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传》

作者：蔡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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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生平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民族英雄，是与斯大林、罗斯福并立的“三巨头”之一，是矗立于世界史册上的一代伟人。

丘吉尔出身于声名显赫的贵族家庭。他的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是英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统帅，是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英国政界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他的父亲伦道夫勋爵是上世纪末英国的杰出政治家，曾任索尔兹伯里内阁的财政大臣。祖先的丰功伟绩、父辈的政治成就以及家族的荣耀和政治传统，无疑对丘吉尔的一生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他成长为英国一代名相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他们为丘吉尔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树立了奋斗目标，也培育了他对祖国的历史责任感，成为丘吉尔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建功立业的强大驱动力。

丘吉尔未上过大学，他的渊博知识和多方面才能是经过刻苦自学得来的。他年轻时驻军于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在那里有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每天阅读四小时或五小时的历史和哲学著作”。自那以后，丘吉尔从柏拉图、吉本、麦考利、叔本华、莱基、马尔萨斯、达尔文等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的著作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这使他的思想更加深刻，人生信念更加坚定，也使他成长为“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最杰出和多才多艺的人”。

丘吉尔的头上戴有许多流光溢彩的桂冠，他是著作等身的作家、辩才无碍的演说家、经邦治国的政治家、战争中的传奇英雄。他一生中写出了26部共45卷（本）专著，几乎每部著作出版后都在英国和世界上引起轰动，获得如潮好评，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发行，以致《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断言：“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1953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一生中多次经历的议员竞选中，在议会的辩论中，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时刻，发表了许多富于技巧而且打动人心的演讲，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瑞典文学院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丘吉尔成熟的演说，目的敏捷准确，内容壮观动人。犹如一股铸造历史环节的力。……丘吉尔在自由和人性尊重的关键时刻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却另有一番动人心魄的魔力。也许他自己正是以这伟大的演说，建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S·席瓦兹院士在颁奖词中还说，“丘吉尔在政治上和文学上的成就如此之大，……此前从未有过一位领袖人物能两样兼备而且如此杰出。”

的确，为丘吉尔树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的不仅是他的作品和演讲，而且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反法西斯斗士的光辉业绩。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当选为议员，曾多次在内阁中担任要职。他经历了许多次政治上的升沉起伏，每次都以不屈不挠的努力，从不畏惧的斗志战胜艰难险阻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最终登上了光辉的顶峰，在英国处于历史危机的严峻关头，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连他政治上的对手也说：“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同样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认为是唯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人们不能不喜欢他，他的才能与朝气是无与伦比的。”

在通向胜利的漫长岁月里，丘吉尔在其演讲中多次发出战斗到底的誓言，表达了英国人民的心声。他说：“我们将永不停止，永不疲倦，永不让步，全国人民已立誓要负起这一任务：在欧洲扫清纳粹的毒害，把世界从新的黑暗时代中拯救出来。……我们想夺取的是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生命和灵魂。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丘吉尔在世人心目中已成为英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的集中象征。《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说：“今天，温斯顿·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

还值得注意的是，丘吉尔是有名的顽固反共人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在处理对苏关系问题上，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和高度灵活性，从英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完成了英国政治和他本人政治生涯中的重大历史性转折，毫不犹豫地与苏联结为盟国，使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反法西斯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统一战线，从而保证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斯大林称赞丘吉尔是“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人物”。

此外，丘吉尔还可以称之为预言家、发明家、战略家、外交家。他早在三十年代对未来战争中的一些重大技术发展所作的预见后来都变成了现实；他以超乎寻常的惊人敏感和极大的勇气，冒着和平主义浪潮的巨大压力和“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一天也不放弃向国人发出预言式的战争警告，使英国人作好了战争来临的精神准备。他在用雷达侦察来袭敌机的方法正式使用前4年就提出对此问题的研究。他因动用海军经费改进和大量建造“陆地行舟”，使轮式装甲汽车演变成为威力巨大的现代坦克而被尊为“坦克之父”。他主持制定了“二战”中的许多战略计划。他亲自着意培育了在当时乃至后来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英美关系。总之，丘吉尔是一位人生内涵极为丰富的传奇人物。本书在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丘吉尔一生主要事迹的同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人们囿于政治或党派的偏见而对其产生的误解加以辨析，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人类从法西斯恶梦中挣脱出来作过特殊贡献的一代英国名相，能够从本质上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丘吉尔传--一　马尔巴罗公爵的子孙

一　马尔巴罗公爵的子孙

每当提起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响亮的名字时，我们立即想起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巨大胜利的英国首相，是和罗斯福、斯大林同为“三巨头”而矗立在世界史册上的历史伟人。其实，早在十七世纪的英国，也有一位名叫温斯顿·丘吉尔的人，他是本书主人公的同姓名祖先。

这位温斯顿·丘吉尔（1620—1688）生活的时代，正值英国资产阶级刚刚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向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发起了强有力的进攻。克伦威尔的“铁骑军”和新模范军，同国王的保皇党军队，进行着殊死的战斗。而并非贵族的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却站在贵族一边，拿起武器为国王查理一世同克伦威尔的军队打仗。

1643年5月，在战事间歇，已升为骑兵上尉的温斯顿·丘吉尔，回到家乡与恋人伊丽莎白·德雷克完婚。有意思的是，德雷克家在政治立场上恰恰与温斯顿·丘吉尔相反，站在了克伦威尔一边。但他们与丘吉尔家同样认为，政治上的分歧不应影响两家之间的婚姻关系。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英国也并不少见。

克伦威尔代表了历史的进步势力，而历史的进步是无法阻挡的。1649年，查理一世被克伦威尔控制下的国会判处了死刑，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时，背运的保皇党军官温斯顿·丘吉尔只好带着伤解甲归田，并且受到了胜利者的惩罚，被迫缴付446英镑8先令罚款。这在当时几乎可说是一笔巨款，丘吉尔家因此而破产了，他只好跟着妻子住进了德雷克庄园。在这里，丘吉尔上尉埋头从事皇家政权渊源演变的研究，在此中寄托自己复辟君主制的企盼，希冀有朝一日会时来运转。

温斯顿·丘吉尔的期待并非是一厢情愿。1660年，查理二世从多维尔登陆，在英国复辟了君主制。温斯顿·丘吉尔立即带着自己花了十多年时间撰写而成的皇族家谱学手稿前往伦敦，以谋求出路。他对英国王室的忠贞不渝终获报偿：他被选为议员，在赴爱尔兰一度出任收益颇丰的地方官之后，他被召回国为英王室掌管财产。虽然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麦考利眼里，他是一个“一直闲居白厅的穷困潦倒、渺小可怜的骑士，由于他发表一部歌颂君主制和君主的索然无味、矫揉造作、早已被人遗忘的书而被人嘲笑”，但无庸置疑的是，正是这位英国一代名相的同名祖先，为丘吉尔家族的贵族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查理二世封温斯顿·丘吉尔为爵士，并赋予他持有自己族徽的权力。他为丘吉尔家族选择的族徽“忠诚，然而却不走运”，至今仍是该家族的座右铭。

温斯顿·丘吉尔与伊丽莎白·德雷克一共生了十二个子女，其中七个夭折，其余的则都十分健壮且聪明能干。其中尤以女儿阿拉贝勒和儿子约翰·丘吉尔最为出色。把丘吉尔家族带入贵族行列的，正是这位约翰·丘吉尔。

丘吉尔传--１　马尔巴罗公爵

１　马尔巴罗公爵

约翰·丘吉尔（1650—1722）与自己的祖父、多塞特郡的法律家、铁杆保皇派亦即丘吉尔家族有史可考的第一代祖先老约翰·丘吉尔同名。由于温斯顿·丘吉尔与王室的密切关系，他的儿子约翰被安插到宫中，充当国王查理二世的听差；约翰的妹妹阿拉贝勒则在约克公爵夫人身边找了个差事，并作了她丈夫亦即国王的弟弟、后来成为英王詹姆斯二世的约克公爵的情妇，为约克公爵生了儿子菲茨詹姆斯。依靠阿拉贝勒与约克公爵的亲密关系，约翰·丘吉尔在上流社会倍受青睐。后来，由于英国国内政治斗争激化，在国王的劝告下，约克公爵出奔荷兰。此时已晋升为英军上尉的约翰·丘吉尔，便成为深受约克公爵信赖的副官，随同约克公爵去荷兰政治避难。

查理二世在与国会摊牌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胜利。他宣布解散国会；而议员们则目瞪口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便顺从了。约克公爵于1682年5月从流亡地回到了英国。随同回国的约翰·丘吉尔自此后便顺风顺水，青云直上。他凭籍自己同王室的关系以及聪明的大脑、英俊的外貌，努力在宫廷中活动，取悦于颇有权势的贵妇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得到了不少好处。有的传记作者把他描述成一个野心勃勃、高傲而聪明的家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惯会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甚至使用阴谋，即使背信弃义也在所不惜。他在公爵府中遇上了一位颇受公爵爱女安妮公主宠信的宫女莎拉·杰宁斯，两人气味相投，很快结为夫妻。

约克公爵于1685年继位，是为詹姆斯二世。觊觎王位的前国王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斯公爵不甘失败而起兵讨伐“篡位者”，为约翰·丘吉尔的飞黄腾达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丘吉尔勋爵率领着皇家骑兵和一个团的龙骑兵，投入了镇压叛乱的战争。在战斗中，约翰·丘吉尔展现了他的过人才能，他骁勇善战，指挥得当，打了不少胜仗，最终击溃了蒙默斯公爵的叛军。公爵本人也被捕获，继而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辉煌的战功，约翰·丘吉尔被擢升为少将，又被封为男爵，从此上升到了贵族阶层。

但是就在三年之后发生的教派之争的“光荣革命”中，信奉新教的约翰·丘吉尔便站在了詹姆斯二世的对立面，转而支持被国会中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迎请来的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当时，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企图借助法国的力量，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会和封建专制统治，与国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国会便借助信奉新教的奥伦治亲王，即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三世，带兵讨伐国王。时运不济的詹姆斯二世众叛亲离，许多人带领部下投向威廉三世。当时，由于亲信们的提醒，詹姆斯二世已经考虑要逮捕约翰·丘吉尔。十分警觉的约翰便在11月23日夜晚率领大约四百名军官和骑兵，逃离了皇家军队的营地，投入了新教阵营。威廉三世的军队得到了普遍支持，在向伦敦挺进的征途上节节胜利，终于将詹姆斯二世赶下王位并逼其逃往法国。第二年即1689年，国会宣布威廉三世和他的妻子玛丽二世为英国国王和女王。同时，国会通过了限制王权、扩大资产阶级权力的宪法性文件《权利法案》，从此在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由于这次政变没有酿成大规模内战，所以史称“不流血革命”或“光荣革命”。

威廉三世于1689年加冕时，封约翰·丘吉尔为马尔巴罗伯爵。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因无子嗣，便由安妮公主继位为英国女王。历来颇受安妮宠信的约翰·丘吉尔与莎拉·杰宁斯夫妇更是春风得意，官运亨通。约翰·丘吉尔立即被安妮女王任命为国内外军队的总司令，并很快奔赴荷兰，又作为荷兰军队代理总司令，指挥英、荷、德诸国“强大联盟”的联军进行马斯河战役，迫使法军撤退，使战局转危为安，直至取得胜利。当他回到英格兰之后，马上被封为马尔巴罗公爵，成为英国政界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

1703年，马尔巴罗重返欧洲大陆指挥“强大联盟”联军进行大陆战争，并于次年在布伦海姆取得了辉煌的根本性胜利。马尔巴罗因这次辉煌胜利而得到了安妮女王的巨额赏赐，女王赐给他伍德斯托克地区封地数千英亩，赏金50万英镑，为他修建豪华的宫殿。为纪念马尔巴罗公爵的丰功伟绩，这座据说比皇宫还漂亮的精美华丽的宫殿被命名为布伦海姆宫。此外，德国皇帝赐予马尔巴罗公爵“罗马帝国公”的称号，直到今天，马尔巴罗公爵的子孙还可以享用这个称号。

布伦海姆大捷之后的若干年里，马尔巴罗仍多次率领“强大联盟”联军对法作战，先后又取得了拉米伊、奥德纳德和莫拉克等战役的重大胜利。“他统帅‘强大联盟’的军队转战十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在战争史上实为空前之奇观。”

在本书主人公丘吉尔眼里，其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是一位令人崇敬的历史伟人；丘吉尔对他身上所具有品性和才能的赞美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1933年开始写作的《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用浓墨重彩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历史功绩和高大形象作了充分的展示和描绘，力图在读者面前为自己的祖先树立一座丰碑。

可以肯定地说，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对丘吉尔的一生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对于丘吉尔成长为英国一代名相具有关键性作用。他的品性和行为成为丘吉尔的楷式，他的丰功伟绩成为丘吉尔的奋斗目标，他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培育了丘吉尔对祖国、对历史的沉重责任感。

马尔巴罗公爵的晚景较为凄惨，在长期遭受因中风引起的瘫痪折磨后，他于1722年在布伦海姆的家中病逝。

丘吉尔传--２　杰出，然而却不走运

２　杰出，然而却不走运

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世子孙们在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这段时间里，再也没能为他们的族徽增添任何光彩。他们既无骄人的功业，亦未获得任何荣誉，只不过为了维护公爵的尊严和排场，毫不吝啬地挥霍着约翰·丘吉尔积攒的大笔财富。

当年约翰·丘吉尔和莎拉·杰宁斯在英国宫廷中都有较高地位，每年的收益也相当可观。他俩每年可得到64325英镑的薪俸，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约翰受封马尔巴罗公爵之后，每年又可以得到5000英镑的俸禄，加上几次大捷之后国王给予的巨额赏赐，丘吉尔一家已拥有巨大的财产和大量珍宝。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消耗之后，丘吉尔家族的经济状况已日见困窘。丘吉尔的祖父由于子女众多而负担沉重，窘迫的经济状况不仅使他养成了拘谨、吝啬的性格，也逼着他开始变卖家产。

伦道夫·丘吉尔生于1849年，是马尔巴罗公爵七世的第三个儿子，也是本书主人公丘吉尔的父亲。按照英国法律，马尔巴罗公爵的爵位和领地应由其长兄乔治·丘吉尔继承，伦道夫自己只能在政界、军队、殖民地行政当局或者宗教界寻求出路。伦道夫在牛津大学毕业之后，决定向政界寻求发展。

在进入政界之前，1873年8月，伦道夫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美国百万富翁伦纳德·杰罗姆的女儿珍妮。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便确定了婚姻关系。

珍妮的父亲伦纳德·杰罗姆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他早年干过外交工作，曾任美国驻的里雅斯特领事。以后转而从商，成为《纽约时报》的老板之一，同时还做房地产生意。对于珍妮和伦道夫的婚姻，他一开始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美国人与英国人的观念格格不入。但由于当事人双方的坚持，他最终不仅同意了婚事，而且还答应每年提供2000英镑给女儿、女婿补贴生活。

马尔巴罗公爵七世开始时也不同意儿子伦道夫的选择；出于门第方面的考虑，娶一个美国平民的女儿为媳，是不符合贵族的传统和身份的。在英国王室以外的贵族中，仅有20个公爵爵位，马尔巴罗公爵按封爵次序名列第十。因而公爵夫妇很注重自己仅次于王室的尊崇地位和荣耀声望。由于儿子的坚持，公爵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但同时他提出一个条件，伦道夫必须进入议会之后才能举行婚礼。

1874年初，刚满24岁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作为由他的家族所控制的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镇选区的代表，经他父亲的举荐竞选议员获胜。同年4月中旬，伦道夫勋爵与珍妮·杰罗姆在巴黎英国驻法大使馆中举行了婚礼。婚后六周，伦道夫·丘吉尔夫妇回到了故乡布伦海姆宫，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整个小镇到处彩旗飘扬，居民们冒雨夹道迎接，镇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新婚夫妇表达了真挚的祝福。伦道夫与珍妮在布伦海姆宫住了一段时间后，为了出席议会会议，他们又来到伦敦租房住下，投入了伦敦上流社会那种兴味无穷、令人神往的社交生活。7月份议会休会后，他们又回到了布伦海姆。为了打发枯燥乏味的日子，有孕在身的珍妮对狩猎表现出很大兴趣，11月24日她在狩猎中摔了一跤，受到惊吓。28日珍妮又有“一次轻率而鲁莽的乘车出游”，当晚即“引起腹痛”。次日曾设法保胎，但似乎效果不大。经过8小时阵痛，珍妮于1874年11月30日凌晨1时30分生下一个儿子，此时仅为婚后7个半月。伦敦《泰晤士报》和《牛津日报》就此曾报道说：“11月30日伦道夫·丘吉尔夫人于布伦海姆宫早生贵子。”《牛津时报》补充道：“当晚，教堂敲响了悦耳的祝福钟声。”这个早产儿被命名为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伦道夫勋爵认为孩子“漂亮极了。大家都说眼睛头发乌黑，对早产儿说来，他的身体算得上相当健壮”。也有人怀疑孩子并非早产。对此，丘吉尔的传记作者亨利·佩林写道：“猜测这个孩子是否仅仅早产二三周的问题，那是吃饱了撑的，因为这意味着孩子的双亲先孕后婚，严重地冒犯了当时的礼仪。所以，温斯顿·丘吉尔的提前出世，究竟是他本人破题儿第一遭性急鲁莽，还是由于伦道夫勋爵急不可耐的产物，我们可以暂勿置论。”

小温斯顿的降生使马尔巴罗公爵爵位的继承人感到不安。因为他的伯父乔治·丘吉尔、在礼仪上被称为布伦德福德侯爵的未来的马尔巴罗公爵八世只有一个儿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么马尔日罗公爵爵位和领地就该由温斯顿·丘吉尔继承了。在二十年多的漫长时间里，一直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因此，在马尔巴罗公爵九世娶妻后，老公爵夫人，温斯顿的祖母即对九世公爵夫人，一位有名的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康苏埃拉·范德比尔特说：“您的主要任务是生孩子，而且应该生儿子。不能让这个早产儿温斯顿继承公爵的爵位。”九世公爵夫人令人满意地完成了老祖母交给的任务，也使温斯顿失去了成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可能性。但人们绝不会为此而替温斯顿·丘吉尔感到遗憾。显而易见，如果温斯顿做了公爵，英国历史上就会少了一代杰出的首相。对温斯顿本人而言，他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向往可谓夙志在心，要远比成为公爵的愿望大得多。

温斯顿出生后不久，伦道夫夫妇便带着他前往伦敦居住，表面的理由是伦道夫身为议员，需经常参加政治活动，不能常住故乡，更为实际的是，这对年轻的夫妇都不能十分适应布伦海姆宫中那种沉闷、刻板的生活习惯。尤其是美国平民出身的珍妮，她美貌聪慧，充满魅力，具有活泼好动的性格特点，更加上她的美国观念，这一切都使她与布伦海姆宫中那些公爵夫人们格格不入。她长期居住巴黎养成的生活习惯，也使她格外向往伦敦的社交界。

他们在伦敦生活得很舒适，除了伦纳德·杰罗姆每年给2000英镑外，老公爵每年也给伦道夫1000英镑，每年3000英镑的收入使他们足以应付必需的开支。但是夫妇两人都过惯了富贵日子，花钱如流水，经常在家设宴款待社交界朋友；伦道夫又是一位狂热的赛马爱好者，所以他们也经常感到拮据。

他们的大方好客以及女主人的美貌、聪慧和在巴黎生活多年所养成的优雅风度，赢得了伦敦社交界的欢迎，不久，伦道夫夫妇就成为威尔士亲王那个风流而又奢华的小圈子里的成员。珍妮既善于绘画，又弹得一手好钢琴，还能运用隽言妙语写出感情细腻的书信。丘吉尔曾回忆说：“我的母亲在我眼中永远像一位神仙公主，一位容光焕发具有无限才能的女性。[奇书网|qinkan.net]”这就引得英国贵族中的杰出人物都来登门拜访，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首相一度也曾是他们家的常客。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之后上流社会发生的一件轰动一时的丑闻，突然中断了伦道夫一家与伦敦社交界的联系。1876年，伦道夫的哥哥布伦德福德侯爵完全不顾自己已经结婚生子，在情感的驱使下策划与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私奔。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也曾是威尔士亲王的情人，此时她的丈夫正陪同威尔士亲王在印度访问，等他们访问结束回到伦敦时，此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亲王要求艾利斯福德伯爵与其妻子离婚，同时要求布伦德福德侯爵亦与自己的妻子离婚并与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结婚。布伦德福德侯爵认为，若接受了这一要求就是一种耻辱。伦道夫·丘吉尔为了家族的声誉和哥哥的情面，要求威尔士亲王劝说艾利斯福德伯爵不要提出离婚诉讼，否则，他将把“威尔士王子写给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的表示友情的几封信公诸于世”。这样鲁莽的威胁激怒了威尔士亲王，亲王通过自己的私人秘书、曾担任过伦道夫婚礼男傧相的弗朗西斯·诺兰斯提出和伦道夫决斗。伦道夫回答说，他只能与亲王指定的代理人决斗，但决不同未来的国王决斗。事情闹到维多利亚女王那里，由迪斯雷利首相和反对党领袖哈丁顿勋爵出面调停。伦道夫被迫按照大法官的授意，书面向威尔士亲王道歉。然而亲王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扬言说，谁要是接待伦道夫·丘吉尔他就不上谁家的门。

这件事不仅对伦道夫夫妇打击很大，而且使马尔巴罗公爵夫妇感到难堪。为了暂避风头，摆脱困境，马尔巴罗公爵决定接受迪斯雷利首相非常适时地发出的请他担任爱尔兰总督的邀请。此前因为总督这个职位花销太大，远远超出了他一年收入20000英镑的薪俸，他于1874年曾谢绝过同一邀请。这时候该职位再度空缺倒成了他求之不得的机会。马尔巴罗公爵走马上任，其子伦道夫作为总督不领薪水的私人秘书身份随同前往。伦道夫夫妇住进了都柏林凤凰公园里的一幢公寓，一住就是三年。直到1880年大选中保守党人迪斯雷利政府竞选失败下台，自由党人格莱斯顿政府上台执政，此时正好马尔巴罗公爵的爱尔兰总督期满卸任，全家人才又重返伦敦。

伦道夫在都柏林期间并未放弃自己的议员席位，回到伦敦后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身于政治活动。到底是遭受打击之后对上流社会极为仇视的逆反心理，还是渴望发挥才干，希冀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激发了伦道夫·丘吉尔近乎狂烈的政治热情，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我们不得而知。比较清楚的是，在回到伦敦以后的几年里，伦道夫在政坛上的表现是杰出的。他声名鹊起，地位不断上升，日益成为全国知名的政坛风云人物。

伦道夫和他父亲一样，都是保守党成员，保守党在1880年大选中失败后，其领袖迪斯雷利辞去首相职务进入上院，不久即退隐。保守党在下院缺乏一位像他们的对手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那样辩才无碍的代言人。此时伦道夫能言善辩的特点自然就引起了保守党人的高度重视。据说伦道夫小时候长相不很端正，小脑袋，突眼睛，在伊顿公学读书时常受同学们嘲笑，也因此激励了他以机智和辩才弥补不足。到如今他的口才更是炉火纯青。他在演讲之前都要进行精心准备，在演讲中有意识地借鉴训练有素的演员技巧；他以犀利的言辞奚落嘲弄、讽刺挖苦对方，以严密的逻辑推出有利于自己观点的结论，一针见血地戳穿自由党人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掩盖的政策缺陷，这一切在下院中获得了极大成功。此时他的外貌因其特色反而成为优点：他身材瘦小，眼睛溜圆，上唇恰到好处地留着一撇胡子，因而成为漫画家们绝好的表现对象，由此更加扩大了他的影响和知名度。

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国际地位正处于急剧下滑的过程中。与正在崛起的年轻工业国德国和美国相反，英国工业增长的速度日趋缓慢。长期延续的经济危机严重困扰着英国社会，促使国内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工人运动日益活跃，以争取工人阶级在议会中享有独立代表权为目的的独立政党工党业已建立。经济的和政治的新形势，迫使英国的保守党和自由党这两大政党不得不从根本上考虑改变自己的既定政策和活动方式，不得不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探索新的政策思想，不得不实行议会改革，并逐步扩大选民面，力求在变化了的形势下能够对日益增加的选民施加政治影响。保守党和自由党还逐步建立起各自的现代组织结构，以使自己的代表尽可能多地进入议会开展政治斗争。1877年自由党全国联盟成立，有效地联合起各地方组织，进而在1880年的大选中战胜了保守党。当时保守党协会全国联盟虽然也已成立，但由于党内“老年帮”的专横，该组织未能很好地开展活动。现在，伦道夫正是利用党的地方组织领导人的不满，通过“保守党协会全国联盟”这一组织向党内“老年帮”发起了挑战。他公开宣称“全国联盟”应参与制定党的政策，而不应只是党的领导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在1883年于伯明翰举行的全国联盟年会上，他发表演讲说：“如果你想赢得劳工阶层的信任，你就应该允许他们参与，而且是积极参与党的领导和党的管理工作，是真的参与而不是装装样子。”他说：“保守党不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就永远无法恢复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信任工人阶级，我们的利益由他们掌握就会是安全可靠的……，我们应该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党，并且使他们在管理党务方面发挥实际作用。”此前，他的亲密战友沃尔夫和戈斯特在《双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更加明确地提出，要求改变贵族领袖集团对党务加以垄断的不合理现象。文章指出，保守党地方协会在选举中刚刚获胜，占据党的领导地位的贵族们就争先恐后地出来分享猎物。“一个阶层的势力占据了统治地位。所有独立的政治见解都遭到无情的惩罚……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协会失去了活力，而那些只关心取悦于党的领袖的能说会道的党棍取代了党的正直的工作者。之后不久就遭到了失败……必须彻底改变党的整个组织。”

1884年，伦道夫·丘吉尔出任保守党协会全国联盟主席之后，他和他的追随者与党的实际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持续了数月之久的复杂斗争。在迪斯雷利死后，保守党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了保守党上院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和保守党下院领袖斯塔福德·诺思科特爵士手中。他们两人本来对伦道夫组织的“樱草会”就颇不以为然，认为该组织荒唐可笑；后来对伦道夫的争权更为反感。不过，迫于时势的发展和伦道夫政治实力的增强，他们也只好作出一些让步，与伦道夫达成妥协并以协议的方式固定下来。根据协议，伦道夫保证停止对保守党上层的攻击；而索尔兹伯里勋爵则答应吸收伦道夫为前排议员即将其列为党的领导人；并由于“樱草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员遍布全国各个选区而承认其为党的正式组织。

虽然保守党领导人对伦道夫·丘吉尔采取了忍让态度，但他们始终对伦道夫抱有戒心；对他的野心勃勃、自命不凡虽然隐忍不发，但始终敬而远之。索尔兹伯里的侄子、未来的保守党首相阿瑟·巴尔弗说过：“我倾向于认为，只要伦道夫还没有不忠于党的任何行为，还没有把自己弄到无可挽回的不能令人容忍的地步，我们大家就要避免一切冲突。”由此可见，与伦道夫的妥协只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这也预示着以后发生的伦道夫的政治悲剧之不可避免。

1885年，保守党人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胜利。根据选举结果，由索尔兹伯里出面组阁；伦道夫勋爵出任印度事务大臣。伦道夫很快就表明，他能够轻松愉快地胜任大臣的职务。他既能作出重大决策，也能处理好复杂的关系，还能尽职尽责、埋头苦干。他安排了一支增援印度部队的兵力以防俄国入侵；他批准了对上缅甸的兼并以消除不稳定的隐患；他甚至设法使一项遭到女王激烈反对的任命得以批准，使一位很有能力的军人弗莱德里克·罗伯茨将军获准出任印度总参谋长。

但是伦道夫仅仅当了7个月的印度事务大臣就下台了。

因为保守党在1885年11月的大选中，未能在下院获得压倒多数而使自由党人重新上台。1886年7月再次举行大选，结果保守党获得大胜，自1880年以来首次在下院获得明显多数。索尔兹伯里再度出任首相。伦道夫·丘吉尔这次获得了仅次于首相的最重要的大臣职位——财政大臣，同时担任下院保守党领袖。35岁的伦道夫登上自己政治生涯中的顶峰，颇有志得意满之感，但他仍然向往着更高的地位。1885年11月，当一位朋友问及他未来的打算时，他回答道：“我将当五年反对党的领袖，然后再当五年首相。再往后就要死了。”伦道夫·丘吉尔曾把自由党德高望重的领袖格莱斯顿称为“急于求成的老头子”，而其实他自己倒是有点急于求成。英国幽默杂志《笨拙》的一位漫画家称伦道夫·丘吉尔是“伟大的年轻人”，不久之后人们就把这一说法改为“伟大的急于求成的年轻人”。后来，这一诨号又传给了他的儿子温斯顿，被人们叫了很长时间。

伦道夫·丘吉尔在内阁中自感地位重要，力图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把手伸到了财政以外的领域，他干预外交事务，公开表示要与德国和奥地利加强联系。他采用类似反对党领袖格莱斯顿的政策来制订预算，主张减少税收和降低军费开支。对此，海军部未予反对，却遭陆军部的拒绝。他的主张在内阁中也屡遭反对；他自恃政府少不了他，曾两次以辞职相要挟迫使索尔兹伯里作出让步。但在1886年12月，他为强行使他的财政预算方案得到通过而第三次提出辞职时，等待已久的索尔兹伯里终于等来了把这位难以共事的内阁同僚清除出去的适当时机。索尔兹伯里正确地判断了形势，认为伦道夫的辞职不会对内阁以及政局产生根本性影响，于是平静地接受了伦道夫的辞职，随即任命原自由党前排议员G·J·戈申接替财政大臣职务。这样处理虽然引起了一些政治上的波动，但政府还是挺住了。显然，结局大大出乎伦道夫的意料，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后来曾有人问及伦道夫为何轻率辞职，以至于过早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他回答说：“所有的伟大人物都会犯错误。拿破仑忘记了布吕歇尔，而我却忘记了戈申。”

伦道夫·丘吉尔只当了5个月财政大臣，便又回到了下院后排议员的席位上，并且是一去不返。他期待过一段时间会有机会再次出山。但对每一次“让伦道夫回来！”的呼声，索尔兹伯里总是置之不理。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时的听众越来越少，报纸也很少再登他的消息。政治上的失意使伦道夫极为苦闷，因而导致了他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1895年1月24日，伦道夫·丘吉尔撒手人寰，溘然长逝，终年46岁。

伦道夫·丘吉尔的追悼会是在西敏寺举行的。首相和很多政界要人都出席了追悼仪式。葬礼在伦道夫的故乡伍德斯托克小镇的教堂里举行，箭后下葬于布雷登的教堂墓地。那里是许多丘吉尔家族成员的最终安息之地。也许，伦道夫·丘吉尔应和自己的妻子一样不为此生而感到遗憾，正如26年后逝世的伦道夫·丘吉尔夫人临终前自豪地宣称的那样：“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我为英国生下了丘吉尔！”这当然是指温斯顿·丘吉尔。

丘吉尔传--３　顽劣的学生

３　顽劣的学生

关于温斯顿·丘吉尔出生的另一种说法是，他的母亲，美丽、活泼而又十分贪玩的珍妮，不听家人的劝告，在温斯顿出生的当晚，仍坚持参加了马尔巴罗公爵在布伦海姆宫举行的舞会。舞会中间珍妮突然感到阵痛，被人们扶到大厅旁边一个临时女更衣室里，在一大堆女客人们的大衣、帽子和毛皮围脖中间生下了温斯顿。这个早产儿大声地哇哇直哭，显得活力盎然，使初做母亲的珍妮感到自豪和喜悦。

为了照看小温斯顿，家里为他请来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安·爱维莉丝特的中年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是位生性和善的妇女，她一直照料着温斯顿，跟着丘吉尔家一起去伦敦，赴爱尔兰；后来还照顾温斯顿的弟弟约翰并兼管家务，直到丘吉尔兄弟长大成人。温斯顿亲昵地称她为“爱姆”。小时候照料他的是“爱姆”；在他上学之后经常写信给他问寒问暖的是“爱姆”；他在学校遭鞭笞后爱抚他的也是“爱姆”；爱维莉丝特太太的慈爱深深地留在温斯顿的记忆里，很多年以后还念念不忘。

7岁那年，温斯顿·丘吉尔被父母送到位于阿斯科特的一所名为圣乔治的贵族子弟寄宿学校去读书。这所学校的条件相当好，每班只有10个学生；校园内有豪华的游泳池，宽大的足球场和板球场，甚至还装有在当时很少见因而十分新奇的电灯。因为是专为上流社会教育子弟而开办的，所以所有的设备以及师资都是第一流的，学费自然也特别贵。主持校政的是学校的创办人、高派教会的一名年轻牧师雷夫·H·W·斯尼德——基纳斯里，教育方式极其刻板，方法非常严厉。丘吉尔认为：“它们的残酷甚于内务部所设任何感化院中所能忍受的责罚。”

温斯顿经常看到，学校每月至少有两三次将全体学生召集在图书馆里，看少数犯了过错的学生被班长拖到隔壁的房间里挨打。他自己由于性格倔强，当然也逃不掉类似的遭遇。但他决不屈服，极力反抗，在挨打时拼命哭叫、踢打，有一次甚至把校长的硬草帽踩得粉碎。他心里非常痛恨这里的一切，十分怀念自己家里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学期结束时，从学校发的成绩单看，他的历史和地理学得较好，其他功课则都较差。学校给他下的评语是“淘气”，“贪吃”。对他关怀备至的爱维莉丝特太太在他身上发现了多处受虐待后留下的伤痕，并喊他母亲也来看了。鉴于在阿斯科特的生活使温斯顿的健康受到损害，后来根据家庭医生罗伯逊·罗斯的建议，将温斯顿转学到布雷顿一所由汤姆逊两姐妹办的学校中学习。

新学校里的环境要宽松得多，尽管温斯顿·丘吉尔执拗、倔强的性格依旧，仍然是学校里最不守规矩的学生，但他再也不用担心受到体罚了。学校里开设了英文、法文、历史、古典文学以及绘画等一些比较正规的课程，此外还组织学生开展骑马、游泳和跳舞等活动。由于心情愉快，少受拘束，温斯顿在布雷顿学校里的学习有了较大的进步。在这一期间，1886年3月，温斯顿生了一场大病，因患感冒而转成肺炎，一度高烧不退，甚至有生命危险。他的父母闻讯后迅即赶来看他时，他已是神志不醒，奄奄一息了，经过抢救才脱离危险。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的病才逐渐痊愈。这场大病使他初次对人生有了较深的体验。

1888年3月，他13岁多时结束了在布雷顿的学习。父亲伦道夫打算将他送到哈罗公学去接受进一步的教育，为他将来进大学深造打基础。本来温斯顿应该被送到伊顿公学去读书。因为在英国，达官显贵家庭出身的子女，一般都根据其家庭地位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到相应固定的贵族学校学习。丘吉尔家族的子女通常都是进入全国最好的伊顿公学；伦道夫本人就是伊顿公学毕业的学生，他本来更愿意将温斯顿送到自己的母校去上学。但因为温斯顿不久之前才患过肺炎，医生认为他肺气弱；而坐落在丘陵地带的哈罗公学，对于一个肺有毛病的孩子的健康，无疑会是大有好处的。好在哈罗公学被社会公认为是除伊顿之外的几所公学中最好的一座；或许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

进入哈罗公学之前，温斯顿必须参加一次入学考试。校方希望通过考试，了解一下他在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历史、几何和数学等方面的学习程度。但他在临考时似乎过于紧张，所以发挥得不够好。尤其是他不喜欢的拉丁文课程，在考试时需要他把一段拉丁文翻译成英文；当时他却头脑发蒙，仿佛一片空白，在2个小时中只在考卷上写了一个字，加上括弧，又用墨涂上，再打上一些点；结果交了白卷。此外，他的数学成绩也很差。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学校录取了。因为对他来说，入学考试充其量不过是走走过场，哈罗公学的年轻校长韦尔顿博士显然不会将地位显赫的伦道夫勋爵的公子拒之门外。

丘吉尔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我刚满12岁便走进冷酷的考试领域，这对我是一种很大的折磨。我愿意参加历史和英文测验，在主考方面却偏重拉丁文和数学。而这两门功课，我几乎都不能给以满意的答案。”因为考试成绩差，他被编在成绩最差的一个班中最末的一个组。同时，因为他的姓名字母的位置靠后，他在学生名册中的排名以及点名时排队的位置也靠后，成为引人注目的倒数第3名。

温斯顿在哈罗公学期间的学习成绩很差，也几乎一直是倒数第几名。虽然经典语言是一门主课，但他固执地不愿学习拉丁文。他一向对自己不感兴趣的学科不愿花功夫，成绩自然也好不起来。而且他性格孤僻，落落寡合，自制力很差，不能遵守学校制定的行为守则。为此校长曾给予他警告处分，而他竟敢公然表示反抗。校长说：

“丘吉尔，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对你表示不满。”

温斯顿立即针锋相对地回答说：

“而我，先生，也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对您表示不满。”

温斯顿的这种状况使得他的父母大伤脑筋，老师们对他的行为表现也很不理解，只有他的美国外祖父伦纳德·杰罗姆对他表现出豁达的乐观。老杰罗姆说：“让他去吧！男孩子在找到了可以显示才能的场合后，自然会变好的。”的确，认为温斯顿迟钝、低能的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他。对自己爱好的学科，比如历史，他充分地显示出足够的学习才能，也能取得优异的成绩。此外，在哈罗时就可以看出，他继承了父亲的非凡记忆力。他非常喜爱著名历史学家麦考利的作品；有一次，他背诵麦考利关于古罗马的一本书，背了1200行竟然毫无差错，令老师和同学们为之惊叹不已。他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台词；当老师在讲课时引述《奥赛罗》或者《哈姆雷特》有了误差时，他总能发现并加以纠正。

哈罗公学中令温斯顿喜爱的东西还有体育和军事训练。他在学校里可以参加步枪队接受操练和射击训练；步枪队有时还组织学生进行以别的学校为假想敌的战斗演习或战术拉练。他还积极投入其他体育锻炼，练出了很棒的骑术和游泳技能。而他取得最大成功的体育项目是击剑，并在一次公学比赛中取胜，赢得了银质奖章。

像温斯顿这样大年龄的孩子，自然也免不了有调皮捣蛋的时候。有一次，他弄坏了学校附近一座空房子的几扇窗户，被抓住之后他挨了校长一顿鞭打。还有一次，他不慎将一位名叫艾默里的高班学生推入游泳池中。艾默里个子不大但身体强健有力，从游泳池里爬起来后找温斯顿算帐，温斯顿被迫向他道歉，还说了些“我爸爸是个大人物，可也是个小个子”之类好听的话。根据学校发的学生报告单上的评语，温斯顿“并非有意惹事生非”，但由于他的性格所决定，他总是免不了惹麻烦。他从来不能很好地遵守学校规定的纪律，也难以完全适应学校设置的课程和考试制度，成绩一直上不去，因而进大学深造的希望十分渺茫，使他的父母为他将来的出路十分操心。

那个时代，贵族出身的青年男子所学的专业中最令人羡慕的是神学、法律和军事。因为前两项专业都需要掌握大量的经典著作和古典文学作品，而经典语言拉丁文是温斯顿最薄弱的环节，由此看来，最适合温斯顿的专业只能是军事了。好在温斯顿自小就对军事饶有兴趣，喜欢玩打仗的游戏，7岁起就长期摆弄1500个锡兵组成的部队，把它们摆成各种战斗阵式，独出心裁、花样翻新地设计调兵遣将的方案。有一次，温斯顿正在房间里和弟弟约翰玩打仗的游戏，父亲走进来看见了，就问他说：

“你将来想干什么？”

“当兵，那还有说的！”温斯顿毫不迟疑地回答。

综合考虑了种种因素之后，温斯顿的父亲伦道夫勋爵决定让他将来投考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为此，温斯顿在哈罗转入了被其他同学嘲之为“笨蛋的乐园”的军事专修班，为将来投考军校作准备。温斯顿在哈罗公学的学习生活很快就将结束了。

丘吉尔后来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回顾这段生活时认为：“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毫无意义和毫无乐趣的时期，……生活中尽是不舒适、限制和漫无目的的单调。”那时，伦道夫勋爵很少到学校里看望儿子，甚至后来他不再担任大臣时也仍然如此。珍妮同样很少到学校来，甚至温斯顿放假回家时，她也往往离家外出。温斯顿特别渴望母亲的关怀，以至于他在16岁时写给妈妈的一封信中恳求再三：“请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来看看我，……请务必来，那么多次我盼望您的到来，但又都使我那样的失望。”只有心地善良的爱维莉丝特太太无微不至地关怀他。所以，温斯顿在长大后，直到老保姆逝世时，都一直同她保持着极为亲密的关系。他认为，爱维莉丝特太太对他的照料和影响是不应被轻易遗忘的。

丘吉尔传-- ４　桑赫斯特军校毕业的骑兵中尉

４　桑赫斯特军校毕业的骑兵中尉

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位于伯克郡，离萨里郡的坎伯利火车站也很近，是英国军队培养步兵和骑兵军官的主要基地。当时每年需缴纳的学费为150英镑。该校学生几乎全部是出身于上流社会，因为在昂贵的学费之外，毕业成为军官之后仍需要家庭的金钱资助，所以贫寒卑微之家的子弟无法问津。

温斯顿虽然在哈罗公学已经作了些准备，但他在投考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时还是两次都名落孙山。为了替他补习法文，母亲将他安排到凡尔赛一个法国人家里生活了一个月，还为他介绍了许多巴黎朋友。温斯顿相当喜欢这段经历。他与这家人相处得很好，不仅能运用许多法文成语给妈妈写信，还养成了大胆讲法语的习惯，尽管他的口语很不规范，有些地方不合语法，但足以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一点对他后来与法国军政要人打交道显出了极大的用处。

他回国后，父母又将他送到由哈罗公学校长推荐的W·H·詹姆斯上尉那里去补习功课。詹姆斯上尉开办了一所特殊的学校，专门给那些投考桑赫斯特军校的差生提供临阵磨枪的地方。甚至一些被人们认为愚笨的学生，经过在这里补习之后也能取得成功。为了提高通过率，上尉对过去的考卷进行仔细的研究，加以比较，列出可能考试的题目，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答题。

温斯顿就是在补习学校里也不是一位好学生，他“漫不经心”、“粗心大意”、“总想当场对他的辅导老师指手划脚”，甚至提出历史课程没必要再接受辅导。

就在温斯顿准备第三次投考之前，一件意外的事故使他中断了在补习学校的学习。温斯顿去凡尔赛补习法语的这年秋天，他的姑母温伯恩夫人把她在伯恩默思庄园里的宽大别墅借给他们一家过冬。温斯顿在寒假时也赶来这里与家人团聚，一起度过新年。1893年1月的一天，温斯顿与自己的弟弟和表弟玩追逐游戏。跌进了近30英尺深的山谷里，摔得头破血流，一只肾脏破裂，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他的母亲听说后及时地带着医生乘救护车赶来营救。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温斯顿才基本恢复健康，重新开始了学习。

温斯顿养伤期间住在父母一起，从而使他接触到政治活动。他家是一些高层政治家经常聚会，讨论政治问题的地方，许多议员和保守党的中坚分子是他家的常客。他们谈论的话题逐渐引起了温斯顿的政治兴趣，他尝试着用自己的粗浅政治知识去判断问题，当然更多地是受到谈话者的影响，他认为父亲辞去财政大臣职务是无法挽回的错误，结果导致了悲剧。伤好后他还常到下院旁听议会辩论，关心政局的变化，甚至向往着有朝一日父亲东山再起，他就会跟着父亲投身政坛，支持父亲的政治斗争。可以说，这段短暂的养伤生活，对温斯顿未来的人生发展，起到了不容低估的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温斯顿康复后继续在詹姆斯上尉的学校里进行补习，尽可能运用上尉的方法强化自己应付考试的能力，结果如愿以偿。1893年8月，他被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录取。成绩刚好及格，在389名考生中他名列第95位，具体分数为：几何绘图72分，绘画68分，英国历史64分，数学62分，英语作文62分，法文61分，化学41分，拉丁文18分。遗憾的是这样的分数未能达到他父亲所期望的步兵专业的分数标准；但又大大高于要求较低的骑兵专业的分数标准。

温斯顿是在国外旅行途中，从父亲的来信中知道这一结果的。考试之后，伦道夫勋爵即委托伊顿公学的年轻校长带温斯顿和通常被称为“杰克”的约翰兄弟俩去瑞士作徒步旅行。后来他们还去了意大利，在到达米兰时收到了父亲的信。伦道夫在信中对温斯顿考上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只作了礼节性的祝贺，随即严厉地批评了温斯顿，说他的考试成绩未能达到步兵专业的分数标准是“丢人现眼”，不容置辩地反映出“你懒懒散散、听天由命、轻率从事的工作作风”，警告他如果再不努力，就有可能堕落成为“社会废物”。

伦道夫勋爵之所以如此生气，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体面上的考虑。因为步兵专业的学员只需要负担自己的生活费，而骑兵专业的学员除此之外还得准备几匹马，以供训练、运动、狩猎以及公务方面使用。这样每年至少得多花200英镑。大手大脚爱讲排场的丘吉尔一家在经济上本来就时感拮据，现在又需增加一大笔开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此外，伦道夫原以为经过补习，温斯顿应该能考上步兵专业，所以他事先已向第60步兵团团长康诺斯基公爵要求在他的团里为温斯顿预备一个职位，公爵业已同意。但由于温斯顿只考上了骑兵专业，似乎只好放弃这个职位。这使伦道夫感到难堪。

温斯顿的感觉则不一样。他很年轻，既感受不到经济的压力，对体面问题也不看重。只要能上军校，管他是步兵专业还是骑兵专业，他都无所谓。就他的性格特点而言，或许他更高兴学骑兵专业。但他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还是为自己过去的种种过错而表示歉意，并保证“将用我在桑赫斯特的学习与行动力争改变您对我的看法”。发走信，他便又去进行他愉快的旅行了。

等到温斯顿回到伦敦，准备去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报到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被转入步兵专业学习了。

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在经康塞特亲王改革之后，确实形成了真正的专业教育。学校开设的科目有：操练、地形学、战术、军事管理和军法、挖战壕、射击、体操和马术。从早上6点45分到下午4点是教学时间，除开早餐和午餐的短暂间歇，其间轮换进行各个科目的学习和操练。4时以后为自由活动时间，学员们可以个人喜爱的任何方式进行体育运动、闲逛或者休息。比起温斯顿中小学期间经受过的严苛的校纪校规来，军校的纪律就说不上十分严厉了。倒是伦道夫勋爵给儿子定下些严格的规矩，在4个月长的一个学期中，只允许温斯顿回家过一次周末，以保证他能够集中心思更加努力地学习。但很显然的是，自从温斯顿成为步兵士官生后，伦道夫已经不再把他当作小孩子看待，而逐渐以平等的态度相待，并给予他一定的尊重。伦道夫觉得儿子变得“漂亮潇洒起来了”，感到“他站得笔挺，逐渐变得稳重”。有时他把好牌子雪茄和香烟送给温斯顿，和善地要他节省着抽。甚至他还带温斯顿去白金汉郡的特灵，到纳撒尼尔·罗思柴尔德勋爵家去作客，并让儿子一起讨论政治问题。只是由于伦道夫勋爵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父子间的这种新型关系未能持续发展下去。在母亲陪着父亲去世界各地旅行期间，温斯顿通过家庭医生罗斯先生大致知道了父亲疾病的严重程度。这种近于灾难的状况一下子使年轻的士官生成熟起来，他除了写信给父母以更多的安慰之外，在军校里的学习也认真多了。而且他在心里对许多训练科目真正感兴趣，尤为喜爱马术，跑马场上的训练对他来说甚至是一种享受。不知他骑在马上时是否联想过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纵马驰骋于欧洲大陆上的勃发雄姿，但他有着和祖先一样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雄心壮志，这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

1895年是温斯顿由少年向成年过渡的重要年头，也是他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这年元月，他的父亲过早地去世。他的外祖母伦纳德·杰罗姆夫人于同年4月病故。而对温斯顿感情冲击最大的，恐怕还是同年7月老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的去世。虽然由于伦道夫勋爵患病导致家庭经济状况困窘，珍妮迫不得已辞退了爱维莉丝特太太，但老保姆一直得到丘吉尔家的资助。温斯顿在她去世前去看望了她；在她死后不仅参加了她的葬礼，还承担了在她墓前为她竖立墓碑的费用。

就在伦道夫勋爵去世前夕，温斯顿顺利通过了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的毕业考试。在所有130名学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20，这表明他在校学习期间有了长足的进步。他在马术训练这一科目中的考试成绩最好，因而他萌发了加入骑兵部队的强烈愿望。他希望被分配到第四骠骑兵团，因为他原来就认识该团团长J·P·布拉巴松上校，对这位威尔士亲王的好朋友、多次荣立战功的指挥官十分钦佩。2月初，温斯顿请母亲给布拉巴松上校写信提出要求。上校很快回了信，出主意让他们请求总司令坎布里奇公爵同意。公爵收到信后立即欣然予以批准。2月20日，温斯顿·丘吉尔被正式任命为军官，并被分配到第四骠骑兵团。就这样，这位新任的骑兵中尉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温斯顿实现自己愿望的同时，也意味着给他的母亲在经济上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那时的军官大都需要家庭的经济资助，骑兵军官更是如此。温斯顿每年只能领到120英镑的军官津贴，但他发现，他一年至少还得添上500英镑才能维持自己的职位。此外，他所在的第四骠骑兵团，军官们还需支付诸如添置打马球的设备这样一些特殊的花销。这样，他一年共需要650英镑以上的经济来源。幸亏他的伯母、马尔巴罗公爵夫人丽莉资助200英镑，为温斯顿买了一匹马，否则他在经济上还要紧张一些。温斯顿想说服母亲每个季度定期资助他125英镑，但是他很快就明白，母亲已拮据得无法满足他的要求。

温斯顿从来就没有节俭过日子的意识，而他的母亲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挥霍惯了，“在花钱上，她根本没有量入为出的观念，金钱的价值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她只计较买到的东西的好坏，而不管要花多少钱”。伦道夫勋爵死后仅三年时间，她就欠下高达14000英镑的债务。偿还这些债务的唯一办法是借贷，她每年为偿付旧债需借贷700英镑，这将使丘吉尔兄弟两人每人每年相应减少约1800英镑的收入。温斯顿对这种陷入恶性循环的作法很不高兴，但出于对母亲的同情，他还是认可了这一做法。

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

“我同情您的一切铺张行为，甚至超过您对我的铺张的同情，正如您认为我花100英镑买一匹玩马球用的小马是一件要命的事一样，我也觉得您花200英镑去买一件舞会礼服同样是件要命的事。然而我还是以为，您应当有舞会礼服，我也必须有玩马球用的小马，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太穷罢了。”

温斯顿出于无奈，只好自己借了3500英镑。这笔钱除了作为自己每年花销的补贴外，还给杰克准备了3年的资助费，又偿还了裁缝和别的手艺人400英镑左右的工钱。这虽然是一笔沉重的债条，但温斯顿并不担心无力偿还，除了自己家族中他名下应继承的遗产之外，他还继承了外祖父杰罗姆馈赠给他的一份产业，而这份产业，即使是母亲珍妮也无权动用。

温斯顿所在的第四骠骑兵团驻扎在奥尔德肖特镇。这里40年来一直是军事基地。他在入伍的最初半年里，须和普通新兵一样，每天有例行的2小时马术训练、1小时的马厩值勤和90分钟的操练。他厌恶刻板的操练，但非常喜欢马术训练。他还经常打马球，参加在奥尔德肖特举行的赛马会中的障碍赛马项目，表现得相当勇敢。

在骑兵部队服役期间，许多高级军官对温斯顿青眼有加，乐意满足温斯顿的愿望。在陆军总司令坎布里奇大公爵来奥尔德肖特正式视察期间，温斯顿被挑选出来担任这位年迈的大公爵的侍卫官。在陪同坎布里奇视察的过程中，温斯顿幸运地见到了威尔士亲王。还同10年前被父亲在担任印度事务大臣时派往印度任总参谋长、现在已是陆军元帅的弗莱德里克·罗伯茨勋爵“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几个星期之后，温斯顿又应邀会见了约克公爵及其夫人，即后来的英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以及他们的叔父康诺特公爵。此外，温斯顿还“收到许多请贴，并且只要愿意，就可以天天晚上去参加舞会”。但是温斯顿并未这样做，他的严肃而孤僻的本性，使他几乎本能地与浮华生活保持着距离。虽然他已经在为军队中“思想呆板”的状况而深感苦恼，可他不想在轻松的社交活动中忘记这一点，而是想以求知的方式弥补它。他开始着手系统地读一些经济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先读了亨利·福西特的《政治经济学》，还计划继而对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莱基的《欧洲的道德》等著作作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

7月，他在回去参加老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的葬礼时，还到布雷顿他父亲的坟上去归墓。“这里万籁俱寂，如同置身在一派古朴的气氛中，我被这样的气氛所感染，使我在悲痛之中夹杂着慰藉之感。”温斯顿想起父亲短暂而杰出的一生及其悲剧结束，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已暗暗立下志愿，要走父亲从政的道路，创造比父亲政治生涯中所取得的更为辉煌的业绩，实现父亲未竟的遗愿。此时他已开始关注政治，密切注意着1895年的大选情况，为在今后几年内参加类似的竞选活动预作准备。他在后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玩弄政治游戏是一种极好的把戏，一个高手在真正置身于其中之前，磨砺则是十分必要的。不管怎么说，这4年健康而快乐的生活，既负有责任又经受锻炼，对我有益而无害。我越是研究军事，就越喜欢它，也更加确信，这非我之所长。”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温斯顿·丘吉尔从政的意识和素质都较强，对政治的感觉准确，眼界较高；既比较投入，又有一种超然之感。这对他投身政治大有益处。然而自此时到他登上政坛，其间他还有很长一段路途要走。

丘吉尔传--二　战地记者

二　战地记者

如果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位见解平凡、对现状易于满足的庸常之辈，那么，由于其特殊的家庭背景，他在第四骠骑兵团服役期间所受到的重视和优遇应该能使他安于现状。但是，正如法国传记作家F·克沙迪在《丘吉尔与戴高乐》一书中所表述的那样：“那些熟悉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并在早期岁月与他共过事的人明白，他还同时具有诸多颇为罕见和难能可贵的素质：无穷无尽的干劲和精力，高度的道义感和勇气，过人的记忆力和令人吃惊的创造性，对国王和国家的赤诚，以及最后，对重大事件的神往和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热望。”除此之外，从他少年时的经历看，他还很喜欢冒险。上述特点决定了丘吉尔不甘寂寞的心理。他不愿意就军事的某个专题进行研究，认为那样“会使人的思维变得狭隘而墨守成规”。他对骑兵部队那种枯燥、单调、刻板、僵化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他抱怨说：“要想在英国陆军中获得军事经验并过上传奇般的生活极为困难。”好在丘吉尔是一位思维活跃、富有胆识的人，同时又具备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因此，他可以为自己创造出机会来。而这些机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也使他敢得了意外的收获和他人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功。

丘吉尔传--１　古巴之行

１　古巴之行

英国骑兵军官可以享受的一大好处，便是每年有5个月的假期。1895年10月，在丘吉尔当上骑兵中尉之后8个月，他就轮上了一次休假。他决定利用这次休假，和自己的同事雷金纳德·巴恩斯中尉一起，到正在发生激烈战斗的古巴去亲身体验一下“传奇般的生活”并获得实际的军事经验。当时，古巴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游击战开展得如火如荼。西班牙政府派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率兵前去镇压。丘吉尔他们要想前往古巴，必须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批准。好在当时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先生是伦道夫勋爵的生前好友，丘吉尔通过他请西班牙国防大臣将自己和巴恩斯中尉介绍给了在古巴指挥作战的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为了使这次旅行得到国内军方的正式批准，丘吉尔还专门拜访了陆军元帅沃尔斯利勋爵。这位勋爵刚刚接替坎布里奇公爵担任了英国陆军总司令，并且他很怀念过去与伦道夫勋爵结下的友谊，马上单独接见了这位军阶极低的中尉。交谈之后，沃尔斯利勋爵不仅批准了他们的计划，还交代情报部，结果把丘吉尔他们去古巴的旅行安排成为一次公差：情报部要求他们尽可能地搜集有关西班牙军队当时使用的新式枪弹的情报。

此外，丘吉尔还和伦敦的《每日纪事报》社联系，希望作为该报的随军记者为该报撰写战地通讯。报社当即同意了丘吉尔的建议，并答应每写一篇文章给他5英镑稿酬。该报曾于1891年聘请当时正访问南非的伦道夫勋爵为其撰稿，一篇文章稿酬为100英镑。此次给丘吉尔定的稿酬虽大大低于此数，但与当时一般记者的稿酬相比一点不少，更何况丘吉尔此时尚无新闻工作的经验，更未发表过一个字呢！

丘吉尔在出发前还将自己此行的计划告诉了母亲。珍妮将自己在美国的许多亲属和朋友介绍给儿子，其中有丘吉尔的外祖父伦纳德·杰罗姆的好友、美国民主党领袖伯克·科克兰。此人代表纽约州担任过好几届国会议员，是当时美国最有才华的演说家之一。

丘吉尔与巴恩斯二人于1895年11月乘轮船抵达纽约，住进了第五街科克兰舒适的公寓里，和科克兰进行了令人兴奋的谈话，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演讲技巧；并在纽约市区内参观了许多地方。

直到11月下旬，丘吉尔他们才到达古巴，并立即受到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盛情款待。他们的身份竟然被抬高为“一个强大的老盟邦在紧急之际派来的虽非正式、但却非常重要的军事使节团”。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同意他们跟随一个在古巴丛林中“清剿”游击队的后备纵队进行活动。丘吉尔和巴恩斯经过长途旅行，行程8天之后到达了一个名为圣提·斯皮里托斯的小镇，与驻守在那里由瓦尔德兹将军指挥的西班牙纵队汇合。丘吉尔在此后的军事行动中第一次经受了炮火的洗礼，亲眼目睹了对游击队阵地的袭击，生平第一次看见活生生的人被枪杀的惨状，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直观的认识，受到很大震动。在他21岁生日这天，纵队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炮弹在丘吉尔身边很近的地方爆炸，有些马匹被炸死了，但丘吉尔幸免于难。

一个多月后丘吉尔回到了英国。虽然他为自己平安返回而深感庆幸，但他也承认：“战争中有许多时候使我认识到，我们仅仅为了猎奇冒险而不顾生命危险，这种做法是何等轻率。”

总的说来，丘吉尔的古巴之行收获还是巨大的。他和雷金纳德·巴恩斯均被授予西班牙红十字勋章，以表彰他们在遭遇袭击时所表现出的“勇敢精神”。他自1895年12月13日起至1896年1月13日为伦敦《每日纪事报》撰写的五篇战地报道都发表了，这些报道引起了国内一些读者的兴趣，并得到上流社会中许多人的赏识。于是，丘吉尔成了一些宴会和舞会争相邀请的嘉宾，并借此结识了不少名人。丘吉尔的报道所造成的影响和为他赢得的名声，远远超过了他所得到的微不足道的那点稿酬的价值。此外他的收获还有：在炎热的古巴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以及染上了抽雪茄的烟瘾。

古巴之行的成功激发了丘吉尔的写作欲，这种写作欲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籍此博取更大名声和荣誉的内在驱动。丘吉尔又向《每日纪事报》建议，由他作为该报特派记者，前往克里特岛采访当地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但是《每日纪事报》不愿为此支付费用，使丘吉尔的打算落了空。后来他又谋求到南非去；因为那里的布尔人与大英帝国军队的矛盾日益激化，必将发生武装冲突。他希望母亲帮助促成此事；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对荣誉的渴望表露无遗：

“在南非的几个月会使我赢得南非勋章，并且很有可能使我获得不列颠南非公司的明星勋章。从这儿我将马不停蹄赶往埃及，一年或两年后我将再带回二枚勋章，从此我将弃武从文。”

他希望得到母亲的热情支持，在信中敦促母亲“在这样一个时期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但是一件丑闻使丘吉尔的如意算盘全成画饼。第四骠骑兵团军官伙食团的一个讨厌的老家伙控告丘吉尔有同性恋行为；丘吉尔为此提出诉讼，控告此人纯属诽谤。经过审理，法庭判丘吉尔胜诉并获400英镑的名誉损失费。为了接受陆军部拟议进行的进一步调查，丘吉尔被告知短期内不要外出，以免引起人们以为他想回避对他的品行进行调查的误解。

然而，皇天不负苦心人，丘吉尔的机会很快就再次来临了。

丘吉尔传--２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２　《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1896年9月，丘吉尔随所属的第四骠骑兵团调往印度，驻扎在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这里是一处气候宜人的山中避暑胜地，海拔高度为3000英尺。丘吉尔与另两名中尉合住着一所带有“宽阔而漂亮的庭院”的平房。丘吉尔在其中占有3个房间，住处宽畅而舒适，并且拥有“一个主管酒类、膳食的管家”、两个“管衣物的男仆”，还有一个马夫。此外他与另两位中尉还共用两个园丁、三个运水工、四个洗衣工和一个守夜人。骑兵团的军官们除了每天的早操和上午的一小时马厩值勤，再没有其他的军务活动，因而丘吉尔有充足的时间随心所欲地满足自己的爱好。他读书、写信，种种玫瑰花，还采集制作了许多美丽的蝴蝶标本。每到下午4时15分，就是他最喜爱的活动打马球的时间。这也是当地英国骑兵军官最主要的娱乐。丘吉尔认为打马球不仅是最有益处的运动之一，而且还是英国军官与印度王公贵族之间进行交往的主要渠道。双方经常组织比赛。就在当年秋天，丘吉尔作为主要选手代表第四骠骑兵团在海德拉巴参加了马球比赛，在比赛中表现极为出色。伦敦的《原野》周刊曾对此作过绘声绘色的报道：“霍尔上尉策马飞奔而来，巴恩斯先生及时接应，而丘吉尔先生则不失时机地发动了两次勇猛的进攻，将球攻进球门。”丘吉尔对打马球真是太投入了，他甚至有时把它看作是“严肃的生活目的”。

但总的说来，丘吉尔认为在班加罗尔驻防时期的生活是“单调、乏味而使人感到百般无聊”的。为了充实和提高自己，他把打马球以外的空闲时间主要用于自学。他请母亲给他寄些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方面的书来。珍妮很乐意地为儿子寄来了大包小包的吉本、麦考利、柏拉图、叔本华、莱基、马尔萨斯、达尔文等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各种经典名著。丘吉尔从此开始了苦读，“从十一月到第二年五月我每天阅读四小时或五小时的历史和哲学著作”。

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从这些经典名著中吸收了丰富的思想营养。通过阅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麦考利的《英国历史论文集》、柏拉图的《共和国》和温伍德·里德的《人类殉难记》等著作，他的思想变得更加深刻，也使他逐渐形成了某种人生信念。他曾经简练地将其概括为“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总得钉在行动的或思想的十字架上”。此外，在写作的风格和用笔技巧上，丘吉尔也受到了吉本、麦考利等大师的深刻影响。他曾谈到，《人类殉难记》这部著作所提出的对基督教的批判是“那么具体，以至使我在某些时候都难以相信”。在他后来的写作生涯中，曾有多部作品被人们评论说与麦考利的风格十分相似，而丘吉尔则对此引以为荣。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丘吉尔还请母亲寄来一套《政治年鉴》，以使自己了解当时国内政治生活的现状。

1897年春，丘吉尔得到例行休假。他一回到伦敦，即拜访了保守党总部，同工作人员进行联系，以便安排他在“樱草会”将于巴思举行的会议上发表第一次正式的政治演讲。他在去古巴途中路经纽约时，曾就演讲技巧问题向美国民主党领袖、著名演说家科克兰请教，得到了科克兰的悉心指点。现在他既有将所学技巧付诸实践的跃跃欲试的心情，却又担心自己发音上的缺陷会令听众失望。结果，演讲意外地大获成功，“演讲结束时，掌声如雷，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我毕竟也能做这样的事！……我开始对自己和世界非常满意”。后来在他临危受命出任战时首相时，为鼓舞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斗志，他曾作过一系列著名的演讲；被认为是当代世界上最出色的演说家。而此次演讲即是这位未来演说家初试牛刀的成功预演。

丘吉尔假期将满时，获悉印度西北边境山区发生了民族骚乱，他意识到，自己渴望已久的机会又来到了。

当时，由于美国和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打破了英国在工业和对外贸易上的垄断局面，迫使英国工业结构以及对外政策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以前英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是致力于争夺和扩大销售市场，那么现在它就被迫改变为加紧掠夺殖民地的工业资源并在海外建立大型企业的租借地，这必然引起殖民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奇书网|qinkan.net]十九世纪末，在印度，尤其在殖民当局难以控制的北方地区，反抗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得更快。这次民族骚乱就发生在该地区马拉坎德出口附近，是一个帕坦人部落举行了反英起义。英国殖民当局派宾登·布拉德将军率领由三个旅组成的远征军前往该地进行镇压。

丘吉尔为了不错失建功立业、博取名声的良机，在伦敦时就给正在该地组织军事行动的宾登·布拉德将军接连发了好几封电报要求参加军事行动。随后又赶赴印度的迪普丹尼，在威廉·贝里斯福德勋爵家中会见了这位将军，将军答复说欢迎他作为战地记者前往，如果一旦有人伤亡，或许会让他充实到战斗岗位上去。

丘吉尔先从骠骑兵团里请准假，又在宾登·布拉德将军帮助下领到了《加尔各答先驱报》的记者证。与此同时，珍妮在伦敦也与《每日电讯报》达成协议，由她的儿子从印度给该报发回战地报道。

马拉坎德野战军对边境地区袭击英军前哨据点的起义的帕坦人部落，进行了报复性的军事行动。他们破坏水源，烧毁当地居民的村庄，激起了帕坦人更大的反抗。山民们不仅使用大刀、长矛，也使用从英军手中缴获的现代化武器，机动灵活地袭击英军，给丘吉尔跟随的部队带来了很大威胁，以至于布拉德将军在军营中为丘吉尔的到来设晚宴接风洗尘时，为确保安全，有一段时间大家只能熄灯在黑暗中举杯共饮。

由于遭受起义者的袭击，英军伤亡率较大，尤其是军官，更是袭击者射杀的主要对象，因此丘吉尔很快就能补入部队直接参加战斗。他最初担任布拉德将军参谋部的联络官，骑马奔驰于英军各分遣队之间，往往是一个人单独行动。但有一次他差一点被当地的山民活捉，此后每次外出执行任务，他便由两名印度骑兵随同保护。

还有一次，他完成联络任务后跟随一支分遣队返回驻地时，在途中遭受到大规模的袭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在一片寂静的山谷中，突然爆发出枪声和喊杀声，转眼间在嶙峋的山岩之间，奔涌出成群结队的起义者冲向他们。丘吉尔亲眼看到大片的死伤。他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回忆道：“只见后边的五六个人已经倒下了，两个已死，三人受伤。一人胸部被射穿，鲜血如泉涌；另一个腹部受伤，手抓脚踢；还有一位军官右眼被射出，满脸是鲜血。惨呀，这是多么惊险的一幕啊！”他在当时给母亲的信中还写道：这是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溃败，被俘获的伤兵让这些野蛮的畜牲凶残地切成肉块”。丘吉尔开始时只是帮助运送伤员，后来亲身投入了战斗。他在距敌人约40码的地方，先是用自己佩戴的手枪射击，后来又使用伤员的步枪。“我虽不能确切地知道，但我觉得射中了4个敌人。”后来英国援军赶来了，丘吉尔和这支分遣队才脱离危险。此时，英军已死伤150余人。最后，经过60多个小时的跋涉，他们才爬上火车，回到英军老巢。丘吉尔本人则幸运地未受任何损伤。

对于战争的危险和严酷，丘吉尔当然十分清楚地知道，但他毫不畏惧地主动寻求机会投身于其中，绝不是头脑简单的鲁莽行为，而是抱有明确目的的同命运之神的赌博，是为了达到今后更高的人生目标，赢得荣誉和名声所下的巨额赌注。

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毫无隐晦地表达出这种想法：

“我骑上灰白色的小马，沿着散兵线行进，而敌人却匍伏隐蔽在那里。这或许是愚蠢的，但我下了巨额赌注，好让人们看到，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勇敢或更有气魄的行动了。倘若失去了观众，事情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丘吉尔的勇敢得到了宾登·布拉德将军的充分赞赏。这位将军在给丘吉尔的上司，第四骠骑兵团团长布拉巴松上校的信中说，这位年轻的记者“干起来一个人能顶两个普通的中尉军官”。他并要求将丘吉尔派往急需军官的第31旁遮普印度步兵团任职。但是由于印度陆军司令部不同意这一从班加罗尔调往印度边境地区的调动，不久，丘吉尔就接到重返班加罗尔的命令，回到了第四骠骑兵团。

丘吉尔对于自己在战地采访中的表现自感相当满意，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自信十足地说：“在采取行动这方面，我还没发现过比我更强的人。”当他得知，军方已决定授予他一枚勋章以及“我想得到的两个勋标”，又听说宾登·布拉德将军在战报上点名表扬了他之后，他更感兴奋，对自己的勇敢有了更充分的自信。

在战斗间隙，丘吉尔抓紧时间给伦敦《每日电讯报》和印度《加尔各答先驱报》撰写了大量稿件。在这些战地报道中，丘吉尔站在英国军方的立场上，处理得颇有分寸。一方面，他以流畅的笔调，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他曾亲眼目睹并投身于其中的战斗场面，及时为读者提供了有关英印部队军事行动的新闻报道；另一方面，他有意地回避了一些事实。他没有报道英印军队受挫溃退，以及落入敌手的伤员遭受骇人听闻的折磨的详情；不愿透露起义者落入英印军队手中也被“毫不迟疑地予以杀害”的情况；也未向广大读者泄露英军在镇压起义边民的部队中配备了达姆开花弹的事实。他曾私下谈到过：“说起这种枪弹的炸裂效果，那真是令人心惊胆颤。”之所以如此处理，除了他自己身为英国军官这一点外，他还得顾及同意他参于此次军事行动并使他赢得荣誉的布拉德将军，但以后他在私下里曾多次向自己的亲朋好友谈到事实真相，并从心底里对之感到极端厌恶。

还有一点使丘吉尔感到不快的是，这些报道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时，仅署名为“一个年轻军官”，而未署上丘吉尔的大名。这是他母亲与伦敦的朋友们商议后未经丘吉尔同意就决定的。因为他们担心，丘吉尔在报道中仍然免不了就英印军事行动论及英国战略和政治问题，免不了说些使他的上司不满的话，这可能使丘吉尔在军队中陷入严重困境。但这种做法与丘吉尔想在“选民面前扬扬名”的热切渴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这些报道当时在英国国内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但谁都不知道“一个年轻军官”就是丘吉尔。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丘吉尔产生了在已于《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先驱报》发表的战地通讯的基础上著书出版的想法。他利用战时收集到的材料，试图“造一个小小的文库”，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他将手稿寄往伦敦，请母亲代为联系出版社。1898年春，英国朗曼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由于丘吉尔远在印度，不能亲自来看校样，他通过母亲聘请她的妹夫莫尔顿·弗雷温代劳。但是这位先生的文学修养太差，他在审阅例证、修改词句和标点符号的过程中。改正的错误还没有他增加的错误多。以至于英国文学协会的评论说：“这本书在风格上，就好像是迪斯雷利写的书让一个当印刷工的狂妄读者进行了修改似的。”这当然也有批评丘吉尔本人的成份在内。但总的说来，这本书还是得到了大多数评论家的好评，认为书中许多地方颇类当年伦道夫·丘吉尔的风格。《泰晤士报》评论说：“这位年轻作者所显示的直截了当的笔锋，毫不犹豫的坦率精神和幽默感，将被认为是一个家学渊源在起作用的明显例证。”《旁观者》杂志认为，本书作者显示出“军人所具有的丰富、敏锐的观察能力，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相当精辟的论述”。

一本专供军官们阅读的刊物《三军联合》杂志认为《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并向英军的每一位军官推荐这本书。该杂志的编辑还特意邀请丘吉尔为该刊撰写一篇论述边疆政策的专稿，丘吉尔应命很快完成了任务。在这篇文章中，丘吉尔对英国殖民政策中的陈旧过时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由此导致了人力物力上劳民伤财，困难重重。但这种状况由来已久，马上改变不太可能，也将会造成严重后果。较为妥当的是要根据边境地区多山、适宜进行游击战的特点来制定新政策，应限制边疆地区设置要塞的总数，尽量节约开支；调动部队应该谨慎而不是草率从事，更不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远征，这样才能稳步将英国的殖民统治逐渐扩大到阿富汗这样荒芜的边疆地区。这些看法，其实是他在书中已阐明的各种论点的简明概述。

从当时的情况看，实际上政府已在对老政策进行调整。但仍有一些人在竭力鼓吹“前进的边疆政策”，甚至要求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陆军元帅弗莱德里克·罗伯茨勋爵。一个军阶极低的年轻中尉竟敢对英国的殖民政策说三道四，对驻扎在印度的英军的高级将领提出直率的批评，这的确正像伦道夫·丘吉尔夫人所担心的那样，为丘吉尔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英国军方和驻印英军司令部均感不快。因此，当丘吉尔于1898年要求再次参加印度北部边疆地区英军的新的军事行动时，理所当然地被干脆拒绝了。

丘吉尔传--３　《萨伏罗拉》

３　《萨伏罗拉》

丘吉尔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回忆说，在他的第一部著作出版后，他养成了“写作习惯”。由于他未能获准参加新的远征军，他决定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小说创作。

从当时直到后来他在政坛失利后的蛰伏岁月，丘吉尔虽然从事了大量的写作工作，却从来没有把自己仅仅局限于写作领域，更没有打算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他有着更为宏大的理想抱负。然而他也清楚地知道，文学与政治并不是毫无联系的；有时文学还可以作为政治的进身之阶。比如，一度成为保守党人崇拜偶像的著名政治家迪斯雷利，就是以写小说起家并从文学领域走向政治生涯的。而迪斯雷利的“民主托利主义”思想，最初也是通过文学著作阐述出来并影响民众的。这或许是丘吉尔打算在文学创作上一试身手的主要动机之一。事实上，在这部丘吉尔写作生涯中唯一的文学作品中，作者无疑写出了当时英国政治生活中的许多特点。作者在描写主人公对待政治问题的看法时，所表述出来的也不折不扣是丘吉尔自己对政治问题的观点。所以，许多评论者认为，这部名为《萨伏罗拉》的小说，其实是年轻的丘吉尔的政治宣言。

《萨伏罗拉》叙述的是一个虚构的、位于地中海上的名叫“劳拉尼亚”的国家里所发生的故事。“劳拉尼亚”这一国名，据信是仿照1894年出版的安东尼·霍普所著《赞达战俘》一书中的“罗里塔尼亚”一词而来。书中描写了劳拉尼亚人民开展的争取人民解放的运动，成功地推翻了反动政权的独裁统治，可是人民取得的胜利成果，又受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除了这一主线外，作为文学作品，书中当然也少不了爱情故事的描写来丰富作品内容，展示人物丰富的性格内涵。有意思的是，由于丘吉尔一直是在学校和军队的严格纪律约束下成长起来，缺乏爱情生活的经历，因此在描写爱情情节时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据说连爱情故事这条副线也是他的一位女亲戚帮他编出来的。在不多的对女主角的描写中，伦道夫·丘吉尔夫人还作了一些指点。

“萨伏罗拉”既是小说的，也是书中主人公的名字。这是一位年轻的政治领袖，在他身上集中了丘吉尔所赞赏的一切优秀品格。他英勇机智、博学善辩，不仅对“人间的一切乐趣有鉴赏力”，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和系统的理念。他领导着反对党在人民的支持下进行着推翻反动的军事独裁政权的解放斗争。书中的女主角是独裁者的妻子露西尔，她是一位“容貌美丽”、见识过人的女英雄，她的沙龙中“挤满了来自各国的最著名的人物，……温文尔雅的使节们向她提出了一系列微妙的暗示性问题，她都非正式地一一作了答复”。她暗中同情萨伏罗拉的斗争，在她的丈夫派遣她到萨伏罗拉那里去打探起义计划时，她与萨伏罗拉一见钟情，两人的关系急剧发展。由于丘吉尔本身经历的缺乏，他曾请班加罗尔一位要好的军官朋友在两人的爱情描写上给予帮助，但结果并无多大改进，于是他明智地尽量回避这方面的情节描写。至于在书中占据大部分篇幅的内战情节的叙述，丘吉尔写起来则十分轻松、驾轻就熟。

值得引起读者注意的，是丘吉尔在场景描写的基础上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和对其内心世界的揭示。书中描述了在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枪杀游行群众的场景，紧接着又以深入细腻的笔触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作了充分展示。丘吉尔写道：

“不久前他目睹的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场面不能不激发他的火一样的热情。压抑只能使他内心的火越烧越旺。值得那样干吗？斗争、劳动、一连串的事变、舍弃轻松愉快生活的许多东西，这是为了什么？人民的幸福，他很少感兴趣。……他非常明白，他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动力是虚荣心，他无力抵御它。他理解并珍惜一个艺术家在生活中追求美好事物的喜悦，也理解并珍惜一个运动员从自己的活动中得到欢快的乐趣。生活在寂静之中，像艺术和书本描述的那样，怀着哲学家的平静心情生活在美丽的公园里，远离人声嘈杂的地方并且完全摆脱各种事物，这当然安逸、舒适。但他还是认为，他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生活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住无前。”

有的传记作家认为，这段心理描述勾画出了丘吉尔的完整形象，他在23岁写作《萨伏罗拉》时是这样，他在半个世纪之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也是这样。萨伏罗拉为了满足自己无限的虚荣心，舍弃了生活的欢乐，准备踏着最艰难的道路勇往直前。正是这种虚荣心成了丘吉尔一生的推动力。

英国著名的政论家和国务活动家查尔斯·狄尔克曾说，他所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人是十九世纪末的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几年以后狄尔克又补充道：“自那时以来我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还有温斯顿·丘吉尔。”

还有传记作家在丘吉尔的传记中，曾引用了一个当年广为流传的笑话。据说在《萨伏罗拉》问世50年之后，一次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丘吉尔走进下院的吸烟室，坐在一位新当选的议员旁边，向那位议员问道：

“年轻人，你也许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鬼力量使我投身于政治吧？”

那位年轻的议员回答说，当然想知道。

丘吉尔对他说：“是虚荣心，年轻人！是赤裸裸的虚荣心！”

这个笑话可能不具备生活的真实性，但传记作家之所以引用它，或许是认为它多少包含着一定的艺术真实，对于读者理解丘吉尔的性格具有典型意义。

应当肯定地说，上述传记作家的说法都不无一定道理。但若是将丘吉尔一生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内在动力主要归因于他的赤裸裸的虚荣心，则是片面的甚至是偏执的。这种状况是由于这些传记作家囿于政治的或党派之争的偏见而形成的。

如果说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丘吉尔本人的思想和性格特征，那么在书中的几个次要人物身上，则反映出与年轻的丘吉尔生活经历的紧密联系。书中有一位名叫贝蒂妮的老保姆，“她从萨伏罗拉出生之日起就忠心耿耿地细心照料着他，一直未曾间断过”。这与当年爱维莉丝特太太照料小温斯顿的情况何其相似！还有一位名叫狄洛的中尉，他渴望参加战斗以赢得勋章，爱好打马球，忠于自己的信念(奇书网-Www.qinkan.net)。人们认为这个人物是处于早年军队生涯的丘吉尔的化身。萨伏罗拉本人身上所具有的品格与才能，不仅反映出丘吉尔本人的理想化的追求与向往，也是与他对父亲的回忆分不开的。比如以下一段描写：

“他希望得到不朽的功名，却又冷静等待着毁灭的到来。在这当中，生活会赋与他什么样的责任，是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他生前进行了多次演讲，并且总是告诫说，世上没有一件好东西不是经过努力就能获得的。这些即席演讲的技巧存留在听众的心中，这种修辞之花培植于温室之中。”

我们从上面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见伦道夫勋爵的影子。

书中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有对共产主义者的丑化和对英国政府的贬损。在《萨伏罗拉》中描写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形象身上，集中体现了人类最丑恶的特征。这反映了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而产生的强烈憎恶情绪。而书中有一处情节，叙述了英国政府在接到劳拉尼亚政府义正辞严的照会之后，派遣“侵略者”号军舰去进攻这个国家。“侵略者”号这个军舰名称显然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英国的御用评论家们曾为这个舰名而感到难堪，为了解嘲，他们杜撰说，在丘吉尔写这部小说时，“侵略者”一词可能还没有现在那种令人反感的含意。

丘吉尔这部两个月写成的小说，首先在伦敦《麦克米伦杂志》上以连载形式发表。由于读者反应较好，于1900年2月，由朗曼公司出版了单行本。丘吉尔虽感高兴，但在这方面却又有些信心不足。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现在我以极其惶恐不安的心情将此书公诸于众，以求得公众对它的评论或给予宽容。”

评论界对于《萨伏罗拉》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当然也不乏一些批评。《学院》杂志认为这本书是“一部令人惬意的和振奋的作品”；《曼彻斯特卫报》认为该书“充满生气和活力”；《展望》杂志评论道，该书至少是“有趣的，给人们的闲暇时间增添了色彩”；《星期六评论》认为：“他所描述的事件是真实的，而他刻划的人物则是抽象的”；《泰晤士报》评论说：“在萨伏罗拉身上体现出来的好的方面，本质上都是与战地通讯相关的”。或许《旁观者》杂志给予的评价最高：

“如果说他没有安东尼·霍普先生所具有的那种温文尔雅的风度，则他却展示了在文字表达上的修辞天才。他笔下的人物刻划得粗犷有力，事件描写也十分恰当……，这部小说的份量不在于传统上对角色的塑造，更多地在于它在政治上的讽刺性——劳拉尼亚出版物的价值确实在吸引着人们——它充满活力的修辞、打动人心的力量；当然，未必能构成独树一帜的警句。”

尽管有一些批评意见，认为此书“十分明显只不过是一位业余作者的作品”，“并不是一部优秀作品”，但这本书仍然在后来几次再版。这或许是丘吉尔成为伟大人物后的名人效应。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们则从自己的角度来认识这本书的独特价值，认为它对于理解青年丘吉尔的内心世界是不可多得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丘吉尔传--４　《河上的战争》

４　《河上的战争》

尽管丘吉尔已在极短的时间内接连出了两本书，但他仍然有着一种紧迫感，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这是一个上进的年代，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推进之。”1898年夏天，他又获得例行休假，便立即赶回伦敦，请求母亲设法帮他尽快调往英军驻埃及的部队，他渴望参加对苏丹的战争。

19世纪70年代，英国侵占埃及之后，又占领了苏丹。

1881年苏丹爆发了马赫迪领导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起义军连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在1885年喀士穆战役中，还击毙了曾经加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焚烧和抢劫圆明园、后来任苏丹总督的英军中将戈登。英国用了很长时间准备“为戈登复仇”的行动，于1896年发动了对苏丹的战争。

丘吉尔为了赶上1898年对苏丹军队的决战，已预先雇好了仆役，收拾好行装。但他的请求却遭到了英军驻埃及部队司令基奇纳将军的拒绝。丘吉尔“感到埃及军队司令赫伯特·基奇纳爵士毫不掩饰地和我作对，对我怀有敌意”。他在回忆那一时期的经历时写道：“现在我明白了，那时有很多不了解我和对我不友好的人，他们不赞成我的举动。他们大概是这样说的：‘这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混进各种各样的远征队里去的？他为什么又给报社写文章，又当军官？为什么一个低级军官竟敢称赞或者批评长官？为什么他能常常离开团队去休假？’另一些人索性骂起我来。他们骂我‘追求奖章’、‘自我吹嘘’。”

虽然基奇纳将军的态度十分坚决，甚至伦道夫·丘吉尔夫人通过社交密友杰妮小姐，找到基奇纳的副手伊夫林·伍德爵士从中斡旋也无济于事，但丘吉尔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直接求助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首相则请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勋爵帮忙。由于基奇纳要依靠克罗默勋爵的密切配合，同时他需要将第21轻骑兵团作紧急调动，于是同意给丘吉尔以新的任命。

8月初，丘吉尔乘船沿尼罗河上溯，去新的骑兵团报到。临行前他同新结交的朋友、保守党《晨邮报》老板的儿子奥利弗·博思威克商定，以每栏报道15英镑的稿酬，由他给该报撰写苏丹战争的战地通讯。丘吉尔加入第21轻骑兵团后，随部队向南推进，在沙漠里长途跋涉，一天得走30英里左右。许多士兵因受不了干渴和酷热而中暑病倒。丘吉尔身体状况较好，在艰苦条件下仍能挺住。甚至有一次因为追赶部队时天黑迷了路，他“被困在茫茫的沙漠中，一天一夜未曾吃喝”，也没有倒下。但他担心的是在战斗中受伤；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请求道：“一旦我负了重伤，您最好出面，设法把我弄回去。”

不久，恩图曼战役打响了。丘吉尔随部队向喀士穆挺进。9月2日清晨，丘吉尔在执行巡逻任务时，第一个发现大约有4万名托缽僧正准备向英军发起袭击。经过激烈交战后，他所在的团队顺利撤离了战场。此后，第21轻骑兵团作为后备队，从侧翼迂回冲向敌人，陷入了苏丹军队设下的埋伏。后来丘吉尔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此次战斗：

“在我对面，大约有四排狡猾的敌人……，我方有人跌下马来，身体当即被砍成几段。还有五六匹马也被间接攻击所打伤，再就没有其他什么损失了。后来我们又冲进溃败敌人的阵地，展开了短兵相接。队伍被冲散了，人员不见踪影。我策马跑了一程，与敌人遭遇时就用手枪瞄准面部射击，打倒了几个，其中有三个肯定是死了，有两个是否打死还无把握，有一个就更说不准了。”

1898年9月的决战，以英军的胜利而告终。此时起义者的首领马赫迪已死，人数众多的苏丹军队由他的继承人哈里发统领。尽管他们作战英勇，但装备和战术水平都还停留在中世纪，因而终于败在大英帝国新式武装的镇压下。苏丹军队在恩图曼战役中被击溃，获胜的英军几次横扫战场，把托缽僧伤兵全部打死。丘吉尔把这种惨状比作十字军东征时的大屠杀，他对英军的残忍和基奇纳的纵容极为气愤，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基奇纳可以作为一个将军，但他永远不是一位绅士。”

在这次战争中，丘吉尔给《晨邮报》写了不少稿件并陆续发表。战争结束后，他决定再次写书出版。他已经在这方面尝到了甜头，仅在一个月里从苏丹发给《晨邮报》的稿件，就使他得到了300多英镑的稿酬，远远高于他的12．5英镑的中尉薪饷。而且钱还是次要的；新闻报道和出版著作已为他赢得了越来越响亮的名声，可以成为他在政治上进取的有力手段。

他对政治的热望和他对军人生涯的厌倦使他产生了脱离军队的想法。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他在军队里一直干下去，永远也不会达到自己的理想。要取得指挥一支庞大军队的权力并在战场上赢得荣誉，必须经历多年刻板、艰苦的军人生活。况且自己在新闻报道、文章和专著中对军方高级将领们颇多批评，早已引起了他们的不快，将军们显然不会让这个自负高傲、乱发议论的年轻中尉得到迅速提升。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对士兵的生活观察得越多，就越是不喜欢这种生活，而且更加相信这不是我的天职。”

在结束军旅生活之前，丘吉尔又回到了他原来所属的第四骠骑兵团的驻扎地印度的班加罗尔，重温了过去的时光。他仍然热爱打马球运动，并在军人马球锦标赛上卖力地为本团赢得了胜利。运动和军务之余，他仍然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写作。1899年3月，在他辞去军职，离开印度时，他已写完了全书23章中的18章。返回英国途中，他还在开罗作了短暂停留，从总领事克罗默勋爵和一些英国以及埃及的官员那里，得到了大量他所需要的包括英国与苏丹早期关系方面的资料。回到英国后他很快便完成了此书。

1899年10月，他这部名为《河上的战争》的书分两卷出版了。由于丘吉尔不再是军人，因此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发泄他对基奇纳将军的不满。他在书中批评道：“这位将军律己很严，对别人都漠不关心”；“在他所指挥的部队各单位里，有一个遭到极度忽视的机构，那就是治疗伤病员的医疗部门”；“他对部下的残暴行径采取放纵态度，而这种残暴行径往往未必是由于敌军同样的行为所引起”。他尤其对基奇纳侮辱马赫迪陵墓和遗骨的行为感到愤慨。丘吉尔写道：“按照赫伯特·基奇纳爵士的命令，陵墓遭到亵渎并被夷为平地。马赫迪的遗体被挖掘出来，把他的脑袋从躯体上砍下来，……士兵们用手传递到开罗，当作有趣的战利品，……四肢和躯体被扔进尼罗河。这就是胜利者的侠义行为。任何一个重视老自由党光荣传统的人，任何一个同情进步托利主义思想的人，都不会赞成这种行为。”

丘吉尔不仅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基奇纳将军个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苏丹起义者的同情，与此同时尖刻地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卑劣和伪善，从根本上批评了英国对苏丹的战争政策。他写道：

“在英国，大概还有其他地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没有确信敌人是极端的、不可救药的无耻之徒之前，似乎还不能采取战争行动去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于是，他们便对苦行僧——从马赫迪到哈里发——百般咒骂，把一切可以臆造出来的罪行都加到他们头上。也许这样做对英国的慈善家们来说是十分方便的，但是，当把这些咒骂灌输给战场上的军人，使他们认为敌人是一些玷污大地的寄生虫的时候，这些军人就会做出野蛮的事情来。此外，这种随意的责难是极端不公正、极端危险和毫无必要的。……对人们宣称英国和埃及军队开进恩图曼是为了把人民从哈里发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可是，解放者从来还没有这样不受欢迎。……说战争是为了惩罚苦行僧的罪恶行径，那是伪善。”

不用说，这些论述必然会引起英国官方的愤怒。不久，丘吉尔自己也感到这些批评是有些过分。出于将来在政治上发展的考虑，他本来不愿与政治领袖们发生龃龉，后来此书再版时，他对上述批评及类似的言论作了大量的删减。

这部著作首版时未能引起国内读者的广泛注意，这主要是因为南非战争的爆发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但它在评论界却赢得了较高的评价。与丘吉尔保持友好关系的《三军联合杂志》认为：“毫无疑问，这本书是迄今描写这一题材最好和内容最全面的书籍。”《蓓尔美尔杂志》也认为：“……这是描写苏丹战争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展望》杂志赞扬说：“丘吉尔对苏丹极有研究，就像金累克①对克里米亚有研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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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累克（Kinglake，1809—1891）英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1854年曾去克里米亚旅行，著有《克里米亚战争史》8卷。

《曼彻斯特卫报》评论说：该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丘吉尔先生对敌人所具有的骑士气概”。也有些评论批评丘吉尔“采取了自以为是的专横态度”，“给人一种带有个人反感的印象”。

总的说来，评论界公认《河上的战争》一书是年轻的丘吉尔取得的巨大成就。由于作者搜集资料丰富，构思精巧，叙述准确，鲜明生动，行文富有逻辑性，写出了一部引人入胜的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巨著。

丘吉尔传--５　南非战争中的传奇英雄

５　南非战争中的传奇英雄

丘吉尔的独特经历练就了他对战争的特殊敏感。1899年9月，他预感到英国同南非的两个由荷兰布尔人建立的独立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于是同《晨邮报》商定，他以该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南非战事；该报前4个月付给他1000英镑，以后每月给他200英镑，作为他在南非的活动经费，并同意他对自己的文章保留版权。报社还允许他拥有选择采访地点和表达自己意见的充分自由。

丘吉尔动身前，受到保守党政府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约见。然后他搭乘英军总司令布勒将军及其参谋部乘坐的开往南非的轮船离开了伦敦。此时的丘吉尔“身材修长，一头淡红色的头发，面色苍白，但相当活泼，经常跳上甲板，翘首眺望，就像诗人勃朗宁描写拿破仑时一样；有时他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思之中，双手时而交叉，时而伸开，这不但不属于神经质，倒好像有助于解开思想上的疙瘩”。丘吉尔曾担心战争会在他们抵达前结束。但在开普敦上岸时，他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英军在战场上频频失利，战争肯定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丘吉尔决定尽快奔赴纳塔尔前线，他认为那里将发生最激烈的战斗。他换乘小汽船到德班上岸，然后到达埃斯特科特与英军会合。在这里，他遇上了早在印度就熟识的艾尔默·霍尔丹上尉，并随同霍尔丹上尉指挥的一列装甲车去执行侦察任务。列车上有两个连建制的士兵和不少筑路民工，并装备有能发射9磅重炮弹的前膛舰载大炮。在前进的路上，由于瞭望哨的疏忽，列车被布尔人在铁路上设置的大块石头顶翻，有两节车皮脱轨堵住了去路，使机车和其他车皮不能通过。布尔人乘机发起了进攻。霍尔丹上尉立即指挥士兵在列车周围构筑临时阵地，对付布尔人的袭击。丘吉尔则主动担负起清除铁道障碍的指挥工作。他设法说服已经受伤正打算撤离岗位的火车司机，开动机车对堵塞线路的那节车皮来回冲撞。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中，坚持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将堵路的车皮完全移开，使得五六十名士兵和一些伤员得以随车撤离遭受伏击的地点。后来霍尔丹上尉在给上级的正式报告中说：丘吉尔“参加了救护机车的工作，他担负了主要的指挥职责，从而往往使自己完全暴露于敌人火力之下。对他这种勇敢的行动，我怎么高度评价也不会过分。”

列车撤走后，霍尔丹上尉准备率领剩余的部下且战且退，但由于有两名英军士兵突然举起白旗，加上布尔人的劝诱，霍尔丹与大约50名官兵一起作了布尔人的俘虏。丘吉尔指挥列车撤离危险地带后，又一个人跳下车来，沿铁路线回来准备与霍尔丹一起战斗；此时也不得不加入俘虏队伍的行列。

开始时，丘吉尔以为自己是新闻记者，应该很快从俘虏营中被释放。但布尔人却认为，丘吉尔在使遭到伏击的列车以及半数人员得以逃脱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应被视为参加了战斗；此外，由于他的贵族身份，布尔人不同意释放他，而是将他和其他俘虏一起押往比勒陀利亚，关在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里。一个布尔人军官对他说：“虽然你是随军记者，可我们不打算放掉你。我们并不是每天都可以捉到贵族的儿子的。”

丘吉尔被囚禁的地方总共关押着60名英国军官，由40名南非警察负责看守。虽然有人昼夜值班，但警戒并不十分森严。丘吉尔据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越狱计划，即首先袭击警卫，夺取武器，占领这所师范学校；然后袭击比勒陀利亚的跑马场，释放囚禁在里边的2000名英国士兵，夺取步枪和机关枪，举行武装暴动；最后争取全歼城内的500名守军，占领南非的这座重要战略要塞。但由于俘虏中的高级军官们强烈反对，这一计划只好作罢。

丘吉尔心中十分不满，遂决定约少数要好的同伴越狱。但最终越狱成功者仅有丘吉尔一人。他后来回忆道：

“我被囚禁的国立师范学校在一个四方形的院中，东西两边围以铁栅墙，南北两边竖有10英尺高的铁板墙。这些围墙对于任何年富力强的年轻人来说并不算大障碍。但院内有持枪的卫兵把守，而且仅距我们的囚室50米远，这样就成了我们越狱不易克服的障碍。

“经过反复沉思，我们几个俘虏发现：当卫兵们沿着东边巡逻时，他们有一段时间看不见在圆厕所附近几米长的铁墙上端。院子中间的电灯虽照得全院通明，但东西墙角却在暗影里。因此要想逃过厕所附近两名卫兵的视线，必须要恰巧在他们二人一同转过脸去时才行。爬过墙去是一家别墅的花园。对那边的情况事先一无所知。因此，如何跑出花园，如何走过大街不被人注意，如何躲过围城的哨兵，而且最重要的是如何行径200英里到达葡萄牙人的边境，这都是需要一一解决的难题。

“12月11日，我和霍尔丹上尉与布罗奇中尉试逃未成。实践证明，偷踱到那圆厕所并不困难；但从墙上爬过去却是极其危险的。第二天，12月12日，我决心冒着生命危险再做一次试验。我趁卫兵不防，悄悄地穿过方院并潜入那圆厕所。我从铁门缝里一直注视着卫兵，等了好久没有寻到机会。随后，突然一个卫兵转身走向他的同伴，并且两人闲谈起来。他们的脸转过去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于是我登着一个架子，用两手抓住墙头用力攀登，结果由于心中发慌，两次都失败了，直到第三次才用力爬上去。我在隔壁的花园里隐藏了一个多小时，见没有动静才慢慢走出来。心想我自由了，越狱的第一步终于成功了。”

丘吉尔逃出来后，立即奔向铁路，爬上一列车速缓慢的东行货车，藏在一堆装过煤的空袋子里。他希望乘车逃到葡属莫桑比克境内，再从那里回到自己人中间。在天亮前他跳下火车，躲在野外的荒草中。他担心白天在车上会被人发现；毫无疑问，布尔人正尽力组织搜捕，希望将他重新缉拿归案。

事实正是如此。布尔人甚至发出了悬赏布告，上面还写明了他的外貌特征：

“该犯25岁，高约5英尺8英寸，身材一般，走路时有些驼背，面色苍白，头发红褐色，蓄有不显眼的小胡子，说话带有鼻音，发不好字母‘S’这个音，不会说荷兰语，出逃前最后一次见到时穿着一套棕色服装。”

不过，似乎丘吉尔身价并不高。布尔人的布告上说，不管死活，只要能将其缉拿归案，对有功人员一律赏洋25英镑。

丘吉尔身上此时却有75英镑，还有几颗巧克力糖。为安全计，他向山里走去，藏在山谷中一片茂密的小森林里，打算挨过白天，等到夜里再扒火车东行。南非的白天炎热而漫长；小森林里杳无人迹，只有一只大兀鹰在高高的天空中盘旋，时而发出几声颇有威胁意味的鸣叫。丘吉尔饥渴难耐，却不敢冒险走出山谷。好不容易等到夜晚，他又回到铁路旁边，然而令他十分失望，当晚没有火车通过。在疲乏和饥渴的煎熬下，丘吉尔怀着侥幸心理，冒险朝远处闪烁的灯光走去。大约凌晨3时许，他走到了一座煤矿旁边。几经犹豫，他最后横下心来敲开了一处房屋的大门。好运气再次关照了丘吉尔，给他开门的人是这座煤矿的经理，名叫约翰·霍华德，是一位原籍英国、现已归化了的德兰士瓦市民。

霍华德把丘吉尔迎进屋里，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感谢上帝把你带到这里来！我是附近20英里以内唯一不会把你交给南非当局的一户人家。……我们会救你出去。”

经过一番安排，霍华德把丘吉尔带到煤矿的小院里，乘着升降机降到深达200英尺的井下，再由两位苏格兰矿工将他藏在一个废弃的采掘点上。丘吉尔在这里躲藏了好几天，他在寂静中靠读斯蒂文森的小说《拐骗》打发无聊的时光，却不知道外边关于他的消息已经闹翻了天。伦敦和南非各地的报纸都在连续捕风捉影地报道丘吉尔下落的消息：

“比勒陀利亚12月13日电——丘吉尔虽然巧妙逃脱监狱，但越过边境的可能性甚微。”

“比勒陀利亚12月14日电——据报道，丘吉尔已在边境之考玛提普特车站被捕。”

“洛伦索—马贵斯12月16日电——据称丘吉尔已在瓦特维尔伯文被捕。”

“伦敦12月16日电——关于温斯顿·丘吉尔自比勒陀利亚逃出一事，一般人认为，他早已再次被捕。果真如此，或已被枪决。”

经过漫长的等待，丘吉尔终于等来了脱困的时刻。霍华德已和荷兰人伯根纳商谈妥，将丘吉尔藏在装羊毛的车厢里偷运出境。12月18日深夜，丘吉尔装扮成搬运工人，被送到铁路支线上的一个小车站，在那里躲上了羊毛车，在长达16个小时的运行中没有遇上任何麻烦。19日黄昏，火车抵达洛伦索—马斯贵火车站货场。丘吉尔趁着混乱走出了车站，远远跟在伯根纳身后，来到了当地的英国领事馆。

当看到迎风飘扬的英国蓝白红三色米字国旗时，丘吉尔禁不住心花怒放，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而领事馆内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却公事公办地对他说：“领事今天不能见你，如果有事你明天9点钟再来吧。”丘吉尔一听十分愤怒，大声叫喊着要立即见到领事本人。领事听到后下楼来看个究竟。当他们知道来人就是正被荷兰军警缉拿的丘吉尔时，立即予以盛情款待。并着手安排他尽快离开这里。当地的英国侨民听到丘吉尔抵达的消息，竟成群结队地手持武器来保护他。当晚10时，丘吉尔登上驶往德班的“印度纳”号海轮。

12月23日丘吉尔到达德班时，受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圣詹姆斯报》1899年12月29日的报道说：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被人们高高地抬在肩头走下轮船，一伙热情的欢迎者驾着人力车将他从码头拉到市区，后面跟着大群大群的人，一面欢呼一面挥动手中的英国国旗。到达城防司令部时，爱国热潮再度迸发出来，人们一致请求丘吉尔先生发表演讲，他欣然从命……”

人们像欢迎打了胜仗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欢迎丘吉尔。港口悬挂着许多旗帜；军乐队在码头上鼓号齐鸣；欢迎的人群簇拥着他；海军大将、陆军将领以及当地市长都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甚至一封封向他祝贺、表示慰问的电报从英国国内以及世界各地雪片般飞来。

出现这种盛况有着十分现实的原因。在他出逃的一周内，英国军队在南非又连续遭受失利，而且伤亡之惨重是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空前未有的。在英布战争史上，这一周被称为英国军队“黑暗的一周”。而丘吉尔历尽千难万险，在人们都已为他绝望时，竟奇迹般地安然逃回来，成为“黑暗的一周”中唯一的一线光明。英国报刊因此都抓住丘吉尔的历险大作文章。后来丘吉尔自己也认为，一些新闻报道过分地夸大了他的冒险经历，有些绘声绘色的细节甚至是报道者杜撰的。

由于丘吉尔的亲身经历，使他对英布战争有了更加深刻也更接触事物本质的认识。他在到达德班的当天，便给《晨邮报》发回一篇文章，含蓄地批评了英军的战略战术，而给予布尔人以相应的肯定。他写道：

“每一个布尔人，由于他们骑马并占据合适的地形，因而顶得上3至5个正规士兵。唯一对付他们的办法是，派出在素质和经验上与之不相上下的步兵；要不就得撤回这种乌合之众式的部队。……这里有大量的事情要做，需要25万人的部队。”最后，他以尖刻的口气质问道：“大敌当前，难道那些英国绅士们都猎狐作乐去了吗？为什么不多派一些轻骑兵来？为了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忠实殖民者和我们阵亡的兵士，我们必须坚决作战到底。”

丘吉尔的尖锐批评，在英国引起纷纷议论，尤其引起了军方的不满。

但是，丘吉尔勇于坚持己见，而且事实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他后来写道：“我的幼稚意见却很快为事件所证实。1万皇家义勇骑兵与各兵种的绅士志愿军被派来援助这里的正规军。在决战之前，这里已集结了25万英军，相当于荷兰布尔军队的5倍。我因此可以用《圣经》上的话安慰自己：做一个穷而聪明的孩子而不做一个老而愚笨的国王……”

丘吉尔回到德班后，在布勒将军接见他时，他要求参加作战部队。因为在丘吉尔从印度和苏丹发出对英国殖民政策以及对英军高级将领的批评后，陆军部颁布了一道禁止作战部队的军官参与新闻报道活动的命令，所以丘吉尔的请求使布勒将军有些为难。但他后来采取了一种变通办法，把丘吉尔编入在“开普殖民地”招慕而组建起来的南非轻骑兵团中担任助理副官，但是不领军饷，并可享有一定自由，仍然可以履行他作为《晨邮报》记者所承担的采访职责。

丘吉尔随这个团连续参加了几次战斗。有一次他跟随部队袭击了敌人阵地，乘敌不备猛扑过去，歼灭了大半敌兵，还俘虏了30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丘吉尔为之十分得意，他对军旅生涯一直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感到“我们在旷野上过得十分舒服，夜晚十分凉爽，白天阳光明媚，肉、鸡和啤酒供应得异常充足”。他还给他的弟弟杰克在该团谋到一个军职；但兄弟俩在一起只生活了几个星期，杰克的腿就受了伤。丘吉尔把他送回德班时，恰巧碰上由他母亲倡议在美国集资装备起来的医疗船“缅因号”到达这里，他们的母亲也随船到达。杰克因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由于前段战争失利，布勒将军的总司令职务被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取代。丘吉尔要求从南非轻骑兵团离职转入罗伯茨的部队，但罗伯茨讨厌丘吉尔对此时已成为罗伯茨的参谋长的基奇纳将军的批评，使此事拖了许久才办成。虽然罗伯茨有意冷淡并明显与丘吉尔保持一定距离，却也并不过多地干涉丘吉尔对军事行动的采访，因此丘吉尔仍然给《晨邮报》发回了大量战地报道。

1900年2月27日，英军向敌人发起了全面攻击，经过激战，荷兰人开始败退。英军向北迅速推进。丘吉尔随同部队前进；当布尔人的军队尚未完全撤离约翰内斯堡时，丘吉尔已穿着平民服装，骑着自行车穿过这座城市。他还是最先攻入比勒陀利亚的英军部队中的一员。进城后，他特意跑到自己曾经被关押的地方去看看，他满意地发现那所国立师范学校上空已升起了英国国旗。此后，荷兰布尔人要求停战求和，战事结束了。于是丘吉尔从南非回到英国。

他回到伦敦之后不久，他母亲与一位和丘吉尔同龄，因而比她自己小20岁的苏格兰警卫部队的中尉乔治·康沃利斯—韦斯特再次结婚了。男方的家族竭力反对这门亲事，但丘吉尔兄弟认为这完全是母亲应充分享受的人生权利。丘吉尔亲自参加了母亲的婚礼。

此时，丘吉尔也在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原来在印度时，他认识并喜欢上了一位名叫帕梅拉·普洛登的姑娘。她是一位英国驻海德拉巴的官员的女儿，丘吉尔与她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当丘吉尔在南非时，帕梅拉曾有一段时间经常给他写信，或许是由于戎马倥偬，丘吉尔复信很不及时。此时战事已毕，丘吉尔有了较为从容的时间，但不妙的是，帕梅拉有了另一位更热烈的求婚者。两年以后，她嫁给了利顿伯爵。

丘吉尔开始埋头写书。仍然像前两次一样，他以已经发表的战地通讯为基础，再充实一些新材料加以编撰，很快就写出了有关南非战争的两本专著。一本书名为《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另一本书名为《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一书主要描述了装甲列车遭受伏击以及他被俘后越狱逃跑的经历，出版后受到新闻界的高度评价，4个月中就发售了15000本。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的评论都强调他的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出色才能。《圣詹姆斯杂志》认为他在“活跃的战地记者中是无可匹敌的”。

丘吉尔这两本书的版税以及此前写书和战地通讯的收入，总共约有4000英镑。1900年11月起，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演讲，又获得了与上笔数目大致相当的报酬。同年12月，他又到美国去进行了同样内容的演讲。丘吉尔演讲的美国主办人为他作了大量宣传，说他是“五次战争的英雄，六部书的作者，英国未来的首相”。但因为美国有一股“强烈亲布尔人的情绪”，加之组织者分成，他的收入比起英国几乎少了一半。在纽约，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他主持了一次演讲会，使他收到了美国之行的最高演讲报酬150英镑。1901年1月，他还到加拿大进行了演讲。在他回到伦敦之后，将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他有了10000英镑的财产。这是一笔相当大数额的财产，他已经说得上比较富裕了。他将这笔钱交给了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代他投资。他至少在近几年中不愁衣食，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他向往已久，并力图有较大成就的政治舞台上去了。

丘吉尔传--三　年轻大臣

三　年轻大臣

丘吉尔在南非战争中的冒险经历，不仅给他提供了大量写作素材，使他成为当时英国名声极响的年轻作家，而且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为他竞选获胜铺平了道路。1900年10月，丘吉尔当选为奥德姆地区的保守党议员。而仅仅在一年前，同样是在奥德姆地区，丘吉尔参加竞选却失败了。

1899年2月，丘吉尔尚未去南非之前，他收到了兰开夏郡奥德姆城保守党下院议员罗伯特·阿斯克罗夫特的邀请信，建议他去该地参加议员补缺选举。丘吉尔欣然答应了。同年6月中旬，丘吉尔和为他筹集竞选资金的堂兄马尔巴罗公爵九世前往奥德姆，当即被确定为两名保守党候选人之一，他为此而感到责任沉重。他曾登上奥德姆城外的高山，满怀初涉政治运动的激情注视着这个城市：

“我看到，高耸林立的烟囱，面积巨大的工厂，布满山谷的一排排房舍，还有弥漫工厂上空的黑烟。此时一股强烈的责任心激励着我，请你们把我选入议会吧，我对自己说，如果有幸当选为这一伟大城市的代表，我将不分昼夜地工作，来维护它的各项利益，并为增进它的财富进行不懈的斗争。”

丘吉尔与地方工会领导人詹姆斯·莫德斯雷结为竞选搭档。人们认为这种贵族与工人结合的安排是一种使选票平衡的令人感动的做法，有助于争取竞选胜利。丘吉尔因此情绪极高，他在发表竞选演说时，自称是托利民主党人，但就连支持自由党的群众也踊跃出席倾听他的演讲。他后来回忆道：“我将决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大厅挤满了情绪激昂的人群，一个接着一个的演说，一次接着一次的集会，一个晚上要举行三次甚至四次集会。我赶赴会场所乘马车的嘎嘎声响和迎面袭来的冷空气，与热气腾腾、灯火通明、热情奔放的会场气氛，不时地交替出现。”

尽管丘吉尔在竞选活动中如此地全身心地投入，但投票结果揭晓后，丘吉尔得票数为11477票，位居四位候选人中的第三；他和莫德斯雷都落选了。两位自由党候选人当选为议员。

1900年，索尔兹伯里首相解散了议会，宣布举行下院选举。保守党人是试图利用英布战争期间英国国内甚嚣尘上的沙文主义狂热，在下院争取更大的多数。保守党人的口号是，把南非战争进行到底。他们认为，占领了莱迪史密斯和比勒陀利亚并不意味战争的最后胜利，布尔人很有可能还会以游击战的方式卷土重来。约瑟夫·张伯伦在竞选演讲中说：“政府在议会中失掉的每一个席位，都将是布尔人赢得的席位。”

由于丘吉尔成为南非战争中的传奇英雄，他在这次竞选中处于有利地位。此前当他刚刚逃离布尔人的牢笼时，甚至连奥德姆选区许多支持自由党的选民都曾写信向他表示祝贺，并表示在下次选举中“不管政局如何”都将投他的票。保守党人则充分利用他的历险大作文章，为他编写诗歌，谱写歌曲，由歌唱家在音乐厅里为他大唱赞歌。丘吉尔的堂兄马尔巴罗公爵九世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不仅出资400英镑作为他的竞选经费，而且答应每年捐100英镑给当地的保守党组织。丘吉尔的母亲也不遗余力地帮助他竞选，还出面动员保守党的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在奥德姆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说支持丘吉尔。由于得到了各方面的有力支持，丘吉尔为保守党赢得了一个议席，当选为奥德姆选区的保守党议员。这一胜利令保守党人们欢欣鼓舞，但是保守党人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因为，丘吉尔将是一位反叛的新议员。

丘吉尔传--１　反叛的新议员

１　反叛的新议员

从1901年2月起，丘吉尔开始在下院履行自己的议员职责，他坐在下院后排议席过道的上方拐角处，紧挨着前排议员的后面；这是他父亲曾经坐过的位置。他在下院即将面临的第一次挑战，是新议员按照英国议会惯例要作的“处女演说”，是一位新政治家登台亮相的重要环节。通常新议员的第一次演说是在他进入下院一个月以后才进行，但这位继承了自己父亲的“伟大的急于求成的年轻人”诨号的新议员不愿等待，就在进入议会仅4天后即作了他的首次演说。

丘吉尔对这次演说作了精心准备，并尽力把演说内容全部背下来。好在演说的主题有关英布战争，情况是丘吉尔十分熟悉的，因而背下来并不十分困难。人们对这位政治上的新星表示了普遍关注，在他发表演说这天，下院里座无虚席，连走廊上也挤满了听众。

丘吉尔的演说获得了成功，下院里的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都热情地鼓掌欢迎。但保守党高龄的领袖们却皱起了眉头，因为丘吉尔在演说中发表的看法与保守党主张把英布战争进行到底，严厉对待布尔人的反抗这一路线是相悖的。丘吉尔主张比较温和地对待战败者，并对布尔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他说：“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没有像布尔人那样在言论上得到如此多的同情，而在事实上又得到如此少的实际支援。”他呼吁对投降条件规定得宽大一些。

曾为丘吉尔当选保守党议员出过力的约瑟夫·张伯伦此时可能顿生悔意，据说他听完了丘吉尔的演讲后，对邻座的议员耳语道：“议会的席位就这样白白扔掉了。”

丘吉尔在演说结束时很有技巧地把自己和他父亲联系起来，他说：“这里，如果不表达我十分感激之情，我将不会安然入座。感谢诸位善意而耐心地在下院听我讲话。我完全知道这种善意与耐心赐给我，并非出于我本人的原因，而是由于在座许多尊敬的议员先生至今仍保留着某种美好的回忆。”

对他父亲“保留着某种美好的回忆”的主要还是丘吉尔自己。从丘吉尔的回忆录和许多关于他的评论、传记和回忆中，从丘吉尔的写作活动和政治经历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丘吉尔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就一往无前地投身于政坛，除强烈的虚荣心的驱使之外，其先辈的政治业绩无疑是他从政的推进器和导航塔。祖先的荣耀，父亲的辉煌甚至于父亲的悲剧结局，无不对他的政治观念的形成，从政策略的运用，党派组织的选择以及行为方式的变换起着潜在的然而是巨大的影响。所以从一开始，丘吉尔就选择了保守党作为他攀登政治高峰的阶梯。在1880年保守党竞选失败、迪斯雷利被迫辞职之后，伦道夫·丘吉尔被认为是比任何人都更主张在这个国家恢复保守主义的人；而丘吉尔则从父亲那里“几乎毫不犹豫地”继承了这一政治策略。伦道夫勋爵创建了“樱草会”，而丘吉尔早在15岁时就成为该组织分支机构的成员；他的第一次正式的政治演说，就是在樱草会巴思分会的集会上发表的。至于与党的政策唱反调，以及在党内组织自己的小派别这些方面，丘吉尔的作为与其父亲如出一辙，其中有些此时已初露端倪，有些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而且，丘吉尔在叛逆时比他的父亲走得更远。

此后不久，丘吉尔又站到了保守党政府的对立面。鉴于英布战争中所暴露出的英军兵力不足的弱点，陆军大臣布罗德里克代表政府提出了改组英国军队的方案，准备按照欧洲大陆军队建制的模式组建6个军团，即把正规军由两个军团扩大为3个，再加上3个预备役军团。其中3个军团要做到随时可以根据需要派往海外作战。

丘吉尔坚决反对保守党政府的扩军计划，因为这意味着军费开支将增加一倍，会加重国内人民的负担。他在议会辩论这一法案时发表了一篇十分精彩而有说服力的演说。他主张应从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来考虑增加军费开支问题，并且应将陆军与海军之间的适当地位问题放在英国整体防御体系的战略思想的高度来衡量。他认为英国防务的关键在于建立一支“最强大的海军”。他在演说中还援引了当年他父亲担任财政大臣时所持的观点，即应以“置身于欧洲大陆冲突之外这一愿望”为基点来考虑军费开支问题。

评论者们认为，丘吉尔的演说不仅显示了他具有精深的军事知识，而且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深刻独到的见解。也有人认为丘吉尔反对扩军提案是对保守党人的一种独特的报复，因为保守党人当年将持相同观点的伦道夫勋爵推下了政治舞台。还有人认为丘吉尔反对扩充军备和增加军费开支的观点是与他维护并加强英殖民帝国的立场相矛盾的。公正地说，这些说法是由于不能透过表象去真正理解丘吉尔，甚至是由于政治偏见而歪曲了丘吉尔。

丘吉尔与他父亲当年一样，在政见上与保守党越来越背道而驰，相距日远。他的政治态度越来越靠近自由党人。丘吉尔自己早在驻扎印度期间给母亲的信中就说过：“除了名义以外，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党人。我的观点刺激了笨蛋虚伪的恐惧心理。但要不是为了爱尔兰地方自治的话——对此我是决不会同意的——我会以一名自由党人的身分进入议会的。实际上，托利民主党肯定会是一个我将置身于它的领导之下的标准的政党。”在这次扩充军队建制的争论中，甚至有一家自由党的报纸预测，这位大胆带头批评政府提案的年轻议员，有朝一日可能成为自由党的政府首相。

有关改组军队的法案在议会内外持续讨论了2年。在此期间，丘吉尔进行了大量活动，还把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演说印成了小册子四下散发，最终使这一法案未获议会批准。丘吉尔的造反行动取得了胜利。

在这一过程中，丘吉尔逐渐与一些同意自己政治观点的年轻议员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小集团。漫画家们把这个小集团与当年伦道夫勋爵的“第四党”相提并论，这一类比的确是恰到好处。这个小集团由5名年轻的保守党下院议员组成，其中最著名的成员休·塞西尔勋爵是首相索尔兹伯里的小儿子。人们对这个小集团的称呼“休里干斯”就是从他的名字引伸出来的。不久，这个小集团的名字就被传得走了样，被人们称作“胡里干”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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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里干”为英语“hooligan”的音译，意为“流氓、街头恶棍”。

“胡里干”成员在政治上极为活跃，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相继邀请两党政治领袖吃饭，和一些著名政治活动家经常在一起共同探讨政治问题。1902年4月，“胡里干”成员邀请“伟大的约瑟夫”共进午餐，约瑟夫·张伯伦欣然应命，并诙谐地说自己是“在一伙很坏的人当中用午餐的”。张伯伦在与他们告别时说：“你们，年轻的绅士们，像招待国王一样地招待了我。为此，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像无价之宝一样的秘密——关税壁垒！这是将来，甚至是不久的将来的政治实质。你们要好好地研究它，彻底地弄通并掌握它。要知道，你们不会为殷勤地招待了我而感到遗憾的。”

1903年5月15日，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了主张实行关税壁垒政策的演说，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张伯伦是一位眼光敏锐的杰出政治家，他已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各工业国家的迅速发展和激烈竞争，已经在工业领域以及世界经济市场中打破了英国的垄断地位，曾经给英国资本主义带来巨大利益的自由贸易政策，即国家对国内经济活动以及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争不加干预的政策，将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形势发展和英国的根本利益。因此张伯伦提出按照德国和美国已经建立的关税壁垒模式，组成英国及其领地的关税同盟，阻挡其他工业国商品的渗入，以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和工业。而大不列颠帝国内部各邦之间的商品交易，则享受特惠税率。张伯伦的结论是，由此可能促使英国经济出现新的、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从长远看，张伯伦无疑是对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实施这一政策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实施特惠税率将会直接导致英国进口粮食的价格上扬，使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同时，纺织行业和造船业从中将得不到任何实惠，只有与约瑟夫·张伯伦有关联的重工业会从关税壁垒中明显受益。因此，张伯伦的主张甚至遭到了来自保守党内部的强烈反对，反倒使因英布战争产生分裂的自由党人重新团结了起来。

丘吉尔本来对财政和经济问题并不熟悉，但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能够虚心地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见解。他与父亲生前的好友、当时的财政部常务次官弗朗西斯·莫沃特爵士进行了磋商。莫沃特是伦道夫勋爵的主要财政顾问之一，是自由贸易政策的拥护者。他向丘吉尔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观点和有关此问题的知识，并将财政部的其他官员介绍给丘吉尔，为丘吉尔获得关于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的权威性指导意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丘吉尔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调查和咨询，早在1902年4月张伯伦在午餐会上和“胡里干”成员打招呼之后就有意识地着手进行了。因此，他抢在张伯伦正式提出进行关税改革之前，于1902年10月就在自己的选区奥德姆城向选民们表示，他将坚定地维护自由贸易的原则。他说：

“保护贸易的含意是，全国人民一致赞成，通过征税，支付一定的款项，使某种贸易活动得以进行，……每一项贸易活动都将受到国家保护性援助的鼓励。……下院的会客室里挤满了游说者，我已预感到周围充满了一种腐败的气氛。……保护贸易原则从任何观点来看对棉纺织品贸易都不会有什么好处，……我完全可以理解经营农业的人会赞成贸易保护制度，但是我不能理解兰开夏人会支持普遍的贸易保护制度。”

在张伯伦演说之后，丘吉尔很快就作出了较为强烈的反应。他给索尔兹伯里引退后继任首相的阿瑟·巴尔弗写信说，如果首相不明确表示对张伯伦的谴责之意，那么“我必须重新考虑我在政治上所持的立场”。巴尔弗其实也是自由贸易政策的拥护者，但是他不愿因为由此问题引起的分裂导致危及保守党政权稳定的结果，总想通过协调消除党内的政策分歧，所以他给了丘吉尔一个含糊其辞的答复。不久，丘吉尔又写信给自由党领袖班纳曼爵士，建议自由党人与保守党内主张自由贸易的议员在下院保持策略上的协调一致。当时保守党内部主张自由贸易的成员成立了保守党食品自由贸易同盟，由德文希尔公爵担任同盟主席。丘吉尔在给德文希尔的信中提出了主张自由贸易的保守党人与自由党联合派共同重建自由党的设想，他写道：“自由党重新恢复它原有的力量和达到一致，这是大有希望的，我恳请你不要离开而使这项工作中断下来，我怀着崇高的敬意为此竭尽绵薄。”但是，丘吉尔的设想最终未能成为现实。由于自由党领袖相信舆论明显地倾向于自己一面，所以态度十分强硬，除非主张自由贸易的保守党人在其他问题上也赞同自由党的政策，否则甚至连与他们达成某种协议也不情愿。此外，自由党人已同新成立的工党协议在选举中结为同盟，这样就排除了同主张自由贸易的保守党人结盟的可能性，从而使保守党食品自由贸易同盟濒于瓦解。

丘吉尔现在意识到，他未来的政治前途不能寄托于陷于分裂的保守党。此后事件的发展更加坚定了他脱离保守党的决心。1903年夏，保守党内阁由于在关税问题上出现的尖锐对立逐步导致了自己的垮台，巴尔弗首相为了缓解党内的对立和混乱，曾明确表示将不在本届议会中讨论财政问题。但张伯伦为了坚持自己的政见和维护自己的政治形象，遂于1903年9月9日致函巴尔弗，请求允许他辞去殖民地事务大臣职务，以便首相将“政府的当前政策局限于主张我们在对外国的一切商务关系上的自由”。9月15日，一些主张自由贸易的大臣也提出辞呈。9月18日，报纸上同时公布了张伯伦先生和三位自由贸易主义大臣的辞职消息。于是，巴尔弗着手组建新内阁。新内阁维持了一种微妙的政治平衡，但在安排大臣职务时，巴尔弗根本没有考虑风头甚健的政治新星丘吉尔。因此，丘吉尔决心脱离保守党。

1903年12月，他在演讲中激烈抨击保守党的政策，甚至有意向自由党讨好。他在结束演讲时说：“感谢上帝，我们还有个自由党！”1904年3月，他开始自称为“独立的保守党人”。同年12月，他写信支持在勒德洛进行补缺选举的自由党候选人。1905年1月，他被保守党组织秘书取消了保守党员资格。同年3月，当他对关税改革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一大帮支持政府的保守党议员在首相的亲自带领下退出了议会大厅。但是，自由党议员们向他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和鼓励，自由党内一位著名的激进分子戴维·劳合—乔治对丘吉尔表示了更大的热情，两人自此后成为好友。5月末，他在下院的座位从保守党人一边转到了反对党一边，他再次选择了他父亲生前坐过的位子。

约瑟夫·张伯伦认为巴尔弗首相对待丘吉尔的态度是失策的。他说：“温斯顿是所有年轻人中最聪明的一个，巴尔弗任凭他离开党是犯了一个错误。”不知道巴尔弗在对待丘吉尔的态度上有否上一代遗留下的积怨，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曾将伦道夫推下政治舞台的索尔兹伯里首相是巴尔弗的舅舅。只是丘吉尔父子的命运大不相同，父亲一蹶不振，郁郁而终；而儿子却正确地判断了形势，跳下了一条即将倾覆的破船，踏上了向上攀登的阶梯。

丘吉尔与保守党人脱离关系后，曾有6个选区建议他以自由贸易的独立拥护者身份作为该选区的下届议会选举的候选人，甚至在丘吉尔向奥德姆保守党人联合会提出辞呈时，该会负责人拒绝接受并向他许诺，只要议会存在，就让丘吉尔继续担任奥德姆的下院议员。然而这都未能使丘吉尔动心，因为丘吉尔知道，这些提议不失为政治上的一条出路，但不是一条能攫取更高职位与更大权力而往上爬的道路，他需要一个大党的支持。

丘吉尔继续在议会内外不遗余力地攻击保守党。1904年5月16日他在曼彻斯特发表的演说中，揭露保守党是为大资本家服务的“强大同盟”，“在国内贪赃受贿，为了掩盖这种恶习而在国外发动侵略”。她认为保守党的关税壁垒政策“对千百万人来说是昂贵的粮食，而对百万富翁来说是廉价的劳力”。他以极为生动的手法形象地将保守党与自由党的政策作了对比。他在讲台下先拿出一小块面包，向听众晃动着它说：“实施保守党人的政策时，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面包。”然后丘吉尔又拿出另一块大得多的面包说：“如果保持自由贸易，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面包啊！”1905年7月，他在政府的提议在表决中被击败后发表演说，对巴尔弗首相拒绝辞职猛烈抨击，说他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对首相的聪明才智十分敬佩，其品格像内政大臣一样崇高”。但巴尔弗拒不辞职，则“是对议会传统的藐视，将使英王的荣誉蒙受耻辱”。巴尔弗回敬道：“一般说来，我不希望把这种有预谋和粗暴的谩骂作风带到议会大厅中来；倘若事先经过谋划，那应当更文雅一些；倘若是非常粗鲁，则无疑明显暴露出内心的真实情感。”

有的传记作家认为，丘吉尔对政府拒绝辞职所表现的不耐烦使他平时保持的良好情绪受到了暂时的干扰。他似乎感到，他的人生因选择的事业未能取得积极的成就而已悄然逝去，年龄却已到了他父亲1895年去世时岁数的三分之二。据说他曾向熟人表示，他父亲只活了46岁，他担心自己也只能活这么久。或许是对岁月流逝的恐惧感，促使丘吉尔流露出一种急不可待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情绪。

丘吉尔在许多方面与自由党人的政策保持了一致。除了反对扩大军队、反对关税壁垒、主张自由贸易而外，在反对不人道地对待南非矿区的中国劳工，反对在对外事务和帝国事务上花费太多，主张立法保障工会权益以及反对禁止进一步移民等问题上，都与自由党人站在了同一立场上。

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丘吉尔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收集资料，进行整理，在大量素材的基础上撰写出父亲伦道夫·丘吉尔的传记。在撰写过程中，他得到了父亲的老朋友和老同事的慷慨帮助。约瑟夫·张伯伦、罗斯伯里这些政坛老将为他提供了许多与伦道夫勋爵来往书信的原件。为他提供书信、文件的还有地产主威尔弗雷德·斯科恩·布伦特。布伦特曾在日记中写道：

“他的举止风度及整个思维方式跟他父亲惊人地酷似。他才从马球场上回来，身体矮小粗壮，两眼炯炯有神，使我回忆起20年以前伦道夫的特殊形象，……他所具有的忠实品格使我十分感动，他仍然继续追随他父亲的事业及其争辩的问题。”

这部两卷本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传》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于1906年1月2日公开发行。该书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也得到了评论界几乎一致的好评。《旁观者》杂志认为，作者“避免了党派的偏见”，在对其父亲的怀念中显得很孝敬。鉴于丘吉尔卷入当时的政治纷争是如此之深，并与书中占有重要篇幅的巴尔弗、张伯伦及其他一些保守党领导人的政治分歧是如此之大，他仍能比较客观而深刻地对现实政治进行剖析，不能不使人赞叹。历史学家A·F·彼拉德认为，“它所具有的扎实优点使人们抱有希望，丘吉尔先生比他杰出的、但却是神经质的父亲赋有更大的坚韧力”。这本书极大地提高了读者对丘吉尔的尊敬之情。有评论认为，这本书的风格与基调完全超出了适应市场需要的范围，仿佛年轻的丘吉尔是为了后代人而不是为当代人写的。

丘吉尔传--２　殖民地事务部次官

２　殖民地事务部次官

巴尔弗尽量避免在党内激化矛盾，但张伯伦却对首相在政策上的模棱两可和行动上的延宕越来越不耐烦。在1905年11月14日的保守党纽卡斯尔年会上，张伯伦的政策主张在提交表决时得到了几乎一致的赞成。在这一形势鼓舞下，张伯伦向巴尔弗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立即解散议会，举行新的大选，企图通过选举来争取选民支持他的关税壁垒政策。巴尔弗没有接受张伯伦的要求，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了辞职的选择。他过高地估计了自由党领导层的内部分歧，以为在这种情况下该党的领导人只能组成一个少数政府，而这样的政府是不会长命的。假若如此，需要他再次登台的话，他就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然而巴尔弗这次打错了算盘。自由党领袖坎贝尔—班纳曼很快在内部做好了协调工作，于1905年12月5日组成新政府并立即解散议会，确定于1906年1月进行大选。巴尔弗的辞职结束了保守党的10年统治。在下一个10年中，将都是由自由党政府统治国家；而自由党人（加上在联合政府中）任首相的时间则长达17年。

坎贝尔—班纳曼在组织内阁时，请丘吉尔出任财政部次官。这对一位年轻大臣来说，是一个显要的职位，年薪高达5000英镑，比其他部的次官要高得多，而且为今后的升迁奠定了良好的地位。

但丘吉尔谢绝了这一任命，而要求改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这一地位较低的职务。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然而是扬长避短的明智选择。丘吉尔不熟悉财政事务，对殖民地的情况则知之甚详。此外，殖民地事务大臣额尔金对殖民地问题了解甚少，而且是上院议员。因此，丘吉尔可以全权代表殖民地事务部在下院发言，为他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性，发表独立见解，施展自己的才干提供了较广阔的舞台。

按照制度，大臣及其次官都可以配备私人秘书。被任命为丘吉尔秘书的是埃迪·马什，一位与丘吉尔同龄的部内文官。马什自此时起一直跟着丘吉尔，从一个部换到另一个部，到1929年丘吉尔下野时止，他一直是丘吉尔的私人秘书。他博学多才，具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他还阅读并修改了丘吉尔所有著作的全部清样，为这些作品增添了文采。他们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马什1953年去世时才结束。

上任伊始，丘吉尔还来不及熟悉部内各项事务，就不得不面对1906年1月的全国大选。他以挑战的姿态选择了一直是保守党据点的曼彻斯特西北选区参加竞选。1905年末，他就带着马什住进了威斯敏斯特附近的米德兰特旅馆，在一连串的政治集会上发表了极受听众欢迎的演说，场面热闹，盛况空前。

丘吉尔在选举中还得到了当地犹太人团体的强有力支持。因为丘吉尔一贯同情和支持犹太人的事业，同情他们试图在非洲的英国殖民地上建立犹太民族中心的设想，因而博得了以曼彻斯特犹太人协会主席纳丹·拉斯基为首的全体犹太人的好感。

在演讲中，丘吉尔充分运用了自己这些年来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演说技巧，在与政治对手的辩驳中善于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取得了很大成功。他的竞选对手威廉·乔因森—希克斯是一位强有力的宗教界人士，在关税改革问题上是个稳健派。他抓住丘吉尔由保守党人反叛为自由党人这一事实，指责丘吉尔的政治态度前后矛盾。丘吉尔简单而又巧妙地回答了他的诘难。丘吉尔说：“我在为保守党工作的时候，我说过许多蠢话，正是因为我不想再继续说这些蠢话，我才离开了它。”这个回答引起了听众的一片欢呼声和笑声。

丘吉尔还很注意争取保守党人的支持，因此他把自由贸易问题作为自己演说的经常性主题，强调这一问题是选举的关键问题。在许多场合他都曾这样说：

“在这次选举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在1906年人们赞成的是什么呢？是自由贸易（热烈鼓掌）。其他任何事情都将被遗忘。”

因此，丘吉尔得到了当地自由党贸易派的支持，在竞选的巨大天平上，为自己又加上了一颗份量很重的法码。投票结果揭晓后，丘吉尔以5639票当选，重新成为议员，只不过这次是自由党的议员罢了。自由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也大获全胜，获得401个议席；而保守党的席位大幅度下滑，仅为157席，遭到了惨重失败。在自由党方面，还没有一个人能宣称取得了比丘吉尔在曼彻斯特的胜利还要大的成就。倒霉的巴尔弗不得不靠在其他地方进行补缺选举的办法使自己得以重回下院。

1906年的选举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由工会代表委员会新近改组成的工党在大选中初战告捷，获得了29个议席，此外还有24个议席是作为自由党劳工代表当选的，这标志着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英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丘吉尔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新特点。1906年10月，他在格拉斯哥发表了一篇关于工人代表参政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赞成工人代表参加下院；但他又尽力试图将工人代表参政的组织形式纳入自由党的轨道。他反对进行暴力革命，在演讲中他警告说：“任何一种涉及暴力的运动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压倒优势的力量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将埋葬诸如此类的运动。”他还认为，没有必要“参加关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在哲学概念上有何差别的辩论”，因为在他看来，自由党人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在日常生活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打比方说：“我们在给街道提供照明和安排供水时，是集体干的。但是，当事情涉及到向一位女人求爱时，就不是以集体的方式进行的，而女人也不会以集体的方式嫁给我们。”这个比喻倒是够鲜明生动的，但多少也有点不伦不类。这反映出丘吉尔的特点，他主要是一位政治活动家，而在理论上的修养则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曼德尔逊曾写道：“如果问起丘吉尔，根据他的观点，世界应该发生些什么样的变化，哪些东西需要改造，他准会陷入窘境，回答不上来……简而言之，丘吉尔没有世界观。他虽然没有深谋远虑的观点，可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虽然没有明确的和系统的哲学观点，可他有某些观念……他是一个沽名钓誉和精力旺盛的人，也是一个好出风头的人，并且迫不及待地要成为事件的核心人物。”

也有人认为丘吉尔是故意地混淆两者的界限。他的好朋友保守党人F·E·史密斯曾在下院中提醒道：“社会主义者最好不要去欢迎丘吉尔的名字，因为归根结底他会在他们开始游泳时——如果他们会游泳的话，不过我对此却十分怀疑——偷走他们的衣服。”

大选结束后，丘吉尔立即精力充沛地投入了殖民地事务部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充分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年轻有为、富有首创精神的大臣。他与他的顶头上司额尔金勋爵年龄相差悬殊，性格迥然各异，阅历和修养自然也有很大区别，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摩擦。对此，额尔金勋爵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他后来回忆道：“当我接受丘吉尔为我的副手时，我就知道我的工作不会是轻松的。”额尔金不得不耐心地听取丘吉尔关于各种问题的高谈阔论，但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见，把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操在自己手里。他说：“我决心让他接触一切政务，但要对他有所控制。”

殖民地事务部有一位官员曾写道，丘吉尔时常“同额尔金勋爵呆在一起20分钟，或半个小时，他在房间里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滔滔不绝地倾吐自己的看法，额尔金勋爵则几乎一言不发。直到最后，等丘吉尔说完，他才转过身来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也不会那样做。’然后，不管你再说什么也别想使他改变主意”。还有一次，丘吉尔为他的上司准备了一份篇幅很长的备忘录，他在最后写道：“这是我的看法。”额尔金勋爵看后什么也没说，仅仅批上一句话：“但不是我的看法。”

总的说来，丘吉尔与额尔金勋爵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还算不错，俩人平时相互来往总显得彬彬有礼，在处理重大政策问题上往往能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丘吉尔在他们合作将满一年时写信给额尔金勋爵，向他表示了自己对他的衷心感激之情，他写道：

“没有一个人能像我这样感到非常幸运，在第一次参加一届政府之际，就遇到一位对人信任、宽大为怀的上司；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我从你的教诲和楷模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而如果我在别的地方，或许我的一生依然是茫无所知。”

固然，丘吉尔从额尔金勋爵这位比自己年长20多岁的前印度总督那里学到了不少从政经验；但从另一角度看，丘吉尔在政治上的敏感和勇于任事的干劲和锐气，也给额尔金勋爵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帮助。这一点，在他们合作初期就已经充分展现了出来。

他们俩接掌殖民地事务部后首先面对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南非问题。根据保守党政府与战败的布尔人于1902年5月31日签订的和约，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被并入大英殖民帝国的版图。但是否让其实行自治，在英国政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保守党人认为让布尔人实行自治的时机尚未成熟；而自由党人则认为不让其实行自治即意味着新的武装暴乱。

额尔金的保守党前任艾尔弗雷德·利特尔顿曾草拟过一个带有折衷意味的德兰士瓦新法案，建议实行代议制的，但并不具有全权的责任制政府。是接受这一法案呢，还是另起炉灶重新拟订呢？额尔金主张对利特尔顿法案进行一些修改以使它能够适应自由党的政策需要。而丘吉尔却认为，折衷的方案可能会导致致命的错误。他在去曼彻斯特参加竞选运动之前，提出了一份态度坚决、观点明确而又颇具说服力的备忘录。他以自己一贯形象生动的文笔写道：

“我们已经放弃了一个有用的防御阵地，那就是皇家直辖的殖民地政府。……利特尔顿先生的方案似乎既不能确保长治，也不能保证久安。放弃了山顶的防线，必需要转移到另一道防线上去，停留在山谷的半山腰则是致命的。下一个防御阵地是什么呢？我认为，现在还不可能拒绝在德兰士瓦建立一个由行政长官负责的代议制机构。”

这份备忘录是丘吉尔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所写的第一份重要国务文件，它给额尔金勋爵和大法官洛尔伯恩勋爵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使殖民地事务大臣认识到，在南非自治问题上，还是同保守党的折衷政策彻底决裂为好。

1906年4月，在下院关于南非自治问题的辩论中，丘吉尔发表演说认为，与战败的敌手实行和解是保证英国对南非统治稳定的头等大事。他说：

“在下院，有关南非政治问题的各个思想派别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我们认为，南非的英国当局必须用两条腿站立着，那些持反对立场的尊敬的先生们则操劳10年，使它用一条腿站立着。我们知道，在这方面，如果要使英国在南非的统治持久稳定，则必须长期取得荷兰人的合作。”

丘吉尔的这种政治策略思想是他的一贯思想。后来他在《我的早年生活》一书中，又对此展开了更深入的论述，并为自己这一颇富机智的、具有辩证观点的政治策略思想感到颇为自得。他写道：

“不仅对南非应当这样。我认为，我们应当征服爱尔兰人，并且随后给他们自治；我们应当把德国人饿到待毙，然后再为他们提供粮食；并且我们在平息了英国大罢工之后，应当设法解决矿工们的困难。我经常遇到困难，因为很少有人采纳这种意见。我有一次被邀请为法国纪念碑写一碑文。我写了这样几句话：‘在战争时，坚决。在失败时，反抗。在胜利时，慷慨。在和平时，仁慈。’结果这碑文未被采用。错误在于，我们不少人往往只善于用右手或左手工作，而不善于两手交替，既善于用右手，也善于用左手。因此，那些善于打胜仗的人却不会处理和平，而那些善于议和的人又不能打胜仗。若说我两者全会，那大概争论就会更大了。”

1906年7月31日，自由党政府公布了新提出的德兰士瓦法案，决定让布尔人的共和国在英帝国范围内实行自治。这个由丘吉尔在下院提出的法案经过辩论获得通过，于1907年开始实施。

在此期间，华工问题一度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劳工在南非遭受非人待遇的事实，尤其是英国南非总督米尔纳勋爵允许以鞭打惩处华工的违法行径被揭露，在英国激起了一片谴责“华工奴隶制”的舆论热潮。但是，因为政府无权吊销已经颁发的许可证，坎贝尔—班纳曼内阁所能作的只不过是不准再行招募华工而已。大批自由党后座议员提出谴责米尔纳的动议，自由党领袖则从根本利害关系出发考虑要否定这项动议，并把这一困难的任务交给了本来因华工问题而感困扰、进退维谷的丘吉尔。像通常一样，丘吉尔预先作了精心准备，演说虽然达到了预期的结果，但仍然是失败的。它引起了保守党人的愤怒；连国王都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在写给丘吉尔的亲戚伦敦德里夫人的信中说：“你这个亲戚的行为简直使人反感之极。”

1907年4、5月间，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各自治领政府总理参加的讨论殖民地问题的帝国会议。丘吉尔在会上应邀就帝国特惠制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发表了演说。

会后不久，丘吉尔开始了他的非洲之行。他途经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到达肯尼亚的蒙巴萨，然后乘火车前往内罗毕；途中还曾暂作停留，参加了一次猎捕犀牛的令人激动的危险经历。然后他沿着通向乌干达的铁路线行进，继而乘汽船渡过维多利亚·尼亚萨湖进入乌干达。接下来是一段最艰难的徒步旅行，丘吉尔一行带着400多名当地民工，穿过丛林勘探把维多利亚湖与艾尔伯特湖连接起来的铁路线，最后到达尼罗河的源头，乘船到达喀士穆。1908年1月中旬，丘吉尔一行返回了英国。在此行中，丘吉尔连续为《滨海杂志》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非洲情况的文章。后来丘吉尔又依旧例对其增补编撰，以《我的非洲之行》为题，由霍德和斯托顿出版公司出版了单行本。书中提出了一些开发非洲、在乌干达进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验的设想。

在处理繁杂的殖民地事务的同时，丘吉尔也未放弃对国内事务的关注，并进行着有关社会改革问题的思考。1906年初，他在为厄普顿、辛克莱描写芝加哥肉类加工业工人生活的小说《丛林》所作的评论中说：

“这本书促使那些从未对社会基础进行过考虑的人们停下来好好思考一番……。它表明，工厂法、卫生法和劳工伤残补偿法所做的广泛而复杂的规定是完全有道理的，而这是议会成年累月费力搞出来的。”

同年10月，丘吉尔在格拉斯哥的一次演说中提出：

“我认为，国家应该日益成为劳动力的后备雇主。遗憾的是，我们并未把铁路抓在自己手中，我们还可以更好地利用运河来做一些事情。既然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大厅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属于进步党，那么国家就必须更加认真地关注残疾人和老年人，而首先应该关心儿童。我希望能普遍建立起生活和劳动的最低标准，并随着生产力所可能允许的增长而不断提高。”

丘吉尔曾在非洲之行即将结束、返回英国途中，预定于1908年1月底在伯明翰发表关于社会改革问题的演说。为此他写信给商务部劳动统计局局长阿瑟·威尔逊·福克斯，向他请教关于运用德国在职业介绍、残疾保险等方面的经验上有何感想；希望知道如何才能将德国体制中的成功经验移植到英国来，以便“在比较低水平的国家保险的基础上，加强现存的社会保险机构”。他想在伯明翰的演说中“提出建立最低生活工资标准，确立保险体制，以使人们不致因意外事故、患病或体弱以及竞争失败而丧失生计，这将是我演说的主题”。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对军事产生了浓厚兴趣。1907年，他与海军元帅费希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使他有可能比较详细地了解正在改组中的海军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前景。

丘吉尔在国内事务和军事方面投入的精力都不会白花，因为，很快他就将在这两个方面施展才干了。

丘吉尔传--３　“克里昂和阿尔西巴德”

３　“克里昂和阿尔西巴德”

1908年2月12日，坎贝尔—班纳曼首相突然中风，而且复原无望了。他的继承人阿斯奎斯开始筹划组建新内阁。阿斯奎斯拟请丘吉尔在海军大臣或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两个位置中选择一个。丘吉尔不好去取代他姑妈的丈夫、现任海军大臣特威德蒙斯勋爵的职务，因而选择了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一职。但担任该职的是内阁中唯一的工联主义者约翰·伯恩斯，他不愿意离开这一职位。最后，阿斯奎斯安排丘吉尔接替劳合—乔治担任商务大臣；而劳合—乔治接任阿斯奎斯本人的财政大臣之职。而且阿斯奎斯答应将商务大臣地位提高到内阁大臣这个等级。这样，丘吉尔就在1908年4月进入内阁，时年33岁，成为英国政府近50年来最年轻的内阁大臣了。

根据1707年摄政法作出的一项令人讨厌的规定，丘吉尔在就任内阁大臣之前必须辞去下院的议席，再参加补缺选举以求重新获选。他于4月中旬到达曼彻斯特，立即就投身于激烈的竞选中去。他面临的形势已与他两年前当选时大不一样。由于曾经支持他的大部分爱尔兰人转向了保守党；部分也因为保守党人的《曼彻斯特信使报》刊登的诬陷他在南非时是违誓逃跑的信起了不良影响，丘吉尔落选了。丘吉尔后来以诽谤罪对该报提起诉讼并胜诉，但对竞选来说已是无济于事了。

好在丘吉尔的个人声望极高。就在丘吉尔在曼彻斯特听到落选消息的几分钟内，他就收到了丹迪市发来的电报，当地的自由党组织邀请他前往该地进行补缺选举。

丹迪市是一个拥有两个议席的选区。由于上届两位议员中的一位自由党议员不久前被封为贵族，因而空出了一个席位。这里在传统上属于自由党的势力范围，当地的选民绝大部分是从事麻纺和造船等行业的劳工阶级，坚决拥护自由党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丘吉尔在此进行补缺选举是很有利的。但他甫遭失败，不敢掉以轻心，而是精心地准备自己的演说，机智地答复听众的诘问，并以一连串的妙语警句加强演说的效果，在听众中获得了普遍的热烈反响。有一次，他把自由党的主张与社会主义者的主张进行了仔细比较，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猛烈攻击。他说：

“用具体的话来解释，社会主义团体是由一群意见不合的人所组成，在最近的几次竞选的决策委员会中，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领导人观察人类的方式，是透过无数铁蓖子上的格眼和鸽棚的鸽子洞来进行的。他们对追随者说：

‘请投票吧！’”

紧接着他的演讲以更加尖刻的语调，清楚地表明了丘吉尔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贵族的顽固立场。他说：

“社会主义是要将富有者拉下来，自由党的政策则要使贫困者上升；社会主义主张毁灭个人利益，自由党则主张维护个人利益，并且要通过唯一可靠和公正的方式加以维护，这就是说，通过把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利协调一致的方式来进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窒息进取心，而自由党的原则却要将进取心从特权与偏见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丘吉尔的演说不断被拥护自由党的听众的欢呼声打断，当地的报纸报道说：“不管坐着的还是站着的听众都报以狂热的赞同。”投票的结果，丘吉尔以7079票当选为议员，比第二名候选人几乎高出近3000票。此时，丘吉尔可以心情愉快地去商务部上任了。

当时英国的商务部管辖范围是比较宽泛的。劳工部尚未从中分离出来，后来的劳工部的大部职能此时均归商务部行使。贸易问题、运输问题、工业问题、劳工问题，甚至专利和版权问题，都由商务部进行处理。此外还有许多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也与商务部的工作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这就为热心社会改革，渴望建立政治业绩的丘吉尔提供了极好的施展抱负的舞台。

丘吉尔上任之初，英国即开始呈现出周期性经济萧条的明显兆头。失业人数逐渐上升；许多行业的业主都试图削减工人或雇员们的工资，由此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怠工甚至罢工事件。丘吉尔发现，自己为平息劳资纠纷耗时费力，疲于奔命，而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是政府对此局面缺乏必要的行政干预手段。虽然1896年曾颁布过调解法令，但并未授予商务部以仲裁权，所以丘吉尔于1908年9月成立的公认调停人小组其实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丘吉尔决心用立法手段来改变这种状况。

他在商务部负责制订的第一项重要立法，就是有关“血汗劳动”的法案。当时，社会上有一部分劳工，在极为不利的条件和低微工资的情况下，被某些工业或商业部门雇佣。这些“血汗劳工”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因而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1909年3月，丘吉尔在掌握了大量各行业自行制订的有关工作时间与工资报酬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向下院提出了在几个适当的行业建立工资协商组织的提案，未遭任何反对就获得通过了。该法案很快被收入法令全书之中，其适用范围最初仅限于缝纫业、链条制造业、纸箱制造业以及机织饰带和织网业等四个行业。不久商务部即又被授权再制订若干法令，以扩大该法案所限定的行业范围，这些立法工作在其后几年中均陆续完成了。自此以后，工资协商会即成为处理英国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机构。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着手对劳工职业介绍所问题进行处理。他担任商务大臣后的第一个指令，就是要商务部劳工统计局提供有关劳工职业介绍的资料。此后他接受了部里专家贝弗里奇的看法，认为成立劳工职业介绍所是进一步处理失业问题的根本性准备。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建立并实施一套强制性失业保险体制。

强制性保险包括失业和残疾两个方面，是由劳合—乔治于1908年8月前往德国考察后提出的思想。劳合—乔治回国后曾在北威尔士停留，丘吉尔去拜访过他。劳合—乔治即向丘吉尔就1909年的预算概要和强制性保险的各项原则作了详细的说明，使丘吉尔度过了“令我印象极深的二天时间”。出身于社会底层，在当皮鞋匠的叔叔家长大的劳合—乔治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对社会问题颇有研究，能针对现实社会问题提出各种各样行之有效的方案措施。丘吉尔曾回忆说，当他初次和劳合—乔治交往时，后者渊博的社会知识使他大为吃惊。丘吉尔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这位朋友的知识和经验，根据劳合—乔治的设想拟出方案，首先对平均工资虽较高，但极易受到严重的周期性失业威胁的建筑、机车制造、造船、机械工程、铸铁和锯床、磨床等行业的工人实行失业保险。丘吉尔的议案仅遭到极少数人的反对，1909年9月获得通过，正式成为法律。1910年2月，第一个劳工介绍所便开张了。继职业介绍所法和失业保险法之后，丘吉尔还提出了船舶运输、电力照明和保险公司等法案。

丘吉尔和劳合—乔治代表了自由党中主张彻底进行社会改革的那部分人。他们是从自由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考虑社会改革问题的；他们的政治战略思想是“预先想到工人阶级的要求”，以便让工人群众明白，他们能够比工党更多地为工人阶级带来好处。

在1909年间，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件事，一是政府内部关于海军建设计划的政策分歧，一是劳合—乔治编制的财政预算以及对新税法的争议，而这两件事情则又是相互关联着的。

丘吉尔对国家防务开支问题极为关注。他在对军队的地位作用的认识上继承了父亲伦道夫勋爵的观念，因而在反对陆军预算的态度和策略上也与其父一脉相承。他认为，陆军不应考虑在欧洲大陆进行战争，不能以此为目标进行备战；若单纯考虑殖民地事务的军事需要，则陆军的力量已有富余。因此，一年节约100万英镑以上的军费开支是完全可能的。为此，他竟为陆军部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改革计划并力图说服内阁予以接受。由于遭到陆军大臣霍尔丹的抵制，丘吉尔未达到目的。

在海军的财政预算问题上，丘吉尔与劳合—乔治看法相同。他们都对英国将与德国开战的忧虑持怀疑甚至嘲笑态度，因而坚决反对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向内阁提出的在1909—1910年建造6艘“无畏号”型战列舰的海军预算方案。首相阿斯奎斯曾对妻子抱怨说：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正隐晦地暗示辞职（这是废话）……，有好几次我都想立即将他俩撤掉”。后来，内阁于1909年2月勉强达成协议，即按照先前的计划只建造4艘“无畏号”型战列舰；如果形势发展表明确有增加的必要，则可再建造4艘。其后不久即有情报说，除德国外，其盟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在建造“无畏号”型战列舰。在这种情势下，争论的双方都同意建造8艘了。

身为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根据新情况，提出了增加海军经费和社会改革拨款的财政计划。因为这项计划涉及到对财产，尤其是对地产征收新税的问题，并特别提出养老金不应具有捐助的性质，故而引起了富有的权贵们的不安，并对这项计划提出了批评。但劳合—乔治的计划赢得了自由党内多数人的支持，起到了促使该党主要力量恢复团结的作用，令自由党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生机。丘吉尔自始至终与劳合—乔治站在一起。劳合—乔治的计划中的有些内容，比如建立发展基金，用于诸如植树造林或修建道路等财政项目，以便为周期性经济萧条时期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就与丘吉尔1908年3月向阿斯奎斯提出的计划完全一致。显然他们曾就此交换过意见。同年10月，丘吉尔在丹迪市发表演说，提出设立“平衡机构”来调节劳动力市场，这就将劳合—乔治的计划阐述得更为具体清楚了。

保守党在下院春末和夏天的会期中，逐条批驳了劳合—乔治的财政计划。11月，他们凭借在上院的多数地位，否决了劳合—乔治的财政预算。但是保守党的这一做法极不明智，因为在英国的政治传统中，长期以来上下两院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默契，就是上院不得否决下院已经通过的财政预算。保守党的行为，打破了250年来的英国政治传统，自由党人认为这是对英国立宪准则和立宪传统的破坏，这将使自由党在未来的大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们可以利用“贵族反对平民”这一口号来争取选民们的支持。1909年12月，下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上院破坏宪法并篡夺了下院的权利。紧接着，政府解散了下院，定于1910年1月举行大选。

但是，这一次却轮到自由党人犯错误地判断形势的过失了。本来，自由党完全可以依靠在下院的多数来开展反对上院的斗争，但他们却希望通过大选得到选民们的肯定，而选民们则判定自由党人失败。1910年2月9日的大选结果表明，自由党在大选中失去了不少席位，由原来的400多席减少到275席，而保守党则由原来的157席上升为273席。此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获82席，工党获40席。自由党在下院失去了多数地位，政府依靠爱尔兰人和工党的支持才得以维持生存。

丘吉尔在丹迪市的竞选中获得了成功。他与工党议会党团领袖亚历山大·威尔基结成竞选联盟，共同对付两名保守党人。丘吉尔仍然像往常一样，极精心地准备自己的演讲，搜集和选择大量的材料和数字支持自己的论点，并能准确地抓住保守党的弱点进行攻击。为了保证兰开夏郡和柴郡的选民们不致于倒向保守党营垒，丘吉尔受自由党领导人的委托，在丹迪市之外的利物浦、曼彻斯特和英国西北部的其他几个城市也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说。他抨击保守党的政策，说“贸易保护制度，对兰开夏说来，不仅是有害的，而且还是致命的，他们所发明的任何关税，没有不沉重打击棉纺织业的”。当他的竞选对手、保守党下院议员寇松勋爵在对奥德姆的选民演讲中发表“所有的文明都是贵族所创造”的论点后，他反唇相讥道：“奥德姆没有一个公爵、侯爵、伯爵或子爵不认为应该向他表示敬意。但是，我们应该更确切地说，供养贵族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艰苦工作。”身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丘吉尔竟然对英国贵族以及由英国的“伟大家族”的代表组成的上院大肆攻击，这种行为既是异乎寻常的，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尽管亲朋们与他疏远，人们指责他“玷污门庭”，但丘吉尔丝毫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英国的未来是属于下院的。

保守党的领袖们对丘吉尔的活动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深感忧虑。保守党前座议员之一亨利·查普林在给巴尔弗的秘书桑达斯的信中说：“温斯顿对工人说来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演说家，在他们动摇不定的时候，他所表演的恶作剧就能起到稳定作用，这是真正重要的因素。”而首相阿斯奎斯则对丘吉尔的竞选活动深表满意。给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丘吉尔演讲次数那么多，内容却很少重复，效果又至为显著，因此他请丘吉尔到自己的选区东法夫发表演说。在竞选期间丘吉尔发表的大量演说被汇集起来，编辑成书，很快付印，赶在1910年1月竞选结束前出版，书名为《人民的权利》。这本书实际上成了自由党人的竞选手册。最后，丘吉尔以10747票当选；落选的两名保守党人以及禁酒主义者斯克林杰等三位候选人的得票总数还不如丘吉尔一个人的得票多。

选举之后，阿斯奎斯对内阁成员作了某些调整。由于丘吉尔在政治斗争和竞选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他在自由党内以及政府中的份量更重了。首相希望他在日显其重要的爱尔兰问题或者内政问题上发挥才干；经过考虑，丘吉尔放弃了爱尔兰事务大臣职位，选择了内政大臣要职。至于他出掌海军部的愿望，只能留待不远的将来再实现了。

丘吉尔传--４　内政大臣

４　内政大臣

内政大臣在英国内阁中地位较高，权力也很大。因此，35岁的丘吉尔登上内政大臣的宝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应是一件很大的成就。内政部负责管理全国的监狱、少年罪犯营、消防队和伦敦警察局，它可以建议国王赦免罪犯，对组织议会选举有一定权力。此外，道路、桥梁、运河、矿山、农业、渔业、社会治安、监督外侨、社会公德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它的管辖范围。按照丘吉尔的前任赫伯特·格拉斯顿的说法，内政大臣的主要职责是对700万工厂劳工和100万矿工的劳动条件、健康条件和安全负责，对所有人在警察管辖下拥有的个人权利负责，对维护公开秩序负责，并对警方的拘留所和监狱中的阴暗角落负责。“总之，在所有的行政官员中，内政大臣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最息息相关。”有时内政大臣不得不处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例如，意大利制作冰淇淋工人移居英国的条件；演出剧目的审查；关于保护猎禽的建议；以及对汽车挡泥板的有关规定等等。最后，内政大臣还应当参加王子和公主的诞辰庆典，通常由他隆重宣布王位继承人和新国王登基。在议会开会期间，他每天晚上都必须用普通书法起草一份下院议事报告呈交国王；这项工作以前是由首相完成的，到丘吉尔任上才改由内政大臣经办。

作为一名立志社会改革的政治家，丘吉尔一上任，即立刻着手进行了监狱改革。当时，英国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要求选举权的运动不断高涨，导致了英国监狱中的政治犯人数剧增，他们在牢房里受到极不人道的对待。由于丘吉尔作过布尔人的俘虏，使他对失去自由的人怀有同情心；同时，他也受到了要求对犯人实行较人道的待遇的社会舆论的影响。因此，他在1910年3月，即他上任尚不满一个月的时候，就向下院提出了一项对“被捕前行为端正，未曾犯有‘欺诈、残暴、猥亵或严重暴力’罪行的犯人”实行较好待遇的法案。在其后的几个月中，他对实行强制性单独监禁作出了严格规定，并在条文公布前，将写作了流行剧《公正》以揭露单独监禁对犯人的摧残的英国著名作家高尔斯华绥请到内政部，亲自念规定给作家听以征询他的意见。规定明确将对除惯犯以外的犯人的单独监禁限制在一个月时间之内。丘吉尔认为：“公众在对待犯罪和罪犯问题上怀有的心情和脾气，是衡量任何一个国家文明的最为可靠的试金石之一。”他将这一指导思想化为改革的行动。在夏末向首相阿斯奎斯提出的一份措词强硬的备忘录中，他概括地提到了一些改革议题，如：严格执行已由赫伯特·格拉斯顿于1907年争取通过的罪犯缓刑法所规定的期限；对年轻犯人实施“惩戒性缓刑”而不是关押性缓刑；废除对负债者的判刑；实行对不同犯罪处以不同形式监禁的分类制度等。但很遗憾的是，由于政务繁忙，这些富有远见的创议在丘吉尔任内并未能够完全通过立法程序而得到实施。

丘吉尔还亲自审阅被判处绞刑或长期徒刑的犯人的卷宗，十分谨慎地将结论记录在备忘录上。他发现了一些轻罪重判的案例并加以改正，比如，有一次他和劳合—乔治一起到特穆尔去视察，就对一位因在教堂施舍箱里偷了两先令而被判处3年劳役监禁和10年预防性拘役的牧羊老人大卫·戴维斯实行了缓刑并予以释放。

为了加强对矿山安全生产的管理，1910年丘吉尔主持制定了矿山法。这一法案对矿井的经理、工头和检查人员的培训和任用均做了详细规定，对矿井的通风、电气与炸药的使用、拖运及其机械系统均加以规范，并强行规定必须建立救护和抢救设施，大大加强了检查人员的职权，以确保有关规定的实施；同时也扩充了内政大臣为进一步完善安全法规而发布各种规定的权力。这些措施，为国家干预建立了一种模式，并为以后的大量立法所反复采用。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对此给予极高评价，称矿山法为“我们采矿界的福音”。矿工出身的老资格下院议员查尔斯·劳维克则说：“全国上下以极满意的心情为之欢呼。”

为限定商店营业员的工作时间，丘吉尔提出了一项商店法案。尽管他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但由于店主们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坚决反对，在法案通过时，“其原制订者的意图所占的比例是如此之小”，但至少为店员们争取到了每周半天的固定工休。他甚至为已不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国民保险法得以在下院获得通过作了巨大努力。他在演讲中曾充满自豪地说：从此以后，“工人将用国家组织这块巨大的盾牌和现代科学这把锋利无比、银光闪闪的宝剑，把自己武装起来，来对付（失业与疾病）这两个不受欢迎的来客。”

尽管丘吉尔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但面对时而发生的“劳工骚乱”，出于政治的需要，在动用军队维持秩序时他也毫不手软，为此丘吉尔遭到了大量指责。1910年11月，南威尔士矿工为增加工资的要求遭资方拒绝而举行了大罢工。丘吉尔“直接派遣首都十分强大的警察力量”，并以南部军区的军队为后盾，很快控制了局势。丘吉尔警告矿工联合会说：“一旦发生什么事，就会毫不犹豫地授权动用军队。”几乎与此同时，伦敦发生了妇女参政运动的游行请愿活动。面对约300名游行者，丘吉尔调动了大约1200名警察部队部署在议会周围；对试图冲破警戒线的妇女，警察们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此事引起了人们对丘吉尔很大的反感。

然而在当时造成更大影响的是所谓的“塞德奈街的杀戮”。1911年1月，一伙据信是东欧革命党人残余分子的人，抢劫了豪恩兹迪的一家珠宝店。他们在逃离现场时开枪打死了3名警察。后来警方在伦敦东区的塞德奈街上的一所房子中发现并包围了他们。丘吉尔在接到报告后，应要求派出了装备步枪的军队，并亲临现场指挥。后来甚至还拖来了大炮。就在丘吉尔观察这座被包围的楼房时，有人拍摄了他的照片。在激烈的枪战中，房子起了火，为了消防队员的生命安全，丘吉尔同意了在场的高级警官的意见不准进行灭火行动。大火熄灭后在楼房中找出了两具尸体。事后丘吉尔在现场的照片被广泛刊载；新闻界对整个事件大肆渲染并对丘吉尔冷嘲热讽。伦敦的影院也上映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短纪录片。反对党抓住机会对丘吉尔大加批评。保守党领袖阿瑟·巴尔弗讽刺道：“我知道这位摄影师正在干什么，但这位可敬的绅士又在干什么呢？”国王也不赞成丘吉尔的行为，要求内阁大臣个人不得参与这种战斗。连丘吉尔的副手、内政部次官查尔斯·马斯特曼在事后也以不满的口吻问他：“温斯顿，你当时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丘吉尔则不以为然地答道：“查理，不要想岔了，这是一种消遣。”

此后几个月中，英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事件，丘吉尔仍然毫无顾忌地持强硬态度。他应利物浦市市长和警察局长之请，与陆军部联系向该市派出了两万多名士兵，帮助镇压海员和码头工人的罢工。面对全国性的铁路大罢工，丘吉尔通知各地方当局说：“原定的部队征用车辆需向民政当局申请的规定暂停执行”，军队现在被赋予了可以自行作出军运决定的权力。在此问题上态度与丘吉尔大相径庭的查尔斯·马斯特曼后来曾私下指责丘吉尔“得意洋洋地边看着英国地图边指挥部队向前运动……，他在这方面的错误令人吃惊。他经常发布残害生命的野蛮公告。”而丘吉尔则指出，马斯特曼身为内政部次官，他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却不是维护法律和秩序，而是帮助另两名内阁成员，即约翰·伯恩斯和劳合—乔治去寻找协调与和解的条件和时机。罢工虽然经调解得以平息，但在此期间却造成了一些伤亡。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于1911年8月在下院对丘吉尔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如果内政大臣能够很好地了解在危机时期应当如何对待群众，很好了解公民自由是怎么回事，较好地使用他内政大臣所拥有的权力，那么我们的困难就会比近四五天来少得多。”但是丘吉尔的行动得到了国王和内阁的肯定和支持，国王在拍给丘吉尔的电报中说：“令人信服的是，你所采取的果敢行动使国家不同地区避免了生命财产的损失。”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关注着国内和国际上的各种事态的发展。他向首相提出忠告，力促对上院实行改革，以打破在宪法问题上出现的僵局。内阁经过激烈辩论，决定采取限制上院否决权这一政策，即请求国王作出保证，在必要时增封足够数量的新贵族，以使上院不能行使否决权。这项政策得到了自由党人和爱尔兰人的广泛支持，对上院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以致财政预算第二天转到上院时，上院不得已表示了接受。

1910年5月，英王爱德华七世突然逝世，他的继承人乔治五世成为新国王。在这种情势下，两大政党都同意举行一次宪政会议，就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寻求一种妥协性的解决办法，在劳合—乔治的倡议下，两党在为全面改革而实行联合的目标下进行了令人注目的秘密协商。丘吉尔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保守党杰出的年轻律师F·E·史密斯是他的亲密朋友，所以首先由他代表劳合—乔治与保守党领袖进行了接触，并争取到史密斯和奥斯汀·张伯伦的支持。但因为保守党前任议会党团领袖奇尔斯顿勋爵担心此举会导致保守党的分裂，使保守党领袖巴尔弗否定了劳合—乔治的倡议，宪政会议失败了。

内阁为了取得对上院实行改革的授权，于同年11月宣布解散议会，进行大选。丘吉尔在竞选中再次应邀到全国各地发表演说。他抓住保守党领袖巴尔弗为争取工业发达的北部地区的选票而答应推迟提出关税改革问题的策略，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攻击。［奇书网·手机电子书-wＷw.QiＳuu.cＯm］

丘吉尔成了保守党人政治上的一块心病，保守党人力图将他挤出政治圈外。该党最杰出的演说家，未来的保守党领袖博纳·劳甚至向丘吉尔提出了挑战，要求两人达成一项君子协定，规定竞选失败者只能留在议会之外。幸好丘吉尔未答应他；因为竞选结果出来后，丘吉尔在丹迪市再次当选，而博纳·劳则在曼彻斯特西北选区遭到失败，由于没有君子协定的约束，他才有可能很快转移阵地重新获得一个席位，并于1911年接替了巴尔弗保守党领袖的位置。

大选结果与同年年初的上一次大选几乎完全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选民们对现任内阁的肯定和支持。因此内阁在下院通过了一项把上院的否决权降格为推迟权的议案。该议案规定，“在以民众而不是以世袭贵族为基础所组成的一个第二院来代替现存的贵族院”；规定财政案为“公共关系法案”，必须由下院议长加以认证，议长的批准证明书是“完全具有最后决定性的”，不受任何法庭的质询，贵族院也不得加以修正或否决，一俟国王批准立即成为法律；规定财政案以外的议案上院可以搁延两年，但如果下院在第三年议会举行期间仍然通过该法案，则只须经国王批准即可成为法律。

1911年夏末，上项议案被上院大幅度修改后退回下院。阿斯奎斯首相认为已经有呈请国王增封新贵族以使上院不能行使否决权的必要了；国王勉强同意了首相的请求。消息传开，保守党贵族们立即分裂为两派，以兰兹道恩勋爵和克尔桑勋爵为首的“修篱派”，主张接受下院的议案以钳制新贵族的册封；而另以霍尔斯伯里伯爵为首的“掘壕派”则试图孤注一掷，迫使国王出面作最后的仲裁。最后，“修篱派”在上院以131票对114票的微弱多数使这项议案得以通过，终于结束了这场持续已久的宪政危机。

在国际关系中，英国此时也面临着一场危机。1911年7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乘坐“豹子号”军舰驶抵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表明了德国不甘于法国和英国在欧洲扩张而亦欲分一杯羹的意向。威廉二世自称为“大西洋的海军统帅”，炫耀德国军队所向无敌，可以随时出击任何对手。他公然表示了对法国和俄国的蔑视；仅仅是因为自身的一半英国血统，他才对英国略示尊重。这说明英、法、俄与德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丘吉尔和劳合—乔治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毫不迟疑地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劳合—乔治7月21日在演说中警告德国不要把英国看得“仿佛在这个国际内阁中微不足道”，如果德国人挑起战争，英国定将战斗下去。丘吉尔不仅完全拥护劳合—乔治的观点，并且运用内政大臣的权力迅速行动起来。他与陆军部联系，说服他们派兵对存储在伦敦地区的火药库里的、海军大炮用的无烟线状火药进行警戒。他频繁拜访外交部和陆军部，与军方高级将领多次接触，花费了大量时间查询帝国防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以了解各方面的详细情况和英国备战工作的现状。他在广泛收集材料和征询意见的基础上，就一旦德、奥与英、法、俄两方之间爆发战争时将发生的情况拟出一份颇有说服力的备忘录，对将要发生的战事做了令人惊异的大胆预测。比如，他认为德国人将会在第20天跨过缪斯河，战争形势将在开战40天左右发生转折等等。他还忧心忡忡地提醒首相，海军部没有应付战争的适当计划，对发生任何突发性事变毫无准备，“他们目前几乎都在休假”。他得出了与德国的战争已不可避免的明确结论。他将把对付这一战争作为头等大事，“七年之内，我不会考虑任何其他事情”。

丘吉尔与劳合—乔治的态度令许多人、包括一些德国人大感意外，因为此前他俩在军费问题上是出了名的“主张节俭的人”。德国人甚至因为德国驻英大使麦德尔尼赫伯爵未能看出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的态度变化而将其召回国。在为麦德尔尼赫伯爵饯行的晚宴上，丘吉尔对伯爵说，德国不应试图与英国进行海战，“如有必要，德国建成一艘军舰，我们将建两艘……，激进派与保守派无论怎样相互指责，但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

阿斯奎斯将丘吉尔的备忘录印发给帝国防务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即内阁的一些重要大臣和军方高级将领。1911年8月23日，帝国防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陆军部和海军部关于战略计划的报告。会议同意了丘吉尔备忘录中关于战争主要将在法德两国陆军之间进行，战争一爆发，英国即向法国派遣远征军的意见。帝国防务委员会议还证实，海军在保证英国远征军安全渡过英吉利海峡赴欧洲大陆与法国并肩作战这一问题上，没有作任何计划。为此，首相阿斯奎斯决心更换海军大臣麦肯纳。1911年9月下旬，丘吉尔随首相一起到阿什菲尔德度假，阿斯奎斯邀请丘吉尔接替麦肯纳的海军大臣职务，丘吉尔立即同意了。本来陆军大臣霍尔丹亦有意于海军大臣一职，并试图将自己在陆军部创立作战参谋机构的作法搬到海军部再实践一次，但首相已和丘吉尔打过招呼，加之霍尔丹此前几个月已接受了贵族爵位的册封，这意味着他放弃了下院的席位，因而在与丘吉尔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首相认为：“大臣应该身处下院，海军部尤其不应倾心于照搬陆军部的一套。总的说来，我满意地看到，丘吉尔是合适的人选，况且他本人也愿意去。”事情就算是最后确定了。10月25日，如丘吉尔后来所说的那样，“麦肯纳先生和我以严格形式交换了各自的岗位”。

丘吉尔传--５　海军大臣

５　海军大臣

丘吉尔以一个工作狂的面目出现在海军部。他立即在海军部建立了参谋人员值班制度，规定值班人员在必要情况下发紧急警报。他极力造成一种临战气氛，促使部内各级人员相信来自德国的进攻已迫在眉睫。在他办公室写字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北海大地图，他让参谋人员用小纸旗在图上标出德国海军兵力部署的变动情况。他认为这不仅可以使自己一上班就能详细了解敌方舰队的活动情况，还可以使自己和海军部的同事“经常保持敌情观念”。他经常乘坐皇家海军的“魔女号”快艇外出视察海军部队，几乎走遍了所有最主要的海军基地，视察了所有的大型军舰，详尽地掌握了海军各方面的第一手资料。跟随他一起来到海军部的私人秘书埃迪·马什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温斯顿每天至少工作八小时……，甚至连星期天也不能由我自己支配，在最近这四天中，我有三天时间是在‘魔女号’上度过的。我们已经规定了新的戒律，‘第七天是海军大臣的安息日，而在这一天我等却要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丘吉尔请资深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担任自己的非正式顾问；任命海军上将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为第一海务大臣，取代了年龄几乎大丘吉尔一倍、声望极高、思想却跟不上形势的海军上将阿瑟·威尔逊爵士；任命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为第二海务大臣，后来又令其取代布里奇曼爵士成为第一海务大臣；又任命海军中最年轻的将官、40岁的海军少将戴维·贝蒂为自己的私人海军事务秘书。这些任命都是丘吉尔到任后几个星期内发布的。

1912年1月，丘吉尔在海军部正式建立了作战参谋部，由第一海务大臣具体领导。丘吉尔还下令对参谋人员进行培训，并要求将英国自古以来的海战范例作为培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有几项重要的战略设想就是由作战参谋部提出来，而且在战争爆发后予以采用了的。比如，对德国实行的“远距离封锁政策”即是一例。

丘吉尔勇于任事、雷厉风行的果断作风与海军部的传统行政模式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较严重的矛盾。海军部不同于商务部，它的行政事务按惯例是由四位海务大臣协同海军大臣共同处理的，海务大臣们握有较大的实际行政权力。丘吉尔认为这种局面对于即将来临的战争而言是很糟糕的。他开始改变海务大臣们的职能，向他们发出强制性指令，要求他们服从海军大臣的权威。布里奇曼爵士就是不满于此并与丘吉尔发生争执而丢掉了自己的职位；丘吉尔坚持要他以健康原因辞职，而以更听话也更有能力的路易斯亲王作第一海务大臣，为此丘吉尔遭到了保守党人的抨击。但有时丘吉尔也不得不作些妥协。比如，海军中一些高级指挥官对丘吉尔在视察中允许低级军官和士兵发表意见甚至批评自己的长官深表不满。一次，挨了批评的诺尔基地司令、海军上将理查德·普尔爵士就此向更高当局提出申诉，丘吉尔提出要解除这位司令的指挥权，由于第二、第三、第四海务大臣联名以提出辞呈相要挟，丘吉尔被迫收回了自己的意见。

丘吉尔的做法在低级军官和士兵中却大受欢迎。他提高了已有半个世纪没变动过的士兵薪饷标准，修改了军纪条例中的某些处罚士兵的荒唐规定，并为士兵升迁为军官打开了一条尽管还十分狭窄的通道，规定优秀的士兵可以被任命为军官。海军的《舰队》月刊在丘吉尔任海军大臣约一年后曾撰文指出：“在海军历史上，对处理下级军官与士兵的各种待遇，还没有一位海军大臣能比温斯顿·丘吉尔具有更为实际的同情心。”

在推动海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建设方面，他显然比他的前任麦肯纳做得要好，这一点是海军中从上到下都有目共睹的。丘吉尔一改过去“主张节俭”的旧形象，大力主张英国在与德国进行的海军军备竞赛中要压倒对方，因而提出了高额海军预算。1912年1月，德国想同英国就限制海军军备达成某种程度的相互谅解，这显然是一种外交上的策略手段；因为当英国政府的代表、陆军大臣霍尔丹到达柏林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国会宣布将大幅度增加德国的军费开支。这位被称为“凯撒”的威廉二世在讲话中宣称：“支持和加强德国在陆地和海上的国防实力，是我的永恒职责和本分。”他还说，德国人民“并不缺少能够拿起武器”的年轻人。

1912年2月，丘吉尔在格拉斯哥发表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演说。他宣称，英国人从儿童开始就受到热爱海洋的教育，有当海军的精神准备，英国从来都不缺海员。他强调指出：“英国海军是一支无比强大的防御力量。”他特别提到海军对英德两国的不同意义：“英国海军对我们来说是必需的。而德国海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德国人是一种奢侈。我们的海军实力直接关系到英国本身的生死存亡，是我们生存的保证。对于德国人来说，海军实力就是扩张。”丘吉尔的演讲在德国和英国都引起了不满。威廉二世斥其为“狂妄自大”；英国内阁中则有人认为丘吉尔讲话太激烈，不慎重。但英国新闻界对这篇演讲却好评如潮。《泰晤士报》甚至认为丘吉尔的演讲“或许是……自1889年乔治·汉弥尔顿勋爵发表的著名声明以来，对海军政策作出的最好说明”。

1912年春，丘吉尔提出削减地中海舰队，集中兵力加强北海海域的防卫，由于保守党人的反对，这项计划在实施时被大打折扣。丘吉尔还认为，为了“在必要时刻到来的时候，保障……我们选择的自由和保持举足轻重的力量，事先对法国政策施加影响，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为此他与法国海军部举行了非正式会谈。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自由党的广大党员反对与法国结成任何联盟，因此他只能将会谈局限于互通情报而不相互承担义务。

丘吉尔在领导海军战备工作的过程中，充分注意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提高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作用。他决定使用石油取代煤作军舰的燃料；在他的坚持下，内阁终于同意以200多万英镑购买英国—伊朗石油公司的控制权。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效益十分显著的投资少、收益大的成功生意。他冒着风险决定将新型军舰上的主力火炮由13．5英寸口径改为15英寸口径，后来实践也证明了他的决定的正确性。他极力鼓励皇家海军航空兵部队在使用水上飞机和飞艇方面进行大胆试验，他甚至自己也学会了开飞机。

进行技术更新的昂贵投资使海军的费用大幅度增加。丘吉尔在提出1913年的庞大海军预算时，不得不非常策略地建议英国与德国进行谈判以暂停海军军备竞赛。其实他心里早已认定英德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德国人对此建议毫不理睬，因此丘吉尔能够在同年11月理直气壮地提出警告说，海军的1914年预算又将比上年更加庞大。担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虽然在战争问题上与丘吉尔态度一致，但也认为海军部的预算是过于庞大了。他在伦敦《每日纪事报》于1914年元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暗示说，伦道夫勋爵宁愿辞职也不同意过分庞大的军费开支。而丘吉尔微妙地反击道，他自己对“凡属此类性质的重大问题，如果内阁尚在考虑之中，就不接受报界的采访。”两个人的矛盾在逐步升级，似乎只有一方辞职才可能结束冲突。但劳合—乔治认为内阁不能少了丘吉尔这样杰出的人才，他甚至说，丘吉尔留在内阁里“值百万英镑”。于是，1914年1月，丘吉尔与劳合—乔治两人进行了被丘吉尔形容为“一场文雅却又要命的”谈判。后来他俩又与首相阿斯奎斯进行了三人会谈，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丘吉尔1914年的海军预算几乎被全盘接受，但他也被迫承诺在编制1915—1916年度预算时要紧缩开支。建造巡洋舰和鱼雷艇的计划被削减了，但建造战列舰的计划被完全通过。1914年3月，丘吉尔就海军预算问题在下院发表了被《每日电讯报》称为“篇幅最长，或许也是最有分量和最有说服力的”演讲。

1914年7月24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传到伦敦。第二天是星期六，丘吉尔正和家人在克鲁默度周末时，又听到消息说，塞尔维亚实际上已接受了奥地利提出的要求。星期天晚上丘吉尔返回伦敦后，立即认可了第一海务大臣路易斯亲王已经作出的取消次日疏散舰队计划的决定。在其后的一周里危机进一步加深。7月30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丘吉尔遂命令各舰队立即进入战斗岗位。此时内阁大多数成员正在为战争的前景忧心如焚，而丘吉尔却信心十足，精神振奋，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发生的每件事都在导致灾难和崩溃。我感到有趣、亢奋和快乐。难道造成这种状况还不可怕吗？采取种种防范措施强烈地吸引着我，我乞求上帝宽恕我这种令人可怕的轻率情绪。然而为了和平，我将竭尽全力，没有什么能诱使我会不公正地去回击这种灾祸。”

丘吉尔向内阁提出了实行海军总动员的要求，但内阁未予通过。8月1日晚，丘吉尔收到“德国已对俄国宣战”的电讯，他立即到唐宁街10号对首相说，他准备先自行下达总动员令，然后再请内阁追认。第二天，内阁开会批准了这一决定。8月4日，内阁在得到德军已侵入比利时的消息时，决定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军在当晚11时以前从比利时撤退；德国方面未予答复。晚上，丘吉尔在海军部，“与为数不多的海军将校们以及一班秘书人员，手中拿着笔，等待着”宣战时刻的到来。当大笨钟敲响11点时，海军部对德国作战的命令已经发出。此刻，许多内阁大臣都满腹失望的情绪，显得忧心忡忡。而丘吉尔则完全两样，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在民众的欢呼声和《上帝保佑英王》的国歌声中穿过近卫骑兵检阅场，再次去唐宁街10号向首相通报情况。据两次看到他去拜访首相的人说：“他的表情并不沮丧，也不得意洋洋，毫不感到惊诧。他径直走了，就像一个人去从事一件极其习惯的工作一样”；他“面带笑容大步朝内阁那带双扇大门的房间走去”。

在宣战后的几周内，丘吉尔和他建立的海军部执行委员会每天上午开碰头会，对如何调动舰队，在各个海域中拦截德国巡洋舰和商船进行研究和部署。最初的战况令丘吉尔和海军部感到失望，拦截德国战列巡洋舰“戈本号”和轻型巡洋舰“勃赖斯劳号”的行动，由于海军作战参谋部的指令混乱以及英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的判断失误而招致失败。此后情况有所改观。8月27日至28日，英国轻型舰艇部队在赫尔戈兰岛附近对德国舰队展开攻击，关键时刻英国的战列巡洋舰赶到，使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结果使德国损失了3艘轻型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其他几艘巡洋舰也受到重创，而英国海军的损失轻微。这一仗极大振奋了英军的士气，被欢呼为一次重大胜利。德国方面则严令海军指挥官今后应极力避免采取冒失行动。

德国人很快就有了报复的机会。9月22日，德国潜艇在荷兰沿海成功地用鱼雷击沉了英国的3艘老式装甲巡洋舰“克雷亚号”、“霍格号”和“阿布金尔号”，舰上人员有三分之二丧生，总数达一千四五百人。这类陈旧而缓慢的军舰在敌方潜艇容易到达的海域巡逻，早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一些英国军官甚至称其为“活钓饵中队”。丘吉尔在听到议论后立即警觉起来，在出事的几天前就下达了改变部署的指令，但由于海军作战参谋部的延误，未能避免灾难的发生。与此同时，丘吉尔应法国人的请求，向敦刻尔克派出了海军陆战队。他征用了50辆伦敦的公共汽车把部队运往海滨，又把他们安全运过了英吉利海峡，并多次亲自到前线去视察。但战斗并没发生，人们看到的只是丘吉尔和他的部队在前线跑来跑去，因此戏称其为“敦刻尔克马戏团”或者“丘吉尔马戏团”。上述事件为丘吉尔招来了广泛的批评；但招致更多物议的还是此后不久发生的安特卫普事件。

当时德国人正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向前推进。8月20日，布鲁塞尔陷落。10月2日，伦敦得到消息说，比利时政府已经决定放弃安特卫普，准备撤退到奥斯坦德。此刻阿斯奎斯首相正在外出途中。丘吉尔、外交大臣格雷和新任陆军大臣基奇纳经过商议后决定要求比利时政府坚守安特卫普。恰逢丘吉尔正要再次去敦刻尔克访问，于是大家一致认为丘吉尔应在去法国期间到安特卫普转达上述意见，并了解该地的军事形势。

10月3日下午丘吉尔到达安特卫普，与比利时政府进行了商谈。比利时人同意在该地坚守10天左右，以等待协约国援军的到达。丘吉尔也当即命令敦刻尔克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先派两个旅来增援安特卫普。10月4日，丘吉尔致电阿斯奎斯，请求准予辞去海军大臣职务，并授予他在安特卫普的正式军事指挥权。基奇纳表示可以授予丘吉尔中将军衔；但首相认为这样做似乎太离谱，因而拒绝了这一考虑。阿斯奎斯在日记中写道：“‘温斯顿从前是一名骠骑兵中尉，如果接受他这个建议，他就有权指挥两名卓越的少将，更不要说准将、上校等军官了，可是海军只不过提供了很少几个旅的兵力。’内阁用笑声对这一想法表示欢迎，最后则任命中将亨利·罗林森爵士统率安特卫普的英国军队。”

丘吉尔遭到拒绝后再次提出请求，坚持要求留在安特卫普。他实际上已将该地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中。他任命海军情报处长奥利弗将军为他的秘书，帮他处理各种军务，并亲自冒着猛烈的炮火到各处视察。

但是，内阁要丘吉尔立即赶回伦敦履行自己的职务。10月6日，罗林森爵士抵达安特卫普，丘吉尔交出了指挥权，于当晚返回伦敦。就在丘吉尔走后刚刚几小时，比利时政府就决定放弃这座城市。比利时军队主力撤离阵地，向西南方向移动。在溃退中，英国的几个海军陆战队旅被打散，有大约2500人被德军俘虏。保守党人因此而对丘吉尔进行了猛烈抨击。实际上，丘吉尔在安特卫普的工作至少使该城的陷落推迟了5天，这对当时这一地区的战争局势发展至关重要。

10月底，英国社会上因第一海务大臣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的日耳曼民族出身问题，掀起反对的浪潮。丘吉尔提议由精力充沛的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勋爵接任这一职务。一些海军将领对此有异议，认为丘吉尔与费希尔不能长久地协调开展工作。海军上将韦斯特·威姆斯预言他俩“开始时会亲密无间，直到在某一问题上发生分歧为止，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谁应该是第一把手的问题。这时候，他们将开始耍弄阴谋、相互攻讦”。国王也认为由于费希尔年事已高，不再适宜担任此职，但由于丘吉尔的坚持，10月29日这项任命得到批准。

至少在开始两个月他俩合作得相当好。丘吉尔的刚毅果断、精力充沛与费希尔的经验丰富、老谋深算构成了恰到好处的互补，使海军部的工作富有成效。11月2日，英国南美舰队在智利的科罗内尔与德国的太平洋舰队发生的遭遇战中几乎全军覆没。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克拉道克的旗舰被击沉，另一艘英舰“蒙默斯号”相继沉没，其余两艘英舰侥幸逃脱。克拉道克事先发给海军部要求将陈旧而缓慢的老式战列舰“卡诺帕斯号”放弃在福克兰群岛的电报，海军作战参谋部的负责人斯特迪未给予明确答复，否则这场悲剧或许可以避免。费希尔马上建议派两艘主力战列巡洋舰去南大西洋搜捕敌舰；同时建议将屡次贻误战机的斯特迪免职。丘吉尔认为应该给斯特迪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在将其免职的同时，派他担任这两艘主力战列巡洋舰的指挥官。结果，斯特迪的舰队在福克兰群岛对德国太平洋舰队的伏击战中大获全胜。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格尼斯诺号”、“莱比锡号”和“纽伦堡号”等四艘军舰被击沉，只有“德累斯顿号”逃脱了；而斯特迪的舰队基本未受损失。1915年1月，英海军又一次取得胜利。由比蒂将军指挥的舰队在多格滩将德国装甲巡洋舰“布卢彻尔号”击沉，使另一艘德国战列巡洋舰遭到重创。这些胜利使海军部的威望大大恢复，连保守党的《晨邮报》也评论说：“皇家海军由于刚刚采取的自豪行动而可能又恢复到1914年的成就，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信心展望未来。”

在胜利的鼓舞下，丘吉尔在帝国防务委员会上提出了消除敌军入侵英国威胁的最好防御手段是进攻的战略指导思想。他还提出了在北海封锁德国各海港出口和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打开马尔马拉海的通道，进攻新近加入德奥一方作战的土耳其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与俄国人取得联系这两种具体作战方案。1915年1月2日，伦敦收到了俄国陆军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电报，请求英军对土耳其采取牵制行动以减轻对俄国高加索地区的压力。这样，达达尼尔方案就成为更为现实和紧迫的问题被提到战时委员会上。

1月13日，丘吉尔在战时委员会上就达达尼尔计划作了说明。委员会秘书莫里斯·汉基曾就此写道：

“战时委员会已整整开了一天会……，我料想，各位成员像我一样感到疲倦不堪……，然而这项计划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会场上整个气氛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忘记了疲劳。战时委员会热切希望，在西线的激烈厮杀中，前景会从阴暗转向光明，他们在地中海似乎看到了这一点。海军中每一个人都满怀信心，开赴前线的时刻来到了，而迄今为止，他们所能获得的机会既少且遥远。”

战时委员会基本上同意了丘吉尔只用海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的方案，责成海军部“为2月份海军远征作好准备，攻袭与占领加利波利半岛，其目标是君士坦丁堡”。丘吉尔领导海军部开展了积极的准备工作，但他逐渐感觉到了费希尔的异议和抱怨。为了减少阻力，他有意识地安排了自己和费希尔与首相进行会晤。首相在听取了费希尔的意见后说：“我是仲裁人，我听取了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陈述，我也听了您的意见，现在我将作出我的决定……，进攻达达尼尔的事将继续进行下去。”

当时不仅阿斯奎斯的态度十分坚定，战时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均表赞同，“基奇纳和格雷给予热烈的支持”，就连应邀出席会议的反对党领袖“A·J·巴尔弗也热情表示赞同”。

2月中旬，基奇纳同意派出正规的陆军第29师来加强远征军。

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各要塞的炮击于2月19日开始，并用战舰运送小股部队登陆，摧毁了海峡入口处的一些炮台。但由于健康不佳的地中海舰队司令S·H·卡尔顿指挥不力，行动极为迟缓。海军部很快以海军少将J·N·德罗贝克取代卡尔顿指挥这次行动。3月18日开始了第二次重大进攻。英法军舰受阻于敌人的布雷区，有两艘英国战列舰和一艘法国战列舰因触雷而沉没。德罗贝克决定推迟行动，等着能与陆军发起联合进攻。但英国军队陆、海军之间互不协调的弱点此时充分暴露了出来。基奇纳此时认为西线可能需要某种难以预料的紧急支援，把原定加强远征军的第29师扣住不放。丘吉尔为此极为恼火，在战时委员会上提出强烈抗议。等到基奇纳终于同意放行第29师时，原来备用的运兵船队又已改派它用了，使该师直到4月中旬尚未开赴达达尼尔海峡。由于各种因素造成的延误，土耳其军队得以喘息并巩固了自己的防御阵地。协约国联军于4月25日重新发起猛烈进攻，但很难取得进展且遭受了重大伤亡。局势呈现出一种僵持状态。

这种局势使达达尼尔战役成为人们议论和批评的中心话题，也使费希尔的反对更为强烈。到了5月中旬，费希尔断然提出辞职。丘吉尔与费希尔合作关系的结束，是达达尼尔事件导致现任内阁政治危机的一个标志，被认为“是组成第一届联合政府的信号，这一切都预示着英国党派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前景”。当阿斯奎斯于15日得知费希尔辞职时，曾试图挽留他。费希尔拒绝与丘吉尔和解，并要求更新海军部班子。加上其他政治因素的促成，阿斯奎斯决定组织联合政府。在与保守党领袖进行协商之后，阿斯奎斯解除了丘吉尔的海军大臣职务，而让其担任在内阁中地位较低的不管部大臣。如劳合—乔治曾经指出的，这个职位“……一般留给新进内阁的阁员，或者留给已明显年迈体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丘吉尔的秘书马什认为，“就工作而言，不管部当然是一出滑稽戏”。丘吉尔的母亲伦道夫夫人则“害怕温斯顿无所事事会感到十分悲伤”，她曾写道：“那是对他多么可怕的伤害和肢解，把他从那里（海军部）的工作岗位上调离，就好像贝多芬变聋了一样。”丘吉尔自己的体会则更为深刻，他后来写道：

“我了解每一件事情，但却什么事情也不能干……，活像一只从深水中捕捞出来的海兽，或者像一个突然浮出水面的潜水员，我的血管由于压力突降而有破裂的危险。”

此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仍持续了一段时间。第一届联合政府专门成立的达达尼尔委员会机构臃肿、人员冗多，意见难以统一；加上前线指挥官的延误，使战事毫无进展。拖到10月下旬，内阁最终作出了英军撤出加利波利的决定。阿斯奎斯决定将达达尼尔委员会改为作战委员会，精简人员，负责监督一般的作战行动。丘吉尔未被包括在作战委员会之中，于是他给首相写信说，他不愿养尊处优、无所事事，而“应无保留地听从军事当局的安排，我注意到，我的团是在法国”。11月15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辞职演说，其中他特别明确指出：

“我在海军部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重大的政策性行动、舰队的重新分派计划、船只的调动和作战计划，不是征得了海军第一海务大臣同意的，而且记录在案。”

《泰晤士报》称这次辞职演讲为“一次不容置疑的议会胜利”。《曼彻斯特卫报》则称他的辞职为“公众一次重大的不幸”，为之而深表惋惜。这些公众舆论反应对丘吉尔多少是一种安慰，但并不能彻底抹平党派斗争中的政治打击在他心灵中留下的伤痕。身为政治家的丘吉尔在战争中一心扑在海军部的工作上，把党派之争放在了一边。他的老朋友比弗布鲁克勋爵写道：“1915年丘吉尔垮台是因为他过于自信和太不谨慎。他既不拢络自由党人，又不同保守党人和解。”以致于阿斯奎斯在考虑组织联合政府时，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声明，如果丘吉尔不离开海军部，保守党就拒绝支持政府。而丘吉尔却在战争刚一开始时，就曾提议吸收保守党人组织联合政府；在战争中他毫无保留地与保守党朋友一起坦率地讨论战时政策；甚至在他离职时，还推荐保守党领袖巴尔弗继任海军大臣。相形之下，丘吉尔比那些囿于党派之争的政治家们要高尚得多。当他被毫不留情地排挤在政治圈外时，他心中的愤懑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或许，他即将作为普通军人远征法国的悲壮选择，就是他以具体行动对那些擅长于运用政治手腕进行党派之争的两党政治家们所作的无声的抗议。

丘吉尔传--６　婚姻与家庭

６　婚姻与家庭

在丘吉尔生命历程的这一阶段，虽然他饱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大起大落，但在婚姻与家庭生活方面却颇感美满如意，使他在涉足风云变幻的政治领域时，有一个稳定的可以依托的后方。

由于丘吉尔孤僻内向的性格和对政治的强烈兴趣，他在很长时间内极少与女性交往。除了那位帕梅拉·普洛登之外，丘吉尔只与一位出身于船主家庭的姑娘默里尔·威尔逊和一位颇有名气的女演员埃塞尔·巴里莫尔有过短暂的接触，但都未形成更亲密的关系。正当他的朋友们以为他会打一辈子光棍的时候，1908年8月15日的报纸上却登载了丘吉尔与23岁的克莱门蒂娜·霍齐尔小姐订婚的消息。

克莱门蒂娜的父亲亨利·霍齐尔爵士是一位军事作家和战地记者，于1907年去世了。她的母亲布兰奇·霍齐尔夫人是艾尔利伯爵的后代，出身于著名的贵族家庭。虽然克莱门蒂娜一家生活较清贫，但仍使孩子们受到较好的教养。克莱门蒂娜是长女，她聪明、美丽、有知识，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阿斯奎斯首相的女儿维奥莱特·阿斯奎斯曾说她长着“第一流标致的脸蛋”，“很有姿色，无暇可击”。报纸上也曾描述她“有着漂亮的眼睛、可爱的肤色，满头乌发在额头中间分开，柔顺舒软地披在两边”。丘吉尔很喜欢克莱门蒂娜，并以自己的勇敢赢得了克莱门蒂娜的爱慕。1908年夏天，丘吉尔和表兄弗雷迪·格斯特上尉正住在拉特兰的一家出租公寓里。一天深夜，公寓起了火，丘吉尔在救火中表现得十分英勇，他不仅担负了指挥职责，还冒险冲入火海抢救财物。当时的报纸报道说：“他奇迹般地从房中逃出，在他双手抱着两个半身雕像跑出来的一刹那，屋顶坍了下来，如果再晚一秒钟，他就会葬身在瓦砾堆中。”克莱门蒂娜知道此事后关切地致电慰问丘吉尔。丘吉尔回电说：“大火是非常有趣的，我们都充分地享受到它的乐趣。”此后不久，丘吉尔邀请克莱门蒂娜到布伦海姆宫作客。在一次散步中突遇阵雨，他俩避雨到了宫殿旁的一座教堂中，丘吉尔在此向克莱门蒂娜提出求婚，克莱门蒂娜当即答应了他的要求。

婚礼于9月12日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由圣阿萨弗主教A·G·爱德华兹博士和曼彻斯特教长J·E·C·韦尔顿主持。通常，内阁大臣的婚礼是难得一遇的。但碰巧的是，丘吉尔是在12个月内现任内阁成员中继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和大法官洛尔伯恩勋爵之后的第三位结婚者。大约有1400人应邀出席了婚礼。丘吉尔夫妇收到了大量的结婚礼物，其中包括国王赠送的、带有马尔巴罗家族族徽的镶金马六甲手杖。劳合—乔治作证婚人，塞西尔勋爵作男傧相，婚礼进行得热烈、隆重；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婚礼之后，新婚夫妇乘火车回到布伦海姆度蜜月，然后他们还到瑞士和意大利去蜜月旅行。在这段时间里，克莱门蒂娜发现，丘吉尔几乎一刻也没丢下他十分热衷的政治。丘吉尔在教堂的祈祷室里与劳合—乔治谈政治；在布伦海姆坚持写作《我的非洲之行》一书；在旅游途中还多次写信给内政部的同事，下达处理各种问题的指示和建议。

婚后最初几个月，他们住在博尔顿大街的一座小房子里。1909年初，他们在埃克利斯顿广场33号租了一幢房子。在这里，克莱门蒂娜于1909年7月生下了长女黛安娜。1911年5月生下了儿子伦道夫。1913年4月，丘吉尔一家搬进了海军部大楼。1915年6月，丘吉尔一家又搬到了皮卡迪利广场的阿林顿大街22号。到丘吉尔出发去法国前线时，他们一家则住在克伦威尔路41号。

尽管有人认为丘吉尔与克莱门蒂娜的婚姻不十分般配，但丘吉尔却对自己的妻子极为满意。他们俩终生相亲相爱，生活美满，这在英国政治家中是十分少见的。克莱门蒂娜性格外柔内刚，既有良好的教养，又有较高的审美趣味。在她的精心布置和安排下，家里被收拾得井井有条，装饰得优雅精致。尤为难得的是，克莱门蒂娜在政治上也是丘吉尔的好帮手。她能够为丘吉尔出谋划策，提出好的建议，使丘吉尔避免因冲动或草率而采取不明智的行动。在丘吉尔参加竞选时，克莱门蒂娜不畏辛苦、不避危险地伴随着他；有时也在集会上为争取使他竞选获胜发表演说。丘吉尔反对妇女参政，赞同北爱尔兰自治，为此在竞选中多次遭到反对派群众的袭扰。有时只是因为克莱门蒂娜紧紧相随，才使丘吉尔得以免受更严重的冲击。在丘吉尔初掌海军部时，出于对新技术的爱好，也出于自身的冒险天性，丘吉尔自己学会了开飞机。由于克莱门蒂娜的多次要求，丘吉尔才最终答应放弃这一危险的爱好。在丘吉尔被免除海军大臣职务时，克莱门蒂娜直接给阿斯奎斯首相写信，信中为丘吉尔大声疾呼：

“在你和那些曾与温斯顿共事的人眼里，他可能有种种过错，但恕我冒昧，他具有你的现任或未来内阁阁员中很少具有的那种高尚品质——对德国战斗的坚强有力、富于想象和坚定不移。”

就在丘吉尔决定辞职，准备远赴法国前线参战的重大关头，多数人都显得情绪忧伤，唯有克莱门蒂娜镇定自若，以她的坚强支撑着丘吉尔。

在与丘吉尔共同生活的岁月中，克莱门蒂娜对自己的丈夫有了最深切、最彻底的了解，她对丘吉尔坚定的信念、坚毅的性格以及杰出的才能都抱有极大的信心，这是她能够保持镇定的根本原因。此时，克莱门蒂娜不仅在默默地祈祷，祝愿丈夫能经历战火平安归来，她也希望丈夫能在政治上早日东山再起。因为她知道，在丘吉尔看来，只有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英国人民尽自己的历史责任，才是人生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丘吉尔传--四　东山再起

四　东山再起

1915年11月18日，丘吉尔身着少校军服，踏上了前往驻扎在法国圣·奥莫尔的自己所属团队的征程。他再不能像任海军大臣时外出巡视那样派头十足地旅行，而是乘坐一艘挤满了假满归队的官兵的定期航班横渡英吉利海峡。使他意外而深感满意的是，到岸后他发现驻法国的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弗伦奇派自己的小汽车在专候他。弗伦奇把丘吉尔接到位于圣·奥莫尔附近的布伦迪克城堡的司令部里，设宴款待了他。丘吉尔后来写道：“我们几乎是单独在一起进餐，并以同等的地位对战争形势作了长谈，仿佛我还是海军大臣。”

弗伦奇建议丘吉尔指挥一个旅，丘吉尔准备答应下来。但他提出先到基层去见习一段时间，以熟悉陆军战斗的特点。于是，丘吉尔被安排到刚调到默维勒前线布防的近卫步兵团的一个营中去见习。到部队后，丘吉尔发现官兵们对他比较冷淡。营长乔治·杰弗里斯中校对他说：“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你到我们这个营来，这件事根本没有同我们商量过。”由于丘吉尔不摆大人物架子，反而处处小心谨慎，努力搞好与同事或下级官兵们的关系，逐渐使人们改变了态度。他还要求下连队亲自体验堑壕生活，以便丰富自己的步兵作战经验。尽管这样十分艰苦甚至非常危险，丘吉尔也非常乐意去。有一次，他接到命令要他去见军长。他步行了5公里十分泥泞的道路来到约定地点，但接他的汽车没有来。当他怀着一肚子怨怒情绪回他的掩蔽部时，才发现这件令人不快的事竟使他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他所住的掩蔽部已经被德军炮火全部摧毁。到了12月中旬，丘吉尔完成了见习任务，回到弗伦奇的司令部。弗伦奇预定安排他指挥第19师的一个旅；但这项任命未等批准就被取消了。因为弗伦奇在回伦敦时向阿斯奎斯首相提及了这项任命，首相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此后不久，弗伦奇的驻法英国远征军总司令职务被道格拉斯·黑格将军取代。黑格不主张对丘吉尔予以特殊照顾，他认为，在丘吉尔“显示出他能以营级指挥官的身份负起指挥战斗的职责之前，就不能任命为旅长”。于是丘吉尔被任命为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6营营长。

丘吉尔传--１　毛瑟枪营长重登政坛

１　毛瑟枪营长重登政坛

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6营的官兵大部分由低地苏格兰人组成。该营的军官几乎全是志愿兵。丘吉尔到任时设法把一名正规军军官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调来任副手，协助他对这个营进行整编和训练。丘吉尔在与官兵们会面后发出的第一道指令是：“先生们，向虱子开战吧！”他们花了几天功夫，把该营整顿得面目一新。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能够如此平易近人地对待大家，使官兵们感到分外亲切。曾经是大人物的经历以及丘吉尔的个人魅力，又使他赢得了官兵们的尊敬。丘吉尔十分努力地工作着，一天3次巡视防线，精心安排兵力部署，要求士兵们加固掩体，以防敌人的火力袭击。他戴一顶浅蓝色的法国钢盔穿行在阵地上，在官兵们面前表现得刚毅果决、勇敢机警。他经常对士兵们说：“战争是一种游戏，应当满面笑容地作战。”他的乐观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官兵们的士气。

当时在法国前线没有发生大的战斗，这甚至令丘吉尔感到有些失望。他请他的老朋友、炮兵师长H·H·杜德准将向敌人战壕进行炮击，以引来敌方的炮火打破战区的沉寂。更多的时候，丘吉尔不得不靠阅读随身携带的袖珍本莎士比亚作品和亲友的来信来打发寂寞的时光。此外，许多要员来前线巡视时，也总要前来看望他。比如F·E·史密斯和西利将军就曾多次来看望丘吉尔。西利将军还和丘吉尔的部下联欢，自己伴奏进行了演唱。丘吉尔每次都拉着这些尊贵的客人一起去战壕里巡视。每当看到这些来访者名贵的服装被弄赃或划破，黑亮的皮鞋沾满了污泥时，总是令官兵们十分开心。

3月初，为了参加关于海军预算的辩论，丘吉尔获准一个星期的假期回到下院。他在议会中的发言，如他自己所说，发出了“一种不和谐的调子，既非责难和训斥，也非惊慌失措，而是一种在某些方面提出警告的调子”。他力主必须制订一项更大的造舰计划，以确保英国海军对德国的优势。同时他还提出，希望重新任命费希尔为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人们以为丘吉尔又在玩什么政治手腕，其实丘吉尔真诚地相信，如果更大的造舰计划获得通过，海军部需要费希尔的丰富的海军军事经验。丘吉尔以为到了促成费希尔复职的适当时机；实际上他由于远离政治中心，消息不灵而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丘吉尔与费希尔的不合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显然与丘吉尔的主张是矛盾的，因此丘吉尔被报纸攻击为“扮演了一个政治冒险家的角色，玩弄伎俩厚颜无耻”。更令丘吉尔寒心的是，许多人同意报纸对丘吉尔的这种评价。劳合—乔治就此评价对一位朋友说，“总的说来是十分正确的”。

尽管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丘吉尔还是认为，他应该早日回到政治生活的中心地带。他的一些朋友，如斯科特、艾特肯，此时还有费希尔，也都敦促丘吉尔早日离开军队，回到伦敦来。因为此时政府正处于严重的困难之中，内阁成员在政策上存在较大分歧。劳合—乔治甚至决意辞职，准备加入反对派的行列。丘吉尔此时回来，将会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丘吉尔并没有马上辞去军职，而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又回到了法国前线。几天后他在给比弗布鲁克勋爵艾特肯的信中写道，一方面，他认为英国现政府对战争领导不力，自己有责任想法改变局面，因此他想退伍回国；另一方面，“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极其困难的，我在这里的工作既充满危险又满载荣誉，对此我给予高度评价”，“战争形势愈趋严重，我内心深感要用我的知识和力量弥补时间，加之改弦更张决非容易，又得顾及我所向往的事业，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异乎寻常的犹豫不决是不言而喻的”。

不久之后，一件事情帮丘吉尔解决了他的难题。4月，他接到通知说，由于人员缺编严重，他的第6营将被并入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7营。由于第7营营长年长而资深，因而将出任合并后的营长。丘吉尔失去了自己的职位，因而“他没有离开自己所在的营，而是他所在的营离开了他”。丘吉尔可以合乎情理地退伍回国了。

丘吉尔在回国前借了辆汽车，几乎跑遍了在法国的所有英军部队，以便把他手下的军官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他的下属们对他恋恋不舍。他的副官A·D·吉布上尉为丘吉尔的离开深感惋惜，他说：“我坚信，再也不会有比他更得人心的军官来指挥部队了。他作为一名军人，工作努力，不屈不挠，坚忍不拔……，他热爱军职，时刻把它放在心上，我认为他称得上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军人。”

1916年5月9日，丘吉尔在返回伦敦的当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获准回来休假”，并打算“继续尽其在议会和政治上的职责”。过了三周，《伦敦公报》宣布，W·Z·S·丘吉尔放弃了他的中校军衔。这是陆军部批准丘吉尔退伍时的一个附加条件。从此之后，丘吉尔就再也不能要求在军队中任职了。

丘吉尔再度回到政治生活中来，不仅需要一定的经济地位作保障，还需要在政治上恢复自己的名誉。前一件事的解决在他来说要更加容易。作为一名著作丰富的作家和著名撰稿人，又有着地位显赫的政治经历，他的文章可以轻易地换取丰厚的报酬。1916年7月，他为《星期日画报》写了4篇文章，并获得稿酬1000英镑。照此计算，他每年可以毫不费力地赚取不比他当大臣的薪水少的收入。那些在政治上和他作对的报业巨头，并不反对利用他的影响力扩大报纸的销路。《星期日画报》的编辑称，在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该报的发行量就达到了250万份的创纪录数字。

但是丘吉尔要想在政治上恢复自己的声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达达尼尔事件给他造成的损害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他的演讲往往被“达达尼尔的事怎么样？”的叫喊声所打断。因此，他渴望政府尽快公布有关达达尼尔海峡和加利波利战况的文件。议会中要求公布有关此事文件的呼声也很高。

阿斯奎斯本来并不愿意公布有关文件，但是他也不能完全无视议会的要求。最后找出的折衷办法是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专门听取有关证词，并负责提交一份有关此事的报告。

达达尼尔海峡战事调查委员会由克鲁默勋爵主持。1916年9月，该委员会开始听证。丘吉尔于9月25日开始作证。他对调查委员会声明，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在批准实施时得到了有职有权的海务大臣们和海军顾问们、首先是费希尔的明确支持；他本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经海军专家们的同意之后才做的。但是，“我在这里要为对我提出过内行的劝告和那些参加战事的人辩护。这包括所有的人而无一例外。因此，我要说，我不希望将责任转嫁到在海军部任职的任何一位军官身上”。丘吉尔认为，“对这些战事进行非难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其中涉及到偶然的因素和变化无常的因素。所有的战争都是玩骰子游戏。胜利只能同各种冒险交织在一起”。不过他也承认，在导致失败的原因中也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其中陆军反复变化的态度使基奇纳应负一定责任。

10月4日，调查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丘吉尔的证词。他所说的大多数情况被费希尔所确认。费希尔称赞了丘吉尔，说“他具有勇气和想象力！他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人！”此外费希尔还指出，达达尼尔战事最热烈的支持者是继任海军大臣的巴尔弗。

1917年1月调查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个阐明此事的报告，其中对丘吉尔进行了批评，认为他未能确保把“海军顾问们的看法明确摆到战时委员会的面前”。但报告主要的批评对象是首相阿斯奎斯和陆军大臣基奇纳。首相在3月19日至5月14日这一期间没有召开过战时委员会，同时战时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给人以含含糊糊和缺乏精确性的感觉。报告批评基奇纳未能好好利用总参谋部，从而导致“指挥混乱和缺乏效率”；此外，他在调派军队方面也有贻误战机的问题，因此曾遭到丘吉尔的抗议。但是由于基奇纳已于1916年6月在去俄国途中溺水身亡，所以他既不能接受批评也不能为自己辩护了。

尽管丘吉尔对这份报告并不满意，认为它“粗枝大叶，很不精确”，但他在下院仍说它是“一项公正的文件”。对于丘吉尔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迄今由我一人承担的责任，现在由这个国家从议会、军队和舰队的整个一代人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最杰出的人来分担了。”因而他卸下了一个沉重的政治上的大包袱，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为他东山再起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此期间，丘吉尔在下院显得相当活跃。他经常作为反对派前座议员的发言人，发表措辞强硬的演说来批评政府。他对后方的大量兵力浪费现象提出批评，为伤亡惨重的前线部队抱不平；他主张在印度和非洲奉行一项积极的募兵政策；他对把伤愈士兵再派往前线提出异议，认为应征召未服过役的人去代替；他对法国战场上的大规模进攻战提出疑问，认为代价太大而并未达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他还对英军后勤保障工作中的缺陷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指责；他认为应对航运业实行国家控制，降低运输费用；他主张对食品实行定量供应，以取代单靠提高售价来限制消费的不妥对策，因为涨价是“最残忍、最不公道的做法”，对普通人是不公平的。在下院之外，丘吉尔还花费时间就公共政策中的一些紧迫问题写了许多文章，试图在舆论界直接施加影响。

在政府内部，劳合—乔治在许多政策问题上的主张与丘吉尔极为相似。劳合—乔治对首相阿斯奎斯的许多做法心怀不满，早有意图动摇阿斯奎斯的地位以取而代之。曾经有过几次大的政策分歧，劳合—乔治以辞职相要挟使阿斯奎斯作了妥协。但是时至11月初，政府在关于尼日利亚的敌产政策问题上又发生重大分歧，使双方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下院就此问题进行了投票，321票对117票的结果使首相一派败北。劳合—乔治将这次投票结果看成是向阿斯奎斯发难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标志，他向首相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大幅度改组政府，建立一个指挥战争的小型委员会，把战争的指挥权由首相等少数阁员手中移交出来，要求政府采取更大的步骤以确保战争的胜利。阿斯奎斯拒绝交出权力，于是劳合—乔治提出了辞职。当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在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劝说下转而支持劳合—乔治时，阿斯奎斯也不得不提出了辞职。12月6日晚，英王召见劳合—乔治，要求他出面组成新政府。

丘吉尔本来以为劳合—乔治的新政府中会有他的一席之地，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保守党领袖博纳·劳的顽固反对，劳合—乔治只好把丘吉尔排除在政府之外。丘吉尔知道后极为生气，从F·E·史密斯家中愤然而去，认为劳合—乔治“对我不好”。其实他并不知道事情的内幕。

尽管劳合—乔治与丘吉尔在过去曾有过一些分歧，但劳合—乔治对他相当了解，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本来劳合—乔治有意让丘吉尔参加新政府以发挥他的才干，但来自保守党的强烈反对使他未能如愿。劳合—乔治曾就此事在回忆录中写道：

“温斯顿·丘吉尔曾是第三位自由党的大臣，他可能成为政府的重要参加者，是当代最杰出的神秘人物之一。在我当首相时，他已经有几个月不当大臣了，但他仍然是一位著名的自由党党员。他出众的智慧、不容怀疑的勇气、孜孜不倦地认真研究军事艺术的精神，能够使他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位重要成员。在这里，他那容易冲动和喜怒无常的性格可以受到控制，他的意见在被采纳前可以经过讨论和检查。像他那样性情急躁和智慧无穷的人需要严格控制。遗憾的是，保守党大臣，除了巴尔弗和爱德华·寇松以外，都一致坚决反对他参加政府。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把排除他作为自己参加各部领导的先决条件。博纳·劳特别不信任他。我尽了一切努力想要说服博纳·劳不要反对丘吉尔，并提出理由说，让丘吉尔当个批评家要比他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更加危险……博纳·劳回答说：‘我宁肯让他始终都是我的对手。’”

“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遗憾。我不能为了让丘吉尔能领导一个部而冒有损于政治联合的危险。政治联合是政府的基础。”

12月10日，劳合—乔治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乔治·里德尔带口信给丘吉尔，向他表示了歉意；并答应一有机会就帮助丘吉尔。劳合—乔治的确这样做了。他先建议让丘吉尔担任航空委员会主席；当这一尝试失败后，他又安排丘吉尔担任军需大臣。这一次劳合—乔治做得既巧妙，又果断，他先把反对丘吉尔的主要人物诺思克利夫安排出使美国，然后改派现任军需大臣艾迪生去负责研究战后重建问题，接下来未同博纳·劳进行磋商，就宣布了对丘吉尔的任命。这一冒着政治风险的任命成为既成事实，使被排挤出政治圈外长达20个月之久的丘吉尔又重返政坛。

丘吉尔传--２　军需大臣

２　军需大臣

1917年7月17日，当丘吉尔的军需大臣的任命宣布后，立即引起了舆论界和政界的强烈反应。《晨邮报》的评论尖刻地嘲讽道：“尽管我们还未发明永不沉没的舰船，但我们却已经发现有不会倒台的政治家。……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预料，他会继续铸成有损于国家的大错。”知名社会活动家贝雷斯德福等宣称：“首相无权做出这种违背公众舆论的任命。”

保守党的政治家们纷纷起而反对：陆军大臣德比勋爵以辞职相威胁；殖民地事务大臣沃尔特·朗写信给劳合—乔治说，这“很难让我的许多朋友继续给予支持”。保守党后座议员们不仅集会表示反对，还组成了一个40多人的代表团约见了博纳·劳，向他提出质询。这些敌视丘吉尔的情绪“使内阁危机日趋严重，威胁政府的生存”。

尽管博纳·劳对劳合—乔治不打招呼就任命了丘吉尔一事很感恼火，但是从大局出发，他不愿意因此事而断送了联合政府，因此他表态说，如果首相认为这项任命有助于打赢战争的话，那么他有权作出这项任命。这才使反对浪潮逐渐平息下来。此事使丘吉尔认识到他是多么地不受欢迎。此刻他才相信了劳合—乔治原来把他排除在政府之外是不得已的事情。这使他在性格和处世上都有了些变化。雷平顿曾评论说，丘吉尔“看起来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从未见到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好的变化”。

劳合—乔治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就此事对丘吉尔其人做过深刻而较系统的剖析，这对我们全面地认识丘吉尔会有很大帮助。劳合—乔治写道：

“为什么保守党人如此冷酷无情地反对他呢？自然是他过去的政治生涯引起了老党同事对他的愤恨。他做事从来不留余地。他退党后攻击自己原来的同事，狠狠批判、冷嘲热讽自己过去的观点，给自己造成长时间的严重后果。战争开始后，民族危机迫使各党派进行暂时的休战，党派纠纷和内部争论暂时停止，或者是被忘却。但是，保守党人忘不了、也不宽恕丘吉尔转到敌对营垒里去的行为，忘不了正在保守党混乱不堪的时候，他向他们猛烈开火，给予致命的打击。倘若他在自己成长的政治家庭里是一个忠实的儿子，那么对他参加达达尼尔海峡打败仗的责任就会不加过问，其他方面的牺牲也将是为人民作出的贡献。丘吉尔的错误成了愤怒的保守党人惩罚他背叛党的最好借口；他们用他自己的耻辱当作鞭子把他赶下台，而挥动鞭子的仿佛不是爱报复的党员，却是忠于职守的爱国者……”

“丘吉尔的政敌承认，他有杰出的天才，他刚毅、勇敢，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但是他们提出一个疑问，与英国其他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相比，为什么他的崇拜者多，拥护者少？他们指出，在政治上处于最困难的时刻，连伯明翰的约瑟夫·张伯伦和苏格兰的坎贝尔—班纳曼先生都可以指望得到当地人的坚定支持。丘吉尔从来不会在自己周围笼络一些外省或其他城市的人，更不善于维护这方面的关系。这一点仅仅用丘吉尔从一个党投到另一个党的情况来解释是不行的。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最伟大的活动家并不是在哪个党内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就在那个党里结束它。可见，真正的原因不在这里。他们问，为什么他如此不可信赖，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他们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丘吉尔的头脑就像一台强有力的‘机器’。但是构成这台‘机器’的材料有某种莫明其妙的缺陷，妨碍‘机器’的正常运转。这是怎么回事呢？批评家们也说不明白。一旦‘机器’出故障，不仅他本人，连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要遭殃。这就是使他一道工作的人们感到焦躁不安的原因。”

“按照他们的意见，在铸造他的‘金属’中隐藏某种致命的弱点。当时丘吉尔的批评家们就是利用这些弱点作为拒绝发挥他的巨大才能的理由。他们从他身上看到在危急时刻必须加以利用的缺点，而这一缺点可能带来的新的危险又不得不防。”

“对于他的才干，我另有看法。我认为，在他的行动可以受到监督的条件下，他那善于创新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是无价之宝。谁都不怀疑，他具有远见卓识、富于想象的天赋。他关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设想，还有他最先了解坦克的意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他这方面的才干。具有这种才能的人是罕见的，十分难得。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应当充分利用这类人。如果能够警觉地对待他们，他们单独做出的贡献要比一大群庸庸碌碌的人做出的贡献大。

“我认为，这就是应当让丘吉尔进入政府的理由。我了解他过去的保守党朋友对他的仇视情绪，也知道，如果让丘吉尔在政府里任职，我要冒很大的风险。当丘吉尔的政敌听到我的打算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那种疯狂劲头，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在几天内就发展到如此地步，内阁笼罩着危机，政府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胁。我承受了这一切风险。尽管我偶尔后悔我的自信，但我依然相信自己是对的。我的同事们有些犹豫，我还是坚持己见，因为丘吉尔对政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战争的胜利需要大量的军需品，他使军需品的供应不断增加。”

劳合—乔治最后说：“丘吉尔的前途取决于他以后能否使人相信，他不仅勇敢，而且谨慎。”

就像丘吉尔在任商务大臣时那样，他现在不得不辞去丹迪市的议席，再参加补缺选举以求重新当选。由于两大政党间的竞选战已告暂停，所以与丘吉尔竞争的只有反战的禁酒主义者埃德温·斯克林杰。丘吉尔在丹迪市发表了几次演讲，他强调自己是主战派，对取得战争胜利有坚定信心。“如果说在这个岛国的历史上，不列颠有一段坚如磐石的时期的话，那就是现在。”他要求选民们不要为次要的争议，比如说为禁酒而迷失方向。他嘲讽对手“打算同德国媾和，以阻止在苏格兰进行的酒类买卖活动”。他的妻子克莱门蒂娜在他因公务必须返回伦敦时，代替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结果，丘吉尔以超出对方近3倍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当选。

军需大臣不是战时内阁成员，不能参加重大政策的制订，所以丘吉尔曾私下抱怨说，他只是“执行战时内阁命令的小伙计”。但是这个“小伙计”却领导着一个约12000人的庞大组织机构，并使英国大部分工业部门高速运转。丘吉尔的前任们由于只沉溺于“烦琐的和并不重要的琐碎事务之中”，都未能对该部的各个部门实施有效的管理和协调，导致了严重的混乱局面。丘吉尔的老朋友乔治·里德尔等人事先提醒他说，军需部绝大部分“身居领导地位的人”都不怎么听指挥，因此必须对军需部进行较大改革，需要设立某种执行委员会来控制该部的50个下属机构。丘吉尔到任后很快也得出了相同看法。于是他建立了军需委员会，由10余名成员组成，其中大半是实业家，由他们每人分管几个部门。他把埃迪·马什召来任私人秘书，又把原海军部的秘书格雷厄姆·格林和詹姆斯·马斯特顿·史密斯请来负责军需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很快就理顺了军需部内的关系，使各项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他在9月初写给劳合—乔冶的信中说：

“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愉快的部门，几乎与海军部一样富有意义，其最大的优点在于，既无须与海军将领争执，又不必与德国兵作战；我为能同所有这些聪明的实业家在一起而感到高兴，他们正在竭尽全力帮助我。同能干的人们在一道工作十分高兴。”

但是矛盾仍然存在。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军需部只负责陆军的军需生产，海军部则控制着海军的后勤供应，这意味着有“两个军需部，为自成体系的不同军种服务。双方在劳力与原料这个越来越狭小的领域内相互竞争与冲突”。在与海军部的冲突中丘吉尔占尽优势，因为他精通海军知识，批评能切中要害，而当时的海军大臣埃里克·格迪斯爵士却只是一个新手。为了平息双方的矛盾，战时内阁成立了一个战时优先配给委员会，由史末资将军主持工作，负责在有竞争的部门之间确定物资的分配和运送办法。史末资将军是南非总理，是丘吉尔在任海军大臣时敦促下才进入战时内阁并成为内阁核心成员的。

军需部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劳资纠纷和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矛盾。针对熟练工人的强烈不满情绪，丘吉尔要求并促成战时内阁给满一定工作年限的熟练工人以12．5％的较大幅度提高工资。就连一贯坚持批评政府的政治上的反对派、工党下院议员W·C·安德森也称赞丘吉尔，说他在“处理各种劳工问题的工作中”表现出“勇气和丰富的想象力”，使“情况得到显而易见的改善”。然而，劳资关系的紧张却导致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罢工。1918年6月，伦敦联合飞机制造公司因资方解雇工会代表而举行罢工。在丘吉尔的干涉下，资方被迫同工人达成了妥协。7月下旬，考文垂的工人又以公司雇用非熟练工人侵犯熟练工人的权益而罢工。军需部的工会咨询委员会经调查，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但工人们不听劝告，坚持罢工。“当工人的秩序混乱危及武器生产的效率时，丘吉尔的态度很严厉。在即将出现连续罢工时，他事先得到劳合—乔治的支持，威胁工人说，如果罢工者不复工，就开除他们并将从严追究罢工组织者的法律责任。”丘吉尔宣布，如果罢工者不在一周内回工厂复工，将收回他们的免于征兵的证件。这一措施立即见效，10000多名罢工工人中仅有约50人未能及时返回，而这50人中，“有些人打来电话对自己擅离职守表示歉意，并说他们正在返回”。

丘吉尔在军需部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与陆军部和驻法英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在法国设立了常驻机构，自己也频繁地往返于英法之间。他经常在军需工厂视察，去巴黎或前线讨论军需供应问题和实地考察战况。他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巴黎或驻法英军总司令部度过的。黑格总司令对他的态度也显然客气多了。他评价道：“我毫不怀疑，丘吉尔是想要尽最大努力给部队提供所需要的一切。”1917年11月，丘吉尔主张大量减少英国本土的兵力以充实驻法英军的战斗力。黑格将军对丘吉尔因此而更具好感，他夸奖说“丘吉尔确实做得很好，他的工作进行得生气勃勃。”丘吉尔的这一提议是基于他对法国前线实际情况的清醒认识而产生的担忧。这一担忧很快就被事实所证明是很有道理的。1918年3月21日，德国人在法国前线发起大规模进攻，英国军队的薄弱防线被一举击溃，英军全面撤退，并在战斗中被俘70000余人，损失大炮1000余门以及无数其他军需品。

德军进攻时丘吉尔正在前线，亲眼目睹了“无数发炮弹在我方战壕里爆炸，差不多一枚挨着一枚”的激烈战斗场面。3月24日，丘吉尔回到伦敦，与首相劳合—乔治一起度过了这个“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最“令人心焦的夜晚”。尽管丘吉尔并非战时内阁成员，但劳合—乔治深知丘吉尔的足智多谋和刚毅果断，所以乐意经常就一些重大问题同他进行非正式磋商，尤其在危急时刻更是如此。

几天后，丘吉尔受劳合—乔治委托，去法国拜访乔治·克列孟梭总理，说服他命令法国反攻，以减轻英军的压力。丘吉尔受到热情接待，并应邀和克列孟梭一起去前线巡视，他们在途中遭受到炮火袭击。当丘吉尔埋怨克列孟梭总理不该冒着生命危险来前线时，这位已经是76岁高龄却仍然热情奔放、精力旺盛的法国政治家回答道：“这是我特殊的乐趣。”这次访问使丘吉尔消除了对战争形势的忧虑。法军和英军展开反攻，虽然伤亡惨重，却遏制了德军的攻势。战争进入僵持状态。5月，美国军队首次抵达前线，使协约国军队得到加强。7月，德国人又组织了一次进攻，但没收到任何成效，此后就一蹶不振了。

自3月份以来，丘吉尔就加快了军需生产的速度，并要求250万工人在必要时放弃复活节的休假。美国参战后，军需部也负责为驻欧美军提供军需品，此外还为美国制造了价值一亿英镑的中等口径大炮。丘吉尔与法国军备部部长路易·洛切尔和美国负责军需供应的官员爱德华·斯特蒂纽斯及伯纳德·巴鲁克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一致同意将全世界生产的硝酸的分配权集中在丘吉尔手里，使丘吉尔后来能够自夸为“硝酸大王”。

丘吉尔仍然一如既往地注重科学技术对增强军队战斗能力的关键作用。他主张尽可能地用最科学的战争武器来装备英国军队，比如用飞机、坦克、机枪，甚至毒气。早在海军大臣任内，他就曾动用海军经费改进和大量建造被称为“陆地行舟”的履带式战车。这种由轮式装甲汽车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装备，后来演变成威力巨大的现代坦克。其中一些关键性的技术改进，比如由轮式改为履带链轨，就是丘吉尔在听取了军事专家的建议后实施的。在丘吉尔初到法国前线见习期间，他利用休整时间撰写出来，并在当时的战时委员会中打印传阅的题为《进攻的不同方法》的报告，其中就提出了使用履带式战车的建议。1917年11月20日，在康布雷第一次大批使用坦克大获成功。坦克不仅能碾倒铁丝网、跨越战壕，还能以强大的火力压制对方而不怕对方的射击，战果十分显著。根据这一成功战例，丘吉尔建议扩大坦克生产和组建坦克部队。1918年3月5日，丘吉尔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为了在1919年对敌人进行打击，我们应该创建一支坦克军队，这支部队在其构成上和作战方法上，都应与双方所使用的任何一支部队根本不同。”后来，战时内阁批准了丘吉尔的到1919年4月制造4000辆坦克的建议。在英国的文艺作品中，有人甚至称丘吉尔为“坦克之父”。战后有些人争坦克的发明权，为了解决这一争端而专门成立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委员会愿意首先指出，由于丘吉尔的敏锐、勇敢和坚决……用坦克这种武器作战的设想才得以实现。”8月，丘吉尔在得知英军计划在亚眠附近开展一场坦克进攻战后，他“决心乘上飞机，休假两天”，为的是一饱眼福。当他到达亚眠时，战斗已取得胜利，路上到处是被押送的德国战俘。他回去后向首相报告说：“据我看来，这是英军在整个这场战争中赢得的最大胜利。”他向黑格总司令表示祝贺，这位总司令在答谢信中特意夸奖了丘吉尔“作为军需大臣所显示的能力与先见之明”。英军的胜利使战事更加朝着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德国对于战争胜利已毫无指望，德军的投降却是指日可待了。9月末，德军统帅部建议德皇威廉二世更换政府。巴登的马克斯亲王组阁后，以美国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月的演说中提出的“十四点”为基础，试图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

丘吉尔一方面仍不松懈地抓紧军需生产，“要作好各种有效的准备，以确保敌人即使形势有利也不能继续战斗下去”；另一方面开始考虑停战问题。他参加了首相与大臣们在苏塞克斯郡丹尼花园的利德尔大厦举行的讨论停战问题的会晤。他虽然同意大臣们在会晤中得出的“考虑到协约国方面目前已确实占有战略上的优势，因此停战条款必须严厉”的共同认识，但后来他在曼彻斯特的演讲中也强调指出，要求敌人完全屈服是不可能的：

“我们并不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对任何一个国家，亦即对人类大家庭中任何一个伟大的分支，都无权进行掠夺，而理应保证它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我们并不图谋去毁灭德国。”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正式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等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丘吉尔和怀孕多时的妻子克莱门蒂娜一起乘汽车去唐宁街向首相表示祝贺。欢呼胜利的人群蜂拥而来，聚集在白厅前的广场上举行庆祝活动。

这一场面令丘吉尔联想起1914年8月4日晚11时他经过这里到唐宁街10号向首相通报战况时的情景，心中不禁感慨万分：

“当我听到英勇的人们欢呼时，想起他们肩负这样的重担，贡献所有的一切，从不动摇，对祖国及其前途从不失去信心；在表达他们情感的时刻到来时，对他们犯有过错的仆人宽宏大度；想到这些，内心的感情实非言词所能形容。”

首相对胜利当然十分高兴，但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战争胜利给他的政府及他本人带来的崇高声望，在未来的大选中获胜并组成一个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坚强政府。就在11月初，他曾向政府中两位资深的自由党政治家，即丘吉尔和埃德温·蒙塔古探询，看他们是否愿意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与自己保持一致；丘吉尔开始时抱有疑虑并颇多抱怨。蒙塔古对此曾作过描述：

“温斯顿开始时绷着脸，愁眉不展，表示不愿进行合作。首相使出他全身解数以一个‘长者’的身份亲切地和温斯顿谈话，他向温斯顿提起他们从前共同战斗的往事……，最后，丘吉尔摊开双手，以那滔滔不绝的、浮夸的雄辩口才说，他不允许以任何个人的考虑来对他施加影响……，然后他又开始通常的争辩，即阐述他对内阁中那些大人物的反对理由，诉说现存机构的不合理性，以及一位对政府政策没有责任的大臣所受到的贬斥，等等。”

这种抱怨情绪一直笼罩着丘吉尔。几个月前，当阿斯奎斯等反对派借英军驻法兵力不足等问题攻击劳合—乔治时，丘吉尔就不为劳合—乔治进行辩护。事后他向劳合—乔治指出：“在我未得到承认和合法权力的情况下，我决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坦率地说，我感到失望的是，我们长期建立起的亲密友情，并没有使我获得应有的地位。”

针对丘吉尔的不满，劳合—乔治回答说，他准备建立“一个成员在10到12人的格莱斯顿式的内阁”以取代战时内阁。这一明确的暗示，使丘吉尔“闷闷不乐的愁容一扫而去，笑容布满了渴望的脸庞，鱼被钓上来了”。或许蒙塔古对丘吉尔心存偏见，所以语气中充满了嘲讽，但基本事实显而易见是记叙得准确无误的。

经过政府中自由党大臣们的讨论，决定了与保守党联合执政的基本策略。他们一致认为，可以接受某些违背自由贸易原则的事情，比如用财政手段保护重要的工业部门；制订帝国特惠关税，以防止外国商品压价“进行倾销”；作为交换条件，保守党则应同意爱尔兰地方自治。

11月末开始了激烈的竞选运动。由于自由党劳合—乔治派与保守党达成的协议规定，保守党候选人都应从自由党劳合—乔治派保卫自己议席的选区中退出竞选，所以丘吉尔再次在丹迪市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他在丹迪市的多次竞选演讲中，着重强调了战后重建工作。他说：“我们能够建设一个新的英国，使她变得繁荣昌盛，从而不要让我们阵亡的将士白白流血牺牲。”他的演讲使听众认为他是“首相在政府中主张革新的一派最强有力的代言人”。

大选结果，主张联合的保守党人获得333个议席，成为下院的多数党；工党获得57个议席，力量大为增强，美中不足的是它的所有重要领袖均遭败北；劳合—乔治派自由党人159名候选人有136人当选；而阿斯奎斯派自由党人境况最惨，在250多名候选人中，只有29人当选。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议席减少得所剩无几，激进的新芬党大获成功。但是新芬党的议员们拒绝到伦敦来，而是在都柏林建立了爱尔兰议会。总而言之，战后英国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微妙而复杂。丘吉尔在战争胜利那天晚上的感受用来形容此时他和劳合—乔治的心情同样也很恰如其分：“没有大功告成的感觉。不仅如此，劳合—乔治反而清楚地意识到他面临着新的、也许是更大的压力。”

丘吉尔传--３　身兼数职的内阁大臣

３　身兼数职的内阁大臣

为了表示对丘吉尔格外优待，劳合—乔治在组阁时让丘吉尔在陆军部、海军部或空军部中任意选择。丘吉尔当然愿意回到海军部去，他在给首相的信中表达了这个意思，并且表示“我可以接受任何要求，让大家的愿望变为现实：‘舰队做好了准备。’”但是在与其他阁员磋商的过程中，劳合—乔治收回了让丘吉尔任海军大臣的许诺，而让他同时兼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这件事引起了报界的批评。《泰晤士报》的社论说：“一匹马，一个人。我们对丘吉尔先生同时兼任两个职务所具备的能力表示怀疑，尤其是对同时担任两项这样生气勃勃和方兴未艾的高级职务就更是如此了。”为了平息批评，丘吉尔说服劳合—乔治任命好朋友西利担任空军部副国务大臣。

当时陆军部和空军部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士兵复员。经过了长期战争的士兵们都渴望回家过平民生活。但是在战争结束前陆军部制定的复员计划，出于对战后工业建设的急需的考虑，规定那些对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有用的技术人才可以优先复员。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公平。那些服役长、吃苦多、功劳大的士兵看着战争后期才参军的人却先回了家，心中极为愤怒。陆军的军纪几乎废弛，士兵们的怨恨转化为许多起兵变。丘吉尔曾写道：“根据各军营传来的消息，一周之内就有30多起士兵不服从管束的事件。往往有相当多的士兵自由活动好几天而不接受任何约束。”形势对丘吉尔说来极为严峻。

1919年1月14日，丘吉尔在白金汉宫参加了授任仪式，第二天他立即召集全体陆军委员会委员、驻法英军总司令黑格将军以及有关的民事部门的代表开会。他建议废除现行复员计划，而以一项依年龄大小、服役时间长短以及受伤轻重而决定是否复员的新计划来代替。丘吉尔对这一政策概述为：“在4个人中让3个人走，给留下的这个人双份薪水，以完成4个人所担负的工作。”为了在征召到足够数量并对之进行训练的志愿兵能承担军队应负的责任之前弥补大量复员造成的空缺，丘吉尔提出了一项在一个有限的期间内实施征兵的法案。

丘吉尔的这一提议与政府成员们在大选中向民众所作的许诺相矛盾，并且由于首相正在巴黎参加和平会议而未能与其磋商。劳合—乔治在得知丘吉尔的方案后感到吃惊。丘吉尔不得不立即发电报，继而派出秘书，最后亲自赶到巴黎，去向劳合—乔治加以解释。丘吉尔说这是一个非常情况下的应急措施，“要是目前的做法再继续几个星期，那除了一群士气低落、怒气冲天的暴徒外，什么也看不到了。这批留下来的人，认为没有什么公平原则，丝毫不顾这是军事组织。”劳合—乔治在知悉了全部情况后同意了这项计划。1月29日，陆军部下令实行新政策，实施新军饷标准。丘吉尔也在报纸上撰文对这一政策加以阐释。就在此时，又发生了几起严重的兵变。1月底，加莱有三、四千名军需和运输部队的军人发生兵变，占领了这个港口达数天之久，直到从前线调来两个师的兵力才使之平息下来。2月上旬，大约有3000名休假归队的军人在伦敦换车时，因遇罢工，行期受阻，在车站被耽搁了一夜，既无饭吃，也无法休息。第二天一清早，他们集体到白厅前面举行示威。丘吉尔急令近卫步兵和皇家警卫骑兵分队将他们包围后解送到威灵顿兵营。

这些事件使人们认识到，丘吉尔的计划不仅是合理而公正的，而且是及时的和深得军心的，征兵法案亦被认为是十分必要的，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尽管阿斯奎斯派和工党强烈反对，但法案在下院还是以绝对多数得到通过。丘吉尔在这一特殊时期中所表现出来的胆识和魄力，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称赞。

丘吉尔在陆军部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是英国及协约国对俄国革命的干涉问题。早在战争尚未结束、丘吉尔接掌陆军部之前，英国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干涉。英军和法、日、美等国军队都开进了俄罗斯。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重建东部战线，牵制德军兵力，以阻止德国人将部队撤到法国进行作战；但另一方面则是要支持白俄军队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战争。英军在俄国的部队不多，但占领的地域却比较广阔。对德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扩大对俄国的干涉。1918年11月13日，英国政府批准了一年前同法国签订的在俄国南部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第二天，又通过了一系列决定，内容包括向白军将领邓尼金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援助，向西伯利亚的英军增派军官和补充军事装备，以及实际上承认由高尔察克领导的鄂木斯克政府。1918年11月30日，英国政府又指示英军比较集中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政府代表，要求英军“继续占领穆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继续向西伯利亚进攻，并设法说服捷克人留在西伯利亚，占领（借助5旅英军）巴统——巴库铁路线。在提供各类军事物资方面，对诺沃罗西斯克的邓尼金将军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向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提供军事装备。”据统计，到1919年初丘吉尔出任陆军大臣时，英军已有约14000名士兵在俄国，由7名将军指挥着这些部队。

丘吉尔在1918年底，曾就对俄政策在战时内阁会议上发表意见。他认为，英国要么尽快从俄国撤出，要么“派出大量军队，提供足够的机械化装备”以更有效地进行干预；而他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因为丘吉尔对俄国革命抱有极端的敌视态度。他在丹迪市发表的竞选演讲中把布尔什维克称为“残暴的大猩猩”，断定布尔什维克“很快就会把俄国拖回到动物形态的野蛮时期”，说“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倒退到中世纪”。后来他还对朋友说过：“战胜了世界的老虎——德国佬之后，不能再让大猩猩掐死我。”1919年初，丘吉尔抱怨说：“我们这个国家对俄国所干的事情是否明确和恰当，对这一点并未建立起坚定和强烈的信念。”因为劳合—乔治以及帝国自治领的总理们不愿由于干涉俄国革命而卷入一场新的很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劳合—乔治并不同情俄国革命；但士兵厌战、工人罢工以及政府面临的巨大财政困难使他在这一问题上举棋不定。他“自己就觉得，经常是开始倒向这一边，然后又摆向另一边”。

1919年2月，丘吉尔敦促协约国成立专门委员会来拟订干涉俄国的计划。劳合—乔治在参加和会期间，确知美国总统威尔逊对干涉俄国不热心，却在自己回伦敦时让丘吉尔到巴黎去向战时最高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希望丘吉尔在碰到钉子之后便会死心。岂料丘吉尔在某种程度上说动了威尔逊，以致于威尔逊在会谈后宣称，虽然他个人还是反对干涉，但若其他各国共同作出了干涉决定的话他也会接受。同时丘吉尔还得到了法国福熙元帅的强有力的支持。福熙和一些法军将领们主张用强大的军队武力在俄国恢复资产阶级政权。丘吉尔大受鼓舞，立即提议成立俄罗斯问题委员会，下设政治、经济和军事小组。其中军事小组应“立即制订集中力量进攻苏维埃俄国的计划”。劳合—乔治留在巴黎的私人秘书菲利普·克尔向首相报告说：丘吉尔的“政策的逻辑是，既然布尔什维克是人类的敌人，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地消灭他们。”丘吉尔也将自己的计划电告首相。

劳合—乔治对丘吉尔一手促成的这种事态变化深感不安。他曾对朋友里德尔说：“温斯顿在巴黎，他想导演一场反布尔什维克的战争，那会引起一场革命！”他立即致电丘吉尔说：“您的关于制订对布尔什维克作战计划的第二封电报使我惴惴不安。内阁从未赞成这种事。除向俄国反布尔什维克地区的部队提供军火以保住这些地区外，内阁从未提出做其他任何事……，我恳请您不要因为仇视布尔什维克原则使英国去干纯粹疯子才干的事。代价巨大的侵俄战争将会加强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并可能导致我们英国出现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不能挑这副重担。张伯伦通知我说，我们在和平条件下甚至还要靠目前的巨额税收才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如果我们被拖入反对像俄国这样的大陆国家的战争，那将是一条通向破产的道路，并将在英国列岛上确立布尔什维克主义。法国人不是这项事业的可靠领导人。他们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批小债主的影响，因为小债主们把钱借给了俄国，现在无法指望何时能收回这些款项。所以，我坚决请求您不要过多地理会他们的教唆。他们是想要我们为他们火中取栗。我还提请您注意英国十分严重的工人问题。如果人们明白了您去巴黎是为了制订对布尔什维克的作战计划，很可能激起有组织的工人怒潮，那将非同小可。”为了使美国人明白自己的意向，劳合—乔治还指示克尔将电报副本送给了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豪斯上校。这一做法在美国人面前暴露了英国内阁的内部矛盾，也包含着一种不信任，使丘吉尔大为恼火。

2月17日，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开会讨论干涉问题，美国代表以可能“引起英国和美国工人阶级的不安”为由反对丘吉尔的提案。会议最后通过了巴尔弗提出的委派军事代表进行非正式协商并写入备忘录的提议。丘吉尔只好回到伦敦。

回国后，丘吉尔仍未放弃自己的努力。他宣称：“在历史上所有的暴政中，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是最坏的、最具有破坏性和最为卑劣的。”他在4月9日给首相的信中认为，对苏俄的政策应当是“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斗”。阿斯奎斯的女儿当时曾问他说：“您对俄国的政策是什么？”丘吉尔回答说：“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丘吉尔领导的陆军部在安排英军撤出俄国的同时，向白俄部队提供了数额巨大的军事援助。英国向俄国南部的邓尼金提供的军需品，足够装备一支25万人的部队。充分的补给使邓尼金得以在1919年夏秋之交向北方迅速推进。丘吉尔为此十分高兴，他曾对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说，如果邓尼金占领了莫斯科，他准备“以某种大使身份”去“帮助邓尼金制订新的俄国宪法。”但到秋末，苏联红军向战线拉得过长的邓尼金部队全面出击，很快就使邓尼金全线溃败。

几年后，当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审问曾与丘吉尔会晤过的白俄军事代表萨文科夫时，曾问及英国大臣中谁给予白卫军实际支持最多？萨文科夫回答说：“是丘吉尔。他是陆军大臣……他全力以赴地予以支持。丘吉尔给我看了俄国南部地形图，上面用小旗子标着邓尼金的军队……，他指给我标示邓尼金军队的小旗子突然说：‘这就是我的军队！’”一个访问俄国的工党代表团曾带回一份白俄文件，上面记述了1919年5月白俄使者戈洛文访英时，丘吉尔曾答应他尽一切可能提供援助，包括派志愿兵参加反对布尔什么维克的战斗。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对此评论道：“就算丘吉尔先生是位权力无限的帝王吧，也不该如此慷慨地挥霍国家的财产和人的生命！”“如果工党不为此而展开斗争，那就没有什么好斗争的了。”

人们曾试图找出丘吉尔极端仇视苏俄的原因。劳合—乔治认为，丘吉尔“身上的公爵家族的血统促使其对俄国大量消灭尊贵的公爵大人这一点表示不满”。这或许是因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英国的利益。G·V·契切林曾说：“丘吉尔的发言一贯强调东方的危险。支持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正如他本人多次说过的，他认为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是英国在波斯和印度的利益的保护者。”

在当时，丘吉尔的强硬政策得到了保守党的同情和支持，却遭到了工党的坚决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国内反对干涉政策的人越来越多，“他本人也惊奇，英国各阶级的代表竟然联合起来支持工党关于不干涉苏维埃政府的意见”。人们甚至把对俄国的干涉称为“丘吉尔先生的个人战争”。7月29日的《每日快报》写道：“我国决不希望在俄国打一场大仗……，让温斯顿·丘吉尔这个自大狂、疯狂的好战赌徒见鬼去吧！把我们的士兵都召回家园。”

形势的变化促使劳合—乔治非常明确地拒绝了丘吉尔的冒险的俄国政策。1920年2月9日的内阁会上，“首相就俄国问题斥责了温斯顿·丘吉尔。温斯顿抱怨说，我们没有政策。首相回答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设法避免由于温斯顿坚持而使内阁通过的极有害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此前首相已经向丘吉尔指出，由于他对俄国问题过于关注，影响了他对陆军部和空军部的改革与缩编工作。空军部次官西利将军也向首相抱怨说，由于丘吉尔工作繁多，很难顾及空军部的工作，致使“空军上上下下充满不安与骚动情绪”。1919年11月，西利辞去职务。他在辞职演说中指出：“陆军部的工作需要花费全部时间……，但空军国务大臣的工作……也需要投入全部时间”，而丘吉尔每周花在空军部的时间合计大约只有一小时。丘吉尔答复说，西利的态度使他难以涉足空军部。尽管如此，他每周处理空军事务的时间要远远超过一小时。

劳合—乔治与丘吉尔商量解决办法时，丘吉尔提出，最好是任命一位国防大臣，由他来统管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和军需供应部。丘吉尔拟的名单中，将自己列为国防大臣的候选人。劳合—乔治对此建议颇感兴趣，但后来发现，由于保守党人的反对，短期内无法实现这一方案。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内，丘吉尔对皇家空军的建设及其未来发展极为关注。他赞同空军参谋长特伦查德将军的意见，主张建立独立的空军建制，而不应让飞机驾驶员仅仅“成为陆军和海军的司机”。丘吉尔认为，“皇家空军的首要职责是保卫大英帝国”，因而有必要使空军“成为一支能够极大改变未来战略的武装力量”。他重新审查了陆军部的各项职责，将适当的部分移交给皇家空军来承担。在审核政府每项开支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丘吉尔费了极大努力才保证了空军必不可少的经费开支。特伦查德将军曾说过，丘吉尔既是一位陆军大臣，也不失为一位有建树的空军大臣，他“在省钱的前提下为建设空军这一兵种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丘吉尔得到特伦查德将军的支持，空军部的纠纷以西利的辞职而告终。

战争结束后，各战胜国忙于巴黎和会以及同土耳其媾和，对各托管地的归属的确定，直到1920年才最后明确。叙利亚归法国；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亦即伊拉克归英国。英国政府在战争期间曾以“承认与支持阿拉伯各国的独立事业”为条件，争取它们支持英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但在1917年发表的巴尔弗宣言又宣布承认犹太人有权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国家。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使阿拉伯半岛处在严重的动乱之中。此外，英国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也极为混乱。伊拉克由印度事务部管，巴勒斯坦由外交部管，亚丁等其他阿拉伯地区由殖民地事务部管；而上述地区的军队调用则由陆军部负责。这种混乱局面导致了政策制订和执行中的诸多问题和困难。1920年5月，丘吉尔在内阁会议上曾抱怨说，在伊拉克实行的是“一种邪恶的制度”，在这里“发号施令的部门对所产生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他认为，所有这些新领地的治理都应由殖民地事务部来负责；而维持秩序的任务，“可以邀请空军参谋部进行竞争性的投标”，因为在索马里进行讨伐战的经验证明，空军不仅完全可以胜任此项任务，而且可以节省大量经费开支。

由于外交大臣寇松和印度事务大臣蒙塔古反对交出他们在这一地区的职权，使这一局面持续了几乎整整一年。1920年底，沉重的军费负担迫使劳合—乔治说服内阁采纳丘吉尔的方案。恰好此时殖民地事务部年迈的大臣米尔纳决定退职，劳合—乔治遂要求丘吉尔接任这一职务，希望利用他的才干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地区存在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纷纭繁杂的种种难题。

1921年2月，丘吉尔带着埃迪·马什和阿奇博尔德·辛克莱少校转任殖民地事务大臣，但同时仍兼任空军大臣。他立即决定在开罗召开解决中东问题的各托管地英国总督和高级专员会议。丘吉尔把曾在战争期间鼓动阿拉伯人起来反抗土耳其的传奇人物、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前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高级研究员、考古学家T·E·劳伦斯，吸收到新成立的中东司任职，为自己出谋划策。经劳伦斯推荐，丘吉尔在会前已内定由麦加行政长官的儿子埃米尔·费萨尔作为伊拉克国王的人选。在抵达亚历山大港赴开罗途中，丘吉尔一行乘坐的火车受到埃及民族主义者的石块袭击。他们不得不在开罗以外几英里的地方停下来换乘汽车前往会场。来自伊拉克、巴勒斯坦、波斯湾以及英属索马里的英国总督和高级专员们听取了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所作的政策说明，讨论了可能实施的措施。会议开得十分成功。伊拉克高级专员珀西·柯克斯爵士按照丘吉尔的指示，着手把费萨尔到伊拉克当国王安排成由伊拉克人出面邀请。然后由新政权自己负责防务和财政预算，同英国建立一种缔结条约的关系。这样，驻伊拉克的英军就可以减低到最少限度。

会后，丘吉尔一行又来到耶路撒冷。丘吉尔一方面宣称英国政府坚定地支持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家园，并象征性地在斯科帕斯山新建的希伯来大学附近栽树纪念；另一方面，他又在接见阿拉伯代表团时表示：“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穆斯林国家，对阿拉伯人有很好的安排，并珍视他们的友谊。”经与费萨尔的哥哥埃米尔·阿卜杜拉多次商谈，丘吉尔同意建立由阿卜杜拉统治的、独立于巴勒斯坦之外的约旦国。

丘吉尔对中东地区的种种安排，日后被证明是十分正确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敌对情绪有所缓和，地区形势相对稳定，英国政府则以最小的兵力和最低的财政支出保证了大英帝国在这一地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据信由于丘吉尔计划的实施，英国用于中东地区的军费开支由每年的4000万英镑直线下降为500万英镑。

丘吉尔回国后很希望能得到一次升迁。因为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在博纳·劳因病临时退隐后接替了掌玺大臣和保守党领袖之职，使财政大臣一职空缺。但劳合—乔治认为财政大臣一职必须留给保守党人，使丘吉尔的愿望落空，丘吉尔对此“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恼火”。尔后，他又被解除了空军大臣职务。4月，任命了弗雷迪·格斯特来接替他。此外，丘吉尔关于开发东非殖民地经济的计划，由于得不到奥斯汀·张伯伦及其继任者罗伯特·霍恩爵士的支持而终于搁浅。殖民地事务部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种状况令丘吉尔深感遗憾。

此后，丘吉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爱尔兰问题的解决上。当时英国民众关于爱尔兰的观点有所改变，甚至保守党人都同意可以有条件地与新芬党谈判并达成协议。劳合—乔治认为谈判的时机成熟了，于1921年5月宣布准备邀请新芬党领袖伊蒙·德·瓦兰拉就此进行磋商。7月，政府又宣布停止对爱尔兰人作战。10月，5名新芬党代表来到唐宁街10号，与政府开始了艰苦的马拉松谈判。丘吉尔是政府的谈判代表之一，与新芬党的主要代表格里菲斯和柯林斯建立了相互信任。有一次，柯林斯到丘吉尔在苏塞克斯的家中拜访，当柯林斯谈到英国政府曾重金悬赏自己的人头时，丘吉尔拿出当年布尔人追捕他时的悬赏布告对柯林斯说：“不管怎么说，那是值一个大价钱——5000英镑，你看看我——才值25英镑，还死活都一样，对此你觉得怎么样？”12月初，在劳合—乔治要求新芬党代表在接受自治领地位或者重开内战之间作最终抉择时，新芬党代表签署了接受爱尔兰南部各郡实行自治的条约。后来，一批爱尔兰极端分子反对这一条约，武装占领了都柏林法院，宣布建立爱尔兰共和国。柯林斯在丘吉尔的支持下，借用英军大炮轰开法院围墙，击败了极端分子，保全了爱尔兰临时政府的权威性。

刚刚处理完爱尔兰问题，与土耳其的关系又骤然紧张起来。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军拒不接受协约国方面强行签订的色佛尔和约，指挥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和约占领了安那托利亚部分地区的希腊军队赶下了大海；并且可能回师北上，消灭驻守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小支英军。1922年9月15日，内阁决定必须阻止土耳其军队继续推进，于是委托丘吉尔和伯肯赫德起草了一份措辞非常强硬的公报，并在各自治领总理尚未收到公报电稿之前就交报界发表了。后来，英土双方通过谈判，于10月签订了停战协定。

丘吉尔以及劳合—乔治政府的强硬战争政策，成为联合政府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劳合—乔治的威望越来越低；人们对他在苏俄问题上、爱尔兰问题上以及国内经济状况方面都啧有烦言，保守党人认为没有必要再同自由党人实行联合了。1922年10月19日，两党的联合宣告破裂，劳合—乔治被迫宣布辞职。被推选出来取代奥斯汀·张伯伦而再度成为保守党领袖的博纳·劳应邀组阁，开始了由保守党一党执政的新的英国政治时期。

丘吉尔传--４　从连续落选中崛起

４　从连续落选中崛起

当保守党内以185票对88票的压倒多数决定结束联合政府的关键时刻，丘吉尔却因患阑尾炎而入院接受手术。10月18日他的阑尾被摘除，第二天早晨当他醒来时，才知道劳合—乔治政府已经下台。丘吉尔不仅失去了他的阑尾，同时也失去了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职位，而在这一职位任职期间丘吉尔自认为是取得了相当成就的。保守党人早上还是丘吉尔的朋友和同僚，晚上就反过来成为他的政敌，一心一意想把丘吉尔以及他的政治伙伴们逐出政治舞台。丘吉尔对此感到愤慨，但也不得不强打精神应战。就在博纳·劳组织新政府并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之际，丘吉尔立即派出他的私人秘书伍德豪斯勋爵到丹迪市为竞选运动作准备。

丹迪市曾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是自由党人的势力范围，丘吉尔自1908年以来在那里进行过多次成功的竞选。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给这个城市带来的严重贫困使选民们变得左倾，许多选民转而支持工党；原来不成气候的爱尔兰人，现在却能有效地起而反对丘吉尔；此外当地的两家报纸现在都归一个一贯反对联合的业主P·C·汤姆森经营，此人绝不会说丘吉尔一句好话；加上自身尚未痊愈，无法及早参加竞选活动，而在威尔基退隐后作为丘吉尔新搭档的麦克唐纳名望太低，等等，种种因素使丘吉尔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

克莱门蒂娜在投票前10天怀抱婴儿来到丹迪市为丘吉尔助选，但她的演讲并不受听众欢迎。丘吉尔在最后4天到达自己的选区。他“拖着虚弱的病躯，脸色苍白”，行动艰难，只得坐着临时改制的轿子到凯尔德礼堂发表演讲。但他的听众们抱有明显的敌意，“一些青年男女脸上那种可怕的仇恨表情使我感到惊讶。的确，如果不是我处于病后软弱无力状态，我相信，他们是会把我打死的。”投票前两天，一伙支持爱尔兰独立年轻人，高唱着《向我讲老掉牙的故事》围困了丘吉尔，使丘吉尔大发脾气。大选结果，丘吉尔的得票数仅位居第四，惨遭淘汰。这是他自1900年以来第一次被排除在议会之外，而且这只不过是他一系列竞选失败的开头而已。现在他发现自己“甚至没来得及眨眨眼，就失去了官职，丢掉了议席，没有了党派，也割去了阑尾”。

此后6个月，他大半时间都在法国南部著名的滨海城市戛纳休养。1923年2月，《泰晤士报》开始连载他的《世界危机》第一卷。此书叙述了他自1911年至1914年在海军部的工作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行文生动，内容充实。书中还披露了大量政府尚未公开的秘密材料，这既吸引了广大公众的广泛关注，又引起了下院及政府有关人士的诘难。议员们认为他泄露了国家机密；博纳·劳也认为丘吉尔违背了他在枢密院立下的誓言。但丘吉尔答复说，基奇纳的传记以及杰里科、费希尔和其他一些人的回忆录中早就这样干过，却从来没有人对此有何异议。这一辩驳十分有力，结果首相只好同意成立一个专门的内阁委员会来调查研究这一问题。

《世界危机》第一卷于1923年4月出版，此后丘吉尔又写出了叙述1915年历程的第二卷，同样先在《泰晤士报》上连载，然后于10月30日出版。

在写作的间隙中，丘吉尔还作了许多画。他曾对记者说，如果一天画不完两幅画，这一天就白过了。人们评价他在绘画上“有特殊天才”，是“最有前途的”写生画家，可以与职业画家媲美。这话或许含有恭维成分，但丘吉尔的绘画的确已达相当水平则是真实的。此前他以查尔斯·莫连的笔名于1921年在巴黎的一次画展中展出了自己的五幅山水画，其中有四幅被人以30英镑的较高价格买走。

在此期间，因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博纳·劳因患喉癌而于1923年5月辞去首相职务，几个月后就病逝了。保守党人推选两年前刚刚入阁任商务大臣的斯坦利·鲍德温继任。鲍德温在组阁时未能邀请联合政府中最有声望的几位保守党领导人张伯伦、霍恩和伯肯赫德等人参加，势必使人将他的内阁看成博纳·劳之后的第二个“全班二流角色”的内阁，这对保守党政府显然不利。于是，鲍德温试图以重新掀起关税改革运动为契机使保守党达到新的团结。10月，他在朴茨茅斯发表演说，提出为了同“我们国家最关键的问题”失业作斗争，必须祭起关税保护的法宝，因为政府“不能赤手空拳进行战斗”。鲍德温发出的信号立即得到了张伯伦等人的响应。于是鲍德温于11月中旬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

一直受到保守党人特别是博纳·劳强烈反对的丘吉尔，本来以为势力强大的保守党会顺利执政满任期，因而情绪十分忧郁苦闷。他的朋友们甚至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传记作家弗吉尼亚·库斯写道：“在那些日子里，嘲笑丘吉尔成了时髦话题。如果他活不到60岁就死了，悼念他的文章也就不会把他作为国务活动家了。”但是博纳·劳倒先死了。博纳·劳的去世和新的大选又把丘吉尔卷回到政治舞台上来。

丘吉尔仍然是一位自由贸易的热心拥护者。他于11月11日为自己复出发表的个人声明中，把关税改革看作是迫使自己出来战斗的一种严重威胁。他说：

“我为重提这个问题而感到痛惜。我既未参与反对保守党政府的活动，又未毁谤过新内阁。我完全满足于在一个更长时期内过隐居生活。但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攻击在任意和蛮横地破坏人民生活的基础。”

这一事态变化同样也促使自由党人重新团结起来。丘吉尔早年在其中为之战斗过的兰开夏郡自由贸易同盟重新恢复了活力，并邀请丘吉尔去该地参加竞选。丘吉尔于11月16日在兰开夏的自由贸易大厅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上发表了演说。他首先恭维了该地的选民。他说：“兰开夏再度显示出实力来左右英国的政策。如果你们说一个‘不’字，那就不能从人民那里征收到一点关税。”(奇书网-Www.qinkan.net)然后他以辛辣的语调嘲笑了鲍德温的政见：

“你还记得有名的猎狐者乔洛克斯先生同他的驯犬人詹姆斯·皮格在一个小客栈里睡觉的情景吧？如果天气适宜，他总是渴望第二天还去打猎。你还记得皮格起床的情景吧？他在黑暗中绕着房间摸来摸去，找不到窗户，结果打开了一个小碗橱，向主人报告说：黑乎乎一片，散发着干酪的味道。（笑声）好啦！鲍德温先生揭示和发现的东西，就相当于这个水平。在普利茅斯，他从自己思想深处产生了一个与皮格先生同等水平的朦胧宝贝‘同失业进行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护国内市场’。”

鲍德温先生对丘吉尔也毫不客气，他把丘吉尔称之为“自从红衣主教沃尔西把尸骨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以来进入莱斯特的最为狂妄的政治家”，鲍德温并预言丘吉尔在竞选中必将失败。

鲍德温的预言的确不幸而言中。丘吉尔因为有迹象表明西莱斯特选区的工党营垒内部不和而辞掉了兰开夏的邀请，转而到西莱斯特选区参加竞选。但选举结果表明，工党候选人佩西克—劳伦斯并未因内部矛盾而受到多大影响，最终以13634票的多数当选。丘吉尔得9236票位居第二而落选。使他略感安慰的是，保守党的政策遭到了选民们的明确否定，名列第三的保守党候选人英斯通上尉只得到7696票。而当选的佩西克—劳伦斯在拥护自由贸易这一点上与丘吉尔是相同的。

从全国来看，大选的结果使政治格局大为改观。保守党丢掉了约100个议席，只得到了258个议席，但仍保持了在下院拥有最多议席政党的地位。自由党获得了159席，比过去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许多议席是在兰开夏郡得到的。或许丘吉尔在兰开夏郡参加竞选会取胜，这是他始料不及的。这次大选最显著的变化是工党议席持续增加并超过了自由党，获得了191席。由于自由党与保守党的政策明显对立而不可能联合，这就为工党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组阁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自由党领袖阿斯奎斯决定进行在自由党外部支持下建立工党政府的试验。丘吉尔对此感到震惊，他通过阿斯奎斯的女儿维奥莱特、即现在的博安—卡特夫人，敦促阿斯奎斯寻求在保守党支持下建立自由党政府的可能。他在向报界发表的声明中说：“社会主义政权的上台将是一场严重的民族灾难，而这种灾难通常都是在战败后的翌日才会降临到大国头上的。”由于阿斯奎斯拒不改变自己的决定，丘吉尔开始考虑彻底脱离自由党。

1924年1月，由拉姆齐·麦克唐纳担任首相的第一个工党政府上台。工党政府的动议，在下院往往得到阿斯奎斯为首的自由党议会党团的支持。身在议会之外的丘吉尔对此却无计可施。

1924年2月，保守党开始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鲍德温宣布说，他将根据选民的意愿放弃关税改革政策。这对丘吉尔是一种政治上的契机。他开始寻求在保守党的支持下取得竞选胜利，很快就有了一个机会，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选区，刚刚当选的保守党议员J·S·尼科尔森去世，需要进行补缺选举。丘吉尔向保守党在该地的代表斯坦利·杰克森上校探询，他是否能得到保守党人的支持。杰克森上校表示不会反对丘吉尔前来角逐这一席位，但由于该地保守党组织在活动经费上有赖于尼科尔森家族的支持，因而他们只能以前议员的侄子尼科尔森为保守党候选人。于是丘吉尔决定自己单枪匹马地上阵一搏。

1924年3月，丘吉尔在无任何党派组织支持的情况下参加的这次补缺选举，引起全国社会各界人士和舆论界的极大兴趣。丘吉尔得到了包括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和巴尔弗的个人支持在内的许多帮助。在众多支持者中，有一位名叫布伦丹·布雷肯的年轻人尤为卖力。他“长着满头火红色的头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这个青年人把他所推崇的首领（指丘吉尔）奉为上帝”。布雷肯以极强的组织和宣传能力为丘吉尔安排了几次引人注目的绝妙“表演”，其中一次是让丘吉尔坐着四轮大马车，车上还站着一名小号号手鸣号，在整个选区巡回演讲。戴利剧院的女演员们热情饱满、通宵达旦地在号召投丘吉尔票的信封上填写选民的住址姓名。丘吉尔感到这是一次“最令人振奋和激动的、轰动一时的选举，是我曾经参加过的竞选斗争所不能比拟的”。

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名义参加竞选的丘吉尔，在演说中对工党政府大加攻击，提醒人们防范危险的社会主义。

他说：“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做得多么好啊！他们是何等稳健和全面！……可是我要说，我们知道这平静的表面，与我们所知道的在下面流动的急流，是完全不相吻合的。”

他主张保守党团结一致，并与“1886年就形成的那个自由党的一派”进行合作，来对抗社会主义者的挑战：

“自由党的这个派别将把保守党的政策修改得与它所具有的人数和力量相适应；进步的保守党人和那些大的劳工选区的代表，将为国家提供反对倒退所必需的保证。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足够强大而广泛的阵线，以对抗社会主义者政党日益扩大的威胁，抵制其旧有的一切异端邪说和刚刚建立起来的声誉。我为威斯敏斯特选举选择了一个口号，那就是‘联合和自由’。”

有人谴责他与尼科尔森竞争议席是与保守党为敌。他解释说：“我自己提名作为候选人，完全不是与保守党及其领袖为敌。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个党现在应当成为主要中心，工党的所有反对派都应向它靠拢。”“如果我认为当前提出的保守党候选人确实能代表这个选区的话，我就不会提自己为候选人。这涉及到重要的社会原则问题。选区由几个家族把持并据为己有的时代应该一去不复返了！让威斯敏斯特选区像一套家具那样父传子、叔传侄，是不正确的。”

也有人指责他同保守党合作是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回答说：“如果说我能够诚恳地同保守党合作，并不是因为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是保守党已经非常英明地回到或正在回到有远见的进步的行动纲领上来。”

还有一件趣事。丘吉尔在竞选期间收到了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的信。这位幽默讽刺大师表示很想投丘吉尔一票，因为他认为“加利波利之战是一个好主意”；但他又说，他不能支持花了“我们1亿英镑试图将俄国的时针拨回封建时代”的人。

投票结果，尼科尔森仅以43票的微弱优势击败了丘吉尔。这已经是丘吉尔第三次竞选失败，而且这一次是功败垂成，使丘吉尔受到很大打击，但他仍坚韧地继续进行政治上的努力。他明白，如果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必须以保守党作靠山。但重返保守党的事不能操之过急，而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体面地进行。他于1924年春末提出，在各选区成立“保守党和自由党联盟”。他给利物浦的保守党领导人阿奇博尔德·萨尔维奇爵士写信，请他安排“一次在你主持下召开的两党共用一个讲坛的会议”。对两党联合持怀疑态度的萨尔维奇乐意帮助丘吉尔，劝他在完全由保守党人出席的集会上发表演讲，丘吉尔同意了。

丘吉尔在利物浦的演讲中表示，他并不反对在战争期间提出的对外国奢侈品课税的麦肯纳税案，也能够接受对殖民地和各自治领有利的帝国特惠制的原则。这表明丘吉尔在财政问题上的灵活态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保守党人的普遍欢迎。

很快他又被邀请到爱丁堡向苏格兰的保守党人发表演说。更具实质性意义的是，他受到伦敦附近的埃平选区的保守党领导人的邀请，在该选区保守党议员退休后代表保守党参加竞选。丘吉尔不愿意马上就被人称为“保守党人”，但保守党埃平分会不愿意他持“独立人士”的名义以刺激党内顽固分子的反感，协商的结果双方都同意丘吉尔以“宪政主义者”的身份参加竞选。在保守党埃平分会理事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丘吉尔作为保守党候选人，丘吉尔重返议会就是迟早的事了。

第一届工党政府只生存了9个月。1924年夏，有人检举共产党报纸的代理主编J·R·坎贝尔发表敦促士兵不要向“工人弟兄们”开枪的文章煽动叛乱。坎贝尔被起诉，但工党政府8月撤销了诉讼。9月底议会开会时，自由党坚持要求成立一个调查此事的小型特别调查委员会，工党反对这项动议。在10月8日的辩论和投票中，自由党不再支持工党政府。结果以364票赞成、198票反对的票数使政府遭到失败。第二天议会被解散；月底举行了新的大选。

在投票的前5天，外交部发表了对第三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致英国共产党的信的抗议照会以及季诺维也夫的那封信。信的内容表明共产国际命令英国共产党“设法以暴力推翻这个国家的现行制度并唆使英王陛下的军队成为达到那个目的的一个手段”。虽然后来有说法认为这是一个伪造的文件，但在大选中它却成为保守党人攻击工党的最好武器。

丘吉尔在竞选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演讲才能，对工党政府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攻击。丘吉尔攻击工党政府“完全无法解决失业问题”，削弱了英国海防力量，“急切地想抓住机会攫取统治权”，“玷污了廉洁、公正、无私的政府信誉”。他在伍德福特发表的演讲中说：

“让英国丢弃社会主义者想方设法披在她身上的那件德国制造和俄国制造的可笑而不体面的破烂伪装和外衣吧；让英国在自己的宝座上再次显示那庄重的神态吧；她决心要牢牢抓住海神三叉戟，在她的盾牌上悬挂的不是可恶的共产主义红旗，而是英国国旗。”

丘吉尔充满感情色彩的演讲令听众发出了“长时间响亮的欢呼声”，也给保守党领袖鲍德温留下了极深印象。鲍德温致信丘吉尔说：“你对各党派的温和主义者能起到杰出的引导作用……，我们热烈欢迎你能在下院给予帮助，下院已久未见到你从事议会政治的巨大才能。”丘吉尔还得到了两位前保守党下院议员和一位前独立的工党候选人的支持。丘吉尔的个人影响力以及他的多方奔走，使埃平选区的投票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达78％。丘吉尔以19843票的高票数当选，比位居第二的自由党候选人夏普几乎超出10000票。

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战绩辉煌，总共获得了413个席位。工党的席位减少到151席。最惨的要数自由党，只剩下40个议席，从此后在议会中再也起不了重要作用了。不少自由党选民第一次投了保守党的票；几十位自由党或前自由党候选人，纷纷仿效丘吉尔自称是“宪政主义者”，并且有7人在这次大选中当选。这一现象反映了选民的一种倾向，而这股力量的代表人物显然是丘吉尔。鲍德温认为，如果处理得当，就有可能鼓励自由党选民继续转向保守党营垒；而如果把丘吉尔排除在政府之外的话，则他很可能会与劳合—乔治以及伯肯赫德勋爵联合起来，成为强有力的政府反对派。因此，鲍德温决定把潜在的政敌化为盟友，在组阁时起用丘吉尔。

对丘吉尔的任命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一方面，鲍德温认为丘吉尔“在政府内比在政府外更容易控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个“反工党分子”不宜担负处理国内事务的职责。于是初步安排他担任印度事务大臣。但在与内阁副秘书汤姆·琼斯磋商时，琼斯认为性情急躁的丘吉尔不宜在有时需要采取严厉措施的这一部门任职。鲍德温又考虑让丘吉尔重返海军部或者任卫生大臣，但是，已被建议任财政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拒绝担任该职而想去卫生部，因而张伯伦力荐丘吉尔出任财政大臣。鲍德温担心如此安排将会引起轩然大波，张伯伦则担心丘吉尔若重返海军部将会使事情变得更糟。最后，鲍德温接受了张伯伦的建议并立即约见丘吉尔。

据鲍德温的传记记载，在会晤时，鲍德温问丘吉尔是否想当大臣。在英语中，一般大臣都称为minister，只有财政大臣和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亦即不管部大臣被称为ChancelBlor。或许这种区别显示了这两个职务的地位尊崇，只不过由于历史演变才使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变成了“留给已明显年迈体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担任的实际上并不重要的虚职。由于鲍德温使用的是Chancellor一词发问，所以丘吉尔反问道：“是公爵领地大臣吗？”

“不。是财政大臣。”鲍德温回答。

立刻，丘吉尔的热泪夺眶而出。财政大臣一职是他父亲担任过、他本人长期作为奋斗目标的职位，然而在此之前，由于政治上的升沉起伏，他刚刚从失败的困境中挣扎出来，对担任这一职务他连想都没有想过。此时梦想却意外地变为现实，并使他在事业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怎么不令他激动万分呢！“这一令人吃惊的转变”，使他从几个月前既无政党，亦无议席的政治孤立状态中，一跃而成为仅次于首相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对此他不禁感慨万端。他不由想起了英国著名政治家迪斯雷利的一句名言：“政治上风云变幻的乐趣是领略不尽的。”

丘吉尔传--５　一窍不通的财政大臣

５　一窍不通的财政大臣

在英国政治中，财政大臣一职是相当重要的。对于许多英国首相来说，这个职位都曾经是他们登上政治顶峰的最后晋身台阶。丘吉尔理所当然地为能得到这一显赫的职位而感到激动和兴奋，这使他有机会穿上伦道夫勋爵任财政大臣时曾经穿过的官服；他母亲“用薄纱和樟脑将这套官服保存了30年以上”。但是，这一职位又是他从政多年以来所担任的最为沉重和最具挑战性的职位。他从小就对数学感到头痛，长大后在花销方面从来也不去细算经济账，从政后对财政问题接触较少，后来他在财政部的副手、财政部政务次官罗伯特·布特比也曾说：“丘吉尔对重大财政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所以当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的消息公布后，令许多英国人感到吃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泰勒曾写道：“丘吉尔，这位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对财政一窃不通，竟成了财政大臣！”

和过去一样，他又一次带着埃迪·马什来到新的大臣岗位上；此外他还把伍德豪斯勋爵带到了财政部。他还留用了P·J·格里哥担任处理财政和行政事务的私人秘书，此人自从1921年以来一直在历届财政大臣身边任此职，“几乎成为历任财政大臣处理政务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伍德豪斯与另一名财政部官员唐纳德·弗格森一起担任助理私人秘书，这样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班子就达到4人。

丘吉尔深知自己对经济和财政所知不多的弱点。尽管他有庞大的财政问题专家班子作顾问，但有关经济和财政的重大决策需要他主持决定，责任最后也得由他来负，并且他还必须为自己制订的财政政策和预算在下院进行说明和辩护。因此他到财政部后立即投入了极为繁忙的工作中，批阅公文和信件，参加有关的各种会议，与财政顾问们磋商，到下院出席会议进行辩论、表决以及拜访政治家们，还要同首相经常保持联系和交换意见。总之，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他坚持亲自起草重要文件和自己的演说稿，并且“在下属官员起草声明或重要信件和内阁文件时，除非经过他自己的文学天才这个蒸馏器进行提炼，否则他是不会接受的”。

丘吉尔接掌财政部以后，立即面临一个极为重大的根本性财政问题，就是恢复英国战前和平时期已普遍采用了一个多世纪的金本位制。采取这一政策，在战后英国的现实情况下，可能会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势头，但也必然导致一些行业的工人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收入的减少。一旦实施，将立即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弄得不好，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和影响经济复苏。

自大战结束以来，英格兰银行总裁蒙塔古·诺尔曼一直在为恢复金本位制努力进行着准备工作。他说服历任财政大臣采取紧缩通货政策，使英镑与美元的比值不断攀升，从1920年2月的1英镑兑换3．40美元涨到1922年末兑换4．635美元。诺尔曼计划到1925年初把比值最终调整到4．86美元，使国家币值的金本位达到战前水平。

在丘吉尔上任前，工党政府于1924年曾以前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为主席，成立了专门研究恢复金本位制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认真听取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之后，仍在其报告中一致赞同应尽早恢复金本位制；但考虑到当时国内紧缩通货导致的失业人数上增等“诸多不便”，以及与美元的汇率差价较大等因素，报告又建议暂缓一年实行。保守党政府以绝对多数上台后，结束了此前几乎每年都要举行大选的历史。因此诺尔曼以及财政部的重要官员们，尤其是约翰·布雷德利爵士和奥托·尼迈耶爵士，都极力敦促丘吉尔恢复金本位制。丘吉尔此时显然是同意这一想法的；因为诺尔曼在得到他同意后到美国纽约去了，其目的是为金本位制出台后出现的财政困难安排备用的贷款。

但是当诺尔曼带着一项5亿美元的贷款协定回来后，他却发现丘吉尔的态度有所改变。丘吉尔被比弗布鲁克的《每日邮报》上发表的猛烈攻击恢复金本位制政策的文章所触动；同时，他对在丹迪市参加竞选时所看到的因战后紧缩通货而导致的极度贫困景象也记忆犹新，这些都促使他更加慎重地再回头审视这一问题。他甚至亲自准备了一份反对恢复金本位制的文件。他在这份被财政部的官员们称之为“丘吉尔先生的习作”的文件中说：

“整个恢复金本位制的问题，不能仅仅从财政和通货方面的考虑来加以处置。它对商人、工厂主、工人和消费者都有影响，尽管大体上是相同的，但决不意味着彼此毫无差别，即使在财政和通货方面的利益也是如此。”

丘吉尔认为，恢复金本位制有可能导致严重抑制贸易和就业的危险。他的看法遭到诺尔曼、布雷德利和尼迈耶的强烈反对。奥斯汀·张伯伦则以个人名义请丘吉尔改变看法。就连丘吉尔在下院的主要对手、前任工党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也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了类似张伯伦的意见。只有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家J·M·凯恩斯和前自由党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坚持反对恢复金本位制。

为了进一步听取不同的意见，也因为一年一度公布财政预算的日子日益临近而必须拿出一个明确的决定，丘吉尔在3月的一天安排了一次聚餐会，将对是否恢复金本位制持对立看法的双方代表人物邀请到唐宁街11号他的官邸里进行讨论。据格里哥回忆，凯恩斯认为：如果恢复金本位制，财政缺口将比预料的要大得多，只能靠降低价格水平才能弥补，而这又将导致失业和罢工。财界代表则认为，凯恩斯夸大了不利情况；这些不利因素将是短期的，将会被银行业、保险业和航运业的长远利益所抵销。丘吉尔被与会的大多数人对恢复金本位制持支持态度所打动。后来他和诺尔曼与首相举行会晤，一致同意在新的财政预算报告中出台恢复金本位制的政策。

1925年4月28日，丘吉尔在下院作了他的第一个财政预算公布演说。他宣布恢复金本位制；降低所得税、增收丧葬税和各种间接税；恢复征收麦肯纳税。同时，他宣布实施对孤儿寡母的救助计划，将发放养老金的年限从70岁降为65岁。固然这后两项措施是早已包括在内维尔·张伯伦提议的保守党竞选纲领中，但就连张伯伦本人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的计划。我们曾保证要做这些事情，但我认为，要不是他把这些事情列为预算计划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年就不会实际去做这些事。就我的看法而论，由于他的首创精神和干劲，他个人应得到特殊的荣誉。”

张伯伦还认为丘吉尔这篇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的演说“是一次绝妙的表演”。前工党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虽然把丘吉尔的预算斥之为“迄今所公布的最坏的富人预算”，即种种计划和措施基本上只对中上阶层有利，但斯诺登也承认“这是一次伶牙俐齿和巧言善辩的巨大胜利”。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们则发现，长期以来被他们视为旗手的丘吉尔，此时已背叛了他们的事业。

由于恢复金本位制“需要采取一种极其严格的债务偿还政策”，压缩政府经费开支就成为一种必然。丘吉尔在上任之初就曾向鲍德温提出，必须限制军费开支。此时，他更加坚决地对增加海军和空军预算的计划提出了批评。他对首相说，制定海军经费计划的“基点应放在最近20年内不可能同一流的海军大国发生海战上”。他认为，德国海军已被摧毁，美国海军没有敌意，日本与英国仍是盟国，无论近期还是将来都不可能进行战争，而其余的则不足为虑。他甚至提出应打消在新加坡建立海军基地的想法，而这正是他以前攻击工党政府的理由。

由于丘吉尔对海军问题特别熟悉，所以他把为海军“在内阁进行殊死斗争”的海军大臣逼得难以招架。第一海务大臣比蒂曾写信给妻子说：“我们遭到这届政府的严重打击……，实际上我们在海军做事比工党政府执政时期还要困难。当然，账要算到身为财政大臣的温斯顿身上，他发疯似地节约开支。”问题最后提到帝国防务委员会上，而该委员会的结论倾向于同意丘吉尔的判断。这使海军大臣布里奇曼和比蒂处境更为困难，两人拒绝轻易废止海军建设计划，闹得几乎濒于辞职。鲍德温出于避免不利政治影响的考虑，亲自出面为双方进行调解以找出妥协的解决办法。结果决定，海军计划大部分可以接受，但应尽量采取节约措施并把部分经费缓至下半年拨付。这样总算平息了事端。

空军方面，由于得到了空军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和空军元帅特伦查德的较好合作，削减扩军计划时未产生大的矛盾。这样，丘吉尔在压缩军费开支方面的工作收到了一定实效，使他得以贯彻执行债务偿还计划和维持较低的所得税征收水平，也就使恢复金本位制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金本位制为英国财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据统计，这一政策为英国财界获得了大约十亿英镑的额外收入。但从根本上看，这一做法却是错误的，因为它对英国工业和工人阶级都是一个沉重打击。经济学家凯恩斯作过统计，这一做法使得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提价12％，而提价使商品缺乏竞争力。这就使当时英国工业为适应已发生变化的世界贸易格局所做的调整工作增加了困难。为消除这12％的提价，英国厂商就得削减工资、加大劳动强度，这样又导致失业和罢工。到了1931年，金本位制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英镑被迫实行再次贬值。

后来凯恩斯出版了一本题为《丘吉尔先生经济政策的后果》的小册子。书中问道：“为什么丘吉尔犯了如此愚蠢的错误？……大概，部分原因是，他缺乏不致犯错误的洞察力；部分原因是，他没有主见，听从了财界的大喊大叫的要求，而首先还是他的专家们把他搞糊涂了。”人们认为，凯恩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对丘吉尔的“谴责未免太过份了”。丘吉尔当然要负很大责任，但责任却不应由他一个人来负，因为“他在这方面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三大政党的首席财政发言人的支持”，议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他的方案。此外，正如亚历克·凯恩克罗斯所指出的：

“姑且认为恢复金本位是错误的，但在那时的历史背景下，整个来看，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变化减轻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紧缩通货带来的全部压力，那末，这又是一个多大的错误呢？”

然而，错误毕竟还是错误。这一错误给英国工业带来的严重后果首先在煤炭工业中突出地表现出来。煤炭出口严重下降，许多矿区遭受到严重的财政损失。6月30日，矿主们通告说，要中止同矿工们已签的协定，还要求矿工由每天工作7小时恢复到8小时，否则就削减工资。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立即准备全国性罢工，并呼吁英国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给予声援。一场全国总罢工一触即发。

为了防止劳资矛盾进一步激化，内阁在7月30日，即现有劳资协定届满的前一天，决定问煤矿工业发放9个月的临时性补贴。

丘吉尔不得不为这笔临时性补贴筹措经费。1926年初，他向下院提出的经济法案中建议政府削减卫生保健费和失业保险金。这一法案虽然遭到工党议员的强烈反对，但还是被通过了。丘吉尔被反对派称为抢劫失业者的“强盗”；他回答说，这比起他经常被称为“杀人犯”来说，已经算是一种“抬举”了。

1926年4月，丘吉尔提出的第二个财政预算带有一定程度的乐观色彩。他对国民经济状况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不是黑色的，也不是灰色的，而是花斑状，整个说来，与去年相比，今年呈现的暗斑不那么明显。”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他建议增设一些临时性税种，提高一些项目的税率，缩短为酿酒业提供的信贷期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宣布将征收赌博税。对这一措施，不仅那些靠赌马赚了钱的人反对，就连赌输了的人也表示反对，因为这将会刺激赛马赌博中的非法活动的产生。后来丘吉尔对这一应急措施逐年加以修改，直至1929年完全取消。

丘吉尔的第二次财政预算演说再次获得了高度评价。劳合—乔治认为：“陈述惊人的透彻，具有非凡的魔力与魅力。

财政大臣就是用这个来款待下院的。”

就在丘吉尔为每月发放给煤矿工业的临时性补贴筹款的同时，已经恢复了的矿主和矿工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矿主们坚持要减少工资，而矿工们则“少付一便士也不行，多上一分钟班也不干”。4月27日，部分矿主自行公布了新工资条件；矿工们拒绝接受。4月30日，临时性补贴到期停发。于是，英国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于5月1日宣布，准备于5月3日举行总罢工。政府还曾试图重开谈判以避免危机，但未能成功。5月2日夜，印刷工人拒绝为次日出版的《每日邮报》排印题为《为了英王与祖国》的攻击罢工的社论，使谈判最终破裂。大罢工开始了。

为了使公众了解事态的进展，使罢工工人听到政府的声音，政府需要临时出版一份报纸。《晨邮报》主编H·A·格温纳将该报房产设备交给政府支配。丘吉尔对办报极为重视，他和另两位大臣亲赴报馆安排有关事项。5月5日开始发行的这份《英国公报》每天出一张，到5月13日罢工应英国职工大会要求而结束时停刊。该报的发行量在几天内就由23．2万份猛增至250万份，成为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总罢工结束后，煤矿工人们的罢工又坚持了7个月。丘吉尔继续努力在劳资双方之间进行调停，并使矿工们作了某些让步。但是矿主们持强硬态度，并迫使矿工们按照自己的要求复了工。据估计，这次罢工使1926年的煤产量只及正常年份的一半左右。矿工们因此损失了6000多万英镑工资，并且曾经使其他工业约50万名工人失去工作。

当丘吉尔于1927年4月提出他的第三个财政预算时，他不得不宣布，这个财政年度的赤字达3650万英镑，其中因罢工造成的赤字就达3200万英镑。并且，由于罢工的影响，在新的财政年度中，还将损失1800万英镑的财政收入。为了增加财源，丘吉尔除了采用上年已经采用过的增税措施外，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权宜之计。这“一系列令人吃惊的魔术般的绝招”，为英国政府增加了三千多万英镑收入。此外，丘吉尔还提议取消对工业和农业征收的地方税，以帮助恢复生产。这一提议遭到了负责监督地方政府事务的卫生大臣内维尔·张伯伦的反对。双方争执了好几个月之后，达成一项妥协方案，即工业地方税继续缴纳1C4而不是全免。

丘吉尔在1928年的财政预算中，着重指出主要工业在“长期不易克服的”萧条境况下，“税率却是最高的”。他宣布“我们的总政策是帮助生产者”；根据这一原则，从1929年10月起减免3C4的生产性工业地方税，完全免征农业地方税。1929年4月，丘吉尔提出了他的最后一个财政预算。他对预算所作的演说被《星期日泰晤士报》称为“当代预算演说中最引人入胜的”。预算中引人注目的是废除了茶叶税。这一措施被前任工党财政大臣斯诺登攻击为“对竞选进行贿赂”。的确，当新的大选日益临近时，各党领导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竞选运动上来。

在1928年中，丘吉尔还曾对保守党在大选中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他认为政府的巨大减税计划会赢得选民们的好感，而失业问题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控制。但到后来，他的感觉发生了变化，担心保守党会失去多数地位。他曾同劳合—乔治探讨过保守党与自由党进行联合的可能，并答应将其条件转告鲍德温。但当时多数保守党大臣仍沉浸在普遍的乐观情绪中，空军大臣塞缪尔·霍尔曾回忆说：“我们发现，除温顿斯外，每个人都兴高采烈。”

1929年5月，丘吉尔以比过去更为重视的姿态投入到竞选运动中去。他的全家都来为他助威：18岁的儿子伦道夫发表了演讲，克莱门蒂娜为他主持集会，就连刚刚步入社交圈的女儿黛安娜也参加了竞选活动。最后，丘吉尔仍在埃平选区当选，但选票数与落选的自由党候选人夏普相比，并没有拉开多大差距。

就全国而言，工党是这次大选中的最大赢家。投票的当天，丘吉尔到唐宁街10号去，和首相一起利用自动收报机接收全国各地的选举结果。“当工党一个接一个领先的消息宣布时，温斯顿的脸涨得越来越红，火气越来越旺，他离开了自己的座位，站到这台放在过道上的机器近旁；他耸起两肩，怒目看着数字，撕下纸条，表现出好像若要再听到工党获胜的消息，就会砸碎整个机器似的。他对周围工作人员突然的叫喊，粗俗得简直无法形容。”统计结果显示，工党获得288席，成为第一大政党；保守党仅获得260个席位；自由党获得59个席位，比上届大选有所增加。6月3日，鲍德温决定辞职。

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再度登台。

保守党政府垮台后，丘吉尔在巴克俱乐部举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告别宴会”，与他的高级财政顾问们话别。尽管他在任时犯过一些错误，受到大量抨击，但他尽了自己的责任，干得相当出色。时间过得越久，人们就会越清楚地看到，丘吉尔的错误都是一些“集体错误”，而且在当时的特定时代背景下，是难以避免的。而他的个人才干和品格魅力，则为他赢得了人们的敬重。最初对他颇不驯顺的政务秘书格里哥对丘吉尔的卸任极感可惜，称他是“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最杰出和多才多艺的人”；长期跟随他的埃迪·马什更是倍感伤心。他们以及丘吉尔本人都没有料到，他此次离开政府到他下次重新登台将长达10年之久。

丘吉尔传--五　在野岁月

五　在野岁月

已经逝去的岁月对于丘吉尔来说，只留下了或幸福或痛苦的记忆。他现在又一次从政治漩涡的中心退出来，过上了平民生活。

此时，他的家庭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他的母亲珍妮已经于1921年6月因摔伤后腿部感染，造成截肢后不久即逝世了。他的次女莎拉生于1914年10月7日；三女玛丽戈特1918年11月15日出生，仅3岁就夭折了；最后一个孩子生于1922年9月15日，取名玛丽。成长起来的4个孩子跟随丘吉尔夫妇从克伦威尔路41号搬回到埃克利斯顿广场33号，而后又搬到苏塞克斯广场2号。在得到几笔遗产和签订了几份写书合同之后，丘吉尔于1922年9月买下了肯特郡韦斯特汉姆附近的恰特韦尔庄园和地产。在这块大约300英亩的土地上，有一条小溪流过一道小山谷，还有一处小湖泊，周围是肯特林带，风景秀丽，环境宜人。丘吉尔花了近两万英镑对原有的房屋进行了改建和扩建，此后全家就一直住在这里。当然，丘吉尔在政府任职期间，全家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住在唐宁街11号，但在休假时全家总是回到恰特韦尔庄园小住。丘吉尔喜欢在庄园里从事各种劳动作为身体锻炼。他有时也去游泳、打猎和打马球，同时仍然坚持着绘画的爱好。在从政余暇，丘吉尔还继续进行着浩大的写作工程，于1927年和1929年先后出版了《世界危机》的第三卷和第四卷，使他赚了一大笔稿酬，也为他带来了大量的赞誉和批评。

尽管作为政府重要大臣的丘吉尔工作极为繁忙，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愿和孩子们在一起玩。在他们小时候，他扮作“大猩猩”与孩子们捉迷藏；等他们稍大一些，就和他们一起开化妆舞会；后来又吸引孩子们参加成年人的社交活动，鼓励他们同客人们谈话。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带孩子们去欧洲大陆旅行度假。丘吉尔对儿子伦道夫更是着意培养，送伦道夫进了伊顿公学读书。1927年，丘吉尔带伦道夫又一次到欧洲旅行。他们在地中海观看了海军演习；在希腊非正式地拜访了政府大臣；在梵蒂冈受到罗马教皇的召见；在意大利还觐见了国王，拜会了墨索里尼。

当这次从财政大臣的职位上卸任后，丘吉尔固然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但也有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他等7月里作了喉部手术的克莱门蒂娜一痊癒，即决定带着伦道夫到加拿大和美国旅行。和他们一道去的还有他的弟弟杰克和杰克的儿子约翰尼。丘吉尔在旅途中写给比弗布鲁克的信中说：“离开了英国，大有一种卸掉令人厌倦和困恼事务而无官一身轻的感觉。”他们先乘船抵达加拿大的魁北克；在8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换乘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副总裁提供的一节专用车厢，他们作横跨加拿大的漫游。9月，他们一行进入美国，受到美国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金融家巴鲁克的盛情款待。在加利福利亚州，他们住在报界巨擘赫斯特的豪华府邸。在好莱坞，丘吉尔结识了天才的电影艺术家查理·卓别林。他对卓别林说，希望看到卓别林扮演拿破仑，甚至准备为卓别林写一个关于拿破仑的电影脚本。的确，丘吉尔对拿破仑有着特殊的崇敬之情。他的同事们长期以来注意到了他对拿破仑不同寻常的热情。他在海军大臣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尊拿破仑的雕像，他对鲍德温说过要写一本关于拿破仑的专著，他还有着与拿破仑相类的性格和行为方式，以致于对他不满的人说他“骨子里……是独裁专横的”，“他以为他是拿破仑”，“摆出一副精神高度集中的高傲的拿破仑式的姿态”，等等。当然，丘吉尔最终并没有为卓别林写作关于拿破仑的电影脚本。告别了好莱坞，丘吉尔一行还到了纽约。10月19日，丘吉尔在白宫对美国总统胡佛作了礼节性拜访。半个月后，他们返回了英国，以便丘吉尔赶上下院的秋季会议。

丘吉尔传--１　下院中的印度之争

１　下院中的印度之争

在大选中失败后，保守党内部在各种政策问题以及党的领导权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导致了相互指责。保守党的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为了使该党关税改革的政策取得胜利，发起了“大英帝国改革运动”，并对鲍德温在这方面的退让给予强烈谴责。而丘吉尔出于与自由党实行政治联合的考虑，不赞成重新举起关税改革的旗号。丘吉尔在1929年7月下院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曾表示希望自由党与保守党合作而不要支持工党政府。

比弗布鲁克曾试图争取丘吉尔，但未能获得一致看法，两位老朋友就分了手。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宣布成立“大英帝国党”，并准备提出50名候选人与保守党争夺席位。鲍德温为了防止保守党的分裂，曾对比弗布鲁克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声称愿意考虑有限度地征收食品税。虽然在与比弗布鲁克的谈判中，鲍德温一度有些反复，但后来迫于形势，他甚至走得更远了。

9月在布朗利举行的补缺选举中，有相当一部分保守党选民转而支持大英帝国党的候选人。10月，在伦敦参加帝国会议的各自治领总理们宣称赞成实行帝国优惠政策。鲍德温在此期间发表声明，表示接受这一政策，主张对全部进口工业品征收关税。面对丘吉尔的反对，鲍德温所抱的态度是：“宁愿冒失去温斯顿的风险，因为这样做可以换取许多人的支持。”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国内政治形势起了很大变化，甚至大部分自由党人也开始接受了关税改革。面对这种现实情况，丘吉尔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几个月后，他也完全接受了包括对食品征税的整个关税改革计划。

在关税改革已经不再是有争议的问题之后，下院中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印度的宪政改革。这一问题是由印度总督欧文勋爵提出来的。欧文勋爵名叫爱德华·伍德，是保守党下院议员哈利法克斯子爵的儿子，曾在殖民地事务部任过丘吉尔的副手。丘吉尔当时曾安排他到西印度各个殖民地进行访问并就有关情况提出报告。他后来成为哈利法克斯勋爵，但这是几年以后的事情。欧文勋爵认为，应重申英国政府早在战前就已宣布的最终让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的政策，以缓和由甘地和尼赫鲁父子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对以约翰·西蒙为首的英国议会立法委员会草拟的宪政实施计划的抵制。他还提出召开“圆桌会议”，与印度人进行平等的对话。这些建议得到了麦克唐纳内阁以及鲍德温的赞同，但却受到了其他英国政界要人比如前印度事务大臣伯肯赫德和劳合·乔治的谴责和批评。刚刚从美国访问归来的丘吉尔也在《每日邮报》上发表文章说：

“在印度陷于异常严重的种族和宗教纠纷所折磨的时候，无疑是不能给予自治领地位的……，我们对印度35，000万人的幸福负有责任，而印度的政界人士仅代表了其中微不足道的少部分人，因而不可能赋予这种地位。”

这一观点与丘吉尔以前曾主张的各殖民地实现“完全自治这一广阔的理想”并不矛盾，因为分歧点只在于实施自治的时机。在丘吉尔看来，是否给予印度以自治领的地位，必须在不削弱英国的统治这一前提下决定。欧文勋爵在根本点上与丘吉尔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结论上则相距甚远。他写信给丘吉尔说：“请不要以为我似乎忘记了你和其他一些人提出的观点，或者认为我实际上与这些意见大相径庭，这里的问题一半是属于心理上的，同时也是一个伤害感情的问题。”欧文勋爵担心丘吉尔的说法会激起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愤怒情绪，因而请求保守党上院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尽可能“约束住温斯顿”。

麦克唐纳首相在欧文勋爵的大力鼓动下，提出了一个印度自治方案。而丘吉尔则担心，“这样做，其最后的结果必定会使我们失去印度，而印度人民也一定会遭受到无法估计的祸害”。为此，他与支持这一方案的鲍德温分歧越来越大，直至“发生断然的决裂”。1931年1月27日，丘吉尔写信给鲍德温，宣布退出“影子内阁”。他在信中说：

“我们在印度政策上的分歧已经公开。过去承蒙你邀请参加你的事务委员会，现在我觉得不应再出席了。无需烦言，我将尽力帮助你在下院反对工党政府；我也将在大选中作最大的努力，以促成工党的失败。”

丘吉尔认为，他有责任领导一场维护大英帝国“光荣与统一”的运动。他开始“以惊人的劲头联合保守党内外与他观点相同的人，竭尽全力摆脱鲍德温”。不幸的是，他的老朋友伯肯赫德因酒精中毒而患肝硬化，已于此前亡故了；而比弗布鲁克只对关税改革感兴趣。但是丘吉尔得到了许多保守党后座议员和从印度退休回国的文职官员的支持。丘吉尔成为上述人员组织的“印度帝国协会”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他在演说中认为，马上在印度实行自治，将意味着“或者是印度的专制主义……，或者是使残酷内战重新爆发”。他还发表声明说，“甘地主义及其他的所有主张，迟早会被制服，而最终将被粉碎，试图用猫肉来喂老虎是不会使其心满意足的”。

丘吉尔的言论在英国和印度都引起了强烈反应。麦克唐纳说：“彻头彻尾都是有害的……，除了表达帝国政府及其属下的人民之间那种已经陈旧过时的关系之外，毫无别的内容。声明对现代每一个政治运动都闭眼不见，在对那些要在政治事务及抱负方面我们需要加以启蒙的人民方面，表现得固执傲慢。”在印度，丘吉尔的声明对印度国大党拒绝参加圆桌会议而发起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无异于火上浇油。甘地和尼赫鲁父子号召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当局开展的广泛的不合作运动浪潮迭起，导致了英国当局对甘地和尼赫鲁父子的监禁。后来英国政府决定释放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以便甘地等人作为民族主义印度的代表出席伦敦会议；同时宣布取消某些限制性措施。而印度国大党同意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

丘吉尔对事态的演变感到吃惊，他在自己的选区发表演讲说：“会见甘地先生一事令人惊异，也令人作呕。现在一位犯有煽动罪的中殿法学协会的律师，以东方众所周知的托缽僧身份登场了，半裸着身体，踏上了总督府的台阶。”尽管丘吉尔的观点在保守党内有不少支持者，但保守党的下院议员们并不想因此而改变领导人。相反，由于保守党内部反对鲍德温的人之间缺乏一致性，也由于工党政府因国内经济不景气而日趋不稳定，使鲍德温的地位反而有所改善。本届工党政府的任期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在工党执政期间，英国的财政收入逐年减少，而失业人员及其需要的救济则逐渐增加。为了减少经费开支，1930年工党政府通过了《保险金需求量检查法》和《保险金发放纠偏法》，压缩了失业津贴，也加深了工人群众与工党政府间的矛盾。1931年3月，工党政府又被迫成立了以乔治·梅爵士为首的探讨缩减公共开支可能性的委员会。7月，该委员会报告说，国家财政状况的迅速恶化，将导致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将出现较大的赤字。8月，国家财政状况继续恶化，麦克唐纳内阁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准备用一系列经济措施来对付危机；同时，麦克唐纳政府希望纽约的银行家们对英镑地位给予支持；但这些银行家们提出的全面削减财政预算的条件未能被麦克唐纳的内阁同僚们接受，这样，麦克唐纳只能选择辞职。

面对迅速恶化的国内经济形势，此时任何一个单一的政党出面组阁都难以应付极其困难的局面。英国需要一个多党联合政府，同心协力，相互支持，实施一些不受欢迎的经济举措共度时艰。国王在同保守党和自由党领导人进行磋商后，“委托麦克唐纳先生组织一个超党派的举国一致内阁”。

早在工党政府辞职之前的7月中，丘吉尔鉴于形势就曾提出成立联合政府。他分别与劳合—乔治和麦克唐纳讨论过此事，但当时未得出明确结论。新的联合政府成立后，丘吉尔却未能被邀请入阁，他不得不在下院中回到过道后面去，成为“后排议员”。尽管他后来表白说：“我在国家紧张关头被断然抛弃，并不使我感到愤懑，更说不上伤心。”但是无庸置疑，这显然是丘吉尔感到灰暗的一段时光。

以麦克唐纳任首相的联合政府得到了鲍德温和整个保守党的支持，也得到了以赫伯特·塞缪尔和约翰·西蒙为首的自由党两大派别的支持，“但在他自己的政党中，只得到七八个人的支持”。丘吉尔并不反对联合政府，但他发现，“新政府的成立并没有制止住金融危机。当我从国外回来时，发现在势必举行的大选行将到来之时，什么问题都没有获得解决。”

自由党领袖劳合—乔治本来反对马上举行大选，试图在新的大选改变政治格局前能够重整自由党，但由于他长期卧病在床，无力视事，自由党的党务由塞缪尔主持。在麦克唐纳和鲍德温的坚持下，塞缪尔作了让步，同意尽早解散议会。从此以后，劳合—乔治“就成了一个没有党派的领袖，孤寂地坐在后座议员席上沉思着”。

在新的大选中，丘吉尔在自己的选区毫不困难地战胜了自由党和工党的对手，以35956票的高票数当选。保守党在全国也取得了相类似的胜利，获得了447个议席。而工党的席位大幅度地减少，只剩下了可怜的46席。从总的情况看，联合政府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拥护。但由于工党地位的削弱，尽管麦克唐纳保留了首相地位，实权其实操在保守党领袖、副首相鲍德温手里。到1935年5月，年老体衰的麦克唐纳退休后，鲍德温就顺理成章地继任了首相职务。

无论是麦克唐纳还是鲍德温担任首相，他们都不愿让丘吉尔成为自己的同僚。丘吉尔很有些瞧不起麦克唐纳，他不仅不留情面地在下院攻击工党的政策，甚至到了对首相本人尖酸刻薄的地步。有一次丘吉尔在下院这样说到麦克唐纳：“我想起，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有人想带我观看著名的巴尔奴姆马戏团的演出……，节目单中有一个我最爱看的节目，名字叫‘没有骨头的恶魔’。可是我的父母认为，观看这样的演出，对孩子的刺激太大了，并且可能败坏道德。我不得不等了五十年才坐在政府的座位上看到了‘没有骨头的恶魔’。”麦克唐纳固然在政治上没有骨气且优柔寡断，但他对于丘吉尔如此刻毒的话也决不会宽恕。至于鲍德温，对于丘吉尔的争强好胜甚至喧宾夺主仍然记忆犹新。他在第一次任首相时就曾抱怨说：“有温斯顿出席的政府会议无法按议事日程进行审议工作，因为丘吉尔总要额外提交一些十分高明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不仅涉及他本人领导的部，而且也涉及到别的什么部。”鲍德温那时就曾私下对朋友们说过，假如他再有机会组阁，就不会再考虑吸收丘吉尔，因为丘吉尔难以与人共事，会在政府中产生消极作用。现在看来，鲍德温倒真是说到做到了。

丘吉尔此时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没有更多的事情好做。1931年12月，他再次赴美国进行演讲旅行。但是他刚刚到达纽约不久，就不幸遇车祸受伤。那是12月13日的上午，丘吉尔应老朋友巴鲁克之邀到纽约第五大街他的家中去作客，在横穿马路的时候，丘吉尔忘记了美国的交通规则与英国左侧行驶的规则完全相反，他习惯性地向右看，结果正好被左侧急驶而来的汽车撞倒在地，骨头虽然没断，但内脏严重出血，还有许多外部擦伤。丘吉尔此时神志尚清醒，还向警察说明这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责任不在司机。他被送进了位于第76大街上的诺克斯—希尔医院。在向这家私人医院证明了自己肯定有支付能力之后，他的伤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在医院只住了8天，他就出院了。

丘吉尔的不幸事件在美国成为轰动性的新闻，反而为他的演讲旅行作了免费广告宣传，许多美国新闻记者来采访他；许多美国报纸都刊登了丘吉尔同前来道歉的肇事司机的合影照片。丘吉尔还为美国《柯里尔》杂志写了一篇题为《我在纽约的一次不幸遭遇》的文章，许多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为丘吉尔增加了2560美元的收入。

此后丘吉尔在美国的演讲旅行，除了因他在印度问题上的观点曾引起了一些麻烦外，基本上是顺利和愉快的。丘吉尔发现，美国听众“并不是没有兴趣、注意力和好脾气，因而，他们能够倾听长篇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演讲”。1932年3月，丘吉尔回到英国。当他在伦敦维多利亚车站下车后，他发现以阿奇博尔德·辛克莱为首的英美两国的老朋友们筹资为他购买的珍贵礼物、一辆价值2000英镑的豪华小汽车正恭迎他的归来。在这一年的其他时间里，丘吉尔的主要精力用于为报纸撰稿和进行写作他的著名祖先马尔巴罗公爵传记的准备工作，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恰特韦尔，只有下院讨论他感兴趣的议题时，他才到威斯敏斯特去，而且是发言完了就走。反对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曾极为不满地评论道：“他霸占了这个议院的一个席位，似乎就有权走进来、发表演说、出去和离开议会，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俨然是万能的上帝在说话……，除了他自己之外，他从来不听任何人的发言。”这一谴责在下院中引起了较普遍的同感，但并未能使丘吉尔的行为方式有所改变。

1933年3月，联合政府公布了建议通过选举成立印度联邦政府的白皮书。上院和下院的联合选举委员会对各项提议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了报告。在下院就白皮书提出的建议举行辩论时，丘吉尔发表了精心准备的演讲，他仍然坚持过去早已表述的观点，把建议中的联邦说成是“一种使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感到吃惊的骇人听闻的自我摧残行为”。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等反对派认为，联合选举委员会过于偏向联合政府，因而提议从该委员会的32名成员中去掉其中的6位内阁成员。

这一动议虽然被以209票对118票的比数否决，但如此高的反政府票数表明了反对派拥有的广泛基础以及力量的增强。

反对派在院外也尽可能地利用报纸动员国内舆论，以反对政府的印度政策。在当年保守党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上，反对派同样显示出不容小看的力量，仅以189票对165票遭到否决。丘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还成立了“印度保卫同盟”，广泛吸收保守党的普通成员，并制作了象征团结一致的会徽。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在青年帝国协会的会议上，为争取反对白皮书的投票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克莱门蒂娜也在保守党全国联盟中央妇女咨询委员会上作了反对白皮书的发言。

鲍德温一方面发表演讲回击保守党内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对政策进行修正以减少阻力。在1933年6月的保守党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上，以838票对356票通过了一项赞成白皮书政策的修正案。10月，在伯明翰举行的全国联盟年会上，反对派再一次以737票对344票被击败。丘吉尔以豁达的态度对待失败，他在投票结果公布后说：“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和获得解决后……，我们将再次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在1934年中，反对派仍然为否定政府的印度政策而努力抗争。但是在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的大会上以1102票对390票采纳了改革建议的各项原则后，实际上就结束了反对派院外集团的反对活动。议会内部的较量，也在联合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被采纳，法案通过三读之后宣告结束。［奇书网·手机电子书-wＷw.QiＳuu.cＯm］

在英国对印政策问题上，丘吉尔显然存在着谬误和偏见。他已有30多年未去过印度，因而对那里的情况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无知，也导致了他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偏激情绪。比如他关于印度问题的声明中说：“印度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确切地说，它是一个聚居着许多民族的大陆。能与印度相提并论的是欧洲，但欧洲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印度是一个地理上的抽象概念……，这种维系印度存在的观念上的统一，完全是通过英国在印度的中央集权政府才体现出来，其表现形式是印度的唯一通用语言——英语。”这显然是一副典型的殖民主义者的腔调。但丘吉尔也有正确的一面。他预言一旦英国政府从印度次大陆撤出，当地的各个教派势必发生危险的冲突。这一预言在其后的历史岁月里不断被证实。1947年发生了对立教派间的血腥屠杀；其后又有过多次印巴战争以及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之间的民族纠纷。同时，尽管政府关于印度自治的法案得以通过，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联合政府并没有完全获胜。对印度宪政改革进行的长期抵制，使得印度新宪法的颁布推迟了几个月，也使印度直至1939年二战爆发时仍未能成立一个经选举产生的中央政府。霍尔和欧文认为，他们提出的立宪制度能够维护一个统一的印度，是丘吉尔使这一机会白白失去了。但巴特勒勋爵对穆斯林是否会接受这一制度持怀疑态度，而后来学术界的研究进一步使怀疑得以确认。

1935年6月7日，鲍德温第三次出任首相。他对内阁只作了小规模的调整，仍然没有考虑给丘吉尔安排任何职位。看来这位首相再也不愿意让难于对付的丘吉尔闹得内阁不得安宁。此时已满60岁的丘吉尔似乎很难指望重返政府中去了。著名历史学家泰勒曾写道：“看来，在1935年丘吉尔还是个没有前途的人。”

丘吉尔传--２　写作生涯

２　写作生涯

难以重返官场的丘吉尔在其下野之后，早已开始了靠为报刊杂志撰稿和写书出版来谋生的生活。1930年中，他为《每日电讯报》等报刊杂志撰稿40余篇。6月，他在牛津大学的罗曼尼斯讲座中发表演讲。这篇题为《论代议制政府和经济问题》的演讲后来还出了单行本。9月至10月间，《新闻纪事》连载了他的《我的早年生活》。这本早年生活的回忆录于10月出版发行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好评如潮。直到他晚年，他还自认为这本书是“我以往写的一部最好的书”。

1931年，丘吉尔为报刊杂志撰稿的数量有增无减。此外，他还出版了《世界危机》的节略修订本，增写了《马恩河战役》一章。后来他又增写了《世界危机》的最后一卷《东方战线》，出版后被认为“很有趣，文学性很强，足以达到《世界危机》一书其他各卷的水平”。为了配合对政府印度政策的批评，他出版了自己的演讲集，题为《印度》的小册子。由于罗瑟米尔勋爵的儿子和继承人埃斯蒙德·哈姆斯沃思在印度问题上与丘吉尔观点相同，所以这一时期丘吉尔的文章大多都在他控制的《每日邮报》上发表，丘吉尔的作品也都由他的出版公司出版。

1932年中，由于车祸和伤寒病的影响，丘吉尔的作品数量有所下降。他于11月出版了题为《随想与奇遇》的书，书中回顾了他经历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塞德奈街之战”和“与克列孟梭在一起的日子”等，也展开了一些对重要政治问题和未来的思考。此外，他还就自己的业余爱好写了一篇题为《作为消谴的绘画》的长文，后来也出了单行本。这年年底到1933年初在《世界新闻》上连载的《世界伟大故事复述》，从《汤姆叔叔的小屋》到《唐·吉诃德》等12篇文章，其实是由他的秘书埃迪·马什代写的。

在三十年代的头几年，丘吉尔还着手进行了一项规模宏大的写作计划，就是从事对他的著名祖先马尔巴罗公爵传记的撰写，此事得到了巴尔弗和罗斯伯里的关注和支持。丘吉尔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拟定了写作计划，与专攻17世纪历史的历史学家基思·费伊林进行了详细讨论，军事专家R·P·帕克南—沃尔什上校为他查考了马尔巴罗公爵经历的各次战役的详情并帮他绘制了多幅战争形势图，他请刚刚毕业于牛津大学历史系的优等生莫里斯·阿什雷为自己收集和整理有关的各种资料。为了获得真切感受，丘吉尔还亲自赴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古战场遗址参观考查，访问了拉米伊、奥登纳德和布伦海姆。由于在古战场遗址喝了脏水而引起伤寒病，使丘吉尔的写作进度有所耽搁，但他还是在1933年10月写完并由哈拉普公司出版了《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的第一卷。

丘吉尔原计划用两卷的篇幅完成这部著作，但随着材料的增加使原计划得以扩充，最后成为总计100万字的四卷巨著。该书第一卷从马尔巴罗公爵的出身写到1702年，主要写传主的早年生涯；第二卷自1702年至1705年，主要写从荷兰到多瑙河的进军和布伦海姆之战，于1934年10月出版；第三卷自1705年至1708年，记叙了拉米伊和奥登纳德战役的进程，于1936年10月出版；第四卷则总结了马尔巴罗的生平功过，1938年9月出版。

在这部传记中，丘吉尔对自己的祖先不吝笔墨地进行讴歌，同时有针对性地反驳了著名历史学家麦考利对马尔巴罗公爵的猛烈抨击。在麦考利的笔下，尚未成为马尔巴罗公爵的约翰·丘吉尔是“靠克利芙兰斯卡娅公爵夫人给的不光彩的赏钱过日子”的，“他置身于那些靠情夫发财致富的贵夫人包围之中，在很短时间内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然而却往往得不到克利芙兰斯卡娅公爵夫人的欢心。有一天，约翰·丘吉尔和公爵夫人在一起时被国王看见了，他吓得跳窗而逃。约翰·丘吉尔这一冒失的献媚举动，得到公爵夫人5000英镑的赏钱，勤俭的年轻人马上用这笔钱购买土地出租，每年收入500英镑。”麦考利还指出，约翰·丘吉尔“在20岁时靠自己的仪表不俗和富有活力赚钱；到了60岁时则靠自己的才能和荣誉赚钱”。此外，麦考利还指责约翰·丘吉尔有变节行为，背叛了詹姆斯二世国王，而给敌人通风报信。丘吉尔在自己的书中对麦考利进行了“接连不断的谴责”，甚至指责麦考利撒谎。他写道：“我们可以指望真理会很快战胜谬误，并在麦考利时髦的燕尾服上写上‘撒谎人’几个字。”

一些历史学家如特里维廉教授和理查德·洛奇爵士并不同意丘吉尔这种矫枉过正的作法，但也给予了他一些肯定。洛奇爵士在《英国历史评论》上发表评论说：“富有经验的评论家可以满有信心地说，很少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在处理长达50年的一段历史时，能够使史实错误达到如此少的程度。”军事史家利德尔·哈特评论道：“对一个在军事史王国遨游的人来说，从狭隘的观点看，这通常是一个单调乏味的领域，但丘吉尔先生的著作问世，就好像卡塞尔山上的明灯，升起在佛兰德平原之上。”

最权威的评价来自于20年后的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1953年由该院院士S·席瓦兹宣读的授予丘吉尔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多处涉及对这部传记的评论。席瓦兹院士说：“在他关于祖先马尔巴罗的伟大作品中，丘吉尔写道：‘说话容易且多，大事难做且少。’是的，伟大、生动、说服力强的语言也是难说且少。但丘吉尔已证明了话说得好也是成为伟业的特性之一。……

“即使那些沾满了灰尘被封存在档案里多年的老战役，丘吉尔写来也能照样清晰可爱，特里维廉①巧妙地描写了马尔巴罗战役，而在幻想力方面，恐怕丘吉尔的描写还要略胜一筹。如布伦海姆战役，读者神魂颠倒地追随血腥激战的场面，看见了炮弹在密集的广场中炸出一道道弹痕，也为迅捷的骑兵出击和肉搏战中的步兵所倾倒。他放下此书的写作，半夜会吓出一身冷汗，做着自己排在英国皇家骑兵的第一排，一动不动地站在堆满被枪炮打死打伤的‘人山’中的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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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里维廉（G·M·Trerelyan，（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之一学院院长。

“他写杰出的《马尔巴罗传》（1933—1938）一书，是由于马尔巴罗一生的事迹与丘吉尔本人十分相似，都是敢于攻击那些毁谤其祖先的人。我不知道史学家们如何看待他攻击麦考利一事，但麦考利敢于痛骂这位马尔巴罗大将军，骂得那么淋漓尽致，那么发自内心，也实在令人钦佩。

“其实马尔巴罗的传记，不仅仅是一连串栩栩如生的战争场面，也是一位政治家兼战士的辩护词；对他谜一样的独特人格，更作了透彻研究，可见丘吉尔除了上述的许多能力之外，还善于刻画人物。”

但是也有的评论家认为，丘吉尔的叙事技巧以及对麦考利的批评都是次要的。这部传记的最大价值，在德斯蒙德·麦卡锡看来，在于“丘吉尔先生的书，对于任何一个旨在掌握国家事务，或者可能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在公职中处于负责地位的人说来，是有教育意义的”。

1933年初，丘吉尔同出版商卡塞尔签订了写作《英语民族史》的合同。这部书到“二战”爆发时已写出了50万字的书稿并打出了清样，但由于战争的冲击，被迫束之高阁，直到1956年才由卡塞尔出版公司出版了第一卷；1958年3月出齐4卷。

1936年，《世界新闻》连载了丘吉尔的题为《我们时代的伟人》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在第二年汇编为《当代伟人》一书，由桑顿·巴特沃斯公司出版。从1936年至1938年间，丘吉尔还就国际事务定期在《夜旗》，而后又转至《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还以报业辛迪加方式在25家欧洲报刊上同时发表，并于1939年汇编为题名《步步紧逼》的书，由桑顿·巴特沃斯公司出版。此外，他在1932年至1938年期间就防务和外交政策发表的一系列演讲，由他的儿子伦道夫编辑成《军备与盟约》（美国出版时改名为《英国仍在沉睡》）一书，于1938年6月由哈拉普公司出版。

丘吉尔的写作方式很独特。他要求助手们提供各种原始资料和有关参考书，经过自己阅读、消化，在头脑中梳理成章后，再口述出来由秘书打印成稿。如果对稿子感到满意，他就交给出版者，先印出6份校样，分送给有关的朋友或顾问们征求意见。在听取意见加以修改后，稿子会有较大改动，直至定稿后才送交出版。因此丘吉尔的书常常篇什甚巨，并且带有明显的修饰的痕迹。

他写作的大量文章和书籍，为他带来了极高的酬金。据他的秘书菲力斯·莫伊尔估算，他在这一时期平均每年收入约10万美元（约合2万英镑），这比他担任政府大臣时的薪俸要高得多。

尽管丘吉尔从写作活动中得到了“大量收入”，但他还是常感拮据，甚至有时迫不及待地催讨稿酬。因为他不仅在恰特韦尔庄园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且家庭花费也很大。克莱门蒂娜为自己添置新装颇需用度，他们的子女、尤其是儿子伦道夫花钱的大方程度也不比父母差。丘吉尔的长女黛安娜在1932年12月她23岁时，嫁给了南非采矿业巨头艾贝·贝利爵士的长子约翰·米尔纳·贝利。丘吉尔向这对新婚夫妇赠送的礼物是“一张支票”，上面开的显然是一笔不小的数额。

黛安娜于1935年离婚并很快再嫁给年轻的保守党议员邓肯·桑迪斯。此人与布伦丹·布雷肯一起成为丘吉尔在下院的坚定支持者。次女莎拉从事舞蹈学习，在成为阿德尔菲剧院的青年歌舞演员后，爱上了演喜剧的青年犹太演员维克·奥利弗。1936年圣诞节前，在奥利弗放弃奥地利国籍成为美国公民后，丘吉尔才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并接纳奥利弗进入他们的家庭。未成年的小女儿玛丽仍然与丘吉尔夫妇生活在一起。

丘吉尔的绝大部分时间在恰特韦尔庄园度过，但他经常外出旅游度假，有时也带着孩子和朋友们一起去。他在这些年间曾先后到过法国、意大利、巴勒斯坦、西班牙、摩洛哥以及阿拉伯地区。

在不外出的日子里，丘吉尔则越来越多地与他的政治追随者们呆在一起。与他来往最为密切的是布伦丹·布雷肯、林德曼教授和邓肯·桑迪斯等人。已经庆祝过60大寿的丘吉尔发现自己仍然身强体健，对政治生活仍然充满了激情。虽然他暂时还看不见出路，但他心中并不绝望。他曾说道：

“我必须承认我具有一种乐观自信的气质。尽管我看到事情的阴暗面是如此严重，但奇怪的是，当我每天早晨醒来，新的希望与力量又重新凝聚。我强烈地相信，英国人民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有一种预感，时间将给予他们弥补以往的过错和疏忽的机会。”

丘吉尔传--３　光荣的孤立

３　光荣的孤立

丘吉尔的预感并没有错。历史正在为它的伟大儿子酝酿机遇，而丘吉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迎合着历史的发展趋势。他就战争的危险向世人发出的无休止的警告，虽然在长时间内不为人们所重视和理解，甚至在他的下院同僚中引起了“痛苦和反感”的情绪，但历史将很快证明丘吉尔的正确性，并将因此而把他引上他人生旅途中的辉煌顶峰。

丘吉尔毕业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曾在部队中服役过较长时间，参加过多次战争，又担任过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通过这些经历和磨炼，使他对于战争具备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惊人的敏感和预见。他似乎一直扮演着一位上帝派来的使者，不断地向人们发出警告性的战争预言。

早在1925年，他就对未来战争中的一些重大的技术发展作出了高瞻远瞩的预见。而不幸的是，这些预见后来都变成了现实，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灾难。他写道：

“会不会出现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至今一切已发现的爆炸能都无可比拟地更为猛烈的呢？会不会发明一种大小像个桔子的炸弹，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毁一大片建筑物——或者集中千吨炸药的力量，一下子把整个市区夷平呢？即使是现有的炸弹，是否可以装在飞行运载工具上，用无线电或其他射线来操纵，不用驾驶员，自动地、连续不断地轰击敌方的城市、兵工厂、营房或造船厂呢？

“至于毒气和各种形式的化学战，还只是一本恐怖书中已写成的第一章罢了。可以肯定，莱茵河两岸的人都在运用科学并以绝大的耐心来研究所有这些新的毁灭方法。而且，为什么要认为这些方法只限于无机化学呢？对于疾病的研究——有组织地准备各种病毒，蓄意向敌方的人畜投放——这肯定是不仅在一个大国的实验室里进行着的。毁坏庄稼的害虫，杀死马匹和牲口的炭疽热，不仅毒害军队，而且能够毒害整个地区的瘟疫——这些就是军事科学正在冷酷无情地前进的路线。”

在丘吉尔于1928年写成的《战后》一书中，他对“一战”结束后的某些情况和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作了深刻的思考，并怀有极大的担忧，此时他“已深深感到未来的浩劫”。他写道：

“战争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开战时的情形一样。世界抬起了它的头，看一看劫后的废墟，胜利者和战败者都松了一口气。在成百的实验室里，在成千的兵工厂、制造厂和各种办事机构里，人们一下子站了起来，离开他们多少年来专心致志的工作。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没有实行，被丢在一边了。但是他们的知识还保存着；他们的资料、数据和发明，都由各国的军事机关匆匆忙忙地捆扎起来，并注上‘供将来参考’。1919年的战役没有打成，但它的各种观念还在向前发展。在每一个国家的军队中，在和平的外表掩盖下，都在把这些观念拿来研究、推敲和提炼。假使世界再发生战争，那就不是使用准备在1919年作战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发展和扩充，那必将是无可比拟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被称为‘和平’的这个筋疲力竭的时期。不管怎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全面局势进行考虑的机会。某些令人担忧的、但确实无疑的事实已逐渐出现，好像山峰从漂浮的云雾中逐渐显露出来似的。可以确定，从此以后，一旦打起仗来，全部人口都将加入战斗，每个人都将竭尽其力，都难免遭到敌方的猛烈攻击。可以确定，感到其生存处在危险中的国家，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确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战争中，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规模的、无限制的毁灭性武器和方法，也许一旦发射就无法控制。”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丘吉尔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成为“后座议员”，但他仍然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清醒的认识。1932年夏，当他前往巴伐利亚等地考察马尔巴罗公爵曾经征战过的古战场时，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偷偷地重整军备的事态十分关注。他写道：

“当我们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希特勒的动向，我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气氛，发现这是每一个德国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在国内掀起了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狂潮，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亦愈演愈烈。丘吉尔又是最早对这个纳粹新政权的罪恶进行谴责的人之一。

他写道：

“我们以吃惊和忧伤的心情看到：残忍的暴力和好战的狂热甚嚣尘上，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无情的虐待，仅以种族为藉口而拒绝对文明社会为数众多的个人提供正常的保护。”

正当希特勒德国秘密地或半公开地破坏凡尔赛和约而重新武装起来之时，英国的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却迫于财政危机，在议会下院大力鼓吹裁军，并在国际联盟和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提出一系列裁军建议。同时，对于坚定地保持强大的陆军的法国进行抨击。

1932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在下院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质量上的裁军”的议案，还提出了一个把武器分为应准予保持和应予以废止两类的新划分方法，其中荒谬地“把重炮、坦克和毒气归入进攻性武器这一罪恶的范畴”，以便“使侵略者在进行侵略时有较大的困难”。

丘吉尔在辩论中对此尖锐地予以驳斥：

“以坦克为例，德国人在入侵法国之后，深挖战壕；在两年之内击毙150万试图解放法国领土的法英两国士兵。坦克的发明，是为了制服德国人用来守住在法占领地的机关枪火力，在赶走侵略者的战斗中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现在，很明显，德国为了保持所占领的法国十三个省而使用过的机关枪，要被视为善良的、防守性的机关枪，而用来保住协约国许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却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责备和咒骂……”

就在这次辩论演说中，丘吉尔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提出了战争临近的警告：

“德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同法国的相接近，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是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均等的人进一言：‘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接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的这种议论，如果一旦见诸于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不堪设想的灾难中去。”

1933年4月，丘吉尔在议会发言中说得更加明确：“德国要求军备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编制平等……，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只要德国的怨恨和不满尚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的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指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1933年秋，和平主义在英国泛滥，和平的热望鼓动着不明真相的大多数英国民众。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义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支持。在牛津大学，大部分学生都拥护学生俱乐部作出的“该团体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著名决议。当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关于废除这一决议的动议付诸表决时，却被压倒多数的票所击败。在当年10月25日东富勒姆的补缺选举中，和平主义情绪的潮流使工党增加了近9000票，而保守党却减少了10000票以上。当选的工党议员威尔莫特在投票后说：“英国人民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提出普遍裁军的政策，从而给全世界作出榜样。”工党领袖兰斯伯里说，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把军备裁减到德国的水平，作为全面裁军的第一步”。工党和自由党继续以和平的名义坚持要英国裁军。

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一概称之为‘战争贩子’和‘恐怖贩子’。那些敢于采取不同路线的政党和政治家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丘吉尔一天也没有放弃反对裁军和提醒存在战争危险的呼吁。1934年3月，在下院讨论军事预算的辩论中，丘吉尔指出：

“德国正在很快地武装起来，没有谁打算去阻止它。这似乎是十分明白的事。没有人提议进行一次防御性战争以阻止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它决定武装起来，也正在武装起来；而且已经武装起来了。我不知道详细的情形，但事实很明显，这些天赋很高的人，以他们的科学和他们的工厂——加上他们所说的‘航空运动’——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以极大的速率建立起一支既能进攻，也能防守，可以用于一切目的的最强大的空军。

“我深恐有一天，威胁到不列颠帝国心脏的手段会落入德国目前的当权者的手中。我们将会落到一种可悲的境地，使每一个珍惜行动自由和独立的人感到十分难过，同时也使从事日常工作、爱好和平的广大群众遭受极大的危险。我深怕有那么一天，而且也许为期已不远了。也许只有一年，或者也许十八个月。现在至少还没有到来，但愿没有到来，我希望和祈求如此；但事实上已为期不远了。现在我们还来得及采取必要的措施，而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取得空中均势的措施。”

丘吉尔指出，英国皇家空军的实力在世界上只占第五位，仅为法国空军实力的一半。而新的空军预算中1934年的开支仅有13万英镑，这点可怜的经费是远远不够的。丘吉尔要求掌握实权的鲍德温采取行动加以弥补，鲍德温答复说：

“如果我们为了达成协议所作出的努力未能收效，……那么本国任何一届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即本届政府，将保证我国在空军方面的实力和威力，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以达到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

鲍德温的保证是庄严而明确的，但可惜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付诸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它只是为了应付丘吉尔的警告和批评。因为直到1934年年底，麦克唐纳在鲍德温的政治权力的支持下，还继续在做工作要法国裁军。

对于麦克唐纳政府的裁军滥调，丘吉尔不断地在下院进行抨击。他援引自己2月7日在议会提出的“不被理睬的抗议”说，德国纳粹势力重新武装德国的要求是无休止的，如果满足了他们扩充陆军的要求，他们必将继而提出扩充海军。人们绝不能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的历史教训。1914年，德法两国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争端。可是在那年7月的一个下午，德国大使突然到法国外交部，宣布战争将马上开始。

丘吉尔提醒说：

“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处在适当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许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会遇到一位大使的光临，并且不能不给以一个答复。而一旦这个答复不合其心意，那么，几个小时之内，炸弹在伦敦爆炸，建筑物倒塌，炮火和硝烟的弥漫，将向我们指出我们一向忽视的空防所存在的种种弱点。我们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易受攻击。”

在对历史以及现实情况深邃洞悉的基础上，丘吉尔要求下院立即作出三项明确的决定：其一，在陆军方面，像欧洲各国那样，改建民用工厂，以便能够迅速转为军事生产之用；在海军方面应该重新取得设计自由。其二，应该立即废止伦敦条约，因为它妨碍英国建造所需要的舰只，并阻止美国建造巨型战列舰；同时也因为伦敦条约国之一的日本已违反该条约，决定恢复造舰的自由。其三，在空军方面，应该建立一支能够与法国或德国两者中较强的空军相匹敌的空军。

1934年3月14日，丘吉尔在议会的发言中说：

“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断要求法国裁减他们的实力。……我不能设想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无论主张孤立或主张联盟，总有些理由可说。然而削弱一个将与之订立同盟的大陆国家，而为了使大陆各国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进大陆纠纷之中，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了。

这样一来，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两面不讨好。

“罗马人有一句格言：‘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但我们的格言似乎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还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减哩。”

1934年7月13日，丘吉尔在发言中说：

“把裁军与和平混为一谈，那是极大的错误。有了和平，才能有裁军。可是，最近几年以来，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恶意日益滋长。而且，尽管这些年来，人们继续不断发表演说，下结论，好心多情，还经常举行各种宴会，但军备却在不断扩张，实际上是迅速扩张。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

丘吉尔认为，希特勒在德国建立的法西斯独裁，甚至比军事独裁还危险得多。因为那个以恐怖和血腥镇压为基础的独裁者，为了摆脱国内的政治危机，很可能会对外进行冒险，使全世界“蒙受惨绝人寰的灾祸”。

1934年7月20日，英国政府为了加强皇家空军的实力，提出了在5年内扩充41个中队或大约820架飞机的提案。但是工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在下院提出了对这一杯水车薪的提案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动议。工党的动议中说：“英王陛下政府既非由于承担了新的国际义务，也非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竟然采取扩军政策，这必定损害国际裁军的前景，并将鼓舞危险而浪费的军备竞赛的复活。”工党领袖艾德礼在发言中说：“我们否认有扩充空军军备的必要……我们否认皇家空军的扩充将有利于世界和平这个前提，我们也反对空中均势的要求。”

自由党也提出了自己的提案，表明拥护这个不信任动议。

自由党的提案如下：

“本院鉴于世界各国又有进行军备竞赛的趋势，深为忧虑；事实证明，军备竞赛总是战争的先兆。除非裁军会议已告失败，除非有确切的理由，本院对我国扩充军备将不予以通过；至于提议在空军军备上的二千万英镑额外开支，因不符合这些条件，本院拒绝同意。”

自由党领袖塞缪尔爵士在发言中说：“德国的情形怎么样呢？就我们所看到或听到的，并无迹象表明我们现有的空军实力不足以应付目前从这方面来的威胁。”

而丘吉尔这个被排斥在政府之外的人，却以政府辩护人的姿态发言敦促重整军备。他对反对派以极其轻率的态度提出不信任议案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和平主义的舆论专政“会严重损害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我们是富裕的，又是容易被掠夺的，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那么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那么善于回敬掠夺者……在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捆缚着一头肥大而珍贵的母牛来引诱猛兽。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现在其他国家没有遇到的。

“让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的软弱不仅害了我们自己，也连累欧洲的稳定。”

丘吉尔的发言，受到了保守党人的欢迎，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工党的不信任动议最终由于绝大多数的反对而被否决了。

1934年11月28日，在下院的冬季会议上，丘吉尔代表几位老资格的保守党后座议员，提议在议会的答辩词中加上“我们的国防实力，尤其是空军的实力，不够充实，不足以保证陛下忠实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等内容。丘吉尔在发言中断定，“到1936年年底，德国空军将超过我们约50％，到1937年年底它几乎就会增加到我们的一倍”。

鲍德温立即针对丘吉尔的发言进行反驳，他说：“说德国很快就和我们有同等实力，这不是事实。……德国现在正在积极地制造军用飞机，但它的真正实力还不到我们今天在欧洲的实力的50％。至于讲到今后一年的情形，如果德国执行他现有的空军计划，不加快步伐，而我们照目前核准的速率，并继续实行本年7月向议会宣布的扩充计划，那么，德国的空军实力，决不会和我们相等，或比我们更强。照我们的估计，我们单在欧洲就将超过他们近50％。”

但是无情的事实很快就揭穿了鲍德温的谬误，而且消息来源于希特勒本人。1935年3月底，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和艾登访问了德国。在一次会见中，希特勒亲口告诉他们，德国的空军实力已与英国相等。英国政府于4月3日公布了这一情况。

丘吉尔在下院的发言中指出，即使到了这种地步，政府仍然没有采取“与我们的需要相适应的措施”。他主张英国和欧洲的法、意以及其他渴望和平的国家“为了自卫而团结起来”，利用国际联盟的权威，建立各种防卫力量，形成“集体安全的庄严结合”，“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使我们可以过着安静太平的生活，使我们从可悲的错误估计中醒悟过来。我们现在就是这些错误估计的受骗者，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这个警告，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它的牺牲品。”

下院的议员们都认真地倾听着丘吉尔的发言，但丘吉尔却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他深信英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却又不能使议会和全国人民信服和重视他的警告，从而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他感到这是“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许多保守党议员原来指责丘吉尔危言耸听，此时却又因他们所信任的领袖鲍德温被丘吉尔逼入困境而迁怒于他，使他陷于“光荣的孤立”之中。直到5月22日，鲍德温才在下院作了他的有名的自我检讨。他承认：“我的错误在于对未来的估计。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错了。我们在那个问题上完全受骗了。”他就人们对空军部备战不力的批评重申道：“不管什么责任，我们都十分愿意接受批评。这不是某一个大臣的个人责任，这是整个政府的责任，我们政府内所有的人都要负责，我们全都有该受责备的地方。”

鲍德温不愧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摆脱了被动局面。许多议员和政府官员为鲍德温的坦率发言所感动，“因他能坦率地承认错误和承担责难，因而被认为已赎回他的罪责了”。但正如丘吉尔嘲讽的那样：“他只凭他天生的刚毅和诚实，使自己摆脱困境，但可惜没有使他的祖国摆脱困境。”

在三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希特勒政权疯狂地扩军备战，从偷偷地进行到半公开直至明目张胆地以寻衅的姿态向全世界挑明，使德国完全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从而拥有36个师团共55万陆军，相当于英国2C3的空军并具备了很快超过英国空军的潜力，海军的实力也已达2．6万吨。而在此期间英国却一直唱着裁军的高调，军备废弛，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原有的优势甚至已经落后。以至于在几年之后，当精通《圣经》的英斯基普爵士于1936年3月被任命为国防协调大臣时，他引用《圣经》中的一个生动比喻，把他就任前的那段时间称为“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丘吉尔传--４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４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形势的发展迫使政府和议会对重整军备问题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丘吉尔除了在下院发表敦促重整军备的演讲外，还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直接而具体地参与了一些加强空防力量的工作。1934年夏，丘吉尔的密友、牛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林德曼教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读者来信，指出防空科学研究方面可望取得突破性进展。9月，丘吉尔和林德曼专程从戛纳赶到鲍德温度假的埃克斯累班，要求政府成立高级负责机构研究这一问题。后来他们又请奥斯汀·张伯伦出面，与丘吉尔联名给麦克唐纳写信提出此事。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成立了空防研究委员会，附属于帝国防务委员会。

丘吉尔于1935年6月7日也在下院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作了说明。他说：“它所涉及的，是如何发明、采用或发现一些方法，使我们能够使地面防空部队控制天空，从地面来实施控制——甚至支配——高高在其上空的飞机……”丘吉尔认为，一旦发明了某种可以较容易打下来袭敌机的地面装置，就可以大大增强人民的安全感，鼓舞士气，所以，“应该以英国科学所能运用和我国财力所能担负的一切资源来推进这项工作。”如果考虑到这一提议是在以雷达侦察来袭敌机的方法正式使用前四年多提出来的，就应该说，丘吉尔关于军事技术发展方面的预见是相当敏锐的。

1935年6月，鲍德温出任首相后，起用菲利普·坎利夫—里斯特爵士取代伦敦德里任空军大臣，然后邀请丘吉尔参加空防委员会。丘吉尔要求保持自己对政府防务进行批评的自由权利，鲍德温答复说：“我的邀请，并不是想叫你以后不能畅所欲言，而是对老同事的友好表示。”丘吉尔提出林德曼也必须至少成为技术小组成员的要求也被同意了。于是，丘吉尔参与了该委员会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英国建成了海岸雷达网，在以后的空防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以后几年中，丘吉尔与海军部也保持了一种密切的联系。海军大臣霍尔爵士准许海军部的官员们可以自由地与丘吉尔讨论海军部的各项事务。丘吉尔就战列舰的建造和大口径炮的安排问题都发表了极有见地的意见，为增强海军实力作出了贡献。

在1935年中，还发生了一件影响世界格局改变的大事，被丘吉尔称为世界和平又受到的“第二次重大打击”，这就是继英国丧失了空中均势之后，意大利又投到了德国方面。事情起因于意大利对非洲小国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埃塞俄比亚原称阿比西尼亚，是阿姆哈拉族人建立的国家。十九世纪中叶它遭英国人入侵；该世纪末又沦为意大利的保护国。在1896年3月爆发的阿杜瓦战役中，意大利人被击败，被迫签订和约，承认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此时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为了提高威望，巩固自己的统治，决心不惜代价冒险入侵埃塞俄比亚。整个夏天，意大利的军运船队源源不断地通过苏伊士运河和红海，将大量军队和军需品集中到了埃塞俄比亚东部边境一带。意大利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世界舆论和英国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丘吉尔认为，英国可以同国际联盟一起去反对意大利，但是他“坚决劝告”有关大臣不要使英国在反意斗争中起带头作用，也不要过于突出地步在前面。

因为丘吉尔一方面“感到德国的可怕和我国国防力量的减缩”，另一方面认为意大利在“一战”中是主要的协约国之一，与英国“是有老交情的”，“当我感到反抗纳粹重整军备的可怖斗争已无可阻挡地、大踏步地迫近的时候，我实在很不愿意看见意大利和我们疏远起来，甚至跑到对方阵营中去。”

鲍德温政府同意丘吉尔的基本看法，但鉴于国内民众的情绪，政府于1935年8月24日发表了将履行条约和国际联盟决议中规定的义务的声明，声称要支援埃塞俄比亚。丘吉尔对此很不满意，他立即写信给外交大臣霍尔爵士，提醒他防止“使外交工作走在海军部署之前而造成的重大错误”。随后在给奥斯汀·张伯伦的信中又说：“这个问题却使我很不愉快。打垮意大利，这将是可怕的举动，这将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但是政府的这一措施却赢得了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鲍德温的威望得到了空前提高。为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鲍德温决定在秋天举行竞选，不久即宣布解散议会。此时，英国的经济状况正逐渐从不景气中复苏，失业水平已有大幅度下降，因此政府得到了选民们的支持。投票结果表明，反对派只得到少数席位，而政府仍保持了多数议席432席。

丘吉尔在埃平选区获得了支持保守党的全部选票，以34849票当选。丘吉尔认为，他与政府之间在印度政策上的矛盾因为印度法已获通过而得到了解决，这排除了他进入政府的障碍。他本人也因为德国的威胁日甚一日，很想抓军事机构的工作。正好此时海军大臣一职空缺，这正是丘吉尔最想干的。当时社会上也盛传丘吉尔将重返政府担任海军大臣，但是鲍德温并无意起用丘吉尔。早在鲍德温刚刚取代麦克唐纳担任首相时，他曾就起用丘吉尔一事征询过《泰晤士报》主编道森的意见。道森认为，丘吉尔在保守党内不受拥护，而且“特别在对外关系和防务问题上升为主要问题时，是一个破坏性力量”。此次大选结果一经公布，鲍德温“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他无意要丘吉尔参加政府。丘吉尔感到十分沮丧，不等议会开会，就带着画具到温暖的西班牙和北非一带旅行去了。

1935年12月，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鉴于国际联盟各国的有限制裁措施未能有效地阻止意大利的侵略，遂与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商定了一项由意大利与海尔·塞拉西皇帝瓜分埃塞俄比亚的妥协方案。12月9日，英国政府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于13日将方案全文提交国际联盟。这立即在英国国内激起了一片反对的浪潮；鲍德温的威信也因此而受到极大损害。鲍德温为挽回恶劣影响，决定让霍尔辞职，并放弃了这一方案。12月22日，鲍德温任命安东尼·艾登担任外交大臣。当这场风波发生时，远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丘吉尔曾想马上回国，但他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回去找鲍德温的麻烦，因为那样可能会同时损害丘吉尔自己。丘吉尔接受了劝告，但事后又感到后悔。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回想起来，我倒觉得应该回国。我很可能促使反政府的各派势力作出决定和联合起来，从而结束鲍德温的统治。也许这时奥斯汀·张伯伦爵士领导下的政府也成立了。”在对待意大利的态度上，丘吉尔虽然从来不赞成英国采取孤立行动，“但是既然已经走得那么远，如倒退回去，其后果是严重的”。在丘吉尔看来，由于英国的胆力跟不上当时的局势，所以使墨索里尼的侵略野心能够得逞，终于吞并了埃塞俄比亚。如果当时英国采取断然措施，一定能够截断意大利到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交通，在可能发生的海战中也一定能够获胜。而墨索里尼是不敢同一个态度坚决的英国政府搏斗的。更为糟糕的是，意大利的胜利刺激了德国人的战争野心和对英国人的轻蔑。“墨索里尼虚张声势的恐吓居然获得成功，从这个事实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旁观者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丘吉尔所说的旁观者，就是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在东方，还有日本人。

意大利的胜利及其与德国形成柏林—罗马轴心，坚定了希特勒武力扩张的决心。他终于决定开始动手了。1936年3月7日上午10时，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向英、法、比、意等国大使宣布，德国建议订立在莱茵河两岸边界设非军事地带的25年公约以及限制空军的条约，并就东西方邻国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但在仅仅两小时后，希特勒在国会宣布，他准备重行占领莱茵兰地区。就在他说话的同时，德国军队连续越过边界，进入该地区所有的重要城镇。

对于德国这一行动，英国居然有报纸这样说：“说到底，这不过是德国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罢了。譬如说，如果约克郡脱离我国版图10年或15年之久，我们的感觉又怎样呢？”但是丘吉尔却深刻地看到了蕴藏在这一事件表象背后的巨大危险。他在3月26日才开始举行的辩论中说：“……我们确实看到人类的前途出现了最黯淡、最使人震惊的变化。在这么短短的几年内就出现这样的变化，真是亘古未有的……

“侵犯莱茵兰一事之所以具有严重性，是因为荷兰、比利时和法国都因此受到威胁。国务大臣提到德国甚至拒绝在谈判进行中停止建筑防御工事，我听了非常不安。我猜想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他们一定会在那里筑成一道防线，而有了这道有防御工事的防线以后，对欧洲的局势就会产生很大影响。这道防线形成一道横过德国大门口的障壁，同时又使它可以从另外的门口任意地向东面和南面冲出去。”

4月6日，当政府要求对外交政策进行信任投票时，丘吉尔又对整个局势的发展作了深邃的预见。他说：

“希特勒已撕毁各种条约，在莱茵兰驻了兵。现在，他有军队在那边，而且准备永久驻下去。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在德国国内和所有邻近的国家，纳粹政权获得了新的威望。但是，事实还不止于此，德国现时正在或者即将在莱茵兰地区设防。设防当然需要若干时日的。首先，我们听说，德国最初筑的不过是普通野战工事。但是，有人知道，德国可以把野战工事逐步加强，使之十分完备，直到筑成为像兴登堡防线那样完美，包括有许多钢筑水泥堡垒和地下室的一道防线。知道这种情况的人就会知道野战工事同永久性防御工事，只是在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从挖掉第一块草皮起可以一直干下去，直到最后筑成极其完备的防线。

“我完全相信，德国与法国接壤的全部边境，都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筑成尽可能坚固的防线。……面对法国边境有一条堡垒防线出现，这就可以使德国在这条战线上节省兵力，使它的主力转而突破比利时和荷兰……一旦这些防御工事完成，随着工程日趋完备，中欧的整个形势也就跟着发生变化。波罗的海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还必须加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个巨大的军事建筑工程完工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不幸的是，丘吉尔的上述警告性预言，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都陆续地并且是迅速地变成了现实。

骤然紧张起来的局势，使鲍德温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于是政府决定新成立一个协调各军事部门的部。关于该部大臣由谁担任，曾经考虑过经验丰富的丘吉尔。奥斯汀·张伯伦认为把丘吉尔排除在政府之外是“极大的错误”，并曾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表示过，丘吉尔是最合适的人选。但鲍德温最终却任命已年近60岁、对高级军事管理工作缺乏经验并从未在内阁中任过职的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担任国防协调大臣。历史学家泰勒曾就此写道：“人们认为这次任命是继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委派自己的马执政之后的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保守党之所以任用英斯基普而不任用丘吉尔，原因在于前者是“一位最可靠的人”，而“假使这个新的部门由丘吉尔担任，那一定会使那些以丘吉尔不参加政府作为反军国主义保证的自由党人和中间派引起恐慌，并且这等于不听从负责解释党的一般意志的人的意见；而且，一旦鲍德温退隐，这岂不是又得引起一场由谁继任的争执吗？”

丘吉尔原来对得到这一职位抱有希望。此时却感到“这一次确定的、而且似乎是最后地把我拒于门外，使我不能参与我们的防务工作，这对于我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久经宦海沉浮的丘吉尔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甚至在辩论中更加平心静气，显出镇静、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态度。鲍德温用尽一切权力来对付曾经不断无情揭露其错误的丘吉尔，是因为鲍德温不愿得罪党内的多数，着眼于使鲍德温自己能够在两届选举中过安定日子。丘吉尔对此看得很清楚，但他更懂得祸福相依、风云变幻的道理，所以他不仅仍然抱着希望，等待时机，而且认为“假使没有这种无法估计的和无穷无尽的变幻，人生的戏剧就会变得索然寡味了”。丘吉尔在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些挫折时，甚至认为鲍德温帮了他的大忙。

“他使我没有卷入其后三年内阁所有的妥协和不尽责之事中；假使我当了大臣，那么，打起仗来，就得要对必定被证明是极不充分的国防工作负直接的责任了。”

丘吉尔又重新以较大的精力投入写作。他把从凡尔赛和约起到当时止其间发生的全部历史过程列出一个大纲，准备写一本书。他甚至已写出了第一章。这一章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的一部分。此外他还于1936年底开始了《英语民族史》一书的写作。

1936年6月6日，一直密切注视着英国战备工作的丘吉尔，以私人身份替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写了一个备忘录，主张重新成立军需部，以保证战备物资的生产供应。但是直到1939年春，政府始终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成立车需供应部，也不准备对英国军火生产采取紧急措施。

1936年11月12日，在下院对首相的答辩进行质询时，丘吉尔对疏于战备的政府和首相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说：“政府根本没有下决心，或者他们根本不能使首相下决心。因此他们一直陷于奇怪的矛盾之中：决定不作决定，决心不下决心，坚决犹豫不决，坚定不移地动摇，竭尽全力无所作为。我们就这样，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这些对英国的伟大也许至关重要的宝贵光阴，都让蝗虫吃掉了。”

1936年底，丘吉尔应邀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所作的一次秘密演讲中，对英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

“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①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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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低地国家，指荷兰和比利时。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强大的，是力图用暴力和危险的手段来称霸欧洲的呢？”

丘吉尔明确指出，这个国家不是陆军最强大的法国，而是法西斯德国。德国正在以其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扩充军备。在法西斯专制统治下，德国的经济日益困难，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这样，独裁者很快就不得不在经济财政崩溃和内乱，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抉择。而这场战争的唯一目的，或者说德国取胜后的唯一结果，就是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所以，丘吉尔认为，“一战”时期发生过的情况现在又再次出现了；而要拯救面临战祸的英国，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的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并挫败德国的霸权。

丘吉尔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联盟这个极端重要的机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他说：“国际联盟实际上是英国的概念，它和我们以前的一切方法和行动极其和谐一致。还有，它和一般的是非观念以及我们历来遵循的以遏制主要侵略国为基础的和平观念，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支持和加强国际联盟将证明是维护我们岛国的安全的最好方法，也是维护我们向来认为同我们利益息息相关的伟大的人类事业的最好方法。”

丘吉尔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概要地提出了三个命题：第一，英国必须反对未来的霸主或潜在的侵略者；第二，在现在的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有着庞大的军备，发展如此迅速，肯定要扮演未来的霸主这个角色；第三，国际联盟应以最有效的方式把许多国家联合起来，同时，英国政府也应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以控制未来的侵略者。

在不停顿地对战争的危险发出有力警告的同时，丘吉尔也不断地为英国与法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而大声疾呼。他反复强调：“英国的安全是同法国的安全密不可分的。”1936年11月18日他说：“法国和英国以极不相同的道路找到自己通往自由的途径。但是我们都到了这里，并肩而立。我们站在一起，给我们找麻烦就很危险，摧垮我们就很困难。那些显示出传统、复兴了纳尔逊的舰队和拿破仑的大军的人联合起来，不会成为任人轻易捕食的猎物。但是如果在那些武德之上再加上公正与自由的至上信念，那么他们就是不可征服的了。”

在一年多以后他还曾说过：“大不列颠和法兰西必须为互相保护而站在一起。这就是两个国家伟大安全之所在。公开讲明这一点，不必隐瞒……将两国的防务问题当作一个问题来看待。这样你就会有遏制不招自来的侵略的强大威慑力量。如果威慑未能奏效，你也将有对付侵略者的极为有效的方法……在走了这么远之后，除了同法国结成公开的防务联盟再无激流勇退的出路。松散的义务不行，双方都要有明确的义务和人员全面交叉的安排。”他还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法国垮掉了，那么一切都会垮掉。纳粹对欧洲的支配，以及潜在的对世界很大部分的支配，都将是难以避免的了。”

1936年12月3日，英王爱德华八世坚持要与他所挚爱着的一个美国离婚女人、沃利斯·辛普森夫人订婚导致的逊位危机，立即把别的一切事情都推到次要的地位上了。爱德华八世是在乔治五世于1936年1月逝世后继位的；他的加冕典礼预定于1937年春天举行。他爱上的辛普森夫人已经离过一次婚，此时正在办理与第二个丈夫离婚的手续。国王的这一选择严重地违反了宫廷仪规，也使英国人在心理上无法接受和感到难堪。鲍德温在经国王亲口证实消息的真实性后，警告他说这可能意味着必须逊位；国王拒绝接受劝告。对国王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并在这件事上同情国王的丘吉尔，曾劝辛普森夫人不要离婚，也不要在正式场合以国王伴侣的身份露面；国王亦未接受这一意见。后来丘吉尔又呼吁不要作出不可挽回的决定，希望过几个月再谈论是否退位的问题。

在政治上立场不同的人也都想借此事件改善自己的地位。丘吉尔的密友比弗布鲁克想借机把鲍德温拉下首相的宝座，推出丘吉尔取而代之。而鲍德温前不久在下院因发表为避免选举失败而不顾国家安全的言论弄得威信扫地，则想借机改善自己一落千丈的政治形象。他得到了下院几乎一致的支持，也与反对党领导人和各自治领总理通了气，决定如果国王不改变主意就促其逊位。

12月4日晚上，国王决定立即退位并将决定通知了鲍德温。12月11日，议会通过了逊位法。第二天，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被宣布为新的国王，号乔治六世。1937年5月12日，乔治六世举行了加冕典礼。

在处理英王逊位危机中，鲍德温以巧妙的政治手腕，使新老国王之间的交接过渡得十分平稳，使英国本土及各自治领都保持了稳定，这为他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也使他自1936年1月以来一直不够安稳的首相地位完全稳固下来。这位善于明哲保身的首相的最明智之举是能够激流勇退，在新国王登基之后的半个月，鲍德温在“公众的感激和尊敬的热烈气氛中”从首相职位上引退了。接替首相职务的是以绥靖政策而在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前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

丘吉尔传--５　慕尼黑的悲剧

５　慕尼黑的悲剧

几天后，由德比勋爵提议，丘吉尔附议，张伯伦当选为保守党领袖。此时丘吉尔与政府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他不再在主要政策问题上同政府争论不休，反而有时还能给予适当的支持。他对年轻的外交大臣艾登在处理国际冲突中采取的有力措施给予热烈赞扬；对于政府在加强国防方面的努力给予坚定支持。1937年10月，他在斯卡巴勒举行的保守党全国联盟的年会上说：“目前，政府正在对重整军备问题作出巨大努力。……我们的责任是支持陛下政府的政策，在我们的权限内用各种手段加强国防和维护世界和平。在这里，党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新的一年开始后，丘吉尔又在《夜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用于防务的款项无疑正不断从英国各个方面拨出，因此，欧洲主张政治和民主自由的朋友们无须用过于失望和恐惧的心情来看待现已开始的暗淡年份（1938年）。”

人们又在谈论应该让丘吉尔进入政府的事。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敦促张伯伦起用丘吉尔，但是张伯伦说：“如果我把他拉进内阁，他就会支配内阁，他甚至不给别人发表意见的机会。”

张伯伦不仅容不得性格刚毅的丘吉尔，而且很快就与外交大臣艾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首先在性格和作风上，张伯伦与温和、宽厚的鲍德温不同，他对政府各部门都想进行有力的控制，甚至仅仅把大臣当作处理该部门事务的助手。更为实质性的分歧，在于两人的外交观点截然相反，张伯伦希望同德、意保持友好关系，所以遇事先想到妥协，不愿得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艾登则深刻地认识到了法西斯独裁者的危险和威胁，因而主张同苏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联合起来用坚决的手段甚至用战争制裁独裁者。这种根本性的分歧使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1937年7月，张伯伦没有与近在咫尺的外交部通气，就以自己的名义写信给墨索里尼，希望改善英意关系，并表示可以承认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地位。艾登认为尚未开始谈判就主动放弃重要筹码，实在太不明智。张伯伦不满于外交大臣阻挠他与德意两国谈判的意图，艾登则不理解首相在英国军备还十分薄弱的时候，为何在同独裁者寻找妥协中如此急切。

丘吉尔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与艾登是一致的，因此张伯伦与艾登的矛盾成为丘吉尔重新反对政府的转折点。丘吉尔认为，张伯伦是“一个极其精明能干、固执而自信的人。他和鲍德温不同，他认为他对于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了如指掌。……他不论任财政大臣还是任首相，都严格控制军事开支。在他的任期内，他是一切紧急措施的最有力的反对者。他对当代国内外所有的政界人物都有明确的判断，他认为他完全能够对付他们。他脑子里充满着这样的希望：他要作为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而永垂史册。可惜他卷入了其力量绝非他所能估量的洪流中，遇到了他毫不退缩但又无法抗衡的旋风。”

1938年1月11日晚，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先生拜访了在华盛顿的英国驻美国大使林赛爵士。他带去了罗斯福总统给英国首相张伯伦的一个密件。罗斯福在信中对于国际时局的日益恶化深感焦虑，因而他提议邀请一些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来，讨论目前纠纷的根源以找出解决的办法。罗斯福总统建议的实质，是利用美国的影响来促使主要的欧洲国家坐到一起，就全面解决当前国际危机的可能性进行磋商。罗斯福还要求暂时对此建议保密，等他得到“英王陛下政府热诚赞助和全面支持后”，再向法、德、意等国提出。

艾登认为，英国应对这一建议持积极欢迎态度；但张伯伦的绥靖主义使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张伯伦的传记作者法伊林教授评述说：“张伯伦深恐两个独裁者将不理睬这个建议，或者利用民主国家的结成一条阵线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可是艾登回英国之后，他却表示宁可冒这样的危险，也不愿失去美国的好感。这就出现辞职的最初的迹象。”

丘吉尔直到战后也仍然对张伯伦的态度大惑不解：“这次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事实上确是拒绝了，也就失去了用战争以外的方法使世界免于暴政的最后一点点机会。眼光短浅而且对欧洲局势又不熟悉的张伯伦先生，竟然妄自尊大到如此程度，拒绝了从大西洋彼岸伸过来的援助之手。时至今日，看起来仍令人感到惊讶。一个正直干练的好心人，负责掌握国家命运和掌握依靠国家的一切人的命运，却在这个事件中表现得毫无分寸，甚至连自卫的观念也没有，说起来实在可悲。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很难设想出，当时究竟是什么心理状态使他采用那样的外交姿态。”

导致艾登与张伯伦决裂的是与意大利会谈问题。在意大利拒绝撤退在西班牙内战中投入的5个师的所谓志愿军（其实是正规军）的情况下，张伯伦同意了意大利提出的在罗马举行一般性会谈的建议。而艾登表示强烈反对，他终于提出了辞职。张伯伦立即任命了和他观点一致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继任外交大臣。

1938年2月20日深夜，就在艾登辞职后几个小时内，丘吉尔得知了这令人黯然神伤的消息。在长期的接触中，丘吉尔与艾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反对德、意轴心国干涉西班牙内战问题上，在针对意大利潜艇冒西班牙之名袭击国际商船而决定建立国际海军巡逻体制的尼翁会议问题上，只要艾登采取坚决的行动，丘吉尔在下院总是支持他的。在丘吉尔看来，艾登是一个坚强的年轻人，“他代表英国民族的全部希望”，巍然屹立着顶住政府中的“一股毫无主见，动不动就屈服的潮流”。而现在他却被迫辞职了。“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一时间，我被失望的暗潮所淹没。”在丘吉尔漫长的一生中，只有这一夜他被折磨得彻夜难眠，直到清晨，“我凝视着阳光慢慢地穿过窗户，在我的心中看到了站在我前面的‘死神’的影像。”

丘吉尔从此之后再次成为政府的反对派。在艾登及其副手克兰伯恩发表辞职演说时，丘吉尔“高声喝采，声音之大使他因车祸留下的伤疤在他紫红色的脸庞上显出深深的痕迹”。在议会进行表决时，丘吉尔也不再投政府的支持票，而采取了弃权的作法。至少有20位原来支持政府的议员与丘吉尔站在一起。在议会之外，丘吉尔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他在前一年参加了一个由知名人士组成的“保卫自由与和平中心”，还担任了“新联邦协会”的主席。现在这些团体更加活跃地开展活动，组织公众集会。丘吉尔在这些集会上发表的演讲中，反复提倡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他还认为，在这个“大联盟”的国际组织中，不仅应包括法国，也应该包括苏联在内，以共同抗击日趋严重的来自德国的威胁。

希特勒1936年3月以少量兵力重行占领莱茵兰的轻易得手，使他的胆子和胃口都越来越大了。1936年7月，他命令德国参谋部拟定一旦时机成熟就占领奥地利的“奥托计划”。1937年6月，他又命令将这个计划具体化。1938年2月，希特勒将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召到贝希特斯加登，胁迫他签署了一个协定，内容包括任命奥地利纳粹党头目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兼公安部长，大赦在押的纳粹党人并将该党合并到政府创建的“保卫祖国协会”中去。3月11日，许施尼格被迫辞职。就在这一天，德军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奥托计划”，越过边界迅速占领了奥地利。这样，德国就打开了通向捷克斯洛伐克的门户，打通了向西南欧扩张的宽阔道路。

1938年3月18日，苏联提出举行会议，希望商讨在德国对世界和平有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际联盟用必要的手段和方法应付时局。法国对此反应冷淡。英国首相张伯伦此时已“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保证的念头”，因而在下院的发言中拒绝了苏联政府的建议。张伯伦担心苏联建议“将加强成立排他性国家集团的趋势，就英王陛下政府看来，这种集团的成立，对欧洲和平的前途必然是有害的”。

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犯也是蓄谋已久的。1937年6月，德国参谋部在将“奥托计划”具体化之前，就已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草拟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第一次公开声称德国有责任去保护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同胞。1938年3月，他在进军奥地利的途中，对德军将领哈尔德说：“这样一来，捷克人可不方便了。”西方民主国家承认了德国侵占奥地利的事实，对希特勒加紧推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3月底，丘吉尔在政府的赞同下，去法国与其政府领导人进行探索性会谈。他会见了包括法国总理勃鲁姆、弗朗丹、保罗·雷诺和甘末林将军在内的许多重要人物。由于法国国内政治上动荡不安，会谈未取得什么结果。不久，勃鲁姆内阁倒台，由达拉第继任总理，博内任外交部长。

4月份，与德国紧邻的捷克苏台德地区纳粹党头目亨莱因在柏林的指挥下，提出了自治的要求。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立即向捷克外交部长“表示希望捷克政府作最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5月，希特勒在国会中宣布：“我决定把苏台德——日耳曼问题加以彻底的、一劳永逸的解决。”6月18日他宣布了进攻捷克的最后决定。

1938年7月，张伯伦派出朗西曼勋爵率领的代表团，去捷克促成政府与亨莱因和平解决苏台德问题。丘吉尔对此表示了赞同，但是预见到“更大的和更狂暴的野心却可能妨碍达成协议”。8月31日，丘吉尔致函哈利法克斯勋爵，建议由英、法、俄三国联合向德国提出照令，表示“一致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的和平解决”，并促使罗斯福写信给希特勒，说他认为侵犯捷克势必引起世界大战；同时调动舰队，造成声势，以威慑德国使之不敢发动战争。

9月10日，法国向英国政府探询在德国发动对捷克进攻时英国将如何反应，哈利法克斯代表政府答复说：“虽然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但是他们不能准确地说明，在现时尚难预料的形势中将采取的未来行动的性质和采取行动的时间。”法国政府追问英国会提供什么帮助，伦敦的答复是，两个没有摩托化的师以及开战6个月内将派150架飞机。英国政府就以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消极态度，也为法国政府摆脱法捷条约中规定的义务提供了借口。

由于英法两国的姑息纵容，使德国法西斯进犯捷克斯洛伐克的步子加快了。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党员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大肆攻击捷克人；9月13日，捷克国内部分地区实施戒严；9月14日，亨莱因与政府的谈判破裂，并于次日逃往德国。

9月13日深夜，法拉第代表法国政府向张伯伦表示，如果法英两国政府首脑直接与希特勒会谈，可能会争取使局势得以缓和。但是张伯伦太想充当唯一的和平缔造者，独自主动给希特勒发电报，表示了访问的意图。电报说：“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提议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在明天启程。请赐告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接见我，并请赐告会面地点。盼尽早赐复为感。”

在收到希特勒回电邀请后，张伯伦于9月15日早晨乘飞机抵达慕尼黑。这一举动，使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大为惊讶并感到十分遗憾，因为这显然会削弱他们在与德国打交道时的地位。果然，张伯伦刚下飞机，就听到德国所有的电台都正在转播显而易见是由希特勒导演的一幕政治闹剧——苏台德地区纳粹党领导人亨莱因发表要求苏台德区归并德国的声明。可是关于归并这一说法，无论是德国政府或者亨莱因本人此前都从未提出过。而且仅仅在几天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明确宣布，英国政府绝不接受这样的政策。

在会谈中，希特勒当面向张伯伦提出了割让苏台德区的要求。张伯伦当即表示他个人同意这一要求，但须回国向政府报告并取得批准。9月17日，张伯伦回国后立即召集了内阁会议。此时朗西曼勋爵也已回到伦敦，他在会上建议采取“一项直截了当的行动的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移交给德国”。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劝阻希特勒侵略和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与朗西曼看法完全一致，并且他仍然执迷不悟地对希特勒抱着坚定的幻想，他对希特勒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想，尽管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但我所得到的印象却是，这个人在作了保证之后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9月18日，法国总理达拉第应邀抵达伦敦，与张伯伦达成一致意见。两国并在第二天即把立即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交给德国的联合建议文件送达捷克政府。9月20日深夜至21日凌晨，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拜会捷克总统贝奈斯，极力敦促捷克“在法国和英国不能承担责任的形势还没有出现之前”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

在英法两国就捷克问题同希特勒进行谈判的过程中，苏联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9月2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奉命在国际联盟大会上作正式发言。他对苏联政府曾经提出的有关建议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表示遗憾。他郑重表态，如果法国恪守法捷条约规定的义务，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有效援助的话，那么“苏联将同法国一起，根据条约履行自己的义务，以苏联所能采取的方法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的国防部准备立即参加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代表举行的会议，商讨采取适时的措施。”苏联的这个公开声明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却被法国和英国拒绝了。丘吉尔评论说：“事态的发展，好像世界上不存在苏联这个国家似的。

为了这一点，使我们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9月21日，丘吉尔就捷克危机向伦敦新闻界发表声明说：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异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中立化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抽出25个师的兵力用来威胁西线；此外，这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通向黑海的道路。受到威胁的，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切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要快得多。”

在英法两国政府的敦促下，捷政府被迫接受了两国联合建议。9月22日，张伯伦带着这个建议的细节，飞往德国莱茵兰的戈德斯贝格市与希特勒进一步会谈。张伯伦本来以为，既然捷克政府已经接受希特勒提出的所谓“民族自决原则”，希特勒就会同他“讨论实施的方法和步骤”；但他没想到遇到的是“一种完全意外的形势”。他后来向下院报告这次会谈的情况时说：

“我本来以为当我回到戈德斯贝格时，我只要安静地同他讨论我带去的那些建议，事情就可以顺利解决。使我大为震惊的是，会谈一开始他就说这些建议是不能接受的，而应代之以另一套我根本没想到的建议。”

就在这次会谈中，张伯伦“第一次在备忘录上发现有时间上的限期”。希特勒限定，如果他在9月28日下午2时以前没有接到捷克同意新建议，即同意德国军队立即进占苏台德区的通知，他将命令军队在10月1日向该地区发动进攻。

在这种情势下，天真的张伯伦仍然不愿意放弃对希特勒的幻想。他对下院说：“我不希望下院以为他有意欺骗我——我自己一点也不那么想。”他还特意向下院强调了希特勒再次许下的谎言：

“我必须附带说明的是，希特勒恳切地向我重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过的话：说这一次是他在欧洲最后一次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是非要把日耳曼种族也包括在德国之内。第二，他还极其恳切地说，他希望同英国友好相处，如果这次苏台德问题获得和平解决，他极愿意恢复谈判。”

在张伯伦回到伦敦后，英国内阁于9月25日召开了三次会议。张伯伦试图说服内阁接受德国的新建议，但遭到海军大臣达夫·库珀的坚决反对。连一直追随张伯伦的哈利法克斯也因良心所迫，在苦思冥想之后改变了态度，强烈拒绝张伯伦的意见。此时英法两国舆论中的强硬派日益占了上风，极力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内阁决定拒绝德国的新建议，并立即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德国政府。法国政府在接到通报后同意这一决定并在国内进行部分动员。当天晚上，法国总理达拉第再次来到伦敦，虽然有些勉强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对捷克人的义务。

9月26日，丘吉尔拜访了首相和外交大臣，敦促政府与法苏一起发表联合声明。当天晚上，英国政府即发表公报说：

“德国如果不顾英国首相的努力，仍对捷克发动进攻，其直接结果必定是法国必然援助捷克，而英国和俄国自必支持法国。”

9月27日晚，海军部发出警戒电报。第二天上午又正式发出了英国舰队动员令。捷克斯洛伐克也有150万军队在防线上严阵以待。但张伯伦仍然不死心，他在9月27日晚上发表了“一篇和战两可，四平八稳的广播演说”，当晚又收到了希特勒主动提出的对捷克新国界和实行新的公民投票方式的保证，似乎为缓和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张伯伦立即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希特勒说：

“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就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政府的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张伯伦还同时打电报给墨索里尼，希望他参加会谈。

9月28日下午，张伯伦正在下院报告最近事态的发展变化情况，演讲过程中他收到哈利法克斯转来的希特勒邀请他出席慕尼黑会议的电报。据哈罗德·尼科尔森的日记记载，张伯伦对此大喜过望，“他整个脸色，整个身体，都变了模样……，看来他仿佛年轻了10岁，露出胜利的喜悦”。他马上宣布说，希特勒同意推迟24小时动员，并邀请他和达拉第、墨索里尼赴慕尼黑会谈。会议大厅里马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并长时间向张伯伦鼓掌致意，只有丘吉尔和艾登等少数人无动于衷。

9月29日张伯伦赴慕尼黑参加谈判。行前张伯伦未和法国总理达拉第会商，而希特勒却亲自到德奥边境迎接墨索里尼并进行密谈。丘吉尔担心张伯伦有继续退让的危险，即在当天一个反对党领导人和持反对态度的保守党议员参加的午餐会上，敦促大家联合发电报给张伯伦，提醒他不能退得更远，但未得到大家的响应。

9月30日凌晨2时，“四巨头”在迅速达成的协议上签字。此后在张伯伦的要求下，希特勒和他又共同签署了一份保证以协商的办法消除分歧，谋求欧洲和平的英德联合声明。总的看来，慕尼黑协议在基本各点上都满足了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提出的要求。苏台德区的捷克人被要求自10月1日起分五批撤退，在10天内完成；最后国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划定。奉命前来听候发落的捷克政府代表也收到了这个文件。紧接着，波兰和匈牙利也趁火打劫，分别向捷克提出了类似的领土要求。

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之下，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屈服。贝奈斯总统立即辞职，寄居到英国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由于这一协议被野蛮宰割而解体了，张伯伦得意洋洋地回到伦敦。他在下飞机时挥动着他与希特勒共同签署的英德联合声明接受了群众的欢呼。他在首相官邸的窗户前又对欢呼的群众挥动着那张纸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丘吉尔传--６　绥靖政策的破产

６　绥靖政策的破产

当张伯伦自以为得到了光荣的和平时，头脑清醒的反对派们看到的却是失败的外交必然导致的战争。在张伯伦得到一些群众和下院议员欢呼的时候，也引发了反对派因慕尼黑协定而产生的愤怒。海军大臣达夫·库珀“从欢呼的人群中冲了出来”，愤而辞职以示抗议。他在下院的辞职演说中指出，希特勒过去是从来不让步的；这一次在收到张伯伦要求举行慕尼黑会议的信之前，[奇书网|qinkan.net]希特勒先获悉了英国舰队动员的消息。库珀认为，“这种行动的语言，比起外交上慎重而保留的词令或公文中附有条件的条款，更容易为希特勒所了解”。库珀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张伯伦由于沉溺于绥靖幻梦因而屡次受骗却仍然执迷不悟的荒谬，他说：

“首相一直认为应该用委婉动听、合乎情理的话来同希特勒打交道。我则认为暴力的语言更能打动他。

“首相对希特勒先生的善意和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虽然希特勒先生在破坏凡尔赛和约时，保证要遵守洛迦诺公约；而在他破坏洛迦诺公约时，又保证不再作进一步的干涉，或不再在欧洲提出领土要求；当希特勒用武力进占奥地利时，曾授权他的党羽提出有权威的保证，说他不会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这还是不到六个月以前的事。然而首相到现在还相信希特勒的信义哩！”

随后丘吉尔在下院的长时间辩论中也发了言。当他说到“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时，引起了一片暴风雨般的抗议声，使他中断了片刻之后才能继续说下去，但他仍然毫无顾忌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以形象生动的比喻把希特勒的行为说成是：

“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英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英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丘吉尔认为应该让人民知道真相，知道英国防务的严重疏忽和缺点，知道这次打乱了欧洲平衡的失败的深远影响。他还说：“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杯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

虽然反对派们振臂疾呼，但他们在当时仍是少数。辩论结束后，下院以366票对144票通过了张伯伦政府“在最近的危机中所采取的防止战争”的政策。保守党内的反对派们则是以弃权的方式表示反对。他们虽然只有三、四十人，但都有很高声望和地位，除了丘吉尔以外，其中还有三位前内阁大臣即艾登、艾默里和达夫·库珀。他们中的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道：“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的人数而在于我们这些人的声誉，……下院知道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远比他们更加了解事情的真相。”

在英国国内，这一时期中绥靖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对于绥靖是“收到绥靖的效果，还是刺激了对方更为凶狠的野心”，双方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丘吉尔在1938年11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张伯伦先生深信，所有这一切将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

“但所有这些都纯属希望和推测。我们还得想到有一连串与此相反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要求我们承受无法忍受的事情……，这个代价也许还包括使不列颠帝国受到重大的损害和屈辱，却不能使欧洲大陆事态发展的进程有所停止或转移方向。”

丘吉尔认为，只有广泛联合欧洲乃至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的“大联盟”组织，以强硬的手段甚至打一场“防御性的战争”，才能制止法西斯独裁者的侵略野心。他始终认为，如果做到了这些，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直到“二战”期间他也仍持这一看法。有一次，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交谈时对他说，自己正在向公众征求意见，对这次战争应该起个什么名字。丘吉尔立即说应该叫做“非必然的战争”。丘吉尔以为，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只是由于英语民族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而听任恶人重新武装”，才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这一思想，被丘吉尔明确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的主题，标识在该书的扉页上。

从战后出版的回忆录和对战犯审询的记录中，丘吉尔的观点得到了确切证实。在奥地利前总理许施尼格的《奥地利安魂弥撒》中，记载了希特勒威逼奥地利屈服的谈话。希特勒狂妄地说：“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人能阻止我的决定！意大利吗？我和墨索里尼说得明明白白：我和意大利保持最亲密的关系。英国吗？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手指头。……法国吗？算了吧，两年以前，我们以少数部队开入莱茵兰——那时我冒了很大的险。如果那时法国军队开入莱茵兰，我们或者早已被迫撤退了。……但到现在，对法国来说，这样做已经太迟了。”

在法国前总理保罗·雷诺的《法国拯求欧洲》中，引述了德国元帅凯特尔在纽伦堡受审时对捷克代表提问的答复：

“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凯特尔元帅问道：

“在1938年的时候，如果西方各国肯帮助布拉格，第三帝国会不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呢？”

凯特尔元帅回答：

“肯定不会。那时我们在军事上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慕尼黑（指签订慕尼黑协定）的目的，就是把俄国赶出欧洲，争取时间，完成德国的武装。”

当时的德国军备虽然发展迅速，但与英、法比较并不占优势，在有些方面还差得较远。由于“法国内部的腐败和英国的缺乏坚决意志”，使希特勒敢于进行战争冒险。“他的天才告诉他，胜利不是通过绝对有把握的道路来取得的，风险是必须冒的。突然的跃进是必须的。过去的成功，第一次是重整军备，第二次是恢复征兵，第三次是重占莱茵兰，第四次是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接近，这都使他大获成功，得意洋洋。如果要等到万事俱备，也许就会贻误时机，为时过晚了。”

根据多次的经验，希特勒对英、法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是深信不疑的。但德国的将军们从军事实力的对比出发却感到信心不足，因而准备阻止希特勒的计划。当时，“有三十到四十个师的捷克军队部署在德国东部边境，而法国军队约以八比一的优势开始沉重地压在‘西墙’①。敌意的俄国可能利用捷克的飞机场采取军事行动，苏俄军队可能通过波兰或罗马尼亚向前推进。最后，据说英国海军在最后阶段已在动员。”这些情况使德军总参谋长贝克因要求停止战争冒险而与希特勒决裂。贝克辞职后，新任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出于对祖国以及德军的责任和荣誉的考虑，据信与贝克将军、施蒂普纳格尔将军、维茨累本将军、布罗克多尔夫将军以及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将军等人，策划了一个拘捕希特勒及其主要亲信的阴谋计划。正当他们定于9月14日晚8时开始行动的4小时前，维茨累本得知了张伯伦将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会晤的消息。阴谋者们马上开会商议对策。在会上，哈尔德对维茨累本说：“如果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恐吓又获得成功，那么，我作为参谋总长是不宜把它拆穿的”于是停止了计划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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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墙，即德法边境上的“齐格菲防线”。

丘吉尔曾经对此事评论道，关于这一事件“后来米勒—希勒布兰特将军也加以证实，有些调查过此事的权威人士也认为确实可靠。……这又是另一个因极小的偶然事件而改变人类命运的例子。”丘吉尔还说：“现在我们得知，当时英法两国如果在国际联盟领导下采取坚决的立场，就会立刻迫使他们从莱茵兰撤退，而无须流一滴血；影响所及，可能使德国军队中较为慎重的人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而德国那位政治领袖也不会取得这么巨大的威望，使他得寸进尺了。”丘吉尔认为，捷克事件也是英法各国对希特勒采取行动的好时机，但这一机会又让张伯伦断送了，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希特勒的领导地位。

但是在英国国内，支持绥靖政策的许多保守党人不仅看不到这一政策带来的严重恶果，反而对因反对绥靖政策而激烈批评政府和保守党领袖的人大肆攻击。丘吉尔在他代表的埃平选区也遭到强烈反对，他被迫发表声明说，如果本地党部决定对他弹劾，他将立即辞去议席，另行参加补缺选举。经过丘吉尔的坚定支持者、党部主席霍基爵士的艰苦斗争，终于使丘吉尔得到三对二的信任票。不过，人们一方面庆幸绥靖政策使他们免遭战祸；另一方面也希望利用缓和尽快地加紧战备工作。军事部门因危机中暴露出军备严重缺乏的情况，都要求大力重整军备；而绥靖派则担心这样会刺激希特勒，因此内阁出现了意见分歧。经过争论，最终内阁达成了一个既要尽可能做好准备，又不大规模行动以免刺激德国和意大利的妥协方案。

或许是张伯伦的绥靖外交取得了表面的效果，英国国内在1939年春天充满了反常的乐观情绪。在一些保守党地方分部领导人的年度选举中，张伯伦派“大获全胜”。但是这种状态很快就被新发生的事件改变了。3月13日，希特勒入侵捷克的剩余地区，宣布对波希米亚实行保护。第二天，在德国的操纵下，斯洛伐克宣布独立，实行自治。这一事件反而使张伯伦感到甩掉了一个包袱。他在下院的发言中说，由于斯洛伐克的独立，原来那个英国政府对其负有条约义务的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国家已不复存在，因而英国政府再不受这个条约义务的约束了。张伯伦最后还说：“我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应该深引为憾，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离开正轨。我们应该记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

但是由于这一事件，使国内民众的情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迫使张伯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原定于两天后，即3月17日在伯明翰发表关于国内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的演讲，但由于“他获得更充分的消息，他知道议会、公众和各自治领都表示了坚决的立场”，于是他把早就拟好的讲稿抛到一边，起而谴责希特勒的背信弃义。3月29日，张伯伦在下院宣布了把本土防卫队扩大一倍的计划。3月31日，他又在下院宣布，如果波兰遭到入侵，英国政府将保证给予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同时他还宣布，法国政府已授权让他明确表示，法国将与英国采取同样立场。

但是，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好心而能干的人作出了种种错误的判断而演成的悲剧故事，现在已达到高潮了。张伯伦突然一反五六年来一直推行的绥靖政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了立场，甘愿接受迫在眉睫的战争；而这个战争，规模可能会大到极点。但现在的条件却比过去恶劣多了。绥靖政策的恶果不胜枚举：德国破坏凡尔赛条约重整军备，扩大征兵；英国失去了空军优势，连均势也未能保住；德国以武力重占莱茵兰，基本建成齐格菲防线；德、意勾结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使它获得了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美国的干预被拒绝了；苏联表达出援救捷克的计划而无人理睬；在英国无力增强法国边境防务时，却丢掉了可以对付尚欠完备的德军部队的35个捷克师。

丘吉尔还指出，由于匈牙利已投向德国；波兰不愿与罗马尼亚合作，而且两国都不愿意让抗德的苏联军队通过，因此东欧方面任何足以组织抵抗德国侵略的手段现在差不多都完了。“大联盟”的关键在于同苏联达成谅解，但是当苏联于3月19日提出召开六国会议共商抗德大计时，张伯伦却出于成见冷淡地拒绝了。

4月3日，德国总参谋长凯特尔发出了针对波兰的秘密命令“1939年到1940年武装部队指令”，代号“白色方案”。希特勒在上面批示要求：“准备的工作务须做到从9月1日起任何时间都可以发动军事行动。”

墨索里尼为了能够同德国在中欧的进展保持平衡，于3月26日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演说，针对法国提出了对地中海的权益要求。随后在4月7日占领了阿尔巴尼亚，获得了一块进攻希腊和迫使南斯拉夫中立化的跳板。整个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张伯伦的和平大船已经是处处漏洞了。

鉴于英国政府给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如果不纳入英国与俄国达成一个全面协议的体制之内就都不具有军事上的价值，英国政府指示驻苏大使于4月15日在莫斯科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进行了会谈。4月16日，苏联提出正式建议，主张苏、英、法三国结成相互支援的联合阵线。张伯伦没有想到苏联这么快就走得如此之远，不知所对，只好保持长时间沉默。这种态度对主张联合英法的李维诺夫是个沉重的打击。5月3日，莫斯科宣布解除李维诺夫的职务，改由总理莫洛托夫兼任外交人民委员。这一人事变动，标志着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5月4日，丘吉尔敦促政府对苏联建议作出反应。他评论道：“最重要的是不要失掉时机。……我们不仅必须接受同俄国的充分合作，而且必须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参加这个大联盟。……没有俄国的积极帮助，就无法维持一条反纳粹侵略的东战线。阻止希特勒对东欧的图谋，是同俄国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现在仍然有可能把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各个国家和民族联合成一个坚固的阵线，以反对新的暴行或侵略。”

5月8日，英国政府终于对苏联政府4月16日的建议作了答复。此后两国间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但很长时间都毫无进展。5月19日，下院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劳合·乔治、艾登和丘吉尔都作了发言，敦促政府与苏联签订平等的、内容广泛的协定。工党领袖艾德礼和自由党领袖辛克莱也都发言说明了与苏联结盟的必要性。但张伯伦的态度则轻蔑而冷淡。

在英国与苏联谈判的同时，德国与意大利两国外长在科莫会谈并于5月22日签订了所谓的“钢铁盟约”。5月30日，德国外交部打电报给其驻莫斯科大使说：“与我们过去计划的政策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决定和苏联进行明确的谈判。”就在同一天，莫洛托夫发表演说，指出英国与苏联的根本分歧。由于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对苏联心存疑虑甚至恐惧，波兰和罗马尼亚也不打算接受苏联给予直接的和有力的保证，谈判最终未取得任何结果而失败。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德国进行谈判并最终于1939年8月23日与之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丘吉尔后来评论道：“这一事实标志着几年以来英法两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绝顶失败。”

这些结果并不出乎丘吉尔意料之外。在此期间，他只有尽力为巩固英法联盟而活动。7月14日，他应法国政府之邀参加了法国的国庆节以及为纪念攻陷巴士底狱150周年举行的专门庆祝活动。8月15日，丘吉尔再次来到法国，到莱茵河扇形战区前线进行了10天考察，与甘末林将军和乔治将军时常在一起研讨军事问题。回英国后，他将考察中的札记整理出来送给了陆军大臣，其中写道：

“德国在攻击波兰前，不必进行军队动员。……到目前为止，一般认为，希特勒似应等到阿尔卑斯山地区降雪，使墨索里尼可以利用冬季的掩护时才会有所行动。在9月初的两星期中，甚至早些时候，这些条件就会具备。……所以9月的上半月，看来是最危急的时期。”事实再一次证实了丘吉尔的准确预见。因为波兰政府拒不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派一名全权代表到柏林去讨论他提出的条件以解决问题，希特勒认为德波关系“最近几星期内已变得难以容忍了”。在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希特勒感到，“俄国的善意态度已有确定的保证。尤其重要的是，现在如果发生冲突，就不再会有由罗马尼亚方面来的任何攻击的可能了”。于是，希特勒“决心用武力来解决问题”。8月31日，希特勒发出了“第一号作战指令”，命令德军“对波兰进攻应按照‘白色方案’执行”。9月1日拂晓4点45分，150多万德国大军突破波兰防线，分三路向华沙推进。9月2日，英国下院爆发辩论，议员们要求政府履行对华约的义务。9月3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讲说：“今天是我们大家最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为痛心。在我担任公职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毁于一旦。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尽瘁，使我们必须付出重大代价的事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会活着看到希特勒主义归于毁灭和欧洲重新获得解放的一天。”但是，张伯伦最终并没有看到这一天。1940年11月9日，他带着遗憾和绝望与世长辞了。就在9月3日上午11点，对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时限刚过，英国对德宣战并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震惊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

丘吉尔传--六　临危受命

六　临危受命

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以后，英国国内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有些人认为这样做可以表明英国人同心协力，举国一致的姿态，或许会令希特勒在战争面前知难而退；也有些人认为，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就应该将包括反对派在内的杰出领导人延揽入内阁。张伯伦对于这种意见不置可否，实际上就是不愿采纳，因为这意味着丘吉尔也将进入政府。

的确，要求让丘吉尔参加内阁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就连最正统的保守党人中间也有许多人持这种看法。保守党的喉舌《每日电讯报》7月3日在社论中提到这种看法时还如此评价丘吉尔，说他“不仅是一位由于同国家事务有着长期而密切的接触而训练得极有责任心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对处理在战争中出现的、特别是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棘手问题，具有无可比拟的实际经验的政治家”。7月12日，该报还发表了几位知名的自由党人署名的来信，赞成丘吉尔回到政府中。保守党元老索尔兹伯里侯爵也写来了表示赞同的信。但张伯伦的想法是：“若有任何缓和紧张局势和恢复同独裁者正常关系的可能性，我都不会甘冒那种无疑会被他们视作一种挑战的风险。”他认为让丘吉尔进入政府可能会刺激希特勒。所以尽管许多人提出这一要求，甚至还有人发起了一场四处张贴“丘吉尔必须回到政府去”的标语和海报的运动，许多青年男女在身体前后都挂有这样标语的牌子在下院门口请愿，张伯伦还是不为所动。

但是，德国对波兰的入侵，迫使张伯伦改变了态度。9月1日早晨，英国下达了军队动员令。下午，张伯伦在首相官邸约见丘吉尔，向他发出参加由6位大臣组成的小型战时内阁的邀请。但张伯伦说，由于自由党和工党对各大党派的联合尚未作出决定，所以暂时不能发出正式任命。第二天，丘吉尔写信给张伯伦，认为他拟议中的战时内阁的大臣年龄偏大，希望再添上较年轻的辛克莱和艾登。实质上丘吉尔是想添上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9月3日，张伯伦维护和平的幻想最后破灭，下院批准了政府作出的全国进入战争状态的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伯伦是被舆论和下院推着走的，如历史学家泰勒所说：“是下院把战争强加在动摇不定的英国政府头上的。”在下院的首相办公室里，张伯伦向丘吉尔宣布，他决定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参加战时内阁，并请丘吉尔任海军大臣。

丘吉尔传--１　重任海军大臣

１　重任海军大臣

在阔别了24年之后，丘吉尔又回到海军部工作，心情十分迫切。刚接受任命，等不得在王宫行吻手礼，他就捎话给海军部说，他将在当天下午6点到部视事。海军部立即电告各海军舰队：“温斯顿回来了。”

他对海军大臣的办公室仍然相当熟悉，但对海军部的大批高级军官却比较陌生。在他上一次任海军大臣时，这些人都还是中级军官。他任命布伦丹·布雷肯为私人政务秘书；请林德曼教授帮助建立了统计处；还在自己的房间附近设立了高级作战室，以便掌握舰队的调遣分布和商船运输情况。他请海军部侍从副官C·B·汤普逊海军中校每周二安排一次聚餐会，以便可以定期见到各部门官员。

在他刚到海军部不久，因为“雅典娜”号被鱼雷击沉，其中有不少美国人遇难，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给他打来电话交换情况，这是丘吉尔第一次与罗斯福通话。9月11日，罗斯福还以个人名义写信给丘吉尔说：“我希望你和首相了解，如果你们有什么事要告诉我，我随时欢迎你们直接和我联系。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封好的信，通过你们的外交邮袋或我的外交邮袋寄给我。”丘吉尔立刻以“前海军人员”的名义给罗斯福总统回了信。此后他一直与罗斯福长期保持着通信联系，双方来往信件达千封之多。

英国对德宣战之后到1940年4月这段时间里，实际上处于一种宣而不战的状态，生怕刺激了德国人会妨碍将来的议和，因而在历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为“晦暗不明的战争”或者“奇怪的战争”。只有丘吉尔主持的英国海军部是个例外。他上任以后，把全副精力都投入了海军部的各项工作中去，每天夜以继日地忙碌着，时间往往长达十八、九个小时。为了保持航线畅通，保证军用物资以及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他组织建立了商船护航制度，并为商船装备了反潜大炮以防止敌人潜艇袭击。他视察了英国沿海各基地的舰队。9月14日，他北上视察本土舰队，同时想对斯卡帕湾加以考察，试图为护航舰队落实一个适当的根据地。丘吉尔乘坐本土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查尔斯·福布斯爵士的旗舰“纳尔逊号”，视察了斯卡帕湾和停泊在埃韦湾的其他舰只。他回顾了25年前的另一次视察，与今天两相对照，他认为：“严格的军纪，优良的作风，威武的姿态，以及礼仪上的惯例，这一切都没有变。但完全不同的一代穿上了军装，走上了岗位。唯有战舰绝大部分还是我在任期间建造的，没有一艘是新的。”不仅装备陈旧，而且数量不足。丘吉尔惊讶地发现，像“纳尔逊号”这样的巨型战列舰，竟连一艘负责护卫的驱逐舰都没有。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由于军事技术的进步，战舰受到了来自水下潜艇和空中飞机的更大威胁。绥靖政策荒废的岁月和眼前的严重情况都使他的心情格外沉重。

当他于19日晚乘火车回到伦敦时，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亲往尤斯顿车站迎接他，并向他报告了“无畏号”航空母舰在布里斯托尔海峡遭鱼雷袭击下沉，舰上1260名官兵中约有500人丧生的不幸消息。丘吉尔当即决定允许新闻界报道这一事件。他随后向下院通报了建立商船护航制度、武装商船以自卫，以及消灭德国潜艇的战斗情况。丘吉尔认为，反潜艇斗争是“一场残酷的、大规模的和艰苦的搜索与驱逐战、伏击与计谋战，以及科学与航海技术战。”尽管形势严峻，他还是满怀信心。他的发言受到下院的高度评价。艾德礼称赞这是一篇“坚定有力的声明”；辛克莱认为他的“罕见有力的演说，是一位战斗的大臣发表的一篇战斗演说，这篇演说对处于战争时期的这个国家的议会和人民来说，是一剂强有力的和合乎时宜的滋补药”。

10月中旬，一艘德国潜艇成功地穿越斯卡帕湾的防线，击沉了抛锚停泊的“皇家橡树号”战舰，有786名官兵阵亡。由于丘吉尔上任时间很短而未被追究责任。对此，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发表看法说：“在我看来，我确信全部海军将士都同意这种意见，即如果这位高贵的先生在战前几个月就任海军大臣的话，也就不会发生我们任何一个海港处于无准备状态这样的问题。”

为了重树海军的形象，鼓舞士气，海军部组织了一支由航空母舰和战列舰组成的舰队，搜索在南太平洋袭击商船的德国战舰。一艘名叫“施佩伯爵号”的小型德国战舰在12月13日与一支由巡洋舰组成的英联邦巡逻护航舰队相遇。在亨利·哈伍德准将的巧妙调遣下，三艘只装备了6英寸和8英寸口径大炮的英方巡洋舰，将装有11英寸口径大炮的德舰击成重伤，使它被迫逃往中立国乌拉圭首都蒙德维的亚港内，但它只被允准停泊72小时。英方哈伍德将军的“埃克塞特号”巡洋舰也因受伤被迫放弃了追击，只有另两艘巡洋舰封锁了港口。在12月17日德国战舰被迫离港之前，英国主力舰“坎伯兰号”重型巡洋舰也赶到了。鉴于逃生已无可能，德国“施佩伯爵号”战舰舰长下令自爆战舰，舰长本人也自杀了。

这一以小胜大的出色战绩在英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当其中的两艘英国军舰“埃克塞特号”和“阿杰克斯号”于1940年2月中旬返回母港时受到隆重欢迎。国王在伦敦检阅了两舰的全体官兵并为他们授勋。随后伦敦市长在市政厅为他们举行了招待午宴。恰好这时传来消息说，英国驱逐舰“科塞克号”冒险闯入挪威领海，从德国补给舰“奥尔特马克号”上救出了299名英国战俘。这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由于侵犯了挪威的中立，丘吉尔不得不“向外交部施加适当的压力”，使这一事件由政府表示认可。

除了主持海军部的工作之外，作为战时内阁的成员，丘吉尔自1939年9月中旬起，几乎天天出席战时内阁的各种会议，就全局性的问题进行质询和发表意见。在丘吉尔的敦促下，内阁同意了将陆军建制增加到55个师，以便在必要时从西线援助法国。他还拟定了“凯瑟琳行动”计划，以便为设想中的开辟北方战线的战舰进行支援和护航。他另有两项秘密计划，一项是建造在布雷区和其他障碍物中开辟道路的巨型挖掘机的“耕耘者计划”；另一项是在莱茵河投放漂浮水雷的“皇家海军陆战队计划”。他还想在挪威沿海及“入口水道”设置水雷，以切断可能从纳尔维克港将瑞典的铁矿石运往德国的航线。但由于涉及到侵犯挪威中立地位的问题，因而遭到外交部和自治领事务部的反对。

11月末，在泰晤士河口的河滩上，发现了一个德国磁性水雷。海军部派出一个勇敢的技术小组，想方设法拆开了它，揭示了它的秘密。从此以后，英国的船只上都装上了各种消磁装置。

在英国解决这一技术难题的同时，苏联为在其西北部提供一条更有效的防线，在收服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之后，又向芬兰发起了进攻。芬兰人开始时进行了成功的抵抗，但后来却无法顶住苏联红军的强大压力。在芬兰呼吁下，国际联盟于1939年12月作出了谴责苏联的决议并将其开除。英法两国在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提出了一项从挪威和瑞典借道援助芬兰的计划，但挪威和瑞典迟迟不表示同意。拖了几个月后，芬兰在外无援兵的情况下，被迫于1940年3月13日按照苏联开出的条件签订了和平协议。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使达拉第政府倒台；以保罗·雷诺为首组成了新内阁。在此期间，丘吉尔于2月间曾陪同张伯伦前往巴黎出席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此行使他了解到，法国在开辟西部战线上毫无积极性。

1940年4月，英国的战争领导体制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陆、海军大臣直接参加战时内阁，使国防协调大臣一职成为多余。担任该职务的查特菲尔德勋爵辞职后，政府公告明确表示不准备派人接任，而打算由丘吉尔以资历最久的军务大臣的身份，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于是丘吉尔从4月8日起便担任了会议主席。丘吉尔发现，他这个主席实际上无任何权力；而且指挥战争的机构层次太多，运转太慢，容易产生分歧。“一切问题都必须解释又解释，等到这个程序完成以后，整个局势往往早已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很易于误事。丘吉尔认为，只有首相才有权威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于是他在15日请张伯伦担任了主席。

在此期间，战时内阁曾就丘吉尔的两项布防水雷的计划争取法国的支持。对在莱茵河投放漂浮水雷的“皇家海军陆战队计划”，由于虽已下台但仍很有权势的达拉第担心这样会引起德国报复而加以反对，遭到否定。英国决定先实施在挪威沿海布雷，但行动的日期由4月5日推到了8日。就在8日夜晚，德国军队同时向挪威和丹麦发动了进攻。

此前，4月5日晚上，德国驻奥斯陆公使邀请了一些包括挪威政府成员的显要人物，观看德国征服波兰经过的电影。电影在轰炸华沙的恐怖场面达到高潮的同时，推出了“对于这种结局，他们应该感谢他们的英、法朋友”的字幕，然后就结束了。这个结尾对挪威政府是意味深长的；而挪威政府也想努力保持自己的中立地位。所以，当得知英国海军4月8日的布雷行动后，当天挪威外交部的精力都花在了起草对英国政府的抗议上。

但是事实说明：“挪威严格遵守中立是造成了它现在所遭受的痛苦以及我们只能给它有限援助的原因。”从德国方面的行动看，“奇袭、残酷和准确，这些都是进攻无辜的和毫无防御的挪威时表现出来的特点”。德国军队乘着海军的驱逐舰，在按照常规驶回挪威的实际上装满了军火和补给品的矿石运输船的掩护下，轻而易举地攻占了纳尔维克等港口。在48小时之内，挪威的主要港口均落入德军手中。与此同时，德军从陆路大举进犯丹麦。武装力量弱小的丹麦无法进行有效抵抗，很快被德军占领。哥本哈根机场成了德国人向挪威运送增援的最好基地。

英国海军与德国海军在挪威沿海一带进行了殊死的战斗。4月9日，5艘英国驱逐舰进入纳尔维克港湾，凭着出其不意的有利条件，将兵力上占优势的德国驱逐舰击沉了两艘，击伤了好几艘。但在成功地进行了三次袭击后，返回途中与增援的德国战舰相遇，在德军重型大炮的轰击下，英国海军的“猎人号”被击沉，“哈代号”受创后搁浅，另外两艘也都受到创伤，跟着“哈沃克号”撤向公海。10日，英国海军舰队继续封锁所有的入口处，同时海军飞机袭击德国舰队获得成功，将德国巡洋舰“克尼希堡号”炸沉了。在战斗的第一个星期内，英军潜艇至少击沉了9艘敌人的运输舰和供应船，使德军丧失了大批海员。但是英国人自己的损失也较严重。

这段时间里，丘吉尔日夜操劳，极度疲乏，差点没有累倒。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对他4月11日在下院报告战况时的情形这样写道：

“当他站起来讲话时，显得非常疲倦。开始时他作出一副发表演讲的架势，继而就沉溺于含糊不清的修辞之中，还伴以令人厌倦的嘲笑，我很少看见他这样被动……。他支支吾吾，把报告草稿的次序都搞错了，戴错了一副眼镜，又到处乱摸那合适的一副；讲话时，他要讲的是‘丹麦’，却又一再说成‘瑞典’，一出又一出，成了一次拙劣的表演。”

两天后，即4日13日，英国海军又取得了一次胜利。

“沃斯帕特号”战列舰在9艘驱逐舰护卫下，进入佛斯特峡湾，在纳尔维克港外的海战中，一举消灭了8艘德国驱逐舰，而英国海军未损失一只舰艇。德国以牺牲大部分舰只为代价，将英国海军的主力吸引在挪威北部。但他们在挪威中部和南部的陆上进军则十分顺利，力量迅速增强。盟军曾试图攻占中部的特隆赫姆，丘吉尔就此向最高军事会议说明了参谋部制定的计划并得到内阁批准。但后来因为三军参谋长观点变化，这个代号“铁锤”的计划被迫放弃。新的钳形攻势计划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德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加上恶劣的自然条件，终于未能成功。最后英国军队“在特隆赫姆，是失败了！在纳尔维克，是进退维谷！”5月，当欧洲大陆上新的战事爆发以后，盟军被迫放弃“经过艰难困苦所赢得的一切”，从挪威全面撤退。

在挪威战役付出沉重代价仍令人失望地失败之后，英国国内“引起了深刻的骚动”。反对党要求对战争的形势进行辩论。5月7日，关于挪威军事行动的辩论在下院举行。下院的议员们情绪激昂，反对张伯伦继续执政的倾向逐渐趋于明朗化了，张伯伦的开场白在敌意的嘲笑声中被打断。而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的议员都以激愤的态度争相发言，矛头直指张伯伦。发言者们都博得了整个下院的支持，四面八方的欢呼声响彻议会大厅。

5月8日，辩论仍继续进行。反对党议员赫伯特·莫里森在发言中宣布，要求对政府举行信任投票。老资格的自由党人劳合—乔治的发言更为明确也更具决定性，他说：“我庄严地声明，首相应该以身作则，首先作出牺牲，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没有比首相牺牲自己的职位，更能对胜利作出贡献的了。”在劳合—乔治说到“我并不认为海军大臣对于在挪威发生的一切，应负全部的责任”时，丘吉尔立即声明：“我对海军部所作的一切，负完全的责任。”劳合—乔治则警告丘吉尔，不要为了掩护张伯伦而使自己变成一个防空洞。丘吉尔在最后发言中，仍然尽最大的努力为张伯伦进行辩护，但他的话不断被反对党尤其是工党的议员所打断，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使人无法听清丘吉尔的发言。不过议员们的愤怒显而易见不是针对丘吉尔而是针对张伯伦的。

最后，在对政府的信任投票中，强烈地表现出对张伯伦及其内阁的不信任。政府虽然获得了81票的多数，这一多数在平时也能保证政府不致倒台，但与过去政府拥有的两百多票的多数比大幅度下滑，而且这是在要求社会各阶层都作出牺牲的战争条件下，所以张伯伦也感到他不能再继续执政了，而应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5月9日，丘吉尔与艾登和金斯利·伍德共进午餐，他从伍德口中得知了张伯伦决定组织联合政府并准备在必要时让出首相位置。一直对张伯伦忠心耿耿的金斯利·伍德此时也意识到张伯伦及其亲信不能很好地领导国家进行战争，因此他提醒丘吉尔说，如果张伯伦问及哈利法克斯是否宜于担任首相时，丘吉尔应保持沉默，对张伯伦的想法不予鼓励。当天下午，丘吉尔应召来到首相官邸，与张伯伦、哈利法克斯一起会晤了反对党领袖艾德礼和格林伍德，探询工党对以张伯伦为首组织联合政府的意见。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尽管十分客气，但未作出任何许诺，并明确暗示，正在伯恩默思举行的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将会作出对此不利的反应。

5月10日，在英国政治局势尚未明朗的时候，传来了德国进犯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消息。头天晚上还在表示友好的德国，次日清晨既无任何借口，也未提出任何警告，就展开了闪电般的进攻。坦克、大炮排山倒海般地越过边界，向低地国家的腹地推进。上午10时，金斯利·伍德告诉丘吉尔，张伯伦认为鉴于情况紧急，他应留任进行指挥；但金斯利·伍德认为恰恰相反，只有成立联合政府才能应付新的危机；张伯伦接受了这一看法。11时，丘吉尔再次应召来到首相官邸。应召而来的还有哈利法克斯和马杰森。张伯伦对他们说，鉴于工党的反应，他已不可能出面组织联合政府；同时他认为丘吉尔前一天的发言会妨碍丘吉尔得到工党的支持。现在的问题是，在他提出辞职时，应向国王推荐谁来组阁。张伯伦问话的意图很明显，他希望由哈利法克斯出面组阁，但马杰森拒不在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两人之间由谁继任的问题上表态。丘吉尔也长时期一言不发，后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曾有过许多次重要的谈话，而这次确实是最重要的一次。通常我滔滔不绝地谈论，但这次却缄默不语。”

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哈利法克斯终于说话了。他已明白丘吉尔不愿由他组阁。而得不到丘吉尔的支持，组成联合政府也是不可能的。正如历史学家泰勒所说：“所有这些人都在丘吉尔的掌握之中。一旦他拒绝进入政府，这些人就会被愤怒的群众风暴所埋葬。”因此这位被泰勒称为“绥靖大公”的哈利法克斯勋爵说，由于他是上院议员，不适合在目前的战争条件下出面组织政府。这样，组织联合政府的责任就落在了丘吉尔的肩上。于是丘吉尔说，“我在国王命令我组阁以前，不准备和两个反对党中的任何一党交换意见。”他以此巧妙地表明了他同意组阁的意图。

随后丘吉尔回到了海军部。他看到刚从阿姆斯特丹逃来的荷兰内阁的一些成员们，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待。这些人形容枯槁，精疲力竭，眼中流露出恐怖的神色。在与荷兰内阁成员进行商讨后，丘吉尔对在荷兰附近的英国舰队下达了大量命令，指示他们与荷兰皇家海军密切联系，共同阻击入侵的德军。而此时张伯伦仍在作最后的努力，他一面等待着来自工党的新消息，一面让他的私人政务秘书道格拉斯打电话，请外交部次官R·A·巴特勒劝哈利法克斯改变主意，同意出任首相。但巴特勒答复说他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哈利法克斯已外出看牙去了。下午5时，艾德礼从伯恩默思打来电话说：“工党准备作为一个正式伙伴在新政府中分担责任。政府要由一名新首相领导，这位新首相应得到全国的信赖。”据说“由一名新首相领导”这句话是老资格工党议员道尔顿提议加上的，这样就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工党抵制张伯伦及其亲信组织内阁的态度。于是，张伯伦立即向国王递交了辞呈，并建议国王指定丘吉尔组阁。

丘吉尔很快就接到了要他6时入宫晋谒国王的通知。他后来回忆说，在来到王宫后，“我立即被引去觐见国王。国王陛下对我非常客气，要我坐下。他以一种锐利的和奇妙的眼光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对我说：‘我想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找你来吧？’我顺着他的情绪回答说：‘陛下，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他笑着说：‘我要请你组织政府。’我说我当然愿意遵命”。据国王自己的记载，似乎他真地以为丘吉尔不知道被召见的意图。但实际上，丘吉尔不仅对此十分清楚，而且早就认为这一重任是非他莫属的。早在1939年8月中旬他从法国视察后回到伦敦时，他就请苏格兰场的警官汤姆森对他提供警戒。他曾就此说明道：“在那段等待时机的时间里，我知道，如果战争爆发——谁还能怀疑这一点呢？——一副沉重的担子将落在我的肩上。”此刻，他的预感应验了。他告诉国王，他将立即邀见工党和自由党领袖；他还建议组织一个包括五六个阁员的战时内阁，在午夜以前，他将把至少五人的名单呈交给国王。

当晚七点多钟，丘吉尔约见工党领袖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在问清他们愿意参加联合政府后，建议工党应在政府中占三分之一的职位，并请他们提供人选名单。丘吉尔请张伯伦以枢密院长的身份领导下院；请哈利法克斯留任外交大臣并参加战时内阁；丘吉尔自己担任首相兼国防大臣。大约10时左右，丘吉尔将五人名单呈报给国王。对政府其他各主要部门的任命是：海军大臣亚历山大、陆军大臣艾登、空军大臣辛克莱、军需大臣莫里森、大法官西蒙爵士、殖民地事务大臣劳埃德、劳工大臣贝文、财政大臣伍德、商务大臣邓肯、战时经济大臣道尔顿。另外，由于考虑到飞机在未来的战争中对于英国这个岛国的特殊重要性，在丘吉尔的坚持下，新成立了飞机生产部，请比弗布鲁克出任首任大臣。当丘吉尔一直忙到次日凌晨3时上床休息时，他有了一种轻松之感。他后来回忆此时的心情时说：“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指挥全局的大权了。我觉得我好像是正在和命运一同前进，而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这个时刻，为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在政治上处于在野地位，因而使我摆脱了通常政党之间的敌对情绪。我在过去的六年中所提出的警告，既频繁而又详尽，并且现在都已不幸而言中，所以，谁也不能对我非难，谁都不能指责我发动战争，或对战争缺乏准备。我想我对战争的全局有很多的认识，自己深信不会遭到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事实比梦想要美妙得多。”

丘吉尔传--２　战时内阁首相

２　战时内阁首相

5月13日，丘吉尔第一次作为首相出席了下院的会议。他在政府的前排议席上就坐，他的两边分别坐着张伯伦和艾德礼。他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讲，宣布了新政府的政策。他说：

“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未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最后丘吉尔呼吁道：“我满怀兴奋和希望，担负起我的工作。我深信，人们不会让我们的事业遭到失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大家的支持。我说：起来，让我们把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前进！”

劳合·乔治在发言中对丘吉尔表示了最良好的祝愿。他称赞丘吉尔“闪烁着天才的智慧，无所畏惧的勇气，对战争有深刻的研究，在作战与指挥上饶有经验”。工党在下院的发言人里斯·史密斯报告了在伯恩默思举行的工党大会的投票结果，以240万票对17万票的压倒多数赞成工党参加联合政府。在不多的几个发言中，几乎一致表达了对新政府的支持，只有和平主义的独立工党议员詹姆斯·麦克斯顿一个人表示反对，并坚持要求下院进行表决。投票结果表明，丘吉尔的新政府以381票对0票赢得了举国一致的支持。

为了避免新旧政府交替过程中出现不愉快的事情，丘吉尔十分注意照顾张伯伦的情绪。他在11日就致信张伯伦说：“一个月内谁也不变动住处。”丘吉尔在海军部内设立了他的临时总部，把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请到海军部作战室商议重大问题，采取紧急措施，作出了拘留敌国侨民，设法防止敌人的滑翔机在英国的开阔地带着陆等决定。

一开始，哈利法克斯认为丘吉尔知识面有缺陷，性格易冲动，担心他不能秩序井然地、高效率地开展工作。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两个星期内，一切都变了过来。我怀疑白厅在看法上和办事速度上是否也发生了如此迅速的变化……。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树立起一种紧迫感，人们实际看到，受到尊重的公务人员在走廊里匆匆来去。任何延误都不能得到宽容；电话交换台的工作效率成倍成倍地提高；参谋长联席会议几乎在不间断地举行；取消了定点办公时间，周末休假也被取消了。”

丘吉尔任命莫尔顿少校和林德曼教授为自己的私人助理。布伦丹·布雷肯未得到正式任命，但这只不过是他更愿意作为一名亲密朋友非正式地发挥作用。丘吉尔从海军部调来埃里克·西尔担任首席私人秘书，另外从唐宁街调过来几位私人秘书。一些新近才与丘吉尔打交道的人往往不能适应他的工作习惯。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睡得很晚；早上通常8点钟醒来，躺在床上读报纸、公文和电报；然后躺在床上接见下属，口授各种命令和指示；到了中午他从不放弃早在年轻时去古巴采访中养成的午休习惯；只有下午到晚上他才起来出席各种会议和有关活动。

丘吉尔此时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德国人在欧洲大陆的进军十分顺利，势如破竹，不仅荷兰和比利时人无法阻挡，就连一直被视为欧洲最强大的法国陆军也败下阵来。德军的装甲师团和轰炸机群蜂拥而来，从比利时境内越过阿登山脉和马斯河，于5月14日冲破了法军在色当和迪南的防守阵地，把法国第二军和第九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德军的这一胜利不仅威胁着被牢牢牵制在北部的盟军后方，也使东南边德法边境上耗资巨大、号称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成为废物。5月14日晚，荷兰军队向德军投降。局势非常危急。法国总理雷诺给丘吉尔发来电报，声称法国陆军已顶不住德军坦克与轰炸机的联合进攻，请求再派10个以上的空军中队进行增援。丘吉尔认为，“在我们帝国的心脏进一步暴露在敌人面前之前，我们应该等一等再说”。因此英国方面的决定是，准备派出10个空军中队，但其中6个中队最终是否派出，要根据战局的实际发展而定。

但在第二天清早给丘吉尔打来的电话中，这位法国总理不再提要求增援的事，他沮丧地告诉丘吉尔：“我们被打败了，我们打输了这场战争。”丘吉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迟疑了一下后他反问道：“不可能这么快吧？”但是雷诺在电话中几次重复了刚说的话，于是丘吉尔说，他准备当天亲自去法国与雷诺面谈。

此时丘吉尔已预感到法国最终将会一败涂地，英国不久就将失去最后一个主要的盟国。因此他在成行前，即5月15日下午起草了向罗斯福总统紧急求援的电报。这一举动虽经内阁同意，但为了保持联络的非正式性质，署名仍用的是“前海军人员”。电报说：

“我虽然变换了职务，但我相信你不愿意中断我们之间的密切的私人通信。正如你必然知道的那样，局势已迅速地恶化了，敌人在空中显然占了优势，他们的新技术正在法国人的心中产生深刻的印象。我本人认为，地面战争才刚刚开始，我很想看到群众都参加战争。直到目前为止，希特勒还是在用特种坦克部队和空军作战。那些小国简直像火柴杆一样，一个一个地被粉碎了。虽然还没有肯定，但我们必须预料到，墨索里尼也将急急忙忙地插手进来参加对文明国家的劫掠。我们预料，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里会受到空中袭击以及伞兵和空运部队的袭击。我们对此已有所准备。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继续单独作战，我们是不怕单独作战的。

“但是，总统先生，我相信你会认识到，美国的呼声和力量如果压抑得太久，也许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你将看到一个完全被征服的纳粹化的欧洲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这个压力也许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我现在要求的是：你宣布非交战状态，这就是说，你们除了不实际派遣武装部队参战外，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们”。接着丘吉尔提出，要美国借用“四十或五十艘较旧驱逐舰，以弥补我们现有舰只和我们从战争开始时就着手建造的大批新舰艇服役之前的差缺”。此外，希望美国提供数百架最新式作战飞机以及一批急需的防空设备、弹药和钢材。丘吉尔还说：“只要我们还能付美元，就继续用美元购买；但是我有理由深信：即便我们付不出钱，你也会照样把物资供给我们的。”

5月15日下午5时半，丘吉尔飞抵法国巴黎。在政府所在地凯多塞，他发现政府各部已在焚烧文件卷宗。他见到法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雷诺、达拉第、博杜安和甘末林等“都愁容满面”。丘吉尔询问“事情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甘末林将溃败的惨状作了介绍，并说已无法进行反击了。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丘吉尔又问：“战略后备人员在哪里？”甘末林摇了摇头，耸了耸肩，回答说：“一个也没有了”。丘吉尔被惊呆了，他后来曾对此写道：“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意外的事情之一。”甘末林又要求提供空中支援；丘吉尔考虑后，要求内阁按法军要求的10个中队派出歼击机，“以便给法军以恢复勇气和力量的最后机会。我们如果拒绝法国人的要求并因此而招致败绩，我们将愧对历史。”

晚上，丘吉尔向几位法国领导人作了长篇讲话。博杜安曾记述道：“他向他的同行们指出：如果法国被入侵和被打败了，英国仍将继续战斗。……他的这些话对保罗·雷诺产生了强烈影响，使雷诺增强了信心。丘吉尔是位抗战到底的英雄。”第二天上午丘吉尔回伦敦后，深受鼓舞的雷诺作出了一项拖延已久的决定，解除达拉第的国防部长一职由自己兼任，同时请贝当元帅出任副总理，任命乔治·蒙代尔为内政部长，还以魏刚将军替换了总司令甘末林。

5月18日，丘吉尔收到罗斯福回电，除了借用四五十艘军舰需国会授权，尚不能办理外，其他要求罗斯福都愿意鼎力相助。双方还决定互派军事代表团，以便进一步加强联系与合作。

5月22日，丘吉尔再飞巴黎参加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还在万森城堡的法军总司令部会见了魏刚，对他留下了“坚定、果断和出奇的活跃”的印象。丘吉尔与法国领导人进行了讨论后，同意了魏刚南北军队会合的计划，又于第二天飞回伦敦。

但是，从索姆河南部地区发起的攻势未能奏效，由戈特勋爵指挥的英国远征军的北翼阵地也因比利时军队的溃退而陷于困境；5月25日英法联合在阿腊斯北部举行的反攻被德军挫败；5月26日，临时被任命为准将的戴高乐率第四装甲师和6个营的步兵向阿布维尔发动了成功的进攻，但由于缺乏增援和空中掩护，他所取得的战果未能巩固；5月27日，比利时投降；5月30日，戴高乐被迫南撤。由于战事发展不利，英国陆军部已于5月26日命令戈特勋爵打开通向海边的通道，命令驻守加来的英军坚守到底，从南边给予保护，以便从敦刻尔克“撤出尽可能多的人”。此时，沿海的许多港口都已落入德军手中或处在德军炮火的射程之内。约有40万英法盟军被迫收缩在敦刻尔克周围的一小块袋形地区，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似乎面临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在5月24日，希特勒发出了要坦克部队停留在运河一线，停止向前推进的命令，使盟军获得了一个意外的重要喘息机会，争取时间巩固了敦刻尔克周围的袋形阵地。

5月26日晚上7时许，英国海军部根据丘吉尔的指示，发出开始执行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通知。861艘从巡洋舰、驱逐舰到小帆船等各种类型、各种动力的船只都投入了从敦刻尔克撤退盟军的紧急行动。据统计，头四天总共撤退了131606人；5月27日7669人；28日17804人；29日47310人；30日，58823人。这四天中，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公报曾反复宣称，“在阿托瓦的法军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被迫退入敦刻尔克周围地区的英军在我们集中进攻之下正走向毁灭”。德国人原以为，只有一些小船对希望撤离的盟军作用不大；但到了5月30日，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总参谋长终于发现了这些小得可怜的船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在拼命进攻和猛烈轰炸下，盟军袋形阵地仍巍然不动，德国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盟军部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逃到英吉利海峡对岸去。

由于敌人已经察觉而无保密的必要了，英国海军部干脆公开号召沿海居民都投入营救活动。许多有船的人纷纷自愿前来，更加快了撤退速度，使5月31日的撤退人数达到68000多人。就在这一天，丘吉尔第三次飞往巴黎出席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盟军从挪威纳尔维克撤退以避免更大的损失；拟定了一旦意大利参战就对其进行海空联合袭击的计划。丘吉尔在会上还努力避免法国人产生误会，强调在敦刻尔克的英军和法军“撤退必须相互臂挽着臂合力进行”。他不安地注意到，法国方面继续战斗的热情和信心比上次有所减弱，尤其是贝当元帅反应冷淡甚而怀有敌意。

敦刻尔克的撤退仍在继续进行。甚至海军部地图室主任皮姆海军上校和他的两三个同事也在四天时间里驾着一艘荷兰小船运回800多人。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丘吉尔向政府官员们发出通令说：“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如果政府中所有的同僚以及重要官员能在他们的周围保持高昂的士气，首相将不胜感激；这不是说要缩小事态的严重性，而是要我们对我们的能力表示信心，我们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继续作战，直到把敌人企图统治整个欧洲的野心彻底粉碎为止。”到6月4日，共有338226名英法官兵从敦刻尔克撤到了英国。但由于条件所限，这些部队只携带了步枪等轻武器，而大部分重武器以及大批军需品和装备都不得不丢在了敦刻尔克。

6月4日，丘吉尔在下院通报了敦刻尔克撤退取得的巨大成功。他认为，“敦刻尔克海滩的战斗经过，将彪炳在我们所有的史册中”。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必须非常慎重，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随即他又给予了肯定：“这次援救中却孕藏着胜利，这一点应当注意到。这个胜利是靠空军获得的……，我们所有各种型号的飞机……和我们所有的飞行人员都证明比他们现在面临的敌人要优越。”最后他发表了这篇演说中最为精彩、最震撼人心也流传最广的著名战斗宣言：

“欧洲大片的土地和许多古老著名的国家，即使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纳粹统治的种种罪恶机关的魔掌，我们也毫不动摇，毫不气馁。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将具有愈来愈大的信心和愈来愈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防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之下也将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是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6月5日，法国总理保罗·雷诺为了挽救军事颓势，将改任外交部长的悲观派达拉第解职；同时任命主战派戴高乐为国防部副国务秘书，并派他出使伦敦，向丘吉尔表明抗战决心和要求援助。次日上午，戴高乐接到通知后立即出发了。6月9日，戴高乐在英国首相官邸第一次会见了丘吉尔。丘吉尔给戴高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写道：“大不列颠由这样一位勇士来领导，决不会屈服。我觉得丘吉尔是个足以担当最重大和最伟大任务的人。他对事物正确判断，他的高度文化素养，他对有关的事、国家和人的了解，以及对战争的激情，在他身上都得到了充分体现。最突出的是，他的天性是个坚决果断、无所顾忌、敢于去行动、冒险和承担责任的人。总之，我觉得他是一位合格的带路人和领导人。这就是我的最初印象。”但丘吉尔也很让戴高乐失望，因为丘吉尔不能确定撤下来的英国军队何时才能在重新装备后重返法国战场，也坚决拒绝了增派空军中队去法国的要求。

6月10日，墨索里尼为了在瓜分欧洲时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也向英法宣战。德国军队的进攻更加势不可挡。在雷诺与戴高乐与坚决主张投降的魏刚元帅激烈争吵之后，法国政府撤离巴黎。11日，当雷诺和戴高乐到达奥尔良后，他们意外得知丘吉尔将飞抵法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布里亚尔；使他们极为生气的是，这是魏刚自作主张发出的邀请。英法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在一派悲观气氛中进行。会议虽然拟订了建立布列塔尼防线的临时计划，但丘吉尔心里也清楚，法国的抗战不会坚持太久。所以在他第二天离开布里亚尔时，特别对雷诺强调说：“万一局势出现新的变化，在您作出任何足以影响法国第二阶段战局的决定之前，我请您务必通知英国政府。英国政府的成员必将立刻前往您所指定的任何地方，去和你们共商新的局势。”这天下午法国政府在康吉召开会议，会上主战派和求和派各执己见，无法形成决议。雷诺提议请丘吉尔来就战或和发表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于是丘吉尔又被邀于6月13日前往现政府所在地图尔开会。这是他自5月15日以来在一个月内第五次飞往法国了。当丘吉尔一行到达时，没有人来迎接他们，甚至他们的吃饭都成了问题。他们只好自己借了一辆车找到法国政府的临时驻地。会议开始后，雷诺出人意料地提出，法国已经无法继续这场战争；他问英国能否解除法国在3月28日最高军事委员会上的承诺，即英法在未经相互磋商和一致同意以前，决不单独进行停战或媾和的谈判。丘吉尔则激动地表示：“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将战斗下去。我们要求我们的朋友也继续战斗下去。……不论怎样，英国政府准备继续抗战。我们相信我们定能粉碎希特勒和他的政权。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战争目的。我们要永远摧毁这个制度，我们决不接受任何来自它的和平建议。否则，这将是又一次的慕尼黑和布拉格被侵占。不，战争将继续下去。它只能以我们被消灭或我们胜利而告终。”他说完沉默了一会，然后正视着雷诺，对他说：“这就是我对您的问题的回答。”由于双方无法谈拢，于是丘吉尔要求雷诺先向罗斯福总统去电说明当前的严重局势，在接到回电前暂不作其他考虑。会议草草收场，丘吉尔当晚飞返伦敦。在此后的4年中他再没有机会访问法国了。6月14日，未设防的巴黎被德国第十八军团占领。

6月16日，英国内阁决定，只有当法国政府能将它的舰队在谈判期间立即驶往英国海港的前提下，英国才能同意法国政府去寻求停战的条件；但这一行动与英国政府无任何关系。这一天戴高乐又到了伦敦，他与英国外交部的范西塔特等人起草了一份成立英法联邦的方案，并在与丘吉尔共进午餐时向他提了出来。本来对此计划抱怀疑态度的丘吉尔，为了鼓励法国政府抗战到底，不仅表示赞同，甚至还打算再次亲赴法国与雷诺面商。但他未能成行，因为此时雷诺的政府已陷入危机，当天晚上雷诺就辞职了。以贝当元帅为首成立了新政府，投降成了迟早的事。17日，匆匆回国一天的戴高乐又来到伦敦，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战斗。

6月18日，丘吉尔在下院的演讲中说：

“魏刚将军所说的‘法兰西之战’现已宣告结束。我预计‘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了。……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这样勇敢地承担，以便在英帝国和它的联邦存在1000年之后，人们也可以这样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丘吉尔传--３　不列颠之战

３　不列颠之战

6月22日，贝当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法国舰队并未在谈判期间驶往英国港口，于是7月3日，丘吉尔作出了他有生以来“最痛苦和最残酷的一项可怕决定”。根据丘吉尔的命令，英国海军突然占领了所有逃亡在英国海港内的法国战舰；停泊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法国战舰也被英国海军扣留；但停泊在阿尔及利亚奥兰港的一支重要的法国海军舰队拒绝接受英国海军的最后通牒，结果遭到由英国海军中将詹姆斯·萨默维尔统帅的“H舰队”的炮击和海军飞机的攻击，3艘法国战舰被击毁，1艘战舰被击伤，约1300名法国海军官兵丧生，而“H舰队”基本上未受损失。

7月4日，丘吉尔在下院说明了政府被迫采取这一果断举措的原因，是由于法国方面在保证舰队不落入德国人之手、保证将俘获的约400名德国飞行员送往英国、保证不单独签署停战协定、保证将停战文本事先通知盟国等所有问题上没有一项承诺得到兑现。

丘吉尔入主政府以来的坚定不移的态度，紧张而有序的工作效率以及一系列必要措施，使他赢得了下院的广泛支持。但在下院的各政治派别之间却存在着相互怨恨责难的现象；在下院之外出现了较强的敌对情绪。一些工党的主要成员和一直支持丘吉尔的主战派未能进入新政府，而绥靖主义的代表人物张伯伦、哈利法克斯以及西蒙勋爵和塞缪尔·霍尔仍身居高位甚至是战时内阁成员。人们对这些人仍然有着难以抑制的愤恨。5月末时，丘吉尔曾主动提出想请劳合·乔治参加内阁，但劳合·乔治拒绝了。他在写给丘吉尔的信中抱怨说：“酿成这场灾难的几位设计师仍是你的政府的主要成员，其中有两位还加入了指挥这场战争的内阁”。但是，丘吉尔知道，保守党在下院居于压倒多数的地位、所占的席位比其他各党加起来还多120多席。张伯伦是他们当中相当大一部分人的代表。而丘吉尔在其自身经历中却有大半时间处于同保守党的摩擦和对立斗争中度过，只不过因为“大炮的声音是压倒一切的”这种特殊历史背景，才使多数保守党人迫不得已接受了自己。“我不能不认识到，在我对他们进行了多年的批评而且往往是严厉的谴责之后，我取张伯伦而代之，这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必然是非常不愉快的”。因而留任张伯伦实际上有效地安抚了这部分保守党人。此外，正如历史学家泰勒所分析的那样：“如果丘吉尔只能得到两个反对党和几个不安分守己的保守党人的支持，必然一事无成。他必须把整个保守党引导到自己方面来，而不是分裂这个党。无论如何，他是准备这样做的。痛苦年代的经验使他确信，必须取得组织的支持”。如果按反对张伯伦的人的意见，保守党大臣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就得辞职，而这对全国在战争形势下紧密团结起来是有害无益的。所以，丘吉尔认为有必要出面制止这种对立情绪继续蔓延。恰好在5月下旬，雷诺曾提出由英国主动提议对直布罗陀、马耳他和苏伊士保持中立或非军事状态，以换取意大利不介入德国与英法之间战事的立场。哈利法克斯认为这一想法可以考虑；而丘吉尔则认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完成以前“最好不要作出决定”。此事又被人攻击为张伯伦派仍在搞求和阴谋。丘吉尔不同意这种近乎政治陷害的说法，他在6月28日对下院发表演讲说：

“我完全确信，如果我们公开过去和现在的争吵，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就会失去未来。因此，我决不能允许目前政府成员之间出现任何裂痕。我们这个政府是在危机时刻成立的，其任务是团结各党派，协调各方面的意见。”

张伯伦也在约10天后对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政府内部存在分歧，保守党内有人搞求和阴谋的传言。他说：“如果我同首相意见不一致，我就会辞职，去当反对派，但决不搞阴谋诡计！”据信，此后不久张伯伦还要求马杰森，请他确保在丘吉尔7月4日的演说之后，保守党要表示对首相的一致拥护。这或许就是丘吉尔那天演讲之后得到空前热烈的欢呼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张伯伦在主持处理国内事务的各委员会工作中极有成效的政绩，甚至给艾德礼和格林伍德都留下了极深的良好印象。

但是反张伯伦的风潮在7月初又掀起了新浪头。由比弗布鲁克报系的3名记者撰写的题为《罪人》的书为人们的愤恨情绪火上添油。英国共产党在“慕尼黑分子滚出政府”的口号下掀起了倒张伯伦的群众运动。当时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大约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认为张伯伦应该退出政府。直到张伯伦于7月底因癌症作了大手术后，这一风潮才渐渐平息下来。

在法国沦陷后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对部队进行了整编，补充了兵员和装备，然后大批集结起来，准备对英国发动进攻。墨索里尼在6月26日写信给希特勒说：“元首！现在到了对付英国的时候了。我向您提醒我在慕尼黑说过的意大利准备直接参加攻打这个岛的想法。我已准备由陆军和空军参战。”新近迁到维希的贝当政府也可能作为德国的仆从向英国宣战。而当时英伦三岛的陆军，除了步枪之外，几乎没有什么重武器。据估计，全国仅拥有各种类型的野炮不足500门，坦克450辆和25个空军中队。但是在以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领导下，全国军民团结一心、镇定如常，努力备战，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丘吉尔曾写道：“在法国被击败之后，英国凭借岛屿多的有利地势，从失败的痛苦和致命的威胁中产生出一种不亚于德国的民族果敢精神。”这种精神使普通老百姓都敢于蔑视不可一世的纳粹战争机器，决心同德国法西斯决一死战。

前后两任本土军陆军总司令艾恩赛德将军和艾伦·布鲁克将军，指挥部队在岛山构筑坚固的防线，挖掘反坦克壕，修建钢筋混凝土掩体，还组建了直接打击登陆敌军的机动部队。7月，罗斯福总统不顾许多人的激烈反对，给英国运来了50万支步枪，8万挺机枪，1亿3千万发子弹，900门75毫米的大炮，100万发炮弹以及炸弹、烈性炸药和无烟火药。这些物资几乎把美国军火库的家底搬空了。丘吉尔立即指示以“有计划的军事行动”组织分运，并立即发放给近100万国民自卫军。英国人本来准备用干草叉和连枷来对付德军，现在有了武器弹药，更感觉自己不可战胜。

比弗布鲁克在飞机生产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喷火式”

和“旋风式”战斗机从大撤退时的331架增加到620架，后备飞机从36架增加到289架。海军也把大部分驱逐舰从执行护航任务中调回来对付德军入侵。为了避免“打另一场战争的危险”，丘吉尔还不顾中国等国家抗日战争的需要，宣布关闭缅甸通道3个月。这一姑息日本的行动，实际上为英国后来在东南亚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丘吉尔对可能遭入侵的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视察，在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观看了军事演习，在哈里奇和多佛尔视察了防御工事。他还到东北沿海一带视察，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士气。《泰晤士报》曾报道说：

“在他经过一个小村庄时，人们很快认出了他，举帽和挥手向他致意。丘吉尔先生似乎处于最佳精神状态之中，他对人们表示感谢，笑容满面……。如果丘吉尔的微笑是一种表示满意的尺度的话，他诚然是很满意的。首相还视察了英国东北部的一个造船厂，他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也很快被认了出来，人们大声向他欢呼……。工人们的妻子聚集在造船厂的大门口，丘吉尔先生被热烈欢迎他的气氛所感动，大声问道：‘我们泄气了吗？’妇女们高声回答：‘不！’”

丘吉尔还借助于广播，利用其前任从未用过的方式直接向全国军民发表演说，以坚强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激发大家的战斗勇气。据估计，全国有64％以上的成年人收听了他于7月14日发表的广播讲话并被感动。小说家兼诗人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曾在给她丈夫的信中写道：

“我想，人们之所以被他所使用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词句所打动，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感到，在这些词句背后，有着像一座坚强堡垒那样巨大的力量和决心全力支持着，而决不是字斟句酌、咬文嚼字的缘故。”

德国人对英国的第一次猛烈袭击是从7月10日开始的，人们通常把这一天作为空战开始的日子。7月16日，希特勒发出了“关于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的第16号令，即所谓的“海狮计划”。命令准备工作应在8月中旬完成，其作战目的是“清除英国本土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并且在必要时，全部予以占领”。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用4个星期摧毁英国空军，掌握英吉利海峡上空的制空权，为德军登陆扫清障碍。然后于9月中旬实施登陆作战，9月底以前占领英国南部，10月初结束战斗，在伦敦举行胜利大游行。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没有忘记玩弄和解的老把戏。7月19日，他在国会的讲话中提出了所谓的“和平建议”，并命令德国驻美代办寻求与英国驻美大使接触。丘吉尔于7月20日打电报给英国驻美大使馆说：“决不可对德国代办的函件作任何答复。”22日晚，外交大臣奉命宣告：“除非自由确有保障，否则我们决不停止战斗。”8月3日，德国又通过瑞典国王提出和英国政府商谈此事。丘吉尔除让外交部发表了坚决拒绝与法西斯德国进行任何和谈的正式答复之外，同时还以自己的名义向新闻界发表了如下声明：

“首相希望大家了解，德国企图进攻的可能性决没有完结。德国人正在散播谣言，说他们不打算进攻，对于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历来表示怀疑，对于这个谣言就更应该加倍怀疑了。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力量在日益增长，准备也日益充分，但决不可因此丝毫放松警惕，在精神上有所松弛。”

和谈阴谋失败后，德军加强了空袭的力度。在德国人的进攻中，有三个相互重叠连接的阶段。第一阶段从7月10日到8月18日，对英国护航舰队和南部港口进行轰炸，并引出英国空军，试图把它消耗光，从而取得制空权；这是渡海登陆的先决条件。希特勒曾在7月31日对海军上将雷德尔说：“如果经过8天的激烈空战之后，德国空军还未大量摧毁敌人的空军、港口和海军的话，作战行动就势必要推迟到1941年5月”。而这意味着他将面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并可能由此产生难以预料的危险和困难。因此，德国空军在这一阶段里的空袭行动日益频繁。但英国皇家空军只出动了部分战斗机应战。这样虽然使港口和船只受了一些损失，有4艘驱逐舰和18艘商船被击沉，但是保存了空军实力，也使敌人付出了惨重代价。英国空军丧失了148架飞机，而德国空军有296架飞机被击落，135架飞机受伤。

在8月份，德国空军集结了2669架对英空战的飞机，其中有1015架轰炸机、346架俯冲轰炸机、933架战斗机和375架重型战斗机。8月5日，希特勒发出了加紧对英空战的第17号令。德国空军元帅戈林狂妄地认为，只靠空军就能使英国屈服。他从来没有把“海狮”计划看在眼里，一心进行“绝对的”空战。7月至8月初，激烈的空战都集中在英国南部的肯特海角和海峡沿岸上空。戈林和他的顾问们错误地认为，英国的战斗机中队都被吸引到南方来了。因此德国空军决定对瓦什湾以北的各工业城市进行白天轰炸。由于航距较远，他们只能用航程较长但性能较差的“米110”式战斗机护航。英国道丁空军中将对此早有预见，已将7个战斗机中队调来这一地区负责警卫。8月13日，戈林下令实施“鹰计划”，并预先连续几天猛烈轰炸英国的雷达站和空军机场。8月15日，大约100架轰炸机在40架“米110”式战斗机的掩护下，对北方的太恩河地区进行了轰炸；同时以800多架飞机空袭南方作为牵制。这天的空战是这一时期中最大的一次空战，在长达500里的战线上，进行了5次大的战斗。在北方，有30架德国飞机被击落，其中大部分是有4名飞行员的“亨克尔111”式重型轰炸机，而英国未损失一架飞机，只有两名飞行员受了伤。道丁空军中将的远见和指挥才能受到了丘吉尔的高度赞扬，丘吉尔把他看作是“通晓战争艺术的一个典范”。在南方，英国所有22个战斗机中队全部投入了战斗，许多中队一天出动两次甚至三次。总的算来，这天德国空军损失的飞机为76架，而英国只损失了34架。战斗以德国的惨败告终。从此以后，没有性能优良的战斗机护航，德国飞机再也不敢进行白天轰炸了。在遭受这次挫折的同时，戈林放弃了对遭到巨大损失的英国雷达站的攻击；这被认为是一个战术上的错误。

由于天气恶劣，空战在8月19日到23日停止了5天。8月24日开始的第二阶段中，德国空军首先打算摧毁英国空军的地面通讯指挥中心扇形站。从8月24日到9月6日期间，德国空军平均每天出动1000多架飞机，使英国南部的5个前沿机场遭到严重破坏，7个扇形站中的6个濒临被摧毁的边沿；446架飞机被击落或受伤；103名飞行员遇难，128名飞行员受重伤，占当时全部飞行员的1C4。丘吉尔为此“感到十分焦虑”。就在英国空军遭受严重损失难以支撑局面的关键时刻，戈林犯了第二个也是更严重的战术错误，9月7日，德国空军转而大规模夜袭伦敦。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空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英国空军得以缓过气来，这将给希特勒和戈林带来严重的后果。

戈林对作战计划的胡乱更动，使为“海狮”计划作准备的德国海军参谋部大惑不解。他们在9月12日的“战斗日志”中写道：

“这次空战是作为一种‘绝对空战’进行的，没有考虑到当前海上作战的需要，并且超出了‘海狮’作战计划的范围。就目前进行的空战的方式来看，它无助于主要由海军掌握的‘海狮’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

但是由于希特勒听信了戈林的话，认为对伦敦的大规模袭击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海军参谋部不敢向德国最高统帅部申述意见。

9月7日这天，德国空军投入了625架轰炸机和648架战斗机，对伦敦进行了大规模的轮番轰炸。德国飞机向瓦尔维治兵工厂、煤气厂、发电厂、仓库以及泰晤士河上几英里长的码头扔了大量炸弹，伦敦顿时成了一片火海。第二天，又像这样轰炸了一整夜。据估计，仅这两天夜里，伦敦约有842人死亡和2347人受伤，城市遭到巨大的破坏。但德军也损失了不少飞机。9月11日，丘吉尔向全国军民发表了广播讲话，他指出：“无可怀疑的是，希特勒先生正在很快地消耗他的战斗机队，如果他再这样继续几个星期，就会把他这部分重要的空军力量消耗殆尽，完全毁灭。这对我们就大为有利了。”丘吉尔还提醒道：“德国人正以他们一贯具有的周密性和条理性进行准备，要向我们这个岛屿发动大规模入侵……。如果真的试图入侵的话，看来不会拖延很久……。因此，我们必须把下星期或下星期前后看作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可以和当年西班牙无敌舰队逼近英吉利海峡，德雷克快要打完一场木球的时候相比，也和纳尔逊在布洛涅为我们抵挡拿破伦大军的时候不相上下。所有这些，我们在历史上是读过了；但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它规模和对全人类的生活和未来以及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来说，都远远不是过去那些勇敢的日子所能比拟的。”

9月15日，德国空军集中了最大力量对伦敦进行空袭。

200多架轰炸机和3倍于此的战斗机群飞向伦敦。英国空军也全力以赴地迎击，双方展开了激烈交锋。丘吉尔当天在设在阿克斯布里奇的皇家空军第11战斗机司令部里，亲眼目睹了空战情况，英国飞行员的英勇顽强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晚他的私人秘书约翰·马丁报告说，这天“一共击落了183架敌机，而损失还不到40架。”后来丘吉尔曾写道：“最突出的是，我们的战斗机驾驶员们始终保持着不屈不挠的最大的毅力和勇气。不列颠得救了。所以我在下院这样说：‘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过这么大的贡献。’”丘吉尔的这句话后来曾反复播出，广为流传。

从8月24日起，伦敦在连续85个夜晚中有82个夜晚遭到空袭。从9月7日至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200架德国飞机轰炸伦敦，对伦敦的轰炸不间断地持续了57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作为报复，英国空军也轰炸了柏林。由于距离较远，轰炸柏林的规模较小，德国人的伤亡和损失都不算重，但对德军士气和老百姓心理的影响则是至为巨大的。

在伦敦遭受轰炸期间，丘吉尔几乎每星期都要抽时间到被炸现场视察，亲眼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每当看到饱受摧毁的普通英国民众仍表现出抗战决心，丘吉尔总是为之深受感动。9月初，他视察了伦敦港船坞的一个出事现场，群众对他表示了发自内心的热情欢迎。陪同他视察的战时内阁秘书处军事负责人伊斯梅将军后来写道：“他们哭喊道：‘好心的老温尼，我们想，你是会来看我们的。我们能够经受得住，给他们狠狠地回击。’丘吉尔失声痛哭。当我使劲让他穿过人群时，我听到一位老年妇女说，‘你看，他真关心我们，他哭了。’他镇定了一下情绪，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码头走了。”丘吉尔也回忆说：“在瓦砾堆中这时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旗，使人万感交集。当居民认出了我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一千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围在我们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我的热爱，想摸摸我的衣服。人们可能认为我给他们带来了某些改善他们生活命运的美好的实际利益。我实在忍受不住，我流下了眼泪。当时同我在一起的伊斯梅记述道，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他真地关心我们，他在哭呢！’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

为了减轻空袭造成的危害，丘吉尔指示建立了他所说的“杰姆乌鸦”紧急警报制度，为了救助房屋财产在轰炸中严重受损的人，他抓紧制订了战争保险方案。他还通过林德曼教授组织科学家运用科学技术破坏德军的空中攻势，使来袭的敌机误入歧途。

11月间，空战进入第三阶段。德国人又一次改变了他们空袭的主要目标，试图摧毁英国工业生产中心。这一行动是从14日轰炸考文垂开始的，但持续的时间不那么长，也没能实现他们的目的。英国飞机的产量不仅没有下降，在1940年中，还以其9224架对8070架的比数，超过了德国人。

由于英国人民在丘吉尔为首的政府领导下，精诚团结，万众一心，英勇顽强，决死抗战，使希特勒入侵英伦三岛的计划彻底破产。9月19日，希特勒决定无限期地推迟“海狮”计划；10月12日正式宣布把入侵推迟到第二年春天；1941年7月，希特勒再次把入侵推迟到1942年春天。到了1942年2月13日，在雷德尔海军上将的劝告下，希特勒终于同意将“海狮”计划完全“搁下来。”“海狮”计划就这样完蛋了。不列颠之战以英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丘吉尔传--４　争取美国援助

４　争取美国援助

由于成功地领导了英国人民抗击法西斯德国的斗争，丘吉尔此时在全国军民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8月初，《新闻纪事报》公布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赞成丘吉尔的领导的人占88％，怀疑的占5％，反对者占7％。这远远高于原来张伯伦所受到的拥护。此时张伯伦已经病入膏肓，9月底他已是生命垂危了。在逝世以前，他辞去了政府的职务和保守党领袖的位置。由哈利法克斯提名，保守党老资格的后座议员乔治·考托普爵士附议，丘吉尔当选为保守党领袖。这在几个月以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泰晤士报》写道：“时间造就了‘不朽的时势艺术’，从近年来的政治史看，再也没有比预先对各类事件作出的估计更不可靠的了。”丘吉尔的老朋友、也曾反对过他的艾默里写道：“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同样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认为是唯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当丘吉尔步入举行保守党大会的会议大厅时，他“受到极大的欢迎，与会者起立，热情鼓掌欢呼。”在澳大利亚的大选中，两大政党争相把丘吉尔的光辉名字与自己联系在一起。大选中获胜的联合党的口号是“孟席斯（该党主席）同丘吉尔站在一起”，“支持政府就是支持丘吉尔”。

丘吉尔仍然以“前海军人员”的名义同罗斯福总统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不列颠之战的进程中，丘吉尔曾为争取获得美国的援助做了大量工作。早在5月中旬他刚当首相时，他就曾要求美国提供四五十艘旧驱逐舰以救急需。6月中，他也发出过同样的电报。7月底，他又致电罗斯福说：“总统先生，我怀着崇高的敬意向您说明，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上，这是目前当务之急的一件事。”但是，根据美国有关法案，除非美国海军当局证明这些旧驱逐舰对美国防务毫无价值，否则就不得将它们送交英国。而就在此前不久，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还在国会作证时说到这些舰只还有潜在价值。后来罗斯福想出一个办法，即把英国在西印度群岛上的一系列海军基地与美国的驱逐舰进行交换，这样海军就可以证明这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美国的防务。

8月3日，丘吉尔发电报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洛西恩侯爵说：“把英国拥有的一些基地让与美国，可以答应，不过我们宁愿无限期地租借而不愿意卖出。”鉴于空战之后德军有立即入侵的可能，所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多次电报中都竭力向他说明，如果英国一旦被击败，如果万一英国出现一个吉斯林式的政府，以交出英国舰队从德国换取远为宽大的条件，那么，希特勒就成了欧洲的霸主，将会掌握欧洲全部造船厂和海军，而这对美国是极其危险的。美国人决不可自以为得计，以为坚持孤立主义还可以捡到英国舰队的残余。这样想是十分可怕的。丘吉尔这种说法对美国高级官员以至孤立主义者都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因为存在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方面已准备同意英国以基地换取驱逐舰，但同时要求英国保证，一旦美国参战，则英国必须在万一战败时将英国舰队或其残部驶往美国，否则这一做法要想获得美国公众舆论支持是极端困难的，而这又是国会是否同意的前提。8月6日，罗斯福通过洛西恩侯爵传来信息说，他希望得到如下保证：如果英国被占领，英国舰队将在海外为帝国继续战斗，决不投降，也决不凿沉。这一保证对美国国会将最有说服力。

丘吉尔在同哈利法克斯交换意见时指出，英国应当拒绝发表类似罗斯福提出的那种声明。因为“我国不能容忍任何关于本土万一被占领我们将何以处之的讨论。在入侵前夕，这一类的讨论也许会有害于目前如此高昂的群众情绪。此外，我们决不可陷入这样的境地：让美国政府到时可以这么说：‘根据我们把驱逐舰给你们的时候达成的谅解或协议，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你们把舰队开到大西洋这边来的时候了。’”8月7日，丘吉尔给洛西恩的指示说：“就我们的立场来说，我们不愿把英国的崩溃作为实际讨论的题目。……我们决不能同意为了获得驱逐舰或类似驱逐舰的东西而发表这种声明。请你立即表明这一点：我们绝不同意就我们全部的行动自由作最轻微的让步，也不容许发表任何这类失败主义的声明，因为这样做，后果是极其有害的。”

8月15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我们要用舰队战斗到底，我们谁也无意用舰队的投降或凿沉去购买和平。当你引用我这一再提及的保证时，请记住，如果竟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征服英伦三岛及其海军基地并非不可能的，那么，这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是有害的。”

8月16日，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就获得海、空军基地而与英国政府磋商的消息。罗斯福竭力说明，美国用几只陈旧的驱逐舰便可在危急时刻换取无限安全是非常有利的。从英国方面讲，单就这一问题表面现象看是很不合算的，两者之间的真正价值难以平衡。但丘吉尔的着眼点主要不在于几十艘既破旧而又效能极低的驱逐舰。他认为这一交换本身将构成一种非中立行为，这样会使美国更接近英国也更接近战争，它标志着美国由中立国转为非交战国，这一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但在处理方式上，如果把这种交换说成是一种纯粹的交易，肯定将遭到激烈反对。因此丘吉尔设法把这笔交易放在“体现并保持了英语世界的永久的共同利益”的最高水平上来衡量。8月20日丘吉尔在下院的发言中，在保证不涉及任何转移主权的问题的前提下对这一交易作了如下评价：

“英王陛下政府衷心愿意在租借99年的基础上将防御设施移交给美国。我们确信，这样做对我们的好处并不少于对他们的好处。这些措施是很重要的。毫无疑义，这种措施意味着，英语世界的两大民主国家，大英帝国和美国，为了相互的共同利益，在他们的某些事务中将彼此结合起来。我个人觉得，瞻望未来，这种措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即便我想制止也制止不了，没有人能够制止这么作。和密西西比河一样，它将滚滚奔流。让它奔流吧！让这势不可挡的温暖的滚滚洪流奔腾向前，一直流到更广阔的原野和更美好的日子。”

针对美国方面只能将驱逐舰作为“交换条件”方能合法转移，并且要求英国方面作出有关保证这些障碍，丘吉尔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使问题获得了令双方满意的妥善解决。这次交易被巧妙地安排成“患难中的两个朋友，彼此应竭尽所能，互相帮助”，双方都不斤斤计较而只体现出大家的“慷慨和好意。”至于要英国作出保证一事，丘吉尔甚至为罗斯福拟好了“美国总统为了要我提出他所希望的保证而拍给我的电报。”罗斯福采用了这份电文，全文如下：

“据悉，大不列颠首相曾于1940年6月4日正式向议会宣称，在这场由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殖民地参加的战争中，如果英国战舰不能守住英伦三岛周围的水域，英国舰队决不投降或自行凿沉，而将开往海外，保卫帝国的其他地方。

“美国政府郑重询问，上述声明是否代表英国政府的既定方针。”

丘吉尔收到这篇表面文章后，立即发出了实际上此前已得到罗斯福认可的电文作为答复：

“总统先生，你询问，我在1940年6月4日向议会发表的关于英国舰队决不投降或自行凿沉的声明是否‘代表英王陛下政府的既定方针。”当然是的。不过，我认为这种假设的意外事情，似乎更可能落到德国舰队或其残余舰只的头上，而不会落到我们舰队的头上。”

就这样，“一切问题便令人愉快地迎刃而解了。”9月5日，丘吉尔以谨慎的措辞将此事正式通知了下院，并且“获得了他们的默认——实际上是全体同意。”50艘驱逐舰很快交到了英国海军手中，使英国战时计划中新造舰只交付使用之前，英国海军可以极其顺利地渡过舰艇短少的时期。

就在英美双方就驱逐舰问题进行紧张地反复磋商的同时，1940年的美国大选已经拉开了序幕。按照美国政治传统，总统不得第三次连任。但在激烈的战争使世界局势日渐严重的特殊背景下，这一传统被罗斯福打破了。他又一次接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虽然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美国国内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在对待正在顽强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英国人民的态度上，双方争相表现出热切的关注和坚决的支持。尽管如此，丘吉尔还是希望和与自己已经能推心置腹、亲密无间的罗斯福打交道，而不愿“同一个在思想状况和个性上都陌生的人从头开始交往。”他急切地盼望知道美国大选的结果。

当11月6日传来罗斯福第三次当选总统的消息时，丘吉尔深感庆幸，立即致电表示祝贺。而罗斯福在重新当选后的第三天就公开宣布，按“根据实际经验得来的办法”分配军火产品，即大致上一半分给美国军队，另一半分给英国和加拿大军队。美国战时物资优先分配局同意在英国已定购的11000架飞机之外，再供应12000架。使丘吉尔头疼的问题是这笔钱怎么付。11月中旬，洛西恩侯爵回国述职时，与丘吉尔一起用全部心思来考虑困扰着他们的“美元问题。”

英国参战时，有45亿美元的资产，包括美元、黄金和可折算的在美投资。后来通过在南非开采新的金矿和向美国出售商品又增加了20亿美元。在宣而未战的“晦暗不明的战争”中，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尽量节约使用美元；而当1940年5月以后，战况急转直下，此时上台的丘吉尔政府面对可怕的现实，“遵循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尽可能地订购一切物资而把未来的财政问题交给‘永生的上帝’去解决。”自6月以后，英国又把法国在美国的订购单全部接了过去，使其外汇开支几乎增加了一倍。到11月止，英国按照一年前美国在废止中立法之后确定的“现金购货、运输自理”的新原则，付清了所收到的一切货物的货款，支付了45亿以上的现金。剩下的20亿美元中，大部分是不能即刻售出的投资。而且即使全部卖掉英国的黄金和海外资产，也不够新近订货的一半货款，何况战事的发展必将使订货以十倍的需要增加，而英国政府为了应付日常使用，还得在手头上留点钱。若是因为没有钱就削减订单，这也是不能考虑的。丘吉尔认为：“归根到底，最大的节约就是缩短战争。”剩下的唯一办法，似乎就是说服美国人尽可能地对英国给予援助。

11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署了《三国条约》。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预示着战争冲突可能不会再局限于原有的地区范围。德国对伦敦、考文垂等著名城市的野蛮轰炸，也激起了美国民众同情并钦佩英国人民的巨大热情。非常熟悉美国情况的洛西恩侯爵认为，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肯定正在寻找最适当的途径帮助英国，他劝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信陈述英国目前的处境。丘吉尔与洛西恩侯爵一起商量了这封信的写法。写成后又经参谋长委员会和财政部一再审核和经战时内阁批准，最终于12月8日定稿并立即拍发给罗斯福。

罗斯福在乘“塔斯卡卢萨号”前往加勒比海视察西印度群岛上的新基地的途中收到了丘吉尔的长信。在这封信中，丘吉尔对战争的总形势及其在新的一年中的发展作了展望，详细地说明了生产和运输两方面的紧急问题，以及德国飞机和潜艇袭击造成的危险，坦率地摆明了英国财政的困难状况，并要求美国更迅速地提供更多的援助。丘吉尔最后在信中说：

“你们能够支援我们的军火和船只越迅速、越丰富地源源而来，我们的美元存款就消耗得越快。……我们不能再以现金支付船舶和供应品的时候即将到来。当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不惜任何正当的牺牲用外汇来支付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如果大不列颠在这场斗争的高潮中被夺去它全部可以销售的资财，以致在我们用我们的鲜血赢得了胜利，拯救了文明，替美国争取了充分武装以防不测的时间之后，却一贫如洗，那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其结果对双方都是不利的。这样的方针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是不符合于我们任何一国利益的。……

“我不相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会认为把他们慷慨答应给与我们的援助限制于要立即付款才能供应的军火和商品，是符合于指导他们行动的原则的。……我们满怀信心地把其他的事情留给你和你的人民去考虑，我们深信，你们是一定能够找到将来为大西洋两岸的子孙后代赞扬的途径和方法来的。”

据哈里·霍普金斯后来告诉丘吉尔，罗斯福坐在他的帆布躺椅上一再看这封丘吉尔自认为是“最重要的书信”，然后绞尽脑汁，默默沉思。罗斯福得出的决策是，“把造好的船只租借给”英国使用。这样做，既有法律依据，亦有大量先例可循。“现在，所有这一切一变而为果断的行动，宣告了‘租借’这一光辉灿烂的概念。”

罗斯福从加勒比海回来的第二天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宣布了他的想法。他说：“勿庸置疑，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最直接有效的防卫在于大不列颠之得以保卫其本身。”如何帮助大英帝国保卫它自己呢？罗斯福说：“现在，我正想要做的就是要取消美元的标记。这在在座的各位的心目中是一件崭新的东西。我认为——要把这无聊的、荒谬的以及老牌的美元标记取消。”他以拿自己的水龙头帮邻居救火的假设，形象地说明了“租借”的实质：“现在我怎么办呢？在救火以前，我不会对他说，‘邻居，我这条浇水用的水龙带值15美元，你得给我15美元才能用。’不能这样做！那怎么办呢？我不要这15美元——在把火扑灭之后，我把水龙带拿回来就是了。”

此后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辩论”，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了罗斯福的想法。丘吉尔认识到，“租借法案”一经美国国会通过，马上就将使整个局面得到改观。“它使我们能够通过协定而无拘无束地为我们一切的需要制定包罗万象的长期计划。没有规定偿付的条款。甚至连以美元或英镑计算的正式账目也没有。”

丘吉尔在为此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也对曾经为争取美援做过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却已于12月12日病故的洛西恩侯爵深怀悲悼之情。他立即考虑选择英国驻美大使的继任者。只有“一位全国知名并谙熟世界政治各个方面的政治家”才能胜任这一职务。他曾考虑过劳合·乔治，但因其年事已高而作罢，后来最终确定了由哈利法克斯勋爵继任；这一选择得到了华盛顿高层人士的赞同。由安东尼·艾登接任外交大臣。丘吉尔又安排戴维·马杰森接替艾登任陆军大臣，而其空缺出的全国联合政府总督导员一职则由詹姆斯·斯图尔特充任。

12月30日，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他指出：“危险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但是我们深知，我们不能爬上床去，用以被蒙头的办法逃避危险，……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所有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枪膛里装满一触即发的子弹，经济的和军事的子弹都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最后，他推出一个广为传诵的著名论断：“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英国的战况和与丘吉尔交换意见，1941年1月初，罗斯福派霍普金斯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飞往伦敦。霍普金斯与丘吉尔之间建立了亲密关系，也对丘吉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1月14日写给总统的信中说：

“丘吉尔是一切意义上的政府，他决定大的战略，而且常常连细节也不放过。工人们信赖他；陆、海、空三军全体一致支持他；政治家们和上层社会也声称喜欢他。我要强调指出，而且不论怎样强调这一点都不算过分：即在这里，他是你所需要、并与之充分取得一致意见的、独一无二的人。”

霍普金斯在英国呆的时间比预定时间长得多，他直到2月中旬才返回美国。当3月8日美国参议院以60票对31票最终通过了“租借法案”以后，罗斯福即指定由霍普金斯负责援助英国的事务。在哈利法克斯于1月赴华盛顿就职后，美国也于2月派出约翰·G·怀南特为英国大使，结束了这一职务近两个月的空缺状态，从此英美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更为密切的新阶段。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是与丘吉尔以政治家的深邃远见和外交家的巧妙手腕，经过多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难以分开的。由于“租借法案”在支援英国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后来丘吉尔把罗斯福总统的这次胜利，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三个转折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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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丘吉尔曾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五个转折点。其余四个转折点：一是法国沦陷；二是不列颠之战；四是德国进攻苏联；五是珍珠港事件。

丘吉尔传--七　通向胜利的漫长道路

七　通向胜利的漫长道路

当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不列颠之战，为在法西斯德国野蛮的狂轰滥炸和虎视眈眈的入侵威胁之下顽强抗击的英国人民的命运而担忧时，丘吉尔及其领导下的英国人民不仅始终保持着沉着坚定的态度，而且对获得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后胜利始终抱着极大的信心。丘吉尔成为英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的集中象征。在丘吉尔当选为保守党领袖时，《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丘吉尔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战斗感到无比幸福。今天，温斯顿·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而丘吉尔在他的广播讲话中，把这种英国精神及必胜的信念表达得更为清晰。他说：“我们将永不停止，永不疲倦，永不让步，全国人民已立誓要负起这一任务：在欧洲扫清纳粹的毒害，把世界从新的黑暗时代中拯救出来。……我们想夺取的是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生命和灵魂。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丘吉尔在英国处于最危急，最困难时立下的这些誓言，像一座巍峨的精神灯塔，照亮了欧洲人民在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通向胜利的漫长道路。

丘吉尔传--１　北非大捷和地中海战略

１　北非大捷和地中海战略

在丘吉尔的多方努力下，英国终于争取到强大的美国提供的数额巨大的援助；但是迄今为止，美国仍然没有直接参加战争。英国作为屹立在欧洲的唯一的反法西斯的坚强堡垒，仍处于长期孤军作战的境况中。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丘吉尔不仅率领全国军民进行了本土防卫战，同时还指挥着海外的英联邦军队在非洲和地中海区域向德意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

由于法国退出战争，英国正承受着德国纳粹军事机器的巨大压力，法西斯意大利以为自己获得了控制地中海、重建古罗马庞大帝国的“5000年难逢的机会”，于是在非洲大肆扩张。在1940年的7至8月，意大利已经将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连成一片广阔的新领土，在这片土地上驻有40万以上的意大利军队和民兵师。而英国当时在北非的兵力只有一个装甲师和两个半步兵师，总兵力不超过5万人，防守着近300万平方公里土地；飞机也比意大利的少。在这种多寡不均、兵力对比悬殊的态势下，墨索里尼妄图乘人之危，一举占领埃及，歼灭英军在非洲的主力部队，将昔日的英国属地并入自己的版图。

在1939年12月，英国在非洲对意大利作战的策略是撤出索马里。后来英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打电报给陆军部说，不战而退将有损于英国的威望。1940年8月，在意大利军队入侵索马里以后，英国军队在戈德温——奥斯丁将军指挥下，对意军进行了阻击之后很快撤退。意大利为此举国欢庆，墨索里尼对进攻埃及也有了更大信心。他命令格拉齐亚尼元帅发动入侵埃及的战役。此前从意军的主要基地的黎波里沿着海岸线向东直至埃及边境，已修好一条宽阔的公路。意大利人利用这条公路，在埃及边境上集结了大约30万人的部队和大批装备，并在公路沿线建起一连串的兵站和军火库。墨索里尼对富庶的尼罗河平原垂涎欲滴，志在必得；而老奸巨滑的格拉齐亚尼却疑虑满腹，踌躇不前，生怕中了盟军的计谋。就在意军迟疑未决的时候，英军根据丘吉尔的指示，完成了“罗盘”战役的准备工作。

双方在六七八三个月中，发生过一些规模较小的战斗，英军在战斗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战果。这三个月中，意大利公布的伤亡人数几乎达3500人，其中约700人其实已成为英军的俘虏；而英国的损失仅有150余人。可以说战争一开始英军就处于上风。

12月份开始了大规模战斗。在经过有意识地示弱并撤退之后，英军出其不意地突然发动了强大的进攻。12月6日，约25000名身体瘦削、面目黧黑，受过沙漠中的锻炼的全部机械化装备的英国陆军部队，被通知进行夜间长途奔袭的演习。他们全副武装地在黑夜中挺进了40多英里，清晨时又被命令整天一动不动地蜷伏在荒凉的沙漠之中。晚上他们继续行进；到第三天也就是8日那天，他们才被告之，这并非演习而是“真要打仗”。9日拂晓，西迪巴腊尼之战拉开了序幕。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英印联军发起了进攻。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攻克了尼贝瓦城。下午又占领了图马尔兵营，俘虏了大部分守军。西面的公路被英军第七装甲师切断，使西迪巴腊尼成了孤岛。10日天刚亮，早已准备停当的驻防马特鲁港的英军部队，就在军舰的强大火力掩护下，向意军阵地正面发起猛攻。战斗进行了一整天。到10时为止，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指挥部就报告说，俘虏已多得无法清点，下午，西迪巴腊尼即被英国部队占领了。11日，英国第16摩托化步兵旅和澳大利亚第6师继续乘胜追击意大利溃军。12日，丘吉尔在下院报告说，布克布克和西迪巴腊尼周围的全部海滨地区都已控制在英联邦部队手中。已将7000名俘虏送到了马特鲁港。

“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意大利人被包围，但是，如果说，至少有三师意军的精锐，其中包括许许多多（黑衫党）组织，不是被歼灭，就是被俘虏，却是不足为奇的。现在正一鼓作气地继续向西追击。空军正在轰炸，海军正对准敌人退却的主要公路轰击，并且已接获报告，另外又有大量的俘获。”仅仅在三四个月以前，丘吉尔对埃及的防卫还感到很担心，而此刻，他的忧虑却已一扫而空了。

12月12日，在西迪巴腊尼的最终胜利已确定无疑时，韦维尔将军“主动地采取了一项明智而大胆的决策”，把通常情况下本应留作总预备队的刚从战场上替换下来的第四英印师，立刻调往厄立特里亚，与第五英印师一起参加由普拉特将军指挥的埃塞俄比亚战役。在经过700多英里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很快又投入了战斗。这一行动对克伦之战的胜利和埃塞俄比亚的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月16日，丘吉尔明确指示韦维尔：“现在你们的首要任务是粉碎意大利陆军，并尽最大的努力把他们逐出非洲海岸。”在作了一些具体要求之后他又指出，“拿破仑的铭言‘击溃主力，其余便迎刃而解’，应该记取。我必须重申我在上封电报里提出的主张：进行两栖作战，并在敌后登陆，以便切断敌军部队并使我军能由海上运送物资和军队。”

意军在西迪巴腊尼失利的消息，对还在作着重建古罗马帝国美梦的墨索里尼不啻晴天霹雳。故作镇静的“领袖”希望事态能得到制止，局势尚可挽回。于是，“1940年12月17日，领袖给总参谋长卡瓦莱罗一信，语气严厉，命令部队与阵地共存亡。‘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命令’，他写道，‘而且是我们国家的命令’。但愿这一鞭子能够奏效。”

墨索里尼的主观意愿并不能阻挡英军的前进步伐。1941年1月3日，英联邦军队又对巴迪亚展开了猛烈进攻。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一营澳大利亚部队攻占了西边外围阵地的一个据点，随后两个澳大利亚旅继续进攻并向侧翼清扫外围。

这些澳大利亚士兵唱着一首才从美国电影中学来的诙谐歌曲，向敌人的阵地发起冲锋。4日，在步兵支援下，英军的“马蒂尔达”坦克攻入了巴迪亚；5日迫使守城意军投降。英军在这次战斗中共俘虏敌军45000人，缴获了462门大炮。

1月6日，英军的进攻矛头又转向了托卜鲁克。英国第七装甲师切断了其交通。次日，先头部队澳大利亚旅抵达其东部防线，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形成了对它的合围。总攻到1月21日才开始，到第二天清晨便全部结束了战斗。俘虏意军近3万人，缴获大炮236门。与此同时，沙漠兵团在一个半月内攻占了两座海港，俘虏意方军队11．3万人，缴获大炮700余门。此时，侵入并希望征服埃及的意大利的庞大陆军，已经溃不成军了。可惜由于距离过远、供应困难，使英国军队向西推进受到严重影响。

英军的巨大胜利与海军和空军的有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海军除了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敌军阵地外，还给陆军运送了大批军供物资。空军虽然在数量上少于敌人，但英国飞行员的勇敢精神，反而使他们占尽上风，取得了制空权。战斗结束后发现，意军被击毁和放弃的飞机就达几百架。

在战役的进程中，丘吉尔在1940年12月23日晚向意大利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我们的军队还在粉碎并且一定要粉碎你们的非洲帝国”。他指出，是墨索里尼这个法西斯独裁者将意大利带到了如此危险的地步。他号召“意大利民族能再次创造自己的命运”。

在丘吉尔指示下，英军乘胜前进，把迅速摧毁意大利在东北非的部队，作为1941年前几个月在海外作战的主要目标。2月6日，英军比预定计划提前3个星期攻克班加西，并在沿海公路线上同几个意军主力纵队激战了一整天。7日拂晓，意军在出动30辆坦克作最后的挣扎仍遭失败后，在伯根佐将军带领下向英军投降。在两个月中，尼罗河集团军向西推进了500英里，歼灭了意军9个师，俘虏13万人，缴获坦克400辆，大炮1290门。丘吉尔致电韦维尔将军，热烈祝贺英军获得的这一辉煌胜利。

在苏丹，普拉特将军指挥着英联邦部队于1941年1月向卡萨拉发起了猛攻。19日，意军被迫撤离该地；不久，他们又不得不放弃加拉巴特，最后完全退出了苏丹。在埃塞俄比亚，桑福德将军指挥的一小支英军为核心，使全国的起义工作进展迅速，逐步肃清了戈贾姆以西大部分地区的残敌。1月20日，海尔·塞拉西皇帝回到了埃塞俄比亚王国。

2月，英军实施“帆布”作战计划。14日占领了基斯马尤；22日攻克杰利布，使意军全线崩溃。25日，英军摩托化部队进入意属索马里的最大港口摩加迪沙，缴获了大批军需品，其中包括40多万加仑的宝贵的汽油。参加指挥这一战役的坎宁安将军命令部队稍事休息后，于3月初开始长途奔袭，17日攻占了距摩加迪沙740英里的季季加，光复了意属索马里全境。坎宁安将军不顾疲劳，继续向摩加迪沙以北约200英里的费尔弗挺进。这一行动完成后，英属索马里亦被全部收复。3月底，部队抵达迪雷达瓦集结，为下一步进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作准备。在3个月中，坎宁安将军的部队长途跋涉了850英里，击毙、俘虏或击溃意军5万多人，而他的部队伤亡不到500人。

与此同时，英军在埃塞俄比亚也进展顺利。3月27日攻占了军事重镇克伦；4月1日攻克阿斯马拉；8日迫使马萨瓦的守军投降。此时坎宁安将军的部队已进入了亚的斯亚贝巴。尽管墨索里尼严令“死守”，但意军大势已去，难以坚持抵抗。［奇书网·手机电子书-wＷw.QiＳuu.cＯm］

5月5日，海尔·塞拉西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亚的斯亚贝巴。

英国军队在北非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全面胜利，5万英军竟然击溃了50万意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

与北非战场遥相呼应的是地中海对岸的巴尔干半岛战场。墨索里尼在妄图征服埃及的同时，于1940年10月28日向希腊发动了全面进攻。应希腊政府的要求，英国海军接防了克里特岛天然良港苏达湾，并以此为基地，派飞机袭击塔兰托的意大利舰队和普遍骚扰意大利南部。意军有三艘战舰，一艘巡洋舰被击中，造船厂也遭严重破坏，而英军只损失了两架飞机。在英军支持下，希腊军队发动了反攻。11月22日，希腊军队将意军赶回到阿尔巴尼亚，并攻占了科尔察。他们还包围了意军精锐部队阿尔卑斯“朱利亚”师团，使意军遭受了伤亡2万、被俘5千人的惨重损失。

由于墨索里尼的失败危及了德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希特勒下令德军进行武装干预。为了阻止德军在这一地区的攻势，丘吉尔安排新任外交大臣艾登和约翰·迪尔将军到开罗、雅典和安卡拉进行了一次访问，向他们表明了英国亦将干预这一地区局势的想法。他俩以及韦维尔将军也都认为，英国干预对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将起鼓励作用。果然，3月27日，南斯拉夫发生政变，组成了坚持抵抗的新政府。但是，强大的德国军队很快就制服了希腊和南斯拉夫。仅在11天后，南斯拉夫新政府就被迫投降。希腊军队也顶不住德国元帅李斯特的装甲部队的冲击和德国空军的猛烈轰炸，被打得一败涂地。4月23日，希腊军队向德军投降。4月27日，纳粹的坦克开进了希腊首都雅典。希腊国王和政府被迫随同残余部队和英国军队撤到了克里特岛上。

但是克里特岛上的防卫力量十分薄弱，各方面的部队加起来总共还不到3万人，还得看守6000名意大利战俘。全岛只有16门重型高射炮和36门轻型高射炮；约有近40架各种型号的飞机，但其中一半不能使用。这些部队面临着德军的精锐部队的巨大压力，大约有1．6万名德国伞兵将自天而降，其中有戈林最为得意的“英雄空降师”；德国方面可以投入的飞机共计1280架；此外，还将有7000人从海上登陆。战斗在5月20日清晨打响，这是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空降部队的进攻，德军的矛头首先对准了马利姆机场。充满法西斯狂热精神的德国空降部队的攻击力量大大超出了英军将领的预计，但是英军在保卫克里特岛时所进行的顽强抵抗，也给德国人造成了巨大伤亡。英国海军在付出两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被击沉的惨重代价的同时，也击沉了满载德军登陆部队的帆船12只和轮船3只，因此而淹死的德军约4000多人。一个星期后，英军不得不开始撤退。希腊国王和政府亦随同撤出。到6月1日，共有17500人被安全地撤到埃及，但来不及救出的5000名英军，除少数人被俘外，大部分都战死了。据估计，在这次保卫战中，英国及其盟国军队的死伤人数约为1．5万多人，而德国人的伤亡也不会少于此数。

克里特岛保卫战正在激烈进行时，丘吉尔发现德国人有跨越东地中海向叙利亚和伊拉克进军的战略意图，他立即安排印度事务大臣说服印度总督和驻印军队总司令奥金莱克将军从印度调部队到巴士拉去。英军的果断行动迅速见到成效。5月末，伊拉克成立了一个友好的新政府，6月上旬，韦维尔也在丘吉尔的催促下对叙利亚采取了侵入行动。在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军队支持下，经过一个月的战斗，迫使原来效忠于法国维希政权的叙利亚当局，于7月12日按照英方的要求签署了停战协定。

德国最高统帅部在干涉巴尔干半岛军事局势的同时，亦向北非派出了增援部队，意在挽救纳粹的意大利同党的败局，同时扩大德国在北非的势力。这时，一位德国军事名将隆美尔登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舞台。1941年初，隆美尔被任命为德国派往利比亚的军队的司令。2月12日，隆美尔率领他的部下抵达的黎波里。此前隆美尔在欧洲大陆的进军中曾取得了出色的战绩，表明了他是一位运用机动部队的能手，是一位胆大机警、作风顽强、敢下决心的军事赌博家。隆美尔一到北非，就拒绝了意军总司令对他的节制，要求并获得了完全的行动自由。3月31日，隆美尔进攻阿盖拉。4月2日，英军被逐出阿杰达比亚。班加西的英军部队也接到了撤退的命令。6日晚，在撤退的过程中，英军前线指挥官尼姆中将和他的顾问奥康纳中将同时被德军俘虏。英国的装甲旅在优势的德国装甲部队的攻击下溃不成军。丘吉尔后来回忆道：“在一击之下，而且，几乎在一日之中，作为我们一切决定的基础的沙漠侧翼便崩溃了，并且大事削减了本来就力量薄弱的那支派往希腊的部队的力量。”

4月7日，丘吉尔电报指示韦维尔说，“托卜鲁克似乎是应死守而决不作撤退之想的一个地方”，要求他坚守这一要塞。12日，德、意联军再次发动进攻，首先攻占了巴迪亚，接着隆美尔的重型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迅速推进到托卜鲁克附近。但是这次在英军十分顽强的据守下，隆美尔初尝了失败的滋味。16日凌晨，一支由3艘驱逐舰护卫的5艘满载军火和机动车辆的运输船组成的德意船队，与英国的4艘驱逐舰遭遇，英国舰队击沉了敌人的所有舰只，而英方只损失了1艘驱逐舰。这两次胜利遏制了德意联军的进攻势头，双方此后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拉锯战。

4月下旬，希特勒又向利比亚增派了拥有400辆坦克的强大装甲师，给英军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为了保证英国军队在北非抗击德意联军的战役取得胜利，丘吉尔不顾海军部的强烈反对，冒险实施“老虎”计划，将307辆坦克直接通过地中海而不是绕道好望角运往北非。

5月15日，在韦维尔将军部署下，戈特将军指挥英军一举攻克塞卢姆和卡普措堡。但很快遭到德意军队反击，英军被迫退守哈尔法亚。此后的一个星期中，德军第15装甲师陆续开抵前线。而英军的“虎仔”冒险运到后，为使这些步兵坦克适应沙漠地区作战的要求尚需时间，不能马上投入战斗。5月26日，德意联军进攻哈尔法亚。第二天英军就被迫放弃该地，撤出了战斗。为了摆脱被动局面，韦维尔于6月15日提前实施“战斧”计划，调动了大约2．5万英军，分别由克雷将军和梅塞维将军指挥，南北夹击哈尔法亚。战斗开始时有些进展，但后来隆美尔出动强大的装甲部队从西边包抄英军，意欲围歼。英军的坦克部队前往迎战，终因敌人过于强大而被迫撤退，“战斧”计划很快就失败了。

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战事紧张进行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难解之谜之一的事件，即赫斯事件。5月11日是一个星期日，丘吉尔正在迪奇莱度周末时，接到汉密尔顿公爵的报告，说希特勒最宠信的助手，德国纳粹党的二号人物赫斯，单人驾机飞到了英国。赫斯对汉密尔顿公爵说，他来执行一项“人道使命，元首并不想打败英国，而希望停止战斗，共同对付俄国”。他希望汉密尔顿公爵将他引见给英王乔治，并希望英王以希望和平的政党组阁取代现政府，因为他认为“自从1936年以来就策划战争的丘吉尔以及他的一些支持其战争政策的同僚们并不是元首能与之谈判的人物”。赫斯在与英国内阁指派和他会晤的西蒙勋爵谈话中表示的主要观点是，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条件是德国在欧洲自由行动，英国在英帝国内自由行动。其他的次要条件是归还德国殖民地，从伊拉克撤出并对意大利停战媾和。赫斯认为，事实上，英国已处于绝望的境地，如果不同意这些条件，“迟早总有一天它会被迫同意的”。

赫斯事件曾在英国、美国、苏联以及德国轰动一时。但是丘吉尔“从来没有对这个逃亡事件怎么重视”。在西蒙勋爵与之进行过几次谈话后，赫斯被作为战俘囚禁于伦敦塔，战后他与他的旧日同僚们一起接受了纽伦堡审判。

赫斯事件并没有转移丘吉尔的注意力，此时他最为关心的仍是北非战局，“战斧”计划失利的消息曾使他郁郁不乐地在恰特韦尔庄园的幽谷中徘徊数小时，因为“隆美尔已经把韦维尔新近赢得的桂冠，从他的头上扯下来扔在沙漠中了”。巨大的压力已经使韦维尔心力交瘁，在前线视察的艾登说：“韦维尔一夜之间老了10年。”经过反复考虑和与内阁及军界协商之后，丘吉尔决定让韦维尔与印度总司令奥金莱克对调职务。同时还任命前贸易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为战时内阁的国务大臣，代表战时内阁常驻中东主持一切非军事事务，协调国内外关系。

远隔大洋的罗斯福总统也密切关注着地中海地区的战斗情况，并给丘吉尔发来了表示鼓励和支持的电报。丘吉尔在1941年5月4日的回电中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土耳其、近东、以及西班牙悲观情绪日见增长，据我看来，唯一足以扭转这种趋势的决定性力量，便是美国立刻作为一个交战国参加我方。”“我恳求你，总统先生，切勿低估可能随着中东的崩溃而来的后果的严重性。”“关于维希方面，我们切盼你能带头用又打又拉的办法从他们那里尽量得到实惠。只有你能制止德国人进入摩洛哥。”

在5月3日晚上，丘吉尔又一次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了广播演说。他并不掩饰局面的严重性，但仍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说：

“我们在纵观欧洲和非洲正在发生的事件和在亚洲可能发生的事件时，难免是忧心忡忡，焦灼不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千万不可失去判断的能力，以致悲观失望或惊慌失措。

当我们以冷静沉着的目光注视着摆在我们面前的种种困难时，如果回忆我们已经克服了的那些困难的话，新的信心便会油然而生。”他还引用了英国诗人阿瑟·休·克拉夫的诗句“用以说明我们的命运”：

当那疲乏无力的浪花向岸边空自冲击，

仿佛是寸步难进的时候，

远远地，通过小河小湾的流灌，

已静静地汇成一片汪洋。

当晨光初照人间，

那光芒岂止透过东窗；

太阳在前面缓缓地上升，多么缓慢啊！

但是请看西边，大地已是一片辉煌。

丘吉尔传--２　战火燃向东方

２　战火燃向东方

到1941年5月，尽管希特勒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他也越来越明白，跨越英吉利海峡征服英伦三岛的可能性已日趋渺茫。德国人无法得到亦难以集结大规模渡海作战必需的船舶和登陆艇；同时英国的空中力量也在日益增长，将使已经在质量上超过德国的英国空军，于一年左右在数量上也超过德国。“所以，希特勒一认识到戈林的希望和吹嘘已经破灭，便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了苏联。丘吉尔分析说：“一经看出英国不能像法国和低地国家那样被吓倒和制服时，这两个专制暴虐的大国之间的基本矛盾便又显现出来了。”在丘吉尔看来，斯大林已经“更加意识到他的危险，就更加想争取时间。但是，正如我们行将见到的，他为了要同纳粹德国保持友好，显然牺牲了许多利益，冒了许多风险。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对于即将临头的大难作出了许多错误的估计，表现得愚昧无知。从1940年9月一直到希特勒1941年6月发动进攻的时候为止，他真是一个既冷酷无情，又诡计多端，又孤陋寡闻的巨人。”

早在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发出的“巴巴罗萨”指令，已经定下了为进攻苏联而集结的军队的有关部署和主要任务，并规定5月15日为进攻日期。但由于南斯拉夫的政变，使希特勒推迟了进攻苏联的计划。当丘吉尔得到有关情报后，他认为有必要向斯大林发出警告。于是他在1941年4月3日向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塔福德·克利普斯爵士发了一份要大使转交斯大林的简短而含蓄的电报：

“以下是我给斯大林先生的电报，只可由你面交。

“我曾从一位可靠的情报人员获得可靠的消息：当德国人认为南斯拉夫已经上了圈套时（即3月20日以后），他们就开始从罗马尼亚把五个装甲师中的三个师调往波兰南部。他们在听到塞尔维亚人的革命时，又立即下令停止前进。阁下大可玩味这些事实的重要意义。”

虽然因故有些拖延，但电报在4月23日已交给了斯大林，丘吉尔的警告没能引起斯大林的足够重视。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苏联尽量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在许多事情上迁就德国。5月3日苏联正式承认伊拉克亲德的拉希德·阿里政府；5月7日，比利时和挪威流亡政府的外交代表被苏联驱逐；随后南斯拉夫和希腊公使馆的全体人员也被赶出了莫斯科。据德国陆军部经济司长托马斯将军后来写道：“俄国人履行交货任务直到进攻前夕，在最后几天，还从远东用快车急运橡胶。”

6月15日，丘吉尔电告罗斯福总统：“根据我能从各方面获得的消息，其中并有最可靠的消息，德国看来即将大举进攻俄国。……如果这场新战争爆发，我们当然要遵循希特勒乃是我们必须击败的敌人这项原则，给予俄国人以最大的鼓励和我们能够提供的任何援助。”罗斯福通过美国大使怀南特口头答复说，如果德国进攻俄国，他会立即公开支持“首相可能就欢迎俄国成为同盟国而发表的任何声明”。

6月21日是星期六，丘吉尔在契克斯度周末，和他在一起的有美国大使怀南特夫妇、艾登夫妇和他的秘书们。丘吉尔在谈话中表示应当全力帮助俄国，他的私人秘书科尔维尔问他，对他这位头号反共人物来说，这是否是同流合污。丘吉尔回答：“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倒希特勒，我的一生这样一来就变得简单多了。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

6月22日晨4时，科尔维尔接到外交部打来的电话，报告了德国已经进攻苏联的消息。由于丘吉尔曾有指示，除非德国人侵入英国，否则不得因别的事叫醒他，因此直到8时科尔维尔才向他报告了这一消息。丘吉尔决定晚上9时发表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

“在过去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

“我们只有一个宗旨，一个唯一的、不可改变的目标。我们决心要毁灭希特勒，以及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什么也不能使我们改变这个决心。什么也不能。我们决不和敌人谈判，我们决不同希特勒或他的任何党羽进行会谈。我们将在陆地上对他作战，我们将在海洋里对他作战，我们将在天空中对他作战，直到邀天之助，我们把他的影子从地球上消除尽净，把世界上的人民从他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为止。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根据以上的理由，我们将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进行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援助。

……

“这不是阶级的战争，而是整个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分种族、信仰与党派所从事的一场战争。……”丘吉尔最后说：“因此，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正如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一样。让我们吸取通过残酷的经验得来的教训吧。让我们加倍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力量还在，就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

似乎苏联军队对德国的进攻缺乏精神准备，部队没有接到任何进行还击的明确命令。大约有几百架飞机还没来得及升空迎敌，就被炸毁在机场上。英国政府担心苏联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预计德国在尽快结束对苏战争后仍将回头实施入侵英国的计划，于是向军队下达命令，要在9月1日前做好应付入侵的“充分的战斗准备”。

但苏联毕竟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而且对战争的准备工作也并不像英国人，还有德国人想象的那样差。德国人原以为会遇到大约220个师的抵抗，但此时他们发现面对的是360个师。尽管战争刚开始时他们使苏联军队遭受了惨重损失，但苏联人还是坚持战斗，顽强抵抗。

7月12日，英国和苏联两国政府签订了在对德战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协定，规定双方相互给予一切形式的援助和支持，双方均不同德国进行谈判，更不单方面同德国媾和。根据协定的精神，英国派出了两个战斗机中队到摩尔曼斯克，保护北方航线，另外还派军队到伊朗去建立补给线并保卫油田不被德国人夺取。9月，英美军需供应会议在伦敦召开；英国同意将原定提供给英国的各种军用物资转拨给苏联。丘吉尔在处理对苏关系问题上，此时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和高度灵活性。他从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完成了英国政治和他个人政务活动的一个历史性转折，使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反法西斯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统一战线，从而保证了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著名的英国工党政治评论家迈克尔·富特评论说：“1941年6月22日以前，英国的胜利是梦想，而在这一天之后，英国的胜利已在预计之中。”

与此同时，丘吉尔仍然把促成美国参战作为自己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他预定于春季与罗斯福总统举行会晤，但由于地中海战事使他无法脱身，罗斯福总统也因为忙于国内的立法程序而无暇他顾，致使这次会晤拖了下来。8月9日，丘吉尔乘“威尔士亲王号”抵达纽芬兰普拉森夏湾的阿金夏美国海军基地，在此同乘坐“奥古斯塔号”前来的罗斯福总统举行了会晤。这是丘吉尔与罗斯福的第二次握手。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时任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的罗斯福，曾在伦敦的一次宴会上见到过丘吉尔，那时丘吉尔已是声名显赫的政治家，自然没能特别注意那位当时还不为人知的美国年轻官员，对那次邂逅也未曾下什么印象，这使对上次见面记忆犹新的罗斯福感到不快。但这种不快很快被丘吉尔此次见面中对他表现出来的尊重所打消。对于讲究规矩礼仪的英国人来说，罗斯福总统是国家元首，而丘吉尔只是政府首脑，加上罗斯福传奇式的经历和所取得的巨大政治成就，使丘吉尔对他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钦佩之情，因而对他表现出一种自然的敬重。

英美两国领导人就德国入侵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由于苏德战争减轻了苏联对日压力，而使日本在其他方向上进行军事行动的威胁加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丘吉尔满心希望能和罗斯福一起制订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共同政策，但因美国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罗斯福未能作出什么具体承诺。双方只是在拟议中的五点联合宣言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修改后，共同发表了一项被称为《大西洋宪章》的八点原则声明。声明表达了两方共同战胜法西斯，争取世界和平的原则立场，提出了为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全球性国际组织的问题。该文件指出，英美两国“所寻求的和平，不仅是要永远推翻纳粹暴政，而且是要通过有效的国际组织，使一切国家与民族获得安居乐业的手段，等等”。丘吉尔以及英国民众对这次会晤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失望情绪，因为，“在英国，人们原来期望这次会议将产生惊人的行动——会有浩浩荡荡的美国舰队迅速地驶过海洋——而结果看到的不过是一系列道貌岸然的词句。”但是，在丘吉尔的敦促下，两国政府工作人员同时起草了分别“致日本政府的平行的信件”，对可能在太平洋进一步侵犯的日本提出了警告。丘吉尔相信，由英国、美国以及荷兰、苏联等国参加发布的这类宣言，肯定会起到遏制日本的作用。总的说来，这次会晤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它的实质性意义。它向德意日轴心国显示了英美之间的政治团结和军事合作的意向和姿态，但未能达到丘吉尔促使美国参战的目的。罗斯福总统会晤后向美国记者说过美国“并没有更接近战争”的话，其本意只是为了对付孤立主义者的诘难，然而在英国内阁和社会舆论中引起了广泛的沮丧情绪。但是就连对参战持积极态度的罗斯福也没有料到，美国仅仅在3个多月之后就被卷入了战争。

由于美国政府在4月18日宣布将美国的安全地带和巡逻区域扩展到包括西经26度左右以西、包括全部北大西洋水域在内的一线，并在不久之后又向东扩展把冰岛也包括了进去，所以美国海军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导致了同德国潜艇的多次冲突，直至双方交火。10月17日，美国驱逐舰“卡尼号”在冰岛海域被德国鱼雷击中，造成11人死亡。10月30日，另一艘美国驱逐舰“鲁本·詹姆斯号”被击沉，有115名美国海军官兵牺牲。尽管尚未因此而导致宣战，但笼罩在美国民众头上的战争阴影是越来越浓重了。

美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日愈严峻。10月16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倒台，由日本军部强硬派代表人物东条英机组成新内阁。日本新政府一面照会美国政府，提出了所谓“防止某种事情发生的最后努力”的建议，一面在暗中积极准备对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主力舰队进行决定性打击。还没等到美国政府对此照会的答复，日本海军特遣部队就于11月25日向珍珠港进发了。

1941年12月7日，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日本海军出动6艘航空母舰，载有400多架飞机，对美国檀香山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凶猛的突然袭击。这次打击使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有18艘军舰被击沉或遭到重创，188架飞机被炸毁，159架飞机严重损坏；美国海军官兵死亡2403人，失踪和受伤2233人。幸亏当时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不在港内，而日本飞机的轰炸又漏掉了海军船坞里的油库和潜艇库，否则美国海军的损失还要更惨痛一些。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天丘吉尔在契克斯度周末，他从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中听到了令他和所有人“都不胜惊讶”的消息，丘吉尔立即拨通了罗斯福总统的电话，得到了对这一消息最权威的证实。对此他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因为，长期以来他极力促成而未果的美国参战一事，现在由愚蠢的日本人替他促成了。本来他和美国人都以为，以精明著称的日本人不会把美国变成直接的敌人。但是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舍伍德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在美国和不列颠掌大权的人，在估计上犯了两个根本的错误：他们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和勇敢精神，同时又大大高估了日本人的政治精明”。日本的袭击将美国卷入战争，这对丘吉尔来说是“最大的喜讯”。丘吉尔立即通知第二天召集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同时亲自打电话给外交部，部署他们立即办理对日宣战事宜，然后又通知召集战时内阁成员开会。12月8日，战时内阁授权对日宣战。下午3时，英国国王按照国家宪法规定，根据战时内阁的意见，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对日宣战。由于外交大臣艾登出访莫斯科，所以由丘吉尔亲自签发了对日宣战的外交照会。

鉴于战争形势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投，丘吉尔认为有必要立即与罗斯福总统再次会晤。他在要求国王批准成行的上书中写道：“在我的思想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信念，认为那是我的职责，即应当毫不迟延地访问华盛顿，只要此事为罗斯福所赞同，而我相信他会赞同的。关于英美防务与攻势的全部计划必须根据现实情况予以商定。我们也必须留意，勿让我们从美国获得的那部分军火和其他援助受到大于恐怕是无法避免的损失。当我在华盛顿时，艾登先生将在莫斯科，这样三大盟国间的一些重大问题当可更易于解决。”

就在丘吉尔再次访美成行之前的几天中，战争形势已迅速地发生了重大变化。12月8日，日本军队同时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以及关岛、威克岛、吉尔伯特群岛和香港发起进攻，10日即占领了关岛和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部分岛屿；同一天，英国在泰国的空军已被消灭1C3左右，剩余部分被迫撤到新加坡；同一天，由新加坡海军基地开出的英国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由4艘驱逐舰护卫，准备去截击日本的运兵船，但在途中被蜂拥而至的日本飞机炸沉了。丘吉尔在海军部的老同事菲利普斯海军上将和840名海军官兵同时遇难。英国军事史家富勒评论说，“这个损失对新加坡的精神影响是灾难性的”；“事实上，至少是在这个时候，新加坡本身存在的理由同这两艘军舰一齐消失了——它现在是一个没有舰队的海军基地。”正在为访美做准备工作的丘吉尔获悉此噩耗之后心情极为沉痛，他后来回忆道：“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一次更直接的震惊。……有多少努力、希望和计划随着这两艘战舰沉入了大海。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这个消息的可怕的感觉深深地渗入我的心扉。在印度洋或太平洋中，除了正在急速返回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在珍珠港残存的主力舰外，没有英国或美国的主力舰了。在这广漠的一大片海洋上，日本独霸，而我们则到处都是脆弱的和没有防御的。”

此时使丘吉尔略感安慰的是正在北非展开的“十字军战士”作战计划进展顺利。11月18日盟军对隆美尔部队发动攻击初战告捷，使德军损失坦克55辆，被迫撤退。从马耳他出发的英国战舰“曙光号”和“佩内洛普号”击沉了敌人的运油船“普罗西达号”和“马里乍号”，使敌人坦克的燃料严重不足。据后来的统计，德意军队在“十字军战士”行动中所受到的损失为：伤亡和被俘约3．3万人，损失坦克300辆。而这些损失约9C10是在战役的头一个月中发生的。这次战役使盟军在北非战争中的军事态势得到极大的改善。

12月11日，丘吉尔在启程赴美前夕，在下院对战争发展的新局势作了详细分析。他承认盟国方面遭受了严重损失，存在巨大困难，需要继续艰苦努力。但他同时强调应看到有利的条件，应对战争抱必胜的信心。他说：“现在，不但英帝国，而且美国也在为生存而战斗；俄国在为生存而战斗，中国在为生存而战斗。欧洲的降伏于敌人残暴统治下的所有被征服国家的一切精神和希望都寄托在这四个伟大的作战国家的身上。我以前曾经说过，人类的4C5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可能是说少了。曾经能够给人类带来这些可怕祸害的，只不过是这些结帮成伙的恶人和他们的军事或党派组织而已。假如我们不能给他们一个千年难忘的历史教训，那的确会给我们这一代带来耻辱。”

12月14日，丘吉尔乘坐新下水的“约克公爵号”，冒着狂风巨浪和遭遇德国潜艇的危险，经过漫长的8天航程，于12月22日抵达华盛顿，受到罗斯福总统的热烈欢迎。英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不拘礼仪而亲切友好的会谈，双方人员共同举行了代号“阿卡迪亚”的全体会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会议决定成立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确认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希特勒德国，同时认为阻击日本侵略的太平洋战争是这场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便于联合作战，统一指挥，会议决定在太平洋战区建立ABDA（即美国、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联军司令部，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意见，由英国的韦维尔将军出任联军总司令。

丘吉尔与罗斯福会谈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世界性的反法西斯大联盟。经过大量的电报往返，由26个国家参加发起的这个世界组织的成立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罗斯福总统提出以“联合国”替代原来拟议中的“协约国”作为这一世界组织的正式名称，丘吉尔对此表示赞同。他随即指出拜伦的《蔡尔德·哈罗德游记》一诗中的诗句证明罗斯福总统的提议是多么恰当：

这里，联合国拔出刀来的所在，

我们的同胞们那天在战斗！

这是许多将永垂不朽的事——而且一切

都将永垂不朽！

1942年1月1日，罗斯福到丘吉尔下榻的房间，两人对《联合国宣言》草稿最后敲定。随后，在总统书房里，由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和宋子文分别代表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签署了这个庄严的历史性文件。而汇集其余22个国家的签字的任务则留给美国国务院去办理。宣言声明各签字国政府对英美两国共同发表的“称为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中所包括的关于目的和原则的共同纲领，已经表示同意”，宣言宣称各国政府：

“深信为了保卫生命、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为了保全它们本土内和其他地区内的人权与正义，取得对敌国的完全胜利是十分重要的，深信它们现在正从事于一场反对企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势力的共同斗争，特宣告：

“（1）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使用它的军事的或经济的全部资源，来反对同它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三国公约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

“（2）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同本宣言各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单独停战或媾和。”

《联合国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除了这一重大成就之外，丘吉尔还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受到热烈欢迎的演说；对加拿大作了短暂的访问。在此期间他有过一次轻微的心脏病发作，引起了医生的注意。1月初，丘吉尔在弗罗里达州休息了几天之后，于1月15日赴百慕大群岛，准备乘“约克公爵号”回国。但他一时心血来潮，决定改乘送他来此的波音飞机飞越大西洋，这使他提前了一星期回到伦敦。

丘吉尔传--３　开辟第二战场之争

３　开辟第二战场之争

丘吉尔回国后，立即发现由于社会舆论对战争失利局面的议论导致了不利于政府的消极情绪，他决定就信任问题举行一次议会辩论。1月27日，辩论开始后他首先发言，在宣布隆美尔的部队有2C3的人“受伤、被俘和阵亡”之后，他坦率地称赞隆美尔“是一位极其果敢而机智的敌人……，若撇开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不谈，我可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丘吉尔还谈到了对苏援助，谈到华盛顿之行的政治和军事成果，最后，他以退为进地谈到了面临的困难和他应负的责任。他说：“我就是议会和全国应该责备的人，因为我为它们服务得不够好。虽然发生了过去的错误，而且今后还会发生，可是我若得不到它们的信任和诚心诚意的帮助，我也无法有效地为它们服务。”

丘吉尔的演说极为成功。当下院进行信任表决时，丘吉尔内阁以464票对1票的比数获得了几乎一致的拥护。但是，战争局势仍在进一步恶化。在北非，隆美尔发起了重新夺回班加西的攻势。在新加歧，大约6万名驻军2月15日向人数少得多的日本侵略军投降。这一事件被丘吉尔称为“英国历史上最悲惨的灾难和规模最大的投降”。在北大西洋中，德国潜艇仍活跃异常，仅在1942年头两个月就击沉英国商船52艘。这些情况使英国政府的声望不断下降。

为了安抚社会舆论的不满，丘吉尔对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艾德礼任副首相兼自治领事务大臣；克兰伯恩转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格林伍德虽无行政才能，但他在其党内地位突出，所以仍留在政府内；金斯利·伍德仍任财政大臣，但退出战时内阁；比弗布鲁克正式出任军工生产大臣不到一个月便于2月底因病辞职，被丘吉尔派去履行一次“无明确任务的出访美国的使命”；奥利弗·利特尔顿继任军工生产大臣；拒绝在比弗布鲁克手下供职的克利普斯则担任了掌玺大臣和下院领袖。

但是前线继续传来坏消息。3月初，仰光沦陷于日本人，驻缅英军在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指挥下被迫退往印度边境。为了使印度抵抗日本人可能的入侵，丘吉尔接受艾德礼的建议，成立了处理印度问题的战时内阁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派克利普斯前往印度以说服印度政治领袖接受战后取得自治领地位的建议。但甘地和尼赫鲁对此建议不感兴趣，他们要求立即重建印度政府，尤其要掌握国防部长一职。丘吉尔认为“对此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使谈判不得不中断了。尽管罗斯福发来私人电报试图使谈判继续进行，但未能使丘吉尔改变主意。因而印度的政体在战争中仍无变化。6月4日，因为美国海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击沉了4艘日本航空母舰，减轻了日本从海上入侵印度的危险性，才使人松了一口气。

在此期间，要求盟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德军对苏联的压力这一问题被提了出来。5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问英国，与丘吉尔政府就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从苏德前线引开至少40个德军师的前景问题进行商讨。当时，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反法西斯战场，苏联红军面对着四百多万装备精良的德国军队的猛烈进攻，所以斯大林多次提出第二战场问题。罗斯福总统也认为有此必要，此前他特派总统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和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携带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拟订、并由罗斯福总统批准的题为《两欧作战计划》的备忘录前往伦敦，与英国政府讨论落实计划的问题。罗斯福总统4月3日写信给丘吉尔说：

“哈里和乔治·马歇尔所要告诉你的一切，均是我由衷之言。你我两国人民要求开辟一个战场，以便卸下俄国人肩上的压力。两国人民很有智慧，完全能够看到俄国人今天所杀死的德国人和所摧毁的装备比你我两国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即使还没得到全盘的成功，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必须实现这个计划！只有这样，叙利亚和埃及才能转为安全。纵使德国人发现了我们的计划，也毫不足惧。”

但丘吉尔对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一事一直有着更复杂的考虑，丘吉尔在原则上赞成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但他同时认为，“保卫印度和中东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所承担的大英帝国的首要义务是保卫印度不受日本的侵略”。同时，与其在欧洲大陆作战，丘吉尔认为倒不如进攻北非或者解放挪威北部。因为，“把两个强大国家的全部力量集中和配合在一个激烈的攻势中，是存在着种种困难的，我们决不能让含混不清的词句来使情况更加紊乱。因此，在英美两国军队能够在1943年在欧洲同德国人交手以前，填补空缺的唯一方式，是以英美军队强行占领法属北非，同时与越过沙漠从西边向的黎波里与突尼斯前进的英国军队取得配合。”

由于在具体看法上存在分歧，所以在与美国特使的商谈中，丘吉尔一直强调“要视形势的发展和准备工作的进展而定”。在与莫洛托夫的会谈中，丘吉尔“表现审慎、含糊。关于美国和英国准备在何时何地在西线反击德国的问题，不做正面的肯定回答”。

莫洛托夫在与英国政府的谈判中，还提出与英国签订一项长期盟约，并要求英方在盟约中承认苏联1941年的疆界。丘吉尔认为这样不仅违反英国对波兰作出的保证，而且也违反了大西洋宪章，因而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最后英苏双方同意签署一项为期20年的盟约，但其中不提及疆界问题。鉴于莫洛托夫还将访问华盛顿，所以丘吉尔建议莫洛托夫返回时再经伦敦，届时他将根据华盛顿关于第二战场问题的讨论情况再对此给予具体回答。

就在莫洛托夫出访期间，德军策划了针对苏联的规模庞大的夏季攻势。为了打乱希特勒的战略部署，苏军将领铁木辛哥在哈尔科夫以南发动了一次“破坏性”进攻，虽然德军的反击使其伤亡损重并败退，但这次进攻使德军的作战计划推迟了一个月之久，

丘吉尔对苏德战场的局势变化极为关注，他担心苏联人在得不到英美援助的情况下可能同德国签订和约而退出战争，所以当莫洛托夫返回时他同意了开辟第二战场。但是在致苏联政府的《备忘录》中，他申明无法作出具体承诺且使实现登陆带有附加条件。丘吉尔写道：“我们正在为1942年8月或9月登陆一事进行准备……事前很难预料到时候能否具备实现登陆的条件，因此我们在这方面无法作出许诺。但是，如果条件正常而又合理的话，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实施计划。”丘吉尔的这种作法被认为是为了英国国家利益而“玩弄外交手腕”。

但丘吉尔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共同的愿望和善良的意志并不能克服无情的事实”，对细节的研究和对战略的考虑，使英美军事当局“都发觉没有能力准备这项计划”。为了对这一问题的前景和其他可能性作进一步讨论，6月7日，丘吉尔飞赴美国进行了第三次访问。在与罗斯福的会谈中，除了第二战场问题，丘吉尔还与其讨论并同意在发展原子弹方面开展工作。

6月20日，丘吉尔在白宫收到罗斯福总统亲手交给他的一份电报，上面的消息令他目瞪口呆。电报上说，北非战场上的托卜鲁克要塞被敌人占领，英军25000人被俘。后来进一步证实，被俘人数实际多达33000人。罗斯福当即问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丘吉尔：“我们能帮你什么忙？”丘吉尔回答：“给我们大量希尔曼型坦克，能给多少就给多少，并且尽快运往中东。”罗斯福立刻叫来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随即作出安排，调拨300辆希尔曼型坦克和100门自行火炮，并直接运送到苏伊士运河。这一意义重大的决定，成为丘吉尔此行的重要收获之一。

由于托卜鲁克的失利，当丘吉尔6月26日回国时，等待他的是由一位主要的保守党后座议员约翰·沃德洛—米尔纳提出的“对战争的指挥中心不予信任”的动议，这项动议得到了丘吉尔昔日的盟友、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的附议。丘吉尔不得不迎接议会中的新挑战。7月1至2日两天，议会中对丘吉尔战时联合政府的批评达到了高潮。批评的言辞十分尖锐和激烈，但在提出建设性的替代措施方面，批评者们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沃德洛—米尔纳批评丘吉尔身兼首相和国防大臣两个职务；但他在提出由国王的兄弟格洛斯特公爵来接任国防大臣一职时，却遭到了众人的反对。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记述道：“一种令人惊慌和为难的浪潮席卷了下院，一片嘈杂的声音喊道，‘这个家伙肯定是头蠢驴’，这句话喊了足足有一分钟。”因为格洛斯特公爵德薄才鲜，声望极低是众所周知的，所以米尔纳的提议就显得很愚蠢，使他的批评也难以成立。

丘吉尔的答辩则显示出他政治家的聪明，他承认他未能预料到托卜鲁克陷落的悲剧，也并不为自己辩解；他通过摆出辩论对手的许多自相矛盾和错误的说法使对方理屈辞穷。在下院就不信任议案进行表决时，丘吉尔以475票对25票再次获得大胜。

这场风波虽已过去，但它使丘吉尔认识到，只有战场上的胜利才能稳固自己的首相地位。他想要亲自去开罗实地看看情况，但被艾登和布雷肯等人极力劝止了。在7月里，奥金莱克亲自指挥着第八军在阿拉曼建立起防线。当隆美尔的部队打来时，由于当地不宜于坦克行进，限制了德军装甲部队的威力。奥金莱克趁机组织了有力反击，俘虏了好几千德军，使局势稳定下来。7月下旬，罗斯福派霍普金斯、马歇尔将军和海军上将金，到伦敦与英方会商下一步的战略问题。因为英国的参谋长们固执认为1942年进攻欧洲条件不成熟，使马歇尔关于及早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意见未能坚持下去。当这些意见汇总到罗斯福那里后，他最后表态支持进攻法属非洲。7月25日，作出了关于此次行动的最后决定。

8月初，丘吉尔对中东的视察终于成行，他由艾伦·布鲁克陪同，并将老资格政治家史末资也请到开罗。丘吉尔在他俩的协助下，决定任命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接替奥金莱克的职务。本来还准备起用W．H．E·戈特将军任第八军军长，但因为布鲁克认为戈特过于劳累而倾向于任命伯纳德·蒙哥马利。此后不久，戈特将军因座机被击落而不幸罹难，遂由蒙哥马利担任了第八军军长。

8月10日深夜，丘吉尔直接从开罗飞往莫斯科，准备当面向斯大林通报关于改变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这是一个微妙的、困难的、然而又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丘吉尔对于会受到何种对待心中无数，但对自己将要表达的主要意思则十分明确。

8月12日下午5时许，丘吉尔的座机降落在莫斯科的首都机场。苏联人给予丘吉尔以最高规格的接待，安排他住进了城郊一座豪华别墅。当天晚上，丘吉尔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了斯大林。在“阴森而沉闷”的气氛中，丘吉尔首先坦率地告诉斯大林，英美两国政府认为，1942年不可能在法国北部登陆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他提醒斯大林，在莫洛托夫访英时，英方已通过备忘录说明不能就1942年的行动作出承诺。斯大林阴沉着脸加以反驳，表明了他对这一决定的不赞同态度。随后，丘吉尔又谈到轰炸德国；继而又谈到开辟第二战场的另外选择，即准备10月份在北非实施的“火炬”计划。丘吉尔以鳄鱼作比喻，说明“火炬”计划是打击鳄鱼柔软的下腹部。斯大林此时又转而高兴起来，与丘吉尔长时间地讨论了这一计划的意义和理由。此后双方又就英美空军在苏联军队南翼取得制空权进行支援进行了讨论。会谈直到午夜才结束，此时丘吉尔欣慰地感到：“冰块已经打开，通人情的接触已经建立起来。”

第二天会晤时，斯大林向丘吉尔递交《备忘录》，责备英国政府拒绝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将使苏联全国舆论遭受巨大打击，并妨碍苏军的指挥计划。8月14日，丘吉尔以书面答复指出：“1942年最好的第二战场以及从大西洋开展的唯一可能的大规模战役是‘火炬’作战计划。如果它能在10月间实行，将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在这天晚间的宴会上，斯大林笑着向丘吉尔提及英国干涉俄国革命的事。丘吉尔问自己现在是否已得到宽恕，斯大林说：“这一切都已过去了，过去的事应该属于上帝。”

8月16日清晨，丘吉尔乘飞机经德黑兰返回英国，英苏两国领导人会谈公报随即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公报说：

“会谈就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在欧洲的同伙的战争，作出了若干决定。对于这场正义的解放战争，两国政府决心全力以赴，直至希特勒主义和任何类似的暴政完全消灭为止。会谈是在热诚和十分真挚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谈使我们有机会重申，英苏美三国完全依照三国间的同盟关系，已结成亲密的友谊，达成相互的谅解。”

这次英苏首脑会晤，使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建立起并在战争中一直保持着一种“密切而又严肃”的关系，对双方之间加强联系、增进理解、相互配合、保证取得战争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丘吉尔传-- ４　“火炬”计划与“霸王”行动

４　“火炬”计划与“霸王”行动

就在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期间，“火炬”计划的各项细节的拟订工作已在紧张地进行。丘吉尔回国后，在唐宁街10号每周安排一次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午餐会。他已建议罗斯福总统任命艾森豪威尔担任“火炬”战役的总指挥。而由亚历山大担任副总指挥。当时在法属北非，约有20万听命于维希政府的法国军队，他们把自由法兰西的戴高乐将军称为“逃兵”，对英国人怀有强烈的仇视情绪。为了减轻对登陆的抵抗，盟军的这次登陆作战被着意安排成一次形式上的纯粹的美国军事行动，由美国将军担任最高指挥。尽管艾森豪威尔没有什么实战经验，但他却被认为是一支由不同国别组成的混合部队的最好指挥者。在登陆地点上，丘吉尔不满意于只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两地登陆，他提出增加阿尔及尔和波尼两地，最后达成一种折衷方案，即只增加阿尔及尔作为登陆点。

在“火炬”计划实施之前，10月23日，由蒙哥马利指挥的阿拉曼战役，在1000多门大炮的轰鸣声中拉开了序幕。英军巧妙地多处出击，以佯攻配合主攻，使德军摸不着自己的作战意图。代理隆美尔指挥的施图姆将军在外出查明情况的途中遭英军伏击，从车上摔下来，心脏病发作而死。远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上养病的隆美尔被德军最高司令部凯特尔元帅通知待命，随后希特勒亲自打电话给他，要求他立即返回北非前线。但此时德军的颓势连隆美尔也无力挽回。到处都在被动挨打，士气不振，军需缺乏。由于马尔他岛仍牢牢地控制在英军手中并没有失去活力，使德国运送给养的船只被大量击沉，所以德意军队得不到必需的补给，整个战区每辆车只能再发3次汽油。11月2日，蒙哥马利的部队突破了德军防线南部，隆美尔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他打电报给希特勒，要求乘还来得及时向西撤到40英里之外的富卡阵地。当第二天隆美尔正准备实行撤退行动时，希特勒来电严令坚守，不得后退。尽管可能面临被歼灭的命运，隆美尔作为军人还是准备服从命令；但他的副手冯·托马将军强烈反对。托马说：“希特勒的命令是愚蠢的、荒谬的，我再也不能执行这种命令了。”他随后换上干净制服，挂上军阶标志和勋章，站在他那辆已燃起熊熊大火的坦克旁，直到英军前来接受他的投降。当晚，他已经坐在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与这位英军名将共进晚餐了。

隆美尔立即派专人乘飞机回德国说明情况，要求允许撤退，但他等不及回音，便于11月4日晚被迫违命退却了。此时能撤出来的只有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残部。至于步兵，只能听任他们向英军投降了。11月5日，希特勒来电同意隆美尔“撤到富卡阵地”，但此刻富卡阵地已被蒙哥马利的坦克抛在身后。隆美尔带着他的残兵败将在15天中溃退700英里，一直撤到班加西的西边。此后蒙哥马利仍马不停蹄地在利比亚沿海追击隆美尔残部。到年底，隆美尔已被迫逃到突尼斯据守。

阿拉曼战役是盟军在北非的一次决定性战役。这次战役使隆美尔损失了6万人，其中德军为3．4万。以此为转折点，盟军此后在北非的战斗中节节胜利。丘吉尔曾在回忆录中概括道：“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从未获胜过；在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从未失败过。”

“火炬”计划中在法属北非登陆的日期定为11月8日，预备参加作战的盟军部队共有13个师，665艘军舰和运输船。

这些包括3艘战列舰、7艘航空母舰、17艘巡洋舰、64艘其他战舰以及大批运输船的船只被分编成三个特混舰队，以分别配合在卡萨布兰卡（达尔贝达）、奥兰（瓦赫兰）和阿尔及尔三地的登陆，此外还将使用1700架飞机作为登陆的空中保障。

为了争取法军归顺，试图“兵不血刃”地取得战役成功，英美策划营救出被囚禁的法国将军吉罗，并将其送到直布罗陀盟军司令部。美国驻阿尔及尔总领事墨菲也积极争取北非法国驻军首领魏刚和朱安等法军将领。这些法国军人本来就不愿为德军打仗，魏刚曾对墨菲说过：“假如你仅仅带1个师来，我将向你开枪；假如你带20个师来，我就要拥抱你了。”

朱安将军也表示愿意配合。

正当盟军的军事和外交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战役即将打响时，一件意外的事情使情况发生了变化。维希政府副总理达尔朗海军上将因儿子突发小儿麻痹症住院，匆匆于11月5日飞到阿尔及尔探望并多逗留了一天。达尔朗的到来使朱安的职权失去了作用。在朱安劝说达尔朗失败后，他和墨菲遭到逮捕。

1942年11月8日，盟军按原定计划如期发动了“火炬”战役，在英国海军少将布罗斯指挥下，“东部”特混舰队于8日凌晨1时在阿尔及尔顺利登陆并很快控制了局势，下午盟军已进入阿尔及尔市区。达尔朗被迫释放了朱安等人，并在下午5时发电报给贝当元帅说，“我已命当地驻军司令朱安将军就阿尔及尔城投降一事进行谈判”。下午7时，达尔朗投降，朱安在盟军领导下重掌大权。“中部”特混舰队由美军少将弗里登指挥，在奥兰登陆时遇到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但后来由于阿尔及尔的投降使法军丧失了斗志，美军装甲部队于10日乘隙突入奥兰南部，中午，法军宣布投降。由美军巴顿将军指挥的“西部”特混舰队比原定时间晚3个小时才到达摩洛哥海岸，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费达拉、利奥特港和萨菲登陆。开始时美军的进展缓慢，法军抵抗逐渐增强。美军一边巩固登陆据点，一边向东推进。11月11日，在获悉其他方面投降的消息后，摩洛哥总督诺盖亦宣布投降。

当斯大林得知盟军在北非登陆成功的消息后，曾给予了极高评价。他指出：“苏联方面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是有重大意义的卓越事实，它表明盟国武装力量的实力正在增长，并展示了意德同盟不久将崩溃的前景。非洲的军事行动再一次驳斥了那些断言英美领导者没有能力组织重大的军事行动的怀疑论者。毫无疑问，只有第一流的组织家才能完成这样重大的战役。”

在战役进行的过程中，为了避免“耗费大量鲜血，造成无数痛苦”，盟军安排吉罗发表了号召北非法军停止抵抗的广播演说，但作用不大。艾森豪威尔只好与达尔朗谈判。丘吉尔对这一作法是支持的，在艾森豪威尔离开英国到直布罗陀之前丘吉尔就曾对他说过：“如果我能见到达尔朗的话，尽管我极恨他，但我若能以爬行一哩路使他把舰队带到盟军这边来，那我也欣然照办。”11月10日，盟军与法方达成停战协定后，达尔朗下达了停火命令。11月13日，双方又形成了一个全面协议，以北非的法国军政官员和平民与盟军合作为条件，盟军承认达尔朗对法属北非行政事务的管理权，而北非的所有法国军队则由吉罗将军指挥。此后不久，盟军以这种模式也争取到法属西非的皮埃尔·布瓦松的合作。

但是，盟军与达尔朗达成协议一事在英美国内以及在自由法兰西的拥护者中引起了强烈不满。丘吉尔也为之深感不安，专门打电报给罗斯福提请他注意。罗斯福遂于11月18日发表声明称：“目前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安排，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两天后罗斯福又对记者引用了一个流传在巴尔干的古老的希腊教会的格言：“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与魔鬼同行。”以此说明美国在处理“达尔朗——戴高乐问题”上的态度。声名狼藉的达尔朗哀叹自己“仅是一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12月23日，达尔朗被年轻的戴高乐分子刺杀身亡。

希特勒对法国人与盟国合作十分恼怒，11月10日，他发出了占领法国南部的命令，11日德意军队占领了法国“自由区”，导致了维希政府的垮台。11月27日，德军进攻土伦港，法国海军被迫凿沉了该港口的73艘法国军舰。

1943年1月中旬，丘吉尔与罗斯福在摩洛哥举行了卡萨布兰卡会议。会议本来邀请了斯大林，但他声称因冬季有“重大战役”而无法前来。通过讨论，双方认为北非之战结束后应将下一步的进攻方向放在地中海，开展西西里战役。双方还费尽周折，说服戴高乐飞到北非与吉罗谈判，以达成政治上的和解。会议结束后，为了打消苏联人的怀疑，丘吉尔和罗斯福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重申了盟国战斗到底的决心，声明迫使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条件投降”是盟国决不改变的目标。

2月上旬，丘吉尔回国后因感冒转为肺炎被迫休息，但他毫不放松地关注着正在议会内正在进行的“关于国内事务的生动讨论”。讨论是由贝弗里奇爵士发表的关于战后复兴问题的研究报告所引起。报告提出了激进的改革建议，认为政府应该承认需要实行家庭补贴、实行全民健康保险以及维持充分就业，通过扩大社会服务完成社会革命。情报部长布雷肯向内阁报告说，[奇书网|qinkan.net]贝弗里奇“已经准备就此问题掀起一场政治风波”。彻韦尔子爵即林德曼教授则警告丘吉尔，如果这一文件得以实施，战后英国要想延长租借法案就困难了。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在内阁中传阅了一份题为《社会保险计划的财政方面问题》，其中提出为维护战后军备所需的费用以打消人们关于福利社会的不切实想法。2月，下院就此问题进行辩论并表决，结果忠于政府的人以335票对119票获胜。激进派的反叛没有成功，但造成的政治影响很大。这实际上反映了英国政治向左转的趋势。

1943年初至2月中旬，德军在突尼斯集结兵力，于2月14日发起反扑，被盟军击败。3月下旬，英美联军向敌人据守的马雷特防线发动进攻受挫。4月6日，新的一轮进攻终于奏效；德意军队被迫于4月中旬撤到突尼斯北部。4月19日，盟军发动总攻，经过18天激战，于5月7日分别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由于没有运输船只可用于撤退，成为瓮中之鳖的25万德意军队只得于5月13日全部投降。

与此相呼应的是苏联红军在苏德战场上获得的巨大胜利。自1942年7月17日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之日起，在经过4个月的顽强防御并消耗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之后，苏联红军于11月19日转入反攻。苏联以100万兵力、13500门大炮、900辆坦克和1400架飞机的巨大优势，于23日对33万德军形成合围。战斗进行至1943年2月2日才告结束，被围德军全部被歼灭。这次大会战宣告了德国战略进攻的破产，成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分水岭。

丘吉尔认为：“一旦非洲的局势肯定之后，就有重大的理由促使我非赶往华盛顿不可。”巨大的胜利之后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丘吉尔意识到，在关于下一步重大战略的制订中，不仅英苏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就是英美之间也有矛盾，一些至关重大的问题“只有我与总统亲自会谈才能解决”。1943年5月4日，丘吉尔一行乘坐豪华的“玛丽王后号”前往美国。5月12日，受到热烈欢迎的丘吉尔一行在华盛顿与美国军政首脑在白宫举行了代号为“三叉戟”的秘密军事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了英美两国的全面战略思想：“同俄国和其他盟国合作，尽早促成欧洲轴心国家的无条件投降；与太平洋的其他有关国家合作，维持并扩大对日本施加不懈的压力，以便继续削弱日本的军事力量……，尽早促成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围绕这一指导思想，会议规定的基本任务是：打破轴心国潜艇的威胁；加强空中优势；尽力援助苏联和中国；促使非洲法军在今后战争中起积极作用；在地中海作战以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物力于英国以便在1944年春在法国登陆，对德实施决定性进攻。

会议结束后，丘吉尔和马歇尔一起飞往阿尔及尔，与艾森豪威尔讨论了下一步战斗部署，授权他在攻占西西里岛后采取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的适当措施。

丘吉尔飞抵北非的消息导致了一场悲剧。一架由里斯本飞往英国的客机被德军战斗机击落了，座上13名旅客全部丧生，其中有著名的英国电影明星莱斯利·霍华德；其原因是该机起飞前曾有一个口衔雪茄烟的矮胖之人走向飞机，德国间谍误以为是丘吉尔登上了该机。

7月10日，代号为“哈斯基”的西西里战役开始了。运载着16万英美军队的3200艘大小军舰和运输船，在1000架飞机的掩护下，利用风狂浪涌的恶劣天气出乎敌人意外地发起进攻，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终于解放了西西里全岛。在这次战役中，盟军的伤亡和失踪人员为31158人，而德意军队伤亡和被俘人员共计16．5万人；撤退到意大利本土的约10万人以上。

一连串的失败导致了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垮台。以国王埃曼努尔和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将军及巴多格里奥为一派，以法西斯党内的元老为另一派形成了两个密谋集团，出于不同的目的分别进行着推翻墨索里尼的活动。盟军的前进步伐和希特勒对意大利的加紧控制更加速了事态的发展。意大利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于7月24日开会，以19票赞成、8票反对、1票弃权的比数通过了解除墨索里尼军政权力的决议。连他的女婿齐亚诺也投了赞成票。7月25日，国王在萨沃亚宫召见墨索里尼，宣布废黜他的一切军政职务，由巴多格里奥组织新政府，并立即拘禁了墨索里尼。巴多格里奥上台后，为了不招致德国的武力干涉，他表面上宣布继续对盟军作战，暗中却派特使与盟国密谈，准备反戈一击。新政府同意将意大利的港口、机场、军舰和交通线交盟国支配，并从巴尔干国家撤走意军或就地解除武装。由于盟军未能及时抓住这一时机，使德国人发现了一些动向，增派了军队加强戒备。9月8日，当盟军司令部和意政府宣布停战后，德军迅速包围罗马，迫使国王和政府成员逃往盟军占领区成立了流亡政府。10月13日，意大利对德宣战。英美苏三国随即宣布意大利为共同作战的一方。

在意大利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期间，丘吉尔于8月中旬乘“玛丽皇后号”抵达魁北克与罗斯福举行会晤。双方首脑及参谋人员讨论了渡海在法国登陆作战的“霸王”计划。

会上，丘吉尔还与罗斯福签订了协议，决定互相交换关于原子弹的情报，并保证两国之间如未经另一方同意，不得使用原子武器。

11月27日，丘吉尔与罗斯福在开罗预备会议之后，飞赴德黑兰参加包括斯大林在内的首次“三巨头”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研究决定未来的作战计划。斯大林赞成英美的“霸王”计划并希望将该计划尽可能提前到1944年5月进行，同时答应发动攻势以防德军从东线调往西线。三方还讨论了促使土耳其参战，战后波兰疆界的划定和德国分治问题。但最后一个问题由于斯大林表示异议而未作出明确结论就休会了。

1944年1月21日，英美联军在美国将军卢卡斯指挥下在意大利的安齐奥登陆。登陆部队遭到德国军队的有力反击，以极大的努力才守住登陆处的阵地。由于精锐部队大部分已调回英国集结待命，准备渡海，所以在意大利的盟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毫无优势可言，在3、4两个月中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到5月份，盟军的多国部队才有能力重新发起攻势，攻破了阿道夫·希特勒防线，占领了蒙特卡西诺。6月4日，美军攻入首都罗马，对即将参加“霸王”行动的英美军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在“霸王”行动开始之前，为了使德国人摸不清盟军登陆的准确地点和日期，盟国方面煞费苦心地利用各种手段迷惑敌人。这些因丘吉尔所说“真相经常应由虚假相伴来作保镖”的话而得名的“保镖”计划结果大获成功。德国人真地以为登陆地点不是在诺曼底而是在加来，因而将他们的主要防卫力量，包括大批摩托化部队集结于加来周围地区，从而使诺曼底的德军防卫力量相对变弱了。

1944年6月6日，在经过长期精心准备之后，人们盼望已久的“霸王”战役终于开始了。由盟军的大批轰炸机向海岸目标倾倒了几千吨炸弹后，海军战舰开始猛轰沿海敌军阵地；从20个英国机场起飞的3000多架运输机和滑翔机，向诺曼底海岸后的纵深重要地区空投了3个伞兵师；共约6000多艘大小各类战舰、运输船和登陆艇，源源不断地将部队和装备运往登陆地点。到了6日夜晚，将近10个师部队连同坦克、大炮和各种武器已经上岸，后续部队还在不断涌来。

在“霸王”战役发动前夕直至战斗打响之后，德军方面仍蒙在鼓里。6月5日，诺曼底驻军司令隆美尔报告说西线不会有敌军进犯，然后就乘汽车回赫林根同家人团聚去了。6月6日，第七军团司令杜尔曼将军竟下令暂时解除经常戒备状态，召集高级将领到125英里外的勒恩进行“图上作业”，盟军空降伞兵被认为是声东击西的手法，西线海军向总司令报告说：“荧光屏上有大量黑点。”而西线总司令的参谋长却说：“什么？在这样的天气里一定是你们的技术员弄错了。也许是一群海鸥吧！”

等德国人真正清醒过来后为时已晚。盟军迅速巩固、不断扩大滩头阵地，到6月12日丘吉尔亲临视察时，几个滩头阵地已连成一线。在战役最初的6天中，有326547人，54186辆军车和104428吨物资运上法国海岸。

6月11日深夜，斯大林给丘吉尔和罗斯福分别发出了同样内容的电报表示祝贺，电报说：

“显然，原定计划中这次规模庞大的登陆行动，已经全部成功了。我的同事们和我不得不承认：就其规模，就其宏大的布局，以及杰出地执行计划情况来讲，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过足以与之类比的事业。众所周知，拿破仑当年打算强渡海峡遭到可耻的失败。歇斯底里的希特勒吹了两年牛皮，说要强渡海峡，但是就连作一个企图进行威胁的暗示，也下不了决心。只有我们的盟军才光荣地、胜利地实现了强渡海峡的庞大计划。历史将把这一业绩当作一项最高的成就而记载下来。”

到了7月中旬，登陆的盟军已达30个师。盟军的胜利进军使德军将领们迫切希望以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他们密谋刺杀希特勒未遂，参与其事的军官们绝大部分惨遭镇压。希特勒严令军队坚守阵地，不许撤退；但屡遭重创的德军无力阻挡盟军胜利挺进的步伐。7月18日，英军占领冈城；美军攻克圣洛。7月25日，盟军占领阿弗朗什。8月16日，加拿大和波兰军队占领法莱斯。19日，盟军完成钳形攻势，在法莱斯袋形地区围歼德军8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俘敌5万人，毙敌1万人。8月24日，自由法兰西的部队进攻巴黎，于当晚9时22分开进市政府前面的广场。第二天，德军司令官冯·肖利茨签署了投降书。26日，戴高乐举行了正式入城式，至此，被德国占领达4年之久的巴黎获得了解放，标志着诺曼底战役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与此同时，于6月10日开始的苏军夏季攻势也捷报频传。到8月中旬，苏军已打到东普鲁士边境。8月26日保加利亚退出战争。9月间，芬兰也退出战争，并向拒绝撤离的德军开火。战争已日益迫近德国本土。希特勒大肆吹嘘过的齐格菲防线已无人防守。西线德军已损失近50万人，隆美尔元帅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说：“地面部队已经不再存在，更不要说空军了。”新任德军西线总司令伦斯德战后在受审时说：“就我个人来说，战争在9月底就结束了。”但是希特勒还要垂死挣扎，纳粹当局强令15—18岁以及50—60岁的男子都要应征入伍，在9、10月间又征集了50万人投入战场。同时德国人还发射了大量V—1和V—2远程火箭轰炸伦敦和英国东南部，不过这一新式武器用于战争似乎显得太晚了，除了起到一定骚扰作用外，它对于盟军的攻势可说毫无影响。

德军加强了西线的抵抗，使盟军前进的步伐受阻。蒙哥马利设计的空投计划也因伤亡惨重而被迫放弃。随着冬天的降临，盟军被迫放慢了进攻的节奏。在这种背景下，10月8日，丘吉尔一行访问了莫斯科，与斯大林就波兰和巴尔干各国的问题进行会谈。丘吉尔不希望看到战后这些国家由左翼力量执政，他与斯大林在许多问题上也未能达成谅解。11月10日，丘吉尔到法国对已被罗斯福承认的戴高乐政府进行正式访问，受到了极盛情的接待。12日，丘吉尔被授予巴黎荣誉公民称号。

1945年1月，丘吉尔致电斯大林，要求他“在维斯拉前线或其他某一地区发动强大攻势。”斯大林决定在中线加强进攻，强大的苏军在三周时间内推进了500公里，进入距柏林70公里的奥得河地区，为西线的盟军减轻了压力，也创造了夺取最后胜利的条件。苏军在挺进中迅速席卷了以前属于波兰的大部分领土，并深入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苏军的迅速前进，使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的会晤显得迫切。2月初，“三巨头”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会晤。第四次当选总统的罗斯福面带病容，受到了极好的照顾。会议讨论了战后对德国的占领问题，在丘吉尔的坚持下，给法国也划了一块占领区。同时对联合国组织的建立、常任理事国及否决权问题、以及苏联的两个加盟共和国的席位问题都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还就波兰疆界达成了协议，但对波兰政府的组成未形成一致的明确意见。会议开得较成功，气氛非常友好。斯大林在宴会上向丘吉尔祝酒，称他是“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人物”。

3月23日，丘吉尔飞到文洛附近的蒙哥马利司令部，晚上还乘汽艇渡过了莱茵河。几天后，德国的主要工业区鲁尔被美军包围。英加部队也向北移动，经荷兰北部向德国汉堡方向挺进。随着形势的发展，终于出现了德国人准备投降的迹象。3月下旬，某些德军方人员与亚历山大将军的部下在瑞士接洽，未产生任何结果。此事却招来了苏联人的指责，说西方国家背着苏联与德国谈判。因事前已通知过苏联外交部，所以丘吉尔觉得受到了侮辱；罗斯福也有同感。但当丘吉尔建议罗斯福敦促美军迅速跨越易北河，抢在苏军之前攻占柏林时，罗斯福没有同意。4月12日，罗斯福突发脑溢血逝世，使丘吉尔大为震惊和悲痛。他很想去华盛顿参加罗斯福的葬礼并会见新总统杜鲁门，但最终未能成行而让艾登去了。

4月下旬，苏军包围了柏林，并在易北河与美军会师。4月29日，意大利境内的德军司令冯·菲廷霍夫同意无条件投降。被德军营救出来当了一段时间傀儡的墨索里尼及其情妇在逃往瑞士途中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并枪毙。4月30日，希特勒和刚刚与他结婚的爱娃·布劳恩在总理府地下室里一起自杀。5月3日，希特勒指定的继承人邓尼兹海军上将派人会见蒙哥马利，商谈德军投降事宜。5月7日德军总参谋长约德尔签字无条件投降。投降书于5月9日零时生效，当天又在柏林举行了正式批准仪式。参加仪式的西方盟国以及苏、德代表分别是泰德空军元帅、朱可夫元帅和凯特尔元帅。

5月8日，丘吉尔正式向英国人民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他跟在议长后面，由反对党代领袖格林伍德陪同，参加了下院在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的感恩节礼拜。然后他又应邀和参谋长们一起与英王合影，并和王室成员们一起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接受无数英国民众的欢呼。

战争结束之后，联合内阁的继续存在就成了问题。政府已持续执政5年，议会自1935年以来也已10年未大选了。丘吉尔必须决定何时举行大选。5月18日，丘吉尔在艾德礼的协助下，起草了一封名义上致艾德礼的信，请工党考虑是否将联合政府维持到击败日本为止。正在布莱克普尔召开的工党年会上，多数人主张早日大选。丘吉尔在保守党内部举行的民意测验中，几乎全部同意7月选举。保守党人希望早日选举以便利用丘吉尔个人的巨大威望，于是丘吉尔将大选日期定于7月5日。

5月23日，丘吉尔正式提出辞职。随即应国王要求成立了看守政府。5月28日，他在唐宁街10号为退出联合内阁的高级大臣们举行茶话会时，老泪纵横地宣布：“历史的光辉将照耀在各位的头盔上。”为了保证他在选举失败时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他建议艾德礼陪同他参加即将在波茨坦召开的“三巨头”会议。

竞选在5月下旬开始。丘吉尔在竞选演说中除了阐述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外，还对工党进行了猛烈抨击，说他们“会求助于某种盖世太保的统治形式”。舆论对他由全国的领袖一变而为党派利益的卫士感到难以接受。投票日之后还需较长时间完成计票工作，所以丘吉尔于7月15日带领艾登和艾德礼飞往波茨坦参加“三巨头”会议。但丘吉尔觉得在得知大选结果之前他不能决定会议中的任何重大问题。17日，美国陆军部长向他透露了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7月22日，英美首脑联席会议正式作出对日战争中使用原子弹的决定。7月25日，丘吉尔一行回国，以便第二天公布大选结果时在场。本来丘吉尔对大选获胜一直抱有信心，但就在回国的那天夜里，他“突然感到身上被戳一刀似地”惊醒了，因而预感到形势不妙。第二天中午时分情况已趋明朗，尽管丘吉尔本人当选，但保守党却遭到失败，只获得了197席。而工党在下院共获得了393个席位。在5年多战时首相位置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丘吉尔，此时只得黯然神伤地面对下台的现实。

丘吉尔传--尾声晚年

尾声晚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即举行的大选中，英国人民抛弃了刚刚带领他们走向战争胜利的丘吉尔。此前在出席雅尔塔会议时，有一天丘吉尔参加由罗斯福作东的宴会。在宴会上非正式的谈话中，丘吉尔说，他是经常被当作反动派“被痛打”的。但是在他和罗斯福、斯大林三个人中，只有他随时可能由他的人民通过投票把他赶下台。他个人倒是以这种危险而引以为荣的。斯大林接口和他开玩笑说：首相显然是害怕英国即将举行的大选的结果。丘吉尔回答说：他不仅不害怕，反而以英国人民任何时候只要愿意这样做，他们就有把他们的政府撤换掉的权利而感到自豪。丘吉尔当时这么说大概也是真心的。但事情一旦真正摆在面前，丘吉尔就不大自豪得起来了。当保守党的失败最终被确认后，丘吉尔感到的是失望和迷惘，他十分沮丧，并且不无微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中谈到严厉而又卓越的法国前总理克列孟梭“一下子就被法国人抛弃了”时，引用了古希腊哲人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这句颇具嘲讽意味的话被丘吉尔说出来，多少也反映出了他的无奈和气愤。丘吉尔紧接着又抨击道：“法国在遭到如此严重削弱的关头，便犯这种脾气，那是很轻率的事。”这是否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英国人的批评与指责呢？

7月26日，丘吉尔正式向国王递交了辞呈，并请国王召见工党领袖艾德礼。为了安慰丘吉尔，国王提出向他颁发嘉德勋章，但丘吉尔认为在此时接受这一荣誉不太合适而谢绝了。丘吉尔最后在唐宁街发表了一项声明，“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我曾为之服务过的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他为不能完成对日本的战争而感到遗憾，但他宣称：“然而这方面的一切计划和准备都已做好，而且结果的来临可能比我们目前所预料的要快得多。”

两天以后，当艾德礼和新任外交大臣贝文准备飞往波茨坦去时，丘吉尔拒绝了艾德礼建议他作为代表团成员重返波茨坦的邀请，而是到契克斯度过了一个沉闷的周末。他很快搬离了唐宁街，因为他对抛弃了他的英国民众深感失望，使他“不愿再耽上一个小时来负责管理他们的事务”。

当8月1日议会复会时，丘吉尔在下院已经是反对党的领袖了。他在走进议会时，保守党议员们高喊着“一个快活的好伙伴”来迎接他，但这喊声很快就被人数远远超过保守党的工党议员的胜利欢呼所淹没。这使丘吉尔深感不快。

丘吉尔在告别声明中的预言很快就更为迅速地兑现了。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丘吉尔再次走在议长身后到圣玛格丽特教堂参加战争胜利的感恩祈祷，不过这一次他是作为反对党领袖陪同新首相罢了。

在其后的日子里，丘吉尔也偶尔在议会作简短发言，对工党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但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访问西欧，接受纷至沓来的荣誉学位、荣誉公民称号、各种奖章和礼品。9月，议会休会了。在决定今后何去何从之前，丘吉尔决定先度假。他在意大利北部的科莫湖畔作了充分的休息，然后计划撰写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11月，他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创议设想，此后他又在多次演讲中提到这一思想，他认为这不失为一种解决战后政治、经济问题的救世良方。

1946年初，他将保守党的领导事务交由艾登代理，自己应邀前往美国。他乘“伊丽莎白皇后号”先赴纽约。2月初，他应古巴政府之邀在哈瓦那作了短暂访问。3月4—5日，他由杜鲁门总统亲自陪同，来到了这位美国总统的家乡密苏里州，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他呼吁联合国成立维护和平部队；主张西方国家保持“有关原子弹的知识和经验的秘密”；并力促“保持英语国家的特殊关系”。他对“东欧传统的暴政”进行了抨击，并提出了“铁幕”的说法：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背后，座落着所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首都……几乎在每一处都是警察政府占了上风。到目前为止，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苏联作为盟国在大西洋两岸的公众心目中仍保持着友好国家的形象，所以丘吉尔此言一出，立刻引起舆论大哗。斯大林很快作出了反应，他在接见《真理报》记者时说，丘吉尔“现在采取了战争贩子的立场”。但杜鲁门似乎对此说法抱着赞赏态度。虽然杜鲁门拒绝对丘吉尔的讲话作公开评论，但丘吉尔向艾德礼报告说，在他讲话前后，杜鲁门似乎同样高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纳粹战犯尚在受审之时，丘吉尔就曾公开敦促及早恢复德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应有地位。

丘吉尔的许多朋友都曾劝他退出政治舞台，专心致志地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但丘吉尔没有接受劝告。他宣布，将在议会中全力以赴地研究战后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并将继续领导保守党战胜工党，重主国政。对此他充满了自信。他说：“工党不会永久存在，上帝保佑，在我们返回之前，国家不要遭受更多的损害。我们应当回去。我们一定回去，这是必然的，就像太阳明天必然会重新升起一样。”

当时的工党政府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战争使英国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严重削弱了的英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英国的战争支出超过250亿英镑，使国债增加了两倍，连续长时期地遭受轰炸使整个国家的财富损失了约1C4。与战前相比，英国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出口贸易严重滑坡。

工党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刺激本国工业生产增长。他们增加工业投资，对电力、运输、煤炭、天然气等能源和交通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利用英联邦特惠制和金融集团的杠杆作用扩大贸易出口。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效果。

在外交政策方面，工党政府走的是一条亲美反苏的“冷战”路线。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共产党政变。为此，英国与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政府在布鲁塞尔签订了联合防御条约。1949年4月，英国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成为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国之一，这也是英国在和平年代里所承担的最大的欧洲军事义务。1950年，英国和美国一道参加了对朝鲜的战争，1951年，英国又签订了对日和约。在英国的赞许下，日本变成了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

丘吉尔在外交政策方面赞成和支持工党政府的路线，在内政和经济方面则持坚决的批评态度。他认为，工党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只是体现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信仰，而并不能适应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情况。丘吉尔反对工业国有化、反对在某些经济领域里实行国家监督，反对进行社会改革，其实工党的这些政策许多都是他在二十世纪初所主张的。丘吉尔的这种态度有他自己独特的解释。他的私人医生莫兰曾说：“丘吉尔听说保守党有人提出必须制订个政策时，很生气。他说，反对党领袖的责任就是攻击现政府，只有这一点，没有其他。”

英国在这段时期内面临的许多问题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是平安完成使印度实现独立的过渡。当时印度次大陆教派冲突的激烈程度有增无减。穆斯林领导人真纳坚持实行印巴分治，主张成立新国家巴基斯坦。1947年2月，工党政府面对印度次大陆现状，宣布至迟于1948年6月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保守党内部以前印度总督哈里法克斯勋爵为首的一派支持政府的计划。但丘吉尔对此持反对态度，他担心英国一旦撤出，必然爆发教派之间的流血冲突；事情后来果真如此。同时，他也为大英帝国的日趋没落而深感痛心。

1948年5月，丘吉尔赴海牙参加了“欧洲统一运动”成立大会并出任大会名誉主席。

1949年8月，丘吉尔作为以赫伯特·莫里森为首的英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欧洲委员会咨询会议。由于咨询代表们意见不一，会议未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在社会活动之余，丘吉尔除画了许多写生、养了几匹赛马之外，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撰写六卷本、长达数百万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他利用了许多官方文件和他与罗斯福、斯大林之间的私人通信及来往电报，经过思考梳理之后口述出来，由秘书整理出文字。美国的和英国的杂志竞相争取首先得到连载丘吉尔此书的权利。这部巨著的稿费超过了丘吉尔此前得到的稿费之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

在离任的这些年中，丘吉尔衰弱的身体有了明显好转。渴望“复仇”和“改变1945年选民们对他的判决”使他精力充沛、勇气十足。他终于等到了时来运转的这一天。1950年1月11日，艾德礼宣布2月3日解散议会，2月23日举行大选。丘吉尔闻讯，马上从马德拉度假地飞回伦敦。大选结果仍然是工党占多数，但与保守党之间的差距被大大缩小了。具体数字为工党315席，保守党298席。两大党席位如此接近，通常很快会再举行一次选举。

1951年9月，英王在做肺癌手术之前，敦促艾德礼秋季举行选举，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艾德礼宣布10月4日解散议会，25日举行大选。这次保守党提出了两项新的施政措施，一是对军火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二是一年建设30万所住宅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在竞选中工党新任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借英国与伊朗之间因英伊石油公司被伊朗国有化而导致的危机向丘吉尔询问：英国政府该不该同伊朗打仗？丘吉尔反击说，莫里森“正在散播保守党想要进行另一场世界战争。我十分肯定，如果一个强有力的保守党政府在掌权，波斯危机决不会以这种形式发生。”丘吉尔还巧妙地指责工党政府“软弱无力和犹豫不决”。丘吉尔说，他不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无论如何，扳动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栓机的不会是英国人的手指。

大选揭晓后，保守党获321席，工党295席。丘吉尔在伍德福德选区再次当选。艾德礼到白金汉宫辞职之后的几分钟内，丘吉尔被国王召见，奉命组阁。丘吉尔任命艾登为外交大臣，巴特勒为财政大臣，利特尔顿为殖民地事务大臣，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为内政大臣，蒙克顿为劳工大臣，伍尔顿为枢密院长，索尔兹伯里（克兰伯恩）为掌玺大臣，伊斯梅为联邦事务大臣。国防大臣暂由丘吉尔兼任，等到亚历山大元帅从加象大总督任满归国后再由他担任。

1952年初，丘吉尔赴美与杜鲁门会晤，商讨加强英美合作问题。他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再一次强调了英语民族的团结这一主题。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丘吉尔访美时说，他仍然“反应敏捷、消息灵通、思想丰富、语言生动，而且诙谐机智一如既往。”丘吉尔还表态支持美国参加朝鲜战争。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2月，英王乔治六世逝世。3月，斯大林逝世。6月，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加冕典礼，在仪式举行中，女王授予丘吉尔嘉德勋章，以表彰他对大英帝国做出的巨大贡献。6月23日，丘吉尔在宴请意大利总理加斯贝利时出现轻微中风，身体左半出现麻痹症状。到8月之后他已渐渐恢复，18日开始主持内阁会议。10月初在于马盖特召开的保守党大会上发表演讲，获得很大成功。此前因他生病，人们已经在议论他的辞职和保守党更换领导人的问题。他就此谈到自己的看法：“以我之高龄，现在仍身居高位，肩负重任，这决非因我贪恋权势或官职，这两者我已足矣。我之所以继续留任，是因为我有一种感觉，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施以某种影响，尤其对我所最关心的问题，即建立可靠和持久的和平。”12月10日，瑞典文学院授予丘吉尔以195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由于他必须前往百慕大参加英美法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只好由他的妻子克莱门蒂娜代他领奖并致答辞。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获奖评语是：“由于他精通历史和传记的艺术，以及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的演说。”

1954年初，丘吉尔为了实现“和平缔造者”的理想，曾试图会见苏联领导人，但马林科夫于第二年2月下台，丘吉尔的苏联之行也就不再提起了。3月，他对巴特勒说：“我感觉自己像一只正要结束飞行的飞机。天色已是薄暮，汽油也将耗尽，可我还在寻找安全降落的地点。”他已准备让艾登接他的班。11月30日是丘吉尔的80华诞，除了家里按惯例为他举行了庆祝聚会外，议会两院也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为他举行了特别祝寿会。各党议员送给他不少礼物，还有两块直径3英尺的大蛋糕。

他正式辞职的日子是1955年4月5日。在这之前，他召回了在远东参加国际会议的艾登。4日，他在唐宁街10号举行宴会，女王夫妇应邀参加，并向即将退休的首相致以良好祝愿。5日中午，丘吉尔主持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下午4时半，他前往白金汉宫递交了辞呈。丘吉尔搬出唐宁街10号时，《泰晤士报》作了如下报道：

“在离开前，他举行茶会招待全体公务人员。当他由房子走向等候的车子时，他们站在大楼旁唱‘他是一个快活的好伙伴’，他吸着雪茄，用他有名的V字手势向聚集在唐宁街上祝贺的群众打招呼。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祝福的欢呼声和叫喊声中，乘车慢慢地离去。”

丘吉尔回到了恰特韦尔庄园，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除了到世界各国访问和旅游，大多数时间是在此度过的。

艾登就任首相之后仅8天，就宣布5月6日解散议会，5月26日举行大选。丘吉尔继续在伍德福德选区当选。保守党的多数席位也有了增加，由多17席增至多58席。但丘吉尔已不常去议会开会了。他为准备出版他的《英语民族史》花了不少时间。1956年4月，他第一次访问前联邦德国，接受因他对欧洲统一的贡献而颁发给他的“查理曼奖”。1957年5月15日，英国的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58年11月，丘吉尔前往巴黎接受戴高乐总统颁发的“解放奖章”。1959年大选中丘吉尔继续当选，当年11月30日他85岁诞辰时，他继承了“下院之父”的荣誉称号。1962年和1964年他两次跌交，前一次摔断了背部一根骨头，后一次摔断了腿骨，这说明他已经很虚弱了。1963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专门决议，授予丘吉尔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决议由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签署。1964年7月，由当时的英国首相道格拉斯—霍姆提议，就丘吉尔对议会、对国家和对世界所作的贡献，表示无限赞颂和感谢，并“载入议会记录”。1964年11月30日，他度过了90岁诞辰。女王赠送了礼物，新任工党首相威尔逊也前来祝贺。全国和世界各地雪片般地涌来6万多封贺信、贺电。许多人来到海德公园街他的住所外看望他；他穿着战时式样的古怪服装向人们致意。1965年1月9日他卧床不起，第二天经医生诊断为再度中风。此后他逐渐陷入昏迷状态，接连14天一动不动，仅有微弱呼吸。到1月24日，整整70年前他父亲伦道夫·丘吉尔逝世的日子，一代英国名相温斯顿·丘吉尔渐渐停止了呼吸，走到了他伟大一生的终点，享年91岁。

丘吉尔逝世后，英国政府立即宣布为他举行国葬。这一决定是7年前麦克米伦首相任内由女王提议作出的。葬礼定于1月30日举行。此前议会休会，在威斯敏斯大厅举行瞻仰遗容的仪式。灵柩先由议院议长和3个政党领袖在四周守护，后来又换上国防和陆海军三军4位参谋长守灵。前来向丘吉尔表示敬意的瞻仰队伍据估计竟超过32万人。

丘吉尔生前曾希望以军人的葬礼安葬，并在好几年前就亲自以《葬仪手册》的书面记载为自己的葬礼仪式作了详细安排。举行葬礼那天，按照仪规将灵柩用炮车由威斯敏斯特拉到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仪式。来自许多国家的几十位国王、女王、总统、总理和特使们在大教堂里恭迎灵柩到来。仪式结束后，灵柩用游艇从塔山运到滑铁卢，再改用火车运往丘吉尔的诞生地布伦海姆宫附近的一个小车站。游艇离开码头时，鸣礼炮19响，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在空中成分列式。葬礼在不同的地点持续了好几天。最后，丘吉尔被安葬在布伦海姆宫附近布雷登教堂的小墓地。温斯顿·丘吉尔的父母都葬在这里。

丘吉尔是一位人生内涵极为丰富的人物，也是一位经常被人误会和曲解的人物；他有一些明显的弱点，但更具许多极为突出、超乎常人、出类拔萃的优点。对于他在英国历史上的关键作用和崇高地位，是怎么评价也不会过分的。或许对他最准确的评价出自对他最熟识的人。他的同事也是对手的艾德礼曾经很含蓄地评论道：“丘吉尔像一张多层饼，其中有一层肯定是包括了17世纪。18世纪在他说来是明明白白，还有19世纪，当然还有一厚层是20世纪。”盟军最高统帅和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则这样回忆丘吉尔：“他是一位很有威望的领袖。他具有英国人在困难时所表现的勇敢而坚定、在顺利时所表现的因循守旧的典型性格。他有非常强烈的信念，善于争论和答辩。……如果有一种信念和他的观点发生抵触，这时要想争辩过他确实是很困难的。……我钦佩他，也喜爱他。……他是一位对战争发展和军事史有深刻研究的专家，即使和他讨论纯专业问题，也不是毫无益处的。……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如果他不是那样伟大，他就会使我的工作更加艰巨；因此，尽管他对一些重要决定并不喜欢，但对他的一贯彬彬有礼和热诚支持，我始终表示无限感激。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丘吉尔传--丘吉尔年表

丘吉尔年表

1874年　4月，伦道夫·丘吉尔与珍妮·杰罗姆在巴黎英国驻法大使馆举行婚礼。11月30日，诞生于英国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镇布伦海姆宫。

1881年　就读于阿斯科特的圣乔治贵族子弟寄宿学校。

1884年　从圣乔治贵族子弟寄宿学校转到布赖顿的汤姆逊学校就读。

1888年　3月，从汤姆逊学校转到哈罗公学读书。

1893年　1月，从法国凡尔赛学法语归来，在伯恩默思庄园的游戏中摔成重伤，肾脏破裂，险些丧命。8月，被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录取，名列第95位。

1894年　11月，在帝国剧院的骚乱中“发表了我的第一次演讲”。

1895年　1月，通过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毕业考试。在130名考生中名列第20位。1月24日，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因病逝世，终年46岁。2月20日，被任命为骑兵中尉军官，分配到第四骠骑兵团服役。7月，老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逝世。11月，与同伴雷金纳德·巴恩斯中尉一起乘船经纽约赴古巴，采访西班牙军队对古巴民族解放运动游击队的讨伐行动，所写战地报道在，《每日纪事报》上发表。为此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红十字勋章。11月30日，21岁生日。当天遭古巴游击队袭击，幸免于难。

1896年　9月，随所属第四骠骑兵团驻防于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

1897年　春天，回伦敦休假。在“樱草会”于巴思举行的集会上发表了第一次政治演讲，大获成功。夏秋之间，以随军新闻记者身份参加了英印军队在印度西北边境地区对起义的游牧部落开展的军事行动。9月16日，亲身参加了战斗，险遭不测。10月初，重返第四骠骑兵团。

1898年　春天，《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一书由朗曼公司出版。夏天，写作小说《萨伏罗拉》。8月，乘船赴埃及，加入在苏丹的英国皇家第21枪骑兵团。9月2日，与苏丹起义者托钵僧队伍遭遇，发生激烈战斗。

10月，从埃及回英国休假。然后返回印度班加罗尔的第四骠骑兵团。

1899年　3月，辞去军职，离开印度返回英国。途经开罗时，收集有关英国与苏丹战争的资料。此时已写完《河上的战争》第18章。6月，前往奥德姆选区第一次参加竞选，但遭到失败。8月，收到《河上的战争》的校样。10月，《河上的战争》由朗曼公司出版。与《晨邮报》商定，以该报记者身份赴南非采访英布战争。10月14日，乘船驶过好望角，抵达开普敦。然后转途到达德班。12月，在与布尔人的遭遇战中被俘虏。于当月12日乘机逃出战俘营，24日抵达德班。

1900年　2月，《萨伏罗拉》由朗曼公司出版。5月，《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和《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由朗曼公司出版。6月，进入被攻陷的比勒陀利亚。7月，从南非回到英国。10月，当选为奥德姆地区的保守党议员。10月24日—12月，赴美国发表关于南非战争的演讲。

1901年　1月，到加拿大发表关于南非战争的演讲。2月，在下院发表新议员的“处女演讲”。

1902年　4月，“胡里干”小组与约瑟夫·张伯伦共进午餐，张伯伦向他们提“关税壁垒”政策。10月，丘吉尔在竞选演说中表示将坚定她维护自由贸易政策。

1904年　5月，在下院与保守党切断了联系。

1905年　1月，被保守党取消其党员资格。5月，参加自由党。

12月，谢绝担任财政部次官的邀请，就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

1906年　1月，《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曼彻斯特西北选区的大选中当选为自由党议员。

4月，在下院的演说中要求与南非战争中的对手和解。

1907年　4月，在帝国会议中就帝国特惠制发言。10月，出发作东非之行。

1908年　1月，从东非返回英国。3月，《我的非洲之行》由霍德和斯托顿公司出版。4月，被提名担任商务大臣。按照1707年摄政法的规定辞去议席，回曼彻斯特参加补缺选举，遭到失败。落选后旋即前往丹迪市参加补缺选举，以较高票数当选。获胜后就任商务大臣，并进入内阁。5月，在丹迪市的选举中，再次当选为自由党议员。9月，与克莱门蒂娜·霍齐尔小姐结婚。

1909年　3月，向下院提出在几个适当行业建立工资协商组织的提案，获通过。7月11日，长女黛安娜出生。

1910年　1月，《人民的权利》（演讲集》由霍德和斯托顿公司出版。2月，在丹迪市参加大选获胜，当选为自由党议员。就任阿斯奎斯政府内政大臣，进行监狱制度改革。主持制定了《矿山法》以及职业介绍、失业保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方面的法律。11月，在丹迪市参加大选获胜，再次当选为自由党议员。

1911年　1月，亲自处理塞德奈街事件，引起舆论大哗。5月28日，儿子伦道夫出生。8月，动用军队镇压海员、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罢工。10月25日，与麦肯纳交换职务，转任海军大臣。

1912年　1月，在海军部正式建立了作战参谋部。2月，在格拉斯哥发表针对德国海军的演说。

1914年　8月1日，在收到“德国已经对俄国宣战”的电讯后，自行下达海军总动员令。第二天才得到内阁追认。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10月3日，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组织保卫战。10月7日，次女莎拉出生。

1915年　1月13日，在战时委员会上提出达达尼尔计划。5月28日，被解除海军大臣职务，改任兰开斯特公爵郡（不管部）大臣。11月11日，辞去内阁职务。11月18日，去法国前线参加战斗。12月底被任命为皇家苏格兰毛瑟枪营营长。

1916年　3月，回英国参加下院关于海军预算的辩论。4月，他所在的营被合并，失去营长职务。5月9日，回到伦敦。放弃军职，重新开始政治生涯。9月，达达尼尔海峡战事调查委员会开始举行听证。

1917年　1月，达达尼尔海峡战事调查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使丘吉尔卸下了一个政治上的包袱。7月，被劳合·乔治提名为军需大臣。按照1707年摄政法的规定辞去议席，在丹迪市的补缺选举中获胜后就任军需大臣。

1918年　7月，以严厉态度制止了军工企业工人的罢工。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11月15日，三女玛丽戈特出生。11月，再次在丹迪市当选为自由党议员。

1919年　1月，在联合政府中就任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提出新的复员计划和征兵法案，平息了英军中广泛存在的怨恨情绪和由此引起的多次兵变。2月，敦促英国政府干涉俄国革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提出成立俄罗斯问题委员会，主张对苏联进行国际性干预。

1921年　2月，转任殖民地事务大臣。随后主持举行了开罗会议，以解决北非殖民地的有关问题。会后访问了耶路撒冷。安排埃米尔·费萨尔担任伊拉克国王。同意建立独立的约旦国，由费萨尔的哥哥埃米尔·阿卜杜拉统治。4月，被解除空军大臣职务。6月，母亲珍妮·杰罗姆逝世。10月，[奇书网|qinkan.net]参加政府与爱尔兰新芬党领导人的谈判。

1922年　9月15日，四女玛丽出生。在对土耳其的争端中持强硬态度。10月，两党联合破裂，政府倒台；失去殖民地事务大臣职务。在丹迪市的大选中落选，遭到第一次失败。

1923年　2月，《泰晤士报》开始连载《世界危机》第一卷。4月、10月，《世界危机》第一、二卷由桑顿·巴特沃斯公司出版。11月，在西莱斯特选区参加大选遭到第二次失败。

1924年　1月，英国历史上第一届工党政府上台。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出任政府首相。2月，同自由党分手。3月，在威斯敏斯特选区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名义参加补缺选举遭到第三次失败。10月，以“宪政主义者”名义代表保守党参加埃平选区选举获胜。11月，就任鲍德温政府财政大臣。

1925年　4月，在下院作关于第一个财政预算的演说，宣布恢复“金本位制”。冬天，重返保守党。

1926年　4月，在下院作关于第二个财政预算的演说。5月，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工人总罢工爆发。

1927年　4月，在下院作关于第三个财政预算的演说。当年财政预算赤字高达365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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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危机》第三卷由桑顿·巴特沃斯公司出版。

1929年　5月，参加埃平选区选举获胜，当选为保守党议员。但由于工党在大选中获胜组阁，丘吉尔失去财政大臣职务。7—9月，和儿子伦道夫、弟弟杰克及其儿子约翰尼到加拿大、美国等地旅行演讲。《世界危机》第四卷由桑顿·巴特沃斯公司出版。

1930年　10月，《我的早年生活》由桑顿·巴特沃斯公司出版。

1931年　1月，因印度宪政问题与鲍德温发生分歧而导致决裂，宣布退出保守党“影子内阁”。12月，第二次去美国旅行演讲。13日在纽约遇车祸受重伤。

1932年　11月，《思想与冒险经历》由桑顿·巴特沃斯公司出版。

1933年　10月，《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第一卷由哈拉普公司出版。

1935年　7月，在鲍德温的国民内阁中任帝国防务委员会下属的空防研究委员会委员。

1936年　3月，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地区。12月，英国发生英王爱德华八世逊位危机。开始写作《英语民族史》（中文译名为《英语国家史略》）。

1937年　5月，首相兼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引退。6月，张伯伦由德比勋爵提议，丘吉尔附议，当选为保守党领袖，继任国民政府首相。10月，《当代伟人》由桑顿·巴特沃斯公司出版。

1938年　6月，《军备与盟约》一书由哈拉普公司出版（美国版名为《英国仍在沉睡》）。7月，罗斯福总统提议举行政府首脑会议，被张伯伦拒绝了。9月，由英法德意四国首脑举行慕尼黑会议，同意肢解捷克斯洛伐克。10月，激烈抨击慕尼黑协定。

1939年　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3日，英法向德国宣战。张伯伦邀请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17日，苏军占领波兰东部。

1940年　4月，德军攻占挪威和丹麦。5月10日，就任联合政府首相。本月15日、27日，荷兰、比利时先后投降德国。5月26日—6月4日，敦刻尔克大撤退。

6月14日德军占领巴黎。22日法国总理贝当元帅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7月10日—11月14日，不列颠之战。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条约，正式形成三国轴心。11月，罗斯福在大选中获胜，连任第三届美国总统。12月，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

1941年　3月8日，《租借法案》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8月9日，在大西洋上同美国总统罗斯福会谈。14日签署《大西洋宪章》。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进攻新加坡，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2月22日，乘“约克公爵”号到美国同罗斯福会谈。

1942年　6月7日飞往华盛顿讨论进攻北非的计划。8月12日，飞往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

1943年　1月14日—24日，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5月30日，访问北非，与戴高乐会晤。11月22日—26日，参加开罗会议。11月28日—12月1日，参加德黑兰会议。

1944年　6月6日，“霸王行动”开始，盟军在诺曼底登陆。23日苏军进入反攻。

1945年　2月4—12日，参加雅尔塔会议。3月，劳合·乔治逝世。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因脑溢血突然逝世。

4月30日，希特勒自杀。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

5月23日，丘吉尔辞职，解散战时联合政府。组织看守政府。7月，5日举行全国大选，17日—25日参加波茨坦会议，与斯大林、杜鲁门会谈。7月26日，在大选中失败，辞去首相职务。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

1946年　1月8日，被授予功勋章。3月5日，在密苏里州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铁幕”演说。

1948年　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由卡塞尔公司出版。

1951年　10月26日，重任保守党内阁首相。

1952年　10月，英国成为美、苏之后的第三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1953年　3月5日，斯大林逝世。6月2日，在女王伊丽莎白三世的加冕典礼上被授予嘉德勋章，以表彰他对英帝国所作的贡献。23日轻度中风。12月10日，获诺贝尔文学奖。

1955年　4月5日，辞去首相职务。

1956年　4月23日，《英语民族史》第一、二卷由卡塞尔公司出版。

1958年　《英语民族史》由卡塞尔公司出齐四卷。

1959年　11月，继承“下院之父”的荣誉称号。

1963年　4月9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授予丘吉尔“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1964年　11月30日，90岁诞辰。

1965年　1月24日，因病逝世，终年91岁。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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