口号，不唱《国际歌》，以避免事态不可控制，希望国内21日10时前复示。但等到21日傍午，仍无回音。刘代办不得不再次紧急请示，国内答复按前电执行。刘代办无奈，只能在组织工作上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例如把领喊口号的师生埋藏在人圈内，不使蒙警特发现。 5月21日下午3时，华侨师生秩序井然地前往乌兰巴托车站为三名被逐教师送行，使馆四名外交官及中建驻蒙公司、友谊医院、华侨协会等单位的代表也来到车站，总共二百余人。未经组织个人自动来送行的华侨及培才学校低年级学生，也有一百五十至二百人。送行者向被逐教师献花后，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这时，预伏的大批警察加便衣，冲进人群动手抓人。华侨师生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蒙警特大打出手，连许多只有十几岁的女学生也被打倒在地。在场的中国外交官向蒙古警官提出强烈抗议，蒙警特不仅置之不理，而且动手扭打中国外交官，并将之强行关进车站临时拘留处。其中一名外交官被拳打脚踢，衣服钮扣被撕掉，胸侧肋骨挫伤。华侨师生和侨协干部二十余人被蒙警特肆行殴打后，将他们关进另一临时拘留处。中国使馆刘临时代办闻讯急忙赶到现场，向在现场幕后指挥的蒙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托依夫进行交涉，托依夫避而不见。刘代办遂向亲自上阵指挥抓人、打人的蒙古国家警察总局副局长兼乌市警察局长艾林亲浩尔洛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艾狡辩一通之后，被迫承认华侨学生举行欢送仪式是合情合理的，承认蒙警非法殴打、拘捕了我外交人员，答应立即释放。关于释放华侨师生及侨协干部的问题，艾让刘代办向蒙外交部交涉。刘代办与被释放的使馆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一起返馆。 “五二一”事件和“八九”事件（2） 刘代办返馆后，深夜约见蒙古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图门，对车站事件向蒙古政府表示最强烈、最严重的抗议，并提出三项要求：(一)全部释放被无理逮捕的中国公民；(二)向遭受毒打和被扣押的全部中国人员赔礼道歉；(三)立即采取措施保障使馆外交人员和中国公民的安全，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在我方强烈抗议和要求下，被扣押的华侨师生很快被释放，但侨协干部贾秀文却被送往外地监狱关了起来。三名被驱逐的教师，离开蒙境前在扎门乌德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回到北京受到有关单位的热烈欢迎。这次“乌兰巴托车站事件”等于是“莫斯科红场事件”的重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内没有什么人出来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在北京，5月下旬以后，外交部“文革”运动中极“左”思潮甚嚣尘上，在苏联驻华使馆门前已游行示威数日，砸了“扬威路”的街牌，换上了“反修路”的路标。人们得知蒙古当局驱逐培才学校教师，在车站拘捕使馆外交官，都感到异常激愤，立即组织队伍到蒙古驻华使馆游行示威，递送抗议信的几个人企图冲进使馆当面质问蒙古大使，受到门卫解放军的阻拦。连日来的抗议示威，使蒙古驻华使馆感到十分紧张。 在越来越激烈的反对“大修”(苏联)、“小修”(蒙古)的声浪中，中蒙关系一下子陷入低谷，外交往来只限于强烈抗议、最强烈的抗议。抗议照会有时是在文字上蒙文难以表达的“最最强烈”的字句。 无独有偶，8月9日在北京发生了一次更为严重的事件。这时，我已回到使馆。据了解，外交部的造反联络站在王力、戚本禹等人的直接煽动下，夺了外交部的权，周总理直接领导的外交工作失去了控制。联络站在“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下，指挥外交系统的造反派，并影响社会上的若干造反组织，向好几个驻华使馆“四面出击”。其中最严重的是砸了缅甸驻华使馆，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8月9日在北京东华门大街烧了蒙古驻华大使策伯格米德专用的汽车。 “八九”事件的过程大致是：这天上午，蒙古驻华大使夫人及另两名外交官夫人乘坐大使的专车，到坐落在东华门大街的友谊商店购物，司机达希敖额尔特把车停在马路边，然后倚在车头上观望手持小红书来来往往的红卫兵队伍。突然，行进队伍中有人发现汽车刹车的踏板上有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海报。这时，蒙古大使夫人等三人从商店出来坐进汽车，司机踩油门开车，踏上了毛主席像。围绕来的红卫兵怒火沸腾，脚踩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得了!队伍中有懂蒙文的红卫兵，立即把蒙古司机揪了出来质问，蒙大使夫人等吓得下车跑进了商店。人群中有人领头高喊：“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打倒苏修的走狗蒙古修正主义!”蒙方司机起初拒不认罪，还企图撕毁毛主席像开车逃跑，但汽车被群众团团围住开不动。愤怒至极的红卫兵命令他站在凳子上示众，让他下跪向毛主席像请罪，有人还把轿车上挂的蒙古国旗扯下来，要他放在地上用脚踩。友谊商店售货员出来说，大使夫人在打电话求救。这无异给愤怒的红卫兵火上加油，有人喊：“把汽车烧掉!”众多红卫兵喊一二三，把汽车掀翻，有人点起火来，围观的人群齐喊：“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到消防车开来，熊熊大火已把这部海鸥牌高级轿车烧得只剩躯壳。在汽车已经烧起来的时候，我国外交部的一位处长来到现场，说服群众将蒙古司机交他处理。蒙古司机当即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经过审讯，他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认错，并亲笔写下认罪书。我国外交部第二亚洲司负责人召见蒙古驻华大使，交给他一份照会，对蒙古使馆工作人员达希敖额尔特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称中国政府决定将他驱逐出境。这个司机离境前，在二连车站又站在高凳上被批斗了一次。 8月9日当天，驻蒙古使馆对此事一无所知。傍晚下班时，蒙古外交部来电话称，其副外长托依夫晚8时紧急召见刘代办。两国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感到有些紧张。刘代办让研究室注意收听蒙古电台广播，并把应召时间借故推迟至晚10时。从蒙方广播的简单消息中，大体了解了这一严重事件的梗概。刘代办和译员小刘按时去蒙古外交部。蒙古外交部副外长托依夫沉着脸，寒暄的话也没讲，就当着刘代办的面宣读蒙古政府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对火烧蒙古驻华大使汽车和侮辱司机一事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蒙方在声明中抵赖其驻华使馆司机的言行，反诬中国政府执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并一再直接指名攻击毛主席。刘代办严词驳斥了蒙方的反华论调，对其指名攻击毛主席提出强烈抗议。至于蒙方提出的要求，以未接国内通报、不了解事实真相为由，予以拒绝。 “五二一”事件和“八九”事件（3） 第二天晚上，外交部来电通知驻蒙古使馆，说明了事件经过，要求使馆提高警惕并采取措施，准备应付蒙方策动群众冲击使馆。铁路小联运的列车员抵达乌兰巴托，即来使馆汇报。描述了8月9日烧蒙古大使汽车的现场情况，并叙说最近两天北京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到蒙古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游行，在其围墙上和道路上刷了许多大标语。其中有“打倒蒙修”、“打倒苏联的奴才泽登巴尔”。刘代办连夜召集使馆全体和驻蒙古各单位领导开会，布置应急措施。顿时，一片紧张的气氛笼罩了整个使馆。 60年代曾发生过我国驻外使馆被驻在国暴徒冲击事件，人员被打伤，文件被抢走。驻蒙古使馆内部没有任何防卫设施，一旦被冲击，只能是靠人力抵挡。大家纷纷表示决心，誓死保卫使馆，宁死保守机密，人人的神经都极度绷紧。 一天、两天过去了，除了蒙方报纸刊登其政府声明，以及发表文章进行反华鼓噪外，未见他们有任何冲击使馆或前来游行示威的迹象。而在北京，我国外交部第二亚洲司负责人8月18日再次召见蒙古驻华大使，对其政府9日声明做出强烈反应，并正告蒙古当局，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每一桩罪行，中国人民一定要清算的。 时间过了五六天，罗马尼亚驻蒙古大使主动来拜访刘代办，告诉说前两天蒙古外交部召集各国驻蒙古使节开会，蒙古外交部副外长托依夫首先宣读了蒙古政府声明，让到会人看了“东华门事件”的照片，接着说了些攻击中国政府的话，最后宣称蒙方不准备采取报复措施，以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但对罗大使一家之言能否确信，刘代办决定通过外交活动摸摸情况，便前去拜会越南驻蒙古临时代办。中越两国使馆关系十分亲密，我国对越南抗美全力支援，仁至义尽，我驻蒙古使馆也在物质生活上，对其驻蒙古使馆多方给以关心和帮助。但是，越南临时代办在交谈中，对刘代办说明“八九”事件过程光听不语，对蒙古外交部召开会议及可能采取的措施也一声不吭。 刘代办召开使馆全体会议，讲述了上述情况，大家认为罗马尼亚大使的话是可信的，虽然对蒙方仍存疑虑。我感到蒙方如果真的不采取报复措施，在外交上采取高姿态，就会使中国方面显得无理，而使自己赢得了声誉。我们这些中国外交人员面对我国形象受损，只有内心说不出来的痛楚。刘代办讲述中，对比了越南和罗马尼亚两家使节的态度，我不由得想到小学课本上的甲乙两个好朋友野外遇到黑熊的故事，觉得越南人太不够朋友。 “八九事件”在使馆来讲，安全地度过了，但国家关系更进一步恶化，到了无可修补的地步。1967年9月30日，刘代办主持举行国庆招待会，蒙方最高来宾已由过去的一两名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副主席，降为外交部长与和平友好委员会主席，往年出席的一些友好人士全都不见了。10月，蒙古政府撤回了其驻华大使策伯格米德。 刘代办于10月底，与商务参赞王琢之，以及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王琢之在张灿明大使回国后，与临时代办刘吉德一起成为使馆主要领导。“五二一事件”发生后，他曾让中建公司驻蒙工地给杀一口猪，改善一下使馆人员的生活，也含有对进行斗争的同志慰问之意。此举惹起了馆内几个年轻人的批判，说他是在庆祝挨打。我回到使馆后，他曾向我诉说这件事，委屈得含着眼泪。面对这位头发斑白的老参赞，我在那种情况下能说些什么呢?只能说些不着边际的安慰话。 刘吉德、王琢之回国后，外交部来电任命我做临时代办。不久，经援专员王琨和领事部主任孙立殿相继返馆，我们三人成为使馆主要领导。任临时代办对我来讲当然是一副极其沉重的担子，而且没想到从1967年11月到1970年4月，我竟临时代办了两年半之久，这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历史上是少有的。 可怕的冰冻事故（1） 第六章 度过奇冷的冬天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的边防部队，在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边境武装冲突，以苏边防部队失败告终，对苏联和蒙古震动很大，他们同中国之间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可怕的冰冻事故 1968年冬天奇冷，白毛雪一阵阵卷地飞舞，气温每天都在零下35度以下。乌市街道上很少有行人和车辆，郊区大草原上，更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将近年底的一天，蒙古报纸报道：驻蒙苏军的一名少校，带两个士兵，由达尔汗乘车到乌兰巴托，傍晚在离乌市不远的雪原上迷路，汽油耗尽，三人活活冻死在车里。第二天，驻乌市的苏军派出车辆四处寻找，最后找到完全冻得僵硬的尸体，而在离他们嘎斯69车不远处，有尚未被雪完全封埋的卡车轮带痕迹，说明夜里曾有车从旁边驶过。看了这段报道，使人颇费思量：按蒙古不成文的法律规定，在草原上行车抛锚，特别是恶劣气候下，过往车辆有义务相互救援。为什么这辆苏联军车无人援救呢? 我同小毛两人去参加蒙古政府举行的新年招待会。酒会进行中，发现苏联驻蒙古大使和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在高声交谈，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俩借同蒙古朋友碰杯寒暄，挪近去听听他们在谈什么。小毛告诉我，苏联大使在训斥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责问为什么夜里不派人到郊区去寻找那辆车，为什么过往车辆见死不救……苏联大使个头挺高，身材慓壮，面皮本来就红，又加上喝酒助劲，站在小个子阿勒坦格尔勒面前，居高临下地指着对方鼻子发脾气，活像古庙山门里四大天王中那个红脸的恶煞。阿勒坦格尔勒则左一个“大使同志”，右一个“大使同志”，赔着笑脸想解释几句，总也插不上嘴。这种情景完全像老子训儿子、主人对仆从，我真替蒙古同志感到可怜。 这个冬天在中国使馆里也发生了一起相当可怕的冰冻事故。 1969年新年过后，不几天就是农历除夕，使馆举行春节联欢晚会，驻蒙古建筑公司的留守人员，及友谊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全来参加，一片欢乐气氛，大家暂时打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乡愁。突然锅炉工慌慌忙忙来报告，后院锅炉房通往食堂的热水管冻结了，初步检查冻结的一段是在宿舍楼前的地沟里。我和经援专员老王一听就有点慌神，急忙问室外温度多少，锅炉工说零下39度。坏了!热水管冻裂，使馆的二十几号人吃饭怎么办呀? 我同老王商量，晚会不能停，不能冲散大家的欢乐情绪，由领事部主任老孙主持继续进行。我俩悄悄地传唤使馆的工作人员，总共十几个人，立即跑到后楼去抢修热水管。经查明，冻结水管所在的地沟里又矮又窄，但要修理，必须下到地沟用喷灯烤化冻结点，时间不能拖延，否则整条管子冻结，热水通不了，管子就可能爆裂。我的内心真是火急火燎，没有感到耳朵都冻僵了。老王马上打发司机去工地借来喷灯，然后五人一拨下到地沟去烤管子。在地沟里，人坐着刚能直起腰来，要用喷灯烤只有仰面躺下，端起灯来向管道喷火。三十多米的管道，冻住的部分约有一半，这样每人管三米，全然不顾地沟气闷，空气稀薄。正烤着，发现冰冻向管道另一头迅速扩展，很快三十米都冻住了。这时已近半夜，气温降到了零下40度。 我和老王也紧忙拿喷灯下地沟，七个人每人管五米。地沟只有两端出口，里面本来空气不通畅，加上七个喷灯火焰带出的一氧化碳，熏得人出不来气，第一拨下去的人有的已感到头晕。第二拨八人马上下沟换班。上来的人大口大口喘气，看来有的同志已经有点一氧化碳中毒。老王指挥，10分钟后再换一轮，他不让我再下，可是我怎能不下呢!我下沟烤了一会儿，就感到气闷头晕，刚换班上去的司机大扈主动下来换我，说留下馆长好对外。这种顾全大局的同志感情，实在令人感动。接着又换了两轮，总共用了四十多分钟，锅炉工来报告，循环泵启动了，管子热水通了。大家松了一口气，十来个人顾不上零下40度的严寒，躺在地面上喘着粗气，有的同志已晕得迷迷糊糊。参加晚会的医生、护士赶来了，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马上都抬到医院去连夜救治。 这是一场拼命抢险的“战斗”，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事后想起来也够惊心动魄了。蒙古的冬天实在是可怕，一点也不敢大意。 可怕的冰冻事故（2） 抢救热水管后不几天，使馆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名苏联士兵，夜间从友谊医院与使馆之间的隔墙跳进使馆来，就近跑到锅炉房取暖。据锅炉工用馆内电话报告说，这小兵冻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锅炉工吓唬他，做出要把他填进炉膛烧掉的举动，他跪下哀求，说的什么话也听不懂。我让锅炉工把这个小兵送到前楼来，由办公室的小刘审问。这个士兵冻得筛糠似地发抖，断断续续地讲，他是苏军建筑旅的，想到中国使馆政治避难。问他为什么，他流着眼泪讲，他是图瓦人，在部队受不了俄罗斯人的欺辱，一直想开小差回家乡，到了蒙古听说离中国不远，就想到中国去，因为中国不歧视少数民族。小刘向他解释，中国虽然不歧视少数民族，但却不能收留苏联人去政治避难，使馆里他也不能久呆，早一点回部队去，趁其长官没有发现，就不会有事。小刘给他搞来面包、牛奶、黄油、火腿，让他饱餐一顿。他热得敞开空身军棉袄。问他为什么光着上身穿棉袄，他说军官怕士兵逃跑，晚上得把衬衣脱下光着上身睡觉。吃完饭，他脱下军靴，重新裹了一下包脚布。小刘发现他的军靴只不过是厚帆布制作，外面涂了一层发光的涂料，乍一看像是皮靴。苏联士兵也真够苦的了。他跳墙进来，又让他从原处跳墙出去，如果交给守使馆大门的蒙古警察，这个苏军小兵那就惨了。 小刘送走苏联逃兵以后，回来问我：图瓦在什么地方?我来蒙古以前看过有关边界谈判的资料，对“图瓦问题”印象颇深。我告诉小刘，这个地方在蒙古西北的苏联境内，历史上叫唐努乌梁海，本来是中国领土。清朝在蒙古西部重镇乌里雅苏台(现蒙古扎布汗省境内)设有戍边将军，管辖蒙古西部一些盟旗和唐努乌梁海。由于同蒙古边境上有一脉较高的横断山岭阻隔，对外交通甚为不便，直到1921年蒙古事实上独立，这个地方仍处在游猎社会，以狩猎得来的贵重皮毛，与来自内地的中国商人交换日用品。蒙古独立，这片中国领土即孤悬在外。1924年，苏俄囊括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建立了幅员广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本想把唐努乌梁海吞并，但因同中国北洋政府谈判“历史悬案”(主要是废除划占中国领土的一些不平等条约问题)未获结果，这块连不平等条约也未写进去的十七万平方公里领土，不明不白地划进苏联的版图，但苏联政府并未敢正式对外宣布。一直到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空前的困难时期，苏联最高苏维埃以法令形式公布：唐努乌梁海“申请”加入苏联，改名为“图瓦自治共和国”。小刘听了我的介绍，颇有感慨而气愤地说：“苏联欠我们的实在太多了!” 1969年春节过后不久，气温仍然是滴水成冰。孤悬在乌兰巴托以北二百多公里的宗哈拉工地，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恶性事故。这个工地留守工人和技术人员原有二十多人，到1968年冬，由于身体不好或家中有事，返国一半以上，剩下不到十人。已完工等待交钥匙的几座楼房，已经通了水、电、暖气，本来留守工人冬季可以住进去，但为了信守协议，他们宁肯住在未装修的无水、无电、无暖气的架子楼中，做饭自己轮流动手，水从楼外打来，取暖烧煤炉子，夜间点蜡烛，大小便要到楼外露天厕所，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这个工地，处于宗哈拉市的郊区，周围一片荒野，深夜时常听到狼嗥。援蒙建筑公司领导也一再告诫他们，警惕蒙古坏人抢劫和绑架。 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宗哈拉工地负责人邱恩，冒雪匆匆赶到使馆，汇报前一天夜里发生的意外事故：早晨，值班人员捅旺炉火、清扫房间，发现在堆放杂物未住人的房间里，屋角有一张摊开的大幅毛主席像，上面有人屙了一泡大便。老邱让值班人员不要声张，把门锁上保留现场，自己急匆匆地赶来使馆。 我们使馆主要领导成员和援蒙公司的两位领导人，听了汇报顿时一愣，长时间没人讲话。大家都意识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这种事故，一旦宣布，就成为典型的现行反革命事件。良久，经援专员老王开口，请大家实事求是地仔细分析一下。老邱补充说明了留守工人良好的政治思想情况和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在座的同志讨论后，一致认为这绝不是有意污辱伟大领袖，而是夜里便急又不敢出门上厕所，就跑到空屋摸黑扯出一张纸(屋角有成卷的毛主席像)来方便，准备第二天折叠起来扔掉，如果他想到会是毛主席像，即使胆大包天也不敢那样做。会议决定：这件事不做追查，既不上报，也不下达，如果泄露追究责任，由使馆主要领导集体承担。老王说应该由他个人承担，大家齐声表示：“集体负责，集体承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上对下隐瞒这件事，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实事求是地处理了宗哈拉工地的这个事故，对加强使馆领导班子的团结具有重要作用。在“文革”年代，人们“话到嘴边留半句”，“见面不抛一片心”，而能够集体负责来“欺上瞒下”，说明相互已可“全抛一片心”，彼此有了高度信任。 中苏边境武装冲突（1） 中苏边境武装冲突 蒙古奇寒的冬天没有过完，又发生了使中蒙关系陷于“奇寒”的国际重大事件。这就是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的边防部队，在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的武装冲突。这使刚刚有点缓和气氛的中蒙两国关系，跟随着一下跌入冰冻的深渊。 珍宝岛在乌苏里江主航道的中国一边，与陆岸只隔一道枯水季节可以徒涉的河岔。按国际惯例，江河边界应以主航道划线，但是苏联地图把它的边界线统统画在所有江河中国一侧岸边，于是，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一百多个岛屿，都被画过去成为苏联的领土。因此，两国边防分队巡逻时，不断发生摩擦和碰撞。在两国的边界谈判中，中方主张在没有解决这些有争议岛屿的问题之前，双方边防部队都不要进入；苏方蛮横地声称，根本不存在争议岛屿，苏联地图边界线内的都属于苏联所有，并依仗其军事强势，硬是继续在这些岛屿上巡逻，摩擦和碰撞逐渐升级为棍棒交加，甚至用装甲车冲撞。 珍宝岛的武装冲突，爆发于1969年3月2日。中方边防站长率领一个排的巡逻分队，在岛上突然遭到苏方两辆装甲车和七十多名边防军的袭击，中方分队奋起还击，双方互有死伤。7日，苏边防军三辆装甲车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在珍宝岛与我陆岸间河岔上示威性地开过。15日，苏军二十辆坦克、三十辆装甲车及步兵二百余人大规模进犯珍宝岛，气势汹汹。中国边防部队退守陆岸，与身后高地上的炮兵密切配合，用火箭筒和反坦克炮的密集火力，激战九小时，将苏军坦克、装甲车打退。苏军坦克中有一辆过分冲前，在珍宝岛与陆岸之间河岔的冰盖上被打伤抛锚。17日，苏军步兵一百余人、坦克三辆，企图趁夜色救回抛锚坦克，又被中方猛烈炮火打退。 这次边界武装冲突，中国军队由于指挥正确、战术灵活，加以地形有利，陆岸上的陡峭高地，俯瞰珍宝岛一览无余，距离不过一二公里，炮兵可以直接瞄准射击，沈阳军区及时调来两个炮兵团部署在高地上，步炮密切配合，因而取得胜利。苏军伤亡较大，其边防军一辆受伤抛锚的T62坦克，苏联人怕被我军拖走，就多次用炮火轰击，不让中国军队靠近，结果轰塌坦克周围冰盖，使之沉入河底。后来，我军潜水员下水绑上钢缆，用四台拖拉机乘夜色把它拖上岸。这辆当时比较先进的坦克，成了我边防部队的“俘虏”，后来运到北京公开展览。 珍宝岛边境武装冲突，以苏边防部队失败告终，对苏联和蒙古震动很大，他们同中国之间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据事后了解，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此次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国防部长格列奇柯狂言要实施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他的主张未获通过。事后，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曾对熟人讲不能这么干，因为在向美国进行外交试探时，美方警告这样做要引发世界大战。 蒙古当局的反华宣传迅速升级。国内给使馆发来珍宝岛的历史归属和武装冲突实况的照片，小毛兴高采烈地张贴到使馆大门外两侧墙上的宣传橱窗里，不少来往的蒙古人，还夹杂着一些穿便衣的苏联军官，纷纷驻足观看。夜里，两个橱窗玻璃都被砸碎，照片被撕碎，其中被击毙的苏边防军上校照片，及中方缴获的苏军武器照片则不翼而飞。使馆马上向蒙古外交部提出抗议，对方未给任何答复。 西方媒体不久即透露，苏联军队领导层里，有一些好战分子大肆叫嚣，说要对中国进行报复，实施核打击，把中国打回到“青铜时代”，要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除了有关“文化大革命”这一主题外，备战成为重要议题。会后，即开始全国性的挖防空洞和加紧三线建设的许多备战工作，全国一片紧张气氛。政府为战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苏联不甘心在珍宝岛的失败，8月13日，在新疆西部边境铁列克提的巴尔鲁克山以西地区，寻衅闹事。当时，一个排的中国边防分队，沿中国一侧向南巡逻；突然，从苏联境内冲出四辆装甲输送车，在两架直升机的掩护下，未做任何警告即向中国军队开火，中国分队据守695.5高地仓促还击，寡不敌众，整排官兵除了一名被俘外，其余二十七人全部牺牲。铁列克提边防站本想派兵前去支援，但因兵力不足，而且695.5高地前出，与巴尔鲁克山麓之间有一大片开阔地，兵力难以运动上去而作罢。其实巴尔鲁克山居高临下，而苏方地形是一马平川，如果不麻痹大意，事前在山上预伏炮兵，对巡逻分队予以火力掩护和支援，可能战斗就会打成另外一个样子。 中苏之间，党的关系决裂，国家关系恶化，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全面对抗。经过两次边境冲突，又出现了军事对抗局面，搞不好，就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摊牌。局势是十分严重的。 中苏边境武装冲突（2）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毛主席通过周总理委托四位老帅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研究国际战略形势及决策问题，并让外交部派熊向晖、姚广参加“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协助陈毅等工作。“九大”政治报告中，出于对战争危险性的严峻估计，曾提到要准备苏联和美国一齐来，同它们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但在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通过各种方式同中国接触。因为美苏对立是他面临的严重问题，美国要尽快消除越南战争败局造成的影响，并挽救它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中落，要对付苏联的挑战，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中苏关系恶化的加剧，又使他的这种设想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就中国方面来说，要着重对付苏联的战争威胁，也需要实现同美国的和解。四位老帅的研究小组，从1969年6月到9月，先后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初步看法》的书面报告报送周总理。最后经毛主席同意，形成了决策性的概念：对苏联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着手同美国改善关系。据说毛泽东把这简单归纳为：打击一个，缓和一个。 苏联领导人自己也清楚：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几十年冷战对峙，相互保持着核威慑的“恐怖平衡”；美国正在设法从越战脱身，并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在这样情况下，苏联如果同中国开战，一旦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将意味着什么。中国有句古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苏联领导人不得不仔细考量。 1969年9月3日，越南人民领袖胡志明逝世。当晚，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抵河内吊唁，第二天同越南党政领导人会谈后返国。9月9日，胡志明的葬礼在河内举行。李先念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去参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率政府代表团去越南首都，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他想在河内同李先念接触，葬礼结束时，主动与同站前排的李先念握手，李未予置理。下午，越南外交部长受柯西金的委托，向李先念表示想在返国途中路经北京，与周恩来会谈两国间的紧张局势。李要中国驻越大使速报国内请示。一直没有收到国内指示，李决定去机场准备回国。将要登机之际，中国使馆参赞飞驰而来，气喘吁吁地报告说国内同意柯西金去北京会谈。李先念当即告诉了给他送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范说柯西金一个小时前已起飞返国。柯西金乘专机经印度飞回国内途中，当专机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别短暂停留时，收到越南方面转来的消息，说中国方面肯定答复，同意他去北京谈判。据当时随行人员中的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库里克后来回忆，他们正在宾馆围着桌子喝啤酒，柯西金突然进来宣布：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一个小时飞机起飞了，随行人员都很奇怪，这是往哪儿飞呀?说是到伊尔库次克。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到伊尔库次克?这时，柯西金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叫去，告诉他要去北京跟周恩来会谈，让他们准备一下谈判需要的材料。 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党政要员。周恩来、李先念、乔冠华等前往迎接。之后，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的贵宾室，进行了为扭转中苏紧张关系的长达三小时又四十分钟的谈判。对中国来说，在苏联重兵压境，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一方面被迫加强战备，另一方面仍然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在谈判中，周恩来建议同柯西金达成谅解，即认为中苏之间应该继续进行边界谈判，而边界谈判必须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为此双方应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项内容的协定。柯西金当即表示：“您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并说，“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正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据参加谈判的库里克后来说，周恩来对谈判做了全面而充分的准备，而苏方则是准备了什么说什么。谈完以后，柯西金指着库里克和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的问题可以在5分钟之内得到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里，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周恩来始终装作没有听见。 高瞻远瞩的周恩来知道，柯西金在谈判中没有充分准备而同意达成的谅解，回到莫斯科之后是会变卦的。果然，中苏边界谈判在10月20日恢复以后，苏方反对讨论签订“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后来虽不得不同意讨论，却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因而，边界谈判又时断时续地、长期无效地拖下去。 不过，中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军事对抗形势，却因两国总理的会见与谈判，而暂时有所缓解。 等待蒙古“气候”转暖（1） 等待蒙古“气候”转暖 蒙古报刊在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之后，跟随苏联大肆叫嚣，诬蔑我军侵占苏联领土，挑起武装冲突。其电台广播中，甚至模仿苏联的调子，叫嚷应该给中国以惩罚。但是，蒙古政府的态度却较谨慎，尤其在柯西金到北京与周恩来会谈之后，其外交部人员在同中国使馆人员接触中，不断做出一些微小的友好表示。据我观察，蒙古当局很怕苏联同中国的边境武装冲突进一步扩大，因为如果爆发中苏大战，蒙古领土势必成为战场，后果不堪设想；何况一年前开始的为接收中国援建工程，而设法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进程需要继续下去。但是，由于受必须紧跟苏联对华政策这个大前提的制约，蒙古当局只能在外交接触中做些友好姿态。外交关系处于一个转折，哪怕是小小的转折，都往往是从双方轻微的表态中显现出来。这也就是古书所说“知微知彰”吧。 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同他们进行友好的谈话，实际上是传达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对于改善同蒙古的关系，我国外交部也着手进行考虑，由于蒙方已于7月份安排我到其北部省份旅行,年底前“投桃报李”安排了蒙古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到南方一些省份去旅行。 这时的中蒙关系，正如毛主席那首《冬云》七律诗句：“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我们等待着中蒙政治气候转暖。 1970年4月底，我国外交部向驻蒙古使馆派来了政务参赞吕子波担任临时代办，着手研究解决中蒙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蒙古外交部对于老吕的外交拜会，安排得比较及时，规格也不低。我两年半之久担负临时代办的重任终于卸下。驻外使馆人员的休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取消了，1970年正式恢复，中断达四年之久。我向老吕交待了工作，准备回国休假。 5月一天上午，一名身着便衣的苏军少校，进入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吕参赞让我处理此事。我同办公室的小刘，在使馆里的小会议室，接待这位不速之客。这个人个头不高，黄色皮肤，身着一套不太合身的深灰色西装，神情有点紧张和拘谨。我问他： “您从哪里来的?”我用“您”而不用“你”，使他感到是受尊重的。 “达尔汗市。”他怕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补充了一句，“就是乌兰巴托北面二百二十公里那个达尔汗。” “怎么能证明您是一名军官?” 他随即掏出自己的军官身份证让小刘看，同时说：“我是苏联驻蒙古第二建筑旅的少校工程师。” 我看他挺紧张的，想冲淡一下，问：“您不是俄罗斯人吧?” “是的，我是中亚那边的吉尔吉斯人。” “啊，那我们是邻居，吉尔吉斯有一段边界与中国新疆接壤。中国有句古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哪。” 他看我拉起家常来，紧张情绪缓和下来，反过来问我：“您到过吉尔吉斯?” “不，没有。您为什么想到中国避难呢?” “我实在忍受不了俄罗斯人的歧视，他们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而我们少数民族是二等三等公民。” “他们都怎样歧视呢?” “待遇不一样。他们不信任我，同样是工程师，俄罗斯人做错了，马马虎虎就过去了，而我做错了事，主管上校就又训斥又责骂。我们第二建筑旅是建军事项目的，他们却让我在达尔汗盖楼房，还不让离达尔汗远去，想到乌兰巴托来玩玩也不行。” “您们第二建筑旅，在蒙古都建了哪些项目?” “乌市那来赫附近的机场，还有乌市以南的战备仓库和好几个军用机场。” 小刘不理解我想套问点军事情况，就插了一句：“我们使馆是不能接收苏联人避难的。” 他听了一愣，问：“为什么?那我到北京去!” 我看已转了话题，就回答说：“使馆无法收留您，北京也不能接受您避难。即使我很同情您，想帮助您去北京，您看怎么去?乘火车吗?蒙古军警监视很严，而且到处有苏联军队，您失踪了，他们能不找吗?” 等待蒙古“气候”转暖（2） 他听了这些话，顿时情绪就低落下来：“那我怎么办?我是今天早晨偷跑出来的。” “您尽快返回达尔汗，出来时间不长，他们不会怀疑您到过中国大使馆。” “那我出你们大门时，蒙古警察会抓我吗?”这时已过中午下班时间，大门已经关上。 “您是黄皮肤，跟中国人差不多，如果警察截问，就说是来自新疆的华侨，到中国使馆找华侨亲戚的。” 他无可奈何，站起来要走，呐呐地说：“我没有回去的路费，能不能帮帮我?” 我让小刘给了他七百图格里克，开了大门，故意在门口握手道别，蒙古警察没有任何反应。 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想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之后，两国关系一直紧张，苏军内部的反华教育决不会放松，而这名少校冒着风险想到中国避难，足见苏联军队里民族矛盾的深重。 我把处理情况向吕参赞汇报，并讲到去年苏联图瓦族的小兵来馆要求避难的情况，老吕也深感苏军中民族歧视的严重，还批评我给这个少校七百图格里克少了。 6月的一个傍晚，一个意外情况突然发生了。那时我正在使馆主楼前的晒台上，与几位同志闲聊，猛然间呕吐不止，呕吐物渐渐变成深咖啡色。我马上被送到中国援蒙的友谊医院。血压降到四十几(低压)至六十几(高压)，我躺在病床上处于昏迷状态。呕吐物经化验伴有约250—300cc的血。医疗经验丰富的邵大夫，诊断为胃大出血，在其他医护人员的帮助下，采取止血急救措施。同时，在使馆和驻蒙古公司留守人员中还挑选B型血的同志，准备输血。下半夜，胃出血靠药物基本止住，第二天下午人逐渐苏醒过来。我望着为我忙碌了一夜的医护同志，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如果没有友谊医院在乌兰巴托，去蒙方医院能否及时准确诊断，能否有效地止血急救，都成问题。据来友谊医院看病的华侨讲，他们在蒙古医院抽血化验，护士根本不会用针管抽血，而是将针头插入血管，让血一滴滴滴到小瓶里，看起来令人发怵。 在友谊医院，住院治疗十多天，基本痊愈，由于条件限制，没法做进一步检查。我出院后，很快办理签证回国。由于身体虚弱，在列车南开途中，顾不上沿途观察景色，只盼尽快抵达北京。回到北京后，经过医院的各项检查，确诊为胃小弯溃疡导致大出血，溃疡点已经结疤，需要继续保守治疗。这次胃出血，究其原因，是寒冷的蒙古气候对我患有的慢性胃炎十分不利。加以工作中长期精神紧张，植物神经紊乱，有时外交活动饮酒过多。这次胃出血痊愈了，但在几年之后胃溃疡又复发，不得不做手术，把胃切去四分之三。另外，在蒙古多年受寒，背部患有肌纤维组织炎，很难治愈，有时急性发作，几夜不能入睡。使馆中，在蒙古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不少患有胃病、关节炎及高血压，后来都是久治不愈，有的同志甚至献出了生命。若干年后，毛家义任政务参赞期间，积劳成疾，突发心肌梗塞而猝死。他亡故之后，既不能就地火化(蒙古无火葬习俗)，也未能把遗体运回国内，不得已而葬在乌兰巴托郊区。周总理曾经引用汉朝马援的名言，反其意而勉励驻外人员：“处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每忆及这位当年对我帮助甚大的亲密战友，常常太息难眠。 中蒙关系开始“解冻”（1） 中蒙关系开始“解冻” 回北京不久，我到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第二亚洲司合并)报到，有关领导同志听了我的工作汇报以后，告诉我说已考虑向蒙方重派大使的问题。我问他援蒙未完工程怎么办，他说打算在驻蒙古大使到任之后，视情况同蒙方开始谈判。他征询我的意见，在蒙古监狱中的窦海玉，是否可与蒙方在我国狱中服刑的那松扎布交换?我表示，只有采取交换办法，才能解决这一悬案。可能有部分同志想不通，但大多数同志不会有问题。他说你返馆以后要好好做做思想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休养治疗，我的身体已完全康复。8月17日至9月18日，参加了一期驻外人员学习班。由于轮换我的人还没有选定，我不得不在1970年国庆节后，重新返回乌兰巴托。回到使馆，听说8月5日我国外交部指示吕代办，向蒙方提出以那松扎布同窦海玉交换的建议。而在第二天，8月6日，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云登约见了吕代办，正式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五点建议：双方重新互派大使；重新互换新闻记者；解决乌兰巴托—北京通讯联系不畅通问题；就蒙方接收中国援蒙在建未完项目事，双方派代表团在乌兰巴托会谈；中方向蒙古移交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云登在解释这“五点建议”的含义时，特别强调重新互派大使，必须中国先走一步，因为是中国方面先调回驻蒙古大使的。吕代办跟我讲，已将蒙方建议报告国内，尚无回音。我告诉老吕，亚洲司的领导说，重新互派大使和解决援蒙在建未完工程事，部里已在考虑。 10月14日，蒙古报纸发表泽登巴尔答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问，表示蒙古政府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准备重新互派大使，声称蒙方正在做出一切努力使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蒙方的意图已经比较清楚了，它看到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变化，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可能会有所缓和，想在不改变追随苏联继续反华的既定政策下，求得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中蒙两国关系的恶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起来不那么容易。但是，蒙古是中国的近邻，长期保持临时代办的关系，是不正常的。而且，援蒙建筑公司、友谊医院、培才学校的留守人员，坚守“阵地”已达五年之久，有家不能回，继续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蒙方在提出“五点建议”后，不断做出一些微小的改善姿态，但基本态度还是观望。当它在10月以后，看到中国向苏联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陆续派出了大使，才真正着急起来，利用一切外交接触试探我方态度，甚至表示只要中方做个回答，马上就考虑派出驻华大使，蒙古政府不愿意做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后派出大使的国家。 关于以那松扎布交换窦海玉的建议，8月5日吕代办约见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提出之后，蒙方于8月17日答复同意。双方经过四次协商，8月31日最后达成协议，决定于9月2日，在二连附近中蒙边界上的双方边防会晤点进行交换。使馆领事部主任老孙，奉命前去二连处理交换事宜。窦海玉被从蒙古监狱直接押送至现场，那松扎布也从上海押来。两人对比令所有在场的中国人伤心。那松扎布身体健康，气色很好，有说有笑。而窦海玉面色苍白，身体虚弱，精神有些痴呆，话也说得断断续续，其家属子女望见以后，大哭不止。看起来，六个年头牢狱生活的窦海玉，受到了蒙方相当程度的折磨，为援蒙而来，竟落得如此下场! 两国重新互派大使进行得比较迟缓。我国外交部亚洲司于11月，向部的核心小组提出了关于选派驻蒙古大使的建议。经上面层层审批，1971年6月18日，国内通知驻蒙古使馆，说经中央批准，拟派许文益同志为新任驻蒙古大使。6月21日，吕代办约见蒙古外交部由二司司长新提升为副部长的额尔敦比列格，面交了许大使的简历并征询蒙方意见。7月1日，蒙古外交部新任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约见吕代办，正式答复：蒙古政府完全同意许文益同志为中国驻蒙古特命全权大使。 8月12日，蒙古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约见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有关领导，通知说蒙古政府拟派文化部部长索苏尔巴拉姆为新任驻华大使，并递交了索大使的简历。8月30日，我国外交部通知蒙古驻华使馆表示同意。 至此，中蒙之间总算迈出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重新互派大使，这是正常化的首要标志。虽然蒙古当局没有改变它的对华基本政策，但两国之间政治上“奇冷的冬天”基本上过去了。 中蒙关系开始“解冻”（2） 许大使夫妇于1971年8月20日抵达乌兰巴托，很快递交了国书并开始外交拜会。之后，就着手准备关于解决未完工程问题的谈判，没想到却被一桩特殊事件给打断了。直到1972年夏天，才准备就绪，使馆专用电台也按中蒙互惠原则架设起来。我方组成了以许大使为团长、中国建委对外局局长武庆产为副团长，包括五名团员、十三名工作人员在内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同蒙方几经磋商，1972年10月21日，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经过近半年的艰苦谈判，到1973年3月23日，最后达成协议，随后进行移交。中建驻蒙古公司根据国家援蒙工程的条文而承建的二十二万平方米建筑项目，已建成十一点八万平方米，另有七个在建未完项目，共十点二万平方米。已建成和未完工程，总共只折价九百二十八万卢布交给蒙方。援蒙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的房产，无偿移交蒙方。华侨子弟小学，由侨协在五道巷及三站新觅场所开办。 1973年5月，坚持在蒙古工作和留守八个春秋没有回国的援蒙公司职工，以及七年没与家人团聚的友谊医院医护人员和培才学校的教师，总共八十多人，终于踏上归国的旅途。他们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为了中蒙两国人民的友谊，无怨无悔地牺牲了个人利益，有始有终地圆满地完成了援蒙工作。其中，特别是友谊医院的护士，1965年冬天来蒙时，一般都刚二十岁上下，而坚持到最后的六个人，都接近或超过了三十岁。有的有恋爱对象不能回国结婚，有的则恋爱对象也没有机会去找。她们的的确确是在大漠那边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她们的决心和毅力，实在是可敬可佩。 在北京，胜利返国的八十多位同志，受到了热烈欢迎，得到了各方面给予的荣誉。但是，他们离土背乡长达八年的岁月，又到哪里去补偿呢? 中蒙两国之间，虽然互派了大使，解决了援蒙未完工程的移交和按照援蒙劳动力(员工)协定来蒙的友谊医院、培才学校的移交，迈出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但是，因为蒙古当局追随苏联反华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整个70年代两国关系仍有许多波折，总体上只不过维持着一个冷而不断的局面而已。 第七章 突如其来的紧急约见 9月14日上午，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我国新任驻蒙大使。额称:“13日凌晨2时左右(按：后来蒙方肯定为2时25分)，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十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天气不好，我们仍然派人去了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察看，所获证据表明，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九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我们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一些，因为事情发生在夜里，我们知道得也比较晚，而且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接着，额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最后，额表示：现在天气还比较暖，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掩埋；并又一次强调：“希望大使转告中国政府，要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并希望最近期内做出这个解释。” 新大使莅任 新大使莅任 1971年8月20日，新任驻蒙古的许文益大使和夫人，乘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到达乌兰巴托莅任。蒙古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明珠尔扎布、女副司长图门登贝尔勒等到车站迎接。中国大使馆的全体外交官和工作人员，除值班人员外，全体来到车站迎接。 许大使个子不高，体健挺拔，方方的面庞，有些黝黑，微笑着与欢迎的人们握手，微笑中带有几分严肃。大使夫人卓文，身材苗条，面肤白皙，谈吐和婉，与许大使形成对照。她来蒙古前一直在外交部工作。据了解，许大使是一位老八路，现年五十四岁，解放战争末期，任解放军一个部队的团副政委。全国解放后，调入外交系统工作。来蒙古前，在非洲赤道上的刚果共和国，任中国大使馆的政务参赞，赤道上的阳光和热风把他的面庞熏黑。为了解决中国驻蒙古大使长达五年的空缺，外交部于7月初将他紧急调回，在国内仅仅停留一个多月，就被派到蒙古。 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到任，标志着中蒙关系已经开始正常化，虽然两国之间依然较冷，并且尚有棘手的问题有待解决。 大使到任后的第一个外交活动是递交国书。鉴于过去几年中蒙关系的艰难曲折，估计至少要等待一个星期到十天，才能得到安排。然而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天，蒙古外交部就于8月24日，安排许大使向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递交国书。新到任的大使，能够迅速地递交国书，这是驻在国的友好表示。 呼拉尔意译为“会议”，大人民呼拉尔即全国的人民会议，相当于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蒙古最高权力机构。它建立于1924年11月，即彻底废除了君主立宪制，宣告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际，蒙古的第一部宪法由它通过。当时，首届大呼拉尔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小呼拉尔，作为大呼拉尔的常设机构。1949年2月，在第九次大呼拉尔会议上，将大呼拉尔定名为大人民呼拉尔，小呼拉尔改为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团在大人民呼拉尔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最高权力，主席团主席即为国家元首。 递交国书，这在国家关系上是一种重要仪式，中国大使馆全体外交官出席，蒙方参加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云登，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和礼宾司司长明珠尔扎布。我来蒙古已六年之久，经历了蒙古的一个又一个“冬天”，没想到能赶上国家关系转向正常化，参加了新大使递交国书仪式。 许大使递交国书之后，工作分做两方面进行，对外根据蒙古外交部的安排，开始进行到任拜会活动。拜会活动中，气氛是相当友好的。对内，听取使馆各部门工作汇报，一般一个单位讲不到半天，而经援工作，一个整天也没有讲完，诸多问题等待许大使去解决，其中突出的是援蒙未完工程的处理。许大使传达了国内有关通过谈判妥善移交的指示，他让王琨会同驻蒙建筑公司领导人，抓紧准备资料和意见，提交使馆党委做一次系统讨论。 许大使意识到，他来蒙古工作决非轻松，而是面临一个困难的局面。他哪里知道一个更为困难复杂的意外事件就要到来。 9月14日，中国大使馆里，人们刚吃过早饭还没有上班，蒙古外交部忽然打来紧急电话，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上午8时30分要约见许大使。外交约见一般应提前一天，至少半天打招呼，而今天的约见这样急促，即使在中蒙关系十分紧张的那几年，也是很少见的，更何况许大使还没有拜会过他。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刚到任二十几天的许大使，给大家的印象是沉着持重，富有外交经验，但遇到这种异乎寻常的约见，也不由得心中掂量起来。他随即找来政务参赞老吕和使馆各部门的负责人共同研究。大家都感到来得突然，如果两国间不发生大事，不会有这样紧急的约见，然而，却找不出发生“大事”的任何迹象。中蒙关系已开始走上正常化的轨道，双方在处理相互关系问题上都比较慎重，一般不会发生大的问题。到会同志设想了各种可能，最坏的估计是中蒙边境上出现了什么意外冲突。8点20分刚过，许大使和译员刘振鲁匆匆登车而去。大家抱着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我根据自己在蒙古多年的工作经脸，顿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中国飞机在蒙古坠毁 中国飞机在蒙古坠毁（2） 许大使在蒙古外交部只停留了45分钟，回来后立即召开了全体外交官会议。在会上许大使让小刘简要叙述了会见经过：蒙古副外长为了显示亲切，不是在会客室，而是在他的办公室接见许大使的，长条茶几上还摆了糖果、点心和烟茶，似有欢迎新任大使拜会的礼仪。他首先对大使刚到任二十多天尚未正式拜会他就仓促约见表示了歉意，然后，接着说受政府的委托通知如下事情： “13日凌晨2时左右(按：后来蒙方肯定为2时25分)，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十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天气不好，我们仍然派人去了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察看，所获证据表明，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九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我们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一些，因为事情发生在夜里，我们知道得也比较晚，而且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接着，额尔敦比列格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最后，额表示：现在天气还比较暖，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掩埋；并又一次强调：“希望大使转告中国政府，要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并希望最近期内做出这个解释。” 许大使说：“感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正当中蒙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接着，许大使在询问了蒙古方面对中国失事飞机采取了什么人道主义措施之后，明确表示：在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情真相之前，不能接受蒙方的口头抗议，但可将此事报告北京，并问是否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也希望蒙古方面帮助了解，中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 额尔敦比列格对许大使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些解释后说：“贝尔赫矿区有人见到飞机失事着火，马上派人去灭火，火灭了，但只发现九名乘员的尸体，没有一个人当时活着。至于尸体的处理，我们认为，天气还暖，较长时间保存尸体比较困难。”接着问：“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 大使回答：“可以这样理解。” 额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做出努力，使中国政府在近期内做出解答的。” 在大使告辞的时候，额又说，希望大使馆尽快通知派谁去，去几个人，打算什么时候去。 小刘讲完，许大使做了一些必要说明。研究室的小沈摊开了蒙古一百五十万分之一地图，指明了贝尔赫矿区的位置，并说这里离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不远，而离中蒙边界至少有350公里，是蒙古的纵深地带。然后到会同志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蒙古当局追随苏联反华，从1963年算起，已经有八年之久，大家对于蒙方的所作所为缺乏信任感。有人提问额尔敦比列格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国军用飞机怎么会飞到蒙古纵深呢?这到底是一架什么飞机?有的说，根据一般军事常识即可判断，它既不是一架歼击机也不是一架轰炸机，因为歼击机驾驶员不过一至二人，而轰炸机乘员也很少有九人的，更不会有女乘员。有的分析，可能是美国或台湾的侦察机，漆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徽，飞到蒙古搞侦察工作(当时的外国报刊上，有此类献策之论，认为是掩护自己，挑拨中苏冲突的方式之一)。但是，哪有载这么多乘员的侦察机呢?为什么蒙方要强调是军用飞机?蒙古外交部想做什么文章?……会议最后决定：(一)马上向国内报告；(二)派我带两位译员去察看现场，国内同意后立即动身；(三)关于派人去现场问题，立即通知蒙古外交部。散会时已过11点，小刘抓紧给蒙古外交部打电话，告知中国大使馆决定派二等秘书孙一先和工作人员沈庆沂、王中远去现场察看。 上午11时50分，蒙古外交部来电话，同意中国大使馆派三人去现场，并说专机已在准备，下午即可动身。但是，这时使馆向国内发的电报还没有发出去。 中国飞机在蒙古坠毁（2） 克服通讯障碍，迅报国内 使馆内没有专设电台，拍发电报要通过蒙古邮电局的中蒙间国际有线电路，由于线路年久失修时好时坏，加上他们办事效率不高，特急电报也要四个多小时才能发到北京。不料这会儿偏偏又遇到意外麻烦，蒙古邮电局称：“通往北京的线路出了故障，发电报要经过莫斯科转，何时能发到北京不知道。”为了争取时间，需要采取快捷的手段。有的同志提出，可否启用封停两年的中蒙之间专设的长途专线电话。这条线路，是50年代中苏蒙友好时期三国协议架设的高频专线电话，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供国家领导人、中央专业部门和大使馆使用。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基本停用，但没有掐断，驻蒙古使馆就曾使用这条专线传送过紧急密码电报。设在乌兰巴托的苏军高频通讯站，也定期派人来馆维修。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曾用这条电话线路找周恩来总理直接通话。总理鉴于两国关系恶化的状况，要外交部告诉柯西金通过外交途径(即双方的大使馆)谈，并下令将这条“热线”封停。于是，驻蒙古使馆把设有这条“热线”的电话间紧紧锁住，只有每年一次苏军高频通讯站派人来维修时，才临时开启一下。开启之前，当然要将电话间来一番清扫，使他们看不出已经封停。 许大使考虑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蒙方通知的情况迅速报告中央，他出于身居前线的责任感，当机立断，决定启用这条电话专线。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未经请示就恢复这条“热线”，是冒着违抗周总理命令的风险的。主管行政工作的贾长禹找来钥匙，打开封闭的房门，拂去电话机上厚厚的尘土，小刘立即要通北京的电话总站，请电话员接外交部，不料电话员却说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小刘不耐烦地责备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电话员又推说通外交部的电话线路坏了，“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小刘急得直挠腮，一再用近乎哀求的语调呼叫，可是她无动于衷，怎么也不出声了。许大使情急生智，决定使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要北京外交部，说使馆有紧急情况报告，须启用专设“热线”电话。蒙古的国际长途电话和它的电报服务一样缺乏效率，而且通话质量相当差，小刘要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厅接电话的同志倒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费尽这番周折，许大使和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可是，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完毕，已是中午12点20分了。 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说专机已经准备好，一点钟左右起飞去温都尔汗。许大使要我马上起草电报请示国内，称：“蒙方通知使馆人员13点可乘飞机去现场，蒙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陪同。使馆拟派孙一先等三同志前去，蒙方同意。因未接国内指示，正借故推延。蒙方又称专机可推迟至14点起飞。请国内速示。”因为这份电报是通过蒙古邮电局发的，拖了许久才发出去，未接到国内指示当然不能行动。蒙古外交部于下午2时前，来电话询问孙秘书等三人能否按时到达乌兰巴托机场，小刘只好以去的人员未准备好来搪塞。后来蒙方又催问了几次，小刘按大使指示，干脆说明在等待国内指示，他们也就不再催问了。 北京收到使馆电报前后 整个使馆都在等待国内指示。那么，北京的情形怎么样呢? 人民大会堂弥漫着异常的气氛。 9月12日午夜到来之前，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的周总理，几次离开会场接电话，中央警卫局领导人向他报告来自北戴河的惊人消息。 周总理宣布散会，留下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然后，驱车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密谈，并建议毛主席移住人大会堂。 9月13日凌晨零时32分，林彪及叶群、林立果等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这无异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晴天霹雳。 周总理紧张而有序地进行部署：派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作战室指挥跟踪，随时报告情况；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并下令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凌晨1时50分，林彪所乘飞机飞越中蒙边界，随即在跟踪监视的雷达屏上消失。 周总理在向毛主席报告后，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同时，让秘书通知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员，到人大会堂新疆厅等待开会。 中国飞机在蒙古坠毁（3） 凌晨3时许，李德生报告有一架直升机向北飞往蒙古方向，周总理下令空军出动歼击机拦截迫降。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新疆厅举行紧急会议，周总理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布置应付各种情况的措施。 天亮以后，周总理开始亲自给十一个大军区和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要求各地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这个电话断断续续一直打到下午。 上午9时，已经十多个小时没有丝毫休息和进食的周总理，在服务人员的劝说下吃了些东西，随即让秘书通知中央军委成员、总参领导和总参作战部的负责人，到人大会堂开会。 军方领导人到达人大会堂以后，作战部的负责人摊开了地图，周总理同到会的人一起分析林彪出逃可能出现的情况，着重针对外国势力可能的入侵，决定我军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军队部署的调整。其中，在北京的部署，为防止万一有内部势力与国外勾结进行军事颠覆，决定集中三个机械化师、两个坦克师、一个炮兵师、四个警卫师，总共十个师的兵力，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批准卫戍区司令吴忠提出的作战预案：重点防御地区，北面南口，京东首都机场，京南保定以北；作战方式，防空降、防机降、防机械化部队突袭。当晚，各部队进入了预定作战地区。吴忠向部队师以上军官传达了周总理的有关指示。事实表明，这样的部署，实际上就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 13日下午，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军代表李耀文及副部长韩念龙等，被召到人大会堂。周总理向他们讲述了林彪出逃事件，要他们密切注意外电报道，研究并提出由此引起的对外交涉及应对方案。总理对他们强调要绝对保密，为局势稳定，要注意社会动态。他还让李耀文乘车到街上转转，看看有关林彪的标语都什么地方有。李出去观察后向总理做了汇报。总理向有关方面下令，关于林彪的标语一律不准改动。 9月14日上午一上班，姬鹏飞即召集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即后来的党组)开会，根据总理指示研究外交对策，一旦林彪外逃成功，可能出现哪几种局面，如何对外交涉和表态。当时做了四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谈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已到达某国某地；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详细讨论了在上述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据说，针对第一种估计，还起草了《政府声明》稿子，准备林彪在莫斯科公开出面发表声明时使用。 驻蒙古使馆14日中午的电报传送到外交部时，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还没有散。中午12时50分，值班秘书顾不得敲门就闯入会议室，径直把使馆电报送到代外长姬鹏飞面前。与会的同志听说是驻蒙古使馆来的电报，顿时异常肃静地注视着姬看电报的面部表情，都急于想知道电报里说些什么，是否与林彪的外逃有关。 姬鹏飞阅完电报，脸上绽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对到会同志讲：“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接着把电报读了一遍。顷刻间，会议的凝重气氛变得活跃起来。韩念龙(副部长，分工主管亚洲司)急忙接过来又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到会的同志都清楚，最紧迫的事，就是赶快把电报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这是他们急切等待的消息。姬鹏飞立即要王海容(礼宾司副司长)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从9月12日下午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了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得四个小时以后才能醒来。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决定，要立即派人把电报送给主席、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让王海容再一次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的、内容特别重要的电报，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王海容先用保密电话把电报内容传到主席办公室，然后手执一份抄件送给在人大会堂办公的中央办公厅赖奎。当天值班的总理的秘书是钱嘉东和纪东，他们接到王海容打来的电话，犹豫了好一阵子，决定还是叫醒总理。 中国飞机在蒙古坠毁（4） 周总理已经七十三岁有余，在人大会堂连续工作达五十多个小时，疲惫已极，刚刚入睡一会儿，便被秘书叫醒。电报送达时，总理已在卫生间漱口，纪东到卫生间把密封电报的封套拆开，递给总理。总理迅速地看完了驻蒙使馆的电报，顿时异常兴奋，立刻驱走了困乏，两肩一耸，对着纪东连声说：“你看，摔死了，摔死了!”他顾不上换衣服，仍然披着睡衣，亲自拿着电报，快步走到已移住人大会堂118厅的毛主席那里，报告这个好消息。主席和总理交谈了很长时间，无第三者在场，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但此时他们宽慰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下午2时过后，总理给姬鹏飞打电话，说刚从主席那里回来，对外交部派人迅速把电报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对驻蒙古使馆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国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封停两三年之久的专线电话，以最快速度把电报传回来，表示满意。总理要求外交部将电报用三号铅字打印十八份，下午6时由符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后来提升为副部长)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总理最后还交代，今天的电报，对凡是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从现在起，要指定专人译办驻蒙古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 下午5时58分，符浩把电报送到人民大会堂，王良恩已在走廊一端等候着，对符说：“你来得很准时。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已到齐，董老也来了，就等你送的文件了。”王良恩特别提到董老(董必武)，是因为董老年事已高，一般不出席会议。董老今天来参加会议，足见会议的特殊重要性。 就在符浩办理送电报的同时，姬鹏飞与韩念龙商量起草了给驻蒙古使馆的指示。指示电草就，立即送总理审核，最后经毛主席签发。主席按他的习惯，在电报等级栏一连写了四个“A”，并在下面画一横线，表明是特急提前。 符浩送电报回来，着手落实总理的第二项指示。他把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机要局长张占武找来，同张商量后，指定了机要员小王专门译办与驻蒙古使馆来往的电报，并要小王当即搬到他办公室附近的房间办公。 晚饭后，符浩本想小憩一会儿，补上昨夜不足的睡眠，但因为太兴奋了，怎么也睡不着。于是，便信步来到同院邻居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家里。两人喝着茅台酒，围绕“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主题交谈起来。符望着乔家墙上新挂的章太炎题写的对联，突然忆起唐朝诗人的一首《塞上曲》，脱口诵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听后沉思了一会儿，突然把满杯茅台一饮而尽，说：“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新编吗?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接着，用他的苏北口音吟了起来：“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吟后又与符碰杯饮酒，两人会意地哈哈大笑。 他们这种欣悦的心情，在看过驻蒙古使馆电报的人们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 国内要大使亲察坠机现场（1） 国内要大使亲察坠机现场 9月14日下午6点多钟，驻蒙古使馆收到了国内指示电报，内容大致是：许大使立即约见蒙古副外长，奉命通知：“13日2时许失事的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们表示遗憾。请蒙政府立即派飞机载我大使及随员亲往现场视察。”来电指示许大使去现场要详细观察飞机失事原因，如有骨骸应要求带回，未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转交我们，写明清单和收条，并注明如有蒙方取走的物品和文件亦望查出交还我们，飞机残骸可拍照取证。国内的电报对飞机的性质、死亡人员的身份只字未提。许大使和看过电报的同志也未做任何议论，大家的心情依然比较沉重，中国飞机和这么多同胞摔死，这在蒙古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当时脑中闪了一下：是否是民航的“子爵型”飞机，由东北飞往关内，迷失方向栽到蒙古来了? 许大使要小刘马上打电话，约见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这时蒙古外交部已经下班，值班员说副外长有外事活动不在家，小刘要值班员务必设法请示额，就说中国大使紧急约见。不久，值班员来电话讲，8时30分可以见面。 晚8时半，许大使准时见到了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按国内指示向蒙方表示了遗憾，提出亲自带随员——二秘孙一先、译员沈庆沂和王中远，前去现场视察，希望明天上午动身。额尔敦比列格的态度格外温和，对许大使所谈表示理解，但对蒙方专机下午2时未能按时起飞去现场，多少有些抱怨。 额说：“早上我同您谈话时，我问您是否是正式提出的要求，您说是。因此，我按您的要求转达有关部门，要他们帮助你们采取措施。但是你们说需要做准备工作，又说要等候政府指示，所以要求明天去。今天早上我也说过，失事飞机乘员的尸体，由于天气转暖，容易腐烂。从失事到现在已有五十个小时了，等明天飞机飞到以后，大约要到六十多个小时了。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想您方不会就此提出更多问题的。” 接着，额又说：“对您提出的问题，我想澄清一下。您所讲中国飞机可能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可以认为这是正式答复吗?” “可以。”大使回答。 “是最后答复吗?”额又问。 许大使想起来蒙古后，使馆的同志向他汇报过，额尔敦比列格这个人很刁，比较难对付，因而警觉地答复说： “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我的第一次报告以后给我的指示，即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这是正式的答复，但是我理解这不是最后的答复。” 额不顾许大使说的“不是最后的答复”而追问说：“我再问一个问题，大使同志能否解释一下，那架飞机是从哪里飞向哪里，朝哪个方向飞，后来迷失方向飞入我国领土的?” 许大使坦率地告诉他，这个问题目前无法答复，立即反问：“我想知道蒙方是否还有进一步的材料提供给使馆，帮助我们了解飞机失事情况?” “除了我早上说的以外，我没有什么补充的了。我想以后会有进一步通知您的东西。”额把大使的问题挡了回去，并留下一点伏笔，接着转了话题： “我早上曾提出，希望你们能派一个能独立解决问题的人去。现在您作为大使，更有全权去那里解决乘员尸体掩埋问题了吧!您们对于九名乘员的尸体掩埋有何意见?” 大使问：“蒙方有无可能把尸体火化，我们把骨灰带回去?” 额表示：“这个问题我想在答复你们明天飞机何时起飞一起答复吧。据我所知，那个地方火化尸体的可能性不大，蒙古是没有火葬习惯的。在那里火化有无条件，我还要了解，今天24时以前答复您。” 许大使回到使馆，马上把约见情况电报国内，并请示由于蒙古没有火葬习惯，如果尸体不能火化，是否可以就地埋葬，将来适当时候把骨骸送回国内。 国内要大使亲察坠机现场（2） 在使馆里，我和小沈、小王紧张地进行着视察现场的准备，一直工作到深夜。等到夜半，未见蒙方答复视察现场的动身时间和尸体能否火化问题，小刘打电话去询问，竟无人接电话，不知蒙方有何变故。 临睡前，我在院子里散步，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夜是宁静和冷清的。蒙古属高纬度地区，地势海拔又比较高，夜空像黑丝绒一般，布满了亮晶晶的星斗，虽然还是初秋，但院子里的草已基本枯黄，最低气温降到了5℃左右，比之北京一带的气候，差别可达一个半月。繁星夜空下秋虫此起彼伏的奏鸣，在这里已经听不到了，只是偶尔有几处蟋蟀的悲声。我紧裹大衣在环绕主楼的甬道上快步走着，脑海里仍然思绪翻滚。为什么我国飞机飞到蒙古来了?究竟是什么样的飞机?是不是“子爵型”民航机?它迷航的偏差为何这般大?死掉的九个人都是些什么人?难道只是一些机组人员而没有乘客?明天见到这些死难同胞该做点什么?蒙方说它是军用飞机，那会不会是迷失航向飞入蒙古领空后被苏蒙防空部队击落的?……我抱着这么一团捉摸不定的疑问，回到宿舍睡了不到五个小时。 第二天，9月15日，天傍亮的时候，使馆收到国内关于死难者尸体处理的指示电，内称：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以便今后将骨骸送回国内。这封电报没有提及这架飞机的任何情况。 时钟刚敲响8点，小刘就打电话询问蒙古外交部，什么时候可以动身去现场?蒙古外交部起初说不知道，后来又说温都尔汗地区气象不好，不能接受飞机降落。小刘每隔半小时催问一次，得到的答复都是这套话。其实蒙古的秋天非常晴朗，万里无云，蒙古朋友常常以此自豪地比拟他们的民族性格。“当地不能接受飞机降落”，显然是借口，昨天还催我们动身，今天却一再推托，蒙古外交部在搞什么名堂? 飞往温都尔汗（1） 第八章 奔赴飞机坠毁现场 在中国使馆人员去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了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机内（蒙方发现取走）的航图标出了航线，从河北省的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三叉戟256号的黑匣子，也都被苏联人拆走了。 飞往温都尔汗 1971年9月15日，中午1时30分，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讲，温都尔汗地区气象转好，专机两点半以后可以起飞。许大使和我、研究室的沈庆沂，还有新来文化处的蒙文译员王中远，带着应用物品，并提着一箱备用的酒、烟、茶等礼品，急忙动身去乌兰巴托西南郊民航机场。这个机场离乌市中心十七公里，是50年代中期扩建的，跑道长约二千五百米，可以起降伊尔18和安12等大型螺旋桨飞机，但不能起降大型喷气式飞机。自从该机场扩建后，中蒙之间按照已签订的民航协定，每个星期有一个班次的伊尔18或伊尔14飞机，来往于北京—乌兰巴托之间。1964年两国关系变坏，旅客大大减少，这个航班陷于停顿。 1966年初夏，由石油部唐克副部长率领的、铁人王进喜等劳模参加的访问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乘坐伊尔18专机路经莫斯科回国时，在这个民航机场降落加油，并停留了一个晚上。唐克副部长是张灿明大使在新四军时的老战友。大使请他在礼堂给使馆全体人员做了一次报告，讲我国石油开发情况，以及王进喜等劳模的英雄事迹。当他激动地讲：中国已把贫油的帽子，永远地甩到太平洋去了!大家深受鼓舞，长时间热烈鼓掌。使馆人员对王铁人敬佩之至，几乎每个人都拉他一同照像留念，他来者不拒，待人十分平和可亲。 为了保障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乌兰巴托机场的安全，使馆的外交官两人一组，轮流前去同机上乘务组人员一起看守飞机。我在看守飞机时，曾向多次飞过北京—莫斯科这条航线的老飞行员询问这条航线的情况。他讲，这条航线基本上是沿着中蒙苏三国的铁路飞的，即使夜间也不会迷航，不过在沙漠戈壁上空，因气流变化无常，有时颠簸厉害。他还说，乌兰巴托这个机场，由于南、西两面有山，跑道也比较短，像伊尔18这类大型飞机，必须刮北风时顶风才能起飞。第二天下午，专机起飞，使馆有几个同志乘机回国休假。我很羡慕他们，心想什么时候也能乘飞机回国? 没想到，乘飞机的愿望五年后付诸实现，但不是回国，而是在蒙古境内。 9月15日下午两点一刻，许大使和我们三人，一到乌兰巴托机场，就看到在候机楼前停着一架较旧的伊尔14飞机，螺旋桨已在缓缓转动，舷梯下站着几个人，有蒙古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外交部亚洲司专员古尔斯德，还有一个不相识的高个军人。我们走近机前相互问好后，古尔斯德用流利的中国话介绍说，这位军官是边防内务军的处长桑加上校，他是这次视察现场的蒙方首席官员。高陶布接着向许大使解释，蒙方参加视察活动的除了外交部、国防部、边防内务军事务局的官员外，还有法律小组、卫生医务小组、报纸和蒙古通讯社记者，以及电影摄制组人员。他边说边引导许大使和我们几个随员登上飞机，在前面几排座位就坐。我往后舱一瞅，嗬，无怪乎蒙方一再推延答复动身时间，原来他们组织了这么一个庞杂的班子，看来蒙方对这次视察活动是相当重视的。坐定不久，飞机就滑向跑道，随即平稳腾空。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2时45分。 机场跑道是东南—西北走向，时值9月中旬，乌兰巴托多西北风，因此飞机朝向西北起飞，升空后很快将航向转向正东，目的地是邻接中央省的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航程约三百公里。 在飞机前部座位上，只有我们四个人和蒙古外交部的几个人，双方都不讲话，气氛显得冷清沉闷。许大使眼望前方，目光凝滞，似已陷于沉思。小沈、小王在打瞌睡，弥补昨夜的缺觉。我虽然也困，但却想从上空看看乌兰巴托及其附近地区。从舷窗向外看去，天气晴朗，能见度很好。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乌兰巴托市以南的山区，海拔二千二百五十七米的博格多汗山，高踞在土拉河边，它的周围是一道道东西走向的起伏山峦，来自中蒙边境的铁路，从它脚下的山谷中蜿蜒伸向乌市中心车站，然后又穿过市区往北通向蒙苏边境。从地形上看，这片山区是乌兰巴托非常好的天然屏障。山上密密层层的松林，因天气转冷而开始发黑。树都长在山的北坡，南坡只有已经开始枯黄的绵延不绝的草丛。这是由于高耸的博格多汗山，挡住了来自北冰洋经过西伯利亚吹来的湿润空气，夏季降雨和冬季积雪都比较多，因而山北坡宜于树木生长。这同我三年前到蒙古中北部旅行所见相同，只不过博格多汗山上的松林更为茂密，而乌兰巴托市也因之较蒙境同纬度地区，气候不那么十分干燥。 飞往温都尔汗（2） 我转头向左方看去，在乌兰巴托市东北的乌兰花一带的北山上，苏联驻军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都在不停地转动。在我的印象里，这几部雷达好像有半年之久，可能是从1971年春天开始，就不这么一齐转动了，只是单部轮换转动。 飞机很快飞到了乌市东南的那来赫矿区上空，我看到矿区东南方向的苏联空军基地，大约三千五百米长的主跑道和滑行道组成的矩形机场，成东南—西北走向躺在略微倾斜的草原上。滑行道边停着一大排几十架喷气式歼击机，都脱去了机罩，在太阳照耀下熠熠发光。在它们的后面沿着滑行道的外缘，一串串机窝历历可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机场的全貌。我突然想到在温都尔汗附近坠毁的中国飞机，会不会是这里的歼击机打下来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一片幻景：浩瀚的蒙古戈壁草原上空，飞着一架迷失方向的中国飞机，几架苏军歼击机追逐着它，迫它着陆，它倔强地挣扎着摆正航向，企图飞回祖国，突然响起一阵爆炸声，中国飞机带着一团烈火，无望地坠落下去，……啊，我猛然联想，这不正是蒙古外交部强调是“军用飞机”的原因吗?! 这时，我们乘坐的伊尔14已越过中央省东部的丘陵和山区，飞进肯特省南部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平展展像一个金黄色硕大无比的瓷盘，一簇簇白色的蒙古包，像是撒在大盘子上的疏疏落落的珍珠。这么大而平坦不下一百公里宽阔的草原，是我来蒙古六年走过的省份中所没有见过的。地面上的草已变得枯黄，更显出草原的寂寥。我努力寻找着防空导弹一类的军事目标，然而，除了草原上来往汽车轧出的无数条天然公路蜿蜒伸展，白蚂蚁般游荡着的畜群外，其他什么也没找到。 下午3时46分，飞机在温都尔汗机场降落，飞行时间恰好是一个小时零一分钟。 驰往坠机现场 肯特省是蒙古东部一个物产丰饶的大省。我原以为省会温都尔汗的机场是比较大比较正规的，却没想到竟是一个简易机场，跑道是在草原上轧出来的，上面似乎铺了一层红黏土压实，加上飞机起降摩擦，显得硬光光的。机场上没有指挥塔台，只有几部电台车，一处平房旁边一根高高的杆子上，挂着有气无力的风标筒。机场周围非常平坦开阔，既没有土包，也没有高树，只有远处一排电话线杆，与跑道平行成东西走向伸往远方。 飞机停稳后，我们首先走下飞机，肯特省的副省长、省府责任秘书(相当我国的秘书长)、机场场长以及另外几个人，在飞机旁边迎接许大使，双方寒暄几句后，高陶布司长趁着蒙方人员下飞机的机会，介绍了随行几个组的主要人员，其中有国防部副处长达木丁上校、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法律专家达希泽伯格、法医莫尤、卫生组组长桑加道尔吉大夫、组员卓乃大夫。此外，他还介绍了就地参加视察现场的肯特省检察长乌尔金道尔吉、省边防和内务军事务处处长奥尔陶扎尔嗄勒中校，以及温都尔汗机场场长策伯格默德中校。介绍完毕，高陶布直截了当地对许大使讲，中国飞机坠毁现场离这里还有七十公里，趁天色尚早可以换乘汽车去看看，晚上回温都尔汗市休息。接着，我们换乘两辆嘎斯69车，许大使和小沈由高陶布司长陪同在前，我和小王由古尔斯德专员陪同在后，其他人乘坐一辆大轿车，4时整离开机场，绕过温都尔汗市区，往东北方向驶去。 起初，沙土公路沿着克鲁伦河延伸。这条在大小地图上无不标出的克鲁伦河，原来是一条比北京西郊的运河还要窄浅的小河，有些河段河中块块沙渚把水劈成股股细流，河床才显得宽阔一些。河岸上稀稀疏疏点缀着一些低矮柳树和若干灌木丛，它们还没有完全变黄，显得草原上有点生气。同车的古尔斯德似乎看出我对蒙古东部这条名河的失望情绪，告诉我说这条河很长，大大超过乌兰巴托附近的土拉河，夏天涨水很厉害，河床宽度甚至有三五百米，雨一过水就落平，有些河段可以徒涉。他又说，这条河的下游，在东方省边境有条小河，叫哈拉哈河，1939年在那里蒙苏军同日本侵略军曾有过一次大的会战。我说我知道，这是有名的哈勒欣河战役，是苏联朱可夫元帅指挥的，是朱可夫的“成名之作”。古尔斯德点头称是，但纠正说那个战役名称译成中文，应当是哈拉哈河战役，因为第二个哈字后面蒙文有个语尾，相当于中文“的”，所以发“欣”字音。我知道他在去蒙古外交部之前，曾在国立大学担任中文讲师，他的说法无疑是准确的。谈到河，他又兴致勃勃地讲起蒙古北部的两条大河——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强调说色楞格河像中国的黄河一样，是蒙古的“母亲河”。我说，对于这两条河，我有着深刻的印象，1968年我担任临时代办时，在您老兄的陪同下访问北部几省，不是曾到过并几次渡过这两条水量充沛的大河，还在鄂尔浑河钓过鱼吗？我告诉他，我至今仍然留恋色楞格河清澈丰满的流水，和两岸绮丽的风光。他说，色楞格河中下游海拔在五百米以下，比中央省低一千二百多米，正因为地势低，蒙古中北部的大河都流向北方，经苏联境内注入北冰洋，独有这条克鲁伦河同中国的几条大河一样，是流向东方的，汇入中国境内的呼伦贝尔湖，注入黑龙江，流进太平洋。 飞往温都尔汗（3） 汽车在我们谈论着蒙古河流的时候，沿着平坦的克鲁伦河岸行驶约一个小时，然后转向东北，进入一片丘陵起伏的草原，除了断续的馒头形土包外，时而还可以看到一些二三十米高的石头山。无怪乎蒙古人好夸耀肯特省的丰饶，这丘陵间的草场草长得又高又壮，有些地方深可没腰。由此联想起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统帅的部落之所以迅速壮大，不正是这肥美的草原提供了营养吗？我问古尔斯德：“这里离成吉思汗的老家不远了吧？”他说：“是的，就在北面不到一百公里的肯特县，那里的草场比这里还要好。” 汽车在丘陵间颠簸得很厉害，路上时而碰到塄坎，把吉普车高高弹起。汽车继续前行，向东北又走了不到一个小时，离开沙土公路拐入正北一条草丛小道。这里似乎很少有车辆通过，车胎轧得枯草吱吱作响。在小道的左边是一连串较高的山丘，右边是一片往上的漫坡，蒙古司机抬头努努嘴巴咕噜了一句，小王告诉我：“已经到现场了。”我紧张地注视着右前方。果然，随着汽车往上爬坡，逐渐看到坡顶上黑乎乎一条烧焦了的草地，有蒙古士兵在边缘上站岗。汽车又往上爬了一段，一个高高翘起的喷气飞机尾巴立即映入眼帘，它迎着夕阳，上面喷涂的五星红旗依然艳丽夺目，机号“256”也非常清晰。汽车开到坡顶，凄惨的景象一下子全部展现在面前。毋庸置疑，这确实是一架失事的中国飞机——喷气式民航机。 现场初勘 这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盆地，平坦坦的像是人工铺成，南北长三千多米，东西宽约八百米。北端是一座高二十米上下的小山包，南头是几个起伏并列的大约十多米高的土丘，东边是一连串五到十米高低不等的土包，西沿则是向下倾斜的漫坡，连着我们来的小路。草长得茂盛，齐膝盖那么深，踩下去软绵绵的，原来地面全是沙土，只是因为草根盘结，人们走过才不致陷足。古尔斯德告诉说：“这块地方牧民管它叫苏布拉嘎盆地，属于南边二十公里的伊德尔莫格县管辖，西北约十公里有一个著名的萤石矿——贝尔赫。”事后小沈查了一下苏布拉嘎这个词，意译是“塔形”。看来“塔形盆地”可能是指地平面的形状。 从这块盆地中央开始，由北往南长约八百米，宽约三十至二百米的范围内，草地全部烧焦，呈倒梯形。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一眼望去，一片劫余的凄惨景象。靠近焦土南部，散布着一些白点，陪同人员讲，那是盖着白单子的机上人员尸体。根据飞机炸碎的程度推测，我想尸体大概都已变成了看不出人形的焦骨。 我们从现场北端看起。高陶布对许大使讲，现场有死难者的一些遗物，是否只看不取，待视察完毕由蒙方统一移交。许大使同意。蒙方人员簇拥着我们，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喀嚓喀嚓响个不停。桑加上校建议许大使先看看飞机擦地着陆的痕迹。我为了躲开蒙方的摄影机，以便能够自由拍照，便约了小沈同许大使分手，没有一同去看飞机擦地着陆痕迹。许大使则由小王陪同，听取蒙方空军少校指认着陆点的介绍。我同小沈各用一架照相机沿着烧焦草地的中轴线边往前走边拍照。飞机的小碎片零零散散，由少到多。我拣到一张英文单页的“NOTE”（注意事项），上面写明飞机型号为Trident-1E（三叉戟1E）。我马上明白过来，这不是普通的民航机，也不是“子爵型”，而是一架我未曾听说过型号的飞机。但由于我“文革”期间不在国内，不了解这种飞机的管理和使用情况，估计可能是一架专机。 飞往温都尔汗（4） 走了约一百二十米，燃烧区的横宽由三十米扩大到约一百米，逐渐看到机身的较大块碎片。首先看到的是机身的一块蒙皮和一块发动机的底包皮，两者间隔约十米。再前行不到五十米，发现一块弧形的机身，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连着摔碎的舷窗斜卧在焦土上。这块机身大碎片以东偏南二十米左右，一截断机翼尖上有“56号”字样，看起来是从机号“256号”的2与5之间炸断的。在这片机翼旁边看到炸瘪的发动机尾端喷口。沿中轴线再前行一百二十米，就看到了机舱内部的饰物，最突出的是一扇门，从合页连接处炸下来，没有一点着火的痕迹，门上钉着中文塑料刻字“旅客止步”。门扇东南侧三十米左右，有一台炸裂的发动机外壳。在大片机身碎片南偏东二百米处，有三个三连装座位架，有的还有坐垫，成不等边三角形分布，边距三十至五十米左右。座位架这么少，进一步肯定了这是一架专机，而不是多座的客机。座位架东四十多米又有一截机翼，上有“中国”两个大字，从形状看这是一个完整机翼的外展部分。在南北两组座位架之间，有一条细漂布被套，半折半展，白白的一点也没有弄脏。还有一条宽条纹的小型毛毯，上面印着PIA三个英文字母（巴基斯坦国际民航的缩写）。在靠南的座位架东边不远处，有一扇厚厚的机舱门，炸裂但没有散开。这里离盖着白布单子的尸体不远了，许大使和小王及大部分蒙方陪同人员走得较快，古尔斯德翻译桑加上校说的话指着尸体做讲解。小沈拿的是许大使的照相机，正在对尸体进行拍照。我由于拍照飞机残骸，落到了后面。 为了抓紧日落前还有阳光的时间拍照，我和小沈紧忙奔向被炸掉的机尾。飞机在天上飞，机尾不过是一小部分，现在却是一个庞然大物，竖立在那里足有三层楼房高。是从中间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只剩下一截发动机外壳与尾部连结。机尾的位置基本上在燃烧区的中轴线上，距北缘约四百八十米，这里的燃烧区横宽已扩展至二百米左右。机尾的南北四十多米处，各有一台发动机。在机尾东南约十八米处，有一个外壳大部分被炸掉，露出贴近内腔的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机尾没有着火，最末端断裂处空空洞洞，露出一大堆各色各样杂乱无章的电线，有的电线还裸露出线芯的铜丝。另有一条粗电缆连着一块碎片垂在外面，随风摇曳。机尾垂直舵没有损伤，右水平舵尖有些卷曲，左水平舵插在泥沙里，支撑着斜卧的整个机尾。垂直舵前竖板上是喷涂的五星红旗，旗下方是机号：256。 后来，据当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讲，在中国使馆人员到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了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机内发现的航图标出了航线，从河北省的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另外，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1E型”开始，已装有70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部分录制机上相互通话和同地面的通话，名称是“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飞机一起飞它们就自动开始工作，其安装位置是在飞机尾部，万一飞机失事时易于保存下来。因此，似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256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 失事飞机粉身碎骨（1） 第九章 如入炼狱 触目惊心 夕阳开始被地平线吞没，血红的余晖洒在这片烧焦的草滩上，也涂在这些死难者尸体盖着的苫布上，冷飕飕的秋风阵阵袭来，使人心中格外凄凉。 这截大片机翼的翼根处，有一个大洞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不正是我要找的证据吗？进一步探查这个洞的底部，却发现并未穿透，机翼另一面完好无损，这只是一个向一面开的大洞。这个大洞很像是一枚地空导弹打的，但它却与我过去看过的被我军击落的国民党U2飞机不同，那枚导弹是齐翼根处穿透，打掉了整个机翼，而这个洞为什么只朝一面开口？ 失事飞机粉身碎骨 我和小沈看到这架中国民航飞机已经粉身碎骨，心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时太阳已近落山，许大使和蒙方人员边走边察看边交谈，已快走到南端的机头位置，小王招手示意我们快些过去。我不能在机尾继续逗留，就急忙奔向蒙着白单子的死难者尸体。这些尸体散作三堆，陪同人员一一把盖布揭开，我一眼望去不禁十分惊异，这和我的想像完全不同，他们不是通常失事飞机那样被摔碎烧焦，只剩下堆堆骨骸，而是有头有脚基本完整的一具具躯体。尤其是那具女尸，简直就是仰卧在那里熟睡的一个人，只不过脱光了衣服。我来不及细看，匆忙照了几张相就继续朝前走。 小沈走得快，正在第二、第三堆尸体之间，察看一个被炸裂的方形食品柜，它的旁边有一堆什物，是收集起来放的，有蒙方便衣人员在看守。在这堆什物中间，有驾驶人员用的两个图囊，一个烧剩了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打开看看，航图都没有了，只剩下几支黑铅笔和红蓝铅笔插在一边。我问航图哪里去了，陪同人员摇摇头不说话。图囊旁边有一堆手枪，有几支枪把烧焦，里面露出空的子弹梭子，大多数完好无损，我数了数总共六支。其中五支枪身上都有“59SHI”字样，一支是苏制AK型。蒙方人员问59SHI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这是手枪的型号，1959年中国制造的。此外，还有一支微型冲锋枪，样式很别致，比制式冲锋枪小得多，没有烧过的痕迹。子弹散乱地堆在一起，共有四十三发，统统是“五九式”手枪的子弹，估计是蒙方在收拢枪支时从枪弹夹中退出来的。我注意翻找，没有发现任何空弹壳。另有两个手枪套和几个空弹夹。这时，小沈拿起一本六十四开的铅印小册子，红色塑料皮大部分烧焦了，看不出书名，但文字部分只烧了一个角，开头是“首长和同志们”，最末尾是括号里“长时间热烈鼓掌”，看来是一个讲用报告，内文讲我国空军的发展，其中有一部分讲的是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举例说有一种微型电台超过了国际水平，其型号和数据……让小沈端着，我把这几页可能涉及到国防机密的内容拍照下来。心想：这样的小册子蒙方为什么没有拿走？小沈从什物堆里拣出一个出入证，是嵌在塑料夹中的临时性出入证，是空军大院正门和后门的，编号0002，没有贴持有者照片，但填写着他的姓名：林立果，男，24岁，干部。小沈让我把这个出入证拍下来。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是何许人，按年岁及住空军大院推断，估计是机组的一名成员。我顺手拣起一个巴掌大的拍纸本(即没有装订的空白本子，一头用胶粘住，用完一张可随时撕掉)，前面几页有用铅笔写的零零散散的一些字，像是随想随记的，内容不连贯，难以猜透它的意思，我只好把有字的几张拍照下来。此外，还有一本《法兰西内战》，一个空白的红塑料皮“学习”日记本，一个汽车驾驶执照的塑料封皮，数张一角钱的人民币，以及扑克、小勺、水果刀等。我让小沈把枪支号码、子弹数量及其他物品登记下来。他说没带笔和纸，我说快去把小王唤来，他带着本子和笔。小王过来后，我协同他把应该登记的一一登记下来。 在这堆什物的旁边，我看到了几只散落的鞋子，有一只是模压底半高腰黄色翻毛皮鞋，烧得拧成麻花状，但黑色鞋带还系在上面；有两只乳白色半高跟浅口女皮鞋，鞋面镂有带花纹的小孔，式样新颖，做工精细，一看就是舶来品。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烧焦了，另一只就像那白漂布被套一样，连点黑灰也没有沾上；还有一只男布鞋，完好无损。我问陪同人员，为什么这些死难者的遗物要收集起来堆放？他说因为怕丢失。可是，这样一来，除了那双白色女皮鞋之外，就找不到属主了。 失事飞机粉身碎骨（2） 我们是下午将近6时抵达现场的，初步巡视花去大约一个小时，夕阳开始被地平线吞没，血红的余晖洒在这片烧焦的草滩上，也涂在这些死难者尸体盖着的苫布上，冷飕飕的秋风阵阵袭来，使人心中格外凄凉。 我和小王来到现场南端，同许大使会合。我脑子里还在盘旋着那个涉及国家机密的小册子，我让小沈去把它拿回来。小沈过去想拿，蒙方看守人员不让，只得空手而归。 现场南端距飞机着陆点五百三十米左右。飞机停在机场上或起飞时，机头那种昂然雄姿完全不见了，眼前只有烧毁了的一堆大小碎件、电线、管道和灰烬。其中倒卧着一个比大衣柜还要宽的带格子框架，看来是镶嵌各种仪表的架子，大约是驾驶舱里的仪表盘。这里燃烧火势最猛，铝合金机壳都已成灰。机头正东二十米处有一截大片机翼，上有“民航”两个大字，是周总理的笔体。看来这段残翼与座位架正东的有“中国”二字的残翼，同属一个完整的机翼。当民航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人们从地面可以仰望到这几个大字。它们是在机翼的下面，为什么现在跑到翼面上了呢？我问蒙方陪同人员，折断的机翼是否移动过位置？他们说现场物品除小件收拢起来，大件没有任何搬动。我仔细察看，也未发现移动的痕迹。这截大片机翼的翼根处，有一个大洞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不正是我要找的证据吗？翼根厚度五十厘米上下，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民航”的“航”字旁边，直径四十多厘米，周围有不规则的铝刺，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它的旁边有兔耳朵形的细长洞两个，与大洞并不连接。翼根连接机体处的铝蒙皮凹陷，但没有燃痕。我进一步探查这个洞的底部，却发现并未穿透，机翼另一面完好无损，这只是一个向一面开的大洞。我默想，这个大洞很像是一枚地空导弹打的，但它却与我过去看过的被我军击落的国民党U2飞机不同，那枚导弹是齐翼根处穿透，打掉了整个机翼，而这个洞为什么只朝一面开口？莫非是这个飞机大、机翼厚？那又为什么洞口朝上呢？我从各个角度拍了这个洞的照片，蒙方陪同人员很注意我的举动。离机头灰烬前方约八十米处，在烧焦草地的边缘，有一个从根部炸断的起落架，而起落架上完好无损的轮胎，则滚到它的南边二百来米未燃烧的草丛中。 双方协议土葬死难者 双方协议土葬死难者 太阳已经落山，天色逐渐灰暗下来。双方人员站在已化成灰烬的飞机头旁，高陶布司长询问死难者尸体怎么处理，强调已搁置三天怕会腐烂，而且个个裸体暴尸令人不忍。许大使要求对死难者火葬。高陶布说蒙古没有火葬的习俗，即使勉强举行，在这片草地上也无火葬条件。许大使根据国内关于火葬确有困难时，可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的指示，同蒙方商量决定，对死难者就地土葬。埋葬地点，我方意见是在失事现场边缘的土包上，以资纪念。高陶布表示，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蒙古习俗应葬在面向东方，能看到早晨太阳升起的地方。他和桑加上校领我们走下现场西坡，越过来时行车小路，走到距现场一千一百米一个较高的山坡前，指画着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当辜负，许大使决定照他的意见办，并表示感谢。 桑加上校随即调来一个班士兵连夜挖坑。此时已到晚上8点多钟，天色完全黑透，气温降到2℃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冻得人们发抖。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许大使接见了前来挖坑的蒙古士兵，他们都还穿着夏季军装，冻得瑟缩不已。我从汽车上拿来随身带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他们见到有度数这样高的好酒，立即精神抖擞，兴高采烈地开始连夜干活了。 在返回温都尔汗的路上，我、小王和古尔斯德谁也没有讲话，来时谈论蒙古河流那种情绪已经没有了。我默默地瞅着车灯在前方照射出的一片光亮，它飞快地掠过沙土路面和两旁的枯草，脑海里则浮现着刚看过的现场，翻腾着一系列思绪：这架飞机多么不幸，竟然摔到蒙古这异国他乡了，看来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机上没载什么旅客，否则损失就更大了。可是为什么这架飞机的机组有这么多人？可能是专机的需要吧？飞机究竟是怎么摔下来的？人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个个仰卧朝天？那个机翼上的大洞…… 回到温都尔汗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鲁伦旅馆。洗漱完毕，掸去身上厚厚的尘土，到餐厅同蒙方主要官员一起进餐。由于他们白天在现场态度友好，我们虽然劳顿但心情还算舒畅，晚餐时双方谈笑风生，气氛融洽。蒙方准备的饭菜比较丰盛，我们又拿出几瓶汾酒、一听中华烟和一些罐头助兴。蒙古朋友非常喜欢这种高度数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就更加活跃了。餐间，许大使同高陶布商量死难者墓上立碑、放纪念物和收还死难者遗物等问题，他们边吃边谈。 高陶布首先说：“今天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 “我很想听听司长同志的意见。”许大使表示。 “那么，晚饭后一起商量。”高陶布不肯在会谈前透露内容。 许大使转而提出：“死难者遗体埋葬之后，我想在墓上立一块碑，上面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面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高陶布回答：“让我们商量一下。” “按贵国风俗习惯，墓上应该放一件纪念物，我想把写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残机翼放上去可以吗?” “可以放，但我要同部里谈谈。”高陶布说。 “死难者遗留的文件和其他东西如何处置?是否由我写个收条，你们交给我们?”许大使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高陶布表示：“我们将做研究，还要报告中央。” 许大使实际上已把我方将在餐后会谈时提出的主张，利用轻松的交谈摆了出来。之后，许大使问高陶布对于飞机失事的原因怎么看，桑加上校接过话题说，飞机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从地面看是机翼擦地翻倒后着火的。 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许大使没有向蒙方提出索要，因为我方人员完全缺乏这方面知识，而国内来电中也没有提到此项要求。 这顿晚餐吃到将近午夜，稍事休息后，于夜半0时25分，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谈到凌晨3时结束。双方协议当天（9月16日）为死难者举行安葬，然后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尸横焦滩惨不忍睹 尸横焦滩惨不忍睹 9月16日上午7点30分，我们从温都尔汗再次驶往苏布拉嘎盆地。途中发生了一起事故：许大使和小沈乘坐的汽车，在丘岭间颠簸前进时，司机图快，路上一个塄坎，把车高高弹起，坐在后排的小沈，鼻梁蹭在车棚的横梁上，擦破了好长一块皮，血流不止，眼镜也蹭掉了。幸亏许大使坐在前排(高陶布司长有事乘坐大轿车)，否则也要受伤。车队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大轿车上的卫生组大夫赶来，给小沈涂药并贴上纱布。古尔斯德把那辆车的司机严厉地训斥了一通。 9时30分，我们到达现场。昨夜降霜，草地比较湿润，肃杀秋气显得更为浓重。许大使嘱咐我，利用天气晴朗光照好的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特别观察飞机失事原因，多拍些照片，以便送回国内研究鉴定。 我和小王暂时同许大使、小沈分手，首先选择了盆地北端约二十米高的小山，登上去俯瞰整个失事现场。我们用指北针确定了方向，然后往正南方远远望去。失事现场那堆烧成灰烬的机头，偏置于现场中轴线的左（东）边，它的后面朝北偏西一条弧线上，散布着三堆死难者尸体。机尾被远远地抛到了机头右后方，靠近烧焦草地的边缘。看来机上人员和机尾都是在机身炸开一瞬间甩开来的，但是，它们并不处在一条直线上，令人有些不解。经昨天的步量，机尾离机头大约六十米，最远一具尸体离机头大约五十米，甩得那么远，可见飞机爆炸时的猛烈程度。从机头到机尾这条东南—西北的斜线，与三堆尸体朝北偏西那条弧线，大约成三十至四十度的夹角。在这夹角范围内，散布着被炸碎的机身内部的部件及饰物，在这个夹角范围以外，则是机身、机翼的大块碎片及零零星星的中小碎片和物品。 在小山上，我和小王特意转身向北，朝山背后与现场相反的方向望去，希望发现一点草地着火的痕迹。如果有着火点，即可证明飞机降落前在空中已经着火，落下了燃烧物。然而，金黄色的草场静悄悄地向远方伸展，没有任何黑糊糊的面和点。小王同意我的判断，也认为飞机降落前在空中没有着火。 我们下了小山，踏着枯草向南走约一千五百米，来到盆地中央，察看昨夜许大使要我们仔细研究的飞机着陆痕迹。这里没有着火，整齐完好的草地上，有一道由北向南被擦平压实的草痕，长约二十九米，宽约二米多，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呈“S”形的曲线。在这条被擦压的草地右（西）边不远，有一道平行的槽沟，深约二十厘米，翻倒的草根露出沙土，这大约就是桑加上校说的机翼擦地的痕迹。再往前看，擦压草地的痕迹奇怪地消失了，又是深可没膝的枯草。继续前行约三十多米，才开始进入大片焦土的失事现场。这些迹象更加证明，飞机不是在空中着火摔下来的，而是在盆地中央以肚皮擦地着陆的，机身似乎失去了平衡，倾斜触地。但是，为什么擦压草皮的痕迹不见了？难道飞机又腾空了？那么又是怎样落地爆炸的？这些问题不禁萦绕在脑际。我一面 走一面想，还未想出个头绪来，已来到死难者尸体跟前。 这些死难者，除两个剩有上衣外，其余都是赤裸裸一丝不挂，仰卧暴露令人不忍卒睹。它们赤裸裸的躯体都已僵硬，面孔一般都烧黑未焦，皮肤暗红肿胀，像是爆炒过度的大虾的颜色，亮晶晶的宛如蜡人一般。 高陶布司长询问许大使，法医是否可以开始工作，逐个进行检验？许大使认为死因已十分明显，不必再折腾了。尽管如此，双方对尸体仍然看得比较仔细。由于不知他们姓氏名谁，我向许大使建议，由北向南把这些尸体编为1至9号，以便区别。随后，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为先导，双方随员跟进，对一具具尸体进行察看。我从各个角度拍摄了照片，小沈在做翻译的同时，也抽空拍了一些镜头。蒙方的摄影人员，除了拍摄尸体外，还对准许大使和我们几个随员拍个不停。 大家首先来到第一堆死难者旁边察看。这里有三具尸体，他们基本上并排仰卧，脑袋统统向西，相互之间距离二至三米。 第1号尸体，朝天仰卧，四肢叉开。左臂骨折，肘以下的断臂放在耳朵旁边，似要伸手摸脑袋；右臂斜放，小臂上擎，手心朝胸。左腿内屈，右腿斜伸，腿肚上有碗口大的绽裂，露出胫骨。头发烧光，显出圆圆头颅，面部较扁平，缺乏棱角，面皮烧黑，两眼紧闭。右眼外角有一伤痕，肌肉外翻，血迹流凝脑后。上下身的布军装没有完全烧光，但下身已成缕缕布条。上衣襟敞开，腹部有人字形两条灼痕。右衣襟压在身下，侧翻后从衣襟口袋里，掏出一本《毛主席语录》，其中夹着一张二寸两人站立合影照片和一些底版，其中有两人合影120底片两张，男女单影或合影135底片三张，背景为大海，人物全是军人。《语录》里还夹有一个纸片，上面记了许多电话号码，我要小王逐个抄录下来。后来查证其中有毛家湾（林彪公馆）值班室和汽车保养厂及三座门（军委领导办公地点）汽车班的电话。 令人诧异的5、8号尸体 第2号尸体，夹在1、3号尸体中间，衣服全部烧光，赤身露体，只有两脚踝部剩有几缕残布。个子较高，身体健壮，肌肉发达，上身仰面朝天，下身略向右侧。右腿直伸，左腿内屈，踝部搭在右膝盖上。右臂平伸，手心向上，指尖烧焦；左臂内屈，掌心向下扣在腰前，似要抓腰间手枪。枪套基本完好，枪已由蒙方收拢，剩有空弹夹插在一边，手枪皮带尚未烧焦，皮带梢缠在左小臂至胸前。皮肤烧灼不重，但胸部有一大片焦痕，似渗有烧干的柏油。头部上仰，面部皮肤烧成焦麻状，嘴微张，牙外露，眼半阖，眼眉及头发焦而未光。鼻孔下至右嘴角有几道血迹流向右腮、右鬓。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面部表情痛苦、狰狞，像是很不甘心的样子。 第3号尸体，体胖仰卧，衣服烧光，皮肤烧灼较轻，裤腰残片及腰带仍在。两腿胫部交叉，踝部缠有裤脚残布。左臂下垂，肩部亦有衣服残片；右臂横伸，手心朝左前方，指尖大部烧焦露骨。头部伤势很重，脑壳从鼻尖向上开裂，正如俗话所说脑袋开花，脑浆烧干脑骨变焦。大嘴横张，像是头部炸裂时痛不可忍，龇出两只虎牙。从身下压着几块烧剩的军装碎片中，发现钥匙一串，指甲刀一把。 令人诧异的5、8号尸体 看过1至3号尸体后，大家向东南绕过又一扇舱内的门，这门已被炸裂破碎，来到第二堆死难者旁边。这里是四具尸体，与第一堆的距离三十多米。 第二堆尸体，与第一堆躺卧方向不同，它们参差错置，不在一条直线上。令人诧异的是，4、6、7号尸体成一弧形，拱卫着5号尸体，而5号尸体头部朝东略偏北，其余三人头部统统朝西，相互之间几乎是等距离的三至四米。 第5号尸体，个子瘦小，虽然每具尸体烧后似乎都有些缩短，而且由于皮肤肿胀显得年轻，但这具尸体看来缩得更厉害一些，像个大孩子。全身衣服烧光，但皮肤烧灼不重。上身平仰，下身略向右侧。头部上昂，秃顶，头皮有绽裂，露出几道灰白色头骨。有额纹，眉烧光，眼睛烧凹深陷。颧骨较高，下巴较尖，脸部棱角明显。鼻子较大，鼻尖烧焦，露出两个朝天的黑洞。嘴张开，右门牙及犬齿摔掉，舌头烧黑。左眼内角至鼻梁间有一伤痕，血迹沿额部流至右头顶。右臂平伸，手心向上，左臂内弯，手心扣向腰眼。右腿直伸，脚心向下，左腿内屈，踝部搭在右膝上，胫骨炸断，肌肉外翻，上胫骨刺露。两脚底及手心都烧起燎泡。这个尸体的面部轮廓看起来眼熟，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第4号尸体，个子瘦高，趴卧在地。上身穿着皮夹克，只后襟边烧掉，腰间皮带尚在，但裤子全部烧光。两腿叉开，脚心朝上。两臂下弯，右臂肘朝外，手心朝上，左手压在腰下。头发未烧光，头顶焦发中发现一伤痕，血迹流至右耳上部及眼角。翻过身来，面部全被摔烂，血浆沾着沙土，非常难看，在软地面上摔成这个样子，足见飞机爆炸时被抛得较高。拉开皮夹克的上兜，发现一把拴着短链的钥匙，按人们的习惯，这似乎是家门的钥匙。 第6号尸体，仰卧，衣服基本烧光，只剩左襟、左上袖、衣领及脖子下一个衣扣，经鉴定穿的是布质飞行服。长方脸，头发略焦，眉毛已无，眼睛睁开露黑瞳，嘴圆张，舌头外吐，含在上下唇间。鼻下经鼻尖至左耳，有一道伤痕，右眉心有血迹流至左额角。上肢上伸，两小臂及手心内扣，像是要抓什么东西。两腿斜叉开，膝盖向上，脚心朝下，做蹬地状。这具尸体翻身朝下时，便溺约二十秒钟，证明尸体的膀胱和尿道都没有烧坏。 第7号尸体，个子小，体较胖，仰卧。衣服烧光，只剩裤腰和裤带。头部上昂右挺，头发焦而未脱，眼紧闭，鼻尖以上两眉以下的面皮烧灼较重，条条起垄，牵拉歪斜。嘴微张，牙略露。两臂横伸，小臂上擎，右手心向上，左手心下扣。右腿直伸，左腿内屈，脚心朝里。肚皮上亦出现如同2号尸体那样的焦油状烧痕。 察看过4至7号尸体后，大家转过身来就看到了第三堆死难者，这里有两具尸体，离第二堆仅八米，距机头残骸也不远，大约10米。其中第8号尸体，是惟一的女性，不晓得为什么烧灼最轻。她安详仰卧，头略向左偏，像是睡熟。全身衣服烧光，只剩脖下及两肩上成缕状的白丝质背心。头发基本完好，只是额前略焦。尖长脸，面部没有烧黑，只有右颧骨连着眼角处，烧焦了银元大的一块，左嘴角烧歪，露出上排白牙齿。两眉焦而未脱，眼半睁，似向前看。两臂贴地斜伸，手心向上，似乎在表示无可奈何。左臂内弯部绽裂酒杯大伤口，肌肉外翻。乳房较平，两腿微屈，膝盖外向，脚成八字形，阴户塌陷，阴道脱垂，两只相对的脚心均有串串燎泡。左大腿有白内裤残片一缕，两小腿各有烧剩的袜腰一圈，右袜腰下还剩有开裂的一段裤脚。将其翻过身来，背上皮肤白皙，有皱纹，臀部贴着裤裆残片，右臀往下有裤管残片。估计这位“空中小姐”已不大年轻，大约三十岁左右。令人奇怪的是，她离严重烧毁的机头很近，却只把衣服烧光，皮肤灼伤一点点，而且身下压的枯草仍是黄黄如新。 第9号尸体 第9号尸体，躺的方向，不同于头向北的8号尸体，而是头部朝东，向着烧毁的机头。这个人个子高大，体格魁梧。衣服全烧光，只剩腰间皮带。仰面朝天，两臂上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似举手投降状。皮肤烧灼很重，两手掌及手指均烧焦。面部嘴以上焦泡连连，糊成一片，分不清鼻子和眼。头发全烧焦，但未露头骨。胸部左右锁骨上下，各有一大片皮肤绽裂。腹侧及两腿也有串串焦泡。两腿叉开，左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像是要挣扎着站起来。看来死前似非常痛苦而折腾过。翻过身来，后背尚贴着衣服残片及枯草，臀上剩有裤腰碎布及一段腰带。 无名无姓，按号下葬 这些尸体姿态各异，共同点是基本上都仰面朝天，而且大多数头部向西，只有5号尸体头部朝东略偏北，8号尸体头朝北略偏东，9号尸体头朝东，对着机头。他们的伤痕，看来多是皮肉挫伤，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从直观中推测，飞机着火爆炸时，有些人当场摔死炸死，有的则只是摔昏而有下意识，至少2号和9号是这样，他们似乎在无情的草地大火中挣扎过，但由于燃烧加窒息，最后仍然逃不脱死神的摆布。他们的衣服，除1号犹存布上衣，4号犹存皮夹克外，其他全部烧光。说明的确良一类化纤衣料极易着火。2号、7号胸前柏油状物质，据后来听行家说，是的确良军装燃烧所致。为什么每具尸体都红胀如蜡人呢？事后我请教过一位外科医生，他说烧死的人往往伴随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泛樱桃红色，如果人死而皮肤未焦，内脏未坏，放置时间稍长，就形成皮下水肿，变得亮晶晶的，像是蜡塑的人，而且看去显得比较年轻。当然，这与气温也有关系，天热很快腐烂，就很少有这种现象了。 我们注意到，每具尸体手腕上都没带手表，询问蒙方陪同人员，据讲在草地上拣到九块手表，个别烧坏，大部完好，有的还很名贵，已单独保管起来。我们还注意到，具具尸体脚板都是光光的，按说有人穿着结带子的皮鞋，可能烧坏，但不容易甩掉。后来一位常乘国际民航的外交部信使告诉我：飞机迫降擦肚皮着陆时，冲撞扭曲很厉害，机上乘客必须事先把身上硬东西，如手表、眼镜、钢笔、手枪等拿掉，以防冲撞时扎入体内，鞋也要脱掉，这不仅怕冲撞时脚被挂住扭伤，而且因为飞机落地，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人们下滑时一般都要光脚，免得硬鞋底把充气滑梯划破，或者一旦被绊住人要翻筋斗。 在我们察看一具具尸体的时候，蒙古士兵在每具尸体旁放了一口白茬棺木。这些棺木是蒙方连夜赶做的。近11时，开始入殓，双方人员都在场注视，蒙古士兵将每具尸体用白布裹身，按编号顺序装入棺材。9号尸体身躯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看看许大使，许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吱喀吱的骨折声，入耳森然，之后两个士兵按住棺盖，钉上钉子。尸体装殓完毕，用汽车拉至昨夜挖好的长十多米、宽三米、深一点五米的土圹边，双方人员站立四周，默默看着蒙古士兵移棺下葬。棺木按编号顺序由北而南一具具放下去，棺与棺间留有大约二十厘米的空隙。每具棺木的头顶竖立高出地面的木牌，上写红色阿拉伯数字编号。按蒙古的习俗，应在每具尸体上覆以长条黑布镶以红边，然后盖上棺盖，由于时间短促，入殓前来不及准备，遂在九具棺木上横铺整幅红布，上面再覆以稍窄的黑布。为此高陶布司长还表示歉意。最后，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分别执锨填土，接着我和小沈、小王也执锨填土。然后，蒙古士兵铲土封埋。因堆坟需要一段较长时间，蒙方邀我们到大轿车上继续昨夜的会谈。 中午12时坟已堆起，略高于地面。许大使询问蒙方，昨夜提出的关于墓碑和放纪念物问题是怎样考虑的？高陶布说墓碑暂不定，纪念物可以从飞机残骸中选一样东西，不写字。小沈出主意，把写有“中国民航”四个大字的两截机翼放在上面，蒙方推说那个东西太大不容易搬动。小王说不如把从机尾上炸掉的那个发动机进气口环搬来。高陶布和桑加互换眼色后表示同意。蒙古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都拉来放到坟顶上，一眼望去不锈钢的环和中间尖朝上的分流锥，明晃晃的十分扎眼，这不仅可作为永久的纪念，也是一个显著的航空标志。 最后，许大使和我以及小沈、小王一起向死难者致哀，站成一排毕恭毕敬地三鞠躬。蒙方人员统统避开走远，我急忙拦住蒙通社一位记者，让他用我的相机拍下这一场面。事后看来，蒙方对死难者身份同样缺乏应有的估计，失掉了这一对他们很有宣传价值的镜头。他们明白真相以后，肯定要后悔的。 这些无名无姓的死难者的遗体，后经查证：5号是外逃的副统帅林彪；8号是他的妻子、林办主任叶群；2号是林、叶的儿子“老虎”林立果，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3号是他们的死党刘沛丰，空司办公室副处长。其他遗体，1号是林彪的专车司机杨振刚；4号是机组空勤特设机械师邰起良；6号是机组空勤机械师张延奎；7号是机组空勤主管机械师李平；9号是机长、驾驶员潘景寅，时任空军专机师副政委。 最后的告别 最后的告别 将近12时半，安葬处理完毕，许大使和小沈同蒙方主要官员先回温都尔汗。 我和小王又驱车回现场，进行测量和补充拍照。国内发来的指示电报，一再强调要拍照作证，看来国内肯定要进行仔细研究，况且飞机尚不能排除被击落的可能性，我和小王都有这样的意识，在现场务必把第一手资料尽可能收集齐全。可是，除了机翼上那个大洞之外，哪些残骸是有力的证据呢？在缺乏应有的空难知识的情况下，只有不漏掉任何一个较大的残骸碎片，并测量其相互距离，按方位和距离把它们串连在一起，争取绘成一张像样的现场示意图，才能对国内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们从飞机擦地着陆处开始，沿中轴线南行。蒙方陪同人员没有紧跟我们，而是在机头残骸附近，远远注视我们的行动。由于除了指北针以外，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只好在确定南北方位后，以大块飞机残骸做标志，三步相当于两米，一路跨步测量。我在50年代曾学过场地简易测绘，现在派上用场了。小王没有学过这种测量方法，但他领会和掌握很快，因此我们进展顺利，纵和横的结合点，几乎不需要做什么修正。与此同时，我又将昨天已拍照过的大块残骸，重新定点拍照，小王记下所拍物件的名称、距离和方位，以及胶卷的编号。我为自己50年代迷上了摄影技术而感到自慰，今天总算“一显身手”了。也感谢国内发给“莱卡Ⅲ型”（当时联邦德国最新式的）这样高级的照相机，这次充分发挥了作用，共拍摄了七个胶卷。加上小沈拍摄的三个胶卷，共有三百五十多张照片，留下了历史性的见证。 后来听中央专案组的同志说，现场步测示意图和这些照片，对中央同志了解情况，以及空军专家组分析判断飞机坠毁原因，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什么能比自己的工作成果得到承认，得到肯定，得到褒奖，更令人高兴呢？我感到可惜的是，使馆没有配备电影摄影机，否则，拍上一部电影纪录片该多么有价值！ 我们步测走到昨天察看的那堆什物旁，小王指着两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说：“咦，怎么昨天没见这两个包？”我问蒙方陪同人员，得到的回答是昨天就放在这里。我俯身察看，一个是扁平的工具包，装的是扳手、钳子、螺丝刀等修理工具；另一个是机关人员用的文件包，拉链没有完全拉开，里面也有一些工具类东西，但其中有一把手枪，还有一支像是昨天见过的微型冲锋枪。这样一来，在现场发现的手枪已有七支，微型冲锋枪两支。因为急于向机头方向步测，对这两个包没有打开细看，只各拍了一张照片。在机头残骸附近，着重察看和补拍了有“民航”字样那截机翼的大洞。并到二百米以外草丛中，拍照了那个一点损伤痕迹也没有的飞机轮胎。 工作完毕已到下午2时，登上汽车，开向现场以西的慢坡，我让司机折往埋葬死难者的墓地。我和小王来到墓前，望着一堆黄沙土的新坟和1至9号的木牌，肃穆地站了一会儿，心中默念：“来跟你们最后告别了。”坟堆得扁平，土不够高，我跟小王说：“最好明年春天，咱们能来培培土。”小王点头并补充了一句：“听说这里野狼很多，可别让它们把坟扒了。” 汽车向南开去，我探头车窗外，往回又看了一眼那明晃晃的发动机进气口和导流锥。 回温都尔汗的路上，极度紧张后的疲劳重重袭来。来现场前的9月14日夜，我没有睡好，9月15日夜至16日凌晨，由于举行第一轮会谈，睡了不到4个小时。为了抵御困倦，我这个从来不抽烟的人，在车上猛抽了两支中华烟，然而仍然支持不住，尽管汽车颠簸得厉害，也不由得昏昏入睡。一觉醒来，已到了克鲁伦旅馆的门口。 双方第一、二轮会谈（1） 第十章 “军”抑“民”彻夜争论 我看了蒙方起草的《纪要》稿子，感到蒙方的意图已经比较清楚，他们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安排我们进行视察和善后处理，但在《纪要》上却要写上中国的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没有外来影响而坠毁这些文字，目的无非为了在今后两国的交涉中占据有利地位，假如该机是被苏蒙军击伤而坠落，则正可借此推卸责任。 双方第一、二轮会谈 温都尔汗坐落在肯特省南部广大而平坦的草原上，傍近克鲁伦河边，城市居民有1万余人，半定居半放牧，建筑物多是平房和蒙古包，但也有一些低层楼房，像我国内蒙古牧区一个旗的中心。我们所住的克鲁伦旅馆是新建的两层楼房，屋里摆着捷克斯洛伐克高档家具，铺着苏联化纤地毯，生活器皿也较讲究。但是，由于建筑用木材未经烘烤干燥，墙壁和地板凹凸不平，门窗也关不严实，冷风从手指宽的缝里一个劲往屋里吹。吃的主要是羊肉，做得半生不熟，膻味挺大，我和小沈、小王还能适应，对于刚来蒙古二十多天的许大使，就有些困难了。 我们同蒙方的会谈已进行了两轮。第一轮是9月16日凌晨，首次视察现场返回晚餐之后。第二轮是16日上午11时许，在现场安葬死难者的间隙。 第一轮会谈，于16日零时25分至3时举行，蒙方出席的有桑加上校、高陶布司长、古尔斯德专员及所有参加视察现场的成员，我方参加的有许大使、小沈、小王和我。主题是讨论如何制定文件反映双方视察现场和安葬遇难人员的情况。 首先，桑加上校讲，蒙方认为至少需要三种文件来证明这件事：第一个是双方调查现场情况的纪要，第二个是卫生组关于死难者尸体检查情况的纪要，第三个是死难者入葬问题的纪要。然后，他着重说明第一个文件的写法。内容包括7点，其中第一点表明飞机失事的情况，讲述9月13日凌晨现场附近居民所见。他说，该日凌晨两点半左右，贝尔赫萤石矿值夜班工人，听到一声很响的爆炸声，随即发现东南方远处有一片大火，他连忙把人唤醒，分乘两辆卡车奔赴火场。因为按蒙古政府规定，无论谁发现草场着火，都必须立即设法扑灭，否则要受处罚。工人们抵达火场时火势尚猛，透过火墙看到了遇难的飞机，他们一面扑火，一面派人向温都尔汗报告。伊德尔莫格县的牧民们，看到距该县中心不远的巴音汗山东北燃起了野火，也很快赶来了，同工人们一齐协力把火扑灭，这时才看到了躺着的九具尸体。省里来人时天已快亮了，立即调公安部队看守现场，并报告乌兰巴托。 许大使问：“附近居民是否听到飞机轰鸣声？是否看到空中着火的物体？”回答：“都没有听到和看到。” 接着，桑加上校讲文件第二点关于飞机失事原因。他说：“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出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度，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而发生爆炸而失事。”他强调：“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9月13日2点钟时，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上空没有危险的气象情况。” 关于文件第三至第六点，是说明飞机型号、残骸、死难者尸体及遗物等情况。第七点，关于飞机的性质。桑加强调“这是一架有中国民航标记的为军事服务的乘有军事人员的飞机”，他还补充了一句，如果要竖立墓碑需要这样写。 高陶布谈第二个文件的写法。强调这是“有中国民航标记的飞机，内乘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死亡，双方观察不经解剖只从外表来确定死亡原因的纪要”。 许大使表示：“在现场时，我同意不必解剖，就是说这几个人因为飞机失事身亡，双方同意不必解剖。” 卫生组负责人桑加道尔吉补充高陶布的意见说：“因为不解剖，所以要把每个死者的情况写下来。” 许大使说：“我们同意这些人是在飞机失事时死亡的，不必解剖，每个死者的情况也没有必要详细写。” 桑加谈第三个文件即“安葬飞机失事死难者”的写法。建议安葬死难者之后详细讨论。高陶布接着问，文件制定后怎么签字？许大使表示可以用换文的方式。 双方第一、二轮会谈（2） 最后，许大使要求将死难者遗物和飞机上的文件开列清单，一并移交中方带回国去。高陶布说，遗物基本都在现场，我方没有拿到更多东西，有些东西怕雨淋湿，由地方上保管着，至于移交问题，这次没有得到授权。许大使表示明白他的意思，回乌兰巴托再谈也可以。 第二轮会谈，是9月16日上午11时，在墓地旁的大轿车中举行，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桑加念蒙方起草的关于安葬死难者的纪要稿子，序言强调这架“三叉戟1E”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驾驶的，在苏布拉嘎盆地失事。纪要内容讲安葬地点、如何装棺入土、参加安葬的双方人员姓名。他不再提这架飞机是“有中国民航标记的”。许大使听后只表示，这个文件作为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简单一些，没有就分歧点展开讨论。 蒙方提出《会谈纪要》稿子 9月16日下午，我和小王在现场步测拍照完毕，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点多钟，抓紧时间美美地睡了一觉。晚饭后将近10时，古尔斯德送来蒙方起草的第一、第三纪要稿子，看来第二个纪要他们不打算搞了。小沈、小王同志顾不上劳累和困倦，紧张地进行翻译。译完已经午夜时分，随即开会进行研究。担心房间里装有窃听器，小沈把收音机打开。 蒙方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稿子，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按：后来古尔斯德口头通知“2时左右”改为“凌晨”)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深入领空，在东经111°14′35″、北纬47°42′20″（蒙方后来更正为东经111°15′、北纬47°42′），即蒙古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失事。蒙古方面：边防内务军事务管理局处长桑加上校，外交部司长高陶布，外交部工作人员古尔斯德，国防部副处长达木丁上校，法律专家达希泽伯格，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法医莫尤，卫生组组长桑加道尔吉大夫、卓乃大夫，肯特省检察长乌尔金道尔吉，和中国方面：中国驻蒙特命全权大使许文益，二等秘书孙一先，译员沈庆沂、王中远，于1971年9月15日和16日通过共同在现场进行的调查，确立如下几点： 1.9月13日2时左右，苏布拉嘎盆地发生火灾，当地人员前往灭火，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失事，在800米×200米的面积上，燃烧着飞机残骸及周围的茅草，扑灭后向有关部门报告了失事飞机的情况。 观察飞机失事的情况，从最初着陆的地方强烈擦地，从29米起着火，又21米起机身部分破碎，并向周围散落。从第一个点开始到二三百米处有标着“……56”号码的机翼部分、三连靠背座位两个，在500米处留下了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有喷气发动机（按：飞机尾部残骸实际上已没有喷气发动机，当时我方不知道）、编有“256”号码的飞机尾部，在东边约五十米处，作为失事要害的头部已完全烧毁，金属熔化、凝结。 2.该机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度，试着用腹部着陆时，左翼(按：在会谈中我方提出，根据现场调查应为右翼，蒙方确认为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此发生爆炸而失事。 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在9月13日两点钟时，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上空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五十公里，无危险的气象情况，无风沙，无雾，无风。 3.失事飞机是装有英国制“三叉戟-1E”型喷气发动机的用于远程飞行的客货机。 4.除失事飞机主身、机翼、尾部、发动机之外，没有留下完整的东西，完全损坏，不能使用。 在这架飞机上除九名遇难者的遗体外，没有发现装有其他货物的痕迹。 5.从飞机失事地点找到八男一女共九人的尸体，从外表看死亡的情况，都是由于飞机爆炸烧灼皮肤和骨头，头部损坏，手腿折断，除一人的皮夹克没有烧毁外，其他人的所有衣服全部烧毁，赤身被抛到不同的距离死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提出建议，死者是由于飞机失事而死亡是清楚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解剖。因此双方商定不进行法医解剖而埋葬。 双方第一、二轮会谈（3） 死者的脸形已分辨不清，从烧毁衣服的特征、周围的武器、某些死者身上没烧毁而留下的手枪套、子弹带和从失事地点找到的某些证件来看，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 6.在失事地点有：手枪7支、自动枪1支（按：实际上是两支），有的已烧毁，子弹43发，枪套8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5元券1张、10元券6张，共65元，烧了一半和完整留下的军服、床上用品、椅套、书籍本子、手表等东西。其中有些东西由地方有关部门保管着。 7.这些迹象证明，失事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人员使用的。 代表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边防内务军事务管理局处长 中国驻蒙特命全权大使 桑加上校许文益 1971年9月16日 于温都尔汗 蒙方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的纪要》稿子，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1971年9月13日夜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于同日夜2时在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试图降落时失事的“三叉戟-1E”型飞机旁九人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 1.九人遗体于1971年9月16日11时安葬在距失事地点西1.1公里的无名高地的东坡，东经111°17′40″，北纬47°41′20″。 2.将死者逐个装入木头棺材，并排合葬在一个1.5米深的大墓穴里。由于没有得到了解他们姓名的具体材料，在墓上竖有1—9号的木牌。 3.参加安葬遇难人员的，蒙古方面有（人员名单同前一纪要），中国方面有（人员名单同前一纪要）。 代表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边防内务军事务管理局处长 中国驻蒙特命全权大使 桑加上校许文益 1971年9月16日 于温都尔汗 第三轮会谈 第三轮会谈，我方提出修改意见 我看了蒙方起草的《纪要》稿子，感到蒙方的意图已经比较清楚，他们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安排我们进行视察和善后处理，但在《纪要》上却要写上中国的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没有外来影响而坠毁这些文字，目的无非为了在今后两国的交涉中占据有利地位，假如该机是被苏蒙军击伤而坠落，则正可借此推卸责任。这是会谈的要害所在。由于我们的惟一根据是国内的来电，看了现场之后，更加确认这完全是一架中国民航飞机，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空中小姐”看上去年岁大了一些，估计是专机的需要。当时，我们每人脑子里都有些问号，但是谁也没有讲出来。小王看到林立果的出入证，曾联想到是否“林副统帅”的儿子，因为他在北大外语系上学时，知道林立果是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文革”开始时辍学离开北大。但是，他考虑天下重名者很多，讲错了担不起责任，就闷在肚子里。这种心理状态，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炼的人，或多或少都存在。当然他当时如果讲出来，视察现场可能进一步发现一些问题，对尸体和文件可能观察更为仔细。但是，他不讲也是无可非议的。 我向许大使讲了自己的感觉。许大使讲，蒙方在处理死者遗体入殓和安葬方面的确是友好合作的，《纪要》也没有像额尔敦比列格那样把我机说成是“侵犯”或“入侵”蒙古国境，而改用“进入”一词。但是，他们强调“军事人员驾驶的”、“军事人员乘坐的”，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的”，无非是想在政治上捞到些有利的东西，这我们不能迁就，必须按中央指示精神，坚持“民航飞机误入蒙境”的立场，进行说理斗争。至于飞机是否是被击伤而坠落，因证据不足，应该实事求是慎重对待。 在讨论中，集中研究了会谈的对策，决定在暂不追究飞机坠毁原因的前提下，争取达成协议，写出可以接受的《纪要》，以便把死难者的遗物接收过来（视察开始前蒙方提出，现场物品只看不取，死难者遗物待双方会谈结束后移交，我方同意）。但是，在飞机的属性上，蒙方居心叵测，一场“民”字和“军”字之争看来难以避免。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我方对蒙方起草的第一个文件《现场调查纪要》稿子，提了九点修改意见。 第三轮会谈开始，已是9月17日凌晨4时25分，我们又是一夜未眠。 双方坐定，许大使首先发言，对蒙古政府和蒙方人员的友好协助，使现场视察和死者安葬工作顺利完成，表示深切谢意。接着，他对蒙方起草的稿子提出了我方九点修改意见： 第一点，在序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一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改成“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第二点，主要在文字的叙述方法上做些修改，不用“确立”字样，而用“叙述”，把“确立如下几点”改为“情况叙述如下”。 第三点，在第一条最后加上“在东面二十余米处有损坏的机翼，上面有‘民航’二字”。 第四点，第二条开头一句改成：“该机由于不明之原因，在降低飞行，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引起爆炸失事。” 第五点，第二条最后（气象情况）与现场调查没有关系，无必要写。如蒙方认为要写，则应加上“根据蒙古方面提供的材料说……”。 第六点，第五条第二段，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同意九名人员死亡是由于飞机失事造成的，所以双方同意没有必要进行解剖。双方同意不进行法医解剖而进行埋葬”。 第七点，第五条第三段，内容跟第六条有重复，第六条讲了子弹多少，枪支多少，都讲了，其最后一句“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可放到第七条后改写。 第八点，把第七条改写为“这一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第九点，把第六条最后一句改为第八条，即“因飞机失事死亡的九名人员的遗物和机上的文件、资料，有的在现场，有的由蒙古方面有关部门保管着，应列具清单作为本纪要的附件。中国方面要求蒙方将这些遗物、文件、材料交还中国。双方同意就此问题继续商谈”。 第四轮会谈（1） 另外，建议把现场示意图作为附件给我们一份。 许大使对第二个文件《遇难人员安葬的纪要》，建议在开头序言部分加上蒙方的友好协助，认为可以这样改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 许大使讲的过程中，古尔斯德字斟句酌地做了翻译，有的词他要小沈用蒙文告诉他，蒙方人员尤其是桑加上校，紧张地做记录。 许大使讲了约一个小时，时间到了9月17日晨5时25分。蒙方建议休息10分钟。后来，蒙方又要求推迟至上午10时以后再谈，看来他们感到双方在关键问题上针锋相对，需要仔细研究。 第四轮会谈，蒙方态度僵硬 天色大亮以后，小沈外出解手（室内无卫生间，因温都尔汗市没有自来水系统）观察到，蒙方人员进了邮电局，估计是向乌兰巴托打电话请示。许大使考虑，不能被拖在温都尔汗，得尽早回使馆以便向国内报告现场情况，听取国内指示。他让我去向蒙方提出：因为我国国庆22周年将到，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料理馆务，建议谈判移到乌市继续进行，如果蒙方一定要在温都尔汗谈，由我作为大使的代表。我当即约见古尔斯德转述大使意见，他听后感到有些意外，答应马上报告高陶布司长和桑加上校。 9月17日上午10时15分到11时55分，双方举行了第四轮会谈。我尽可能地记录下双方的对话。 桑加(以下称桑)首先开讲：“今天第一个工作，从答复大使对第一个文件的修改意见开始。” 许大使(以下称许)打断桑的话：“我想问，对我今天回乌兰巴托的计划，你们的意见如何?” 高陶布(以下称高)：“现在说不好，不知道去乌兰巴托的时间。” 许：“在我走前谈完更好，如果谈不完，由我们的孙秘书在这里代表我谈。” 桑加没容许大使再讲话，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昨天大使提的第一条意见‘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大使意思是飞机迷了路误入蒙古国境的。现在我方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没有必要、没有根据这样写。” 许：“9月14日晚，我奉政府之命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说明，‘失事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们表示遗憾。’副外长当时未表示不同意见。这是我们政府的指示，我是奉政府的指示这样说的。” 高：“副外长有没有表示异议，当时我们也不在场。我们是用现场有的东西来证明。” 桑紧接着讲：“第二个问题，大使意见把‘确定如下几点’改为‘情况叙述如下’，作为正式纪要在修辞上这是不合适的，因为纪要不是清单表，纪要应该有在现场对失事原因做出结论的阐明。”桑对修辞也不放过，看来要对许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全面驳回。 “第三个问题，大使建议在第一条第二段最后加上‘在东边……的机翼，上面有民航二字’，不必要加这段话。为什么?如果这个写进去，纪要就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写进去。第四点，纪要第二条开头我们写‘该机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就是说这架飞机失事没有受到外来影响，我们清楚，你们也清楚。所以，我们意见这句话仍应放进纪要。第五点，关于气象一段的写法，我们同意大使提出的意见，但修辞要改一下：‘据蒙古人民共和国气象部门的报告’。第六点，关于纪要第五条第二段，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可以的，我们意见只把句子变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认为，死者是由于飞机失事而死亡是清楚的，……’。” 接着，桑把大使提出的第七、八条修改意见并在一起驳回：“我们认为‘死者脸形已分辨不清’是实际情况，应该保留。‘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这句话还要，这表明死者的外表穿的是军装。这个文件不写死者死后的情况是不可以的。第九个问题，你们提出把纪要第六条第二段拿出来专写一条，我们不这样看。另行提出这个问题是你们的权利，我们建议第六条仍然原样不动。第十个问题，大使提出要现场示意图，我们回到乌兰巴托可以作为这个文件的附件附上。” 第四轮会谈（2） 桑加几乎是一口气把我方对纪要的修改意见逐条驳回，意思是蒙方起草的这个稿子一个字也不能改。许大使虽然耐心地听完，但气愤的样子已从面色上表现出来。高陶布看到谈判桌上的气氛不大好，有“爆炸”的可能性，就连忙插话来缓冲了一下： “大使同志亲自来肯特省现场工作，我们很高兴。我们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和分析情况。双方都有快结束这个问题的愿望。大使说今天要回去，我们理解你的工作很忙，大使也可能了解我们工作也很忙。要是大使和桑加同志同意的话，我的意见是今天把这个问题谈好，一起回去。我的主张是按实际情况正确解决问题，不要为一个词去争。我希望有经验的大使同志给予协助。大使说要本着两国友好的精神来解决问题，我对大使的主张表示欢迎。” 许大使按下了心头的怒火，发表了长篇讲话，耐心地说服对方： “经过这两次会谈，可以进一步了解，双方哪些是同意的，哪些是有不同意见的。有关纪要的谈判，我们才进行了两次，双方存在不同意见是很自然的。但我相信，通过友好的实事求是的互相谅解的反复商谈，问题总会得到解决。我从第一次接触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他通知中国飞机在蒙坠毁这件事开始，到我们在这里的前几次会谈，总的印象是蒙古政府对中国256号民航机失事的处理，是本着友好精神的。所以，我相信只要双方很诚恳地把这种精神贯注到谈判中来，很多分歧是可以解决的。 “其次，从这次现场视察看，对死难者遗体的处理看，都本着友好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工作顺利地进行了。在处理纪要这个问题时，如能继续贯彻这种精神的话，问题同样可以得到解决。我还要重复说，这次同上校、司长和同志们共事这几天，合作得很好，相处得很愉快。 “刚才上校提出的对我们修改意见的考虑，我认为双方还可以商量。现在先发表两点看法：中国政府曾通过中国大使，正式向蒙古外交部解释了关于中国飞机进入蒙古国境的答复，即9月14日晚8时半，我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所讲的那几句话。考虑到这是由于蒙古政府的要求而做出的解释，因此纪要上应当写出这几句话。当然，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即蒙古同志们是否同意这种看法，对此我无法表示我自己的意见。根据我的观察，蒙古政府对此是采取谅解态度的。 “第二个考虑，我们不应限于事情的现象，而应从事情的本质去看，对事情的分析就容易取得一致认识。也就是说，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事情的局部不能说明其实质，只有事情的实质才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全面。比如说，在哪个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假如只发现了汽车的轮子、方向盘，交通民警是不能判断是谁的车，只有看到这个车的牌照是ДК多少号，才能知道是哪个大使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失事飞机很明显地写清楚是‘中国民航256号’，这是所有到现场的同志有目共睹的。这是一架具体的飞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此我们提出把有‘民航’字样的机翼写入文件。我不理解上校同志为什么连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都不同意写上?” 许大使讲到这里怕引起对方争辩，马上转了话锋：“现在，我想讲另外一个问题。这两天来我们同上校、司长、同志们一起友好合作，我们很满意，我也愿意继续同你们一起工作下去。但是，中国22周年国庆节很快要到来，我作为国家全权代表，不能长期离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因此，我请你们谅解，我今天就准备回到乌市去，我委托我们的孙一先秘书作为我的全权代表，跟各位继续真诚友好地合作，完成这项工作。” 蒙方看到许大使话已说尽，去意已决，桑加只问了一句：“大使是否计划今天走?”许大使回答：“是的。” 高陶布接着说：“刚才我们上校答复了大使昨天提出的十个问题，大使对上校的答复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也理解到一些问题。还有什么意见?” 许大使表示没有什么了。高陶布宣布：“这样就休息吧。”看来蒙方需要研究一下对策。 我们回到住处，等待蒙方的下一步动静，并做大使返乌市的准备，分头誊抄有关文件和资料。许大使向我交待了继续会谈应注意的事项。之后，我同小王带了礼品，在饭店二层的回形走廊里，分别约见蒙方卫生组长桑加道尔吉大夫(小沈乘车受伤，他给包扎)和民航专家云登少校，向他们赠送礼品，表达对他们友好协助的谢意。本来想向云登了解一下他对飞机失事的看法(15日下午第一次视察现场时，小沈曾发现他在画坠机现场和尸体位置图)，但交谈时古尔斯德从旁边走过，云登马上局促不安，起身告别，并说他有腰痛病，希望到中国驻蒙古友谊医院去看医生。我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连说欢迎、随时恭候，并重重握别。可惜不知何故，后来他没有来友谊医院。 第五轮会谈（1） 第五轮会谈，双方激烈争论 午饭后，蒙方通知下午双方再见一次面。第五轮会谈遂于15时20分至17时10分举行。预计会上可能会有一番激烈争论，我从一开始就做了详细的对话记录。全文如下： 高陶布（以下简称高）：午饭后我们研究，需要再见一次面。关于许大使今天要回乌兰巴托的问题，我们已报告上级。现从中央接到通知，我们组的同志们在乌兰巴托也有许多事要做，希望尽快把工作结束，今天回去。 我们对大使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看大使对我们的答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来这里主要工作之一是安葬死难者，这已经完成了。另一件主要工作就是希望走前把这个文件完成好。昨天大使提出过希望尽快把工作完成，因此，我们最好是把这一工作结束一下。 许大使（以下简称许）：我很高兴蒙古政府方面同意我的意见，今天让我回乌兰巴托。同时，我也能正确理解同志们在乌市也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因此，从我内心来说，也希望把这一工作结束。 上午我曾讲过，许多方面进展很顺利，只是在这《纪要》上还有些不同意见。虽然我提了10个要点（按：包括索要现场示意图），我坦率地讲，我们之间要是能正视现实、反映现实情况的话，这些问题是会很快解决的。我看关键问题在两点上，一是飞机的问题，一定要讲具体，不要抽象讲。比如说，我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发生了事情，必须讲明是哪一个儿子发生事情了。对于我们来讲，是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发生了事情，所以我主张讲具体。也就是说，失事飞机对于我们是具体的飞机，不是抽象的飞机，正像蒙方自己有很多飞机一样，出了事的飞机是哪一架就是哪一架，而不能抽象地讲蒙古飞机失事了，引而申之，也就不能只是说中国飞机发生了问题。我想，如果上校、司长和同志们同意这个观点，问题很容易解决。 其次，是飞机上的乘员问题，这对全部事情也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架飞机失事，蒙古政府已采取了明确的友好的态度，根据我的理解，蒙方不认为这架飞机对蒙古有什么不好的行动，因此，这架飞机乘什么人、做什么用，那是很次要的问题。你们方面提到这架飞机上有军事人员，一般说我不反对，但另一方面，根据现场判断，飞机上也有非军事人员。我认为这是很细小的问题。我曾跟司长讲过，我们的民航有的是军人驾驶的，我不知道蒙古民航是否也是军事人员管理和驾驶的，但我知道有些国家是这样的。因此，这个问题大的方面已解决，再提是什么飞机、什么人乘坐都是次要问题。你们顶多想说明这架飞机上有军人乘坐，或者说是军事人员使用的。这个话，从蒙古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讲，我们认为没有说明的必要。事实上，现场观察判断，我们不否认机上有军事人员，但也有非军事人员，例如，那名空中小姐就不是军人，军人是不会穿白皮鞋的。所以，为了照顾同志们的看法，要写就把两种人都写上去。 简单地讲，以上两点就是彼此不同意见中的主要问题，如果能按我这样想，问题易于解决。 高：我们准备随时听大使同志的意见。今天要回去之前，希望把安葬这些人的文件完成好。 我们已听了大使同志对第一个文件的意见，大使同志对我们今天上午的答复做了一些解释。现在主要解决一下安葬那些人的《纪要》。我们已经提过一个文件，现在讲讲已改写的序言。 桑加（以下简称桑）：我谈一下改写的序言，“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失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三叉戟1E型喷气飞机乘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九名军事人员（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列情况安葬”。 高：序言之下第一、二段文字同前稿完全一样，但昨天的稿子只建议大使和上校签字，现在可以把参加制定文件的人名字都写上去，大家都签字，日期还写昨天。 许：这个稿子修改后，同我们的主张又近了一步。还有两点具体建议：第一，因为256号是中国民航飞机的机号，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国民航”；第二，括号中应写明“有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八男一女”。 孙秘书（以下称孙）：大使的第二点意见，在文字上也可写成“乘坐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其中有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 桑：因为我们写的是基于实际情况之上的，从我们方面说，没有证据证明这是民航飞机，所以只把号码写上去。 高：这个号码在衣服上有，机翼上有，但是飞机里的材料没有一点提到中国民航，而都是部队发给他们的证件。大使说，那个妇女不是军人，因为军人不穿白皮鞋，但也无法证明那皮鞋一定是那个妇女穿的，而不是放在飞机上的。我们从里面找到的东西，没有能证明是民航飞机。我们改写序言时已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去掉了。 第五轮会谈（2） 许：256号就是中国民航的飞机。我刚才说到，中国民航的飞机有的是军人驾驶的，正像有的国家由军人管理一样。因此，不能说有军人就不是民航。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有一个驾驶员穿着皮夹克，而不是穿着军装。 高：他里面穿着军装。 许：他没有领章，他的衣服我都看了。 桑：我们的材料证明他们都是军人。 许：我们说里面有不少军人。 桑（冲动起来，大声地说）：我们有各方面的证据，说明这些人都是军人。 许：我不反对说里面有军人。为了能结束这一工作，我建议两点，你们有什么不同意见？ 孙：补充一点意见。现在问题比较清楚了，大使一再讲，不反对说里面有军人。但是大使声明两点：第一，这里面有非军人。第二，不能说军人驾驶的飞机不是民航飞机。 我想就大使讲的补充一点：许多国家的民航是由军队管理和领导的。我在蒙古工作多年，也看到蒙古的民航也是军队领导和管理的，而且驾驶飞机的人，都是现役军人，有肩章的军人。假设一种情况——也可能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假设蒙古飞机迷失方向，误入他国领空，别国说这不是民航飞机，因为是军人驾驶的，所以就肯定不是民航飞机，尽管你们的飞机上有民航标志和号码。我试问，蒙方领导同志和其他同志，你们会同意这种看法吗？ 高：但是飞机上没有证明（是中国民航）。 孙：飞机上写着很大的“民航”字样。 高：这大字在什么飞机上都可以写。我们把看到的号码、型号都写上去了。没想跟你争论这个问题。 许：现在是个理解问题。为了结束我们的这个工作，你们对我的修改建议还有意见吗？ 高：还有你提到的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你曾提到军人也驾驶那种飞机，因此我们今天也改了一下，把“解放军”一词去掉了，希望相互接近。 许：加括号同意吗？ 高：即“八男一女”。 许：一个女的不是军事人员，穿皮夹克的不是现役军人，因此要写上有非军事人员。 高：穿夹克的里面也有军人穿的绿色衣服。 许：女的穿的鞋子证明她不是军人。 高：皮鞋没有穿在脚上，而且军人也可以穿那种鞋。 许：中国军人没有穿那种鞋的，同时，穿夹克的没有穿军装。我们认为应该反映实际情况，而不是因为写上军人就不好。 高：我们写的符合实际情况。 许：你承认不承认穿夹克的人没有军人标志？是否你们再考虑一下。 高（开始有点沉不住气，急躁起来）：我们没有什么可考虑的。穿夹克的，里面穿的军衣是否是有标志？ 桑：我们认为他穿着军衣，不是普通人。 许：他穿着夹克，下面烧了，上面没烧。 桑：但是他有军人的腰带。 许（笑）：我们有很多青年人穿军衣，但不是军人。 高（怕涉及到红卫兵）：今天不谈青年了。就只谈这个文件，您赞成哪些，不赞成哪些？ 许：我刚才讲了，有两点修改意见。这样修改符合实际情况。 桑：刚才讲的都是这些人的外表，我们有文件证明这些人都是军人。 许：那好，可以看看你们的证明。两天来看到的，有两个人就不是军人。假若你们有材料证明这两个人是军人，我们可以放弃我们的意见，同意你们的意见。 第五轮会谈（3） 桑：我们有这样依据的材料，所以这样说。 高（带威胁地说）：我们有那样的证件。如果互相不相信的话，那个材料可以公开出来。 许（冷静地说）：我们从实际出发，现在只能从这两个人的外表看，证明他们是非军人，如果你们有材料证明，我可以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同意你们的意见。 桑（避开要公开证件的问题）：我们在现场看到有八支（按：原话如此）手枪、一支自动枪，刚好是九个人的，证明他们都是军人。 许：也许一个人可以带两支枪。我们不是怕承认军事人员，而是因为从实际出发，要尊重事实。看到的两个迹象证明他们中间有非军事人员。我再说一遍，说是军事人员很容易，但要从事实出发。 （蒙方提议休息5分钟） 高：经过短时间休息，我们又改了一些地方，尊重你们的意见。 桑：我们再次做了修改。我们友好地隆重地把遗体安葬了，为此必须写个文件。这样改写：“……失事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人员驾驶的256号‘三叉戟1E型’喷气飞机乘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九人（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列情况安葬：” 许（想改道易辙打破僵局）：我们回到乌兰巴托还要继续谈第一个文件，是否这个文件也带到乌兰巴托一起谈？第一个文件谈通了，第二个文件自然解决了。 还有一个办法，把这一段序言再简化，比如写成：“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九人（八男一女）按下述情况安葬：”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两条，一是民航飞机，二是有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因为这两点在第一个文件上没解决，因此在这里解决就很困难。 高：现在不讲是什么人，只讲是九名中国公民。 许：飞机是中国民航，孙秘书还做了解释。我认为第一个文件达成一致了，第二个文件自然解决了。我建议到乌兰巴托继续谈。在蒙方的协助下，遗体很好处理了。为使双方满意，暂且不急，到乌市继续商谈。你们如果同意，就这么办。 高（带威胁地高声说）：为尊重死者，我们应该有个文件，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自己在上面签字。 许：那也可以，你们签了字送给我们，我们注意这件事就可以了。 桑：我们单方面签字，是否要把中方人员的名字也写上？ 许（带讥讽地说）：如果在你们国家这样做合适的话，我不反对。 高（蛮横的命令式口吻）：我们签字，你们在场。 孙（气愤地高声说）：你们单方面签字，不能代表我们，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场。 许（仍然非常沉着地说）：我建议不要急，争取双方满意地解决。 高：我不明白有什么不满意的。 许：至今你们还不同意是民航飞机。 高：现在我们提出最后意见，序言还是按原来的写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驾驶的飞机……”，我们单方面签字。 许：我刚才讲了，如果在蒙古这样做是合适的话，我不反对。 高（感到了许大使的讥讽，蛮横地回答）：在我们这个小范围就可以决定，我们单方面签字。 桑：我们欢迎中国同志在场。我们单方面签了字，并注明中方拒绝签字。 许（仍然沉着冷静地说）：我们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你们是否认为承认中国民航飞机是不合法的？我建议改为“载有中国公民的中国民航飞机，在……失事”，这样行不行？ 桑（对着高陶布问）：就这样结束吗？ 许（做最后的争取）：到乌兰巴托以后继续商量。 高（把手一挥）：我们拿去打字，单方面签字，并结束这一工作。 许（努力缓和气氛）：我们这几天合作得很好，就是在文字理解上有分歧。我是很愿意取得一致共同签字的。 第五轮会谈（4） 高：我们也是为了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 许：我想个别的办法，可以在上面写我们的修改意见，在“有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的地方你们加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签字。不要因为写法不一样，就阻碍签字。 桑：还是你们加注解比较好，我们坚持原来的写法。 许：我想上校同志理解我的心意，我是愿意在上面签字的。我想，如果愿意在乌市谈定第一个文件的话，那时再签第二个文件怎么样？ 桑（暴躁地说）：我已说过，以后不谈这个问题了。 高（一面站起来一面说）：我们单方面签字。 悻然遄返乌兰巴托 最后一轮会谈到下午5时10分不欢而散，没有达成任何成果。在会谈中，许大使显示了他沉着冷静的外交风度，而高陶布和桑加最后有点失态。 在离开克鲁伦旅馆去机场之前，突然接到使馆吕子波参赞从乌兰巴托打来的长途电话，问何时返回乌市。他在电话中不便多讲，但从其口气中可感到一种急切心情。 9月17日下午6时05分，双方人员怀着激烈争辩后的悻悻心情，来到温都尔汗机场登上原机，那位接待我们的副省长和省府责任秘书到场送行，许大使向他道谢告别。 飞机在暗绛色的硬土跑道上，没有滑行多远就腾空而起。在飞机上双方人员都沉着脸，没有一个人吭气。 飞机飞上蔚蓝的秋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令人心旷神怡，顿扫几天来缺眠的疲惫。回头向东北望去，苏布拉嘎一带埋在一抹尘雾之中，我不禁暗暗喟叹，那九位死难者，将永远留在那里，做异国他乡之鬼了。 “九一三”事件真相大白之后，回头再看看关于“军”抑“民”争论的记录，的确就如同在埋葬死难者时，我们四个人毕恭毕敬地鞠躬默哀一样，使人感到有点好笑。有的同志甚至说，蒙方人员讲的256号飞机的性质、机上乘员都是带“军”字的，符合实际，而我方在会谈中不够实事求是。 我认为历史问题只能用历史眼光去看，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条件。国内通知使馆是，中国飞机迷失方向误入蒙古领空，没有讲飞机性质和其他更多情况，驻外机构的代表必须坚决按照上级指示的口径进行交涉，不能做任何篡改。而我们在现场看到的飞机残骸上明明是中国民航四个大字，飞机的性质一目了然。况且，中蒙之间多年恶化的紧张关系刚刚开始缓和，彼此猜疑仍然很深。双方在会谈中的思想状态和言谈表现，反映了当时两国关系的现状。在三叉戟256号坠毁原因尚不清楚的情况下，蒙方一再强调飞机坠毁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造成的，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他们在躲闪什么，于是就更加重了对于飞机可能被击落的怀疑。而蒙方也怀疑这架军用民航机无端地进入蒙古领空，是否真的是迷失航向，还是有着搞侦察破坏活动一类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他们就死死咬住“军”字不放。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抓住“民”字来应对，才能避免留给对方什么把柄。当然，由此而失去了达成协议要回死难者遗物的机会，是比较可惜的。 领受任务回国汇报 第十一章 紧急回国向周总理汇报 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多伦·贝勒庙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用力地向前一画，并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立即吃惊地意识到，飞机是沿着这条航线飞出去的，而不是由东北飞进关内，这绝对不会是迷航。 领受任务回国汇报 9月17日7时10分，我们回到了乌兰巴托。吕参赞和办公室的小刘到机场迎接我们。吕参赞告诉许大使，外交部已经多次通过“热线”电话催问现场视察情况，昨晚23时半，还特意来电询问，为什么在现场停留一天多而没有音信?要大使返馆后，先用电话报告简况，然后用电报做详细报告。 返抵使馆，许大使顾不上吃晚饭，马上去打电话，向外交部办公厅符浩主任做了汇报。打完电话，许大使讲国内要使馆派人立即回国详细汇报，搭乘飞机，越快越好。许大使同党委成员商量后，决定派我回去担负这一任务。但是，中蒙之间的航线早已停航，乘飞机得从乌兰巴托飞到苏联的伊尔库次克，改乘星期一(20日)从莫斯科飞北京的中国民航回国，从当时的中苏关系看，这样既费周折又不够安全。而中蒙苏之间的国际联运列车，星期一早上经乌兰巴托南下，行驶大约三十个小时，星期二(21日)下午即可到达北京，比乘飞机虽然晚到一天，但却安全可靠。经请示国内同意，决定乘火车回国。为了旅途安全，许大使让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安排回国探亲的蒙文翻译贺喜与我同行，并要小刘连夜打照会，给我和贺喜(对外已转成使馆工作人员)办理签证。自从蒙方撕毁两国互免签证的协议以后，回国人员都要事前申请签证，办理时间快则三天，慢则五至十天。没想到我们二人的签证，18日上午送去蒙古外交部领事司，下午就办回来了。看来他们已猜到我回国干什么。 17日当晚，我和小沈、小王顾不上极度的困倦，通宵赶写视察现场的报告，许大使也一夜未眠，我们完稿一个他审批一个，有关同志也紧张配合，到18日天明，一连发出了视察坠机现场概况、飞机与尸体状况、安葬死难者情况三个报告。上午稍事休息，又赶写发出了两个《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然后，我们即转入为回国汇报准备材料，精心绘制了现场测量示意图，死难者尸体所处方位的放大图，在蒙古全图上标绘了苏布拉嘎现场位置图，整理抄清了五次会谈记录，以及蒙方提出的两个《纪要》稿子等。为了检验现场拍照的效果，还试验冲印了一个胶卷。高度紧张的工作，神经极度绷紧，驱走了几天缺乏睡眠的怠倦。 在向国内发去了四个报告以后，许大使让小刘起草请示电：如果蒙方人员有意无意把中国民航机在蒙古坠毁之事散布到使团去，使团有人问我有无此事，我馆如何回答?几个小时以后，收到外交部复电：国内正在查实，暂时无可奉告。后来得知这个答复是周总理亲自批示的。 由于使馆在关于《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中，曾讲到：“我们初步估计，由于双方存在分歧，制定文件可能不了了之，当然有可能还要继续谈。我们准备同他们谈，继续交涉要求归还遗物。”9月19日上午，收到周总理嘱发的电报：“关于两个《纪要》问题，你馆暂不主动找蒙方继续会谈，等孙秘书回国汇报研究后再说。” 19日上午，还收到国内发来的另外一个指示，要求注意观察蒙方和驻蒙苏军有无战备动作。我和小王驱车到乌市周围去转了一圈，特意根据使馆司机提供的线索，到乌市西区陶拉盖图的北山沟，看看蒙军的防空导弹阵地。这个山沟颇深，是乌市倒垃圾的地方，使馆司机去倾倒垃圾时，早就发现山沟以西高坡上建有蒙军的导弹发射架，但没有见过导弹。这次，我和小王开了眼界，看到发射架装上了防空导弹，旁边的探测和搜索雷达一直转个不停。回到市区，注意观察来来往往的苏联军用汽车，似比往常有所增加。乌兰花北山上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像是开足马力，昼夜转个不停。而苏军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的乌兰花一条街，入夜后灯火一片通明，直至深夜。本来想去乌市以东那来赫附近看看苏军机场有什么动静，因为没有时间而作罢。经过走马观花式的观察，总的印象是蒙军和驻蒙苏军都有异常。 转瞬之间两天过去了，9月20日上午9时，我和小贺登上了从莫斯科开来的我国的4次国际列车，心情既因能够回国一趟有点兴奋，也因不知能否把任务完成好而感到没有着落。列车员热情地接待我们，列车长还特意到我们乘坐的车厢打了招呼。一节软卧车厢，只有小贺和我两个人。虽说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苏蒙当局严厉限制其本国旅客乘坐此次列车，客流已大为减少，但今天少得出奇，我们俩开玩笑地说，这次坐上专列了，够上了副总理级待遇。 驻蒙古苏军进入战备 驻蒙古苏军进入战备 列车9时28分离开乌兰巴托，穿过市南的山区，奔驰在广袤的戈壁草原上，到处是一片深秋萧瑟的景象。我看到铁路两旁的苏联军事基地，它们显得格外繁忙，气氛异常。离乌市七十多公里(铁路里程，直线距离约五十公里)的大型后勤基地上，已不像过去看到的无事闲逛和午间足球赛的苏军大兵，代之的是进进出出的载重车辆。离后勤基地不远的一片几十个横卧的战备油罐群，不仅用铁丝网围了起来，还少见地加上了岗哨，说明都加满了油。离乌市一百公里(铁路里程)的巴彦机场，飞机不断起降，空中一个个编队飞过，不像是日常的训练飞行。而且，拉出机窝停在滑行道旁的一排歼击机，都脱掉了机罩，在太阳照耀下，一片亮锃锃的。以上情景，与我一年前乘火车路过时所看到的有了明显不同。 下午2时左右，列车驶抵离乌兰巴托二百四十五公里(铁路里程)的乔依尔车站，这里属于东戈壁省最北部的苏木布尔县管辖，是进入大漠戈壁的北缘。在这个车站以北二十多公里，有苏联空军一个大型机场。它不像巴彦机场离铁路那么近，因而看不到跑道和地面的飞机，但在其不远处有一片七八座五层楼房，耸立在戈壁滩上，就像羊群里的骆驼一样，显得十分突出。据说这个机场加上巴彦机场共部署近一个空军师的兵力。这里的飞机也在不断起降，轰鸣声在密封的列车厢里也感到非常刺耳。我心里想，中国和蒙古之间现在没有什么紧张局势，只不过一架中国民航飞机在温都尔汗附近失事坠毁，这也值得驻蒙苏军来凑热闹吗? 过了乔依尔，我和小贺开始午餐，一面吃着从使馆带来的面包、香肠、酱肉和蔬菜罐头，喝着青岛碑酒，一面闲聊。他说人们都讲沙漠戈壁多么可怕，我看没什么，你看窗外不是风平浪静吗?我说你别小看这沙漠戈壁，翻起脸来那真正可怕。去年我胃溃疡回国疗养，就在前面那个哈腊艾腊格车站，遇上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列车被刮得直晃，车窗玻璃被沙砾打得劈里啪啦，几乎要敲碎，本来这个站不停车，也不得不停了半个多小时。他听了吐了一下舌头，又摇摇头，醉醺醺地躺了下来。 傍晚，列车开到蒙古边境重镇赛音山达，这里有相当数量的苏联陆军和空军驻扎。过去，他们的行动尽量避开国际列车到来的时间，今天却一反往常。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苏军作战部队，驾驶着坦克、大炮和装甲输送车由北向南行进。这令我十分意外，感到形势有些严重，我摇醒了小贺，告诉他今天有点反常，嘱咐他务必提高警惕，预防不测，最重要的是帮我把回国汇报的资料保管好，绝对不能出差错。我穿上大衣下到站台，与乘坐这趟列车而来的几个苏联陆军校官擦肩而过，他们提着行李箱走得匆匆忙忙，似乎没有发现我这个中国人。据列车员讲，苏联军官尤其是穿着军装的，过去几乎没有乘坐中国列车的，今天的确异常。 夜间9时58分，抵达蒙古边境车站——扎门乌德，车站上蒙古士兵站岗巡逻人数大增，往常带班的尉官已换成校级军官。我担心在这里蒙方是不是会制造点麻烦。但是，登车检查的边防军官和海关人员，态度都相当友好，做做例行公事就下车了。 深夜11时45分，列车开进我国边城二连。我几次往来过境而结交的老朋友、边防检查站的王站长在站台上等着我，亲切热情地把我接至他的办公室。这次，他一反往常那样对蒙古境内情况问长问短，只是随便闲聊。我看到车站内外，解放军明显增多，干部们都佩带手枪，感到有些异样。在我询问下，他悄悄地说：“现在是一级战备。”我心中陡然一惊，无怪乎蒙古境内苏军活动异常，难道真的同失事飞机有联系?我不便多问，就告辞去餐车，趁列车更换底盘的时间饱餐一顿。餐车灯火通明，吃饭的人不少，原来他们都是在二连登车回内地的，从他们的表情看不出什么紧张气氛。 列车从二连开出是21日凌晨1时43分。到了国内心情放松，便闷头熟睡。清晨6点多钟，被车站上的嘈杂声惊醒，原来已到内蒙古的集宁车站。我掀开窗帘立即看到，一列军用列车正在卸下各种军车和重型武器，相当数量的部队在忙来忙去。 到北京，接受约法三章 到北京，接受约法三章 9月21日下午3时29分，国际列车准时抵达北京站，停靠在1号站台。一下车就看到站台上的外交部办公厅符浩主任和秘书王万慧，我以为他们是来接什么重要人物，上去打招呼后就东张西望寻找接我和小贺的人。王秘书上来把我拉到符主任面前，符低声说：“我就是来接你的，已安排好你暂住外交部招待所。”我解释说在北京有家，他说：“不，要先住在外交部招待所。”我向他介绍了同行的小贺，他问明是中建驻蒙古公司的陪同人员，未去过飞机失事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就叮嘱他关于飞机坠毁的事，没有公开前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之后，就让中建公司对外局的人把他接走了。车站上，人们熙熙攘攘，一派正常生活景象，看不到有什么异样。 到了外交部招待所，符主任让我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资料和现场拍摄的胶卷，统统交给王万慧，并交代王马上把这些东西带回部里，文件交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保存，胶卷交给孙秀娟冲洗，然后对我说：“先休息一下，做好汇报准备，可能随时找你。”同时对我约法三章：第一，暂住招待所，不许外出，也不要在招待所内到处走动；第二，不要同外面联系，包括亲属和所属单位；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就说临时回国送文件，现在正等回件，随时准备返馆，有关失事飞机的事，一句也不能讲。他离开招待所前，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有事找部值班室徐主任联系。我连连点头称是，保证按要求去做。符主任走后，我环顾了一下室内，是布置比较讲究的两大间套房，还有单独的卫生间，是大使级的下榻之处。但是年久失修，外间有处墙皮脱落一大块，里屋卫生间与楼道之间的小窗户没了玻璃。 晚饭后，洗了个澡，然后重新看了一下汇报材料，稍微改了改汇报提纲。估计是向外交部领导汇报，思想上没有什么压力。准备完已10点多钟，和衣躺下■入睡。突然，有人敲门，看看表是11时30分。进来一位衣着朴素、面庞清癯、神采奕奕的女同志。她一进门就自我介绍：“我是王海容。”接着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走，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去。”说着，她把洗印好的飞机失事现场照片，及我带回来的有关资料递给我，我装入文件皮包，跟她登车而去。我听说王海容在外交部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她同毛主席有很近的亲戚关系，毛的妈妈同王海容的爷爷是亲姐弟，王是毛的表侄女。因此她可以随时进出中南海，俗称能“通天”。她在外交部的司一级干部中，是惟一参加部核心领导小组的成员。我坐在车后排，瞅着她有些瘦削的背影，心想这个人一定架子不小。 深夜，长安大街上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只偶尔有小汽车飞驰而过。风依然带有夏天的余温，不像蒙古的秋风那么冷那么硬。然而，这足以使我从■中清醒，心中嘀咕：听汇报的看来不是外交部领导，那会是谁呢? 从正义路1号的外交部招待所，步行到人民大会堂也不过20分钟左右，乘汽车不容我多想什么，一晃就到了大会堂的北门。 我们从人民大会堂北门登上台阶，两名警卫迎上前来，紧贴着站在我面前。我感到他们似乎在用暗藏的检测器检验我的文件包有无铁器一类东西。王海容向他们做了说明，我们就被客气地让进了大会堂的北门。 向周总理汇报（1） 向周总理汇报 穿过宴会厅楼下的走廊，我意外地碰到8341部队的副参谋长李连水，我们在50年代就比较熟，那时他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的警卫参谋，我的妻子在李办当秘书，他们是同事。我同老李多年不见，他来不及叙旧，就带着紧迫的神情对我说：“赶快去吧，等着你哪。”他显然知道我这次从蒙古回来干什么，却没有讲谁在等着我。王海容带我走到福建厅门外，让我坐下把照片分类整理一下。刚刚整理好，她唤我进去。我一进门，蓦然间眼前一亮，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容，他坐在正面中间的沙发椅上，正向一位穿军装的同志交待事情。这不是周总理吗?我顿时感到心脏急促跳动，胸闷得有些出不来气，急忙走前几步。总理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亲切地说：“回来了?好，请坐。”并向我介绍站在身边的军人：“这是杨德中同志。”总理用肘部受过伤的右手，示意让我坐在他左边的藤编沙发椅上，与他中间隔着半米宽的藤茶几。我环顾了一下大厅，座位分作内外两层，内层是十几个藤沙发椅和茶几，及一张藤编方桌，外层是一圈织锦缎大沙发和暗红髹漆茶几。在内层的座位上坐了几个人，有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军代表李耀文、副部长韩念龙、办公厅主任符浩、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 坐定以后，总理问我：“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哪去了?”我答：“他回家了。”总理立即面色一沉，浓眉猛然一蹙，严厉地问：“谁让他回家的?”我看了看符主任，总理随即转向符更严厉地问了一遍。符浩回答是他让走的，因为那个翻译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总理说：“那也不行，飞机摔掉了他总知道吧。”批评符浩：“你当过兵吗?你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符浩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了解总理是知道他过去在部队工作过，1950年7月，他奉派到蒙古担任临时代办筹建使馆时，总理接见他还半开玩笑地说过：“已经是外交官了嘛，怎么还穿军装?”此刻总理问他当过兵没有，分明是批评他警惕性跑到哪里去了。他立即说：“我马上把贺喜找回来。”说完就到另外一个房间打电话去了。 总理的严厉态度，使我刚刚平静下来的心脏又急促地跳起来，因而愈加感到紧张。总理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严厉呢?后来知道当时林彪的心腹干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大金刚”，一个都没有处置，中央对林彪余党的能量有多大也不够清楚，怕林彪摔死的消息走露，会迫使这些人铤而走险。9月14日，驻蒙古使馆一位回国休假的干部，离开使馆前得知有一架中国的喷气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九人全部死亡。他到了二连边防站，向王站长讲了这个消息。这当然是一件大事，王站长立即把这消息向内蒙古军区报告，然后这消息逐级上报到北京军区及总部。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这个干部所在的单位将其隔离，并限令北京军区采取紧急措施，让已知这个消息的二十六人谁也不许扩散。当然总理这个指示也传达到二连边防站，无怪乎我回国路经二连时，王站长不敢询问蒙古境内的情况。 我坐在那里口渴得直抿嘴唇，总理看出我的紧张心情，温和地说：“喝茶嘛，这是很好的龙井茶，多喝一点。”还一再打桌铃让服务员给我添茶。总理服下护士送来的药片以后，开始像谈家常一样，问我姓名、年龄、籍贯、参加革命时间、工作经历，一一亲自记在纸上，当听说我1948年就来到中央机关，赞许地点了点头。我的紧张心情逐渐松弛下来，一面回答问题，一面注视着总理。我在中央机关工作二十余年，多次见过总理，但坐在他的身边直接汇报还是第一次，这是多么难得的机遇啊。总理穿着一件灰白色的中山装，相当多的头发已经花白了，面庞也不像过去那么丰腴，而是比较清癯白皙，几小块老人斑显得较为突出，浓眉下的双眼炯炯有神，不时注视着我，像是要透过我的话把脑袋里的思维抓住。他手上的老人斑似乎更多一些，右手放在膝上时，可以看得出手指有些轻微颤抖。由此证实了一个传说，1967年夏天，外交部以姚登山为首的造反派，在王力、戚本禹等人支持下夺了外交部大权，总理怎么说服也不听，被气出心脏病来。 总理问过我的个人情况以后，要我开始汇报。这时，服务员端来一碗热汤面劝总理吃一些，说从早晨一直还没有吃过东西呢。总理说现在顾不上，听完汇报再吃吧。 向周总理汇报（2） 我首先汇报蒙方对中国飞机失事事件的态度和双方会谈的经过。总理听完，头仰枕在沙发上，半思索半自语地归纳蒙方态度的特点，然后抬起头来朝向我： “就是说蒙方还是比较友好的?” “是的，从几年来中蒙关系看，这次是比较友好的。”我回答。 “好吧。你谈谈现场情况。有没有带地图来?”总理问。 “我标了一张现场位置图”。我说着就跟着总理站起来，走向那张方藤桌，把这幅二百万分之一的地图摊开，外交部的几位领导也围过来观看。我指着地图上标出的红圈，讲苏布拉嘎盆地位置，及其与温都尔汗、乌兰巴托、我国国界的距离。 总理问：“离伊尔库次克多远?”我答直线距离七百多公里。 “我国的山海关在哪个方向?”我回答说在图的右下角。 “多伦呢?贝勒庙呢?”我指出了这两个点在地图上的位置。 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用力地向前一画，并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立即吃惊地意识到，飞机是沿着这条航线飞出去的，而不是由东北飞进关内，这绝对不会是迷航，而是叛逃，可能机组人员里有叛徒。 回到座位刚刚坐定，从门外进来几个人，第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第二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第三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我站了起来，总理只向我介绍了李主任。我注意到，李主任穿的是一套布军装，脚上穿着一双浅口布鞋，而邝局长和吴司令都穿的确良军装和皮鞋，整整齐齐。这时，已是9月22日凌晨1点钟了。 “好吧，你继续汇报吧。”总理说。 我开始讲失事飞机的情况。当我讲到飞机肚子擦草皮着陆时，邝任农插话：“软地面不能放起落架，放了起落架就会像钉子一样扎进地面，飞机要翻筋斗的。”总理马上制止了他的插话。我借机仔细看了看刚进来的三位领导，李德生主任和邝任农局长都神态自若，而吴法宪司令却面色苍白，呆若木鸡，加上穿得很板正的军装，人又那么矮胖，像个塑在座位上的泥胎。 我按提纲讲下去，总理似乎对失事飞机不大感兴趣，听着听着闭上眼睛打了一个盹，我随即放慢了语调，他马上轻微地晃了晃头，眨了一下眼睛，又神采奕奕地听着。这一瞬间，我看到了总理面容上堆集的疲劳和憔悴。后来得知，不仅“文化大革命”这几年几乎熬干了他的心血，而且这一次从9月12日下午，一直到14日下午接到驻蒙古使馆关于机毁人亡的电报，总共五十多个小时基本上没有合过眼，此后睡眠也很少，这怎么不令人心力交瘁呀!何况总理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 我讲到机翼根部那个大洞，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面没有穿透，而且洞口铝刺并不规则，所以难下结论。总理点了点头说：“这个要好好研究研究。”我一面讲一面把相关的照片递给总理，他看后分成两叠放着，还不时地在有的照片后面用铅笔做了注记。我拿起一张照片，汇报说这是飞机上一床标有PIA字样的小型毛毯，估计缩写字是巴基斯坦国际航空。总理点头说：“对，是巴航。”我当时理解是这架飞机去过巴基斯坦，后来才知道这架飞机与其他几架“三叉戟”飞机一起是从巴基斯坦买回来的。 总理的关注（1） 总理的关注 当我讲到死难者尸体时，已接近22日凌晨2点钟，总理精神异常贯注，已看不到一点疲劳的影子。我按编号一具具尸体详细讲，他一张张照片仔细看，有时还戴上花镜反复看，其中有几张照片他看了之后，眉毛一挑，头微微一偏，像是一种比较欣赏和满意的动作。我当时想这难道是认为照片拍得不错吗?他把这些照片全部看过一遍，然后拢在一起，用曲别针别起来，并附上纸条写上一些字。我递给他我们在现场坟堆前默哀的照片，他看也不看就放到另一叠里。我愈加感到死难者中间有问题，但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一个大人物。 最后，汇报死难者的遗物情况。总理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讲到那个写得乱七八糟的拍纸本，总理问写的什么内容，我说看不懂。总理看照片，因为拍照时已近黄昏光线不足，字迹分辨不大清楚，他似乎感到失望，但仍然把它和死难者尸体照片放在一起。当我讲到现场发现一个含有机密内容的铅印小册子，总理特别注意，让我讲具体一些。我列举了书中提到的几项国防新产品的研制，总理态度变得严峻起来，问我为什么不把它拿回来?我说视察现场前，双方达成协议，现场物品只看不取，蒙方最后一并移交。总理的口吻严厉而带焦躁，批评说：“对国家机密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应当誓死保卫嘛!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看到国家机密处于危险之中，应该不应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卫?”我屏息地听着，想解释一下我曾让小沈去取回，被蒙方人员阻止，但没敢开口。我感到汗颜和后悔，我干吗那么机械地遵守双方的那个协议呢?如果当场察看时顺手装到兜里，蒙方人员也不敢搜身索要。问题在于我没有这个警惕性，没意识到机上人员中可能有叛徒，而在现场的文字材料方面下功夫。等到总理的语气缓和下来，我继续讲这个小册子，说到这个小册子有残存的红塑料皮，内文前有“各位首长和同志们”，最后有括号里的“长时间热烈鼓掌”，像是一个讲用报告。总理听了乐起来，哈哈笑着说：“你为什么不早讲清楚这一点?!这个小册子我知道，我这里还有一本，回头可以给你看看。”顺手就把有关这个小册子的照片扔到另一叠上。 总理为什么如此关注飞机上是否有机密文件呢?后来才知道，叶群和林立果决定外逃前，早已把国家高度机密文件，装满了整整一架直升机，在三叉戟256号专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它也从京郊沙河机场向蒙古方向飞去。但是，这架直升机9月13日晨被迫降在北京附近的怀柔县境内，文件没有受到损失。然而，叶群在北戴河还保有一套中央和军委的绝密文件，有没有带走呢?他们叛逃以后才发现，叶群专用的小轿车的后备箱里，摆着一个装满文件的皮箱，只是因为他们奔往山海关机场时十分仓皇，没有来得及把这辆车同时开去。那么，他们随身带没带机密文件呢?谁也不清楚，因为时间刚刚过去短短一个星期，掌管文件的部门来不及彻底清查核对。总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当然要十分重视现场有没有机密文件。“九一三”之后，国内向使馆发的第一个电报，就提到“未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转交我们”，而我在视察现场时，囿于“中国民航飞机失事坠毁”的概念，把重点放在失事飞机上，对文字材料察看追究不够。 整个汇报结束时，已经是22日凌晨3点多钟。总理指着我对外交部领导讲，他刚回国就来汇报，搞得这么晚，够累了，带他吃夜宵，然后让他早早回去休息。接着又对我说，以后有事找李耀文同志。我心里想，能在总理身边再多呆一会儿该多好啊!但看到总理还要同在座的人讨论什么，我就赶快退出厅来。 王海容带我在厅旁走廊的沙发上坐下，服务员端来鸡丝挂面，还有两片哈密瓜。王海容亲切地说：“怎么样?累了，饿了吧?快吃一点，不够吃可以向服务员再要。”这时，我才感到真正的累了，饿了。吃了夜宵，王海容让我同她一起，把蒙方提出的两份《纪要》稿子各抄写一份，她一再提醒我字要写得大一些。后来听说，这份稿子和那些照片，总理亲自送给了住在人民大会堂118厅的毛主席。在同王海容的接触中，我不得不纠正开始时的印象，事实证明她挺平易近人，架子并不大。 抄完《纪要》稿子，又呆了好大一会儿，外交部几位领导从福建厅出来，坐在走廊尽头一张方桌旁，韩念龙副部长亲自执笔起草给驻蒙古使馆的指示电，李耀文军代表把我叫过去参加。韩副部长提笔开头写：“请许大使即约见蒙古外长”，我插话说蒙古外长到联合国开会去了，不在乌市，是否写约见副外长?韩有点不耐烦地说：“那，大使会知道的!”李代表立即建议：“还是按孙秘书意见写比较确切，另外是否提一下孙和译员都已回到北京?” 总理的关注（2） 电报的大意是，请许大使约见蒙古副外长，说奉政府指示，讲明9月13日2时左右，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因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自行坠毁。中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在寻找飞机残骸、埋葬死难者遗体和清理死难者遗物等方面所给予的协助，中国政府表示深切的谢意。应死难者家属请求，中国政府决定把九具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带回骨灰。为此，中国政府请蒙古政府惠予协助，并希望蒙古有关单位将死难者所有遗物交还我方。 电报还对继续会谈《现场调查纪要》问题做了指示：如蒙方不同意写“民航飞机”，可同意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飞机”；如蒙方坚持“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可改为“失事飞机是有中国军事人员乘坐的中国飞机”；在“双方商定不进行法医解剖而埋葬”一句后，应提议加上“待运回国内”；在“其中有些东西，由地方部门保管着”一句后，应提议加上“将由蒙古政府归还中国政府”。如果上述改动取得蒙方全部同意，即可在《纪要》上签字，否则不应签字，继续交涉。关于《安葬纪要》，因已要求运回尸体，可不再谈。 在电报开头，写上了“孙一先二秘和译员于昨日到京”，末尾加上：“交涉情况望即报部。” 电报起草完毕，韩念龙给在坐的同志读了一遍，然后他重返厅内请总理审阅，总理改定送毛主席过目后，批示：毛主席已阅，姬、韩、符阅后照发。 在韩念龙起草的电报中，出现了“自行坠毁”四个字，使我感到相当意外，怎么顷刻就做出了这个判断?事后我听说，总理并不是凭个人的分析做出这个判断的，而是在听了我的汇报后，马上要杨德中主持研究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让符浩也参加。杨、符持照片和资料到东大厅，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北空司令李际泰、公安部长李震等一起进行分析。首先，符浩根据我的汇报和使馆的报告材料，做了必要的说明。李际泰解放前是38军123师师长，他仔细看过照片和现场示意图后，认为：飞机可能是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的准备，驾驶员不清楚着陆区域的地面情况，最好的选择是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看来，飞机着陆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肚皮与沙土冲磨，骤然间升温引起油箱着火，从而导致整机爆炸。从当时特殊情况看，驾驶员技术很好，选择了惟一的处理办法。虽然不能排除机件失灵，或被地面防空武器击伤而紧急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在场的同志一致认为李司令的分析有道理。杨德中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飞机，并和驾驶员及有关地勤人员研究一下。大家表示赞同。符浩还建议，看同类型飞机时，最好把孙一先也带去。 研究完，杨德中立即向总理做了汇报，总理从而得出了“自行坠毁”的判断。当然，这个判断是初步的，总理同意杨德中和符浩的建议，找一架同类型飞机和有关人员进一步研究一下，让我也参加。 9月22日凌晨4点多钟，李耀文要大会堂警卫负责人派车把我送回外交部招待所。 在被“隔离”状态下工作 在被“隔离”状态下工作 9月22日下午，我到外交部办公大楼内见李耀文军代表，请示下一步干些什么。李耀文是解放军一位久经考验的老政治工作者，抗战后期就已经是山东军区某旅的政委，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是抗战时期干部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几名出色人物之一。全国解放后，曾任解放军某军的政委，“文革”中调到外交部当军代表。他非常平易近人，也是胶东人，一口家乡话使我尤感亲切，在他面前我毫无拘束之感。他对我说：“凌晨你回招待所之后，总理曾问你还在不在，听说你已经走了，总理感到惋惜，要我转告你，关于那个‘讲用小册子’的批评过头了，表示歉意。”我听了这些话，激动得几乎掉下眼泪。近三十年的工作中，吃过领导多少次批评，有的明显不符合实际，却没有人向我道过歉。我对李代表表示，这怪我没有一开始就说清楚，总理的批评，关于舍身保卫国家机密的话，对我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 李代表对我说，今后几天的工作，就是洗印照片上送。他问我会不会操作，我说暗室技术懂得一些。他亲自把我带到管国外文件收发的孙秀娟那里，让她协助我洗印照片。暗室的设备是一流的，除了选底片对焦距是手动的，其他放大、洗印、烤干全是自动的。小孙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工作相当熟练，而且认真细致，昨夜递送总理的照片就是她洗印的，质量很好，每张放大为十二英寸，仍然非常清晰。李代表让她洗印一批照片，观看了她操作的过程。 从这天下午开始，一直到30日，我在被“隔离”的状态下，几乎每天都要在暗室里工作半天以上。根据李代表的要求，一批一批地把照片洗印出来，送到他办公室，他同我一起在照片背后用铅笔写上说明。有时我图快，字写得潦草，他就提醒我说，这是送给上面看的，字要写端正。后来得知，洗印照片批量最大的一次，是中央政治局9月30日开会用的。在这次会议上，对“九一三”林彪出事以来的各项工作做出初步总结，决定在叶剑英的主持下，组成新的军委办公会议；军委三总部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工作。另外，组成中央关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开会时，李耀文送去照片并列席会议。政治局委员们传看照片，总理要李对照片做些解释，并讲讲有关飞机坠毁的简要情况。此前，也就是在我向总理汇报后不久，总理让李耀文送去尸体照片，叫来空军司令吴法宪(那时还没有隔离审查)、参谋长梁璞，指认照片上尸体具体所属。当时，吴法宪紧张得要命，说有的照片看不大清楚。总理生气地批评他说：你到现在跟党还是两条心，谁跟林彪走的你会不知道?! 在我洗印、注释照片工作期间，李代表还跟我说，关于失事飞机的事不能对任何人讲，事情没有办完也不能回家，可以打个电话让家里放心，但不能离开外交部招待所。这实际上是仍然不解除“隔离”，他说得那么委婉体贴，令人乐于接受。那位蒙古族译员贺喜在9月21日半夜，正甜蜜地进入梦乡，被外交部派人找回来，家里人和邻居都感到惊慌，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乱子。他在外交部招待所住了三天，无所事事闲得发慌，一再埋怨我连累他蹲了“禁闭”。我笑着问他：“那我受了谁的连累，也照样被‘隔离’了?”他说：“是那个鬼飞机呗!”25日上午，外交部办公厅的王秘书通知小贺可以回家，他一溜烟地跑掉了。然而，我住到什么时候呢?从28日起，上面就不再要照片了，没有事干实在闷得难过，李代表像是猜到我的心思，要秘书通知我，可以到招待所周围走走，但不能走远，以便有事随叫随到。对我的“隔离”逐步宽松，说明上面对“九一三”事件有牵连的重要人物，已经处理到一定程度。 9月24日，李代表曾对我说，总理要求写一个关于机翼大洞的专题报告，让我详细写明有关情况及个人看法。我在向总理当面汇报之后，虽然看到韩念龙副部长起草的电报上，已经肯定飞机系自行坠毁，但不了解总理已指示杨德中主持做过初步分析判断。对于这个大洞，联系到蒙古境内几乎遍布苏军基地，我一直怀疑256号飞机是被导弹打的，可是要我拿出更多证据却拿不出。我反复看了从不同角度拍的照片，觉得似乎更多迹象表明不像是被打的，特别是大洞朝上，机翼又没有穿透，防空导弹总不能从高空往下打吧。那么这个大洞是怎么造成的呢?考虑来考虑去，依然不得要领，只好把自己的怀疑和否定都写进报告里去。 9月30日上午，李耀文让秘书通知我，专门洗印一批失事飞机的照片。晚饭后，秘书又打电话来，让我夜里11时30分在招待所门口等候，有人来接。我高兴地暗忖着，说不定又可以见到总理了。 秋夜的风已越来越凉了，我披着呢大衣也不感到热。一辆黑色轿车来到招待所门前，司机说明是接我。我上车一看只我一个人，正在纳闷，车已沿着西长安街驶向西单。不久，在西城一个胡同里的朱红大门前停下，司机下车按了一下门铃，李耀文从里面走出来，手中拿着我白天送给他装有失事飞机照片的纸袋。他上车后悄声地说：“我们到总理那里去。” 深夜12点钟，大街上一个人一辆车也看不到，大概人们都为准备国庆节而疲劳地睡熟了。车开得飞快，穿过府右街到了中南海西北门，门卫问明身份放我们进去，转了个弯来到总理住处的外院，停在一辆奔驰牌汽车旁边。李代表叮嘱我在车上等着，有事时来叫我，然后下车走去。 我环顾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总理住的西花厅内院灯光明亮，外院却比较暗淡，但是看得出大门里面和外墙根下，整整齐齐排着一列战士，每隔两三米一个人，一直延伸到远处暗影里，他们全副武装扶枪危坐在背包上，像是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我马上意识到“一级战备”并未结束，在北京只不过是“外松内紧”。 我在车上等了一个多小时，靠在后排座背上睡着了，司机说了一声“来了”，把我惊醒。李耀文与另外一个同志走过来，我急忙下车，他介绍说：“这是杨政委。”我上前握手，看得出是向总理汇报时见过的杨德中，我已知道他是8341部队的政委。分头登车后，李耀文对司机讲：“跟上前面的车，去西郊机场。”去西郊机场干吗?我想问但没有说出口。杨德中的奔驰牌轿车开得很快，车速至少八十至九十公里，我们坐的上海牌轿车有点跟不上。我暗暗地感到遗憾，没能再见到总理。 去西郊机场看飞机（1） 第十二章 揭开“三叉戟256号”坠毁之谜 三叉戟256号坠毁原因的正式结论，是由空司一批专家完成的。最早介入此事的，是当时任空司军训部第二部长、抗美援朝时击落击伤敌机九架的空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若干年后接任空军司令)的王海同志。吴法宪在1971年9月24日被隔离审查以前，周总理曾找他和空司参谋长梁璞去辨认坠机现场的尸体照片，并让他们拿回一批照片到空司，找真正懂技术的人，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过细的研究。 去西郊机场看飞机 10月1日凌晨两点半左右，我们来到西郊机场办公区的一座主楼前，楼内灯火通明，有几个人已经等在楼门口。经杨德中政委介绍，得知两位主要负责同志，一位是空司的参谋长梁璞，一位是空军西郊机场专机师的政委马兰藻。走进楼内坐定，在场的服务人员都十分贯注地看着我们，对我这个惟一穿便衣的，他们似乎有些诧异。从他们严肃的表情和紧张的眼神里，觉察得出这里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气氛。 李耀文代表指着我向这两位负责人说：“这是我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孙一先，他同驻蒙古大使一起去视察过飞机坠毁现场。”他们两人注视着我点了点头。然后，杨德中冲着梁璞说：“你先讲讲吧。” 这位梁参谋长翻开本子，照提纲讲起来。大意是：9月12日傍晚7点40分，“256号”起飞去山海关机场，机上装油约十五吨，按规定“三叉戟”满载油量为二十二吨，续航力五小时(其中包括一个小时的保留油量)，平均每小时耗油四吨半。“256号”飞山海关，虽然只有半小时，但起飞用油较多，大约共耗两吨半油。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前，未来得及加油，就是说，“256号”13日凌晨零点32分起飞时，油箱存油顶多十二点五吨。到蒙古温都尔汗一千一百公里，加上出境前在内蒙古上空绕了一下，大约共飞行两个钟头，因飞行高度三千至四千米费油较多，总耗油量九吨半至十吨。这样计算，“256号”坠毁时，机上还有油二点五吨上下。 梁参谋长从机上油量讲起，而且讲得那么具体，却没有涉及乘这架飞机的人们，看来事前杨德中打了招呼。他讲“256号”是从山海关起飞去蒙古的，这就说明了总理在听我汇报时，用手掌在地图上从山海关到温都尔汗猛画一道线的含义。虽然没有人对我明讲，但我已完全清楚了这架飞机是叛逃的。 杨政委要我讲讲“256号”的现场迫降的迹象。我简单讲了讲降落区情况，草皮被擦光成“S”形的痕迹和右边不远的浅沟，以及擦地痕迹消失，然后才是解体的飞机残骸和燃烧区。梁参谋长听说飞机是在蒙古草原上，擦肚皮着陆后起火爆炸的，显得有些出乎意料，插话说：“那天午夜没有月亮，能找到这么块平地野外降落，难度是相当大的。驾驶员是师副政委潘景寅，这人驾驶技术比较高，1970年从巴基斯坦买这批‘三叉戟’飞机，是他带队飞回来的。” 接着，我讲了一下对飞机坠毁爆炸的初步分析。他听完我的讲述，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说：“飞机迫降时可能速度较快，又向右倾斜，肚皮和右翼尖同时着陆，猛擦地面一震可能就飘了起来，所以擦地痕迹不见了。”接着他又强调：“这种飞机机翼和腹部都有油箱，因为机翼较短，主要油箱在腹部，一擦地皮油箱必然着火。” 最后，梁参谋长还补充说，“256号”进入蒙古上空，蒙古境内无论蒙军或苏军的雷达站都没有什么反应，只有蒙古一个边防站天亮以后才向边防总队报告说，凌晨2时曾发现一飞行目标在二连以东的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境。 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一同乘车到机场停机坪。各种照明灯都打开了，坪上如同白昼，远远看去，一排十多架大型飞机，整整齐齐停在那里，每架都套上机罩，而且周围放了拒马，有至少一个班的陆军战士在荷枪巡逻。我纳闷为什么陆军来警卫空军机场?没容得我多想，汽车已开到靠近中间的一架飞机前。 杨德中命令掀掉机罩，一架完整的“三叉戟”出现在面前，机号是“252号”。梁参谋长说，这是“256号”的姊妹机，同批买回来的。他循着机头一部分一部分地讲解起来，特别指明油箱的位置。我问可否进到机舱看看，他说不行，已经打了铅封。 去西郊机场看飞机（2） 来到机翼下面，我一看恍然大悟，“中国民航”四个大字(同“256号”一样是总理的笔迹)写在右机翼，方向朝着地面，字的顺序是由翼尖往里排，“航”字正好在翼根处。那么，失事现场机头左边二十米远的那截残翼，自然是右机翼的内展部分，“航”字旁边那个大洞是朝地而不是朝天了。而且，这还确证了飞机在爆炸前飘了起来，在空中翻了身，所以右翼折断到左边。我高兴地认为找到了根据，并不排除飞机被导弹打了一下的可能性，尽管翼面没有打穿。我向李代表说明了这个“发现”，几人就一同来到右翼下面，我指出那个洞是在“航”字的旁边，洞口是朝向地面。可是，梁参谋长并没有支持我的观点，而是兜头浇了我一瓢“冷水”。他说：“这里正好是一个检查孔，是检查电路和油路用的，里面有一个油箱，要不要让机械师打开看看?”李耀文考虑了一下说：“算了，事情已经比较明白，‘256号’右翼根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往里翻。”杨德中听了点头表示同意。我当然是白高兴了一番，李代表的分析看起来无懈可击。 接着，大家走到左机翼下面，仰头看到翼面上“252号”几个大字，是从翼根处往外写的，这使我弄明白，坠机现场一截翼尖上有“56号”字样的残骸，是“256号”飞机的左翼，在翼根处把那个“2”字炸没了。最后，我们走到机尾，它高高耸立着，五星红旗在灯光下十分鲜艳。这不禁使我心酸，它的姊妹“256号”的机尾，将永远孤独地斜卧在异域的沙场了。 离开西郊机场返城时，已是10月1日凌晨5时。李耀文直接回家，杨德中去人大会堂，让我与他乘车同行。他在车上对我问长问短，完全是谈家常式的，既亲切又热情。 车开过西长安街的府右街南口，看到从人大会堂开出一辆红旗轿车迎面而来。司机跟杨德中说：“总理回家了。”啊，总理又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这时已是黎明时分，洒水汽车已沿长安大街忙碌起来，天安门前观礼台下的花坛，五彩缤纷的鲜花迎着晨曦盛开。第二十二个国庆日来到了。虽然前几天从上面传达下来，为了增产节约，今年的庆祝活动分散在各个大公园中举行，不搞天安门前统一的检阅和游行，但是，节日的气氛仍然是浓重的。 在车上，我计划早饭后去天安门广场漫步一番，可是回到招待所，倒头便睡到了中午。睡梦中，一会儿西郊机场，一会儿天安门，又一会儿似乎出现了“256号”那个机尾，……乱七八糟漫无头绪地搅和在一起。 后来得知，杨德中把我送回外交部招待所之后，立即去向总理汇报了西郊机场看飞机情况和对“256号”机翼上那个大洞的分析。据总理的卫士高振普说，10月1日中午，总理亲自到西郊机场看了“252号”飞机，肯定了李耀文关于“256号”机翼大洞形成原因的分析。总理虽然在十天之前就做出了“256号”三叉戟飞机系“自行坠毁”的判断，但他一定要究根揭底，弄个明白。这种精神是多么值得敬佩啊! 震惊和思考（1） 震惊和思考 国庆节两天假期过得颇不寂寞，我的妻子带着孩子前来招待所看我，驻蒙古使馆先后回国的同志也来叙谈。他们有的人问我究竟回来干什么，送文件怎么会被“隔离”起来。我开玩笑地说：“烛影斧声，千秋疑案”。的确是，两周来，许多现象扑朔迷离，思想认识虽有所前进，但总觉得这个谜很深，难以猜透。我这个人好联想，但却想不出个明确结果。 10月3日下午，接电话通知：4时去外交部礼堂听报告。我到礼堂时已黑压压坐满了人，我插入前几排办公厅的干部中间就坐。韩念龙副部长宣读《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我的脑袋轰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啊，竟然是他!怎么会是他呢?我继续听下去。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他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古、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机迫降。从直升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我眼前不由得出现了失事现场那九具尸体，晃来晃去，使我一阵阵头晕恶心，对《57号文件》后面几段话几乎没听进什么，只是注意了文件时间是9月18日，正是我们从温都尔汗回到乌兰巴托，向国内发了视察现场的电报的第二天。 传达报告结束后，回到办公厅，王海容正好在那里，问我： “这会儿清楚了吧?” “清楚了，完全没有想到。” 她说：“大家也都没有想到，谁能设想林彪会叛逃投敌呢!”她接着半开玩笑地说：“这两个礼拜憋得够呛吧?现在好了，你的任务完成了，明天可以回家了。” 我去见李耀文，他问我：“没有想到吧?” “向总理汇报后，我曾想到这架飞机可能是叛逃，机组里有叛徒，但绝没有想到会是林彪。” 他问我：“你的行政级别多少级?”我回答说15级。他告诉我：“本来17级以上干部是国庆节前听传达报告的，我们从工作考虑，让你晚一些知道。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完成得很好。你把照片、胶卷和书面资料清理一下，移交给秘书，明天派车送你回家。” 我立即去把秘书室存放的自己经手的一切东西清理好，向徐连儒做了移交。这批东西主要有：失事现场示意图及失事地点位置图各一张，中蒙双方参加现场调查及会谈的人员名单，许大使9月14日8点30分和20点30分两次会见蒙古副外长的谈话记录，蒙方提出的两个《纪要》蒙文稿及译文，9月15日22时晚餐时谈话记录，双方一至五次会谈记录，现场拍摄的胶卷(20锭七个，15锭三个，均已冲洗)，死难者遗物清单。另外，还有飞机残骸大件及死者遗体小型照片十五张和草图一张，这是我准备按现场测量距离缩小尺寸，把照片贴在草图上，做成一张形象的现场示意图，可惜来不及完成了。徐主任一一点收，我交割清楚，然后返回招待所。 夜里，久久不能成眠，从9月14日到10月1日的凌晨，从飞机失事现场到回国汇报，从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到西郊机场看“三叉戟”，像过电影一般，一幕一幕地晃过来，又晃过去。已经到了半夜，还是睡不着，我索性爬起来，站到阳台上吹吹风。风很凉，有点像苏布拉嘎盆地那种肃杀秋风，我紧紧裹住大衣。 从阳台上俯瞰，新修的前三门宽阔的马路上空空荡荡，阒寂无人。头脑在凉风中逐渐冷却，我把这二十天的印象联缀起来，感到这个莫名其妙的谜基本上解开了：……林彪的阴谋败露，他们一家三口仓皇出逃，乘“三叉戟256号”飞出国界，目标是苏联的伊尔库次克。飞至蒙古的温都尔汗东北，油料不够了，只得迫降。他们明知带油迫降有机毁人亡的危险，但在蒙古国境内，到处可能有防空武器，不敢为了把油耗尽而在空中盘旋太久(按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256号”在空中要把油耗尽，至少得盘旋20分钟)。迫降前他们做了准备，每个人都脱掉鞋，拿掉身上的硬东西，飞机冒着极大的危险带油迫降，这就注定了他们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果然，飞机擦地着火，来不及打开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瞬间飞机爆炸，机身裂成碎片，人被抛向高空，恰巧草地枯黄，一燃即火势凶猛，有的人即使摔昏而未死，也逃不脱这炼狱般的草地大火和一氧化碳中毒。 震惊和思考（2） 俗语说，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假设，“256号”寻觅降落场，把盘旋半径扩大到六十公里以上，就飞到了平展展的温都尔汗大草原上空，很容易找到那个硬地面的简易机场；假设，飞机落地不很快着火，他们几十秒钟之内就可放下救生充气滑梯滑到地面，在飞机爆炸前逃生；假设，迫降场没有那么高的枯草，或者像我国关内9月，草仍绿而不黄，即使飞机爆炸，有的人摔昏后还可复活；假设，林彪等人活下来，结果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假设，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他们没法摆脱死神的牢牢控制。 我不禁仰望满天星斗的夜空，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主宰吗?难道无垠的苍天，真有一个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吗?要不，林彪叛逃的结果为什么这么惨，葬身于异国他乡之域，暴尸三日于光天化日之下。当我听《57号文件》第一段，头顶响起炸雷的时候，头脑里一再回绕：这是真的吗?真的是他吗?然而《57号文件》言之凿凿，不容置疑。我所景仰的一个偶像粉碎了。“铁流二万五千里，直朝着一个方向……，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八路军军歌》的这几句歌词，曾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现在，一代名将就这么身败名裂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三十年前，林彪曾经到过外蒙古。那是他1938年冬负伤去苏联疗养，1941年10月准备返国，来到乌兰巴托，拟取道当时的“国际通道”回内蒙的大青山根据地，然后返延安。但是这条通道已遭到日军封锁，不得已改成苏联援华飞机回了延安。那时他是声名显赫的抗日名将，三十年后，他再次到了外蒙古，却成了国人不齿的叛徒。多么可怕又可悲的历史轮回！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在党的九大之后，我曾经天真地认为国家就要走上坦途了。可是，谁能想到去年出了个陈伯达，今年又出了个林彪，我们中国怎么这样多灾多难?伟大领袖毛主席洞悉一切，明察秋毫，怎么就没有看透林彪，还把他选为接班人，而且写入党章呢…… 我忽然想到周总理看林彪等人尸体照片时的表情，明白了那不是对拍照的“欣赏和满意”，而是感到如此结局使他“宽慰和庆幸”，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庆幸。总理统揽全局，身系国家安危，林彪外逃坠机事件引起的国内外巨大震动，他肯定比别人感受更为深切。总理听了我的汇报，当机立断做出了“三叉戟256号飞机系自行坠毁”的判断，使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基本上同国外脱钩，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国内问题，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这是高度政治睿智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晶化。当然，这个结论后经多方面论证，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也是正确的，不过9月22日凌晨就做出这个判断，带有一定的风险。“自行坠毁”四个字，可称得上是字字千钧。 在北京，总理夜以继日，力挽狂澜，从接获来自北戴河关于林彪行将出逃的消息之时起，一直到改变国庆游行庆祝办法止，无不事事躬亲处置，包括为防止林彪机毁人亡消息扩散，亲自下令控制知情范围，及时“隔离”驻蒙古使馆回国休假干部和跟我同行的蒙古族翻译小贺，……这需要耗费多少心血啊，需要有多么巨大的精力和多少个不眠之夜呢!在总理一生经历的无数惊涛骇浪中，“林彪外逃”事件该算得一次不小的“地震”吧，但在他的主持处置下，国内什么动乱也没发生，人们生活、作息一切如常，这真可谓使滔天灾祸消弭于无声之中。再过两个星期，美国的基辛格就要二次来华了，在北京他会看到什么呢?爱生事寻非的美国记者，肯定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挖掘“特大新闻”。据后来了解，基辛格来华后，随行的一个美国记者走街串巷，询问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你们的副统帅好吗?”小学生回答说：“哏儿屁了。”(北京童谚语，意思是完蛋了。)美国记者的汉语有限，当然听不懂，忙问中方陪同人员。陪同人员忍住笑，回答说：“这是小孩话，意思是挺好。”当时，全国上下对外保密做得不错，美国记者最后只能这样写：“中国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北京市民照常上班下班……” 第二天，10月4日上午，我带着彻夜未眠的困倦，和需待重新思考的一些新的疑团，结束了十四天的“隔离”生活，离开了正义路1号的外交部招待所。 索要遗体遗物的交涉（1） 索要遗体遗物的交涉 从外交部招待所回家以后，我休了一个多月的假，初步学习了“批林整风”文件，11月中旬重返驻蒙古使馆。这次乘坐的是中蒙之间的小联运列车，两节车厢只我一个乘客。由于回国汇报任务完成，无事一身轻，途中与早已熟悉的列车员山南海北神侃一通，颇不寂寞。傍晚，到达边城二连，想找王站长聊聊，边防检查站的参谋说他去内蒙古军区汇报工作去了。列车进入蒙境，过了扎门乌德，天色已经黑透。我勉强克制睡意，坚持到赛音山达，想看看这里有什么动静，结果只见到车站以西山背后市区的灯光依然明晃晃的，其他什么也没有。列车一直在夜幕中奔驰，过了乔依尔才开始天亮。上午，途经巴彦苏军机场，白茫茫的雪原上，飞机仍在训飞，但起降频率似乎比9月中旬大为减少。苏军后勤基地静悄悄的，战备油罐群埋在雪里，站岗士兵已无踪影。 “看!快向左边看!”列车员急促地喊我。这时列车已绕过博格多汗山麓，正在驶出谷地。我马上从车窗望出去，只见在土拉河边平坦的冰雪地上，一大群灰棕色的马鹿足有近百只，或站或卧，悠闲自得地享受着冬日的阳光。它们身高体肥，其壮如牛，对轰隆隆驶过的列车毫不在意。这真正是一个奇观，我来蒙古多年只听说乌市附近森林里有上千只马鹿，但是从未见过。列车员讲：“这些马鹿是从博格多汗山松林里下来的，它们在河边玩到太阳偏西就回到山上，我们列车一年也碰不到几回，因为必须是冬天多雪、风和日丽的日子，它们才下山来。” 列车呼啸着抵达乌兰巴托中心车站。我回到了驻蒙古使馆。这时使馆里传达《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不久，人们心受震惊的余波还没有完全平息，加以在国外的纪律约束，“已经知道的不说，不该知道的不问”，没有人向我打听在国内干了些什么。不过，有时大家闲聊，开玩笑地假设：如果林彪活着到了乌兰巴托，找中国驻蒙古使馆的人谈话，逼着表态，而蒙方把使馆同国内的联系卡断，使你根本不了解是怎么一回事，那可真是一场灾难。但我认为更大的灾难也许是他跑到苏联去搬兵；苏联领导人把中国的内情透彻了解之后，就像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下令压在中国边界上的百万苏军大举入侵，护送林彪回到北京，当苏联的“儿皇帝”，这并非是不可能的。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情形是不少见的。据了解，周总理和军方领导人一起，在林彪叛逃之后确确实实做了防止苏联入侵的军事部署。总理当时下令在军事上做充分的准备，决不是无的放矢。 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后来说：“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不言而喻，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莫斯科，中苏之间的麻烦就大了，也许不仅仅是一场边境冲突了。 1971年10月16日晚，毛主席听取关于接待基辛格访华的方案，曾对在座的熊向晖谈起“九一三”，幽默地连连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念了唐朝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并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后来，我归国后给一份杂志写了一篇《林彪坠机现场目击记》，篇首引用了杜牧这首诗。有的读者给我来信，认为这首诗只有前两句可以同林彪叛逃结果相类比。但我觉得，全诗更能比较贴切地显现“九一三”事件的过程，以及当时国家面临的严重局势和险恶的国际环境。 在使馆，我向许大使和使馆党委介绍了回国汇报的情况之后，翻阅了回国期间使馆对外交涉的文件，对索要遗体的经过知道了一个梗概。 9月22日，也就是我向总理汇报的第二天，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紧急约见许大使，声称受政府委托，要求中国政府在9月25日前，就失事飞机侵入蒙古领土一事，做出书面正式解释。策口气比较强硬，根本不提在温都尔汗未完的谈判，而且重新使用了“侵入”的字眼。 9月23日凌晨，使馆收到国内指示电报(即总理在听了我的汇报以后签发的那份电报)，许大使于下午4时紧急约见策伦朝达勒(蒙古副外长不在乌市)，按指示电内容向蒙方做了表态。策伦朝达勒听了以后，也许是“自行坠毁”四个字打动了他，口吻明显比前一天变软。他表示：“注意地听了大使的谈话，并且清楚明白了，我将向外交部的领导和政府报告。”并说他个人有个问题，死难者可以说是安葬了，如何运回呢?最后，他还是希望中方对飞机如何进入蒙古领空等问题做出答复。 索要遗体遗物的交涉（2） 9月25日，许大使再次约见策伦朝达勒，催问蒙方对我国要求运回尸体、交还死者遗物的答复。策的态度又僵硬起来，称尚未得到政府指示，反问许大使，时间已经过了两天，为什么中方还未就失事飞机做出书面正式解释?蒙方对此感到遗憾。策还无理地要求说：“你们政府提出运回尸体或就地火化，是应死者家属的要求。死者亲属是有具体人的，因而机上人员究竟是谁也就清楚了。就此，希望你们将死者姓名、年龄、职务等，以及如有可能，将死者照片提供给我方。” 许大使针对策的态度指出：“中国老百姓的习惯，总是希望自己的亲属在死了以后，能够埋葬在自己的家乡；中国政府正是考虑死者亲属这种情绪，才做出这个决定。希望蒙方照顾中国人的习惯以及死难人员家属的要求，给以友好协助。”许大使并表示，对策提出的新要求，可以负责地报告中国政府。 策伦朝达勒对许大使答应报告北京表示感谢，但又说：“如果这个问题拖延了，会不会产生什么不合适的情况，我对此表示担忧。”并声称：“如果中国政府不答复我们今天所提要求的话，你们23日所提希望，恐怕不会得到答复。”他似乎感到这种威胁式口吻太露骨，又解释说：“蒙古政府必须研究了中国政府就此事所做的答复后，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对中国政府的要求给以答复。” 看来蒙方已经设下了“拦路虎”，不打算交还死者尸体和遗物了。处理国际空难事故，哪有要求对方提供死者职务和照片的呢?误入就是误入，哪有非逼对方写一个为什么误入的书面材料呢?他们明白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这些无理的苛刻条件。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无理要求呢? 后来得知，此时苏联和蒙古已揣测到这架失事飞机上有个大人物，但是这个大人物是谁还不能确定，苏联克格勃已准备派专家挖出死者尸体进行检验。蒙古当局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阻挠中国索回尸体。我感到，索要尸体我们似乎失去了时机，假若在9月15日第一次视察现场之后，从温都尔汗打电话通过使馆向国内报告，周总理得知死者尸体均较完整，也许会决定立即派专机去温都尔汗运回，当时蒙方对死者身份处于懵懂状态，不大可能阻难。而在9月23日以后提出索要尸体，苏联和蒙古当局对主要死者的身份已有所察觉了。由此我进一步体会到驻外机构装备现代化通讯手段的重要性，不仅使馆应该有固定电台(按：此次坠机事件之后，同蒙方达成双方使馆互设电台的协议，开始筹划设台事宜)，而且应当有游动的通讯设备，供离开使馆处理紧急事件时使用。 我方索要遗体没有成功。在我国庆节之前，蒙方做出了一些友好和改善关系的姿态，为许大使安排了四次拜会活动，蒙古和平友好委员会和蒙中友协，为我国庆举办了电影酒会，而这类活动已停办了好几年。此外，蒙中友协还恢复惯例，向中蒙友协专致贺电。 9月29日下午5时，蒙古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简短消息，次日这条消息在蒙古《真理报》第四版不太显著的位置刊出。消息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喷气式飞机一架，今年9月13日凌晨1时55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在深入我国领空飞行时，于2时25分在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东经111°15′，北纬47°42′，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找到烧得残缺不全的九人的尸体、枪支、文件和物品，证明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飞机。已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们去现场观看了失事飞机。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并要求做出正式解释。” 消息发布前，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曾于9月29日下午3时30分，约见许大使打了招呼，表示：关于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失事的问题，人民群众中间已产生了正确和不正确的各种传说。因此有关这架飞机的真实情况，需要简单地告诉人民群众知道，我们将公布这件事情的简况。策强调：“这不是我国政府的声明，是发个一般的报纸消息。”最后他又讲：“在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中国飞机越境进入我国领空，我们感到很遗憾。” 蒙方发布消息以后，其外交部刚提升为第一副部长的云登，在9月30日傍晚参加我使馆的国庆招待会时，主动问许大使是否读了报纸上刊登的关于那架飞机的消息。许大使表示：已经读过，有些内容双方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对蒙方单方面发布消息感到遗憾。云登听后未做什么反应，只说西方电台的报道经常造谣歪曲，我们从来没有相信过，发消息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知道这件事，澄清一下各种不正确的传说。在蒙方出席招待会的客人中，有位国防部的外事处长，此人对我国一贯比较友好，他私下里“咬着耳朵”问王中远：“林彪还活着吗?”小王根据国内指示的口径回答说：“一切如旧。”这段插曲说明，蒙方从国际上各方面的传闻和揣测中，似已在猜想失事飞机的死者里面有林彪。 蒙方不肯交还尸体，但也没有大做什么文章。中蒙之间关于索要尸体这段公案不了了之。在我国国庆节以后，双方谁也没有再提及失事飞机之事，交还遗物更没有提上议程。蒙方继续安排许大使的到任拜会，并从11月底开始同我方进行关于结束陷于停顿的中国援蒙工程的谈判。中蒙关系没有因坠机事件受到影响，继续朝缓和的方向发展。 外电传闻与专家分析（1） 外电传闻与专家分析 9月下旬以后，国际上的各种传闻和揣测沸沸扬扬，有增无减。奥地利电视台和报纸，9月30日至10月1日援引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消息报道：“9月13日凌晨，中国武装部队一架喷气飞机在蒙古上空坠毁，有九人死亡”；“日本政府部门据法新社消息称，这架飞机是被击落的，机内有被黜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企图逃往国外未遂丧命”；“据蒙古通讯社称，蒙古政府抗议中国飞机侵犯其领空，并就此事要求北京做出正式解释”。 英国《卫报》10月1日刊登记者莱斯卡萨9月30日从香港发出的消息，内称：不管所传在蒙古发生的飞机坠毁事件的意义如何，这里的分析家却认为，从9月中旬以后，中国领导人中发生了重大问题。人们普遍排除了早些时候关于毛患病或去世的推测，而赞成环绕副主席林彪和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地位问题的一些说法。林一些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从6月以后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不管是因为生病或是国内的政治原因，林的权威的削弱，都有必要使中国最高领导人重新排队。军事领导人最近几周引人注目地没有露面，这使许多分析家做出这样的推测，那就是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特别卷入了当前这场危机；另一方面，周恩来继续不断地在公开场合露面，并且看来已完全控制了局势，他可能比以前更为有力。 11月中旬，驻蒙古使馆从一位蒙古朋友处得知，有个汽车司机去贝尔赫矿区，从苏布拉嘎盆地旁边经过，看到失事飞机的中国人的坟已被挖开，有些坑已经空了。 12月14日，香港《快报》刊登来自北京外交界的消息，说一名苏联外交官向一经常同他打网球的巴基斯坦外交官讲，苏联当局已把九人尸体派人挖出，进行了详密的生物化验，证明其中一具尸体的特征与林彪一样，并且与林1956年留医莫斯科的病情记录对照，发现尸体上腭少了三颗牙齿，也与病历相符。 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已把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九颗子弹，呈蜂窝形。这家报纸的意思是想证明，飞机上发生了搏斗，有人向林彪开枪，导致飞机坠毁。 那么，这架“三叉戟256号”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飞机上是否发生过搏斗? 《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逐级向下传达的同时，1971年10月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由周总理亲自负责的中央关于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成立，并从1972年1月起，在党内陆续发布了三批“林彪集团的罪证材料”。同时，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中央专案组成立之初，就责成空军对林彪座机坠毁的原因做一详尽分析。 三叉戟256号坠毁原因的正式结论，是由空司一批专家完成的。最早介入此事的，是当时任空司军训部第二部长、抗美援朝时击落击伤敌机九架的空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若干年后接任空军司令)的王海同志。吴法宪在1971年9月24日被隔离审查以前，周总理曾找他和空司参谋长梁璞去辨认坠机现场的尸体照片，并让他们拿回一批照片到空司，找真正懂技术的人，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过细的研究。吴和梁让王海牵头，组织一个专家班子，完成此项任务。这个空军专家组，除为首的王海部长外，成员有当时的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荣、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涛及王季南、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及金华。 专家组成立以后，中央专案组1972年5月9日派公安部的汪顺森，到外交部借来现场拍摄的胶卷及步测示意图等，加以复制放大。专家组把放大成一面墙的坠机现场示意图挂起，按残骸分布位置，贴上有关照片，详尽地进行讨论。其间，他们还到西郊机场看了同型的三叉戟飞机，边看边研究。最后于1972年5月19日，写出了研究报告：《对林彪叛国外逃所乘三叉戟飞机坠毁原因的分析》，经中央专案组上报中央。之后，还由王涛代表空军专家组，在京西宾馆的西大厅，挂起了飞机坠毁现场的放大示意图，贴上了关键性残骸和尸体的扩印照片，向以朱德委员长为首的五十多位高级领导人，做了飞机坠毁原因及尸体情况的汇报。 外电传闻与专家分析（1） 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 “三叉戟256号”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依据是，第一，降落场地是经过选择的。现场全貌照片表明，着陆场正前方是山丘地带，着陆方向的左侧是山区，而着陆场是一片草地，降落条件比较好；着陆方向由北而南，而其逃窜的飞行方向是由东南向西北，说明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对着陆地点和着陆方向进行了选择。第二，飞行员做了野外降落的动作，从机翼残骸照片上清楚看出打开了前开缝翼(按：在机翼前缘呈长条形，可向前推开)，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三叉戟”飞机的前开缝翼，是靠机械螺杆传动的，只有人工操纵才能打开，摔打撞碰都不能造成这种情况。第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说明没有放起落架，这是野外有操纵地降落的一个特点。第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现场地面滑痕是飞机尾部接地时的痕迹(按：在视察飞机坠毁现场时，双方都认为那是飞机肚皮擦地的滑痕，滑痕右边的浅沟，是右翼撞地造成的；后来，我仔细检查了残骸照片发现，带有“中国”二字的右翼尖并无卷曲，而机尾右水平舵尖有明显卷曲)；机上先掉下的部件，是安装在尾部的中发动机底包皮和喷口等，也说明尾部先着地。地面仅有滑痕无深沟，说明飞机不是大角度撞地而是有操纵地着陆。 为什么降落没有成功?首先，降落的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造成着陆速度过大。减速板(按：在机翼表面后缘横排两块，飞机减速时，底下有支架将板面从后向前撑起)没打开，减小速度的反推力装置(按：在发动机内腔)也没有使用，造成飞机接地速度过大。打开减速板和使用反推力装置，在正常情况下降落，应是副驾驶员做的，而这架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员。其次，从照片和现场步测示意图上看，飞机残骸散布面积为750米×80米的狭长形状，飞机破坏严重。据此分析，飞机是以较大速度先尾部接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先后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再次，“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不利于野外降落。由于两翼安装在机身下部，机翼和机身腹部都有较大的油箱，因而在不放起落架着陆时，形成机腹和机翼同时接地，极易造成机翼折断，油箱破裂，引起燃烧。从残骸照片和示意图看，左翼尖(按：有“56”字样的残翼)和中发动机喷口摔在一起，距飞机着地处仅二百米，就是说整个左翼是在落地后一百八十米范围内就已折断。降落场地虽是草原，地面仍然是不平坦的，这也是造成飞机撞击，跳跃破碎的原因之一。 飞机为什么要野外降落?一是油料不够，难以继续飞行，不得已降落的可能性极大。从山海关起飞时，油箱存油十二点五吨。从山海关至坠毁地点，共飞行约一百一十八分钟，飞行高度从二千五百米到六千五百米，航程约一千零八十公里。根据飞行实践经验，在三千至四千米高度飞行，每小时耗油量为五吨左右。从“256号”的飞行高度和全航程估算，耗油量要九点五吨至十吨。因此，飞机到坠毁地点时，存油量只有二点五吨左右，而这时油箱有一部分油，因为油泵抽不上来，还不能使用。所以，这架飞机要在低空继续飞行，最多只能飞二十多分钟。这可能是急于野外着陆的主要原因。二是飞行员在空中没有掌握飞机的精确位置。由于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没有导航，又是夜间飞行，飞行员很难判明当时飞机的精确位置。该机坠毁地点，位于温都尔汗东北仅六十公里(空中直线距离)，而温都尔汗有一机场，如果驾驶员知道自己的位置，去该机场降落的油是够的。因此，不明自己的精确位置，可能也是促使其急于带油进行野外降落的原因之一。 这个研究报告做出的结论，我在若干年后才知道，感到十分欣慰。许大使和我们视察现场后，向国内报告的看法，以及我回国向周总理当面汇报中的分析，虽然是比较肤浅的，但并没有搞错。 至于飞机是否在空中就起火爆炸?是否被防空导弹击伤?空军专家做了否定的结论。他们认为： 该机空中起火爆炸的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首先，地面有飞机滑行的痕迹。其次，飞机残骸散布面呈狭长带状，比较集中；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散布面就会呈宽、长、散的状况。根据过去的经验，有的飞机空中起火爆炸，碎片散布面有十多公里。第三，若空中起火，飞机的燃料会很快在空中燃烧散掉，不致形成地面的大面积焚烧。 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从现场照片和残骸分布的情况看，该机开始接地是完整的进行了野外降落的动作，但野外降落不成功，在地面上破碎燃烧，因此，不可能是被击落的。机翼上那个大洞，是油箱从里面燃烧爆炸形成的。 外电传闻与专家分析（2） 空军专家组的分析和结论，我认为是十分中肯的、令人信服的。9月13日过后，来自蒙军和驻蒙古苏军的一些内部情况表明，他们在纵深没有发现这架中国飞机，因此不可能发射地空导弹，或者起飞战斗机拦截。9月12日是星期天，翌日凌晨似仍处于假日休息状态，苏军和蒙军的雷达站，对于那么大的“三叉戟”飞机飞进蒙古竟没有反应，表明他们的雷达或者没有开机，或者开了机也没有认真值班。更有甚者，414号界桩附近的蒙军阿沙盖图边防站，9月13日凌晨曾发现一架飞机飞入蒙境，但他们把这个消息压了9个小时17分钟才上报边防总队，而边防总队又因各种原因延误了8个小时40分钟；就是说飞机越境进入蒙古，他们的边防系统在17个小时57分钟(9月13日下午4时)以后，才上报到乌兰巴托公安部边防内务军事务局。驻蒙古苏军的防空系统看来也漏洞不小。10月底，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空军元帅曾到蒙古活动近一个月，检查和整顿苏、蒙军的防空系统。 我曾经想过，幸亏苏联和蒙古的情报不大灵，否则肯定要对这架飞机采取措施的。而且，坠毁的飞机上是否有林彪，他们也只能在事隔两个月以后“补课”。假若他们在9月13、14日派人去检查坠机现场时，就能发现是林彪，而把消息封锁起来，让蒙方既不讲飞机是否坠毁，也不讲人员死了还是活着，那就会对我国构成一个很大的压力，使我们“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不好对付。 机组人员有问题吗? 飞机坠毁前，机上有没有发生过搏斗?换句话说，是否有人向林彪开枪，在他身上留下了蜂窝状弹孔，从而导致飞机不得不在旷野迫降? 中央专案组和空军专家，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对尸体照片进行的法医鉴定，对飞机机组人员的政治历史、现实表现和上飞机的经过所进行的调查，没有发现可能导致搏斗的迹象。 这架专机的机组，原本由九人组成：机长、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主管机械师、机械师、特设师和空中女服务员。9月13日凌晨，林彪一行从北戴河仓皇逃至山海关机场，匆匆忙忙登上飞机。当时机上只有机长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机组其他人员从机场调度室旁的招待所里，紧忙跑到停机坪时，飞机已滑向跑道一端，随即增速滑跑，腾空而起。 飞机起飞以后，机舱里情况怎么样，无从了解，如果发生搏斗，有人开枪，既不可能是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也不可能是一无所知的专车司机杨振刚和正在操纵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而最有可能的是三个机械师(或者是其中一人)，一旦知道是叛国外逃，铤而走险，来个鱼死网破。但是，对三个机械师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的审查表明，他们完全没有可能开枪。 李平，空勤主管机械师，三十多岁，个子不高，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是首批将“三叉戟”客机改装为专机的人员之一，技术精湛。张延奎，空勤机械师，二十六岁，刚结婚不久，中等个头，平时寡言少语，是维护飞机的一把好手，配合李平出色地完成了多次专机任务。邰起良，空勤特设师，即负责机上雷达等特种设备，任机务中队副中队长，三十多岁，身体高挑，精明强干；256号飞机强行滑向跑道之前，是他首先发现机组人员没有到齐，主动拿起停机坪上电话，通知机场调度室主任喊机组其他人起床。在林彪一伙赶到机场登机时，邰还在机下等待，被持有手枪最后登机的林立果赶上了飞机，这时邰起良在扶梯上还频频回头观望。 以上三人，9月6日经团政委提名，师党委批准，成为林彪专机机组成员。9月11日，潘景寅只告诉他们有任务，留场待命。12日下午7时40分，林立果乘这架专机去山海关，他们是下午5时临时得到通知的。到山海关后，林立果告诉他们明天林彪要坐这架飞机，但并未说到哪里去。当时，潘景寅还向整个机组布置第二天早晨6时30分起床，7点吃饭，这时他们仍然不知飞机的去向。半夜12点左右，潘景寅突然叫醒他们三人去给飞机加油。正在他们准备加油时，林彪乘车仓皇逃到机场，三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上了飞机。据查证，他们过去没有佩带过枪支，这次执行任务也没有发给他们武器。 我看了上述的结论，一个多年的谜团随之而解。可怜三位机械师，糊里糊涂地做了冤死之鬼。后来，令人宽慰的是，1980年前后，对三位机械师的组织结论是：因公正常死亡。向他们的家属发放了有关的证明书和应有的抚恤金。 机长潘景寅是否可能发难，像有人怀疑的那样，在迫降时进行人为破坏，造成机毁人亡? 外电传闻与专家分析（3） 潘景寅是50年代由陆军选入空军学飞行的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在专机部队执行过许多重要专机任务。“文革”期间，武汉有名的“七二○”事件中，他任副团长，同团长一起用伊尔-18飞机，从武汉两派群众斗争的混乱局面中，将毛主席等人紧急转移到上海一带。由于他多次圆满完成宋庆龄副主席的专机任务，有时宋出行时就指名要他担任机长。1969年，我国从巴基斯坦首批引进的英制三叉戟飞机，就是由他代表中国的民用航空局进行谈判和接收的。此时他已是空军专机师副师长。后来，他又带领新组建的空地勤人员，在广州白云机场同巴基斯坦人员一起进行该批飞机的技术交接和改装与训练。不久，他的职务改为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在专机师的三叉戟机种里，无论从职务、资历，或者专业技术等方面，都是理所当然的权威。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据当时年仅三十二岁的第二副驾驶、飞行中队队长康廷梓分析，潘景寅对于林彪一伙要飞广州，可能事前空司副参谋长、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告诉过他，因此在研究航线和飞机加油方面有所准备。当然，知道要飞广州，不等于了解林彪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而对于林彪要出逃国外事前更是无法知晓的。但是，他在叫醒三名机械师之后，为什么不接着把机组其他人都叫起床?尽管他当时是有富裕时间的。估计是在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之前，林立果通过电话要他准备飞机，要求上飞机的机组人员越少越好。因为在林立果看来，要叛逃出国，机组人多碍事，这些人都是万里挑一、技术过硬、政治觉悟高，不会听他任意摆布。潘景寅在那种紧急状况下，来不及多想，只有机械地执行命令。飞机朝南偏西方向起飞后，很快折向西南，朝北京即京广航线飞去。但不久，飞机在空中缓慢画了一个弧形，朝蒙古方向飞。可以想像，这个迟疑不爽快的转变航向的过程，可能是潘景寅在受威逼的情况下做出的。 前面提到的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没有发现人为破坏导致机毁人亡的痕迹。潘景寅死后，长时间没有哪一级组织或领导为他做结论，不少人怀疑甚至公开声称他是林彪死党的一个成员。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九一三”事件时说： “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1981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发给其家属盖有总政大印的证明书。这种结论在空军通称为“随机正常死亡”。专机师政治处确定“按师职或十三级以上干部病故抚恤标准抚恤”，北京海淀区民政局据此发给潘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 排除了外电关于飞机上发生搏斗的谣传，那么机上人员是什么原因致死的?空军专家组的结论认为，都是由于摔撞和被烧而死的。从尸体上的伤痕看，多是皮肉挫伤，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这些伤是飞机着陆毁坏过程中造成的。从林彪、林立果、张延奎等面部流血方向看，是在尸体摔于地上仰卧状态下流出来的。从压在尸体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肤未烧着的部分看，这些人是从飞机上摔出来以后被烧的，这在叶群、邰起良的尸体照片上，反映最为明显。 对尸体现场位置的分布，专家组未做分析。我认为这似能说明他们生前在飞机上所处的部位。飞机尾部擦地着陆后失去平衡，右水平舵尖划地导致飞机左倾，左机翼先折断，接着飘浮的机身继续向左滚动，使右翼也折断到左边，之后两翼折断的机身可能肚皮朝天，呈圆筒状前冲起火爆炸，机上人员不排除是同步甩出机外。据此推测，1至3号尸体，生前是坐在机舱后部联装座椅上(死后他们距离最近一组座位架只有三十米)；4至7号尸体，生前像是位于前舱的高级房间里，三个机械师同林彪摔在一起，表明飞机迫降前他们似乎担负了“保护首长”的任务。说来也巧，九具尸体，林彪处于中央，死后仍然“以我为中心”。8、9号尸体，叶群死后靠近潘景寅，很可能她生前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挥飞机降落(这同她在北戴河96号楼指挥夜逃的情况是一致的)，而潘景寅烧灼最重，估计是由于他握住驾驶杆，在熊熊烈火中坚持到最后一刻。 外电传闻与专家分析（4） 林彪机毁人亡，确实如同人们所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除了本文前面所述，以及空军专家组的结论提到的以外，还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林彪使用的专机，原来是“子爵型”飞机，9月6日才确定以“三叉戟256号”取代，而“子爵型”飞机是一种飞行速度较慢(时速四百五十公里)的涡轮螺旋桨式飞机，必须进行野外迫降时，其危险性显然低于“三叉戟”喷气式飞机；他们夜半出逃伊尔库次克，既然机上没来得及带领航员，地面也没有导航，在进入蒙古境内后，潘景寅本应该按照他过去驾专机飞莫斯科时，沿铁路线这一明显的目标飞行，一旦飞不到伊尔库次克也可中途在乌兰巴托降落(按：中苏之间的民航飞机就是沿这条航线飞行的)。然而，由于飞机是在对立国家上空飞行，林彪一伙清楚了解蒙古境内的防空部署，沿铁路线有好几处苏军机场和防空导弹阵地，不得不在铁路以东寻找航线，这就使得飞机燃料将尽时，无法确知自己在什么位置，而不得不贸然迫降。 如何解释这种偶然性呢?有人说这是“天意”，有人说这是“报应”，还有人说这是毛主席“洪福齐天”……难道真是上帝或是马克思的在天之灵的安排吗?应当寻找唯物主义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条原理：“事物的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这就是说，贯穿于所有种种偶然因素之中有一条主线，即是事物的必然性。林彪阴谋搞武装政变、暗害毛主席，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毛主席于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这就迫使他们除了出逃别无选择。而在谋划出逃时，偏偏他自己的女儿林立衡认为叶群和林立果可能“劫持”林彪远走高飞，向8341部队做了报告，他们在8341部队派车追赶下，狼奔豕突，一切事前拨打的如意算盘，都吓得丢到九霄云外，于是，一系列的偶然性随之而生。他们在众多偶然因素的胡同里冲撞挣扎，沿着必然性的主线滑到了绝路——机毁人亡。 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来华访问，周总理陪同他到上海参观。在上海，周总理抽出时间接见了上海及华东的党政军负责人，讲话中谈到“九一三”事件的经过。周总理阐述了林彪之死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道理。总理说，就他们所作所为来讲，一家三口摔死是必不可免的，是天造地合。 林彪的旧居（1） 第十三章 人去室空的毛家湾和七○四工程 草原荒滩上秋风瑟瑟，九具白茬棺木缓缓下葬，两具无辜者的棺木隔放在林彪和叶群中间。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副统帅”，和他诡计多端翻云覆雨的老婆，竟隐姓埋名地头顶插着阿拉伯数字编号的木牌…… 林彪的旧居 1972年秋天，我回国开会，正值“九一三”事件一周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参观了人去室空的毛家湾——林彪、叶群生前的公馆。 毛家湾，据说是清朝一个王爷的宅第，位于北京西城区厂桥以南，原是西皇城根的两条东西走向不太惹眼的小胡同，南边一条称前毛家湾，北边一条称后毛家湾。两条小胡同中间，夹着几个大的院落。全国解放后，高岗曾在这里住过，占用面积一千四百平方米。其大院一边是平安里医院，一边有不少民房。1953年，林彪全家迁京，高岗将这套平房让给了他。1958年，党的八届五中全会，林彪被增选为党的副主席以后，特别是他1959年就任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之后，位显权大，开始在他的住宅大兴土木，不仅拓宽了西皇城根大街，而且把前后毛家湾融成一体，围上了一道灰色的五米多高的砖墙。 在这横跨两条胡同的大围墙内，其东侧的平安里医院和西侧的居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都被迁走，林彪毛家湾公馆的总面积达到一万一千三百多平方米，俨然封建时代一座王府的规模。东侧院中被迁走医院留下的两座南北向的二层楼房，南楼是工作人员的家属宿舍，北楼是曾经显赫一时的“林办”（“林副主席办公室”，叶群为主任），其中包括警卫中队的办公室。围墙内的西侧院，原是“林办”秘书的办公室，后改作它用。它的北面有一个小院，是林彪一家的厨房和储藏库，还有几间供工作人员临时居住的平房。围墙的南侧是一个横长条院，盖有平房，北侧临街也有一排平房，都住的是警卫中队的战士。上述院落，从四面八方拱卫着处于中心的林彪、叶群的住宅。在这套住宅的地下，修筑有通往人民大会堂和国防部大楼能通行汽车的通道工程。 毛家湾不仅大院套小院，而且门特别多。前毛家湾就有五个门：1号门，是工作人员的宿舍门；3号门，是警卫中队驻地的门。林彪、叶群外出从此门通过；5号门，因改成林彪的车库，被堵死；7号门，是原来“林办”秘书办公室；9号门是锅炉房。后毛家湾还有两个门：一个是通向林、叶住宅后院的大门，林立果常从这个门出入；一个是“林办”秘书办公室的小门。 我随参观队伍进了1号门，然后由东侧院向西拐，通过一个月亮门来到林彪住宅前。这是一个屡经改建的高大轩昂的平房体系，房高五米以上，外墙磨砖到顶，门窗较大，一律漆成深橙黄色，有点古色古香。两层窗户，由一回廊隔开，从外面看不到室内的活动。 进门以后，是一条宽敞的T字形走廊，猩红色的地毯一直铺到室内多个房间的门口。首先看到的是走廊左右，各有一个林彪使用的会客室。右手（靠东）一个相当大，用于对外接待；左手（靠西）一个小一些，是听读文件和接见亲信使用。两个会客室布置都很简单，紫红色的布制沙发套都有些褪色，沙发前的茶几也显得有些旧。大会客室的墙上除了一幅满墙大的中国地图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连毛主席像也没有，只在屋角摆了一个很显眼的大地球仪，几乎有一个人那么高。据说这是总参某部特意为最高领导层制作的。小会客室北墙上挂着全国和世界地图，地图下靠墙放着一个长长的条几。讲解员说，秘书经常坐在条几前的沙发上，向对面沙发上坐着的林彪讲文件，一般每天一次，有时上下午各一次，每次一二十分钟，最多不超过半小时。“林办”每天收到的文件和电报，何止几十万字，要压缩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去讲，而且不能漏掉林彪想知道的任何一件大事，秘书的辛苦和看文件的本领可想而知。每次林彪都闭着眼听，听完或者听烦，一摆手，秘书就得赶快悄悄地退出。 林彪的两个会客室，虽然没有悬挂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也没有什么特别布置，但门边墙上、条几上、沙发前茶几上，几乎到处都有温度计。据说林彪生活起居需要21℃恒温，随时看温度计进行检查。小会客室内，林彪常坐的沙发前茶几上，还放着一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供他研究给自己治病的中草药。 小会客室西墙有个门，通向林彪的卧室。卧室迎门处有一面屏风，上头贴了许多字条，写的是吃什么东西哪里出汗。例如“吃鱿鱼膀胱出汗”、“吃松花蛋脚背出汗”等等，还有一条是“吃青豆脚板发凉”。这些字条真是令人迷惑不解。屏风后面是一个大床，棕垫上铺着特制的褥子，里头装着促进睡眠的电器设备。床上叠着几条毛巾被，床头放着手电筒，是林彪夜里看表用的，床头柜上摆着精制的莲花台灯。床侧稍远靠墙处，有一个长条几，上面放着电动唱机和一大叠唱片。还有一个“八音盒”，古色古香，是抄了一个老教授的家得来的。看来卧室的布置，也同会客室一样比较简单。 林彪的旧居（2） 讲解员介绍说，林彪的生活起居并不复杂，就是有些怪癖，主要是怕出汗，以至怕风、怕水甚至怕光，连解大便也不敢离床。解大便时要兴师动众，他坐在马桶式便盆上，颈部以下围上毛巾被，四角还得好几个工作人员压按严实。由于怕出汗，吃东西特别注意，吃了什么哪里出汗，让内勤工作人员写下来，贴在屏风上，转告管理员和厨师，设法调剂饭菜。接着，讲解员带大家看林彪的卫生间，面积相当大，而有门无窗，也无澡盆，只有马桶、脸盆、梳妆台和衣架等。据说林彪很少洗脸，更不洗澡，只由工作人员定时擦身。 听了这些介绍后，大家都感到这位“副统帅”真是一个怪人。传说有人向毛主席反映过林彪怕出汗，毛主席说：“不出汗，不就憋死了！”后来了解到，怕出汗也是事出有因的。一种说法是，平型关战役结束后，林彪及其警卫和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部分人员，从山西五台县经太原以南遄返延安。1938年3月2日拂晓，途经吕梁山区，抵近山西西部隰县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防区。此时日军已占领太原，不时派小部队南下侦察攻击。因为林彪一行穿着缴获日本人的军大衣，骑着大洋马，在拂晓中，阎老西部队的哨兵误认为日本人前来偷袭，就直接瞄准射击，子弹击中了林彪，贯入前胸，穿过右肺叶，从背部射出，伤势很重。后来去苏联治疗，发现子弹擦伤了脊柱，损伤了中枢神经，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一遇湿冷天气，就失眠，出虚汗，伴随低烧，而且病情会随年龄增长而加剧，以致怕风、怕光、怕水，身体虚弱不堪。另一种说法是，苏联医生当时诊治不当，使他患了毛孔扩张症。上年纪以后动不动就出汗，出汗稍多就心烦意乱，感冒■起。 卧室的另一头，靠南窗户放着一个大方桌，除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外，没有他物。卧室的西墙，高高悬着林彪题写的八个大字：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东墙下摆着一个长条几，墙上贴着林彪和叶群相互题赠的条幅，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叶群生日时，林彪“书赠爱妻叶群”的诗句，把田汉先生的名剧《关汉卿》中的两句诗，改动了一个字：“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旁边有叶群题答的条幅：“教诲恩情永不忘，他年定随到黄泉。”我看了不禁心中一惊，世界上竟有这样应验准确的“誓言”！不由得眼前出现了苏布拉嘎盆地那插着编号木牌的坟墓……我伫立呆想，后面的参观者推了我一把，不满地说：“怎么不走了？”他们哪里会知道我在想什么呢？ 卧室的西南角，有一个小门通往汽车库。车库也要保持21℃恒温。林彪外出前，工作人员要先检查温度，冬天达不到要求时，锅炉工人就得赶快通过专用管道给车库升温。林彪有个“转车”（即乘车兜风）的习惯，如果他一天出去两次，就得把锅炉工人给忙坏了。当然夏天超过21°C时，就得设法降温。 车库的北面，有一条室内小过道，经此可进入林彪的阳光室。这是一个面积不大、四壁高耸的天井式房间，屋顶镶着六块巨大的石英玻璃。讲解员说，每块约合人民币六千元，是从国外进口的，阳光的紫外线，可以不衰减地透过这种玻璃。林彪每天上午要在这个屋子中间的躺椅上晒十多分钟。“那么，这会不会出汗呢？”有人问讲解员。讲解员摇摇头，不好意思地笑一笑，因为她无法回答。 叶群和“老虎”的秘屋 从林彪两个会客室中间的室内走廊尽头向东走，有叶群使用的三个房间。一间是会客室，一间是卧室，另一间是学习室。 叶群的会客室靠南侧，室内布置得同林彪的简朴的会客室大相径庭，一进门就会令人强烈感觉到：富丽堂皇，穷奢极欲。两套高级织锦缎沙发东西相对摆放，一套嫩黄，一套嫩绿，十分诱人。红色硬木茶几上面覆盖着茶色玻璃板。玻璃板下压着一些彩色照片，其中有一张从南京“选妃”而来的漂亮姑娘的照片。会客室的北头，一个做工精致讲究的紫红色木柜上，放着一台29英寸的大彩电。这在当时不仅国内少有，就是在西方国家也是相当高贵的。会客室的南头窗户下，是书写题词的所在，一张一米多高的紫红色大方桌，上面摆着一方大端砚，粗矮的竹节造型的笔筒里，插着各种型号的毛笔，旁边放着玉石精雕的笔架和镇纸，有一个较大的不方不圆的笔洗，已经干涸。大方桌两边，各一个特制的低矮沙发椅，供题词者就座。讲解员说，陈伯达经常来此提笔献词，让大家看方桌一侧上方墙上陈伯达的题词：“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参观者纷纷议论，感到这种吹捧实在让人肉麻。 叶群的卧室靠走廊北侧，与会客室斜对，又是另外一番天地。门的右上方安装着一个红色信号灯，就像医院里X光室门上的灯一样，据说红灯亮了谁也不能进去。跨进卧室门是一个穿堂屋，靠墙两边各有一排带百宝格的硬木柜，摆放着许多文物和中外珍稀玩具。然后，走进一堵隔断门，迎门一面大屏风把卧室隔成里外两间。屏风上有林彪题赠的座右铭：“做事莫越权，说话莫■嗦。”还有陈伯达题的“克己”二字。 林彪的旧居（3） 屏风前面是一张按摩床，床上放着叶群按摩时用的带胡椒眼的黑色尼龙三角裤衩。据介绍，邱会作曾专门为叶群挑选来两个身强力壮的男按摩员。屏风后面是一张洋式豪华大床，床上用品光彩夺目，床边有一特制支架托着的圆桌，坐在床上可以拉到面前，据说是林立果为叶群特别设计的，让她坐在被窝里就餐。这个小圆桌上装着一个电动刷牙器，不用动手就能刷牙。叶群曾对许多熟人宣传，她的儿子怎样能干多么孝顺。围绕睡床的三面墙壁的挂镜线上，鳞次栉比地挂满了历代仕女画条幅，叶群美称为“仕女入云”，供她躺在床上欣赏。这些画都是从故宫博物院“借”来的，几个月要换一批。这种挂法不伦不类，让人哭笑不得。 为了节省时间，叶群的学习室(与卧室并排)没有看。参观队伍沿着T形走廊顶端的过道回头向西走。路过林立衡使用的两间房子，这不对参观者开放，但恰巧工作人员正敞着门整理内部，我瞥见墙上挂的两个条幅，一幅是林彪题的：“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另一幅是叶群题的：“热爱爸爸，服从妈妈”。从这两幅题词，可以猜想到林立衡的情绪、特性和他们的家庭关系。 继续往前走，来到叶群专用的室内游泳池，池子大约长二十五米，宽不到十米，墙角有两间更衣室，水池周围摆放若干洋式躺椅。池水和室温都要保持30℃上下。设计和修建这个游泳池的理由是为林彪搞的，可是谁都知道林彪怕水，建成后他一次也没用过。 室内游泳池的旁边，有一间文物陈列室，里面陈列的都是从各处巧取豪夺或抄家得来的珍品。有挂着或卷放着的许多古代著名字画，还有治印章用的各色各类石头，其中有一种纯正的鸡血石和田黄石，据说可以与黄金等价。 讲解员说，住宅里还有衣物存放室、乒乓球室、藏书室等房间，来不及一一细看了。她领着大家原路返回往东去，从叶群卧室东墙外的走廊折向北，参观林立果使用的一组房子。一间是卧室，除了一张大床及被褥外，只有一套牛皮沙发和茶几，旁边一个长条桌上放着几部电话，大都装有保密机。其中一部带录音机的电话，据说林彪出逃以后，还有一个死党给林立果打来电话储存在录音机里，从而被查了出来。卧室的里间是冲洗照片的暗室。另一间是工作室，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形形色色美女的照片。一头几个书架上放满了各色各样的书刊，其中有不少中外黄色小说。另一头沿墙的工作台上，放着形形色色搞秘密勾当的电器玩艺。有一个体积不大的电视机，据说是电视监视器的屏幕。摄像装置安装在后门外，有一天林立果正在鼓捣他的秘密设备，突然看到一个人向门前走来，他马上抓起手枪冲了出去，一看是叶群在散步，搞得比较尴尬。林立果还搞了一套小型窃听器，曾把麦克风装在叶群的床底下，录到了叶群和黄永胜的秘密谈话，以及他们俩的不光彩勾当，从而控制住了这位“黄大金刚”。 林立果这两间房子，东西放得十分凌乱，喝水的玻璃杯摆得到处都是。据介绍，一年前这只“老虎”（林立果乳名）同死党密谈后，慌慌忙忙去了北戴河，从那以后两间房子的东西一直保持原样。 离林立果屋子不远，有一个大房间(电影放映室)集中陈列着他搞阴谋活动和武装政变使用的工具。在通讯器材和枪支类中间，我看到了如同坠机现场摆放的微型冲锋枪。据说是某兵工厂专门制造的，曾经装备了空四军的“教导队”（“小舰队”的秘密武装组织）。各式各样的望远镜中，有一个装有小型照相机的望远镜，引起我很大兴趣，这东西在国外工作中大有用处，可是我听也没听说过国内有这种装备。我问解说员，她说这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用外汇从国外进口的。 参观完毕，大家通过另一条室内走廊，从去“林办”秘书办公楼院的小门出去。住宅里的室内走廊把许多房间串连起来，走过时不觉得气闷压抑，如何通风，如何采光，在没有安装中央空调的这座平房体系中，设计师和建筑师不知煞费多少心血，国家不知花了多少钱。讲解员最后告诉大家，这座住宅门很多，林家一家四口，各走各的门，各吃各的饭，各干各的事，儿女和父母之间很少往来。 这次参观，使我不能不与蒙古温都尔汗附近的坠机现场联系起来思索。在离开毛家湾的一路上，我反复默想着林彪卧室里那个条幅，一个说“生少同衾死同穴”，另一个说“它年定随到黄泉”。历史判官是多么铁面无情啊!他们往日的誓言，不，也许是彼此取悦说说而已的戏言，却变成应验无误的谶语了。草原荒滩上秋风瑟瑟，九具白茬棺木缓缓下葬，两具无辜者的棺木隔放在林彪和叶群中间。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副统帅”，和他诡计多端翻云覆雨的老婆，竟隐姓埋名地头顶插着阿拉伯数字编号的木牌……这当然没有他们当年在家中互赠题词时，想像得那么浪漫。 林彪的旧居（4） 看完这人去室空的毛家湾，我真正地意识到，在那个合葬大坑里，下葬的何止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的尸体，应该说实实在在是埋葬了一段历史，一段可恶、可憎、可悲、可叹的历史。而这段历史随着时光流逝，已经渐渐远去了。我不禁舒了一口气，想起了杜甫的著名诗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工毕人亡的七〇四工程 1973年6月，我从驻蒙古使馆结束任期回国。若干年后曾去杭州疗养，在一个熟人的指引下，参观了林彪在杭州的行宫及其地下建筑——统称七○四工程。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湖畔景色美不胜收，历代名胜古迹随处可见。这里的确是居住和疗养的胜地，令人流连忘返。我记得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满之际，写了一首《春题湖上》的七律，最后两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在杭州为林彪建一所行宫，使之来往东南沿海时可以驻足休养，这在六七十年代，各地为最高领导人大建宾馆的风气下，不足为奇。 西湖的西侧丁家山下，清朝一名刘姓富商，在湖边建有一所别墅名刘庄。全国解放后，改为高级宾馆。其中紧挨湖岸的一号楼，几经改建装修，成为毛主席来杭州的驻跸之所。山上林木葱茏，曲径通幽，建有“毛泽东读书处”。山下浩淼湖波，荡人心怀，水上鱼鹰点点，偶有扁舟穿行其间。湖边建有回廊，可作雨中散步和欣赏湖景之用。毛泽东到南方巡视，一般都要在刘庄住上一段时间，他曾戏称杭州为其第二故乡。 七○四工程建在距离刘庄西南约三公里，杭州南高峰北坡的五老峰下。周围松林浓密，环境荫蔽，与刘庄那种一望难收的空阔恰成对比。行宫为井字形建筑，坐北朝南，主楼两层，层高五米以上，其后为凹字形平房，亦甚轩昂，为警卫及服务人员住所。整个建筑一万二千平方米，相当于北京六十户人家的五层楼房三座，给人的感觉是豪华、气派。 这所行宫更有特色的，是它的地下工程。地点在主楼以北一个厚二十至三十米的山包底下，其规模之大令人咋舌。地下通道全长约九百米，包括其中心一个方形和一个梯形的通道间。大小房间总共有四十七个，分做中央议事厅、作战指挥室、大小工作室、通讯室、水供房、发电配电间、仓库，以及各种人员的休息间，总面积四千多平方米。中央厅为5米×7米的无柱结构，相当开阔。在通道的南部，专设电梯间，有电梯直通主楼二层，电梯口在林彪的卧室和书房之间。地下电梯间旁，有一间专为林彪所设的小会议室。整个地下建筑通风良好，不感潮湿。 地下工程有四个出口，都装有两至三道防原子、防生物、防化学的三防铁门。其最外一道铁门厚约二十厘米、重五百公斤。 主楼上，林彪的卧室、书房和会客室在东头，硕大的窗户上，都装有防弹玻璃。 地面建筑，除主楼外，还建有总共一万多平方米的三座楼房。二号楼为豪华的室内游泳池，在主楼的西南；三号楼在主楼背后，名为将军楼。据说是黄、吴、李、邱等人来杭的下榻处；四号楼在主楼的东侧，供当地军队领导人来此使用。各处楼房加上庭院、道路、草坪，共占地三百零七亩。 整个建筑是1970年4月开工的，为对外保密，称为七○四工程。1971年6月基本建成，共耗资三千一百万元，用去木材八千立方米、钢材三千吨、黄铜一百八十吨，以及大量的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 工程的主持人，是林彪集团的干将、原空五军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励耘。 我参观完这所地上地下工程之后，颇感惊异，为什么要为林彪在杭州修建这样一所附有地下作战指挥系统的行宫? 有人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林彪当时是军队的副统帅，一旦战争爆发，他可以在杭州指挥作战。也有人说，这与林彪搞军事政变阴谋有关，是为了与中央分庭抗礼实行南北分治的需要。 这所行宫，地面建筑可以说为了居住和休养，但那固若金汤、设施周全的地下指挥系统，只能是为了打仗用的。问题是对谁打仗? 60年代末，我国面临的国际局势是，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结束不久，两国仍然剑拔弩张；同美国的关系也仍然没有得到缓和。毛主席在党的九大前就提出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九大的政治报告也写上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内容。据说作战的方针是，北面为主要方向，要全力顶住苏联的全面进攻；南面如果美国进来，就把东南沿海一带放开，在纵深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林彪把这归纳为四个字：北顶南放。他曾具体指出，保卫华北、东北是基本的，在南方除固守长江流域的大城市，其他城市，包括杭州、福州、广州都可以放弃，让敌人去占，不怕打烂坛坛罐罐。 杭州濒临东海，属于“放开”的范围，在这里修筑巩固的、永久性的地下指挥系统，难道要把副统帅放在最前线来指挥?就是说，根据当时的作战方针，这样的地下工程，放在皖南或湘北的某个城市，也许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在杭州这样构筑，而且昼夜施工，把整个山包削平，建成地下指挥系统后，又重新覆盖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量，一年零两个月就基本完成，不能不使人产生怀疑：是否是借战备之名行阴谋之实，与其在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及以后搞军事政变有关?林立果的小舰队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多处提到要实行“割据”、“南北朝”，似可为此提供佐证。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到杭州进行秘密勾当，曾向陈励云催问七○四工程进展情况，特别是地面楼房的安全设施、地下备战坑道和指挥所等细节。陈告诉他正在昼夜不停地施工，三个月后可以完成。 对林彪来讲，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使用七○四工程，甚至连看一眼都没有来得及。 历史实在太无情了。 一代名将，谁人评说（1） 第十四章一代名将 千古罪人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对于叛党叛国的林彪，正如林彪自己曾经说过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甚至不少了解林彪历史的有名人物，在口诛笔伐中，也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玉石俱焚”。于是，一度造成跨径十年左右的声势，无人敢于公开肯定林彪历史上的地位。 为什么《事军大百科全书》竟然这样大胆，敢于全面肯定“文革”前的林彪？ 一代名将，谁人评说 林彪沦为叛党叛国的罪人，那么他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地位如何评价?是否仍然称得上著名的军事家、一代名将?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对于叛党叛国的林彪，正如林彪自己曾经说过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甚至不少了解林彪历史的有名人物，在口诛笔伐中，也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玉石俱焚”。于是，一度造成跨径十年左右的声势，无人敢于公开肯定林彪历史上的地位。四野战史没有人愿意参加编写了，大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也难以下笔。在拍《大决战》的影片时，虽然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对编导演职人员强调过“历史问题应当实事求是”，但在塑造林彪这个形象时，还是与历史纪录片反差很大。 前些年，我偶然翻阅新出版的《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看到有关林彪的条目，感到大吃一惊，为什么《军事大百科全书》竟然这样大胆，敢于全面肯定“文革”前的林彪!我紧忙查阅家中1979年版的《辞海》，有关林彪的词条，在叙述他的历史时，强调“在土地革命初期，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抗日战争时期，又追随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对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解放战争时期，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一再抗拒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等等。 《辞海》有关词目，基本上否定了林彪，而《军事大百科全书》的条目，又基本上否定了《辞海》的叙述。这样鲜明的否定的否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久前，我看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林彪》一书，其中讲到黄克诚对林彪的历史评价，方觉释然。 林彪的生平，《军事大百科全书》是这样写的： 林彪（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军事家。原名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蓉、育荣。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曾在武昌共进中学读书，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在“五卅”反帝运动影响下，参加学生运动，曾出席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在校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毕业后，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后改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次年4月，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任连长。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连长。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安）汕（头）地区受挫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营二连连长。同年4月，随军转到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二十八团营长、团长，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1929年1月，随朱德、毛泽东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四军一纵队纵队长（亦称司令员）。1930年6月任红一军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先后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率部参加突破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等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指挥红一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同年7月，红一军团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改称第一军，任军长。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11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后，仍任红一军团军团长，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后兼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大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继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前线，首战平型关，重创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第一个大胜利。1938年3月在山西行军途中被晋绥哨兵开枪误伤，返回延安治疗。同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2月回国抵达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同年10月—1943年7月曾赴重庆，与周恩来一起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问题同蒋介石谈判。1945年4月，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一代名将，谁人评说（2）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东北1947年夏、秋、冬攻势和辽沈决战等重要战役，解放东北全境。1948年底，率部入关，任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平津战役。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任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等战役，解放中南广大地区。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一系列战术原则。他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以及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1951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曾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9月，兼任国防部部长，旋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继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他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1971年9月8日，他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军事大百科全书》对林彪的历史能够这样落笔，是与黄克诚的一席话分不开的。甚而言之，黄的讲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85年春天，总政百科全书(按：《军事大百科全书》成书之前，分由解放军各大单位按条目性质分类编写)编辑室的周之同、姚夫、李维民三人，将“林彪”条目的释文送呈黄克诚审查，黄对他们讲了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黄克诚讲： “你们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他在《史记》里写了一大群历史人物。你们现在要用历史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用过去党内斗争中开斗争会的那种过火的语言，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不能只看一面，要看两面，要全面地观察，做出全面的评价，写出历史的真面目。不要受‘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传统说法的束缚，要打破这个束缚。 “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这是罪有应得的。但是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他后来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样，两个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才符合历史事实。 “在这条释文中，你们写了林彪在历史上担任了什么职务，这是必要的。但是在担任这些职务时，他指挥了很多战斗。据我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央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他们手下有几个著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伍中豪同志牺牲得早，1930年就牺牲了。黄公略也在1931年牺牲了。红四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一军团后，红四军就是林彪指挥，他是红四军军长。开始时一军团三个军，红三军军长是黄公略，红十二军军长是伍中豪，后来是罗炳辉。在这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他死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符合历史事实。” 一代名将，谁人评说（3） 黄克诚在讲了写历史人物时的指导思想，和对林彪总的评价之后，具体地分做三个时期，讲明林彪的功绩： “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先当连长、营长、纵队司令，以后当红四军军长。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指挥了不少战斗，在我们军队中，他可说是一员战将。要承认这个事实。一军团在我国革命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打过很多仗，在一军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部队也很多。当然主要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后来林彪是军团长。在写这一段时，我想可以写他指挥过红四军、红一军团，在一至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他指挥了渡江、腊子口等战斗。在广西金州战役中，他在前线指挥一军团和三军团一部分作战。那时我是四师政治委员，我带部队到金州地区时，他指挥我们。我亲自找了他，他告诉我部队怎么摆法。土城战斗是他指挥的，不过那次战斗没有打好，没有消灭敌人。总之，他是有战绩的。 “在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对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树立八路军在人民中的声威有重大作用。这个战斗是林彪和其他同志一起指挥的，他是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同志是副师长，罗荣桓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不过主要指挥的还是他。毛主席、朱总司令当时都不在前线。后来有人说，平型关战斗打错了。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然，平型关战斗一方面是胜利，另一方面也有教训要吸取，就是同日本人作战，当时按照毛主席的方针，是不能硬拼的，盲目地拼会把我们的老部队拼掉，当时我们没有多大的本钱。但是这个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有很大的影响和意义，这是不能否定的。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冬我们进军东北的部队是十万多人，经过三年，到1948年的12月，部队进关时是一百多万人。带十万人进去，带一百多万人回来，建立了东北那么大的解放区。当然，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整个东北局和东北部队指战员和东北人民的功劳。但是，林彪是主要负责人，不能抹杀这一点。不然外国人会说我们写历史不顾历史事实。在‘林彪’这条释文中，对他的成绩需要写具体一些，概括地写几句话。譬如，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等同志，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了整个东北，后来进关指挥了平津战役，解放了华北，以后又进军中南，直到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他才回来休息。总之，对他历史上的成绩也要概括地点出来。” 最后，黄克诚强调对林彪历史上的错误，应当做具体分析。他说： “关于林彪在过去历史上的错误，我不知道你们写其他人的时候，像这类问题是不是都写上。譬如，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好事；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面反映，就这一点来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有些同志不敢提意见，生怕自己吃亏，这不好，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有错误，这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由于林彪提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那篇文章也写不出来。在党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按照组织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事情，不是批判这种事情。特别现在应当提倡这种作风。在‘文化大革命中’，谁说一句就记账，弄得谁也不敢讲话，怕说错了挨斗。据我了解，像这类事情林彪不止这一回，他向毛主席提意见还有提得更厉害的。我考虑，如果其他人的条目释文中像这类问题都写，‘林彪’这条目也可以写；如果在其他人的条目中这类问题不写，对林彪也不要那么苛刻。在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没有做过错事，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毛主席也犯过错误嘛。像这类历史上的问题，如果其他人的条目中不写，‘林彪’这一条目也可不写。如果要写，也要在肯定他历史上的功绩之后，再提到他在历史上也提过的错误意见。至于他后期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性质，那不是错误，而是严重的罪行。他坐飞机外逃，机毁人亡，身败名裂，自己给自己做了结论，这要严肃批判，当然也是按照历史事实表述出来。总的来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面。” 黄克诚是党和军队的著名领导人之一，“文革”结束后复出，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被打成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对待。“文革”中又受到林彪集团的残酷迫害。但他对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光明磊落，不计个人恩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不仅使得对林彪的历史评价得以端正，而且对党史军史的研究编写也有重要的意义。 千古罪人，盖棺论定（1） 千古罪人，盖棺论定 “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外逃投敌，叛党叛国，成为千古罪人，在历史上这是盖棺论定的。《军事大百科全书》的条目，限于篇幅，没有罗列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以后所干的种种坏事，只侧重强调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事实上，林彪从一代名将到千古罪人的蜕变，在50年代特别是1959年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就已经开始了。 周总理1972年8月，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时说，对林彪要做具体分析，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不能说他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后的思想是一样的，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1980年11月，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座谈会上讲：“由相信社会主义蜕化为法西斯主义，历史上是有的嘛”，“我看林彪一伙，也应该说开始是相信社会主义的，后来变成了封建法西斯分子”。 林彪为什么会蜕变?是怎样蜕变的?这是很多人思考的问题。依我所掌握的材料，对党内高层领导的斗争了解甚少，而且限于我现有的水平，很难把这个问题说透彻。我觉得中央党校于南教授所写《林彪集团兴亡初探》（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十年后的评说》一书）基本上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于教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1980年参加了中央专案组对两案（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罪行的审查，以及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性审判。 于南教授在这篇长文中，首先强调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剖析林彪及其集团的兴亡。民主革命时期的林彪，虽然有一些错误，总的看功绩是第一位的。既不是像“文革”初期一些人吹捧的那样“一贯高举”、“一贯紧跟”、“最忠诚、最坚定”，也不能像“九一三”后一些批判文章说的那样，什么林彪一开始参加革命就是投机，抱有篡党夺权的个人野心和反革命目的，在各个革命时期都犯有滔天罪行，似乎一生下来就是个坏蛋。要探讨林彪及其集团的兴亡，首先要了解林彪个人野心滋长的过程，要从林彪在建国后的发展变化说起。 于南教授分做几个时期对林彪进行剖析，我扼要转述如下。 建国初期，林彪一直休养，没做什么工作。1953年，他参与了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暴露出他有政治野心。那年10月，他在杭州养病期间，高岗特地到杭州与他串连，“商量”中央政府人选名单。当时党中央在做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高岗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阴谋计划改组国务院为部长会议，提出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高岗任党中央副主席，达到排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目的。为此，高岗还分别找陈云、邓小平谈过名单之事，拉拢陈云同他一起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邓认为这很不正常，都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件事。而林彪既未向毛泽东报告，也未向其他领导人透露。他的老婆叶群还几次代他去高岗住处谈“政治”问题。11月末，林彪交给高岗妻子一封信，要她亲自转交高岗，不要丢了，也不要和其他人讲。高岗反党事件揭发后，叶群极力编造说，那封信是林彪批评高岗搞地下活动是危险的；当年在杭州看所谓的“中央人选名单”时，林彪曾批评高岗说这是非法的活动。其实，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林彪与高岗的某些活动有所察觉，并派陈云去做林彪的工作。但林彪隐瞒了许多和高岗勾结的重要情节，中央未予深究，使他滑了过去。 1959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个人野心开始膨胀。此前，在1958年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959年9月，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担任了这样重要职务，掌握这么大的权力，他自认为这回可有了实现政治野心的方便条件，个人野心就开始膨胀起来。他采取了骗取信任、网罗队伍、排斥异己这三个步骤，来达到篡夺最高权力的目的。于南写道： 骗取信任，主要是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在中国，在我党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毛泽东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情况下，林彪要想爬上去，进行篡党夺权，他就必须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最坚决拥护、最忠于毛泽东的人。他从各方面观察、揣摩、探听毛的心理、好恶、动向，赞成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讨厌什么，不喜欢什么人，这样来决定自己的言行。1960年后，林彪陆续提出了“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突出政治”、“抓活思想”、“四好连队”等一整套“左”的东西，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为“大跃进”错误进行辩护的发言，使得毛对他的信任进一步增强。……在全党全军也留下了林彪是“高举红旗”、“好学生”的印象。林彪的影响和威望有了明显提高。 千古罪人，盖棺论定（2） 林彪的第二个基本策略，就是拉山头，搞宗派，网罗队伍，拉一帮人形成一个团伙，为他吹喇叭，抬轿子，充当打手。……“文革”初期，整海军主要领导干部时，叶群曾对李作鹏讲那人是反对“双一”的。李不解地问何谓“双一”，叶群说就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后来事实证明，林彪集团的骨干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他在红一军团和第四野战军的老部下。这不是偶然的。 林彪的第三个基本策略，就是使用各种手段，玩弄权术，诬陷忠良，排除异己，把他篡党夺权的障碍一个个清除掉。这首先是从军队开刀的。1959年，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就整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罗荣桓对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曾进行过抵制，遭到林彪的忌恨。罗去世后，“文革”一开始，林彪就指使人写大字报，揪斗罗的夫人林月琴。还用捏造罪名、栽赃陷害、突然袭击等卑劣手段，迫害了许多军队干部，甚至株连普通群众。当时第一个直接妨碍他篡夺最高权力的，就是掌握军队实权、身兼六个重要职务的罗瑞卿(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办主任)。罗对林彪的许多“左”的东西，进行过抵制和斗争，使林彪十分恼火，于是就采取种种卑鄙、阴谋手段，捏造罪名，加以诬陷和残酷迫害。罗得到平反复出工作之后，自己说过：“就因为我不听林彪那一套，我这个位置成了他篡党夺权的绊脚石。他压了我几次没压过去，就下了狠心，要整掉我。” 林彪整倒一个罗瑞卿，就打开一个缺口，便于他上下左右搞株连，继续扫除他篡权的障碍，并且进一步网罗队伍，为下一步与江青集团勾结起来打倒一大片做准备。 由于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1966年8月，在制定“文革”十六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一人之下众常委之上的党的惟一的副主席。其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在“大罢一批，大升一批，组织上要有全面调整”的借口下，肆无忌惮地整倒党政军的许多高级领导人。 1967年夏天，林彪利用军队文艺团体两派的斗争，把总政治部搞瘫痪；1968年春天，又利用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撤了代总长杨成武及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安排他的一些得力干将和亲信，据有军队的各个要津部门。之后，林彪决定改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还有叶群、邱会作、李作鹏，以办事组取代了军委，让当时在位的几位老帅完全靠边站。从而，以军队为基础的“林彪集团”正式形成。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一中全会选出的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林彪集团的成员占了十二名，林彪成了写入党章的毛泽东的接班人、军队的副统帅。障碍扫除，大权到手，名正言顺，羽毛丰满，林彪及其集团发展到了顶点。 野心无止境，权极必变。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一伙会前密谋串联，编选“称天才”的语录。在会上林彪带头讲话，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发言，集中攻击有人(实指康生、张春桥等)在讨论修改宪法的会议上，反对写“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此来打击江青集团，逼迫毛泽东同意设国家主席。结果，林彪想用会上起哄的方式，通过和平过渡当国家主席的企图宣告破产。 8月27日晚，林彪在庐山私下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这话预示着林彪要用武的办法解决问题。事实证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不过半年，1971年2月，林立果的“小舰队”就开始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 天理不容，武装政变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林彪及其集团全部走向覆灭。 于南教授的精辟分析，我读后的确顿觉豁然。我所能补充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具体人来说，“存在决定意识”是一条铁定的规律，而意识又反过来影响他的存在。存在在变化，人的意识也就不断变化，如果他的意识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已经变化了的存在，在位高权极之后，没有什么人可以监督他的时候，腐化和蜕变就是不可逆转的了。轻则错误迭出，重则罪行累累。而在林彪的蜕变过程中，他的老婆叶群起了促变的作用，到最后阶段，她已不仅是助纣为虐，而是喧宾夺主了。 “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简述“九一三”事件的过程后称：“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卖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这就“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 千古罪人，盖棺论定（3） 毛泽东一生受过的打击，包括在苏区挨整和抗美援朝丧子之痛，没有哪一次比得上林彪叛逃的打击更为沉重。1971年9月下旬曾经休克过一次。10月8日，他在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赛拉西时，打趣地说两周前他“死”过一次。此后，他的身体迅疾垮下来。12月，他又突然昏厥过去，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没了呼吸，经过紧急抢救才逐渐苏醒。从此，他即重病缠身。 1972年，毛泽东引用唐朝诗人白居易《放言五首并序》中的第三首，对林彪其人做了评价，也抒发了自己悒郁的心情：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占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九一三”事件对周恩来的打击也是够沉重的，不过，他内心的痛楚，是通过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流露出来的。据他的侄女周秉德在回忆录《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透露，1971年9月22日，人大会堂东大厅只剩下他和纪登奎两人的时候，突然，他竟撕肝裂肺地放声痛哭，这是一种长久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暴发的哭声。纪登奎惊呆了，不是亲眼所见，简直无法置信，紧忙上前安慰，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回过身来，脸上老泪纵横，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纪登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真正明白周恩来的痛哭失声：为着树立和维护林彪的副统帅地位，冲击打倒了党政军那么多老干部，死的死，关的关，多少群众也因之划线受批判，……如今，这个被称为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并作为毛主席当然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林彪，竟然带着老婆、儿子叛国投敌。周恩来作为一个国家总理，怎能不为“文革”以来党的一次次错误决策而痛心！怎能再次以打倒刘少奇大树枝树林彪为主要成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又怎么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 这次打击，使得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72年5月，被确诊患了膀胱癌。 树欲静而风不止（1） 第十五章历史的追索 九一三事件,是一部写不完的书 一本书污染了半个地球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历尽劫波。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她逐步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坦途。当年惊心动魄、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日渐远去，有些被人们淡忘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1982年，我奉派到纽约，在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任职。1983年，一位华侨朋友向我推荐一本在美国出版的新书，是英文写的，书名为《TheConspiracyandDeathofLinBiao》，作者Yaomingle。这是一本侈谈“九一三”事件的书。1983年6月，由台湾时事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译成中文印刷发售，书名直译为《林彪的阴谋与死亡》。8月，香港远东评论出版社也翻译出版，将书名更改为《林彪之死——流产政变幕后秘辛》。作者的名字，台湾版译为姚明理，香港版则译为姚明乐，并指出按中文谐音似“要鸣了”的意思。从该书台湾中译本的用词、用语、句法、语法来推敲，都是很流畅的中国话。书中涉及的一些有名有姓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国内也鲜为人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活动场所和一些军事机密单位的地点，除作者有意掩盖（例如说玉塔山实有所指，因某种原因而更改名称）的以外，都是惊人的准确。我怀疑这本书是先用中文写成，然后译成英文出版的，而在其背后可能有一伙专门搜集中国大陆情况的人群或者一个专门机构。 该书的“绪论”，是由美国颇有名气的“内幕记者”史丹利·卡诺写的。这位记者曾替一家美国报纸在台湾担任特派员十多年，擅长把报道和谣言拼凑到一起，然后与官方消息来源相印证。1971年11月27日，他在《华盛顿邮报》头版，以《林彪据信已死》的大字标题，第一个在美国披露了“九一三”事件的消息。卡诺在“绪论”中，虽然没有直接肯定《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所编造的谎言，但他故意闪烁其辞地说：“这本书的故事确实和最近几年有关林彪事件的谣言和报道相当吻合。” 起初，我对这本书并未在意，认为美国和港台的出版商，惯于搞一些耸人听闻的东西，来诬蔑中国共产党。然而，由于这本书是用英文和中文两种文字出版，在海外无论华人或者老外都可以阅读，其影响由北美到欧洲逐渐扩大。 林彪外逃机毁人亡，一直到8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对其出逃细节和其座机坠毁原因，没有对外公布过材料，海外的中国人，特别是一二十万留学生，在寻求林彪死因时，自然把注意力转向这本书。结果，使得这本书制造的谎言不胫而走，几乎污染了半个地球。 这本书的梗概如下： 首先作者冒称是“看到中共中央有关林彪死亡文件的高干之一”。不仅如此，他还“看了参与林彪阴谋的人所做的证词”，看得越多他越怀疑：为什么林彪毫未抵抗就接受失败？为什么连动都没动就放弃了武装政变计划？为了向读者灌输并加深这种疑问，作者捏造了一个名叫赵研极的人。1971年9月到1973年，这个人担任“中央办公厅特别调查小组”组长，任务是制造林彪事件的掩饰性文件。此人病死前曾留下一份回忆录，被本书作者“发现”，作为全书第一章发表，并在其他章节中时而引用。 这个赵研极自称“在军中的地位很高”，但“已有很久没有参与重要军务”；他“从来没有率兵打过仗”，1955年毛泽东授予他军衔时说：“你在战场外有卓越的贡献。”1971年9月14日，汪东兴把他从大连八七疗养院接到北京，派给他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并报告某些与党中央所做有关林彪的中共中央声明相抵触的资料”。他在调查中发现，“以林彪的性格和经历，竟会像只缩头乌龟般躲在北戴河，任由他的爱人和儿子与毛泽东做生死斗争，这似乎是不相称也不可能的事”。由此他怀疑“除非有另一个林彪”，他于是就偷偷地去“发掘”这另一个林彪。 该书作者利用“赵研极的回忆录”，把事情搞得扑朔迷离，之后就根据他“所看到的‘中共中央一类档案’”，来编造林彪另有更大阴谋、最后死于毛泽东之暗害的神话。 树欲静而风不止（2） 连环套，是历来武侠小说和惊险小说惯用的表现手法，该书作者也求助于这种方法，“创作”了阴谋中的阴谋这种离奇故事。书中写道： 林立果当上空司作战部副部长之后，就刻意发展“上海小组”等秘密组织。有一天，他对周宇驰说，要准备暗杀并推翻毛泽东，要周起草武装政变计划，并强调这是他爸爸的意思。事隔不久，林彪叫吴法宪去，向吴交了底：“现在主席是决心要我在他之前死，他也要你们全部陪我到八宝山去”，因此必须“使用特别手段”，“迅速行动，控制情势”，“毛泽东的旗子不必摘下，但他的权力要除掉”。之后，吴法宪获知林彪已经同黄永胜做过类似的谈话，很快也要同李作鹏、邱会作谈。 林彪自己构想的“特别手段”，是与林立果的阴谋并行的另一套“宫廷政变计划”，叶群和黄、吴、李、邱“一致赞许计划精妙”。计划的核心是制造中苏冲突，同时借机杀掉毛泽东。实施办法一个是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另一个是事先同苏联秘密接触，请苏联合作制造战争；战争爆发，就请毛泽东躲到“玉塔山的工事”自保，然后用毒气弹把毛杀死，尸体烧成灰烬；达到目的以后，就同苏联“从战争转为休战，敌对转为结盟”。计划既定，林彪一伙就让总情报部的苏军情报处物色了一个两面间谍吴宗汉，让吴向苏联转达他们的意图。但是苏方不相信，认为纯属开玩笑。 林立果起初并不知道他爸爸自己构想了另外一套计划。他殚精竭虑地组织了“小舰队”和“大舰队”，以实现武装政变的“571工程”。林立果“怕自己的名字没有足够的分量”，就向他的党羽说政变“是我爸爸直接下的命令”。就在林立果紧锣密鼓地在上海附近，指挥他的“小舰队”准备打毛泽东乘坐的火车时，9月7日林彪把他紧急召去北戴河，表示不同意“用导弹炸火车这样鲁莽的办法”，要他“赶快告诉上海的人立即停止”，并且向他讲解了“玉塔山行动方案”。 9月11日，林彪在北戴河召集有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等人参加的秘密会议，说明他的“玉塔山行动方案”：估计毛泽东将在9月底前结束旅行返回北京，初定于9月25日爆发中苏武装冲突，五天内战线的长度和参战的人数，将高五至十倍，紧急情况下，劝毛躲进“玉塔山”的指挥中心，林彪等人则在邻近的“0号工事”里指挥作战，此时调几个心腹野战师包围“玉塔山”的8341部队，然后让“小舰队”的攻击小组，从地下通道进入“玉塔山工事”里，把毛泽东和其他领袖杀死。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中央军委的声明，指出一个叛乱集团以毛泽东和林彪为攻击目标，现在已有效地击溃了这些反革命分子，宣布全国实施军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推派林彪为最高领袖。 林彪和林立果的暗杀计划，被周恩来从几条途径获悉，周马上通报给毛泽东和汪东兴，建议即刻结束南方巡视之行，而且在抵达北京之前，要做出如何对付林彪行动的确切的决定。在毛泽东抵达天津的时候，周恩来通知毛，林彪意外地从北戴河回到了北京。 接下去，该书作者编造了一个“精彩”的场面，构成了全书的高潮： 9月12日下午，林彪在获知毛泽东已出乎意料地提前回到北京之后，就同叶群带了礼物“去拜访他以示尊敬”。汪东兴告诉他们主席已经入睡，主席定于今晚在“玉塔山”设宴，请林夫妇吃晚饭，主席已计划要在那里住到国庆节。林彪虽然觉得可能有危险，但认为可借机观察毛泽东的举动，以便决定是否提前实施“玉塔山行动方案”。林彪赴宴前，到“0号工事”会见“四大金刚”和“小舰队”的核心成员，商量是否马上发动对苏突击。到会的人都主张不能再迟疑。就在拟定了作战命令等待他最后签署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认为不应该多疑而乱了方寸，决定“再等一阵子，等一切都准备好再行动，在本月的17或18日行动”。 9月12日晚8时10分，林彪、叶群带了海鲜和人参等礼物，抵达毛泽东在“玉塔山”的别墅。席间，毛泽东专门打开一瓶明朝的老陈酒招待林彪夫妇。毛先谈到南方巡视的经过，以及旅途的愉快，后又谈到关于长寿的研究，并和林彪相互夹菜，气氛亲切而热烈。宴席也有江青、周恩来、康生、汪东兴参加。晚宴结束，这几个人提前告辞，主席又挽留林彪、叶群谈了20分钟。10时54分，林、叶正式告辞，毛泽东和汪东兴目送他们上车。 树欲静而风不止（3） 晚11时整，毛的别墅内外都听得见接连两次巨大的爆炸声。原来是，林彪的座车以时速15公里驶过别墅外曲折的小路，在拐弯处离路障七至八米处滑停下来。这时，埋伏在附近的8341部队的爆破小组，看到发射火箭的信号发出来了，随即扣动扳机，瞬间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枚40厘米火箭弹不偏不倚打到汽车后部，接着第二枚火箭弹射向汽车的中部，汽车有好几部分在火焰里飞向空中。前座的两个人被炸得粉碎，后座的妇女，腰以上被炸成一堆破布与骨头，坐在她身边的男人炸得只剩下半边脸，但身体尚有部分完好无损。 后来，那个赵研极检视档案中的照片，从死者右眼、眉毛，以及那半开眼睛布满皱纹的四周，辨认出确实是林彪无误。该书作者煞有介事地写道： 这些照片与中央办公厅公布给高干看的照片大不相同，后者是驻蒙古的中国大使馆在飞机失事现场拍摄的。不用说，林彪躺在飞机残骸里的照片，和叶群、林立果的照片一样，都是经过改造的。 那么对于坠毁在蒙古境内的中国喷气飞机怎样解释呢？该书作者继续编造： ……林立果（当时已到西郊机场）突然之间变得不知所措，……周宇驰叫潘景寅率领机员登机，并打电话给机场说，空军司令吴法宪下令这架三叉戟准备起飞，然后叫刘沛丰陪林立果上飞机，……机上有七名机员，其中一名通讯员是中年妇女，其他都是男性：两名驾驶员、一名领航员、一名总机械工程师，以及两名机械员。……周宇驰在地面看到陆军开进机场，正接近停机坪，就用无线电通知林立果立即起飞。林立果问周自己怎么办，周说他可以乘直升机逃走，将在约定的地点会合。 周恩来找黄永胜谈话，说林彪已供认了他的秘密活动，将听候命令，接受审查。黄永胜感到已无回避余地，林彪屈服了，他只能跟着做。周令黄给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打电话，说他已认罪。这几个人看到已别无选择，也都俯首认罪。周要吴法宪到空军指挥所去，向各军区空军和指挥中心发布命令，禁止全国各机场起降任何飞机，并问他是否可以迫使逃走的那架喷气式飞机下来。吴指示北京空军司令李际泰，派四架歼7飞机，从杨村机场起飞，去内蒙古追那架三叉戟喷气机。当那架飞机朝中蒙边境飞去时，周问吴怎么办，吴主张将它击落，周同意，吴就让李际泰下令靠近边界地区的三个导弹营发射地空导弹。那架飞机进入蒙古领空后，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据空军的攻击效果分析报告认为，第一批导弹已将这架飞机击中使其受伤，但驾驶技术高明的潘景寅，立即降低高度躲避雷达追踪。 三叉戟256号飞机坠毁后，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大使馆派人到失事地点展开调查。大使馆用电报传回北京外交部呈周总理的秘密报告上，标有“81029号绝密文件”字样，里面说坠机的乘客年龄在二十至五十岁之间。大使馆努力安排把尸体运回中国，但后来接到一项命令——事实上是毛泽东直接下达的——要尸体就地埋在坠机地点附近。 苏联和蒙古均派技术人员对已埋葬的尸体进行检验，至少有一些苏联的验尸人员不相信林彪是那次坠机而死的乘客之一。 文章到此完而未完，作者在该书最后一章，引用“赵研极的回忆录”，说1973年汪东兴透露了干掉林彪的安排，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就已确定了实施计划，而且“毛泽东坚持在林彪所选择的政变地点，来打他和林彪的最后一仗”。 从这本书的以上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它的险恶用心所在。它钻了我国保密制度严格，关于林彪外逃细节及其座机坠毁详情一直没有发表官方详细材料的空子，大肆造谣生事，混淆视听，并且一版再版，扩大发行范围。它的污染范围之大，影响之深，使当代许多演义性小说望尘莫及。无论是北美、欧洲、东南亚国家的华人，还是从这些国家回国的留学生，或者常驻国外和临时出国的公务人员，都传闻林彪并非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而是在北京被毛泽东搞掉的。这些国家的老外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更容易相信这本书的内容。原蒙古外交部专员、曾参加中蒙双方视察林彪坠机现场的古尔斯德，一直坚信坠毁的飞机上没有林彪。当我向自己接触到的海外归来的年轻人讲明事实真相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以《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的论点，同我争辩。 我深感有必要也有责任，向公众说明导致林彪机毁人亡的事实真相，以澄清视听。于是，在我任职期满回国以后，1986年冬天，在一个出版社的朋友劝说下，以笔名“伊白”写了一篇文章《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发表于《万象》杂志1987年1月号上。这份杂志虽然很快被抢购一空，一些小报争相摘登，好些读者给我写信，但它的影响毕竟有限。 撰文揭示历史真相（1） 撰文揭示历史真相 《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一文发表后，引起了中央党校党史专家于南教授的注意。他于1987年4月22日给我来信，说1979年4月至1981年2月，他参加过“两案”的审理工作，看到驻蒙古使馆报回的关于林彪坠机事件的文电和照片。说他这些年一直在研究林彪问题，在一些地方讲过“九一三”事件；由于当年看驻蒙古使馆文电和照片时不准抄录，仅凭脑子记忆有限，因而我的这篇文章为他解决了很多问题，在最近给党校培训班和研究生班讲课中，运用了这篇文章的材料。他在信中指出了我文章中记忆不准的几个情节。 我此前并不认识于南教授，他是在参加审理“两案”时，看到我1971年9月24日，写给周总理关于林彪座机残翼那个大洞的分析报告，从而知道了我的真实姓名，后来又从我50年代一位老邻居那里，打听到我的下落。在这以后，我同于南教授建立了联系，并在1987年6月和1988年5月，应他之邀到中央党校给党史师资培训班和研究生班讲过两次课。 于南教授在同我的交往中，给我看了《党史信息》上刊登的胡耀邦总书记1986年11月16日的一段讲话，并交换对《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的看法，共同感到不能听任国外恶意造谣这样广泛流传，我国官方应该发表文章，揭示林彪外逃坠机的真相，澄清国内外视听。 胡耀邦的这段话，大意是：“中央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做出了决议（按：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但只能是原则地说说，有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要说年轻的中央委员不知道，就是有些年老的政治局委员也不大清楚。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不在我们中央委员中讲清楚，将来老同志不在世的时候，就说不清楚了。因此，中央委员对1949年以来的主要历史事件应该知道。”接着，胡耀邦列举了10个题目，要求有关部门研究编写： 1.张闻天、王稼祥“二十八个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2.“三反”、“五反”是怎么回事； 3.抗美援朝是怎么一回事； 4.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在哪里； 5.庐山会议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起来的，为什么把彭德怀同志给“揪”出来了； 6.“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起来的； 7.林彪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8.江青、张春桥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叛徒； 9.“四人帮”是怎样被抓起来的； 10.华国锋同志不正确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把他换下去。 胡总书记讲话以后，社会上兴起一股写“文革”、写“九一三”事件的热潮。我给许文益大使打电话，建议外交部组织编写有关材料。许大使给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主任裴坚章写了一封信，建议由他找同去林彪座机坠毁现场视察的沈庆沂、王中远和我，组成编写组，研究写出视察坠机现场和外交交涉的经过这段历史真相。1987年5月，编写组成立，调阅了外交部的有关文电，并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了档案，访问了李耀文、韩念龙、符浩等同志。经过半年的研究和写作，最后完成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许大使的《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任务——“九一三”事件的对外交涉》，另一篇是我们三人合写的《视察林彪叛逃飞机坠毁现场纪实》。另外，外交史编辑室还请符浩写了一篇《“九一三”事件补白》。这三篇文章刊登在内部发行的《外交史资料》1987年第6期上。后来，1988年1月15日，公开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总第一期)予以刊登。1990年5月，又收入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一书中。 许大使的文章，除在《世界知识》等国内报刊上刊登外，1988年5月，还译成英文，在向海外发行的《北京周报》第21、22期上发表，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注意。在巴黎出版的《欧洲时报》及其他海外中文报纸全文或摘要登载。有的外国报纸发表短评或质疑，他们不明白中国官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披露林彪出逃飞机坠毁的真相。 撰文揭示历史真相（2） 1988年1月31日和2月1日，新加坡的《联合晚报》，连载了我在1987年1月发表于《万象》杂志上的《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他们换了个标题：《荒原上的疑云》，而作者用了我的真名，不是发表该文时的“伊白”。 1988年春天，我应《解放军报》两位副总编的要求，写成《罪与罚——林彪坠机现场视察纪实》一文，从4月25日至5月30日，连载于该报第三版上，在军内引起热烈反应。由于这份报纸是在军内发行，因而社会上看到的人不多。 以上“亲历者”所写的这些文章，有力地驳斥了《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编造的谎言。 澳洲记者寻根究底 西方世界的新闻媒体，对新中国一直存在着固执的偏见，加以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某些报刊兴风作浪，他们散布大量怀疑论调，不相信我国作者揭露的历史真相。 林彪究竟是怎么死的，死在北京还是蒙古的草原上？对于最后澄清这个历史真相做出贡献的，是澳大利亚一位年轻记者彼德·汉纳姆。 在北京出版的《作家文摘》第80期(1994年7月8日)摘登了李安定写的《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详细报道了彼德·汉纳姆的整个采访活动。该文称从1993年5月开始，彼德·汉纳姆用了半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地奔走于蒙古、俄罗斯、美国及台湾、香港，往返数万公里，写出了第一手调查材料，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上。此事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的报刊对他的文章予以转载和评述。西方的媒体认为，彼德·汉纳姆所进行的采访，“其意义在于，中国官方关于林彪之死的解释，第一次由一个西方记者通过客观的独立的调查给予证实”。 汉纳姆起初是自己出钱，进行这次采访旅行的。首先他来到改变了社会制度走向自由化的蒙古，自己雇车到达林彪座机坠毁现场。原来保护现场的铁丝网已被拆除，附近居民哄抢了飞机残骸，一些较大的部件，由贝尔赫矿区派人运走，卖给了中国商人。汉纳姆在现场只拣到十二块飞机残片。现场附近的居民向他讲述了所见飞机坠地燃烧及尸体情况，许多人不知道林彪是谁，更无法证实林彪在这架飞机上。 汉纳姆回到乌兰巴托，找到一个过去在蒙古外交部担任英语翻译的人。此人讲，中国飞机坠毁不久，公安部找他去翻译一张英文纸片，他看了有点惶惑，原来是避孕药的说明书。公安部的人笑了，说这个说明书是放在失事女尸的手袋里。汉纳姆据此分析，叶群时年五十一岁，已过了使用避孕药的年龄，由此判断这个女尸不是叶群，那么林彪是不是在飞机上就很难说了。 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汉纳姆找到了当年参与苏联专家检验遇难者尸体工作的蒙古病理专家莫尤（按：此人是中国大使及其随员视察坠机现场时，蒙方随行的卫生组法医）。这个人向他描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 1971年9月13日，中国喷气飞机坠毁的当天，苏联人就赶到现场。这批苏联人是由军人和航空专家组成的调查组，他们负责了解飞机坠毁的原因，但他们对九具尸体不屑一顾，而对这架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更感兴趣，把三台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制造的斯佩式发动机中尚完好的一台拆运回苏联。 苏联当局根据其驻华使馆的情报，认为应该对这架飞机上乘坐的究竟是什么人弄弄清楚，于是在飞机坠毁五周之后（按：后来俄罗斯报纸又称为9月下旬），派克格勃的调查组来到坠机现场。他们把墓地的棺材全部挖了出来，逐个检验因天寒地冻而未完全腐烂的尸体，在蒙古专家的帮助下，首先肯定了尸体的所有伤痕都是因飞机坠毁造成的，排除了乘客是在坠机前死亡的可能性。 克格勃调查组虽然带来了“九一三”以后中国再没有公开露面的领导人资料，但烧焦的尸体已面目全非，比照资料难以判定。于是，他们割下了那个女人和那个岁数最大的男人的头颅，放在大锅里架起柴火煮，目的是将毛发、皮肉剥离干净。这种残酷的做法，外行人看来实在是异常恐怖。最后，苏联人把两个煮干净的头颅装箱带回苏联。 汉纳姆听了蒙古专家的讲述以后，认为揭开谜底必须到莫斯科去。但是，到那里找谁呢？他在乌兰巴托苦苦追索中，得到一张当时苏联调查组人员和蒙古官员聚餐的照片，有人向他指出其中一位是来自莫斯科第三医院的托米林——调查组的主要病理学家。 汉纳姆用自己的稿费买了机票，想到莫斯科来个顺藤摸瓜，弄清真相。但在一个国际大都市中，凭一张照片、一个名字来寻找一个人，实如大海捞针。当他得知莫斯科第三医院已经撤销的时候，真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但他没有死心，拿着照片几乎找遍了莫斯科的大小病理实验室，终于有人认出了托米林，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 撰文揭示历史真相（3） 托米林友好地接待了汉纳姆，但他拒绝回答有关问题，强调他同克格勃有协议，不得泄露调查结果，尽管克格勃不存在了，仍然要经过克格勃的后继机构的批准，他才能把秘密公开。 汉纳姆费了很大周折，弄清了取代克格勃的新机构，递去了采访申请。当时正值盛夏，俄国官员许多都到郊外度假去了，汉纳姆一趟趟跑，也找不到要找的人。签证眼看到期，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幸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知道了他的采访计划，愿意给予部分资助。于是，他利用等待莫斯科官方批准的时间，到美国去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调查。 在美国，汉纳姆访问了外交界、情报界、新闻界许多人士，收获甚微。一个华人餐馆的老板介绍并安排他同在纽约的张宁见了面。张宁原是一个歌舞团演员、老红军的后代，“文革”期间经过“选美”来到毛家湾，成为林立果的“未婚妻”。“九一三”之前，她随林家到了北戴河96号楼。张宁向汉纳姆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讲了叶群、林立果和林彪出逃的情况，她肯定林彪乘上“三叉戟256号”飞机飞走。 汉纳姆重返莫斯科，惊喜地获悉托米林得到批准向他讲明当年的事实真相。 1993年10月，托米林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汉纳姆，在座的还有当年飞机坠毁事件调查组的负责人、原克格勃的将军扎格沃兹丁。他们的对话如下： “林彪和他的夫人叶群在这架飞机上，他们是因为这架飞机坠毁而丧生。”扎格沃兹丁断然地说。 “你们如何证实这个结论呢？”汉纳姆问。 托米林拿出一包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和资料，其中有一张从正面和左右侧面三个角度拍摄的头骨照片。托米林指着照片说：“这正是林彪的头骨。”并解释说林彪的头部在战争中受过伤，其位置正好与头骨的伤痕相吻合，而且苏联保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有关林彪牙科记录也与头骨的实际情况丝毫不差。 扎格沃兹丁补充说：“我们另一个鉴定方法，是用头骨对照了林彪生前的照片。克格勃的资料里有一张俯拍的免冠照片，清楚显示了林彪头部的伤痕。我们还把头骨照片和林彪过去的一些照片叠放，看到两者的轮廓完全重合。” 托米林还说，人们的耳廓如同指纹，一个人一个样，没有重复的，因而是鉴定身份的重要依据。当年从现场割下了那具女尸的一只耳朵，与叶群的有关资料对照，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为了使鉴定头骨和耳廓的结论万无一失，克格勃的这个调查组，根据林彪病历中患过肺结核的记载，重返蒙古检验尸体。托米林记得那天正好是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北风怒号，天寒地冻，他们挖出了林彪尸体，在其右肺确实发现钙化的硬块，与病历中的X光片一致。 调查组的工作，使苏联最高领导非常满意，他们得到了嘉奖和晋升。扎格沃兹丁擢升为将军，托米林则获得领导国防部所有病理实验室的特权。 扎格沃兹丁对汉纳姆说：“二十二年来，全世界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事件的结果——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当时的克格勃主席）、托米林和我。今天，我们把这个调查结果透露给你。” 汉纳姆当然心满意足，他半年来艰苦的奔波采访，终于找到了一个历史悬案的谜底。最后他问了一下这架飞机上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汉纳姆的采访报道，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披露之后，许多国家的报刊予以登载。其影响相当广泛，使得《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所散布“林彪是在北京被毛泽东搞掉的，没有在那架坠毁的飞机上”的谣言及其造谣者，消弭得无声无息。 汉纳姆的采访报道问世不久，新华社《参考消息》1994年5月21日，登载了俄罗斯军队的《红星报》报道的《林彪事件鉴定始末》。据称他们于1994年5月派记者采访了托米林。托米林的真实身份是退役少将军医，当年已是著名的犯罪侦察学家、经验丰富的法医和高级专家，刚被任命为国防部法医学实验所所长。与他同去蒙古进行调查的，有克格勃的侦察员扎格沃兹丁及其助手病理学家沃尔斯基。 撰文揭示历史真相（4） 托米林回忆说： “9月的一个早晨，克格勃的一位领导打电话问我能否立刻出一趟国，我说当然可以。”“几天之后，我们乘飞机抵达乌兰巴托……在蒙古士兵的保护下驱车找到了飞机坠毁现场，一群野狼已在那里筑了窝，士兵们对天鸣枪驱走了狼群，我和沃尔斯基则开始掘尸检验。尸体共有九具，全部烧得面目全非并已高度腐烂。我在两具尸体的口中发现了做工相当精细的金齿桥和金牙套，于是决定将这两具尸体的头骨带回乌兰巴托。我只是凭直觉才这么做的，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猜想。” 托米林回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翻阅几本杂志时看到了林彪的照片，他心里一动，脱口而出：“真像啊！”回到莫斯科以后，他便收集大量的林彪的照片，在一张脱帽照片中，发现了林彪的右太阳穴稍上处有一道明显的疤痕，而从蒙古带回的头骨上也有这么一条伤痕。当他找来林彪过去在苏联治病时的病历，一张X光片上清楚显示了其肺部结核钙化的硬结。于是他决定再次飞往蒙古，陪同他的是人体形态学研究所所长佩尔米亚科夫。 “当时已是11月，天气寒冷，我们每过5分钟就得把手伸进温水中暖一暖。结核病灶很快便找到了。临走时，我又收集了那两具尸体的几块骨骼和所有牙齿。回国后，我对那几块骨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死者的身高和年龄同林彪及其妻子叶群的身高和年龄完全相符。” 托米林怕万一有失，决定用拉特涅夫斯基氏液（由酒精、醋酸和漂白物质组成的混合物，可以大体恢复半腐败器官的形状和大小，甚至恢复肌肉弹性），来检验在飞机失事现场割下的林彪和叶群的耳朵。实验结果再次证实了前面的结论。最后，在向安德罗波夫汇报鉴定结果之前，托米林找到了能根据人的头骨构造恢复其面貌的专家，复制出林彪的头像，结果同照片分毫不差。 彼德·汉纳姆的报道和俄军《红星报》的采访，从蒙古方面也得到了印证，并有进一步补充。1998年2月18日，《参考消息》刊登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对“九一三”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的采访报道。云登肯定地说： 9月14日，蒙方本来要派专机运送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去温都尔汗视察现场，突然接到苏方通知，苏军直升机已从赤塔飞到中国飞机坠毁现场进行调查，并拆走飞机上的一座引擎，因而运送中国人员的专机不得不推迟至15日下午起飞。云登还证实，死难者尸体掩埋四五周（按：此时间与汉纳姆所讲一致）后，苏联掌握了情报，认为“似乎是林彪乘坐的飞机”。10月中旬，苏联国防部法医部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两名将军到现场，从墓中挖出了据信是林彪及其夫人的遗体，割下头颅带走了。11月，这两位将军再次来到现场，详细检查了被割掉头部的男性遗体，并带走了上半身。当时有蒙古的两名法医在场，但在事后蒙古政府被抛在一边，尸骨也没有归回原葬墓地。云登透露，中国飞机坠毁现场发现了大量军用物品，包括：中国空军密码，含师级名称在内的飞行指示书，写有部队名称的燃料购买证，出入部队的身份证明书，军用手枪（中国造六支、苏联造一支）及一支自动步枪，军装和军队相关书籍，等等。蒙方认为中国军用飞机侵犯领空，进行间谍飞行或破坏工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机上遗物情况没有告诉中国方面。中国方面虽要求归还机上遗物，但当蒙方要求提交全体机上人员名单时，中方撤回了自己的主张。 后来，云登又接受了日本《星期日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对上述说法做了若干补充，其中较重要的是：“我方人员在机内发现有军用航空地图，地图上从河北省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线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目的地是当时与中国为不共戴天之敌的苏联”；“此外，机上装备有苏联制造的高度仪”，“当时在操纵室里有两个高度仪，一个是该机从巴基斯坦购入时便已安装好的普通高度仪，另外一个是专门用于低空飞行的特别高度仪，属于当时苏联最尖端的仪器，并未供应给任何国家，即便是同盟国的蒙古。” 决疑的答案在哪儿（1） 决疑的答案在哪儿? 事情到此本该了结。但是，国内近一两年却兴起一阵关于林彪出逃、坠机原因和飞机残骸的报道热。究其由来，可能是“九一三”事件虽经历史判定，但还存在一些未解之谜。众多作者尤其是那些当年曾身历其境的人们，从各自角度来描述亲历的过程，寻找最后的答案。在我所看到的与此有关的回忆录和分析著作当中，比较有分量的有：1997年4月，《传记文学》杂志登载的广辛写的《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1998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张宁：自己写自己》；1999年2月，《中华儿女》杂志刊登的《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1999年6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张聂尔著《风云“九一三”》。而其中张宁的书最具挑战性。 张宁，这位如花似玉的姑娘，步入社会以后，正在憧憬着美好的人生，却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年代，陷入“红颜薄命”不能自拔的宿命怪圈之中，差一点登上林彪出逃的飞机，成为林家在蒙古苏布拉嘎盆地坟墓里的殉葬品。后来又几经坎坷，几乎走到生命的尽头。时代给她造成的悲剧，使人们不禁同情而喟叹。凡是知道她的人，无不祝愿她下半生能真正享受安定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在移居美国后写的这本书，却又使她显得有点光怪陆离。 张宁的书，名为《自己写自己》，实际上并不限于写自己。这是她1997年6月，在香港出版的《尘劫》（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删节本。张宁在自己的书中叙述了“九一三”事件的经过，以她所见所闻提出了与历来说法不同的观点：林彪出逃是由叶群、林立果劫持所致，并非林彪自愿叛党叛国，影射周恩来和另外一个什么人（见该书246页），在促使林彪出逃中起了某种作用。甚至在香港版的《尘劫》中，专列章节说明林彪9月8日的政变手令“永胜：盼照立果、宇驰指示办。林彪。”（按：原文如此。实际上物证手令无抬头，内容为“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是有人模仿林彪的笔迹伪造的。说《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内容，是林立果的所谓秘书程洪珍借职务之便，把林立果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与人开玩笑，起绰号，开会的时间、地点、内容，以及林立果对时政的批评，对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抨击，都背着林立果偷偷追记在自己的笔记本里。林彪死后，逮捕程洪珍，从他的宿舍里搜出这本笔记。至于“小舰队”一词，则是林立果一次看电影兴致所致，信口说出，并没有具体的组织程序。诸如“三国四方会议”、“江田岛精神”，都是戏说玩玩，并不存在什么秘不可宣的重大意义。此外，张宁在书中写“九一三”事件之前，还专有一节“引子：庐山会议”，对自己没有经历的事情发表了很多评论；在叙说“中央专案”之后，专写一节“林彪在‘文革’中”，为林彪在“文革”过程中所作所为辩护。 我反复读了张宁的书，并把它与其他著作的有关内容加以对照，综合比较，希冀画出一个粗线条的但却力求明确的概念，供人们做出自己的判断。需要说明的是，有的问题作者之间是针锋相对的，有的则是各自表述无意中碰撞，并非彼此质对。为了使本书读者能够较为透彻地了解问题所在，我不厌其详地引用了这些作者笔下的原文。 (一)关于林彪出逃“被劫持”说 张宁写道： 9月13日凌晨，叶群带上林立果直奔林彪卧室，小陈和小张见状跟进，见叶群扑向床头一把拉起进入睡眠状态的林彪，大声喊道：“快起来吧!有人来抓你啦!快穿衣服走吧!” 李处长从门外探进头观看动静，叶群向他命令：“快去找大杨!通知他备车!”李处长转身跑出去。 林立果命令小陈和小张：“快给首长穿衣服!” 直通林彪卧室的地下车库，杨振刚发动了防弹红旗车，李处长坐进了车位。叶群和林立果一边一个扶架住毫无声气的软绵绵的林彪上了后座，刘沛丰提着公文包也挤了进去…… 车子继续向莲花峰出口疾驶。下面一段是李处长在专案组里所说的情况： 李处长突然命令大杨：“停车！” 大杨刚刹住车，李处长迅速开门跃出，返身问车内人：“你们想到哪里去？” 车内一时无人答腔。 决疑的答案在哪儿（2） 瞬间后，听到林彪说：“到伊尔库次克！” 李处长说：“当叛徒我不去！” 林立果向李处长开了一枪。 李处长负伤，拔枪还击一枪，然后倒地，车子门从里面关上急速开去。 李处长枪伤在胳膊上，由张青霖（按：林立衡的未婚夫）和8341的医生共同进行急救包扎。张青霖是外科手术室医生，检查伤口时发现枪伤是自伤。 张宁这样写，当然惹起从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李文普的愤慨。他在1998年12月，接受了《中华儿女》杂志的专访，专访的题目是《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发表在《中华儿女》1999年2月号上），澄清了事实真相。他说：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位的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身边。他们坐定了，中间第二排座才能放好。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的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的位置。 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56号楼时，我突然听到林彪问林立果： “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 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 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号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次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产生了激烈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当时距离很近，只有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 我提着枪流着血走回58号楼二大队队部，卢医生马上找了一个急救包给我包扎。在大队部里的人有姜作寿大队长、林立衡、杨森和张青霖。姜大队长和杨森处长都能证明不是张青霖给我包扎的。 杨森是空政保卫部派来的处长，专做林立衡的警卫工作，当时住在56号楼，后来转业到大港油田任保卫处长。他证实： 枪响，一个人倒地，警卫部队去人看是李文普被打伤，当时即送医院，不是张青霖和林立衡给包扎的。中央专案组在几年的审查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李文普受伤是自己打的。 至于张宁说，林家三口离开96号楼时，是“叶群和林立果一边一个扶架住毫无声气的软绵绵的林彪上了汽车”，李文普亲身经历是： 大约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决疑的答案在哪儿（3） 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没有底。我从林彪那里出来，叶群也跟着出来，叫我快点调车，并说：“快点吧!什么东西也别带啦，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究竟往哪里走?我越发怀疑，就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空军主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胡萍。我说：“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你知道去哪里吗?”胡萍在电话中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不容我说，他就把电话挂了。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他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要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58号楼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这时，杨振刚已把车开了上来。 张宁的书，最让李文普愤怒的，是其中诬陷他是8341或更高的人安插在林彪身旁的“内线”。张宁是这样写的： 李处长为什么命令大杨备车? 李处长为什么自己先行上车? 李处长为什么自伤? 李处长以谁的名义做大杨的工作? 周恩来的电话是李处长报给叶群的，为什么要隐瞒说话时间? “林办”和林立果的所有电话事后得知都被李处长监控。 当夜，叶群的情绪变化，北京方面掌握得十分清楚，“适时添火架柴”，96号楼里的“内线”是谁? 张宁书中这一连串的问号，够吓人的。《尘劫》一书中还有一句定性的话：林彪如果是主谋，李文普便是策划者和安排者。 李文普在《不得不说》一文中，针对张宁说的他是中央警卫局派在林彪身边的人，组织关系一直没有调来“林办”，林彪的习惯之一是，内勤警卫李处长不先上车，他不上车……李文普声明说： 我不是毛泽东、汪东兴派在林彪身边的警卫。我是1948年入伍的，于1954年从广州军区警备团三连副指导员岗位抽调林彪身边当警卫班长。……林彪看我老实，从不参与林家政治上的事，什么事情也不多问，便一定要调我到他身边去，而且处处不为难我，相信我，在这一点上说我是他的亲信也未尝不可。后来我到中央警卫局当参谋后，林彪非要我去不可，并说李文普不来我睡不着觉。这样，我才又回到林彪身边。组织关系在1964年就已调到“林办”。至于上车问题，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首长不上车，警卫人员不可能先坐到车上去。 张宁说，林彪专车司机杨振刚，9月10—11日两天，李文普找他谈话后，情绪陡变，从不喝酒的人却喝得醉醺醺的，直到12日深夜开车载着林彪等人进机场，一同上了飞机，死在外蒙古。并质问：“这个关键人物的工作是谁做的?”张宁这段话的含义是，李文普找杨振刚谈过话，强迫他开车载着林彪等人上飞机出逃。 李文普指出： 杨振刚为人忠厚老实，过去在西直门专家招待所当司机，表现好，由总参管理局调给林彪开车。他从来不喝酒，事件发生前每天准备好红旗车，随时听林彪外出转车，没有发现他喝闷酒、情绪不高，更没有谁给他做思想工作。把杨振刚说成是林彪逃跑死亡的关键人物，把我说成是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阴谋的帮凶，这完全是对杨振刚、对我的极大污蔑。 至于“报电话”问题，张宁说从李文普报给叶群，到叶群与周恩来谈完，足有半个时辰，而李文普后来在专案组讲，他在旁边听到的内容时间不长。张宁认为李文普一定向周恩来报告了什么，李是上面安插的内线。李文普对此愤怒地反问：“如果真是这样，我应当立头功，为什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却成为监护审查对象，被关押四年之久?!”张宁在《尘劫》一书中，也讲到李文普被放出来就没有工作，没几年退休脱去军装，成了百姓，在街道居委会找点事做，挣些钱养家。 张宁和李文普之间尖锐的矛盾是，如果李文普不证明林彪问过“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那就可以肯定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劫持出逃的。 飞机“空中盘旋”问题 (二)关于飞机起飞后“空中盘旋”问题 张宁的书中写道： 空中传来了飞机声，所有人的心往下沉，跑向坡顶向空中眺望……大家都看见飞机往东南方向飞去。 我躺在床上，昏睡中觉得有人推搡我，睁眼一看，室内灯光通明，小王坐在床沿上，见我醒来，问道：“听到飞机声没有?”“听到啦，怎么啦?”此时空中真的传来飞机声，小王掉头跑出去…… 事后才知道，这是飞机飞走后返回的声音，离第一次起飞时间相隔二十多分钟。 96楼的人都聚集在坡顶向机场方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回来了一定是想降落。…… 飞机向莲花峰飞来，在96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大家仰望着它，最后见它在空中画出一个形似问号的线路，然后向北方飞去，再也没有回来。 张宁的这段描述，近似呓语或者幻觉，“三叉戟”那么大的飞机，怎么可能像小飞机那样在96楼上空盘旋?退一步讲，即使可能，从山海关机场飞到北戴河上空，也用不了二十多分钟。 1997年4月，即在张宁的书出版前一年零五个月，《传记文学》杂志登载了广辛写的《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作者真名康廷梓，是本书前文提到的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的第二副驾驶，时任空军××师专机大队第二中队队长。9月12日晚，林立果乘这架飞机去北戴河时，康廷梓与整个机组一起抵达山海关机场。13日凌晨，林彪一家三口仓皇登机出逃，机组九人只有四人上了飞机，康与另外四人未来得及登机。康在机场亲眼目睹了飞机强行起飞。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 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听到门外有人急呼：“首长到机场了，快起床!”我听出是调度室主任在叫门。同屋的领航员和我几乎是同时被叫醒。此时，顾不上说话，想的和做的只有一个字“快”。我们都拿出平时紧急任务时练就的敏捷动作，以最简单最快捷的速度穿衣服。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听到从停机坪传来发动机启动的声音。我顾不得系鞋带，也没有扣好衣扣，提上提包就冲出屋子。黑暗中，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第一副驾驶和通讯员已跑在了我的前面。我继续向东跑，当视线从右前方能看到停机坪时，256号飞机随着一声增大的发动机的轰鸣，突然向前滑了出去。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无法使我理解的现象。我顾不得去细想，只知道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停机坪，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飞机发动机的轰鸣中，整个停机坪呈现在一片混乱之中。在白炽灯的强光下，我看到256号飞机正沿着通往跑道东头的滑行道快速地移动。机场的保障人员及已跑到停机坪的机组人员，不约而同地望着离去的飞机，紧张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正在此刻，我发现一队人马占据了停机坪。一辆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战士，在停机坪的中央停住。与此同时一辆吉普车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嘎的一声刹住，从车上动作敏捷地跳下一位四十开外的陆军军官。他看我上身穿着夏季飞行服，认定我是机组人员，就左手拉着我的右臂，右手拿着手枪指点着远处滑行的飞机，操着一口山东腔，非常着急地对我说：“你、你……快把飞机给拦住!”在当时的紧张局面下，我赤手空拳站在那里，怎么能把飞机拦住?我紧追问他是谁在飞机上，“这架飞机不能起飞!把它拦住!”他答非所问。 我看到停在那里的吉普车，急中生智，用手指着那辆车反过来“命令”那位军官：“快!快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对正飞机，堵住它，就不敢起飞了!” 当那位军官按我说的登上吉普车的时候，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东头，机头已经调转过来对正了起飞方向。此时，在停机坪上所有的人几乎都意识到飞机就要起飞了。果然，在听到飞机发动机轰鸣声增大的同时，飞机开始增速滑跑，几十秒钟之后，消失在机场西南方。和我一样呆站在那里的领航员，习惯地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当时的时间是9月13日零时32分。 ……我快步朝机场调度室走去，以最快速度沿阶梯登上塔楼。这时，荷枪实弹的战士已把塔楼给包围起来。进了塔楼，我发现刚才停机坪上那紧张气氛，一下子移到这里面来了。 机场调度员手握话筒，通过无线电指挥塔台不停地呼叫着256号的代号。但，接收机的音箱里死一般的寂静，没有答话。最后，调度员干脆呼叫256明码：“256，256，××在呼叫，听到快回答，快回答!”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在调度员呼叫的同时，雷达标图员头戴耳机，在一张较大的地图板上专心致志地埋头标着飞机的航迹。我和调度室主任的眼睛，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标图员的笔尖。笔尖一点一点地移动，红颜色的笔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弧形的轨迹。……这条弧线的方向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的240余度(按：后来康设法核对，飞机起飞方向为244度)航迹缓慢转向正西，即270度。这时，我马上想到可能是飞回北京了，因为从山海关到北京基本上是朝正西飞行。然而，飞机的航迹在270度的位置上并没有稳住，而是继续增大，直到约300度时(按：中蒙边境二连方向)中断。这条航迹与正常飞行的航迹相差甚大。正常情况下，飞机起飞后，飞行员果断压坡度转弯，使飞机迅速进入到预定的航向上。……如果标在地图上，那个转弯只是一条折线。 飞机“被导弹击伤”说 第一转弯本应是折线，但却形成了一个过程较长的弧线，究竟什么原因?因为谁也不知道起飞之后驾驶舱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可以做两种分析：其一，有意向前向西飞一段时间，迷惑地面，……；其二，潘景寅起飞前只知道飞往广州的航线，而不知道狗急跳墙的叛逃计划。…… 康廷梓亲历其境的描述，否定了256号飞机曾在机场上空盘旋和飞北戴河96楼上空绕圈的说法。那年康廷梓只有32岁，是专机中队里最年轻有为的飞行员，他的记忆力应该是无可挑剔的。 (三)关于飞机“被导弹击伤”说 林彪出逃飞机坠毁的原因，一直有这样那样的揣测。其中一个说法是，飞机被解放军防空导弹击伤，进入蒙古境内坠毁。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5月出版)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段简明扼要的文字交代： (1971年)10月12日、13日，(周恩来)在广州期间，两次听取广州军区负责人关于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联的人和事的情况汇报，并简要讲述“九一三”事件经过。在谈及为何不将林彪座机击落时说，他是副统帅，打下来我怎么向人民交待?只好打开雷达监视飞机的行动，直到飞机飞出国境，才算是真相大白。这件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跑，有什么办法。 可以做这段文字详细注解的，是《共和国秘闻录》杂志刊登的肖思科写的《林彪死因真相》。该文写道： 1971年10月，周恩来陪同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到广州参观交易会，送别外宾离境后，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做报告，说了林彪叛逃的一些内情。会上，有人递条子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座机打下来的。周恩来看完条子，非常严肃、郑重地讲了下面一席话： “我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能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啊?! 当然了，林彪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止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错误，还可以给他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宽容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 周恩来的这一段话，我估计是作者肖思科听到当时参加过会议的人讲的，或者看到听讲人的记录，可能语句不那么十分准确，但这段话的主旨是非常清楚的。 张宁在《自己写自己》一书第五章末尾也讲道： 空军司令吴法宪，12日当夜与周恩来一起监视雷达跟踪情况，吴法宪与叶群关系密切，怕惹祸上身，主动建议道：要不把它打下来?周恩来当时是制止的。 但是，张宁在《尘劫》(278页)中，又讲“三叉戟256号”是被导弹打下来的，她引述了第二炮兵一个转业军人的话，这个人说： 当年出事时，我在基地当兵，我们接到开炮命令，不知道是什么目标，以后听到文件传达，心里才明白是林彪座机。 张宁问他是不是搞错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驰的飞机。这位二炮的转业军人笑道： 打直升机哪用导弹?周宇驰的直升机是在北京郊区迫降的，根本没用开炮。我们导弹发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们用的是新式导弹，弹头进去反向爆炸，当时打伤了飞机。 对二炮的武器和任务，稍有常识的人，决不会相信这位转业军人的信口开河，更不能用来证明林彪座机是被导弹打的。在“三叉戟256号”坠毁现场的残骸中，的确有一截断翼上有个向一面炸开的大洞(另一面完好无损)，因此就编造什么“新式导弹，弹头进去反向爆炸”，这只能骗骗小孩子。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弹头打进飞机能反向爆炸的地空导弹。 《“五七一工程”纪要》（1） (四)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和“手令” 不久前，朋友送我一本张聂尔著的《风云“九一三”》。我越读越被书中的论证和论据所吸引，一气读了多遍。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写“九一三”事件最好的一本书。文笔铿锵有力，内容旁征博引，既有广度，也有深度。对于林彪和毛泽东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文革”中党中央上层的矛盾和斗争，不回避敏感问题，分析比较透辟。 作者是一位女作家，其父是建国初期从陆军调来建设空军的那批元老之一，因而在“九一三”重灾区的空军，她熟悉不少人，包括当年牵连进去的以至犯事判刑的人，诸如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鲁珉等。她对这些人进行了采访，获取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张聂尔写道： 这个纪要确实出自于新野的手笔，并据分析确是林立果他们的想法。要说这个《纪要》是满纸胡言并不准确。从某个角度某些内容讲，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说出了某些人想也不敢想或敢想不敢说的话。但这个《纪要》通篇充满极端情绪，自我膨胀，杀气腾腾，令人想起19世纪20年代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那些指望靠军事密谋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贵族军官。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有“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一句，看起来《纪要》写这句话是有来历的，这就是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阐述的思想。 张聂尔没有就此对林彪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内容展开分析，但在其他章节中讲到由此引发毛、林之间裂痕，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九大”之前，大约是1969年2月，毛泽东指示林彪准备在“九大”上做政治报告，并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林彪把这三个人召来商量起草事，谈了自己的想法。张、姚推陈先写出一个稿子。结果，陈的稿子受到以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的激烈批判，说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毛泽东遂决定由康生与张、姚另行起草一个稿子。在“九大”预备会期间，中央会议讨论康、张、姚的稿子，陈伯达提出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施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两天之后，在另外一次会上，陈伯达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和批评。陈伯达不服，把他写的稿子亲自封装在牛皮纸袋里，送呈毛泽东，结果毛泽东给退回来了。陈伯达发现牛皮纸袋根本没有拆封，伤心地哭了一场。林彪也很不高兴，在政治报告的定稿上，他曾批示：不掠他人之美。“九大”于1969年4月1日开幕，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一眼这个报告稿子。他上台念报告，所有的人都以为是他搞的报告，其实根本不是。林彪曾对着叶群自言自语地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如果说，毛林体制是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开始确立的，则到了1969年4月的“九大”正式写在党章上时已经产生裂痕，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历史的进程证明，林彪在党的“九大”上表面上似乎达到其政治地位的顶峰，但“九大”，恰恰又是他败落的开始。 张聂尔颇有感慨地做出这样的判断。 于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共有九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上文所引“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一句，来自纪要第六部分。 林彪是否看过这个纪要?张聂尔写道： 至今无人知晓。但这个纪要中的某些东西，如对时局的分析，倒是表达了林彪的某些思想。不管怎样，纪要至少代表了“小舰队”的思想，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除了李伟信之外，没有第二个活着的人在“九一三”之前看过这个纪要，……不过，这个纪要肯定存在，因为其中的某些用语，如“B52”，如“舰队”，在极少数人中早已流传。而且字迹是于新野的，这一点肯定不会错；再者，那一天，当周宇驰、于新野从直升机上下来后，义无反顾地喊着“林彪万岁”去自杀，可见他们是应当有一个纲领，即《“五七一工程”纪要》，或什么比之更完整的东西的。但是没有人发现比之更完整的东西。 关于林彪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其真伪历来说法不一。据原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交代，1971年9月8日晚9时40分，林立果乘专机从北戴河到达北京，给他看了这个手令。9月9日凌晨，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密点里，给小舰队的刘沛丰、刘世英、程洪珍传阅了这个手令。9月11日晚上，原空司作战部部长鲁珉，被叫到西郊机场平房里，被迫参与暗害毛泽东的密谋，也看过这个手令。当时在场的几个人，无人怀疑这个手令的真实性。但是，只有江腾蛟在林彪出逃机毁人亡之后，于羁押中两次讲，他所看的手令，与公布的这份周宇驰临死前撕碎后拼起来的不一样，字体不像。 《“五七一工程”纪要》（2） 张宁在《尘劫》一书第七章有一节专门谈到手令，她认为林彪从来不用小、中号红笔书写，而是用红油笔，这个被撕碎的手令是别人模仿的。 那么辨别手令真伪的关键在哪呢? 我认为在于弄清林彪是否知道林立果和“小舰队”暗杀毛泽东的密谋。 张聂尔书中的分析，可资佐证。她写道： 从林彪最后的叛逃看，似乎可以做出两种推测： 一种如中央文件所说，林彪和林立果紧紧地站在一起，是他直接指挥林立果布置杀毛；在得知毛离开上海后，认为杀毛机会已失去，又让林立果布置南下另立中央，与毛对峙。但在12日深夜，突然得知毛到京的确切消息，认为毛回来后可以禁航和封闭全国机场，使南下不可能实现。此时，惟一的选择只能是逃往苏联，像王明一样做寓公，以待东山再起。 另一种可能是：毛的南巡讲话使林彪感到毛同自己已完全对立，关系无法挽回，心情沮丧，决定“坐牢”或“从容就义”。而林立果的小舰队则决定谋杀毛。但毛及时离开上海，林立果感到杀毛机会已失去，于是飞往北戴河用各种理由说服林彪去广州“避风”，林彪同意去广州。但这天深夜，林立果、叶群得知毛泽东回京的确切消息后，认为在毛的眼皮底下连去广州也不可能，林立果即向林彪摊牌：原来布置了杀毛，没成功，想去广州另立中央，现在看来也不行，毛回到北京，一切将被知情人泄露，儿子、老婆干的事，林彪推不掉责任。那时全家将遭杀身灭族之祸，与其成为俎上肉，不如逃。林彪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与老婆儿子去苏联。 这两种可能哪一种更合逻辑? 当然，无论是林彪要林立果去杀毛，还是最后林立果告诉了林彪自己要杀毛，林彪出逃的决心都只能说明林与毛已完全对立，林至迟在出逃前已知道杀毛阴谋，这使林无法再面对毛，连“坐牢”和“从容就义”也不可能。林面前只有一条路——跑。 自古判官司有句名言，叫做“死无对证”。林彪出逃之谜，只能由众多作者广泛地占有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寻找最后的答案。 “九一三”事件，真是一部写不完的书! 今日的坠机现场（1） 今日的坠机现场 许多人关心林彪座机坠毁现场今天的情况怎么样，飞机残骸还在不在。 1997年11月23日，《环球时报》刊登该报驻蒙古特派记者敖其尔的独家报道《今日温都尔汗》。这是二十六年后，第一次有中国记者去到坠机现场。 1997年10月中旬，敖其尔在蒙古《消息报》记者巴图孟赫陪同之下，从乌兰巴托驱车去温都尔汗。深夜两点抵达温都尔汗，住宿在巴音旅馆。 第二天一早，巴图孟赫找来了两位当地的知情者，一位叫巴图苏赫，原来是肯特省呼拉尔主席，一位叫巴塔。在早餐中相互敬酒以后，巴图苏赫说，坠机事件发生那年他在军队里，当时他听说有一架中国飞机在苏布尔古山谷坠毁，不知道是谁坐的这架飞机，只记得当时部队突然进入战备状态。1984年，他去过一次飞机坠毁的地方，看到飞机机翼等残骸还在。1992年，蒙古的查士顺赫尔公司拉走了坠机的一个残损的发动机，现放在离乌兰巴托二十公里处该公司的旅游点中展览，以吸引旅游者。据说，飞机其他两个发动机，一个早被苏联拿走，另一个下落不明，后来听说在贝尔赫矿区一个院子里。飞机的一个机翼也在这个矿区的院子里。 巴塔老人1990年以来，去过坠机地点两次。他说，第一次去时听说，飞机坠毁时差一点把一个牧民的蒙古包天窗刮掉。第二次是1993年4月，他亲眼目睹中国海拉尔一家农垦公司，开着一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带领十几个人，拉走一吨多重的飞机残骸。 同两位蒙古的知情者交谈以后，上午10时敖其尔和巴图孟赫乘车从温都尔汗出发，向东北方向的苏布尔古山谷行驶。中午1时抵达目的地，在山谷西北山腰停下了车，开始四处寻找坠机地点，一个小时过去了，毫无结果。忽然，一个蒙古人骑着红色摩托车直奔过来，他叫巴雅尔赛汗，原是这个地区的警察。他知道了敖其尔的来历后，主动提出帮忙，骑摩托带领敖其尔等，在草原上奔波了半个小时，终于在呼和山西北草地上，找到了当年飞机坠毁的地点。 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宽二十米、长三十米的寸草未生的灰堆。这里大的飞机残骸已经不见了，但已烧成黑色的碎件还不少，中国瓷器碎片上，还能清楚地看出“唐山裕丰瓷厂”字样。敖其尔用手在灰堆上挖了一尺多深，发现了已烧毁的各种电器零件，烧成一团的铝块和一些精密器材碎片。在离灰堆一百五十米的草丛中，又发现一堆飞机残骸，其中有飞机后轮的支架，还有圆形钢板等。 根据巴塔老人提供的线索，敖其尔一行来到了苏布尔古山谷西北一个名叫扎森的小山南坡，找到了丧生者九具尸体埋葬的地方，这里距飞机失事现场大约四公里。墓地虽然被一尺多高的茅草覆盖着，但凹形坟地还是很明显的。墓上还立着三块长一米、宽二十厘米左右的木板，上面的字已无法辨认。 据巴塔老人说，墓地被苏联人来挖过两次，第一次是飞机坠毁后五个礼拜，十多个苏联人专程从莫斯科来蒙古，挖开坟墓割下那个女人和那个岁数最大的男人的头颅，把它们放在架起的柴锅里煮，然后把头骨装箱，带回了苏联。老人记不起苏联人第二次来时是哪一年，只记得已经到了天寒地冻的季节，苏联人在坟墓边搭起了帐篷，再次验证那个年岁最大的人的尸体。后来听说他们把这些残缺的尸体火化了。 敖其尔一行在苏布尔古呆了四个多小时。下午4时30分，一位骑着黑马的蒙古老人飞奔而来，他叫拉腾格尔勒。据了解，这位老人曾是省里有名的摔跤手，他的家离飞机坠毁地点只有五公里，当年曾保护过飞机坠毁现场。老人邀请敖其尔一行到他家，予以热情款待，桌面上摆满了酒、奶食和面包，还煮着满满一锅肉。吃饭中间，敖其尔问起当年飞机坠毁事件，不知为什么，老人不想透露具体内容，故意转移话题。但在最后，他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是拉哈玛大娘。她原来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三公里的地方，现在住在苏布尔古山南二十公里处。 敖其尔一行到拉哈玛家已是下午6时多。老人已六十七岁，中等身材，穿一身灰色蒙古袍，头上围红色头巾，右眼不好，老伴已去世。家里摆设特别简单，家境并不富裕。 提起当年的飞机坠毁事件，拉哈玛摇摇头说：“那是个可怕的夜晚。”据她回忆，1971年9月13日凌晨两点钟，一阵嗡嗡声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羊群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了一圈，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二十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有听到大的爆炸声，只看到现场大火连天。天亮以后，看到飞机坠毁的地方，一片废墟，还冒着青烟。当地老百姓保护了现场。飞机上的人都死了，其中有一具女尸，还有一个高大的欧洲人的尸体。乌鸦和老鹰一直在空中盘旋。第二天，飞机坠毁的地方来了不少苏联军人，不让老百姓靠近。拉哈玛最后说：“死者埋葬时，坟上立起无名墓碑，离这里不远，你们是否去看了?” 今日的坠机现场（2） 敖其尔回到乌兰巴托以后，查阅了蒙古报纸。有的报道说：1971年9月15日早晨，苏联一架直升机突然飞往温都尔汗，据说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发现飞机上组装的苏制低空飞行器PB—YM。还有一种报道说，1971年9月12—13日，温都尔汗市停电，贝尔赫矿区没停电，所以夜里飞行的中国飞机，把贝尔赫矿区误认为是温都尔汗，坠毁在离贝尔赫不远的苏布尔古盆地。 《环球时报》记者敖其尔的采访，使人们了解到今日坠机现场的情况，以及当地人对坠机的说法，无异是有相当价值的。只可惜他晚去了几年。其文中提到的地名、墓地距离等，与我参与现场视察时听到蒙方按地图讲的不一致。这可能是当地牧民约定俗成的叫法。至于拉哈玛大娘说空中飞来冒着大火的飞机，据空军专家分析，她可能把机上耀眼的着陆灯错当成大火。 《环球时报》记者敖其尔上述报道中提到1993年4月，中国海拉尔一家农垦公司，到飞机坠毁现场拉走残骸一吨多。这件事从《解放军报》有关的采访报道得到证实。 1998年7月24日，《解放军报》在周末版上刊登《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一文，报道了对海拉尔某边贸公司邬经理的采访。邬1991年7、8月份，到蒙古肯特省温都尔汗洽谈贸易，曾与当地官员联系，想到林彪坠机的地点看看，结果被一口回绝，说是那里有专人看管，有铁丝网圈围，无法靠近。 邬经理再去温都尔汗，已经是1993年3月，蒙古国内政局已经发生了变化，邬听说“256号”残骸已经没人管了，有人把残骸上的铝都抠下来卖了。他便向负责外事接待工作的达先生，再次提出到坠机现场看看的要求，但没有得到确切答复。事有凑巧，在达先生与乌兰巴托的通话中，邬经理获悉，近日将有一个美国记者要去温都尔汗，接触林彪座机残骸，上司要求当地官员给予配合，尽量满足这个记者的要求。邬经理马上向达先生表示不满，质问为什么美国人可以去现场，中国人反倒不行?达先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了。 3月20日，邬经理来到坠机现场。这里很荒凉，似乎罕有人迹。他发现还有一些大块的飞机残骸，其中起落架和轮毂就有数百公斤重，在以坠机中心为圆心差不多五公里(按：疑为五百米)直径的范围内，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碎片。他决定把这些具有文物价值的残骸运回国内，赶紧雇车找人，把起落架等沉重的大件先搬上车。后来又雇了当地二十几个小孩帮助搜集，甚至不放过隐没在草丛中的螺丝，最后统统装上卡车，重约三至四吨。他去现场前，曾在一蒙古朋友家中看到一个发动机的外壳，朋友告诉他这台发动机的内芯让港商买走了。回国途中，他寻找了一个运废铁的同行，把飞机残骸分装两车，上面覆盖废铁板加以伪装，沿克鲁伦河走了七天，又在蒙古的外贸口岸等了十几天，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运回国内。 就在《解放军报》登载上述报道的同时，邬经理已与秦皇岛市有关部门商定，在长城老龙头附近开办了“林彪折戟沉沙展”供旅游者参观。这些残骸包括起落架支腿、刹车轮和中轴、刹车盘、发动机涡轮残片、传动装置及支撑架，以及大量的飞机蒙皮和零散部件。国内许多报刊报道了邬经理搜集运回飞机残骸的事迹。当“九一三”事件已完全进入历史范畴的今天，林彪座机的残骸无疑是具有一定文物价值的。 邬经理谈及他收藏的原因，这样说：“我认为‘九一三’事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而‘256号’飞机残骸是这个事件中的重要物证。作为一个中国人，把这样一些物证运回国内并收藏起来，不论吃多少苦，付出多少代价，都值。” 残骸运回后，曾有一个姓黄的台商开价六十万人民币，要求收购这些残骸，邬经理一口回绝。他说：“如果是为了钱，我不会费这么大的劲舍着命去收藏这些残骸。这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不能随意处置。”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为筹备建国50周年“中华百年风云”展览，经过驻蒙古使馆的政务参赞沈庆沂，从蒙古人手中买回了另一个起落架的支腿及若干散件。 可惜的是，“三叉戟256号”精华部分的三台发动机，一台主发动机让苏联人拆走了，一台内芯被港商买走了，另一台留在蒙古人开办的一家旅游公司手中，他将这台残损的发动机放在四轮木车上展出。还有那个比较完整的飞机尾翼和一个有大洞的大片机翼，不知哪里去了。 至于更能进一步揭开“256号”坠毁之谜的飞机黑匣子，尚在俄罗斯当局手中。坠机死难者的遗体，包括身首异处的林彪、叶群的尸骨，还有那些机上的遗物，俄罗斯和蒙古当局没有丝毫理由再继续扣压，应当无条件地交还中国。 后记 80年代中期，我从国外任职（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届满归来。有的朋友建议我写写回忆录，讲讲亲眼目睹的林彪外逃坠机现场的情况，以及中蒙间就此交涉的经过。我曾写过两篇两三万字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出版界有的朋友看到，劝促我写成一本书。由于种种原因，我手中的笔几提几辍。时光流逝不为我驻，倏忽已达古稀之年。我猛然感到，自己经历的这段历史，搞不好可能会带到八宝山去。于是，从1998年初开始奋笔，1999年3月写完第一稿，接着在出版界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下，又经年余的修改补充，完成此书。 在写作过程中，由于身体欠佳，精力不足，除了参阅能够得到的少量书刊资料外，主要靠自己搜肠刮肚地回忆，无法去广征博引。 我参考的书籍和文章主要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张云生著《毛家湾纪实》，前中联部二局编印的《蒙古人事资料》，民族大学出版社编印的《我国周边国家概况》，民族大百科全书的《蒙古》条目，军事谊文出版社编印的《世界各国知识丛书》的蒙古篇，军事大百科全书的《林彪》条目，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林彪》，张聂尔著《风云“九一三”》，以及中央党校于南教授的《林彪集团兴亡初探》，前驻蒙古许文益大使的《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使命》，前外交部符浩副部长的《“九一三”事件补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丁明整理的《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熊蕾的《历史的注脚》，康廷梓的《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敖其尔的《今日温都尔汗》，李安定的《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新华社《参考消息》刊登的《林彪事件探秘》、《林彪遗骸是怎样鉴定的》、《林彪坠机事件详情》，《解放军报》刊登的《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中华儿女》杂志刊登的《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等。 在本书初稿完成后，承蒙下列同志帮助分别审改有关部分：前空军司令王海、前空军院校部部长王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安建设、前青岛市外经贸委主任刘吉德。分别校改全部书稿的有出版界的朋友和前驻蒙古使馆的几位老友。 本书所使用的照片，除我本人和沈庆沂拍摄的以外，还承蒙于南教授、安建设副研究员、王中远局长，以及驻外朋友提供。 对上述书籍、文章的作者和照片提供者，特别是帮助审稿的各位同志，谨在此深表衷心的感谢。 另外，借本书出版之机，澄清一桩公案：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叶群之谜》一书，作者焦烨，责任编辑安玲。该书附录《林彪之死真相再探》，对原驻蒙古使馆一等秘书张玉璇采访记，张自称1971年9月15日，随许大使去坠机现场视察。经查，驻蒙古使馆从前和现在都没有一秘张玉璇其人，采访记答问的内容，基本上是我过去写过的有关文章。我不明白焦烨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凭空捏造，鱼目混珠，而责任编辑在卷首“内容介绍”中，还声称“本书所涉及资料详尽可靠”。 就此，我郑重声明：本书出版之后，凡是盗版者，或者未经中国青年出版社和我本人同意，随意引用本书内容，胡编乱造者，我们定将深入追究，必要时诉诸法律。 孙一先谨识 2000年11月6日ZT古有窦娥，今有林彪-心情驿站-考研论坛买资料、卖资料，就到iky发布您的交易信息距离2007年考研只有3天了，请合理控制上网时间，加油！注册| 考研论坛»心情驿站»ZT古有窦娥，今有林彪 美食指南[考研同路人]懦弱的孩子[考研与爱情]等待，或许只剩下等待了[考研与爱情]考研路上，你我同行[心理调节] 考研的最后阶段要注意休息！[考研与爱情]向夕日中的爱情说再见，找回自己[考研同路人]又是一年考研时[综合复习] 考研最后阶段我的一些建议[考研同路人]破茧成蝶～～祭奠纪[专业课]北师大心理学院考研专业课复习的一点心...[考研与家庭] 写在年末，用以激励以后的19天！[英语]小小的阅#...[心理调节]一切都还来得及，这段黄金时间一天能顶...[考研同路人] 总结2006，许愿2007[考研同路人]最后时刻，冲出黑暗，迎向光明！[考研与工作]被抓在你手里的才是真正属于你的[考研同路人] 懦弱的孩子[考研与爱情]等待，或许只剩下等待了[考研与爱情]考研路上，你我同行[心理调节]考研的最后阶段要注意休息！[考研与爱情] 向夕日中的爱情说再见，找回自己[考研同路人]又是一年考研时[综合复习]考研最后阶段我的一些建议[考研同路人]破茧成蝶～～祭奠纪 [专业课]北师大心理学院考研专业课复习的一点心...[考研与家庭]写在年末，用以激励以后的19天！[英语]小小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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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观林彪于建国后，以不世战功自甘寂寞，安然养病，十年未尝问政。直到"大跃进"年代，毛不惬意周、陈（周恩来被迫写检讨、递辞呈，陈云靠边站），硬拉林彪出场，以壮寡人士气，次年又为对付彭德怀，执意要林彪取代国防部长，这时林彪才正式走向前台。然以其多病之身，禁不住仆仆风尘之各地视察，六二年上半年已感不支，屡次向毛请辞，总不见允，唯许其长期休假。及至文革起，毛发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立意铲除刘少奇，当晚即招林彪。时林仍在大连养病，全然不知八届十一中的议程，但在毛指谕之下，还是无奈的当了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文革期间，除了奉毛之命，上天安门亮相说话或会见外宾外，每日至多半小时听点汇报，余时独自在晦室中钻营他的药典。纵观其建国后的半生，林彪直可谓毛氏宫廷政治中最敏锐的观客，却又是最不情愿的玩家。论者以为林之取代国防部长，正是权力野心之表现，中共党史还大写特写罗荣桓出面反对的事，以证罗之先见之明。殊不知林彪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前，在党内地位已是远远高于彭德怀，部长一职在权力的阶梯中，那能说得上是高升呢？论者更不知罗荣桓（实则还有罗瑞卿）之出面反对者，正是由于林彪无心上任向毛请辞不准，故而转托二罗在毛前代为说项，以期收回成命。再者，一九五七年后吴冷西取代邓拓，又兼新华社长，主持两大官方喉舌，有权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然而阳光之下就有这等奇事！吴冷西直到文革起陈伯达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夺权的近乎十年间，居然不曾在大政所出之政治局常委会上见过林彪。若硬说林彪"权力熏心"，这等的权力熏心也真够名实相符了！ 其二，毛主席谓林"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接班"，冯文亦持此见。 在以党治国的中共体制下，国家主席一向是个无足轻重的虚职。毛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正式提出不当下届国家主席时，其用心绝非放权，而是为了"摆脱"接待外国元首等繁文缛节的"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可知毛本不以为国家主席"重要"，一九七零年春讨论修宪中不设此一职位时，毛亦说过:要当就让董老当（即那位无关紧要的董必武）。刘少奇所以遭毛之忌，也并非由于披挂国家主席之虚名，乃是毛在一度退居二线之时，授刘以第一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的实权。即使刘之国家主席一职稍挂着几分虚有的尊严，毛说打倒就打倒，哪里管得上宪法上所规定的保护措施和罢黜程序。这位继任的国家主席终于狱死开封的血迹斑斑的前车之鉴，难道林氏就无省于心么？何至于竞蠢若逐臭之青蝇？另者，林办工作人员皆知，一九六八年十月林彪会见外宾，受到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庐库的"热烈拥抱"，这位怕光怕凉怕风怕水的副统帅归后即禁不住慨叹:"和洋人打交道，实在受不了！"这类不需矫情的日常语言最能真实反映林氏的爱憎心态。林氏夙以不爱社交见称，其对于外事活动之羞涩，对于外交政策之乏味，知之者皆谓屡见不鲜。而官方对此所据以为铁证者（即叶群告知吴法宪"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怎么办？往哪里摆？"），更是大有蹊跷。按此一指控，原本根据吴法宪所谓"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这一高压所做的供状，近年来则明言其左右:此话的作者是江西的程世清。据此，则上述指控显然与叶群无关，所谓铁证者，适足以暴露主事者之穿凿附会，虚造事状矣！ 其三，庐山斗争的实质 历来官方史籍述及庐山，总不外是纠缠称不称天才，设不设国家主席等丈二金刚似的问题，诚然如《明报月刊》编者按所说"高度抽象的语言"。稍微具体些的解说（如冯咸仁文）则进一步点出张春桥在会议上成为众矢之的的事实。总之都归结出:庐山会议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内的权力斗争。 然而这一结论，未必妥当，也未必尽然。"两个反革命集团"总意味着一方是"四人帮"。时王洪文未至中央，还在核心权力圈外。其与张春桥之关系也处于捉摸不定之状态，此由他在会上也跟着起哄，支持陈伯达的称天才，令张难堪可知。二者，此一结论仍嫌过于抽象，所言"权力斗争"的内容仍不明确。若说为了继承权力，只怕为时尚早。 帝王未崩，弃言承继,故此说不若王年一所论"进行权力之再分配"较为贴近实际（然而国家主席既是虚衔，林彪即便黄袍加身也增添不了多少实权，何况他也无意为之。由此可知此中干系，不只是一个权力的问题了。）若说这是一场"文人相轻"的恩怨（此为江青之戏论，说的是陈伯达与张春桥之间的不对头），或说这是一场枪杆子与笔杆子之间的较量，也只见现象，未触实质。 上述诸见的最大缺陷，在于其意味着毛泽东只扮演一个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坐山观虎斗，任它两股势力相争；只需中仲裁之时，或各打五十板，或打一方扶一方，总之是个超然物外的角色。这样的描绘显然无法解释毛泽东在庐山这场斗争中所流露的切肤与震动之处。完全不能回答何以毛泽东不惜与副统帅翻脸，不惜葬送一个常委（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不惜打击各路军头，不惜违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的群情众议,偏偏情有独钟使出霹雳手段出面保驾一个渊源甚浅的张春桥——这样一个极常识又最为关键的问题。 依我之见庐山会议的这场冲突不仅是"权力之争",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如何对待文革的问题；冲突的焦点也不单是一个张春桥的问题，而是拐弯抹角地涉及康生、江青，而最后不言自明地触及"伟大的天才"的问题。如众周知，江青、康生、张春桥都是先前中央文革的成员，分别是组长、顾问和组员。陈伯达本是组长，没干几个月，就以性格见解歧异，不见容于江青，逐渐从中分化出来，"投靠"林彪。这种"投靠"哪里是毛泽东说的"我的船还未沉，这个老鼠就跑了"那样,只是基于权力的考虑呢？"一组"（毛）的权力当然胜过"二组"（林）。若不是因着识见相近，陈伯达何以会背着毛而转向林呢？ 原来军队系统早自军委八条、二月逆流,乃至武汉兵变以来，就与中央文革杵格不入。四大将（黄吴李邱）在文革初期也饱尝红卫兵造反派文武批斗之苦（其中邱会作最惨，几乎打死）。林彪身为副统帅，在公安六条保护之列，固然不受此罪，其为毛所钦定的为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的接班人，也由不得他公开非议文革。然而私下之间家人却常闻其以"文革大要命"称呼文革；以"武化大革命"形容武斗。掩藏不住骨子深处里对此文革之不感苟同；对于文革的乱局他是深感于心的，在他与徐向前主持制定的抑制中央文革的军委八条得毛批准之后,一向情感不形于色的林彪居然禁不住欢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对于派性武斗，他更加耽心。一九六七年八月曾为此上书但毛不以为意，反而讽刺林彪穷紧张。至于文革破坏生产的那一套，也不符合林的一贯思想。早在一九四五年的七大，他对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解释就很别开"生"面:"我们谈政治谈党,首先就是经济问题。我们是拿'产'字作旗帜。我们有的同志实际上不注意'产'，忘了本。共产党不注意‘产'字那就大大不合格。"继言"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做什么呢？是要“产'。不是私产是公产；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所以要革命。"因此在由他负责宣读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他支持陈伯达强调"促生产"的起草，而不取"只有（文革）运动，没有目的"的由张春桥、姚文元、康生起草的"伯恩斯坦式的文件"。奈何遭毛否决。林彪这一不忘生产的立场显然其来有自。 然而在庐山上，这类的分歧，这类对于文革的非议，乃至愤懑，都只能包裹在"高度抽象的言语"中;要不要"三个副词"？要不要天才？要不要国家主席？这些做表面文章的正反双方，当然都不存在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问题。林彪的军系人马，加上陈伯达、汪东兴，指斥张春桥反毛，当然也是强词夺理,无限上纲。但此一立意打击张春桥的"深层结构"，却在于多年积累的对于文革以及"中央文革"的异议。憬然于二月逆流的前车之鉴，批判的火力只能集中于最小的角色张春桥，如叶群所说:千万别点康生的名，更不可触动江青。（至于触毛，那是压根儿连想头都不敢有的！） 尽管如此，庐山上一旦或明或暗地点名张春桥之后，立即群情振奋激昂，"千刀万剐"之声不绝,"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中央委员们纷纷给政治局写信"，"批判、声讨……张春桥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劣迹……异常激烈。"武如陈毅、许世友、文如钱学森、郭沫若在会上都"跳得很高"。陈毅等人与林彪等渊源不深，他于二月逆流后打成"右"，却与林彪一向不大往来。何以也会"拥护陈伯达"大批张春桥呢？自然不是一个私人恩怨可解。庐山上所以群情愤激，造成"停止地球转动"似的共鸣，自然是有着共同的"语言"，并不局限于林系一路人马。林彪等人的言语既是如此抽象，则共同言语的代表人物当推以敢于直言见称的陈毅。这也是毛泽东所斥"二陈合流"，康生所称"二月逆流与八月红流（按原文如此）合流"的旨趣所在。 由于官方始终未曾公布文献,我们无从知悉江青率领张春桥、姚文元与毛密谈的内容。然而可知者，是自此而后，情势急转直下。说来不巧，这一情势的发展正似一九六七年反文革的二月逆流。毛泽东在二月逆流期间，不惜开罪四个元帅三个副总理，公然宣称:"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对我。"说来又不巧，这回毛泽东也说:"他们名义上是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见事后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毛同华国锋的谈话。）林彪诸人"高度抽象言语"中的弦外之音，终于让"政治慧眼"（此乃冯文中用语）的毛泽东嗅出来了。 毛泽东毙逝之前自揣平生两大成就，一是解放战争打垮了国民党，一就是开亘古未有的文化大革命，这两宗盖世功勋，绝容不得他人非议。毛尽管赏识邓小平，令其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根本条件就是保证"永不翻案"，不翻文革的案，一旦嗅出邓"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立即再度打倒。由此可知，文革者，才是毛的真正痛处，才是他在庐山上所说的"绝不让步的重大原则问题"。也才是他在设下十面埋伏，准备对林彪动手的南巡讲话中所说"三要三不要"（意指林彪如刘少奇一般，搞起修正主义）的矛头所在。 只有从此考察，我们才能拨开庐山的迷雾，窥见毛的切身之感，是什么触动了毛的真正痛处。这些才是庐山风云的奥妙所在。然则，冯文所欲回答的"毛林决裂的关键"者又岂是"权力斗争"一义所能涵盖。 当然，这一奥妙不可能由当时的官方披露——一个八届十一中全会出现的副统帅,一个首任的中央文革组长，居然会不满文革，这还了得！今日的官方当然也容不得触此奥妙——阿q也敢革命，林彪也会反文革，笑话笑话！ 史家办人事，犹如法吏断狱，听其两造之言。二十五年来的林彪大狱迄今但有原告，不见被告。对于林彪其人，对于扑朔迷离的林彪一案，世人所知者，真是少得可怜（包括笔者在内）。只许原告控诉，不许被告发言（林氏后人如林豆豆与张清霖之种种申诉，屡遭官方压制），单以此事度之，则可计其为冤案者，大约不假。虽不中，亦不远矣。细检林彪与周恩来二人之文革言论，相观比察，举凡在保护老干部、稳定局面、缓和毛之激进、稳定军队、制止武斗、力促生产等诸大政策上，二者所持之立场其实差异无几。反之，以抑己扬毛之初衷及批斗同僚之激烈观之，周之较林，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以身后名声论，一者崇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圣人，一者沦为遗臭万年的反革命阴谋家，何其霄壤之别乎——此冤者一也。 毛之整肃刘少奇，乃源于刘在调整"七分人祸"大跃进后的国民经济、在包产到户的农村政策、在四清的做法上，与毛歧异，触犯了龙颜。这至少是一条公开的"刘少奇路线"，毛要整他还说得上有个根据，说冤不冤，如今也得了平反。相形之下，林彪尽管骨子里也不以大跃进为然，也主张包产到户，但鉴于刘的教训，不惜隐抑私见，处心积虑标榜毛之正确，最后仍落个反毛行刺的罪名、身败名裂的下场——此冤者二也。 林彪之仓皇出逃，本是毛步步进逼弄出狗急跳墙的结局（毛之手法与先前逼迫达赖出走，或有稍似之处。）事发后之案情，又全凭毛之未审先决、出乎臆想的判令，好事者又据此销毁证据，伪造事状，造成大狱。其株连者，何止千万，而苦主或其家属，死者含恨，生者坎坷。实事求是之不谋，历史公正之义之不张——此冤者三也。 论者曰:伴君如伴虎。毛泽东以其文采武功，可谓历代君王之冠。林氏以骑虎难下之势，居然仍大搞毛的个人崇拜，真不啻为虎添翼，其折戟沉沙几至灭门的下场，固可谓咎由自取。然而，即以个人崇拜而论，刘少奇、柯庆施、陶铸在崇毛活动上，本有一饭之先的功劳，而周恩来之崇毛又过林之崇毛（对比周在八大二次的检讨与林在七千人大会上之讲话，即可知矣）。但究其实际，始作俑者，正是毛之本人（毛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大讲个人崇拜之必要与个人崇拜之合于马列主义；柯、陶二人就是受了毛的鼓动，跟着大吹起来的。）今人只消翻阅中共中央文献室编就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诸册，看看毛对中央文件的亲点御批（其中毛在秘书拟就或政治局、书记处起草文件中亲自加入"伟大领袖毛泽东教导我们"的字样，比比皆是），就可知毛泽东才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最大提倡家。如此看来，林彪的错误也好，悲剧也好，最终的根源又回到了毛的身上。 ※来源：考研论坛bbs.kaoyan.com 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KANGJUXIAO21 中级战友 偶是萨特(老北,光铭注意啦) 精华1 积分3233 帖子1518 威望185 K币3054元 注册2005-6-1 2楼发表于2006-1-3112:48资料短消息 ????????????????????????????????????????????????????????????????? ※来源：考研论坛bbs.kaoyan.com KANGJUXIAO21 中级战友 偶是萨特(老北,光铭注意啦) 精华1 积分3233 帖子1518 威望185 K币3054元 注册2005-6-1 3楼发表于2006-1-3112:48资料短消息 !!!!!!!!!!!!!!!!!!!!!!!!!!!!!!!!!!!!!!!!!!!!!!!!!!!!!!!!!!!!!!!! ※来源：考研论坛bbs.kaoyan.com 灰少年(灰) 高级战友 往事如灰 精华4 积分6449 帖子9030 威望2510 K币4138元 注册2005-1-25 来自灰飞烟灭 4楼发表于2006-1-3113:26资料短消息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内容自动屏蔽*** ※来源：考研论坛bbs.kaoyan.com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尽情悲伤... 当前时区GMT+8,现在时间是2007-1-1612:39 免责声明:所有帖子仅代表发帖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站同意其说法或描述,本站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责任。 请您务必遵守中国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以及本站的相关用户守则，共同营造和谐文明的网络氛围。谢谢您的合作。 PoweredbyDiscuz!5.0.0Licensed?1999-2006考研加油站 Processedin0.097074second(s),7queries,GzipenabledTOP 清除Cookies-Archiver-WAP 『闲闲书话』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修订稿) 作者：梁由之 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摇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 江淹<<恨赋>> 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问前因......辛弃疾：<<沁园春.老子平生>> 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陈维崧<<醉落魄.咏鹰>> ------题记 一.一个非神即鬼的人 开篇就抄书： 这是一个曾被尊为中国的第二号神，后来又被列为第一号鬼，非神即鬼，好象从来都不是人，最终还是被一个“鬼”字覆盖了的人。 这是一个24岁就当军团长，从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当到野战军司令员、国防部长，而且经常身兼数职(比如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除了“副统帅”从未当过副职的人。 这是一个党史军史少了他，有的史实就会讲不明白，就会出现空白，就会留下问号，进而愈发挑逗起人们好奇、探究心理的人。 这是一个不时要面对，又不敢面对，竭力要回避，又很难回避，轻不得，重不得，深不得，浅不得，稍不谨慎就要引起麻烦，已经死去快20年了，依然异常敏感的人。 这是一个人们私下里有不少议论，据说世界上也有不少传闻，而今逐渐开始比较客观公正地放到历史天平上的人。 谁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林彪”。 上文摘自<<雪白血红>>。作者张正隆中校。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初印，印数93000本。 二.二种眼泪 古话说：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1971年9.13事件稍后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得到了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包括林彪在内全部身亡的确切消息。当时在场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纪没想到的是，一向沉稳潇洒、气度雍容的周总理，居然当即号啕大哭起来，足顿胸捶，涕泗横飞，悲不自禁。足足过了二十多分钟，才逐渐平静下来，恢复常态。这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几乎是仅见的。纪登奎莫明其妙，不知所措，印象也就特别深刻。 无独有偶。 李子弋教授说蒋介石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未能利用林彪──蒋对此曾向陶希圣多次提及。 1993年10月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theWorld Journal）登载了一篇有趣的文章，做蒋介石的私人医生达四十年之久的熊丸（Hsiung Wan）在文章中说：“我唯一一次见到蒋总统流泪是在他听到林彪死的消息时。”曾在蒋身边长期扮演类似陈布雷一样角色的党国大员陶希圣证实了这一说法的可靠性。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一个中华民国总统，这对政坛上的生死冤家，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避嫌疑，不约而同地为一位非正常死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抛洒下英雄之泪。这实在太不同寻常、太耐人寻味了。 我们知道，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周恩来曾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林彪则是黄埔四期学生。蒋、周二人与林有师生之谊。 这当然不是蒋周二公异口同声为林哭泣的因由。起码不是主要原因。 那么，林彪是谁？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呢？ 三.十大元帅之三 林彪，原名育容，湖北黄冈人。1907年12月5日出生。父林明清，曾在村里的杂货铺子当店员，又在往返于浠水、鄂城、大冶一带的小火轮上做帐房先生。有些积蓄后回乡经营手工织布，当了一个小业主。母陈氏。 黄冈县城距林彪的老家林家大湾约30公里，是著名的东坡赤壁所在地。苏东坡在这里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最杰出的作品。现在有所黄冈中学，也是名震江湖，桃李满天下。据说，毕业于黄冈中学的天涯网友，就为数不少。 林彪早年在家乡读书。后来到武昌上中学。1925年毕业。同年秋天，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四期同学中，胡琏、张灵甫、李弥、刘玉章、罗列，刘志丹、曾中生、袁国平、段德昌......等人，后来都成为国共双方的名将。 他的两个堂兄：林育南和林育英(即张浩。1935年，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从苏联回国，与毛泽东配合默契，假传圣旨，对毛最终战胜张国焘、确立中共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战初期，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不久因病去世，毛泽东亲为抬棺。他的后任，就是邓小平)，都是早期知名的共产党人，对青年林彪走上革命道路无疑起了领路人作用。 1926年10月，林彪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被分配到著名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参加北伐。不久升任连长。 1927年8月，参加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余部转战至湘南，因功升任营长。 1928年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编组成红四军。毛、林风云际会，惺惺相惜，互相借重。此后，林彪历任红二十八团(四军主力团)团长、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指挥得力，战功卓著，与彭德怀、黄公略一起成为中央红军朱毛麾下最出色的将领。尤其是第四次反围剿的草台冈一役，一举歼灭了国军王牌、陈诚的起家部队第十一师，更是声威大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总兵力1.9万余人)担任前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冲破重重包围，杀开一条血路。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终于保存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1936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 抗战军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林彪出任主力师115师师长。1937年9月，率部歼灭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一千余人，取得平型关大捷。这是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军心民气，也使林彪成为遐迩闻名的抗日名将。 可惜乐极生悲。1938年3月，林彪被友军阎锡山部误伤。后去苏联医治。直到1942年3月才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这次意外事故，不惟使林彪无从在抗战中再展身手，有更佳表现；更为他后来的身心与命运埋下了悲剧性的种子。 毛认为林具备多方面的才干，而不仅仅是军事天才。他曾让林作为周的助手去重庆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一呆就是几个月。军统巨头唐纵等对林印象极为深刻。 林彪回延安，毛泽东非常兴奋，亲自前往迎接。毛拉着林的手，满面笑容，边走边说。令跟在一旁的秘书师哲深感诧异：朱老总从前线、周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也从未得到主席这般礼遇。青年林彪不就是一个师长吗？ 那么，在现在颇为人所垢病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林彪表现如何呢？ 南京大学高华教授写道：“林彪于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一行从重庆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照，毛嘱林彪休息，林彪只是挂名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不具体过问党校的具体工作（此时延安除整风、审干外，没有任何紧急工作）。林彪在延安对康生一直保持距离，对审干、抢救持沉默态度，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 这其实是林的一贯作风。 八年抗战，终获苦胜。美国试图扶中制日。本来是千载难逢的“霖雨苍生新建国”的绝佳时机。可惜国共两党各争雄长，互不相让，内战一触即发。中共中央盯住了东北大地。不惜血本，在苏军的默许和支持下，从各个根据地抽调精兵强将和大批干部，投进黑土地，志在必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独霸东北”。中央原拟派林彪去山东，后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改派他去东北负责军事指挥。统揽全局的，则是刘少奇最重要的亲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东北我军(曾几度易名，当时叫东北民主自治军)第一政委彭真。 开始很不顺利。林、彭意见不一。蒋介石也不是吃素的，他派到东北负责的军政大员熊式辉、杜聿明也算一时豪杰，并不容易对付。“独霸东北”很快被证明只是一厢情愿。共军占据的城市不断失守。尤其是继四平之战失利后，1946年5月23日，廖耀湘率国军精锐新6军攻占长春。共军进退失据，极为被动。 关键时刻，毛泽东显示出超人的胆识，采取了断然措施。 据<<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关于1946年6月16日的文字记载：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当时，林只是中央委员；而彭、高、陈三人却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在十分强调“党指挥枪”原则的中共，实在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重大组织措施。 毛泽东孤注一掷，将中共在东北的前途和命运托付给了林彪。 范文澜先生说：一个领袖，得以成功最重要的两点品质，是纳谏和用人。在当时，毛泽东这两点都比蒋介石要做得好。他的成功，实非幸致。 林彪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短短不到两年半时间，就完全逆转了形势，实现了原本接近破灭的“独霸东北”的梦想。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更是一举歼灭了东北国军47万余人，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的百万雄师成为一支最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东北地区雄厚的工农业基础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强大后方，毛泽东已经真正具备了最后打败蒋介石的军事资本和经济实力。 甚至连中共领袖们，也未免觉得胜利来得太快了。毛泽东乐不可支地对大家说：现在，林彪可是壮得很哟。随即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表。 1948年11月23日，东野主力84万人分三路入关。 接着是平津战役。(四野)渡江战役。衡宝战役(歼灭李宗仁白崇禧桂系主力)。海南战役。......万里远征，所向披靡，把红旗从白山黑水一直插到了天涯海角。星星之火，终于燎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授予中共十位统帅级军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他们依次是：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林彪位列十大元帅之三。朱、彭总副司令的地位在红军、八路军时代已经奠定，无人能够撼动。林彪的资历，仅比罗帅稍老一点，远逊于其它九帅。另外六帅，陈、徐、聂、叶也都出身黄埔军校，是林的师辈或学兄。贺、刘二帅更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和参谋长。十大元帅的人选和排名，中央是反复权衡、大费周章的。基本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大体都是服气的。 令人瞩目的是：如此旷世盛典，军人荣誉的颠峰时刻，林彪元帅居然缺席。他在青岛疗养。避开尘嚣，静听海浪天风。 林彪何以能够后来居上，脱颖而出？原因只有两个字：战功。这实在是实至名归。 林彪的军政才能，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下面一节，在下将尝试对此作一些分析。 四.四野 作为战功最大、年龄最小的元帅，林彪被国内外公认为是中共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已经崭露头角。抗战阶段，也曾名震一时。抗美援朝，彭总大出风头。不过一直有不少人说，彭总的战术修养远不如林总；若是林总入朝指挥志愿军，战果肯定会更大，损失则会小一些。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假设。 网上也常见林粟之争。元帅之三与大将之首都有一帮坚定的支持者，各持己见，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结果仍然是谁也不能说服谁。 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 跟二徐一样，粟司令是标准的一流职业军人，素来为梁某所敬服。纯粹论战功，他甚至更是为大多数元帅所不及。 不过，即便是粟裕，也尚非林总之匹。其它且不说，1946年6月16日之后，林彪成为东北地区党、政、军一把手；一句话：“东北王”。而这正是东北战场国共易势的转折点。斯大林说：干部决定一切。粟裕则只是在华东地区负责军事指挥，头上压着饶漱石、陈毅、张云逸、黎玉等巨头，对下面的指挥也并不是很得心应手(尤其是原属八路军的部队和将领)。平起平坐的谭震林对他更是啧有烦言。直到毛泽东让陈毅去了中野，粟裕“双代”后，他才算是基本放开了手脚----虽然依旧小心翼翼。 我注意到，深居简出、不喜交际、清高淡泊如林总，对待罗荣桓、彭德怀、高岗、周恩来、黄克诚、粟裕、柯庆施、陶铸......等少数几位个性鲜明的军政要员，是青眼有加的。建国后，粟遭到彭、陈、聂三位元帅的联手打压，长期郁郁不得志。但从没听说他与林总有若何过节。扯远了，打住。 无论如何，三年东北解放战争，为林彪提供了可以充分施展军政才智的舞台，并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国共两党的兴衰成败。 可说的很多。说来话长。为了控制篇幅，这里单挑两件事：两个“根本意见”和一次撤退，稍加分说。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先说两个“根本意见”：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来，为了遮人耳目，应付国际舆论，又扶植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伪“满州国”。陈寅恪先生诗中所谓“欲夸朔漠作神京”，即指此事。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9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后，苏联红军以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进入中国东北，强弩之末的日本关东军不堪一击。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突然投降，国共双方都出乎意外，有点措手不及。随即加紧布置，调兵遣将，力争使本方势力处于有利态势。其中，双方力量近乎真空状态的东北地区成为热中之热，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正确决策，全力向东北扩张。在苏军的支持配合下，一度抢得先机。 国民党则束手束脚，摇摆不定。曾寄厚望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试图和平接受东北。结果被斯大林玩弄。党国要员、经济学家张公权在日记中写道：“王(世杰)外长始终不明了苏方对于东北，有其局部之策略。任何国际局势之变动，不能动摇其既定之局部策略”。但张的独到之见当时不被重视。 毛泽东信心膨胀。1945年11月15日，他致电林彭真、林彪，要求坚守山海关、绥中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同时让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准备战场，等敌人进至绥中、兴城地区时，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一次消灭敌人两三个师，歼灭敌军三个军，以从战略上解决问题。19日，中央又来电提出：“要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 军令如山。中央期望如此殷切。 其实呢，事情并不那么美妙。按黄克诚11月26日致毛泽东电报的说法，就是“七无”：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药、无衣服鞋袜。其实，有些部队，尤其是主力部队，还缺少枪支弹药：原以为东北什么都有，出发时按上级要求，枪弹尽量留在老根据地了。先来的冀东部队，倒是弄到不少武器，拿去装备了一些并不巩固的新扩大的部队。但后到的老八路，却所获甚少。 相反，蒋介石在确信和平接受无望后，已下决心武力解决问题。东北九省保安司令杜聿明(黄埔一期学生)率国军精锐、百战沙场、全副美式装备、曾远征印缅的石觉第13军（汤恩伯基本部队)和赵公武第52军(关麟征基本部队)，浩荡出关，兵锋直指锦州、沈阳。其余几个军陆续跟进。我军初战不利。 另一方面，在美国的压力下，11月19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按照中苏条约，苏军将把中长路沿线各大城市移交给国民政府。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经过深思熟虑，11月22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和彭真、罗荣桓，强调指出：“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彪的“根本意见”完全否定了毛泽东15日电报中要求在锦州一线决战歼敌的设想。但得到东北前线军政要员黄克诚、高岗、陈云、罗荣桓的坚决支持。上升时期的毛泽东，恢弘大度，从谏如流，立即采纳了林彪这个随机应变而得出的切合实际的重要建议。不再急切求胜，而是改变既定方针，撤离中心城市，稳扎稳打，工作重点转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主要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这才有了以后的翻盘和反败为胜。 1945年尾至1946年中，国内气氛微妙，战和不定。美国总统杜鲁门特派马歇尔将军强力介入，进行调停，意欲在中国推行美国式的两党制。一时间似乎和平建国大有希望，中共中央一度也作了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准备。 这时，林彪致电毛泽东： “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到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象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得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被人公开指为头脑不清醒，这在毛泽东平生大概也是惟一的一次。但他认了，听进去了。 后来情势的发展，尽人皆知。东野入关前，聂荣臻在华北始终被傅作义压着打，很大程度上就是吃了真的相信会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裁军过猛的亏。无怪乎毛后来说聂是“老实人”。 再说一次撤退：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所以，军事目标，应该服从、服务于政治目标。 1946年4月18日到5月18日，四平保卫战刚好打了整整一个月。结果，我军伤亡8000余人后主动撤退，四平为国军精锐孙立人新1军、陈明仁第71军等部占领。 这不是林彪想打的仗。 4月11日深夜，林彪致电中央及东北局： “......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缚军队行动。” 这次毛泽东没有听他的。为了配合周恩来在重庆的谈判，毛多次严令林彪，务必死守，“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越打越被动。黄克诚是我党最有眼光和胆识、最敢说话的优秀高级将领之一。他直接致电毛泽东，又致电林彪，建议及时撤退，保存实力。但毛、林都没有回电。 毛不回电，是因为他不同意黄的意见。 林不回电，是因为他要维护毛的权威。 这事令黄老纳闷多年。林总这次是怎么了，打这样的呆仗，不是他的风格呀？ 解开这个谜是在十余年后的庐山会议。黄克诚大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但因同情、支持写万言书直陈现实而触犯龙麟的彭总，即将翻船。 一次小会，不知怎么又扯到当年的四平保卫战。黄老说不及时撤退是错误的。毛说：这是我的决定!黄老真是了得，当即回应：“你决定的，错的也还是错的!”他这才明白了林总维护领袖威信的苦心。 加之这次会议上，墙倒众人推，破鼓滥人捶，对彭总新帐旧帐一起算。当年长征路上林彪写信要求毛泽东将前敌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自然是一大罪名，毛牢记在心，非常在意，提起多次。奇怪的事是，他并不在意写信的是林，而是一直认为是彭背后怂恿林写这封信的，帐该跟彭算。林总本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中途，作为“救兵”，与邓小平等临时被急招上山。当作毛、彭等人的面，林总说明写那封信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与彭总毫无关系。毛不知作如何想。彭总则十分感激。黄老也对林总实事求是、宁可让毛失望也不对彭落井下石非常敬仰。黄老晚年能顶住压力出面为林总说话，实非偶然。 这其实也是林总的一贯风格。 四平保卫战期间的电报很有意思，极具林彪色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读。 林彪一边指挥保卫战，一边留好退路。“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傻事他可不会干，添兵的乱命更不会听从。18日，敌军即将攻克四平，守军有被合围之虞。林一面致电中央及东北局请示撤退，一面边奏边斩，全师而退。 这两个“根本意见”和一次撤退可不容小觑。 1947年5月，陈云致信高岗，曾把锦州避战和四平撤退，作为本党进入东北前七个月当中的两件大事。陈云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就很难有东北以后的好形势。 老毛奇说：“一个在展开的最初阶段中所犯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 历史是最深的冰山。即如东北解放战争，考究起来，问题多着呢，岂止“战锦”而已! 红领巾时代，老师和家长就教导我们：“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现在，我突然想：假如没有林彪，或者林彪为蒋委员长所用，又将如何？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历史上，韩信弃楚投汉，结果是楚灭汉兴。 写林彪，常想起一句流行的广告词：给我一次机会，还你一个梦想!林之于毛，不正是如此吗？ 1949年3月，林总一手带出的东北野战军百万雄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四野既然横空出世，耀武幽燕；那么，河山姓共、金陵王气黯然收，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有朋友喜欢算命。我一直不以为然。 如果所谓命本没有，自然没必要去算。 如果有，你就将别无选择，又有什么算的必要呢？ 我不知道，林总挥师南下、风卷残云时，是否曾经梦想得到：二十余年后，居然有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会与他攀扯上关系。 五.“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一）可能性 ◇９．２（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召开，会上毛、林分岐公开化---编者注）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１）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２）夺权正在进行。 （３）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４）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５）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６）他们“故计（伎）重演”。 （７）政变正朝着有利於笔杆子，而不利於枪杆子方向发展。 （８）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９）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舰队以及下文的联合舰队等均为本文件起草者林立果等人的自称，这些名词以及后文中的“江田岛精神”等出自《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等日本电影。──编者注）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Ｂ─５２（指毛泽东──编者注）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於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於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於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 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指林彪──编者注）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於突袭、串联、转移，甚至於撤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Ｂ－５２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於Ｂ－５２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Ｂ－５２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Ｂ－５２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编者注）均在我手心之中。属於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实，逼迫Ｂ－５２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５４３、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编者注）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文革时民航由空军接管──编注）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 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指黄永胜──编者注）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５２，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Ｂ－５２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准备阶段 （１）计划 （２）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 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编者注） 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编者注）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京、沪、杭、蜀、穗、 （３）物质准备 武器领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０１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编者注）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４）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指张春桥──编者注）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１）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２）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 （３）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Ｂ－５２旗号打击Ｂ－５２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Ｂ－５２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 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於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Ｂ－５２宣传，有的是出於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於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於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Ｂ－５２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编者注）。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以上是被认作“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纲领”的“571工程纪要”全文。由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执笔）共同炮制。“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简称。 暂不涉及对这份文件的分析和评判。对文件本身，国防大学王年一教授的看法是： “<<纪要>>是个草稿。定稿没有。送给林彪、叶群看过没有，都不得而知。林立果对于新野等人说，这个计划是林彪叫搞的。林立果说的是不是真话，也无从得知。靳大鹰在〈‘913’事件始末记〉里说：‘里面有些话只有老谋深算的人才能说得出来，有的话则明显的幼稚肤浅。’这是确实的。假设林彪看过<<纪要>>，他会不会同意，这是不难推断出来的。” 真难为了这位值得尊敬的将军教授。在当时的语境下，他好象什么都没说。又好象什么都已说穿。 根据现有材料，我认为：这不过是林立果拉大旗作虎皮、假传圣旨罢了。林总是什么人？中国历史上都数得上的名将之星!策划政变是何等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他会弄出这等花里胡哨不三不四的东东？这是林彪的作风吗？ 不由想起林总在东北战场总结出的“六个战术原则”。话头又回到当年。 六.六个战术原则 作为中共领袖兼首屈一指的战略家，毛泽东有广为人知的“十大军事原则”。 作为我军最杰出的将领兼战术家，林彪则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六个战术原则”。 六个战术原则是： 1.一点两面。 即集中兵力于主要攻击点突击敌人，同时以部分兵力从另一面或多面钳制并协同歼灭敌人，对敌人形成包围，不让敌人跑掉，打成击溃战。在主攻点上要“采取狭窄的战斗正面和纵深的战斗配备”，使主攻点的部队象尖刀和钻头一样，突破敌人的防线并向纵深发展。这是强调要打歼灭战，并将战术具体化。 2.三三制。 是指一种疏散形的进攻战术。我军每连3排，每排3班。林总指出：战斗时每个步兵班还可以再分为3个战斗小组，每组3、4个战士，在村长的指导下，以疏散机动、小群的战斗队形进行战斗，以减少伤亡，扩大战果。 3.四快一慢。 四快指向敌前进要快，抓住敌人后进行准备工作要快，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敌人开始溃退后追击时要快。一慢指总攻发动时机要慢。慢的时间要用以侦察地形敌情、布置兵力及火力，政治鼓动工作及休息。林总特别强调一慢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中外兵家未曾注意过的一个盲点。 4.四组一队。 四组是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一队指突击队。同“三三制”一样，这也是说的进攻时的队形问题。林彪提出“四队一组”是为了解决攻城巷战中的战斗队形，并说明这种分组方法不受四个组的限制，不必拘束于教条，可以灵活运用。 5.三猛战术。指猛打、猛冲、猛追。 对于所选定的主攻点上，应将各种机关枪各种炮秘密地尽量接近敌人，适当的配备起来，以便统一向主攻目标射击，并于同时猛然开火。是谓猛打。这种火力用法，是反对零敲碎打，把火力到处分散使用的。 在主攻点上，火力猛然开始射击后，我军突出部队应乘此际敌人一时发呆发慌拿不出主意来不及调整时猛烈冲锋，跃然奋进，以刺刀、手榴弹向前冲击，必须建立刺刀血战的威风和随手榴弹的飞出爆炸而猛进的勇气，迅速打垮敌人的战斗意志。是谓猛冲。 对于已经被我军冲动、开始溃乱的敌人，应实行猛烈追击，要一直压下去，尽量消灭敌人，求取最大战果。是谓猛追。 6.三种情况下三种不同的攻击法。 一种是敌人守，一种是敌人要退不退，一种是敌人退。为了有针对性地最有效地打击敌人，提出三种相应的攻击战法。 如果敌人守，就要经过正式的准备，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后再攻击。如果敌人要退不退，我们准备好了再打，敌人会跑掉；不准备就打，又会被碰下来；这时应先将敌人围起来，围而不攻，或围而小攻，用一部分和他们打，抓住他，使他走不脱，然后准备好再大打出手。如果敌人退，就要猛追，这时不要等命令，不准备就是合乎战术，准备了反而不合乎战术，不要怕部队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楚。抓着打就是。当然，战役指挥员应该组织有计划的追击 多么精彩! 这是一个深思熟虑、沉默寡言、身带5处枪伤的方面大帅熔铸古今中外兵家思想精华并结合战场实际提炼出的实用性非常强的六个非同一般的战术原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的更是出于他的独创，比如一慢。 我不由再次想到：设若此人为党国所用，如何得了？我党我军，谁能是他的对手？! “571工程纪要”呢？思想且不论。作为政变纲要，有一点可章法和可行性吗？林立果只是在乃父那里揎拾了一点思想的皮毛，自己肆意发挥、狐假虎威罢了。 我还注意到：这6个原则，全部着眼于进攻，无一例外。这使人想起沙漠之狐隆美尔元帅的名言：攻击，攻击，再攻击!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英雄所见略同。 研究一下林总的六个战术原则，再比照一下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态势、打法、进展与战果，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豁然开朗。东野伤亡越来越小，战果则越来越大。成功只属于作好了充分准备的人。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亲爱的朋友，读到这里，你对林总1955年国庆节前超迈群雄，后来居上，位列十大元帅之三，还有什么疑问吗？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林总更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当时中共七大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之一。 七.中共七大领袖简评 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1958年5月，举行了八届二中全会。毛刘周朱陈林邓，实至名归，成为中共七大领袖。众望所归的新领导核心得以形成。这个领导集体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后才告瓦解，分崩离析。 下面，梁某不揣冒昧，对上列中共七大领袖略予点评： 1.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革命无可争辩的最高领袖，极大影响中国现代历史航向的巨人。大政治家、军事战略家兼浪漫主义诗人。一句老话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确切的。如果还是农业社会，毛的造诣和历史地位，起码不在刘彻、朱元璋之下。 依我看，一方面，毛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认识的深刻程度，仅次于鲁迅。他对我们这个国家、对广大劳苦大众，感情很深。另一方面，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对知识分子则存在严重偏见，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乃至史无前例的罪恶，对国家、民族、国际共运和我党的事业都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 张毕来认为毛：“挥手能教天地改，著书善诱议论归。” 不予平反的5名大右派当中的两位则有不同见解。章伯钧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罗隆基说：“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 我认为，他们都没有说错。雅努斯有两副面孔。合起来看，就比较完整了。 毛对统治权术的研究之深、运用之妙，已臻炉火纯青的化境，沛莫能御。在中国高层，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幽深难言的孤独感。罗荣桓、柯庆施先后去世令他非常伤感，是有深刻的心理原因的。 晚年毛泽东最大的问题是将自己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予智予雄，为所欲为，比任何一个封建君主都更为恣肆霸道，不受任何约束。对党的各级干部也殊少爱心。 我对他的评价，是六*四开或倒三七开。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大人物。值得千秋万世解剖研究，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千秋功罪，谁人能予评说？ 2.刘少奇。一个教条主义者。长着一张作报告的脸。才识资历均不足与其坐二望一的崇高地位相匹配而不自知。 袁寒云诗曰：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如果不是因缘时会，进入了领导核心，而只是干一些具体党务工作的话，少奇同志会干得很出色。 3.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聪明绝顶。英才盖世。 中国革命又一个决定性的人物。一个忠诚、智慧、光芒四射、顾全大局的最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党的瑰宝和骄傲。如果他为蒋介石所用，老蒋就不会去当“扶余海外王”，周在历史上就有望比诸葛武侯更为出彩。可惜他遭逢的是毛泽东。晚年泥足深陷，苦不堪言。 我对周的看法、感情，十分复杂，几经变化。现在看来，我们还是应该设身处地，对总理的苦衷应取“理解之同情”，无须深责。 4.朱德。中国革命和军队的教父级象征性人物。德高望重。基本没有实权，备位而已。毛泽东一生有负于许多人(尤其是杨开慧、林彪)，但他完全对得起朱总司令(还有陈毅等人)。 5.陈云。一个不显山不露水，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高层重要领导人。 这是一个类似1994年美国世界杯最终捧杯的巴西队队长邓加式的人物：工兵型，干的都是卖力气的实活，不怎么出彩，但不可或缺。 “夕阳红”阶段且不论。在陈老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我仅对其在高饶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有些疑义。 顺便说一句：陈云姓廖。 6.林彪。此处从略。 7.邓小平。短小精悍，精明强干。政治思想强，作风泼辣，外圆内方，人材难得，举重若轻，不专权。又一个少见的军政双全的出色领导人。 但学问、见识都有所欠缺，不是适宜的统揽全局的帅才。我注意到：小平成为大王，是在山中无老虎之后。 姑妄言之。不值方家一嗤。 成为七大领袖之一，1949年后一直休养恬退的林总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未必出于本愿的变化。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八大前后，发生了不少事。 八.八大前后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被学者们充分肯定，多所揄扬。我对此颇有保留。八大其实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政治、思想、经济、组织......上，都是如此。姑且不说它本身存在诸如对阶级关系变化的认识偏离实际，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估计严重不足，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认识模糊不清甚至南辕北辙，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定位不当等不容忽视的错误，对反对个人崇拜也只是一般性提提而已；......就算它基本正确甚至完美无缺，而压根儿没有从组织措施上确保对八大各项路线方针的贯彻实施，流为一纸空文，说的是一套，做的完全是另一套，也是毫无意义的。窃以为对八大不宜估计过高。 八大前后，发生了不少大事。有些与林彪基本无关或者关系不大。有些则与他存在密切关系(尽管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并对他以后成为第二号神又变为第一号鬼的吊诡命运发生了重要影响。 前者主要有： 整风整党与“三反”、“五反”。 胡风事件与潘杨事件。 反右运动。 军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 大跃进运动 中苏关系破裂。 这些就不去详细说了。 后者主要有： 高饶事件。 八大。 八届五中全会。 庐山会议。 七千人大会。 下面尝试对此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1.高饶事件。 毛泽东十分倚重的高岗和刘少奇一手提拔起来的饶漱石，戏剧性地联起手来，“批薄射刘”，矛头直指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一时弄得刘灰头灰脸，狼狈不堪，相当被动，地位几乎不保。 直接起因之一，是资深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安子文(被认为是刘的骨干。部长刚由饶漱石兼任不久)，私拟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份名单，据说居然“有薄(一波，与刘少奇、彭真、安子文等同为作白区地下工作出身的高干，被认为是刘系大将)无林(彪)”!一时激起轩然大波。军队高干与白区高干的矛盾趋于白热化。 高岗过于生猛，矛锋又兼及周恩来。刘、周联手反击。斜刺里忽然杀出陈云、邓小平两员大将，表示坚决拥刘。身在杭州休养的毛担心党内分裂，想玩平衡，致信在北京主持准备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刘，一再强调指出：“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并要求高岗、刘少奇都作份自我批评。可谓煞费苦心。毛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主持会议的刘、周并没按毛的指示办，而是抓住这个空隙，借机发力，将高饶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批倒批臭，让毛面对一个本不愿看到的既成事实。这决非毛的本愿。毛心里肯定相当恼火，但一时却也有苦难言。高饶于是只得成为牺牲品。高岗愤而自杀。向来对刘有看法、又敢于说话的陶铸文革初期一度暴升至四哥的地位，却不敢向刘开炮，相当程度上就是汲取了高岗的教训：看到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势力树大根深，盘根错节，担心打虎不死，反被虎伤。 高饶事件是中共历史上的一大不幸。它开了建国后党内斗争一个灾难性的先河。也为后来发生的许多事件埋下了前因。 毛曾经意味深长地说：伸手岂止高饶! 高饶事件最大的赢家并非刘少奇，而是邓小平。刘只是保住了既有的地位罢了。而本来不甚起眼的邓则几乎接任了高、饶二人在党内所有的重要职务，脱颖而出；在八大，更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进入领导核心。又与本来渊源甚浅的刘少奇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给高饶定性的报告，亦为小平所作。 彭、林两位老总都与高岗有过愉快成功的合作经历，对高麻子的能力和作风很是欣赏，关系很好。桀骜不驯、目中无人的高岗对林总更是敬服有加。高岗曾对邓小平说：“我在林总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林总是个天才的统帅，无论政治水平、军事水平，还是思想水平、领导水平，都是第一流的，绝对非凡。三大战役，林总有两个，率领四野从中国的最北边打到最南边，了不起啊!哦，当然，你小平同志也有个淮海战役嘛。”邓小平当时回答：“我哪能跟林总比。淮海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刘伯承、陈毅他们。” 以林总的为人和性格，他肯定同情高岗，而不会对高饶事件前后邓的做法有好感。这一切，都是耐人寻味的。 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范斯莱克说：“对中国上层领导人的行为，我们好象是站在一个舞台前，幕布只是升起来了一点点，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脚在舞台上移动，却看不到也听不到其它部分。” ------------------- 更多免费TXT书请到 BBS.Aisu.cn ------------------- Aisu.cn收藏整理 2.八大。 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如日中天的毛泽东居然未得全票：他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 这绝对是非同寻常的。我不知中共高层还有谁蒙受过最高领袖的如此荣宠。 大家不难推想当时毛泽东的用意和林彪的感受。 3.八届五中全会。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领袖之一。这是林总在党内地位第一次超迈实际上的军队领袖彭总。也是他被后起之秀邓小平一度超越后再度反超领先。 在此前后，林总还是以休养为主，没做多少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枉驾屈尊，多次到苏州等林彪的休养地前往看望，洽谈甚欢。主席对林总惟一的批评是说他“有暮气”。并亲书曹操名诗<<龟虽寿>>中的名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条幅相赠。关怀备至，期望殷切。毛还一再说，希望林能多活20年，因为他有马列主义。 4.庐山会议，彭总翻船。林总是作为救兵中途被急召上山的。他一定很矛盾：一边是功勋卓著、刚直敢言、多年并肩作战、相处甚得、感情深厚的老战友，一边是对自己有着深厚知遇之恩的共和国缔造者。最终，他选择了支持毛，但决不对彭落井下石。大家说林总批彭调门儿怎么怎么高，是不切合实际的。谓予不信，可去找找贺龙、罗瑞卿、肖华等将帅的发言，比较一下即可。林总曾这样暗自发泄对毛整倒彭总的不满：“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总从来是个现实主义者，不会离谱。他是党内高层领导中头脑最清醒、最冷静的一个，对人对事极有主见，从不盲信盲从，对待毛泽东也是如此。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但在当时的环境与氛围下，哪怕你众醉独醒，又能如何呢？邓小平后来也说过：“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此言极是。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那么，养帅超过千日，又是为了什么？ 会后，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这后来也成为林总的一条罪状。何其荒唐。在当时，这不是众望所归吗？到底是林总自己念念在兹还是主席对他亟需倚重，一步步将他推上前台的，谁能告诉我？ 5.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企业的负责干部，军队的有关负责干部，共7000余人，因此又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毛泽东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刘少奇作了书面主题报告。报告否定了毛泽东总把缺点错误与成绩说成是“三七开”的框框，强调大跃进以来面临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暗示毛泽东对此应负主要领导责任。毛泽东被迫向大会作了检讨。 毛的威信严重受损。此消彼长，刘则声威大振，直有与毛分庭抗礼之势。 关键时刻，林彪出场了。他的讲话与众不同，迥异于当时的大会主旋律。 他说：“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些。”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总何许人也。他的讲话，扭转了大会的方向。 毛泽东喜不自禁，带头鼓掌表示欢迎。会后，又让田家英等对这个讲话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整理，并且批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还当面质问当时与少奇同志走得较近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林总的报告，罗长子你写得出来吗？罗如实回答：写不出来。毛一箭双雕、不无调侃地说：你当然写不出来了。 这可以视为毛林二人长达四十余年的深厚关系中的蜜月。 <<诗经>>上说：靡不有始，鲜克有终。 谁又能够预想得到，此后不到十年，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九.九一三事件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 乱到什么程度呢？下面举一个例子： 红小鬼出身，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都很信任和欣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中将，在1966年10月，总后造反派批斗他这个“当权派”、使用“车轮战”时，支撑不住，在总后礼堂当场昏厥过去。幸亏林彪批示“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才躲过这场批斗。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67年1月19日，邱会作接到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的命令，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遭到包括罚跪、抽耳光、喷气式等刑罚在内的更为残酷的武斗，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造成终生残废。邱为人很机灵。他乘看管人员一时疏忽，在一张小纸片上向毛、林写了呼救信，并设法捎出。也算是他运气好，这封信送到了林总手里。林是非常爱护部下的，何况是他的得力干将的邱会作呢。但在当时，林彪虽已贵为“副统帅”，造反派也不肯轻易从命，非要中央文革小组说了才算数。林彪当即让叶群去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讨了一纸手令，才将邱会作开释，保住了这个“最好的一任后勤部长”(周恩来语)一条性命。这就是被邱将军视为恩同再造的“午夜获救”。 这样下去当然不成名堂，不是个事。乱可以乱，但要乱而有序。 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有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决策：借重周恩来以维持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和运转；借重林彪稳定并运用军方力量；借重林的老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稳定首都北京军内的局势。 其意图是：通过稳定北京军内的局势，进而稳定全军的局势；通过稳定全军的局势，进而稳定全国的局势。所谓“稳定”，是指乱而不致失控，以达到全面清除刘邓路线在各个阶层、部门的代理人，保证全面夺权的胜利。军队大举介入地方事务，不少地方和部门甚至实行了军管。 在当时，不能不认为这个决策必不可少，十分必要。它果然也很有效：到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经先后砸烂旧机构，成立了革命委员会。9月7日，北京举行庆祝大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是一次论功行赏的大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军方势力的崛起。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出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居然有林彪、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谢富治等多达11名职业军人(还没算上有军职的叶群和已无军职的职业军人李先念)!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毛泽东当然还是主席。林彪成为惟一的副主席。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完全肯定文革，载入了所谓“基本路线”和“五十字方针”，取消了普通党员应该享有的权利。它不仅高调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明确写道：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全然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尤有甚者：江青、叶群，第一夫人与第二夫人，居然联袂进入政治局，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独一无二的一大奇观。据说，仅出身于原东野八纵的中央委员，就达10人之多! 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起草人为文革新贵张春桥、姚文元。但林作报告前，居然对这份几经周折来之不易的报告看都没看一眼。他心里有火。 本来，根据毛的意见，起草工作由林负责，由陈伯达及张、姚三大“秀才”具体执笔。确定由陈先动笔拿出草稿。不料陈写出一部分初稿后，江、张、姚等认为陈稿忽视革命和阶级斗争；强调生产，是鼓吹“惟生产力论”，表示反对。陈坚持己见，不愿另起炉灶，迟迟不能定稿。九大召开在即，等米下锅，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张、姚负责执笔。张姚很快拿出初稿。向有中共第一秀才之称的陈伯达心有不甘，同时拿出了草稿。陈反唇相讥，嘲笑张、姚稿是一个“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陈将稿件封好送毛裁定。没想到毛看都不看，批字原样奉还。毛选中了张、姚稿。据已在毛身边工作了三十余年的陈伯达说，他感到十分伤心。林彪则同情和支持陈伯达的意见。并对江、张、姚非常反感。 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自己中意的报告却被否决。在大会上念的东西根本是自己不以为然的。这个”副统帅“当得实在是没滋没味，表面风光而已，甚至有点窝囊。堂堂林总，何尝受过这种肮脏气？这为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反常态，带头向张春桥发难，埋下了伏笔。 军事家林彪，近乎无可挑剔。政治家林彪，则相形逊色。 庐山会议，以“设立国家主席”、“称天才”为肇因，张春桥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真所谓人心丧尽，极端孤立。眼看翻船在所不免。关键时刻，毛泽东赤膊上阵，亲自出马，为张说话，稳林击陈，挽狂澜于既倒，扭转乾坤。毛林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矛盾已经表面化。 毛泽东雄才大略，叱诧风云；而又一意孤行，唯我独尊。林彪巨大的威望、超高的人气让他悄然心惊。作为一个自诩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现代独裁者，他不容许出现任何有可能对自己权力与地位形成挑战的团体或是个人。其实在这时，林总的命运就已经大致确定。可惜政治家林彪见不及此。 在毛泽东咄咄逼人的组合拳攻势下，林彪几乎无所作为。又好象在以不变应万变，静候尘埃落定。他呆在北戴河休养。 其子林立果则不然。小伙子雄心勃勃，初生牛犊不怕虎。 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得出结论：“这些老总们(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政治水平底，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林立果十分自负，目空一切。不知他看不起的这些老总包不包括林总----他老爸----在内？ 林立果开始拼凑力量，组织“联合舰队”。主要斗争目标是毛泽东、江青、张春桥。 毛先扳倒陈伯达。罗织罪名，“批陈整风”。接着向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步步进逼，逼他们不断检讨，使他们威信扫地，自顾不暇。并新加进一些人，分其权势。进而改组了最为重要、处于腹心之地的北京军区。被认为与林接近的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都被免职，换上毛信得过的李德生、谢富治。外松内紧，环环相扣。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外出视察，“周游列国”。其实是向各地军政大员吹风，为打倒林彪作准备。他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种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在一些文件上加上批判陈伯达等人的批语，是味“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增加一些人，是谓“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是谓“挖墙角”。一个领袖居然采取这种方式算计自己的副手，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不搞团结搞分裂，不光明正大，而是搞阴谋诡计，直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就我所知，实为仅见。 9月6日，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口中获知被毛泽东严令不得外传的谈话内容。毛严苛无情的态度令李震惊。精明的李作鹏很快形成3点认识： 1.庐山的问题还没有完。 2.上纲比以前更高。 3.矛头指向林彪。 当天上午，李作鹏陪外宾回到北京。傍晚，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晚上，黄电告叶群。差不多与此同时，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也将类似消息密报周宇驰、林立果。 此后一周之内发生的事，离奇变幻，波诡云谲。在有关史料解密、核心仅存人物(如汪东兴、李文普、李德生等)打消顾虑打开金口讲真话前，甚难尽得其实。 可以确知的是：1971年9月13日凌晨3时许，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全部遇难。 这是现场勘定后对遇难后的林总的描述： “五号尸体：衣服全部烧光，头皮有绽裂，鼻烧焦，眉烧光，眼睛成黑洞，右门牙至犬齿摔掉，舌头烧黑，左眼内角至鼻梁间有一伤痕，胫骨炸断，体形瘦小，秃顶，有皱纹。” 爆炸声惊天动地。火光如血，映红了沉沉黑幕。 十.十大关键性问题 我以为，有十个问题,对认识、分析、评价林彪其人甚为关键。下面按时间顺序，依次作一些粗略的分析。 1.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如果稍微公道一点，就应该承认：起码，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置身政坛第一线之前，林彪的革命资历是不容置疑的。诗人郭小川说：“几十年来我从未听说他在历史上犯过什么错误，从未听过有人说他做过坏事。”并认为林彪分析问题很厉害，一针见血，具有大军事家指挥若定的气派。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9.13事件后，林总由第二号神摇身一变成为第一号鬼。元老们也都做了一回事后诸葛亮，奉旨揭发批斗。 陈毅元帅爆料：“一九二九年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在余都同主席会师后，主席仍让彭德怀回井冈山恢复工作。随后四军部队到达瑞金，主席观察全国形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林贼很羡慕彭德怀到处打游击，反对主席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认为不能说全国和江西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说是江西福建的老百姓不愿当兵。林贼消极悲观，很怕敌人尾追，主张分散打游击。主席一直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 那么，“一年争取江西”成功了吗？ 众所周知的是，4、5年后，中央红军放弃赣南、闽西根据地，被迫长征。 其实，在此前后，曾大力反对毛泽东的，正是朱德、陈毅、刘安恭。毛一度被免职，处境狼狈。而毛最坚定有力的支持者，不是别人，乃是林彪。这给了困境中的毛极大的帮助和安慰。这也是毛长期对林特别信任、喜爱、重用的原因之一。 毛、林在这里只是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不同，进行探讨而已。从信中看，毛对林完全是关心、爱护、开导的语气，纯属良性互动。林的行为，公开、正派、敢于亮出自己真实观点，无可挑剔。这其实是庐山会议前数十年间林总的一贯作风。黄克诚大将晚年对这桩公案有过十分剀切的论述，大家不妨参看。 说点题外话。胡适一直认为共产党人文章写得最好的，得数毛泽东。此论甚是。谓予不信，请看毛致林信件的结尾： ......我所说的中共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2.论短促突击 一种战术讨论而已。没有什么不妥。将此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挂钩，不是无知，就是偏见。蒋介石当时已平息内争，统一军政，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红军。在敌强我弱力量过于悬殊的态势下，长征在所难免。林彪向来是游击战与运动战并重的。另据李德回忆录称，<<论短促突击>>一文是他约请林彪写的。 3.长征途中，写信要求毛泽东将前敌指挥权交给彭德怀 性质同1。毛泽东自己都毫不在意。只是刮了刮林彪的鼻子，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完全是一副家人父子的模样。 4.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陪同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曾多次与蒋介石单独策划于密室。 诛心之论。无稽之谈。不值一驳。 5.战锦方为大问题 辽沈战役，先攻下锦州，关门打狗，最为有利，不待智者可知。毛泽东对此可谓三令五申，强调再四。 确实，酝酿南下攻锦前，林彪迟迟下不了决心。他的顾虑主要是：缺粮缺油，汽车只带了南下单程的汽油；怕傅作义派重兵由关内北上援锦,与沈阳的卫立煌分进合击；万一锦州攻不下，大量汽车、坦克、重炮就无法撤出，进退失据。 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傅作义部不久前就曾到东北出过一次风头，打通了一度中断的北宁线，东野吃了点亏。所以林彪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进行锦州战役的前提条件：须以华北方面的杨成武第三兵团佯攻傅的老巢绥远，吸引傅派兵回援，俾使锦州开战时傅无法或无足够力量援锦。事实上，中央军委采纳了这一建议。这点以往常常为人所忽视。 根据国民政府国防部的作战计划，锦州大战在即，华北剿总须以第13军、第16军、第35军(傅自己的主力部队)、第94军全部4个军12个师约13万人会同在锦西、葫芦岛的第54军、新5军、第39军等部，组成东进兵团，全力支援锦州；锦州范汉杰部坚守待援；廖耀湘率第九兵团(辖新1军、新6军、新3军、第52军、第71军、第49军)组成西进兵团，自沈阳向锦州攻击前进，切断东野的后路，与华北部队包围歼灭东野主力。这正是林彪最担心出现的情况。 由于杨成武部西攻绥远，傅作义果然派第35军等部回援；出援锦州，则只从第62军、第92军等部各抽一个师计4个师敷衍了事，力量大为缩水，严重不足。东北剿总方面，卫立煌根本反对出援，参谋总长顾祝同亲临指挥也没用。蒋介石亲自出马，才使得廖耀湘部勉强出发。但早已贻误军机。 在淮海战役阵亡的国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曾沉痛地对部下说：“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这实在是血泪真言。 高岗、李富春、钟赤兵等过细安排好了后勤运输。情报方面已确证敌华北援军大为减少。林彪就定下决心，进攻锦州。 由于西进兵团离得很远，当时林彪主要就是抓两件事：一是攻下锦州；二是在塔山一线顶住东进兵团，确保攻锦胜利。 结果，攻克锦州只用了31个小时。正是“四快一慢”战术原则的完美体现。 毛泽东指示攻击锦西、葫芦岛的东进兵团。林彪根据敌情变化，临机应变，命令东野回头歼击西进兵团。东北国军最精锐的廖耀湘部两天时间就被东野收拾得干干净净，在解放军战史上创造了时间最短、损失最小、战果最大的新纪录。 另一方面，因为四平攻坚战(与四平保卫战是两回事)失利的阴影，林彪不无顾虑。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1948年9月24日华野攻克济南，对他肯定是一个强刺激。林总领兵打仗，沉着冷静，谋定而后动；但也非常自负，好胜心极强。 韩信将兵。高祖将将。林彪的一切成就，与毛泽东也实在是密不可分。 战锦问题，不过如此。岂足为病？ 6.反对抗美援朝，拒绝带兵出征 当初，同意出兵朝鲜的可是极少数。依我看，就算现在，也不好轻言对错。林总身体不好，这可是公认的事实。实际上早在衡宝战役后期，他就病体难支，不大过问具体战事了。这一条也是一些人后来在鸡蛋里找骨头。 7.吸毒 荒唐。 8.第一次庐山会议 评述已见前文。 9.<<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是一份文革初期的重要文件。也被作为林彪、江青狼狈为奸的重大罪证。其实，这是滑天下之大稽。 1965年，毛泽东下决心搞掉刘、邓。导火索是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点了第一把火，但在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那里碰了硬钉子。毛觉得北京不听他那一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决定另辟蹊径。但他当时可以信用委任的人确实寥寥无几。于是他打算将江青推出前台。但江青算老几？人微言轻，无人喝彩。 正如江青自己后来在1967年4月12日说的那样：“我们攻也攻不动呀!......我的话更没有人听。于是想到在解放军中请尊神......来攻他们......。” 这当然是指的林彪。 文艺和军队，江青和林彪，一文一武，一女一男，风马牛不相及。能够有硬把他们拽到一起的想象力与能力的，非毛泽东莫办。 1966年春节，江青乘专车从上海去苏州，专程向林彪拜年。并转达了毛的口谕：由江青出面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请林彪务必给予配合和支持。江要求林亲自陪同，林推以身体不好，加上对文艺不内行，予以婉拒。因为有毛的招呼，林就叫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中将协同一下江青。刘问：江究竟想找哪些人谈些什么？林总回答：可能是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吧。可见林根本不知道毛、江的真实企图。他一直没有过问。 后来几经周折，总算找几个人开了几次会，弄出一份初稿。毛泽东亲自指派陈伯达、张春桥进行深加工、大改造，并赋予其理论高度和时代生命力。题目仍然叫<<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送毛定稿。 毛毕竟是毛。他详细看了修改稿，又亲笔作了15处重要修改。尤关紧要的是，他大笔一挥，将题目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别小看这后加的6个字，那可是一石三鸟，画龙点睛！这使“纪要”分量顿增，意义大不一样。林彪与毛、江的被动主动互相异位；不但使江青师出有名，狐假虎威，掩人耳目，抬高江的身价；又可不露声色地逼林走上前台。而林除了予以默认，别无选择。 梁某以为这可以作为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信中所谓“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一个绝妙注脚。只是，到底是谁借助谁呢？ 10.第二次庐山会议。 已见前述。后文仍有述及。 有朋友要问了：那么，莫非林彪就没有什么缺点和问题吗？ 非也，非也。相反，林彪的身心都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作为军事家，他让人敬服不暇；作为政治家，他的不足之处不容忽视。 这些，下文中将有所述及。 百.百年五牛图 梁某以为，华夏近百年来，内乱不断，国运不昌。三大曾令人欢欣鼓舞、如大旱之望云霓的政治领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都高开低走，虎头蛇尾。有的甚至走向反面，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穷的后患，理所当然地为时代与人民所唾弃，被牢牢钉入历史的耻辱柱。而中国社会若干最重要的基本的制度性问题，迄今尚未完全理顺。一些结构性、深层次的重大问题，仍在修修补补，得过且过，不被正视，更没得以解决。中华民族这条内在生命力充沛的巨舰，正在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中艰难航行。 正如鲁迅所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在天涯社区溜达已有些年头，惟一感兴趣的，是看帖、翻帖，对其它的一切包括问题与主义、左右吵架、自由主义内讧、bz上台与下野及其争执......都未曾措意。 前不久有所触动，开始在天涯发帖。注注兄喝采兼起哄，替我起了<<百年五牛图>>这么一个大题目，弄得我有点骑虎难下。不过也好。很多事情不都是逼出来的吗？克尔凯郭尔说：如果非说不可，那么现在就说。好的，在下不揣冒昧，开始说话。先是蔡锷，现在轮到林彪。这是两个武人。另三牛：鲁迅、张季鸾、陈寅恪，则是三个文人。百年中国，惟有这5个真正的大佬能让梁某感到凛然肃然。 既然以鲁迅、蔡锷、张季鸾、陈寅恪、林彪为所谓“百年五牛”，虽属一家之言，也自然有我的标准、尺度和理由。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缺点，也不是我对他们所有的思想和作为都予以认同。 扯得有点远了。话题还是回到林彪。 上文说到林彪不少优点。下面说说他的缺陷。 1.叶群进入政治局和林立果出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窃以为这是林总的最大败笔。 林彪性情恬淡，身体也不好，常常置身事外，政治局会议也很少参加。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亟需林彪支持、有意逐步将林推出前台时，主动提出让叶群代替林彪出席各种会议。刚好，象江青一样，叶群也是个不甘寂寞、志大才疏的好事之徒。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更与江青一起进入政治局。叶其实是江的陪衬人。叶不入，江势难独进。在老干部被大片打倒、甚至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怨气冲天的情况下，这大大强化了毛、江的力量和地位，又使林、叶成为替罪羊与众矢之的。毛一箭双雕。林里外不是人。政治上看似得分，其实殊为失算。 林彪反对过好几次。但最后还是依了毛泽东的主意。应该承认，这件事，周恩来起了穿针引线、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论如何，这事毕竟是毛主动，还不致犯忌。林立果就不同了。 林立果，1945年生，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1967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当年7月1日入党。1969年10月17日，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级)。10月18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将林立果、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招集到一起，发出指示：“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周、王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和机关作了传达。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风，在空军刮起，一时间，甚嚣尘上。一个初出茅庐、也还精干，但缺乏资历与经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居然被捧为“超天才”，自己也飘飘欲仙，自我感觉超好。终于轻举妄动，毁了乃翁无可置疑灿烂辉煌的革命一生，为林家带来灭门之祸。 有一种辩解意见认为，这一切都是叶群伙同吴法宪私下搞的，林彪并不知情。又说林立果也不过是一副师职干部，不过是参照肖力(即李讷）在<<解放军报>>享受的级别罢了。这是缺乏说服力的。 田家英曾对好友说，他离开中南海时，打算向毛泽东进言三条意见。第一条就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这是相当严厉的指控。 此言极是。我认为，林彪其实也存在同样问题。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9.13事件弄得不可收拾，叶群、林立果、林立衡各自胡来，也不能说林彪一点责任也没有。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岂止毛林而已!时至今日，此风好象愈刮愈烈。而政府并无从制度上根本抑制的良策。 记得第一次庐山会议，老毛曾向彭总咆哮：“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 据毛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张玉凤等人回忆称：毛晚年偏爱读一些低回凄婉的古代诗词，时常老泪婆娑；并不止一次喃喃自语：我对不起开慧!我对不起开慧! 9.13事件前夕，毛南巡期间，多次对地方军政要员提及：一个毛头小子，捧为超天才，没有好处。 在毛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将亲侄毛远新从沈阳调到北京，不离左右，助理一切。 第二次庐山会议，毛一反常态，对林吹毛求疵，翻脸不认人。原因非止一端。但其心理因素不容忽视。 以下是我虚拟的毛的心理活动：哪怕一个空头国家主席，哪怕废弃，老子不做，你也没份!小兔崽子更是休想!捧老子吹老子，什么三个副词，什么天才，老子是天才，你那兔崽子倒成了超天才，格老子莫非连你那龟儿子都不如了？这不糟践人吗!毛家天下，你林家想坐？白日做梦!可惜啊可惜，俺岸英儿英年早逝，要不......哼!咱们走着瞧! 这些是可以写进<<病夫治国>>的绝佳材料。分析政治斗争，不可不体察人情。 比照这一切，我认为，毛的心路历程脉络分明。绝对不可低估小林的串升和风光对老年毛泽东的心理刺激作用。 应该加以说明的是：林立果在空军并不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我军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谁都别想乱来。那两个一切，只不过是吴胖子为了讨好鼎盛时期的林、叶，献媚取宠罢了。 2.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1969年10月18日为全军战备所发。历来被作为林彪的一大罪证。 根据业已披露的史料，此事与发布命令的林彪和传达命令的黄永胜都没有多少关系。只是当时值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按常规办理而已。千不该万不该的是：阎加了那么一个招摇的字头，令雄才大略、乾纲独断的圣主触目惊心。 10月19日，林彪得知后，有所不安，采用电话纪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周恩来。 毛泽东一脸的不高兴，居然亲自将它烧了。这让前来汇报的汪东兴非常吃惊。汪当晚接到周的询问电话，周得知毛将林的报告烧了，也很是惊诧。 圣威莫测高深。伴君如伴虎。 我推测，这也许是毛对林真正产生戒心，进而认为他“迫不及待”、试图“抢班夺权”的起点。 林低估了毛的雄猜，高估了倍儿铁的哥们关系。没有主动将这个疙瘩解开，殊为失策。 我注意到：真正敢于当面对抗甚至斥责江青的大员，如林彪、谭震林、黄永胜等，都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战士。这很有意思。 3.器量偏于狭窄。 林总生活简朴，沉默寡言。深思敢言，个性极强。但器量不够恢弘，偏于狭窄。 罗瑞卿继黄克诚出任总参谋长，是他亲自点的将，后来两人弄得不可开交。邓华、钟伟都曾是其爱将，皆因小故日渐疏远。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清一色的四野旧人，虽然皆为一时之选，但毕竟不好，不平衡。邓小平在党内人望极高，打垮刘少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已经刘邓并称，但小平仍然是四个全票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之一(另三人为毛、林、周)，只有谢富治一人在小组会上攻击了邓，也不过说他全国解放后变了而已。毛泽东始终将刘、邓分别对待，留有余地，这也才有了邓三落三起的机会。而据一些资料称，后来，林对邓，则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这大约也是拨乱反正时期林冤沉海底谢被鞭尸的因由之一吧。 甚至就是跟林关系最为深厚的罗荣桓、刘亚楼，去世前，也与林有些磨擦。林对罗帅不满，是罗对林在全军开展学习毛的著作只强调“老三篇”有些保留，担心片面化、庸俗化，不料伤了林的自尊心。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本来一直是林最欣赏和喜欢的老部下，当时也因为与罗长子走得太近而被林疑忌。总政主任、也是林老部下的谭政大将更被打倒。另外，军队批判教条主义，整刘伯承元帅，虽是毛、彭主导，但林作讲话时，据邓说，是“声色俱厉”的。杨余傅事件，倒跟林没多少关系。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这一切说明，林彪其人器量有欠恢弘。让人想起韩信不愿与樊、绛之流为伍的故实。韩信与林彪，性格与命运，倒是确实不乏相似之处。 4.两面派。 当年给林彪定下的罪行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 这基本上都是扯淡。 只是两面派一说，倒也并非全然诬枉。 林总被迫出山后，两次庐山会议之间，他对把毛捧为中国至高无上的第一号神，居功至伟，责无旁贷。一方面，是大事吹捧，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却是私下里多所保留，甚至深恶痛绝。中共高层，对毛认识之透，厌恶之深，莫过于林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想，他自己一定也很矛盾、痛苦。林曾几次向毛提出辞职(包括副统帅)，毛都不允许。林想见毛面谈，毛又托辞不见。两人矛盾、意气日渐加深。 说林的表现象个两面派，信然。但联想起少奇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联想起文革中周、邓诸公的表现，似乎也不好深责林总。 更多的，应该从制度、体制方面找出问题，加以解决。 5.心不够黑，皮不够厚。 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看似戏言，其实是独具只眼，大有名堂的。 张玉凤见过不少高官的检讨书。都是糟蹋自己和同僚，讴歌圣上。很多都是令人作呕、不堪入目的。 据说，林彪是惟一没向毛泽东作过检讨的中共大员。风雨如磐，泰山压顶时，军人林彪仍然挺直了腰杆。 1971年5.1国际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林彪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毛不理他，他也不睬毛。坐了几分钟，居然拂袖而去，不辞而别。这可急坏了一旁的摄影记者。同席的周恩来、董必武更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起先，我当这是一条八卦，不大相信，以为林总不至于这样憨直，不给领袖面子。 2003年，适逢毛泽东110周年华诞，官方有关部门组织撰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公开出版。赫然载有此事。 哎呀我的天，林总可真是了得!全党全军，除了林总，谁有这个头？! 这象个处心积虑的阴谋家的作为吗？ 但从现实政治考虑，这无疑是失策的。这说明林彪无论如何，毕竟只是一个职业军人。跟玩政治的一代宗师毛氏相比，实在还是太嫩。 一句话：心不够黑，皮不够厚。 而这一切，都跟林彪身体不好密切相关。林身体差的罪魁祸首，还得怪当年误伤他的那位阎军神枪手。 以上说了林彪一些不是。那么，他身败名裂，是不是就罪有应得呢？ 非也，非也。 相反，在下认为，这是一桩千古奇冤。 千.千古奇冤 辛弃疾词曰：将军百战身名裂。 确实，白起、韩信、岳飞、袁崇焕......莫不如此。 林彪也不例外。 君主用得着他们时，解衣推食，无所不至。翻脸不认人时，就痛下杀手，必欲除之而后快。最便给的罪名，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谋反。还嫌不够，就再加上点诸如里通外国(对彭总亦是如此)这种猛料，让你身败名裂。 <<诗经>>说：非今斯今，振古如兹。确实，这种把戏一演再演，并不新鲜。 历史已经证明：白起、韩信、岳飞、袁崇焕......诸案都是旷代冤狱。 历史亦将证明，林彪一案，实乃千古奇冤。 前面说过，第一次庐山会议前，林总几乎无可挑剔。两次庐山会议之间，不无瑕疵，但都可以理解，大节无亏，有些地方甚至难能可贵。关键问题在于9.13事件的真相与评价。 说到9.13事件，不得不先说说晚年毛泽东。 毛氏文韬武略，建党立国。说话海阔天空，文章行云流水。炉火纯青，老谋深算。实乃不世出的枭雄。又极具个人魅力。真个是“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上文亦涉及一些对他的评价，多为正面的，尤其是1949年之前。 但在晚年，毛走向了反面。借用邓小平一句比较费解的话说，就是：毛的问题就在于他背离了他本来正确的东西。 毛最喜爱的秘书秘书田家英，曾私下对好友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这实在是切中要害的金玉良言。但毛恣肆横暴到田连话都没机会说出就死于非命。 据陈伯达回忆：“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著，有时用铅笔记著。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著。’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 可见党内高层关系扭曲到了何种地步。毛，不活脱脱一个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独夫吗？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周、林诸公当时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下，不难想见。能怎么说？该如何做？不容易啊! 纳谏如此。那么，用人呢？ 晚年的毛，最信任的是他的老婆江青。其次是两个对他无限服从顶礼膜拜的白面书生张春桥、姚文元。以下，就是工人王洪文，农民陈永贵。再就是后起之秀的老干部纪登奎、吴德等。这都是他夹袋中的人物，可以玩弄于掌股之上。倚以治国，可乎？ 总理病危时，叶帅一再叮嘱身边工作人员：总理如有遗言，一定要一字不漏地记下交给他。及至总理逝世，纸上还是一片空白。叶帅噙着泪说：“他一生都顾全大局......”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毛认定小平是后台老板。政治局开会，江、张等意图开除邓的党籍，以绝后患。一向沉稳圆融的叶剑英忍无可忍，愤然拍桌：“党籍都要开除？那好，连我的一起开除吧!”摔门而出。 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康生曾说：支持毛做国家主席，林做国家副主席。如毛一定不做，则请林做国家主席。毛、林都不做，就不设国家主席。并说这是中央委员会的一致意见。毛打算打击林，私下向康老吹风时，康居然说：他想做，就让他做吧。毛厉声喝道：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康没作声。 最后岁月，周恩来、康生几度关门密谈。颇为吊诡的是：康生去世前，居然写信给毛，揭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这太耐人寻味了。 第二次庐山会议上后，江西省委有位负责人说有好几个想不到。其中之一是：想不到康老从此撂担子，不干工作了。 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说：张春桥这家伙整个一政治局里的恶霸!主席病重已久，不能理事，总是由他代传圣旨。我们实在无法分辨，哪些话是是主席的，哪些话是他自己的! 有人问叶帅为何不早点干掉四人帮。叶回答：投鼠忌器。事实上，毛尸骨未寒，叶等就痛下辣手。这其实是一次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军事政变。但顺应了潮流民心。正如郭沫若所欢呼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毛、江极左路线得以废止。国家命运出现新生。 ......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 毛、江一伙的倒行逆施，肆无忌惮，不得党心，不得军心，不得民心。已到了天怒人怨、令人近乎无法容忍的地步。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大家不妨设想一下：毛后死十年，该会如何？早死十年，又该当如何？ 朱彝尊词云：当年博浪金椎，惜乎不中秦皇帝! 林总果然有除此独夫、与民更始之念之行的话，我会对他更为敬佩。可惜他没有。话题再回到9.13事件本身。 9.13事件，已有不少专文、专书。虽仍有些云遮雾罩，但真实面目的轮廓已经逐渐展现出来。为了避免文章过于冗长，对事件过程本身不再赘述。只是着重探讨以下问题： 1.事实上，256号专机的驾驶员潘景寅(空军第34师亦即专机师副政委，全军最优秀的飞行员)及三个机组人员，还有司机杨振刚，早已取消“叛徒”的恶谥，恢复军籍，家属也享受一些津贴。只是不好把他们作为烈士宣扬(那必然马上会引发人们的极大疑问)，而是代以一个莫名其妙糊里糊涂的“病故”。这出自邓小平的最高指示。 而根据中外所有相关资料，机上并无任何发生过搏斗的痕迹。相反，坠毁前，机上人员都已摘掉手表、鞋子等，作好迫降准备。 这就奇怪了：潘景寅飞行路线肯定执行了林彪的指示。如果说林彪叛党叛国，罪该万死；那么，这个忠实执行叛徒命令、义无反顾的家伙，怎么就居然不是叛徒了呢？世界上有这样的道理吗？能自圆其说吗？这给我的印象是：当局早已明白究竟，但有某种难言之隐；小人物好说一点，糊涂了案；大人物牵一发而动全身，只好若无其事。没上飞机而幸免于难的副驾驶康庭梓不久前在凤凰卫视所作的大胆假设完全与事实相悖，毫无意义。 我认为，这才是林彪9.13事件真相的最佳切入点。 2.被作为定罪重大物证的，是所谓林彪给黄永胜的一封信，以及所谓“政变手令”。 官方说法是：毛泽东将不利于林彪的“黑话”通过不同途径传到北戴河后，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命令。9月8日，林彪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反革命政变手令。林立果带着这个手令到北京，密谋杀害毛泽东；；策划攻打钓鱼台，活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9月11日，林立果又将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交给王飞，要王和黄取得联系。信的内容是：“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信上没有日期。但王飞并未将信交给黄。 林彪有什么必要给在这一天内与叶群通过5次电话的黄永胜写这样一封亲笔信？黄永胜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而王飞不过是空军副参谋长，为什么林居然要黄“有事时”与王“面洽”？ 王飞、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分别被指派为联合舰队北线、南线负责人，为林立果所倚重。但都疑虑重重。对此，小林想了一些办法。9月9日，他要王飞送一个信封袋给黄永胜，一再强调其重要性，并特别嘱咐说：“不要暴露我在北京，就说你刚从北戴河回来。” 9月10日，王副参谋长求见黄总长。黄见了王。王送上信封袋，寒喧了20来分钟，就告辞了。 那么这个大信封袋里，究竟是什么重要物件呢？ 说来滑稽：里面装的是一盒菠萝糖，一件尼龙背心。如此而已。 这不是很奇怪吗？ 林彪、叶群如果真要给黄永胜送什么重要的东西或讲什么重要的事情，都可以采取其它很多更适合的途径，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曲里拐弯，不伦不类。值得注意的是：林立果并未将所谓亲笔信及时交给王飞送达黄，而是到9月11日王飞情绪低落时才拿出来亮给他看了看，以资鼓励。后来又要了回去交于新野保存，并一再叮嘱王飞不得声张。 这是为什么？ 我看，除了林立果假传圣旨，故弄玄虚，买空卖空，欺上瞒下，实在不好作别的解释。 所谓“手令”，也只是一直由林立果、周宇驰持有，亮给几个人看了看。9月13日，周宇驰、于新野自杀前分别将“手令”和“亲笔信”撕得粉碎。后来被专案组得到，重新拼接，作为“铁证”。 试问：这能取信于天下、取信于子孙后世吗？ 3.1971年9月12日晚7时许，周宇驰布置第二天南飞广州计划。其中说到：“明天上午8点钟，首长(指林总)从北戴河直飞广州沙堤机场，......王副参谋长、江政委、于新野，明天早晨6点钟以前到(北京)西郊机场工字房，由王副参谋长通知黄、吴、李、邱到机场，就说林副主席招集他们到广州开会。要保证他们安全上飞机。如个别人不愿去，就强迫他们上飞机。” 这又说明了什么？林彪知情吗？黄吴李邱几位将军知情吗？他们之间，真可能存在什么政变计划吗？林总和这几位将军是我军最出色的将帅，真有谋反之心，会象我们看到的那样如同儿戏吗？相似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指控他们的罪行，没一个站得住的铁证。相反，可以证明他们无辜的例子则很多，举不胜举。 可悲的是，无论毛堕落到何种地步，只要他一息尚存，这些元勋宿将，恐怕至多也只敢腹诽，连做梦都不敢想到，采取断然措施，兴利除弊。 由此可见专制制度将人性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4.一切都说明9.13原计划是上午飞往广州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北戴河乱成一团，使256号专机午夜仓皇起飞终至折戟沉沙？周恩来最后与叶群通的那个电话究竟说了些什么？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机场禁止起飞？为什么8341部队不予制止而只是象征性尾追？为什么飞机上得了天却落不了地？ 5.李文普的表现和孤证作用甚巨，而破绽百出。论及其人其事的文章已很多，我就不在这里多费笔墨了。他辜负了林总的信任，死有余辜!只是，如果有人代表组织交代过他，只能怎么怎么说；而他别无选择，只能背负心狱以终残年的话，那就太可悲，也太残酷了。 ...... 综上所述，我有以下几点结论： 1.无论是什么情形，林总都无罪有功。应予彻底昭雪，还其相称的历史地位和荣誉。并尽快索还遗骨，循礼安葬，以顺天心，以应民气，以慰亡魂。 2.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诸位将军无罪有功，应予彻底平反。他们与林，只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他们都是经历长征、百战沙场的老红军。这么些年，党和政府对他们是很不公平、很不应该的。如果惟一依然健在的李作鹏中将能亲自看到这一天，将具有特别意义。 3.林立果等联合舰队成员按当时来看，犯有罪行。但现在看来，究竟如何评价，可以从长计议。 4.1981年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十足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应予撤销。林彪等人才是江青一伙的拦路虎和死对头。邱会作翻船前曾经叹息：没我们几个在前面挡着，他们以后会把矛头直接指向总理，总理会更困难，国家的事情更不好办了。事实完全证明了邱中将的先见之明。在政治上比林总更为成熟老练的周恩来，深明对毛“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道理，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但有人丧心病狂，不准身患癌症的周及时动手术，终于未能顺守成功。总理当年为林总的惊天一恸，是多年委屈、压抑的一次瞬时爆发，“既伤逝者，行自念也”。几十年来，他与林总一直关系良好。对林总的结局，周有种“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内疚感。但那种认为毛、周联手置林于死的说法是缺少根据、不负责任的。毛本人也未必就想整死林彪。邓谓毛：谁不听话他就整谁；整到何种地步，他还是有所考虑的。 故意将林、江搅为一团反敌为友，完全是为了开脱毛泽东。于是，十年前就死于非命的林总又被当成替罪羊和垃圾桶，什么坏事都往他身上推，什么脏水都往他身上泼，罔顾起码的事实与道德。清高淡泊、私德几乎无可挑剔的林总，被描绘成一个罪大恶极一无是处的小丑：不看书，不看报，不会打仗，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成为当年东野的旋风部队(3纵)司令韩先楚上将生平两大恨之一，一想起来就感到痛心疾首。这难道只是林总一个人的耻辱？这难道只令韩上将一个人愤怒？ 难怪孔门高足子贡要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5.高饶一案应予实事求是的平反。 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的代表性人物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其实都是党的干才，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没有一个人有罪。当然，错误是有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夸大其辞，甚至罗织罪名，都是当年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强调民主与法制的现代社会，这种做法自然遭到唾弃。但旧帐应该清算，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唯一无须翻案的是四人帮。这几个家伙恶贯满盈，罪有应得。几乎没有人同情他们。但客观说一句：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只不过是替罪羊，可恨之余，也不无可怜。 在<<史记.淮阴侯列传>>的末尾，太史公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李慈铭说：“此史公微文，谓韩信至愚，必不至此也。”李笠批注：“天下已集，岂可为逆于其必不可为叛之时？而夷其宗族，岂有心肝人所宜出哉!读此数语，韩信心迹，刘季吕雉手段，昭然若揭矣!” 而朱轼在<<历代名臣传.岳飞传>>的结尾写道：“飞以韩、白之才，而忠孝出于天性，谦恭不伐，忧国勤民，可谓大臣也已。恢复之志虽不遂，然平生大功，亦莫之与敌。宋初南渡，溃裂分散，不可为国，飞始复建康以扃北户，取襄阳以遏上流，平群盗以清根本，又设间废刘豫以除心腹之害。微飞，则诸将不能独当，虽欲限江淮而守之，恐未能也。至于襄阳，飞所自营置，终宋之世，以为强藩，宁、理之后，视襄阳为存亡。宋之有是人也，而使之至此，可悲也夫!” 陈寅恪先生诗云：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 敲这等文字，令人非常压抑。打住。 我想：日后的史学大师们，会为林总写下怎样的传记和赞语呢？可以与一样蒙受千古奇冤的千古名将韩、岳二公相媲美吗？ 万.虽万千人吾往矣 很喜欢孟夫子这句话。以为它与苏东坡的诗“万人如海一身藏”异曲同工，非常人所能道。 原文作“虽千万人，吾往矣”。金庸借用为词句作为<<天龙八部>>回目，出于平仄需要，将千、万移位。这样音节上更为铿锵。将错就错吧。那是写乔峰的章回。荡气回肠，血脉喷张。我看金庸，亦如小马过河，不排斥，也不痴迷。<<笑傲江湖>>、<<鹿鼎记>>和<<天龙八部>>是看完了并且还认为比较不错的几部。最喜欢<<笑傲江湖>>(但是李亚鹏......还是不说这个罢)。梁某以为任我行、东方不败、向问天分别是在影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 闲话少讲，书归正传。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林能甘于寂寞,安心养病，坐享其成就好了。 我倒也是这样想的。你看陈云，1976年后不就成了元老中的元老，牛得很嘛。林总尚在的话，谁敢托大？! 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主席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你，破例一再登门拜访，批评你“有暮气”，希望你“多活20年”，亲书条幅鼓励你“志在千里”、“壮心不已”，碰到麻烦，眼巴巴指望你来救驾.....如果这一切你都不管不顾，是不是又太不识抬举、不近人情了呢？ 林总容易吗？他能怎样做？这是不是逼上梁山呢？高明有以教我。 又有一种看法是：九大前后，因为国内外形势特殊，军方地位凸出。这是一种非常态。但林对此认识不足，反而开足马力，向前狂奔，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直取毛的心肝宝贝张春桥，这虽然令人钦佩，但政治上不很明智，不大可取。9.13事件前，跟毛作个深刻一点的检讨，没准就过去了，大家都作，你也作那么一个，又有什么呢？邓不就是会作检讨和保证，才得以东山再起？毛虽然明知邓“这个人是不老实的，一贯很不老实的，说什么‘永不翻案’，靠不住啊”；但左右不过就那几棵葱，还不是得起复重用？搞政治，是不能顾脸面、争意气的。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作为政治家，林彪确实不够成熟。面皮太薄，个性太强，能入而不能出，能伸而不能屈。另外，他身体不好，性格也太不活跃，知识和思想都有其局限。 有比较才有鉴别。下面举两个例子，加以比照。 功名鼎盛时期的曾文正公，头脑并未发热。他致信曾老九：“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退让几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他预料到攻克天京会成为他与清廷关系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可能会出现某种政治上的危机。攻陷天京后，曾老大并不兴奋，而是绕室彷徨，彻夜不眠。终于痛下决心，自剪羽翼，裁减湘军，以释朝廷疑虑；同时不顾老九的强烈不满，让他开缺回乡调理，以避开舆论锋芒，解除慈禧太后心病。文正公毕竟老谋深算。此招果然效果良好，一切ok. 跟曾国藩比，林彪政治上就显得明显小儿科。 1930年中原大战前夕，时任河北省主席的晋系首席大将徐永昌，应阎锡山之召，回太原密议联冯讨蒋。会前，炮兵司令周玳问徐的意见。徐明确表示反对。他说：“对国家说来，刚刚打完仗，不应再打了。对总司令(指阎)说来，也不利于打仗。第一，不打仗，人们都来捧他，他是爷爷；如果打起来，一定都要向他要东西，他又很吝啬，哪能满足这些人的欲望，他就成了孙子了。第二，冯玉祥这人，......不管亲疏，都会遭到他的暗算。以前，多少人吃过他的亏。......现在和冯一同打蒋，哪能可靠？在作战的紧要关头，说不定冯又出什么新花样，我们倒蒋不成，反而会吃大亏。至于李(宗仁)、白(崇禧)，相隔很远，他们是不是能打到武汉，颇成问题。韩复榘、石友三多行不义，再过二三年，在社会上就没有这两人的声音了。唐生智毫无实力。刘文辉的川军，从来就没有出来过。刘珍年、白宝山等，都是骗钱的，更是靠不住。如果打起来，这个重担子就全要由咱们挑起来，你看这个仗怎么打？” 这是一位真正的高手。阎执意要打。但事实证明，徐的判断完全正确。难怪他后来被老蒋网罗过去，先后出任军令部长(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平起平坐)、国防部长等要职，极为倚重。 跟徐永昌比，黄吴李邱几员大将的见识就远为逊色。也难怪林立果瞧不起这几个大老粗了。 我想，作为常胜将军和毛氏心腹，林总的经历一直比较顺，没经过多少坎坷、挫折的磨练；心气又极高；一旦被无端指责，自尊心受损，产生严重的对抗心理，不稍顾惜一切。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林彪的老首长叶挺将军说：“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林总坚决不向毛低头，坚决不作检讨，保持了人格尊严，让毛尝到了一丝挫败的滋味。最后，用一家人的鲜血和生命，与专制体制决裂，惊醒了一代青年，宣告了文革乌托邦的破产。迫使毛不得不调整政策，改善了一部分人的命运，使国家前途出现转机。如果我们可以原谅周公、邓公甚至老毛一些未必出于本愿的表现；我不知道，又有什么理由去奢求林总呢？ 我有一位朋友，是当地名医。有一次聊天，他说：“毛泽东当然了得。但太好斗，折腾来折腾去，对谁都没什么好处。他一生也就保住了他自己一个人。”在下对此印象非常深刻。 张国焘说：政治充满罪恶，革命不是圣洁。 9.13事件不久，毛就害了一次重病，几乎一命呜呼。从此身心俱衰，无复往日豪情壮志。毛从肉体上消灭了林，林从精神上击溃了毛。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毛的自信心丧失了，就此英雄迟暮，步入穷途末路。 吕后伙同肖相国杀了韩信。太史公说事后与闻的高祖是“且喜且怜之”。一生好走极端的毛，晚年百无聊赖，信笔涂鸦，居然写出这样的句子：“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时，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是得意、调侃，还是悲凉，甚至后悔呢？我不知道。 悠悠人世，滚滚红尘。虽万千人，林总往矣。 林彪是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以及文革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林彪事件更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坛上发生的巨大事件，这一事件成为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它标示了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破产。但是长期以来，官方垄断了林彪事件的解释权，将林彪定性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出走是“和平过渡未果，阴谋政变未遂，叛国投敌，自取灭亡”。在1981年的所谓“超级审判”更将林彪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并故意与江青集团混为一谈，以免涉及到毛泽东。林彪一案株连甚广，中共军级以上干部被立案审查者就达上千人之多；空军受害尤深，能言敢战之士凋伤殆尽；其家属、亲友和部属亦广受牵连，被迫害者达几十万众。这一影响甚至延续至今。此外，林彪一案是当局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并宣称彻底否定文革之后，唯一保留的文革之中定案的大案。所以，在林彪事件过去三十多年后，仍然有必要重新予以探讨和评论，尽最大的可能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为不为林总平反，何时平反，值得秉政诸公三思。依我看，事实俱在，人心所向，势在必行，迟不如早。现在应是最少历史包袱，集人气而顺民心的最佳时刻。一届任期，数年而已，转眼即过，时不我待。帐，赖是赖不掉的，自有千秋青史在。拖长了，本息累计，成为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亦未可知。该断则断，当行须行。 梁某心目中，赤县神州，近代最优秀的军人，乃是蔡锷；现代最优秀的军人，厥惟林彪 该结束这篇在下自己也始料未及的长文了。谢谢所有参考书目的作者，谢谢所有耐心看完本文的朋友们。 最后，借用被顾随先生称作“眼界极高、心肠极热之山东老兵”的一代天骄辛弃疾的一首词，作为本文结尾： 悠悠万世功， 矻矻当年苦。 鱼自入深渊， 人自居平土。 红日又西沉， 白浪长东去。 不是望金山， 我自思量禹。 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请看小说网—http://www.qiyebooks.com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6:50:00 --[转帖]京城孤魂--回望林彪坠机事件 序言 公元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清秋的下弦月在东方地平线上窥视着渤海湾边寂静的古长城终端，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林彪，偕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办主任、其妻叶群；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其子林立果；以及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彪专车司机杨振刚，乘坐由空军34师（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驾驶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专机从海军航空兵的山海关机场起飞，没入了苍凉的北国夜空。256起飞后，顺着山海关机场的244度（西南）朝向天津的方向飞行了4分钟，其后用了大约10分钟的时间缓慢而艰难地转向325度（西北），朝蒙古方向飞去。（注：飞行图上，正北为零度，正东为90度，正南为180度，正西为270度） 1点55分，起飞83分钟后，256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越界进入蒙古上空。在2点30分左右，256飞行了约118分钟时，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东经１１１°１５′、北纬４７°４２′，距温都尔汗约60公里的蒙古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机上包括4名机组人员共有9人，全部死于坠机。在中国大地威名显赫、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副主席就此魂丧大漠，身葬黄沙。这就是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留下了重墨浓彩而又扑朔迷离的“913事件”。 30多年过去了，“913事件”的许多关键之处仍然处于雾锁烟迷之中。尤其是256专机的坠毁原因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燃油耗尽说、导弹击落说、阴谋爆炸说、机组搏斗说、迷航坠毁说等等，不一而足，至今没有一个能够服众的结论。 近年来，当年没登上256专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先生对于256的坠机原因写了不少分析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连载在《航空知识》2002年第2、3、4期上的《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一文。该文虽然透露不少256坠机过程的细节，对了解“913事件”不无裨益，然而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在对当事人活动的分析上犯了不少主观臆断的错误。本文尽可能使用目前已有的资料，对913事件中256号三叉戟坠机原因作出合乎逻辑的分析，以探求这一中国当代史上重大事件的真实面目。 一、潘景寅与256燃油 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是在9月12日下午5点左右通知任专机师副政委的潘景寅执行去山海关的飞行任务。在此之前，下午4点半左右，胡萍接周宇驰电话，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的客厅。周字驰向胡萍传达说林立果在得知毛 泽 东已回到北京后，决定实行南飞广州的方案。周宇驰与胡萍一起确定了专机师南下飞机的飞行计划：当天用三叉戟飞机256号送林立果回山海关，13日早8点林彪乘该机由山海关直飞广州；周宇驰和胡萍乘坐一架伊尔-18，13日7时起飞去山海关，会齐林彪和林立果等人，与256一起飞广州，但伊尔-18到上海要落个地，接上上海小组人员，再飞往广州。另一架三叉戟飞机（252）由空军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13日8时直飞广州。再用一架安-12飞机，拉上两架云雀直升机也飞广州。另外，派一架安-24飞机，先“训练”去上海再到广州。其他大飞机也准备好随时待命。 按照这一计划，256是这次南下飞行的重中之重，一般人物不可担此重任。技术精良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必须在“政治”上靠得住。既然胡萍挑选了潘景寅担任256机长，也就证明了潘景寅属于“可靠”人员。因而胡萍在下达命令时应该是明确告诉了潘景寅256第二天要飞广州的安排，并强调了要严格保密，要潘隐瞒真情，使用252号机试飞的名义申请256的航线。潘接受任务后，在作飞行准备时要求将燃油加到16吨，这一油量大大超出了北京飞山海关往返的用油量，足够从北京飞到广州。在紧急情况下，用尽备份油，这一油量也可维持从北京到山海关后再飞广州的距离。根据技术规范，256三叉戟1E的满载油量是21吨，在正常情况下，其满载燃油最大续航能力是3600公里（不留备份油）。按此推算，从理论上讲，16吨燃油可以飞行2740公里，不过这是在理想状态下，实际上要打一点折扣。但不管怎么说，256以16吨燃油维持飞行2300公里还是没问题的，这恰恰是北京到山海关，再到广州的距离！这完全说明潘景寅对于第二天的飞行是心中有数的。 12日下午，当油罐车为256加油时，加到15吨时没油了，256的副驾驶陈联炳认为北京到山海关15吨燃油已经超量，没必要再要油罐车去跑一趟了。潘出于保密需要，不能吐露第二天的远航计划，同时，在山海关还有机会加油，就没有再坚持加到16吨。因此256在北京出发时油舱载油是15吨。这个油量飞山海关，再飞广州就十分危险了。 256载上林立果后，在傍晚19点40分起飞，35分钟后，20点15分到达山海关。300多公里飞行加起落，256耗油约2吨半，油箱剩油约12吨半。按说这个油量，如果用尽备份油，飞到广州不是没有可能，但稍有情况，如风向不顺、航线调整等，就有油尽坠机的危险。因此潘景寅下飞机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机械师李平将燃油加到17吨，这里面就为256飞广州准备了正常情况下所需的4吨左右的备份油。然而等到油罐车来到，取了油样，准备给256加油时，这才发现油车油管接头与256机翼下部的加油口不配套，无法进行压力加油，需要把管线拉到机翼上部的加油口去实行重力加油，这样一折腾就又要花费很长时间。潘看到天色已经很晚了，而且机组是正在吃晚饭时被召来执行紧急任务，晚饭都没吃好，现在都9点多了，机场餐厅又准备好了夜餐，就同意等第二天一早再加油，让机组人员先去吃夜餐然后抓紧时间休息。从这里可以看出，潘是一个关心同事和下级生活的好心人。这种“好心”在“913事件”里不但导致了256北飞油量不足，还使得机组近半数人员未能赶上飞机。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说。 潘已然了解到南飞广州这步棋是步险招，对第二天的飞行计划心中很是忐忑不安，所以当晚一直守在调度室没有睡觉。这是违背飞行常规的。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第二天一早就有重要飞行任务，飞行员前一晚肯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便第二天有充分体力和精力完成任务。大家熟知的民航禁止“红眼”航班的规定就是为了防止驾驶员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而专门作出的。而潘景寅不顾第二天的飞行重任，不去睡觉，彻夜不眠，一定是在得知这次飞行的内幕（指飞往广州）后，感到了自己这趟担负的任务吉凶难卜，心中隐约预感到不定有些什么事情要发生。 果然，10点半左右，胡萍来了电话，说是吴法宪【当时的空军司令，秋雨注】在追查256飞往山海关的事情，再次叮嘱不能说出256到山海关的真实原因，只能说是试飞。而潘景寅则为胡萍编出了飞机油泵出了问题，无法马上飞回北京的谎言来应付吴法宪要飞机立即回京的命令。这充分说明胡萍把潘当作圈内人，而潘的言行也确实是一个“圈内人”的作为。潘能为胡萍编理由对付“上面”，明显的是知道自己的飞行任务是不可告人的。试想一下，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能够和自己的顶头上司一起策划去欺骗更高一级甚至高两级的领导吗？ 林立果等人长期在空军活动，专机师是他们的重点单位。策划南飞广州时就准备拉走专机师的几乎全部飞机。在这样一个长期重点活动的单位，林立果肯定要物色和安插几个“自己人”。林立果虽然手头的人员不是很多，但如果不是在各重点单位有那么一部分铁杆部下追随他，他也没有胆量和能量同毛泽 东叫板。很难设想林立果在专机师这样关键的单位连一个信得过的驾驶员都没有。林立果安排9月13日飞广州的关键飞行，肯定只能由自己人来飞。因此，如果林立果在专机师有自己的驾驶员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潘景寅。种种迹象也表明，潘景寅是林立果信得过的人，而且很可能是长期参与了林立果等人的秘密活动。只有这样，胡萍才能把南飞广州如此重大的机密向潘景寅交底并和潘共谋，一起欺瞒吴法宪有关256飞北戴河的真实目的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6:50:19 -- 二、机组人员分开之谜 12日晚间11点20分左右，周恩 来在了解到256在北戴河以后，打电话给叶群“关心”地询问了林彪的情况，并问到了256飞机。这个电话加上综合了林立衡【林彪之女，小名豆豆，秋雨注】已向8341部队报告有“绑架”林彪的阴谋，以及周宇驰、胡萍等各方上报的情况，叶群、林立果知道自己的“秘密”南飞计划已经不能按原计划在第二天秘密进行了，于是在11点40分左右说服了林彪连夜行动。在这以后紧急行动的忙乱中，林立果抽时间打电话通知了在山海关还未睡觉的潘景寅马上准备飞机。一片忙乱中，林立果在电话里是怎么同潘景寅讲的，已经永远无法晓得了。但是从潘的表现来看，显然他没有从林立果的电话里听出林彪是十万火急就要到机场来，他认为还有足够的时间来作好飞行准备。 潘景寅马上叫起了三个机械师为256起飞做准备，并且再次要求机场调度派油车给飞机加油，为飞往广州做准备。前面说过，由于256的加油接头同山海关机场的油车管线接头不配套，很耗时间，因此没有加油。山海关机场虽然是海军航空兵基地，但为了便于往返北戴河的高层人士安全使用机场，海航的飞机和部队的战机都已经转移到其他基地去了。山海关机场已经没有战备值班任务了。作为一个没有战备值班任务的机场，深更半夜的，等调度找到司机等有关人员，再开上油车来给256加油，等加完油，再怎么快也得一两个小时。潘景寅对此心中是有数的，如果潘知道林彪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要到机场起飞了，他就不会安排根本就无法完成加油的加油车了。加油车只会耽误紧急起飞。后来，256滑行时，果然就被加油车擦碎了机翼航标灯。所以潘的估计应该是林彪现在正在准备出行，至少还需要1到两个小时才能来到机场。甚至可能还认为，在林彪离开北戴河时值班人员会按照常规再来电话通知机组做好准备工作。照理说，这是秘书和办公室人员的日常工作，可是在9月12日的混乱中，又有哪个秘书会想到这一点呢。 所以当林彪一行赶到机场时，潘景寅还在调度室与程洪珍等人讨论如何避免北京追查256飞机的事情。这也说明潘并不知道林彪等人这时候就会赶到机场，不然他不会不在飞机处等待。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也说明潘景寅没有料到林彪这么快就会赶到机场，那就是林彪等人是用机组人员在做飞行准备时用的简易梯从前门爬上飞机的。如果潘景寅知道林彪随时会赶来登机，他就会要求机场人员提前准备好登机用的专用舷梯。加油也许来不及，但是准备舷梯还是没有问题的。 以上事态说明潘景寅绝没有料到林彪这么快就来到山海关。这也就是为什么潘悄悄地叫起了三个机械师而没有叫起副驾驶和领航员。他是想让这几个关键人员多休息一会，等接到北戴河值班人员的正式通知后，或者至少等加完油之后再叫起他们。这样，他们可以多睡一两个小时，在执行夜航任务时能够更有精力，从而保证飞行安全。而这三个机械师在飞行中的工作不多，基本是闲着无事，可以趁机休息，所以先把他们叫起来做准备工作。这也是潘景寅关心下属和工作细心的自然表露。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合理的工作安排，不知为什么康庭梓在文章中要说成是为了保证出逃安全，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部署有意把把他们给甩下了。 根据三叉戟飞机生产商英国霍克尔-思德利公司的设计，三叉戟的驾驶仅需配置3名机组人员就足够了，在驾驶舱里也只安装了3个座位。如此看来，256的8名机组成员（不含服务员）实在是太多了点。 康文中说“在林彪等人乘车离开北戴河之前，很可能已经通过电话通知在山海关机场等候在调度室主任房间的潘景寅：马上把飞机准备好，机组人员越少越好。”潘景寅是为了执行林立果的这一命令而有意没有叫起机组的副驾驶和领航员，有选择的扔下了他们几个机组人员，以防有人在飞机上制造麻烦。 仔细分析一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前面已经讲了，潘很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林彪这么快就到机场，才没有尽早叫醒康庭梓等机组人员。就算是潘有意要甩掉几个机组人员，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上飞机的人员必须能满足保证安全飞行的需要。因此，潘最不可能甩掉的恰恰是没上飞机的副驾驶员和领航员，只有他们才能和潘景寅一起操纵飞机飞行。而叫起来的这三个机械师反而正好符合康庭梓所说的“麻烦制造者”的标准。他们在飞行中基本没有事情可做，只有添乱的可能。因而，潘景寅要根据林立果命令做取舍选择的话，只能是甩掉这三个机械师，而不是反过来，甩掉副驾驶和领航员。潘在没有副驾驶的情况下，一个人驾机起飞实在是出乎了所有内行人的意料。即使能成功起飞，也很有可能是能飞上去，而落不下来。像潘景寅这样的技术尖子和担任专机师副政委的双重人才，怎么会作出这么弱智的选择呢？ 还有一点就是，那两个从北京同林立果一起乘飞机跟过来的女孩子可是铁杆的林派，程洪珍连手枪都给她们配发了，要“誓死保卫林副部长”。林立果把她们专门从北京带来，可见信任度非同一般。为什么连她们也没有叫起来？难道连这些自己人都要甩掉吗？也许康庭梓可以解释为怕吵起来与她们同屋的女乘务员小魏。但这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小魏仅仅是一个乘务员，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搪塞过去了。甚至到时就是不让她上飞机，她也只能服从命令。退一步，她就算是跟着上了飞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山海关机场卫星图片。进机场的公路要经过一个铁路交叉点。 9月13日林彪在通过交叉口时正好碰上过火车，结果被衔尾追来的8341部队跟了上来，最后只好不等副驾驶等人登机就让256飞上了天。 因此，只是由于潘景寅对林彪到机场时间的误判，才造成了机组人员的分成两组的现象。机械师邰起良看到机组人员还没到齐，用内线电话通知调度室喊起了康庭梓和其他几人。而在当时林彪突然到达造成的混乱情况下，很有可能是潘景寅需要马上去见林彪等人，自己没有时间，而安排邰打的这个电话。因为只有潘最清楚那几个人还没有起来，而邰却不知道潘从调度室（与康等人休息的房间挨在一起）过来的时候是否已经提前通知了康等人紧急出动。而且也只有机长可以调动安排机组成员的活动，没有机长的命令，机械师不能擅自通知机组成员如何行动。康庭梓说潘景寅有意甩掉他们是经不起推敲的。 然而林立果等人一登机就命令潘景寅马上起飞，这时已经没有时间等待被刚刚叫起床的其他人员了。8341的于仁堂副大队长带人乘坐的吉普车就跟在林彪坐车后面赶到机场，满载8341部队士兵的卡车在康庭梓等机组人员出门的同时也开进了机场。康庭梓一出门就碰上了乘吉普赶来的8341的人员，挥动着枪要康设法阻止飞机起飞。康让他们把卡车开到跑道上去就可以挡住飞机起飞。在这种情况下，试想一下，如果等待康庭梓等人上飞机，那还不如说是等待8341部队来扣飞机。因此，叶群、林立果不得不顾一切地命令潘景寅不等刚刚起床的机组其他人员，立即开动256起飞，这就造成了飞机上关键部位机组成员严重不足的局面。而潘景寅是绝对不会料到8341部队竟然敢拦截“副统帅”的专机！！！根本就没丝毫思想准备。如果没有8341部队的追兵，即使是林彪来到机场后，飞机一边做起飞准备（林彪从舷梯登机、发动机开车、机场调度开灯、加油车离开），一边再通知康庭梓等人来登机都是来得及的。 可以说，是潘景寅的“好心肠”造成了256起飞时关键位置上的机组人员严重不足，这并非是康文所说的是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旨意来作出的北逃的安排。 北戴河卫星图片。推测当年林彪可能的住处。 两个区域都有极佳的游泳沙滩近在眼前。中间好似有个小山，符合描述913事件中“山上、山下”的说法。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6:50:38 -- 三、256大拐弯之谜 256起飞以后，航向先顺着山海关机场跑道方向（244度）向西南飞行了4分钟，来到山海关西南40公里，林彪刚刚离开的北戴河上空（林立衡、张宁【林立果的未婚妻，秋雨注】都听到了飞机声音），然后缓慢异常地转了一个大的出奇的弧度向西北（310度）飞去。康庭梓写到：“从零时32分起飞到46分，在14分钟的时间内，飞机从244度右转弯到310度，共转了不到70度，这个转弯动作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对一个飞行员来说，用多于平时十几倍的时间，用如此怪异的加入航线的转弯动作，在他一生的飞行中，恐怕都不会发生。”对于这种现象，康文认为“虽然无法知道当时驾驶舱内发生具体争执与斗争的情况如何，但是从飞机航迹上看，飞行员操纵飞机不是向西飞，就是想掉头往东，竭力回避向北叛逃的航向。可见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的威逼下，也在想方设法与其周旋，雷达屏幕上的航迹是有说服力的。”然而这就与康文中前面分析的潘景寅为执行林立果叛逃命令而不顾航行安全，有意抛下部分机组成员相互矛盾了。既然对于林立果的命令，潘可以置飞行安全（包括自己生命的安全）而不顾，甩掉副驾驶等人，这里怎么又成了“可见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逼迫下，也在想方设法与其周旋”呢？可见康文在逻辑判断上的混乱和不合理。 如果是潘景寅在同林立果周旋的话，这样做是毫无用处的。林立果学过驾驶直升飞机，懂得机上一般仪表常识，对于罗盘这一飞机通用仪表应该是很熟悉的。当林立果命令潘转向时，潘敷衍了事只转一点就不动了，林立果马上就会发现潘有不愿外逃的意向，此时林立果必然会监视潘景寅立即把航向调整到外逃的310度航向，决不会允许潘继续磨磨蹭蹭，似转非转地白白消耗掉本来就不足的燃油。因此开始一段的慢转，还勉强可以解释为潘的不情愿，而后来的几段慢转弯就不能这样解释了。康庭梓可以辩解说，林立果看不懂或者没看到罗盘，不知道潘是在慢转弯。如果是这样，反正林立果不知道飞机是在朝哪个方向飞行，那又何必多此一举慢转弯呢？ 在本文的开头一段已经分析出潘景寅是林立果线上的人员，他早就已经上了“贼船”，此时即使想下船也知道自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不管是真心保林也罢，还是迫于无奈也罢，潘只有一条路跟林立果死心走到底了。林立果指到哪潘景寅就飞到哪。然而那为什么又有这么奇怪的大弧度转转停停的拐弯现象呢？合乎逻辑的分析是，林立果和潘景寅在合作，以这种缓慢的转向方式来欺骗飞机上的某些乘客，不想让他们觉察到飞机正在改变方向，飞向西北方向！ 乘过飞机的人都知道，飞机在转弯时机身要发生倾侧，虽然身体感觉不到这种倾斜，但窗外的地平线会发生明显的起落现象，即使在夜间，看到地平线的变化，乘客也会明白飞机正在转弯。而9月13日凌晨（实际上就是9月12日那天的后半夜）半弯月亮正在东南方向的地平线上，让人很容易就能看到地平线。因此如果256正常转弯的话，机上人员很容易就可以觉察得到。为了隐瞒飞机转弯的现象，林立果（叶群）刻意安排潘景寅在向西南飞行了一段之后，再以很难让机上乘员觉察得到的极小倾角缓慢而坚定地将航向转向了西北。如此小心翼翼的转弯，如果不是特意留心，机上的乘客是很难觉察到飞机正在改变方向。 飞机上除了林立果和潘景寅，还有林彪、叶群、刘沛丰、杨振刚以及三名机械师。叶群和林立果可以说是外逃的同谋，无须隐瞒什么。刘沛丰是林立果的死党，也无须欺瞒。杨振刚这个人很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作为一个司机也上了256。如果他也是“林派”，当然跟着林彪走就是了，飞机飞向哪个方向，他不会关心。即使他不是林彪线上的人员，作为一个很少乘飞机的下层工作人员，很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飞机拐弯，即使觉察出了也不会知道飞机在飞向哪里。 这样一来，林立果（也包括叶群）想要欺瞒的乘客就只剩下林彪和三位机械师了。 三名机械师是奉命执行任务，对于飞机的目的地虽然不能说漠不关心，但也只是知道就可以了，他们的职责是飞机的保养和维护，只要飞机各项设备运转正常，他们的工作任务就算完成了。林立果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些机械师发现飞机航向的异常会提出疑问，但是对于这种疑问只要说首长身负秘密使命，要到一个不能公开的绝密地点去进行某项计划就可以完全搪塞过去了。那个年代，有谁敢怀疑副统帅的正确性？实在不行还可以来硬的，同刘沛丰一起用枪来威逼机械师就范，而机械师是没有枪支的。有了这两条预案，足以让林立果放手令潘景寅大胆转弯。不过这两手都必须要有林彪的首肯才行。如果林彪不同意这条航线的话，三个机械师加上杨振刚（可能还有半个潘景寅）林立果和叶群就很难对付的了。再有一点就是，三名机械师都是飞行老手了，尽管256以小倾角转弯，要完全的骗过他们飞机转向这一事实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林立果不会是为了这三名机械师去冒险在境内转来转去的浪费燃油。 就以上分析来看，林立果想要欺瞒的人就只剩下林彪了！ 913至今已经30多年了，对于林彪参与林立果策划的“571工程”并参与外逃谋划一事仍然没有可靠的证据。对林彪据以定罪的过硬证据只有两条，1、李文普的口供，说林彪在车上问“到伊尔库茨克要飞多久？”；2、林彪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9月8日”。 但是李文普的口供只是孤证，并无旁证，没有任何人证或物证来确认他的说法。按照法律重证据，轻口供的原则，这条仅是孤证的口供显然作为旁证都很勉强，而作为给林彪定罪的重要依据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 至于林彪的那个手令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首先手令并没有讲是林立果。周宇驰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命令，因而林立果以某种其他方面的事情骗取林彪写手令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连十分熟悉林彪和林立果关系的林立衡都认为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可见林立果和林彪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因素。再有就是，林立果伪造林彪“手令”的可能性也很大。江腾蛟就供认自己看到的“手令”和法庭出示的不是同一张“手令”。可见林立果可能伪造了不止一张“手令”。 由此看来，林彪很有可能并不知道林立果和叶群要把天捅下来的大手笔，当然也就不可能事先同意事变失败后外逃苏联的安排。在9月12日深夜，当叶群和林立果发现事变计划败露后，赶去劝林彪外逃时，林彪这才知道老婆和孩子已经闯下了滔天大祸，自己是在劫难逃了。然而对于外逃的安排，林彪流着泪说“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这表明了林彪至死不同意外逃的心情，另一层意思就是林彪对于南下广州或者香港的计划还是同意的。事情至此，林立果和叶群也只好退一步，至少在表面上带着南飞广州或者香港的计划同林彪上了飞机。 这样一来，256起飞后，就按照南飞广州的航线先向西南飞行了几分钟。但是，一来林立果心中的最佳选择是北飞苏联；二来林立果很快就知道，飞机上的油料刚够在9000米的巡航高度上，以每小时800多公里的速度飞到广州。而在3000米以下规避雷达的高度上，由于空气阻力大，256每小时只能飞600公里左右。照此计算，256机上12吨半燃油只能飞行大约2个半小时，最多飞约1500公里，而山海关到广州要飞约2000公里，因此256根本就飞不到广州或者香港。 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后，潘景寅就要求将256的燃油加到17吨，就是要保证256能有足够的燃油飞到广州。现在256只有12吨半燃油，又属于违规起飞，中途无法加油（在山海关就差点被扣住，再在国内机场降落只能是自投罗网）。此时林立果万万不敢在国境内以9000米的巡航高度飞行近2000公里，那几乎就等于是给导弹和歼击机提供的活靶子。林立果心里明白，现在只剩下就近外逃一条路可以走了。但是按照林彪的脾气，他很有可能宁肯降落在国内，承受和毛 泽 东摊牌的结果，也不肯背上“叛国”的罪名。这样一来，林立果就只好采用先斩后奏的手法，让潘景寅以让人很难觉察的微小倾角飞出了这么个让后人难以理解的大弧线航迹。这种飞行方法主要是为了骗过林彪，当然顺带也附有最好也能瞒过机组中机械师的作用。因此，林立衡所说的叶群、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并非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 黄线为林彪等人自北戴河乘车前往山海关的可能路线。 红线为256起飞后的航线。可以看出256确实曾飞经北戴河附近上空。913凌晨，林立衡和张宁所说的听到飞机声音是可信的。但张宁所谓的256在北戴河上空打转就是杜撰的了。 --作者：小蛮子 --发布时间：2005-9-716:50:40 -- 不谈政治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6:50:58 -- 四、256迫降之谜 从山海关到中蒙边界414号界桩大约有700公里，而256起飞后拐的那个大弯子用了100多公里。因此当256在9月13日凌晨1点55分飞越414号界桩时共飞行了83分钟，飞行距离约800多公里，平均时速为600公里左右。256于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温都尔汗东北约70公里处迫降失败，爆炸起火。机上9人全部丧生。 三叉戟在巡航高度的耗油量为每小时4.5吨左右。在3000米以下高度飞行，256每小时耗油要超过4.5吨，但至多也就是5吨。256坠机时已经飞行了约两个小时，也就是说最多消耗了燃油约10吨，机上至少仍有约2.5吨的燃油。 康文认为潘景寅这时已经不知道机上还有多少燃油了：“在驾驶舱右后方的机械仪表板上有5块与油箱对应的油量表和燃油压力表。在山海关起飞时，那指示中央油箱的油量与压力表已经回到‘O’的位置不动了。两个小时后，内外组4个油箱中一共才有两吨半油，它们反映在4块油量表上的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由于叛逃航线的高度、速度都是很不正常的，此时的潘景寅已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油量消耗数据，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因此，潘景寅只好冒险带油迫降。 可能是出于某些不便明说的原因，康庭梓在这里没有讲老实话。256上的5块油量表都是在大约沿着圆周330度范围内（留有约30度的无刻度空间）均匀的以公斤为刻度作出标示的。每100公斤一个小刻度，每千公斤一个带有数字的大刻度。5块表的满刻度分别是：中央油箱8500公斤，内组油箱5500公斤，外组油箱2500公斤。 燃油使用顺序是先耗用中央油箱，然后机翼外侧油箱，最后机翼内侧油箱。飞机驾驶员可以控制连通机翼内外组油箱的活门的开关。 当256只剩下2.5吨燃油时，中央油箱早已耗完，而机翼油箱组的外组油箱也已耗空，全部燃油都已经集中到机翼的两个内组油箱里面。也就是说每个油箱还有约1.3吨燃油，作为一个满刻度为5500公斤的油量表，此时指针离零点位置还有接近1/4的指示行程。恐怕没有任何一架飞机的油量表在离零点位置还有整个指示范围1/4的距离上就会“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了吧。何况三叉戟的油箱设计充分考虑了燃油的利用率，燃油可以消耗到“油箱中最后残留油底只有不到200公斤”（康庭梓语）。因此康庭梓说还有2.5吨（应该是在3吨左右时就决定迫降了，因为从决定迫降到实施迫降还有一段时间间隔）燃油时就不能从仪表上读出剩油量实在是言过其实了。 图为三叉戟燃油表 注意中央油表两边燃油表的刻度。1000KG离零点尚有很大距离。 再说康庭梓的另一个理由：“此时的潘景寅已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油量消耗数据，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这就更加不能令人信服了。作为一个中国当时的顶尖飞行员，潘景寅的飞行技术和经验要超出康庭梓至少一个档次。武汉720事件中，毛 泽 东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飞机出行，驾驶员就是潘景寅。而在256机组里，康只能做副驾驶，而且还是第二副驾驶。以康的经验和水平尚且能够判断出256坠机时仍有2.5吨燃油，何论亲自驾驶256飞机、经验技术都高过康的潘景寅反而“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呢？这种明显有违逻辑的推理使人不得不怀疑康文背后有些什么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实际中，256上的潘景寅凭自己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应该比在地面上的康庭梓更加清楚地知道256的剩油情况。而不是像康文所说的那样，把整个情况颠倒过来，显得康庭梓比潘景寅还要高明。 潘景寅既然知道256燃油的实际情况，在正常情况下就不会冒险带油迫降。康文记述了潘景寅在60年代初的一次迫降经历：“有一年冬季下雪，他在起飞时飞机左边的主起落架撞在了跑道边沿清扫堆起的雪丘上，致使起落架后撑杆受损而不能正常落地。在此情况下，潘景寅首先想到的是在空中盘旋，尽可能将机上的燃油消耗掉，以防止落地时另一个没有受伤的起落架也支撑不住，机身与道面磨擦起火爆炸。潘对这一事故处理的结果是：在落地滑跑中，随着飞机速度的逐渐降低，由于左起落架失去支撑，左机翼下沉，造成向左偏出跑道, 致使左发动机的螺旋桨触地打坏，飞行员安然无恙，飞机经修复后继续使用。”在这次经历后，潘景寅又经过了近十年的飞行磨练，对于飞机迫降，尤其是三叉戟这种下置油箱飞机迫降更是没有道理在燃油没有耗尽的情况下就贸然实行。 合理的做法是潘景寅会利用这仅剩的2.5吨燃油寻找最近的机场进行降落。尽管机上没有领航员，但是使用仪表数据，根据飞行速度和飞行方向还是不难推断出飞机的大概位置。何况林立果在9月10日通过周宇驰搞到了三北雷达布置图，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机场位置图、频率表及呼号（913后，所有256上残存的资料全被苏联搜走，孙一先说其中就有从北戴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利用手头资料，林立果和潘景寅完全可以在燃油耗尽之前寻找就在附近几十公里范围内的温都尔汗飞机场（中方大使馆调查256失事事件的人员就是在这个机场降落的）；甚至可以大胆地飞往约半个小时航程外的乌兰巴托机场谋求安全着陆；按照256的剩油情况这也不是不可做到的事情。 然而256既没有飞往温都尔汗或者乌兰巴托寻找机场，也没有在最终迫降之前尽量用尽机上燃油（三叉戟没有紧急放油设施），而是选择了最不合情理的做法，机翼内侧油箱带着2.5吨燃油以机腹擦地方式在野外实行迫降！以三叉戟下机翼的设计特点，机翼内侧油箱与机腹几乎是在一个平面上，以机腹擦地着陆，机翼油箱不可避免地要摩擦到地面，因此只要油箱里有剩油，这种在野外以机腹擦地迫降的方法几乎可以说是100％要起火爆炸。然而潘景寅却不得不不采用这种近乎自杀的方式迫降，只能说256碰上了比这种迫降还要危险的事态：256已经失去了继续飞行的能力！在仍然还有燃油的时候，256却不能飞了，也就意味着256发生了重大变故，这已经不是主动迫降，这种迫降说穿了实际上是坠机！ 图为民航退役的三叉戟。注意机翼与机腹几乎在一个平面上，在野外不用起落架迫降，不可避免的要使机翼摩擦到地面，从而引燃机翼内的剩余燃油。潘景寅不可能不知道带油迫降是自寻死路。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6:51:18 -- 五、256坠落之谜 导致256坠机的重大变故有可能来自自身和外部两个方面。 先说自身因素，这又分为人员和机械两个方面。在人员方面，潘景寅是关键人物。潘是唯一能控制飞机飞行的人，只要他出了问题，256就要出问题。不过从前面的分析和256的飞行状态来看，基本可以排除潘景寅有意驾驶飞机撞地的可能性，反而是他已经尽可能地做好了迫降的准备工作，打开了着陆减速用的飞机襟翼。从主观意识和现场客观情况来看，潘是在努力保证256的安全迫降。 另外还有可能导致坠机的内部人员就是那三名机械师。但是一来他们无法了解飞机的真实目的地；即使知道飞机在飞往国外，也很易被“副统帅”的神秘光环所迷惑，分辨不清是“叛逃”还是“秘密使命”；二来，他们即使想反抗也没有武器，很容易被制伏。从现场的情况看，和其他人一样，三名机械师也都没有穿鞋子，说明他们也都做好了飞机迫降前的准备工作，这就不符合要把飞机搞下来的人的行为了。据负责处理256坠机事件的前苏联KGB第九局局长透露，在现场没有发现机上有打斗现象。因此，基本可以排除256上人员导致飞机坠毁的可能性。 再说机械方面。飞行故障是导致飞行事故的重要因素之一。256的坠机也有可能是飞机机械发生突发故障而引起的。根据航空界对机械事故的统计分析表明，机械故障的起因有如下几大主要原因： 1、飞机老化，飞行时间过长，部件磨损过度，材料疲劳。这是飞机机械事故的最主要原因； 2、飞机设计有缺陷，使用的部件结构或者选用材料不当，导致在飞行中发生故障； 3、飞机维护人员操作发生重大疏忽或失误，没有严格按照维修保养规则对飞机进行维修保养。 而这几条对256机来说，都不适用。首先，三叉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式客机之一，是霍克尔-西德里公司在世界首架喷气客机“彗星”的基础上于60年代才推出的。1963年底向英国航空公司交付了第一架三叉戟，编号为2106。256飞机的生产编号是2131，1966年出厂，在1971年正处于最佳使用期，不存在老化问题。第二，三叉戟飞机一共生产了171架，从未出现过因设计缺陷导致的飞行事故。而我国除了在70年代初从巴基斯坦买回四架外（包括256），后来又从英国陆续买了31架，成为除了英国航空公司外最大的三叉戟用户。1975年最后一架三叉戟出厂，客户就是中国民航。这些三叉戟在中国一直飞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如果三叉戟在设计上存在缺陷，我国政府就不可能在913后还这么大量购买该机型。另外，也不会只有256一架因此而失事。至于第三条，可能性也不大。256是作为林彪专机使用的，其保养和维修水平必然是国内第一（当时的中国头号人物毛 泽东是不乘飞机的），从某种程度上讲，256相当于中国的“空军一号”。对于这架飞机，哪个维护人员敢掉以轻心？256机组配备了8名机组人员 （三叉戟设计上只配置了3名机组人员）其中有3名专门负责飞机维护的机械师，这就可以看出对飞机的保养是多么重视了。“自从空军设立专机以来，在空地勤人员的密切配合下，从来没有摔过专机。也就是说，专机尤其是重要的专机从来没有出过一等飞行事故，二等事故也没有。”（舒云《噩梦九一三——9.13事件中几个小人物的命运悲剧》）很难想象专机师会在256这一头号重点飞机的保养上出现能导致飞机坠毁的重大疏忽和失误。 就此看来，256的坠机原因应该是外部因素引起的。 三叉戟驾驶舱。其中只有三个座位，左面是正驾驶，右面是副驾驶，后面是领航工程师。 外部因素又包括自然和人为两大类别。 自然因素无非是雷电和风暴导致飞机坠毁。根据我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先生的文章和他接受凤凰台采访时的说法，蒙古那段时间正是秋高气爽，一年当中最好的气候，并没有雷雨和风暴现象。我国和澳大利亚的记者曾分别采访过913坠机时的现场目击者，也都没有提到在气候上有什么异常。凤凰台采访前苏联KGB官员时，在说到坠机原因时，根本就没有提到气候。蒙古方面当年草拟的事故报告里就说到：“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在９月１３日两点钟时，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上空有２至４级的云，能见度５０公里，无危险的气象情况，无风沙，无雾，无风。”因此，自然因素也应该属于排除之列。 256的坠机原因现在只剩下外部人为因素了，也就是被击落这个可能性了。 企图击落，并有可能击落256的有三家：中方、蒙方和驻蒙古的前苏联军队。 中国军方是第一家有可能向256开火的可疑对象。林立果也清楚这一点，所以256起飞之后没有爬升到正常的巡航高度，而是在不到3000米的中低空飞行，以避开雷达的探测。同时256选择了一条非正常的飞行航线，估计就是为了避开中国的防空火力和飞机的拦截。综合多年来陆续透露出来的点点滴滴信息来看，中国军方很难说具有击落256的手段，也很有可能并没有企图去击落256。 在空中击落飞机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空空导弹。中国飞机使用导弹进行作战的最早记录是1967年6月12日。当时美国1架BQM-147H型无人驾驶侦察机在越南岘港附近海域上空投放，侵入广西上空。航空兵第三师飞行员刘光才驾驶歼-7飞机截击。在地面指挥所的引导下，发射了空对空导弹进行攻击，但未击中。后来逼近目标使用火炮将其击落。到1971年，国内空军列装的最先进机型是歼-7基型，装有1门30毫米航炮，可外挂2枚霹雳-2空空导弹。但是由于没有装备火控雷达，因此只有昼间目视作战能力，并无在夜间自主对目标发起攻击的能力。中国空军要迟到80年代才参考MIG-21MF设计出J-7III，首次在J-7上安装了火控雷达。如果256是在高空飞行，地面雷达比较容易探测得到，还可以引导歼击机接近256，再利用目视以天空为背景向上发现在高空飞行的256。而对于低空飞行的256，雷达发现困难，探测距离有限，很难引导战机。同时由于256飞行高度较低，适于高空作战的战机很难比其飞的更低。而在高空向下看就只能说是两眼一摸黑了。所以说，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空军飞机根本无法找到低空飞行的256并向其发起攻击。9月13日空军曾出动数架战机截击周宇驰等人乘坐的直升飞机，结果连直升飞机的影子都没找到。可见当时中国空军的夜战手段实在是有限。 至于地空导弹，中国那时最先进的是60年代后期生产的仿萨姆2的红旗-2号（HQ-2）中高空、中近程地空导弹。一来该导弹的最大射程只有35公里，对于距离35公里以外的目标毫无威胁；另外这种专门对付中高空目标的导弹主要用于万米以上高空的目标，对于中低空的飞行目标效力大打折扣。对于了解中国防空部署的林立果来说，256只要大体避开导弹基地35公里以外，再加上低空飞行，就可保万事大吉了。 中国搞掉256的最后方式就是在256上安放炸弹的阴谋了。但在现实中这是很难实现的。如果使用定时炸弹，没有人能确切知道256什么时候起飞，林彪什么时候上飞机。连潘景寅都蒙在鼓里，又有谁能提前定好这个爆炸时间？在午夜以前，256甚至都有可能在周 恩 来的干涉下，空机飞回北京。定时炸弹怎么安装？另一种说法中方使用了遥控炸弹。然而连边防雷达都无法探测到256的去向了，又有什么遥控手段在北戴河或者北京来引爆1000多公里外的炸弹呢？ 因而，中方有关没有对256采取措施的说法是可信的；也可以说，即使想采取措施，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至于蒙古方面，这个苏联当年的小伙伴在军事装备上并不比中国强，甚至很有可能还不如中国。当年蒙古全国的军事力量也不过2万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陆军，国土防空军全部才千余人。对于156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和数千公里的中蒙边界根本就无力防守。其国防力量基本上是由驻蒙苏军来维持的。在凤凰台的采访中，那位前KGB局长说，当256进入蒙古时蒙古方面询问苏方是否要击落256，苏方答复不要击落。实际上这很可能是蒙古没有力量击落256，而向苏方求援的报告。因而，蒙方出手的可能性也基本可以排除。 至此，256坠机的最大疑凶就只剩下前苏联这个中国当时的冤家对头了。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6:53:52 -- 六、最大疑凶——苏联 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的秘密报告彻底毁掉了毛 泽东手中的“一把刀子”（毛对斯大林的称呼）。自此，一直对苏联的老大地位心怀不满的毛泽 东与苏联渐行渐远，争吵不断加剧，终至反目，而且两党的矛盾逐渐发展成国家的矛盾。“文革”期间中苏矛盾不断恶化，逐步走向战争的边缘。1969年3月，两国终于在珍宝岛发生边界冲突，大打出手，几乎酿成大战。据徐焰的文章记载，对于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苏联军方的《红星报》上居然公开炫耀其核武器的威力，声称要以核武器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据曾任苏联派驻联合国任副秘书长的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参加政治局讨论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告诉我，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他主张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哈利逊•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著作《中苏战争》也中写道：“一位最优秀的苏联科学家，在１９６９年春曾同他的美国朋友谈到，苏联已经非常讨厌中国，有可能爆发战争。他说：‘假如发生战争，我们就不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只是小打几下，我们是要彻底干的。’”当时苏联大使馆对中国外交部的态度很真实的反映了两国关系恶化的程度。中国外交部找苏联驻华大使馆办理交涉，苏方竟然柜绝会见。即使会见也常常拒不接受中国外交部提出的声明、照会、备忘录，有时竟把声明、照会、备忘录扔到大使馆的墙外马路上。可见中苏两国已经不正常到何种地步。 中苏关系恶化后，蒙古成为苏联筹划进攻中国的重要一环。1962年起，苏军重新进入蒙古。1963年7月，苏蒙签订了旨在对付中国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接着苏军就开始大量进驻蒙古，１９６６年１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双方将在保证对方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缔约双方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可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１９６６年３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 1９６８年１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进驻蒙古。１９６８年１０月，苏联在蒙古建立了许多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 １９６９年3月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大举增兵蒙古为中苏战争作准备，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15万。苏军实际上已形成了对蒙古的军事占领，此时，只有2万人的蒙古军队已经完全被置于苏联的指挥之下，蒙古军队的作战部队营以上、边防总队以上都有苏联军事顾问指挥。蒙军的作战指挥、兵力部署、军事演习、人事调动、军事训练等一切权力，均掌握在苏联军事专家、顾问和教官手中。有外国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蒙古是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了。 进入70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和中苏战争的压力迫使毛泽 东向“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尼克松访华，缓和中美关系，意图结成中美反苏同盟，来顶住苏方咄咄逼人的攻势。1973年2月基辛格第4次访华期间，毛 泽 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了著名的“一条线”战略的设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条线)，并团结这条线以外的国家(一大片)，整那个“王八蛋”（指苏修）。可见苏中两国的关系已经与交战国相差无几。 256就是在中苏这种敌对和战争阴云密布的气氛中，于1971年9月闯进了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国”的领空。 众所周知，苏联对于不请自来的民航客机从来都是恶脸相向的。最著名的就是在１９８３年９月１日击落了韩国一架波音７４７客机。那架航班号为KAL007的客机在从安克雷奇飞往汉城途中，不知何故严重偏离航线，飞临前苏联的萨哈林上空，尽管起飞拦截的前苏联空军苏－１５战斗机分辨出那是一架波音747客机，但仍遵照地面命令用空空导弹将其击落在莫涅龙岛附近海面，该机上的２６９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丧生。其实这是韩国航空公司客机第二次被苏联击落了。 1978年4月20日，一架航班号为902的韩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客机从巴黎经北极航线飞往汉城，由于驾驶员的疏忽，在苏联北方城市摩尔曼斯克附近的苏芬边境上空进入苏联领空，向北飞行。苏军立即起飞６架战斗机进行拦截，美国监听到苏联飞行员向其上司报告说根据标志看这是一架民航客机，但苏军地面指挥仍然下令将其击落。苏-15战斗机向９０２航班发射了两枚P-98空空导弹(西方称为AA-3)，一枚没有击中，一枚近机爆炸，打断了波音707左翼四米多的一段，导弹弹片穿入机舱，打死了两名乘客，另有１３人受伤。尽管被导弹打掉了部分左外翼，座舱被击穿失压，但波音707在低空又坚持飞行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在数百公里外苏联境内科尔皮亚尔维湖的冰面上找到迫降场，迫降成功。苏联直升机迅速把死难者遗体、伤员以及儿童送往苏联凯姆市，其他乘客被安置在军营里。3天后(4月23日)，在摩尔曼斯克机场苏方将机上的95名乘客转交给了美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和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代表。 1978年4月20日，在苏联境内科尔皮亚尔维湖的冰面上迫降的韩国航空公司波音707客机。注意其左机翼被导弹打掉一截，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又飞了一个多小时。 由此可见苏联对于来历不明的迷航客机是丝毫不留情面的，更不要说从充满敌意，随时有可能爆发战争的“敌国”飞来的“军用”飞机了。苏联把256认作军用机而加以击落是有充分道理的： 1、在从巴基斯坦购进这批三叉戟之前，中国最好的民航客机就是林彪以前的专机所用的“子爵号”涡轮螺旋桨飞机。该型飞机使用涡轮螺旋桨飞行，速度远远低于三叉戟，在巡航高度也只有500多公里。而三叉戟的巡航速度是900多公里。这新买来的四架三叉戟喷气机进入中国时间很短，从没在民航中使用过，也没有计划给民航做普通客机使用。那时的中国民航根本就没有喷气客机。因此，在夜间的雷达上如果苏联军方看到这种大型、快速、中国民航从未使用过的飞机入侵，从而将其认做中国先进的喷气式军用侦察机甚至轰炸机是十分合理的推断。 70年代初，中国民航最先进的飞机“子爵号”。 2、256飞行的不是民航国际航线，而是一条很少有民航飞机使用的偏僻航线，同时采用了规避雷达的低空高度直插蒙古腹地，从这点上看，很容易作出判断，这是怀有某种不明目的使命的军用飞机。对在正常高度飞行的民航客机尚且不留情面，256采用这种偷偷摸摸方式溜进来，苏联人当然更加不会客气了。 3、根据凤凰台就256坠机一事采访前苏联KGB官员的内容看，驻蒙苏军一开始就掌握了256的行踪。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军方看到256一味向蒙古纵深飞行，大有“攻进”苏联境内的势头，为避免受到更大的损害，在256进入苏联之前下令将其击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击落韩国两架客机的苏-15战斗机是前苏联苏霍伊设计局六十年代初开始研制的单座双发全天候高空超音速截击战斗机，北约集团给予的绰号是“细嘴瓶”。苏-15的原型机T-58于1962年5月30日首次试飞，1965年生产型开始装备部队，并逐步取代老式的苏-9、苏-11，成为前苏联的主力国土防空战斗机。不过苏-15是前苏联高度保密的机种之一，只配置在前苏联本土，没有进驻华约其他国家，估计也不会布置在蒙古。因此用于对付256的应该是苏-9或者苏-11。苏-9在1954年首次飞行，1958年投产，1959年开始服役，其最大速度在高度 11000米时1.8马赫，在高度300米时1160公里/小时；实用升限17000米；机上装РП-9У雷达，对中等尺寸目标的搜索距离为17～20公里；跟踪距离9～10公里；攻击武器为AA-1、AA-3空-空导弹，没有机炮。 击落韩国客机的就是1965年研制出的AA-3“阿纳布”中程空-空导弹（P-98）。因此，当时苏联空军的装备是远远超过中国的，完全有能力将256一举击落。 再说地空导弹。苏联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研制出了S-125（萨姆－3）中低空导弹系统，可以攻击飞行时速1500公里、飞行高度200-10000米的中低空空中目标。1970年，苏联曾秘密派出防空部队携带萨姆-3导弹前往埃及，支持纳赛尔与以色列的战争准备。因此，在与中国相邻的蒙古境内配置萨姆－3导弹防备中国空袭更是不成问题。所以，萨姆-3也有可能是256坠落的一个原因。不过最大的威胁应该还是来自苏-9/11的空空导弹。 七、256的最终下场 闯入蒙古境内的256就像是一头水牛在黑夜跑进了迷布地雷的雷区，其命运可想而知。以中国俗语来讲，可以说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中国境内，林立果凭着对中国防空力量的了解，以及中国防空力量的不足，可以安然无事。然而进入蒙古后，一来对驻蒙苏军的军情难以掌握，二来苏军的军事装备要远超中国，加上苏军对于“误入”领空的不明飞机的一贯做法，256就在劫难逃了。果然，当其在蒙古境内飞行了半个多小时，来到距中国边境414号界桩400公里左右的温都尔汗东北上空时，256被至今未明的外来力量所击中，机身起火燃烧，虽然潘景寅竭力挽救，然而256已是失去控制，无法安全迫降，最终坠毁在寂凉的漠北黄沙之中。 中国《环球时报》驻蒙记者在1997年10月16日采访了913坠机现场的目击者，做了如下描述： “我们来到拉哈玛家已是下午6时多。拉哈玛大娘的蒙古包前有20多头牛，家里摆设特别简单，看来大娘家并不富裕。她今年67 岁，中等身材，穿着一身灰色蒙古袍，头上围红色头巾，右眼不好。她的老伴已去世了。提起‘九一三事件’她摇摇头说：‘那是可怕的夜晚。’ 拉哈玛大娘回忆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2 时，一阵‘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羊群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 0 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天，第二天出事地方人少，当地老百姓保护了现场。在飞机坠毁地方，一片废墟，还冒着青烟。机上9 人全部死了。其中一具女尸，还有一个高大的‘欧洲人’尸体。人们在9 名死者身上盖上白布，乌鸦、老鹰一直在上空盘旋。第三天，飞机坠毁的地方来了不少苏联军人，不让人们靠近。最后大娘说：‘死者埋葬时坟旁立起‘无名墓碑’，离这里不远，你们是否去看了？’’” 从拉哈玛的叙述中，可以看出，256坠毁前已经是起火燃烧。其实，256在空中着火燃烧这一情形，早在1994年1月31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社记者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 PeterHannam;SusanV.Lawrence）的文章《解开中国之谜》（SolvingaChinese Puzzle）中就已经有所披露。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在1993年亲赴蒙古和俄罗斯，行程上万公里，历尽波折，采访了256飞机坠毁的目击者和苏蒙双方的经手官员，刺探出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写出了《解开中国之谜》一文。其中记载目击者对256坠机过程是如此描述的： “林彪的末日在遥远的漠北结束。1971年9月13日凌晨约2：30分，多佳亚莞-敦吉达玛（Dugarjavyn Dunjidmaa）正在看管贝赫尔萤石矿的废弃爆炸物，此时空中传来涡轮发动机的轰鸣。敦吉达玛现在住在贝赫尔的一座蒙古包里，她回忆说，‘很快，我看到一架飞机，机后拖着火苗向下坠落。从我所在的地方可以跟随飞机一直看到它坠毁在地面上。（大约9英里以外）’这就是英国造的三叉戟1E的最后旅程，机翼上带有中国航空的256编号。” 不同的目击者，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记者采访，然而对于256在空中就已经起火燃烧的描述却是如此惊人的一致，因此这个说法要远比李文普一人说的那句“飞到伊尔库茨克要多久？”的证言具有高得多的可信度。可是不知何故，很多人对李文普的话深信不疑，而对同913本无利害关系，因而最易说实话的多名蒙古目击者的描述却是千方百计地要予以否认，真不知道是何用心。 在康庭梓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解开中国之谜》，但是对于拉哈玛大娘的说法，则说是她把飞机的着陆灯看成了大火！ 首先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使用“大娘”这个词很易使人产生误觉，以为拉哈玛是年老眼花，见识不广，从而很容易把灯光看成火光。在康文的插图中，也把拉哈玛画成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年妇女形象。然而要提醒大家的是，在1971年，拉哈玛不过是一个41岁的中年妇女，正值壮年，眼力和见识不会差到那种分不清灯光和火光的地步。 三叉戟的着陆灯在飞行中是折叠在机翼内部的。笔者从熟悉三叉戟结构的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个着陆灯倒是可以在起落架没放下的时候就打开，只是飞行速度不能超过400公里，不然会损害灯具。这种着陆灯是采用聚光灯效果的，其下射角度大约在8-9度左右，而且只是向前方照射，照射面积有限。人们都有在夜间被汽车大灯照射过的经历，在汽车正前方会觉得灯光刺眼无比，可只要角度偏一些，在汽车旁边，灯光强度就会立刻减弱，就不用提在汽车后面，根本就看不到车灯了。汽车大灯还考虑到驾驶员在夜间要分辨近在眼前的路边标志，因此特意加了部分散光效果，使灯光能够照到路边的交通标志。而在飞机上就无此必要了，全部灯光都可以集中到照射飞机前方的着陆区域。因此只有当拉哈玛在飞机前面的一定范围内，才能看到那刺眼的灯光，而当在飞机侧面和后面时，就不会看到着陆灯的“火光”了。256不是直升机，不可能长时间停在一个部位，也就是说，即使拉哈玛看到着陆灯光，也只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这种一闪即过的灯光竟会被一位正常的中年妇女看做是长时间燃烧的火焰，康庭梓的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解开中国之谜》中的描述更加证明那火光不可能是灯光产生的错觉。目击者目随“机后拖着火苗”的256直到9英里之外，那“火苗”肯定不会是256把着陆灯转向后方，特意照射目击者的吧。康庭梓故意回避了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这篇文章中的有关段落，也是有所苦衷的吧。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6:54:09 -- 曾看到有人以256坠落的第一落点没有发现有燃烧痕迹来作为否认256在空中就起火的证据。其实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根据飞行常识，在一定范围内，飞机的仰角（也叫迎角AOA）越高，失速的临界速度就越低。通俗点讲，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飞机的仰角越大，就可以飞得越慢，而不至于掉下来。因此，人们看到飞机着陆时都是“昂着头”减速。康文认为256当时是以7-8度的仰角在作迫降。在这个仰角情况下，256尾部的三个发动机以与机身平行方向向后喷出的高温燃气倾斜向下，可以直接到达地面，而在机身上部的燃烧火焰是向上的，比较难以到达地面。如果连高温燃气都没有留下燃烧痕迹，机身上部的火焰又怎么可能在地面留下痕迹呢？ 康文否定“击落”说的另一个论据，就是说被导弹击中的飞机应该在空中爆炸。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看看上面所举的1978年苏联击落韩航902巴黎经北极航线飞往汉城的客机一例就可以清楚了。苏联导弹打断了波音707的机翼，击穿了机身，打死了机内的乘客。而飞机却又飞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迫降成功。这是因为导弹大多都有近炸引信，虽然导弹没有直接击中飞机，但在接近到目标一定距离时，也会爆炸，以战斗部的碎片来击毁目标。这时目标就不一定当场爆炸。普通人可能不清楚这一点，但作为一个飞行员，对于导弹击中时，飞机并不一定当场爆炸这种常识，应该是了解甚透的。可是中国的“优秀飞行员”（不优秀也进不了专机师，更开不了三叉戟）康庭梓却说：“从反面推论，如果是打下来的话，飞机应该在高空爆炸，其飞机碎片的撒落范围应该是圆形，而不应该是狭长的梯字形。” 这确实很难令人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康庭梓的文章总是让人不放心，例如他在《党史博览》2004年第5期上新发表的《林彪座机残骸哪里去了》一文中写到：“重量为51吨的三叉戟256号飞机，被肢解后散落在如此大范围的草原上。”这实在是不应该犯的错误。256是三叉戟1E型，重量为43.3吨，重达51.2吨的三叉戟是三叉戟3B型。中国要到1975年8月，才进口了第一架3B型的三叉戟！作为笔者这么一个外行尚且知道这些差别，康庭梓作为三叉戟的驾驶员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就怎么也说不过去了吧。就是在康的《思考》那篇文章里，还提到我使馆人员在坠机现场看到了三叉戟的三台发动机：“在上面提到的那扇门的东南30米处，有一台外壳炸裂的发动机，这是3台发动机中出现的第一台。 。。。。。。。。。。。。。。 根据孙一先绘制的残骸分布图上看出，在接近480米处的西侧，出现了第二台发动机。在尾部东南方向25米的地方，是第三台发动机”，完全忘记了自己文章中就说过的，在我使馆人员到达现场之前，苏联人早已拆走了一台发动机的事实。可见康写文章太有些随心所欲了。 至于那个引起广泛注意的右机翼根部圆洞，“击落”说和“油尽迫降”说都有不同的解释，甚至细化到洞口铝刺“外翻”还是“内翻”的争辩。可是在争论中，人们却不知不觉走入了盲人摸象的误区，忘记了要把256作为整机来分析的普通常识。256飞机翼展28.96米，机长34.98米，机高8.23米，不仅仅是一个右翼而已。256机身任何部位的损坏都有可能导致256的坠毁。256坠机后机身爆炸分裂，30多米长的机身变成无数碎片，四散飞落在数百米的现场上。在如此大的分散面积上，无论是机身、机翼还是发动机，如果在爆裂的接口处有什么“洞口”或者外来物造成的损坏，在短时间内是根本无法辨别的。只有把残骸搜集齐全，拼凑到一起，或许还能找出蛛丝马迹。仅仅否定右机翼上一个来历不明的圆洞是导弹造成的并不能排除256被击落的可能性。 256坠毁现场。如此破碎的机身怎么判断其中有无导弹击中的痕迹呢？（且不论被苏联人窃走的那台发动机） 据我驻蒙使馆人员孙一先的回忆，苏联人在我使馆人员到达现场之前，开着直升飞机，匆匆忙忙拆走了256的一台喷气发动机。一般通行的看法是苏联人急于窃取三叉戟喷气发动机的先进技术。可是，仔细分析一下，难道就不可能是为了隐瞒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如果苏联人确实击落了256，后来又在飞机的机翼上发现了“中国民航”的标志，就不免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背上“击落民航客机”的罪名。所以在后来的谈判中指示蒙方一口咬定256是军用机。另外苏联人肯定还要想方设法消除留在现场的256被击落的痕迹。苏联人急忙把火的赶在中国使馆人员到现场之前拆除一台发动机，就有这方面的嫌疑。很可能那台发动机上留下了某种导弹或者炮弹造成的明显损坏。 如果说是为了窃取技术，苏联人大可以从容地在中国人员勘查完现场再行动，何必那么猴急？为此不惜指使蒙古方面再三编出天气不好的谎言，阻挠中国使馆人员前往失事现场。可以说，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原因使得苏方不想让中方看到这台发动机。因此，说发动机带有被击落的痕迹有很大的合理性。再有就是，苏联人对剩下的那两台发动机似乎毫无兴趣。如果第一台发动机是为模仿技术而“偷”走的，剩下的这两台虽说损坏严重，但是作为模仿技术参考还是有很大价值的。搞过技术模仿测绘的工程人员都知道，在拆卸一部先进机器时，很多部件拆开后，是无法复装还原的。而在测绘中，很多时候需要在拆卸后复原未拆卸前的情况。在无法复原时，要确切知道拆卸之前的情形，虽然可以采用事先照相的办法，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有一台同样的整机作参考。1967年1月27日，美国执行阿波罗 AS－204任务的 012号指令舱在发射塔试验中失火，三名宇航员被烧死。为了查清事故原因，要把012号指令舱拆为部件进行分析。尽管作事故调查的美国工程师手头有012号的详细图纸，然而为了有一参照物，在1967年2月1日，把正在用于训练宇航员的014号飞船指令舱调到事故调查中心来与拆卸012号指令舱互相对照。这使得阿波罗宇航员的正常训练受到很大影响。由此可见，在拆卸一台机器时，有一台参照物是多么的重要。反观苏联人，在手头没有任何图纸的情况下，如果要拆卸一台发动机搞测绘时，再搞一台发动机作为参照物是必不可少的措施。256上使用的是三台发动机是同一型号的Spey 511@ 11,400lbs发动机，完全可以相互参考。然而，在那么急吼吼地拆走一台发动机之后，苏联人任剩下的两台发动机在荒漠野外风吹雨打20载，再也无人问津，直到90年代分别被港商和蒙古商人当作废铁买走。这不由得使人怀疑，苏联人拆走的那台发动机真的是为了技术研究吗？ 另外，当年被苏联人拿走的黑匣子，到今天也不肯归还，也叫人心存疑窦。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敢公开的猫腻呢？1992年1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韩国准备签署俄韩基本条约时，亲手将1983年被苏联击落的韩国民航007客机上的“黑匣子”交给卢泰愚总统。虽然，韩国人后来发现“黑匣子”里都是假货，但是，原件最终还是找到了，并移交给了事故原因调查国际委员会。为什么256的黑匣子就不能归还呢？另外，苏联人拆走的那台发动机也应该尽快归还中国，即使原物已经不在了，但详细照片和有关资料也应该尽快提交给中方。拖得越久，就越证明前苏联在256坠机事件里有着不可公开的秘密。 也许就是因为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直到现在，俄罗斯人还在耍弄花招。为了搞乱思维，混淆视听，前苏联KGB第九局局长在接受凤凰台采访时竟然编出了256曾经飞到苏联赤塔附近然后又掉转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坠毁的谎言。 从地图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赤塔距离256飞越的中蒙边境414号界桩约有800公里，而赤塔距温都尔汗约600公里。扣除KGB所说的256距赤塔还有50公里的往返距离，也就是说，256在越界之后又飞行了大约1300公里！256在13日1点55分越界，约在2点30分坠毁，也就是说，在大约35分钟里256的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2200多公里，实现了超音速飞行！由此可见这个谎言编造的是多么荒诞。 256在蒙古境内飞行图。256 零点32分起飞，1点55分在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飞行了83分钟，飞行里程大约为800公里，平均时速为600公里，符合三叉戢中低空飞行性能。按照那个前苏联KGB对凤凰台的说法，在2点30分坠机之前的半个多小时里，飞机奇迹般地飞到了距中蒙边界约800公里的赤塔附近，又飞到距赤塔约500公里的坠机部位，半小时飞了近1200公里！这也扯得太离谱了吧。他以为林彪坐的是协和机？ 岂不是拿着凤凰台涮着玩？ 在2000米到3000米的高度上，256的飞行速度只能在600公里左右。笔者没有找到准确数字，但可以参考现代的空中客车310的飞行数据。A310手册规定，飞机起飞后，在3049米以下飞行时采用的时速是每小时560公里，当达到11000米高空时，巡航速度为850公里。再看一下当代战斗机的低空性能：米格-31的在高空的巡航速度为2500公里/小时，而在低空只有1500公里/小时，高低空的速度相差40％；苏－30在高空的作战半径达1315公里，而在低空作战半径仅为625公里。因此，作为巡航高度为9000-11000米，巡航速度为900公里/小时的256三叉戟，在2000-3000米的高度上飞行，速度为600公里/小时是很正常的数据。256坠毁的地方距414号界桩大约为400公里，正好在256进入蒙古后飞行了35分钟的距离范围内。 很多人对于256为何带着火苗掉头选择向南飞来迫降有所疑问，其实这又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问题。在夜间视线不好的情况下，256飞行高度高了根本看不清地面的情况，无法选择合适的迫降地点。256只好低飞（同时更有可能是已经飞不高了），而在低飞的情况下，等你发现有合适的迫降场时，飞机已经飞过了这个地点了。更不要说飞机在降落之前必须在距离降落点一定距离之外（三叉戟需要3000米左右）就开始作降落的准备工作，逐渐降低高度，这样才能保证飞机在降落点上着陆。要求潘景寅在夜里能判断出3000米以外的着陆点以及更远的着陆场的情形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当潘景寅整个飞过了这个迫降场，才能了解到这个迫降场的全部情况，然后调整航向，掉头，利用这个迫降场降落。所以，256的迫降方向并非就是其最后的航向。根据256的飞行速度和飞行距离判断，潘景寅是驾驶着着火燃烧的飞机在飞过的第一个可用迫降场上空，艰难地驾驶着256由向北飞行掉头转为向南飞行实行了一次自杀式的带油迫降。 本人还是认为把这次迫降叫做坠毁更接近一些256的真相。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7:00:52 -- [青史评论]关于林彪---梁由之 一. 开篇就当文抄公： 这是一个曾被尊为中国的第二号神，后来又被列为第一号鬼，非神即鬼，好象从来都不是人，最终还是被一个“鬼”字覆盖了的人。 这是一个24岁就当军团长，从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当到野战军司令员、国防部长，而且经常身兼数职(比如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除了“副统帅”从未当过副职的人。 这是一个党史军史少了他，有的史实就会讲不明白，就会出现空白，就会留下问号，进而愈发挑逗起人们好奇、探究心理的人。 这是一个不时要面对，又不敢面对，竭力要回避，又很难回避，轻不得，重不得，深不得，浅不得，稍不谨慎就要引起麻烦，已经死去快20年了，依然异常敏感的人。 这是一个人们私下里有不少议论，据说世界上也有不少传闻，而今逐渐开始比较客观公正地放到历史天平上的人。 谁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林彪”。 上文摘自<<雪白血红>>。作者张正隆中校。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初印，印数93000本。(待续) . . . . .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7:01:15 -- 二.二种眼泪 古话说：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1971年9.13事件稍后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得到了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包括林彪在内全部身亡的确切消息。当时在场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等人。大家没想到的是，一向沉稳潇洒、气度雍容的周总理，居然当众号啕大哭起来，足顿胸捶，涕泪横飞，悲不自禁。足足过了二十多分钟，才逐渐平静下来，恢复常态。这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几乎是仅见的。周围的人莫明其妙，不知所措，印象也就特别深刻。 无独有偶。 李子弋教授说蒋介石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未能利用林彪──蒋对此曾向陶希圣多次提及。 1993年10月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theWorld Journal）登载了一篇有趣的文章，做蒋介石的私人医生达四十年之久的熊丸（Hsiung Wan）在文章中说：“我唯一一次见到蒋总统流泪是在他听到林彪死的消息时。”曾在蒋身边扮演类似陈布雷一样角色的党国大员陶希圣证实了这一说法的可靠性。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一个中华民国总统，这对政坛上的生死冤家，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避嫌疑，不约而同地为一位非正常死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抛洒下英雄之泪。这实在太不同寻常、太耐人寻味了。 我们知道，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周恩来曾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林彪则是黄埔四期学生。蒋、周二人与林有师生之谊。 这当然不是蒋周二公异口同声为林哭泣的因由。起码不是主要原因。 那么，林彪是谁？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呢？ 三.十大元帅之三 林彪，字育容，湖北黄冈人。1907年12月5日出生。父林明清，曾在村里的杂货铺子当店员，又在往返于浠水、鄂城、大冶一带的小火轮上做帐房先生。有些积蓄后回乡经营手工织布，当了一个小业主。母陈氏。 黄冈县城距林彪的老家林家大湾约30公里，是著名的东坡赤壁所在地。苏东坡在这里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最杰出的作品。现在有所黄冈中学，也是名震江湖，桃李满天下。据说，毕业于黄冈中学的天涯网友，就为数不少。 林彪早年在家乡读书。后来到武昌上中学。1925年毕业。同年秋天，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四期同学中，胡琏、张灵甫、李弥、刘玉章、罗列，刘志丹、曾中生、袁国平、段德昌......等人，后来都成为国共双方的名将。 他的两个堂兄：林育南和林育英(即张浩。1935年，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从苏联回国，与毛泽东配合默契，假传圣旨，对毛最终战胜张国焘、确立中共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不久因病去世，毛泽东亲为抬棺。他的后任，就是邓小平)，都是早期知名的共产党人，对青年林彪走上革命道路无疑起了领路人作用。 1926年10月，林彪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被分配到著名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参加北伐。不久升任连长。 1927年8月，参加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余部转战至湘南，因功升任营长。 1928年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编组成红四军。毛、林风云际会，惺惺相惜，互相借重。此后，林彪历任红二十八团(四军主力团)团长、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指挥得力，战功卓著，与彭德怀、黄公略一起成为中央红军朱毛麾下最出色的将领。尤其是第四次反围剿的草苔冈一役，一举歼灭了国军王牌、陈诚的起家部队第十一师，更是声威大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总兵力1.9万余人)担任前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冲破重重包围，杀开一条血路。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终于保存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1936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 抗战军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林彪出任主力师115师师长。1937年9月，率部歼灭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一千余人，取得平型关大捷。这是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军心民气，也使林彪成为遐尔闻名的抗日名将。 可惜乐极生悲。1938年3月，林彪被友军阎锡山部误伤。后去苏联医治。直到1942年3月才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这次意外事故，不惟使林彪无从在抗战中再展身手，有更佳表现；更为他后来的身心与命运埋下了悲剧性的种子。 林彪回延安，毛泽东非常兴奋，亲自前往迎接。毛拉着林的手，满面笑容，边走边说。令跟在一旁的秘书师哲深感诧异：朱老总从前线、周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也从未得到主席这般礼遇。林彪不就是一个师长吗？ 毛认为林具备多方面的才干，而不仅仅是军事天才。他曾让林作为周的助手去重庆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一呆就是几个月。军统巨头唐纵等对林印象极为深刻。 那么，在现在颇为人所垢病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林彪表现如何呢？ 高华教授写道：“林彪于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一行从重庆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照，毛嘱林彪休息，林彪只是挂名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不具体过问党校的具体工作（此时延安除整风、审干外，没有任何紧急工作）。林彪在延安对康生一直保持距离，对审干、抢救持沉默态度，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 这其实是林的一贯作风。 八年抗战，终获苦胜。美国试图扶中制日。本来是千载难逢的“霖雨苍生新建国”的绝佳时机。可惜国共两党各争雄长，互不相让，内战一触即发。中共中央盯住了东北大地。不惜血本，在苏军的默许和支持下，从各个根据地抽调精兵强将和大批干部，投进黑土地，志在必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独霸东北”。原来打算派去负责军事指挥的是新四军军长陈毅；后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临时换成林彪。统揽全局的，则是刘少奇最重要的亲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委彭真。 开始很不顺利。林、彭意见不一。蒋介石也不是吃素的，他派到东北负责的军政大员熊式辉、杜聿明也算一时豪杰，并不容易对付。“独霸东北”很快被证明只是一厢情愿。共军占据的城市不断失守。尤其是继四平之战失利后，1946年5月23日，廖耀湘率国军精锐新6军攻占长春。共军进退失据，极为被动。 关键时刻，毛泽东显示出超人的胆识，采取了断然措施。 据<<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关于1946年6月16日的文字记载：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当时，林只是中央委员；而彭、高、陈三人却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在十分强调“党指挥枪”原则的中共，实在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重大组织措施。 毛泽东孤注一掷，将中共在东北的前途和命运托付给了林彪。 范文澜先生说：一个领袖，得以成功最重要的两点品质，是纳谏和用人。在当时，毛泽东这两点都比蒋介石要做得好。他的成功，实非幸致。 林彪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短短不到两年半时间，就完全逆转了形势，实现了原本接近破灭的“独霸东北”的梦想。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了东北国军47万余人，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的百万雄师成为一支最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东北地区雄厚的工农业基础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强大后方，毛泽东已经真正具备了最后打败蒋介石的军事资本和经济实力。 甚至连中共领袖们，也未免觉得胜利来得太快了。毛泽东乐不可支地对大家说：现在，林彪可是壮得很哟。随即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表。 1948年23日，东野主力84万人分三路入关。 接着是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歼灭李宗仁白崇禧桂系主力)。海南战役。万里远征，所向披靡，把红旗从白山黑水一直插到了天涯海角。星星之火，终于燎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授予中共十位统帅级军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他们依次是：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林彪位列十大元帅之三。朱、彭总副司令的地位在红军、八路军时代已经奠定，无人能够撼动。林彪的资历，仅比罗帅稍老，远逊于其它九帅。另外六帅，陈、徐、聂、叶也都出身黄埔军校，是林的师辈或学兄。贺、刘二帅更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和参谋长。十大元帅的人选和排名，中央是反复权衡、大费周章的。基本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大体都是服气的。 令人瞩目的是：如此旷世盛典，军人荣誉的颠峰时刻，林彪元帅居然缺席。他在青岛疗养。避开尘嚣，静听海浪天风。 林彪何以能够后来居上，脱颖而出？原因只有两个字：战功。这实在是实至名归。 林彪的军政才能，在三年东北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下面一节，在下将尝试对此作一些分析。 . . . . . .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7:01:59 -- 四.四野 作为战功最大、年龄最小的元帅，林彪被国内外公认为是中共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已经崭露头角。抗战阶段，也曾名震一时。抗美援朝，彭总大出风头。不过一直有不少人说，彭总的战术修养远不如林总；若是林总入朝指挥志愿军，战果肯定会更大，损失则会小一些。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假设。 网上也常见林粟之争。元帅之三与大将之首都有一帮坚定的支持者，各持己见，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结果仍然是谁也不能说服谁。 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 跟二徐一样，粟司令是标准的一流职业军人，素来为梁某所敬服。纯粹论战功，他甚至更是为大多数元帅所不及。 不过，即便是粟裕，也尚非林总之匹。其它且不说，1946年6月16日之后，林彪成为东北地区党、政、军一把手；一句话：“东北王”。而这正是东北战场国共易势的转折点。斯大林说：干部决定一切。粟裕则只是在华东地区负责军事指挥，头上压着饶、陈、张、黎等巨头，对下面的指挥也并不是很得心应手(尤其是原属八路军的部队和将领)。平起平坐的谭震林对他更是啧有烦言。直到毛泽东让陈毅去了中野，粟裕“双代”后，他才算是基本放开了手脚----虽然依旧小心翼翼。 我注意到，深居简出、不喜交际、清高淡泊如林总，对待罗荣桓、彭德怀、高岗、黄克诚、粟裕、陶铸......等少数几位个性鲜明的军政要员，是青眼有加的。建国后，粟遭到彭、陈、聂三位元帅的联手打压，长期郁郁不得志。但从没听说他与林总有若何过节。扯远了，打住。 无论如何，三年东北解放战争，才为林彪提供了可以充分施展军政才智的舞台，并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国共两党的兴衰成败。 可说的很多。说来话长。为了控制篇幅，这里单挑两件事：两个“根本意见”和一次撤退，稍加分说。管中窥豹，以见一斑。 先说两个“根本意见”：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来，为了遮人耳目，应付国际舆论，又扶植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伪“满州国”。陈寅恪先生诗中所谓“欲夸朔漠作神京”，即指此事。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9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后，苏联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入中国东北，强弩之末的日本关东军不堪一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突然投降，国共双方都出乎意外，有点措手不及。随即加紧布置，调兵遣将，力争使本方势力处于有利态势。其中，双方力量近乎真空状态的东北地区成为热中之热，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正确决策，全力向东北扩张。在苏军的支持配合下，一度抢得先机。 国民党则束手束脚，摇摆不定。曾寄厚望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试图和平接受东北。结果被斯大林玩弄。党国要员、经济学家张公权在日记中写道：“王(世杰)外长始终不明了苏方对于东北，有其局部之策略。任何国际局势之变动，不能动摇其既定之局部策略”。但张的独到之见当时不被重视。 毛泽东信心膨胀。1945年11月15日，他致电林彭真、林彪，要求坚守山海关、绥中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同时让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准备战场，等敌人进至绥中、兴城地区时，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一次消灭敌人两三个师，歼灭敌军三个军，以从战略上解决问题。19日，中央又来电提出：“要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 军令如山。中央期望如此殷切。 其实呢，事情并不那么美妙。按黄克诚11月26日致毛泽东电报的说法，就是“七无”：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药、无衣服鞋袜。其实，有些部队，尤其是主力部队，还缺少枪支弹药：原以为东北什么都有，出发时按上级要求，枪弹尽量留在老根据地了。先来的冀东部队，倒是弄到不少武器，拿去装备了一些并不巩固的新扩大的部队。但后到的老八路，却所获甚少。 相反，蒋介石在确信和平接受无望后，已下决心武力解决问题。东北九省保安司令杜聿明(黄埔一期学生)率国军精锐、百战沙场、全副美式装备、曾远征印缅的石觉第13军（汤恩伯基本部队)和赵公武第52军(关麟征基本部队)，浩荡出关，兵锋直指锦州、沈阳。其余几个军陆续跟进。我军初战不利。 另一方面，在美国的压力下，11月19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按照中苏条约，苏军将把中长路沿线各大城市移交给国民政府。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经过深思熟虑，11月22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和彭真、罗荣桓，强调指出：“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彪的“根本意见”完全否定了毛泽东15日电报中要求在锦州一线决战歼敌的设想。但得到东北前线军政要员黄克诚、高岗、陈云、罗荣桓的坚决支持。上升时期的毛泽东，恢弘大度，从谏如流，立即采纳了林彪这个随机应变而得出的切合实际的重要建议。不再急切求胜，而是改变既定方针，撤离中心城市，稳扎稳打，工作重点转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主要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这才有了以后的翻盘和反败为胜。 1945年尾至1946年中，国内气氛微妙，战和不定。美国总统杜鲁门特派马歇尔将军强力介入，进行调停，意欲在中国推行美国式的两党制。一时间似乎和平建国大有希望，中共中央一度也作了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准备。 这时，林彪致电毛泽东： “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到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象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得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被人公开指为头脑不清醒，这在毛泽东平生大概也是惟一的一次。但他认了，听进去了。 后来情势的发展，尽人皆知。东野入关前，聂荣臻在华北始终被傅作义压着打，很大程度上就是吃了真的相信会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裁军过猛的亏。无怪乎毛后来说聂是“老实人”。 再说一次撤退：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所以，军事目标应该服从、服务于政治目标。 1946年4月18日到5月18日，四平保卫战刚好打了整整一个月。结果，我军伤亡8000余人后主动撤退，四平为国军精锐孙立人新1军、陈明仁71军等部占领。 这不是林彪想打的仗。 4月11日深夜，林彪致电中央及东北局： “......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缚军队行动。” 这次毛泽东没有听他的。为了配合周恩来在重庆的谈判，毛多次严令林彪，务必死守，“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越打越被动。黄克诚是我党最有眼光和胆识、最敢说话的优秀高级将领之一。他直接致电毛泽东，又致电林彪，建议及时撤退，保存实力。但毛、林都没有回电。 毛不回电，是因为他不同意黄的意见。 林不回电，是因为他要维护毛的权威。 这事令黄老纳闷多年。林总这次是怎么了，打这样的呆仗，不是他的风格呀？ 解开这个谜是在十余年后的庐山会议。黄克诚大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但因同情、支持写万言书直陈现实而触犯龙麟的彭总，即将翻船。 一次小会，不知怎么又扯到当年的四平保卫战。黄老说不及时撤退是错误的。毛说：这是我的决定。黄老真是了得，当即回应：“你决定的，也是错的。”他这才明白了林总维护领袖威信的苦心。 加之这次会议上，墙倒众人推，破鼓滥人捶，对彭总新帐旧帐一起算。当年长征路上林彪写信要求毛泽东将前敌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自然是一大罪名，毛牢记在心，非常在意，提起多次。奇怪的事是，他并不在意写信的是林，而是一直认为是彭自己怂恿林写这封信的，帐该跟彭算。林总本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中途，作为“救兵”，与邓小平、陈毅等临时被急招上山。当作毛、彭等人的面，林总说明写那封信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与彭总毫无关系。毛不知如何想。彭总则十分感激。黄老也对林总实事求是、宁可让毛失望也不对彭落井下石非常敬仰。黄老晚年能出面为林总说话，实非偶然。 这其实也是林总的一贯风格。 四平保卫战期间的电报很有意思，极具林彪色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读。 林彪一边指挥保卫战，一边留好退路。“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傻事他可不会干。18日，敌军即将攻克四平，守军有被合围之虞。林一面致电中央及东北局请示撤退，一面边奏边斩，全师而退。 这两个“根本意见”和一次撤退可不容小觑。 1947年5月，陈云致信高岗，曾把锦州避战和四平撤退，作为本党进入东北前七个月当中的两件大事。陈云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就很难有东北以后的好形势。 老毛奇说：“一个在展开的最初阶段中所犯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 历史是最深的冰山。即如东北解放战争，问题多着呢，岂止“战锦”! 红领巾时代，老师和家长就教导我们：“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现在，我突然想：假如没有林彪，或者林彪为蒋委员长所用，又将如何？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历史上，韩信弃楚投汉，结果是楚灭汉兴。 写林彪，常想起一句流行的广告词：给我一次机会，还你一个梦想!林之于毛，不正是如此吗？ 1949年3月，林总一手带出的东北野战军的百万雄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四野既然横空出世，耀武幽燕；那么，河山姓共、金陵王气黯然收，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有朋友喜欢算命。我一直不以为然。 如果所谓命本没有，自然没必要去算。 如果有，你就将别无选择，又有什么算的必要呢？ 我不知道，林总挥师南下、风卷残云时，是否曾经梦想得到：二十余年后，居然有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与他攀上关系。 . . . ..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7:02:42 -- 五.“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一）可能性 ◇９．２（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召开，会上毛、林分岐公开化。──编者注）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１）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２）夺权正在进行。 （３）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４）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５）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６）他们“故计（伎）重演”。 （７）政变正朝着有利於笔杆子，而不利於枪杆子方向发展。 （８）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９）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舰队以及下文的联合舰队等均为本文件起草者林立果等人的自称，这些名词以及后文中的“江田岛精神”等出自《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等日本电影。──编者注）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Ｂ─５２（指毛泽东──编者注）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於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於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於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 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指林彪──编者注）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於突袭、串联、转移，甚至於撤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Ｂ－５２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於Ｂ－５２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Ｂ－５２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Ｂ－５２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编者注）均在我手心之中。属於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实，逼迫Ｂ－５２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５４３、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编者注）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文革时民航由空军接管──编注）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 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指黄永胜──编者注）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５２，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Ｂ－５２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准备阶段 （１）计划 （２）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 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编者注） 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编者注）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京、沪、杭、蜀、穗、 （３）物质准备 武器领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０１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编者注）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４）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指张春桥──编者注）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１）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２）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 （３）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Ｂ－５２旗号打击Ｂ－５２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Ｂ－５２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 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於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Ｂ－５２宣传，有的是出於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於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於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Ｂ－５２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编者注）。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以上是被认作“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纲领”的“571工程纪要”全文。由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执笔）共同炮制。“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简称。 暂不涉及对这份文件的分析和评判。对文件本身，王年一教授的看法是： “<<纪要>>是个草稿。定稿没有。送给林彪、叶群看过没有，都不得而知。林立果对于新野等人说，这个计划是林彪叫搞的。林立果说的是不是真话，也无从得知。靳大鹰在〈‘913’事件始末记〉里说：‘里面有些话只有老谋深算的人才能说得出来，有的话则明显的幼稚肤浅。’这是确实的。假设林彪看过<<纪要>>，他会不会同意，这是不难推断出来的。” 真难为了这位值得尊敬的国防大学将军级教授。在当时的语境下，他好象什么都没说。又好象什么都已说穿。 根据现有材料，我认为：这不过是林立果拉大旗作虎皮、假传圣旨罢了。林总是什么人？中国历史上都数得上的名将之星!策划政变是何等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他会弄出这等花里胡哨不三不四的东东？这是林彪的作风吗？ 不由想起林总在东北战场总结出的“六个战术原则”。话头又回到当年。 . . . . . .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7:03:05 -- 六.六个战术原则 作为中共领袖兼首屈一指的战略家，毛泽东有广为人知的“十大军事原则”。 作为我军最杰出的将领兼战术家，林彪则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六个战术原则”。 六个战术原则是： 1.一点两面。 即集中兵力于主要攻击点突击敌人，同时以部分兵力从另一面或多面钳制并协同歼灭敌人，对敌人形成包围，不让敌人跑掉，打成击溃战。在主攻点上要“采取狭窄的战斗正面和纵深的战斗配备”，使主攻点的部队象尖刀和钻头一样，突破敌人的防线并向纵深发展。这是强调要打歼灭战，并将战术具体化。 2.三三制。 是指一种疏散形的进攻战术。我军每连3排，每排3班。林总指出：战斗时每个步兵班还可以再分为3个战斗小组，每组3、4个战士，在村长的指导下，以疏散机动、小群的战斗队形进行战斗，以减少伤亡，扩大战果。 3.四快一慢。 四快指向敌前进要快，抓住敌人后进行准备工作要快，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敌人开始溃退后追击时要快。一慢指总攻发动时机要慢。慢的时间要用以侦察地形敌情、布置兵力及火力，政治鼓动工作及休息。林总特别强调一慢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中外兵家未曾注意过的一个盲点。 4.四组一队。 四组是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一队指突击队。同“三三制”一样，这也是说的进攻时的队形问题。林彪提出“四队一组”是为了解决攻城巷战中的战斗队形，并说明这种分组方法不受四个组的限制，不必拘束于教条，可以灵活运用。 5.三猛战术。指猛打、猛冲、猛追。 对于所选定的主攻点上，应将各种机关枪各种炮秘密地尽量接近敌人，适当的配备起来，以便统一向主攻目标射击，并于同时猛然开火。是谓猛打。这种火力用法，是反对零敲碎打，把火力到处分散使用的。 在主攻点上，火力猛然开始射击后，我军突出部队应乘此际敌人一时发呆发慌拿不出主意来不及调整时猛烈冲锋，跃然奋进，以刺刀、手榴弹向前冲击，必须建立刺刀血战的威风和随手榴弹的飞出爆炸而猛进的勇气，迅速打垮敌人的战斗意志。是谓猛冲。 对于已经被我军冲动、开始溃乱的敌人，应实行猛烈追击，要一直压下去，尽量消灭敌人，求取最大战果。是谓猛追。 6.三种情况下三种不同的攻击法。 一种是敌人守，一种是敌人要退不退，一种是敌人退。为了有针对性地最有效地打击敌人，提出三种相应的攻击战法。 如果敌人守，就要经过正式的准备，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后再攻击。如果敌人要退不退，我们准备好了再打，敌人会跑掉；不准备就打，又会被碰下来；这时应先将敌人围起来，围而不攻，或围而小攻，用一部分和他们打，抓住他，使他走不脱，然后准备好再大打出手。如果敌人退，就要猛追，这时不要等命令，不准备就是合乎战术，准备了反而不合乎战术，不要怕部队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楚。抓着打就是。当然，战役指挥员应该组织有计划的追击。 多么精彩! 这是一个深思熟虑、沉默寡言、身带5处枪伤的方面大帅熔铸古今中外兵家思想精华并结合战场实际提炼出的实用性非常强的六个非同一般的战术原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的更是出于他的独创，比如一慢。 我不由再次想到：设若此人为党国所用，如何得了？我党我军，谁能是他的对手？! “571工程纪要”呢？有一点可行性和章法吗？林立果只是在乃父那里揎拾了一点思想的皮毛，自己肆意发挥、狐假虎威罢了。 我还注意到：这6个原则，全部着眼于进攻，无一例外。这使人想起沙漠之狐隆美尔元帅的名言：攻击，攻击，再攻击!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英雄所见略同。 研究一下林总的六个战术原则，再比照一下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态势、打法、进展与战果，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豁然开朗。成功只属于作好了充分准备的人。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亲爱的朋友，读到这里，你对林总1955年国庆节前超迈群雄，后来居上，位列十大元帅之三，还有什么疑问吗？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更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当时中共七大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之一 . . . . . 七.中共七大领袖简评 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1958年5月，举行了八届二中全会。毛刘周朱陈林邓，实至名归，成为中共七大领袖。众望所归的新领导核心得以形成。这个领导集体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后才告瓦解，分崩离析。 下面，梁某不揣冒昧，对上列中共七大领袖略予点评： 1.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革命无可疑义的最高领袖，极大影响中国现代历史航向的巨人。政治家、军事战略家兼浪漫主义诗人。一句老话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确切的。如果还是农业社会，毛的造诣和历史地位，起码不在刘彻、朱元璋之下。 依我看，一方面，毛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认识的深刻程度，仅次于鲁迅。他对我们这个国家、对广大劳苦大众，感情很深。另一方面，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对知识分子则存在严重偏见，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乃至史无前例的罪恶，对国家、民族、国际共运和我党的事业都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 张毕来认为毛：“挥手能教天地改，著书善诱议论归。” 不予平反的5名大右派当中的两位则有不同见解。章伯钧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罗隆基说：“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 我认为，他们都没有说错。这是雅努斯的两副面孔。合起来，就比较完整了。 毛对统治权术的研究之深、运用之妙，已臻炉火纯青的化境，沛莫能御。在中国高层，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幽深的孤独感。罗荣桓、柯庆施先后去世令他非常伤感，是有深刻的心理原因的。 晚年毛泽东最大的问题是将自己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予智予雄，为所欲为，比任何一个封建君主都更为恣肆霸道，不受任何约束。对党的各级干部也殊少爱心。 我对他的评价，是四六开或倒三七开。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大人物。值得千秋万世解剖研究，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千秋功罪，谁人能予评说？ 2.刘少奇。一个教条主义者。长着一张作报告的脸。才识资历均不足与其坐二望一的崇高地位相匹配而不自知。 袁寒云诗曰：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如果不是因缘时会，进入了领导核心，而只是干一些具体党务工作的话，少奇同志会干得很出色。 3.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聪明绝顶。英才盖世。 中国革命又一个决定性的人物。一个忠诚、智慧、光芒四射、顾全大局的最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党的瑰宝和骄傲。如果他为蒋介石所用，老蒋就不会去当“扶余海外王”，周在历史上就有望比诸葛武侯更为出彩。可惜他遭逢的是毛泽东。晚年泥足深陷，苦不堪言。 我对周的看法、感情，十分复杂，几经变化。现在看来，我们还是应该设身处地，对总理的苦衷应取“理解之同情”，无须深责。 4.朱德。中国革命的教父级象征性人物。德高望重。基本没有实权，备位而已。毛泽东一生有负于许多人(尤其是杨开慧、林彪)，但他完全对得起朱总司令。 5.陈云。一个不显山不露水，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高层重要领导人。 这是一个类似1994年美国世界杯最终捧杯的巴西队队长邓加式的人物：工兵型，干的都是卖力气的实活，不怎么出彩，但不可或缺。 “夕阳红”阶段且不论。在陈老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我仅对其在高饶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有些疑义。 顺便说一句：陈云姓廖。 6.林彪。此处从略。 邓小平。干才。政治思想强，作风泼辣，举重若轻，不专权。又一个少见的军政双全的出色领导人。 但学问、见识都有所欠缺，不是适宜的统揽全局的帅才。我注意到：小平成为大王，是在山中无老虎之后。 姑妄言之。不值方家一嗤。 成为七大领袖之一，1949年后一直休养恬退的林总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未必出于本愿的变化。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八大前后，发生了不少事。 . . . . .八.八大前后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被学者们充分肯定，多所揄扬。我对此颇有保留。八大其实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政治、思想、经济、组织......上，都是如此。姑且不说它本身存在诸如对阶级关系变化的认识偏离实际，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估计严重不足，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认识模糊不清甚至南辕北辙，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定位不当等不容忽视的错误，对反对个人崇拜也只是一般性提提而已；......就算它基本正确甚至完美无缺，而压根儿没有从组织措施上确保对八大各项路线方针的贯彻实施，流为一纸空文，说的是一套，做的完全是另一套，也是毫无意义的。窃以为对八大不宜估计过高。 八大前后，发生了不少大事。有些与林彪基本无关或者关系不大。有些则与他存在密切关系(尽管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并对他以后成为第二号神又变为第一号鬼的吊诡命运发生了重要影响。 前者主要有： 整风整党与“三反”、“五反”。 胡风事件与潘杨事件。 反右运动。 军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 大跃进运动 中苏关系破裂。 这些就不去详细说了。 后者主要有： 高饶事件。 八大。 八届五中全会。 庐山会议。 七千人大会。 下面尝试对此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1.高饶事件。 毛泽东十分倚重的高岗和刘少奇一手提拔起来的饶漱石，戏剧性地联起手来，“批薄射刘”，矛头直指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一时弄得刘灰头灰脸，狼狈不堪，相当被动，地位几乎不保。 直接起因之一，是中组部第一副部长安子文(被认为是刘的骨干。部长刚由饶漱石兼任不久)，私拟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份名单，据说居然“有薄(一波，与刘少奇、彭真、安子文等同为作白区地下工作出身的高干，被认为是刘系大将)无林(彪)”!一时惊起轩然大波。 高岗过于生猛，矛锋又兼及周恩来。刘、周联手反击。斜刺里忽然杀出陈云、邓小平两员大将，表示坚决拥刘。身在杭州休养的毛担心党内分裂，想玩平衡，致信在北京主持准备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刘，一再强调指出：“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并要求高岗、刘少奇都作份自我批评。可谓煞费苦心。毛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主持会议的刘、周并没按毛的指示办，而是抓住这个空隙，借机发力，将高饶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批倒批臭，让毛面对一个本不愿看到的既成事实。这决非毛的本愿。毛心里肯定相当恼火，但一时却也有苦难言。高饶于是只得成为牺牲品。高岗愤而自杀。向来对刘有看法的陶铸文革初期一度暴升至四哥，却不敢向刘开炮，相当程度上就是汲取了高岗的教训，看到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势力树大根深，盘根错节，担心打虎不死，反被虎伤。 高饶事件是中共历史上的一大不幸。它开了建国后党内斗争一个灾难性的先河。也为后来发生的许多事件埋下了前因。 高饶事件最大的赢家并非刘少奇，而是邓小平。刘只是保住了既有的地位罢了。而本来不甚起眼的邓则几乎接任了高、饶二人在党内所有的重要职务，脱颖而出；在八大，更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进入领导核心。又与本来渊源甚浅的刘少奇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彭、林两位老总都与高岗有过愉快成功的合作经历，对高麻子的能力和作风很是欣赏。以林总的为人，他肯定同情高岗，而不会对高饶事件前后邓的做法有好感。这一切，都是耐人寻味的。 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范斯莱克说：“对中国上层领导人的行为，我们好象是站在一个舞台前，幕布只是升起来了一点点，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脚在舞台上移动，却看不到也听不到其它部分。” 2.八大。 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如日中天的毛泽东居然未得全票：他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 这绝对是非同寻常的。我不知中共高层还有谁蒙受过最高领袖的如此宠幸。 大家不难推想当时毛泽东的用意和林彪的感受。 3.八届五中全会。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领袖之一。这是林总在党内地位第一次超迈实际上的军队领袖彭总。也是他被后起之秀邓小平一度超越后再度反超领先。 在此前后，林总还是以休养为主，没做多少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枉驾屈尊，多次到苏州等林彪的休养地前往看望，洽谈甚欢。主席对林总惟一的批评是说他“有暮气”。并亲书曹操名诗<<龟虽寿>>中的名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条幅相赠。关怀备至，期望殷切。 4.庐山会议，彭总翻船。林总是作为救兵中途被急召上山的。他一定很矛盾：一边是功勋卓著、刚直敢言、多年并肩作战、相处甚得、感情深厚的老战友，一边是对自己有着深厚知遇之恩的共和国缔造者。最终，他选择了支持毛，但决不对彭落井下石。大家说林总批彭调门儿怎么怎么高，是不切合实际的。谓予不信，可去找找贺龙、罗瑞卿、肖华等将帅的发言，比较一下即可。林总曾这样暗自发泄对毛整倒彭总的不满：“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总从来是个现时主义者，不会离谱。他是党内高层领导中头脑最清醒、最冷静的一个，对人对事极有主见，从不盲信盲从，对待毛泽东也是如此。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但在当时的环境与氛围下，哪怕你众醉独醒，又能如何呢？邓小平后来也说过：“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此言极是。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那么，养帅超过千日，又是为了什么？ 会后，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这后来也成为林总的一条罪状。何其荒唐。这在当时，不是众望所归吗？到底是林总自己念念在兹还是主席对他亟需倚重，一步步将他推上前台的，谁能告诉我？ 5.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企业的负责干部，军队的有关负责干部，共7000余人，因此又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毛泽东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刘少奇作了书面主题报告。报告否定了毛泽东总把缺点错误与成绩说成是“三七开”的框框，强调大跃进以来面临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暗示毛泽东对此应负主要领导责任。毛泽东被迫向大会作了检讨。 毛的威信严重受损。此消彼长，刘则声威大振，直有与毛分庭抗礼之势。 关键时刻，林彪出场了。他的讲话与众不同，迥异于当时的大会主旋律。 他说：“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些。”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总何许人也。他的讲话，扭转了大会的方向。 毛泽东喜不自禁，带头鼓掌表示欢迎。会后，又让田家英等对这个讲话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整理，并且批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还当面质问当时与少奇同志走得较近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林总的报告，罗长子你写得出来吗？罗如实回答：写不出来。毛一箭双雕、不无调侃地说：你当然写不出来了。 这可以视为毛林二人长达四十余年的深厚关系中的蜜月。 <<诗经>>上说：靡不有始，鲜克有终。 谁又能够预想得到，此后不到十年，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作者：juven的人 --发布时间：2005-9-717:20:28 -- 楼主喜欢军事和历史同道中人啊 --作者：小蛮子 --发布时间：2005-9-717:33:09 -- 貌似偶抢楼了 --作者：ctsn --发布时间：2005-9-717:51:58 -- 楼主这些关于政治和抗日的文章是在是网站里面找的啊 我也想看看 谢了先 --作者：dennisdeng --发布时间：2005-9-717:54:35 -- 八大常委毛刘周朱陈邓,58年增林彪,排位毛刘周朱陈林邓,毛为主席,刘周朱陈林为副主席,邓为总书记。 上文对邓的评价太低。对朱的作用，尤其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今人了解得太少了。 总体说起来，我也喜欢林总，属哈林一族。但是没必要贬低其他人啊。至少中共五虎将：彭林刘徐粟。都是牛人。 --作者：传说中的马甲 --发布时间：2005-9-719:28:42 -- 阿里那个长啊 总算看完鸟 回16楼 这个帖子貌似是转天涯的 --作者：wangfengting --发布时间：2005-9-720:01:34 -- 不错 哈林！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88:49:01 -- 以下是引用传说中的马甲在2005-9-719:28:42的发言： 阿里那个长啊 总算看完鸟 回16楼 这个帖子貌似是转天涯的 对，我一直在天涯潜水，一般就去“杂谈”、“煮酒”、“国观”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88:57:52 -- 九.九一三事件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 乱到什么程度呢？下面举一个例子： 红小鬼出身，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都很信任和欣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中将，在1966年10月，总后造反派批斗他这个“当权派”、使用“车轮战”时，支撑不住，在总后礼堂当场昏厥过去。幸亏林彪批示“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才躲过这场批斗。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67年1月19日，邱会作接到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的命令，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遭到包括罚跪、抽耳光、喷气式等刑罚在内的更为残酷的武斗，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造成终生残废。邱为人很机灵。他乘看管人员一时疏忽，在一张小纸片上向毛、林写了呼救信，并设法捎出。也算是他运气好，这封信送到了林总手里。林是非常爱护部下的，何况是他的得力干将的邱会作呢。但在当时，林彪虽已贵为“副统帅”，造反派也不肯轻易从命，非要中央文革小组说了才算数。林彪当即让叶群去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讨了一纸手令，才将邱会作开释，保住了这个“最好的一任后勤部长”(周恩来语)一条性命。这就是被邱将军视为恩同再造的“午夜获救”。 这样下去当然不成名堂，不是个事。乱可以乱，但要乱而有序。 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有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决策：借重周恩来以维持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和运转；借重林彪稳定并运用军方力量；借重林的老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稳定首都北京军内的局势。 其意图是：通过稳定北京军内的局势，进而稳定全军的局势；通过稳定全军的局势，进而稳定全国的局势。所谓“稳定”，是指乱而不致失控，以达到全面清除刘邓路线在各个阶层、部门的代理人，保证全面夺权的胜利。军队大举介入地方事务，不少地方和部门甚至实行了军管。 在当时，不能不认为这个决策必不可少，十分必要。它果然也很有效：到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经先后砸烂旧机构，成立了革命委员会。9月7日，北京举行庆祝大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是一次论功行赏的大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军方势力的崛起。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出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居然有林彪、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谢富治等多达11名职业军人(还没算上有军职的叶群和已无军职的职业军人李先念)!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毛泽东当然还是主席。林彪成为惟一的副主席。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完全肯定文革，载入了所谓“基本路线”和“五十字方针”，取消了普通党员应该享有的权利。它不仅高调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明确写道：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全然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尤有甚者：江青、叶群，第一夫人与第二夫人，居然联袂进入政治局，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独一无二的一大奇观。据说，仅出身于原东野八纵的中央委员，就达10人之多! 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起草人为文革新贵张春桥、姚文元。但林作报告前，居然对这份煞费苦心来之不易的报告看都没看一眼。他心里有火。 本来，根据毛的意见，起草工作由林负责，由陈伯达及张、姚三大“秀才”具体执笔。确定由陈先动笔拿出草稿。不料陈写出一部分初稿后，江、张、姚等认为陈稿忽视革命和阶级斗争；强调生产，是鼓吹“惟生产力论”，表示反对。陈坚持己见，不愿另起炉灶，迟迟不能定稿。九大召开在即，等米下锅，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张、姚负责执笔。张姚很快拿出初稿。向有中共第一秀才之称的陈伯达心有不甘，同时拿出了草稿。陈反唇相讥，嘲笑张、姚稿是一个“伯恩斯坦方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陈将稿件封好送毛裁定。没想到毛看都不看，批字原样奉还。毛选中了张、姚稿。据已在毛身边工作了三十余年的陈伯达说，他感到十分伤心。林彪则同情和支持陈伯达的意见。并对江、张、姚非常反感。 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自己中意的报告却被否决。在大会上念的东西根本是自己不以为然的。这个”副统帅“当得实在是没滋没味，表面风光而已，甚至有点窝囊。堂堂林总，何尝受过这种肮脏气？这为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反常态，带头向张春桥发难，埋下了伏笔。 军事家林彪，近乎无可挑剔。政治家林彪，则相形逊色。 庐山会议，以“设立国家主席”、“称天才”为肇因，张春桥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真所谓人心丧尽，极端孤立。眼看翻船在所不免。关键时刻，毛泽东赤膊上阵，亲自出马，为张说话，稳林击陈，挽狂澜于既倒，扭转乾坤。毛林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矛盾已经表面化。 毛泽东雄才大略，叱诧风云；而又一意孤行，唯我独尊。林彪巨大的威望、超高的人气让他悄然心惊。作为一个自诩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现代独裁者，他不容许出现任何有可能对自己权力与地位形成挑战的团体或是个人。其实在这时，林总的命运就已经大致确定。可惜政治家林彪见不及此。 在毛泽东咄咄逼人的组合拳攻势下，林彪几乎无所作为。又好象在以不变应万变，静候尘埃落定。他呆在北戴河休养。 其子林立果则不然。小伙子雄心勃勃，初生牛犊不怕虎。 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得出结论：“这些老总们(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政治水平底，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林立果十分自负，目空一切。不知他看不起的这些老总包不包括林总----他老爸----在内？ 林立果开始拼凑力量，组织“联合舰队”。主要斗争目标是毛泽东、江青、张春桥。 毛先扳倒陈伯达。罗织罪名，“批陈整风”。接着向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步步进逼，逼他们不断检讨，使他们威信扫地，自顾不暇。并新加进一些人，分其权势。进而改组了最为重要、处于腹心之地的北京军区。被认为与林接近的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都被免职，换上毛信得过的李德生、谢富治。外松内紧，环环相扣。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外出视察，“周游列国”。其实是向各地军政大员吹风，为打倒林彪作准备。他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种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在一些文件上加上批判陈伯达等人的批语，是味“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增加一些人，是谓“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是谓“挖墙角”。 9月6日，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口中获知被毛泽东严令不得外传的谈话内容。毛严苛无情的态度令李震惊。精明的李作鹏很快形成3点认识： 1.庐山的问题还没有完。 2.上纲比以前更高。 3.矛头似指向林彪。 当天上午，李作鹏陪外宾回到北京。傍晚，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晚上，黄电告叶群。差不多与此同时，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也将类似消息密报周宇驰、林立果。 此后一周之内发生的事，离奇变幻，波诡云谲。在有关史料解密、核心仅存人物(如汪东兴、李文普)打消顾虑打开金口说真话前，甚难尽得其实。 可以确知的是：1971年9月13日凌晨3时许，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全部遇难。 这是现场勘定后对遇难后的林总的描述： “五号尸体：衣服全部烧光，头皮有绽裂，鼻烧焦，眉烧光，眼睛成黑洞，右门牙至犬齿摔掉，舌头烧黑，左眼内角至鼻梁间有一伤痕，胫骨炸断，体形瘦小，秃顶，有皱纹。” 爆炸声惊天动地。火光如血，映红了沉沉黑幕。 --作者：Crespo76 --发布时间：2005-9-89:10:06 -- 先顶了再看。 --作者：LOVEINTER --发布时间：2005-9-89:20:59 -- 怎么说都是混的好的人 Copyright©2001-2006TalacInfo,AllRightsReserved. 序言 整整33年前发生的那个震撼全中国的事件至今还不能说尘埃落定。翻开历史那厚重的一页，看到的还是重重迷雾。 自蒋介石年代起，庐山就是中国政界活动的风水宝地。数十年来在庐山召开的国共两党的各种全会、政治会议、培训学习班、军事会议数不胜数。然而自1970年以来，此一传统戛然而止。三十多年了，在庐山再也没有召开过任何全国性的政治会议。因为共和国先后两任国防部长都是在庐山罹祸上身，“庐山会议”自1970年起成为党内生死争斗的代名词，政治人物无不对庐山望而生畏，庐山也就成了政治会议的禁忌之地。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几乎是整整11年前同样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及其前期准备会议的克隆版：共和国国防部长率领一帮“反党分子”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结果也一样：“反党阴谋”被英明领袖识破，“反党集团”被彻底粉碎。就连领袖的反击语言几乎都是克隆的。1959年8月15日毛泽东写的是“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引自《关于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而1970年8月31日写的是“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引自《我的一点意见》）此处将“轰”改成了“炸”，有人解释是因为毛泽东觉得空军已经有摆脱自己掌控的迹象。所以913后，一夜之间全国所有的空军机关和机场全部换成了黄裤子站岗（当时的军装是陆军裤子是黄色，空军是蓝色），此是后话了。另外，两次庐山会议的最大不同是，1970年国防部长的攻击目标不过是根基浅薄、人望极差的佞臣张春桥，而非毛本人。如果说11年前的国防部长是面谏君过的海瑞，此次林彪则想扮演舍命为光绪清君侧的谭嗣同。可惜林彪的军事天才用到政治上就稍逊一筹了。张春桥可比荣禄不假，世人也皆曰可杀。但是荣禄的根子就是慈禧，如果你在慈禧面前而不是在光绪面前奏请诛杀荣禄，尽管出发点是“清君侧”，言事者的下场就不必费心去猜疑了。 果然，英明领袖不惧庐山上被林彪煽起的和由来已久的对张春桥（包括江青）的众怒，出头力保，对张、江全力维护，“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引自《毛泽东南巡讲话》）摆出了反对张春桥就是反对毛泽东的生死劫。 与张春桥单打独斗，林彪的兵力绰绰有余，但要再加上个毛泽东，林彪的修炼和武功就差远了。毛泽东毫不费力地11年前故伎重施，先是私下里把在朝重臣的思想分头“打通”，然后再召集政治局和各大区组长会议，抛出“我的一点意见”，林彪原本惊天动地的浩大攻势，顷刻间化为乌有。两军之间，剩下个倒霉蛋理论家陈伯达“荷戟独彷徨”，惶惶不可终日地承受着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的雷霆之怒”。 但是林彪毕竟不像彭德怀那么势单力孤，凭借敕封的“接班人”的头衔和军队的“直接指挥者”的权柄，毛泽东投鼠忌器，未能在庐山像了结彭德怀一样把林彪扫地出门。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毛泽东的处世哲学。林彪所代表的反对势力的存在使毛寝食难安。毛为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下了庐山之后，即刻一股气在全国、中央机关以及地方各层面发动了“批陈整风”、“华北整风”、“军委整风”等运动，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军委汇报会议等各项会议，使出“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各种独门暗器一起上阵，力求一鼓作气拿下林彪这个敢于逆龙鳞的反臣。 但林彪毕竟闭门修炼多年，对毛的各种招式和目的也是洞如观火。对于毛发动的气势汹汹的各项攻势免战牌高挂，既不出兵正面迎战，也不肯交出检讨书束手就擒，步步设防，软磨硬抗。黄永胜说得门儿清：“毛泽东几次三番地让我们检查，实际上就是要林彪也检查。只要林彪检查了，毛泽东就会把他的检查批到全国去，等于林彪也犯了错误。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他的职务或者调整中央的领导班子。叶群对我说：‘我们的检查到此结束，再不能往上面推了，再不能兜问题了。再兜下去，非把林总兜出来不可。那样，我们就完了。’”由此，林营的各领军主帅均是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死不松口。毛用尽了看家本领，折腾了半年多，也只擒获了两员偏将，北京军区的李雪峰和郑维山，打入大牢押将起来（当时被囚对这两人来说也算因祸得福，日后均获平反昭雪。要是混到913后再束手就擒，恐怕到今日也和黄、吴、李、邱诸将一般，翻身无望）。 眼看着毛泽东拿自己和手下的诸员干将无可奈何，林彪不禁洋洋自得起来，自我感觉出奇的好，未免有些得意忘形。对于毛始终硬保张、江，揪住自己一干人等不放，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作为极其不满。林彪在1971年5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借观看五一焰火之机公开向毛泽东挑衅，发泄心中的不满。他不仅一改常态，未在毛泽东到达之前提前到场，反而故意在周恩来的一再催促下姗姗来迟，比毛泽东到得都晚。而且林彪入座后对早已在同桌就座的毛泽东视若无睹，眼睛都不斜视一下，更别提寒暄问好了。尤其惊人的是，林彪在桌边只坐了寥寥数分钟，竟然连声招呼都不打，自顾起身，飘然而去，不知所踪！（事见杜修贤《红镜头》） 林彪此举摆明了是在和毛泽东单挑！不言而喻的涵义是：老子就反张了，你能把老子怎么样？不能不佩服林彪的胆量，当日中国能有此豪举的人，除林而外，绝不做第二人想！但又不能不叹林彪的幼稚，逞一时匹夫之勇，图短暂心头之快，于事无补，反坏大局。彼时毛的心中必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但表面上他对林彪的举止毫不在意，从容大度，照旧与西哈努克谈笑风生。周恩来唯恐此一君臣不合的事件暴露在世人面前，在现场就罕见地以不近情理的语言训斥没能及时抢拍下林彪与毛泽东同桌共庆照片的一班摄影记者。 毛泽东眼见林彪羽翼已丰，有恃无恐，在北京已然无法拿翻这位“亲密战友”，谋划良久，决意使出釜底抽薪的绝招，先将林彪依赖的大军区司令员们招安到麾下，没有军队支持的林彪也就只有乖乖入瓮了。为此，毛泽东决然出京周游南方各节度重镇，秘密游说兵权在握的节度使归顺，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南巡的由来。 毛泽东南巡的目的非常明确， ⒈向重臣私下里公开自己已经决意批倒林彪，逼各路重镇藩王明确表态，脱离林彪阵营； ⒉当面察言观色，探听藩王们与林彪的关系的虚实，为倒林以后的清理门户预做准备； ⒊敲山震虎，放出彻底清算林彪的口风，迫使一直死活不肯出洞的林彪露出真身应招，林彪不动则爪牙被砍，而只要林彪一动，毛泽东就有把握抓住破绽，手到擒来。可以说，毛泽东开始南巡就已经是胜劵在握了。 目录下一页 一、毛泽东出京南巡 1971年8月15日 毛泽东于北京登车开始了谋划已久的“南巡”。 8月16日 毛一行到达武汉军区所在地湖北武昌。当天即召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晋见，第二天（8月17日）再次召见刘丰和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 毛先对对他们讲述了自己从建党以来所粉碎的历次“反党集团”的英雄业绩，使其明白如若胆敢“反党”的可怕下场，要他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紧接着话锋一转联系到“庐山会议”上来： “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此处就差没有明点林彪的名了，“两个司令部”还能有谁？诸位心知肚明该跟谁了吧？“九大”路线是否该反对，今天已经有定论了。在党的会议上对“九大”路线提出反对应该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吧。）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林彪当时63岁，张春桥54岁，江青57岁，废储之意昭然若揭。要用你，就可以上党章。不用你，党章也是废纸。政治局集体讨论过这点吗？） 8月25日 华国锋应召从北京赶赴武昌晋见。（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在北京不敢说，巴巴地出了北京城才说，也给“光明正大”作了一个注脚。） 毛再次讲道： “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再三讲的“两个司令部”的提法未经政治局讨论、中央通过，不在党的会议上讲，个人私下里到处散布，究竟谁在“搞分裂”？） 8月27日 毛泽东第三次召见刘丰，讲道： “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明确了与林彪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性质，林彪即将与张国涛、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排排坐吃糖果乐。） “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管军队的是谁，要罢谁的官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了。值得注意的是，毛先后三次召见刘丰，意味深长。） 当晚毛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立即召见华国锋和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再次讲了“十次路线斗争”的故事，并和在武昌一样要华、卜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 8月28日 毛在长沙召见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司令员丁盛和广西军区政委韦国清，再次讲解“十次路线斗争”： “（张国涛）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 “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对付他们）一个是甩石头。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会议上不讲，在背后嘀咕讲现任总参谋长的坏话，长舌妇招数。） “韦国清，你虽是红七军的，可也编到三军团了。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山头？哪个山头的山大王啊？不是刚讲过“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吗？） 8月30日 毛计划31日离开长沙去巡视南昌，临行前再次宣召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要求汇报上次谈话后的学习体会并表明态度。随后点明： “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将们的检讨都没解决问题，再追下去也就只有解决“元帅”了。周恩来代表中央做的总结都不算数了，还要中央干什么？） “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忙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问得好，问得理直气壮，彭德怀也曾提出收回那份“意见书”，是不是也可以这么问他一下？看他怎么回答！） 8月31日 毛的专列离开长沙去南昌，当晚到达，立即召见先期奉召在此等待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和江西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在庐山曾给林彪上书表示支持，林彪就此放言“三大将都支持我”。毛对此许、韩很是放心不下，913后狠查了一通，许世友仍是大拙装傻蒙混涉险过关，韩先楚差点被逼自杀（事见张正隆《战将韩先楚》）。程世清早被看作是林彪死党。此三人一同召见，大有文章。） 毛对许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一家伙把许打入了张氏阵营。须知毛的讲话是要及时下发的，此话传到造反派耳里，许世友历史上分裂党的黑锅是逃不掉了。） 对程世清则直指要害：“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此言一出，不管你是否真的“死党”，谅你程世清也不敢再跟着蹦跶了。） 毛还语焉不详地对这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明知韩先楚和程世清所在的红25军跟长征中张国涛的四方面军毫无瓜葛，却硬要把他们往这一路线斗争上扯，司马昭之心啊。） 毛最担心的是重兵在握、有在延安煽动“反毛”叛乱前科、对“四人帮”和“文革”一直口是心非的许世友：“（许世友）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不久，张春桥就被敕封为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走马上任，奉旨监军来了。） 9月1日 毛指派汪东兴监听许、韩、程三人对“最高指示”的学习讨论会，观察三人的反应，要求他们务必深刻领会指示精神。 9月2日 毛离开南昌 9月3日 毛专列抵达杭州，在笕桥专用线上停放。毛连夜传召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南萍，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在一番“路线斗争”和“三要三不要”教育之后，毛说道： “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此处很清楚毛把林彪和彭德怀拉到一起了，语言也用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同样的说法，暗示现在有人要军队造反。彭德怀为民请命的下场众人都很明白，谁还敢跟林彪走？对林彪的意见，在中央党的会议上不讲，当事人面前不讲，偏偏不远千里地跑到下级面前背后散布对党内其他领导人的不满，这是“光明正大”还是“阴谋诡计”？） 9月5日 上午，李作鹏陪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到达武汉，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到机场迎接。在去宾馆的路上，李作鹏和刘丰坐到一辆车里，两人约定6日早，到李作鹏住处见面。 下午，广州军区按照毛的部署召开军以上干部会，由刘兴元给大家“吹风”，传达毛接见的情况。趁会议休息吃晚饭的时间，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给空军司令部党办副主任周宇驰打电活，他们约定，晚上开完会以后，立即把情况传到北京。23时半，空军党办副处长于新野从北京来电话，顾同舟向于报告了毛的讲话内容，还说，会上向到会的人宣布三条纪律：不准作记录；不要下传；不准向北京打电话报告传达的内容。（不准下级向上级报告，这是谁家的军队规定？）。 顾说：“传达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之外，主持会议者（丁盛）传达者(刘兴元)都只字未提。” 9月6日 晨5时56分，李作鹏在下榻的东湖招待所与刘丰见面。刘丰向李作鹏简单地讲了毛泽东在8月16日、17日、25日、27日在武汉先后找刘丰、王新、刘建勋及湖南的华国锋谈了话。谈话的内容明显表明要对林彪下手了。对于广州和武汉向林彪透风的情况，早在毛的算计之中，这正是毛“敲山震虎”的一计。 上午，周宇驰打电话与北戴河林立果联系，讲了顾同舟报告的情况。下午3点，周字驰在带着于新野整理的与顾同舟的15页电话记录，驾驶“云雀”直升机来到北戴河向林彪、叶群报告。这是党的副主席第一次知道党的主席正在底下把自己的墙角都要掏空了，大厦即将倾覆，自己的下场将比高岗、彭德怀、刘少奇等人还要惨。 下午5时，李作鹏与朝鲜代表团一起返京，随即将从刘丰处了解到的情况告诉黄永胜、邱会作，他们一致认为毛已经决心用张春桥替代林彪。晚上，黄永胜将此消息通知了叶群。 林彪将广州和武汉的情况互相验证，确认了毛的企图，当晚与叶群彻夜未眠。 庐山会议后，林立果看到通过正式途径将毛与江青、张春桥分割开来已经无可能。凭年轻人的狂热，与周宇驰等人在1971年初建立了秘密小集团。当得知毛倒林的决心后，林立果决定铤而走险，令周立即返京执行兵变计划。 9月7日 上午11点，林立衡、张清林和张宁，一起乘飞机到了北戴河，住在56号楼。 下午，周宇驰飞返北京找原空四军政委、南空政委江腾蛟布置行动。周把毛的讲话给江看，要江到上海主持干掉毛。两人认为，按惯例毛在9月25日前不会返京。（毛已经敲山震虎，早就张好网了，这种时候还能按惯例分析毛的行动？如果林彪直接参与，断不会如此幼稚）。 9月8日 上午，于新野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空四军军务处长蒋国璋接机，共同找王维国，看了毛的讲话。下午6时，于坐车去杭州，9时见陈励耘，谈了通宵。 傍晚，抱着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打算，林立果以治牙为由，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外事处秘书陈伦和一起返京。21时48分到京西郊机场，胡萍周宇驰在机场迎接。在西郊机场，林立果要胡萍为林彪准备两架飞机：—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胡萍同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等人研究从各个机组中挠选技术最高、他们认为可靠的人，组成了256号机组．与此同时，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要回北京过国庆，为林彪准备五架飞机。并说：今后，请你把为我们安排飞机的任务交给胡萍。吴法宪要叶群直接找时念堂(专机师空34师长)。叶群坚持要找胡萍。（由此可见吴法宪并不知道兵变安排，叶群也没对吴法宪说实话） 9月9日 凌晨1时，林立果、周宇驰赶到西郊机场工字房见江腾蛟，要江去上海设法干掉毛。要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司办公室主任王飞设法拿下钓鱼台文革小组成员。凌晨3时林立果、周宇驰赶到空军学院小楼，召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刘沛丰、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传达林彪手令。决定由王飞、刘世英、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鲁珉、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贺德全负责空军，刘沛丰、程洪珍负责联络，李伟信负责生活。（纵观林立果的部署，如此大的行动，最高职衔者是前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剩下一帮根本就没指挥经验的小喽啰，根本没有全国性的领军人物，要干成如此惊天的大事，岂非在开玩笑？） 上午于新野再飞上海，要王维国准备动手，王推托，于新野讲，等江江腾蛟来统一指挥。16时30分，于乘机返京。 林立果深感没有陆军，很难成事，思来想去，无兵可用，就让周字驰给林彪的老秘书、驻河南０１９０部队政委关光烈打电话说：“林立果多时没有见你了，很想见见休．请你立即来一趟北京。”关光烈当天上了火车。（如此仓促拉夫上阵，形同儿戏，可见此等大事，并未经长期谋划，纯是应急之举。） 9月10日 早7时58分，刘沛丰飞往北戴河，向叶群汇报，叶群与刘沛丰一直密谈到中午12点。下午6时31分，刘沛丰返京，带回一封林彪给黄永胜：“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王飞是林立果的手下，此时才由林彪介绍给黄永胜，可见以前黄永胜也不知道林立果的活动。而林彪介绍王飞给黄，是否意味着林彪知道林立果的打算呢？这还缺乏证据。） 下午，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三人再次密谋，王飞又提出了一系列困难。林立果说：“现在不搞，还能收得住吗?”王飞说：“没问题，收得住。”林立果无奈地说：“那就先不搞吧，不过得绝对保密。”李伟信立即给江腾蛟作了传达：“林立果说，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 晚上，关光烈从部队驻守的中原地区赶到北京。10点，林立果、周宇驰一起赶到反帝路空军招待所，给他谈了当前的“形势”，为了制止“文革”派全面掌权，整垮“军派”，必须先下手为强。要关做好思想准备。 毛泽东在杭州再次召见了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空五军军长白宗善。 毛说：“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再次在地方军队干部面前未经中央讨论同意，点名指责他们的上级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 下午专列离开杭州开往上海。先期通知了许世友到上海接驾。列车到上海后，只见到王洪文在等候，让毛起了疑心，张嘴就问：“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说：“打过电话，没联系上，可能下乡了。”为战备需要，大军区司令都与战备值班室有着24小时的不间断联系方式，而这时候联系不上也难怪毛起疑心。毛对王交代了如此这般一番，要王立即连夜想办法联系上许，让其到上海见面。 9月11日 上午，林立果接到叶群电话，决定继续行动。将众人包括关光烈召集到西郊机场工字楼。林立果要求关：第一件，把喷火连调到上海去，由江腾蛟指挥；第二件，调两个营的部队到北京，协助王飞打钓鱼台。 关光烈说，调动部队个人没有权，要经党委讨论，上级批准，由作战部门下达命令，个人谁也调不动。除非军委下命令。而且调动手续很多。如申请火车皮，必须师报军，军报军区，再由军运部门调拨，才能坐上火车。林立果更加无奈了。（林立果连中国部队调动的常识都没有，当时就算是支援麦收的活动，如果要带武器出去，也要报军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林彪直到此时还没有参与兵变，不然不会闹出这种笑话。） 但林立果不死心，中午与江腾蛟、王飞、关光烈，坐于新野开的汽车，到钓鱼台旁边的玉渊潭公园查看了地形。 上午10点，许世友乘空军飞机从南京赶到上海见毛。毛一改晚上办公，白日睡觉的规律，立马召见。一见面，毛对其行踪十分关心，连续追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去那么远了呀。”“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疑心生暗鬼，毛对许愈发不放心了。） 针对许世友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毛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毛有一个嗜好，就是收集各级领导干部的检讨书，此处就是一例。） 谈到11点时，毛特地嘱咐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此处的“你们”是包括了专门招来车站，却没能上专列，困在车下干巴巴等了一个多小时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但不包括汪东兴。） 支走了许世友、王维国后，毛立即下令开车北上！ 王洪文拉上许世友、王维国以及刚被叫来的空四军军长郑长华，一起去吃饭。许世友按惯例要去南京军区设在上海的延安饭店吃饭，王洪文硬说锦江饭店已经做好了准备（王洪文哪里来的先见之明？什么时候准备的？）。果然，一行人赶到锦江饭店时，上海市革委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王秀珍已经等在那里。可是王洪文说是早就准备好了，然而饭菜却迟迟无法上桌，整整等了两个小时！锦江饭店可是当时上海最高级的饭店，竟然出这样的纰漏？直到接到车站报告说，“客人”已经走了，这边的饭菜方才端上桌来。这时都是下午两点多了！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回忆说，那顿饭十几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各吃各的，气氛异常诡秘。许世友原本嗜酒如命，座上还有五六位也都有一斤的酒量，而那天连一瓶也没喝完。许世友和王维国都明白毛已经不信任他们了，有意让王洪文安排了这么一场宴会来调虎离山，掩护自己安全脱身，火速北返。而毛为何如此十万火急地北返从而造成林彪仓皇出逃，至今尚是913的最大未解之谜。 许世友吃完饭，火速乘飞机赶回南京，在车站恭候专列。而毛则以要睡觉为名拒绝见面，专列在南京只停了15分钟就匆匆甩下伫立在车站心事重重的许世友绝尘而去。 被毛泽东玩弄与股掌的王维国，直到深夜，才打电话将毛离开上海的消息报告周宇驰。 得到这个消息后，林立果知道一切都完了。不得已，林立果宣布取消一切行动。但对南飞广州还抱有一丝希望。 上一页目录下一页 二、林彪南下梦破 9月12日 8点左右，广州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陈某，离开北京飞返广州。他受广空参谋长顾同舟的派遣，11日从长沙专程来到北京。11日见面时，刘沛丰、周宇驰交代陈某，林彪要广州去：“回去告诉你们参谋长，做好准备保证我们飞机安全落下来。”“因为飞机较多，正在研究批次和航线，请你们参谋长亲自到指挥所，要掌握电报和指挥系统，凡是不利的电报和命令都扣下来．保证首长的安全。”“告诉米加农准备房子”陈回到广州后，顾同舟即开始行动，作了接机准备。下午5点给广州空军作战处值班纪参谋打电话决定自己明天值班。 在北京刘沛丰来到王飞家里．拿走了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再次告诫诚他：“叶主任说，一定要保密。大家都是生死与共；体戚相关，决不能有一点泄露。” 13点10分，南巡归来的毛泽东专列驶抵丰台。车停好后，毛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一直谈到下午3点多钟。 毛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再次指出林彪是黑手） 毛做了军事部署，要李德生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3点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同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研究调动部队。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如此周密的部署和精密的时间计算，很难让人相信没有内线。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为毛立下不世之功的“内线”还是神秘的隐身不现。至今让人摸不到头绪。） 16点半，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接到周宇驰的电话通知，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的客厅。周宇驰宣布：“现在形势不好，首长决定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然后布置了为南下准备飞机的任务：“三叉戟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准备一架伊尔一18，13日7时起飞，我和胡萍坐上去山海关，然后和首长坐的256号飞机一起飞广州。伊尔一18到上海落个地，再飞往广州。再准备一架三叉戟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13日8时直飞广州。告诉机长，这架飞机听王飞指挥。再用一架安一12飞机，拉上两架云雀直升机，也飞广州去。另外，派一架安一24飞机．先“训练”去上海．再到广州，好给首长到小机场时使用。把其它的大飞机也准备一下，以备首长用时再电话通知。” 17点，胡萍电话通知潘景寅，要他亲自驾驶256号，晚上7点送林立果去山海关，立即作好飞行准备。随后，打电话通知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三叉戟252号．今晚7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18点多，他又通知派驻山海关机场的航空兵xx师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今晚19点起飞到你那里去的252号飞机，实际是256号，但要用252号的称号，你知道就行了。”潘景寅接到胡萍的通知后，立即带领机组人员作256号飞机起飞的准备。从北京到出海关机场，按正常情况(以飞一个来回汁算)加10吨至多12吨油就够了，而潘景寅叫加16吨。由于油车关系只加了15吨。（据256机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潘景寅好似提前知道此次飞行并不是只飞北戴河和北京那么简单。） 17点，在北戴河，叶群把李文普叫到林彪客厅。林彪对他说：“准备明天早上6点去大连，省得太阳出来天热，你给大连打个电话。”又回头对叶群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我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 18点，北京，王飞来到空军学院小楼，林立果对他说：“现在情况紧张，要立即转移，具体情况由周宇驰给你们谈。”周字驰向江腾蛟、李伟信、于新野、王飞宣布南下的具体方案：“明天上午8点钟，首长从北戴河直飞广州沙堤机场，就坐林副部长回山海关这架飞机。另一部分人，包括你们的家属，明天上午7点钟从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提机场。王副参谋长、江政委、于新野，明天早晨6点钟以前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由王副参谋长通知黄、吴、李、邱到机场。就说林副主席召集他们到广州开会。要保证他们安全上飞机。如个别人不愿去，就强迫他们上飞机。”还指派了专人，实行人盯人对付警卫员。（此处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黄、吴、李、邱对林立果搞的这一切并不知情，不然也不必“强迫他们上飞机“了。） 北京“小楼”里的部署结束不久，“上海小组”的负责人蒋国璋接到了李伟信的电话。传达了南下广州的命令。李伟信的日记上，记载这个电话通知的简要提纲： 立即告W（王维国） 1、明日有一架伊尔一18，下列人员随机出发：小组全体，教导队全体。全部武装，卢、张、所有能来的种子．如刘、刘、戚、曹、卢、林。 2、告w明日上机场．有话告他。 3、准备80一90人住宿，……人员隐蔽，80一90人撤后上机就走。 4、带一套军装(过把款今晚送家)带些钱、粮票、布票。 5、保密！！全局。 告蒋请蒋告w 对这种行动意味什么，电话不好讲，请他自己考虑。 19点30分林立果和两名女青年乘车来到西郊机场，登上256专机。飞机10分钟后起飞。 20点，北戴河，96号楼正在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叶群用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普：“豆豆今天订婚。立果听说后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贸。”她要秘书马上到机场去接。刘吉纯要了一辆吉姆，一辆北京吉普，直奔机场。 林立衡听说林立果乘飞机快要回来，便去偷听林彪、叶群的谈话，断断续续地听到：“…这时候广州还给豆豆和张清林送皮鞋、…许世友也是那边的啦．…主席在世界上威信也不高……”。（林立衡听到的内容表明林彪开始是把许世友看作“自己人”的，叶群不知是根据什么消息又把许划到毛那边去了。） 20点15分载着林立果和刘沛丰、程洪珍的256号三叉戟在山海关海军航空兵机场降落。林立果、刘沛丰乘北京吉普离开机场。刘吉纯过秦皇岛不远，迎面碰上了林立果驾驶的北京吉普。林立果、刘沛丰换乘了吉姆，掉头就走，把刘吉纯乘坐的吉普远远地甩在后面。 21点，林立果见了姐姐只说了一句；“祝贺你们!我马上要到首长那里去。”就和叶群一起，进了林彪的客厅。不久，张恒昌来告诉林立衡：“主任说，他们决定明天早上六七点去大连，可能还要提前。”对叶群的长期反感，使林立衡判断是叶群要“绑架”林彪。 21点20，北戴河，林立衡向8341部队张宏、姜作寿报告有关叶群要“绑架”林彪的外逃的“阴谋”。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报告了汪东兴，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汪说：“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恩来。” 21点半，北京，胡萍把航空兵xx师某团安政委和李副团长叫到候机室．布置以“训练”为名，调动这样几架飞机：伊尔一18—902号飞机，机长xxx．训练航线是长春、沈阳(实际上是去山海关)；三叉戟254号飞机，机长xxx，训练航线是上海、武汉(实际上是去广州)；以上两架飞机明天早上8点左右起飞。安一12—231号飞机，明天试飞个空域，然后落到沙河机场，装上两架云雀直升机。航线经当阳、长沙，落广州白云机场。卸下直升机后，马上飞山海关，为首长拉两辆汽车送到广州。试飞申请西郊，实际上落沙河；转场也申请西郊起飞。 胡萍特地把可靠的专机服务员女副队长小孙安排到902号飞机上当服务员。他准备同周宇驰一起，明天早上乘902号飞机去山海关，然后同林彪起南下广州。 21点40分胡萍从北京用保密机和潘景寅通话。山海关机场调度李海彬听到潘景寅连声应道：“好的．好的。”最后又说了—句：“明白。”潘景寅放下电话，叫李海彬要加油车给飞机加油。李海彬问：“加多少”潘景寅说：“加到17吨。”李海彬说：“那要一个加油车就够了。”潘景寅说：“你要两个吧。”但是由于山海关加油车的油管接头不对，需要从机翼上方用重力法加油，潘同意等天亮再加。（潘景寅明显知道飞机是要飞广州，不然不会再要加油的，机上还有的12吨油足够飞大连或北京来回的了。潘也知道当晚没有飞行计划，不然就会坚持连夜加油了。山海关到广州的距离大约2000公里，三叉戟约须飞行三个小时，用油14－15吨，加上规定的余油量，17吨刚够。） 22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接到汪东兴的电话，报告了林立衡的揭发。周恩来问：报告可靠吗？汪说：可靠。周说：打电话通知张宏，注意观察，如有新情况立即报告。 同时，北戴河，公务员张桓昌来告诉林立衡，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地听到林彪客厅里的两句谈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又一个旁证，黄、吴、李、邱并未参加兵变阴谋，由一个20多岁的孩子全面策划如此大的阴谋，与盖世枭雄作对，焉有不败之理？） 林立衡由刘吉纯陪着，跑到58号楼8341部队二大队的大队部，把大队长姜作寿叫出来，报告了情况。姜大队长又打电话请来了张宏副团长。在林立衡向张副团长报告情况的同时，姜作寿向北京作了报告。接着．张宏也向北京报告了情况。 22点20，北京，接到姜作寿和张宏的报告，汪东兴电话报告周恩来，并说林立衡讲，山海关有一架飞机。周立即打电话问吴法宪。吴法宪不知情，说绝对没有飞机。（这事连吴法宪都被蒙在鼓里，说林彪参与了兵变很难令人信服。） 周命吴法宪查实飞机情况。又打电话问李作鹏，要其查一下山海关海军机场是否有飞机。李查后报告有一架三叉戟。 吴法宪问过34师（专机师）调度后，得知有一架三叉戟飞往山海关，说是为改装后训练试飞去的。吴为没报告自己很恼火，紧接着就向胡萍查问此事。 22点30，胡萍突然接到吴法宪的电话查问256三叉戟的电话：“今晚到山海关去的飞机是怎么回事？总理查问了，事情闹大了，你们怎么搞的！你知道不知道?”胡萍说：“你不是说过要改装一架三叉戟给林副主席用嘛。这架三叉戟刚改装出来，要试飞一下。”“试飞为什么飞山海关，不飞别的机场?事先也没有报告，捅了大乱子了!现在总理追查这架飞机怎么调去的。”“那——那怎么办呢?”吴法宪考虑了一下，回答说：“你待命，我要请示周恩来。”（注：256号三叉戟是从巴基斯坦买回的5架二手三叉戟中的一架。7月份刚改装完，准备为林彪专用机，此前林彪尚未用过此机） 22点33，吴法宪报告周恩来256飞机确实在山海关，是改装后训练飞行。周要吴通知飞机马上飞回来，不准带任何乘客。 同时，胡萍给周宇驰打电话：“吴法宪来电话说，总理正在追查去山海关的飞机，事情闹大了，看来事情麻烦了。你赶快给林立果通个气。” 22点36，吴法宪又给胡萍来了电话．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这架飞机立即回北京，飞机上不准带任向人。胡萍满口答应；“好的，我马上打电话叫飞机回来。” 胡萍立即打电话给潘景寅：“如有人问为什么飞山海关，就说是试飞训练；如果问谁安排的，就说你们自己安排的，我根本不知道；如果问训练为什么还不回来，你就说飞机有点毛病，暂时回不来。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潘景寅回答说：“如果问我什么毛病，我就说飞机的油泵出了故障，正在修理。”然后胡萍给吴法宪回电话，“飞机有故障，回不来”。 吴法宪报告周恩来说：“胡萍说．这架飞机有障，不能立即回来。”周要吴法宪亲自到西郊机场处理此事。 23点10，吴法宪来到西郊机场。这时胡萍想到，周宇驰同他约好，要来机场同他一起南下，如果这个时候来了被吴法宪碰上事情就复杂了，便派人跑到工字房，找到周宇驰把情况告诉了他。（此时周宇驰应该给林立果打过电话，由于机场被控，吴法宪又没参与南飞的计划，林立果和周宇驰知道南飞广州已经是不可能了，出逃苏联的决定也应该是在此时作出的。这些都是推理，林立果、周宇驰都在913中死去，他们究竟是怎么讨论决定的，今天已经无法得知了。） 胡萍从吴法宪的态度看出来，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他要小孙再去找周宇驰，要周宇驰书面确定下一步的的行动安排。小孙又跑到工字房，但没找到周宇驰。胡萍也知道南飞广州的事肯定是流产了，就对小孙说：“你去把准备的东西都撤掉吧!撤得干净一点，明天飞机不走了。” 此时在北京空军司令部，王飞正在召开南飞广州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 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 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长； 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一处副处长； 朱铁铮、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二处处长； 郑兴和、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处处长。只有鲁珉还没来。 王飞把周字驰在小楼里说的话重复了—遍，然后说：“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去广州，明天在广州召集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开会。我们的任务是保证黄、吴、李、邱安全到达广州。” 鲁珉接到通知后，把情况给妻子讲了一下，带了手枪，和妻子一起上了车。大约9时30分，才来到办公楼。他把妻子和驾驶员留在楼下，交代说：“听到楼上有什么动静，立即到吴司令宿舍去报告，或者到汽车队值班室去喊人。”（鲁珉也认为吴法宪和王飞不是一伙的。） 会上进行了分工，分四个小组，分别负责黄、吴、李、邱，并具体研究了通知这四员大将来机场的方法。还研究了如何处置黄、吴、李、邱的汽车驾驶员、秘书和警卫员的问题。早晨5点在2号楼西南角马路上集合，一起上车。会议中间，王飞叫郑兴和到警卫营仓库取出五九式手枪30支；子弹2000发；冲锋枪2支；子弹2百发。就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周宇驰突然打来电话：“暴露了，不搞了。”王飞立即宣布一切布置作废，消除痕迹。（突然变动的原因是周恩来根据林立衡的报告开始全面追查飞机的调动，空军的一切动作已经受到严密监控，南飞广州无法实现了。林立衡和周恩来是913事件的两大关键人物。） 这时，在空军学院小楼，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和王琢，正在把各种器材往卡车上装，准备在13日凌晨5点以前，把这些东西送到西郊机场，装上飞机，以便在13日早晨运住广州。晚11点多，快要装车完毕，李伟信得到撤销行动的消息，他立刻宣布：这个点暴露了，飞机也不能起飞了，你们立即转移到二高专，在那里待命。如果天亮后还接不到通知，就各想各的办法。（林立果小集团的阵脚已经彻底大乱，暴露出没有见过大场面的致命弱点。） 23点20，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周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林副主席很好。”周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对周恩来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周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回答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周恩来怎么知道林彪要晚上飞行呢？林立衡也没有报告这一点。）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周恩来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周恩来提出要去北戴河，使叶群十分紧张，她对周恩来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这是不是更重的“敲山震虎”呢？林彪的选择更少了。） 23点35，北戴河，叶群叫李文普一起到林彪那里去。叶群让李在门口等着。她到林彪的客厅，同林彪说了几句话，（很可能是把周要来北戴河的事讲了，因此林彪非走不可了，至于去哪里，估计林彪还是飞广州的可能性大一些。）然后叫李进去。林彪说：“今晚反正也唾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现在就走。”李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到了胡萍：“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方向不明确。林立果跟你讲到哪里去了吗?。”胡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往北京打电话了。” 林立果到值班室，给周宇驰打电话：“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与此同时，北京，周恩来派杨德中立即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以防万一。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控制空军的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对北京部队进行指挥。接着给李作鹏打了电话，要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要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23点40分，山海关机场调废室值班员李万香(航行调度室主任)又接到李作鹏的电话。李作鹏首先问了值斑员的姓名，然后说：“告诉你们．它(指当时在机场的这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的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位首长指示（时候抓住李作鹏这点，说他改四人连署为一人命令就可放飞，是有意放跑林彪，李作鹏说，这是诬蔑，当时他是按周恩来的原话传达的。）放它，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23点45，北戴河，姜作寿大队长、刘吉纯副科长、肖起明中队长正在商议，准备叫肖起明带几个人到机场，告诉飞机不要起飞，正好834l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来到楼前，刘吉纯建议让于去机场，姜作寿表示同意。于叫了一辆吉普车就出发。过海边大桥时，后面的林彪乘车距离只有200米左右了。过了大桥以后，林彪车加速超过了吉普，一会就看不到了。 23点50，北戴河，林彪司机杨振刚开车上来。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先后上车。李文普上车后，汽车立即开走。没开多远，车突然停下，李文普下了车，接着响起了枪声。8341部队警卫科刘吉纯副科长、林办李春生秘书、宋德金秘书和林彪内勤张恒昌一起，坐上一辆伏尔加，去追林彪的车。 林立衡，张清霖第三次电告北京。林立衡：你们再不采取措施，叶主任就要把首长带走了啊(大哭)，还说他们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张耀祠：中央没有指示，我不好擅自抓人。总理已下令封锁机场，我只能命令警卫部队阻止他们出北戴河。 24点，北京，周恩来接到北戴河8341部队的报告，林彪乘车出走了，还打伤了秘书。周向秘书打招呼：“我去见主席，有事到那里找我”出了人民大会堂，乘车向中南海驶去。 上一页目录下一页 三、大漠月夜折戟 9月13日 零点零3分，山海关，接到北戴河电话的潘景寅再次要李海彬马上给256机加油。刚要了加油车，北戴河8341部队宋定忠通过专线给李海彬打电话说：“有小轿车去山海关机场了，车到了别让它走，要卡住。”李不认识宋，同潘景寅、程洪珍商量怎么办。 零点15分，山海关机场佟站长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回答：要及时向上报告。放下电话，已经是零点20分。他和场站史政委一起去找潘景寅。这时林彪坐车已到机场。 零点18分，林彪乘坐的红旗轿车到达机场，直向三叉戟飞机驶去。林彪的乘车一直开到飞机附近。机场的灯都没有开，飞机附近亮着一个聚光灯。飞机底下有两辆油车，地面有几个人。飞机右侧的翅膀上面有两个人正在准备加油，林彪的汽车一到，他们就从飞机上下来，潘景寅及机组人员机务中队副队长李平，时年33岁；机械师张延奎，时年26岁；机务中队副队长邰起良，时年36岁；及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杨振刚逐个从驾驶舱扶梯爬上飞机。 零点25分，于仁堂赶到机场，看到飞机在滑行，快进跑道，就向调度室跑，快到调度空后门时，碰到机场的佟玉春参谋长，同佟一起问飞机方向跑。佟边跑边掏出手枪，向空中打了三枪。机场赵雅辉副站长在电话里向李作鹏报告：“飞机己强行滑出。” 零点32分山海关，林彪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机组人员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康廷梓、空中通信员陈松鹤、空中领航员李成昌、空中服务员小魏被李海彬喊起来时，尚在赶往飞机的路上飞机就已经起飞了。（康庭梓从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退休后，勤奋笔耕，整理资料，采访当事人，写了大量的研究分析9.13事件的文章，散见在全国的报刊上。在此基础上，他还写了一本40多万字的9.13事件回忆录。据康分析，潘景寅是在林立果授意下有意扔下他们的。） 此时，北京西郊机场，吴法宪大骂起来，妈的，说不能起飞，怎么起飞了？一连说了好几遍。在场的人都摸不到底细，谁也不敢说话。专机师师长时念堂这时还不知道飞机上坐着谁，吴法宪叫他打电话呼叫，飞机没有应答。时念堂通知有关人员打开所有的通信设备，同时叫标图员开始标图，又命令外场保障人员迅速打开跑道灯及一切夜间降落设备，导航台也打开。 飞机起飞后航向240多度，几分钟后北京军区空军的跟踪雷达报告280度，是山海关飞往北京的方向。飞了14分钟，120多公里，来到唐山北边迁安县上空，飞机突然转向340多度，朝西北外蒙方向飞去。（根据康庭梓分析，256飞机这种飞行姿态很不正常。从起飞的240度调整到340度整整用了14分钟时间。如果是起初就决定是飞往苏联的话，这个方向的调整也就需要1分钟左右。显然飞机起飞时，目的地不是苏联，最大的可能是原定的广州。合理的推断是在上了飞机之后，林立果、叶群才向林彪摊牌，南飞广州的可能性已然不存在了。唯一的出路是北上苏联，但事后所说目的地是伊尔库茨克却不太合理。伊尔库茨克离山海关大约1900公里，机上只有12吨油料，用到头也就能飞1500公里，根本不够飞伊尔库茨克。合理的选择只能是飞到蒙古，温都尔汗或乌兰巴托都有可以降落的机场。林彪在作一个民族主义者，还是像彭德怀、刘少奇一样的殉难者之间犹豫了很久，也就使256飞机用14分钟飞出了那个拐拐停停的奇怪的大弧线。也许是实在无法忍受彭、刘那悲惨的下场，飞机最终向北飞去。） 1点05分北京，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到在中南海的汪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毛的房间里没有电话，汪跑过去报告毛和周。毛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同意毛的意见，汪又跑回值班室，告诉吴法宪不要派飞机阻拦。 1点55分，256号三叉戟在中蒙414号界桩上空进入外蒙古上空。飞机的地面雷达信号在温都尔汗以南消失。在军委空军指挥所的李德生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周恩来传达政治局命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这就是净空了，空中发现情况就是敌机。梁璞令两个作战参谋朱秉秀、徐心德同时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至２时２０分左右将周恩来下达的政治局“禁空令”传达完毕。吴法宪传达此命令时省略了“林副主席”的名字。 2点25，256号三叉戟在蒙古肯特省依德尔默格县境内坠毁。坠毁地点在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处的苏布拉嘎盆地。机上9人无一生还。从飞机13日0点32分起飞到2点25分坠毁，共飞行113分钟，飞行高度在2500-6500米，其中有83分钟是在中国境内，而在蒙古国从入境到坠毁共30分钟。平均每小时耗油4吨半到5吨，飞机飞行近两小时，飞机迫降时机上最少还有2吨半油。（对于飞机坠毁的原因，数十年来众说纷纭。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由于飞机上机组人员不全，通信员、领航员、副驾驶均不在机上，飞机又没有按正规航线飞行，因此迷航的可能性很大。当按照飞行时间测算应该到达温都尔汗时，偏偏那天温都尔汗停电，而温都尔汗西北的贝尔赫矿区却是灯火通明，潘景寅极有可能把贝尔赫当成了温都尔汗。当无法在贝尔赫找到机场而且自己位置又不清楚的情况下，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选择最佳的地点迫降了。而三叉戟的燃油箱又偏偏就在机腹位置，对不放起落架的迫降是最易起火爆炸的位置。潘景寅的技术再好，也难免产生机毁人亡的悲剧了。） 2点半，周恩来紧急召集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开会。中央决定增调某机械化军及部分坦克师、炮兵师，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所有进入北京地区的部队，一律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周恩来指定由吴德、吴忠和卫戍区政委杨俊生三人负责，要保证对内反政变，对外反侵略。 此时，在沙河机场，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及临时叫来的陈士印来到沙河机场。陈士印摸黑把陈修文叫醒执行紧急任务，一起赶往直升机库，准备启动3685号直－5飞机。203团部值班参谋马义德接到哨兵何祖军有关周宇驰等人动用直升机的报告时是3点零2分，他向团长刘景样作了报告。警卫连王连长接到团长有关制止起飞的电话，骑自行车奔向3685号直－5飞机，还没赶到，飞机已起飞。 3点20，空军司令部报告周恩来，据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直升机正向北飞行。毛和周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3点25，空军作战值班室，李德生、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空军参谋长梁璞、空军政委王辉球全部在场。根据周恩来的命令李德生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部队起飞八架歼六战斗机拦截直升机！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八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 3点40分，203团团长刘景祥才接到杨庆升政委通知，说他在2点30分接到禁空命令。调度员没接到禁空令，直接放跑了直升机。周宇驰来学过飞机，调度员知道他是空军司令部的人，就同意放行了。后来有人揪住杨政委不放，为什么不传达禁空令？是不是故意？由于查无实证，最后杨庆升没进“学习班”，更没被关起来，转业到地方完事。 4点16分，陈修文和陈士印驾驶飞机瞒过周宇驰，掉头飞返北京，4点30分左右飞过宣化市，4点50分，到达官厅水库，向西郊机场飞去。机场上，时念堂命令战士作好战斗准备，打开跑道灯。飞机降落不成功，又向怀柔飞去。3685号直升机在怀柔县沙峪公社的上空盘旋几圈后油尽。周宇驰打死陈修文，陈士印驾驶3685号直升机，落在沙峪公社井峪大队的河滩上。于新野开枪打陈士印，误伤周宇驰。下机后，见无法脱逃，周宇驰建议集体自杀，喊“林彪万岁，林立果万岁。一二三。”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伪死，自首。 9月14日 8时30分，乌兰巴托，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大使：通知中国，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于13日凌晨两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坠毁．乘员9人全部遇难。 12时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抄报中央，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恩来看到报告后马上报告了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的毛泽东。 9月24日 上午9点，黄永胜、李作鹏依照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通知，准时来到福建厅。邱会作从机场送李先念出访后，跟周恩来来到人民大会堂，是第一个到场的。吴法宪迟到10分钟，9点10分进入福建厅。在“四大金刚”到齐后，周对他们说：“限你们10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913事件落下帷幕。 （完） 上一页目录下一页 “九·一三”事件中的许世友作者：京城孤魂 许世友在庐山会议期间是华东组组长。他对张春桥一伙从无好感，曾对手下说过：“你们看张春桥长了一个鹰钩鼻子，两个肩膀往上耸，像不像舞台上的奸臣？这是个有野心、会搞阴谋诡计的家伙”（李文卿：近看许世友）。根据纪登奎事后回忆，在8月25日华东组大会上许世友带头发言：“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像林副主席那样地来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林彪死党陈励耘也不甘示弱，干脆点明：“林副主席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是些什么狗东西！有些人还反对我们军队的干部。这些人应该站出来，有胆量的就站出来，把问题交代清楚！”许世友大声说：“老陈，你讲的对，我坚决支持你！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许寅：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林彪专案组后来调查发现，林彪叫人给许世友作了工作，让他揭发张春桥的问题，许世友保证：“只要林副主席发令，我们坚决作到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张春桥他算老几，他想造反，老子一个枪子就要了他的命了。”（师东兵：政坛秘闻录）结果华东组气氛激烈，几乎人人抢着发言，抢不上话筒的就喊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什么“揪出来示众”、“斗倒批臭”、“千刀万剐”等街头造反用语，激烈、粗鲁，竟也搬上了党的高层会议。张春桥坐在那里低头抽烟，一声不吭，像霜打过的茄子。（李文卿：近看许世友）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讲话，“曾让韩先楚兴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散了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而“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的场面、气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人心不可欺，党心不可欺，张春桥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了”（张正隆：战将--韩先楚传）。会议期间，8月26日许世友带头，韩先楚、杨得志等人都签发了支持林彪的“表态信”（单世联：叶剑英与“文革”），林彪拿着信说：“三大军区都支持我。”如此阵势，再加上军委办事组的那几员大将的赤膊上阵，毛说的“要把庐山炸平”并非全是虚言。 许所掌控的南京军区扼守东南要地江浙沪，是唯一可和北京军区较劲的大军区，加之许本人是四方面军的领头人物（徐帅那时被压），更兼代表了军内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不满的各地军头，如福州的韩先楚，济南的杨得志，南宁的韦国清，兰州的皮定均等人都盯着许世友。最令毛泽东担心的是许世友对“文革”的一贯反对态度。因而许世友是毛泽东在南巡中要摆平的重中之重。 1971年8月31日晚9点，毛从长沙抵达南昌。毛在湖南时，已经通知许世友和韩先楚到南昌谈话。晚上10点多钟，毛就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开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 毛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你历史上就不干净，是张国焘的人） 许世友立即澄清说，他没在伪中央里，里面有陈昌浩等人。毛摆了摆手，表示他没有问许世友这些（你用不着辩解，我心中有数，说你是话外有话）。 毛又问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你现实中也有问题，不得猖狂） 许世友回答说：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欲盖弥彰了） 毛主席说：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呀？（工作不力！） 毛再次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点出了主题） 毛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历史上犯过错误，不能再犯错误噢！小心秋后新帐老帐一起算！) 看势不妙，许世友巧妙地转换了话题。他说：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呀？（王顾左右！） 毛说：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你许世友想搞什么鬼啊？） 许世友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这可是天大的事！） 毛问许世友说：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少拿这些来蒙我！） 许世友回答不出来。（哈哈，蒙不住啊。） 接着，毛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王必成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当时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的反。 毛反问许世友：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话外音：你就没有错误？） 许世友回答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话外音：谁敢造我的反？） 毛对许世友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张春桥都抵挡不住，谁行？） 最后毛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座谈一下。（由汪东兴监听，加深体会最高指示的话外之音，把各自的错误互相认识、检讨一下） 9月2日上午8点钟，毛起床后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来见。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他们。找了半个小时，才知道他们打猎去了（不讨论学习“最高指示”竟敢打猎寻欢？肯定是许世友的主意。）。 汪东兴马上派人把他们喊了回来。 毛对他们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同志向你们传达的我在路上谈话的情况，你们也谈了谈。你们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进一步迫使个人表态，并可掌握各人脉搏和动向） 韩先楚先发言。他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此话给毛的印象是大而化之，极不诚恳，结果后患无穷，惹来个中共中央文件中发〔１９７４〕９号，差点要了韩的老命） 许世友请示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不表态，又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许世友提问毛的是不是要解决他与南萍闹矛盾的问题。 毛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有些不耐烦了，怎么还想蒙我？） 许世友问毛说：我回去吗？（无事退朝吧！） 毛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唉，看来许世友是难剃了！） 毛吃完中午饭后，便离开了南昌。 据许世友秘书李文卿回忆，毛还借许世友抓江苏开采煤矿一事，一语双关的说许世友，你光搞黑的，不搞红的，不抓路线。（这可是要命的罪状！但汪东兴记载里没这句话。） 许知道毛的所有“最高指示”都必须按要求传达到一定级别，所以对毛的训斥尽量加以解释，这就给自己开了后门，在传达时自己的辩解就可以搭“最高指示”的顺风车一并下达，免得不清不楚的背一身罪名。而对于难以解释的责难，则尽快叉开话题，不让毛有发挥的的余地。从这些谈话里，清楚地凸现出许世友大智若愚的慧性。 谈话之后，毛对许世友的疑虑更加深了。特意安排王洪文赶到南京监听许世友在南京军区和江苏省主要领导会议上传达毛的讲话精神，如果许照实传达，则无疑在众人面前暴露了毛认为许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问题，从而在全体干部面前威信扫地，以后如何处理，阻力就会小多了。如果敢有隐瞒，嘿嘿，那就有矫旨的嫌疑了！ 9月3日毛的专列抵达杭州后，在笕桥专用线上停放。毛在车上找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南萍，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了话。根据汪东兴的记录，9月8日晚上，毛在杭州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毛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这些“好同志”不知何故都是雷锋式的无名英雄，在汪东兴的记录里都无名无姓。 至今也不知道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同志”，反映了哪些可疑信息使得毛决定9月10日下午，匆匆离开杭州赶回北京，但这些人和消息无疑触发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具震撼力的“913”事件。 10日下午专列离开杭州开往上海，先期通知了许世友到上海接驾。列车晚上10点到上海后，只见到王洪文在等候，这更让毛起了疑心，张嘴就问：“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说：“打过电话，没联系上，可能下乡了。” 为战备需要，大军区司令都与战备值班室有着24小时的不间断联系方式，而这时候联系不上也难怪毛起疑心。毛对王交代了如此这般一番，要王立即连夜想办法联系上许，让其到上海见面。 l1日的上午10点钟，许世友与背着猎枪的李文卿乘飞机赶到上海，王洪文带着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在机场迎接。一行来到专列停靠的车站后，王维国被挡在专列的车门口，没能上车见毛。 这时，毛一改晚上办公，白日睡觉的规律，立马召见。一见面，毛对其行踪十分关心，连续追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去那么远了呀。”“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疑心生暗鬼，毛对许愈发不放心了。） 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这小子嘴上没毛，泄漏天机！） 毛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谁要你多嘴！掌嘴！） 针对许世友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毛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毛有一个嗜好，就是收集各级领导干部的检讨书，此处就是一例。） 许世友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犯错误，低头认罪！） 毛问他：我有什么指示呀？ 许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 毛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三天嘛(指8月24日、25日、26日，而在其他地点讲话，毛至多讲到23、24、25日是林彪集团的进攻阶段。26日毛已经开始反攻。但许世友的表态信写于26日。此时毛有意把26日也算作林彪的日子，许世友的信也就归到林彪向党进攻的一方去了。) 许回答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还是不认那壶酒钱，反而为自己表功） 毛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有点恼羞成怒了，此处是故意难为大老粗了） 许世友当时哈哈地笑了。（老粗也自有老粗的方式应对之） 毛对许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毛穷追猛打，不肯轻易放过许） 许不语，王洪文就开始向毛汇报上海的情况。（傻小子又为许世友解了围） 谈到11点时，毛特地嘱咐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此处的“你们”是包括了专门招来车站，却没能上专列，困在车下干巴巴等了一个多小时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但不包括汪东兴。） 支开了许世友、王维国后，毛立即下令开车北上！ 王洪文拉上许世友、王维国以及刚被叫来的空四军军长郑长华，一起去吃饭。许世友按惯例要去南京军区设在上海的延安饭店吃饭，王洪文硬说锦江饭店已经做好了准备（王洪文哪里来的先见之明？什么时候准备的？）。果然，一行人赶到锦江饭店时，上海市革委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王秀珍已经等在那里。可是王洪文说是早就准备好了，然而饭菜却迟迟无法上桌，整整等了两个小时！锦江饭店可是当时上海最高级的饭店，竟然出这样的纰漏？直到接到车站报告说，“客人”已经走了，这边的饭菜方才端上桌来。这时都是下午两点多了！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回忆说，那顿饭十几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各吃各的，气氛异常诡秘。许世友原本嗜酒如命，座上还有五六位也都有一斤的酒量，而那天连一瓶也没喝完。许世友和王维国都明白毛已经不信任他们了，有意让王洪文安排了这么一场宴会来调虎离山，掩护自己安全脱身，火速北返。而毛为何如此十万火急地北返从而造成林彪仓皇出逃，至今尚是913的最大未解之谜。 许世友吃完饭，火速乘飞机赶回南京，在车站恭候专列。而毛则以要睡觉为名拒绝见面，专列在南京只停了15分钟就匆匆甩下伫立在车站心事重重的许世友星夜兼程，杀奔京城而去。 被毛泽东玩得晕头转向的王维国，直到深夜，才打电话将毛离开上海的消息报告了周宇驰。 20多个小时后，千里之外的山海关海军军用机场起飞了一架编号256的三叉戟，消失在北国秋意萧瑟的无边夜空里………… 上一页目录 林案的玄机和蹊跷 [2006-8-515:55:26|By:逛逛看看] ◇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 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那一段至今都"斩不断，理还乱"的历史。 无庸讳言，在文革中，乃至在几十年党内斗争的长河中，"谁没有整过人？谁没有被人整？"谁没有错误？谁没有功劳？ 刘少奇整过张闻天，文革中被整惨死；彭德怀整过粟裕，文革中被整惨死；许世友延安时，被逼"兵变、叛逃未遂"，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彭真在东北时挨过整，解放后，也整过人；罗瑞卿整过的人，也不在少数，文革中，他也被整得好苦、好苦……。不一而足。文革中，情况更复杂。对于刘、邓和那些先期就被打倒的同志来说，情况似乎比较简单：反对文革，一反到底。但细究起来，文革初期，谁没有"拥护""执行"过极左的那一套呢？可是，对于文革中期和后期，被打倒的同志，情况就复杂得多：陶铸曾创造性地鼓吹过"怀疑一切"，结果还是死于非命。周总理在文革中也说了不少违心的话，也没有保下贺龙，这位应保、可保而未保下的元帅。文革中，军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毛泽东开始没有动军队。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军队的人，不能不抛出一些人，以求自保。文革中期，林彪自知不保后，奋起反抗，才有了林彪事件。冤冤相报，何时了？！其中的是非曲折、恩恩怨怨，谁又能说的明，谁又能道的白呢？！ 二十多年前，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对这一复杂的历史问题，有过一番高瞻远瞩、"老谋深算"的分析。他们指出：文革是一场"内乱"。是在我们党和党中央犯错误的复杂条件下，发生的。林彪和四人帮不一样，他们历史上有功。二十多年后，再解读他们的讲话，是否有"茅塞顿开"之感呢？讲话中的"内乱"，就是借用史称，太平天国的"杨、韦之乱"，自己人杀自己人。当年，刘、邓、陶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平心而论，林彪，黄、吴、李、邱，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都是为了共和国的建立，历经枪林弹雨，有过大功的人。文革的错误，是党中央犯错误，是毛泽东犯错误。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直接指挥"的一场"内乱"。党中央、毛主席应该对这场"内乱"负直接责任，负总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林彪和四人帮有过激烈的斗争。为什么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历史大功一件，而林彪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抢班夺权"，反党政变呢？历史不会认可这种荒唐的"双重标准"！林彪的历史功绩实在太大了。我们这些小字辈，是通过"三大战役"的影片，才解读到林彪辉煌的战史的。尽管影片中，把林彪描写成了"好人中的坏人"，但却掩盖不了林总为共和国的建立，呕心沥血的事实。把"战功显赫"的林彪和"身无寸功"的四人帮，硬绑在一起，有辱"正义的审判"！ 无庸讳言，没有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同志，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超的政治智慧，博大的宽广胸怀和历史的长远眼光，是不能解读林彪事件的，也是不可能解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界迷案、悬案的！更是不可能把我们党从"专案复专案，冤案复冤案"的政治"内乱"的漩涡中，解脱出来的！现在，我党从"内乱"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吗？原因就在于此。太平天国"内乱"的后果，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动，被清王朝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与其说是毁于"外因"，不如说是毁于"萧墙之内"！ ◇真相必大白天下 九届二中全会，还有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重大隐情：会前，毛泽东和林彪有过一次重要的密谈！ 林彪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堕落为反革命政变的主谋，谋害毛主席的刽子手？刚刚在"九大"党章上被破天荒地定为"接班人"的林彪，为什么仅时隔１年，就要"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 从党内威望和资历来说，林彪远在毛泽东之下。刚被毛泽东钦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敢在"个人崇拜"之风，达到登峰造极、甚嚣尘上的时刻，一反常态地"背"着"恩师"毛泽东，"私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说三道四，"公然"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简直就是有悖常理的"蠢动"！ 凡事都有源，有头。 有证据表明：就在九届二中全会，林彪讲话的前一天晚上，林彪曾前往毛泽东的住所，和毛进行过一次密谈。当时只有叶群和汪东兴，守在门外。据说是为了防止江青闯入。这次林、毛在开会前的重要谈话，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情节，它是破解上述那些谜团的一个关键的切入点！ 吴法宪出狱后，披露了这样一个的事实：他是从叶群处得知，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已首肯林彪的讲话。因此，他才在会上"紧跟"的。在林、毛这次谈话后，陈伯达为进一步证实叶群的话，凭着他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又向林彪当面直接求证了毛泽东已首肯林彪讲话的事实。之后，才有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种种表演。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近臣"，长期以来，最了解毛泽东的想法。正因此，在文革中，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不幸的是，那天晚上，和叶群一直守侯在门外的汪东兴，竟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也会"出人意料"地违背毛的"意图"，向"四人帮"大加攻伐，加入了"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行列，犯了文革中他唯一的一次"严重的路线错误"。吴法宪、陈伯达、汪东兴三个人，在会场上的全部表现，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林、毛在开会前的重要谈话中，确实包含了毛泽东事先已首肯林彪的讲话的重大隐情！ 昨天还同意林彪的讲话，今天就翻脸不认帐。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恶劣政客品质，可见一斑！可以想见：一个中了"欲擒故纵"把戏的行伍出身的林彪，会作出什么反应。由此，再解读全会后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切，令人茅塞顿开！ 破解这一重要隐情的关键人物，是汪东兴！他总有一天会说真话的！ ◇破解林彪事件的钥匙 林彪事件是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几十年来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理论界、新闻界、文学界的极大兴趣。这是因为，从目前官方公布的材料看，其中疑点太多，事实不清，证据太乱，逻辑牵强，结论武断！根本无法向历史交代，无法向世人交代。 究其原因，其一，"四人帮"的诬陷和编造，对搞清林案，打下一个很坏的基础。其二，由于派性的原因，由于难以压抑的狭隘的复仇心理，由于听不进陈云、胡耀邦、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告诫，邓小平、彭真作出了"两案并一案"的荒唐的政治裁决，使得原本可以搞清的林案，更加扑溯迷离。现在，这些应该对林案起作用的政治人物，都已作古。他们没有尽到应尽的历史责任，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林案。也为国、内外好事者，提供了"想象"空间！ 在林案专案审查的十多年，以及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最大的漏洞就是听不到"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客观地充分地"陈诉。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当事人，都有在违反主观意愿的情况下，强迫按照专案人员的要求，书写"交待材料"的经历。因此，认真听取"直接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客观地充分地"的条件下的陈述，就是我们拨乱反正，查清林案事实真相的突破口。 现在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明里暗里，有意无意地在封堵这个突破口。使得不少"直接当事人"，至今心有余悸！在此，我们要提醒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两条：第一，必须明白：阻碍"当事人"，依法"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如果说，当年你们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认识不到"逼、供、信"的犯罪本质，还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今天，再这样搞见不得人的小动作，就必遭法律和历史的惩罚。第二，搞专案的人员，有一种侥幸心理：明知其中冤情重大，但"当事人"，大多年事已高，把林案捂到这些人统统作古，岂不是熬到"冤案变铁案"的那一天吗？请那些心怀侥幸的人明白：林案是举世瞩目的历史大案，全世界会放过你吗？历史会放过你吗？混是混不下去的！捂是捂不住的！熬也是熬不过去的！"往事并不如烟，历史岂能尘封"？！陈云同志为林彪事件考虑了两个星期，写下的那二百多个字，你们还记得吗？长期怀着"熬到那一天"的投机心理，你们不感到太累吗？ 作为严肃的历史工作者，现在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大力抢救，发掘这些"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一切从可信的客观事实出发，这才是最终揭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纪迷案的钥匙！ 可以想见，当我们打开林案迷宫的大门时，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这些往日的"阶下囚"，怎么变成珍贵的"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 其实，您们也是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在如何编造"冤、假、错"案，这个领域，你们有着绝对的历史价值！你们把在这个领域，亲身经历的事实，向世人揭露出来，对我党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人民不再遭这份罪，就是历史大功一件！对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永远摆脱"专案＝冤案"，"党派倾轧"，"政治清洗""萧墙之祸"的内乱、恶梦和怪圈，真正走上民主与法制的光明大道，就是大功一件！何失落之有呢？ ◇四人帮在林彪案中造假 张玉凤、姚文元关于中央在林彪专案中造假事件的回忆，在范围上，有区别。张玉凤指出，那封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著名的，用来表明毛"早已看出林彪是野心家"的信，完全是在"康生的直接授意下，由张春桥起草的"造假产物！对此，毛泽东是完全心知肚明的！姚文元则提出了比张玉凤更为广泛的造假领域："'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 他们俩人，对当时中央造假的动机，提供了相同的证词：为了维护毛的"光辉形象"和权威，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公然通过了在林彪案中造假的决定！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合乎逻辑，可信。据姚文元说，中央还专门为此做了"决定"。历史正企盼着，这个"中央决定"，公布于世！ 张玉凤、姚文元都是极其重要的直接当事人！他们的回忆，其份量之重，不言而喻！他们两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同一事件，发表内容相同的说法，其可信度，不言而喻！如属实，"四人帮"在林案中造假，已是"铁案"！ 根据姚文元的说法："'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我们注意到，"掺了很多假"和"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的说法。据此，我们有理由提出那个至今找不到一个直接目击证人的被法庭"确认"为"武装政变的纲领"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完全是张春桥、康生，"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不要忘记，当时，老奸巨猾的康生，在解读那"５７１工程纪要"时，故弄玄虚地说，"纪要"中，有些话很幼稚；有些话，不是２０几岁的人，能讲出来的了。这正是他们造假时的阴险用心所在！ 张玉凤、姚文元关于林彪专案的两段回忆文章，读来令人毛骨悚然。毛泽东伙同"四人帮"，在举世震惊的林彪大案上，导演如此"惊天骇俗的造假丑闻"，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杜撰如此"瞒天过海的欺世之作"，怎能不使世人瞠目结舌？！怎能不令世界舆论哗然？！这与当年希特勒法西斯在"国会纵火案"的所作所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此，当时的"中央文件"，绝不可信，已成不争的事实！当年举世瞩目的那场"正义的公审"，基本上，延用了"四人帮"时期的"中央文件"的指控，其可信度，还有多少？不言而喻！当然，历史还企盼着图们等人，这些"正义的审判"的重要当事人和"专案文学"的始作俑者，对专案和起诉过程的"实事求是"的回忆！据我们了解，已有几位专案当事人，在写这段历史。届时，又要爆出"惊天丑闻"。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历史和人民有多伟大！不管你多会造假，政府机关内部的知情人们，一造反，一揭发，丑闻全暴露，"权威"全崩溃，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当也挡不住！ 林彪事件的研究，大有搞头，大有文章啊！现在，我们不关心"翻案不翻案"的问题，只关心"事实和证据"！只关心历史当事人的陈述！ ◇重提林案是质疑，是挑战，不是翻案 人们一提起林彪的案子，有人就会跳出来，说是"给林彪翻案"。问题绝不是那么简单！ 人们重提林案，主要是因为林案疑点太多！事实与案情，还远远没有搞清楚！结论与判决，实在是经不起推敲，更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待！ 事实是：重要的证据，都没有归案！关键的当事人，都没有得到自由陈述案情的权利！而且，有充分证据表明：毛泽东伙同"四人帮"，在林案中，确实公然制造了假证据，并为此，形成过准许造假的"中央决议"！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对林案的质疑，大多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林案盖棺论定，条件并不成熟！ 林案的重要证据"黑匣子"，能要，而没有要回来；林彪带走的文件，能要，也没有要回来；至今找不到一个"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按现在的证据，似乎是"所有在林彪专机上死了的人，都知道那个"纪要"，而活着的，一个目击证人都没有；所谓的政变主犯"黄、吴、李、邱"，竟都不知"政变纲领"的"５７１工程纪要"；那个"三国四方""指挥班子"，更是子虚乌有；所谓"林彪手令"，据说还有横排和竖排，两个不为世人知道的版本；"手令"是否出自林彪手笔，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九届二中全会"前一天晚上，毛与林的秘密谈话的内容，还没有披露；林彪坐机上的大洞，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坠机的真正原因，还众说纷纭，没有查清……总之，林案的玄机和蹊跷还多得很！ 按正常刑事案件的办案程序，任何检察机关，面对有这么多疑点的案子，只会深入勘察，决不会贸然起诉！只有在当时法制不健全的中国，才会因为政治需要，迫不及待地搞出这种遗患无穷的"两案并一案"的司法闹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疑点丛生的林案，提出质疑，对当时官方"结论"，提出挑战，是情有可原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现在重提林案，是要搞清事实，弄清真相，查清细节！对官方为一时政治需要，搞的那场"司法闹剧"，是质疑，是挑战，但绝不是翻案！ 至于最后能不能颠覆当时官方对林案的结论和判决，完全要尊重历史事实真象！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如果林案真的是假案，颠覆了，岂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吗？！也符合我党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 我们不理解的是：有些人为何看到人家一提林案，就神经过敏，就浑身不自在，就要骂街，就好像人家掘了他家祖坟？！如果他们是图们之流林彪专案的办案人员，倒也情有可原（事实上，不少专案人员也在反戈一击）。至于其他人等，就令人费解了。也许他们出于对林彪的"刻骨的阶级仇恨"。不过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关心的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刑事案件，如果参杂着半点个人的感***彩，就会有悖于"公开、公正、公平"的基本司法原则了！ ◇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的重大疑点 "571工程纪要"，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纲领性文件。它的真实性，对整个案件的定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历经３０多年的反复查证，这个所谓的"５７１工程纪要"，仍有重大疑点。 (1)至今没有查到关于林彪授意和批准这个"纪要"的直接证据。 "中央文件"中再三强调，"纪要"是林立果根据林彪授意搞的。但是，历经３０年，始终没有查到林彪怎么授意，怎么审阅，怎么批准该"纪要"的证据。后来查获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充其量，只是一个笔记，没有正式文本。也就是说，没有林彪对它的批语和认可的证据。为此，林案的专案人员，非常头痛。以致图门和高文明不得不推测说：有一个"正式文本"，被林彪一伙带上了飞机。遗憾的是，他们的推测，又与周恩来的话，发生了矛盾。周恩来说，林彪除了那本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外，什么文件，也没带走。因此，所谓"林彪授意"，只是一种猜测！ (2)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 根据现有的材料，不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集团"主犯"，没有看到过这个"政变纲领"，而且，在所谓政变"指挥班子"的所有成员中，也没有一个"目击证人"。就连参加过"南苑机场密谋"的成员和被"５７１工程纪要"列为"保密范围"之内的所有活着的"联合舰队"的成员，以及所谓"分舰队"的"上海小组"的成员，竟也都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个"５７１工程纪要"。也就是说，所有被关押审查的数万名涉案人员，没有一个人，看到过那个神秘的"５７１工程纪要"。 一位"权威"人士，在《谋害毛泽东的黑太子》一书中说：据那个在直升飞机上被俘的李伟信供认：在"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制定过程中，他曾"断断续续"地在场外，作过一些服务工作，但没有直接参加"纪要"的制定，更没有亲眼目睹过这一重要文件。且不论李伟信，这样一个求生心切的阶下囚的话，是否可以采信。充其量也只能算"半个"孤证！仅凭这样"半个"孤证，怎能支撑得起"５７１工程纪要"，如此重大的历史情节呢？ 因此，历经３０多年的审查，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令人十分尴尬的、却又是不争的事实：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 世人不能不怀疑，究竟有没有那个"５７１工程纪要"？！是不是又象"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一样，是"四人帮"凭空杜撰出来的？！ (3)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出处，有着许多版本：５７号中央文件中讲，是在空军学院的一个"秘密据点"的保险柜内查到的；后来作为"四人帮"时期，林彪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纪登奎，又说是在被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还有一个版本，说是一位空军学院的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事隔几天后，在清扫已是一片灰烬的"秘密据点"时，在桌子上的乱纸堆里，无意中发现的。而且是记录在一个被遗弃的小本子上。换句话说，还不是正式的文本。人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个事关重大的机密文件，怎么会"无意之中"，遗落在一个已经被翻得狼狈不堪，已经被烧得遍地灰烬的垃圾堆里？让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将这么一个至今找不到"目击证人"的"绝密文件"，豁然之间，"大白于天下"？ 根据一位对林彪一案颇有研究的"舒云"作者的最新版本说，就在林立果销毁了"秘密据点"的所有材料后，李伟信曾鬼使神差地到过"秘密据点"，并逗留了一段时间。这就为最后揭开"为什么林立果在'秘密据点'，烧尽所有材料后，竟会留下最重要的'５７１工程纪要'"之谜，打开了想象空间！ 正是这些在时间、地点、目击证人等关键情节上，前后难以相互印证的"权威"证据，才使人们不能不疑窦丛生！ 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内部，至今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的"５７１工程纪要"，被"正义的法庭"作为定案的最重要的证据。这种情况，在国、内外法律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质疑程洪珍日记本的出处 纵观林案的证据，有一个特点：关键的证据，不是出自当事人，而是出自一些"小人物"。如"５７１工程纪要"，就是只有李伟信的"半个孤证"。林彪是外逃的"主谋"，就是出自李文普的一句"孤证"。关于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和性质的证据，不是出自在上海与会的当事人，而是出自远在北京的没有参加会议的空军党办秘书程洪珍的"日记本"。 作为重要证据的程洪珍的"日记本"的出处的真实性，有重大不实之嫌！ 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６日，中发７２，２４号文件，即所谓的"材料之三"P41中，指出：关于"三国四方"会议，"日记本"的影印件原文说："会议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团结的气氛比较好，解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看法，认识。（１）主要矛盾在上海，在张、姚，统一了认识。（２）加速我们的准备。（３）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是上海--王，杭州--陈，南京--周，互相配合。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没授予指挥权。"同时，在该文件p41,有一个注解："程洪珍的亲笔日记，是在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中缴获的。" 人们可能还记得，这个"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曾"出土"过著名的"５７１工程纪要"。而且是在一片狼藉的灰烬中，由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在桌子上找到了丝毫没有烧毁痕迹的"５７１工程纪要"。现在看来，林立果不仅没有烧掉"５７１工程纪要"，而且，留下了程洪珍的"日记本"，以备后查！这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 必须指出的是，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是由王某某，在秘密据点的一片狼藉的灰烬中找到的"说法，是在世人对中央文件中"５７１工程纪要"是在秘密据点的保险柜中找到的说法，提出严重质疑的情况下，才"突然冒出来"，以正视听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程洪珍的日记本"，又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从"秘密据点"的灰烬中，"抢救"出来的呢？！总不会又是王某某偶然"发现"的吧？！ 这些重要证据，在出处的时间、地点、过程上的矛盾百出，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是因为林案的调查过程时间太长，造假太多，而且参与造假的，又不是一批人。这样，在一些重要细节上，出现"疏漏"，以致首尾不能相顾，前后不能呼应，漏洞百出，也是在所难免的了！看来"说谎"也难。 ◇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两大不实之词 陈励耘，林彪疑案的重要人物。他是九届中央候补，原空五军政委。林彪案的法庭指控他参与"三国四方"会议，被指定为"政变指挥班子"的"杭州的头"。 关于陈励耘的两大主要问题。 (1)1972年１月１０日中发７２、４号文件（所谓的"材料之二）第２页上说："三月二十日，周宇弛到上海。林立果召集周宇弛、于新野、李伟信开会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个事与首长（指林彪）谈到，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林立果、于新野、李伟信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２日至２４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也就是说，陈励耘是"５７１工程纪要"重要的始作俑者之一。 (2)"材料之二"的第３页中，说到"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时，有一句非常重要，但却是闪烁其词的话："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就是说，陈励耘是"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重要证人。 人们对此提出质疑：既然"５７１工程纪要"，是林立果根据与陈励耘谈话的"框框"写出来的，那么，陈一定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基本内容。为什么文件中不引用陈励耘的详细证词？！既然陈励耘交代"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文件就应该引用陈励耘关于会上是如何讨论政变问题的详细情节。为什么文件将这个重要情节"省略"了？！既然与会的人，除陈励耘以外，还有三个重要人证，文件就应该引用参与"三国四方会议"的其他人，关于会议内容的相关证词。为什么文件也将这些重要情节"省略"了？！ 不言而喻，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以上两点指控，是非常要害的！它关系到"５７１工程纪要"有没有一个"活证人"的问题，关系到陈本人是否知道"两谋"的问题，关系到"三国四方"会议的性质问题，关系到参与"三国四方"会议的其他人，是否知道"两谋"的问题。 但是，后来的"公开审判"，却令人匪夷所思地"蹊跷"地"绕过"了这两个实质问题，不去对这两个问题的情节，进行细究。这只能说明，事实上，文件对陈励耘的上述指控，查无实据！其他与会的人，没有一个作出与陈励耘相同的"交代"。 这就说明，当初文件上"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说法，完全是逼、供、信的产物！以上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两点指控，纯属不实之词！陈励耘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三国四方会议"上，也没有讨论"政变问题"！ 既然，陈励耘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既然"三国四方会议"没有讨论"政变问题"，那么，陈励耘何罪之有呢？！ 事实是，犯罪情节可以不查，可以巧妙地"绕过"，事实可以没有，但"罪"是一定要判的。这就是官方所谓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其实质是："法律必须以政治需要为依据"！ ◇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与政变无关 关于林彪事件中著名的"三国四方"会议，官方在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中，把它作为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阶段的重要证据之一，有过浓墨重彩的渲染。但是，仔细研究，令人疑窦丛生。 (1)我们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三国四方会议"，是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１日晚开始的。林立果企图实施反革命政变的时间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８日。也就是说，两者相隔，整整半年之久。 必须指出这样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政变，最怕的就是"走漏风声"。因此，为了严守机密，只有在发动政变的前夕，才能向参加者公布。否则，必遭杀身之祸！ 作为久经沙场，且亲身参加过堪称"政变"经典之作的"南昌起义"的林彪，怎么会愚蠢到不顾兵家之大忌，叫他的儿子林立果，在距９。１３政变半年之前，在远离政变中心--北京钓鱼台数千里的上海，把几个矛盾重重的人，搞在一起，大谈什么反革命政变，还拼凑什么政变的"指挥班子"？！难道他就不懂"夜长梦多"，"日久生变"的道理吗？！实在有悖常理！此其疑点之一。 (2)"材料之二"认定："三国四方"会议是"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计划，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在上海召开的"。这个"认定"的证据是什么呢？ 与会的直接当事人：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没有一个人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至今，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作出过"三国四方"会议是"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计划召开的"的证词。李伟信，作为"纪要"的"半个孤证"，也没有作出过这样的供述。在程洪珍的日记本中，也没有这种记载。因此，"材料之二"的"认定"，只是"推理"和"假设"，没有事实根据！此其疑点之二。 (3)"材料之二"指出，林立果按照林彪"先搞个计划"的"授意"，在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２日至２４日写出了"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也就是说，这个"纪要"的草案，是在"三国四方"会议前一个星期，才写好。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林彪当时已经首肯了这个"纪要"的草案。试问，在没有林彪首肯的情况下，林立果怎么就能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草案，擅自在上海召开"三国四方"会议，组织实施，甚至作出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确定了政变的"指挥班子"？！此其疑点之三。 (4)关于开会的准确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必须指出的是，专案和审查搞了十几年，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究竟有哪些人参加？他们都是何时到场的？这些重要情节，至今没有说清楚。 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中，虽然多次提到会议的时间问题，但都是采用"１９７１年３月底"，这样一种笼统的"口径"，回避点明会议的准确起、止时间。直到１９８２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给陈励耘、周建平的"免予起诉书"和军事法院给王维国、江腾蛟的"判决书"中，仍采用的是"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晚至四月一日晨"，这样一些时间概念相当模糊、宽泛的措词，使人感到其中有那么多"猫腻"！在图们和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中，对会议的准确结束时间，也没有点明。此其疑点之四。 作为办案常识，搞清案件的确切时间，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最起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确定有哪些涉案嫌疑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作案时间"，就可以马上排除他的作案嫌疑。 中央文件以及后来的"免诉书"、"判决书"，在这个时间问题上，多次采用"１９７１年３月底"和３月３１日"晚"、４月１日"晨"之类的含糊措辞，显然不是"一时疏忽"，而是刻意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周建平算不算"与会者"。 (5)"571工程纪要"明确写着："指挥班子：江、王、陈"（江是原南空政委江腾蛟，王是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陈是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但是，不在"指挥班子"中的原南空副司令员周建平，竟也被"中央文件"，圈定为"指挥班子"成员。根据墨迹未干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周建平既不是"指挥班子"成员，也不在大、小舰队的"骨干"名单之列，甚至还被排除在"５７１工程纪要"规定的"保密范围"之外，林立果怎么会在未经林彪首肯的情况下，如此轻率地私自扩大"指挥班子"的范围？究竟哪些人是"指挥班子"成员？此其疑点之五。 (6)法庭上，公诉人沈加良说："这个会议的召开不是偶然的，是有政治目的的--这个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与会的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都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那么，有什么证据说明，"会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浙江－陈，南京－周，江腾蛟协调拉总"，就与"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指挥班子：江、王、陈"，是一回事呢？此其疑点之六。 会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浙江－陈，南京－周，江腾蛟协调拉总"的最早的出处，是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二"P5中，原空军党办秘书程洪珍日记本中的一句话。应该指出的是，程洪珍当时根本不在现场。他既不是会议的参加者，也不是场外的工作人员。采信这样一个人的话，本身就不可取。但是，即使笔记本的作者程洪珍，３０多年来，也从来没有作出过"三点的头"，就是"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指挥班子"的证言。相反，他的日记本却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没授予指挥权"！ 公诉人沈加良，把"没授予指挥权"的"三点的头"，认定为"指挥班子"，他不感到荒唐吗？！这难道是"证据确凿"吗？！ 由于江、王、陈、周，都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中有"指挥班子江、王、陈"的说法，当然不会作出"'三点的头'就是政变'指挥班子'"的供诉。 这样，公诉人沈加良关于"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指控，那种把"三点的头"说成和"指挥班子"是一回事的结论，就成了缺乏事实证据的"推断"。 (7)最具重要有意义的是，要搞清楚："三国四方"会议上，他们究竟谈了哪些有关"两谋"的实质性内容？这是疑点之七。 "材料之二"，P3中，有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据陈励耘交待：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人们不禁要问，与会的人，活着的有四位。为什么只有陈励耘一个人，作出这样的"交代"呢？而且怎么看不到陈对这个敏感问题的详细供述呢？ 打倒"四人帮"后，在法庭审判的过程中，再也没有提到陈励耘交待的这一关键问题的细节。陈励耘出狱后，推翻了"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交待"。军检院在给陈的"免诉书"的犯罪事实部分，对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重要情节，只字不提。仅作出"情节较轻"，"免予起诉"的决定。 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在以后的一切场合中，对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情节，都予以了明白无误的否认。 有充分证据证明，"据陈励耘交待：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不过是陈励耘在当年逼、供、信的环境下，所做的伪证。 (8)至于"三国四方"会议名称的由来，是疑点之八。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名称，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连听都没听到过"。程洪珍的日记本上，也没有出现过"三国四方会议"的说法。据场外的工作人员说，"那不过是林立果吹牛时的一句"戏言"。所以，后来为了避免"哗众取宠"之嫌，法院和检察院在正式法律文本中，再也不沿用文革时期杜撰出来的"三国四方"会议的说法了，而是改用"秘密会议"。 以上所列八条，只是关于"三国四方会议"众多疑点中的冰山一角。如果把这些疑点背后的真实情况，细细展开，就足以推翻官方关于"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臆断。 ◇陈励耘为什么要作伪证？！ 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的"材料之二"页３中说："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就是说，"三国四方会议"讨论过政变问题的重要人证，是陈励耘。与会的人，除陈励耘之外，还有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为什么中央文件上只有陈励耘的交代，而没有其他三人的交代呢？ 原来，王维国在十几年的审查过程和法庭审判中，从没有承认"那是个会"，"只不过是几个人坐下来，扯扯"，"如果扯扯就算是会，文革中太多了"。"就是大家坐下来，解决一下团结问题"。 江腾蛟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下午３点的庭审中说："开始，陈励耘吃完饭后，林立果讲了几句话，他说你们先谈谈情况吧，要他两个和我先谈情况，他说他有点事情出去一下，办完了再来。"江腾蛟好像十分吃力地回忆道。江腾蛟不知是有意把内容简单化，还是确实忘记了。（见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页４５３） 江腾蛟说到１９７１年到上海的问题时，据理力争说到上海确实是为了治病，不是去搞阴谋的。"三国四方会议"之前，林立果先找他谈，并说到上海找陈励耘、王维国谈谈，没想到搞阴谋等等。（见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页３８３） 周建平说，谈的都是解决团结问题的事。 也就是说，除了陈励耘以外，江、王、周都没有说"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陈励耘的"交代"，只是一个孤证。 陈励耘在专案期间，确实讲了一些"查无实据"的话。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５日的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陈励耘的一段录音："林说，庐山会议都是几个老总，指黄、吴、李、邱搞坏的，丘八斗不过秀才，现在军队的日子难过啊。接着，他阴险地说，没有暴露的不能再暴露了。林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海有王政委，杭州有陈政委，我们很放心。最后，他对江说，王政委他是上海的指挥官，陈政委是杭州的指挥官，周付司令是南京的指挥官，还有你们的老政委，他负总责。" 对于陈励耘的这些交代，图们等专案人员，当时也"将信将疑"。其中有一部分，陈很快就"翻供"了。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P224中，对此有一段描述："陈励耘在'９１３'之后，不知是为了表示自己同林彪一伙划清界限而争取立功，还是有意把案情弄复杂，或是其它原因，他交代过一段情况：'自上海黑会后，我为给林彪政变做准备，积极建立机场武装营、扩建警卫部队，改装了伊尔-１０飞机等。'三月间，他向工作人员写材料说明这段是自己编造的内容。那些事都是根据上级战备命令，在上海黑会之前都搞了，与上海黑会无关系。" 根据上述事实，人们完全可以认为，陈励耘在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问题上，作了伪证！ 事实也正是如此。陈励耘出狱后，笔者曾有幸走访过他，问及了会议内容。他说："那就是个解决几个人团结的谈话"。笔者问他，文件中有一句"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我在里面关了那么久，没完没了。不这么说，那还有个头？！"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陈励耘出狱后，记者许寅，采访过陈励耘（见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载本刊ｚｋ０２１２ｄ--编者），谈及了"会议内容"。归纳起来三条。（１）陈励耘谈了在杭州为林彪盖了一套房子的事。（２）空五军反空降战备工作的成绩（３）由九届二中全会，谈到反对和防范江青、张春桥抢班夺权的事。陈说，不过是扯扯，"根本没有人说开会的事"。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陈励耘真的讨论了"政变"问题，军检院给他的"免予起诉书"里，在犯罪事实方面，就不会对此，只字不提。军检院也不会对他作出"罪行较轻"，"免予起诉"的决定。 事情已经很清楚，中央文件那句"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话，是陈励耘在不能"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环境下，逼、供、信的产物。因此，得不到与会其他当事人的证词的支持。出狱之后，陈本人对此也翻了供。 被逼无奈，不得不作伪证，就是陈励耘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此，我们想告诉所有在专案学习班被逼作过伪证的人们：在涉案人员不能"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环境下，进行搜集证据的活动，都是非法的活动！这样搜集的所有证据，都是无效的证据！人们完全有理由推翻过去的"供诉"，还事实的真实面目！ 纵观林案，在好几个关键问题上，都是采用了"孤证"和"口供"，作为证据。比如"５７１工程纪要"，只有李伟信"半个孤证"；林彪叛国投敌，靠的就是李文普的一句"孤证"。"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是靠了陈励耘一个人的"口供"，一个"孤证"。这样办案，是违反"轻口供，重证据"的取证原则的。结果，人家一翻供，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林彪事件中，几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小人物" 众所周知，在林彪事件中，受打击最大的，是毛泽东本人。林彪事件，不仅宣告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而且彻底摧毁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神"的崇高地位。为了挽回"大厦将倾"的厄运，"四人帮"，在当时的"中央文件"中，凭空捏造了"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又在文件中，拼命鼓吹毛泽东在９。１３前，如何"神机妙算"地躲开了林立果的"追杀"，顺利"瓦解"了林彪的"武装政变"。 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军事上的"神机妙算"，都来自于"知己知彼"，来自于准确的情报。舍此，毛泽东要成功地躲开"追杀"，是不可能的。 于是，人们要问，毛泽东的"准确情报"，来自何方？！毛在林彪、林立果身边，有没有"卧底"？从"文件"中，关于当时毛泽东与林立果之间"环环相扣"的，几乎是"捉迷藏"似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情节看，没有"卧底"，是很难想象的！事实上，在"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毛泽东要在林彪、林立果身边，"物色"几个"卧底"，是轻而易举的！ 那么，谁是毛泽东的"卧底"呢？我们的视线，很自然地就落在了那几个在林彪事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小人物"身上。他们就是：（１）上了直升飞机，却在关键时刻，"死里逃生"的李伟信，（２）赶到了山海关飞机场，却"鬼使神差"地没有和刘沛丰一起上２５６飞机的程洪珍，（３）从林彪逃往机场的座驾上，"突然"跳下车，并自伤一枪，从而"捡回一命"的李文普。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他们都是林彪和林立果身边"重要"的"小人物"。请注意："卧底"的最佳人选，就是这种"小人物"。因为只有"重要"，搜集的情报，才有价值。只有"小人物"，才具备"卧底"人物的隐蔽性。 李伟信，从职务上说，不过只是空四军的一位由普通干事，刚刚提拔上来不久的文化处副处长。开始时，主要负责为林立果收集"毛泽东像章"。但是后来，他负责着照顾林立果的日常生活。与林立果几乎是"形影不离"。程洪珍是空军党办，也是由秘书，刚刚提上来的副主任，职务也不高。但却负责着林立果的文件收发工作，相当于林立果的"机要秘书"。李文普是林彪的贴身保卫参谋，一年３６５天，不离林彪左右。这三个人，实在都是是"卧底"的"最佳人选"！ 其次，这三个人，确实在林彪疑案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李伟信是那个至今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的"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半个人证"。据他说，"林立果搞了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草案。于是，法庭就认定确有其事！关于李伟信，还有一件特别"蹊跷"的事。就是在林立果烧毁了"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内的全部文件后，李伟信和他的弟弟，竟然"鬼使神差"地来到"秘密据点"，并在里面逗留了一个来小时。必须指出的是，李伟信是在林立果烧毁文件后，唯一去过那个"秘密据点"的人，他意欲何为？！联想起事发几天后，那位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在该据点中，轻而易举地从桌子上，拿到那本历经"火光之灾"，仍保存完好的记录有"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笔记本的事，不由使人"匪夷所思"。人们把它和李伟信的"偶然光顾""秘密据点"的事情，联系起来考虑，是不足为奇的！程洪珍有一本笔记本，据"文件"披露，也是在"秘密据点"里缴获的。该笔记本，记录了闻名遐迩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也成了"重要旁证"。程洪珍没有参加"三国四方"会议。法庭置四位"直接当事人"的证言于不顾，却采信他的笔记内容。可见，他在法官心中的地位。李文普是"林彪出逃目的地是苏联"的唯一"孤证"。正是他，提供了"林彪问：到伊尔库斯科，需多少时间"的重要情节。法庭"违反常理"地采信了他提供的"孤证"。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看到，林彪疑案的关键情节："５７１工程纪要"，"三国四方"会议和"林彪出逃目的地是苏联"，竟然都是由这三位"小人物"提供的"孤证"，来支撑的。法庭为什么对这三位"小人物"的话，如此"坚信不疑"呢？为什么对那么多与他们的"孤证"意见相悖的"反证"，置若罔闻呢？！人们不能不对这三位"小人物"，在林彪事件中的"地位"，在官方思维判断中的"位置"，提出质疑！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这三位"小人物"，都是在最危险的时刻，"传奇般地"摆脱了险境，"安然无恙地"逃生了！你看，李文普跳下林彪座驾时的惊险情节，再看李伟信和周宇驰、于新野，举枪自杀时的"千钧一发"，再看程洪珍巧妙地摆脱了"刘沛丰已上飞机，自己怎么办？"的困境，这简直就像００７中的詹姆斯邦德，戏剧般的"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已"。常识告诉我们，在最关键的时刻，巧妙地脱离险境，是每一位"卧底"者，必备的"最高职业境界"！实在令人叹服！ 有了这三位"小人物"的情报，毛泽东能不"料事如神"吗？！ 事实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这三位"小人物"，不简单！ ◇从陈伯达的申诉档案，解读"文革"中的林彪 毋庸讳言，林彪是老干部中的重要一位，和全国的老干部，无论是在感情上，思想上，还是在共同的战斗历程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文革之初，在全国绝大多数老干部，对"文革"，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顶牛"顶的很厉害，实际上是，"打心眼里反对"的情况下，林彪却代表军队，大力支持"文革"，支持"造反派"。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人。林彪当时的所作所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在１９７０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突然来了个１８０度大转弯，带头向"四人帮"发难，"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如果说"二月逆流"，还只是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向江青、张春桥一伙，打响的第一枪，那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是林彪亲自率领几乎全部与会的老帅、老干部、老将军，向"四人帮"发起的一场气壮山河的围剿战。之后，林彪顶住毛泽东的"大力弹压"，"死不投降"，又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武装兵谏"的历史剧。 事情怎么会这样发展？其内在逻辑，又是如何演义的？当时，有人说，林彪是"手上挥语录，背后下毒手"。当然，用那种落井下石的阴暗心理，是无法实事求是地解读林彪的真实心路历程的。不过有一点，该话说得倒也不错，林彪挥动"语录"时，就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感觉。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见证人，陈伯达的题为《我向党和特别法庭的交代》的申诉档案，使我们茅斯顿开，如梦初醒。 陈伯达写道："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前夕，林彪问我：是不是看到一股政治急风暴雨的到临？主席要从北京市委突破。这场斗争可能要二、三年。主席立下了决战状。我问：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议？林彪说：这是皇旨密令。" 陈伯达还说："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林彪家，总理也在。林彪问总理：'这场政治风暴要烧到哪一级？'总理说：'局势还不明朗。彭、罗、陆、杨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林彪讲了他对主席的理解，说：'一场斗争是对准刘、邓，还要烧一下总理。'" 这就是说，１９６５年，毛泽东已经以"皇旨密令"的方式，向林彪下达了对刘少奇、彭真等人的"绝杀密诏"。 可以想见，在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觉悟的条件下，任何人，不管你是彭真、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叶剑英、贺龙、陈毅，聂荣臻，许世友，谁拿到毛泽东这样的"密诏"，都会坚决地"打倒"毛泽东要你打倒的"任何敌人"，都会"很好地"理解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都会拼命地鼓吹"文革"，都会坚决地支持"造反派"。因此，以这条线索，去解读文革初期的林彪，就很好理解了。 手持"密诏"的林彪，肯定得到了毛的庇护，军队是不能"乱"的。因此，军队干部在文革初期，显得特别"风光"。出于"自保"，军队也难免要抛出一些"虾兵蟹将"。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但是，后来的情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林彪亲自签发了军委８条，主张军队在文革中"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但是，毛泽东却针锋相对地指出"不介入，是假的"，"解放军要坚定地支持'左派'群众。"于是，军队开始动乱了。 陈伯达还说："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著，有时用铅笔记著。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作为一位老干部的"保守"的思维方式。尽管文革初期，林彪曾在毛泽东那里，亲受"密诏"，但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他与毛泽东的决裂。 至于后来，毛泽东如何在九届二中全会前，设下"陷阱"，对林彪"欲擒故纵"；如何逼林彪作检讨；如何"穷追不舍"，即使林彪欲"负荆请罪"，也"拒之门外"，不予理会的情节，很多人，都详细论述过了。在此，恕不累述。 有了陈伯达上述的重要铺垫，林彪在文革中，原来看似不连续的心路历程，就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连续的过程了。 一言以蔽之，都是毛泽东使的坏！ ◇解决林彪事件的政治时机 重大政治问题的解决，有个时机问题。这是人们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得出的政治经验。在研究林彪疑案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不少直接当事人，至今还心有余悸。他们说："冤情很大，时机未到"。 现今中国，有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其中，包括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对"文革"的历史结案问题；对林彪、高岗疑案的清理问题；对赵紫阳、"***"事件的平反问题；对"***功"群体事件的平反问题……。等等，等等。 时至今日，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和林彪、高岗疑案的清理问题，与后面几个问题相比，情况是不一样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后者，官方是绝对"封杀"的，而对前两个问题，半官方的电视媒体，甚至"解放日报"，都可以讨论，可以质疑。因为，它们已从政治范畴，走向历史范畴。但不可避免的是，随着讨论的深入，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被披露，许多重要的疑点，被澄清，许多历史的真相，得以重见天日。世人对毛泽东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对林彪事件的真相，有了"茅塞顿开"的了解。芸芸众生就会从"个人崇拜"的泥潭中挣脱出来，就会从"中央文件"的迷雾中，解放出来。这样，为日后解决这些问题，客观上，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水到则渠成矣。 事实上，这些问题既是当权者的"政治包袱"，又是他们的"政治财富"。如果他们具备政治大智慧，历史新思维，治国大手笔，安邦大魄力，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迎来清平政治，朗朗乾坤的大好局面。否则，这些"历史包袱"和新的"政治欠帐"，就会越背越多，越背越重，直到不堪重负的一天，大厦轰然倒塌。那时，这些历史政治问题，都会伴随着新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共和"革命，在"凤凰涅磐"中，重生。 这是对当权者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被推上权力舞台的他们，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 ◇林彪事件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的关系 在现今中国的政治历史遗留问题中，影响面最广，涉及人员最多，震撼力最强，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三个，按时间顺序：（１）林彪事件。（２）***、"***"事件。（３）"***功"群体事件。 这些问题之所以重大，之所以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原因就在于，对这些问题真相的披露和重新认识，直接关系毛泽东、邓小平、***，三人的政治历史责任！ 在此，我们仅就林彪事件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的关系问题，提一些看法。 一个人活在世上，几十年，总是有对，也有错！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也有对，也有错。我们要崇拜，只能崇拜他的对的地方，伟大的地方，总不能让人民去崇拜他的错误和罪行吧！否则，就不是"崇拜"，而是"迷信"了。就象法西斯党徒，对希特勒的迷信一样！不仅行动上要"保持一致"，而且思想上也"保持一致"！ 由于毛泽东担任过中共党的主席，领导中国走过一段很长的历史过程，与一般人不同，他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不可避免地也有过错，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令人发指的罪行！ 正如陆定一同志所评价的："毛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 这就像我们读书考试一样。数学考了１００分，语文考了５０分。那就是数学优秀，语文不及格！不能搞什么"平均７５分，全及格"。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也不能搞什么"三七开"。功劳就是功劳，过错就是过错，罪行就是罪行！分得清清楚楚，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我们这些有过文革阅历的人们，对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文革"，给全国人民、给我们的民族、给我们的国家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是感同身受的！是深恶痛绝的！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如果说文革中，人们对毛的历史功绩已经"大树特树"够了，那么，毛在建国后以及文革中的罪行，还远远没有彻底清算！如果说毛泽东的历史罪行是"罄竹难书"，也绝不为过！！！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领导人，在"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开了一个头。 １９８６年７月，在北戴河会议上，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作了如下阐述："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这当然毛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 解读邓小平的这段话，有三条：第一，对毛的历史评价，没有完！但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局限，受党内一些同志思想认识的局限，只好"暂不追究"。第二，对当时不能给毛泽东作出彻底的历史评价的错误，邓小平勇敢地承担了历史责任！（令人钦佩！）并把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的保留意见，记录在案。为今后重提对毛的历史评价问题，留下伏笔。第三，确定１５～２０年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时机成熟了！ 邓小平对毛的历史评价问题，采取表明态度，勇担责任，留下伏笔，确定时限的做法，体现了马列主义革命大家的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是大智慧，大手笔，一派政治大家的风范！ 现在，１９年过去了。邓小平对毛的历史评价所规定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作为邓小平"钦定"的"隔代接班人"的胡锦涛，能不能"执行"，"接班"？人们正拭目以待！ 毛泽东欠下的历史罪、帐，一定要进一步地清算。时间拖得越久，清算就越彻底！ 林彪事件的真相，必将伴随着历史对毛泽东罪行的彻底清算，大白于天下；必将伴随着中国"民主、共和"的革命浪潮，涅磐重生！ 当然，不管怎么清算，也只是清算毛的罪行，而不是清算他的功劳，他的智慧！对他的功劳，对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文学天才，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如果清算他的功劳，清算他思想的真理部分，哪怕是过头一步，也会变成"谬误"。对一个人的评价，是个很严肃、很科学、很复杂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轻率！也需要大智慧，大手笔！ 毛泽东生前也说："任后人去评说吧"！倒还有点"大家风范"，也许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吧！ 林彪、毛泽东庐山政争真相 08/29/2006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讲，文革后期，林彪代表军队势力，不愿意恢复稳定的政府，而毛则努力压制军队势力，恢复稳定的政府。我认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恰恰讲反了。 不错，林彪是代表军队势力，因为他只在军队有势力，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却是希望恢复正规政府体制的，他提议重新设立国家主席，正是这种观点的反映。而设立国家主席，至少是一种形式上的恢复正规政府体制，下一步就是恢复各级政府。由党主席代行国家元首，这在逻辑上也是不可能长期通行的，迟早要恢复国家主席。 但毛却不喜欢这种看法，他喜欢的是长期非正规模式，并希望把这种模式传之接班人。对独裁偏好到一定程度的人，总希望其接班人继续保持同样的偏好程度。朱元璋就明确禁止子孙后代恢复宰相制度。但宰相制迟早也要恢复。 林彪选择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作为切入点，应该是有其考虑的。非正规模式只是毛、张春桥等少数人的强烈偏好，设立国家主席一定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另外，我林彪拥戴你老毛当国家主席，让你重新担任正规化的元首，这难道不是为你好吗？你怎好指责我？ 因此，二次庐山会议是明确的政见之争，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权力之争的幌子，也不是林借此问题攻击张春桥，有这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会议证明了，大多数人是赞同林的观点的。比如汪东兴这样的毛的铁杆FANS，无论毛怎样教育，他都不可能想通，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究竟有什么不好。只有张春桥一个人，真正理解了毛的独裁心曲，这不能不说张真是一个深通帝王心术的聪明人。 在这里要提一下的是，林派的叶群等人，尽管蹦蹦跳跳，但未必理解林彪的真意。 值得一提的是，林彪客观上是在帮周恩来做事。只有恢复国家主席，再逐步正规化起来，周才能恢复“相”的尊严。周恩来代表曾经的政府体系，却无胆提出恢复正规政府，但我想，他在心里应该是感谢林的。 这就可以看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错误。如果林彪希望长期非正规，他不会提出恢复国家主席。 这真是一场高层次的智力之争。毛泽东的苦处，在于他不能将心曲昭告天下，这就无法解套。但毛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来横的，不跟你玩智力游戏。毛于是指责林彪如下两条： 1、我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你林彪还让我当，这就是借题反对我。 2、你林彪其实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 老实说，第一条是真，但林彪的反对显得有理且“忠心”。而毛解套的手法，就是：凡是“反对”就是没理，就不是忠心。就好比一个人说：“领导，我对您有强烈意见。您工作太多了，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大家会说，这个人哪是反对领导，他太忠心了。领导能说“我说过不休息，你还劝我休息，就是反对我”吗？在汪东兴等人看来，林彪的话就是这样，但毛要求他们作如是解，他们也没办法。 第二条就是明显的栽赃了。以林彪的身体当国家主席，其谁能信？ 但汪东兴等人不可能想得通林彪的提议有什么不好。毛泽东又说他们糊涂，我想他们就更糊涂了。当时真是一时糊涂了一大片啊。为了不糊涂，他们只好往毛指定的两个方向去想。 这就是我不同意梁由之先生的看法的地方。梁先生对毛的栽赃之词未加辨析，又认为二次庐山会议毛是保护接班人张春桥。这其实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政见，反映到国家主席之争上来，国家主席问题不是幌子。毛看到了绝大多数人对正规化的要求，他悲哀地看到，大部分人并未理解文革的真意，因此也不是真正支持他的政见，文革未可成功。 毕竟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啊。像汪东兴等人，怎么可能质疑设立国家主席的提议呢？他们怎么可能想到，设立国家主席是和文革的根本目标相违背的呢？因此，他们还和张春桥大干起来。毛保护的不是接班人，而是他的根本政见。他只要在这一点上作出让步，后面就将完全守不住。 我们假设有一人，向朱元璋建议复设宰相，不管他怎样强调自己是为朱家天下考虑，不管有多少人支持他，朱元璋有可能不把他的言论视为对自己根本政见的挑战吗？支持这种论点的人越多，朱元璋就会越恼火。 和毛命运相同的是，宰相制度最终以内阁学士的形式还魂了，不管朱元璋怎样付出努力，怎样向子孙后世告诫 .林彪是个能忍的人，而且“不打无把握之仗”一向是他的信条。但是，当他在天安门城楼当着毛泽东的面拂袖而去的时候，他有把握赢得了毛吗？他没有把握。 但他却表现出了明显敌对的态度，这正是无把握之仗，有违林彪的信条。 梁由之先生认为林彪不能忍受尊严受挫，我想这不全对。二次庐山会议和拂袖而去其实是一回事。应该说，庐山之争，林彪还是想以巧妙的办法套住老毛的，但他低估了毛保卫自己政见的意愿。在庐山既然已经真刀实枪地碰过政见，两派群众固然还在糊涂，两派领袖却心明如镜，林彪再掩饰不过是配合毛泽东作戏，何必让人猫玩老鼠，刺他一下有何不可？这时候谁还管什么信条？ 另外，林彪并未血性尽失。为了政见，他还是会作一怒之行。倒是周恩来，份内事无血性去做。 林彪在71年5月1日晚会上为什么居然冒天下之大不讳，拂袖而去，给伟大领袖一个难堪呢？ 林从来不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司令部以毛江为核心，并由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构成。 林、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两翼，分别从军、政两方面为司令部保驾护航。与文革前的刘接班人之备胎身份相比，文革期间的林接班人不过一个傀儡，所谓‘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被排斥在决策层之外。 比如，杨余付事件即是一例。九大以后，林傀儡逐渐找到了感觉，‘真把这儿当家了’，开始不安于室。这自然令毛不爽。 林之被抛弃，已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庐山会议仅仅是催化、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称天才、设国家主席、一号命令云云虽称政争，欲加之罪的痕迹却也十分明显。不由林副统帅不怒火中烧从而拂袖而去。 林彪事件始末 温相 1．国家主席之争缘起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一定会遭来一些网上的指责，所以，我在文章开始之前做一个必要 的说明，我这里所要阐述的意思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个人原因和政治背景，这和林彪应该 不应该做国家主席，和国家主席从宪法和国体的角度上应该不应该设立，林彪做了国家主席 就是意味着篡党夺权以及林彪利用做国家主席这一件事向毛泽东发难进而要谋害毛泽东等 论调不是同等涵义上的事情。这点请阅读时给予注意。 林彪一贯把毛泽东的心思钻研的很透彻，而且，林彪是毛泽东画圈他画圈，为什么毛泽 东一再表态不作国家主席，林彪反而一再的逆毛泽东本意而为？这种公开和毛泽东顶牛的事 情在林彪自从五九年紧跟毛泽东之后是相当罕见的现象。 一九七零年三月八日，毛泽东作出修改国家体制的决定，不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并且 和中央打了招呼。 然而在四月十一日，林彪仍然主张设立国家主席，为此他做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我 以为还是要设立国家主席，否则，不符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国家主席我看还是主席来 做，副主席可以设，也可以不设，我个人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请主席考虑。林彪的 这个建议原文既见载于中央有关文献，也曾经被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传》以及《关 键会议亲历实录》等很多书籍引用，应该没有太大的出入。这里面的重点既不是第一条，也 不是第二条，而是第三条，那就是林彪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 这么说的论据在哪里？我们下面还要详细说，我们先把林彪和毛泽东的“太极拳”过程 回顾一下，林彪表态之后，毛泽东很快作出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毛泽东 1970.4.12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批示记录）后来，毛泽东自己说过：“我对这件事前 后讲过六次，就算是一句顶一万句，也就是六万句，还是有人不听。”林彪早在文革初期就 大力鼓吹说：“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说即使林彪不理解毛 泽东不设立国家主席的意图，也应该执行才是，然而，林彪非但不执行，反而一再反其意而 行，到底为了什么呢？ 就在毛泽东作出批示之后，林彪在五月中旬已经和吴法宪、李作鹏谈到了设立国家主席 的问题，林彪指出：“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坚持要李作鹏、吴法宪在会议上提 出搞国家主席的一章。七月，叶群和吴法宪谈话交底：“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李 作鹏在林彪谈话之后，公开提出林彪担任国家主席“较合适，因为他既是副统帅，也是接班 人”，（可以参见《中国共产党“一大”到“十五大”珍典记实》，乌杰主编，国家行政学院 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第1497、1498页）不仅如此，邱会作也在内部讲话中提到 要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有的单位甚至给中央写信请林彪出任国家主席。黄永胜本人也看出林 彪想当国家主席的意图。（参见《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实录》李剑主编，第 751页，1998.3月第一版） 如果按照网上那些给林彪翻案者的观点，林彪一直是诚惶诚恐的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论调请林彪来当国家主席，林彪至少应该不再提及设立国家主席的事情借 以避开嫌疑。然而，林彪没有这么做，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一事上很多举动都是貌似反常的， 然而究其内里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造成的既定认识。 叶群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林彪不就是副主席、副总理、国防部长吗？这么多年也就 是这么多的工作。”（参见《关键会议亲历实录》751页）这个表白很能说明问题。所谓疏 不间亲，比较了解林彪的心思的叶群是一个。 2.国家主席的政治涵义 林彪在九大之后虽然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副统帅，可是，他的职务中却有不大对称 的地方，比如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军委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以林彪第二 号人物的位置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在政府排名中还要减周恩来一等，显然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等到了四届人大召开时，这个关系就要理顺了，也就是说四届人大召开之后，林彪的国务院 副总理就会消失了，因为林彪不会去做总理，副统帅做副总理那就更加不可能，本来只有四 个职务的林彪变成了三个职务，那么，副总理不做了，国防部长是不是接着兼任，目前看， 还没有一定的结论，因为没有开四届人大，林彪就已经死亡，所以，无法论证他是不是还能 继续兼任国防部长。就算是兼任国防部长，那么在政府系列中，林彪作为接班人，他本人没 有占有一席之地。 谁都知道，这个四届人大是个难产儿，邓小平复出之后，四人帮还借着这个四届人大的 题目去长沙告状，告状的目的还是争夺席位，可见，政府内部安插亲信是江青等人的既定方 针，这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文革中崛起的另一个政治集团－－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青、张 春桥、姚文元除了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外，没有任何实际的职务，政府中必须要争，争的前提 是对立和矛盾，假如林彪真像翻案者说的那样无辜和委屈的话，林彪集团应该知道毛泽东对 江青集团的态度，而且，林彪集团成员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权力，军队主要位置司政后三大块 都被林彪系统的人物把持，文革中军队的势力如日中天，军队的权力远要比政府权力吸引人， 按说林彪集团完全可以不计较，然而，仍旧出现了争夺。这就说明林彪是不甘心他的系统在 政府中的从属地位或者旁听的角色的。 而在政府中，国家主席虽说是一个象征性的位置，然而却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远在北 洋军阀时期，黎元洪就做过有名无实的大总统，事权操在段祺瑞等人手中，然而，黎还是动 用了一次大总统的权力罢免了段祺瑞并且由此引发剧烈的斗争，由此可见，即使元首处于傀 儡的状态，也是有着他的一定的权威的，这是权力的基本原理。 国家主席是荣誉地位不假，然而，毛泽东本人并不一定是这么看的，比如我们都知道当 毛泽东自己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中央召开会议准备酝酿国家主席人选时，毛泽东本 人一言不发，此前，毛泽东多次表示过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党内当时毛泽东不作国家主席， 那么只有刘少奇够资格出任，毛泽东提一句刘少奇本来是顺水人情的事情，也是理所当然的 事情，可是，毛泽东没有提，现在党史资料显示是邓小平在会议上提出：“都不提，我提”， 提议刘少奇，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德最早提议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不论这两种哪一种说法 都没有说毛泽东提议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不想再增加刘少奇的 权力，否则你怎么解释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大力支持高岗、饶漱石发动的那一次有规模的针 对刘少奇的斗争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就有计划的削弱刘少奇的势力。所以，国家主 席虽然是一个荣誉职务，但是不等于完全没有权力，刘少奇做了国家主席之后兼任国防委员 会主席，当时湖南有句口号是欢迎两个主席。毛泽东是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刘少奇是国家 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权力不对等，但是，主席数量对等。刘少奇一旦做了国家主席之后 对于政府的工作做起指示来更加名正言顺。这点你从后来江泽民也兼任国家主席就可以看出 来。国家主席在名义上就是高于总理一个规格，如果是董必武这类党内元老做了国家主席（毛 泽东后来说过，我是不作的，要做就让董老做吧）显然没有什么威胁，然而刘少奇已经是约 定俗成的接班人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他兼任国家主席的力度显然是董必武一 流所不能企及的，这也就是毛泽东之所以不提刘少奇的名的真实目的所在。 那么，林彪呢？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虽说是“历史形成的”（邓小平语）但是，还没有 像林彪那样合法到写进党章中去，直接以党规固定下来。林彪集团主要成员中大多数在八大 上名不见经传，连中央委员会成员都不是，然而，迅速得到很大的提升，一举进入中央政治 局不说，黄永胜还把持了军委办事组，等于说以前黄克诚、罗瑞卿、叶剑英的位置，林彪集 团的势力之大足以让毛泽东感到感到一种潜在的威胁，毛泽东自己说过：“我们不能打倒皇 帝做皇帝”，（皇帝一词代指的刘少奇等人，毛泽东经常说刘是秦始皇。）也就是说，毛泽东 不允许像刘少奇那样的人再度出现，所以，林彪担任国家主席注定是不成立的。 但是，林彪为什么还要当国家主席？怎么如此的顽固呢？ 3.1954年版本的国家主席的诱惑 王年一、何蜀著的《设国家主席问题辨析》一文中多次强调国家主席是一个荣誉地位或 者荣誉职务，其他试图给林彪翻案的也多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且，这一论述似乎也被一些人 接受，那么，当时在庐山召开的要求一再设立的国家主席到底是不是像王、何诸人所说的那 么简单，那么荣誉呢？它所依据的国家宪法的法理又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好了。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后包括四届人大召开之前成立的宪法小组目的都是一个就是根据 毛泽东的提议对一九五四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其中重点是 不再设立国家主席。而林彪则一再要求设立国家主席，那么，这个一九五四年版本的国家主 席究竟有什么“魅力”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九五四年的宪法中赋予的国家主席的权力吧： 根据一九五四年宪法的第二章第二节若干条规定如下： 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 会议主席。 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 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 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 主席的部分职权。 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因为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的时候，由副主席代行 主席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上面的这几条基本阐述出了国家主席的威权，第一，他是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 防委员会主席。即使是名义上的。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 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而这个最高会议的组成人员包括国务院总理和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可见，国家主席对国家行政的干预和指导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高国务会议 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第三，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 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而且，在国家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的情况之下，副主席可以代行主席的职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一旦成为国家主席或者国家副主席的话，他对政府的指导和插 手是一定的，况且林彪自己表态过他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这也就是他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仅仅是想取得刘少奇原本的地位而遭到毛泽东的极大忌讳之所在。 之所以当时的国家主席有这样大的权力，主要是因为毛泽东身任国家主席，而一九五 四年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又是刘少奇，在高饶事件刚刚结束的一九五四年，刘少奇感戴毛泽 东的又一次解围，对于毛泽东的权力再次大力维护。此其一，其二是毛泽东那个时候确实有 过退居二线的想法，他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的讲话中重点提到：“我说我们这些人就是 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这些人包括总司令、我一个，少奇算半个，不包括恩来、陈云同志、 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不能登台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 （引自《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设立党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 央总书记的讲话》）但是，毛泽东稍后改变了这个看法，不仅没有履行不登台的许诺，而且， 亲自挂帅搞经济，一九五八年让出国家主席时，毛泽东异乎寻常的表示对下任人选的沉默则 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如果不是当时政治环境比较复杂，需要面对的问题很多，那么，毛泽东 取消部分国家主席的权限是可能的。其三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刘少奇包括他信用提拔的邓小 平后来居然和他越走越远，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多次提到自己的错误是“分了一二线”（陶 铸作出注解：以致于大权旁落）。假如毛泽东预料到刘少奇接任之后的所作所为，国家主席 的威权在一九五四年也就不会赋予那么之多了。 到得九大之后，刘少奇已经身死名臭，自然不是对手了，毛泽东不希望有人成为刘少 奇第二，首先就是限制国家主席的权力，把林彪作为党务军队的二把手通向行政掌权的公路 给堵死，于是，连限制国家主席的权力也不提，直接釜底抽薪的斩断国家主席这一制度。 我们来看看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通过的按着毛泽东基本思想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吧： 第一章第十五条规定：第十五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 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不仅没有了国家主席，而且，直接点出中共中央主席是全国武装力量的唯一统帅。 我们现行的宪法其实在这一点上基本还是按照七五年的这个思路规定的，五四年规定 的国家主席的权限即使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之后的宪法修订后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我 们今天经常说国家主席是荣誉地位，这就是让现在告诉历史的倒退推论所致。 4.林彪炮打张春桥真相 关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事情，有两个重要的旁证可以说明，除了叶群、李作鹏、吴法 宪、黄永胜等人的行动之外，毛泽东自己曾经在一九七零年五月十九日和林彪做过一次清楚 的谈话：“国家主席还是不设为好，一个人担任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会被压垮，两个主席会打 架，这方面我有体会，你还是当好党的副主席，抓好军队。”（冯治军《林彪与毛泽东》，皇 福国际有限公司出版，1996年香港版，第542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说出了两 层意思，第一个他是决计不作国家主席的，第二个，你林彪也不要做，因为有刘少奇的例子 在。林彪就算是再傻的人也不会听不出毛泽东的话外之音，更何况他亲身参与打击刘少奇， 毛泽东拿出“这方面我有体会”的话来说，林彪应该知道内中的份量。然而，在毛泽东等于 交底谈话之后的当月下旬，林彪还是告诉李作鹏要在宪法起草小组会上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 事情，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第三次庐山会议期间，康生说过：“根据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就不要国家主席了，最后怎么定， 主席定。我们这些负责起草的同志都是希望这样，但是，大前提是不能违背主席的最高指示， 设不设主席说了算。 （康生1970.8.22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话记录）康生是林彪 以下最能读懂毛泽东的人，甚至也不让林彪一席，此人早在延安时期就紧跟毛泽东，可谓是 老谋深算，他的讲话中这一段非常引人关注：“如果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就不要国 家主席了。”他提议林彪做国家副主席，林彪自己表态过不作国家副主席的，康生的这个讲 话渗透着康生的深刻的人生哲学，那就是狡猾和骑墙，康生说如果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 那就不设国家主席，这等于认同毛泽东的原话，然而，这里面有个前提那就是毛主席不当以 后，林副主席也不当，前面，他说是提议毛主席做主席，林彪做副主席，然而，后面的这句 话其实是个喻意表面看似含糊的囫囵话其实是指出了国家主席的最后花落谁家的问题，毛泽 东不作，那么只有林彪做。 毛泽东在8.23日还对林彪说过：“我劝你也不要去做，谁坚持设的，就让谁去当。”谁 坚持设立国家主席？汪东兴、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等一干人，他们谁能当国家 主席？这显然是毛泽东的一根棍子，打在这些人身上，疼在林彪心上。吴法宪等人卖力的主 张设立国家主席为了谁？还不是林彪？然而，毛泽东一语中的的说：“我劝你也不要当”表 层意思是爱护林彪，实质上已经指出林彪的幕后指使。对于这一点，我们做一个必要的说明。 根据叶永烈所著的《陈伯达传》中记载毛泽东和林彪在庐山会议正式会议开始之前，曾 经有过一个谈话，据说叶群在守在外边，防止十一楼（江青）闯进去。这个谈话内容是什么？ 显然也只有毛泽东和林彪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作为侧面的证明就是毛泽东要林彪放弃提议 国家主席的主张。林彪当时答应了没有？从后来的会上的讲话就可以看出来，林彪至少是表 面答应内心仍旧不同意。毛泽东在开会前一再强调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而不要 开成一个分裂的会，虽说是老调长弹，可是用意也是明显的。林彪要求发言之后，说到“这 次把毛主席伟大领袖、最高统帅、国家元首的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很好”时，与 会者有人发现毛泽东一开始还是还是有点笑容的，等到林彪提及天才论和这段讲话时，毛泽 东显然不再高兴了。（《关键会议亲历实录》752页） 而当吴法宪公开放炮攻击张春桥之后，林彪听后秘书汇报谈及六号简报时表态说：“听 了那么多的汇报，数这份有份量，讲出了问题实质。”（《关键会议亲历实录》753页）8.13 日，在吴法宪和张春桥大吵之后，林彪说：“抓住了眼睛（张春桥）的辫子，说的好，干的 好，有功。”（《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评述》1998年七月第一版，郭德宏主编，第190页） 张春桥是何许人也？林彪不会不知道，张不仅是江青的亲信，也是毛泽东一直属意的重 要人物，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那么理解毛泽东意图的林彪为什么选择张春桥作为突破口 呢？首先张是毫无尺寸之功单纯靠着摇唇鼓舌上来的，虽说笔下很来的，可是在功勋卓著的 中央要员眼中，张的这些本事实在是算不了什么的，最多就是秀才而已。张春桥在文革之初 屡次出手，很是得罪了一批人，这些人碍于毛泽东和江青不敢向张发难，而林彪是法定的接 班人，他带头炮轰张春桥自然有人乐于响应，第三，模糊了一件事，把所谓的天才一说割裂 的摆出，给人的感觉是张春桥不准提毛主席为天才。目的则在批臭张春桥，而并非一定是把 矛头直接对准毛泽东，以往党史多数说林彪打击张春桥在于向毛泽东挑战，向党中央发难， 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对准张春桥？毛泽东曾经和林彪提及林彪接班之后有没有考虑自己的接班人，并 且点出“小张怎么样啊？”的话，1971年十月十三日，林彪集团成员李伟信交待说：“林 彪一伙判断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一定要搞倒张春桥。”（《关键会议亲历实 录》751页）简而言之，林彪和张春桥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什么路线斗争，他们同时是文化 大革命的受益者，林彪即使上台也要高举这面旗帜，有人把林彪美化成要改变文革方向简直 是令人忍俊不禁。他们之间的斗争说白了就是争宠。林彪接班人的位置还没有坐稳，毛泽东 就让他考虑他的接班人，这显然是要分权，林彪虽则怨恨毛泽东，可是，毕竟不敢直接迁怒 于毛泽东，所以，就选择了暗中的竞争对手张春桥，林彪集团和张的矛盾也是由来已久的， 据说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就是毛家湾一手策划的，虽说这种说法没有特别多的资料，但是， 吴法宪亲自出面去平息由此可见一斑。打击张春桥还能获得军队的一些干部的支持，甚至像 陈毅都出来说话。 根据陈毅的秘书回忆，陈毅当时和他讲过：“我没有看过文件，我说如果毛主席不同意 设立国家主席，我赞成毛主席的提议。”接着陈毅就天才论引发的争议谈了自己历史上和毛 泽东的分分和和的起因和经过，然而，在简报上没有完全照录陈毅的全部讲话内容和关键段 落，只是说“陈毅同志做了拥护陈伯达同志的讲话”这就是所谓的“二陈合流”，现在网上 给林彪翻案的人试图还用这个东西来说明林彪的无辜，是非常可笑的。 然而，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特别是令林彪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居然利用张春桥被打一事 大做文章，并且把天才论和设立国家主席等一系列问题混为一谈，逐步的上纲到篡党夺权的 最高顶点上来，这在林彪看来就是不能服气的，因为毛林之间原就有默契所在。 5.毛泽东、林彪结盟侧面 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就先打了招呼不要设立国家主席，这和毛泽东自从九大开过 之后的思路基本吻合，而这时，林彪本人似乎还没有感受到毛泽东的已经在落实的步骤的展 开。 毛泽东为什么当初选择了林彪呢？从历史上看，林彪在井冈山时期对毛泽东暂时处于孤 立的状态之下给予直接的支持，这点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曾经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毛泽 东本来就林彪就是比较欣赏的，在延安时期，外国记者亲眼看到过毛泽东和林彪的和谐相处， 并就此说出林是“毛的宠儿”的结论，特别是三大战役期间，林彪本人出色的军事表演让毛 泽东对他的器重开始升级。高饶事件后，林彪也没有因此受到什么具体的波及，反而进入政 治局，八届一中全会上，林彪虽然没有进入常委，然而时隔不过两年，林彪坐升中央副主席， 按照林当时的资历，是副主席中最浅的。林彪在建国之后几乎很少参与具体的国家经济建设 意见，也很少过问军政，这就为他摆脱了一些犯错误和可能犯错误的尴尬地位，这种以养病 为名的韬晦（林彪也是有病，不过毛泽东也说过林对自己的病患采取唯心的做法）给林彪带 来了很大的便宜，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中，接二连三有人倒下或者被批，连素称谨慎的 周恩来也未能幸免。各自都曾经被一再的政治斗争搞的一度威信扫地。然而到得一九五九年 上庐山之前，林彪则没有这些纠缠，自然也就少了和很多人发生纵横交错的矛盾，几乎以一 个完人的形象大张旗鼓的支持毛泽东左转。另外，林彪有显赫的军功，这张王牌在号称最讲 求资历和功勋的我党内部，显然是一个过得硬的符号和标志。直到林彪败逃前夕，林立果还 在大言炎炎的说什么首长在部队里面威信高等等，说明这个军功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占有相 当份量的。 毛泽东拉着林彪，接二连三的在中央大动手术，先是打了彭德怀，继而又推出顶峰论等 个人崇拜的做法，直至打倒刘少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和林彪的蜜月到达顶峰 阶段，在这个期间，毛泽东对于林彪基本是完全信任的，不仅听任林彪整垮罗瑞卿，也决定 不再保贺龙，林彪本人在军队内部的两个大钉子全被彻底的拔出，诬告贺龙是吴法宪亲自出 面的，以毛泽东的为人不会看不到幕后的指使人是谁，然而毛泽东终于决定抛弃贺龙就是因 为在当时的政治天平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和林彪相提并论。值得留心的是包括杨余傅事件在内 都是在十二中全会开幕之前结束的，虽说十一中全会是给刘邓定了调子，然而还没有彻底的 从组织上打垮他们，即使在十一中全会那么高的调门之下，还有朱德、董必武等人对刘少奇 所犯的错误不以为然。特别是后来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出来后以及二月逆流出现，让毛泽 东相信刘邓是不那么容易搞垮的，他自己不就对叶群说过，你转告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等 等的话，以后把二月逆流说成林彪搞的主要是为江青等人开脱，也是毛自己开脱自己，不过 有一点是可以让人相信的，那就是二月逆流出现后，林彪不遗余力的支持毛泽东对三老四帅 进行打击，毛林同盟这时是比较坚固的。 一直以来，给林彪翻案的人认为林彪对于毛泽东提拔他到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上本心是不 愿意的，证明就是林彪的那一番自我谦虚的回答：“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能力和我的工 作是不相称的，意料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诸同志，依 靠文革小组的同志，以毛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盘石，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一切请示主席， 一切按主席说的办，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有时候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的思路 怎么办？那就是要朝朝夕夕的不坚持错误，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革命最伟大的天才，我们 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思之再三，既然 中央和主席都决定了，我就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随时也准备交班给 别的同志。”（摘自《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 会议讲话内容》）在这里，我们看到日后的林彪既没有大事不干扰也没有不坚持错误，更没 有修正错误和错了赶快改。林彪这种照本宣科的自谦只能是官样文章的翻版，这时候，毛泽 东已经决定确立林彪为第二号人物，林彪作为党内常委中资历比较浅的一位一下子被提升到 唯一的党的副主席的位置，没有一个谦虚的表态那是不现实的。 还有人提出林彪没有一开始就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而是到了八月六日才从疗养地赶回 北京的，似乎林彪并不热心这次决定他政治生涯的大会。实际呢？只要我们看一看，这次会 议的前后安排和进程就会发现这些翻案者的错误所在。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在颐年堂会议上，毛泽东已经狠批刘少奇的工作 组问题，八月一日，刘少奇为工作组一事承担责任，讲话时，毛泽东多次插话打断刘少奇， 八月二日，刘少奇在自己树立的点北京建工学院检讨自己的错误，八月三日，刘少奇在和大 区书记以及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时承认自己跟不上形势，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 认真等，八月四日，刘少奇对建工学院工作组讲话时表示了自己实行的总退却意图。八月五 日，毛泽东写出著名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对刘少奇完全抛弃。然而，这时林彪居然在大 连疗养，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林彪没有回来参加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当年的庐山会议，那时候，彭德怀发难上书，毛泽东为了从组织上和路线上搞掉彭，调了林 彪上山，林上来之后不负众望，出手又狠又准。然则，彭德怀的势力怎么也不能和刘少奇相 提并论，毛泽东为了对付刘少奇，一方面采取先撤藩篱，再剪枝叶，最后直捣腹心的策略， 就是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的五月十九日，刘少奇在接见胡志明时还天真的认为中国党内最大 的赫鲁晓夫已经揪出来了，那就是彭真。而前一天林彪大谈政变经，难怪党史专家谢春涛说： “知情的（决定打倒刘少奇）只有林彪、江青等少数人。”（参见《求索中国——“文革”前 十年史》主编谢春涛等，1999年9月第1版，1185页）另一方面，毛泽东就是采取蒙 混的办法，像谢春涛说的那样，把刘少奇结结实实的蒙在鼓里。 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重新整合党内亲毛势力的大斗争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 内容，文革之所以开幕也就是针对刘少奇等一批人，像这样的被林彪称之为“要弄得翻天覆 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 着觉”的空前大斗争，林彪作为毛泽东一手培养的接班人和同盟军，如果袖手旁观，可以理 解吗？林彪置身事外，有可能吗？毛泽东会让他置身事外吗？会让他轻松的躲开吗？答案是 完全不可能的，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是不现实的。 那么，林彪为什么一直在大连呢？难道真的是疗养吗？ 6.林彪在大连是疗养吗？ 林彪在大连期间见了什么人，谈了一些什么话，目前还没有一定的史料给予披露，然而， 林彪在毛泽东、刘少奇进行总摊牌之前不仅不在北京，反而远在大连疗养不能不说是一个很 有意思的现象。 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的讲话之后，曾经在内部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林彪说：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反革命政变，调兵遣将。”（参见《求索中国——“文革”前十 年史》，谢春涛主编，该书1186页）也就是说，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也做了最坏的一手 准备，通过林彪把军队严密的控制起来，以防万一。换言之，毛泽东考虑过可能出现像林彪 说的那样的“苦跌打”现象，否则，林彪奢谈政变经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在毛泽东眼里，刘 少奇虽然“只要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打倒你”（毛泽东原话，参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刘源等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但是，刘少奇毕竟是历史上形成的接班人，刘少奇系统在 中央多年，可以说是盘根错节，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搞了很多的独立王国出来，特别 是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合作，使得毛泽东一度在北京无人听话。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尽管 战略上藐视刘少奇，可是，战术上却不得不重视起见。林彪这张王牌显然是要派到关键的用 处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坚决支持，军队的干部战士也坚决支持。”（参见 《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到九月之间讲话记录稿》15页，以及《风雨福禄居》，徐彬著，第 十章）林彪用极其肯定的口吻告诉这些人军队已经在我们手中了，这次林彪回来是吴法宪亲 自陪同的。稍后，毛泽东决定把林彪的这个讲话发到全会上去，立刻在全会引起了不小的波 动。 从以上林彪的讲话片断，我们应该可以做这样一个设想，那就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 会召开之前之所以不急于调动林彪回来，主要是林彪负有另外的使命，疗养不过是借口罢了， 早在罗瑞卿倒台之前，罗还亲自飞往大连向疗养的林彪汇报军委的工作，林彪本人也曾经在 疗养地多次接见过部队的领导人，而这次疗养极有可能是林彪在外边联络部队的声气，作出 一些利于毛泽东反击的军事部署，当然，这些部署都是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性质的，惟其如 此，毛泽东才大胆放手在会议上直接对准刘少奇开火，并且写出了檄文一类的炮打司令部的 大字报，八月八日，林彪终于在会议上露面，而当天就通过了久议不绝的数易其稿的《关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终于通过了，这里面点出了刘邓的错误所在，等于宣告了刘邓 政治生命开始走向终结，而毛泽东在等到林彪回来之后才最终拍板决定把这个后来直接导致 十年浩劫的文件整理并且推出来的背景也是显然和所谓的“军队的干部战士也坚决支持。” 有着极大的关系。 毛泽东一向视军队为根本，以后林彪吹捧毛泽东是亲手缔造人民军队，毛泽东还表示过： “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文革起来后，军队的态度和风向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把林彪安 排在外地的深意也在于此。所以说，不能以林彪没有赶回来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前期会议 就确定林彪对反对刘邓并不热心，这是十分武断的。 还有一个论点就是为林彪翻案者的武器，那就是根据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一书 中的记载说林彪不想当接班人，毛泽东硬是要林彪做，林彪还把毛泽东的批示撕碎扔进痰盂 中，还是叶群拣出来贴好保存的。然而，目前只有官伟勋一个人的书中作出如此的介绍，其 他的披露的资料中并没有如此的记述，按照王年一等人的观点，这是孤证，也是不足为取的。 7.林彪和邓小平的微妙关系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林彪和邓小平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是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大力推荐的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对他有过 高度评价，邓小平主导书记处不仅是毛泽东信任所致，也是毛泽东利用他分权刘少奇的一个 手法。（具体可以参见我的旧作《建国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之兴废》系列）毛泽东对邓小平的 赏识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也还是有所流露的，当然，不过分打击邓也有分化刘邓的意图 所在，不过，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那种严厉的政治气氛中居然以全票当选中央政治局常 委，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成为全会绝无仅有的获得全票资格的常委。所以，在最初 按照得票多少排名时，邓小平是排在第四位的。而且，在这次全会上，除了谢富治对邓小平 在会议期间做过批判之外，其他人并没有说邓的不对和是非，包括毛泽东在内。根据中央文 革小组主要成员之一的王力回忆：“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对我说，如果林彪身体不 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参见《王力反思录》和邓榕著《我的父亲邓小 平－－文革岁月》）我们知道，七月十六日正是准备召开十一中全会之前的集中批判工作组 一事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竟然还把当时已经被认为在派遣工作组上犯了错误的邓 小平作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可谓用心不一般，特别是毛泽东说邓出来“至少是常委”，由此 可见，应该是中央副主席一类的职务，而后，当林彪死后，邓的二次复出也正是那个著名的 “三副一正”。 还有一点是邓小平自己的回忆，邓小平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让我和 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参看《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 岁月》）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十一中全会上也没有作出打倒邓小平的决定。甚至都没有交待 狠批。作为副统帅和亲密战友的林彪当然知道毛泽东的心思。然而，就在十一中全会结束不 久，林彪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亲自披挂上阵，严厉的批判邓小平，林彪说：“一条是和四野争 功，毛选上有一条是四野的功劳，邓小平硬说是二野的。第二条是红七军临阵脱逃。”（冯治 军所著《邓小平与毛泽东》，皇福国际有限公司香港2001年十二月版，第331页）据与会 者回忆，邓小平面对林彪的指责，没有丝毫的动容，“他看着天花板抽烟”（引言同上）其人 对林彪的蔑视于此可见。 关于邓小平在红七军时的所谓临阵脱逃，实际上毛泽东后来曾经专门让秘书徐业夫在半 夜时找到邓小平向他了解红七军时邓去上海汇报工作的事情，毛泽东还通过汪东兴传话给 邓，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参见《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而且，根据邓榕后来列举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的 临阵脱逃是不存在的，至少在毛泽东眼中是不能和什么叛变等联系到一起的，这也就是邓小 平后来被毛泽东说到的“他历史上没有变节行为”的意思。可是，林彪并不放过邓小平，到 了1966年十月，邓小平不得不屈从压力，写出了检查。然则在次年的五月，毛泽东还是再 次表态要保一下邓。那么，林彪何以这么卖力气甚至是逆毛泽东意图行事呢？道理很简单， 邓和林是同代人，年龄相仿（只差了三岁），资历相仿，又都是毛泽东属意的接班人人选， 二人之间很是一种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刘少奇，林彪反而没有比 之打击邓小平更多的卖力气，甚至还私下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的透”（官伟勋《我 所知道的叶群》）这表明，林彪打击邓小平反映出林彪对第二号人物和接班人位置的十分在 意。 不过，从林彪极力打击邓的侧面也可以看出，林彪的本意或者说他的欲望基本上是界定 在接班人的位置上的。我们这里之所以回顾一下林彪和邓小平的复杂关系也旨在说明一点， 林彪惟其对于第二号人物当仁不让才会有后来的反复要求设立国家主席一事出台。 8.林彪安于第二号人物地位 现在，应该捋出的头绪基本都已经显现了，那么，我们就来具体说一下毛泽东和林彪之 间的政治交易以及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思路吧。 毛泽东和林彪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形成共识，也就是说林彪代表军队大力支持毛泽东 发动文革，并且保证部队在文革中的行动。毛泽东允许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也就是说刘少奇留下的巨大的政治空间交由林彪及其系统来填补。所以，林彪在十一中全会 后不久就被称作亲密战友，以后公开称呼副统帅，成为独一无二的第二号人物。 然而，这些不论是言谈上或者默许上达成的一致，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后或者说刘少奇败 局已定的情况下，毛泽东却并不想履行当初大家的共识了，也就是说毛泽东不准备让林彪完 全的接替刘少奇的衣钵，这点从杨成武后来被抓就能看出苗头，现在披露出来的毛泽东在去 武汉时同杨成武的一些谈话中就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已经有了这些想法，或者这种想法还要 再早一点成型。这些自然逃不脱林彪的耳报，这也就是林彪对于毛泽东不满的最初由来。在 毛泽东看来，打倒一个刘少奇就不可能再扶植出一个类似刘少奇的甚至比刘少奇更加强有力 的接班人出现在自己的身边从而使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因而毛泽东才问及林彪“你看小张 怎么样？”，其时，林彪本人尚未接班，何以如此之急迫的提及林彪身后的接班人呢？只有 一种解释能够说明毛泽东此时的心态，那就是毛泽东准备提拔一批江青系统的亲信上来分化 林彪集团的权力。林彪自然洞若观火，而且不满上升。 在林彪来看，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开始，林彪就不遗余力的支持毛泽东，实际上，林 彪在上庐山之后曾经说过彭德怀的意见也是好的，就是太急了的话。（参见我的旧作《庐山 会议四十五年断想》）可见，当时林彪本人内心对于彭德怀还是同情的，至少不认为彭的信 是什么反党，然而，在到底是跟毛泽东还是跟彭德怀的大是大非立场上，林彪毫无犹豫的选 择了毛泽东。这也是林彪的心机之深的地方。 稍后，在毛泽东大跃进失败后，威望严重受损时，林彪又一马当先的和七千人大会的其 他高级领导大唱反调，讲出了那样一番让毛泽东率先带头鼓掌的话，而后，又极力鼓吹顶峰 论和三八作风以及军队骡马化，党史以往为什么说林彪是“别有用心”呢？那就是因为林彪 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者，不会不知道在六七十年代以后现代化战争中最需要发展的是什 么，在他的本心中绝对不会认同什么军队建设“骡马化”，他在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对话时 多次强调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甚至以蒋介石这个“反动头子”的发展空军作为举例 说明，借以督促空军的建设，可见，林彪之所以瞪着眼睛说瞎话，那就是迎合毛泽东的意图， 就像张春桥的那篇极左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样，所谓“逢君之恶”！ 林彪本人也一度不反对刘少奇他们搞的包产到户，然而，一旦发现毛泽东对这件事的态 度之后，林彪立刻转向，拼命上纲，林彪所作的这些东西在林彪看来无一不是为了维护毛泽 东和吹捧毛泽东，这也就是林彪所说的“大拥大顺，仿恩之于马，斯之于列，蒋之于孙”的 意思，林彪本人私下同人说过：“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谁不讲假话，谁垮台。”（冯治军《林 彪与毛泽东》，第283页），由此看来，林彪是知道自己所说的都是假话的，然而，假话的 目的则在于力捧毛泽东。如果说林彪仅仅是为了结好和巴结毛泽东，应该无须这么肉麻的吹 捧，这么不顾基本的是非，林彪早在1958年就是毛泽东提名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此前的 林彪似乎并没有这样卖力气的吹捧毛泽东，换言之，如果林彪安于自己的党中央副主席的位 置的话，他这么吹捧毛泽东是令人费解的。那么，到底是什么促使林彪这样拼命的吹嘘毛泽 东呢？ 那就是林彪要攫取更大的权力，多大的权力呢？那就是接班人的权力。以往，我们的一 些党史教科书一再强调林彪篡党夺权谋害毛泽东是由来已久的，或者说从设立国家主席就开 始的，这是不客观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林彪在向有关人打招呼时专门提及以后不要 在公开场合下高呼“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字眼。林彪、叶群把送改成呈，借此表达对毛 泽东谦卑的敬意，根据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他在文革中还奉命做过覆盖吹捧林彪的大字 报，凡此种种表明林彪并不是要急于争当第一号人物，相反，林彪这么做一方面减轻自己的 压力，另一方面牢固自己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也就是说林彪对于副统帅的位置是满意的，如 果说他有非分之想，目前看还未必能够定论。 9.林彪为何拒绝认错？ 然而，这个第二号人物的概念在毛泽东和林彪二人心目中各有不同的解读。毛泽东认为， 林彪已经得到了党章所提供的应有保障，作为文革的最大功勋的酬庸，林彪已经得其所在。 而林彪则不这样看，林彪认为，从1959年开始长达十几年的尽心竭力的辅佐毛泽东，特别 是打倒刘少奇之后，林彪不过是分我一杯羹的念头而已，刘少奇原有两个主席，一个国家主 席，一个国防委员会主席，如今，林彪贵为副统帅，区区一个名誉的国家主席怎么就不能继 承呢？而且，林彪的要求在林彪自己看来以林彪之于毛泽东的巨大作用看并不过分。即使如 此，毛泽东也不同意，毛泽东不仅不同意，还一再和林彪打哑谜，或者说问候林彪同志好， 或者说反正我不当，要当就要董老当好了。这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戏弄让林彪着实不满。所 以，林彪准备让集团的几个干将出面造成一种既成事实来压毛泽东。 林彪之所以敢于采取这种行动，在于他于文革初期对毛泽东的观察，因为凡是一旦涉及 到林彪和其他人冲突时，毛泽东几乎都是最后站在林彪的一边，还有一点，像罗瑞卿、贺龙， 毛泽东一开始都是并不同意打倒的，后来还是同意拿下，可见，毛泽东一开始说不行的事情 也有改变的余地，这种错觉让林彪认为这次设立国家主席仍旧可以照章办理。再有，林彪自 觉他和张春桥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到底还是有差异的，其实，林彪这种想法并不奇怪，比 如谭震林也说过：“我不相信主席只要老婆不要战友。”在包括林彪在内的一大批人虽然知道 毛泽东对江青比较信任，然而还没有到了言听计从说一不二的地步，此外，打击张春桥得到 的响应也会是很多的。 但是，林彪这次打错了算盘，毛泽东非但没有屈从于他的先入为主，反而借题发挥，甚 至给林彪一种感觉是毛泽东似乎一直在等着林彪作出这样的决定好一网打尽。这也就是给林 彪翻案者捏造出来的所谓的圈套说和陷阱说的来源。 毛泽东写出一点意见之后，打的虽然是陈伯达，实际矛头是对准了林彪，这时候的林彪 负气大于冷静，他让吴法宪不要检讨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即便是提错了，你毛泽 东不准备让我林彪做国家主席了，也没有必要如此的不顾情面，得罪到底。林彪这时的委屈 心情应该比较大一些。可是，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决定。利用陈伯达的错误立刻 把林彪系统联系起来，最初的目的就是在政治上搞臭林彪集团，让外界感受到林彪犯了错误。 我在参加叶帅传记编写组时，范硕同志亲口说到一件事：“1970年9月10日，周恩 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的一天夜里，周恩来突然给叶帅打电话让叶帅去毛泽东那里， 叶帅去后，和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研究批陈的问题，毛泽东还责成叶帅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 题。”在这个夜里，毛泽东和叶剑英等人是不是还交待了其他的事情，虽然没有资料披露出 来，但是，根据后来事情的发展看，显然是一定的，因为九月十日的会议上还决定除周恩来、 康生、李德生负责陈伯达专案组以外，董必武、朱德、叶剑英遇重大事件可以参与意见，董 和朱都已经老迈年高，只有叶剑英才是真的毛泽东所需要的人才，以后叶剑英作为党中央副 主席兼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部分的取代了林彪也说明了这个毛泽东当时的思考的推论是 成立的，叶帅到福建后把陈伯达的问题弄清楚汇报毛泽东，毛泽东虽说在接见陈伯达后表示 了一定程度的温和，可是，事后，毛泽东亲笔批示道：“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分子。 混入党内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 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 而来。”（参见《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黄永胜检讨材料要点》第5页）毛泽东给陈伯达 如此定性，而且，他还一再说过：“陈伯达背后还有人”，林彪等人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 根据熊向晖的回忆，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是连总参二级部部长这一级别的人很多都是不知 道的，黄等人如此敷衍了事，背后则是林彪的指使和撑腰，林彪这么做的内在原因，现在看 有两点：一是林彪还在等毛泽东对他网开一面，这点有林彪请求辞去副主席的信作为证明； 二是林彪通过毛泽东一贯的手法知道，一旦被迫认错，那么，非但不能给予改正的机会，反 而会加重人家打击的力度。所以，毛泽东后来经常说：“他（指的是邓小平）和林彪、刘少 奇不同，他还是做自我批评的，林彪、刘少奇从不做自我批评。”（参见《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 但是，林彪没有等来毛泽东的宽恕，相反则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和六日分别听到了李 作鹏转述刘丰的关于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以及顾同舟的告密，这时，林彪才意识到毛泽东不仅 不准备原谅他，还准备就此收拾掉他，来个一锅端的做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林彪不再对 毛泽东报以幻想，相反则做了过激的举动，九月八日，下达后来被称之为“反革命手令”的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这份手令要办什么？林立果传达的什么命令？都没有 相关的辅助性材料给予必要的解释，目前我们读到的解释其实都是从林立果后来在九月十二 日前后的行动失败来推断的。根据对林彪以往行为的分析，虽然不排除林彪作出准备干掉毛 泽东的想法，但是，以林一贯谨慎的用兵思维，在没有足够的准备的情况下做这样的非常之 事应该不符合林彪的作风，当然事起非常有时也是临机变化的，然而，我们倒是更觉得这件 事这件比较唐突慌乱的刺杀行动来自林立果等少壮军人的鲁莽更合适一些。 林彪集团是典型的军人集团，他们内部有两大块，一个是以黄吴邱李等人为首的旧军人， 这些人跟随林彪出生入死、可谓忠心耿耿，但是，用林立果的话说“这些老总政治水平不高”， 什么政治水平呢？从林立果的行动看，那就是冒险犯难的水平不行。二个则是林立果为首的 小舰队成员，这些人中像周王李于等人不仅是林彪集团的死硬派，也是典型的冒险派，他们 空前迷信枪杆子的作用，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鱼死网破、不计后果。在毛泽东步步进逼之下， 后一种势力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叶群的秘书兼内勤王蓝多回忆说，她在叶群的枕边发现过 一张被叶群一直保留的写着“与其坐以待毙，何若起而伐之”的纸条。（参见焦烨所著《一 个秘书眼中的叶群与林彪》，天地图书公司1993年版）这张纸条比较能够反映出当时林彪 集团内部的主导思想，军人的好狠斗勇的思路让林彪集团中的一些骨干不愿意像刘少奇那样 坐以待毙等待宰割。于是，铤而走险。文革之前，林彪曾经对叶群说过：“一个权字，一个 快字，这是政变的两字诀窍。现代政变可以在一个早晨把权拿到手。搞政变，夺权的代价要 最小最小最小，收获要最大最大最大，时间要最快最快最快，可是要找专诸这样的刺客也最 难最难最难。”这是林彪熟读政变经得出的体会。（参见少华等人著《林彪的这一生》）林彪 的这个总结后来确实被小舰队成员运用到了刺杀行动中去了。 那么，现在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林彪对待小舰队的做法是什么态度呢？ 10.毛泽东与林彪的较量 林彪这个人性格中除了心机深邃以外，就是比较顽强，不轻易屈从他人的看法。毛泽东 对他的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林彪从消极走向反面。 在文革中斗争刘少奇的每一步林彪都是清楚的，毛泽东首先是采取的一种逐渐诱导的做 法，一点一点的让刘少奇步入陷阱而不觉，刘少奇不仅没有察觉到毛泽东要打倒他，反而还 在积极的配合毛泽东洗刷自己，他还以为可以通过一些检查和认错来抵消毛泽东对他的打 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五一六通知和打倒彭真，当时已经有人意识到彭真的倒台将意味着刘 少奇的地位的不稳，可是，刘少奇本人还居然不以为意。毛泽东就是抓住刘少奇的这一点， 抓住刘少奇的自己承认的错误不断上纲上线，直至把刘置之于死地。刘少奇的惨死经过，林 彪是知道的一清二楚的，在他看来，如果这次庐山的事情只要林彪自己承认幕后的黑手就是 他的话，那么，刘少奇的命运未必不会降临在自己的头上。届时，自己的亲信、家属都将遭 到覆灭的最大打击。在著名的反革命纲领性文件《571工程纪要》中说到毛泽东“每整一 个人都是置之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人就得罪到底。”这个工程纪要不一定是林彪自己亲 自口授的，但是，这里面应该能够体现林彪的一些意思，因为林立果是林彪刻意培养的接班 人，在林立果身上一定有很多林彪的思想在作祟。基于林彪对毛泽东多年的认识和毛泽东南 巡过程中的气势凌厉的谈话，特别是林彪在一九七零年十月十二日回复毛泽东信中提到：“我 深感不适宜为主席的接班人，请主席酌定，我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等于说林彪已经间接 的向毛泽东讨饶（这是以林彪的眼光来看的讨饶，毛泽东则不这么认为）。然而，毛泽东并 没有放林彪一马的意思。毛泽东说：“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前途有两个，—个是 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 有？没有改。”毛泽东已经把林彪问题上升到路线斗争上来了，而且，喻意中比之如张国焘 等人，汪东兴回忆这段往事时还说他们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讲话真有如倾盆大雨一样。（参见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时候的林彪已然绝望。所以，他采取狗急跳 墙的做法也是情理之中的。即使是同意小舰队的做法也是不足为奇的。然而，那些盲目给林 彪翻案的人连林彪当时的这个背景都不顾及，一力的胡乱开脱，这是不符合历史的。 可是，我为什么在《林彪其人》一文中说林彪取巧最终害了自己呢？因为林彪这次的打 算还是没有摸准毛泽东的主脉搏。毛泽东固然要打林彪，但是，却不是准备向对付刘少奇那 样对付林彪，换言之也就是还要给林彪一个基本出路，前提是林彪必须下台，毛泽东曾经说 过：“林彪改了仍可以当常委。”这句话是周恩来在后来传达毛泽东关于批林整风时说的，根 据与会者的回忆，毛泽东是在南巡途中说的这番话的。看得出来，毛泽东虽然要林彪下台了 事，但是，就此说毛泽东准备弄死林彪也是缺乏依据的。毛泽东于1970年10月8日给林 彪写信说：“秋风又起，保重身体。”林彪有感于此，才给毛泽东写了十二日的那一封变相的 认错的信，毛泽东看后回复道：“此议不妥，你我在路线上、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基本还是 一致的。”这里面不乏双方演戏的痕迹，但是，也从侧面说明毛泽东这时候对林彪正如他所 说的“还是要保的”。可是，毛泽东为什么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了呢？ 回京后，毛泽东一再要求黄吴叶李邱等人作出深刻的检查，然而，七一年一月开始，黄 等人一直敷衍，这里面就有我前面说过的林彪的担忧所在，因为林彪的担忧，所以，黄等人 自然不能把检讨向纵深发展，自然也就达不到毛泽东的要求，而陈伯达一介书生拼命的鼓吹 天才显然不会没有幕后指使的，林彪如今连个正常的认错都没有，毛泽东怎么可能放过他 呢？就算毛泽东想从轻的发落林彪，是不是还有有一个台阶下？杜修贤回忆的林彪和毛泽东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幕，林彪不辞而别，当着外人的面，始终不与毛泽东交一语，即令是你 林彪再大的委屈，总没有理由让毛泽东向你低头的道理吧？而毛这个人从来都是好斗，几乎 很少屈服于外力，除非这个外力也是推动他总方针的力量，比如文革中拿下贺龙等人，总的 方针还是继续深入文革斗争。现在，来自林彪的对抗和软顶显然不是什么支持他的外力，况 且林彪是他一手培植起来的人，如今居然敢于分庭抗礼，毛泽东焉能不怒？ 发生在天安门上的这一幕是七一年五一节时分，而后在七月九日，毛泽东夜晚召见熊向 晖后，得知黄永胜等人继续敷衍塞责，勃然大怒，下月十五日就动身出京，开始了惊心动魄 的南巡。 11.林彪的败亡 毛泽东南巡的策略是直捣黄龙、敲山震虎。这次和上次打倒刘少奇决然不同，网上一些 翻案者认为毛泽东是瞒着林彪进行了倒林的活动的，这些证据主要是毛泽东曾经亲自说过不 要传出去的话和林彪知道毛泽东南巡的内容的迟到推断出来的。然而，实际分析起来就会知 道这些人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毛泽东在八月十八日开始找武汉军区负责人刘丰 谈话，第二次找刘丰谈话是在八月二十七日，第二次谈话直接涉及了叶群和林彪，一周之后， 李作鹏（9.5日）就知道了消息。难道以毛泽东的精明会不知道刘丰和林彪的关系？毛泽东 嘴上虽然说不要说出去，但是，如果真的不想让林彪知道或者要等到回京之后再让林彪知道 的话，毛泽东是不是可以换一种策略和谈话方法呢？比照整治刘少奇时，毛泽东还不是行动 诡秘、对外封锁，一九六五年文革第一回合拿掉罗瑞卿时，毛泽东和林彪以及不超过十个人 知道这件事。在整治陆定一时，更是知道的很少，等到准备出台五一六通知时，刘少奇几乎 是一头雾水赶到会场的，而这次毛泽东接二连三的找到林彪的心腹大将和刻意提拔的亲信刘 丰、丁盛大谈特谈历次党内斗争，含沙射影，以后几乎图穷匕见，难道没有一定的深意吗？ 毛泽东南巡的重点就是武汉军区、广州军区、南京军区，我们都知道这三个地方是林彪 安插亲信最多的地方，像司令员刘丰、丁盛等人都是林彪一手安排的，毛泽东不仅直接找到 他们，开门见山的点出问题所在，而且，还给他们上课。林彪集团的其他大将像程世清、陈 励耘等，毛泽东对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 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这句话已经把矛盾基本的暴露出来，不过，毛泽东说黄永胜是 独生子显然是还有一些保留的看法的。（参见汪东兴《毛泽东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毛 泽东也多次说到林彪“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 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以及“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 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 他们。”可见，毛泽东准备回京之后揭开问题的盖子。有人就此说毛泽东口是心非，这是不 太客观的，毛泽东这样不厌其烦的吹风就是敲山震虎的一种做法，就是要林彪在获取这些消 息后主动提出自己的错误。 毛泽东南巡讲话洋洋洒洒、行云流水一般，这和毛泽东打击刘少奇时那些似是而非、模 棱两可的讲话判若两人，这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毛泽东面对的就是军队的负责人，毛本人 是依靠军队起家的，也是这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人，说起军队的历史如数家珍的另一层涵 义就是告诉世人一个硬道理，除了毛泽东以外，谁也不要想在这支部队上打主意。毛泽东对 刘丰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又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 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毛泽东以 人民军队的鼻祖身份再次强调了党指挥抢的原则，其内涵也在于警告林彪等人不要以为掌握 了三总部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毛泽东准备不给林彪留下任何余地，就根本没有必要在这个 时候放出这样的狠话来，毕竟毛泽东还在外地，而林彪集团的主要头子还在北京。毛泽东打 垮刘少奇时，还做了很多铺垫工作，拆除了刘少奇的篱笆，切割他和邓小平等人的关系，可 是，在这次打击林彪时几乎一开始就点了林彪、黄永胜的问题。 在时间上，毛泽东最初决定在64年就打倒刘少奇，到得一九六七年刘少奇被抄家拿问， 最后到一九六八年刘少奇全面垮台，前后一共用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从一九六五年上海 会议收拾罗瑞卿开始，到一九六八年十二中全会全面解决刘少奇也是差不多三年的时间，然 而，从庐山下来不过半年多，毛泽东竟然直接出京直捣林彪的腹心，而林彪从一九七零年八 月庐山会议溃败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逃亡前后不过一年的时间，如果真正算起毛泽东直接针 对林彪的打击，那么也不过半年光景。林彪集团中黄永胜等人直接控制着军队的三总部和部 分军区，为什么这么快就垮掉了呢？ 首先，林彪本人由于长期养病，不过问军政，所以，没有能够通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形成 自己牢固的山头，虽然文革中黄永胜等人迅速提升，但是，时间很短，起的作用有限。林彪 不同于刘少奇，刘少奇长年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特别是邓小平的结盟，形成书记处之于刘少 奇如臂使指，而书记处成员既有政府成员，也有军队成员，可以保障刘的政令畅通无阻。这 也是毛泽东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先解决彭罗陆杨等书记处主要成员的原因。 其次，林彪集团比较单一化，主要集中于军队，而军队本身就是想当复杂的，也是毛泽 东一直以来不容许他人轻易染指的禁脔，所以，撬动这个杠杆是很难的。 再有，毛泽东很快的控制了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部队，从而把北京周围严密的掌握在 自己的手中，林彪虽然通过亲信可以对三总部发号司令，却是难以调动机动兵力一兵一卒。 而以上三点其实也是早在毛泽东的洞察之中，惟其如此毛泽东才敢于放胆大言，并且公 开到南方视察打招呼，在毛泽东的眼中，林彪无能为也。而且，毛泽东认定林彪虽说亲信众 多，然则羽翼未成，所以，解决起来不用兴师动众。因而，在打倒林彪过程中很少看到毛泽 东对付刘少奇的那种“剥笋”战术，而是掏心战术。 毛泽东的本意是他回京后，林彪在得知这些消息后，可能也被瓦解的差不多了，自然要 主动出来认错，即使不主动，也要开会最终来解决林彪了，毛泽东以为林彪就算是不那么俯 首帖耳，至少也该检讨错误。哪知道在这点上，毛泽东错误的估计了林彪，林彪自然也错误 的估计了毛泽东，二人的想法第一次南辕北辙起来。 现在公认的说法是毛泽东觉察到林立果他们可能要对他采取不利的举动，所以，专列才 出其不意的改变行程，其实，毛泽东这种虚实结合的做法是由来已久的，在丰台车站部署的 那一番也不完全是针对小舰队的，早在毛策划打击刘少奇时，毛泽东就对北京军区做过具体 安排，毛泽东的卫士陈长江回忆道：“主席问我，你这个警卫，枪里面有没有子弹啊？有坏 人啊，你要提高警惕呢。”（陈长江著《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毛泽东让李德生、吴忠等人 上车一方面是询问北京的动向，一方面照例办理警备的任务，再有，就是和这几个人交了底 牌，回京就是为了斗林彪而来。按照汪东兴的回忆，毛泽东似乎发觉了林立果等人的阴谋， 所以，出其不意的在上海等地做了一番布置。根据相关材料的对比，当时毛泽东镇定自若、 调度有常。相反倒是林彪集团不明就里，以为小舰队事情败露出来，这才引发毛家湾对于出 走的争论。 林彪出逃后，有人建议毛泽东把林彪的飞机打下来或者派出飞机拦截时，毛泽东否决了 这个建议，他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 他飞吧。”按照当时的情况拦截不是做不到的，毛泽东真要想林彪今天死，林彪是等不到明 日活的。毛泽东这时对林彪生死的决策可以说毛泽东多年以来和林彪相处的心境复杂到了极 点的表现。林彪是毛泽东的宠儿兼学生，也是毛泽东战争年代依赖的名将和建设时期充当整 人的急先锋，更是明确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毛泽东虽说藐视舆论，但是，就这么一个接班人 如果不认真处理，中外势必引起强烈的反弹。这在毛泽东显然是不愿意看到的。毛泽东对四 个伟大说讨嫌，可是，他也表达过对伟大导师的这个名衔的热衷，毛泽东思想深处中国封建 传统中的内圣外王思想一直左右着他，李锐就回忆到，毛泽东曾经很有热情的讲过：“帝王 者，一世之帝王，圣人者，百代之帝王。”毛泽东既然要垂法后世，那么自然不希望林彪事 件成为他的“圣德之累”，诚如邓小平说的那样：“谁不听他的话，他（毛泽东）都要整一下， 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参见邓榕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对于整垮林彪这个接班人，毛泽东当然会有一个综合的考虑的。后来，在批判林陈反党集团 的座谈会上，周恩来还说过：“林彪要是不跑，还是可以做政治局委员、常委的。”还有一个 间接的例证就是后来在部署批判林彪时，下面就有反响，认为批林批不下去，因为林彪说的 很多话都是直接和文革的基本路线联系到一起的。这还是在国内，这还是在林彪死后死无对 证的情况下发生的，毛泽东宁不虑此？（具体详见郑谦著《批林整风运动始末》，载于《中 国共产党若干历史问题写真》，1998年6月第1版，1109页） 12.选择逃往苏联原因 林彪原本的设想现在披露出来的是三个选择，第一个是按照林立果的办，第二个是南去 广州，第三个则是去苏联，这个方案不论是林彪提出来的还是叶群他们设计的，后来基本上 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然而何以就决定选择明显林彪不大愿意去的苏联了呢？也是有一番 计较的。 如果按照林彪自己的意思，大抵上比较倾向于去广州，因为那里是黄永胜等人经营多年 的老营，再者，林彪当年做过中南的一把手，对那里的干部熟悉。还有一点，林是军人出身， 对军事比较敏感，自古以来从吴三桂算起，西南出兵进而问鼎中原的无外乎控制两湖，这样 沿江直下，南可以割据南京以捞取东南半壁，北可以通过湖北进驻河南，形成中原逐鹿的局 面。而当时控遏上游的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刘丰则是林的又一大将，况且上海和南京方面还 有江腾蛟等一班空军将领做接应，所以，林彪感觉广州可以考虑。 林立果也是不主张坐以待毙的，他还叫嚣要把毛泽东的“丑行”公布出来，说“首长在 军队中威望高”，极力赞成林彪去广州搞武装割据。不过，包括林彪在内，他们都忽略了一 个基本常识，那就是经过了文革的中国和中国军队，对于毛泽东的崇拜已经到达一个登峰造 极的地步，而这一切恰恰是林彪一手造成的，林彪那个著名的文革初期的讲话，厉声指责谁 要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假如林彪敢于走出武装割据的这一步， 那么，林彪的讲话正好就给他自己预备了鲜活的靶子，所谓作法自毙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一点，丁盛的因素，根据周恩来的警卫高振普的回忆，九一三事件后第一个方面大 员打来电话表示服从中央的就是许世友，第二个则是丁盛，可见，如果林彪一伙南去广州， 少不了要上演一幕瓮中捉鳖的活话剧。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毛泽东对于少将们的偏爱和重用。 我军的少将五五年到六四年差不多有上千名之多， 这些人中间出了中央副主席两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政治局委员若干，比之元帅也毫不 逊色，文革时期五五年受衔的将军还没有到了基本凋零的地步，不要说中将还有很多，就是 上将也都还大有人在，然而少将群体脱颖而出显得比较令人感兴趣。 我们来回顾一下少将的经历，一般说来，除了少数少将属于评定过低以外，其他的都还 算是资历经历相抵，少将在红军时期基本上都在连排一级出现，抗日战争末期解放战争初期 多数是旅长、副旅长，建国前后到抗美援朝是师长一级。这些人早在红军时期身处于下级军 官的行列，对于毛泽东的感情就是相当浓烈的，他们不同于元帅、大将，因为元帅、大将中 有的人甚至和毛泽东分庭抗礼，历史上也不同属于一个系统，比如陈毅，一度取代毛泽东， 比如王树声、许光达在会师之前基本没有见过毛泽东，更何从谈起崇拜毛泽东了，然而少将 们即使来自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他们那时候因为级别比较低，可塑性很大，等到他们 成长为一路军事指挥员时，毛泽东的威望已经稳稳的扎根于心了。特别是文革起来之后，毛 泽东个人威信到了神化的地步，他们对待毛泽东几乎到了盲从的程度。 林彪作为副统帅时，尚可以号令一些部队和将领，一些将领也出于对林的地位和历史的 尊重，争相结好林，然则一旦林选择对抗毛泽东，那么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像林立果这样 狗屁不通之辈，在“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的异乎寻常的通途中自然无法理解这些 潜在的因素。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威望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来 自《八路军军歌》，其中一句叫做“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一唱就是几代人。这种如纶圣 音的东西不要说一个不谙军事政治的林立果无法抗衡，就是把林彪和他所谓的五虎大将捆在 一起也不是对手。 因而，只有北上苏联，去苏联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托庇于敌国，林手中握着和毛泽东在 文革时相当数量的“阴谋”的原件，毛泽东如果敢于在政治上批臭林彪，林彪就可以把这些 东西公诸于众，等于是张学良第二，反正林这时也是丧家之犬，光脚的自然不怕穿鞋的，而 毛泽东当然要在乎他伟大领袖的颜面，所以，北上苏联林彪虽然反对，并且煞有介事的说“我 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话，然而这实在是再也想不出来的好办法。在毛泽东来看，林彪摔 死之前，毛泽东的那一番感叹中也透露出很多的无奈，毛泽东在林彪死后不是还自我解嘲的 说过：“亲密战友，我的亲密战友，多亲密啊”的话吗？林彪如果不摔死，真正被动的是毛 泽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会证明这一点的。 13.结束语 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毛泽东和林彪的这场斗争，虽说缘起于国家主席之争，实则在于毛泽 东从十二中全会后就不想让林彪成为刘少奇第二，而林彪因为“功高不赏”以致于剑走偏锋， 想要通过硬性设立国家主席以达到其目的，但是，毛泽东对于林彪的尾大不掉已经深感不安， 何以能够让林彪在政府中再分一杯羹呢？于是，二人矛盾日益加剧，以致终于陷决裂。 就国家主席本身来讲，如果扣除所谓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伎俩不说，还是应该设立 的，也因此不能说林彪试图通过当选国家主席来篡党夺权，可是，林彪和那些盲目给林彪翻 案的人恰恰忘了一点，为什么毛泽东说要当就请董老当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林彪提议董必武 或者朱德他们来做国家主席的话，显然没有任何危险，而毛泽东也不是一定不设国家主席， 如果设立的话，那么就请那些德高望重但是毫无事权的空心大老来做，毛泽东鉴于刘少奇的 教训是决不可能赋予林彪再大于九大党章之外的权力的，换言之，毛泽东更倾向于林彪作为 一个摆设的接班人出现。林彪为了毛泽东不遗余力的先后得罪党内大批干部，十几年如一日 的鼓吹迎合毛泽东错误的谬论，而今却连一个象征性的国家主席的虚君位置都倒不了手，内 心怨气自然可想而知。这样，种种累积的矛盾通过庐山的一场似乎十分滑稽的游戏－－天才 之争发酵开来。 从历史上看，林彪一直奉毛泽东为领袖，畏之如虎，所以，如果说林彪在庐山就准备铤 而走险的争夺第一号人物的宝座，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林彪的人物性格的。但当林彪等 人走下庐山之后，由于毛泽东不断算帐，导致林彪不得不步步后退，而林彪又鉴于刘少奇等 人的惨死，不甘心就此束手被擒，所以，听任林立果等小舰队成员采取了冒险犯难的举动， 非但没有促成大事，反而为他人提供了攻击自己的新炮弹，随着毛泽东回京的步伐的临近， 林彪只有北逃苏联，终致摔死荒野。 而毛泽东自己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因为最亲密战友的背叛，从而使得大家从组织路线 上开始对这场浩劫产生了种种疑问，毛泽东此前产生的巨大威望也因此而受损。在这场悲剧 中，没有一个人是胜利的角色。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林彪事件真相您要打印的文件是：林彪卫士长李文普:林彪事件真相打印本文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林彪事件真相 作者：佚名转贴自：世纪网播点击数：89 ９·１３事件发生之后，我和"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起接受审查并成为"重点人"。后经组织结论并分配到外地，不久转业到地方，到１９８４年离休。在这期间不断有人出书、写文章，说我是林彪"亲信"，林家的"总管"，"林彪夫妇事无巨细都经他过这'筛子'"、"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林办和林立果的所有电话都被他监控"、"他是北京方面安在９６楼里的内线"，"中央警卫局派到林彪身边'窝底'的人"。还说林彪出逃时林立果打我的那一枪是"自伤"。尤其是林立果选中的未婚对象，以"林家未亡人"自居、现已和美籍华人结婚定居美国的原南京军区歌舞团演员张宁，在国内外多次出版的著作中，迎合某些人的政治需要和好奇者的口味，在散布种种谎言、渲染自己的同时，却别有用心地对我进行恶意中伤，大泼污水。 说老实话，９·１３事件如同一场噩梦。对党对国家都是一场灾变，对我个人也是如此，事过之后，真不愿去想它。我是个大老粗，不会说，也不会写，一切交给组织，认为那些不负责任的胡说，有关部门会出面澄清的。可是日子越久，胡说的东西越来越多，新的领导不了解，无人出来说话。我本不想说，现在又不得不说。信还是不信，我也得对社会尽到一点责任，给后人一个交代。 林彪在生活上只相信我。一般我讲出来，他都不加拒绝。张宁见林彪没有几次。２０分钟的会客时间"限令"。林彪陪毛主席到金水桥下接见红卫兵几乎走不回来。但主要脏器都没有毛病，有人说他"有精神病"、"行动失去控制能力"、"听任叶群摆布"是不真实的。 我是黑龙江省林甸县人，１９４８年入伍的。原来在第四野战军警卫团。南下后于１９５４年从广州军区警备团三连副指导员岗位抽到林彪身边当警卫班长。中间有几进几出，但林彪看我老实，从不参与林家政治上的事，什么事情也不多问，便一定要调我到他身边去，而且处处不为难我、相信我，在这一点上说我是他的"亲信"也未尝不可。 在林彪身边工作是很辛苦的，不论白天、黑夜，林彪、叶群叫干什么，我都是随叫随到，生怕出什么差错，累得要死，不敢叫一声苦。我身高一米六八，瘦得体重还不到一百斤。林彪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管的事越来越多。"林办"人员不够时还要我兼做秘书工作。后来我到中央警卫局当参谋后，林彪非要我去不可，并说："李文普不来我不睡觉。"这样，我才又回到林彪身边。叶群是"林办"主任，我是"林办"反叶派，她有时对我不满意，但林彪不让我走，她也没有办法。 在"林办"我主要是管林彪的安全和衣、食、住、行，较多的是林彪的饮 食起居、参加会议上天安门，外出活动及疗养治病等事项，有人叫贴身警卫、叫卫士长，过去也叫副官，就是这个角色，终日不离林彪左右，应当说对林彪有所了解。 有时，林彪和叶群吵嘴打架（几乎年年都有），林彪生气，不愿见到叶群，就叫我转告叶群，不叫她，不准过去进他的房间，我也只好对叶群注意观察，提前通报。林彪气消了，叶群去和林彪谈事，我自然不敢参予。林立果、林立衡去林彪房间看望谈话都是自由随意的。不管在苏州、在北戴河，林彪一家人的见面活动，我从不施加影响，也不去打听。林彪两部加密的红机子电话都是中办和军委总参通讯部门设置并管理的，根本不存在由我"监控"的问题。我只是个普通警卫干部，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叶群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谁敢布置我监控林彪的电话？我不敢也无这个需要这样做。电话守机员对首长打长途电话有登记，那是通讯部门规定的制度，但根本不敢偷听通话内容。 林彪平型关战役之后，被国民党阎锡山军队士兵错当成日本人开枪误伤肺部，在苏联治疗过程中，医生使用药物过量，损伤了神经机能，形成了怕水、怕风、怕感冒、容易拉肚、出汗等一些后遗症。他又不大相信医生，喜欢自己翻看《本草纲目》等医药书籍，从中选药吃。有时他很固执，要某种药吃，而医生又认为不合适或吃多了对他的健康不利，就想办法用代用品骗他哄他使用。 如钙片他认为好，但医生又认为按他的身体状况吃多了并不好，没有办法，叶群、我和医生商量，在上海用淀粉加适当的粘合剂仿制成同样大小的"钙片" 给他服用。 在"林办"，有两位保健医生，一位是北京医院的蒋保生，一位是总后卫生部的王之敬。林彪不愿意找他们看病，他们都很难见到林彪。遇到服药或定期大体检，他们向叶群提出建议，因为林彪在生活上只相信我，所以叶群便叫我去劝说林彪采纳。一般我讲出来，他都不加拒绝。 在林彪不断得势、地位上升的时候，叶群都说林彪的身体很健康。老秘书关光烈因为向肖向荣汇报林彪怕水、拉稀连山水画都不想看的事，就被认为泄密狠狠批了一顿。林彪的心脏、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没有毛病，只是容易出汗、拉肚子。夜间穿衬衣睡觉，早晨起床我给他穿衣服，他说又出汗了，我用手摸，果然衬衣汗湿了，出汗就容易感冒，我们和医生、专家商量。注意控制室内温度，及时增减衣服。夏天温度高些，冬天温度低些，他并没有规定一年到头室温非保持２１度不可。他没有盖过棉被，只盖毛巾被。北京医院院长经研究告诉我们：盖一幅毛巾被可增加４度；穿一件华达呢中山服也可增加４度。我们大体上按这个要求掌握。 １９６６年冬天陪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给他穿了棉大衣，有时在天安门，有时乘敞蓬车到西郊机场沿途检阅一次活动好几个小时，他也没有犯病。他有时患便秘，拉不出屎，几乎到了我们要用手给他抠出来的程度。有时大便略软细一点，他就认为是拉稀，找药吃。为了查清他肠胃的毛病，医生建议做钡餐照影，可是他不去医院，也不听叶群的意见，叶群要我去做工作。林彪听了我的话，同意体检。我和３０１总医院和北京医院专家一起，把机器搬进林彪卧室，趁林彪起床后，我把钡餐粉调好，一勺一勺喂到他的口里，使肠胃达到体检照像的要求。那次检查效果很好，搞清楚他的胃没有病。肠有一点功能紊乱。 张宁在《自己写自己》一书第１５页中说林彪"实际上是个生命烛火摇曳暗淡的老人。"说"毛泽东数次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要林彪陪同接见，叶群为应付局面下令医生给林彪服食'兴奋剂'，骗林彪说是'进口药'，服后可以'提精神'。林彪食后药性发作，厉害时竟然手舞足蹈语无伦次，等到药性稍缓，立即发车上天安门，人们所见他的红光满面是他'药潮'未退。人们可能还记得他每次上天安门讲话的腔调拖得又长又亢奋，却没底气，因为那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力气，每次下了天安门回到毛家湾便大病一场，数次连番用药,险折林彪性命，叶群曾为此嚎啕大哭过，自责道：'首长这么受罪不如死了的好，我真作孽啊！'" 我认为张宁这番话缺少佐证。在我印象中，张宁见林彪没有几次。在我的记忆中，她到"林办"有个十来次，但真正见林彪也就三四次，而且几次是陪同性质的。第一次她到毛家湾让她打乒乓球，林彪从帘子缝里看了看，没听他说什么话。第二次叶群带她来看了看，也没多说什么话。第三次是林家确定她，我们也都看了，林彪算是表了个态。再一次就是她到北戴河，还有陪同３０１ 总医院的领导见林彪。张宁每次见林彪最多只几句话。因为这一点我清楚，主要是林彪有过交代，除见毛主席或周总理，一般到了２０分钟就让我提醒会客时间到了。另外，据我所知，张宁作为林立果的未婚妻，虽然是林彪点了头的，但并非唯一同林立果交往的女青年，他在外面选的"妃子"很多，到山海关逃跑前还带着两个。林立果并非把她看得那么重，她也更没有照管过林彪的生活，完全是胡编乱造，显然是别人有意叫她这样写的。 关于外界传的林彪吸毒问题，言过其实。 在我到林办工作之前，听说他在广州偶尔打过杜冷丁的针药，那是为吃狗肉拉肚止泻才使用的。从１９６４年我回到他身边，７年多从没有见他吸食毒品或打过杜冷丁、兴奋剂之类的药针。有时打针是注射丙种球蛋白。他睡眠不好，常吃安眠药片，有时一夜连吃三次。那次在天安门出席欢迎西哈努克大会上讲了错话，是因为夜里服了三次安眠药，头脑还未完全清醒所致，属于少有的差错。 他在生活上对我们并无苛求，容易伺侯。吃的饭菜很简单，专门有一个厨师给他做饭。他确实有点偏食，吃的肉菜如感觉肚子不舒服拉稀，以后他就不吃。平时主要就是吃点肉饼、青菜、馒头。他身体瘦弱，脸色发白，因为身体不好，不愿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不陪又不行，有时也到了难以支撑的程度。有一次在天安门陪毛泽东走到下面金水桥与红卫兵见面，几乎走不回来。 尽管林彪肠胃不好，休息不行，但绝没有像张宁等一些人所描绘的那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到了"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可怕程度。 我们在他身边只是觉得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他情绪不好，身体比以前更差些，但天天见面，也未感到有多大异常。他的身体状况有病历可查，服药都由保健医生记录。３０１医院、北京医院专家、医生给林彪看过病、检查过身体的人很多，几届保健医生现仍住在北京。９·１３事件发生前，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医生也在北戴河做林彪的保健工作。９月初，也就是林立衡、张宁到达北戴河的前几天蒋保生又请北京医院、解放军３０１总医院的专家医生到北戴河来，也对林彪的身体状况作了详细检查，认为同过去一样正常，没有发现新的问题。 在人说他"有精神病"、"行动失去控制能力"、"听任叶群摆布"是不 真实的。夸大他的病情，一部分人是加油添醋，迎合读者好奇的趣味，人云亦云。少数人则是为了说明林彪是一个病体垂危的"重病号"，对叶群、林立果的反革命活动"不可能知道"，"没有责任能力"，他是被"劫持"去苏联的。 林彪"还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庐山会议开会之前，林彪曾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从林彪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曾要见毛主席，长时间毛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林彪在叶群手上有时就像线牵的木偶" 不是真实的。 林彪的脑子很好，思维能力很强，讲话不喜欢秘书代笔照念讲稿。 １９６１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承认自己有错误，要承担主要责任。林彪要在会上讲话，军委办公厅肖向荣主任为他准备了一份很厚的讲话稿，叫我送给林彪，他对我说"不用"。林彪自己到会上即席讲话，谈三年困难是主席思想受干扰的结果，吹捧毛泽东如何"实事求是"，如何正确英明，使毛泽东大为高兴。 "批林批孔"中，说林彪一贯反对毛主席，不看书，不看报，许多说法不 能令人信服。在林办工作的人员认为那是"四人帮"的"说法"，大多不信。 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林彪曾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要紧跟主席"。他还是一个爱学习爱看书的人。我随他到上海、大连、广州，他经常上街逛书市，看到喜欢的书就买，由我给他算账付钱。有时新华书店印行的单行本，一次就买三四本。回来以后他认为重要的片段或警句，就用笔划上道道，让内勤剪下来贴在大本上或制成卡片（叶群也注意积累资料卡片，为林彪讲话的需要服务）。 １９６６年７月林彪住大连，是汪东兴奉毛主席之命打电话到大连叫林彪马上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他住进有空调设施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他一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就赶来看望，和他谈事。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 在庐山开会讲不讲那番话，他曾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鼓动说"要讲。" 林立果在庐山单独住了一座大房子，有专线电话，是程世清安排的。叶群、吴法宪、林立果各有什么打算，他们私下说过什么话，我们不清楚。如"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我们没有听到叶群讲过。从林彪的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我们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当"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他特别不喜欢同外国人打交道，这话同我讲过。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毛泽东不愿接受属于国家主席职责范围的礼仪往来活动，林彪更不愿意出头露面接见外宾。林彪曾说过，"跟外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给你登报发表的。"毛泽东曾让林彪接见斯诺，他拒不接见，主要是外国记者爱把事情捅到报纸上。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立果在庐山打电话给留在毛家湾的秘书张云生骂叶群瞎指挥是真实的。林彪对毛泽东政治态度的变化，九届二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写过检查，是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王焕礼是老秘书关光烈帮忙选的，对会议情况不一定清楚，叶群让他写，送上去没有我不知道。林彪心情不好，曾要求面见主席谈话。当时，毛主席那边电话至少是叶群打，我们"林办"有传闻，林彪想与毛见一下，谈一谈。但是长时间毛主席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叶群和江青表面上仍经常通电话问候送点东西，实际上是虚与应付。林彪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 在此期间，林彪说话很少，我也从不打听。在他周围，只有叶群、林立果和黄、吴、李、邱几个人了…… 他除了毛主席、周总理打电话亲自接谈之外，一般不接其他人的电话。其他人的电话都由叶群或秘书接收报告。有时中央开会他请假，是毛主席、周总理让叶群去代表林彪列席旁听。"文革"前期，叶群与江青勾结，经常到钓鱼台干坏事。林彪讨厌江青，不让叶群去钓鱼台。叶群就编造假话，让"林办"工作人员哄骗林彪。林彪对"四人帮"的印象一直不好。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张春桥到过苏州，到过毛家湾，趾高气扬，要他写讲话稿他不写，推给陈伯达，不把林彪放在眼里，我们是亲眼所见。林彪对张春桥很不满意是真的。 张宁在《自己写自己》一书中谈了许多情况，许多失之推测，有些恐怕是随便捡来，更多是主观描述，也难免是有目的的。在书中第１６８页到１７２页中说林彪"声息全无，像一副衣架，"说"林彪在叶群手上有时就像线牵的木偶"是不真实的。 从９月６日到９月１１日，北戴河林彪住处弥漫着特殊的空气。１１日，叶群让我打电话给毛家湾把副军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署情况登 记表送来。非常时刻，我和刘吉纯的女儿想当兵，叶群突然关心起来。 ９月６日，周宇驰带着毛泽东巡视南方接见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党政军领导干部批评林彪的讲话材料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叶群、林立果，谈话内容，我不清楚。随后，叶群亲自打电话到北京要林立衡带着正谈恋爱的张清林和张宁马上到北戴河来，说"陪首长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回北京。" ７日上午１１点多钟，林立衡和张清林、张宁加上空政保卫部专做林立衡警卫工作的处长杨森到了北戴河，住进５６号楼。到达不久，林立果就把林立衡接到５７号楼他的住处密谈。这时林彪、叶群告诉我要见林立衡，我去５７楼，周宇驰挡在门口，不让我进。我告诉他"是首长要见豆豆"，周宇驰才让我进去通报。 当时，"林办"工作人员一部分留在北京毛家湾，在北戴河的有秘书宋德金、李春生，总参二部的参谋倪煜，总政保卫部调来在８３４１部队挂名为警卫科副科长的刘吉纯，林彪的保健医生蒋保生、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张恒昌，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叶群的司机小慕，从北戴河空军疗养院调来的护士小王。 林彪看到张宁、张清林，很高兴。叶群问他满意不满意时，他表示："满意，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很好！" ８日，林立果突然去了北京，说是去治牙，叶群叫我瞒住林彪。 这一天，林彪一切如常，９６号楼很平静，林彪也没有问我林立果到哪里去了。到了晚上，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已安全到达北京，要我报告首长，我马上报告林彪、叶群，林彪点头说："好！"当时我就感到林彪是知道林立果去北京的，叶群有意说假话骗我。 在"林办"，叶群经常说些谎话骗人，但对林彪则看得不十分清楚。不过，林彪也有时反对说假话。在杭州，有一次毛家湾打来电话，说了一些林家丑事，叶群也让我不告诉林彪，林彪知道北京打来电话后问我，我按叶群的话回答了，林彪发了大火，说"我枪毙了你！"后来，他知道是叶群搞的鬼，又向我道了歉。林家的事，经常就这样真真假假弄得人云里雾里，所以后来９·１３事件前夕发生的诸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很大的警惕，这也是其中原由之一。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张宁在对这一天的描述中，说到林立果动身去北京之前向她透露了高层斗争激烈，叶群"地位要下降""北京被占领"等话语，并说"万一……出了事 ……我不连累你……你什么都不要说，听我的话。"这也许是真事。但说林立果是在叶群的逼迫之下去了北京，这不符合事实。林立果到北京看牙是假话，同周宇驰、江腾蛟、王飞和他的"联合舰队"连夜布置谋害毛泽东是真。张宁留在北戴河本不了解实情，却在书中第２０５页有意为林立果开脱打掩护，说 "林立果当晚九点半以后就到了毛家湾"，"当晚睡得很早，第二天确实去看牙齿，检查，拍片，验血等检查报告出来还得要两天。" ９日，北戴河９６楼比较平静。海里有人游泳，山上警卫森严，"林办"的人却像平常一样各忙各的。 １０日中午刘沛丰带着材料坐飞机来到北戴河。见了叶群，密谈了约２０ 分钟，谈什么我不清楚；又带了什么东西走，我也不知道。我叫食堂给他准备午饭，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吃饭，又急急忙忙坐飞机走了。当天下午，林立衡带了张清林、张宁、杨森去山海关游玩，买了一些送给林彪、叶群的小礼品，林彪见了礼物很高兴，叶群叫我给他们照了相。 １１日上午１１点左右，叶群叫我给毛家湾打电话要家里把副军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拿来，说："首长要准备研究一下战备问题。" 这一天，叶群试探性地向我讲了一下想去广州。我当时回答说，"现在天气这样热，去广州干什么？"叶群没有深说。现在看来，她是为南逃广州分裂中央做准备。 那时，我和刘吉纯的女儿想当兵，叶群突然关心起来，她问我"你的女儿多大啦？"我告诉她"在上中学"。她又问了刘吉纯女儿情况。她说："明天有飞机来，让你和刘吉纯女儿来北戴河，让她俩去空疗学护士吧！" 我向刘吉纯说了叶群的想法，并向北京打电话，请于运深秘书帮忙安排小孩来北戴河。于秘书马上帮助办了此事，两个孩子很快坐飞机来到北戴河。 作为一个中央重要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许对这些事都不敏感，加上我这人从不给首长提什么要求，也没有什么建议，遇到事情也不爱多想，只注意完成首长叫办的事情，所以对这一切都看成平淡不过的事情。所以，这几天 尽管按后来的说法叫"充满火药的气息"，但我们并不知道其中是谜…… 林立衡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张清林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怎么会提出"四条措施"？林立衡明知林立果的阴谋要谋害毛主席，她为什么不向她父亲报告呢？ ９·１３事件发生的前一天——９月１２日，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天。 这天，我两次去空军疗养院找院长、政委办孩子当兵的事。向他们说明叶群的意见，傍晚又送孩子入院。 上午，林彪叫我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大连是林彪常去的地方，中央首长一般都住棒槌岛宾馆。棒槌岛靠海边，林彪怕见水，不愿住，住过黑石礁铁路招待所。那里房间小，空气不好，后来看中一座原大连市副市长住过的二层小楼，经过改建成了林彪去大连居住的寓所。 就在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林立衡说这番话，我确实感到突然，不相信。我不相信的原因有几条：一是林彪让我准备去大连，并没说去广州。另外，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文革"以后，叶群为她选美，选了一个又一个，她不要，自己选中了空政保卫部的某干事，叶群知道后大发脾气，林立衡以死抗争，服了一大瓶安眠药自杀，幸好被她的公务员王淑媛及时发现，送３０１医院抢救才免于一死。除此外，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现在林立衡冒出一个这么大的"阴谋" 来，真把我吓得一大跳。但我首先想这是林家儿女又闹矛盾了。同时也问有什么证据，但她也不说任何证据，我当然就不会很相信了。还有一点，就是长期在"林办"，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也遇多了，所以就又用平常的心态去看待了。尽管我很吃惊，但心里还是没吃紧。 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对她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不让他上，能行吗？" 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我就到空军疗养院办事去了。可能林立衡又去找"林办"其他工作人员说了此事，叫他们注意观察叶群的动向。所以气氛就紧张起来。我从空疗回到９６楼，几个人问我，"你到哪里去了？我们以为有人把你害了呢！" 晚上，我仍然在值班室值班，林立衡又突然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次对我讲了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对她的话，我心中还是没有底，仍然问她："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 对此，林立衡也没往深处说。后来，她走了。对于林立衡的这次谈话，我还是有考虑的。除开上次讲的原因，我要证据，没证据我一个工作人员怎么能不让首长上飞机呢？！张宁在书的第２３４页－２５７页用大量篇幅编造了许多毫无根据的假话，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连起码常识都不顾。 第２３４页说林彪专车司机杨振刚，"自从９月１０日、１１日两天，李处长找他谈话以后，大杨的情绪陡然变化"、"从不喝酒的他，却喝得醉醺醺不论谁问他原因，他都不理睬，情绪显得烦躁暴怒。"大杨"工作隶属李处长直线领导，其他人管不了他。"、"大杨连续躲避大家三天，直到１２日深夜开车载着林彪等人冲过警卫部队的防线，进机场并协助林彪上飞机，一同死在外蒙，整个过程非常沉默，始终没说一句话。没有大杨，林彪走不成，林彪有'三不'，其中之一就是'不是大杨开的车他不坐，"、"这个关键人物的工作是谁做了？因为只有李处长接触过他，所有'林办'的人都怀疑李处长。" 杨振刚为人忠厚老实，过去在西直门专家招待所当司机，表现好，由总参管理处调来给林彪开车。他从不喝酒，我们关系很好。事件发生前他还是每天准备好红旗车，随时听候林彪外出转车。我没有发现他"喝闷酒"、"情绪不高"，更没有因为什么事同他谈话"做思想工作"。把杨振刚说成是林彪逃跑致亡的"关键人物"，把我说成是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阴谋的帮凶，这完全是对杨振刚和我的极大污蔑。 张宁在书中第２３５页谈"林立衡和张青霖得知林立果晚上回北戴河。" "张青霖提出四条防卫措施：一、调动警卫部队砍树拦车，防备叶群突然出走；二、派人去机场破坏飞机；三、林立果一回来，借谈话之机先绑架林立果；四、等林彪清晨出来转车，把林彪救走。" 这四条完全是胡说八道。张清林（当时不是张宁书中用的"青霖"）只是林立衡的未婚对象，他初到北戴河，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怎么可能提出这样的"四条措施"？ 张宁接着又说："张青霖急得在屋内踱步，空有办法却实施不了，他叹口气对林立衡说道：'现在的形势，立果最危险，叶群最荒唐，首长最痛苦，你最难办。'" 张宁煞有介事地说林立衡在当天下午找林办主要工作人员秘密开会打招呼"保护林彪"，被召来谈话的人有林彪的马列秘书老李，值班秘书老宋，内勤警卫处长老李，还有外勤警卫处长老刘。""众人疑惑地看林立衡，又望望李处长，好像找出谁是说谎者。""林立衡当机立断，向四个人具体交代任务，尤其盯紧李处长：'首长的安全你负主要责任，你要把住关。主任和立果要带首长走，你一定不能上车，你不上车，首长就不会上车，你一定不能让他们带走首长。如果首长出了事，唯你是问。'众人齐声附和林立衡意见，认为李处长这一关卡住，林彪就不会出问题。" 这一段根本不真实。林立衡明知林立果的阴谋要害毛主席，不行就去广州另立中央，再不行就去苏联（这三条是党史研究的王年一说的，王年一的文章载于《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的《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第四卷上册中。王年一的文章注明是根据林立衡的"披露"和张宁的材料），她为什么不去向她父亲报告？只要林彪说句话，"林办"工作人员都会听林彪指挥。她不敢去向林彪查问，却把责任推给我们这些不知底细的工作人员。 当天下午，我根本没有参加她召集的所谓"保卫林彪"的会议。在叶群眼皮底下，她敢召集"林办"工作人员开那样的会吗？ 晚饭前，林彪也没有说要走，而是和叶群一起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婚礼，要我准备照相。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林彪说："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叶群把我叫进客厅，给林彪、叶群、林立衡、张清林照了合照；又强拉着林立衡、张清林接吻，拍了照，又让女儿女婿出去同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晚饭后在９６楼走廊里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这时林立果正从北京乘飞机返回山海关机场。机场打电话问是谁来，秘书们都不知道。叶群告诉我："豆豆今晚订婚，立果听说后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她要刘吉纯坐车去接。林立果是坐机场的汽车在半路上换乘刘吉纯的车回到北戴河的。这时，已经到了晚上８点以后。过去，负责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公务员是不能离开内勤值班室看电影的，叶群却把他们赶出来看电影。自己躲进林彪房间关上门长时间地密谈。林立衡听说林立果快要回来，便去林彪房门口偷听，里边谈话声音很低听不清。２１点左右，林立果回到９６号楼，马上和叶群钻进林彪卧室三人一起密谈。林立衡逼着内勤公务员张恒昌、陈占照去门外偷听。张恒昌来告她："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谈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 林立衡听后决定去８３４１警卫部队报告。 林彪是久经沙场统帅过百万大军的党中央副主席，不是呜咽哭泣求儿子老婆放过他的那种人。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我喊了一声停车！子弹从前胸穿到左臂。 "不一会儿，小陈端着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发现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 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 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正淌着眼泪。'" 这是张宁书中２４３页的一段话。 张宁书中还说："小陈和小张在叶群母子走后，一起进去服侍林彪吃安眠药，替他脱衣服，扶他上床睡觉，时间约十一点左右。" 这一段编得荒唐。林彪是久经沙场统帅过百万大军的党中央副主席，不是呜咽哭泣求儿子老婆放过他的那种人。他从不喝茶，他不打铃，内勤公务员根本不敢进屋偷看偷听他和老婆儿子的谈话。 真实情况是：林立果谋害毛主席的计划落空后，准备和林彪、叶群带着林立衡、张清林、张宁及林办工作人员于１３日晨６时去广州。叶群在１０点多钟向张恒昌说"明天早上６点去大连"。林立衡把我拉到小厕所，还是要我阻止他们上飞机，我还是说没有什么理由，不好说。她要我注意林立果的动向，自己带着杨森去８３４１部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张清林继续留在９６楼看电影。林立衡的报告引起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总理找吴法宪查问林立果私调飞机的情况，并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随同吴法宪一起到西郊机场查问，原已做好去广州准备的周宇驰紧急打电话报告已回到北戴河的林立果，林彪、叶群 这才决定马上就走。 大约１１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 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越来越没有底。我从林彪那里出来，叶群也跟着出来，叫我快点调车，并说"快点吧，什么东西也别带啦！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究竟往哪里走？我越发怀疑。就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到空军主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胡萍。我说："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你知道去哪里吧？" 胡萍在电话中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不容我再说，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５８楼８３４１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身边。他们坐定了，中间第二排座才能放好。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 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５６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５８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８３４１部队对首长不忠，冲！" 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５８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５８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的卢医生给我包扎的。他们要送我去空军疗养院。我想女儿刚去那里，不好说话。我说去军区疗养院。到那里检查，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骨折。 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是自己"枪走火"。 林立果要逃命，哪里有心思在５６楼下车去看张宁？张清林有什么资格给我做"自伤"诊断？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三叉戟怎么能像小飞机那样在９６号楼上空盘旋。 林彪怎样上的飞机，我没有看见。张宁那时还在５６楼睡大觉，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她在书中２４８页却别有用心地，任意涂抹编造，如说： "门外透进微弱月光映出林立果高大的身影，左手握门把，右手提枪，向黑暗的屋内张望。我静静地躺在黑暗中，鬼使神差地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正琢磨他这副怪模样，他突然转身快步跑出屋子，发动车子，冲出院中。慌乱中，他绝想不到我独自一个睡在床上。" 实际情况是，由于周恩来查问三叉戟飞机，林彪南飞不成，仓促改为北逃。叶群、林立果心急如火，和林彪同乘一辆红旗防弹车，快速跑向机场。这时，叶群的车就停在边上，司机小慕已作了待命开车的准务，叶群不用。林立果逃命要紧，哪有心思在５６楼下车去看望张宁？ 张宁在书中第２４８页还编造说：林立衡和张青霖安置好我以后，跑回警卫部队值班室，周恩来仍然没有接电话，林立衡急得嚎啕大哭，对张耀祠说："你们再不采取措施，叶主任就要把首长带走了啊！"张青霖抢过电话，擂着桌子大骂："你们都是混蛋！早向你们报告了情况，为什么迟迟不采取行动，你们要负责……""张青霖当机立断，命令战士排人墙拦车。" 第２５１页中写道："９６楼直通莲花峰山外的林间小路上，黑压压堵满武装士兵。……当时中央根本没有下达拦截车辆的明确指示，而是张青霖等人自做主张临时采取的措施。……" "当战士看清迎头冲下来的竟是林彪的座驾，都吓傻了，不及细想，自动向两边分开，让出通道，行注目礼让它过去。" 这些说法完全是在虚构电影故事。林立衡只是林彪的女儿，凭什么非要周总理接她的电话？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未经毛主席批准，周恩来怎么能轻易采取措施？张耀祠是中央警卫局和８３４１部队的负责人，张清林是一个普通军医，还没有同林立衡结婚，他敢抢过电话骂张耀祠是"混蛋"吗？更不可能"命令战士排人墙拦车。"那时，我在林彪乘坐的车上，从９６楼下来，经过５６楼、５７楼到５８楼，根本没有看到"黑压压堵满武装士兵"的"人墙"。天那样黑，车速那样快，路边的人能看清紧闭车窗的车里面坐的是林彪"行注目礼让它过去"吗？ 张宁在书中说："李处长枪伤在胳膊上由张青霖和８３４１部队的医生共同急救包扎。张青霖是外科手术室医生，检查伤口时发现枪伤是自伤。外勤警卫处长老刘会同８３４１姜队长，以及其他保卫干部再次验伤，确定张青霖诊断。" 事实是：林立果开枪把我打伤之后，叫杨振刚加快速度驰向机场，刘吉纯和８３４１部队２大队的干部战士分乘几辆车在后面追赶。我提着枪流着血走回到５８楼２大队队部，庐医生马上找了一个急救包给我包扎，十几分钟后就送我去军区疗养院作检查治疗。在大队部里的人有姜作寿大队长，林立衡、杨森和张清林。姜大队长、杨森处长都能证明不是张清林给我包扎的。林立衡关心的是林彪的行动，哪有什么人给我检查伤口，张清林有什么资格给我做"自伤"的诊断？ 中央１９７１年下发的第５７号文件，１９７２年下发的４号文件，都明确说明林彪是打伤了跟随他多年的警卫人员逃往机场强行起飞的。我在几年监护审查期，组织上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一枪是不是自伤。只是在近几年林立衡才私下对人散布说"那一枪是他自己打的。" 张宁还无中生有地说："８３４１部队两个排的战士才赶到机场不久，围住飞机形成一个包围圈。他们见林彪专车驶到，从车内走下被叶群和林立果挽扶着的林彪，战士们不知所措，抱着枪瞧着他们上飞机，没一人敢上前阻拦。" 实际情况是追车的８３４１部队干部战士途中被一列火车挡住耽误了时间，到达机场时，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已经强行起飞升空了。 可笑的是，书中第２５６页说道："飞机起飞后２０多分钟，留在９６楼 '林办'人员听到飞机返回的声音。""９６楼的人都聚在坡顶向机场方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回来了，一定是想降落。当时'林办'的人已离开机场，谁都料想不到中央在飞机起飞之后下了封锁机场的命令，地面所有灯火熄灭，飞机无法降落。""飞机向莲花峰山飞来，在９６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大家仰望着它，最后见它在空中划出一个形似问号的线路，然后向北方飞去，再也没有回来。" 编造这一段假话的用意是说林彪在空中仍不想北去苏联，下令返回山海关机场，是周恩来下令关闭机场才无法降落，不得不向北方飞去。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三叉戟客机时速超过９００公里，怎么可能像小飞机那样在９６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呢？机长潘景寅对山海关机场十分熟悉，飞机上有雷达，着陆灯等先进设备，机场无线电都处于开通状态。如果飞机真的返回山海关机场，阵落是不会有困难的。 这架飞机是违犯禁航措施起飞的，机组成员中，副驾驶员，领航员，空中通讯员，随机服务员，被林立果从北京带到山海关机场准备上飞机的"联合舰队"重要成员程洪珍，为林立果服务并发了手枪的两名女青年张，袁接到通知都在跑向飞机，因林立果怕后面的追兵，下令强行起飞才使他们没有来得及上飞机。这一切，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都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 我多次随同林彪乘坐飞机，飞机驾驶员会听林彪的指示飞向哪里。这架飞机的航迹有地面雷达航图为证，根本没有返回欲降落的事。我还听说周恩来曾向机长潘景寅喊话，劝他们回来，"不管在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将前去迎接。" 我跟随林彪多年，他信任我，我对他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张清林说他们要写材料上送彭真委员长，专程找来问我："林彪是否有精神病？"林立衡四处活动，说：今后一生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张宁随同他丈夫林赛圃来北京到我家，名义上说是多年不见探望探望。"四人帮" 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把林彪说得一无是处，人心自然不服。 由于自己的文化不高，头脑简单，对高层斗争不大关心，整天为林彪的衣食住行服务，所以对林彪政治上的发展变化看不清。 叶群思想作风很坏，林彪常和她发生争吵。"林办"秘书张云生写的、由 "春秋出版社"出版的《毛家湾纪实》如实写了叶群和林彪之间、叶群和林立果之间的关系。为选张宁的事，叶群不喜欢，林立果想要并得到林彪同意，叶群与林彪发生争吵，林彪生气，动手打了叶群耳光。并说"我要同你离婚。" 叶群害怕，不敢再对林立果和张宁之间的关系随意干涉。 在"林办"工作的人都知道，林彪常常为小事训斥叶群，写条子警告叶群"说话莫罗嗦、做事莫越权，"叶群离不开林彪，虽然她在林彪面前出了不少坏主意，也经常说假话哄骗林彪，但是她也是害怕林彪，大事还得和林彪商议，由林彪拍板。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给他打电话报告联系的人多是黄吴李邱这几个人。林豆豆说林彪最喜欢她，也最愿意听她讲真话，实际上林彪最喜欢重视培养的还是他的儿子"老虎"林立果。林立果在庐山会议之后肯定也向林彪说假话，吹嘘自己，谎报情况，出了不少坏点子，但大的事还得由林彪说话。林立果在庐山骂叶群"瞎指挥"是真事，不是张云生编造。据我长期观察，林彪和叶群之间，叶群和林立果之间虽然有矛盾，但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欲望，在政治上又是一致的。如果没有林彪的指使或点头，叶群是指挥不动林立果的。林立衡、张宁的所谓"自述"或"披露"，把一切坏事都归罪叶群，蓄意为林彪父子开脱翻案，是没有根据的欺人之谈。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发生之后，林立衡、张清林被中央接到北京玉泉山高级首长住处写回忆及揭发材料。我和张宁及"林办"部分工作人员到北京亚洲青年疗养院接受审查。我对知道的情况如实作了交代。因为我没有像林立衡那样及时向中央报告林彪、叶群要从北戴河逃跑的情况，被认为是参与了阴谋活动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 １９７５年解除监护被分配工作之后，也就是在审判"四人帮"之前，张清林从郑州到北京，专门找我谈林彪出逃之事，说他们要写材料上送人大彭真委员长，问我，"林彪是否有精神病。"我告诉他："林彪没有精神病。林彪的身体情况，医院和保健医生都有证明，用什么药，病历上都有记载。"我还告诉他："说话、写材料要有根据，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林彪身体不好，主要是怕水，怕拉肚子，容易出汗，没有其他大的毛病。 "我说："是他自己第一个上车的，不是叶群、林立果把他架上车的。" 林彪的大女儿（和前妻张梅所生）林小林去郑州看望林立衡，林立衡告诉姐姐说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劫持走的。林小林一度信以为真特来问我。我实事求是地向她说了９·１３事件发生前后的情况，她改变了看法，不说假话。 林立衡回到北京分配在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工作之后，很少上班，四处活动，说"今后一生干的一件大事"，就是替她父亲"翻案"。张宁书中写道，张青霖说："我们这一生不会有孩子了。我们将尽毕生精力去完成一项既定的艰巨工作，历史需要我们做出这样的牺牲，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所以，为了今后无后顾之忧，我和你姐姐决定不要孩子。" 由于我在监护审查期间，如实说了我从林彪车上跳下来的原因是听到林彪讲"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不愿跟他逃去苏联才决心下车。这个事实说明林彪是自己要走，不是被叶群、林立果劫持。所以我就被林立衡一伙看成是为林彪开脱翻案的最大障碍，对我恨之入骨，各种各样的造谣诽谤接踵而来。如说我受伤的"那一枪是自己打的"，我是中央警卫局派在林彪身边"窝点"的特务。主要企图是逼我改口，不成就把我搞臭。 张宁于１９９１年１月随同他的丈夫林赛圃来到北京，由于运深陪同到我家来，名义上是说多年不见，探望探望，实际上是劝我不要在林立衡与林小林之间制造矛盾，劝她们姐妹和好，要团结。我告诉他们夫妇，林立衡不像她姐姐那样性格直爽，不好沟通，她不是有什么话实实在在地当面说出来，而是绕着圈子讲话。不是我要她们姐妹矛盾，而是她们之间在思想上的不同造成的。当时我们的谈话表面上还是融洽的，张宁、林赛圃还同我合影留念。时隔几年，张宁的变化很大，我成了集中攻击的对象。 林立衡当过报社副总编辑，很懂得宣传舆论的重要。特别是那些作家名人不断出书宣传，人们就容易相信。例如："首长好像说什么是民族主义者"来源就是张宁在《扭曲的虹——张宁自述》一文中最早出现的。以后多处传播，"好像"变成了"起码"，又变成了"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我没有听到内勤公务员陈占照说过他偷听到的这句话。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秘密商量的谈话内容谁都说不清楚。在偷听来的一两句话上大做文章并不能推翻林彪是自己走上飞机逃往苏联的历史事实。 林彪爱动脑筋，很能打仗，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有很大的功劳的。把林彪说得一无是处，人心自然不服。但是，他在大批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之后当了国防部长，一个劲儿"高举"、"紧跟"，吹捧毛泽东，在军队中整倒不少人，扶持黄、吴、李、邱几个亲信，不能说都是叶群的问题。 林彪是一个功过都很大的历史人物。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看法是各人的自由。但对历史事实既不能歪曲更不能捏造。９·１３事件的档案迟早都要解密公诸于世。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刘少奇、彭德怀的冤案现在终于大白于天下，受到党和人民的纪念。林彪最早说彭德怀是"野心家，伪君子"，给他定性。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９日林彪在刘少奇专案组送给他的"审查报告" 上亲笔批了这样的字句："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这些都是无可更改的事实。 有人说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九八手令"和给黄永胜"有事和王飞联系" 的亲笔信不可靠，"林办有人专门模仿林彪笔迹代林彪在中央文件上签字，一模一样。"实际情况是：那时候，到林办的文件很多，由秘书筛选重要的给林彪读。我在林办工作人员少时，也被任命为秘书给林彪读过外事方面的文件。我从警卫师选来的打字员李根清字写得好，给林彪，叶群抄卡片，模仿林彪的字很像，有时一般划圈签字的文件就让他代签退回。但重要文件是不让他代签的。秘书讲的重要文件，林彪在听讲后有时也叫留下给他自己细看。并不是像现在传说的那样根本不看文件。李根清当时留在毛家湾，没有到北戴河来。叶群、林立果都不会模仿林彪的笔迹，别人更不敢胆大妄为代表林彪下手令了。 １９８７年７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规定：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权利受法律保护。张宁等人任意捏造事实诽谤攻击，损害别人的名誉是违法的。出版社对自己出版的作品应该严格审查，只图经济效益，不严格审查把关，损害无辜者的名誉，同样应负法律责任。希望那些作家、出版社不要不讲政治，不要忽视法律的尊严。希望广大读者对市场上的那些不负责任的书刊小报应有所鉴别，不要迷信这些"名人" 才好。 一 林彪永远是个谜。 他一半是白脸，一半是红脸；他是“两面派”，是“阴谋家”。 他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是时代的悲剧。 他反映了制度的缺陷、社会的扭曲和民族性的劣根。 二 林彪原本性格耿直。他不擅交际，喜欢独处。 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 林彪反对出兵朝鲜，甚至以有病为由拒绝率兵入朝；可是当斯大林收回出动16个团的苏联空军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决定后，林彪在宴会上拒绝与斯大林碰。 林彪曾想到贵州当省长，以避开政治旋涡。 林彪反对“大跃进”，私下里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并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唆使林彪给中央写信，反对他。可是，林彪却说：那封信与淼禄澄薰亍? 还是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缺点是有暮气。”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暮气，要他继续革命。从此，林彪才决定大干一场。 三 林彪在外面高喊“四个伟大”，在他的居处毛家湾却不挂毛主席像，甚至印有毛主席语录和照片的报纸在林家厕所被当作卫生纸用，这在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如果发生在老百姓身上无疑是弥天大罪。 毛泽东亲自召集主持的会议，林彪也敢称病不参加；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却坚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可是林彪竟然将主席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可见，林彪从内心来说对毛泽东极其反感。197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竟然给毛泽东来了个不辞而别……。 但林彪也深刻领悟明哲保身、韬光养晦的道理。他的室内张挂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处理文件的原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只有毛泽东表过态的，秘书才代他画圈，否则他总是把球踢回去，“呈主席批示。”他还让秘书模仿自己的笔迹批文件，写上“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批示。”他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把“请主席阅”改为“呈主席阅”。 四 林彪公开里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背地里却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道理。”他还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林彪最爱读。 “九大”是林彪失败的肇端，也是他与毛泽东公开分歧的开始。“九大”虽然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但毛泽东没有采纳林彪、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此事给了林彪以沉重的打击。林、陈的报告–––––《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主张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国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对此违背“阶级斗争为纲”的报告稿极其不满，决定另起炉灶，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可林彪、陈伯达又修改了报告，呈递毛泽东，毛泽东连信封也不打开，写上“退陈伯达”。陈伯达随后即被打倒。林彪虽然保住了接班人的地位，可从此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向来对张、姚“笔杆子”极其厌恶，这回他却要在“九大”念他们起草的报告，此事差点气炸了林彪的肺。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报告一眼，秘书说：“我给您讲解一下报告”，林彪却断然拒绝：“不听！”林彪念报告时脸色煞白，头也不抬起来一下，念完报告后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念错了”，可林彪生气地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五 林彪集团与江青一伙势不两立。虽然为了维护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林彪又不得不让叶群去讨好江青。 林彪、陈伯达主张“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而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人却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在“文革”初期被江青一伙严酷迫害，后来得到林彪保护的人。比如丘会作被红卫兵打断了肋骨，向林彪求救，林彪救了他，丘于是感恩戴德。 林彪极其反感江青。有一次，林彪大叫着让叶群把江青赶走；还有一次，林彪扬言要“毙了她！”林彪曾说“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是枪杆子的方向发展”；“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林彪等人曾提出“清君侧”、“除三蛇”（他把江青叫做“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其时，王洪文还未调到中央）；林彪要搞掉江、张、姚等几个“奸佞”，实施“新政”，“新政的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国富民强”。 六 林彪把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完全看作是封建君臣关系，他在笔记中写道：“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党性，遵命性也。”“坚决的左倾高姿态。”“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 林彪还有著名的“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以及“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等。 林彪勤于读书，喜欢思考，厌烦“官样文章”，因此，他创造了“文革”中的许多词汇：“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治军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等等。他还提出了“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 七 林彪以其独异的思想、怪僻的个性、韬光养晦的手法、极端的吹捧语言，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无尽的思索空间。陈伯达诗赞林彪：“漫漫思想界，长夜有明灯。赖此导人类，探讨永无垠。” 可以说，林彪是中国人的代表，是中华民族谋略智慧和劣根性的集中反映。从林彪身上折射出民族心理、文化、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弊端。 因此，林彪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国家的悲剧。 九大”政治报告风波/王年一 有一个奇怪的情况是一般人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从批判林彪以来，被宣称为林彪、陈伯达重大“罪行”的、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从来没有公布过。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四人帮”把持媒体全力掀起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没有公布，在“四人帮”倒台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继续批判中也还是没有公布，但却始终都把此事作为林彪、陈伯达的重要罪行而不停地宣传。《“571工程”纪要》那样尖刻地批判了、侮辱了毛泽东，毛泽东为了搞臭林彪而硬着头皮批准下发，何以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不能公布？是因为它的力量远甚于《“571工程”纪要》吧？是因为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立物，不仅不能用来搞臭林、陈，反而会搞香林、陈，所以不能公布吧？只是在1973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批判它的时候，人们才知道了它的一点点内容。报告中说：“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请注意，“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不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路线吗？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高潮中竟能写出那样的报告，岂不是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的吗？ 林彪在陈伯达起草这个报告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是不是他“伙同陈伯达起草”的？在当年周恩来的报告中就没有拿出确凿证据。至今也很少看到有这方面的材料。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披露，“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此外，当年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的回忆也提供了新的材料：“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陈伯达还对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要自己写，并讲了他对起草九大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 以上两种说法略有出入，一个说陈伯达“天天往毛家湾跑”，一个则只说陈伯达拟好提纲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又回来修改。不过，从这些文字看，林彪应是支持和赞同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的。虽然说“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毕竟还是“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才回来修改的。 在林彪办公室（简称“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却又有另外的说法。林彪在准备“九大”报告时告诉秘书：“我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的现成稿子，而只愿意自己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讲话用的条子。”并且说明：“我这次做口头讲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林彪所说的“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办。若从这六个题目看，林彪对“九大”报告的设想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的主题就大不一样了。此外，当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在中央文革遭到否决，并且毛泽东已经决定改由康生牵头，张、姚执笔重新起草后，陈伯达还不甘心，又托叶群劝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报告稿，叶群向“林办”秘书们吩咐：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时，不能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又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这又说明，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并不清楚。 目前从已经公开的材料中还难以确证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起了多大作用和抱有何种态度，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林彪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报告十分反感。 据张云生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只注意毛泽东的批示和修改。3月底，周恩来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呈主席审批。”急得周恩来无可奈何。在“九大”宣读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前，林彪未看过一遍。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林彪甚至还对叶群说：“多念错一点才好。”林彪对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张、姚起草的报告的厌恶之情，可见一斑。 即使按照周恩来当年在“十大”报告中所指责的：林彪和陈伯达“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也不能说林彪、陈伯达就是在有意与毛泽东“对着干”。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时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而且多次有这一类表示。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毛泽东既有此表示，1969年的“九大”政治报告当然就应该着重讲经济建设。林彪虽然是一介武夫，一个元帅，但以他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对毛泽东上述说法的理解，当然是应该从“大破”转入“大立”的阶段了。陈伯达更有研究经济和生产的热情。从《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的附录《陈伯达1922至1970年著作目录》来看，他在这方面的文章的题目有很长一串，其内容涉及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他很早就提倡发展电子工业，曾为此上书毛泽东出谋献策。结果在“批陈整风”中竟被当成了“反革命罪行”，《人民日报》1971年8月12日发表了《‘电子中心论’批判》狠批陈伯达。今天回顾那段历史，真叫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悲。 当年认定毛泽东与林、陈之间的分歧是“两条路线斗争”。今天我们自然不应再按照“文化大革命”的习惯思维去“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论证林、陈与毛泽东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由于林、陈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和地位，他们不可能脱离历史的局限而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像后人一样的认识，也很难产生与毛泽东根本对立的另一条“正确路线”。不过，从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至少可以肯定一点，无论是林彪还是陈伯达，都未能像张春桥那样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思想上善于理解，在行动上积极保持一致，正因此，他们就难于继续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正因此，他们就跟此前一茬茬倒下的老革命家们一样，也从革命的“动力”迅速变成了革命的“绊脚石”。 林彪在解放战争中的战略上的贡献主要有：1、东北初期，中央和东北局都认为国内和平是可能的，命令林彪集中主力与敌人决战，而林彪认为与蒋介石的和平是假的，建议作长期打算，实践证明是正确的。2、在1946年8月份的东北局会议上，林总对于局势的发展更一个明确的判断。东北战局的发展大体上要经过三个阶段：敌人进攻，我们运动防御并主动撤出一些地区，这是第一阶段；敌人占领了城市，进攻迟缓下来，我们则在运动中伺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开始局部反攻，这是第二阶段；我们发动全面反攻，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剩余敌人孤立在几个点和线上，最后加以消灭，这是第三阶段。事实证明，东北战争形势的发展完全符合于林彪的估计。在林彪正确战略的指导下，东北形势很快变被动为主动，并率先夺取胜利，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3、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后，林彪不失时机的提出南北满联军合二为一，以便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实践证明是有战略眼光的！4、在1948年初，林彪拒绝了毛泽东要他在春天南下作战的意见，避免了对我不利的过早的战略决战，在1948年7月，林彪主动提出了在秋天“以最大主力南下作战”，此次南下最后演变成了辽沈战役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是林彪战略的胜利！与粟裕力谏毛泽东“华野一兵团暂缓渡江”性质上相当。毛泽东要林彪春天南下是错误的，这一点毛泽东在后来也认识到“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同意了林彪的意见，说明毛泽东比现在一些人懂打仗！5、辽沈战役后期，林彪建议中央暂不攻打太原，“围而不打”以拖住傅作义也是有战略眼光的！6、平津战役中，林彪把毛泽东的“先打两头后打中间”战略，改为“放弃两头直取中间”，实践证明其是正确的。打仗就应该抓重要矛盾，只要歼灭了敌人的主要力量就抓住了战争胜负关键。而不能面面具到因小失大。实践证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因为歼灭了敌人的主要力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些暂时逃跑的少量敌人最后基本主动投降了，也没有因为他们的逃跑而影响战争的进程！说明林彪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 “杨余傅”事件以后，总参谋长空缺，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康生开会讨论，林彪提议说：不行就先让黄永胜代理一段？毛泽东夹袋人物当时有这几个：刘震、曹里怀、皮定钧、杨得志，其中，毛比较倾向于皮定钧，但是，皮定钧资历浅，所以，毛泽东就提了前三位，林彪说：“刘、曹都是空军的人，另外，也不全面。”康生不同意提杨得志，他说华北尽是出叛徒，薄一波、李立三（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罗瑞卿、杨成武都是华北的，华北烂了。林彪马上接过来说：“也不一定，郑维山、李雪峰就不错。(这句话后来导致这两个人被错误的定性为林彪集团分子）”最后，毛泽东就说：“皮定钧行不行？”林彪不说话，周恩来始终不发言，毛泽东就说：那就让黄永胜干吧。林彪表态：让他代理一段。毛泽东说：“你觉得行，就不用代理，直接干吧。”于是，黄永胜出任总长。会后，毛泽东让康生了解一下黄永胜的历史，几天后，毛泽东又不让康生管了，其实是改让谢富治去办。 黄永胜上任后，有一次，毛泽东突然对林彪、周恩来、康生、谢富治说：“听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不太好？”林彪一向在毛的面前很谨慎，不多说话，唯独这次，显得很激动：“用这种东西搞臭人是流氓的做法！我看是詹才芳搞得鬼，要不就是韩先楚。”毛泽东说：“未雨绸缪也是必须的，像萧华我们就发现晚了，不可救要了。”（按：萧华因为强奸国防科工委女干部，被聂荣臻告发，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文革后，被叶剑英保出来，出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最后，毛泽东就是强调了一下干部要洁身自好等等，便散会了。林彪先出去的。 毛泽东在处理罗瑞卿以后，一直不主张再设立军委秘书长，他说：“秘书长是个怪物，秘书带个长、放屁真是响！黄克诚、罗瑞卿都没有干好，以后，军委不要设了，国务院留一个。”于是，没过多久，林彪提议设立军委办事组，说是军委办公会议名存实亡，要有一个机构处理日常事务，按照主席的意思不设秘书长、不搞秘书处，就叫办事组好了。毛泽东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提议杨成武兼任办事组组长，杨成武垮了以后，林彪提议黄永胜出任办事组组长，毛泽东也不反对，还说了一句：永胜、永胜，永远胜利。此后，吴叶李邱先后都进了办事组。毛泽东知道以后，开始没说什么，1970年4月，毛泽东说：“搞成清一色，不好，要团结大多数。”实际上，从一开始，毛泽东根本不同意让黄永胜来做总长，林彪不是不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后来，他说过：“我是想看看我这个人在他眼中到底是个什么角色。”这个插曲没有完。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这件事被重新提了出来，并被视作林彪“篡军”的一大罪证。 客观的说，林彪把黄吴叶李邱统统的塞进办事组，已经是自找苦吃的开端。 （2）叶群进入政治局事件。 九大在1969年4月开幕，此前，确定周恩来为大会主席团秘书长，江青听说叶群要进政治局，就找到周恩来，问：“她有什么资格进政治局，总理你是知道的，我47年就和你在主席的领导下并肩作战了，叶群呢？她要进，我就退出。”周恩来把此事汇报给毛泽东，毛给江青写了八个字：“大局当前、团结为主。”（不知为何不是大敌当前）江青就不说话了。 林彪找过毛泽东说：叶群还是退出来好些。毛泽东说：叶群在批判罗瑞卿、杨成武问题上立场很鲜明，同志们都提议她。毛始终没有说特别肯定的话，林彪也没有坚持，叶群知道后，在林彪面前大闹一场，林彪再也没有向毛泽东提出来这件事。 吴法宪晚年回忆这件事时就说了一句话：“两个娘们坏了事，所以，女人不能搞政治。”李作鹏死前有一个简单的关于自己在1960年以后的活动的说明，已经由解放军出版社内部出版，上面就说：叶群进政治局的事，他和邱会作、吴法宪都不同意，林立果也反对，林立果说‘主任（叶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早晚要把首长给毁了’但是，黄永胜赞成，吴法宪当着叶群的面也不敢说，我有一次和林彪说起来，林彪没说话，最后告诉我:以后，这事不要提了。所以，以后我们谁也不敢劝他了。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古来如此，林彪在这件事上已经被毛泽东、江青视作有了个人野心. （一）昧了良心 林彪１９５９年后主持军队工作，宣传的是这样一些东西：军事技术、战术并不太重要，打胜仗靠的是人的勇敢、不怕死。黄继光训练时学过堵枪眼吗？董存瑞学过举炸药包吗？都没有，只要不怕死，到时候就用上了。过去有句老话“艺高人胆大”，我们说，不对，是“胆大人艺高”。这个胆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精神原子弹（仅凭记忆，非原话）。这些话猛一看似乎有点道理，而且富于煽动性。但这只是十分道理中的一分。另外九分是：在战场上跟敌人比什么？就是比谁的技术精。平时训练多流汗，战时就少流血。技、战术的最高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即使消灭不了敌人，也要保存自己（当然，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为全局的胜利，到牺牲的时候决不能含糊。但林彪这里讲的不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而是技、战术与政治思想的关系）。我说这一面占九分，因为它是基本面。针对贪生怕死的人，说说“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当然也未尝不可，但决不能把一分与九分的关系颠倒过来。林彪是行家，又是爱兵如子的模范，讲出这种话，是昧著良心的。为什么？为了反彭德怀，反罗瑞卿，可能还有郭兴福或更多人。历史证明，一个也没反好，演砸了。就算那些人都不对，一个军事家，为了政治目的而违背军事常识讲那么偏颇的话，也不可取。把自己的看家本钱，胡乱扔出去了。 （二）精神万能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即“三八作风”，无大错误。但是，“在各项工作中，人的工作第一；在人的工作中，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活的思想第一”，“想办法用精神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有问题。它过於贬低了物质因素、实际条件。战士不安心服役，有思想政治原因，也有家庭生活困难、未婚妻变心甚至水土不服等等原因，有的，只能用物质的方法解决。“四个第一”很快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说“这是个创造”。而它在实际工作中执行结果是越搞越偏，推广到地方工作中，把经济、业务、技术、科学、艺术全冲乱了。在政治与业务、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诸对关系中，夸大前者、贬低后者到了荒唐的地步，有人把林的一套归结为“精神万能论”，没冤枉他。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形势极度“左”倾，离开唯物论十万八千公里，同“军队经验”有直接关系，再追根子，就是毛、林。 （三）动机险恶 以上两点，林彪的动机何在？忠於毛主席，替毛扫除政敌。干这活儿，康生有动机没灵气；陈伯达、胡乔木、邓力群受唯物主义束缚讲不出那套歪理；江青、张春桥心有余而力不足；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是“革命对象”，更不用说了。要揣摩毛泽东的唯心论，又有所创造，非林彪不可。说毛泽东“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从来没有过这么回事，毛泽东自知心虚，勾掉了三次；这三个副词用于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倒真的很贴切。１９５９年这一案，如愿搬倒了彭德怀，黄、张、周、李锐陪绑，全国打了多少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天理何在！更可痛恨痛惜的，“纠偏”变成反右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刹不了车，反而继续往斜里走，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八年抗战才死多少人！从现有材料看，主持一线工作的几位（即前面说的“革命对象”），知道毛泽东不好惹，准备庐山上纠偏，把路线正过来，不追究个人责任也就完了，况且头脑发热大家都有份；谁料杀出一位国防部长来搅了局，他们对彭德怀可能有埋怨情绪，属於常理。林彪则不是这种心态，竟然在会上说出“里通外国”，他的心是怎么长的！把最起码的人格胡乱扔了出去。这种无耻政客的出现，当然是毛泽东毒化了党内政治生活的结果，同时也是林彪个人的权力欲恶性膨胀的表演，是全军的奇耻大辱。下山后，康生对彭黄等人作出“革命的同路人”的理论概括，同林彪一文一武，配合默契，在毛泽东心里赢得了不少分数。至於林彪的那位“小同乡”相炳说什么林因抗美援朝对毛泽东、彭德怀不满，１９５９年终於找到机会来反攻倒算，纯是无知妄议。饿死的几千万就不是中华儿女吗？这样就能解消我军牺牲几十万人的旧恨了？抗美援朝的决策人是毛泽东，庐山会议的大赢家是毛泽东，而打倒那么多忠臣良将竟是为了中华民族？ （四）文革积极 中年以上的人都公认，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是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相对稳定、充实的日子，社会风气、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显得端正、向上。而这，正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周、陈、邓、彭真等人精心打理的结果。这两年，也正是毛躲在深宅大院里憋坏主意的时候。到１９６５年底、６６年初，厚道人的厄运就开始了。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像是驯好了的恶狗，一条条放出来咬人了。批《北国江南》、《不夜城》、《逆风千里》、《早春二月》、《海瑞罢官》等“毒草”，只是序幕，而这些恶狗加在一起，份量不见得比得上林彪的《５．１８讲话》。林一介武夫，似乎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不甘人后，生怕被人抢了头功，於是一方面在《再版前言》里把毛泽东捧上云霄，另一方面对刘少奇、贺龙、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下毒手，把出生入死４０年的老战友狠心卖了出去。如果说我猜错了林彪，人家自有良苦用心，那么谁能回避这个事实：１９５９年批彭德怀跳得最高的人得到了彭的位置；１９６６年批刘少奇跳得最高的人得到了刘的位置。彻底否定文革而不否定毛、林（建国后），神仙也做不到。谁能回答：元帅、大将２０位，积极参与文革的，为什么只有一个林彪？我看，肯于昧良心的，到什么时候也是少数。林彪说：“文革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最大”，用来盘点他个人的得失倒很精确，但是这句话，刘邓陶、贺龙、陈毅、彭罗陆杨、杨余傅，邓拓、吴晗、廖沫沙、张霖之、田家英、老舍、邓稼先及其家人认可吗？亿万平民百姓认可吗？ （五）决裂 九届二中全会时，周是一匹驯顺的老马，邓是死老虎，李先念、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是明显的大龙套。此时，“左”派中分赃不均，反目成仇，符合“斗争哲学”的发展规律。林彪、江青本来就不是一夥，分道扬镳只是迟早的事儿。而这一天终於到来时，毛主席还是选择了自家的女人。此时，林彪“打不赢就走”，把生于兹长于兹、以鲜血保卫过的乡土胡乱扔了。但连最崇拜林彪的相炳也说不出林飞到外蒙或苏联准备干什么？不会是撞克里姆林宫吧？就因为外蒙是中国领土就飞过去跟泽登巴尔算帐？这是个谜。我也认为飞机是打下来的，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当时的思维方式：“既然是往北飞，无论是投奔蒙修还是苏修，都将给党和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至於相炳为毛泽东、周恩来设计的假扮加油人趁黑装炸弹，我看尽管离奇了点儿，还真不能排除，但这只是技术层面的事情了。林彪的结局，周总理当然乐观其成，江青一夥也欣然接受，最郁闷的是毛泽东。二中全会党的一二把手“闹崩”，导火索当然不会是什么“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那么究竟是什么？现有材料无可考，也不太重要吧！另，在相炳文章中占重要位置的“汗血马”，我在电视的动物知识里看到了，那实际是马的一种症状，而不是一个马的种类，古人知识不够，弄错了，讹传至今。林彪条幅上的“天马”是否与此有关，不得而知。相炳考证的天马即汗血马、亦即林彪北飞的理由，只能当故事欣赏。 （六）私德 不少人提到了林家的家风。林立衡、林立果都是好孩子，这是合乎情理的，据我所知，李敏、李讷也都极本分。从王海蓉与毛泽东的对话看，王不仅行动循规蹈矩，连思想也较呆板，像个听话的班干部。这样的高干家庭，能举出几十家。林彪的一段话可能还真是他的本意：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但这说明的仅仅是林彪的“私德”，里面少不得还包括著他简朴、俭点、好学、体恤下属等等。以这个标准考察，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张春桥、陈锡联、马天水等一大批人都无大毛病。但他们最终都成了独夫民贼。毛泽东也不例外。恰巧倒是林彪另一句话说得对：大节好、小节也好，固然好，但这样的人不多；大节不好，小节不论好不好，都不能用；大节好，小节不好的是多数，还可以用（大意）。后来被人归结为“小节无害论”，此五字有些绝对，林彪原话无大错误。可惜彭德怀的小节好，反而成了罪状，被人诬为“伪君子”，世道邪恶，好人也做不成！总之，手握重权，掌管国计民生的人，我主张首先看他制定的治国方略如何，是利民还是害民，然后才是严格要求自己、家教有方、不近女色之类。 （七）造神 “小红书”是林彪发明的，三忠於四无限是从解放军兴起来的，“顶峰论”是林吹出来的，伟大领袖、统帅、导师、舵手是他概括的，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是林编的，“共诛之共讨之”是林发明的，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是他的杰作。现在看，说他学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一点儿也没说错。他的挖空心思、恬不知耻、花样翻新、肉酸肉麻、装傻充愣，四人帮康生谢富治柯庆施加在一起都无法企及。历史上的谗臣佞人也不少，但几时见过真把皇上造成神，让人一提毛主席就泪流满面、把像章往肉里别的！杨成武说了个“大树特树”（当然也不对）就被毛泽东抓住狠整，要一视同仁的话，林彪够枪毙十回！不错，中国是巨大的封建酱缸、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有造神的条件，但这丝毫减轻不了林彪的责任。这是正常的推理结论，如果有人也挖空心思，替林想出辩解的说词，那需要极为特殊、极为确凿的证据来洗刷人们对他的误解。四十年代刘少奇发明出“毛泽东思想”五个字，最后不得善终，有人说刘拍马屁没拍好自寻死路。但四十年代及之前，毛泽东有功，刘这样概括确有其根据，不能算无原则吹捧。遍观刘一生，功劳不大，苦劳不小，党性不弱。与林彪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连刘少奇也算成拍马屁，那么请重温林彪的话：中国是个大国，有七亿人口，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正确的思想、革命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主席是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围著主席转。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马屁拍得“语不惊人死不休”者，林彪可谓千古第一人！把国人最珍视的脸皮胡乱扔了。不闹文革，不换接班人，中国会少走许多弯路。 （八）党内斗争 中共成立８２年了，内忧外患，想一想都叫人愁煞苦煞闷煞！但长时期当中它形成了一整套处理内部分歧的原则，不能不承认这些都是财富，有些用于社会上的普通机构里也管用。比如：错了就检讨，改了就是好同志；多换思想少换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不要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发现问题及时提出，不要等问题成堆时才开会；对同志不能搞突然袭击；批评要和风细雨而不要狂风暴雨；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允许申诉、辩解甚至争辩；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遇事多作自我批评；少数服从多数；要群言堂而不要一言堂；内部不同意见的分歧乃至争论是正常的，一时统一不了不急于下结论，留待历史作结论；对待党内斗争，不允许使用专政工具；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等等。还能举出一大本书来。这都是正面的。近年来有人将之归纳为“党文化”，但在他们眼里，这三个字不简单等同于正确。因为“党文化”还意味著不透明，层层保密，党高于政、政高于民，党是永远的唯一的执政者，维护党的利益一般来说含有宁可牺牲党外利益的潜台词，等等。这是题外话。 要问的是，林彪如何对待党内斗争？上面列举的正确原则，他执行了几条？他治军时提倡过谈心，请问他面对党内上层的不同意见谈过心吗？他想过维护团结、化解矛盾、一致对外吗？把４０年政治生活积淀下来的党性原则胡乱扔了。他常年在毛家湾养病，１９５９年难得出山一次，是为党内斗争，得了手；１９６６年又是一次。《５．１８讲话》中杀气腾腾地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你不杀他、他要杀你”；“有那么一批王八蛋想夺权”，连毛泽东那样心狠手辣之人都说听了总觉得不安。文革爆发，党内、社会上、犄角旮旯无一幸免，杀得天昏地暗，头破血流。肆意践踏了处理党内分歧的多项正确原则，毛泽东当然要负主要负责，而林彪在有些方面的“创意”大大超乎常人，取得了令毛喜出望外的战果。与此同期，周总理费尽心血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党外的老朋友，人证物证俱在。有人说周虚伪、刁买人心，我至今没见过支持这种说法的任何证据。将二人比较一下，我倒想请维护林彪的人们也举出这位位极人臣的副统帅保护过一位老同志的案例，哪怕是出於“虚伪”呢！相炳说林彪对彭德怀用的是高级战略，但愿这话只是出於相炳的无知；如果超出善良人的愿望，林彪真的把对敌作战的一整套谋略、计策用到了党内斗争上，他成什么人了？有这么夸林彪的吗！细审文革史，毒化党内政治生活空气，歹人耀武扬威，老实人受尽摧残直至死于非命，林彪的责任不在康生江青之下。只不过林死时毛主泽东、江青都在世，不可能从这个角度批林；毛泽东死后集中批四人帮，军内机密比党内机密等级还高，林彪的一套也就没怎么批判。而要动真格的评价林彪，那些受害者又怎么肯放过这级别最高的打手呢！ （九）国际 林彪在国际问题上有多少见解，暂无考证。可以相信相炳称抗美援朝前夕林去莫斯科要空军未果，对斯大林恼恨至极都是真的，相炳显然也看了大量材料。但由此就一直推导出林彪对苏的终身仇恨，并迁怒于毛泽东和彭老总，还以此解释林彪建国后的一切行为，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事实上，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矛盾渊源可以上溯到井冈山时期，那时的林彪能知道世界上有个人名叫斯大林就算不错了。长征、延安整风（整王明的教条主义正是整王背后的苏联）、解放战争渡不渡江更是连小孩子都明白斯毛的分歧了。建国初毛泽东访苏遭冷遇，结怨进一步加深。中苏关系从热到冷，从僵到崩直至刀兵相见，毛泽东始终是冲锋在前的第一人。再看林彪，四十年代养病在苏联；１９６６年１月苏共召开２３大邀请中共派代表出席时，毛泽东反对派人前去，党内主张应邀出席的人中也有林彪。找不出他比毛更恨苏联人的任何证据。相炳说林彪１９５９年陷害彭老总“里通外国”是为了推动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此说不值一驳。真从世界大格局上看，有两大阵营存在，苏美对峙，中国的外交空间说不定更大些；中苏翻脸，阵营崩溃，苏联解体，美国独霸全球，就符合中国利益了？当然，能否维持住阵营，影响的因素很多，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据说中国社科院搞过一份材料检讨中苏关系史，认为中方责任大一些，但被李铁映压下来不往上报。这又是题外话。 顺便提一句，过去在谈到被压迫民族反对外来奴役，争取民族独立时，我们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具有进步意义；而目前国际国内提到“民族主义”概念，一般用作贬义，相当于“狭隘民族主义”，即排外、极端、反融合、反包容等意思。正面概念应使用“爱国主义”一词。林彪说过“我至死都是民族主义者”，有那时的情况，不能单凭这个概念批判他。但今天写文章还不懂这个常识，那就太外行了。 （十）经济建设 林彪作为职业军人，不过问经济本无可非议。但那个年代把政治、革命、备战、打仗吹得震天价响，抹杀经济作为基础和前提的作用，政治把业务、生产、技术、知识、专业、学术冲击的一塌糊涂、一文不值，形成了当时的“主旋律”。社会生活中已经没有了民主与法制的地位。六十年代中期彭真等人为抵消“左”倾空头政治的影响，提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的口号，立即遭到主流舆论的迎头痛击。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从穿戴到语言，从行为到思维，越像军人就越革命。文革到来时，无论党的主席还是国家行政首脑，直到上层摇笔杆儿的幕僚，每人一身“国防绿”，成了十足的闹剧。与此同时，就是贬低地方工作和地方干部，放纵军队干部，作出大量外行、愚昧、野蛮、霸道的行径，林彪的责任比其他人更直接，更大吧！他的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那经济建设呢？物质基础呢？人民生活呢？科学技术呢？综合国力薄弱，人民生活长期贫困，怎么巩固政权？在林彪眼里，政权是控制人民的工具，用枪杆子控制人民的行为；而用舆论控制人民的思想。控制得住，政权就在手，相反，就被别人控制。至於“为人民服务”、“人民子弟兵”、“还权于民”都是幌子。这个弯子，在武装夺取政权的人的头脑里，难于转过来，职业军人更难，战功卓著的人，难上加难！深圳市委书记于幼军当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时还在宣传“两杆子”理论，林彪影响之深，责任之大，能低估吗！当然，放在文革的环境里看，毛泽东也有类似的说法，这句话的问题不像前九个那样明显。早十年要指出其谬误和危害，真得有点水平。此处就不详述了。 （十一）接班人 有文章在为林彪１９６６年《５．１８讲话》辩护时，提到林彪在当年８月的十一中全会只是被选为第二把手，并不等於接班人，还说他一直推辞这个位子，即使接班人写入党章也可以变嘛！总之是说林彪既无私欲更无野心。但我只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最应该受到尊重的就是事实（吴江语）。１９５６年八大，“内定”接班人顺序为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林彪作为八大副主席中的第五位，当然清楚这个安排。他平静地接受了。紧跟著出现的几件事，令全党全国目瞪口呆。一是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不满意，要推翻；二是毛泽东同秀才们下了极大功夫搞出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毛作了要害性的修改，在国内阶级矛盾的估量上可以说完全推翻了；三是反右运动。在全党拥有最高权力的党代会，在毛泽东看来只是他一个人股掌中的玩物。核心圈都接受了这个现实，但各个成员的心态不可能完全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恐怕多数人会认为毛泽东棋高一招，这些人受著他们文化水平和执政经验的限制；有些人即使看出有问题，但他们自己肯定提不出一套更能统一全党意志的纲领来；而少数绝顶聪明的成员，领悟出了更深的内容：什么党规党法，什么民主共和，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党全国在一个晚上就可以改变面貌（数年后林彪的语言），就可以改变一切！於是他一方面窥测毛泽东的政敌，准备出击；另一方面苦心研究毛泽东思考问题的内在逻辑和独特规律。果然，只等了两年机会就来了。别人批彭德怀，回避“三面红旗”这个要害，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向毛泽东交差；而林彪上纲到“里通外国”的高度，可谓出手不凡。谁都知道外交场合即使懂外语也不准讲，只能通过翻译，彭老总怎么可能在赫鲁晓夫那儿得到什么承诺呢？但“反党集团”的罪名就这么定了。而且，批彭批得最不讲理的人，拿走了彭的权力。林彪既初战告捷，又印证了一个心得：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其他什么都是假的！ 接下来的六年，是林彪经营军队，反彭德怀、罗瑞卿之道而行创造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一整套经验的六年，是把部队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并积极向全国渗透的六年，是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全国形势跟著军队迅速“左”转的六年。所有的英雄模范：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蔡永祥、门合、朱伯儒、孙玉国几乎是清一色的军人。而成为英雄的唯一途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羡慕、向往、效仿解放军最为热血沸腾的，是青少年。在这个大背景下，如果毛泽东亲自站出来振臂一呼，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必定荡然无存。１９６６年的民族惨剧就是这样依照其自身逻辑展开的。每一个过来人难道不是记忆犹新，难道能找出更合理更真实的解释吗？漫说毛泽东决心闹文革需要这些铺垫，就算不闹文革，个人崇拜的气候之高涨也足令毛泽东心花怒放，因而对林彪已不仅仅是赏识了。说林彪《５．１８讲话》之前毛泽东已几次讲过同样的意思，因而错误在毛不在林，其实，这篇讲话正是林彪悉心揣摩毛泽东心理又淋漓尽致发挥的一个标本。你说阶级斗争，我就说敌人天天在磨刀；你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就把“王八蛋”这种词汇也搬到政治局的会议里来。林彪总能让人感到：在核心圈里，善於领会毛泽东思想者，无出其右。再看深一层：这位最年轻的元帅再聪慧，要讲出那番话，也需要下大工夫，要挖大心思的。这个表现，像是澹泊名利、躲避权力的心态吗？理解为：不发言则已，发言则语惊四座；不出战则已，战则必胜，不是更合乎实际吗？ 林彪看了林立果在空军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报告》后兴奋不已，连称：“不仅语言像我的，思想也像我的。”足见这员战将对摹仿以及仿得像不像，是何等的关心，功夫又是何等之深！在那种气候和林彪的那种表现下，他跃升为二把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以他的“才能”和年龄，二把手不理解为接班人倒成怪事了！开九大写入党章，不过是履行个手续而已。然而短短两年内，两任钦点接班人接踵惨死，毛泽东自己演砸了。成群的元帅、大将竟无人可用，拔出个上将陈锡联执掌兵权，仅仅因为这位“陈三两”愿意卖身给毛泽东的侄子和老婆，人民军队的威信从巅峰跌至谷底。每一名愿意正视事实的军人，都不能不归罪于林彪这位短命奇才。林彪死后，陈毅高呼“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我心大快！”只要是对陈老总稍有了解的人，绝不会把此言看成两个元帅之间的嫉妒之心！ （十二）林彪之研究 此课题一直是个空白。我也不信“飞机坠毁”说。但因事关“军事机密”，所以材料太少，确实难以深入探讨。《５７１工程纪要》出自谁人？其中有无林彪平时谈话流露出的内容？我看有些话很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於变相劳改，干部去五七干校等於变相失业”，“他（指毛主席）整人的哲学就是既得罪就得罪到底”，“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是阶下囚”，“连他的秘书也被整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凡事‘左’三分”，“不要干扰别人的决心”，是对艰难世道的愤慨；“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整个中国正在变成一架巨大的绞肉机”，“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这些话当时听著就很解气，产生极大的共鸣，所以我多年不忘；“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形势正朝著有利於笔杆子而不利於枪杆子的方向发展，因此要加快实施五七一工程”，“空军机动性大，是搞五七一的理想力量”，这话当年令人胆寒，今天依然如龙泉夜鸣，撼人魂魄！ 要说明的是：拿《五七一工程纪要》为林彪摆功，是徒劳的。因为这是他的一夥同毛泽东决裂后才搜罗的毛的罪状，较真儿说，那些罪状本身，林彪都有逃脱不了的责任。 再有，“谋害”一说究竟有几分可信？用小型飞机轰炸毛泽东的专列，战斗英雄鲁珉不敢干，用盐水弄红眼睛装病，有这些事吗？那么多人帮著“林彪专案组”作假？林彪笔记本里录的《三国演义》中的小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是什么意思？陈伯达给叶群题词：“每临大事有静气”是什么意思？九届二中全会后的一天，林立果气急败坏地回到办公室，大声叫喊“翻船了，倒大酶了！都是他妈主任（指叶群）搞的！”又是什么意思？当年上了中央文件的这些材料是真的吗？ 总有一天，“１９４９－１９７１年的林彪”这个科研空白会有人填补。苏联的国家档案不是也在陆续解密吗。从抗美援朝到“九一三”这段时期的内部工作人员也没死光嘛！总有一天这段历史公案会真相大白的！ 谈谈庐山会议 关于庐山会议，前面孟令伟先生有一篇文章专门论述了，字字珠玑，很精彩。但兄弟想呢，除了制度上、体制上、文化上去分析以外，具体到每一件事还是有个对错、具体经过和具体责任的问题。我们宣传一个人时，往往把一大堆看起来富丽堂皇、云山雾罩的大帽子往他上面扣，什么什么家啊，什么忠诚的什么战士啊，什么把一生奉献给了什么啊，什么坚决地和什么斗争啊，总之皇帝的新衣穿了一件又一件，这个抽象来看，大家不可能有什么意见，中国一向如此，地位高、品德就高，谁最有权，谁就最高尚，大家也能认同。但是落实到具体每件事来看，就不对劲了，凡事总还有个对错和责任问题，不能因为你头上有一大堆桂冠，就可以把明明是错的事也变成对的了。而且从这些事情上也可看出一些人的性格和他们真实的一面。比如前段时间，听一朋友讲了这么一件事，八十年代时，有一次叶剑英过生日，花了三十万元，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三十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一个普通职工全年的工资收入，也就五六百元，也就是说咱们叶帅过这次生日，花的费用就相当于几百个职工全年的收入。这个费用怎么处理呢，说起来也奇怪，不知为什么不是总后埋单，而是到了财政部，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张劲夫，张部长就说不行，这个不能国家埋单，于是就僵在那里了。最后据说大概是中办给处理了。后来张劲夫调离了财政部，只是不知和这事有没有联系。叶剑英头上当然也戴着不少桂冠，名声和地位高过张劲夫不少，但从这件事来看，明显是他不对，而张劲夫是对的。当然有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可能会说，叶帅为党和国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他的生日是全国人民和全国解放军指战员共同的节日，才花这么点钱，算什么，比起慈禧老佛爷，简直太节约了。叶剑英做了多大的贡献，大家各有看法，只是这完全是两回事。如果叶剑英是个军阀的话，没人说什么，像张宗昌那样三不知，兵不知道有多少、老婆不知道有多少、钱不知道有多少，反正本来就是个军阀，他自己也没说自己高尚，你也不能硬要求他高尚。可是既然号称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是什么什么家，这就明显不符合了。而且这个事，叶剑英也不可能不知道吧。兄弟的意思并不是说叶剑英怎么怎么不好，只是无论是谁，具体每件事都还有个对错是非，不能因为你地位高，就什么都对。同样，具体到历史事件上，也还是有个对错和责任问题，不能因为谁最后掌权了，谁就长的最漂亮，什么责任也没有，该是谁的责任，就别想跑，别想把责任都推到倒楣的人身上去。 庐山会议本身大家都没有争论了，基本上都认为彭总是对的，会议的结论是错误的，而且会议的过程也很不正常，不是就事论事，讨论国民经济，研究如何更好地发展建设。而是七绞八缠，各种矛盾都纠缠在一起，搞成了一锅粥。这次会议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无论是对当时的经济，还是对今后的政治，都产生了很严重的不良后果。但具体到责任问题就语焉不详了，总是含含混混，反正除了林总以外，大家都是好人，顶多说两句是老毛晚年的错误，再抽象地往体制、制度上一推。其实庐山会议很不简单，对清楚认识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一些什么什么家的真实嘴脸，探讨以后悲剧的原因很有帮助。 现在，关于庐山会议比较有权威的说法是老毛的前任秘书李锐，因为他地位特殊，是现存不多的亲身经历的人之一。他也写了不少应该是真实的东西，只是他也脱不了为尊者讳的陋习，得出的结论就有些牵强了，比如李锐说林总是半途上山的，话不多，但很厉害，给彭总定了性，这就纯粹是瞎扯了，林总确实是中途上山，话确实是不多，但李锐怎么就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林总的话很厉害，最后给彭总定了性。听起来，好象最后是由林总上山，一锤定音，打倒了彭总。似乎老毛要打彭总，旁边一大帮好人在劝架，说算了、算了，老毛你别打了，彭总你让一让，而最后林总跑上来，大打出手，三下五除二，把彭总收拾了。这是跳跃性、非理性的逻辑思维得出的结论，理由和结论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李锐大概也八十七八了，但这样的讲法，还是颠三倒四，难以成立的。 彭总在庐山会议上被整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或者前后时期别的什么会议）上有一番讲话，当时大跃进的恶果已经很明显了，老毛也做了自我检查，我党给不少前段时间打成右派的人平反摘帽，刘少奇在这方面很积极，这也是他得罪老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时候，彭总也写了八万字的信要求平反，但却一直不能平反，而且在后来还变成了是要翻案，又多了一条罪名。刘少奇在解释原因时，讲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这样的：彭德怀的万言书有一些内容是真实的，但他的问题不是因为信的内容错误，而是因为彭有野心，他利用这个机会向党中央、毛主席进攻，而且他在历史上就一贯有错误，曾经和高饶联盟有勾结，（这时，毛插话说：应该是彭高联盟）。大家看看刘少奇这话说的，整倒彭总实际上是毛、刘、周诸人一次肮脏的政治交易，在不给彭总平反这一点上他们的立场是统一的，他们人人都有份。整彭总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彭总对大跃进看法的正确与否，而是因为所谓的野心、组织军事俱乐部向党中央和老毛进攻，加上彭总个人的性格和历史上的积怨。整彭总就是为了保住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当时的大跃进导致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可以说是罪行，实际情况，政治局常委是很清楚的，但不能承认，因为这个罪行，毛、刘、周诸人是人人有份的，是集体犯罪，毛说大家都分一点倒没错的，犯了罪怎么办？承认是不可能的，那保持权力就失去正当性了，只能把白说成黑、把错误说成成绩了，然后再七搅八缠、转移问题，乱中取胜。整倒彭总，就是要将星星之火扑灭，保住自己的权力，和黑社会杀人灭口，实际上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所以后来，老毛找彭总谈话时，说：真理可能在你那边。这个呢，彭总不要激动，咱们这帮看客也不用激动，因为整彭总的原因并不是意见书内容正确与否的所谓真理问题，而是关系到老毛和刘少奇等人的权力和地位的问题。 再看看事件的经过，彭总上了庐山以后，开了两天会，感觉开的不温不火，问题没有讲透，恶果是那么的明显，但就是没人敢提出来。当时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只能讲三面红旗好，讲形势喜人，谁都不敢说半点问题。据说公安部的一个副部长，到河南探亲，目睹了惨况，回到北京以后，白天上班装的跟没事人一样，但晚上回到家里，就蒙头大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即使是高级干部的人格都扭曲的这么厉害。本来经济工作、政府那一摊和彭总、林总关系都不大，但彭总上山前是准备为人民鼓与呼的，就想去找老毛谈一谈，而去到老毛的门口，却不巧，老毛正在睡觉，（是不是睡觉，谁也不知道，老毛对不想见的人，是经常用这个借口的）。而彭总这次要找老毛反映的并不是一件具体的、紧急的事情，是要对近期的错误提出看法，等于是要批评老毛的，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并不适合直接闯进去，于是，彭总就调头回去了。彭总回到住处，就写了一封八千字左右的信，一写就是八千字，这个彭总肯定是想了很久的，心里有了腹稿，否则也不会这么快写出来，包括那个“有失有得”，也确实可能是思考过的，大概彭总找老毛想谈的也就是这些。当然这些都是彭总自己讲的，如果有人认为彭总有野心，是利用机会，兄弟也找不出理由反对，因为这个是诛心之论，找不到实际证据的，属于莫须有类型。但兄弟还是确实相信彭总是真心想为民呼吁的。套用阶级观点来看，彭总从小就是个苦孩子，挨过饿、要过饭，后来当兵就是为了能吃饱饭，他知道人民的疾苦，而且最重要的是良心没有丢，没有因地位的上升背叛自己的阶级，没有被华丽的政治理论弄花了眼，他知道不管你用什么光冕堂皇的理论去包装，不管你怎么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去比喻，和平年代让老百姓大量饿死都是不对的，在古代，即使是因为天灾，导致饥荒，皇帝也是要下罪已诏的。所以他对老毛说：确实是饿死人了，让善于胡言乱语瞎辩证的老毛也一时语塞。即使他真是要对老毛进攻，那也是一件好事，并不是什么错误，更不是什么罪行。 还真不能不佩服老毛对权力的敏感。老毛接到这封信后，就睡不着了，据说吃了两次安眠药都睡不着，还对身边的卫兵说：彭总原来的名字叫彭得华，是要得中华的。瞧，不用讨论，罪名已经隐隐若现了：彭总的这封信就是要对他老毛进攻，要得中华，所以后面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罪名也就顺理成章了。好，连名字都能成为罪状。老毛睡不着，当然不是因为大跃进的严重后果，这个他早就知道，他根本就不在乎，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嘛，死个几千万，他根本不放在心上。老毛是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担忧，他肯定敏锐地想到这个绝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彭总一个人这么想，是有一股风的。一来，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大家表面上不敢说，但党内党外，很多人心里肯定是有意见的，迟早是要爆发出来的，老毛既然犯了罪，当然是心惊肉跳，等着这一天的到来，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是由彭总率先开炮的。二来，打了几十年的交道，老毛当然知道彭总的性格，彭总绝不会就此停住，在下来的会议上肯定会提出的，如果不事先做好准备，统一高层意见，做通与会人员的工作，在会议上一议论开来，就很难讲是个什么局面了。三来，彭总对老毛一向是不迷信的，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不少，这次真理在握，一争执开来，直接向老毛发难，也顺理成章。老毛自己说过他是不下罪已诏的，还自吹什么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可能兄弟水平有限，除了权力以外，兄弟怎么也看不出来还有什么是他的原则。这一次他又感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面临危机了，他当然是决定又一次混淆黑白，主动出击，他要在彭总没有在会议上提出这些意见之前，先发制人，避免会议形成对自己不利的局面。 于是，老毛就下决心要整彭总，他先是召集同谋犯商量对策，分时间（好象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把刘、周诸人找来谈话，一个个地单独商量。这中间，达成了什么交易，谈话记录没公布过，谁也不知道，实际上，刘、周二人的工作并不难做，这二人是一线领导，对大跃进的错误负的责任绝对也不会小，彭总指出的问题，他们那一份也不会少，他们和老毛是个利益共同体。刘和彭也有历史恩怨，一向不怎么和的来，彭总也不大看的起刘，说句实在话，刘既没有什么战功，也没有什么很老的资格，完全是靠吹牛拍马、擦老毛的鞋爬上来的。周和彭关系也不好，周又是个老滑头，刚刚在反冒进中做过检查，胆大概完全吓破了，对老毛基本上是言听计从。这几个人一合计，意见统一了，也不要良心了（大概本来也没有），就开始行动了。这时，老毛等人心里就有了把握，就把彭总的这封信作为所谓的意见书抛了出去。于是，彭总再参加会议时，就突然发现多了一本自己写的所谓意见书；参加政治局的会议，就突然发现变成自己的批判会。可以说毛、刘、周三人已经内部对彭总定了性，所谓的讨论只是个形式而已，为的是统一思想，让和彭总同样想法的人暴露出来，再视情况安上一个什么什么罪名，以便最后能够通过决议打倒彭总。但是一讨论开来，庐山会议就变得激烈起来，那些所谓的左派，前段时间，高调唱的响彻云霄，按老毛的讲法，要追究责任，他们也要分一点，大家是利益共同体，要他们自己打自己耳光，这个他们不会去做的，他们死活也不承认自己有错，一口咬定成绩是主要的。另外的很多人是看风向、傍大款，当然是跟着毛、刘、周诸人跑。但另一方面，大跃进造成的恶果事实俱在，有点良心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因此也有不少人支持彭总的意见。如果纯属工作之争，争论的是大跃进的得失的话，那么无论结论是什么，对彭总、张闻天这些人的影响也不大，只能是对工作看法问题，并不能成为打倒的理由。但老毛带头，刘、周等人和一帮积极分子附和，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甚至个人恩怨也掺杂进去，（老毛连毛岸英的死也扯进来了）。于是问题就越来越复杂，变成了彭总有野心，一贯反对老毛，这次是找到机会，向党中央和老毛进攻。加上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持相同观点的人，就凑成了一个所谓的军事俱乐部，这样就上纲上线，成了反党、反老毛的所谓路线问题。这个逻辑也真奇怪，彭总等几个人坐在一起议论一下，就是军事俱乐部，毛、刘、周等人私下凑在一块，就是光明正大。老毛还使出了自己一贯的流氓作风，声称如果军队不听他的，他就要上山找红军去，实际上他是绑架全党，威胁说如果不同意他，他就要分裂，从而迫使会议代表在他和彭总之中选择一个，站在他这一边。加上彭总人缘并不好（他工作方法如何是另外一个问题，得罪人并不一定就不好），工作上得罪过不少人，这些人也跳了出来。其实，彭总与林总的特点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不怎么拉帮结派，不大与人来往，这样的人从一起工作共事的角度看，可能不太令人舒服，但从国家、社会的角度来看，却非常有益，而且工作方法如何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彭总的性格又比较耿直，直来直去，不留情面，难免得罪人。比如他生活作风俭朴，看不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还直言不讳地讲出来，那么大多数不俭朴的人自然就心里不舒服了，皎皎者易污，这些也就成了收买人心的伪君子行为了。于是，新仇旧怨，国事、个人恩怨交集在一起，一众人等开始了大合唱，要整倒彭总。但以彭总的性格，这件事他认为自己没错，而且这么简单的事情，明明是讨论大跃进的对错，怎么越扯越复杂，扯上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什么野心、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都出来了。以彭总的性格，他是不会轻易低头的，他也不会去讲所谓的策略，他的反应是直接了当、相当激烈的，而且也还是有不少人是支持彭总的。这样一来，会议上的争执就越来越激烈。但总体上，毛、刘、周等人已商量好了，已掌控了局面，彭总的倒台是注定了的。 再看看林总在庐山会议上的经过。其实老毛虽然独裁，但他在解放后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如反右、大跃进、整彭总、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以集体名义做的决定，是通过投票以党的决议作出的，不仅是老毛的个人行为，而且也是党的行为。老毛虽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整个党都应该负责。当时在位的其他人也要负责任，明明你们可以说不的，可以不举手的，却又出于各种原因（主要是自己的利益、权力和个人恩怨）去附和，还主动积极地参与，最后自缚手脚、自食其果。象刘少奇这样，率先投机搞老毛的个人崇拜，又觉得毛不行，再想搞自己的一套，一会左的出奇，一会右的离谱，斗这个，打那个，实在是自己挖自己的坟墓，并不值得过多的同情，在庐山会议整彭总，他的表现就很恶劣。具体到庐山会议每个人的责任，李锐说林总是半途上山的，话不多，但很厉害，给彭总定了性。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林总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但并不怎么参加会议，庐山会议开始时他就没有参加，后来让他上山，大家都知道是搬来的救兵。让他上山，无非一来他是政治局常委，应该参加，声势也更浩大；二来，彭总的影响主要在军内，而当时虽然山上有几个老帅，整彭总也挺卖力的，但他们加起来都不太够分量，所以要让林总也来参加，林总上山时的情形是什么？当时，毛、刘、周诸人已经商量好了，加上一班人的大合唱，已经给彭总定了性。简而言之，就是彭总利用暂时的困难，组织了一个军事俱乐部，向党中央和老毛发动进攻，而彭总却并不服气，老毛和彭总已经势不两立了，这个已经是确定了的，林总上山面临的是一个打钩或者打叉的简单判断题，无非是要表个态，是站在哪一边，根本谈不上什么定性。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林总不可能为这个和毛、刘、周摊牌，比如大家都说彭总有野心，这个是不用什么证据的，象鲁迅先生说的：世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信则有、不信则无，既然绝大多数人都说彭总有野心，那也就是有了。林总讲的话只是重复了老毛等人的套话，支持了老毛的地位。 林总在庐山会议上说的话，很多文章都摘过了，是说的不好，但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他发明的，都是别人众口一词的产物，是已经定下来的调子，是炒过的冷饭，他拿过来，是象征性地表达了对老毛地位的支持。而且林总实际上还说过：（对彭总）并不是要打倒，今后不信任了，工作还是要你做。还说：黄老（黄克诚）是个老实人。并没有过多的上纲上线，还为彭、黄二人说了好话，留有余地。注重的是个人野心和工作作风方面，并没有象别人那样往路线、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上面扯。并且还澄清了长征时期写信要求老毛不要指挥前线的一段公案，表明这件事不是彭总挑动的，和彭总并无关系，让彭总很是感动。这里还要讲一下，为什么老毛会怀疑林总的这封信是彭总挑动的呢？因为当时彭总也对老毛的指挥不满，发过牢骚，而杨尚昆（三军团政委）和刘少奇（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发电报把这个情况向老毛告状。他们告状的电报刚到，林总的信随后也到了。而林总又一向是老毛信的过的人，所以林总的信一到，老毛就怀疑是彭总在背后搞鬼。这件事，杨、刘二人也没起什么好作用。总之在庐山会议上，彭总对林总并没有什么意见，在决定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时，还向中央推荐林总来当国防部长，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林总成为副统帅后，彭总就预言毛林必分，老毛这样的人，除了检讨大王周恩来，谁能和他长期共事啊？更何况林总这样铮铮铁骨的人呢。在林总所谓叛逃后，他怎么也不相信，更没有象邓小平那样幸灾乐祸，相反他还要去找毛和周说清楚，因为他们不能就这样把林总杀了。你可以说林总这些话不好，但绝不能说林总负主要责任，其实对比来看，林总算是相当不错了。 当然有人可以义正辞严地说，林总不应该这么讲，他应该讲：彭总这封信好是好，就是太早了点。最好再说：老毛想绝了，做绝了，绝则错。这个兄弟不敢说你讲的没道理，你可以轻飘飘地讲出非常非常有道理的话，只可惜当时你不在山上。事实上，当时关于彭总的问题，调子已经定下来了，众口一词，彭总在向党中央和老毛进攻，二者已势不两立，只能选择一边。连那个所谓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也开始骂自己或者反戈一击了。林总说彭总的信好是好，就是太早了，兄弟想来他的意思是指这个时机不对，本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者写信，根本就是很正常的行为。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加上彭总和一些人的历史恩怨，彭总在庐山会议上写这封信，就等于当众抽了老毛等当权派和一帮左派的耳光，犯了众怒和众人的利益。不是他这样做不对，也不是大家都认为他不对，而是他们所谓的政治和利益需要他不对，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无论如何一定就是不对，他不能够对。你可以说庐山会议上林总的讲话不好，但不能说林总的讲话起到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也不能一叶障目，就不看看那帮什么家、什么家是怎么讲的。 刘少奇说：毛主席能反，我早就反了，还轮到你？大家听听，刘少奇一开口，不容分说，就定下来：老毛不能反，而彭总写这封信就是为了反毛，还语带讽刺，意思是你哪能和我比啊，极其毒辣。刘少奇这是自己挖自己的坟，所以最后的下场也不算太冤枉。老毛不能反，怎么你又要去反啊？据说刘少奇在被批斗的受不了的时候，打电话质问老毛，说不能对他这样，江青一句话就顶的他哑口无言：你的修养上哪去了。是啊，你整别人时，眉飞色舞、口沫横飞的，教育这个要正确认识，那个要正确对待，怎么轮到自己就受不了啦。你自我吹嘘的修养去哪了？ 周恩来说：很多同志都担心，主席百年以后，没人管的住你，你会闹事。周恩来还是那么的老奸巨猾，用一副担心的口吻讲出来，还用了很多同志的名义，实际上潜台词是：彭总有野心，要现在解决，不能等到老毛死了以后。 贺龙说什么呢？彭总上山前和贺龙在一起，曾经对贺龙说过：如果不是我们的老百姓太好了，早就造反，出现红军了。开会时，贺龙就把这句话端了出来，狠狠地落井下石。 肖华更绝，披露了一个秘密：在访苏时，彭总有一段时间和赫鲁晓夫单独在一起，没有我方翻译在场，时间长达若干分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肖华基本上可以当克格勃了，这个典型的里通外国的莫须有的罪名一出，彭总百口难辨，就算把赫鲁晓夫拉来作证，也没人会相信赫鲁晓夫的话，你还不能说肖华讲的不是事实。肖华够阴狠的了，有意思的是现在一个地方有纪念彭总的纪念碑，还是肖华题的字，这简直是个讽刺性的笑话。 还有罗瑞卿、柯庆施等等众多的反彭积极分子，那些说法，上纲上线、深罗网织、千奇百怪，一个个表演的淋漓尽致，还有些唱红脸的，在中间摆出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但目的也是一致的，就是要彭总接受罪名，承认所谓错误。如果有朋友能细心罗列一下，就可以让人充分了解这帮什么家什么家的真实嘴脸。 在如此猛烈火力的攻击下，即使刚直如彭总这样的人，最后也低了头、败下阵来，不停地做检查、批判自己。他自己曾说过，他在庐山会议上之所以低头，把自己搞臭，把自己在军中的影响降到最低，是要维护党和军队的统一，不让党和军队分裂。当然，他到底是不是这样想，是不是高估了自己的作用、美化自己，是不是他不妥协，党和军队就会分裂，这个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从他后来的这些讲话来看，他对自己违心地承认错误的做法是后悔了，他的低头，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他个人都并没有带来好处。 庐山会议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一来大跃进的错误和后果不仅没有纠正，反而进一步恶化，使整个国民经济崩溃，造成了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是令人发指的不折不扣的罪行。用刘少奇后来对老毛的话来讲：人相食，我们是要上史书的。二来，庐山会议的结果，严重毒化了党内的政治气氛，强化了老毛的绝对政治地位，为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扫清了障碍。用黄克诚的话讲：从此党内再也没有人敢说真话了。讲真话的人都倒楣了，在这样的反面教训下，绝大多数人自觉或者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改变了事情的对错标准，以老毛的讲话甚至喜恶作为标准，一个人、一件事对不对或者正不正确，再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是不是老毛讲过的、拥不拥护老毛作为标准，这个简直成了党内的共识。于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出现了个个都争着吵着、哭着喊着表白自己是拥护老毛和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滑稽场面，可是往往却热脸贴上了冷好股，老毛根本就不承认。明明是错的东西，但只要是老毛说的做的或他同意的，也就变成了对的，老毛成了仲裁一切是非的人间上帝，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实际上在当时已经形成了，并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标准。党内高层，自己给自己戴上了一个金箍咒，从此只有紧跟老毛的份了，再也没有人敢明说哪件事是老毛不对，即使明知哪件事是老毛不对、是老毛的责任，也不敢说。象刘少奇明明知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首要目标就是他，也不敢直接说老毛有什么不对，只能努力表演，死命把自己仍然包装成党内第二号人物，往一贯拥护毛泽东思想上靠，可最后还是只有被打倒、做检查的份。至于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毛泽东怎么想，他你好，毛泽东怎么想，谁能知道？还不是他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他说他是怎么想就是怎么想了。只有林总，在九一三之前，才拒不检查，讲出这件事不是我的错、是老毛的错这样的话，狠狠地给了老毛两耳光。 庐山会议在某种意义上和1979年的讨论一样，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激烈冲突，是要纠正老毛罪行的一次抗争。可是很遗憾，最后还是老毛取得了胜利。彭总、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说真话、明是非的下场，预示着一场场席卷全党、全国、全民族的悲剧已经很难避免了。庐山会议也成了一场当时党内多数高层的集体丑陋表演，在这场表演中，林总远比那些积极分子要消极，更谈不上起到定性作用，以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分工，也起不到什么定性作用，负主要责任的，毛、刘、周等人当之无愧，那些所谓的左派和积极分子们当之无愧。可是现在连周恩来这样的元凶巨恶之一，都能安上这样的套话：当然，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也说过一些不得已的话，做过一些不得已的事。嘿嘿，摇身一变，大家全部都成了好人，庐山会议也成了一群大好人之间的又一次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真是误会啊。可是我们民族却为这一个又一个的误会付出了那么残酷的代价，叶剑英的生日有中办来埋单，我们民族付出的这些代价又应该由谁来埋单呢？这帮大好人、什么家什么家，不应该承担责任吗？ “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 要深入客观地讨论林彪，请把作为军事家的林彪和作为政治家的林彪区别开来----不要因 为林彪的政治行为去否定他的军事业绩，也不要因为林彪的军事业绩就肯定他后来的一切。事 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也许有人说，无论军事还是政治，事都是他一个人做出来的，为人是有连 续性的，你怎么可能区分开“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呢？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人 是可以转变的，而这种转变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或兼而有之……我由此想到好多往 事，让我试着叙述分析“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的表现，大家一起来分析讨论吧。 对于林彪的军事才能和战功，我不想参加讨论，也不想把林彪与刘伯承、粟裕等人做简单 类比。林彪可圈可点的是他后来的政治行为。1955年全军授衔，林彪赫然排在元帅第三位，足 以说明他的军功，无须争论。要知道当年授衔是一件何等不易的工作，定下授衔名单已经费了 好大力气，获同级军衔的人的排名顺序更是大有学问，一再反复斟酌。据我所知，除了党内军 内的资格和历任职务等等，每级军衔获得者还要列出所指挥的战斗、战役，列出胜仗次数和败 仗次数。当然最后军衔评定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政治元帅、政治大将、政治上将均有且不在 少数，政治中将和少将就更多一些，但是作战次数和胜负次数也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硬指标。哪 位仁兄了解内情，希望贴一篇专题报告，现在网上有关授衔的文章很少，涉及内情也不深。 元帅排名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 剑英。朱德位居第一，无需讨论和争论，彭德怀第二，亦无话说，林彪位于第三，除了军事业 绩把他推上此位，别的无可解释。论资格，他仅仅是黄埔第四期学生，聂荣臻、叶剑英是他的 老师，徐向前属黄埔一期是他的学长；南昌起义时林彪是排长，而刘伯承、贺龙分别是参谋团 团长和军长、起义总指挥，陈毅在南昌起义部队和红四军中则当过林彪的直接上级；林也就比 罗荣桓的资历强点。然而，林彪把他的教官、上级通通越了过去，凭什么？只有凭硬碰硬的战 功，单凭毛泽东欣赏他是绝对不行的，要知道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成神，也不那么一言堂，此外 也得全军上下心服才行。不知各位弟兄听到过没有，我是从未听说有人对林彪的元帅排名位置 公开表示过不满或疑问(私下里的不服气和争论大概是免不了的)，另外四野的战绩也为全军所 称道，尽管有时还有些不大不小的争论。刘伯承元帅排名元帅第四位，同样是由于赫赫战功， 但刘帅没有说过一句对林彪有意见的话，而且还称赞过四野的好几个战例，如丁盛率四野8纵 135师对白崇禧集团作战时的的“腰斩七军”。 话回头说粟裕。粟裕下台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等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粟裕在历史 上基本与彭无关，而且是被彭德怀搞下台的，批彭可谓一身清爽，公私两利，但他没有因为挨 彭德怀整而多说一句！有人劝粟裕把受彭整一事提出来，粟裕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 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 自己了。”他终其生都是“军事粟裕”，从未做过“政治粟裕”。其他大将各有千秋，本文无 力涉及，奇怪的是大将中除了粟裕，真正的名将、战将很少，徐海东曾是一员，但因病退出战 场太早，陈赓也算一员，他经历不凡，多才多艺，别的方面也很出色，给人有点博而不专的感 觉，军事能力在他身上不是绝对强项，但由他主持军事科研、教育如任哈军工院长则如飞龙在 天，是不作第二人想的上佳人选。其余黄克诚半军半政，谭政和罗瑞卿本就不是军事干部，张 云逸、王树声、萧劲光、许光达虽主要做军事工作，但每人都没有什么拿得出的傲人战绩，还 不如若干上将。要知道授衔名单中的排名位置可是不那么简单地一排了之，更没有象后来“按 姓氏笔画为序”。关于授衔的事我多说几句，与主题无关。10员大将排名顺序是：粟裕、黄克 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粟裕排名第一，也靠 的是响当当的战功，如果比资历和红军时期的职务，粟裕逊于多数大将，但大家同样对第一大 将心服口服。军中一直有传言，网上也时有帖子，说粟裕争当元帅，或对粟裕没当上元帅表示 惋惜。粟裕的战功是不争的事实，可与林刘比肩，远大于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诸帅， 更不必说叶剑英罗荣桓，但粟裕的资历确实还够不上评元帅，如果他的战功超过林彪，也许有 可能。此外以我通过三野老人们对粟裕大将为人的了解，他不大可能去争元帅位置。历史上他 两次让出正职甘居副职，并不以职务地位为重；尤其后一次，如果他不让，官拜华东野战军司 令，授衔时评元帅倒真的有可能，军委不会让一个大野战军不出元帅。粟裕1951年1月即被任 命为副总参谋长，其时聂荣臻任代总长，副总参谋长只有这一位，不象后来那么一大堆，可见 对军委他军事才能的器重。其后军委于1952年11月任命黄克诚和张宗逊、1953年2月任命李克 农为副总长。1954年10月粟裕出任总参谋长，副总长多达11位：黄克诚、张宗逊、李克农、陈 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粟裕乃一“全心全意”式的纯 军人，丝毫不想粘政治的边，出任总参谋长的四年时间里，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所作所为半 点也不“政治”，为人又坚持原则，在自认为正确的问题上常常毫不退让据理力争。粟裕与彭 德怀许多事上观点不同，关系恶劣，毛泽东对他也产生了看法，终于于1958年5至6月遭到彭德 怀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的斗争，同年10月被免职。粟裕挨整表面原因有若干，核心原因只有一 个：必须“毛指挥枪”，任何潜在的可能对这一铁的原则有影响的人和事都必须予以铲除，即 使是粟裕这样主观上绝对不会这样想的人在其指导思想和拟议的规章制度“削弱”党的领导时 也得戴上“极端个人主义”、“向党伸手”的帽子；粟裕与彭关系不好、观点不同只是表面原 因罢了，彭也只不过做了毛的工具。一年后彭德怀挨整下台，核心原因是相同的，诱因不同而 已。以粟裕那样的为人，毛泽东要命也不会相信粟裕会有威胁他的动机、能力和胆量，但一旦 该人要建立的制度有可能影响其集权，无论此种可能性多么潜在或微小，毛都会将其尽早彻底 消除。在这一点上毛的敏感和远见无人能及，堪称大家圣手。比如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在四 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提出要当总书记，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觉得没什么，就让他当好了， 中央的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也都不反对，唯有毛泽东断然说不行，宁可交出红 军总政委职务，也不能交总书记。回话给张国焘，张也就没坚持原议而当了红军总政委。从这 里可以看出众人即使是心怀异志的张国焘都不及毛的深谋远虑，如果张国焘拿到了总书记的名 义，那么后来开会“另立伪中央”就不是“另立”而是中央合法的人事变动，新中央自然也不 “伪”。真是这样，张国焘“此间用中央、中革军委名义”，原中央毛、周、张、博“用西北 局、西北军事委员会名义”，历史就会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了。毛的政治家敏感性和对策、应变 能力就是比别人棋高一着，学是学不来的。“天生大任于斯人”的政治家都是如此，如汉高祖 刘邦，在战败逃入韩信大军驻扎的广武城时，根本不去韩信军中，先找个小旅馆住下，睡了一 夜，第二天在一大早来到韩信驻地，以汉王名义直入中军，先取了韩信的将军印信，然后才把 韩信从床上叫起来，二人商量事情。刘邦这么做的理由是：如果战败时，孤身一人(还有几个 随从)去到韩信军中，韩信如有异心，一夜的时间，足够酿成阴谋，下定决心，而自己无丝毫 还手之力。先不让韩信知道自己来了，待他知道时，不仅汉王人已到，将军印都已在汉王手中 ，想要如何，时间、兵力、形势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也就无从谈起了。看看一流的政治家， 滴水不漏，潜在的危险事件被他“扼杀”得半点发生的可能性都没有！不过，活得也够累的， 也许对政治家来说，这不是累，而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大将们望众弟兄陆续给予介绍，我这里不再多说。值得补充几句的是当时曾拟议授傅作义 大将军衔，但因为如果这样，其他几位比傅作义原地位资历更高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如程潜、龙 云等人无法安排，来自我军将领方面的意见也太大，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听说(只是听说)后来 还是暗中给了傅作义大将。消息来源是1969年我们在嫩江抗洪时，听参见指导抗洪的水利电力 部一个人和黑龙江省军区一个干部说的：1963年黑龙江发大水威胁哈尔滨，水电部长傅作义亲 临哈尔滨抗洪现场视察，当时洪峰太猛，黑龙江省军区部队负责的一段大堤吃不住劲了(部队 绝对是在最危险的位置上，那是一种信任和光荣)，部队拼命堵也岌岌可危，在场的黑龙江省 军区某副司令员看那么多战士可能会牺牲，要下令撤退，傅作义发话不能撤，不然哈尔滨就全 完了。某副司令员吼道：“你管不着我们军队！撤！”傅作义大吼：“我是大将！当然管得着 你！你敢撤我马上毙了你！”随即傅急电告总理，总理回话同意傅的意见，并授予傅临机处置 全权。最终部队没有撤，堤没有垮，哈尔滨也保住了。事后据说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大大赞扬了 傅作义，说傅部长这样做非常正确，真正是对人民负责，不考虑个人(指他国民党出身而敢于 管共产党的军队干部)，不然国家人民损失就太大了等等。此事听起来有演义成分，但是出自 两位“当事人”之口，姑且记之存疑，希望诸位仁兄帮助证明其真实性如何。 上将共57员，1955年授衔55人，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一人。前10名上将名次排列是：萧 克、李达、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萧克名列第一 ，这已经够委屈他的了。萧克是井冈山红四军的老人，当大将资格绝对够，只因当年支持张国 焘站错了队，尽管资历仅略低于张云逸而不逊于其他诸位大将，并在红军时期(红六军团军团 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日战争(120师副师长)和解放战争中(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四 野参谋长、第一参谋长)的职务高于任何一员大将，仅解放战争期间职务低于粟裕，还是没能 侧身大将之列，屈居上将，但名列榜首。上将最后十名是陈明仁、贺炳炎、阎红彦、谢富治、 陶峙岳、乌兰夫、周桓、杨勇、李志民、赵尔陆。1956年补授王建安、1958年补授李聚奎上将 军衔，未排名。如果重新排名，王建安不知会排在什么位置，但李聚奎即使进不了前5名，也 会在前10名之内。李聚奎的资格甚老，而且上上下下人缘甚好，若干员上将如杨得志等人曾是 他的部下，见了他毕恭毕敬。1958年他从石油工业部回军队，军委和总政觉他的军衔如何授可 是件不太好办的事：授上将吧，他的资历比绝大多数上将都老，授大将吧，元帅大将授衔时有 定数，岂可轻易增加；最后内定授上将，又怕李不满意，于是总政派人先与李协商这件事，未 及开口，李单刀直入：“我的军衔，就低不就高，上将就可以了！”于是皆大欢喜。 获中将军衔者175人，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排在首位，这是因为原拟授他上将，但 后来上将名额减少，他主动提出自己授中将，说自己做评军衔的工作，理应带头做榜样，最后 把他放在中将第一位。中将前10名是徐立清、肖向荣、张经武、张震、刘志坚、阎揆要、钟赤 兵、唐天际、谭希林、莫文骅，压尾的10名是陈先瑞、旷伏兆、李雪三、谢有法、张天云、卢 胜、黄新廷、吴先恩、阿沛.阿旺晋美、朵噶1956年补授聂鹤亭中将军衔，1958年补 授贺诚中将军衔，中将总数达177名。聂鹤亭是军史上一位蒙着面纱的神秘人物，参加南昌起 义时是主力营长，其资格堪与大将们比肩，抗日战争时还身在中军帐，后又任过四野第一副参 谋长。但长期不得志，鲜有人知其所终。有谁知道为什么55年没给他授衔而56年补授？为什么 只授中将？我只知道他对自己仅获中将衔极不满意，受到中央严厉申斥。贺诚是我军卫生工作 的鼻祖，建国后调地方工作，出任第二任卫生部部长，由于中医政策问题(他非常看不上中医 ，多方限制)犯了错误，毛泽东也发话批评了他。58年调回军队，补授中将军衔。中将是卫生 工作人员能得到的最高军衔了，傅连璋(应为左目右章)也是中将。 1955年获得少将军衔者共802人，前10名是解方、陈沂、童陆生、詹化雨、刘其人、张瑞、 彭富九、李信、曹广化、魏传统，最后10名是游好扬、赖光勋、李木生、徐其海、黎光、贺吉 祥、张步峰、樊学文、汪易、李布德。少将中解方是第一名，对于解方的资历和战功，尤其是 作为志愿军参谋长表现出的能力和起的作用，少将是授低了，作为某种补偿，他成了少将中的 “状元”。在少将中，他的军事能力当之无愧地名列前茅。不过少将太多，名单如何排列一定 非常棘手，大非周章，有人知道详情望能送一贴。 授衔的事就说到这为止。 授衔的事就说到这为止，回头说林彪。前面提到元帅中林彪第三，刘伯承第四，文章也正在这 儿。二人都是军事家，头脑都格外清楚，也都知道政治的险恶。天下打下来了，如果你只想当 军事家，那么就到此为止，下面干什么你自己选，可以做军人远离政治，如果还想在政治舞 台上继续表演，那就得军人参政做政治家，而政治家可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最起码的一条， 得会象真的一样地说假话。搞军事、打仗，说假话造假情况就只有吃败仗，没有一点疑问；而 搞政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据说是林彪的话，但实际上是所有政治家口中不说心中坚 信的金言)，说真话必定吃大亏倒大霉，同样毫厘不爽。你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选择。刘 帅是一纯粹军人，对政治素无兴趣，1950年平定西南后立刻采取行动，辞去二野、西南军区和 西南军政委员会本兼各职，由贺龙接任，自己只身一人前往南京创建南京军事学院。林彪此时 同样不愿涉足政治，打到广州后就开始生病。他有病是真的，但同时也是在避开政治。他曾想 要到某个边远省区当个省委书记，朝鲜战争也拒绝率军出征，这里有身体的因素，有对美 军实力我军实力的考虑，但离开舞台中心也是潜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高岗事件里林彪是否 参与、起了什么作用，远未解密，人们如今是在瞎猜，但我们看到的是林彪一直在养病。不过 你躲政治也不见得躲得过，政治会来找你。刘伯承后来的遭遇、林彪后来的际遇和悲剧结局 给出了一正一负两种形式的例证。刘伯承的事网上有过帖子，不多说了，还是扣紧林彪这个主 题。 中南海怀仁堂元帅授衔之时，有一个情况，这个细节所包含的信息却不那么简单，当时 十大元帅只有八位出席，缺席的两位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和刘伯承。其时二人都称病在青岛 休养，接到通知，均回答说不能参加授衔仪式。认真说起来，二人有病也不是急病重病，也 不是病了一天两天了，再怎么样，要想参加授衔仪式也不是真的支撑不了；实在不行，穿上 元帅服，列队从老毛手里接过授衔命令和勋章，照完相就走也行，招待会参不参加无所谓。 另外从历史、从人生、从功业……看，大千世界人至人归，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有几人能有 这种机会、荣幸和际遇能参加此等盛会获元帅军衔？然而二人似乎对此并不重视，就是不来 。为什么？刘伯承是正处在风口浪尖上，彭德怀正秉承毛泽东的意思对刘伯承本人及 其所创建的“教条主义大本营”(毛泽东语)----南京军事学院进行批判，他不愿面对毛 、彭，此外也不愿现身排在贺龙之前，因为贺龙对元帅排名不满，他认为“党军”来自八 一南昌起义，自己是南昌起义总指挥，朱德、刘伯承、叶挺、聂荣臻均在手下，林彪更是 名不见经传，为什么自己帅位才排第五名？对刘帅来说，更重要的也许是从打下天下起他就 想避开政治而就是避不开，在针对他的军内政治运动中，象这种公开的政治场合，还 是不露面为好。林彪更是明白人，其他九位元帅有八位比他资格老，而且象南昌起义时这些 人比他高何止一级两级，现在他赫然排在第三，前面只有两位不可能不在他前面的人，其余他 的教官、上级统统站在他身后，用民间话说，不是找着遭恨吗？他起码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可 不象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授衔前元帅们要先到场集合，闲聊一阵，别人都是“平辈”，自己 一个“后生”，说些什么？战功自然不假，但资历在军中从来就是极重要的，就是到现在， 部队中说到有关人的什么事，第一句话必定是问：“你(或他)是哪年兵？”林彪对此点极为敏 感，当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以后也是一样，他曾问罗瑞卿：“我们威信不够吧 ？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领导人。”可为佐证。不参加授衔仪式也是他在躲避政治，躲 避可能的麻烦困扰的一种具体体现----此时，他还是军事家林彪。 1956年八大后，八届一中全会选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未得全票，他把自己的一票投 给了林彪。也正是在这以后，八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 席，这明明白白是毛泽东要他做政治家的信号。彭德怀如果有政治家头脑，他从此时即应 明白毛泽东的暗示和警告：军中第一人从现在起是林彪而不是你彭德怀！从而逐步淡出权力 中心，最后解甲归田，明哲保身得一善终，绝不会时至1959年还傻到在庐山会议上大发其 言并给毛写什么信，往人家枪口上撞。可惜彭德怀也是军人而非政客，事实上从他从朝鲜 回来主持军委工作时起，他已经身不由己地做了政治家，但却无政治家的头脑、意识和手腕 。正如铁流兄于1999年写的《彭德怀的悲剧探源》中指出的“他本身的个性不是政客，却以 这种个性当了政客，并干了政客的勾当！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彭德怀非政客 的个性给当了政客的他造成的悲剧，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就开始了。”林彪是明白政治这柄双 刃剑的，对毛的信号不敢忽视，但也绝不积极，当了中央副主席仍然以养病为主要工作，中 央全会、政治局开会几乎次次请假，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仍然请假，直到毛泽东把他紧急召 上庐山，委以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正式把他推上了政 治舞台中心，权力中心。林彪对于这些职务权力是向往多年终于如愿还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干 ，谁也不敢下肯定断语，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从这一刻起，军事家 林彪已经成为历史，以后的林彪，已经是“政治林彪”了。他的悲剧也就从此开始。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参加批判彭德怀，拖出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回北京后奉毛之命开军委扩大 会议斗争彭德怀，在全军从组织上和思想上“肃彭”，从政治角度讲，无可指责。政治斗争 就是招招见血，必须善于伪装，能曲能伸、想东说西、，心狠手辣，拉帮结派，服从现实而不 服从道德标准……(欢迎大家一起来给政治及政治家作结论下定义)。我为林彪惋惜、对他开始 有负面看法也是从此时开始。他的所作所为也许是主动、精心策划的，也许是已经被推上战车 ，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客观上，他的政坛言行不能获得历 史的正面肯定。彭德怀个人的缺点错误再多，再是以一军人身份硬要去干政，可彭到底是军人 而非真的政治家，还是耿直并有正义感，他的发言和“意见书”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 对老百姓、对党、国家、军队都有益，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林彪可以对彭德怀有看法以致恨彭 ，这都可以理解，也无可指责，谁也没有权力要求谁就一定要喜欢谁或不喜欢谁，彭德怀说话 办事确有粗鲁可恨之处，为人也并不是那么可爱。但庐山上所争论的事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 并非简单支持或反对彭德怀个人的事。应该怎么办？此时就看良心和人品了。政治家与良心是 对立水火不容的，批彭也就批了罢，但民间实情要不要说？ 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明了长征中会理会议之前他写信给军委一事与彭德怀无关(此事 20多年来老毛对彭一直耿耿于怀)，提示他整彭德怀有身不由己的一面，但他显然没有以民间 真实情况见告老毛。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政治会把人异化到什么样子：“军事林彪”能当面顶撞 老毛：“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在前线亲眼见！”而“政治林彪 ”就能180度相反，心知肚明民间情况是什么样而不顾良心地说假话----不是他不顾，而是政 治家就是良心的天敌！那些积极批彭的人如刘少奇、彭真、柯庆施、罗瑞卿、李井泉等也一样 ，何人不知大跃进的后果和民间真实情况？何人不知彭说的是实话？只不过是出于个人利益和 个人历史现实恩怨，批彭作为政治投资或泄愤罢了；许世友之类对彭德怀开口骂娘则是出于 对老毛的愚忠，他反正能吃饱饭且吃得好，不必想老百姓是否饿肚子！试想一下：如果林彪一 面作为“政治林彪”猛批彭德怀历史上反对老毛的种种“劣迹”，一面象“军事林彪”一样把 真实情况私下汇报给老毛，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以老毛对林彪的欣赏和信任，他有可能一边搞 掉彭德怀，去除这块心头大病，一边暗中真正大力纠“左”，挽回大跃进造成的后果，挽回自 己的威信，不至于三年后在七千人大会上下“罪己诏”。要是林彪真的那么做了，历史将为他 大声喝彩，彭德怀很可能就因此而黯然于历史，今天彭德怀头上所有“为民请命”、“体察下 情”之类的光环都将落在林彪头上！然而，历史无情，无法假设，上述设想也许只是我们头脑 简单的一厢情愿，以林彪之精明透彻，他未必没有这么考虑过，但政治有时复杂得超出我们的 作为常人的逻辑和想法；出于种种我们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原因，他没有这样做。我们只能看着 林彪走向政治深渊。 你会说，庐山会议上对毛不说真话的何止林彪一人，那么多中央大员，包括如今为神为圣 的周恩来，不也都没说实话吗？为什么只对林彪有负面看法？提起那些大员，无论人品好坏， 多数本来就是政治家或曰政客，不说真话由来已久，而林彪是有可能免当政治家而以军事家彪 炳于史册的，但不幸陷入政治漩涡，说话从真到假，整人从少到多，扑朔迷离，至今难于盖棺 定论。你对惯说谎话的人再说谎话一般不会感到奇怪和气愤，但对以前沉默寡言不说假话的人 开始说假话则会感到不可容忍，有被出卖和愚弄的感觉。那些人中周恩来是由于在做政治家的 同时还时时有着中国老百姓得吃饭的概念从而鞠躬尽瘁地维持着这个国家，同时又能尽量不整 人，能让人过得去就过得去，才在老百姓心中有地位；如果仅凭他当政治家的那些言行，他早 已与他人一样身后寂寞了。君不见刘少奇平反后又如何？有几个人怀念他，包括跟随他多年的 那些人？别的不讲，只举一个例子：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之后，刘少奇与彭真是肃 清“高饶分子”最积极的，在东北大抓“高岗爪牙”，造成不少冤案，当然政治斗争不可心慈 手软，但事情也要留有余地，不能做绝。当时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李延扈(长青)，为人耿直 ，外号“橛子”，与高岗无半点历史渊源，只对刘彭如此抓高岗分子看不下去，出面说了几句 公道话，惹怒了刘少奇与彭真，立刻被打成高岗同党并撤销党内职务，因为李参加革命很早， 不少老人为他说话，最后处理不算重，留党察看，改任教育部副部长。但这个“橛子”本性难 移，继续向中央说明东北抓高岗爪牙的真相，这一来刘少奇与彭真更加震怒，开除了李的党籍 ，下放至内蒙包头师范学院任副院长。岂不知李到了包头仍不断向中央写报告说明情况，而且 毕竟入党多年，有很多老关系可能通天。于是在1961年8月某日，李延扈正在包头大街人行 道上走路，一辆轿车神秘驶来，李延扈以“车祸”毕命。你说刘少奇、彭真挨毛泽东整是冤还 是不冤？天道循环，天理昭然，“好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1964年间，搞了几篇文章，点出“现在发生的一切挫折是因为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 真正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巩固了毛对他的信任；并开始由解放军报每天刊登一条毛主 席语录，之后编出了著名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著作选读》，并大力突出政 治，搞出了“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并倡导“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等等。这一 切颇得毛的欣赏。对比林彪在东北搞出的“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 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六个战术原则”，你可以发现“军事林彪” 和“政治林彪”的不同。战争期间，林彪绝对务实，那么多年从不见他以与军事对立的方式突 出政治，1947年9月毛泽东曾修改批转过四野3纵诉苦教育经验的报告，但那诉苦运动与改变 解放战士的思想观点、提高战斗力及解决兵源问题直接有关，非常实用。林彪很明白部队怎样 带，兵要怎样练才顶用，1959年后，以林彪之头脑，他会不清楚当时中国军队真正迫切需要的 是什么？然而“身在江湖”，为了政治目的，为了取悦于毛，他在提倡鼓吹他实际上也不相信 欣赏的那一套，别人抓了军训比武(这本质上是贺龙、罗瑞卿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真正治军目的 而搞的，不过客观效果不错)也要无情打击。林彪岂能不知练兵对于部队的意义？这就是政治 的魔力！尽管我的前辈中有人与林彪关系相当近，因而对林彪待部下的尊重宽容和个人生活的 俭朴节制多有了解，也知道许多林彪用兵的故事，但这无法代替他在政治中的颠倒黑白。我私 心敬佩林彪的不可否认的优点长处，可这与他的政治行为是两个范畴的事，不容混淆。林彪虽 然已经陷入政治，但他仍然清醒。作为政治家，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生存。 林彪不会忘记政治的危险性。一方面作上述事，一方面仍然尽可能离权力中心远一点。从 1962年秋指挥部队入闽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后就又长时间称病休养，让罗瑞卿替他监军，政 治局开会仍然请假，军委会议也是能不出席就不出席。至今军委所开重要会议会后留下的照片 中，只见一张中有林彪，那是1962年军委常委广州会议后的合影。但是，既已是“政治林彪 ”，再如“军事林彪”时期那样淡泊江湖已经不可能，即使做法相同，其意义和效果也决然不 同了。在政治学的意义上，你既身在其位，又躲开其位，他人需要这个位置就是自然的，搞明 里暗里的阳谋阴谋抢夺此位也是合理的；而你自己除非真的不干彻底躲开，否则玩阳谋阴谋打 击对手保自己的位置也是理所当然的。反正搞政治就与良心义气厚道说真话等等无缘。大家记 得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否？“心子要黑，脸皮要厚”是搞政治的基本条件，搞政治的最高 水平是“心极黑脸极厚而又使人们认为其不黑不厚”，方臻于化境矣。果然，贺龙以军委第二 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东奔西走，一时很成气候，而罗瑞卿这位监军也是胸怀大志，有 不断进步的意向，一时间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军委、总参甚至人大无处不见罗长子那人 高马大的身影，权重一时，以致毛泽东后来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 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 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有文章说：林彪因不大 管事，罗瑞卿逐渐与贺龙靠拢接近。贺龙乃一枭雄，不费几下就把罗瑞卿搞定。事实并非如此 。罗瑞卿当时与贺龙接近不假，但罗绝未被贺“搞定”。贺龙无论在刘少奇眼里还是罗瑞卿眼 里，都是只能利用不能依靠的人。这是对的，你细看一遍贺龙的历史、战绩及历任职务就会明 白他的素质。此外以罗的为人个性，绝不会甘心屈居于贺龙之下。刘真正看重的是罗瑞卿，而 罗的工作能力和“进步意向”(或曰野心)也是大家公认的。据说刘少奇曾于1965年5月说： 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我不知此事真假，但罗瑞卿倒台的关键原因是毛泽东失去 了对他的信任是无需争论的。一些文章说是林彪是打倒罗瑞卿的主谋，林彪担心罗瑞卿取其位 代之。而毛泽东被迫接受了这个结局，因为毛需要林彪在未来的斗争中支持他本人而不是刘少 奇，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也有文章说打倒罗瑞卿实为毛的战略部署的第一步。林彪如同 在打倒彭德怀时一样没能在打倒罗瑞卿一事上持公正立场，但林彪绝非要打倒罗瑞卿，而是在 得悉毛的态度后，对毛表示支持，并同意毛的安排。哪种说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情况，也许 我们今生看不到有关材料的解密，无法得知了。不过我也不遗憾，两个政治家在一起协作、对 局，互相猜测对方说出的话中的真实含义，或曰互相说谎，又要隐藏自己的目的又要达到自己 的目的，你敢保证留下的文件上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真实内心想法？也许上述两种说法都对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罗瑞卿倒台也是历史的必然，毛林不要打倒他，也会有一个什么事件让他下 台，原因就是他陷入政治太深但作法在某些方面又太不“政治”，厚黑均不到家，或者厚黑到 家却让人觉得其也厚也黑，也是一种不到家。后来杨成武接任代总参谋长，被毛置于毛林周及 诸位中央大员之间，不到两年也进入监狱，可见非政治家在未厚未黑或厚黑未到一定水平时涉 足政治的后果之可怕。再有罗倒台的一个次要原因是他的人缘不佳。可以数一数全军有多少人 在他倒霉时替他哪怕在私下说过话！？没人帮忙说话也就罢了，还有更精彩的表演。1966年 3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即“三月会议”期间罗瑞卿跳楼后，叶剑英以改宋朝辛弃疾《贺新郎. 送嘉茂十二弟》词的下半阙来表达其欣喜之情：“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 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辛弃疾原词下阙第一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 全词写汉朝李陵之事，叶剑英饱读诗书，博古通今，信手拈来，移花接木用在罗瑞卿身上。以 “身名裂”形容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是虚写，只对一半，而以“身名裂”形容跳楼后的罗瑞卿 则是写实，而且万分贴切：从无形精神上罗瑞卿名裂、意志裂，因而有此一跳，结果是从有形 物质上罗瑞卿身裂、腿骨裂。叶帅真真是文采风流，以“一跳”两个字下接“身名裂”，改得 撼人心魄，入木三分，何等手笔！又何等功力！这是不是与后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少 将在北航批斗彭德怀的大会中间休息时亲自动手把彭德怀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有点相似？虽 然叶剑英的作法比李钟奇的行为高雅一万倍。我本人极不欣赏叶帅这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 态度和作法，但遭斗争被迫跳楼后引来别人赋诗庆贺，是否跳楼者的人际关系中也存在着某种 值得深思的东西和某些问题？罗瑞卿受不了军委扩大会议上众人的冷酷目光和语言，那他还记 得1959年9月斗争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否？那时他可是“众人”的领头人之一，目光和语 言的冷酷程度大概不次于这次“三月会议”上的众人。冥冥天道运行之中真的存在着报应？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点点记忆》文笔流畅，有一定思考深度，亦有反思，真实性也 超过绝大多数回忆录，颇值一读；不过我们不知她是否知道军内很多老人称罗瑞卿“罗长子” 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外在的，因为罗的个子高；另一种是内在的，来自民谚：“猴拉稀坏肠子 ”，“罗长(肠)子”言其整人时心肠之坏之狠。此外号内涵或可帮助说明罗瑞卿的人缘。附上 一句：如果点点女士有机会看到这段文字请不必介意，我只是记述一点事实，绝无诬蔑罗将军 的意思。人都是天生的保爹保妈派，非常自然和正常，我也一样。点点如果因此生气，我百分 之百理解并在此预先致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5月18日林彪做了“五一八”讲话，之后八届十一中全会把 林彪推到党内第二的位置，从此时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言行也都是“政治林彪”的所 作所为，史迹斑斑，无需我再多说，我也无法再对“政治林彪”心存半分敬佩。他与毛泽东的 关系从“亲密战友”走向死敌是谁的责任，我们同样可能在今生无从得知真相；但这对于我已 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其理由与我不在意是谁先想整罗瑞卿的理由相同：两个政治人物面对，尔 虞我诈，谁的话可信？谁有理谁没有理？谁对谁错？如果是“军事林彪”对决毛泽东，我可能 会为林彪欢呼，但“军事林彪”早已不复存在，“政治林彪”对决毛泽东从本质上来讲只是历 史的悲剧兼闹剧。有人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反对毛的独裁暴政，是清醒现实地看待文化大 革命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林彪上台会比毛泽东要好，云云。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我实在还 看不出任何“政治林彪”恢复成为“军事林彪”的可能和迹象。如果“政治林彪”上台，不过 是换了另一种表达方式的第二个毛泽东罢了，国家不可能有本质性的好转。不过令我感到林彪 还保留了一点军人气质的是他在与毛泽东决裂后不再与毛见面，坚决不写检查，被迫无奈出席 1971年天安门上的五一晚会时敢比毛晚到达，在毛泽东不与他说话时他也不理毛泽东，坐了短 短一段时间后起身拂袖而去。这是他与毛泽东见的最后一面。林彪的行为说明他还没有完全彻 底政治化，如果是成熟的政客，不会硬顶，而会在形势不利时批评自己，以曲求伸，以求来日 东山再起。林彪到底是军人出身，他最后在毛泽东面前的强硬行为和无声抗议令我在对他的负 面看法中有了一点点正面的火花。先不论谁对谁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七大以后，无一人敢 在遭毛泽东批评指斥时拒不检讨、顽强对抗，周恩来没有做到，彭德怀没有做到，邓小平没有 做到，陈云也只是称病而不敢相争，唯有林彪。林彪结结实实给了毛泽东当头一棒，起码，林 彪让毛泽东知道了到了他已为神为圣时还有敢于和他硬顶而拒不屈从他的意志的人，哪怕只有 一个。此外，毛一生英明，看人极少看走眼，几乎没有什么人什么事能瞒过他，却在林彪问题 上实实在在、彻彻底底地失蹄翻车。诚如刘亚洲所说：谁也骗不了毛主席，只有林彪。林彪也 让毛泽东知道了他并不能洞察一切，包括跟随他多年的人。当林彪在天安门晚会上转身离席而 去、把毛泽东撇在身后时，我不知林彪是否想起了战争年代的岁月、想起了他与毛泽东的争吵 和辩论，想起了当年的“军事林彪”？他是否设想了今后自己人生的几种可能性？ 1971年9月13日夜里一声巨响，无论林彪是死于蒙古荒原，还是死于传说中的北京某地，反 正他是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入了历史。这对于林彪本人和中国乃至世界是一件幸事，还是不幸 ，现在我们知道的一切还远远不足以做结论。我最想知道的是：林彪本人对他自己从称病躲避 政治到进入政治中心舞台，是被动还是主动？是认为不该出山还是惋惜做得不够成功？在降低 高度准备迫降的三叉戟专机上，或是在开出毛的住地即将与火箭筒弹接吻的大红旗轿车上，他 是否对自己成为政治人物感到了后悔？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句被鲜血浸透了的话：“政治就是充满罪恶，革命也不见得 就是圣洁。”我想，这可能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句话。张在有生之年认识到了这一点， 是他的幸运。张国焘五四运动时期求学于北京大学，是陈独秀的学生，能力极强，帮陈独秀做 了许多工作。中国共产党一大选陈独秀为总书记，李达为宣传局主任，张国焘为组织局主任。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三个干部。中国共产党开山的第一代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无论什么出 身，什么学历，哪一个不是满腹学问，胸怀大志。以他们个人的能力学问来讲，要在那时给自 己混出个功名地位绝无问题，但他们向往中国富强，向往一个合理的社会，不停寻找达到这一 目标的途径方法，为此，他们多少人身家性命、名利地位视若无物，只一心为将理想化为现实 而奋斗。对于这一代人的革命初衷，我们唯有敬佩。为了上述目的，他们进入了政治“场”。 然而，政治本身的属性不可能因为你追求向往的目标的崇高伟大而减少一丝它的黑暗可怕。我 们现在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就其本身运作来说其实是最没有阶级性的，管你什么封建政治 、资产阶级政治还是无产阶级政治，游戏规则运行规律一样的残酷。曾经有多少人根据共产党 宣言推理判断，既然无产阶级是代表了社会发展规律方向的先进阶级，其政治就应该且可能是 光明磊落的，革命因而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事业，为此献身也在所不惜。然而，落花有意，流水 无情，凡是这样希望或认为的人，几乎无一不得出相反的结论，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人，后 来的代代人，也包括我们这一代。这不是说他们的目标、理想和追求是错误的，但是他们认定 的途径、方法和手段被过于理想化了。在政治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人有的认识到自己的白日 梦，引退了；有的无法适应政治的厚黑，被吞没了；有的被政治彻底异化，嘴里讲的笔下写的 还和原来一样，但血管中流的已经不是血而是油；有的为了适应政治场中生存的需要，言行方 法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心里仍顽强地坚持着理想，坚持奋斗……他们之中，多少人从知识 分子、学生、“专业人员”化为政治人物，开始你死我活的拼杀，对敌人，也对自己人。后来 的代代人，也在不断进入这个“处理器”，发生着不同变化。这变化过程中间，一代一代出现 了多少让人敬仰、鄙弃、消沉、鼓舞、切齿、雀跃、迷茫和大彻大悟的人和事，多少人在人世 沉浮中醒悟或更加沉迷……。就说张国焘，曾经尊师敬老，热心助人，处理党内事务与陈独秀 意见不合时，陈独秀一发怒，张国焘立刻站起来老老实实听训，一如在学校中，还曾以自己恋 爱失败(追刘清扬)的经验劝导别人，如此等等。曾几何时，在政治角斗场上已经变得血冷手黑 。他在政治上的争夺和角逐包括和毛泽东的争斗，那些是非曲直我们就不予置评了(也难得评 得清)，只说在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肃反中他杀的大批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就真的认 为这些人罪有应得，就是该杀？或是为了神圣的革命目的，即使冤杀也是必要的代价，什么样 的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可以心安理得？希望他写出上述的那句话是真的认识到了政治的可怕和 他个人被政治的异化，对因他而死的那些冤魂有过发自真心的忏悔，而不是仅因为安慰自己多 年来政治上的失意而发出的一句慨叹。希望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能在离开人世之前尽早有类似的 感悟和认识。 据说周恩来在证实了林彪死于蒙古之后曾嚎啕大哭。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一哭是太具有 历史性、其内涵太丰富了，对此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全部理解，因为周经历过的人和事以及他所 知道的党内军内不为人知的事太多太多，要研究这一哭，无论从正面从反面从侧面还是哪一面 ，写本书都不算多。我试着从正面猜想一点点：此刻周恩来对这个党、这个国家和这支军队一 定感慨万千，对他们这一代走过的路一定有不堪回首的感觉，一定产生了与张国焘相似的想法 .想当年他们个个少年英雄，意气风发，为了中国富强，为了社会合理，东奔西走，建党建军 ，出国回国，出生入死，但在崇高的革命历程中，同样发生了一切人的劣性所造成的现象，沉 浮生死，曲直是非，冤屈义伸，功过荣辱……不同的只是这些发生在革命的名义下。看得多了 ，经历得多了，虽然心渐硬血渐冷，但毕竟还心存希望。革命胜利了，建了国，那些东西不但 未减反而越来越烈，以致不是一个山头派系的不容，意见不同的不容，最后并肩走过这些岁月 的人也反目成仇，难免一死！革命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目的？一辈子为之奋斗目标的究竟有什 么意义？这个党、党中之人竟到了这种地步…… 文化大革命中，辽宁省有一个势力很大的流氓集团头子，称为“马二爷”。此人在得知九 一三事件时的评论是：“哥们不够意思！”互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很“铁”的。你瞧，这就是政 治家之间的友谊，到了全国全世界皆知的“亲密战友”程度，还赶不上江湖流氓们之间的关系 牢靠！不是“亲密战友”吗？那两个人就是哥们了，哥们之间两肋插刀都是应该的，怎么可以 这样呢？他的评论可以列入“话糙理不糙”的范围。确实，即使流氓集团当中，哥们义气即互 相对得起是极其重要的，谁要是“不够”，那就丧失了继续在此集团中混下去的资格，因而江 湖上流氓集团也罢，黑社会也罢，乞丐的帮派也罢，相 刘亚洲写道，从九一三起，毛势不可挡地见老，在这个意义上林彪并没有全输，他毕竟折 了毛主席的寿。刘亚洲的话对，但没有再深一步。可以说，从林彪死去的这一天起，毛泽东也 死了，周恩来也死了，中国革命也死了。毛的形象、理论和脸面最终完全破灭，剩下的只是维 持，维持自己的存在，维持这个党、这个政权和这个国家的存在。下面干什么呢？不知道。继 续革命？你再动员号召，连白纸黑字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都成了“林贼”，成了敌人，有谁还 真心信你的说教？你再说信任谁重用谁，“副统帅”和“亲密战友”都照样翻脸，死于非命， 谁还敢一心跟着你走？ 这个党、这个国家还能以这种样子继续存在和运行下去吗？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思索， 试图寻找答案。想一想，有多少曾经满怀革命豪情和理想、到老毛把他们赶入广阔天地仍念念 不忘革命的年轻人是从林彪的死开始对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产生幻灭，从而彻底重新认识领袖、 党、国家、世界、社会、人生、理想和现实的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开始。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和 副统帅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决裂并在此之后 非正常死亡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 我为林彪当秘书的日子 在解放战争重大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期间，我正在给林彪作政务秘书。关于这两大战役的一些基本历史史实，已有文献、资料出版。我在这里所记载的，是我作为秘书，对在这两大战役中朝夕相处的林彪的一些细节，作一个补充介绍。有些情况是鲜为人知的，甚至只有我和林彪知道的，或者是已出版的文献资料虽有记载，但我认为同事实不尽一致的。 我的这些记载完全依据我所知道的历史事实，如实记录的，是忠于历史的。 １９４８年初夏。去给林彪当秘书以前，我是东北局巡视团的团员。当时东北局巡视团的团长，是高岗兼任的，副团长由张闻天（洛甫）兼任，日常工作由张闻天主持。巡视团只有四个团员，即于杰、余建亭、陈绪宗和我。 那时，我们都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的龙江街。我们四个团员各带一个警卫员，住一栋二层小楼。张闻天就在我们斜对面的一栋楼里。那时都没有办公室，办公就在自己住的房间里，自然也没有所谓上下班时间。有事时就连轴转，一直到干完。没有什么任务时，也是比较自由的。就连林彪、罗荣桓、高岗这类人物也是如此。 有一天，张闻天的秘书蔡黎来找我，说张闻天有事让我去一下。 去了以后，我看见张闻天正在批阅文件。他见我来了，就站了起来，一边同我握手，一边就招呼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张闻天说：“找你来，是同你谈一下你的工作调动问题。准备让你去给林彪当秘书，管政务方面的事。至于生活、警卫方面的事情，还有一个秘书专门负责。你看怎么样？” 我事前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听了以后觉得十分突然。但张闻天已经当面提出来了，又容不得我仔细考虑，想了一下，我就表示：“如果组织上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不愿意去。因为第一，军队情况我不熟悉，像你知道的那样，这些年来，我一直搞地方工作，我还愿意继续从事地方工作；第二，我没有当过秘书，不知道秘书怎么当，怕完不成任务；第三，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容易上火，听说部队首长一般都脾气不好，有的还骂人，弄不好我同他干起来了，那多不好。” 张闻天说：“你不知道，由于林彪原来的政务秘书因故调走，已经空了一两个月，所以，他急于找一个政务秘书。林彪让我给他选秘书的条件：一是要当过县委书记的，因为林彪又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但他对地方工作不大熟悉，因此，想要有个当过县委书记的人给他当秘书，可能对他有点帮助，而你曾经当过两任县委书记，这一条件符合要求了；第二，要没有结婚的，因为在部队工作，拖儿带女的不方便，而你还没有结婚。（顺便说一下，因为那时东北形势很紧张，东北局在１９４６年初就曾经有过一个严格的规定，男同志结婚得具备三个条件，当时简称‘二八、七、团’，即２８岁以上，７年以上党龄，正团级以上干部。有不少同志不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但结婚了，为此而受到党纪处分，我看到过有的还在东北局办的党刊上受到了通报。我那时虽然后两个条件够了，但还只有２６岁，所以我连对象也没有找）这一条也符合了；第三，他要求写东西要快一点的，根据我在巡视团这一段对你的了解，你写东西还比较快，文字上也还可以。你基本具备这三个条件，所以就选上你了。” 见我不吱声，他又说：“你虽然没有在军队工作过，军事工作不熟悉，但你到军队中工作一段也有好处，可以学到许多地方上学不到的东西。再说，按林彪提出的三个条件，我手头一时找不到另外合适的人。是不是你先回去考虑一下，过两天我再找你商量？” 回去以后，我心情很不平静。想来想去，还是打心眼里不愿意去，但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这么拖着。过了两、三天，我看不见动静，还以为没事了呢，想不到蔡黎又来找我，说张闻天同志找我谈话。 我一想，又一次找我去谈话，大概十有八九仍然要我去给林彪当秘书，不然的话，如果可以不去，最多让蔡黎告诉我一声就行了。所以我一边跟着蔡黎走，一边就赶快想：要是张闻天仍然要我去，怎么同他讲呢？但是，因为我们两栋楼之间的距离很近，不过几十米远，还没有等我想好措辞，就已经到了张闻天的办公室门口。 我进去以后，张闻天面带笑容地问我：“你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还是重申第一次谈话时所讲的理由，表示：“经我再三考虑我觉得最好还是不去。”张闻天动员我去，并且说：“因为林彪急需要配个秘书，我手头一时也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是不是你先去工作一段，等我找到合适的人以后把你调回东北局还不行吗？”我一看张闻天这么负责的同志亲自跟我谈了两次，又这么说，我感到不好意思了，马上表示：“我服从组织决定，去。”张闻天看我答应去了，笑了一笑，就说：“你安心去好了。我想你是能够完成任务的。” 接着张闻天当场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林彪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我，信很简单，只一张纸，大意是说：现介绍谭云鹤同志去给你作秘书，请接洽。同时又用另纸写了一条子，对我说：“林彪现在太阳岛休息，你按照这个地址，明天上午过江去找他就行了。”看这个样子，张闻天已经同林彪商量好了，因此，我就更不能有别的想法了，只能下决心服从组织决定。 张闻天同我第二次谈话，我已表示了同意去给林彪当秘书以后，就定下一条心，考虑我去了以后，如何尽快熟悉情况，把工作做得尽可能好一点。 我按照张闻天的交待，第二天上午就来到林彪在太阳岛住的那栋别墅。林彪住的那栋别墅不算很大，是一栋完全木结构的平房，大概有６－７间。有个小院，也不算大。周围有一米左右高的木栅栏，门口有警卫。警卫好像已经知道了我今天上午要去，所以，我只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他就领我进去了。 进屋以后，我一眼就看见林彪正坐在一张白帆布的躺椅上，叶群也在。 我把张闻天写的介绍信交给他。林彪并没有仔细看，只略略过了一下目，就叫我坐下。看样子，张闻天已经给他打了电话，他也知道了今天上午我要去。林彪接着就问起我是哪里人氏、家庭情况、读过什么书、何时入党、干过些什么工作、有什么爱好、有对象了没有……。当我说起，我听我祖父说过，四代人以前我家的祖籍是湖北麻城人，以后才搬到四川去时，林彪笑了起来，说：“那我们还算是老乡呢。” 接着，林彪就对叶群说：“你去拿几张纸给他。”叶群很快就到另一间房子去拿了几张纸给我。林彪对我说：“我说，你记。”我一听，就猜想大概是林彪要考我记录的速度和字迹是否清楚了。于是，我就在那张三屉桌旁坐了下来，掏出自己的钢笔，聚精会神地等待着林彪说。 奇怪的是，我看林彪手里既没有拿什么书籍，也没有任何报纸、刊物，他念什么呢？ 停了一会儿，林彪半闭着眼，躺在躺椅上，开始说了：“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他说的速度，既不很快也不算慢。我迅速地记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同时，还力求不要把字写得太潦草。 大概记了１０００字左右，林彪停下了，对我说：“把你记的给我看一下。”他大体翻了一下后说：“记得还不错，你明天就来吧。”我说：“我的工作还没有交待呢，４－５天以后来可以吗？”林彪说：“反正这一段事情也不多，可以。不过，如你４－５天以后再来，就不必到太阳岛来了。因为过两天我就要过江去，你就直接到辽阳街１号我的住处就行了。” ５天以后，我到辽阳街１号林彪的住处去报到。辽阳街１号院距龙江街我的住处很近，不过一里地左右，过三个街口，也是一座平房，还有半截在外的地下室（窗户在外），上面大概有７－８间房，后面还有一排平房，有５－６间。从院里要进入房间，还得登５－６步洋灰的台阶。不过，院子比较大，有１０－２０棵树，还种了一点花。院的中间，有一个水池子，有点假山。院边周围有一道木板墙，比较高，大概有两米左右，刷着深绿色的油漆，从外面是看不到院里的。有一扇大门，但紧闭着，看样子是供汽车出入的。大门旁边，有一道小门。我敲了敲门，一个警卫就把小门打开了。他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是来给林彪当秘书的，我叫谭云鹤。”他一听，也没往里面通报，就让我进去了。 进了院子，正碰到叶群。她一见是我，就满脸堆笑地说：“你来了！”一边说，一边打量我身后的警卫员扛着的行李，又说：“我猜你这两天该来了。”她招呼负责生活和警卫的秘书王本出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让王本把警卫员连同他扛的行李从房子的侧门领进去。叶群就直接领着我，说：“我带你见首长去。” 我进到林彪的会客室。会客室也不大，大概不超过３０米，除了几套沙发和几个茶几，没有什么摆设。一进屋，叶群就喊着说：“谭云鹤同志来了，谭云鹤同志来了。”不一会儿，我就看见林彪从卧室到会客室来了。林彪见了我，叫我坐下。他简单地向我交待了一下我的具体工作任务：我主要负责处理文件电报，特急的重要的特别是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收到后随时送给他。一般的电报，早饭后、午饭后、晚上睡觉以前送给他就可以了。至于往下或向军委、主席发的电报，他找我去或者他到我办公室来口授，我记录整理后，他认为可以了，我再派人送给罗荣桓、刘亚楼，有的还要送谭政同志审阅。退回来后，我看看他们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没有。如果没有，我就直接派人送到机要处发即可。林彪交待以后，就让叶群领我去安排我的宿舍和办公室。 这样，我就在林彪处安顿了下来。由于秋季战役尚未开始，没打大仗，所以事情不多，我就得用这个时机，抓紧熟悉情况。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由近及远，把日本投降，我军进入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直至我去林彪处以前的中央及四野的电报和林彪在一些军事会议上的讲话稿，全都看了一遍，基本摸清了近两年东北战局的变化和现状。 经过两个月的熟悉，我对整个东北战场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军事工作方面的基本常识也知道了一些。 过去在地方工作时，虽然也曾在报纸和其它材料中看到过林彪总结和提倡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三猛战术”、“四组一队”等一些战术原则，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甚了了。经过这一段的熟悉，才对这些战术思想有了一些了解。 除了处理文电以外，日常就是摆弄地图，根据各方来电（包括东北所属部队的，中央军委通报中讲的，以及偶尔从国民党“东北剿总”发给其所属部队的电报中被我机要部门截收破译了的）所涉及到的敌我军态势，随时将敌我军位置，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出来。当时我们都是用红蓝两种颜色纸，我军用红色、敌军用蓝色。军级（纵队）用长方形，稍大一些；师级用三角形，稍小一些；用毛笔写明何军何师（如××Ａ就是××军，××Ｂ就是××师），粘在大头针顶部，随时往地图上插，倒也十分方便。并且一看地图，就对敌我军态势一目了然，很便于指挥作战。 现在拍电影，往往是在地图上用红、蓝粗线标明敌我军位置，用红、蓝色箭头标明敌我军攻防态势。实际上林彪指挥作战，除打锦州，打天津时，在战斗展开之前，由司令部画出这种地图外，实际的战斗行动开展之后，情况瞬息万变，特别像歼灭廖耀湘兵团的作战，来不及画出这种地图。 当时，我们收发电报有两个牛皮制作的电文包：一个是林彪口授的电文，要在发电之前请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同志审核，装上电稿后，上上锁，然后派警卫员送去。他们几位的秘书，也都各有一把开这个锁的钥匙。当然，在他们退回电文稿时，也得锁上，退回后，我再打开。还有一个电文包，是专门对机要处的，电文定稿后，加锁再派警卫员送机要处发，机要处也有这个锁的钥匙。当然，罗、刘、谭他们也有自己的电文包，我这里也有开他们包的钥匙。 到林彪处以后，开头还好一点，因为有大量的材料要看，还得要抓紧时间，不然什么时候仗打起来了，就没有时间去看这些过去的资料了，所以还觉得颇为紧张。后来，过去的材料都看完了，秋季攻势迟迟没打起来，就觉得闲得无聊。 有一次，林彪到我办公室，我们闲谈起来，他问起我来了这一段时间有什么问题。我反映现在事情不多，我这个人闲不住，希望能多做点事情。林彪想了一下，说：“那你就先帮我办两件事：一件是每周不是要向军委、主席写一份军情简报吗？以后由你负责起草（过去一直是林彪口授的）；第二是，现在有些人老让我题什么词，你可以帮我考虑一下，题些什么内容，可以提出几种设想，供我选择。”以后就这么办了。“军情简报”一周才写一次，我一二个钟头就写完了；至于找他题词的，更不是经常有。我记得那时东北军区出了一个报纸，叫《前进报》，请林彪题写刊头。林彪到我办公室里用毛笔写了四五张，写完以后，自己端详比较了一下，然后让我帮他看看，哪一张写得好一些。我选了一张，说：“我看这一张更好一些。”他又端详了一下，说：“好吧，就这一张。”我打电话让政治部取走了。还有一次，是给哈尔滨市八区公园的烈士纪念碑题词，我帮他拟了四五个不同的题词供他选择，最后他选了“为人民解放战争而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一条，也是写了四五张，让我帮助选一张送去了。所以事情还是不多，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时候，他让我记录上到中央军委、主席，下至兵团、纵队甚至师（个别情况下，越级指挥到师）的电报。每次发报他都事先想得仔细，可以说是字斟句酌，出口成章的，这是林彪作风上的一个特点。打起仗来，他可以在满墙的地图面前，一坐就是１－２个钟头。他觉得考虑好了，就让我去——更多的是他自己到我办公室来，他说我记。简单的，当时我再念一遍；重要的，或者较长的，我就整理后，再送他审阅定稿。所以，我这个秘书也是比较省事的。 林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就是大白天，他也喜欢拉上窗帘，打开电灯。他觉得这样显得安静一些，好集中精力思考问题。我当秘书这一段，除了住在哈尔滨、沈阳、北平时，有这个条件，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时，我们都住在农村，不光没有窗帘，晚上连电灯也没有，他就不拉窗帘地指挥了这两大战役。 林彪的生活和警卫由王本负责，但我也了解一些。那时林彪的生活是简朴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提过什么生活上的要求，比如房子冷了热了，要穿什么，吃什么。厨师是一位冀东人，政治上当然可靠，技术却不太高明，但林彪从来不说什么。他那一段指名要吃的东西就是腊肉。因为他睡眠不好，不知道他从什么书上看到，说吃腊肉有利睡眠。到平津战役时，他已很少提出要吃腊肉了。有的同志问过我，林彪打仗时是不是爱吃炒黄豆？据我所知，那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时期及以前的事，辽沈、平津战役时，条件环境变了，他就不吃炒黄豆了，更没有像辽沈战役的电影拍的那样，在口袋里装一小袋炒黄豆，随时掏出来吃。 王本还向我说过，我去以前，有一次在双城前线指挥部时，林彪不知从什么书上看到治失眠的一个中药方子，就直接让警卫员上街给他抓了几付药熬着喝了，结果出了大事。林彪喝了药，很快就休克了，人事不省。刘亚楼抱着林彪都哭了，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以后把那介绍方子的书拿走了，并且叮嘱警卫员们，以后如果林彪让他们去抓药，一律要经过王本请负责保健的大夫看过同意后再办。 我去林彪处不久，出了一次纰漏。１９４８年夏天，林彪要到吉林街东北局小俱乐部去接见一批由我党派往苏联学习、路经哈尔滨的学生，这批学生基本上都是高干或烈士子弟。这个俱乐部是过去几个国家驻哈尔滨领事馆的一个娱乐场所，可以跳舞、弹钢琴、打台球、打网球、地滚球等。我在东北局工作时，也常去玩。这次林彪要到那里去接见留苏学生，本来是王本负责安排的，也是他的职责范围内的任务。我虽然也知道这件事，但不归我管，所以也就没有在意。但林彪临走时才发现汽车不在了，司机也不见了，王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只有我在。我非常着急，赶快给东北局办公厅行政处长申力生打了个电话，请他务必赶快派一辆车来，然后告诉林彪稍等一下。但林彪一看表，只有十几分钟了，他要走着去。从辽阳街１号到东北局俱乐部，要穿过铁岭街、鞍山街、龙江街三个街口，约１公里。路是不远，但我怕路上安全出问题，劝他等几分钟，说东北局行政处马上派车来，误不了事。但林彪坚持要走，带了两个警卫员就走了。我以为这一回我们（特别是王本）要挨骂了，但林彪回来以后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 我在林彪那里工作期间，一次也没有挨过他的批评，他也一句重话都没有对我说过。所以我原来十分担心的怕军队首长脾气不好，甚至有时还骂人的顾虑，慢慢地就完全解除了。我这一段的工作，心情还是愉快的。 林彪平常是寡言少语的，不爱活动，不会跳舞，不爱玩，也从来不和我们闲扯。他有时看毛主席著作的小册子，有时在会客室里走来走去，更多的时间是面对地图或坐在沙发上沉思。 一打仗，我就提着林彪个人的一个小手提公文箱。因为由我负责替他拿着，而且也没有上锁，里面只有几本小册子，全是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再就是几支红蓝铅笔划了许多杠杠、圈圈，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重、三重，不少地方还有旁批、眉批，写上他的心得、体会，密密麻麻的，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杠杠、圈圈、旁批、眉批，都不是一次两次划的和写的。 给中央军委、主席或发给所属部队的电报，口授后我整理一下，他看后如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常常当场亲自动手修改。他一般是不带笔的，所以，总是用我的笔。说来好笑，我那时用的那支钢笔是“地球牌”的，笔帽头上还有一个指北针，是我从延安到哈尔滨以后，在地摊上从一个日本女人手里买的。我用久了，知道它的脾气，他写字时用力很重，所以一戳就一个窟窿。他生气了，说：“这支笔怎么还能用？”并且不停地嘀咕：“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当秘书的怎么没一支好笔呢？”但我觉得很为难。买一支好笔，没有钱；向四处（直属后勤处）去说，又怕别人以为是打着首长的旗号为自己要好笔。不久，林彪又用了一次，一张纸戳了好几个大窟窿，钢笔水把好几个地方的字都污染得看不清楚了。他火了，高声对王本说：“你去对四处说，让他们给你们买两支好笔。当兵还要有一支好枪嘛！”这回倒好了，解决了我一大难题。没多久，四处就给我们两个各发了一支新的派克钢笔。那时候，要弄到两支派克笔，是很不容易的，不知道四处是从哪里弄到的。 《林彪将军》，作者权延赤 夕阳如血，大如轮。 狼烟未熄，枪声零落，红旗已经飘上围场上空。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攻打隆化。 踩着黄沙、衰草和齿状的钢铁碎片，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同热河省军区司 令员段苏权，漫步走来。长征时，这两位将领一个手负伤，一个脚负伤，被人玩笑为“手足 之情。” “仗越打越大，地方部队要不断转入野战军。”程子华瓮声瓮气说：“热河另组织一个 野战司令部，黄永胜当司令，你去当政委。” 段苏权脚步聚停，迅速瞄了一眼程子华。 “不行，我不行。”段苏权摇头。 “你怎么不行？” 段苏权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一尊日本山炮，炮口对着如血如轮的夕阳，象要将它轰落，却又一声不响。 “孤山未能全歼敌人，隆化伤亡大，没有攻进隆化城。看来黄永胜也不是永胜。”程子 华笑笑，“他喜欢甩手当家，你喜欢事事亲躬，我看你们正好配对。” “……我不会打牌，”段苏权吭哧，“也不会玩……” “要打仗，不是要玩牌。” “我了解永胜……缺一样不好搭档。”段苏权从鼻子里喃喃：“再说……” “说呀，你就是不痛快。” “他是击鼓冲锋，鸣金玩妓。” “噢？”程子华叫了一嗓。 段苏权憨然一笑，不再言声。 “噢，”程子华忽有所悟，“击鼓进兵，鸣金收兵。你不怕打仗，就怕不打仗？” “不打仗，他要是玩女人我管得了？” “嗯，嗯，”程子华不住地捏下巴，“林总不吃不喝不吸烟也不玩，我不信他就能容 得……”话没讲完，程子华转了口：“那就再说吧。” 铁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林彪率领的“四野”执行得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尤以第七 项注意“不调戏妇女”执行得严厉，不慎出格就要拿命抵。立过大功的一位战斗英雄不慎出 格，谁说情也不行，枪毙。一名基层干部与女房东通奸，虽是双方情愿，又有全村百姓求 情，还是拖走毙掉。三名战士想强奸一个女人，尽管那女人是留用的日本人，尽管未遂，尽 管三名战士都不满十八岁，仍然不能幸免，统统拉出去枪毙。 “要决战东北呢，我救不了他们。”林彪脸色苍白，沙哑着嗓子对几名高级将领说： “不开活口，再遇这种事，少数意志薄弱者有贼心也没贼胆儿；开了活口，我们就会失去群 众失去战斗力。我们就会失去胜利失去东北。” 程子华在院子里散步，他散步有时要摇晃肩膀，摇晃双臂，摇晃整个身体，这是运动。 他脑子也在运动，嘴里偶尔念念有词。 下午要见林彪，跟林彪说事不能有废话，所以要准备。 他已经见过三次林彪了，就为了坚持一个意见，给八纵换将，推荐段苏权替代黄永胜任 司令员。 第一次见林彪，他说：“黄永胜整天打牌跳舞，不干工作。” 林彪说：“辽西三战三捷，八纵从地方部队上来不久，黄永胜当司令，半个月歼敌１万 ６千多人，打得不错。” 第二次见林彪，他说：“黄永胜太霸道，什么都得他说了算。可部队里许多具体工作他 又不管，他又要说了算，不许别人管……” 林彪说：“不要搞山头，要团结，要能容人。无‘度’不丈夫；不是毒，是度量。” 第三次见林彪，他不得不说出不愿说的话：“黄永胜在生活作风上实在糟糕，用林总的 话讲，他是有‘贼心’也有‘贼胆儿’，影响很不好……”他举了例子。林彪平平静静地听 完，平平静静地说：“楚汉相争的时候，有个故事。刘邦问韩信：‘我能将多少兵？’韩信 说：‘最多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能将多少兵？’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没有 发火，反而笑了，说‘你既然这么大本事，怎么被我捉来阶下，供我驱使了？’韩信不慌不 忙说：‘陛下不善将兵，却比韩信善于将将呢，所以我被捉到了阶下……’” 程子华半响无言。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林彪用这句话送走了程子华。 林彪面无表情地在屋里踱步，一边听程子华谈意见。 知情人都奇怪，林彪见了他喜爱的将领和老部下，总是没什么说；对他不喜欢的将领， 反而再忙也要耐着性子听完意见。 上午，秘书见林彪精神很好，进来报告：“黄永胜来了，要跟林总汇报。”林彪目光不 离军用地图，摆摆手：“告诉他，我要睡觉。” 下午，秘书见林彪精神不好，满面疲惫，小声报告：“程子华又来了，跟他说你休息 了？”林彪目光离开军用地图，两手搓搓脸说：“叫他来，我精神还好。” 据“四野”一些老人讲，部队日常管理教育都是罗荣桓负责，林彪不大管，林彪只是一 门心思琢磨打仗。他很少与干部谈话，只有冀察热辽的干部例外。 因为他对冀察热辽分局及军区有意见，对其领导人也有意见，他们对东北的许多看法不 一致。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意见不一致才要多听。” “永胜同志确有不少长处。”程子华尽量客观地说看法：“善于捕捉战机，强毅果敢过 人，会打巧仗也能咬牙打硬仗，六次负伤，足够顽强。” 他停顿片刻，望林彪。 林彪静气过人，听见和没听见一个样，脚步一直是匀速运动。 “但他有个要命的短处：贪享乐好斗狠。他喜欢以己之长凌人，不喜欢别人触其短处。 发展下去，对党、对军队、对他个人，我怕都会不利。” 林彪继续踱他的步。 “苏权同志的特点是忠诚老实，原则性强，组织纪律性强，从不胡来。” 林彪还是踱他的步。 程子华看不出态度，只好讲下去：“他和永胜恰恰相反，凡事谦以待人，谨言慎行。但 也能打仗，长征时就是师政委；红军时期、抗战时期都打过漂亮仗。军事工作、政治工作、 地方工作都搞过，比较全面。” “讲这么多就不叫特点。”林彪立住脚，终于说话了：“讲特点只能讲一个。” “这个……”程子华沉吟再三，“忍辱负重。” “根据呢？”林彪重新踱步。 “任弼时同志讲的。” 林彪不语，还是匀速踱步。 “长征时，他任独立师政委，负重伤被留下，沦为乞丐。靠讨饭活下来，又找回部队。 受审查没怨言，职务安排低了没怨言……” “他自己对来八纵是什么态度？”林彪在桌子对面坐下，这是接近表态了。 “他……”程子华略显尴尬，只能实话实说：“不大愿意。” 林彪认真看一眼程子华，极轻微地点点头：“好吧，我和荣桓同志谈一下。” 高级军事会议要开始了，黄永胜仍然留在林彪房间，胸脯扇个不停。 “程子华、李运昌他们搞鬼，安插人！”黄永胜见没了别人，咬着牙根发泄，“段苏权 是冀察热辽的人！” 林彪平平淡淡地说：“苏权同志来谈过了，他不想去八纵。” “他是装样子！” “他说他对冀热察比较熟悉，那里条件也艰苦，他的长处是能吃苦，想留在那里干。” 黄永胜怔怔地睁大眼睛，半天没有眨。 林彪起身朝外走：“就这么定了，给你另安排。” “段苏权替我当司令，”黄永胜跟在林彪身后走，余愤难消：“我打的仗他替得了 吗？” 林彪在门口回头：“他打的仗你替得了吗？” 黄永胜又是一怔。从井冈山打到东北，林彪从来没说过什么仗他打不了；他也从来不曾 在战场上给林彪丢脸。 “你能忍辱负重吗？”林彪再问一句，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二 候鸟使劲扇动羽翅，扑打硝烟弥漫的空气，撵过一片片庄严缓慢飘移的乌云，匆匆慌慌 向南飞去。 一阵凄凉的鹤唳从九天落下。段苏权陡地收缰，战马嘶叫着缓下步子。 他的心有些难受。抬眼间，目光里流出惆怅。 ９月１２日，国共双方在黑土地上的大决战正式揭幕。根据林彪的命令，他率八纵３万 ６千指战员，从八面城出发，昼伏夜行，渡辽河，穿草原，过沙漠，９天行程１０００里， 进抵北宁线中段。气还没喘一口，命令又到，连夜强行军１２０里，渡大凌河，突然包围葛 文碑、大薛屯之敌，截断了锦州和义县两敌间的联系。 林彪曾讲过：“打锦州必先得义县。” 包围刚形成，林彪电令已到：八纵３个师，九纵两个师，三纵１个师，总计６个师的兵 力，由八纵统一指挥，攻歼大薛屯、葛文碑之敌。 接命令后，段苏权采取了战役截断与战术包围相结合的部署：以九纵两个师阻援，并防 敌南逃锦州；以三纵１个师做总预备队，以八纵３个师分别攻歼大薛屯和葛文碑之敌。 这场战斗，原国民党九十三军中将军长盛家兴这样记述： “绝难预料到在２４日阴雨之夜，解放军八、九两个纵队以强大兵力从西北和东南两方 奔袭而来，对锦北的纵深阵地，乘隙擒毁，当头一棒，给（锦州）守军以莫大的打击。 “２５日当夜，在锦州通义县公路两旁葛文碑一带警戒阵地上的部队，也同时遭到自东 北方向来的强大解放军的夜袭，发生混战，不能退脱。大战序幕，遂从此开端。” 时过４０年国民党将领还记得八纵。因为锦州之战是由八纵攻打葛文碑而“大战序幕， 遂从此开端”。 可惜，林彪“疏忽”了八纵。这一仗，他始终是只说九纵，不提八纵。 段苏权心里不舒服。若换了黄永胜会骂娘，他不会骂。此后几十年他什么也没讲。 攻占葛文碑、大薛屯后，段苏权奉林彪命令，又率八纵攻歼大、小紫荆山，北大营，八 家子，被服厂，东大梁等高地和据点之敌，战十余场，受两次通报批评。这两次通报批评影 响之大，直到４０年后，作家张正隆写辽沈战役，老人们的回忆都忘不了。 打锦州前出了三个问题。一个战略上的，两个战术上的。 后两个问题都出在八纵。 一个是没有及时封锁西面机场，让沈阳之敌投下两个团的援兵，任务也让九纵抢去了。 电报是参谋长黄鹄显发的。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封锁哪个，对于这位当 年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科长，是不必再发个电报请示一下的…… ９月３０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表扬九纵控制了机场，“毁机五架”。同时批评 八纵贻误战机，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强。” 毛泽东都有话了，八纵压力很大。 八纵紧急召开常委会，决定将毛泽东批评电报转发到团，让各团党委立即讨论表态，坚 决打好下一仗。 这边正攒着劲儿准备雪耻，那边又把小紫荆山丢了。 １０月９日夜，二十三师六十八团副团长韩枫，率三营打下小紫荆山后，麻痹大意，下 山吃饭去了。担任警戒防御的八连，连长也下山去了。下半夜，敌人突然一个反击，把阵地 又夺了回去。 南京《中央日报》迅速作出反应：《锦州国军反击克紫荆山》。 …… 八纵这下子更吃不住劲了。 政委邱会作火速赶到六十八团。当年八纵的老人说，邱会作有水平，有派头……讲明天 拂晓后两小时，必须把小紫荆山再夺回来。然后当场宣布，将六十八团团长和副团长撤职， 八连连长枪毙。说这次先杀“两条腿的”，下次再出事就杀“四条腿的”（指骑马的）…… 邱会作就在六十八团等着，夺回小紫荆山才走…… 两个通报，毛泽东也讲了话，又枪毙一个连长，全军无不震悚警惕。大决战中，有这么 一笔，其作用不亚于几次最精彩的战场总动员。 优秀的统帅都明白应该有这么一笔。 不过，段苏权除了压力和沉痛感，又隐隐游动着一丝委屈。 大战之中，许多部队或大或小都发生过一些具体失误，林彪抓住八纵暂时失守小紫荆 山，警醒全军，段苏权直到４０年后仍是心服口服无异议。可是攻占机场呢？ 锦州有两个机场，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东野”的电令是：攻占机场，阻敌援 锦。 电令没有讲哪个机场，但敌人空降援兵的是西面机场，稍有头脑的指挥员也会判定应是 攻占西面的机场才能“阻敌援锦”。 但是，八纵在东面，九纵在西面，若是攻占西面的机场，八纵就必须在敌人阵地前做１ ８０度转向运动，并且要奔袭几十里，越过九纵驻地去作战，这又不符合起码的用兵之道。 为此，段苏权才生出疑惑，由参谋长回电请示：锦州有东、西两个机场，打哪个？ “东野”回电：攻占西面的机场。 段苏权接电，立刻派1个师，准备穿越九纵防区去打西面的机场。部队尚未行动，又接 电令：改派九纵攻占西面的机场。 那么，是林彪电令不清还是派兵有误，如果不能责备林彪，那就只能说段苏权无能了。 现在，锦州外围已经扫清，总攻阶段马上要开始。段苏权心事重重地去见林彪。 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 林彪脸色苍白。他用脑过度，又很少见阳光。他已经连续几天不出门，不离军用地图， 没完没了地看，没完没了地想。 在他脑子里转动的有军事，有政治，有地理也有历史，更有敌我双方的各个将领…… 然而，无论怎样转动总是摆不脱那团阴影──四平攻坚战。 １９４７年５月１３日，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全国战场上率先转入对 国民党军的战略性反攻。打山城镇、草市，克东丰、辽源，占梅河口、大石桥，又连下通 化、安东、本溪诸城。可是，四平攻坚，部队受挫。 从６月１４日总攻开始，四平城便失去了昼夜之分──白日浓烟滚滚，天冥如翳；黑夜 火光冲天，闪耀如昼。连续１３天枪炮轰鸣，天地摆簸，直打得血肉横飞，尸盈全城！国民 党兵用钢铁和血肉一步一步地抗击，民主联军用钢铁和血肉一寸土地一寸土地攻夺。其酷烈 程度，堪称解放战争史上的一最。 千万战士打聋了耳朵，打红了眼。２２日，我一纵伤亡惨重失去攻击力撤出战斗，六纵 又全部投入攻击。最后将守军压至城东北隅，苦战久攻不得下。２９日，国民党援兵逼迫而 来，３０日拂晓，民主联军不得不撤出战斗，撤出这座血城…… 1年又3个月过去了，阴影始终不曾消逝。若将锦州打成四平，那后果便不堪设想。 于是，林彪又想起段苏权，并且用力磨了磨牙。锦州机场没有及时攻占，使沈阳之敌空 运来两个团的援兵。根据四平攻坚的经验，敌人是逐屋逐墙争夺。两个团能守多少房屋？驱 逐争夺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难怪林彪要齿寒又齿痒。 但是，林彪不会大吼大骂，更不会气急败坏。他只是盯着地图没完没了地想，直要想出 一个透亮。 他想起刘伯承讲过的话：打仗有个吃肉和啃骨头的关系。啃骨头，仗打得硬；牺牲大， 俘虏少。吃肉，仗打得痛快；牺牲少，俘虏缴获多。 他想到国民党将领董其武讲过的话：“共产党打胜仗是因为有人愿意啃骨头。国民党打 仗不行，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都想吃肉，没人啃骨头。” 有人说，若没有李先念啃骨头，以成千上万的牺牲去牵制敌人，就不会有粟裕的七战七 捷。他们是团结战斗的整体。 共产党团结一心，但也不是个个都喜欢啃骨头。比如黄永胜和段苏权，黄永胜吃肉大概 比段苏权胃口好。但啃骨头，黄永胜决没有段苏权那份忍耐性和好牙口。 看孩儿先看娘。段苏权是聂荣臻的老部下。对于聂荣臻，毛泽东曾评论说：“老实，能 忍耐。” 段苏权也老实，段苏权也能忍耐。 大战之中，各部队都会出现疏漏和问题。有的部队大意，被敌人一个反击，打退几里 地，还被抓去八九百名俘虏。同段苏权的八纵暂时丢失小紫荆山相比，那问题显然更严重。 但林彪一声没吱。 通报批评并不是最终目的，枪毙个别指战员也不是目的。既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那 就要有灵活性，要有选择。 吃柿子要选软的，通报批评要选硬的。不是硬的听不得批评，而是听了批评精神仍然硬 而不倒。 段苏权能忍辱负重，忍辱负重就是一种硬。选择段苏权任八纵司令，林彪就想到了这一 条，正好“派上用场”。 如此想下去，林彪脸色开始缓和，心情也有转变：这个段苏权还有可爱之处。 准确地说，应该是还有用场。攻锦之战，毕竟还需要一个啃骨头的。 林彪望着地图吁了口气，嘴里念念有词：“空降两个团，多两根骨头叫他啃……” 刚被“示众”过的段苏权，心情郁郁地在林彪面前坐下来。 “吃豆。”林彪将布口袋里的炒黄豆倒一些在桌子上。 “吃茶。”林彪亲自将茶水杯推到段苏权面前，并且极稀罕地幽默一句：“你们茶陵 人，不喝茶，吃茶。” 真怪，段苏权本来郁郁的心情，忽然热起来。那是一种带了酸滞的热。 “把你示众了，知道为什么？”林彪淡淡地问。 “小紫荆山没打好，应该受到批评警告。” “将兵，将将，都有斩首示众。我不是警告你，是警告他们──示众，那１１个纵 队。” 段苏权望定林彪，眼神表明他还在慢慢吃透精神。 “两个通报，你们还有两面锦旗。小紫荆山出现疏漏，大紫荆山出了英雄。七十团一营 三连，顶住了大炮飞机，顶住敌人4次强攻，毙敌过百，获‘顽强守备’锦旗。七十团七 连，连长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突入北大营，前仆后继，直插敌核心阵地，歼敌过百，又 获‘顽强歼敌’锦旗一面。对吧？” 段苏权嘴角抽动一下，眼圈忽然湿润了。林总了解八纵，即便1个连队打的仗他都清 楚。这比任何安慰话都更能让人得到安慰。 “二十四师攻占东大梁，伤亡１０００多？” “１１００多人。” “人民忘不了他们，八纵打得英勇。战后要在东大梁修一座烈士纪念碑。” “林总……”段苏权激动地立起来。 林彪用手势叫段苏权坐下，仍是那平静的声音：“大决战，战战都要协同作战。一仗下 来，总有人争谁打的。争什么？都是人民解放军打的。你不争，这好。” 段苏权不但心里热，脸上也微微烧起来。想起攻歼大薛屯、葛文碑之敌，自己还曾生过 委屈感。唉，惭愧啊！ “弼时同志和子华同志都曾对我讲过，你的特点是忍辱负重。现在，我也这么看。” 林彪没说一句安慰话，段苏权却不但受到了最大的安慰，而且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激 励。还有什么安慰话能比了解和信任更有力量呢？ “锦州之役，马上要开始总攻阶段。南北对攻，我们集中了５个纵队零１个师。只有你 们八纵，既没有并进的部队也没有对进的部队，独立由城东向西攻击。这样安排的意图你明 白吗？” “感谢林总的信任！”段苏权一跃而起，挺身立正。 “记住，你们纵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林彪永远是一副冷峻的面孔，特别是谈到战 争，不会给任何笑脸。“你们吸引的敌人越多，挨的炮弹越多，你们完成的任务就越好。” “是！我明白。” “炮纵全部集中于南北两面，攻坚没有炮不行。我已命令一纵炮团配属你们八纵作 战。” “坚决完成任务！” 段苏权回到纵队司令部时，已是精神振奋，信心百倍，斗志激昂。 他提出的口号是：宁啃硬骨头，把助攻任务当主攻任务来完成。 这一仗，段苏权实现了林彪的作战意图。八纵以攻锦州的六分之一兵力进攻和牵制了守 敌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及主要炮火。 原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官卢浚泉写的回忆文章称：“１４日上午，解放军发动全面 进攻，其主力指向东面……” 东面是八纵进攻方向，敌人４０年后仍然以为是“主力”。 原国民党九十三军中将军长盛家兴的回忆文章说：“１０月１４日上午，解放军发动总 攻……这时，四面枪炮声激烈，解放军进攻的信号弹，满天飞舞，多指向车站，知已难以行 动，困待天明，遂为解放军第八纵队所俘。” 然而，实际战斗经过却不象国民党将领所写那么简单。 炮弹爆炸的烟柱冲天而起，锦州城东尘烟弥空，火海一片。１３点１５分，炮声刚落， 令人热血沸腾的冲锋号便吹响了。 八纵的指战员跃出战壕，在山呼海啸的喊杀声中，一波接一波，大潮一般涌向城区。 可是，突破口两侧暗堡的火力及工事内复活的火力忽然吼响了，将踊跃奔腾的八纵战士 一排又一排地打倒，割韭菜一般；同时，敌纵深处的炮火也猛烈开火了，炮弹密如冰雹地砸 在八纵战士的冲锋道路上。那２００多米长的冲锋地带立刻变成血与火的世界──到处是爆 炸的火光，到处是飞舞燃烧的钢铁，到处是烈士沸腾的鲜血…… 纵队指挥所内，紧张、热烈、嘈杂，甚至是……混乱。 报告战况和下达命令的喊声在指挥所里不停地震响、回荡。 “报告，一纵炮兵团还未按时赶到！” “把我们自己的大小炮全集中起来轰击突破口！”段苏权瞪起眼睛下令。 “报告，敌人炮火都朝我们集中过来，一营冲锋受挫！” “好啊，好啊！”段苏权大声说：“告诉指战员，我们吸引的敌人越多，挨的炮弹越 多，完成的任务就越好！马上组织力量作第二次冲击！……” “段司令，林总签发的战况通报。” 段苏权从参谋手中接过通报，目光飞快地掠过字里行间。 突然，他心里咯噔一下，目光怔怔地定住不动：现各纵队都已突入城内，正在向纵深攻 击前进，只有八纵进展迟缓，至今尚未突破…… 指挥所里响起愤愤的议论声： “他们５个纵队零１个师，又是并进又是对进，我们独挡一面，能一样吗？” “把炮纵配给咱们试试，还不知谁先突破呢！” “不是说让咱们吸引的敌人越多，挨的炮弹越多，完成任务就越好吗？怎么又批评咱们 进展迟缓了……” “你们胡议论什么？”段苏权忽然警醒过来，他明白部下这种情绪将带来什么后果。更 重要的是他想起了林彪同他的谈话。他坚信林彪了解八纵，了解他段苏权，也坚信林彪这样 做是有道理的。将兵，将将，都须有“斩首示众”。这又是“示众”，不仅是督励八纵，更 是为了督励全体攻城部队。他少有地瞪起眼，慷慨激昂地说：“通报错了吗？牵制更多敌人 就可以成为进展迟缓的理由？那是借口！” 这时，报告又接连而来：由于一纵炮兵团未赶到，缺乏炮兵火力的有效支援，担负突击 任务的二十二师六十六团一营，多次冲击，伤亡严重，未能奏效。 纵队领导紧急研究后，段苏权严厉下令：“集中纵队火炮，将炮兵阵地前推，抵近射 击；部队组织爆破组，在炮火掩护下实施连续爆破，要不惜一切代价突进去！” 不久，火线上又响起连天的爆炸声和山呼海啸的喊杀声，突击部队如狂风一般卷向突破 口…… １９点１５分，部队突破成功。 ２３点，八纵７个团全部突入城内，与敌展开逐街逐堡争夺战，并攻占了“东北剿总锦 州前进指挥所”。 １５日１７时，战斗结束。八纵共歼敌万余名，其中俘敌７０００千多。 段苏权和大多数指挥员一样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中，都一样发出感慨：在林总指挥下作战 真痛快！ 林彪的两道浓眉完全舒展开了。他的目光从锦州移向辽西时，不但坚定自信，而且洋溢 出轻松和喜悦。 “他们垮了。”林彪声音不高，是说给对面的罗荣桓听，“如果晚些攻占机场，叫沈阳 再空降三四个师到锦州，我们也打了。” “他们是垮了。”罗荣桓点点头，“去年他们在四平，每堵墙每间屋都要死守。现在不 行了。” 林彪的食指在地图上按一下，仿佛辽西那十万大军无须用拳头，只须用指头就可以象摁 蚂蚁一样将其摁死。他发觉开始把敌人估计高了，为了锦州机场空降来两个团的援军，他就 紧张过好一阵子，通报了八纵。现在他心里有了谱，“再空降三四师，我们也打了”。比较 攻坚战来说，运动战才是他的强项。从井冈山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平型关大捷到四保临 江、三下江南……他是运动战的专家。 “辽西是一场运动战。”林彪平平静静地说：“廖耀湘完了。” 他朝地图望最后一眼，直起身体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他给八纵的命令是：以急行军插 到大虎山以南，堵截廖兵团，而后向北突击围歼…… 八纵经两天急行军，挺进辽西，参加了辽沈战役的第二阶段──全歼廖耀湘西进兵团的 会战。 辽西会战，八纵起了堪称“勺子”的特殊作用。在大虎山以南的作战中，八纵经过１２ 小时激战，粉碎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编二十二师建立南撤营口屏障的企图；在六间房，八 纵迎头兜住廖兵团，反复拚杀，竟日激战，截断了敌人南撤营口的退路。这场战斗，八纵光 是抬伤员就用了两个营的兵力，可想战斗之惨烈。 八纵象勺子一样兜住廖耀湘兵团，才使全歼敌人的作战计划得以实现。 可是，林彪无论是给中央的电报还是给部队的战报，都说廖兵团是被我辽南独立二师在 台安附近阻击拦截住了。以后一直以讹传讹：１９６２年５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如是说；１９８７年６月在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览方 案如是说；直到１９９１年的影视作品及资料片《大决战》等仍然如是说。 究竟是谁堵住了廖耀湘兵团南逃营口的去路？恐怕知情者的当事人都对“军史”和历史 巨片表现了不够尊重。 八纵司令员段苏权说： “当时我向部队指出，行动要迅速，要以最快的行军速度到达指定地点，遇小股敌人不 恋战，要首先截断敌人，不让逃出。对已突围出去的敌人可以不管，留给后续部队…… “１０月２５日上午７时，八纵二十三师到达六间房地区，当即令六十七团占领六间 房，六十八团占领后六间房，六十九团占领东西赵家窝堡…… “８点多钟，晨雾弥漫，我前哨班发现敌多路蜂拥而来。我六十七团在敌进到我阵地前 几十米时，突然开火，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审问战俘和查阅其所带文件、地图得知，当面之敌系郑庭芨指挥的第四十九军一０五 师师部及直属部队，在他后面的是新三军，第七十一军…… 廖耀湘本人所写回忆文章说: “首先，向营口撤退之路在大虎山以南被截断了（八纵二十二师位于大虎山以南），１ ０月２５日，第四十九军从半拉门地区出发……在通过大虎山以南地区被解放军包围……退 营口之路被关闭了。” 廖耀湘所言大虎山以南地区是哪里？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芨在回忆文章中说： “２５日拂晓，我在半拉门仍然命令第四十九军依计划向营口前进，不料部队刚刚前进 不到１０华里地区，第一０五师的一个步兵团在六间房以南被解放军包围，失去联络。”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０日，郑庭芨给段苏权的信中说：“第八纵队在六间房战斗的胜 利，使国民党廖耀湘兵团向营口撤退计划完全失败……” 那么，被军史和历史巨片所肯定几十年的“史实”，即堵住廖耀湘兵团的辽南独立二师 这个时候在哪儿呢？该师师长左叶１９８８年７月所写回忆文章中这样讲：“１０月２５日 中午，‘总部’代表苏静同志对我说：‘我们不能再等了。敌人昨天占了营口，今天廖耀湘 肯定南逃。你师于三点半出发，目标是大虎山以东地区。’“苏静同志布置任务之后，一直 等到独立二师从盘山出发，确信情况不会再有变化才登车返回‘野司’。” 就是说，１０月２５日上午８点，八纵在六间房堵住廖兵团时，辽南独立二师不在交战 的六间房，也不在林彪及军史所言台安，而是在遥远的盘山。 ２５日中午，八纵已打退敌人７次冲击，辽南独立二师才决定向大虎山以东地区行动。 ２５日下午３时，八纵二十三师六十七团付出重大代价，六十八团、六十九团相继投入 战斗，伤员多得“用了两个营的兵力来抬”。而这时的辽南独立二师正集合队伍，又过半小 时才“从盘山出发”。 退一步讲，就算辽南独立二师从盘山赶到台安，台安还在六间房以南２０多里，怎么能 是廖耀湘兵团“被独立二师和随后赶来的八纵阻截”住呢？ 辽沈战役的亲历者，无论敌方我方，都证实八纵不是“随后”赶来，而是首先赶到，并 阻截了廖耀湘兵团。 某些“史书”和“影视片”，或不提八纵，或将八纵说成“随后”赶来投入战斗，这种 误会，林彪是始作俑者。 因为八纵的司令员“是冀察热辽”的人。 当年段苏权却没想到这种误会的“历史意义”。他拿着“辽南独立第二师在台安截住廖 兵团”的战报，只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六间房战斗中死伤的数千名指战员。 可是，他马上又想到林彪讲的话，自己安慰自己：什么你打的我打的，都是人民解放军 打的么…… 不过，他再也发不出那种感慨：在林总指挥下作战真痛快！ 胜利不一定都痛快。 ２６日凌晨，林彪下令“四野”全线出击，将廖耀湘的十万大军，围歼于辽西的几十个 “窝棚”内。敌人垮了，兵败如山倒，你只管追，只管杀，只管抓。但也不是没有危险和牺 牲。 这种危险，八纵的两位老人回忆略有不同。一本书中，八纵政委邱会作是这样回忆： “在辽河西岸一个村子，我们纵队部让敌人冲散了。枪象炒豆样响，身边就跟着整个警 卫班。我和参谋长黄鹄显被冲在一块儿。他枪打得好，抓过警卫员的卡宾枪，打倒几个冲上 来的敌人。我乘机跳出窗户去找部队，正碰上七纵一股部队，是听到枪声跑来的。我说： ‘我是八纵政委，你们现在听我指挥，任务是保护我们──马上去找司令员他们，必须给我 找到！’” 八纵司令员段苏权是这样回忆： “围歼廖耀湘兵团是在运动中进行的，不象有些书和影片描绘的那样‘分割包围’，始 终是在运动中追逐、逃跑；包围、突围；反复纠缠扭打，直至把敌人吃光。 “敌人始终不曾建起什么阵地，一股股地四处逃散。敌人乱了，我们也‘乱’，敌人象 潮水一样溃散，我们象潮水一样扑打；哪里枪声紧密就朝哪里冲，这边打得没了声息，马上 又朝另一个枪响的地方扑去。辽西那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地面，没了前线后线之分。我们的司 令部就在这弹雨炮火之中，在潮水一样涌来涌去的敌我双方的士兵群中。 “我们八纵司令部的具体位置是在前尖岗子村。激烈而又混乱的战斗中，敌人的五大主 力之一，新编二十二师的六十五团冲进了前尖岗子村。我身边没有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连。 枪打响后，邱会作跑了，跑了五里地，跑到后尖岗子去了。我在仓促中，组织司令部全体人 员，参谋、译电员、甚至伙夫都拿起了武器，利用村子的土墙进行抵抗。 “困兽犹斗，何况又是急于奔命的‘王牌’，仗打得十分惨烈。这张‘王牌’在辽沈战 役第一阶段和大虎山以南的战斗中，已经被我们八纵消灭过半，气势上早被我们压倒。所 以，尽管他们人多，尽管我们都是机关人员，仍然打垮了他们。纵队参谋长黄鹄显这样的高 级干部，也抓着卡宾枪象士兵一样战斗，亲手击毙了几名冲进来的的敌人。 “事后，罗荣桓曾对我讲：苏权同志，你在前尖岗子还当了一下‘连长’，打得很勇敢 么……” 三 茫茫雪原跳动着望不到头的狗皮帽子，刺刀闪烁出望不到头的寒光。 百万大军的脚步踏得山摇地动，在他们的前方是山海关、北平，是黄河、长江…… 黄永胜红光满面，兴冲冲跨入挡有棉布帘的屋门。 “林总，我来了！”他立正敬礼，神采飞扬。 “嗯。”林彪还是那副平淡的面孔，那个平淡的声音，伸出一只手，与黄永胜一握便抽 回来，示意他坐下。 黄永胜仰面望林彪，两眼不眨：就是这副平淡的面孔，这个平淡的声音，覆手之间便歼 灭了国民党４７万精兵，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使东北成为共产党军队的战略大后 方。现在他统帅了１２个步兵纵队，１７个独立师，１个炮兵纵队，１个铁道兵纵队和３０ 万地方部队，是真正的百万大军。现在他就要率领这百万大军转战关内各战场，这支力量简 直是没有谁能够阻挡。 “林总，”黄永胜见林彪深思着迟迟不开口，激情难捺地说：“这次入关，单是咱们 ‘四野’一家也能跟蒋介石一争天下，彻底打垮他！” 林彪既不夸他豪迈，也不骂他狂妄，就象没听见一样，平平淡淡宣布他思考后的决定： “你回八纵，还任司令员。” 黄永胜又是一阵激动，马上又转为疑惑，小心翼翼探询：“那段苏权呢？” “入关后，大仗不会少，但一次会比一次好打。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元气丧尽，我们放 开脚追就行。”林彪仍然沿着自己的思路讲，不理睬黄永胜的疑问，“平津会有一仗，估计 动嘴要比动手多，然后就可以过江了。” 黄永胜两眼闪闪发亮，仿佛林彪在他面前施过魔法一般，突然展现出一个美妙的童话世 界。可是，他还是忘不掉心中的疑惑：“我回八纵，段苏权去哪儿？” 林彪皱了皱眉，勉强接过黄永胜的话题：“他是冀热察的人，程子华推荐的，进关不合 适，还是留在东北好。” “段苏权要是闹意见呢？他跟任弼时、罗荣桓也很熟……” “他不象你，”林彪直到这时才看一眼黄永胜，“他不是一触即跳，他是忍辱负重。” 黄永胜有些红了。 但是他也笑了。 程子华汇报完工作，绕山绕水地问林彪：“苏权同志还好吧？” 话问得不明确，林彪回答得也模糊：“弱一些。” 程子华微微蹙一下眉毛，说：“苏权来时，八纵３万６千人，武器很差，现在发展到６ 万人，武器精良……” 林彪淡淡地说：“四野１２个纵队，都发展到五六万人，武器精良，关内没有哪支部队 能比。”他瞟一眼程子华，“我们来东北晚，没有接收到日本人的武器。开始武器都很差。 现在精良是从国民党那里缴来的。” 程子华听出弦外音，忍住了，继续说：“八纵牺牲５千，歼敌６万，立大功以上功臣３ ４５１人，命名１２个英雄单位，６个英雄个人。我看苏权同志不弱。” 林彪难得一笑：“那要看和谁比。四野牺牲６万，歼敌４７万。英雄功臣不计其数。牵 头羊来也变成虎。” 程子华明白无法挽回，便问：“黄永胜回八纵，段苏权怎么办？” “他自己早说过，不愿来八纵，愿意留冀热察工作。” “怎么安排？” “留东北军区作战处当处长。” “怎么？降一大截子！” “打一个锦州就三次通报，如果打北平南京会怎么样？”林彪将早已准备好的材料交程 子华：“你自己看，毛主席都讲了话。” 程子华看着材料，心里明白有冤枉却硬是说不出一句话。 林彪送客，口气变柔和：“要是另有合适干部，你再给我推荐么。” “没有，没有，暂时没有。”程子华忙不迭说了三个没有，告辞林彪。 ３个月后，罗荣桓同段苏权谈话：“你的问题是作风不泼辣，不善于坚持己见。但你为 人忠厚，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八纵受通报批评不能由你个人负责，纵队其他领导对你在军 事上帮助不大。现在战争主要是讲组织，做做参谋工作对你是有好处的。但在分配工作上是 不妥当的。”这次谈话之后，段苏权由作战处处长恢复原级别，担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有 人将此事报告林彪，林彪说：“我同意的。” 据说，林彪对他的一员爱将讲：“苏权是个老实人，我不是要处分他，我是处分冀察热 辽。” １９５５年，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授衔那天，站在他周围的是他当年指挥下的团 长；在他的前排，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行列中，有几位是他当年指挥下的师长；再前排，被授 予上将军衔的行列中，站着当年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的的一大批神采飞扬的将军。 肖文玖将军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段苏权淡淡一笑：“组织 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漆远渥将军说：“老段，这一个花你还扛它作什么？”段苏权仍是淡淡一笑：“组织上 给的我怎么不扛？” 皮定钧将军说：“老段，才让你任个战略教研室副主任，你还干个啥？”段苏权还是淡 淡一笑：“这是组织上决定的，我服从。”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揪军内一小撮”。 抗战时，曾与黄永胜搭档的王平上将被关押。有人说：“段苏权也不能放，他在东北夺 过黄总长的权。” 黄永胜摇头：“那是程子华，不是段苏权。不要动他了，那是个老实人。” “九大”结束后，有人说到段苏权，想“动动他”。 邱会作说：“九大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咱们八纵就出了１０个。” 丁盛说：“苏权同志也是咱们八纵老人了，他没当中央委员。” 吴法宪说：“他才授个少将，是低了，可是他从来没跟老帅们讲，这样的人不要再搞他 了。” 段苏权自己也对聂荣臻谈到这件事：“聂帅，我们１个八纵，出了１０名中央委员。” “有这种事？”聂荣臻始而惊讶，继而皱眉，最后深思着说：“１个纵队，撤１名司令 员，出１０个中央委员，这样搞就是山头主义，很危险……不行，我得讲话，我向中央反 映……” “九．一三”事件后，程子华对段苏权讲： “在东北我说什么了？”他无限感慨地叹一声：“唉，早听我一句也许不会发展到今天 这一步。林彪将将，术有余，少……” 少了点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四 黑色奔驰车在北京二环路上一个劲超越。 秘书李杰回过头：“段政委看了《大决战》有意见……” “拍得挺好么，建国以来少有。”权延赤仰坐在宽敞的后座椅上揉太阳穴。 “主要是为八纵不平。” “大决战，不能只看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等会你听段政委给你讲。老头子看完电影就让我给总政杨白冰主任打电话，还写信， 要求组织‘四野’和冀察热辽的老人讨论……” 天色暗了，工作人员开灯，端上切好的西瓜。 权延赤合上笔记本，挠挠刚剃过的青幽幽的光头皮：“段叔叔还有什么补充吗？” “这些资料、电报，你都可以看。中央命令林彪派部队占营口，高岗和伍修权也建议， 林不听。伍修权写的回忆录有这一段。程子华、李运昌都谈过写过许多东西，你缺什么可以 再联系。” “别的没什么，我只是担心部分内容牵扯到军史……我只能说明这是一家之言。” “是历史，一家之言也是历史；不是历史，众家之言也不是历史。” “就这样吧，我‘消化’两天再写。” 段苏权两手抖抖地将一牙西瓜递给权延赤，看着他吃，自己并不吃，底气不足地小声 说：“我老了，身体不行了……过去没讲过，现在想说。八纵在东北牺牲５千多，不讲讲， 不好见他们……”──── 月黑风高的凌晨 作者：相炳 在中国古老的农历里，凡是月末和月初的夜晚由于不见月亮，就称作“月黑天”，也称作“月黑夜”。由于夜黑无月光，能见度极低，这种自然景象被前人描述成杀人越货而不留痕迹的最好时机，如果有风的配合，再放把大火来达到消尸灭迹的目的，是再恰当不过的天赐良机。所以“月黑风高”一词就堂而隍之地走进字典，成为成语一族，它出处的本意就是指：“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中国农历的月底和阳历不一样，只有30天。1971年9月13日的凌晨是农历的7月24日，这天的凌晨，月不可说不黑，风不可说不高。在前一天的中午，毛泽东提前结束南方的视察回到了北京，因为他跟普通人的作息时间不一样，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3点左右才就寝，午后才起床。所以这天的中午，其实才是毛泽东每天开始日常工作的时候，可当晚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在凌晨1点55分，林彪的坐机刚飞出国境，毛泽东就从容镇定地说了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好象副统帅的出走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毫无破绽！ 地图的疑惑 林彪坐机在9月13日0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起飞，1点55分经中蒙边界414桩上空出境，2点25分在蒙古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处坠毁。全程飞行了113分钟，其中有83分钟是在中国境内，而在蒙古国内飞了30分钟，这30分钟还要包括选择迫降地点。 林彪的坐机是怎么飞的？到底是准备去哪？本人无法得知，而且也没见过所谓的航行线路图，更不知道中蒙边界414桩的具体方位，但地图却是无法掩盖的事实。笔者在由中国总参谋部测绘局编制（1996年版），1：430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拿着粗糙的米尺，用直线测量法（笔者注：与空中实际航线距离肯定有误差，但不会影响分析出的结果），量过来算过去，均以北戴河为出发点，经过测算发现一些令人疑惑的问题，具体数据如下： —→大连:204公里： —→北京:258公里 —→广州：1920公里 —→汉成:687公里 —→海参崴：1088公里 —→温都尔汗：1150公里（坠机点） —→台北：1626公里 —→伊尔库茨克：1804公里 —→东京：1814公里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广州是最远的目的地，可事实上林彪没有到达广州。 如果说是叛逃苏联，那么距苏联最近的城市是远东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比温都尔汗的距离更近。当时在中蒙边境，双方都处于紧急战备状态，防空系统都日夜开启，就安全性来说，远东的海参崴是最佳选择，沿途都在东北境内，可事实却是北上去了大量驻军、防备严密的蒙古。 伊尔库茨克正好坐落在3点连接起来的直线尽头（北戴河—→温都尔汗坠机点—→伊尔库茨克）！如果林彪走这条直线，根据官方公布的出境时间1点55分来测算，北戴河到中蒙边界只有711公里，256号坐机用了83分钟，就必须以时速520公里的速度飞行，而这个速度对256号坐机来说，就慢得不可思议！再说温都尔汗（坠机点）距离伊尔库茨克尚有660公里，如果坠机时的“迫降”是因为汽油耗尽，那么想飞到伊尔库茨克就纯属天方夜谈。下面是李德生所写的《林彪叛逃的那几十小时》中的一个章节（笔者注：李德生在1973年8月30日中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副主席）： 直到午夜十二点过后，周恩来总理把我叫到电话间。他对我说，林彪要 乘飞机跑了，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代替他坐镇指挥。 我听到这一消息深为震惊，来不及多想，立即快步离开大会堂，乘车向 空军大院驶去。 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时，担任值班负责人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 副参谋长白云接我进了值班室。在场的有空军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有 关人员，我立即将在天安门参加排练国庆阅兵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 后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来了。我看到标图板上显示二五六飞机正在向北 飞行，已越过承德，到了内蒙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 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恩来总理要求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 周总理问：“如果我们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 到？”调度员说：“能听到。” 周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总理说：“那就请你向二五六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 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但是，调度员稍后报告周总理：“他不回答。” 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才调转方向往北飞。 我紧张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方向。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 常。” 我问他：“有什麽特点？” 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 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我坐在标图前，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等情况向周总理报告。 眼看飞机要出国了，我请示周总理怎麽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在你之前，吴法宪也请示过，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 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 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麽向全国人民交代！ 这架飞机飞出国境以后，将会有什麽结果？国内外会产生什麽样的影 响？我们都十分担心。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商量 好应付由此引起的一切事件，并作了最坏的打算。 在上面这几段文字里，可以看出256号坐机曾越过承德上空，那么在3点直线（北戴河—→温都尔汗坠机点—→伊尔库茨克）上已经出现西、东偏离的迹象，后面李德生亲自证实：“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才调转方向往北飞。”很明显，林彪并没有走所谓的3点直线，伊尔库茨克就很难说成是这条直线的目的地。在这段文字的最后，李德生等人看到飞机已经出境，都十分担心，但此时已清楚地提到了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后事安排——“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商量好应付由此引起的一切事件，并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苏联，那么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商量好了些什么对策呢？ -------------------------------------------------------------------------------- 40厘米洞的证据一 中、苏、蒙三方一致承认坠毁的256号坐机右机翼下有一个开口、没有洞穿，直径达40厘米的洞。这个洞，正是飞机右边储存燃料的关键部位。说它大，飞机坠毁时没有造成解体，而四分五裂；说它小，足以造成烈火焚身，而毁灭一切。这个形同锅盖大小的洞，洞孔形状不规则，边缘铝刺外翻，显然是受内力所致。那么，它受到了什么力？据中共官方的说法：“洞的边缘铝刺外翻，是着陆时油箱内部爆炸引起的。”这不禁令人起疑：着陆时引起油箱内爆，为什么不“爆”在机翼左边，或机腹的部位，这些地方都是储存燃料的关键部位，难道是纯属巧合！在右边机翼下部造成了这么个不大不小的破洞，从山海关机场相关人员的证词里可以找到准确的答案。 当时，机场的灯都没有开。只有飞机附近亮着一个聚光灯。飞机底下有 两辆油车，没有看清地面有几个人。只看见飞机右侧的翅膀上面有两个人， 象是在准备加油。林彪的汽车一到，他们就从飞机上下来。林彪、叶群等人 一起向飞机上抓。 这是8341部队2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的回忆证词。除了于仁堂一个人的证词外，当时在场的人员几乎全部能证实：机场的滑行灯没有开，飞机就强行滑出。滑行时，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而问题暴露的关键恰恰在于：事后在现场检到撞碎的遗弃物！这个“遗弃物”是造成“直径40厘米的大洞”的罪魁祸首吗？显然不能肯定，如果飞机在起飞时，右机翼就因此破损漏油，是不可能飞出国境的，而飞机飞了近1000多公里航程，说明右机翼根本就没有破损成洞。那么“遗弃物”能和着陆时油箱内爆构成因果关联吗？ 40厘米洞的证据二 右机翼能产生“遗弃物”，是因为要给飞机进行例行的“加油”，可加油车的出现是在13日凌晨零点10分，也就是林彪离开北戴河刚刚过去一刻钟左右的时间，是由航空兵XX师派驻山海关机场的李海彬要来的（笔者注：李海彬要加油车一事，出自林雨星所著的《林彪全传》第二十八章【大结局】），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来加油，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笔者正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加油车不可能来加油，其理由如下： 1、256号坐机于9月8日，由林立果从山海关飞到北京西郊机场，11日晚在西郊机场已经加了一次油。9月12日上午8时林立果公开地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机场，机内储存的燃油仍足够飞遍大半个中国，完全能飞抵苏联。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和林彪都是知道的，所以用不着再给飞机加油。 2、256号坐机于12日上午8时就飞到了山海关机场，整整一个大白天怎么不例行加油，而非要等到漆黑的凌晨左右，到底是担心汽油会爆燃，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对飞机的例行加油难道必须安排在晚上进行。 3、不知道女儿林立衡在起初都说了些什么，周恩来就从话里分析得出林彪要叛逃的准确结论，并依此指使李作鹏、吴法宪等人在晚10时左右兴师动众地去调查一架飞机！这明明是嘴上在说调查，实质是把毛泽东准备控制飞机的企图公开地“通报”给林彪。从此时开始，任何人接触这架飞机必须经过北京的许可已经成为事实，那么加油的人员也不能例外。那么是谁派来的加油车（笔者注：本人并不怀疑李海彬其人，他或许是个执行命令的不知情者）？ 4、例行加油的时间最早是定在22：00，在林彪离开96号楼后过了15分钟，加油车就正好赶到！这即使是算作巧合，可明知机内的燃油足够飞行1000多公里，可一来就是两辆加油车！殊不知来两辆加油车准备给飞机加多少油，才能弥补林立果从北京到山海关机场，已经飞行258公里的耗油量？难道一台加油车尚不能弥补258公里的耗油量？一台加油车究竟能载重几吨油？ 5、机场已经实行了灯火管制，其目的就是要控制整个机场，当然首先就是控制这架256号坐机。表面上是禁止飞机起飞，但实际上是在漆黑的夜晚控制住了机场的灯光。而且所有的人员都知道：“飞机的起飞是未经批准的强行起飞，”那么在起飞前的一刻钟，加油车就敢贸然加油，假如林彪是在一刻钟之前起飞，那么就不是未经批准的强行起飞吗？ 6、林彪离开96号楼去机场的行动是严格保密的，仅仅5个人就坐车迅速出发（侍卫长李文晋中途下了车），从林立果当时不断强行挂断所有工作人员的电话就足以说明这个保密性。而机场这边，连陪同林彪随行的机组人员都没有来得急配齐，就幻想给自己的坐机加上那么一点点燃油，这岂不成为笑话！ 7、林彪登机时，没有走正常的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很明显林彪赶到机场登机是没有预先计划的，连舷梯都没有放下来，这起码能说明林彪在策划的时间上很是仓促。如果加油车是林彪计划安排来的，那么就会同时在机场暴露出自己的行踪，而且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从加油车出发到启动加油装置，再到飞机起飞，能加进油箱多少油，林彪难道会不知道？当时的山海关机场基本还“掌握”在林彪手里，对机场发生“灯火管制”的情况他是知道的，提前暴露机组人员的行动是无法避免的，但加油车的到来是他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综上所述，加油车的出现与情与理，都不合乎逻辑。而事实正是因为林彪的保密，在突然准备登机的行动被公开明了后，加油车就及时地赶来加油，这难道仅仅是个意外的巧合！ 40厘米洞的证据三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重173公斤，运行轨道距地球2384公里，卫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放《东方红》乐曲，可想而知中国的无线电遥控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农历月末的机场是相当的黑，既然不是林彪派的加油车，加油车去了当然就不可能加油，不然因燃油耗尽而迫降就不能顺理成章。但是去的是两辆加油车，两辆油车又都紧靠在一起，使暴露出的问题更多：两辆油车为什么不一左一右同时加油？左机翼油箱难道没有加油的接口装置？而且在右机翼的上、下站那么多人在干什么？这一切无法不让人深思！其实，很显然他们正在干切断林彪的后路的活计：利用其先进的遥感技术，以加油为掩护，往右机翼油箱里装进一颗小型遥控炸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善于断敌后路”，是林彪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结晶和高度统一，是他俩都擅长的谋略套路。从飞机残骸来看，散布集中，机上人员尸体没有分散，形状清晰可辨，这说明飞机不是高空坠落，在空中也没有发生大的爆炸，显然不是外力的原因，而是右机翼下部的内爆使大量航空燃油外漏，引发大火，而仓促坠毁。 40厘米洞的证据四 因中苏双方意识形态全面对立，导致严重的军事对抗，在漫长的边境上互驻重兵，剑拔弩张，双方屯兵都超过百万人以上。1971年的双边关系虽比1969年有所缓解，但边界仍处在紧急战备的状况下，对天空的警戒当然不会丝毫放松。林彪的坐机体形庞大，与战斗机的速度比起来就显得过慢，它突然出现在高度紧张的边界低空处，随后又进入蒙古领空，在对方的军事人员看来，这架来历不明的飞机会使他们感到格外地吃惊和紧张，而不敢贸然采取攻击的行动，分析的理由如下： 1、自中苏关系恶化以来，处在战备状态下的边境从未出现过类似事件，虽然苏联在80年代发生过击落民航客机的事件，但256号的出现还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情况错综复杂，莫斯科考虑、分析局势的时间有限，如果仓促地下达进攻的命令，其后果是谁也难以预料的。 2、从飞行的轨迹来看，自起飞时就在自己的国境内东闯西串，毫无航线地乱飞，飞行的高度也达不到普通民航的标准，林彪此举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引起边界的注意。在边境附近的上空经过充分的示警后，突然闯入了蒙古国境，这在对手看来不可能是迷途的民航班机。 3、没有那个国家会派出一架这样的飞机来从事军事活动，因为2000-5000米的高度对低空飞行的侦察机来说，就显得太高；而对高空飞行的侦察机来说，高度又明显不够。其飞行轨迹杂乱无章，在雷达上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不可能是首先发动军事攻击的战斗机，即使是空降机，仅此一架飞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4、飞机飞得既低、又庞大，对蒙古驻军来说无须使用导弹，仅用高炮就能将其轻易击落，也正因为如此，就更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中国已经有一定的核反击能力，如果轻率地打响第一枪，去摧毁这架容易遭受攻击的不明飞机，很有可能是引发双方大战的导火索。 5、飞机只飞行在蒙古境内，尚远离苏联国境，对苏联本土还未造成实质性的威胁。要知道蒙古军队的指挥权掌握在苏联手上，所以蒙军不可能擅自做主，去独自攻击这架简直如同飞碟的奇怪飞行器。 综上所述，不敢贸然攻击这架飞机，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就是用非攻击性手段让它迫降。而中国的导弹即使能准确地在温都尔汗上空将其击落，就导弹的破坏力而言，仅仅只造成40厘米的破损，可不是一般的导弹炸得出来的，何况首先将导弹发射到强大的苏军辖区，毛泽东还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即便是蒙军、苏军使用了先进武器，包括导弹、炮弹等，其攻击的效果也很难造成这样的破损。笔者相信，蒙古驻军肯定想方设法跟这架飞机联系，很可能起飞战斗机来使其迫降。因此右机翼下那个40厘米洞，即便抛开“边缘铝刺外翻”的证据，也不可能受到过任何的外力攻击。 40厘米洞的证据五 飞机起飞后，机组人员不可能发生任何反抗。从登机的情况看，机上、机下所有人都知道如下情况： 1、据官方的解释说明：在北京的周恩来指派吴法宪从晚上10点就开始查证这架飞机，飞机是未经批准的强行起飞，机组人员如此地胆大妄为，这可不是违反党纪、军纪的小事情。 2、机场有8341部队拦截的枪声。早在起飞前半小时，在北戴河驻地，就已经响起过枪声，北戴河与山海关机场、北京的通讯高度畅通，就当时机场紧张的气氛来看，在场的人员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机组人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最好证明。 3、林彪登机时，机场已经实行灯火管制，漆黑一团，他没有走正常的舷梯，而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而且是自己的司机在下面将其“扛顶”了上去。杨振刚在北戴河就亲耳听到了清脆的枪声，此时既不反抗，还去帮林彪，这不是死心塌地得不要命了吗？机组人员也没有因此起疑心，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飞机就这么轻易地起飞了！ 4、如果机组人员真要反抗，那么在飞机起飞之前，就是最好的机会。因为机组人员的配备不齐，完全有借口拒绝起飞，而且8341的部队就近在眼前，反抗是轻而易举的，可事实是连一点反抗的迹象都没有（笔者注：事实上确有人反抗过，但不是机组人员，而是林彪的侍卫长李文晋）。 6、机组人员没有佩带自卫的武器。在起飞后，即使再想反抗，也是机会尽失，而且他们都知道机场的情况——飞机已无法安全降落，此时再反抗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机组人员既不反抗，还齐心协力地让飞机起飞，一路都在林彪的命令之下正常飞行。那么在温都尔汗迫降时，机组人员都有生还的希望，却因为反抗，或者因为燃料用尽，反而手忙脚乱地要把飞机搞得东摇西晃，弄得操作失灵而无法平稳下降，这与情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40厘米洞的证据六 周恩来的“禁空令”是事实存在的，他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都排在林彪之后，除非是毛泽东亲自下达“禁空令”，否则阻止林彪起飞就是烟幕。因此周恩来的“禁空令”虽对林彪的“死党们”有效，但对林彪本人来说：不是限制其起飞，而是禁止其降落，就是要禁止其可能降落在大连、北京、广州等国内所有的机场，甚至包括飞回山海关。 1955年4月11日就发生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空难事件。当时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和随团记者，从香港起飞，在飞往雅加达途中发生爆炸，飞机坠入沙捞越西北部海域，全部人员遇难，而这位总理先生当时正是因故改变了计划，才得以幸免。也许是历史的教训给周恩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象，在飞机起飞后，就严密地注视着林彪的一举一动，时刻掌握着具体方位。尽管官方证实周恩来曾向飞机发出呼叫，称其准备欢迎副统帅的归来，并准备亲自去机场迎接，可林彪的坐机所经过的机场都漆黑一团，这叫他怎么能“安全”地降落下来。既然不能降落到应该降落的飞机场，周恩来此举，就是逼林彪降落到除了飞机场以外的任何一个荒郊野外的场所。 如果林彪按照周恩来的计划安排，在国内某地降落，他就无法解释深更半夜强行起飞的事实，对只有一个思想的7亿人民来说，无异于跳进了黄河，怎么也洗刷不净自己的清白。因为林彪无法给出一个说得清楚、明白的交代，毛泽东的前一个接班人刘少奇就是在不久前，戴着“叛徒”、“内奸”、“工贼”等好多顶帽子刚刚死去，据说他的骨灰都无法找到。现在能有林彪的确凿证据，结合他在庐山上想当“国家主席”一事，先给林彪戴一顶“野心家”的帽子，然后再根据林彪飞行的动机，经过周密地判断推理，然后补戴几顶“叛徒”、“卖国贼”的帽子，完全可以叫他至死都反不了案。由于降落地点在国内，对林彪来说安全性毫无保障，但对毛泽东、周恩来来说就是天赐良机，因为其安全保密性极高，对肆意隐瞒事实真相、善于借题发挥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联系到“9.13”前毛泽东对林彪反革命集团采取的一系列英明措施，如果说林彪能安全地降落到国内任何地方，其结果会怎样，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林彪作出葬身外蒙的抉择，是毛泽东阴谋策划的一个巨大漏洞，它造成256号坐机的航线无法肆意篡改，降落地点也无法任意隐瞒，事件造成的前因后果不得不向国人、乃至世界作全面公布，更为关键的是这个“40厘米的洞”必须“光明正大”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也是林彪那把老骨头就能保存到今天的主要原因。 忠魂依旧守辽东 在文革中惨死的刘少奇是无法与林彪相比的，副统帅已经直接掌握着枪杆子，其能力、地位已经远超前任接班人，其政治、军事谋略足以功高震“国”。毛泽东若用发动类似“文革”的非法运动再来打倒林彪，其胜算绝无可能，即使用一个“想当国家主席”的名义，经广泛的舆论宣传，最终演变成“野心家”的罪名，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全面击倒林彪。这从他们俩人死后的结果来看，就完全不同：刘少奇案件的性质在邓小平翻案前，基本上没发生什么变化；可林彪的性质几乎是一年几变，年年都花样翻新，变化最大的就属邓小平时代的定性，其反文革罪行全部被推翻，案件性质发生了彻底对立的转变，可罪恶行径反而越变越严重。这是因为林彪已经树大根深，在全国已经形成与毛泽东并驾齐驱的个人崇拜偶像，对只有一个思想的7亿人民来说简直就是另外一个毛泽东，他在文革中说毛泽东不能说的话，干毛泽东想干的事，其实，这正是这位天才谋略家的真实本事。 九大召开不久，刘少奇等人刚刚被打倒，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重新主宰一切的局面刚刚形成，若想紧接着再废倒一个亲密战友级的接班人，军事天才可不是光吃素的，仅凭借他那张不善言词的嘴就足以让毛泽东无法去向党和人民交代得清楚，其结果会对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会产生什么影响，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因此，既要自己不受牵连，又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除了用隐瞒歪曲事实真相的手段去杀人灭口，就别无选择，“9.13”事件就是诱逼林彪上飞机，然后直接谋杀之，造成“野心家”罪行败露的大阴谋！这从当时双方势力的分布上就可以清楚看出，究竟是谁在月黑风高的晚上搞“阴谋诡计”。 9月12日下午2点，毛泽东到达丰台站，召见了北京军区和北京市的负责人：李德生、纪邓奎、吴德、吴忠等，吩咐李德生调1个师去南口，“吴德有德，吴忠有忠”就是毛泽东当时对两人的评价。晚上纪邓奎被周恩来派到北京军区，加强对北京部队的指挥，李德生被派到空军司令部，复查空军的指挥，北京机场已有坦克开进。晚11时左右，林彪在北戴河驻地，处在汪东兴、张耀祠的8341部队严密保护之下；黄永胜、李作鹏等因参加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陪伴在周恩来左右，协助工作；吴法宪，被周恩来派到西郊机场，受到同由周恩来指派的杨德中协助，说是以防万一。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无敌元帅就是处在这种境地下，得出自己准确的判断，以自己神奇的速度，毅然决然地赶到了机场。从此时双方的形势图中可以清楚看出，林彪的“四大金刚”均被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掌握控制着，基本上都是身不由己、动弹不得，无一能脱身而成功起飞，与此同时，《“571工程”纪要》里所谓小舰队骨干成员基本都放任自流，尚能自由出入、分头活动，这足以说明这份后来发掘出来的《“571工程”纪要》有几分真实性可言，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 林彪能从容地起飞，已经明白过来这一切。嘴里说欢迎副统帅回来，可机场一遍漆黑；8341部队那前紧后松式地追赶，那一次次响起送行的枪声！林彪知道该做什么事了，包括所有的随机人员都明白，也知道自己在最后的时刻该做些什么，或不该做什么。不该做的就是要沉着冷静，不能有眼泪；该做的就是朝着自己元帅亲手指定的目标前进。但是，林彪在走之前，总该向后人有个交代吧！ 飞机上的“黑匣子”是不可能留给后人的，通讯记录也会被篡改、隐瞒。因为“有”或者“没有”记录，后人都不可能知道，没有“黑匣子”是因为有人早先做了手脚，如果有“黑匣子”就必定落到必须隐瞒事实真相者的手中，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归宿处在谁主宰的国度！所以林彪唯一能告诉后人真相的，就是自己飞行的绝迹和死后的残骸所在。在此决定下，林彪没有穿戴降落伞，也没有让飞机打开减速板，如同天马行空一样，独来独往，从容不迫地翱翔在月黑的天空！直至最后，右机翼突然自发大火…… 俗话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直径40厘米的洞，就是毛泽东经过周密策划，设计好了的最佳解决方案。纸，终究是包不住火！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想法：“9.13”已事隔31年，铁证不可能全部销毁，起码在今天，林彪的尸骨尚存，后人尚在，据说女儿林小琳和林立衡都健在，运用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要证明这些疑团已经不存在任何困难。 林彪的军事思想和政治谋略远胜过毛泽东，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历史上最了解毛泽东的除了林彪没第二个人。如果凭借在党内、军内的威望，以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带出来的强兵悍将，去发动内战，在政治、军事上打败毛泽东不是很困难的事，但是他却担心自己一生的功名毁誉一旦，无数的生灵要再遭涂炭，国家的利益将因林彪的名字，受到残酷的浩劫，给民族带来的是毁灭的灾难，他无意改变至高无上的皇权意识，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已经早有结论：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英雄们是不可能为自己的名利去为祸自己的祖国，去加害自己的人民。在毛泽东杀气腾腾地南巡回京，目标直指北戴河的同时，林彪安然不动，毫无反抗，这足以表示出他准备引颈待戮的决心。 “9.13”前他已经静思多日，如果坐以待毙，高岗、刘少奇、贺龙、张霖之等就是他的结局，“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的《临刑口占》，风波亭前“天日昭昭，天日昭昭”，那些以“叛国投敌罪”处决的民族英雄们，在眼前一目目闪过，驱使着倔强的林彪拿定主意，要去决定自己归宿。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常胜将军，早已选好了一这块宿地，他没有立即执行的原因，或许是想换个安静的环境再等待毛泽东的态度转变，也不失为上策。可是在9月12日的晚间，喜静的他被搅得无法安睡，周恩来最后的电话说明毛泽东的屠刀已经高举，他必须从容应对，所以决定隐蔽快速地离开北戴河，为了不使更多的无辜者成为的牺牲品，走的时候只带了自己的2个亲人和3个亲兵。 一生都没有打过败仗的常胜将军，就是要在最后用自己的生命打一场与毛泽东决斗的胜仗，所以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使自己坐机成功起飞。对毛泽东的哪几套军事理论，军事天才全了如指掌，两人的风格虽都以“善断敌退路”为所长，但林彪的谋略更深、更远，更别具一格！飞机在月黑风高的夜空执着地前进，林彪知道自己付出的只是生命，而得到了彪炳千古的永生！而毛泽东只得到了权利，却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 飞机在月黑风高的夜空执着地前进，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处境对无敌元帅来说是短暂的一刻，但对毛泽东来说却是永远的永远！飞机在月黑风高的夜空执着地前进，林彪更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该向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告别！ 该向自己深爱着的人民告别！ 该向自己的战友们告别！ 该向骨肉分离的亲人告别！ 该向长江北岸的故乡告别！ 该向平型关告别！ …… 他命令飞机低飞，尽管窗外一片漆黑，也要最后看一眼他深爱的祖国河山；他不能走直线，尽管会被诅咒唾骂，也要最后多看一眼他深爱的黎民百姓。看着自己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竟没有一块落脚之地，64岁的老人致死不悔，因为经过他的奋勇抗争，“苏修亡我之心”必将破灭，毛泽东的神坛即将崩塌，祖国的聚变即将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封闭的大门如同历史车轮必须滚滚向前，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竞争是他终生的宿愿。此时此刻，民族英雄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林彪在用自己飞行的绝迹向世人告别！ 谁能在24小时高度监视天空，能清楚看到自己飞行的绝迹？谁能在若干年后再也无法隐瞒、歪曲事件的真相？只有中、蒙、苏边境，只有这片令“天马”朝思暮想的草地，这是自己埋藏多年的心愿，今天终能实现！从1949年到1959年，经过10年的卧薪尝胆，10年的呕心沥血，今天终能实现！从1959年到今天，12个春夏的操心，12个秋冬的奋斗，今天终能实现！因为“忠魂依旧守辽东”才是林彪的终生夙愿！ 为追寻汉武帝的天马魂，林彪在蒙古安了身，等毛泽东翻然悔悟过来已为时晚矣，后悔、懊恼也无济于事，因为林彪的肉体不可复生，但精神永存！“9.13”毛泽东成全了林彪的一生，他的死应了毛泽东评价刘胡兰的一句话：“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林彪的死跟这位山西的小英雄一样：彪炳千古，万世流芳！可毛泽东在他残存的最后几年，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去销毁证据，去掩盖真相，去歪曲历史。为了使冤案永远成真，为让世人、后代信服，中国就必须在他的思想指引下永远斗争下去。可结果恰恰适得其反，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临终嘱咐不可能指引永远，阴谋家的本性终究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林彪用他的死证明了他是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他被苏联克格勃煮过的铁骨和岳飞、文天祥、袁崇焕的诤骨一样，支撑着中华民族的脊梁。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才正式开始，也就是说林彪虽死，但常胜将军没有输。他既折了毛主席的阳寿，也折了毛主席的阴寿！因为从这一天起，知道毛泽东死了，周恩来也死了，中国革命也死了的人越来越多。毛的形象、理论和脸面最终完全破灭，仅仅剩下在中国人民彻底清醒前的一种简单维持，维持自己的存在，维持这个党、这个政权和这个国家的存在。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和副统帅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毛泽东决裂，并逼毛泽东出手谋杀之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毛泽东虽比林彪年长14岁，可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真正知道这位“无敌元帅”的厉害！林彪的生命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25分走到了尽头，享年64岁。历史会永远记住这9个人的名字，他们是256号坐机上的全部人员，名单如下： 林彪，64岁； 叶群，（年龄不详）； 林立果，26岁； 刘沛丰，（年龄不详）； 杨振刚，（年龄不详）； 潘景寅，（年龄不详）； 李平，（年龄不详）； 张延奎，（年龄不详）； 邰起良，（年龄不详）。 九一三前夜的秘密召见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中午，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正在家中吃饭，忽然接到了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有重要任务。 吴忠赶到吴德家后，吴德说：“我们马上走，具体情况车上谈。”说完与吴忠上车，向北京市郊飞驰而去。 在路上，吴德简短向吴忠介绍了情况，说：“主席已从南方返回北京，专列将停靠在丰台车站。中办要我们马上到丰台去，主席要和我们谈话。” 毛泽东到外地巡视，一般都是夜间回京，而且很少停靠丰台车站。吴忠听完吴德的介绍，心中一怔，隐隐感觉到这次谈话，非同寻常。他小心地问：“主席怎么突然在白天回京，还停靠在丰台车站，我们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呀是不是有什么重大情况发生丰台车站的安全保卫工作怎么办还有，主席要听卫戍区工作汇报，要不要通知杨政委一起去”“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吴德说，“中办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是汪东兴同志要我们马上到丰台，而且只通知你和我两人去，谈什么，哪些人参加，都没有说。既然没有通知卫戍区布设警戒，肯定是中央另有安排。等到了丰台，见到主席，一切都清楚了。” 汽车驶入丰台车站，站台上空无一人。过了一会儿，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和政委纪登奎也乘车赶到车站。四人正在寒暄，毛泽东的专列于１３时１０分进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下车，带着４人上车，走入毛泽东的车厢。 毛泽东端坐在车厢中央的沙发上，手中夹着一枝点燃的香烟，见到４人后，站起来与大家一一握手，然后示意众人坐下。 毛泽东先问李德生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在李德生谈到阿尔巴尼亚方面对尼克松访华的态度时，毛泽东说：“他们是左派，我是右派。”众人听了大笑起来。 李德生继续汇报出访情况，但毛泽东显然对听汇报已经没有兴趣，说：“你们打过鱼吗你讲的是目，我要讲的是纲，纲举目张。”示意众人听他讲话。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谈话持续近两个小时，基本上是毛泽东一人讲，众人只是偶尔插话，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毛泽东从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谈起，很快把话题转到了庐山会议上面，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我说过，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这时，吴德插话，说：“主席，庐山会议时，我没有看六号简报的内容，就签了名，这是非常错误的行为。我要向主席和中央深刻检讨错误。” “没有你的事。”毛泽东大手一挥，加重语气地说出了四个字：“吴德有德。” 毛泽东继续说：他们讲天才论，就是在搞唯心论。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主席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一句，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泽东侃侃而谈，吴忠在旁边越听越紧张。吴忠并不知道毛泽东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更不知道毛泽东在巡视南方期间，曾多次指出庐山所发生的事情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这场斗争的实质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并公开点名批评林彪，说：“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他也根本想不到林彪反革命集团此时已经狗急跳墙，正在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但是，自庐山会议召开一年多时间里的党内斗争，已经使吴忠感觉到了局势的紧张。 毛泽东此时已经谈到了核心问题：“五个常委，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目的的嘛”吴忠闻言，不由地脱口而出：“主席，我们党内可能有坏人吧”毛泽东转头面对吴忠，凝视片刻，方点点头，满意地说：“讲得好，吴忠有忠”毛泽东吸口烟，又强调说：“你讲得对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结，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确实是有坏人”毛泽东的谈话到下午３点多钟方告结束。吴德和吴忠驱车回城后，径直来到台基厂５号吴忠的住所。吴忠关上房门，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扰，与吴德一起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逐句进行回忆，仔细研究毛泽东每句话的含义。 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表明，中央已经下决心要彻底解决林彪集团的问题。但是毛泽东的谈话只是在打招呼，自始至终都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字。要不要向市委常委和卫戍区常委的同志传达毛泽东谈话的精神，怎样传达毛泽东的谈话才不至于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干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总体部署，吴德和吴忠一直讨论到９月１３日凌晨１时多，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 吴德说：“脑袋都昏了，干脆先睡觉，明天再说。” 吴忠送吴德出门后，刚躺下不久，电话铃突然响了。长期军旅生活养成了吴忠的职业敏感，不用开灯，他就知道这是通往卫戍区作战值班室的专线电话在响。 他习惯地看了一下床头的闹钟，指针指在９月１３日凌晨２时３０分。话筒里传出秘书李维赛急促的声音：“司令员，周总理要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有紧急任务车子已在你楼下等候”汽车疾速掠过空旷的街道，不到１０分钟，就冲到了人民大会堂门前。中办的一位同志已在门口等候，马上把吴忠带到了周恩来设在大会堂的办公室。 吴忠进屋后，发现吴德已经坐在沙发上，周恩来正在隔壁打电话。两人刚刚分手还不到一个半小时，点头示意，算是打了招呼。吴忠走到靠墙的一张椅子坐下。 这时，隔壁的周恩来忽然提高了声音，大概是线路不好，周恩来几乎是对着话筒在喊叫：“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跑了，你还听不懂吗”吴忠“腾”地站了起来。毛泽东刚刚打过招呼，因此他一听周恩来的话，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可怕的念头划过他的脑海，他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乘飞机逃跑的人是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他转身看看吴德，发现吴德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嘴巴张得大大的，一脸惊异的神情，见吴忠转身，忙问：“你听清楚了吗总理说的是谁是不是林彪”“就是林彪”吴忠还没答话，周恩来已经打完电话，从隔壁房间走了进来。吴忠后来说：“总理面色苍白，神情冷峻，似乎忽然苍老了许多。我到北京后，多次面聆总理的指示，可哪一次都不如这一次印象深刻。我从来没有见过总理如此震惊、紧张。” 周恩来已经是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他对吴德、吴忠说：“叫你们来，是要宣布一件重大而严重的事件。林彪跑了带着老婆、儿子从北戴河乘飞机往北边跑了他这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是叛国投敌的行为”周恩来向两人简单介绍了林彪出逃的经过后，说：“现在已经可以断定，林彪出逃的目标是苏修。刚才接到报告，又从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飞机，也是朝北飞行，目标与林彪是一致的。空军歼击机起飞拦截后，雷达显示，直升飞机在北京郊区消失。”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党的副主席外逃，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严重事件。国内外会有什么反应，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无法预料。但林彪的党羽、死党不少，要防止他们趁机作乱，同时也要防止国外反动势力趁火打劫。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做好了应付最坏的情况发生的准备。” 他目光炯炯，盯着吴德和吴忠说：“现在我宣布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首都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由你们两人具体负责执行。你们要对毛主席、党中央负责，绝对保证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吴德、吴忠同时站了起来，共同表示：“请毛主席、党中央放心，我们决不辜负党的信任”周恩来与两人紧紧握手，示意他们坐下，然后说：“现在情况还不明朗，中央决定对林彪外逃事件要严格保密。北京市的范围内，只限于你们两人知道，不允许向任何人泄露。当务之急，是要确定首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实施方案。你们有什么想法，提出来一起讨论。吴忠同志，你是卫戍区司令，你先讲”吴忠略加思索，说：“总理，我建议增加杨俊生同志参加组织指挥工作。” 周恩来不动声色，问：“为什么他可以信任吗”吴忠回答：“我向中央保证，杨俊生同志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他是卫戍区政委，有他参加，便于指挥部队执行任务。” 周恩来遂决定：“同意你们的建议，增加杨俊生参加首都紧急战备的组织指挥工作，同时可以向他说明事件真相。” 简短的讨论之后，周恩来归纳所开列的措施，正式下达了命令：一、卫戍区部队立即协同民兵，严密搜索外逃的直升飞机，要人、机并获，并将搜缴物品直接报送中央。 二、卫戍区部队立即出动，严密封闭北京的所有机场，没有中央的命令，任何飞机不许起飞和降落。 三、立即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所有黑据点，并搜集罪证。 四、卫戍区立即向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附近地区增派部队，协助中央警卫团，确保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同时，加强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电报大楼等要害单位的警卫力量。 五、首都所有驻军进入一级战略，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 周恩来最后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现在起，你们只对我负责，向我直接报告。在发生突然情况时，可以临机处置，先斩后奏”９月１３日凌晨４时左右，吴德和吴忠回到了卫戍区，打电话叫来杨俊生，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随后，三人共同拟订了紧急战略状态的部署方案，决定：卫戍区机关和部队马上进入一级战略状态，全员发动，全面准备，严密组织，就地待命，确保一声令下，迅即出动。 吴忠叫来秘书李维赛，令他立即通知卫戍区作战值班室：从现在起，卫戍区机关、部队只执行来自周总理办公室和他们三人下达的命令。对来自军委、总部的所有电报、电话，只收听，不回复。卫戍区的任何部署，一律不上报军委、总部。 卫戍区部队迅即出动。初秋的北京，城乡公路上骤然出现了一列列疾速开进的车龙，车上的士兵全副武装，神情严肃。轰鸣的马达，雪白的车灯，划破了黎明的寂静，也惊醒了部分熟睡的北京市民。一些早起晨练和上班的市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伫足路旁，惊恐地观望。 负责加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警卫任务的部队，与中央警卫团密切协同，隐蔽进入指定位置。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和中央首长驻地附近，岗哨和便衣流动哨骤然增多，严密注视过往行人、车辆，随时准备应付突然情况。 负责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要害目标警卫任务的部队，干部亲自带哨，官兵荷枪实弹，同时在目标周围秘密安置了武装人员。 以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为主组成的搜查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包围、查封了林彪集团的北京的５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封存全部材料和物品。吴忠亲临现场指挥官兵细致检查，获取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大量重要罪证。 担负封闭机场任务部队，携带各种重型装备，于１３日凌晨进入北京附近的几个机常这样，到１３日晨曦初露时，卫戍区部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北京已经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 与此同时，北京地区的战略部署调整也在加速进行之中。 林彪集团的成员，都是身居高位、执掌兵权的高级将领。而林彪作为“副统帅”，掌握着国家、军队的重大机密，他所逃往的那个北方军事大国，当时与中国关系紧张，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地区不仅面临着内部政变的危险，也面临着外部入侵的威胁，不能不全力防范，紧急备战。 １３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决定增调某机械化军以及部分坦克师、炮兵师，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并规定：所有进入北京地区的部队，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吴忠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成为当时北京地区紧急战备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至此，北京地区的紧急战备工作全部落实，部队全部到位，做好了应付各种突发事变的准备。 毛泽东和林彪是如何形成同盟的？ ·罗点点· １９５９年彭德怀下台后，主持军委工作的一直是新国防部长林彪。爸爸回军 队，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主意。爸爸和林彪历史上的关系很好，他们都是红一军团出 身，同在抗大工作。按照通俗的说法，是一个“山头”的。 庐山会议刚结束，毛泽东从反左突然变成反右，以及揪出“彭、黄、张、周” 反党集团的做法，使全党沉浸在震惊和沉默之中。是林彪第一个打破了这片寂静。 他在当年９月份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发出了异常响亮的声音：“毛泽东同志 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号召大家以主要力量学习毛泽东著 作，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 ”。９月３０日，林彪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 》。文中说：“１９５８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 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１９６０年１月，林彪在党中央的会上把毛泽东在延安对抗大题词中的三句话 、八个字，总结成所谓“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这一年春天在广州 召开的军委扩大会，林彪再次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把毛泽东思想真 正学到手。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 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彪的响亮口号是：“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嫌不够，又加上“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后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据说印数超过《圣经》的《毛主席语录》也是林彪在 此时的发明创造。他要《解放军报》在报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对毛主席著作 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复学，反复用，对于其中的许多警句，要熟读、熟记，能够 背诵出来等等。 林彪就是这样独树一帜。他带着浑身熠熠的光彩，以一种即使在党内也鲜为人 知的语言，塑造自己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形像。 １９６０年９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在他的主持 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里从内容到表达方 式尽量模仿毛泽东在红军创建时期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林彪 俏皮地称自己这是在“复古”。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颇为心领。爸爸回忆当时的情 况时说：“我把文件呈送主席，并把此点（指林彪‘复古’的提法）报告了主席， 主席表示了极大的喜悦。” 实际上，就是没有爸爸的报告，毛泽东也不会不注意到林彪这一系列举动。要 知道，大跃进的悲惨结局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代表的、正在全党蔓延的不满情 绪，使毛泽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受了孤独，透过这厚重的孤独的云雾，毛泽东 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他选定的国防部长，大异于人的一举一动。 但是，对于大跃进，对于庐山会议前后反“右倾”而造成的三年严重的国民经 济困难，对于这期间全国饿死了许多人的事实，毛泽东还是必须给全党一个交待。 １９６２年１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由于参加人数多于往常任何一次 中央工作会议，所以直接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 小平都对几年来出现的错误承担了各自的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在最后的 发言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 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 是我。” 这时候已经临近农历新年，毛泽东对大家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要大 家“把话都说完，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气出不完，话说不完，年也别回家过了。 ” 在这个会上，林彪也发了言。会前，林彪的讲话稿是爸爸这个军委秘书长找人 替他准备的。林彪的妻子叶群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在北海附近的三座门军委办公 地讨论这个发言稿的时候，她代表林彪说要加上关于毛泽东个人天才的内容。爸爸 经过一番考虑，斟字酌句地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 个话是从中南海出来的，是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提的。”爸爸是好心地告诉叶群，毛 泽东本人未必同意天才的提法。爸爸这样说了，稿子上就没有出现天才的字样。 发言稿送到林彪的办公桌上，林彪觉得不是这句话写上不写上的事情，而是爸 爸他们搞的发言稿根本不能用，根本没有体现他的意图，完全要另起炉灶的问题。 他自己拟定了讲话提纲，而且，他在会上的发言果然独树一帜，他说：“三面红旗 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他认为，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 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 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彪 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 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 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林彪刚 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 会后，林彪把他的讲话稿送给了在武昌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要爸爸、 田家英、王任重几个人把稿子再做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和个别问题上的推敲。整理好 后，毛泽东又很快看完，并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令人 大为高兴。”毛要求将其“发给党内干部学习”。毛泽东还要爸爸把修改过的稿子 和他的指示送给林彪看，爸爸马上照办了。 以后，毛泽东又将爸爸叫到武汉梅园他的驻地，在一种私下的场合里问：“林 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来？” 爸爸认真地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毛泽东说：“讲不出来，要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 自己写出提纲去讲了一遍。我也是这个办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 提纲去讲了一遍。” 毛泽东对爸爸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 爸爸赶快颔首称是，而且很有一些自责。如果说他在和叶群争论的时候还对自 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有点自信的话，那么他在林彪面前，尤其在毛泽东面前， 就只有服膺和顺从了。 毛泽东要爸爸回北京后去找陈伯达，同他商量开出几十本马列著作的书目来， 毛泽东还说他自己要替爸爸圈定这份书目，要爸爸好好学习。 爸爸风尘仆仆回北京找陈伯达开书目去了。他只觉得自己的理论水平确实很需 要提高，至少提到和林彪相近才行。他没有意识到，林彪的这种特立独行的言论， 已经成功地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唯一的好学生。他更没有想到，林彪和毛泽东之间 正在形成一种同盟，来反对一些对毛泽东自大跃进以来一系列做法表示怀疑的党内 领导人。事实证明，这些党内领导人后来都变成了睡在毛泽东身边的赫鲁晓夫。严 格说来，深受信任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此时并不在这一群赫鲁晓夫之中。但是，他是 否能够加入那个正在形成的同盟，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还要作出一些事情 ，更清楚地表明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才行。 访离休老战士楚成瑞 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日子里，我们来到楚成瑞老人的家。楚老今年７１岁，已 离休多年，但思维仍然很清晰，记忆力相当好，说起话来底气很足，健谈而又风 趣。老人祖籍山东掖县，早年随家人闯关东来到辽宁大连，１９４５年在营口参 加东北人民自治军，参军第三年就成为赫赫有名的四野统帅林彪的司机。林彪坐 着他的车，从关外打进关内，从北平南下开封，然后又挺进汉口。１９５０年春， 在鲜花的簇拥下，他与林彪的“座骑”一同回到北京。后来，由于林彪身体状况 越来越差，乘车的时间少了，他就由司机改做了林彪的内勤，为重病中的林彪又 服务了两年多。我们在一起聊起了那段什么味儿都有的岁月。 话题是从林彪的身体状况说起的。连年苦战，累垮了林彪从投身黄埔，到北 伐，到井冈山，再到长征，直至抗战和解放，林彪连年征战，功名天下，也把自 己的身体累垮了。 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有失眠的毛病，其实，这病早在平型关战役之前他 就得上了。那时候，敌强我弱，还要打胜仗，怎么办？歼敌一万自伤八千不行， 对他来说，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累自己———累自己的大脑。结果长期下来， 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开始失眠。据说打平型关时他都戴上健脑器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１９３８年３月１日凌晨，奉命率１１５师师直属队 昼夜西进的林彪，被国民党阎锡山的士兵误击一枪，子弹从前胸进去，后背出来， 伤了神经，落下了后遗症，以致后来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最让林彪耗费心力的是解放战争。１９４５年９月，中央确定了“向南防御 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命令林彪率领十万人马抢占东北。这招棋走得英明，但 也险呀！ 林彪刚到东北，就感到危机四伏。危机之一是没有根据地，对于共产党人来 说，没有根据地，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像闯进沙漠里的兔子，早晚都得渴死饿 死。开始打起仗来连抬担架的人都没有。听说，那时候，黄克诚给中央打电报， 说东北我军有遭西路军之危险，好在后来经过艰苦努力，才扭转了败局。 苦熬了３年，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方我们占了百分之九十七，部 队发展到近百万。连国民党的人都佩服我们，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说，林彪的部 队从兵力到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斗力都居全军之冠。 我们开起了顺风船，林彪的失眠症却更厉害了。为了睡个好觉，可以说什么 办法都用上了。我也看出来了，他自己也很难受，自己看医书，自己配药吃，也 不行。听人家说，可能与以前受伤有关系。还听人家说，在东北，有一次他吃了 自己配的药，半夜里发癔症，只穿着一只鞋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了，警卫员拖都 拖不住。辽沈、平津期间，他干脆不治了，也没时间治，更治不好，辽沈决战险 呀！那时候，我们善打野战，但大兵团正规化的攻坚战没打过，还不占海空优势， 敌人又可以随时调华北、华东的部队参战；另外，驻守东北的国民党军也不是吃 素的，蒋介石的五大主力有两个在东北，统帅也都是抗战名将。那是生死关头， 搞不好林彪的苦心经营就泡汤了！ 从１９４８年９月到１９４９年１月，在短短的４个半月的时间里，林彪指 挥打了两个大仗————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近百万。 党中央和毛主席很高兴。１９４９年３月３１日，毛主席在北平亲自接见了四野 师以上干部。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都参加了接见，听说还会了餐。 不久，林彪又率领四野大军南下。开始仗打得比较顺利，三下五除二就到武 汉。但要消灭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可不容易。白崇禧非常狡猾，林彪三次 想抓住他，打个大仗，歼灭他，都让他跑掉了。白崇禧的兵也善于跑，他们穿着 轻便，装备轻便，善于走田埂儿小路、水网洼地。有时候你刚发现他们，一眨眼 的工夫，就像兔子似的，三蹦两蹿跑没影儿了。追不上，抓不着，林彪干着急， 更睡不好觉了。一直到衡宝战役，他才松了一口气。 随着战事的顺利发展，条件也愈加好起来了。林彪却软了下来，先是长期失 眠，发展到头痛，后来头痛越来越厉害，一痛起来，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 捂在头上使劲揉。揉一揉就好一些。那时候常看到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捂着小 毛巾揉着头。我有时对他说，我给你揉一揉吧。他也不让。后来，又不知怎么搞 的开始拉肚子，据说是在汉口吃了两个桃子吃的。从那时起，林彪对水果就很忌 讳了。 １９５０年初，林彪住在汉口，为了恢复健康，他抓紧了锻炼。开始在住地 院子里骑自行车。警卫员要扶着，他不让；警卫员跟着跑，他骑得很快，把警卫 员给撂下了（说到这里，楚成瑞哈哈笑了起来，可能又想起了警卫员憨厚又无奈 的窘态吧）。后来，警卫员们想了一招，在林彪骑车的地点四角各站一个人，他 骑到哪边，都有人护着，一见他的车要歪，就上去扶一把。但是，这么锻炼，效 果仍然不明显，也就算了。为了放松心情，我们还劝他去打过野鸭子，地点是武 昌的东湖，我给他开车，给他提枪，给他装子弹。打了野鸭子，他也不能吃，都 给了大伙房了。打了没几次，身体也没好多少，也就不打了。 后来林彪病情加重，只好请示中央，决定离开前线，返回北京治疗。我们离 开汉口的日子是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３日，是乘的公务车，四个车厢，车厢里没有 座，都空着，有的车厢是睡觉的，有床，林彪那节车厢里有办公桌和椅子。 回到北京先住在南操场，我还是给林彪开车。因为林彪身体越来越不好，基 本上不外出，我的工作也不忙了。有时出去，就是去毛主席那里，中南海的丰泽 园，还是我给他开车。我感觉毛主席对他不错，每次谈完话，都是毛主席把他一 直送到门外。那时，他的毛病主要是怕冷和消化不好，后来走路也感到困难了。 当时的北京，春天还挺冷，林彪的车也没有暖气，但是车上有一支温度计，林彪 那时就很注意温度了。为了提高车里的温度我也想了一些点子，比如，林彪要出 车了，我就找四五个警卫员，先到车里挤一会儿，我先开着车上街转几圈。警卫 员们都是从基层来的小伙子，挤进首长的车里感到怪新鲜，都很高兴，人一多， 车里的温度也提高了。第一次这样做后，林彪一上车就问，今天车里暖和了，怎 么回事？我就如实招来。他听后说，是啊，人也是锅炉啊。因为身体太弱，一时 暖和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比如，有一次他到毛主席那里去，回来从车里下来， 只走了十几米远，他就没劲了，就走不进堂屋里去。有个叫薛会生的警卫员只好 把他背到屋里去。 朝鲜战争爆发后，整个形势有点紧张，大概在九、十月份吧，我们这些工作 人员接到通知，准备到朝鲜去。当时，我们都换了新军装，但没有什么标志。毛 巾上、水壶上都没有字。林彪家里也在准备，换了住处，还换了一些不宜出国的 内勤。 林彪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半年，即１９５０年３月经毛主席批准回北京 治疗的。战争爆发时，他不在国内。 林彪病重我改行 １９５０年９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回国。 １９５３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 吵闹。６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挺重了。我记得由 于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车开不进去，大家只好把他用担架抬 进了翠云轩。 这一年是林彪１９３８年３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 怕热、腰痛、头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 害。他不睡觉，内勤也不能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２０个小时，几拨服务人员 都给累垮了。他烦燥，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了，主要是身体挺不住。 林彪病了，不能外出，不用车了，当司机的我也就基本失业了。一天，领导 找到我，说：小胖，你别开车了，现在几个内勤都累得实在不行，看来只有让你 上了。于是，我就改行做了内勤。 我那时年轻，身体好，对林彪也有感情，做内勤尽心尽力，一天二十几小时 我都守着躺在床上的林彪。那时的林彪已病到极点了。他脸色惨白，瘦得皮包骨， 连说话的劲也没有。一天到晚只能躺着，那个痛苦的样子，我看着也难受。他也 特想动一动，可是又不能坐又不能走，咋办呢？我抖他的手，抖他的胳膊，他就 舒服些。 林彪平时就很少说话，现在病了，说话就更少了，有时一天也不说一句话。 不睡的时候，就怔怔地睁着眼睛，像是在想事，心情好时，也与我说几句话，比 如，问问我家里人的情况等等，因为熟悉了，我有时也问他一些事。比如，有一 次我问他，你打仗时几天几夜不睡，累不累？他说，不累。 他住的房间是一间老房子，里面有不少用木料打的隔墙，上面还有雕画和漆 画。可是，那种木料好像是樟木，有异香味，林彪受不了，只好请人把这些木隔 墙拆掉了。房子大了就显得冷，又不能烧火炉。我只好加了一个电热棍，就是在 一根瓷棍上缠了根电热丝，通电就红，散点热。 因为怕光，他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人一进去，好像进了山洞，眼睛好一 阵都适应不了。白天进去我都要打手电筒，他见了还嫌手电筒的光太强，我还要 把手电筒用布蒙上，老不见阳光，不通风，睡的被褥换得又不勤，床铺就潮。我 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后来又增加到三套，轮着晒，每天换。如果 遇上阴天，就放在炉子上烤。这样一来，情况真不一样，他感觉舒服多了，对我 说，小胖，还是你好，怎么把被子弄干了？ 最苦的就算是我了 为了给林彪治病，除了常有专家会诊什么的，他身边还有一个医疗小组。北 京医院的周院长，一个护士，还有就是我。我管生活，周院长负责检查，护士负 责打针。 最苦的就算我了。那时，林彪吃饭、拉尿都在床上，怕的东西就更多了。不 仅怕光，还怕水、怕风。为了这个“风”，我挨过他两次批。一次，他对我说， 以后你离我远一点。我问，我怎么了？他说，你走得太快，你有风。后来，我又 忘了这茬，他又说，你又走得这么急！再后我就很注意了。 当时，他的女儿豆豆正在上小学，来看他。由于当时总是在黑屋子里，见不 到光，死静死静的，没有一点儿生气，小女儿要来，林彪当然很高兴，他拉着豆 豆的手直喊：“豆豆，豆豆。”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因为怕风，豆豆只 好隔着窗户，在门外为林彪表演了一回。 林彪无论在什么地方，夏天是不挂蚊帐的，他说是嫌憋得慌。可是，在颐和 园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水和草，睡觉哪能不挂蚊帐呢？没有办法，只能给他打蚊 子。打蚊子又不能带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长竹竿上用毛巾捆个团子，用它 一个一个地把蚊子捅死在墙上。 因为怕光，林彪的房间里面没有灯，只有个台灯是为了看体温表用的。灯上 面盖了好几层布，只留一道缝。因为他怕冷又怕热，晚上睡觉要换三次被才能保 持温度的平衡。开始睡时，只盖被罩；半夜时，要换毛巾被；早晨五六点，要换 毛毯，换的时候相当麻烦，不能冻着他，先把要换的东西卷成卷，放在他的脖子 下，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下撤盖在身上的东西，撤一点，放一点，直到撤下原来 的，放完新换的。每晚他要解两次小便，一般是九点左右一次，凌晨一点左右一 次，也是在床上，仍然不能冻着他。这样折腾一夜，我最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直到他早上吃完早饭，我才能再睡一会儿。不过，不到两个小时，他又有事儿来 了。 一个人再有权力、再能干，一旦病倒在床上，他只能受人摆布。别看在战场 上林彪是百万大军的统帅，也是我的统帅，但在床上我是他的统帅。自从我做了 他的内勤，他谁也不要了，只要我。那时，他可听我的话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就说洗澡吧，谁人说都不 行，只有我跟他说，他才肯，只是他总反复交代，可别感冒了，可别感冒了。我 也怕他感冒，就用湿毛巾给他擦擦，他不洗手，手上皲皮老厚，我就慢慢地给他 搓。 骗他…… 当时，据我跟医生接触，给他吃的药大都是稳定神经的药，我也发现他神经 兮兮的。 他对自己的体温很在意，因为体温总是比常人要高一些，总是在三十七度以 上。每次试表他都要问，一旦知道体温仍然未降，他就显得很不安，周院长给他 解释，这不是毛病，也没用，我也跟他说，你这么老躺着，心急火燎，哪能不燥 ？肯定比别人要高点儿嘛！他也不听，老是耿耿于怀。后来，我们都懒得跟他较 真了。 说起来也是一闪念。那天，我突然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找到周院长。周院长 问什么办法？我说，他相信我，我就用两个表，一个表是死的，就定它个三十六 度，另一个表是真的。在试表时，我一边看表一边把真表换成假表，不给他看真 表，骗他。周院长说，这能行嘛？我说，试试吧，他要求那么高，一定要把体温 降到三十六度，谁也没这个本事，反正屋里面黑洞洞的，他自己也看不清。 不久，我就试了一回。把表定在三十六度六，成功了，不过他有些纳闷，一 个劲地问：怎么降得这么快？我一听，坏了，“降”得太快他受不了。第二天就 把假表的温度改成了三十六度八。 就这么一直骗了他一个多月，还真管用，他精神好多了。周院长也挺高兴， 说，小胖，你真行。 林彪那时一直把体温看得比命重，一旦体温“降”了下来，他也轻松了。一 天，他对我说，小胖，我想起来坐坐。我扶他起来的时候，一看他，吓了我一跳。 他躺着的时候，由于屋子里太黑，胡子看不出有多长，一坐起来，胡子一搭拉， 竟有半尺多长，我一见就怔了。他见我发怔，就问，怎么了？我说，你的胡子… …要不要把它刮了。他摸了摸，说，不行，刮了太凉。我说，那就铰一铰。他答 应了，后来就把他的长胡子用剪刀铰了铰。 不过，也有弄巧成拙的事。有一回，他真的病了，发烧、腰痛，痛得直在床 上打滚，当时，也把叶群急得不行。后来，上面派来了一些医生，做了化验后， 说化验结果没有问题。因为这次不比平常，这次是真病了。所以，林彪不信，叶 群也不信，叶群在和医生交谈时，发现医生大开着的上衣口袋有一张单子，抓过 来一看，正是林彪的化验单，上面写的是有问题的。后来，林彪也知道了这件事， 很生气。我估计，医生向林彪隐瞒病情，也像我一样，是好意，可是没有处理好。 据说，后来叶群经常骗林彪，希望不是从我这儿学去的。 总理同意搭个棚子 在林彪生病的日子里，来看林彪的首长挺多。来得最勤的要数周恩来，总理 对我们这些服务人员都很熟，态度也很和气，见我就问，小胖，林总近来怎么样 ？每当这时，我都要把近期林彪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 在林彪身体稍有些好转的时候，总理又来了，我给总理汇报了我的一些作法， 总理笑眯眯地表扬了我，说，小胖想的办法很好啊！也就是这次，我向总理建议， 能不能在林彪的房间外搭个棚子，让林彪出来晒晒太阳，总理说，行啊。很快， 总理就安排人来按我的要求搭了个小棚子。 这个棚子是封闭的，但是三面的帘子都是活的，可以随时卷起或放下，我就 开始动员林彪出门见见阳光。在这之前，我已经慢慢把盖台灯布的缝隙开大，再 后就把灯上的布拿掉了，又把门开了个缝。反正，让他慢慢适应吧。人总不能永 远不见光吧。林彪听说要出门，坚决不同意。我就说，我先背你出去，你试试。 后来他勉强答应了。我就在棚子里放了一把藤椅，再把他背出来，坐了一会儿， 又把他背回去。慢慢他也就适应了。后来就不让我背了，只让人扶着走出来就行 了。 由于活动多了，身体机能慢慢恢复。其它方面也就慢慢好起来了。比如说吃 饭，原先他只能吃青皮鸭蛋，不能吃黄，只吃青。如果吃馒头，最多吃两个小馒 头，没有一两重，一切四半，放在白开水里泡湿，再吃那见不到水的“囊馒头”， 以至能吃肉末和菜做的小丸子了。 颠他…… 林彪那时还有一个毛病总也治不好，也挺让我发愁的，就是总要让人抖他的 手、胳膊。我跟他多年，对他的生活习性很熟悉。据我长期观察，打仗时，他一 坐车，精神头就来了。而且，别看他在床上睡不好，在车上有时他睡得还挺香。 有一次，他难受得又让我抖他的手。抖了他的手，又抖胳膊，还不行。硬让我抖 他的肩，我不敢，他还不高兴。逼得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弄个车，颠他！他不是 要震动吗？全身震不更好吗？ 现在有人说，是林彪让人开车颠他，那是后来，当时“颠车”是我先“发明” 的，也是逼出来的。那时，由于在颐和园里实在潮得不行，我们已搬到到了离香 山不远的遗光寺。 我先弄个中型卡车，在后面做了个帆布棚子，两边各有一个小窗户，屁股开 两扇门，就像现在的大屁股北京吉普一样，秘书们看我一阵折腾，直问，小胖， 你想干什么？我说，首长不是要震动吗？外边的路不平，开车颠他。秘书说，这 能行吗？叶群也来问，我解释了一下，她说，你看着办吧。 弄完了，我就去动员林彪，说出去颠颠，可能舒服些。他不干，坚决不坐。 我就说，你先坐坐试试，不行咱就不坐了。他很听我的，最后让我说通了，对我 说，好吧，试试，就交给你了。 我让警卫员搬上去一把藤椅，让警卫员也弄个凳子上去坐，扶着林彪。安顿 好了，我就开车从厢红旗一气跑到了香山，又开了回来。那时，从厢红旗到香山 都是石子路，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在上面跑，就跟摇煤球似的。回来一问，林彪 感觉不错。第二天又颠。每天颠一趟。一直颠了不少日子，他的精神真的好了不 少，后来竟能够自己在院子里面慢慢转圈了。 林彪同意“出去转转” 林彪生病后，常来看他的有总理、罗荣桓、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般总理一个 月来一两次，彭老总来的次数也较多。黄克诚来的时间不定，但来了以后问得很 详细，还出一些主意。 这里就说说黄克诚。 林彪身体稍好一些后，一天黄克诚又来看林彪，看完以后，他问我了，怎么 样，能不能出去转转。我知道他这个出去转转是指到外地去疗养一段时间，我说， 我得问问叶群。 叶群虽说是他的夫人，但想见林彪也不容易，林彪对谁态度都挺好，就是对 叶群厉害，有时，叶群在林彪那里挨训，我还听到林彪大吼，让她“滚出去”。 所以，那时叶群也怕林彪，去他房间不多。但林彪的治疗和行动，叶群也都了解， 也参加一些意见。 当我把要林彪外出疗养的事告诉叶群时，叶群说她也作不了主，还是得问首 长本人，我没有直接问林彪，先把他的小儿子老虎叫来，让他拉爸爸到外地去。 老虎还小，也不懂事，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就缠着林彪要到外地去。结果， 一下子就让林彪给“疵儿”回来了。 这一招不行，下次黄克诚来的时候，我就给他说了。黄克诚说，我来试试， 结果，还真成了，林彪答应外出转转，但提出一条件，不能搞专列，只跟老百姓 的客车一块走。不久，上级也批准了林彪的行动。 林彪这样的干部，外出肯定是专列，为了不让林彪生疑，和铁道部商量，让 林彪的专列先跟客车停在一起，等林彪上了专列，再让客车先走。林彪在车厢里， 也就蒙在鼓里了。 车刚开时林彪还没有发现，哪知走了一段以后，林彪自己掀开窗帘一看，发 现不对了，就很恼火，坚决要停车，不走了，也不坐了。他很严厉地问我，这是 谁的主意？我装傻，说不知道，他又问随行的郭秘书，郭秘书也装傻说不清楚。 他还是坚决要停车，我就劝他，你说要停，就停得了吗？要是真停了，全铁路线 都得停，损失不小了，你说怎么办吧？他梗着脖子不说话了。这一下就把他拉到 了南京，又拉到了杭州。 林彪在火车上睡得很好，大概是因为火车开起来也是在颠、在震动的原因吧。 后来，林彪很喜欢坐火车，就是这个道理。 杭州的大铁床 在杭州的时间较长，林彪身体逐渐好转，只是还想他的“颠车”。他身体不 颠就难受。 这又给我出难题了。杭州可不比北京，上哪儿去找中卡，就是有个卡车，也 找不到北方的石子路让他颠哪。 听到这个情况，杭州的接待人员很认真，他们提出要为林总设计一个电动颠 床，还为此请来了一个工程师。当把要求向工程师提出来后，工程师怎么也听不 明白，最后我告诉他，弄个床，一开电门，人在上面就像骑马一样地颠，他才明 白点儿。不过他说，他从来没有设计过这种东西，还要请别人研究一下。然后他 又是设计，又是画图，搞得很认真，最后，还真给造出来了。我一看，也够现代 化的。又是电动机，又是齿轮，又是皮带，半圆形，整整装了一屋子，足有几吨 重。一开马达，那玩艺就轰隆隆地响起来，上面装的铁床就开始震动。 这个“大铁床”装好后，就让林彪来震，结果，他只震了一次，还不到３分 钟，就再也不来了。这种震法，跟军用卡车在路上猛颠的感觉是两码事。就像电 影里的打仗，怎么也跟实际打仗不一个味儿。林彪要的是真家伙。林彪有一个战 胜不了的“敌人” 依我看，林彪能让日本鬼子人仰马翻，让国民党闻风丧胆，但他也有一个战 胜不了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身上的病。自从１９３８年３月阎锡山的兵给了 他一枪后，他这一辈子就没好受过。这一枪不简单，它影响了林彪的一生。 对付战场上的敌人，林彪有的是办法。但对付自己身上的病，他一点招儿也 没有。为治病，他去过苏联。国内国外那么多专家，都没有给他治好。最后，他 只好自己给自己开处方。一本医书，他从东北带到关内，又从关内带到华中，最 后从华中带回北京，都让他给翻烂了。他让警卫员给炼过丹。自己搜集过偏方。 听说，在双城他吃了自己开的药，一下子休克了。听说林彪病得最厉害的时候， 他难受得拉着警卫员的手叫：“好兄弟，帮帮我吧！” 我觉得林彪身体是有病的，有时还很重，也很怪。但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我说不上来，反正医生每次治疗都有记录，这么大的干部，中央也不会不知道。 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571工程”纪要》 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秘密所站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全国范围内，“首长”（按指林彪，下同）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但是可能逐渐削弱。“文人力量”（按指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在发展，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二是林彪“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谁倒还不是一句话，“首长”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三是林彪“提前抢班”。可有两个办法：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直接谋害毛XX，但毛XX影响大、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林立果确定计划名称为“571工程”计划。（“571”为“武装起义”的谐音。）引自《〈“571工程”纪要〉及其实施》一文） （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 Δ9.2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 （2）夺权正在进行。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他们“故伎重演”。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和]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 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 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和]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和]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和]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独[和]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和]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 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 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B-52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诡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 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 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既成事实后，逼迫B-52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记小分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江、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和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和]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准备阶段 （1）计划 （2）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秘密的 上海小组负责。 新华一邨 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沪、杭、蜀、穗 （3）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4）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第二、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3）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和]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和]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 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仅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注： B-52指毛 敌主力舰指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 王、陈、江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林彪的几个干将。 核保护伞指的是投靠苏联，把国家置于苏联的核保护范围。 01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 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专门以武士道精神训练法西斯死士。目录： 第一章：帝王的痛苦 第二章：多病的狮子 第三章：天堂与地府 第四章：准备出山 第五章：走资派 第六章：第一头肥羊 第七章：风声雨意 第十三章：转折点 谁杀了林彪，第一章：帝王的痛苦 发言人:王兆军,on2/14/0211:50:19AM -------------------------------------------------------------------------------- 文学作品：谁杀了林彪，第一章：帝王的痛苦 作者：王兆军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是个震惊世界的日子。 那几天，中国天空没有一架飞机，官方几乎停止了一切外事活动。从华盛顿到巴黎，从东京到台北，都猜测大 陆发生了重大的事变。最初开始传说林彪死讯的中国人小心得无以复加，有些传播小道消息的人被人告到公安 局，大约八千人因此而被捕，罪名是“用死来诅咒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 后来的官方说明是：林彪急于抢班夺权，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果断，敬爱的周总理坚决斗争，林彪及其死党叛 国投敌，匆忙中准备不足，飞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落得个折戟沉沙，暴尸荒野。于是，全党共诛之，全 国共讨之。 但是，官方对整个事件的解释总给人临时拼凑的材料的感觉。它用时过长，内容却过分潦草。一时的震惊过去 后，陆续有人提出疑问，渴望弄清楚林彪的死因。至今仍没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的问题是： 一．毛泽东是怎么事先发现林彪的反革命计划的？是不是有人事先向毛泽东报告了很多材料？如果有，那么这 个人或这些人对毛和周，都是很大的功臣，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要极力表彰的。为什么没有表彰？谁是这个 事件的无名英雄？ 二．整个九·一三事件看起来就象周、毛什么也没做，静看着一个大将军坐上一架劣等玩具似的飞机，飞了一 会儿就掉下来摔死了。毛在林彪死前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做吗？那是不是毛、周合谋的一次政变？林彪 的逃跑只是为避难求生而落入阴险的圈套？ 三．即使相信林彪是乘坐三叉戟出逃的，可为什么三叉戟会坠毁？一九九四年一月，美国记者彼得·汉纳引用 蒙古和前苏联专家的证据说，该三叉戟不是因燃料不足而坠毁的。但是燃料充足的三叉戟为什么要在那开阔地 上冒险降落？飞机机翼上那个圆形的大洞，到底是被武器击中的呢，还是真的在起飞前碰了油罐？ 四．林彪不是个性情急躁做事潦草的人。为什么历来指挥若定的大将失去了行动章法，甚至显得无能、畏缩、 懦弱和呆滞？林彪是名将，如果他要政变，就会有一整套应变计划，怎样发难，怎样控制形势，怎样攻击，甚 至失败后的避难也都要安排好。而北戴河交通不便，对方耳目太多，不利于行动，林彪真的将那里作为指挥中 心发动政变吗？ 五．官方描述的九一三事件中，几乎就是叶群和她儿子在忙乎，林彪象一个被搬来搬去的木偶。一个指挥千军 万马，从东北到海南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林彪会将这样的滑稽潦草的计划付诸实行？清醒缜密、独断专行的林 彪，会在事关身家性命的大事上被一个愚蠢的女人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左右？ 六．香港《镜报》一九九一年有连载文章——《相见时难别亦难》——描述叶群当年选美为林立果所挑的对象 张宁访问林立衡的过程和感想。在那篇文章里，张宁肯定地说：“其实，当年关于对林彪的定性定案，以及所 谓五十七号文件，是四人帮一伙盗用林立衡的名义，欺骗了世界舆论。”他们是怎样盗用怎么欺骗的呢？这种 盗用，是不是现在的掌权人怕危害那些已作定论的“正人君子”的声誉？ 七．林立果对张宁说北京可能要发生重大事变，叶群的地位要下降，根据是什么？他叫张宁少说话，是指林立 衡，还是指别的势力？为什么林立果说北京可能被敌人占领，而且要张从内部斗争考虑？ 八．林彪为什么在临行前流眼泪？林立衡将她父亲要跑的行动提前两个小时报告了周恩来，警卫部队为什么没 在路上拦截他们？警卫部队还收到来自北京最高层的命令，要促使林立衡和她丈夫一起上飞机，但林立衡拒绝 了。这个要一网打尽的计划是毛的主意还是周恩来的主意？三叉戟离开山海关机场后先是向南飞的，后来又回 到起飞的地方，是不是要求降落而因机场灯火关闭不能实现？ …… 本书描述和探讨的，就是林彪最后几年的政治生涯和他那不明不白的死。 林彪是中国大陆当代史，尤其是文革史上的重要人物。研究他，正确地描述他及他周围的那些人，绝不是件轻 松的事儿。黑幕政治下的荒诞之谜太多，弄清楚很难。这些公开的刽子手和装成正人君子的家伙，曾经如此藐 视中国人的胆量和智慧，以为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正因此，我们才特别希望识破他们。而且，认识林彪怎样 一步步走向死亡比飞机到底怎样坠毁更重要。 本书有三点是新的： 一．从新的角度描述毛泽东晚年的政治颠簸，以及他的理想和手段的冲突。 二．从新的角度分析所谓贤相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方式。这可能激起一些按常规思索的人的反对。 三．对文革的起因、发展给予了不同的描述和评价，有悖于很多人的习惯认识。 无论怎样，作者真诚地希望和读者一起讨论所有书中提出的问题。 第一章：帝王的痛苦 酷热的夏天过去了。 十月金秋，北京的空气凉爽宜人。 美好的季节并没给毛泽东带来好心情。头天晚上，他本打算熬个通霄，将过去写的诗词好好整理一下，今天交 出版社的。此事下边已经催了多次，他也答应了人家，可就是没有充足的精神去完成。昨晚刚改了两三首，就 觉得困倦，和衣倒下了。倒下就倒下吧，好好睡一觉也不错。可偏偏又睡不好。一大早醒过来，就觉得情绪浑 浊，心气狰狞。吃什么都没有味道，看什么都没个界限。他找了半天原因，以为是叫屎憋的。蹲进厕所去，看 了司马光的一篇文章，还翻了几页尼采的书，等待那肮脏的到来。半个小时过去，一点屎也没拉出来，尿倒是 撒了不少。游荡到屋子里，想再做点什么，也没精气神了。他想：起这么早的人，肯定什么也干不成。 丰泽园比以前清静多了。虽然主人照样还有事干，但主要的热闹是在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那边了。这样也 好，省得整天埋在那些事务中，什么大事都没时间考虑。事无巨细，样样躬亲，不仅对身心不利，而且会不得 要领，再说，那也不是大家作风。 话虽然这样说，但是要真正做到心气和平，就不那么容易了。毛泽东看起来轻松潇洒，可实际上并不尽然。他 经常觉得不放心，经常感到凄凉孤寂，仿佛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热闹。落寞的感觉从中南海的水面上一阵阵飘卷 而来，叫人好生烦恼。时移事易，人们正在转移他们的关注，有更切实的人物和事件吸引他们。毛泽东有点酸 溜溜的。 警卫长李银桥今天挺高兴，因为主席起床早。 毛泽东到湖滨散步，他不远不近地陪着小心。 中办主任杨尚昆进丰泽园时，和他摆了摆手。 虽然还没下霜，但荷叶已经衰老，失去了阳光下连天的碧绿，也失去了和风细雨中摇曳的韵致。岸边的柳树， 样子依然婆娑，但没了那种旺盛的颜色和弹性。干瘦的柳树叶子落下来，浅唱低吟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 去”。不论是斜阳草树寻常巷陌，还是镂金镶玉皇宫帝阙，都熬不过季节与光阴的折磨。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毛泽东自言自语道。 他今天看来并不那么高兴，神情落寞，目光游移惶惑。 李银桥没有说话。主席情绪不好时，能不吱声就不吱声。 一连三个夏天，主席都是在烦恼、忧伤，甚至是愤怒中渡过的。事大事小，都过去了。有时摧枯拉朽，扫荡敌 人。有时游览山水，寄托性情。功业卓著辉煌，倒不能说虚度了年华光阴。但主席总是不高兴。“一九五九年 夏天的那个会，开得不能再糟了。”主席说过：“我从杭州到武汉，第二次游了长江，心情本来很好。然后， 从武汉到九江，在那里召开了中央领导和部分省委书记会议。我做了些检讨。他们高兴了。可是烧香引出鬼 来。到庐山后，彭德怀骂我的总路线，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 庐山会议最初开得很顺利。毛说会议的主题是反左，反瞎指挥，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他那时心情舒畅，除 了游览山光水色，就是找人聊天，说古论今。他还说：要在大会上承认一些错误。刘少奇对周恩来说：“这样 很好。他一开头，别人就好说话了。” 可是三天后，主席突然变得寝食不安，情绪烦躁，吃了安眠药仍难以入睡，而且神神叨叨的。李银桥当时以为 是因贺子珍的谈话勾起了主席的感情纠葛，心里沉甸甸的。尽管主席和江青的关系不好，但下边的人不好说什 么，江青还是江青。 有一天，接连来了几位首长。他们走后，毛问李银桥：“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 李银桥说不知道。“他叫彭得华。得华啊！”毛神经兮兮地说。 毛泽东的那副神情，既饱含着农民的狭隘，又别扭着帝王的刚愎。他摇头晃脑地琢磨着，狡黠的冷笑中洋溢着 阴暗的神秘主义气息。毛的权力高台上到处布满多疑的雷达，而他具有将任何信号变成行动——千百万人都必 须同时奉陪的灾难深重的运动——的特权。 “得华。这个人想得中华啊！”毛泽东恨恨地说：“他故意改了名字，以为我不知道！” 风云翻覆，雷电激荡，烟雨迷蒙。毛泽东这样一想，庐山会议的形势就立即变化。 各地的诸侯都被毛泽东请来了。在北京工作的高级军政官员也都来了。毛泽东每次接见新来庐山的人，都要说 这样一句话：“我就是不相信人民解放军会跟着他彭德怀造反！如果解放军造反，我就只好上山打游击。”说 这话时，他几乎总是抽着烟，在人们面前走来走去，象一个孩子在思考严峻的问题。这时大家都轻松地帮毛泽 东否定那种设想，在说解放军绝不会跟彭德怀造主席的反的同时，也顺便表示了自己的忠诚。 毛泽东就知道他们会这样回答。他几乎从每个人脸上都看见了怯懦、顺从和自私。他们不敢说真话，因为他们 自以为是一个皇帝的忠臣。他们没有胆量换个新皇帝，更没有力量再建立一个新朝廷。有些人还以为每个同伴 倒下去都会给他自己空出地盘来，至少他们可以更安全些。这种情况是毛泽东期待的，可又是他所讨厌的。如 果下边充斥这样一帮不敢说真话的人，处于宝塔尖端的人不会有好结果。历代皇帝都是这样。一旦有了新人可 以拥戴，这些人马上就会随风转舵。只有那种敢于直言的人，如魏征，如海瑞，国家才能兴旺，帝王才能安 全。而彭德怀恰恰就是这种人。毛泽东忘记不了那天的吵架。他质问彭德怀：“你已经骂了我二十天，指名道 姓的，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呢？”彭德怀居然敢当面扯着嗓门骂他：“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的娘，我操你 二十天的娘不行？”那种平等的吵架是多么痛快！也许永远没有人能够这样和他吵架了，政治上没有了挑战 者，日子该是多么寂寞！ 整整一个夏天，毛泽东都被这种悖论所煎熬。他打倒的，他摧残的，他消灭的，正是他的理智所喜欢的；他保 留的，他玩弄的，他爱护的，偏偏是他最蔑视的。论前者，他是昏君，但这个昏君又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的 残酷中有着过人的聪明。论后者，他是超人，但这个超人的高傲中有着最庸俗不过的感觉。他喜欢挑战，这应 当是勇士的品行。可他必须利用怯懦的人对付向他挑战的对手。他老觉得没有充分的力量对付对手，总要借助 于什么。这一点，有时叫他感到羞愧，而且心惊胆战。唯一的安慰就是那个信条：在政治家眼里，没有什么是 不可利用的。 但是，他也自问过：这样一路打下去，世界将剩下什么呢？只会剩下奸猾小人、阿谀逢迎者、无胆无识和自私 自利的人。那时即使战胜所有的人，也算不得英雄好汉。难道一个充满热情的勇士追求的未来就是那样悲观的 世界吗？ 那个夏天，他的内心充满政治的空虚和哲学的痛苦。 他很想找人谈谈，倾诉这无法排解无发渲泄的纠解。可是很难。他的威严和权力已经使他无法找到朋友了。七 月三十一日，长期养病的林彪也来到庐山之前一个小时，毛泽东还打算和他谈谈自己心中那些旋风般的悖论， 那些不可调和的对立和不可分割的统一。可是当他一看见林彪的样子，毛泽东马上就改变了计划，不再有一星 半点和他谈心的欲望了。他不会懂的，肯定不会懂。他是一个只会带兵打仗的人。在政治和哲学上，林彪能力 肯定有限。 毛对林彪说：“我请你来，不是游山玩水吆！” “我也不喜欢游山玩水。”林彪说：“要打仗吗？” 毛泽东说：“庐山山高风大，树欲静而风不止。情况已经通报过，你大概看了。彭德怀要造我的反。不过我不 相信解放军会听他彭德怀的。如果那样，我就再去井岗山。无非是再来一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时，毛泽东没有表现出和另外那些人谈话时的无赖样子。他期望林彪能够说点什么，即使夸奖彭德怀几句话 也没有关系，甚至批评一下大跃进也行。那样他们就可以争论，甚至还可以有一线机会进入那些折磨他的哲学 问题，即使不能酣畅淋漓地交流，尝尝味道也好嘛。他期许地看着林彪。 毛泽东是很看重林彪的。林彪从一九二四年参加红军就一直跟在毛泽东身边，战功赫赫。一九三八年三月，林 彪在山西照县附近穿上日本“皇军”的大衣，骑上高头大马在黄土高原上抖威风，被阎锡山的部下军人误认为 是日军打伤。毛泽东特地电促林彪到延安疗养，并亲自骑马出延安三十多里地专程迎接这位平型关大捷的指挥 官。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主席时，毛泽东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那时毛就有意让林 彪当副手。他希望这位副手和他的距离不是太大。 “主席放心。”林彪说：“解放军是党的军队。主席指到哪里，军队跟到哪里。” 就象一个娘养的多胞胎似的，林彪的回答和别人一样！毛泽东的希望破灭了。他迅速回到现实中来。也好，这 样可以避免剥皮似的裸露和敲骨似的解剖，可以不让心灵的鲜血染红地毯，也用不到那些含蓄和隐喻拐弯抹角 地寻找疲劳。如果不谈心，不谈玄，不关系感情问题，而只是处理眼前事务，毛泽东是驾轻就熟，一切得心应 手。 “跟与不跟，要打打才能知道！”毛将两手手指交叉在一起说：“你得带兵打仗了。” “带兵打仗？”林彪微笑着问：“打什么仗？” “打政治仗。”毛泽东坦然地说：“不愿跟彭德怀造反的人，都得团结。不是假团结，是真团结，团结得象一 个人一样。” “没有问题。”林彪答应着，顺便问毛：“小平怎么没来？” “人家说摔伤了腿，要休养，不能来。”毛泽东很不高兴地说：“不早不迟，偏偏是这个时候，也巧！不过， 我们得拉住这个小个子。” 在八月一日的会议上，林彪跟随毛泽东，向彭德怀展开了批评。 彭德怀在后来的检讨中说：“一九五六年开八大时，我就提出从党章中划掉毛泽东思想。我一提出，就得到刘 少奇的同意。他说‘还是划掉的好吧’。实行人民公社后，我去湖南农村调查，发现不但减产而且不够吃的， 到处都是假报告。有个老乡亲写了一首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与呼！’于是在庐山会议上，我于七月十三日，写了封信给毛泽东本人。次日，这封信被印发给全 体会议成员。内容：大跃进有得有失，失是主要的；比例失调，每天几千万人去炼钢，明年要下马一些；假报 告，不老实；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观主义。我说自己写这信是‘有张飞之粗没有张飞之细’。毛泽东说我： ‘他很细，他是在招兵买马，有野心，是个伪君子。如果解放军跟彭德怀走，我就得打游击。’对于毛泽东的 这个说法，我不服。” 不管服不服，毛打倒了彭德怀。 打倒彭德怀后，毛泽东曾经充满弃绝感地说：“这个彭德怀，好得很坏！” 那个夏天，庐山上的一场政治决斗，就那样结束了。胜利之后，毛泽东的心情很糟糕。他知道彭德怀说的事 实。到各地走了走，到处是革命运动的惨烈景象。他不得不承认，经济已经崩溃，而自己无法收拾那个糟糕的 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艰难而复杂的经济恢复工作交给刘少奇、陈云和邓小平他们，行政上的事情交给周恩 来，他本人则暂时退到二线。 就是这个暂时的退居二线，就费了多少唇舌！上上下下都不同意。有人说：主席退居二线，无法向全国人民交 代。知道内情的，明白主席自己要休息休息，思考一些重大问题。可是不知道内情的，还以为上边发生了什么 对不起主席的事情。刘少奇不同意，周恩来不同意，连陈云也不同意。就是那个邓小平还有点见识，同意了。 毛泽东说：“说来说去，你们就是要背靠大树好乘凉，拿我作招牌。这一次我不让步，一定要你们干。我为你 们遮风挡雨就行。当然，我也不能老给你们遮挡，等你们自己能干了，我就完全退下来，当个散仙。” 毛泽东同时决定提拔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前，只留下了一条好狗看家。 那是南方别墅里的一个晚上。晚风习习，满天星斗，流萤乱飞。 毛和林，只有他们两个人，坐在紫藤萝架下的竹椅上。 “要读书，展卷有益。不仅要读大书，小说也要读。”毛微笑着说：“我最近又读了《三国演义》。” 林彪没说话，只是微笑。他知道，自己开口与否并不影响毛说话。 毛深沉地叹息着，吐了一大口烟，看着满天星斗说：“诸葛亮失了街亭后，多亏一人断后。那个人是谁？” “是马超。”林彪说对了。 他深情地看着林彪，继续说：“这一次，我没让彭德怀得逞。不是因为他要操我的娘，而是因为他想得华。吵 架没什么，你操我的娘，我也操你的娘，平了。可是，有野心就不行。我就是喜欢和野心家斗。蒋介石有野 心，张国涛、高岗也有野心，我把他们斗倒了。这一次，我又胜利了。但胜利是有代价的，很多人恨我吆！恨 就恨吧。我想通了，来个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干脆什么都不要了，叫他们干去。无官一身轻！我要当几年徐 霞客，游遍名山大川，享几年福。” 林彪说：“但我们得留下一个东西。” “说得对。”毛泽东点点头：“你和我想到一起了。这个东西就是军队！我打算把军队都交给你，由你指挥。 岳飞还有三千子弟兵呢！你得出来为我断后。你现在就是马超。” 林彪微笑着答应了。 在那毛林的蜜月年代里，他们两个在商量进退策略时，就象是一个人。 毛没有看错，林彪是忠于他的。林彪掌握军队工作后，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大树毛的威信。毛简单地 打倒政敌，连战场也没有收拾，就落荒而走了，留下林彪压阵。虽然经济问题并没有很快解决，但是从政治上 看，至少对毛没有危险了。在后来的七千人会议上，那么多人检讨三面红旗和饿死几千万人的问题，舆论对毛 形成了黑云压城似的包围。潮水一样的舆论，席卷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成为众矢之的。 然而这时，只有林彪，只有他认为那个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是不是毛的责任。他坚决保卫与毛之间确定的神圣同 盟。他顽固地说：“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去做，事情就顺利；而很多失败，恰恰是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结 果。”他的讲话和大多数人的调子不和谐。在非毛的浪潮铺天盖地时，林彪仍然坚持他自己的腔调。这个行动 使毛坚信林彪是自己最好的心腹和战友。毛泽东对江青说：“谁说墙倒众人推，败坏一起来。林彪就不是这 样。这个人，政治上很成熟。” 政治上的一时胜利和神圣同盟并没有给毛带来真正的欢乐。社会生活的惨烈图景仍然日复一日地给毛以冲击。 一九五九年冬天，饥荒的消息来自四面八方，最严重的是河南、安徽和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也不轻。这 些地方几乎天天都有关于盲流和饿死人的报告。就是在这样惨绝人寰的饥饿时期，山东与河南两省的领导人还 争先恐后地在济南和郑州为毛、为七大首长盖大宾馆大别墅。他们想吸引首长多到那边去开会去休息，以便为 自己接触首长提供更多的机会。 饿死人的报告铺天盖地。整个中国大地上饥寒交迫的惨景。可是偏偏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责怪毛泽东，甚至没 有人敢如实地反映死亡数字。到一九六零年夏天，毛泽东就从列车路边那些乞丐的眼神中看见了善良人的沉 默。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开始感觉到越来越重的压抑。那个夏天，毛泽东的心情非常糟糕，失眠也更严重了。 毛的眼神渐渐变得忧郁，暗淡无光。他披着有三块纱布补丁的毛巾被，经常独自一人沉思冥想。他已经连续六 个多月没吃肉了。一个雄心勃勃要在二三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国，刚刚吹牛两年，就达到了这个高峰—— 他的最高管理人都吃不饱肚子。饥饿和营养不良使他的两条腿开始浮肿。他不得不每天加些野菜充饥。那个夏 天，毛泽东吃的野菜主要是马齿苋。周恩来说：“老是这样不行啊，吃点肉吧。” 毛摇头说：“大家都不吃。你不是也不吃吗？” 那天晚上，他召集身边的七个服务人员来吃饭。没有肉，当然更没有酒。所有的奢侈就是在菜里多加了些盐。 毛泽东从一团烟雾中走向大家时，渐渐可以看见他面上的痛苦。他呼吸很重，手里拿着山东省关于饿死人的报 告。 当他将筷子伸向那盘马齿苋时，手里的筷子不停止地颤抖。他终于没能夹住那些半紫色半绿的野菜。他极其沉 痛地说：“怎么搞的呀！怎么连饭也吃不上了？” 警卫员荆山要给毛泽东烧一茶缸麦片粥。 毛泽东摇头说：“全国都吃不上饭。我，睡不着觉啊！” 荆山小心地叹息着。毛泽东坚持没要麦片粥。他反复问荆山这是不是真的，说明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些都是事 实，希望这只是做梦。他在屋子里转悠了好长时间，才把李银桥叫来。 “小李，我决定派周围的服务人员下去搞个调查。”毛泽东面无表情地说。 “需要多少人？”李银桥问：“到哪里去？” “就去山东。”毛泽东对他们说：“只有一个要求，回来讲真话。” 李银桥报告了周恩来。周当天晚上就把要派的人安排好了。 次日，当杨尚昆前来汇报情况时，毛却变了主意。他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说：“除了汪东兴外，你们都下去。不 去山东了，改去河南信阳。那里情况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了一个药 包。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了不起的毛泽东，你还知道体恤自己的服务人员，怕他们饿死！你的决定的确是无比的英明——不去山东，真 是太对了！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 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从天上 的飞鸟到地下的昆虫，从草根到树皮，老鼠、蝎子、蚯蚓、蛤蟆，一切可吃不可吃的都吃了，最后就只好吃 人。到处都有用死人的肉掺着胡萝卜作成的丸子在出卖，卖丸子的人将猪、狗、牛、驴的骨头放在旁边，以便 证明自己的货物不是人肉。鲁南的乡村死人最多，很多人死了没有人去埋，因为丧事事主没有办法提供饭食— —如果有，还会死人吗？有一个叫作圣贤道的教会，宣扬说上级派下去的工作人员脱产干部的心可以生吃，有 的村庄发生了生吃革命干部的事件。毛泽东想必是知道了那些血腥的故事，才没有派他的勤杂人员去山东。我 们的领袖多么伟大！ 六个人临行前，向毛泽东告辞，问毛还有什么嘱咐。 毛泽东指着他碗里的一种野菜，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认识这种草吗？它的名字叫马齿苋。这种草为什么营养 高？因为它不怕太阳晒。为什么它不怕太阳晒呢？因为它当初保护过太阳。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 人都受不了。于是有个叫后翌的人将太阳都射了下来。九个死了，仅存的那一个也受了伤。受伤的太阳落在地 上，变成一只乌鸦。它想到树荫下休息，树不同意；它想到草下养伤，草也不同意。因为它们都曾经被太阳晒 苦了。只有一种看上去不起眼的草，愿意收留那个受伤的太阳，情愿用自己的叶子掩护太阳。后来，太阳恢复 过来，又飞上天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 “原来那草就是马齿苋啊！”天真、忠诚而且倍受皇恩的服务人员感叹地叫。 “是的。这种草很有远见。”毛说：“没有马齿苋，我们现在连个太阳都没有，黑古隆冬的多不方便！你们要 有远见，也要教育朋友们坚持。去吧，回来告诉我个实际情况。” 这些人回来以后，说：“人民不喜欢吃食堂，下边对吹牛很有意见。” 毛泽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我就对那些人说过，产量十万，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可他们还是捅 到报纸上去。有些科学家也跟着瞎说，不科学了。都不对我说实话，我就是孤家寡人，事情就得砸锅，是不 是？你们说了真话，很好。我党需要诚实的同志。”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五月十四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到河北邯郸去调查。他们发现到处怨声载道，成千上 万的人饿死了。邓颖超说：“死了这么多人，我看应当给主席写报告。”周恩来说：“主席不相信有那么多人 饿死。”邓颖超说：“可那是事实啊，我们都亲眼看见了，为什么不能说？再说，主席也派人下去调查了，都 是事实嘛。主席的指示，前些日子不是传达了吗？”周恩来看看自己的妻子，为妥善起见，补充说：“主席只 相信自己看见的。明白吗？当然啦，你是党员，向上反映情况，也是你的权利。但一定要注意措辞，不能说得 太冲了。一说急了，他接受不了，适得其反。”邓颖超说：“主席有时就象小孩子似的。”周恩来说：“这事 全国都发生了，咱一两个人着急也没用。”邓颖超说：“早听彭老总的劝告，不至于此！”周恩来很不客气地 瞪了妻子一眼。 这年夏天，到处都是灾难，黑暗无边无际。 大量人口因饥饿而死亡，到处怨声载道。据各地区的秘密调查统计，从五九年到六一年已有两千万人因为营养 不良而死。毛泽东告诉周恩来：“不要用这个数字。敌人看了会高兴，朋友看到会伤心。此即所谓亲者痛仇者 快也。具体是多少，你考虑个数字，最大也不能超过一千万。”周恩来答应说一定照办没有问题。 毛又问周：“你看，这样的结果，到底是因为什么？”周眉头紧锁，很认真地说：“原因是多方面的。苏修卡 我们，影响了我们的工业生产。我们要独立自主，就得有钢铁。大家去炼铁，就会影响农业生产。加上自然灾 害，事情就集中到一起了。当然，我们的干部工作方法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秋收。一句话，苏修卡脖子，自然 灾害打棒子。”周恩来见主席仍然沉浸在迷惑和痛苦中，就补充了一句：“一个民族要独立自主，就得付出点 代价。而伟大的民族是不会被困难所压倒的。” “说得对。你说得对极了！我们中国人，是不会，也不可能受制于人的。要想法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探险，就 得学习。探险能不受到点伤害吗？上学能不交点学费吗？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们不应当老是盯着几个死 尸哭泣。要看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民族精神。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想到这么一层的！很多人只是悲天悯人的事务主 义者，你不同。”毛泽东着实地夸奖了周恩来，并且约周恩来常来说话。 周恩来是党内外至今最受人们好评的高层领导人。 但是，他也是党内最老辣、最狡猾、最会看风使舵的人。 周恩来生于一八九九年，原籍浙江绍兴的保佑桥。这是个大家族，叫做“百岁堂”——周家曾经有五代人不分 家的盛况。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家庭，曾经出过一门三举人。作为旺盛而保守的家族，周家人都非常善于处理 人事关系。 周的祖父曾经当过江苏淮安知县。周在淮安读私塾，渡过幼年时代。后来，即十一二岁时，随四伯到沈阳，入 教会办的盛京小学。在教师中，一位教史地的教师姓高，对章太炎推崇备至，并向周灌输顾亭林、王船山的学 说，周对在《国粹学报》上写文章的黄季刚很景仰；另一位老师姓樊，喜欢保皇党，经常介绍周读《新民丛 刊》，喜欢读梁启超的文章。这些既为周打下了文字基础，又使得周兼容了不同思想成分。 他相信的，主要是儒家的秩序道德和纵横家的权谋。文革期间，他的弟弟周恩寿因为在政协里头和王光琦（王 光美的哥哥）一起学习，被视为反党集团。谢富治呈报拘留，看周怎么办。周签字是：拘捕。周恩来六亲不认 的立场人所共知。在后来汹涌发展起来的文革中，他说：“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 周恩来一九一七年留学日本。一九二零年随勤工俭学团赴法国留学。一九二一年组织中共旅欧支部，成员有邓 小平、李富春、蔡和森、李维汉、陈毅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重要军事将领。次年又介绍朱德入党。这 些都是周恩来的权力基础。一九二四年回国，正逢国共合作，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当时的教官 叶剑英结为至交。两年后，周出任中共军事部长，成为中共军队最早的实力人物。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与朱 德、贺龙等领导了南昌起义，成为中共军队的创始人。 这个资格，使毛泽东不能不看重他。周恩来本身又是那种博问强记，经验丰富，办事细致，口若悬河，机智雄 辩的人，毛泽东既戒备他，又不得不倚重他。每当艰难的时候，毛泽东都会从周恩来那里看见简洁的方案，高 度的效率和合乎分寸的方法。 虽然周恩来差不多为毛确定了近乎完美的解释灾难的方法，但毛在直感上仍然没有解除那几千万生命的压力。 如果那个两千万的数字是确实的，那么实际上因为饥饿而死的就决不是这个数字。毛泽东，怎么会不了解他的 部下呢？那些人是只知道向上爬的官僚，什么事情都能够编造出来。说他们是人，那不过勉强顶个人数是了。 有了好事，他们将一说成五，说成十。有了坏事，又一再缩小。调查是两千万，实际上至少要翻一翻，四千 万。 四千万啊！它等于半个苏联，等于两个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十个新加坡，二十个比利时！然而，这么一些活 生生的人，居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突然消失了。四千万饿死鬼的冤魂换来了什么？没换到什么，连一个真实的 数字都换不到，连良心的刺激都换不到，连公开的报导都换不到！如果屈死的人能够成为冤鬼，他们一定会释 放鬼火吧？那些死骨所燃烧的磷火，应会煽动多少尚未泯灭的良心！他们的吼叫，应能震动多么沉重的历史？ 四千万生命啊，只换来这样一点点虚假的数字，我们太可怜了！ 毛泽东希望很快忘记这个数字。战争已经培养了他冷峻残酷的性格。死人无所谓。要奋斗，要胜利，就会有牺 牲。可是这一次很讨厌，四千万生命的沉沦，使毛泽东久久难以轻松。他的心中充满怨恨、不解和不服气。怨 恨谁呢？怨恨那些只知道做官不知道踏实做事的官僚。平时有屁不放，只报喜不报忧，到处都花团锦绣似的。 实际上呢？狗屎！什么都不是，比不是还糟糕！如今可好，千人吃肉，我一人交钱。老百姓不把帐记在我毛泽 东头上吗？！ 他迷惑不解，思绪纷乱。当年那个中国，何等的混乱，何等的贫穷，是我和我的朋友领导人民统一了中国大 陆，打倒了那些军阀、官僚和资本家，使中国得到了和平。难道和平不好吗？我们党同时也给社会建立了一个 平均的分配制度，没有过去那种人剥削人的黑暗框框了。难道消灭贫富间的差别，也不对吗？ 正是为了长治久安，保卫这个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我们才实行了公有制，在城乡普遍实行了社会主义改 造。这不是为了共产党的私利，而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地位与幸福。历史上只有陶渊明写过一个桃花源，可没有 实行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也失败了。只有我们真正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难道我们坚持得不对 吗？我们对大同理想的向往难道必然带来这样的灾难吗？我们能消灭地主、资本家、流氓、吸烟鬼、盗贼、花 柳病，难道就不能消灭贫穷吗？正如周恩来说的，苏修卡我们，难道我们不应当自力更生搞好工业？抽调一些 人去炼铁，难道就必然造成这样大的灾难？四千万人没有饭吃，难道那些做具体工作的人根本不知道仓库里有 多少粮食？难道农民自己不知道粮食是好的，会让粮食撂在地里白白烂掉？如果那样，这个民族就得狠狠地 整！ 第二章：多病的狮子 继彭德怀以后，林彪执掌国防部，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实际指挥者。 这个平民出身的贵族，身材矮小，其貌不扬。除了他的两道浓重的眉毛之外，看不出来有什么惊人的地方。但 他是中国当代、尤其是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要而且有点神秘的人物。几十年里，他身边一直围绕着千军万马。他 靠战绩和忠诚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林彪的主要住所有三：毛家湾、苏州的别墅和大会堂。春天，他喜欢住在苏州。那里气候温和，空气湿润。比 乡村要丰富方便，又不象大都市那样喧闹。苏州有艺术高超匠心绝妙的人工园林，也有气象万千的太湖、忙碌 的运河与和无边的绿野。那里集中着古今文化的精华，处处赏心悦目。游人只合江南老。这千古一致的吟唱， 委实是出自对江南的真感受。不仅江南的春天叫人神往，四季风景其实无不精彩。林彪虽然不常出来，但大自 然的只鳞片爪还是感觉得到的。有时他会一直在那里度过冬天。只有天高气爽时节，北京才有别处难以比拟的 神韵。那时他会回到北京，在毛家湾住上一段时间。如果夏天又不得不回北京，林彪通常也不到毛家湾，而从 官邸搬到大会堂，住上两三个月。 夏天炎热，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主要首脑大都搬到人民大会堂避暑。首长们喜欢大会堂，因为那里有空调， 冬暖夏凉。不仅房子宽敞，而且也安静。各个大院的服务员也都喜欢住人民大会堂，因为这里有严密的警卫、 方便的交通和完美的厨房，不仅首长的生活容易调节，他们也有更多的休息和娱乐。和当时很多首脑级官员一 样，林彪也常在那里消夏。 林彪通常住浙江厅。其他首脑也都有各自喜欢的部分。浙江厅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厅，面积不亚于一个篮球场。 两架高大的屏风伫立在门的前端。屏风上绣着孔雀展翅的图案和放大了的毛泽东诗歌《满江红》的手迹。大厅 的整面墙壁都被墨绿色的金丝绒帷幕掩住了，大红的沙发显示着王室自在的高贵和故意装点的热烈。每天的情 景都是这样：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轻重不同的说话声、缓急各异的电铃声、自制的咳嗽和风格不同的脚步声交 织在一起。各种华贵的吊灯和壁灯照射着这个密封而高贵的世界。那是一个多么奇特的环境！这个环境集工作 与生活与一起。上层社会的封闭、紧张与严肃，必须和生活的随意、轻松、安适结合起来。一边要过滤从五湖 四海汇集来的消息，和所有的贵族交换意见。一边又要寻找机会休息。每个首脑都不得不随时理顺纵横关系以 便保卫自己的安全并力求取得更大利益，同时又不能刺激或惊动任何有力量的对手。纠缠与和解，冲突与松 弛，倾斜与平衡，黑幕后面的勾心斗角与光天化日下的招摇过市，从共产党掌权合理的自觉论证到不得不注意 的平民温饱，从瞬息万变的世界风云到花样翻新的丑闻逸事，都在四周发生。即使不在这里发生，这里也应当 知道。常言说，侯门深似海。这个海深不可测，整天浪花翻腾。不然的话，那些车队司机、厨房师傅、分管各 种事务的秘书和管理员，不会整天都那么忙忙碌碌。 唯独林彪的办公室安静。 处于林家中心地位的那个人，好象总是那样寂寞，甚至可以说是太寂寞了。他不仅将秘书放在办公室的帷幕后 边，连自己妻子的休息室也安排在很远的地方。他诚心是要避开喧闹，独自欣赏安静。在云水翻腾的海洋里， 他就象紧贴着海底的巨石，牢固地趴在阴暗冷寂的深水里。有时帷幕轻轻抖动一下，人们可以瞥见他银灰色便 装和光秃秃的头顶。可马上就消失了。 他慢条斯理地踱出来，如同可遇而不可求的神灵，倏忽一闪就不见了。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剧烈的声音， 怕骤变的温度，怕人多，怕疲劳，怕罗嗦，怕很多常人不怕的东西。尽管很多人在紧张地为他奔忙，可是这个 无往不胜的战争之神并不喜欢那些不得要领的助手。他不喜欢轻易地麻烦他们。他不喜欢热闹。有人说是性 格，有人说战争留给他太多的毛病——有些毛病已经渗透到心理和神经之中，一般的医疗方法对其已无济于 事。 他的大部分时间是沉思。在无声、无光、无色彩的氛围里，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静默着，如老僧入定，似老 叟承蝉。连向来深居简出，话语不多的铁腕首领邓小平，也不止一次赞扬过他：我佩服林彪的沉思和寡言。 是的，所有形式的沉思都是他所喜爱的。坐着，站着，不时地走动着，自言自语着，咀嚼着炒熟的黄豆，偶尔 划一根火柴，黄昏时到院子里的小道上，下雨天在厚重的窗帘后……每天他都会那样默默地坐上五六个小时， 上午三个，下午少则两个，多则三个。只有在无风的黄昏，他才到院子里或者大厅中走一会儿，光线强烈时则 绝对不行。即使在睡梦中，他也不会停止思考。他有时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叫秘书记录梦中思考的结果。这些 结果和白天形成的文字往往丝毫不差。为了防止过错，他立下规矩：所有他批阅的电报和文件，一律压三个小 时后再发。 在神圣的大会堂里，他这样静默；在幽深的别墅里，他这样静默；在毛家湾的家里，也是这样用沉默打发日 月。毛家湾的院子里有几棵高大的皂角树，螺旋状的大皂角在树上吊着，当皂角摇晃但互相不能碰撞时，当夕 阳的光辉不能清楚显示物体的边缘时，那风和光的度数就是他可以忍受的，这时是他出来散步的机会。一旦那 些皂角能互相碰撞并且发出声音，环境就已经不适合了。这是个标志。没有皂角的时候，就看烟囱里冒出来的 烟。 毛家湾四周都是高墙。东边是一家医院和解放军总部，向来安静。北边是地安门西大街，平常车子少，噪音不 大。毛家湾北部并不临街，它的邻居是解放军出版社，即平安里三号。当时有人曾要设立一一五路电车，终点 站就在毛家湾和平安里三号之间，据说没得到毛家湾的同意，原因是声音。毛家湾的西边是一些民房，要有好 远才达到西四北大街。那些民房通常是非常安静的，连吵架的都很少。毛家湾的南边更安静，如果不是茅屋胡 同那里有个解放军文艺社，来往的人更少。在毛家湾和大红罗厂大街之间，有一家小工厂，工厂里有个烟囱， 一天到晚上都冒着懒洋洋的半黑半白的烟。当那里的烟能够向正上方升三四米时，是林彪可以散步的时候。但 他对这种美好的室外散步并非十分在乎。如果室外不行，他就在室内散步，而且好象那是他更喜欢的形式。 一句话，他的整个生活就是静思默想。绞尽脑汁地想，搜肠刮肚地想，不遗余力地想。他很认真，但是不奇 怪。几乎所有的高级首领都是这样决策。除了听从上边的指示，就是自己琢磨。每天的生活就是琢磨怎么对付 人，怎样搞到更大的权力并且保持这个权力，一直到死。他们没有别的机器可以使用，也不相信别种办事程 序，即使死在那种形式里他们也在所不惜。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喜欢的事情神圣化，就一定会相信，那个形式能拯救一切美化一切。医生以为只要人人健 康，这个世界就好了。鲁迅不相信，要救人的灵魂，以为劣根性一除，中国就强大了。平民百姓以吃穿为先， 艺术家则相信审美才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品德。政治家，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家则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他们那种独 特的看来极枯燥极乏味的生活。他们与外界联系的神圣道路是那些不断传来传去的文件。 林彪也一样。他从那些文件里发现政治的冷暖阴晴，在文件里观察每个人地位的高低变化，欣赏自己和别人的 能力、性格与精明程度。每一条批示里都能寻找到权力变化的蛛丝马迹，每一个圆圈中都有远近亲疏。那是真 正的贵族游戏，上层社会的杂耍，非常严峻，非常复杂，稍微掉以轻心就会掉进人为的陷阱和魔鬼的圈套。这 是最残酷、最难控制的战争，所以他们一般都需要尽可能的安静。 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别人突然打乱他的思路。突然的干扰能使他产生一种情绪反射。他一生最不能控制的就是这 种情绪，连他的妻子叶群都说不清那种情绪是什么。这种情绪不经常发生，然而一旦出现，就会显示两个非同 寻常的症状：一是心悸流汗，二是大小便失禁。这时的林彪——中共最著名的将军，战争之神——就什么都不 能做，不仅不能看书、听汇报，连吃饭都困难。他只能卧床休息，绝对的卧床休息。如果只是轻微的流汗，只 需要躺下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严重时，则必须休息四五天。一切恢复以后，他才能继续那种生活。他没黑没白 地考虑着他的问题，在阴暗的屋子里制定大大小小的军事和政治方案。他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通常是听秘书 讲文件并由秘书代他在文件上画圈。他表示同意时，就抡起胳膊在面前划一个圈子，秘书就在文件上划一个同 样的记号；如果有话要说，就由秘书记录；他不同意时，就说“不予答复”，或者做一个压下去的手势。 这就是林彪的生活。如果你还要知道些别的，那么只有一点可以补充：他很喜欢孩子。无论是女儿林立衡还是 儿子林立果，他都喜欢。林彪解放后到苏联养病，就是带着六岁的林立衡去的。他给女儿的名字——豆豆—— 也是来自他喜欢嚼黄豆的缘故。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秘密就是：这两个孩子和母亲——林办主任叶群——的关系 都不好。林立衡甚至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叶群生的，派人专门调查过。林立衡一直查到自己的出生证，上面赫然 写着她的妈妈叶群的名字，她才不情愿地承认那个可悲的事实。 这就是林彪的生命。他的生活内容非常简单，生活态度却非常慎重。这样一个喜欢把事情考虑得天衣无缝的 人，却突然在据说是一场草率的未遂政变中死了。他的死亡对那时的中国来说，就象晴天的霹雳，把千千万万 的中国人都震懵了。二十年过去了，人们从官方的路标小心地绕过去，才发现了大不相同的真相。这些真相， 将揭示他们君臣间倾心的依赖和刻毒的攻讦。尽管岁月的风尘这样沉重严密，漆黑一团，人们的惰性也渐渐承 认了刽子手的阴谋。尽管杀人的元凶依然作为那个旗帜上的图腾，欺世盗名的伪君子仍然保护着那个盘根错节 的集团，被害者仍被关押在历史的铁牢里，密封的黑幕使人听不见那些冤魂的沉重喘息。但是真相是倔强的， 它们不断撒下一些东西作成路标，引诱人寻觅那个“不”。 要破译林彪的死，先应了解他生前的思想和行为。了解后者之所以比前者更有趣，也更重要，不是因为需要先 验与假设，而是因为只是简单地了解林彪的死，远远没有了解他的生活更有意义。那样，可以使我们得到更为 重要的东西。林彪的死是一只紧闭的蚌壳，小心地打开它，细致地话说从头，庶几可以得到珍珠，至少是真的 肉。 单薄多病、生活俭朴、淡泊寡欲、喜欢安静的林彪，解放后一直在休息养病。这种生活方式，最适合他当时的 身心。就一般规律看，战争中倍受创伤的人，在和平环境中好好休息，是再好不过的了。被人看成颟顸老人的 朱德，其实是最聪明的。林彪深深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他自己也喜欢安静的生活。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 东给林彪写过一封信，信后特别附录了毛泽东亲笔抄写的曹操的四言诗《龟虽寿》，鼓励林彪“养怡之福，可 得永年”。林彪得到毛的鼓励，喜上眉梢。那时他多么重要，然而又多么轻松！在政治上，他是毛的嫡系，不 存在信任问题。生活优裕而安适，贵族的特权无处不在，优越自不待说。奋战沙场几十年，得到“常胜将军” 的美名，也可以无愧于前人后人。他应当知足，也确实知足。 那么，一个本来可以上天做神仙的人，为什么终于入地作了魔鬼呢？有人说，林彪出山是因为叶群。他们的哲 学理由是：上帝为了制造恶作剧，总是将不同性格的人排在一起。安静的林彪有一个不安静的妻子。这种说法 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林彪是有个精力充沛、欲望齐全、风风火火的妻子——叶群。 叶群是个浑身洋溢着小家子气息的贵夫人。 她喜欢大红色的地毯，这种强烈的底色和林彪的性格不和谐。不知是她要为林彪冲喜，还是故意糟蹋林彪。叶 群为房间配上褐色的屏风，现代的玻璃橱柜，老式茶几，大沙发，使高大宽敞的房间不伦不类。她以为这样什 么都有了，但任何一个有教养的女人都会知道，将很多有价值的好东西合在一起，常常什么都不是。 你看，在吊灯和落地灯的强光照射下，屋子显得多么富丽堂皇！那打开的玻璃书橱门旁边，立着一位个子不 高，头戴五星军帽，上身披一件毛料军上衣，下着一条毛料黄色可脚小皮鞋的女同志，那就是林彪的夫人叶 群。 叶群平时很随便。缺乏性生活的日子，使她几乎忘记自己的女性羞涩。有时她会当着大家的面解开裤子让医生 打针，有时坐在马桶上和秘书说话、讲文件，也讲家庭儿女的麻烦事情和比较一般的内部话题。 因为林彪住在院子的中部，林办工作人员又不能打扰他的安宁，所以他们吃饭要绕道东门，出大街，再转个弯 到食堂。食堂低矮黑暗，灯光昏黄没有精神。泥土的地面因为时间久远，显得潮湿而又肮脏。靠近老贾师傅的 锅灶，有两张桌子，几条凳子，那就是林办工作人员吃饭的地方。每餐一菜，任你自选。 叶群是个身材丰满、说话罗嗦的女人。她的职务是林彪办公室主任，就是管理整个林家大院的事务。上传下 达、文件批阅、工作安排、交通、伙食、安全和来往等，什么都管。这里所有的人，秘书、警卫、厨师、驾驶 员和医生等，都得听她的。而她，则听林彪的。 她怕林彪，林彪一发怒，叶群就得悄声离开。但是，她毕竟是林彪的妻子，而且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过分夸 大人家夫妻间的矛盾，是要上当的——再怕丈夫的女人都有影响丈夫的办法，再“气管炎”的男人，也能得到 妻子的合作。叶群也有影响林彪的路数。 叶群来了。她从写字台后边站起来，周围三尺都是威风。她离开那张摆着三架电话机和大量需要林彪批阅的文 件的桌子，开始对秘书们和值日们发号施令。 “孙秘书，我给你找来一个新手，叫何一伟。你教教他怎样看文件、选文件、摘录和综合文件，一直到怎样给 首长讲文件。当然，工作嘛，谁都有个锻炼过程，不可能一下子驾轻就熟。但要积极地学。这里都是国家和军 队的大事，第一要保密。第二呢，要会琢磨首长的心理。这么多文件，首长哪里看得过来呢？所以才找秘书。 秘书看了后，就要好好选择。哪些是首长希望看希望听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都要心中有数。老是说些首长 不要听的，而该说的呢，却没有讲。那就是我们的过错。讲文件要清楚，不能有口头语，不能有土话，不能有 外语，也不能夹杂自己的意见。秘书只是提供材料，结论要由首长自己来做。西方有什么智囊团，什么东西都 要由那些没有实践经验的学者先研究几个方案，叫首长决定取舍。那是资产阶级的做法。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 不搞那一套。首长根据情况，凭他们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智慧，就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叶群好象知道自己已经说得不少了，停了下来。但她实际上觉得这些话并没使她过瘾，她还有很多话要说。刚 才布置的这些工作，都是不得不做的，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在讲话方面，叶群总觉得自己有很多属于她自己 特有的经验，那才是财富呢！ 炎夏时节，毛家湾的房子都空着。叶群想起来一件事，忙说：“孙志民同志，你带领两个人到毛家湾去，把那 里墙上的古旧字画都扯下来。解放军现在是全国的榜样，毛主席很是表扬我们呢！形势发展这么快，说不定什 么时候就有重要人物来。叫人看见了那些东西，不好。” “都扯下来吗？”孙志民问。 “都扯下来。”叶群沉吟片刻后，又说：“首长给我写的那张座右铭先保留一下。” 叶群说的座右铭，是林彪在一次和叶群的吵闹后写给她的，一共十个字：“说话莫罗嗦，做事莫越权。” 知妻莫如夫，林彪看得太清楚。说话罗唆，办事越权，正是叶群最重要的两个特点。 林彪当时就命令她：任何时候都必须把这个作为座右铭，天天背诵，不能忘记。 叶群解嘲地说：“那是首长写给我的，但也是对所有办事人员的教育。” 林彪有很强烈的大男子主义，他的出山与否几乎和叶群没有关系。 在自己的卧室内静坐的林彪，看起来不关心外边发生的事情。他只是按照他的规律生活：听文件，用胳膊在半 空中划圈，说几句话，或做个手势。除此之外，就是在房子里转，象个游魂似的，背着手一边走动一边思考。 他的房子里通常有些木头架子，有的象风车，有的象滑梯。偶尔有了兴趣，他就做点类似爬山那样的运动，如 百无聊赖的猴子。他讨厌文件，尤其讨厌那些重复不止的官话。他的静默与专注不仅在于政治，那些自由驰骋 的思绪也经常把他带进朴素无华的故乡、硝烟弥漫的战场和知己朋友的客厅里。 林立果曾经不止一次地注视父亲的沉思。有一次，林彪发现了儿子好奇的眼睛，微笑着说：“我喜欢这样。我 想的事情很多，有时想的是战争往事，有时想的是小时候的事情。” 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黄冈人，一九零六年生。 那是一个多么贫苦的家庭！一家九口人，只种二点二五亩地，除了交纳租税以外，所剩无几。父亲和哥哥经常 去附近的城镇买棉花，母亲和哥哥都会纺线。纺车的温柔的声音在深夜里一遍一遍地周而复始，传到很远的地 方去，又从很远的地方旋转回来。这样的声音就是我小时候的催眠曲，所有的梦境都缠绕在那纺车的声音上。 还有父兄的织布机。那声音是何等的干脆。第一梭子下去，“哐当”。第二梭子，“嘎得”。那是他们在欢快 运行前的准备，是梭子在上阵前的思考。千百条经纬，一点都不能错。打仗也一样。然后，梭子开始忙碌起 来，织布机的声音变得流畅起来，好象凯旋军队的愉快的脚步声。 父兄的织布机的声音和母亲的纺车的声音，成为林彪童年最美好的记忆。这两种声音，女性的柔和细致和男性 的明快有力，构成了他性格的两个方面。他经常看着纺车，看母亲怎样把棉花变成线，那些细细的线怎样积累 成一个个刖子。母亲有时叫他将棉花铺成小片，压上一根筷子，朝前一搓，棉花片子就变成了一个滚子，再把 那个滚子中的筷子抽出来，棉花就变成一个筒子，母亲将那个筒子在那根旋转的铁轴子上变成长长的线条，又 变成刖子，最后由父兄的织布机变成布匹。 最有意思的场面是父亲刷线。妹妹把煮好的米浆倒进两个很大的盆里。她那一双干瘦的小手啊，安静地将线浸 在稀溜溜的米浆里，务必使每根线条都沾上浆子。刷线要选很晴朗的日子。当太阳升上树梢，禾场上的湿气都 蒸发光了，天地那时灿烂得耀眼！林彪经常慨叹：再也看不见那种阳光了。战争留给他的，是痛苦和灾难。他 再也不能看那灿烂得如同白金似的阳光。在那阳光里，父亲将浸泡好了的线的一端固定在一个木桩上，哥哥就 拉着那巨大的盛满米浆和线的大盆向远处走去，阳光下，他那健壮的影子多么清晰！当父亲说好了的时候，哥 哥就转回来，到父亲的桩子前饶一道，然后再向前走去。 他们是典型的平民，靠种田和织布养活全家。 浆线和刷线是非常关键的步骤。线只有浆过以后才结实，互相之间也不容易混合纠缠，织出的布平滑、好看、 耐用。父亲和哥哥拿着紫红色的棕榈刷子，将浆成一团的线刷开。刷开的那些线就是织布时的经，纬是缠绕在 梭子上的。他们不容许任何两根线粘合在一起。所以到最后，两个人几乎是眼睛伏在线上分辨，那认真的态度 恰如新娘剔眉。被刷过的线，一根一根在阳光下跳动着，妹妹将一根根细棍别在已经分为上经与下经的浆线之 间。整个线如一根长长的白练，在微风里轻轻颤动。妹妹抚摩着未成形的“布”说：快干了，快干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家，辛辛苦苦地做，兢兢业业地做，维持着艰难的生活。一切盼望都没有实现的可能，最后连 温饱都难以维持。可怜的妹妹，被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林彪记得，那天黄昏，母亲从亲戚家回来了，很平静 地对他说：“育蓉，我给你妹妹找了个吃饭的地方。”林彪沉默着。母亲又说：“在咱家里，也是受罪。”林 彪看看父亲和哥哥，他们都不说话。显然他们预先知道了，而且已经咽下去那块难以消化的热铁似的事实。于 是他也只好接受下来。他和他们不同的仅仅是：开始思索这是为什么。 收拾了一天活计，在昏暗的微光里填饱肚子，母亲的纺车和父亲的织布机又响起来。单调的声音编织着平民的 梦想。休息的时候，父亲会从怀里掏出几粒炒熟的黄豆，给林彪和他的哥哥。父亲喜欢讲薛仁贵征西、岳飞抗 金的故事。林彪却喜欢山东的响马。父亲这时总是严厉地教训林彪：“响马有什么好？响马是贼。除了那些归 顺大唐皇帝的，别的都是贼！” “那你说，什么样的人最了不起？”林彪问爹。爹看看林彪，幸福地微笑着说：“了不起的人嘛，多得是。可 惜咱不行。你要是个有本事的，就象姜子牙那样，拜将入相。象张良那样，扶持个皇帝成大事。多么了不起！ 忠臣，明君，就象一个人似的，生生地就从狼狮虎豹那里拿下一个江山，还有比那更好的吗？关键要有眼力， 得认准人。象楚霸王、李闯王那样的，有了天下也坐不住。他们没有天下想天下，能得了不得。有了天下就瞎 折腾，早晚弄毁了才舒服。都是尖腚鬼！” 腚，就是屁股。尖腚鬼，就是屁股太尖，坐不稳天下的意思。 所有的乡亲都认为父亲的道理是对的，或者说，父亲的想法就是从那里得到的。林彪那时希望成为一个象父亲 说的那样的了不起的人。忠臣明君就象一个人似的，生生地就从狼狮虎豹那里拿下江山。他向往成为优秀人 物，为臣就做忠臣，为君要做明君。不当尖腚鬼！ 林家前辈的生活，只是低头拉车，没有思考，没有怀疑，没有反抗，所以也没有成就。他们一个倒下去，另一 个将脖子伸进轭里，继续在满是牛蹄子坑的小路上艰难行走。到林彪这里，才开始抬头看路了。他要离开世代 居住的地方，到另一个世界寻找前途。 林彪没有象父亲那样去轮船上当会计或到杂货店当店员。他种过田，也织过布，但老是没有兴趣。他不愿那样 老做下去。他继承了父亲的信义忠实和母亲的酷爱孩子，但是没有继承他们的安于现状。林彪出去革命后，再 没有回去看过他们。他的父亲母亲也从没有怨言。后来林彪的大哥林庆甫参加抗日武装，担任过六纵队队长， 五九年病故。三弟林程，一九四四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在天津肺结核医院工作。四弟林向荣，四九年牺牲于太 原战役。林彪的两个堂兄林育南、林育英也都牺牲在革命的战火中。可以说是满门忠烈！ 林彪读过一年私塾，后来到了林玉南、陈潭秋创办的浚新学校。他一生曾经演过两次戏。第一次，是在浚新学 校和同学们一起演出一出名叫《九头蛇》的戏，揭露地主的租金盘剥农民。林彪扮演的不是一位打家劫舍的青 年英雄，而是一位县太爷。林彪曾经多次向朋友提到那次演出，说“走起来一步三摇满有意思的”。 后来，他到共进工学学习，成绩很好，引起父亲的好感。林彪喜欢读书，厌恶赌博和无聊的聚众吃饭。也喜欢 思索、争论、踏实苦干，不喜欢言过其实。 林彪的出身，奠定了他的平民意识和乡村性格。他没有周恩来那样的官僚家庭背景，没有逢场作戏的手腕和纵 横俾合的口才；他没有毛泽东那种“宁叫我负天下人，绝不叫天下人负我”的一不做二不休的痞子精神；他没 有现代自由主义者的见异思迁，也没有古典知识分子的出世旷达。他有的就是农民那里形成的忠臣不二、明主 不疑的童话和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的豪情，还有在山冈和草坡上形成的那种坚毅、执着、凶猛和机智。什么 性格成就什么人物，什么文化培养什么英雄。 一九二五年，林彪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不久，北伐开始，林彪在叶挺的独立团当见习排长。一直打到河南。 南昌起义后，担任二连连长参加耒阳战役，大胜。林彪升任红军一营营长。 到井岗山，为改编后的工农红军二十八团团长。毛第一次看见林彪就大吃一惊。那时林彪正在山坡上给他的士 兵讲解战术和纪律。后来的一次战斗中，林彪不顾自己的部队的牺牲，积极出击，挽救了败局。毛泽东说： “林彪不仅是个人才，而且是个将才。这种人能顾全大局，将来中国的军队要由这样的人来领导。” 二九年，跟随毛去闽西开辟根据地。 过草地，打腊子口，都是林彪指挥的战役。平型关大捷，给不可一世的日本人当头棒喝，震惊整个反法西斯世 界。抗战期间，毛要重新训练队伍，将军政大学校长的职务交给林彪。三八年底，林彪因为受伤去苏联休养治 疗。在那里还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受到斯大林的赞赏。四二年初回国，不久就同周恩来一起参加重庆谈 判。一九四五年，毛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派林彪带领十万大军，到东北作战。林彪很快在东北 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林彪二十四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纵队司令，二十七岁任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三十一岁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 长。从苏联回来后，曾经担任过抗大校长。在那延安的窑洞大学里，林彪曾经和聂荣臻、罗瑞卿等演过一次 戏。 那个戏是李卓然编写的，名字是《庐山之雪》。剧本虚构的故事是：蒋介石训练大批军官，带领白军围击江西 中央苏区。在红军的英勇打击下，蒋军攻势被接二连三地粉碎，如庐山的雪一样融化了。剧本只是个提纲，具 体对话要演员自己发挥。当时的抗大政委聂荣臻，中央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都参加了演出， 只有林彪什么角色都不愿意扮演。 聂荣臻决心拉林彪上台演戏。和罗瑞卿、罗荣桓商量以后，认为只有使用激将法。因为林彪是一个极不活跃的 人，私生活呆板而严肃，几乎从来不和人说笑聊天。有一天，开完会，大家看林彪情绪很好，罗瑞卿有意将话 题扯到演戏上，说自己和罗荣桓都会演戏。 林彪看着罗得意的笑，不服气地说：“别以为就你们会演戏，我在中学时就演过戏。” 罗瑞卿立即说：“那你现在为啥不演了？” 林彪摆摆手：“现在不方便了。“ 罗瑞卿忙说：“你看人家聂政委，上次也演戏，不是演得很好吗？” 林彪站起来，看着聂荣臻说：“他那算啥演戏嘛，就这样，手按在腰上，下个命令，一口四川辣子味，哪个不 会嘛！” 聂荣臻也站起来说：“老林，你别笑话我，咱们比试比试，你不一定演得过我。” 林彪也提高声音：“聂政委，你别说大话。你那两下子，我超得过你。” 聂荣臻毫不示弱地说：“那咱们就比一比。” 林彪的脸涨红了，说道：“比就比，老子这回也上台！” 几天后，罗瑞卿拿着修改后的剧本去找林彪。 林彪看也不看地说：“说个笑话就是了，哪里真要上台呀。” 在场的聂荣臻急了，将了他一军：“老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本是个讲信用的人，怎么这一次说话不算 话了呀？” “演就演！”林彪不肯输面子，便说：“但我有个条件，你们大家都得上。” 罗瑞卿一锤定音说道：“好，大家都上，你就演戏里那个红军军团长吧。” 林彪紧接着问：“你们叫我这个军团长在台上跟哪个打嘛？” “同王金珏。”王金珏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 林彪不以为然地说：“他算老几。” “何应钦怎么样？改成何应钦！”何应钦当时是国民党的军团司令。 “何应钦？”林彪沉吟了一下，还是嫌小。他沉吟不语，没好意思说出口。 聂荣臻深知林彪脾气，便说：“干脆改成蒋介石吧，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 林彪这才连连点头说：“好，我就跟老蒋打。” 演戏的时候，林彪经常脱离台词，自己另外编一套。别人问到他的时候，他既不去努力回忆剧本的句子，又不 着急。他总是冷静地在那里现编，待想出合适的话来才对付。他那不急不躁指挥若定的样子，连素来冷静细致 的聂荣臻都深为佩服。 戏的结尾当然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失败，蒋氏夫妇也当了俘虏。当蒋和宋美龄被押上台来时，林彪问道： “你就是蒋介石吗？”蒋答应说是。 林彪又问：“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蒋说：“我的飞机坏了。” 林彪微笑着问：“你怎么长得那么瘦？” 蒋说：“我整天算计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林彪嘲弄地说：“怎么不吃点补药呢？” 蒋说：“吃了也没有用，我的心肝坏了，肚肠不好，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脓水。” 台下一阵哄堂大笑，林彪不笑。他自豪地宣布：“拉下去吧。” 聂荣臻对这个戏的演出结果很满意，罗瑞卿也庆幸将林彪的随意发挥对付下来了。林彪更是对自己即兴编出来 的台词非常欣赏，尤其喜欢最后和蒋介石的那几句对话。 演戏结束，林彪对聂荣臻、罗瑞卿、罗荣桓说道：“打倒那个老蒋也不难嘛。” 好胜、顽强、细致、坚决、胃口大而且精明过人的林彪不仅在演戏中打败了蒋介石，在实际的战争中也充分表 现出他的军事天才。他不到四十岁，就担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四野首长。在他完成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以后， 蒋介石恶狠狠地咒骂林彪是一个战争魔鬼。不久，这个魔鬼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横扫千军如卷席，解放了大 半个中国。 四十九岁那年，林彪被授予元帅军衔。 经毛泽东提名，五十二岁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 林彪此时功成名就，踌躇满志。 他一心一意地保卫他的明君。 谁杀了林彪，第三章：天堂与地府 专栏作家:王兆军,postedon2/15/026:32:53PM -------------------------------------------------------------------------------- 文学作品：谁杀了林彪，第三章：天堂与地府 作者：王兆军 第三章：天堂与地府 结束了中南海湖滨的散步，毛泽东的激情仍无法遏制。 他想写一首长诗。题目想好了，就叫《新天问》。他要和上天讨论：为什么一个极其美好的理想却导出这样的 结果？为什么一个尽力为民族的尊严而奋斗的灵魂会这样丑陋？为什么一个为人民的长远利益而操心的人会落 得人人怨恨的下场？他想探讨，甚至想谴责上苍的愚昧和麻木。他带着和平、平均、富裕、平等这些天国里的 字眼，向着他的书桌走去。他满腔的激情，无法控制。 可是，他终于没有写下这首长诗，而只是完成了三首短歌《忆秦娥》： 苍天无意退残云，退残云。旷野磷火，芦荡鬼魂。长风还我壮士心，壮士心。流水且去，砥柱尚存。好刀不忍 试新荀，试新荀。的卢霹雳，妙手回春！ 写完这几首词，毛泽东坐下来，默默地呆着。他觉得整个身心很空洞，也很充实。充实的是空洞的向往，空洞 的是所有的遥远的一切。他想整理出一个切口，但什么都想不下去。 四千万生命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把这个恼人的数字赶走以后，剩下的就只有疲倦、焦急和烦闷了。他昏沉沉 地在沙发上睡着了…… 毛泽东信步而行，煞是悠闲。不知不觉来到个陌生去处。很多树木，组成了一片森林。森林的中间是一条河 流。河水又多又清，看上去光滑如绸缎。沿河是一条幽静的大路。从森林里飘出来的空气，带着绿叶和腐草的 气息，显出原始而清新的别致。 毛泽东喜欢这去处，便顺路向上游走去。 突然就到了另一地方。一边是个建筑华丽的饭店，飞檐斗拱，完全是中国风格。在一团粉红色的氤氲中，仿佛 有个宝蓝色衬底的匾额，有字样为“天府乐园”。与之相邻的建筑也不错，只是不如“天府”那边敞亮。中间 有一条不大的鸿沟，没有桥梁交通。可能两下里不太和睦，这边故意起了个黑暗的名字，叫做“地府佳境”。 毛泽东心想：“你们还想哄我。再不济，我也知道地狱在黄泉，天堂在九重霄，绝对不会是邻居的。” “无论如何得进去看看。”他想。 毛泽东是个好奇的人，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天堂之路。 居然没人迎接。毛泽东喊了几声李银桥，没有回音。单身旅行，这是毛泽东多年来很少体验到的情景。他心中 不免有点诧异。这是哪个省搞的呢？这样大的建筑是要报中央审批的吧？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真是诸侯之 行，天子有所不知。他想找人质问，可是没有一个人。毛泽东开始警觉起来，如此寂静之地，是不是歹徒的机 关？他有点疑惑，也有些恐惧，觉得不如回来的好。于是给自己找到几个理由，自言自语着向回走。 道路曲曲折折，迷雾浓重，毛失了方向。 他没找到原路，却误被岔道引至一个热闹去处。 所在气氛幽暗，地方倒算宽敞。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好象天安门，只是颜色不那么灿烂，更算不上金碧辉煌。 黑墙黑瓦黑大门，门上没有悬挂任何画像。门前是个广场，古老的青砖铺了地面，砖缝中长了许多荒草。毛泽 东听见里里外外都是声音，可看不见人影子，心下又是一阵疑惑。他轻轻推开那扇巨大的黑色大门，一股子强 烈的喧闹声扑面而来。仍不知声音之所出。 正诧异间，突然有什么东西蒙上他的眼睛，他被吓了一跳。 原来那是一块彩色纱布。毛泽东下意识地拽下来，想随手扔掉。可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这块纱布如此 奇妙，他因此看见了所有的景物，也感觉到了所有的颜色。这里原来并不是黑色的，它如同故宫一样五彩绚 丽。唯一不同的是，喧闹声不是从活生生的人群中发出的，而是从成千上万骨瘦如柴的骷髅口中叫喊出来的。 没容许他欣赏风景，就有很多瘦骷髅围上来。 “你们都是很懂得礼貌的。”毛泽东见那些小人气势汹汹，少有善意，便先用高帽子压住他们，然后问道： “你们都是干什么来的？这是什么地方啊？” “还问我们！你是哪里来的？”他们没回答，反问毛是何许人，因何至此。 “老乡们，我们得讲道理，是不是？”毛泽东从不对地位很低的群众耍脾气。他和气地对围观者说：“是我先 问的你们。你们先回答我的问题，然后我就告诉你们我是谁。” 那些人说：“我们是鬼。” 毛泽东一惊，问道：“难道这里是地狱？” 那些人说：“一点不假。” 毛泽东纳闷地说：“我是要去天府乐园吃饭的，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那些骷髅大笑起来。毛泽东又是一惊。他问：“你们既然都是鬼，为什么不接受审判，重新参加轮回，及早到 世上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那些瘦鬼说：“我们没有罪，无法审判。再说，回去有什么好？世人没有饭吃，也 没有衣穿，搞什么吊社会主义！”毛泽东说：“随意诬蔑国家，知罪吗？”马上就有瘦鬼吆喝：“我们都是饿 死的，难道不如你清楚！你骗谁？”另一骷髅叫喊道：“地狱里不收饿死鬼，我们都是些屈死的鬼。怎么审 判？”“再说，我们大都没有名字。”毛泽东说：“叫判官给你们起个名字，该上哪里就上哪里。” 那些瘦鬼嘲笑说：“你的口气还不小呢！看来你在世上不是个乡长就是个村长。”另外一些小鬼愤怒地说： “看他这个样子，不是很瘦，看来是从不缺吃的了。”毛泽东说：“我也半年没吃肉啦。”那些鬼不以为然地 叫喊：“你他妈的还说半年没吃肉，我们连野草都吃不到，才饿死的呢！”接着是一个农民控诉他的村长如何 鱼肉百姓，强迫他们扔掉土地去炼铁等。 很多鬼齐声附和，说他们那里更不象话。当官的将老百姓的吃饭锅，炒菜的铲，墙上铁钉，妇女的首饰，小孩 的铁环都收集去炼铁，炼成的铁块就扔在风里雨里糟蹋。毛泽东正要表态，更强烈的声浪又掀起来：“这个家 伙肯定就是那种村长，我们得揍他一顿，出出这前世的闷气！”很多人响应，有的举起干枯的手臂，有的正在 寻找凶器。即使他们什么也不拿，只是一人一口唾沫，也会把毛泽东淹死。 毛泽东想：“他们至少有两千万。两千万人不得了，两千万鬼更难对付。”鬼们呼喊着，咒骂着该死的大跃 进，咒骂可恶的共产党，叫天老爷打雷轰死那些贪官污吏，有的喊国民党万岁，有的喊叫彭德怀的名字，有的 则要回去吃大户，抢夺公社的粮站。 形势很危险，毛泽东想走开。可是四周被围得水泄不通，根本走不了。 毛泽东定定心，对周围的饿死鬼们说：“我不是村长。”鬼们问：“那你是什么人？”毛泽东说：“我是管你 们村长的。我一回去就整那些为非作歹的东西，一个也不放过。”鬼们问：“那你是乡长？” 没等毛泽东回答，有个鬼大声叫喊：“乡长也不是好东西。他不光有东西吃，还糟蹋了很多女人。一斤粮票搞 一个。他怀里揣着粮票夜游。他妈的！现在他在台上，人家不敢说他的错误。早晚有一天，老百姓得掀那个王 八蛋！”接着又是一阵愤怒的声讨。 毛泽东注意到，说到乡长的时候，有些人没有叫喊，只是远远地看，目光游移，好象害怕乡长。毛泽东说： “我回去处理这个乡长，撤职，法办，当然也要开除党籍。”刚才那个提意见的村鬼说：“最重要的是那个国 库粮啊，党籍无所谓。要是不叫他吃国库粮了，当了农民，没有粮票，跟咱一样，就搞不成女人了。粮票那个 东西，这年头很吸引人啊！”他旁边的那个村鬼突然问毛泽东：“你是县长？”毛泽东说：“我比县长还大 点。”村鬼试探着说：“那你一定是省长了。哎呀，他是省长啊！” 众鬼突然寂静下来，原来站在毛泽东跟前的，怯懦地向后退却。他们怕省长。 毛泽东听见那些敬畏的窃窃私语。“省长啊，很大的官，先前是称为道台的。”“一个省就是一个国啊。了 得！”“几个省加在一起就是巡抚。巡抚的名字都是写在皇帝卧房里的。”“省长有军队，大兵小兵都有盒子 枪。军官都用大号手榴弹，一炸就是一亩多地！” 毛泽东一时兴起，打算告诉他们真实身分。他问：“你们一共多少人？”半天没有回音。过了一会儿，有个戴 博士帽子的过来说：“我是十殿阎王的判官，前来拜见主席。这些新鬼一共四千零六十八万人。”毛泽东问： “你怎么统计的？”判官说：“根据卯簿。不会错的。”毛泽东问道：“果真都是饿死的？”判官点头。毛向 判官道谢。判官说：“何必言谢。你是一朝天子，我有义务向你汇报情况。以后请多关照。”毛泽东问：“我 在世上，如何能关照得了你？”判官说：“你过来后，说不定会是新一代阎王，小人岂敢不敬。” 有个大胆的村鬼问判官：“这人可是大清朝的光绪吧？” 判官说：“哪里是清朝的，就是当今的皇帝毛泽东啊！” 村鬼慌忙跪倒，向毛泽东连连磕头，口中还叫“我该死，我请罪。坦白从宽。” 一个鬼跪倒，成千上万的鬼一齐双膝撞地。一个伟大的情景出现了：数千万被苛政所迫害，被饿饭而至死的冤 鬼，在苛政的制造者面前匍匐倒地，山呼万岁。他们仇恨村长，怨愤乡长，甚至对县长颇有微词，但对省长， 他们就敬畏不已，不敢大声说话。如果看见皇帝或者相当于皇帝的人物，他们就会软了关节，甚至忘记一切怨 恨，忘我地顶礼膜拜起罪魁祸首来。 毛泽东很高兴。不论天上、地下、人世间，都是这样的观念和秩序。他的性格不喜欢秩序，可在理智上他喜欢 这种东西，因为他需要，因为它方便。秩序使他们跪下来，面前这些人一旦跪倒，就象没有一样。毛泽东站在 大廊柱前，对着成千上万的饿死鬼说：“你们怨恨村长、乡长，我是理解的。我有没有没收你们的家具和炊 具？我有没有用一斤粮票诱奸你们的妻女？大跃进总路线是我制定的。可是好经被和尚念坏了。他们应当对你 们饿死的事负责。有些话只能我说，别人说就不好。这是我的事情。” 一片黑压压的寂静。没有一个敢抬头正视毛。 毛泽东干脆把那块蒙着眼睛的彩色纱布揭掉，反正看见那些人和看不见那些人都是一样。在毛泽东眼里，他们 是零。他之所以经常奉承他们，就是奉承零。他们只有尾随在精英人物的后面，并且有次序地排列成行，才有 意义。或者说，伟大人物只有具备了这样个体价值等于零的人，才有更大的力量。在和他们说话时，完全可以 这样目空一切地体会这种居高临下的滋味。他要教训他们，教导他们怎样理解大跃进，怎样理解社会进展的大 道理。 毛泽东意气风发地说：“你们是我的老师，应当比我更清楚。你们中间，有的人也有一大把年纪了。难道不记 得解放前那种社会吗。有钱有势的人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那是多么不平等的制度！到处是战争，到处是抢 夺，到处是卖儿卖女的惨景。是共产党统一了大陆平分了财产。可是只要还有私有制，土地的买卖就会再度产 生地主，商品竞争就会产生新资本家，过去的轮回就会继续。我想把这个制度改变，彻底改变，于是有了社会 主义改造。” 有人开始点头，开始将过去的残酷回忆作背景，来体会共产党的好处。 “可是被打倒被剥夺的地主、资本家不相信我的试验，不相信我们的制度比他们的优越。”毛泽东继续说： “我要做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搞出经济奇迹来，他们就没话说了。五八年搞钢铁，一下子就弄了一千万吨， 比美国英国都快。可是那些愚蠢的干部不懂得我的意图，他们只知道耀武扬威，不知道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他 们忽视了农业，忽视了农民。他们挥霍浪费，虚报浮夸，瞎他妈的指挥，刮共产风。加上国际上苏修卡我们， 又遭了自然灾害，所以弄成这个样子。这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本意是非常美好的。我指示了一条奔向天府的道 路，可是他们走到地狱里去了。这些东西，看我不杀掉他们几个！” 下边一片欢呼，看不见声音之所出。 “这怨谁？”毛泽东说：“只能怨我没教育好他们。他们都是打仗的出身，不知道经济建设，动不动就发热， 胡来。我只好替他们承担罪责。不过我也感觉到，你们也有责任。你们都是些目光短浅的人，目光短浅！只要 一样东西不直接属于你们自己小家庭，就不知道爱惜。你们太懒惰，生活只要有点保障，就不图上进，靠国家 包起来。你们不象主人，倒是象社会主义的食客。你们也太胆小，叫你们监督干部，你们要么背地里骂他们， 要么就是当面奉承。这样只能说明自己软弱愚昧无聊无知。除此以外，还能说明什么？” 在一片寂静中，毛泽东听见了懊悔的哭泣。有人在责骂自己。 “是的啊，如果我们好好收获庄稼，五九年不会那样饿饭的。” “主席是好心好意啊。怨我们自己不争气，将好好的年景弄坏了。” “我要是给村长拼了，他就不敢那样欺负我们。我也是太胆小了。” “……” 毛泽东战胜了那千百万饿死鬼，胜利地走下台阶，如入无人无鬼之境。他经过的地方，发出一阵阵嘈杂，一阵 阵欢呼。那是拥挤的鬼们主动为他让路，有些鬼自告奋勇出来维持秩序。毛泽东暗自高兴不已：有这样好的人 民，还怕什么！ 他目空一切地向前走着。 在轮回殿旁的青铜龙缸前，判官告诉他：阎王邀请他去说话。毛泽东愉快地答应了。 判官带领着，两个一路经过了美景阁、幻景殿、海市台、蜃楼亭，就来到乌托邦堂。 阎王是个汉子，好象是中国人，又象是外国人。毛泽东觉得见过，可是一时叫不出他的名字来。阎王看见毛泽 东，热情地下阶迎接。两个寒喧了，各自坐定。阎王问了判官几句话，便回头赞扬毛泽东的大无畏精神和如龙 似虎的性格。 判官备了茶水点心，两个开始说话。阎王看上去威风凛凛，有雄霸天下并吞八荒之气概，但是说话文质彬彬谦 恭得很：“主席刚才的训话，在下听了，十分佩服。这四千万冤鬼，一直在这里闹事。有的要回去杀掉他们村 长，有的要和民兵连长拼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些人的寿数都还不到，我也不能放他们参加轮回。可这 些人确实没有罪过，死得冤枉。我得找到个办法安静他们，又苦于找不到。你这一讲，他们就服气了。谢 谢。” 毛泽东心境并不好，阎王的赞扬使他不好意思。他承认：“大人物也有错。很多人骂我。我这个人喜欢理想， 没有这个东西，我做不出这么大的成就，也做不出这么大错误。”阎王说：“我佩服有理想的人。这里的死鬼 大都是理想主义者。”毛泽东问：“包括这些农民？”阎王说：“当然。穷人最喜欢幻想，越是穷，理想也就 越美丽越虚幻。一个桃花源，吸引了多少穷人，连有文化人也相信了，当做真的境界去追求。”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也是理想，难道行不通？”阎王说：“世界上没有行不通的事情。你想干什么，干的就是什么，你 就是什么。”毛泽东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退居二线，看书写字，游山逛水而已。”阎王说：“你的寿 命还长，何不再做些事呢？”毛泽东问：“我的寿命还有多少？”阎王说：“你原来能活两百三十岁的，战争 中杀人多，折去六十。做事随意，没有底线，折去若干。大跃进饿死人很多，又折去一些。现在还有不少。天 机严明，恕在下不能多所泄露。” 毛泽东问：“你觉得我还有什么事情应当做的？”阎王说：“象你这样的帝王，完全有资格求个更大更辉煌的 结果。周文王，励精图治，外抗无道，内演八卦，为一代圣贤，可是周的王业是儿子达到的。孔子是圣人，弟 子三千，贤人七十，为万世师表，可是他没有王者之功天子之业。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包括成吉思汗， 又都是霸业有余而立言不足。秦皇当时万事紧张，旧贵族整天造反，立法和镇压都来不及，没有更多的时间去 弄别的。唐宋大都如此。除了机会，也有才能的限制。他们缺乏主席这种武可以得天下，文可以披万世的全 才。你有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也有诗人和哲学家的浪漫气质，应当做更多的大事，打倒孔孟，重立万世师 表。” 毛泽东沉吟一会儿，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其实是相信孔孟治国平天下那一套的，这和少年时候的教育有 关。可是就本性来说，我是喜欢自由放荡的，这和儒家信条不合辙。台湾没过来，我的王业不全，是明显的。 要说更多的功绩，我就不敢妄言。比如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是治国安民的长远大计，应当是不错的，可是弄了 半天，经济一团糟，死人也很多，失败了。党内很多人骂我啊，这个我清楚。我因此不得不将天下让给别人， 又何敢谈内圣外王！”阎王说：“此言大谬矣。世间的事，没有只作一种解释的。所谓失败，妄言也。不是事 情不好，而是人心需要改造。你要建立的理想社会诚然是很好的，可是那个方法不容易。你要那个社会幸福美 好长治久安，光创造经济价值不行。人心是第一重要的。西方富有，家家有电视有汽车，人人喝牛奶，住很大 的房子，拉屎撒尿不出屋，洗衣服做饭都用机器，论说是很好了吧？可是，也有很多问题。人的物质追求永远 没有足够的时候，老朝这个方向努力，就是累死，也找不到目的地。可是反过来，如果你把人心改变了，任何 时候都可以说是富足的。有牛奶的人没法子和喝粥的人比；他们用飞机大炮你用小米加步枪，也难说谁胜谁 败。是不是？你得改造人！” 毛泽东说道：“闻君所言，顿开茅塞。” 阎王说：“过奖了。我还想说一句话。不改造人，你那些已经几乎写入历史的事业，也会被人否定。把人改造 好了，都相信你的思想，你就是圣贤。他们遇事就得拿你的思想作尺子去对照。你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顿悟，说道：“诚然。如此说来，我还得大干一场，即使失败。” 阎王说：“大角色几乎都是不成功的。只有那些玩杂耍的，才容易成功。为什么？因为大角色想得太高太多。 所以世间的真英雄，大都是失败者。这个你不必担忧。” 毛泽东临行前，又犹豫起来。他想到报应。毛的母亲信佛，将因果报应的故事讲到毛泽东的童心里去了，造成 毛经常担忧死后的事。他小心地请教道：“如果我向那个方向再努力一把，会不会有什么惩罚报应？” 阎王哈哈大笑道：“超人永远是超人。无论成败，都不逊于人，哪里要问下场。不要追求什么正义循环道德报 应之类的东西。你看，在秦末汉初的农民起义和诸侯混战中，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敲响秦王朝的丧钟，但最终 埋尸荒野；项羽披坚执锐，横扫千军，消灭了秦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为一世之英雄。但是帝国的宝座却被狡诈 虚伪的小人刘邦窃取。同样，少年时受辱于胯下乞食于漂母，后来拜将于高台的韩信，统兵百万力挽狂澜，最 终九里山十面埋伏，逼项羽乌江自刎，为四百多年的刘汉王朝立下第一号功劳，然而终于见疑于皇室，赐死于 吕后，一眨眼就丧了命。有谁给他们公道呢？流氓称孤道寡地痞坐堂为王的事屡见不鲜。历史总是乐于记录王 侯的功绩而强迫人们将失败者说成盗贼土匪！但是这又有什么呢？谁爱说什么就叫他们说去。可是我们受命于 天，要做事啊！” 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赞叹：“好极了！” 阎王继续接着说：“于是平民抒发激愤之气向鬼神嚎啕，贵族忍吞了大冤大枉硬说精忠报国，文人模仿屈原， 唱人家不喜欢听的歌。更有一些好事者，硬要在历史上寻找恩怨平衡，编造出一些因果报应的离奇故事。一个 关于公元前二世纪的童话说：因为当年韩信冤屈，后来他托生为曹操，不仅真的夺取了汉朝天下，而且使汉献 帝受尽屈辱，而汉朝的这个最后皇帝的前身就是汉高祖。而那个无罪受冤的英布后来变成居江东、占地利、轻 易割掉汉家三分之一江山的碧眼小儿孙权。因为善良豪爽而失败的项羽则成为正统的汉家帝室之胄刘备，诸葛 亮的前身则是项羽的军师范增。这都是胡说，这里的记录可以证明那些都是无稽之谈。反过来，就算都是真的 报应了，又怎么样？昨天的不公道，在明天的轮回中平衡，这恰好给生命一个颠簸起伏的曲线。只有这种颠 簸，才能激发伟大人物的激情、力量和事业心。你追求的难道不就是这样的颠簸吗？怎么还会担心报应呢？害 怕报应的人都是平庸的！他们编造因果故事吓唬小民。” 毛泽东激动地说：“承蒙点化。下官告辞了。” “再见。”阎王说：“相信你会活得有声有色。” 走到门前一座小桥上，桥下是一些狰狞的厉鬼在实行刑罚。 判官送给毛泽东一张写了字的纸片。上面写了四个大字：内圣外王。 毛泽东正在欣赏那字，判官突然朝他背上拍了一掌，毛跌下桥去，吓了一身冷汗。 李银桥和荆山同时听见了毛泽东的叫喊，忙过来问候。 毛要了毛巾，边擦虚汗边说：“我想上天堂看看的，却走错了路，到了地狱。” 李银桥说：“主席开玩笑哩。” “不。”毛泽东将梦中的事简述了，认真地说：“我不虚此行。” 谁杀了林彪，第四章：准备出山 发言人:王兆军,on2/19/20021:17:06PM -------------------------------------------------------------------------------- 文学作品：谁杀了林彪，第四章：准备出山 作者：王兆军 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空气湿润，暮春的风娇柔无力。 天光幽暗朦胧，古老的北京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 总是忙碌的叶群经常为星期天也要工作而苦恼。她已经不止一次地劝告自己说：今天坚决不看文件，好好休个 星期天。象大多数中国女人一样，她依赖林彪，也怕林彪。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情绪经常不一致。林彪高兴的时 候，叶群当然兴奋不已。不过这种兴奋绝对不会长久，过几天，甚至几小时几分钟后，必定就是叶群的难堪。 只有平静的日子，才是值得期待的。说不定哪一天，林彪会突然叫她进去，商量点事情。但这种期待很难忍 受。一个不知自己什么时候会得到丈夫宠爱的妻子，日子是很难熬的。 她曾经问过：“你好象成心不让我高兴？” 林彪说：“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叫我怎么办？” 近来叶群很想跟林彪透彻地聊聊天。她觉得很不安静，对外对内都经常失去做事的分寸，情绪急躁不安。她不 愿将这种现象归结到妇女的更年期。有时她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社会的风吹草动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连老 百姓都开始感觉到新的话题。象这样的家庭，怎么会没有波动呢？严密的制度，严肃的纪律，严格的秩序，她 已经适应了。正常情况下，不会有急于和丈夫交流的想法。她得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提醒，以免把事情搞坏。叶 群预感到这个家的地位处于非常微妙然而非常重要的位置。 特邮人员还是照样送来那么一大包文件。 她叫道：“别看了，今天都按时休息。我有责任爱护你们的健康。” 孙志民说：“谢谢主任。可是，有些特急件，大概还是看看的好吧。” 大堆文件倒在桌子上。叶群胡乱拨拉了几下，百无聊赖。她走到门口，看看林彪的屋子，失望地返回。她坐下 来，双手支撑着下巴，有一搭无一搭地瞅着桌子上的邮件出神。在那些邮件中，叶群突然发现了一份国务院办 公厅的文件。她感兴趣地拿起来，浏览了一下，径直跑进林彪的屋子。 “一Ｏ一，你看这份国务院的文件。”叶群的声音中充满着兴奋。她也不管林彪是否在听，只管自说自的： “整个中直机关的待遇都在变化。春藕斋又要整修。那个跳舞的地方，我们大概从没去过，去的话也就是一回 两回。现在呢，室外开辟了跳舞的场地，里边的舞池也改建了。据说还要给那些从文工团找去的舞伴发夜餐津 贴呢。副总理一级的现在至少配备三部汽车，可以用喀地拉克和奔驰。养蜂夹道的俱乐部也正在整修。寿星胡 同的高干俱乐部现在只对部长以上的开放。钓鱼台的好多房子都不接待一般会议人员了。这里还有几个简报： 郑州、武汉、杭州和济南，都给四大领袖修建了专门的别墅，风格是那种中西结合小洋楼！可是，我们毛家湾 呢，自从高岗以来，就没有修理过。他们都在搞特殊化，我们连正常的……” 林彪厌烦地说：“你出去。” 叶群一边后退一边说：“我们不争待遇，艰苦朴素。但我们的红旗应当换一下了吧？我喜欢德国奔驰，那种车 就是抓地，开多快也不漂，安全。再说，毛家湾这房子也该扩大一点了吧？” “你给我出去！”林彪吼叫道。 叶群出来后，对着院子发呆。叶群和林彪不一样，她是个理智和欲望都很健全的人。就是说，她是个平常的 人。她关心自己的，丈夫的，子女的，甚至是这个家族的现实和未来。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名声与风光，她 都很在乎。这个好心经常受到林彪的打击。每当受到打击，她就忍气吞声，慢慢地消化屈辱。 她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呆呆地看着院子。这院子分三个部分。现在他们林办只住中间的这部分，出门有一 条路。比较其他副总理级的干部，这个院子真是太寒酸了。浴血奋战半辈子，难道就只有这么点地方吗？毛泽 东特殊，我们攀比不上。总理管理国家，事情多，要点排场是应当的，再说他也高出我们半格。宋庆龄是国 母，也不说了。除了他们，还有谁能和我们比？朱德虽然说是总司令，可是论战功，他有什么？出生入死，驰 骋疆场，我们是头功。可是现在，我们低人几个等级！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的老婆个个都在拱路子朝上爬。邓颖超、康克清、蔡畅、曹轶欧，个个都有了叫人羡慕 的地位。连一直不准涉足政治的江青，也被周恩来安排当毛的生活秘书了。岂止这些，听说江青要正式担任中 宣部的副部长呢！唯独我们安分守己，恪守着旧章程过日子，过死日子。太安份守己了！在这闹市一隅，悲守 穷庐。其实越这样倒是越不好，花里胡梢的，吃喝玩乐的，倒是人人觉得正常，说说就过去了。我们算什么？ 这是替谁着想？我心气不顺！我得有个更象样的职务，别出来进去的叫人当叫化子。什么林办主任？还不就是 个看家婆？康生在和平里那边的花园，修理得多漂亮！可我们这个毛家湾的一个院子还分成三部分。西院和东 院还住着别人！看四周那些小胡同，多叫人憋气！ 她决心向林彪施加压力。 什么东西能够使他着急呢？他不要经常出来，偶尔到街上溜车，也就是散散闷子。他从来不讲究交通工具。房 子呢，越小越暗越静，越好。这个鬼！他恨不得住到地下室里去。吃的东西更不讲究，吃饭就是那么一点素 食，平常的零食就是炒熟的黄豆。酒、色、财、气，他什么都不好。跟了这样的人，一辈子就是打仗、打仗、 再打仗。这有什么意思呢？悔叫夫婿觅封侯！ 他最关心军队，大概只有军队的事务能刺激一下他。叶群想。 她坐下来，为了一个严肃的目标——动员男人伸手——而殚思竭虑。 那是一个夏天的黄昏，小雨过后，天没有晴，空气很沉闷。林彪突然提出要出去“转车”。“转车”就是乘车 出去走走，解放解放心神，活动活动身体。这是林彪的唯一爱好。这种转车不是兜风，人只是坐在车子里边， 观赏一下风景，放纵一下眼神而已。 叶群问：“要不要人陪？” 林彪挥挥手说：“不要。我回来要你讲文件。” 妻子得不到陪丈夫转车的机会，叶群心头泛上来许多的不高兴。但是她很快就将这个不满压下去了。一是因为 传统，林彪从来就没有和她一起的特别爱好。他说他宁肯一个人出去，想点事情，看看风景，比听她聒噪要 好。叶群失去这种宠爱已经很长时间，习惯告诉她必须承认事实。接受这种命令已经习以为常，不会有任何沮 丧了。况且，今天首长还叫她准备讲文件。讲文件通常是秘书的事，偶尔林彪叫叶群讲文件，都是想要知道叶 群的看法。 叶群高兴地答应了，并积极准备。 林彪回来了。叶群仔细注意林彪的情绪。林彪下车后没有径直进屋子。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双手倒背在那 件嫌大了些的衣服上，即使没有微笑，至少是情绪不错。 叶群拿着一份自己整理的情况摘要，走进林彪的办公室。林彪在屋子里来回走着，听叶群讲文件。叶群看看林 彪，林彪说：“还等什么？”叶群就说：“贺龙、罗瑞卿问候我们。罗瑞卿的公安部长当得很红火。英国《詹 氏周刊》估计罗会取代首长的地位成为国防部长。有人说主席准备承认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内部作个检讨。 塔斯社估计首长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如果身体条件好的话。但是，也有不好的消息。有人说首长那封由高岗的 妻子转给高岗的信是与高合谋。” “消息来源？”林彪问。 “国务院和中直机关。” 林彪想了想说：“不予理睬。” “那封信实际上是你批评高岗，劝他听中央的话的。”叶群说：“有人说，当初是主席动员高岗搞议会制，矛 头是对准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后来主席发现搞不动，就变了卦。高岗被主席出卖，就自杀了。” “不许胡说！”林彪威严地盯着叶群。 叶群马上停止了自以为是的发挥，象个小媳妇似的坐着。 林彪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既象自言自语，又象训话似的说：“不要太贪心。很多事情你不懂。有时 间多看点书，多思考些问题。兵法云：善用兵者隐其形。解放后，很多将领都骄傲起来了。主席没说话，是看 着那些功臣的面子。高岗一身兼有四个职务，人称东北王。如果是你，你不担心？你不了解政治。历代王朝， 建国后都要收拾一批功臣，历史学家给这个现象叫兔死狗烹。为什么？不光因为狗没有用了，还因为狗居功自 傲，动不动就欺君犯上。毛主席是个伟人，没有他，就没有新中国。和他比，我们都是无知的学生。我崇拜 他，我得忠于他。一个人，一辈子不会有几个真朋友。毛主席是四野的直接领导。即使我不出来工作，他也亏 待不了我。他有什么错误好承认的？有些人就是要降低他的威信。至于我怎么做，你不要管。出就出，不出就 好好呆着。你要懂得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象你那种人想的，把房子换大一点，汽车用美国或德国的，到处显 摆，还有点出息没有？女人！” 叶群还没有从这些话中完全明白过来，林彪就下了逐客令：“你出去吧。“ 叶群出去后，卫兵和她说话，她没听见。 林彪的话就象迷魂阵一样，既有热情的颂扬，又有压抑着的计划，既有类似谦虚的韬晦教导，又有无所谓的轻 松自在。叶群能感觉到微妙的幸福。她肯定：林彪没有放松。他在密切地关心着自己的安全和毛泽东的声望。 这个肯定给叶群带来充分的幸福和美好的前景。她对着林彪的幽暗的窗口说：“看来，你总有一天会进一步出 头！只要你想干，机会多的是。你是将军，你知道怎样打仗才会取胜。首长，只要你动起来，我们的位置很快 就会向前排，很快。” 叶群想错了。 尽管她制造了一些压力，但这些来自家庭亲人的压力，根本没能动摇林彪守静的决心。即使所有四野的同事都 来劝告也不行。任何人的欲望都无法动摇林彪的意志。他的态度是：不予理睬。林彪是否能够取得更高的地 位，决定于形势，尤其是决定于那个人的需要和态度。整个国家，整个党，所有的军队，甚至所有个人，都是 他的。 那个人才是林彪的主人。只有在他需要时，林彪才会行动，而且英勇善战，一往无前。那个人就是毛泽东。历 史上的重要关节，都是毛亲自动员，林彪才出来。在派他去东北作战前，毛曾经对林彪说：“你打胜了，我们 就会有一个新中国；打不胜，新中国也会有，但要晚几年，而且不一定是我们的。我等你的好消息。成功后回 来，放下枪炮，我们共同将这个千疮百孔的中国治理好。”当时林彪摇着头说：“不，我不懂治理国家，只会 打仗。打完了仗，放下枪炮，我得休息。”林彪和毛泽东握了手，微笑着走向东北战场。毛泽东当时深情地看 着林彪的背影，对其他人说：“林彪，林彪，静时如林，动时如虎。我们党少不了这样的大将。”如果说毛泽 东是猎人，林彪就是他的最得意最宠爱的猎狗。在他说“党少不了林彪”时，实际上是说他自己少不了这样一 个行动起来卓有成效的将军。 什么是美？需要就是美。 林彪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和依托。一连几个漂亮的大战役，奠定了毛泽东未来的地位。四八年九月开始，东 北野战军经过五十二天激战，消灭敌军四十七万。共产党完全占领了东北。四八年十一月，林彪率领四野入 关，完成了平津战役，从而使共军在与国民党的军事战略上占了绝对优势。那时，毛才敢于说大话：看来全国 的解放比过去估计的至少要快一年。四九年四月，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在北平谈判。五月，林彪率领四野南下， 强渡长江后挥师湖北，克武汉，下湖南，打下广州。一鼓作气，再转向西，打下南宁和桂林，又攻下海南岛。 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横扫千军如卷席。 战争结束，林彪放下了枪炮。除了到苏联养病外，在国内也不大管事。这个矮小而精明的将军享了几年清福。 直到五九年庐山会议，那个人出面说了话，林彪才又出山。出山以后，他一直精心经营部队。提出了“四个第 一”，“三八作风”，“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把解放军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等口 号，而且取得了相当多的经验。毛泽东夸奖林彪说：“军队工作，自从林彪主持以来，有了很大的改观。四个 第一好，是个创造。” 除了军队，林彪对别的事情不动声色。 林彪每天要批阅二十万字的文件，但只用一小时的时间完成。 早饭后，林彪通常是那样倒背着手，在幽暗的大厅里若有所思地漫步。地上是浅绿色的地毯，沙发是绿色的锦 缎，连帷幕也是绿色的。这种光线里充满着孤独和恐怖的气氛。在一片凄凉的绿色中，一个小小的身子缓慢地 移动着。他就象一个倔强的幽灵，既不爆发，也不熄灭，在阴间与阳世的交界处来回荡漾着。 叶群问：“你休息得怎么样？” 那个幽灵只回应了一个声音：“喔。” “江青打来电话，问你好。”叶群说。 “江青？”林彪突然警觉起来。他的浓密的眉毛下边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他没有马上说话，想把思路整理清 楚。是的，那个江青。主席不喜欢她，是有时。江青打电话来，只是向我林彪问好。难道只有问好吗？为什么 从钓鱼台打电话。自从我去年委托她召开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关系越来越密切。不知主席是怎么想的。他这 一步棋走得对吗？占领一个非常好的地形，在那里放一个嫡系力量。我是否应当回电话？不必要？必要？不， 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但应当记得这事。不知道叶群这东西还和她罗嗦了些什么…… “今天由何一伟讲文件。”叶群不耐烦地说：“人家在门口等着呢。” “那就让他进来吧。”林彪说。 他刚才走神了，没有对叶群的话表态。 “首长，这是何一伟同志，新来的秘书。”叶群介绍说。 何一伟恭敬地不无紧张地向林彪立正行军礼。 林彪挥手，示意何一伟坐下。 等了好大一会，林彪才说：“以后，进来不要敬礼。我一见人敬礼就紧张，就出汗。” 抗战时期，林彪曾经被阎锡山的兵误伤，不得不去苏联治疗。他养伤的那个疗养所里，矿泉水的硫磺含量太 高，身体瘦弱的林彪不幸硫磺中毒，染上了出汗的毛病。当时苏联人说那不是病。回国后，林彪才从自己的医 生那里得到解释：那是“神经性毛孔扩张”。这种病非常敏感，任何一种刺激都可能引起病人全身流汗不止。 因此，体质脆弱的林彪规定：凡进来的秘书、警卫等，一律不得敲门、不得立正敬礼、不得乱说乱道，以免刺 激他毛孔扩张，心情烦躁。 “是！”何一伟答应着，自己倒先出汗了。他瞥了一眼那光秃秃的头，心里咯得一下。他只记得林彪的耳朵下 边有一点点头发。难道这个面色苍白的病夫，就是曾经指挥千军万马打遍中国的长胜将军林彪元帅吗？而且现 在依然是这个军队的总指挥。简直不可思议。 “今天，我想讲一下美联社、路透社、朝日新闻等外国通讯社对我国政治形势和首长的地位上升的一些评 论。”何一伟谨慎地看看林彪，林彪正朝他点头。 “外电认为，毛泽东的大跃进完全失败后，国民生活和生产情况都很糟糕。在党内争论中，毛将权力移交给他 的朋友。这些人的努力已经使国民经济慢慢好转，至少是渡过了难关。美国猜测毛泽东主席将难以逃脱党内更 严厉的谴责并将彻底失去权力。目前情况下，正在上升的力量是刘少奇和周恩来为首的文官系统，如果他们和 首长代表的军队力量结合，将足以使毛泽东下台。但是，日本人从文化性格的角度分析，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足 智多谋的毛主席不会甘心离开类似帝王的地位，而林彪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可能与那些图谋不轨的人们结 合。相反地，如果毛要反击，他首先可能利用军队的力量。他们的原话这样说：老虎到底下山还是归山，现在 还看不出来。《朝日新闻》估计，首长掌握全国军队，四野是毛的嫡系部队。首长的地位现在很牢固。如果毛 主席重新出来工作，将会更重要。” 何一伟讲完，身上已经湿漉漉的。 “你讲的，我听得懂。”林彪问何一伟：“你身体怎么样？”何一伟说：“没什么病。”林彪又问：“休息怎 么样？”没等何一伟回答，叶群就抢先说：“这样的壮年人，还不是躺下就睡着了。打呼噜都很有水平呢。我 那年在乡下搞四清时，就碰上一位……” 林彪不耐烦了，挥手让叶群出去。他喜欢沉默寡言、善于思索的人。叶群朝外走时，林彪看也没看她一眼。他 划着一根火柴，看着火苗慢慢熄灭。他特别注视着火柴熄灭后的那一缕青色的烟，好象沉迷在幻想中的安徒生 童话中的人物。那里有一个梦境，他期待什么呢？ 火柴终于完全熄灭了，连青色的细烟也不再存在。他把火柴棒凑到鼻子下闻闻，黯然神伤地说：“我不行了， 老喽，睡不着觉，吃药也不顶事。”何一伟没有答话。直观上看起来，林彪对年轻人健康的体魄很羡慕。他拖 着湖北口音问：“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老家是怀德县的范家屯。”何一伟答。 “那地方我知道。气候很冷，冬天不好过，夏天还行。”林彪说完，又擦着一根火柴，继续他那饶有兴趣的观 察。这一次，没等熄灭，他就将火焰吹熄，照例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这样连续三次。何一伟第一次就和林彪 说了这么多，这是少见的例外。何一伟看见了林彪的沉默的力量、高傲的神情和奇怪的嗜好。何一伟猜想：他 一定迷恋战争。那火柴上就有火硝和硫磺的味道。那也是弹药的味道。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决定取消二线，并且逐步收回以前放弃的权力。由于当时的经济情况依然糟糕，陈云主导 的八字方针确实在起作用，毛泽东对经济问题几乎插不上手。政治上，中国比以前更封闭了，不仅没与西方和 解，连苏联也成为仇敌。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甚至不得不考虑对付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 喊。中国已经被毛泽东搞得没有象样的事情可做了。 所以，虽然是回到第一线，但是还不能干第一线的事情。直到一九六三年，毛泽东还是一半是主席，一半是神 仙。那两年，他游历了很多地方，写下了很多诗词。如果他能够一直保持那种情态，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他本 人，无疑都是一种幸福。 到一九六四年，林彪确认：毛要加快回归政坛的速度和程度。 那时北京上层官僚机构中的很多人已经习惯于听刘少奇的话了。最好的例子是彭真和邓小平。在一九五九年的 庐山会议上，毛对彭真的信任已经超过周恩来。前者经常在毛泽东的委托下主持政治局会议，成为炙手可热的 人物。到一九六四年，毛泽东批示的东西，如果还没有刘少奇的意见，彭真就不会执行。邓小平的地位曾经在 毛的关心下扶摇直上，当上了中共中央的总书记。那时邓对毛是言听计从。可是到一九六四年，毛的话对邓已 经无足轻重。毛泽东叹息事过境迁人走茶凉的景象，甚至愤怒地批评邓小平开会时就躲到角落里打瞌睡。在这 些人眼里，毛越来越成为不通情理的好事者。来自苏联的教训和自己的政治挫折，使毛坐立不安。他曾经说服 自己做个游仙和诗人，但没有成功。任何东西都抵御不了政治兴趣的冲击。 毛终于示意林彪：准备反击。 他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现在就睡在我身旁。 林彪知道，一个新的战役又要开始了。 受毛泽东的委托，林彪开始数算部队的实力。 三湾派没有问题，那是毛泽东、何长工、谭震林、张宗逊领导的力量。南昌派是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聂荣 臻、徐向前、陈毅的底子，但我们也有份儿。闽西派：杨成武、罗瑞卿，这是个问题。罗瑞卿已经好久不把我 当回事，却和那些人搞得很热火…… 湘赣派是肖克、王震、王首道、王恩茂他们，成不了大气候。广西百色那一派是邓小平、张云逸、陈漫远、韦 国清、李天佑的，不太可靠。湘鄂派的彭德怀、黄克诚、滕代远、刘志坚、傅秋涛、李聚奎，他们已经土崩瓦 解，另找山头了。麻黄派：徐向前、李先念、徐海东、王树声、秦基伟、李德生、谢富治、郑维山、陈再道、 周纯全。这些人势力不小，拿徐向前、李先念当旗子…… 川北派的陈锡联、尤太忠、向守志和川湘鄂派的贺龙、黄新庭分化了，很多人后来到了我的四野。晋鲁豫的杨 得志、杨勇、苏振华、曾思玉和晋察冀的聂荣臻、薄一波、刘澜涛后来有分化…… 一野系的晋绥系、陕甘宁系在军内还有很大影响。二野的太岳系有谢富治、宋任穷、秦基伟、刘丰。这些人没 有问题。太行山系的陈锡联、范朝利、张显阳、李德生。后来实际上倾向四野…… 三野仍自成体系。中原系的张震、韦国清、张爱萍、滕海清；山东系的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黄火青、成 钧；苏浙系的有粟裕、谭启龙、江谓清、陈丕显、叶飞、何志远；新四军系的陈毅、粟裕、陈丕显都控制着相 当大的兵权…… 四野系一直为主席所信任，我与罗荣桓具体指挥，力量相当可观。十二兵团：肖劲光、梁兴初、李作鹏、解 方；十三兵团：曹里怀、韩先楚、曾国华、郝忠云；十五兵团：丁盛、孔石泉、邱会作、温玉成、龙书金；政 工系：肖华、梁必业、袁升平、吴法宪、刘兴元、谭甫仁、刘贤权；东北系：林彪、吕正操、万毅、张学恩； 中原系：宋任穷、陈再道、王树声、张体学、王宏坤……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这个战争不是争夺疆域，而是争夺或保护地位。胜利，是双方的共同争取的但又水火不 相容的目标。战争讲究实力和策略。林彪的军事总管意识在不断加强。他反复计算着实力，计划着发展方向， 随时夺取一切可以夺取的阵地。 谁杀了林彪，第五章：走资派 发言人:王兆军,on2/19/20021:19:10PM -------------------------------------------------------------------------------- 文学作品：谁杀了林彪，第五章：走资派 作者：王兆军 第五章：走资派 一直有个影子在毛的面前晃动。 那个影子就是赫鲁晓夫的光头。 几千万人饿死，经济的崩溃，证明了毛泽东总路线的彻底失败，而且也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大陆社会性质的分析 的错误。尽管无知的愚民只晓得咒骂村长和民兵连长，但上层官僚和知识分子毕竟不同。他们借助四千万白骨 的磷火，借助于知识和经验，重新认识了毛泽东的路线。他们和毛泽东多年共事，了解这个社会的现实，能够 比较实际地制定政策。或者，他们具有纵横对比的能力，知道毛泽东也是个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毛泽东的 形象不可能象在下层平民中那样神圣不可侵犯。事实证明，刘少奇关于民主主义新阶段的理论，更适合中国的 实际。刘少奇的工作经验，社会分析的方法和结论，以及对人对组织的原则性，都赢得了党内的拥戴。特别是 从几乎是废墟上恢复经济的艰难，更使党内上下佩服。 一个新的核心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这时，毛泽东从地狱里取得教导，正要杀回过去的战场，作新的社会试验呢。 毛一旦决定回来，便发现了必须回来的充足的理由。以自己总是正确为参照，他发现他的政策被全面修改了， 党内思想战线和政府工作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而且有一股为彭德怀翻案的妖风，矛头就是指向当年的庐山会 议的。一个清算毛泽东错误政策的运动实际上正在进行。他们大概想借助这种方法，渐渐把毛泽东搞臭，至少 是不让毛泽东的路线重新复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所有的中央委员都会心照不宣地抛弃毛泽东，而心悦诚 服地接受刘少奇与邓小平。接受他们讲究实际的工作作风，接受他们对社会的客观准确的分析，接受他们和平 接管毛泽东的权力的方法。实际上，这些差不多已经成为事实了。 毛泽东非常敏感。他预感自己的下场可悲，但是倔强的毛不肯认输。此时的苏联，也出现了否定斯大林的运 动，专制集权的恐怖主义受到挑战，斯大林主义不得人心。毛泽东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本来对斯大林不 感兴趣的毛，现在深深地厌恶那个秃头——赫鲁晓夫。是他，否定了斯大林，将斯大林的尸体搬出高贵的坟 墓。 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事实，使毛寝食不安。他怕自己一生的功名被否定，而这种否定正在实际进行之中。即 使周围的人对他依然毕恭毕敬，也难以消除他的深切的担忧。他已经没有可能考虑自己是否正确，而只热衷于 发现谁在反对他的思想和路线。况且，退居二线，离开权力中心所带来的种种不舒服，都在时刻助长着他的担 忧。所谓的“修正主义”危险不断强化着他狭隘、残暴、自以为是和不知天高地厚的心理暗示。任何对他个人 的不敬，都会被称为修正主义。大前提已经确定：他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否定他的思 想和实践（哪怕是一部分）就是否定马列主义。 如果毛泽东只是单纯地这样想，即使没人制止，还不足为患；但他还要行动，他的地位使他不象平民的愿望那 样自生自灭或自生他灭，他想干什么就能变成六七亿人的运动，没人能制止他，连他的党都无法约束他。共产 党的社会控制之网密不通风，只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留下一个美好的大洞。谁逃脱于这个网之外，大家就是谁的 奴隶。谁也没有办法约束毛泽东，他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凌驾一切人的暴君。 恶魔开始搜寻目标。看谁倒霉吧！ 毛泽东整天呆在丰泽园里，偶尔出去看看，游玩散心。他喜欢到那些可以自由抒发豪情的地方游览。比如井岗 山怀旧，长江风浪中游泳，庐山上观赏风景。他也喜欢到湖南老家去视察。仅仅一九六五年，毛就三次经过湖 南。 第一次是路过，没有停，径直去北京参加三届人大。 没出毛所料，那次会议上，刘少奇以几乎全票当选为国家主席。当整个会堂以热烈的雷鸣般的掌声祝贺刘少奇 蝉联这一职务时，毛也抬起了那双又肥又大的手。毛从未觉得那双手如此沉重。当千百双眼睛都盯着另一个人 时，毛才相信人的精神就象可以随意飘移的云彩。那天他在面前的纸上写了一生很少写的拼音：“ＺＨＵＡＮ ＹＩ”。这个词可以同时想象为“专一”和“转移”。 服务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互相传着看了，觉得就是一张废纸，扔掉了。 毛失眠了，不断地做梦。那种半睡半醒状态的梦最有魔力，搅乱着他希望睡觉的意志。林彪的话，赫鲁晓夫的 光秃秃的头，彭真坐在那里看比武，罗长子向刘少奇微笑，雷鸣似的掌声，专一？不，转移…… 所有的那些人，都举手，都鼓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不鼓掌呢？甚至连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鼓掌呢？是习惯势 力？还是利益集团？是的，这是一个集团，一个阶层。党内这些当官的，应当有个名称，叫贵族集团？行是 行，可是应当有个再好点的称呼。“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的，还是后者好。这个名字最初大概 还是陈伯达起的。不管谁起的，适用就好，叫党内走资派吧。我们的矛盾就是和那些走资派的矛盾。这些人将 否定中国的马列主义。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他相信自己是代表人民的，人民是认定跟着他的。 就在这个尚未开完的会议上，毛和刘、邓发生了争吵。 头天晚上，邓小平面上带着那种诡诈的笑容说：“主席这些日子累了，休息休息吧。明天的会就不要参加 了。” 毛泽东发现邓的微笑中似乎露出一星半点的调侃。他最受不了这种嘲讽的表情。怎么了？你们已经天下在握， 不要我出来了？软的，硬的，都叫我老实呆着？看你们这些弹冠相庆的猴子，未免高兴得太早了！我毛泽东要 叫你们知道：船破还有三千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通过将要以中央文件下发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若干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 是毛写的，在关于运动的性质上，刘少奇和毛泽东争吵起来。 毛泽东是不容许针对他的权威争吵的。他决定，要给刘少奇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生气 地将两本书朝桌上一扔，说：“今天我带来两本书，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我是党员，也是公 民，我还有说话的权利吧！” 人常常只在权利受到危害时，才想到章程和法律。但是，毛泽东是主席，他想起那个工具，拾起来就能用。平 民百姓遇到不平，上哪里说话呢？即使《党章》摔碎，《宪法》拍烂，怕也无人会意，无人理睬吧！ 当时，会场上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毛讲话了很多话。他的中心思想是：四清就是要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民大众与这些人的矛 盾是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我们共产党的路线就是群众路线。站在大多数群众的立场上， 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明确自己的职责。 刘一直夹着尾巴做人，象个童养媳似的。即使如此，也还是难以使毛满意，更不要说反唇争吵了。可刘少奇那 次偏偏就和毛争论起来了。鉴于过去的教训，他不能容忍毛泽东再一次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错误的影响 全党的分析，他也不愿意毛泽东突如其来地将已经基本收拾好的烂摊子再一次打个人仰马翻。这不是关系他一 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是不是还要死掉几千万人的历史责任问题。他没有让步。他知道全党都看着他。他必 须说话。 他没有看毛的眼神，没有察言观色，径直向大会代表说：“关于运动的性质，我还是认为叫两条路线的交叉， 或者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好。这样有利于教育干部和群众，有利于扩大运动的成果。我们以前有过教训，必须 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有个大体准确的估计。” “这才是你的真话呢！”毛怒气冲冲地重申自己的主张，严厉地指出党内走资派不仅基层有，各个阶层都有， 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都有这样的人。这次四清运动就是要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打击那些在农村掌权的阶级敌 人——党内走资派。法不治众嘛，就要搞运动。同时教育群众，我们共产党不会官官相护，搞封建社会那一 套。我们和这些人的斗争还刚刚开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时是你死我活的，是很激烈的…… 毛一发火，大家知道事情弄大了，不再吭声。 问题就出在这里。皇帝一发火，龙颜大怒，大家就不敢说话了。 于是，关于社教运动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最终以毛的意见通过。 刘、毛之间这次公开争论，在党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大多数人觉得那不过是毛泽东一时的不高兴。但 是这件事使毛对刘少奇非常恼火。毛确认：此人不等我死，就会否定我的全部思想和实践。他就是中国的赫鲁 晓夫！ 大会开完，刘少奇虽然检讨了，但毛的愤恨却没有冰释。 余怒未消的的毛泽东决心搞掉刘。 刘少奇意识到了毛的意向。几年来，甚至说几十年来，许多事情都说明毛本性难移。这个浪漫的，喜欢拿中国 和中国人民乱搞试验的领袖，并没有吸取大跃进的教训。他不仅仍然热恋着那个初级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而且 有一意孤行的趋势。刘少奇坚信，毛泽东对现实社会的分析是错误的，如果按照敌我矛盾处理干部中的官僚主 义和轻微经济问题，会伤害大批干部，会造成又一次难以挽回的损失。他决心阻挡毛的新错误。 但是，一个由这么多人，经这么多年造就的领袖，谁能阻挡他的意旨呢？文化的传统和政治的体制足以将蚯蚓 变成龙，但是却没有一个限制龙的笼子或者链子。造成这种情况的，包括刘少奇自己。是他首先提出的毛泽东 思想，是他要求将这一点写到党章里边。养虎为患，咎由自取，恶果先由他自己尝。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所说 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刘少奇找不到限制毛泽东的有效措施。他第一次为这个体制感到沮丧。 唯一能够使用的办法大概是选举。刘少奇相信选举，他希望在下一次党内大会上将毛泽东合法地选下去，叫这 个做事没有任何章程的喜欢胡来的人远远离开政治，那样中国人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毛不喜欢开会和选举。除了吵嘴，他不相信会议上能解决什么。他倒是经常担心会议会引出坏结果。即使象遵 义那样的会议，结果也不理想，其他会议就更不要说了。苏联的修正主义就是借开会完成的。从二十大到二十 二大，赫鲁晓夫打倒了斯大林，而列宁和斯大林的成功是在车间里和战场上。毛泽东相信自己的成功是在乡村 根据地和战争建立政权。 现代社会需要这种形式。形式是文明的胎衣。人必须作出和形式相和谐的举动。一旦到了大众跟前，就会装模 作样，连野兽都得斯文一些。毛无法取消这种形式。眼看着八届十一中全会即将在八月召开，时间非常紧急。 如果在此之前没有变动，会议上出现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毛就可能玩完。 如果能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毛泽东的地位重新确定一次，组成一个更加实际的，有一定理智程度的领导 班子，也许是最好的办法。这个会议明年就要召开了，要不要这样做，如何做，都要马上决定。他打算先找邓 小平商量会议的内容、时间和开法，然后再作进一步的努力。 同时，毛泽东也在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 一切封建帝王在完成暴力夺权以后，都会由依赖外臣变为依赖内戚，毛泽东也是如此。建国之初，那些在开国 中建立功勋的将军和谋士必然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们有时会恃功自傲，不把帝王太当回事。于是帝王的权 力发生倾斜，王权不稳，它需要平衡。平衡的力量在哪里呢？只有在自己家族和宫廷里边寻找。这就是所谓内 戚。等到内戚，包括太监和皇族，乱到一定程度，外臣就会帮助皇帝造反，重新肃清朝政，就象后来叶剑英等 捉拿四人帮一样。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感觉到外臣的威胁。后来，这个阴影就再也没有消失过。他要除掉那些 因为过去的军功而获得巨大权力的诸侯——被他称为党内贵族和走资派的人物。除了自己的声望和林彪的军队 以外，毛泽东能够使用的力量已经不多了。在他决计进行那个“伟大斗争”时，便首先把江青放出来搞样板 戏。打仗要靠亲兄弟，上阵还靠父子兵。毛泽东开始使用自己的家将和内戚，既说明他的势力已经不多，也说 明他对别人的疑虑大大增加了。他本来不喜欢江青，可是现在是蜀中无大将，只好拿廖化作先锋了。 江青愉快地答应了，积压了几十年的热情、愤怒、才华和野心，一起膨胀起来。 江青其实是个可怜的人。这个被人咒骂的女人，是个掉到深渊里的羔羊。那件荒唐的历史故事——因为莫名其 妙的原因取缔她参政的权利——至今仍被很多自封为正人君子的人称颂。甚至那些自由主义者，那些女权主义 者，也掉进五千年文明的陷阱，认为江青不应当参政。几十年前，延安的那个决定，有些人即使不特意赞美， 通常也会给以会心的理解。这个故事曾经象生理缺陷那样压抑着江青的尊严，如影随形地跟踪她，监视她，嘲 笑着她的人格和失去的权利——那本是每个人都应享受的权利——不是特权，而是基本的做人的权利。 那个东西就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作出的“不准江青作为主席夫人出面”的决定。 到底那是个明文规定还是君子协定，连江青也说不出来。那个密而不宣的家法，就象《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那 个扔尸的阁楼。江青好象违反家法败坏门庭的荒唐女子。全党都知道那个决定；所有头目都可以带着老婆出入 公开的社交场合，甚至接见外宾，只有毛不能。 潜台词就是一句话：她有“见不得人”的事。 那见不得人的事情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大恶大丑呢？ “你们凭什么要做那个决定？”江青不止一次问毛泽东：“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都是他们那些人搞的。”毛泽东不解释那个城下之盟，一推了之。 江青毕竟是从上海出来的。她接受的文化影响远比延安的农民首领丰富多采。稍微从那个中央决定的表面挪动 一点点，江青就发现字里行间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可是，当她发现黑洞时，已经身不由己了。她在那里呼喊、 叫嚣、挣扎，没有用，所有的声音都被红色的古堡吸收得干干净净。延安的土窑洞里没有小资产阶级的回声。 她曾经向延安中央写过一封信，表达她的无限的愤怒和抗争的情绪。 ……难道是因为我江青的出现，才导致了毛与贺子珍的离异吗？贺子珍骂我，骂过很多女人，甚至骂过美国朋 友史沫特莱。她为什么不骂自己的男人呢？毛泽东也不是头一回这样。当初他和贺结合时，杨开慧不也还活着 吗？为什么当时没有给贺子珍这样的限制？为什么？ ……难道因为贺是参加过长征的革命战士吗？她是革命的，难道我江青从上海到延安就不是追求和参加革命 吗？在来延安的途中，我差点被逮去坐牢，难道没有危险吗？只有扛枪的军人才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 就不算革命？ ……那个决定的根本的一点是领袖不能娶‘戏子’！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肮脏的东西我最 明白。这个决定是你们歧视文化人、歧视平民、歧视再嫁妇女的封建意识的大暴露！周恩来、朱德、任弼时， 都是促成这个决定的干将。我要求他们主动站出来，取消那个败坏共产党声誉的规定！ ……你们不是承认自由恋爱吗？你们不是不反对再嫁吗？如果我和毛的关系不是基于情感而是因为权力，那么 谁拥有这种权力，谁应当受到批判；如果我们的结合是本于感情，那么谁也没有权利责怪和打击我们。在解放 区做出了这种谴责和限制自由婚姻的决定，出现了‘处女等于贞节’的封建写照，真是你们的羞耻！我郑重要 求，收回那个决定，给我一个女人，一个女艺人，一个人的权利！ 周恩来拿着信到了毛那里。 没等周说话，毛就先问周：“你是喝过洋墨水的，你认为这事办得如何？” 周捋着胡子，微笑着说：“当时大家是出于保护主席的威望。非常时期嘛！” 毛苦笑着。在浓重的烟雾中，周看见毛泽东眉心中那被痛苦折磨着的坚韧。 过了好一会儿，毛才说：“这信就象泼妇骂街。没有这封信，我还常常为她遗憾。现在看来，那个决定是需要 的。即使单单针对她信中所流露出来的对农民革命队伍的偏见，也应当约法三章。四个棱的木头，不从圆孔里 走一走，哪里知道一个眼的婆婆也是个娘！” 毛忍受党内势力对他私生活的公然干涉，正是喜爱江青的明证。他不能忍受贺子珍的性格，可是支持贺的那些 人又是一起长征过来的战友。违心地接受限制，本不是毛的性格。但他必须接受周恩来那些人的围击，为了安 慰那些长征过来的红军。他们讲的是义气。 江青每想到这一点——毛宁肯牺牲自由也舍不得她——就觉得平衡些。毛看得起的女人有几个？毛为谁作过这 样的牺牲？那是个宁他负天下人也不让天下人负他的人，能这样委曲求全，已经不容易了。这使江青得到充分 的安慰。那是从地狱的瓦砾上反射出来的人性的残光。 同时，江青也深知：毛是不会吃亏的。今天受到屈辱和束缚，明天他会报复。根据这个逻辑，江青相信自己会 有出头的一天。等到那放虎归山的日子，看我江青不把这怨恨一股脑儿倾泻出来，打得你们人仰马翻——我们 妇女要解放！ 那是漫长的等待，那是旷日持久的折磨。 封建法规，象一道铁箍，箍在江青的头上。尽管她不认可这种权利状况和生活方式，但她必须忍受。她投奔延 安的初衷不是去做一个押寨夫人，而是要革命，是渴望一个辉煌的社会图景，追求妇女（当然首先是自身）的 解放。可她万万没想到，刚踏上这条革命道路，就被革命者钉上了耻辱柱，而且是陕北高原上一根最高的耻辱 柱。这个荒唐的世界啊！ 没有人听她的呼喊。 被压抑的情绪越来越浓重，越来越激烈。 自然生命对自由向往的躁动，被压抑的雌性疯狂如野兽一样冲突着江青。 她找机会骂人，发泄那些不可言传的激情。她很难有五分钟的安静。她的脸色说变就变，谁都会觉得她叫人无 所适从。高兴时，她将毛的随从人员看成兄弟姐妹，和他们一起说笑，一起打牌，还为毛的警卫长织过毛衣。 可是这样的感觉通常很短。那些人在她眼里会突然都变成没有脑子的虫。她咒骂他们，有时罚他们到外边站一 个小时。 领袖的光环被夫妻间的龌龊消化了。一个人赤身裸体，将身体的一部分进入到那个女人身体中去，并且得到异 常的欢乐后，他还能保持不可仰视的威严吗？一个女人，承受和欣赏了一个男人的癫狂动作和热烈的爱后，她 还会惧怕床上搅成一团的男人吗？不。 她所能记得的，就只有丈夫的权力，自己的处境，以及那些没人性的规矩和没有章法的制度。在所有她看不顺 眼的东西中，最叫她恶心的是农民的狭隘和守旧。她就象一个固执的商贩，越是不准她进入市场，她就越要大 声吆喝，即使走入黑市她也不在乎。你们不给我留条路，我就不择手段。破罐子破摔，老娘就这样，拿钱你 收！ 积怨越来越多，释放的渠道越来越少。 这种日子耗尽了江青的青春和才能。 江青每天都想找机会酣畅淋漓地哭一次，或者做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杀几个人也行。不是真的为了什么目标， 首先是要发泄这几十年积压的愤怒！ 随着共产党的节节胜利，江青挣扎的力量越来越小。 毛在现实中的成功，使江青开始怀疑自己一向坚持的挣扎的合理性。 共产党建国以后，宋庆龄要求和她心爱的人结婚。这个年轻的寡妇在丈夫死后曾经倾注了热情从事中国人民的 解放。她知道蒋介石不是东西，以为反对蒋介石的就是有希望的。后来她看见了很多现实与历史的相似，新贵 与老贼的相同，失望了。她是真正受过自由思想的深刻熏陶的人。她追求自由等于生命。她渴望爱情、友情和 事业。她也更积极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人、而不是作为猪狗的基本权利。 可是当她提出结婚时，却遇到共产党上层的一致反对。 他们要她保持孙中山妻子的名称。他们需要一个国母，不缺一个幸福的家庭。 仅仅因为统战的需要吗？不，其中还有类似不准江青参政的的意识作怪。只准江青结婚不准江青参政和只要宋 庆龄参政不要宋庆龄结婚，这两个强权干涉婚姻的事件包含着一个难以启齿的腐朽意识。包揽这件事的最积极 的说客就是周恩来。周和毛将宋庆龄的生活置于不死不活的状态：有爱人不能结婚，有孩子不能当妈妈，有丈 夫还要冒充寡妇，没有自由还要被人当做充分自由的领袖。 这件事给江青的打击不亚于当事人。江青最终承认了命运。她想：既然宋庆龄也这样了，就这样吧。也许他们 是对的，大人物，名誉最要紧。这是江青最后一声叹息。虽然她的潜意识中还有很多需要发泄的东西，但在政 治上，她顺从地依附了那个征服她的势力。她后来的叫嚣都不再是追求理念的精华，而只是发泄人性的未经雕 琢的情绪。谁碰上这个情绪谁就倒霉，而最容易唤起这种情绪的就是使江青记起那个残酷的决定。 在皇帝的扶持下，皇后的戏剧的改革获得巨大成功（那一定是成功的）。革命样板戏无一不是灿烂如明珠。江 青被作为光辉的文化革命旗手大显风光。这使江青得陇望蜀。一九六五年，江青向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提 出，要在军队内部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 罗瑞卿请示了军内那些老将领（唯独没请示林彪），老将领老大臣们借口延安有过决定，拒绝了江青的要求。 被拒绝并因此重新揭开历史伤疤的江青，对罗瑞卿十分恼火。江青恨罗长子，恨一切与那个决定有关并继续执 行那个决定的人。当天晚上，江青在家哭了一个多小时。 毛泽东问警卫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说不知道。 毛说：“你们去看看，安慰安慰嘛。” 文学作品：谁杀了林彪，第六章：第一头肥羊 作者：王兆军 高大魁梧的罗瑞卿是个热情能干的组织者。 毛对他的看法起初并不坏，这使罗不久就当上了总参谋长。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叫毛泽东很不高兴。那是中共建国初期，刘少奇和周恩来决定将警卫师改为公安师。虽然 总的力量没变，只是换了个名字，但是事先没有让毛泽东知道，还是引起毛的不满。毛泽东为没能预先知道这 事而非常紧张，事后多次敲打过与此事有关的人，其中包括罗瑞卿。罗瑞卿一再检讨，反复说明，将责任都拉 到自己身上。 毛说：“鱼既然到了你的爪篱，你就吃了吧。恭敬不如从命。” 罗瑞卿嗫嚅道：“我瞎长这么高，瞎活这么长，净办错事。” “我要是硬给你抢下来，你会更难过。”毛泽东朝沙发上一仰，宽厚地说：“在其位，谋其政。既然已经当 了，干就是了。但你要记着，欠我一笔债。” 罗连连答应。罗知道毛对兵权敏感，但没想到如此过敏。 他从此更加小心，而且随时准备将功补过，叫毛泽东高兴高兴。 有一天夜里，毛临睡前突然打电话把罗瑞卿叫去。 罗猜不出毛这样半夜传呼他，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事。 看着那个权力的宝塔尖，罗瑞卿说不出多么紧张。那是高耸入云的权力，任何人都不能有非分之想，甚至不能 叫领袖怀疑有非分之想。他感到恐惧，感到凶多吉少。那个人虽然也是人，但他是至高无上的领袖，他随时可 以罢免任何人，只要一句话就行。罗瑞卿想叫司机开慢点，以便能够充分地分析形势，确定对答的方法和内 容。 他很快就理清了思绪。他确信这样一点：自己充其量就是想成为朝臣中受宠的一位，绝对没有胆量推倒那个 塔。说到底，那也是他本人的生命价值所在。参加了一个党，这个党胜利了；保卫一个政权，这个政权成功地 控制了整个社会；效忠于一个领袖，这个领袖享有无比的威望。人生如此，这也就够了。 他没有叫司机减速。 到了丰泽园，发现毛主席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话说。他随心所欲地说了一些关于高岗的事情，就打发罗瑞卿走 了。直到离开那个阴森的小院子，罗瑞卿还是摸不清将要发生什么事。他只是感觉到，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正 在被最高层密切注意。为此，他不寒而栗。 不久，高岗打电话要去罗瑞卿那里谈谈。 罗瑞卿预感到加倍的不祥。从毛泽东的口气里，他知道高岗近来与毛泽东不睦。不仅和毛泽东，似乎和刘少奇 更不融洽。高岗位居东北，权势显赫，如果不谨慎，一定会被毛刘怀疑有二心。这个想法如果出现在刘少奇那 里，也许不是非常要紧的；如果出现在毛泽东那里，就将大祸临头。 罗瑞卿急忙说：“你不要到我这里来，我去找你吧。” 高岗说：“好。我等你。” 罗一边穿衣服，一边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毛。 毛说：“很好哇。长子，你快去，看他说什么。” 那是一九五四年，当时高岗热心搞部长会议制，毛不同意这种集体领导。反对这种制度的，也包括刘少奇。当 时很多人认为高岗是想利用部长议会制度扩大诸侯的权力，限制中央在党政方面的集权。也有人认为这是高岗 自恃才高，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取得的地位不满。但是，无论是对谁，这种制度要求都被毛泽东认为是地方诸侯 向中央要求权力。当时高岗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又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和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人称东北 王，毛岂能不妨。 罗瑞卿是喜欢刘少奇的。这个人宽厚，律己，工作能干，思想有水平。和刘少奇在一起，罗觉得每天都在为国 家做事，丝毫不敢松懈，不敢狂妄。如果说对毛泽东是敬畏，对刘少奇则是敬爱。和刘少奇在一起很放心，他 不会突然将人整掉。如果高岗想整刘少奇，罗瑞卿是不会买帐的。至于反对毛泽东，更不行。 也许罗将这种情绪外露了。高岗打量了罗一眼，好象看出什么问题。 尽管罗努力镇静，装作没事的样子，高岗还是没和罗瑞卿谈正经事情。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高岗问：“听说西洋参去火，你可以试试。” “去年有人给我一棵高丽参，我用它浸酒喝。”罗说：“就那么回事。” “我现在用西洋参。”高岗说：“西洋参平和。你要不要弄一点试试？” “不用了。”罗瑞卿说：“我还是相信锻炼。我天天都活动活动，而且基本吃素。” 天天锻炼，基本吃素。这都是毛泽东的生活信条。高岗听了，没再聊身体保健，话题转移到东北地理与风景， 风俗与典故。高岗提到当年和罗一起剿匪的故事，罗询问了东北土匪残余的活动情况。谈话虽然不投机，但是 也没有什么别扭；虽然没有别扭，但也都感觉到了隔阂。 从高岗家里回来，罗瑞卿马上向毛汇报。 尽管汇报得很详细，可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毛安静地抽烟。他的沉默好象在说：“难道就这些吗？难道什么事也没说吗？“ 罗瑞卿这时才觉得懊丧，好象中了高岗的奸计，又好象是自讨苦吃。本来想就高岗的谈话立功的，可是他们都 老奸巨猾，使罗两头扑空，反而叫他不好做人了。 毛安慰罗瑞卿：“谁叫你不当他的人呢？如果你上了贼船，就有可谈的了。” 罗总算得到点东西。高相信不相信他，无足轻重，难得的是毛泽东不怀疑他。 罗瑞卿继续当他的公安部长。在他的工作表上，毛的安全是最大的、排第一位的。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出去视 察，罗瑞卿先去沿途侦察；五八年毛去游泳，罗瑞卿先去试水。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任何行动，罗都是紧跟照 办。罗用实际行动渐渐弥合了过去那些不愉快。他的极端忠诚的表现赢得毛的信任。 罗瑞卿记得，毛曾经表扬林彪说：“林彪同志在北京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很好，文章写得很有力量。文章原是 找人替写的，林彪看不中，自己亲自写。自己写的就是好，有分量，观点鲜明。这些话，你能不能讲出来？” 罗说：“我一辈子也讲不出来这些话。” 毛说：“不会讲，要学嘛。要读点马列，包括普列汉诺夫。” 罗当时很紧张。因为林彪那篇文章当初就是找罗瑞卿替写的，林彪觉得不行，才自己动笔写了。罗不知道林彪 是否已将实际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如果交代出来，怕增加毛的反感；如果林彪并没说，这事也许就过去了；如 果林彪已经说了原委，自己反倒态度暧昧，毛就会更怀疑¨¨ 他最后决定对毛说明白。 毛听了罗的叙述后，说：“林彪并没对我讲这个事。你没当捉刀人是对的。我劝你今后也不要当这种人，这种 人在西方被叫作‘鬼写手’，很不好听。” 罗很庆幸。他相信自己的坦率已经赢得毛泽东的好感。只要他信任就好办。如果毛喜欢，即使将所有的家私都 说出来，可能罗也不在乎。毛泽东的指示使得罗瑞卿轻松，而且林彪看来也不是那种喜欢多事的碎嘴巴。既然 如此，还有什么担忧的呢？ 一回到北京，罗瑞卿就请陈伯达开了三十本书马列的书，开始了他的新政治学习。 罗瑞卿后来把学习心得写给毛泽东。 毛批示了罗瑞卿学习马列的材料，叫军队高级干部都学这些著作。 公安部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的走红，引起林彪的严密注视。就武装力量中的地位来说，罗是仅次于林彪的人 物。林彪肯定，罗瑞卿不向他靠拢，只到毛泽东那里献媚，不仅是不把他放在眼里，而且大有夺取更高权力的 趋势。从各方面的情报看，罗瑞卿已经得到军政上层非毛派人物的一致赏识，甚至是毛本人的赏识。他和那些 与林彪不一致的人往来频繁，致使林彪认为，罗瑞卿越来越不把他当回事了。据说，罗到林彪家看望，事先也 不告诉。叶群说罗瑞卿“要么不来，来就搞突然袭击。” 尤其令林彪难以容忍的是，罗瑞卿针对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大搞军事技术训练，还组织了军队和民兵的比 武。那首“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林彪唱得心烦意乱。而且，罗瑞卿不止和一位元帅说过：“林 彪不工作，又不放弃权力，只会搞空头政治。” 连出身四野的人都这样，这个军权还怎么掌！ 林彪的不满变成愤怒，继而变成宰人的计划。 “这样下去不行！”林彪的情绪转化为理智，理智没有否定情绪。 “这个罗瑞卿，我们什么时候亏待过他了？”叶群说：“他原是四野的人嘛。” “你懂什么？”林彪呵斥老婆。林彪相信派系，但更注重忠诚。 于是，这个被称为“黑土地之狐”的将军发现了第一个猎物。 一有计划，他就平静了。 正在这时，罗长子碰到江青的枪口上了。 就在罗瑞卿和老将们拒绝江青时，林彪联合了江青。 林彪的决定出于两个原因：既然和毛泽东是生死与共的忠臣明君，就要全面忠于他，不仅保毛，而且要让他的 家属光彩照人。这样难堪的束缚，是那些家伙蓄意败坏主席。林彪要为毛打抱不平。他相信，中央老是压制江 青，不是毛的本意。既然毛泽东自己不好说这个话，朋友就应当代替他说出来。至于所谓过去的决定，林彪不 相信那些。 正如林彪所想到的，毛本来不愿长期压制江青。因为江青不能参政，他少了一个重要助手；在别人的老婆如狼 似虎活动时，他觉得自己屋里的“那一个”本来并不弱；而且，限制江青，也就是对他本人的束缚。用人之 际，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相信林彪的聪明，不用暗示，林定会处理好。而作为国防部长的林彪，不能容许总参 谋长无视他的权力。他要借助这个事件，强调自己的地位。 有一天，林彪最忠实的伙伴刘亚楼到毛家湾看望林彪，并且劝林放弃一些权力给罗瑞卿。叶群以为会激起林彪 的嫉恨。可是林彪什么也没说，脸上没流露出任何表情。林彪证实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了。他下了搞掉罗瑞卿的 决心。之所以等待，是因为他要将罗瑞卿放在毛的炒饭锅里一起煮熟。 在江青遭到罗长子拒绝后，对江青的支持将对搞掉罗有好处。林彪开始行动。 第一件大事就是委托江青召开的全军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件吆喝出去的事对江青的政治生活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她第一次从黑色的幕布后面走出来，以毛泽东夫人的声望开始活动了。林彪的这个恩情，江青记在心 里。她要在某个时候帮助林彪。 当林彪看见毛泽东决心搞掉刘少奇而必须借重军队时，林彪从苏州到上海，拜访了毛。 两个朋友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差不多的感觉：既有恃无恐，又觉得不大可靠。这种共同的心情使他们谈得非 常投机，而且达成了非常牢固的同盟。林彪说：“军队内和政府内都有相当一些人，对我们不放军队有看 法。”毛说：“这是他们最后一个不满。等我把军队给了他们，他们就高兴了。”林彪说：“有一部分已经在 他们手里了。罗瑞卿不搞突出政治。他相信军事比武那一套，好象我们都不会打仗似的。中国有赫鲁晓夫式的 人物，平常睡在我们身边，好象谦虚恭敬，可是有了权力就不一样了。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军队也 有危险分子，我最担心的是政变。现在中央军委是贺龙和罗长子主持日常工作，他们有权调动一个团。在北 京，一个加强团差不多等于一个师。如果突然生变故，他们能在一夜之间将政治局委员都抓起来。所以光有比 武不行，思想不好，武艺越高越坏。在山东比武时，连彭真都被邀请参加。北京市的头头要管军队，有人支持 他这样干，大概他以为快成功了。” 毛正担心罗瑞卿和刘少奇、彭真他们一起搞政变，听了这话，顿时敏感起来。他想起江青的那些话。江青不止 一次提供罗瑞卿和刘少奇、贺龙他们搅在一起的材料。尽管江青的意见可能有点情绪化，但可以理解。如果没 有政治上的顾忌，罗没必要拒绝江青的要求，不就是开个座谈会嘛！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件事情只能说明，罗 和那些老将已经是一个锅里摸勺子了。他怕得罪他们，只好压我的人。 毛泽东突然想起另一件事来。一九六四年济南观看大比武时，向他汇报情况的是贺龙，而向刘少奇汇报情况的 是罗瑞卿。毛注意过他们的表情。他们，罗瑞卿和刘少奇谈得非常融洽。刘少奇近来经常代表毛出席军事会 议，贺龙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连和军队风马牛不相及的彭真也去看比武。 那时，毛就觉得其中有鬼，但没有现在这样明确。被林彪这样一说，毛突然警惕起来。毛同意林彪把罗长子拿 掉。 但毛并没有马上点头。他想试探一下林彪的底牌。 毛泽东装作对林彪很亲近的样子，问：“拿下罗长子，你打算让谁干？” 林彪心不在焉地说：“这件事，得主席决定。” 毛挥挥手说：“干吗这么小心？给我提个建议也好嘛。” 林彪设身处地地说：“我是这样考虑的：有些部队，是我们的基本力量。多少年了，没有问题。现在的任务是 尽量团结各个山头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五湖四海。” 毛深深地点点头。 林彪推荐了一个不是四野的人物——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在杭州通知林彪，同意听取叶群关于罗瑞卿不突出政治的材料汇报。就在叶群汇报 以后，罗瑞卿和贺龙到了上海，毛马上让罗瑞卿和贺龙来谈中央军委的工作，而这两个人偏偏大说比武的好 处，有时还影射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的代名词——将使军队丧失战斗力。 毛佩服林彪的发现。他自己也看见了，相当一批人正在党、政、军各个方面努力限制和清理他的影响，另搞一 套。对军队突出政治的蔑视，其实就是对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反感。毛泽东听江青说，胡耀邦曾当众问林彪： “突出政治真就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引起周围的人大笑。毛泽东当时对江青说：“那是桀犬 吠尧。你不要随着说。” 这次汇报后，罗瑞卿和贺龙的政治生命差不多结束了。毛说干就干。他先在上海开会，批评了罗瑞卿不突出政 治和向中央要军权的“错误”，然后以“调动工作职务不变”为名，将罗瑞卿的兵权立即除掉。总参谋长一夜 之间就完结了。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林彪宣布撤销罗瑞卿军内一切职务。 一只肥羊就这样一下子被终日潜伏在洞窟里的狮子盘倒，生生地吞下去了。 别看林彪个子不高，但他胃口很大，吃掉几万、十几万人是平常的事。 突然被赶上架的杨成武，象一只胆怯的鸭子，反复强调自己能力不行，想让叶剑英当总长，他当副手。但是林 彪没点头，毛也不说话，杨的请求没被通过。杨成武只好答应，但特别请王尚荣出来当副总参谋长，管作战。 毛从来就是自信，自信自己的能力、智力和权力。即使在他退居二线后，也仍然有指鹿为马的威力。彭德怀事 件后，已经没有什么人敢于和他唱反调了。会议上，所有的人都看毛的眼色行事。当林彪指责罗瑞卿用学马列 冲击军队学习毛著活动时，只有罗本人反击这种诬蔑，不仅在座的人都不出声，连表扬过自己、对比武亲自作 过批示的毛，也表示沉默。 当最后罗瑞卿知道无法争辩，默默地向那些老帅们投去哀怨凄惨的一瞥时，没有人和他说话。当时叶剑英哭着 离开会场，不忍心看他即将身陷囹圄。事实上，罗瑞卿一回到北京就被抓起来了。 毛心里很清楚，他让林彪沾了一次便宜。 事后，他告诉林彪：“罗瑞卿反对你，但是不反对我。要官、比武、不学我的书，这些事说大就大，说小就 小，其实都可以挂起来。对罗瑞卿，还是应当教育。回去再说吧。” 作为答谢，林彪对毛说：“你是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领袖。北京是我们的首都。我劝主席到北京 去安营扎寨。” 毛沉吟半天，问：“你觉得现在去北京，安全吗？” 林彪说：“我建议将一支可靠的部队调到北京去，那样主席可以万无一失。” “调那个军队？”毛泽东追问。 “这要主席下令。”林彪机警地回答。 -------------------------------------------------------------------------------- 《谁杀了林彪》第七章：风声雨意 王兆军 第七章：风声雨意 一九六六年初，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湖南。 他本来打算多住些日子，想把几件事情处理一下。 一是到老家看看。从二线杀回来的红色复辟行动开始后，进展一直不很顺利。 一九六二年，他暗地里唆使江青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文化部先就不同意。他 们难道不知道江青是毛泽东的老婆？知道是知道，可是还有比毛泽东更有势力的人 物。能扶竹竿不扶井绳，人就是这样。后来她去找《人民日报》的李希凡，想请他 写，人家也不写。江青抱怨说：“当年那个敢批俞平伯的小人物，现在是中人物， 甚至大人物了。人家不干。”毛泽东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不是先前了。” 象这样的事情，多得是。北京这座城市，毛泽东几乎拱不动了。刘少奇才经营 了几个年头，就这样水泄不通针插不进，真也是本事。大跃进之后，上层很多人对 毛泽东的不懂经济擅于幻想喜欢胡甏已经形成了共识。对比毛泽东，刘少奇的思想 就实际得多，工作作风也比毛泽东扎实得多谦虚得多，容易相处。这些因素，使刘 少奇很容易就建立了自己的基础和威信。那些原来是毛泽东朋友的人也都领教够了 毛泽东叱咤风云游龙性格，开始投靠做事认真细致的谦谦君子刘少奇了。 毛泽东非常恼火。他完全陷入自己性格中的弱点中去了。这个弱点就是：越是 干不成的事情，他越是想干成；越是轻易能够成功的事情，他往往放弃。一般人 想，一件事情难以做成，要么是自己能力有限，要么是那件事情根本就不应当做。 成其能成者，不成其不能成者，顺其自然，就是顺从天意。可是毛泽东不同。如果 一件事情没费多大力气就做好了，他觉得索然无味。如果一个对手很容易的就被打 倒了，他觉得对自己是一种羞耻。他形容自己是一条专啃干骨头的狗。 他坚决地要返回第一线，要重振雄风，内圣外王。他就象一头倔强的驴，为此 不惜一切。在他认定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时，刘少奇还不知道自己和毛泽东 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实质。不久前在四清性质上和刘少奇发生激烈争吵后，毛泽东决 心尽快将这个敌人，连同他的那些羽翼，一起除掉。党内的，政府内的，军队里 的，上上下下，一个不留。 这是一场巨大的战役。因为这不是简单地清除一两个人，而是要清除一大批， 而且不能用行政命令和简单的军事行动去做。要名正言顺，叫人说不出不是来。而 且，中国也确实需要一次普遍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他想。既然如此，三年五年 也许弄不完。应当在大战役打响之前再到老家去看看。那片土壤中洋溢的气息是产 生这种性格的基础。他要再闻一闻那块土地，检查一下自己的根基，就象水手出海 前要检查锚和舵似的。 第二，是想去看一位算命的道士。 毛泽东相信风水命运，但是敢于向命运抗争。一句话，信而不服。母亲信佛， 将因果报应的种子扎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毛泽东本人则什么都信，什么都不信。 儒家那些东西，不用说了。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从精英价值到参与意识，他 即使嘴上不承认，实际上是接受了。他偏爱道教，尤其是道教中的邪门歪道，他觉 得最有意思。他喜欢道教的出世与入世说，多次赞扬朱光潜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 世的事业”的说法。文学上他喜欢庄子那种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风格，也喜欢老 子那种激烈与慷慨。他喜欢悲剧，佩服悲剧的力量。《红楼梦》展现的悲剧力量叫 他叹息再三。他认为如果用道教的宗旨，而不是用佛教的色空说来写，这部小说将 会更成功，更中国化。 因此，他从来不轻视方士与卜者。衡山有一道士，多少年前就知道他很灵，一 直想见识见识，可惜没有机会。他这次要去找那个道士算命，请教几个问题。可信 则信，不可信做个参考，心中有数也好嘛。 然后到井岗山游览。 那是毛泽东的发迹之地，起事之所。每一次看井岗山，都有奇特的热情奔涌出 来。毛泽东把自己的一生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从湖南江西开始的农民起义，辗 转几十年，将敌手打倒，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另一件事情就是将要正式开始的文 化大革命。他要将对手搞得绝对完蛋，连小岛那样的地方都不给他留下。蒋介石虽 然坏，但是公开地和我干，不象刘少奇，和我周旋，围追堵截，不给我留下说话的 地方，等我死了一切都变，想暗算我！我必须拿出当年起义的精神，和刘少奇拼个 你死我活。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要到井岗山去灌注造反的能源，吸收往昔的精 神。而且，毛泽东要在那里将倒刘的具体方案策划好。这大概要两三个月时间。 然后走杭州、上海，奔赴北京。 毛泽东很重视这次南巡。这样的旅行也许不会再有了。 到韶山，毛泽东住进龙口附近的别墅。别墅名叫滴水洞，坐落在三个美丽的水 库旁边。 一踏上乡村的土地，毛就觉得如鱼得水。就象安泰必须贴近大地才能得到力量 一样，毛泽东不能长期离开乡村。所有的景物都那样有趣，祠堂、山坡、东池塘、 云盘大道、龙头山，无不使毛兴趣盎然。毛背诵起《毛氏族谱》里的记载：龙头山 拔地而起，昂首于千山万壑之中，别开生面，山极峻，上有田，土沃泉甘，山坡上 有龙口…… 他滔滔不绝地向随从人员讲述故乡的山水故事：“附近山上，有个石头观音。 我和那石头有点关系。我前边有两个哥哥，都夭折了，我母亲，她叫文七妹，生下 我后就拜石头观音为我干娘，我的小名叫石三伢子。我的祖父毛翼臣的坟墓埋在虎 歇坪上。我祖父很有教养，不象我父亲，动辄骂人，不尊重我的人格。” 乡村给他带来了什么？桃花源思想与乌托邦追求？阶级意识和平民思想？勤 奋、贪婪、朴素？残酷、狡猾、刚愎？自信、自卑、自虐？ “我有个老师叫李漱清，他讲的一句话我还记得：硬就硬，莫激烈；软就软， 莫投降。多么好的句子！我就是不甘人下。人没有个性不行。苏联要在我们中国建 雷达站，以便和他们在太平洋上活动的舰队联系。我的回答坚决得很：不！赫鲁晓 夫说我是个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总比卖国贼好一些吧！赫鲁晓夫说了那么多，我 只给他一句话：不行！我告诉他，不想听到任何人再提这件事。赫鲁晓夫还算聪 明，别人说毛泽东疯了。他说不，但他骂我，说我非常诡诈。 “哈哈！让他说去。我不是没有缺点，有，多得是。比如，我这个人，口音很 重，将‘大石鼓’说成‘大夏果’，把‘滴水洞’说成‘吊须洞’。你们可不要跟 我学啊。啊哈。” 高兴时，他也取笑自己的缺点，轻松一下，别人可以跟着热闹；但如果别人先 说出来，而且是他不高兴的时候，那就不好啦。知道的他个性的，会写了座右铭； 不知道的，绝对应当知道；就是不愿知道的，他早晚也会叫你知道。 “不要光听我的，你们也给我讲个笑话嘛。”毛泽东对随他到韶山的部下说。 主席发话了，大家立即准备，如勤奋的太监。此时谁先有故事谁就了不起。幸亏警 卫员机灵，他先找到一个话题，就说：“我给你讲个陈伯达在长沙宾馆的故事，好 不好？”毛泽东说：“好啊。那个书呆子是不是变得更可爱些了？” “陈伯达甏到长沙，住在宾馆一号房。”警卫员说：“那是主席曾经住过的地 方。后来因为不常接待人，有些地方的铁器就锈蚀了。陈伯达去上厕所。进去时还 顺利。可是完了事后，就是出不来了。怎么弄也打不开门。他以为有特务暗害他， 大叫大喊起来。后来又大叫有鬼有神，吓得面如土色。最终还是服务员来帮他打开 厕所的铁栓……” 毛泽东说：“那是我的地方。他陈伯达不打招呼就进去，当然出不来。” 在场的人一阵哄堂大笑。 到达湖南一周后，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突然来了。 毛泽东知道有事，临时决定推迟晚饭，先听周恩来汇报。 “为什么要推迟呢？”周笑着说：“我也饿了。顺便给我一碗饭，不就兼顾了 吗？” 他们边吃边谈，随便中包含着严肃。饭没吃几口，周恩来就停下了。他表情严 峻地说：“主席，北京这些日子不太平静啊！”毛泽东问：“嗷，什么惊天动地的 事？天塌下来了？总理府倒啦？”周恩来哈哈笑着，说：“倒没那么严重。但是文 的武的，都上场了。武的嘛，三十八军正在调动，进驻北京，很多军队将领问我知 道不知道。”毛泽东问：“你怎么告诉他们的？都是大将军，不好得罪啊！”周恩 来说：“我是这样告诉他们的。按规定，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能调动一个团； 林彪同志能调动一个师；再多了，就不是我们的权力了。你们说，三十八军这样一 个军的兵力驻防北京城，会是谁的命令？” “回答得好。”毛哈哈大笑。“他们还要追查吗？” “大家知道是主席调动的，都放心了。”周恩来说：“主席的威信，谁也没法 比！” 毛泽东问道：“你都解释了？大将军大元帅们都平静了？”周恩来接着说： “都解释了，没有问题。不过，此前两星期，还发生过一件事，我必须向主席汇 报。”毛停下手里的筷子。周恩来说：“主席，你继续吃吧。饿着主席，我得负责 啊！”毛泽东说：“一要革命，二要吃饭。吃饭是为了革命。继续说。刚有点味 道。”周恩来说：“事情是这样的。贺龙同志认为北京的公安力量不足，从郊区的 军队中调了一个团，到市区帮助治安。他还在体委系统搞了民兵训练，发了一些 枪。”毛稍微有点惊愕地看着周，指着周问：“你事先知道吗？” 周努力控制着，没将寒战打出来。他谨慎地说：“象这样的事，我如果知道， 主席马上就会知道。”毛又问：“你以为如何处理为好？”周说：“如果事实如 此，别无用意，下不为例。”毛泽东沉吟片刻，说：“你可以再调查调查。不要乱 动枪动炮的，制造紧张空气。贺龙有影响，要慎重对待。”周恩来松了一口气，答 应了。毛泽东又问道：“好，武的就这些吧，文的呢？” “北京文艺界，现在很热闹，上海也动起来了。江青在上海组织批判电影《北 国江南》和《早春二月》，很多人觉得空气开始流动，眉眼为之一新。后来又批判 《林家铺子》、《兵临城下》、《红日》等，有些人就有些意见，不理解江青同志 的做法。”对付过去武的麻烦，周恩来变得轻松一些了。 毛泽东问道：“北京的情况呢？”周恩来想了想，坚决地说：“北京，不如上 海。”毛泽东微笑着问：“你也是这样看吗？样板戏演得怎么样？”周恩来说： “有人说样板戏太简单太幼稚，就象穿露裆裤的孩子。”毛泽东当时就气愤地说： “我知道这话是谁讲的。这样讲不对啊！孩子会长大的，干吗那样刻薄！” 周心里有了底——毛故意放出江青来作开路先锋。 周恩来这一次来长沙，一共向毛汇报了两个钟头。 周恩来可能是上层人物中最先看出来毛泽东意图的人。他不声不响地进行侦 察，最后确认了毛的一不做二不休的决心，就悄悄地改变了方向——本来和刘少奇 亲近的周恩来也开始疏刘亲毛。 周恩来出身官僚贵族家庭。这个有文化的革命者生活在一大群成功了的平民 （主要是农民）之间，现实使他不得不认可农民。但他在骨头里是看不起那些土八 路的。周恩来陷入理智与情感的悖论之中。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时运偏袒了 下等人。一方面，周恩来是有文化品位的君子，他承认事实和秩序。毛毕竟是成功 者，他的权力必须得到尊重。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是下等人，所以周很难从感情上 真正自然地尊重他们。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完成了一个大转变——不断地然而最终 地从近代自由主义者手中向传统理想主义者即农民首领那里转移。一个自由主义的 革命逐渐变成农民起义。看那些乡巴佬，他们从湖南三湾走出来，从湖北麻城走出 来，有的提着菜刀从洪湖的泥淖里走出来，有的就是扛着锄头铁锨参加到起义队伍 里的。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两极分化的社会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只好这 样回报社会。他们大声赞扬辣椒，血汗中都挥发着狂热。他们当着客人的面抠脚丫 子挖耳屎放臭屁，满嘴土话和骂人的脏词，但他们懂得控制、保留和使用武装，懂 得历代成功者的诀窍和各种不文明的方法，包括扇动老百姓的甜蜜口号和一刀子攮 死地主恶霸……于是，队伍在他们手里不断扩大，根据地越来越多，最后居然天翻 地覆，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王朝！ 当权力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手里转移到农民首领手里以后，革命节节胜利，但 革命的性质也自然而然地变化了。最后的政治胜利，使这个从井岗山就当共产党武 装力量总指挥的周恩来，不得不承认毛、林、彭德怀、贺龙这些土八路，他们才是 中国社会能够接受的英雄。 胜利以后，毛让周当了国务院总理。这一半是因为周的知识、风度、应变和办 事能力，一半是因为他在军队内还有象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那样一批力量。周知 道自己不可能凭内心的自然流露去对付毛，因此特别注意做事的章法和分寸，特别 注意不断地然而是不露声色地表示自己的忠诚。在中央机关里，他善于用周密的安 排和小恩小惠不失时机地为自己做人情，同时在任何大的决策——如大跃进和文革 等祸国殃民的运动——他基本不和毛唱反调。他是能屈能伸的英雄，是敏感于阴晴 冷热的智者，是善于掌握进退分寸的政客，是炉火纯清的方略家。他以苏秦般的口 才和萧何般的行政能力，赢得毛和上层大多数人的依赖，包括整个新贵族阶层的信 赖。他们需要这样的管家，而他也喜欢当这样的管家。 有一点是他的天然特长，那就是贵族对平民的居高临下的包容。尽管有时他要 处于紧张的自卫之中，但大多数时间内他是象看下等人无聊游戏似的看待毛的伎 俩。当他预知了毛要演出的新节目时，他就为毛的狭隘和拙劣感到可笑。这时他会 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事件。在毛和刘发生关于二十三条的争论以后，他曾经私下里 批评刘少奇“不该和主席顶撞”。这种话，刘少奇听起来觉得相当温存，他感激周 的知心，并承认自己不够老练。即使这句话传到毛的耳朵里，毛也会认为周是站在 自己方面的。这种事情，周恩来做得得心应手。周的每个沉默、每个赞许、每个批 评、每个劝告，都可以歧读，都需要破译。任凭你公开指责或当面对质，任凭你互 相串通还是突然出卖，他都有周到的解释。连他的名字都包含这他的为人信条：周 到，恩惠，会来事。 毛泽东重回一线，杀回马枪，周恩来知道来者不善。他花了很多时间，从各个 方面得到的材料分析，毛的意图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全面动作。这是一个不光彩的吃 回头食的做法，是极端不讲理的胡来，是彻底的自私的小人行为。周恩来从心里对 毛充满鄙视。 他不能让这种鄙视流露出一丝一毫。但又利用这种鄙视得到心理上的从容。有 这种心理优势和没有这种优势很不同。老鹰可以飞得比鸡还低，但是鸡永远飞不到 老鹰的高度。你如果高于要审视的对象，就能看见他的头顶到脚跟，如果你比那个 对象低，就看不见他头顶上的东西。 周恩来确认，毛泽东是一个迷醉于穷人理想的皇帝。他迷信权力和权术，爱好 小说和《资治通鉴》。迷信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好大喜功。他果断而残暴，顽 固而狡猾，比刘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兼有痞子和大丈夫的气质，既能指点江山激 扬文字，又能蛮不讲理无法无天。毛泽东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他曾经对周恩来讲 过：有一次，毛的父亲毛顺生大骂毛泽东不务正业，没出息，是个败家子小畜生。 毛泽东就骂其父为老畜生。老畜生追击小畜生，气喘吁吁。毛泽东看见情况危险， 就跑到水塘边上要跳水自杀，这才唬住了老子。毛泽东认为，只要敢于斗争，就能 得到胜利。周恩来佩服毛泽东的不断进取精神。但是他也知道毛不好共事。他太多 疑。谁靠近他的权力，谁就危险。他太孤独，因此缺乏政治上的朋友，只好女色， 不好钱财。 毛泽东是中国的皇帝中最霸道最狡诈也最贪婪的一种。他不仅追求现实权力的 享受，而且追求精神上的占有。几千年来，这两者是分开的，孔孟为圣不为王；秦 皇汉武唐宗宋祖，为王不为圣。周恩来比毛泽东实际，也比毛泽东更清楚政治上那 个生硬的真理：道德上完美的人不可能为王，为王就无法成为道德上完美的圣贤。 这是为什么总有人骂政治家多是痞子而埋怨而圣人贤人老实人中庸无用的原因。建 言建德与建功立业是矛盾的。真善美的道德怎么能够对付千变万化乱七八糟的政 治？而无所不为的政治家又怎么能奢望成为圣贤呢？毛泽东的贪婪恰恰就在于此， 他要成为历史上伟大的王者，同时又是最优秀的思想文化领袖。 刘少奇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和林彪鼓吹的天才领袖伟大导师，使毛在这种思路上 飞速发展下去。刘少奇现在面临的就是始作俑者成为祭品。但是，毛这次到底要弄 多大的动静，具体步骤怎么搞，周恩来还没有摸清。如果要搞几个人下台，似乎用 不着这样兴师动众。在林彪的支持下，毛随时能够将他不喜欢的人拿下来。即使单 单凭借他的威信，也没人敢于反对。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不都是这样 搞掉了吗？ 周恩来估计毛要对更多的人下手。这些将要倒霉的人中是否包括他呢？可能没 有，因为看起来好象刘少奇和邓小平是主要猎物；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在建国前的 几十年中，周几乎都是反对毛的，连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那次将毛开除出中央委员 会，取消了其发言权，也是周干的。毛是个记仇的人。毛泽东的一生中充满着空泛 虚幻的理想、翻云复雨的爱憎和随心所欲的要求，既有农民领袖的磅礴气势，又有 乡村痞子的狡诈狡猾。他从那些陈旧的史籍中学到了曹操的精明、刘邦的流气、朱 元璋的实在和成吉思汗的狂妄。这种复杂的性格叫人很难琢磨。他的任何一点不 平、怨恨、失望或敏感，都会构成重大的行动。 有人说，庐山会议以后，周恩来已经不留恋那个地位了。但是，有两个原因使 他不得不留下来。一是当时极其糟糕的社会状况。成千上万的人在走向死亡，作为 一位总理，能够在那个时候落荒而逃吗？再说，主席退居二线，自己也马上不干 了，是说自己也犯了错误，还是故意晾刘少奇的台？另一个不得已是，毛泽东此时 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人。他要你干的时候，你不得休息，不得马虎，更不得有半点不 忠；但是，当他不要你干的时候，你就不得好活也不得好死。一句话，要么累死 你，要么整死你。为了一生留个好名，还是累死的好。 这一点，周恩来比刘少奇聪明。刘少奇在绝望中还要求毛泽东允许他带着妻子 到延安或者老家种地隐居，被毛泽东嘲笑。周恩来清清楚楚地知道：在毛泽东的中 国，想隐居是不可能的。虽然是伴君如伴虎，但是必须整天在老虎的嘴巴旁边活 动。周既觉得满心充满寒气，又觉得这是一种艺术刺激。一个政治家，就是艺术 家。别人玩的是语言、色彩、线条、声音，政治家玩的是人。在中国的如此险恶的 体制中，玩那个最凶恶的老虎，不是最有刺激吗？ 所以有人说，这才是周恩来恋栈的原因。 北京的政治气候突然变冷了。 三十八军调入，毛、林在北京的处境绝对安全。 有枪便是草头王。从此以后，毛说话就强硬多了。 军队完成调动的第二天，林彪在武汉骂北京的大学校长和教授是国民党，并且 首次点名批判三家村，要直捣彭真的老窝北京市委。三天以后，毛泽东本人通过康 生发话：中宣部是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林彪则根据毛的要求对北京实行 军管。 北京市委及彭真对四月中旬的北京军管持反对态度，他认为那实际上是一次军 事政变。 毛泽东的兵将都出动了。陈伯达奉命折腾文革小组，林彪则拨弄军队，康生上 下联络。他们扇风点火，到处制造麻烦。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则继续主持他们不想干 也注定干不好的事情。毛故意将他们放在火里烧，然后去找他们的麻烦。 贺龙的事情虽然经过周恩来的斡旋，毛泽东暂时没有发难。但是林彪一回到北 京，就委托康生调查贺龙的材料。不久，康生拿出调查结果：在三十八军进驻北京 郊区前，贺龙以军委副主席的身分调动了一个团，驻扎在海淀区几所大学和什刹海 一带，体育系统还发了七百五十支步枪。结论是：如果不是为了对付毛泽东和林彪 的军师调动，那时完全没有必要那样行动。 这个材料被报告给毛。对军队调动极其多疑的毛，一改在周恩来面前的宽厚， 相信贺龙的行动是为了对抗他的三十八军而搞的“二月兵变”。这是康生送给贺龙 的罪名。据说，调动军队的贺龙确有防止林彪政变的意思，然而充其量就是做点自 卫准备，谈不上对抗。可惜他没有王牌，没有王牌的勤王，就是造反；有了王牌的 兵变，照样是革命战略布署。 不久，贺龙成为林彪的阶下囚。 四月二十九日，毛又一次回到湖南长沙，继续准备文革方案。 目标一旦确定，手段是不计较的。一切极权社会都是这样的目的论者。毛泽东 象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必须昼夜工作，才能作好准备。 北京太不安静，他喜欢湖南老家的安静。 除了听汇报外，他的主要工作是分析各种派别和各种人物在新的动荡中的行为 趋向，运动中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各种应对方法。他还要起草一些重要的文件， 包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 休息时，到外边看看风景，透透风。有时也做点简单的健身活动。毛泽东相信 人活多少年是个定数，锻炼有用，但是无法改变寿命的长度。他喜欢游泳，不是为 了健身，更多的是表达随时的激情，寻找情绪的表达方式。游泳可以使他陶醉在流 动的快感中，陶醉在对自身力量和行动艺术的欣赏中。 中办主任汪东兴陪同毛到达韶山，并且一直陪伴着他。司机赵毅雍驾驶着白色 吉姆车来到韶山时，很多乡亲都来瞻仰这位出自韶山的太阳。毛泽东和他们聊天， 轻松幽默，谈笑风生。他答应乡亲们的要求，多住些日子。 韶山滴水洞，是给毛泽东修建的别墅。那里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毛泽东决定 住在那里。到达滴水洞的头三天觑，毛没有做事。他差不多一直在从事迷信活动。 他安排的日程包括：去衡山看他母亲当年还愿的庙堂，找算命先生占卜，瞻仰石柱 娘娘等。 毛泽东在外祖母和母亲的熏陶下，从小就相信鬼神。他们曾经用很多办法企图 使父亲相信佛教或者道教，但是不行。毛泽东的父亲对鬼神的态度始终和孔子同 样：敬而远之。母亲为此非常伤心。毛泽东十五岁时，母亲生病，他和弟弟为母亲 许了去衡山烧香的大愿，结果母亲的病就是好了。后来毛泽东和两个弟弟泽民、泽 潭一起抬着母亲到南岳衡山去还愿。 “那时，我的两个弟弟出力很大，滑杆几乎都是他们两个抬的。”毛泽东没说 那时他了干什么。他以四两拨千斤的口气说：“现在他们都为革命牺牲了，我只好 一个人包了。” 陪同毛泽东去衡山的，是当时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和湖南省公安厅长李强。 在访问衡山山麓那个卜者时，毛泽东说：“我看那道士有点神。你们信不信无 所谓。” 毛向汪东兴介绍说：他童年时就知道，那觑有个睁眼的算命道士。那时，道士 大约四十岁。当时乡村有些笑话，嘲笑这个中年神秘主义者，说他的预测不灵。但 是后来，有好几件事证明他的预见是对的。一，他自信能活一百二十岁，现在差不 多一百岁了，听说还很健康；二，他预见湖南在一百年中将出五个帝王。刘少奇是 国家主席，算一个；我得算一个，人家不是把我比作嘉靖皇帝吗？另一个是彭得 华。可惜彭德怀的帝王命被我一巴掌打掉了。 大家都笑。 毛泽东说：“你们别笑。等着看吧，以后还得出两个王，至少是党主席和国家 首脑一级的人物（这一点差不多也对了，华国锋和胡耀邦都来自湖南——作者 注）。三，他还预见自己六十岁上失明，也灵验了。现在他看不见我的面孔，看他 能给我算个什么。” 一行人兴致勃勃地上了山，多数是为毛泽东助兴的，唯有毛很认真。 那道士住在山脚下的一间茅屋里，看上去和其他农户的房子差不多，只是更低 些。没有院子，也就谈不上院墙。灌木和青草一直长到西屋山。那边有个小小的用 木条围起来的地方，不知是厕所还是鸡舍。东屋山那边伸出一个瓜棚，瓜棚里有几 个草墩子和两三张小木凳。房门没有涂漆，就是那种原木的颜色，好象刷过桐油， 但是风吹雨打，看出老朽不堪的样子了。屋子后面，是衡山的东南脚，草木繁茂， 苍松翠柏，风动林响，山涛阵阵。门前平地上有一张竹席，上面晾着一些植物，大 概是草药了。店士兼作中医的，到处都有，不为奇。 毛叫别人在远处等着，自己走了过去。 “结庐在仙境。”毛泽东未曾进屋子，先就吟唱起来。他用了老私塾先生教书 时的平仄声韵，声音显得简单而且朴素，有古典风味。没听见道士的回响，只听见 毛泽东的爽朗的笑声。随行人员不敢进去，因为有指示。但他们的任务就是保护毛 泽东的安全，一点都马虎不得，因此有点着急。请教汪东兴和华国锋，华说他有个 办法，叫司机老赵到那边借口要碗水喝，看看动静。汪东兴不同意，说他已经给主 席说了暗号，有情况他会按照那个办法做的。 大家呆在外边大半个小时，不见毛泽东出来，汪东兴先自着急起来。他要自己 去看。华国锋也不便阻拦，看着汪走过去了。 汪东兴慢慢接近了草堂，听见里边正在谈话。老者的声音清楚而响亮，毛泽东 的声音浑厚有力。老者说：“刘这个字，就是这样了。你用好人的法子对付不了 他，你是毛，他是卯金刀，哪里是对手。可是你有你的办法，乱毛如毡，裹土加 沙，水浸油滑，也能挡得住他。可是你要在这上面折阳寿的啊。至于那个林，你不 必担心。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果他出头，别人会治他，用不着你动手。你是属 羊的，和林没有麻烦。不要被人借刀杀人。可是你这个人，多疑善变，这两件事情 都弄不好。此乃天命，也无法更改。你自己看着办吧。” 汪东兴知道毛泽东来看道士的目的了。他怕主席不高兴，想悄悄地回去。这 时，听见毛泽东问：“你看我还能活多少年？”道士说：“过来，让我摸摸天 门。”汪一阵紧张，怕这时出现万一。道士说：“四十年前，我大概就给你算过。 你是长寿人，应当好好做学问的。现在晚了，该干什么就去干吧。”毛泽东问： “要干的事情很多，我还能安排几年？”道士说：“这要看自己的作为，看心境， 看机会。”毛泽东又问：“大体上总得有个数字吧？”道士说：“安排两个五年计 划吧。多了就算你赚了。”毛泽东问：“我是个本乡人，又是异乡人。此去经年， 你看我还有机会回家吗？” 道士哈哈大笑，随口给毛唱一首诗： 小儿出家娘断肠，返乡原是一黄粱。公说婆说皆真理，自生自灭 无汉唐。包公羞居大开封，秦会喜游小苏杭。南岳不是你宿处， 不在沙场在大堂。 毛泽东即兴地说：“我也奉和几句，见笑了。 是人岂不恋故乡，红肉辣椒伴谷粱。男儿女儿论孝顺，街前街后 说荒唐。人说回首即佳境，我无反顾奔天堂。阴间阳世墙一道， 是福是祸随他娘！” 道士沉吟半晌，说：“好诗，好诗。谢谢。” 毛泽东说：“最后一句不和，请仙人谅解。” 道士说：“气势到了那地方，就不能管压不压韵了。这就是你的道。强求不 得。我倒是觉得这样的诗好。见了性情。”毛泽东说：“如果仙人不嫌弃，回去后 我会将拙诗抄写了寄上。也请您将惠赐的诗寄下。”道士说：“不敢不敢。我差不 多知道你是谁了。我不能和你打交道太多。”毛泽东说：“那倒不必顾虑。”道士 说：“我们的气不一样。” 汪东兴怕主席不高兴，先离开了。 毛在里边又呆了小半个小时。 出来时，他的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十六个字： 上山走弦，下山走弓；玉全瓦碎，无动于中。 “你替我找地方保存起来。将来我要验证的。”毛把字条递给汪东兴，意味深 长地说：“哲学上还有很多东西没弄清楚，算命就是一条。我们生活在一个阶段， 怎么会把什么都搞清楚呢？如果那样，我们的子孙还干什么？可是，那些哲学家还 是硬要马上都弄清楚，所以就出现很多唯心主义。唯心主义省力气，随便瞎说就 是。我不信。与其相信那些骗子，还不如找算命的道士。后者虽然也是乱猜，但是 好玩啊！” 于是他们从衡山径直向井岗山开去。 毛泽东此次畅游长江和重上井岗，一是为了表示大行动前的决心，二是要寻 梦。毛对随从说，他确实梦见过一张弓，弓上写着：“蓄势待发”四个字。旁边还 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些小字，他没有看清楚。他把那张纸撕毁了，扔在地上，那 些碎纸屑变成了连绵的大山。他不认识那些山峰。在山中转来转去，找不到出去的 路…… 他指着地图对说：“你们看，从长沙上井岗山，有两条路。一条是弯路，就象 一弯弓；另一条象弦，要走茶陵。根据那个先生的指导，我们得走茶陵。” “既然主席相信这样走好，我们就图个吉利吧，再说这一带风景也很好。”汪 东兴说：“但是，这种东西，也不能全信。那后边的话就是胡说。” “不能把不好听的话就当成胡说。”毛泽东说：“要认真对待。如果是胡说， 自然很好；如果不是胡说，也得找个补救办法。这就叫向坏处着想，向好处努力。 再说，也不都是坏话嘛，无动于衷，不也很好吗？” 汪东兴笑着应了。 在井岗山转了几天，毛泽东没有找到任何灵感。 重回韶山滴水洞，毛泽东的心收定了，开始专心致志地起草《关于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对于北京各地发生的事情故意不理睬。王海容答 应找个机会为高文礼汇报一下北京的文革情况。可是毛听了以后什么也没说。 王海容走出来，对高文礼说：“只是笑，没态度。” 其实，他哪里是没态度。对所有人的态度他都认真过滤了一次，不止一次！怎 样扇动群众，怎样搞乱刘、邓的秩序，怎样提防周恩来，如何控制老将老帅，怎样 一步一步地搞垮刘少奇。毛泽东那时处于革命的极端兴奋之中。 ……从事这样的大行动，我知道自己的王牌：个人威望和军队。这两个东西都 是林彪给我搞起来的。我一直信任他，甚至可以说感激那个家伙。别看他其貌不 扬，可政治上很够朋友。每次这样想到他，我就记起在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那个讲 话。‘毛主席的突出优点就是实际，总是和实际八九不离十。过去工作搞得好时， 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 现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其实我哪里是个讲究实际的人！我的想法太多、太高、太美妙。白天做好 梦，晚上做恶梦，所以才弄出很糟糕的事情来。有的事情，连自己都没法子圆场， 可是林彪行。所以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林彪突出政治，突出我的威望，这个 人不会否定我。 ……当我充分使用了这两个王牌，用它们完成了那件事，结果会怎样呢？盛名 之下，其实难副。名声越响，下场越难。这得想个办法。军队呢？不能不用它。没 有它，我的目的达不到。现在不能想那么多。打鱼要一网一网地打，吃饭要一口一 口地扒拉。过去了这个村，再说那个店。用谁，就要给点甜头。等他们胃口大了， 我再给他们动手术。就是这样，你用什么，什么就异化成别的东西。这个哲学命 题，就象魔术似的。人依赖什么，什么就变得比人强大！我得小心。我偶尔能嗅到 另一种味道。当我的名声和事实差距变大，而军队又已经膨胀起来，我还能不能控 制它？还能不能控制自己，控制军队和那个指挥军队的人？我要注意，至少要保存 一个和它对抗的力量。 毛又一次翻出林彪的讲话来，逐字逐句地琢磨。 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作关于政变的讲话时，彭、罗、陆、杨的问题已经 解决。林彪说：“现在世界上政变成风。平均每年十一次，印尼，叙利亚都是这 样。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不仅要考虑战争问题，也要考虑政变问题。从历史上看， 也是这样。周朝建立不久，就是政变不断的春秋时代。专诸刺杀王僚，是政变；商 臣杀成王，是政变；吕不韦送怀孕的女人给秦庄襄王，也是政变。” “吕后专权，是政变。后来陈平、周勃勾结，又把吕后杀了。隋代的杨广杀 父，唐朝的兄弟残杀。宋代的政变更厉害，简直是巧取豪夺。明、清宫廷，不断有 政变故事。据说雍正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民国时期也有政变， 袁世凯就是政变上台的。” “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文化思想战线不是属于我们的。到时候，人家不投我 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他们还会拿枪打我们。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 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毛主席健在，我们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是我们 要警惕，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现在有一些王八蛋，他们伺机而动，想杀我 们。我们就是要镇压他们！比如彭、罗、陆、杨，比如三家村。” ……在一大段吹嘘我的话后面，还有这样的句子：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 之，全民共讨之。这些话怎么叫人如此不舒服！只要谁有力量，然后说别人反对 我，就可以征伐天下了？这不等于把我推进一个土井里去了吗？可怕啊。操你的 娘！拿安眠药来。 ……还是无法入眠。我得写点什么。给江青写封信吧。 “我是三分猴气，七分虎气……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我从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会有那么大的神通。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违心的同意别人，在我还是第一次……” 写完这封信，毛泽东双手压在信封上，吩咐部下：马上准备起程，回北京。 告别华国锋他们时，毛背诵了他十六岁去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写的一首诗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必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确实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滴水洞再没看见过它的主人，九所三号再没 接待过那个中国金字塔尖的人物。有个在湘江渡口撑船的中年汉子，一辈子都期盼 着毛泽东。毛在那里游泳时，曾经乘过他的船，并且表扬了他。从此组织上叫他专 门开这艘船，等着再为主席服务。可是直到毛去世，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中 年人老了，船也锈蚀了。老人坚持到退休，望着北京，含泪告别了那条船。 毛泽东最后一次离开湖南，走向北京。 自命为钟馗的毛泽东开始呼风唤雨地打鬼了。 滔滔的流水，为中华民族即将到来的大苦大难默默地呜咽。 临走前，毛将一条金鱼放进鱼缸里，无限感叹地说：“这回不自由了！” 谁杀了林彪：第十三章：转折点 作者：王兆军 第十三章：转折点 那是一九六七年五月的事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初夏的北京，不热不冷，不湿不燥。鸟儿在树 叶间鸣唱，空气中依稀散布了淡淡的花香。经过一个冬春的束缚，人人想活动活 动。即使毛家湾的深宅大院里，有时也能感觉到春天的躁动。 黄昏，阳光弱得和客厅里的灯光差不多了。林彪走出来，在办公室里转了一 圈。他看见墙壁上有一张叶群写的字。那是抄录的一首毛泽东的词。字体雄健，构 思扎实，有些笔划如苍鹰之爪，山松之干。 “这是叶群写的？”林彪问何一伟和孙志民。 “是的。你看，这里有小字写的署名。”孙志民的口气不是很坚定，也有点不 情愿。 “这不象叶群的字。她的字太肉，没有这精神。”林彪端详了一会儿，严肃地 问：“到底是谁写的？” 何一伟和孙志民面面相觑。林彪盯着他们，不容许半点含糊。何一伟只好说： “是孙志民写的。叶主任想得到您的表扬，就叫我们说是她写的。”孙志民说： “实际上，是叶主任指导我写的，有她一份劳动。”林彪笑了笑，走进屋子。 林彪觉得不服气。他来到书桌前，站着，拿起笔，看来想练字。 何一伟看见林彪说：“首长要写字吗？这里有大纸。” “写什么呢？”林彪沾好了墨，提着笔等待秘书的主意。 “写四个伟大吧。内容好，也是您提出来的。”孙志民建议。 林彪点点头，然后就在桌子上开始写。 头几张不很理想，都扔了。到第六张，林彪算满意了。他放下笔，躺到大沙发 里休息。那样子看上去好象一只脱水的土豆。秘书问他要不要水，林彪摇头拒绝。 他闭目养了一会儿神，突然对秘书说：“桌子上那几份文件，你们替我划上圈、签 上字。” 何一伟赶快找来笔记本。 林彪说：“第一和第二份，只划圈；第三到第五，写上‘呈主席阅’；第六个 文件，在第二页上写‘军队要永远紧跟毛主席，无条件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保证 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胜利完成’；第八个文件的最后一页上，打个问号。所有文件 中的副统帅、好榜样、好学生之类，统统划掉。”他的思路清清楚楚，记忆力极 好。 何一伟将林彪的指示拿给孙志民，叫他在文件上模仿林彪签字。 孙志民一直那样坐在桌子旁边，既不动手，也没拒绝。 他的工作原是和何一伟一样的——给首长讲文件。后来，叶群看他有书法能 力，就叫他模仿首长签字，有时也叫他替她写毛笔字。孙志民一直默默地干着，只 是在发生了整贺龙的事情以后，才变得有些神不守舍的样子。何一伟有时能听到孙 志民深沉的叹息。 晚饭没有吃，文件也没有签，孙志民仍然坐在桌子旁边发呆。 何一伟是孙志民的朋友。他给孙志民打来晚饭，陪着他，但没说话。 叶群走了，林彪那边也关了灯。夜深人静，孙志民轻轻地哽咽起来。 何一伟明白孙志民的痛苦，那也是他的痛苦。他不知道怎样安慰孙志民。 当孙志民抬起泪眼，打量着幽暗的屋子和那一大摞文件时。何一伟用铅笔在纸 上写道：“历史可能有很多是伪造的！我们没有责任。”孙志民点点头，对何一伟 说：“千万别乱写什么啊！”何一伟说：“先吃饭吧。”孙志民说：“不，先划拉 完这些玩意儿再说。” 六七年七月七日，毛泽东经郑州到武汉。 中央文革小组的谢富治、王力也在那里。武汉一时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 七月二十日，周恩来当时正在北京和要揪斗陈毅的学生进行三天三夜的艰苦地 谈判。 当时武汉的两大派——百万雄师和工总司——互相冲突，闹得不可开交。毛因 为安全问题，游不成泳了，只好呆在别墅里看看报纸，或找人谈谈话，心里闷闷 的。汪东兴知道毛情绪不好，叫湖北分管接待的人积极地想办法为毛主席调济生 活。他启发当地负责人注意在几个方面找些事情做：研究主席的饮食爱好，说些主 席喜欢听的典故，歌颂主席的功绩，搜集一些主席可能感兴趣的古书，多找些女孩 子和主席聊天，亲近，等等。 十三日，王力向毛泽东汇报武汉两派组织情况，毛指示说：“工人阶级内部， 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必要分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你去传达。” 王力七月十四日视察与百万雄师对立的“工总司”。他的讲话，观点明显地倾 向后者，激起了前者的愤怒。“百万雄师”组织了成千上万人，围困了王力和谢富 治住宿的地方 。已经愤怒的群众毫无理智。王力解决不了问题，躲在宾馆里。可是在宾馆站岗执 行警卫任务的部队与百万雄师持相同的观点，和外边的群众一样愤怒质问王和谢 “谁是造反派”。王和谢说：“怎么，造到我们头上来了。”当时就命令驻军司令 陈再道：“叫他们马上撤走！” 陈再道的军队和百万雄师是亲近的，故意见死不救。看见王力那个恐惧不安的 样子，陈再道觉得很开心。他阴阳怪气地说：“这回靠你们自己做工作了，我无能 为力。” 于是，王力失去了军队的保护。司令员的幸灾乐祸鼓励了军队、公安和造反 派。王力被革命群众拉出去批斗——打猎的被野鹰抓了眼睛。这位中央文革要员陷 入造反派的围攻之中，还体验了坐“喷气式”的味道。 另一派，即被王力同情的一派，心急如焚。他们化装成百万雄师的人，溜到批 斗会上悄悄征求王的意见。如果王力同意，他们就会调集即使万人前来冲击大院， 把王力解放出来。王力还算聪明，叫他们千万别来。 对王力的愤怒的呼声响彻武汉三镇。 武汉军区对文革小组的坚定的抗议，是对文革本身的反抗，也是对毛泽东文革 路线的反抗。这个事件真正引起了毛泽东的恐慌。他命令周恩来到武汉解决武汉军 区和百万雄师的问题。这个电报到达前十五分钟，周的警卫就发现学生正在奉命撤 退，好象有人指挥似的。 周恩来很高兴。就象后来发生的林彪逃跑事件一样，周经常看见他想发生的事 情。有人怀疑周恩来预先给陈再道委婉地透了口风，叫陈再道给中央文革一点下马 威，这种说法是可能的，但没有证据。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周恩来希望毛泽东看见 这样的事实：乱七八糟，难以控制，随时都会天下大乱。 周恩来必须迅速处理这件事。事关王力——江青的人——就是对中央文革的态 度问题。文章一旦做足，就要抽身。为毛泽东的安全，并恰如其分地处理武汉事 件，周亲自飞到武汉。 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三点，周一直在筹划怎么救出王力来。这九个小时的里，技 术员根据周的指示，实地拍摄了大量的群众冲突的场面，准备编辑后呈毛泽东审 阅。 下午，两个化了装的空降排深入王力住地，将王救到武汉大学附近的洪山。 造反派知道上当了。他们又涌到洪山。 成千上万的群众没日没夜地呼叫着，要求揪出王力来。 王力被堵在宾馆里边，不敢露面，也逃跑不了。 周恩来与江青联系，表示将努力救王力脱险。周会先砍你一刀，然后为你包扎 伤口。 王力是中央文革的要员，江青的干将，周恩来愿意协助解决难题，江青自然很 感谢。 周恩来马上调动部队。部队让王力化装成下山买菜的伙夫，抄小路离开洪山。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钦差大臣王力再也顾不得面子。离开洪山宾馆后，他惊魂 不定地跟着那些“买菜的伙夫”跑。穿过一片果园时，王力的脚被花椒树划破了。 被花椒的葛针划破的伤口，又麻又辣。王力没跑几步，都要回头看看。 到处都是这样的呼声好：“中央文革从武汉滚出去！” 晚上，周陪着毛泽东看武汉事件的现场录像。那些愤怒的群众，那些象潮水一 样散漫流淌的造反派，那些象蚂蚁一样的人和一呼百应的头头，都叫毛泽东惊讶。 当群众又一次涌向洪山宾馆时，毛泽东被群众的力量吓坏了。那些人同仇敌忾，万 众一心，只要有一个头头提出攻击，那个宾馆就会马上被履为平地。这是毛自己培 养起来的力量。这种力量比什么都可怕。当他们陷入疯狂的无理性状态，很难用什 么合适的办法将他们消灭。 “不要再争谁是核心了。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不是自封的。”毛看了录像 说：“这个龙是我请来的。可是我刚才当了半小时的叶公。” 周恩来说：“主席说过，我们既要向群众学习，但也不能做群众的尾巴。” “龙也有休息的时候。它施完了雨就回去休息。”毛泽东说：“老是发热不 行。老是发热，大家都遭殃。孔子说的话，有一句是对的，就是克己复礼。礼就是 秩序，就是节制。没有节制就没有艺术。” 看着王力在花椒林里狼狈逃跑的样子，毛大笑不止。 周恩来小声告诉毛泽东：王力的腿划破了，流血不少。 毛说：“那一定又麻又辣。王力不是四川人，可够他受的。” 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武汉两派七月二十日发生了大冲突，一时天上、地上、水上的交通都被切断 了。武汉象一座死城。毛对困在武汉的处境有点不安，他问杨成武：“你说陈再道 会反对我吗？” 杨成武说：“我相信，解放军是跟着您走的。” 周恩来顺利地处理完武汉事件，因为要参加中央文革欢迎王和谢的大会，便告 辞了毛泽东，先回北京。他要在欢迎王力方面做得百倍的热情，既可以得毛泽东的 欢喜，也可以拉文革派，还可以将自己的导演角色掩盖得密密实实。 欢迎大会本来是在机场召开的，后来为了扩大声势，改到天安门。 谢富治和王力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热烈欢迎。 中央文革打算狠批陈再道，为中央文革小组挽回面子。林彪的目的是打倒陈再 道，改组武汉军区，将武汉军区换上自己的人。但是，周恩来并不这样想。他可以 在送人情方面做足文章，但是并不希望损害他的基本力量。即使那力量本不属于 他，当他保护了他，他就是属于他的了。只有周最善于分析毛泽东。毛泽东对军队 首脑向来是很重视的，尤其是今天。如果陈再道真的造反，毛泽东当然不会轻饶 他，周也帮不上忙。周恩来知道汤圆里的糖是怎么进去的，不愿将一切都戳破。他 也看出了毛泽东的计划和担心——毛并不想在 此时对军队大动手术。周恩来为了保护陈再道，他同仍在武汉的毛泽东讲话。 周恩来告诉毛泽东：“主席你放心。我刚才给陈再道司令员打了电话。你的安 全一点问题都没有。” 毛泽东觉得有点蒙在鼓里似的，“喔”了一声。 周恩来警觉得很，马上明白了毛泽东的怀疑。他补充说：“他埋怨中央文革的 某些人乱表态。我告诉他，不论有什么话，过几天再说。现在毛主席在武汉，你造 成这样的形势就是不对。如果主席有半点危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能饶了你陈 再道！” 毛泽东问道：“他怎么说？” 周恩来说：“他说，那可冤枉他了。他一辈子就是跟主席干革命的。武汉军队 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武汉的事情，叫主席不安，他希望能安排一个机会，亲自向主 席请罪。” 毛泽东问：“你怎么回答的？” 周说：“主席，我也没有成熟的主意。我只是向他强调了武汉的安定对全国很 重要，批评了他对王力问题的粗率和鲁莽。” 毛当即指示周恩来：“陈再道，有错误就检讨；注意休息，注意安全；把他和 钟汉华以及另外两个师长接到京西宾馆去。” 周一箭三雕地处理了武汉事件：既用实际场面说服毛泽东相信造反派的可怕， 又拉拢了中央文革，巩固了他在军队中的影响，而这实际上就是开始遏止林彪的势 力。 处理完这件事，毛松了一口气。 次日，毛泽东约杨成武一起去游泳。 在游泳池里，他们一边游泳，一边说到即将到来的“八一”建军节。 杨成武说：“现在有人要将秋收起义的九月九日作为解放军的建军节。” 毛很干脆的说：“这些人没有常识。南昌起义在前，秋收起义在后；前者是全 国性质的，后者是地方性质的；建军节是党的大会定的，不能改变。” 毛游着泳，让杨成武记录：“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杨成武为毛的清醒而吃惊。他说：“人都喜欢高 帽子。有人想给你戴高帽，可是被你看出来了。主席英明。” “你不是正在给我戴高帽吗！”毛笑着对杨成武说：“古人有个故事，说的是 有个老师，很懂社会。他告诉他的学生，一定要学会给人戴高帽子。学生毕业，师 生分别时，这个老师给学生一百个高帽子，说有了这些帽子，差不多什么事情都能 办成。学生叹息说，到了社会上，再也遇不到象老师这样正直的人了。老师很高 兴，洋洋有圣贤之感。那学生离开学校，十分惋惜地说：一百个帽子，现在只剩下 九十九个了。” 毛泽东说完，哈哈大笑。声音在空洞的游泳池内回荡。 “主席，你也太看不起我了。我难道真那么没头脑那么小作？” “你以为我是说的你啊！不对。我说的是另外一个人。”毛泽东一本正经地对 杨成武说：“你赶快回去，到北京参加建军节活动，多请几个老帅参加。也不要都 是一个野战军的，山头很多嘛。各个山头都请到。” 杨成武说：“北京现在比较乱，将军们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只有您能保护他 们。” 毛说：“你这次回去，告诉他们，说是我说的：朱德是红司令，不是黑司令； 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立过大功，有道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贺龙是 二方面军的旗子，不能倒；徐向前、李先念四方面军的事不能搞，那是张国涛的问 题。我的弟弟不也是去西北了吗？西路军牺牲了那么多人，还要搞人家，太残酷 了。” 毛泽东又问：“许世友呢？他现在在哪里？” 杨成武说：“在大别山里呢。” 毛泽东指示说：“把他找回来。” 杨成武说：“我就去。” 毛泽东狡黠地笑着说：“你别去。你叫张春桥去。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因为张 是反对他的。看他去怎么办？弄得不好，他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楚。要是 他有肚量有本事，就会有个相将和。这是我给他们的小测验。” 回到北京，杨成武曾经想直接传达这些指示的，后来觉得不妥，便将这些话先 “传达”给周恩来，再由周恩来告诉老帅们。周恩来果然非常高兴，他拍着杨的肩 膀说：“恭敬不如从命。既然你不说，我就当仁不让了。” 杨成武在北京参加建军节庆祝活动，搞得很热火。 林彪当时在北戴河避暑，他没参加建军节活动。 杨成武没有向林彪汇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内容。 杨成武遇见叶群时，叶群问：“主席说林总什么了吗？” 杨成武想起高帽子的话，想说，但不敢说。 不久，杨成武派了一架伊尔－１８到合肥，又用直升飞机将许接回来。 许世友一见毛泽东，扑通跪下，在毛面前放声大哭。 毛说：“起来，没事。回来好好干。” 许世友对在场的杨成武说：“我要打个豹子送给你。” 毛泽东微笑着看看杨成武，杨没有做声。 许又对张春桥、姚文元说：“我打条兔子送给你们。” 毛泽东说：“许世友是个标兵。他倒了，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都得倒。” 杨成武回到上海，按照周的意思回报了北京的情况：“北京形势比较乱。如果 没有军队，就很难控制。八月七日，王力讲话，扇动学生冲击外交部，揪斗陈毅， 刺激了很多人；十六日造反派封了外交部的大印；十七日揪斗姬鹏飞、乔冠华；二 十二日，火烧了英国代办处，弄得我们名誉受损…” “真是小人难养！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我看他们是得了锅台想上炕，不知 道天高地厚！”毛很不高兴地说：“古人作战，都知道击鼓前进，鸣金收兵，现在 的人，倒不懂了。岂有此理。” 此时的红卫兵，已经叫毛泽东哭笑不得。毛泽东的算盘是：孩子们，完成了搅 乱社会的任务，你们也玩一玩，看了景了，见好就收吧。可是你们就是不愿自觉地 走回学校接受军训。真是给你个棒槌当成真。毛泽东不高兴了。政治嘛，我利用你 们乱了一下，你们也利用我热闹了一阵子，免费串联，还结了社。但我绝不会将你 们的胃口吊得太高。孩子就是孩子，惯坏了不行。我现在告诉你们，回去上课。再 说重了，你们反感，我自己也不好意思。 造反派和红卫兵这样任性，又不能让军队得到再多权力，难道只好用工人？难 道必须起用老干部？如果工人也象红卫兵这样怎么办？那可能更可怕。干部一上 台，就会走回头路，这个不用说了。大量干部重新上台，会否定我的文化革命，而 且等于加强了周恩来的力量。如果他们将来形成气候，就很难对付。我不能随便放 出老虎来。毛泽东反复地推敲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趋势，拿不定主意。他对杨成武 说：“你先回去休息，让我再想想。” 次日，毛对杨成武说：“这里暂时不需要你，你还得再回北京去，对总理说： 一，王、关、戚不是好人，破坏文革，把他们抓起来。现在准备，马上办。二，准 备组织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对学校实行军管，强制军训，不高兴也不行。” “是的。”杨成武感到了毛的力量。关键时候，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周恩来正等待南方的消息。他不十分清楚毛在这时会采取什么态度。 听说杨成武又回来了，周派自己的车队到机场将杨成武接到中南海。 杨成武全面汇报了主席视察中的指示。结束时，杨成武又补充了这样一个细 节：有一天，主席看报纸，发现林彪的题词，很不高兴地说：“谁封了我四个官 啊？” “主席还说了什么？”周恩来迫切想知道毛对林彪的态度。 杨成武说：“主席很不高兴地说：什么永远健康！世界上难道有不死的人 吗？” 周恩来高兴得喜不自禁。 他双手托着下巴，半天才说：“马上开会！” 周在这一轮斗争中大获全胜。 杨成武成为周恩来的最得力的干将。 全国的群众运动正在向着一个叫毛泽东越来越担心的方向发展。 工作组的官办红卫兵垮台以后，自由结社的群众组织蓬勃发展到处都是。最先 出现的问题是北京联动。北京联动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成立的，主要成分实际 上是东城、西城和海淀三个纠察队的联合。他们是贵族子弟，所谓高级红五类，反 对毛泽东和文革。闹了一阵子，抓了不少。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北京五一六兵团，是 极左的，后台是江青，矛头对准周恩来。一直到六七年夏天武汉事件发生前，还在 活跃。 后来各地的造反派都出了问题，总是争吵谁革命谁保皇，很多地方打起来了， 非军队前去军管不可。四川、贵州、山东、江苏、东北、河南、湖南，都发生了大 规模的武斗。新疆“红二司”于六七年一月向新疆党政夺权后不久就受到部队镇 压，军民之间不断发生流血事件。一月二十六日的石河子事件，“八一野战军”上 万人攻击另一红卫兵组织，并且将生产建设兵团夺权。周恩来通知王恩茂宣布“八 一野战军”为反革命组织，依然不行。双方武斗已达到六百多次。哈蜜、柳园一带 动乱不止，影响核武器基地的安全，周专门派出七三五五部队军官保护该段铁路。 西藏两派武斗，叫他们联合，就是不联，继续打，与内地的交通联系都多次中断。 河南的二七公社和“革总”一直在打仗，连军队的枪枝都抢了。广州的“红联”受 中央文革支持，“地总”则受地方军队的支持，难以实现联合。在这些混乱中，有 些反革命组织正在发展壮大，企图反中央政权和毛泽东的领导。很多组织已经相当 庞大，他们的下属组织拥有各种工厂，包括可以生产兵器的现代工厂象武汉的百万 雄师，是十六个组织的总番号，势力强大。他们从六七年的一月到六月，就在湖北 省内把三百多个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组织，逮捕了一万多造反分子，斗争了三百多 次，杀死三百多人，受牵连而死亡的一千六百六十多人，受伤的两万多人。 毛泽东要周恩来组织一个社会调查，以便准确了解运动发展趋向。在电话中， 毛泽东念了几段语录。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迄今存在 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即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与奴 隶，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行东与帮工，简言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终是 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着不断的，有时是隐藏有时是公开的斗争，每次结局若 不是全部社会结构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个斗争阶级同归于尽。” 念完语录，毛说：“我们不能和走资派同归于尽。除了破坏，我们还得建设。 阶级斗争也不能老是大风大浪，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现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中 等的走资派都已经揪出来了，群众组织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当联合起来， 搞好斗批改。” 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组织了最可靠的国务院第五调查组去各地收集材 料。 不久，这个小组上报了两个材料。一个是湖南的“省无联”的材料。这是一个 著名红卫兵组织。他们的大字报发表有阳光的文章《中国的迷雾》，署名凯歌。大 字报分析了人民为什么会如此积极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文革为什么会如干柴烈火 般地燃烧起来，原因就是人民受压，缺少自由和民主。大字报严肃指出，人民应当 自己学会分析，不能老是盲从，不能搞个人迷信。第三，一个单纯依靠军队力量维 持的政权不可能是民主的。第四，人民承担了文革的经济重担。应当尽快结束文 革，将民主的形式肯定下来，并发展生产。 第二个材料是广东陈正希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包括六个部分：一，民主监 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走资派要搞的不是通常说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封 建法西斯专政；二，革命的大民主如果没有正确的路线和程序，人民将被利用，被 套上新枷锁；三，批判刘少奇，其中也许孕育着新的路线斗争；四，如果不把镇压 和被镇压、压制和被压制的关系变成团结的关系，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五，建议召 开人大。用立法的形式明文实行法制，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限制官僚特权， 警惕已经出现的新贵族阶层。实施人民的监督权，随时撤换不良干部。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保障人民不受非法打击，平反冤假错案，制止公检法方面的逼供信行为。 落实政策。提高工资，奖励有贡献的人，按劳分配。 这两份大字报，真叫毛泽东感到恐惧。他拿着那两份材料，在屋子里来回走 动，神情阴暗，眉头紧锁。他的批示是：“林彪、恩来、康生，并政治局诸同志： 这个材料叫我震惊。党内大多数同志都会反对这个大字报，包括被群众斗过几次的 干部。群众对我们会有意见，但会用不同的感情表达。可是，这些人不同，他们已 经走得很远了。他们要借助红卫兵这个组织形式来隐蔽。我们应当警觉。” 康生随后批示：“象这样的大字报，可谓反动透顶，恶毒至极！” 中共中央立即批准逮捕凯歌（即阳光）和陈正希，大字报被当作反面教材批 判。 迅速解决了夺权问题以后，文革的任务就只剩下在全国强化毛泽东思想了。可 是事与愿违，毛泽东遇到了几个方面的干扰：贵族失去权力后的反抗；红卫兵的多 事捣乱；军队本身难以迅速抽回来。几只老虎一齐扑来，使得毛泽东无法应付。按 下葫芦瓢起来，刚把刘少奇打倒，林彪的势力就膨胀起来，原来的官僚贵族也在周 的支持下蠢蠢欲动。 毛泽东的文革初衷面临挑战。武汉事件是实力军人对抗中央文革的坚定行动。 虽然此事经过周的努力已经平息下去，但是毛也因此感到了周在军队的潜在影响。 毛泽东此时看见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 毛在中南海的书斋里，想和周恩来谈谈。 周的秘书接到毛那边的电话，赶快向周汇报。 周问：“什么时间打的电话？” 秘书回答：“五分钟以前。” 周看看手表，已经是凌晨三点四十分。 他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这样的时间，凌晨，三点四十 分，一个人，睡不着觉，那个费尽心机的人会想些什么呢？这个时间一般是他吃了 安眠药，开始按摩，正努力动员自己睡眠的时候。没有重要的事情，他不会这样寝 食不安，打乱本来就很成问题的作息时间表。刘少奇已经完了，他现在考虑谁呢， 担忧什么呢？毛是否先找了别人谈过什么，再找我验证一下，试探我的底牌呢？如 果是，他会先找谁呢？可能先找过林彪，也许，也许没有…… 周恩来想了想，对秘书说：“你们不是经常劝我早休息吗？你们看，主席这么 晚了还工作。我们要更勤快啊！你们知道最近主席接见了多少同志吗？” 秘书拿着一张主席活动的单子，说：“这是主席这个月的详细活动表。” 那是整整十一页十六开的报表，上面详细地罗列了毛泽东的活动内容。 周略看了一遍，林彪的名字只出现了一次。那次谈话周恩来在场，内容非常肤 浅。除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几次谈话，周不清楚外，别的接见周都知道。周对秘书 说：“我的单子有没有这样长？肯定没有。这样下去，主席的健康会受影响。” 只要他没和林彪谈话，那就好。至于江青，我已开始和她有交流了。那人城府 不深，好办。这个时期，主席和杨成武接触不少。那就好。我必须马上去看看，话 题就是那两个 。 “这样下去不行啊。”周一见毛就很严肃地说：“这么晚了还不睡，影响健 康。” 毛说：“古人说得好：闻鸡起舞。”周双手一摊说：“可是你倒好，鸡都快叫 了，昨天的舞还没停。”毛泽东说：“睡不着啊。”周恩来故意不试探，诚恳地 说：“我们都是这样的年纪了，战争中体力支出太多，不能不考虑。唉，劝人休息 保养的话，总象老婆婆的叨叨似的，苍白无力。可是主席，我再说一遍：得注意健 康，一定得注意啊！” 毛看看周一副动情的样子，又看看自己的屋子，感慨地说：“我就老这样呆 着，看书、吃饭、睡觉，你看象不象个监狱？” 周恩来说：“西方人说，伟人都有某种程度的孤独。但我以为主席好象不是这 样。”毛泽东说：“为什么不？看上去，我不正象个孤家寡人吗？”周恩来说： “主席，你的思想容易被群众接受，就是因为老想着千千万万的群众。靠这，就不 孤独。”毛说：“即使骂人的话，你说出来就好听。” 周恩来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早晨，就是刚才，我出去看了星象，发现天不亮，地 煞混乱，二十八宿凶气泛滥。我参不透其中道理，于是就想和人说说话。说累了， 再睡觉。”周恩来说：“你就靠着那个垫子在沙发上躺着吧，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 候睡，我走时也不告辞了，好不好？”毛泽东说：“咱还是谈天说地吧，哲学也 行。”周恩来说：“我在哲学上到底懂多少，主席不知道吗？我是做事的人。谈玄 不成。”毛兴奋地将扇子在茶几上一拍，说：“我今天就是要找你这个实际工作者 谈谈。” 周很感动的样子，轻轻叹息一声说：“主席，每当我们这样随便聊天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感动。以前下乡，看见农民兄弟围着一堆火，抽着烟，说天气，说庄 稼，随便聊一些过日子的事，就象不拿地图的旅游，那个场面很浪漫啊，就象风景 画一样。”毛泽东说：“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聊天，随便胡扯。这地方我呆够了。 前些日子下去看了看，心中才算大体有个数了。” 周沉吟了一会儿，说：“主席自己有数了，我可不十分清楚，能不能指点一 二？” 毛泽东问：“你先把你的不清楚说出来，看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我再告诉 你。” 有毛泽东的鼓励，周恩来轻松多了。 “那我可要信口开河了，不对你就批评。”尽管周恩来已经将要说的话想得非 常细致了，他还是装作自然天成的样子，看起来诚恳、厚道、忠实、细致、富有责 任心而没有野心。毛泽东慷慨地挥了挥手，叫周只管说。 周恩来沉思了片刻，神情严肃地说：“运动的第一个任务，在政治上打垮那个 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下一步呢，应当是深化这场革命，就是 要在思想和文化上下工夫。将毛泽东思想变成实践，变成自由王国的行为参照和道 德准则，而不仅仅是自在的必然和经验，更不是口号。要把这个思想变成普遍的文 化意识，是个大任务。文化革命嘛！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利于这个转变。” 周恩来停下来，想知道毛是不是听进去了。 他希望随时发现更贴近的话题，探听毛的文革计划。 毛抽了一大口烟，说：“文革应当扫尾。可是，烧香引出鬼来了。” 周恩来有了底。既然毛泽东这样说，那就好办了。 周接着说：“我有两个担心。一个是担心跨省市、跨行业的造反组织，太大。 二是担心军队。军队管事太多，不利于备战备荒的大方针。” 毛微笑着说：“朋友是老的好，老婆是新的好。真有点道理呢。继续说。” 周恩来来了精神，兴致勃勃。他想：关键的时候到了！不能大意，也不能落下 把柄。 周恩来象个演员似的，神情沉重无限忧虑地说：“过去的一年里，造反派是立 了大功，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注意到，过大的造反派组织对我们无产阶级专 政的政权不利。有的组织达到几百万、上千万人，难以有效地控制。不怕一万，就 怕万一。万一有一太难被人扇动，又都是工农、学生，我们怎么办？再说，那么大 的组织，没有必要嘛！他们不团结，都争左派，互相武斗的很多，死了不少人。现 在他们互相怨恨，弄不好，他们将来就会怨恨我们。” 毛泽东说：“所谓千人吃肉一人交钱，就是这个意思。” 周继续说：“他们一打，就叫中央表态，叫主席表态，叫林副主席表态，叫中 央文革表态。上边说他们都对，叫他们团结，等于没说。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要 压倒对方。我们下了命令，叫他们停止武斗，可他们不停。这样的大组织，都有很 大的实力，有的是人，有的是本事，没有武器，能够自己制造出武器，缺少钱粮， 他们也有办法筹集。有时他们无视中央，中央也无法做到令行禁止。再说，组织太 大，容易发生队伍不纯的问题。如果他们的领导层能够及时地理解主席的部署，那 很好。可是万一他们在坏人的挑动下，拒绝及时执行中央决定——他们总是有很多 理由——而且固执得很，象惯坏了的孩子。那就很伤脑筋。我举三个例子，一个是 全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今年年初镇压的那个联动。您还记得吗？运动初 期抵抗文革，很是麻烦了我们一阵子。后来有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工人革命 造反总司令部，很大，有几千万工人。如果真的弄不好，和国家对立起来，就得使 用军队。” 毛插话说：“老使用军队也不行，弄不好会养虎为患。” 周恩来说：“最不好办的是现在的全国复员退伍军人联合行动指挥部。他们有 上百万人，个个都会两下子，拿起武器就会打仗。而且很多人是能工巧匠，会制造 武器。” “一个军队，又一个次军队，两个队伍加起来，我也对付不了。”毛泽东忧心 忡忡地说：“打了大半辈子的仗，如今发现周围是天罗地网。” 这正是周恩来要说的。可他很警惕，不愿说得太明白，那会使林彪敏感。周要 让毛自己想去。有一点，周恩来是非常自信的。那就是：在要不要共产党统治这个 国家的问题上，他和毛泽东都是一致的。他不相信毛会允许任何新的力量真正强大 起来。象这样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最忌讳的就是自由结社和自由言论。有些东 西，写在纸上，说在嘴上，是可以的，贴在墙上，也还行。如果要真正实行，那就 很危险。为了打破秩序，毛泽东使用了这个敏感的武器，这是一步险棋，是政治上 的大忌。毛利用造反派完成倒刘政治任务后，第一个担心的问题大概就是红卫兵和 造反派。他想赶快结束文革，但这个愿望难以实现。一是因为造反派已经骄横起 来，不听话；二是军队全面介入社会生活，很难一下子纳入正轨。毛迫切希望结束 运动，但又不好交代，怕丢面子。 周恩来说：“所以，我建议，今后不准成立跨行业、跨省市的组织。” “已经成立的，要马上取缔！”毛站起来，坚决地补充说：“马上发个文件， 要求各地造反派组织紧跟中央的部署走，不能骄横，不能娇惯，不能老子天下第 一。” “主席放心，我回去就马上准备，快的话，后天晚上会请主席批阅。” “别搞那么繁琐，我现在说了，照办就是。”毛说：“不用审批，时间不等 人。” 毛泽东深深赞佩周的政治敏感性。他们想到一起去了。毛完全相信周的分析。 是的，群众的结社对政权会构成极大的威胁，所谓大民主，现在不必要了。周恩来 说得有道理。那些造反派随时都可能变成反对党、反对政府的力量。我不能允许他 们胡来。如果镇压，就必须用军队，这只能扩大军队的作用，使林彪在政治斗争中 更逼近我。那样，在未来的讨价还价中，我会处于不利地位。周恩来的担心是对 的，是为我着想的。林彪现在的权力，即使不减少，至少也不能再增加了。 毛话题一转，换了军队。 周不动声色，好象顺便提到似的说：“现在军队领导层中，四野的人很多了。 空军、海军、总参、总后，都是四野的。四野的人都很自豪，好象高人一等。这 样，其他几个野战军就有意见，不利于团结。我们不赞成山头，但那是历史形成的 嘛。不是每个人都能象主席那样，各个山头的人都乐意服从指挥。” 毛说：“我有一个办法：取消中央军委常委办公会议，成立一个军委办事组， 加一些人，各个山头的都有。你看怎么样？”周恩来问：“这个计划是林副主席提 出来的吗？”毛不高兴地看看周，说：“是我的计划，但我征求了林彪的意见。他 的意思是叫叶群当办事组组长。人家是内举不避亲啊！” 周敏捷地说：“我坚决拥护主席、林副主席撤销中央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用军 委办事组来代替的决定。这个决定意义深远，很好。但是我得补充一句话：叶群同 志担任军委办事组的办公室主任不好。搞成一家子，不妥当，对林副主席的影响也 不好。” 毛深深地点头，说：“我推荐叶剑英到军委办事组去工作。” 毛泽东兴奋地叫秘书去取瓶好酒，与周共饮。 喝酒期间，他们又谈到红卫兵问题。 “无论如何，让我们的工厂安排这么多学生就业是不可能的。”周恩来说。 “不用发愁。”毛泽东大手一挥，简单地说：“动员红卫兵山上下乡，那里天 地大，几千万学生下去，也看不出多多少。” “这倒是个好办法。”周恩来说：“有两个问题：一是要告诉农民老大哥，欢 迎这些孩子去。第二，要教育学生向农民学习。学生产知识，学社会知识，改造世 界观。” 毛泽东谈到农民的聪明，便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 毛泽东当场就委托周制定一个文件，规划学生山山下乡的活动。 到六七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四家，联合 发出《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若干政策规定》，先将文革中返回城市的知识青年弄 回去。要他们就地革命，自己不回去，家长要送他们回去。撤销一切设于城市的知 识青年组织。各地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权力机构对回去的青年不得歧视，要保证他们 的粮食和劳动报酬。 到六八年初，一个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开始了。 其他学生组织，被要求回到学校去复课，去接受军训。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毛 泽东号召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经过几个月的搏斗，终于使学生就范。 周与毛合作，先解决了一个问题：清除红卫兵和造反派。 前言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开幕，于9月6日胜利闭幕。在这次会议的前后，比较充分地暴露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主席及时识破并给予了严重的打击。我亲历这次会议的前后过程，有些事并与我个人有关系。因此，我把所知道的有关这次会议前、会议中和会后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使读者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的情况。对于党史部门和史学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了这个目的。我写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 党的九大以后，毛主席考虑把工作重点放到政府工作方面，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等问题。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党中央在江西九江庐山召开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安排讨论修改宪法、抓国民经济和备战等问题。由于林彪在会议一开始就利用设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问题发难，使会议无法正常进行。毛主席敏锐地发现林彪一伙想利用突然袭击阴谋手段窃取国家权力的企图，很策略地抓住陈伯达的问题，点名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在全会闭幕会上，毛主席强调要在全党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抓好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要搞好党内的团结。后来，毛主席根据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在南方巡视讲话中提出，希望全党同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明确指出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主席进一步揭露了林彪集团搞阴谋诡计的实质。他说：“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虽然对陈伯达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对多数同志，包括对林彪在内，还是采取批评、教育、挽救的态度。毛主席说：“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可是林彪一伙并没有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教育，反而怀恨在心，更加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1971年8、9月间，他们在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期间，干方百计刺探毛主席的行踪及毛主席在沿途同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要他们反革命集团的“联合舰队”按照早在《“571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采取行动：一是要杀害毛主席；另是如果此计不成，就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 当毛主席察觉和了解到林彪集团在利用突然袭击阴谋手段夺权失败后，转为进行武装政变时，当机立断，采取措施，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这次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夺取了全面胜利。 一、林彪急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历史伟人，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他最伟大的功绩，是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总结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总结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和理论，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主席以他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折关头，同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了中国革命。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与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九四○年写的。我参加共产党，打了十三年仗，在这十三年之前还有六年，一共十九年的时间，才认识到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要采取什么政治纲领、文化纲领。花了十九年的时间，你看，多困难！认识客观事物是多么困难。” 毛泽东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明中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胜利的道路。 在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以他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的经济文化取得了巨大发展。 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我这个人哪！是开除过党籍的①。当了民主人士。没办法，他们就叫我当师长。井冈山时期，支部会也不能参加，我是前敌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都被辞掉了。可谓孤立了吧！十年内战中间，三次赶出红军，有十几次我的意见不能通过，只剩下我一家。我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送我的绰号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世界观上，说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 ①这是当时误传，实际上是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未开除党籍。 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正如毛主席所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形成、发展，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主席也是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的。有时，他为了不伤害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做过一些违心的事。 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利用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无与伦比的历史功绩，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极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他的野心也急剧膨胀起来。凡是在他看来反对他的人，妨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人，他和他的同伙采取诬陷、迫害的手法想方设法除掉。林彪为了夺权，组织人为他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进行潜心研究。 他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夺权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无论怎样干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1967年1月，林彪这样说夺权：“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 林彪认为军权是权中最重要的权，他在军中各军兵种安插同党，培植亲信。他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毛主席对林彪的举动很是反感。 1966年7月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毛主席这样写道：“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干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这次会议选出的党的中央领导班子组成不难看出：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利用这次会议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主席坚持要党的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其中要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这次大会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写进了“九大”的党章。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 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他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 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1969年初，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之间的矛盾逐渐表面化。开始，经毛主席同意，“九大”政治报告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 1969年2月下旬，林彪召集他们三人商量起草报告的事，决定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但他自己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槁，拿出来讨论的几部分，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毛主席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便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理由，同陈伯达大闹了一场。眼看“九大”开会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路和框架。还大致他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借口生病，不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他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这个时候，陈伯达也在赶写政治报告的草稿不久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风清样送给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并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旁了。因为政治报告起草迟了，“九大”推迟了一个星期才开会。当时代表都被通知来到了北京，只好先组织他们参观。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林彪对这两个稿子都没有看，只是叫秘书念了毛主席修改的一些段落和加写的内容。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 “九大”开过后，毛主席要着手解决政府工作、修改宪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林彪认为这是争夺更多权力的好机会，在讨论修改宪法时，林彪就抓住“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大做文章， 在修改宪法时，宪法的序言中必然提到毛主席，这就涉及到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原来，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都写上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都把它们划掉了。这个情况，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知道，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知道。可是，在讨论宪法的序言时，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却支持要把这三个副词再写上。在1970年8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加上三个副词，康生、张春桥则反对。陈伯达、吴法宪便借此制造事端，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是蓄意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林彪一伙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这显然是有他们自己的打算的。 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在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吴法宪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王飞、周宇驰又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里作了传达。这样，吴法宪便把空军的调动、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1970年3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我们陪着毛主席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3月7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8日，我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会议讨论后，大家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又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然而，住在苏州的林彪，却在3月9日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3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3月8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l1日夜间11点30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二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围绕稿子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会上争论不休。 当时，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给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要我代他划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阅，但还是让我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后来，毛主席还多次说过，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还有许多人。 1970年7月31日，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所谓“讲用报告”。他这个报告的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写的。林彪听了“讲用报告”的录音后，说什么“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8月4日，他们还把“讲用报告”的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播放。吴法宪吹捧说这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王飞、陈励耘吹捧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 毛主席知道这些事后，非常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他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他还说，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 在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去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在安排毛主席要住的房屋上边正轰轰地炸石头，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事先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 我问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 我不解地问：“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 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飞机降落比较安全。” 我又问他：“你们在这里修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 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 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程世清想了一下回答：“命令是前天收到的。” 我又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修了大部分了，快修好了。 我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的” 程世清说：“那怎么办？” 我当时没答复他，也没有做声。我回到杭州，就把修机场的事向毛主席报告了。 毛主席问我：“谁下的命令呀？” 我说：“不知道。” 毛主席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 我打电话问周总理，周总理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 周总理说：“我问一下。” 周总理问了黄永胜。黄永胜答复周总理说，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当时有些老同志要去庐山开会，坐汽车不行，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总理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了中央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然后，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我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据吴法宪1971年10月21日交代说：1970年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到林彪时，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7月，叶群又向吴法宪当面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很明显，这是示意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主席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吴法宪还交代：8月初，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里提议写上这一章。8月27日，叶群义私下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8月13日下午。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发生争吵。因为张春桥提出在宪法序言部分，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二个副词删去，吴法宪当场尖锐地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丰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秘密地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进行密商。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又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吴密商后，黄永胜、吴法宪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叶群告诉吴法宪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8月13日晚和14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方面的语录。 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多次密商，积极策划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陈伯达搜集了关于“天才”的材料．找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作为依据。林彪布置人给他起草关于宪法问题的讲话提纲；同时又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8月20日，林彪、陈伯达、叶群等人带着他们准备好的材料上了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8月25日，庐山开会期间，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和各组组长会议上，再次严肃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主席还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 毛主席意识到林彪有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的野心。 二、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从1970年春天开始，林彪指使人编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企图全面篡改党的历史，吹捧林彪，为其反党夺权制造舆论。 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之机，妄图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野心。 (一) 1970年8月18日下午2时，我随毛主席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19日到达九江市。我们在九江市下火车后，换乘汽车于当天下午上了庐山。 8月19日、20日、21日，毛主席在庐山看书和休息。 我从19日上庐山后，就投入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去了。 8月22日下午2时，在庐山三所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我列席这次会议，并作记录。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建议增加一项内容，即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 康生说：“修改宪法问题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次会了。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毛主席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 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主席讲形势问题。 毛主席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 康生推辞说：“修改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 毛主席看了康生一眼，然后说：“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 周总理接着谈计划问题。他说：“自今年开了计划会议后，收效较快。五个月以来，全国有一定的生产效率，地方上的积极性大了。” 毛主席说：“原来这个下放(指中央把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部分权力及财权、物权、投资权下放给地方。─作者注)，讲是讲了。但是他们(指地方——作者注)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议解决了。” 周总理接着说：“备省、市、自治区不仅仅是农业有了生气，有了发展；而且现在看起来工业形势也好。今年的计划完成的情况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虽然‘文革’的头两年有一点下降。”周总理是说1970年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三五”计划的原定指标。 毛主席说：“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不晓得蒋介石统治的时候，煤要不要南运？粮呢，要不要北运？看来，要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 周总理说：“人民生活确实是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 康生接着说：“哪里的毛主席思想深入了，哪里的工作、生产一定就好了。规律完全是这样的。” 毛主席听了摇摇手，表示不赞成这种说法。毛主席说：“看我们是依靠谁的问题了。有的人依靠专家治厂。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其至洋专家，除这之外，也还要依靠工人。”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工业上既要依靠专家，包括洋专家，也要依靠工人阶级。 林彪跟着说：“主要是调动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 陈伯达也随声附和说：“我到下边看了一下，形势很好。群众积极性很高，干劲也很大，连中学生都自办工厂。” 谈完经济问题，常委们又议论政治问题。 周总理提出说：“还有党代会的问题。” 康生说：“恐怕有些县、市。甚至有的省、市要开党代会。” 毛主席说：“党代会不仅要从下到上开。有的还要用从上到下的办法开。” 康生说：“这两个办法都可以用。” 周，总理分析说：“等到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的时候。各省、市、自治区开成党代表大会．我看基本上是可能的。” 毛主席问：“整党，各个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吗？这个‘吐故’吐得怎么样呀？大概吐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 周总理回答说：“现在挂起来的较多。” 康生补充说：“我说‘挂故’多。”(1968年毛泽东主席就整党问题讲过要”吐故纳新”。“挂故”是指当时要“处理”的党员干部被“挂”(搁置)起来。——作者注) 毛主席说；“你们讲挂起来的多，我看吐得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 周总理说：“有的人长期挂起来呀？我认为还是下去劳动接触群众比较好。” 毛主席认为会议讨论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 8月22日晚8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安排的讨论意见。 周总理在传达中，还介绍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他说有些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比“文革”初期有所下降。这时。江青打断周总理的话，说农业生产没有下降。周总理说：我讲的是工业。当周总理谈到解决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时，康生插话说：日本侵华时，南北交通中断了，那时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们还不知道。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把常委会讨论的情况讲完后，让我作了补充。 1970年8月23日下午3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 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 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 (毛主席于8月31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题目中用“一点意见”，我看就是针对着林彪这里说的”讲点意见”的。 ——作者注) 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康生说：“那好吧，你先讲。”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 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座。毛主席主持开会。周总理宣布全会议程，林彪首先讲话。 林彪一开头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林彪在讲完开场白之后，逐渐转入正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 林彪还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翻来复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我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已经4点半了。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总理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这天晚上，周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却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提出要很好学习，要求再播放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周总理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24日上午会议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讨论林彪的讲话。 8月24日上午8时，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庐山礼堂开大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会议由我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了两遍，11时半才散会。 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我去请示毛主席。 散会后，我报告毛主席了。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毛主席还嘱咐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 我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我让王良恩去林彪处取讲话稿，他没有拿来，25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 24日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我一份材料，他对我说：“这份材料请打印5份。” 我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 他说：“是。” 我一看要打印的材料是几条语录。我考虑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 陈伯达打印的几条语录如下： 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一、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 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卡·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弗·恩格斯为本书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21页 二、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1．“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69页 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8页 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82页 4．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未来世界大战时所说的一段话后，赞扬恩格斯：“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3页 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人’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422页 三、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8月24日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言。他们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大肆煽动。 下午3点钟，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他到会场时，有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了这位同志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讲。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思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他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当时我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陈伯达讲的—口福建话，别人听不懂，能听懂的同志替他作翻译。他讲到“欢喜得跳起来了”时。还动手动脚地比划着。 叶群在中南组发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下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黄永胜那时虽然留在北京，但他也准备好了与他们一样内容的书面发言稿。 陈伯达在华北组煽动性的发言，使不明真相的人都激动起来。陈伯达讲完后，其他一些同志纷纷发言表态，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我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 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24日晚上，各组的发言情况汇总反映上来了。我一看，有几个人在发言中已经引用了陈伯达交给我要求印发给常委的语录。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并且请示说陈伯达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周总理在电话中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我马上将陈伯达提供的打印语录的原稿和已印刷出来的20份语录全部封存了。 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受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个小组的煽动性的发言的影响，上当受骗了。 8月25日上午，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出来了。这个简报反映陈伯达讲话的内容不多，却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我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义大量刊登了出来。这个简报印前没有给我看。这个简报印发后，显然产生了极不良的影响。 这天吃中午饭时，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我赶紧吃完饭就去了。 毛主席问我：“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我说：“刚看到。”我是在来的路上才看到的。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者注)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 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我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 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我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我还拿群众的意见作辩解。 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听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难受，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 谈完话，时间已到下午2时了，毛主席要我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3时到牯岭毛主席办公处开会。我通知了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和康生，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的。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来后，毛主席分别同他们谈了话。 毛主席还与许世友谈了几句话。当时，毛主席在院子里，许世友来了。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说：“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 许世友说：“凉。” 毛主席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 毛主席与政治局常委商谈后，对来开会的政治局委员们宣布说：“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收回六号简报。” 当晚，周总理主持召开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8月26日，各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小组会的决定。 这时，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私自跑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迟上庐山的黄永胜，见“形势”不妙，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这些情况由各小组反映上来后，我报告了毛主席、周总理。毛主席笑着说：“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毛主席和我谈话后，我认识到自己犯错误了，就考虑写检查报告。周总理也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你争取第一个检查吧。8月27日，我写好了第一份书面检查．检讨了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做法、言论是“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并表示要“接受这次教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感到第一次的检查还不深刻，认识也是初步的．当时我对许多现象的本质问题都还没有认识清楚。毛主席看过我的书面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我还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在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口头检查，内容和书面检讨的差不多。我的检讨书，经周总理批阅修改后印发了。 (三) 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找人谈话。各小组暂停开会后，宣布大家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游庐山、看电影和看戏。 8月26日和27日，周总理、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很紧张，于8月28日晚上偷偷报告了林彪。林彪不仅没让吴法宪收敛，反而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还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31日，毛主席针对林彪等人的活动情况，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这篇重要文献在印发给参加全会的同志前，毛主席还给林彪看过。毛主席在文中写道： 这个材料(指《我的一点意见》所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严厉批判陈伯达。彻底揭穿了陈伯达搞政治欺骗和阴谋行径的真实面目，这实际上也是对林彪一伙的致命打击。 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当时毛主席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毛主席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 9月2日，林彪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我也参加了。此时毛主席让我参加这个会有个目的：一是了解一些情况，因为他们这些人是不会把情况全部如实地汇报给毛主席的；二是我在华北组也发了言，也要接受批评、受教育。 会议开始时，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 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段时问。林彪又说：“嘿，为什么没有人发言？”这时，我发了言，批判了陈伯达。我指出，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我发言后。其他一些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一些。会议很快就散了。 散会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我讲完林彪召集开会的情况后，毛主席哈哈大笑，问我会还开不开：我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 9月3日，林彪又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我去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了，也没有通知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毛主席知道后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9月2日以后。各小组就开始集中批判陈伯达。在华北组，我按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检讨以后就请假了，没有再去参加会议。 9月4日，毛主席找林彪谈话。 9月5日上午，毛主席找陈伯达谈话。下午．毛主席和周总理及康生谈了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 9月6日，全会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毛主席在讲到高级干部要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指陈伯达——作者注)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印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收了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所作的序言中的话。─作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毛主席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批评林彪一伙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主席在强调搞好党内外团结的问题时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周总理、康生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会上，中央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 9月7日．林彪、叶群下庐山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九江机场送他们。在叶群导演下这些人还在一起照了集体像。这实际上是表示他们的团伙要抱得更紧密。林彪走后，黄水胜等人也很快离开了庐山。 9月8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都走了。 9月9日上午，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走了。 这次全会后期，我主要是抓了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和会议的收尾工作。 散会后，全会服务人员要求毛主席接见，同毛主席合影。9月9日下午2时，毛主席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因为那天下雨，安排在庐山礼堂接见。后来雨停了，就改在室外，用夹道欢送的形式接见。照完像后，我们就同毛主席一起下了庐山。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林彪集团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林彪一伙并不甘心这次失败。 三·“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要求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认识。 9月9日我们下庐山后，毛主席的专列先到长沙，毛主席与华国锋同志在车上谈了话。专列停在支线休息，于15日到武昌。 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 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好嘛！” 我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 毛主席对我的态度比较满意。他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我就考虑根据自己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我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已经点了陈伯达的名，对陈伯达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所以，我对自己错误的性质的认识又提高了一些。在这次的检查中，我也批判了陈伯达。 现将我第二次书面检讨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主席： 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 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一)在华北组他突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份，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这次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教育很深，我应很好的接受这次教训。今后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锻炼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实改造世界观。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 敬礼！ 汪东兴 1970年9月15日 毛主席看过我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表示满意，在我写给他的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即陈伯达——作者注)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9月16日上午10点半，毛丰席让吴旭君(毛主席的护士长——作者注)通知我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11点50分。 毛主席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250多人(指中委、候补中委——作者注)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多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主席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指黄永胜等人——作者注)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我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见，给陈看时，他马上说他与苏修无关系。我又不是问他这事，他急着声明这个问题。”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六号简报时，毛主席说：“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要他们不要再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就改正。” 毛主席一面抽着烟，不时地呷口茶，一面和我慢慢地谈着。 他问我：“你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会议前期，黄永胜留在北京，但他准备了书面发言稿——作者注)，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 我摇了摇头，说：“我不清楚。” 毛主席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 我又摇了摇头，说：“不清楚。” 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 毛主席说：“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毛主席还要我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 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我先回北京。 他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毛主席还说：“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或找我来谈。” 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考虑，我说：“我的意见，我们还是一起回北京。我的那封信可以叫通讯员先带回去。” 但是，毛主席还是坚持要我乘送文件来的飞机先回北京。他说：“早一天回去，让他们早一点觉悟也好嘛。” 这样，我只好准备第二天早上先飞回北京去了。 16日下午，我去找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聊了两个小时，他还陪我吃了晚饭。谈起庐山会议，曾思玉同志说：“当时我是一盆浆糊，弄不清楚。” 我笑着问：“现在你还是一盆浆糊？” 他说：“开始我脑子是一盆浆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通过学习，慢慢地了解了。” 我诚恳地说：“庐山会议上我也犯了错误。” 他说：“中南组也是紧张的，说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夺毛主席的权。叶群发言就是这样讲的，她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没有错。” 我讲自己的看法：“毛主席的天才是从实际中学的，是靠看书学习，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们过去认识不清，现在才有所认识。” 曾思玉说：“那几个副词，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未听进去，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虚。” 我和曾思玉谈话中，相互交换了一些思想认识。 晚饭后，我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就没有打扰他。午夜12点钟吃过夜餐后，我上床休息。到了凌晨4点钟左右，护士长吴旭君来敲我的门，我正要起身开门，吴旭君说不用开了。她从门缝塞进来一张纸条，并且告诉我说：”你不要起来了，看一看条子就行了。”我捡起条子见上面写着：“主席讲，你不要走了，一齐走。”这样，我就又回到床上睡觉。 不久，我陪同毛主席一起回北京。当专列走到石家庄时，我将曾思玉同我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我对毛主席说，曾思玉是老实人，他的态度是好的，有什么谈什么，只是水平与我差不多，我想曾思玉慢慢会通的。 毛主席听后“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黄、吴、叶、李、邱等人的工作，并将我于9月15日写给他的信和他的批示在政治局作了传达。 吴法宪看到我的书面检讨和毛主席的批示后，于9月29日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可是，他在检讨中把自己说成是“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我把吴法宪的这份检讨书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在10月14日作了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主席还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写了许多批语。 吴法宪在检讨书中讲到他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在关系全局性的原则问题上，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毛主席在这段文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又在旁边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在吴的检讨书中讲他自己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段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着：“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在吴法宪谈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这句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吴法宪交代8月23日晚12点前后，陈伯达来找他和李作鹏、邱会作，谈到过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毛主席在这段话下边也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写到“他(指陈伯达——作者注)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说话神态异常，说时支支吾吾”时，毛主席在旁边批示：“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 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发8月27日晚上12点以后，陈伯达来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主席在“伟大谦虚”四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吴法宪提到陈伯达8月27日晚上核对上面那句话时，看到陈的发言稿上有”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一句话，吴法宪认为这是“造谣”。毛主席在“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这九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中写道“……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这句话时，在旁边批道：“这样对。” 10月12日，叶群也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谆谆教导，使她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但叶的检讨书中把她的问题说成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10月15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并作了批示：“此件已阅。”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主席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时，毛主席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检讨书中引用毛主席讲过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并在旁边批道：“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毛主席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 叶群还说什么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主席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毛主席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叶群表示要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主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毛主席这些批语清楚地表明，对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叶群、黄水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所犯的错误，都还是采取批评、教育、挽救的方针的。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后，为了继续解决这次会议上的问题，给林彪等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争取和挽救他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开展学习和批判运动。 这年10月，毛主席对贵州省关于“三支两军”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11月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干部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l1月16口，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指示提出了解陈伯达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要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并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2月16日，毛主席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了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讨嫌！”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来的。毛主席的上述讲话显然是批评林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我记得毛主席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还有一次，可能是1968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主席不同意，他让我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我又问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我到钓鱼台找了陈伯达、姚文元，让他们按毛主席的意见圈掉了。 12月19日，毛主席对周总理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黄永胜、李作鹏应同李德生、纪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月22日至翌年1月26日，召开了华北会议，对陈伯达进行揭发批判。 华北会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参加了，我也去了。 去参加会议前，我请示毛主席：“我要不要发言？” 毛主席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 我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错了。” 毛主席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再批判嘛！”说到这里，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 1971年1月8日，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指示：“林、周、康三同志：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队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1971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一百四十三人参加的批陈整风座谈会。黄永胜等人既不真正批判陈伯达，又不作自我检查。毛主席对黄等人的态度不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月26日，中央发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指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下旬召开的华北会议——作者注)，毛主席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即1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在这个命令宣布之前，毛主席曾找李德生同志谈过话。 军委座谈会和华北会议前期，都没有开好。对此毛主席进行了批评。2月19日，毛主席在关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 2月20日，军委办事组根据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又批示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还批示：“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毛主席对黄永胜等人不做自我检查，不认真批陈是抓住不放的。 与此同时，毛主席又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3月15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在十八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十七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等迟迟不肯承认错误。不肯作自我批评，直到1971年3月才交出书面检讨。尽管如此，毛主席对他们承认错误作出检讨的行动，仍采取了欢迎的态度。 毛主席看了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后，于3月24日在黄永胜3月21日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如下批示：“黄水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 黄永胜书面检讨的第二页上有段话“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渭‘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毛主席对这段话批注：“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3月30日，毛主席又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指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还在刘的检查的最后一页批示：“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 4月15日至29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参加会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29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汇报会上作了总结。 4月18日，我在这个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又作了第三次检查。我把当时检讨的内容抄录如下： 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全会期间和全会以后，经过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的启发都很大，教育都很深。回京以后，又带着自己的问题，进一步学习了主席的光辉文献《我的一点意见》，学习了马、列和主席的几本著作。遵照主席“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我同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局、警卫团的同志们一起揭发批判了反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同时．也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由于主席的教育，政治局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清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进一步认识了自已错误的严重性，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会议开得很顺利，气氛很好。但是，会议刚开了一天，陈伯达在他的反革命野心的驱使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以伪装的面目出现，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实现他反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主席很快识破了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适时地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 在这次全会上，把陈伯达这个大坏蛋揪了出来，教育了全党。切结了同志，避免了分裂，消除了隐患。这是伟大导师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陈伯达的要害，从理论上彻底揭穿了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揭穿了陈伯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本质，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和主席一系列的重要批示，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切决定，坚决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在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没有发表以前，我没有识破他是一个大坏蛋，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当了他的炮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和教育，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干扰了毛主席约战略部署。我内心极感沉痛。我的错误是： (一)在华北组听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煽动性发言，我没有考虑分析，没有调查核实材料，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心情非常激动地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把不应该上纲上线的问题上了纲、上了线，使会议气氛紧张，不利团结，影响会议顺利地进行，当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炮手。 (二)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煽动说，有人不要毛泽东思想，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我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错误地提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主席的意见，我是知道的。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主席要我从外地回京向政治局的同志转达了主席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可是当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柏达的煽动性的发言．就把主席的指示忘得一千二净。在这关键时刻，我没有冷静思考。没有坚持原则．没有考虑到主席日日夜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劳。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违反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三)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第六号简报”来煽动、欺骗参加全会的同志，妄图分裂党，破坏“九大”“切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简报内容中陈伯达的很少。我的很多，事先又不给我看，这是一个阴谋，我上了当。被他利用了。 (四)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听录音报告的机会，把关于论“天才”的语录交给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这个语录打印后，放在我那里，没有使用，在陈伯达阴谋诡计被识破后这个语录已封存。现在看来，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l)对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恶意造谣，没有调查核实．没有分析判断。对在哲学上的欺骗和诡辩，自己不懂，也没有向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主席教导：“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方法来”而我违反了主席的这个教导，结果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上陷入极大的盲目性。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一种表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毛主席指示：“这和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观。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过去对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认识很不够，今后必须下决心“打倒主观主义”。 (2)过去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对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读得很少，而且有些没有读懂。因此，思想和理论水平很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的团结不够，特别是遇到像陈伯达这样手段很阴险、很毒辣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他，反而受了他的蒙蔽，被他利用了。 (3)存在着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今后，我要很好地接受教训，带着问题认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克服骄傲自满，争取较快地改正错误。真正做到在大风大浪中不迷失方向。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坚决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在毛泽东思想和“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汪东兴 1971年4月18日 我的第二次检讨书送给毛主席看后，毛主席对我说：“你的几份检讨有阶段性，火候掌握得好，庐山会议后，大家到现在还跟不上气候，看来你跟上了。”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领导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同时，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接连批发了许多文件和指示，毛主席把这个办这叫作“甩石头”；二是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当时被林彪、黄水胜、吴法宪等人控制的中央中委办事组，毛主席把这个办法叫作“掺沙子”；还有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改组北京军区，毛主席说这个办法是“挖墙脚”。 四·“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虽然在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先后召开过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但是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迟迟拿出来的检讨书，其实是敷衍了事的。如何帮助广大干部，特别是帮助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对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帮助犯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党的危险，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毛主席始终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因此，在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间，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在南巡期间，毛主席几次谈到庐山会议开过近一年了，但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毛主席沿途同各地负责同志多次谈话，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毛主席在武昌的谈话 1971年8月15日，我们陪着毛主席乘专列从北京出发，16日抵达湖北武昌。被称为长江三大“火盆”之一的武汉三镇．当时天气炎热。 16日在武昌车站，毛主席找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我谈话。17日，毛主席又找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还有刘丰和我继续谈话。 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亲切地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 刘丰汇报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毛主席听后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 毛主席严肃地说：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 毛主席的话锋一转，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丰席接着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接着，毛主席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他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81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士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 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到井冈山时期的一些事情。 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10月初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毛主席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当选为前委书记。8月，陈毅去上海，向中共中央作汇报工作。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临时会议，专门听取了陈毅有关红四军情况的报告。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个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她听了汇报后对陈毅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毛泽东呢？应该拥护他，他在根据地搞的是对的。 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信是经周思来审阅同意后发出的(即“九月来信”——作者注)。信中肯定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正确主张，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回根据地传达了中央的意见，带回来了那封信(该信全文刊载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473—490页。——作者注)。同年12月2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又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会议开了三天，重点是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最后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这样，便扭转了毛泽东遭排挤的局面。 毛主席曾经对我说，陈毅敢于改正错误，敢把中央的意见原原本本地传达，陈毅同志是个襟怀坦白的人，错误是有，但是个好同志。 红四军第七次、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是很重大的事情。当时，我在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部队里工作，对这两次会的情况也不清楚。为此事我问过毛主席。毛主席说他对这两次会议的详细情况也不太清楚。但对那一段往事，毛主席有很深的印象。 毛主席对我们说：陈毅当时到了上海，本来是告状的，但周恩来做了好事，批评陈毅不对，犯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还是要我“复辟”。中央要我“复辟”，我就“复辟”了。 毛主席接着说：然后是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然后是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他是公开论战。在莫斯科是搞宗派。 毛主席又说：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江西瑞金开的，他们都到了中央苏区了。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让我参加会，让我当苏维埃主席(1931年l1月27日，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原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因红一方面军改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而被撤销。——作者注)，不让我在军队工作，让我去做群众工作。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毛主席回忆往事，讲党的历史和他的经历，说心里话，我们还是第—次听到。 毛主席说：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是周总理指挥的。 关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叶剑英同志曾对我说过，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军事方针才取得的。叶剑英当时跟随毛主席一道走的，知道得很清楚。在宁都会议上把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掉了(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后，中共临时中央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并且再—次撤销了毛泽东在1932年8月8日重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作者注)，由周恩来接着指挥红军反“围剿”。 毛主席接着说：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王明错误的路线。王明夺权四年之久。上海的中央移到中央苏区去了，陆续跑过去了。先是周恩来，然后是博古、张闻天、王稼样他们去的。到中央苏区，李维汉去得早。他那时是组织局长。然后是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懋功会合以后，张国焘搞政变，成立伪中央。 毛主席后来谈到张国焘时还多次说过，张国焘要是不跑的话，还要给他一个政治局委员当。 毛主席继续说：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 讲了党的历史。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他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 在座的同志，都检讨自己犯了错误。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水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主席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说：前途有两个，—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主席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七千多人的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七干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 毛主席在这里举出我检讨的例子，是要说服那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毛主席接着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 那时．毛主席是主张彭德怀管军委工作的。 毛主席接着又说：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毛主席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作者注)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指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一伙人的问题。──作者注)，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毛主席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当时有人回答毛主席说：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后来了解这个回答的情况是假的，实际上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当时还在当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 毛主席强调说：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现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作者注)。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正打胡宗南，很紧张，毛主席疲劳过度，手抖得厉害，拿不住笔，《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就是由毛主席口述，由别人记录的，后来毛主席亲自修改完稿。 毛主席讲完了庐山会议各方面问题后，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厂，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毛主席接着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 最后。毛主席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四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 毛主席同刘建勋、王新、刘丰和我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内容非常丰富，几个同志第一次听来真如倾盆大雨一般。足够我们去消化、琢磨的。 在武昌期问，毛主席想同华国锋谈话，我就打电话把华国锋从北京请来了。 8月25口晚，毛主席在武昌同华园锋同志谈话。我也参加了。 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华国锋：你来了。你们现在忙什么？ 华回答说：我刚到国务院，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向毛主席作个汇报。 毛主席有点严肃，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主席对华又简要叙述了党的历史，他说：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即第四次、第五次全会(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作者注)。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1945年5月，七届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作者注），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毛主席接着说：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毛主席继续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时说：这个简报是—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 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说：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在讲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的措施时。毛主席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毛主席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干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干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最后，毛主席对华国锋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毛主席准备由武昌转移到湖南长沙。27日上午9时，我和华国锋飞往长沙，落实毛主席的住宿安排等问题。这时华国锋同志刚调京，仍然兼任湖南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 27日下午2时，刘丰到毛主席的住处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 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刘丰：怎么样？ 刘丰回答说：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 刘丰讲的去年毛主席同他的谈话，是指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毛主席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他谈的一次话。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毛主席这次在武昌同他谈话，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可是9月6日，他就告诉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 毛主席对刘丰说：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 毛主席又问：方铭同志什么病？ 方铭当时是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问方铭的情况。刘丰没有回答。 毛主席又再次向刘丰谈到党内的路线斗争，点明了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 毛主席总括说：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 刘丰接着毛主席的话说：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 谈到军队、毛主席说：找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 刘丰插话说：主席还是管的。 毛主席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在同刘丰的谈话中。毛主席很快又把话题转回到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他说：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 毛主席再次讲到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时，他说：我的方法是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在庐山，五天时间我写了七百字，打了这样一块石头。以后批了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把三十八军整得那样苦。还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刘子厚同志的检查。 毛主席谈到解放军的问题时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六十六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六十六军就反对嘛！就是那二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 毛主席谈到掺沙子的办法，说：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 刘丰在中央苏区时是五军团的人，五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成的。毛主席向刘丰问了五军团的情况后说：季振同(河北沧县人。1931年12月14日与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部起义，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他任总指挥，1934年夏被错杀。——作者注)，我同周恩来讲了几次，这个人不应该杀。赵博生、董振堂这两个人也不错。 毛主席接着说：我七老八十了。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 毛主席讲到这里，再次向刘丰谈起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 毛主席又说：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 毛主席的这些话，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过，但一次比一次说得多一些，更明朗一点。细细体会。还是略有不同的。 毛主席这次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毛主席还很生气地说：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要开二百来人的会议(来解决)。 这里说的总参二部部长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接到总参三部部长给他写的信，信中谈到过这个情况。 毛主席还对刘丰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的问题。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一百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毛主席问刘丰看到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他没有看到。 毛主席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己装箱上车了。毛主席说，到火车上再给他。刘丰问毛主席：翻印一些下发，可不可以？ 毛主席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刘丰等人送毛主席到车站上车。刘丰扶毛主席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歌词。毛主席要张玉凤、吴旭君唱。毛主席同刘丰也跟着一起唱。唱一段，毛主席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 毛主席说：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 毛主席还说：《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 唱完《国际歌》后，毛主席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 毛主席对刘丰动感情地说：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 毛主席这时带头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非同寻常的。 (二)毛主席在长沙的谈话 毛主席的专列8月27日夜间抵达湖南长沙。到达长沙的当晚，毛主席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 卜占亚当时是湖南省军区的政委，毛主席对他不太熟悉。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问了卜占亚的简历。然后毛主席又问我是否向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传达了他前几次的谈话内容，我说传达了。毛主席说他明天要找他们谈话。 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卜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中。他说：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 毛主席扳着手指算着，讲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几次路线错误。 他说：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指井冈山斗争时期——作者注)。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可以当师长。我们一个师有两个团，一个是农民起义的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团。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不上井冈山，想依靠外援，后来又打回湘南，我带了一个团到湘南去接他们。到了桂东沙田，我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回我们没有接到朱德、陈毅他们，但接到了萧克。回到井冈山时，说朱德他们已到了宁冈。我们在宁冈会师。他们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又让我当上了党代表。王明他们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夺中央的权四年之久，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他们讲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也讲不断革命，马克思也讲过要不断革命。我们讲不断革命是有阶段的，我们首先进行了民主革命，而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叫作不断革命论。李立三、王明他们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就是全国胜利。可是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民主革命，1949年才到了北京，还没有宣布我们胜利了。当时我们只是说这是第一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赎买政策实际上是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资本家他们要进行生产，没有原料，我们供给他们原料，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归我们国家收买。比如你要织布，你没有棉花，不准许资本家自己到处去买棉花，我们供给你棉花，你织出来的布也不准自己随便卖，要由国家收买。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我们这样做了几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官僚资本占80％，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一些小企业主。怕他们干什么？过了几年，他们还不是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了嘛？其实他们是表面拥护，心里是假的，假的也好嘛。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毛主席历来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讲政策的，是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的行动的。 毛主席肯定地说：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 毛主席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之后，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并带着我们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 唱完歌后，毛主席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这时，毛主席表扬我在中南海的工作中正确地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说：他的办法好，凡是骂过他的，他都用了。毛主席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直机要干校的同志在怀仁堂、府右街贴了我很多大字报，揭发我的一些问题，我天天去看一看。毛主席知道后对我说：你这个人行。不怕丢脸。我坦然地说：我不怕。我丢脸不会丢一辈子呀，认识错误就不丢脸了。 我常想，人的脸该丢的就要丢，人家给你提意见了，对的。你就要接受、改正。我在机要干校上千名同志的会上讲，对党中央、毛主席，你们不能反，对我汪东兴，你们可以反。你们反对了，我接受；反错了，不要紧，今天我们一笔勾销，我们之间没有帐，我不会记帐。机要干校的同志听完以后都鼓掌了。 毛主席接着说：我这个人不大着急。在井冈山的时候，不是听说他们要把我开除党籍吗？我想你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着急，开除就开除吧！后来，他们说我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叫我当师长。在闽西的时候，把我下放了。我想下放就下放。你下放我，我就做群众工作嘛。开除我的党籍，有的同志想不通，要报告中央。我给他们说，开除党籍就开除嘛，还报告中央干什么。在湘赣边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我看到他们讲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原因是说我讲了一句错话，叫做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 毛主席讲到这里时，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主席叫吴旭君、张玉凤来，一起唱这首歌。当我们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 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我们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条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不大。 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时，毛主席说：停！等一等，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你带部队，你当过排长、连长，如果传到你的村里去，就了不得了。 那时的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连长，确实“不得了”，全村的人都要去看你，去拜访你的。1951年，我回江西老家去看望我的父母亲。我父亲问我在中央当什么官，我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父亲听了很高兴，认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一定当了很大的官。我对父亲说，我是给毛主席当马夫的，您就说当马夫的人回来了，或者说当兵的人回来了。我父亲不相信，问我是不是当了连长了，我说我没有当过连长，也没有当过排长。父亲很奇怪，又问我：那你现在当的官比连长、排长还小吗？我说还小一点，也就算个班长之类的吧。他还是不信，问我当班长的人为什么出去还坐汽车？我说这是工作需要。当时在我父亲的脑子里，当个连长就是很大的官了。 毛主席接着说：到了村里边，你就不得了啦。特别是当了营长，更不得了啦。我们说话要和气，不要耍骄傲。 当我们唱到“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二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都不太大。好像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当唱到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条问题大。当了班长、排长、连长，不得了啦。听说还有骂人的，甚至有打人的。听说不是有人把连长打死了吗？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妥有很大关系嘛？我们讲要遵守纪律，一定要有自觉性。 毛主席又讲到部队的教育和练兵问题。他说：过去我们部队里搞军事训练、制式教练。从单兵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的军队了。 毛主席接着谈到在军队开展的“三好”运动。他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指有人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作者注)。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六年土学堂，七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青年人有个脾气，我批示的济南军区报告上说“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是豆腐渣”。对这个问题老年人、中年人也得注意。 我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主席要求我们把最后一句“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重唱一遍。 重新唱完这句后，毛主席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特别是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要做到步调一致，经常商量商量，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还有一条，不要骄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有军阀作风的一定要坚决克服掉。 毛主席这次谈话很耐心，他再三向我们进行党的路线教育，进行党性、纪律、修养教育。 8月28日晚上9时，毛主席找了广东的刘兴元、丁盛，广西的韦国清和我谈话。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不很熟悉。在谈话开始时，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毛主席谈家常式地提问和了解情况之后，开始了正式谈话，这样使刘兴元、丁盛等人不致在他面前太拘束。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主席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国清回答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他回广西开展群众工作带回几本书，就在东兰县办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主席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主席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接着，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党的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上来。 毛主席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主席在讲到陈独秀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时，又提到了刘仁静、彭述之的名字。 毛主席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年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主席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7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作者注)，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毛主席说：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毛主席说：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作者注)。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主席问他们：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毛主席接着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讲完党的历史上所发生的路线斗争之后，毛主席转向韦国清。他表扬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国清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主席问韦国清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作者注)，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作者注)算第四。 讲到这里，刘兴元汇报了工作情况。毛主席听完汇报，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都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接着，丁盛向毛主席汇报说，在延安整风中学过两本书，对他帮助很大，后来还参加过“七大”。 毛主席听后说：你参加过“七大”，了不起呀！你们(指刘兴元、韦国清、汪东兴———作者注)有没有参加呀？ 汪回答毛主席说：我参加了。我是“七大”的候补代表。 毛主席随即谈到要学习理论，讲到延安整风学习的事。他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毛主席转向丁盛问：你打过些什么仗？ 丁盛回答说：打过锦州。 毛主席说：打锦州时，有一个部队把蒋介石的增援部队挡住了，打得好。 讲到打锦州，毛主席想起一个动人的故事，他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主席接着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主席跟着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贸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说到这里，毛主席沉思一会，把谈话内容转向“天才论”。他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即《我的一点意见》——作者注)，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接着丁盛汇报他的战斗经历。当讲到冀东暴动的情况时，毛主席说：邓华这个人，跟着别人犯过错误，我对这个人寄予希望。杨勇被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钟赤兵这个人被敌人打掉了一条腿，是在娄山关被打掉的，你们不要歧视他。他是打娄山关负伤的。当时我看见一副担架抬着伤员，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钟赤兵，当团政委。这个人似乎可以到你们广州军区，科委有人歧视他。 毛主席接着讲学习问题。他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边境作战时，有一个部队从生产的地方拉出来，，上前线打仗，并且打得很好。我觉得我们的军队很有希望。 当丁盛讲到他自己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主席笑着对他说：你可不能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哟。 毛主席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 毛主席接着说：韦国清，你虽是红七军的，可也编到三军团了。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 毛主席说：你们(指广州军区——作者注)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指林立果——作者注)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是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主席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8月28日，毛主席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和我谈话后，为了领会毛主席谈话的精神，我们座谈讨论了一次。 8月29日。我将这次座谈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边听我的汇报，边插话。边交谈。 当我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在座谈会上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的错误时，毛主席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 毛主席问我：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 我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摆了摆思想问题。 毛主席又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回答说：主要是学习问题。 毛主席说：对呀。我经常提到这个学习问题。大家在这方面口头上是同意的，但在实际中看法就不统一了。你看，这一次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自己又不看马列主义的书，陈伯达搞的那一套就相信了，而且照着念，照着引用。 毛主席对我说：你在会上没有念这个语录。 我又讲了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要我打印称天才语录的事，毛主席听我讲完后说：这个没事。你是办公厅主任，你不是有意要打印陈伯达搞的语录。他是常委，他要你打印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以后也没有用上。总理让封存起来，你就封存了，没有扩散。这是对的。 毛主席接着说：你发言被人利用，这是事实。在湖北检讨以后，我对你比较放心了。你没有什么问题。 毛主席多次这样说，为我“解脱”。 我说：我还是有错误。 毛主席说：当然，你发了言嘛。 毛主席关心地对我说：行政工作、组织工作，你是有一些办法的。你也是爱读书的，马列主义还是要学。我是关心你的。你去党校读了一年，你说你觉得用马列主义联系实际不够。我按你的要求把你下放了三年。结果。现在看来，要学好马列主义是不容易的，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你在政治方面运用马列主义要加强，光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后，为了强调学习历史、学会运用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对我讲了一段三国时期诸葛亮巧用空城计的故事。他说：司马懿这个人，怀疑心很重，诸葛亮没有兵力守城，赵子龙一时又赶不回来，城内空虚，结果诸葛亮就对他用了空城计。空城计的故事，能启迪人具体运用战略战术。 毛主席接着说：《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这都是文学作品，很重要的，是反映政治性的小说，体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完美，写得很好，语言也很生动活泼。 毛主席还嘱咐我把这些话向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传达，另有机会时向政治局传达。 毛主席当时还考问我，要我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我回答说：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毛主席见我很快回答出来了，表示满意。 毛主席又对我说：《共产党宣言》这一篇文章写得好。那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比你年纪小。只有三十岁左右。你看人家！ 毛主席鼓励我刻苦学习，不断上进。 毛主席说：在党里为人也好，在社会上为人也好，个人为人处事也好，都要以团结为重，要辩证地看人，两点论地看人，变化性地看人。一分为二是辩证的嘛，二点论也是辩证的嘛。 针对我为人做事过于“认真”毛主席说：为人不可太认真了，水至清则无鱼(《汉书·东方朔传》：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作者注)；不看书不懂文学，不做工作不懂事。你干事太认真。这样的话就好比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了。 毛主席对我了解得很透彻，有时他甚至笑我：我有时说笑话，你也当真，也当做指示吗？我说：我不，我区别得开，但我会认真对待您说的话。 其实毛主席是最认真的人。我对他讲的话，交办的事，丝毫不敢怠慢。在转战陕北时，他要求太严格了。有一次，贺老总送给我们一些腊鱼、腊肉。有一天吃饭时，我让炊事员做了一些给毛主席吃。当时，我和周副主席、彭德怀在另一个食堂的桌子上吃饭，我们也有腊鱼、腊肉。刚开饭，毛主席就叫我过去，他狠批了我一顿。我回来后告诉了周副主席、彭德怀，说毛主席批评吃鱼吃肉了。彭德怀听我一说完，马上就说：是呀，吃得这么好，像个土豪一样。土豪有时也吃不上呀。 这时他们已经吃完饭。周副主席说：你刚才吃饭前怎么不讲，你应该有先知先觉，在毛主席批评前说出来。现在我们都吃完了，腊鱼、腊肉很好吃，我们还嫌不够呢。 周副主席让我赶紧把饭吃完，并说还给我留着两块肉哩。当时，我吃肉时，那个难受的滋味，就别提了。 毛主席围绕为人做事对我说的那些话，对我的教育，直到现在，我还牢牢地记住它、实践它。 8月30日，毛主席在离开长沙去南昌的前夕，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 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问大家：你们谈了两天了吧，怎么样？ 我们各人简要地汇报了两天中学习讨论主席指示的情况。 听完大家谈过以后，毛主席针对林彪一伙人的问题发表意见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作者注)，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作者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接着毛主席谈到党的状况和党的历史问题。他说：全党人多，我们党有二干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指民主革命时期——作者注)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81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样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主席再一次提出：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毛主席又说：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二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毛主席这样说，显然指的是林彪。因为会议开始那天林彪讲话和他讲话的内容，事先都没有报告党中央、毛主席。 毛主席接着谈到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的问题：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利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你们的组长是谁呀？ 在座的他们几个同志讲，我们中南组的召集人是曾思玉。曾当时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员。 毛主席说：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主席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毛主席说：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宇，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l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指毛主席讲的这些话——作者注)。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谈到这里，毛主席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吗？ 刘兴元说：不会。 毛主席指着丁盛说：你呢？ 丁盛说：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 毛主席说：那怎么样办啊？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毛主席回过头来又谈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我们回答说：没有。 毛主席说：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毛主席讲到这里，看了我一眼。我补充了一句，说：我一共做了三次检查。 毛主席接着说：少数人说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其中包括我的护士长、服务员、护士都说好。 那时，毛主席对我的情况是做了调查的。他曾经问他身边的服务人员：汪东兴怎么样了？他还抓不抓我这里的工作了？我看他每天还到这里来呀。 服务人员报告毛主席说：汪主任他一方面检讨，另一方面对您这里的工作从来没有放松，还是同以前一样。对我们也一样，该办的事还在办。 毛主席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 刘兴元回答：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 毛主席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军人搞惯了，就是急。急不好。战士才不管你呢。对战士管得要合理，要有理，就是合乎事实，讲道理。你们听了我这一吹，又是什么英明伟大呀，又是英明领导呀，又是很多都是新东西呀，没听见过呀！ 讲到这里，毛主席转眼看了看大家。 韦国清接上话头说：我们听了很受教育。 毛主席笑着说：看，你又来这一套了吧。 毛主席专门向大家讲了他的谈话与在北京召开的九十九人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谈的有所不同，他说：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忙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毛主席说：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在谈到当时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问题时，毛主席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据杨成武同志讲：受到毛主席批评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那一篇文章，是总参政治部组织人写的，陈伯达与中央文革小组叫署上杨成武的名字。杨成武说这篇文章他没有看，那时他正和我陪毛主席巡视南方。 毛主席接着说：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毛主席是说在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中，真正从井冈山下来的只有黄永胜一个人。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不是，他们是在瑞金以后参加革命的。真正跟毛主席在并冈山的，只有黄永胜。 毛主席说：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的井冈山。 毛主席说：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主席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当时，毛主席确实是打算回到北京以后，再找林彪他们谈谈的。 毛主席接着说：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干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这时大家插话说：百分之三大了一些，吐故纳新只有百分之一左右，包括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二。)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讲到这里，毛主席看了看桌子上的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又表示：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主席说：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这时，毛主席又引伸地谈到斯大林的问题。毛主席说：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指1945年2月4日至l1日，苏、英、美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作者注)，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指当时的外蒙古——作者注)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主席接着谈起中苏关系，他说：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苏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毛主席针对这个问题说：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主席再三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主席：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主席说：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主席讲到高岗的问题，使我想起了我陪同毛主席出访的一件事。在莫斯科时，毛主席曾当面问过我：听说过有告洋状的吗？知道不知道告洋状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了想回答说：告洋状就是把中国的事情向外国人讲。 毛主席点点头说：是这个意思。 显然毛主席当时是指高岗等人告洋状。 毛主席说：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在结束这次谈话时，毛主席鼓励大家：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三)毛主席在南昌的谈话 8月31日，毛主席决定去南昌。当天上午10点多钟，我们就把专列准备好了。12点半，我送毛主席到长沙火车站，火车不到下午l点钟就开走了。 我送走毛主席后，又回到住地，把文件等东西收拾好，然后就去吃中午饭。 下午l点半钟，我坐的飞机起飞了，到南昌是2点钟。 毛主席在湖南时，已经要我通知许世友和韩先楚到南昌谈话。我到南昌后，又用我坐的飞机把许世友从南京接来，韩先楚坐福州军区的飞机由福州到南昌。 许世友、韩先楚是下午5点钟左右先后抵达南昌的。他们到了以后，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们和江西的程世清一共三个人传达了毛主席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我是以提纲的方式传达的，重复的内容只讲一遍。传达从下午5点半开始，到7点半结束，共传达了两个小时。 8月31日晚9点，毛主席抵达了南昌。我们一起到专列停车处去接毛主席。 专列停好后，我们上了车。毛主席在车上与我们谈了几句。毛主席说：车既然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到住地去谈吧。 我们送毛主席到住地，安顿下来。晚上10点多钟，毛主席就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我开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 毛主席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许世友赶紧说，伪中央没有他，有陈昌浩等人。 毛主席听许世友说到陈昌浩等人时，摆了摆手，表示他没有问许世友这些，不希望许世友讲下去。其实，张国焘搞的伪中央的名单，中央早就知道了。 毛主席接着说：陈独秀搞分裂，有81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指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等81人公开发表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作者注)。 毛主席接着又谈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问程世清说：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 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毛主席又问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 许世友马上回答毛主席说：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 毛主席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 许世友说：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 在当时的条件下，许世友讲这些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毛主席说过“刀下留人”的话后，许世友紧张了，他有些怕了。他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 毛主席说：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是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主席转向韩先楚问道：你是湖北人吧？ 韩先楚回答说：我是湖北人。 毛主席说：湖北的人我认识得很多，也可以说是不少吧。有个李求实是湖北人，有项英是湖北人，有黄富生，有施洋，有董必武，还有恽代英，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名人嘛。这些都是湖北佬。 韩先楚只是笑，没有说话。 毛主席兴奋地说：湖北出人才呀！ 毛主席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毛主席接着指出：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毛主席又说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范石生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将领。朱德同志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至交。——作者注)，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毛主席再次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毛主席说：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二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主席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韩先楚、程世清随红二十五军长征，没有卷入张国焘分裂活动。——作者注)。 毛主席谈的这些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座的几位司令员当时都掌握着军队，并且有的是四方面军的人。全党要团结，不要搞分裂。毛主席是希望、并且提醒他们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这时许世友转换了话题。他对毛主席说：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呀？ 毛主席说：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 许世友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 毛主席问许世友说：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 许世友回答不出来。 毛主席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作结论。 接着，毛主席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 毛主席是指除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王必成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当时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作者注)之外，还有一些干部，难道他们都是造反派。 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的反。 毛主席反问许世友：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 许世友回答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 最后，毛主席又提出了学习的问题。毛主席说：现在有个口号，叫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后来。中央的文件和社论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公布了。 这是毛主席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大约谈了1个半小时左右。毛主席谈完后。时间已到夜间零点。毛主席要我组织许世友他们座谈一下。 9月1日，毛主席休息。这天下午，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座谈。当天下午给毛主席检查身体，发现体温升高了，38度多。他患了感冒，晚上卧床休息。 9月2日上午8点钟，毛主席就起床了。毛主席问我：我们要走了，怎么办？ 我说：您看呢？ 毛主席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 我马上就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来。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他们。我想这可糟糕了。找了半个小时，才知道他们打猎去了。我马上派人把他们喊了回来。 毛主席这一次与他们见面谈话的时间不长，比较简单。 毛主席对他们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同志向你们传达的我在路上谈话的情况，你们也谈了谈。你们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 韩先楚先发言。他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 许世友请示毛主席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许世友提问毛主席的是不是要解决他与南萍闹矛盾的问题。 毛主席不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便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 许世友问毛主席说：我回去吗？ 毛主席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大家再也没有说什么。9月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喧、握手的时间在内，4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和毛主席吃完中午饭后，便离开了南昌。 从南昌到杭州，专列走了近13个小时。毛主席在车上一直休息，抵达杭州的时间是9月3日的零点。 (四)毛主席在杭州的谈话 9月3日零点，专列抵达杭州后，在笕桥专用线上停放。毛主席在车上找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我一起谈了话。当时，南萍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熊应堂任省军区司令员，陈励耘任空五军政委。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开始谈话时，毛主席问南萍：你们省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南萍主要汇报了浙江天旱与抗旱的情况。 毛主席听后说：天不帮忙噢！ 毛主席很快把话题扯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上。他问南萍、陈励耘他们：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 毛主席看着陈励耘，又问道：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指王维国——作者注)，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嘛？ 陈励耘听了立即紧张起来，慌忙解释：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 毛主席听后顺着说：是啊，说话不准确！ 接着陈励耘又说：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 毛主席说：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 陈励耘望着毛主席发怔，未作回答。 毛主席回过来谈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的实质，把问题点得很透。他说：那份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在座的人听了都没做声。毛主席接着谈如何正确对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错误的人的问题。他明确地说：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比如说，我当班长，你们三个都是兵，我总是那么凶，抓着你们辫子不放，那么行吗？ 毛主席这些话，显然带有开导的意思。 但是陈励耘继续掩饰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看了陈励耘一眼，接过他的话题说：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 接下去，毛主席继续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作者注)，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毛主席所说林彪打电话、写信的情况是这样的：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曾经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主席，但是都被叶群和黄水胜阻止了。 毛主席继续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毛主席进一步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他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主席说的“三个副词”，就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经常在文件上写的”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在“九大”党章草案中也曾经提到过“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在修改时被毛主席圈掉了。1970年8月13日宪法工作小组会上和8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草案表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子中加上三个副词，为此他与康生、张春桥发生激烈争论。 根据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和会后发生的问题，毛主席再一次向在座的同志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进一步要求大家：要学习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撰写的那篇文章。列宁讲，唱《国际歌》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大家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歌词中讲“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就是强调讲团结嘛！学马克思主义就要讲团结，没有讲分裂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首先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一条即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对人要和气，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搞军阀作风。其他的也还有点问题，比如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但在军队中问题不大。 毛主席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毛主席接下去说：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一贯的态度，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指毛主席像——作者注)，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本来，称颂毛主席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曾多次表示不赞成，我记得可能是1968年的一个重要节日的一篇社论，提了这“四个伟大”，毛主席要我拿着社论的稿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把它们划掉。去之前，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全删掉，不留一个？ 毛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 我又问毛主席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过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 这样，我就去钓鱼台，传达毛主席的意思，要陈伯达他们圈掉了除“伟大导师”外的“三个伟大”。(这篇社论，可能是指1968年元旦社论。元旦社论的提法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使用的提法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作者注) 毛主席还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他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主席又谈到军队问题，他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毛主席接着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毛主席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二十一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作者注)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还问浙江舟山的武斗问题。 毛主席问南萍：舟山还武斗不武斗啊？ 南萍回答说现在不武斗了，但群众组织中派性还很强，政策还不够落实，最后地区会议开得比较好。 毛主席说：舟山主要是中级、上级的问题。有些问题，你们也支持了一下。 这里讲到的“中级、上级”，我理解是指省里、大军区或更上一级。当时，对舟山的问题，许世友和南萍就谈不到一起，叶群也坐飞机去舟山调解过，好像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去过，都没有解决问题。 毛主席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同时，毛主席又批判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最后，毛主席说：今天谈到这里。有些在别的地方谈的，请汪东兴同志再同你们谈谈。 9月4日、5日，我向南萍等人传达了毛主席南巡路上前几次谈话的内容。并座谈了一次，还对过一次笔记。 在杭州期间，毛主席已经察觉和了解到林彪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部分新的情况。9月10日，毛主席决定离开杭州，让我中午通知南萍、陈励耘他们。下午2时半，他们来向毛主席道别，毛主席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参加谈话的人有南萍、熊应堂、白宗善及陈励耘。我也参加了。 毛主席同白宗善握手时，问道：你白宗善为什么不来看我？ 白宗善当时任空五军军长，毛主席对他很熟悉。 陈励耘慌忙接口说：他那天在值班。 握过手，毛主席首先对他们讲了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得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这意思是讲大家要搞好团结，不要分裂，否则革命事业要失败。 毛主席接着说：听汪东兴同志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搞得还可以嘛，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学《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办了。 毛主席再次向他们谈到我们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他说：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当时中央苏区八万，只剩八千。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 毛主席带着警示的口气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首先把我的书面检查批给黄永胜他们看，想启发他们。但黄水胜等人觉得只要有林彪在，就可以掩盖、保护他们，于是顶着，不承认有什么错误。毛主席同黄永胜等人谈话，他们都闭口不讲林彪的问题。 毛主席有针对性地对在座的人说：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内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不是沾了个边嘛！ 我当时插话，说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 毛主席问：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谭震林政治委员的指挥下，连续进行了7次战斗，作战45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又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3万余人，通称“七战七捷”。——作者注)呀？ 陈励耘说他参加过。 毛主席不信，说：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当什么官呀？ 陈励耘回答说：当过副主任、主任、副政委。 毛主席在这里问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地区的“七战七捷”，是为进一步谈干部问题。他讲到“七战七捷”的指挥员之一就是谭震林，在建国以后至1952年就在浙江当省委书记。 毛主席随后又谈到陈毅同志。他说：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他人的话。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 在谈到北京军区时，毛主席说：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这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都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主席表示同意大家的说法。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毛主席虽然同许世友讲过，到浙江不谈他与南萍的矛盾，但为了搞好团结，还是谈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毛主席说：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服，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 毛主席问南萍：南京开会你们去不去？我同许世友同志在江西谈过两次，这次还要谈。 南萍说：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后按许司令的指示办。 毛主席说：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你们空军受不受许的指挥啊？ 南萍等人答复说：受他的指挥，听的。 毛主席听了点点头，表示这样做好。 毛主席又说：国民党不能打仗，日本比它厉害，开始可几个军打他一个军或一个师。打仗没有什么，就是“集中兵力”四个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 最后，毛主席说：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青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 (五)毛主席在上海的谈话 9月10日下午4点，毛主席乘坐专列匆匆由杭州出发，走了5个多小时，晚10点前抵达上海。 在杭州动身前，我把毛主席就要到上海的事打电话告诉了王洪文，还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王洪文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 专列到达上海，停到靠飞机场的支线上。我立即下车去接许世友和王洪文。我下车后只见到了王洪文，就问他许世友来了没有。王洪文说许世友还没有来，并问了我路上怎么样等问题。 我引王洪文到车厢里见毛主席。毛主席问王洪文说：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 王洪文回答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 毛主席与王洪文聊了几句，就说：等许世友来了一起谈。 王洪文随即下车了，我去部署、检查警卫情况，他再去住处打电话找许世友。 毛主席一直等到l1日的上午10点钟，许世友方才来。毛主席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1个多小时。毛主席这一次谈得很简要，一个原因是毛主席等得太久了，另一个原因是与许世友在南昌已经谈过话了。这次的谈话，我只作了简要的记录。 毛主席问许世友说：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 许世友回答说：我去看农场了，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 毛主席说：去那么远了呀。 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 毛主席批评许世友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 许世友感到毛主席批评得对，内疚地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12点多钟才回到南京的，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有打电话到上海。 许世友接着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 毛主席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 许世友接着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去游过苏北。 毛主席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 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 毛主席再次给许世友打招呼：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 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 毛主席说：那好！ 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 毛主席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 毛主席的意思是说许世友下乡去了，不在家，不是故意不来的。 毛主席缓和了一下气氛说：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了一下。接着又说：不要提了，我们还是谈正事。 毛主席回到谈话的主题上来，他说：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都解决了呀？ 毛主席问了几个问题之后说：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耐心地等待嘛。 毛主席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在等待的过程中，犯错误的人自己应该争取主动认识检查所犯的错误。 毛主席接着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 许世友诚恳地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主席问他：我有什么指示呀？ 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 毛主席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指8月24日、25日、26日——作者注)三天嘛！ 许世友坚定地回答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 毛主席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 许世友当时哈哈地笑了。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 王洪文看许世友没有讲什么，就开始向毛主席汇报。他说：上海的五六位中委和革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针对庐山会议出现的问题座谈了一次。 毛主席问：你们座谈了一些什么呀？ 王洪文说：突出的是讨论了林彪的讲话。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 毛主席说：你们嘀咕什么呀？人家是副主席讲话呀。 王洪文说：他是副主席讲话，但当时我们都很少发言。 毛主席问道：那你们不是也都听了吗？你不是也听了录音嘛！那时你们华东、上海就一个拥护的字都没有说呀？ 王洪文回答说：有。那个时候不拥护也不好。这次我们座谈时，也讲了一些意见，但有的人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发挥。当时庐山会议上，就是安排要讨论的，我们华东组除了林彪的一帮人抢着发言外，我们也发了言，我也讲了几句。事后，听说林彪讲话是中央常委同意他讲的，特别是论“天才”的语录也以为是中央搞的。 毛主席说：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当时我们发了语录没有呀？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几条语录呀？ “天才”的语录是林彪一伙人内部搞的，别人都没有看过。因此，毛主席不同意王洪文对语录的看法。 王洪文接着说：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到就火了。 毛主席问：你为什么一看到就火了呢？ 王洪文说：简报里有一些话有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北京讨论宪法时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当时有人提议设国家主席，有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意见，可是他们不听，还要坚持他们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问王洪文说：那你对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 王洪文说：这个简报是有错误的，是错误的简报。当时我们几个人到了主席那里谈过了。 实际上，对简报问题的意见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主席那里讲的，王洪文没有去。 毛主席说：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我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起码如你讲的是有错误的简报。为什么有错误的简报要在这个时候发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发了言，登简报，又不光让本人看呢？ 毛主席接着说：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再一次把林彪一伙人的问题的实质点透彻了。 毛主席讲完这些后，对许世友、王洪文又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 谈到11点多钟，毛主席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的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主席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王维国就同他们一起走了。 送走他们后，我回到车上。毛主席立即对我说：我们走！ 王洪文陪许世友等人吃饭时，接到飞机场保卫人员打去的电话，报告说毛主席的专列在12点半钟就开走了。王洪文把此事告诉了许世友。 许世友吃完饭后，于3点多钟乘他原来至上海的飞机赶回南京，在南京站接我们。 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在南京站停了15分钟，毛主席没有见南京的同志，只有我下车见了许世友。 此后，我们的专列不停留地一直向北京开。在济南站，毛主席叫我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等我们，说要同他们谈话。当时李德生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纪登奎任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忠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六)毛主席在丰台的谈话 9月12日13点10分，毛主席的专列驶抵丰台。车停好后，毛主席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一直谈到下午3点多钟。这次谈话，我也参加了。 毛主席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德生谈了阿劳动党对我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 听完李德生的汇报，毛主席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 那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比较“左”，他们认为我们和帝国主义来往，我们是右了。 毛主席说：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他们(指美国——作者注)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要撤军。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 毛主席的意思是说美国撤军后，不一定会对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增加压力。美国在侵越战争期间，投入50多万军队，死亡也不少。越南是属于热带地区的国家，美军对环境不适应，越南人又运用了游击战术，打败了美帝国主义。 关于阿尔巴尼亚，那时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还比较好。当时曾经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形容这种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曾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过一个电报，称他们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即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同志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其中说：“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作者注)。那个电报的内容，当时毛主席不知道。他知道后说：阿尔巴尼亚怎么成了明灯呢？它各方面都不行。工业、农业生产都不好，中央的领导人也不团结，他们是极左的。 当时毛主席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看法是心中有数的。 接着，毛主席谈他要谈的主要问题。他还是从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讲起。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渔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81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毛主席继续说：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 毛主席说：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毛主席谈了党的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把党分裂成。他接着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毛主席说：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利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谈到这里。毛主席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指论“天才”的语录——作者注)，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毛主席接着说：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 毛主席提到黄永胜时说：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主席又对着我说：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 我补充说：正式地做检讨是三次。 毛主席说到我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说：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意思说检查过不了关——作者注)，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指黄、吴、叶、李、邱——作者注)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这几位大将的检讨，均非出于自愿，是毛主席要我以他的名义，一个一个地催着他们把检讨书交来的。毛主席在他们每个人的检讨书上都写有批语，特别是对叶群的检讨书批语最多。 毛主席说他们的检讨吞吞吐吐，是因为他们在检讨中回避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实质性的问题，所以毛主席就怀疑他们能否改好了。 毛主席接着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主席问在座的同志：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回答说：算！ 毛主席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毛主席接着强调：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批评林彪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 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这次到南方巡视，从8月15日动身，到9月12日回到北京，共计29天。这期间除同个别人的谈话不算外，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共13次，平均每两天多谈话一次，其中包括在路途的时间。 毛主席这次南巡的目的，是他认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暴露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要在党内进一步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一伙的阴谋活动，强调了党内团结，防止分裂，通过同沿途的负责同志打招呼，以帮助林彪及其一伙真正认识和改正错误。可是林彪及其一伙没有按毛主席的期望去做，错误地估计形势，终于走向反面，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五·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 “批陈整风”以后，林彪一伙不仅不思悔改，反而铤而走险，积极策动武装政变活动。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林彪一伙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毛主席英明领导，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很快就被彻底粉碎了。 在这场复杂的、激烈的斗争中，毛主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临危不惧、战而胜之的气概，是我终生难忘的。 (一)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都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13点，我们陪着已78岁高龄的毛主席又出发去南方巡视。毛主席这次去南方巡视的目的，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的。但他在巡视途中曾经说到：“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到处游说。” 8月16日，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昌。在武昌，毛主席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一次；同刘丰及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已调国务院、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一次；临行前，还同刘丰谈话一次。28日到长沙。在长沙，毛主席同湖南省负责人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次；同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区委负责人韦国清谈话一次；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一次。31日到南昌。在南昌，毛主席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毛主席沿途历次谈话我都参加了。在湖南，毛主席还同我单独谈话一次。南巡一路上，毛主席在谈话中反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反复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指林彪一伙──作者注)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陈伯达的问题。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听了毛主席这些话，我意识到他是为了要帮助一些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提高对发生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争取团结和尽力挽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的人，其中也想挽救林彪和黄永胜等人。 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并不改弦易辙，反而在会后很快开始了谋害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直到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才知道：早在1979年10月，以林立果为首组成了”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人名代号，“联合舰队”是林彪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 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记载：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从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注：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一九七一年三月，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制定《“571工程”纪要》的过程中，林立果明确地说：“办法是搞掉B一52(诬蔑毛主席的代称——作者注)实行武装起义”，“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认为：“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所有的这些，毛主席当时都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林彪一伙的阴谋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571工程”纪要》——作者注)。 在毛主席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干方百计想了解毛主席的行踪，探听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9月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不顾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意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 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这样一来，危险便立刻向毛主席逼近。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抗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毛主席住在杭州，无异于进入了虎穴。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在同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 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作了各种防范准备。 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陈励耘的秘书接的电话。他接到电话后，马上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请跟我讲。” 我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 秘书肯定地回答说：“能”。 我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 紧接着我就找到张耀祠说：“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起到防晒作用。张耀祠马上落实了。 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10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我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主席问：“为什么呀？” 我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 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我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毛主席考虑了我的建议。他问：“那怎么办？” 我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我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我的话说：“还有一个，就是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我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当毛主席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 这次谈话，毛主席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备问题。谈话中，毛主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走麦城失败。毛主席在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林彪、黄永胜。他还针对领导人闹不团结的情况，讲了一个故事，寓意深长。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战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的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在谈话的时候，我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里休息。 我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我说：“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 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 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 专列10日13点40分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了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 他跟我握手时问我：“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我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后来，据陈励耘交代：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8日先坐飞机到上海，然后赶到杭州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追问陈励耘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就把毛主席同他们谈话的内容做了报告。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的手段之残忍，是骇人听闻的。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我们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谋害毛主席的办法有八种之多： 第一种办法，如果毛主席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让油库燃烧。据王维国交代，这时就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掉铁路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他们准备从外地调来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行动提前，这支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 第四种办法，是用四○火箭筒和一百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四○火箭筒是打坦克的，高射炮是打飞机的，这两种武器的穿透力都很强，对付火车不成问题。 第五种办法，是由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 第六种办法，是利用中央开会的机会，对毛主席下毒手 第七种办法，是策划用飞机上的机关炮、警卫营的步枪、机关枪打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把车打停以后，欺骗战士说上火车去抓凶手，看着哪个活着就把他干掉。 第八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来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上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 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段是何等阴险毒辣！ 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主席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9日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 于新野飞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作了汇报。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平房和西郊机场旁边的空军学院里都有办公室，那里是他的据点。林立果马上将谋害毛主席的阴谋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这时，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 王飞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是“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他们计划在北线实施的行动，是要把在京的周总理、朱德、叶帅、聂帅、徐帅、刘帅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周总理当时就住在中南海里。他们打算用坦克冲中南海。王飞说，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在他们密谋的过程中，还有人提议可否用导弹车拉着导弹打中南海。他们说来说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案。 林彪知道搞政变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他有带兵的经验，怕单靠“联合舰队”这几个人没有把握，怕他们经验不够。林彪要指挥一个大“舰队”。他通过叶群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调动起来了。那几天，他们的电话联系十分频繁，常常是两三部电话机同时讲话，一讲就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据调查：9月10日，黄永胜同时群通电话5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信，信上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仍称毛主席为“B─52”。叶群在给吴法宪电话中问：B─52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的内容。 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做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10日15点35分，我们从杭州发车，18点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上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以防不测。在离我们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 10日晚上，毛主席同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王洪文见面，但没有谈几句话。王洪文住在车下的房子里，他还要我也搬到车下来住。我因为考虑专列的安全就谢绝了。 第二天上午，许世友来了。 毛主席与许世友、王洪文和我，谈了两个小时的话。毛主席说：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有些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嘛。毛主席又说：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不好，这会加深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他还指出：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在搞分裂。 许世友表示，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谈到中午，毛主席说：“吃中午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 许世友热情地说：“汪主任，你也去。” 我说：“我不去了，谢谢。” 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对我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主席召见。 我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 我说：“走了。” 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 我说：“不通知他们了吧？” 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 专列开动时，车站的警卫人员马上报告了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 许世友很惊讶地说：“哎呀！怎么走了？” 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两个多小时的中午饭。吃完饭已经是下午了。许世友便乘一架伊尔─14飞机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我们。 我们专列18点35分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主席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我下车见了许世友，跟他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 许世友说：“好！”他接着问我：“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 我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 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 我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 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21点45分，停车5分钟。12日零点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钟。到兖州时是2点45分，没有停车。到济南时是5点，停车50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 12日中午13点10分，专列抵达丰台站停车。毛主席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我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3点多钟才结束。 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 从杭州动身到这时，毛主席已经3天没有休息好。到了中南海，我对毛主席说：“您睡吧。” 毛主席关心地对我说：“你也睡一睡吧。” 我说：“我也回去睡一睡。” 回来后，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我回答周总理说：“计划改了。”我还说，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 这时，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谋害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阴谋①，突然接到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这帮家伙被吓坏了，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当林立果又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后，深感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已经破产，他在惊恐之余，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并说，他走后北京由周宇驰指挥。林立果还对周宇驰等人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的行动计划。 他们要转移到哪里去呢？他们要实施早在《“571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即谋害毛主席不成，就转移到广州去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这就是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所说的“两谋”：一个是阴谋杀害毛主席；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 当时，空军已经被他们控制。他们安排了5架飞机飞往广州：一架是256号三叉戟，林彪的专机；另外再安排一架三叉戟给黄永胜等乘坐；第三架是伊尔─18；第四架是安─12运输机，可以装汽车；第五架是安─24，也可以装防弹车。他们说，还要为林彪再准备一架伊尔─18。林立果在电话中把这些安排都报告了林彪。林彪说：“立即转移。”随后，林立果给王飞传达说：“你这样安排对。林副主席决定立即去广州。” 后来据调查得知，林彪他们有一个先谈判、后动武的计划，他们想到了广州以后，先提出条件同北京谈判。但他们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小。这样，他们就计划在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南北夹击。林立果要求通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要他安排好车辆和房子。周宇驰还对李伟信说，马上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维国，通知他9月13日早上有一架伊尔─18飞机在上海着陆，把警卫团二中队换下来，让王维国的空四军“教导队”和上海的“联合舰队”成员做好准备，搭乘这架飞机去广州。周宇驰还要求于新野给空军军务部打电话，通知马上准备好30支手枪，2支冲锋枪，多准备一些子弹。这些任务完成后，于新野立即去空军大院协助江腾蛟、王飞组织人员转移。周宇驰这时挥着胳膊对江腾蛟和王飞说：“他妈的，成败在此一搏！” 12日傍晚，周宇驰在空军学院召集江腾蛟、王飞一伙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确定，由王飞、江腾蛟负责组织人员，保护黄永胜等人南逃。他们计划：13日早晨8点钟，林彪由山海关机场直飞广州；13日早晨7点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由北京西郊机场直飞广州。 然而，事与愿违。玩火者必自焚。历史无情地表明：林彪的“两谋”，不过是一伙阴谋家的垂死挣扎而已，他们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 (二) 离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有一栋两层的小楼，这就是林彪、叶群住的中央疗养院62号楼(原为96号楼)。1971年9月12日，天色渐黑时分，林彪、时群正在这里忙着调兵遣将。可是从表面看来，62号楼却是十分平静，在这里服务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来北戴河的电话后，耍了一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他们的女儿林立衡要与其恋爱对象张清霖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晚间，叶群还与林立衡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甜甜蜜蜜》。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林彪、叶群他们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不知道。林立衡与叶群平时关系不好，叶群有事总是背着她。林立衡是个很聪明的人，她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随即和林立果去了林彪的房间。林立衡也没有心思看电影了，就从电影室出来，到林彪的房间外边去听。她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 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我：“报告可靠吗？” 我回答说：“可靠。” 周总理对我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我和张耀祠都守在我的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报告，我们掌握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我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 这时，周总理听了这些情况后，已经不能继续主持开会了，他也紧张起来。他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他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我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周总理接着打电话把在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从会场上找出来，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回答说不知道，并说他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总理要求吴法宪立即去问。吴法宪就到另一个房间去打电话了。周总理这时又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 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 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 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接着，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这些情况、对话，是周总理后来告诉我的。周总理后来对我说，他确实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了， 这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我在中南海的南楼。他和我都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周总理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还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 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她也说：“越快越好。” 林彪要走的命令一下，62号楼的人忙开了，慌了，都不知为什么要走得这样快。林彪的汽车马上调到了他的住房门口。林彪快要上车时，叶群派人找过林立衡。 林立衡自从报告了林彪要去外地的情况后，已经不敢再回去了。这时，二大队执勤的哨兵也报告，说林彪住地很乱，搬东西的人来来往往。 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 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 林立果说：“很快就到。” 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哨兵拦阻，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这时突然改变主意，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警卫秘书就打开车门跳下车。汽车里有人向他开了枪。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 林彪的红旗牌轿车时速开到100公里左右，张宏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根本追不上。等张宏他们追到山海关机场的时候，林彪已经上了飞机。由于紧张和慌乱，林彪的帽子和叶群的围巾都掉在了地上。飞机那时还未加完油，就起飞了。专机的两个驾驶员，只上去一个，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有来得及登上飞机。 张宏他们在机场上把林立果找对象选来的几个“美女”拘留了。这些“美女”当时都发了枪，她们拿着枪不让我们的警卫战士进屋。张宏对她们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们是保卫林副主席的，你们怎么这个样子？”警卫战士一进去，就把她们的枪缴了。 13日零点32分，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 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来对我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我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 她对我说：“刚听到飞机声。” 我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说，你要去主席那里接电话。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我没有告诉他。 这时时针指向13日凌晨l点12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飞机放过去，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是把这架飞机拦截下来。那可不得了！会在全国造成不好的影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林彪、叶群经过长期策划，林彪认为，只要毛主席健在。无论是威望还是文的、武的。他都不是对手，所以他想出了三个计策，即上策是谋害毛主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中策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策是往北叛逃国外。最后关头，他选择了下策。 13日凌晨3点多，我们还没有离开毛主席住地，空军司令部又打来了电话，说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直升机正向北飞行。我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和周总理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空军的歼击机升空以后，由于天空很黑，直升机又没有开航行灯，所以经过一番搜索没有找到目标。 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陈修文，是个很好的同志，后来被追认为烈士。他当时装着很焦急的样子，喊叫说没有油了，要降落下去加油。其实油是够的。周字驰说不能降落。降落下去，大家就都别想活了。周宇驰还谎称，林副主席已经坐三叉戟专机在乌兰巴托降落了。说你们不要害怕，出了国境就行。 陈修文听周宇驰这样一讲，操纵飞机摇晃了一下，然后利用飞机晃动的机会改变了航向。这时，天已经发亮，陈修文看到头顶上的歼击机了。周宇驰他们也看到了，很紧张。飞机开始往回飞，陈修文并将罗盘破坏了。周宇驰发现后，问陈修文为什么改变飞机的航向。陈修文说，头上有歼击机，如果不机动飞行的话，可能要被打下来。周宇驰又问陈修文，罗盘怎么不对。陈修文说罗盘早就出了故障。这样一来，周宇驰感觉到飞机的航向有问题。不知道飞机往哪里飞。陈修文知道方向，他驾驶飞机经张家口、宣化等地又飞回北京。直升机在怀柔沙峪的一个空地上空盘旋了5圈后，开始降落。当直升机降落到离地还有20米时，周宇驰开了两枪，把陈修文打死了。陈修文旁边的副驾驶员叫陈士印。他将陈修文身上流出的血抹在自己的脸上，躺在地上装死。 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直升机上爬下来后，就往山上跑，一直到累得跑不动时才停下来。周宇驰说：“这样不行，早晚都是死，跑是跑不了的，咱们今天就死在这里吧。”他还说：“有两种死法。第一种是如果你们怕死，我就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再自杀；第二种是如果你们不怕死，那就自己死。”说完这些话，周宇驰就把带在他身上的林彪的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撕碎。这两个被撕碎的罪证，后来都找到了。 于新野对周宇驰说：“我们还是自己死，不用你打。你喊‘一、二、三’，我们同时开枪。”当周宇驰喊过“一、二、三”后，“砰！砰！砰！”三声枪响，可是倒下的只有两个人，原来是李伟信怕死，他把枪弹射向了天空。看到周宇驰和于新野两个人都躺在地上死了，李伟信爬起来就跑。这时民兵已经赶到，就地把李伟信抓起来了。抓李伟信的时候，他还喊叫，说要找卫戍司令。 14日上午8时30分，在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中国大使馆，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要向大使通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 9月14日中午12时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抄报了党中央。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 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 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这个消息虽然很不具体，但它却使毛主席、周总理和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我国驻蒙古大使后来到飞机失事的现场去了解了情况，弄清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是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机上8男l女，全部死亡。关于飞机坠毁的情况和我国外交部交涉的情况，大使和经办的外交官都已经有文章发表，是可靠的， 不久，我们把从直升机上和周宇驰等人的自杀现场缴获的林彪的一些文件，如林彪的手令、给黄永胜的信等调出来看时。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都惊呆了。 林彪叛逃后，关于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毛主席对周总理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十天后，毛主席把我找到他的住处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于是，我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总理汇报，说毛主席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 周总理让我等一下，等他接见完外宾后，同他一起乘车去见毛主席。 当我同周总理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所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黄永胜他们在拼命烧材料。 毛主席说：“是啊，那是在毁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 周总理对毛主席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 周总理和我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周总理说：“你不能离开中南海了。要严加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们有事时可以找张耀祠、杨德中，必要时找你。”我当时向周总理建议不要在集体开会时解决，要分开来。一个人、一个人地办。 后来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宣布的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决定。当时，怕他们反抗，把福建厅的烟缸、茶杯等都端走了。周总理对他们宣布说：“限你们十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一场阴险狠毒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就这样被彻底粉碎了。人民终于将林彪一伙野心家、阴谋家押上了审判台，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共中央在1981年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历史的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毛主席在与林彪集团的斗争中，表现出了非凡的胆略和气概。毛主席以他异常丰富的斗争经验，成功地识破、挫败了林彪集团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阴谋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宗派活动。此后，毛主席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削弱了林彪集团的势力。1971年南巡期间，毛主席和沿途党、政、军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做工作，揭露林彪一伙的真实面目，提高大家的认识，团结全党，反对分裂，并以其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胆识，成功地战胜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的暗杀、搞武装政变等一系列阴谋，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及分裂活动的殊死搏斗中，夺取了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被分裂，中国的历史避免了大倒退。 毛主席识破和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为我们党和国家战胜野心家篡党夺权的阴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其意义和作用都将是巨大的和深远的。 ------ 注： ①据李伟信(林彪死党，直接参与研究制定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成员之一。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同周宇驰、于新野一道乘直升飞机外逃，叛国投敌。被迫降落时，驾驶员中队长陈修文烈士与叛徒周宇驰夺枪搏斗，被杀害。迫降后，周、于自杀，李伟信被我俘获。)1970年10月13日交代：“一九七一年二月份，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跟野心家林彪、反革命分子叶群一起到苏州，以后，林立果又到杭州。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我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同时叫于新野暂不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是英国飞机名称，反革命分子林立果等人称呼反革命分子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 反革命分子周宇驰三月二十日到上海。当天晚上，林立果、周宇驰两人密谈，后把于新野叫去。第二天，开始他们三人商量，后来叫我也去了。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野心家林彪)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谈过，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 这次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研究了形势。 主要谈了三方面：(l)在全国范围内，“首长”(指野心家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2)张春桥(他们指所谓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方面工作和力量，势必要发展。(3)从事物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面转化，交叉发展规律，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还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主席一贯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用这样的办法玩弄平衡。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 (二)研究了野心家林彪的接班问题，说有三种情况： 1．“首长”(指野心家林彪)和平过渡地接班。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林彪)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 2．“首长”(指野心家林彪)被人抢班(被赶下台)。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认为，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反革命分子于新野说：那“首长”(指林彪)是主席自己树起来的。反革命分子林立果恶毒地说：刘少奇不也是他立的。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觉得野心家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他积极疯狂地策划反革命政变。接着谈了上海文汇报三月十六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 3．“首长”(指野心家林彪)提前抢班，可有两个办法：(l)把张春桥等这一伙搞掉，保持“首长”(指野心家林彪)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认为张春桥同志要代替林彪的可能最大)。(2)直接陷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是他们又考虑主席影响、威信这样大，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还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把汪东兴、张春桥叫去，把他们搞掉，就说他们与王、关、戚有关系，谋害主席，或者搞几个犯人替死。到那个时候，反正“首长”(林彪)掌权，事后处理，“首长”(林彪)是可以出来说话的。但是这样干，“首长”(林彪)在政治上要付出很大代价。 (三)研究了办法： 争取和平过渡，但是作好武装起义准备。目前先做两件事，(l)写个计划；(2)让空四军组建一教导队。 计划：一开始研究代号，想了很久，最后林立果自己定，就叫“571”工程计划，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计划目的和内容，林立果说，让上海小组带着教导队先把张、姚干掉，可由王维国请张、姚来，或叫警卫处处长李松亭带领去张春桥家(那时林立果问我张家是否是你们警卫处管，我说不知道。林立果叫我打听一下，我记得好像问过警卫处处长李松亭，李说张家是我们管，我们派人警卫和送日常用品，我将情况告诉了林立果。我为他们反革命计划进行了反革命活动)。林立果又说，干掉张、姚后，让王维国、陈励耘，必要时抽南京空军一部分力量，控制上海局势，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假如许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维国他们保卫上海，形成对峙的局面，再和平谈判。最坏的打算，是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林立果还说，这些问题，这次去杭州与陈励耘商量了一下。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写。计划分几个部分我说不清，好像有实施准备、方案，以后打算等。 教导队：以培养基层干部为名，建立教导队。要精干、保密。一百人左右，住在上海新华一村。教导队的干部很重要，要选好。光靠教导队还不行，上海小组要去抓。小组里以龚善显、蒋国璋为主，小组每一至二人还要抓空四军所属的一个部队，每个人在他抓的那个部队，都要挂个职务。另外要给教导队多配些汽车和炮，增加机动能力。可以叫王维国自己造炮。军事上要多学几手，政治上培养对“首长”(林彪)、“副部长”(林立果)的感情。 林立果还说，“571’’计划和教导队的事，目前只限“舰队”、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有些情况可以告诉上海小组。 以上是林立果三月份在上海的反革命活动。现在另外交待和揭发几个问题。 一、“571”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 二、于新野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在广州时对我说：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立果当时比较紧张，对会议估计三种可能：(l)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林彪)。后来估计(l)、(2)可能大。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邱、李、叶都检讨了，而且是主席批准要他们检讨，“主任”(叶群)非常紧张，当时要搞“571”，并和黄永胜也商量了，黄永胜他们也同意。 三、刘沛丰一九七一年八月在北戴河，有次对我说，前几天，天天四五点钟睡觉，吃不消。我问干什么，刘说：叶群天天找林立果，研究“571”，把舰队一些人员的代号也要去了。 后记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和覆灭，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本书把我跟随毛主席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前后后活动经过写出来，希望能有助于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本书中，毛主席在武昌、长沙、南昌、杭州、上海、丰台等地的多次谈话，虽然地点、对象不同，但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尽管内容上有些重复，我还是按照原来的记录抄录下来了。书中记录的毛主席各次讲话，有些事的判断或说话，以及我自己的某些表态和检讨，现在看来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但这都是历史真实情况。我相信读者会理解历史发展有个过程，人的认识会受一定的历史环境限制的，也受到实践的检验。我如实地写出来，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书写作的过程中，得到当代中国研究所大力支持。刘中海、金隆德、朱元石、刘志男、刘桂民和汪小燕等同志，对本书资料核对、记录整理、抄写校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郑惠、魏久明、霍海丹等同志对本书作了审校。对此，我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主要靠当时记下的资料。现在看来是十分珍贵的。毛主席的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然有的谈话是有感而发的，临场记录不可能句句记到，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本书的内容、观点，是以我个人的角度和认识整理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如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提出意见或批评。 汪东兴 1996年10月14日 王年一、何蜀：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 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 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 王年一何蜀 1970年的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即1969年才在"文化革命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共中央新的领导核心出现了分裂。林彪及其追随者在会议上的一些活动后来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有关"设国家主席"和"称毛泽东为天才"的两个意见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和理论纲领。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对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怎么会成了"反革命政治纲领"？本文根据中国大陆已公开的有关材料剖析这一事件，提出了不同于以往既定结论的看法。 党内高层有关"设国家主席"的不同意见 文革中原担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了，因此国家元首的职位出缺。中共"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达到了顶点，当时谈到选新的国家主席，当然是非毛莫属，任何人提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都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毛泽东本人却另有考虑。 1970年3月，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3月7日[1]，毛泽东在与汪东兴谈话时突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毛泽东既未与"副统帅"林彪商量，也不告知周恩来或政治局其他领导人，便径自作了这一事关国家领导制度重大变更的决定。按照毛的要求，中国将成为一个只有党和政府领导人、却没有国家元首的独特国家。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的任何话都是只能照办的指示而不是提供商量的建议。毛并要汪东兴次日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 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政治局自然是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3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在批示中再次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2]。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会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是，"也有些人仍希望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3]。迄今为止的史料从未指明这个所谓的"有些人"具体是谁，如果仅仅是后来被指为"林彪集团"的成员，有关方面一定会着重点明。现在既然始终未点明，似可推测，一些与"林彪集团"无关的人也希望毛仍担任国家主席。 周恩来委托叶群将有关情况向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通报后，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去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得知后，让秘书回了这样一个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4] 此一问候既可被理解为毛泽东委婉地否决了林彪的建议，也可被理解成是对林彪的建议表示赞许和鼓励。至少，此时的毛泽东并未向林彪明确表示反对设国家主席及毛本人不担任此职，更没有说明毛个人要改变国家领导制度的任何理由。4月11日，林彪向秘书口述了他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此意见同时报给了在长沙的毛泽东和北京的政治局。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林彪的意见，结果是"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5] 此前，在3月8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本来已"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不设也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为什么一个月后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甚至可能也包括江青集团的一些成员）却改变了前议，同意林彪提出的应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来担任的建议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一个月前，政治局委员面对毛突然提出的变更国家领导制度的要求，习惯性地表示了服从；但一个月后当林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时，显然政治局的多数成员认为林彪的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故而表态同意林彪的建议。但这样一来，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之事出现了第一次转折。 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内，虽然政治局多数成员提出了仍应设立国家主席并由毛担任的意见，但毛泽东再一次以个人独断否决了政治局多数成员的集体意见。他在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可是，究竟为什么此议不妥，毛却只字未谈，也不容许政治局成员谈。如此大事，政治局成员的看法不同本不奇怪，但是毛把事情弄得如此高深莫测倒是有点不正常了。有的史著称，"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和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 [6] 这个说法不全面，其实，这哪里是毛泽东与林彪一人各执己见，实际上是毛与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意见相左。4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这次，他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隐晦地解说了他的理由："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得知党内上层仍有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7]结果，周恩来在7月18日的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小组会上发言时又收回前议，他说："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8] 这样，毛泽东在此事上的个人意见重新占了上风。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前夕，1970年8月22日下午3时，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有关会期、日程、分组等事项。在会上政治局常委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明知毛对国家主席一事的态度，仍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担任。"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9] 这段会议记录表明，林彪并不是唯一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人，除了毛本人外，几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看法都与林彪的意见相近。一向善于揣摸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可能是不愿陷入繁琐的外事礼仪活动中，还十分周到地提出了由毛授权、让别人代替出场的设想。康生的话则表明了他与其他政治局成员既不赞成毛的意见、又不敢反对的两难处境，明显地暗示了毛的个人意见有违众愿，这等于是在"将"毛的"军"，甚至可以说是在以"大家"的意见进行要挟。显然，在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林彪并没有主导争论，与会的多数人也未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没有作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而毛也没有因大家与他的个人意见不合而发怒。[10] "对毛泽东已经多次表明态度的'国家主席'问题，在常委会上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11] 8月22日当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向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传达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意见，可以断定，没有传达"不设国家主席"的结论性意见。 这样，是否设国家主席一事再度出现了转折，毛的个人意见又退居下风。政治局多数成员之所以会这样做，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他们还是觉得国家需要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在当时全国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中，国家元首只能由毛泽东来担任。其次，当时为了修改宪法正自下而上地汇集各级意见，这些意见也一致希望毛成为国家元首，政治局常委们根本没有理由反对这些意见。"对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反映上来的讨论结果，康生作过这样的说明：'根据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就不要。最后到底怎么样，请毛主席定。......因为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的时候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的意见。所以，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矛盾当中。'"[12] 再次，毛从未明确交代他坚决反对设国家元首的真实意图（是否有某些不便启齿的权谋考虑就不得而知了），也拿不出名正言顺的借口，这使得政治局多数常委既无从揣摩，也不敢乱猜测，甚至可能以为毛只是假意谦虚一下而已，因此政治局多数常委们按照国家元首不宜缺位的常规思维来表态是一种正常做法。 毛泽东此前也多次有过假意谦虚之情，他对真正的权力其实从来是丝毫不让的，但有时又对名义上的虚权故意谦让已示"胸怀"、以测"臣意"，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当然懂得不能把毛对权力的"谦虚"当真。1969年在中共"九大"的开幕式上就演出过这样的一幕。在那次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选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周恩来和林彪自然而然地都提出还是要毛当大会主席团主席；然后毛竟然提出，要让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他自己当副主席；这时，林彪只好站起来，强调一定要毛泽东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并一边呼喊"毛主席万岁"，一边号召"赞成的举手"，同时率先把手高举起来，带动全场"逼"得毛同意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对此有目共睹、记忆犹新，谁敢肯定这次毛反对设国家主席不是类似的"花样"，谁又敢把毛对权力的"谦虚"当真呢？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大会开幕前林彪与毛泽东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进行了"时间并不很短"的谈话，之后才举行会议开幕式。林彪代表中央讲了话，可能是考虑到毛泽东一再表明不设、不当国家主席的态度，林彪在讲话中没有再提"国家主席"之事，而只是含混地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元首"，这可被视为林彪顾及毛的意见而采取了折衷的办法。[13] 充当江青集团的"顾问"、后来成为林彪专案组第二号负责人的康生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时，不仅对林彪的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还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他进一步提出："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14] 这是首次有政治局常委在党内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毛实在不愿担任国家元首的情况下，可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但提出这个建议的康生不仅与林彪的派系没有什么渊源，而且一年半以后就俨然成了代表中央查处"林彪反党集团"的负责人。所以，很难假设康生的这一提议与林彪有关。 在当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全会各小组应该学习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可以再听一遍讲话录音。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15]，显然毛泽东未表示异议。在各小组听录音的过程中，有人[16]提出要把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与会者自然拥护。周恩来让汪东兴就此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17] 这说明当时毛对林彪的讲话并无重要的反对意见。据陈伯达回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会后，他曾特地问林彪，林在会上的讲话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毛主席是知道的。[18] 毛泽东后来在南巡讲话中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这似乎不合乎情理，也不大象真话。 据汪东兴回忆："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19] 按照当时的情况推断，联名上书的人很可能不只是"部分"，而应是"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汪东兴本人在华北组讨论中发言时就讲了这样一些话："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20] 林彪死后，汪东兴为自己的这一发言辩解说，"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事后要按照批判林彪的官方套话，把政治责任推给已被打倒的陈伯达以涮清自己，这是不难理解的，但他的这种辩说显然没有道理。首先，毛几次表示不设、不当国家主席，汪东兴绝不可能糊涂到"忘得一干二净"的地步，倘若他在政治上真这么糊涂，他就不可能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升到毛的"大内总管"的位置。其次，他表态拥护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来担任，与政治局多数常委的意见一致，可能他自己当时也认为这一意见是正确的。再次，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是否真的存在，是可以存疑的，本文下面的分析还将进一步谈到这点。 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与"设国家主席"无关 直到8月24日晚，这次庐山会议上并未因"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突然在会议期间"龙颜大怒"，似乎并非源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争论，而是与许多人批评了江青集团有关。 24日会议开始分组讨论后，各小组会发言中并未就"设国家主席"问题发生争论，也没人提出要林彪当国家主席，当然就更谈不上为此议题而发生冲突了。真正引起了冲突的是另一个话题。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等在小组发言中提出，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其他许多人也作了类似发言，攻击矛头明显指向张春桥。据8月24日华北组小组讨论后反映发言情况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 [21]中记载：听了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对于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对于应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则是"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 [22] 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把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组其他同志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好像是汪东兴说的。"[23] 汪东兴在回忆中承认："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24] 当时汪东兴经常代表毛泽东向政治局传达毛的指示，因此，在那个人人随时观察政治风向的时代，汪的话有很大的分量。而汪是个政治上极为谨慎的人，他所说的应该不是他杜撰的"个人意见"，很可能与毛私下里的某些表示有关。在当时的情况下，想趁机打击一下张春桥一伙（即江青集团）的，决不只是林彪集团中人，批评江青集团的人动机各有不同，但目标趋向一致。 8月25日中午，江青带着十分恐慌的张春桥、姚文元去向毛泽东告状，于是，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宣布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让陈伯达作检讨。后来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说得很明白："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25] 很显然，毛是因为看到江青集团遭到了攻击才"龙颜大怒"的。 其实，在庐山会议之前审定宪法修改草案的工作会议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在1970年8月13日的宪法工作小组会和8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与康生、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法宪主张在宪法中要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表达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要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康生、张春桥则反对。以致吴法宪在会上叫嚷：'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26] 需要指出的是，从现已披露的材料来看，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当时的公开冲突是表现在"称天才"这个理论问题上，而不是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不但没有他们冲突的例证，相反，作为江青集团"顾问"的康生甚至还公开、明确地提出，若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彪当。毛泽东于8月31日写下的批判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中，也只字未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因一个"称天才"的理论问题发生冲突，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实质究竟何在，这需要另作专门的研究。然而，由于毛泽东在世时把这场冲突的焦点转移到所谓的"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以后的研究者和史料也围绕着这一钦定说法打转，模糊了"称天才"问题背后的冲突根源。 显然，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要毛担任国家主席而发怒的，他明知坚持这一意见的并非林彪一人，还包括周恩来、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等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那么，他可能仅仅为一个"称天才"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发怒吗？这似乎也讲不通，因为"称天才"是他早已赞同并写进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江青集团告状后立刻"龙颜大怒"呢？他为什么要公开站出来支持江青集团而反对林彪集团，为什么要说反张春桥就是实际上反对他呢？ 海外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林彪集团"九大"后进入了政治局，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使已到手的权力不再受动乱的威胁，便急于结束"文化大革命"，因而与想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和江青集团发生了冲突，国内的一些公开出版物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根据这种看法，"九大"召开前起草政治报告时，陈伯达就与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正面冲突。陈伯达不与张、姚合作，独自组织人起草了一个报告稿，名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而张、姚则批评陈伯达起草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他们在江青、康生的支持下另行起草了一个报告；张、姚的报告草稿拿到中央讨论时，陈伯达指责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27]现在也有研究者认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报告稿是"按林彪意见撰写的"，当陈伯达指责张、姚报告稿时，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陈伯达。[28] 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有一段话明确谈到这个问题："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若由此推断，则可以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改变对林彪这个"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态度，主要是怀疑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要像刘少奇一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倘若确实如此，所谓的"设国家主席"、"称天才"之类的说法其实都不过是借口，因为毛泽东若直接指斥"副统帅"、"接班人"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只会造成全国人民的思想混乱，增加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 不过，有关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那些争论并无充分根据，还有不少反证，何况仅凭这一争论也无从证明林彪集团想要结束"文化大革命"。首先，当时陈伯达刚开始向林彪集团靠拢，还未成为林彪集团中人。陈伯达去世前回忆，他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并未给他什么指示；而且，由于他未把毛泽东对他起草的报告稿所作的批示告诉江青等人，江青等人指责他"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召开了对他的"批评会"，叶群在会上公开支持江青，呼喊了"拥护江青同志"的口号。 [29] 其次，起草"九大"报告前陈伯达似乎也没有故意"不与张、姚合作"，他们三人一起去林彪处商讨，出来后张、姚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后来陈伯达将写好的头三个题目初稿（预计写十个题目）拿到中央文革讨论时，遭到了张、姚等人的批评。叶群向林办秘书们传达时，只说是同情"老夫子"（陈伯达），但又要秘书们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内容时，不要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 [30]据此看来，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并不知情。 因此，所谓的"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报告"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陈伯达与张、姚之间在起草报告中的冲突并不一定代表着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的政治性冲突，更可能是带有"文人相轻"、"争功邀宠"味道的摩擦。而陈伯达与张、姚之间的那些争论，也可能只是理解毛泽东的意图时的偏差而已。而且，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许多指示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明确性，往往可以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去甚远的各种理解。例如，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 [31] 按照这个说法，"九大"之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底"了，自然应该考虑将主要精力转入生产建设。显然，文革时期那种习惯性地把对毛的说法的不同理解"上纲"成"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不一定能成为史家的论据。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之说十分可疑 如上所述，在这次庐山会议上，"设国家主席"一议其实并未引起什么冲突，而真正发生了的"称天才"问题上的争吵，会后又被掩了下去，不再深究了。这很可能是因为在这个所谓的"理论"问题上其实没有多少"油水"可以挖，也罗列不出多少政治上的罪名。然而，毛泽东既然决定要整林彪集团，就需要上纲上线，需要找到"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这样才能有名正言顺的理由。直到这次庐山会议结束一年之后，毛泽东才考虑成熟，他选择把"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纲上线"到"反革命纲领"的高度。从此，"设国家主席"就骇人听闻地变成了"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根据这一说法，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就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也就是想"篡党夺权"、"抢班夺权"。 这种说法最早出自毛泽东的南巡讲话。1971年南巡途中的8月27日，毛泽东在与刘丰的谈话中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 [32]毛还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33] 需要指出的是，毛的原话说的是"他们"，似乎泛指他的对立面是一批人；而"九一三事件"之后，可能考虑到这个说法不妥，涉及的对立面过宽，有损毛的形象，就在正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毛泽东南巡讲话中，把"他们"改成了"有人" [34]，这样就把矛头集中到了林彪一人身上。从此，在中国的当代史学界，毛泽东的这一说法就成了定论，即使在批判了"两个凡是"之后，它似乎仍然被普遍视为解释和评论林彪事件的一个主要论据。然而，史学界应当对这个"论据"重新分析思考。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为了"篡党夺权"、"抢班夺权"，既不合逻辑，也不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事实。众所周知，林彪这个"接班人"的位置并不是他自己争来的。"据林彪身边的人讲，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他托病不出，在大连休养，是毛主席派秘书去叫他，让他一定出席他才来的。让他当'接班人'，他'不接受'，并写了文字报告，毛主席做了批示还是让他干。后来，他曾把这个写有毛主席批示的报告撕得粉碎扔进痰盂里，叶群又捞出拼好粘到一块……" [35] 后来，经由毛泽东亲自挑选并带头"大树特树"、而且在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等所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竭诚拥戴和热烈支持下，林彪这个法定"接班人"的地位才确立起来。中共"九大"通过了写有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内容的新《党章》后，周恩来专门作了拥护林彪作毛泽东接班人的讲话，从历史和现实多方面歌颂了林彪的功绩，他这个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甚至不惜歪曲历史、屈尊为起义时任基层军官的林彪捧场。 [36] 称林彪"抢班夺权"，无非指他欲得国家主席之位。林彪既已身处"接班人"、副统帅的地位，居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对他来说，登上一个虚位国家元首（国家主席）的地位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高升"，而且这个位置也毫无实权可言，他这个"接班人"、副统帅多一个"国家主席"的空头名义也不可能就达成从毛泽东手里"篡夺党权"的目的。在以党领政、毛泽东个人"君临天下"的体制里，一切大事都得由"党"（实际上是毛泽东个人）说了算，国家主席这个虚位元首不可能对毛构成真正的威胁。毛泽东甚至都不需要专门的武装，仅靠动员群众，就能把手举宪法小册子的上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置于死地。即便林彪真有意愿当这个名义元首，也算不上滔天大罪，更何况毛泽东早就在十多年前自愿让出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了，他自己不想坐，为什么就一定要"国无元首"呢？ 不管当国家主席对林彪来说有没有实际意义，也不论国家主席之虚位到底有没有实权，就算林彪的心中确实暗暗有非分之想，也不能依想法念头入人以罪。指林彪"抢班夺权"，这一罪名的要害在于"抢"和"夺"，这是需要事证的。可是，恰恰在事证方面，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孤证，即叶群对吴法宪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仅凭此一孤证就想证明林彪曾"抢"、"夺"国家主席之位，显然是不足信的，更何况这一孤证的可信程度还非常之低。 其一，吴法宪"交待"的这句叶群所言是否属实，值得怀疑。至少它不象是叶群的原话，因为叶群对人讲话时从来不直呼林彪名讳，而只称"林副主席"或"101"、"首长"。更重要的是，吴法宪这个"交待"发生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1971年10月21日，当时他刚被逮捕，正受到中央专案组的突击审讯。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里按最高领袖意旨设立的、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中央专案组之所为，恶名昭彰。 [37] 怎能证明这样的专案组会对吴法宪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地"依法办事"，毫无逼供信之类的情事？如果并非如此，如此专案组搞出来的审讯结果能作为凭据吗？ 其二，即便叶群确有此言，她的话也不一定能代表林彪的意见，更不能证明林彪有"抢班夺权"的行动。众所周知，叶群与林彪在生活、作风、思想、政治上都有不少分歧，叶群经常打着林彪的旗号办一些她自己决定的事，林彪并不知情。据"林办"工作人员讲，叶群私自搞来的许多文物字画、在毛家湾住地大院里修建的游泳池，林彪都不知道；甚至连林彪的爱女林立衡不堪忍受叶群的毒打折磨而自杀未遂，林彪也一点都不知道 [38]。"叶群为了控制空军，控制吴法宪，把一儿一女安插到空军，并背着林彪暗示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豆豆为空军报社副总编，是林豆豆在一年之后跟林彪说的。林彪大怒，熊了叶群……。" [39] 由此可见，叶群打着林彪旗号办的事并不等于都得到了林彪的指示。因此，如果把叶群说的那句话理解为"叶群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也颇有道理，但这样一来就不能给林彪定罪了。 其三，如果林彪真有此意，按常理他就应该给几个心腹大将都打招呼，可是现在掌握的情况表明，除了吴法宪一人从叶群处"听过"以外，林彪集团的其他几员大将及"小舰队"成员均不知此事，这就给此事的真实性打上了问号。同时，对"林彪往哪里摆"这样的需要众人支持配合的大事，叶群怎么可能只给吴法宪一人讲而不对其他心腹透一点口风？这也实在有悖常理，何况叶群生性爱唠叨，就象林办秘书张云生说的："叶群的嘴像个破瓢，她是不肯'保密'的，特别是当她认为透点风声对自己有利的时候。" [40] 其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即使吴法宪的这个"交待"万分可靠，那中央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才得知的。换言之，在林彪死亡之前，中央并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既然如此，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断定并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就是毫无根据的了。换言之，当毛泽东决定发动军队将领反对林彪时，他安在林彪头上的罪名，至少在当时，可能是"莫须有"的。 不仅"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一事根本就缺乏充足的证据，而且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直接、间接的证据，说明林彪不见得想当国家主席。林彪身体不好，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说他有病，身体不行，不能出席会议。毛主席说重要会议你来，一般会议让叶群代表你来参加就行了。" [41]同时，林彪也不喜欢同外国人打交道 [42]。国家主席这一虚位元首的主要职能就是参加礼仪性的国事活动，连出席中央的会议都不情愿的林彪，怎么反倒愿意承担这一任务，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频繁地"受洋罪"呢？ 据在林彪身边担任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的回忆："1966年7月林彪住大连，是汪东兴奉毛主席之命打电话到大连叫林彪马上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我们没有听到叶群讲过。从林彪的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我们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 [43] 既然林彪连位高权重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都不情愿当，在当时"以党代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反动的多中心论"的体制下，林彪反而会去觊觎徒具虚名、无权有劳的国家主席职位吗？前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因为处理大跃进后遗症卓有成效而薄有声望，结果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只凭毛泽东的个人意愿就被拉下马来、迫害致死。林彪这个深明韬晦之理的人，岂能不懂死活地去抢这个坐着受罪、顶着危险的位子？ 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设和不当国家主席？ 关于"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从1970年3月至8月间有过几次"最高指示"。8月25日他再次提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在这几次指示中，毛始终没有说明他本人不愿当国家主席的真正原因，从"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之说来看，似乎毛对国家主席频繁的国事活动十分厌倦。但是，他一直未说明，为什么他个人不愿意当国家主席，中国就不能设这个职位、就不再有国家元首？事实上，从他关于"因人设事"的说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完全把国家主席这一代表国家荣誉和国体尊严的职位看成是为他一人而设、可有可无的"形式"，他个人不喜欢承担国事活动的责任，就宁可国无元首。这种"朕即国家"式的霸道，反映出毛泽东根本缺乏现代国家的观念，将国事玩弄于个人的股掌之中。 毛泽东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恐怕不完全是害怕为国事礼仪活动操劳，因为周恩来明明已为他设想了解除这一后顾之忧的具体办法，他仍不肯改变初衷。那是不是其中有一些毛泽东连对政治局常委也无法明说的难言之隐呢？ 国内对此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即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为了不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因为，毛若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只需提名另一人即可，以毛当时万众拥戴、一呼百应的权威，必然会得到"热烈拥护"、"一致通过"。但毛显然不作此想。 [44] 国内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担心别人当了国家主席后他又会大权旁落。"从1959年直到'文革'开始，随着中共中央主席与国家主席职务的分离，两者之间协调程度不断下降。同时，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却显得越来越活跃，其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某些时候，刘少奇甚至成为事实上与毛泽东分工负责的最高领袖之一。这种情况本来无可厚非，从比较宪法的角度看，实权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最高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最高地位，当属天经地义。但在我国，这却带来了国家实权元首制度的彻底崩溃，实权元首制度本质上与我国政治制度所规定的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地位相冲突，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必然地排斥国家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政治制度还不太完善，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至高无上的情况下，国家元首的地位和作用过度扩张，并不是人们对制度和行为深思熟虑的结果，它必然带来国家元首制度的根本性崩溃。" [45]这种说法从理论上讲有一定的道理，但还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尚待进一步探讨。 如果我们摆脱在"文革"时期形成的思维习惯，抛弃"两个凡是"的观点，就会发现，毛泽东有关不设国家主席的言论不但算不上"英明指示"，而且完全不讲道理，十分霸蛮。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次较为充分的暴露。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硬把"设国家主席"与批判林彪集团联系起来、搅在一起了。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到毛的赏识而得以爬上高位，干了许多不得人心的坏事。于是，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毛的无理便似乎变成了有理，甚至是有功。"庐山真面目"便被罩上了一层人为的迷雾。如果事实上"设国家主席"之争根本就不是毛泽东要打倒林彪的真正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以上分析其实提出了一个探讨"林彪事件"真相的重要线索。 【注释】 [1]此事《周恩来年谱》记载是8日，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7日，此处依汪说。 [2]批示内容不详。 [3]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页227。 [4]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页21。 [5]金冲及，《周恩来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1970。 [6]出处同上。 [7]出处同注[4]，页26。 [8]出处同注[5]，页1971。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页386至387。 [10] 汪东兴列席了此次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他后来在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没有专门述及以上情节，但从他回忆录里引述的二十多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会议的气氛是平和的，并未发生尖锐的争论或对立。由此可见，当时政治局常委多数与毛之间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重大政治事件。 [11]出处同注[5]，页1974。 [12]出处同上。 [13]叶永烈，《陈伯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页523。 [14]出处同注[5]，页1976。 [15]出处同上，页1976。 [16]此为何人不详，似乎可以肯定不是"林彪集团"的人，否则在整肃"林彪反党集团"时，此人一定会被指为林彪的急先锋而点名批判。 [17]出处同注[4]，页39。 [18]出处同注[13]。 [19]出处同注[4]，页45。 [20]出处同上，页44。 [21]这份会议简报当时被毛泽东指为"反革命简报"，"文革"结束后则已平反。 [22]出处同注[3]，页233。 [23]出处同注[13]，页530。 [24]出处同注[4]，页44。 [25]出处同注[4]，页99。 [26]出处同注[3]，页230。 [27]出处同注[13]，页494至497。 [28]刘志男，"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页39。 [29]出处同注[13]，页494至496。 [30]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页211。 [31]出处同注[3]，页209。 [32]出处同注[4]，页103。 [33]出处同上，页93。 [34]此文件有关内容见叶永烈的《陈伯达传》536页。 [35]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页215。 [36] 当时周恩来说，"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见"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37] 著名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谈到中央专案组如何坚持"两个凡是"、阻挠平反冤案时，回顾了中央专案组在"文革"中是如何炮制冤案的："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书中列举了中央专案组为逼供贺龙"叛变"和"政变"的材料而残酷折磨一些将军的例子，有的将军就是在这种审讯中被迫"交待"了贺龙的所谓"叛变"和"政变"材料，有的"交待"后又翻供，再被拷打又"交待"。见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页106至109。 [38]出处同注[35]，页219、167-169。 [39]出处同上，页172。 [40] 出处同注[30]，页96。例如，叶群在请人"改诗"（改好后冒充她或林彪的作品）时，她一边给找来改诗的空军干部打招呼，要求保密，怕传出去被人笑话，一边却又忍不住另找了"林办"秘书和《空军报》社、空军司令部的其他一些人。结果是她自己没有保住密。见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页150。 [41]出处同注[37]，页218。 [42]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曾亲见林彪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巴卢库"热情地上前和他紧紧拥抱，林彪笨拙地接受了这一礼遇。……坐下来通过翻译寒喧了四五分钟。这次接见结束后，林彪回来一见我们工作人员就大有感慨地说：'和洋人打交道实在受不了……'。"林彪此后就不再单独接见外宾了。见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页330。 [43]"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页13。 [44] 据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回忆，他看过两份当时叶群与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记录，叶群请毛泽东秘书转告毛主席，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并说"这是国内外人民的共同愿望"，毛泽东秘书回电话说，他已向主席转报了林彪建议，"主席听后'笑了'。主席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这两个电话记录是叶群事后口述让秘书于运深追记的。假如是真的，毛泽东这个"让董老当国家主席"的私下里的说法并未再公开提出过。也就是说，任何人当国家主席毛都不同意。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页384。} [45]杨凤春，"论我国国家元首制度的演变及其未来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页19。 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上） 本站属非赢利性网站，现已陷入困境苦苦支撑，如您认为“历史回廊”值得帮助，请点上面广告以示支持 按姓名内容中的关键词搜索论坛中的图片 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上） (阅读1156次) 总3221返回 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上） 一、9月12日13时，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 九一三事件过去三十多年了，仍疑点重重。毛泽东南巡与九一三事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为什么林立果的“三个方案”(上策在杭州、上海谋杀毛泽东，中策南飞广州，下策北飞苏联)每一个都没有展开，就被毛泽东粉碎?如果没有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凭什么料敌如神?本文根据目击者的回忆，试图剥离出历史的真相。 一、9月12日13时，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 1971年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 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非常吃惊。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周恩来的卫士长高振普回忆，9月12日17时，总理起床，睡够了6小时，特别精神。一直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报告主席回来了。总理问，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知道毛泽东离开上海)?杨德中说，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没停。总理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九一三事件后，林豆豆(林彪女儿)和未婚夫张清霖被关在玉泉山写揭发材料。专案组曾追问他们，林立果(林彪儿子)为什么要跑?林豆豆说，听说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搞首长。周恩来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吗?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省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难道身经百战的他没有意识到“大战”将临吗?如果他意识到了，为什么对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惊呢?因为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一定马上回北京，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比如南京，比如济南，比如天津。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时间，据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回忆，毛泽东准备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直接“杀”回北京。 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介绍，毛主席身体健康时，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国庆节前出巡已经成了规律，一般在9月25日左右返程。可今年怎么提前十多天就返回北京了呢? 毛泽东的行动实在是太反常了。 披星戴月，归心似箭，毛泽东每分每秒似乎都是掐算好了的。9月11日18时50分，专列在南京车站停了15分钟，继续北上。21时45分到蚌埠，停车5分；9月12日零时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2时45分到兖州，5时到济南，停车50分；7时40分到德州，停车20分；11时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15时36分，专列从丰台站开出，16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 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战争中的时间往往是一件最出人意料的武器。 快到丰台，毛主席下令在丰台停车。 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当然不着急了。丰台车站成了专列一路停靠最长的车站。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等候(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在天津站时叫他打的这个电话)。谈话后，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这里要特别说明，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 15时多，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 李德生传达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同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等军区领导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侵，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虽然包括李德生在内，这些高级将领们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他们很快部署完毕。对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来说，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说明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 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回忆，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邬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邬吉成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 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除了中南海，钓鱼台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难道得知林立果一伙要攻打钓鱼台吗?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的机炮大队，一处设在钓鱼台，一处设在故宫。本来想把机枪和高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另一句歇斯底里的话，实在不行，我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据李伟信(上海空4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9月11日22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李伟信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代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我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二、谁把毛泽东到京的消息透给林立果？ 那是一个奇怪的夜晚，那个奇怪的夜晚是从9月12日下午开始的。 1971年9月12日19时多，西郊机场响起三叉戟起飞的巨大轰鸣声，256号三叉戟秘密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因为是临时，机组人员过了18时才接到训练飞行的通知。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但实际上对专机来说十分正常。因为专机需要保密，常借训练为由。 20时15分，机场调度室李海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专门到北戴河负责专机)打电话给姜作寿（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说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是哪位首长?怎么也没有见你们来人接?天都黑了，还有谁来?李海彬急了，你们到底接不接?飞机15分钟后就落地了。接不接也不是姜作寿说了算，他说我了解一下。姜作寿打电话问李文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答得很干脆，我没有听说谁要来。姜问，那我们去不去车接?李文普说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 三叉戟马上就到了，林彪别墅还一无所知，叶群(林彪妻子)为庆祝女儿林豆豆订婚，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林办秘书、警卫员、服务员都被叫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哪里能看到香港爱情片?电影才放一半，值班秘书来问林豆豆，山海关机场来电话，说来了架飞机，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人来。林豆豆说不知道，但她想，可能是弟弟林立果回来了。 姜作寿放下电话才三四分钟，李文普的电话就追来了，急急地说，老虎(林立果)回来了，快派吉姆车去接。原来叶群从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普，立果听说豆豆今天订婚，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叶群要刘吉纯(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坐车去接。 姜作寿正在向司机小宁交代任务，一架大型飞机轰轰吼着，从西南向东北飞来。已经降低了高度，显然是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小宁着急地说，接不到了，50公里路，没有40分钟，怎么也开不到啊。姜作寿说，快动身吧，既然已经通知，接不到也要接。 果然没接上。20时35分，过秦皇岛不远，正急急忙忙赶路的司机小宁和刘吉纯发现一辆开着大灯的吉普车，目中无人般地“站”在马路中间，连忙停车，原来林立果“借”了机场的吉普车。刘吉纯和小宁表示歉意，林立果说不怨你们，事情急。说着，提着手提箱，换乘了吉姆车，扬长而去。 林立果为什么突然回到北戴河?因为南巡的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连说糟糕，手忙脚乱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两个小时后他飞往北戴河。 有一个事实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通知的就是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周恩来。别人不可能知道，那么北戴河的叶群和北京的林立果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谁透露的?是“内线”?还是……圈套? 这大概是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的一把钥匙。 空军学院东北角有两幢编号13和14的两层小楼，原是院领导的住宅，所以称将军楼。1971年4月底，这里成了林立果的“秘密据点”。9月12日，是个星期天，空军学院停水停电。上午10时左右，负责后勤的老王接到电话，让他给将军楼送些开水和冷水。老王骑三轮跑了两趟，送去一大桶凉水和七八瓶开水，放在门口。转身要走，楼门开了，陈伦和(空军司办外事处秘书)叫住他，赶快准备11个人的午饭，三位首长的送到这里，另外八人到食堂吃，要争取12时30分吃上饭。这时已经是12时10分，哪里来得及?13时多午饭好了，老王先给将军楼打了电话，把三个人的饭送到楼门口，交给等候在门口的三个女兵，然后带其他人去食堂吃饭。 15时10分左右，将军楼车库开出一辆伏尔加，老王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三个人。司机是周宇驰，旁边是于新野，后座坐着林立果，一个个神情紧张…… 从这段目击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15时毛泽东还在丰台车站谈话时，已经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林立果。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机场策划“第二套方案”。16时30分左右，胡萍(空军副参谋长、34师党委书记)接到周宇驰安排南飞机群的电话，18时刚过，256机组接到飞往北戴河的命令。 得知毛泽东行踪的圈子非常小。如果不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如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九一三事件后马上就是一条大罪状，泄露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尤其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可能轻饶告密者?怎么可能让他逍遥法外?看来，这个电话非常蹊跷! 到底谁是告密者?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叶群说”，毛泽东回到北京，是汪东兴告诉她的。另一种是“民间说”，汪东兴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了叶群。总之，北戴河的叶群先知道，马上打电话通知林立果。虽然死无对证，要“抓”告密者也非常简单。查总机的话单就可以查到。到北戴河的电话是长途，总机需要登记话单，看看那段时间谁给叶群去过电话，一排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九一三事件后，军委一号台的话单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一张一张地翻检过，并记录了从9月6日至12日他们之间的所有通话和通话时间，要找出“罪魁祸首”简直易如反掌。 如果是周恩来，为什么不追究?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的地位岌岌可危，四人帮一直想拔掉这颗“眼中钉”。把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密告叶群，和林彪穿一条裤子，这是打倒他最有利的理由啊!如果是汪东兴，那就更有理由打倒了。众所周知，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心腹，庐山会议他跳得那么高，却“轻松过关”?而他不但不接受“教训”，又“贼”胆包天把毛泽东的秘密告诉叶群，吃里扒外，难道不该“千刀万剐”吗? 可是奇怪!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汪东兴，都平安无事。为什么不追究泄密这件事?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是不是与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打而不倒一样，背后有着永远不能示人的秘密?看来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故意泄密，就是要打草惊“蛇”，就是要让“北戴河”的“鸡”半夜飞起来。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否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紧逼呢?他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事先知道吗?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这话他说过多次。是这样吗?九一三事件扑朔迷离，如果毛泽东对林立果的行踪不了如指掌，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 李德生和汪东兴在回忆录中都提到，毛泽东有察觉。汪东兴说，毛主席对林彪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后来也没向我们讲过。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回到北京和林立果离开北京决不是巧合，毛泽东一定知道周恩来、汪东兴、李德生他们不知道的更多的“机密情报”，甚至有可能了解整个“阴谋”。 三、在毛泽东眼中，直升机想把庐山炸平 文化大革命到1970年的庐山会议已经四个年头了。杨成武说过一句话，文革全是主席搞的。毛泽东最初并没有想搞这么长时间，1967年他巡视大江南北时就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国家需要安定，这从积极筹备四届人大可以看出来。可是1969年4月九大开过，1970年8月要开九届二中全会了，穿上了“红舞鞋”的文化大革命却仍然“舞”个不停。 庐山会议开幕前几天，庐山北面十几公里的九江机场日夜轰鸣，飞机频繁起降。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到安庆坐镇，组织大型飞机换乘小飞机。他和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专门到九江机场和庐山会场附近勘察地形，选直升机在山上的着陆点，然后派两架伊尔-14和四五架云雀直升机前去值班。 汪东兴回忆，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到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吓了一跳。在毛主席的住房上边，正轰隆隆地炸石头，程世清(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军区政委)事先也没把这件事告诉我。这是在搞什么?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汪东兴不解，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直升机降落比较安全。汪东兴说你们在这里修机场，经过哪里批准?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汪东兴说什么时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想了一想，前天收到的命令。汪东兴马上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快修好了。他说，这个机场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主席休息和办公。程世清说，那怎么办?汪东兴当时没有答复。回到杭州，他把修机场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马上警惕起来，问谁下的命令呀?汪东兴说不知道。毛泽东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看他知不知道。 周恩来也不知道。汪东兴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周恩来马上询问，黄永胜(总参谋长)知道。黄永胜说，因为有些老同志要上庐山，坐汽车走盘山路身体受不了，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恩来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中央了吗(意思是你报告毛主席了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于是，周恩来对汪东兴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没再说什么，点了一下头，但心里无疑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拿出《我的一点意见》，里面有一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讲到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又提到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借助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就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以后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谈话，除了特意提到庐山上有人搞突然袭击，又特意点到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 毛泽东反复说“炸平庐山”，“典故”就出自正在修建的庐山小机场。 几架小小的直升机，真能把庐山炸平吗? 周恩来“追”到黄永胜那里，没再往林彪那里“追”。就是周恩来“追”到毛家湾，也是叶群接电话。作为林办主任，叶群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着林彪。林彪身体不好，一向由叶群出面，林彪的意见要由叶群把关，有时她可以提出“更好”的意见。下面向林彪请示必须通过她，她可以推延或谢绝，甚至假传“圣旨”。毛泽东南巡时特意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如此说来，林彪不太可能知道庐山上修机场。在“太岁”头上修机场，实在非同小可，如果林彪知道，为什么不请示毛泽东呢?按照他的“原则”，他一定要请示。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现有资料看，机场一点点大，也不是秘密工程。是为了政变吗?没有证据。这时林彪的地位虽然有些动摇，但矛盾还没有激化。林立果搞《571工程纪要》是庐山会议以后1971年3月的事情。而毛泽东对林彪的怀疑越来越深，林彪兵权在握啊。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整整考虑了三天，挥笔在陈伯达编的论天才语录上，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拿陈伯达开刀的当晚，张耀祠回忆，毛主席忽然提出不在美庐过夜，秘密挪到l00多米外的175房。那原是几家普通民房，大会前居民迁出。房间又小又破，毛泽东不准工匠修理，以免走漏风声。 下了庐山，但庐山上的硝烟飘到了北京。 华北会议后，2月1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2月20日，黄吴李邱写了一个表态性的报告，毛泽东又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3月24日，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做出批示，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同时通过江青传话，让周恩来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把检讨说一说。3月25日，周恩来约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按毛泽东意见修改黄永胜等三人的检讨，决定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3月26日，周恩来将黄永胜等人的检讨送给已经到了北戴河的林彪，井说准备向林彪汇报。李德生回忆，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但林彪不“领情”。毛泽东对周恩来就会议安排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后，林彪只让秘书代写“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吴法宪(空军司令员)回忆，九大后，周恩来觉察到毛泽东对林彪日益不满，托人劝说林彪不要老呆在家里，出来做点工作，到下面走走，搞点调查研究。但林彪婉拒，说谢谢总理的好意，我的身体确实不行，连出去转转都不敢了。4月1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林副主席要我们转报主席，他对主席从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关于今后的工作方针和措施，都完全拥护和支持，并认为完全正确，效果显著。这次会议把陈伯达揪出来，真是最大胜利。他对几位同志(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很高兴，要吴法宪、叶群同志重新写一次书面检讨。在结尾，周恩来说我们表示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开时回到北京，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要我们代向政治局同志问好。 四、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 4月7日，毛泽东掺沙子，把纪登奎、张才千等“沙子”掺进军委办事组。 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有中央、地方和部队负责人99人参加，加上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总结，按毛泽东定下的调子，点了五大将(黄吴叶李邱)的名，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上去了。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实践自己的申明。同时周恩来检讨他在这个问题上督促、帮助不够的错误。 4月19日，会议中间林彪回到北京。4月20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主席的批示。希望林彪能够出席会议，讲几句话，林彪拒绝。4月24日，周恩来在书面汇报上说，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4月29日，批陈整风汇报会终于“平安”结束。 5月1日，林彪在周恩来再三劝说下，勉强登上天安门城楼。但只坐了十多分钟，没有与毛泽东说一句话，这是林彪与毛泽东的最后一面。 6月15日，心情阴沉的林彪坐专列又去了北戴河。 8月5日，叶群以检查乳腺癌为由，回到北京与黄吴李邱密谈。8月6日晚，邱会作带夫人胡敏来到毛家湾，谈到深夜。周恩来特意打电话问候，听说叶群正在接待客人，马上追问是哪些客人。陪江青在青岛活动的吴法宪，接到夫人陈绥沂的电话，说叶群回北京治病，要他回来看看叶群。当晚23时15分，吴法宪从青岛打来电话，8月7日上午匆匆回京，15时带夫人到毛家湾，与叶群密谈。8月8日下午，黄永胜与叶群密谈近三个小时。23时政治局会议后，吴法宪、邱会作又来到毛家湾，以后胡敏也来了。胡敏是带三O一医院的人到毛家湾看电影，叶群对给她看病表示感谢。电影看完，别人都走了，胡敏到会客厅看叶群正与他们谈话，也留了下来。谈至8月9日凌晨3时。吴法宪交代，交换了情况，分析了形势，重点议论四届人大这一关怎么过?叶群说，这次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易过关，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林彪，别人要端，要追问下去怎么办?办法总会有，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了，意思是要硬干。不是只保林彪的问题，林彪和你们分不开，都要保，你们靠林彪，林彪也靠你们，就这么几个“老战友”，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失。叶群让吴法宪除整好空军外，特别要抓好广州军区空军和武汉空军的工作(难怪毛泽东南巡的重点是武汉和广州呢)。叶群还说，林彪的身体和毛主席比较起来，差得远，怎么也拖不过毛主席。这话叶群在1970年庐山会议前就讲过一次。 邱会作交代，叶群说，要端就端嘛，把林彪端出来了就下台了，现在大家把问题好好想一想，看怎么过关，林彪总是关心大家的，只要林彪没有事，锅里有饭，就不愁碗里空。胡敏回忆，叶群说，我们的“关”过得去过不去还是个问题，怎么办?这要看主席保林的情况。从现在看，主席保林是有个限度的，许多迹象表明，可能要把林彪的问题往外端。这次开会要早点做与咱们观点一致的人的工作，经过一场斗争，再向主席“请愿”整他们，若主席不答应，就向主席“示威”，求得解决。叶群说，看来咱们是过不去了，主席要把首长往外拿了。把首长往外拿，咱们就都保不住了，得想个办法。吴法宪说，只有斗争。邱会作说，斗争还得有斗争艺术，要取得胜利，还得给下面做工作。叶群问串连工作做得怎么样了。8月9日下午，叶群乘飞机回北戴河，黄吴李到机场送行。叶群到山海关机场，林立果亲自迎接，真让叶群“受宠若惊”。8月10日，叶群从北戴河给吴法宪打电话，叫他“不要放炮”。 8月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安排他离京赴广州期间中央日常工作的分工。8月9日周恩来陪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临行前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王)海容(毛泽东的侄女)转告。8月12日下午周恩来飞回北京，立即到毛泽东那里面谈，之后毛泽东下了南巡的决心。 1972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说，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文件发给军事系统60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扣住了，只发了7份，传达范围非常窄。去年7月被毛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打招呼，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南巡时说，批陈整风汇报会，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李德生回忆，经过批陈整风，毛主席从大量的揭发材料看出，林彪一伙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十分可疑，他决定去南方视察，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南巡前，7月11日，毛泽东将吴法宪、叶群重写的检讨批转周恩来，说我已看过，可以了。并要求连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一并向政治局报告，作适当处理。 汪东兴认为，庐山会议后，揪出了陈伯达。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先后召开了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但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毛主席南巡的目的，是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在党内进一步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一伙的阴谋活动，以加强党内的团结。毛泽东在杭州说，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其实，毛泽东这时正身染重病。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到南昌住了两天。回到北京，到1971年8月15日南巡前，他哪里都没去。因为他在庐山上游泳受了风寒，1970年10月下旬病情越来越重，转成肺炎，因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不在，周恩来派了三名专家级的医生来。一听诊断，毛泽东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挥治病。连发了两天脾气，连病也不再看了。对高龄病人来说，病情变化非常快，汪东兴不得不召回正在千里外巡回医疗的保健医生。保健医生虽然也认为是肺炎，但他深知毛泽东的脾气，说仍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毛泽东非常高兴，用双拳锤击前胸，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于是，恢复治疗。 病中的毛泽东开始南巡，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在酝酿着一场新的“风暴”。 五、南巡第一站选在武汉 8月15日13时，毛泽东坐专列南下。 8月16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分别谈了宣传、常务、生产、军事等。汇报结束周恩来说，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这番话对“北戴河”震动很大，九大前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不就把刘少奇抛出来了吗?九届三中全会是不是要把林彪抛出来呢? 就在周恩来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的同一天，8月16日，毛泽东到了南巡第一站武昌。顾不上天气炎热，甚至连口气也没喘，就与刘丰(武汉军区政委)谈话，只有汪东兴在座。8月17日毛泽东又与刘建勋(河南省委负责人)等人谈话，刘丰也来了。谈话刚开始，毛泽东就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刘丰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汪东兴回忆，毛泽东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接着毛泽东谈到“三要三不要”，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50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史，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 毛主席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 刘丰从来没看到过毛泽东关于谈到庐山会议时那种严厉的表情，点名批评了黄吴李邱，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还说庐山这件事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接着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毛泽东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性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性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毛泽东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着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毛泽东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最后，毛泽东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几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 8月25日，毛泽东将已从湖南调国务院的华国锋从北京召来，话说得更重更透明了。 8月27日14时，刘丰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见面就问怎么样?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也曾同刘丰谈过一次。据汪东兴说，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所以这回刘丰忙检讨，说这几天想得比较多，庐山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毛泽东说，你沉重什么?你们就是太急了，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然后毛泽东再次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我讲的话，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谈话结束，毛泽东谈到《国际歌》，问刘丰看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没有看到。毛泽东叫张玉凤（毛泽东秘书）去拿。刘丰送毛泽东上车，毛泽东让张玉凤、吴旭君唱《国际歌》，并和刘丰一起唱，毛泽东说，要学习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要学唱《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毛泽东说，《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要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能实现。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还听不听指挥啊?接着毛泽东还打着节拍，和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一段讲一段，毛泽东说，歌里头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南巡中，毛泽东经常带头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非常注意观察对方的态度。汪东兴认为，毛泽东这时带头唱这两支歌，是非同寻常的。 刘丰得天独厚，先后听毛泽东长谈三次。毛泽东为什么把南巡的第一站选在武汉，又格外厚爱刘丰?湖北是林彪的家乡，刘丰曾是武汉空军政委，文革初期林彪曾与刘丰、曾思玉有一番讲话，被印成文件。那么刘丰是不是林彪死党呢? 六、毛泽东要广州军区传达到师以上干部 8月18日至24日，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闭门”不出。是在等吗?看是不是有人把消息透给北戴河?毛泽东叮嘱刘丰谈话内容先不要传达，尤其对北京要绝对保密。如果是一般人不敢违抗最高指示，但如果是“死党”，上刀山下火海也是要报告的。 刘丰遵守“纪律”，没有往“北京”报告。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也谈话三次。 8月27日21时，毛泽东抵达长沙，与卜占亚(湖南省负责人)和随同到长沙的华国锋谈话。8月28日21时，毛泽东将刘兴元、丁盛和韦国清(广西省负责人)召到长沙谈话。毛泽东对丁盛、刘兴元不很熟，谈话开始前，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丁盛说参加过七大，打过锦州，还讲了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泽东笑着说，你可不要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主义呀！毛泽东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随后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旁听的汪东兴认为这是毛泽东为了不让他们太拘束，却不知道毛泽东另有用意。毛泽东强调，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这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强。毛泽东不仅点了黄吴叶李邱，还点了林彪。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谈话后由汪东兴组织座谈了一次。8月29日，汪东兴将座谈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边听边插话。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所犯的错误时，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汪东兴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摆了摆思想问题。 8月30日上午，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去南昌前，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你们座谈两天了吧?怎么样?每个人都汇报了一番。 毛泽东说，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光在报纸上登(指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毛泽东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吗?不会。又指着丁盛，你呢?丁盛说，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毛泽东说，那怎么办啊?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 针对林彪一伙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99人会议(1971年4月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你们都到了，总理也做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谈到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说，庐山这一次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做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都回答没有)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1300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毛泽东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刘兴元说，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毛泽东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毛泽东还对丁盛和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包括林彪的老部下丁盛、刘兴元在内，“诸侯”们个个金口紧闭。77岁高龄的毛泽东“周游列国”，他不坐飞机，但“各方诸侯”要派飞机接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只知道专机接了谁，却“探”不到谈话内容。而“北戴河”最关心的就是谈了什么?叶群、林立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明明知道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与林彪有关，就是打听不到，知情者似乎都在有意回避。 8月26日，毛泽东南巡离开武汉前一天，林立果召集了一次会议。于新野记录：成绩很大；要看到不足，与形势不适应的东西；由明斗转为暗斗；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的“战争”；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此记录清楚地表明他们还不了解毛泽东南巡的内容。 仅凭这一点，林立果“吹”他在毛泽东身边有“特务”，纯粹是瞎说。 试想刘丰如果在8月16日透露，丁盛、刘兴元如果在8月28日透露，那“九一三”就不是“九一三”了，肯定会提前。但是“可惜”，从8月16日到9月6日，毛泽东的谈话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锁”，“大棒”始终没有挥动起来，北戴河的“蛇”不动，“虎”也不动。这怎么行呢?总得让某些人“立功”吧。一定要让北戴河知道。广州军区是四野南下的最后根据地，林彪是四野司令员，在四野威信最高，他的老部下中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封锁”林彪。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丁盛和刘兴元，向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传达他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 七、"北戴河"终于得知 既然有令在先，不许外传，为什么让广州军区大张旗鼓地传达呢?想当年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就是因为传达了某次会议的内容，结果被抓，一关四年多。如果没有“圣旨”，再借给丁盛、刘兴元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开大会传达。此举一箭三雕：既给林彪透了个信，又可以发现“死党”，同时也给广州军区绝大多数干部打了“预防针”，别跟着林彪跑。汪东兴回忆，主席跟我讲，我讲了一点意见，（广州）他们回去向师以上干部传达，2000多人(哪里有这么多师以上干部)，他(林彪)就不敢去了，只有往北(苏联)走。九一三事件两个月后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巡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广州军区2000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这在南巡的省份里绝无仅有。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广州，就是北京，也只有很小的一个圈子知道最高层的分歧，甚至上了庐山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受骗上了当”。广州军区的传达会议开了一个下午，还没开完，晚上接着传达。规定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传达，不准向北京报告传达的内容。毛泽东南巡讲话矛头直指林彪，而且传达到广州军区师一级的干部了，却不准往北京传，不准“林副主席”本人知道，他的本意是想完全封锁他的南巡讲话吗?是真不想让林彪知道吗?不！他想让林彪知道，他太想让林彪知道了。因为林彪不知道，就不动。不动，就抓不住他的“辫子”。毛泽东一路上说了林彪那么多的“坏话”，用意很明白，就是要传给“北戴河”，就是要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就是要激对方“狗急跳墙”。他南巡讲话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大棒”，就是要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北戴河”知道了，必然要蹦起“三丈高”，决不会乖乖地把头伸到案板上等着挨宰。 这是一种战术呢?还是一种策略?反正欲擒故纵，毛泽东就不相信，广州军区这么多师以上干部中就没有人“狗胆包天”?倒是要看看，谁是林彪的亲信?三令五申不准向北京传话，传话的人一定和林彪是一伙。 果然，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钻进了毛泽东的“圈套”。会议不准记录，他偷偷往香烟壳上记了几笔，回家顾不上吃晚饭，先给周宇驰打了个电话。因为晚上还要接着传达，约定传达完后再打电话。23时35分，于新野来电话，听顾同舟讲了一个多小时。要点是十次路线斗争，三项基本原则，三条方针，强调干部多读一点书并且加强路线斗争的教育，不要老婆当秘书，不要搞吹捧，对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军队要防止骄傲，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周宇驰原定9月6日到广西桂林，临时改变计划，9月6日一大早，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15时驾直升机和于新野带着15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 9月6日晚上，周宇驰给顾同舟打电话，昨天晚上于新野的记录我们都看过了，林(立果)副部长也看过了，我们非常感谢你，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功(全然不知中了计)。林(立果)副部长让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也是，顾同舟不是当面“聆听”，而是听的传达。林立果听的是传达的传达，难免走样，还是要争取最“原始”。顾同舟连夜整理出长达50页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张亚青坐34师的飞机送到北京。并附上一封信，说传达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林彪)外，主持会议者丁盛和传达者刘兴元都没有提到林彪。在那种时候，毛林不可分，怎么就分了呢?顾同舟说，我想到，主席指示很多，决不止传达的这些。 确实，有些内容涉及到林彪，刘兴元并没有传达。 非常巧，林立果9月5日夜里得知情况，叶群9月6日夜里也从另一渠道得到了情报。 9月6日，李作鹏(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问武汉。刘丰到车站迎接，终于打开了“金口”。李作鹏探到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马上想到三条，一是庐山会议的事还没有完，二是“纲”上得比庐山会议时更高，三是矛头似乎指向了林彪。因为毛泽东有一句话，就是不同意自己老婆当办公室主任，而林彪的老婆是办公室主任。 李作鹏非常震惊。第一个反应不是没事了嘛，怎么又“兜”出来了?而且“纲”上得更高了。毛泽东南巡前，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都有批示，除了吴法宪，几个大将都过了关。毛泽东对邱会作说，你这个检讨是你自己写的吗?邱会作说是。毛泽东说，我死了以后，你就当国家主席吧。从口气中听不出讽刺，倒像有一种赞赏。毛泽东在北京还亲口对黄吴李邱说，你们的检讨到我这就为止了。几个人都非常高兴，专门到京西宾馆吃了一顿饭表示庆祝。这之后，除了吴法宪和叶群的日子还难过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一身轻松，以为他们的检讨真过了关。 可是，毛泽东南巡为什么又说得这么重?心情非常紧张的李作鹏当天从武汉返回北京，下午与朝鲜军事代表团进行最后一次座谈。送走外宾，黄吴李邱都没走，等着一小时后的告别宴会。李作鹏把黄永胜拉到角落说“悄悄话”。吴法宪凑过去，你们嘀嘀咕咕什么呢?李作鹏说，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这半年来，吴法宪因在庐山上“冲锋在前”，日子越来越难过，甚至想跳楼自杀。他心急火燎，当然想知道毛泽东南巡讲了些什么。他说，这么重要的情况，你给我们一起讲讲嘛。叶群安慰他，你不要误会，也不要再打听了，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9月6曰晚上，黄永胜的电话来时，叶群正与林立果密谈，不接。黄永胜急了，27分钟连要三次，最后说有重要事情，这才接通了叶群，通话时间长达58分钟。21时至23时，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密谈。之后，叶群与林彪密谈一个多小时。 1971年9月17日，顾同舟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3月，军事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行只有一条通敌罪。把毛泽东南巡的内容泄露给了“北戴河”，促使他们提早下决心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李作鹏没事，他向黄永胜汇报，“理直气壮”。黄永胜是总长，是上级，李作鹏是副总长，当然应该通个气，他要求黄永胜不要告诉“北戴河”。但黄永胜回到西山，就捅给了叶群。所以黄永胜的罪名有一条和顾同舟一样。 9月6日，“北戴河”分别接到顾同舟和黄永胜的“情报”。就这样，“蛇”动了，“虎”也动了。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接下来的六天，一天比一天更惊心动魄。一生中有着丰富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对付林立果这个毛孩子和叶群这个妇道人家，简直是老鹰捉小鸡。 【返回】 广西风火家人 总3222返回 2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下）答风火家人《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上）》 八、许世友和韩先楚赴南昌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时，就叫汪东兴提前通知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和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到南昌来。8月31日17时，先由汪东兴向许世友、韩先楚传达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21时，毛泽东到达南昌，说既然车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在火车上谈吧。22时多，毛泽东与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等开始第一次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十次路线斗争都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毛泽东对许世友说，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快声明，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等人。毛泽东摆摆手，表示并没有把许世友划到张国焘一伙中去。接着谈了陈独秀搞分裂，又说到去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许世友马上说，我与上海(张春桥)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保我，一直为我说话，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毛泽东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许世友又补充说，我与王洪文(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的关系也比较好。 当然，连坐在一边的汪东兴都听出来了，许世友说的并不是心里话，他恨死了张春桥。但在那种时候，他不这样说又怎样说呢?毛泽东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汪东兴注意到，许世友听到“刀下留人”，非常紧张。许世友连忙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浙江问题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1月4日周恩来与许世友商定先解决浙江问题)，包括许世友在内的南京军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军区等10位领导干部参加(名单由许世友拟定，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准)。毛泽东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浙江的武斗仍没有停止。毛泽东问许世友，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有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泽东转身与韩先楚又说了几句，韩先楚的情绪比较轻松。毛泽东说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朱德、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 毛泽东屡屡提到张国焘，又提到“缔造”“指挥”，实在让许世友心中不安。他转移了话题，说主席呀，有“516”分子怎么办呢?毛泽东说，怎么又谈到“516”啦?许世友说，“516”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516”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泽东问，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许世友回答不上来。毛泽东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做结论。接着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王必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南京军区副政委)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南京军区政委)的反。毛泽东问，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许世友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毛泽东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零点了，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先座谈一下。 许世友和韩先楚都是“打猎迷”，两位好朋友难得碰到一起(许世友最佩服韩先楚，说老韩的胆子比鸡蛋大)。9月1日下午开完座谈会，他们就高高兴兴打猎去了。 而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本来就带着病，连日的奔波和谈话，加重了感冒，下午体温38度多，晚上卧床休息。9月2日上午8时，毛泽东起了床，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汪东兴说，您看呢?毛泽东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汪东兴马上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等，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了。汪东兴急得够呛，心想这下糟糕了。半个小时后，才摸到他们的行踪。好在跑得不远，马上派人把他们“抓”了回来。 这一次谈话时间不长，只有40分钟。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向你们传达我在路上的谈话，你们也谈了谈。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韩先楚没有“包袱”，抢先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说到庐山会议，许世友也还是有理直气壮的地方。在庐山，毛泽东让许世友摸他的手，说我的手凉，脚也凉，你回去做做工作，我不能当国家主席。许世友马上四处做工作，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又不利于党的事业，是完全错误的。)许世友请示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与南萍的矛盾)?毛泽东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许世友问，那我回去吗?毛泽东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8月31日21时，毛泽东到南昌后，程世清向汪东兴报告了周宇驰带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让南昌仿造，第二次来又用飞机拉走了。据总政保卫部侦察和汪东兴证实，确有此事，但汪东兴说，不过程世清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我让他直接向毛主席报告。9月1日、2日，程世清两次单独向毛泽东汇报。 据程世清交代，他向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8月24日24时，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我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我还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2、7月周宇驰曾两次到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7月底再来很神秘、鬼祟，把改装的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我怀疑他们要逃跑；3、林豆豆几次来江西，对程世清说，你见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瞒着首长(林彪)，林立果也不知在下边干些什么。从林豆豆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人有矛盾；4、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彪的病是叶群搞的。林彪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搞“四好”、“五好”，闹得矛盾很多，相互不团结，事故很多，副作用大。毛泽东说，你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并说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 九、在杭州，毛泽东觉察到“北京”动了 恐怕不仅仅是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吧?据随毛泽东南巡的同志回忆，当时毛泽东没有对身边的人讲起过，事后也没有对谁讲过。不过能够感觉到，南巡到南昌，毛泽东的行动急了，但真正紧张是在杭州，毛泽东离开南昌到杭州后，就神出鬼没了。汪东兴说，主席历来是说走就走。但突然改变行程，有些做法不合常规。毛泽东改变了南巡以来的做法，不再像武汉、长沙、南昌那样，长时间地和当地负责人谈话，行动非常警觉，而且对陈励耘(空5军政委)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1964年升任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安系统。汪东兴说，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在杭州住所的警卫工作。 9月3日深夜，毛泽东到达杭州，陈励耘等前去迎接，一走进车厢，陈励耘就感到毛泽东很冷淡。当工作人员介绍他时，毛泽东说，你在庐山犯了错误吗?刚坐下，毛泽东又说，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串连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吴法宪搞了那一套，你们就跟着跑。陈励耘赶忙说，我在庐山犯了错误。毛泽东严厉地说，你不调查研究，你没有看到我在九大时就把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去了吗?你也不看一看文件?陈励耘说，我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毛泽东问，你们在山下没讲什么吗?陈励耘说，就是在山上那一次，会前在山下，我和吴法宪没见面。如果光是批评，还不至于胆战心惊，毛泽东离开专列到杭州住所，陈励耘等在门口迎接，毛泽东见了他，面露不悦，你，怎么又来了?陈励耘说，我，我分工管警卫，说着很快躲开了。 于新野9月8日上午从北京飞到上海，在机场碰上被召回北京的李伟信，于新野匆匆说了几句，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先给王维国打个招呼，下午要去杭州找陈励耘商量，了解毛泽东在杭州的情况。王维国只承认于新野给他看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纪录，和陈励耘一样坚决不承认于新野讲了暗杀的事。现在看，林立果的暗杀这时还没有开始商量，于新野怎么可能说什么?于新野9月8日18时多坐车从上海到杭州，21时多在医院见到陈励耘，追问毛泽东到底在杭州讲了一些什么。以后经过侦察，陈励耘确实没有泄露。刚入狱陈励耘承认谋杀，后来翻供，说当时是为了保护军里的其他同志。他根本不知道谋杀，没有人对他讲，他也没有想过谋杀毛主席，最后他被“免予起诉”。 那么，是什么事情引起毛泽东警觉的呢?9月3日零时，专列到达杭州，停在笕桥专用线上。9月4日、5日，汪东兴奉毛泽东之命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前几次的谈话内容。这时毛泽东同各地党政军干部的谈话已经不再绕圈子，汪东兴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他并没有把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从9月4日至9日，毛泽东又“闭门不出”了，似乎在耐心地等待某位“嘴快”的先生，果不出所料，这回有了动静。 9月6日，“那一伙人”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开始疯狂的策划。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得到新的情报，有知情者暗示杭州在准备飞机。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反常情况。还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都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采取了种种措施，果断地摆脱“控制”。9月8日深夜，就在林立果带着“手令”飞回北京，于新野正和陈励耘在医院密谈时，毛泽东下令专列从笕桥机场的列车专线上转移。汪东兴问向后(金华)还是向前（上海）?建议转向绍兴，即转移到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绍兴离杭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个缓兵之计，从战略上说，显然容易让人产生错觉，毛泽东并没有离开杭州的意思。毛泽东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汪东兴马上布置，打电话给陈励耘。秘书说，陈政委不在，您有什么事情跟我讲。汪东兴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秘书说，能!汪东兴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汪东兴心里打了个问号，这个时候，陈励耘到哪里去了?他对张耀祠说，天气太热，专列转到新的地点后，给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防晒的棚子。这些情况，汪东兴都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 是巧合吗?现在想，林立果在北京议论杭州用轰炸机炸专列，毛泽东接着要搭个防晒的棚子，是防晒吗?是怕轰炸吧?怕轰炸机轰炸，把专列伪装起来!此举说明毛泽东对“那—伙人”的一举一动明察秋毫! 汪东兴认为，这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不过汪东兴也说了，毛泽东知道的比他多。试想如果毛泽东连轰炸专列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不知道“手令”?所以不能断然下结论说毛泽东不知道。 9月9日凌晨，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 9月10日吃过午饭，毛泽东突然对汪东兴说，立即把专列调回来.马上走，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毛泽东似乎知道陈励耘的“活动”，对他分外警惕。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为什么呀?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时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毛泽东打断，还有一个，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毛主席和白宗善握手时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赶快解释，他那天值班。 毛泽东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毛主席进一步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说庐山会议，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那几个副词我圈掉过几次了，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最后谈到军队问题…… 讲了那么多，毛泽东却没有告诉他们，他马上要走。汪东兴回忆，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十、林立果念出声来不就是"另立国"吗 毛泽东谈话时，汪东兴忙着调专列。13时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时50分抵达杭州。14时30分至15时40分，毛泽东同浙江省及军区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了一个多小时。刚送走他们，16时毛泽东的专列就开出杭州。临走没通知任何人，陈励耘却来了。据汪东兴说，没让陈励耘上专列，只与他握了握手。陈励耘问车开后，要不要通知上海?其实汪东兴已经通知了上海的王洪文，因为陈励耘在汪东兴的屋子里，他躲到毛泽东的房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当然汪东兴不能说他已经通知了，他让陈励耘打电话给王洪文或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后来汪东兴核实，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18时10分，专列开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支线上。张耀祠介绍，毛泽东专列是三个列车，一个开道，一个后卫。中间的专列本身可以倒着开，一个车头，两节车厢。这次随毛泽东南巡的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多人，个个精选，除少数看家外，多数都随主席外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要是路短坐汽车，人就多一点，带路车前有吉普车，后卫还有大队部。主席外出都有一套方案，内卫是我们的，道路、山川是当地的。在哪一个省行走，由哪一个省负责，责任都在他头上。要把桥看好，容易出事的地方都要放警卫。张耀祠说，1970年庐山会议性质是什么，当时会上没做结论。毛泽东沿途打招呼，我们一直很紧张，对接近的人都警惕，江青也想拉拢我们，我没跟主席讲，跟总理和汪东兴讲过。以后江青告状，说8341部队不可靠，是林彪的人。毛泽东说，怎么是林彪的人?林彪一个也没带走?如果8341是林彪的人，他干吗还要成立大小舰队? 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全撤到外围去了，在专列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干部队，以防不测。汪东兴说，在离专列不到150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专列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汪东兴似乎已经了解到“那一伙人”要炸油库，提前做了防范。 看起来，毛泽东真正紧张是在9月8日。 为什么林立果9月8日晚飞回北京刚一“动作”，在杭州的毛泽东深夜也跟着“动作”了?林立果策划杭州轰炸专列和上海引燃油库，毛泽东马上命令专列转移绍兴，并对专列进行防空伪装，然后突然离开杭州。到了上海，就住在专列上，准备随时出发。同时严密看守油库。看!轰炸专列知道!烧油库也知道!林立果计划南飞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另立中央。而毛泽东偏偏让广州军区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他的南巡讲话。包括毛泽东对陈励耘，对王维国的戒备等，是不是他心里有一本账呢?专列突然离开上海，提前十几天回到北京，使林立果一伙的“上策”不攻自破，匆忙拿出“中策”。林立果要了三叉戟，飞往北戴河，同时北京调机群，准备9月13日早晨飞往广州。然而，当晚第二套方案又胎死腹中，不得不改第三方案北飞苏联，最后机毁人亡。 为什么每一步都如此巧合?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 毛泽东似乎早就对林彪有了怀疑。林立果（林彪唯一的儿子）念出声来不就是“另立国”吗?毛泽东一向关心名字，爱给人家改名，他不会不注意到这个“另立国”。 1966年林彪的“518”讲话，林彪大谈“政变经”，毛泽东非常不安。 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就在“第一个号令”之际，林立果在空军内部搞了一个技术革新的文件，专门送到苏州，林彪批上“呈主席阅”，可一直没有回音。不知道这是不是叶群的馊主意，本来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就满腹生疑，又送上儿子的“功劳”，这不明摆着要“篡党夺权”吗? 1970年4月，林立果让贺德全（空军情报部部长）从情报部和部队选人成立“技术小组”，对外称“革新技术装备”。7月，林立果批示成立一个研究所，所里再成立一个小组，王永奎(情报部技术侦察处副处长)被选中。王永奎是大学生出身，懂技术，为林立果修车，修录像机。许秀绪(雷达兵部技术勤务处副处长)也比较精干，技术不错，黄永胜、吴法宪经常叫他去修电器。林立果的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等贵重电器都由他保管。林立果手里，进口的高级照相机就有十几架，其中有美国阿波罗登月用的同型号相机，有可变焦镜头，有体积小得可以戴在手上的台西婀牌微型照相机，有瑞典的哈沙背相机，有日本的尼康小型相机，勃朗尼卡反光相机，雅西卡电子快门相机，西德的莱兹反光相机等。有的不止一架。电视机五部，三部彩色，两部黑白。磁带录像机四部，立体声扩音机十多部，还有电热水器、电子防盗器、电动牙刷、电动刮胡刀等。 除了这一大堆电器的使用和修理，8月以后，林立果先后给王永奎下达了十几项技术任务。其中有研制超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直接文字显示，不用报务员，也不用翻译，可以防止泄密。这一技术成果受到林立果的高度重视，被列为“571工程”中的01工程。研制电话保密机，林立果从日本进口一种“蜘蛛”(电话窃听器)，只要靠近电话线，就能旁听通话内容。他把“蜘蛛”安放在叶群床下，窃听了叶群大量的生活隐秘。电话上还搞了增音机、录音机、喇叭以及自动拨号、自动问答等。研制废纸处理机，因为就是烧掉，用照相的方法仍可以鉴别。研制汽车晶体管点火装置、汽车防撞雷达装置、汽车自动喇叭等，都是林立果从国外杂志上看到后布置的。1970年7、8月间，林立果提出订阅国外技术情报资料，订了20多种，包括香港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9月陈伦和调来，专门翻译。 经吴法宪批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调查研究小组（联合舰队），成员有周宇驰、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司办主任)、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办副主任)。上海空四军组建了教导队，整天在新马一村进行捕俘、格斗和使用各种轻重武器、驾驶车辆的特种训练。广州民航局组织了“战斗小分队”，制定联络暗号、密语和誓词、队歌。以北京为基点，上海、广州、杭州、北戴河设立了十多处“秘密据点”。大量的通信装备器材，几十对专线，组织起秘密通信网。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站岗放哨”，窃听、暗中监视等收集情报，想方设法探听毛泽东的行动路线，并大量搜集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以后从北京、广州等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的手抄情报。 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林立果下了庐山，很久没在毛家湾露面，一个猛子扎到南方去了。按毛家湾的规矩，每临节日，工作人员都要提醒叶群，把在外地的儿女召回北京。1970年国庆节将至，叶群却特意交代，老虎到南方搞调查去了，不必惊动他。 十一、毛泽东不能不警惕 1971年2月12日，林立果到苏州，2月下旬从苏州到上海，接着又去杭州。3月18日，林立果带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还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3月24日，《571工程纪要》出笼。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立果天天召集开会，研究对策。他估计会议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般地谈一下，出不了大问题；整倒军委办事组；整倒首长(林彪)。我们希望是第一种情况，但要做好第三种情况的准备，他说首长和主任同意他的看法。于新野的工作日记(从直升机上缴获)记载，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在4月23日晚上开会，对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形势进行分析，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4月26日，于新野到上海，对“上海小组”强调绝对保密，失密牵动大局，牵动整个斗争形势，把保密作为对他(林立果)态度的实际表现。 这之后，林立果一伙的行动果然大大加快。5月23日，周宇驰在吴法宪的安排下，开始学习直升机。7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机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北戴河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机机场，8月至9月初，周宇驰多次驾驶“云雀”从北京飞到北戴河。 7月下旬，林立果和刘沛丰乘专机先到北戴河。接着带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等人到广东深圳、尖沙咀一带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察看了九龙的地形。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航测了香港及周围的地形。周宇驰拿到了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遥控指挥。 7月30日，林立果等人从广州回到北京，8月1日零时到2时，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召开会议，林立果总结了一年来的情况。周宇驰强调要注意隐蔽，不要暴露，不当叛徒，准备流血牺牲。 8月5日，于新野派人到北戴河，给林立果送去一套电话机、增音机和保密机。 8月8日，程洪珍、王琢(空司管理处副处长兼汽车队长)乘安-12运输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林立果十分警惕，再三强调防止出内奸、叛徒。1970年11月，林立果曾说，现在不是决战的时候，要隐蔽，养“兵”蓄锐。从“上海小组”学习记录中，也可以看到退缩的意思。因为敌强我弱，打基础，保存和聚集力量，不要去打硬拼仗，不要搞“碉堡战术”。我们的退却要最有组织，要损失最小，反对莽撞、二杆子、乱捅、出风头、冒险家。强调组织纪律性，不失组织原则，不要授人以柄。12月1日，林立果布置整顿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不能让“特务”混进他的小圈子。但从1971年3月至9月初，林立果等人的一举一动，都从不同渠道汇集到毛泽东那里，这恐怕是林立果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现在看，自从林家的一儿一女到了空军，一文一武，掌握了空军的“大权”，毛泽东对空军就格外关注。请到中南海跳舞的舞伴来自空政文工团。当然，更多的“油水”还不靠她们。那么是谁?为什么至今没有浮出水面?林立果的活动范围非常小，也非常注意保密，外人插不进脚。周宇驰、于新野肯定不是，他们那么坚决地自杀，说明他们是“铁杆”。林立果信任的左右手是周宇驰和刘沛丰，刘沛丰也跟他死在蒙古荒原了。有人说是程某某，直接通汪东兴。他用什么手段通知汪东兴?那时通信还不发达，电台没有，长途电话要通过总机，他敢吗?写信太慢。不过，这个深知林立果秘密的“特务”可以通过“组织”。 从毛泽东南巡的行踪看，如果没有“特务”，他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洞察入微?知己知彼，一向是久经沙场的毛泽东的秘诀。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地下工作曾经做到国民党的高层，蒋介石身边就有共产党的“特务”，包括胡宗南、傅作义等国民党高官身边都有，有的还不止一个，甚至能“冬眠”几十年。在毛泽东眼中，刘少奇还不算可怕，而林彪不仅军权在握，还把一儿一女都安插在空军，这不能不让毛泽东百倍提高警惕。林彪、叶群、林立果甚至林豆豆身边都可能有“卧底”。那时，毛泽东在人们心中如神一般，在毛林之间，除了“铁杆”，一般情况下都会倒向毛泽东一边。 9月10日中午，专列从杭州出发前，汪东兴就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诲来，越快越好，“客人”要同他们谈话。专列到达上海，汪东兴下车去接，只接到王洪文一个人，许世友没到。汪东兴把王洪文引进车厢，毛泽东问，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洪文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与他联系。毛泽东只与王洪文说了几句，说等许世友来了一块谈。 王洪文马上下车再打电话，“客人”急见许世友。 9月11日凌晨2时，许世友正在扬州，连个准确地址也没有。秘书急了，求助扬州市委。这才通知到。车程七八个小时，许世友不敢怠慢，9月11日9时15分回到南京，劈头就问飞机到了没有?秘书说是值班飞机，许世友马上批评，毛主席讲话(8月31日)你也听到了，怎么要值班飞机?秘书回答没有专机。许世友亲自打电话，确实没有专机。上午10时，许世友坐值班飞机赶到上海。 毛泽东住在专列上，这时好像非常紧急，马上开始与他们谈话，简要谈了一个多小时。 汪东兴分析，一是毛泽东等得太久，二是毛泽东在南昌已经谈过了。所以，汪东兴只是简单做了记录。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许世友说，我去看农场，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实际上打猎去了)。毛泽东问，去那么远了呀?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毛泽东批评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许世友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12时多才回到南京(其实第二天上午9时多才到)，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打电话到上海。接着许世友大概是为了打消毛泽东的疑心，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毛泽东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许世友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游过苏北。毛泽东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说，那好。 十二、专列悄悄离开上海 王洪文埋怨许世友，主席等你快等了15个小时了。毛泽东马上打断，不要这样，不要紧嘛。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一下，我们还是谈正事。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能解决了呀?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耐心地等待嘛。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许世友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说，我有什么指示呀?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日三天嘛。许世友坚定地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毛泽东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许世友哈哈笑起来。毛泽东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那个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王洪文看许世友没再说什么，就开始汇报。 毛泽东再一次点了林彪问题的实质，接着又重复讲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 但显然，毛泽东有些心不在焉，11时多，毛主席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喝几杯酒，你们都去。许世友拉汪东兴一起去，汪东兴谢绝。王维国一直在休息室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和毛泽东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泽东对王维国非常冷淡，连话也没有讲。送走他们，毛泽东立即对汪东兴说，他们走了没有?我们走!汪东兴问，不通知他们了吧?不通知，谁也不通知!立即发了前卫车，13时12分，专列悄悄离开上海。 王洪文请客，说叫上王维国，许世友没有表示不同意，王维国也就一起去了。许世友一个劲嚷嚷饿，等了好长时间，12时30分饭才上桌。饭桌上非常沉闷，平时七八瓶茅台还不够，今天一瓶也没喝完。正吃着，王洪文接到机场保卫人员的电话，说专列走了。许世友说，哎呀怎么走了?王洪文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许世友已经没心思吃了，匆匆结束饭局。 15时多许世友乘飞机赶回南京。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认为许世友急着回南京，是想再见毛泽东一面，似乎还想谈什么。专列18时35分抵达南京，在南京停了15分钟。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说毛主席昨天没睡觉，现在休息了。因为在上海谈话中毛泽东说许世友光抓“黑”(煤炭)，不抓“红”(政治)，许世友把带来的材料(一份抓“红”的报告，一份读书心得)交给汪东兴，请他转交毛泽东，以此证明自己还是努力抓“红”的。 王洪文也跟着许世友来到南京，听许世友传达，是不是监视只有天知道。许世友当面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永银布置，从现在起，上海到南京的铁路要派军队巡逻，特别是沿线的涵洞，更要加强戒备。防止有人破坏(连林立果一伙议论炸桥也得知了)。9月12日整整一天，许世友哪里也没敢去，守着电话一动不动。一夜“安静”，9月13日早晨5时，周恩来电话，要求加密。加了半天加不上，周恩来说，就这样吧，庐山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跑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怕许世友反应不过来，周恩来又补了一句，“老病号”跑了。许世友马上就明白了，似乎早有预料(韩先楚却一时没明白周恩来说的“老病号”是谁，周恩来又说，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韩先楚还是不大明白)。许世友马上按军委命令布置一级战备，派陆军看住战区内所有的飞机、舰艇。一个人开不跑舰艇，却可以把飞机开上天，冲上跑道就没有办法了，许世友下令把卡车开上跑道。 《571工程纪要》草稿(没有发现定稿)是在九一三事件20多天后上交的。 林立果一伙几次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活动，说来就来，事先并不通知。有时连续六七天在里边，有时十多天，通常是上午10时左右来，晚上22时离开。只有负责伙食和打扫卫生的接待小组能进到楼里，但对楼里的活动要绝对保密。为副统帅的儿子服务嘛，神圣光荣。准备伙食，亲自到食堂监厨，亲自送去，晚上人走楼空，才能进去打扫卫生。8月底，这伙人又来了，人比过去多，而且有三个没见过的女兵。不仅白天来，夜里也住在里边，分外紧张忙碌，车辆也来往频繁。并且不许接待小组进楼了，送饭送报，事先打电话通知，送到门口，由几个女兵拿进去。 9月12日老王忙完中午那一顿饭后，再没有人找他，也没通知他送饭。老王并没有觉得异常，这伙人来去无踪，过去也常有。9月13日下午，老王把当天的报纸用石块压在门口台阶上。9月14日19时30分，老王再送报纸，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楼里黑黑的，楼门虚掩。他又去看车库，也没锁。老王轻轻拉开车库门，里面的救护车不见了，外面却停着三辆小汽车。万一什么人闯进来怎么办?如果锁上，这些人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进不了门怎么办?老王围着将军楼转了两圈，反复权衡，最后认为保守秘密最重要，他把门锁上，便去办公室上班。22时从办公室回家，又到将军楼看了一圈，还是无声无息。9月15日白天，老王有事外出，19时30分又去送报纸，还是昨天的场景。这伙人至少两天没回来，是否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老王考虑再三，决定进去看看。 拉开门，臭味扑面而来。老王打开灯，屋里乱糟糟的，食品架上放着9月12日中午的饭菜，基本没动，鱼上长了很长的毛，满屋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靠近门口，堆着一些纸箱，里面装满水果和糖果，像是准备运走。餐桌上杂乱放着本子、书报和汽水瓶，边上放着一个敞开口的大书包，好像要把桌上的东西装进去带走，而没有来得及(瞧，伪装得多么好)；锅台上一堆纸灰，一边还散乱着一些没有烧尽的空白笔记本。另一栋楼的纸灰更多，不仅伙房间的锅台上下堆满了，整个墙都黑了，其它房间也满地纸灰，纸灰堆里还扔着三个没有烧掉的避孕套……这一切使老王得出印象，这伙人离开了，走得很急，很匆忙，而且像是再也不回来了。他立即回到办公室，向另一个负责将军楼工作的人汇报。负责人叫他赶快回去，把房间整理一下。老王找了两个人，正整理房间，负责将军楼的另两个人来了。老王领着他们察看了一遍，餐桌上的书和本子引起他们特殊的注意。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拉链本。三个人围着餐桌，好奇地翻看拉链本(因为只有拉链本记了一些文字)，然后放回原处，他们的印象是罗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条文。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应该打个电话。先找于新野，不在。又找程洪珍，还是不在。怎么谁也找不到了?最后找到刘世英，他冷冷地说，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十三、这就是《571工程纪要》 那个写着条文的红色拉链本，让他们心神不安，多次商量怎么办。9月16日20时，他们终于下决心又进去，由老王摸黑（不敢开灯）把几个本子拿了出来，并把拉链本粗粗看了一遍。9月17日，周恩来派人来调查“秘密据点”的情况(为什么九一三事件过去四五天了，才想起这事)。老王心情更加紧张，那个偷偷拿出来的拉链本，成了“大包袱”。他们三人，一会儿让这个人保存，一会儿让那个人保存，放办公室放家里，都不“稳妥”。10月4日，老王怕本子丢失，干脆锁进家中的皮箱。10月6日晚，李德生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他们才醒悟到拉链本上记的是林彪政变，那帮人彻底回不来了。10月7日午夜2时，老王把这个红色拉链本交给了空军学院政委殷古风，并写了一个材料。10月8日19时30分，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送去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叛国分子林立果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交代和揭发材料。10月9日，九一三事件过去26天，这个本子连同老王写的材料，呈报周恩来。上面指示，要好好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这就是《571工程纪要》!经李伟信、程洪珍、刘世英识别，并同于新野的其他笔迹对照，认为这是于新野的原稿。用铅笔编了页码，从第1页到24页，中间缺第8页，可能是编页码出了错。负责九一三专案的纪登奎认为里面很多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毛泽东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这里有个疑点，《571工程纪要》的小本子为什么放在桌子上?来不及烧掉吗?粗心吗?于新野带到直升机上大批的文件，远没有这个本子重要的别的笔记本带走了，为什么这个本子却落下了?非常奇怪!事情还没有到火烧眉毛嘛，连空白的笔记本纸都从容烧了，为什么写着《571工程纪要》的本子却放在桌子上，生怕别人不拿走?林 立果临去北戴河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把东西收拾一下，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带走的就烧掉。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信和港刊等都统统烧掉了，甚至李伟信还把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到下水道里。收拾差不多了，22时多，李伟信开着嘎斯69，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车上李伟信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伸张正义，王大璋非常惊讶。23时，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往房子里望，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还有个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 李伟信打电话让王琢把大卡车转移到北郊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二楼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他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干盒。隔壁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得干净。他叫王大璋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一直到9月13日凌晨零时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 回到东交民巷，电话铃响了几次，都是李伟军接的。但第二天却不见李伟信的电话，他们坐火车回到上海。 如此细致，怎么可能“漏掉”那么重要的本子?还有这个时候分分秒秒都很宝贵，为什么李伟信专门去接王大璋?而且似乎也没让他干什么，倒好像让王大璋给他作证似的。 林立果到上海活动，王维国派李伟信接待，以后李伟信跟着林立果到北京。林立果一共开了六次“两谋”的会，每次李伟信都在场外侍候。包括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密谈，李伟信也几乎全在现场。1971年3月24日，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密谋“571”的具体计划。李伟信除中间有事离开过几次，一直守在门口。 李伟信供词，林立果开门见山地说，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目前从各地区的实力看，首长讲话还有一定作用。从全国范围看，首长的权力、势力目前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但是，这种优势有可能逐渐削减，张春桥、姚文元的“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的力量势必要发展。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这叫交叉发展规律。B-52（毛泽东）一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这样可以保持平衡。目前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由张春桥取代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如果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时间还会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上班呢?B-52的身体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呢。即使五六年，其中的变化也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二是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目前情况看，首长被赶下台，被人抢班，一下子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B-52威信高，他要谁倒还不是一句话，“首长”随时都有可能被赶下台。于新野说，这可能不那么容易，首长是他树起来的。林立果说，刘少奇还不是他树起来的?三是“提前抢班”，有两个办法，或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是直接谋害毛泽东。但毛泽东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最后又讨论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 李伟信回忆，通过这些谈话，他得出一个明确印象，林立果认为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竭力主张加紧策划叛乱，提前抢班，一是把文人势力搞掉，以保证林彪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第二是直接陷害毛主席。周宇驰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例如，把B-52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在谋害B-52后嫁祸于人，找几个人替死。那时反正首长掌权，有关事后的处理问题，首长可以出来说话。林立果一伙还密谋，必要时利用可以调动的部队，控制上海，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如有人出兵干涉，便保卫上海，形成对峙，再谈判。最坏的打算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目前先做两件工作，第一个是计划，按杭州商量的框架，林立果让于新野拉成条文。第二件事是组建一支武装，林立果说，以培养基层干部的名义，搞一个100人左右的教导队，要精干，多配汽车和好枪，增加机动能力，军事上多学几手。确定“教导队”由“上海小组”来抓。 十四、周宇驰骗了一架直升机 9月12日傍晚，周宇驰送走王飞他们，离开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到了西郊机场工字房，指挥安排第二天去广州的飞机，并与已经到了北戴河的林立果联系。23时左右，他得知周恩来派杨德中到西郊机场，封了飞机，赶紧给林立果打电话。稍后叶群也接到周恩来查问三叉戟的电话。两边情况一凑，林立果和周宇驰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下，知道不好。林立果继续商量对策，周宇驰则马上开车回到空军大院的家中。所以胡萍派人第二次再找他，没有找到。之前，周宇驰告诉妻子王圣兰(空司门诊部军医)，明天早上7时30分到西郊机场坐飞机去广州。林立果照顾我，让我带家属走，你赶快收拾东西，带上随身的衣服和孩子准备跟我走。王圣兰正在收拾东西，周宇驰回来了，这时林立果来了电话。王圣兰回忆，周宇驰在家接电话都关着门，本来是听不见的，但因为天热，窗户开着，从窗户那里飘过一些声音。所以她听见周宇驰大声问，去哪?去哪?北上?北上啊! 在北戴河的李文普听到林立果打电话，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不知道李文普听没听到林立果说“北上”，既然能听到“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北上”也应该能听到。但“北上”这两个字很含糊，也可以让人理解为去大连。 9月13日零时，部署南逃广州的会议快结束时，周宇驰突然来电话，电话在外屋，于新野接的。周宇驰说总理查问飞机了，北戴河来电话，暴露了，不搞了，任务取消。刚才讲的全作废，就当今天什么也没有讲过，各自回家，赶紧把名单毁掉。贺德全要烧，王飞说别烧，到处是灰，撕碎从马桶冲下去。却忘了于新野那里还有一份名单。因为名单全凭脑子想，想一个写一个，太乱，于新野又抄了一份，放在口袋里，最后被缴获。 人散了以后，于新野开车直奔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正不知如何是好。于新野喘了半天气，才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可能暴露了，那就没有飞机了，快，快找周宇驰。王永奎提出，这么多人不安全。需要分散一下，有几个去二高专“秘密据点”。于新野表示同意，说李伟信和他留下，其余的人王永奎、许秀绪、陈伦和、王琢和陈伦和的对象小郁、小鲁(鲁珉女儿)一起到二高专去。李伟信对王永奎说，你们到二高专后打个电话，把那里的电话告诉我。如果天亮时还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就是出事了，你们就自己行动吧。许秀绪摸摸口袋，说我没带钱。李伟信掏出20元给他，看看王琢、小郁和小鲁，又给他们每人20元。 送走了他们，于新野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找到周宇驰。周宇驰忙着安排家事，存款早取出来了。他开车把母亲、弟弟和儿子送上去渭南老家的火车，然后把王圣兰送回空军大院家中。他没下车就急急走了，临走喊了一句，王圣兰也没听清楚，猜是不用等他。于新野正着急，周宇驰自己闯来了，脸色阴得吓人，急急地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立果已经给我打了电话，他们争取北上，叫我们能走都争取走，咱们只能用直升机北上了。这时王永奎从二高专打来电话，周宇驰粗暴地说，没事别来电话，就扔了话筒。周宇驰开车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打电话给当晚住在西郊机场招待所的陈士印(直升机大队长)，给他看了林彪“手令”，然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陈士印一起到沙河机场，陈士印又找了中队长陈修文。骗了一架直升机，加足了油飞上天。 9月13日清晨，陈伦和(空司办公室外事秘书)被马达声惊醒，见天上飞着一架直升机。不是说飞机都让中央给停了吗?怎么又有直升机在飞?他告诉了王永奎(情报技术处副处长)。到天亮，还没有电话，他们估计林立果他们已经去了广州。 王永奎决定到广州去找林立果，通过情报部搞来通行证和火车票。9月13日17时，由王琢开中吉普到北京火车站，六个人上了开往广州的15次特快列车。上车前，王永奎打电话叫妻子于秀芬把孩子送回东北老家后也去广州找他。15日早上7时到达广州，跑到沙堤扑了个空，根本没听说北京有人要来。几个人沮丧地又开车回广州，陈伯羽不在，顾同舟情绪沉闷，也没摸到确切消息。好不容易找到陈伯羽，陈伯羽压低声音说，前一两天中央发了两个命令，第一个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签发的，第二个是主席和总理签发的，主要讲战备。空军指挥所原来是吴法宪、曹里怀，现在是李德生。还有国内一切飞机停飞三天了，今天又有飞机飞，大军区叫广空听他指挥。这是怎么回事?王永奎决定，今天先住下，本来想住广空二所。听说广空司令部要扣他们，就住到了外面。9月15日，广州军区空军向大军区报告，从北京空军司令部跑来几个人。大军区命令坚决扣留。13时下了通缉令，20时35分，周恩来电话，必须将北京来的几个人找到。9月16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向全省公安系统发出了通缉令。 许秀绪、陈伦和家在上海，提出回上海。向熟人借了300元钱和粮票，冒充到上海学习的技术人员，带着空白介绍信和假证明，改道去了上海。9月17日凌晨，他们从广州北的小站源潭上车被抓获。 那两架起飞的飞机，三叉戟飞出国境，9月13日2时32分坠毁在温都尔汗，机上九人全部死亡。直升机被英雄的飞行员陈修文6时迫降在北京郊区，机上五人，两个飞行员和陈修文牺牲，陈士印负伤，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看跑不掉了，商量自杀。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放了空枪，活了下来。 警卫林彪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说，九一三事件可以说是突然发生的。张耀祠也说很突然。突然在哪里?林立果想在上海暗害主席，计划还没出来，主席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紧张了……如果林立果动手，能搞成吗?张耀祠说，林立果虚构，不可能!他只是意图(纸上谈兵)，搞不成。还是娃娃，把自己力量看大了。 九一三事件以机毁人亡落幕，但留下了盘根错节的谜。 （完） 【返回】 广西风火家人 2004-11-3023:28:49 222.83.196.* www.qiyebooks.com 总3223返回 3国家只有法治才能安定答风火家人《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下）》 看得好累啊，两个太阳穴紧紧的，看了２个多小时，最后的约1/10是跳着看过去的。 内中有些人的讲法是给我印象是事后诸葛、自已吹嘘成份多，虽然是四十多年前的历史了，由于不知道文中的某些人是否还在，所以不便指名评论，也不便逐段细说，在中国目前的环境只能自已体会得了。 总的感觉像文学作品，写得也很精彩紧张。就像历史剧中的宫闱权力角逐，充满了暗谋秘计（不想用“阴谋诡计”，这个词本是中性词，现在用得太贬义了，我想尽量使用中性的词汇）。文中的许多人的活动就只仅限一个人的，或两个人知的，作者都写得很生动，甚至心理活动描写都有，而且我想这个事件还算是没有获得解冻的吧，怎么知道得这么传神呢。 就算是文学作品读吧，这从侧面反映了人治色彩深厚的中国政治形态，你可以说既是典型的传统形态，也是现实形态，呵，这说明什么？中国历史上政权交接班时总是社会紧张，人心动荡不安，史不鲜见。现在的最近一次算是最好、最和平的了，中国总算有点进步。 暂说到这吧，太累了。 【返回】 中国回廊主人 2004-12-12:39:13 222.83.197.* www.qiyebooks.com 总3305返回 4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全文答风火家人《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上）》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二次中央全会于1970年8月22日召开，这次会议的最主要成果，就是批判林彪及其党羽的抢官夺权野心。林彪一伙处心聚虑要设立国家主席，目的就是要让林彪上台，打击以张春桥为首的“笔杆子托派集团”。然而这次会议上，叶群、陈伯达、江腾蛟等人表演的相当过火，拿鸡毛当令箭，大喊大叫，甚至捏造事实，篡改全会简报，妄图造成舆论，对毛泽东施加压力。然而一开始，大家就已经反感那一伙人的过分热情了。特别是张春桥为首的那一帮派更是早早就在毛泽东面前吹风了。毛泽东的反感与忧虑决定性地造成了林彪一伙的失败。后来毛泽东说：庐山会议有人叫嚷不休，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结果，会议还没有开到一半，会议的主题就转了弯，变成了对陈伯达的批判。批判陈伯达就意味着林彪一伙的如意算盘打空了！批判活动给林彪留了面子，没有点他的名，但是张春桥一伙已经从陈伯达手中抢到了不少权力。林立果事后气得破口大骂“倒霉了！玩完了！都是他妈的主任瞎指挥，想抢头功！”主任指的是他的老妈叶群，林办主任。这伙没有人性的东西开始着手准备武装起义了，于是由林彪授命，林立果指挥，炮制了这份中共党史上最奇特最尖锐的反革命活动纲领：571工程纪要，571者，武起义也。 这份纲领是1971年年中由中央正式公布的。此时林家满门尸骨已寒矣！ 现在重新阅读这个东西乃是出于历史研究的需要，不料看来看去，看出许多问题来，许多文革时期的不可理喻的现象竟然可以找到答案！希望朋友们认真的看一看，好好的想一想，我不多说话，我把它全文打出来，已经累的腰酸背痛了。 全文完全按照中央文件格式和原样，包括那帮可笑的家伙写错的字、说错的话。每一个字、词、句、标点都按照原样，三遍校对！ 中央文件哪，哪敢掉以轻心啊！（括号中有改错的也是中央改的） 《571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 Δ9.2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2）夺权正在进行。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他们“故计（伎）重演”。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人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 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B-52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 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 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记小分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江、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准备阶段 （1）计划 （2）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秘密的 上海小组负责。 新华一邨 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沪、杭、蜀、穗、 （3）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4）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3）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 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 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段注：B-52指毛泽东 敌主力舰指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 王、陈、江指 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林彪的几个干将。 核保护伞指的是投靠苏联，把国家置于苏联的核保护范围。 01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 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专门以武士道精神训练法西斯死士。 “不成功便成仁”则是蒋介石训练干部的口号。别忘了林彪是蒋介石的忠诚学生！(2004-06-03)【返回】 中国随手转贴 2004-12-1315:02:00 222.83.197.* www.qiyebooks.com BBS碧海青天站--文章阅读[讨论区:HISTORY] 发信人:soilder(NCE),信区:HISTORY 标题:林彪死亡真相zz 发信站:BBS碧海青天站(SunJan815:50:282006),转信 林彪死亡真相zz “９、１３”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锲而不舍地探究其 内幕？或许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确实仍被掩盖着。本文的作者陈晓宁先生提出了自 己的疑问，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文章根据作者的独到见解，对深入探讨“９． １３”事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这一事件的真相大白应该能使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 人们得到些什么。 作者说明： 不久前某刊２００１年十月号上发表了笔者的《质疑林彪出走事件》一文，在 此首先向该刊表示感谢。该文中笔者讨论的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１３日发生的 事情，亦即：“林彪出走问题”。而广义的“９．１３”事件实际还应该包括“谋 杀毛泽东问题”，但该文中尚未论及。现笔者整理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思考，与旧 文合二为一，也算是对“９、１３”事件的整体思考。故易名为《质疑林彪“９． １３”事件》也许更贴切些。在此也向『枫华园』的盛意表示感谢。 质疑林彪“９．１３”事件 －陈晓宁－ ２００１年的９月１３日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林彪“９．１３”事 件三十周年，笔者经过长期严肃的分析后认为本案存在多处重大疑点，所以特作此 文。笔者将本着严肃，认真，研究的态度对“９．１３”事件进行全新的探讨。 内容提要： 本文中笔者将要对“９．１３”事件提出以下新的、不同于通常说法的核心结 论： 一、林彪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夜出走去机场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 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这是林彪事件关键性证人李文普说的 谎话，做的伪证。 二、林彪在９月１２日夜乘机要出走的目的地是广州（香港），而不是想叛逃 苏联。最终没有去往广州的原因是所乘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燃油不足。而后来飞向 蒙古、苏联的行为应由林彪之子林立果负责。 三、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没有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 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这个举动不是因为燃油不够导致寻找机场迫降，而是因 为林彪不想叛国，所以强令２５６飞机返回中国。 四、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着陆前，在空中就已经发生爆炸并起火。 五、２５６飞机在空中爆炸起火是由于在温都尔汗附近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 中所致，飞机在受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六、林彪事先并不知道谋杀毛泽东阴谋，也未参与，那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盗用 林彪的名义进行的冒险。 进入２００１年后笔者见到了两份最新出版的林彪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书刊。一 份是我国当年驻外蒙古的武官孙一先写的《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 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另一份是２００１年２月号的《中 华儿女》杂志上刊登的林彪专机机组成员康庭梓的文章《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 。 康庭梓的文章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新信息，其中最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杂志第４１ 页上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在外蒙古的一段航线中清楚地标注出：飞机在飞 到接近苏联与蒙古的边界线后，却突然掉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回途中 坠毁于温都尔汗。 “２５６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之前是向着返回中国的方向飞行的。而不是向苏 联方向飞去。”笔者第一次见到这种说法是看王兆军所着《谁杀了林彪》（台湾世 界书局１９９７）。王兆军在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林彪和他的妻、子都死在飞机上，三叉戟坠毁的时 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 林的妻、子可能强迫林改变意志逃窜苏联。…… ……苏联官员的证词说：“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 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彼 得（指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笔者注）采访 了两次去调查林彪之死的克格勃小组。该小组一成员说 ：“我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查清楚林彪死亡的情况 ，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有 四个人知道林彪死亡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 ，亚历山德鲁和我。”…… 必须说明的是，王兆军书中的这段叙述是引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助的 记者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彼得·汉纳姆）的报导。这位记者于１９９３年 亲自跑到苏联和蒙古采访，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克格勃人员）。其中经过采访 ，由克格勃人员提供的林彪确实死于蒙古的结论，已经成为一项来自第三方的铁证 ，彻底打破了诸如“林彪死于国内”的传说。我国已公认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 ｍ的采访报导具有很高的可信性。 其中，“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 向南飞”，这一说法来自苏联官员，苏联人当年通过雷达是很容易监视２５６飞机 的航线的。这一结论是很容易核查、对证的，所以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在这 一点上的报导应是可信的。最近笔者又看到一则报导，是日本每日新闻系周刊《Ｓ ｕｎｄａｙ每日》于２０００年独家专访前蒙古外交部次长云登的报导。云登谈到 ：“……林彪的飞机似乎为了闪躲雷达，因此一直是低空飞行地进入蒙古境内，当 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 机在极低的低空飞行，因此轰隆声响，蒙古系循声而追踪的”。可见，蒙古当时都 能掌握该机航线，以苏联的军事技术水平跟踪一架民航飞机就更无问题。 笔者当初从王兆军的书中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感到无比吃惊，因为我们以前 听到的９．１３事件的正式的说法中从来就没有这一条。我们一般人接受的信息是 ：林彪是有意叛逃苏联的，他的座机一直向着苏联飞去，即使不是笔直，大方向也 是朝着苏联。在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时，由于燃料不足坠毁。这种看法应该是一般 老百姓得到的通常信息。比如，在孙一先的书中，也反映了这种大众观点：在２０ ０１年刚刚出版的孙书２６３页中，孙一先也给出了一幅林彪飞机的航线图，在这 幅图中，就标注出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是一直飞向温都尔汗的－－没有从苏蒙 边境返回的信息。看来这位当年的驻蒙武官，亲自向周恩来汇报林彪坠机情况的“ 知情人”至今还是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２５６飞机是直飞温都尔汗坠毁的，不存 在回返一事。我们普通人以前谁听说过２５６飞机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 前一步，而是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航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 不过对于王兆军书中提供的这些海外消息，笔者当初持怀疑态度，只看为一家 之言（按说王书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克格勃的调查，应该有极大的可信性），因为仅 听一方的说辞难免有偏颇。 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康庭梓文章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想一想康庭 梓就是２５６飞机的幸存的驾驶员，再想一想这篇文章并不是发表在一般的猎奇小 报上，而是刊登在非常严肃的，由团中央主办的，声称“不允许有任何虚构”的《 中华儿女》杂志上（它的一些文章的发表甚至专门经过中宣部审查）。我们还会认 为“２５６飞机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并向中国方向返回”一事是无端的 谣言吗？ 为什么我方书刊几乎一概不提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 笔者认为并不是我方故意隐瞒此事，而是我方当初根本不了解这一情况，因为 我方雷达无法监测这一现象，从而做出了错误判断。我来简单分析一下： 我方出版的书籍几乎很少介绍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的详细飞行轨迹和飞临 各处的详细时间。笔者见到的最详细的叙述是当时任军委空军指挥所值班作战参谋 的朱秉秀的叙述（见周敬青的文章《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着陆？》，发表 在《党的文献》杂志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眼看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１：５０飞出 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并在逐渐下 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信号于温都尔汗 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 号最后消失的位置。…… 请大家注意一下上述引文中的一个细节，即：雷达信号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 ”。而２５６飞机实际上却是坠毁于温都尔汗“东北”（不是“以南”）６０公里 的苏布拉嘎盆地（孙一先书２７８、２６３页）。既然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 而实际坠毁于其“东北”。也就是说２５６飞机在我方雷达上消失以后，并不代表 它坠毁了，实际上仍在飞行。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２５６飞机于温都尔汗以南，从我方地面雷达上消失并不 是由于它坠毁了，而是由于它飞出了我方雷达的监测范围。这以后它虽然还在飞， 但其后来的举动我方实际已经无法通过雷达监视了。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温都尔汗附近离中蒙边界近１千公里以上，加上２５６飞 机在外蒙境内“在极低的低空飞行”，这都会造成飞机脱离我方雷达监视范围。这 一点并不难理解，例如：在康庭梓文中就提到：他自己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通过雷 达仅监视了２５６飞机１４分钟，距离１２０公里，２５６飞机就从山海关雷达屏 消失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我方就无法监视 ，因而不了解，反而想当然地错误认为：２５６飞机从我方雷达消失就意味着它坠 毁了；或者是错误地认为：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后直飞温都尔汗附近坠毁。 正由于苏联方面的雷达可以全程监视２５６飞机的行踪，所以笔者认为苏联人 得出的“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的结论要比我方结论可信得多。而康庭 梓给出的令人惊讶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恐怕是他们今天也看到了外方相关 报导，并赞同了苏联人的说法吧！ 以上的叙述无非告诉大家一个我们过去从未听说的结论－－“２５６飞机在外 蒙古境内不是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来”。这样 就自然引发一个问题：既然早想叛逃，为何往回飞？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的掉头回飞是不是仅仅因为飞机燃油不够，所以只是想 回头找机场迫降（若是这样的话就跟现在的通常说法只有小细节的差别，而没有什 么本质区别了）？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一下： 第一种情况：２５６飞机机组成员技术过硬（虽然未带领航员等人），在飞机 飞到苏蒙边界附近，发现燃油不够时，仍然能够大致知道自己所处位置。如果是这 种情况，那么，他们就知道此时已在苏蒙边界附近，则他们一口气飞过边界到苏联 机场降落岂不更好？苏联的机场应该比蒙古机场多很多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２５６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情况（也是最可能的情况）：由于２５６飞机起飞时未带领航员等人， 所以飞机飞临苏蒙边界时，机组人员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当机 组人员发现燃油不够时，他们将面临“是向前飞找机场迫降，还是回头飞找机场” 的选择。笔者认为，当２５６飞机对准苏联方向飞行后，通过飞行时间和飞行速度 ，驾驶员还是能大致判断出此时离苏联不会太远了。一口气向前飞，在发达的苏联 境内找到机场的可能性当然大于往回返在落后的蒙古境内找到机场的几率。再说， 就算驾驶员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位置，则往前飞找机场和往后飞找机场的难度不是 一样吗？而往前飞还免去了费劲掉转机头的麻烦－－何必要转头呢？最要命的是： 往回飞找机场，在不知自己确切位置的情况下，他们就不怕一不小心飞回中国？所 以，在这种情况下，２５６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也是不合理的。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的前提下，如果２５６飞机转头是 为了找机场，则因为它需要边飞边寻觅，它的航迹就应该是曲折的，徘徊的，犹豫 的。虽然从康庭梓文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中（该图比例尺太高，不太精细 ），我们现在还不易判断它是否是在曲折地寻觅，但是我们可以从苏蒙方面对２５ ６飞机采取的举动看出一些端倪。 在Ｈａｎｎａｍ的采访中，苏联官员也认为“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 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从这段字面可以看出：苏方并不认为２５ ６飞机是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向中国方向飞。而在后面的详细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恐 怕正是由于苏蒙方面也做出了判断，认为２５６飞机转头是为了返回中国，而不是 为了寻找机场迫降，所以才将它击落（详见后面的论述）。 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大致否定“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掉头回飞是因为缺 油而想找机场迫降”的观点。 既然２５６飞机的掉头回飞不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那么，它从苏联、 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回来这是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要想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整个事件前因后果有个交待。在此笔者 通过长期的资料积累和分析，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全面谈谈自己对１９７１年９月１ ３日这一天事态的看法。对有兴趣的读者，相信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 一、林彪出逃是什么性质？ 其实，林彪出逃是应该分成两种情况来分别讨论的。因为他们的恶劣程度是完 全不同的。第一种是出逃广州（香港），第二种是出逃苏联。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广州（香港）的话，属于党内矛盾。可以说从千百年的历史 角度说，林彪顶多是当时的党的叛徒，却不是民族的、中国的叛徒。对林彪在中国 的历史评价没多少影响。这就象历史上的各派党争一样，不论属于哪一派别，只要 他不出卖民族利益，他就不是汉奸卖国贼。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苏联的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当时中苏关系严重对立，中苏间矛盾就是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这个时候出逃 （叛逃）苏联，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叛逃者都将是背叛民族，背叛祖国。他都是汉 奸、卖国贼、民族的罪人。如果林彪走上了这条道路，那么，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 勋，他都将和历史上的大汉奸张邦昌、秦桧、汪精卫一个性质（顶多是程度的不同 ，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将被同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真是一万年也翻 不了身。 二、林彪有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动机与思想基础？ 笔者的分析是肯定的：没有！至少是非常不充份！ 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我们先来看看林彪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样的 。 以下摘自林彪着《战术思想研究－－论一点两面及战术作风》： “……我们是人民起义军，……，是为了广大人民 的解放，而不是为了自己或哪一个。不是为了吃粮。我们的 每一个胜利，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吃饭、住房、种地。我们每 一个胜利都与人民利益直接联系着。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 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 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才是宝贵的。……” 林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战争年代的林彪无愧于他说的这些话。林彪 平时不讲吃，不讲穿，想的就是部队，就是打胜仗，就是为穷苦人民能过好生活而 打江山。 上级发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从不计较长短尺寸，合不合身，款式美不美 观，穿在身上潇不潇洒。周赤萍回忆林彪总是穿一套灰布军衣。１９５８年他在昆 明看到林彪时穿的是很普通的黑色呢子衣服，袖口上还打了补丁。 林彪吃得很简单，两菜一汤，青菜，豆腐，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有一次 在法库，林彪到地主家吃饭，桌上有个酸菜炒白肉，他吃了几口。从来没有讨论过 吃喝的林彪，回来后不同寻常地连连说好吃、好吃！说过了又说再不能吃了。好吃 的东西林彪为什么再也不吃了？为了减肥？不是！是为了怕吃了地主的饭，就不再 想为劳动人民打江山了。这可是立场问题。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出林彪并不是不爱吃 美食，而是有高尚的理想，并且对自己要求严格。战争年代，他工作，起居都是简 陋的农舍里。他经常深入火线上，打起仗来一夜一夜不睡觉是家常便饭。（参见韦 力编《１９６５年前的林彪》西藏人民出版社２２９页） 林彪家的保姆王淑媛在９．１３后“揭发”林彪“艰苦朴素，别看他外表穿得 好，里面的衣服都是林立果穿剩下的，他补补再穿”。王老太太还揭发林彪“从来 不玩女人！不象那些人喜欢玩女人。”。林彪不玩女人是他从来没这欲望，还是他 玩不动？都不是！林彪的前妻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叶群也是延安八美。看来林彪 不是没有好美之心。解放后有一次叶群参加一个老干部的婚礼，那老干部娶的是年 轻貌美的文工团员。林彪为此训斥叶群道：“老配少，参加这种婚礼干啥？什么思 想作风？我不去是我看不惯，你去你是什么思想作风？”。寻常的夫妻吵架最能真 实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品德，我们可以看出：林彪并不是没色心、没色劲。而是对自 己有高尚的道德要求。看不惯声色小人。 实际例子当然远远多于这些，我们从林彪长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道德是 高尚的，他的言行是一致的。 有人可能会指责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我们应该承认他在文革中有所投机（有 一部份可能出于无奈），他当然应该为此担负他应付的责任。但是林彪在文革中主 动攻击的少（这是和江青集团的巨大差别），在大局已定情况下跟进的多。但也有 很多事明明不是他干的，也被当作文革的替罪羊统统推到林彪身上，这从林彪秘书 张云生的书《毛家湾纪实》中可以大量看到。 林彪这样一个有道德基础的人，那么聪明、睿智的人，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 的人，怎么会分不清好坏，不顾大节，以自己老残的身躯，还贪那么一点苟活，去 做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呢？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在这里笔者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充份动机与思想基础 。 三、林彪在直到９月１２日晚的心态都表现出他拒绝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０日《中华读书报》的图门的文章（图门是中央军 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林彪案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人）： ９月２日下午…… …… 林彪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 几天了。” …… ９月１１日１２：３０，内勤听到……林彪说：“ 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 是从容就义。” －－转引自《风云９、１３》 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Ｐ３１１－３１２ 从以上看出，到９月１１日时，林彪有的是“从容就义”的心，连去广州的心 都没有，更别说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２４３－２４ ４页： （９月１２日晚）十一点多了…… …… 不一会儿，小陈（指林彪内勤陈占照－－笔者注）端着 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 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发现 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 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 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 ‘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 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 正淌着眼泪。” …… 由于林彪出走是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而这一段叙述距离林彪上汽 车出走只有几十分钟了，对了解林彪出走前的最后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 要先辨析一下它的可靠性： 首先，陈占照本人没有任何理由骗人。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倒是有可能编造有利 于翻案的说辞。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听陈占照叙述的不止有林立衡，还有“众人 ”，应该不难找到陈占照及其他人对证。另一方面，林彪最后几天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举动都会倍受林彪案件专案组的关注。这句话应该有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 料，所以可以查阅当年的揭发材料。由于证人众多，所以林立衡敢于在此说谎的可 能性极小。此段材料应该可信。 那么林彪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呢？或者是林彪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 既然提到所谓“民族主义者”，那一定是涉及了外族，此处肯定指苏联。在这 种时刻，林立果在与林彪的谈话中谈到苏联，那只可能是与林彪讨论逃往苏联的一 种选择（当然也会讨论去广州的选择）。而林彪又为何流泪呢？很简单，逃往苏联 就是出卖民族，当卖国贼，想来林彪一世辉煌，而现实却真要逼着他往这条可耻的 路上走。临老临老却要面对这样尴尬的选择，他怎能不感慨伤怀呢？而林彪说自己 是“民族主义者”就表明了他要坚守民族气节，不愿意叛逃苏联的态度－－真想背 叛自己民族的人，还谈什么“民族主义者”？而出逃广州（香港）林彪应该是同意 的。 所以，林彪出走之前几十分钟时，他仍然不同意叛逃苏联（但跑到广州是同意 的）。 总之，在与毛泽东的关系已不可挽回之后，林彪有“坐牢”的心，有“从容就 义”的心，也有南走广州（香港）的心，但是不同意叛逃苏联（叛逃苏联作为一种 选择，林立果向林彪讨论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被林彪拒绝了）。 四、林彪的行动也表现出他要去的是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我们请看８３４１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发表在《中华儿女》上的访谈录： 回到大队值班室不大功夫，刘吉纯副科长带着林立衡来找我 ，说有要紧事情。 …… “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 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急切地问。 “你说的这些可靠吗？”我惊异地问。 “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 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呀。你看我该怎 么办？”在夜暗中，我仍然能感觉到她那真诚期待的目光。 她所讲的，使人不能相信。象林彪这样的党的高级领导人， 怎么可能跟老婆孩子去香港呢？ 这个细节（转引自张聂尔书３１５页）发生在９月１２日晚９：２０左右，而 林彪踏上出走的汽车是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也就是说：在林彪出走前 ２小时的时候，叶群、林立果对林立衡交待的仍是逃往广州（根本不是苏联！）。 再请看张聂尔书３１３页： 大约（９月１２日）晚上１０时，林，叶和林立果 又进行密谈。密谈中，林办工作人员听到林立果好 像对林彪说：“黄吴李邱……你都交给我了嘛！到 了香港就好办了。” 这是引自图门的文章。这一段话是工作人员听到的“密谈”，既然是“密谈” 就不会是掩人耳目的假话，它真实反映了林立果当时的打算－－是要去香港。而晚 上１０点－－这已经离林彪出走只有１个多小时了。 正如张聂尔分析的“……至少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０时左右，林彪还是准备去南 方……更能证明林彪原来去广州的打算”。（还有许多细节分析，请参见《风云９ ．１３》Ｐ３１４，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 总之，林彪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踏上出走的汽车的时刻，他的目标 是去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五、到底是什么证据证明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呢（请注意“主动”两字及含义 ）？ 笔者不否认林彪想主动出走广州（香港），而前面笔者提过，这“南逃广州” 和“叛逃苏联”性质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前者是党内矛盾，后者可是出卖民族 和祖国。那么究竟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林彪是想主动叛逃苏联从而遗臭万年呢？ 找来找去笔者惊讶地发现：只有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是林彪说的一句话（即“ 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精确地说是由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口 中得知的这一句话。 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大个林彪事件凭什么仅靠李文普的一句证词－－这是孤证 嘛！－－难道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证据？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就是没有！所有论定 “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的权威证据唯一就靠李文普这句话。 我们先看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于南在《说不尽的毛泽东》中的说法： 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是否被劫持作过调查。结果证 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林彪的警 卫秘书李文普，……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 尔库茨克有多远？（转引自张聂尔书第３１０页） －－笔者注：这里李文普的话被认为是“关键”。 我们再看林彪事件研究专家肖思科（上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学院政治处主 任，调查研究“两案”１０年，出书５本：《超级审判》、《林彪元帅叛逃最新报 告》……）的说法： 针对“绑架出逃之说”，肖思科找到林彪事件的关键人 物，在林彪身边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 卫处副处长李文普。 －－笔者注：“关键”还是李文普。 我们再看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第２９５页（作家出版社）： ……换取李处长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林彪是自己走 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 …… 鉴于李处长的特殊身份，他讲的证据，便成了林彪叛 逃的权威铁证。 笔者注：李文普的话成了“权威”、“铁证”。 读者诸君不用再看了，再看还是李文普。我们可以说李文普这句话要了林彪的 命。真能让林彪一万年也翻不了身。 但是由于这是一个人的“孤证”，听到这句话的其他人全死光了。所以，现在 全靠李文普一个人的一张嘴，连个旁证都没有。李文普说什么就可以是什么。那么 ，是不是也给作伪证提供了条件呢？ 六、笔者经过份析后得出判断：林彪在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 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李文普的揭发很可能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说的假话，作的 伪证。我将在下面作出分析。 让我们先看一看李文普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１９９９年２月号上的文章《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对这一段情况的叙述（这与肖思科所作的采访大同小 异）：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 上来，林彪第一个走进，叶群第二个，坐在林彪旁边 ，第三个是林立果，第四个是刘沛丰，我最后上车（ 简录）。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 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 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５６楼时，我突然听林 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５８楼 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８３４１部队对首长不忠，冲！” 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５８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 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 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 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 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５８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 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 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 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的 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 骨折。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 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 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是自己“枪走火”。 对这一段材料笔者提出几点疑问： 第一点疑问：如果林彪在车上就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 不是明摆着告诉李文普和司机杨振刚：“我要当叛徒，我要叛逃苏联？”，林彪是 不是有神经病啊？他就不怕李文普和杨振刚拔抢反抗？或到机场后，趁机场人多反 抗或逃走？林彪一点都不怕叛逃苏联的举动在上飞机前就暴露？有哪个劫机犯会傻 到在上飞机之前就宣布“我要劫机”？最合理的方式是先把李、杨骗上飞机，再用 枪逼着他们服从。比如：同一事件中的周宇驰，李伟信，于新野就给出了好例子。 他们骗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时，也是告诉他去北戴河汇报，等上了飞机，再拔枪 威逼去蒙古。哪有一上来就告诉陈修文去苏联的？林彪会如此不谨慎和弱智？李文 普此说不合逻辑。 第二点疑问：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见到这句话， 笔者的问题就来了：林彪指挥对苏战备那么多年，他会不知道离中苏边界不算远的 著名大城市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来的苏联远东战区总司令部就设在伊尔库茨克， 可见此城的重要意义）？如果连苏联南西伯利亚靠近中国的这么重要的大城市都不 了解，那么，从伊尔库茨克飞来的苏军导弹、飞机要多长时间到北京？有多长的预 警时间？林彪就都无法判断，那么林彪还搞个什么战备！这明显不符合林彪的作风 。林彪当年教杨成武当师长时就告诉他要把地图看熟，最后达到背熟，地图要印在 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指挥作战。（见杨成武的文章《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 师长》）。地理，地图是林彪的强项啊？当年林彪经常比第一线指挥员还熟悉地形 。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作风都变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别只是空头推理。来个有说服力的实际例子让大家看一下 。 以下选自林彪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第３１９页（春秋出版社）：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号战斗命令”，他本人当时 也大概是确估１０月２０日那天会发生苏联对中国的突然 袭击。根据预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 表团从伊尔库茨克（请各位睁大眼看这个地名－－笔者注 ）乘飞机起飞后，定于２０日中午抵达北京东郊机场。林 彪平时在中午１２点前开始午休，但这天他却坚持不等苏 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 飞机，很可能不是运来什么谈判代表，而大半可能是携带 原子弹的不速之客。因此，从这架飞机起飞开始（应该是 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的吧！－－笔者注），何时经过蒙古的 首都，何时进入我领空，何时经过张家口，何时飞近北京 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何时见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 下来，他都不厌其详的听取从北京及时传来的情况报告。 直到最后一次报告，才使他放心地去睡午觉了。 张云生的回忆录一向以准确，真实著称。所以，似乎可以这么说：从伊尔库茨 克到北京东郊机场的每分每秒林彪都曾关注过。“多远？多长时间？”，这种问题 林彪还用问吗？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就弱智了－－不但故意问他早该知道的傻 问题，还故意暴露了叛逃的贼心。 第三点疑问：林彪的司机杨振刚的举动也不太合理。林彪汽车上一共６个人， 他们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司机杨振刚。前４位是林彪“阴 谋”的核心人物。而李文普和杨振刚是局外人，特别是杨振刚，可以说基本不了解 内幕。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杨振刚的举动。其实很值得研究一下他。如果林彪 问了“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而李文普又大喊“你们究竟要到哪 里去？当叛徒我不去！”，则杨振刚当然应该明白林彪是要叛逃苏联。他应该有什 么举动？杨振刚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他一个小小司机又不是死党，犯得着替林彪卖 命吗？他应该也象李文普那样逃跑才对呀！即使汽车上怕林立果用枪打他，在下了 汽车上飞机这个空当，应该是有机会跑的。受共产党教育那么多年，层层筛选出来 的人，面对叛国者即使没有抵抗的勇气，跑都不敢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杨振刚反 抗。 另外，据李文普自己的文章谈到：“……这一切，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 都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 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 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从李文普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机场上的工 作人员”就在林彪一行的附近。在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众目睽睽之下，杨振 刚此时想跑是有机会的嘛。但他并没有想反抗的举动，这合理吗？ 而反过来，假设林彪没说过那句要命的话，那么，杨振刚就并不知道林彪要叛 逃。在这种情况下，则杨振刚的一切举动就都是合理的，也不会让人觉得反常。 第四点疑问：９．１３以后，专案组在毛家湾多次组织林办全体工作人员开集 体会揭发林彪罪行（即：面对面揭发）。在会上李文普都没有揭发林彪讲过那句话 。别的林办人员也没在别的场合听李文普说起（见张宁书２８８、２９５页，由于 这个情况当事人至少在２０人以上，所以应当可信）。 这一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不禁要问：林彪如果真说过那句话，这当然是最重要 的证明“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李文普为什么在大会上不揭发？他没有可能忘 掉这句话。也没必要替林彪隐瞒什么，他只需要实话实说，揭发这句话对他李文普 本人没有任何伤害，相反故意隐瞒倒可能给他招灾。但是他为什么当时不当着大家 揭发？笔者分析道理很简单：因为林彪根本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 时间？”这句话，所以李文普当时怎能揭发？ 只是在后来，专案组对林办人员的交待不满意，将李文普单独关押审讯后，由 于某种原因，李文普才揭发林彪说过那句话。 据林立衡和张宁了解的情况：后来，李文普与林办秘书于运深被单独关押审讯 。经过专案组多次审讯，李提了３个条件后（①为李保密；②保留党籍军籍；③保 证全家老少不受政治歧视），李才交待林彪讲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 间？”这句话（参见张宁书２９５页）。李文普在自己的文章《林彪卫士长李文普 不得不说》中对张宁进行了大量反驳，但对于张宁叙述的这部份重要情况，他却未 作反驳。 这当然引发我们判断是专案组急于找到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又苦于找不到 。于是对李文普进行诱导。李文普原本无材料可揭发，但迫于压力只能“顺杆爬” ，作伪证，并趁机向专案组提作伪的条件，作交易。 附带一个小问题：李文普会不会撒谎？笔者曾看到林立衡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林 晓霖（张梅－刘新民的女儿）的一个说法：“李叔叔是老实人，跟我爸爸十几年， 任劳任怨，忠心耿耿，不会说假话”。真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就重复摘出前面李文普的文章： 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医生问我怎 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 ，这是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 说自己“枪走火”。 前面刚说“林立果向我开枪”，后面就说“自己枪走火”。好一个老实人，这 简直是现炒现卖的说谎。李叔叔这“老实人”、“大老粗”脑子反应真是快，“不 用教”都说谎如此及时，如果在一定压力下，当然可能说谎。 以上这些疑问如果仅是单个、孤立出现，我们或许还可以用“偶然性”来解释 。但是同时出现还“偶然”吗？李文普作伪证是不是昭然若揭！ 请大家注意：李文普是９．１３事件的关键性证人，如果关键性证人在关键性 证词上说了谎话，那么对本案将造成什么影响？读者可以自己想象。 笔者在这里作一下小结：林彪在出走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 要飞多长时间？”的话。这是李文普被迫作的伪证。林彪有南下广州（香港）的打 算，但不同意叛逃苏联（虽然林立果与他讨论过这种情况）。而林立果的计划中首 选去广州，去不成就叛逃苏联（这小毛孩子心里是没有多少民族大义的，只要能活 ，去哪都无所谓－－所以请读者一定将林彪、林立果分开看待。如果想当然地认为 父子一定一致，那么林彪事件永远会是一锅粥）。 七、笔者现在可以勾勒一下９月１２日夜林彪出走的梗概： 林彪决定去广州（不是叛逃苏联）－－－－〉登上汽车去机场（这里不存在林 彪被绑架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去广州是林彪本来就考虑过的一种选择，不需要被 强迫。另一方面，如果林彪被绑架，那么上车之前那么多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他 完全可以呼喊和反抗，但他都没做。他的人也是清醒的，这没问题。所以不存在绑 架的可能。林立衡总坚持“绑架说”，虽然父女情深，急于替父洗冤的心情可以理 解，但是她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无助于替父洗冤）－－－－〉林彪在车上并没有说 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 而由于李文普是了解不少政治内情以及林、毛不和内幕的（比如：９月１２日 下午林立衡就对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 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引自李文普的文章）。所 以当看到路上８３４１部队（如：姜作寿）拦截林彪座车。他应该已经完全判明了 时局，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所以他下车逃走了。（也就是说：李文普的逃 走，并不是由于林彪说了那句话引起的，是由于李文普本身精明地判断出了时局造 成的）－－－－〉林彪一行上了飞机后，起初目标仍然是广州，然而经过一小段飞 行后，由于某种原因发现广州已经去不成了（究竟什么原因？笔者认为是：潘景寅 告知林立果：由于没来得及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机上的１２·５吨油飞不到广州－ －当时机上所存油料的数字见《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一书第６９页。而飞 到广州需要１６吨油。同书第８７页）。于是守在驾驶舱里的林立果按照另一套方 案命令潘景寅飞向苏联。此时的林彪应该坐在飞机机舱中，对驾驶舱中的这一变故 还不知情。－－－－〉飞机进入蒙古，并一直向苏联飞去。当飞机飞临苏联，蒙古 边界时，林彪终于被告知这是在飞向背叛民族与祖国的路上，于是强令飞机返回。 于是就出现了那一幕“飞机飞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扭头向 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的怪事。 总之，假如笔者这些分析符合实际，那么如果说林彪在９月１３日这一天的行 为犯了什么罪的话，肯定不是“叛国罪”、“汉奸罪”。 以上这些是笔者对“２５６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的这一 奇怪现象的原因的分析。 笔者最近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新发现，这将引发我们得出判断“可能是苏蒙方 面击落了２５６飞机”： 我方在谈到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坠机原因时，都是认为２５６飞机由于燃 料不足，又没有领航员等，所以在温都尔汗强行迫降。我方调查组用大量证据说明 飞机不是导弹打下的，是着陆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比如当年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 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观点：“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 爆炸起火”；“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见《世界知识》１９８８年１ ，２期，转引自《林彪家族纪事》１９－２１页，光明日报出版社）。空军司令员 王海当年直接组织了这个调查，他在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 毁原因》中也是此观点。 然而我方却没有注意到以下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２５６飞机在着陆前就 发生了爆炸，并已经起火－－读者诸君，你们似乎没听说过这个细节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王兆军书中的叙述： 一位在当地莹石矿（指贝尔赫莹石矿－－笔者注）上工作的蒙 古目击者说：“那天晚上两点半左右，飞机的哀鸣声把他吸引 出来。他看见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坠落地点离他只有九英里 ，他看见了全部过程。” 文中提到：“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 以上是王兆军书中的介绍。这还是引用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的报导。如 果有人认为这仅是一家之言，还可能是恶意伪造，不足凭信的话，那么我可以再举 出两个我刚刚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现的，在我国正式刊物上刊登的重要证据。 以下是本人收藏的《环球时报》（这是人民日报下属的目前很流行的报纸）发 表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３日第一版的报导《今日温都尔汗》。署名“本报驻蒙古 特派记者敖其尔”： ……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是拉哈玛大娘，大娘原来住在离飞 机坠毁地点近３公里…… 拉哈玛大娘回忆说，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２时，一阵 “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 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牛羊惊散，马嘶狗叫。 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 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 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２０分钟 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 天，…… 请注意：拉哈玛大娘看到的是“冒着大火的飞机”。 关于这个证据，有一点值得提一下。笔者刚刚看到在孙一先的书３５９－３６ ０页也提到了拉哈玛大娘的回忆。但孙书说：“至于拉哈马大娘说空中飞来冒着大 火的飞机，据空军专家分析，她可能把机上耀眼的着陆灯错当成大火”。笔者不同 意这种意见。 拉哈玛大娘当时就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３公里处，在夜晚２点没有灯光的空 旷大草原上，距离短短的３０００米难道还分不清着陆灯和大火的区别？况且紧接 而来的“现场大火连天”应该很容易对比什么是灯光，什么是火光。飞机在空中盘 旋时的火光和坠地后的连天的“大火”难道不是轻易可以对比？拉哈玛当年也就４ ０岁左右，年富力强，她观察飞机盘旋达２０分钟以上，在如此近距离难道还会判 断错？ 如果这么明显的例子还不能说服我们的专家，那么再请看下一个证据，又将如 何解释？ 这是沈阳军区的李人毅写的《平型关大捷》（第５８０页，春风文艺出版社１ ９９６）： 这位商人（指邬经理－－笔者注）同时还找到 了９．１３事件的目击者－－一位仓库保管员 。保管员告诉他，那天夜里他正在外面巡视， 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之后，看到一架正 在燃着熊熊烈火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文中的邬经理是海拉尔的一个农垦公司的经理。他１９９３年到蒙古把２５６ 飞机的一个发动机买回了国内。这是李人毅引自北京晚报大概是９３－９４年的报 导，原报导记者是纪从周。 对同一件事的另一个版本的报导是发表在解放军报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４日上的 由康松乔，邢邦明，阿勇采写的《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文中有类似的证 据： 在温都尔汗时，邬经理还找到了当年的一位 目击者，这位年迈的目击者简略地回忆，１ 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他正在值班，忽然听到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出去一看，一架起飞 （“飞”字应该是“火”吧？－－笔者注） 的飞机正往下掉。后来听说上面的人全死了 ，其中有个中国大官。 虽然以上两段文字细节不尽相同（不同转述者有所脱衍是正常的现象），但我 们还是可以看出：飞机在空中先爆炸，再起火，最后下落。 还有一个现象可以作为２５６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旁证： ２５６飞机着陆时，由于草原土地松软，所以不能使用起落架着陆（那样的话 起落架会插入土中，引起飞机翻滚。参见孙一先书２４７页），只能用机腹擦着地 皮降落。由于２５６飞机的主油箱就在机腹处，这样的动作是非常容易引起油箱爆 炸的。所以“按照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 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孙一先书２６５页）。而实际上飞机在迫降的时刻还有约 ２·５吨油，还可以至少飞２０分钟（孙一先书２７７页）。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驾驶员没等飞机盘旋将油耗尽就迫降了。而这个举动后来 也确实引起机腹处的主油箱爆炸和一片大火。我们不禁要问：潘景寅是最优秀的驾 驶员，他不可能忘掉这一规程。而别的紧急迫降规程如：摘掉手表，脱掉鞋袜，这 些细小的迫降规程机上乘员都做得很完满，为什么唯独耗尽机腹主油箱中的油料这 一更重要的，决定生死的步骤却不做？ 笔者认为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飞机此前已经中弹爆炸起火，所以等不及再在 空中飞２０分钟耗尽油料了。只能在大火中，带着２．５吨油料强行迫降。 这就帮助旁证了笔者认为的“２５６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观点。 从上述引文和旁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２５６飞机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 。而且是由爆炸引起。 ２５６飞机是先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然后在燃着大火的情况下迫降的。这 和前面许大使及调查组的判断：“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 ”；“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差的太远了吧－－在空中真是又爆炸又起火 ！ 海外与国内的不同角度的报导应该能充份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２５６飞机 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而且此前发生了爆炸。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这着陆前的 爆炸起火是怎么来的。当然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我军导弹打的。但我方以大量分析否 认了这一点。到底怎么回事？ 笔者对此认为：并不是我军发射了导弹，而极有可能是苏蒙方面发射了导弹将 ２５６飞机击中，引起爆炸并着火。请看分析： 大家都知道，林彪飞机临出境前，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击落它。毛说“天 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想来周恩来与林彪并无旧仇，即使文革中关系也 不错，周没有必要致林彪于死地。况且毛泽东都发话了，周恩来绝不可能（也不敢 ）公开对抗毛的指示。他若动用导弹打２５６飞机，绝不可能瞒得过毛。（笔者非 常不同意王兆军认为的“林彪事件中，是周恩来想主动致林彪于死地”的观点）。 而从现象分析来看，恐怕真如我方所说，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这是因为： １、２５６飞机在飞出国境之前，在我国境内上空曾经犹犹豫豫徘徊很长时间 （０：３２起飞，１：５０出境。在国内绕了１个多小时。孙一先书１６９页）， 只要我方决心将它打下，作为一架民航飞机，它不可能逃过导弹和歼击机的打击而 飞出国境－－可见我方是有意放走它的。 ２、如果认为在２５６飞机出境前，我军就用导弹将其击中受伤，则恐怕２５ ６飞机不可能再在外蒙古境内飞那么长时间－－这也很难解释蒙古保管员在温都尔 汗听到空中２５６飞机的爆炸声。 ３、如果认为是在２５６飞机返回中国途中，我方发射导弹，在温都尔汗附近 将其击中（王兆军就是此种观点）。则由于温都尔汗距离我国边界至少１千公里， 中国防空导弹，大炮都不可能有那么大射程，根本不可能击中它。 既然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而２５６飞机在没有遭到外界攻击的情况下，在空中 由于自身故障造成爆炸起火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哪有那么巧的事，一叛逃就自爆 ？）。这样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是苏蒙方面将其击中，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 其实，我们可以从苏联和蒙古的角度审视一下这种分析的可能性： 当２５６飞机越境进入蒙古领空后，苏蒙方面全程监视它，也能判断出它是民 航客机。但开始时苏蒙方面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或者故意以民航 飞机身份刺探苏蒙防空系统雷达（类似八十年代大韩航空客机事件）？此时苏蒙方 面还不会下命令击毁它，因为在情况还没判明时，就立刻将越境中国飞机打下，苏 联岂不是一切中国叛逃的飞机都不要，一切中国迷航的民航飞机都打掉，未免太绝 了吧？所以，苏蒙方面此时只能进行密切监视，看它后面的举动。 在２５６飞机飞到苏蒙边境转向之前的这一段路程中，苏蒙方面是无法具体判 断２５６飞机的目的的。只能让它继续飞，进行观察。而当２５６飞机在蒙古境内 几乎横穿了一遍，却又突然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返回，直接向中国方向目的明确地 返回，并到达温都尔汗附近时，它返回中国的趋势已经明显。苏蒙方面很可能做出 判断认为：既然目的明确地返回中国，这就不是叛逃，也不是迷航，而在当时中苏 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这很可能是中方利用民航飞机刺探苏蒙防空雷达，现在目 的达到了就想溜回中国。于是下令将其击落。其实苏联当时的心态和决策完全可以 对比八十年代苏联在库页岛附近击落南朝鲜大韩航空客机时的情形（美军通过此行 动也确实了解了很多诸如苏军防空雷达频率等情报）－－而且以当时中苏关系高度 紧张的态势，苏蒙方面的击落决策更具可能性。 补充说明一点：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２５６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 寻找机场迫降”的观点提供了又一个旁证。因为，如果２５６飞机返回时显示出徘 徊，寻觅，找机场迫降的样子，则苏蒙方面就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 ？则恐怕苏蒙方面当时还下不了决心将它击落。而恐怕正是由于２５６飞机返回得 坚决，且返回了不短的距离，从航迹和飞行趋势上分析，也足以使得苏蒙方面认为 它是想飞回中国－－而不像是找机场迫降－－所以苏蒙方面才下决心将它击落。从 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２５６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寻找机场”的观点提供 了旁证。 苏蒙方面几十年来对这件事进行保密，恐怕是有意不让我方了解苏蒙方面的防 空效率，我方在这件事上恐怕真的是不了解情况。 现在如果认为２５６飞机遭到了苏蒙方面导弹的袭击，那么读者还会提出一个 问题，这就是：这个结论与我方从技术上分析认为不可能是导弹击落的证据无法协 调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是笔者的分析： 首先，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我方调查组的证据本身是否准确。比如前面许大使 引用的调查组认为“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的结论，在 蒙古方面众多目击者的证词下，就显然是错误的结论。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怀疑调查 组别的结论是否可靠。特别是我方专业技术调查组无法亲临蒙古观察，只能靠我国 驻蒙古大使馆人员孙一先拍摄的相片进行研究（这是空军司令王海的回忆《我负责 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讲的），难免有不准之处。 其次，我们再从纯技术角度分析一下，反驳一下调查组的部份结论： 我们先看一下调查组的结论，当时由王海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调查 任务。以下选自王海的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 …… 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 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现场，有一道相当长且清 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 下的；飞机的残骸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 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片抛落 地面，其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 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机上人员的尸体 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 如果从高空坠落，不可能呈现此种状态。 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 在空中散掉，不会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 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 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 据显示，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起种 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 燃烧爆炸时形成的。 …… 王海想说的无非两点： １、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及其理由。 ２、飞机不是“空中起火”及其理由。 以下是笔者的反驳论点： １、以前的分析者总是认为“飞机空中爆炸”，就必然意味着是在空中炸个粉 碎－－所以就不可能在地面留下着陆滑痕；飞机残骸就不可能集中分布；尸体散布 也不可能集中，就不可能是人为操纵的迫降……。其实凭什么一定这样？飞机中 导弹后凭什么一定在空中炸个粉碎？为什么就不能是飞机部份受伤受损呢－－为什 么不考虑这种情况？ ２５６飞机在空中机翼中导弹后，完全可能只是部份被炸坏，也就是飞机受伤 了－－并未被炸得粉碎，所以它还能勉强飞行一段。２５６飞机机翼中弹后，引起 大火，不过并未“粉碎”，只是不能远飞了，只能带火迫降，并在着陆过程中也不 顺利，又发生了新事故－－这着陆过程中的新事故的情况倒可能与调查组的分析相 似了。 所以按照笔者做出的结论也仍然可以满足王海举出的失事现场情况：地面有轨 迹；飞机残骸集中；尸体散布集中；“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 ２、“飞机在空中起火”，可能仅是弹片击中位于右侧机翼部位的油箱引起。 而２５６飞机在机腹也有油箱（这是主油箱）。所以也可以保证：机翼中弹，所以 机翼油箱爆炸起火。迫降时，用机腹着陆，由于此前已没时间进行盘旋耗尽燃油， 所以机腹油箱破裂，燃油导致“地面大面积燃烧”。 这样一分析，王海在上文指出的失事现场的几个问题，笔者的说法也能解释得 通。２５６飞机中弹在空中爆炸（只炸坏一部份）失火，并进行着陆失败是完全可 能的。王海的分析不能否认“导弹击中说”。 另外，还有一个飞机机翼上著名的大洞问题。 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写道：“……右机翼的内展部份 ，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４０厘米的大洞”。又写道：“飞 机右翼根部那个直径约４０厘米的大洞，曾令人怀疑是防空导弹击中的。但机翼的 顶面并未穿透，而且洞孔形状不规则，边缘是向外翻的，说明它是从内部爆炸冲击 形成的”（《林彪家族纪事》Ｐ８，Ｐ２１）。 正是由于大洞处的铝刺是“向外翻的”，所以他认为大洞“是从内部爆炸冲击 形成的”。是着陆时油箱爆炸引起的，这一证据想必不少读者都听说过。 但是这“外翻”的证据本身就并不一定可靠。 我国驻蒙武官孙一先对大洞的铝刺的情形描述就不同。他在自己的书Ｐ１９５ 中描述道：“……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直径４０厘米。周围不规 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 可见对同一个洞的铝刺方向的描述，许文益说“外翻”－－并把它作为不是导 弹击中的重要证据。孙一先说：“有的朝里，有的朝外”。我们到底听谁的？ 在肖思科参与编写的《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 ０００年）一书Ｐ５０，５４中，他显然采用了孙一先的说法。既然林彪问题研究 专家采用了此说法，笔者也采用之。即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 的朝外”。 在孙一先书２６０页中有一段李耀文的相关分析： ２５６号右翼根部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 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 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 向里翻。 笔者不同意这段分析！一般来说，机翼内部油箱爆炸，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外 翻”的可能性大；若是外部导弹击中，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内翻”的可能性大。现 在的情况是：铝刺不规则，“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则既有可能内部油箱爆炸， 也有可能导弹所致。所以单凭铝刺的状态凭什么肯定不可能是导弹击中？另外，导 弹击中机翼也不一定非要穿透机翼的顶面。 对于大洞问题笔者总的观点是：不能排除大洞就是导弹击中造成的。但是，也 有可能弹着点在别处，只不过未发现。因为一方面调查组全靠照片进行研究难以精 确，另一方面，一些部件已被苏联人拆走，现场已被破坏。 可以这么说：从纯技术的角度，整个调查组就没有认真考虑“２５６飞机仅只 是被导弹击伤，而不是立刻被击落或击碎”这种情况，即使在调查报告中提了一句 这种情况，却根本未展开分析，否定这种可能性－－而是与分析别的情况混在一起 ，悄悄滑了过去。（也可参见孙一先书Ｐ２７６－２７８）。 孙一先书Ｐ２７９中还有如下的说法： ９．１３过后，来自蒙军和驻蒙苏军的一些内部 情况表明，他们在纵深没有发现这架中国飞机 ，因此不可能发射地空导弹，或者起飞战斗机 拦截。 苏蒙空军真是如此水平低下？连一架民航飞机的闯入也监视不了？ 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前面提到的日本刊物２０００年采访前蒙古副外长云登 的那篇报导中的话：“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 该机的飞行轨迹”。以及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采访克格勃的话。就知道： 苏蒙方面当时就完全了解２５６飞机的航迹。苏蒙方面只不过当时佯装防空效率低 下，骗中国而已。我们怎能今天还上这个当？ 所以笔者认为我方调查组从纯技术角度否定“导弹击中说”的证据靠不住。 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分析一下是谁打下了２５６飞机： 请看《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Ｐ５１，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 在伊白（即孙一先－－笔者注）随许大使从乌兰巴 托乘飞机赶往温都尔汗时，曾在飞机上看见离现场 不远有一个某国空军基地，驻有一个师的航空兵。 笔者推测可能就是这个苏军航空师的导弹将２５６飞机击落。而笔者研究了前 面提到的日本刊物采访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本文中并未引用全），笔者认 为：恐怕不是蒙古军队发射的导弹。 这样我们就可以补充前面的“９月１２日夜林彪出走梗概”： －－－－－－〉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向中国返回－－－－－－〉 向中国方向飞行一段距离后，到达温都尔汗附近－－－－－－〉苏蒙方面在跟踪了 ２５６飞机的航迹后认为：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 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２５６ 飞机机翼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仍能飞行一段，只好盘旋寻找迫降地点 ，并带着大火进行迫降。由于火太大，２５６飞机已经没有时间进行盘旋以耗尽机 腹主油箱的燃油了，所以只能带着２·５吨油用机腹着陆。飞机着陆时动作有误并 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 笔者在以上较多运用分析推理的方法探讨了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出走事 件，而笔者发现其实还有另一条道路也可以有力地帮助我们揭开９．１３之谜，那 就是２５６飞机上的黑匣子。 ２５６飞机上有无黑匣子？很多人认为没有（比如张聂尔书中Ｐ２９３即这样 说），现在看肯定有黑匣子。 前面提到的我国驻蒙古武官孙一先的书《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 中蒙关系波折》有这样的话： 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１Ｅ型”开 始，已装有７０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它由两部份 组成，一部份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部份录制 机上相互通话和同地面的通话，名称是“驾驶员 座舱语音记录器”，飞机一起飞他们就自动开始 工作，……似乎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２５ ６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 拆走了。 －－孙书Ｐ１９０ 以下是孙一先引用彼得·汉纳姆的采访： 最后，他（指彼得·汉纳姆－－笔者注）问了一 下这架飞机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 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 和地面的通话。 －－孙书Ｐ３３４ 显然，２５６飞机中有黑匣子。虽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但驾驶舱中的其他人员的对话应该有吧？对揭开林彪登机以后的迷雾一定大有帮 助。我们希望俄罗斯归还原本就属于中国的黑匣子。 以上笔者讨论的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９月１３日发生的事情。也即： “林彪出走问题”。下面笔者将讨论对所谓“林彪指挥谋杀毛泽东问题”的看法。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笔者对这个专题的研究不如对前一个专题的研究那么深入 、持久。再加上写此问题时时间较仓促，不妥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指教。 对于“林彪指挥谋杀毛泽东问题”，笔者看到过张聂尔以及网络上一些网友的 观点。有一些与笔者的思考不谋而合。但笔者感觉他们的观点还有欠系统与深入， 故而提出自己的全面看法。 值得提前说明一下的是，由于下面将较多地引用张聂尔所着《风云９．１３》 一书（解放军出版社）中的材料，所以有必要介绍一下该书材料的可信度。张聂尔 是空军元老，高干的女儿。与不少９·１３事件的参与者认识。她利用自己的特殊 条件进行了采访，又经解放军出版社等部门的层层审查，其材料应是受到官方认可 的。 林彪问题研究专家肖思科认为：“从林彪下达９．８手令上看，林彪是主谋， 是知其核心的。”（见《林彪死因只一个》，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北京青年 报》），也即：官方至今认为林彪是谋杀毛泽东行动的主谋。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林彪事先并不知道谋杀阴谋，那是林彪之子 林立果盗用林彪的名义进行的冒险。 （一）我们先看一看张聂尔与党史专家王年一对整个谋杀事件的评价： 当人们细细琢磨“谋杀”和“南逃”这“两谋”时，不 难发现这“两谋”实际上只停留在仓促的狂想上就宣告 破产，甚至连会还没开完就宣布“作废”了。事实上， 谁作出了谋杀毛的动作了？例如谁拔出了枪，放了炸药 或点了火？没有；甚至，谁真的动手作谋杀毛的准备了 ？例如准备了枪支，准备了火种，准备了炸药？没有… …“两谋”均未遂。一切只是林立果们的狂想。所以， “５７１”阴谋倒更像几位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者梦呓 的“狂人日记”，或几个蹩脚演员在密室里表演的短命 的《我的奋斗》。正如王年一在《大动乱年代》中所说 ：“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杂乱无章，反革命准备不 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张聂尔书Ｐ３２０ 笔者同意这种对杀毛事件指挥水平的评价。那么，这种低水平的事可能是谁做 出的呢？ （二）我们将通过比较林彪与林立果的指挥水平得出谁是杀毛事件的直接指挥 者： （１）首先，我们看看林彪的指挥水平： 以下引自李天佑的回忆文章《首战平型关》中介绍平型关战斗前一天的情况： 我走进师长（笔者注：指林彪）的房子，林师长已躺 下休息了，头上还戴着健脑器。他身子很弱，常常在 地图前静坐几个小时，想了又想，把战斗的每个细节 都想到，然后才肯休息。现在他睡着了，也就是说他 已经把一切都想好了。军用地图还挂在墙上，那些红 蓝笔迹已决定了敌人失败的命运。 我们再来看看时任１１５师侦察科长的苏静几年前对林彪在平型关之战中的表 现的评价： 林彪这个人打仗还是很厉害的！……。这个人打仗一 个是巧，一个是细！而且很有创意。包括在哪里架几 挺机枪，哪里配备多少火力，哪里埋伏一支预备队， 他都考虑得仔仔细细。这一点确实厉害。你想想：那 个年代人的文化水平，你让他能把千军万马在这大山 川里摆得井井有条，用得得心应手，很不容易呀！ 我们可以说林彪指挥作战的特点是：思考周密细致，对各种可能性，尤其是各 种不利情况考虑得深入细致全面。能深入基层进行调查，注意侦察，对各种情况异 常熟悉，订出的计划总是严密而切实可行。当他停止思考的时候也就说明他已经把 各种可能性，各种情况考虑周详了。对手就已经难逃失败的命运了。林彪的这种特 点就是他能成为常胜将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２）我们再来看看林立果的指挥水平： 林立果文革中从北大出来后进入空军，在军中“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当部长 ”。可以说是坐着直升飞机升上来的人物，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却仗着自己了解不 少内幕消息心高气傲，是典型的志大才疏者，觉得自己干什么都是轻而易举，干什 么都很容易。 我们看一个林立果在杀毛事件中的指挥的例子，这是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回 忆： 林立果找我原来是要我去谋杀毛主席！到硕放铁路上去放 炸药！……。我说：不行，我空战次数不少，可从来没在 陆军干过，对炸药从来没摆弄过，连看都没看过。林立果 说，那就派个懂行的一起去。我又说不行，铁路上保卫工 作很严密，根本不可能进去。林立果说，那就换上工人衣 服进去，把铁路上的工人干掉。我还说不行，我说就算你 进去了，炸药怎么点燃？你怎么计算得准爆炸时间？总之 我就是说不行。 －－张聂尔书Ｐ３０３ 从此例可以看出，林立果把杀毛简直看成是小孩子做游戏。完全不考虑杀手的 心理承受能力，不做深入，持久的思想动员。让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鲁珉去干，也 不管他是否有完成此任的技能。杀毛的技术工作是很复杂的，但林立果根本不去考 虑那些细节问题，在他看来一切都是一句话就都解决了。 如此看来，林立果确实不愧为脱离实际，异想天开，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典 型。 这样一来，我们从林彪与林立果的指挥水平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前面张聂尔和 王年一对杀毛事件实际结果的评价绝不适合林彪，而绝对适合林立果的水平。退一 步讲，如果林彪来指挥谋杀，即使时间再紧急，没有太多的思考与准备时间，以林 彪丰富的大兵团指挥经验，也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指挥水平，况且，杀毛事件的复杂 程度远逊于辽沈战役。 所以我们有信心得出这样的结论：谋杀毛泽东事件绝对不是林彪直接指挥的。 而只能是林立果直接指挥的。 （三）那么，杀毛事件可不可能是由林彪知情，同意，指使（但他自己不直接 指挥），而由林立果直接指挥的呢？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这是由林彪的另一个毕生的指挥特点决定的。 林彪军事指挥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指挥上独断专行。 林彪对于本级指挥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全面插手。叶群曾说：“首长过去打 仗从来不依赖秘书。”（《毛家湾纪实》Ｐ３２２）。可以说，林彪的脑子就是一 个小司令部，这一点与拿破仑非常相似。 林彪不但牢牢掌握本级指挥权，而且常常越级指挥！林彪曾说过，他从辽沈战 役中总结的经验，一曰“越级指挥”，二曰“越级指挥”，三曰还是“越级指挥” 。 当年四野南下作战中，临时配属四野作战的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就曾经风趣 地说：“在林总指挥下打运动战，兵团司令是‘空兵司令’，可以蒙头睡大觉。” 。这是因为，林彪常常越过陈赓直接指挥到师一级，所以陈赓等于摆设。 在平型关战斗中，林彪是师长，大包大揽指挥权。而３４３旅的旅长陈光就只 能闲着没事干。（《平型关大捷》Ｐ２９３－－２９９）。 可以这么说：只要林彪出现在哪个位置，就会有几级的指挥员临时“下岗”。 经过这样一些分析，问题就来了：在谋杀毛泽东事件中，原先那个对本级指挥 事必躬亲，面面俱到，大权在握的林彪；那个把越级指挥当作法宝的林彪，如果他 决定谋杀毛泽东，怎么可能只满足于“知情”？而放手让林立果指挥呢？况且，杀 毛这一举动在那个年代可是非比寻常，比打仗更有危险性。因为打仗失败还有一个 “打不赢就走”的出路。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杀皇帝不成功，只能满门抄斩，死 路一条。 在这么重大的事关林彪全家生死（甚至也事关中国命运）的问题上，一向行事 谨慎（甚至有时因谨慎失去机会）的林彪，指挥权独揽的林彪怎么可能一反旧有习 惯当起甩手“大爷”，把杀毛的直接指挥权完全交给他那个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儿 子呢？ 这里还有一个旁证：从张聂尔书Ｐ３２１可知，林彪手下的亲信大将黄永胜、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对谋杀毛泽东事件一无所知，没有参与任何行动。他们 在１９８０年的审判中不是由于谋杀毛泽东事件被判刑，而是以别的罪名获罪。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是林彪策划政变，哪会放着自己手下经验丰富的得力干将 不用，却去用林立果，周宇驰这些没有多少经验的小年轻呢？ 我们总结一下：如果林彪决定杀毛，则依他的风格及事态的严峻性，林彪必然 会亲自直接指挥。而杀毛事件的实际实施结果水平极其低下，表明不可能是林彪的 手笔。所以，肯定不是林彪直接指挥。使得林彪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中却不直接指挥 的原因只能是林彪对谋杀毛泽东事件事先不知情！ （四）那么我们又如何面对官方提供的林彪“主谋”杀毛的证据呢？ 据现在的情况，林彪“主谋”杀毛的最著名，最核心的证据就是所谓的“９． ８手令”。其它的证据似乎就没有了。这真是与前面李文普的口供一样的异曲同工 －－孤证！ “９．８手令”就是一张纸条，其内容是：“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 办。林彪９月８日”。这就是号称的“林彪武装政变手令”。 笔者对这个手令的真伪是有所怀疑的。笔者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这个手令本身就是林立果等人伪造的。 笔者的怀疑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下面给出证据： 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在接受张聂尔采访时，回忆他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１日晚 看到这个手令时就有怀疑。鲁珉说：“我从来没见过林彪的字，只见过墙上林彪的 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手令到底是谁写的我哪知道。”也就是说，鲁珉根据 他的经验就怀疑手令的可靠性（张聂尔书Ｐ３０３）。 另外，“江腾蛟在羁押中两次讲，他所看到的手令，与公布的这份周宇驰临死 前撕碎后拼上的不一样，字体不像。”（张聂尔书Ｐ２８７） 第二种可能性：这个纸条本身确实是林彪手书的，但其含义可能指的是另外一 些次要问题。林立果等人把他从林彪手中骗来，然后就滥用它的解释权为杀毛服务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稍大）。 “９·８手令”的内容实在太模糊了。“按立果，宇驰的命令”办哪些事？可 以说每个拿到手令的人都能按自己的需要滥用，随便解释其含义。 最后，笔者对谋杀毛泽东问题进行一下小结。虽然笔者自觉现在就下特别肯定 的结论总感稍嫌仓促，但是笔者还是愿意表达一下自己的倾向性结论。即认为：林 彪最初不知道，因而也未参与谋杀毛泽东事件（即使林立果曾向林彪提出过杀毛的 设想，也是被林彪否定了）。林立果骗取林彪的手令发动谋杀行动，政变未遂。他 知道纸里包不住火，遂向林彪报告了政变真相。林彪认为林立果所为使自己跳进黄 河也洗不清了，与毛泽东的关系已彻底对立，所以只得同意林立果的建议出走广州 （香港）。 最后对全文总结一下。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五条新的核心质疑： 一、林彪在去机场的汽车上到底说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 间？”这句关键性的话？ 二、林彪一行为什么没有按原计划飞往广州（香港）？是不是因为机上燃油不 足？ t赃 v烫蘦?林彪死亡真相zz “９、１３”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锲而不舍地探究其 内幕？或许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确实仍被掩盖着。本文的作者陈晓宁先生提出了自 己的疑问，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文章根据作者的独到见解，对深入探讨“９． １３”事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这一事件的真相大白应该能使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 人们得到些什么。 作者说明： 不久前某刊２００１年十月号上发表了笔者的《质疑林彪出走事件》一文，在 此首先向该刊表示感谢。该文中笔者讨论的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１３日发生的 事情，亦即：“林彪出走问题”。而广义的“９．１３”事件实际还应该包括“谋 杀毛泽东问题”，但该文中尚未论及。现笔者整理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思考，与旧 文合二为一，也算是对“９、１３”事件的整体思考。故易名为《质疑林彪“９． １３”事件》也许更贴切些。在此也向『枫华园』的盛意表示感谢。 质疑林彪“９．１３”事件 －陈晓宁－ ２００１年的９月１３日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林彪“９．１３”事 件三十周年，笔者经过长期严肃的分析后认为本案存在多处重大疑点，所以特作此 文。笔者将本着严肃，认真，研究的态度对“９．１３”事件进行全新的探讨。 内容提要： 本文中笔者将要对“９．１３”事件提出以下新的、不同于通常说法的核心结 论： 一、林彪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夜出走去机场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 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这是林彪事件关键性证人李文普说的 谎话，做的伪证。 二、林彪在９月１２日夜乘机要出走的目的地是广州（香港），而不是想叛逃 苏联。最终没有去往广州的原因是所乘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燃油不足。而后来飞向 蒙古、苏联的行为应由林彪之子林立果负责。 三、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没有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 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这个举动不是因为燃油不够导致寻找机场迫降，而是因 为林彪不想叛国，所以强令２５６飞机返回中国。 四、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着陆前，在空中就已经发生爆炸并起火。 五、２５６飞机在空中爆炸起火是由于在温都尔汗附近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 中所致，飞机在受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六、林彪事先并不知道谋杀毛泽东阴谋，也未参与，那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盗用 林彪的名义进行的冒险。 进入２００１年后笔者见到了两份最新出版的林彪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书刊。一 份是我国当年驻外蒙古的武官孙一先写的《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 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另一份是２００１年２月号的《中 华儿女》杂志上刊登的林彪专机机组成员康庭梓的文章《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 。 康庭梓的文章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新信息，其中最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杂志第４１ 页上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在外蒙古的一段航线中清楚地标注出：飞机在飞 到接近苏联与蒙古的边界线后，却突然掉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回途中 坠毁于温都尔汗。 “２５６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之前是向着返回中国的方向飞行的。而不是向苏 联方向飞去。”笔者第一次见到这种说法是看王兆军所着《谁杀了林彪》（台湾世 界书局１９９７）。王兆军在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林彪和他的妻、子都死在飞机上，三叉戟坠毁的时 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 林的妻、子可能强迫林改变意志逃窜苏联。…… ……苏联官员的证词说：“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 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彼 得（指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笔者注）采访 了两次去调查林彪之死的克格勃小组。该小组一成员说 ：“我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查清楚林彪死亡的情况 ，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有 四个人知道林彪死亡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 ，亚历山德鲁和我。”…… 必须说明的是，王兆军书中的这段叙述是引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助的 记者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彼得·汉纳姆）的报导。这位记者于１９９３年 亲自跑到苏联和蒙古采访，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克格勃人员）。其中经过采访 ，由克格勃人员提供的林彪确实死于蒙古的结论，已经成为一项来自第三方的铁证 ，彻底打破了诸如“林彪死于国内”的传说。我国已公认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 ｍ的采访报导具有很高的可信性。 其中，“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 向南飞”，这一说法来自苏联官员，苏联人当年通过雷达是很容易监视２５６飞机 的航线的。这一结论是很容易核查、对证的，所以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在这 一点上的报导应是可信的。最近笔者又看到一则报导，是日本每日新闻系周刊《Ｓ ｕｎｄａｙ每日》于２０００年独家专访前蒙古外交部次长云登的报导。云登谈到 ：“……林彪的飞机似乎为了闪躲雷达，因此一直是低空飞行地进入蒙古境内，当 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 机在极低的低空飞行，因此轰隆声响，蒙古系循声而追踪的”。可见，蒙古当时都 能掌握该机航线，以苏联的军事技术水平跟踪一架民航飞机就更无问题。 笔者当初从王兆军的书中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感到无比吃惊，因为我们以前 听到的９．１３事件的正式的说法中从来就没有这一条。我们一般人接受的信息是 ：林彪是有意叛逃苏联的，他的座机一直向着苏联飞去，即使不是笔直，大方向也 是朝着苏联。在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时，由于燃料不足坠毁。这种看法应该是一般 老百姓得到的通常信息。比如，在孙一先的书中，也反映了这种大众观点：在２０ ０１年刚刚出版的孙书２６３页中，孙一先也给出了一幅林彪飞机的航线图，在这 幅图中，就标注出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是一直飞向温都尔汗的－－没有从苏蒙 边境返回的信息。看来这位当年的驻蒙武官，亲自向周恩来汇报林彪坠机情况的“ 知情人”至今还是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２５６飞机是直飞温都尔汗坠毁的，不存 在回返一事。我们普通人以前谁听说过２５６飞机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 前一步，而是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航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 不过对于王兆军书中提供的这些海外消息，笔者当初持怀疑态度，只看为一家 之言（按说王书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克格勃的调查，应该有极大的可信性），因为仅 听一方的说辞难免有偏颇。 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康庭梓文章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想一想康庭 梓就是２５６飞机的幸存的驾驶员，再想一想这篇文章并不是发表在一般的猎奇小 报上，而是刊登在非常严肃的，由团中央主办的，声称“不允许有任何虚构”的《 中华儿女》杂志上（它的一些文章的发表甚至专门经过中宣部审查）。我们还会认 为“２５６飞机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并向中国方向返回”一事是无端的 谣言吗？ 为什么我方书刊几乎一概不提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 笔者认为并不是我方故意隐瞒此事，而是我方当初根本不了解这一情况，因为 我方雷达无法监测这一现象，从而做出了错误判断。我来简单分析一下： 我方出版的书籍几乎很少介绍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的详细飞行轨迹和飞临 各处的详细时间。笔者见到的最详细的叙述是当时任军委空军指挥所值班作战参谋 的朱秉秀的叙述（见周敬青的文章《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着陆？》，发表 在《党的文献》杂志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眼看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１：５０飞出 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并在逐渐下 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信号于温都尔汗 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 号最后消失的位置。…… 请大家注意一下上述引文中的一个细节，即：雷达信号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 ”。而２５６飞机实际上却是坠毁于温都尔汗“东北”（不是“以南”）６０公里 的苏布拉嘎盆地（孙一先书２７８、２６３页）。既然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 而实际坠毁于其“东北”。也就是说２５６飞机在我方雷达上消失以后，并不代表 它坠毁了，实际上仍在飞行。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２５６飞机于温都尔汗以南，从我方地面雷达上消失并不 是由于它坠毁了，而是由于它飞出了我方雷达的监测范围。这以后它虽然还在飞， 但其后来的举动我方实际已经无法通过雷达监视了。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温都尔汗附近离中蒙边界近１千公里以上，加上２５６飞 机在外蒙境内“在极低的低空飞行”，这都会造成飞机脱离我方雷达监视范围。这 一点并不难理解，例如：在康庭梓文中就提到：他自己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通过雷 达仅监视了２５６飞机１４分钟，距离１２０公里，２５６飞机就从山海关雷达屏 消失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我方就无法监视 ，因而不了解，反而想当然地错误认为：２５６飞机从我方雷达消失就意味着它坠 毁了；或者是错误地认为：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后直飞温都尔汗附近坠毁。 正由于苏联方面的雷达可以全程监视２５６飞机的行踪，所以笔者认为苏联人 得出的“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的结论要比我方结论可信得多。而康庭 梓给出的令人惊讶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恐怕是他们今天也看到了外方相关 报导，并赞同了苏联人的说法吧！ 以上的叙述无非告诉大家一个我们过去从未听说的结论－－“２５６飞机在外 蒙古境内不是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来”。这样 就自然引发一个问题：既然早想叛逃，为何往回飞？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的掉头回飞是不是仅仅因为飞机燃油不够，所以只是想 回头找机场迫降（若是这样的话就跟现在的通常说法只有小细节的差别，而没有什 么本质区别了）？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一下： 第一种情况：２５６飞机机组成员技术过硬（虽然未带领航员等人），在飞机 飞到苏蒙边界附近，发现燃油不够时，仍然能够大致知道自己所处位置。如果是这 种情况，那么，他们就知道此时已在苏蒙边界附近，则他们一口气飞过边界到苏联 机场降落岂不更好？苏联的机场应该比蒙古机场多很多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２５６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情况（也是最可能的情况）：由于２５６飞机起飞时未带领航员等人， 所以飞机飞临苏蒙边界时，机组人员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当机 组人员发现燃油不够时，他们将面临“是向前飞找机场迫降，还是回头飞找机场” 的选择。笔者认为，当２５６飞机对准苏联方向飞行后，通过飞行时间和飞行速度 ，驾驶员还是能大致判断出此时离苏联不会太远了。一口气向前飞，在发达的苏联 境内找到机场的可能性当然大于往回返在落后的蒙古境内找到机场的几率。再说， 就算驾驶员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位置，则往前飞找机场和往后飞找机场的难度不是 一样吗？而往前飞还免去了费劲掉转机头的麻烦－－何必要转头呢？最要命的是： 往回飞找机场，在不知自己确切位置的情况下，他们就不怕一不小心飞回中国？所 以，在这种情况下，２５６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也是不合理的。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的前提下，如果２５６飞机转头是 为了找机场，则因为它需要边飞边寻觅，它的航迹就应该是曲折的，徘徊的，犹豫 的。虽然从康庭梓文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中（该图比例尺太高，不太精细 ），我们现在还不易判断它是否是在曲折地寻觅，但是我们可以从苏蒙方面对２５ ６飞机采取的举动看出一些端倪。 在Ｈａｎｎａｍ的采访中，苏联官员也认为“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 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从这段字面可以看出：苏方并不认为２５ ６飞机是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向中国方向飞。而在后面的详细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恐 怕正是由于苏蒙方面也做出了判断，认为２５６飞机转头是为了返回中国，而不是 为了寻找机场迫降，所以才将它击落（详见后面的论述）。 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大致否定“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掉头回飞是因为缺 油而想找机场迫降”的观点。 既然２５６飞机的掉头回飞不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那么，它从苏联、 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回来这是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要想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整个事件前因后果有个交待。在此笔者 通过长期的资料积累和分析，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全面谈谈自己对１９７１年９月１ ３日这一天事态的看法。对有兴趣的读者，相信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 一、林彪出逃是什么性质？ 其实，林彪出逃是应该分成两种情况来分别讨论的。因为他们的恶劣程度是完 全不同的。第一种是出逃广州（香港），第二种是出逃苏联。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广州（香港）的话，属于党内矛盾。可以说从千百年的历史 角度说，林彪顶多是当时的党的叛徒，却不是民族的、中国的叛徒。对林彪在中国 的历史评价没多少影响。这就象历史上的各派党争一样，不论属于哪一派别，只要 他不出卖民族利益，他就不是汉奸卖国贼。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苏联的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当时中苏关系严重对立，中苏间矛盾就是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这个时候出逃 （叛逃）苏联，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叛逃者都将是背叛民族，背叛祖国。他都是汉 奸、卖国贼、民族的罪人。如果林彪走上了这条道路，那么，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 勋，他都将和历史上的大汉奸张邦昌、秦桧、汪精卫一个性质（顶多是程度的不同 ，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将被同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真是一万年也翻 不了身。 二、林彪有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动机与思想基础？ 笔者的分析是肯定的：没有！至少是非常不充份！ 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我们先来看看林彪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样的 。 以下摘自林彪着《战术思想研究－－论一点两面及战术作风》： “……我们是人民起义军，……，是为了广大人民 的解放，而不是为了自己或哪一个。不是为了吃粮。我们的 每一个胜利，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吃饭、住房、种地。我们每 一个胜利都与人民利益直接联系着。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 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 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才是宝贵的。……” 林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战争年代的林彪无愧于他说的这些话。林彪 平时不讲吃，不讲穿，想的就是部队，就是打胜仗，就是为穷苦人民能过好生活而 打江山。 上级发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从不计较长短尺寸，合不合身，款式美不美 观，穿在身上潇不潇洒。周赤萍回忆林彪总是穿一套灰布军衣。１９５８年他在昆 明看到林彪时穿的是很普通的黑色呢子衣服，袖口上还打了补丁。 林彪吃得很简单，两菜一汤，青菜，豆腐，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有一次 在法库，林彪到地主家吃饭，桌上有个酸菜炒白肉，他吃了几口。从来没有讨论过 吃喝的林彪，回来后不同寻常地连连说好吃、好吃！说过了又说再不能吃了。好吃 的东西林彪为什么再也不吃了？为了减肥？不是！是为了怕吃了地主的饭，就不再 想为劳动人民打江山了。这可是立场问题。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出林彪并不是不爱吃 美食，而是有高尚的理想，并且对自己要求严格。战争年代，他工作，起居都是简 陋的农舍里。他经常深入火线上，打起仗来一夜一夜不睡觉是家常便饭。（参见韦 力编《１９６５年前的林彪》西藏人民出版社２２９页） 林彪家的保姆王淑媛在９．１３后“揭发”林彪“艰苦朴素，别看他外表穿得 好，里面的衣服都是林立果穿剩下的，他补补再穿”。王老太太还揭发林彪“从来 不玩女人！不象那些人喜欢玩女人。”。林彪不玩女人是他从来没这欲望，还是他 玩不动？都不是！林彪的前妻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叶群也是延安八美。看来林彪 不是没有好美之心。解放后有一次叶群参加一个老干部的婚礼，那老干部娶的是年 轻貌美的文工团员。林彪为此训斥叶群道：“老配少，参加这种婚礼干啥？什么思 想作风？我不去是我看不惯，你去你是什么思想作风？”。寻常的夫妻吵架最能真 实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品德，我们可以看出：林彪并不是没色心、没色劲。而是对自 己有高尚的道德要求。看不惯声色小人。 实际例子当然远远多于这些，我们从林彪长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道德是 高尚的，他的言行是一致的。 有人可能会指责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我们应该承认他在文革中有所投机（有 一部份可能出于无奈），他当然应该为此担负他应付的责任。但是林彪在文革中主 动攻击的少（这是和江青集团的巨大差别），在大局已定情况下跟进的多。但也有 很多事明明不是他干的，也被当作文革的替罪羊统统推到林彪身上，这从林彪秘书 张云生的书《毛家湾纪实》中可以大量看到。 林彪这样一个有道德基础的人，那么聪明、睿智的人，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 的人，怎么会分不清好坏，不顾大节，以自己老残的身躯，还贪那么一点苟活，去 做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呢？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在这里笔者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充份动机与思想基础 。 三、林彪在直到９月１２日晚的心态都表现出他拒绝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０日《中华读书报》的图门的文章（图门是中央军 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林彪案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人）： ９月２日下午…… …… 林彪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 几天了。” …… ９月１１日１２：３０，内勤听到……林彪说：“ 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 是从容就义。” －－转引自《风云９、１３》 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Ｐ３１１－３１２ 从以上看出，到９月１１日时，林彪有的是“从容就义”的心，连去广州的心 都没有，更别说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２４３－２４ ４页： （９月１２日晚）十一点多了…… …… 不一会儿，小陈（指林彪内勤陈占照－－笔者注）端着 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 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发现 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 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 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 ‘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 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 正淌着眼泪。” …… 由于林彪出走是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而这一段叙述距离林彪上汽 车出走只有几十分钟了，对了解林彪出走前的最后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 要先辨析一下它的可靠性： 首先，陈占照本人没有任何理由骗人。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倒是有可能编造有利 于翻案的说辞。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听陈占照叙述的不止有林立衡，还有“众人 ”，应该不难找到陈占照及其他人对证。另一方面，林彪最后几天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举动都会倍受林彪案件专案组的关注。这句话应该有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 料，所以可以查阅当年的揭发材料。由于证人众多，所以林立衡敢于在此说谎的可 能性极小。此段材料应该可信。 那么林彪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呢？或者是林彪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 既然提到所谓“民族主义者”，那一定是涉及了外族，此处肯定指苏联。在这 种时刻，林立果在与林彪的谈话中谈到苏联，那只可能是与林彪讨论逃往苏联的一 种选择（当然也会讨论去广州的选择）。而林彪又为何流泪呢？很简单，逃往苏联 就是出卖民族，当卖国贼，想来林彪一世辉煌，而现实却真要逼着他往这条可耻的 路上走。临老临老却要面对这样尴尬的选择，他怎能不感慨伤怀呢？而林彪说自己 是“民族主义者”就表明了他要坚守民族气节，不愿意叛逃苏联的态度－－真想背 叛自己民族的人，还谈什么“民族主义者”？而出逃广州（香港）林彪应该是同意 的。 所以，林彪出走之前几十分钟时，他仍然不同意叛逃苏联（但跑到广州是同意 的）。 总之，在与毛泽东的关系已不可挽回之后，林彪有“坐牢”的心，有“从容就 义”的心，也有南走广州（香港）的心，但是不同意叛逃苏联（叛逃苏联作为一种 选择，林立果向林彪讨论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被林彪拒绝了）。 四、林彪的行动也表现出他要去的是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我们请看８３４１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发表在《中华儿女》上的访谈录： 回到大队值班室不大功夫，刘吉纯副科长带着林立衡来找我 ，说有要紧事情。 …… “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 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急切地问。 “你说的这些可靠吗？”我惊异地问。 “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 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呀。你看我该怎 么办？”在夜暗中，我仍然能感觉到她那真诚期待的目光。 她所讲的，使人不能相信。象林彪这样的党的高级领导人， 怎么可能跟老婆孩子去香港呢？ 这个细节（转引自张聂尔书３１５页）发生在９月１２日晚９：２０左右，而 林彪踏上出走的汽车是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也就是说：在林彪出走前 ２小时的时候，叶群、林立果对林立衡交待的仍是逃往广州（根本不是苏联！）。 再请看张聂尔书３１３页： 大约（９月１２日）晚上１０时，林，叶和林立果 又进行密谈。密谈中，林办工作人员听到林立果好 像对林彪说：“黄吴李邱……你都交给我了嘛！到 了香港就好办了。” 这是引自图门的文章。这一段话是工作人员听到的“密谈”，既然是“密谈” 就不会是掩人耳目的假话，它真实反映了林立果当时的打算－－是要去香港。而晚 上１０点－－这已经离林彪出走只有１个多小时了。 正如张聂尔分析的“……至少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０时左右，林彪还是准备去南 方……更能证明林彪原来去广州的打算”。（还有许多细节分析，请参见《风云９ ．１３》Ｐ３１４，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 总之，林彪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踏上出走的汽车的时刻，他的目标 是去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五、到底是什么证据证明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呢（请注意“主动”两字及含义 ）？ 笔者不否认林彪想主动出走广州（香港），而前面笔者提过，这“南逃广州” 和“叛逃苏联”性质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前者是党内矛盾，后者可是出卖民族 和祖国。那么究竟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林彪是想主动叛逃苏联从而遗臭万年呢？ 找来找去笔者惊讶地发现：只有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是林彪说的一句话（即“ 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精确地说是由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口 中得知的这一句话。 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大个林彪事件凭什么仅靠李文普的一句证词－－这是孤证 嘛！－－难道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证据？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就是没有！所有论定 “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的权威证据唯一就靠李文普这句话。 我们先看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于南在《说不尽的毛泽东》中的说法： 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是否被劫持作过调查。结果证 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林彪的警 卫秘书李文普，……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 尔库茨克有多远？（转引自张聂尔书第３１０页） －－笔者注：这里李文普的话被认为是“关键”。 我们再看林彪事件研究专家肖思科（上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学院政治处主 任，调查研究“两案”１０年，出书５本：《超级审判》、《林彪元帅叛逃最新报 告》……）的说法： 针对“绑架出逃之说”，肖思科找到林彪事件的关键人 物，在林彪身边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 卫处副处长李文普。 －－笔者注：“关键”还是李文普。 我们再看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第２９５页（作家出版社）： ……换取李处长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林彪是自己走 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 …… 鉴于李处长的特殊身份，他讲的证据，便成了林彪叛 逃的权威铁证。 笔者注：李文普的话成了“权威”、“铁证”。 读者诸君不用再看了，再看还是李文普。我们可以说李文普这句话要了林彪的 命。真能让林彪一万年也翻不了身。 但是由于这是一个人的“孤证”，听到这句话的其他人全死光了。所以，现在 全靠李文普一个人的一张嘴，连个旁证都没有。李文普说什么就可以是什么。那么 ，是不是也给作伪证提供了条件呢？ 六、笔者经过份析后得出判断：林彪在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 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李文普的揭发很可能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说的假话，作的 伪证。我将在下面作出分析。 让我们先看一看李文普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１９９９年２月号上的文章《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对这一段情况的叙述（这与肖思科所作的采访大同小 异）：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 上来，林彪第一个走进，叶群第二个，坐在林彪旁边 ，第三个是林立果，第四个是刘沛丰，我最后上车（ 简录）。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 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 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５６楼时，我突然听林 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５８楼 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８３４１部队对首长不忠，冲！” 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５８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 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 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 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 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５８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 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 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 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的 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 骨折。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 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 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是自己“枪走火”。 对这一段材料笔者提出几点疑问： 第一点疑问：如果林彪在车上就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 不是明摆着告诉李文普和司机杨振刚：“我要当叛徒，我要叛逃苏联？”，林彪是 不是有神经病啊？他就不怕李文普和杨振刚拔抢反抗？或到机场后，趁机场人多反 抗或逃走？林彪一点都不怕叛逃苏联的举动在上飞机前就暴露？有哪个劫机犯会傻 到在上飞机之前就宣布“我要劫机”？最合理的方式是先把李、杨骗上飞机，再用 枪逼着他们服从。比如：同一事件中的周宇驰，李伟信，于新野就给出了好例子。 他们骗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时，也是告诉他去北戴河汇报，等上了飞机，再拔枪 威逼去蒙古。哪有一上来就告诉陈修文去苏联的？林彪会如此不谨慎和弱智？李文 普此说不合逻辑。 第二点疑问：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见到这句话， 笔者的问题就来了：林彪指挥对苏战备那么多年，他会不知道离中苏边界不算远的 著名大城市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来的苏联远东战区总司令部就设在伊尔库茨克， 可见此城的重要意义）？如果连苏联南西伯利亚靠近中国的这么重要的大城市都不 了解，那么，从伊尔库茨克飞来的苏军导弹、飞机要多长时间到北京？有多长的预 警时间？林彪就都无法判断，那么林彪还搞个什么战备！这明显不符合林彪的作风 。林彪当年教杨成武当师长时就告诉他要把地图看熟，最后达到背熟，地图要印在 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指挥作战。（见杨成武的文章《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 师长》）。地理，地图是林彪的强项啊？当年林彪经常比第一线指挥员还熟悉地形 。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作风都变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别只是空头推理。来个有说服力的实际例子让大家看一下 。 以下选自林彪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第３１９页（春秋出版社）：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号战斗命令”，他本人当时 也大概是确估１０月２０日那天会发生苏联对中国的突然 袭击。根据预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 表团从伊尔库茨克（请各位睁大眼看这个地名－－笔者注 ）乘飞机起飞后，定于２０日中午抵达北京东郊机场。林 彪平时在中午１２点前开始午休，但这天他却坚持不等苏 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 飞机，很可能不是运来什么谈判代表，而大半可能是携带 原子弹的不速之客。因此，从这架飞机起飞开始（应该是 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的吧！－－笔者注），何时经过蒙古的 首都，何时进入我领空，何时经过张家口，何时飞近北京 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何时见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 下来，他都不厌其详的听取从北京及时传来的情况报告。 直到最后一次报告，才使他放心地去睡午觉了。 张云生的回忆录一向以准确，真实著称。所以，似乎可以这么说：从伊尔库茨 克到北京东郊机场的每分每秒林彪都曾关注过。“多远？多长时间？”，这种问题 林彪还用问吗？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就弱智了－－不但故意问他早该知道的傻 问题，还故意暴露了叛逃的贼心。 第三点疑问：林彪的司机杨振刚的举动也不太合理。林彪汽车上一共６个人， 他们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司机杨振刚。前４位是林彪“阴 谋”的核心人物。而李文普和杨振刚是局外人，特别是杨振刚，可以说基本不了解 内幕。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杨振刚的举动。其实很值得研究一下他。如果林彪 问了“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而李文普又大喊“你们究竟要到哪 里去？当叛徒我不去！”，则杨振刚当然应该明白林彪是要叛逃苏联。他应该有什 么举动？杨振刚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他一个小小司机又不是死党，犯得着替林彪卖 命吗？他应该也象李文普那样逃跑才对呀！即使汽车上怕林立果用枪打他，在下了 汽车上飞机这个空当，应该是有机会跑的。受共产党教育那么多年，层层筛选出来 的人，面对叛国者即使没有抵抗的勇气，跑都不敢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杨振刚反 抗。 另外，据李文普自己的文章谈到：“……这一切，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 都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 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 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从李文普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机场上的工 作人员”就在林彪一行的附近。在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众目睽睽之下，杨振 刚此时想跑是有机会的嘛。但他并没有想反抗的举动，这合理吗？ 而反过来，假设林彪没说过那句要命的话，那么，杨振刚就并不知道林彪要叛 逃。在这种情况下，则杨振刚的一切举动就都是合理的，也不会让人觉得反常。 第四点疑问：９．１３以后，专案组在毛家湾多次组织林办全体工作人员开集 体会揭发林彪罪行（即：面对面揭发）。在会上李文普都没有揭发林彪讲过那句话 。别的林办人员也没在别的场合听李文普说起（见张宁书２８８、２９５页，由于 这个情况当事人至少在２０人以上，所以应当可信）。 这一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不禁要问：林彪如果真说过那句话，这当然是最重要 的证明“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李文普为什么在大会上不揭发？他没有可能忘 掉这句话。也没必要替林彪隐瞒什么，他只需要实话实说，揭发这句话对他李文普 本人没有任何伤害，相反故意隐瞒倒可能给他招灾。但是他为什么当时不当着大家 揭发？笔者分析道理很简单：因为林彪根本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 时间？”这句话，所以李文普当时怎能揭发？ 只是在后来，专案组对林办人员的交待不满意，将李文普单独关押审讯后，由 于某种原因，李文普才揭发林彪说过那句话。 据林立衡和张宁了解的情况：后来，李文普与林办秘书于运深被单独关押审讯 。经过专案组多次审讯，李提了３个条件后（①为李保密；②保留党籍军籍；③保 证全家老少不受政治歧视），李才交待林彪讲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 间？”这句话（参见张宁书２９５页）。李文普在自己的文章《林彪卫士长李文普 不得不说》中对张宁进行了大量反驳，但对于张宁叙述的这部份重要情况，他却未 作反驳。 这当然引发我们判断是专案组急于找到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又苦于找不到 。于是对李文普进行诱导。李文普原本无材料可揭发，但迫于压力只能“顺杆爬” ，作伪证，并趁机向专案组提作伪的条件，作交易。 附带一个小问题：李文普会不会撒谎？笔者曾看到林立衡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林 晓霖（张梅－刘新民的女儿）的一个说法：“李叔叔是老实人，跟我爸爸十几年， 任劳任怨，忠心耿耿，不会说假话”。真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就重复摘出前面李文普的文章： 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医生问我怎 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 ，这是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 说自己“枪走火”。 前面刚说“林立果向我开枪”，后面就说“自己枪走火”。好一个老实人，这 简直是现炒现卖的说谎。李叔叔这“老实人”、“大老粗”脑子反应真是快，“不 用教”都说谎如此及时，如果在一定压力下，当然可能说谎。 以上这些疑问如果仅是单个、孤立出现，我们或许还可以用“偶然性”来解释 。但是同时出现还“偶然”吗？李文普作伪证是不是昭然若揭！ 请大家注意：李文普是９．１３事件的关键性证人，如果关键性证人在关键性 证词上说了谎话，那么对本案将造成什么影响？读者可以自己想象。 笔者在这里作一下小结：林彪在出走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 要飞多长时间？”的话。这是李文普被迫作的伪证。林彪有南下广州（香港）的打 算，但不同意叛逃苏联（虽然林立果与他讨论过这种情况）。而林立果的计划中首 选去广州，去不成就叛逃苏联（这小毛孩子心里是没有多少民族大义的，只要能活 ，去哪都无所谓－－所以请读者一定将林彪、林立果分开看待。如果想当然地认为 父子一定一致，那么林彪事件永远会是一锅粥）。 七、笔者现在可以勾勒一下９月１２日夜林彪出走的梗概： 林彪决定去广州（不是叛逃苏联）－－－－〉登上汽车去机场（这里不存在林 彪被绑架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去广州是林彪本来就考虑过的一种选择，不需要被 强迫。另一方面，如果林彪被绑架，那么上车之前那么多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他 完全可以呼喊和反抗，但他都没做。他的人也是清醒的，这没问题。所以不存在绑 架的可能。林立衡总坚持“绑架说”，虽然父女情深，急于替父洗冤的心情可以理 解，但是她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无助于替父洗冤）－－－－〉林彪在车上并没有说 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 而由于李文普是了解不少政治内情以及林、毛不和内幕的（比如：９月１２日 下午林立衡就对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 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引自李文普的文章）。所 以当看到路上８３４１部队（如：姜作寿）拦截林彪座车。他应该已经完全判明了 时局，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所以他下车逃走了。（也就是说：李文普的逃 走，并不是由于林彪说了那句话引起的，是由于李文普本身精明地判断出了时局造 成的）－－－－〉林彪一行上了飞机后，起初目标仍然是广州，然而经过一小段飞 行后，由于某种原因发现广州已经去不成了（究竟什么原因？笔者认为是：潘景寅 告知林立果：由于没来得及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机上的１２·５吨油飞不到广州－ －当时机上所存油料的数字见《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一书第６９页。而飞 到广州需要１６吨油。同书第８７页）。于是守在驾驶舱里的林立果按照另一套方 案命令潘景寅飞向苏联。此时的林彪应该坐在飞机机舱中，对驾驶舱中的这一变故 还不知情。－－－－〉飞机进入蒙古，并一直向苏联飞去。当飞机飞临苏联，蒙古 边界时，林彪终于被告知这是在飞向背叛民族与祖国的路上，于是强令飞机返回。 于是就出现了那一幕“飞机飞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扭头向 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的怪事。 总之，假如笔者这些分析符合实际，那么如果说林彪在９月１３日这一天的行 为犯了什么罪的话，肯定不是“叛国罪”、“汉奸罪”。 以上这些是笔者对“２５６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的这一 奇怪现象的原因的分析。 笔者最近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新发现，这将引发我们得出判断“可能是苏蒙方 面击落了２５６飞机”： 我方在谈到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坠机原因时，都是认为２５６飞机由于燃 料不足，又没有领航员等，所以在温都尔汗强行迫降。我方调查组用大量证据说明 飞机不是导弹打下的，是着陆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比如当年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 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观点：“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 爆炸起火”；“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见《世界知识》１９８８年１ ，２期，转引自《林彪家族纪事》１９－２１页，光明日报出版社）。空军司令员 王海当年直接组织了这个调查，他在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 毁原因》中也是此观点。 然而我方却没有注意到以下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２５６飞机在着陆前就 发生了爆炸，并已经起火－－读者诸君，你们似乎没听说过这个细节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王兆军书中的叙述： 一位在当地莹石矿（指贝尔赫莹石矿－－笔者注）上工作的蒙 古目击者说：“那天晚上两点半左右，飞机的哀鸣声把他吸引 出来。他看见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坠落地点离他只有九英里 ，他看见了全部过程。” 文中提到：“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 以上是王兆军书中的介绍。这还是引用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的报导。如 果有人认为这仅是一家之言，还可能是恶意伪造，不足凭信的话，那么我可以再举 出两个我刚刚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现的，在我国正式刊物上刊登的重要证据。 以下是本人收藏的《环球时报》（这是人民日报下属的目前很流行的报纸）发 表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３日第一版的报导《今日温都尔汗》。署名“本报驻蒙古 特派记者敖其尔”： ……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是拉哈玛大娘，大娘原来住在离飞 机坠毁地点近３公里…… 拉哈玛大娘回忆说，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２时，一阵 “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 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牛羊惊散，马嘶狗叫。 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 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 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２０分钟 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 天，…… 请注意：拉哈玛大娘看到的是“冒着大火的飞机”。 关于这个证据，有一点值得提一下。笔者刚刚看到在孙一先的书３５９－３６ ０页也提到了拉哈玛大娘的回忆。但孙书说：“至于拉哈马大娘说空中飞来冒着大 火的飞机，据空军专家分析，她可能把机上耀眼的着陆灯错当成大火”。笔者不同 意这种意见。 拉哈玛大娘当时就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３公里处，在夜晚２点没有灯光的空 旷大草原上，距离短短的３０００米难道还分不清着陆灯和大火的区别？况且紧接 而来的“现场大火连天”应该很容易对比什么是灯光，什么是火光。飞机在空中盘 旋时的火光和坠地后的连天的“大火”难道不是轻易可以对比？拉哈玛当年也就４ ０岁左右，年富力强，她观察飞机盘旋达２０分钟以上，在如此近距离难道还会判 断错？ 如果这么明显的例子还不能说服我们的专家，那么再请看下一个证据，又将如 何解释？ 这是沈阳军区的李人毅写的《平型关大捷》（第５８０页，春风文艺出版社１ ９９６）： 这位商人（指邬经理－－笔者注）同时还找到 了９．１３事件的目击者－－一位仓库保管员 。保管员告诉他，那天夜里他正在外面巡视， 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之后，看到一架正 在燃着熊熊烈火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文中的邬经理是海拉尔的一个农垦公司的经理。他１９９３年到蒙古把２５６ 飞机的一个发动机买回了国内。这是李人毅引自北京晚报大概是９３－９４年的报 导，原报导记者是纪从周。 对同一件事的另一个版本的报导是发表在解放军报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４日上的 由康松乔，邢邦明，阿勇采写的《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文中有类似的证 据： 在温都尔汗时，邬经理还找到了当年的一位 目击者，这位年迈的目击者简略地回忆，１ 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他正在值班，忽然听到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出去一看，一架起飞 （“飞”字应该是“火”吧？－－笔者注） 的飞机正往下掉。后来听说上面的人全死了 ，其中有个中国大官。 虽然以上两段文字细节不尽相同（不同转述者有所脱衍是正常的现象），但我 们还是可以看出：飞机在空中先爆炸，再起火，最后下落。 还有一个现象可以作为２５６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旁证： ２５６飞机着陆时，由于草原土地松软，所以不能使用起落架着陆（那样的话 起落架会插入土中，引起飞机翻滚。参见孙一先书２４７页），只能用机腹擦着地 皮降落。由于２５６飞机的主油箱就在机腹处，这样的动作是非常容易引起油箱爆 炸的。所以“按照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 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孙一先书２６５页）。而实际上飞机在迫降的时刻还有约 ２·５吨油，还可以至少飞２０分钟（孙一先书２７７页）。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驾驶员没等飞机盘旋将油耗尽就迫降了。而这个举动后来 也确实引起机腹处的主油箱爆炸和一片大火。我们不禁要问：潘景寅是最优秀的驾 驶员，他不可能忘掉这一规程。而别的紧急迫降规程如：摘掉手表，脱掉鞋袜，这 些细小的迫降规程机上乘员都做得很完满，为什么唯独耗尽机腹主油箱中的油料这 一更重要的，决定生死的步骤却不做？ 笔者认为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飞机此前已经中弹爆炸起火，所以等不及再在 空中飞２０分钟耗尽油料了。只能在大火中，带着２．５吨油料强行迫降。 这就帮助旁证了笔者认为的“２５６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观点。 从上述引文和旁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２５６飞机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 。而且是由爆炸引起。 ２５６飞机是先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然后在燃着大火的情况下迫降的。这 和前面许大使及调查组的判断：“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 ”；“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差的太远了吧－－在空中真是又爆炸又起火 ！ 海外与国内的不同角度的报导应该能充份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２５６飞机 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而且此前发生了爆炸。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这着陆前的 爆炸起火是怎么来的。当然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我军导弹打的。但我方以大量分析否 认了这一点。到底怎么回事？ 笔者对此认为：并不是我军发射了导弹，而极有可能是苏蒙方面发射了导弹将 ２５６飞机击中，引起爆炸并着火。请看分析： 大家都知道，林彪飞机临出境前，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击落它。毛说“天 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想来周恩来与林彪并无旧仇，即使文革中关系也 不错，周没有必要致林彪于死地。况且毛泽东都发话了，周恩来绝不可能（也不敢 ）公开对抗毛的指示。他若动用导弹打２５６飞机，绝不可能瞒得过毛。（笔者非 常不同意王兆军认为的“林彪事件中，是周恩来想主动致林彪于死地”的观点）。 而从现象分析来看，恐怕真如我方所说，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这是因为： １、２５６飞机在飞出国境之前，在我国境内上空曾经犹犹豫豫徘徊很长时间 （０：３２起飞，１：５０出境。在国内绕了１个多小时。孙一先书１６９页）， 只要我方决心将它打下，作为一架民航飞机，它不可能逃过导弹和歼击机的打击而 飞出国境－－可见我方是有意放走它的。 ２、如果认为在２５６飞机出境前，我军就用导弹将其击中受伤，则恐怕２５ ６飞机不可能再在外蒙古境内飞那么长时间－－这也很难解释蒙古保管员在温都尔 汗听到空中２５６飞机的爆炸声。 ３、如果认为是在２５６飞机返回中国途中，我方发射导弹，在温都尔汗附近 将其击中（王兆军就是此种观点）。则由于温都尔汗距离我国边界至少１千公里， 中国防空导弹，大炮都不可能有那么大射程，根本不可能击中它。 既然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而２５６飞机在没有遭到外界攻击的情况下，在空中 由于自身故障造成爆炸起火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哪有那么巧的事，一叛逃就自爆 ？）。这样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是苏蒙方面将其击中，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 其实，我们可以从苏联和蒙古的角度审视一下这种分析的可能性： 当２５６飞机越境进入蒙古领空后，苏蒙方面全程监视它，也能判断出它是民 航客机。但开始时苏蒙方面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或者故意以民航 飞机身份刺探苏蒙防空系统雷达（类似八十年代大韩航空客机事件）？此时苏蒙方 面还不会下命令击毁它，因为在情况还没判明时，就立刻将越境中国飞机打下，苏 联岂不是一切中国叛逃的飞机都不要，一切中国迷航的民航飞机都打掉，未免太绝 了吧？所以，苏蒙方面此时只能进行密切监视，看它后面的举动。 在２５６飞机飞到苏蒙边境转向之前的这一段路程中，苏蒙方面是无法具体判 断２５６飞机的目的的。只能让它继续飞，进行观察。而当２５６飞机在蒙古境内 几乎横穿了一遍，却又突然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返回，直接向中国方向目的明确地 返回，并到达温都尔汗附近时，它返回中国的趋势已经明显。苏蒙方面很可能做出 判断认为：既然目的明确地返回中国，这就不是叛逃，也不是迷航，而在当时中苏 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这很可能是中方利用民航飞机刺探苏蒙防空雷达，现在目 的达到了就想溜回中国。于是下令将其击落。其实苏联当时的心态和决策完全可以 对比八十年代苏联在库页岛附近击落南朝鲜大韩航空客机时的情形（美军通过此行 动也确实了解了很多诸如苏军防空雷达频率等情报）－－而且以当时中苏关系高度 紧张的态势，苏蒙方面的击落决策更具可能性。 补充说明一点：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２５６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 寻找机场迫降”的观点提供了又一个旁证。因为，如果２５６飞机返回时显示出徘 徊，寻觅，找机场迫降的样子，则苏蒙方面就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 ？则恐怕苏蒙方面当时还下不了决心将它击落。而恐怕正是由于２５６飞机返回得 坚决，且返回了不短的距离，从航迹和飞行趋势上分析，也足以使得苏蒙方面认为 它是想飞回中国－－而不像是找机场迫降－－所以苏蒙方面才下决心将它击落。从 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２５６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寻找机场”的观点提供 了旁证。 苏蒙方面几十年来对这件事进行保密，恐怕是有意不让我方了解苏蒙方面的防 空效率，我方在这件事上恐怕真的是不了解情况。 现在如果认为２５６飞机遭到了苏蒙方面导弹的袭击，那么读者还会提出一个 问题，这就是：这个结论与我方从技术上分析认为不可能是导弹击落的证据无法协 调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是笔者的分析： 首先，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我方调查组的证据本身是否准确。比如前面许大使 引用的调查组认为“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的结论，在 蒙古方面众多目击者的证词下，就显然是错误的结论。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怀疑调查 组别的结论是否可靠。特别是我方专业技术调查组无法亲临蒙古观察，只能靠我国 驻蒙古大使馆人员孙一先拍摄的相片进行研究（这是空军司令王海的回忆《我负责 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讲的），难免有不准之处。 其次，我们再从纯技术角度分析一下，反驳一下调查组的部份结论： 我们先看一下调查组的结论，当时由王海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调查 任务。以下选自王海的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 …… 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 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现场，有一道相当长且清 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 下的；飞机的残骸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 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片抛落 地面，其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 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机上人员的尸体 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 如果从高空坠落，不可能呈现此种状态。 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 在空中散掉，不会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 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 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 据显示，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起种 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 燃烧爆炸时形成的。 …… 王海想说的无非两点： １、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及其理由。 ２、飞机不是“空中起火”及其理由。 以下是笔者的反驳论点： １、以前的分析者总是认为“飞机空中爆炸”，就必然意味着是在空中炸个粉 碎－－所以就不可能在地面留下着陆滑痕；飞机残骸就不可能集中分布；尸体散布 也不可能集中，就不可能是人为操纵的迫降……。其实凭什么一定这样？飞机中 导弹后凭什么一定在空中炸个粉碎？为什么就不能是飞机部份受伤受损呢－－为什 么不考虑这种情况？ ２５６飞机在空中机翼中导弹后，完全可能只是部份被炸坏，也就是飞机受伤 了－－并未被炸得粉碎，所以它还能勉强飞行一段。２５６飞机机翼中弹后，引起 大火，不过并未“粉碎”，只是不能远飞了，只能带火迫降，并在着陆过程中也不 顺利，又发生了新事故－－这着陆过程中的新事故的情况倒可能与调查组的分析相 似了。 所以按照笔者做出的结论也仍然可以满足王海举出的失事现场情况：地面有轨 迹；飞机残骸集中；尸体散布集中；“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 ２、“飞机在空中起火”，可能仅是弹片击中位于右侧机翼部位的油箱引起。 而２５６飞机在机腹也有油箱（这是主油箱）。所以也可以保证：机翼中弹，所以 机翼油箱爆炸起火。迫降时，用机腹着陆，由于此前已没时间进行盘旋耗尽燃油， 所以机腹油箱破裂，燃油导致“地面大面积燃烧”。 这样一分析，王海在上文指出的失事现场的几个问题，笔者的说法也能解释得 通。２５６飞机中弹在空中爆炸（只炸坏一部份）失火，并进行着陆失败是完全可 能的。王海的分析不能否认“导弹击中说”。 另外，还有一个飞机机翼上著名的大洞问题。 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写道：“……右机翼的内展部份 ，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４０厘米的大洞”。又写道：“飞 机右翼根部那个直径约４０厘米的大洞，曾令人怀疑是防空导弹击中的。但机翼的 顶面并未穿透，而且洞孔形状不规则，边缘是向外翻的，说明它是从内部爆炸冲击 形成的”（《林彪家族纪事》Ｐ８，Ｐ２１）。 正是由于大洞处的铝刺是“向外翻的”，所以他认为大洞“是从内部爆炸冲击 形成的”。是着陆时油箱爆炸引起的，这一证据想必不少读者都听说过。 但是这“外翻”的证据本身就并不一定可靠。 我国驻蒙武官孙一先对大洞的铝刺的情形描述就不同。他在自己的书Ｐ１９５ 中描述道：“……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直径４０厘米。周围不规 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 可见对同一个洞的铝刺方向的描述，许文益说“外翻”－－并把它作为不是导 弹击中的重要证据。孙一先说：“有的朝里，有的朝外”。我们到底听谁的？ 在肖思科参与编写的《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 ０００年）一书Ｐ５０，５４中，他显然采用了孙一先的说法。既然林彪问题研究 专家采用了此说法，笔者也采用之。即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 的朝外”。 在孙一先书２６０页中有一段李耀文的相关分析： ２５６号右翼根部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 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 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 向里翻。 笔者不同意这段分析！一般来说，机翼内部油箱爆炸，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外 翻”的可能性大；若是外部导弹击中，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内翻”的可能性大。现 在的情况是：铝刺不规则，“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则既有可能内部油箱爆炸， 也有可能导弹所致。所以单凭铝刺的状态凭什么肯定不可能是导弹击中？另外，导 弹击中机翼也不一定非要穿透机翼的顶面。 对于大洞问题笔者总的观点是：不能排除大洞就是导弹击中造成的。但是，也 有可能弹着点在别处，只不过未发现。因为一方面调查组全靠照片进行研究难以精 确，另一方面，一些部件已被苏联人拆走，现场已被破坏。 可以这么说：从纯技术的角度，整个调查组就没有认真考虑“２５６飞机仅只 是被导弹击伤，而不是立刻被击落或击碎”这种情况，即使在调查报告中提了一句 这种情况，却根本未展开分析，否定这种可能性－－而是与分析别的情况混在一起 ，悄悄滑了过去。（也可参见孙一先书Ｐ２７６－２７８）。 孙一先书Ｐ２７９中还有如下的说法： ９．１３过后，来自蒙军和驻蒙苏军的一些内部 情况表明，他们在纵深没有发现这架中国飞机 ，因此不可能发射地空导弹，或者起飞战斗机 拦截。 苏蒙空军真是如此水平低下？连一架民航飞机的闯入也监视不了？ 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前面提到的日本刊物２０００年采访前蒙古副外长云登 的那篇报导中的话：“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 该机的飞行轨迹”。以及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采访克格勃的话。就知道： 苏蒙方面当时就完全了解２５６飞机的航迹。苏蒙方面只不过当时佯装防空效率低 下，骗中国而已。我们怎能今天还上这个当？ 所以笔者认为我方调查组从纯技术角度否定“导弹击中说”的证据靠不住。 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分析一下是谁打下了２５６飞机： 请看《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Ｐ５１，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 在伊白（即孙一先－－笔者注）随许大使从乌兰巴 托乘飞机赶往温都尔汗时，曾在飞机上看见离现场 不远有一个某国空军基地，驻有一个师的航空兵。 笔者推测可能就是这个苏军航空师的导弹将２５６飞机击落。而笔者研究了前 面提到的日本刊物采访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本文中并未引用全），笔者认 为：恐怕不是蒙古军队发射的导弹。 这样我们就可以补充前面的“９月１２日夜林彪出走梗概”： －－－－－－〉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向中国返回－－－－－－〉 向中国方向飞行一段距离后，到达温都尔汗附近－－－－－－〉苏蒙方面在跟踪了 ２５６飞机的航迹后认为：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 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２５６ 飞机机翼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仍能飞行一段，只好盘旋寻找迫降地点 ，并带着大火进行迫降。由于火太大，２５６飞机已经没有时间进行盘旋以耗尽机 腹主油箱的燃油了，所以只能带着２·５吨油用机腹着陆。飞机着陆时动作有误并 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 笔者在以上较多运用分析推理的方法探讨了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出走事 件，而笔者发现其实还有另一条道路也可以有力地帮助我们揭开９．１３之谜，那 就是２５６飞机上的黑匣子。 ２５６飞机上有无黑匣子？很多人认为没有（比如张聂尔书中Ｐ２９３即这样 说），现在看肯定有黑匣子。 前面提到的我国驻蒙古武官孙一先的书《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 中蒙关系波折》有这样的话： 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１Ｅ型”开 始，已装有７０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它由两部份 组成，一部份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部份录制 机上相互通话和同地面的通话，名称是“驾驶员 座舱语音记录器”，飞机一起飞他们就自动开始 工作，……似乎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２５ ６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 拆走了。 －－孙书Ｐ１９０ 以下是孙一先引用彼得·汉纳姆的采访： 最后，他（指彼得·汉纳姆－－笔者注）问了一 下这架飞机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 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 和地面的通话。 －－孙书Ｐ３３４ 显然，２５６飞机中有黑匣子。虽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但驾驶舱中的其他人员的对话应该有吧？对揭开林彪登机以后的迷雾一定大有帮 助。我们希望俄罗斯归还原本就属于中国的黑匣子。 以上笔者讨论的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９月１３日发生的事情。也即： “林彪出走问题”。下面笔者将讨论对所谓“林彪指挥谋杀毛泽东问题”的看法。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笔者对这个专题的研究不如对前一个专题的研究那么深入 、持久。再加上写此问题时时间较仓促，不妥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指教。 对于“林彪指挥谋杀毛泽东问题”，笔者看到过张聂尔以及网络上一些网友的 观点。有一些与笔者的思考不谋而合。但笔者感觉他们的观点还有欠系统与深入， 故而提出自己的全面看法。 值得提前说明一下的是，由于下面将较多地引用张聂尔所着《风云９．１３》 一书（解放军出版社）中的材料，所以有必要介绍一下该书材料的可信度。张聂尔 是空军元老，高干的女儿。与不少９·１３事件的参与者认识。她利用自己的特殊 条件进行了采访，又经解放军出版社等部门的层层审查，其材料应是受到官方认可 的。 林彪问题研究专家肖思科认为：“从林彪下达９．８手令上看，林彪是主谋， 是知其核心的。”（见《林彪死因只一个》，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北京青年 报》），也即：官方至今认为林彪是谋杀毛泽东行动的主谋。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林彪事先并不知道谋杀阴谋，那是林彪之子 林立果盗用林彪的名义进行的冒险。 （一）我们先看一看张聂尔与党史专家王年一对整个谋杀事件的评价： 当人们细细琢磨“谋杀”和“南逃”这“两谋”时，不 难发现这“两谋”实际上只停留在仓促的狂想上就宣告 破产，甚至连会还没开完就宣布“作废”了。事实上， 谁作出了谋杀毛的动作了？例如谁拔出了枪，放了炸药 或点了火？没有；甚至，谁真的动手作谋杀毛的准备了 ？例如准备了枪支，准备了火种，准备了炸药？没有… …“两谋”均未遂。一切只是林立果们的狂想。所以， “５７１”阴谋倒更像几位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者梦呓 的“狂人日记”，或几个蹩脚演员在密室里表演的短命 的《我的奋斗》。正如王年一在《大动乱年代》中所说 ：“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杂乱无章，反革命准备不 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张聂尔书Ｐ３２０ 笔者同意这种对杀毛事件指挥水平的评价。那么，这种低水平的事可能是谁做 出的呢？ （二）我们将通过比较林彪与林立果的指挥水平得出谁是杀毛事件的直接指挥 者： （１）首先，我们看看林彪的指挥水平： 以下引自李天佑的回忆文章《首战平型关》中介绍平型关战斗前一天的情况： 我走进师长（笔者注：指林彪）的房子，林师长已躺 下休息了，头上还戴着健脑器。他身子很弱，常常在 地图前静坐几个小时，想了又想，把战斗的每个细节 都想到，然后才肯休息。现在他睡着了，也就是说他 已经把一切都想好了。军用地图还挂在墙上，那些红 蓝笔迹已决定了敌人失败的命运。 我们再来看看时任１１５师侦察科长的苏静几年前对林彪在平型关之战中的表 现的评价： 林彪这个人打仗还是很厉害的！……。这个人打仗一 个是巧，一个是细！而且很有创意。包括在哪里架几 挺机枪，哪里配备多少火力，哪里埋伏一支预备队， 他都考虑得仔仔细细。这一点确实厉害。你想想：那 个年代人的文化水平，你让他能把千军万马在这大山 川里摆得井井有条，用得得心应手，很不容易呀！ 我们可以说林彪指挥作战的特点是：思考周密细致，对各种可能性，尤其是各 种不利情况考虑得深入细致全面。能深入基层进行调查，注意侦察，对各种情况异 常熟悉，订出的计划总是严密而切实可行。当他停止思考的时候也就说明他已经把 各种可能性，各种情况考虑周详了。对手就已经难逃失败的命运了。林彪的这种特 点就是他能成为常胜将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２）我们再来看看林立果的指挥水平： 林立果文革中从北大出来后进入空军，在军中“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当部长 ”。可以说是坐着直升飞机升上来的人物，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却仗着自己了解不 少内幕消息心高气傲，是典型的志大才疏者，觉得自己干什么都是轻而易举，干什 么都很容易。 我们看一个林立果在杀毛事件中的指挥的例子，这是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回 忆： 林立果找我原来是要我去谋杀毛主席！到硕放铁路上去放 炸药！……。我说：不行，我空战次数不少，可从来没在 陆军干过，对炸药从来没摆弄过，连看都没看过。林立果 说，那就派个懂行的一起去。我又说不行，铁路上保卫工 作很严密，根本不可能进去。林立果说，那就换上工人衣 服进去，把铁路上的工人干掉。我还说不行，我说就算你 进去了，炸药怎么点燃？你怎么计算得准爆炸时间？总之 我就是说不行。 －－张聂尔书Ｐ３０３ 从此例可以看出，林立果把杀毛简直看成是小孩子做游戏。完全不考虑杀手的 心理承受能力，不做深入，持久的思想动员。让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鲁珉去干，也 不管他是否有完成此任的技能。杀毛的技术工作是很复杂的，但林立果根本不去考 虑那些细节问题，在他看来一切都是一句话就都解决了。 如此看来，林立果确实不愧为脱离实际，异想天开，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典 型。 这样一来，我们从林彪与林立果的指挥水平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前面张聂尔和 王年一对杀毛事件实际结果的评价绝不适合林彪，而绝对适合林立果的水平。退一 步讲，如果林彪来指挥谋杀，即使时间再紧急，没有太多的思考与准备时间，以林 彪丰富的大兵团指挥经验，也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指挥水平，况且，杀毛事件的复杂 程度远逊于辽沈战役。 所以我们有信心得出这样的结论：谋杀毛泽东事件绝对不是林彪直接指挥的。 而只能是林立果直接指挥的。 （三）那么，杀毛事件可不可能是由林彪知情，同意，指使（但他自己不直接 指挥），而由林立果直接指挥的呢？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这是由林彪的另一个毕生的指挥特点决定的。 林彪军事指挥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指挥上独断专行。 林彪对于本级指挥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全面插手。叶群曾说：“首长过去打 仗从来不依赖秘书。”（《毛家湾纪实》Ｐ３２２）。可以说，林彪的脑子就是一 个小司令部，这一点与拿破仑非常相似。 林彪不但牢牢掌握本级指挥权，而且常常越级指挥！林彪曾说过，他从辽沈战 役中总结的经验，一曰“越级指挥”，二曰“越级指挥”，三曰还是“越级指挥” 。 当年四野南下作战中，临时配属四野作战的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就曾经风趣 地说：“在林总指挥下打运动战，兵团司令是‘空兵司令’，可以蒙头睡大觉。” 。这是因为，林彪常常越过陈赓直接指挥到师一级，所以陈赓等于摆设。 在平型关战斗中，林彪是师长，大包大揽指挥权。而３４３旅的旅长陈光就只 能闲着没事干。（《平型关大捷》Ｐ２９３－－２９９）。 可以这么说：只要林彪出现在哪个位置，就会有几级的指挥员临时“下岗”。 经过这样一些分析，问题就来了：在谋杀毛泽东事件中，原先那个对本级指挥 事必躬亲，面面俱到，大权在握的林彪；那个把越级指挥当作法宝的林彪，如果他 决定谋杀毛泽东，怎么可能只满足于“知情”？而放手让林立果指挥呢？况且，杀 毛这一举动在那个年代可是非比寻常，比打仗更有危险性。因为打仗失败还有一个 “打不赢就走”的出路。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杀皇帝不成功，只能满门抄斩，死 路一条。 在这么重大的事关林彪全家生死（甚至也事关中国命运）的问题上，一向行事 谨慎（甚至有时因谨慎失去机会）的林彪，指挥权独揽的林彪怎么可能一反旧有习 惯当起甩手“大爷”，把杀毛的直接指挥权完全交给他那个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儿 子呢？ 这里还有一个旁证：从张聂尔书Ｐ３２１可知，林彪手下的亲信大将黄永胜、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对谋杀毛泽东事件一无所知，没有参与任何行动。他们 在１９８０年的审判中不是由于谋杀毛泽东事件被判刑，而是以别的罪名获罪。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是林彪策划政变，哪会放着自己手下经验丰富的得力干将 不用，却去用林 三、关于“２５６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 １、这是否是事实？ ２、如果是事实，飞机为何不一直飞向苏联？为何又掉头返回中国？飞机上发 生了什么事情？ 四、关于“２５６飞机着陆前曾发生爆炸并起火”： １、这是否是事实？ ２、如果是事实，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被苏蒙方面导弹击中？ 五、林彪是否知晓并参与谋杀毛泽东阴谋？“９．８政变手令”是真实的吗？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F:\MyMusic\film\仲夏夜之梦\文档\林彪死亡真相.txt F:\MyMusic\film\仲夏夜之梦 \文档\.林彪死亡真相.txt.map F:\MyMusic\film\仲夏夜之梦\文档\.林彪死亡真相.txt.blk b -- ※来源:·BBS碧海青天站bbs.dlut.edu.cn·[FROM:222.26.217.29] 质疑林彪出走事件 【多维新闻社30日电】刚出版的《北京之春》十月号，发表了陈晓宁的长篇文章《质疑林彪 出走事件－－为"九一三"事件三十周年而作》，现全文连载于此∶ 2001年的9月13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林彪9.13事件三十周年，笔者经过长期严肃的分析后认为本案存在多处重大疑点。所以特作此文。笔者将本著严肃，认真，研究的态度对9.13事件进行全新的探讨。 在本文中笔者将要对9.13事件提出以下新的核心结论： 一.林彪在1971年9月12日夜出走去机场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这是林彪事件关键性证人李文普说的谎话，做的伪证。 二.林彪在9月12日夜乘机要出走的目的地是广州（香港），而不是想叛逃苏联。最终没有去往广州的原因是256飞机燃油不足。而后来飞向蒙古、苏联的行为应由林彪之子林立果负责。 三.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没有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这个举动不是因为燃油不够导致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因为林彪不想叛国，所以强令256飞机返回中国。 四.256飞机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著陆前，在空中就已经发生爆炸并起火。 五.256飞机在空中爆炸起火是由于在温都尔汗附近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中所致，飞机在受 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进入2001年后笔者见到了两份最新出版的林彪事件亲历者回忆书刊。一份是我国当年驻蒙古武官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另一份是2001年2月号《中华儿女》杂志刊登的林彪专机机组成员康庭梓《林彪座机强行起飞 之后》。 康文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新信息，其中最最引人注目的是杂志P41上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在外蒙古一段航线中清楚地标注出：飞机在飞到接近苏联与蒙古的边界线后，却突然掉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回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256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之前是向著返回中国的方向飞行的。而不是向苏联方向飞去"。笔者第一次见到这种说法是看王兆军《谁杀了林彪》（台湾世界书局1997）。王兆军是这样叙 述的： ......林彪和他的妻子都死在飞机上，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林的妻子可能强迫林改变意志逃窜苏联。......苏联官员的证词说："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彼得（指PeterHannam－－笔者注）采访了两次去调查林彪之死的克格勃小组。该小组一成员（指托米林－－--笔者注）说："我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查清楚林彪死亡的情况，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有四个人知道林彪死亡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亚历山德鲁和我。"...... 必须说明的是，王兆军这段叙述是引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助的记者PeterHannam（彼得·汉纳姆）的报导。这位记者于1993年亲自跑到苏联和蒙古采访，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克格勃人员），其中经过他们的采访，由克格勃人员提供的林彪确实死于蒙古的结论。已经成为一项来自第三方的铁证。彻底打破了诸如"林彪死于国内的传说"。我国已公认他的采访报导具有很高的可信性。其中，"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这一说法来自苏联官员，苏联人当年通过雷达是很容易监视256飞机的航线的。这一结论是很容易核查、对证的，所以PeterHannam在这一点上的报导应是可信的。最近笔者又看到一则报导，是日本每日新闻系周刊《Sunday每日》于2000年独家专访前蒙古外交部次长云登的报导。云登谈到："......林彪的飞机似乎为了闪躲雷达，因此一直是低空飞行地进入蒙古境内，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机在极 低的低空飞行，因此轰隆声响，蒙古系循声而追踪的"。可见，蒙古当时都能掌握该机航线，以苏联的军事技术水平跟踪一架民航飞机就更行了。 笔者当初从王兆军书中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感到无比吃惊。因为我们以前听到9.13事件的正式说法中从来就没有这一条。一般人接受的信息是：林彪是有意叛逃苏联的，他的座机一直向著苏联飞去－－即使不是笔直，大方向也是朝著苏联。在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时，由于燃料不足坠毁（在孙一先的书中，也反映了这种大众观点。在2001年刚刚出版的孙书P263中，孙一先也给出了一幅林彪飞机航线图，在这幅图中，就标注出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是一直飞向温都尔汗的－－没有从苏蒙边境返回的信息。看来这位当年的驻蒙武官，亲自向周恩来汇报林彪坠机情况的"知情人"至今还是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256飞机是直飞温都尔汗坠毁的，不存在回返一事）。谁听说过它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航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 不过对于王兆军书中提供的这些海外消息，笔者当初持存疑态度，只看为一家之言（按说王书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克格勃的调查，应该有极大的可信性），仅听一方的说辞难免有偏颇。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康庭梓文章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再想一想这篇文章并不是发表在一般的猎奇小报上，而是刊登在非常严肃的，由团中央主办的，声称"不允许有任何虚构"的《中华儿女》杂志上－－它的一些文章的发表甚至专门经过中宣部审查。我们还会认为"256飞机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一事是无端的谣言吗？ 为什么我方书刊几乎一概不提256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笔者认为恐怕并不是我方故意隐瞒此事，而是我方当初根本不了解这一情况，因为我方雷达无法监测这一现象，从而做出了错误判断。我来简单分析一下：我方出版的书籍几乎很少介绍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的详细飞行轨迹和飞临各处的详细时间。笔者见到的最详细的叙述是当时任军委空军指挥所值班作战参谋的朱秉秀的叙述（见周敬青的文章《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著陆？》，发表在《党的文献》杂志1999年第4期）： ......眼看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1：50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地面雷达上的信号于温都尔汗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请大家注意一下上述引文中的一个细节，即：雷达信号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而256飞机实际上却是坠毁于温都尔汗"东北"（不是"以南"）6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孙一先书P278,263）。既然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而实际坠毁于其"东北"。也就是说在256飞机在我方雷达上消失以后，并不代表它坠毁了，256飞机实际仍在飞行。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256飞机于温都尔汗以南，从我方地面雷达上消失并不是由于它坠毁了，而是由于它飞出了我方雷达的监测范围。这以后它虽然还在飞，但其后来的举动我方实际已经无法通过雷达监视了。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温都尔汗附近离中蒙边界240公里以上，加上256飞机在外蒙境内"在极低的低空飞行"，这都可能造成飞机脱离我方雷达监视范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在康庭梓文中就提到：他自己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通过雷达仅监视了256飞机14分钟，距离120公里，256飞机就从山海关雷达屏消失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则当然后来256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我方就真的无法监视，因而不了解。反而想当然地错误认为：256飞机从我方雷达消失就意味著它坠毁了；或者是错误地认为：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后直飞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正由于苏联方面的雷达可以全程监视256飞机的行踪，所以笔者认为苏联人得出的"256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的结论要比我方结论可信得多。而康庭梓给出的令人惊讶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恐怕是他们今天也看到了外方相关报导，并赞同了苏联人的说法吧！ 以上的叙述无非告诉大家一个我们过去从未听说的结论－－"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不是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来"。这样就自然引发一个问题：既然早想叛逃，为何往回飞？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256飞机从苏蒙边境的掉头回飞是不是仅仅因为飞机燃油不够，所以只是想回头找机场迫降（若是这样的话就跟现在的通常说法只有小细节的差别，而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一下： 第一种情况：256飞机机组成员技术过硬（虽然未带领航员等人），在飞机飞到苏蒙边界附近，发现燃油不够时，仍然能够大致知道自己所处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他们就知道此时已在苏蒙边界附近，则他们一口气飞过边界到苏联机场降落岂不更好？苏联的机场应该比蒙古机场多很多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256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情况（也是最可能的情况）：由于256飞机起飞时未带领航员等人，所以飞机飞临苏蒙边界时，机组人员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当机组人员发现燃油不够时，他们将面临"是向前飞找机场迫降，还是回头飞找机场"的选择。笔者认为，当256飞机对准苏联方向飞行后，通过飞行时间和飞行速度，驾驶员还是能大致判断出此时离苏联不会太远了。一口气向前飞，在发达的苏联境内找到机场的可能性当然大于往回返在落后的蒙古境内找到机场的几率。再说，就算驾驶员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位置，则往前飞找机场和往后飞找机场的难度不是一样吗？而往前飞还免去了费劲掉转机头的麻烦－－何必要转头呢？最要命的是：往回飞找机场，在不知自己确切位置的情况下，他们就不怕一不小心飞回中国？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的前提下，如果256飞机转头是为了找机场，则因为它需要边飞边寻觅，它的航迹就应该是曲折的，徘徊的，犹豫的。虽然从康庭梓文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中，由于该图比例尺太高，不太精细，我们现在还不易判断它是否是在曲折地寻觅。但是我们可以从苏蒙方面对256飞机采取的举动看出一些端倪： 在Hannam的采访中，苏联官员也认为："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从这段字面可以看出：苏方并不认为256飞机是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向中国方向飞。而在后面的详细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恐怕正是由于苏蒙方面也做出了判断认为：256飞机转头是为了返回中国，而不是为了寻找机场迫降，所以才将它击落。（详见后面的论述）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大致否定"256飞机从苏蒙边境掉头回飞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的观点。256飞机的掉头回飞不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那么，它从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回来这是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要想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整个事件前因后果有个交待。在此笔者通过自己长期的资料积累和思索，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全面谈谈自己对1971年9月13日这一天事态的看法。对有兴趣的读者，相信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还是值得大家一看的。 .林彪出逃是什么性质？ 其实，林彪出逃是应该分成两种情况来分别讨论的。因为恶劣程度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种是出逃广州（香港），第二种是出逃苏联。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广州（香港）的话，属于党内矛盾。从历史角度说，林彪顶多是当时的党的叛徒，却不是民族的，中国的叛徒。对林彪在中国的历史评价没多少影响。这就象历史上的各派党争一样。不论属于哪一派别，只要他不出卖民族利益，他就不是汉奸卖国贼。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苏联的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当时中苏关系严重对立，中苏间矛盾就是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这个时候出逃（叛逃）苏联，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叛逃者都将是背叛民族，背叛祖国。他都是汉奸，卖国贼，民族的罪人。如果林彪走上了这条道路，那么，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勋，他都将和历史上的大汉奸张邦昌，秦桧，汪精卫一个性质（顶多是程度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将被同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一万年也翻不了身。 二.林彪有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动机与思想基础？笔者的分析是：没有！至少是非常不充分！ 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我们先来看看林彪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样的。 以下摘自林彪著《战术思想研究－－论一点两面及战术作风》： 林彪说："......我们是人民起义军......是为了广大人民的解放，而不是为了自己或哪一个。不是为了吃粮。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吃饭，住房，种地。我们每一个胜利都与人民利益直接联系著。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才是宝贵的。......"林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战争年代的林彪无愧于他说的这些话。林彪平时不讲吃，不讲穿。想的就是部队，就是打胜仗。就是为穷苦人民能过好生活打江山。上级发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从不计较长短尺寸，合不合身。款式美不美观，穿在身上潇不潇洒。周赤萍回忆林彪总是穿一套灰布军衣。1958年他在昆明看到林彪时穿的是很普通的黑色呢子衣服。袖口上还打了补丁。林彪得很简单，两菜一汤，青菜，豆腐，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有一次在法库林彪到地主家吃饭，桌上有个酸菜炒白肉，他吃了几口。从来没有讨论过吃喝的林彪，回来后不同寻常地连连说好吃，好吃！说过了又说再不能吃了。好吃的东西林彪为什么再也不吃了？为了减肥？不是！是为了怕吃了地主的饭，就不再想为劳动人民打江山了。这可是立场问题。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出林彪并不是不爱吃美食，而是有高尚的理想，并且对自己要求严格。战争年代，他工作，起居都是简陋的农舍里。他经常深入火线上，打起仗来一夜一夜不睡觉是家常便饭。（参见韦力编《1965年前的林彪》西藏人民出版社P229） 林彪家的保姆王淑媛在9.13后"揭发"林彪"艰苦朴素，别看他外表穿得好，里面的衣服都是林立果穿下的，他补补再穿"。王老太太还揭发林彪"从来不玩女人！不像那些人喜欢玩女人。"。林彪不玩女人是他从来没这欲望，还是他玩不动？都不是！林彪的前妻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叶群也是延安八美。看来林彪不是没有好美之心。解放后有一次叶群参加一个老干部的婚礼，那老干部娶的是年轻貌美的文工团员。林彪为此训斥叶群道："老配少，参加这种婚礼干啥？什么思想作风？我不去是我看不惯，你去你是什么思想作风？"从寻常的夫妻吵架可以看出：林彪并不是没色心，没色劲。而是对自己有高尚的道德要求。看不惯 声色小人。 我们从林彪长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道德是高尚的，他的言行是一致的。林彪这样一个道德基础的人，那么聪明，睿智的人，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人，怎么会分不清好坏，不顾大节，以自己老残的身躯，还贪那么一点苟活，去做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呢？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有人可能会指责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我们应该承认他在文革中有所投机（有一部份可能出于无奈），他当然应该为此担负他应付的责任。但是林彪在文革中主动攻击的少（这是和江青集团的巨大差别），在大形势下跟进的多。但也有很多事明明不是他干的，也被推到林彪身上，这从林彪秘书张云生的书《毛家湾纪实》中可以大量看到。 在这里笔者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充分动机与思想基础。 三.林彪在直到9月12日晚的心态都表现出他拒绝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1994年8月10日《中华读书报》的图门的文章（图们是中央军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 林彪案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人）：9月2日下午林彪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了。"......9月11日12：30，内勤听到......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转引自《风云９１３》，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P311-312 从以上看出，到9月11日时，林彪有的是"从容就义"的心。连去广州的心都没有，更别说叛 逃苏联。 以下选自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P243-244： （9月12日晚）十一点多了。不一会儿，小陈（指林彪内勤陈占照－－笔者注）端著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发现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著说'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正淌著眼泪。" 由于林彪出走是在9月12日晚11：40左右，而这一段叙述距离林彪上汽车出走只有几十分钟了，对了解林彪出走前的最后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先辨析一下它的可靠性： 首先，陈占照本人没有任何理由骗人。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倒是有可能编造有利于翻案的说辞。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听陈占照叙述的不止有林立衡，还有"众人"，应该不难找到陈占照及其他人对证。另一方面，林彪最后几天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会倍受林彪案件专案组的关注。这句话应该有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所以可以查阅当年的揭发材料。由于证人众多，所以林立衡敢于在此说谎的可能性极小。此段材料应该可信。 那么林彪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呢？或者是林彪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既然提到所谓"民族主义者"，那一定是涉及了外族，此处肯定指苏联。在这种时刻，林立果在与林彪的谈话中谈到苏联，那只可能是与林彪讨论逃往苏联的一种选择（当然也会讨论去广州的选择）。而林彪又为何流泪呢？很简单，逃往苏联就是出卖民族，当卖国贼，想来林彪一世辉煌，而现实却真要逼著他往这条可耻的路上走。临老临老却要面对这样尴尬的选择，他怎能不感慨伤怀呢？而林彪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就表明了他要坚守民族气节，不愿意叛逃苏联的态度－－真想背叛自己民族的人，还谈什么"民族主义者"？而出逃广州（ 香港）林彪应该是同意的。所以，林彪出走之前几十分钟时，他仍然不同意叛逃苏联（但跑到广州是同意的）。总之，在与毛主席的关系已不可挽回之后，林彪有"坐牢"的心；有"从容就义"的心；也有南走广州（香港）的心。但是不同意叛逃苏联（叛逃苏联作为一种选择，林立果向林彪讨论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被林彪拒绝了）。 四.林彪的行动也表现出他要去的是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我们请看8341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发表在《中华儿女》上的访谈录： 回到大队值班室不大功夫，刘吉纯副科长带著林立衡来找我，说有要紧事情。......"叶群，林立果要带著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急切地问。"你说的这些可靠吗？"我惊异地问。"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呀。你看我该怎么办？"在夜暗中，我仍然能感觉到她那真诚期待的目光。她所讲的，使人不能相信。象林彪这样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怎么可能跟老婆孩子去香港呢？这个细节（转引自张聂尔书P315）发生在9月12日晚9：20左右，而林彪踏上出走的汽车是在9月12日晚11：40左右。也就是说：在林彪出走前2小时的时候，叶群，林立果对林立衡交待的仍是逃往广州（根本不是苏联！）。 再请看张聂尔书P313： 大约（9月12日）晚上10时，林，叶和林立果又进行密谈。密谈中，林办工作人员听到林立果 好像对林彪说："黄吴李邱......你都交给我了嘛！到了香港就好办了。"这是引自图门的文章。这一段话是工作人员听到的"密谈"，既然是"密谈"就不会是掩人耳目的假话，它真实反映了林立果当时的打算－－是要去香港。而晚上10点－－这已经离林彪出走只有1个多小时了。正如张聂尔分析的"至少在9月12日晚10时左右，林彪还是准备去南方......更能证明林彪原来去广州的打算"。（还有许多细节分析，请参见《风云９１３》P314）。总之，林彪在9月12日晚11：40左右踏上出走的汽车的时刻，他的目标是去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五.到底是什么证据证明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呢（请注意"主动"两字及含义）？笔者不否认林彪想主动出走广州（香港），而前面笔者提过，这"南逃广州"和"叛逃苏联"性质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那么究竟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林彪是想主动叛逃苏联从而遗臭万年呢？找来找去笔者惊讶地发现：只有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是林彪说的一句话（即"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精确地说是由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口中得知的这一句话。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大个林彪事件凭什么仅靠李文普的一句证词－－这是孤证嘛！－－难道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证据？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就是没有！所有论定"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 "的权威证据唯一就靠李文普这句话。 我们先看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于南在《说不尽的毛泽东》中的说法： 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是否被劫持作过调查。结果证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转引自张聂尔书P310） 这里李文普的话被认为是"关键"。 我们再看林彪事件研究专家肖思科（上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学院政治处主任，调查研究 "两案"10年，出书5本：《超级审判》、《林彪元帅叛逃最新报告》......）的说法： 针对"绑架出逃之说"，肖思科找到林彪事件的关键人物，在林彪身边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关键"还是李文普。 我们再看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P295（作家出版社）：......换取李处长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林彪是自己走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鉴于李处长的特殊身份，他讲的证据，便成了林彪叛逃的权威铁证。李文普的话成了"权威"，"铁证"。 读者诸君不用再看了，再看还是李文普。我们可以说李文普这句话要了林彪的命。真能让林彪一万年也翻不了身。但是由于这是一个人的"孤证"，听到这句话的其他人全死光了。所以，现在全靠李文普一个人的一张嘴，连个旁证都没有。李文普说什么就可以是什么。那么，是不是也给作伪证提供了条件呢？ 六.笔者经过分析后得出判断：林彪在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这句话。李文普的揭发很可能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作的伪证。 让我们先看一看李文普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1999年2月号上的文章《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对这一段情况的叙述（这与肖思科所作的采访大同小异）：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林彪第一个走进，叶群第二个，坐在林彪旁边，第三个是林立果，第四个是刘沛丰，我最后上车（简录）。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５６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５８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叶群说："８３４１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５８楼。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 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著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５８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著身，手扬著，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的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骨折。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 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是自己"枪走火"。对这一段材料笔者提出几点疑问：第一点疑问：如果林彪在车上就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不是明摆著告诉李文普和司机杨振刚："我要当叛徒，我要叛逃苏联？"林彪是不是有神经病啊？他就不怕李文普和杨振刚拔抢反抗？或到机场后，趁机场人多反抗或逃走？林彪一点都不怕叛逃苏联的举动在上飞机前就暴露？有哪个劫机犯会傻到在上飞机之前就宣布"我要劫机"？最合理的方式是先把李，杨骗上飞机，再用枪逼著他们服从。比如：同一事件中的周宇驰、李伟信、于新野就给出了好例子。他们骗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时，也是告诉他去北戴河汇报，等上了飞机，再拔枪威逼去蒙古。哪有一上来就告诉陈修文去苏联的？林彪会如此不谨慎和弱智？李文普此说不合逻辑。第二点疑问：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见到这句话，笔者的问题就来 了：林彪指挥对苏战备那么多年，他会不知道离中苏边界不算远的著名大城市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来的苏联远东战区总司令部就设在伊尔库茨克，可见此城的重要意义）？如果连苏联南西伯利亚靠近中国的这么重要的大城市都不了解，那么，从伊尔库茨克飞来的苏军导弹、飞机要多长时间到北京？有多长的预警时间？林彪就都无法判断，那么林彪还搞个什么战备！这明显不符合林彪的作风。林彪当年教杨成武当师长时就告诉他要把地图看熟，最后达到背熟，地图要印在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指挥作战。地理，地图是林彪的强项啊？当年林彪经常比第一线指挥员还熟悉地形。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作风都变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别空头推理，来个有说服力的实际例子。 以下选自林彪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P319（春秋出版社）：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号战斗命令"，他本人当时也大概是确估10月20日那天会发生苏联对中国的突然袭击。根据预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表团从伊尔库茨克（请睁大眼看这个地名－－笔者注）乘飞机起飞后，定于20日中午抵达北京东郊机场。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前开始午休，但这天他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很可能不是运来什么谈判代表，而大半可能是携带原子弹的不速之客。因此，从这架飞机起飞开始（应该是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的吧！－－笔者注），何时经过蒙古的首都，何时进入我领空，何时经过张家口，何时飞近北京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何时见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他都不厌其详的听取从北京及时传来的情况报告。直到最后一次报告，才使他放心地去睡午觉了。张云生的回忆录一向以准确，真实著称。所以，似乎可以么说：从伊尔库茨克到北京东郊机场的每分每秒林彪都曾关注过。"多远？多长时间？"，这种问题林彪还用问吗？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就弱智了－－不但故意问他早该知道的傻问题，还故意暴露了叛逃的贼心 。第三点疑问：林彪的司机杨振刚的举动也不太合理。林彪汽车上一共6个人，他们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司机杨振刚。前4位是林彪"阴谋"的核心人物。而李文普 和杨振刚是局外人，特别是杨振刚，可以说基本不了解内幕。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杨振 刚的举动。其实很值得研究一下他。如果林彪问了"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而李文普又大喊"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则杨振刚当然应该明白林彪是要叛逃苏联。他应该有什么举动？杨振刚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他一个小破司机又不是死党，犯得著替林彪卖命吗？他应该也象李文普那样逃跑才对呀！即使汽车上怕林立果用枪打他，在下了汽车上飞机这个空当，应该是有机会跑的。受党教育那么多年，组织上层层筛选的人，面对叛国者即使没有抵抗的勇气，跑都不敢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杨振刚反抗，反而从张宁的书中看到正是杨振刚将林彪"扛顶"上飞机的－－他不但不反林彪，还帮林彪（张宁书P2 53,关于这一细节,目睹者人数应该不少，应该能避免"孤证"的弊端。张宁的书应该有所依据，应该不会胡说。）。另外，据李文普自己的文章谈到："......这一切，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都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从李文普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机场上的工作人员"就在林彪一行的附近。在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众目睽睽之下，杨振刚此时想跑是有机会的嘛。但他并没有想反抗的举动，这合理吗？而反过来，假设林彪没说过那句要命的话，那么，杨振刚就并不知道林彪要叛逃。在这种情况下，则杨振刚的一切举动就都是合理的，也不会让人觉得反常。第四点疑问：9.13以后，专案组在毛家湾多次组织林办全体工作人员开集体会揭发林彪罪行（即：面对面揭发）。在会上李文普都没有揭发林彪讲过那句话。别的林办人员也没在别的场合听李文普说起。（见张宁书P288，P295，由于这个情况当事人众多，所以应当可信。）这一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不禁要问：林彪如果真说过那句话，则这当然是最重要的证明"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李文普为什么在大会上不揭发？他没有可能忘掉这句话。也没必要替林彪隐瞒什么，他只需要实话实说，揭发这句话对他李文普本人没有任何伤害，相反故意隐瞒倒可能给他招灾。但是他为什么当时不当著大家揭发？笔者分析道理很简单：因为林彪 根本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所以李文普当时怎能揭发？只是在后来，专案组对林办人员的交待不满意，将李文普单独关押审讯后,由于某种原因，李文普才揭发林彪说过那句话。据林立衡和张宁了解的情况：后来，李文普与林办秘书于运深被单独关押审讯。经过专案组多次审讯，李提了3个条件后（1.为李保密；2.保留党籍军籍；3.保证全家老少不受政治歧视），李才交待林彪讲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这当然引发我们猜测是专案组急于找到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又苦于找不到。于是对李文普进行诱导。李文普原本无材料可揭发，但迫于压力只能"顺杆爬"，作伪证。并趁机向专案组提作伪的条件，作交易。大意如此，读者可详看张宁书P295。第五点疑问：李文普会不会撒谎？笔者曾看到林立衡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林晓霖（张梅-刘新民的女儿）的一个说法:"李叔叔是老实人，跟我爸爸十几年，任劳任怨，忠心耿耿，不会说假话"。真是这样吗？我们现在就重复摘出前面李文普的文章： 后来是8341部队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这是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自己"枪走火"。前面刚说"林立果向我开枪"，后面就说"自己枪走火"。好一个老实人，这简直是现炒现卖的说谎。李叔叔这"老实人"，"大老粗"脑子反应真是快，"不用教"都说谎如此及时，如果在一些压力下，说谎不更自然了？而且有更充裕的时间润饰。以上这些疑问如果仅是单个，孤立出现，我们或许还可以用"偶然性"来解释。但是同时出现还"偶然"吗？李文普作伪证是不是昭然若揭！ 请大家注意：李文普是9.13事件的关键性证人，如果关键性证人在关键性证词上说了谎话，那么对本案将造成什么影响？读者可以自己想象。笔者在这里作一下小结：林彪在出走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这是李文普被迫作的伪证。林彪有南下广州（香港）的打算，但不同意叛逃苏联（虽然林立果与他讨论过这种情况）。而林立果的计划中首选去广州，去不成就叛逃苏联（这小毛孩子心里是没有多少民族大义的，只要能活，去哪都无所谓－－所以请读者一定将林彪，林立果分开看待。如果想当然地认为父子一定一致，那么林彪事件永远会是一锅粥）。七.笔者现在可以想象著勾勒一下9月12日夜林彪出走的梗概：林彪决定去广州（不是叛逃苏联）－－>登上汽车去机场（这里不存在林彪被绑架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去广州是林彪本来就考虑过的一种选择，不需要被强迫。另一方面，如果林彪被 绑架，那么上车之前那么多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他完全可以呼喊和反抗。但他都没做。他的人也是清醒的，这没问题。所以不存在绑架的可能。林立衡总坚持"绑架说"，虽然父女情深，急于替父洗冤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她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无助于替父洗冤）－－>林彪在车上并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而由于李文普是了解不少政治内情以及林，毛不和内幕的（比如：9月12日下午林立衡就对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 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引自李文普的文章）。所以当看到路上8341部队拦截林彪座车。他应该已经完全判明了时局，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所以他下车逃走了。（也就是说：李文普的逃走，并不是由于林彪说了那句话引起的，是由于李文普本身精明地判断出了时局造成的）－－>林彪一行上了飞机后，起初目标仍然是广州，然而经过一小段飞行后，由于某种原因发现广州已经去不成了（为什么如此？笔者推测可能是：潘景寅告知林立果：由于没来得及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机上的十二吨油飞不到广州）。于是守在驾驶舱里的林立果按照另一套方案命令潘景寅飞向苏联。此时的林彪应该坐在飞机机舱中，对驾驶舱中的这一变故还不知情。－－>飞机进入蒙古，并一直向苏联飞去。当飞机飞临苏联，蒙古边界时，林彪终于被告知这是在飞向背叛民族与祖国的路上，于是强令飞机返回。于是就出现了那一幕"飞机飞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扭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的怪事。 总之，假如笔者这些分析符合实际的话，则如果说林彪在9月13日这一天的行为犯了什么罪的话，肯定不是"叛国罪"，"汉奸罪"。以上是笔者对"256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的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的主观分析，读者诸君自可以有自己的不同观点。 笔者最近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新发现，这将引发我们得出判断"可能是苏蒙方面击落了256飞机"：我方在谈到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坠机原因时，现在都是认为256飞机由于燃料不足，又没有领航员等，所以在温都尔汗强行迫降。我方调查组用大量证据说明飞机不是导弹打下的，是著陆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比如当年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观点："飞机不象是空中著火爆炸，而是著地后爆炸起火"；"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见《世界知识》1988年1，2期，转引自《林彪家族纪事》P19-21，光明日报出版社）。空军司令员王海当年直接组织了这个调查，他在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中也是此观点。然而我方似乎没有注意到以下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256飞机在著陆前就发生了爆炸，并已经起火－－-读者诸君，你们似乎没听说过这个细节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王兆军书中的叙述： 一位在当地莹石矿（指贝尔赫莹石矿－－笔者注）上工作的蒙古目击者说："那天晚上两点半左右，飞机的哀鸣声把他吸引出来。他看见飞机降落时尾巴著火。坠落地点离他只有九英里，他看见了全部过程。" 以上是王兆军书中的介绍。这还是引用PeterHannam的报导。如果有人认为这仅是一家之言，还可能是恶意伪造，不足凭信的话，那么我可以再举出两个我刚刚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现的，在我国正式刊物上刊登的重要证据。 以下是本人收藏的《环球时报》（这是人民日报下属报纸）发表于1997年11月23日第一版的 报导《今日温都尔汗》。署名"本报驻蒙古特派记者敖其尔"： 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是拉哈玛大娘，大娘原来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3公里......拉哈玛大 娘回忆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一阵"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 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牛羊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 北飞过来一架冒著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著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0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天......关于这个证据，有一点值得提一下。笔者刚刚看到在孙一先的书P359-360也提到了拉哈玛大娘的回忆。但孙书说："至于拉哈马大娘说空中飞来冒著大火的飞机，据空军专家分析，她可能把机上耀眼的著陆灯错当成大火"。笔者当然不同意"专家"的高论。拉哈玛大娘当时就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3公里处，在夜晚2点没有灯光的空旷大草原上，距离短短的3000米难道还分不清著陆灯和大火的区别？况且紧接而来的"现场大火连天"应该很容易对比什么是灯光，什么是火光。飞机在空中盘旋时的火光和坠地后的连天的"大火"难道不是轻易可以对比？拉哈玛当年也就40岁左右，她观察飞机盘旋达20分钟以上，在如此近距离难道还会判断错？如果这么明显的例子还不能说服我们的"专家"，那么再请看下一个证据，又将如何解释？这是沈阳军区的李人毅写的《平型关大捷》P580（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 这位商人（指邬经理－－笔者注）同时还找到了9.13事件的目击者－－一位仓库保管员。保 管员告诉他，那天夜里他正在外面巡视，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之后，看到一架正在燃 著熊熊烈火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文中的邬经理是海拉尔的一个农垦公司的经理。他1993年到蒙古把256飞机的一个发动机买回 了国内。这是李人毅引自《北京晚报》大概是93-94年的报导，原报导记者是纪从周。对同一件事的另一个版本的报导是发表在解放军报1998年7月24日上的由康松乔、邢邦明、阿勇采写的《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文中有类似的证据： 在温都尔汗时，邬经理还找到了当年的一位目击者，这位年迈的目击者简略地回1971年9月1 3日他正在值班，忽然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出去一看，一架起飞（可能是"火"吧？－－笔者注）的飞机正往下掉。后来听说上面的人全死了，其中有个中国大官。还有一个现象可以作为256飞机著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旁证：256飞机著陆时，由于草原土地松软，所以不能使用起落架著陆（那样的话起落架会插入土中，引起飞机翻滚。参见孙一先书P247），只能用机腹擦著地皮降落。由于256飞机的主油箱就在机腹处，这样的动作是非常容易引起油箱爆炸的。所以"按照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避免著陆时起火爆炸"（孙一先书P265）。而实际上飞机在迫降的时刻还有约2.5吨油，还可以至少飞20分钟（孙一先书P277）。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驾驶员没等飞机盘旋将油耗尽就迫降了。而这个举动后来也确实引起机腹处的主油箱爆炸和一片大火。我们不禁要问：潘景寅是最优秀的驾驶员，他不可能忘掉这一规程。而别的紧急迫降规程如：摘掉手表，脱掉鞋袜，这些细小的迫降规程机上乘员都做得很完满，为什么唯独耗尽机腹主油箱中的油料这一更重要的，决定生死的步骤却不做？ 笔者认为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飞机此前已经中弹爆炸起火，所以已经等不及再在空中飞20 分钟耗尽油料了。只能在大火中，带著2.5吨油料强行迫降。这就帮助旁证了笔者认为的"256飞机著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观点。 从上述引文和旁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256飞机在著陆前就已经起火"。而且是由爆炸引 起。256飞机是先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然后在著著大火的情况下迫降的。这和前面许大使及调 查组的判断："飞机不象是空中著火爆炸，而是著地后爆炸起火"；"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差的太远了吧－－在空中真是又爆炸又起火！海外与国内的不同角度的报导应该能充份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256飞机在著陆前就已经起火"，而且此前发生了爆炸。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这著陆前的爆炸起火是怎么来的？ 当然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我军导弹打的。但我方否认了这一点。到底怎么回事？ 笔者在此不妨提出推测：并不是我军发射了导弹，而可能是苏蒙方面发射了导弹将256飞机击 中，引起爆炸并著火。下面分析一下： 大家都知道，林彪飞机临出境前，周恩来曾请示毛主席是否击落它。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想来周恩来与林彪并无旧仇，即使文革中关系也不错，周没有必要致林彪于死地。况且毛主席都发话了，周恩来绝不可能（也不敢）公开对抗毛的指示。他若动用导弹打256飞机，绝不可能瞒得过毛。（笔者非常不同意王兆军认为的"林彪事件中是周恩来想致林彪于死地"的观点）。而从现象分析来看，恐怕真如我方所说，我方"并未发射导弹"。因为： 1.256飞机在飞出国境之前，在我国境内上空曾经犹犹豫豫徘徊很长时间（0：32起飞，1：50出境。在国内绕了1个多小时。孙一先书P169），只要我方决心将它打下，作为一架民航飞机，它几乎不可能逃过导弹和歼击机的打击飞出国境－－可见我方是有意放走它的。 2。如果认为在256飞机出境前，我军就用导弹将其击中受伤。则恐怕256飞机不可能再在外蒙 古境内飞那么长时间－－这也很难解释蒙古保管员在温都尔汗听到空中256飞机的爆炸声。 3。如果认为是在256飞机返回中国途中，我方发射导弹，在温都尔汗附近将其击中（王兆军 就是此种观点）。则由于温都尔汗距离我国边界至少350公里，恐怕中国防空导弹，大炮都没 那么大射程，根本不可能击中它。 既然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而256飞机在没有遭到外界攻击的情况下，在空中，由于自身故障造 成爆炸起火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哪有那么巧的事，一叛逃就自爆？）。这样就只可能是苏蒙方面将其击中，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 其实，我们可以从苏联和蒙古的角度审视一下这种推测的可能性： 当256飞机越境进入蒙古领空后，苏蒙方面全程监视它，也能判断出它是民航客机。但开始时 苏蒙方面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或者故意以民航飞机身份刺探苏蒙防空系统雷达（似八十年代大韩航空客机事件）？此时苏蒙方面还不会下命令击毁它，因为在情况还没判明时，就立刻将越境中国飞机打下。苏联岂不是一切中国叛逃的飞机都不要，一切中国迷航的民航飞机都打掉，未免太绝了吧？苏蒙方面此时只能进行密切监视，看它后面的举动。 在256飞机飞到苏蒙边境转向之前的这一段路程中，苏蒙方面是无法具体判断256飞机的目的的。只能让它继续飞，进行观察。而当256飞机在蒙古境内几乎横穿了一遍，却又突然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返回，直接向中国方向目的明确地返回，并到达温都尔汗附近时，它返回中国的趋势已经明显。苏蒙方面很可能做出判断认为：既然目的明确地返回中国，这就不是叛逃，也不是迷航，而在当时中苏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这很可能是中方利用民航飞机刺探苏蒙防空雷达,现在目的达到了就想溜回中国。于是下令将其击落。其实苏联当时的心态和决策完全可以对比八十年代苏联在库页岛附近击落南朝鲜大韩航空客机时的情形（美军通过此行动也确实了解了很多诸如苏军防空雷达频率等情报）－－而且以当时中苏关系高度紧张的态势，苏蒙方面的击落决策更具可能性。 补充说明一点：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256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寻找机场迫降"的观点提供了又一个旁证。因为，如果256飞机返回时显示出徘徊，寻觅，找机场迫降的样子，则苏蒙方面就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则恐怕苏蒙方面当时还下不了决心将它击落。而恐怕正是由于256飞机返回得坚决，且返回了不短的距离，从航迹和飞行趋势上分析，也足以使得苏蒙方面认为它是想飞回中国－－而不像是找机场迫降－－所以苏蒙方面才下决心将它击落。－－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256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寻找机场"的观点提供了旁证。苏蒙方面几十年来对这件事进行保密，恐怕是有意不让我方了解苏蒙方面的防空效率，我方在这件事上恐怕真的是不了解情况。 现在如果认为256飞机遭到了苏蒙方面导弹的袭击，那么读者还会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这个结论与我方从技术上分析认为不可能是导弹击落的证据无法协调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笔者将给出分析： 首先，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我方调查组的证据本身是否准确。比如前面许大使引用的调查组认为"飞机不象是空中著火爆炸，而是著地后爆炸起火"的结论，在蒙古方面众多目击者的证词下，就显然是错误的结论。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怀疑调查组别的结论是否可靠。特别是我方专业技术调查组无法亲临蒙古观察，只能靠我国驻蒙古大使馆人员孙一先拍摄的相片进行研究（这是空军司令王海的回忆《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讲的），难免有不准之处。 其次，我们再从纯技术角度分析一下，反驳一下调查组的部份结论： 我们先看一下调查组的结论，当时由王海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调查任务。以下选 自王海的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现场，有一道相当长且清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下的；飞机的残骸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片抛落地面，其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机上人员的尸体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如果从高空坠落，不可能呈现此种状态；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在空中散掉，不会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据显示，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起种 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王海想说的无非两点：1.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及其理由。2.飞机不是"空中起火"及其理由。以下笔者进行反驳： 1.以前的分析者总是认为"飞机空中爆炸"，就必然意味著是在空中炸个粉碎－－所以就不可能在地面留下著陆滑痕；飞机残骸就不可能集中分布；尸体散布也不可能集中，就不可能是人为操纵的迫降......。其实凭什么一定这样？飞机中导弹后凭什么一定在空中炸个粉碎？为什么就不能是飞机部份受伤受损呢－－为什么不考虑这种情况？256飞机在空中机翼中导弹后，完全可能只是部份被炸坏，也就是飞机受伤了－－并未被炸得粉碎。所以它还能勉强飞行一段。我想256飞机就是这样。256飞机机翼中弹后，引起大火，不过并未"粉碎"，只是不能远飞了，只能带火迫降，并在著陆过程中也不顺利，又发生了新事故－－这著陆过程中的新事故的情况倒可能与调查组的分析相似了。所以假如按照笔者的做出的结论也仍然可以满足王海举出的失事现场情况：地面有轨迹；飞机残骸集中；尸体散布集中；"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 2."飞机在空中起火"，可能仅是弹片击中位于右侧机翼部位的油箱引起。而256飞机在机腹也有油箱（这是主油箱）。所以也可以保证：机翼中弹，所以机翼油箱爆炸起火。迫降时，用机腹著陆，由于此前已没时间进行盘旋耗尽燃油，所以机腹油箱破裂，燃油导致"地面大面积燃烧"。这样一分析，王海在上文指出的失事现场的几个问题，笔者的说法也能解释得通。256飞机中弹在空中爆炸（只炸坏一部份）失火，并进行著陆失败是完全可能的。王海的分析不能否认"导弹击中说"。另外，还有一个飞机机翼上著名的大洞问题。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写道："......右机翼的内展部份，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40厘米的大洞"。又写道："飞机右翼根部那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曾令人怀疑是防空导弹击中的。但机翼的顶面并未穿透，而且洞孔形状不规则 ，边缘是向外翻的，说明它是从内部爆炸冲击形成的"。（《林彪家族纪事》P8□21）正是由于大洞处的铝刺是"向外翻的"，所以他认为大洞"是从内部爆炸冲击形成的"。是著陆时油箱爆炸引起的，这一证据想必不少读者都听说过。但是这"外翻"的证据本身就并不一定可靠。我国驻蒙武官孙一先对大洞的铝刺的情形描述就不同。他在自己的书P195中描述道："......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直径40厘米。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可见对同一个洞的铝刺方向的描述，许文益说"外翻"－－并把它作为不是导弹击中的重要证据。孙一先说："有的朝里，有的朝外"。我们到底听谁的？ 在肖思科参与编写的《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一书P50,54中，他显然采用了孙一先的说法。既然林彪问题研究专家采用了此说法，笔者也采用之。即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 在孙一先书P260中有一段李耀文的相关分析： 256号右翼根部的洞是油箱著火向下冲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 是导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向里翻。笔者不同意这段分析！一般来说，机翼内部油箱爆炸，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外翻"的可能性大；若是外部导弹击中，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内翻"的可能性大。现在的情况是：铝刺不规则，"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则既有可能内部油箱爆炸，也有可能导弹所致。所以单凭铝刺的状态凭什么肯定不可能是导弹击中？另外，导弹击中机翼也不一定非要穿透机翼的顶面。对于大洞问题笔者总的观点是：不能排除大洞就是导弹击中造成的。但是，也有可能弹著点在别处，只不过未发现。因为一方面调查组全靠照片进行研究难以精确，另一方面，一些部件已被苏联人拆走，现场已被破坏。可以这么说：从纯技术的角度，整个调查组就没有认真考虑"256飞机仅只是被导弹击伤，而不是立刻被击落或击碎"这种情况，即使在调查报告中提了一句这种情况，却根本未展开分析，否定这种可能性－－而是与分析别的情况混在一起，悄悄滑了过去。（也可参见孙一先书P276-278）。 孙一先书P279中还有如下的说法： 913过后，来自蒙军和驻蒙苏军的一些内部情况表明，他们在纵深没有发现这架中飞机，因此 不可能发射地空导弹，或者起飞战斗机拦截。苏蒙空军真是如此水平低下？连一架民航飞机的闯入也监视不了？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前面提到的日本刊物2000年采访前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中的话："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以及PeterHannam采访克格勃的话。就知道：苏蒙方面当时就完全了解256飞机的航迹。苏蒙方面只不过当时佯装防空效率低下，骗中国而已。我们怎能今天还上这个当？所以笔者认为我方调查组从纯技术角度否定"导弹击中说"的证据靠不住。我们现在甚至可以推测一下是谁打下了256飞机：请看《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P51（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在伊白（即孙一先－－笔者注）随许大使从乌兰巴托乘飞机赶往温都尔汗时，曾在飞机上看见离现场不远有一个某国空军基地，驻有一个师的航空兵。 笔者推测可能就是这个苏军航空师的导弹将256飞机击落。而笔者研究了前面提到的日本刊物采访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笔者认为：恐怕不是蒙古军队发射的导弹。 这样我们就可以补充前面的"9月12日夜林彪出走梗概"： －－>256飞机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向中国返回－－>向中国方向飞行一段距离后，到达温都尔汗附近－－>苏蒙方面在跟踪了256飞机的航迹后认为：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256飞机机翼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仍能飞行一段，只好盘旋寻找迫降地点，并带著大火进行迫降。由于火太大，256飞机已经没有时间进行盘旋以耗尽机腹主油箱的燃油了。所以只能带著2.5吨油用机腹著陆。飞机著陆时动作有误并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 笔者在以上较多运用分析推理的方法探讨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走事件。现在笔者发现其实 还有另一条道路也可以有力地帮助我们揭开9.13之谜，那就是256飞机上的黑匣子。256飞机上有无黑匣子？很多人认为没有（比如张聂尔书中P293即这样说）。现在看肯定有黑匣子。 前面提到的我国驻蒙古武官孙一先的书《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有这样的话： 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1E型"开始，已装有70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份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部份录制机上相互通话和同地面的通话，名称是"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飞机一起飞他们就自动开始工作......似乎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256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孙书P190 以下是孙一先引用彼得·汉纳姆的采访： 最后，他（指彼得·汉纳姆－－笔者注）问了一下这架飞机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 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孙书P334 显然，256飞机中有黑匣子。虽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但驾驶舱中的其 他人员的对话应该有吧？对揭开林彪登机以后的迷雾一定大有帮助。我们希望俄罗斯归还原 本就属于中国的黑匣子。 最后对全文总结一下。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四条新的核心质疑： 一.林彪在去机场的汽车上到底说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 性的话？ 二.林彪一行为什么没有按原计划飞往广州（香港）？是不是因为机上燃油不足？ 三.关于"256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 1.这是否是事实？ 2.如果是事实，飞机为何不一直飞向苏联？为何又掉头返回中国？飞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四.关于"256飞机著陆前曾发生爆炸并起火"： 1.这是否是事实？ 2.如果是事实，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被苏蒙方面导弹击中？ 目录 一、前言 二、罪行的疑惑 三、难忘的岁月（１９６８-１９７２年） 四、蒙古国独立史 五、个人恩怨 六、民族主义 七、神经性毛孔扩张症 八、功高盖世 九、卖国贼和民族英雄 十、月黑风高 十一、忠魂为何守辽东 十二、后语 创建时间：2004-12-30 目录页下一页 一、前言 在中共十大元帅中，林彪资历最浅，却排名第三。以“红军之父”著称的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曾经代总司令，这种历史造就的原因，林彪是不可能用战功超越的。若仅以资历而论，林彪是黄埔第四期学生，聂荣臻、叶剑英是他的老师，徐向前属黄埔一期也是他的学长；南昌起义时，林彪是连长，而刘伯承、贺龙分别是参谋团团长和军长，都是起义总指挥；陈毅在南昌起义部队和红四军中则当过林彪的直接上级，林彪的浅历也就比罗荣桓稍许强点。然而，无论是黄埔军校时任他的教官，还是南昌起义时任他的总指挥，还是上井冈山时任他的军长、党代表，统统被他超越，这已足以说明林彪是凭着赫赫战功，才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但是，林彪成为元帅第三，与其它九位不同是：他年纪最轻、战功最大，在党内、军内取得的地位最高，妻、子因他而死，自己和夫人尸首分离，是死后唯一没进八宝山的开国元帅。 作为一名２４岁就当军长的年轻将军来说，没有一点神奇可言。想当年汉武帝的骠骑将军霍去病，１６岁统兵塞外，６伐匈奴，死时才２４岁；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相州李固渡（今河南安阳），率３００游勇散兵大破十倍于己的金国正规军，斩主将完颜赫首级于马下，时年也是２４岁。但是，林彪的军事生涯是不能与历史上的这两位英雄简单地相比的，他从见习排长干起，一生除了副统帅外从未当过副职，仅此一点，先人们也无法去和林彪相比拟，即使在世界史上有林彪这一经历的也不多见。 纵观林彪一生，是人时被万众拥戴，成鬼后遭神州共讨，其获得的荣誉和地位简直是天堂与地狱般的大起大落。他从一个普通的见习排长，一跃成为共和国第二号神级人物；他一度红得发紫，又紫得发黑；他从权力倾国的接班人，又迅间跨进十恶不赫的罪人行列。林彪究竟是个什幺样的人，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在历史上恐怕算得上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奇人。 “９.１３”事件至今已经过去３１年，关于林彪的死，中共官方早以大量的人证物证定成一个让后人永远翻不了的铁案。但往往是事与愿违，面对证据如山的铁案，世面上反而流传出很多不同于官方的说法：有国内的传说，也有海外的版本，如“西山镇压说”、“绑架说”、“导弹击落说"、“隐替身说"等等，这些说法真是众说霏云，几乎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就各种说法的来源来看，有的是以神密人物自居，有的是以当事人现身，有的是林家未亡人的陈述，有的是根据自己掌握的线索来假设论证。 其实，有如此多的各种说法，只能反应出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反对官方定下的结论，这也说明林彪在“９.１３”事件里死得离奇，死得不明不白，死得无法让好多人信服。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林彪死亡真相别无其它，只能有一个，事实究竟如何，真相只有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不仅要留给后人一个真相，更要交代这个真相的过程和形成的由来。本人高中学历，既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写作经验，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后人，属于无党派人士，跟林彪事件更无任何瓜葛牵连，怀着探索的目的去了解事件真相也不到２年的时间。在此，我只是想就自己掌握的资料，来谈点个人看法，如有不妥，望大家能批评指正。 林瘌痢（武汉方言，“痢”音同：堤） 坐飞机 摔下来（“摔”音同：达） 屁股只冒气 这是在“９.１３”事件发生后广泛流传的一首儿歌，它足以说明林彪犯下了深重的罪孽，实在是不得人心，其滔天罪行在神州大地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我就是唱着这首歌长大的，现在还清楚记得有好多儿歌，如：“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当时在学校的宣传栏或黑板报上，各种类型的批判文章，配上形形色色的讽刺漫画，伴随着亢腔激昂的童音，随处可见。 小时候读书还算认真，见课本上讲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我对此是深信不疑。长大后感到有点奇怪，北上抗日为什幺要西渡金沙江，而不直接去东北？后来我就更觉奇怪了：长征怎幺在１９３６年到达陕北后就结束了，“七七事变”可是一年后才发生的事情呀，难道当年的红军具有先知先觉的洞察力，能在日寇行动之前，就抢得先机？ 直到进入网络信息化的时代，才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才看到了不同的言论，才彻底地觉醒，才真正搞清楚“北上抗日”的确实含义，这一切的感触就如同在塔利班领导下的阿富汗人民能看一眼电视、收听一下电台广播一样，遭麻痹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在思想被解放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发现一本辉煌的中共党史里，竟然没有几条真实的内容值得阅读。看看“开国大典”吧，究竟有那些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又有那些人从站着的画面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看看在毛泽东去世后，在为其守灵的宏大场景里，究竟有没有站着个曾经与他血肉如共的至爱夫人？看看在邓小平与英国前首相、与葡萄牙前总督分别举行收回香港、澳门的签字仪式时，怎幺看不到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６年任中国政府的总书记、总理，究竟有没有这两项职务，存在过这两个人吗？我们天天在标榜自己的“实事求是”，天天在教育人们去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天天在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可这幺几个简单的历史场面，竟然被肆意篡改，被任意地歪曲，可想而知我不得不怀疑一本中共党史能有多少真实可言。在今天的市场经济领域，因为肆意造假，真实被玷污，法律被践踏，使水货泛滥成灾，虚假在繁华的外表包装下掩盖住了一切。真是不敢想象，如果长此以往，再过个２０年、３０年，我们的后代会怎样去面对一个“客观”、“真实”的过去，这样的未来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继承和发展，而是严重关系到一个民族的道德品质问题和生存问题。 正是因为本人的醒悟，才发觉自己有一段被欺骗愚弄的经历；正是因为受良知的驱使，才使自己去了解被包装粉饰的过去。“９.１３”作为发生在中共党史里的一项特大事件，这里面能有多少真实性可言，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有结果必有原因，有原因必有结果，“９.１３”事件发生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孽得以昭示天下，本人就以中共官方在历史上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系列定性罪名，先谈点个人看法。 创建时间：2004-12-30目录页下一页 二、罪行的疑惑 “９.１３”事件发生后，林彪和他生前的四员大将被大量的“铁证”定为反革命集团，被举国唾骂了３１年，这几员大将被索定为林彪死党的骨干分子，史称“四大金刚”，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因他们未随主子一块外逃叛国而得以苟且残生，直到今天，在国内的老百姓只要一提到“林彪”这两个字，总会有人骂到“叛徒”、“卖国贼”，使用的都是极具诋毁的贬义词。林彪的这个反革命集团到底犯有什幺罪，先看看中共官方在历史上的一系列定性： 中共中央发出林彪叛逃通知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份关于林彪叛逃事件的文件。文件正式通知：“林彪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并宣称：“对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文件说，现有的种种人证物证业已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并说：“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文件说，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线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这个文件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传达的原则，第一步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以上的党组织。然后传达到地、师以上干部，再传达到全国。１２月１１日、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３日、７月２日，中共中央陆续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大规模的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 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日至６月２３日，批林整风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负责人共３１２人参加。为说明与林彪集团的斗争过程，为进一步深入彻底批判林彪等人，周恩来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并着重介绍会议文件。这场会议的最主要文件是毛泽东写给江青一封信，政治局９人分到各组去解释这封信。江青个人的解释刊登在会议演示文稿上，她说毛泽东早在１９６２年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６月２３日的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批林整风汇报会把粉碎“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批林要批极右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８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办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两天后，周恩来批示：“拟同意。”到了１２月２日，江青却批示：“我个人认为应该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５日，王若水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拥护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的问题。１７日，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认为王若水的看法不对，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批林要批极右。在毛泽东的意见传达后，全国开始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不再批极左。 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开始展开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一次重要谈话中涉及到如何处理老干部的问题。他说：“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幺打倒了那幺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们。”周恩来随即提出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同意：“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 于是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的两个办法出台，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有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于是数以百计的高级干部、将领被落实了政策，但彭德怀、刘少奇等人不在此列。 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审查报告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０日，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项目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审查报告》说，“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并说中央项目组根据大量人证物证查明，“早在九大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审查报告》还说，“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是国内外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中央项目组建议中央：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二、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三、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四、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五、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它骨干分子，按照党的政策，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批判克己复辟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８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从１９７４年年初至同年６月，历时半年左右。６月１４日，江青在北京主持召开“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张春桥说：批林批孔“围绕一个克己复礼，牵涉到现实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许多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公审林彪集团 １９８０年全国人大特别法庭根据大量的人证物证，依法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进行审判。 图门是中央军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林彪反革命集团审理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遵照邓小平、彭真、伍修权、黄火青、史进前等人“弄清出处，用事实回击，总结经验和规律，教育群众，警示后人”的指示，对审判找出了更多更有力的细节左证。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审判林彪一案的方针之一是：起诉书、证据都要确凿，站得住脚，传到子孙后代也推翻不了。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０日至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特别法庭开庭４２次，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结束了历时７７天的公审，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做出判决。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读特别法院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别判处： 陈伯达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黄永胜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吴法宪有期徒刑１７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李作鹏有期徒刑１７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邱会作有期徒刑１６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江腾蛟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以上是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至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在不到１０年的时间里，同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共中央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出的一系列定性。笔者没有全部列举出来，但从这些具有“铁”的定性来看，既反复无常，又前后极端矛盾。先看看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的罪名，主要是“叛党叛国的卖国贼”、“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作案动机和案发时间基本在７０年代前后，与“９.１３”事件相距不远，这说明一贯正确的毛泽东能洞察一切地先发制人。 到了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８日，“洞察一切”的神话再次出现，江青的信件不仅证明毛泽东早在１９６２年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林彪反对文革运动的一件极其重要的物证。根据该信证明的内容，使林彪反文革的罪恶行径发生实质性转变，使当时的路线斗争由批“极左”迅间变成变成了批“极右”。这个从左到右，一个相互对立、极端矛盾的突发转变，就轻易使林彪作案的动机迅速提前到６０年代初期，与１９５９年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出任国防部长的时间挂上了一点钩。 到了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０日，“洞察一切”的毛泽东又得出了最新的结论，林彪的性质变成“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为了能证实这个神话般的结论，竟然“掘墓鞭尸”春秋时期的孔子，因为这个“长期隐藏”的高度概括，再次将林彪的作案时间大步提前，使林彪在战争年代就玩弄两面派、搞阴谋复辟的罪名在想象中成立。同时，还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斗争归功于两胜：“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两胜”的得主自然是毛泽东本人，前一个说明林彪在党的前九次路线斗争中是假拥护，真反对；后一个说明林彪在耍两面派，是表面上拥护文化大革命，实质是恶毒攻击，蓄意反对。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林彪领导的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反文革罪行跟中央文革小组毫无瓜葛，不存在任何联系，林彪就是全国公认的反文革大阴谋家，其罪恶行径是罄竹难书，罪证也是铁证如山。 事隔７年外加３个月，到了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林彪的罪行又发生本质性的彻底转变。罪行不仅含有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的性质——发动反革命政变，而且还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绑到了一起，两个集团曾经相互勾结、密不可分，将毛泽东几次洞察出一切的神话彻底推翻，连哪封写给江青的信也不知道弄到那里去了，可能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的“铁证”也有过期的时候，反正又涌现出了大量的人证物证，竟然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林彪原本彻头彻尾反文革的过期“铁证”，进而否认原本反革命“两面派”的本性，成为既是反革命的“两面派”，又是拥护文革的“一面派”。 如此翻来覆去地给林彪举证定性，这俗话还真不知道是怎幺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林彪的本性就这幺一下子“移”了几次，而且还移过了头！反正林彪已死，不可能为自己辩护，而且他还是个善于玩弄权术的阴谋家，因此想怎幺说就怎幺说，想怎幺定就怎幺定性。当权者就不好好考虑考虑，如此搬弄是非，颠倒黑白，难道历史如同小儿游戏一般，想怎幺着就怎幺着，而且还准备变化到多久？ 林彪案件就这幺被当局推翻了过来，又肯定了过去，林彪反而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定策划发动者和执行者，而且还是个反对毛泽东大耍两面派的阴谋家，因此，从这个大前提出发，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被逼的无辜者，是上当受骗的受害者，是中了林彪的诡计，上了江青的当。” 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据此对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正式量刑定罪。 林彪究竟有什幺罪？ 林彪已死，不可复生，他究竟有什幺罪好象是件永远无法说得清的事情。因此，在他死后的１０年间，中共官方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定下了一系列前后极端矛盾的结论，而且都有大量人证物证，都是确凿的铁证，可结果仍是一改再变，这不禁使本人对林彪所有指控的罪名和对这些所有的铁证全部产生质疑，这恐怕就是造成世面上流传多种“说法”的主要原因。 中共官方对林彪罪行的最后确认，以“实事求是”著称的邓小平已否认了一大半：“林彪历史上没有问题，他的主要罪行是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毛主席。”根据邓小平的这个结论，指控林彪的罪行就只剩下了一条：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毛主席。对这个指控去量刑定罪，若依法办事就是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法律是以事实为依据，没有事实就不能定罪，这是法律的基本常识，即使有犯罪企图，但最终没有形成犯罪事实就不能定罪。在“９.１３”事件中，毛泽东没有受到一处伤害，林彪也没有当上国家主席，这两条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毛泽东、邓小平是根据什幺事实来给林彪定罪？而且还能据此叛处“四大金刚”近２０年的徒刑。 用同样的道理，林彪虽然到了蒙古，但事实上没有到达苏联，“企图叛逃苏联”是凭空假设出来的，毫无事实根据，用虚假的事实来量刑定罪是不合法的。很显然，以“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 的罪名来处置林彪集团，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永远都不可能令人信服的。 另外，最值得质疑的就是对和林彪一起叛逃的四位２５６号机组人员：潘景寅、李平、张延奎、邰起良，不知道依据什幺证据，就否认他们是帮助林彪叛逃的帮凶，还分别颁发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由此可见，官方以假设的证据去分析定案，都经不起推敲，是站不住脚的。下面就是给潘景寅家属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其它机组三人同）： 潘景寅同志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３日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量刑定罪，官方举证的疑点实在太多，前后矛盾极端对立。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林彪死亡的真相只有一个而别无其它。因此，笔者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借鉴中共官方和世面上流传的各种“说法”，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行径，斗胆地谈点个人看法。 有结果必有原因 “９.１３”事件是正、副两个统帅之间的斗争结果，一个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另一个大权在握而稳坐北京；一个从此身败名裂，另一个又一次赢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个结果真是如此吗？其实，这劫中定数都局限在一个简单的表面上。有结果必有原因，有原因必有结果，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不去分析斗争的起因，不了解二人的关系演变史，不掌握当时千变万化的国内、国际政治局势，仅凭空猜测，是无法透过表象看到问题的实质的。为了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我想应该从起因谈起，这首先就要了解毛、林二人在历史上是怎幺走到一起的？又是怎幺变成最亲密的战友？在这期间他们二人都在想些什幺、做了些什幺事情？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找出他们为什幺会反目为敌的真实起因，才能得出一个真实的“９.１３”结果。 对毛泽东一生的丰功伟绩，由于被中共官方宣传了几十年，已经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所以本人就以林彪的一生为主线，结合二人关系的演变史，先回顾一下难忘的多灾多难的那几年历史——难忘的岁月（１９６８-１９７２年） 创建时间：2004-12-30 三、难忘的岁月（１９６８-１９７２年） 毛泽东和林彪可不是两个一般的普通人。他们双双把持着中共政坛，领导着占世界１/４的人口，主宰着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他们的一举一动，对国内，乃至国际局势，都会产生出极大的影响。 在“九大”以后的两年间，他俩的关系由亲密战友演变成不共戴天的政治仇敌。因此，先回顾一下这几年的历史，研究一下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就能从这些事件中摸索出一些值得研讨的东西，才能将一些断断续续的线索连贯起来，才能将杂乱无章的头绪整理清楚，这对弄清事件的真相是不可缺少的一步。 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２年，笔者根据这５年发生的一系列的人和事，分别按“中共国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关系方面”、“中美关系方面”和“中日关系方面”五个方面作了简单的归类，希望通过列举出来的这些历史事实，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来深入了解“９.１３”事件的真实起因。 (一)、中共国内方面 １９６８年９月１日，随着新疆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全国（除台湾省外）２９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委会，随着“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高潮出现，文革运动迅速转入消退期。 ９月１２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使在文革中能幸存下来的大批“知识分子”，以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名义，分别被安排到了农村、工厂，去接受再教育。同期，为了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广大干部为了能有重新学习的机会，文革里的领导骨干们被兼学别样地安置到专门准备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干校”。１２月２２日，毛泽东说了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使曾经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和广大城市待业青年，去积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基本全被农村消化完毕。此时，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由轰轰烈烈的“武斗造反”转变成安安静静“吃忆苦饭、读红宝书”的“文斗”方式，中华大地再次出现政治形势稳定的社会局面。 １０月１３-３１日，中共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６日-３月２４日，新成立的国家计委在北京筹备召开了“全国计划座谈会”，会上出台了《１９６９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其中规定了５项主要任务：１、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泽东著作的出版，要求年内出版《毛泽东选集》１-４卷２０００万部；大力发展广播事业，动员４０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２、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持。３、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建设。４、安排好轻工市场；继续提倡完婚和计划生育。５、继续狠抓交通运输工作。对这个计划纲要的实施，是中共政局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转入经济建设的一个明显信号。 ３月，为迎接中共九大的胜利召开，先由林彪、陈伯达起草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该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要求全党应集中精力发展生产，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篇报告在毛泽东审定时被推倒重来，其后改由张春桥、姚文元、康生起草了正式的政治报告。４月１-２４日，中共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林彪在会上作了张春桥等人起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政治报告，大会确立把“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并以此规定了“斗、批、改”的任务。同时，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中共党章。 ６月９日，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在北京去世。１１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去世。１１月３０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在合肥去世。 １０月１７日，林彪在苏州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即：“林副统帅第一号令”。 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时年２７岁。 ４月２４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重１７３公斤，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４３９公里，最远点２３８４公里，卫星用２０００９兆周的频率播放《东方红》乐曲。 ８月２３日-９月６日，中共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周恩来、康生、陈毅、汪东兴、许世友、钱学森、郭沫若等几乎所有的代表都赞同设立国家主席。８月２５日，毛泽东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指出陈伯达有野心，责令收回华北组第２号演示文稿。会后，陈伯达受到彻底批判。林彪曾于４月１１日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９月２３日，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在全国推广既抓阶级斗争，又抓农田生产的大寨经验。 １１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由上而下的“批陈整风”运动全面开展。 １２月，北京军区改组。这是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在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同时宣布的中央决定。 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２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自此“批陈整风”运动在中共各级机关逐步传达。 ４月，毛泽东指派李先念参加由林彪负责的中央军委办事组。 ４月１５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等人作出书面检讨。２９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汇报会上作总结讲话，指出黄、吴、叶、李、邱等人在政治上犯了方向性严重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 ５月１日，国际劳动节，林彪没有按惯例紧跟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第一次反常地迟到，并提前离开庆祝会场。 ６月９日，江青到毛家湾，亲自为林彪拍摄了一张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照片，分别刊登在７月９日出版的《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上。 ７月１日，中共党诞生５０周年纪念日，８月１日是中共建军节，毛泽东和林彪都未在隆重庆祝的公众场合露面，这两大重要节日都在没有毛泽东或林彪的画面中度过。 ８月１４日-９月１２日，毛泽东南巡，沿途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对谈话内容要求小范围传达，严禁外传。毛泽东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９月，林彪住进由８３４１部队负责安全保卫的北戴河度假地。９月６日，陪同金日成访华的李作鹏回到北京。９月１０日，中国发射成功第一枚洲际火箭。 ９月１２日下午２点，毛泽东南巡的专列到达丰台站，召见了北京军区和北京市的负责人：李德生、纪邓奎、吴德、吴忠等人，指示李德生调一个师的部队去南口。当晚１０：３０，总参谋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９月１３日凌晨，林彪和夫人叶群、儿子林立果、刘沛丰、潘景寅等九人乘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随机人员全部死亡。 ９月１８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份关于林彪叛逃事件的文件。文件正式通知：“林彪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１０月１日是中共建国庆祝日，天安门广场破例取消大型的游行庆祝活动。１０月２５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原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及其一切所属机构。 １１月底-１９７２年１月初，毛泽东因肺心病引起严重缺氧，出现休克症状，几次出现呼吸停止的重症，经多日抢救，转危为安，休养两个月。 １２月１１日、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３日、７月２日，中共中央陆续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大规模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中共负责调查林彪一案的工作小组，发现以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泽东、夺取全国政权的《“５７１工程”纪要》，作为材料之一在全国范围传达。 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在１月１０日举行追悼会上，毛泽东带病参加，周恩来致悼词。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再度休克，心脏曾经停止跳动，经医护人员紧急抢救，病情再次好转。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 １９６８年１月３-５日，捷共中央继续举行全会，解除了诺沃提尼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选举亚杜布切克为第一书记。 ３月８日，波兰发生“三月事件”，波政府禁演《先人祭》话剧，理由是，该剧带有“反苏性质”，波作家协会华沙分会对此提出抗议，华沙大学生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公演此剧。游行队伍中还出现反对哥穆尔卡和反对与苏合作的标语口号。 ８月２０日，华沙条约成员国苏、波、保、匈和民主德国出兵侵捷，次日下午，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等捷党政主要领导人被苏军挟持前往莫斯科。苏方与捷总统斯沃博达谈判，要斯沃博达出面组织新政府，结果被拒绝。 １９６９年１月８日，布拉格１８岁的大学生扬帕拉赫在瓦茨拉夫广场自焚，以抗议５国侵捷。 ２５日，数１０万人参加其葬礼。３月２８日，捷全国各地数万群众自发庆祝捷冰球队在世界冰球锦标赛上战胜苏联队，庆祝活动很快变成大规模的反苏示威。 ３月１l-１５日，南共联盟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强调，必须在各民族平等和社会政治共同体非国家主义化的基础上，发展民族间联系的新形式。大会要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清算大国一元主义倾向及民族本位主义、孤立主义和分裂主义。铁托当选为共盟主席团主席。 ６月５—１７日，罗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７５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会上反对国际会议对中共等党进行的谴责。８月６—１２日，罗共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齐奥塞斯库当选为中央总书记。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０—１１日，捷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捷共十三大以来党内和社会危机局势发展中应吸取的教训》。文件重申，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１２月１３-１９日，波兰发生“十二月事件”。１２月１３日，波政府宣布提高４０多种生活消费品的零售价格，提价幅度从３.６—９２.l％。１４日，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举行罢工游行，抗议提价，罢工工人组织了罢工委员会，由委员会领导罢工并同政府交涉。１８日，晚政府派治安部队和军队进行武力镇压，与罢工游行者发生冲突，在冲突中造成４４人死亡(其中２名警察和１名士兵)，１１６４人受伤(其中６００人是治安人员)。１９日，事件被平息。 １９７１年６月４日，铁托在萨格勒布会见克罗地亚领导人时说，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恶性膨胀已成了全国性的关键问题，批评克罗地亚领导人未积极开展工作，要求其采取坚决行动，制止民族主义的蔓延。６月１２—１３日，克共盟召开第四次代表会议，决定把民族主义分子开除出共盟。 ６月１５-１９日，统一社会党在柏林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昂纳克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当选为党的主席。 １２月１—２日，南共联盟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克罗地亚的形势。铁托在会上指出，在克形成了民族主义运动，其策源地是“文化协会”，大学生罢课是“反革命活动”。会议决定，开展最广泛的社会活动来反对反自治、反社会主义的力量。１２月１２-１３日，克罗地亚共盟中央召开会议，通过反民族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决议，号召盟员清除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根源。 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６日，昂纳克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一期上发表文章，指责中国领导人奉行反苏、反社会主义各国、反国际共运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政策。 (三)、中苏关系方面 １９６８年１月，苏军侵入乌苏里江中国七里沁岛，制造严重的流血事件。 １９６９年３月，苏联军队两次侵入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多名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中方边防部队进行了还击，其后双方政府互相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６月５-１７日，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７０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古巴共产党和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的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大会，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南共联盟等１７党未派代表参加。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说，帝国主义仍是主要敌人，帝国主义的战略重心正在发生某种转移，新的世界大战是“最现实的事实”，要对侵略者“组织集团回击”。他还强调，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帝运动的支柱”，应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威力、协调它们的力量和加强它们的合作。报告再一次对中共党进行了指责，会议还通过了《给越南以独立、自由与和平》呼吁书、《声援海地共产党人斗争的声明》、《保卫和平呼吁书》等文件和关于召开世界反帝大会的决定。 ６月１３日，苏联政府就苏中边界问题发表声明，提出在最近两三月内在莫斯科举行苏中会谈。声明说“苏中实际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指责中国“觊觎１５０万平方公里历来属于苏的领土”，“妄想得到中国征服者过去曾去过或准备去的地方”，声称中国北方应“以长城为界”；西部“不超出甘肃和四川”，乌苏里江“无论如何也不曾是一条内河”。 ８月１３日，苏军入侵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铁列克提流血事件。中国一支３０多人的边防巡逻队，遭到越界苏军３００余人、配备２架直升机和数十辆装甲车的突然袭击，人员全部牺牲。 ９月１１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在回国途中赶到北京，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会晤。双方就中苏关系问题阐明了各自的立场。 １０月２０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 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０日-４月９日，苏共举行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捍卫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反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使人类免于新的世界大战，为此提出了争取和平合作的６点“和平纲领”，主张改善和缓和同西方的关系。 ７月２５日，《真理报》发表H亚历山大洛夫题为《关于北京与华盛顿的接触》的文章，认为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目的之一是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反苏主义是中美接近的背景因素，等等。 ９月２２—２５日，勃列日涅夫访问南斯拉夫。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称，苏南目前拥有进一步发展两国合作的良好基础，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不应把反映各国经验和特点的那些社会主义建设方法彼此对立起来。双方表示赞成把巴尔干地区宣布为无核地区，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认为召开５大核国家会议是“有益的”。 (四)、中美关系方面 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１日，美国宣布自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和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的限制。８月２-３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出访共产国际阵营的罗马利亚，齐奥塞斯库在会谈中希望美中关系得到改善，同时建议尼克松访华。１２月，美国政府宣布再一次放松对华贸易限制。 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１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发表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声明，即“５.２０声明”，声明指出：新的世界大战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６月１７日，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议》，将钓鱼岛等岛屿一起归还给日本。同日，台湾外交部发出“不能接受美、日归还冲绳协议”的声明，随后台湾各地爆发示威游行。 １０月１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 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９日-３０日，美国各地华人成立“保钓委员会”，３０００余人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举行保卫钓鱼岛的游行示威。２月１２日，中共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钓鱼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国内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拥护中共“２.１２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 ４月１０日，美国乒乓球队代表团应邀访华，史称“乒乓外交”。 ７月９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１６日，发布会谈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应邀请将于１９７２年５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华。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在大病初愈的情况下短暂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它问题进行了讨论。２月２８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 (五)、中日关系方面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５-２９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我国。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 ９月２９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中国政府放弃对日发动侵华战争的巨额赔款。１０月１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针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一事，发表《夺取新的胜利》社论。 以上是发生在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２年不到５年的时间里，中国乃至国际上发生的一部分重大事件。 由于林彪反革命的一项重要罪名是叛逃苏联的“卖国贼”，所以笔者就着重分析中苏关系演变史，看看林彪生前是怎幺卖国于苏联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根据１９５０年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但是中苏两国在出版的地图中对于双方边界的画法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 １９５３年，赫鲁晓夫刚上台时，出于争取中共党支持的需要，一度以谦恭的态度善待毛泽东，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一些经济项目中废除了中苏之间不合乎平等互利原则的协议，并增加对华援助项目，此举曾使毛泽东对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不满情绪得到舒展，双方关系亲密得达到了高潮的顶点。 １９５７年，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苏联又成功试验出洲际导弹，在对华关系的态度上很快又表现出民族沙文主义。１９５８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对斯大林集团进行否定式清算，中苏关系开始降温。 同年７月，在赫鲁晓夫访华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虽然苏共对中共国内采取的各项政策表示不满，但是两党并未撕破脸皮。此时，尽管双方对边界部分地段的归属存在分歧，但双方边民和边防部队仍在友好相处。 １９５９年９月，庐山会议后，林彪出任国防部长，随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务工作。他从此介入到中共高层的政治领域后，中苏关系也开始迅速恶化。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０日，苏联单方面召回在华的全部专家和中止数百项经济技术合同；同年８月，苏联边防军在中国新疆边界博孜艾格尔山口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１９６２年春季，苏联利用中共国内经济困难时期产生的社会矛盾，煽动大量的新疆边民外逃。直到１９６４年２月，中苏两党才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此时中共已经在政治的意识形态上出现“反修”征兆，但最值得称道的却是贫穷落后的中方代表在谈判中竟然首次向苏联政府提出： 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但是，苏联已有大量公民长期居住在旧俄时代占据的这片土地，既已造成客观存在的一段属于苏联国土的历史事实，如果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去全面解决苏中边界问题，对强大的苏联来说是毫无“理由”可言的。因此，苏方代表不仅坚决否认了中俄过去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求中国承认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中俄不平等条约侵占和企图占领的中国领土也要归还给苏联。 谈判双方在立场上完全对立，对是否承认“中俄条约”的平等性已经各持己见，互不向让；在具体实施细则上，是根据１９５０年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边界地图进行仔细地画定。由于大前提完全对立，所以谈判双方在界河岛屿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边界东段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但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在《中俄北京条约》的附图中，苏联根据自己绘制的地图竟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面积约１０００平方公里的６００多个岛域划归己有。双方为此争执不下，苏方代表提出一项不分是非的岛屿交换方案，即“我们表示愿意平等交换，就是说，这里加上一块地方，那里减去一块地方，加加减减——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建议。至于争议地区，就干脆把它一分为二”。但是由于中方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即承认过去的“中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这一点对苏方来说是不可能作出让步的，这无异于承认自己是在享受过去的侵略成果，因此双方的谈判只能是毫无结果地收场，并最终导致１９６９年３月中苏边界爆发了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珍宝岛流血事件。 在珍宝岛上发生的武装冲突，通过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１５日和１７日的三次战斗，中国边防部队以极小的伤亡，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共１７辆，毙伤苏军人员约２５０人(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在边界冲突中死５８人，伤９４人)。当时双方兵力相差不多，然而中国军队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工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无空军支持，苏军则全部摩托化，不仅有占优势的炮兵，还有大量坦克、装甲车及空军飞机和直升机可直接用于支持作战，因而在技术装备、火力上占绝对优势。 尽管中方的军力在边境冲突地区处于劣势，但这几次冲突的结果却是苏方吃了大亏。 １９６９年８月１３日，苏军人侵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再次制造流血事件，中共做出了大规模战争可能爆发的判断。８月２８日，中共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要求边疆的党政军民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舋，防止突然袭击，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８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防工作的报告，动员各企业机关的职工、城市居民都参加挖防空洞，大规模战略防御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 对于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其“辉煌”战果令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不肯服输的苏联军方在《红星报》上居然公开炫耀其核武器的威力，声称要以核武器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６月１３日，苏联政府就苏中边界问题发表声明，声明指责中国“觊觎１５０万平方公里历来属于苏的领土”，“妄想得到中国征服者过去曾去过或准备去的地方”，声称中国北方应“以长城为界”，西部“不超出甘肃和四川”，乌苏里江“无论如何也不曾是一条内河”。有大量报导显示：苏联主战派曾提出“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攻击计划，但苏政治局没有同意，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的干预。 谁是中国现代的冒险家？ 针对苏联《红星报》在１９６９年６月１３日发出的声明，笔者不禁要问：中苏关系在短短的几年里如此迅速恶化，究竟谁是中国现代的冒险家？在这个贫穷弱国里，谁有这幺大的胆量竟敢觊觎满清政府曾经拥有的１５０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志愿军司令彭德怀，还是原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或者是德高望重的周恩来？在一场无法掩盖的朝鲜战争里，已经把他们几个当时的表现展示得淋漓尽致。在珍宝岛武装冲突期间，国内迅速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政治局面，据宣称：当时参加声讨“苏修”入侵的群众性示威活动达到１.５亿人次以上，中苏、中蒙边界附近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民兵，也进入战备状态。 当时的中苏关系险恶无比，而中共正在全力以赴支持抗美援越，至于抗美援越的策划者，是毛泽东还是林彪，只要看看建国初期谁具有天生一副崇拜斯大林的光辉形象，我想这是不用争论的。１９６９年，毛泽东用那封闭无助、狂妄自大的外交战略，使中国一步一步地走进既要南抗美帝，又要北拒苏联的孤立被动境地。他如此治国安邦意味着要与美、苏同时翻脸为敌，意味着中国可能陷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这在军事上是兵家大忌，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极端冒险，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宏图大略与二战时期的西特勒比起来，都有过之而不及。而且国内的文化大革命正闹得天翻地覆，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毛泽东此举简直是拿国家命运和人民利益作一场好无目的地豪赌，险恶的国际局势已经使中共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此时此刻，一个扭转乾坤的巨人已经从隐蔽的角落站了出来，他昂首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他就是毛泽东的第二个接班人，指挥共和国三军的副统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 自朝鲜战争以来，西方经济强国对中国的制裁、封锁，在越战期间达到极点。在对华关系上，美国刚成立的尼克松政府起先并没有采取遏止苏联的行动，与北越的巴黎和谈时断时续，在南越工作的美国人此时已高达２００多万。为中美关系牵线架桥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基辛格博士在起初也是这幺认为的，他觉得在中国爆发的文革运动简直是不可思议，在中苏分歧开始公开化时，他认为中国人好斗，更富于侵略性，所以他本是苏联的同情者，在中苏两大国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军事对峙后，才表现出温和的态度。 珍宝岛事件爆发后，事隔３个月，尼克松政府调整对华关系的意向，当时驻越美军达到整个越战期间最高值——５５万人，从６月起，首批２５０００人的美军战斗人员撤离越南战场，至年底已有１３万军队撤回国；７月２１日，尼克松政府又宣布自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和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的限制。苏联外交官员此时曾向美国试探“如果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时，美国作出了斩钉截铁的答复。这时在中、美、苏三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关系，正如基辛格后来所说的：“仍然非常模糊的三角关系，已经初露倪端了。”美国这时的行动也表明，它明显地企图利用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孤立它最主要的对手——苏联。对当时国际局势的瞬息变化，中共官方曾有报导，可以说明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注意到了，难道深谋远虑的军事天才会不一点也知道？大阴谋家、野心家只会喊口号、摇语录，然后是躲在家里什幺也不管，一心钻研自己的辞海、药典吗？中国能从那幺危险的世界局势中硬撑过来，难道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谓的外交努力？单看一个“５.２０声明”就能揭示一切： 在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１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发表在前一日起草好的，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声明，即：“５.２０声明”。当“声明”一传到美国白宫，尼克松气得暴跳如雷，差点作出把越战中闲置的美军战舰全调往台湾海峡的极端决定，要知道这个声明原本是由掌管军队的副统帅宣读，可被林彪一口拒绝。他这时公然反抗毛泽东，是否是导致“９.１３”结局的一个重要因素，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 客观、公正的历史是无法长期掩盖得下去的，事实也是正好相反，苏军的武器装备、经济实力在当时都占绝对优势，却偏要放弃常规战争，去甘冒核风险，这问题的实质在珍宝岛上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天才战将”，已经由幕后站到了前沿，这位“天才战将”的本事和对苏、美的立场，连苏军的高级将领，包括当年的斯大林都佩服得五腑投地，难道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点也不知道中国的这位“病夫子”？在新疆铁列克提发生流血事件后，在祖国处于严重的危难之机，这位“病夫子” 倒还悠闲地出现在井冈山上，可想而知林彪当时的心情该是何等的心潮澎湃！他２０岁时就到了这里，故地重游时已是６０多岁的老人了，戎马一生的老军人，被此情此景所动，竟挥毫写下《西江月重上井冈山》（原文发表于１９６９年８月）：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共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美国一贯奉行全球战略，当时在亚洲陷于困境的主要原因就是越南得到中国和苏联的大量援助，从战略角度讲，中苏交恶是最愿意看到的，但打核战争没有赢家，谁也控制不了局面，这就是美中改善关系的根本动机。对中苏爆发大战的可能性，林彪的谋略是胜算的，结果也正如他所料：“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林彪刚从井冈山回来，在柯西金已经拜会了周恩来后，发出他唯一的一次向世界公开的吶喊——“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尽管这个吶喊在后来被黑白颠倒，被肆意歪曲，但它是无法掩盖得住的，因为它是历史的事实，谁也篡改不了。 他的机要秘书对林彪下达“一号令”时的背景曾回忆到： 为了加强首都北京的防御，林彪提议将驻守在江苏无锡一带的第２７军主力急调张家口地区，与早在那里驻守的第６５军组成一道阻挡苏军可能入侵的“铜墙铁壁”。他让总参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长约七米、宽约三米的“三北”地区防御态势示意图，挂在毛家湾住地的会客厅。他站在地图旁边，手拿一根木棍，在上边搜寻着所关注的战略要地。叶群忙前跑后，现从空军“抓”来一个摄影记者将林彪此刻的身姿摄入了镜头。 林彪甚至还在住地练起了骑马。１９６９年国庆节前夕，林彪出外“转车” 回来，立即打铃叫秘书。我上去后，林彪用急促的口气命令说：“赶快打电话，叫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立即到我这里来。我打过电话后，几员大将陆续来到毛家湾。平时林彪找人谈话或会客，一般不让工作人员在场，这次则有点特殊。 叶群对我说：“你负责作一下记录。首长今天要讲准备打仗的事，这是要立案存盘的。” １９６９年国庆节前夕，在林彪的会客厅里，几员大将落坐后，林彪说：“今天叫你们来，是要谈下战备问题。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就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趁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幺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天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在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九大党章后，针对苏联的军事威胁，解放军增编了许多新部队，地方上大力加强武装民兵，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入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的配置。中共领导人曾对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了较高的估计，这时更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苏方也是紧急向边界调运了大批军队，因只有一条西伯利亚铁路作为运输干线，该线在１９６９年夏天为供军运而一度停止客运。从当时中苏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来看，中国比苏联弱得多，国内又忙于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国际上全力支持北越的抗美战争，在军事上去主动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明知自己的真正对手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在美国一再向中共示好的情况下，却仍在边境部署重兵，这难道仅仅是沙文主义在作怪？很显然，苏联已经感觉到了威胁，大沙文主义已感觉到弱后的中国后面有能人在指挥，而且有实力胆敢公开站出来反抗了，再加上美国的介入，用常规战争既无法取胜，又要防止中共彻底倒向美国，这些使苏联政治局发着高烧的头脑必然冷却下来。勃列日涅夫走中间立场是他唯一的选择，既不敢进攻贫弱的中国，又要在边境派驻大量装备核武的部队来显示实力，在此情况下，当然还有另一个手段，就是采用老道的外交谋略，来实现自己无法达到的真实目的，所以柯西金的北京会晤便迫切地登台亮相了。 柯西金的北京会晤，是苏联领导人采取了缓和中苏关系的有力措施，是出于多方面考虑的。苏联在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也在欧洲，仅半年后又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其国际形象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已大受损害。中苏两国共同支持的援越抗美救国战争仍在激烈进行，对华发动战争等于是在支持越南的兄弟背后开刀。另外出动大量军队去进攻中国，也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在这位军事天才的直接指挥下，胆敢冒进必然会陷入战争的泥潭。出于种种原因的考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９月上旬赴越南参加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去吊唁的中共代表提出要在回国时“途经”北京(实际上柯西金去越南选择的是经印度、缅甸、老挝的航线)，要求同中国总理举行会谈，但遭到谢绝。９月１１日，柯西金在访越回国途中，经过千幸万苦，终于实现了同周恩来进行面对面的会晤，虽然柯西金只是在北京机场作了短暂的停留，但双方达成了谅解，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在柯西金与周恩来会晤后，１０月５日，林彪刚过完国庆节就去视察张家口防线。正式动身的这一天是上午８时，林彪、叶群驱车到达机场，除了吴法宪、郑维山、阎仲川、马卫华之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赶来为林彪送行。张家口是北京西北的要塞，是首都安全的屏障。那里曾是当年平津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场，附近地形险要而复杂，林彪此行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可是，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此项行动虽然算得上是绝对的保密，除了毛泽东以外连周恩来都未打招呼，但林彪的张家口之行，涉及地域之广，人员之多，其消息必然会传到莫斯科。事实也是如此，苏方随即通知中国方面，说已对边防部队下达了避免冲突的指示，没有必要再与中国政府换文。这一改变，苏方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当然，经过中苏总理的会晤，双方都采取了缓和边界局势的措施，在边界，双方军队从此不再互相射击，苏联边防军人也不再进入有争议的珍宝岛、七里沁岛等地。由于中苏局势的紧张关系，必然会引起美国的高度重视，事实上美国已经着手改善了对华政策，为了防止在全球战略中失去有利地位，美国提出尽快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一建议得到中国方面积极响应。这样，中、美、苏三国的关系如同基辛格所总结的：“到了１９６９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变成三角关系了”。 计划安排中苏边界谈判在１０月２０日的北京举行，在苏联代表团到达北京之前，中共高层估计苏联可能以谈判为掩护实施突然袭击，于是在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散，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和大多数老领导都被分散安排到外地，解放军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国内各城市进行的疏散又和上山下乡结合在一起，总计有上千万城市居民被送到农村落户。１０月１５日，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会议，对疏散工作做了具体安排。１６日至于１７日，疏散工作紧张进行： 毛泽东去武汉。 林彪去苏州。 朱德、李富春去广东。 陈云、邓小平去江西。 聂荣臻去河北省邯郸。 叶剑英去长沙。 被列为“项目”审查对象的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人也同时被疏散到外地，在北京留守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周恩来和黄永胜。 林彪的“一号令”在“９.１３”后曾被批成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说是林彪想看看自己呼风唤雨的本事灵不灵，看看部队主要领导人对自己发号施令是什幺态度。“一号令”还被批成迫害老干部的动员令，说是想一箭双雕，既作一次“政变的预演”，又想借“战备”之名迫害老干部，把一大批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统统赶出北京城，好腾出手来整死刘少奇、陶铸等。这究竟是谁在颠倒黑白，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 斯大林的离间计 "９.１３"事件发生了，林彪死了，而英明伟大的毛泽东是怎幺事先发现他的反革命计划的？如果说是毛泽东提前发现了《“５７１工程”纪要》，这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在林彪死后才找出来的证据，二是《纪要》所涉及的时间在开始“批陈整风”的运动之后，期间已经发生北京军区的改组和李先念被派到中央军委办事组等事件，也就是说先动手的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而“设立国家主席”一说更不可能，设立国家主席只是关系到中共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毛泽东不看重这个职务，林彪即使黄袍加身也不会看中这个位子，连与林彪保持着距离的周恩来、康生、陈毅、汪东兴、许世友、钱学森、郭沫若等人都在庐山上赞同设立国家主席，可想而知，赞同“设立”的出发点是从树立国家形象，维护民族利益来考虑的，而不是代表那个私人的阴谋。当然，与“阴谋”对立的是“阳谋”，有时在人们头脑中的概念是恰恰相反，毛泽东如此坚决果断地力排众议，否认设立国家主席一职，这里面有没有无法公开的阴谋，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设立国家主席只不过是毛泽东发动倒林运动的一个借口而已。另外，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审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件时，据１９８０年全国人大特别法庭举出的证据曾提到：“９.１３”前期，已经有军队开始南下调动，并以此作为林彪调兵南下，准备反叛的证据。这不又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当时的中苏关系与１９６９年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时的情况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的，１９７１年的中苏、中蒙关系已较两年前明显缓和，苏、美两大国都已经采取了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举措，此时再在北部边境驻扎百万大军，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即使林彪调兵真的是准备南下造反，由于中共军队没有发生反叛的客观事实，如此捕风捉影式地捏造罪名，是站不住脚的。那幺又是什幺原因导致毛、林反目为敌的呢？在姚明理写的《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提醒了我，倒不是因为标题如何醒目，而是姚明理本人在未写完这部作品的时候就谢世而去，也就是说他的作品是个半成品。正因为是个半成品，才引起我的好奇，姚明理在未完成的作品中提到了林彪不愿意调起中苏战争一说，但是他又提出毛泽东对林彪准备采取行动的三个理由，其中之一就是：周恩来总理汇报吴宗法的关系材料，这个材料说吴宗法是林彪、黄永胜派遣的，专门联系对苏联战争的特务。 这个姚明理是什幺人，什幺来历，我一点也不清楚；吴宗法是何方神圣，本人更无法去核实；周恩来汇报的材料是那来的，本人也无法去考究。但是，即使姚明理是胡言乱语，“吴宗法”是凭空捏造，周恩来的材料是子虚乌有，但姚明理提出的观点却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如果林彪、黄永胜参与派遣吴宗法一案的证据确凿，杀黄永胜的头就绰绰有余，给林彪定个十恶不赦的罪也能名正言顺，可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吴宗法”这条罪名，而且在监狱服刑的反革命集团成员中里最顽固不化的首推黄永胜，他直至患癌症去世，也没承认自己犯过什幺罪，这不禁使我想起满清皇太极施反间计凌迟袁崇焕一事，难道历史的悲剧真的会重演？ 早在１９５０年２月，毛泽东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斯大林就施过离间计，这其实应该是高岗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高岗在解放战争时任东北局副书记，林彪入关后成为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５０年代初，高岗奉调进京，号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同时兼任的职务有：国家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高岗长期在东北工作，与苏联关系甚密，得到苏共高层领导人的高度“器重”，他为红军立足陕北，为中共取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国后东北的工农业能大力支持全国经济建设，为抗美援朝等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拥护毛泽东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对他也同样器重有加，曾作过“林（彪）不如高（岗）”的评价。但是，高岗正因为在苏联的“支持”下，在与刘少奇、周恩来的政治较量中，反而失去毛泽东的信任而败北，最后被迫自杀于狱中。下面就是斯大林献计的一段史实（笔者注：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叶子龙回忆录》P２０１）： 在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一天晚上斯大林来别墅会见毛泽东。他把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东北铁路系统苏联总顾问柯瓦廖夫写的《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的秘密报告交给毛泽东。报告说中共内部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这引起了毛泽东对高岗的关注斯大林密交给毛泽东的报告，从表面上看支持的是高岗，反对的是刘少奇，可在毛泽东手里所起到的作用正好相反。这份密报提交的地点是莫斯科，时间是在１９５０年初，如果按斯大林的暗示，刘少奇就是亲美派。可高岗与刘少奇比起来，究竟是谁更亲美？高岗与毛泽东比起来，究竟是谁更亲美？在仅隔几个月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几个人的立场就旗帜鲜明，展示得清清楚楚。高岗就是当时中共党内的反战派代表，他的态度是既不亲美，也不亲苏。值得一提的是，高岗反对出兵朝鲜的立场还不同于林彪，林彪反战硬是坚持到了最后，高岗虽力主反战，但一旦开战，他又是负责志愿军后勤的总司令，并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５４年初，毛泽东在与公安部长罗瑞卿的谈话中，曾明确指出：“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刘少奇因此大获全胜，高岗的生命走向了终结。想到高岗的自杀身亡，再联系到“９.１３”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禁让人觉得可怕。１９７１年是中国外交取得巨大收获的一年，中美关系经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结果是在国际上取得了政治大国的地位；解除了美、日、西欧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围堵；迫使美台防卫条约撤销，美军撤出了台湾；恢复了联合国会籍；全面对抗的中苏关系得到彻底缓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在１９７１年都留下无法让人忘却的三大著名事件：一是基辛格７月密访北京；二是“９.１３”事件；三是１０月加入联合国。三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又如此紧密相连，已经充分说明了彼此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林彪坠机于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是这三大著名事件中的重中之重。 创建时间：2004-12-30 四、蒙古国独立史 “９.１３”林彪坠机于温都尔汗，死在异国的他乡，他为什幺选择蒙古作为自己的归宿，这好象是个永远的谜。对此官方虽早有结论，但世人仍有很多猜疑，使“温都尔汗”充满了神秘。据说世上知道这个谜底的只有４个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亚历山德鲁和一个为此调查了一年多的克格勃成员，而且调查出来的结果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是什幺天机要如此保密？如果此话可信，它必涉及中、蒙、苏三方利益，也就是说，如果中、蒙两方知道了事件真相，应该对苏方极为不利，这不禁让人想起这块土地的今天和过去。 内、外蒙的由来 蒙古国是中国北部的重要邻国，地处中俄两国之间，地理位置独特，两国边界线长达４６７６公里。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国关系基本上与中苏关系同步，经历了无数的曲折和波动。中蒙双方于１９６０年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１９６２年，签订《边界条约》。７０年代，两国恢复互派大使。８０年代，两国关系逐步改善。１９８９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两国关系和两国执政党相互关系实现正常化。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蒙历史素有渊源，外蒙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的领土，今天外蒙已变成独立的蒙古国，它的由来得从这位“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说起。 １２０６年，５２岁的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即蒙古国大汗位，号成吉思汗。随后，他和他的子孙们经过不断征战，最终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蒙古帝国。１２７１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把原来的西夏、金、宋、大理和蒙古本土合并成一个帝国，国号“大元”，其疆域延伸至欧洲，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空前大帝国。当时的“大元”是一个超级大国，地域之广，几乎无法作有效的统治。蒙古人拥有如此庞大的元帝国，仍对一些没被征服的邻邦进行大规模征伐，包括日本、缅甸、占城、安南和爪哇等。连绵不断地征战和元政府歧视汉人的政策，使蒙古统治者在汉人不断地反抗下，终被逐出中原，重新回到蒙古故地。 元末，蒙古人虽被逐出中原，但他们仍在不停地骚扰边境。明太祖朱元璋曾八次北征沙漠，明成祖朱棣五次亲征漠北，后迁都北京，因蒙古人不断犯边，随重修长城。至明末，因蒙古人内部分裂，部分蒙古人得到明政府允许，在长城以北与汉人和睦相处，村牧而居；另一部分被逐至“漠北苦寒之地”，从此开始有了内、外蒙古之分。 至清初，经努尔哈赤、皇太极不断征战，逐渐统一蒙古诸部。皇太极灭“后元”后，内、外蒙古再次收入中国版图，受中央政府管辖。 清末，因朝政腐败，国力衰弱。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在停泊于南京江面的“皋华丽”号上，订立了《南哀条约》，从此外强开始全面入侵。在夺我领土者中，犹以沙俄为甚，沙俄先后占去东北黑龙江以北，新疆以西的大片领土，对中俄之间的这块土地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诞生于长江以南的湖南湘潭县韶山冲；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５日，林彪诞生于长江北岸的湖北黄冈县林家大湾，这时的温都尔汗仍在满清的版图。 １９１１年清亡，民国成立。外蒙的活佛和王公在沙俄的支持怂恿下于１９１２年宣布独立，国际社会少有承认，中国政府和孙中山等人皆不承认其独立，但中国处在军阀混战时期，国民政府无力北顾，遂一拖再拖。袁世凯上台后，沙俄以承认袁政府为条件，于１９１３年和１９１５年，先后签订“中俄酢鮈和中俄蒙协约”，条约称外蒙为中国一部分，但实行的是自治。随着条约的签定，外蒙宣布取消独立。 １９１７年，沙俄爆发“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联因急欲在世界上寻求支持，打破外交困境，在苏共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对中国作了许多友好姿态，包括废除沙俄和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重新签订友好互助条约，退还中国所有俄国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等。 １９２１年，外蒙出了个贫苦牧民出身的“苏赫巴托”，其人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笃信革命理论，曾到莫斯科见过列宁，在２０年代初领导了外蒙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蒙古国英雄。外蒙在苏赫巴托和乔巴山等人的领导下组建了蒙古共产党——“蒙古人民党”，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向中国驻军进攻，并将中国驻军赶出了外蒙古。５月，苏联红军应“人民党”邀请进入外蒙古。７月１０日，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１９２４年，外蒙政府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同年５月，以中国北京政府承认苏联在外蒙驻兵和继承帝俄时期拥有的中东铁路，苏联放弃帝俄在华特权和庚子赔款、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为交换条件，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议》，其中的一条很重要：苏联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当然对已吞并的土地，列宁“把握”得很有分寸。从此，外蒙虽放弃了独立，但苏赫巴托坐上了社会主义“老二哥”的交椅，苏联派兵进驻，与外蒙的关系亲于兄弟。蒙古以苏联为老大哥，唯苏联是从，加上中国政府无力北顾，竟也维持了２０几年。 蒙古国独立 １９４５年２月，二战的炮火接近尾声，盟国开始算计战后的各自利益，英、美、苏三国巨头聚在克里米亚之雅尔塔，分别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三国作出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划分，这实际上又是一次出卖中国的巴黎和会。苏联的主张与中国有关的部分有：维持外蒙现状，划中国的大连为国际港，而旅顺作苏联军港，苏联在南满铁路享有特权等。美国答应了苏联的要求，主要是苏联承诺在欧亚等地区对美国作出让步，同时准备出兵满洲对日作战，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是苏联不准备插手中国局势。当时苏、美等国际社会都认为中共没有希望在内战中取胜，斯大林把他的“宝”基本上跟美国一样，全压在蒋介石的身上。 当蒋介石得知三国瓜分方案后，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于是他派蒋经国去莫斯科与斯大林面谈。蒋经国说：中国对日一战，收复失地是为一雪百年耻辱，现在台湾尚未光复，日本尚未投降，先失外蒙，政府将无颜以见国人。斯大林则点明了为什幺自沙俄起俄国一直觊觎外蒙的理由：俄国横跨欧亚，一条西伯利亚铁路大干线贯穿东西，是连接两端的命脉、原沙俄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均以双头鹰作为国徽，一头朝东，一头向西。蒙古边界距贝加尔湖南端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干线太近，如果有人在此作梗，无异于将双头鹰一劈两半，所以苏联必得外蒙而后快。 当时，苏联在亚洲的主要敌人是日本，而日本已形将战败，蒋经国称中国政府拟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并修万世之好，中国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实际上很明显，斯大林在此不肯让步，一是他明知蒋介石亲美，故信不过他；二是中国作为亚洲最主要的大国，不可能一直对苏联俯首贴耳；三是小而封闭的外蒙人口缺乏，教育和科技落后，远比中国容易控制得多；四是外蒙的矿产丰富，能为苏联所用。所以在中苏之间设如此一个缓冲区，对苏联来说可说是去了一个心腹之患。苏联提供的好处不仅仅是“苏蒙联军”对日作战，最为关键的一条是苏联答应在未来的国共内战中不帮助中国共产党，而这一条是蒋介石正求之不得的，所以在美、苏多重压力下，蒋介石同意尊重外蒙的“民族自决”。当时兼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深知一旦自己在这个“中苏友好条约”上签字，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所以找个借口辞了外交部长的官，而王士杰无可奈何地做了冤大头，遂有后面“全民公决”一事。 ８月，苏联红军迅速击败日本关东军，占领全东北。蒋介石担心斯大林变卦，共产党会借苏军之势控制东北，所以王士杰和莫洛托夫在８月１４日签下《中苏友好条约》，并互换《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蒋介石得以接收东北。为阻止蒙古独立，在条约里写上了独立必须经过公民投票一条。这项条款虽然没什幺实际效果，但蒋介石此举多少还是为了有点面子。１０月２０日，国民政府派代表监督外蒙古公民投票，投票的结果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中共与蒙古国 １９４９年，国际社会都不看好的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胜，只用了４年时间就打败了国民党，美、苏的利益划分未尽如所愿。１０月１日，苏联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因此恼羞成怒，坚称苏联不遵守“友好条约”，指其暗中支持中共，在中共建国后立即弃蒋于不顾，与北京建交，于是蒋介石宣布“友好条约”作废，其中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条款也包括在内，台湾的地图又把外蒙画进了中国。 １０月１６日，中共建国刚刚过去半个月，中蒙建立外交关系，中共正式承认外蒙独立。 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为庆祝斯大林７０寿辰第一次出访苏联。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０日，周恩来也随后抵达莫斯科。２月１４日，双方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议》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中苏关系与中蒙关系一道，双双进入“蜜月期”。 １９６１年，蒙古加入联合国。至９０年代，蒙古已与１３０多个国家建交，蒙古形同“苏联第１６个加盟共和国”默默地过了几十年。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关系中，中蒙关系几乎完全等同于中苏关系，苏蒙之间密切得跟西伯利亚寒流一样，苏联一刮风，蒙古就降温。中苏关系恶化时，苏联在中蒙边境上屯下重兵；当中苏关系缓和时，苏联从蒙古撤回军队成为中苏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先决条件。 外蒙受汉人的影响较小，加之多年来受苏联的影响，应该说他们选择独立是自愿的。不过，独立的蒙古国得到多少自由，是值得怀疑的，这只是又选了另一个靠山而已。当然，独立的蒙古国人民也确实得到不少好处，如在国共内战时，躲过了战乱浩劫；在中国闹天灾人祸时，享受到了苏联的援助。 蒙古是个内陆国，交通不便，人口缺乏，发展经济必须从它仅有的两个邻国找出路，这无异于把自己的命脉交到别人手里，当初正是因为如此才容易被人控制。因此，蒙古国发展经济的渠道，与中、苏相比较，通过中国向南亚发展，在南方找个不冻港与世界相连，跟通过苏联，向北往北冰洋发展，或在西伯利亚绕一圈在远东找个港口，孰优孰劣，是不难得出结论的。如今前苏联已不复存在，俄罗斯经济尚处在自顾不暇境地，所以蒙古国的目光又重新瞄向了南面四季温暖的曾经是自己祖国的——中国。 创建时间：2004-12-30 五、个人恩怨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称林彪是个“不懂事的娃娃”；建国后，称赞他是个“无与伦比的元帅”、“无敌元帅”。斯大林在莫斯科称林彪是“天才战将”，蒋介石在台湾称林彪是“战争魔鬼”，这世上不知道还有什幺比“魔鬼”更可怕？“不懂事的娃娃”在蒋介石眼里变成了魔鬼。１９４９年底，毛泽东在莫斯科见到斯大林，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叶子龙回忆录》里，就写得很清楚： 那天一见面，斯大林与毛泽东热烈拥抱，寒暄过后，斯大林即毫不掩饰地称赞毛泽东，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毛泽东却摇着头说：“不，我是个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啊。反对我的人厉害哩。有些是非不明”——这显然是暗指斯大林支持王明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一再称自己是个长期靠边站的人，尽管他对斯大林是虔诚有加，但斯大林从来没瞧得起过毛泽东。蒋介石骂林彪是“魔鬼”，可毛泽东称呼蒋介石是“卖国贼”和“老朋友"，如果蒋介石也认为毛泽东是“老朋友"，那幺林彪在毛泽东眼里又是什幺呢？ 林彪死于“９.１３”事件，这是林彪自己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从此林彪的功绩随同他的肉体一并从中国大陆的这块土地上消失。和他活着一样，他的死同样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在这个短暂的震惊后，紧接是更大的震惊，他的名字被铺天盖地的叫骂声吞没，他的名字不再代表胜利和正义，而是所有的失败和邪恶。从此，“林彪”这两个字在所有的党史、军史，以及影视文学中均以邪恶出现，他成了共和国的罪人，成了恶魔的化身，在毛泽东眼里“无敌元帅”竟然“魔鬼”成真！ １９７６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反思想、反知识的反右斗争也划上了句号，投身入世界行列，加入国际竞争，接触到先进的世界人文思想，中华民族已逐步融入世界民族之林。随着中国的巨变，被毛泽东思想指引了多年的数１０亿国人，又开始有了自己的感触，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的言论，善良而勤劳的中国人逐渐恢复了记忆，开始了回忆，回忆过去曾经有过战无不胜的红一军团，回忆过去曾经有过奋起抗日的１１５师，回忆过去曾经有过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第四野战军，回忆那些难以忘却的过去，就免不了回忆“９.１３”存在过一个真实的中国人。 林彪曾是毛泽东的救命恩人 在“九大”以前，林彪可以说一直都是毛泽东的铁杆亲信，林彪能升任共和国副统帅，作为接班人写进中共党章，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林彪在历史上也曾救过毛泽东多次，本人只列举一例，这是发生在１９３７年的延安，毛泽东与张国焘在政治决斗时发生一件小事（笔者注：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叶子龙回忆录》P６１、P６２）。 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后，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进行审查工作，并在自上而下地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判。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１９３７年春的一个中午，红大校长林彪急匆匆地来到毛泽东住的李家窑院，我正准备出院们，与他撞个满怀。他劈头对我说：“许世有要杀害毛主席。快让警卫把门看紧，我马上派人来！我去向主席报告！” 正在这时，门帘一挑，毛泽东走出房间：“什幺事啊，这幺急？” 林彪回答：“主席，我得到可靠情报，张国焘指使一批红大学员要在今天搞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杀你！” 毛泽东用挟着香烟的手指着林彪：“消息可靠吗？哪一个有这幺大的胆量！” 毛泽东接着说：“既然这样，你就处理吧，先把带头的抓起来，再做计议！” 林彪走后，来了一个连的红军战士，把李家窑院严严实实警戒起来。 毛泽东早就听说过许世有其人，他会武功，好喝酒，仗义豪放，骁勇善战，是红四方面军闻名的战将。 许多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毛泽东把红大副校长罗瑞卿叫来，说：我们看看许军长去！ 我们陪同毛泽东来到红大（此时红大已改名为抗大），许世有及红四方面军的几十个高级干部都已集合在院子里。毛泽东作了即席讲话。他再次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的事实。接着他说：红四方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他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对中国革命是有功劳的，是好同志、好干部，党是相信你们的。 后来，这些干部经过学习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许多人得到了重用。 毛泽东在许世有身上做了不少工作，对他不计前嫌，并委以重任，令许世有十分感动。 张国焘表面上也承认了错误 从《叶子龙回忆录》里，可以看出张国焘曾试图用武力加害毛泽东，他所率领的四方面军差点成为打头阵的急先锋，多亏许世有能悬崖勒马，才没有使悲剧发生。在与张国焘的这场殊死斗争中毛泽东被救一命，身为抗大校长的林彪立了头功，四方面军军长许世有能弃暗投明，功劳也不算小，所以他们俩人都得到了毛泽东的重用。 当然，林彪能出手相救毛泽东于危局，与他堂兄林育英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林育英作为中共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曾两次到苏俄学习工作。从１９３６年１月起，他就一直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在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政治决斗中是坚定的拥毛派。１９４２年３月６日林育英病逝于延安，中共党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何安葬仪式，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徐特立等人亲自为其执绋、抬棺、行奠土礼，毛泽东还亲笔写下“忠心为国，虽死犹荣”的挽词。 据笔者所知，毛泽东在参加张思德、陈毅的追悼会上只三次鞠躬，林育英能享受如此恩遇，毛泽东当时对林家兄弟的感恩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件小事，是由陈毅元帅提起，都是发生在林彪不到２０岁时的事情。“９.１３” 后，身患绝症的陈毅元帅从医院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老干部座谈会”，在会上他把深藏在心中多年，党内极少有人知道的秘密一一说了个清楚，为此他作了３万字的发言，几乎讲了一个上午，把在红军创建初期林彪历史的真实面目，作了系统、全面、实事求是的讲解。由于陈毅元帅身患的绝症已到晚期，在他讲完这些话后，鼻腔涌出鲜血，从此再也没下过病床，直至去世。当然，在陈毅把这两件事说出来的时候，离林彪葬身外蒙事隔不到一个月，具体内容大致如下： 陈毅曾是林彪的救命恩人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周恩来、叶挺、贺龙和刘伯承的指挥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动了南昌起义，但很快因重重围剿而告失败。发动起义后，蒋介石急调重兵围堵。５日，起义军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广昌向南转移，途中因酷暑、饥饿、劳累和紧张，猛烈地袭击着部队，人困马乏使军心开始不稳。 部队刚到赣南瑞金又遇到一场恶战，被迫向会昌方向退却。起义部队每到一地，喘息未定，敌人便尾追上来，只得马不停蹄地再次转移，负伤的、牺牲的、因病减员的、逃跑的是比比皆是，部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这时发生了一场突发事件，幸亏陈毅及时地“刀下留人”，差点就要了林彪的命。 当时林彪所在７连的全部军需费尚有１２０块光洋，由于他的大意，这笔钱让一个勤务员背上拐跑了，而这位可恶的骗子居然还是林彪的表弟，在当时筹措军费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全连上百号官兵的生存都维系在这百余元光洋上，林彪的过失可称得上是罪上加罪了。在身为连长的林彪胆颤心惊地向团长黄浩声报告时，黄团长在盛怒之下要枪毙林彪，幸亏该团党代表陈毅从中力劝，才使黄浩声免其一死，当时的林彪因此而感激不禁，视陈毅为再生父母。 林彪曾当过逃兵 同年９月底，南昌起义部队转战进入广东。１０月２日，林彪所部在三河坝地区再遇强敌，虽取得胜利，但部队伤亡过大。４日，被迫撤离三河坝地区，而其它各路军已溃不成军，领导人已开始分头撤离，至此中共党第一次领导的武装起义失败了，最初２万多人的起义队伍到现在只剩下朱德身边的２千余人，况且四面都是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７日，朱德、陈毅率部向闽赣边界地区转移，又因立足未稳被钱大钧所部一路追赶，终于突围进入江西境内，在到达安远县的天心圩时，才得以短暂的休整。这时部队的战斗力已大大削弱，对于武装斗争的悲观情绪，日益严重地摧毁着部队的斗志。时值深秋，露宿山林、风寒露冷，官兵们还穿著南昌出来时的单衣单裤，加上缺药断粮，饥饿、疾病使部队两眼抹黑，对前途一片迷茫，散伙的现象日益严重，有的带着整班、整排公开离队，有的携枪自谋生路，部队人数骤减到１千人左右。为此朱德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在鼓舞士气的同时也坦言相告：“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陈毅也讲了话：“一个革命者不仅要做得起胜利的英雄，更要经得住失败的考验。” 可天心圩的鼓舞和动员，并没有改变现实的困境，饥寒、疲劳、疾病、贫困、伤员等在随后西进的路上更为严重。在此情况下林彪领着几个黄埔４期的连长来见陈毅。林彪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着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其它几个连长都跟着附和，劝陈毅带他们走。陈毅明确表示他不走，他说：“现在我们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他们怕我们。一旦离开队伍没有枪，土豪劣绅就要杀我们。我们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其它几个连长被劝住了，只有林彪独自一个人离队，但没走多远他又回来了。因为走到梅关时，他看到国民党军在搜查、抢夺、打人、杀人，他想这样去送命太不值，还不如回去。 中午时分，林彪回到了部队。他立即到团部检讨了自己动摇、逃跑的经过，并指天发誓不再犯二过，团里的几位首长被林彪改错的诚心所打动，他们认为现在开小差已是司空见惯，林彪能主动归队，这说明他已把个人命运与革命事业联到了一块。于是大家一致宽恕了他，让他官复原职，继续当７连连长。 以上是晚年的陈毅讲述林彪在早期革命斗争中发生的两件小事。在事隔４４年之久，在林彪摔死不到一个月，陈毅能系统、全面、实事求是地迅速回忆出来，确实不简单！在林彪差点被杀头的这例事件中，当时的起义部队已身陷困境，突然发生拐跑光洋的恶劣事件，造成的危害和影响，都称得上相当严重的大事故，陈毅元帅能记忆懮新地回忆出来，说明这事在他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林彪身为全连负责人，理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部队生死攸关的时候，遗失巨额的军需费，对已经动摇的军心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这个骗子还是他的亲戚，更是罪加一等。如果此事当真，黄浩声团长要枪毙林彪的举动是无可非议的，其做法完全正确，可身为团党代表陈毅却要网开一面，就有失公允，其行为与包庇纵容违法乱纪无异；如果此事当真，勇于承担责任，在可能被杀头的情况下敢于承认错误，亲自去向团长报告，这个年轻连长的人品和武德还有什幺不值得称道的？陈毅能行大义，饶过罪该枪毙的林彪，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因素的考虑吧。 在另一件事中是林彪当了逃兵。他当时出逃的背景很清楚，朱德在天心圩就说得很坦率：“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要知道起义部队由起初的２万人马变成区区１千，战斗人员急剧下降，部队编制也大量缩减，就足以说明局势的严峻。如果此事当真，林彪身为连长，和别的指挥人员完全不一样，逃跑时既未带枪，也未带走一个兵，是孤零零一个人开的溜，而且在临走之前还当着几个连长的面，向陈毅提出自己的计划——“想改变目前的逆境，到上海再图发展。”这起码能说明林彪并不是放弃革命，也没有想到过要回家，所以他的“逃”，并不能说明是叛变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 “不革命的可以回家”，朱德所说的这句话难道不绝对吗？难道非要跟着朱德干才能叫革命？否则就是放弃革命！如果此事当真，林彪离开队伍只能说明朱德的军事指挥存在问题，这如同后来在井冈山上，林彪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也是不满，于是在１９３０年１月５日亲自写信，当面提出了批评意见— —“红旗还能打多久”，此事后来被毛泽东的回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掩盖，并反而以此污蔑林彪，说其革命立场不坚定，时常发生动摇。若说当时的部队陷于逆境，造成一个十分残酷的险境，难道与高级指挥人员的错误决策没一点关系吗？在朱德的英明指挥下，起义部队严重减员２０倍，林彪只是个区区连长，以他个人能力根本无法改变眼前的现实。而历史的事实也是无法改变的，１９２８年春在来阳发生的两次战斗中，林彪一直冲在最前面，累立战功，由连长升到了营长，时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营营长，当时的领导人还不是毛泽东，而正是朱德和陈毅。 患难之交 历史是无法掩盖的。１９２９年６月１４日，毛泽东在新泉亲笔写了一封《给林彪的信》，该信长达８千余字，客观公正地记载了当时毛泽东与林彪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信的开头这样写到： 林彪同志： 一、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个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因为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 这封信在《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中首次公开，笔者初读的感觉正如同是学生与老师、后人与前辈的关系，只是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在此处正好相反，俩人对换了个位子。对于意志刚强，敢于天斗与地斗的毛泽东，竟然用如此口气去与一个年轻的部属说话，确实让人感到意外，这也说明了当时的问题十分严重，毛泽东因受排挤而大权旁落，身心受到的打击是相当严重的。 在写《给林彪的信》事后一年，即１９３０年６月２２日红四军七大召开，会议通过的决议是：对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会后确立了朱德对红军的领导权，由中央指定的原前委书记毛泽东因此落选，而当选的书记正是陈毅，毛泽东被分配到地方去指导闽西特委工作，也不知是真病、假病，反正不久，毛泽东就重病缠身，一蹶不振。７月８日，毛泽东、贺子珍和前委秘书江华被下放到闽西蛟洋，此刻是毛泽东一生中极度失意之时，而林彪却是唯一一位在此时支持毛泽东，反对朱德的红军高级将领，直至红四军召开八大。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５日，红一军团在李德、博古的直接指挥下连吃败仗。在三岬嶂、凤翔峰打了败仗后，林彪和聂荣臻联名上书，在《凤翔峰战斗及经验教训》的战斗总结中林彪指出：应改变战术，尽量避免“堡垒对峙”的“短促突击”战术，以运动战消灭敌人。要知道林彪敢说这番话的勇气，李德、博古当时在中央苏区正大搞“惩办主义”，极力排斥异己，对敢于提不同意见者基本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林彪的上书竟敢对他们严格把持的中央军委表示异议，是完全有可能被撤职、逮捕，甚至有被杀头的危险。林彪和聂荣臻虽然都没有因此遭到打击报复，这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大敌当前的形势所迫，李德、博古还没有更好的战将来替换；二是因为林彪年轻，而且这几场败仗都与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不无关系，所以李德、博古对别的领导人都不含糊，却惟独对林彪和聂荣臻不得不手下留情地网开一面。由于林彪的上书在起先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所以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没有丝毫地改变，因此红一军团在李德、博古的直接指挥下仍是败仗不断。到了遵义会议的转折点上，为毛泽东能顺利出山，林彪的上书确实起到了功不可抹的作用，毛泽东一旦掌权，总把红军的主力部队交给林彪掌管，其后林彪的军事天才重新得到重用，红一军团又成为战无不胜的常胜军团。 林彪在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３年都冒着生命危险支持孤立无援的毛泽东，难道是为了自己今后的政治前程而孤注投资，是他耍的大阴谋吗？显然不是，历史的事实已经彻底否定了这种假设。 １９３５年５月，在长征时的会理会议上，林彪又一手导演了拥护彭德怀，公开逼毛泽东交出军权的“阳谋”，此举令大权在握的毛泽东十分恼火，但是他却以“不懂事的娃娃”为借口，放过林彪，反而迁怒彭德怀整整２４年，期间几次预翻彭德怀的老帐，最终导致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彻底与之决裂。 在中共十大元帅中，敢当面顶撞毛泽东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彭大将军，一位是无敌元帅；一位是毛泽东的“张飞”，一位是共产党的“韩信”。他俩打天下都功高勋着，基本上就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可最后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善终”。韩信本是位历史悲剧性人物，此处暂且不论，可张飞虽没有善终，但蜀汉政权对他不薄啊，桃园结义的刘关张，是何等的情深义重，誓死同生而成为千古美谈！可毛泽东的“张飞”却死得不明不白，可想而知，毛泽东虽口誉彭大将军，但他既非刘备，彭德怀也不是张飞。 彭大将军的个性比无敌元帅相差很大，林彪比彭德怀更懂得一些“节制”，彭德怀坚持不同意见时，常惹毛泽东恼火；林彪坚持自己意见时，常使毛泽东感动。敢叫毛泽东“头脑清醒考虑之”，并成功做到了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林彪还没第二个人，历史也无数次地证明了林彪决策的一贯正确。 １９４６年１月５日，林彪怀疑“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请示“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中央的复电实际是毛泽东的意见：“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林彪坚持不同意见，回复说： 毛主席：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在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像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得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彭德怀敢讲话，林彪更是有话敢说，但他们的区别在于：彭德怀看到自己意见正确时，会不客气地当众批评毛泽东，并且常伴有随意的感情宣泄，而林彪在此时就不如此讲话。在成功化解四平危局后，林彪对东北干部们讲：“战争的根本问题在于消灭敌人把城市丢给国民党。城市一丢，我们的包袱就没了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家我讲的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东北战场终于打赢了，林彪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讲，这是“在全东北党内贯彻了毛主席１９４５年１２月的指示”的结果。他把功劳归于毛泽东，而自己不居功，更不会得理不让人，回过头来非论清谁是谁非不可。他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就斥责毛泽东是“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可他又号召全党全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并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世界顶峰论；他私下里说毛泽东“言行不一”、“搞权术”，可又在庄严的大会上，手捧红宝书，大声疾呼：“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林彪对毛泽东的错误，做得更多的是当面坚持意见，不惜直接顶撞，但在背后却高喊四个伟大，在公开场合始终都维护着毛泽东的“光辉形象”。 因此，正是这位“会理会议”的始作俑者——林彪，在庐山会议期间公开承认自己的反毛“错误” 与彭德怀无关，反而因此青云直上，深受毛泽东器重，从此接替了彭德怀，开始直掌共和国的军、政大权。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毛泽东南巡到“９.１３”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通过多次讲话，不断发表定性的演说，但都没有提及林彪在历史上有什幺重大错误，这与他对王明、张国焘、彭德怀等人的做法是完全的不同，这是毛泽东所经历的历次路线斗争中绝无仅有的。 而陈毅作为中共十大元帅之一，解放后曾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因为在文革中敢于对中央文革小组“放炮”，被定为“二月逆流”的主将。他手中虽然无多少实权，但自始至终都在中共高层担任要职，在“九大”会上被毛泽东指定为上海的右派代表，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如果是林彪要整倒老帅，那幺在被整的元帅里面，陈毅就是受迫害最轻的一个，这也可能是林彪报答当年“救命之恩”的缘故吧。 陈毅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底卧床，经常处于昏迷状态。１２月２４日清晨５点，突然从沉睡中醒来，在没有任何人提醒的情况下要吃面条为毛泽东祝寿，病重的陈毅当然是记错了日期，因为毛泽东的生日是１２月２６日，陈毅抱病祝寿的事感动了一大批老战友，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震、乔冠华等都到医院来看望，老年的毛泽东当然也会深受触动。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陈毅去世，此时的毛泽东也是身患重病，经多次抢救的病弱之躯尚未恢复过来，在８日圈发了举行陈毅追悼会的文件后，过了两日，到１０日下午也是在没任何人的提醒下，临时决定要亲自参加追悼会，仓促出发时只穿著薄毛裤和睡衣，仅在外面披了一件大衣就上了车。 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多次提到林彪叛逃、暗害他和摧残老同志的罪行，如他对西哈努克亲王说（笔者注：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铁竹伟着的《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P３１９、P３２０、P３２１）： 今天向你通报一件事，我们的那位“亲密战友”林彪，去年９月１３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叛逃摔死了。 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 陈毅同志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战士，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是给中国人民立了功的。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他能团结人。他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 我们家里有时也发生吵架，吵架是难免的，你们家里不也是常吵架吗？ 但你们推翻朗诺反动集团是团结一致的。 西哈努克亲王因此成为由毛泽东亲自告诉林彪摔死的第一个外国人。然后，毛泽东又面对在座的中央领导人接着说： 林彪是要打倒你们老帅的，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你们不要再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幺性质？是陈老总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议论一下有什幺不可以，又是公开的。当时你们（指在座的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什幺不找我谈谈呢？ 最后是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戴着找张茜（陈毅的夫人）要的一个黑纱，在一片哀乐声中，对着骨灰盒鞠了三个躬，算是对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之情作了最好的表达，也是对陈毅一生的最好肯定。直到毛泽东离开会场，一直在旁陪同的江青同志，可能是因寒冷的天气缘故，始终都没脱下自己戴着的帽子。 从陈毅的追悼会上可以看出：３０年代初的林彪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９.１３”后的毛泽东对林彪是恨之入骨。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在毛泽东抱病会见查理尼可松时也是这幺说的：“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跟你们来往，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由此可见，在林彪尸骨未寒之时，毛泽东都不肯放过曾经舍身救己的恩人和亲密无比的战友。蒋介石骂林彪是“魔鬼”，作为校长，为自己这个不共戴天的学生伤透了心，倒是情有可原的；可毛泽东作为林彪的恩师和领导，却如此善待自己一手栽培出来的无敌元帅，在毛泽东眼里的林彪简直比蒋介石眼中的“魔鬼”还要“魔鬼”！ 创建时间：2004-12-30 六、民族主义 独来独往话天马 林彪一生好学，熟读历史，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而且是个难得的全才。他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发表了一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史称“５.１８”讲话，“９.１３”事件发生后被称之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政变经”，受到全国批判。笔者以为，凡搞政变者，会如此公开地宣扬历史上的政变事件，还鲜有所闻，现摘录出一段：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５０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春秋战国这类事太多了，我就不说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它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林彪的这篇“政变经”上至周朝下到民国，前后三千年，件件事例举得清楚明白，他对历史的了解，不可谓不精通。解放后，林彪称病不出，亲手写过很多字幅，如“张良范蠡急流勇退"、“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就是其中的两条，唯独“天马行空”一幅没有悬挂在客厅，也没有出现在触目张扬的公开场合，却出现在极其黑暗，四周被封闭得死死的卧室床头。 “天马行空”当然是指“马的奔驰如同腾空飞行，不受拘束。”这和他“独往独来”的个性是相吻合的，可为什幺独上床头呢？为了搞清一个疑团，笔者查阅了一些与林彪事件相关的历史资料，才真正搞清楚此处“天马”的本意。正是因为“天马”的驱使，正是因为“天马”的召唤，才使我要给大家一个发自内心的表白！说到此处的“天马”，不禁让我想起汉武帝从西域大宛国得到的汗血马，《史记大宛列传》曾为此记载，内容大致为： 汉武帝欲得汗血马，先用重金交换不成，随命将军李广利率师两度出征大宛国（西域古国之一，位于前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战争先后持续四年，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最后迫使大宛国臣服于汉，李广利带回了大宛的“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３０００余匹”。武帝得名马，使汉朝马种得到改良，保证了西行商路的通畅，促进了双边的文化、经济交流。 何谓汗血马？经史料研究，它是人工饲养历史最长的一个马种，其先祖生长在偏僻的沙漠戈壁地带，是一种古老的世界名马。据传它曾经是成吉思汗的坐骑，因其在奔跑时颈部位流出的汗有红色物质，其色鲜红似血而得名。目前主要分布在土库曼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总数量在３０００匹左右。 汗血马被誉为天马，源于汉武帝特别喜爱战马。当他从《易》占卜里得知“神马当从西北来”后，以为是神马降临，有《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武帝不辞劳苦，兴师动众，往返跋涉４０００多公里，就为得到这几匹战马。起先，武帝已得到了乌孙的战马，已将其命名为“天马”，在得到大宛的汗血马后，发现比乌孙马更健壮，武帝大喜，如是更名乌孙马为“西极”，汗血马为“天马”，并亲笔写下了令炎黄子孙万世敬仰的《西极天马歌》。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千古时空己逝，四夷已服，文治武功的汉武帝所作《西极天马歌》后来一直列为汉《郊祀歌》十九章之一。据史料记载：“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交生驹，汗血（汗为血红色），因号曰天马子”。这些引进的汗血马，使汉朝战马体质、性能乃至形貌都大为改观，为抵御外族侵略立下了赫赫战功。 千古一帝 汉武帝刘彻（前１５６-前８７年）在位５４年，是西汉的全盛时期。他继续推行削藩政策，用主父偃之计，令诸侯将其封地分封给各子弟，撤销了很多诸侯国，巩固了中央集权；他派兵攻打匈奴、南越及朝鲜，扩大了汉朝的版图，打通了河西走廊和中亚各国的交通，促进了中国和中亚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他改变汉初与民休息体制，推行新经济政策；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成一个新的士人政府。汉武帝时代，国家强盛，政治稳定，是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外交家张骞，就是在武帝建元３年（前１３８年）出使西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就是在武帝征和２年（前９１年），完成了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的民族英雄卫青、霍去病就出自武帝左右。 霍去病，平阳人（今山西临汾，与卫青同祖籍），为卫青（武帝时的大将军，封长平侯）的姊子，生于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１４０年-前１１７年），年仅２４岁，是西汉时期著名的青年军事家。他１６岁统兵，曾先后六次出兵塞外，屡次打败侵犯疆域的匈奴，为大汉帝国立下了巨大功绩。为此，武帝要为他“治弟”，赐予他高贵的住宅和官邸，可是他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拒绝，没有接受，足见他是一位不图享受以国事为重的爱国将领。唐代诗人李白，写下了热情颂扬卫青和霍去病的诗篇，这是其中一首： 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 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光秋莲光出匣。 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 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催。 刚满２０岁的霍去病率骑兵１万出陇西，入胡地，历经５年，打过焉支山、居延海，直插祁连山下。 河西匈奴被迫放弃焉支山和祁连山这两道天然屏障，下面就是当时匈奴所唱的悲歌： 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无蕃息！ 亡我焉支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匈奴的悲歌传入内地后，霍去病声威日盛，汉武帝又要为他营建府第，霍去病辞谢道：“匈奴未灭，无以家为！”霍去病和卫青一样，努力推行汉武帝的外交政策，为打通河西走廊，促进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两位功高盖世的山西名将，活着曾是大汉帝国的青山白玉柱，驾海紫金梁，死后雄风犹存，在冥国之中守护着汉王朝的百年基业。汉武帝特喜爱这位年轻而功高出众的小将，封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其名望与卫青并驾齐驱。因为两位英雄建立的盖世奇功，汉武帝由此一跃而为千古一帝，堪与秦始皇媲美称雄。但是，如果没有卫青、霍去病的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武帝也只能枉有兴国之志，苦无左膀右臂的鼎力相助而对天空叹了！汉武帝十分清楚卫青、霍去病对于大汉帝国意味着什幺，所以对他俩宠幸备至，爱护有加。公元前１１７年，年仅２４岁的霍去病病故，《汉书》为此记载：“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阵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在茂陵旁，冢上有（竖石），冢前有石人马者是也。”汉武帝因惋惜与悲痛的心情，把他葬于自己陵墓的旁边，并为他举行了十分隆重的葬礼。在埋葬的那一天，动员了霍去病生前所招降者，身穿黑甲，排成长队从长安至茂陵送葬。武帝还为了炫耀他河西抗匈的武功，纪念他生平的伟大业绩，在墓的封土上用天然石块堆积，象征祁连山，借以表彰霍去病在祁连山的辉煌战果；并雕刻各种大型动物石像，置于墓前及墓冢上，作为装饰。霍去病墓位于茂陵东北１公里处。墓为一锥形土石丘，现建有茂陵博物馆。在茂陵的周围，还有２０多个大大小小的陪葬墓。据历史文献记载，陪葬墓多属于武帝及西汉其它时期的功臣、将领、外戚、后妃之类的墓冢，其中较大的有霍去病、卫青、霍光、李夫人、上官桀、上官安和敬夫人等墓。现在霍去病墓前仅存有几件石刻雕象，如：“马踏匈奴”、“马跃祁连山”、“马卧河山”等。 漠北之战 楚汉相争结束次年，匈奴单于大举南侵。汉高祖率大军讨伐，在平城被包围了７天，食尽援绝，后以陈平的计策得以逃脱。汉高祖不得已派遣刘敬到匈奴签订和约，以宗室之女当做公主做为单于的妻子，每年呈上一定数量的食物、用品给匈奴，与匈奴结为兄弟、高祖死后，匈奴对汉继续保持优势，吕后时代，单于曾给吕后侮辱的书信，吕后不敢与匈奴决裂，只好委屈回信。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国力仍未充沛，仍用屈辱的和亲政策交好匈奴。 到了汉武帝时代，汉朝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国力充沛，再加上祖母太后去世，这个青年皇帝便开始了他专制的君主行动，而最初的问题就是对匈奴的政策。元光元年，匈奴并出军臣单于出兵马邑，遭到汉军的伏击，这就是所谓的“马邑之役"。从此汉与匈奴决裂，汉武帝也非对匈奴作战不可。卫青是汉武帝爱姬卫子夫的弟弟。他于元光６年第１次出击以后，一共７次出击匈奴。第２次是在次年，亦即他的姐姐受封为皇后那年。元朔元年（前１２８年）卫青为车骑将军，率领３万骑兵，从雁门关出击斩首数千人。第３次在翌年元朔２年出击云中，压制了河套地方，斩首数千，捕获了牛羊百余万头，击退匈奴的白羊王，而楼烦王也败走，结果在河套地方设立朔方郡，依其军功，卫青被封为长平侯（３８００户）。前１２４年，卫青率领６个将军和１０余万骑兵，做第４次的出击，目标是匈奴的右贤王，卫青的军队从河套地方深入塞外攻击。前１２３年，卫青为大将军，同样地率领６个将军，１０余万骑的军队，做第５次及第６次两回的出击。第７次之出击是在４年后（前１１９年），但是此时主角不是卫青，而是移到青年将军的霍去病身上。 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元狩２年的春天，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率领１万余从陇西方面向匈奴出击。这位２０岁的青年将军，渡过焉支山，再经过１０００余里西进，在此与匈奴会战，斩了折兰王、虏胡王，捕捉浑邪王之子及其高级官员，得其首级１８０００余级，更进而获得休屠为祭天之金人，得到远超过《汉武帝》所期待的成果。由于这次霍去病的大胜，匈奴的西防卫完全崩溃，浑邪王为恐被诛杀而投降汉朝。投降的浑邪王受封为漯阴侯，给予封邑１００００户，对于仰慕汉帝国皇帝的德望而归顺者，给予皇帝恩德的一种表示。因浑邪王的投降，减轻了汉帝国对西北方面的防备，在浑邪王故地，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所谓的河西４郡，成为汉帝国出入西域方面的据点。 元狩４年（前１１９年），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两人各自领５万骑出击单于根据地，发动了举世闻名的“漠北之战”。漠北之战，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是最艰巨的战役，此役对卫青而言，是第７次出击，卫青与匈奴单于经过昏天黑地的鏖战，出奇兵大胜，斩首１９０００余级，单于败退，卫青至阗颜山和赵信城而还；而霍去病一部的进攻虽然不是很残酷，左贤王基本是不战而逃，但是，此役彻底击败匈奴左贤王主力，斩杀匈奴北车旨王，俘获屯头王、韩王等３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８３人，匈奴吏卒７０４４３人，并亲率得胜之兵追至瀚海附近而返，下面就是《汉书匈奴传》中关于此役的一段记载： 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瀚海而还。 对这段史载，笔者需要说明一下： １、在漠北之战中，霍去病一部的主战场位于蒙古温都尔汗东北，离“９.１３”坠机地不远。 ２、林彪葬身之地位于狼居胥山中的一块草地。 ３、瀚海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霍去病临瀚海而还处离伊尔库茨克不到２００公里。 由卫青、霍去病两路人马同时发动的漠北之战，是汉帝国对匈奴的大决战。在这次战役中，汉军虽然付出了数万兵士和１０余万匹战马的代价，但给予匈奴前所未有的打击，汉军以全面胜利而告终，大汉帝国也因此战威名于世。匈奴骑兵损失人马达９万，左贤王所部主力几乎全部被歼，大批物资丧失，匈奴不敢再在漠北立足而远遁，从此迁入漠腹深处的苦寒之地，再也不敢南下犯关，因而出现了“幕南无王廷”的局面，危害汉朝达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基本得到解决。 经过漠北之战后，虽然汉帝国北面的边境安宁了，疆域也大大地拓宽，但因为数次与匈奴战争，军马消耗过大，国库财力严重吃紧，加上对南越、朝鲜开始用兵的关系，匈奴战争无法继续维持。因此，在漠北之战后，汉帝国一度停止了对匈奴的战争，再次始战是在汉武帝时代的后半期。 霍去病因在漠北之战中大胜，战功之大远超卫青，加上武帝的偏爱，小将的地位竟超过累立战功的卫青。２年后（前１１７年），年轻有为的大将军霍去病因病去世，他是位专门为讨伐匈奴而生的人物，经他奋力拼杀，匈奴退出漠北，在长城以北再也看不到匈奴的影子时，小将的生命也告了终结。１１年后卫青善终，也被厚葬在汉室皇陵之中。今天，每当我们十分自豪地大谈大汉民族，热情歌颂由５５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时，可曾想到，其中最大的民族自豪是从刘彻、卫青、霍去病那里开始的！ 民族主义 在“９.１３”的当晚，林彪在上飞机前曾流着眼泪说了一句话：“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这句话由女儿林立衡和其它在场的工作人员证实，或真或假，事实自有公认。要弄清事实真相，首先应搞清楚什幺是民族主义，其次是林彪与民族主义有什幺关联，只有搞清了这两个前提，才能理解林彪的死怎幺会与“民族主义”扯到一起。 所谓“民族主义”，在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中已高度概括，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纲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是推翻满族统治，恢复汉族政权，是把本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运动中，民族主义是支撑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１８９４年６月，在孙中山创建兴中会时，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１９１１年，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没落腐朽的满清帝国宣告终结，在“鞑虏已逐，中国已复”的前提下，孙中山于１９２４年对民族主义又作了重新定义：“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在１９世纪的下半个世纪，一些事件极大地刺激到中国人民的心灵深处。由鸦片战争带来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一连串的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洋人在中华大地肆虐暴行，这一切极大地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太平天国”、“小刀会”等在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中都极富有民族主义思想。 按理说，历史上霸占我国土最多的是沙俄，对中华民族生存危害最大的还是沙俄，反对帝国主义首先就应该反“老毛子”。但是，俄国恰恰在１９１７年爆发了“十月革命”，由于列宁倡导的“世界革命论”具有很强的反帝国主义色彩，加上苏联废除了俄中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是符合落后国家民族主义者的口味的，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经历了“二次革命”的挫折，使孙中山决定转向了刚诞生不久的苏联，以反帝运动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因此拋开了由沙俄演变成的苏联，把反帝的矛头对准了西方列强。因此，在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密切合作，并请来了苏联的鲍罗廷(M.Borodin)担任顾问，鲍罗廷帮助国民党开办政治学校，起草党章，按苏联的模式发展了很多地方性的基层组织。其间，孙先生还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了３个月。１９２４年，在蒋介石归国后，任命他为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校长，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并重组国民党。 此时的中共党尚处在“婴儿期”，国、共党员人数的比例高达３０：１，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由于中共的弱小，属于急需团结的对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随之出台。而中共党要穷毕生精力去推翻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就是帝国主义，这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又占了首位，所以国共两党都信奉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这就是后来爆发北伐战争时，两党能并肩战斗的主要原因。如果说两党的主张曾经取得高度一致的话，就是“还我河山，兴我中华”的反帝运动。 林彪与民族主义 林彪是民族主义者吗？“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只是他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在不经意间听到的一句话，其可信度是令人怀疑的。但是，这句话的真假无须争论，因为事实胜于雄辩。问题的关键就要看林彪活着的时候，都干了些什幺？要证实他所做的一切，是否跟民族主义有关联，这就必须回顾林彪的过去，回顾他的戎马一生： １９０７年林彪出生于有钱人的资产阶级家庭。 １８岁的青年小伙子就违背父亲林明清的初衷，投笔从戎，考进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为推翻以帝国主义为首坐的“三座大山”，１９岁的林彪就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并累建奇功。林彪在黄埔军校时期，就十分喜欢模仿校长蒋介石的演说，如蒋介石在北伐誓师大会上的讲话，林彪竟然能倒背如流，模仿得惟妙惟肖： 本军为继承先大元帅之遗志，贯彻国民革命之主张，基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以打倒军阀及反革命派，调大军，先肃清湖南，然后再会师武汉，进而与我北方国民军联合，以期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林彪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高级军事将领，并深受毛泽东重用，但始终出自蒋介石门下，深受蒋之熏陶。 所以，他对蒋介石的北伐演说词能倒背如流，是令人信服的。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０日，林彪参加第二次北伐，在国民革命军攻武昌，夺汉口的战斗中，冲锋陷阵，累立战功。随后，国民革命军在武汉接受英租界，当时的独立团就是林彪所在的部队。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林彪率领１１５师奔赴抗日前线，他从参战到受伤只有半年时间。 在这极其短暂的时间里，他率领的土八路多次类建奇功，其功勋分别如下： ９月２５日，林彪不顾毛泽东一再劝告，毅然率领一群土八路奋起抗击入侵者，取得了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场胜仗。当时坂垣率领的是日本最精锐的陆军机械化部队，被称为日本的“钢军”，坂垣师团自从踏上中国的领土，在华北战场连战连捷，一路如无人之境，气焰极端嚣张，骄横至极地在山西平型关，被身为师长的林彪打得大败，损失惨重。林彪取得平型关大捷，当场击毙坂垣师团的旅团长，使盛开的日军之花凋谢在太行，他也因此一战，贺词、照片登载在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上，其“抗日英豪”、“民族英雄”、“常胜将军”等头衔震撼华夏，响誉海外。当他率队进驻五台县时，万人空巷，齐聚城外迎接英雄豪杰的１１５师，为争睹英雄风采，连五台山上的僧人也全披袈裟，手执佛号佛笛佛簋，齐奏梵乐。蒋介石为此发来贺电：“二十五日电悉，二十五日一战，歼寇如麻，足微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毛泽东也盛赞１１５师为中国人民打了一个争气仗，原１１５师政训处副主任肖华为大捷咏诗： 九月长城秋风尽， 平型关下开战端。 枪炮声袭震山谷， 痛歼坂垣美名传。 在万人欢呼，举国欢腾的日子，贺电、贺信象雪片一样齐聚而来，林彪没有陶醉，胜利只能代表昨天的成绩，他思考的是如何打好下一仗。 １０月１５日，林彪的部队在广灵县冯家沟设伏，再消灭坂垣师团的一只运输部队，歼灭日军１００余人，缴获大量战略物质。 １１月４日，林彪率３４３旅由五台南下，在广阳设伏，歼灭日军１０００余人。 １９３８年初，他率部队至吕梁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直到３月初中枪负伤。 “我们要在日寇进攻平型关时，利用这一带的有利地形，从侧后猛击一拳，打个大胜仗。给敌人一个打击，给友军一个配合！给人民一个振奋！”这是师长林彪在平型关的战前动员会上，挥舞着拳头下达的任务。平型关、冯家沟、广阳、吕梁都坐落在大汉帝国霍去病、卫青将军的故乡山西，林彪以辉煌的战绩算是给在九泉之下的先人们一个满意的告慰，只可惜林彪痛击日寇的时间太短，随后中枪，被转送到延安，又因医疗条件限制，在年底他第一次离开祖国，到了另一个民族统治的国家，就是国人曾经称作“老毛子”的苏联。林彪一生去过苏联两次，他去苏联的目的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不一样。 两次都是为了治病，第一次因枪伤，是真治病；第二次因人祸，是治假病。他第一次在苏联呆了３年时间，亲自和斯大林打过交道。日本投降时，他在东北亲自和苏联占领军密切接触。他深知自己祖国的历史，了解斯大林对中华民族的特殊贡献，他通过跟苏军高级人员的接触，更加清楚斯大林在苏联国内的“肃反”和“清洗”。 平型关等一系列胜利，使林彪成为威名远扬的抗日名将，可林彪远在黄冈老家的父亲林明清、母亲陈茂在得知儿子杀死了那幺多日本鬼子后，成天是惶惶不安，惟恐遭到日本人的报复。在日军逼近黄冈时，林明清丢弃产业，举家南逃，林母突生疾病，因无法医治病逝途中，后流落到山城重庆，才被中共接送至延安。而沦陷后的黄冈，受到日寇多次烧、杀、奸、抢，使林家大湾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 １９４２年２月，当林彪从苏联治伤回到延安时，毛泽东一反上午不起床的习性，定要亲自迎接这位民族英雄的凯旋，此举实在让当时的中共高级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吃惊不小，他们可没有享受过毛泽东如此的“盛情款待”。 林彪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军事全才，他不仅了解自己的祖国，而且了解苏联。在打下海南岛后，他就预言：中国只要经过２０年的建设，就能超过苏联！当时他才４２岁。可是，在新中国建国在即，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悲剧还是发生了。１９４９年６月，刘少奇带领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他看到了访问的结果，他更看出了“小毛子”在这帮追随者的纵容下，即将跪倒在“老毛子”的脚下，顶礼膜拜，俯首帖耳；他看到了民族利益被出卖；看到了并肩战斗的同志们成了另一个帝国主义的打手和帮凶；看到了拋头颅撒热血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迅间改变了颜色；看到了千百万中华儿女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付诸了东流；他更看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被学生们肆意地歪曲！看到眼前的一切，一颗民族主义者的心彻底地被击得粉碎，从此林彪称病不出，包括毛泽东在内，他拒绝与任何人的来往。 为民族主义奋斗终身 中共建国后，毛泽东和他的一帮追随者，在国内一意孤行地奉行投苏反美政策，他看到毛泽东一伙制造出“焚书坑儒”式的反右斗争，他看到中共一系列危害人民利益和摧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祸，在此期间还要他挂帅去充当“老毛子”的打手。在万般无赖的情况下，他害怕，他恐惧，他后悔，他无力去改变眼前的一切，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借鉴“张良范蠡"的归隐之心足不出户，一头躲进自己的卧室，将“天马行空”的横幅高悬床头，用饱受“八国联军”欺凌的慈禧太后所用的“八音箱”来催眠，“兴我中华、还我河山”的民族大义只能算作南柯一梦，“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的这首《西极天马歌》只能在黑暗、幽静的梦境里悠久回荡。 为了能在黑暗中苦苦地探索，等待着梦醒的时机，他借用自己的枪伤和矮小的身材，创造出了一种令世人都感到疑惑的怪毛病，这种怪病是他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成果。他用深远独到的天才谋略，将这个成果转化成利器，从而成功地捍卫了炎黄子孙的民族利益，他用鲜血和生命使民族复兴的大业又重新露出了生机。这就是经他自己“诊断”出来，向世界发出悲壮的吶喊：“神经性毛孔扩张症”。 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林彪立下了盖世奇功；为了民富国强，他费尽了心机；为了民族的复兴，他用尽了自己最后的一滴鲜血！林彪不愧为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他不能消极地虚度一生，他要扭转这种危害中华民族的人祸局面，即使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在黑暗中苦苦探索，在痛苦中静静等待，这一等就是十年，直到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扭转乾坤的机会才终于出现。 可能是天夺之魄！毛家湾卧室里的哪台慈禧太后专用的“八音箱”，据说上一次弦可以放１２首音乐。从１９５９年到“９.１３”正好１２年，林彪经过１２年的忍辱负重，经过１２年的奋力拼搏，虽然无法亲眼看到身后的一切了，但他深知自己为之终身奋斗的祖国即将巨变，深知封闭的国门将再度打开，深知中华民族这条巨龙即将觉醒而腾飞，更知道历史会还他一个客观公正！在那个月黑风高的那个晚上，为新中国打下半壁江山的老人，要主宰自己的命运，要“独来独往”地把“天马行空”的梦想变成现实，将一块让后人无法忘却的“不毛之地”作为自己戎马一生的归宿。他的理想清澈见底，能满怀着希望，追寻到了天马的踪影，所以他走得从容自若；他的飞行正大光明，能作为一个军人，带者天马的忠魂，所以他走得信心坚定。因为大汉帝国的将军们在荡平匈奴的时候，曾踏过他身下面的一小块草地。“驱除鞑虏”他没世不忘；“恢复中国”他至死坚信；“革命尚未成功”他听到了同志的召唤。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驱使着老将军下了最后的一道命令： 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 创建时间：2004-12-30 七、神经性毛孔扩张症 林彪读书用功，性格内向而少言语，很少外露自己的想法、观点。这是他在上小学时曾写给同窗的一个对子： 读书处处有个我在行事桩桩少对人言 纵观林彪一生，他就是这幺说的，也是这幺做的，这个对子是林彪性格的基本概述。他这种独具一格的个性决定了他的生活作风、处事为人，他的权谋机变常使人感到陌生，而神秘莫测，“９.１３” 后又被别有用心者大加利用。他得的怪病被传说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复杂得似乎难以琢磨，好象林彪的神经都出了问题，甚至说他讲话语无伦次，性格怪僻、阴鸷、冷酷无情，成为深入揭露、批判“阴谋家”的重磅炸弹。 林彪与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相比，身材矮小显得瘦弱；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相比，弱不禁风还经常生病，而且一旦闹起病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个个胆战心惊，连毛泽东本人把他也没办法。林彪受过枪伤是事实，但他闹的“病”并非伤病，而是一种罕见的怪病，表现的症状令世人都感到奇怪，据说人得这种病的概率相当低。林彪的体质真的很虚弱吗？他在打平型关时因用脑过度而感到头痛，解放战争期间也有头痛的症状，这主要是在紧张、残酷的战争年代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和休息，因操劳过度造成神经衰弱，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文革开始后，林彪住进原高岗曾经住过的毛家湾。一部辞海、一部药典从不离身，可见他对字、词的造诣和病情的研究是相当精通的。据说他对毛家湾的住宅几度大兴土木，翻修扩建，比原面积扩大了９倍以上，为此侵犯到附近的６０户民房和１个医院的土地使用权。“９.１３”后，毛家湾被查禁，别看林彪平时穿著很朴素，吃的也不讲究，可一幅被历代达官显贵都趋之若骛的《北宋初江山放牧图卷》，据称全国仅此的一幅被他搜刮而来；以画马著名的齐白石作品，整整搜刮来了１箩筐，家中珍藏文物无数，简直是罪大恶极。他的办公室也很奇怪，里面的摆设是四大皆无：无桌子、无椅子、无书籍、无报纸，唯一有的就是两套沙发夹着一只茶几，沙发还是特制的，是因为怕出汗的原因，所以座垫被挖空了。而那部详细记载病情的药典，在他出逃的当晚上就放在床头，旁边摆放着抄家得来的慈禧太后用过的“八音箱”，卧室里贴满了形形色色的古怪药方。在那部药典里面清楚地写明了他得的病，病名就叫做：“神经性毛孔扩张症”。 这个“神经性毛孔扩张症”可以说是现代医学的难题，当时连国内最著名的大夫也没办法医治。但如果仔细研究林彪出汗的原因，以及发作起来是否章可循，病症的加重是否有案可查，康复起来怎幺又病去如抽丝，就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林彪身体健康，“神经性毛孔扩张症”是他真实思想的表白，就是所谓的“心病”。既然是心病，药物治疗只能是徒劳无功。笔者根据看到的各种资料分析出这个怪症的病因，它实际上分三个阶段：一是发生在抗美援朝期间，二是在文革的初期再度发作，三是九大以后，这几个阶段才是真正闹得最厉害的时期。当然，林彪闹病具有经常性，如在中印边界战争时也曾闹病，但没有前面提到的这三个阶段严重。而且前两个阶段确实是闹病，但并不出汗，九大以后林彪引经据典研究出了“出汗”的原因。他为了使病情能够前后连贯，具有说服力，就鼓噪声势，通过林办工作人员到处传播，四处宣传，怪病就越传越玄乎，基本上达到人人都深信不疑的程度。本人就是根据这几个阶段的研究，得出了他身体根本就没有病，仅仅得的是心病的结论，而“神经性毛孔扩张症”究竟是怎幺回事，大家看看下面的解释就能明白一切： “神经性”=“非理性” “毛”=“小毛子：毛泽东"、"老毛子：苏俄” “孔”=“恐” “扩张”=“扩大”、“扩张” “出汗”=“出汉”、“取汉”（注：黄冈口音“出”音近似“取”） 对一个人的正常生理现象来说，神经紧张会引起身体大量出汗，而且越紧张强烈汗就出得越多，这汗必须经皮肤上的汗毛孔而出，所以林彪经过自己诊断，总结出了这种怪病的名称。这种怪病发作的起因和达到的目的，仅从字面上来看，我想大家是能明白得过来的，至于他在口头常提起的“怪毛病”、“出汗了”，就用不着再逐字去解释。 虚弱的体质 客观地说林彪的体质一点也不虚弱，身材虽矮但体格健壮，这是他能够在遭受枪击的情况下死里逃生的主要原因。身材矮小是天生的，这反而使好胜心强的林彪更想通过锻炼，来弥补自己身材的不足。 他通过在孩提时代的刻苦锻炼，练就出一副健壮的体魄。１３岁时，他在唐继盛老师的启蒙下，为将来能更好地报效祖国，曾自幼习武。当时每天上学要走一段山路，为健体强身，增大运动量，他别出心裁地在两腿绑上沙袋练习爬山，在与高大身材的同伴比赛跑步到校时，他总比别人快。为能继续锻炼，还几次与心疼自己儿子的母亲闹矛盾。经过坚持不懈地锻炼，林彪爬坡攀登如履平地一般，从小练就出一双铁脚板，走起路来虎虎生风，速度非常快。到部队后，他跋山涉水，冲锋陷阵，累建奇功，他和他所带的部队一样，均以快速闻名。 奇怪的枪伤 １９３８年３月，林彪中枪而大难不死，健壮的体质救了他的命，但现在有很流传的说法是伤在胸部，而且伤及脊神经。但是，在叶子龙回忆录里很清楚地说明伤在头部；在林雨星所着《林彪全传》里曾提到林彪的伤不重，是自己走到黄河岸边（笔者注：林雨星也是伤及胸部的肯定者）；“９.１３” 后苏联克格勃人员曾割下林彪的头颅带回莫斯科，验明的也是头部枪伤。这一切使林彪的伤充满了神秘，他既然伤在头部，为什幺说成是胸部？关于这个问题，连在林彪身边工作过多年的人员都无法去准确判定，这其实已经说明林彪为了他的病，故意留下一些神秘的玄机。他“这也怕、哪也怕”的症状本身就令人感到奇怪，所以既然受了伤就要伤到脊神经，只有这样才能说明怪病具有“神经性”。从这点来看，如此故弄玄虚把受伤的头部变成胸部，就是要证明林彪的怪症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所以他的枪伤不在胸部而是在头部。在这年年底，因为延安医疗条件的限制，林彪由前夫人张梅陪同，第一次到苏联去治疗的就是头部的枪伤。 神秘的病因之一 据传闻：林彪怪病最初发作的时候，不在国内而是在国外，就是称作“老毛子”的国家——苏联。 但是经过对该病的研究，本人发现他在苏联期间并没有无故“出汗”的征兆，他这段时间的病情，基本都是道听途说，并没有谁的亲眼证实。 从１９３８年底到１９４２年初，林彪在苏联疗伤３年多，这期间接触到很多苏军高级指挥官，对苏联国内发生的肃反运动，以及对军队的清洗，使林彪对斯大林有了深入的了解。联系到自己的成长史和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由此在心里产生担心和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时他的病被描述成：第一次出现了“怕太阳、怕风”的怪症状，说是在苏联闹水土不服，引起身体严重不适，而且经过苏联的外科手术，更加重了病情。其实这是在文革期间，放出一个“抗毛、反苏”的政治烟幕而已。 神秘的病因之二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林彪了解到当时的战况给斯大林写了份对苏德战争形式的分析报告，提出了一套打赢战争的系统构想。斯大林看了报告后没料到中共党内竟有这样的军事人才，紧急接见林彪，对林彪的军事天才感到惊讶，称他是“天才战将”，并邀请到苏军总参谋部的工作，作为交换条件答应提供３个精锐整师给中共。由于“３个精锐整师”是没有兑现的事实，此事在“９.１３”后作为谣传而被彻底否定，我想此事既然是谣传，空穴来风总有一定道理的。要知道林彪的得意之作——平型关大捷，早已名扬海外，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而且斯大林接见林彪是历史事实，当时从苏德战争爆发到林彪回国只有半年时间，这期间红军被西特勒的闪电攻势打得丢盔卸甲，西线所部基本都成了德军的俘虏，到１０月２日的“莫斯科会战”时，连自己的首都也危在旦夕，焦头烂额的斯大林竟有时间去陪一个异国的伤兵喝茶聊天，岂不是闹天大的笑话？退一步说，即便３个精锐整师给了中共，要对付的正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在东线虎视眈眈的日本关东军。可想而知，斯大林的决定是合情合理的，林彪回国后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但究竟是谁在歪曲历史，相信大家心里有一杆秤。 在苏联养伤期间，林彪因为闹婚变，加上苏德战争爆发，国内战局也变得更加险峻。他是担心自己祖国的安危，所以为苏军效力是不可能的，斯大林的交换条件也不可能兑现。林彪以伤病为借口，在１９４２年１月成功地离开苏联，顺利地回到了祖国，使他能为中共的解放战争史写下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篇章。 林彪回国后，毛泽东以“受伤”为由没有让他重返抗日前线，安排他在延安继续担任抗大校长，直至抗战结束。在解放战争中，林彪一口气从哈尔滨打到海南岛，这时的病主要是因用脑过度而产生的神经衰弱，并一度拌有失眠症，但根本没有发什幺怪毛病。他此时没病的理由有三点： 一是林彪喜静，这是他高度集中注意力，冷静思考问题时必不可少的外界条件。任何人在高度紧张，并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都是如此，毛泽东在此时能连续抽３包香烟而不歇气，这都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所以这是没有什幺可值得奇怪的。林彪爱在黑暗中思考，也是喜静的一种表现，所以他根本就不怕什幺“光”。 二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对一个从无数尸体堆里爬出来的将军来说，鲜血能算什幺？所以说林彪“怕光”、“怕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三是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３日自打下海南岛时，也未曾听说林彪因为患“病”而影响了正确指挥。现在有传说林彪南下打海南岛时，曾被人用担架抬着走，是有人亲眼所见，但此事已是在刘少奇出访苏联之后的事了。１９３８年以后，林彪没有再受伤，可一到临近解放就出现怪症状，并且在事隔不到几个月的抗美援朝期间就病得不能带兵打仗，这显然是在预谋“装病”。 心病１０年 既然没病，就是装病。既然是装病，就有装病的病因。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６日，在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后，林彪就有闹病的苗头，特别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他的病症开始逐渐加重。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斯大林的另一部杰作出台——朝鲜战争爆发。这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在祖国尚未统一的关键时刻斯大林鼓动金日成挑起了边界战争，深谋远虑的林彪经过审时度势，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抗美援朝”。６月２７日，斯大林的阴谋暴露无疑，因为苏联代表无故缺席，促使向韩国提供必要援助的决议在联合国顺利通过，使美国能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干预，使新中国重要的工农业基地——东北边境，顿时危机四伏，使本已停止干预中国事务的美国随即宣布台湾地位未定，派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海地区，中美彻底翻脸为敌。 为应付当时的国际局势，中共被迫急调沿海一带准备攻打台湾的四野主力北上，在东北边境迅速集结。７月７日，周恩来主持“保卫国防第一次会议”，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反战派多数。林彪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表明了观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时的林彪在党内并没有多少发言权，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在党内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就是当时的反战派代表。在中共建国前后，因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经过一系列亲苏策略和舆论宣传，实际上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被绑在斯大林的指挥棒上。中共高层经过形势分析和双方的实力对比，都认为没有打胜的把握，既然没有打胜的把握，这仗就不能打，但是在他们之中谁也不敢直接捅破毛泽东甘心投靠苏联的这层纸。由于军内大多数持反对意见，加上北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捷报频传，大败韩、美军队，毛泽东只能着手准备，没有出手助战（笔者注：战争爆发后美军先头部队第２４师从日本飞抵朝鲜，因仓促应战，此时损失已过半。就朝鲜战争结局而论，中美翻脸已是无法挽回的事实，毛泽东此时若果断地出兵援朝是最有利的战机。当人民军的T-３４坦克一路攻到北纬３５度线附近时，整个朝鲜半岛就剩最后一个港口据点——“釜山”，若中共再增派出少量的“志愿人员”，和战争爆发前一样，与人民军混杂在一起，是足以赶美、韩军队下大海的。因此，战机一失，其后果就不堪设想，毛泽东在此时不出兵相助，是犯了错上加错的战略错误。尽管这个大错，也造成麦克阿瑟后来轻敌冒进的判断失误，但还是得不偿失）。 ９月１５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登陆仁川，腰斩了朝鲜半岛，金日成军队立刻危机四伏，崩溃只在旦夕之间。１０月１日，联合国军进至３８度线，在麦克阿瑟发出要金日成投降的敦促书时，毛泽东看到大势已去，才真正着急起来。次日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针对突变的朝鲜战局，在会上再次反对出兵，他认为是斯大林惹的祸，应该由斯大林自己去解决，并主张在东北一带进行战略防御，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赞同林彪的观点。但毛泽东在少数几个拥战派的支持下仍然一意孤行，竟在会后要求熟悉东北、了解苏联情况的林彪亲自挂帅入朝参战。林彪内心的痛苦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独来独往” 的无敌元帅，此时身为军人也要断然抗命。在与毛泽东面对面的交锋中，他是这幺做的，却不是这幺说的。大家可以看看林彪当时的谈话内容，先是向毛泽东“问候”的开场白（见林雨星所着《林彪全传》）： 最近几个月胃病老犯，失眠也一天比一天地厉害起来。事情也怪，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整天行军打仗，我身体虽然不算怎幺好，但总比现在好些。 和平时期，生活也安定了，三灾八难反而多了起来。 在分析完整个形式后，毛泽东以他个人、刘少奇和周恩来３人的名义，明确地提出要林彪挂帅出征的要求，他是这样拒绝的： 只是我这几个月来身体不好，老出虚汗，四肢无力，头晕眼花，睡不好吃不好。个人流血牺牲是小事一桩，我怕担负不了这样的重担。 为了表示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随即向毛泽东保证，若美军敢进犯大陆他保证领兵抗美。林彪在这里其实很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体情况：“若去朝鲜就有重病，若为国保家就一点病也没有！”当然，即使毛泽东知道他是装病，也无法当面拆穿，因为志愿军司令的这个位子，不是一般将领就能坐的，若闹着情绪去指挥，肯定是要出乱子的。结果也是因他“委婉”的理由，再度使毛泽东的态度变得犹豫不决。 当时，对朝鲜战争的人选决策也确实很困难，对手是战斗力很强的美军，志愿军司令的人选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必须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二是必须镇得住四野里的那些雄兵悍将。可中共高级军事指挥人员中，完全能符合这两点的人很少，数来算去恐怕只有３位符合条件，除了林彪以外，就是刘伯承和彭德怀这两位元帅。说到刘伯承，你别看他瞎了一只眼，其实他和林彪具有同样深远的战略眼光，两人几乎同时闹病，一个是闹枪伤，一个是闹眼病。而且刘伯承年事已高，解放后战伤累累的刘伯承就急流勇退，主动去担任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以此来远离中共政坛。１９５５年９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为十大元帅授衔时，排位第三、第四的林彪和刘伯承同时缺席，而且这两位都在青岛“养病”。据传，两位元帅称病不参加如此盛大的授衔场面，当时都未卧病在床，并没有患什幺重病。本来，林彪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他却闹病拒战，把毛泽东一时逼上了华山绝路。 １０月４日，在南韩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同时，共和国注定的悲剧发生了，这得归功与这位后来才参加形势研讨会的彭德怀，这天他才刚刚赶到北京。毛泽东曾胜赞他是个敢“横刀立马”的大将军，用的是三国时代刘备赞美他三弟张飞的评语，大家想想：张飞何其人也？相信各位心里应该很清楚。随着彭德怀的到来，使毛泽东在极端被动的情况下终于找到了个“主心骨”的支持。当时说大话的彭大将军并未料到自己会挂帅参战，当晚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召见他时，进去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主席找我有事吗？”可出来的第一话却是：“我命苦啊！”他感叹自己“命苦”是表示战争残酷、艰巨而难打吗？ 显然不是，因为在白天的研讨会上，他分析得头头是道，还有理有据，把反战派一顿猛熏，批得够呛，甚至打胜的把握占多数！可是，张飞就是张飞，说了就是说了，即使说错了硬着头皮也不服输。彭德怀就是这种生性耿直的大将军，不畏险阻，不惧困难，对共和国忠心耿耿，不惜赴汤蹈火，这些和张飞确实很相象，作为一个大将军拥有如此品德是值得称道的，但作为战略军事家、一个元帅，这种“知错不改”的耿直注定他只能是个失败者。纵观彭德怀的前半生，也是战功卓著，并没有犯很大的错误，但支持参加抗美援朝是他一生中唯一铸成的大错。在得知自己即将挂帅出征，虽悔之晚矣，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直到１９５９年，林彪上了庐山，把埋藏在心中１０年的怒火顿时发泄出来，一通大骂，叫彭德怀至死都不可能理解得过来。当时的情况是彭德怀替民做主，为百姓喊冤，是为反“大跃进”而成为毛泽东的一次路线斗争对象，林彪是深知这一切的，因为他恨彭的原因并不在这里，而是暗指１０年前的“抗美援朝”。 正是因为当年是彭德怀逞英雄，使新中国刚刚开启的大门再次关闭，使毛泽东在封闭的天地里为所欲为，一意孤行，才有合作社、反右、大跃进的倒行逆施，才有他彭德怀今天的挨批受整，这是他咎由自取的因果报应。当然，定彭德怀一个反党集团的罪名，如果摆在出卖民族利益的基础上，是讲得过去的，尽管这个罪名也不是林彪定的，“９.１３”后，彭德怀的冤狱并没有平反，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林彪为了准确地“暗示”出这个意图，在７月２７日的庐山会议上，他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见林雨星所着《林彪全传》）： 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你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 赫鲁晓夫对你评价那幺高，你答应了他什幺？ 林彪这话说得好似血口喷人，含沙射影。他真是在无中生有地恶意诽谤吗？当时中、苏两党还没有完全翻脸，因此，请大家仔细思考一下：从林彪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有什幺样的政治目的？他本人对赫鲁晓夫是个什幺样的态度？这番言论会对以后的中苏关系产生什幺实质影响？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看林彪在庐山上的“讨彭”言论，可说是杂乱无章而疑点重重，其谋略之深，一点不逊色于他的军事才能。 他所讲的话，有的是“正话正说”；有的是“反话反说”；有的是“正话反说”；还有的是“反话正说”；而吹捧毛泽东的言辞跟头脑发热的大跃进一样，全是“胡话瞎说”。例如：有人诬谄在会理会议上是彭德怀想夺毛泽东的权，林彪就亲自出面澄清事实，公开申明会议上的那封信与其无关，是自己所为。如果林彪真想加害彭德怀，只要此时保持沉默，或承认自己是受了挑拨，是没有人可以证实得清楚的，而且他还主动批评自己：“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此处就是他的正话正说。他批彭德怀独断专行、自作主张，搞了一个百团大战，但他也说自己因为头脑发热，批判了终身引以为自豪的平型关大捷，此处就是反话反说；林彪说“逞英雄”的意思其实很清楚，“在中国，不要想逞英雄，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这是正话反说；而“反话正说”的更多，现摘录两段： 你自以为身经百战，打下了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老子天下第一，谁的话也不听了，你不是真心真意地来干革命，你是来‘入股’来了，你一脑子旧军阀主义思想。你这种老大自居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国内，让你带兵出国作战，你又表现出大国主义思想，不尊重朝鲜同志。你是《三国演义》里魏延式的人物，后脑勺上长着反骨，平时，你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摸样，艰苦朴素，不摆架子，平易近人，这些是假的，到关键的时候，你的反骨就露了出来。 你是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可你还猪鼻子里插葱——装象”。你就象《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眼睛长在后脑勺上，人家看是好事，你都看成坏事，人家看是坏事，你却看成好事。在你眼力，一切都是颠倒的。 “人家看是好事，你都看成坏事，人家看是坏事，你却看成好事。在你眼力，一切都是颠倒的。” 真是说得好极了！直可惜没多少人能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其实，林彪的目的就是要夺权，要夺那些损害民族利益，替老毛子充当打手的权，他不能容忍这些曾经纵容毛泽东犯错误的追随者。他为这一天的到来苦等了１０年，在１０年里，他不惜装病拒理朝政，代价不可谓不大。庐山会议期间，国际上的发达国家都在制裁中共，共和国基本上处在四面受敌，危在旦夕。国内的人民在挨饿，经济在崩溃，金门在炮战，达赖喇嘛刚跑到印度。此时此刻，在十分不利的局势面前，林彪能挺身而出，从容面对，不惜豁出自己的生命也要扭转这一切被动局面，这一切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为他自己。他为了能扭转乾坤，收拾残局，为了能顺利出山，运用战无不胜的“阳奉阴违”战术，首发一个“清君侧”战役，就使彭德怀等人再也不能逞英雄充好汉，结果使毛泽东不得不支持林彪，将军权悉数交出。林彪当上了统帅３军的国防部长，从此中共的国防建设、外交策略都随着他的“神经症”开始发生微妙地变化，尽管这个改变很缓慢，但它是本质性地彻底改变，他用自己的“病”，改变着毛泽东，改变着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格局。 １０月５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彭德怀领兵入朝决议，“神经症”顿时加重，开始出现难以控制的症状。８日，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成立、毛岸英当上志愿军司令翻译的这一天，两架美国战机攻击苏联苏哈亚市附近机场，美国虽为此向苏联表示歉意，但斯大林马上取消了为志愿军提供空中保护的承诺。同日，林彪以治病的理由，随同中共特使周恩来赶到莫斯科，再次面见斯大林以讨论“飞机掩护”的问题。１３日，毛泽东彻底“铁”了心，在斯大林拒绝派空军参战的情况下，电告莫斯科的周恩来和林彪，做出了坚决“出兵”的重大决定。多牺牲一点中华儿女的生命，对毛泽东来说是毫不在乎，可林彪呢？据当时人回忆，斯大林在听完毛泽东的电报后，竟然挤出了几滴老泪，说了句：“中国同志，好样的！”随后斯大林高兴地通知金日成，并举杯祝贺，林彪拒绝端杯，其脸色十分难看。 在抗美援朝的第１个冬天里，西伯利亚寒流开始狂风怒号中国大地，林彪在这期间多次“感冒”。 在看到成批的志愿军将士战死在异国沙场，特别是第五次战役期间，志愿军第６０军１８０师正师被包围于芝岩里地区，突围不成，人员大部战死，余部尽数投降于汉江南岸，他的心已经碎了！要知道这里面很多都是他从东北带出来的老部下，老骨头啊！“神经症”顿时如同火山喷发，折磨得他痛苦难耐，当然这病就闹得不可开交了，而且这一病就是好几年。下面的两段文字，是摘录于他身边的一个称作“蒋霞”的医生，所写的回忆文章： 一九五?年九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一九五一年十月回国。一九五三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六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挺重了。我记得由于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车开不进去，大家只好把他用担架抬进了翠云轩。这一年是林彪一九三八年三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怕热、腰痛、头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也不能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二十个小时，几拨服务人员都给累垮了。他烦燥，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了，主要是身体挺不住。我觉得林彪身体是有病的，有时还很重，也很怪。但他究竟得的是什幺病，我说不上来，反正医生每次治疗都有记录，这幺大的干部，中央也不会不知道，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在抗美援朝正式出兵后就突发令人难以想象的重病，当然会惊动到毛泽东。对一个从血与火中拼杀出来的无敌元帅，对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将军，对一个淌着鲜血、踩着枯骨走过来的心腹爱将，却如此害怕大自然中的正常现象，使毛泽东感到疑惑不解。他赶紧派负责自己保健的傅连璋大夫专程来“探望” （笔者注：这位傅连璋大夫就是在延安，替贺子珍的女儿李敏接生的医生），可见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怪毛病是何等的重视，傅大夫经过仔细地检查也没得出什幺结论。 １９５３年，在朝鲜战争尚未结束时，肖华代表党中央亲自坐镇指挥，将从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地调来的各路医学专家集中起来，成立会诊小组，毛泽东也亲自出面，如此兴师动众地一番折腾，还是没有查出什幺原因。据传说：林彪当时因痛苦难忍，无法控制自己，甚至用吗啡、鸦片来超脱。这吸毒一事，或真或假，笔者也说不清楚，反正确有这样的文章报导。但不论是真或假，此时发作的“神经症” 倒是越来越严重的事实。原本在苏联就曾经治过枪伤，这下倒好，全都联系到了一块，心病、伤病一起发作，这叫那些全国的名医专家们怎幺能看个清楚，弄个明白？这时他的病以开始有“怕太阳、怕风、怕水、怕声音”等症状，甚至到了“见风就感冒，见水就拉稀”的地步。他居住的窗户，都要用三层厚窗帘严严实实的遮起来，既要挡住光线，也要挡住风。 感冒、拉稀都是很常见的疾病，只要是人，就不可能躲避得过去，林彪当然不能例外。他无力去改变眼前的一切，只能被动地装病，用“病”去抗争，用“病”去超脱自己麻痹的神经，所以要将自己的病情极端扩大化、严重神秘化。但是，长期的装病，内心的压抑苦闷，即使是个健康者一样会生出真病来，药物治疗当然起不到什幺作用，主要还是内在因素。毛泽东曾评价过林彪的病：除了自己的病是唯心主义以外，全是马列主义。所以，如果硬要说林彪有病的话，就是他长期内心压抑而生病。从解放后一直到１９５９年出任国防部长以前，林彪是什幺工作也不干，基本是在全国各地疗养，可他的病症也不见好转，官阶反而一再升迁。就这样，他远离中共政坛，在“小病大养，无病呻吟”中安静地度过了１０年。 再度病重与“文革”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２月７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此会距１９５８年５月年开始的“大跃进”时隔３年８个月。“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这是毛泽东在会上讲的一段话，当然让大家出气的结果和当年“引蛇出洞”的效果一样，都到秋后的文革里算了总帐。 被吹破天的人祸，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中共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怨声载道，国民经济因此走进了死胡同，面临崩溃的边缘。会议原本是清理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设想是讨论修改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书面报告，通过相应的决议，以便在“报告”的基础上，形成全党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成绩、经验和教训的认识统一，指导今后工作。由于广大代表有７０７８人，大都来自基层，具有很强的“出气”愿望，使会上怨声不绝，变成名副其实的诉苦会，而这恰恰在毛泽东眼里就变成了一场“阴、阳谋略的暴露大会”。下面是几个重要人物（笔者注：都是发生在４年后文革运动里的主角）的发言，本人依时间顺序做了一些摘录： １月１８日 彭真：“我们的错误首先由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幺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提的。” “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大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幺高。” 邓小平：“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按：指中央书记处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６日写给主席和常委的报告)把我说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人人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成的，是我和大家搞成的。” １月１９日 周恩来：“我们是一步一步的退，是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针、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陈伯达：“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 彭真：“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１月２１日 刘少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４、５、８(按指《纲要》规定不同地区粮食产量所要达到的指针)提法本身不大科学，农业方面确实有人有意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还是要提跃进，'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但对'大跃进'要有新的解释，要从历史时期看。” 薄一波：“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不能跃进，只有在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业农业都是如此。” 邓小平：“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２%，苏联１２%就了不起啦，技术革命发生大变化才能跃进。” 彭真：“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１月２９日 林彪：“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幺，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幺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１月３０日毛泽东作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会议的最后２天，分别由总书记邓小平和总理周恩来作报告。总书记的报告是突出强调党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把“坚持与否”、“完善与否”的意义提到关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总理的报告则细密地检查了国务院的工作，并报告了国民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 “七千人大会”可以说是中共党的民主制中最民主的大会，可是毛泽东运用深厚老道的反右经验，根据会上彭真、刘少奇、林彪、陈伯达、陈云等人袒露出的“心声”，在党内划分出旗帜鲜明的“阶级队伍”。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见P１０７０-P１０７１）中曾评价：“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抓住民主集中制，特别是抓住破坏民主的倾向，来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确实是抓到了要害。”“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把党的民主制中的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遗憾的是，这次大会以后，民主制中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坏，从而也日益加剧了党内生活的不正常。” 随着中共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地位蒸蒸日上，毛泽东因为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而大权旁落，不断受到排挤。当时若召开九届人大，毛泽东退出中共政治舞台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到了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不再料理国家大事。根据１９５３年他在杭州制订的共和国宪法，干了两届的毛泽东在表面上是在准备退休了，但这时令他愤怒而绝望的就是他的这位接班人，竟然指示在会后即将上任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把前３年的历史写进书里，要勇敢地把它编成剧演，要更勇敢地立碑传给后代。把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３年的辉煌功绩写书、编剧演、立碑！一贯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的毛泽东心里会怎幺想，大家应该很清楚。 在历史书写成以前，剧演尚未编排好，碑址也没选定的情况下，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先发制人了。 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是蓄谋已久的，为了扫清一切障碍，把矛头直指资产阶级当权派，首先就要取得军队的支持。为打赢这场没有法律条文支持的战役，他做了文、武两个方面的充分准备，最早的准备应是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３０日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时，搬出夫人给全国人民亮相；既而到处宣扬自己即将退休，躲过了１９６１年召开“九大”的可能。在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发起了反攻，先通过制造舆论，再打击刘少奇的左右手。他在会上发表《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对“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作出批判，分别成立彭德怀、习仲勋项目审查委员会，对这两个“反党集团”进行审查，邓子恢主持的农村工作部也被定为“十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这一切都是为击倒刘少奇作的精心准备，笔者在此只说说在文革爆发的前一年，毛泽东所作的“文”、“武”两方面准备： 在“文”的方面：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５日，《人民日报》批电影《不夜城》，将“阶级斗争”的概念先期推出。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批《海瑞罢官》，为大辩论的文战场打开缺口。１２月，《红旗》杂志批翦伯赞的“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思想，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被泥塑得全国到处都是，阶级斗争论在全国逐渐形成大气候。 在“武”的方面：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２日，先不动声色地取消自己推行多年的军衔制，在军队宣传官兵一致，为随后的阶级划分做好战前准备。１１月，在北京市西郊种田的彭德怀，被安排到西南的四川省从事三线工作，此举是切断党内当权派的后续援军，以免除后方隐患。１２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倒台，这只是为发动正面进攻，彻底包围当权派的一场声东击西的小战役。１９６６年３月，在天子脚下，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倒台，一个完美的主战场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５.１６通知》以前，军中的陆定一、杨尚昆相继销声匿迹。中央文革不断宣传造势，围剿党内当权派的总攻战役即将打响，这位１９４９年６月就拜会过斯大林的刘少奇已成瓮中之鳖、坐以待毙之势，等完全明白过来时候，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但是，毛泽东要想绕过法律手段，去公开击败政治对手，必须有军队的支持——这位执掌大印的无敌元帅。为此他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听，以身体的原因拒绝。林彪生性高傲，“独来独往”的个性使他很少与军内元帅们来往，客观上讲，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他更是看不上眼。他想“清君侧”来改变现状，可内心又是极其矛盾的，按理说这位在建国初期就投靠斯大林的副主席，虽为国家、人民做了很大的贡献，但在“抗美援朝”中纵容毛泽东犯错误，进而击败了反战代表高岗，还跟着落井下石，毫无原则乱整人，在林彪眼里他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罪人，和彭德怀一样理应得到应有的下场。但因“文革”牵涉到无辜人员太多，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其祸害程度也是难以估量的。经过权衡利弊，使林彪在起初也很犹豫，“神经症”随之发作，并以此为借口，到处东躲西藏，一会儿跑到哈尔滨，一会儿又出现在大连８月５日，毛泽东总攻的炮声已经打响，经过几年的辛苦准备，《炮打司令部》已经直指政治对手刘少奇。７日，毛泽东要与刘少奇摊牌，这是他们俩人的政治决斗，搞不好毛泽东也有败北的可能，林彪此时已别无选择，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他和毛泽东之间的个人恩怨，以及对刘少奇的亲苏态度，是他坚定站在了毛泽东一边的主要原因。这天，林彪从大连飞到北京，空军司令吴法宪去机场迎接，见到的却是一个气色十分难看的林彪。林彪本着清君侧的目的，为打倒了刘少奇，所以带“病” 介入了文革，这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仅仅是在针对刘少奇的问题上异曲同工而已。以林彪在军内、党内的威望，和手中的枪杆子，毛泽东以绝对优势取胜，运动也进入高潮。 这时，林彪多次登上天安门，接受了百万大军的“风、水、光”的检验，“神经症”也随之大起大落，彻底暴露无疑，在几亿国人心里，他变成了仅次于万寿无疆的永远健康。 社会被闹得人仰马翻，许多家庭已趋家破人亡边缘，“批判走资派”、“破旧立新”的运动正如火如荼，据知情人讲：“两边反差巨大，林彪这边愁云惨雾，唉声叹气；主席那边欢声笑语，莺歌燕舞。 林彪对叶群说：“看他以后怎幺收场。”此时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已成了中国实际上的首脑机构，她乱了中央和各省政府，又染指军队，林彪曾嘱咐叶群：“不能让这个女人插手军队，军队不能乱。”毛泽东从组织上规范了军队在运动中的位置，指示成立“军委文革小组”，江青出任顾问，穿上军装以后，又担任副组长之职，就像“中央文革小组”一样，她虽是副职，却起着中心主导作用。为防止军队动乱，林彪根据几个老帅的意见，指示秘书起草军委的《八条命令》，并亲自为其加附了５条说明，这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江青的预防措施，保护军队干部免受冲击。可是到了后来毛泽东却批示： “军队要介入。军队不能成为防空洞、避风港。”于是《八条命令》形同废纸，全军直属机关单位、院校、医院、文艺团体“踢开党委闹革命”，军内造反势力恶性膨胀肆意横虐，冲击军事首脑机关，破坏战备设施，残酷揪斗军区各级首长。北京发展到冲击各军兵种总部，甚至国防部，从将军到元帅都被当作靶子。凡是曾反对过毛泽东、江青及其“文革小组”的人，都被毛泽东点名打倒，诸如谭震林、陶铸等等，捏造出无数冤狱。值得一提的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四大金刚”，都是文革初期的受害者，其中邱会作最惨，差点被活活打死。因此笔者要问：四野的战将如云，林彪为什幺偏偏起用文革的受害者，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这时的林彪算是彻底病倒了，他采取“主席挥手我前进”、“主席画圈我画圈”的消极态度来对抗，天天躲在家除了照样画圈批文件外，就是研究医术、词典。 合六州之铁，终铸成大错 林彪从独来独往的无敌元帅，从一位在会理会议上敢向毛泽东公开发难的前线指挥员，从一位敢叫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的中共高官，变成不停晃动红宝书的好学生，变成处处山呼万岁的接班人，变成毫无自己思想的亲密战友，难道林彪自己是心甘情愿的吗？要知道，中共最先喊万岁的不是林彪，最先吹捧毛泽东思想的也不是林彪，其实，这一切都是抗美援朝惹的祸，因为抗美援朝发生了，所以共和国的悲剧就无法避免。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即便不投毛泽东之所好，以他独来独往的个性，可能要比刘少奇更早被打倒，所以，违心的林彪必须十分注重去做表面文章，注意突出他紧跟毛泽东的形象。《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曲，被林彪运用得炉火纯青，变成他拥护毛泽东的杰作。在打倒刘少奇后，林彪为迅速结束这场人祸，指示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起草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报告。大权在握的毛泽东深知自己花了这幺大的力气，才整倒一个“区区”的刘少奇，若此时结束文革去发展国民经济，其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就昭然若揭。这点对林彪来说是失算的，也是他一生中犯的唯一的一个大错，他当时违心地助毛泽东，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九大”以后，由于毛泽东翻脸变卦，要继续革命而不结束文革，“神经症”随即剧烈发作，特别是有辱国格的国家主席一职被废止，国家的象征被独党专政所取代，使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大打折扣。 “神经症”在此时正式出现了最为严重的症状——“出汗”，这时的林彪如果受到意外地惊吓刺激，整个人就出汗，一出汗，就什幺也不能干，整个人再次陷入黑暗的保护之中。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林彪并非“一贯紧跟”毛泽东，也不是“一贯反对”毛泽东。自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事事“高举”、处处“紧跟”，继至文化大革命，他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与毛泽东之间似乎没有了半点分歧，这其实正是他心病发作的征兆。他为此请走身边的医生，自己翻查本草纲目，去一心钻研医书，并据此开方子吃药，又曾因乱服药差点出事。他通过不断地研究，针对自己原先的所作所为，用自己“病历”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怕大海航行的“风”、怕万物生长的“光”、怕雨露滋润的“水”，反正什幺都怕，疾病几乎进入无法医治的晚期。所以他特别不能受到“恐怖”地惊吓，怕这种一紧张就出汗的怪病发作，为了混淆大众视线，通过工作人员不断宣传，好借鉴“张良范蠡"再次称病不出，用“独来独往的天马”来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不满。为此，他在毛家湾从不看战争影片，拒绝穿军装，也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穿军装，以身体状况为由，韬光养晦，深居简出，不过问政事，一颗民族主义者的赤胆忠心，可谓“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这就是林彪经过自己不懈地努力，不断地总结，最后得出的诊断：“神经性毛孔扩张症”。 创建时间：2004-12-30 八、功高盖世 功勋卓著的军事家 １９２８年４月底，２０岁的林彪上了井冈山，从此与毛泽东结下不解之缘。从此以后，他在毛泽东的指引下，青年得志，官运亨通而不断晋升。他如此地快速升迁，是受到毛泽东的精心呵护吗？显然不是，战争年代官职的升迁全靠的是战功，是来不得一点虚假的，那些什幺耍阴谋、吹嘘拍马等本事在此时毫无市场可言，中共高层总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这足以说明了他才华出众，技艺超群。同年，林彪被毛泽东、朱德破格提拔成中共第一位年轻的将领，出任红四军主力２８团团长，而同时期与他资格相近甚至比他资格老的军官多的是，李奇中、周子昆原是林彪的上级，胡少海连降两级从师长降到营长，却都成了林彪的下级，这除了林彪的军事才能比他们都出色外，还能有什幺原因？大家可以回过头看一下，林彪在上井冈山之前，在没有毛泽东的情况下是如何的表现：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４日，１９岁的林彪靠着黄埔军校的一纸文凭，在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３连任见习排长。 １０月１０日，林彪参加第二次北伐，他冲锋陷阵，累立战功，在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后，林彪随独立团在武汉接受英租界。１１月，林彪所在部队由武汉乘船南下参加对南京的进攻，令孙传芳主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１９２７年２月，林彪升任３连排长。 １９２７年５月，林彪所在团在河南境内与奉系军阀作战。有一次３连把溃军追至渭河边，２０岁的排长就违抗连长停止追击的命令，率队乘胜猛冲过桥，在这个小排长的带领下，其它各排亦紧随其后，大胜敌兵，俘获８００余人。仅此一战，铁军大胜，不仅因他冲锋在前、骁勇善战，而且能独断专行地抢得战机，立即被提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２５师第７３团１营７连连长。 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任见习排长，到林彪升任连长，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领导人是：叶挺。 １９２８年春，经过在耒阳的两次战斗，因营长周子昆在同许可祥部的交火时负伤，刚满２０岁的林彪再凭战功，升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１师第１营营长，这时的领导人是：朱德、陈毅。 只有１年半的时间林彪就升到了营长，这和井冈山上的毛泽东扯不上一点关系。在领导人不断更换的情况下，特别是南昌的起义队伍由起初２万人马锐减到１千人的情况下，队伍不断缩编、改编，他反而能够快速升迁，毫无疑问：一颗即将升起的天才将星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 胜败乃兵家常事，“战无不胜”不过是文人惯用的赞美词汇而已，但用在军事天才的头上，是最恰当不过。纵观林彪军旅一生，他从不打无把握之仗，所以他能将“常胜将军”的美名保持始终。说林彪“用兵如神”，他也当之无愧，就是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军事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青，取之于蓝”。只有“青于蓝”才能使社会进步，人类的文明才能向前发展而不倒退，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林彪２４岁时就升任红四军军长，能从年长２１岁的朱德前辈手里接管帅印，不可能靠谁的赏识，更不可能靠什幺人情关系，而是靠着自己的本事——“５０天歼敌万余人”的战功和独到的军事指挥才能。有人说：“凡是毛泽东指挥的战斗，林彪屡战屡胜。”这种说法是不客观公正的，它仅能说明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和林彪的军事见解曾经多次达到共同，经过思想上的碰撞才产生出共鸣的结果，其本质是通过掩盖林彪的军事天才，来达到美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目的。毛泽东和林彪，一个是年长１４岁的统帅、另一个是后起之秀的年轻战将，毛泽东作为长辈、领导，在军事思想方面确实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但是由于俩人在中共党内所处的地位不同，经过官方可意去宣传美化，对大众思想不断进行诱导，使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大的偏差。针对这个错误的说法，笔者用两个事实足以说明问题：一是凡毛泽东没有指挥的战斗，他屡战屡胜。二是凡毛泽东指挥错了的战斗，他还是屡战屡胜。换句话说：“常胜将军”取得屡战屡胜的美名，跟毛泽东的指挥，在本质上是不存在什幺因果关系的。 林彪个性极强，谋略极深，兵法运用独到。作为一个军事天才，作为毛泽东帐前的一员心腹大将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被他运用得得心应手，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即使在庐山会议以后，他也不是个处处“高举、紧跟”的亲密战友。大家可看几个事例： 黄陂之战、草台岗伏击等胜仗都违背了上级的军事指挥林彪的军事天才，来源与他见解独到的个性。就拿他在红军时期的黄陂、草台岗大伏击来说，战果令古今中外兵学战史都为之瞠目，值得研讨的问题在于毛泽东事后知道这两大胜利是林彪改变了原来的指示，做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决定而欣喜若狂，一方面他大加赞赏林彪用兵独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在军事指挥上靠边站找到不少借口。 这两次战斗发生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林彪接到与敌打遭遇战的命令。他觉得打遭遇战，达不到歼敌目的。于是临阵应变，指挥主力趁大雾弥漫、阴雨连绵的夜晚悄悄进入伏击阵地。他先派重兵堵住可能突围的沟口，当蒋介石的５２师走进设置的“口袋”时，在战线长达１０余里的一字长蛇阵上被截成数１０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在居高临下的攻势下被动挨打，不到３个小时一个整建制师被全歼，师长被击毙。接着，蒋介石的５９师亦被歼灭，黄陂之战大获全胜，仅俘获就达１万人。 接着在草台岗，林彪指挥所部用几乎同样的战术，重兵埋伏在山势险峻的山路两恻。当１１师师长肖干进占草台岗时，才发现天气地形的不利，可为时已晚。尽管有飞机大炮助阵，也难逃全军覆灭的下场。陈诚急得口吐鲜血，蒋介石更哀叹自己的铁军被敲碎。说“此次损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战后，光战场就打扫了一星期，缴获各种枪支弹药不计其数。林彪干脆利索地消灭了蒋介石嫡系陈诚赖以起家的“常胜军”１１师，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平型关大捷，“不懂事的娃娃”不顾毛泽东的一再劝阻，主动率兵迎击日寇平型关一战，第１１５师以劣势装备一举歼灭日军垣军团精锐第５师第２１旅一部１０００余人，战役虽不大，歼敌也不多，而且日军主要是些运输部队，敌我人员损失比例高达１：１，基本上是一命拼一命，可林彪作为师级指挥员，使日本“陆军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使日本侵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彻底打破，从而创造出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场胜仗，八路军的一个师长一举成为世界闻名的抗日名将。 这场使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伏击战，一再违背毛泽东的战略初衷：“到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发展敌后武装、扩大根据地。”是靠林彪的独断专行，自作主张，主动出击，才取得辉煌战绩。这场胜仗，使中共，乃至中国在八年抗争史中留下最值得炫耀的一页，它改变了全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真心抗日的看法，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士气。后来林彪中枪负伤，离开抗日战场，毛泽东也没有深究这个违抗军令师长的过失，而一心一意地在边区窑洞里搞整风运动，并写了几本军事著作。但是，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为批判彭德怀，林彪竟以自己终身引以为自豪的平型关大捷为错误，作自我批评。林彪的政治谋略如此深不可测，可见当时的世道又是如何地被黑白颠倒。 四平保卫战，林彪挽救东北 １９４６年的四平保卫战是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上犯的最严重错误，结果也正是林彪的提前撤退才使东北险些丢失。若说是谁挽救了东北、挽救了新中国，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坚守四平的失利，使民主联军一口气从四平败退到哈尔滨，一路弃甲丢盔，当时东北局的战略物资已装车待运，撤退的目的地是中苏边境，东北几乎全境丢失。 早在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５日，在田中义一的《田中奏折》中关于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就说得很清楚：“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蒋介石是很清楚这个道理的，以抗日闻名于世的东北军司令难道会不知道？林彪完全理解毛泽东“独霸东北、拒敌与国门之外”的战略意图，谁不想得到东北？要独霸东北，关键是四平守不守得住。事实是，在东北战场上若不是他改正毛泽东的错误，民主联军早在四平就全军覆没了。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很欣赏林彪的独断专行，不断赞赏，而且鼓励。和平时期就不一样了，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期间，黄克诚与毛泽东一同吃饭。席间，黄克诚认为１９４６年的四平保卫战有错误。毛泽东马上说：“固守四平是我的决定。”黄克诚却回答：“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面对这种倔强和坦荡，毛泽东沉默了，他说：“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可饭刚吃完，黄克诚就跟彭德怀一起被打倒，罢官免职，毛泽东如此对待自己的错误，后人该怎幺去评说？“９.１３”事件发生后，林彪挽救了东北而撤退四平，却被扣上“逃跑将军”的罪名，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可见被歪曲的历史又是何等的不公。 “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泽东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这是１９６２年初，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片段。“主席挥手我前进！”尽管在林彪的嘴上是这幺说，其实他心里最清楚，这几十年究竟是个什幺样的历史。以毛泽东原来的个性，当是忠言逆耳，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如果没有一个虚怀若谷，豁达大度的胸怀，他是不可能将共和国的支柱、栋梁们团结起来的，这也是他能得天下的原因之一；不干预前线人员的指挥，不禁锢前线人员的战略、战术思想，对指挥人员尖锐的批评能冷静思考，这是他能得天下的原因之二。在战争年代，他不可能跟蒋介石一样在天上飞来飞去，去亲临一线，去到处指挥，他成天只能呆在窑洞里干着急，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可到了和平建设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宁可错上加错，也无人奈何。当年张奚若说他“好大喜功”，他怒斥道：“若不好大喜功，难道要我好小喜过不成！”公开承认自己不是个“闻过则喜”的角色。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继而发动文革，就是在“好大喜功”的思想驱使下，知错不改，再错上加错的史例。 用掩盖林彪的军事天才，去可意美化毛泽东的军事才能，这种宣传只能掩盖一时，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同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林彪能屡战屡胜，可别人能屡战屡胜吗？二野、三野在战略决战中也有光辉的战绩，把他们的战绩与林彪的相互比较一下，就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因为他们与林彪的四野一样，都同处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通过简单的相互对比，一个不比不知道的历史事实就呈现在大家面前，请看： 整个决战战役共消灭国民党军队１５５万余人，四野消灭近１００万人，占６成以上；二野和三野加在一起共消灭５５万余人，占比多少不用算就能得出结论。 我方伤亡方面：四野９万余人，敌我消耗比在１０：１以上，其中辽沉战役６.９万余人，敌我消耗比为７：１，平津战役中２.１万余人，敌我消耗比为２５：１；二野和三野伤亡１３.６万余人，敌我消耗比为４：１，谁的战术高明，相信不难得出结论。 在战略决战后的情况跟决战前是不一样的，此时国民党军队士气尽失，兵败如山倒，除了逃跑就是投降，而在此之前，各个战役都进行得空前残酷，所以决战后的歼敌数和效率比是失真的，二者的数据不能相提并论。要知道林彪的对手基本上全是国民党的王牌主力，战斗力强，士气旺盛，都是经过抗战检验的部队。仅仅一个傅作义，就足以说明一切。平津战役中，傅作义所部能跑却没跑掉，最后不得不困守北平，但在傅作义最先提出的《北平停战条件》中就可以清楚看到这幺几条：《条件》必须由傅本人通电全国宣布，必须成立由他参加的华北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必须交联合政府指挥等等。可是真到了最后，傅作义却以：“从此解甲归田，一兵一卒一枪一炮都属多余”为由拒绝了中共为其保留一个营的私人警卫部队，其前后反差如此之大，这可不是那个能吹牛的阴谋家就吹得出来的，假若凭二野的谋略去攻打海南岛，说不定会比三野打金门更“精彩”！ 再举个“不比不知道”例子。孟良谷战役胜利后，华野缴获了大批美械装备、也补充了不少俘虏兵，士气大振，当时粟裕统帅的军队几乎占中共整个兵力的一半，可见毛泽东对争夺中原的战略，重视到何种地步。粟裕先分兵出师豫东鲁南（有的认为７月分兵是毛泽东的战略失误，但当时陈、粟认为此战略没错只是战役没打好）。外线兵团先攻汶上失利，再攻济宁失利，三攻藤县还失利，一路遭敌人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损失惨重，把历次战役中缴获的辎重几乎丢光。内线兵团在粟裕亲自指挥下连打南麻、临朐两个败仗，每次都是主动集中了４、５倍的兵力去打敌人，但围点攻不动、打援又堵不住，损失比敌人还大。内外线全面受挫，杀羽而归，自报损失人马５万，创下了解放战争期间一次战役行动的失利使解放军损失之最。当时，在东北的林彪若指挥失误，同样有全军覆灭或走抗联老路的危险。四野的军力能在后来超过三野等部队，其百万大军是在东北发展起来的，精良的美械装备也是从敌人手里夺的，他和粟裕不同的是：粟裕夺了还要奉还，林彪夺过来的武器就姓林了。林彪在东北带出了一支能征善战，士气高昂的林家军，这正他和战友们的过人之处，才创造得出来的伟大功绩，这是艰苦工作的结果，也是以林彪为首的四野将士们积极寻机歼敌、战略战术高超的一个标志。 林彪的四野是中共军队中战斗力最强，建立战功最大的一支部队，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仅辽沉战役，就好比垓下一战，国共两党的命运在此战后，就命中注定。辽沈决战，林彪指挥千军万马，把国民政府驻东北的４７万精锐军队全部消灭，２０００辆汽车、７６辆坦克、１５０多辆装甲车以及大量重炮等美式装备，全部武装起了四野，才有后面入关南下，平津不战而降的大胜。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而强兵之上就能轻易得出谁是强将的正确结论。林彪在辽沉战役中打廖兵团、长征途中打吴奇伟都打的太漂亮了，使一些人居然由此得出了林彪只会打“乱战”的结论，这不荒唐吗？林彪擅长打运动战，其实共产党的将领都擅长打运动战，只是他打得更绝、更精彩！他指挥部队的运动速度、运动距离和变化都堪称一流，打得稳、准、很，迅雷又不及掩耳。他无论是打伏击、打追击还是组织撤退，无论是突击敌人中枢要害、还是长途奔袭、迂回包抄都是很出色的战例，堪称力量速度变化与准确细腻的完美结合。一件件战史都令人荡气回畅，都能算充满阳刚之美的运动战艺术精品。除此以外，林彪不仅会打运动战，他也是中共将领中征战最全面的战将，“湘江阻击战”，“四平保卫战”、“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都是共产党军队打的最著名、最惨烈、规模最大、最成功的阻击战，这些难道不是林彪打的？林彪红军时期“攻漳州、克乐安、战宜黄”，解放战争时期“血战锦州”、“激战天津” 也都是各个时期共产党军队打的最成功、最漂亮干脆的城市攻坚战。其它的元帅、大将们都同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拿什幺去与他相比？林彪擅长打“运动战”、打“伏击战”不假，但打“阻击战”、“攻坚战”同样打得的漂亮，同样打得惊天泣鬼干脆潇洒。 战略军事家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已经证明，至高无上的皇权，是容不得任何质疑的。《礼记曲礼》里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被历代利益集团肆意歪曲地利用，人民的思想被禁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被维持得秩序井然，只反贪官的皇权至上思想决定了整个意识形态，帝王创造的历史自始皇开始方得以稳定地代代延续，人治、君治、党治、德治主宰了社会的一切。一旦法律成为虚设的外表，利益集团残暴、掠夺的本性就会表露无疑，太平盛世便告终结，随即天下大乱，百姓遭殃，生灵涂炭。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治罪要幺是诛灭九族，要幺是凌迟处死，使持不同政见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只能通过造反、暴乱，只能通过血腥的枪杆子，权利才能更替，社会才能重新整合，不满的思想才能得到彻底地宣泄，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演变史。 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立下了奇功，打出赫赫威名。大军入关时，黄永胜就豪气十足地说：“单是我们‘四野’就能跟蒋介石一争天下！”林彪麾下不少人拿辽沉战役来说比垓下一战，说林彪这一仗打得不亚于韩信当年的十面埋伏，毛泽东就是在此战后才意识到夺取全国胜利的时间要大大提前。于是在“四野”中那些最信任最佩服林彪的指战员，确实有称其为“韩信”的，但韩信毕竟是悲剧性人物，所以林彪为人便有“打仗像韩信，处世同张良”一说。若仅以纯军事而论，毛泽东亲自带兵没有超过十万，林彪带兵超过百万之众，而且也是多多亦善。在延安大练兵时，看毛泽东在靶场上表演出的射击水平，根本就不能与曾冲锋陷阵、威震敌胆的林彪相比拟。历史上的赵构和岳飞在军事方面根本就没有一比，可结果是韩信被诛、岳飞被杀，凡功高能震主的大将军没几个落得好的结局，这样的例子在古今中外都举不胜举。刘邦、赵构的军事才能只能算个二、三流水平，而韩信、岳飞被诛杀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才能不及前者吗？是因为他们的战略思想不够深远、伟大吗？显然不是，因为既然主子能被震于臣子的功高，就足以说明臣子的政治才能、战略思想都超过了前者，在历史上，臣子因政治、军事才能低下，而具有“野心”的事例还鲜有所闻。帝王的疑心加上利益集团去可意维护，使韩信、岳飞均死在几千年形成的高至无上的皇权意识上。 如今毛泽东成了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的思想仍照耀着神州大地，后人追封毛泽东的佳冠是这一家，那一家的，笔者没有细数，估计也要让他戴上十几顶高帽子。“９.１３”事件发生后，林彪戴上了“阴谋家”、“野心家”的帽子，佳冠里仅剩下一项——军事家，而且还没有战略眼光。这不是在闭着眼睛说瞎话吗？他能成为阴谋家，其基本条件就必须具有战略眼光，而且他还是个隐藏得很深的大阴谋家。 “天曰昭昭！天曰昭昭！”抗金名将岳飞因涉嫌“谋反”死于风波亭，也被神州共讨过，但还是得到了昭雪，成为万世敬仰的民族英雄。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笔者在此先且不论林彪的下场，仅凭他赫赫的战功，是不可能永远掩盖得住的。伟大的军事家林彪，不仅精通战略，而且眼光深远，这也是他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所必备的条件，以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他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客观公正的历史就是要讲事实，真假如何自有公论，请看： 早在１９２９年，林彪就不同意毛泽东“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且还建议用比较游动的方式在江西、福建、广东三个边界建立根据地，不要死守一地，有没有战略眼光？ 在红四军七大期间，林彪勇敢的支持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有没有战略眼光？ １９３２年，林彪作为东路军总指挥改变了中央要他在赣江流域作战的命令，支持了当时没有被多数人接受的毛泽东的主张，转而去打漳州并取得了重大胜利，有没有战略眼光？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多次打电报建议用运动战而不是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有没有战略眼光？ 长征途中，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建议迅速北进与４方面军会合，在北进会合前毛泽东的战略是在川或黔建立新的根据地，而不是因为北面有强敌，最终造成四渡赤水期间的四处碰壁，有没有战略眼光？ 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成功地指挥了平型关一战，使毛泽东单纯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的抗日战略，变成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有没有战略眼光？ 东北初期中央和东北局都认为国内和平是可能的，命令林彪集中主力与敌人决战，而林彪认为与蒋介石的和平是假的，建议作长期打算，有没有战略眼光？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后，林彪不失时机的提出南北满联军合二为一，以便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有没有战略眼光？ 在１９４８年初，林彪拒绝了毛泽东要他在春天南下作战的意见，避免了对我不利的过早的战略决战，在同年７月，林彪主动提出了在秋天“以最大主力南下作战”，此次南下最后演变成了辽沉战役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有没有战略眼光？ 辽沈战役后期，林彪建议中央暂不攻打太原，“围而不打”以拖住傅作义，使其进退不得，有没有战略眼光？ 平津战役中，林彪把毛泽东的“先打两头后打中间”战略，改为“放弃两头直取中间”有没有战略眼光？ 林彪只是中共军队里的一位年轻指挥官，他不是最高统帅，在十大元帅中年纪最轻却排到了第三，若摆政治资历，充其量他也只能算个娃娃；若论战功，他是无与伦比的无敌元帅。他的战略眼光独到而深远，在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进行碰撞时已经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历史的结论就是最好的证明，林彪一系列的战略意见，质量不可未不高，在中共还有哪位军事家有这幺多的战略眼光？ 在四平保卫战的时候，林彪手边只有３个纵队，当时１个纵队相当１个旅的兵力，两年后他率军打回辽西走廊围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时，１个纵队已经是１个军了。１９４５年底中共党抽调２万干部１１万部队出关，这２万干部中有多少是抗大毕业的？有多少又是校长一手栽培的？本人无法去逐个统计，但林彪的功勋是无法掩盖得住的，这时他还不到３８岁。到了１９４８年底，跟随林彪出关的就有８４万大军，考虑到大约有３０-４０万的国军加入共军，保守估计也有５０万以上东北青年参了军，中共的星星之火就这样被他烧成了莫之能御的燎原之势。 在军事上的成就不仅表现在他屡战屡胜上，还表现在他把自己所带过的部队都培养成了中共军队中战斗力最为强大的部队。据曾与林彪同连当兵的易水秋回忆，在林彪还是见习排长时，就积极帮助连长组织士兵训练，出主意、想办法。因一些士兵对射击训练没有兴趣，他为提高士兵射击的积极性，提高训练质量，提出用装石灰的洋铁桶做为靶子，士兵射中时铁桶被打破，桶里的白石灰就会喷出一股白灰。 以至到解放后，各大军区在枯燥的训练中都增加了趣味性，在沙袋上、标靶上都能找到他“白石灰桶” 的雏形。刚进东北时，主力的１个纵队都挡不住敌人１个团的进攻，经过林彪在战略战术方面的精心调教，经过“５０米距离见功夫”的刻苦练兵，四野各部都逐渐成为战斗力最强大的部队，其它将帅谁有这种本事？不要说林彪的战功、他的战略战术思想、他的指挥艺术无人可比，就是他领兵训练部队的本领其它将帅也望尘莫及。相当年“岳家军”也是以摧枯拉朽之势，令对手闻风丧胆，落荒而逃，但那时的对手是同仇敌忾的外族，军队的战斗意志和爆发出来的战斗力是不能与国共之争相提并论的，林彪训练出来的林家军比起当年的岳家军，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难道不是事实？ 抗日战争，林彪率领一群土八路首战平型关，就取得辉煌战果，要知道林彪是在知己不知彼的情况下，运用独到的战略战术，一举扭转了整个中国抗日战场的被动局势，他作为民族的英雄，功不可抹！ 解放战争，林家军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攻必克、战必果，狂扫全中国，一点不逊色于当年的岳家军！ 朝鲜战争，大家都为共和国最可爱的人自豪，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震惊，要知道志愿军的王牌主力、“万岁军”全来源于当年的林家军！ 谦虚谨慎的政治家 林彪不是文豪级人物，一生所着不多，如同他不善言语一样，写的文章短小精悍，基本全是军事方面的经典著作。如：《关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个团的战术》、《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战役指挥问题》、《硬拼仗问答》、《打胜仗的根本办法》、《运动战》、《关于攻坚战的战术问题》等和他总结出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组一队”、“猛战术”、“三种情况下三种不同的攻击法”都通俗易懂，为文化素质不高，来自广大农村的中共指战员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论指导，他的治军思想及理论直至影响到当代的部队建设。 林彪不仅在军事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从增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后两条，就看出能与岳家军的“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相媲美。从中共官方对林彪的定性来看，林彪是个隐藏得很深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因此，反观这个定性，不难得出林彪是个谦虚谨慎的大政治家的结论，否则他是隐藏不了多久的。下面是摘自林彪《战术思想研究——论一点两面及战术作风》里的一段话： “我们是人民起义军，，是为了广大人民的解放，而不是为了自己或哪一个。不是为了吃粮。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吃饭、住房、种地。我们每一个胜利都与人民利益直接联系着。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才是宝贵的。” 林彪的所作所为无愧于他说的这些话，因为中共领导人在生活、起居方面一直提倡的是艰苦朴素，要节约闹革命，所以他也用不着去搞“阳奉阴违”，对吃、穿的生活享受方面，他是言行一致的。他一心想的就是部队，就是打胜仗，就是为穷苦人民能过好生活而打江山。上级发什幺衣服他就穿什幺，从不去计较尺寸长短，款式美不美观，只要能穿就行。林彪不仅穿得简但，吃得也很简单，青菜、豆腐是家常便饭，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林家的保姆王淑媛在“９.１３”后“揭发”林彪：别看他外表穿得好，里面的衣服都是林立果穿剩下的，他补补再穿”。王老太太还揭发林彪“从来不玩女人，不象那些人喜欢玩女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林彪的前妻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叶群也是延安八美之一，林彪不是没有好美之心，林彪不玩女人不是没这个欲望，也不是他玩不动，而是有自己高尚的道德要求。 红四军“七大”和“古田会议”，林彪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作了极大的支持；在抗日战争时期，两度出任抗大校长；到６０年代“我军政治工作的决议”（至今仍是指导我军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他对政治工作的贡献也超过了其它任何元帅，如果林彪不懂政治，他戴得上“隐藏得很深的大‘野心家’”的高帽子吗？ 说延安是新中国的摇篮，而东北才是中共的大本营。１９４５年８月随着日本关东军战败，使东北这快肥沃的黑土地出现了权利真空，当时东北是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钢铁产量占全国９０%，煤炭占６０%，发电量占４０%，而且拥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和最大的产粮区。东北的战略地位，注定了它将来会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在毛泽东指责蒋介石“下山摘桃子”的时候，林彪率部队为能早日得到日军遗弃的战略物质，靠日夜兼程地急行军，基本都是赤手空拳地跑到东北，没带什幺装备。斯大林根据中苏协议不支持中共，苏联红军甚至动用坦克驱赶共产党。作为总负责人，林彪审时度势，用智用谋，他几次更改部队番号，靠“阳奉阴违”战略与苏军周旋。在苏军撤离时，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夺得东北大部，为中共的大本营打下了厚实的根基。可一看到东北形势的彻底改观，毛泽东的战略头脑随之发热，他用王明式的左倾冒进思想——“拒敌于国门之外”，企图一口独吞东北，因此他严重地去干预了林彪的战略思想，造成四平保卫战的惨败，东北全境几乎又丢失殆尽。也正是林彪靠“阳奉阴违”地执行毛泽东的命令，才保住了东北，保住了中共得以生存的命根子，才有了今天的新中国！ 能与平型关大捷媲美的昆仑关大捷，是国民党“儒将”杜聿明指挥的，他是林彪在东北战场的主要对手，经几次交手后，他多次要蒋介石重视东北的共军一部；国军的“小诸葛”白崇禧，几次警告蒋介石：“放林彪是放虎归山”。１９４６年５月３０日，在林彪败逃到哈尔滨时，白崇禧随蒋介石飞抵长春，及时向蒋提出的全盘计划（笔者注：下面是摘录于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先生所着的《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片段，该文在台湾《当代》杂志独家连载）： 乘林彪部队溃不成军、丧失战斗力之际，穷追猛打，一举拿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满洲里等重要城市；然后组织民众编成三百万民团，保卫地方，肃清共产党残余势力；再调五个机械化师回华北消灭聂荣臻部。 若依照白崇禧之计，林彪所部必败无疑，历史也将因此而改写，但历史就是历史，它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当时中共的主力大部集结在中原地带，在民主联军败退到哈尔滨时，国军已进至松花江一线，东北的战略地位之重要，是谁得东北谁就得天下的问题，如果蒋介石得到了东北全境，中共必走“长征”的老路。林彪是一边着手再撤退的准备，一边将东北的危局呈报给毛泽东，敦促在中原发动策应，促成停战谈判的可能。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不知是计，继承宋襄公的遗志，漠视心腹爱将和“小诸葛”的高见，竟然答应停战，还硬将“小诸葛”调离东北前线，放了林彪一马。俗话说：放虎容易收虎难，蒋介石的这一放，使林彪这只受伤严重的“虎”变成了“魔鬼”，等他再出山时，“战争魔鬼”就一路护送校长宋襄公，一直安全地送他到达台湾岛，而白崇禧为“四平保卫战”没能消灭林彪一部，到了台湾仍训斥得蒋介石不能吭气！ 如果大家熟悉这段历史，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人应该是谁，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东北为中共在内战中取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人力和战略物资，为新中国的诞生，林彪建立的丰功伟绩，用“功高盖世”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林彪是集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为一体的全才，靠他运用独到的战略战术，为中共取得了这快厚实的根据地。当时林彪纵观全国战局，能够审时度势，而不一意孤行，他不仅要带兵打仗，还要发展当地经济，使他的地方治理取得辉煌成绩，这就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也无法比拟的武德。在进行了辽沉战役后迅速出关，他不仅带出了攻必克、战必胜，一路势不可挡的林家军，而且在队伍后面，还跟着一大批浩浩荡荡的南下干部工作团，前面每解放一地，这些来自东北解放区的优秀军地两用人才，迅速接管当地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为建立新政权，保障城市生活，恢复正常的生产及文化教育事业，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他和他的战友们建立的功勋，彪炳日月，永不可抹杀！ 林彪是中共唯一的一位没有打过败仗的常胜将军，毛泽东称赞是“无与伦比的无敌元帅”，他受之无愧。他在军事史上写出的辉煌篇章，彪炳千秋，永不可磨灭！ “天马行空”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善用兵者隐其形、有而示之以无”是他为帅、为将之道。 林彪在军事战略、治国政策、国防建设等方面与毛泽东产生了很多分歧，为捍卫民族利益，他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为了生灵免遭涂炭，他不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立于狂澜。他灵活运用“阳奉阴违”的战略谋术，巧妙而隐蔽地改正毛泽东的错误，使古老封闭的国门再度向世界开启！他对共和国忠心耿耿，毫无愧色地做到了始终，使他终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他对中华民族建立的功勋，彪炳千古，万世流芳！ 林彪是中国罕见的非常全面的军事家，古今中外能与他相提并论的也不多。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民族的无形资产，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我们有什幺理由不珍惜？林彪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洒下了热血，战功赫赫，仅凭一个“抗美援朝”，就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最伟大的战略军事家，在中共党内、军内无人能与他相比。 创建时间：2004-12-30 九、卖国贼和民族英雄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架长车，踏破贺兰山阙！ 本人坚信，即使再过千年，龙的传人也不敢忘却《满江红》中的一个字。为本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利益，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能誓死捍卫者，就是民族英雄。说起我们的民族英雄，首先得提到南宋抗金将领岳飞，如果要排名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大概会以第一高票当选。“杀岳飞用秦桧”，使得“岳飞”二字几乎等同于“民族英雄”，“莫须有”三字成为“诬陷”和“冤狱”的代名词，而岳飞的政治对手赵构、秦桧之流几乎成了“汉奸、走狗”的代名词一样。按理说，英雄的主要敌人，应该是敌对民族及其代表人物，可岳飞和赵构、秦桧都同属一族，又都曾力主抗金，但历史给他们的结论却有天壤之别。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香港、澳门曾是殖民主义者占领下的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国共内战的后遗症。今天，除了香港、澳门之外，仍有大批当年殖民主义者占领下的领土没有收回。中俄条约中有关割让领土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除了丧失外蒙这片大约有１５７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外，在上个世纪还丧失了黑龙江以北、新疆伊犁以西约１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与前苏联的边界线分东西两段，全长７３００公里，是由沙俄炮制的１９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造成的，在割让领土的中俄条约中主要有以下３个： １、１８５８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俄国割去黑龙江以北、大兴安岭以南６０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２、１８６０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将中国东北部乌苏里江以东４０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给俄国。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在１８６４年又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中国西北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善淖尔南北４４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给俄国。 ３、１８８１年的《中俄伊犁条约》，及其后几个勘界议定书，中国割让了西北部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疆的斋善淖尔以东地区约７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共建国。１０月１６日，中共就与外蒙建立外交关系，承认外蒙独立，当时虽遭到民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但这个“承认”的事实起码也是在蒋介石之后。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蒙古是“老二哥”，中共还是个未加盟的门外汉。中共此举，虽与卖国求荣、丧权辱国无异，但在脸面上还算说得过去，只是毛泽东能如此效仿蒋介石，在他口里大骂自己的“老朋友”是卖国贼时，心里却不知是怎幺想的？ 但是，除蒙古以外的这片失地，同香港、澳门一样，都是由满清政府的软弱和斯大林的杰作造成的。 毛泽东在建政后就代表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还以此为据，为后人能成功收回香港、澳门，能洗刷“百年耻辱”，能激昂国人强烈的爱国热情，立下了丰功伟绩。 殊不知，国人在为收回香港主权而感到无比自豪的时候，在为收回澳门主权而激动得热泪盈眶的时候，可曾想到相当于１６００个香港，可曾想到相当于４４个台湾，可曾想到诗仙李白的出生地，可曾想到哪块被沙俄占据的面积达１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对祖宗传下来的这块基业，毛泽东那股敢与天斗、与地斗的勇气又不知跑到哪去了？ 斯大林的杰作 笔者曾请教过几位长者（普通的知识分子），问他们外蒙独立是怎幺回事，基本上没一个能说得清，有的说是蒋介石干的，有的说是毛泽东卖的，而且都含糊其词，答非所问，并反诘我没事干，问这个问题干什幺？说到这里，笔者更觉得要把自己的想法和所知道的说出来，尽管我说的有很多错误，但起码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斯大林本人最著名的杰作就是圈我外蒙和挑起朝鲜战争，对这两件杰作，我已另文探讨，除此以外，斯大林还有不少杰作，因为割占的领土不多，加上中共官方不公开报导，所以还鲜为人知。 １９１７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拉拢其它国家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绞杀，邻近的大国——中国就是其恩惠的主要对象。为此，苏联在１９１９年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称：“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第二年９月，在苏俄红军到达远东后，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宣言重申：“所有俄国如前政府与中国所缔约皆属无效，放弃侵略所得之中国领土与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国。”当时因国内战乱，忙着争权夺利的各路军阀没工夫理这件事；北伐战争胜利后，又因国、共内乱，也无暇顾及；此后便是八年抗战和国共内战，更不需说。在此期间，从２０年代后期至４０年代，斯大林利用中国国内的混乱，又超越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占领了部分中国领土。１９２９年的“中东铁路事件”，苏军占领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面积达３６０平方公里的抚远三角洲(黑瞎子岛)。１９４４年，苏联又宣布将它早已控制，面积达７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并入苏联(位于在外蒙西北部和苏联交界处，苏方称为图瓦地区，现为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这样，中苏边界上出现了“中俄条约线”、“苏联地图线”和“实际控制线”交错的复杂情况。 到中共建政后，完全有条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在苏联于１９５０年２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更应该解决这个问题。退一步说，即使把这领土问题作为悬案，中国将来也有机会通过谈判或用其它手段要回这些领土。何况当时中苏两党都在奉行“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战略。但毛泽东为取代蒙古，争坐“老二哥”的交椅，在明知斯大林就是蒙古国缔造者的情况下，没有要求其履行承诺，放弃了被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 蒙古国自诞生之日起，基本上成为苏联的第１６个加盟共和国。为了尽快让斯大林彻底放心，毛泽东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划分出的阶级立场，通过政治宣传，采取了反美、反西方的外交策略，甚至“志愿” 用几十万中华儿女的鲜血，也要争这一口气——誓死捍卫斯大林的另一个加盟共和国。即使让新中国背上苏联的巨额战争负债，让亿万劳苦大众去忍饥挨饿，毛泽东也能从容不迫，泰然处之。为此，他仅付出了三个代价就换来一个巨大的收获。代价之一是唯一能继承他遗志的儿子的生命；二是台湾地位未定成为事实；三是少吃了好多餐红烧肉，换来的收获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谁是卖国贼，谁是民族英雄 “七七事变”后，中国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地全面抗战，一个未满３０岁的师长在违抗军令的情况下取得平型关大捷，要知道林彪参加抗战只有半年时间。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林彪当时不中枪，以他的雄才大略，会怎样去收拾那些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只可惜，阎锡山的士兵太很；只可叹，林彪当时太年轻！否则，这位民族英雄定会率领土八路们，和敢向他开枪的阎锡山士兵一道，在中华大地上将演义出何等惊天泣鬼的民族壮举。 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沙俄占我河山，斯大林圈我外蒙，在新中国刚成立、祖国尚未统一的关键时刻又挑起边境战争，毛泽东和他的一批追随者却在里面推波助澜，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英雄能不愤怒吗？林彪不可能漠视己任，他反对“抗美援朝”，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最后军人不惜以身体原因来抗拒，这正说明我们的民族英雄胸怀大略，是真正能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思想家、政治家。笔者在此感叹：有谁的谋略能超过他！是谁的思想站在世界最巅峰！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７日，中共第１８军分路渡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拉开了解放西藏的序幕。１９日，解放军在孔道、西康西部的军事重镇昌都县歼灭西藏地方武装５０００余人。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志愿军”却按照斯大林的计划安排，摸黑跨过鸭绿江，去了异国他乡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写得是如此的才华横溢，具有何等的超人气魄！这等诗词可不是一般人能写、敢写的。评秦皇，说汉武！唐宗宋祖就是有这个才华，也没这个本事，因为他俩知道天有多高；成吉思汗、忽必烈有这个本事，但不敢评，因为他俩知道地有多厚；努尔哈赤、皇太极也有这个本事，更不敢说，因为他俩知道“羞耻”二字。这首诗写于１９３６年，看１４年后的今朝，人物又是何等风流。 １９５０年的“抗美援朝”是爱国吗？要知道美国联合世界诸国出兵朝鲜危害的利益是苏联，“保家” 究竟在保谁的家，“卫国”也不知道是卫哪一国？林彪和毛泽东，虽然地位不同，但立场泾渭分明。毛泽东固执己见，推行投苏反美的外交策略，使中华民族付出惨重代价后才换来一个“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的教训，最后落得既要反美又得反苏。先失去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又失去了老大哥的撑腰，搞得国家内外交困，在苏联停止援助、撤走专家后，被逼无奈才喊出震撼人心的“独立自主、自己更生”的口号。当然他喊这个口号还有另一个政治目的，就是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绕过法律途径去整死、流放数以万计的政治对手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笔者就依时间顺序列举出几条，看看这位风流人物的“今朝”伟绩： １、中共建国刚２年，毛泽东就急不可耐地要标新立异，鹦鹉学舌式地效仿秦始皇。在１９５１年，他指出：“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１９５３年，他又指出：“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简化。 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隔阂，严重损害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后来推行的“二简”，危害更甚，现举出几例： “家”简化成“宀”下“人” “信”简化成“亻文” “矮”简化成“?小” “能”简化成只要右半边 “隙”简化成“夕” “冰”简化成“水”的左上角加一个点，原来的两个点仅仅简化了一个点。 上述这些文字，如果说给下一代听，恐怕他们没能相信。可能是因为苍天的保佑，“二简”算是以闹剧收了场，可汉字被如此简化，仅字型来看，已朝着日本平假片假名的趋势迅猛发展，超过也只是指日可待的事。此刻，笔者撇开民族自尊问题，对毛泽东在台湾还未统一，香港、澳门尚未回归的情况，两次简化汉字，就是对中华民族莫大的伤害，如此胡作非为简直就是历史的罪人。汉字，本属象形体，要学好已属不易，现在倒好，学了“简体”还得去琢磨“繁体”，使今天的繁体字已形同古文。汉字字体、字形的不统一，就人际沟通而言，一个中国人若要通行于大陆和港澳台，就必须学会使用两套汉字，而外国人若想同中国交往，他又应该先学那一套好呢？人类历史已进入２１世纪，信息革命已经来临，在高科技领导一切的地球村时代，两套汉字，给人际的沟通、信息的交流都带来的严重影响，要想彻底消除毛泽东缔造出来的这个民族灾难，不知道还有多少代人要经受磨难。 ２、１９１２年（民国元年）至１９４９年，３７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１.４亿；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７年，８年时间里人口就增长了１亿。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５日，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他主张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可马寅初在随后的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其正确意见被当作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受到了无情批判。在反苏、抗美，以防备核攻击的同时，考虑到天灾人祸期间自然人口出生比率不正常下降，在中国人口已居世界第一的情况下，毛泽东将控制人口论者统统打成右派，进行残酷镇压，同时推出祸害中国几个世纪的人口政策，极度鼓励出生人口，使贫穷落后的中国人口数量极聚膨胀，当时无数的“光荣妈妈”，竟能拿着国家的赞助去亚非拉诸国旅游观光。 ３、１９６２年中印战争，中国军队大胜，毛泽东且命令后撤“麦克马洪线”４０里。１１月２１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自翌日起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１２月１日，中国撤军。 至１９６３年３月１日，全部撤出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实际控制线２０公里以内地区。中国军队还奉命把作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于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６日前释放了印军全部被俘人员，在世界军事史上开创了胜利之师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交还缴获物资和俘虏人员的先例。现在中印边界东段仍以“麦克马洪线”作为实际控制线，伟大祖国出版的地图上清楚地标明这一地区由印度控制，但如果能找到一张国外出版的中国地图，你会惊奇的发现这一面积几乎等于浙江省的土地，要幺被注明为有争议地区，要幺被划入了印度。国际上的规定是，如果当事国在６０年内未对有争议地区采取实际行动的话，则该地区的主权属于实际控制国。中国撤军后，在９２０００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印度从容不迫的移民７百多万，使今天的西藏变成祖国的前沿边疆。 ４、铁托曾说过：“把自己国家利益无偿地送给别人就是卖国！”无偿出卖国家利益与割地赔款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这个国家民族的败类。在毛泽东不吃红烧肉，和国民一起挨饿时，他仍不吸取教训，为打破国际社会的封锁、制裁，使自己在国际舞台有几个搭理他的朋友，打肿脸充胖子的他要以共产国际的老大哥自居，使劲勒紧国民早已干瘪的腰带，也要去援助那些等着吃奶的亚非拉兄弟。这一折腾就是上１０年，明明是天才谋略家运用深不可测的战略战术，才使中国摆脱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封锁与围困，在中国即将恢复联合国会籍时，毛泽东竟然自我标榜：“是黑人兄弟抬进出的。”殊不知，黑人兄弟怎幺早不抬，晚不抬，偏偏要等到林彪刚死４０来天，就被抬进出了？ ５、１９７２年，毛泽东再次公开出卖民族利益，代表中国放弃日本侵华战争赔款。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５日，田中角荣访华，９月２９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一句“深刻反省”的言辞就把国家和人民蒙受的巨大损失一笔勾销。１９７８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再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确认了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决定。使日本现在有借口公开敬奉靖国神社的“神灵”，有理由修改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中国现存不多的几个劳工、慰安妇的索赔诉讼累遭失败，钓鱼岛也纷争不断，无法太平。 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还有：发动反知识、反文化的反右斗争；鼓噪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仅一个“大跃进”就一次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饿死百姓达数千万人；发动文革，第二次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深渊，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从不注重科学、教育的他竟居功己有，将苏联的援助、技术，将刘少奇等人抓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创造出来的“两弹一星”功绩占为己有；另外就是不择手段，想方设法残酷迫害敢于直言的老战友、老干部，均以反毛泽东等同于反革命的罪名来残酷镇压，摧残、囚禁政治对手和持不同政见者，指使谋杀共和国接班人、副统帅等等血腥事件。以上只是简单列举的几条“丰功功绩”，毛泽东创造出一系列祸国殃民的“功绩”，简直达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本人无法详细列举。 １９３６年，大文豪吟唱到“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从中共建国开始算起，大文豪在位２７年，天不可说不晴，但好斗的他成天抱着《二十四史》躲在封闭的小木屋里，随心所欲地与天斗、与地斗，与美帝斗、与苏修斗，与知识分子斗、与自己的战友斗，甚至连九天的嫦娥、五洋的王八也要斗，临死也没忘记个“斗”字。中国被他斗来斗去，斗去斗来，斗得杀声四起，斗得天昏地暗，一直斗到“９.１３”再次打开封闭的国门，通过窗口传来的一丝光线，毛泽东才看到马克思所描叙的剥削阶级国家那些多灾多难的劳苦大众，对为之奋斗一生的辉煌功绩算是有了点清醒认识：中国从蒋介石领导下的世界第四大国，早在１９４５年就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早在１９４８年就成为关贸总协议缔约方，终于被他“斗”进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小国行列。１９７４年２月２２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出了自己最后的一点心里话： 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岁月是多幺地无情，时光残酷得不饶人，毛泽东此时已是８０多岁高龄的老人了，邓小平为此激动地跑到联合国，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对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做了全面系统地论述。看到今天的台湾也在奉行“金钱外交”政策，可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才没出现饿死人的惨象。 想当年，满清政府在洋枪洋炮下签订城下之盟，被毛泽东如此地奉旨行事，先人若泉下有灵，一代风流人物将拿着他的诗词著作和不朽功绩，该如何去向老佛爷复旨？该如何去向成吉思汗请安？该如何去向宋祖、唐宗复命？该如何去面见汉武、秦皇？ 创建时间：2004-12-30 十、月黑风高 月黑夜 在中国古老的农历里，凡是月末和月初的夜晚由于不见月亮，就称作“月黑天”，也称作“月黑夜”。由于夜黑无月光，能见度极低，这种自然景象被前人描述成杀人越货而不留痕迹的最好时机，如果有风的配合，再放把大火来达到消尸灭迹的目的，是再恰当不过的天赐良机。所以“月黑风高”一词就堂而皇之地走进字典，成为成语一族，它出处的本意就是指：“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中国农历的月底和阳历不一样，只有３０天。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的凌晨是农历的７月２４日，这天的凌晨，月不可说不黑，风不可说不高。在前一天的中午，毛泽东提前结束南方的视察回到了北京，因为他跟普通人的作息时间不一样，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３点左右就寝，午后才起床。所以这天的中午，其实才是毛泽东每天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可当晚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９.１３”事件。在凌晨１点５５分，林彪的坐机刚飞出国境，毛泽东就从容镇定地说了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好象副统帅的出走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毫无破绽。 地图的疑惑 林彪坐机是在９月１３日０点３２分从山海关机场起飞，１点５５分经中蒙边界４１４桩上空出境，２点２５分在蒙古温都尔汗西北７０公里处坠毁。全程飞行了１１３分钟，其中有８３分钟是在中国境内，在蒙古国内飞了３０分钟，这３０分钟还要包括选择迫降地点。 林彪的坐机是怎幺飞的，到底准备去哪？本人无法得知，而且也没见过所谓的航行线路图，更不知道中蒙边界４１４桩的具体方位。但地图是无法掩盖的，笔者在由中国总参谋部测绘局编制（１９９６年版），１：４３０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用直线测量法（笔者注：与空中实际航线距离肯定有误差，但不会影响分析出的结果），量过来算过去，均以北戴河为出发点，经过测算发现一些令人疑惑的问题，具体数据如下： —大连:２０４公里 —北京:２５８公里 —广州：１９２０公里 —汉成:６８７公里 —海参崴：１０８８公里 —温都尔汗：１１５０公里（坠机点） —台北：１６２６公里 —伊尔库茨克：１８０４公里 —东京：１８１４公里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广州是最远的目的地，可事实上林彪没有到达广州。 如果说是叛逃苏联，那幺距苏联最近的城市是远东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在这条直线上，虽然跨越了北朝鲜领空，但只有近４０公里的距离，即使绕过去也不会增加很多航程，所以仍比到温都尔汗的距离近。海参崴虽是苏联的军港，但中共的海军并不强大，又紧临北朝鲜，对西面的警戒不会很严密，当时在中蒙边境的双方都处于紧急战备状态，防空系统都日夜开启，就安全性来说，远东的海参崴是最佳选择，沿途都在东北境内，可事实却是北上去了有大量驻军，防备十分严密的蒙古。 伊尔库茨克正好坐落在３点连接起来的直线尽头（北戴河—?温都尔汗坠机点—?伊尔库茨克），如果林彪走这条直线，根据官方公布的出境时间１点５５分来测算，北戴河到中蒙边界只有７１１公里，２５６号坐机用了８３分钟，就必须以时速５２０公里的速度飞行，即使减掉飞机起飞的耗时，这个速度对２５６号坐机来说也慢得不可思议，再说林彪也不可能在这条直线上不断地来回飞行而空耗时间和燃油，所以林彪并没有走这条直线。另外，温都尔汗（坠机点）距离伊尔库茨克尚有６６０公里，如果坠机时的“迫降”是因为燃油耗尽，那幺想飞到伊尔库茨克就纯属天方夜谈。下面是李德生所写《林彪叛逃的那几十小时》中的一个章节（笔者注：李德生在１９７３年８月３０日，中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副主席）： 直到午夜十二点过后，周恩来总理把我叫到电话间。他对我说，林彪要乘飞机跑了，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代替他坐镇指挥。 我听到这一消息深为震惊，来不及多想，立即快步离开大会堂，乘车向空军大院驶去。 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时，担任值班负责人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接我进了值班室。在场的有空军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有关人员，我立即将在天安门参加排练国庆阅兵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 后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来了。我看到标图板上显示二五六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已越过承德，到了内蒙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恩来总理要求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 周总理问：“如果我们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调度员说：“能听到。” 周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总理说：“那就请你向二五六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但是，调度员稍后报告周总理：“他不回答。” 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才调转方向往北飞。 我紧张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方向。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 我问他：“有什幺特点？” 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我坐在标图前，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等情况向周总理报告。 眼看飞机要出国了，我请示周总理怎幺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在你之前，吴法宪也请示过，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 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这架飞机飞出国境以后，将会有什幺结果？国内外会产生什幺样的影响？我们都十分担心。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商量好应付由此引起的一切事件，并作了最坏的打算。 在上面几段文字里，可以看出２５６号坐机曾越过承德上空，那幺在这个所谓的３点直线上已经出现西偏迹象，李德生在后面也亲自证实：“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才调转方向往北飞。”很明显，林彪并没有走所谓的３点直线，伊尔库茨克就很难说成是这条直线的目的地。在这段文字的最后，李德生等人看到飞机已经出境，都十分担心，但此时已清楚地提到了毛泽东对林彪后事的安排——“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商量好应付由此引起的一切事件，并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苏联，那幺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商量好了些什幺对策呢？ ４０厘米洞的证据一 中、苏、蒙三方一致承认坠毁的２５６号坐机右机翼下有一个开口，没有洞穿，直径达４０厘米的洞。这个洞，正是飞机右翼储存燃料的关键部位。说它大，飞机坠毁时没有造成解体，而四分五裂；说它小，足以造成烈火焚身，而毁灭一切。这个形同锅盖大小的洞，洞孔形状不规则，边缘铝刺有的朝里，有的外翻，显然是受力所致。那幺，它受到了什幺样的“力”？据中共官方的说法：“洞的边缘铝刺外翻，是着陆时油箱内部爆炸引起的。”这不禁令人起疑：着陆时引起油箱内爆，为什幺不“爆”在机翼左边，或机腹的部位，这些地方都是储存燃料的关键部位，难道仅仅是纯属巧合？ ４０厘米洞的证据二 如果按官方的说法是着陆时油箱内部爆炸，那幺这个洞的边缘铝刺内翻又怎幺解释？油箱内部无论怎幺爆炸，即使往油箱里装进遥控炸弹、定时炸弹，或者是遥控定时炸弹，受创的铝刺也不可能内翻，这是基本的力学常识。很明显，创口还受到了外力，那幺，这个外力又来自那里？ ４０厘米洞的证据三 因中苏双方意识形态全面对立，导致严重的军事对抗，在漫长的边境上互驻重兵，剑拔弩张，双方屯兵都超过百万人以上。１９７１年的双边关系虽比１９６９年有所缓解，但边界仍处在紧急战备的状况下，对天空的警戒当然不会丝毫放松。林彪的坐机体形庞大，与战斗机的速度比起来就显得过慢，它突然出现在高度紧张的边界低空处，随后又进入蒙古领空，在对方的军事人员看来，这架来历不明的飞机会使他们感到格外地吃惊和紧张，而不敢贸然采取攻击的行动，分析的理由如下： １、自中苏关系恶化以来，处在战备状态下的边境从未出现过类似事件。虽然苏联在８０年代击落过南韩民航客机的事件，但２５６号的出现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情况错综复杂，莫斯科考虑、分析局势的时间有限，在仅仅３０分钟里，如果仓促地下达进攻命令，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２、从飞行的轨迹来看，自起飞时就在自己的国境内东闯西串，毫无航线地乱飞，飞行高度也达不到普通民航的标准，仅此一点就明显不同于８０年代被击落的南韩客机。林彪此举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引起边界的注意。在边境附近的上空经过充分的示警后，突然闯入了蒙古国境，这在对手看来不可能是迷途的民航班机。 ３、没有那个国家会派出一架这样的飞机来从事军事活动，因为２０００-５０００米的高度对低空飞行的侦察机来说，就显得太高；而对高空飞行的侦察机来说，高度又明显不够；如果是在试探雷达讯号，那幺对这架飞机本身来说如同找死。其飞行轨迹杂乱无章，在雷达上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不可能是首先发动军事攻击的战斗机，即使是空降机、轰炸机，仅此一架飞机又能起到什幺作用呢？ ４、飞机飞得既低、又庞大，对蒙古驻军来说无须使用导弹，仅用高炮就能将其轻易击落，也正因为如此，就更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中国不是南韩，已经有一定的核反击能力，如果轻率地打响第一枪，去摧毁这架容易遭受攻击的不明飞机，对高度敏感的边境来说，很有可能是引发双方大战的导火索。 ５、飞机在蒙古境内虽飞行了３０分钟，按每小时９００公里的速度计算，拋开降落的时间，即使走直线也只能刚刚飞到苏联边境，但不可能坠毁到温都尔汗。因此，２５６号坐机尚远离苏联国境，对苏联本土未造成实质性的威胁。要知道蒙古军队的指挥权掌握在苏联手上，所以蒙军不可能擅自做主，去独自攻击这架简直如同飞碟的奇怪飞行器。 ６、温都尔汗的坠机地点位于漠北深处，远离中国大陆，约有３００公里的航程，如果飞机想“逃” 回国内，也得２０分钟左右，苏军即便要将其击落，也不至要在此地急于下手。 综上所述，不敢贸然攻击这架飞机，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就是用非攻击性手段让它迫降。而中国的导弹即使能准确地在温都尔汗上空将其击落，就导弹的破坏力而言，仅仅只造成４０厘米的破损，而没有洞穿，这可不是一般的导弹打得出来的，何况首先将导弹发射到强大的苏军辖区，毛泽东还从未有过这幺大的胆量！即便是蒙军、苏军使用先进武器，包括导弹、高炮等，其攻击效果也很难造成这样的破损。笔者相信，蒙古驻军肯定想方设法跟这架飞机联系，很可能起飞战斗机来使其迫降。退一步说，飞机即使受到了导弹之类的外力攻击，那幺边缘铝刺外翻又怎幺解释呢？因此，右机翼下那个４０厘米洞，不可能受到导弹之类的外力攻击，４０厘米洞的证据四 既然没有受到导弹之类的外力攻击，那幺造成边缘铝刺内翻的这个外力来自何处？而且这个力是内、外都有，很明显，中共官方解释的“油箱内爆说”是站不住脚的，对边缘铝刺内、外翻的原因无法自圆其说，这其实就是“９.１３”事件的关键所在。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经过分析对比，发现在右边机翼下部造成了这幺个不大不小的破洞，从山海关机场相关人员的证词里可以找到重要线索： 当时，机场的灯都没有开。只有飞机附近亮着一个聚光灯。飞机底下有两辆油车，没有看清地面有几个人。只看见飞机右侧的翅膀上面有两个人，象是在准备加油。林彪的汽车一到，他们就从飞机上下来。林彪、叶群等人一起向飞机上抓。 这是８３４１部队２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的回忆证词。除了于仁堂一个人的证词外，当时在场的人员几乎全部能证实：“机场的滑行灯没有开，飞机就强行滑出。滑行时，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 要知道让一个人说谎容易，让众目睽睽的多人一起跟着说谎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而问题暴露的关键恰恰在于：事后在现场检到撞碎的遗弃物！这些“遗弃物”是造成“直径４０厘米的大洞”的罪魁祸首吗？显然不能肯定，如果飞机在起飞时，右机翼就因此受到外力而破损漏油，是不可能飞出国境的，飞机飞了近２０００公里的航程，说明右机翼根本就没有破损成洞。那幺“遗弃物”能和着陆时油箱内爆构成因果关联吗？ ４０厘米洞的证据五 右机翼能产生“遗弃物”，是因为要给飞机进行例行的“加油”，可加油车的出现是在１３日凌晨零点１０分，也就是林彪离开北戴河刚刚过去一刻钟左右的时间，是由航空兵XX师派驻山海关机场的李海彬要来的（笔者注：李海彬要加油车一事，出自林雨星所着的《林彪全传》第二十八章【大结局】），为什幺这个时候突然来加油，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笔者正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加油车不可能来加油，分析的理由如下： １、２５６号坐机于９月８日，由林立果从山海关飞到北京西郊机场。１１日晚，在西郊机场已经加了一次油。９月１２日，林立果亲自驾驶这架飞机从北京飞回山海关机场，机内储存的燃油仍足够飞遍大半个中国，完全能飞抵苏联。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和林彪都是知道的，所以用不着再给飞机加油。 ２、２５６号坐机于１２日晚８时飞到山海关机场，在飞机落地不到２个小时后，经有人证实：是潘景寅在接听了一个电话后提出调来加油车的，潘随后要求李海彬加２吨半油，经李海彬提出只需来一辆油车时，潘在没有提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坚持要求来两辆加油车。潘景寅如此固执地要加油车，说明林彪已在此时预谋乘机外逃，而且潘必是林彪死党无疑，可潘死后竟然得到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由此可见，加油车不是潘景寅调来的。 ３、不知道林立衡在起初都说了些什幺，周恩来就从她话里分析出林彪要叛逃的准确结论，并依此指使李作鹏、吴法宪等人在晚１０时左右兴师动众地去调查一架飞机。这分明是嘴上在说调查，实质是把毛泽东准备控制飞机的企图公开地“通报”给林彪。从此时开始，任何人接触这架飞机必须经过北京的许可已经成为事实，那幺加油的人员也不能例外。那幺是谁派来的加油车（笔者注：本人并不怀疑李海彬其人，他或许是个执行命令的不知情者）？ ４、例行加油的时间最早定在２１：４０，在林彪离开９６号楼后过了１５分钟，加油车就正好赶到。这即使算作巧合，可一来就是两辆加油车。殊不知，来两辆加油车准备给飞机加多少油，才能弥补林立果从北京到山海关机场，已经飞行２５８公里的耗油量？难道一台加油车尚不能弥补２５８公里的耗油量并加满油？事实是２５６号坐机飞行了近２０００公里，而且还带油燃烧，难道加油车也有小型、重型之分？一辆加油车究竟能载重几吨燃油？ ５、所有的现场人员都知道：“飞机的起飞是未经批准的强行起飞。”可是，在起飞前的一刻钟，加油车就赶来加油，那幺加油车的行为是强行的，还是例行的？如果是经过林彪的指使调来的加油车，当然就是强行的，可官方的解释为什幺是“例行”的呢？中共官方也证实了飞机起飞是强行的，可加油车来加油为什幺不定性是“强行”的，或者是“受骗”的？给准备强行起飞的飞机例行加油，这话说的不觉荒唐吗？很明显，加油车不是林彪派来的。 ６、林彪离开９６号楼去机场的行动是严格保密的，仅仅５个人坐一辆车迅速出发（侍卫长李文晋中途下了车），这从林立果当时不断强行挂断所有工作人员的电话就足以说明这个保密性。而机场这边，连陪同林彪随行的机组人员都没有来得急配齐，难道给飞机加油的工作人员一下子就全配齐了？林彪如此幻想给自己的坐机加上那幺一点点燃油，这岂不成为笑话。 ７、林彪登机时，没有走正常的车载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很明显林彪赶到机场登机是没有预先计划的，连舷梯车都没有来得及开过来。即使不疑问舷梯车为什幺不与加油车一起来，但这起码能说明林彪在策划的时间上很是仓促。如果加油车是林彪计划安排来的，那幺就会同时在机场暴露出自己的行踪，而且在那幺短暂的时间里，从加油车出发到激活、关闭加油装置，再到飞机仓促起飞，能加进油箱多少油，林彪难道会不知道？当时的山海关机场基本还“掌握”在林彪手里，对机场发生“灯火管制”的情况他是知道的，提前暴露机组人员的行动是无法避免的，但加油车的到来是他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８、官方还有一种解释：加油车来了是准备停在跑道上阻止飞机起飞，可为什幺不开辆舷梯车来阻止飞机起飞？事实上，加油车都停在飞机的右机翼旁边，舷梯车也没有来，而林彪能成功起飞，就足以说明跑道上什幺障碍物都没有。 综上所述，加油车的出现，与情与理，都不合乎逻辑，官方的解释也是破绽百出。而事实正是因为林彪对行动的保密，在突然准备登机的行动被公开明了后，加油车就及时地赶来加油，这难道仅仅又是个意外的巧合？ ４０厘米洞的证据六 飞机起飞后，机组人员不可能发生任何反抗。从登机的情况看，机上、机下所有人都知道如下情况： １、据官方的解释说明：在北京的周恩来指派吴法宪从晚上１０点就开始查证这架飞机，飞机是未经批准的强行起飞。但机组人员如此地胆大妄为，这可不是违反党纪、军纪的小事情。 ２、机场有８３４１部队拦截的枪声。早在起飞前半小时，在北戴河驻地，就已经响起过枪声，北戴河与山海关机场、北京的通讯高度畅通，就当时机场紧张的气氛来看，在场的人员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机组人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最好证明。 ３、林彪登机时，机场已经实行灯火管制，漆黑一团，他没有走正常的舷梯，而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而且是自己的司机在下面将其“扛顶”了上去。杨振刚在北戴河出发的路上就亲耳听到了清脆的枪声，此时既不反抗，还去帮林彪，这不是死心塌地得不要命了吗？机组人员也没有因此起疑心，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飞机就这幺轻易地起飞了。 ４、如果机组人员真要反抗，那幺在飞机起飞之前，就是最好的机会。因为机组人员的配备不齐，完全有借口拒绝起飞，而且８３４１的部队就近在眼前，反抗是轻而易举的，可事实是连一点反抗的迹象都没有（笔者注：事实上确有人反抗过，但不是机组人员，而是林彪的侍卫长李文晋）。 ５、机组人员没有佩带自卫的武器。在起飞后，即使再想反抗，也是机会尽失，而且他们都知道机场的情况——飞机已无法安全降落，大家已经上了同一条“贼”船，此时再反抗还有什幺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机组人员既不反抗，还齐心协力地让飞机起飞，一路都在林彪的命令之下正常飞行。那幺在温都尔汗迫降时，机组人员生还的希望出现了，却因为反抗，或者因为燃料用尽，反而手忙脚乱地要把飞机搞得东摇西晃，弄得操作失灵而无法平稳下降，这与情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４０厘米洞的证据七 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重１７３公斤，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４３９公里，最远点２３８４公里，被控制的卫星用２０００９兆周的频率播放《东方红》乐曲，中国大地都可以收到卫星发出的信号。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０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洲际火箭。可想而知中国的无线电遥控技术已达到了相当的先进水平。 “９.１３”的机场是月黑夜，四周漆黑一团，当时已经实行了灯火管制，其目的就是要控制整个机场，首先就是控制这架２５６号坐机。这表面上是禁止飞机起飞，实际上是在漆黑的夜晚控制住了机场的灯光。既然不是林彪派的加油车，加油车去了当然就不可能加油，不然因燃油耗尽而迫降就不能顺理成章。但是，去的是两辆加油车，两辆油车又都紧靠在一起，使暴露出的问题更多：两辆油车为什幺不一左一右同时加油？左机翼油箱难道没有加油的接口装置？难道是通过长长的输油管接到左机翼油箱上？而且在右机翼的上、下站那幺多人在干什幺？ 其实，这些人正在干切断林彪的后路的活计：利用其先进的遥感技术，以夜色、加油车，以及加油车的发动机声为掩护，在右机翼上装一颗小型遥控炸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分析的理由如下： １、站在机翼上的人是在观察望风。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此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当时机场漆黑，所从事的可不是一般的普通作业。事后经于仁堂证实：“只看见飞机右侧的翅膀上面有两个人，象是在准备加油。林彪的汽车一到，他们就从飞机上下来。林彪、叶群等人一起向飞机上抓。” ２、中国的无线电遥控技术早在一年前就已经成功地控制了远在２３８４公里外的人造卫星，经由卫星定期发射《东方红》乐曲的信号。刚刚在几天前，中国又发射成功第一枚洲际火箭，温都尔汗距离中国边境只有３００多公里，即使不通过卫星遥控，在陆地上也有技术能力遥控这个爆炸装置。 ３、这颗微型炸弹本身就是颗钻头。是从飞机右翼下面直接钻入机体，镶嵌在铝皮上，如同将铁钉扎在轮胎上，胎内的高压空气不会马上泄露一样。因为机翼上的电路、操纵系统简单，采用此安装法，技术简单，设计新颖，所需时间不长，可迅速完成作业，而且在安装时航空燃油不会大量外泄，旁边又停有两辆加油车，谁也闻不出汽油味来自那里。 ４、据官方对派加油车加油的说法：一是正准备加油，二是准备调加油车去机场跑道，以阻止飞机起飞。显然，林彪登机时加油车的发动机是激活的，而在此之前，飞机的发动机也可能激活，这说明飞机现场声音嘈杂，安装人员正好“浑水摸鱼”。 ５、炸弹是微型的，破坏力不大，只破坏了机翼的表皮，否则高速飞行的飞机会解体，而大部分装置设备却是用来远距离无线遥控。另外，安置点在机翼下面，起爆后解体的装置会自然脱落机体，而远离出事现场；冲入机体内部的部分装置会被随后大量外泄的燃油冲刷、焚烧而消失。 ６、要大家都说谎是很难的，除非是欺骗。在场的人员全部能证实：“机场的滑行灯没有开，飞机就强行滑出。滑行时，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显然２５６号坐机的右翼是带“伤”起飞的，因为伤口朝下，上面被整个机翼盖住，在漆黑的夜晚是很难察觉到的，起飞后更无法看到。 ７、飞机场的“遗弃物”。事后在现场检到撞碎的遗弃物里，有从机翼上刮下的铝皮、绿色的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这是不是安装炸弹的证据，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 ８、当炸弹被引爆时，爆炸产生的破坏力由机翼面上的安装点为中心向四周冲击，从而造成了边缘铝刺有的朝里，有的外翻的创面。这是不是安装炸弹的证据，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 “善于断敌后路”是林彪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结晶和高度统一，是他俩都擅长的谋略套路。从当时的情况分析，林彪的“后路”只能是这架２５６号坐机。从飞机残骸来看，散布集中，机上人员尸体没有分散，形状清晰可辨，这说明飞机不是高空坠落，在空中也没有发生大的爆炸，显然不是外力的原因，而是右机翼下部的内爆使大量的航空燃油外漏，引发大火，仓促坠毁。 ４０厘米洞的证据八 周恩来的“禁空令”是事实存在的，他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都排在林彪之后，除非是毛泽东亲自下达“禁空令”，否则阻止林彪起飞就是烟幕。因此周恩来的“禁空令”虽对林彪的“死党们”有效，但对林彪本人来说：不是限制其起飞，而是禁止其降落，就是要禁止其可能降落在大连、北京、广州等国内所有的机场，甚至包括飞回山海关。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１日，就发生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空难事件。当时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和随团记者，从香港起飞，在飞往雅加达途中发生爆炸，飞机坠入沙捞越西北部海域，全部人员遇难，而这位总理先生当时正是因故改变了计划，才得以幸免。也许是历史的教训给周恩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飞机起飞后，他就严密地注视着林彪的一举一动，时刻掌握着具体方位。尽管官方证实周恩来曾向飞机发出呼叫，称其准备欢迎副统帅的归来，并准备亲自去机场迎接，可林彪坐机不是小巧的直升飞机，所经过的机场都漆黑一团，这叫他怎幺能“安全”地降落下来。既然不能降落到应该降落的飞机场，周恩来此举，就是逼林彪降落到除了飞机场以外的任何一个荒郊野外的场所。 如果林彪按照周恩来的计划安排，在国内某地降落，他就无法解释深更半夜强行飞行的事实，对只有一个思想的７亿人民来说，无异于跳进了黄河，怎幺也洗刷不净自己的清白。因为林彪无法给出一个说得清楚，道得明白的交代。回想到毛泽东的前一个接班人刘少奇就是在不久前，戴着“叛徒”、“内奸”、“工贼”的多顶帽子刚刚死去，据说他的骨灰都无法找到，现在能有林彪强行飞行的确凿证据，结合他在庐山上想当“国家主席”一事，先给林彪戴一顶“野心家”的帽子，然后再根据林彪飞行的动机，经过周密地判断推理，然后补戴几顶“叛徒”、“卖国贼”的帽子，完全可以叫他永远都反不了案。 由于降落地点在国内，对林彪来说安全性毫无保障，但对毛泽东、周恩来来说就是天赐良机，因为其安全保密性极高，对肆意隐瞒事实真相、善于借题发挥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联系到“９.１３”前毛泽东对林彪反革命集团采取的一系列英明措施，如果说林彪能安全地降落，或者坠毁到国内任何地方，其结果会怎样，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林彪是不是民族主义者，毛泽东心里最清楚，但林彪作出葬身外蒙的抉择，是毛泽东阴谋策划的一个巨大漏洞，它造成２５６号坐机的航线无法肆意篡改，降落地点也无法任意隐瞒，事件造成的前因后果不得不向国人、乃至世界作全面公布，更为关键的是这个“４０厘米的洞”必须“正大光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也是林彪那把老骨头就能保存到今天的主要原因。 谁在搞阴谋诡计 在文革中惨死的刘少奇是无法与林彪相比的，副统帅直接掌握着枪杆子，其能力、地位已经远超前任接班人，其政治、军事谋略足以功高震国。毛泽东若用发动类似“文革”的非法运动再来打倒林彪，其胜算绝无可能，即使用一个“想当国家主席”的名义，经广泛的舆论宣传，最终演变成“野心家”的罪名，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全面击倒林彪。这从他们俩人死后的结果来看，就完全不同：刘少奇案件的性质在邓小平翻案前，基本上没发生什幺变化；林彪案件的性质几乎是一年几变，年年都花样翻新，变化最大的就属邓小平时代的定性，其反文革罪行全部被推翻，案件性质发生了彻底对立的转变，可罪恶行径反而越变越严重。这是因为林彪已经树大根深，在全国已经形成与毛泽东并驾齐驱的个人崇拜偶像，对只有一个思想的７亿人民来说简直就是另外一个毛泽东，他在文革中说毛泽东不能说的话，干毛泽东想干的事，其实，这正是这位天才谋略家的真正本事。 九大召开不久，刘少奇等人刚刚被打倒，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重新主宰一切的局面刚刚形成，若想紧接着再废倒一个亲密战友级的接班人，军事天才可不是光吃素的，仅凭借他那张不善言词的嘴就足以让毛泽东无法去向党和人民交代得清楚，其结果会对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会产生什幺影响，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因此，既要自己不受牵连，又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除了用歪曲事实真相的手段去杀人灭口，就别无选择。“９.１３”事件就是诱逼林彪上飞机，然后直接谋杀之，造成“野心家”罪行败露的大阴谋。这从当时双方有关人员的分布上就可以清楚看出，究竟是谁在月黑风高的晚上搞“阴谋诡计”。 ９月１２日下午２点，毛泽东到达丰台站，召见了北京军区和北京市的负责人：李德生、纪邓奎、吴德、吴忠等，吩咐李德生调一个师去南口，“吴德有德，吴忠有忠”就是毛泽东当时对两人的评价。 晚上纪登奎被周恩来派到北京军区，加强对北京部队的指挥，李德生被派到空军司令部，复查空军的指挥，北京机场已有坦克开进。晚１１时左右，林彪在北戴河驻地，处在汪东兴、张耀祠８３４１部队的严密保护之下；黄永胜、李作鹏等因参加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陪伴在周恩来左右，协助工作；吴法宪，被周恩来派到西郊机场，受到同由周恩来指派的杨德中协助，说是以防万一。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无敌元帅就是处在这种境地下，得出自己准确的判断，以自己神奇的速度，毅然决然地赶到机场。从此时双方的形势图中可以清楚看出，林彪的“四大金刚”均被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掌握控制着，基本上都是身不由己、动弹不得，无一能脱身而成功起飞。与此同时，《“５７１工程” 纪要》里所谓小舰队骨干成员基本都放任自流，尚能自由出入、分头活动，这足以说明这份后来发掘出来的材料有几分真实性可言，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 视死如归 林彪能从容地起飞，已经明白过来这一切。嘴里说欢迎副统帅回来，可机场一遍漆黑；８３４１部队那前紧后松式地追赶，那一次次响起送行的枪声林彪完全知道自己该做什幺事，包括所有的随机人员都明白，都知道自己在最后的时刻该做什幺，不该做什幺。不该做的就是要沉着冷静，不能有眼泪；该做的就是朝着自己元帅亲手指定的目标前进。但是，林彪在走之前，总该向后人有个交代吧！ 飞机上的“黑匣子”是不可能留给后人的，通讯记录也会被篡改、隐瞒。因为“有”或者“没有” 记录，后人都不可能知道，没有“黑匣子”是有人早先做了手脚，如果有“黑匣子”就必定落到必须隐瞒事实真相者的手中，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归宿处在谁主宰的国度。所以林彪唯一能告诉后人真相的，就是自己飞行的绝迹和死后的残骸所在。在此决定下，林彪没有穿戴降落伞，也没有让飞机打开减速板，如同天马行空一样，独来独往，从容不迫地翱翔在月黑的天空，追寻着大汉帝国威名于世的古战场！直至最后，右机翼突然爆炸起火 俗话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直径４０厘米的洞，就是毛泽东经过周密策划，设计好了的最佳解决方案。纸，终究包不住火！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想法：“９.１３”已事隔３１年，铁证不可能全部销毁，起码在今天，林彪的尸骨尚存，后人尚在，据说女儿林小琳和林立衡都健在，而且还有大量随机人员的家属健在，运用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要证明这些疑团已经不存在任何困难。 林彪的军事思想和政治谋略远胜过毛泽东，可以这幺说：在中国历史上最了解毛泽东的除了林彪没第二个人，至于毛泽东了不了解林彪，笔者还不敢妄加断言。如果凭借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威望，以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带出来的强兵悍将，去发动内战，在政治、军事上打败毛泽东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他却担心自己一生的功名毁誉一旦，无数的生灵要再遭涂炭，国家的利益将因林彪的名字，受到残酷的浩劫，给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他无意改变这至高无上的皇权意识，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已经早有结论：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英雄们是不可能为自己的名利去为祸自己的祖国，去加害自己的人民。所以，当毛泽东杀气腾腾地南巡回京，目标直指北戴河的同时，林彪安然不动，毫无反抗，这足以表示出他准备引颈待戮的决心。 “９.１３”事件前，他已经静思多日，如果坐以待毙，高岗、刘少奇、贺龙、张霖之等就是他的结局，“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的《临刑口占》，风波亭前“天日昭昭，天日昭昭”，那些以“叛国投敌罪”处决的民族英雄们，在眼前一目目闪过，驱使着倔强的林彪拿定主意，要去决定自己归宿。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常胜将军，早已选好了一这块宿地，他没有立即执行的原因，或许是想换个安静的环境再等待毛泽东的态度转变，也不失为上策。可是在９月１２日的晚间，喜静的他被搅得无法安睡，周恩来最后的电话清楚地说明毛泽东的屠刀已经高举，他必须从容应对，所以决定快速隐蔽地离开北戴河。女儿涉世不深，毛泽东也不敢怎样加害于她，为了不牵连更多的无辜者，走的时候只带了自己身边的２个亲人和３个亲兵。 一生都没有打过败仗的常胜将军，就是要在最后用自己的生命打一场与毛泽东决斗的胜仗，所以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将计就计，使自己坐机成功起飞。对毛泽东的那几套军事理论，军事天才全了如指掌，两人的风格虽都以“善断敌退路”为所长，但林彪的谋略更深、更远，更别具一格。飞机在月黑风高的夜空执着地前进，林彪知道自己付出的只是生命，而得到了彪炳千古的永生；而毛泽东只得到了权利，却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飞机在月黑风高的夜空执着地前进，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对无敌元帅来说是短暂的一刻，但对毛泽东来说却是永远的永远！飞机在月黑风高的夜空执着地前进，林彪更知道自己该做些什幺： 该向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告别！ 该向自己深爱着的人民告别！ 该向自己的战友们告别！ 该向骨肉分离的亲人告别！ 该向长江北岸的故乡告别！ 该向平型关告别！ 他命令飞机低飞，尽管窗外一片漆黑，也要最后看一眼他深爱的祖国山河；他不能走直线，尽管会被诅咒唾骂，也要最后多看一眼他深爱的黎民百姓。 看着自己拋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竟没有一块落脚之地，６４岁的老人致死不悔，因为经过他的奋勇抗争，“苏修亡我之心”必将破灭，毛泽东的神坛即将崩塌，祖国的聚变即将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古老而封闭的大门如同历史车轮必须滚滚向前，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竞争，他为之奋斗了一生。此时此刻，林彪还有什幺不满意的？老英雄在用自己飞行的绝迹向世人告别谁能在２４小时高度监视天空，能清楚看到自己飞行的绝迹？谁能在若干年后再也无法隐瞒、歪曲事件的真相？只有中、蒙、苏边境，只有这片令“天马”朝思暮想的草地，这是自己埋藏多年的心愿，这是自己韬光养晦了多年的梦想，今天终能实现；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９年，经过１０年的卧薪尝胆，１０年的呕心沥血，今天终能实现；从１９５９年到今天，１２个春夏的操心，１２个秋冬的奋斗，今天终能实现。因为“忠魂依旧守辽东”才是林彪的终生夙愿！ 为追寻汉武帝的天马魂，林彪在蒙古安了身，等毛泽东翻然悔悟过来已为时晚矣，后悔、懊恼也无济于事，因为林彪的肉体不可复生，但精神永存！“９.１３”是毛泽东成全了林彪的一生，他的死应了毛泽东评价刘胡兰的一句话：“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林彪的死跟这位山西的小姑娘一样：彪炳千古，万世流芳！可毛泽东在他残存的最后几年，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去销毁证据，去掩盖真相，去歪曲历史。为了使冤案永远成真，为让世人、后代都信服，中国就必须在他的思想指引下永远斗争下去。可结果恰恰适得其反，毛泽东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临终嘱咐不可能指引永远，阴谋家的本性终究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林彪用他的死证明了他是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他被“老毛子” 煮过的铁骨和岳飞、文天祥、袁崇焕的诤骨一样，支撑着中华民族的脊梁。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才正式开始，也就是说林彪虽死，但常胜将军没有输。他既折了毛泽东的阳寿，也折了毛泽东的阴寿。因为从这一天起，知道毛泽东死了，知道周恩来也死了，中国革命因此死了的人越来越多。毛泽东的形象、理论和脸面最终完全破灭，仅仅剩下在中国人民彻底清醒前的一种简单维持，维持他自己的存在，维持这个党、这个政权的存在。林彪以亲密战友、接班人和副统帅的身份与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毛泽东决裂，并逼毛泽东出手谋杀之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毛泽东虽比林彪年长１４岁，可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真正知道这位“无敌元帅”的厉害。林彪的生命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２点２５分走到了尽头，享年６４岁。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９个人的名字，他们是２５６号坐机上的全部罹难人员，名单如下： 林彪，６４岁 叶群，５０岁 林立果，２６岁 刘沛丰，（年龄不详） 杨振刚，（年龄不详） 潘景寅，（年龄不详） 李平，（年龄不详） 张延奎，（年龄不详） 邰起良，（年龄不详） 创建时间：2004-12-30 十一、忠魂为何守辽东 岳飞之狱 民族英雄是国家的栋梁，是民族利益的支柱，但许多反常的事却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风波亭毒杀岳飞，北京城凌迟袁崇焕，是一个比一个冤，一个比一个惨。无数中华精英，被英明伟大的君主诛杀，惨遭灭门，死后还要因“莫须有”的罪名，遗臭万年。这世道是何等地不公！岳飞从兵撤朱仙镇到遇难风波亭，只有一年时间，岳飞蒙冤的主要原因在于：金兀术被岳飞打败后，他写信给赵构，信的内容如下(见《宋史岳飞传》)： 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金兀术不仅写密信给赵构，还扬言以“放出其父、兄”相威胁。１１４１年(天眷１１年)，宋高宗赵构将抗金将领韩世忠、岳飞召到临安，解除了二人的兵权，岳飞随后以“图谋叛逆”被控起诉，以“莫须有”的罪名遇难于风波亭。岳飞死后的次年，宋金罢兵交和，相安无事多年，岳飞作为祸害民族的罪人被神州共讨，被举国唾骂。这期间，除了韩世忠出来质疑了“莫须有”外，举朝无人敢出一语，韩世忠也因此被罢黜，自此他闭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游西湖以自娱，于１１５１年８月去世。 岳飞冤狱能昭雪于天下，多亏了金国完颜亮的“成全”。１１５０年，金完颜亮即位，再次兴兵南犯，南宋军队一败再败，毫无抵抗之力。到孝宗即位，为励精图治以解危局，于１１６２年被迫为岳飞平反，他用５００贯高价悬赏，才找到岳飞的遗骨，用隆重的仪式迁葬于栖霞岭下，就是现在岳坟的所在地。 在封建专制政体下，神圣的皇权无人敢有非议。岳飞蒙冤虽被平反，但后人们不敢公开指责赵构，因为赵构的后人还安稳地坐在金銮殿上，这“皇权至上”的社会道德准则必须得到维护，于是杀岳飞的罪恶只能全部推到宰相秦桧的身上，赵构成了受奸臣蒙蔽的受害者，后人便在杭州西湖修筑了一座《岳王庙》，里面有用生铁铸成的４尊跪着的塑像：秦桧、秦桧妻、万俟高、张俊。这４尊铁像，一直到２０世纪仍跪在那里，人们每每便溺到铁像的头上，不断锤敲石砸以泄心中愤恨，以致那些铁像不得不一再重铸。“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作佞臣！”这副对子就是写在庙柱子上的最好史证。 袁崇焕之冤 岳飞的冤狱昭雪了，但比岳飞更惨、更冤的当属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现在的年轻人，对岳飞的大名已如雷贯耳，但知道袁崇焕的并不多，知道“凌迟”是怎幺回事的就更少。明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春，清太祖努尔哈赤亲率兵１３万，西渡辽河，在“宁远之战”中被明将率不足２万守军凭借坚城大炮击败，因中炮受伤，忿恨退还沉阳，半年后（９月３０日）去世，终年６８岁，而负责指挥这场战斗的明将就是袁崇焕。明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年），袁崇焕率军，凭坚固守，以少胜多，大败皇太极于宁远、锦州城下，史称“宁锦大捷”。明崇祯２年（１６２９年），袁崇焕率部千里驰救京师，以９千精兵打败１０万入寇清兵于北京城下，反被朱由检逮捕入狱，次年８月凌迟处死。而“凌迟”又是什幺意思呢？就是今天骂人时所用的“挨千刀”的由来，它是一种极刑中的极刑，就是将犯人浑身上下用细丝鱼网紧紧地捆着，一刀一刀地割在网眼上凸的肉，规定要割一千刀，才能让其毙命，否则行刑者有罪，其野蛮、凶残之极，可与商纣的“炮烙”媲美。当时的人犯要是知道自己将被处以凌迟，一般都会想方设法自杀寻死，因为这种酷刑行刑的时间很长，不是一般人能熬得住的。１６３０年，在以“叛国投敌罪”将袁崇焕处凌迟时，《临刑口占》就是他生前留下的绝笔：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一个即将被凌迟的人，在受刑前还有诗兴写下如此豪言壮语，可见袁崇焕是个什幺样的人物！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祖大寿被俘两次，脱逃一次，两次都投降了满清，但终不与之为谋。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曾做宁远总兵，和祖大寿是关辽军中同袍，都是袁崇焕的部属。当时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如：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等，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用之将才，麾下都是悍卒健士。后人们不禁感慨：若袁崇焕不死，统率着这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会完全不同。 吴三桂只是袁崇焕的部将，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去引清兵入关，这历史不是要被改写了吗？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袁崇焕已死，清兵也入了关，这都是无法改变的史实。袁崇焕对自己的下场，也并非一无所知，他本是文人出身，自从投笔从戎以来，他所担心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死于谗言。他在奏疏中，反反复复说的也是这种担心，他对天启皇帝说：“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着，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唯圣明与廷臣终始之。”这个奏疏说明，袁崇焕早已料到自己会被谗言冤死，但也要冒死扛起“保家为国”的民族大旗，但他确实不知道自己会被凌迟处死。 袁崇焕死后，“袁督师即以被杀，我等在此立功何用？”使明朝军队士气尽失，溃不成军。降清的将士又纷纷将此信写给明将，明军才开始有整部向满清投降的事例，有的部队带着西洋大炮投降，使满清也开始自行铸炮，为后来击败李自成，彻底灭亡大明王朝打下了稳固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袁崇焕行刑时，围观着的京城众百姓纷纷叫骂，踊跃出钱买他割下来的一片片肉，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还要当着他的面，在现场喝酒吃“肉”，咬一口，骂一声：“汉奸！”最后愤怒的百姓，扑上去生吃活咬，已经没什幺肉的袁崇焕直被咬到内脏才毙命。 “在清兵围城时，坚守不出而抗旨”是朱由检掌握的确凿证据，就可以证明袁崇焕的叛国行径吗？ 袁崇焕活着的时候，究竟干了些什幺“叛国”的勾当，值得百姓如此痛恨？袁崇焕被杀后１４年(１６４４年３月１８日)，李自成围攻京城，在亲手斩杀了自己身边的亲人后，朱由检自缢身亡，在咽气前的那一时刻，他是否想起当年袁崇焕两昼夜急驰３百余里来救他的事呢？他望眼欲穿的吴三桂，也是走的这条路，领兵救驾已出发了半个多月，也没见到半个人影！ 到满清入主中原后，清廷为安抚人心，大肆表彰史可法等抗清受节南明忠臣，但袁崇焕不属此类。 一则袁崇焕与清室有杀祖之仇，宁远之战，袁崇焕击伤清太祖，使其在气恨中不治身亡。二则袁崇焕被害的导火线，是皇太极所施的反间计，全国人民都还给蒙在鼓里，误以为袁崇焕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 如果立即为他平反，只会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所以这一拖就到了清高宗干隆初年，清政府官修《明史》即将定稿，史臣在撰写袁崇焕传时，从《清太宗实录》里知道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可又不敢照写，最后还是弘历拍板，至此袁崇焕之冤始大白于天下。这时明朝已灭亡了１００年，反清复明早已成为历史，但《明史》只是披露了反间计而已，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平反，对袁崇焕的功绩也是尽量贬低。１７８３年，弘历到了晚年，觉得袁崇焕的事迹实在感动，于是下诏寻找袁崇焕的后人和坟墓。袁崇焕无嗣，当年的家人也都被发配，无法寻找，因此只找到一些旁系佐亲，弘历给他们封了些小官，并特批准加入旗籍。袁崇焕蒙冤，至此才真正得到平反昭雪。 卧榻之侧 岳飞被世人唾骂了２１年，袁崇焕蒙冤超过一个半世纪；岳飞被本朝帝王的后裔翻案昭雪，袁崇焕被换代的君主平反伸冤；杀岳飞的罪人只能是宰相秦桧，凌迟袁崇焕的没人不指责崇祯皇帝朱由检。他们都曾功高盖世、智能超群，又都与帝王的昏庸、异族的离间相关联，但对他们案件的定性，结果却是本质的不同。汉朝的韩信因图谋不轨，大逆不道，所以他死有余辜；曹操至死也没敢废汉室天子，所以他是一个乱臣贼子，成了一世奸雄的代名词。曹操不是汉室正统，刘邦也不是正统的秦室后裔，和韩信一样，他们都做了图谋不轨、大逆不道的工作，结果也是本质地不同。 岳飞和袁崇焕的结论不同，韩信、曹操和刘邦的定论也不同，可他们身前都存在很多的共同，这究竟是怎幺回事？这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史中，利益集团必须用“帝王思想”去主宰一切，必须严格地去维持“皇权至上”的社会体系。一旦改朝换代，社会矛盾经剧烈激化又归于平静，历史仿佛从终点又回到初始。成王败寇，使真龙天子只有成为阶下囚的时候，才能被社会彻底否定，否则“逆贼” 将被神州同讨，“炮烙”、“凌迟”可不是等着吃素的。 火药被用于礼庆的爆竹，罗盘被用于风水的开发，能拓展宇宙的人文思想被彻底禁锢。一个个岳飞被诛杀，一个个民族英雄遭罢黜，一个个中华精英被埋没，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曾称雄于世，最后只能沦落得腐朽没落，丧权辱国。韩世忠打败金兵必须告老还乡，林则徐打败英军必须去充军漂泊，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倒行逆施，使打败中国人的还是自己的中国。笔者不禁要问：中华民族究竟怎幺哪？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就是落后的君主专制造成的。“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杰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正是他“皇权至上”的郑重声明，是针对利益集团发出的一个警示宣言。 在南唐后主李煜发出千古绝唱：“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后，他寿终正寝，享年４９岁。 卧榻之侧，究竟是谁在酣睡？纵观赵匡胤的一生，他并未觊觎前朝在契丹、西夏存在的疆域，燕云１６州至大宋灭亡也未纳入版图，风波亭上的“酣睡”的岳飞父子，其实早在２００年前太祖登基的时候就已经命中注定。这一切，对天天都在琢磨着线装书的大文豪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他深知“卧榻之侧”的本意，也知道他自己是在什幺地方“酣睡”，为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在明知是斯大林设的圈套的情况下，不顾国人的强烈反对，悍然发动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幺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这是摘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关于《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２日）中的一段文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毛泽东在发动“抗美援朝”之前，就是打着赵匡胤的千古名句作的幌子，对所有的中共高级领导打招呼，对所有的高级将领做工作，惟恐自己的同志、战友们不知道其中的奥妙。毛泽东就是出此险招，用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的鲜血和民族的利益作筹码，替另一个帝国主义充打手，当炮灰。此招风险虽然很大，但有斯大林的撑腰，尽管没有实现金日成的宏图大业，毛泽东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共和国的兵权被“释”，领导的绝对权威终归树了起来，毛泽东实现了一展君临天下的宏伟目标，只是所用的这杯烈酒，跟正大光明的赵匡胤比起来，代价不能说不昂贵，它使刚刚开启的国门再次封闭，使台湾地位未定成了现实，使国家为此背上巨额外债，生灵惨遭涂炭，民族文化受到摧残，民主思潮再次被禁锢，后来的“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也只是这杯烈酒的代价之一。 代价既然昂贵，但天机不可失，好酒难得寻，全国人民即刻被这杯烈酒灌得群情激昂，亢奋无比，这杯酒的酒劲之大，直到５０年后的今天仍醉意懮在，尚未彻底清醒。由于毛泽东要复辟封建帝制，要当不穿龙袍，不戴皇冠的“千古一帝”，使国共之争，如同项羽刘邦逐鹿中原，只是世道沧桑的一个简单轮回，毫无任何新意，因此在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后，中国人民就从此站起来了，在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庄严声明发表后，刚刚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就只能走“抗美援朝”这一条路了。 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伟大的约瑟夫斯大林同志去世。同年７月２７日，朝鲜战争也宣告完结，难道这仅仅只是历史安排的巧合吗？“冷战”是人类向往和反对现代文明的和平竞争，从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朝鲜战争只是这场冷战中的一场局部热战，朝鲜战争的胜负得失，现实已经作出了公正地裁决。 国富民强是凭经济实力说话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前苏联曾经也强大无比，但随着一声“人权”的吶喊，顿时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今天“卧榻之侧”的塔利班政权刚刚走向终结，再也没人伸援手，再也没人去抗美援阿了，这是因为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纪，被“酒精”麻痹了５０年的思想意识已经逐渐开始清醒，已经逐渐认识到５０前发生抗美援朝的本来面目。 从朝鲜战争到推翻塔利班政权，美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但美国兵却正好相反，越来越孬种，跟纸驴差不多。反观美军的对手，一个个都英勇无比，“神风赶死队”精神随处体现。看当年美国兵在朝鲜战争上表现出来的那个熊样，与志愿军光辉形象做出了鲜明的对比。据美国官方统计： 朝鲜战争持续了３年，用兵４４万，美军死亡、失踪５４２４６人；海湾战争历时４３天，用兵４４万，美军阵亡１４６人。 今天的阿富汗，为推翻塔利班政权美军阵亡不足百人。 为什幺会这样？这是因为对珍惜生命的观点不同，文明程度越低，就越不怕死，具有这种文明的社会等级就越落后，因此最不怕死的当属原始社会人类。原始人的思想意识单纯，一致认为只有消灭对手才能获取食物，才能维持生命的延续，现实也只能让他们毫无顾虑地战斗，去实现唯一的一个目标，得到能维持生命的食物，所以他们是最不怕死的人类始祖。人类文明进化程度的高低，就表现在这个怕死的意识形态上，怕得越多，文明就越高级，社会就越发展。现代社会已处在创造未来的高科技时代，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类，意识形态已经放纵到超越时空，超越一切的地步。因为生存问题，人们开始考虑５０亿年以后在没有太阳下的生存，这可不是杞人懮天，而是人类文明能加速度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 毛泽东当年就是把人类先进文明的标志——“怕死”看成弱点，把造成这种文明的民主体制看成胜利条件，以为在“帝国主义”统治压迫下的劳动人民，天天都在公开场合唾骂自己的政府不民主，天天都在为争取人权而罢工，游行，甚至破坏机器；以为反动的新闻媒体也在里面推波助燃，天天都在和政府作对，美化社会的黑暗，以愚弄人民，混淆视听；以为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只要在战场上能给“帝国主义”造成一定的杀伤，国内的人民就会起来反抗，反动政府就要垮台，被压迫的人民就能得解放。 毛泽东之所以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人民的思想被控制，人心团结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使人民不会因为自己的随心所欲而不满，更不会因为无辜付出生命来奋起反抗，所以就有了“反右”、“引蛇出洞”、“文化大革命”等防范措施，有了今天仍在公认的“抗美援朝” 壮举，有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说。 林彪曾说过：“什幺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民富国强。”“只有民富国强才能赢得国际地位和尊敬。”毛泽东能把“美帝国主义”与老虎相提并论，说明他朦胧地意识到老虎背后强大的实质—— 资本主义的民主体制，但这个体制对他来说又不堪一击，所以“美帝国主义”是纸糊的老虎。老虎本来就是老虎，驴就是驴，在相互冲突中的偶尔胜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本质。但老虎也是可以战胜的，老虎虽然貌似强大，只要摆正自己的位子，找出自己过去的不足，迎头赶上，只有民富国强才能赢得国际地位和尊敬，才能让老虎敬畏，老虎才是真正的纸老虎。 民主体制不是美国的专利，也不是西方列强的发明创造，最早的民主思想正是来源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在《论语里仁》里就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篇用竹片记载的史书，上承孔子，下启《孟子》，先人们可曾从精神、肉体上被西方列强所折服？先人们可曾因为“中国老百姓素质低”而妄谈“民主”二字？历史上的中国，因为体制而称霸世界，也因为体制而腐朽没落，这是谁也无法回避，谁也无法改写的。包括所有的列强，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明都是经过不断演化而来，其起点都始于野蛮、残酷，随后思想的进化，人类开始演化成各个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其间充满了血腥和杀戮。当地球转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时，现代文明的标志——《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了。 “人人生而自由”是当今国际关系中共同遵守的基本法则，她是世界的新生儿，不是那个阶级，那个政党，那个国家的专利，她的第二条就清楚地写到：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它身分等任何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它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１１６６年，是岳飞被平反伸冤的第４年，也是袁崇焕被凌迟的４６４年前，英王亨利二世颁布了《克拉林敦条例》，设司法陪审员制度，使人权获得法律的具体保障。这个《条例》的颁布，是英国人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本年应是世界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一年。１９世纪末期到２０世纪是倡导人类现代文明的世纪史，在这１００多年历史里，欧美各国已是先驱。东亚各国，有的跃跃欲试，有的不屑一顾，有的更以五千年文化来遮掩。国人曾有“如欲图强，则舍欧美文明而不能”，也有抱着“绝不能让西夷灭了祖宗家法”而不弃，这两种思想就这幺争来斗去，用鲜血和枪杆子不断重复着过去的轮回。 对现代文明的倡导，不少国家因此由“虫”变“龙”，但有的走向了极端，并为此付出惨痛代价。中华民族先进的人文思想受“皇权至上”的禁锢已达几千年，使自己的文明进程充满战火和鲜血，这些都是历史真实的写照。朝鲜战争、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都是如此地因果相连，可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只看到自己受列强欺凌的一面，而看不到列强先进文明的一面，难道就不值得三思吗？ 谁杀了林彪 １９８０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公审时，以“实事求是”著称的邓小平就下过结论：“林彪历史上没有问题，他的主要罪行是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毛主席。”这个结论本身就不是彻底否定文革，而是胡搅蛮缠，强词夺理。它既要顺理成章，又要本末倒置；既要把“翻案者”描绘成正气凛然，高风亮节，又要把“定案者”维护得英明伟大，光荣正确。说来道去，就是要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就是要维护住“毛泽东思想”这个祖传的法宝。那幺，毛泽东思想是个什幺样的法宝？林彪生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法宝的本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０日《人民日报》）： 林彪同志很正确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我国前途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７亿人口，只能有一个思想。邓小平复出的时候，已经超过１０亿人口，思想唯一性当然就显得更为重要。只有高捧这个祖传的法宝，用毛泽东的一个思想去指引一切，人民方能安居乐业而不会犯上作乱，“皇权至上”的伟大旗帜就能一代扛过一代。党内斗争尽管残酷激烈，权利分配尽管秘而不宣，反正是君临的天下，代代明君贤王，世世文治武功，德治一切，伟大四方。 毛泽东是赏识邓小平的，在林彪死后，就令其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但基本条件就是保证“永不翻案”，即不翻文革的案。因为在毛泽东在去世前，曾对自己的一生盖棺定论出两大成就：一是打垮国民党，建立共和国；二是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是毛泽东一生中干的第二件大事业，其丰功伟绩的占比几乎达到一半，如果邓小平彻底否认了这块比例，毛泽东成为历史罪人的事实就摆在世人面前。 如果真为林彪平反，就直接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问题，毛泽东及他的思想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将会产生什幺样的影响，这对历代的接班后人来说，是无论如何不敢乱来的。 毒杀岳飞，可以归罪大臣宰相；凌迟袁崇焕，朱由检却是罪责难逃。可炸死林彪的又能归罪谁呢？ 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共召开八大，事隔一年，到１９５７年９月３０日，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一条醒目的大字并配有照片：“毛泽东主席和夫人江青接见哈蒂妮苏加诺夫人！” 这是亿万中国人第一次目睹到“毛主席夫人”的丰采。在１９６１年９月９日的庐山上，毛泽东根据自己修订的共和国宪法，已交出干了两届的国家主席大权，若此刻召开九大，根据他当时在党内、国内的所作所为，党的主席一职即将交出，退休将成为现实。退居二线当然会令他寂寞难耐，因此在他忌日（笔者注：此日纯属历史的巧合）的这一天，亲笔手书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为江青（注：即李进）走上政治舞台立下了不可推卸的史证，至今仍可在秀丽青翠的庐山上看到，以供万众敬仰。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泽东发动文革，扳倒了刘少奇和林彪俩位接班人，其真实动机不外有二，一是为了夺回自己丧失的权利，二是为了安排另外一位接班人的权柄问题。虽然，老实憨厚的华国峰在与王洪文的竞争中最终获胜，但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谁接班，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 谁杀了林彪？谁为林彪的死负责？“９.１３”的林彪已是共和国副统帅，权倾朝野。１９７３年８月３０日，在中共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张春桥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党内就剩下这幺几个高层人物掌权，复出的邓小平当然会去一个一个地查找，一个一个地筛选。若将罪名归于后来的王洪文、华国峰，这实在是扯不上边；若将罪名归于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人，这跟彻底否定毛泽东没什幺区别；若将罪名归于周恩来，在中共高层人物里面基本上就无人可值得称道，甚至连他自己也难脱其究，这跟彻底否定毛泽东也是异曲同工。因此，林彪既要勾结江青集团，又要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死有余辜的林彪也就不得不名正能言顺，顺理能成章了。 １９６６年，在毛泽东与刘少奇决斗的关键时刻，林彪选择了毛泽东；１９８０年，在毛泽东与林彪死后决斗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选择了毛泽东。拥护死去的毛泽东，是复出的邓小平唯一选择，如果为林彪平反，就是给毛泽东治罪，就是给毛泽东思想抹黑，尽管他推翻了三面红旗，否定了阶级斗争论，对刘少奇和他自己原先奉行的一套经济政策进行了彻底地复辟，实行市场经济，大开国门，加入世界竞争，使国民经济能高速地向前发展，这是他对中国人民做出的伟大贡献，但邓小平深知毛泽东的光辉思想必须继续照耀下去，国家的经济建设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甚至不惜用六四镇压来维护这一切，这也是他无法回避的事实。 林彪被绑上了毛泽东的战车，所以在“９.１３”结束了他的生命；毛泽东被逼进林彪的宏图大业，所以在“９.１３”击垮他的神坛。是否敢于去面对，敢于去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一个伟大民族，一个伟大国家的基本条件。今天，靖国神社仍在香烟缭绕、阴魂不散，人民英雄纪念碑却是冤魂悲鸣、哀声一片，在庄严宏伟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竟然找不到一位曾立下盖世功勋的元帅身影，这仅仅只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吗？今天，美国为本国人民四处搜寻失散在全世界的家属遗骸，不管这些遗骸在生前有过什幺过错，犯过什幺罪，只要有线索，都不惜代价找回，使其能魂归故里，这仅仅只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吗？如今毛泽东思想还在“高举”，继续“照耀”，他那高大的遗体还供奉在首都的中心广场——正挨着《人民英雄纪念碑》最近的地方，好让人民永远不要忘记，就在他躺着的地方，一手导演了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革命和最悲惨的冤狱。 如同出卖外蒙、放弃日本侵华战争赔款一样，蒋介石是始作俑者，毛泽东只是在蒋介石的身后“高举”、“紧跟”，依样画了葫芦。所以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平反所有冤假错案”，一旦涉及到毛泽东的地方，反正林彪已死，邓小平也不是冤案的始作俑者，于是顺水推舟地也“高举”、“紧跟”，他如此为毛泽东开脱的苦心，后人能够明白得过来的吗？其实，在邓小平心里也实在是没有多少把握，但邓小平不愧为一代伟人，他深知林彪的冤狱终将昭雪，虽然他在口头上要将共和国最大的冤狱定成铁案，但对运送林彪出境的四位机组人员：潘景寅、李平、张延奎、邰起良，却拐弯抹角地否定是叛逃性质，分别颁发《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来以示自己的历史清白，真是用心良苦，昭然若揭！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的满江红，是何等的壮怀激烈，又是何等的凄惨悲壮！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被人以“谋反”、“叛逆”的罪名起诉，就判了个“莫须有”的死罪；尽忠报国的袁崇焕被当作“叛徒”、“汉奸”惨遭凌迟，使“死后怎敢出勇将”、“忠魂为何守辽东”的民族愤慨充满了整个衰败的大明王朝。在朱由检手刃自己的妃嫔、公主，在煤山举绳上吊的那一剎那，虽为时晚矣，但走得心里明白，可一代忠良的冤魂，却要继续蒙冤一个多世纪。林彪葬身蒙古，躺在寒冷的异国他乡，当作“叛徒”、“卖国贼”被神州共讨，当作十恶不赦的罪人被举国唾骂，已经３１年了啊！３１个春秋，３１个冬夏，在这３１年里，中共党已经稳定地实现了政权交接，江山已经换了几代，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清帝国的基业已经不复存在，前苏联的疆域已经土崩瓦解，前世的恩怨已经灰飞烟灭，幸存的后人已经年岁已高。 ３１年的冤狱，已经超过岳飞１０年，可怜的袁崇焕蒙冤达到１个半世纪还要加３年，难道悲剧还要重演，历史还要改写吗？本人，凭着一颗中国人的良心，也要喊出自己的心声： 把元帅的那把老骨头接回来吧！他至死都是一个中国人啊！ 创建时间：2004-12-30 十二、后语 我是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开始接触网络的，从此开始，网上传来的信息让我看到了不同的的言论，听到了不同的声音，特别是政治方面的，自己的思想随之发生了转变，自己的信念也发生了动摇。 一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因为网管没有来得及删除，使我有幸看到一篇关于“９.１３”事件的文章。当初没注意到要收藏，文章随后被删了，标题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文章写得很简短，分析得有道理，但观点与官方的完全相反。出于好奇，我开始关注林彪事件的有关报道，买了不少与之有关的书籍，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期间的辛酸经历，是不好用言辞表达的。文章最初完稿于今年８月，期间没有很好地修改过，所以拖到了现在，这也算是我写《忠魂为何守辽东》的简历吧。 可能是出于忌讳的原因，很多持相反观点的文章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标明文章的出处，我从中借用了不少，无法一一说明，为此，感到由衷的内疚和遗憾。在此，我感谢为正确评价林彪事件辛苦工作的网站和专家、学者们，特别是“林彪研究会”的同仁和“枫华园”的丁凯文先生，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因此希望此文也能作出点自己应有的贡献。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网络让我知道了什幺是自由、民主、人权，是网络让我知道了什幺是真理与谎言，是网络让我知道了什幺是诚实与欺骗。我之所以毫无顾虑地陈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倒不是自以为博学多才而目空一切，我只是一个具有高中学历的普通人，写文章，难免错误百出，讲观点，也难免落得贻笑大方，象我这样的，在社会上找个工作都很困难。但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作为具有５千年文明史的一代后人，我知道自远古至史前，我们这个星球上出现了几个自成体系的人类文明，巴比伦、埃及、罗马和中国。其范围之大、人口之多、成就之丰、延绵之久远者，没有那个能与中华文明相比。我为自己能生在这样的文明国度而自豪，所以，我不想让我生活过的这个时代成为历史的笑柄，更不想让我感到无比自豪的伟大祖国成为历史的悲哀。做人，就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我敢动笔的原因。因为本人水平有限，文中的错误难免，如有不妥，望大家能批评指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强不息，开拓创新，是巍巍中华的生存根本。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那些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者，已经被历史的车轮碾压得粉碎。随着“９.１３”事件里的一声巨响，林彪死了，共和国死了一位副统帅，新中国死了一位无敌元帅，但中华民族诞生了一位彪炳千古的大将军，下面是我在８月７日为准备祭奠林育蓉将军去世３１周年写的一首诗，就以此诗作为全文的结尾吧。 林育蓉将军３１年祭 彪炳日月尘与土，北冥春秋星与辰。 梦极天马埋忠骨，魂始大漠腾龙文！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９日于武汉 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请看小说网—h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