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作者：张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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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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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中国首都的洗劫是一次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大批处决战俘，以及屠杀、奸淫数十万平民，这一切违背了所有的战争规则。至今仍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是公开的活动，是有预谋的残暴行为。国际人士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但他们试图阻止日本人的努力却是徒劳的。南京的暴行也并不是军队纪律暂时的松懈所致，因为屠杀持续达七个星期之久。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艾里斯·张(张纯如)对南京的悲剧首次用英语进行的全面研究，是一个震憾人心的恐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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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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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被日军占领。对日本而言，占领南京是战争中决定性的转折点，是日军在半年里同蒋介石的军队在长江一带厮杀的胜利的顶点。而对中国军队而言，英勇的上海保卫战最终失败，最优秀的部队也伤亡惨重，而南京的陷落则是一次惨痛的，或许是致命的失败。

现在看来，我们还可以把南京当做另一种类型的转折点。南京古老的城墙里发生的一切，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收复南京，赶走侵略者的决心。中国政府撤退并重组，最终在这场于1945年结束的战争中击败了日本。在其问8年中，日本占领着南京，并建立了一个由中国人中的投降分子组成的政府；但这个政府从不具可信性和合法性，它也从未能使中国投降。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南京的暴行使公众舆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反对日本。

今天，在几代人都受到日本所犯罪行及其失败的教育的中国，日本如何赎罪还是一个问题。60年过去了，南京的冤魂仍然影响着中日关系。

确实如此。日本人对中国首都的洗劫是一次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大批处决战俘，以及屠杀、奸淫数十万平民，这一切违背了所有的战争规则。至今仍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是公开的活动，是有预谋的残暴行为。国际人士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但他们试图阻止日本人的努力却是徒劳的。南京的暴行也并不是军队纪律暂时的松懈所致，因为屠杀持续达七个星期之久。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艾里斯·张(张纯如)对南京的悲剧首次用英语进行的全面研究，是一个震憾人心的恐怖故事。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准确了解，究竟是什么促使日本的指挥官和军队作出如此残忍的暴行。但对日军的所作所为，张小姐此书比以往的任何记录都更为详细。在本书中，她像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包括来自当时第三国目击者的无可辩驳的指证：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在日本人进入毫无防争的南京城时，他们就留在城里。张小姐发观的其中一份这样的资料，是一份日记--实际上是一份小型档案--约翰·拉贝的日记。拉贝是一名德国商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领导着一个保护南京民众的国际行动。通过拉贝的眼睛，我们可以看鲥南京居民在手无寸铁的情形下面对日本人屠杀的那种畏惧而又勇敢。通过张小姐的叙述，我们深为钦佩在南京城被点燃、百姓被屠杀之际，在医院被关闭、陈尸所被装满、哀号遍城之时，拉贝和那些试图改变现状的人们的勇气。我们也读到，那些知道了在南京发生的一切的日本人也为此感到羞愧。

过去，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几乎被人们所忘记，所以，本书问世尤显重要。张小姐把它称作"被遗忘的大屠杀"，将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对数百万无辜者的屠杀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日本和纳粹德国后来成为盟国，却并不是很好的盟友。但是南京发生的一切--希特勒肯定没有想到--使他们成为精神上的帮凶、残暴的侵略者和最终被称作“对抗人性的罪行”的作恶者。W．H．奥登①曾目睹了中国发生的这场战争，他把欧洲和亚洲发生的一切更早地联系在一起③：地图能真的标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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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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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那里的生命已是灾难：南京；达豪③。

威廉·c·柯比

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现代史教授

注：

①w·H·奥登，英国著名诗人，1907--1973年，1948年获美国普

利策诗歌奖：--译注

②选自w·H．奥登《短诗集：1930-1944》》中"在战争年代"。第

279--280页，伦敦，1950。

③Dachau，德国巴伐利亚州地名，曾建有纳粹集中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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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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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同胞相残的历史是一个漫长而凄惨的故事。倘若在这些恐怖的故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暴行的话，那么，没有几次劫难能在程度和范围上与二战期间的南京暴行相比。

在美国人眼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41年12月7日开始的，这一天日本航空母舰所载的飞机袭击了珍珠港。欧洲人把二战开始的日子定在1939年9月1日，这一天希特勒的空军和装甲部队闪电般地袭击了波兰。在非洲人看来，二战开始得更早些--1935年，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现称埃塞俄比亚--译注)。对于亚洲入来说，战争的开始则必须要追溯到日本对东亚军事控制的第一步--1931年侵占满洲。

正像希特勒德国在5年后所做的一样，日本用高度发达的军事力量和种族优越感，着手建立其统治邻邦的权力。日本人很快攻占满洲并建立“满洲国”政府，该政府表面是在他们使用的"傀儡"--一个早被废黜的皇帝的统治之下，实际上是在日本军方的控制之中。4年后，也就是1935年，察哈尔和河北部分被占领；1937年，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对于中国人来说，整个30年代是十分艰难的。

的确，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才最后从中国的土地上撤走。

毫无疑问，日本军队统治的14年有无数难以描绘的残暴事件。在许多曾遭受侵略者铁蹄践踏的城市和村庄中究竟发生过什么，我们永远无法了解清楚。有枣味的是，我们知道发生在南京的故事，是因为一些目睹了这场灾难的外国仑车当时把消息告诉了外界，一些中国人也侥幸生存下来，成翟目击证人。如果说有什么事件可以做为例证，揭露日本狂妄的军事冒险主义表面下的纯粹邪恶，那就是他们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一故事。

除了在日本人之间，南京暴行的大致情况已是无须置辩的。1937年11月，日本侵占上海后，马上对新建不久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1937年12月13日，霹京沦陷，日本士兵在这里开始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鲜见的囊暴屠杀。数万名年轻人被包围着驱赶到城外，然后被日军用机枪扫射，有的则被当作刺刀练习的活靶子，或是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一连几个月，南京城的街道上堆满了尸体，到处弥漫着腐烂的人肉臭味。多年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譬叩专家们估计，自1937年末至1938年初，南京大约有超甚260，000名非战斗人员死于日军手中，还有专家认为这一数字超过350，000。

本书仅对日本人在南京的残暴行径予以最朴素曲概述，因为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量化的记录来评价这桩人类历史上的暴行，而是旨在弄清事实，吸取教训而使警钟长鸣。然而，程度上的差别常能反映类别的不同，为了帮助读者了解60年前在一个被称作南京的城市里发生的大屠杀的程度，我必须耍举出一些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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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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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历史学家曾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难者的手连接起来，可以从南京一直拉到杭州，足有200英里长。他们的血登总重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仅从死难者的数字看，南京的暴行超过了历史上许多最残暴的屠杀。罗马人在迦太基屠杀了150，000人；天主教军队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开杀戒(1543年西班牙宗教法庭将数以万计再洗礼教派教徒在火刑柱上烧死。--编注)；还有帖木儿，他于1398年在德里处死了10万名囚犯，并在1400年和1401年在叙利亚修建了两个头骨塔，但相比之下，日本人则大大超过之。

的确，即使与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相比，南京的暴行也足以代表最可怕的种族灭绝的行为。为更好地想象这个比较值，我们还必须了解基他一些统计数字。南京的死难者总数--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就超过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战争中的平民死亡总数。(英国平民死亡总数为61，000，法国为108，000，比利时101，000，荷兰是242，000。)有人把飞机轰炸当作大规模破坏中最可怕的武器之一，但即使是历史上最猛烈的空袭也比不上南京的屠杀。英国人轰炸德累斯顿，引起了一场大火，当时国际上接受的死亡数字为225，000人，但更客观的统计为6万人，另至少有3万人受伤。南京遇难的人数则要多得多。确实，不管是用最保守的数字--26万，还是用最高的35万，南京死难人数比美军轰炸东京所造成的伤亡人数(约80，000-120，000人死亡)要多得多，甚至比在广岛和长崎两次爆炸原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14万和7万)的总和还要多。看到这些，怎不令人震惊?

我们不仅应当记住南京的暴行中的死亡人数，还应该记住他们被杀害的残忍手段。中国的男人在日军的刺刀训练和砍头比赛中被当成活靶子。估计有20，000-80，000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一些日本兵在强奸了妇女之后，剖开她们的肚子，切掉她们的乳房，把她们活活地钉在墙上。还当着家人的面，父亲被日本士兵逼迫奸污女儿，儿子被逼奸污母亲。日军不但每天例行活埋、阉割、器官切除，烤人肉等暴行，还尝试种种穷凶极恶的折磨手段。比如，在人的舌头上穿上铁钩把整个人吊起来，或是将人埋入深至腰部的土坑，再看着他们被德国牧羊犬撕碎。此情此景实在是令人惨不忍睹，就连南京城中的纳粹觉徒也感到恐怖，有人就称这场屠杀是"野兽机器"的工作。

但是，南京的暴行一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与在日本爆炸原子弹和在欧洲犹太人遭到屠杀不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恐怖很少为亚洲以外的人们所了解。美国出版的多数历史文献都没有注意这次大屠杀。在对美国中学历史课本进行的一次彻底检查中，发现只有寥寥几本提到了南京的暴行。美国公众所读的综合的、或"权威"的二战历史著作中，也几乎没有一本详细地记述南京大屠杀的。例如，《美国二战图片史》(1966)是连续多年最畅销的单本二战图片史图书，但其中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幅照片，甚至连一个字也没有。在共计1065页的温斯顿·邱吉尔的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9)中，找不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字，在共947页的亨利·米歇尔的经典名作《二战风云录》(1975)中也是如此。在长达1178页的格哈特·温伯格的巨著《战火中的世界》(1974)中，南京的暴行仅仅被提到两次。只是在998页的罗伯特·莱基的《来自魔鬼：二战纪实》(1987)中，我才发现一段关于这次大屠杀的记载："希特勒的纳粹所做的一切使其胜利蒙羞的事情没有哪一件能比得上松井石根将军手下的日本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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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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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时第一次知道南京的暴行。故事是我的父母讲给我听的。他们曾经历多年的战争和革命年代，后来才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大学城当上了教授，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他们是在二战时期的中国长大，战后又随着家人逃亡，先是到台湾，最后到美国的哈佛大学攻读理科。30年来，他们平静地生活在伊利诺伊州的尚佩恩一厄巴纳，置身学术界，从事物理和微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但他们从未忘记中日战争的恐怖，他们也希望我不会忘记。他们尤其是希望我不会忘记南京的暴行。我父母没有亲眼目睹南京的暴行，但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后来又告诉了我。他们说，日本人把婴儿撕成两半，甚至三块、四块，有一段时间长江水都被血染成红色。因为愤怒，他们在向我述说时声音颤抖起来。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在这场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的战争中所犯下的一次最丧心病狂的罪行。

在我整个童年时期，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无法言明的邪恶的代名词，深深地藏在我的脑海中。但是，在我印象中的南京暴行缺乏具体的细节和范围，也很难区分究竟是传说还是历史。中学时，我寻遍了当地的图书馆，想更多地了解这次大屠杀的情况，但一无所获。我觉得很奇怪：如果南京的暴行真是那么骇人听闻，真的像我父母坚持说的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残酷的屠杀，那为什么没有把它写下来?作为一个孩子，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去伊利诺伊大学浩瀚的图书馆系统继续调查，我对这件事的好奇心也很快溜跑了。

南京的暴行再次闯入我的生活几乎是在20年之后了。这时的我已为人妻，作了一名职业作家，在加州圣巴巴拉过着平静的生活。听一个搞电影片的朋友说，有几个东海片的制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关于南京暴行的纪录片，但由于搞不到资金，无法进行宣传和发行工作。

这位朋友的话重新激起了我的兴趣。不久，我就同两个纪录片制片人谈起了这个题目。一位叫邵子平，是华裔美国人社会活动家，曾在纽约为联合国工作，是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的上届主席，协助制作过录像带《马吉的证言》。另一位是汤美如，一位独立的电影制片人，曾与崔明慧合作了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邵子平和汤美如介绍我进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圈子里。他们大多是第一代的美籍或加籍华人，像我一样，都认为应当在所幸存的受难者去世以前，把南京暴行的真相记录下来并公诸于众，直至讨回南京浩劫的赔偿。还有人要把他们对战争的记忆传给子孙后代，以免后人在被北美文化同化的过程中，忘却自己的历史遗产中的这一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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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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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华人集中的城市中心地区--像旧金山的海湾区，纽约，洛杉矶，多伦多和温哥华--华人活动家组织着各种会议和教育活动，宣传有关日本人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在博物馆和学校里展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录像和照片，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事实和图片，还在像《纽约时报》一类的报纸上发表整版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公告。一些社会活动团体还利用科技，巧妙地通过一个键钮就能将信息传送到世界各地超过25万名读者的面前。

1994年12月，我参加了一个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该会由亚洲保护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全球联盟提供赞助。这时，我儿时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已不是什么民间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这次会议是在加州圣何塞城郊的库帕提诺举行。会议组织者在大厅里展放着海报大小的南京暴行的照片--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是最可怕的照片：虽然我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但我对这些照片毫无思想准备--完全黑白的图片：被砍下的人头，被刺刀剖开的肚肠，赤裸裸的妇女在强暴者的逼迫下摆出淫荡的姿态，她们脸上扭曲的痛苦和耻辱的表情令人刻骨难忘。

在一个眩晕的瞬间，我陡然明白生命和人类的经历本身都是如此脆弱。我们从小就知道死亡是什么。任何人都会被卡车或巴士撞倒，生命随之在刹那间消失。如果没有某种宗教信仰，我们会认为这样的死亡是毫无意义也不公正的对生命的剥夺。但我们也知道，大多数人都尊重生命和死亡的过程。如果你被一辆巴士撞了，也许有人会乘你受伤的时候偷走你的钱包，但更多的人会来帮你，抢救你宝贵的生命矗有人会拨急救电话，有人会奔跑到街上叫当班的警察，还有人会脱下大衣，叠起来垫在你的脑后。这样，即使这是你生命的最后时刻，你也能从这些很小却很温暖的事情中感受到他人的关心。挂在库帕提诺墙上的照片却展示了千千万万的生命会因他人的狂妄念头而遭到毁灭，而这种死亡在第二天就变得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那些带来死亡(即使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的一幕悲剧)的人竟还羞辱受难者，逼使他们在最大限度的痛苦和耻辱中死去。这样对死亡的残忍的不敬，这样人类社会过程的倒退，将只会缩成历史的一个脚注。除非有人迫使这个世界去记住它，否则它就像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无害的小错，也许会，又也许不会引起任何问题。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心悸。

在这次大会期间，我得知有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已经完成：《天堂之树》和《橙雾帐篷》，另外还有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画册《南京的暴行：一段无法否认的图片史》。但直到那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出一本关于南京暴行的长篇叙事纪实的著作。在对大屠杀的历史进入更深入的研究之后，我发现，写作这样的一本书所需要的材料其实一直就有，在美国就可以找到。美国的传教士、记者和军官在日记、胶片和照片中记下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后人参考。但为什么没有一位美国作家或学者利用这些丰富的原始资料去为南京大屠杀写出一部纪实作品或一篇论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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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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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为什么在世界历史上受到冷遇是一个奇特的谜。不久，我想我找到了部分答案。南京的暴行之所以不像犹太人遭到的大屠杀或广岛原子弹爆炸那么举世皆知，是因为受难者自己在保持着沉默。

但是，一个答案的出现又会引发新的问题。我又在想，为什么南京暴行的受难者没有发出呼吁正义的呐喊呢?或者，假如他们曾发出了呐喊，为什么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得不到承认

呢?我渐渐明白，这种沉默的幕后操纵者是政治。由于冷战的诸多原因，有关各方共同造成了对这一事件的历史性忽略。1949年以后，新中国和台湾都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款(像以色列不要德国赔款一样)。面对苏联和中国的"威胁"，美国急于得到它从前的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这样，冷战的紧张态势使日本逃避了许多严历的惩罚，而它的战时同盟国却没有逃脱。

另外，日本恐怖的气氛阻止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讨论，进一步压制着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他可能会，也一直会受到失业的威胁，甚至生命威胁。(1990年，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说，日本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一定责任。他因此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差点死掉。)在这种危险弥漫的气氛下，许多严谨的学者都不敢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去日本查找档案。的确，我在南京听说，因为担心遭遇不测，中国很少允许学者访日。在此情形之下，对于外国人来说，要想接近日本关于南京暴行的档案材料是十分困难的。另外，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参加南京暴行的日本老兵冒着被排斥乃至死亡的威胁，将他们的故事公诸于众，但大多数人并不愿接受采访。

在写作本书期间，使我困惑和气愤的是，顽固的日本人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不单单是因为日本交出的战争赔款尚不及德国赔偿战争受难者的百分之一；也不仅是因为大部分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因其罪行受到监禁，也至少是被迫退出公开的社会生活，可是在战后，许多日本战犯继续在工业和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也不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德国不断向大屠杀的受难者表示歉意的时候，日本人却在东京膜拜战犯--一位在战争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国人把日本人的行动形容为：这在政治意义上相当于"在柏林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一个大教堂"。

尽管证据确凿，日本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工业巨子仍顽固地二口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在进行本书漫长而艰辛的工作时，他们的态度一直激怒着我。相形之下，在德国，如果教师在历史课上删去大屠杀部分，将是违法行为，而日本人在几十年来一直把课本中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有系统地清除得一千二净。他们从博物馆拿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销毁原始的资料，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甚至一些受尊敬的日本历史教授也加入右翼势力，进行他们认为是为国尽忠的工作：怀疑、诋毁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中，一个日本历史学者用这样的话来否认南京暴行："即使有二三十人被杀，日本方面也会非常震惊。那时，日本军队一直是模范部队。"正是因为某些日本人有预谋地企图扭曲历史，我才强烈地感到写作本书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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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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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这一因素，本书也是对一些完全不同的观点的回答。近年来，人们努力地试图迫使日本为其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这种努力被称作"打击日本"。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把对日本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作所为的谴责看作是对整个日本民族谴责，那么，这不仅会伤害在这次灾难中丧生的南京的男女老少，也伤害了日本人民。本书无意评判日本人的性格特点，也不打算分析做出暴行的民族之基因构成。本书探寻的是为什么文化的力量能把人变成恶魔，能撕去那层使人成其为人的社会约束的表皮，同时文化的力量也能加强这种约束力。今天的德国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是因为犹太人没有让这个国家忘记60年前发生的事情。由于认识到奴隶制丑恶，并在100多年的种族隔离之后解放了奴隶，美国南部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除非日本向世界和自身承认自己在半个世纪前所做所为的错误，它的文化将不会进步。实际上，我惊喜地发现，有很多海外日本人也参加了关于南京暴行的会议。正如其中一个人所说："我们想同你们了解得一样多。"

本书叙述的是两个相互关联却又不尽相同的暴行。一个是南京的暴行本身，讲述的是日本人怎样清洗敌方首都数十万无辜的平民。

另一个是关于掩盖事实，讲述了日本人如何在国际社会的缄默姑息之下，企图从公众意识中抹煞整个大屠杀，进而剥夺被害者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

本书第一部分"大屠杀的历史"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罗生门》的影响。这是一部由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在竹林中》改编的电影，讲的是10世纪发生在京都的一起强奸谋杀案。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十分简单：一个强盗拦路抢劫一名过路武士友其妻子；妻子被强奸，武士也死了。但当故事中的人物从各种角度出发叙述事情发生的过程时，故事也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强盗，妻子，死去的武士和一个现场目击者对发生的事情的叙述相去甚远。读者就要将所有的叙述集中起来，亲自判断其中的真假虚实，通过这一过程作出主观的也通常是个人臆想的一种较为客观的假想。任何讨论犯罪公正性的课程都应该包括这个故事。它指出了历史的实质。

本书从3个不同的危度讲述南京的暴行。首先是从日本人的角度。讲述了一次有计划的侵略--日军奉命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干。第二个是从中国受难者的角度出发，讲述了当政府面对外来侵略无力保护市民时，一个城市的命运。这部分收录了一些中国人的故事，有失败、绝望，也有背叛和生存。第三个是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角度，作为外来者，这些人至少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刻是英雄。在大屠杀期间，很多西方人士冒着死亡危险帮助中国平民，并向外界发出警报，通报发生在他们眼前的浩劫。在本书关于战后时期的章节中，我们再讨论美国人和欧洲人出于实用主义，对他们曾身临屠杀现场的同胞的话所持的漠然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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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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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阴谋企图使南京暴行远离公众的种种势力。我还列出了近年来人们为挑战被歪曲的历史，所做的种种努力。

为澄清真相，每一种尝试都注意到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是如何安排、培育和维护他们集体性的健忘症--甚至是在这一时期面对其所做所为时完全赖帐。面对历史，他们的回应不仅仅是在本应留下痛苦记录的历史书上留下空白。事实是，日本的学校教育中没有关于日本军队在中日战争中最丑恶方面的内容。与之相反，他们精心伪装，编造神话，把日本发动战争的角色转换为战争受害者的角色。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恐怖帮助这种神话去代替历史。

时至今日，面对世界舆论，日本仍拒绝对其战争行为表明悔意。甚至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尽管战争法庭审判一些日本领导人有罪，日本人还是设法逃脱了文明社会的道德审判，而德国人则要为他们在那段梦魇般时期的行为接受谴责。在继续逃避审判的时候，日本人又成了另一桩罪行的主谋。诺贝尔桂冠诗人伊利·威塞尔多年前就曾提出警告：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屠杀。

我最大的希望是这本书能够激发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乔治·桑塔亚(1963-1952，西班牙哲学家小说家。--编注)的不朽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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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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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战后历史的进程如何，南京的暴行将永远是人类的荣耀之中的一块污迹。但使这块污迹特别令人厌恶的是历史并没有为这个故事写下一个适当的结局。60年后，日本作为一个民族，还在试图埋葬南京的受难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葬于地下，而是要把他们埋葬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在这种无耻行为的掩盖之下，由于很少有人试着记录并为公众系统地描述，南京大屠杀目前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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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结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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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暴行只是日本在9年战争中无数野蛮行径中的一个事件。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日本就头一个打破了空中力量只能用做战场武器的禁令，而将其用于威胁平民百姓，日本也因此而臭名昭著。而后，日本又发动其军队开始屠杀，从上海到南京，然后发展到中国内地。

虽然日语中没有一个词等同于德语中的“最后解决”，日本天皇政府却批准了在中国某些地区实施人工灭绝的政策。其中最残忍的之一是在中国华北地区实行的“三光政策”(杀光、枪光、烧光)，因为在那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对日本人进行了猛烈和有效的斗争。一位沮丧的日军上校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残暴政策是如何简单明了：“我从上级那里接到命令，这里的每个人都必须被杀掉。”

这项政策的结果是1941年日本人又发动了以赶尽杀绝中国华北农村所有人口的大规模恐怖战争。华北人口从4，400万锐减到2，500万。虽然一些学者认为上百万的老百姓逃到了安全地带，但至少有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朱尔斯·阿彻认为，当时在这一地区失踪的1，900万人中，大部分是被日本人杀害了。《中国流血的世纪》的作者R．J．拉梅尔指出，即使当时中国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被杀害，死者数量也将接近100万。

为对付中国人，日本人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生物武器试验。因怀疑中国村庄帮助了在1942年4月东京杜里特空袭中的美国飞行员，日本人对这些村子使用了生物武器进行报复。在可以降落轰炸机的地带，他们屠杀了25万中国平民，还破坏了方圆2万英里的所有中国机场。像所有在战争中遭到践踏的地区一样，这些地方都受到疾痛的侵袭。我们已经知道，日本飞行员在如上海、宁波和承德这样的大城市播撒携带瘟疫病菌的跳蚤，并把装有各种致病微生物--霍乱，痢疾，伤寒，瘟疫，炭疽和副伤寒--的瓶子投进河流、水井、水库和房屋里。日本人为传染中国平民和军人，还在食物中掺杂了致命的病菌。他们把带有伤寒病菌的饼干扔在露营地附近，引诱饥饿的中国农民；在成千上万中国战俘被释放前，日本人给他们吃注射了伤害和副伤寒病毒的蛋卷。最后的死亡人数统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是在1，578，000到6，325，000之间。R．J．拉梅尔提供了较为保守的数字：有3，949，000人被杀害，其中400，000人是平民。但是，他指出，有数百万人由于日本人的掠夺、轰炸和医药试验而死于饥饿和疾病。如果这些死亡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可以说，在对华战争中日本人共杀害了900万中国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法想象日本士兵和军官在何种心理下犯下这些滔天罪行的。但有很多历史学家、目击者、幸哿者以及当年的作恶者自己都总结了是什么驱使日本皇军犯下这些赤裸裸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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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结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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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日本学者相信，中日战争中的南京暴行及其他残暴行为是由一种叫“压迫的传导”现象造成的。据《隐藏的恐怖：在二战中的日本战争罪行》的作者田中雄喜所说，日本现代军队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有巨大的暴行隐患。原因有二：首先是日军官兵中存在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再就是日本社会由天皇身旁的人支配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侵占南京之前，日军对自己的士兵也长期施加羞辱。士兵被迫为长官洗内衣，或是温顺地站着任由长官掴耳光，直至鲜血横流。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说，日本士兵时常受到的这些抽打，是来自长官的“爱的行动”；而日本海军用“铁拳”加强的残暴纪律，则被叫做“爱之鞭”。

人们常说，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握有对社会等级中更低微人们的生杀大权，常常会变成最残暴不仁的人。日本士兵来到海外后，因为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压抑的残暴突然得到了发泄。在外国领土或殖民地上，作为天皇的代表，日本士兵享有巨大的权力。在中国，即使是最低级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要超过最有权有势的中国人。由此不难看出，长期被压抑的愤怒、仇恨和对权力的恐惧就是如此在南京爆发成无法控制的暴力。日本士兵沉默地接受了长官施加的一切，那么中国人也必须接受他们选择的一切暴行。

学者们认为，侵华暴行的第二个原因是许多日本军人对中国人的鄙视--这种鄙视是通过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灌输形成的。如果说中日两个民族种族不同的话，日本人和中国人也是很相似的(也许正因如此，日本人感到自己的独特性受到了威胁)。尽管这样，皇军中许多人把中国人看做是低于人类的人种，对他们来说，杀中国人就像踩死臭虫或杀猪一样，不必有任何道德上的压力。事实上，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争期间，各个级别的日本军人时常把中国人同猪相提并论。比如，一位日本将军告诉一位记者说：“坦率地说，你对中国人的看法与我完全不同。你认为中国人是人，而我认为他们是猪。”在南京，一个日本军官把中国俘虏十人一组绑在一起，把每一级推进一个坑里，然后烧死他们。这位军官为自己开脱罪责时解释说，他在杀人时的感受同他杀猪时一样。1938年，一个名叫东史郎的日本士兵在日记中揭露：“现在，一头猪比一个人(中国人)的命更值钱。因为猪肉能吃。”

第三个因素是宗教。日本皇军给暴力冠以神圣的光环，使暴力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必要性，这种力量丝毫不亚于在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时期那种驱使欧洲人的力量。在1933年的一次讲演中，一个日本将军说：“每一颗子弹都必须充满帝国的风范，每一枝刺刀尖上都必须烙有民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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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结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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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日本人怀疑其在中国的使命是否正义。一位曾参加过南京暴行的前日本士兵卡富白道说，他所受的教育使他深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当然的统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伏秀的种族，控制亚洲是日本的使命。当一位当地的基督教士问他：“上帝和天皇谁更伟大?”时，他毫无疑问地回答：“天皇。”有一个比上帝还高大的东西站在自己一边，日本军队很自然地走了下一步--认为战争，甚至包括随之而来的暴力，能够最终使日本及其受害者受益。一些人把暴行当做达到胜利的必要工具，这个日本的胜利能够帮助所有的人，并在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之下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这种态度也表现在那些无情地殴打学生和士兵的老师和军官身上，他们在殴打时坚持认为这全是为了爱护。

或许正是松井石根将军在试图粉饰日本侵华行为时总结了这种盛行的自欺欺人的“道德感”。在1937年去上海之前，他对支持者说：“我上前线并不是去与敌人战争，而是去抚慰(被打击的)兄弟。”后来，他又谈起入侵中国：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斗一直是“亚洲大家庭”中的兄弟之争。……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相信这种战斗是帮助中国人进行反思的一个途径。我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憎恨他们，相反，我们太爱他们了。这正像在一个家庭中，当大哥对胡作非为的小弟忍无可忍时，为了使小弟行为端正，不得不严责他。不管战后历史的进程如何，南京的暴行将永远是人类的荣耀之中的一块污迹。但使这块污迹特别令人厌恶的是历史并没有为这个故事写下一个适当的结局。60年后，日本作为一个民族，还在试图埋葬南京的受难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葬于地下，而是要把他们埋葬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在这种无耻行为的掩盖之下，由于很少有人试着记录并为公众系统地描述，南京大屠杀目前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

本书的初衷是从日本颠倒黑白的宣扬者的贬抑中解救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为南京数十万死难者的无名之墓写下铭文。它是一部对人性阴暗面的个人探索之作。南京的暴行留给我们很多教训，其中之一是：人类的文明是多么浅薄。也有人认为日本人是非常邪恶的——他们永远是一个危险的民族。但在读完几箱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材料，浏览了浩瀚的世界历史中古代诸多暴行的记录之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日本在二战中的行径是由危险的民族性所致，倒不如说是在一个脆弱的文化中，一个危险的政府在一个危险的时刻将其危险的理论贩卖到另一个与之看法截然相反的民族所致。我们应以慎重的态度看待南京的暴行——它阐明了人是多么容易被鼓励让十几岁的孩子泯灭天性，成为可怕的杀人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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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结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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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暴行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大屠杀中强权的作用。那些曾研究了历史上大屠杀的人已经指出，政府中的高度集权是致命的——只有某种意义上绝对的强权才会制造像南京暴行这样的惨剧。在90年代，世界上研究大规模杀害(demo-cide)的泰斗R．J．拉梅尔(democide是他杜撰的术语，包括了种族灭绝和政府进行的大屠杀)，完成了对本世纪和古甘暴行的系统、量化的研究，他引用著名的阿克顿勋爵(1834-1902，英国历史学家。--编注)的一句话概括这个令人难忘的研究：“强权杀人，绝对的强权绝对地杀人。”拉梅尔曼现，一个政府越是不限制其强权，它就越容易因其领导人自妄想或精神上阴暗的冲动驱使，向他国政府发动战争。日本不是例外，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众多暴行，如果不是难以避免的，也是意料之中的向专制制度发展的结果，是由军队和皇族控制的强权驱动整个民族，实现少数拥有大权者的病：目标所导致的。

我们还有第三个需要汲取的教训，它或许也是最惨重一个教训。它存在于人们在接受屠杀上那种可怕的悠闲之中，它使我们大家都成为难以置信的恶行的被动的观众。当年，南京的暴行曾占据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但就在南京全城喋血之时，大多数世人却袖手旁观。国际社会对南京暴行的反应竟与最近人们对波黑和卢旺达暴行的反应有着可怕的相似：在成千上万的人令人难以置信地悲惨死去的时候，全世界只是在看着CNN的新闻，袖手旁观。或许可以说，由于战刚屠杀十分机密和迅速，美国和其他国家没能及早地阻止纳粹党人的“最后解决”，直到盟军士兵解放了集中营，亲眼看到那里惨不忍睹的情形，很多人才开始接受有关报道的真实性。但对于南京的暴行和前南斯拉夫的屠杀，我们没有这样的借口。南京暴行的消息曾赫然刊登在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上，凡乎我们每个人的起居室里也曾天天播放着波斯尼亚的暴乱。显然，只要罪恶离我们远得不足以对个人形成威胁，人性中一些扭曲的东西社会使最令人难以言说的罪恶在瞬间变成平常琐事。

可悲的是，世人仍以消极的态度面对日本的第二次暴行——日本人拒绝为他们在南京的罪行道歉，甚至拒绝承认发生过大屠杀，更有甚者，日本的极端分子还试图在世界历史中涂抹掉这一事件。要了解这种不公正的程度，人们只须比较一下日本和德国政府在战后的赔偿就一清二楚了。虽然仅金钱本身不能使死难者复生，也不能磨去幸存者痛苦的记忆，但至少可以说明罪孽的元凶究竟是谁。

作为赔偿，德国政府已至少支付了880亿德国马克，还要在2005年赔偿200亿德国马克。@如果把所有的赔款加在一起，包括个人受难者赔偿、财产损失赔偿、抚恤性赔偿、国家法定赔偿、特别问题最后赔偿，以及根据国际协定对以色列和16个其他国家战争损失的赔款，这些共计1240亿德国马克，折合600亿美元。日本人则几乎没有为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付出任何赔偿。有一个时期，就连瑞士都拿出数十亿美元补偿战争中受到损失的犹太人的帐户，而许多日本重要官员却继续相信(或是假装相信)他们的国家从未做过任何应当赔偿或是道歉的事。他们还诡辩说，他们的政府被指责所犯下的许多暴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些确凿的证据不过是中国人和其他辱没日本的人捏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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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结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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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日本政府认为所有的战争赔偿事宜都已被1952年旧金山和平协定所解决了。但读一下这个协定就会发现，问题是要搁置到日本经济条件好转之后再进行解决。协定第五章14款规定：“日本应向各盟国进行赔偿已是共识。但是日本目前资源匮乏的情况也有目共睹，所以，须等其经济复苏，再向各国的所有损失和痛苦进行彻底的赔偿，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

冷战时期最有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是，日本不仅躲避了赔偿的责任，还从美国得到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使其从美国的敌对国成为经济强国和竞争者。现在，亚洲人民十分关注日本人中军国主义抬头的迹象。在里根当政时期，美国帮助日本加强军事力量--这引起了许多曾多年遭受日本战争侵略的民族的警惕。菲律宾外交部长、普里策奖获得者、二战期间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卡洛斯·罗慕洛说："忽视历史的人更容易成为历史的受害者"。他对日本文化所激发的竞争性的民族精神有很深的理解："日本人是一个执著的民族，也很有头脑。在二战末期，没人能想到日本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他们做到了。如果你给他们成为军事强国的机会--他们将真的会成为军事强国。"

但冷战已经结束了，中国正从封闭走向开放，并迅速发展起来，其他曾在战争期间受到日本欺凌的亚洲国家也在世界经济竞技场中崛起，能够同日本相匹敌。在今后的几年里，人们会看到针对日本战争罪行的积极的大跨步行动。美国社会正在更民主地融入亚洲人。与他们密集于科技领域听父辈们不同，年轻的华裔美国人和华裔加拿大人正迅速地扩大在法律、政治和新闻业中的影响--在北美历史上，亚洲人很少在这些领域涉足。

从我开始写作本书到脱稿期间，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大大地增加了。在90年代，出现了大量关于南京暴行以及关于慰安妇、日本用战争受难者进行医学试验和其他有关暴行的小说、历史著作和报刊文章。旧金山的学校正计划将南京的暴行纳入课程表，华人地产商也已规划了建立中国屠杀纪念馆的蓝图。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美国政府已开始对社会活动家的要求作出反应，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面对战争的暴行。1996年12月3日，美国司法部列出了日本战犯的名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1997年4月，前美国驻日大使沃尔特．蒙代尔对新闻界说，日本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他希望日本为其战争罪行充分道歉。另外，南京的暴行成为一项提案，不久将会进入美国众议院。1997年春，议员们同人权活动家一道起草了一项提案，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虐待美国和其他国豪战俘，要求日本向战争受难者正式道歉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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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暴行》结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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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日本政府面对其战时政府罪行全部事实的运动甚至正在日本得到支持。对官方否认战争暴行的行为，日本有良知的公民也感到十分羞愧和不安。一部分活跃的日本人认为，如果日本想在未来得到周边国家的信任，其政府必须承认过去。1997年，日本复交友谊协会(一个民间团体。--编注)发表了以下声明：

在过去的战争中，日本十分傲慢自负，它侵略其他亚洲国家，给许许多多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带来了苦难。在19世纪30年代前后15的岁月中，日本一直发动着对中国的战争。持久的战争使数千万中国人成为受难者。在此，我们真诚地为日本过去的错误道歉，请原谅。当今一代的日本人正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们可以继续自欺欺人，把日本侵略战争当做“圣战”，而日本的战败仅仅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或者同本民族过去的残暴行径决裂，认清这样的事实：正是因为日本战败，它才无法将其可怕的“爱”施加到更多的人身上，这个世界才变得更加美好：如果当代日本人不采取行动去坚持真相，历史就会给他们带来如同其先辈一样声名狼藉的危险。

对于自己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不仅在法律上有责任，更在道义上有义务去承认。至少，日本政府应当向受难者发表声明正式道歉，并赔偿浩劫中的受难者。更重要的是，要将大屠杀的真相教育给将来的每一代日本公民。如果旱本还期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并合上自己历史上污迹斑斑的黑暗篇章的话，这些早就应该做到的工作对日本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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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道些什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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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京的暴行，世界并非一无所知；在事态发展的同时，全球公众就不断地得到大屠杀的消息。南京沦陷前的几个月，大批住在这座都城的外国记者报道了日本飞行员对南京的空中轰炸。12月初日本逼近这座在劫难逃的都城时，记者几乎每天都提供有关战争进行情况、最后时刻的撤离和建立国际安全区的清晰的报道。令人惊愕的是，大屠杀开始的时候，日本报章刊载了把中国人驱拢起来枪决、成堆成堆的尸首在河边等候销毁、日本士兵之间进行杀戮竞赛的照片，甚至还有记者对日本人屠杀骇人听闻的评述。

显然，在国际舆论介入之前，屠杀的最初几天令日本政府极其得意。在日本，人们听到攻陷南京的消息后，举国欢庆。东京制作特别的南京面条餐，而日本全国儿童提着圆形的燃烛纸灯笼参加夜晚的游行，以象征上升着的太阳的优势。只是在帕奈号船沉没和大肆屠杀南京市民遭到国际上的谴责之后，日本政府才赶紧试图掩盖其军队的所作所为，并用宣传取代这些消息。由于几个美国记者的努力，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不久便面对一个绝大的丑闻。

当时对西方舆论有极大影响的记者是3位美国驻外记者：《纽约时报》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美联社的C.耶茨·麦克丹尼尔。这3人都生性好冒险。德丁是一个来自休斯敦的29岁的记者。为了免费坐船从美国去中国，他曾在一艘货轮上擦洗甲板和清洗绞车。一到上海，他先为一家英文日报工作，不久便转为《纽约时报》报道中日战争。斯蒂尔是位资历较深的记者，曾报道过日本侵占满洲和亚洲战争的扩大。麦克丹尼尔也许是3人中胆子最大的一个：在屠杀之前，他曾开车穿越乡下的战线，差一点在其“寻找战争”的调查中被炮弹炸死。

德丁、斯蒂尔和麦克丹尼尔在屠杀开始仅仅几天之后离去，但在逗留南京的短时间内，他们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不仅撰写饶有兴味的报道，由美国各家最负盛名的大报登载在显著的位置上，而且参加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努力拯救生命。

南京的暴行迫使记者脱离其作为中立观察者的正常角色，而成为这出战争惨剧的正式参与者。有时他们去保护中国公民免遭日本侵略者之害，从而成为他们自己报道的主角。例如，C.耶茨·麦克丹尼尔承担起保护美国大使馆中的中国雇员的责任。大屠杀期间，他们多数害怕得甚至不肯出屋去取水，而麦克丹尼尔则花费大量时间打满一桶桶井水，费力地运回使馆给这些雇员喝。他努力帮他们寻找失散的亲人(领回来的常常只是他们的遗体)，还要赶走那些试图冲进使馆的日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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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道些什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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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们甚至试图去救助那些显然无法挽救的人，即使仅仅是为了去安慰这些离死亡只有咫尺之遥的人们。在大屠杀期间，德丁遇到一个躺在人行道上的中国兵，他的下巴被炸飞了，身体淌着血。德丁上前握住了士兵伸出的手。几年后德丁回忆道：“我不知道该把他送去哪里或该做些什么，“所以，我只是愚蠢地决定要做点什么。我只是放了一张5美元的纸币在他手中。当然，对他毫无用处，但无论如何，不知怎的我有一种要做点什么的冲动。他只剩下一口气了。”

12月15日，多数记者离开南京去上海发送他们的报道。他们在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天是可怖的。在去码头的路上，在水西门下，记者确确实实不得不开车碾过几英尺的尸体，狗已经开始啃啮这些尸首。后来，在等船的时候，他们看到日本军人把1，OOO名中国男子排成行，强迫他们一小组一小组地跪下，并挨个地朝他们脑后开枪。在杀人的时刻，一些日本人又笑又抽烟，就像这整个场面给了他们莫大的欢乐。

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在南京多待了一天，然后乘一艘驱逐舰去上海。12月16日，在这座被毁的中国都城的最后一天，他看见了更多的死尸并经过一长串双手被缚的中国男子。其中一个从人群里挣脱出来，跪倒在地，求麦克丹尼尔救他一命。麦克尔丹写道：“我无能为力。我对南京的最后印象——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新闻短片制作人南京附近还有两位美国的新闻短片制作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摄下轰炸帕奈号的情景。轰炸的时候，环球公司的诺曼·艾利和福克斯公司的埃里克·迈耶尔正好在船上，摄得一组这次行动的极佳镜头。尽管他们得以完好无伤地在这次袭击中逃生，在轰炸和机枪扫射中，艾利只是一个手指擦破了皮，帽子给子弹打穿，其他新闻记者却没有这么幸运。意大利记者山德罗·圣德里在跟随艾利爬上帕奈号时，一块弹片击中他的后脑，他于几小时后死去。艾利一面和帕奈号幸存的乘客藏在河边的芦苇中，一面用帆布把他和迈耶尔的片子裹好埋入泥中，他担心日本上岸杀害他们。后来片子安全挖出并运往美国。这一事件的部分新闻镜头在全美国的影院放映。帕奈号沉没在美国引起了更大的骚动，超过了南京所有大规模暴行和屠杀之和。12月13日，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他对轰炸感到“震惊”，并要求裕仁天皇立即赔偿。数日之后，当疲惫不堪的幸存者终于抵达文明世界时，公众的反映反而更加激烈。有些幸存者仅裹着毯子、中国棉被和破布片，又脏又冷，仍然惊魂未定或已气息奄奄。他们的遭遇和照片很快便被加上“日军整整一小时轰炸下的帕奈号受难者”和“在南京的大屠杀和掠夺性统治”之类标题出现在美国各大报上。当艾利和迈耶尔的片子在影院上映时，更加激起了美国观众的愤怒和反日情绪。日本人的破坏性控制外国记者离开南京的那一刻，日本人封锁了这座城市以防止其他记者进入。12月15日，乔治·菲奇亲身经历了封锁的开始。那天他开车送一些记者出城去河边地区以便他们乘一艘炮艇去上海。当菲奇试图开车从下关返回南京时，一个日本卫兵在城门外拦住了他，坚决不让他重新进城。甚至与菲奇同行的、来自上海的日本大使馆官员冈村也无法说服士兵让他们通过：“大使馆对日本的军队起不了作用。”最后冈村只好塔其中一辆车去军队司令部为菲奇取特别通行证。当日本最终允许少数几个外国人进城时'，他们严密控制他们的行动。2月，他们允许几个美国海军军官上岸进南京，但只能由日本大使馆的代表陪同乘坐日本大使馆的车。直到4月份，日本最高指挥部仍不许多数外国人自由进出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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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道些什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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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掩盖其军队令人厌恶的暴行详情，日本甚至阻止他国外交官重返南京。然而，最终证明他们未能成功地掩盖事实，尤其瞒不过德国人和美国人。关于南京暴行的外国情报希特勒政府迅速得知日本人这种拖延的动机。一名德国外交官于1月份向柏林汇报：“我在上一份报告中所作的推测已被证实，日本人耽误我们返回是为了不让任何官员目睹种种暴行。根据在那里的德国人和美国人所说，外国代表返回南京的意图一经传出，那里便进行了一通紧张狂乱的清理，以消除滥杀平民、妇女和儿童的证据。”

美国政府也知道日本人试图遮掩什么。虽然一套机械密码保护了日本外交部的高层外交信息，但到1936年，美军信号情报部的密码专家已破译了日本这套密码，美国人将其称之为“红色”。因此在南京暴行期间，美国情报部门能够截取东京的日本领导层与其在华盛顿的代表之间的秘密通信。1937年12月26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传送了一份这类信息给在华盛顿的日本大使斋藤，它强调要阻拦美国外交人员，不让他们马上返回南京。这条信息说：“如果他们确实返回并从其侨民那里得到关于军队行为的报告，如果外交官一收到这类抱怨，就把这些报告呈送回国，我们将发现自身陷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此，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尽可能长时间地把他们拖住。即使这会引起某些恶感，我们相信这也好过冒当场冲突的危险。”然而，当时美国政府并未将其所知公布于众，并甚至帮日本人审查真相。例如，环球公司的新闻短片制作人诺曼·艾利拍摄了长达5300英尺的日本人袭击帕奈号的影片，但在影院放映之前，罗斯福总统要求他剪去约30英尺的片子。这部分片子揭露日本轰炸机几乎贴着甲板向炮艇射击。这30英尺也许是全部片子中的最佳图像，而且无疑是对日本政府最有力的谴责，尽管如此，艾利同意删剪。《帕奈号事件》的作者汉密尔顿·达比·佩里认为，罗斯福要为日本的借口提供凭证：这次袭击是因为错误辨认，而不是故意策划。无疑，美国政府急于和日本达成经济与外交上的协议以平息这次轰炸事件，而它知道那30英尺的片子会使这样一种和解成为不可能。日本的宣传日本影响舆论的企图不是什么新鲜事。

甚至在南京暴行之前，美国情报界就已看到日本标以“绝密”的计划；要在美国大做亲日宣传。日本政府还有一大笔预算，用以争取有影响的报人，在主要报章和电台上作广告，以及印刷传单和小册子。然而，在南京暴行期间，日本人面对一场如此巨大的、公共关系上的灾难，他们还试图加以掩盖，这在今天看来几近荒谬，日本人不是采取纪律措施约束其在南京的部队，而是统领其所有的力量发动一场宣传战，希望以某种方法把世界历史中一场最血腥的大屠杀的详情遮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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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道些什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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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传媒首先宣布南京城一切安好无恙。12月20日，罗伯特·威尔逊得知日本同盟通讯社已报道，南京居民正在返回家园，一切正常。威尔逊写道：“如果这就是南京传出的所有消息，那么真实的消息披露时就会引起一场大震动。”然后，日本政府批准为日本游客精心准备南京之旅。同盟通讯社的报道发表一星期后，一艘满载日本观光客的日本商船从上海抵达南京。关于这次游览，乔治·菲奇写道：“他们被用心良苦地领去逛了几条现已清除了死尸的街道”，“他们穿过马路走向中国儿童，亲切地拍拍他们受了惊吓的脑袋”。一些妇女陪伴日本商务代表游览该市，而菲奇观察到，他们看来“非常自鸣得意，也为日本的了不起的胜利感到得意，不过，他们当然听不到真正的事实——我猜，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不知道”。

1月份，日本新闻记者来到南京“制造”该市的图片，用以发往日本全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新年前夜，日本大使馆召集各难民营的中国管理人开会，告诉他们第二天城里要举行“自发的”庆祝活动。中国人被勒令制作大批日本国旗并举着它们游行，以便拍摄电影，显示成群结队欢乐的居民欢迎日本士兵。日本摄影师也来到南京，拍摄中国儿童接受日本军医的医治和日本士兵的糖果的照片。刘易斯·斯迈思在给朋友们的信中写道：“但是，没有照相机在场的地方，这些活动并不重视。”日本的宣传最卑劣的例子是，1938年1月8日，刊登在上海一家日本人控制的报纸——《新申报》上的一篇文章。在“南京城融洽的气氛在令人愉快发展”的标题下，文章宣称：“皇军进城，把刺刀插入鞘，为了检查和治愈病人伸出仁慈的双手”，该文还说，日军在南京给又饿又病的南京群众提供医疗帮助和食品。男女老少向皇军跪拜，表达其敬仰之意......大群大群的人围绕着太阳旗和红十字旗下的士兵高呼“万岁”以表示他们的感激……士兵和中国儿童欢聚一堂，高兴地玩滑梯。南京如今是各国注目的至善之地，因为这里洋溢安居乐业的气氛。

在幸存的传教士日记中可见，日本企图以虚伪材料粉饰整个大屠杀，所激起的却是怀疑的反应。这里有几个例子：摘自詹姆斯·麦卡勒姆的日记，1938年1月9日。

如今日本人试图诋毁我们在安全区的努力。他们胁迫，恐吓可怜的中国人，使他们拒绝相信我们话……有些中国人甚至要去证明抢劫、奸淫、放火是中国而不是日本人之所为。有时我感到我们一直在与疯子和白痴打交道；而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所有的外国人活着度过了这场磨难。摘自乔治·菲奇的日记，1938年1月11日：我们看到几份上海的日本报纸和两份《东京日日新闻》。这些报纸告诉我们，甚至早在12月28日商店就已迅速开门，买卖恢复正常；日本人正和我们一起赈济可怜的难民；这座城市已经清除了中国盗贼，平安和秩序现已占统治地位!唉，如果事情不是那么悲惨，我们也许会被逗得发笑。这是从战争一开始日本就一直向国外散布的典型的谎言。摘自乔治·菲奇的日记，《读者文摘》转载：3月，东京的一家电台向全世界传出这条消息：“造成南京这么多人死亡和如此大的财产损失的暴徒已被抓获并正法。经查明他们是蒋介石部队中心怀不满的士兵。如今一切已平静下来，而且日本军队正在赈济30万名难民。”摘自刘易斯·斯迈思及其妻子1938年3月8日写的一封信：日本报纸的最新消息是：他们找到了11名中国武装强盗。所有事都是他们干的!咳，如果他们每人能在两星期内夜以继日地强奸100至200名妇女，并携带所报道的50000美元逃遁，那么他们真是相当强壮的中国人……传单是日本人的另种宣传形式。在大屠杀期间，日本军队就计划向南京人民大量传送凭空捏造的消息。例如：“所有返回家园的中国良民将会发给粮食和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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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道些什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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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愿意成为那些不被魔鬼一一蒋介石的士兵愚弄的中国人的好邻居。”这些传单醒目地印着彩色的照片：一个英俊的日本士兵抱着一个中国孩子(如一位观察者所说，“像基督似的”)，一个中国妇女拜倒在他脚下，感谢他送了几袋米。据乔治·菲奇所说，撒下这些传单的当天，确有大批中国人离开难民营返回他们已成废墟的家。日本人还把颜色鲜亮的彩色招贴画贴在悲剧曾经发生的房屋外或其附近。有一幅描述一个日本士兵抱着一个小孩，同时把一桶米给孩子的母亲，把糖和其他食品给父亲。一名德国外交官的报告叙述这幅招贴画描绘了“一个迷人、可爱的士兵，手里拿着炊具，肩上扛着一个中国孩子，其穷困然而诚实的农民的父母望着他(这名士兵)，望着这位好叔叔，充满感谢和家庭的幸福”。右上角的文字说：“回到家乡来!给你饭吃!信赖日本军!可得救助!”

同时，日本人在南京和上海举办富有魅力的招待会和传媒活动以转移人们对种种暴行的注意力。2月份，一名日本将军邀请外国外交代表出席南京日本大使馆的茶会。他吹嘘日本军队纪律严明举世闻名．在日俄战争和满洲战役中不曾发生过一起违反纪律的事。将军说道，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日本人曾在南京施暴，那只是因为中国人民在外国侨民——当然，指的是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煽动下抵抗他们。但是，也够奇怪的了，在同一个讲话中将军自相矛盾地承认，日本兵曾把怒火发泄到老百姓身上，因为进逼南京的过程中，他们找不到一点可吃或可用的东西。然而，日本新闻界无法在席卷南京的放火、强奸、谋杀事件上愚弄外国外交团体。2月中旬，日本人在上海举办了一场军乐会，还有艺妓和报社摄影记者参加。然而，一名德国外交官观察到，欢庆的活动在进行的同时，“一个母亲因为护住11岁的女儿不让日本兵强奸这名幼女而连房子一起被烧死”。

安全区领导们的反击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尽其所能抗击铺天盖地的宣传。在大屠杀的头几天，区领导还能得到美国驻外记者如弗兰克·蒂尔曼·德丁、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C．耶茨·麦克丹尼尔的帮助。但在他们离去之后，国际委员会只有靠自己的设备了。日本政府禁止其他记者进入南京，如《芝加哥论坛报》的马克斯·科佩宁。而当日本兵意识到他们的恶行不会被世界传媒观察到，便更加变本加厉了。但是，日本政府低估了国际委员会开展它自己的宣传运动的能力。安全区领导共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们在文字技巧方面都受过优良训练国。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能言善辩的作家和演说家。传教士们受教育于美国和欧洲最好的大学，他们成年后的多数岁月都奉献于布道、写文章，以及基督教的巡回演讲；委员会中的一些教授曾经著书立说。此外，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和传媒合作很有经验。在南京沦陷之前很久，他们就已乐于通过南京电台广播讲话或为通俗报刊撰写文章。另外，传教士具有一个日本人来曾预见的额外优点：他们终其一生思考地狱的真正意义。他们在南京发现了一个，便立即为世界公众把它描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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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道些什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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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真实可靠、令人信服地再现了他们目睹的恐怖场面：整整10天是一派混乱——这是人问地狱……不得不袖手旁观，眼看着甚至非常穷的人的最后一点财产也被夺走——他们的最后一个硬币、最后一点被褥(而这时是天寒地冻)，穷车夫的人力车；眼看着曾和你一起寻找避难所的成千上万已解除武装的士兵，连同好几百个平民当着你的面被拉出来去枪毙或作为刺刀练习的靶子，而你不得不听着那些杀害他们的枪声；眼看成千名妇女跪在你面前歇斯底里地哭着，求你救她们逃脱那些折磨她们的畜牲。袖手旁观，眼看你的国旗不只一次而是十几次被扯下污辱，而你的家被劫掠，然后眼看你开始喜爱的城市和你已计划慎重地、系统地奉献你最佳的学识的机构被付之一炬——这是一座我以前不曾想象到的地狱。(乔治·菲奇，1937年12月24日)我要讲述的是一个恐怖的故事；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读到过如此残酷的暴行。强奸!强奸!我们估计每夜至少1000起而白天更多。如遇反抗或任何看似不满的表现就用刺刀捅或开枪。

我们一天可以记下成百上千起；人们都歇斯底里了，我们外国人一出现，他们就跪下磕头，求我们帮助。那些怀疑当过兵的人，还有其他一些人，被领到城外枪杀，有成百上千——不，是成千上万……甚至在某些难民中心的贫穷难民也被一再洗劫再至抢走最后一分钱，差不多是最后一件衣服和最后一片被褥……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有妇女被拉走。(约翰·麦卡勒姆，1937年12月19日)我想我所说的恐怖事件已经够多了睁它们有数十万件。因为太多了，最后使心都麻木了，几乎都不会再感到震惊。我没想到，会有如此残暴的人存在于现代世界中……似乎只有“撕人魔”杰克(“撕人魔”杰克，指1888年在伦敦东区杀死多名妓女的一杀人犯。——译注)这种罕见的疯子才会这么做。日本人的暴行的细节不仅生动地记录在安全区日记中，也写入信件和时事通讯中，它们被一再抄写或一再打字，以便朋友、亲戚、政府官员和报刊全部能收到。在寄出描述大屠杀的文件时，安全区领导经常请求收件人在发表时不要透露作者是谁，因为担心委员会的某个成员会受惩罚或被驱逐出南京。马吉在家信中写道：“请非常谨慎地对待这封信，因为如果它发表，我们可能会全被驱逐，而这对南京的中国人会是一场灾难。他解释说，日本人会“极其喜悦地”允许外国人离开，但不会允许任何人返回。

最后，安全区领导的坚持不懈、艰苦工作和小心谨慎得到了回报。乔治·菲奇的日记首先潜出南京，在上海引起“轰动”，他的以及其他人的事故(通常删去了关键名字)迅速在主流刊物个登载，如《时代》周刊、《读者文摘》、《远东》杂志，在美国读者中激起了普遍的义愤。有的内容最后在书中重视，如《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1938年)和徐淑希的《南京安全区档案》(1938年)。为了使读者作好准备，安全区领导有时在文件的前言中加以提醒。在其日记出版之前，菲奇写道：“我将要叙述的绝不是一个愉快的故事；事实上，它是如此地令人不愉快，以致我只能把它介绍给有一副好肠胃不易反胃的人来回读。”“因为这是个如此罪恶和恐怖、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是兽性惊人的一帮丢人的罪犯蹂躏爱好和平的、善良守法的人民的故事……我相信它在现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出他们之所料，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报告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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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道些什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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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题为“洗劫南京”的文章在《读者文摘》刊出后，一名订阅者写道：“难以相信，人们会相信这种货色，它很显然是粗鄙的宣传，并很使人想起在以前那场战争中提供给公众的那种无聊的东西。”其他订阅者也有类似的评论。但是《读者文摘》的编辑们坚持这些故事是真实的。为了捍卫其可靠性，编辑们忍受“巨大的痛苦”收集更多的国际安全区领导人的来信，把它们转载于该杂志1939年10月号上。编辑急切地加上：“我们所见的材料可以塞满这份杂志整个的一期，全部材料证实了今后刊登的有代表性的精选段落。”幸运的是，在南京的罪行不仅记录在纸上，而且拍成影片，使它们几乎无法抵赖。约翰·马吉有一部业余摄影机，他拍下了金陵大学医院中几个卧床不起的受害者。他们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一个可怖的变了形的、烧焦了的男子，日本人曾试图把他活活烧死，一个搪瓷炊具店的职员，头上狠狠地挨了一日本刺刀(住院6天之后，他脑子的颤动仍清晰可见)；一个被轮奸的受害者，日本兵几乎砍断了她的头。

尽管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乔治·菲奇最终把片子偷运出中国。1月19日，他获准离开南京乘坐日本军用车上海，在火车上他和“一群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可憎的日本兵”同坐一节三等车厢。有关南京暴行的6卷16毫米的电影反转片缝在他的驼毛外衣的内衬里。后来他告诉家人，他心里明白，如果搜到他带着胶片，马上就会杀了他。不过幸运的是，菲奇把它们到了上海，并在柯达店里制成4份拷贝。其中一份由纳粹党人约翰·拉贝从上海带到德国。其他几份有的最后到了美国，菲奇和其他传教士在那儿给信徒和政治团体演讲时放映过。

影片的几个画面转载于《生活》杂志；真实镜头的几个片段出现在弗兰克·卡普拉的新闻纪录短片《我们为什么战斗：中国之战》。几十年之后，这些镜头又重现在两部发行于90年代的历史记录片：《证据》和《天皇的名义》。

人们大可想像，当这些有关日本人各种暴行的书面报告、照片甚至影片设法进入世界传媒时，日本军事领导层是如何地暗自恼火。许多安全区的领导人生活在持续的恐怖之中。他们相信，如果日本人有办法逃脱罪责的话，一定会把他们都杀了。有些人把自己关在屋里，入夜之后没有两三个人作伴不敢冒险出门。至少有一人，即乔治·菲奇，推测日本人会悬赏要取他的脑袋。但尽管害怕，他们继续轮流在晚上护卫安全区的关键地区，并坚持宣传日本人的各种暴行。1938年1月28日，约翰·马吉写道："日本人恨我们甚于恨敌人，因为我们向全世界揭露他们”。“我们都感到意外，我们竟无一人被杀，而我们是否都能平安离去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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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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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焚毁了俄国(指前苏联。--译注)公使馆，污辱美国使馆。洗劫了几乎所有外国人的寓所——即使它们带有明显的标志，插有国旗或有徽章。日本人对美国的财产特意污辱，他们6次扯下悬挂在金陵大学的美国国旗并践踏它，威胁说谁胆敢再把旗子挂起来就杀了谁。尽管纳粹与日本政府是同盟关系，德国财产的命运却几乎与美国的一样糟。日本人扯下纳粹旗帜，焚烧德国人的住所、店铺，甚至偷走希特勒和兴登堡的画像。一个德国人写道：“考虑到日本人对其天皇画像的崇拜”，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行动。日本人对南京的劫掠远远超出了城区，日本人破坏了南京周围的农村，烧毁茅草房，将家具、工具和农具集中到砖房，以便所有的东西一起烧成灰烬，他们就这样烧毁整个村庄。城市附近地区所有的牲畜包括家畜和其他畜类均被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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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蹄下的南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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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暴行持续了数月，尽管最惨烈的事件是集中在前六至八个星期。到1938年春，南京人知道大屠杀过去了，而且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能被征服，就不需要把他们全部杀死。当南京屈从于日本人的统治时，军队开始执行征服全体南京人民的措施。

起初，没有什么可征服的，一个外国人写道：“你难以想象这座城市的杂乱无章，各处倒满了污物和垃圾。”废物和人肉在大街上腐烂，因为没有日本人的允许，什么也不许干——甚至不许处理垃圾和死尸。确实，有几天军车碾过在水西门下面的几英尺的死尸，碾过死尸是为了使平民牢记抵抗日本人的可怕后果。

据观察家估计，日本人损坏的公共财产按1939年的美元计算，总共约8．36亿美元，而私人财产损失至少1·36亿美元。这些数字还不包括被日本军队拿走的无可替代的文物的价值。

在社会学家刘易斯·斯迈思的指挥下，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对南京地区的损失进行了一项系统调查。调查员们走访了市区五十分之一户的居民和农村三分之一的村庄中十分之一的家庭。一份60页的报告在1938年6月公布，斯迈思总结道：南京经受的120次空袭和4天的围攻所造成的破坏只有日本军队进城后的百分一。

大部分的破坏由纵火引起。南京一陷落就陷入大火之中，大火持续了6个多星期。⑤士兵在军官的指挥下点燃建筑物，甚至使用了特殊的化学条去引火。⑥他们烧毁了教堂、大使馆、百货商店、店铺、公寓大楼和棚屋——甚至烧毁安全区内的区域。安全区的领导们无法将火扑灭因为他们的水泵和灭火器材都已被日本人偷走。在南京暴行的最初几个星期结束时，日军已将整个城市的三分之一和所有商店的四分之三烧成了灰烬。

他们焚毁了俄国(指前苏联。--译注)公使馆，污辱美国使馆。洗劫了几乎所有外国人的寓所——即使它们带有明显的标志，插有国旗或有徽章。日本人对美国的财产特意污辱，他们6次扯下悬挂在金陵大学的美国国旗并践踏它，威胁说谁胆敢再把旗子挂起来就杀了谁。尽管纳粹与日本政府是同盟关系，德国财产的命运却几乎与美国的一样糟。日本人扯下纳粹旗帜，焚烧德国人的住所、店铺，甚至偷走希特勒和兴登堡的画像。一个德国人写道：“考虑到日本人对其天皇画像的崇拜”，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行动。日本人对南京的劫掠远远超出了城区，日本人破坏了南京周围的农村，烧毁茅草房，将家具、工具和农具集中到砖房，以便所有的东西一起烧成灰烬，他们就这样烧毁整个村庄。城市附近地区所有的牲畜包括家畜和其他畜类均被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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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蹄下的南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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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还使用乙炔吹管、枪弹和手榴弹炸开银行的保管库，包括德国官员和居民的个人保险存储箱。士兵得到允许可以邮寄他们的部分战利品回日本，但是大部分物品被没收和集中供官员使用。仓库里迅速堆满了珍稀的玉器和瓷器、地毯和绘画及金银珍宝。有一间仓库就堆放了200多架钢琴。@12月底，日本人开始将掠夺来的物品--珠宝、艺术品、家具、金属制品、古玩——堆放在码头准备运回日本。

日本强盗通常搜寻值钱的东西。他们垂诞外国人的汽车，这使委员会的成员相信，城里的汽车如果没有外国人坐在里面都会被军队弄走。(连用来运尸体的卡车也被偷。)不过，日本人也侵入金陵大学医院去抢一些小物品——护士的钢笔、手电筒和手表，还多次闯入安全区，从无家可归的人那里抢被褥、炊具和食物。一份德国人的报告记录，12月15日，日本人曾强迫5，000难民排成队以便他们抢劫，日本人从那些难民身上总共抢了180美元。乔治·菲奇写道：“甚至一把肮脏的米也被日本兵抢走”。“如有任何抱怨，必死无疑”。

1938年1月，除了军方的一家商店和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外，南京没有一家商店正式营业。港口几乎没有船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断电、停水、电话不通，因为日本人捕杀了当地电力厂约50名雇员。(没有自来水，洗澡困难，而大多数妇女宁愿不洗澡，希望她们没有清洗的身体，能够驱除日本人强奸她们的念头。)城市慢慢地恢复生机。在南京城到处可见人们在房屋中仔细搜寻一一拆下地板和木窗框当劈柴，运走金属和砖块去修复他们自己的家或在街上向其他人出售。安全区内的上海路上密集的人群拥在数百个小摊贩前面，那些小贩在出售你所能想象的各种赃物，包括门窗。这一活动推动了当地的经济，路边赃物商人的旁边又冒出了许多新的茶馆和饭店。

1938年1月1日，日本人成立了新的市政府，南京自治委员会——或城里一些西方人所称呼的“自治政府”。自治委员会配备的是中国的傀儡官员，他们控制市政管理、福利、财政、警察、商业和交通。到了春天，从表面上看南京又开始像正常城市般运作。自来水、电灯和每日邮政服务都恢复了。日本人的城市公共汽车开始运营，人力车出现在大街上，人们可以乘火车从南京到上海。南京很快成为日本人繁忙的航运中心，每日从南京运送诸如机车、马匹、枪炮、卡车和其他物资到邻近的浦口。

然而：野蛮侵占的迹象随处可见。中国商人忍受沉重的税款和租金勒索以提供资金支付新当权者的薪水。日本军贺还开办了面向中国人的商店，这种商店榨尽这座城市中国人的黄金和钱财而代之以无价值的军用货币。即使物主仍在城里，中国傀儡政府还是没收城里尚存的值钱的东西和库存原料，更加重了人们的贫困。以致一些中国的下层官员自我嘲讽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被批准的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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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蹄下的南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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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比人民受重税和没收财产盘剥更为触目惊心的是鸦片重新出现在南京城。在日本占领前，鸦片是地下麻醉剂，由贵族和商人在南京的秘密处所偷偷地吸，不会公开和厚颜无耻地在大街上出售，也不会明显地在年轻人面前展示。这座城市沧陷后，人们可以自由出入鸦片馆，不受警察的阻拦。这些鸦片馆大胆地用汉字招牌做鸦片广告，招牌上写着“官土”——鸦片的专用名词。

为了鼓励吸食毒品从而进一步奴役人民，日本人在南京惯常用毒品支付劳力和娼妓的费用。海洛因香烟甚至提供给小至10岁的孩子。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迈纳·瑟尔·贝茨根据其研究下结论道：南京地区约5万人使用海洛因，占当时人口的八分之一。

很多被蹂躏的南京居民成了麻醉的牺牲品，因为毒品是他们用以逃避现实的手段，那怕只是暂时地逃避他们生活中的苦难。有些人甚至试图利用鸦片自杀，把它当毒药大量吞服。其他一些人则为满足毒瘾而走向犯罪，以致掠盗之风席卷南京。日本人利用犯罪活动猖獗来证明其占领的正当性，鼓吹日本帝国法律和秩序的必要。

日本雇主对待很多当地中国劳工还不如奴隶，常因稍有冒犯就杀害他们。后来，幸存者断言日本人蓄意制造严酷的工作环境和实施变化无常的惩罚，是为了使中国雇员处于持久的恐怖状态中。一个在日本人占据的工厂中做工的中国人描述了几个月中在那里亲眼目睹的恐怖事件。日本监工冤枉一个雇员偷了他的毛线衫，结果把那个工人从脚至咽喉用绳索捆得几乎像个木乃伊，然后用一堆砖头砸死。砸到最后，那人的身体全变了形，肉和骨头缠绕在一起，作为食物扔给了狗。另一次，日本人发现工厂里的4个小垫肩不见了并发现它们用来作了厕纸，一个22岁的妇女承认那天用过厕所，便被拖到工厂后面砍了头。就在那天下午，这个日本刽子手又杀了一名他指控偷了一双拖鞋的十几岁的少年。

日本人甚至用南京人做医学试验。1939年4月，他们在城里开设了一个机构，把人当作豚鼠来进行他们的研究，日本人把用作实验的人叫作“圆木”。——在离长江只有很短一段距离的中山东路，日本人把一所六层楼的中国医院改建成研究流行病的实验室，他们称之为“荣1644部队"。虽然这个实验室靠近一个军用机场、一个艺妓区、电影院和显眼的日本人中心，例如日本领事馆、军警处及侵华派遣军最高统帅的指挥部，它仍然是严密警戒之下的机密。院子周围是高高的砖墙，上面有带剌的铁丝网，实验室有警卫巡逻，工作人员被命令绝不允许在写回日本的信中提到荣1644。里面的科学家给中国俘虏注射或喂食各种各样的毒药、细菌和致人死命的气体；这些物质包括丙酮、硝酸盐氰化物、亚硝酸盐氰化物和蛇毒，比如眼镜蛇、竹叶青蛇的毒液。日本科学家以这种方式每周杀死10个或更多的中国人，并用荣1644的焚化炉处置他们的尸体。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荣1644的职员毁了他们的仪器和资料，炸了实验室，并在中国部队到达南京之前逃跑了。我们知道这个秘密实验室的情况仅仅因为那个部队的一些科学家在战后向美国审问者供认了他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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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蹄下的南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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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足够幸运逃脱了肉体折磨、日本人的医学试验和毒品诱惑的南京人，生活在军队恐吓的令人室息的环境中。日本当局设计了一种集体控制的方法，即用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把人们组织起来。命令每十户指定一个头目，命令每十个这样的头目指定另一个头目，以此类推。在这个系统下，要求每一个南京人都持有登记卡，那上面有其十人，百人、干人头目签字证明其对新政权的忠诚。还要求每个人报告来到其户里的任何生人或未登记的人，他向十户头目报告，后者再向自己的直接领导者报告，如此逐级上报，直至消息到达市政府的区级官员。

这不是日本人的发明，而是传统的中国制度，叫作保甲制。无疑，日本人重新利用它来证明他们在南京的统治的合法性。

日本人经常检验这一保甲制度，有时释放没有通行证的人进城，看看他们是否能找到藏身之地。如果这些人没有在两个小时内被抓到或被告发，他们藏身地区的小组头目们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委员会成员艾伯特·斯图尔特在他1939年的日记中写道：“这就是日本人维护人们对新政权的忠诚的方式。”

尽管经过战争、烈火和大屠杀，南京还是恢复了。令人恐惧的饥荒没有发生，不仅仅因为日本人最终允许食物运进城，也因为当地农民在日本部队离开南京去追剿内地的中国军队之后收获了冬小麦。在一年的时间里，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大多数农业产量接近战前水平。这并不是说在日本占领时期南京没有食物匮乏之患。在城里，菜园和农田的收成都不好，因为日本人不仅抢走他们的蔬菜，还强迫农民开荒和把农产品运送给日本人享用。而且由于战争拖延，在南京的日本当局紧缩供应，严格控制必需品如煤和米的配给。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南京的饥荒和营养不良比中国其他地区严重。其他城市如国民政府的新首都重庆在战争期间食物缺乏比南京严重得多。

虽然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鸦片和海洛因的贩卖猖獗，但南京居民相对少病。占领之后城里的日本当局制定了严厉的政策，焚烧因病而亡者的尸体。他们还开始实行一项强制性的防疫计划，预防霍乱和伤寒，要求人们一年注射数次疫苗。中国卫生官员守候在街道和火车站给行人和进入这座城市的人注射疫苗。这在市民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很多人害怕那些针会使他们丧命。西方传教士的孩子们仍然记得在火车站进入南京的中国人被命令浸泡消毒水——很多人认为这个要求很污辱人。(进入这个城市的西方人经常被喷洒来苏水。)

几年之内南京便从废墟中站了起来。1938年春天，人们开始冒险回到这个城市。有些人回来查看损失情况，有些人回来找工作，因为他们的钱已经花完，还有一些人看看情况是否足够安全，能把他们全家迂回。南京重建开始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很快地便把更多的人吸引回来，不久之后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就参加到向南京迁移的人流中。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人口翻了一番，从1938年3月的25万一30万人增至1939年12月的57．6万人以上。虽然尚未达到这个城市在1936年的100万人口的水平。到了1942年人口达到了最高点约70万，并在战争持续期间稳定在这一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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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蹄下的南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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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统治下的生活远谈不上愉快。但很多人逐渐相信征服者将留下来，一种屈服的情绪在这座城市蔓延开来。偶尔有一些地下的反抗——间或有人跑进坐满日本军官的戏院，扔一颗炸弹。但一般来说，这类造反是零星的和罕有的，大多数反抗日本人的敌意的表示是非暴力的，例如反对日本人的招贴、传单和在墙上的涂画。

南京的苦难终于在1945年的夏天结束了。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的第八大城市广岛投下一颗未经试验的铀弹，第一天杀死了这座城市24．5万人中的10万人。但日本人并没有投降，美国在8月9日向日本的城市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一颗钚弹。之后，不到一个星期，8月14日日本作出了投降的最后决定。

日本人在这个前中国都城一直逗留到日本投降那天才匆匆撤离。据目击者说，看到日本人喝得酩酊大醉或在街上哭泣。有人听到传闻说，当地居民强迫没有武装的日本人跪在路边并殴打他们。然而报复日本驻军的行为并不多见，因为在这个混乱的时候，很多中国人躲在家里，由于害怕万一日本战败的消息不是真的而不敢庆祝。撤离是迅速的，没有大规模的对日本士兵的迫害和关押。一个南京居民回忆说，日本投降以后她在家里待了好几个星期，而当她出来的时候，日本人已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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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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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大战就要结束之前，同盟国就已组织了军事法庭要把日本战犯送交审判。由于充分预计到日本的战败，美国和中国国民政府为审判作初步的准备。1944年3月，联合国家建立了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并在重庆--南京沧陷后，中国的战时都城，为调查远东和太平洋战争罪行附设了一个委员会。日本投降之后，法庭的计划开始认真地进行。在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国民政府密切合作，收集日军在华暴行的证据。由于在南京暴行期间犯下的罪行，日本的权威人物不仅在南京，而且在东京接受审判。

南京的暴行是这座城市心灵上的一道深重痛苦的创伤，一道隐藏多年的受了压抑的恐惧和仇恨的创伤。自1946年8月开始，在这座城市审判乙级和丙级战犯时，这道创伤破裂，进发出在战争时期聚集起来的全部毒物。

虽然只有少数几个日本战犯在南京审判，但给了当地中国百姓一个倾诉苦痛、宣泄仇恨的机会。审判持续到1947年2月，在审判期间，1，000多人证明了约460起谋杀、强奸、纵火、抢劫案件。中国政府在南京街头贴出布告，敦促目击者带着证据站出来作证；同时，12个区公所向全市收集人民的陈述。他们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法庭，聆听中国法官对他们的警告：如果作伪证要判5年监禁，然后发誓句句真言，在书面陈述上签名、盖章、按指印或画押。证人不仅有幸存的中国人，还有一些安全区的领导人，如迈纳·瑟尔·贝茨和刘易斯·斯迈思。

审判期间，痛苦地隐藏多年的证据展示出来。最著名的展品之一是一小本相册，有16张日本人自己拍摄的关于种种暴行的照片。大屠杀期间，这些底片由日本人送去冲印店，那儿的雇员偷偷多印了一套相片，放进相册，藏在浴室墙内，后来又秘密藏在一座佛像下面。这本相册从一人手里传到另一人手里，甚至在日本人发出威胁并搜查其拍成照片的罪证时，人们仍冒着生命的危险收藏它。为了这16张照片，有一名男子甚至逃出南京流亡。(这些照片从照相馆到战争罪行审判庭再到它们的最后栖身之地档案馆，其间漫长而又复杂的历程在中国激发了无数的文章以及一部大型纪录片)。

不过，不是所有的证据都是经由如此轰动曲折的道路到达法庭的。有的是直接来自旧的剪报。本书第二章描述过两个日军中尉野田毅和向并敏明参与臭名昭著的杀人竞赛，《日本广知新闻》有关此事的一篇文章被引用在审判中。在审判过程中，当然，这两名日军军官都否认每人杀人超过150个。其中一人指责这篇文章是外国记者凭想象捏造的，另一人坚持说竞赛的事是他瞎编的，是为了回日本后比较容易娶到老凄。1947年12月18日，当判决在法庭上宣读时，中国听众高声欢呼，高兴地落下眼泪。两名中尉由行刑队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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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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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战争罪行审判的焦点是谷寿夫。1937年，他在南京任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这支部队在南京犯下了累累罪行，尤其在中华门一带。1946年谷寿夫被押回中国审判，一辆囚车把他运进南京的一座拘留营。为起诉他作准备，穿着白色工作服的法医专家挖开中华门附近5个葬地，挖出成千上万的骸骨和颅骨，许多是因枪伤而断裂，而且仍然染着黑色的血迹。

当面对整座城市集中爆发的愤怒时，谷寿夫一定感到胆战心惊。他穿着拆去星章和绶带的黄色军服，站在被告席上，80多名证人出庭详述无休无止的一系列恐怖行为。起诉书很长，列举了谷寿夫师团犯下的成百上千桩罪行：刺杀、烧杀、淹杀、勒杀、强奸、偷盗和破坏。罪证越来越多，件件令人发指，专家们在法庭的桌上展示成堆成堆的颅骨，加强了效果，中国公诉人甚至和专家站到一起。1947年2月6日，宣布对谷寿夫的判决时，法庭太小不足以容纳所有要出席的人，但法庭内还是挤满了2，000多名观众，同时用大喇叭向聚集在外面的好几万居民广播宣判的过程。法庭裁决有罪，对此没有人感到意外。1947年3月10日，法庭作出结论：谷寿夫的部队违反了海牙会议“关于在陆地的战争及战时对待战俘的习惯法”并纵容了一场大屠杀，使南京据估计30万人丧生，之后，宣判谷寿夫死刑。4月26日，南京城里的大多数人走出家门，观看行刑，人们沿街或沿人行道而站，看卫兵把反绑双手的谷寿夫押往位于南京正南方的雨花台刑场。在那里，谷寿夫被枪毙，许多幸存者认为，与其多数受害者的遭遇相比，他的死已是太人道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亦称东京战争罪行审判，1946年5月3日在日本的首都开始。审讯的范围大得惊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吸引了20万观众和419名证人。审讯的文字记录多达49，000页，1，000万字，包括779份书面陈述和作证书，以及4，336件物证。这次审判被称作"世纪的审判"，持续了两年半——是纽伦堡审判所花时间的3倍。事实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会成为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罪行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引起无数传媒和法律界人士的注意，尽管只有28名日本军事和政府官员被起诉。每次开庭，法庭里都挤满了1，000多人，包括法官、律师、外国记者：新闻摄影师、法律工作者、军事警察、速记员和翻译。记者席的左边，升高的台子上，坐着来自11个同盟国的法官，记者席的右边是被告，观众坐在楼厅上，律师、助手和职员站在下面。每个人都戴着耳机，因为诉讼程序以英语和日语两种语言进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有1，000个美莱(越南南方的一个村庄，1968年美军在那里杀害了100多平民。--译者)出现”，阿诺德·布雷克曼在他的著作《另一个纽伦堡：东京战争罪行审判未曾讲过的故事》中写道。在审讯期间，日本人席卷亚洲所作所为的成千上万骇人听闻的细节，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调查报告、统计资料和证人证词呈现出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仅建立了南京大屠杀的永久性口述历史记录，而且证明了南京大屠杀仅仅是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全部暴行的一小部分。检察当局发现，其中有日本人在其俘虏身上做医学试验，使重病和饥饿的囚犯因精疲力竭倒地死去的行军(如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修筑暹缅死亡铁路的残酷条件，把水或煤油灌进受害者的口鼻直到其肠子破裂的“水疗法”，悬吊俘虏的腕、臂或腿直至其关节完全脱臼，强迫受害人跪在利器上，令人痛苦之极的拔指甲，电击折磨，强迫妇女裸身坐在炭炉上，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殴打鞭笞形式(宪兵好用的一种折磨方法是把俘虏捆在树上，围着他们，用一种委婉地称作“三重攻击”或“三方会合”的方法把他们踢死)，甚至活体解剖和吃人肉。后来认定，日本人对待战俘之残暴甚至超过纳粹。纳粹囚禁的美国战俘25人中仅死一人，相比之下，日本人囚禁的三人中就有一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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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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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暴行--也许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重要的事件——是作为整个战争时期日军行为的一个象征。合众社一名采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年轻记者布莱克曼指出：“南京的暴行不是所有战争都普遍发生的一种独立的事件。它是蓄意的，是政策。东京对此是知道的。因此，它是全世界传媒的头版新闻。这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全部内容。”在审讯中出示的证据压倒了日方的辩护。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也飞到东京，宣读他们的日记，展示他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回答有关南京暴行的提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裁决毫不含糊地痛斥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用一名观察者的话说，日本兵“就像一帮野蛮人被放了出来亵渎了这座城市"。法庭还作出结论，日本政府很清楚在南京的种种暴行。罪行毕竟是明明白白地在大使馆眼前发生的。国际委员会曾经每天都拜访日本驻外办事处和日本大使馆的代表报告当时的形势，在头6个星期甚至一天提两次抗议。美国驻东京大使的约瑟夫·格鲁个人会见日本的高层官员，包括广田弘毅，通知他日军的暴行。此外，1937年和1938年驻华的日本无任所公使伊藤也向广田呈交有关日军在华暴行的报告。

对南京暴行最强烈的谴责是针对松井石根的。作为当时日本华中远征军的指挥官，松井是最明显的目标：在侵占南京之前一个月，松井曾夸耀他的任务是“惩罚南京政府和无礼的中国人。”1937年12月17日，松井以极隆重的庆祝仪式进入该城，骑在红棕色的马上，接受士兵的欢呼。不过，历史学家曾提出，松井有可能做了南京暴行的替罪羊。松井患有肺结核，病体赢弱，在城陷之时他甚至不在南京。

由于这个问题缺少文献，松井对南京罪行的责任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争辩的课题。然而，证据表明，这个患结核病的将军对整个事件感到罪责难逃，无疑是因为在朝香宫指挥之后，他未能维持日军的纪律。为了弥补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松井在离东京约50公里的海滨胜地，他的家乡热海的一座小山上树立了一座表示痛悔的神龛。从长江岸边运去的几袋泥土和日本当地的泥土混和在一起，经过雕刻、烧焙、上釉，制成——佛教仁慈悲女神观音像。松井一家请来尼姑在佛像前念经，哀悼中国的战争亡灵。

然而，自我鞭挞的公开表演是一回事，愿意为枉死的人讨回公道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直至今日，松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行为仍然令人费解。在证词陈述中，他没有揭示在南京所发生的全部真相，这陈述原本是会牵连到皇室的。相反地，他一派胡言，不是撒谎就是偶尔自我谴责一下。他试图为南京的暴行找借口，有时完全否认它们，并用他那关于佛教和中日亲善本质的拐弯抹角、含糊神秘的论述来激怒检察当局。他没有一次指责天皇。相反地，他自责没有适当地指向朝香宫亲王和天皇，而他还告诉公诉人，为他们去死是他的义务。他说，“我乐意以这种方式结束”，“我确实渴望随时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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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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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愿望实现了。法庭作出结论，南京的暴行"不是经秘密命令的，就是故意之所为”，并判处松井死刑。他不是唯一的一个；总共是7个日本甲级战犯，包括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有罪，后来在东京巢鸭监狱被绞死。

不幸的是，南京暴行的许多主要的罪犯--或那些原可以用其皇家权威制止强暴的人——一天也没有出过庭。

中岛今朝吾将军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去世。由于尿毒症和肝硬化，此人死于1945年10月28日，最严重的一些南京暴行就是其部队所为。有传言说中岛是个酒鬼，是自杀身亡。不过，他的长子说，他的病是由于吸入自他受雇进行化学武器研究和教学之后就接触的气体。凑巧的是，一名美国军事警察来询问中岛有关战争罪行的事，到了他家门口，正好碰上医生在通知其家人中岛死了。中岛的传记作家木材邦宪认为中岛奉行了“不留俘虏”的政策；他引述中岛之子的话说：“如果我父亲活着，他可能逃脱不了死刑。”

柳川平助将军也死于1945年。不过，在他心脏病发作去世之前，他和朋友菅原丰面谈了几次，他利用他们谈话的全部七本记录出版了一本书。虽然这本书主要是赞美柳川的军事业绩(菅原写道，"他是个杰出的人，一个伟大的天才")，但它确实提到达了南京的暴行。柳川对整个事件简直是不屑一谈，他向菅原保证关于其士兵暴行的报告纯属“捏造的谣言”。他反而夸耀说，他的士兵在南京非常遵守严格的纪律，甚至进驻中国人家时他们都小心翼翼地穿上拖鞋。裕仁在日本投降之后又活了很久，但从来不曾为他在战时的行为面对彻底的道德清算。作为日本投降的交换条件，美国政府同意日本天皇免于审讯，所以没有作为被告，甚至没有作为证人传唤他。因为投降的条件使日本皇室的所有成员免受指控，裕仁的叔叔朝香宫亲王(在他的指挥下制造了“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也逃脱了审判，使他完全不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露面。

豁免裕仁的战争责任的决定及更加糟糕的保留其皇位的决定，后来妨碍了日本人民自身对其二战罪行的历史的觉悟。根据裕仁的传记作者和著名的日本学家赫伯特·比克斯所说：“许多人会觉得难以相信他们曾是侵略和近乎种族灭绝的谋杀的共犯，而他们曾如此忠心侍奉的天皇却从不用为其自身的言行承担责任……麦克阿瑟为后来日本关于战后君主玫体的保守言论准备了根据，这些言论否认昭和天皇曾握有实权。”

裕仁天皇在南京暴行中作用的详情仍然是个争论不休的课题，因为缺乏可用的原始权威资料。不像纳粹政府的记录，由同盟国没收并用缩微胶卷拍摄下来，后来在战争罪行审判中用作证据，日本人在麦克阿瑟将军抵达之前故意销毁、藏匿或篡改了他们大部分的战时文件。甚至连美国占领军确实在1945年设法获得的多数日本高层军事记录——一位教授称这些文献为“历史的无价之宝帼"，也在10年之后，在它们还没有恰当地用缩微胶卷摄下之前，由美国政府令人费解地、不负责任地还给了日本。由于这些原因，如今实际上不可能证实裕仁天皇是否计划、赞成，或者甚至是否知道在南京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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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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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唯一的一部试图阐明裕仁与南京大屠杀有牵连的英文著作是戴维·贝尔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在他的书中，贝尔加米尼声称，日本设计了一份征服世界的复杂精细的蓝图，而那个决定侵占南京的人就是裕仁本人。贝尔加米尼提供了一个饶有兴味的故事(表面上看引用了日本的绝密信息)，来说明导致南京悲剧的一系列事件。不幸的是，贝尔加米尼的书受到有声望的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他们断言他举出根本不存在的原始资料或者引用神秘的、不透露姓名的消息提供者所说的、惊人而无法证实的东西。

更添混乱的是学者之间关于征服世界的日本的帝国阴谋是否曾经存在的争论。人们相信，在1927年远东会议期间，首相田中义一曾向天皇呈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称为“田中备忘录”(即《田中奏折》。--译注)，据说概括了当时日本的野心。报告断言：“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业也。”

如今，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份报告是伪造的，可能是从俄国人那里传出来的。但是，1929年9月这份备忘录第一次在北京出现的时候，它使很多人相信，日本侵略中国是其征服全球的、计划周全的阴谋的一部分。田中备忘录的英文本后来在上海的报纸上以英文刊出，而且甚至激发了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影片《太阳血》。在影片中，詹姆斯·卡格尼为了拯救世界企图偷取日本的总计划。如今，田中备忘录仍大大地左右着世界的想象力：许多中国历史学家认为田中备忘录是可信的，而中国的百科全书、辞典，以及英文报纸和电讯社文章继续把备忘录作史实引用。

当前，没有一个有声望的日本历史学家相信日本有一个征服世界的预谋。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日本国家行政机构的混乱状况进行的调查表明，这样一个密谋是不可能的：日本的陆军憎恨海军；在东京的最高司令部不知道在满洲的关东军在干什么，等到知道已为时太晚；外交部和武装部队之间的关系是冷淡到守口如瓶。然而，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裕仁一定知道南京暴行的事。(赫伯特·比克斯个人认为，"裕仁可能不知道"是"难以置信”的。)首先，它是世界报社的头版新闻。其次，他自己的弟弟该会告诉他骇人听闻的细节。1943年，裕仁天皇最小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曾在日本皇军侵华远征军的南京司令部当过一年参谋，他在那里听一个年轻军官说过用中国俘虏作刺刀练习的活靶以训练新兵。这名军官告诉亲王，"这样能帮他们提高胆量"。惊骇万分的三笠宫把这种练习描述为“真是一个恐怖的场面，只能叫作大屠杀”。“出于要结束战争的强烈愿望”，亲王发给年轻的参谋们一份调查表，征询他们对战争的意见；准备一次演讲，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并写了一份报告：《一个日本人对中日战争的反省》。这篇文章被认是有争议的和危险的，但因为三笠宫有皇族血统，他没有因为写了它而受到惩罚。后来，日本军方没收并销毁了多数的文本，但有一份幸存下来，最后在国家议会档案馆收藏的缩微胶片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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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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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件事在军事审判期间揭出，皇室和军事指挥部都会受到牵连，因为他们得知日军胡作非为的消息后，没有制裁战争罪犯。(三笠宫承认他“零零星星”地向其兄长天皇汇报了中国的形势，并甚至和他一起看了一部关于日本人在华暴行的新闻片。)但是，三笠宫的坦白直到1989年才出现，差不多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半个世纪之后。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确切知道，在大屠杀发生的时候裕仁知道什么关于南京的消息，但是那份报告表明，他得到消息后异常高兴。在中国的都城沦陷后的第二天，天皇向闲院宫亲王，即天皇的叔祖父和陆军参谋部参谋总长，表示“极为满意”，而亲王反过来给松井石根发了一份贺电说：“有史以来不曾有过如此非凡的军功一。裕仁甚至邀请松井、朝香宫和柳川去他的夏宫，并赠送他们有天皇菊花浮雕魄银花瓶国。结果，皇室不仅逃脱了法庭的审查，而且继续享受悠闲自在、全民崇拜的生活。举一个例子，朝香宫亲王退休之后，每星期和裕仁一起看一次新闻片，帮他照料王子俱乐部，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球直至去世。(朝香宫不仅擅长这项运动，而且对高尔夫球场的发展有浓厚的兴趣，成了位于日本东海岸度假城市箱根的大箱根乡村俱乐部的高原高尔夫球场的设计师。)裕仁本人则过着平静而尊贵的生活，直至1989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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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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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妮·沃特林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南京大屠杀给她精神上的打击是当时其他任何安全区领导人和难民都无法想象的。在一个几乎变成虚构的传奇中，由于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行为，一个脆弱的、身心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最后一次日记是写于1940年4月14日，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心境："我的精力已经到头了。手头的事都障碍重重，再也不能迈步前进、安排工作了，但愿我能马上休假，可谁能为我想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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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的命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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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中，不只一人认为，在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之后，正义没有得到伸张。当许多曾经蹂躏南京人民的日本人从日本政府领取全部养老金和其他津贴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受难者却默默地忍受贫穷、耻辱，或是漫长的身心痛苦。

这种正义的颠倒是伴随着冷战开始的。美国起初打算在日本推行民主，清除日本卷入战争的领导人的统治。但是战后的苏联违背了其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承诺，占领了波兰和德国的部分领土。当东欧共产主义的“铁幕”降临之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击败了蒋介石，并迫使其政府撤退到台湾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中，有100万朝鲜人、25万中国人和3．4万名美国人死去。由于中国、苏联和北朝鲜成为美国新的战后敌人，美国突然把日本当作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基于此，华盛顿决定保持一个稳定的日本政府，以挑战亚洲的共产主义力量。美国几乎完全保留了日本战前的官僚体系，并允许许多战犯逍遥法外。就这样，当纳粹制度被推翻，大量的纳粹战犯被捕获并带上法庭的时候，许多日本战时高级官员却重新大权在握，如日中天。在1957年，日本的一位曾被囚禁的甲级战犯竟然被选作首相(指1957年被任为首相的岸信介。--编注)。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却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在冷战期间，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南京处于一种与国际社会相隔离的状态。在几十年里，中国政府不仅断绝了同西方的来往，还驱逐了很多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甚至包括那些曾作为南京安全区负责人员拯救了很多中国人生命的外国人。

1995年夏，我成为西方首批摄录南京暴行部分幸存者证词的人。令人遗憾的是，如果我早10年访问南京的话，还可以找到很多完整的大屠杀遗址，因为那时南京还是历史保护的典范，许多30年代的建筑还保鼠着。但从80年代未到90年代，南京刮起了狂热的土地开发风，许多古迹被破坏，而代之以笼罩在浓雾之中的豪华宾馆、工厂、摩天大厦和居民楼。就连著名的南京城墙也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些城门作为观光的景点。如果我不曾得知南京暴行，面对这样一个拥挤而繁荣的城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所发生过的一切，因为在大屠杀之后，南京的人口已增长了近10倍。就在这繁荣之下，还有与过去相连的鲜为人知的人的纽带——南京大屠杀年老的幸存者。在南京的学者们的引导下，我见到了一些散布在南京城各处的幸存者。

我看到的一切使我感到震惊和悲哀。幸存者大多住在黑暗、肮脏的房子里，屋里堆满了瓷器碎片，散发着浓烈的潮湿和发霉的味道。我得知，由于在大屠杀中遭受了严重的身体创伤，他们中有很多人在几十年来无法正常地生活。许多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即使来自日本的最少量的经济赔偿，也是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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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的命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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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律师卡伦·帕克认为，虽然中国多次发表对日本人宽宏友善的声明，但从未与日本签订放弃对日本战争罪行索取国家赔偿的协定。另外，帕克还指出，即使签订一个这样的协定，但根据不容否定法的原则，该协定也不能侵犯作为个人的中国人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

但是，我在南京遇见的幸存者大多不知道国际法的这些错综复杂之处，而是认为已经剥夺了他们索赔的权利。一个男人在南京暴行中几乎被活活烧死，他告诉我，当他听到中国原谅日本罪行的谣言时，禁不住痛哭失声。

同样值得深思的是许多曾经组织南京安全区的外国人的命运。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帮助南京的中国人，但他们从未从生活和后人那里得到他们所应得的。还没有一本描写这些被遗忘的二战英雄的著名图书，当然也没有一部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强烈地吸引起全世界人民注意的影片。他们的精神主要藏在从柏林到美国森尼韦尔的档案和阁楼中——由于他们曾像活菩萨一样拯救过南京，他们的精神也为中国的幸存者们铭记在心。

在多数南京的幸存者知道安全区的领导人做过的事，但几乎无人了解他们后来的遭际。一些这样的外国人后来备受羞辱，被逐出中国，回到祖国后又遭到审讯和隔离，身心都受到了无法愈合的创伤，有人甚至绝望自杀。当我在中国谈话的幸存者听到这些时，他们十分痛苦。这些外国人中的一些人可以算是南京暴行迟来的受难者。

迈纳·瑟尔·贝茨和刘易斯·斯迈思的经历可以说明，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英雄主义行为是怎样因为政治目的而遭到扭曲的。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国的报纸文章把南京的美国人当成帮助日本人作孽的恶棍。刘易斯·斯迈思在一家地方报纸还读到一篇文章，该文指责安全区的外国人把南京城拱手交给日本人，还让数干妇女任由日寇奸淫。无独有偶，另一篇文章还指责说，1937年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不仅积极响应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还用中国人民的血肉去保护他们的公司，教堂，学校和住宅”。该文作者还坚持认为，这个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是一个与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的帝国主义组织，他还引用了一个幸存者的话：“美国鬼子点完名后，便由日本鬼子进行处决”。关于日本暴行的照片旁还印着标语：“记住南京大屠杀，防止美国人让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这样的宣传使斯迈思感到震惊和害怕。他的中文老师安慰他说：“斯迈恩博士，这个城市里有10万人知道你们所做的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可见，他在南京呆不长了。1951年，他离开了金陵大学，第二年成为肯塔基州来克星顿神学院的教员。贝茨也离开了南京，但却是在被拘留审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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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的命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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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迈思和贝茨的遭遇与他们的一些同事比起来不算什么。大屠杀使几位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牧师约翰·马吉的儿子戴维·马吉确信，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压力使他父亲过早地撒手人寰。其他安全区领导人也忍受了多年精神上的折磨。基督教青年会秘书乔治·菲奇的女儿伊迪思·菲奇·斯瓦甫说，他父亲由于目睹日本在南京的暴行，心理受到很大伤害，以致在进行关于大屠杀的演讲时经常记忆缺失。当乔治·菲奇在美国面对大群听众讲述中日战争时，这种情况至少出现了两次。

罗伯特·威尔逊是当时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他付出的代价是健康。他的遗孀回忆说，当安全区委员会其他医生精心安排时间，每周至少回一次上海补回睡眠的时候，威尔逊却一刻不停地工作着。白天，外科手术耗尽了他的精力，晚上，日本兵则打断他的睡眠——他经常在夜里被叫出家门，去阻止日本士兵的强奸行为。他似乎一直在对付肾上腺素。最后，他的身体崩溃了。1940年，疾病猛烈的发作和精神的崩溃迫命他返国美国，在加州的圣巴巴拉休养了一年。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也没有从紧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在美国，他忍受着医病的发作和梦魇的纠缠，在早晨的时候，他的眼睛甚至无法看清物体。

明妮·沃特林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南京大屠杀给她精神上的打击是当时其他任何安全区领导人和难民都无法想象的。在一个几乎变成虚构的传奇中，由于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行为，一个脆弱的、身心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最后一次日记是写于1940年4月14日，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心境："我的精力已经到头了。手头的事都障碍重重，再也不能迈步前进、安排工作了，但愿我能马上休假，可谁能为我想到呢?"

两周以后，她的身体严重崩溃。在她日记最后一页的下面有一句话，显然是别人写的：“1940年5月，沃特林小姐的健康崩溃，必须把她送回美国。”沃特林的侄女回忆说，沃特林在同事的陪同下返回美国就医，但在穿越太平洋的航行中，她几次试图自杀。陪同她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才阻止她跳下轮船。回到美国后，沃特林进了爱阿华州的一家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出院后，她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基督教士联合会工作。她在密歇根州谢泼德的家人想去看她，她却写信阻止，说自己不久就会国家看望家人。两周后，沃特林去世了。1941年5月14日，正是她离开南京整整一年的日子，沃特林用胶带封了屋里的门窗，打开煤气，自杀了。

还有约翰·拉贝，他的一生一直是历史学家眼中的谜。在教召回德国之前，拉贝曾向南京的中国人保证，他要把日本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并试图会见赫尔曼·戈林甚至阿道夫·希特勒。南京人民祈祷拉贝的报告能迫使纳粹领导人能向日本政府施压，以阻止这场屠杀。在拉贝动身前，一位中国医生请求拉贝转告德国人，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愿意同其他民族和睦相处。1938年2月，在挥泪的告别聚会之后，拉贝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从此，拉贝音讯全无，几十年来，他的行踪令学者们困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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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的命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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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决心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有两个原因。首先，一个好心的纳粹同美国传教士一起，从日军手中拯救中国难民，这实在令人迷惑，我无法忽略这件事。第二，我确信，拉贝返回德国后一定遭遇了某种不测。总之，拉贝没有和他的同事一道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南京的暴行作证。另外，在对拉贝的一位朋友的口述历史生活记录中，我感觉到拉贝可能与希特勒政府发生了冲突。但这位朋友没能提供详细的情况，当我偶然见到这一采访记录时，他已不在人世，无法向我讲述整个故事了。

许多问题困扰着我：拉贝给希特勒看过这些照片和报告吗?还是被德国的纳粹机器所吞没，去为灭绝犹太人而卖命?(根据拉贝在南京的英勇行为来判断，我并不相信这点，但可能性仍然存在。)或许他在战后进了监狱，或者他成为法律的逃亡者，在拉丁美洲的某个国家度过余生而无人知晓。我还想知道，拉贝是否保留了南京大屠杀的个人日记。但即使他保存着这些文件，也可能都在战争中被毁了，或是在空袭中被烧成灰烬。否则，任何这样的日记都早应归入档案，向世人公布了。于是，我决定向德国写几封信，看看能找到些什么。

我有一条关于拉贝的重要线索：在本世纪初，拉贝曾在汉堡学徒。也许拉贝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那里还可能有他的家人。无论如何，我必须要同汉堡建立联系。我求助于一位被学者们称作“国宝”的老朋友，约翰·泰勒，他了解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历史学家。如果有某位专家曾研究二战中在中国的德国社团的历史，泰勒或许不会不知道。泰勒建议我与加州芬代尔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伯迪克联系。伯迪克又建议我与汉堡的城市历史学家联系，他还把他的朋友马莎·比奇曼的地址给了我。伯迪克向我肯定说，马莎是一个“可爱的友人”，她不仅了解汉堡，还非常乐于助人。我很快写信向马莎·比奇曼了解拉贝之谜，同时又写信给汉堡最大的报纸的编辑，希望后者能为我的研究登个启事。料想这二者不会立刻有回音。我就先去忙其他事情。

让我惊讶的是，比奇曼很快就回信了。经过一连串的巧合，她已经找到了拉贝的家。在1996年4月26日给我的信中，比奇曼写道：“真高兴能帮助你，而这又不费多大劲”，“一开始，我写信给巴伐利亚帕斯特·米勒，他收集了很多曾在中国的德国人的行踪资料。他马上打电话告诉我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及拉贝的女儿马格雷特的名字”。比奇曼的信中还寄来了一个便条，这是拉贝在柏林的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给我的。

从此，事情进展得十分迅速。厄休拉·莱因哈特在中国出生，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在南京沦陷前几个月，他还到过南京。她是拉贝最疼爱的孙女。令我欣喜的是，莱因哈特对我有求必应，给我写了很多长信。她提供的记述，照片和报刊文章，填补了拉贝一生中许多遗失的细节。拉贝信守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他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1938年4月15日，他与妻子返回德国，很快便受到无数的嘉奖。在柏林，德国的国务秘书为他在中国的出色工作而正式嘉奖了他。拉贝还被授予红十字功勋勋章。在斯图加特，他得到国外德侨银质勋章。中国政府授予他蓝白红绶带钻石勋章。5月，通过演说和在柏林各处播映约翰．马吉拍摄的胶片，拉贝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公诸于世，他在西门子公司面对大量听众进行演讲，他还在外交部、远东联合会以及国防部讲演。但拉贝没能见到希特勒，6月8日，他给这位元首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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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的命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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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拉贝想从希特勒那里得到同情，他就大错特错了。几天后，两名盖世太保到他家里将他逮捕。当时厄休拉就在家里。她那时刚刚7岁，正在门口试穿·双新旱冰鞋，这时她看见两个穿着有白色翻领的黑制服的官方模样的人，他们把拉贝带上车拉走了。厄休拉说：“我祖父看起来十分紧张，而那两人非常呆板严肃，所以我竟没敢上前同祖父拥抱说声再见。”

拉贝在盖世太保总部受到了几个小时的审讯。后来，西门子公司的卡尔·弗里德里希为他担保，并保证拉贝不会再公开谈论日本人的暴行。这样，他才被释放出来，拉贝被警告不得就南京的暴行进行演讲，谈论和写作，更重要的，不得将约翰．一马吉的胶片交给任何人看。在被释放之后，或许是为了他的安全，西门子公司立即将他派往国外。后来的几个月，拉贝在阿富汗工作，帮助那里的德国人取道土耳其回国。10月，德国政府退回了拉贝的报告，但约翰·马吉拍的胶片却被留下了。(拉贝一直不知道希特勒是否读了他的报告或是看过那些胶片，但今天拉贝的家人确信希特勒看过了。)德国政府告知拉贝，他的报告被送往经济部，在那里被政府的高层人士传阅，但拉贝不应期望德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会因此有所改变。

后来的几年对于拉贝来说就像恶梦一般。他的寓所被炸毁，苏军占领柏林又使拉贝一贫如洗。厄休拉·莱因哈特说，他们一家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住在柏林由英国人占领的部分，而不是苏军占领区。拉贝仍然断断续续地为西门子公司工作，把经济信函译成英文。但微薄的薪水仅能维持一家人的生存。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一段时期，拉贝遭到了很多愤怒的指责。首先，他被苏联人逮捕，在弧光灯前被审讯了三天三夜。然后，他又被英国人抓去折磨了一整天，但后来发给他一个工作许可证。(这个许可证对拉贝来说用处不大，因为西门子公司还没有给他一个长期职位。)最后的羞辱是因为一位熟人的告发，他被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非纳粹化”的过程中。他必须支付辩护费用，在这期间，他还失去了工作许可证，耗尽了积蓄和精力。拉贝一家挤住在一间小屋里，忍受着饥饿和寒冷，拉贝还不得不把他收集的心爱的中国工艺品一件件地卖给美军，以换取豆子、面包和肥皂。营养不良使他患了皮肤病，而悲哀和压力更是摧垮了他的身体。在南京，拉贝是一个传奇，而在德国，拉贝是一个垂死的人。拉贝日记中的这段摘录表明了他在1945-1946年间的精神状态：

西门子公司没有我的工作--我失业了......根据军政府的规定，我必须持我的基本生活保险单到施潘道区(柏林西北部的一个区--译注)的城市商业银行登记。我工作多年积蓄的1027多镑(总共5000镑的剩余部分)都在格雷特(马格丽特·拉贝之女)的手中，我想，这笔钱已经没有了。上个星期天，我和妻子(多拉·拉贝)呆在克桑滕大街(拉贝被炸毁的寓所所在地)。有人打坏了地窖的门，把我的打字机、收音机和其他东西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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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的命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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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多拉只有44公斤重--我们都已经十分虚弱了。夏天就要过去了--冬天会带来什么呢?从哪里能找到燃料、食物和工作?我眼下正翻译田伯烈(Timpe-ley，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译注)的《战争意味着什么》(中译本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译注)。但现在还不会有收入。或许，我应当弄一个更好的食品供应卡，......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德国人都有了。

我们在不断地忍受饥饿--我没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要写的。除了那点可怜的食品，只能嚼些橡子面粥。秋天的时候，妻子悄悄地收集了这些橡子。现在，口粮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天天吃带刺的荨麻，它的嫩叶吃起来很像菠菜。

昨天，我要求非纳粹化的请求被拒绝了。国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我曾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但我的请求还是被拒绝，因为我曾当过短期南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而像我这样有头脑的人本不应加入该党的。我还要请求……如果他们不给我在西门子公司工作的机会，我不知凭什么能活下去。我必须斗争--可我太累了。现在我还要每天接受警察的讯问。

如果我在中国听说过任何纳粹的暴行，我不会加入国社党，如果我作为一个德国人与任何在南京的外国人的观点不同，像英国人、美国人、丹麦人等等，我不可能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在南京，对于数十万人来说，我是“菩萨”，可在这里，我是“贱民”，是无家可归的人。噢，但愿想家的愿望就能治愈我的创伤!6月3日，英国人所在的夏洛滕堡区(柏林的一个区--译注)非纳粹委员会终于给我免除了纳粹的罪名。判决为：“尽管你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南京区的代理领导人，回到德国后也没有退出这一组织(厄休拉·莱哈特指出，拉贝如果这么做会被杀害)，但鉴于你在中国出色的人道主义工作，委员会决定接受你的请求”，等等。

这样，精神的折磨终于有了尽头。很多朋友和西门子公司的负责人们都业祝贺我，公司还让我休假，以恢复我的疲劳。

今天，多拉带着我们的一个中国木像去看常常给我们送食物的克雷布斯博士，他很喜欢这个木像。孔(拉贝的一个中国朋友--译注)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地毯，我们送给了托依普弗夫人，她曾送给我们300多个土豆。

1948年，拉贝的遭遇传到了南京。当南京政府告知南京人民拉贝需要帮助的时候，反响极大，让人联想起弗兰克·尤普拉的经典电影《这是一个伟大的一生》的结尾。几天之内，@大屠杀的幸存者就为拉贝募集了1亿元中国币，大约相当于当时的2000美元--这在1948年可不是个小数字。当年3月，南京市长来到瑞士，购买了大量的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用4个大包裹将这些食品寄给了拉贝。自1948年6月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南京人民每月都给拉贝寄一包食品，以表达他们对拉贝在南京国际安全区所做的一切的衷心感谢之情。国民党政府还指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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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的命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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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拉贝及其家人来说，这些包裹仿佛从天而降。1948年6月，从拉贝的几封信中，南京人民才得知拉贝是多么需要他们的帮助，这些信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的档案馆里。国在那些包裹到达之前，拉贝一家采集野菜，煮成汤让孩子们吃，大人则凭着一点干面包维持生命。当拉贝给南京写信时，柏林的市场上连面包都没有了，这也使那些包裹更加宝贵。拉贝一家对南京人民的支持十分感激，拉贝也在信中说，南京人民的这一举动使他恢复了对生命的信心。

1950年，拉贝死于中风。去世前，他留下了一份记录他在中国工作情况的文字遗产：2，000多页关于南京暴行的材料，这些材料都由拉贝进行了打印、排序和装订，甚至还有图片说明。这些材料包括：拉贝及其他外国人的目击报告、报刊文章、广播消息、电报及屠杀的照片。无疑，拉贝已认识到这些记录的历史价值，或许，他已预见到这些材料会在未来出版。拉贝去世10年后，厄休拉·莱因哈特的母亲从拉贝的文件中发现这些材料，并把这些材料交给莱因哈特。可惜不是时候：当时的莱因哈特已经怀孕，又忙于学校的考试；更重要的是，她害怕日记中那些可怕的内容。莱因哈特委婉地拒绝保存，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则继承了这些文件。这些材料在他的手中保存了半个多世纪，一直不为世人知道，甚至连德国的历史学家也全然不知。

如此保密可能有几个原因。据莱因哈特说，拉贝曾告诉奥托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材料的存在。他的小心谨慎很可能与他曾受过盖世太保的折磨有关系。但拉贝家人不愿公开这些材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拉贝的一些家人曾为拉贝的纳粹身份担心气另外，即使这些材料很有价值，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出版一名纳粹的材料或是宣扬他的成就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其他纳粹对自己的记录也保持着沉默。在发现拉贝的材料后不久，我得知另外一个纳粹的关于南京暴行的日记，是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的《南京毁灭的日子》。克勒格尔在90岁时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彼得·克勒格尔在他的书桌里发现这本日记。彼得在给我的信中说，他收到我的信时刚刚发现那本日记。这真是幸运，如果我的信早到一个月，彼得只能告诉我他父亲只有关于南京暴行的几篇报刊文章。时至今日，彼得也不知道他父亲为什么从未向他提起南京暴行或是那份日记。我想这与拉贝将南京暴行的报告呈给希特勒后遭到的冷遇和迫害有关。在日记的最后潦草地写着一行字，无疑是克勒格尔的字迹：“这一切与希特勒政府的看法截然相反。所以，我必须对此十分谨慎。”是厄休拉．莱因哈特最终将拉贝的英雄事迹公诸于世的，在收到我的信时，她决定仔细检查那些日记。她从叔叔(奥托·拉贝——译注)那里借来材料，决定亲自读一读。然而，其中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日本士兵在大街上集体强奸妇女和中国受难者被活活烧死的描写使她感到天眩地转，难以平静。几个月后，她还是摆脱不了恐惧的心情，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向《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也是一个显然要引起争议的观点：日本人在南京对受难者的摧残甚至超过了纳粹的残暴程度，日本人比希特勒还要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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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的命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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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哈特担心向世界公开这些日记的影响。她认为这些日记会成为破坏中日关系的炸弹，在我的催促下，也是在为联合国工作的曾担任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主席的邵子平先生的催促下，莱因哈特决定将日记公开。她用了15个小时将日记影印出来。邵子平担心日本右翼分子会闯进莱因哈特家，毁掉日记或是用重金买走原件，固就很快把莱因哈特及其丈夫用飞机送到纽约。在纽约，日记的副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捐给了耶鲁神学院图书馆，该日记首先在《纽约时报》披露。之后，在1996年12月12日--南京陷落59周年，彼得·詹宁斯又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有线新闻广播公司及其他世界媒介组织做了报道。

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日记价值的看法完全一致。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该日记是南京大屠杀确实发生过的更具结论性的证据，同时，这是一份从纳粹分子的角度写出的东西，更令人感到意味深长。拉贝的记述增加了美国关于这场大屠杀的报道的真实性，不仅是因为一位纳粹缺乏编造南京暴行的动机，更是因为在拉贝记录中，将美国人日记从英文译出的内容与原文一字不差。在中国，学者们在《人民日报》上声明，拉贝的日记印证了中国很多现存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史教授威廉·柯比告诉《纽约时报》：“这是一份扣人心弦、令人压抑的纪实资料，细致地运用了大量的细节和冲突。它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使人们将重新审视南京的暴行，通过它，人们能够了解每一天的事情，为早已广为人知的南京暴行再增加100到200个故事。”

日本的历史学家们也声明了拉贝日记的重要性。宇都宫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授笠原十九司在《朝日新闻》上声明："这份报告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出自一个日本盟友的德国人之手，还在于拉贝曾将这份报告呈交希特勒，以使其了解南京发生的暴行。拉贝曾是纳粹党在南京的副主席，他恳求日本盟友的最高领导希特勒干涉这次大规模的屠杀。干叶大学的日本现代史教授秦郁彦补充说：“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一个自己的祖国同日本是盟国的德国人客观地描述了南京的暴行。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历史文件，它的价值超过了美国传教士的证词。当时，德国正对站在日本还是中国一边举棋不定。但是，里宾特洛甫(纳粹战犯，1938年起任德国外交部长，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译注)就任外交部长促进了德国与日本结盟。在这样紧要时刻，拉贝还试图让希特勒了解南京的暴行，拉贝的勇气实在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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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凌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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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或是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有哪一个孩子没有看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哪一个孩子没有读过年轻的安妮·弗兰克在集中营里悲惨遭遇的故事片断呢?的确，至少在美国，大部分学生都受到了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毁灭性后果的教育。但是，如果去问多数美国人——无论成年人还是孩子，包括受到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他们是否知道南京的暴行，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对60年前南京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一位著名的政府的历史学家告诉我，在她读研究生期间，这个题目从未被提起过。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律师很羞愧地告诉我，她甚至不知道中国与日本之间曾发生过战争，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争的了解仅限于珍珠港和广岛。这种无知甚至也存在于亚裔美国人之中。一位妇女曾问我：“南京?是什么，是一个朝代?"从中可以看她也少得可怜的地理和历史知识。60年前曾是美国报纸头版消息的事件，现在看起来已经消失了。好莱坞从未制作过一部关于这场屠杀的主流影片——即使这一事件包含着与《辛德勒的名单》相似的戏剧成份。另外，直到最近，大多数美国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也没有准备写这件事。

在听到这样的说法之后，我感到一阵恐惧：30万中国人被杀害的历史可能会消失，就像他们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消失一样；有一天，世界会真的相信日本政客的话，南京的暴行是一个骗局，是捏造出来的——大屠杀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为写作本书，我强迫自己不仅深入研究历史，同时也研究历史的编写——去检验历史的力量，检验历史的制作过程。究竟是什么使某些事件留在历史之中，而让其他的归于乌有呢?具体地说，像南京的暴行这样的事件，是怎样从日本(以至世界)集体的记忆中消失的?

很明显，南京的暴行没有被广泛地传播的原因之一，在于战后德国和日本对待其战争罪行的不同态度。或许与历史上其他任何国家不同，二战以后，德国人在政治上一致承认，不仅是纳粹分子，德国战时政府也应对战争罪行负责。而反观日本政府，它从未迫使自己或日本社会像德国一样做。于是，虽然有些人为使日本社会正视残酷的事实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但很多日本人继续把战争罪行视为个别士兵所为，有的甚至认为一切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过。

在日本，关于二战期间发生事件的各种竞相矛盾的故事还在不断出现。根据日本时下流行的篡改历史分子的观点，这个国家对战争期间任何地方发生的大规模屠杀平民不负任何责任。日本人发动战争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也是为了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抑制中拯救亚洲。的确，作为对其崇高努力的回报，日本自己在广岛和长崎成了最终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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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凌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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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涂抹历史的东西还写进了日本的历史课本，这些课本不仅完全忽略了南京大屠杀，还加进了明摆着是编造的军事行动的内容。在日本的政治圈子里，为了对付那些认为这种课本没有告诉下一代历史真相的人，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威胁要用起诉、死亡，甚至谋杀使反对者沉默。在日本，试图改写历史的不仅仅是狂热的无知组织。1990年，日本一个保守的自民党领导人，同时也是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作者的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说：“人们说日本人在那里(指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破坏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谎言”。

自然，这番话激怒了全世界的学者和记者。有人公开声明：“日本对南京暴行的否认在政治上就等于德国人对否认大屠杀。但是一切谴责都没能使石原慎太郎沉默，他反而回敬以更激烈的攻击。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石原仍然反驳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一干人犯之前，世界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回事。他还说，在屠杀发生时，日本的战地记者和西方记者都没有任何报道；《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蒂尔曼·德丁就没有目睹屠杀；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也仅仅看到一人被杀。

当然，在90年代约翰·马吉已不在人世，无法为自己辩护。但他的儿子戴维·马吉却努力驳斥了石原的说法。他接受很多媒介的采访，并出席了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他父亲的文章，并展示了他父亲用来拍摄日军暴行的照相机。仍健在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则采取直接行动。为驳斥石原的说法，已经退休住在圣迭戈的德丁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德丁对记者解释说，他在1937年确实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从上海到南京一带农村的和平景象，但那篇文章是写在日本人向南京进发的两个月之前。

石原的其他说法也很容易驳斥。当年，几十种西方报纸都有关于南京暴行的同期报道，甚至日本报纸也登载了关于大屠杀的详细报道。比如，德丁的文章就是那时写的，并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约翰·马吉的信件中也有大量的描写，比如"强奸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和"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

但是，石原并没有住嘴，他还说，中国声称的南京大屠杀影响了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决心。由于人们对石原以前说法的驳斥，使得石原不可能继续重复所说过的话，石原稍稍转变了一下立场，但他还是顽固坚持一点：即使德国人为杀害犹太人道歉，但不意味着日本人也要这么做，在任何情形下，日本人都不应承认对任何错误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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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凌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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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接受了《花花公子》的采访，石原的职业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卷入这场争论漩涡最中心的一个人是永野茂门将军。1994年春，在任职内阁法务相期间，他接受了《每日新闻》的采访，这次采访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说："我认为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事情是编造的谎言"，他还告诉记者："(在日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我就到了南京"。长野重人还把韩国慰安妇称作"有执照的妓女"，而不是性奴隶。他还辩解说，当时日本别无选择，只有进行战争，因为日本"面临被挤垮的危险"。亚洲各国对长野重人的如此说法产生了强烈反应，迫使他不得不引咎辞职。

--1986年9月，日本文部相藤尾正行宣称南京暴行"仅仅是战争的一部分"。由此，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接受《文艺春秋》采访时，他为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行为辩护，声称死难人数是被夸大的。他还说，韩国之所以指责日本，部分原因在于1910年日本对朝鲜的吞并，而朝鲜心甘情原成为殖民地。藤尾还认为，东京战犯审判是为了“夺走日本力量”的“种族报复”。尽管藤尾此说仅仅是为了“通过历史和传统重建日本精神”，他还是丢了饭碗。就在当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将其免职。

奥野诚亮在战争期间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宪兵队(日本秘密军事警察)地区长官，战后发迹，成了日本法务相，甚至还当了文部相。1988年，他成为日本国士厅首脑及内阁第三号人物。当年春，他朝拜了东京靖国神社(日本的甲级战犯被供奉在此)，并表达了他对二战的看法，他的毁灭也从此开始了。奥野告诉记者：“日本没有侵略意图”，“白种人把亚洲变成了殖民地，但只有日本遭到指责。究竟谁是侵略者?是白种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被叫做军国主义者和侵略者”。这些话在亚洲引起了轩然大波，奥野就改口说：“我没有说日本不是侵略者。我只是说日本不是唯一的侵略者”。5月，奥野被迫辞职；但他始终毫不改悔。他说，他之所以下台是迫于政府的压力，而不是希望收回自己的说法。--1994年8月，日本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声称，日本不是为了侵略而进入战争的。出于对中国强烈抗议的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中国政府对一个日本内阁部长无耻扭曲历史事实的官论再次深表遗憾”村山富市为樱井新的言论道歉，指责樱井新的话“不合适”，并令其在午夜召开记者招待会收回所说的话。

--1995年，身为日本通产省大臣并在自民党影响颇大的桥本龙太郎(后来成为日本首相)宣称，在二战期间，日本的意图仅仅是向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开战。他说，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但真的没有侵犯其他亚洲国家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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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凌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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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日本官方否认历史的行为仍在继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棍山静六的一番言论就激怒了一些亚洲国家。尾山说，在二战期间，日本皇军的性奴隶和强暴受害者根本不是(被迫的)奴隶，而是自愿的妓女。1997年1月，尾山声称，日军的慰安妇是"为了挣钱"，与当时日本合法从业的妓女没有什么不同。令人惊异的是，尾山的这些话恰恰是发表在日韩两国首脑周未会晤前夕。对于尾山的言论，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韩国总统金泳三都深表愤怒。

后来，棍山作出了道歉的姿态，但他的道歉缺乏真诚并具挑衅性，激怒了评论界。他说，自己的言论“在日韩两国首脑会晤中引起一些不快，也在韩国人民中引起了误解”，但尾山拒绝收回他最初的言论。尾山的嘴并不仅仅给他带来这一次麻烦。早在1990年，他曾把非洲裔美国人比做妓女，他们的到来毁坏了整个社区，为此，他被迫辞去了法务相的职务。关于教科书的争议日本教育弊病中最危险的恐怕是日本通过教科书审查制度故意隐瞒有关二战的重要历史信息。几乎是从一出生开始，日本的孩子们就得在难以立足的教育金字塔上拼命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努力攀上顶峰，顶峰就是进入早稻田大学或是东京大学。在日本，有名的小学拥挤不堪，为的是让孩子进入好的中学。在那些中学，孩子们要从早上9点学习到下午6点；为了确保升入有名的小学，好的幼儿园也是挤破了门槛；为了给婴儿一个进入好的保育所的"门票"，日本甚至出现了特殊的产妇病房。但是，尽管日本因"考试魔窟"而闻名，然而，他们的在校生从二战中学到了什么呢?非常少。事实就是如此。日本的整个教育体系患有一种选择性健忘症，直到1994年，日本在校生才受到这样的教育：裕仁天皇的军队应为二战期间至少200万名盟军士兵和亚洲平民的死亡负责。在90年代初，一个报纸文章引用了一位日本中学教师的话，这位老师的学生在学到日本曾与美国交战时十分惊讶，这些学生首先想知道的是：谁赢了?为什么会这样?在日本，中小学校使用的全部教材必须首先得到日本文部省的同意。日本的批评家指出，社科类课本要经过最严格的审查。

例如，在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一个标准历史书中把有关二战的内容删去，使这本原本数百页的书只剩下6页，主要留下了一些美国轰炸东京的照片，一幅广岛废墟的照片和一份日本战争死亡人数的统计表。至于日本给战争对方造成的伤亡、日本的战争暴行，或是强行将中国及朝鲜犯人送往日本劳动营的内容，这本书则只字未提。如果不是一位勇敢的战斗者的努力，这种审查制度恐怕还不会改变。1965年，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将日本政府起诉。这一案件是一场持续30多年的法律斗争的开始，并取得了成千上万日本同情者的支持。凡是见过家永的人，无不为他的赢弱而感到惊诧。这位年过八旬的秃顶老人走路颤颤巍巍，说话声也很小，但他体内却蕴藏着对工作坚强有力的意志。家永试图向在校生提供南京大屠杀的材料，但文部省却干预了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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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凌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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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家永在他的教科书手稿中写着：“在占领南京之后，日军马上杀害了无数的士兵和平民。这一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审查官员对此评价说：”这种描述会使读者理解为：在占领南京后，日军马上开始单方面屠杀中国人。这段话应当修改，以免让读者做出如此理解"。最后，尽管家永反对，这一段文字被改为："中国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在战斗中，日军占领南京并杀害了无数的中国士兵和平民。这一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作为对家永与文部省关于南京大屠杀观点的妥协，这种说法可能使教科书审查官们感到满意。不幸的是，这种说法根本不是真实的，因为它暗示着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中日军队酣战之时。审查官还要求家永删去有关日军强奸行为的描述，他们声称：“在人类历史每个时期的每一个战场上，侵犯妇女的事都在出现。鉴于对日本军队的尊敬，这一问题无须提及”。“侵略”一词也成了忌讳。审查官认为，“侵略一词包含着不合乎道德的涵意”。文部省还对家永试图谴责日本战时行为的努力大为光火。家永是这样写的：“这场战争被誉为‘圣战’，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和野蛮行为都完全被掩盖了。

其结果是，大多数日本人民无法了解真相。他们没有选择，只能与这场狂妄的战争积极合作。”文部省基于这样的原因将该段删去：“‘日本军队的野蛮行为’和‘狂妄的战争’这种表达方式是对二战中日本处境和行为的片面指责”。1970年，当家永三郎打赢这场官司(东京地区法院法官杉本良吉作出裁决，教科书审查不得超出纠正事实及印刷错误的范围)，极端分子向律师、法官和家永本人威胁要杀害他们，同时，流氓们还在家永的门外敲击碗盆，大喊口号，令其不得安宁。警察不得不护送家永及其律师由秘密通道出入法庭。在1948年获过一次奖之后(他承认，那时自己是个“政治聋人”)，家永三郎一直被颁发历史学科国家奖的官方委员会遗忘了。但是，这位历史学家却在历史中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

他的努力受到了世人瞩目，引发的国际舆论迫使极度保守的日本文部省有了某些变化。到了80年代，法律诉讼事件和政治行动主义开始达到高潮。1982年，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南京暴行历史的歪曲成为日本一大热点，并引发了一场国际外交危机。日本4家主要的国家级报纸在头条刊登关于这一问题的消息。中国和韩国的官员们也提出正式抗议，指责日本试图将其侵略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为在年轻一代中复活军国主义打下基础，但是，日本教科书委员会却试图为自己辩解，他们告诉记者：“用三到五行字描写南京暴行，而只用一两行字提到苏联或美国对日本的暴行，是不公正的。”最后，教科书争论的公开化产生了两个后果。其一，日本文部相藤尾正行引咎辞职，他曾疯狂地维护文部省洗刷二战历史的政策。其二，文部省内部已更深刻地意识到南京大屠杀是不能再被忽视的。但是就在藤尾辞职前，日本防务委员会还准备了一本极右的历史教科书，该书是这样概括南京大屠杀的："南京的战斗非常激烈。据报道，在南京被攻下之后，日本军队杀害、打伤了很多中国士兵和平民，因此引起了国际上的批评"。当然，教科书审查之事至今还未结束。目前一些日本官员正致力于缩小屠杀的规模，而不是彻底否认屠杀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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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凌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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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文部省的审查官命令教科书作者删去所有教科书中关于南京暴行中国人死亡数字的资料，因为当局认为这些数字缺乏足够的依据。3年后，文部省甚至迫使一位作者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一天内杀害的人数从2．5万人减至1．5万人。该教科书的初版中，摘录了一份日记中的统计：在一天中“消灭”了25，000名战俘。在文部省的压力之下，教科书出版者做了让步，将日记中的摘录缩短为：“佐佐木部队消灭了15，000人。学术界的掩盖手段日本学术界很少有人研究南京的暴行。

有人说，此事过去时间并非久远，还不值得去进行历史研究或是让历史学家去评判日本的错误。一些人甚至对批判日本战争罪行的作法表示愤怒。(有人激动地说，"我们究竟要为我们犯过的错误道歉到什么时候?其他一些学者则充当了日本的道歉者，甚至还与日本保守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联手，共同压低南京大屠杀的影响及死亡之数字。东京大学教育学教授，藤冈信胜就是一位著名的篡改者，为了扭曲南京暴行的历史和二战史上的其他方面内容，……进行了狂热的行动。在其煽动性的声明中，……认定：南京暴行中的死亡人数远远低于中国人所声称的数字；南京大多数死者是游击队员，不是平民；日本军队的亚洲性奴隶，或称"慰安妇"，都是些普通的妓女。……将那些妇女得到的经济赔偿比做是："摸彩票中了奖，还要求日本政府收回对这些妇女的道歉，并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删去与他们有关的内容。在日本，对南京暴行进行严肃的研究，基本上是由那些在传统的学术界之外的人进行的，比如自由撰稿人和记者等等。

工厂工人小野宪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88年，他开始采访附近的一些农民，这些人曾于南京暴行期间在若松师团服役。小野是个单身汉，因为工厂每次轮休有36个小时，他又没有家庭责任，所以有时间全力投入这项工作。据报道，6年以后，小野已经访问了大约600个家庭，采访了200人，从30多本日记中影印了20多本，把他与7个人的谈话做了录音。他的一些发现发表在《金曜日周刊》周刊上，被赞誉为是第一个完全采用日本本国的资源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研究的成果。或许小野最后会就南京大屠杀出版一部重要的书，但与此同时，他却生活在可能会遭到报复的阴影之下。

由于担心成为日本右翼狂热分子的袭击对象，小野甚至拒绝拍照。自愿承担的审查日本审查制度破坏教科书的行为不仅是仅仅由政府做出来的，媒介为了保护自己，也运用了审查制度。私人机构的自我审查微妙而诡秘，难以使人察觉，因而往往比政府的审查制度更为阴险。日本的电影发行商在电影《末代皇帝》中对南京暴行的镜头所作的手脚，明确地说明了日本自我审查的存在。1988年，日本富士电影发行公司从伯纳多·贝托鲁奇这部关于溥仪生平的影片中剪去了30秒描写南京暴行的镜头。贝托鲁奇知道此事后，当然十分愤怒。他说："在未经我授权甚至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日本发行商违背了我的意愿，将'南京暴行'的全部镜头剪掉了。他们还对新闻界说，我与制片人杰里米·托马斯早就打算肢解这部电影"，贝托鲁奇声明："这种做法完全是错误的，令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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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凌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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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托鲁奇的强烈抗议迫使发行商们马上恢复了被剪去的镜头。发行商为他们的行为找了很多借口。富士电影发行公司的负责人久保谷，为该公司行为造成的"混乱和误解"道歉，他解释说，他的公司只是认为影片中南京的镜头"太惊人了"，不宜在日本放映。他说，"剪这部影片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们没想到它会成为这么大的问题"。该公司另一位发言人，斋藤告诉记者，剪去这些镜头是"出于对日本观众的尊敬"。一位日本的电影评论家中根猛彦分析认为，决定剪去这些镜头是源自于发行商的胆小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暴力威胁。这位评论家告诉记者，"我相信这部电影的发行人和许多剧场主是担心右翼组织会在剧场外闹事，"他还说："一些这样的人还在认为，日本在中国和二战期间的行为是圣战的一部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辩论日本有勇气写关于南京暴行的书的人，常常面临冷酷无情的攻击。这里以洞富雄和本多胜一为例。洞富雄是早稻田大学的日本史教授。

1966年，为了调查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他访问了中国。后来，他出版了几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本多是《朝日新闻》的一名获奖记者，他打破了日本新闻界反对讨论南京大屠杀的禁忌，分别于70年代和80年代访问中国大陆，采访幸存者。他的调查结果首先在《朝日新闻》和其他杂志上发表后来汇编成书。洞富雄和本多都作出结论：在1937-1938年间，日本士兵在南京杀害了大约30万人。他们两人在日本都遭到了猛烈的恶毒攻击。对洞富雄和本多进行恶毒的一个批评者是铃木明，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作家，在一篇名为"南京大屠杀的假象"的文章中攻击洞富雄和本多的调查结果。铃木指责说，洞富雄和本多的故事都是编造出来的，没有足够的原始资料能证明大屠杀，南京的暴行是一个"假象"。根据他的文章而编篡出的书获得了《文艺春秋》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奖，并从日本的文艺批论家那时获得了"令人敬佩"和"勇气可嘉"的美誉。当洞富雄发表了一系列反驳文章时，日本许多著名作家立即站到铃木明一边，为他辩护。另一位批评者是田中正明，他自称是松井石根的门徒。

1984年，他出版了一本针对洞富雄的书，名为《"南京大屠杀"的编造》，书中使用了松井的战时日记。为了指责本多传播"敌人的宣传"，田中说，与欧洲或中国不同，"在日本全部历史中，找不到一例有预谋的系统性地谋杀的例子"。他写道，这是因为日本人与西方人和中国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篡改者们尾随之，田中也参加到对洞富雄和本多的攻击中。右翼作家渡边省一为田中的书做了序，他也猛烈地攻击本多，认为本多"不仅往当时的日本官员和老百姓身上，也往所有的日本人，甚至尚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堆积罪行。两个阵营间很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边是由洞富雄、本多及其支持者们组成的开明的"屠杀存在派"，另一边是由铃木和田中领导的保守的"屠杀假象派"。开明派在《朝日新闻》和其他杂志上发表调查结果，保守派则在右翼出版物上写文章，如《文艺春秋》、《诸君》月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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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凌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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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派要求日本政府为其在中国的罪行道歉，而保守派则认为道歉是对老兵的侮辱，是外国对日本国内事务的干涉。颇具意味的是，当篡改者们亲自研究这一问题，以求获得攻击"屠杀存在派"的弹药时，他们试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努力却事与愿违。例如，在80年代，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的一个联谊会"偕行社"，要求其18，000名成员用目击材料来证明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令"屠杀假象派"沮丧的是，许多"偕行社"的成员确认了南京大屠杀的细节，并做了令强硬的保守分子也感到恐怖的暴行。过去是松井手下军官的一位成员估计，在一名参谋长官的命令下，大约有120，000名战俘被杀。后来无疑是迫于压力，这位军官把数字改为"不少于几万人"。

但他的证词搅乱甚至改变了这次调查的目的，偕行社杂志的一位编辑在系列文章的结束部分写道："如此规模的非法杀人没有任何借口可讲。作为一个曾与旧日本军队有关的人，我必须向中国人民深致歉意。"最令保守派尴尬的事情还在后面。1985年，日本一家著名的历史杂志《历史与人物》发现，新出现的松井石根的日记竟有900处错误。其中多数是蓄意改变原始文献，这一丑闻令日本各地的历史学家感到震惊。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改动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宣称自己是对扭曲历史行为最坚定的批评家的田中正明。恐吓东史郎是日本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在南京所犯罪行的日本老兵，他的遭遇是极端情况下的日本恐吓体系的绝好例证。1987年，当东史郎成为第一位公开为自己在南京所扮演的角色道歉的日本老兵时，他引起了一场轰动。在去南京参加大屠杀5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东史郎在京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接受了报纸和电视记者的采访。

结果是招致了雪崩般的批评和死亡的恐吓。为保护自己，东史郎从公司退休，和妻子一起搬到京都以外的一个小村庄，他还在房子里准备了大量的武器，比如警棍、球棒、胡椒喷射器、锁链等等。

对于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来说．他的麻烦是开始于一次提问。1988年12月7日，正是日本袭击珍珠港47周年的日子，市议会中的一位共产党员向他询问对天皇战争罪行的看法。当时，日本裕仁天皇因患癌症去世，日本全国停止节假日活动，哀痛昭和时代的结束。本岛均回答说，通过阅读国外关于战争的记录，加上自己当过兵的经历，他认为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他的话立即引起了反应。第二天，被激怒的市立法委员们和自民党地方党部要求市长收回所说的话。但本岛均拒绝了，他宣告，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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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凌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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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迫使市长屈膝投降，本岛均的对手们发起了一场骚拢和恐吓的运动。自民党员们不仅撤销了他在该组织中的顾问资格，还成功地说服了县知事拒绝同市长进行政治上的合作。右翼组织甚至声称要杀死本岛均。1988年12月19日，24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开着30辆配有高音喇叭的卡车，在长崎市游行，叫嚣着要把本岛均的死作为对他的"神圣的惩罚"。两天后，在长崎游行的团体增加到62个，装着高音喇叭的卡车增加到82辆。来自无数保守组织的代表，包括靖国神社团体赛的代表，都呼吁弹劾本岛均。裕仁天皇死后不到两周，1989年1月7日，一个右翼狂热分子从背后向本岛均开了枪。子弹打穿了他的肺部，但这位市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刺杀行动使全日本的极端分子激动不已，他们当中很多人声称，这二行为不过是对本岛均"神圣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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