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尸案》

作者：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译者：杨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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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拉·斯特里特推门走进办公室说：“外面有两位女士非要马上见你不可。”

梅森问：“什么事情？”

“她们才不会跟一个小秘书讲呢。”

“那就告诉她们我不见。”

“她们看起来有要紧事。”

“从何而知？”

“两人都提着行李，不停地看表，显然是急着赶火车或飞机，可是又觉得在离开之前必须见你不可。”

“她们看上去是什么人？”梅森问道，他也起了好奇心。

“代文浦夫人是个相貌平常的年轻妇女，非常胆小，安静，简直有点偷偷摸摸的。”

“多大年纪？”

“接近三十吧。”

“非常胆小的样子？”

德拉点点头。

“另一位呢？”梅森问。

“如果说代文浦夫人非常胆小，像只小老鼠，那么安赛尔夫人简直就是一只猫，非常精明阴险。”

“年龄？”

“五十多。”

“是母女吗？”

“可能吧。”

梅森说：“宝贝女儿不得不忍受粗鲁的丈夫，丈母娘赶来为女儿抱打不平却被女婿臭骂了一顿。母女二人决定永远离开这个男人，她们希望自己的权利能得到保护。”

“有可能，”德拉说，“但是不管怎样，她们看起来有非常要紧的事。”

“告诉她们我不受理家庭纠纷案，”梅森说，“她们最好趁飞机起飞之前赶紧去找别的律师。”

德拉·斯特里特看上去有点勉强。

梅森从文件堆里捡出几封标有“加急”字样的信件，这些信都是德拉放在他桌子上的。“你想让我见她们，”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来满足你那小女人的好奇心。快去吧，我的年轻女士。”

德拉·斯特里特乖乖地离开了办公室，可大约半分钟之后又转了回来。

“怎么了？”梅森问。

“我告诉她们你不处理家庭纠纷案。”

“她们怎么说？”

“‘小老鼠’什么也没说。”

“那，‘猫’呢？”

“她说这是一起谋杀案，还说她知道你喜欢接谋杀案。”

“她们还在那儿吗？”

“还在。那个精明人儿想让我告诉你她们要赶飞机。”

“那好吧，把‘猫’和‘老鼠’连同谋杀案一起带进来吧，你把我的好奇心也勾起来了。”

德拉·斯特里特快步走出办公室，几分钟之后，她回来把门打开，等着后面的人进来。梅森听到脚步声、行李箱和公事包撞在一块的声音。接着，一个苗条的、看上去很严肃的女人低垂着眼帘走进办公室，手里拎着一只箱子。她飞快地抬头看了一眼，说了一声“早上好”，就轻轻地溜着墙边，走到一把直靠背的椅子前坐了下来。正在这时，“砰”地一声，门被一只行李箱撞开了。一个年纪大些的女人稀里哗啦地走进办公室，“咣噹”一声把箱子往地上一扔，抬手看看腕上的表，说：“我们刚好有20分钟时间，梅森先生。”

“很好，”梅森微笑着说，“请坐吧，我想您是安赛尔夫人吧。”

“没错，就是我。”

“这位是代文浦夫人？”梅森示意那个始终双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的年轻妇女。

“她是。”莎拉·安赛尔说。

“我猜是您的女儿吧。”

“并非如此，”莎拉·安赛尔说，“就在几个月之前我们俩还未曾谋面呢。她经常在国外——她丈夫是个矿场主——而我一直在奥兰多，有时在香港。我是她的姑妈，属于那种没有血缘的、由婚姻带来的亲戚关系：我姐姐的丈夫是她叔叔。”

“噢，那是我猜错了，”梅森说，“听说你们来见我是为了一起谋杀案。”

“对。”

梅森若有所思地观察着这两个女人。

“你听说过威廉·迪莱诺这个名字吗？”安赛尔夫人问。

“是个大矿场主吧？”

“就是他。”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他已经过世了吧？”

“6个月以前死的。我姐夫约翰·迪莱诺是他的弟弟。约翰和他的妻子也都已经去世了。这位米日娜是爱德·代文浦夫人，是威廉·迪菜诺和约翰·迪莱诺的侄女。”

“我明白了。现在请您谈谈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谋杀案的情况吧。”

“米日娜的丈夫爱德·代文浦，写了一封信指控妻子蓄谋杀害他。”

“他把信寄给谁了？”

“他把收信人写成是地方检察官或警察，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如果他死了就把信交上去。信里控告他妻子毒死了赫坦斯·帕克斯顿——就是威廉的侄女，因为她要是不死的话就会继承威廉绝大部分遗产。爱德·代文浦武断、恶毒地声称米日娜由于怀疑他知道她的所做所为可能正在蓄谋杀害他，所以如果他死亡的话他希望整个事件能得到警方的调查。”

梅森好奇地打量着代文浦夫人，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有一次，好像是感觉到了梅森的目光。她抬起头，又飞快地垂下眼帘，低头盯着自己那双一直没有摘下手套的手。

“到底是什么原因，”梅森问，“使他有这种想法？他的指控究竟有什么根据吗，代文浦夫人？”

“当然没有了！”莎拉·安赛尔抢先答道。

梅森继续注视着代文浦夫人。

终于她说：“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花园里。我有一些喷雾剂，是杀虫用的，毒性很大。我丈夫的好奇心实在是令人难以捉摸，有两次我不得不警告他那些喷雾剂不能乱动，可能就是那两次使他产生了误会。他叫人不可理喻，一旦他有了某种想法那想法就像在他脑子里生了根一样。”

“他有神经病！”莎拉·安赛尔解释说，“他老是在思考。他酗酒。他动不动就暴跳如雷，然后就有了稀奇古怪的想法。”

“显然，”梅森说，“问题看起来颇为复杂。我必须得了解更多的情况，可是你们好像要赶飞机……”

“是的，出租车在外面等着呢，我们必须及时赶到机场去搭11点去夫勒斯诺的飞机。”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最好还是搭晚一些的飞机。”梅森说。

“不行，爱德快死了。”

“你是指爱德·代文浦，这位女士的丈夫？”

“是的。”

“那，”梅森说，“问题就更复杂了。”

“可不是嘛！”莎拉·安赛尔烦躁地说。

“他得了什么病？”梅森问。

“纵欲过度！”莎拉厉声说。

“如果你详细地跟我描述一下事情的背景可能会更好一些。”

莎拉·安赛尔陷在那把专为当事人准备的柔软舒适的大沙发椅里，不停地扭动着身子，好像那把大沙发非但没有使她放松反而让她如坐针毡。

“现在你可得听仔细了，”她警告说，“我可没时间重复。”

梅森点点头说：“我的秘书斯特里特小姐做记录，我以后可以慢慢看。”

“威廉·迪莱诺是个非常富有但却非常孤独的人，他活着的最后两年里他的侄女赫蒂——也就是赫坦斯——搬过来同他一起生活。他当时已经是个行将就木的人了，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他在遗嘱里把绝大部分财产留给了赫蒂。她一直在护理他，那可是份能累死人的活儿，赫蒂给米日娜写信求助，米日娜和爱德就过来帮她的忙。”

“他们俩搬过去之后不久赫蒂就患了重病，一个星期以后就去世了。爱德当时什么也没说，后来他跟米日娜说他怀疑赫蒂是被人毒死的。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想，不过这就是爱德·代文浦——神经不正常，愚蠢、自私的猪脑子。”

“赫蒂的死因是什么？”

“劳累过度。她的死对威廉是个极大的打击，她是他最喜爱的侄女。威廉本来在遗嘱里把五分之四的遗产留给了赫蒂，五分之一留给米日娜。”

“他什么也没留给你吗，安赛尔夫人？”

“最后还是给了。我和他向来处得不大好，不过赫蒂死后他改了遗嘱。”

“您似乎很确定帕克斯顿小姐的死是自然死亡。”

“当然是自然死亡了！她染上了流行的肠道炎，她身体太差所以没挺过去。”

“她死前你见过她吗？”

“见过。听到她生病的消息我就去了，想帮点忙。她死前三四天我到的那儿，但是她死后我没再呆多久。”

“威廉·迪莱诺和我彼此都很喜欢对方，可是他总是惹得我发火，我跟他起过冲突。米日娜坚持说她自己完全能应付得来，加上他们又雇了女管家和一个护理员，所以我就走了。”

“后来你什么时候又回去的？”

“威廉·迪莱诺去世后不久。”

“帕克斯顿小姐死的时候验尸了吗？”

“没有。当时有一名医生在场，他签了死亡证明书。赫蒂的尸首入土了，事情本来就到此为止了，直到爱德·代文浦开始胡说八道。跟你说吧，这个代文浦当时并没有在场。还有，他总是在想方设法转移别人的注意力，使人们不去注意他对米日娜的钱干了些什么。

“爱德老是有疯狂的念头，这次竟然这么离谱写了一封他死时要被打开的信。这个傻瓜有高血压，他随时都可能一命呜呼，却还写了这么一封卑鄙的信，万一他死了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事。”

“那封信在哪儿？”

“在他办公室的什么地方。”

“他的办公室在哪儿？”

“在天堂。”

“什么？”

“天堂是本州北部奇科附近的一个地方的名字。他的办公室设在那里的一所房子里，他和米日娜刚从南美回来之后曾在这所房子里住过一段时间。爱德白手起家获得了这座矿产，他和米日娜来到洛杉矶和威廉一起生活以后他就把天堂的房子变成他矿产公司的办公室了。

“他自己说那是办公室：两间屋子装修成的，还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厨房。他在那儿呆的时间很多。有时他一走就是一个星期，甚至两个星期。自从我跟米日娜在一起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那个他称为办公室的地方——或者是到处去炫耀，假装自己是个大款，是个大矿场主。”

“我问一下，”梅森说，“您怎么会跟这件事关系这么密切呢？我想您和威廉·迪莱诺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您……”

“不管怎么说，我喜欢米日娜。在新的遗嘱下，我拥有威廉的大房子的五分之一，我可不能让代文浦把我从自己的房子里赶出去。自从我看见他是怎样对待米日娜后我就愤怒到了极点，但我一直尽量保持自己的立场，什么也没说。我对你没说过什么吧，米日娜？”莎拉·安赛尔停了一下又说，“今早我们接到一个电话说爱德在科兰浦敦，他……”

“他生病了？”梅森接了一句。

“我正想告诉你呢，他快死了。想想吧，一个人会写一封信让人在他死的时候交给警察，控告自己的妻子谋杀他！”

“信里是那么写的吗？”

“差不多吧，我们俩是这么分析的。”

“你怎么会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代文浦夫人？”梅森问道。

米日挪用低得简直听不见的声音说：“他说的够多了，简直疯了，说我毒死了赫蒂，还说自从我知道他了解真相后他自己的就觉得不安全了。”

“代文浦先生现在在科兰浦敦？”梅森问。

莎拉·安赛尔回答说：“是的。他是从天堂走的，然后就生病了。现在他在一家汽车旅馆里。医生对他的状况感到很震惊，认为他活不成了。”

“如果他死不了呢？”梅森问。

莎拉·安赛尔说：“噢，那样的话，我是不会拿什么主意的。米日娜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可是就我所知爱德·代文浦一直在骗米日娜的钱，把她的钱和他自己的钱放在一起。我敢断定他想把米日娜的钱骗光。如果我处在米日娜的位置上我可知道自己会做什么。”

“如果代文浦死了呢？”梅森又问。

莎拉·安赛尔看着米日娜·代文浦。

“如果他死了，”米日娜用她那温柔的、像蚊子哼一样的声音说，“那封信就会被交给警察，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梅森问。

“把那封信搞到手！”莎拉厉声说。

梅森微笑着摇了摇头，“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上。”

“我看不出你怎么帮不上。”

“我不能去偷那封信。”

“信里面是诽谤。”莎拉·安赛尔说。

“不管是什么，”梅森说，“他活着的时候信就属于他所有。”

“他死了以后呢？”

“毫无疑问他留下了指示把信寄给警察。”

“事实是，”莎拉·安赛尔说，“他所有的财产都是共有财产，那都是用日米娜的钱买来的，虽然爱德·代文浦一直忙着到处投资好让别人看不出钱是从哪儿来的。”

梅森的脸上流露出很感兴趣的表情。

“那么现在，假设他真的死了，米日娜作为寡妇就拥有那些财产，对吧？”

“为了管理和为遗产执行人保管财产，是的。”梅森警觉地说。

“那么米日娜就拥有那封信。”

“接着讲。”梅森微笑着说。

“我认为那封信在米日娜还不知内容的情况下就落入警察和检查官的手里是不公平的。”

“当然了，”梅森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里写的是什么，或者应该说，信封上是怎么写的——是直接署名给警察要求在他死亡时打开；还是写给他的秘书要求她在他死亡时把信交给地方检查官。”

“这两者在法律上有什么区别吗？”莎拉问。

“可能会有，”梅森说，“我不愿意随便下结论。”

突然莎拉·安赛尔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把你的钥匙给我，米日娜。”

仍旧一言不发地，米日娜摘下手套，递给莎拉一把钥匙。莎拉走过去，把钥匙放在梅森桌子上的玻璃盘上。

“这是什么？”梅森问。

“天堂办公室的钥匙。”

“你想让我拿它做什么？”

“万一爱德·代文浦死了，我们想让你拿到那封信。”

“爱德·代文浦的指控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别傻了！米日娜连蚊子都不敢拍死一只。她到那儿去是为了帮赫蒂，这两个女孩子都快累成皮包骨头了。赫蒂的死百分之百是劳累过度造成的。”

“那迪莱诺先生呢？”

“他生命垂危好几个月了，他的心脏受过枪伤，医生说他只能活6个月，他活了12个月。如果赫蒂不死他还能活得更长，赫蒂的死使他彻底崩溃了。”

“为什么不把那封信交出去？”梅森问，“如果他的指控如此荒唐，为什么不干脆跟警察解释清楚？”

两个女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交换了一个梅森看不懂的信号。

“为什么呢？”梅森问。

“问题是，”莎拉·安赛尔说，“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素很复杂。”

“从哪方面讲？”

“有人给验尸官打了个电话，是个匿名电话，这个人建议验尸官查一下赫坦斯·帕克斯顿的死因。这显然是个无事生非的人，也许就是爱德·代文浦本人，但总归有些麻烦。”

梅森仔细考虑了一下，说：“米日娜是爱德·代文浦的妻子，如果他控告米日娜谋杀帕克斯顿小姐的话，可能会危及米日娜对财产的继承权——就我理解那是他正在用着的钱，这一点你们想过吗？”

“我们想过，爱德没想过。他只凭下意识思考，他做的事毫无道理可言。到底为什么他会写那么一封蠢信，尤其是他明知自己随时都可能一命呜呼？”

梅森说：“他精神上一定有些问题。”

“他是个疯子，你搞不清楚他会做什么。他可能会把我们两个都杀死，要是他能想到我们来这儿跟你谈话他一定会那么干的。”

梅森突然做了一个决定，他说：“现在我就跟你们谈到这儿吧。如果爱德·代文浦去世的话我会尽量找到那封信的。如果这封信真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写的，我会研究这个案子的，假如一切正常我就把信交给代文浦夫人；但是反之，如果这个案子有什么可疑之处我就会把信交给警察，不过我会尽量使每个人都受到公平对待。”

“你可不知道爱德·代文浦是个什么人，”莎拉·安赛尔说，“他自私，神经病，只关心自己的事、自己的病症、自己的感觉，对这些方面他可精明了。”

“你认识代文浦时间并不长啊。”梅森指出。

“噢，够长的了，”莎拉尖锐地说，“我和米日娜谈过，我可不是3岁小孩子，梅森先生。”

梅森把事情仔细考虑了一遍，然后突然对德拉·斯特里特说：“德拉，以米日娜的名义起草一封委托书，允许我全权代表她处理有关她的家庭事务、她的财产权，以及允许我采取对保护她的财产权有利的措施。如果她丈夫去世——你最好在信里写上她丈夫当时据说病得很重——我将代表代文浦夫人处理遗产事务以及一切与遗产相关的事务。”

梅森打量着米日娜·代文浦，说：“你愿意签这样一封信吗？”

回答的人是莎拉·安赛尔：“她当然愿意签。”

梅森继续盯着米日娜·代文浦。

终于，她抬起头来，迎着梅森的目光，低声说：“当然愿意签了，梅森先生。我的丈夫不再爱我了，他只对我的钱感兴趣，他一直在偷我的钱。现在，尤其是这个紧要关头他还在试图把我的钱夺走，那我们就永远都没法把事情搞清楚了。”

莎拉·安赛尔抬手看看表，发问道：“噢，我们还等什么？”

佩里·梅森对德拉·斯特里特点点头。

2

那天下午刚过3点钟，梅森的接线员通知德拉·斯特里特，说有一个科兰浦敦长途找梅森先生，打电话的人说有极其重要的事情。

梅森冲德拉·斯特里特点点头说：“我来接电话，德拉，不过你最好也在分机上听着。”

梅森拿起话筒，刚与总机接通就听见了莎拉·安赛尔急切的、不耐烦的声音，正在冲接线员嚷嚷着。

“我是梅森，安赛尔夫人。”梅森打断了莎拉的抱怨。

“天哪，是你该接的时候了！”她说，“我们这儿都乱成一团了，而你的接线员一直在磨磨蹭蹭……”

“好啦，现在我在听电话呢！”梅森打断她的话，“出了什么事？”

“他死了。”

“代文浦？”

“是的。”

电话两端都是一阵沉默。

“现在，”莎拉·安赛尔接着说，“米日娜全权负责管理，他留了份遗嘱把一切都交给米日娜了——当时他也只能这么做了。”

“他什么时候死的？”

“大约15分钟以前。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试着给你打电话，你的那个接线员……”

“知道了，知道了，”梅森说，“你提过的那封信呢？”

“天堂的地址在科莱斯弗车路。你可以乘西南航空飞奇科的航班到那儿，在奇科租一辆车，只需开20公里，路铺得很平整。你应该不费什么事儿就能找到。我跟你说一下去那儿的路，沿着穿过市内的主干道，向左拐到奥利弗路上，在坡路起点处向左急转弯到万利路上开一小段距离，再向左拐到科莱斯弗车路，右手的尽头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房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梅森问。

“没有人，秘书不值班。抱歉，没机会多谈了，再见。”她“砰”地挂断了电话。

梅森也在这边挂断了电话，向德拉·斯特里特望着。

“你会去天堂吗？”德拉问。

梅森点点头。

“到了那儿之后你打算怎么办？”

“代表爱德·代文浦夫人管理一切善后事宜。”

“包括找到那封信？”可能吧。

“然后做什么？”

“那，”梅森说，“就要看我们找到那封信之后能发现什么了。去看看能不能订到机票，德拉。”

10分钟后，德拉·斯特里特回来告诉梅森，说搭直飞圣弗朗西斯科的班机可以换乘西南航空的飞机7点55分到达奇科。

“订两张票，德拉，”梅森说，“我们准备动身吧。”

“两张？”德拉问道。

梅森点点头，“我要带个证人。”

3

DC-3号离开玛利斯维尔，颠簸着在云中穿行，划过万家灯火的小社区，掠过大片肥沃的稻田，跃过标志着奥罗威尔的灯光，然后低旋着冲向奇科，驶入停机坪。

梅森和德拉·斯特里特乘出租车来到市中心，梅森顺利地租到一辆按里程计价的汽车。他们找到了去天堂的路，沿着长长的坡路向上行驶。

皎洁的月光给他们勾勒出当地的轮廓，道路沿着火山岩山顶的边缘绕行，德拉不由得为眼前的美景所惊呆了。他们低头俯看谷底，峡谷深处熔岩的峭壁投下了深黑的影子。

梅森把车子缓缓开过一连串商店，找到向左拐的路口，然后又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他需要再向左拐的弯道。

路的两侧都是宜人的现代化的房屋，掩映在高高的松树之间，周围环绕着绿色的草坪，在这个高度上，低处山谷的烟雾都已消失，尽管有月光，星星依然明亮地闪烁着。

德拉·斯特里特深深吸了一口气，“注意到这儿的空气了吗，头儿？”她说，“这么纯净，有松香，像水晶一样清澈。还有那些房子，太漂亮了，不是吗？”

梅森点点头。

“你认为爱德·代文浦的房子也是一样吗？”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梅森一边说，一边把车子转向左边。

他们来到了路的尽头，上了一条碎石小路，驶过一处有绿色栅栏的显得很干净的房子，然后，小路到了尽头，车子向右拐上了碎石车路，碎石路延伸过一片松树林，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几棵苹果树、梨树，突然把他们带到了一处房子的门廊，尽管房子里面一片漆黑，可不知为什么仍然显出了友好的家庭气息。

梅森关掉车灯，熄灭引擎，绕着车身走了一圈，然后跟着德拉·斯特里特走上了门廊。

“我们最好还是按一下门铃吧？”德拉问。

梅森点点头。

德拉·斯特里特戴着手套的大拇指轻轻按了一下门铃，音乐声顿时从门内传出来。

“再按一次，如果还没有人应我们就用钥匙开门。”梅森说。

德拉又按下门铃，大约10秒钟过后梅森把钥匙插进锁孔，门栓轻轻划开了，梅森扭转门柄，门打开了。

“现在，是用手电筒还是……”

“打开灯，”梅森说，“用手电就意味着我们来这儿是偷偷摸摸的，而偷偷摸摸的来访就会表明我们心里有鬼。不论如何，德拉，我们在一场对对手一无所知的赌博中已经叫牌了，天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我们的赌注很高吗？”

“千真万确。”梅森一边说，一边摸索着灯的开关。

门厅一下子充满了光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鹿角和灌木做的帽架，地毯和两把树皮椅子给房间带来了一种质朴的感觉。墙上悬挂着一面椭圆型的古老的大镜子。强烈的上等烟草的香味萦绕整个空间，好像这里的主人总是在吸烟斗似的。

梅森走进左边的一扇门，打开大起居室的灯，德拉·斯特里特一路跟着他在房子里穿行，每走进一个房间就打开那里的灯，直到整座住宅都灯火通明。

“现在该做什么了？”

“表面上，”梅森说，“我们只是在代表代文浦夫人处理事务，实际上我们是要找到一封可能被藏在什么地方的信。问题是究竟藏在哪儿了呢？”

“这事儿看上去可真蠢，”德拉说道。

“什么事儿？”

“写一封如果他死亡就呈交给当局的信，却把那封信随便放在什么地方而不寄出去。”

梅森点点头。

德拉·斯特里特接着说：“他一定对那封信的交寄做过某些安排。”

“没错儿，”梅森对德拉说，“这就是我们要从办公桌开始搜查的原因。”

“我还是不大明白。”

“我们是在执行我们当事人的愿望，实际上，是我们当事人的指令；至少我们得搞清楚这封信到底是怎么回事。”

梅森拉开秘书桌的抽屉，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各种各样的文具，在桌子底层的一个抽屉里有整整一厚摞信件装在夹子里，上面写着：“归档”。

梅森扫了一眼信的日期，说：“爱德·代文浦的秘书似乎并不急着把这些信件归档。”

“可能她是想等到有足够的信件才去存档吧。”

梅森试着拉开右手的抽屉，发现所有的抽屉都上锁了。

“有锉刀吗，德拉？”

“你是想撬锁吧？”

梅森点点头。

“头儿，我们有权利搜查吗？”

“为什么没有？”梅森反问道，“我们是在为那位寡妇查找文件。”

“这好像属于……嗯，好像我们在侵犯别人的隐私。”

梅森接过德拉·斯特里特递给他的锉刀，开始撬锁。几分钟之后弹簧“喀拉”一声弹开了，右手的抽屉全部打开了。

“那些属于个人物品。”德拉·斯特里特尖锐地说。

“我知道，”梅森说，“但是我们只是专门在找……这是什么？”

“当然是个保险匣。”德拉说。

梅森晃动着保险匣，“好像里面只有一份文件，”他说，“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德拉，不管你怎么想，我的好奇心已经远远战胜了我的顾虑。我想你身上没有像发卡那样的东西吧。”

德拉摇摇头。

梅森试着把锉刀的尖部捅迸锁孔。“我需要一个比这锉刀还小的工具，一小段硬铁丝就行。”

“你从哪儿学到的这门技术？”德拉问。

梅森咧嘴笑了，“有个当事人教给我的，这是我为他辩护一起盗窃案得到的惟一报酬。”

“你一定使他无罪开释了吧？”

“他的确是无罪的。”

“是呀，我想也是，”德拉说，“他一定是在函授学校学到的溜门撬锁的技术。”

“事情就是很奇怪，”梅森说，“他的的确确是无罪的。撬锁是他过去的不光彩记录。噢，这有个曲别针，硬度够了，现在只需要把它掰直，好……从后面插进去，轻轻旋转……嗯，好了，德拉。”

梅森打开保险匣的盖子，拿出一个厚厚的马尼拉信封。在信封背面，潦草却字迹坚定地写着：“在我死亡的时候打开，信的内容呈交警察局”。下面是落款“爱德·代文浦”。

“现在，律师先生，”德拉说，“也许您可以给我讲讲法律条文吧？这封信是寡妇的财产吗？它属于警察局还是属于它所在的桌子的使用者——秘书？”

“我们要看一下内容是什么，”梅森说，“然后我就能回答你提的问题了。”

“也许先回答问题会更好一些。”

梅森微笑着摇摇头，“在确定我们的责任之前我们必须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德拉。”

梅森走到厨房里，给茶壶装满水，打开炉子上的电打火。

“您简直是宾至如归呀。”德拉说。

梅森笑了，说：“常言道，盯着的锅永远都烧不开，咱们最好到办公室里多转转。”

梅森又返回到办公室，仔细地搜查爱德·代文浦的办公桌，翻阅文件，读信，拉开抽屉。

“你是在找什么东西吧？”德拉问。

“我想让这些人物在我的脑海里定定格。迹象表明代文浦十分信任他的秘书，很明显她能开出支票并且签字。在天堂的银行里有一笔1291美元的余额。有趣的是，尽管这里的某些信是写明给爱德·代文浦夫人的，而实际上却是爱德·代文浦先生做出答复，声明他妻子做什么，不做什么。”

“那么……”

“很明显他并没有跟他妻子商量，”梅森接着说，“复写纸上的回信表明，有几次信在收到的当天就回信了。”

“也许他用长途电话跟他妻子联系？”

“上个月所有的电话费只有23美元95美分，”梅森说，“还包括联邦税收。”

德拉·斯特里特说：“他担心他妻子可能会谋杀他，所以他就不得不离开，以使自己不至被杀死。”

梅森扬了扬眉毛。

“为什么做这种表情？”德拉问，“你是不是怀疑那不是自然死亡？”

“为什么不怀疑？”梅森反问道。

“可是，天哪，那么我们在这儿干什么？”

“我们在保护代文浦夫人最大的利益，”梅森说，“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做，我们不能隐瞒或篡改证据，但我们在没有看到证据之前就不能确定那到底是不是证据，对吧，德拉？快点儿，水可能开了。”

梅森又回到厨房。他小心翼翼地把粘好的信纣口用水蒸汽薰开，把手探进去，取出信纸，打开。

德拉·斯特里特尖利地倒吸了一口气，伴随着茶壶持续的蜂鸣声。

“哈，找到了，”梅森欢快地说，“6张完完全全的白纸。”

德拉·斯特里特随手关掉了茶炉，眼睛还盯在白纸上。

“这可到底是怎么回事？”德拉问道，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你认为会有什么秘密的书写方法吗？”

梅森挪开茶壶，把其中的一页白纸放在仍旧微红着的茶炉上方，仔细地烘烤加热，然后举着这页纸，不断变换着方向好让灯光从各个角度都能照到纸上。

“当然了，”梅森说，“可能有一种只有碘汽才能显示出来的秘密写法，但是我们不敢那样假设。”

“为什么一个人愿意给自己制造这么大的麻烦，留下一个信封，指明要在他死时打开，可里面除了白纸之外什么都没有呢？”

“那，”梅森干巴巴地说，“咱们必须得找个答案了。”

“怎么找呢？”

“办公室里有胶水吧，德拉？”

德拉点点头。

梅森说，“好吧，我们把这封信封起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好还是别留下指纹。”

梅森把信封盖儿在温热的茶炉上烘干，回到办公室，小心地封好，放回保险匣内，把保险匣重新放回抽屉，然后又用德拉的锉刀锁上了右手的抽屉。

“头儿，你是否以为……”德拉说，她有些犹豫。

“以为事情有点太凑巧了吧？”梅森问。

“对，有点儿。”

“是太凑巧了，”梅森说，“爱德·代文浦死了，然后……”

一个女人的声音尖叫起来：“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你们是谁？”

梅森转过身。

一个身材高挑、相当漂亮的女人站在门口，突然一转身又跑出去，根本没有等他们回答。梅森听见她跑走的脚步声，然后是起居室里拨电话的声音。

梅森对德拉咧嘴一笑，起身走到桌子前，从电话上拎起听筒。

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分机上说：“接线员，给我马上接警察，情况紧急，我是美宝·诺格，现在在科莱斯弗车路代文浦住宅，有人在这儿抢劫，马上叫警察来。”

梅森放下听筒，他听见前门“咣当”一声响。

德拉·斯特里特扬起眉毛说：“警察？”

梅森点点头。

“他们多长时间能到这儿？”

“很难说，大概不会太久。”

“我们逃走吗？”

“当然不。我们留在这儿和他们谈谈。”

梅森舒舒服服地坐在爱德·代文浦办公桌后面的椅子里，点燃了一支香烟。

“头儿，”德拉·斯特里特紧张地说，“咱们为什么不从后门逃出去？”

“我们租的车子停在前门，”梅森说，“那个年轻女人肯定已经把车牌号记下来了。正是由于刚才车子停在那儿，车灯开着，她才这么静悄悄地进来。她肯定是踮着脚尖轻手轻脚地走过来的。刚好我在分机上听见她报了自己的姓名，她叫美宝·诺格，是代文浦的秘书。德拉，我们一定得留下来，而且要镇定自若地留下来。我们别无选择，想想看吧，我们在这儿可留下了不少把柄呢。逃跑就百分之百意味着我们是畏罪潜逃。”

“不管你怎么说，这件事里总有一些我不喜欢的地方。”德拉说。

“到目前为止，”梅森说，“我们应该做的事都做了，现在试着放松些吧。”

“什么意思？你……”

正在这时，他们听见警笛声由远及近。

梅森说：“肯定是警察来了，服务可真不赖呀。保持安静，德拉，他们可能有点紧张，没准儿很容易就扣动扳机。”

他们听见前门打开的声音，说话声，重重的脚步声。一个上衣口袋里插着枪套的男人谨慎地把头探进房间里，喊道：“把他们抓起来！”

梅森在转椅上稍稍向后靠了靠，拿掉嘴里的香烟，向空中轻轻吹了一口烟雾，说：“您好，警官先生，请进来坐吧。”

那个警察仍旧站在门厅里，手持着枪问道：“你们是谁，在这里干什么？”

梅森回答说：“我是佩里·梅森，律师。这位是我的秘书斯特里特小姐。我来这里代表爱德·代文浦先生的遗孀处理事务。”

“他死了？他死了？”那个女孩尖叫道。

梅森点点头。

“那他一定是被谋杀的！”

“嘘……”梅森警告说，“你肯定是受了刺激，但是你不能这样妄下断语。”

“你是代表代文浦夫人吗？”警察问。

“是的。”

“有授权证明吗？”

“她把这里的钥匙给我了，”梅森说，“还有一封委托书。”

梅森随意地拿出委托信，递给警官。

那位警官看着美宝·诺格，说：“你认识他们吗，诺格小姐？”

她摇摇头。

梅森说：“我想您是爱德·代文浦先生的秘书吧？您名字的首字母应该是M.N。”

“我是美宝·诺格，代文浦先生的秘书，如果他死亡的话，我……我有东西要呈交给警官。”

“是吗？”梅森说。

“代文浦先生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形了。”她说。

“什么情形？”

“对他的谋杀。”

“谋杀！”梅森叫道。

“千真万确，”美宝尖声说，“我有东西要交给警官，能证明这一点。”

“那就交出来吧。”梅森说。

美宝走到她的办公桌前。

“噢，等等，”梅森干涉道，“你要干什么？”

“拿我要交给警官的东西。”

梅森微笑着摇摇头，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不行，不行。”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能碰属于遗产的任何东西。”

“你不是一直在碰吗？！”

“我为什么不能碰呢？”梅森说，“我代表爱德·代文浦的妻子。她绝对是一半财产的所有人，另外一半会通过继承自然转到她名下。”

“你……你……”

“别紧张。”梅森说。

警官把枪收进枪套说：“咱们把事情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美宝·诺格说：“代文浦夫人杀死了丈夫。他知道她想要谋杀他，所以留下了一封信提供证据。”

“你说什么，他留下一封信？”梅森问道。

“他把信给了我。”

“告诉你保存？”

“他告诉我说，如果他死亡的话我要打开这封信，并把它交给警察局。”

“他死之前你打开过这封信吗？”

“当然没有。”

“那么你并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

“嗯，只是他告诉我的。”

“他告诉过你里面写的是什么吗？”

“他对我说……嗯，他说的够多的了，所以我知道他认为自己随时会死。”

“当然了，”梅森说，“这个男人患高血压，动脉硬化，好像还有肾炎。他的医生告诉他说他随时都有危险。我想很自然这个男人会去准备……”

“这不是那种性质的信。我是说那不是他的想法。”

“你是怎么知道的？”

“根据他所说的话。”

“他说什么了？”

“他说如果他死了，我就打开那封信，亲眼看到警察拿到里面的信纸。但是如果有人在他活着的时候想夺走那封信的话，我就把它毁掉。”

“也就是说，他控制着这封信？”

“在他活着的时候，是这样的。”

“不论何时他想让你把那封信交还给他，你都会那样做，是吗？”

“那当然了，信是他的。”

“信现在在哪儿？”梅森问道。

她刚要张嘴告诉梅森，又考虑了一下，说：“我需要的时候自然会去拿。”

梅森打了个哈欠，说：“我想也是。好吧，警官先生，这儿得来个特写了，现在的情况是，据诺格小姐所说这里有一封可能是起诉性质的信件，我的意见是最好保证没人从遗物里拿走任何东西。”

“我们会把那封信拿走的，”美宝·诺格坚决地说，“我现在就打开它，交给警察。”

“噢，你不会的。”梅森微笑着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随着代文浦先生的死对你的雇用已经中止了。你是他的办事员、他的雇员、他的代表，他的死亡终结了他对你的雇用；当然了，你是有权得到赔偿的，但是你已经没有权利碰这里的任何东西了。”

警官先生说：“等等，我不清楚法律，但是我不想让任何证据消失。”

“当然不能，”梅森说，“我建议您把所有的门锁起来，而且既然诺格小姐有钥匙……”

“你是怎么进来的？”她问道。

“我说过我有钥匙，我有代文浦夫人的钥匙。”

“不可能，我知道她不可能把钥匙给你。”

梅森微笑着，“是吗？警官先生，您怎么看这件事？”

警官说：“如果代文浦留下一封可能提供他死因线索的信件，那么我们最好把这封信交给地方检查官。”

“问题是，”梅森说，“没有人知道这封信里含有什么样指控或者能提供什么线索，信封里面可能是一份遗书。”

“好，我们来看一看信吧，”那位警官说，“你代表妻子，秘书在这儿，我代表法律，我们看一看信的内容。”

“除非妻子允许谁都不能打开那封信。”梅森说。

“等等，等等，你这个人可真难相处哇。”警官对梅森说。

“只要你按照法律行事我就不难相处。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是悉尼·包姆，是不属于州执法官办公室的官员，这个地区是非合并区域，它是属于郡的区域。”

“很好，”梅森说，“那么您是愿意依照法律做事还是不依照法律呢？”

“我当然愿意依照法律做事了。”

“那好吧，”梅森说，“就目前这里的私人物品所说，它属于共有财产，妻子拥有其中的一半，这一半向来就是属于她的，另外一半将通过遗嘱执行过渡到她名下。从原则上讲，她现在就拥有这里财产的所有权，但是直到遗产经过遗嘱执行而且还清债务以后她的所有权才生效。”

“好吧，好吧，”包姆说，“我不懂这个法律，但是我想把事情搞清楚，如果这里有什么证据我可不想让它发生什么意外。”

“说的没错，”梅森说，“从另一方面讲，如果它不是什么证据而是贵重物品，我也想确保它不会从遗产中消失。”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梅森说：“我怎么能知道这封在他死亡时被打开的信件不是一封遗书？或者不是他想给他秘书的可流通公债或证券？大家都知道，里面可能是现金。”

“那好，找出答案的最佳方法就是打开信看看。”

“相反，”梅森说，“里面可能是对遗产分配至关重要的内容，应该予以保密。”

“但是他把信给了秘书。”

“问题就在这儿，”梅森说，“他没有给她，他只是让她保存，而不是给她。她刚才自己已经承认了无论何时他想要回那封信她都会给他。”

“我并不是那个意思，”美宝·诺格说，“我的意思是说他把信给了我，让我在他死亡时交给警察。”

“他说过给警察么？”梅森问。

“信将在他死亡时被打开。”

“他没有说把信给警察？”

“我不记得他具体是怎么说的了。”

“你看看你。”梅森说。

“她在做记录，”美宝·诺格指着德拉·斯特里特说，“她记下了我们说的每一个字。”

“反对吗？”梅森问。

“嗯，我觉得那不公平。”

“为什么？在有机会仔细思考之后你想要改变你说过的话吗？”

“我觉得你这个人真令人讨厌。”

“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梅森说。

警官固执地说：“还是证据的问题，我不清楚这里发生的事，但是这位年轻女士说有一封信，信里的内容可能导致……导致……”

“导致对一个杀人犯的拘捕。”美宝·诺格肯定地说。

“你现在是在声明他是被谋杀的吗？”梅森问。

“可能是被谋杀的。”

“但你并不知道他是被谋杀的。”

“但他自己预料到他可能会被谋杀。”

“你也知道他在接受医生的治疗，不是吗？”

“嗯，是的。”

“而且他被告知由于高血压和动脉硬化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他可没有告诉我他所有的私人事情。”

“但是他对你毫不隐瞒关于他妻子的事？”

“嗯……不完全是。”

“那么你除了推测之外并不知道信里是什么内容？”

“嗯，我知道里面就是我所认为的内容，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包姆说：“信在哪里？”

“在我的办公桌里，一个保险匣里。”

“拿出来。”包姆说。

“等等，”梅森说，“这个程序非常不正常，非常不合法。”

“我就冒这个险，”警官说，“我保证这位女士除了那封信之外什么也不从办公桌里拿走；但是如果那儿有一封信的活我想保证它不发生意外。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显然你代表那位寡妇。你对这工作上手可真快呀。”

“可能这件事我干得不错吧，”梅森和蔼地微笑着说，“我努力想保住遗产。”

“这活是什么意思？”

梅森示意美宝·诺格，她正在打开右侧的抽屉，“这么晚了，她到这儿来干什么？”

“她在这里工作。”

“晚上工作？”

警官皱皱眉头，说：“说说吧，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我路过这里，看见灯光。”她说。

“你开车去哪儿？”梅森问。

“只是路过。”

“这是一条死胡同，”梅森指出。

“嗯……好吧，我只是开车路过。我……”

“你是专门来这儿的吧？”梅森问。

“这和你无关！”美宝愤然道。

“你瞧瞧，”梅森说，“她在这儿，她在这儿没有事情，这么晚了她也没有工作可干，她到这儿来做什么？”

“你看，”警官说，“现在这个事情都搅成一团了，我可不想找麻烦。”

“您现在就在找麻烦。什么时候您动用手中的权利碰了这间屋子里的任何东西，您就使自己身处在危险之中了。”

警官走过去和美宝·诺格站在一起，对她说：“除了那封信之外我不希望你拿走任何东西，它在哪儿？”

“在抽屉里的一个保险匣里。”

“好吧，我现在就把信取出来。”

“保险匣是锁着的。”美宝说，一边打开抽屉。

包姆拿出保险匣，说：“没有上锁呀。”

“嗯……我以为是锁着的，应该是上了锁的。”

包姆打开保险匣，看着信封。

“我建议您别动那封信。”梅森说。

包姆仔细端详着盒子里的信，又慢慢关上了盒盖。

“你认为这封信应该怎么处置？”

“作为遗产的一部分上交给法庭。”

“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呢？”

“保证不发生意外。”

“你是说我去交？”

“千真万确，”梅森打断警官的话，“把它锁起来，带到法庭上去，让遗产执行法庭的法官当着遗产税评估员的面打开。”

美宝·诺格跺着脚，眼圈里满是绝望的泪水：“打开它，你这个傻瓜！”

梅森盯着警官的眼睛，“假设里面都是现金，可能是1000元面额的钞票，主人想在他死的时候留给他秘书，你想冒险把信撕开，然后让遗产执行法庭和遗产税评估员们相信你所说的数目？万一他们说你从里面抽出过一两张呢？你知道关于保险匣的法律规定，你不能打开它，银行也不能打开它，除非是遗产税评估员，它必须是封着的。”

“是这样。”包姆说，一边转身看着美宝·诺格。

“你这个傻瓜！”美宝大怒。

包姆的脸唰地一下红了。

“我告诉你，”美宝·诺格发难道，“代文浦妻子一直在设计谋害他，他心里明白，信里面还有把她和另外一起谋杀案联系起来的证据。”

梅森耸耸肩膀，说：“这就是您的职责了，我想您也应该是受约束的吧。”

警官犹豫着。

“打开它，”美宝·诺格叫道，“你还看不出来他一直在想方设法不让你拿到证据吗？”

警官拿起信。

“等等，”梅森说，“别从我这儿听取意见，也别听那个女孩子的，你们这儿有地方检查官，给他打个电话，问他应该怎么做。”

“这倒是个办法。”包姆说。

他走到电话旁边。

梅森说：“我的建议是这封信只有在遗产税评估员面前才能打开。我也建议，如果你们怀疑这封信会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可以把信里的内容收押保管。”

“收押？”

“就是存在保险柜里，”梅森解释说，“把它带走，放在一个保险匣里，但是你必须非常小心保证没人破坏信里的内容。”

“别听他胡说阻碍你执行公务，”美宝说，“把它打开，取出证据。”

梅森打了个哈欠，“这可真够累人的，我不喜欢纠缠不清，至于我这方面我非常愿意你把信带给地方检查官，保证信在未被授权的人面前不得开封。”

“好吧好吧，我去和地方检查官谈谈。”

包姆拎起话筒，拨通电话，说：“我是包姆警官，现在在天堂路，很抱歉这么晚打扰您，但是我确实遇到了麻烦，这里有一位律师说他代表一笔遗产——爱德·代文浦死了，在他办公室里有一封信需要在他死亡时打开。代表寡妇的那位律师说除非在遗产税评估员面前谁也没有权利打开这封信……不，没有直接署名给警察，只是在信封上写着‘在我死亡时打开，内容呈交警察局’。”

美宝·诺格说：“告诉他代文浦先生把信给我了，它属于我所有。”

“它不属于你所有，”梅森说，“只是在你的桌子里而已，而代文浦对你的雇用已经结束了。”

“噢，闭嘴，我恨你！”美宝愤怒地叫道。

“你有理由恨我。”梅森对她说。

“告诉地方检查官这儿有个女人一直在记录我们所说的每一个字。”美宝·诺格对包姆说。

“嘘，”包姆转身对她说，“别嚷，让我听电话。”

包姆拿着话筒听了一会儿，然后说：“这位律师叫佩里·梅森。噢，你听说过他？嗯，名字很熟。是的，他说他不反对把信保存在保险匣里交到您那儿收押保管，直到在法庭上当着遗产税评估员的面打开。好的。”

包姆挂上电话。

梅森说：“我们需要您个人和代表官方两方面都对此事负责，包姆先生。”

“对，我负责。”

“你把盒子带给地方检查官。”

“我保证把它交到地方检查官手上。”

“你现在就把它带去吗？”

“不能马上去，我在这儿还有点别的事情要干，我明天给他送去。他说明天完全可以。不过我会小心保管它保证不发生意外的。”

“那很好，”梅森说，“我反对您把它带走，但是既然您坚持要这么做，我只能希望您保证信别被打开。”

“我会随身携带它的，”包姆说，“现在，为了把事情搞清楚我想要一张你的名片，万一最后发现你并不代表那位寡妇……你是个律师，我用不着告诉你你自己的事。”

“是啊，用不着，”梅森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名片。”

包姆警官向他的车走去，胳膊底下夹着保险匣。

“我和你一块走。”美宝·诺格跟着他。

德拉·斯特里特听到前门“咣噹”关上了，抬头看着梅森。

“快把茶壶从炉子上拿下来，”梅森说，“你还得用抹布擦一遍，别留下指纹，再擦一下炉子上咱们碰过的地方。他们走不了多远就可能想起来。”

德拉·斯特里特冲进厨房。几分钟过后她回来说：“好了。”

“好吧，”梅森说，“我们把灯关掉，就这样。”

“头儿，那个秘书会说服包姆把信打开的。”

“不会那么快的，我们的最大问题，德拉，是保证那封信在胶水干透之前别被打开。如果他们带着它四处瞎转的时间太短他们就能意识到信被打开再封上过。”

“她肯定会说服他把信打开的。”

“在去地方检查官那儿之前是不会的。”

“你想打个赌吗？”德拉·斯特里特问。

正在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梅森看着德拉。

电话铃继续响着。

“我们接吗？”德拉·斯特里特问道。

梅森点点头，说：“你去接，装做什么都不知道，说话之前先弄清楚对方是谁。”

德拉·斯特里特拿起话筒，“喂？”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好的。”一边用手捂着听筒，一边对梅森说：“贝克斯菲尔德一个收费电话亭打来的电话，他们在投币。”

“哪儿打来的？”梅森问。

“贝克斯菲尔德，叫号电话。”

德拉·斯特里特突然把手从话筒放下来，说：“喂？”

有一会儿她看上去很迷惑，然后又抓起铅笔，在纸上快速记起来。

她看了梅森一眼，眼神很迷惑，“喂！喂！接线员，那边似乎被切断了，我正在和贝克斯菲尔德通话……你确定吗？”

德拉·斯特里特轻轻放下了话筒。

“怎么回事？”梅森问。

“我刚一说话就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她说，“是从贝克斯菲尔德一个收费电话亭打来的叫号电话。那个男人说‘普斯非克·帕利塞则汽车旅馆，圣·伯纳底诺，13号’然后线就断了。我认为是被切断的，接线员说是对方挂断的。”

“这可真见鬼了！”梅森说，“他没说名字吗？”

“没有，只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还是叫号电话。”

“是啊。”

梅森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德拉·斯特里特紧张地盯着他。

“如果美宝·诺格说服包姆打开那封信会怎么样？”她问。

“那可就惨了。”梅森说，“不管什么时候信被打开，人们都会猜测是我曾经打开信封，把写有证摒、怀疑和指控的内容毁掉了，换之以几张白纸。”

“能看出来信封是被蒸汽熏开的吗？”

“当然了。分析一下信封盖上的胶水就能表明它是从胶水瓶里的，而不是原来就在信封盖上的粘合剂。”

“那会怎么样？”

“一旦指控被指出，”梅森说，“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孤立无援，被人们以怀疑的目光看着，警察局很可能基于怀疑而采取行动。”

德拉笑了，“你绕了这么大一圈不就是说我们可能被逮捕吗？”

“是我可能被逮捕。”

“那么明智之举岂不是……？”

电话又响了。

梅森冲德拉·斯特里特点点头。

她拿起话筒，说：“喂，是的。”接着，她把手捂在听筒上说，“头儿，你接从夫勒斯诺打来的电话吗？”

“问一下是谁打来的。”

“请问是谁打来的？”

她抬起头，“代文浦夫人。”

梅森点点头，德拉·斯特里特递给他话筒。

“喂？”梅森说。

“是佩里·梅森先生吗？”

“是的。”

“请稍等，代文浦夫人要和您通话。”

过了一会儿梅森听到了米日娜·代文浦平铺直叙、毫无语调的声音。

“梅森先生，有一个天大的误会：他不见了。”

“谁不见了？”

“我丈夫。”

“莎拉·安赛尔告诉过我，他今天下午死了，你指的是这个吗？”

“不是。我是说他不见了，他真的不见了。”

“你是说他没死？”

“是的，梅森先生，我就是这个意思。他没死，他根本就没死，他不可能死，只是他不见了。”

“去哪儿了？”梅森问。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走的？”

“我也不知道，他钻进一辆汽车消失了。”

梅森强压心头怒火，说：“这是什么把戏？你们到底要隐瞒什么？莎拉·安赛尔明明白白地告诉我爱德·代文浦死了，那是今天下午3点的事，她当时说他15分钟之前死的。”

“那是医生告诉我们的，我们都以为他去世了，我们不知道在你来这儿之前怎么能跟你联系上，而且在此之前我们都给搞糊涂了，因为……”

“你们现在在哪儿？”

“在一个商店里，但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我们要回洛杉矶去。”

梅森说：“别回洛杉矶，乘最早的一班飞机、火车或公共汽车到圣弗朗西斯科，赶到圣弗朗西斯科机场，到中楼去等我们。你明白我说的话了吗？”

“明白。”

“你会按我说的去做吗？”

“我得问问莎拉姑妈。”

“她在哪儿？”

“她就在这里。”

“那好，去问她吧。”梅森不耐烦他说。

他手持话筒等着，意识到了德拉·斯特里特焦急的目光，然后他听到了米日娜。代文浦说：“很好，我们就按您说的去做。”

“别和任何人说话，如果有人问你问题，不要回答。我是说包括任何人在内，你明白吗？任何人。”

“我明白你说的话，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

“不明白为什么没关系，照我说的去做。”

梅森挂断电话。

他愤怒地冲着灯的开关走过去。

“怎么回事？”德拉·斯特里特紧张他说。

“很明显，”梅森说，“我们已经成了两面夹击的牺牲品了。”

“爱德·代文浦没死？”她问。

286

“根据最新的报道，他活得好好的，可是人消失了。可能正在往这儿赶，也许就是从贝克斯菲尔德打电话来留下神秘口信的那个男人。”

德拉·斯特里特仔细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走进厨房，确认所有物品都已放回原位，擦去指纹，关掉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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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森在前门等着他，说：“我们走吧，德拉。”

“去哪儿？”

“回奇科，把这辆车交回去，然后尽快出城。我们耽搁的时间够长了，该给德雷克侦探事务所打电话了，告诉保罗·德雷克派两个人盯着圣·伯纳底诺的普斯菲克·帕利塞则汽车旅馆，注意13号房间，一旦房间住进入就立刻通知他。我们还得让保罗·德雷克查一下爱德·代文浦的事情。快点，德拉，我们走。”

4

凌晨2点45分，佩里·梅森和德拉·斯特里特走进圣·弗朗西斯科机场。

“你先上去，”梅森指指中楼，“四处看看，如果她们在那儿，就示意我一下；不过要是发现有人在监视她们的话，别做任何示意，直接下楼来告诉我。一定要仔细观察一下周围。”

“我怎么能看出来是不是有人在监视她们呢？”

“如果有人坐在那儿读报纸或杂志，表面上看完全沉浸在什么事情里，就过来告诉我。我们得小心别钻进别人的圈套里。”

斯特里特走上楼梯，几分钟之后回来报告说：“有个男人坐在那儿读报纸呢，头儿。”

“她们俩在那儿吗？”

“在那儿，看上去睡着了，两个人都是头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

梅森说：“德拉，3点5分有一班飞往洛杉矶的飞机，订四张机票，我上去找她们，即使有人监视我们也没法子。”

梅森上了中楼，那个沉浸在报纸中的男人很自然地翻了一页，继续读着。

梅森绕着中楼走了半圈，又折回来，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坐在了莎拉·安赛尔旁边的椅子上。莎拉·安赛尔已经发出了轻微的鼾声。米日娜头靠在莎拉的肩膀上，安静地睡着。

梅森碰了碰莎拉·安赛尔的胳膊。

莎拉不舒服地扭动了几下。梅森抬头望着那个读报纸的男人，又碰了碰莎拉·安赛尔。

她突然醒过来，睁开眼睛。

“抱歉，”梅森很自然地问，一边点燃了一根香烟，“请问几点了？”

莎拉开始睁大眼睛，她认出了梅森，嘟囔着说：“噢，我……我……”

“吸烟吗？”梅森问。

拿着报纸的那个男人似乎仍在津津有味地读着。

米日娜·代文浦被说话声惊醒了。

“嗨，您好，我……”

梅森冲米日娜紧皱着眉头，她意识到了什么，止住了话头。

“请问您哪位有火柴？”

米日娜从包里拿出一只打火机。

点燃香烟，梅森说：“非常感谢。”说着，他伸了个懒腰，打着哈欠，靠在椅背上，低声对莎拉·安赛尔说：“3点5分有一班飞机去洛杉矶，我的秘书斯特里特正在买票。她会在门口不引人注意地把票递给你们。先上飞机，我们到那儿再谈。”

梅森又打了个哈欠，看了看表，走到阳台的护栏边上，向下望着，刚好看到斯特里特示意票已经买好了。

梅森随意地走到阳台深处，又看了看腕上的手表。他走到一把椅子跟前坐下，斜倚着，若有所思地吸着烟，目送着莎拉·安赛尔和米日娜·代文浦下了楼梯。

一直在读报纸的那个男人站起来，走到中楼的护栏边，随意地举了举右手，然后又回到座位上。

梅森站起来，走下楼梯，来到大厅。他步子很慢，但却在仔细地计算着时间。3点5分的飞机离港还差两分钟的时候，他到了登机口。

斯特里特拿着机票和登机牌正在等他。

“她们上去了吗？”梅森问。

她点点头。

“我们走吧。”梅森说。

他们登上飞机，设法坐在了莎拉·安赛尔和米日娜·代文浦后排的座位上。

莎拉·安赛尔转身对梅森说了些什么，但梅森几乎令人无法觉察地摇了摇头，把头靠在椅背上。

他们扣好安全带。发动机开始起动，庞大的飞机缓缓滑下跑道，进入起飞位置，四只发动机一个一个发动，然后同时轰鸣起来。飞机冲出跑道，飞向天空。几分钟以后，圣弗朗西斯科的灯光在下方闪烁着，飞机侧着身绕了一大圈，然后冲上它的航程。

莎拉·安赛尔转过身生气地说：“这算怎么回事？让我们两个像罪犯一样跑来跑去。”

“你们带行李箱了吗？”

“没带。”

“放哪儿了？”

“我们用航空快件寄走的。我们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那很好，”梅森说，“没有行李拖累着你们行动就方便多了，现在告诉我发生过的事。我们最好换一下座位。德拉，你去和代文浦夫人坐一排，安赛尔夫人，您到后面来跟我坐在一起。”

他们交换了座位，似乎并未引起其他乘客的注意，大多数人都把头靠在椅背上，想睡上一会儿。

“靠近我的耳朵讲话，”梅森说，“小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你是要大致情况，”莎拉问，“还是……”

“先告诉我大概，然后我个别问你问题，了解我想知道的细节。”

“好吧。爱德·代文浦星期天下午离开了他在天堂的办公室，他打电话告诉米日娜他要开车出去，可能在路上过夜。他可能是在夫勒斯诺过的夜。然后他又出发一直到了科兰浦敦小镇，在那儿他开始生病，我猜到那儿之前他就病了，只是到了科兰浦敦时没有力气继续走了。”

“什么病？”梅森问。

“这一时还说不准，我正要说这个问题。他酗酒、有高血压，他一般不喝酒，可是他当时很明显喝过酒，还吃了什么不太适合的东西，总之他病得很厉害。他停在科兰浦敦的一家旅馆，问镇上是否有医生。女房东告诉他有三名，并给了他医生的姓名，他给其中一个叫雷诺特的打了电话，雷诺特医生几乎马上就来了，他诊断说爱德病得很重。那是早上8点多不到9点的事。我认为爱德头一天晚上在夫勒斯诺可能跟一个女人在一块儿，我个人毫不怀疑这个女人给他吃了迷幻药。总之一句话，他被抢劫过。”

“你怎么知道？”梅森问。

“我正要告诉你原因，”莎拉说，“不过我还是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吧。雷诺特医生到那儿以后发现爱德快死了，所以他打电话来说爱德病得很重，我们最好马上赶到那儿去。爱德病得这么重以致于医生都不想把他转到医院去，最近的医院在夫勒斯诺。他说他想找个护士，但是由于护士短缺所以他想米日娜最好能马上赶来帮助护理。”

“接着讲。”梅森说。

“见过你之后，我们乘飞机到了夫勒斯诺，租了一辆车到科兰浦敦的旅馆。爱德已经病得很严重了。我看他曾经呕吐过，人完全虚脱了。医生跟我们谈了谈，留下话说如果有变化的话就给他打电话，他说他一个小时后要离开旅馆。我们跟爱德呆了一会儿，后来他睡着了。他似乎好转了一些，但还是病得很厉害。他睡着的时候，我去了我的房间，米日娜跟爱德在一起。然后，我梳洗完毕之后去替换米日娜。几乎就在同时，爱德开始情况不妙，他窒息，大口大口地喘气。我跑出去给医生打电话，他几乎马上就到了。他说情况很严重，让我去给药店打电话买药。米日娜正在洗澡，不过她披上件浴袍就跑出来了。她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爱德已经死了。然后，医生就表现出很怀疑的样子，好像爱德跟他说了什么引起了他的猜疑。他盯着我们，锁上了停放爱德尸体的房间，说我们必须得等执法官、验尸官和地方检查官来。他说有一些情况使得他不能签自然死亡书，必须要进行验尸。”

“那你们怎么办的？”

“噢，”莎拉说，“我没大在意。我一离开就到街对面的电话亭给你打电话去了，然后我回来想要安慰一下米日娜。她并没有悲伤过度，他们正准备离婚——已经要离了，爱德对她来说在感情上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但是整个事情来得太突然，所以我想安慰安慰她，对这个可怜的姑娘来说打击来得实在太突然了。”

“接着讲。”梅森说。

“嗯，医生把房间锁起来，他说那是‘封锁现场’。他让我们到自己的房间去，在那里审问了我们一会儿，后来他就去打电话找验尸官。我估计过了一个小时验尸官来了，随同前来的还有地方助理检查官和一名执法官办公室的代表。他们颇为声张地审问了医生，问了些关于迷幻药的问题。医生给了他们房间的钥匙，助理执法官打开房门，走进去，却发现爱德不见了，肯定是醒过来从窗户爬出去，开车跑掉了。”

梅森低声吹了个口哨。

“是这样的，”莎拉说，“官员们当然很恼火，看样子好像他们以前跟这个雷诺特医生有什么过节，这次可把他们给气坏了。”

“雷诺特医生怎么说？”

“他指天发誓，说爱德已经死了，他甚至还暗示说一定是我们把尸体处理掉了，以免验尸。他很清楚地表示出他怀疑我们害怕验尸。”

“接着说，”梅森在莎拉停下来时说道，“告诉我后来的事。”

“噢，当然。雷诺特医生一直坚持说尸体被挪走了，但是最后，助理执法官和其他房间里的人谈了谈，发现有人看见爱德从窗户里爬出去，钻进一辆汽车开走了。”

“精彩！”梅森叫到。

“没错。那个男人说爱德穿着睡衣，从后窗溜出去。房间正后方刚好停着一辆车，爱德一踩油门走了。不管是什么车吧，反正肯定是爱德偷的，因为他自己的车还停在原地。”

“他穿着睡衣？”

“目击者是这么说的。当时他感到很纳闷，他猜测有人在逃避警察搜捕，或者打劫什么的，还有……”

“他当时离的近不近？”梅森问，“他能够根据照片或别的方式能再辨认出那个男人吗？”

“天哪，不能，他当时在100英尺开外。他只是看见了一个男人的身影，他确定那男人当时穿着睡衣。他还说睡衣上带红点，那就是爱德的睡衣，没错儿。后来我们就一直试着跟你联系，可那时你已经出发去天堂了，我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和你联系上。我们想也许你会经过圣弗朗西斯科机场，就在那儿留下了口讯，不过显然你并没有听到口讯。所以我们一直等你该到天堂的时候才打电话到那儿，果然是你接的。”

“等等，”梅森说，“先告诉我另外一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爱德被抢劫过的？”

“噢，是的，我正要跟你说起。他衣服里的钱是一张45美元的新票，他付给旅馆的是一张已经磨平了的50块。爱德喝酒喝得很凶，他知道自己由于醉酒经常会遭抢劫，所以总是在他右脚鞋跟下面藏50块钱，以备万一被别人抢了之后还能有钱回家。他的衣服口袋里连一个子儿的零头都没有，只剩45美元了，那是他付了5元房费后的找头。”

“可他是怎么从窗户里爬出去的呢，”梅森问道，“如果他真像医生所说的那样病得快不行了？”

“老实说，”莎拉回答道，“我认为那个医生并不想让我们知道实情。你知道当一个人快死的时候，医生总是直接往他的心脏里注射一些强心剂什么的。我认为雷诺特也给爱德打了那玩艺儿，可并没有等足够长的时间看看药是否奏效。他太急于出去审问我们了，爱德快死的时候肯定说了些什么，使得那个医生相信爱德把自己生病的原因归罪于米日娜。当然医生就认为我们把尸体藏起来处理掉了，甚至怀疑可能是米日娜钻进窗户，穿上睡衣又爬出来。我觉得医生看见爱德的心脏停止跳动，就给他注射了肾上腺素之类的强心剂，然后就出去了。爱德苏醒过来，强心剂给了他足够的力气起床走到门口，当他发现门是锁着的时候他就慌了，从窗户里爬了出去，跳进他能找到的第一辆车逃跑了。医生的话简直是荒唐，米日娜那样脆弱的小东西能够搬得动尸体？！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害怕验尸？我们到那儿之前他就生病了。”

“他的东西在哪儿？”梅森问，“他的衣服、行李。”

“执法官办公室负责所有的东西。我们走的时候代理执法官还在进行官方调查，他有那个房间的钥匙，他把那儿锁起来了。我们开车去夫勒斯诺，在那儿给你打的电话。你告诉我们去圣弗朗西斯科，我们就去了。在这之前我们告诉过助理执法官调查结束后把爱德的物品寄到哪里去。”

“你认为爱德·代文浦会在哪儿呢？”

她耸了耸肩膀。

“他当然不可能穿着睡衣到处乱跑，没有钱，没有驾驶执照……人们喝了酒之后就会做一些滑稽的事情，”她说，“米日娜跟我说过有一次爱德喝得烂醉，变得像疯狗一样。”

“他可能在什么地方被接走了。”梅森肯定地说。

“可能。执法官办公室给高速公路巡警发出了警报，他们会注意一个穿着睡衣开车的男人。他在马路上可不大安全。”

“医生认为他会昏厥还是……”

“那个医生，”安赛尔夫人肯定地说，“认为他死了。”

“爱德跟医生说了些话导致他怀疑米日娜？”

“显然是这样，医生向米日娜问起糖果的事。”

“什么糖果？”

“噢，米日娜跟我说过爱德经常会犯酒瘾，一般情况下他不喜欢吃糖，不过他发现一旦他酒瘾上来了，要是吃很多糖果的话可能就克服掉了。”

“现在，按照我的看法，他到达夫勒斯诺之前又想喝酒了，于是他开始吃糖。他总是随身在包里带着糖果以备酒瘾发作。”

“什么糖果？”

“酒心巧克力。米日娜说他有时吃了几颗之后酒瘾就消退了。不过，他一旦开始喝酒，就必定要喝个酩酊大醉。”

梅森说：“好吧，我提个建议。飞机前面有一些空座位，斯特里特小姐和我要换到那里去坐。到洛杉矶以后我想让你和代文浦夫人比我们先下飞机，乘出租车回家。”

“为什么？为什么不先乘机场巴士再换乘出租车？”

梅森摇摇头说：“我不想让你们和机场巴士走同一路线，我想让你们乘出租车。”

“为什么？”

“因为，”梅森告诉她，“我要保证你们不被人跟踪。”

“我们被人跟踪了？”

“有人跟踪你们到了圣弗朗西斯科，可能是夫勒斯诺的执法官办公室决定派人跟着你们。”

“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做？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天哪，真荒唐！爱德·代文浦跑出去狂欢被什么野女人灌了迷幻药，总不能让米日娜负责吧。”

“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梅森说，“关键是你能看出爱德健康状况很不好，而雷诺特医生又说爱德极度虚弱，并相信他已经死了。可是爱德·代文浦很可能正穿着睡衣开车乱走，他会昏过去，死掉，可能出车祸。如果他受了伤，他的抵抗力又这么弱，就等于把命送了。”

“哼，我还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让我们对爱德爬出窗户负责？那是医生的错。爱德当时已经是精疲力竭、危在旦夕了，那个傻瓜医生直接往他心脏里打了什么强心针，那玩艺儿简直就是炸药，他们只对不可救药的死人才那么干呢，反正是最后一搏了。你能想象傻瓜爱德在离开房间之前会有什么理智。”

梅森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莎拉接着说：“现在是一团糟。你在天堂时还以为爱德已经死了，想象一下吧，万一他回到天堂去发现你们在那儿乱翻他的东西，像他那种疯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们非常担心你在那儿会遇到麻烦。”

“我是遇到了。”梅森说。

“什么麻烦？”

“没什么大不了的，”梅森说，“我们看看到洛杉矶机场后的情形，到那时我再告诉你。现在，别着急，去安慰一下代文浦夫人吧。”

“噢，她现在没事了。不过，梅森先生，我们必须得为她做点什么，我完全相信爱德·代文浦一直在糟蹋她的钱，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她还能种花养草她就什么都不在乎了，而且……”

梅森打断她的话：“迪莱诺的遗产有多少被分配了？”

“噢，分配了一部分……大约有十多万元吧，我想，一直都有钱进帐，除此之外爱德·代文浦还和米日娜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筹集了一些钱。他跟她说那只是个形式而已，去他的，他可不能跟我讲什么形式！我可不是3岁小孩子。我觉得我是了解男人的！”

“我相信您了解，”梅森说，“不过我们还是趁着没到洛杉矶之前休息一会儿吧。到时候你乘出租车回家，如果没有什么新情况，下午2点半到我的办公室。”

梅森站起来，拍拍德拉的肩膀，走到飞机前面两个空着的座位。

梅森把德拉·斯特里特让进靠窗的座位，自己也坐下来。

“怎么样？”德拉马上问道。

“你了解事情经过了吗？”梅森问。

“了解了大部分。”德拉说，“显然爱德·代文浦饮酒做乐之后被抢掠一空。他生了病，昏迷过去，医生给他打了强心针。爱德苏醒过来之后发现门上了锁，以为有人想囚禁他，所以跳出窗户，钻进别人的车子，去了什么地方。”

“去了哪里呢？”梅森问。

“可能回家了。”

“不可能，要知道公路巡警正在注意一个只裹着件睡衣开车的男人。”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梅森笑了，“我的想法一小部分取决于保罗·德雷克，看看他了解到什么圣伯纳底诺那家旅馆的情况，还有相当一部分取决于我们到了圣弗朗西斯科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认为她们俩一直被跟踪到圣弗朗西斯科？”

梅森点点头。

“你认为读报纸的那个男人正在跟踪她们？”

“我看他脸上写满了‘警察’的字样，”梅森说，“不过，降落之前我们还能稍微睡几分钟。”

说完梅森就按下按钮，把座椅调节到半躺着的位置。

“现在可好，”德拉·斯特里特抱怨道，“你搞得我睡不着了。”

“不睡觉做什么？”

“考虑发生过的事呀。”

梅森睡意绵绵地说：“再过一个半小时你要考虑的事情就多了。”

5

飞机滑向跑道，进入机场。

梅森和德拉·斯特里特注视着莎拉·安赛尔和米日娜·代文浦走出候机厅，进了一辆出租车。车子转进车路，融入车流。

一辆尾部带着一根高高天线的警车从泊位开出来，紧跟着莎拉她们的车子开走了。

“哈，果然如此。”梅森说道。

“警察？”德拉·斯特里特问。

梅森点点头。

“他们在等什么？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去执行逮捕？”德拉·斯特里特问。

“他们想要建立一种行动模式。”

“那我们做什么？”

“叫两辆出租车。”

“两辆？”

梅森点点头。

“同乘一辆车到城里不更便宜些吗？”

“没错，”梅森说，“不过乘两辆车更令人迷惑。”

“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吗？”

梅森说：“我想去圣伯纳底诺的普斯菲克·帕利塞则汽车旅馆。”

“为什么？”

梅森说：“住十三号房的那个人可能会知道些关于爱德·代文浦的情况。”

“噢！”德拉说，过了一会儿，她又问道：“就算他知道，那又怎么样？”

梅森说：“我可以和他谈谈。我要建立自己的行动模式。”

“你不能睡一会儿吗？”

“去那儿的话就不能睡。”

“为什么不带我去？”

梅森坚定地摇摇头，“年轻女士，你得小睡一会儿了，对方从现在开始可能会变得很强硬。”

“这件事应该有个简单的解释，爱德破产了然后……”

“可能会有个简单的解释，”梅森说，“但是因素很复杂。来了一辆出租车，德拉，你先走，有钱付费吗？”

“足够了。”

“好吧，过会儿见。”

梅森向德拉挥手告别，站在那儿伸了伸腰，打着哈欠，抬头看着城市上空的灯光。

又一辆尾部带天线的警车滑出泊位，跟上德拉·斯特里特的出租车。

梅森上了辆出租车，几乎是不容置疑地向后一靠，眼睛直视前方，从未回头看一眼是否有警车在后面跟着。

车子到了公寓，梅森付了车费，走进家门，洗了个澡，然后穿着浴衣给保罗·德雷克侦探事务所打了个电话。

晚间接线员接的电话。

“我是佩里·梅森，”他说，“我猜保罗·德雷克正睡得香吧。”

“他在这儿一直呆到半夜，”接线员说，“他交代过了，如果你打电话过来我们就把有关圣伯纳底诺的情况报告给您。”

“那就开始讲吧。”梅森说。

接线员说：“根据我们的人在电话报告中提供的资料，星期天晚上一个自称叫弗兰科·史坦顿的人从夫勒斯诺打电话来预定了十三号房间。他说他星期一晚上很晚才能到，所以他想预订一个房间，还特别强调说房间不要上锁，因为他不想那么晚打搅服务员拿钥匙。他说他直到星期二凌晨两三点钟才能到，要连续住两天。他问了房价，被告知是每天6美元，他说他会去邮局电汇两天的房费12美元。”

“汇了吗？”梅森问。

“汇了。”

“史坦顿的情况怎么样？”

“直到半个钟头以前，我们的人在电话报告中说他还没有出现，不过有一个进展，您可能很感兴趣。”

“是什么？”

“另外一个侦探事务所采取行动了。”

“监视史坦顿？”

“看上去是。”

“是谁呢？”

“我们还不确定，不过我们想应该是杰森·贝克梅尔，一个从贝克斯菲尔德来的私人侦探。”

“怎么判断出来的？”梅森问。

“是汽车牌号，后来我打电话要求我们的人形容一下贝克梅尔，他回答的就是对那个车牌主人的描述：52岁，身材矮胖，水桶腰。”

“知道他想调查什么吗？”

“表面上看只是想知道谁会来住第十三号房。”

“我们的人认为他在监视那间房吗？”

“他们不敢确定，不过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其他的房间都有人住。”

“让你们的人接着干，”梅森说，“另外再派个人去跟踪贝克梅尔，贝克梅尔结束工作时应该会打电话报告他的事务所，想办法搞到他拨的电话号码。很可能他去的是收费电话亭，你们的人应该能做点什么。”

“想弄到那些号码是很困难的，不过我们尽量去办。”

“试试看吧，”梅森说，“现在还有点别的事情，我正在办理一个叫爱德·代文浦的男人的案子，这个人昨天在科兰浦敦被认为已经死了，但‘尸体’从窗户爬出去开车走了。现在，重要的是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在他‘死’之前的那个晚上他干了些什么。很可能他在夫勒斯诺，警察可能正在打听他的下落，他们会寻找爱德·代文浦在哪里登记，不过百分之九十九他们会一无所获，因为爱德可能会用假名。圣伯纳底诺的那家旅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他用假名的线索，大概是弗兰科·史坦顿，有必要的话派十二个人去调查这件事，我想知道结果，还需要这件事完全保密，能做到吗？”

“能做到，”接线员说，“我们在夫勒斯诺干得很不错。”

“好吧，”梅森说，“我大约10点钟会在办公室，不过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就往我家里打电话。”

梅森刮了胡子，喝了一杯温牛奶，盖了条毯子，举着一张晨报躺在长沙发上，读了十几分钟，然后沉沉地睡去了。突然间，他被一阵急促的持续不断的电话铃吵醒了。

因为只有保罗·德雷克和德拉·斯特里特知道这个私人电话号码，梅森毫不犹豫地抓起话筒说：“喂？”

保罗·德雷克的声音极具穿透力：

“你一向爱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这回该轮到你了。”

“有话快说，不过希望你说的是要紧事。”

“是关于米日娜·代文浦夫人的事。我的晚班接线员说你在办理爱德·代文浦的案子。”

“有什么情况？”

“米日娜被捕了，正在接受关于一起谋杀案的质询。”

“谋杀谁？”

“两起谋杀，她的丈夫爱德和她的亲戚赫坦斯·帕克斯顿。”

“怎么回事？”

“前天秘密下令掘墓，挖出了赫坦斯·帕克斯顿的尸体，她是威廉·迪莱诺的侄女，死于威廉·迪莱诺之前不久。”

“是的，是的，”梅森说，“那些我都知道。接着讲，怎么回事？”

“他们在尸体里发现了足以杀死一匹马的砷，似乎毫无疑问死于砷中毒，尽管医生签发了正常死亡书。”

“米日娜·代文浦怎么样？”

“接受那起谋杀案的质询，夫勒斯诺郡也传来了命令，要她接受关于她丈夫的谋杀案的质询。”

“他们找到尸体了吗？”

“她丈夫的？”

“对。”

“还没有，不过他们似乎已经发现了什么新的证据。开始他们以为有个医生犯了个错误，他们可是没给他好日子过，不过他指天发誓，似乎已经使他们相信那个男人是被谋杀的。”

“然后尸体从窗户里爬出去开车跑了，”梅森说，“可真是个活跃的尸体呀。”

“噢，我不知道这些细节，我只是告诉你我所知道的情况。”

“代文浦夫人现在在哪儿？”

“被警察逮捕了，不过她可能会被送到夫勒斯诺接受那里的质询。”

“你发现了代文浦头一天晚上在夫勒斯诺的情况吗，他呆在什么地方——可能用的是史坦顿的名字？”

“还没有，佩里，但是我们正在调查。这儿有个问题，佩里，从现在开始事情变得和你关系很密切了。你的狐狸尾巴可能被踩住了。”

“废话少说吧。”梅森说。

“你知道，代文浦在天堂有一间他矿产公司的办公室，所以警察给奥罗威尔的巴特郡执法官打了电话，执法官到那里去做了调查。结果他发现你前一天晚上到过那里，停留过，显然是在代表代文浦夫人处理事务。有一封代文浦留下的信。执法官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是6张白纸。他们把信封交给一位专家检查，那位专家说信封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被蒸汽熏开过，然后又用胶水封了起来。你能想象出来这一发现使你面临什么处境，我想我还是把你叫醒让你知道这件事，因为你可能不得不回答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

“什么时候？”

“他们找到你的时候。这件事情可真像块烫手的山药：他们认为你发现了指控你当事人投毒的内容，所以你毁掉了原件，代之以白纸。”

“代文浦夫人被正式逮捕了吗？”

“是的。”

“莎拉·安赛尔怎么样？”

“没有对她的指控。德拉·斯特里特想让我转告你，莎拉·安赛尔总是到办公室去，不过德拉一直在拦着她……”

“德拉？”梅森说，“她在办公室吗？”

“早早就到了，”德雷克说，“她9点开的门。”

“天哪！”梅森叫道，“我告诉她睡一会儿嘛，现在几点了？”

“10点。德拉觉得你可能想睡一会儿所以她去了办公室，先处理一些杂事免得你有要紧事时被打扰。”

“她知道这事儿吗？”

“不全知道。”德雷克说，“我先给你打的电话，我挂了电话之后就去大堂告诉她。”

梅森说：“跟她说我20到25分钟之后到。”

“如果警察不把你带去审问的话。”德雷克提醒他。

“告诉她我20到25分钟之内就到。”梅森又重复了一遍，挂断了电话。

梅森赶紧穿戴整齐，从他寓所的后门出来，赶紧到了办公室。他在德雷克侦探事务所门前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还是决定先去看看德拉，就快步沿着走廊走下去。他打开私人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

德拉·斯特里特看见了他，把手指放在嘴唇边以示警告。她赶紧关上书房和办公室相连的门，然后小声说：“头儿，我们被熊跟上了。”

“怎么回事？”

“先听我说莎拉·安赛尔的故事。”

“她怎么了？”

“她最好是能闭上嘴。”

“为什么？”

“她突然发现米日娜·代文浦不是她本来印象中的那个温柔、被动的小东西。”

“她是怎么发现的？”

“她想当面告诉你。头儿，你并没有义务在这起案子里代表代文浦夫人，这是一起谋杀案，你跟她的协议是在遗产事务里代表她……”

梅森摇摇头打断了德拉的话。

“不是吗？”

“不是，”梅森说，“我一旦受理了某个当事人就绝不抛弃她。”

“我知道，”她说，“不过，你还是先跟莎拉·安赛尔谈谈再说吧。”

“你已经和她谈过了吗？”

“大致谈了谈。”

“怎么样？”

“不好。”

“好吧，”梅森说，“就算米日娜有罪，她至少也有权利受到公正的对待，她有权利在法庭上得到辩护。她有权利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她有权利与指证她的证人当面对质，让他们也接受审问。不过我总觉得这起案子不像看上去那么黑暗。”

“可能不是吧，”德拉·斯特里特说，“你现在想跟安赛尔夫人谈吗？”

“让她进来，”梅森说，“你为什么不去睡一会儿，德拉？”

“我想先来上班好让你休息一会儿，我午饭后可以小睡一下，你要是陷在这件事里可就真的忙起来了。有几个长途电话，其中有一个是巴特郡的一名律师打来的。”

“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梅森说，微笑着。

“是啊，”德拉·斯特里特说，“我也想知道。”

“好，我们一件事一件事地做吧，”梅森说，“我一会儿在会议室里，不管是谁打电话来我都不接，30分钟以后我有空。现在听听安赛尔夫人说些什么吧。”

德拉·斯特里特点点头，拿起话筒对总机的格蒂说：“梅森先生来了。格蒂，告诉安赛尔夫人他马上要见她，我现在就去接她进来。”

德拉·斯特里特离开办公室，把莎拉·安赛尔带了进来。她精神委顿，脸色憔悴，疲惫不堪，眼袋松弛地垂着，脸上的化妆一看就是匆忙完成的，显然缺少睡眠。

“梅森先生，”她穿过办公室径直向梅森走过来，随便地抓起他的手，“你必须得做点什么，我们必须得把自己从这件事情里摆脱出来，太可怕了。”

“先坐下，”梅森说，“冷静些，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儿。”

“出了大事儿。”

“那好，”梅森说，“跟我讲一下吧。”

“我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是这样一个大傻瓜，我被那个小狐狸精完完全全地给蒙蔽了，然后把你也给扯进来了。我以为我了解人性，在我认识她的不长的时间里我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她看上去那么无助，那么可怜，对自己所面临的局面那么无所适从。现在，想想吧，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梅森说：“全都告诉我，你知道，我并没有多长时间可以听你讲。”

“哼，真是个典型的坏女人、投毒者、杀人犯。”

“拜托您跟我说事实。”梅森说，一边坐下来，注视着莎拉·安赛尔。

“好吧，”她说，“就从验尸官掘出赫坦斯·帕克斯顿的尸体开始说起。他发现她是中毒死的，是米日娜干的。”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些的？”

“我们到家的时候这些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当时门底下有一封电报通知单，于是米日娜给邮电局打了个电话，似乎是米日娜的一个朋友发来了一份电报，让她无论何时收到电报都要马上回电话。”

“接着讲。”梅森说。

“所以米日娜就给她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这个朋友告诉她验尸官挖出了赫蒂的尸体，正在化验分析胃和别的器官。”

“然后怎么样？”

莎拉·安赛尔说：“相信我，梅森先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震惊过。米日娜站在那儿，那么恬静安详，对我说：‘莎拉姑妈，睡觉之前我想到花园里干点活儿。’”

梅森皱了皱眉头。

“她是个很不错的小花匠，”莎拉·安赛尔解释说，“那是她惟一的娱乐。不过，等我告诉你那个女人在干什么吧。”

“我正等着呢。”梅森提醒她说。

“我已经准备睡觉了，”安赛尔夫人接着说道，“我可不是年轻人了，不再有那么多的精力可以四处奔波，接受所有那些刺激，像那样晚上飞来飞去的。我已经累得快散架了，恨不得马上就倒头大睡，不过我还是决定先洗个热水澡再上床。我回到我的房间洗澡，……噢，我最好解释一下，我的房间在二楼，从里面能看见后庭院，你知道我看见米日娜在干什么吗？”

“她在干什么？”梅森不耐烦地问。

“平静地挖着一个大坑，一个非常深的坑。她根本就不是在干园艺，她手里拿着鍬，正在挖坑。”

“接着说。”梅森催促道。

“我正看着的时候，她拿出一些小的纸袋子，把它们倒进坑里，然后往上盖土。她往坑里填满土之后把事先移走的草皮拿过来，小心地铺回原位，干得天衣无缝。”

“然后呢？”梅森问。

“嗯，我一直站在窗户旁边站着观察她，我并不是多管闲事，梅森先生，可是我确实也有正常的、健康的、天生的好奇心。”

“那你做了什么？”

“我直接下楼，在那个小伪道士还没有得及把鍬藏起来之前当场把她抓住。”

“怎么样了？”

“我问她干了些什么，她说她一紧张的时候就喜欢到外面和花儿呆在一起，说她刚才在给花松土，她让它们明天有个全新的日子，现在她已经完全放松了，可以回屋睡觉了，睡上十二个小时。”

“你说了些什么？”

“我让她告诉我她刚才挖过的地方，她说那并不重要，还说我可以进屋去睡觉了。”

“然后呢？”

“我坚持说我想看看她铲过的地方，我说我想看看她是怎么干的。”

“她怎么回答？”梅森问。

“她给了我一种印象，梅森先生，是那么羞怯的一个小东西，一个乖顺的、忍辱负重的小女人，不过你真应该看看那时候的她。她固执得像块石头，她根本不看我，一丝一毫也不妥协。她用她那特有的蚊子般的细声说那一点都不重要，说我由于晚间旅行而太紧张了，应该回屋去睡觉。”

“然后呢？”

“我干脆就直截了当地问她为什么对我撒谎，我问她为什么挖那个坑，她说她没有挖坑。”

“那你怎么办？”

“她一否认我就直接把鍬从她手里夺过来，穿过后院，来到草坪，走到她刚才挖坑的地方。”

“然后呢？”梅森问。

“然后她第一次主动承认她干过的事，但是她丝毫不感到羞耻，她根本没有提高嗓门。她说‘莎拉姑妈，别动那儿’，我问她为什么不能，她说，‘因为我很小心才把草皮恢复原样好让别人注意不到。如果你破坏了它，就很明显能看出来那底下埋了东西。’”

“后来呢？”

“我问她埋了什么，你知道她跟我说是什么？”

“什么？”

“小袋的砷和氰化钾。这够不够妙？”

“接着讲。”梅森说。

“哼，那个小丫头竟然有脸站在那儿，跟我说她给花试用过不同种类的杀虫剂，她有一些她所称之为‘活性元素’的东西，有剧毒。砷是她买来的，一部分氰化钾是从她丈夫的矿产实验室里弄来的。她一直在试验针对不同害虫的个同种类的杀虫剂，现在她害怕万一有人开始调查有关毒药的事情，她收集毒药的行为会引起怀疑。她说在这种情况下她认为最好是把这些东西除掉。”

“那你做了什么？”梅森问。

“我想我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脑子，我相信了她！她从未提高声音，那么温柔文弱，一点儿都没激动，所以我被她说服了。我甚至又为她感到难过了，我同情她，对她说我真是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能承受这么多而没有变得歇斯底里。我用胳膊搂着她，回到屋里，我上楼睡觉去了。正当我快要睡着的时候，有人咚咚地拍门，房东过来告诉我们说有个警察来了，有要紧事必须马上见我们不可。”

“什么要紧事？”

“似乎是验尸官的化学家在赫蒂的尸体里发现了砷，检查官想要质询米日娜。”

“然后怎么样？”

“他们把米日娜带到了检查官办公室。”

“你呢？”

“没把我怎么样，”她说，“他们问我在那儿呆了多长时间，我告诉他们了。他们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就把米日娜带到检查官办公室去了。”

“米日娜怎么对待这件事情的？”梅森问。

“就像她对待所有的事情一样，”莎拉说，“安静得像只小老鼠，她的声音丝毫也没提高。她说她很乐意去检查官的办公室，不过她觉得她应该睡一会儿，还说她为了她丈夫的病整个晚上都没睡。”

“后来怎么样？”梅森问。

“我就知道这么多了，他们把她带走了。不过我开始把事情前前后后联系起来，想起爱德带在他包里的糖果。你知道，梅森先生，她跟我说过每次出去都是她帮他打点行李，她说他什么事都不会做——不知道怎么叠衣服之类的事情。”

“这并不奇怪，”梅森说，“大多数妻子都替丈夫做那类事情。”

“我知道，不过那就意味着她包过那些糖果，所以我在她被带走之后开始四处寻找。我刚刚开始找……”

“你要找什么？”梅森问。

“噢，就是能说明问题的东西。”

“你进她的房间了？”

“嗯，进了。”

“你找到什么了？”

“我在她的五斗柜里找到了爱德旅行时随身携带的那样的糖果——巧克力里头包着樱桃，周围有糖浆的那种。她自己爱吃甜的，我记得起居室里有过几盒一样的糖果，米日娜一直让我帮着她把它们吃光。我并没吃几颗因为我想保持体形。不过，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个发现的重要性。我的天哪，想想吧，她竟然想毒死我！万一她给我的糖是投过毒的！一定是命运之手把我引向了没有毒的糖果。后来她坚持让我多吃几颗，我为了保持身材说什么也没多吃，不过你能看出来她当时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当时她太过分坚持让我吃了。现在回头想一想，我才明白那个小女人一直都在蒙蔽我。我能回想起很多当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过现在它们交织在一起就显出原形来了。她是个杀人凶手、投毒犯。”

梅森考虑了几秒钟，说：“我问你几个问题。根据我的理解，在科兰浦敦时你们两人一直都在一起。你……”

“噢，并非如此。我洗澡的时候她和爱德单独呆在一起。后来医生说爱德已经去世了并且把那个地方锁起来之后，我去给你打电话了。现在我记起来正当我往回走的时候她在和一个男人说话，然后他们俩就分开了。我当时没想太多，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房客在向她表示同情，不过现在我知道了，那人可能是她的帮凶。他大概是从窗户进来的，进去之后他麻利地套上睡衣。他一定是把爱德的尸体从窗户放下去，塞进自己的汽车里去了。然后他意识到有人看见他，就跳出窗户，钻进自己的汽车开跑了。”

“你的感觉似乎一下子全变了。”梅森说。

“是呀，是变了，怎么能不变呢？迷雾已经从我的眼前散去了，梅森先生。”

“非常感谢你告诉我这些。”

“你会怎么办呢？”莎拉·安赛尔问道。

“我还不知道。”

“好吧，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去还自己一个清白，我得保持自己的好名声、好名誉。”

“我明白，”梅森说，“我猜你准备去警察局吧？”

“我不会主动去警察局，不过如果他们来找我的话，我肯定不会回避的。”

“那么你怎么对他们说关于我的事呢？”梅森问。

“你指的是上天堂拿那封信的事？”

梅森点点头。

她阴险地、毫不妥协地迎着他的目光，说：“我将告诉他们真相。”

“我想你会的。”梅森干巴巴地说道。

“我认为你的态度不够合作，梅森先生。”

“我是一个律师，我只和我的当事人合作。”

“你的当事人！你的意思是说你还会代表那个女人，在她如此对待你、使你处于这样的境地、对你说了这么多谎言之后？”

“找会代表她，”梅森说，“至少我将保证她走上法庭，除了在法律面前而不在任何事情和任何人面前认罪。”

“天哪，一群笨蛋！”莎拉·安赛尔愤愤地说。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怒视了梅森一会儿，然后说：“我早该知道自己在浪费时间。”

说着她转身向门口走去。她使劲拉开门，又回过头来说：“我可是来帮你的！”

她进了走廊。

梅森看着门关上，对德拉说：“这就是一个律师接受表面现象所带来的后果。”

“你指的是什么？”

“当事人对律师说的话是保密的，”梅森解释说，“即使律师的秘书在场，谈话也视为保密的，法律承认这一点；但是如果有第三人在场，谈话就不再视为保密了。”

“可是，天哪，头儿，莎拉·安赛尔可是和代文浦夫人一起来的人哪，是她自己带来的而且……”

“我知道，”梅森说，“当时代文浦夫人认为她和莎拉·安赛尔呆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是个律师，我应该坚持和当事人单独谈那封信的问题。”

“既然没有坚持，那会怎么样呢？”

梅森说：“那就不是正式授权。”

“你是说你不能回避回答那次谈话的问题？”

“如果在正确的授权下，由正确的人以正确的方式问问题，就不能回避。”

“否则会怎么样？”

梅森说：“我就什么都用不着回答了。”

“那我们怎么对付巴特郡的检查官？”德拉·斯特里特问。

“噢，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跟他谈话，告诉接线员我现在已经准备好接他的电话了。”

德拉·斯特里特忙着打了会儿电话，很快，她冲梅森点点头，梅森拿起听筒，用正常的声音说：“我是佩里·梅森。”

线另一端传过来的声音有点勉强，似乎要极力掩饰某种生疏：“我是巴特郡的地方检查官卓那森·海尔德，我想要问问你和你的秘书有关到天堂的一次造访。”

“当然可以，”梅森由衷地说，“我非常乐意见您，海尔德先生，即使是通过电话交谈。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您想问这些我所认为是例行公事的问题。”

“嗯。可能并不是例行公事，”海尔德说，“我们可以轻松地处理此事，也可以强硬地处理。”

“怎么个强硬法？”梅森问。

海尔德的声音里保持着严厉：“我当然有权利在大陪审团面前提起这件事……”

“哪件事？”梅森问。

“你来过此地以及你的所做所为。”

“我的天，”梅森尽量像对一个老朋友那样说，“不管是什么原因，使您对我和斯特里特小姐在您的郡里所做的事情感兴趣，我们都将非常乐于回答您的问题，您大可不必动用陪审团或者传讯，或者起用什么法律程序……”

“很好，我非常愿意听到您这么说！”海尔德打断梅森的话，他的声音变得平和一些了，“我猜我可能错误地判断了您，这里的人们跟我说你经验非常丰富，非常聪明，说您可能不想被审问，所以我不得不用强，甚至出示逮捕证。”

梅森仰头哈哈大笑，“好哇，好哇，好哇，”他说，“真是人言可畏啊！海尔德先生，您什么时候想见我？”

“我希望尽快见到你们。”

“我现在很忙。”梅森说。

海尔德的声音里又带上了一丝强硬的语气，“这件事情很重要，梅森先生，不仅仅是由于这里的形势，我正在和其他的执法官们合作，我们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协议，我们想要……”

“当然，当然，我理解，”梅森说，他又一次大声地笑起来，“您在政府部门，他们肯定往您身上加压了。我猜有人对新闻界吹牛，让您感到面临难题了。多半是由于大量的公众舆论使您想让我接受质询。”

海尔德声音完全放松了，说：“您真是通情达理，梅森先生，也许您也做过小地方的检查官。”

“好吧，”梅森说，“我虽然很忙，不过斯特里特小姐和我还是能够去您那里的。让我想一想，我将乘去圣弗朗西斯科的飞机然后……”

“我们这里的飞机服务还不是那么的尽人如意。”海尔德说。

“那好吧，”梅森说，“我太忙了，等不及定点航班了。我告诉您我将怎么做吧，海尔德先生。我将到圣弗朗西斯科去，或者去塞科拉蒙得，然后我租一架飞机，你们在奥罗威尔有飞机场吧？”

“噢，有的。”

“那好吧，”梅森说，“我5点半准时到那个飞机场。”

“噢，您并不必在某个固定的时间赶到这儿，”海尔德说，“我想和您谈谈，当然我希望尽快和您谈，不过……”

“没关系，”梅森说，“您很忙，您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也很忙，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最好还是定死一个时间，双方能够马上见面而不会浪费时间。5点半可以吗？”

“完全可以，”海尔德说道，然后又带着抱歉的口气补充说，“我不愿意打扰您这样忙、时间这样宝贵的人。毕竟，这可能只是一件并不那么重要的事……我的意思是说，您当然有个解释，可是……好吧，我的压力很大而且……”

“我理解，”梅森衷心地说，“别多想了，海尔德，我很乐意这么做。斯特里特小姐和我将在5点30分到。”

梅森挂断电话，对德拉·斯特里特咧嘴笑着。

“头儿，”她说，“你丝毫没有招架就认输啦。”

梅森说：“我们得现实些，德拉。”

“这现实吗？”

他点点头。

“我不懂。”

梅森说：“现在事情对我们来说相当棘手。我希望尽可能地避免被质询。”

“好哇。”她说。

梅森说：“我不想让当地新闻界、当地警察局和当地地方检查官接触到我。我需要一段时间整理一下我的思路，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一点时间等我们播过的种子发芽，我想知道德雷克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现在你只好拖延时间了。”德拉说，“在地方检查官那里你当然不敢回答某些问题，否则你就只能引颈待捕了。”

“我现在回答的问题越多我就越容易被套住，”梅森说，“不过，停下来想想我们面对的现实吧，这些问题也会发生到你身上的，德拉。首先我们可以马上离开，而且是匆忙离开，我们没有时间回答任何人提出的问题，我们急着赶飞机去赴一个和巴特郡地方检查官的约会。我们肯定能引起公众舆论的支持，因为我们一知道巴特郡的检查官想质询我们就马上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冲到他的郡去，根本没有使他动用任何强制措施。我们定好了到达时间，这个时间是一个我们既显得匆忙又能轻松到达的时间。我们不需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在哪儿。他们不能把这称之为逃跑，因为我们正在应巴特郡当局的要求赶去和他们会面。还有，德拉，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到达时间，巴特郡的报纸都会急着抢新闻，我们就到那里去制造新闻。由于我们已经定好了时间，新闻记者们肯定带着摄影师在那儿等着呢。”

“我现在明白这有多么漂亮了，”德拉·斯特里特说，“这当中有五六个钟头的间歇。可是到了巴特郡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问题，”梅森说，“我倒希望我能回答。”

“你会回答关于我们在天堂的房子里所做的事情的问题吗？”

“无论如何都不能。”

“那你怎样避免回答那些问题呢？”

“但愿我知道，”梅森对她说，“快点儿，德拉，开始准备吧。我必须得花几分钟查阅一下有关法律，然后我们就动身，我查阅法律条文时你赶紧去订票吧。”

6

他们在塞科拉蒙得租的飞机越过玛丽斯维尔的西部边界，奥罗威尔所依托着的独特的山的形状开始清晰地展现出来。台型山大约比周围的地区高出一千英尺，顶部平坦得像一块地板。一些巨大的史前熔岩流覆盖了整个地区，然后从小的缝隙中渐渐渗透出来，永无止境的腐蚀把小的裂块变成了山谷。现在，整个周围地区的高度已经被腐蚀了几百英尺，使那些曾经有熔岩盖保护的地方变成了真正的平顶山。

德拉·斯特里特看了看腕上的手表，说：“我们肯定会踩着点儿到那儿。”

梅森点点头。

“我们并没有过分匆匆忙忙的。”

“还有，”梅森指出说，“我们还没被质询。到现在为止没人知道我们在哪儿。”

“洛杉矶的新闻界会指责你逃避质询吗？”她问。

“不会的。他们会发现我们正赶往奥罗威尔，当地的记者会把此事写下来然后去发电报，说暂时找不到我们，但却不得不解释说我们正在北上和当地的官方合作。”

飞机向下俯冲，开始降低高度。

“可真快呀，”德拉说，“你必须得想出办法来避免回答问题。”

梅森点点头。

“你怎么办呢？”

“我还说不准。”

“好罢，”她说，“不管怎么说你在飞机上还睡了一小会儿。”

“你怎么样，德拉？”

“很好，不过我太着急了所以没睡着。”

梅森说：“让他们先审问我。如果他们想单独审问你，就告诉他们因为你是我的秘书，所以你觉得所有的问题都应该先让我回答，你只回答与我相同的问题；但是你不能回答那些我想保密的问题。还有，你不是律师，不懂得法律上的差别，所以你希望让我来做决定。”

“我们已经知道的有哪些是不得泄露的？”她问。

梅森略微耸了耸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这里有几个案例：在加莱弗尔对威廉姆森的案子里，当事人在有他人在场时所说的话又具备特殊性质，律师必须公开这些话。在公诉利顿赫斯的案子中，不属于保密关系的第三人偷听或无意中听到了律师和当事人之间谈话的人，可以公布他所听到的谈话。在公诉怀特的案件中，当有第三人在场时，律师和他当事人之间的谈话可以泄露。但是，在那起案件里有一个问题，律师和他的当事人是否想使他们的谈话成为不可泄露的秘密。法庭认为律师应该证实他与当事人在有第三者在场时所进行的谈话。更后期的一个案子是公诉赫尔，在此案中，律师和当事人在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谈话，不被视为不可泄露的秘密。这样看来，我一直让莎拉·安赛尔在场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可是，头儿，你根本不可能预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为什么不能？”梅森反问，“一个律师应该预料到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两个女人会吵起来并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在没有真正的理由需要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我不应该……”

“可是，老天爷，她不得不在现场说话呀。米日娜·代文浦不可能告诉你前前后后的情况。”

梅森说：“她会说英语，她不需要翻译。当然了，莎拉·安赛尔喧宾夺主唱了主角。”

飞机滑翔在奥罗威尔上空，飞翔高度如此之低以至于能够看见树荫下宽敞的房屋。

“多美的树哇，”德拉·斯特里特说，“从上面飞过，都能看到它们是那么高大。”

“这儿的夏天很热，”梅森说，“大自然所做的补偿就是把这儿变成了遮荫树木的天堂。无花果树长得极高，提供浓密的阴凉。好了，我们到了，德拉，准备好，降落了。”

飞机突然侧飞，转到一块空地上空，然后滑入机场。

一大群人匆匆忙忙地向飞机靠拢。走在最前面的是举着照相机、已经准备好闪光灯的新闻摄影师。后面的一批人步调更威严但也都在紧跟着，显然他们是有目的而来的。

新闻记者掏出速记本，准备记录这次采访。

其中一个记者挤到前面，问梅森：“能知道您的姓名吗？”

“佩里·梅森。”梅森微笑着回答说。

“您的全名？”

“佩里·梅森。”

“那么您呢？”他转向德拉·斯特里特。

“德拉·斯特里特小姐。”

“您是梅森先生的私人秘书？”

“是的。”

“谢谢。”那位记者说，与梅森握了握手。

“不必客气。”梅森说，然后突然间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意识到那位记者刚才把一张叠着的纸塞进了他的手里。

梅森匆忙把右手插进口袋，冲着那位正在往前挤的胖乎乎的年轻人微笑着。

“海尔德先生？”梅森问。

“是的。我是地方检查官，这位是郡的警长，我还带来了我的一个副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马上开车到我的办公室去了，梅森先生。”

“乐于奉陪。”梅森说。

“我们有一部车子把您带到办公室，我们会尽快结束会谈的。”

梅森说：“没关系，我的飞行员可以做仪器导航飞行，他告诉我说今晚任何时间都可以回航。”

“我很抱歉使您不得不破费去租用飞机，梅森先生，但是，……好吧，我也没什么别的办法。我们尽量把使用办公室的价钱降到最低。”

“我完全能理解，”梅森轻快地说，“别在意那些了。”

海尔德转向新闻记者，“我很抱歉让你们失望，但是我不希望你们站在这儿一个劲儿向梅森先生提问。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来提问，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向新闻界发表声明，记者们也可以来参加——除非梅森先生不同意。”

“我从不反对新闻界，”梅森和蔼地微笑着说，“我与他们共同分享我的信息，当然了，那些由于某种原因我觉得不便泄露的除外。”

“好的，很好，”海尔德说，“我们非常欣赏您的合作，梅森先生，我真是无法形容我是多么地感激这一点，现在，请您和斯特里特小姐上车吧。嘿，朋友们，在我们会谈之前不要再问什么问题了。”

梅森说：“稍等片刻，我可能有个电报要发。”

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打开看了一会儿，然后把手伸进侧面的口袋里，拿出那位记者放在他手里的那张纸条，设法在记事本里面展开纸条，上面用印刷体写着：

我是彼得·英格莱姆，《奥罗威尔使者报》的记者。美宝·诺格——爱德·代文浦的秘书失踪了。我整天都找不到她，没人知道她在哪儿。昨天下午她几乎把代文浦存在天堂银行里的钱全都取了出来。不要追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这是秘密消息。我告诉你这个消息，是因为我想这对你可能会有用，作为回报，你可以让我抢发独家新闻。

梅森折起记事本，把纸条推进去，放回口袋里，向那一群人望过去，直到他遇见了彼得·英格莱姆询问的眼神。

梅森似乎是向众人但却令人意会地点了点头。

“好的，您要是想发电报的话，”海尔德说，“我们能……”

“噢，我想可以等一等，”梅森对他说，“毕竟我们在这儿不会耽搁太久的。”

“希望不会。”海尔德热切地说。

梅森和德拉·斯特里特进了汽车。警长和海尔德坐在前排，海尔德开着车。地方助理检查官名叫奥斯卡·格兰科，年纪比海尔德大些，他不声不响地坐在左边的座位上。德拉·斯特里特坐在中间，梅森坐右边。

车子迅速启动，海尔德直奔法庭开去。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他对梅森说，“我们将在警长的私人办公室里进行会谈。”

“什么地方都行。”梅森高兴地说。

他们下了车，警长带路来到了他的私人办公室，办公室里椅子已经仔细地围绕着办公桌摆好了。梅森观察了一下这个地方，断定这里暗藏了麦克风和录音机。

“好吧，请坐，”警长邀请说，“卓那森，你到那里去坐，开始提问吧。”

“谢谢。”卓那森·海尔德坐在了桌子边的转椅里。

其他人陆续就座，海尔德耐心地等到推拉椅子的声音平息了之后才开始问第一个问题——更加证明了会谈正在被录音。

海尔德清了清嗓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折叠着的文件，铺在他前面的桌子上，说：“梅森先生，你和你的秘书斯特里特小姐，昨天晚上在天堂。”

“让我想想，”梅森思考着说，“那才是昨天的事？噢，我想是的，检查官先生。出了这么多事儿，简直就像前天发生的一样。不，我想是昨天，是12号——星期，没错儿。”

“你们进入了位于科莱斯弗车路的爱德·代文浦的房子？”

“噢，现在，”梅森和蔼地笑着，说，“我注意到您在读那些问题，海尔德先生。那样的话我就会以为这是一次正式的质询。”

“那有什么区别吗？”海尔德饶有兴致地问。

“噢，区别可大了，”梅森说，“如果我们只是非正式地随便谈谈那是一码事，但是如果你从事先仔细准备好的表格里宣读正式的问题，我就不得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小心思考了。”

“为什么？”海尔德问道，他的声音马上变得警觉起来，“真相在什么情况下不都是一样的吗？”

“噢，当然，”梅森对他说，“不过，就拿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来说，你问我是不是进了爱德·代文浦的房子。”

“那，当然可以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海尔德说，他的态度很警觉。

“不，”梅森说，“并非那么简单。”

“为什么不？”

“我们这么说吧，如果这是一次正式的会谈，我就不得不小心使我的回答百分之百准确。”

“好哇，那就是我想要的，我猜也是您想要的。”

“这样的话，”梅森说，“我就不得不说我进入了一座属于爱德·代文浦夫人所有的房子。”

“等等，”海尔德说，“那座房子是爱德·代文浦打理生意的地方，而且……”

“恰恰是这一点，”梅森打断他说，“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

“我不懂您的意思。”

“你看不出来吗？如果你非正式地跟我谈话问我是否进入了爱德·代文浦在那儿的房子，我就会随意而轻率地回答说。‘当然了’，但是如果这是一个正式的会谈，你问我是否进入了属于爱德·代文浦所有的房子，我就不得不停下来考虑一下了，有很多因素我都得考虑进去。我不得不对自己说：‘我现在代表米日娜·代文浦，爱德·代文浦的遗孀。如果这所房子是共有财产的话，她在爱德死的时候就获得了它的全部所有权；如果这所房子是个人的财产，但是遗嘱把一切留给了米日娜，那么我的当事人也从爱德·代文浦死亡之时起，只需经过遗产执行就获得了它的所有权。’所以，如果我在一次正式的会谈上说我进入过属于爱德·代文浦所有的房子，那就可能被认为是我承认自己知道有份遗嘱，但是却怀疑遗嘱是否有效，或者被认为是，作为代文浦夫人的律师，我愿意承认那所房子不是共有财产。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检查官先生？”

海尔德似乎有些困惑：“我明白你的意思，梅森先生，可是，我的上帝，你太吹毛求疵了，简直是把头发丝再分成几份。”

“如果你在你所提出的正式的问题之间设置了像头发丝那样细微的差别，”梅森说，“那么，当我认为这些头发丝还能再细分时，除了把它们分开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梅森的笑容令人根本没法发脾气。

海尔德说：“我希望你能非正式地回答我的问题，梅森先生。”

“那好，”梅森说，“现在问题就出来了。毕竟我是代文浦夫人的律师。我还不知道对她是否有刑事犯罪的指控，就我的理解可能会有，那样的话我就是在刑事案件里代表她的律师了。我也是代表她在她丈夫的遗产执行方面的律师，按推测那包括共有财产，可能还有一些别的财产。有一个丈夫的和妻子的关系问题，遗嘱确定了这种关系。不难想象，如果你此时从准备好的表格中向我提问，那么以后，你所提出的问题随时都可以被回忆起来，以原有的措辞予以重复，到那时候我现在所做的某些回答就可能会危及我当事人的利益。比方说，我可能会遇到她是否谋杀了她丈夫爱德·代文浦的问题。在当前的情况下，我想，这是可能的，是吧，检查官先生？”

“我不知道，”海尔德简短地说，“我拒绝做官方的预测。”

梅森说：“我相信您在电话中说过您面临着一些压力。”

“是的。”

“压力，我想，是来自其他郡的司法机关吧。”

“是的。”

“很明显，给您施加压力不仅仅是因为有人曾经不合法地、未被授权地进入了爱德·代文浦的房子，而是有人觉得爱德·代文浦死了，存在一种可能性——请别介意，检查官大人，我现在完全是在谈论给您施加压力的人的心理状态——有一种可能性是代文浦夫人与爱德·代文浦的死有关联。是这样吗？”

“恐怕我不应该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梅森先生。”

梅森温文尔雅地说：“根据我对法律的理解，如果一个人谋杀了另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不能从被害者那里继承任何遗产。您也是这么认为吧，检查官大人？”

“正是。”

“那么，”梅森说，“假如您问我一个有关对某项财产的所有权的问题——再进一步假设那是爱德·代文浦生前所拥有的财产，他在完全有效的遗嘱里把它留给了他的妻子，在正常情况下，财产权应该已经过渡到他遗孀名下。然后，请原谅我的直率——我在回答中暗示出当时那财产并不属于代文浦夫人，那么非常有可能某个人——当然并不是您，检查官大人。因为我知道您讲道德不会贪图这种小便宜——但是有的人，更为具有专业头脑的某个人，可能会使用我说过的话作为证据，表明我曾经承认过代文浦夫人有谋杀罪行，所以不能享有继承权或者是不能得到所有权。”

梅森向后一靠，微笑着面对着三位困惑的质询者，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盒。

“有人想吸烟吗？”他问。

屋子里一片沉寂。

梅森抽出一只香烟，在烟盒上敲了敲，点燃香烟，轻轻吹了一口烟雾，正好萦绕在几位审问者面前。

“好了好了，等一等，”海尔德说，“我想要审问你，可是似乎是我一直在回答问题。”

“当然了，”梅森说，“我希望先清清楚楚地摆明这次会面的级别。我现在问您，检查官大人，以律师的身份向另一位律师提问，您认为怎样？我应该说那些会在某种意义上影射我的当事人没有资格继承死去丈夫的遗产的话吗？”

“当然不应该，没人让你那么做。”

“正是这样，”梅森说，“所以当你问我关于所属权问题的时候，我不得不非常小心做出回答。您不这么认为吗？”

“我不便于给你什么建议。”海尔德说。

“没错，”梅森表示同意，“我欣赏您的坦诚，检查官大人。既然您所处的位置使您不便于给我什么建议，那么我不得不提醒我自己。话又说回来，您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不知道，在当前的情况下，我是否有自由评论什么所有权的问题。不过，请继续您的提问吧，我看看是否能做点什么。”

海尔德低头看着他的纸。“你在那所房子里的时候，”他说，“那所属于爱德·代文浦的位于天堂的房子里，你是不是撬了一张办公桌的锁，打开了一个保险匣，拿走了一封写有代文浦亲笔字‘在我死亡时交给警察局’的信？”

梅森停下来，思考着。

“你不能回答那个问题吗？”海尔德问。

梅森绷紧嘴唇，说：“这个问题包含很多因素，我正在脑子里试着把它们分开。”

“什么因素？”

“首先，”梅森说，“你又一次提到了房子的所有权的问题。”

“好吧，我们可以达成一致，”海尔德说，“每次我提到爱德·代文浦的房子时，我指的只是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我们现在不去裁决所有权的问题。”

“噢，不，”梅森说，“这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指令，说我可以不受在此所做陈述的约束。如果只是你和我之间，检查官大人，就完全没有问题；不过，要是遇到一个——嗯，假设说是一个冷血的、精于算计的、无情的律师，而他可能恰恰代表遗嘱的其他继承人，那麻烦可就大了。”

“哪些其他继承人？”

“嗯，”梅森说，“我还没有全部想出来，不过，比方说吧，有莎拉·安赛尔。莎拉·安赛尔的姐姐嫁给了威廉·迪莱诺的弟弟。现在让我们假设，假设有异议说迪莱诺的遗产不应该允许米日娜继承。”

“为什么不？”

“噢，有很多合法的原因哪，比方说，有个问题——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假设——就是米日娜·代文浦可能会被起诉谋杀了威廉·迪莱诺。”

“不可能，”海尔德说，“她被控谋杀了赫坦斯·帕克斯顿，但是迪莱诺不是被谋杀的，他本来就快死了。”

“这么说，我是得到了您的亲口保证说米日娜不会被起诉谋杀威廉·迪莱诺，是吗？并且我得到了您的保证，说威廉·迪莱诺不是被谋杀的？”

“我没有义务给你任何保证。”

“你看，”梅森说，“我们又回到开始的地方了。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上，检查官大人，我非常热切地想与你们合作，可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莎拉·安赛尔可能是遗产的一个继承人吗？”

“这么说吧，”梅森说，“如果由于被控谋杀，米日娜就不能继承迪莱诺在遗嘱里留给她的遗产，那么就会使安赛尔夫人得以继承迪莱诺留给已去世的弟弟名下的财产——是这样吧？老实说我得承认，检查官大人，我还没有查过有关的继承法。”

“我也没有。”海尔德说。

“噢，我们现在最好就查一下。”梅森说。

“不，不，”海尔德说，“我们把事情搞得没完没了扯不清了，我想使问题简单明了，也希望你能给我简单明了的回答。”

“我当然也很乐于那样做，”梅森说，“可是这已经变成了一次正式的听证会，这使问题复杂化了。”

“我正在试着使它非正式。”

“但你说它是正式的。”

“好吧，那要看你指的正式是什么意思了。”

“你从写好的单子上读问题。”

“噢，我是想事先组织好我的思想。”

梅森责备地看着他：“这是准备那张纸的惟一原因吗，检查官大人？”

“噢，当然，”海尔德说，他突然有些窘迫，“我与其他官员们商量过了，他们提出了一些他们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你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就把那些问题写下来了？”

“就算是吧。”

“你看看，”梅森说，“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是洛杉矶地方检查官提出来的，他只是想确立他的案子的某些理论。而他能以最专业的头脑来分析我的答案。”

“但是你的当事人没有被控谋杀她的叔叔威廉·迪莱诺，她被起诉谋杀了赫坦斯·帕克斯顿。”

“即使声称有这起谋杀，她也有资格得到威廉·迪莱诺的大部分遗产吗？”

“我是这么理解的。”

“威廉·迪莱诺的尸体还没被挖掘出来？”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他是自然死亡。”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个男人已经快死了，他已经病危好几个月了。”

“快死的人对毒药免疫吗？”

“你是在暗指你的当事人毒死了威廉·迪莱诺吗？”

“天哪，不是，”梅森说，“我知道她没有。”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知道她没有毒死任何人。”

“她毒死了赫坦斯·帕克斯顿，”海尔德说，“她可能也毒死了爱德·代文浦。”

“噢，你在说什么呀，”梅森说，“你这是在毫无道理地指控。”

“好吧，我有证据，梅森先生，请支持我的指控。”

“用我不知道的证据？”

“那当然。”

梅森说：“又使事情复杂化了。”

海尔德恼火地说：“我问你简单的问题，你却一直在兜圈子。”

“这可不是兜圈子，”梅森说，“我请您站在我的角度上想一想，您会回答有关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吗？”

“我没法把自己放在你的位置上，我不能给你建议，我也有令我自己头疼的问题。”

“正是这样，”梅森说，“所以，既然我不能求助于您的建议，既然您害怕负起责任……”

“谁害怕？”海尔德发难道。

“噢，是您哪。”梅森说。

“我不害怕任何事情，”海尔德说，他的脸涨红了，“我并不欣赏你的态度。”

“好的，好的，”梅森和蔼地说，“让我们不要把工作上的分歧带到我们的个人感情里来嘛，检查官大人，我只是说处在您的位置上您害怕负担起给我建议的责任……”

“我不害怕负任何责任。”

“那么您愿意给我建议啦？”

“当然不是。我的位置不是给你提供建议。我代表的是加利弗尼亚州的人民，我代表的是这个郡。你必须自己决定你的责任是什么。”

梅森说：“当然，检查官大人，在我看来您这么回答我是在逃避问题。”

“我在逃避问题？”海尔德喊道。

“一点没错，”梅森说，“您没有正面回答我作为一名代表米日娜的律师，我是否应该回答您的问题。”

“我不能在任何事情上给你建议。”

“那好吧，”梅森说，他的脸上突然展开笑容，好像有了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似的，“您能否向我保证，如果我直接回答您有关所有权的问题，那么我的回答在任何时候不得适用于我的当事人？”

海尔德犹豫了一下说：“嗯，让我想想……我不明白它们怎么会被用上。”

“但是您能确切地向我保证吗？”梅森问，“您能负起这个责任吗？您敢担保吗？”

“当然不能。”

“你看看你！”梅森说。

他靠在椅子上，若有所思地吸着烟，好像正在竭尽全力地寻找打破僵局的办法。

海尔德看着警长，然后又看着他的助手。突然间他说：“梅森先生，您和斯特里特小姐可否稍候我们几分钟？你们就在这儿等，我想和我的同事们商量一下。您，警长，还有你，奥斯卡，跟我到另外一间办公室里去好吗？”

他们三个人离开椅子，拉开门走进第二间办公室。

德拉·斯特里特转向梅森，说：“嗯，你似乎……”

梅森把手指压在嘴唇上，眼睛环顾着整个房间，然后打断她的话说：“我似乎是身处困境，是吧，德拉？我希望和海尔德先生平等相待，我希望坦诚相见。可是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我怎么能够忽略这个事实，就是我必须对有关我当事人的问题负责。现在又提出了所有权的问题，那情况可就复杂了。”

“是啊，”德拉·斯特里特说，“就这么几个初级的问题我就看出来了，事情会变得很复杂的，而且地方检查官有几张打印好的纸。”

“其实，”梅森说，“我当然愿意和他们合作了，德拉，但是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我们不能无限期地呆在这儿，真希望他能加快速度。”

德拉·斯特里特微笑着。

梅森冲她眨眨眼，“吸烟吗，德拉？”

“不了，头儿，谢谢。”

梅森靠在椅背上吸着烟。过了一会儿，他说：“但愿他们不会花太长时间去商量。别忘了德拉，我们还有一架租来的飞机正等着呢。而且我还有必须完成的工作。”

过了一会儿，梅森又冲德拉·斯特里特眨了眨眼，说：“好了，德拉，靠在椅子上睡会儿吧。你也够辛苦的了，一整夜都没睡。”

“是啊，我合过一次眼吗？”德拉·斯特里特装模作样地说。

“是呀，”梅森说，“要是能睡着的话你就尽量睡一会儿吧。”

说着，梅森把手指压在唇上，示意德拉不要再讲话了。

“好吧，谢谢。”德拉·斯特里特说着，出声打了个哈欠。

有几分钟屋子里静寂无声。德拉·斯特里特头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梅森若有所思地吸着烟，不时把烟拿在手里放在面前，注视着缈缈轻烟。

终于，另一间屋子的门打开了，三个人鱼贯而入进了房间，他们后面又跟了第四个人。

梅森看着进来的第四个人，说：“好哇，好哇，悉尼·包姆。包姆先生，您好吗？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他起身与悉尼·包姆握手。

包姆微笑着说：“您好吗，梅森先生？您好，斯特里特小姐。”

德拉·斯特里特与他握手，说：“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谢谢。”

椅子又是一阵吱吱呀呀地推拉。

海尔德似乎已经准备好了新一轮进攻。他开始向包姆提问。

“你是天堂的一名警察吗？”

“是的。”

“是警长办公室之外在这里工作的副手吗？”

“是的，先生。”

“昨天晚上你是否被叫到爱德·代文浦的住宅？”

“您是指在科莱斯弗车路的住宅吗？”

“别问我它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问题。”

“噢，我不确定谁拥有那所房子，除了……啊，对了，我知道了，那个女人告诉过我。”

“哪个女人？”梅森问。

“秘书，美宝·诺格。”

“请等一等，”梅森说，“对这种确定所有权的方法我不能坐视不管，我必须提出抗议。”

“我不是在证实所有权，”海尔德愤怒地说，“我只是想让你面对一些我们所掌握的证据。”

“但是你直截了当地问他谁拥有那所房子，”梅森说，“他告诉你说他惟一证据是美宝·诺格说过的话。现在我得说美宝·诺格不是遗产所有权方面的专家，所以她做的任何陈述都只是非直接证据，而且……”

“好了，好了，”海尔德说，“这里不是法庭，我们不是在讨论所有权。”

“但是你提到了所有权的问题。”

“我只是在形容那所房子。”

“那么为什么不用科莱斯弗车路的门牌号来形容？”

“好吧，”海尔德说，“我们就这么说吧，包姆，你被叫到科莱斯弗车路上的一个地方，它在哪儿？”

“到了科莱斯弗车路，一直走到尽头，右手的最后一处——一座果树和遮荫树环绕的错落着的大房子。”

“你脑子里能分清果树和遮荫树的区别吗？”梅森问。

“我能。”包姆说。

“噢，实际上，包姆先生，果树也可以遮荫啊，比方说这些无花果树吧，我想也有人管它们叫果树，还有……”

“好了，等等，”海尔德打断梅森的话，他的声音里强压怒火，“我在进行提问，梅森先生，我现在正在问包姆先生，我请您保持安静。”

“不管包姆先生说的话是不是准确？”

“别管任何事情，”海尔德说，“我要求您保持安静。”

“很好，”梅森说，“我相信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明白我应保持安静，不管包姆先生所做的陈述是否有什么不确切之处。”

“你去了那所房子？”海尔德问。

“我去了。”

“应谁的要求？”

“美宝·诺格。”

“她是谁？”

“我想她是爱德·代文浦的秘书，我在天堂见过她几次。”

“代文浦活着的时候你认识他吗？”

“是的，我跟他交谈过几次。”

“你应美宝·诺格的要求去了那所房子？”

“是的，她打电话报警。”

“你发现了什么？”[奇书网 Www.qinkan.net]

“我发现门没锁，灯开着，梅森先生和斯特里特小姐就像是在家里。”

“还有什么？”

“美宝·诺格要求我找一封代文浦先生留给她的信，信是代文浦本人写的，并且留下指令说在他死亡时打开。”

“你做了什么？”

“我找到了那封信——是这样的，我找到了一只保险匣里面有一封未拆封信件，信封上有代文浦先生的字体，写着在他死亡以后把信交给警察局。”

“你怎么处理了那封信？”

“我把它带走监管了。”

“你把信带到这里来了吗？”

“信在您那里。”

“噢，你把它交给我了，对吧？”

“是的。”

“我把它放在桌子里了，再见到那封信时你能辨认出它吗？”

“当然了。”

“你怎么识别呢？”

“因为我把名字写在上面了。”

“还有日期？”

“还有日期。”

“然后你把它怎么样了？”

“我把它交给您了。”

“我们谈论过怎么处理那封信，对吧？”

“是的。”

“放在保险匣里？”

“我相信是的，您告诉我您把它放在保险匣里了。”

“然后今天早上我们又到了一起？”

“是的。”

“我们决定最好看看信里面是什么？”

“是的。”

“我们把它打开了？”

“是的。”

“信里面除了几张白纸之外什么也没有？”

“是这样。”

“然后我们开始检查信封，认为信似乎被开封过？”

“是的，先生。”

“所以我们请来了一位此类问题的专家，他告诉我们说树脂、或者是别的什么，总之是原来附着在信封口上的粘合剂被弄湿过：信封盖被蒸汽熏开，然后又用胶水封了起来，这一切都是发生在过去24个小时之内的事？”

“是的。”

“好，”海尔德说，他转向梅森，“你对此有什么可说的？”

“我要说你问问题速度相当快，”梅森说，“包姆不加思索地回答了它们。”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问你对他所做的陈述的准确性有什么可说的？”

“噢，我的天哪，”梅森说，“你太让我吃惊了，你特地告诉我当他的陈述不正确的时候什么都不要说。”

“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打断我们说话。”

“我相信您当时不是那么说的，您特别地告诉我要保持安静。”

“好吧，那么我现在请您谈谈。”

“从哪方面说？”

“请评论一下包姆的陈述。”

“我非常肯定它们是不正确的，”梅森说，“等一等，包姆先生，请别生气，我想您觉得它们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它们是不正确的。”

“什么地方错了？”海尔德问。

“啊，很多地方。例如，我相信您说过，代文浦在信封上用他的笔体写着当他死亡后把信交给警察局。”

“是说过。”

梅森转向包姆，“代文浦活着的时候你认识他吗？”

“是的。”

“你不知道他死了？”

“我就是现在也不知道他死了，我被告知他死了。”

“现在，”梅森微笑着说，“您的回答和我猜测的一样，包姆先生，您是在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来做陈述。您刚才说信封上是代文浦的字体，是吧？”

“美宝·诺格告诉我它是。”

“我知道，我知道，”梅森说，“那只是听说。您并不知道那是代文浦的字体。”

“当然不知道。”

“好了，等一等，”海尔德说，“我不是把包姆带来受审的。”

梅森第一次发火了：“你到底想把我怎么样？你是不是想把我置于错误的境地？”

海尔德从椅子上跳起来，“你影射什么？”

梅森说：“我没有影射什么，我是在问你。一开始你告诉我，当包姆的陈述出现错误的时候不要作声，现在你又非要我指出他说的话哪儿错了；我开始问包姆问题，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表明他哪儿回答错了，你却跳起来刁难说我没有权利盘问包姆。”

“是的，你没有这个权利。”

“我不是在盘问他。”

“噢，在我看来那就是盘问。”

“我只是试图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去指出他的陈述在哪儿错了。”

“很好，我就把这称为盘问。我敢说你指不出他有什么地方说错了。”

“啊，有很多地方都错了。”梅森说。

“那就举一个例吧。”海尔德挑战地说。

“例如，”梅森说，“你几次说过信封上用代文浦的字体写着在他死亡的时候把信交给警察局。”

“我已经解释过了是美宝·诺格告诉我的那是代文浦的字体。”包姆说。

“所以你并不知道那是他的字体？”

“我不知道，不。”包姆喊道。

“很好，”梅森说，“你怎么知道信封里含有在他死时要交给警察的信件？”

“我看见了，”包姆吼起来，“我自己的眼睛看见的！”

“好了，等等，”梅森说，“别这么生气，包姆。你是一个好心的、观察细致的警官，你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那个意思。”

“信封上不是这么写的。”梅森说。

“好吧，反正意思就是那个。我还记得美宝·诺格对我说过信封上是这么写的。”

“没错，”梅森说，“现在如果地方检查官能够好心地向您出示那封信，包姆先生，你就能发现信封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写的。信封上全部的字是‘在我死亡的时候打开，内容交给警察局’下面按推测应该是爱德·代文浦的签名。”

“噢，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海尔德问。

“当然不是，”梅森反驳说，“像刚才包姆所形容的，可能是要求把信寄存在第三人处，到时候不被打开就交给警察局。但是，根据实际写在信封背后的指示，代文浦要求他的合法代表——当然了，如果那确实是他的笔迹——先打开信封，然后才把内容交给警察局。”

办公室里充满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死寂。

“所以你看，”梅森对包姆微笑着，“美宝·诺格说的是另一个不同的信封。现在看来不是信封里面的纸而是整个信封被换掉了。美宝·诺格对你说的那个信封根本就找不到。她所出示的信封与她所形容的信封完全不同，因为信封皮上的指令不同。”

“行了，等等，”海尔德说，“简直是一派胡言，你这是混淆是非。”

梅森说：“先生，我认为这是对我的污辱，我只是试图澄清事实，我敢说我在此所做的任何陈述你都无法证明它混淆是非。我是本着合作的精神来这里的。我本来可以跟你说见鬼去呢，也可以让你去搞传票，去搞逮捕证——如果我是在大陪审团面前，我一定会坚持要求你的问题要措辞准确。事实是，我自己耗资租了一架飞机，在办公室最需要我的时候停止办公一天。我已经跟你解释过我的情况了，我请你站在我的角度上考虑一下，告诉我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而您自己，作为一个律师，不敢负担应负的责任，现在又来指责我混淆是非。我不喜欢这些，我……去他的，先生，我撤回我的合作，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你还有很多要说的呢，”海尔德说，“你现在在我的郡里，没有我的准许你走不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可以给你发一张传票，我可以……可以逮捕你。”

“什么理由？”

“你是事实前……事实后帮凶。”

“什么帮凶？”

“谋杀。”

“对谁的谋杀？”

“爱德·代文浦。”

“到底是什么，”梅森问，“事前帮凶还是事后帮凶？”

“我不知道。……噢，我知道了，是事后帮凶。”

“谋杀发生的要素是什么？”梅森问。

“你和我一样知道。”

“你最好证明一下，”梅森说，“谋杀最初步的要素是把人杀死，屠杀，留下一具死尸。”

“哦，我们还没有发现尸体，不过我们会找到的。”

“见鬼，”梅森说，“你怎么还没意识到？”

“意识到什么？”

“爱德·代文浦有可能跳出房间的窗户，和他漂亮的女秘书美宝·诺格跑了。美宝·诺格在哪儿？把她找出来。她说我篡改了一封信，让她出来跟我当面对质。”

“我……我还没找出诺格小姐在哪儿。”

“你的‘还没有’将是很长时间吧？”梅森说。

“她对所发生的事情十分困惑。”

“她肯定是，”梅森生气地说，“我是一个合法的律师，我不会坐在这儿让美宝·诺格控诉我犯了什么罪行，我要求美宝·诺格出场，与我当面对质，我要对她进行质询。”

“我现在在质询你，那是我要做的事。”

“你是在对我乱加罪名。”梅森说，“把包姆先生和美宝·诺格罗列的罪名强加于我，但你却无法让我与控告者们当场对质。”

“包姆先生在这儿。”

“他的指控不是直接证据。”

“有些是。”

“全都不是。”梅森说，他转向包姆，“美宝·诺格告诉你她为什么那么晚了还在那所房子里了吗？”

“她说她是开车路过。”

“你知道那不可能是真的，”梅森说，“她根本没地方可去。”

“她可能是在车路上调个头再开出去。”

“当然。”梅森说，“但那也不是开车路过，那条路已经到头了。她没说她到那所房子里去看看是否一切都正常，她只说是偶然开车路过，当我对此事向她提出质疑时她承认她说错了，不是么？”

“嗯？除了她所做的事我都不能确定。”

“她没告诉你当天晚上她早些时候到过那里，没有吧？”

“噢，她在那里工作，我想……”

“大约比我先到30分钟。”

“在你之前30分钟！她当时在那儿吗？”包姆问。

“她没告诉你这些吧？”梅森问。

“没有。”

“她没告诉你她打开抽屉，拿出那个装有那个信件的保险匣，换了一封信？”

“没有，当然没有。你在那里，你听见她是怎么说的了。”

“她跟你一起开车走了，”梅森说，“她没告诉你那些？”

“没有。”

“她也没告诉你那天下午她去了银行，用爱德·代文浦以前给她的一张空白支票——本来就是要用在这种情况下的——几乎把他帐户里所有的钱都提出来了？”

包姆冲口就说：“她没告诉我这个，是我后来在银行发现

“哈，你看，”梅森愤怒地说，转向海尔德，“到底是为什么你不在自己的郡里先把人找出来？为什么你不先把事情搞清楚，免得夫勒斯诺郡的地方检查官或洛杉矶郡的什么地方检查官过来告诉你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把你逼得团团转？为什么你不找出这里的有关各方，把事情搞清楚后通报给我；而不是让我，洛杉矶的一个律师，相当不方便地来到你这里，来回答一个已经潜逃了的女人所做的指控？”

海尔德对梅森说：“你到底是怎么知道从银行提款、还有美宝·诺格失踪的事的？”

“为什么不能？”梅森问，“我不该知道吗？”

“没人知道，那是严格保密的消息，我告诉我办公室的人不准说出去。”

“我的天，”梅森说，“我一开始就认为这是明摆着的事儿，按照整个事件的发展来看。”

“那么你是在说——也就是说，你认为没有发生任何谋杀？”

“谋杀？”梅森说，“是谁说有谋杀的？”

“医生说爱德·代文浦死了。”

“有人见到尸体从窗户里爬出去。”

海尔德咬着嘴唇。

“好，我们把话说清楚，你们是想对我隐瞒消息吧？”

“只是没有公开而已。”

“你想阻止我发现这些？”

“噢，如果你想那么说的话，就算是吧。”

“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梅森说，“我已经在这儿呆了一段时间了，竭尽全力地想与你们合作，我想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已经尽可能坦诚地回答你们的问题了，我在这儿已经给了你们大约一个钟头的时间了。”

“没有那么长。”

“噢，已经有一会儿了，”梅森说，“足够你相当全面地了解情况了。我要回我的办公室去。”

“除非我告诉你可以离开，否则你不能离开这个郡。”

“凭什么不能，你阻止我试试看。”

“我有很多办法阻止你。”

“那你就试试其中一种，”梅森说，“到明天早晨你的脸就会红得像烧熟的龙虾。”

梅森冲德拉·斯特里特点点头，然后走出了办公室，留下了一群晕头转向的与会者，他们匆匆忙忙聚成一堆商量对策。

梅森刚一出来，新闻记者就把他围了起来。

“怎么样？”他们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梅森小心地关好门，微笑着说，“我相信，朋友们，地方检查官会告诉你们他将发表一份关于此次会谈的声明，给你们所有的消息。如果人们进去采访他的话我想他会很乐于回答问题的，而且，在现在的情况下，我愿意让他来回答问题。”

梅森遇到了《奥罗威尔使者报》的那个记者的目光，向他眨了眨眼。

其他的记者打开门一拥而入进了里间的办公室。

彼得·英格莱姆走到梅森身旁：“行了吗？”

“让我们上你的车，赶快开到机场去，”梅森说，“路上谈。”

“这边走。”英格莱姆说。

他们匆忙走出执法官办公室，英格莱姆的车停在路边。

“快点。”梅森对他说。

“出了什么事？”英格莱姆问，一边发动了车子。

梅森说：“真是一次艰难的会谈哪，你对此知道些什么？”

“我们知道的全部就是这次会谈花了相当长时间，我们能够听到里面乱哄哄的说话声，后来嗓门高起来，似乎有人发火了。显然这次会谈平静地开始，结尾谈崩了。”

梅森说：“会谈被录音了，你为什么不坚持……”

“没有机会，他甚至不会承认会谈录了音。”

“好吧，”梅森说，“让我来开车，你问问题，记笔记，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一上飞机我们马上就得起飞。”

记者停了车，打开车门，跑到车门的另一侧。梅森换到司机的位子上。

“好吧，”梅森说，“开始问吧。”

“发生了什么事？”英格莱姆问。

“一开始，”梅森说，“地方检查官说这将是一次正式的会谈，所以会谈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每次他问一个问题，比方说，把天堂的那所房子说成是爱德·代文浦的房子，我就争论所有权的问题。”

“根据什么？”

梅森先简单总结了讨论过的要点，然后一边开车向机场飞驰一边向英格莱姆叙述了一遍会谈的大致经过。

在机场梅森和德拉·斯特里特下了车，走到正在听收音机的飞行员旁边。

“好了，”梅森说，“我们路上再听节目吧。”

“马上就走，”飞行员说，“嘿，你们听到刚才的新闻报道了吗？”

“什么事？”梅森问。

“你关心夫勒斯诺的案子吧，”飞行员说，“他们发现了尸体。”

“谁的尸体？”

“被妻子杀死的那个男人代文浦。”

“尸体在哪儿？”

“埋在离科兰浦敦两三公里的一个浅坟里。至少他们认为那是代文浦的尸体，尸体裹着带红点的睡衣。他们仍在掘坟，一个新闻机构通过广播发布了这则消息。”

梅森看着英格莱姆，英格莱姆咧嘴笑了。

梅森对飞行员说：“准备好飞机，赶快准备好。一能滑行马上开动，滑到这块地的尽头开动发动机，赶快起飞。不管谁企图阻拦你，尽管起飞就是。快点儿，我们走。如果你能在有人阻拦你之前起飞我另加一百元小费。”

他们爬上飞机，飞行员起动发动机，几秒钟之后飞机缓缓地向空地的另一端滑行，在那里飞机绕了一个圈子，让发动机充分起动。

梅森向前倾着，在飞机的轰鸣声中大声问道：“怎么样？能起飞了吗？”

“几分钟就好。”

梅森说：“有一辆车已经拐进来了，我想在它到达之前起飞，我不想再耽搁了。”

“噢，他就停在那儿想要……”

“他没停。”梅森说。

“我也没停。”飞行员说。

飞机继续滑行。

那辆车子转了个方向，车灯正好射在飞机滑行的路上。一只红色的警灯闪着，警笛尖声响起。

飞行员咧嘴一笑，飞机轻轻地离开地面。

“这些发动机可真是吵得厉害，”他说，“当你起飞的时候什么都听不见。有一次我好像听到了有警笛在响。”

“我什么都没听见。”梅森说。

“回塞克拉蒙得？”

“不回塞克拉蒙得，”梅森回答说，“去夫勒斯诺。你最好不如实填飞行计划，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在哪儿。”

“你不想在塞克拉蒙得停吗？”

“直接飞过塞克拉蒙得，”梅森说，“飞得越高越好。”

7

飞机渐渐接近了夫勒斯诺灯光闪烁的地区。

“你能继续去洛杉矶吗？”梅森问飞行员。

“当然。不过我得加点燃料，仅此而已。”

梅森说：“先在夫勒斯诺降落，就像你正常停下来加油一样，我在那儿下去，你带着斯特里特小姐飞到洛杉矶。”

“那你怎么办？”

“我在这儿停下来。”

“对我来说没问题。”

“抵达洛杉矶之后，”梅森说，“你不要和新闻记者谈起此事。如果你能设法降落后不被采访，我就太感激你了。斯特里特小姐在降落前用支票跟你结帐，可以吗？”

“可以。”

梅森对德拉·斯特里特说：“我会和你保持联系，德拉，先睡一会儿吧。”

“保罗怎么办？”

“我在这儿跟他联系。”

她把手伸向梅森，梅森轻轻地握着她的手，说：“好姑娘。”

“你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明天早晨吧，这里有些工作要干。”

“多吗？”

“我不知道。”

“系好安全带，”飞行员说，“我们要降落了。”

飞机一个急转弯降落在机场。飞行员刚一媳灭发动机梅森就跳下来，匆忙进了候机厅，走进一个电话亭，他用右手挡在头上，这样别人从外面就看不见他的脸了。

梅森接通了德雷克的办公室，几分钟之后保罗·德雷克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

“你在夫勒斯诺干什么？”德雷克问。

“四处看看。”

“他们抓到你了吗？”

“谁？”

“夫勒斯诺警察局。”

“没有。”

“他们正在找你。”

“什么罪名？”梅森问。

“警察认为你偷换了证据。”

“根据是什么？”

“代文浦留下的那封信。”

“那封信怎么了？”

“他们认为你拿走了原来装在信里的原件，换了6张白纸。”

“这对我来说有什么后果？”

“据那里的地方检查官说，这可能使你被认为是事实后帮凶。”

“接着讲，”梅森对保罗说，“还有什么？代文浦夫人怎么样？”

“显然她在夫勒斯诺。”

“我想他们已经找到尸体了吧。”

“是的。”

“身份鉴定有问题吗？”

“毫无疑问。尸体埋在一个很浅的坟里。噢，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佩里，坟坑是两三天之前挖的，是事先准备好的。”

“你确定吗？”

“确定。”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有几个孩子曾经见到过那个坑，在里面玩过游戏，把它当做掩体，所以他们才很容易地发现了尸体。那些孩子看到他们的掩体被填平了，就去告诉他们的父母。有一个孩子的父亲觉得事有蹊跷，就去那里看个究竟。那儿的土很松，很容易挖，他挖了两三英尺时，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扒开浮土一看，竟是一只人的大腿。他马上带来警察，挖出了尸体。”

“人死了多长时间了？”

“昨天死的。显然雷诺特医生说对了，现在警察正忙不迭地向他道歉呢。”

“有人看见‘尸体’爬出窗户？”

“警察认为有一个男人把尸体装进汽车，然后跳窗逃跑了。”

“穿着睡衣？”

“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作为遮掩，万一有人看见他。”

“还有什么？”

“你说的用假名住旅馆的话是对的，在这方面我们跑在警察的前头。弗兰科·史坦顿在夫勒斯诺的威尔士伯格汽车旅馆登记，显然那就是代文浦。人们对他的描述与代文浦个人相吻合，他甚至给了他本人的汽车牌号。不过他没喝酒。他接待了一个来找他的人，那天晚上他们谈得很晚，隔壁有一对夫妇向老板抱怨过。”

“男的还是女的？”

“谁？”

“和他会面的人？”

“是个男人。我们对此知之不多，我们只是随意地和威尔士伯格夫人聊了聊，没敢谈太多以免引起她的警觉，担心如果问太多问题她会去警察局报告，你当然不希望那样。”

“的确不希望。”梅森说。

“好吧，”德雷克说，“剩下的都是你的事儿了。现在还有一件事，佩里，你的朋友莎拉·安赛尔一直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总机接线员格蒂告诉她可以给你留口信，跟她说我可能会跟你联系。”

“她想干什么？”梅森问。

“她现在非常后悔，她现在换了个脑子。她说她当时对米日娜·代文浦失去了信心所以一时冲动。她当时很累，所以疑神疑鬼。现在她说真想把自己的舌头割下来。”

“她在换脑子之前把她知道的全部都告诉警察了吗？”梅森问。

“噢，当然。她什么都说出去了，警察对她态度有些强硬逼着她发疯。所以，她前思后想了一遍，终于觉得她用不确凿的证据控告了米日娜·代文浦。现在她泪流满面，后悔不迭。她想让你知道你可以信任她，她想通过你给米日娜带个话。”

“真是好心人哪！”梅森说。

“可不是！她把知道的什么事都抖落出去了，然后又跑回来请求宽恕——或者是想再来探听点消息，好去吹嘘。”

“你觉得是警察派她来的？”梅森问。

“可能吧，”德雷克说，“但如果她是在演戏的话，那戏演得可真不错，她洒的可都是实实在在的眼泪。她让你一跟我联系上就给她打电话，她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你要吗？”

“天哪，不要，”梅森说，“我要是从这儿给她打个长途电话，她5分钟之内就能报告警察说我在夫勒斯诺，到那时这里的每一个警察都会来抓我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去威尔士伯格旅馆，订一间房，设法从威尔士伯格夫人那里打探点儿消息。”

“用假名登记？”

“不，”梅森说，“那不就意味着潜逃了吗。我用真名登记，在警察找到我之前我大约有20到30分钟的时间。那座坟挖好多长时间了，保罗？”

“至少3天了。代文浦死之前孩子们在里面玩了3天。”

“这可不大妙了，”梅森说，“地方检查官会以此作为预谋杀人的证据。”

“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已经那么说过了，他把它称之为他所遇到的最卑鄙、残忍的预谋杀人案。”

“好了，”梅森说，“我会去找你的。”

梅森确认没人注意他后离开了电话亭，然后留出去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威尔士伯格旅馆。

坐在登记桌后面的女人大约50岁左右，神态很像是主妇，她的嘴唇看上去很友好，但眼睛却显得很锐利，像能把人心看透似的。

“您好，”梅森说，“我没带行李，没计划要留下来，我只带了钱。”

“我们要的就是钱，”威尔士伯格夫人说，“还有两间房，你可以随便挑，5美元一间。”

梅森递给她5美元同时给了她一张名片。“我是律师，”他说，“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在这里的一个案子的情况。”

“是吗。”

“我想了解一下弗兰科·史坦顿，”梅森说，“几天前他在您这儿住过。”

“是啊，噢，你是第二个问起他的人。”

梅森温和地笑着说：“史坦顿先生朋友挺多的。”

“出了什么事？他做了些什么？他……”

“就我所知没什么事，”梅森说，“只是想给他一些文件。”

“噢！”她尖声说，接着，她很怀疑地问：“离婚？”

梅森摇摇头，“我不便讲太多细节，不过是关于一处矿产买卖权的问题。买卖权再过几天就到期了，如果买方要求偿清买卖权的话，嗯，你知道，如果不能找到史坦顿那将是非常尴尬的。”

“啊，是的，我明白。噢，他只在这儿呆了一个晚上，他留下了在洛杉矶的地址。”

“我有他的地址，”梅森说，“可是他不在家……嗯，还有几天的时间，但如果他想把自己藏起来的话那就太令人尴尬了。你记得关于他的什么事吗？”

“不很多，”她说，“他在做矿产生意，这个我知道。他拿了两只箱子，非常重的箱子，他好像说里面有什么矿样。”

“矿样？”

“我猜是的。他还带着一只他新买的手提包。”

“新买的？”梅森问。

“对，包是裹着的，除了提手之外都用纸裹着。还有，从他拎包的样子能看出它是空的，但箱子显然是满的。”

“两只箱子？”

“是的。”

“嗯，是不是有人和他在一起，还是他一个人？”

“不，他是一个人，这是我惟一确切记得的事。来了一些客人找他，大约11点半的时候他隔壁房间里的男客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不想抱怨，可是史坦顿先生的房间里一直有人说话，使他无法入睡。他问我是否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请他们保持安静。”

“谈话声很大吗？是吵架吗？”梅森问。

“显然不是，恰恰相反。他们谈话声一直很低，但他们一直在说，已经很晚了。你知道，当你想睡觉的时候如果有细微的单调的噪音，比方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或是什么别的类似的声音，这声音会显得很大，能把你烦死。”

“我完全理解，”梅森说，“你不知道史坦顿先生早晨什么时候离开的？”

“不知道。我大约一两点钟或者是3点钟才睡，通常我睡得很晚。服务员照看房间。”

“您这里真不错。”

“谢谢。”

“您有多少个房间呀？”

“52间。”

“地方可真不少，”梅森说，“照看这么多房间一定很不容易。”

“是不容易呀。”

“我猜你们肯定也有自己的麻烦事儿吧？”

“的确是有哇。”

“您往他的房间打电话告诉他不要打扰别人时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在商量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想这是实话，我从门里往外看，看见有辆车停在他房间的外头，几分钟后那车就开走了。”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车吗？”

“不知道，只是一辆普通大小的车，常见的一个牌子，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不大擅长判断车型，我丈夫只要看一眼车就能说出它的年头、牌子和型号，只要看一眼就行。我对此可不在行。”

“史坦顿没有打长途电话吧？”梅森问。

“这我可说不准。你明白，我们并不能很准确地把这类花费计在房费里。人们想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到大厅里的收费电话亭去打，那儿有两个收费电话亭。我们当然能够接通长途电话让客人在房间里谈，如果我们知道房客是谁可能会这么做，不过如果是陌生人我们不鼓励这样。”

“史坦顿先生没要求长途电话服务？”

“我在的时候没有。我相信他没有要求，因为帐单上没有任何长话记录。”

“但是他有可能到大厅去打电话吧？”

“噢，是的。”

“那会被注意到吗？”

“不会，根本不会。”

梅森说：“噢，我自己也要打个电话。”

他高兴地微笑着，走进了电话亭，投进一枚硬币，要求接执法官办公室。电话接通后他坚持要跟负责人谈，当他听到助理执法官声音时说：“我是佩里·梅森，一个律师。我到这里来跟我的当事人爱德·代文浦夫人见面。你们拘捕了她，我想和她谈谈。”

“你……你……你是佩里·梅森？”

“是的。”

对方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文尔雅：“您现在在哪里，梅森先生？”

梅森说：“我在威尔士伯格旅馆，我想乘出租车去您的办公室，和我的当事人谈谈。”

“嗯，现在，梅森先生，您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对方说，“我们希望在此表示我们的友好，我们将派车去接您。您就呆在您现在的位置，5分钟之内就会有车去接您。”

“5分钟之内？”

“嗯，可能更快些，”对方说，“请稍候，我看看我能做点什么，请先别挂断。”

大约30秒钟的静寂之后对方又说：“我们有一辆车在等您，梅森先生，我们一直在找您。”

“真的？”梅森说。

“是的，你去了代文浦先生在天堂的房子吧？”

“没有。”

“没有？”对方不相信地问。

“没有，”梅森说，“我去了代文浦夫人的房子，如果你想知道那封信的内容你最好去审问代文浦先生的秘书美宝·诺格。还有，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代文浦先生死前的晚上曾经住在这里，住在威尔士伯格旅馆，他登记的名字是弗兰科·史坦顿。”

“你肯定吗？”执法官问。

“当然，还有汽车牌号。”

“你为什么给我们提供这个消息？”法官问。

“我的天！”梅森惊讶地叫道，“难道有什么理由我不告诉你们吗？”

“不，我想没有。我们觉得你可能不愿意让我们知道你的消息。”

“你们为什么会那么想？车道上来了一辆闪红灯的车，我想这是来接我的吧？您派车可真够快的。”

“我们希望高效率，梅森先生，”助理执法官说，“刚好有一辆广播车在您附近，更巧的是，他们正在询问各家旅馆，查找代文浦先生在哪儿住过。”

“噢，很高兴我替你们节省了许多麻烦，”梅森说，这时，两名虎背熊腰的助理法官走进大厅，他挂断了电话。

8

警车停在路边，梅森被护送进了楼里。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带着友好的微笑迎上前来，向梅森伸出手。

“是佩里·梅森？”

“正是。”梅森说，走上去握住那个男人的手。

“我是塔尔伯特·万德林，”他说，“夫勒斯诺郡的地方检查官，看起来我要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与您打这起官司了。”

梅森打量着这个人。他的目光冷静、坚定，看上去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我想，”他说，“您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

“我会尽量做到这一点，”万德林说，“现在说说您在巴特郡打开一封信是怎么回事吧？”

“有人认为我打开过一封信吗？”梅森问。

“那里的地方检查官认为是这样的。”

“这是犯罪吗？”

“噢，”万德林说，“那就要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了。”

梅森对他微笑着：“我想您在您的郡里也有自己的麻烦事吧？”

“您说的真是再对不过了。”

“那么我想您就没有必要把巴特郡的麻烦事也揽过来忙得自己团团转了。”

万德林仰头哈哈大笑。

梅森说：“据我所知您把爱德·代文浦夫人关押在这里，她是我的当事人，我想跟她谈谈，告诉她她所拥有的权利。”

笑容从万德林的脸上消失了：“对这起案子有些地方我不能理解，梅森，我不想起诉任何无罪的人。按照她的说法她对此事一无所知，也就是说，她是无辜的。”

梅森点点头。

“不幸的是，”万德林说，“有些情况使我不能从表面上接受她的说法。”

“那，尸体爬出窗户是怎么回事？”梅森问。

“我正要说起这件事。”万德林说，“我把事情摆在桌面上，我希望你也把事情摆在桌面上。”

“好的，”梅森说，“我们不要一下子全都说出来，你先说一件事我看我能不能跟上你。”

“好吧，”万德林说，“警察犯了个大错，我绝对坦诚地告诉你这件事。”

“怎么回事？”

“有人说他看见一个穿着睡衣的身影爬出窗户，但这个证人从我们手里溜掉了。”

“怎么会这样？”

“他给警察的是个假地址，很可能名字也是假的。”

“警察没有追查？”

万德林说：“你自己想想看吧。他在那家旅馆登记住宿，他不是一个人，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登记的是夫妻关系。他告诉警察说他看见一个穿睡衣的人爬出窗户开车跑掉了。警察问他的姓名和地址，他给的是登记的名字和地址。警察也核对了，他们发现他前一天晚上确是在旅馆登记了，然后就那么算了。他们没有看他的驾驶执照，没核对他的车号，没要求任何身份证明。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这么马虎的惟一原因，就是当时他们很确定根本没有什么尸体，被锁在屋子里的人只是要逃离一个没有魅力的妻子。”

梅森的目光冷峻起来，“请接着讲。”他说。

“显然这个人开始意识到如果他成了证人，那么他的真实身份，可能还有他女伴的身份，就会暴露出来，所以他赶紧溜之大吉了。”

“警察不知道他是谁吗？”

“一点儿线索都没有。他们只有那个男人给他们的姓名，但我百分之百肯定那不是他的真实姓名。地址是虚拟的，他填在旅馆登记簿上的车牌号是错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已经查出了那个牌号的汽车的主人，他在本州的南部，已婚，有孩子，毫无疑问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还有，他在过去的48小时之内没有离开过家，他的车子也没离开过。他没有把车借给任何人，所以那部车不可能出现在州的北部。”

梅森说：“汽车旅馆里的这个人是最重要的证人之一。”

万德林点点头。“如果他是一个有利的证人，”梅森说，“我想他就不会从警察的手心里逃出去。”

万德林说：“你说的话里旁敲侧击，这样的表达方式我可不大欣赏。”

“发生过的事情里有一些方式我也不大欣赏。”

万德林那富于感染力的微笑又回到脸上，“你会一直这么难以相处吗？”他问。

梅森嘴角微微挑起，对万德林微笑着，但是他的目光仍旧是冷峻的，“是的，”他说。

“对此我很有些畏惧，”万德林对他说，“当然了，梅森，公平地说，如果这个人是控方的证人，那么他的证词就会表明曾经发生了一起谋杀，对吧？”

“我想是这样。”

“所以警察就应该意识到他们经手的是一起谋杀案，如果这个证人溜了他们就算是大海捞针也得把他找出来，当然他们也就会去核对他的身份，确保有办法把他找出来让他出庭作证。但事实是，这个男人的说法表明没有发生任何犯罪，这样警察就不那么细心了——至少我希望原因是这样的。这是一起调查中的失误，我非常不高兴，对此深感难以释怀。”

“那可是个非常重要的证人，”梅森说，“警察应该保证能找出他来。”

“我同意。”

“那么现在是什么局面？”梅森问。

“恐怕，”万德林说，“从现在开始你我彼此就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了。依据现在的情况我将起诉米日娜·代文浦，我不得不以谋杀罪起诉；如果代文浦确实从窗户里爬出去了，我当然是不想这么做的。然而，即便我们找到了那个证人，他所能证明的全部也只是他看到了一个影子，他估计是男人的身影，裹着睡衣，从窗户里爬出去，他注意到这个人光着脚，钻进一辆汽车开走了。他对那个身影的描述与爱德·代文浦大致相符。”

“你们已经发现了尸体了？”梅森问。

“发现了。”

“毫无疑问是爱德·代文浦的尸体？”

“毫无疑问。”

“尸体穿着什么？”梅森问。

“睡衣，光着脚，埋在一个两三天之前预选挖好的坑里。”

“你是说尸体埋在一个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土坑里？”

“噢，这是你的表达方式，”万德林说，“按我的理解它是一个两三天之前预先挖好的坟墓，目的就是为了填埋代文浦的尸体。”

“他是怎么死的？”梅森问。

“对此我们还不确定，”万德林说，“我们猜测是死于中毒。”

“砷？”

“氰化钾。我们尚未验尸。”

“那么死亡是即刻发生的。”

万德林点点头。

“糖果呢？”梅森问。

“他包里的糖果被注入了砷和氰氧化钾，大部分糖果里都有砷，有一些含有氰化钾。事情干得干净利索，一部分液体被抽出，显然是用针头吸出来的，然后注入了含有毒药的液体。”

“为什么要使用两种毒药呢？”梅森问。

万德林说：“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尤其是，”梅森说，“一种是慢性毒药，另一种是几乎立即致命的毒药。”

“这的确是个疑问，”万德林说，“事实上，这起案子里有很多我无法解释的疑问。除非我知道确实发生了一起案件，我不愿意提起控诉。如果我请求陪审团对代文浦夫人判处死刑，那么我首先要自己肯定是她制造了残酷的、有预谋的一级谋杀。”

梅森点点头。

“我读过很多关于你的故事，”万德林接着说，“你是个强有力的人、经验丰富的斗士，你相信戏剧性。除非我自己相信这是一起铁证如山的案件，我可不希望与你对垒。”

“还有呢？”梅森问。

万德林又浮现出友好的微笑，“还有，”他说，“在目前我就只能对你说这么多了。”

“都是什么？”

“我重复一遍：除非我确定这是一起残酷的、有预谋的谋杀，我不愿意要求实施死刑；在这起案子里有一些细节我目前无法解释，似乎找不出答案。我要保持我作为控方律师的声誉。你是个重要人物，相当危险，一旦在一起案子里有一些控方无法解释的事实，你就得极力夸大那些事实，使它们看起来对整个案子至关重要。”

“还有吗？”梅森问。

“我目前就只能说这么多了。”

“那么，我们稍微向前看一些吧。”

“我不是算命先生，也不是预言家。”

“让我们探讨一下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吧。”

万德林说：“如果你这么说，我可以这样回答你：控方律师几乎总是发现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有罪，但是在案子里有一些事情他解释不了。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时，他有时就直接去要求被告认罪，或者提出做个交易。”

“什么样的交易？”

“噢，情形就不尽相同了。有时如果被告认罪服法的话，控方律师会同意不要求判处死刑。有时，在某些特殊的案子里，如果被告表现好的话，控方律师会同意接受过失杀人的罪名。”

“但是在这起案子里呢？”梅森问。

“在这起案子里，”万德林说，“我不便于再多说什么了，尤其是在目前。”

“好吧，我觉得我们已经相互理解了。”梅森说。

“您想见见被告吧，我想。”

梅森点点头。

万德林说：“我亲自来这里是因为我想见见你，想向你保证你会很容易地见到你的当事人。在这个郡里我们向来不搞下三流的小动作，我们不会阻止被告见他的律师。你会在会议室里见到米日娜·代文浦，我以个人的名义向你担保，房间里没有任何窃听装置，没有录音。你们彼此说的一切都是私人之间的、保密的。如果代文浦夫人想要同我谈话我会偶尔问她一些问题，如果她不愿意回答那是她的权利。而你是她的律师，在这个郡里你将享有一切你的职业所应该拥有的特权，同时我们也将像对待你一样保证被告的权利。”

“非常感谢。”梅森说。

“还有，”万德林接着说道，“如果证据表明她的确毒死了她的丈夫，我将要求判处死刑。”

梅森点点头。

“如果她在这里无罪开释，洛杉矶郡的地方检查官准备在当地起诉她谋杀赫坦斯·帕克斯顿。”

梅森又点了点头。

“我想你希望知道这些情况。”万德林说，“尤其是你想让你的当事人坦白自首的话。现在，考虑到辩方的重要证人从警察鼻子底下溜掉了，如果你想在法庭陈述这个事实并且让你的当事人认罪，我会建议法庭，控方将同意法庭对凶犯实施终身监禁而不是死刑。”

“然后他们就会把她带到洛杉矶去，以谋杀赫坦斯·帕克斯顿的罪名开庭审判。”梅森说，“当她站在被告席上否认她犯有此罪行时，地方检查官就会对她进行质询，以责问的口气说：‘难道你没有承认过自己犯有谋杀罪行吗？’她就不得不说‘是的’，然后会说：‘难道在夫勒斯诺郡你没有承认过谋杀了你的丈夫吗？’她还得说‘是的’。那么，洛杉矶的陪审团就会认定她是个投毒惯犯，就会对可能有利于她的证据充耳不闻，从而认为她毒死了赫坦斯·帕克斯顿而判她死刑。”

万德林用手摸着下巴，缓缓地点点头。良久，他说：“看得出来你也有自己的困难，律师。”

“所以，”梅森说，“我要去和我的当事人谈谈。感谢你这么坦诚相见。我有一种感觉，与你站在相反的角度上打官司将是很困难的。”

万德林紧握着梅森的手，“我会使出最大的力气使它变得困难。”他说，“发生在天堂的事是怎么回事？那封里面装着白纸的信和被水汽熏开的信封盖是怎么回事？你对此会发表什么声明吗？”

梅森摇摇头。

“我想你也不会，”万德林说，“那里的地方检查官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是一个好辩但却回避事实的人，他说你能说得天花乱坠而不说一句实话。”

梅森说：“一个人的对策根据他所面对的人和所面对的情况而变化，想要对你饶舌而回避事实是很困难的。”

“我会尽量保持这种威慑力。”万德林说，“好了，去看你的当事人吧，梅森，如果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尽管给我们来电话。我是扶轮社的社员，我希望能带你到我们的俱乐部去，把你介绍给大家。如果你喜欢打高尔夫球我们会给你安排。”

“谢谢，”梅森说，“不过恐怕我会很忙。”

“我当然会试图使你忙起来，”万德林说，“祝你好运，我相信你需要好运，也许我们两个都需要。”

9

在一间小而舒适的房间里，梅森见到了正在等待他的代文浦夫人。除了弥漫着微甜的芳香剂的空气之外，没有别的特征表明这里是个监狱。

米日娜·代文浦飞快地看了梅森一眼，然后向他走过来伸出手。她几乎是紧紧地抓住律师的手，好像要从他那里吸取力量似的。

“我很高兴你来了，”她用她那特有的低低的单调的声音说，“他们告诉我你在这儿，检查官是个好人。”

“你和他谈过？”

“是的。”

“你对他说了些什么？”

“我所知道的发生过的一切。”

“你签过什么文件吗？”

“没有。”

梅森说：“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要说，让别人来说。”

“如果他们问我问题我怎么办？”

“让他们来找我，告诉他们我负责回答所有的问题。”

“但是，梅森先生，我想要澄清事实，我想要……”

“当然你想要澄清事实，”梅森说，“谁不想？但是当你把这个澄清了，他们就会把你拖回洛杉矶去审讯赫坦斯·帕克斯顿的案子。”

“无论如何他们不都会这样做吗？他们难道不会……”

梅森摇摇头。

“每个郡都希望另一个郡先对付你，不管你在哪个郡承认了什么罪行，你都会在另一个郡里被判处死刑。让我们坦率一些，让我们把事情摊在桌面上，面对现实吧。”

米日娜·代文浦突然一下坐在椅子上，好像双腿突然失去作用了似的。

“那很痛苦吗？”她问。

“什么？”梅森问。

“毒气死刑。”

梅森敏锐地打量着米日娜：“他们说一点都不疼，只要吸一小口就会在十分之一秒内死去。”

“噢，”她说，“那倒是一种解脱，有人告诉我会大口喘气、挣扎、咳嗽、痛苦万状。”

“谁告诉你的？”

“这里的一个人。”

“警察？”

“不是，是一个狱友。”

“女的？”

“是。”

梅森说：“离她远点，别和任何人讲话。不要建立什么友谊。保持沉默，顺其自然，把事情交给我。”

“你还会继续帮助我吗？”她问。

梅森点点头。

“我担心你会……担心你会退出。”

“我从不退出。”梅森说，“即使你有罪，你也有权利受到公平审判。你有权利享有宪法赋予你的一切。我的任务就是保证你得到这些权利。”

“谢谢你。”

“你承认有罪吗？”

“不。”

“你没有毒死赫坦斯·帕克斯顿？”

“没有。”

“没有毒死你丈夫？”

“没有。”

“有一些事情你必须解释，”梅森有些疲倦地说，拖了把椅子坐在她对面。

“我知道。”

梅森敏锐地打量着她，“你的朋友莎拉·安赛尔，背叛了你。”

“她现在又回到我这边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打电话来了。”

“他们允许你接电话？”

“她的电话，是的。”

梅森生气地说：“他们在监听你们的对话，她说了些什么？”

“只是说她曾经怀疑过我，背叛了我，还告诉了警察她知道的一切以及很多她不知道的，然后她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了一番，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感到羞耻。”

梅森说：“她告诉警察说她看到你在挖坑埋一些毒药。”

米日娜抬头看着梅森，她的目光里闪过一丝明显的痛苦的表情。

“她连这也告诉警察了？”

梅森点点头。

米日娜把手叠放在膝盖上，低着头说：“嗯，当然了，她完全有理由怀疑我。”

“你丈夫出去的时候你给他打点行李？”

“啊，是的。”

“他带着糖果？”

“是的，一直都是。”

“糖是你买的？”

“是的。”

“他包里的糖被下了毒。”

“我知道，他们告诉我了。”

“不是你干的？”

“不是。”

“是谁干的？”

“我不知道。”

“你曾经住在天堂的房子？”

“是的。”

“你的叔叔威廉·迪莱诺病了以后，你就过去跟他一起生活了？”

“是的。”

“你的丈夫做什么？”

“他大部分时间呆在天堂，不过他常过来看我们。”

“你的丈夫不喜欢你搬到洛杉矶去？”

“不喜欢。”

“为什么？”

“他说我在做苦工，把自己当丫环使，而威廉叔叔是不会给我们一分钱遗产的。”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他认为遗产都是留给赫坦斯·帕克斯顿的。即使在她死了之后爱德也不想让我呆在那儿，他不喜欢莎拉姑妈，不知为什么爱德认为莎拉姑妈会想夺走大部分财产。”

“如果你承认谋杀了赫坦斯·帕克斯顿，她可能就会那么做的，”梅森说，“这里面有一个法律问题。”

“我没有谋杀赫蒂，我爱她。”

“你的丈夫从来没有搬到洛杉矶的房子去住吗？”

“威廉叔叔没死之前他没搬过来，死后他就过来住了。不过，他把很多东西都留在天堂了。他把那儿变成了他的办公室，在那儿处理他的矿产生意更方便一些。”

“你给他打点行李，”梅森问，“还记得最后一次他去天堂给他打点的行李吗？”

“记得。”

“你都装了什么？”

“衣服不多，因为他大部分衣服都在天堂。我记得有衬衫、短袜、睡衣……”

“你记得有睡衣？”

“是的。”

“什么样子的？”

“白的，带红色的图案。”

“什么样的图案？”

“好像是百合花吧。”

“尸体挖掘出来的时候你见过那睡衣吗？”

“没有。”

“他们没给你看吗？”

“没有。”

“他们没让你去看尸体吗？”

“没有。”

“他们可能会让你去的，”梅森说，“你要准备好承受这个打击。”

“是的，我知道。”

“你认为你能行吗？”

“当然能行。”

“你为什么说当然能行？”

“我不太感情用事。”

“的确不太感情用事，”梅森生气地说，“你似乎还不大了解自己所处的困境吧？”

“我了解。”

“好了，你丈夫最后一次离开的时候你给他打点行李，是不是给他放了一盒糖果？”

“是的。”

“糖是从哪儿来的？”

“在糖果店里买的。我买了两盒，一盒给他带着，另一盒放在抽屉里了。”

“你打开过其中一个盒子吗？”

“没有。”

“你肯定？”

“是的，当然。”

“你连包装也没有动过？”

“没有。除了外面包着的纸之外，一切都和刚从糖果店里买回来时一模一样。盒子是用玻璃纸包着的，我没有撕破玻璃纸。”

“那么你肯定他们在那些糖果上不会发现你的指纹？”

“当然不会。”

“有人打开了盒子往糖果里注入了毒药——两种不同的毒药。”

“他们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不是你干的？”

“不是，当然不是了。”

“弄巧克力糖可是件不容易的事，巧克力上很容易留下指纹。”

“那很好，指纹不会是我的。”

“我能相信你吗？”

“当然能。我发誓——以我的名义起誓。”

“你丈夫离开的时候带了几个包？”

“一个行李箱。”

“什么样的？”

“只是个普通的行李箱。”

“等一等，”梅森说，“他在到达夫勒斯诺之前在什么地方买了一个包。”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做。”

“他带着两个行李箱。”

“我不知道另一个是从哪儿来的，我是说，为什么他又带了一个。他大部分东西都在天堂，他离开那儿的时候只带一些短途旅行所需要的东西。”

“你们搬走的时候他把什么行李箱放在天堂了吗？”

“我认为没有，我们把东西装在行李箱里带走，然后就把箱子留在洛杉矶了，箱子现在都在那儿。”

“有多少个？”

“四五个。”

“你不知道你丈夫带两个行李箱的事？”

“不知道。”

“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你知道他在箱子里带着矿样吗？”

“不知道，不过我猜他可能会带的。”

“你知道他在路上想见什么人吗？”

“不知道。他告诉我他想卖个矿，成交的话他能赚一大笔钱。”

“他没告诉你更多的事？”

“没有。”

“他没从天堂给你打电话说过别的事情？”

“没有。”

“你是说他根本就没从天堂给你打过电话？”

“只打过一次，是星期天，他说他要走了，星期一晚上回来找我——昨天。”

“那是他惟一一次给你打电话？”

“是的。”

“大约隔了多长时间？”

“一个星期或十天吧。”

“力什么他不经常给你打电话？”

“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莎拉姑妈。”

“为什么？”

“他觉得她老是在分机上偷听。他过去电话打得多，后来他说有人偷听就不怎么打电话来了，即使打电话来也很简短。他不喜欢莎拉姑妈。”

“她也不喜欢他？”

“不喜欢。”

“你知道你丈夫生意上的事情吗？”

“很少。”

“他要去见一个人商量一宗矿产生意？”

“他是那么说的。”

“在哪儿？”

“我估计是在夫勒斯诺或者蒙得斯托，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你不知道他在圣伯纳底诺想见什么人？”

“不，他不是想去圣伯纳底诺。”

“你怎么知道？”

“他直接要回家的。”

“你怎么知道？”

“他自己说的。”

“什么时候？”

“打电话的时候。”

“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

“他就打过一次。”

“你是指最后一次旅行？”

“是的。”

“你能描述一下你给他打点的那个行李箱吗？是什么样子的？”

“深褐色的皮子，塞的满满的，上面有烫金的他名字的首字母。”

梅森把椅子推开。

“你要去哪儿？”

“出去转转，”梅森说，“我在外面比在这儿跟你谈话能发现更多的情况，你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那是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希望你能使陪审团相信这一点。”梅森对她说。

10

梅森乘晚班火车到了洛杉矶。上午10点50分，他推门走进办公室，发现德拉·斯特里特正带着迷惑不解的表情研究着一封信。

“怎么了？”梅森问。

“唉呀，头儿，我没听见你进来。旅途如何？”

“还好。夫勒斯诺地方检查官似乎是个不错的家伙，但是他可能会是个相当强大的对手。什么事使你脸上产生了这种表情，德拉？”

“啊，我脸上有什么表情吗？”

“当然有了，”梅森说，走过去从德拉手里把那封信拿过来，“这是什么？”

“贝克斯菲尔德一位侦探发来的，我刚刚大致看了一遍。”

“他想要什么？”

“钱。”

梅森拿过信读起来：

亲爱的梅森先生：

我正在圣伯纳底诺用我的手提打字机给您写这封信。我刚刚从收音机里得知天堂的爱德·代文浦死了，他的妻子被控谋杀了他，而您是她的委托律师，我猜您也代表她处理遗产事务。当我得知爱德·代文浦的死讯时我正在根据他的指令为他工作。

我不想在拿回我的报酬之前白白等着遗嘱执行，因为代文浦先生表示过我所做的工作非常重要，所以您作为遗产事务和代文浦夫人的律师应该知道。

既然他已经死了我再对他忠诚也无济于事了，如果所附的报告对您和他的妻子有什么价值，您可以记住，我随时准备接受任何我力所能及的雇用。

我认为我及时的合作应该使我能够得到及时的报酬，希望所附报告对您有所帮助。

我在此附了一张225美元的帐单，是代文浦先生雇用我监视圣伯纳底诺的普斯菲克·帕利塞则旅馆第十三号房间所应付的工资及相关费用。

顺便告诉您，两年前我曾与代文浦先生有过接触，为他办理一宗矿产生意的事务，自此之后我们没再见过面，但是我想他保留了我的名字和地址以备在类似的事件中再次雇用我。

如能继续对您有所帮助，我将不胜荣幸。

最真诚的

贝克梅尔侦探事务所

杰森·贝克梅尔

“好哇，”梅森说，“前一个谜团刚刚似乎有些眉目，另一个谜团就接踵而至了。代文浦为什么要雇一个侦探去监视圣伯纳底诺的汽车旅馆呢？”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我们是因为那个电话，它一定是在代文浦死后接到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侦探的报告吧。”

她递给他那张打印的纸。

11号晚上大约9点15分我接到爱德·代文浦从加利弗尼亚州夫勒斯诺打来的电话，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安排了雇用事宜。12号晚上我开车去圣伯纳底诺监视普斯菲克·帕利塞则旅馆。

13号晚上大约凌晨1点钟，我到达了圣伯纳底诺，当时普斯菲克·帕利塞则旅馆已经挂出了“客满”的告示牌。我把汽车停在一个看得见第十三号房间门口的位置，一直监视到上午10点半，在这段时间我本人一直都在，所以我绝对肯定任何进出第十三号房间的人都处在我的监视之中。

13号上午大约10点半，我注意到一个服务员敲了一下十三号房的门，然后用钥匙开门进了房间。她拉着放有床单、手巾等物品的手推车，刚刚收拾完空出来的房间。

我立刻离开了汽车，靠近第十三号房，敲了敲半开着的门。服务员应了一声之后我椎门进了房间，说明我想跟刚刚收拾完十号房的服务员谈谈，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个人就是从十号房出来的，所以我确定她就是我要找的人。

她看起来有一些吃惊，想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暗示说我是警察，但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请她描述一下刚才进十号房时房间里的状况，有几个人住在那里，他们是否使用过毒品或者从事了什么毒品交易。服务员相信了我编的故事，跟我谈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谈话过程中我得以观察了13号房。房间晚上没有住过人。通过谨慎的询问我得知这间客房是前一天晚上被电话预定的，房费已经用电报汇过来了。那个服务员不知道是谁预定的房间。

我提醒那个服务员，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好不要跟别人提起我来过——包括对她的老板、同事、或房客——然后我回到车上，继续监视十三号房直到晚上6点钟。代文浦没有指示过我如果十三号房没有人住该怎么办，因为他似乎很确定在12号晚上会有人住进去。我的任务就是观察13号午前去会见住在里面的房客的人。为了保险起见我凌晨1点钟就去执行任务了，我确信在这段时间里没人住进十三号房。我带了三明治和保温咖啡壶，所以没有因为出去吃饭而间断我的工作。一个地理位置很方便的加油站使我能够很容易地观察到第十三号房，偶尔有一小段时间我的视线受到阻碍，但我很确信没有人进入那一带。

13号晚大约6点钟，听新闻广播的时候我得知爱德·代文浦前一天已经死了，他的遗孀涉嫌谋杀了他，佩里·梅森先生是她的律师。

既然那间房没人住进去，我决定从另一个角度去试一试。我到了电报局，坚持说我发给普斯菲克·帕利塞则旅馆的汇款的电报没有发送出去。负责的人查看了记录，问我是不是史坦顿先生，我告诉她我是，她就给了我一份影印件，说明弗兰科·史坦顿的电汇已经如期发出了。我道了歉，离开了。

如果我能继续帮上什么忙，我将时刻准备为您工作。我肯定十三号房在12日和13日晚间都没有人住过。从服务员那儿得来的信息表明：如果有人在12日前半夜、4点以后有人入住，那么毛巾、床单等客房服务都将等到第二天早晨来接班的服务员来做。

贝克梅尔侦探事务所

杰森·力·贝克梅尔

“好了，”德拉·斯特里特说，“这和保罗·德雷克的消息相符了。”

梅森点点头，说：“为什么代文浦这么急于想了解是谁住进了那间房呢？为什么他会汇钱预定那间客房又雇了个侦探去监视是谁住进去了呢？”

“一定是一个他想设计陷害的人，”德拉·斯特里特说，“或者是一个他怀疑是否忠诚的人。”

“可这个人是谁呢？”

“看来保罗·德雷克又有任务了。”

“没错儿。”

“贝克梅尔先生似乎急于要和我们合作。”她说。

“非常急。”

“而且急着要回他的钱。”

“他听起来如饥似渴，告诉你做什么吧，德拉，给他寄一张支票，那就会使他成为替我们干活儿的人。”

“我需要告诉他为我们服务的报酬吗？”

“告诉他我们以后会给他打电话。”

“你想签这封信吗？”

“不，你来签，假装是你负责给他寄的钱，用特别帐户签这张支票。”

她点点头。

“监狱里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没什么重要的。”

“赶紧打电话给保罗·德雷克，”梅森说，“能来的话请他马上过来。”

梅森忙着读邮件，直到德雷克的暗号敲门声响起。

德拉·斯特里特迎进保罗侦探。

梅森说：“看看这个，保罗。”一边把贝克梅尔侦探事务所的报告递给他。

保罗·德雷克皱着眉头仔细考虑了一会儿。

“怎么样？”梅森问。

德雷克说：“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佩里·梅森说：“至关重要的是去找出爱德·代文浦是否就是那个汇钱给普斯菲克·帕利塞则旅馆的人。能查出来吗，保罗？”

“在现在的情况下可能有些困难，但没准儿会留下痕迹。考虑到夫勒斯诺郡已经认定有一起米日娜·代文浦涉嫌的谋杀案，当局对任何搜罗有关代文浦消息的人可能都不会客气。你绝对确定弗兰科·史坦顿和爱德·代文浦是一回事儿吗？”

“我不敢绝对肯定，”梅森说，“但是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描述相符，汽车牌号相符，但我们最好弄到登记表，找笔迹专家来鉴定一下。”

“你到过夫勒斯诺郡的那家旅馆？”

“到过。史坦顿是晚上早些时候入住的。他带着两只很重的行李箱，里面装的应该是矿样，他正在做一个什么矿产生意。他好像担心箱子会丢掉，总是随身携带着箱子进出旅馆。他还买了一只新的旅行包，在那家旅馆里拆了包装。”

“行李箱哪儿去了？”

梅森说：“不大可能在科兰浦敦旅馆里他的车上，因为警察根本没提起这事儿。”

“会不会有人把它们偷走了？”

“我不知道。有一些线索表示代文浦呆在夫勒斯诺郡的时候遭到过抢劫，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一定是抢劫他的人把箱子拿走了，里面装着很贵重的矿样。”

“有多贵重？”

“这的确是个问题，再贵重的矿样也不值得惹这么大的麻烦。”

“除非是为了解决什么争端。”

“有可能，”梅森说，“顺便告诉你，保罗，夫勒斯诺郡的地方检查官是个非常危险的、强有力的对手，他肯定不好对付。”

“我认为他是个公平角逐的人，如果他认为米日娜·代文浦是无辜的，他不会起诉她。他的听证会定在明天。”

“你认为他会摊牌吗？”德雷克问。

“他只会摊出能使她在押候审的有关证据，”梅森说，“他正在与这里的地方检查官密切合作，似乎他们想让米日娜先承认对她丈夫的谋杀。他们可能要求也可能不要求判以死刑。一旦这个案子结束了他们就会把她带到这里来，在赫坦斯·帕克斯顿的案于中申请判处她死刑。这一点是很有把握的，尤其是，如果他们能使米日娜在夫勒斯诺郡承认任何有关谋杀的事情。”

“你是说他们要把两个案子都扯进来？”

“他们要把两个案子联系起来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梅森说，“即使现在的法律允许，但只要情节大致吻合即可。夫勒斯诺郡的地方检查官可能会在分析杀死代文浦的动机时把毒死赫坦斯·帕克斯顿的案件拉扯进去；而洛杉矶警察局则会焦头烂额地想把代文浦谋杀案作为帕克斯顿案件的一部分。那可能就是为什么他们决定先在夫勒斯诺郡审讯她丈夫的谋杀案。但是，无论她承认了哪个案子，只要她一站到另一起案子的被告席上，他们就可能谴责她曾经承认自己犯过重罪，并且让陪审团知道是什么重罪。”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德雷克说。

“所以，”梅森说，“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知道全部事实，而且尽可能抢先知道。”

“这可是个难办的差事。”德雷克说，“那里的警察有内部线索。他们有人力，有特权，他们知道法律。”

“我明白，”梅森说，“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迅速搜集到有关史坦顿的消息并把它联系起来有多么重要。现在有一些事实已经很明确了。爱德·代文浦带着一些他正在办理的非常重要的东西，而他的妻子对此大概一无所知。告诉你为什么要去圣伯纳底诺调查吧，德拉和我12号在天堂的时候，接到了一个从贝克斯菲尔德一个收费电话站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那个男人一听见有人接起电话马上就说：‘普斯菲克·帕利塞则旅馆，圣伯纳底诺，第十三号房。’然后就挂断了。”

“这就是电话的全部内容？”德雷克问。

“一字不差。”梅森说。

“嗯，”德雷克说，“这与我们的想法相符合，这家旅馆可能曾被计划用于非常重要的用途。可是为什么代文浦付了房费又让人监视它呢，尤其是如果他想自己住这间房？”

“他的妻子似乎很肯定他不想自己任那个房间，他正要离开夫勒斯诺开车回家。”

“你不能相信他妻子说的话，”德雷克说，“她是当事人——她可能是有罪的。”

“关于打到天堂的那个电话，有一点很重要，”梅森说，“当时我并没想到，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是什么？”

“从贝克斯菲尔德打电话来的那个男人没有问他是不是在和美宝·诺格讲话，德拉·斯特里特刚说了一声‘你好’他就留下了口信。想一想，如果是爱德·代文浦打的电话他应该能知道德拉·斯特里特并不是美宝·诺格，或者是觉察出声音不同，或者他会多说一会儿直到能确认出来。而且，我们现在知道电话打来的时候爱德·代文浦已经死了。”

梅森接着说：“如果是有人按照别人的吩咐来留口信，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他应该采取一些步骤来确认接电话的人到底是谁。”

“但是他没有？”

“是的，他没有。”

“为什么？”

“只有一种解释，”梅森说，“他根本不知道在天堂有什么人，他不知道美宝·诺格是谁，她的声音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她的身份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只是打来电话，留下口信，然后就挂断。”

德雷克仔细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慢慢点了点头。

“还有一件事情，”梅森说，“我们从现在开始要注意莎拉·安赛尔的动静。”

“说得太对了。”德雷克说。

“别忘了，”梅森说，“现在的情况是莎拉·安赛尔从赫坦斯·帕克斯顿的死中获益非浅。”

“相当间接地，”德雷克说，“她根本无法确定迪莱诺会改变遗嘱把她划进来。”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她当时的确无法确定，”梅森说，“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的信息，可能就会发现她有理由知道将发生什么事。”

“如果她知道我们在调查她，她会很难对付的。”德雷克警告说。

“不管怎样她总是个难对付的人。”梅森说，“尽可能地搜集信息，保罗，让夫勒斯诺的人行动起来。我们明早要出席听证会。”

“你是不是有些太匆忙了？”

“我是很匆忙，”梅森说，“我想问一些地方检查官还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但愿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会把你的当事人钉上十字架。”德雷克说。

梅森说：“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你们忙起来而且一直忙下去的原因，我可不想让那些问题导致那种坏结果。”

11

显然，夫勒斯诺郡的地方检查官无论塔尔伯特·万德林会犯什么样的错误，他也绝不会低估他的对手佩里·梅森。

冷静、谦逊、谨慎、警惕的万德林，开始陈述这个案子，他的小心周到就像是面对陪审团进行审判的法庭上，而不是在法律官员面前的一次听证会。

“我的第一个证人，”他说，“是乔治·麦福特。”

乔治·麦福特是个9岁的男孩，雀斑脸儿，看上去相当腼腆。他长着突出的大眼睛和大耳朵，但是却给人一种说实话的感觉。

“你住在哪里？”万德林问。

“科兰浦敦。”

“在那儿居住了多长时间？”

“3年。”

“你是和父母亲住在一起吗？”

“是的，先生。”

“你父亲的名字是什么？”

“马丁·麦福特。”

“他是干什么的？”

“他开了一个加油站。”

“在科兰浦敦？”

“是的，先生。”

“现在，乔治，我要问你，在13号你是否和你父亲一起去过在科兰浦敦3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

“是的，先生。”

“你熟悉那个地方吗？”

“是的，先生。”

“它在哪儿？”

“在一个小山上的一些矮树丛里，你知道，小的橡树，山艾树。或者是灌木，你知道，就是那种矮树。”

“你以前去过那里吗？”

“是的，先生。”

“你是怎么去的？”

“我骑脚踏车去的。”

“有别人跟你一块去吗？”

“是的，先生。”

“是谁？”

“吉姆·艾顿。”

“吉姆·艾顿是一个和你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吗？”

“比我大6个月。”

“他是怎么去那里的？”

“骑脚踏车。”

“为什么你们去那里，乔治？你们到那里做什么？”

“噢，只是去玩儿。”

“为什么你们去那里玩儿？”

“噢，那里是个骑脚踏车的好地方。那儿附近有一条路，路上很少有汽车。大人们不让我们在大路上骑车，怕出车祸。我们过去常常去那儿。山上原来有一栋旧房子，里面的人搬走了，不知怎么了，反正房子开始塌了，嗯，我们只是去那儿掏鸟蛋、玩儿、聊天什么的。”

“从你们第一次去那个地方开始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嗯，断断续续有六到八个月吧。”

“那么你注意过那里挖过一个坑吗？”

“是的，先生。”

“你什么时候注意到的？”

“噢，我们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在星期五。”

“是9号，星期五吗？”万德林问。

“是的，先生，我想是的。9号，是的。”

“你是什么时候去那里的？”

“下午，大约三四点钟的时候。”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这个坑。”

“你能描述一下这个坑吗？”

“噢，那是个大坑。”

“有多大，乔治？这一点很重要，你能用手比划一下坑有多大吗？”

男孩张开手。

“大约有3.5英尺的距离，”万德林说，“那么，它有多长呢？”

“长度足够你躺进去，还有很多空地儿呢。”

“你是说伸直身体躺在里面吗？”

“是的，先生。”

“它有多深？”

乔治站起来，把手放在与他腹部水平的高度，说：“到我这儿。”

“8号，星期四，你去过那里吗？”

“没有，先生。”

“7号，星期三，你去过那里吗？”

“是的，先生。”

“那个坑在那里吗？”

“不，不在。”

“那个坑原来所在的位置是什么？”

“只是平地。”

“当你星期五4点钟的时候去那里，那个坑在那里吗？”

“是的，先生。”

“那个坑已经挖好了吗？”

“是的，先生。”

“是什么样子的坑？”

“一个好坑。”

“‘好坑’是什么意思？”

“噢，它是用铲子挖成的，是直接挖下去的，边都很直。四个角都干净利落。那是个好坑。”

“挖出去的土在什么地方，乔治？”

“土都堆在边上。”

“哪一边？”

“两边都有。”

“你是说土不是堆在坑的两"奇"书"网-Q'i's'u'u'.'C'o'm"头儿而是堆在两边，对吗？”

“是的，先生。”

“坑的底部怎么样？”

“很好，很平。那是个好坑。”

“那么，在9号也就是星期五的下午，这个坑在那里吗？”

“是的，先生。”

“星期三的时候它不在那里了？”

“不在了，先生。”

“你们那些男孩星期六去那里了吗？”

“是的，先生。”

“你们做了什么？”

“我们在坑里玩。”

“你们怎样在坑里玩儿的？”

“噢，我们跳进去，把它当做堡垒；然后我们躺在里面藏起来，看看鸟会不会跳到跟前来……嗯，只是玩儿。”

“你星期天去那里了吗？”

“没有，先生。”

“你星期一去那里了吗？”

“没有，先生。”

“你们星期二13号去那里了吗？”

“你是说上个星期二吗？”

“是的。”

“是的，我去那儿了。”

“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坑被填平了。”

“那么你怎么办了，做了些什么？”

“我告诉我爸爸……”

“不用管你告诉过别人什么，乔治。你做了什么？”

“我们在那里玩儿。”

“然后呢？”

“然后我们回家了。”

“当然你又回到过那里吗？”

“是的，先生。”

“在你回家之后多久？”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

“谁跟你一起去的？”

“我爸爸和吉姆。”

“你的爸爸是马丁·麦福特，在法庭上的这个男人吗？”

“是的，先生。”

“我问完了。”万德林说。

“没有问题，”梅森说，“至少在目前没有。我想说明，尊敬的法官大人，现在某些证人的证词的重要性还不很明显，我希望，如果在以后发现这些证人的证词与被告有相当大的关联，我希望能允许再次传讯他们。”

“这些证人都很重要，”万德林说，“我可以向法庭和辩护律师保证这一点。我也可以向辩方律师保证，在这起案件中，控方和辩方一样急于找到事实的真相，我们不会反对辩方律师在任何时候再次传讯证人，只要要求中肯切题。”

主持听证会的赛乐法官说：“那好，我们就把这视为是一项约定，控方拥有这项权利。”

“我的下一个证人是马丁·麦福特。”万德林说。

马丁·麦福特证明他是乔治的父亲。在13号下午晚些时候他的孩子回来说那个坑被填上了，他觉得事有蹊跷就决定去看看。他带了一把铁鍬，开车带着他儿子和吉姆·艾顿去了那个地方。他发现那附近的土很疏松，他顺着那个坑往下挖，大约挖了两尺半之后铁鍬碰到了一个相当柔软的抵触物；他拂去表面的浮土，发现露出的竟是一只人的大腿；他立刻丢掉铁鍬跑到最近的一个电话报告了地方执法官。

“请提问吧。”万德林说。

“你跟地方执法官又回到那个地方？”梅森问。

“是的，先生。”

“挖掘那个坑的时候你一直站在旁边吗？”

“是的，先生。”

“你帮助挖掘了吗？”

“是的，先生。”

“挖出了什么？”

“一具男人的尸体。”

“尸体穿着什么？”

“睡衣。”

“就这样？”

“就这样。”

“没有问题了。”

地方执法官站到证人席上，陈述了他和两名副手到马丁·麦福特所说的那个地方去的情况。他们挖去坑里的土，那些土很明显是最近才填进去的。也就是说，土还没有踩实，土质很疏松，尽管似乎有人在上面踩过。

坑里埋着的是爱德·代文浦的尸体，尸体被运到停尸房。之后有一天地方执法官又回到那里，仔细地挖去了疏松的土壤，以便找出原来挖坑时的尺寸。很明显，那是个精心挖掘的大约3.5尺宽、6尺长的坑，非常利落的长方形。

回答万德林提出的问题时，执法官又说明他们曾经尝试过提取脚印，但是并没有得到什么收获，因为那些孩子和马丁·麦福特在挖坑时已经在上面踩了很多脚印。

“您可以继续提问。”万德林说。

“在现在的情况下，”梅森说，“我目前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万德林说，“我与辩方律师的约定是为了使他可以保护他当事人的权利，从而使她不至对什么事件感到突然。这并不是泛泛地邀请辩方可以略过所有的提问，直到案子的全部都已陈述完毕之后再次传讯证人。”

“我明白，”梅森说，“我可以向控方律师保证，我不会利用他在此事中的谦恭礼貌的行为。只有当再次传讯证人有特别的意义时我才会那么做。”

“谢谢，”万德林说，“我说完了，执法官。”

下一个证人是米尔顿·霍克斯医生。他说明了他自己的身份是医生、外科大夫和毒品专家。他证明在13号晚上郡里请他到停尸房去验尸，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直到午夜他才得以从诊所抽身去验尸。

他发现尸体有5英尺8英寸高，体重140磅，年纪在35岁左右，他患有动脉硬化，但显然是死于中毒。他进行了某些测试，发现了一种毒药。他最后的结论是，致死的原因是由于摄入了氰化钾。他认为在验尸的时候那个男人已经死去24到36个小时了。

“提问吧。”万德林马上说。

“您特别检测过氰化钾？”梅森问。

“是的，先生，氰酸中毒。”

“还有其他的毒药吗？”

“我检测了砷。”

“你发现砷了吗？”

“没有发现有意义的量。”

“你究竟有没有发现任何含量的砷呢？”

“我发现的量在医学上不足以构成任何意义。”

“你发现其他毒药了吗？”

“没有，先生。”

“主要器官从尸体上切除了吗？”

“切除了。”

“怎么处理的？”

“送到加利弗尼亚大学的实验室继续检测。”

“大学的报告出来了吗？”

“据我所知没有。”

“那么你并不知道这个男人是由于你刚才提到的那种毒药致死的？”

“我知道我在尸体内发现了足以致死的毒药，所以我推测死亡是那种毒药所致。”

“那你为什么要把器官送到加利弗尼亚大学呢？”

“因为我想让它们在那里得到更彻底的检测。”

“因为你在寻找别的毒药？”

“我认为再检查一下看看是否存在别的毒药。”

“那么你并不满意于氰化钾致死这个结论？”

“我当然满意了。但是我想看看是否存在其他辅助性的因素——可能会有所谓迷幻药的特征，或者有什么癖好使这个人的抵抗力减弱，从而使那种毒药发挥作用。”

梅森皱着眉头思考着。

“请继续。”赛乐法官说。

“请稍候，尊敬的法官大人，”梅森说，“我认为这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赛乐法官说。

梅森说：“显然，原来执法官办公室对投毒致死的过程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但是霍克斯医生的发现却与他们的理论不符。”

“噢，这我显然没有看出来，”赛乐法官说，“请继续您的提问。”

“当然。”梅森微笑着，“您有没有在那个男人的胃里寻找过巧克力的痕迹，医生？”

“我找了，我尽量仔细地检查了胃里的内容。”

“您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那个男人是在吃了一顿火腿和鸡蛋之后大约一个小时死亡的。我并没有发现有巧克力。”

“您测试过血液里酒精含量吗？”

“测试了。”

“您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了0.15％的酒精。”

“您能从医学的角度对此解释一下吗？”

霍克斯说：“根据权威著述，酒精含量达0.1％的时候，人是正常的，但他可能开始显现出某些医学上醉酒的症状。0.2％的时候他已经醉了，感情不稳定，自制力大大减弱。0.3％的时候他思维混乱，步履蹒跚，言语不清。0.4％的时候他将会昏迷，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明显下降，接近瘫痪。0.5％到0.6％的时候进入深度昏迷，血液循环受到伤害。当酒精在血液中的含量达到0.6％以上的时候，几乎不可避免地面临死亡的威胁。穆黑伯格曾经编了一个有趣的表格：0.1％叫做‘干燥而体面’；0.2％叫做‘高兴而鲁莽’；0.3％叫做‘晕旋而狂喜’；0.4％叫做‘恍惚而颓废’；0.5％叫做‘向死神干杯。’”

“您在死者的体内发现了0.15％酒精含量，那么您对他是否醉酒有什么结论？”

“那个男人已经开始醉了，他正在进入穆黑伯格所形容的‘高兴而鲁莽’阶段。”

“他当时会感受到酒精的作用吗？”

“会的。”

“别人能看出酒精对他的这些作用吗？”

“对普通的旁观者来说是几乎肯定的，当然对受过训练的观察员来说更是如此。”

“根据我的理解，医生，”梅森随意地说，“您感兴趣的主要是死亡后尸检，籍以确定死亡原因；那么您是否采取了什么步骤确定尸体的身份？”

“是的，可以说当我在现场的时候采取了一些步骤。”

“您认为毫无疑问尸体是爱德·代文浦？”

“毫无疑问。”

“请允许我问一个假想的问题，医生，假设这个男人所中的毒氰化钾，是隐藏在一块糖果内进入他体内的，就像在代文浦先生留在科兰浦敦的汽车旅馆里的物品里找到的那种糖果。那么，死亡是否几乎是立即发生的？”

“死亡是非常迅速的。”

“也就是说，每一颗糖果里的氰化钾的量都足以导致死亡？”

“不是在每一颗糖果，梅森先生，有一些糖里含有的是砷。”

“我并非想误导您，医生，我指的是含有氰化钾的那些糖。”

“那么是这样。”

“如果服了您在那些含有氰化钾的糖果里所发现的同等剂量的氰化钾，那么中毒症状和昏迷状态发生得很迅速吗？”

“是的，先生。”

“那么，医生，如果死者是由于吃了一块有毒的糖果而死。难道您在他的体内不应该发现相当的巧克力含量吗？”

“噢，当然，”霍克斯医生说，“这是个非常令人费解的问题，我想。”

“您发现了这样的巧力克含量的证据了吗？”

“没有。”

“如果这个男人吃过一块有毒的巧克力，那么您应该能发现巧克力的含量，对吧？”

“坦率地说，是这样——除非他咬了一口导致他死亡的有毒的巧克力就发现味道不对，马上吐了出来，但是却已经咽下了糖里有毒的液体从而导致了他的死亡。我想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我认为根据事实来看，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但是我无法找出医学上的证据来证实我的这种推测。我不明白的是，除非他吃了整整一块巧克力，否则他胃里发现的那些毒药怎么会进入他的体内呢？”

“那么您并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如何服人导致他死亡的毒药的？”

“不，先生。”

“他死亡多长时间了？”

“我无法确定。我想大约是24到36小时之间。”

“当时尸体僵硬的状况如何，医生？”

“在我检查的时候尸体僵硬在大腿和小腿上表现得很明显，但脖子和肩部是柔软的。”

“尸体呈铅灰色吗？”

“已经完全变为铅灰色了，这说明尸体的位置在死后没有改变，我是说，在死后一小段时间内没有变化。”

“据我所知，尸体僵硬先发生在脸上和下巴上，然后渐渐向下发展？”

“是这样。”

“它在尸体上消退也是以同样的方向？”

“是的，先生。”

“尸体僵硬发生要多长时间？”

“不尽相同。一般情况下是8到12个小时。”

“在这起案件中，尸体僵硬不但发生了，而且遍布全身，之后又开始消退了。是这样吗？”

“非常正确，是的。”

“根据权威著述，我相信尸体全面僵硬大约要经过18个小时？”

“这不尽相同。”

梅森说：“您熟悉莱摩因·斯尼德医生的著作吗？”

“是的，先生。”

“我相信在他的著作《杀人调查》中，莱摩因·斯尼德医生以一个假设的案件为例，就像刚才您所描述的那样，尸体僵硬在大腿和小腿仍很明显，他推断这样的情况表明死亡发生在29至34个小时之前。”

“我并不完全熟悉他的推理过程。”

“但是您认为那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认为应该是。”

“您刚才所描述的尸体状况是指您在进行尸体检查的时候？”

“是这样。”

“尸体被挖掘出几个小时后您才进行尸检？”

“是的。”

“我想您刚才说过您所做的尸检直到半夜才开始？”

“是的，先生。”

“您指的是您在看到尸体时它的状况吗？”

“是的，先生。”

“那么，总的说来，那个男人一定是在头一天，也就是星期一，12号的下午2点钟至晚17点钟之间死亡的，对吗？”

“噢，如果您要画一个时间图，那么它是正确的；不过尸体僵硬是非常变化莫测的，它根据温度和不同的条件而变化。有一次我曾经见过一个人在挣扎了一阵之后死去，尸体僵硬几乎立刻就发生了，当时的温度是……”

“在这起案件中有挣扎的痕迹吗？”

“不，没有。”

“您能确定一个尸体僵硬发生的具体时间吗？”

“这不是绝对的。”

“但是您的确知道莱摩因·斯尼德这样的权威都说过，在一般情况下，您刚才所描述的在您检查时尸体所呈现的僵硬状况，表明死亡发生在前一天下午2点到7点之间？”

“是的，先生。我猜测是这样。”

“不是您猜测，医生，是您知道。”

“是的，确实如此。”

“您把这个事实作为此案的一个进展来考虑吗？”

“坦率地说，我没有。”

“为什么呢，医生？”

“因为另外一个医生曾经证实说死亡是在前一天下午两三点钟发生的，而且由于尸体僵硬发生的时间无法具体到某段绝对的时间。斯尼德医生和其他权威所论述的都是一般的案件，他们不能给每个具体的案子都列出具体的死亡时间。他们说的是一般规律。没有比这更复杂的了，我是说，在现在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比尸体僵硬的发展程度变数更大。”

“您熟悉砷中毒的症状吗，医生？”

“是的，先生。”

“是什么症状？”

“一般来说，嘴和喉部烧灼，腹部痉挛，伴随以恶心和呕吐、通常有腹泻。有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初期症状可能会延迟，但一般的规律是，在服入毒药后初期症状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谢谢您，医生，”梅森说，“我没有问题了。”

万德林说：“请海洛德·泰特斯到证人席上来。”

泰特斯走上前来，宣誓后证实说他是助理执法官，他曾经专攻过指纹研究。当代文浦的尸体在科兰浦敦以外3英里处的一座坟里被挖掘出来的时候，他在现场，并且提取了尸体的指纹，他把这个指纹与代文浦驾驶执照上的指纹相比较，发现两个指纹完全相同。

“在这之前您在科兰浦敦的汽车旅馆曾经就此案进行过调查吗？”

“是的，先生。”

“那次调查是在什么时候？”

“12号下午大约3点半。”

“是星期一吗？”

“是的，先生。”

“您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了一间上锁的房间，据说尸体是停在这里面的。打开房门后根本没有尸体。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有一扇窗户是打开的，纱窗卸下来了。房间里有男人的衣服，有一个手提包，一盒糖。有一个钱包，钱包里装着各种各样的证件，表明住在这里的人名叫爱德·代文浦。”

“您当时遇见被告米日娜·代文浦了吗？”

“遇见了，先生。”

“对住在那个房间里的男人的身份，她向您做过解释吗？”

“是的，先生。”

“她说那个男人是谁？”

“爱德·代文浦，她的丈夫。”

“她说他的状况怎么样？”

“她说当她和她的同伴莎拉·安赛尔到达的时候他快要死了。”

“她有没有说过她和安赛尔夫人都进了那个房间？”

“是的，她说她们两个都进了那个房间，后来她离开了，可是不一会儿她丈夫的情况就恶化了，他的脉搏很弱，几乎不呼吸了，然后医生被叫来了，宣布说她丈夫的情况很糟糕。爱德死的时候医生和他在一起。然后医生说死亡发生的情况使他不能签署自然死亡证明，之后就锁上了房门。”

“她还说了什么别的吗？”

“是的，似乎那个医生的言行使她觉得他在暗指是她谋杀了她的丈夫，她对此当然很恼火。”

“当时您对此事的观点是什么？”

泰特斯咧嘴一笑说：“我们知道爱德·代文浦是个酗酒狂，我们四处打听，有个人说他看见一个穿着带图案的睡衣的男人从窗户里爬出去了，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家伙带着酒出去狂饮去了。”

“那么你们做了什么？”

“在雷诺特医生的坚持下，我们在做另一次调查的时候扣留了那间客房的钥匙。”

“对被告和她的同伴莎拉·安赛尔的行动有什么限制吗？”

“没有。”

“她们做了什么？”

“她们住在旅馆的另一间客房里。”

“你没有给她们那个锁起来的房间的钥匙？”

“当然没有。”

“你扣留了那把钥匙？”

“是的，先生。”

“那么是否采取了什么措施监视被告呢？”

“在当时没有。后来采取了措施。”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代文浦夫人告诉我们说她会在旅馆住一个晚上，当时大约7点钟的时候，旅馆经理打电话告诉我们说代文浦夫人和莎拉·安赛尔已经离开了。我们追踪到夫勒斯诺，发现她们已经坐飞机去圣弗朗西斯科了。”

“你们做了什么？”

“我们给圣弗朗西斯科打电话，告诉他们在飞机抵达的时候开始跟踪她。”

“他们那么做了吗？”

“噢，当然了，我现在所知道的都是从报告上得知的。”

“我明白，我不会问你别人做了什么事。那么你再次见到被告是什么时候？”

“是在14号。”

“在什么时间？”

“下午4点半。”

“你在哪里见到她的？”

“在您的办公室里。”

“你与她交谈过吗？”

“交谈过。”

“对于所发现的那盒糖果她向你做了什么解释？”

“她说她买了那盒糖，把它放在她丈夫的旅行包里，她的丈夫总是随身带着一盒糖。他是个酗酒的人，间歇性酗酒狂。有时候当他想喝酒的时候他就吃几块糖，用她的话来说是以此来控制酒瘾的发作。”

“她对你承认是她买的这盒糖？”

“是的，先生。”

“你是否问过她在当时有没有打开过盒子，碰过里面的巧克力？”

“她对我说她只是买了那盒巧克力，把它放在她丈夫的旅行包里，没有打开，和从糖果店里刚买出来时一样。她只是把外包装纸撕掉了，因为她一次买了两盒糖，但是她没有撕破盒子外面的玻璃纸。”

“你检查过里面的巧克力吗？”

“是的，先生。”

“你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在两块巧克力上面有被告的右手拇指和右手食指的指纹。”

“你拍了指纹的照片吗？”

“是的，先生。”

“你现在带着照片吗？”

“带着呢。”

“请向辩护方律师出示照片，然后我请求将它们作为证据收录。”

“不反对。”梅森说，一边匆忙地扫了一眼那些照片。

“后来，当那些有指纹的巧克力被测试是否含有毒药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我在。”

“你以什么方式标出了那两块特别的巧克力吗？”

“是的，先生。我们在那两块巧克力的底部贴上了小纸条，一个是一号，另一个是二号。我在纸条上用墨水写上了我名字的首字母。”

“那两块巧克力进行毒药检测是当着你的面进行的吗？”

“是的，先生。”

“请辩方律师提问。”万德林说。

梅森用谈天一样的口吻说：“你知不知道在那两块巧克力里发现了毒药？”

“只是听别人说的。”

“从进行测试的毒药学家那儿听来的吗？”

“是的，先生。”

“当时你在现场吗？”

“是的，先生。”

“他说了什么？”

“他说那两块巧克力里面的毒药都是氰化钾，其他的巧克力里都是砷。”

“你知道通常砷致死的速度非常缓慢吗？”

“是的，先生。”

“氰化钾致死非常迅速？”

“是的，先生。”

“作为调查官员，你是否问过被告为什么两块含有致命毒药的巧克力混在含有慢性毒药的糖果里？”

“没有，先生。我向被告询问过此事，她一直坚持说她从未打开过那盒巧克力，她从未碰过任何一块巧克力。”

“我问完了，”梅森说，“我没有问题了。”

“现在我请莎拉·安赛尔到证人席上。”

坐在法庭后面的莎拉·安赛尔，站起来挑衅地说：“我不想在此案中做证，我不想给控方帮一丝一毫的忙。被审讯的那个年轻女子是我姐姐的侄女，这个可怜的姑娘是无辜的。”

“请上前来宣誓。”万德林说。

“我说了我不愿意作证，我……”

“请上前来宣誓，夫人。”赛乐法官说，然后，当莎拉·安赛尔仍在犹豫的时候他又说，“否则您将被判以藐视法庭罪。这是代表法律的法庭。您被传讯来作为证人，您在现场，现在请到前面来。”

莎拉·安赛尔磨磨蹭蹭地沿着过道走过来，穿过律师席和证人席的旋转门，站到证人席上。她抬起右手宣誓，向米日娜安慰地微笑着，然后坐下来，盯着万德林。

“您是莎拉·安赛尔？”万德林说，“您现在和此案中的被告一起住在洛杉矶一所原来属于威廉·迪莱诺的房子里？”

“没错儿。”她不耐烦地说道。

“您与威廉·迪莱诺是什么关系？”

“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我是说，没有血缘关系。我姐姐嫁给了威廉·迪莱诺的哥哥。”

“他们都去世了？”

“都死了。”

“迪莱诺去世的时候他有什么亲戚？”

“他死的时候除了米日娜之外一个亲戚也没有，除非你把我也算作是个婚姻带来的亲戚。”

“您是他的嫂子？”

“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

“他这么称呼您？”

“是的。”

“威廉·迪莱诺活着的时候您见过他两三次？”

“见过几次。”

“他死前不久您见过他吗？”

“是的。”

“在他死前多长时间？”

“大约一个月。”

“您能否描述一下威廉·迪莱诺家里在那个月大概是什么状况？都有谁在那儿？”

“我在那儿，还有他的侄女赫蒂·帕克斯顿，还有米日娜和爱德·代文浦。米日娜是过来帮忙的。”

“赫蒂·帕克斯顿出了什么事？”

“她死了。”

“在此之后威廉·迪莱诺去世了？”

“是的。”

“赫蒂·帕克斯顿死后多久威廉·迪莱诺去世的？”

“两个星期多一点儿。”

“在两个星期之内他病得非常重？”

“是的。”

“他改变了他的遗嘱，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他立了一份新的遗嘱？”

“我不知道。”

“难道他没有告诉被告米日娜·代文浦，说他要立一份新的遗嘱？”

“没有说那么多话。只是来了律师，执行一份文件。他当时已经病得很厉害了。”

“在那份最后的遗嘱下你继承了一些钱，是不是？”

“请回答。”赛乐法官说。

“是，先生。”她不高兴地说道。

“有多少？”

“10万美金和他的大房子的五分之一。”

“您第一次见到被告米日娜·代文浦是在什么时候？”

“我去看威廉·迪莱诺的时候。”

“她那时住在那所房子里？”

“当时没有。她是在帮着干活儿，帮助赫坦斯，但是……”

“请等一等，您说她帮助赫坦斯，是指她在帮助赫坦斯·帕克斯顿，那个已经去世的侄女？”

“是的。”

“当时赫坦斯·帕克斯顿在照料整个房子、管理仆人、服侍威廉·迪莱诺？”

“是的。”

“像这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她已经和他住在一起两年多了。她是他最喜欢的侄女。他们之间很亲密。”

“您到那所房子去看望威廉·迪莱诺之后不久，被告米日娜·代文浦就过来和他一起生活了，是这样吗？”

“噢，可不是那么简单。我是说，你不能这么划分时间段。米日娜先来探望，给赫蒂帮助……”

“您说的赫蒂是赫坦斯·帕克斯顿么？”

“当然。”

“很好，请继续。”

“她到那儿去看望，帮忙，然后她决定搬过来住，……噢，可能是在我来之前或之后不久，我记不清了，但不管怎样，她和爱德，就是她的丈夫，确实搬过来住了，带来了他们的家具。”

“但是代文浦先生仍旧把他的办公室设在原来他和米日娜·代文浦居住的位于本州天堂的房子里？”

“是的。”

“他住在那儿的时间长吗？”

“相当长。”

“在您来了之后，迪莱诺死后不久，代文浦先生开始经常地离开家，对吧？”

“你说的家指的是什么？”

“应该是威廉·迪莱诺去世时所在的住宅，不是吗？”

“我想是吧。”

“我所说的家指的就是那里，我把他在天堂的房子称之为他的矿产办公室。”

“很好。”

“您搬过去之后不久是否注意到代文浦先生开始不断地离开家，注意到了吗？”

她说：“我不知道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爱德·代文浦和我相处不好，不过这和他出去旅行没有什么关系。爱德·代文浦不喜欢我，这不是什么秘密，尽管我对他已经尽可能地仁至义尽了，可是他认为我在挑拨米日娜反对他。实际上我所做的事只是要唤醒米日娜，让她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

“正在发生什么事呢？”

“他正在尽可能地把米日娜的每一分钱和他自己的钱混起来，到处投资好让别人无法分辨出他们俩各自的钱。你要是问起他有关矿产的事，或者问他正在做什么，或者问他米日娜有多少钱，他把她的钱怎么样了，投资在什么地方了，他就会对你一言不发，或者跳起来离开屋子。然后不久他就会出去‘出差’。如果你逼着他回答，他就会告诉你一些含糊的答案，你根本分不清什么是什么。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也明白我知道他在干什么。”

莎拉·安赛尔挑战地看着万德林。

“您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当然知道他在干什么，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

“您是如何知道他在干什么的？”

“哼，通过问他问题，听他的回答，观察他做事情的方式等等这些。”

“那么他明白你知道他在做什么？”

“当然他明白。我毫无掩饰，也就是说，我问他很尖锐的问题。”

“当着他妻子的面？”

“当然，她可是我要唤醒的人。”

“那么您跟他妻子私下谈过吗？”

“谈过。”

“建议她最好找个律师？”

“是的。”

“还有什么？”

“建议她应该雇个私人侦探跟踪她丈夫，爱德常在郡里四处闲逛。他叫米日娜给他准备行李箱，告诉她说他要去一座矿里，他甚至不告诉她是哪座矿，他只说‘其中一座矿’。”

“他有好几座矿？”

“在他把手伸向米日娜的钱之后，是这样。那是他开始扩张的时候。还有，正如我所说的，他把各地的业务都混在一块儿，这样你就分不清哪儿是哪儿了。”

“他在用他妻子的钱？”

“那当然了，他自己什么钱都没有，他所拥有的全部就是几座他白手起家买过来经营的矿产。威廉·迪莱诺一死他马上就变成一个大的矿产主了。他充分利用他妻子马上就会有钱了这个事实尽可能地到处借钱，他说服妻子让她从银行里贷了一大笔款子，然后他就忙着部分分配遗产好让米日娜能拿到钱，钱刚一到米日娜的帐户上他就提取出来。”

“你知道他是怎样办理这些业务的吗？他给米日娜提供记录或是什么别的吗？”

“当然没有。他只是让她把钱存在一个共同帐户上，而她使用那个户头只不过是为了家用，或者偶尔买一件衣服什么的。”

“所以您警告了米日娜这些情况？”

“当然。”

“这么说来，在一段时间，比方说一个星期以前，米日娜·代文浦有充分的理由憎恨她的丈夫，希望他消失，不是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强加于人。”

“我只是在总结您刚才对我所说的话。您曾经告诉过米日娜·代文浦她丈夫正在盗用她的钱？”

“是的。”

“说他正在和别的女人鬼混？”

“我怀疑。”

“说他只是想把手伸向她的遗产以便能把它加进自己的资产里，骗她的钱，这样最后她就会一文不名？”

“噢，我可没有用这些词儿。”

“不过这就是您所表达的意思？”

“是的。”

“大约在10天之前，爱德·代文浦宣布说他要去天堂的办公室？”

“是的。”

“他让他妻子给他打点行李？”

“是的。”

“他提起过糖果的事儿吗？”

“他告诉她说他需要一些新鲜的糖果，他已经快要吃光另一盒里的糖了，只剩下一两颗了。”

“您本人是否知道代文浦夫人做了什么关于打点行李和买糖果的事情吗？”

“我自己并不知道，我后来得知她买了两盒糖果。”

“其中一盒糖放在行李箱里了？”

“我相信是这样。我并没有亲眼见到。”

“您知道什么关于代文浦夫人有毒药的事情吗？”

“她是个了不起的园艺师，她把不同的喷雾药剂混和起来做实验，按照其中的一些配方混和成植物喷雾剂。”

“她有砷和氰化钾吗？”

“我不知道。”

“您和她谈论过关于毒药的事情吗？”

“噢，是的。”

“她有没有告诉您她有砷和氰化钾？”

“她告诉我她有一些东西作为喷雾剂。”

“她有没有告诉你她有砷和氰化钾？”

梅森说：“法官大人，这看起来像是控方律师在审问他自己的证人。”

“她是个带有恶意的证人。”万德林说。

“反对无效，”赛乐法官说，“很明显她是个恶意的证人。”

“她是不是对你说过她有氰化钾和砷？”万德林又一次问道。

“是的。”

“她是不是跟你说过她曾经试图藏起那些毒药好让警察找不到它们？”

长时间的沉默。

“回答问题。”万德林说。

“是的。”莎拉·安赛尔说。

“你确实看见了她在埋一些装着毒药的口袋？”

“她不想受到过多询问和怀疑……”

“你是否亲眼看见她埋那些毒药？”

“我看见她在挖坑，我不知道她往坑里放的是什么。”

“她说她往坑里放的是什么？”

“毒药。”

“那么现在，把你的注意力转到12号、星期一，你和代文浦夫人在迪莱诺的房子里吗？”

“是的。”

“大约在上午9点钟的时候，你接到了一个医生从科兰浦敦打来的电话，是不是一个叫赫克莫·雷诺特的医生？”

“是的，是有那么个电话。”

“是你还是米日娜接的电话？”

“我接的。”

“雷诺特医生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要找米日娜·代文浦。我告诉他我是米日娜·代文浦的姑妈，我可以带口信给她。他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她丈夫的消息。”

“现在谈谈电话内容。”万德林说，“我认为那可以作为证据，但是这个证人向被告所转述的电话的内容，被告是知道的……”

“我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梅森打断说，“请继续吧。”

“很好，”万德林又问莎拉·安赛尔，“电话里都说了些什么？”

“雷诺特医生告诉我代文浦正在科兰浦敦的旅馆病得很重，高血压和动脉硬化，他认为最好代文浦夫人能尽快赶到那里去。”

“我不想在细节上浪费太多时间。”万德林说，“听到这个消息，你和代文浦夫人马上打点行李，乘午后到达夫勒斯诺的飞机。下飞机后上了一辆出租车，你说服代文浦夫人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停一下，是这样吧？”

“是的，先生。”

“在此之前，你知道代文浦先生留下了一个信封，要在他死亡的时候交给警察局？”

“他控告米日娜……嗯，很多罪名，他说他留下一封信交给警察，万一他发生什么不测的话。”

“你和代文浦夫人一起去了佩里·梅森的办公室，梅森先生被雇用去天堂拿到那封信，这样代文浦先生去世的时候它就不会被交到警察的手上了？是这样吗？”

梅森说：“我反对，因为这里涉及到了一个当事人和她的律师之间的秘密谈话。”

“您没有雇用梅森先生，对吗？”万德林问莎拉·安赛尔。

“我？当然没有。我找律师干什么？”

“米日娜雇用了吗？”

“米日娜告诉律师需要他做什么。”

“是您告诉他做什么，对吧？”

“噢，米日娜吓坏了并且……”

“是您告诉他做什么，对吧？”

“噢，可能我对他解释了一些事情。”

“交谈的时候您一直在场？”

“是的。”

“你们交谈了什么？”

“我反对，”梅森说，“这属于秘密谈话。”

“有第三人在场的时候就不是。”万德林说。

赛乐法官说：“这个问题涉及到作为当事人的代文浦夫人向作为律师的梅森先生所提的要求吗？”

“是的，法官大人，有莎拉·安赛尔在场，她是第三人。”

“我认为这是不允许的。”赛乐法官说。

“请法庭原谅，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权威的著述，”万德林说，“我认为这是完全应该允许的。”

“噢，我会研究权威著述的。”赛乐法官说，“不过我想这需要一点儿时间，我不希望把一个当事人对她的律师所讲的话拿过来作为证据。”

“我可以向法官大人出示权威著述，您可以……”

“好了，请等一等，”赛乐法官说，“我为什么不在中午的时候查看一下著述呢？为什么我们非得在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能不能先让这个证人退下，换另一位证人？”

“是的，我想可以。”万德林说。

“很好。中午休庭后我将对此问题加以规定，证人回答或者不回答，要看我的规定是什么，辩方律师可以继续提问。”

“很好，”万德林说，“请下去，安赛尔夫人，您可以离开证人席了。”

莎拉·安赛尔使劲地从证人席上站起身来，怒视着万德林。

“请不要离开这个城市，”万德林警告说，“记住您是有传票在身的，在所有的庭审中您需要出席，中午休庭以后您应该回到这里。”

“是的，”赛乐法官说，“您有传票在身，不要试图离开这里，整个审讯期间您都应该在这里。明白吗？”

她蔑视地看着他。

“你明白吗？”赛乐法官提高了声音问道，好像有些恼火。

“明白。”她说。

“那么就准时来这里。”赛乐法官说，“您的下一位证人，万德林先生。”

“请雷诺特医生到证人席上来。”

雷诺特是一个瘦瘦的大约50岁年纪的男人，他表现出一种精确的、冷漠的职业态度。他走上证人席，用他那毫无表情的深色眼睛打量着地方检查官。他的态度是一个上过证人席上的医生刻意养成的职业态度，当他仔细斟酌问题、小心回答的时候有一种职业上的优越感。

“您的姓名是赫克莫·科里森·雷诺特么？”万德林问。

“是的，先生。”

“您在本州是注册医生、药剂师吗？”

“是的，先生。”

“噢，我们将保留向这位医生提问的权利。”梅森说。

“您在哪儿行业，医生？”

“在科兰浦敦。”

“多长时间了？”

“大约三年。”

“在12号上午您被叫去诊断一个住在科兰浦敦一家汽车旅馆里的病人？”

“是的，先生。”

“那个病人是谁？”

“爱德·代文浦。”

“您当时认识他吗？”

“不，先生。”

“爱德·代文浦的尸体在挖掘出来之后，验尸之前您见过吗？”

“是的，先生。”

“验尸的时候您在现场吗？”

“不，先生。”

“那具尸体是您12号治疗过的那个人的尸体吗？”

“是的，先生。”

“您在12号和被告交谈过吗？”

“是的，先生。”

“她看见了您正在治疗的那个男人吗？”

“是的，先生。”

“她有没有证明那个人的身份？”

“是的，先生。”

“她说那是谁？”

“她称他为爱德·代文浦，她的丈夫。”

“现在我想让您确切地陈述一下您根据代文浦先生的病情所进行的治疗。”

“好的，”雷诺特医生说，“如果法庭不允许我陈述病人对我所说的话，我想我说不清这件事。”

“我想，法官大人，”万德林说，“对这个谈话可能会有一些疑问。我查过权威著述，在此准备声明一下要点。死者当时说过的话属于案情的一部分，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不能把这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临终遗言，所以我请求接受医生的证词。”

“不反对，”梅森微笑着说，“请继续。”

万德林微笑着说：“看得出来，法官大人，辩方律师在玩聪明的游戏，他想让我们把自己的手塞得满满的。”

“我想了解事实。”梅森说。

“我想让事实被说出来，”万德林反驳道。

“那么就没有争辩的必要了。”法官责怪说，“律师应该控制这些私人感情的言行。让我们看一看此案中的事实，医生，请回答问题。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们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雷诺特医生说：“他告诉我说他吃了一块巧克力，然后就病得非常厉害，他说他的妻子一直在试图谋杀他。”

“他说他什么时候吃的巧克力？”

“早晨大约7点钟。”

“你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8点到9点之间。”

“他是否把他的病和吃了那块巧克力联系起来？”

“是的。”

“他怎么对你说的？”

“他对我说他的妻子已经毒死了她的一个亲戚，为了从一个快要死的叔叔那里得到遗产。他说他最近发现了她投毒的证据所以她想除掉他，他有所防备，留下了一封信，这样万一他出了什么事儿警察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

“你做了什么？”

“开始我按照食物中毒对他进行治疗。我认为他的想法可能有些夸张。后来我意识到可能他真的被投毒了。总之，这个男人的状况不断恶化，在我看来病情如此严重所以我给他的妻子打了电话。她来了，还有她的一个亲戚。”

“你告诉她们代文浦快要死了？”

“我告诉她们他病得很严重。”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大约在两三点钟她们打电话找我，我冲到旅馆，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代文浦先生已经濒临死亡了。”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给他诊脉，试着给他打了强心针但是他没有反应。他变得越来越虚弱，突然死亡了。”

“那么你做了些什么？”

“我告诉代文浦夫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能签署自然死亡证明，我必须设法保存证据。我锁上房门离开了。”

“然后你做了什么？”

“我通知了警察局。”

“然后呢？”

“当我和警察一起返回的时候尸体被搬走了。”

“请等一等，医生，”万德林说，“你是说尸体被搬走了？”

“正是，”雷诺特医生带着科学的严谨性回答说，“尸体被搬走了。”等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重复了一遍，重读着每一个单词：“尸体被搬走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医生？”

“因为尸体是不会自己起床走掉的。”

“你认为代文浦先生已经死了？”

“我知道他死了，我看见他死亡的。”

“也有出现误诊的时候，把深度昏迷误认为死亡。”

“我想可能有吧，但我从未犯过这种错误。我想你应该知道，凡是出现这种错误判断的时候，病人都处于强直性昏厥状态，或者是呼吸暂时停止，这样医生就有可能误以为病人已经死了。也就是说，我认为如果一个医生就站在病人的身旁，亲眼目睹着死亡的发生，那么上述的这些误判就不会存在。”

“你离开多长时间？”万德林问，“就是说，从你向代文浦夫人宣布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到你又返回现场之间经过多长时间？”

“我想大约一个小时吧。”

“那么你有把握说代文浦先生去世了——在几点钟，医生？”

“我有把握说他是在下午2点半到3点钟之间死的。我没有专门去看表，不过差不多就是那段时间。我绝对有把握说，在我一小时之后跟警察返回之前，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把他的尸体从他去世的那个地方、也就是我停放尸体的地方搬走了。”

“我没有问题了。”万德林说。

梅森说：“医生，让我们直人主题吧，你是在上午八九点钟第一次看见代文浦先生的吗？”

“是这样。”

“他告诉你他早晨7点钟左右生病的？”

“是的，先生。”

“你开始对他进行治疗的时候他的症状是什么？”

“他极度虚弱，濒临崩溃。”

“当时有砷中毒的症状吗？”

“当时还没有。他告诉我他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了，他腹泻、呕吐，感到混身发冷，腹部痉挛。”

“这些是砷中毒的症状吗？”

“这么说吧，梅森先生，如果这个男人在早晨7点钟之前砷中毒，大剂量毒药几乎立即引起恶心，那么很有可能他已经把毒药都呕吐出来了，这样他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就会像我所发现的那样。”

“当时代文浦告诉你他怀疑妻子试图谋杀他？”

“是的。”

“他说他吃了一块他妻子放在他旅行包里的糖果盒里的糖，他确信就是那块糖使他中毒的？”

“是的，先生。”

“他是否告诉你为什么会在早晨7点钟左右吃一块糖？”

“是的，先生。他告诉我他有时喝酒很凶，有时候如果他非常想喝酒，他就吃大量的甜食，可以控制住酒瘾发作。”

“那么，”梅森说，“他一生病就马上怀疑那块糖了？”

“噢，他并没有说这么多，但是我把他的话联系起来大致就是这样。”

“你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休克了吗？”

“是的，先生。”

“有没有好转的迹象？”

“没有，先生。”

“你认为他可能有生命危险？”

“是的，先生。”

“由于虚弱、昏厥而不是由于砷中毒？”

“根据他总的身体状况来看是这样。”

“你熟悉氰化钾中毒的症状吗？”

“是的，先生。”

“那么现在，”梅森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医生，或者说，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实，如果这个男人在上午9点钟怀疑他吃过的第一块糖有毒，那么他在下午3点怎么会又吃了一块糖呢？”

“噢，请等一等，”万德林说，“这个问题有争议性。”

“我是在证实医生的观点。”梅森说。

赛乐法官似乎采取了一种相当消极的态度，他观望着两名律师，希望他们能自行解决这个争议。

“他没有。”雷诺特医生愤怒地说。

“没有什么？”梅森问。

“没有吃第二块糖。”

万德林微微耸了耸肩膀，摊了摊手，他坐下来，微笑着说：“好吧，请继续，医生似乎回答得很好哇。”

“你听见了霍克斯医生作证说那个男人死于氰化钾中毒？”

“是的，先生。”

“你对此有何不同见解吗？”

“我来作证并不包括和病理学家在做尸检时所发现的情况争辩是非。”

“好吧，”梅森说，“爱德·代文浦是死于氰化钾吗？你看见他死亡的，你知道症状，他是否表现出氰化钾中毒的症状？”

“不，先生。他没有。”

“他没有？”梅森问。

雷诺特医生绷紧下巴，说：“他没有。”

“那么你认为他不是中毒死亡的？”

“请等一等，梅森先生，那是另外一码事儿，我确实认为中毒导致了他的死亡。”

“但是你认为不是氰化钾中毒？”

“是的，先生，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他的死亡是由于砷中毒后大量呕吐所造成的极度虚弱而导致的。”

“等一等，”梅森说，“你是临床医生。你看见他死亡的。”

“是的，先生。”

“你认为他的死不是氰化钾中毒造成的？”

“不，先生。我认为不是。”

“现在，请等一等，法官大人，”万德林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始料未及的，恐怕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就死因询问过雷诺特医生，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验尸时所发现的毒药足以回答有关死因的问题。”

“您还有机会重新审查，”梅森说，“我现在在问专门的问题，得到专门的回答，我希望这些回答都记录在案。”

“好的，它们是记录在案的。”万德林说。

“您反对我的提问吗？”梅森问。

万德林坐下来说：“不，请继续吧，让我们澄清事实，不管事实是什么。”

梅森说：“现在，我们把话说清楚吧，医生，你目睹这个男人死亡的？”

“是的，先生。”

“你熟悉氰化钾中毒的症状？”

“是的，先生。”

“你认为他不是死于这种毒药？”

“我非常肯定他不是，没有任何典型的症状。他的死亡原因是虚弱、昏厥，无法从中毒造成的后果中恢复过来。”

“你并不知道他中毒。”

“我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我还知道他的症状是什么。”

“但是大部分症状是他向你描述的，不是吗？”

“噢，他描述了自己的症状。当然了，医生总是问病人那些问题的。”

“你不知道他中毒？”

“我知道他当时的身体情况与他所描述的症状相符。”

“他告诉你他的妻子试图毒死他，他告诉你他吃了盒子里的一块糖，吃了之后不久……”

“吃了之后立即出现症状。”医生纠正说。

“好吧，吃了之后立即就出现了那些症状：疼痛、痉挛、呕吐。”

“是的，先生。”

“代文浦认为这是由于砷中毒？”

“由于中毒，我想他没有提起过砷。是的，也可能提起过。”

“是你提起砷的？”

“我可能提过。”

“死者曾在天堂停留过一段时间？”

“他是这么说的。”

“他正在回洛杉矶的家的路上？”

“是的，先生。”

“他告诉你他吃了一块糖然后就病了？”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是的，先生。我认为我已经以一种或其他形式反复回答过这个问题了。”

“但是你不知道他吃了一块糖？”

“是他跟我说的。”

“你本人并不知道他吃了一块糖？”

“不知道。”

“但是你本人确实知道他不是死于氰化钾中毒？”

“他的症状与如果是氰化钾中毒我应该发现的症状绝不相符。不，先生。”

梅森说：“我再进一步问你，医生，你说过这个男人描述过他的中毒症状？”

“是的，先生。”

“他当时的状况与此类中毒相符？”

“是的，先生。”

“当你在下午大约3点钟离开爱德·代文浦的时候他死了？”

“是的，先生。”

“那么，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梅森说，“他在哪儿吃的霍克斯医生在他胃里发现的、估计是在死前不久吃的那顿火腿和鸡蛋呢？”

“你想知道我的观点吗？”雷诺特医生问。

“我就是在问你呢。”

“我的观点是他的妻子用了什么办法，在我离开后她单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使他吃了些食物，就是那些食物导致了他的死亡。”

“用了什么办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不会同意那样一顿饭的。在爱德·代文浦当时的身体状况下他只能吃流食，不能吃任何固体和硬的东西。实际上我已经给他注射了一些营养液。”

“一个疲惫、昏厥、虚弱、快要死亡的男人怎么会从床上坐起来，还吃了一顿火腿和鸡蛋呢？”梅森问。

“我不知道，真的。”

“你无法解释？”

“我无法解释。”

“你认为病人在当时的状况下不可能吃那顿火腿和鸡蛋？”

雷诺特医生说：“除非被做尸检的那个死者和我的病人不是一个人，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吃了那么一顿饭。他肯定是被迫那么做的。食物就在他胃里，所以他肯定是吃过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好吧，让我们把某些事情先说清楚。”梅森说，“作为一名医生你认为爱德·代文浦不是死于氰化钾中毒？”

“我肯定他不是。”

“你本人并不知道他曾经吃过糖果，对吗？”

“我本人并不知道。”

“你本人并不知道他摄入了任何毒药？”

“嗯……嗯，我不敢下断言，他吃的时候，我并不在他身边。”

“你本人所知道的全部，医生，就是代文浦先生可能是典型的食物中毒，他把这归罪于他妻子下的毒，他的死因很有可能被判断错误了。”

“据我本人所知是这样的。”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是不是，医生？如果一个人食物中毒了，那么他就会以为他摄入的食物是被故意下的毒，而不是偶然被污染的？”

“我想是这样。”

“你在行医中是否碰到过这种情况？”

“我……是的，我相信我遇见过。”

“你知道爱德·代文浦不是死于氰化钾中毒？”

“我确信他不是。”

“我问完了。”梅森说。

“现在请等一等，”雷诺特医生刚要离开证人席的时候，万德林说道，“我想向您提几个问题，医生，以前我和您谈过，对吗？”

“是的，先生。”

“你从未告诉过我代文浦先生的死不是由于氰化钾。”

“您并没有特别问过我，”雷诺特医生说，“我想解释一下，我觉得是他妻子下的毒，这种毒药是致命的，我的观点是代文浦先生仅仅因为这种毒药的后期作用就完全有可能丧命，或者可能在他死之前不久又下了第二次毒。我使用了毒药这个字眼，但我没有说氰化钾，你并没有问我。我特别对你说过，我的看法是，代文浦先生仅仅由于无法从早晨7点钟糖果中毒所造成的昏厥中恢复过来就完全有可能丢掉性命。”

“是的，我想您是这么说过，”万德林承认说，“但是您没有明确告诉我他不是死于氰化钾中毒。”

“我没有被问起过。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我要和别的医生发生冲突，除非在我不得不回答问题的时候。梅森先生问了我一个明确的问题，我给了他一个明确的回答。我已经决定了，如果有人向我问起这些问题而我不能不回答，那么我会给出那个答案的。代文浦先生去世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死亡可能是直接作用在心脏上的毒药造成的，或者可能是早些时候中毒后的昏厥造成的，但是如果所中的毒是氰化钾的话，那么我认为我应该看到的症状并没有出现，在当时没有。”

“你知道验尸时在那个男人体内发现了多少氰化物吗？”

“我知道。”

“那个量足以导致死亡吗？”

“百分之百。”

“那么，请稍等，”万德林说，“代文浦先生肯定是死于氰化物中毒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体内有足以杀死他的氰化物，即使你认为他不是死于氰化物中毒。”

“我反对，”梅森说，“这个问题有争议性，提问方式不当，而且概念完全含混不清。问题并不在于代文浦先生没有死于砷中毒那么他就肯定死于氰化钾中毒，问题是导致他死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同意，”赛乐法官说，“反对有效。”

万德林说：“法官大人，这是个极其特殊的情形，霍克斯医生是个非常称职的医生和毒物学家，他作证说在死者体内发现了足以致死的毒药，他明确地指出，这种毒药是氰化钾，一种反应迅速的、致命的毒药。雷诺特医生现在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认为代文浦先生不是死于氰化物中毒。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

“他是一个医生，他已经声明了自己的观点。”赛乐法官说。

“而且他是您的证人。”梅森说。

“法官大人，”万德林说，“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控方完全有理由要求继续讨论此事。”

“坦率地说，即使现在将此案撤诉也不会阻止控方继续起诉被告。我现在完全可以不理会这项争议，明天继续以同样的罪名逮捕这个女人。”

“那你为什么不那么做呢？”梅森问。

“我还没有准备好，我想继续深入地调查了解一下此案。可以这样说，法官大人，我现在是被雷诺特医生是控方证人这个事实给束缚住了。如果我只是把霍克斯医生请到证人席上来，陈述验尸发现的死亡原因；如果我出示了糖果里的毒药以及被告留在该糖果上的指纹，尤其是，她已经否认了她曾经打开过那个盒子，我完全可以提起一个证据充分的案子。”

“你想让我在现在的证据下将被告绳之于法？”赛乐法官问道。

“我不知道，法官大人，”万德林说，“情况有些复杂，现在的记录表明雷诺特医生是作为我的证人出庭的，他已经肯定地声明了他自己的观点，认为代文浦先生不是死于氰化物中毒。”

“还有，”梅森指出，“你自己的医生在死者胃里找不到一丝巧克力糖的踪影。”

“我希望让霍克斯医生重新回到证人席上来，向他询问一个问题。”万德林说。

“辩方是否反对？”赛乐法官问。

梅森微笑着：“不反对，法官大人。”

“下去吧，雷诺特医生，如果您愿意的话，请离开证人席。霍克斯医生，您可以到前面来吗？您已经宣过誓了，医生，我只想问您一个问题。”

霍克斯医生大步走向证人席，脸上带着一种职业的愤慨。

“您听到雷诺特医生的证词了吗？”万德林说。

“我听到了。”霍克斯医生生气地说。

“您对此案中的死亡原因有疑问吗？”

“毫无疑问。我验尸的那个男人死于氰化钾中毒。”

“就是说，在他的胃里找到了足以导致死亡的氰化钾？”

“是的，先生。”

“现在我将问您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听起来非常牵强、非常可怕的问题：一个人是否有可能抽空一具死尸的胃？”

“噢，当然了。”

“那好，一个人是否有可能把什么东西灌进一具死尸的胃里呢？”

霍克斯先生有些犹豫，“你是在问我，”良久，他说，“在这个案子里是否有人这么干过？”

“我是在问您一般的可能性。”

“我想一般来说这是有可能的。不过，我想声明，我的观点是爱德·代文浦死于氰化钾中毒。不仅发现了毒药，而且症状都反应出来了：出现泡沫、特有气味等等。我认为代文浦先生在摄人大剂量的氰化钾之后几乎立刻死亡了。死前他大约喝了一个小时的酒，而且他还吃了火腿和鸡蛋。”

万德林对赛乐法官解释说：“法官大人，我努力想弄清此案的真相，给看起来互相矛盾的事实找到一种解释。”

“据我所知，没有什么互相矛盾的，”霍克斯医生说，“我认为此人死于氰化钾中毒，症状摆在那儿，毒药也摆在那儿。此人在摄入了那么大剂量的毒药之后不可能活下来，所有氰化物中毒的症状都摆在那儿，我认为这就是死亡原因，不管别人说什么。”

“您还有别的问题要问吗？”万德林问梅森。

“您是否认为毒药是被下在一块糖里的？”梅森问道。

“我不这么认为。”

“可以说成是，您认为不是下在一块糖里？”

“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毒药根本就不是下在糖果里的。死亡发生得非常迅速，我没有发现糖果的迹象，尽管我非常仔细地要在胃里找到糖果残留物。”

“那么您认为毒药是如何被摄入的呢？”

“我认为毒药不是被下在食物里的，有可能是下在威士忌里。在胃里有威士忌，在血液里有酒精。我还有一种想法，也是一种可能性，不过我不便讲出来。”

梅森仔细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您是不是认为，有人可能直接给死者使用了毒药——比方说当成药品使用？”

“是的。”

“我问完了，医生。”梅森微笑着说。

“只有一个问题要问，医生，”万德林带着胜利者的口吻说，“那么，您的观点是，有可能被告把毒药直接给爱德·代文浦服用了——当成药品服用？”

“不是。”

“什么？我想您刚刚说过氰化物可能被伪称是药品给了死者？”

“我是说过，不过不是代文浦夫人干的，因为在必须的作案时间内她并不在现场。我认为爱德·代文浦在摄入了那毒药之后没有活过两分钟。”

“还有问题要问吗？”万德林问梅森。

“没有了，”梅森说，“干得很好，请继续吧。这是您的烂摊子，需要您自己来整理。”

“我希望继续讨论。”万德林说，“现在已经过了中午，法官大人。法庭通常在2点以后休庭，我将向法庭申请将休庭时间延续到今天下午4点钟。”

“辩方是否有反对意见？”赛乐法官问。

“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梅森说，“如果控方愿意的话我们将同意明天上午继续讨论。”

“我愿意明天继续讨论，我希望这个提议由辩方来做。”万德林说。

“我现在就提议。”梅森立即说。

“很好，”赛乐法官说，“在辩方的提议下，此案将于明天10点继续讨论。被告仍在押候审，现在休庭。”

万德林向梅森看着，“好哇，”他说，“别人警告过我，说和你打交道的时候肯定会碰到预想不到的事情，可是今天的局面还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一次。”

梅森微笑着，“你准备怎么办？”

“不知道。”万德林说，“我可以让代文浦夫人出庭受审，可是由于雷诺特医生的证词，我要在陪审团的面前治她的罪可真是再棘手不过了。”

“噢，至少你还很坦率。”梅森对他说。

“在你面前遮遮掩掩是没有用的。”万德林说，“你和我一样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如果这样的情形出现在陪审团面前的话。”

“你会撤诉吗？”

“我想不会。我是闭着眼睛走进这件事里来的，我大概不会在陪审团面前传讯雷诺特医生，迫使他作为你的证人出庭。”

“然后怎么样？”梅森问。

“然后，”万德林压低了他的声音说，“我会攻击他不称职，我认为他在这里的医药界没有什么地位，他一直在四处飘荡，我相信有一次他由于使用麻醉剂遇到过麻烦。这就是为什么霍克斯医生这么生气的原因，因为他的发现竟然被像雷诺特这样的在医药界名声不大好的医生提出异议。”

“雷诺特医生似乎很肯定。”梅森说。

“他的确是相当肯定的。”

梅森又问，“你怎么解释尸体爬出窗户的场景呢？”

万德林皱着眉头，“这是个奇怪的案子，可能有人从窗户里把尸体推出去了，然后又假扮成死者。我请求继续讨论是因为我有一个计划，如果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的话你会大吃一惊的。”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梅森说，“不过我敢赌5美元知道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你要给洛杉矶的地方检查官打电话，说明此案中有几个技术性的问题正困扰着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认为最好洛杉矶郡可以起诉米日娜·代文浦谋杀赫坦斯·帕克斯顿，先在洛杉矶郡以那个罪名起诉她。”

万德林把头向后一仰，哈哈大笑，“好了，”他说，“别人警告过我，说你能预料到我的每一个动向。好了，请原谅，我得去打电话了。”

万德林走开的时候，梅森转向警察，“请稍等一下，趁你还没有把她带回监狱，我想跟我的当事人商量一下。”

他拉着米日娜的胳膊，把她带到法庭一个没人的角落，“你跟我说过，你从来没有打开过那个盒子？”

“梅森先生，我说的是真话，我从没有打开过那个盒子。”

“但你的指纹在糖上。”

“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那不可能是我的指纹。它们是被用什么办法伪造上去的。”

梅森说：“伪造指纹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一次，不过据我所知，在记录上还从来没有过哪一个案子里的陪审团认为被告的指纹是被伪造上去的，从未有过。如果指纹已经抹掉了那就另当别论了。现在指纹就在原位。”

米日娜·代文浦垂下眼帘，“嗯，”还是她那低低的小声音，“那不是我的指纹，不可能是。”

“因为你没有打开过那个糖果盒？”

莎拉·安赛尔从法庭后面的观众席挤过来。

“梅森先生，”她说，“可以跟您谈谈吗？”

梅森点点头。

她穿过旋转门，来到专为法庭工作人员们设置的护栏区域。

“梅森先生，我知道，我完全知道米日娜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他们声称的那些事情。我没有给爱德·代文浦吃过火腿和鸡蛋，我们在那儿的时候他什么都没吃。他神志不清，几乎不能说话，雷诺特医生离开以后米日娜没有进那个房间。她……”

米日娜冷冷地看着莎拉·安赛尔，“走开。”她说。

莎拉·安赛尔说：“米日娜，我亲爱的，我在试着帮你呀。”

“你在尽你所能地背叛我。”

“米日娜，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我当然知道。”

莎拉·安赛尔说：“不可能。你太激动、太困惑了。现在，米日娜，亲爱的，我知道你的指纹怎么会在那糖果上的。你给了爱德一满盒，对吧，你把它放在他的行李箱里了。但是还有一个半满的盒子在起居室里，你跟我一直在吃的那盒。起居室里一共有两个盒子，都是半满的，你把这两个半满的盒子合并成一盒了，所以你的指纹就留在了你碰过的一些糖果上面。除了你放在他行李箱里的那盒之外，爱德一定是把你合并的那个盒子也拿走了。他在天堂时吃的肯定是你放在他箱子里的新买的那盒巧克力，这样另一盒巧克力就留在了他的行李箱里——你用两个半满的盒子合并出来的那盒。我几乎敢断定警察手里的那盒糖是用两个半空的盒子合并出来的。”

没有回答，米日娜对警察说，“请把我带回监狱好吗，我累了。”

警察把米日娜带走了。莎拉·安赛尔转向梅森，生气地说：“好嘛，你能不能教训教训她！我在这儿是要帮帮她，可她却这么对待我！”

“好了，”梅森说，“你不得不承认，你尽可能地帮助了洛杉矶警察局立案控告她。”

“那是我昏了头的……可怜的孩子，她从来连蚂蚁都不踩死一只。我很抱款，我非常后悔我做过的事，梅森先生，可是我总不能再把另一边脸伸向这个胆小怕事的小傻瓜，由着她打吧。哼，要不是我的话她早就得闭着眼睛让爱德·代文浦把她的口袋掏空了。他会把她的钱都据为已有，她连一个子儿都剩不下，除了他肯施舍给她的以外。然后他就会离开她。我对此太明白不过了，我跟男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够多的了，我了解他们。”

“你会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吗？”梅森问她。

“当然了。你听到法官说什么了，我必须得呆在这儿。”

“我可能需要跟你谈谈。”

“好哇，在夫勒斯诺旅馆能找到我。”

“多谢，你可能会见到我的。也许我要问你一些问题——关于糖果的事。”

12

佩里·梅森、保罗·德雷克和德拉·斯特里特聚在加利弗尼亚宾馆梅森的套房里。

“好了，”梅森说，“至少我们正在使事情明朗化。”

“明朗！”保罗·德雷克叫道，“全都混在一块儿了，我连头和尾都搞不清，我怀疑别人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嗨，保罗，”梅森说，“现在看起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能谋杀了爱德·代文浦。”

“你是说米日娜？”德雷克问。

梅森微笑着：“米日娜是怎么赶过来谋杀他的呢？”

“那很容易，”德雷克说，“她到达科兰浦敦之后可能给了他一剂氰化钾，然后叫雷诺特医生过来，说有紧急情况。”

“那她是怎么把尸体搬走的呢？”

“让某个帮凶把尸体从窗户里顺下去，然后，当那人确定有人看见他的时候，穿上带红点的睡衣跳出去——这个目击者所处的距离很远，使他只能看见身影而看不清楚脸部。”

“真是有意思。”梅森说，“可是她怎么会知道她丈夫将在到达科兰浦敦的时候生病呢？”

“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生病。”德雷克说，“她只是见机行事，发现他生病了她就下了毒药。她不会在乎他在哪儿生病，不管是科兰浦敦、夫勒斯诺、贝克斯菲尔德、天堂还是马利的小镇泰姆布图。”

“很好，”梅森说，“可是你忽略了那个坟坑的存在。代文浦夫人怎么会知道城外3里地有一个现成的坟在等着呢？”

“因为那是她挖的。”

“什么时候？”

“她可能是一个星期前去那儿挖的坟，或者是让她的帮凶干的。”

“那么，”梅森说，“她一定事先知道他恰恰会在到达科兰浦敦的时候生病。”

德雷克搔着头皮，“那我就不知道了。”他说。

“到底是谁杀了他？”德拉·斯特里特问。

“一个知道他会在到达科兰浦敦时生病的人。”梅森说。

“但是谁会知道呢？”

梅森说：“我有一个想法，不过需要验证一下。我现在能告诉你们的就是，只有一个人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谁？”德拉·斯特里特问。

梅森说：“目前我不会做任何预测。我们将出去找一些别的证据，同时我们的朋友塔尔伯特·万德林，正在与洛杉矶郡的地方检查官进行辩论呢。”

“辩论？”德雷克问。

“肯定的，”梅森说，“别以为洛杉矶的地方检查官现在会急于接管此案。”

“为什么不？”

“因为这起案子最开始是由夫勒斯诺郡着手调查的，他们想方设法要证明米日娜·代文浦有罪，然而却发现所有的证据都不充分，所以突然退缩了。如果洛杉矶的地方检查官能够证明她在夫勒斯诺郡犯有罪行，哪怕仅仅是事后帮凶，或者是过失杀人，那么他肯定会非常乐于起诉她谋杀了赫坦斯·帕克斯顿。然后，当她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他就会谴责她曾经犯过重罪，并且宣布她犯过的是什么罪。那样的话她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现在，洛杉矶的地方检查官有证据表明赫坦斯·帕克斯顿死于中毒，米日娜·代文浦可以从她的死亡中获利，而且当她得知赫坦斯·帕克斯顿将被开棺验尸的消息时，她试图藏起她的毒药。”

“这是个说服力很强的案子。”德雷克说。

“的确是个有说服力的案子，但不是个能治罪的案子。”梅森回答说，“只要再有一两个事实他们肯定就能治罪；反之，只要有一两个对被告有利的事实，他们充其量也就只能使案子推后再审。”

“你能找到什么对被告有利的事实？”

梅森咧嘴一笑，“爱德·代文浦的中毒身亡。”

“这是什么意思？”

“毒死他的那个人应该也是毒死赫坦斯·帕克斯顿的那个人。”

“你能把这两起案子联系起来？”德雷克问。

“如果换一种情形，想方设法把两个案子联系起来的应该是地方检查官。假如他能够证明米日娜·代文浦有罪，他就会使用那种古老把戏，证明这两个案子性质类似等等。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辩方也可以要求以同样的方式把这两个案子联系起来，如果控方拼命阻拦的话，陪审团就会变得十分怀疑，那么也就不可能定罪了。”

“噢，”德雷克说，“那就意味着洛杉矶郡的地方检查官将对万德林说，谁开始着手的案子，谁就继续下去，把它解决掉。”

梅森点点头。

“那么万德林会做些什么呢？”德雷克问。

“试着去找些别的证据，找不到的话他可能得撤诉。”

“为什么？”

“按照这样的思路想一下，”梅森说，“米日娜·代文浦把糖放在她丈夫的包里，糖是有毒的，糖里有砷和氰化钾。雷诺特医生指天发誓说死者曾说过他有砷中毒的症状，但他并非死于氰化钾。据他本人所知他并不能肯定地说死者有砷中毒的症状，他是通过代文浦对他说的话得知的，这算是非正式证据，是不允许记录在案的。霍克斯医生证明说，死者死于氰化钾中毒，但是他在死者的胃里找不到巧克力糖的踪影，所以他不可能是由于吃了有毒的巧克力糖而死，而他们能把谋杀和米日娜·代文浦联系起来的惟一途径就是有毒的巧克力糖。”

“那么我们怎么办？”德雷克问。

“我们开车去科兰浦敦附近的那座坟，”梅森说，“到那儿去找点儿东西。”

“找什么？”

“在那里曾经停过一辆六轮的车子。”

“六轮的车子？”德雷克问。

“是的。”

“你指的是什么？”

“一辆四轮的汽车和一辆两轮的活动房屋。”

“我不明白。”德雷克说。

“然后，”梅森接着说道，“我们要找到美宝·诺格。”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审问她。”

“我们怎么去找她呢？”

梅森说：“你知道她长的什么样：高高的，褐色皮肤，二十六八岁，身材丰满而不笨重，蓝灰色的眼睛，细细的、黑黑的、描过的眉毛。想找到她的话你得到圣伯纳底诺，在饭店和汽车旅馆里搜寻。你也可以找个人和巴特郡的地方检查官联系一下，或者从他的办公室内部打听点消息。”

“为什么？”

“我想她可能会跟他联系的。”

“为什么？你怎么会这么想？”

“因为她不想当逃犯，她不想让别人误解她的失踪。我想她很有可能会给地方检查官打电话，告诉他怎样能找到她，但是请求他为她保密。”

“你认为巴特郡的地方检查官会保护她吗？”

“我想他可能会的。”

“为什么？”

“因为他或者要利用她吸引注意力，或者要把她当作杀手锏，那就看哪一种做法更符合他的目的了。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她在什么地方那无疑增强了他的实力。”

“好啦，梅森，”德雷克叹了口气说，“现在，你让我干什么吧？”

“现在，”梅森说，“让你的人遍布圣伯纳底诺，我需要找到美宝·诺格，其实我可不想打扰她的自得其乐。我猜测最有可能的是她已经或者将要给巴特郡的地方检查官打电话，他会让她呆在那个地方。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在找她，这个任务应该不怎么难吧，去汽车旅馆的人一般都是匆匆过客，只呆一天，像她那样呆较长时间的、有魅力的年轻女人应该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

“好的，还有什么？”

“德拉和我要去那个坟附近转转，大概在你把圣伯纳底诺的任务布置之后不久我们就能回来。”

“莎拉·安赛尔怎么办？”德雷克问道，“她像苍蝇一样叮着我，想要见我，拼命解释她是米日娜的好朋友，她想做点儿事情弥补自己的过失。”

“别理她，”梅森说，“千万千万别理她，保罗。”

“这倒没问题，”德雷克反驳说，一边咧嘴笑着，“可是我怎么能让她别理我呢？”

“大概，”梅森说，“你不得不拿大棒子把她的头打晕。快点儿，德拉，我们走吧。”

梅森和德拉·斯特里特离开旅馆，开车到科兰浦敦，然后拐到万德林在地图上标出的那条路上，来到了那座坟前。

不少好事之徒已经来过这里了。地上有汽车停过的痕迹，空的胶卷盒表明这里被拍进了大量的业余摄影作品。浅坟的周围踩了很多横七竖八的脚印。

梅森说：“德拉，如果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在这儿周围不远应该停过一辆带活动房屋的汽车，可能在这儿停过两三天。我想找出它停在什么地方。”

德拉·斯特里扬起眉毛，“你的想法是正确的吗？”

“对。”

“你的想法，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是什么呢？”

梅森说：“喂，喂，德拉，不要剥夺我的胜利感嘛。”

“什么意思？”

“如果我是正确的，”梅森说，“我就可以向保罗·德雷克指出简单的、基本的推理步骤，几乎可以肯定某些事情按照某个步骤发生过了。”

“如果你是错的呢？”

“如果我是错的，”梅森说，“如果我事先没有告诉你我的想法，那我就可以随意地说，‘噢，我有过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似乎和事实不符，所以我就不必浪费时间跟你们说了’。”

“你对保罗·德雷克这么说没问题。”德拉·斯特里特说，“但是你对待我就不特殊一点吗？”

“就是呀，”梅森说，“和保罗·德雷克相比我更希望给你留下好印象。”

“你没有必要这么做，你已经达到目的了。”

“不管怎么说，德拉，你不能指望一名魔术师在变魔术之前就告诉你他将怎么去变，那就把所有的魅力和悬念都带走了。”

“能带走悬念，但带不走你的魅力。”德拉·斯特里特说，“不过如果你想让我合作，在这野地里踩来踩去寻找活动房屋停过的地方，你最好告诉我为什么。”

“这样想一想，德拉，谋杀的整个策划都离不开一个事实，那就是，肯定有个人知道爱德·代文浦将在离开夫勒斯诺之后马上生病，他坚持开车到了科兰浦敦，但是他病得如此之重以致于不可能继续赶路了。他不得不住进一家旅馆，请一位医生来治病。否则，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谋杀，也不可能有什么谋杀策划，至少不会准备好一个坟坑。”

“是这样。你以前说过了，头儿。”

“好，”梅森说，“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谁是那个可能知道代文浦将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生病的人呢？”

“美宝·诺格，那个秘书？”德拉·斯特里特冒险似的猜测说。

梅森大声笑起来，“我已经把能提供的线索都提供给你了，德拉。你到东面山上去找汽车房屋的停放地，我到西边去找。不过别走太远，别走出我声音能到达的范围。应该就在这周围150到200码之内，如果你看见什么人，或者觉得什么人在监视你，别害怕，大声喊我，我会留心听着的。”

德拉·斯特里特犹豫了一会儿，“我得不到别的提示了？”

“除非你自己找到它们。”梅森说，“如果我要从帽子里拽出一只小白兔的话，我可不想让观众冲着我的脸打哈欠。我现在非常欣赏自己呢，德拉。”

“你简直是沾沾自喜了。”她说着，一边转过身，走下山去，走进一片林子里。

梅森等了几秒钟，然后走向山的另一侧。他慢慢地沿着之字形走着，寻找着车辙。15分钟之后，梅森回到山上，呼哨了一声寻找德拉·斯特里特。

焦急地等了几分钟之后，梅森开始向山下走去，正在这时，他听到远处传来了她的呼唤声。

梅森又打了声呼哨，然后快步穿过树丛。终于，他发现了德拉·斯特里特的足迹，他又呼哨了一声，又一次听到了她的回应。

梅森又走了大约50码，再呼哨，又听到回应。

“天哪，德拉，”他说，“我不想让你走这么远的，万一碰见什么人可怎么办？”

“我一直在紧跟着呢。”她说。

梅森快步走到她跟前，德拉·斯特里特指着松软的土壤里的车辙印。

“哦，哦。”梅森连连说。

“是窄窄的吉普车辙印，”德拉说，“这说明了什么吗？”

“有可能。”

“这肯定会引出一个活动房屋来吗？”

“我不知道，”梅森说，“我想不一定，咱们跟着辙印走吧。”

“哪个方向？”

“你是在哪儿发现车辙的，德拉？”

“附近……哦，我不知道……山周围一百英尺吧，我估计。”

“好吧，我们就跟着它往山下走。”

梅森和德拉·斯特里特沿着车辙走了100码，来到了一小块林中空地，在那里有一条模糊的但显然可以通向高速公路的车路。在一处空地上，显然停过一辆汽车房屋，不但车辙清晰可辨，而且，从左轮后的污水槽里留出的污水已经在地上滴穿了一个小坑。

德拉·斯特里特略略弯了弯腰，“很好，梅森先生，现在你已经把小白兔从帽子里拽出来了，你发现了汽车房屋的位置，现在我们做什么？”

“现在，”梅森说，“我们要小心地把这个地方标出来。我们俩回夫勒斯诺去，让保罗·德雷克找几个他信得过的细心的人，让他们来这里仔细搜寻，列一个物品清单。”

“物品？”德拉·斯特里特问。

梅森指着一小堆空的罐头盒，强调说：“全部物品。趁这个地方还没出什么事之前我们要拿到这里的详细物品清单。”

“我们现在就做这个清单不好吗？”

“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梅森对德拉说，“再过一个小时我们出发去圣伯纳底诺。”

“现在你已经把小白兔从帽子里拽出来，让所有的观众都目瞪口呆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怎么知道小白兔就在帽子里的呢？”德拉·斯特里特问道。

梅森说：“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德拉。”

“什么问题？”

“那个人是谁？谁是那个有可能知道爱德·代文浦将在早晨7点钟左右离开夫勒斯诺的人？还知道他刚一出发就会病得很厉害，以致于到科兰浦敦时无法继续赶路、不得不卧床请医生来看病？”

“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德拉·斯特里特说，“不可能有。”

“那么就不可能是预谋杀人。”

“但又不可能不是，否则……嗨，头儿，那个坟坑提前两三天就挖好了。这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冷酷、最狠毒的罪行。我是说，如果那个坟坑是专门挖好等着埋爱德·代文浦的话。”

“是这样，”梅森对她说，“快点儿，德拉，我们回夫勒斯诺去。我们要租一架飞机去圣伯纳底诺。我们到那儿之前德雷克的人可能已经找着美宝·诺格了。”

“如果没找到呢？”

“如果没找到的话，我们就自己去找，但是我想他们会找出她来的。同时我们还要让德雷克的人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查找线索。比方说吧，德拉，看到这些罐头盒了吗，这里有一个装过豆子的盒子，它是用开罐头器打开的，边缘相当平滑，整个盖子都被掀掉了。注意罐头盒的里面。”

“怎么了？”

“豆子的残渣又干又硬。”

“表明这个盒子已经呆在这儿有一段时间了？”

“大概一个礼拜到十天吧。”

“很好，魔术师先生，”德拉对梅森说，“我知道我的位置了。我应该穿上小短裙和紧身衣，站在那儿鞠躬、微笑，当你把小白兔从帽子里拽出来的时候目瞪口呆，满脸敬畏。我相信这就是魔术师助理的作用，对吧？”

“对，”梅森说，“她漂亮的大腿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

“不吸引魔术师的？”德拉·斯特里特轻轻地问。

“有时包括魔术师的。”梅森承认说。

13

当梅森租用的飞机轰鸣着飞过高地上方的时候，已经是夕阳西下了。

从飞机上俯视大地，沙漠一望无际地延伸着。高大的、形状颇有些怪模怪样的棕榈树在地上投下了长长的不规则的影子。夕阳的余辉把右边白雪皑皑的山顶染上玫瑰红，熠熠生辉。沙漠渐渐被山脉所取代，先是参差不齐、此起彼伏的山峰，然后映入眼帘的是墨绿色松柏覆盖着的山巅。突然间，一汪湖泊跃入视野，湖畔镶嵌着许多颇为讲究的房屋。一条山路沿着湖边蜿蜒而行，建筑物散落在茂密的松柏之中。

突然，整个地区像是突然陷下去了一样，在下方的山谷中，圣伯纳底诺出现在一片整整齐齐的大道和房屋当中，房屋看起来就像是从糖块上刻出来的模型，戴着粉红色的顶子，就像是从一只拿倒了的望远镜里观察似的。

飞机突然向下倾斜。

“从我要降落的机场到城里可能有几英里的路。”飞行员解释说。

“那好吧，”梅森说，“我们去租一辆车。”

灯光从下方的山谷里闪现出来。飞行员掠过橘林和茂盛的牧场，然后把飞机滑入一片空地。

“我今晚不能带您飞回去，”他说，“我没有夜间飞行的执照。”

“不要紧，”梅森对他说，“我们能回去，不用担心我们。”

梅森给飞行员付了钱，叫了一辆出租车带他们到了一个可以租到汽车的地方，然后拨通了保罗·德雷克给他的电话号码。

“您真是走运，”接线员告诉他，“我们20分钟之前刚刚找到您要找的人。”

“她在哪儿？”

“住在安特拉斯旅馆，有一件值得大提特提的故事。”

“什么事？”

“她登记的名字是美宝·代文浦。”

“那好哇，”梅森说，“你们派人监视她了吗？”

“是的。她下午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外头，我们刚发现她之后不久她回到了旅馆，现在她就在房间里。”

“你们有人在那儿值班吗？”

“有。”

“我怎么能认出他来？”

“他穿着一身灰色的套服，大约35岁，5.15英尺高，170磅重，带着蓝红色相间的领带，金色U型领带夹。”

“好的，”梅森说，“他在等我们吗？”

“他会等着您的，过几分钟他会跟我联系，到时我告诉他你将去那里。”

“好的，”说完，梅森挂断了电话。“好了，德拉，我们找到要找的人了。她正在安特拉斯旅馆，登记的名字是美宝·代文浦。”

“是美宝·诺格，那个秘书？”

梅森点点头。

“惟一的一个人，”德拉说，“有可能知道爱德·代文浦在离开夫勒斯诺后不久就生病的人。”

“她是怎么知道的呢？”梅森问。

“需要我给你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出来吗？她和他一起开车去的夫勒斯诺，她在旅馆里过了一夜。就在早晨离开之前，她看见他带走了一些会使他病得很重的东西……”

“但是他没有跟一个女人一起登记，”梅森说，“如果一个女人住了一晚，应该登记成弗兰科·史坦顿及妻子。他开车去的时候是一个人，他……”

“他有个客人。”德拉·斯特里特说。

“正是。”

“这个客人离开之后，美宝·诺格就过来了。她可能一直在等着呢。”

“你认为是她毒死他的？”

“那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她肯定给了他什么能使他生病的东西。”

“就在他离开的时候？”

“就在他早晨离开的时候。”

“那样的话，”梅森说，“他既可以返回去，从夫勒斯诺请个医生；也可以继续走，到科兰浦敦那个有方便的坟坑等着的地方，才生病。”

她叹了口气，说：“我想你还是等有了时间再告诉我吧。”

“我一知道就告诉你，德拉，不过现在，我有个想法……”

“好啦，别嘴巴这么紧了。根据你的想法，只有一个人知道他离开夫勒斯诺就生病，走到科兰浦敦然后停下来。那不是……天哪，你不是指爱德·代文浦本人吧？”

“没错儿。”

“可是到底为什么？他为什么想……”

梅森说：“如果美宝·诺格肯开口讲话，我们几分钟之内就能知道，在现在的情况下我认为她会开口的。现在我们发现她登记的名字是美宝·代文浦，这对她来说是非常窘迫的。”

“你是说爱德·代文浦故意安排装病？”

“爱德·代文浦是世界上惟一明确、肯定地知道他会在科兰浦敦生病的人，如果那是事先安排的话。”

“噢，肯定是安排好的，因为那个坟。”

“那至少也是控方的想法。”梅森说。

德拉·斯特里特沉默了一会儿，想要理出个头绪，然后她摇摇头说：“这对我来说太深奥了。”

“我想，”梅森对她说，“我们要找出一些能帮我们解开这个谜团的信息，别忘了我们在天堂接的那个电话，那个人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你则一说了声‘喂’他就留下了关于圣伯纳底诺的那个消息，然后马上就挂断了。”

“我明白了，”德拉·斯特里特说，“美宝·诺格到天堂去不是仅仅开车路过那里，而是因为她要去等一个告诉她去哪儿的电话。”

“对。”

“因为她没有接到那个电话，她不知道去哪儿——但是她知道是在圣伯纳底诺的什么地方，所以她来到圣伯纳底诺等着。”

“对。”

“但是她为什么不在我们离开之后再回到天堂的办公室呢？”

“她可能回去了，”梅森说，“她回到那儿坐等那个电话，但是却没有等来，因为你早些时候已经接到过了。可能还有什么后备指令，如果美宝在某个时间——比方说半夜之前——还接不到那个电话，那么她就直接去圣伯纳底诺，以美宝·代文浦的名字在安特拉斯旅馆登记，在那儿等着指示。”

“可是那怎么解释她盗取现金呢？”

“谁说她盗取现金了？”梅森问。

“噢，她几乎把天堂银行里的每一分钱都提出来了，然后就消失了。”

“没错儿，”梅森说，“那不是盗取。”

“噢，对我来说好像是这样。”

“我们得看看美宝·诺格对此怎么说。”梅森说。

他把车停在安特拉斯旅馆的停车场，进了大厅，毫不费力地认出那个穿着灰色套装，扎着蓝红相间领带的人。

一直在香烟柜台附近转悠的那个人，悠闲地冲着梅森走过来说：“她在咖啡厅里，刚刚去吃饭，见到她时您能认出她来吗？”

梅森点点头。

“您是想等到她出来还是……”

“不，”梅森微笑着说，“我们去和她共进晚餐。”

“好吧，您还需要我留在这儿吗？”

“我想是的，”梅森说，“快，德拉，我们去拜访美宝。”

“她在右边第二个台子上，一个人。”侦探说。

“好吧，我们去跟她一块儿坐。”

梅森拉开回旋门等德拉·斯特里特进来。他们俩走进餐厅，转向右边。突然间，梅森停下脚步，说：“好哇，好哇，德拉，这不是我们认识的人嘛。”

一直在看菜单的美宝·诺格好奇地抬起头看了一眼，突然间，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慌的神情。

“晚上好。”她冷淡地说。

梅森走过去，伸出手，“好哇，好哇，诺格小姐，今晚好吗？我听说你在这儿。”

“你听说我在这儿？”她伸出去的手迟疑了一会儿。

“噢，是啊，”梅森说，“你通知巴特郡的警察局了，不是吗？”

她的脸色都变了，“他们不应该告诉别人的。”

梅森轻松自如地坐到了她的对面，德拉溜到他身边坐下来。

“好哇，”梅森说，“在这儿见到你真好，我们可以谈谈。”

“我不愿意谈什么。”

“那么我们似乎有必要通知报社了，德拉。”梅森对德拉·斯特里特说。

“报社？”美宝·诺格应声说。

“那当然了，”梅森说，“你还不知道你们郡里的情况吧，你现在可是个人人争取采访的年轻女人哪。”

她咬着嘴唇，突然说：“梅森先生，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我是来这儿吃饭的，不想被打扰。”

“我倒没问题，”梅森说，“德拉，把记者叫来，看看谁是美联社的，谁是合众社的，我们去叫电台来报道这件事……”

“梅森先生，我说过了我不想被打扰。”

“在谋杀案里没有什么想不想要的问题。”梅森说，“尤其是记者们行动起来的话。”

“可是我和谋杀案毫无关系。”

“你可能是那么想的，”梅森说，“不过事实表明恰恰相反。”

“没有什么表明恰恰相反的事实。我做的事是按照我雇主的明确指示做的。”

“没错儿，”梅森说，“但现在你雇主的明确指示将要成为此案中的证据。”

“海尔德先生说过我会没事儿的。”美宝·诺格说。

梅森大声笑起来，说：“海尔德可是个局外人，他根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现在万德林先生是夫勒斯诺郡的地方检查官，你给他打个电话听听他怎么说。”

美宝·诺格沉默着。

“她显然是怀疑我说的话，德拉，”梅森说，“收银台那里有一个电话亭，让万德林接电话，告诉他美宝·诺格用假名在这儿登的记，问他想怎么办。最好让他跟当地的警察联系，然后记者们就能从警察那里得到消息。”

德拉·斯特里特站起来。

“硬币够吗？”梅森问。

“我可以在收银台那里换一些。”

“很好，”梅森说，“找到他……”

“别……”美宝·诺格说着，突然哭起来。

“等等，等等，”梅森说，“我们并不想让你难过，诺格小姐。但是，老天，你能看出来这样的情形意味着什么，你知道万德林先生会做什么。他发现你在这里登记为美宝·代文浦，很自然就会设想你是来这里找代文浦先生的。或者说，他要来找你，作为代文浦先生、夫人……”

“你怎么敢这么说？”

“噢，你自己的行为……老天，你认为新闻界还会有什么别的说法吗？”

“如果新闻界敢那么暗示，我就……我就告他们。”

“没错儿，”梅森说，“你可以告他们，但那有什么用？你站在陪审团和律师面前开始回忆自己，你不得不承认你从天堂消失了，离开之前你取空了天堂银行里帐户上的钱，你来到这里，用美宝·代文浦的名字登记，你正在等爱德·代文浦来找你。”

“你忘了我在离开天堂之前就知道他死了。”

“不，你觉得他没有死。”

“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

“听我讲，”梅森说，“让我们像成年人一样说话好吧。德拉，我猜诺格小姐还没意识到我们知道什么呢。”

“那好，”美宝·诺格说，“你们知道什么？”

梅森说：“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吧。你星期一去存了一些钱，然后你把户头上几乎所有的钱取出来，当晚你到办公室里等一个电话，那个电话会告诉你把钱送到什么地方去，就是这儿，圣伯纳底诺的什么地方。万一你没有接到那个电话，你就直接来圣伯纳底诺，在安特拉斯旅馆以美宝·代文浦的名字登记，等候指示。”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美宝·诺格说。

“噢，”梅森说，“这些都是事实，为什么要否认？”

“这些不是事实，我是说，不是事情发展的确切经过。”

“离事实很接近了。”梅森说，“所以我知道对夫勒斯诺的地方检查官说些什么，报纸对此会怎么报道。当然了，他们会认为你是爱德·代文浦的情人，他想带着一大笔现金跟你一起私奔。”

“哈，真是荒谬，纯粹的无稽之谈。那完全是谣传，梅森先生，我永远不可能……哦，他有一笔矿产生意，他不得不要一大笔现金。其实我没必要非跟你讲这些的。”

“没错儿，”梅森说，“但是现在你要做什么？你的位置很特殊，如果你拿走了那笔钱自己花了你就犯了盗窃罪：如果你回到天堂你会被审问你去了什么地方，你干了什么。你早晚都必须得说出你的故事来，如果你在这儿被发现以美宝·代文浦的名字登记，带着爱德·代文浦的现金，那么你盗用钱财的行为就被当场抓获了。”

“噢，我可没盗用什么钱财。”她说，“我非常清楚我自己在做什么，我已经得到奥罗威尔的地方检查官的保证了，说我所做的事情是没问题的，我要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不想被打扰。”

梅森冲德拉·斯特里特点点头，“这次，德拉，”他说，“我可不是虚张声势，我亲自去给万德林打电话。”

梅森和德拉·斯特里特离开座位。梅森走到收银员的桌子前，换了一些硬币，走到电话亭拨通了万德林在夫勒斯诺的电话。

“你好，”当万德林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来时，梅森说道，“我是梅森，你的案子怎么样了？”

“你是说我们的案子吧？”

“别跟我纠缠这个了，”梅森说，“你会撤诉吗？”

“噢，”万德林说，“我还没有下定决心做什么，但是洛杉矶方面说他们是不会替我们把这块烫手的山药从火里拿出来的。是我开始的这件事，我似乎被卡在里面了。我还是可以让被告出庭受审的。可能我不得不撤诉，重新开始预备会，那会给我一些时间考虑，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证据。”

“很好，”梅森对他说，“大概我能提供一些新的证据。美宝·诺格，爱德·代文浦的秘书，被指示做了一次最终存款，然后几乎把天堂户头里的每一分钱都提取出去了。她现在在圣伯纳底诺安特拉斯旅馆，登记的名字是美宝·代文浦。你要是抓着她作为关键证人，她可是有个不短的故事要讲呢。她不想自愿讲出来，现在她正准备溜之大吉呢。你可能有兴趣知道这个消息：她已经把她的情况告诉奥罗威尔的地方检查官了，他以官方身份给她打了保票，她认为她还坐得安稳着呢，但是她并没有把全部事实都告诉他。如果她对你把事实说出来可能会有用的。”

“你想干什么？立案治罪你的当事人？”万德林问。

“我要立案治罪杀人凶手。”梅森回答说，“大概我们明天上午就能上法庭把事情搞清楚了。”

“别让我笑破肚皮了，”万德林说，“换句话说，梅森，当希腊人献上礼物的时候我得防备着他们。”

“不，”梅森说，“这是人类的一个弱点，你相信赛马会上秘密打听来的虚假消息，从来就没赢过，然后某一天，一个安详文静的人走过来，直接告诉你第五场比赛黑马的信息，你却把他给打发了，因为你再也不相信这玩艺儿了。结果第五场比赛结束之后你输得很惨，想一头僮死在墙上。”

梅森突然挂断了电话。

“美宝·诺格匆忙离开了旅馆。”德拉·斯特里特报告说。

“那很好，”梅森咧嘴一笑，说：“她要是决定逃跑的话，那可就有好瞧的了。”

“如果她不呢？”德拉·斯特里特问。

“如果她不逃跑，万德林会找到她，”梅森说，“他会考虑10或15分钟，然后他就不敢不行动了。他会告诉这里的警察局抓住美宝·诺格，把她作为关键证人进行审讯。”

“那我们要做什么？”德拉·斯特里特问。

梅森告诉她：“开车去洛杉矶乘晚班飞机回夫勒斯诺，这样万一万德林想在法庭上有什么举措的话，我们上午能赶回去出席，揭露真相。”

14

10点钟法庭开庭之前，大街小巷的消息已经传开了，说加利弗尼亚州政府诉米日娜·代文浦的案子不是一般的听证会，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法庭被挤得水泄不通。

梅森在保罗·德雷克和德拉·斯特里特的陪同下走进法庭，塔尔伯特·万德林冲他咧嘴一笑。

“多谢你给我美宝·诺格的线索。”

“你找到她了？”

“盯牢她了。”

“她怎么说？”梅森问。

“什么也没说。”

“这是什么意思？”

“她是在圣伯纳底诺的助理执法官的陪同下来这儿的，来之前她就决定什么也不说了，她雇了一名律师，他建议她要保持安静。”

“给她发传票了？”梅森问。

“当然。”

“洛杉矶那边怎么样？”

万德林微笑着摇了摇头，“他们可真是忸忸怩怩呀。他们想让我们在这里先解决问题。”

“你准备做什么？”

“我准备继续讨论一会儿。我随时都可以撤诉。当然了，我葫芦里还有点东西现在不便披露给你，既然我们是对手。”

“为什么是对手？”梅森问。

“因为你是被告的律师，我是控方的律师。”

“你想做什么呢？”

“我想抓住谋杀爱德·代文浦的真凶。”

“我也是。”

“可能意见不一，你认为你的当事人是无辜的。”

“你不这么认为？”

“天，我不。”

梅森说：“给我一处说话的地方，我可以向你披露一些让你大惊失色的事实。”

“你永远都有说话的地方，”万德林说，“只要你是在披露事实。”

“多谢。”

“等等，”万德林说：“你不会骗我吧，会吗？”

梅森摇摇头，“我要使米日娜·代文浦被无罪释放，但是我也要抓住杀害爱德·代文浦的真正凶手。”

万德林说：“洛杉矶的地方检查官向我夸张地形容了你，他对我说你阴险狡猾、机智、聪明绝顶，尽管他没用这么多词儿来形容你邪恶，不过他暗示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了当事人的利益甚至不借把你姥姥的喉咙掐断。”

“为什么不？”梅森说，“毕竟，我应该代表我的当事人。再说你也不是我的姥姥。”

万德林说：“如果我要治罪你的当事人，梅森，如果我认为她是有罪的，那么我会那么做的。如果你能让她被释放，你也会那么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彼此都理解，不然的话，我将很乐于和你一起开车兜风。”

梅森说：“我想我得到了你的保证，除非我的当事人无罪你是不会治罪于她的。”

“我不会。”

“开车出去转转，一边讨论一下谁是罪犯怎么样？”

“我没问题，”万德林说，“我告诉过你我会在你身上冒一次险的，梅森，我会合作的。”

赛乐法官走进法庭，副司法官敲击法槌，示意众人安静。观众坐了下来，梅森略微靠近万德林说：“传美宝·诺格作为下一个证人，看她到底说什么。”

“她会把地毯从我的脚下掀起来吧？”

“你脚下的地毯已经被掀掉了，”梅森对他说，“你现在身在半空，问题是你落下来的时候会落在什么地方。”

“真希望能落在我自己的脚上。”万德林说。

“传美宝·诺格吧。”

万德林仔细端详了梅森一会儿，然后说：“如果法庭允许，我想再次传讯雷诺特医生，不过在此之前，我希望可以稍稍打断他的作证，传讯我的另一位证人。”

“辩方不反对。”梅森说。

赛乐法官轻轻点点头。

“传美宝·诺格。”万德林说。

美宝·诺格不情愿地站起身，弯着腰对坐在旁边的律师交代了几句，然后走上证人席，宣了誓。

“在爱德·代文浦活着的时候，你受雇于他吗？”

“是的，先生。”

“你是什么时候最后见到他的？”

“11号。”

“是星期天吗？”

“是的，先生。”

“你是在哪里见到他的？”

“在天堂。”

“之后发生了什么？”

“代文浦先生要开车去洛杉矶。他大约中午时离开天堂，想要当晚开到夫勒斯诺。”

“当代文浦先生离开的时候他是否给你留下什么指示？”

“我不知道你说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她说得很快，好像要在法庭或者律师打断她的话之前就全部讲完似的，“代文浦先生曾经告诉过我如果他死亡的活我将保证把一封信交到警察手上。他对我说他妻子要毒死他并且……”

“稍等。”赛乐法官打断美宝·诺格。

“是。”万德林解释说，“代文浦先生对你说过的话对被告没有法律上的适用性，除非被告当时也在场。”

“我们并不反对，”梅森说，“把他们的谈话记录在案吧。”

“为什么？”赛乐法官说，“这并不能作为证据。”

“我不敢肯定，”梅森说，“但是这可能会是一个特例。我不反对。”

赛乐法官有些犹豫。

“好吧，”万德林说，“我换一种问法，法官大人。在你最后一次见到代文浦先生之前，他是否给过一个信封？”

“给过。”

“你是怎样处理那个信封的？”

“我把它放在我办公桌的保险匣里了。”

“代文浦先生是否给过你什么指示，将如何处理这封信？”

“他说他妻子试图毒死他，万一他死了我就去把这封信交给警察局，他说他妻子毒死了她的亲戚还有……”

赛乐法官说：“这也不属于证据。”

“这有可能属于证据。”梅森说。

“什么证据？”赛乐法官刻薄地问道，“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局面：辩方律师似乎非但愿意而且急于允许控方证人提出损害他当事人的、法庭在此案中不予考虑的证据。法庭将不允许把证人和死者之间的谈话收录为证据。”

“我请求提问。”梅森说。

赛乐法官摇摇头，“不论双方律师是否满意，法庭都将不允许记录中存在非直接证据。毕竟还是有若干规定的，法庭认为律师应该反对损害他当事人的、显然是非直接的证据。”

“谢谢法官大人。”

万德林瞟了一眼梅森。

梅森对他咧嘴一笑。

“你答应了代文浦先生在发生了某些事情的时候你会适当地处理某些东西？”万德林继续问道。

“为什么不？”

一个律师从法庭后面的座位上站起来。“如果法庭允许，”他说，“我将代表诺格小姐。我将愿意陈述某些事情，以帮助澄清一宗谋杀案。我愿意提供一些看法，法庭可以将此视为可能性事实，我的当事人由于宣过誓而不便承认。”

“我想说的是，这可能是个事实：美宝·诺格，一位忠心的、称职的秘书，被指令做某些事情，她认为她这样做是在帮助爱德·代文浦完成对他来说极其重要的一宗矿产生意。得知她雇主的死讯之后，她想要执行他最后给她下达的任务。但是后来，与她所在郡的地方检查官咨询之后，她被告知法律规定所有属于代文浦的物品都应该收押等候遗产执行。由于她觉得代文浦夫人与她雇主的利益相敌对，并且已经毒死了他——请理解我在此陈述的只是她的感受而并非证据——她对代文浦夫人以及她的律师就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从条文上讲她所做的某些事可能有悖于法律，所以我建议过她不要回答那些问题。”

万德林绷紧嘴唇。“在星期一，12号，你到天堂的银行存了一笔钱？”

“存了。”

“提款了吗？”

“提了。”

“提款形式是现金吗？”

“是的。”

“现在那笔现金在什么地方？”

“我的律师把它放在保险柜里了。”

“你要求得到这笔钱吗？”

“当然不了。”

“谁拥有这笔钱？”

“它是代文浦先生遗产的一部分。可以说我存入和取出的每一笔款项都是按照他明确的指示去做的。”

万德林看着梅森。

梅森摇摇头。

“我问完了，”万德林说，“你提问吗？”

“是的。”梅森说，“你刚才说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按照代文浦先生给你的指示？”

“是这样。”

“代文浦先生是不是告诉你这笔现金带到圣伯纳底诺去？”

“是的。”

“以美宝·代文浦的名义登记？”

“是的。”

“他是不是让你把这笔现金交给一个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谁用什么理由阻拦你都要交给他？”

美宝·诺格的律师站起来说：“我不得不建议我的当事人不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法庭和辩方律师，我认为梅森先生的推测完全有可能是真实情况，但是我不能允许我的当事人被迫承认某些事实。”

“我问完了。”梅森微笑着说。

万德林看上去有些迷惑不解。

梅森摇了摇头，说：“我希望对雷诺特医生进行提问。”

“请到证人席上来，雷诺特医生。”赛乐法官说。

梅森慢慢地从律师桌后面站起来，走到证人坐着的椅子旁边，低头看着雷诺特医生。

“医生，”他说，“在星期一，也就是12号的早晨你见到了病人爱德·代文浦？”

“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把他当作一个病人进行了治疗？”

“是的，先生。”

“他叙述了砷中毒的症状？”

“是的，先生。”

“你本人并没有见到那些症状？”

“我看见的是后期症状，与他所描述的初期症状相吻合。我没有见到他所描述的、我不在现场时发生的初期症状。”

“回答得非常利落，医生。”梅森说，“现在请允许我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给你带来点儿麻烦。你在前一天——星期一，11号见过爱德·代文浦吗？”

雷诺特医生说：“这个问题离题了，这和我的治疗没有任何关系。”

“哦，有关系，”梅森说，“你在夫勒斯诺的威尔士伯格旅馆见过爱德·代文浦，对不对？他当时登记的名字是弗兰科·史坦顿。”

“我……我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吗，法官大人？”雷诺特医生问。

万德林突然站起来，说：“你当然得回答。”

“我在问法庭。”雷诺特医生说。

“这是个相关的问题，请回答。”赛乐法官说。

“我……是的，我见过他。”

“和他在一起商量某些事情？”

“我和他谈过。”

“你和他商量第二天……星期一，12号，你将给他做治疗，是吗？”

“我拒绝复述我的病人和我之间的任何谈话。”

“为什么？”

“这属于秘密谈话。”

“关于你必须发现必要的症状才能进行治疗？”

“我和代文浦先生的谈话当然和症状有关了。”

“代文浦先生告诉你他想死，对吗？”

“我不会提起我和代文浦先生之间的任何谈话。”

“代文浦先生付给你钱，让你为他安排他去世的假相。你们计划好第二天他将叫你去给他治疗，并且陈述一些砷中毒的症状，你的任务是帮助他制造出砷中毒后极度虚弱的表面现象，这样当他妻子在场的时候他就可以自然地去世了。是不是这样？”

“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你必须回答，”梅森说，“它不涉及任何保密谈话的内容。”

万德林突然站起来说：“如果这个问题得到了肯定的回答，那么它代表的就是阴谋，是犯罪。这不属于秘密谈话，法官大从。”

“这当然不属于秘密谈话。”赛乐法官说。

“那么我就不能回答了，”雷诺特医生说，“因为它会把我牵连进去。”

“你拒绝在此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回答吗？”赛乐法官问。

“我拒绝。”

“这可真是个罕见的情况。”法官说。

梅森说：“根据密谋好的、你和代文浦精心设计过的计划，你报告说代文浦死了。然后锁上房门，但是并没有马上去叫警察，以便给代文浦一段时间，让他从窗户爬出去，钻进紧临他将‘去世’的那间客房预先停放好的一部汽车里，开车去了事先约定的见面地点。在那里有一个汽车房屋，里面准备了新衣服，他就可以换下睡衣，穿戴整齐。是不是这样？”

“我拒绝回答。”

“还有，”梅森说，“他告诉你他一直在盗用他妻子个人的钱，对吧？他还说他妻子有一个多管闲事的亲戚，老是坚持让米日娜查帐，这样纸就包不住火了，他已经骗了很多现金出来。如果他不消失的话他就会被查出来，被判刑。他没告诉你这些，请你帮忙吗？”

“根据宪法规定的权利，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他是不是告诉过你他毒死了赫坦斯·帕克斯顿，现在警察开始怀疑帕克斯顿是被谋杀身亡，他觉得他们会挖出尸体检验，他想让警察认为他已经死了，如果你肯帮忙的话，他愿意慷慨解囊？”

“我拒绝回答。”

“还有，”梅森接着说，“代文浦去了那汽车房屋之后，你给了他一些含有氰化钾的威士忌。你知道他的行李箱里装着一大笔钱，都是他盗用妻子的资产骗来的现金。你给他喝了那杯威士忌……”

“我没有！绝对没有！”雷诺特医生喊起来，“我根本不知道他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你要是够聪明就去问另外一个参与阴谋的人好了，那个给他驾驶汽车房屋去涅华达的人！”

“你现在说的是杰森·贝克梅尔，贝克斯菲尔德的私人侦探？”

“就是。”雷诺特医生愤怒地说。

梅森转向万德林说：“现在，检查官先生，我建议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继续讨论此案，雷诺特医生拘留候审，发出逮捕令缉拿杰森·贝克梅尔。我认为，如果能让雷诺特医生招供的话，那么我们就彻底知道真相了。”

万德林站起来说：“控方希望向佩里·梅森先生表示由衷的感激，感激他的精诚合作。现在，如果法庭允许，我将撤消对被告米日娜·代文浦的起诉。”

15

佩里·梅森、德拉·斯特里特和塔尔伯特·万德林，坐在梅森在加利弗尼亚旅馆的套房里，他们围坐在桌旁，举杯庆祝。

“为抓获罪犯干杯。”万德林说。

“使我印象最深的，”万德林接着说，“是洛杉矶郡的地方检查官警告我，说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有尾巴，周身散发着硫磺的气味。但我要感谢你的合作，现在街头巷尾的人们都在谈论我的侦探技巧。”

“那好哇，”梅森说，“如果他们之中再多几个人跟我合作，我们可能就相处得更好了。雷诺特医生怎么样了？”

“雷诺特医生彻底招供了，”万德林说，“他没有免除刑罚，不过前思后想之后，他还是决定最好凭良心说话。和你推理的一模一样：代文浦先毒死了赫坦斯·帕克斯顿，这样他的妻子就能得到迪莱诺的钱。然后他开始尽可能地把一切他能弄到手的转换成现金，盗用资金，把户头篡改得一塌糊涂。同时他也开始铺垫他妻子谋杀了赫坦斯·帕克斯顿的假相，以备万一警察进行调查。”

梅森点点头。

“代文浦知道他可能会受到怀疑，除非他能把嫌疑目标转移到别人身上。”万德林继续说，“所以他精心策划，当着莎拉·安赛尔的面对他妻子说他留下了一封信，当他死亡的时候信将被交给警察，在信里他指控妻子毒死了赫坦斯·帕克斯顿，而且，由于他已经怀疑她所以也被她下了毒。”

“显然那个信封里除了白纸之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确信，如果自己‘死’于中毒症状的话，他的妻子在莎拉·安赛尔的强烈教唆下，一定会采取措施把这封信除掉。

“代文浦一直向他的秘书暗示他妻子真的要毒死他，并且已经毒死了赫坦斯·帕克斯顿。在她脑子里灌输这种概念之后，代文浦就一切准备就绪了。他把两个行李箱装满现金，动身去夫勒斯诺安排他的‘死亡’。

“早些时候他已经和雷诺特——一个名声不明不白的医生——做好了安排，保证恰当地制造他的死亡事件，使他看起来像是中毒身亡，然后有人把他的尸体藏起来以避免进行验尸。

“代文浦对雷诺特医生说如果他的东西丢失了，那么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所以他买了一只新的小旅行包，把他的洗涮用具装进去，还有他苦心得到的那个泄露秘密的糖果盒——他知道他妻子碰过里面的糖。

“雷诺特医生用注射器向每一块糖果里注入了毒药，然后又用热针头封上了针孔。代文浦要他使用两种毒药，因为他知道警察局可以查明他妻子两种毒药都有。

“代文浦把两个装满现金的行李箱锁在逃跑时开的车子里，雷诺特医生给了他服了泻药和催吐药以制造虚弱和砷中毒的症状。

“代文浦安排妥当，就从房间的窗户爬出去，钻进事先停在那里的汽车，开到两三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个汽车房屋正等着他到来。

“代文浦自然想把天堂帐户里的所有现金都提出来。他本来预计在星期五、最晚星期六会有几笔汇款人帐，但它们并没有到帐，他知道至少要在星期一才能到。同时他已经为星期一下午的假死做好了一切准备。

“代文浦得知警察要挖掘赫坦斯·帕克斯顿的尸体的消息后，他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想出什么办法使他在假死之后还能取出天堂帐户里的钱。

“美宝·诺格是个轻信的年轻女人，对他极其忠实，而且他已经向她灌输了他妻子要毒死他的想法。

“代文浦告诉美宝·诺格他要离开家，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妻子会毒死他。他使她发誓说将把天堂银行里的钱全部提走，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把钱带到圣伯纳底诺，她将在圣伯纳底诺会见一个正和代文浦做矿产生意的人；那个人会说出一个暗号，使她能认出他来并把钱交给他。

“这个人就是贝克梅尔，整个阴谋的第三号人物。贝克梅尔和代文浦曾经一起做过几宗精明的生意，代文浦利用贝克梅尔作傀儡，通过他从各种帐户里提取现金。

“当代文浦示意说他可能会遇到麻烦，不得不逃离该郡时，贝克梅尔提到他认识一个科兰浦敦的医生，为了钱什么都能做，而且嘴巴很严。

“这样贝克梅尔就把雷诺特医生介绍给了代文浦，他们合谋了一个计划，使代文浦看起来是一个受害者而不是嫌疑犯。

“雷诺特医生得到五千现金。他说他不知道贝克梅尔拿多少钱，可能比五千多得多。

“贝克梅尔驾驶汽车房屋去涅华达，此时爱德·代文浦正安全地躺在汽车房屋的床上。那样的话即使有人看见代文浦从窗户爬出去并开始搜索，代文浦也逃得无影无踪了。

“贝克梅尔的任务还包括准备一辆逃跑时用的汽车，做好细节上的安排。雷诺特医生只需要制造代文浦的假死就行了。

“美宝·诺格被告知在星期一晚上去天堂的办公室，她将接到一个电话，告诉她带着钱去圣伯纳底诺的什么地方。她知道的全部就是她应把资金提走，好让代文浦夫人无法知道代文浦正在做的生意。

“现在，根据雷诺特医生的说法，贝克梅尔一定是脑子飞快地转了个弯儿，他知道代文浦身上带着多于20万美元的现金。

“所以贝克梅尔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为什么不让代文浦真的消失呢？既然这就是代文浦想要得到的结果，雷诺特医生是绝不会起疑的，因为他知道雷诺特要帮忙做的就是这个。

“这个主意，当然就是要使事实看起来是米日娜·代文浦毒死了她的丈夫：她先在糖里下了毒，然后又趁单独和她丈夫——一个正濒临死亡的人——的时候，彻底结果了他的性命。密谋的三方当然不可能留下什么尸体，所以他们不得不使事情看起来是米日娜找了什么帮凶，把尸体从窗户里搬了出去以避免验尸。

“贝克梅尔研究了形势发展的全部可能性。星期五以前他去了汽车房屋附近的一个地方，挖了一个非常方便的坟墓。当代文浦按照密谋好的计划爬进汽车房屋里的时候，贝克梅尔给了他几杯饮料，又给他做了些火腿和鸡蛋。雷诺特医生说他警告过代文浦，一定要尽快给胃里吃点东西，否则他可能真的就完蛋了。

“代文浦吃了火腿和鸡蛋，然后他和贝克梅尔一块儿喝了几杯，庆祝他们计划成功。贝克梅尔在代文浦的威士忌里偷偷放了氰化钾，代文浦几乎立刻就死掉了。贝克梅尔把他拖出去，埋在那个坟里，然后驾着汽车房屋离开了。

“但贝克梅尔知道在天堂帐户里将有3万美元的现金被提取，代文浦曾经指示过他给美宝·诺格打电话，告诉她把钱带到圣伯纳底诺的什么具体地方。按计划贝克梅尔将拨通天堂的号码，留下地址就马上挂断，以免万一天堂的电话被监听。”

“贝克梅尔很聪明，他在圣伯纳底诺未能收到那笔钱，就马上意识到他自己的处境可能非常危险，在天堂接他电话的那个人可能并不是美宝·诺格。所以他干脆直接给自己安排了一个私人侦探的身份，说他受雇于代文浦去圣伯纳底诺监视一个有问题的旅馆房间，然后给你写了封信解释他为什么会去圣伯纳底诺。”

“雷诺特医生的说法大致就是这样，有可能是真的。不过，贝克梅尔很可能会把谋杀归罪到雷诺特身上。我们结案之前他们俩肯定互相指责，有好戏看呢。”

“为什么雷诺特医生这么固执地否认是氰化物中毒呢？”梅森问道。

“雷诺特医生说，他一知道验尸结果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他当时是在为自己辩护，好使自己能够脱身。他一旦承认了在他治疗爱德·代文浦的时候哪怕出现了一丝一毫的氰化物中毒的症状，那真相暴露出来他就等于把自己给钉到十字架上去了。”

“如果不是那些孩子发现了那个坟，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对米日娜·代文浦完全有可能诉以证据确凿的投毒罪，她很有可能已经被治罪了。”

梅森咯咯地笑起来，说道：“可以想象，当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当验尸结果表明是氰化物中毒的时候，雷诺特医生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好吧，”万德林说，“感谢您的合作，我的帽子上又多了一根漂亮的羽毛。这里的人们开始拍我的肩膀，而且会一直拍下去的。我无法理解的是，你到底是怎么推测出来的？”

“我没有全部推测出来。”梅森说，“但是我知道爱德·代文浦是惟一知道他自己将在科兰浦敦生病的人。如果是代文浦故意安排的，那么几乎毫无疑问雷诺特医生也参与其中了。坟已经挖好了，毫无疑问还有别的人知道代文浦将在科兰浦敦生病这个事先安排好的计划。”

“当你陈述案件过程的时候，万德林，别忘了这一点：尽管贝克梅尔和雷诺特可能实际上实施了谋杀，但是真的把脑袋伸到铡刀底下的是爱德·代文浦。”

“故意忽视罪。”万德林说着，咧嘴笑了起来。

“没错儿，”梅森评论说，再一次把酒斟满，“来，为扫除犯罪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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