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阻挠刽子手》

作者：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译者：徐锦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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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你比我更了解。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你要求助于我。”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科诺瓦洛夫身穿将军制服，高大魁伟。他站了起来，离开办公桌，在他那宽敞的办公室里不慌不忙地来回踱起步来。和他交谈的那个人坐在圈椅上，跷着二郎腿，两手自然地放在椅子的扶手上，显得心平气和，信心十足。但是，安东·安德烈那维奇·米纳耶夫的内心却十分紧张，神经像绷紧的琴弦，尽管他不是在同对手谈判，也不是在同上司交谈，而是同自己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交谈。是的，他是来找朋友帮忙的，因为毕竟是大学同学……再说，他和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科诺瓦洛夫的军衔级别相同，职务相同，只是工作的单位不同……

“我怎么可能比你更了解呢？在当时的那种形势下，去了解情况只会坏事，”米纳耶夫回答说，“要知道，这个人从监狱出来后是回不到莫斯科的，在从监狱到火车站的途中就会被人打死。我现在手下没有刑事侦查人员，去求助其他部门的领导人恐怕会走漏消息，反而坏事。我只求你办两件事：向关押这个人的监狱管理处打听一下这个人的情况及什么时候释放，并且帮助这个人安全返回莫斯科。两年前发生的事情使我有理由认为，对这个人感兴趣的人太多了。而我呢，我想成为第一个见到他的人。然后由他自己去选择在什么地方居住，怎样继续生活下去，替什么人效劳。”

“你为什么对他如此感兴趣呢？安东·安德烈耶维奇，如果你打算涉足政界，那也好，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可别把我也拖进去，我可不玩这种游戏。你要我办的两件事，我可以尽力而为，尽管要费点劲儿。但是，如果你不给我解释清楚，你为什么对绍利亚克这个凶狠的恶棍如此感兴趣的话，我是不会帮你这个忙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安东·安德烈那维奇·米纳耶夫表情严肃、目光有点忧郁地说道，“主要的原因是，绍利亚克当初是布拉特尼科夫的心腹之人。布拉特尼科夫一死，他就进了监狱。你应该还记得弗拉基米尔·瓦西里那维奇·布拉特尼科夫是怎么死的吧？我很想搞清楚，是什么人把绍利亚克藏到监狱里去，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绍利亚克，或是为了封他的嘴？如果是这样的话，绍利亚克应该能够给我提供布拉特尼科夫怎样死去和为什么死去的答案。你应该知道，萨沙，布拉特尼科夫是我的恩师。他当内务部部长的时候，我只不过是他手下的一名侦查员。正因为他的关照和提携，我才步步高升，直到后来当上了内务部副部长，我需要这个绍利亚克，因为只有他知道，布拉特尼科夫莫名其妙地突然死去之前在干些什么事。也只有绍利亚克本人才知道，他是怎样和为什么被投入监狱的。”

“这我就清楚了，”科诺瓦洛夫点头说道，继续在宽大的办公室里不慌不忙地来回踱步，“你需要的这个绍利亚克什么时候服刑期满？”

“准确的日期不清楚，大约在2月1日到15日之间。”

“看来还有时间，至少还有十天的时间，我看够用。安东，我现在不能答应能替您办成哪些事，你知道，办这种事要事先筹划。我准备先给监狱发函询问，能否得到令你满意的答复，我不敢保证。至于如何把绍利亚克带到你那里，我们再想想办法。请原谅，下一次我们不要在这里见面，在我家里见面吧。现在是3点零5分，我3点钟有个会，人家正在等我。”

米纳耶夫将军当即从低矮的圈椅上站了起来，动作十分敏捷。显而易见，在整个交谈过程中，他的神经也像绷紧的弦。

会议尚未结束，科诺瓦洛夫就开始琢磨怎样满足米纳耶夫的请求，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下属人员的工作负担。他所担任的职务完全允许取得关于囚犯绍利亚克的情况，但是如果把绍利亚克从萨马拉弄到莫斯科，那就可能产生不少意料不到的复杂情况。倘若米纳耶夫所说的都是实话，并且绍利亚克确实是布拉特尼科夫的心腹，那么就会有不少人想在绍利亚克出狱后将他立即搞到手。弗拉基米尔·瓦西里那维奇·布拉特尼科夫曾经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对这一点，除了布拉特尼科夫的同行以外谁也不知道。只有为数极少的人知道，在1991年8月到1993年10月期间发生的所有政府要员职务变动和所有被揭露出来的丑闻以及所有重大的事件的背后，都有弗拉基米尔·布拉特尼科夫的身影。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谁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一旦需要，就去找布拉特尼科夫，这个人无所不能，神通广大。

安东·米纳耶夫的事看来与上述情况有关，至于要不要相信米纳耶夫所说的话，这是另一个问题。对于怎样帮自己朋友的忙，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考虑得更少一些。他在内务机关工作的年头很长，已经习惯于首先考虑事业，之后考虑本部门的利益和本身的利益。至于友情，那是要摆在第三位或第四位上考虑的事情。如果安东·米纳耶夫没有夸大其词和故弄玄虚，那么这个绍利亚克极有可能一走出监狱的大门就会被人架走或被当场打死。如果他被打死，那就让他见鬼去吧。绍利亚克不是什么大人物，不是议会议员，不是人民演员，不是记者，他的死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果绍利亚克被绑架，那谁知道这是出干什么目的，谁会知道这个小伙子了解的事情很多。在绍利亚克蹲监狱的这两年中，他可能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像炉子旁边的猫，悄悄地呆着，不想以吐露真言来换取自由。不管他保持沉默出于什么原因，但显然是有原因的。如果有人想利用绍利亚克所知道的情况，那就会将其绑架，让他开口供出秘密。其后果虽说尚难以预料，却也是可以推测的，因为全国性的总统竟选马上就要开始。总统已经许诺在2月15日之前，宣布竞选时间，因此在2月15日之前，还有对总统的决定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会议在5点钟左右结束。6点半他给萨马拉州监狱管理处发去了一封加密电报，科诺瓦洛夫将军决定等收到对方回复后再开始下一步的行动。

三天以后，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科诺瓦洛夫收到了回电，电报上没有让他喜出望外的内容，介绍的情况平淡无奇，惯用的公文语言，毫无扣人心弦的东西。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绍利亚克，1951年出生，1994年3月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第3部分第206条被判两年徒刑，关在普通监狱。未发现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该犯平时不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但也不同管教人员密切配合。他在缝纫车间劳动，缝制手套和帐篷。该犯不违犯制度，没有收到过包裹和信件，没有人来探视过他，没有提出过假释和提前释放的问题。他遵守纪律，但是也看不出他承认自己的罪过、愿意通过劳动改造表示悔过和赎罪的迹象。他性格内向，既不同其他犯人来往，也不主动同管教人员接触，十分孤僻。绍利亚克于1994年2月4日被捕，他被剥夺自由的时间从被捕之日开始计算。服刑期满的日期为1996年2月3日。

科诺瓦洛夫将军读完含糊不清的电文后耸了耸肩。他很清楚，电文上所介绍的一些情况纯系胡说八道。一个被关押的人不可能那么老老实实，不可能不同其他犯人接触和发生冲突。显然，监狱没有提供有关绍利亚克的真实情况。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看来，米纳耶夫是正确的，这个绍利亚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

娜斯佳·卡敏斯卡娅从来没有像这一年冬天那样手脚冻得发僵。前几年，冬季的温度都在零度上下，道路泥泞，脚底下总是湿乎乎的，屋子里的通风小窗户可以整天开着，而这一年，大自然仿佛醒悟过来了，决定显示一下什么是冬天，好让人们不再忘却。

每天早晨，娜斯佳·卡敏斯卡娅爬出被窝的时候总觉得冷得不行。早起对于她来讲是件最头疼的事，尤其是在窗外还是一片漆黑的时候。一下床她赶忙跑进厨房，把四个煤气灶全点着，之后冲进浴室，洗十至十五分钟的热水澡，这时厨房里开始变得暖和一些了。每天在洗热水澡的时候她总是在想：“我干嘛要这样呢？为什么我要这么匆忙呢？我多么想再睡一会儿，闭着眼睛，蜷缩在被窝里，什么也不想，那该有多好哇，6点半就得起床，我不愿意，不愿意啊！”然而，每天她都是这样走出浴室，之后给自己准备一碗浓咖叫和一杯果汁。这时她的情绪变得好些了，起床后最难熬的时刻过去了，要渡过这一难关还真需要顽强的毅力。为什么娜斯佳·卡敏斯卡娅要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呢？谁都不知道，但是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其中包括她自己。

今天她和往常一样，一边洗热水澡一边自己怜悯自己，这时浴室门外传来了她丈夫的声音：

“你吃不吃油炸面包块？”

“不用了。”她痛苦地答道。

“那想吃什么呢？鸡蛋？”

“什么也不想吃，想死。”

“我知道，”阿列克赛在门外笑着说，“你想吃油炸面包块，别装蒜，厨房里已经热气腾腾了。”

她关掉水龙头，感到暖和多了，急急忙忙擦干身子，披上花罩衫，赶紧跑进厨房。

“有的人运气真好，”她嫉妒地嘟哝着，把一块油炸面包送到嘴边，“不用起太早，不用跑着去上班，每天早晨可以睡懒觉，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没错，”丈夫附和说，“有些人和丈夫一道走运。两口子都不必起太早，早餐后一道去逛商店。为什么你有那样的丈夫，而我却没有这样的妻子呢？”

“你不会挑，”娜斯佳耸耸肩说，“你死皮赖脸地追了我十五年，这么长的时间你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谁的过错？你自个儿死心眼，别怪别人了。再说，你根本用不着这么早起床，怎么了，你今天打算在家里工作？”

“我心疼你这个懒女人，起来给你准备早餐。”

“谢谢了，亲爱的，我领情了。”娜斯佳笑着说，“他们答应什么时候给你们发工资？”

“没有人答应给我们发工资，也没有谁说不给我们发工资，”阿列克赛诉苦说，“十一月份的工资到今天还不发。听说正在造计划？”

“我不知道，这完全有可能。我们一月份的工资也没有发，但至少答应最近就要发。到昨天为止我们还有三十万卢布，只能维持一星期的生活，接下去怎么办？”

“你用不着为此伤脑筋，”阿列克赛皱起眉头说，“这一星期我有四节领取报酬的讲课，下个星期有三节课，能对付过去的。”

“瞧你说的，由于从十一月份起没有给你发工资，我们一直靠你的最后一本教科书过日子，从第一页吃到最后一页，连同绪论、结束语和书皮一道吃光。我们的生活没有长期打算，怎么挣钱，怎么开销，都没有个计划。你应该还记得，我们本来是准备把这本教科书的稿酬用在结婚周年纪念上，到什么地方去旅游一次的。明天我们靠你的讲义生活，要是你和我都领不到工资，后天该怎么办？难道要开始把你送给我的礼品卖掉不成？”

“阿霞，你别说得那么快。快吃吧，要不该迟到了。你不提出具体的建议，这么说有什么意义呢？”

“我倒有个建议，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你说过，上次开会的时候有人建议你……”

“阿霞！”

阿列克赛猛然站了起来，走到窗户跟前。

“你反正不会跟我去的。我很清楚，对于你来讲，我同你在一起或者离开你去加拿大，你都无所谓。你除了自己的工作以外，什么也看不到，你除了这份工作以外什么也不需要。但是我不想离开你，我离不开你，想你。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商量过不止一次了。”

“廖申卡①，你生什么气！你说我们该怎么办？等着挨饿？不给我们发工资，我们一点办法部没有。我们俩总得有一个人去想办法挣钱，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如果你去加拿大讲学三个月，我们至少可以一年用不着考虑给不给我们发工资的问题。”

①对阿列克赛的昵称。

“我不去，”阿列克赛摇摇头，执拗地说道，“我就在这里挣工资，我们饿不死的。”

他们没有吵起来。娜斯佳和阿列克赛从来就没有吵红过脸，但是这一次谈话留下了不愉快。娜斯佳带着不愉快的心情上班去了。办公室里很冷，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怒气冲冲，是由于冷得发抖，还是由于早晨同丈夫的谈话。她承认，丈夫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要是丈夫三个月不在身边，她确实无所谓。她可以一个人生活，谁也不需要。结婚才八个月，她还没有感受过离别的痛苦。

10点钟她必须到处长那里参加早会。但是10点差10分的时候科利亚·谢卢亚诺夫通知她说早会不开了。

“这是为什么？”娜斯佳吃惊地问道，“怎么回事？”

“不知道，”谢卢亚诺夫摇摇头说，“戈尔杰耶夫早上没有来上班，五分钟前他来电话说，12点以后他来。”

“谢天谢地，他可别生病了。”娜斯佳轻松地一笑说，“无论发生什么事，反正有我们在这儿顶着。”

和往常一样，工作千头万绪，一上班就忙得团团转。娜斯佳一会儿给某个地方打电话，一会儿查阅卷宗材料，一会儿画图作记录，忙个不停。她愁眉苦脸，怒气冲冲，不断地喝咖啡，一个劲儿地吸烟，到晚上快下班的时候才觉得头脑稍微清醒一些。这一天中，她不得不两次放下手头的工作，因为来了几个证人，需要她接待，这是那个外号“小圆面包”的处长戈尔杰耶夫上校交给她的任务。晚上8点，维克多·阿列克谢那维奇·戈尔杰耶夫打电话找她说：

“你来我这里一下。”戈尔杰耶夫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娜斯佳发现，处长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那么心平气和。奇怪，难道她有什么过错？因为两个小时以前维克多·阿列克谢那维奇还心平气和同她交谈，态度友好，称她为小孩子，夸她干得不错。

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处长看起来并没有生气和心绪不佳。

“请坐，”娜斯佳进来时他指着椅子说，“你先不要大惊小怪。请告诉我，你是不是有时也看看报纸？”

“有时看一看，”她笑着说，“不过很少看。”

“那看不看电视？”

“看，但也不是经常看。”

“这么说，你对政治不感兴趣？”

“一点儿也没有兴趣。”她向处长保证说。

“这不好，看来要对你扫盲了。”

“不要，不要，维克多·阿列克谢那维奇，”娜斯佳恳求说，“我不喜欢这个东西。”

“要的，要的，孩子，否则你什么也不明白。”

“什么事这么复杂？”她表示不相信地笑着说。

“我和你不同，我经常看报纸。是这么回事，过去有个名叫布拉特尼科夫的人，中将军衔，是个老克格勃，克格勃改名后，他仍在那里供职，直到死去。他曾经有一个他特别信任的人，也就是他的心腹，名叫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绍利亚克，1993年10月事件以后不久，布拉特尼科夫中将不明不白死去。布拉特尼科夫死后不久，帕维尔·绍利亚克就被送上法庭并投入监狱。”

“是受牵连还是他自己犯法？”娜斯佳问道。

“除了帕维尔，绍利亚克本人以外谁也不知道。”戈尔杰耶夫两手一摊说，“但是，一星期过后，也就是2月3日，绍利亚克就要刑满释放。关于他的情况先说到这里，再来说说布拉特尼科夫。对于弗拉基米尔·瓦西里那维奇·布拉特尼科夫，必须着重指出两点：第一，他是位有名望的人，无所不能，无所不为，更重要的是无所不知。第二，他有一个得意门生，经过他的多年培植，他的这个得意门生步步高升，最后当上了他的副手。这个人姓米纳耶夫，名安东，父称叫安德烈那维奇。布拉特尼科夫死后另一个人取代了他的职位，米纳耶夫只好去干其他工作，但仍在那个部门。米纳耶夫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自己的庇护人和恩师不明不白死去，这件事使他这一段时间一直不得安宁。”

“他是不是想问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一些什么问题呢？”

“完全正确。”戈尔杰耶夫点点头。

“那是怎么回事？是他不善于提问题或是他不想露面，不想亲自同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会面？”

“他怎么不想呢？但是，孩子，你要知道，他最担心的是没有人能把绍利亚克带到他这里来。”

“为什么呢？”

“我当然知道为什么。看来，我只好把事情的原委对你讲清楚。你知道吗，绍利亚克是个什么人？”

“不，我不知道。我想知道的是，除了您上面介绍的情况以外，绍利亚克是不是克格勃的一名间谍。布拉特尼科夫一死，绍利亚克就进了监狱，这只能说明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不能说明其他的问题。这里头的原因只有一个，而且是显而易见的。”

“瞧你说的，看来你还没有闹明白。你要知道，绍利亚克出了监狱大门后步行的距离超不过一百米，超过一百米，他必死无疑。如果他被人打死，这还算不错。现在的问题是，人家可能采取另一个行动方案。”

“您是不是认为，他们会把绍利亚克绑架，以便从他嘴里得到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

“我是这样想的。你看到了吧，孩子，布拉特尼科夫的得意门生米纳耶夫少将获悉，大约在三四个月以前，有人已经开始对因犯流氓罪被判刑的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产生了浓厚兴趣。米纳耶夫少将确信，他们已经开始悄悄地向绍利亚克包抄过去，而且不是从一个方向，而是从两个方向，甚至三个方向。绍利亚克曾经在布拉特尼科夫手下工作，第一，他可能知道是谁和为什么收拾了布拉特尼科夫。第二，他可能了解许多情况，这些情况在即将开始的总统竟选中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竟选是不择手段的，各自按照自己的观点行事。有的人大肆抨击现任领导人拖欠工资和退休金；有的人极力证明他提出的方案是解决车臣危机的最有效方法；有的人挖地三尺，寻找不利于竞争对手而有利于他那一伙人的东西。”

“让他们去狗咬狗吧。但是我还是不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米纳耶夫将军完全可以想办法保证绍利亚克的生命安全，为什么他不那样去做呢？”

“因为安东·安德烈那维奇·米纳耶夫不主管民警机关，另外他不想打草惊蛇，因此安东·安德烈那维奇·米纳耶夫找自己的老朋友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科诺瓦洛夫帮忙，科诺瓦洛夫将军把这件事交给了我。派人去保护绍利亚克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派一个人去保护绍利亚克，那么就会有两个人被打死或绑架；如果派五个人去保护他，那么在监狱大门外可能出现十名歹徒；如果派一个连的兵力去，那么就会出现为了争夺绍利亚克的两军混战。数量可能转化为质量，但是其结果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反正有人无论如何是要把绍利亚克搞到手的，你明白这一点吗？绍利亚克沉默了两年时间，这两年中没有任何情报从他嘴里泄露出去，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不掌握情报。现在对他感兴趣的人就是想从他嘴里得到这些情报，以便在政治游戏中加以利用。”

“那就让他们利用去吧，”娜斯佳一耸肩说，“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玩政治游戏，就让他们玩去吧。”

“你啊，什么也不懂。”外号“小圆面包”的戈尔杰耶夫摇了摇光秃秃的脑袋说，“第一，我已经得到科诺瓦洛夫将军的命令，命令不能不执行。根据科诺瓦洛夫将军所掌握的情况，有人准备把绍利亚克杀害或者绑架，他给我下达了防止这种犯罪行为的任务，我必须完成。第二，你是少校，我是上校，军衔不高，都是小人物，不那么引人注目。而他们是将军，是大人物。他们也需要绍利亚克这个人，因为他们大概也卷入了某一个政治派别，但愿他们是一伙的。要是他们不是一伙的，那我们可就倒霉了。现在我要问你，孩子，你有没有办法把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绍利亚克从监狱带到萨马拉州，再带到我国的首都？”

“没问题，”娜斯佳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不过我现在还不很清楚如何办成这件事。”

他像进入体眠状态的蜥蜴，平静而又沉得住气。离刑满释放总共只剩下六天，他却无动于衷，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断定，出狱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从进入这座监狱的第一天起，绍利亚克就天天看报纸，为的是搞清危险是否已经过去，但是他始终未能弄清。有时他觉得，可以出狱了，他不会有什么事了；有时又预感到国内政坛可能风云突变，他还是呆在监狱里为上策。他一次也没有违犯过监狱制度，经常超额完成车间的劳动定额，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劳改队队长提出关于假释和提前释放的问题。他的这一要求大概是不会被拒绝的，法庭大约也会满足他的请求。但是帕维尔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拿不准出狱后安全有没有保障。那么过六天后等待他的是什么呢？想点办法，耍耍花招，给自己加刑，继续坐牢，目前还不晚，或者还是出狱为好呢？

绍利亚克有他自己的一套行动准则：同一种方法不能重复采用，以防被他人识破。两年前，他故意犯罪，被投入监狱，为的是寻找避风港。如果现在，在被释放的前几天中他再采取故意犯罪的方法继续坐牢，那么等待他出狱的人马上就会猜出他害怕他们。因此不能再采用这种方法了。目前可以假装什么也不知道，装出两年前他就是因为喝醉酒耍流氓而被捕入狱的，他根本没有想到监狱外有人在打他的主意，根本就没有人对他感兴趣。是的，目前他可以装出一个大傻瓜的样子。

帕维尔回到了床上，他感觉到腰部疼痛，胆囊炎又发作了。他坐了起来，把双脚放在地板上。其他囚犯这会儿都睡着了吗？是不是有人假装睡着了？绍利亚克知道，在这寂静的夜晚，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他穿上靴子，在过道里走动。他蹑着脚，尽量走得轻一点，但是还是做不到没有响声。

“你去哪里？”他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你瞧，碰上我了吧。”

绍利亚克连头也不回。他知道，这个乳臭未干的科利亚是唯一不希望绍利亚克出狱的人。科利亚由于一次愚蠢的盗窃被捕入狱后被转到成年人监狱关到满18周岁，是两个月前才来到这座监狱的。他个头不高，身材匀称，很快就博得囚犯们的好感。绍利亚克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发誓在狱中不同任何人打交道。但是面对科利亚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诺言，因为他可怜这个孩子。

有一次，绍利亚克无意中听到几个囚犯在议论“想办法玩玩这个小男孩”。他开始留意这件事，耐心观察动静。过了没多久，几个囚犯终于商定了鸡奸科利亚的先后顺序问题，开始实施他们的卑鄙勾当。他们把科利亚骗进屋子，锁上门。门外派两名囚犯站岗放哨，当绍利亚克走近房门时，这两名囚犯不敢阻拦，因为绍利亚克入狱后不久囚犯们就都知道这个人不好对付。因此，当绍利亚克走近时他们连眼皮也不敢抬一下。其中一名囚犯赶紧把房门的钥匙递给绍利亚克，他接过钥匙，迅速把门打开。他来得正是时候，屋里正准备开始“行动”。科利亚躬身弯腰，两手支撑在地板上，四个囚犯按住科利亚的胳膊腿，那个根据抓阄第一个“行动”的贼头已经脱下裤子，一边说着俏皮话，一边向大家显露他那早已进入“一级战斗准备”的大家伙。这个贼头的那玩意儿大得出奇，看了让人感到害怕。绍利亚克心想，这令人厌恶的大家伙要是摘进科利亚的肛门，可怜的孩子一定会疼得哇哇叫。绍利亚克的突然出现使在场的人一下子怔住了。此时，只见那个贼头下部的长长大家伙节节收缩，当着大家的面耷拉了下来，如同跑了气的气球一下子瘪了。在场的人沉默不语，一句话也不说，呆若木鸡，尽管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不是阴间地府的幽灵，而是绰号“柄子”的绍利亚克，是和他们一样的在押犯。大家知道，绍利亚克绝对不会出卖和伤害他们，两年来狱中发生的许多事情证明了这一点。大家静静地站着，眼睛望着地板，一言不发。绍利亚克一把抓住科利亚的肩膀，把他带到门外，受到过分惊吓的科利亚嚎啕大哭了起来。

“不要哭，”绍利亚克冷冰冰地说，“事情过去了就算了，以后再也别干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科利亚哽咽地说，“你是他们的头儿，不是吗？”

“不是，但是我知道。”

“我可以加入你的家庭吗？”小伙子胆怯地请求说。

“我没有家庭。我单身一人。”

“带上我吧，我们俩也可以成为一个家庭。弟兄们说，没有人给你寄过东西，没有人来探望过你。{奇书手机电子书网}我妈妈会给我寄东西的，咱们俩共同分享。”

“我不要，我有吃的东西。”

“看你那么瘦，怎么会有吃的？”科利亚生气地说道，“要么人家都管你叫‘柄子’，你连铁锹把都不如了。”

“我说了，我不要。”

当时绍利亚克起身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就此中断。绍利亚克没有让科利亚和自己过分亲近，但他经常能感觉到科利亚向他投来的感激和羡慕的眼光。所以，当他径直朝着囚犯居住的简易住房的出口处走去和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时心里明白，他所在的这个劳改队的每个人都希望他这个可恨的、让人摸不透的人越早出狱越好，他们中谁也不希望他在出狱前的几天违犯监狱制度。可能只有小科利亚希望他还关在这里，因为科利亚担心失去靠山。当然，他不会由于违犯制度而在这里继续蹲监狱，没有这种法律规定。但是如果绍利亚克在释放前的这几天发脾气，那么大伙儿这几天的生活就会变成地狱，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绍利亚克打开通向走廊的门，悄悄地走向洗脸室，毫无顾忌地打开电灯，拧开水龙头，用冷水洗脸。他抬起头，对着那面有缺口的、不透亮的镜子照自己的脸。这两年中，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甚至也没有变瘦，因为没有地方可瘦了。他总是那么清癯，那么单薄。窄小的骨架子，柔软光滑的皮肤，深凹的面颊，细小的眼睛，淡淡的短睫毛，几乎没有眉毛，长得过分长的鹰钧鼻子，一半头发已经花白。这一年他满45岁，已经完全秃顶，他20岁的时候头发已经明显稀疏。如果不是由于他具有匀称挺直的身材，而且皮下没有一点脂肪，仅从头发判断，会以为他是个老头子。绍利亚克有长跑运动员的双腿，干瘦但是有耐力。

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提前释放后留在监狱内勤处工作的科斯捷茨朝着洗脸室看了一眼，他这人勤快，半夜里就起床。

“你怎么了，病了？”科斯捷茨关切地问，“要不要叫雷洛去找医生？”

雷洛是监狱长的值班助理，今天正好他值班。平时犯人们是不能走出简易住房的，即使走出简易住房也走不了多远，因为每一座简易住房四周都有铁丝网，铁丝网的大门上了一把大锁，不经劳改队队长或者监狱长值班助理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走出这个门。因此，要想叫医生，先要找到值班助理。

绍利亚克连头也不回，只是默默地看着镜子里的科斯捷茨。由于镜面不平，从镜子里看，敦实肥胖的科斯捷茨又长又瘦。

“用不着。”绍利亚克终于从齿缝里挤出了一句。

“你最好躺着，‘柄子’，”科斯捷茨胆怯地请求说，“值班助理就要来巡查了。”

“住嘴！”绍利亚克冷冷地说。

科斯捷茨溜走了。绍利亚克又感到上身的右恻隐隐作痛，不过还能忍受，只要不发娆就好。要是在监狱外头，他当然会采取措施的。服用葵花籽油加柠檬，或者服一杯叶仙图基17碱性矿水，躺在床上，用热水袋敷身体的右侧。

他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只剩下六天了，下一步该怎么办？

“一共只剩下六天了，”穿灰色上衣的那个人说，“下一步怎么办？要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任何时候都可能说出去。”

“他不是那种藏不住话的人，至少在他坐牢的这两年中什么也不会说出去。也就是说，他会守口如瓶的，不会打算利用他所掌握的情况。为什么您会担心他一出狱就会开始说，您有什么根据？”

“因为我非常清楚什么是自由，非常清焚自由同监狱的区别在哪里。他如果在监狱中吐露所掌握的秘密，对他来讲意义不大，而获得自由后他可以出卖自己所掌握的情况，而且可以高价出售。我希望你搞清我所要达到的目的。应该让绍利亚克在开口说出秘密之前死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只有让他死去，那些对他感兴趣的人才会彻底死心。我知道有人正在打绍利亚克的主意，以便搞清他头脑里都有些什么东西。”

“我明白了，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

“此前，三十六个提出倡议的小组推举了三十名候选人，但是他们中谁会同意参加总统选举投票表决，稍后才能知道。”富有魅力的黑头发电视新闻女主持人说。

这时屏幕上出现了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著名政治家。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看着这些熟悉的西孔，恶意地笑了笑。他看了一眼不由自主攥紧了的拳头，心里想道，都是些狗东西，每个人都有一笔罪恶的资本，因为如今不去犯罪，光依靠诚实的劳动是得不到钱的。依靠诚实劳动挣钱，这只不过是遥远未来的一首歌。那么遥远，我们是等不到的。

对于屏幕上的这些人，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诺维奇·布拉特尼科夫可以讲述很多，遗憾的是，他已经不在人世。害怕他的人封上了他的嘴。但是没有关系，还有他的助手帕维尔·绍利亚克。当然，绍利亚克所知道的事情要少一些，但也足以让这些还没有当上总统的人招致灭顶之灾。这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总统，人民已经选举了一次，目前还不需要另一个总统。为了击败所有的竞争者，索洛马京需要帕维尔·绍利亚克。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丝毫不怀疑他能同已经不在人世的布拉特尼科夫的助手达成协议，因为任何协议说到底只不过是个钱和保证的问题。索洛马京有的是钱，他也可以提供任何保证。

2

2月3日是星期六。从车站到监狱，一路上荒无人烟。天已大亮，周围的一切清晰可见。娜斯佳心想，要是绍利亚克在星期六出狱那就更好。如果戈尔杰耶夫判断正确，并且有人打算猎捕绍利亚克，那么在星期六早上的这个小镇子上，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做到这一点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两天前娜斯佳抵达萨马拉时曾经想同监狱方面联系一下，打听一下绍利亚克在几点钟走出监狱大门。但后来稍加考虑后改变了主意。从米纳耶夫将军说的话中可以判断，有人开始对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绍利亚克感兴趣，而且相当感兴趣，因而他们多半会通过监狱管理部门采取行动。既然如此，她，少校民警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同监狱管理部门联系显然是多此一举。谁知道监狱的哪一位工作人员被收买了，说不定正好碰上了被收买的那个人。

8点半左右，她走近监狱的办公大楼，在一张长板凳上坐下。绍利亚克要出现的门口距她五米远。娜斯佳把那只轻便但容量很大的旅行包放在身旁，两手插进口袋，做长时间等待的准备。双脚在坐电气火车时已经冻僵。她坐在板凳上，把手指头伸进长筒靴子里搓脚后跟，想让冻僵的脚暖和过来。

9点15分，一辆灰色的伏尔加小轿车驶近监狱。司机一直把车开到监狱大门跟前才刹车，车内坐着的那个人看到娜斯佳坐在那里，不满意地撇了撇嘴，命令司机把车后倒，停在离监狱大门大约十五米远的地方。

“他们的人到了，”娜斯佳想道，“有意思，他们也提前到达，和我一样。是不是有人通知他们，绍利亚克几点钟出狱。要是有人通风报信，说明他们在监狱中有自己的人。”

她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向监狱大门走去。不管那里有什么情况，她必须是绍利亚克见到的第一个人。而最主要的是，那些也对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感兴趣的人应该看到她。

9点20分，一个身穿带绒毛夹克衫、头戴狼皮大帽子的年轻人从通往车站的那条路走过来，拐弯后站在离灰色伏尔加两百米的地方。娜斯佳发现，伏尔加汽车上坐的那个人和司机相互交谈了几句，之后汽车开始来回开动，似乎在寻找最合适的位置。戴狼皮帽子的小伙子在那儿站了两三分钟，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找好了位置的伏尔加轿车，重新回到了通往车站的那条大道上。

“他们已经四面设伏，”娜斯佳想道，“情况危急，怎么办？我单身一人，没有武器，也没有证件，怎么对付这伙身份不明的歹徒？得了，绍利亚克，你自个儿出狱吧。我不能再站在这里了，我已经完全冻僵了。”

10点10分，娜斯佳听到了金属撞击的哗啦声。她知道，这是有人在把一道道铁门打开。最后一道铁门打开了，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绍利亚克出现了。最近六天中，娜斯佳不知道把他的照片看过多少次，因此一下子就认出了他。高高的额头，光秃秃的前顶，小眼睛，淡淡的眉毛，凹进去的双颊，薄薄的嘴唇，长长的鹰钧鼻子。看到绍利亚克的这张脸，不知为什么她觉得不痛快。

“您听我说，”她挽起绍利亚克的胳膊，很快地说道，“外面有一辆灰色的伏尔加，是来要您的命的。我想保护您，尽管我不知道能不能保护成功，您坐在这张凳子上。”

绍利亚克戳不作声，顺从地坐在板凳上。娜斯佳从旅行包里取出装有热咖啡的保温瓶和两只塑料杯子。

“想喝吗？”

绍利亚克摇摇头。

“想喝我就倒。为了等您，我已经冻僵了。是这样的，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有人要绑架您，我的任务是把您安全地带到莫斯科。我不知道您的来历，也不知道什么人如此急于把您搞到手，但是我必须完成交给我的任务，听明白了吗？”

绍利亚克点了点头。

“您听清楚了吗？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您会不会说话？还是故意装聋作哑？”

“我听着呢，您往下说吧。”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好，我接着往下说。我请您做几件事，不是帮我个人做事，而是这样做有好处。第一，我请您马上回答我，您想不想活着到莫斯科，或者您自己有别的什么打算？”

“我想。”绍利亚克微微一笑说。

“那我提出第二个请求：您要相信我并且听我的话。如何以最小的损失把您带到目的地，这我已经想好了，但是目前我不能把详细的计划告诉您。您要知道，您单身一人是到不了的，有我帮助还有机会，所以您不要妨碍我利用这种机会。您同意吗？”

“我不相信，但也只好如此了。”

“那好。第三，让我们认识一下。我名叫阿娜斯塔霞，可以简称娜斯佳，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可以用‘你’来称呼我。不要把手伸过来，伏尔加上坐的人正严密注视着我们，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刚刚认识和商量了什么事。”

“您可以叫我帕维尔，请给我倒杯咖啡。”

“我刚才不是说过，要用‘你’来称呼我。”娜斯佳以责备的口气说，递给他一只杯子，倒上热气腾腾的咖啡。

“我还不习惯喝咖啡。天哪，您怎么喝这脏东西！”

他厌恶地呷了几口，皱起了眉头。

“这咖啡不错，”娜斯佳说，“奇怪，您怎么不喜欢。”

“我喝不惯咖啡，我从来不喝它。”

“但是您自己让我给您倒……”

“把咖啡留给坐在伏尔加车里的那个人吧，如果他真的会跟着我走。”

“我想，如果他跟踪，我们是会发觉的。现在我们就去坐火车前往萨马拉，明天住进旅馆，后天飞往叶卡捷琳堡。”

“为什么？您不是打算把我带到莫斯科，难道不是吗？”

“正是，所以我们要飞往叶卡捷琳堡。伏尔加上的那个人您看清楚了吧？”

“看清楚了。”

“司机呢？”

“也看清楚了。”

“换一个环境能认出他们吗？”

“没问题。”

“那好，走，去火车站。再次请您用‘你’称呼我。”

“这一点我不答应，我看没有必要。”

“好吧，”娜斯佳表示同意说，“这样可能更好一些。”

她把保温瓶塞进旅行包，把背带籍在肩上，站了起来。

一走进车厢，绍利亚克就在角落里占了一个位置，安顿妥当后闭上了眼睛。

“您睡觉？”娜斯佳小心问道。

“不。”帕维尔答道，没有睁开眼睛。

“不想问我什么吗？”

“不想。”

“回答我的问题吗？”

“不。”

“好吧，”娜斯佳继续说，“我最初同你交谈时你怎么一点也不吃惊，一开始你好像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事。看来你确实知道许多事，你有理由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心。”

她打开提包，取出保温瓶，又喝了一杯咖啡。她很想抽烟，但是抽烟必须去车厢连接处，留下帕维尔一人在那里她又不放心。她掏出一支烟，又拿出打火机，用手指头旋转着，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办。车厢里似乎没有什么危险人物，但是，她，娜斯佳，对这条路不熟悉，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下一站。再说，绍利亚克自己也可能逃跑。

“走吧。”她终于听到他说了一句。

但是绍利亚克依然闭着眼睛坐着，两只手交叉放在胸前，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

“去哪里？”

“去连接处。您不是想抽烟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吗？”

“谢谢。”娜斯佳回答说，努力掩盖着自己的惊讶。

他站了起来，首先向车厢门走去。连接处很冷，他倚靠在侧壁上，两手插进口袋，又闭起了眼睛。娜斯佳以为他要站着睡觉。

“您不抽烟吗？”她问道，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不抽。”

“从来不抽？”

“不抽。”

“听着，帕维尔，难道您对为了把您带到莫斯科我打算如何行动一点也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

“但是您答应听我的安排。”

“是的，答应过。”

此后，在抵达萨马拉之前，他们一路上沉默不语。绍利亚克依然闭着眼睛坐着，而娜斯佳则望着窗外沉思。灰色伏尔加上的人一定看见了她，这也好，他们应该明白，她认准了他们和车号，别再打帕维尔的主意。他们应该知道她是个危险的见证人，应该把她收拾掉。但是，在收拾她之前，他们至少应该搞清楚她是个什么人。要是敢对她下手，全国的警方都会动起来……在他们还没有搞清楚绍利亚克旁边坐着的这个女人是谁时，绍利亚克的安全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从火车站到旅馆他们是步行走到的，尽管娜斯佳的双脚早已冻僵。

“您大概没有忘记我没有身份证吧？”在离旅馆大门几步远的地方，绍利亚克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知道。”

他们走进宽敞舒适、放着一盆盆鲜花和棕榈的旅馆休息大厅，沿着楼梯登上三楼。女值班员抬头看到娜斯佳后亲切地露出笑容。

“来了，请进，请进，”她一只手伸进抽展，取出房间钥匙说，“冻得够呛吧？”

“都冻僵了。”娜斯佳说。

“我烧茶炊，你们脱外衣，呆一会儿水就烧热了。”女服务员开始忙碌起来了。

“谢谢。”娜斯佳道完谢后沿着走廊往前走向自己的房间。

给她安排的住处是豪华套间。大房间里有空调和电视机，一套家具，还有沙发和两把圈椅。小房间里除了两张床、两个床头柜和一个有大镜子的衣柜外什么也没有。

“先干什么，是先洗个澡还是先吃饭？”她边问边脱下外衣和靴子。

“先洗个澡吧，但是我没有衣服换。”

“没问题。”

她给女值班员打了个电话，一分钟后女值班员送来了烧好的茶炊。

“刚刚烧开的，”女值班员说，“喝点热的，暖和暖和。”

“伊丽莎白，马克西莫夫娜，帕维尔需要换洗的衣服，能想想办法吗？”

“当然可以，”女值班员点点头说，“开个清单，这附近有商店，什么都能买到。”

娜斯佳马上撕下一张纸，写上需要买的东西，连钱一道交给了伊丽莎白·马克西莫夫娜。女值班员好奇地看了帕维尔一眼，但是绍利亚克站在一旁，什么话也没有说，似乎此事与他毫无关系，似乎不是他需要衣服。

女值班员带上门走了，绍利亚克穿过房间，进了浴室。娜斯佳听到了流水的哗哗声，等着他把浴室的门闩插上，可是一直没有听到插销响动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流水声听不见了，娜斯佳心想，绍利亚克已经进了澡盆。她小心翼翼地走近，敲着门问：

“帕维尔，挺好吧？”

“是的。”她听到了答声。

“您插上门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您还没有进来呢。”

“我不进去，”她断然说道，“不过……我不知道。也可能进去，这不会吓着您吧？”

“不会。您在这里不会看到什么意外的事情和新鲜的玩意儿。”

“可能是这样的，”娜斯佳笑着说，“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装模作样，而所有的女人也是如此。您要知道，帕维尔，我从小多病，不断去看医生，当着不认识的男人脱下衣服，我已经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因为我早就知道，任何一个男人也不会从我这里看到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噢，对了，我还来不及告诉您，里面架子上放着两个瓶，外表一模一样，一个瓶子里装的是香水，另一个瓶子里是洗头液，别搞混了。”

“我会看上面的字。”

“那不是用俄文写的说明。”

“噢，我会看的。”

“那太好了。我一种外文也不懂。想喝点什么吗？”

“不想。”

“想喝就说。”

娜斯佳返回房间，用茶炊中的热水泡了一杯咖啡，坐在沙发上。他，这个绍利亚克，性格孤僻，不爱说话，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这使她感到很难办。她的任务就是诱导绍利亚克本人及其追踪者对不明不白的事兴趣越来越浓，而绍利亚克似乎不是这种人。

得了，可以稍微放松放松了，趁伊丽莎白还没有送来衣服和他还没有走出浴室。娜斯佳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把烟灰缸放在胸部，拿起了一支香烟。钱的威力真大啊！她塞给旅馆负责人一百卢布就得到了一套房间，塞给伊丽莎白一张票子，伊丽莎白就满口答应让她的熟人不办理登记手续住进旅馆。看来，米纳耶夫将军得为这个绍利亚克花不少钱了，也许还得给……花费肯定不少。

她看了一下手表——12点半，该给科罗特科夫打电话了，他这会儿应该坐在房间里等她的电话。

“喂，你怎么样？”科罗特科夫关切地问道。

“暂时还没有什么，把他带来了。”

“有对他感兴趣的人吗？”

“那还用说，我觉得有两个人。一个坐着汽车，另一个没有坐车，一直跟踪我们到旅馆。”

“他呢，他现在在哪里？”

“在浴室里泡着。”

“怎么样？”

“不好办，我怕对付不了他。”

“他现在知道你是什么人吗？”

“但愿他不知道，最糟糕的是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兴趣，似乎他什么都无所谓。”

“这不可能。”

“我自己知道。好了，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在饭店见面，你会见到他的。”

伊丽莎白·马克西莫夫娜送来了一大包采购的衣服。

“您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伊丽沙白·马克西莫大娜说，“还有找回的钱。”

“这不要给我，”娜斯佳笑着说，“你留下吧。”

“谢谢，”女值班员匆匆把钱藏进兜里，笑着问，“还要什么东西吗？”

“暂时没有。”

伊丽莎白·马克西莫夫娜带上门走了，娜斯佳开始敲浴室的门。

“帕维尔，衣服送来了，我放在门口。”

“好。”绍利亚克答道。

她把一包衣服放在地板上，进了卧室。她也需要换换衣服。娜斯佳打开提包，取出化妆品、便鞋和好看的高领绒线衫，从衣柜的衣架上取下黑色的裤子，不由自主地撇了撇嘴，她觉得自己这会儿最好是穿上牛仔服和旅游鞋。她费劲地穿上裤子和绒线衫，把脚塞进那双窄窄的时髦的便鞋，开始化妆。从外面传来的声音使她知道帕维尔终于从浴室出来了。她这会儿关心的是，跟踪的人到旅馆了没有。可能已经到了，可能这会儿正在向伊丽莎白·马克西莫夫娜打听和帕维尔一起住进旅馆的这个女人是什么人，伊丽莎白一定会告诉他们，这女人是个百万富婆……

娜斯佳照了照镜子，感到十分满意。现在的她和在监狱门口等帕维尔时鼻子冻得红红的那个女人已经迥然不同，暖和了这么一阵子和经过化妆的她脸色绯红，富有表情，一双大大的眼睛，颇为动人。她整了整头发，果断地走出卧室。

“衣服怎么样？”她问道，“都合身吗？”

绍利亚克看起来也好多了，沐浴后的他显得精神多了，衣服也很合身。他站在窗前，背向娜斯佳，听到娜斯佳的声音也不转过身。

“是的，谢谢。”

“过半小时我们去吃午饭，您饿了吗？”

“不饿。”

“我可饿极了，您还是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没有。”

“我可有些问题要问您，哪怕您不想回答我也得问。”

“试试看吧。”

他依然背向着她站着，娜斯佳觉察出他的话音中带有讥笑的味道。

“帕维尔，我希望您能正确理解我。我提这些问题纯粹出于好奇心。有人雇我做事，我对整个事情的内幕并不十分感兴趣。我的目标是完成交办的事，拿到钱。但是为了办成这件事我应该了解点情况。您在监狱中有仇人吗？”

“这毫无意义。”他冷静地答道。

“不，有意义。我请您回答。”

“好。我没有仇人。”

“不可能，您没有对我说实话。我还想搞清楚，您为什么这样做。”

他转过脸，对着她，但是眼睛却看着她头顶上的某个地方。

“就是说您一定要搞清楚我在监狱中有没有仇人或者我为什么撒谎？”

“是的，我都想知道。我太了解监狱了，我知道，囚犯不可能没有仇人。”

“您怎么知道，您蹲过监狱？”

“蹲过。您要知道，帕维尔，您的谎言会坏我的事的。”

“那我可以问一下吗，您为什么蹲监狱？”

“可以。因为诈骗。怎么，这没有给我添光彩吧？您是不是想说，真正的骗子是不会被抓住的，要么算什么骗子，对吧？”

“我没有这么说，是您故意那么说的。”

“您能不能设想一下，是不是有人想把您抓走？”

“没有的事。”

“您又在撒谎，帕维尔。”

“当然。您听着，您的任务是把我带到莫斯科，那您就带吧。看在上帝面上，别老纠缠我！”

他重新转过身子，面向窗户。娜斯佳怒火中烧，但她尽力克制住自己，坐在圈椅上抽烟。她用乎摸了摸茶炊，水已经凉了，要不她真想再喝一杯咖啡。

娜斯佳对于这家旅馆和这家饭店记忆犹新。80年代中期，她到过这座城市好几次，那个时候萨马拉市名叫古比雪夫市。十年过去了，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旅馆换了新主人，房间比过去干净舒适。饭店变得像饭店的样子，不像过去那样是火车站附近的小酒店。当然，娜斯佳是前天才认识饭店的餐厅主任和服务员的，这两天，她一直在这家饭店吃早餐、午餐和晚饭。她已经成功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百万富婆。

只要他们推开玻璃门，步入餐厅，那个个子矮矮但是举止庄严的格尔曼·瓦列里扬诺维奇就会马上来到他们跟前。

“你们好，你们好，”他不断地问好，迈出小碎步，把他们领到最好的餐桌前，“恭候，恭候，要点什么？”

他把餐桌往娜斯佳跟前推了推，等着他们坐下。桌子上除了餐具外，还放着一个插了一大束粉红色石竹的花瓶，这在整个饭店中是独一无二的。

“您喜欢石竹吗？”她问帕维尔。

“不。”

“我也不喜欢，特别是粉红色，我受不了。”

“让他们收走。”

“没有关系。我还曾经特地请求医生给我的桌子放一盆粉红色的石竹。”

“为什么？”

娜斯佳从绍利亚克的话音中觉察到他十分惊异，尽管绍利亚克极力掩饰这一点。娜斯佳得意地想道，看来你并不是攻不破的，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绍利亚克，尽管你与众不同，但是你也是可以拨动的。

“因为有不良刺激物存在可以使人处在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状态中。您为什么干坐着。看菜单，点菜。”

“我不饿。”

“您又不说实话，怎么会不饿呢？”

“我再说一遍，我不……”

“好了，好了，”娜斯佳急忙打断他的话说，“您不饿，我知道了，用不着给我说第三遍。可是我们俩已经说好您必须听我的，我请您随便要点菜。”

“我无所谓，您点吧。”

“好。”

他们就餐的这张桌子是她两天前特意挑选的，从她所坐的这个位置上可以清楚地观察整个餐厅和两个门——通往前厅的门和通往办公室的门。尤拉·科罗特科夫在两点钟准时出现，他仍然坐在昨天和前天坐过的地方。这一切是这出戏的一个组成部分。科罗特科夫环顾餐厅四周，目光停留在娜斯佳身上，从自己的座位上欠欠身，朝她点了点头。娜斯佳不满地撇撇嘴、耸耸肩。

服务员送来了小吃。

“吃吧，”娜斯佳说，“下一道菜不会很快送来。尝一尝，这好吃。”

绍利亚克懒洋洋地切下一块牛舌，不慌不忙地送入口中。他的面部表情冷淡，让人一点也看不出来他正在竭尽全力同饥饿作斗争，不想吃这位不认识的女人买来的食物。给人的印象是，他确实不想吃。

腿脚麻利的格尔曼·瓦列里扬诺维奇又飞到了他们的餐桌跟前，这一次他拿着一瓶香槟酒。

“您的爱慕者已经来了，”他通知说，阴阳怪气地笑着，“他让我把这香槟酒交给您。”

“他怎么还不走！”娜斯佳大为恼怒地说。她故意大声说，好让整个饭店的人都听见。

绍利亚克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甚至连头也不转向娜斯佳望去的那个地方。娜斯佳站起身子，抓起香槟酒瓶，慢慢地向着科罗特科夫坐的那张桌子走去。当时在餐厅里就餐的顾客大约有三十人，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这个身穿黑色裤子和天蓝色绒线衫、手里拿着法国香槟酒酒瓶的细高挑女人从容不迫地走过一张张餐桌。

走到科罗特科夫跟前后，娜斯佳使劲地把酒瓶往餐桌上一放，桌子上的餐具被震得哐唧哐唧地响起来。

“我不喝香槟酒，”她扯大嗓门说，“别再给我送了，您懂不懂？”

“那您喜欢喝什么酒？”科罗特科夫没有站起来，也扯大嗓门问道，“我只不过想让您高兴高兴。”

“如果您愿意，您可以吻我一下，现在就吻，就在这里。不过只许吻一下，而且有个条件，再也不要让我讨厌。”

“你还真能做得出来。”科罗特科夫小声说道，脸上显出了笑容。

娜斯佳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科罗特科夫的个头本来就比娜斯佳稍低些，由于娜斯佳穿着高跟便鞋，使他们俩的个头差距更大。娜斯佳知道，餐厅里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俩，她微微一笑，俯下身子，脱掉高跟鞋，马上变矮了许多，几乎和科罗特科夫一般高，尤拉·科罗特科夫走近她，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另一只手搁在她的后脑勺，抱住了她，脸部慢慢地向她靠近。娜斯佳想眯起眼睛后退，但是已经无处可退。科罗特科夫的嘴唇有点冰凉发硬，尽管有点荒唐，但是娜斯佳不能不承认，尤拉·科罗特科夫吻得真好。我的天哪！他们相识已有八年时间，都在一个处工作，科罗特科夫曾经不止一次到她家做客，娜斯佳和阿列克赛都喜欢他。科罗特科夫曾经因恋爱受挫靠在她肩上痛哭流涕。而现在，在远离莫斯科的一家地方饭店里，他俩竟然当众公开亲嘴，这都是为了那个刚从监狱出来的帕维尔·绍利亚克不得已而为之。工作需要嘛，不过有点妙不可言！

科罗特科夫摆脱了她的嘴唇，多情地吻了吻她的胳膊，镇静地坐下。娜斯佳不慌不忙地穿上后跟七厘米高的便鞋，露出迷人的笑容，返回自己的餐桌。

绍利亚克一动不动地坐着，手中转动着吃甜食用的叉子，眼睛一直盯着她。娜斯佳将目光投向他的盘子，意思是说，他除了一块牛舌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吃。

“听着，帕维尔，我知道，您有您自己的原则和想法，但是您应该吃东西。将来的事我们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下一次我们会在什么地方一起吃饭。我的最低要求是，我同您不要由于您的任性和愚蠢的举动而出什么问题。”

“这就是说，您认为我们不会由于您的愚蠢举动而出问题。”他问道，目光没有离开那把闪闪发亮的银叉子。

嗬，他真会说！看来，刚才他看到了。在她同科罗特科夫拥抱时他像一座雕像似的坐着不动，甚至没有转过头来。

“我的愚蠢举动只会造成我出问题，您懂吗？和您没有任何关系。而如果您的身体出现问题，我是不能把您背走的。您要知道，这个人也对您感兴趣，尽管他装做只对我感兴趣的样子，我也装出相信他的样子。我希望您放弃自己的原则，给我说清楚究竟是谁对您如此感兴趣，想把您搞到手，哪怕给我大概地说一说也行。”

绍利亚克抬起眼睛注视着她，一股热浪突然冲向娜斯佳。她觉得动弹不得，胳膊和腿好像灌上了铅，眼皮也耷拉了下来。绍利亚克回不回答她的问题，此刻她觉得无所谓。她能不能完成任务，把他带到莫斯科，带到米纳耶夫那里，她也觉得无所谓，此时此刻她只想好好地睡上一觉……

她极力摆脱呆若木鸡的状态。绍利亚克坐在她的对面，手里转动着那把银叉子，眼睛依然盯着闪闪发光的金属叉子。

“我们离开这里。”她大声说道，站了起来。

她从花瓶中取出粉红色的石竹，走到科罗特科夫坐的桌子前，把花往他的脸上掷去。在向出口处走去的时候，她感觉到餐厅内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她，有讥笑的目光，有谴责的目光，还有赞叹的目光。但是她也知道，至少有一双困惑莫解的眼睛在她的背后注视着她。

“她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神经质地叫嚷说，“你们难道没有了解到一些关于她的情况？”

“我们已经了解到不少情况，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的助手报告说，“但是这些材料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很难确定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她姓绍利亚克，全称叫阿娜斯塔霞·帕夫洛夫娜·绍利亚克。这女人可能是他的妻子，或者是他的亲戚。我已经从萨马拉那家旅馆的负责人那里搞到了她的住宿登记材料，但是还来不及检查。在萨马拉跟踪她的人说，她有很多钱，出手十分大方。从表面上看，她同绍利亚克似乎有隔阂，因为在绍利亚克刚刚走出监狱时，他俩都没有急忙扑向对方。她似乎在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他似乎故意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从他俩的举动看，他似乎没有料到她会来接他出狱。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女人好像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气冲冲的，喜怒无常，行为离奇。总而言之，不太正常。所以我认为……”

“说吧，说吧，”钦措夫鼓励助手说，“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她可能是个……”

“是吗？”

钦措夫皱起了眉头，若有所思地用一个指头搓着鼻梁，然后倒了一杯矿泉水，呷了几口。

“为什么你有这种想法？”

“她的举动不正常。再说，如果他们是亲戚，那么这更有可能。您知道，这有遗传的因素。另外我想，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如果这个女人什么也不知道，那就可以利用她。当时布拉特尼科夫利用过帕维尔·绍利亚克，我们现在就利用她。只是应该搞清楚她究竟知道的事情有多少，她到底怕不怕我们把她送上西天。”

“你不要想这个，”钦措夫怒气冲冲地说，“应该首先考虑避开她有什么危险性。你就像一个可以用糖块诱骗的小孩子。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让帕维尔·绍利亚克永远不说话。这个美女蛇碍我们的手脚，现在我们需要下决心的是，要不要把她连同绍利亚克一道收拾掉，或是等到他俩分手为止。而你考虑的却是如何利用她，真是大傻瓜。我们不应该利用她，知道吧，你这个笨蛋。我们需要的是堵住绍利亚克的嘴，懂吗？”

“懂，懂，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

晚饭前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一直呆在房间里，互相之间没有说一句话。娜斯佳躺在沙发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天花板。帕维尔·绍利亚克走进了卧室，他在卧室里干什么，娜斯佳不知道。大约在7点钟的时候，娜斯佳从沙发上起来，不敲门就走进了卧室。绍利亚克站在窗前，似乎在很认真地看着大街上的什么东西，尽管天色已黑。奇怪，他能看到什么呢？

“该去餐厅了，”娜斯佳冷淡地说，“到吃晚饭的时候了。”

“您没个吃够的时候。”帕维尔笑着说。

“您怎么了，您还是拒绝进食？”

“我不饿。”

“您别让我伤脑筋了，”她有气无力地说，“您不吃不喝，究竟想怎么样？看在上帝面上，别损害了我们共同要做的事情，让我平安地把您带到莫斯科吧。”

“什么共同的事情？我没有身份证，您打算怎么让我坐上飞机？”

“凭您的释放证，不是给您发释放证了吗？”

“凭释放证就能坐上飞机？释放证，这只不过是挂在我胸前的一块牌牌，说明我是绍利亚克。”

“这您甭管，”娜斯佳大声说道，“就凭释放证上飞机。您别老是拐弯抹角说话，我受不了。有人给我钱。顺便说说，为了把你平安带到莫斯科，我不得不放弃我很早就梦想扮演的角色。但是在我看来，您不值得我做出那种牺牲。”

“您放弃了角色？您是演员？”

“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不仅是演员，还是个刑事犯。不过，我当演员是在坐牢以前的事。”

“我想，您是个私人侦探，或者是类似侦探的什么……”

“是吗，看来饥饿对智力活动还真有好处。您还有什么想法？随您怎么想都行，帕维尔·绍利亚克，我只有一个想法：用肥皂水抹上跟踪您的人的双眼，不让他们对您下毒手。如果您也是这个想法，而不是老去考虑我是什么人，那就好了。我还要顺便告诉您，我的证件上用的是您的姓。”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由您自己去想。既然您不想吃饭，那就坐在那里考虑问题吧。请您出去一下，我要换换衣服。”

绍利亚克走出了卧室。娜斯佳迅速脱下长裤和绒线衫，从衣柜里取出连裤袜、超短裙和开口很大的针织背心穿上。这身打扮使她样子有点荒淫，但也只好如此。她拿出化妆品，把自己打扮得更娇艳一些。

对于她的这身打扮，绍利亚克什么话也没有说。对于他的不露声色，娜斯佳表示理解。他们刚刚进入餐厅，格尔曼·瓦西里扬诺维奇就马上来到他们跟前。晚上餐厅里聚集的人群与白天不一样，除了来吃晚餐的旅馆的住客以外，还能看到做生意的人、“专横的人”和当地的妓女。餐厅里一片不大不小的嘈杂声，但是娜斯佳知道，8点钟乐队就要开始演奏，到那个时候嘈杂声更大，什么事也办不成。但也只好忍耐，就像这两天中不得不忍耐那样。

她从服务员手中接过菜单，没有打开，递给了绍利亚克。

“点菜，别客气。”

“我不知道您爱吃什么。”绍利亚克推辞说，试图把菜单还给她。

“我也不知道您爱吃什么。别推来推去了，我觉得咱们俩已经商量好了。”

站在一旁的服务员手里拿着铅笔和本子，等着他们点菜。娜斯佳心想，有服务员站在一旁绍利亚克就不会摆架子了，于是她坚持让他点菜。绍利亚克胡乱点了几道菜，把菜单合上，交还服务员。

“如果我点的菜不合适，请别见怪，”女服务员离开后绍利亚克说，“端来什么菜您就吃什么吧。”

“我们一起吃，”娜斯佳耸耸肩说，“我和您不一样，我是杂食动物，什么都能吃，不讲究。我只是感到奇怪，您蹲了两年监狱还对吃东西这么不感兴趣。对了，看一看我的那个罗密欧在哪里？他还没有来？”

“没有。”绍利亚克马上回答说。

“看来他陷入圈套了，”娜斯佳心想，“我说他刚才在看什么，原来一踏进餐厅的门，他就开始寻找科罗特科夫。”

这一回绍利亚克把要的菜吃得一干二净，而且装出狼吞虎咽的样子。他真的不饿吗，还是故弄玄虚？他为什么要玩这种游戏呢？娜斯佳搞不明白。

8点整乐师们走上演奏台。一个身穿黑色连衣裙的歌女把麦克风贴近嘴唇，开始用俄语演唱法国著名歌曲。女歌手的嗓音不大，运嗓子的功夫也不好，但是由于她唱的歌大家都熟悉，演奏台前的狭窄空地上很快就出现一对又一对的舞伴。娜斯佳一边看着他们一边若有所思地吸烟，之后也小声地唱起这首歌，不过是用法语唱的。

“您不是说一种外语也不懂吗？”绍利亚克不由说道。

“他第二次陷入了圈套，”娜斯佳心想，“又进了一步。”

“我说的不是实话。”她看着绍利亚克的脸，平静地笑着回答说。她想从他的眼睛里捕捉点什么东西，但是他避开了她的视线。

“为什么不说实话呢？这种谎话有什么意义？”

“我想开开心，怎么了，您不同意？”

“其他所有的话也是谎言吗？因为诈骗蹲过监狱，扮演新角色，这些都不是实话？”

“这我不告诉您。看来您还没有学会区分真话和谎言。”

“您呢？您学会了吗？”

“早就学会了，”娜斯佳笑着说，“如果您有兴趣，我以后就给您讲一讲如何区别真话和谎言，但是现在我请您和我跳舞。”

“我不跳。”绍利亚克马上回答说。

“我不喜欢您这样说。您可以对您不喜欢而又希望您同她跳舞的姑娘这样说，而我请您跳舞时，您应该站起来，跟我走。另外，我希望您同我亲热一些，而且要亲热到引起所有人的注意，您明白吗？”

“这绝对不行，您不要提出这种请求。”

“您别误会，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她冰冷地说，“您正面临危险，而不是我。您应该听我的安排，无论如何得听我的。您听我说，我们一起去跳舞，之后您抱住我亲吻，我也吻您的脸，然后我们俩平静地回到餐桌旁。在餐桌旁您要再吻我一次，而且要让大家看到，之后我们才能坐下。您都记住了吗？”

“我不会这样做的。”绍利亚克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往后仰靠在椅子背上，两手交叉放在胸前，闭起了双眼。

“您必须这样做，因为需要这样做。如果您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做，那我只好给您解释。但是像您这样有阅历和经验的人还用得着我解释吗？”

“您想说什么？”绍利亚克说，仍然闭着眼睛，“您说的是什么样的阅历和经验。”

“同布拉特尼科夫一道工作的经验？”

“我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再说是同您讨论。”

“好极了。我也不想涉及这个问题，是您逼的。所以，待会儿我们必须去跳舞，去演戏。”

“我不会吻您的。”

“好极了。这就是说，他已经同意去跳舞了，又进了一步。”娜斯佳心想。

“您一定要吻我。”

“不。”

娜斯佳伸出手，亲切地抚摸他的手指头。他的眼皮跳动着，但是眼睛依然紧闭着。

“帕申卡，”她用细小和非常亲昵的嗓音说道，“亲爱的，一定要这样做，为了我，我求求你了。”

眼皮抬起来了，稀少的睫毛之间露出了眼白，面颊似乎陷得更深了，嘴唇明显微微抖动，有点像微笑。

“好，走吧。”

乐队奏起了新曲，演奏台前的人越来越多，跳舞的人只能相互紧贴着跳。娜斯佳把手搭在绍利亚克的肩上，他则笨拙地把手掌贴近她裹上超短裙的臀部。

“喂，轻一点，”她小声请求说，“这太过分了。”

“我不是闹着玩，您自己希望这样。”

“我根本不是希望这样，这您很清楚，您应该清楚。”

“你看着我。”他要求说。娜斯佳发现，他终于用“你”称呼她了。

她拾起头，眼睛碰上他的目光。

“你希望这样，”帕维尔慢条斯理地轻声说，手掌越来越紧地贴住她的臀部，“因为你所希望的正是这样，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从一开始，从白天在这家餐厅里同自己的爱慕者接吻的那一刻起就希望这样。你同他接吻，而希望在他的位置上是我，你就是现在也是希望这样。是不是这样？你就承认吧，承认吧，承认了你会轻松一些的。你说吧，你喜欢我。”

她处于麻木状态，手心发热，全身虚弱无力，她觉得手指头似乎连圆珠笔都握不住了。话已经跳到了嗓子眼，到了舌头上。她相信，如果现在说“是的，我喜欢你”，她马上会感觉轻松一些，并且一切将会很好，简直是好极了。他那细小的、单调的嗓音正在迷惑和吸引她堕入黑暗的、可怕而无法自控的深渊，他那冰凉的手指已经搂紧她超短裙下面的大腿……

她作了最后的努力，从他手里挣脱出来，打了他一个耳光。谁也没有注意他们，乐声依旧震耳欲聋，舞伴们仍然如醉如痴。帕维尔轻而易举地抓住了她的手，紧紧地握着，她委屈地流出了眼泪。他还做了一个轻轻的、几乎觉察不出来的动作，按了一下痛点，娜斯佳当即跪了下去，失去了平衡。这一回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注意。跳舞的人向两边闪开，让出了地方。门口出现了准备维持秩序的保安人员。帕维尔伸手把她扶了起来，他俩在吃惊目光的伴送下走回了自己的餐桌，默不作声地坐了下来。娜斯佳瞥了一眼科罗特科夫，举起手招呼女服务员。

“把格尔曼·瓦列里扬诺维奇叫来。”她大声说道，看都不看女服务员一眼。

几分钟后，殷勤的餐厅主任跑到她跟前。娜斯佳打开手袋，从里面抽出三张面值五万卢布的纸币。

“派个人去买花。我要粉红色的石竹，黄色的石竹送到喜欢我的人坐的那张桌子上。要快一点。”

格尔曼·瓦列里扬诺维奇拿过钱就跑出去了。

“我真不理解您。”绍利亚克说。

“他终于先开口了，”娜斯佳松了一口气想道，“他终于先开口同我说话了，而不是被动地回答我喋喋不休的提问，他终于有不明白的问题了，事情终于有进展了，但是上天有眼，我是付出了代价的……手上的青紫斑可以见证。”

“您不理解什么？”她有气无力地问道，无意识地抚摩着手上的疼痛部位。

“您为什么要买您不喜欢的花？”

“因为我从来不买我喜欢的花。我要把我喜欢的花送给能给我带来愉快的人。”

“这不是答案。”

“就是这样。”

“您喜欢黄色的石竹花？”

“不，我什么样的石竹花都不喜欢。”

“那么您的罗密欧喜欢这种花了？”

“我怎么知道他喜欢。”她冷漠地耸耸肩。

“那为什么……”

“我不知道，”她打断了绍利亚克的话，“什么也不为。我都没有问您为什么跳舞的时候那样做。您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想做或者认为需要那样做，这就是全部的答案。我并没有认为自己有权要求您回答为什么您决定那样做或者不那样做。决定就是决定，决定了就要做。”

“您是个极端民主主义者，我得警告您。”

“不，不是。我是无政府主义者，绝对自由的拥护者，我所说的自由主要是指作决定的自由。所以，我没有总是向您提出问题，也不打算回答您关于花的问题。如果您吃饱了，我们就回到旅馆去。”

“那花怎么办？花还没有买来呢。”

“有人会把花送到房间去的。”

娜斯佳照账单付清了钱，他们又登上了旅馆的三楼。收到了一张一百元的纸币后伊丽莎白·马克西莫夫挪在值班日志上写道：“豪华间里住两个人。”坐在三楼值班位置上的女值班员没有问娜斯佳什么话，只是用不友好的目光目送她进了房间。

“您睡在卧室里。”她用不容争辩的口气对帕维尔说。

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点了点头。娜斯佳迅速走进卧室，拿了自己的衣服，到浴室更换。她在脸上抹上许多肥皂，洗掉化妆，然后淋浴，洗完热水澡后她又穿上自己心爱的牛仔裤，再穿上汗衫和高领绒线衫，自己感觉好多了。

走进房间她马上看到扔在桌子上的巨大花束，帕维尔坐在圈椅上，闭着双眼，两手交叉放在胸前，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娜斯佳不觉得奇怪，心想这可能是他喜爱的姿势，只有这样他才感到适意和舒服。

“躺下睡吧，”她说，“您大概累了。”

“不。”

“我可累了，我想睡觉了。”

绍利亚克站了起来，一句话不说地走进了卧室。娜斯佳跟着他进去，从一张床上取下一条床单，回到客房，把床单铺在沙发上。她熄了灯，脱掉鞋和绒线衫，穿着牛仔裤和汗衫钻进被窝。

她知道她未必能睡得着，因为这个莫名其妙、极其危险的人就在离她几米的地方。但是哪怕睡不着躺一躺也好，静静地躺着，思考着。她知道，应该回忆回忆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一步一步地回想，以便对帕维尔·绍利亚克的举动作出正确的判断。

卧室里静悄悄的，好像帕维尔连翻身都没有翻过似的。突然她听见床铺“吱吱”响起来，接着又听到细小的脚步声，从卧室通向客厅的门打开了。

“怎么回事？”娜斯佳压低声音问。

“想对您提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

“在那里，在餐厅里您吓坏了吗？”

“你这个败类！”娜斯佳心想，“你这个狗崽子，怎么了，想拿我当试验品？现在你那么好奇，破例首先向我提出问题，连觉都不想睡了。”

“与其说吓坏了，不如说惊呆了，”她和颜悦色地回答说，“您今天早上还拒绝用‘你’称呼我，后来突然间改变了。我期待您作出类似的举动。您蹲了两年监狱，对我有戒心，这是可以原谅的。”

“那么说，您一点儿也不害怕？”

“当然不害怕，您认为我应该害怕什么？您究竟在想什么？我从来没有同男人睡过觉。”

“请原谅，晚安。”

门“吱”地响了一下，帕维尔进了卧室。

“我当然害怕了，”娜斯佳心想，“我第一次感到害怕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你这个可怕的人，帕维尔·绍利亚克。天哪，我究竟怎么把你带到莫斯科？我今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3

这一夜，娜斯佳没能睡着觉。卧室里悄然无声，里面没有传出一点儿声音。但是娜斯佳相信，绍利亚克也没有睡着觉。整6点钟的时候她起了床，敲了敲卧室的门。

“帕维尔，该起床了。”

他几乎瞬间就出现在卧室门口，似乎不仅没有睡着，而且没有脱衣服地过了一夜。

“我们得上机场吃早饭去，这么早这里的商店都不开门。”她一边说一边把东西塞进旅行包。

绍利亚克默默地走进浴室，没说一句话。

他们乘坐市内公共汽车前往机场。娜斯佳放弃了乘出租车的打算，因为她觉得公共汽车更加安全一些。大清早在公路上截住出租车，干掉两个手中没有武器的乘客的生命，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而对于公共汽车就不太好开这种玩笑了。大清早跟踪他们的人是不是已经在外面了，她甚至没有往窗户外瞅一眼，跟踪的人在不在都一样，反正计划是不能改变的。帕维尔一路上一言不发，有一段时间她甚至忘记了旁边还有他。只是在她从旅行包里掏出车票时，帕维尔才用询问的目光看了她一眼，不过他忍住了，和原先一样什么也没有问。

他们办完了登记手续，排队等候上车。人很多，没有坐的地方，只好站着，足足等了四十分钟，服务员才打开门请乘客上公共汽车。这四十分钟里，绍利亚克一直靠墙站着，闭着眼睛，两手交叉放在胸前，而娜斯佳则一直在注视周围的人。她看见科罗特科夫站在对面墙跟前，还发现那个头戴狼皮帽的年轻人就站在她旁边，离她几米远的地方。灰色伏尔加上的那两个人暂时还没有出现，但是她确信他们也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他们乘坐的公共汽车终于抵达机场。登机就坐后，娜斯佳对她和绍利亚克所坐的位置十分满意，因为从那里可以看清机舱内的所有乘客。还在买飞机票的时候她就希望他们的座位在机舱的最后一排。她看见他们已经在不同的位置上就坐。戴狼皮帽的小伙子、科罗特科夫，还有灰色伏尔加上的那两个人，全部集合完毕，可以起飞了。

“他们在这里吗？”娜斯佳坐下系好安全带后绍利亚克问道。

“都在这里，”她点点头，“难道您没有看见？我不是让您记住他们的面孔吗？”

“我记住了。”

“他们进机舱时您没有注意？”

“注意到了。”

“那为什么还问？”

“想检查检查你的眼力。”

“原来如此。怎么了，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您对一个女演员具备这种能力感到奇怪吗？”

“是的，感到吃惊。”

她终于等到了他说出这句话！娜斯佳心想，无论他多么神气十足，无论他多么克制自己，极力显示他多么聪明和洞察秋毫，他最终还是垮了下来。

“您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别客气。”娜斯佳高兴地提议说。

“为什么我们坐飞机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去叶卡捷琳堡，”她纠正说，“为了摆脱他们。在萨马拉的时候，他们对我们了如指掌，从您走出监狱大门到我们坐上飞机，他们时刻都尾随着我们。我们将在中午的时候飞往叶卡捷琳堡，在最近一小时内将有四架班机从叶卡捷琳堡起飞，一架飞往伏尔加格勒，一架飞往彼得堡，一架飞往伊尔库茨克，一架飞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们将取得新的证件并飞离叶卡捷琳堡，让他们去猜想我们乘哪一架班机飞往哪一个城市吧。”

“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飞往叶卡捷琳堡？难道其他城市的飞行时刻表不一样？”

“飞行时刻表都一样，机场不一样。叶卡捷琳堡的科利佐沃机场有许多有意思的通道和出口，我很熟悉它们。还有问题吗？”

“我想知道，是谁雇了您？”

“让我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讲讲价。”

“怎么个讲法？”

“我告诉您谁雇了我，您应该告诉我为什么人家雇我。”

“难道您不知道这一点？”

“我没有问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人家才雇用我。人家只是给我布置任务，什么也没有解释，如果我表现出多余的好奇心，那我就只有失业。”

“那您就别好奇了。”

“好，”娜斯佳轻松地同意说，“我不好奇。这就是说，我们的买卖没有做成。”

“我们将从叶卡捷琳堡飞往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她漠不关心地耸耸肩说，“给去哪里的飞机票，就飞往哪里。”

“要是四条航线的飞机票都没有呢？”

“会有的，”她笑着说，“我向您保证，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

飞机爬高后开始飞得比较平稳，只是有轻微的颠簸。一夜未睡，娜斯佳困乏难当，眼皮发沉，昏昏欲睡。但是她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合眼打盹。她倒不是担心没有人看管绍利亚克，已经上了飞机，他哪儿也跑不了，再说尤拉·科罗特科夫也在飞机上，始终盯着他们。但是绍利亚克让她放不下心，越往后她越不放心，绍利亚克随时有难以预测的危险，在他旁边睡着了，无异于放下武器，向敌人无条件投降。

她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盘算着抵达科利佐沃机场后如何“甩掉尾巴”，这时乘客们的头顶上响起了机上服务员的悦耳声音：

“尊敬的乘客们！根据科利佐沃机场的气象条件，我们的飞机不能在叶卡捷琳堡降落，只能改在乌拉尔斯克的机场着陆，请大家原谅。”

简直出人意外！娜斯佳顿时睡意全消。在乌拉尔斯克降落，这可怎么办？在乌拉尔斯克她能干什么？身边除了科罗特科夫以外没有别人，他也没有办法……在叶卡捷琳堡有人正等着把她和帕维尔的证件交给她，使用姓绍利亚克的证件飞离乌拉尔斯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也就是说，当然可以离开乌拉尔斯克，但是这样白白浪费时间、力量和金钱。另外也摆脱不掉尾随他们的人。没有机场工作人员的帮助他们不可能坐上任何一架飞机。

她转过头看了一眼帕维尔，他依旧闭着双眼坐在那里，但是可以看到薄薄的眼皮下面迅速移动的眼白。

“您听到了吗？”她问。

“听到了。”

“我们面临难题了。”

“我知道。”

“我们此行的时间要拖得很长了，再也不会愉快了。”

“我知道。”

“您的领悟力真强，我很高兴，”她突然间恶狠狠地说，“为了我们的安全，我现在需要的是知道得更多一些。”

“您想知道些什么？”

“我想知道的是，那些从监狱门外就开始跟踪我们的人究竟有多大能耐，他们会采取哪些行动。”

“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问题在于他们想走多远。”绍利亚克轻声回答说，但是眼睛还是没有睁开。

“那怎么才能够影响他们的想法呢？”

“害怕暴露自己，害怕宣扬出去，害怕被人识破。您选择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他们还不明白您是什么人，因此他们不会伤害我们。为什么您的身份证上要使用我的姓？”

“让他们认为我们是亲戚，这可以迷惑他们一段时间。”

“您这是在玩火，这是您的错误。”

“怎么了，当您的亲戚有危险？”

“非常危险。您甚至想不到这有多危险。”

“那就请您赐教，我来想办法弥补。”

“这您就不需要知道了。您只要明白您犯下了大错误就行了。”

不错，娜斯佳心想，他知道我做得不对，但是不明白我错在哪里，但还假装知道，这个复仇心很重的狗崽子。

“您同谁联系，同警方联系或是同犯罪组织联系？”绍利亚克突然问道。

“为什么只同他们联系？您以为雇用我的人一定不是民警就是犯罪分子？”

“您的身份证是伪造的，假身份证只有民警和犯罪分子才造得出来。”

“这不一定吧，”娜斯佳笑着说，“两年的铁窗生活使您落后于形势了。现在假身份证在任何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当然要花大钱，但绝对没有问题。找个人，给他钱，告诉他你姓什么，给他照片，第二天就能拿到订货。”

“您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

“这就是说，使用我的姓的主意是您自己想出来的？您自己选择了这个姓，自己去买的假身份证？”

“完全正确。”

“那雇您的人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没有向他细说。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结果，而如何得到结果由我自己想办法。”

“您想的办法不错。”

“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什么都不干的人才不犯错误。您是不是认为雇我的人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不知道您的雇主是谁，也许他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如果他获取的情报不足，也可能犯错误。”

娜斯佳不由得想起，行动计划向米纳耶夫将军作过详细介绍，他知道娜斯佳随身携带的是使用绍利亚克名字的身份证，但是他并没有阻止。难道说米纳耶夫掌握的情况不全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不妙，下一步她可能遇到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情况。而如果米纳耶夫将军知道不能这样做，他为什么不说呢？他在玩什么鬼把戏呢？

飞机开始着陆，震耳欲聋，头疼得厉害。娜斯佳由于心脏不太好，飞机起飞和降落时她都特别难受，加上现在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使她感到一阵阵恶心。

飞机的起落架碰在地面上了，一些急性子的乘客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开始穿上外衣。娜斯佳看见了科罗特科夫的脑袋在前方座位上闪动。科罗特科夫站起身子，穿上外衣，把脸转向她。娜斯佳向他耸耸肩，意思是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指示，头脑空空的，没有想出什么新点子，你自己看着办吧。”

“他们有几个人？”传来了绍利亚克勉强能听得到的声音。

“四个人，两个人单独，两个人在一起。”

“那个喜欢你的人，还有小轿车上的那两个，第四个是谁？”

“坐在机舱的中部，那个头戴狼皮帽的小伙子。他昨天早晨走近监狱时看到伏尔加轿车后就悄悄溜掉了，我不知道，可能同他们是一伙的。”

“您觉得他们中谁最危险？”

“都危险。”

乌拉尔斯克机场不大，拥挤脏乱。娜斯佳和绍利亚克从人群中挤出来，排队登记走出机场后来到大街上。这里比在萨马拉要冷许多，寒风刺骨，飘落的雪糁针扎似的打在眼睛上。他们所乘坐的班机乘务组建议旅客们在机场旅馆过夜，因为根据天气预报，飞往叶卡捷琳堡的班机最早要到明天才能恢复。只有不多的旅客接受了这一好意，因为乘火车去叶卡捷琳堡十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但是娜斯佳很清楚，她绝对不能带绍利亚克去乘火车，即使有科罗特科夫一同前往，坐火车也不太安全。在火车上，跟踪他们的人要搞什么名堂比在飞机上方便得多。与其坐火车，不如呆在这里，在乌拉尔斯克耐心等待坐飞机。再说，娜斯佳只能在科利佐沃机场才有希望摆脱跟踪的人，那里有人在等她，给她新的证件。也就是说，她无论如何必须在科利佐沃机场与等她的人接头，而不是在任何别的什么地方。

机场旅馆安排他们各住在有六张床位的男房间和女房间，娜斯佳坚决不同意这种安排，只好再掏出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旅馆负责人顿时笑逐颜开，递给她一把有两张床位、电话和卫生间房间的钥匙，看来这是机场旅馆最高级的房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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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房间，娜斯佳就把旅行包扔在地板上，脱下外衣，“咕咚”一声笨重地坐在床上。绍利亚克把自己的外衣挂进衣柜，在圈椅上坐下，两手交叉放在胸前，闭上了眼睛。

“您还会继续绝食吗？”娜斯佳冷嘲热讽地问帕维尔。

“您难道又饿了？”绍利亚克以反驳的口气说，“多少钱也不够您吃。”

“我有健康人的正常胃口，问心无愧，”娜斯佳笑着回答说，“瞧您那样子就知道您一点儿东西也吞不下。为什么？是害怕还是怎么了？”

“我真羡慕您的乐观精神。但是俗话说，知道得越多越痛苦。”

“您还知道这句俗话，让我和您一同分享痛苦了，倒我的胃口。倒也好，省钱。”

绍利亚克没有吭声，而娜斯佳心满意足。她想，今天他说话的句子比昨天长了。不要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说的话会越来越多的，只不过需要耐心，想办法让他多开口。她已经掌握了帕维尔·绍利亚克的一个特点：他不能在瞬间改变自己的观点。昨天，当她在饭店里突然间称他帕申卡①并用亲昵恳求的口气同他说话时，他显然已经开始从他不可逾越的行为界线上后退。倒不是说他被她软化了，而是因为他不知所措，慌了神。他之所以同意同她一道跳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这个人有什么事弄不清的时候就惊慌失措。好，就利用他的这个弱点。

①帕申卡：对帕维尔的昵称。

有一段时间，她一言不发躺在床上，举起两只手，挑剔地看着修好的指甲，然后俯卧着，下巴颏靠在手上，开始眼睁睁地看着帕维尔。而他却没有任何反应，甚至一动不动，似乎有点发愣。

“您说他们是在下面坐着或是在大街上守候我们？”娜斯佳问。

“他们中未必有人在下面坐着，也未必有人在我们这一层的休息大厅呆着，要知道他们几个人也互相躲着对方。”

“这里不是莫斯科，他们没有时间在这里久留。应该想办法把他们引到什么地方去，让他们晕头转向。”

“您真的想这样试一试吗？”绍利亚克睁开了眼睛，但没有转过头来。

“怎么了？难道不可以吗？我想消遣消遣，解解闷，我感到无聊，没有劲儿。同您在一起又没有什么话可说，既然不能同志同道合的人消消遣，不如试一试同对手开开心。您说呢？”

“看来雇您的那个人是个十足的糊涂蛋，”绍利亚克慢慢吞吞地说，“他在什么地方发现了您这么个人呢？”

“不要说无礼的话，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昨天要不是我在你们那个慈善机关的大门口迎候您，您早就躺在路边的水沟里了，这会儿，二月的雪花正静悄悄地轻轻飘落在您那已经停止了呼吸的身体上。也可能您说得对，要把您完整无损地带到目的地，我显然还难以胜任。不过我至少救了您一命，让您又活了多余的一昼夜时间，您难道不应该说几句感激的话儿？”

“一昼夜的生命和金钱一样，不是多余的。”

“啊，您竟然还高谈阔论！您的泰然自若令人钦佩。但是您要知道，狩猎的人就在您附近，您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没有经验的愚蠢女人，因此您存活的可能性已经减去了0.7。而您在这节骨眼上还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斤斤计较，计算我在吃饭上花了多少钱，再说也不是花你口袋里的钱。好！这样吧，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要么您停止玩您那傲慢和自负的游戏，我们从今以后开始正常交往；要么我们各管各的，我现在就去市里吃午饭，您一个人留在这里清高去吧。我倒要看看，您会如何对付关心您的人。他们至少有四个人，很可能他们已经相互认识并准备共同行动，而您却手无寸铁，没有武器。”

“怎么了，难道您有武器？”

“我也没有。但是我有我为自己创造的秘密，目前他们还没有解开这个谜，不敢当着我的面损您一根毫毛。因此他们早晚要加害于我，但是他们暂时还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做。只要我们俩一分开，形势就会起根本性变化，没有我，您就处于完全无人保护状态。”

“您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您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我想完成自己的使命，为此我必须对情况有所了解，您应该明白，两眼发黑是干不成事的。如果您，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拒绝同我就我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交谈，那么我就可能犯一个又一个的错误，使您和我自己处于危险境地。要知道我可以现在就去民警机关报告我丢失了身份证，告诉他们我的真实名字，他们打电话到莫斯科证实后，就会发给我使用我的真实姓氏而不是绍利亚克的身份证。如果您不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不应该使用您的姓，我就准备这样做。但是您却沉默寡言，傲慢自负，高不可攀，像对待白痴那样对待我，使我不明情况。我承认我经验不足，但是我企图实现的计划已经使我们平静地度过了一昼夜，这说明我的计划并不那么愚蠢，为什么您不承认这一点呢？”

“我在飞机上已经对您说过，您选择的战术是正确的。您是不是需要我每过五分钟夸您一次？”

“那还用说！”娜斯佳大笑起来，“我是个女人，当然希望您多加夸奖，您只蹲了两年监狱，当然不会忘记什么是女人。女人通过口头渠道感知周围世界，而对行为举动不怎么在意。把工资交给妻子，给她送礼物，保证不喝酒，不背叛妻子，这些当然很好。但是如果男人一天不对妻子说三遍他多么爱她的话，妻子就会认为他对她不好。反之，如果男人经常对她说，她是最漂亮和他最亲爱的心上人，那她就会完全相信丈夫真的爱她，就会原谅他的一切胡作非为，原谅他忽左忽右的变心。”

“谢天谢地，我又不是您的丈夫，所以您不必期待我说恭维话。”

“您高兴什么？再说做我的丈夫也没有什么不好。要知道我赚的是体面钱，作为一名受雇于他人的人，我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要是您愿意，您也可以雇我。”

“您为什么需要我？据我判断，雇用您的人已经付钱给您了，难道您想收两季庄稼，当骗子？”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我可以向您讲清楚，是谁如此渴望把您杀死。我现在的雇主看来对此是一清二楚的，而您呢？”

“我不用您效劳也能应付过去。”

“随您的便。我最后一次问您，想不想和我一道去市里？”

“我觉得采取另一种方案更好一些。”

“请说。”

“我们可以出去买点吃的东西，回来在房间里吃。”

“可以。”

“当然可以，”娜斯佳心想，“我终于让他活跃起来了。他就是让我去买报纸回房间糊墙我也会同意。最主要的是让他参加讨论问题，发表意见，开口说话。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我和你应该友好相处，否则我们将一无所成。你如果把我看成强大的敌人，那我们什么事也商量不成。”

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是这个世界上最喜欢搞阴谋活动的人，不耍点阴谋他就感到呼吸困难，活着没有意思。哪怕耍的阴谋很小很愚蠢，他也觉得心满意足。今天他忽然觉得前程似锦，有好兆头在等待着他，因为选举俄罗斯总统的大选就要开始了。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机到了，他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钦措夫不是为理想而奋斗的战士，他的奋斗目标是让自己的口袋鼓起来，只要有利可图，他不惜冒任何风险。眼下他正在为一个推举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的集团出谋划策，这个集团的背后是强大的犯罪团伙，它所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一旦当选，至少可以在未来四年中不会让政府通过不利于这一犯罪团伙的法律和总统令，并使受这一犯罪团伙控制的经营单位得到税收和海关优惠。

这个总统候选人已经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等当选后任命这个班子的成员担任政府要员，其中包括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如果他上台并将这些人安插在要害部门，那么今后四年中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但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为了便于进行军火和毒品交易，这个集团制定了一个夺权计划：在俄罗斯境内选择几个地区，安插自己的人担任这几个地区的行政长官、驻军指挥官和内务机关领导人。为了顺利实现这个计划，这个集团和后来被这个集团推选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本人千方百计把当时担任俄罗斯内务部领导人的布拉特尼科夫中将拉下水。

在布拉特尼科夫中将的帮忙下，上述几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和内务机关领导人被逐个撤换。这个集团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后，布拉特尼科夫也就成了多余和危险的人物，当然要把他收拾掉。但是布拉特尼科大的亲密助手却溜掉了。当时他们不怎么担心，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布拉特尼科夫的助手躲进了监狱，说明他害怕了。既然害怕了，他就不敢做出不利于他们的什么事。

但是，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不久前获悉，死去的布拉特尼科夫将军的助手在监狱里突然对现总统的拥护者开始感兴趣。在钦措夫看来，这可不能等闲视之。一旦帕维尔·绍利亚克说出真相，现任总统利用他的供词可以把绝大多数总统候选人击败，其中当然包括上述集团推举的候选人，而钦措夫本人正是这个候选人组织的那个班子的成员之一。因此必须马上把绍利亚克除掉。钦措夫本来想利用他在内务部的几个熟人来办成这件事，但是布焦恩诺夫斯克六月事件以后原内务部长被撤换，新任的内务部长不是警方人物，而是军界人物，他一上任就对内务部的人马进行大换血，钦措夫的那几个熟人也被调离内务机关。这样一来，钦措夫唯一能办到的事是打听绍利亚克关在哪个监狱，什么时候释放。打听清楚后他便派人去等候帕维尔·绍利亚克出狱。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突然发生了。首先，去等候绍利亚克出狱的人不仅有他们的人，还有一个在监狱附近转悠的年轻人。其次，在萨马拉旅馆还发现有一名跟踪绍利亚克的男子。而最主要的是，出现了一个女人，好像是绍利亚克的亲戚，要么是他的妻子，这个女人的出现打乱了钦措夫的整个计划。现在，在情况还没有搞清之前，他不得不耐心等待。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昨天晚上。然而，在得到某些消息以后，钦措夫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战略计划。总统宣布说，不久将采取一切措施偿还社会性支付方面的债务。显而易见，总统在竞选活动中可能作出三项承诺：深化民主进程、解决车臣危机和保证发放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拖欠债务只能通过多印钞票的途径解决，这是显而易见的。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坚决反对滥发钞票。但是，难道总统会听他们的吗？当然，在总统还没有听烦之前，他还是会听的，但听完之后反正还是要按照他自己的一套行事的。对于仅靠工资和退休金生活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给他们讲经济学方面的道理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听不懂。什么遏止通货膨胀，防止发生经济悲剧，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都是空话，因为眼前就没有喂养儿童的东西。总统许诺偿还拖欠的债款是为了获得人民的爱戴。也就是说，应该设法使总统实现不了这一许诺。

钦措夫知道，不仅他现在的朋友们利用过布拉特尼科夫中将的帮助，全国许多人都利用过。难道在总统的顾问中就找不出可以借助帕维尔·绍利亚克的手将其置于死地的人？应该是可以找到的，而且不止一个。因此钦措夫得出结论：改变原先的计划，暂时不把绍利亚克杀死，而是逼迫他合作，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之后再把他除掉也不迟。

可是这个碍手碍脚的女人……她究竟是什么人呢？可能她也是个可以利用的人物。不，不能打草惊蛇，在情况还没有摸清之前不能去动他们。

和钦措夫不同，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是个坚决捍卫某种思想的人。作为总统的顾问，他对总统忠心耿耿，为了支持和帮助总统，他准备献出一切。

在判断大选形势方面，索洛马京和钦措夫一样认为，总统要想赢得选民的支持，必须作出深化民主进程、解决车臣危机和偿还拖欠工资和退休金的承诺，这三项承诺缺一不可，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解决车臣危机。

索洛马京认为，应该找出理由，让总统产生成立两个制定解决车臣危机方案的小组的想法。目前总统还没有接受他的这个主意，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总统倾向于他的这一建议，要成立的两个小组，一个由总统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另一个由各强力部的部长组成。无论总统采纳哪一个小组提出的解决危机方案，他都将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采纳总统的顾问们提出的方案，势必遭到主张武力解决车臣危机的人的反对，不久前的国家杜马选举表明，俄罗斯有很多持这种主张的人。如果采纳强力机关领导人们提出的方案，民主派肯定会群起而攻之。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够挽回总统威望的办法是由总统本人作出决定，它既不同于总统的顾问们提出的方案，也不同于部长们的方案。那么，这是个什么样的决定呢？

索洛马京知道，这两个小组一旦成立，就会对现有摆脱车臣危机的所有方案进行分析比较，从中选择最合适的方案，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都会被考虑到，要想找出人家想不出的办法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又必须找到，一定要找到，否则就保不住总统的面子，无法保证总统在竞选中获胜。

在这两个小组用各种方案的砖砌成的厚厚的墙上应当留下缝隙，哪怕小小的缝隙也好。也就是说，只要抽掉一块砖头就行。总统可以拿着这块砖头去参加竟选。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的任务就是想办法让总统得到这块砖头，这是使总统不采纳任何一个小组提出的方案，并表明自己是善于独立思考的政治家的唯一办法。为此，索洛马京需要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绍利亚克。

尽管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和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两人对形势的判断和竞选策略有相似之处，但还是有不同之处的。相比之下，索洛马京对帕维尔·绍利亚克更加了解一些，所以他不打算绑架或杀害绍利亚克。他知道，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做。索洛马京想尝试一下，能否同这位布拉特尼科夫中将的前助手达成某种协议。所以，索洛马京派出的人现在只是跟踪和观察绍利亚克，同时查明在监狱门口迎接绍利亚克的那个女人是什么人。奇怪的一对！住在一个房间，用一个姓，而当着别人的面却用“您”交谈。他们是想隐藏熟人或亲戚关系吗？难道他们以为周围的人都是傻瓜？在萨马拉的饭店里他们为什么发生了冲突呢？是不是因为吃醋呢？索洛马京派去的人报告说，这个女人公开向一个房客卖弄风情，甚至当着绍利亚克的面同他接吻，她为什么这样做呢？需要解开的谜不少。

乌拉尔斯克市商店里的食品充足，品种很多，足以保证娜斯佳在旅馆房间里安排一顿体面的午饭。塑料盒装的意大利凉拌菜，冲上开水后几分钟即可食用的杯装菜丝汤料，各式各样的酸牛奶，甜点心，包装成小薄块的法国干酪。尽管价格都不低，娜斯佳还是采购了满满一塑料篮，因为米纳耶夫将军提供给她的经费还有很多。

“您真有阔太太的派头。”帕维尔看她又把一包核桃仁装进篮子时不满意地说。

“没那回事，”她反驳说，“我只不过是天生懒惰。有备无患，谁知道我们在飞往叶卡捷琳堡之前要在这座城市呆多久。多买点，想吃就吃，省得老来商店。您喜欢哪一种干酪和奶酪，带小虾的或者带火腿的？”

“都行。”

“口味完全不一样，难道您无所谓？”

“随便。我根本就不喜欢吃干酪，您喜欢吃哪一种就买哪一种。”

“好吧。那您喜欢吃什么呢？用不着客气，帕维尔，吃不穷我们的。”

“我无所谓，什么都行。”

“瞧您那样，我的天啊，同您逛商店真没劲儿，”娜斯佳气冲冲地说，“别那么死心眼，要活得愉快自在。冬天吃点好的，高兴高兴，这有多好，您就不知道享受，总是一副愁闷悲哀的样子。”

“您让我安静点好吗？劳您大驾了。”

“行了，行了。那您至少应该看一看，那几个人，我们可爱的朋友，现在是不是也在这个商店里，这对您总有好处吧。”

他们选好了食品，在收款台前排队交钱。娜斯佳看到尤拉·科罗特科夫站在前面，在商店的门口。戴狼皮帽的那个小伙子她只是在走出旅馆大门时看见过，而伏尔加轿车上的那两个人她根本就没有发现。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奇怪。

“他们都在这里，”绍利亚克告诉她，“他们正在和你一样愚蠢地大量采购食物。”

“那个人呢？喜欢我的那个人呢？”

“买好了东西，在大街上等着。”

“我看，我们可以邀请他一道进午餐，大家热闹热闹。”

“您还有这个兴致，别折磨我了。您有正经事儿，就好好干您的正经事儿，我不想看到任何热闹的场面。”

“这就是说，您还不那么害怕。”

“您说什么，什么意思？”绍利亚克皱起了眉头。

这时，站在他们前面的一位妇女交完钱离开了收款台，轮到他们交钱了。娜斯佳决定不回答他的发问，心想，如果他真的想知道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他一定还会问。就这么办，下回看谁先开口说话，没有关系，她有这个耐心。

采购的食物装了满满一旅行包。娜斯佳淡然一笑，心想，她从来还没有用自己的工资买过这么多昂贵的食品，其实这些东西也只够他们俩吃两顿。不过要是在家里，足够她和阿列克赛享用一个星期。

在从商店返回旅馆的路上，他们顺便去了一趟售报亭。帕维尔稍微放慢了脚步，娜斯佳以为他想买报纸，又不好意思向她要钱。他身上一个钱也没有，要不要开开恩，给他点钱呢？或者装出不知道的样子？

“怎么了，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您对印刷品感兴趣了？”她笑着问道，把旅行包从一只手倒到另一只手，“我给您买几张报纸吧，上面大概会有一些介绍行为举止的文章，看一看您就会知道，让一个女子拿这么大包东西合不合适。您难道从来就不注意这种事？”

帕维尔没有说话，从她手里拿走了旅行包。他的双唇闭得更紧了，成了小窄条。娜斯佳买了几份报纸，有中央级报纸，有地方报纸，还买了一本介绍纵横字谜的小册子。

“如果您还要保持沉默，像一个许愿保持缄默的隐修土，那我通过纵横字谜至少能猜中一些。您是什么文化程度？”娜斯佳边问边把报纸塞进旅行包。

“飞行地面技术维护专业。”他简单回答说。

“好极了。您可以帮我猜出我不知道的字。”

“您呢，您的文化程度？”

“大学。物理学数学系。”

“您是吗？这么说，那儿还开设了演员专业？”

“要我说，暂时还没有。这个问题从何而来？”

“您不是说过，您当过演员吗？”

“您是吗？”娜斯佳故意重复他刚才的问话，高兴地笑了起来，“我觉得，我没有说过这话，是您自己觉得。”

他的脸一下子拉直了，双眼马上紧闭，似乎试图摆脱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极力控制住自己。“他生气了，”娜斯佳心想，“这很好，让他去认为我是个糊涂人。他一定会想，为什么我昨天那样说，而今天又这样说。重要的是让他搞不清我的意图，让他对我感兴趣。”

进了房间后，娜斯佳马上用热水器烧开水，准备冲咖啡和吃午饭。这一回绍利亚克没有说他不饿，没有拒绝进食。但是娜斯佳看到，他什么也没有吃。难道他没有胃口？奇怪。要么是什么地方疼痛，胃疼？或是肝区疼痛？

“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您哪儿不舒服？”她一边问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蘑菇拌小虾，“您怎么总是没有胃口？”

“我一切正常。”

“他一切正常吗？”娜斯佳心想，“对了，昨天他洗澡的时候不插门，典型的心脏病患者的做法，害怕洗热水澡时发病。我在家洗澡也从来不插门，有什么事我一喊叫，阿列克赛就会跑来。也可能帕维尔不是心脏病患者，但是他肯定有什么病，但不想说，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那就自作自受吧。”

午饭后，娜斯佳躺在床上，把枕头垫在背部，开始猜字谜。房间里静悄悄的，只听见翻动报纸的声音——帕维尔正聚精会神阅读报纸。

“如果您对政治新闻感兴趣，可以打开电视机。”娜斯佳说道，没有停止猜字谜，“不会干扰我的。”

“您很客气。”绍利亚克冷静地回答说，但是娜斯佳从他的答话中听出冷嘲热讽的味道。好，看来他正在从冬眠中苏醒，出现了情感。

过了大约十五分钟，他打开了电视机，屏幕上正播送独立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新闻，星期天，没有什么轰动的消息和政治丑闻。帕维尔转动旋钮，找到了一个地方台，正在播送政论性节目。主持人试图引起两名邀请来的官员就所谈的问题进行争论，这两名官员一个是市政府的代表，一个是市杜马议员。但是没有出现争论，两个人说的话都差不多，都同意对方的说法。他们的话题是，市权力机关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对管理机构及其领导人的活动负责。主持人想方设法让两名政治家斗起嘴来，但是始终没有出现唇枪舌剑的场面，大为失望之下，主持人说话了。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主持人转向电视机前的观看者说，“我们市的父母亲联合会已有两年的历史，这些父母的孩子成为犯罪分子的牺牲品，而犯罪分子至今逍遥法外。父母亲联合会的参加者不仅有我们市的人，还有邻近几个城市的人。他们认为，市政当局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不力，负有一定的责任，请看录像。”

屏幕上出现了某个会议厅的全景，镜头拉近坐着的人，开始逐个显现会议的参加者。所有与会者的年岁都不大，不超过40岁，表情发呆。

“今天，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抨击护法机关的无能，”传来了电视图像解说员的声音，“他们再也不把希望寄托在内务机关和检察机关身上，他们想尽一切可能使他们所遭受的悲剧不再重演，保护我们小公民们的生命安全，防止出现新的牺牲品。今天，他们聚集在这里讨论集资问题，准备出版一本题为《怎样帮助孩子们不成为犯罪的牺牲品》。倡议小组同一位防止儿童犯罪的著名专家签定了一份合同，这位专家准备介绍这方面的知识，向父母和儿童们提出有益的劝告和建议……”

接着，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双眼炯炯发光的女人的面孔。

“我们想尽我们之所能，使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但愿谁也不再经历我们三年多以前所受的折磨。我们这个联合会已经存在了两年时间，因为一开始我们寄希望于民警机关能做点什么事，以便捉到这个凶残的人。过了一年以后我们才醒悟过来，我们是什么也等不到的，罪犯继续自由自在寻欢作乐。我们决定联合起来，哪怕能保护别人的小孩也好，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无可救药……”

她说不下去了，眼泪流了出来。镜头转向主席台附近的一堆人，他们在七嘴八舌议论什么事。这个情节到此为止，电视屏幕上又出现了主持人和他邀请的两名官员。娜斯佳放下了介绍纵横字谜的书。她知道，电视上说的犯罪指的是什么，三年多以前，这个地区先后发生十一起杀害儿童的案件，被害者的年龄为7岁到9岁之间，从他们的尸体上找不到一点儿性暴力的迹象，但是每个死者的胸部都有用刀切刻出的东正教十字架。案件确实至今未破，被内务部列为重案，但也无助于擒获凶手。

屏幕突然停止发亮，绍利亚克关掉电视，重新坐到圈椅上，翻阅起报纸。

“您对这个不感兴趣吗？”娜斯佳恼火地问。

“我听说过。接下去要讲的是谁该对此负责，肯定互相推卸，没意思，我对此不感兴趣，您要是想听，我可以打开。”

“不必了。”她干巴巴地回答说。

实际上她很想听，但是不能表露出来。对于这类案件，大家都感兴趣，这无疑可以理解。

过了一会儿，她注意到，翻报纸的声音听不到了。她向放圈椅的地方望去，只见帕维尔一动不动地坐着，双眼紧闭，脸色灰白，额头出汗，一副老态和重病的样子。

“您怎么了？”娜斯佳害怕起来，“您是不是感觉不好？”

“我没什么。”绍利亚克慢吞吞含糊地说，几乎没有张开嘴唇。

“是吗？您一副生重病的样子。”

“我已经说过，我没什么。您想不想散散心？我们到市里头散散步去。”

她用掩饰不住的惊讶的目光看着帕维尔，从床上下来。

“走吧。您想让我高兴高兴，很好，我珍惜这个机会。”

“我只是想走走。”他答道，从圈椅上站了起来。

4

科罗特科夫也住在机场旅馆里。他住的是一间有四张床位的房间，同房间有三个来自沃尔库塔的男子，他们也没有坐上飞往叶卡捷琳堡的飞机。这三个人是酒鬼，喝得酩酊大醉。科罗特科夫对住处很不满意。他在酒气熏天、烟雾弥漫、葱蒜味呛人的房间里呆了不到半小时后，带着惭愧的微笑走向坐在休息厅桌子旁的女值班员。

“我在这椅子上坐坐，看一会儿电视，您不会有意见吧？”科罗特科夫问。

女值班员同情地点点头。

“您住在302房吧？”

“是的。您知道……”

“知道，知道。那个房间啊，连蟑螂都喘不过气来。有什么办法呢，飞往叶卡捷琳堡的航班又取消了，这已经是第三天了，他们这几个就在房间里撒野。给他们提示过，坐火车去叶卡捷琳堡更快更方便，可他们就是不听，异口同声说，既然买了飞机票就想坐飞机走，再去买三张火车票不合算，不如用这钱玩玩。那就玩吧，对这种人没办法。”

科罗特科夫在圈椅上坐下，脸朝着电视机，但是没有忘记不时地看一看宽敞的楼梯。科罗特科夫住在三层，娜斯佳住的房间在四楼，她要走出旅馆，必定要经过他旁边的这个楼梯，因为这里没有电梯。

他跟随娜斯佳和绍利亚克去过一次商店，但是只买了点糖果和饼干，准备送给女值班员。将近8点钟的时候，娜斯佳和绍利亚克再次从他身边经过，向楼下走去。科罗特科夫装做无意中从椅子上站起来，穿上带风帽的夹克衫，不紧不慢地尾随他们。走以前，他告诉女值班员说，他想到市里找一家好一点的饭馆吃晚饭。

临近黄昏的时候，天气骤然变冷，刮起了大风。科罗特科夫不免有点儿发愁，心想，即便叶卡捷琳堡的机场可以降落，乌拉尔斯克机场在这种鬼天气里也不能起飞。这个绍利亚克让他们陷入了窘境，真是触了霉头！科罗特科夫在科利佐沃有熟人，而在乌拉尔斯克这里，他一个熟人也找不到。所以，看来只能等待老天爷开开恩了。

在公共汽车站，他赶上了娜斯佳和绍利亚克。这一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是火车站，滞留在乌拉尔斯克的航班旅客大部分都坐火车离开这里，所以公共汽车站上的人很多。

为了不让绍利亚克看见，科罗特科夫灵机一动，很快就在公共汽车站附近找到了一个剽悍的个体出租车司机，开始编造谎言。科罗特科夫远远指着娜斯佳对司机说，这是他老婆，对他不忠，正跟着她旁边的那个男的鬼混。司机马上对他深表同情，说先别动手揍他们，可以跟在他们后面看看再说。

“她怎么了，是专门到这里找这个野汉子的？”司机十分同情地问。

“不是，她和他要坐飞机去叶卡捷琳堡。她对我说她去出差，他同她是一个公司的。现在不知要在你们这里滞留多长时间。为了不让他们发现，我乘的是随后一个航班的飞机，我知道她到哪一个单位出差，所以可以很快找到她。我坐的飞机也在这里降落，这样我和他们俩就碰到一起了，而且还住在一个旅馆。”

“但是你得答应我别动手，不找他们算账。”这个名叫维克托的司机为了以防万一，一再强调说。

“不会的，不会的，你放心好了。要揍她，我回家揍也来得及。”科罗特科夫安慰司机说，“她要是真的不爱我，我也没有办法。我知道，现在讲男女平等。但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当然啰，”维克托点头说，“这就对了，知识就是力量。啊，车到站了。”

看到娜斯佳和绍利亚克上了公共汽车后，司机踩动油门，出租车尾随而行。大约十五分钟后，他们到了市中心，在这里他们不得不在每一站附近刹车减速，以便紧跟不放。科罗特科夫终于在从公共汽车下来的人群中看到了娜斯佳。绍利亚克首先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但是他没有回过头伸手扶娜斯佳下车，科罗特科夫倒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眼尖的维克托却发现了。“你的美人儿怎么看上了这么个野汉子，”维克托不赞同地摇了摇头，“下车的时候也不帮人家一下。罪孽！是不是他有很多钱，还是怎么了？”

“我不知道，还没有搞清楚。所以我才想好好地看一看，他究竟在哪方面比我强。你说，他们这会儿能到哪里去？”

“这个地方嘛，”维克托环视四周，“所有商店都已经关门，难道要去哪一个饭店或酒吧间？你看，他们正向街心公园那边走去，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售报亭。”

“再往前呢？”

“要是他们沿街心公园走到同和平大街的交叉点，那么那里有两家饭店和几家酒吧间。”

“走，往那里开，”科罗特科夫说，“到那里去守候，你不是说他们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

“遵命，指挥员。”维克托耸耸肩，出租车开动了。

他们的车子超过了同绍利亚克并排缓慢走路的娜斯佳，在他们前面五十米左右朝叉路口迎去。过了一会儿，娜斯佳和绍利亚克赶上了汽车，放慢了脚步，看了看，交谈了几句什么，然后往右拐，朝着维克托所说的有饭店和酒吧的方向走去。大街上灯火通明，科罗特科夫看得很清楚，他们走过了两家饭店，进了一个门面不好看的屋子。

“那是什么地方？”他问维克托。

“啤酒屋。你的美人儿喜欢喝啤酒，是吗？”

“喝不了多少。”

“看来是不得不陪他喝了。喂，指挥员，我们是耐心等待还是怎么样？”

“等吧，”科罗特科夫坚决地说，“我会给你钱的，你别担心。过几分钟你去那里看看，行不行？”

“你一个人留在车子里？”维克托用鼻子哼了一声。

“不放心就把车钥匙拿上，要不把我的身份证也带走，没有身份证我会跑到哪里去？”

“说得有理。”维克托同意了

科罗特科夫说得对，娜斯佳确实喝不了啤酒。但是去啤酒屋是绍利亚克提议的，娜斯佳决定不提出异议，好让他知道，她是不计较小事的。只要他态度友善，什么事都好商量。

这家酒吧间里人很多，一片嘈杂声。他们好不容易才在一张桌子旁找到了两个坐位，桌旁已经坐着两个人，外表不三不四，操着娜斯佳一点儿也听不懂的语言在谈论着什么。听了一会儿，他觉得他们说的话很像是德语，看来多半是乌德穆尔特人。

这里出售的啤酒有好几种，下酒的菜有烤灌肠，酸白菜配肉，大红虾。娜斯佳发现，帕维尔的精神已好多了，因此她准备也喝一喝这可恨的啤酒，吃下辣得不得了的灌肠。帕维尔津津有味地吃着大红虾，十分麻利地剥掉虾壳。

“我什么时候也学不会这个，”看着他那么轻易和迅速地剥出虾肉，娜斯佳承认说，“我总得扔掉一半虾肉。”

“这是因为您的指甲太长，碍事。”

“没错，”娜斯佳叹口气说，“要修指甲就不得不作出牺牲。”

“可以不留那么长的指甲嘛，谁让您留的？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然后自我陶醉，同时又希望别人同情您。”

“啊哈，”娜斯佳笑着说，“说起我们女人了，我们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为了男人。你们男人总希望我们漂漂亮亮的，把指甲修得好看一些，我们自己一百年也不需要。你怎么老是东张西望的，找谁呢？”

“我们的观察者。您只顾吃，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我不得不替您履行了。”

娜斯佳没有做声，装出一副一心一意吃东西的样子。她早就把那几人“照相”了，除了科罗特科夫，他还没有在啤酒屋出现。那个戴狼皮帽的小伙子露了一下脸，看到他们坐着喝啤酒，就走出了啤酒屋，现在可能在外头挨冻，等着他们出来。灰色伏尔加轿车上的那两个人坐在离他们很远的坐位上，在娜斯佳的背后，帕维尔用不着转过脑袋，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两人。那么他在东张西望找谁呢？有意思。

“顺便说说，您答应过告诉我，您是怎样分辨真话和谎言的。”绍利亚克突然说道。

这更有意思了。他怎么了？怎么变化得这么快？为什么到了第二天晚上他突然变得那么和蔼可亲，那么爱讲话？“小心啊，娜斯塔霞，”她提醒自己说，“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在搞什么名堂了。要么是在此之前他感觉到某种危险性，紧张了一阵子。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想一想，快想，我亲爱的脑袋瓜，快想呀，否则就……”

“我可以告诉您，”她答应说，“说了以后有什么回报呢？”

“您要什么回报？”

“我要您也告诉我点什么。”

“听着，您自私到了不成体统的地步。”

“是吗？”她高兴地摇摇头，“我只不过喜欢搞搞交易，作为例外，同您免费进行经验交流。我对您还是有好感的，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尽管您总的说来是个可怕的怪物。但是，首先请您给我再去买一盘小灌肠，您说得对，我不仅自私，而且贪吃。拿着钱。”

帕维尔一声不吭，他站了起来，朝柜台走去。娜斯佳倒不是真的想要灌肠，她是想打发帕维尔离开餐桌，走过整个餐厅，以便证实一下自己的怀疑，她需要从侧面观察他。因为帕维尔好像总在找什么人，而且不是在顾客中找，而是在服务员中找什么人。在向柜台走去的时候，帕维尔好几次把目光投向餐厅通往厨房的通道。身穿旧白大褂的不同年龄的一些男子在那里进进出出，在餐桌之间穿行，收走空酒杯和脏盘子，把干净的餐具用大托盘端到柜台上，把热腾腾的下酒菜从厨房里端出来。为什么帕维尔带她到这里来呢？这里是不是有他的同谋？他是不是想依靠同谋的帮助摆脱她？不太可能吧。他们呆在这个城市完全是偶然的，但是，什么意想不到的事不会有呢……可能绍利亚克正是在这个城市里有朋友。因为是他提议到外面走一走，在公共汽车上也是他说要在这一站下车，到这个啤酒屋看一看的念头也是他提出来的。这也没有什么，娜斯佳，你就准备迎接不愉快的事吧。现在她只寄希望于科罗特科夫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有什么事可以得到他的帮助。

帕维尔回来了，把一盘让她一看就生厌的灌肠放在她跟前。

“您胃口还真不错，要当心，”帕维尔提醒说，“您什么都往肚里塞，就不怕肝脏受不了？”

这就是说，他肝脏有毛病。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投射”，如果他有胃炎或者胃溃疡，他就会说胃。谁什么地方疼，他就会说什么。

“当然害怕了，”娜斯佳点头说，这么辣的灌肠确实让她一看就害怕，“但是我克制不住，喜欢吃辣的。”

她撤了个谎。她并不喜欢吃辣，担心胃炎发作，现在只好硬着头皮吃点。

“我忠实为您服务了，现在请您说吧。”

“噢，他也有幽默了！又进步了。这可是好兆头。”娜斯佳心想。

“您知道吗，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大部分人的错误在于他们总想搞清楚别人说话的实质。你告诉他点什么事，他就开始捉摸，是不是这么回事，是真还是假。你说对不对，我看不对。”

“什么？怎么不对？”

“那我就给您解释一下。需要搞清楚的不是所说的话，而是事实。一个人说了很具体的一句话，那就是真话，因为他认为需要说这句话。您知道其中的区别吗？”

“不完全知道。”

“那我举个例说。您同一个女人交往，照顾她，或者她照顾您，于是她对您说，她爱您。您呢，和大部分男人一样，就想搞清楚她是说真话或者撒谎。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某一具体的情况下，这个女人认为需要对您说她爱您，并且认为这样说是正确的。她的行为的动机是正确的，之所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正确的，是因为她需要让您以为她真的爱您。她为什么需要呢？因为想使您对她有好感和从您那里得到什么，得到您的怜悯，让您把她抱到床上，使您做出某种有利于她的行动，或者让您什么也别做。她的行为动机有各式各样，而您的任务是正确判断这种动机。我再次强调，她是不是真的爱您，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她认为在特定情况下需要这么做。现在您明白了吗？”

“看来，您不仅贪吃，而且恬不知耻，”绍利亚克笑着说，“您的心理素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不是恬不知耻，而只不过是头脑清醒，”娜斯佳驳斥说，

“请再看一个例子。我们相识已经有两天了，这两天中您不恩赐给我同您进行无拘无束谈话的机会，只是一个劲儿地给我提出问题，而对于我提出的问题，您避而不答，或者回答得很简单。您以为我因此会得出您是个不爱讲话和不善交际的人，才不是那么回事呢！如果我这么想，那我才是个傻瓜呢。”

“那您得出了什么结论？”

“我知道，您想给我造成您是个内向和不善言谈的人的印象。现在我的任务是搞清楚为什么您要这样做。如果我搞清楚了，我就了解了真相。”

“那您打算怎么办？”

帕维尔的脸上露出了十分想知道的表情，不是假装的，而是真的想知道的表情。

“我的办法很多。第一，您绝对不喜欢我，我有什么地方惹恼了您，您尽量回避同我交谈，不希望听到我提出的愚蠢的问题。第二，您自己感觉不好，懒得同我交谈。可是您又不想对我说您身体不好，因为您认为我完全是个外人，您所受的良好教育加上男人的自负，使您不愿意在一个陌生女人面前诉说身体不舒服。第三，您故意冷淡待我，说话转弯抹角，支吾搪塞，让人捉摸不透，想以此来刺激我，惹怒我，使我控制不住自己。第四，您的的确确是个孤僻的怪物。还有第五、第六和第七……但是我认为上述几点足以让您明白我的主要想法。这些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话里面隐含的动机。”

“您认为您说的都正确吗？”

他的脸变得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娜斯佳无论怎样也搞不明白他发生了什么。是对她的谈话真的发生了兴趣，还是装做让她觉察不出他发生了另一种变化，要么是她刚才说的某些话击中了他的要害，他感到害怕了。

“那我不知道，”她装做漠不关心的样子回答说，“要想搞清楚这一点，必须对您多加观察，或者进行专门的检查，我不想这样做，我的任务是把您安全带到莫斯科，挖掘您心灵深处的东西，这我不感兴趣。”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按照您的办法看待关于您的文化程度的问题呢？您一会儿说您是演员，一会又说物理学数学系毕业，可不可以由此得出您这是故意让我晕头转向的结论呢？”

“这是一种办法，您还有其他办法吗？”

“您就这么糊涂，没有记住自己的谎言。”

“很好！还有吗？”

“您确实是个演员，但是在物理学数学系学习过一段时间。”

“您是个不错的学生，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请接受我的恭维。那么正确的答案在哪里呢？”

“我费不了多大力气就可以弄清楚，您有铅笔或者圆珠笔吗？”

娜斯佳打开旅行包，递给他一支圆珠笔。帕维尔从塑料杯中抽出一张餐巾纸，在上面写下了一长串方程式。

“给，显露一下您的数学知识吧。”他把餐巾纸递给了娜斯佳。

她很快地看了看一连串的符号和数字，之后拿起圆珠笔，画去一个符号，在上方写上另一个符号。

“据我理解，您的例题应该这样解，这是《数学与近似推理》一书中的一道题，我都解过一百遍了。”

“我相信，”绍利亚克拿走餐巾纸，揉成一团后塞进了烟灰缸，“现在该检查一下您是不是演员。”

“这就更复杂了，”娜斯佳哈哈大笑说，“因为您学过地面技术维护专业，所以会解数学题，您打算如何检查我的演技呢？”

“我想一想，如果您吃够了，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看来，这里并没有他要找的人，现在他要带她去哪里呢？

“到哪里去？”娜斯佳真诚地问，“外面零下三十度，我就是有演员的火热激情也得冻死，斯但尼斯拉夫斯基体系①也帮不了我的忙。”

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创立的舞台艺术理论和表演技巧的名称。

“再走走，随便到什么地方去，我在这里呆腻了，我们再另找一个店。”

他们站了起来，扣上外衣，向门口走去。伏尔加轿车上的那两个人也开始准备离开，他们各剩下半杯啤酒，娜斯佳看到他们急匆匆地大口喝掉剩下的啤酒。

外面虽然很冷，但是比呆在闷热的啤酒屋里好多了，娜斯佳顿时感到空气清新，头脑清醒了许多。他们只走了几步路，绍利亚克就又推开了一家店铺的大门，这看来也是一家酒吧，但不是啤酒屋，可是比起刚才那一家环境要好得多。这里比较安静，也很干净，甚至还有挂衣服的地方。店内的人也不少，但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张没有人的餐桌。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他们坐下后娜斯佳迷惑不解地问，“您不是不爱喝咖啡和白酒吗？而这里除了咖啡和白酒以外什么也没有。”

“可以要点果汁，您喜欢咖啡就要点咖啡，这里有的是提神的东西。”

“您怎么了，想让我高兴高兴？”

“我不想得到您无私的效劳。您真诚地给我讲过，怎样区分真话和谎言，我应该报答报答您了，即使不能用钱来报答您，也要想办法满足您的愿望。”

“帕申卡，您太可爱了。”娜斯佳哈哈大笑说。

他的脸上两天来第一次露出微笑的样子。

“为了救我，你做了忘我的努力，我很珍惜这一点，并表示后悔。我不想让您以为我这个人无情无义。我真诚地感谢您来接我，可能您还没有觉察出来。您要了什么？”

“咖啡，馅饼，马提尼酒。”

她给了他几张钞票。

“别忘了自己。我知道，您讨厌我每一次都给您钱，但是您必须接受。您应该知道，这不是我的钱，而是我雇主的钱，他不是为我花钱，实际上是为了您，他需要您，并准备为此花大钱，花多少都不在乎。所以您和我一样有花这些钱的权利。”

他点了点头，离开了餐桌。娜斯佳的目光没有离开他。还是那样，他又开始东张西望，这一回他看的位置不是厨房与餐厅之间的通道，而是厨房的门口。显然他是在找什么人。找谁呢？这条街的这家酒吧间里谁是他要找的人呢？酒吧间老板？洗碗工？厨师？看门人？服务员？装卸工？或者店主的什么人？奇怪，难道这条街上类似的酒吧间很多，所以他只好一家挨着一家地寻找？鬼知道呢，毫无办法，只好装出毫无察觉的样子。

帕维尔回来了，娜斯佳马上意识到发生什么事了。他的额头又出汗了，嘴唇紧闭成一条细缝，眼睛半闭着。他找到了，还是怎么了？

他给她端来了一杯咖啡，一个奶油卷点心和一杯马提尼酒，他自己——一杯百事可乐。从他手中接过杯子时，她无意中碰到了他的手指，冰凉冰凉的。

“帕申卡，您刚才向我表示谢意，这使我很高兴，”娜斯佳若无其事地说，“为了使您继续保持和蔼可亲的样子，我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绍利亚克没有回答。他坐了下来，又是两手交叉放在胸前，闭着眼睛，脸色灰白，一副病态，和不久前在旅馆里的样子一样。

“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您听我说了吗？您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他慢慢地抬起眼皮，否定地摇摇头。

“我没什么。”

“您完全是一副生病的样子，您怎么了？”

“我已经说过，我没什么。”

又从头开始了！刚刚还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交谈者，甚至开始开起玩笑来，还有点脸带微笑，怎么突然间就变了一个样子。他的双手用力紧握拳头，那么用力，手上的骨头都发白了，仿佛马上就会突破薄薄的皮肤。

“那就吃点东西吧，”娜斯佳一耸肩说，“尝尝这奶油卷吧。”

绍利亚克呷了一小口百事可乐，眯成一条缝的眼睛盯住了餐厅的一个角落。娜斯佳回头一看，没有看到任何值得感兴趣的东西。她不停地在思考，甚至忘记了关照一下跟踪他们的人。两天的情况表明，绍利亚克是正确的：她选择了正确的战术。他们不会对她和绍利亚克采取重大行动，至少暂时不会。但是在莫斯科等待他们的是什么，目前还不知道，所以不能放松警惕，应该继续同他们捉迷藏，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把绍利亚克安全地交到米纳耶夫将军手里。

“您说得对，”他突然把杯子放在餐桌上，站了起来，“我确实不舒服，我必须出去一下。”

“去外面？”

“去厕所。您尽可放心，我跑不了。如果时间很久还没有看到我出来，您也别激动，我经常这样。”

“我不能让您一个人去。”

“我已经说过，我不会跑到哪里去的。”

“那对您感兴趣的人呢？您是不是忘了他们？”

“您缠住他们，您不是认为自己是个大演员吗？”

娜斯佳看出他的的确确不舒服，她也知道，一旦他们两个人分开，他就失去了保护，怎么办？当然，可以站在厕所门口，但是如果那几个人也要进厕所，她是不能阻挡的。

“去吧。”娜斯佳点点头，站了起来。

他们一起走到餐厅的出口处，帕维尔进了休息厅，朝厕所走去，而娜斯佳转过身子，走近那张旁边坐着伏尔加轿车上那两人的餐桌。

“伙计们，赌钱吗？”她一边说一边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没有得到允许就从放在桌上的一包烟中抽出了一支。

“可以吗？”昨天在监狱附近坐在伏尔加车乘客坐位上的那个年纪大点的男子扬起眉毛说。

年纪小的那一个掏出了打火机，递给了她，他的眼睛却紧盯着帕维尔刚才走出去的地方。

“帕什卡说，他昨天在萨马拉见到过你们，而且见到过几次，还说你们和我们坐在一架飞机上。我说他有跟踪癖，你们知道吗，”她压低了嗓音，傻乎乎地嘻嘻笑着说，“他精神不正常，总觉得到处有老鼠。”

“他怎么可能看到我们呢？”年纪大的那个马上说道，“我们没有在萨马拉呆过，他自己觉得罢了。”

“是的。我们是本地人。”另一个附和说。

“我也是这么说的。我给他说，要去治治病，他却哪个医院都不肯去，以为我要把他塞到什么鬼地方去，还以为我要他的钱。我要他的钱干什么？我自己钱多得不知道往哪里放。喂，小朋友。”她掏出钱包，递过去一张钞票，“去给我买点喝的，剩下的钱就归你了。买马提尼酒，别买错了。”

“帕什卡，他是您的丈夫？”年纪大的那一个感兴趣地小心翼翼地问道。

“吃多了撑的。”娜斯佳气冲冲地说。

所答非所问。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看来是唯一正确的回答。也是也不是，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那么，他是不是一直那么多疑？”

“鬼知道他。”娜斯佳做了一个富有表情的手势，“我大概有两年没有见到他了。他吃了官司，进了监牢，昨天才放出来，喂，老头子，你的那个小子年岁还小吧，你教育有方，他那么有礼貌，让我动情，我真想和他上床。他多大了？”

“26岁。”

“哎哟，那么大了，”她故意拖长声音，大失所望地说，“我喜欢更年轻的。我以为他还不到20。对我来说，超过20岁就不合适了。”

“您呢，您自己多大年纪？”她的交谈者问道，差点儿没有笑出声来。

“我可比他大多了，老头子，大概和你一般大，你有40岁了吧，是不是？我也是这个岁数。”

“小子”回来了，把一杯酒放在她跟前。娜斯佳喝了一口，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绍利亚克还没有回来，娜斯佳开始焦急不安，她已经再也没有理由在他们的餐桌旁多呆了。但是只要他们愿意同她交谈，至少说明他们不想去找帕维尔。

“喂，小朋友，”她转向“小子”说，“你多大了？26岁了，是吗？”

他十分惊讶地看着她，之后把目光移向年纪大的伙伴。

“我们的这位女客人说了，她很喜欢你，只是你的年龄使她感到难为情。”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娜斯塔霞，”娜斯佳站了起来，“你呢？你叫什么？”

“谢廖扎，”他张惶失措，之后又结结巴巴地说，“他叫科利亚。”

“我没有问他叫什么，”娜斯佳和气地说，“他已经是个大人了，要是他愿意，或者我问他，他会说出自己的名字的。”

她不断地和他们瞎聊，装出是一个庸俗而轻浮的女人，一会儿摸摸谢廖扎的手，一会儿向科利亚暗送秋波，从他们的一包烟里拿烟抽，心里头默默地计算着时间。帕维尔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见他出来？

她感觉到面前的两个人已经摆脱了一开始的不知所措，镇静了下来，现在该提出她是什么人的问题了。她故意东拉西扯，说一些不着边际的事，不让谈话中断，不使他们觉察出她是故意来到他们的餐桌旁。帕维尔终于在门口出现了。

“啊！”她把手指头从谢廖扎的手掌中缩回，“帕什卡来了。好了，伙计们，再见，认识你们很愉快。”

帕维尔看起来十分可怕，他似乎连挪步都十分艰难。

“怎么了，很不舒服？”她不安地问。

他点点头。

“我们离开这里吧？”

“好，大概那样会好一些。”

他们甚至没有回到自己的餐桌旁，桌上还有一杯没有喝完的咖啡和一杯剩下的马提尼酒。他们走到挂衣服的地方，取下外衣，走出酒吧。

“我们可不可以叫一辆出租车？”绍利亚克用哽咽的嗓音问。

“当然可以。他们不会来追我们的，他们从现在开始要尽量离我们远一点地跟踪我们了，不会走近我们的。”

娜斯佳走近人行道的边上，举起了手。两分钟后一辆出租车停在他们旁边。

“去飞机场。”娜斯佳俯向放下的车门玻璃说。

“多少钱？”

“你说多少钱，我不是本地人，不知道价钱。”

“五十美金。”

“好。”

娜斯佳坐在前面，在司机旁边，绍利亚克坐在后边，一路上他们默默无语。同样是默默无语地走下汽车，走进旅馆，登上自己房间所在的楼层。只是进了房间以后，娜斯佳才松了一口气。

“是不是该结束玩这种儿童游戏了？”看到帕维尔用不能弯曲的手指头试图解开外套的扣子时，她生气地问道，“您究竟怎么了？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为什么您不告诉我您有什么毛病，我该怎样帮助您？您要是病情恶化起来，我怎么把您带到莫斯科呢？”

他的目光移向别的地方，不看娜斯佳，这两天来他都是如此，谈话的时候从来没有正视过她。他终于解开了扣子，一句话也不说地躺到了床上。

“您必须马上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要么我就去叫救护车。我不能带着您冰凉的尸体去莫斯科。”

“不必担心，”他小声说，没有睁开眼睛，“我什么事也没有，很快就会过去的，我现在什么地方也不疼了。”

“究竟是什么病？”

“没什么。我已经说了，不必担心，一切都会正常的，我向您保证。”

“我可以相信，”娜斯佳冷静下来，“您真的好点了？不会骗我吧？”

“不会。”

已经很晚了，该躺下睡觉了。但是不知为什么，娜斯佳觉得只要一关灯，帕维尔总得出什么事。她脱下靴子和绒线衫，穿着牛仔裤和毛背心盖上被子。

“您为什么不关灯？”他问。

“为了能看见您。万一您不舒服，我马上可以帮助您。”

“用不着那样，有事我会告诉您的。关灯睡觉吧，您也该好好休息了。”

“嗬，天啊，您还会关心我。”她嘟哝了一句，盖紧被子。

“关灯吧，请您关灯。”他请求说。

他那恳切的语调使娜斯佳不由自主地爬了起来，把灯关掉。现在房间里只有路灯和机场探照灯透进来的微弱亮光，他可以入睡了，娜斯佳气愤地想道。头顶上方不时传来飞机飞过的声音，邻近的床上躺着一个重病人，她辗转难眠。

帕维尔静静地躺着，娜斯佳渐渐放下心来。一个人要是什么地方疼痛，一般不可能一动不动地躺着，一定会翻来覆去，找一个感觉不到疼痛的位置。她终于可以放松放松了，尽管还是无法入睡，但是至少可以把思维理出个头绪。她过电影似的回想一天中所发生的事，追忆帕维尔说过的每一句话，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光，试图从中发现点什么。

“娜斯佳。”邻床传来了帕维尔的声音。

她好像被蜇了似的跳了起来，这两天中她第一次听到他叫她的名字。他是不是发高烧了，还是怎么了。

“噢，我在这里。”她也小声地答应说。

“你没睡着？”

“没有。”

“坐到我旁边来。”

已经用“你”来称呼了！他怎么了，有什么事？

娜斯佳匆忙掀开被子，坐到他的床边。冰凉的手指头碰到了她的手掌。

“你感到冷了？”她关切地问，“为什么不盖被子？”

“不用盖，一切都正常，只是想让你坐在这里。”

“好，当然可以。”

她轻轻地握着他的手指，但是帕维尔很快就把手缩了回去。几分钟过去了，娜斯佳开始感到冻手，但又不能动弹一下。她完全无法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她知道，不能破坏这突如其来的相互信任的气氛。

“要是我有委屈你的地方，那我真是罪该万死。”帕维尔突然大声地、一字一顿地说道。

娜斯佳用力克制自己，什么也没说，只是在黑暗中摸到了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冰凉的手指。

“去睡吧，”他轻声说道，“不用管我，我在说胡话，你睡去吧。”

她默默站起来，躺到了自己床上。此后，直到天亮，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早上，将近8点钟的时候，放在衣柜上面接通机场广播网的无线电接收机发出了嘶哑的声音：

“注意了！请萨马拉到叶卡捷琳堡726航班的乘客到机场大楼登记，再说一遍，萨马拉到叶卡捷琳堡726航班的旅客请注意，现在开始登记机票和办理行李手续。飞机在10点50分起飞。”

“您看我洗个澡来得及吗？”帕维尔问。

啊哟，又用“您”来称呼，又不好意思了。不管他，随他的便。

“完全来得及，”娜斯佳说，“还有二十分钟归您支配。”

他进了浴室，门还是没有插上。大约过了十五分钟，他出来了，胡子剃得光光的，看起来令人满意，现在谁见到他都不会说这个人昨天大病过一场。

此后的一切都非常顺利。飞机在10点50分准时从乌拉尔斯克机场起飞，将近1点半的时候他们拿到了新身份证和叶卡捷琳堡到伏尔加格勒的机票。晚间，他们就可以登上从伏尔加格勒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娜斯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来，一切顺利。周围见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连科罗特科夫也见不到。这是正确的，绍利亚克应当不会怀疑他们已经摆脱了跟踪者，因为娜斯佳故意把科罗特科夫也当成跟踪者之一。

“太好了，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在航空小姐宣布飞机进入着陆状态时娜斯佳高兴地说，“最后再努一把力，一切就结束了。”

“有人在机场接我们吗？”

“恐怕没有，看来我得亲自带您去那个地方了。”

“已经深夜，停止交通了。是不是这两年中莫斯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机场应该有车。”

“现在您大概可以告诉我，您要把我带到谁那里去？”

“不行，”娜斯佳摇了摇头说，“要是您突然间不喜欢，还会跑掉的。我跟着您受了这么多的罪，不能在离终点最后几米丢掉您，到了那里您就会看到这个人的，您至少可以相信，这个人不会有回避您的卑鄙想法，否则他就不会试图妨碍想把您搞到手的人。因此，您今后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很令人放心，”帕维尔笑着说，“请伸出手来。”

“为什么？”娜斯佳大吃一惊，“您要占卦？”

“我要帮助您，您在飞机降落时最不好受。”

“您怎么知道的？”

“当然知道，我又不是第一次和您一起坐飞机。伸出手，别害怕。”

娜斯佳听话地伸出了手。帕维尔的手指头这一回似乎热乎一些了，他双手在她的手腕上摸了几下，找到了某个穴位，使劲地捏住。娜斯佳一开始感到胀痛，过了一会儿就感到不恶心了。绍利亚克没有放掉她的手，继续捏着某些穴位，娜斯佳突然感到了他的手法发生了良好效应，使她连耳朵的难受也消失了。她闭起眼睛，浑身无力，仰靠在椅子背上，手脚发沉。她已经连续两夜没有睡觉了，现在感到特别想睡。她昏昏欲睡，身上有股暖洋洋的感觉，心情宁静，她希望这种感觉永远不要消失。最好永远这么坐着，伴随着温暖、宁谧和松弛，什么也不想，什么也用不着操心……

“起来吧，”她听见帕维尔在她耳旁说话的声音，“我们到了。”

“天哪！”她惊叫道，“我怎么了，睡着了？”

“那还用说。还说梦话呢。”

“我没有说出什么事吧？”

“说了。向我道出了您的全部秘密。”

娜斯佳知道他是开玩笑，但是他说话时脸部表情十分严肃，甚至有点生气。真是活见鬼，她竟然睡着了，还好，没有发生什么事。

乘客们已经陆续走出机舱，而她却没有力气站起来。帕维尔也没有站起来，仍然拉着她的手。娜斯佳强迫自己振作起来。

“走。”娜斯佳坚决地说，从坐位上站了起来。

她在机场大楼附近找到了几天前她自己放在这里的车子。谢天谢地，这几天首都的天气不是那么寒冷，所以不费什么事就把车子发动起来了。

一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话。她就像一场游戏中的小卒子被人所利用，这种不愉快的感觉总在折磨着她。因为她至今也闹不明白这个绍利亚克是什么人，闹不明白是谁，又为什么想得到他。是的，人家没有给她下达这样的任务。只有米纳耶夫将军知道内情，他利用同内务部一位领导人的私人关系，请求这位领导人策划一场把绍利亚克从萨马拉带到莫斯科的行动。她，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只不过是被当做一名什么也不知道的不花钱的劳动力使用。

后半夜3点钟，连结机场和市里的公路上车辆很少。过了汽车检查站后，再驶过一个公共汽车站三百米应该有一辆车在等他们。果然有，是一辆丰田车。娜斯佳赶忙刹车，悄悄地靠近丰田车。黑暗中有一个人迎了上来，并打开了帕维尔坐的那边车门。

“出来吧，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他说。

“娜斯佳。”帕维尔喊叫的声音不大。

这是他第二次叫她的名字。

“干什么？”

“谢谢您。”

“不用谢了。我尽了力了。”

“不要忘记我对您说的话，再见。”

“再见，帕维尔。”

他下了车，关好车门，向丰田车走去。但只走了几步，突然停住了。娜斯佳以为他还有话要说，迅速打开车门跳下车。他们之间大约相距有三米，黑暗中她看不清他的脸部表情，但有一点她是清楚的——他直盯着她。一股热浪涌上了她心头，她感到自己浑身发软，好像正在熔化的蜡。

绍利亚克向她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猛地转过身，坐进了汽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发动机响起来了。丰田加快速度，从视线中消失。

娜斯佳坐在驾驶座上，但是无论怎样都不能使自己开动汽车，她觉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5

安东·安德烈那维奇·米纳耶夫把绍利亚克带到了自己的别墅。别墅的小楼内装修考究，暖和舒适。安东·安德烈那维奇自己倒是十分愿意一年到头都在这里居住，可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却对市区里的住房情有独钟，对郊区生活的魅力总的来说不感兴趣。

“您大概累了，想休息休息，”米纳耶夫进屋后打开暖气设备，对客人说，“请坐，别看现在冷，过一个小时就热了。咱们以后再谈。”

“我觉得现在就谈好一些，”绍利亚克冷冰冰地回答说，“最好马上搞清楚情况。不排除您可能不想接待我。”

“您说到哪里去了，如果您坚持的话……”米纳耶夫两手一摊，心里头却很高兴。是的，最好马上解释清楚，卸下肩上的重负。“那我就给您泡茶，我们大概要谈很长时间。”

他沏了一壶浓茶，把糖、果酱和一小盘糖块放在桌上，切开干酪和面包：客人远道而来，大概饿了。

“您认识我吧？”准备得差不多后他问帕维尔。

“您是米纳耶夫上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或许已经是将军了？”

“是将军，”安东·安德烈那维奇证实说，“您大概知道，我同布拉特尼科夫共事多年，直到当上了他的副职。”

“是的，”绍利亚克点头说，“我知道。”

“那么您应该明白两件事：第一，我知道您是什么人和干什么的。第二，我不清楚布拉特尼科夫死亡的详细情况，因此我想搞清楚。为此，我需要您，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您要尽可能多说一些。我怀疑是那些收拾了弗拉基米尔·瓦西里那维奇·布拉特尼科夫的人把您弄到监狱里去的。”

“这您就错了，”帕维尔稍微笑了一下说，“我完全是自己做主去蹲监狱的，有个人犯法的原因，也有个人愿望的因素。”

“哪一方面更多一些，犯罪或愿望？”

“犯罪来源于愿望。”

“我明白了，”米纳耶夫若有所思地拉长声音说，“这使事情多少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将军说了昧良心的话。他本想能激起帕维尔对将他投入监狱的人进行复仇的愿望，没有想到帕维尔说他是故意犯罪进监狱的，这样，事情就和他原来设想的大不一样了。绍利亚克想不想同杀死布拉特尼科夫的人算账呢？恐怕不想。如果他有这样的愿望，那他就不会躲到监狱里面去，而是会从地里头挖出战斧，找敌人算账的。既然他没有这样做，那么经过两年之后，他愿意这样做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要想点燃复仇的火焰恐怕办不到。

“布拉特尼科夫在他死去之前执行过什么任务？”

“这您比我更清楚，用不着我说。”

“但是您不可能不明白，应该在同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有联系的人中寻找杀害他的人，难道您拒绝帮助我？”

“您可以那么想。布拉特尼科夫同许多有影响有势力的人有过联系，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杀害他的幕后组织者。您的想法是不明智和不可能实现的。”

“我不这样认为，”将军坚决反驳说，“我同布拉特尼科夫共事多年，我有责任了解他死亡的真相并匡扶正义，这是我的天职，是我作为一个学生、工作人员和助手的职责，明白吗？”

帕维尔没有说话，不慌不忙地一小口一小口喝着浓茶。他没有动桌子上吃的东西，只是往茶里加点果酱。米纳耶夫将军心想，既然不能让他产生复仇的想法，那可以试一试让他产生恐惧感，或者最后一招就是让他产生感恩之情。无论如何要设法使绍利亚克同他密切合作。为了实现他的计划，他需要绍利亚克或者别人，但是除了绍利亚克之外别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您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派人去保护您？”米纳耶夫问。

“我大概能猜得出来。除了您派去的那个女人以外，在我周围转悠的还有四个人，他们是什么人？”

“您让我怎么说呢，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米纳耶夫微笑着说，“如果您愿意同我合作，我无疑会把所有意图向您公开。但是，如果您对布拉特尼科夫的命运漠不关心，并且不想帮助我，那我当然没有权利向您和盘托出，您知道我有自己的职业秘密。”

“您的秘密价值不大。布拉特尼科夫帮助过的那些人现在害怕张扬，这本来就是明摆着的事。弗拉基米尔·瓦西里那维奇有广泛的谍报网，但是某些任务他只交待我去完成，他需要我，省得人多嘴杂泄密。就是在我离开的那个监狱门口聚集着半个俄罗斯的人，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如果您不想告诉我，是谁对我本人如此感兴趣，那么就请免谈。反正我会搞清楚跟踪我的是什么人，具体是什么人这倒不重要，因为要采取的安全措施都一样。”

“这就是说，您一点儿也不害怕。”

“我为什么要害怕？即使我愿意说出有关布拉特尼科夫一案的真相也不是因为我害怕了。您是他的助手和学生，不用我说您也应该知道很多。如果您有什么不知道的，那说明布拉特尼科夫不想让别人知道，您所知道的那些是布拉特尼科夫允许您知道的，我不想违背他的意愿。”

“我可以给您提供一处安全可靠的避难所。”米纳耶夫说。

“谢谢，为此我得付出多少学费？”

“帮帮我的忙吧，帮我找到杀害布拉特尼科夫的凶手，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您要知道，这对于我来讲十分重要，太重要了。这里边没有任何政治的色彩，纯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不想向您多说……但是，您要知道，我确实了解某些情况。弗拉基米尔·瓦西里那维奇可能向我隐瞒了某些事实和情况，但是我可以向您说明，并不多。我知道您和您负责的那个小组具体干了些什么事。我再重说一遍，我可能不全知道，但是就是我所知道的那些也足以给您带来一大堆不愉快。我不打算这样做，不想故意嫁祸于您。但是，倘若您拒绝帮忙，那我恐怕只好把某些事实张扬出去。我再说一遍，倒不是要加害于您，而是为了消灭那些罪有应得的人。”

“文雅的恫吓，这不会给您带来荣光的，将军。”

“我不在乎我的荣誉，少校。哦，我知道您在成为布拉特尼科夫的间谍前是什么人，我也知道您在扛少校肩章的那段时间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并且知道您为什么失去了军衔和职务。少校，如果杀害我的恩师、朋友和指挥员的人还逍遥法外，那我还有什么荣誉可言，您明白吗？这种情况本身就不会让我脸上有光。”

“既然您这么说，那我就不得不说，您在撒谎，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既然您对我有这么多的了解，那您一定知道谁杀害了布拉特尼科夫。我不相信您知道这一点。”

米纳耶夫没有说话，聚精会神地用小勺子搅动茶杯里的糖。然后，抬起眼睛看着绍利亚克，他的眼光不知为什么变得灰暗和深不可测起来。

“是的，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我撒谎了。我知道是谁干的，我只不过希望您帮助我消灭这些人。您看，我已经把什么都对您讲了。我不仅想把这些人从地球上抹掉，而且想让他们的名字蒙上永远抹不掉的耻辱。”

“我明白您的意思，”帕维尔点了点头，“但是我不同意您的说法，安东·安德烈那维奇，要是我们不能对别人讲实话，那么我们之间应该说老实话。布拉特尼科夫将军所做的那些事，我和我手下的人所做的那些事，都是犯法的行为，这我还是说轻了点。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因为做了这些事而被枪决，您也不能幸免，因为您知道这种事并保持沉默。现在您却想惩办做过这些事的人，他们所做的这种事布拉特尼科夫干过多次，他可以这么干，别人就不能这么干？对于您来说，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是您的上司、朋友和恩师，但是对于众多人来讲，他是普通的凶手和败类。所以，如果您想替他报仇雪恨，那么这应当纯属您的私事，您没有权利把别人也拉进去，没有权利要求某某人帮助您。”

“也不能求助于您？”

“是的。”

“难道您对他已经没有一点感情了？我什么时候也不相信。”

“我不需要您相信我。我感谢您派了一个从我一出监狱大门就没有让我松一口气的人去接我，并且把我平安带到莫斯科。我知道您为此花了不少钱。我再说一遍，我谢谢您了，但不要对我寄太大的希望。”

“您真是固执透顶！”米纳耶夫差点儿叫出声来。

这个绍利亚克就要从他手里溜掉了，而米纳耶夫将军对他寄托了多大希望！要是帕维尔不帮忙，那谁也帮不了忙的。无论如何要说服他！

“您应该知道，”米纳耶夫将军继续说道，“所有冠冕堂皇的话都只不过是说给小孩子听的童话。您当过内卫部队的军官，在我们这个部门工作过，您应该知道，这个部门所干的许多事当然是违背伦理道德的，整个业务工作从头到脚都被抹上了臭狗屎，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您没有权利指责弗拉基米尔·瓦西里那维奇，指责我和您本人，说我们的行为违背了某种道德准则和给什么人造成了损害。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需要这样做，目标决定了手段。您现在悔恨交加，忏悔自己的罪过，这有什么用处呢？这并不能改变生活。布拉特尼科夫将军是为了社会认同的目标做这些事的，而杀害他的人则完全出于个人私利，难道您没有看到不同之处？”

“这样吧，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绍利亚克没有看着将军说，“我们先不谈伦理道德，就算我们之间是商品和金钱的关系吧，我准备在我们做交易的范围内满足您的要求。您保证了我从监狱到莫斯科的路上安全，并且为此花了大钱，不管您为什么要救我，我都应该回报您。为了保证我的安全，您给我提供个人身份证和住处，使我适应了新的生存条件，为此我应该做您想做的事情。您是不是想跟杀死布拉特尼科大的凶手算账？我准备向您提供有力的协助。我再次强调，我不是想替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报仇，我只不过想回报您已经向我提供的帮助和将向我提供的帮助，我们一言为定。”

米纳耶夫轻松地叹了一口气。但他同时开始担心今后很难同绍利亚克找到共同语言。

“当然可以，帕维尔·德米特里那维奇，我们一言为定，对此我很高兴。我承认，刚才我说的话有些欠妥。我对布拉特尼科夫和他的死亡的态度，确实是我的私事，我不能强求任何人一定要支持我。这样吧，已经很晚了，您休息几个小时。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明天我们就开始。”

帕维尔默默站了起来，从他冷漠的脸上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知道绍利亚克不打算再回答问题了，对于绍利亚克来说，谈话已经结束。

米纳耶夫将军十分清楚，杀死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布拉特尼科夫的凶手实际上就是那些政治活动家，布拉特尼科夫将军曾经为了这些人的利益实施了最肮脏、最血腥的阴谋。米纳耶夫知道这些活动家每个人的名字，他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编造了一份有这些人名字的完整名单。现在，当电视和报纸上不时出现他们中一个人的名字和照片时，安东·安德烈耶维奇开始明白，这个人所代表的犯罪集团需要扩大他们的势力和地盘了，为此他们需要“自己的”总统，以保证颁发有利于他们的总统令、签署有利于他们的公文、通过有利于他们的决定。当然，除了总统以外还有国家杜马，但是他们也会想方设法在国家杜马中安插自己的议员，以阻止不利于这个集团的法律得到通过。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都在同一个半年内举行，这无疑有利于他们实现自己的计划。

帕维尔请求米纳耶夫给他三天时间，以便恢复身体。

“我需要缓解一下胆囊炎症状，”绍利亚克解释说，“否则可能在不合适的时候发作。另外，我需要睡个够，恢复恢复体力。”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早已有所准备。他准备满足帕维尔提出的所有条件，只要帕维尔别脱钩就行。而帕维尔在作出决定以后似乎也没有动摇。

三天过后绍利亚克说：

“我准备开始工作。”

他看起来比在三天前刚到米纳耶夫的别墅时好多了。脸色好了，虽然还有点苍白，但是白里透点红，而不是原先的灰白色。他也不是长时间坐在圈椅上，两手交叉放在胸部，双眼紧闭，而是喜欢在别墅小楼附近散散步，做做健身操了。有一次，米纳耶夫偶然中看到绍利亚克躲在小楼后面锻炼身体，让他大吃一惊的是，绍利亚克居然能做五下俯卧撑，之后连续跳绳二十分钟左右，跳的时候绳子甩动的频率非常快，还能够跳一下甩动两下绳子，没有足够的体力是做不出这些动作的。

这三天中，米纳耶夫将军很快就给绍利亚克找到了新住处，并且给他办妥了假身份证和假出国护照，使用的假姓名是：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库斯托夫。根据假护照，这个库斯托夫刚从比利时回到莫斯科。库斯托夫在比利时居住过两年，同一位漂亮的比利时姑娘结婚，后因性格不和，两人协议离婚，库斯托夫返回祖国。由于在国外生活两年，库斯托夫现在没有工作，当然，他有的是钱。

在米纳耶夫将军为绍利亚克准备的那份名单上有七个人的名字，现总统的名字排在第一位，上面根本就没有钦措夫的名字。安东·安德烈那维奇只把那些直接参与组织运输军火和毒品、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的人列入名单。当时的钦措夫还是个替主子跑腿当差、出谋划策的小人物。那个时候，在三四年之前，由这帮人中的两个头目同布拉特尼科夫保持联系，根本轮不上钦措天。而如今钦措夫的地位可不一般了，他进入了现总统的竞选班子，几乎成为总统的左膀右臂。此外，安东·安德烈那维奇还了解到，正是钦措夫对绍利亚克发生了兴趣，试图通过内务部了解绍利亚克的情况。

“我什么也不想对您隐瞒，”米纳耶夫拿着那份要消灭的总统候选人的名单说，“我手里拿着的这份名单上的人都曾经对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很感兴趣，正是他们使他永远不再说话。但是我也获悉，这些人也对您，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十分感兴趣，他们到内务部查阅过您的档案材料。我不排除他们派人去萨马拉企图把您杀死的可能性。您应该睁大眼睛开始行动，我不想让您两眼摸黑，随便冒险，要想完成我们的行动计划，您必须自己打入敌人的巢穴。”

米纳耶夫很想继续说道：“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您可不能自己去瞎闯，您过去手下有一帮人，设法找到他们，让他们协助您一起干。钦措夫周围的人认识您，但是不认识您手下的那些人，一个也不认识。”但是安东·安德烈耶维奇话到嘴边又忍住了，什么也没有再说。他担心说多了会葬送自己精心策划的代号为“星星”的行动计划，他没有把这个与行动计划本身在含义上没有任何联系的代号告诉过任何人。他之所以使用这个代号，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意大利电影，影片描述意大利某个城市乞丐、小偷、流氓和妓女的生活。电影中有一个名叫“星星”的好姑娘，她天真无邪，真诚坦率，纯洁无瑕。米纳耶夫那个时候还是个年轻的上尉，他的心被电影中的这个姑娘深深打动了，差点儿流出了眼泪。当看到屏幕中的主人公逼使“星星”走上街头挣钱给他买酒喝时，米纳耶夫愤怒得咬牙切齿。从那个时候起，“星星”一词就成了安东·安德烈耶维奇这儿纯洁、正确和正直的同义词。

绍利亚克从米纳耶夫将军手中接过名单，很快地扫了一眼。名单上不仅有姓名、地址和电话，而且有工作简历和家庭情况简介。

“我应该先从谁下手？您希望我先从谁下手？或者我可以自行决定？”帕维尔问道。

“您看着办，对于我来说这没有什么意义。一开始应该付给您多少钱呢？”

“我不知道。我对现在的价格行情不太清楚。我看，先给我一千美元，我要看这些钱够干些什么，完了再说。是不是我要得太多了？”

“不多，不多，”将军赶忙回答说，掏出了钱包，“这一点也不多，您自己会知道的。”

在帕维尔在他的别墅休息的三天中，米纳耶夫将军使用冒名顶替的办法卖掉了绍利亚克的汽车，这辆车这两年一直停在他那有人守卫的车库内。他添上了几千美元，给帕维尔买了一辆新车，使坐这辆车的主人更符合一个出国归来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的身份。当然，绍利亚克原来的那辆车要好得多，别看它外表不好看，性能却非同一般，因为汽车里面的构件请专业人员进行过全面改装。这些优点在出售时当然也被考虑到了，所以售出的价格很高。现在，帕维尔的那辆速度快、越野性能好的“日吉利”被一辆外国车所替代。这两年，首都街道上外国车数量猛增，他这辆新车开出去并不那么引人注目。

帕维尔前往莫斯科市里之前，米纳耶夫一直送他到别墅的围墙门前，久久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目送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通往铁路站台的道路拐弯处。然后安东·安德烈那维奇慢慢地返回别墅小楼，从里面插上门，开始准备晚饭。他知道，从现在开始他至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要对付许多意料不到的情况，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最好少跟那些他不想得罪的人打交道。经验告诉他，一项行动计划在从准备阶段转入实施阶段的这一段时间最难熬。在准备阶段，可以对一些问题进行重新考虑，对计划进行各种修改，可以放弃一个目标，提出另一个目标，可以调换计划的执行者，改变行动的开始时间。只要还没有进入实施阶段，一切都可以修改。一旦转入实施阶段，一切仿佛都是个未知数，许多意料不到的情况都可能发生，这个时候，作为行动的指挥者就会感到心烦意乱，控制不住局势，信心不足，把握不大，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种情况一般要持续一个星期，然后才能转入正常状态。

2月初的一天，天气晴朗。虽说气温还很低，但是阳光普照，没有刮风。但是好天气并没有给叶甫根尼·沙巴诺夫带来好心情：阳光映照在电脑屏幕上，使他无法进行工作。他多次搬动屋内的办公家具，想把电脑放在更合适的位置上，但始终没有想出好办法来。他的办公室又长又窄，如果把桌子转个方向，那么桌子就要占据房间的整个宽度，他也只好背向门口坐着工作。沙巴诺夫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神经质的人，但是背后是门口他觉得无法接受，妨碍正常工作。

总统许诺在2月15日去自己的家乡宣布他是否参加下一轮的投票选举，现在离2月15日还剩下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叶甫根尼·沙巴诺夫的任务是给总统的讲话全文进行最后定稿。不过，遣词造句、咬文嚼字是沙巴诺夫的拿手好戏，他是靠这点本事混饭吃的。

“我想了许多……”在打到这个地方时沙巴诺夫停了下来，下面的话该怎么说至关重要，不深思熟虑不行。总统的讲话风格人人皆知——声音刺耳，小短句，大停顿，不像以不看讲稿面向听众著称的前苏联第一位总统那样，讲话音调柔和，有说服力。现在的这位总统没有这种天赋，不善于演讲，也不想学习。“我想了许多……”接下去该怎么说呢？对了，应该说些有人情味的话。“我想了许多，”沙巴诺夫敲打着键盘，“夜里睡不着觉，自己同自己争吵……”好极了！沙巴诺夫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身材高大、宽肩膀的总统站在讲台上，用他那清脆响亮、一点也不柔和的音调看着稿子演讲的情景。很难想出比这更精彩的话，演讲人念到这里一定会让人大跌眼镜的，没错。

总统的讲话全文早已准备好了，并经过几位总统顾问修改，沙巴诺夫是最后一个，因为他是总统讲话的定稿人。他要标出需要特别强调的地方，指出应该停顿的句子，总之，要把文学脚本变成导演脚本。沙巴诺夫继续往下读，读到“从3月份开始，拖欠工资的问题将不复存在”时，他标上了记号，指明最后的“不复存在”四个字要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发音要清晰响亮。拖欠工资早已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连傻瓜都知道3月份解决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可能的。真有意思，哪一个聪明人想出把这一未能兑现的诺言写进讲稿呢？但是既然已经写进去了，那就让总统去当众发誓吧。3月份并不遥远，不能兑现诺言将成为总统的耻辱和擦不掉的污点。全俄罗斯的人都将听见“拖欠工资的问题将不复存在”这句话，之后肯定有好戏看。

当然，现任总统的顾问们一个比一个聪明。不共戴天的敌人也不会像这些糊里糊涂的顾问这样胡说八道。沙巴诺夫甚至对他在自己的位置上只干一些使总统大跌眼镜的事不感到羞愧。处在他这个位置上的如果是另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无限忠于领袖和职业素养很好的人，也未必敢于对这些不知从哪里请来的顾问提出不同的意见。就拿总统抵达故乡城市的第一天的日程安排来说吧，2月天，寒风刺骨，却安排总统同市民们在大街上会面，还要让总统发表演讲，而且不是在室内，而是在广场上。这究竟是谁出的馊主意呢？总统肯定要喊哑嗓子，连水也喝不上一口。总统站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冻僵，就要像任何一个俄罗斯男子汉那样，找个地方烤烤火，暖暖身子。众所周知，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烤一会儿火暖和暖和的传统。难道就是这样，或者让总统冻僵身子，喊哑嗓子，或者……不管怎样都不合适，不好，嗐，管他呢，只要他叶甫根尼·沙巴诺夫自己好就行了。

晚上10点左右，他结束了工作，关掉电脑，伸了伸懒腰，关节伸得咯吱咯吱地响。可以回家了，他刚扣好大衣，桌子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喂，是我。”沙巴诺夫不耐烦地冲着电话说，他想赶快坐车走。

“有个人从萨马拉来这里，如果您对他感兴趣的话。”电话里传出一个不熟悉的女人的声音，“可以过一个小时后在工会大街和布特列罗夫大街拐角处取得有关这个人的信息。”

“您是谁？”沙巴诺夫赶忙问道，但是对方已经挂上了电话。

他对从萨马拉来的人感兴趣吗？那还用说！首先是因为他的主子对他感兴趣，第二是因为索洛马京，总统的拥护者和追随者，想把这个人搞到手。沙巴诺夫不知道为什么索洛马京需要这个从萨马拉来的人，但是知道索洛马京很需要这个人。关于索洛马京正在寻找这个人的事，沙巴诺夫是在一次偶然机会中听说的。但是，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谁呢？

绍利亚克在内务部工作期间，丽塔是他领导的那个小组中最安静和最守纪律的一名成员，这可能和她的天性有关。但是要说完成交办的事情，她的能力还是绰绰有余的，绍利亚克本人最喜欢把事情交给她去办。丽塔在受领任务的时候不执拗，不任性，不讲条件，并且总是能够按照要求去做。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个30岁的讨人喜欢的女人在绍利亚克布置任务的时候从来不随便插话。

她是绍利亚克在米纳耶夫将军的别墅休息了三天回到莫斯科后见到的第一个人。一走进丽塔的住处，绍利业克马上明白这两年她呆在家里没有工作，也就是说，她还和过去一样是个国家公务员，但是工资仅够糊口。绍利亚克扫了一眼屋里的陈设，没有发现一件新东西，还是原来的电视机、家具和地毯。布拉特尼科夫死后，绍利亚克决定故意犯罪去蹲监狱，以躲避风头。临行前他再三交待小组的成员们不要去捞外快挣钱。

“你们不要受金钱的引诱，忍着点，直到我回来，否则就会引火烧身。”他警告大家说，不过心里头还是担心恐怕谁也坚持不了这一点，因为现在请他们帮忙的人太多了。

但是绍利亚克相信丽塔是不会去捞外快的，果然没有错，丽塔始终记住他的话，没有给他造成麻烦。

丽塔给他开了门，看着绍利亚克这两年中老了许多的脸，她站在那里久久没有说话。绍利亚克为了稳定情绪，和往常一样没有正视她的脸。他终于感觉到他们之间在一瞬间形成的一堵看不见的墙“轰”的一声倒塌了。

“你回来了，”她轻声说，哭了起来，“我的天哪，你终于回来了。”

“我不是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帕维尔微微一笑说，“别哭了，孩子，一切都会好的。我回来了，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始工作了。你大概很缺钱花吧？”

“事情不在这上面，有钱没钱，就随它去吧。我害怕，很害怕。生活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意义。以前我知道为什么活着，有事业，有工作，恪尽职守。你一走，一切都崩溃了。我能去干什么呢？再说你又禁止……”

“好样的，”绍利亚克温柔地说，“好样的，听了我的话。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工作，有思想准备吗？”

“我不知道，”她半信半疑地摇摇头，“我这么久没有工作了，能行吗？再说我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会得到的，”帕维尔保证说，“只要你相信自己，调整好情绪，任务有的是。眼下就需要你给一个人打电话，同他约定一个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绍利亚克当即递给她一张纸，上面写有沙巴诺夫的电话号码。

“你让他过一小时后在工会大街和布拉列罗夫大街的拐角处同你见面，然后让他和你一道走，你同他交谈，我在旁边观察。”

丽塔听话地拿起了电话。

“要是他不同意同我见面呢？”她一手按下电话按钮问道，“我应该怎么说服他？”

“不用多说，说好见面时间和地点后就放下电话。如果他需要我，就一定会去的。如果不需要我，就不会去，说明我错了。”

二十分钟以后，他们俩一道乘车向西南方向驶去。一路上帕维尔没有说话，好让她集中精力，只是在卡卢日地铁站附近他终于打破了沉默。

“你都记住了没有？他应该对你说，是谁在寻找我，为什么寻找我。而你要给他说，我愿意替他们干事，只要他们能保证我的安全。你从这里下车步行过去。同他见面后朝着与工会大街相反的方向走，一直走到同安东诺夫将军大街交叉的路口。他们不可能开着车紧跟住你，因为你马上就往相反的方向走去，明白了吗？”

“明白了，帕沙。”她答道。

她回答得干脆利落，帕维尔知道她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地铁站附近，帕维尔让她下了车，之后把车子往前开了一段距离，找了一个合适的地点停下，锁上汽车，徒步走向约见沙巴诺夫的地点。

帕维尔让丽塔在这个地点与沙巴诺夫见面是有他的考虑的，这里有几条通路，地点比较偏僻，便于他从旁边观察。丽塔走近见面地点后站在一个售货亭旁边，假装观看橱窗里陈列的商品。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沙巴诺夫如果会来的话，这个时候应该出现了。帕维尔靠着一棵树站着，照例把两手交叉放在胸前。不能放松，一旦丽塔需要，他随时准备前去帮助。对于丽塔来说，这是一项再普通不过的任务。这样的任务她执行过几百次，几乎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只有两次出现了问题。第一次发生在十年前，她第一次配合帕维尔行动，在街上被一辆汽车撞倒，顿时吓昏了过去。第二次发生在此后三年以后，当时丽塔患重感冒，发高烧。但是她隐瞒了病情，没有告诉帕维尔，为此后来帕维尔严厉批评了她。今天丽塔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但帕维尔仍然希望什么意外的事情也别发生。

帕维尔从他所站的地方看到，在丽塔所在的售货亭对面停着一辆汽车。帕维尔定眼细看，发现车上方向盘后面坐着一位男子，他不就是跟踪过他的灰色伏尔加上的那个人吗，他叫什么来着？对了，娜斯佳说过，他名叫尼古拉，小名科利亚。还有那个年纪小的谢廖扎呢？怎么没有看见他？

汽车上走下了一名男子，黑暗中帕维尔估摸他大约在40岁上下。丽塔做了一个勉强能看得见的手势，请这个男子离开售货亭跟她走，丽塔带着他走了几步停下，但是汽车上的人已经看不到他们所站的地方了。因为一个接一个的售货亭挡住了视线。绍利亚克把微型窃听器戴上耳朵。

“是您给我打电话的？”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不是。但是派我来同您会面。您是不是对从萨马拉来的人有兴趣？”

发生了停顿，听不到对话的声音。帕维尔知道，丽塔开始工作了。以前她从来没有这么快切入话题，一般是先和对方闲聊十来分钟，然后使出她那非凡的本事。今天她有点着急了，这也可以理解，她有两年没有工作了，失去了原来的习惯，想赶紧结束会面，也可能她害怕发生以前未曾有过的情况。

停顿持续了一会儿。终于耳机中又传出了男子的声音，不过声音突然变得呆板和冷淡。

“是的，我们对绍利亚克很感兴趣。”

“你们为什么需要他？”

“我们准备首先救出他。”

“然后呢？”

“然后利用他，和他谈一谈，达成某种协议。”

“为什么要利用他呢？”

“想利用他对某些人施加影响，恐吓他们并迫使他们改变决定，他对这些人很了解。”

“也就是说，你们想利用他搞讹诈？”

“是的。”

“就是为了讹诈？或者还有其他意图？”

“没有，仅此而已。”

“告诉你自己的朋友们，他同意，不过有个条件，必须保证他的行动自由。你们自己别去找他，告诉我电话，他会给你们去电话的。”

“好，好……3750306。”

“姓什么？”

“钦措夫。”

“名和父称？”

“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

“还有什么？”

又发生停顿。之后听到了丽塔的声音。

“你们还有没有话对我说？说吧。”

“噢……还有个女人……”

“什么女人？”

“和他一起的那个女人，他的亲戚。他们也对她感兴趣。”

“告诉他们，忘掉她，与她无关，记住了吗？让他们忘掉她。”

“好。”

“还有谁正在寻找帕维尔？”

“那我不知道……”

“不对吧。想一想，告诉我，还有谁对他感兴趣？”

“索洛马京。”

“他是什么人？”

“总统周围的人。”

“索洛马京，他的姓名全称叫什么？”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

“他要帕维尔干什么？”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您看清了我的模样了吗？”

“是的……看清楚了。”

“我什么样？”

“中等个，淡褐色头发，穿灰色短皮袄。”

“我多大了？”

“大约30岁。”

“不对。我个头高，黑头发，年龄嘛，将近40，穿狸鼠皮长皮衣。下嘴唇有个小伤疤，很明显，但不影响外观。我说话有点结巴，只有一点点，明白吗？”

“好了，就……”

“汽车里还有谁？”

“我的助手。”

“叫什么？”

“尼古拉。”

“他们会找他询问我的情况吗？”

“不知道。大概会吧。”

“您告诉他，穿灰色短皮袄个头不高的妇女是个过路人，我让她去请您在售货亭旁边见面，您同我谈话时她就走了，她不认识我。您都听清楚了吧？”

“是的。”

“我要走了，您在这里再呆几分钟，慢慢地数到三百后才可以回到汽车里。把我们的条件告诉钦措夫，明天上午10点帕维尔给他去电话。请记住，他同意合作，但是你们要是蒙骗他，那只有懊悔了。帕维尔藏不住话，是个记仇的人。”

“是的，我都会转告他们的。”

“我走了，您开始数数吧。”

丽塔几乎紧挨着帕维尔走了过去。她严格遵循帕维尔的吩咐，没有沿着停有尼古拉坐在里头等待的那辆汽车旁边的人行道走，而是在大街的拐角处一擦而过，在一排售货亭的后面走过去。沙巴诺夫很听话地继续在黑暗中站立。绍利亚克此时感到十分满意，丽塔还和过去一样能干，她干得真棒。

帕维尔一直看着她沿着与工会大街相反的方向走去，上了汽车。不一会儿，车上发出了绿灯闪亮的信号，帕维尔走了过去，轻轻敲了敲车门，上了汽车。汽车往前行驶，拐弯，向着安东诺夫将军大街驶去。

“累了吧？”在车上，帕维尔关切地问丽塔。

“有点儿累，”她微笑说，“大概还不习惯。”

“不要紧，孩子，你是好样的，干得真不错。你用不着害怕，现在我送你回家休息。”

“那明天呢？”

帕维尔从她说话的声音中感觉出她还有恐惧感。

“什么明天？”

“明天还有事吗？”

“怎么了，不想干了？害怕了？”

“不，我是说你……我怕你明天又消失了，我没有你完全……”

“你说什么？孩子。”

“我就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就会觉得生活毫无意义。”

“你现在还在储蓄所工作吗？”

“现在叫储蓄银行。是的，还在那里。”

“枯燥吧？”

“当然。但是我已经习惯了。”

绍利亚克突然意识到，她还是个年轻的单身妇女。十年前，他把她招进自己的小组时还有点担心，担心这个女孩子撂挑子，要自由，想早日成家，生小孩。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丽塔很听话，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提出任何要求。当时他对她不太了解，想当然地认为她支持他的工作是出于感激之情，绍利亚克不是那种没有女人就活不下去的男子，他不太需要感情联系和精神交流，性格孤僻，冷淡无情。他想当然地认为丽塔也是这样的人，因为她不要求自由，没有固定的男人，不急于结婚。帕维尔回想起她在自己房间门口看到他时的眼神，回想起她哭的情景，终于明白这些年中他是个十足的糊涂人。他忽然醒悟过来：丽塔爱他。

还在十年以前，绍利亚克就给丽塔讲过，她应该为自己的那些天赋感到自豪，这是她的价值，是她的与众不同之处，她应该珍惜这种天赋，并且不断加以完善。丽塔十分信任绍利亚克，因为有绍利亚克，她的生活才有意义，日子才过得有趣味，才有合她心意的工作，要知道这些年中，绍利亚克是唯一重视她、赞扬她的人。丽塔不认识布拉特尼科夫，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于她来讲，只有绍利亚克才是领导人。另外，丽塔也不认识小组的其他成员，甚至不知道他们这个小组还有其他成员。绍利亚克从来没有向她讲过他们这个小组还有三个成员、他们更加能干而且更有天赋的话，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有利于丽塔开展工作，有利于她保持对工作的兴趣。唤起女性的妒忌心是危险的，哪怕这种妒忌心不是针对心爱的男人，而是针对工作，也是危险的。帕维尔成了她唯一可以讲心里话、可以诉苦、可以听到表扬和夸奖她的话的人。在绍利亚克蹲监狱这两年中，她度日如年，感到孤立无援，甚至觉得自己是被遗忘和抛弃的女人。所以，她现在当然担心绍利亚克再次消失，担心再次丧失可以体现人生价值的工作。

他们的车子一直开到她的住处楼前，一起上楼进了丽塔的房间，丽塔羞怯地留他吃晚饭，得到他同意后高兴得脸上泛起了红晕。

“看，我这儿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她解释说，“你来得这么突然。”

“没有关系，孩子，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挑剔。”

“想吃炸土豆片吗？”

“想吃，”帕维尔点点头，“要不要帮帮你？”

“不用，不用，你坐，我自己来。”

他们吃罢晚饭，又喝了点茶，已近半夜时分，而帕维尔还没有走。他无论如何也定不下来是走或是留。他很想回去，无论过去或现在，他都没有想过要同丽塔亲热。不过，他担心这两年中发生变化的事情太多，丽塔可能是唯一没有欺骗他的人，也就是说，应该同丽塔保持更深一层的关系。

“我早就想对你说。”他有点犹豫不决地说。

“什么，帕沙？”

“我想问问你……不，我不是说……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认为我只是你的领导？或者我对于你还意味着什么？”

她那惹人喜爱的脸蛋上露出了胆怯的笑容。

“当然了，帕沙，对于我来说，你意味着很多很多。我想，你早就猜到了这一点，难道不是吗？”

“不是，可想而知，我没有猜到这一点。你知道，我在远离你的这两年中一直在想你，很想你，而你呢？”

“没有你我都快死了。”她不假思索地说，“这两年您在哪里？”

“在遥远的地方，现在谈这个已经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我回来了。我再也不会扔下你了。”

“今天也不会吧？”

“今天也不会。走，咱们去睡觉。”

6

钦措夫焦急地等待着上午10点钟的到来。看来，一切都顺乎人意！这不，野兽自己跳到了猎人跟前。谁愿意过苦日子呢！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现在连绍利亚克也决定挣外快了，很好，值得称道。活着的战友总比死去的敌人好，从活人那里至少能捞到点好处。既然绍利亚克答应提供服务，就说明他不打算坏别人的事，这可以走着瞧。应该充分地利用他，然后看情况决定，行的话就把他也招募到自己的竞选班子里来。

沙巴诺夫昨天夜里打电话告诉他说马上就到。钦措夫当即意识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但又不知道叶甫根尼·沙巴诺夫会带来什么新消息。那个女人他最感兴趣，她是不是在萨马拉接绍利亚克的那个他的亲戚？

“是不是那个瘦瘦的、淡黄头发的女子？”他问沙巴诺夫。

“不是，”沙巴诺夫摇头说，“黑头发，有点口吃，下嘴唇有个小伤疤。”

“不是那一个啊，”钦措夫失望地叹口气说，“最好能找到她，找到他的这个亲戚，找到她有好处。你什么事那么拖拖拉拉的，叫叶尼娅拖住了？喝酒了，还是担惊受怕了？”

“我没喝酒，”沙巴诺夫皱起眉头说，“只是感到有点不好受，浑身无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病了？”

“可能是，”沙巴诺夫没有把握地一挥手，“头晕脑胀，好像三天没睡觉似的。”

“好了，好了，不管怎么样，明天绍利亚克就会给我来电话的。聪明的家伙，他这么做是正确的。与其摆脱我们，不如同我们合作，对他对我们都有好处。”

沙巴诺夫走了，而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却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辗转反侧，反复考虑着如何更好地同难以捉摸的绍利亚克谈话。小伙子会提出给多少钱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可以吓唬吓唬他，逼他少要点酬金？或者假装对他毫无了解，省得他过于戒备。最好还是多给他点钱，让他放松戒备，最后搞他个猝不及防。

大清早，钦措夫就跳下床，匆匆进厨房给妻子和女儿准备早饭。他倒不是要表现出自己是个好家长和好丈夫，只是想抓紧时间让她们尽快吃完早饭，离开家里。否则的话，她们总是磨磨蹭蹭，花两个小时收拾房间，用四十分钟煮一个鸡蛋，女儿是个大学生，然而如今不是免费上大学的旧时代，那个时候旷课的学生会受到严厉批评，甚至会被取消奖学金。现在鬼才去念免费大学，而在收费的大学里谁也不重视纪律，交了一学期的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不去上课。只要能通过考试，怎么都行。女儿不喜欢早起，常常下午才去她读书的商学院。妻子也不是准点上班的人。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很不希望同绍利亚克谈话时家里有多余的耳朵，那没好处。

“喂，格里沙。”妻子身穿绣花衬衣，外面披一件罩衫走进厨房，惊讶地说道，“今天我们家怎么了，过节了？”

“嗯，是吧，”钦措夫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答道，“不睡了，这么早就起来了，去洗个澡吧，水已经热了。”

妻子进了浴室，他去叫女儿起床。唤醒女儿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是要费许多时间的。列娜从小娇生惯养，十分任性，对所有的长辈都不讲礼貌，更不用说对待父母了。

“走开。”她恶狠狠地嘟哝了一句，翻过身去，脸对着墙壁。

“列娜，起来，起来吧，都已经8点了。”

“我说了，走开，从这里走开。”

“我也说了，起床！”钦措夫提高了嗓门。

“你走吧……”

她猛地一翻身，掀开了被子，不害羞地露着没有穿内衣的上身，用力吼叫道：

“我说过，从这里滚开！别来碰我！我什么时候想起就什么时候起来。”

“死丫头！”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大声吼叫道，抓起被子，扔到房间的角落里，“马上给我起床！穿上衣服，知不知道羞耻，你是在同父亲讲话，不是在同自己的情人！自找麻烦！我拿钱供你学习，你就必须好好学，否则就去扫大街。太不像话了！”

列娜一声不响地套上长长的汗衫，拖着懒洋洋的步子，在父亲身旁走过，出了房间。

这种事在钦措夫的家中并非罕见。女儿不是特别聪明，放肆无礼，经常用大嗓门顶嘴。母亲在这个时候一般站在丈夫这一边，她知道，儿女越惯越坏，丈夫的要求是有道理的，但是她又不想对缺乏自制力和蛮横的女儿多加管教。

吃早饭的时候女儿坐在那里，气鼓鼓的，但是一点儿也不影响她的好胃口。钦措夫却什么也不想吃，连喝了三杯茶。他甚至拿起熨斗替妻子熨裙子，一心希望她赶快走。他觉得时间一分钟一分钟飞也似的过去了，但是女人们总是慢吞吞的，一会儿找这个，一会儿找那个，衬衫换了一件又一件，镜子照了一遍又一遍，打扮化妆，没完没了的，好像要去美国大使馆参加招待会似的，我的天哪！终于，在9点40分的时候母女俩都离家走了，钦措夫这才松了口气。现在可以和绍利亚克谈一谈了。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怎么也闹不明白他发生了什么事。胳膊腿沉甸甸的，浑身发热，两个肩膀好像压了一副重担，别人说话的声音好像透过棉絮才传入他的耳朵。

“你们为什么需要帕维尔？”穿浅色短皮祆、个子不高、头发淡褐色的女人间道。

“为了得到帮助。”索洛马京回答说。

“谁需要他的帮助？”

“总统。”

“那总统是不是知道，他也需要帮助？”

“总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想帮助他。”

“您为什么认为帕维尔能办成这件事？”

“我不知道……我希望他能办成这件事，没有什么人可指望了。所有的人都被收买了，所有的人都卖身投靠……”

“帕维尔对您也比较了解吧？”

“不了解。再说也没有什么可了解的，我什么坏事也没有做。”

“您是不是以为帕维尔是个危险人物？”

“不，我希望……我不做任何对他不利的事，也不打算做。我只希望他帮助我。”

“您看清楚我了没有，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

“看清楚了。”

“我什么样？”

“穿着皮袄……那么小小年纪的，浅色的头发，瘦瘦的。天黑，眼睛看不见……”

“您错了，”女人说，“我高个子，胖胖的，淡黄色短头发，穿绿色带绒毛大衣，描眉，涂口红，戴钻石耳环，是不是？”

“是的。”索洛马京附和着说。

实际上也是如此，他怎么会把她看成一个瘦小的女人呢，活生生是一个高大粗壮的蛮婆子。大衣是绿色的，没错，穿着这件大衣，她显得更高大粗壮。耳朵上戴的耳环，在黑暗中看不清楚，好像有小坠子，但他相信这是钻石，他的视力还是……

“帕维尔明天早上给您打电话，你们就可以就一切问题达成协议。现在我走了，您在这里站几分钟，什么也别乱想。记住，帕维尔明天早上给您打电话。记住了吧，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

“记住了。”索洛马京小声说。

女人在黑暗中消失，索洛马京听话地在原地站立，等待几分钟时间过去。他懵懵懂懂，呆若木鸡。过了一会儿，才渐渐感到好一些，沉甸甸的感觉没有了，手脚又比较听话了。怎么回事？刚才在这个地方干什么了？噢，对了，刚才同一个穿绿色大衣的胖婆娘谈话了，谈到帕维尔了。她说，明天帕维尔会打电话来。“天哪！”索洛马京忽然醒悟过来，“他怎么知道我在寻找他呢？难道瓦西里暴露了？我不是吩咐过他，只能在远处观察绍利亚克，不要走近他，不要同他接触。难道瓦西里把事情搞糟了？或者这是绍利亚克耍的又一个花招？布拉特尼科夫说过，绍利亚克有办法让任何一个人口吐真言。”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振作了精神，看了看手表，10点半了。早该回家了，而他还站在这里，在昆采沃，在格里申大街……他怎么到这里来的？真是活见鬼！

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迈步走向自己的汽车，相信自己头脑已经完全清醒后开动了汽车。

今天丽塔干得更加出色，她信心十足，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帕维尔没有马上离开，而让丽塔上了汽车，自己却站在黑暗中，依靠树林做掩护，偷偷观察索洛马京。这一回丽塔不是让对方数到三百，而是让索洛马京在原地站一会儿。索洛马京过了二十三分钟才清醒过来，绍利亚克特地记下了这个时间。好样的姑娘！绍利亚克本来担心那天晚上同沙巴诺夫见面后，丽塔一定会浑身无力，不能集中精力，但是看来一切恰恰相反，她反而越干越出色了。

绍利亚克不由得回想起第一次见到丽塔时的情景。那时候丽塔才19岁，身材瘦小，脸色苍白，穿着难看的不合身的病号服，过量服药后身体极度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她是被同她合住一套房子的女邻居扭送到民警机关的，女邻居说，丽塔经常把她丈夫买的伏特加酒倒在盥洗室的水池里。片儿警希望双方互相谅解，解决纠纷。但是女邻居不同意，她给片儿警兜里塞了不少钱，希望把丽塔关进监狱，这样她和她的酒鬼丈夫就有希望因为丽塔腾出住房而扩大居住面积。这样一来，丽塔就被送到区内务分局，有关她偷盗的材料也送到了侦查员那里，准备向她提出诉讼。丽塔认为自己清白无辜，她对侦查员说：

“是他们自己把酒倒进水池的，我根本就没有碰过。”

“姑娘，这不可能吧？”侦查员吃惊地说，“他们自己怎么会把酒倒掉？不会的。”

“会的，”丽塔一口咬定说，“我很希望他们把酒倒掉，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

没有从她那里得到任何明白易懂的解释，于是决定把她送去鉴定，以确定她是否患有精神病。由于丽塔一再声称她没有碰过酒瓶，邻居把酒倒掉只不过是执行了她的意志，所以鉴定医生很快就作出了“因精神错乱无责任能力”的结论。丽塔就这样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还好，布拉特尼科夫发现了这件事，帕维尔及时赶到精神病院把她解救出来。帕维尔当时已被克格勃裁减，无权过问这种事，但是去精神病院接丽塔的正是帕维尔。布拉特尼科夫有过严格规定：绍利亚克小组的成员由他本人寻找，但是这个小组的任何一名成员都不应该知道他同帕维尔的联系，也不应该知道真正的领导人是他。这些人只能同绍利亚克联系。

丽塔没有回到原先的住处，布拉特尼科夫替她找到了一处单间住宅，找人给她治病并办好招募手续。一开始，帕维尔对丽塔说，只有同他合作才是她的唯一选择。要是拒绝合作，他就不会再保护她。丽塔表示愿意同他合作，并把帕维尔视为自己的大救星。

今天，绍利亚克让丽塔在她居住的楼前下车后没有上她住的房间去。他需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好好睡个觉，恢复一下体力并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他现在必须同时为三个主人提供服务，一个是米纳耶夫将军，另一个是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班子，再一个是索洛马京——现总统的捍卫者。目前需要的是确保自己的安全和行动自由，以便把这件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进行到底。

在米哈伊尔居住的房子前有人在排队，这是真正的排队，尽管人数很少——只有四个人。帕维尔马上想到是怎么回事，狠狠地骂了一句。米哈伊尔耐不住寂寞无聊，经不住金钱的引诱，搞起了捞外快的行当，狗杂种！

“谁排最后一个？”绍利亚克打量着正在排队的四个妇女，问道。

这四个妇女年龄各不相同，但不知为什么脸上的表情都一个样。

“预约您几点钟看？”年纪最大的妇女问道。

“15时30分。”帕维尔随口答道。

“不可能，”老太太有把握地说，“我预约的是15时30分，我两个星期以前就预约了。”

“那么说，我在您的后面。”帕维尔坐着说。

“不是，她完了该轮到我。”另一个年纪小一点的妇女插话说，“给我预约的是16时。”

“姑娘，这没什么问题，你们都在前面，然后是我。”

四个妇女用不赞成的眼光看着他，但什么也没有说。

“说实话，我没有预约，”帕维尔承认说，“但是我有件事……需要……这你们都清楚。但是你们别担心，我不会不排队往里钻，我让你们先进去，不过要是还有人来，你们别出卖我，行不行？”

预约在16时看的那个妇女同情地看了看他。

“看来，您有大难。”她说，“看您一副痛苦的样子。您别担心，不会有人来了，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每天只接待五个人，16时以后谁也不接待了。”

帕维尔什么也没有回答，找了个地方坐下等待。看来，米哈伊尔每过半个小时接待一位顾客，三十分钟时间就能给一个人预测未来，简直神了。也可能他不是在给人家算命，米哈伊尔有特异功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早晚要毁在这上面。

帕维尔焦急等待着。每过半小时就有人从屋里出来，另一个人进去。大部分是妇女，出来的人中只有一个是男子。16点半的时候那个预约在16点算命的妇女终于出现在门口了，帕维尔果断地登上台阶，走进光线昏暗的前厅。

“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他大声叫道，“没有预约能不能找您看？”

“进来吧。”屋里传出了熟悉的声音。

帕维尔走进小屋。看到屋里的情景，他松了口气。米哈伊尔尽管违反了他的规定，但是至少没有装神弄鬼，屋里见不到蜡烛、十字架、护身符和其他搞迷信的标志物。米哈伊尔坐在一张普通的写字台后面，穿着普通的西服和浅色衬衫，系着领带。看他的外表，不像一个做生意的人，倒像一位浪漫的艺术家，蓄着披肩长鬈发，鼻子上架一副有色眼镜，大腹便便、胖得发圆。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米哈伊尔惊讶地喊道。

“没想到吗？”帕维尔恶狠狠地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行当？整个莫斯科都在谈论你，门口排起了大长队。”

“您说什么？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您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我只是进行一般的心理疗法，没有做什么蠢事。外人并不了解，我发誓。”

“那你为什么还要搞预约？是不是想用邪术让女人爱上你？你这个混蛋！”

“你说到哪里去了，不是，不是这么回事，”米哈伊尔一挥手说，“我是采用谈心的方式消除他们的应激反应。我给他们说，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受生活折磨上，如果不能改变生活本身，就改变对待生活的态度。我就是教会他们改变对待问题的态度。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请相信我。来，坐下。您走了这么长时间才回来，我闲着无事可干，百无聊赖。”

“行了，别诉苦了。我回来了，应该干点正事了。”

“当然，当然，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米哈伊尔高兴地说道，他知道，帕维尔原谅他了，“我随时准备投入工作，工作素质还没有丢……”

“还说没有丢。”绍利亚克生气地说道，“你就差脑袋没丢了。我临走前专门交待过你们。”

生气归生气，帕维尔现在头脑里考虑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米哈伊尔。

尤利娅·特列季亚科娃是名初出茅庐的女记者。她当然希望出名，希望能采访本国甚至全世界的著名人物，写出轰动一时的报道和揭露丑闻的文章。但是目前让她为为“快讯”栏目收集材料。

尤利娅的一个熟人在州内务局工作，今天他恰好值班，尤利娅打算在他那里逗留到吃午饭，以便在下午5点钟之前把一篇关于持械抢劫的简讯送到编辑部。交完稿后她走出编辑部，正要向地铁口走去，一个身材高大、戴着墨镜、留长鬈发的男子走到了她跟前。

“姑娘。”不认识的男子用悦耳的声音招呼她，“您能不能给我几分钟时间？”

尤利娅顿时紧张起来，打量着这个陌生人，心里暗想，编辑部大楼就在旁边，万一有危险马上可以跑回去。再说这个男人可能……总之，不能拒绝这样的交谈，说不定还能搞到轰动一时的消息呢。

“您有什么事？”她问道，有礼貌地笑了笑。

“我对您有个建议，但我又不想让您的同事看见，是不是可以到边上谈谈？”

尤利娅很想知道他的建议，尽管内心深处也有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新闻记者就得像新闻记者的样子，走就走！她没有权利害怕，说不定还能挖掘到“热点”材料呢。

陌生男子向一个过堂院走去，尤利娅听话地跟着他。在过堂院里，他们坐在一条低矮的长条凳上。

“让我们认识一下，”陌生男子说，“我叫格里戈里，您呢？”

“尤利娅。您好，格里戈里。”

“您知道吗，尤莲卡，我早就开始观察您，我第一次见到您是在几个月以前，一见钟情。是的，是这么回事，您别笑。从那时起我常常到这里来，在编辑部楼前等待您出现，您不要害怕，我不会做任何对不起您的事，您是位了不起的姑娘，我哪怕只能远远看您一眼也感到幸福，但是现在我有机会为您效劳了，所以我决定同您认识一下。”

“效什么劳？”

“我能做到让您在新闻界出名。”

“您有轰动的材料？”尤利娅马上来了情绪。

“暂时还没有。但是如果您想要就会出现的。”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尤利娅皱起眉头。

“那我解释一下，我能够从拉特尼科夫那里得到答记者问。”

“您说什么？”尤利娅叫了一声，“不可能，我不相信您。拉特尼科夫已经有两年时间不让记者靠近他了，自从他进入总统的竞选班子以后，谁也没有机会采访他。”

“没错，”格里戈里露出迷人的微笑，“没有人能做到采访他，两年中他没让记者采访过一次。因此，报刊和电视上经常有关于拉特尼科夫拒绝同新闻记者交谈的报道。您想想，如果您成为拉特尼科夫破例接受采访的唯一新闻记者，那您不就名声在外了吗？”

“他是不会这样做的。”尤利娅不相信地反驳说。

“他会这样做的，如果您同意三天后在你们报纸上刊登他的答记者问的话。愿意吗？”

“我不明白……不，我不相信您的话。”

“尤利娅，我没有问您相不相信我，我问您愿不愿意这样做。”

“我当然愿意，这没有什么好问的。您有什么办法办成这件事呢？”

“我能从他那里搞到答记者问，他当然不会接受您的采访，正如他不接受任何记者采访那样。但是我能做到这一点，并将我们交谈的录音带交给您，由您准备发表，发表的时候署您的名字。”

“这可是欺骗行为！”尤利娅生气地说，“他会立即进行揭发的，拉特尼科夫看见报纸后会公开声明说，采访他的人不是尤利娅·特列季亚科娃，而是名叫格里戈里的男人。”

“这就是我的事了。我向您保证，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怎么样？尤利娅，干不干？”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她疑虑重重地问道，思想斗争十分激烈。

“想替您办点好事，”格里戈里笑着说，“我很喜欢您，我不是强要和您交朋友，因为我知道，像您这么漂亮和天才的姑娘想必已经有心上人了，绝不会因为像我这种想入非非的怪物而抛弃他。我不敢高攀，尽管我一片真心。如果我能替您做点好事，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这就是我的全部想法。”

“您怎么让我相信录下的是拉特尼科夫的声音？要是骗我呢？”

“要是您不放心，我可以录像。就算您不认识他的声音，他的脸您总认识吧……”

尤利娅头晕脑胀。不用说，她非常想要这份材料，这将是她在驰名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是巨大的一步！从此以后她将是一名畅通无阻的名记者了，多少有能耐的记者想采访拉特尼科夫都吃了闭门羹，而她居然成功了！但是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她不由得害怕起来……

她的头脑突然间变得轻松和简单，有什么好考虑的呢？这种机会一辈子只有一次，可不能放过。

“好，”她果断地说“我同意。”

“这就对了。后天这个时候我还在这里等您，把拉特尼科夫答记者问的录像带交给您。”

“我应该怎么报答您呢？”

“您说到哪里去了，尤利娅！”格里戈里生气地叫了起来，“难道您不相信我的无私吗？”

“那我就先谢谢您了，”尤利娅站了起来，“我希望您不会欺骗我。”

他们一道走出拱形门，上了人行道。尤利娅拐弯向地铁口走去。她新结识的人向另一个方向走去，坐进了一辆深红色的轿车。

米哈伊尔很久没有执行过这样艰巨的任务。根据帕维尔·绍利亚克的指示，今天他必须同几个很难对付的人打交道。米哈伊尔知道，他必须按照绍利亚克的指示去做，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完成交办的任务，否则绍利亚克是饶不了他的，更不用说给他酬金了。

汽车停在御马监大街一座多层楼房跟前。米哈伊尔锁上汽车，把那个装有录像机的大旅行包背上。他深深地叹了口气，闭上眼睛凝神静气几秒钟，之后果断地走进楼门。

一个彪形大汉挡住了他的去路，厉声问道：“您找谁？”

米哈伊尔看了他一眼，什么话也不说，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新闻记者使用的名片，名片上印有“尤利娅·特列季亚科娃，记者”字样。彪形大汉没有丝毫接过名片的意思，只是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他。米哈伊尔只好施放出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意念脉冲。彪形大汉终于接过了名片，有气无力地说：

“我应该给您登记一下。”

“当然应该登记。”米哈伊尔说。

大汉登记后把名片递还给他。米哈伊尔把名片塞进口袋，向电梯走去。第一关已经通过，现在他必须进入拉特尼科夫的住房，让拉特尼科夫在录像机前说出需要他说的那些话。

在电梯里，米哈伊尔再次闭上眼睛凝神静气。电梯的门开了，又一个彪形大汉挡住了去路，显然，这是总统顾问的贴身保镖。米哈伊尔用意念命令他：“让开！后退三步，拐弯，走近拉特尼科夫的房门，按门铃。后退，拐弯，按门铃，后退。”

保镖听话地后退三步，按响了门铃。拉特尼科夫的妻子打开了房门，米哈伊尔马上施放意念，让她满面春风地把自己迎接进门。

“萨沙，有客人来找你。”她一边说一边打开丈夫办公室的门。

此时，米哈伊尔感到有一股强大的、怒不可遏的气流向他袭来。

“你是什么人？谁让你进来的？”拉特尼科夫厉声问道。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米哈伊尔感到浑身乏力，说不下去了……

他大汗淋漓，双眼模糊，甚至看不清离他三米远处坐着的拉特尼科夫的模样。他屏住呼吸，意守丹田，凝神静气，全力抵挡来自拉特尼科夫的意念力。

二十分钟后，米哈伊尔感到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拉特尼科夫已经瘫软无力，坐在办公桌旁的圈椅上发愣，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按照米哈伊尔的意念讲述总统竞选班子内部的种种分歧。米哈伊尔不时地提出问题让他回答。当然，米哈伊尔提问题的声音也会被录进去。但是不要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洗掉他的说话声，换上尤利娅·特列季亚科娃的声音。最主要的是米哈伊尔没有被摄入镜头，因为他扛着摄像机站在拉特尼科夫面前。

采访结束了。米哈伊尔关掉摄像机，放进旅行包，走近总统顾问说：

“我们合作得不错，”他小声地说，“要是有人问您接受了谁的采访，您就说有一个名叫尤利娅·特列季亚科娃的年轻漂亮的女子来采访过您。我把她的名片留给您，好让您记住她的名字，知道她是哪家报社派来的。而我嘛，您从来就没有见过，从来就没有见过我，是不是？”

“是的。”拉特尼科夫听话地点点头。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处在米哈伊尔强大意念力的控制之下，对刚才所发生的事已经毫无回忆的能力。

“再见，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米哈伊尔说，“不用送我了，我自己会找到出去的大门的。您一听到大门关上的声音就会醒过来的。一切都会好的，您明白吗？”

“我明白了。”总统顾问再一次点了点头。

“那好，您同我告别吧。”

“再见，尤利娅……”

米哈伊尔悄悄地溜出拉特尼科夫的办公室，踮起脚跟向门口走去。出去的时候他用力地带上门，好让拉特尼科夫听见这一信号后苏醒过来……

早在少年时代，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拉尔金身上就出现了常人所不具备的特异功能，他自己对此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利用过这种特异功能去取得好成绩，后来又顺利地考进一所工科大学。本来他想报考文科大学，但是70年代初有个规定，犹太人不能进入有威望的文科大学深造。米哈伊尔对数学和物理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是考试成绩总是不错。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设计局工作，由于知识贫乏，工作能力差，他经常受到上司的训斥，同事们看到他连普通的设计都做不好而感到不可理解。他被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但无论在哪一个单位，他都难以胜任设计工作。特异功能也帮不了他的忙，因为他天生具有的催眠术并不能使按照他设计的仪器运转。

但是米哈伊尔在童年时代是很幸运的。母亲是一家剧团的服装设计师，这家剧团经常去国外演出，但是每一次出国都轮不上母亲，因为去国外演出通常要带最好的服装设计师出去。不过母亲伊赖达·伊萨科夫娜的人缘很好，深受剧团后台人员的爱戴，大家有什么话都愿意对她说。米哈伊尔从小喜欢跟着母亲去上班，剧团里的人都喜欢这个小天使，逗他玩，给他糖块和橘子吃。米哈伊尔8岁的那年还在一出戏中扮演过一个小角色。长大以后，米哈伊尔仍然经常去母亲工作过的这家剧团坐坐，和他从小熟悉的人聊聊。

在调动了五六个工作单位后，有一次，科长让米哈伊尔到他的办公室去。

“这位就是我们单位的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米哈伊尔一进门科长就站了起来，不知为什么满脸春风地把米哈伊尔介绍给坐在办公室内的一位客人说，“你们就在我办公室谈吧，我出去一下，不打扰你们了。”

客人原来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工作人员，他有礼貌地建议米哈伊尔今后去剧团时要留神一下演员们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动态，特别是在剧团出国演出前的动态。他要求米哈伊尔一定要和克格勃密切合作，否则米哈伊尔就会面临因工作不称职而被解雇的可能。临走前，客人约他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详谈，并给他留下了地址。

第二天，米哈伊尔按照给他留的地址找到了约见地点。这是一座普通的居民楼，按响门铃后给他开门的不是昨天的那个克格勃工作人员，而是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这个人同他谈话的内容不是关于剧团和出国演出，而是关于他的特异功能。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对他说，要对他的特异功能进行一系列测试，请他明天再来一趟。

第三天，米哈伊尔如约来到绍利亚克的住处。在这里，除了帕维尔·绍利亚克以外他还见到了另外两个人——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这三个人一起对米哈伊尔的特异功能进行测试，他们先让米哈伊尔把他打算发出的意念写在一张纸上，装进一个信封，糊好。之后让他当场操作，测试结束后打开信封，取出那张纸，发现上面所写的和实际结果吻合。帕维尔·绍利亚克十分满意，他送走那两个人后请米哈伊尔留下来。

“米哈伊尔，”绍利亚克说，“我建议您忘掉过去，开始新的生活，真正男子汉的生活。”

“我应该做些什么呢？”米哈伊尔问。

“做一些不为人知的悄悄进行的工作。这些工作很轻松，负担不重，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您将有足够的业余时间，在业余时间里，您有时要利用您的特异功能完成我交待的一些任务，我再强调一下，是有的时候，不会占用您太多的业余时间。关于我们之间合作的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另外请您放心，此事不会对您的声誉造成任何不好的影响。每次完成任务后我都会给您一笔丰厚的报酬。”

“噢……是什么性质的任务？”米哈伊尔胆怯地问道。

“我已经对您说过，是与利用您的特异功能有关的任务。”

“不会有设伏和追捕吧？”米哈伊尔不太相信地问道。

“您是不是很想打打枪？”帕维尔·绍利亚克笑着说，“这好说。”

“不，不，”米哈伊尔顿时害怕起来，“我一点儿也不想，我不要枪。”

“这也好。我请您现在就做出决定。您考虑一下再告诉我，您愿意或是拒绝。不过我请您在考虑的时候注意下面几个情况。第一，如果您拒绝，有可能面临失业的危险。第二，只要您同意跟我合作，今后的生活就会有保证。第三，同我合作可以发挥您的专长，您将受到器重。您好好想一想，我去煮咖啡。”

帕维尔·绍利亚克进了厨房，房间里只剩下米哈伊尔一个人。他左思右想，觉得还是跟绍利亚克干更为有利。他的月薪只有九十卢布，根本不够花。绍利亚克答应每完成一次任务就给他一次报酬，而且是丰厚的酬金，今后他的日子一定会好过得多。

绍利亚克信守诺言，米哈伊尔每完成一次任务他都支付酬金，任务越复杂酬金越高。米哈伊尔经过磨炼，胆子越来越大，技能也越来越高。两年之后，他成了一位高级特异功能者和催眠术大师。

7

今天报纸上刊登了对总统顾问——亚历山大·拉特尼科夫的专访，当听到就此事进行的电视评论时，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专访进行得非常成功，完全遵照钦措夫的指示，该说的都说到了。毫无疑问，绍利亚克是个无价之宝，他用了什么办法，把这件事干得这么漂亮？

“拉特尼科夫称，总统保证坚决不再增加货币发行。”电视评论员说道，“但拖欠工资的问题在近期内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总统顾问向记者尤利娅·特列季亚科娃表示，总统身边的官员对该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换句话说，包括总统在内，所有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近期内无法偿还欠款。我在此引用总统顾问的原话：‘如果总统或他的智囊团成员向你们保证要在三四月份偿还自去年九月份以来拖欠的工资，那肯定是谎话。总统并不打算打开印钞机。’说这些话的人已经有两年时间不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是什么让他打破了沉默？据我推测，总统智囊团内部就竞选纲领的内容发生了分歧。一部分顾问认为，总统在竞选纲领中只应做些力所能及的承诺，亚历山大·拉特尼科夫就是其中一员；而另一部分人显然认为，为了能在选举中获胜可以不惜任何手段，甚至可以为此‘公开说谎’。一向让新闻记者感到遥不可及的总统顾问终于决定公开讲话，这一现象说明，总统制度的政策出现了危机；同时也说明了，总统的智囊团根本就没有打算在竞选胜利后的四年任期内继续支持总统。总统顾问们对现实状况的看法一致，却在是否向公众讲真话这一问题上有分歧，这难道是正常的多元化现象吗？我认为，这首先是无原则性的表现。现在，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国家首脑到底倾向于哪一种意见。”

说得棒极了！听到这儿，钦措夫非常兴奋，手心儿都出汗了。现在总统的三大法宝中的一件已经失灵了。无论他对补发工资做出什么样的承诺，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他了。如果他不想被大家视为骗子，他就不得不收起这粒诱人的糖果，简直太棒了！

钦措夫兴致勃勃地看完体育新闻、天气预报以及所有的电视节目，然后给自己的主子、总统候选人马利科夫打电话。

“听见了吗？”钦措夫得意地问。

“好样的！”马利科夫称赞道，从语气中听得出来，老板非常满意，“干得很漂亮，应该给你发奖金。”

“也许，还应有点儿别的？”钦措夫说道，“你也看到了，这人的工作成绩一流，应当好好重用他。”

“等等，让他先休息一下，否则他会觉得我们要依赖他。他为我们做得越多，我们对他的依赖程度就越高；他知道得越多，就越不能和他翻脸。答应他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让他放松一下。和他谈好，让他一个星期后再来，别催他，明白吗？”

“我明白。”

“我害怕他，格里沙，他是个危险人物。”

“算了吧！”钦措夫皱着眉头说，“他一点儿也不危险。他是个正常的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如果他是危险人物，早就躲起来了，而不会出来和我们谈什么交易。他知道，他对我们有威胁，我们对他也同样有，否则他不会在叶卡捷琳堡无缘无故地躲开我们的人。况且是他主动提出合作的，因为他清楚，他有本事，而我们拥有权力，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

“你真的这么想？”马利科夫疑惑地追问道。

“真的。我为自己的话负责。”

“格里沙，你知道，如果错了，你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我不会错的，你不用担心。”钦措夫自信地说。

“好了，事情办完了，”他愉快地想，“叶甫根尼·沙巴诺夫会尽力安排好总统回家乡视察的事，如果成功，他就可能进入总统的竟选班子。现任总统有这么得力的助手，就不用怕什么敌人了。”

米纳耶夫将军交给帕维尔·绍利亚克的名单上有七个人名。排在第一位的是马利科夫，现任总统的形象设计师——叶甫根尼·沙巴诺夫排在第四位，排在未位的是黑海地区某个公司的总经理——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尤尔采夫。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土耳其之间的武器和毒品运输就经过尤尔采夫控制的这段沿海区域。

尤尔采夫是上流社会的一分子，享有很高威望，他经常慷慨地为各种演出和抽奖活动提供赞助，因此他与莫斯科企业界、艺术界有着广泛的联系。通过米纳耶夫的帮助，帕维尔没费多大劲儿就了解到，完全没有必要跑到南方去找尤尔采夫，他经常来莫斯科。这不，过几天他就要作为嘉宾来莫斯科参加一个盛大活动，因为他为这次活动捐赠了一大笔钱。

帕维尔把杀害尤尔采夫的事交给了米哈伊尔·拉尔金。米哈伊尔和丽塔不同，他是小组内最有天赋的一个，但却最不讲原则。给米哈伊尔·拉尔金安排完工作后帕维尔开始考虑，该让组内其余两名成员做些什么。

对阿萨图良的拜访让帕维尔感到心情愉快。加里克·阿萨图良正在不停地买进卖出，就像轮子上的松鼠，忙得团团转——这是他年轻时就喜欢干的事。帕维尔早在80年代初就认识他了，那时，他正疯狂地做着倒卖圣像、古玩、钻石的投机生意。侦查数据表明，他的生意规模很小，可利润却大得惊人。侦查人员长时间没有将他逮捕，就是为了弄清楚他是怎么干的。大家推测，即使一对钻石耳环的利润达到百分之五十，阿萨图良也不可能赚这么多钱。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他们做的交易远比记录在案的多得多。调查阿萨图良的不是警察局，而是克格勃，因为他主要和外国人或即将出国的苏联人做生意。

最终也没能搞清楚，阿萨图良的巨额利润从何而来。于是，克格勃逮捕了他，挑选了一个囚犯和他同住，指望他能供出点什么。一开始特地让他在狱中闲呆了几天，不进行提审，希望同住的人能从他嘴里套出些东西。但这一希望落空了。阿萨图良很快和同室混熟了，两人一起谈天说地，但有关交易的事却只字未提。就在这时，隔离侦讯室刑侦部门的负责人带来了一个消息，这让侦查人员终于失去了耐心。情况是这样的：检查员在阿萨图良的牢房里看到一副奇怪的景象：那个派去的奸细躺在床上，而阿萨图良俯下身子做些莫名其妙的动作。刑侦部门负责人闻讯赶来，他可比检查员见多识广，一看就明白了，阿萨图良正在给他的同伴催眠。

“你在干什么？！”负责人吼道，“快停下！”

“不行，”阿萨图良冷冷答道，“我不能把他丢下不管，我还要把他从催眠状态中唤醒。”

“你出去吧。”负责人对检查员说。检查员走后，他招招手，让阿萨图良过来。

“你真的会干这个？”

“我正在表演呢！如果不相信，那您就自己看吧！”阿萨图良一副委屈样儿。

“那么被催眠后他会干什么？”

“我让他讲讲，他第一次怎么和姑娘接吻的？”

“你听这个干什么？”负责人很惊讶，“难道很有趣吗？”

“当然不是。因为他不相信我有这个本事，所以我们商量好，我给他催眠并让他讲些我不知道的事，等他醒了，我再向他复述，那时他就不得不相信了。因为我只能从他那儿了解这个姑娘的情况。”

“等等，”负责人来了兴致，“你可以问问他……”

“不行，长官，”阿萨图良立即打断他，狡猾地笑了，“这只是个实验，我可不打算在您身上尝试。”

第二天，阿萨图良被提审。他第一次见到负责此案的侦讯人员，并不知道此人就是布拉特尼科夫将军。他们告诉阿萨图良，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长期坐牢，要么过富裕自由的生活。这有什么好犹豫的，阿萨图良当然选择了自由。为了感激救星们销毁了自己的刑事案件材料，他必须招认获得巨额收入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他只是使用了催眠术，让买方和卖方都能接受自己提出的价钱。事后，卖方好久不能缓过神来，搞不懂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把价值五万卢布的钻石项链只一千卢布就卖给了这个可爱的家伙，而买主用六万卢布买了这串项链还觉得占了便宜。就这样，阿萨图良没偷没抢，却发了大财。

阿萨图良的事其实很简单，他的材料只是在法律上被销毁了，事实上被放进了刑侦部门的保险箱，需要时可随时拿出使用。如果说让米哈伊尔·拉尔金和克格勃合作，告别可憎的职业过上富裕的生活，在某种特定环境下他还可能会拒绝；那么，加里克·阿萨图良为了获取自由则不惜任何代价。因此，他总是愉快地完成各项任务，从不计较报酬的多少，对他来说，最好的报酬就是不让他坐牢。

“嘿！”看到帕维尔，阿萨图良高兴地叫了起来，“您终于回来了！”

帕维尔看了看他，笑了，阿萨图良当然有理由高兴了，因为只有经常与自己的监护人联系，定期完成任务，才能保证那个保险柜不被打开。虽说帕维尔的消失是事先计划好的，但阿萨图良还是感到不自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渐渐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恐惧。一切都随时可能发生。帕维尔在哪儿？材料又在哪儿？那个可怕的保险柜在谁的办公室里？会不会有一天办公室里的保险柜被打开，材料被取出来，然后再开始搜捕阿萨图良……

“你是不是特别想我？”帕维尔笑呵呵地问。

阿萨图良还是那样瘦小匀称，不像米哈伊尔那样发福。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米哈伊尔总是坐着，不爱动，而阿萨图良却整天忙得像把机械扫帚。他还干以前的老本行，当然，必须经过允许。但帕维尔有个条件，就是禁止他在做买卖时运用他的特异功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会干这个。”帕维尔经常叮嘱他。

“我记得在‘地铁’饭店有几个娘们和你挺熟的，怎么样，还没和她们闹翻吧？”帕维尔问。

“怎么会呢？”阿萨图良笑了，“女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怎么能和她们吵架呢？应该好好爱护才对。”

“你说得对，”帕维尔点点头，“后天在‘地铁’饭店有一个行动，你要开始工作了。”

“时刻准备着！”阿萨图良高兴地答道，说着敬了个滑稽的少先队队礼。

帕维尔最后拜访的一名小组成员是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里菲尼乌斯。这是一个上了年岁的男人，年轻时是个忧郁的美男子。卡尔比丽塔厉害，但他绝不是米沙·拉尔金那类人。他和加里克·阿萨图良一样，一切与生俱来，用演员的话说，他完全是另一种风格。高高的个子，气宇轩昂，灰白浓密的头发，黑亮的眼睛，他不用任何暗示就能把女人迷得神魂颠倒。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里菲尼乌斯是位神经外科医生，在给病人治疗时经常使用催眠术。但他有一个缺点，其实也不能算是缺点，只是性格特征。他非常渴望别人的爱，却从未觉得自己需要去爱别人。总会有女人爱上他，他与她们中的大部分人保持距离，时不时给她们一点希望和鼓励，不让她们脱钩。他的女病人不论漂亮与否，只要向他卖弄风情，他就经不起诱惑。每个爱上他的女人仿佛都为他注入了新的活力，让他感到生活更加有趣。

卡尔就毁在女人手里。一个爱上他的女病人，等了好几个月也不见他从表面的恭维转向实质性内容，于是恼羞成怒，告到法院，说卡尔医生先将她催眠，然后在她丧失抵御能力的情况下将她强奸。不巧的是，卡尔工作时没带助手，该事件没有目击者。也没有人确信，卡尔对女病人碰都没碰一下。而受害者一再强调：“不仅碰了，还……”这个女人的丈夫是党政机关的一个大官，卡尔终于明白了，不会再让他干医生这行了，他命该如此。

当然，可以取证，接受采访，攻击造谣者，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如果这一事件发生在三四年后就好了，那时人们已经开始谈论民主、多元化和新闻自由。但它发生在1985年，卡尔没有任何机会打赢这场官司。除此之外，他被明确告知：最好乖乖地离开莫斯科去某个偏远的地方，因为在莫斯科工作和生活的是最优秀的人才——国家的荣誉、智慧和良心的化身，他这样的坏蛋显然不配住在这里。卡尔长叹了一口气，准备用他在莫斯科的住宅在俄罗斯中部换一幢房子，和帕维尔小组的其他成员一样，他是单身，到那儿可不需要拖家带口。

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人，他说，如果卡尔答应某些条件，他就能留在莫斯科。条件有三个：彻底放弃行医；改变姓名及住址；为这个人服务并完成他交给的任务。卡尔并不愚蠢，他明白自己正在与一个强大的机构打交道，并很快猜到了他们想让他干什么。他并不需要钱，他挣的钱已足够让自己过上舒服日子。他行医收费虽低，但他的病人都是些有钱人，为了表示感谢他们给了他想得到的一切。卡尔什么也不怕，他没有任何刑事犯罪的记录，但他时刻被仇恨煎熬着，他恨那个又肥又蠢的女人，就因为没跟她上床，她就敢这样报复他；他恨她那身居高位却道貌岸然的丈夫；他恨那些被视为智慧、荣誉、良心的化身的人，居然不让他和他们居住在同一座城市里。

帕维尔给卡尔发了新证件，上面贴的是他的照片，写的却是另外一个名字。现在他是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列文科。帕维尔解释说，为他选名字时，尽量保留了原名的第一个字母，这样一来只是对原来的习惯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卡尔就不用费劲去适应一个全然陌生的名字。还有那些出自女人之手、绣有他姓名字母的手帕，也必须扔掉。当然啦，是有点可惜，这可是天然的细麻纱布，而不是粗糙的合成制品。就这样，改头换面的列文科更换了住址，溶入莫斯科的滚滚人流之中。

丽塔为帕维尔工作是出于感激和爱，米哈伊尔·拉尔金是由于贪婪，阿萨图良则是害怕坐牢。卡尔和他们完全不同，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恨这个世界，尤其恨那些和他作对的人，因此工作得特别卖劲儿。他工作的对象都是些党政活动家、执法机关工作人员、高层领导人。帕维尔了解卡尔，给他布置任务时力求做到每项任务都能让他强烈地感到复仇的快感。可以说，促使卡尔为帕维尔工作的是感情因素，而非物质因素。

丽塔害怕进疯人院，米哈伊尔害怕贫穷，阿萨图良害怕坐牢，而卡尔什么也不怕。帕维尔觉得有必要尽快改变这种不协调状态。刚开始工作时，卡尔曾接受一项任务，致使一位大学一年级女孩自杀。事情是这样的：某些非常富有但不太守法的人对这姑娘的父亲很感兴趣，但他一年前刚死了妻子，坚决拒绝了这些对他极为有利的建议，他说：“我可以冒险，但一旦事情败露，我会被捕入狱，到那时我女儿怎么办？如果她知道她父亲是个小偷，她将怎样活下去？”一句话，这姑娘成了绊脚石。而那些人非常需要她的父亲，因为只有他才能签署那些对他们极为重要的文件。后来，这个姑娘莫名其妙地从十二层楼上跳下去摔死了，他们终于说服了这位父亲，让他签了文件，并因此赚了大钱。帕维尔手中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卡尔与姑娘的死有关，凭借这些证据，他控制了卡尔。

在帕维尔坐牢的两年期间，卡尔过着平静的生活。他还没到退休年龄，但在为帕维尔工作期间挣的钱已足以使他不再为生活发愁。他住在宽敞的公寓里，遛遛狗，打打猎，有时也带女人回家，但从不留她们过夜。和卡尔聊了半小时后，帕维尔失望地发现，卡尔的仇恨消失了，现在帕维尔手中关于他与姑娘之死有关的证据成了促使他工作的唯一动力。在这一动力的推动下，阿萨图良干得很出色，而且还会继续干下去。但阿萨图良还很年轻，40岁都不到，经验智慧都不足，而卡尔就老多了，即便被送上法庭，他可能也会对此漠然处之。更何况，对卡尔的罪证还存有争议，远没有阿萨图良的材料有力。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卡尔一边抽烟一边说，可帕维尔认为他在撒谎，他实际上并不高兴。刚过了两年的平静日子，他可不愿再找什么冒险和刺激。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我需要您的帮助，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我知道，您已经对我厌倦了，您想过平静的生活，我很珍惜您以前为我做的一切。这次的任务很艰巨，您完全有理由置身事外，我只是想请您帮我个人一个忙，”帕维尔轻轻地说，避开了卡尔的目光，“请帮我最后一次，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任务，当然，您的工作会得到相应的报酬。”

“好吧！”卡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同意了，“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俄罗斯”饭店的宴会厅灯火辉煌，乍一看很难分清，是水晶吊灯流光溢彩，还是女士们从头武装到脚的钻石更加光彩夺目，在这儿举行的活动与石油生意有关。众所周知，石油生意总是伴随着血腥和死亡，只有那些幸存者才能获得巨额利润。

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尤尔采夫是此次活动的嘉宾，来这儿参加活动的许多人为了开创自己的事业，曾从他那儿借过钱。尤尔采夫建议主办人邀请几位外国商人，并为他们支付路费及在莫斯科逗留三天的食宿费用。这些外国人自己不会掏腰包来参加这次活动，但他们的到来既能扩大影响，又能加强业务往来，增进友好关系。

大厅里的人都是经过检查的，因此保镖禁止入内。尤尔采夫站在食物丰盛的餐桌前，心情愉快地品尝着精致小菜，时不时地从高脚杯里啄点白酒。为了让与会者能充分自由地交流，主办人举办了时髦的自助餐会。尤尔采夫的右边站着一位皮肤黝黑、十分壮实、嘴唇凸起的男人——他就是尤尔采夫用钱请来的阿联酋商人；尤尔采夫的左面是一位35岁左右的漂亮女人，脸上的神情让人一看便知是个职业女性，可能是某个大公司的顾问。当然，尤尔采夫来莫斯科时带来了自己的情妇，但她没来参加宴会：在离开酒店的前一个小时他们又吵翻了，结果尤尔采夫一个人摔门而出。而现在该为自己物色一位女伴了，否则置身于这些都有女伴的男宾中间他会显得格格不入。尤尔采夫对身边的漂亮女人不感兴趣。他并不喜欢职业女性，虽然他认为她们是很好的生意伙伴，认真负责，而且不会冲动地去做愚蠢的冒险，但他始终觉得，这些女人连最基本的调情都不会，她们的性格非常男性化，不会挑逗，不会撒娇，整天一本正经；而尤尔采夫最喜欢的恰恰是轻佻任性、讲究打扮，长相漂亮的小姑娘。

尤尔采夫端起盘子和酒杯在大厅内慢慢走动，不时地向熟人微笑，点头致意。他来此也有自己的目的，但他并不急于开始。等那个人吃饱喝足之后，尤尔采夫再找他谈些重要的事情。他一会儿看看雪亮的餐刀，一会儿又看看某个漂亮姑娘裸露的背部，懒洋洋地想：“是不是要把她带到一边去聊些废话？”后来决定，“还是算了，再找找吧！”这时，尤尔采夫突然感到不舒服，背上直冒冷汗，他飞快地向四周瞥了几眼，发现投人注意他，才放下心来。

过了一会儿，美国石油公司驻莫斯科办事处的一位老熟人跟他聊了起来。刚谈了十分钟，尤尔采夫就想：“真是个蠢才，真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他们在说什么，尤尔采夫根本没有听，他礼貌地道了歉，假装马上要到大厅的那一边的样子，溜走了。

突然，尤尔采夫感到有点热，腋下都出汗了，他下意识地松了松领带。这时，他又猛地打了个寒颤，“我是不是生病了？”尤尔采夫吓了一跳。但寒颤来得突然，去得也快，尤尔采夫一会儿又恢复了正常。和其他男人一样，他对身上的任何不适都深感恐惧并无法忍受。“应该找个地方坐坐。”他一边想，一边向大厅门口走去。门廊内摆放着沙发和软椅，但都有人坐了。尤尔采夫朝洗手间方向走去，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休息。真走运，顺着长廊向右拐，他发现一张沙发，几把椅子，还有一张小矮桌，只有一位戴深色眼镜，留长鬈发，微微有些发胖的男人坐在那儿。

尤尔采夫坐了下来，把腿伸开，将身体放松靠到椅背上。他不再打寒颤，但头却发沉，后脑勺疼得厉害。“看来我是真的病了，”他想，“真不巧，这个样子明天怎么回家呢？”

“头疼吗？”旁边的男人同情地问。

“是的，你看出来了？”

“当然了，您的脸色很苍白，可能是太闷热的缘故。您是不是血管有毛病？”

“现在可怎么办？”尤尔采夫皱着眉头问，每个字都说得十分艰难。

“没什么可怕的。”这人笑了，“35岁过后，三分之一的人会患这种病，只不过许多人不注意罢了，等到中风了，他们才会大吃一惊。我就曾有过这种情形。不过没关系，只要药片一吃，五分钟后立刻恢复正常。如果您需要，我可以给您点儿药片儿，我总是随身带很多。”

“可这儿没水，我可没劲儿再走回大厅去。”尤尔采夫的头痛得更厉害了，他甚至觉得眼前发黑。

“不需要水，把药片放在舌头下面，它会立刻溶化，效果立竿见影。”

这个男人递给尤尔采夫一个深色玻璃瓶，里面有半瓶白药片。

“吃了它，您会立刻好起来，何必受这份罪呢？”

“是啊，我何必受这份罪呢？大哪！疼得真让人受不了，我会不会中风了？”想到这儿，尤尔采夫有点害怕，他把一粒药片倒在手掌上。

这人收起玻璃瓶，笑了：“数不到一百下，您就会好起来。这种药很有效，是我妻子从加拿大带回来的。”

尤尔采夫合上眼睛，莫名其妙地数起数来，他非常惊讶地发现，疼痛消失得如此之快。数到八十六时，他感觉好极了，好像从未有过任何不适。

“您真是个魔术师！”尤尔采夫由衷地感谢道，“我想记下药名，可以吗？”

“鬼才知道，”这人高兴地摆摆手，“是我妻子买的，应该问她才对。”

“难道药瓶上没写吗？”

“这不是原装的。这药原来装在一个大罐里，根本没法随身携带。知道吗，药店里的散装药并不用于零售，而是为医院准备的。我用小瓶装了一些，放在口袋里，您要不要再来点？”

“我可不能再拿您的了。”尤尔采夫不好意思地笑了。

“瞧您说的，小事一桩，我还多着呢。再说我妻子很快还要去加拿大，会给我再带些回来。哎，给您倒哪儿？您能不能找张纸过来？”

尤尔采夫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从上面撕

纸。

“好极了！”这个男人赞许地点点头，“把它折成纸袋。”

他再次取出那个神奇的小黑瓶，打开塑料盖，把药片倒进纸袋里。

“瞧，就这样。我劝您别等到发作后再吃，刚刚感到有点头疼，就应立即把药片放到舌头底下。您是怎么发病的？一开始是不是浑身发热？”

“是的。”尤尔采夫惊讶地答道。

“然后发冷，是吗？”

“没错。”

“症状很典型，和我一样。请相信一个有经验的病人，千万别等到头痛欲裂时再吃药，只要发冷，就立即服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症状的？”

“今天是第一次，以前从未有过。”

“而我已经受了四年折磨了。”这人长叹一声。

“能不能告诉我，这种症状隔多长时间发作一次？”

“这要看具体的情形。在闷热拥挤的环境中，我大约每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发作一次，而在正常的生活条件下大约一个月一次，或者更长些。这还取决于天气状况、精神压力、工作强度等因素。但您不用害怕，只要及时吃药，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谢谢！”尤尔采夫由衷地说，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您可真帮了我一个大忙。”

“不值一提，”这个人漫不经心地摆摆手，“我很高兴能帮助别人。”

尤尔采夫返回大厅，他觉得精神抖擞，心情愉快。这个头发蓬乱、戴眼镜男人的药片可真神。可话又说回来，怎么会是个头发蓬乱、戴眼镜的男人呢？他明明留着精心修理的短发，也没戴眼镜……“一定是我搞混了，头发蓬乱、戴眼镜的那个人是我昨天在酒店碰到的，那时他也坐在门廊中一张相似的沙发上，穿着一条长得不可思议的裤子，而那个给我药片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也难怪，头疼得这么厉害，把两个人当成一个人了。”

尤尔采夫开始在大厅内寻找原来的目标。估计过了这么久，这个人也该吃饱喝足了。在人群中找个人可不容易，尤尔采夫在大厅内慢慢踱步，不时地微笑，点头致意，偶尔也和熟人简短交谈几句。最后，他找到了那个人，两人很快开始交谈起来。他们谈的是在优惠条件下提供贷款一事。银行家固执得少见，尤尔采夫施展了浑身招数，说尽了漂亮话，最终仍不得不得出结论：显然，进行这样的谈话还为时过早，对方喝得还不够多。这时，尤尔采夫显然感到浑身发热，大厅内闷热异常，“又该吃药了，”他想，“得快点，趁这可怕的疼痛还没开始……”

他向银行家道了歉，闪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药袋，飞快地把药片塞到舌头底下。

他想把药袋重新收好，但不知怎么，手却无论如何伸不进口袋。他感到窒息，头晕目眩，手一松，药袋从手里掉了下来，另一只手痉挛地抓住自己的领带。尤尔采夫眼前一片模糊，他机械地扬起手，将身旁一位女士手中的香槟酒打落在地，在完全丧失知觉之前，他还能模模糊糊地想：为什么没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井为此感到惊讶。

米纳耶夫将军提供的名单上的第六号人物——国家杜马议员伊佐托夫现在正在“地铁”饭店与妻子共进晚餐，庆祝结婚二十周年。加里克·阿萨图良从自己的熟人——饭店女招待那儿得到了这一消息后，在此耐心地等待目标出现。阿萨图良既不想进大厅，也不愿在门口站着有碍观瞻，他坐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角落里，静静观察周围的一切。他已和女招待商量好，只要伊佐托夫离开大厅，她就立即告诉阿萨图良，万一伊佐托夫总不出来，她就胡乱编个借口骗他出来。

看来不需要什么借口了，伊佐托夫自己起身去洗手间。他一站起身，女招待就从后门跑向正在静静等待的阿萨图良。

“他出来了！”她喊道，然后又跑了回去。

阿萨图良跳了起来，飞快地向伊佐托夫走去，紧跟他进了洗手间。等伊佐托夫从里面出来，阿萨图良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肩膀。

“列尼亚·米哈伊洛维奇，能否和您说几句话？”

“什么，就在这儿？”议员惊讶地扬起眉毛。

“不，出去再说。”

他们一同走了出去，阿萨图良用手指了个地方，刚才他就是在这儿痛苦地等待了三个小时，他知道，在这儿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们。

“您有什么事？”伊佐托夫看看表，不耐烦地问。

阿萨图良开始全神贯注。阿萨图良在伊佐托夫和妻子进饭店之前已经观察了他半天，他发现，伊佐托大需要借助手势和姿态来了解周围世界，他和那些通过听觉和视觉来感知事物的人不同，对付他需要用另一种方法。阿萨图良事先准备了一篇讲稿，表面看是和这位议员商量采访的事，而实际上中间巧妙地插入了一些警告威胁的话，其目的在于控制议员的意志。在讲话时，阿萨图良特意模仿了伊佐托夫表示信任、服从的手势和姿态。几分钟过后，阿萨图良感到，伊佐托夫已准备就绪。

“现在，从这一刻起。”阿萨图良的语调平稳而缓慢，“您只能服从我，您不再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您只能听到我的声音，它吩咐您做什么您就做什么。”

阿萨图良不如米哈伊尔有天分，他必须把整段话说完才能使伊佐托夫进入被催眠状态，这可得费点时间，终于，他开始切入正题。

“您现在回到您妻子那儿去，要装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她问您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您就告诉她，您碰到了一个过去的同事。你们在饭店再坐半个小时，然后回家。如果您妻子建议坐出租车，您别同意。您喝多了，饭店里的烟气熏得您头疼，所以您想步行到‘特维尔’地铁站。慢慢走，别着急，别紧张，一切都会好的。当走到‘必胜客’时，您对妻子说，您改变了主意，想坐车了。和妻子一起走到行车道旁边，把她推向急驰的汽车。这一切都结束后，您会恢复神志，但您永远不会想起，也不会向人说起我及我们之间的谈话。”

现在就等着好戏开场了。伊佐托夫回到大厅，阿萨图良走进女招待更衣室，穿上大衣，走到街上。虽然紧张工作之后，头有些发沉，但阿萨图良的心情很愉快，他呼吸着干冷的空气，在人行道上溜达。三十五分钟后，这对夫妇走了出来，一切按计划进行，阿萨图良感到很满意。

“我们打车回去吧！”传来议员妻子的声音。

“还是走走吧！我们平时很少散步，再说，我今天喝多了，头有点疼。”伊佐托夫说。

“那咱们走吧。”妻子同意了，拉着丈夫的手向前走去。

他们慢慢向“特维尔”地铁站走去。加里克·阿萨图良跟在后面，与他们保持一大段距离。当走到“必胜客”的霓虹灯广告牌下面时，这对夫妇突然停了下来，伊佐托夫正面对着阿萨图良所在的方向。阿萨图良也停住脚步，退进阴影里藏了起来。在他的位置听不见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从他们的表情上看，两人显然在吵架。伊佐托夫的妻子背对着阿萨图良，她把包从一个肩上猛甩到另一个肩上，阿萨图良知道，妻子肯定是对丈夫突然改变决定表示不满。最后，夫妇二人绕过人行道旁的车辆，一起向行车道走去。离十字路口还很远，这段路上车辆密集。“嘿！”阿萨图良用意念催促伊佐托夫，“快推她，快！你还磨蹭什么！”

他觉得，在这一刻时间仿佛都凝固了，实际上自伊佐托夫和妻子从人行道走下来到现在，才不过三四秒钟。阿萨图良知道，伊佐托夫议员正遵照计划，在等一辆离他最近、最容易得手的汽车。阿萨图良转过身，眯起眼睛：这种紧张的等待总是让他感到身体不适。

正在这时，传来沉闷的撞击声，刺耳的刹车声和行人的喊叫声。

帕维尔把最轻松的任务交给了丽塔。他事先看了米纳耶夫提供的名单，从中挑选了一个最容易对付的人。帕维尔非常吃惊，这样的人居然还能活到现在，他早该进坟墓了。

这个人对任何规章制度都熟视无睹，他之所以遵守它们，并不因为他是个守法公民，而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经常酒后开车，在加油站抽烟，干些既愚蠢又危险的事情；他是个极易受影响的人，没有坚定的立场，总是轻易受挑拨从而卷入冒险的漩涡；他酷爱打赌，却不会捍卫自己的观点，轻轻一推他就会倒向另一边，转过来完全同意对方的观点。对这种人提出的莫名其妙的建议你最好说“是”，而不要说“不”，否则还得费大劲儿向他解释说“不”的原因。他害怕任何脑力劳动，这对他来说非常困难，就像徒手举起一吨重物那样不可思议。

“让他晚上6至7点钟从环形道全速驶向‘斯列坚科’，”帕维尔对丽塔说，“然后停下来，下车等待来人。”

丽塔像往常一样，没提任何问题，既然帕维尔说应该是这样，那么就是这样，还有什么好问的呢？

“让他失去记忆？”

“当然，你要白天和他谈，不要让他把你们的会面告诉别人。要让别人觉得，是他自己想来‘斯列坚科’的，而不是其他人让他来的。”

丽塔顺从地点点头。

这个人在米纳耶夫的名单上排在第五位。他从情妇家出来后，丽塔截住了他。这是最好不过的，因为如果在办公室附近，则可能会被他的同事或熟人看见。帕维尔坐在不远处的汽车里，手拿小型对讲机，指挥丽塔的行动。

“我想和您谈谈，”丽塔彬彬有礼地问，“可以在车上谈吗？”

“请吧，”这个男人懒洋洋地答道，“我能为您这样的漂亮小姐做些什么吗？”

“能做的太多了，”丽塔笑了，“首先请您用心地看着我。”

“哦？我难道认识您？我们是否在哪儿见过面？”

“您先好好地看着我，然后我会回答您的问题。”

一切都安静下来。丽塔聚精会神地盯着这个男人的眼睛。她利用眼神和表情，很快使对方进入催眠状态，在这方面她丝毫不比米哈伊尔·拉尔金逊色。她的弱点在于她不能使对方跨越某些障碍，有时为了让对方完成某些动作，需要跨越一定的界限，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凭自己的意念做到的，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很高的控制意识的能力。要让一个人去杀人固然困难，但让他自杀就更困难了。米哈伊尔·拉尔金、阿萨图良、卡尔都能做到这一点，但丽塔不能，她的力量不够。

“您不必回办公室，”丽塔在他耳边耳语道，“我马上就走，您把车开到某个僻静的地方停下来，在车上坐到5点50分，然后进入环形道，在‘苏哈列夫广场’处全速驶向‘斯列坚科’，然后沿‘斯列坚科’向前驶五百米停下来，到时会有人来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

几分钟后，丽塔坐上了帕维尔的车，她没有显出丝毫倦意，这件事对她来说轻而易举。

“我们回家，孩子，”帕维尔温柔地说，“我把你送回去。”

“你呢？”

“我还有事，你先回去休息，我晚上过去。”

6点之前，帕维尔来到“苏哈列夫”地铁出口。7点15分，从环形道向“斯列坚科”方向全速拐入一辆崭新的巴代利亚轿车，随后，一切都湮没在轰隆的撞击声和金属的摩擦声中。

“斯列坚科”是单行道，只通往环形道方向，绝对不能逆行。因此，发生这样的事故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丽塔，她完全没有必要知道这些。

8

总统还是成立了两个制定摆脱车臣危机方案的小组。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高兴：寻找让“总统亲自作出决定”的工作已经提前开始了。绍利亚克曾经答应尽力而为，因此索洛马京本人没有亲自同他见面。帕维尔·绍利亚克也没有露面，但是他通过电话对索洛马京说：

“我明白您的担心和用意。我不大了解政界的事，在过了两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后，就更不了解了。但是，我拥护稳定的方针，安于本分。对于现任总统，我很满意。我不追求政治方针的改变，也不渴望社会变革。因此我准备帮助您，使一切原封不动。”

索洛马京对绍利亚克的诺言颇感满意，但没有向他解释自己的真正动机，也没有向他表明自己的担心已达到何种程度。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的悲哀之处就在于内心世界的一些弱点，从性格看，他的确和管院子的用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他既有奴仆的心态又有愚昧红衣主教的虚荣心。那时，许多年前的一天，有一位共青团的领导人（他是高年级的一个学生）在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时，走到六年级的孩子们跟前，这些学生正认真地把学校走廊的玻璃擦得铮亮，他以挑剔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干活场面，把嘴一撇轻蔑地说：

“瞧你们这帮干活的人！好像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哪个大叔在擦玻璃。你们生活在这栋楼里，在这里学习，把玻璃擦得干净又明亮，你们自己也会感到舒服的。而你们是怎么干的？真是越擦越脏。你们大家都看一看，这个男孩子擦过的玻璃多么干净。他真正下了功夫，是以一个少先队员的姿态干的，而你们却图省事。你们最好以他为榜样。”

索洛马京听了这话后脸都红了。大家总爱戏弄他，说他是妈妈的乖儿子，因为他已经没有父亲，妈妈还要干两份工作，而他的妹妹还很小，索洛马京经常忙个不停，他要到商店买东西，还要送妹妹上幼儿园，或者从幼儿园接她回来，在家还要擦地板和擦玻璃。在干家务事方面他严格约束自己，当小伙伴们约他去踢足球或者去看电影的时候，他都拒绝，并借口说“妈妈不准许＼实际上他妈妈这个时候在上班。但他不能那样说，只是说：

“我不能去，我还要洗土豆，还得用绞肉机绞肉，然后还得把妹妹从幼儿园接回来。”

但愿小伙伴们以为他有一个严格要求的妈妈，因此他得到了“妈妈的乖儿子”的雅号。于是乎突然有人开始夸起他来了，不是在谁也听不见的时候悄悄地夸他，而是公开地当着众人夸他，而且夸赞的正是使他感到难为情的那些事。索洛马京这时已经注意到了，同班同学向自己投来惊奇的目光，于是就加倍努力擦玻璃，高兴得想唱起来和跳起来。有一位小女孩他从二年级起就喜欢上她，但是不好意思与她坐同桌。这个女孩子是优等生，是机器制造厂厂长的女儿。这时她第一个沉不住气了，很有礼貌地向他请教说：

“索洛马京，请你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擦的。我擦呀擦，可是玻璃上的一些污点仍然擦不干净。”

“得用报纸擦，”他把自己干家务事的小窍门低声告诉她，“在擦拭最难擦的脏地方时，报纸比啥都好使。你瞧，拿一张报纸，把它揉成一团，使劲地擦，什么样的污点都能擦掉。”

“而你是从哪儿拿的报纸？”小姑娘也低声问道。

“报纸是我从家带来的。昨天就已经通知我们了，我们负责擦二层楼的窗户。”

“你能把报纸给我点吗？”

当然，他不会拒绝。他不仅把从家带来的旧报纸给她用，还把一些小常识告诉她。

星期一，早晨学生列队集合，在对星期六义务劳动进行总结时，还是那位共青团的领导干部、一个十年级的学生提到了维亚切斯拉夫·索洛马京，向全校学生大力表扬了他干活努力和态度认真。这位共青团的领导人长得很英俊：高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两道高高向鬓角扬起的眉毛，满头浓密的秀发从前额向后披覆过去。索洛马京用欣赏的目光看着他，心中明白，这位团干部对他的夸奖他永远也报答不完，对此他本人没有怀疑。后来也没人用“妈妈的乖儿子”这个绰号同他开玩笑了。他还被选进少先队委员会，这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在家长会上人们也夸奖他。妈妈没有参加这次家长会，她和往常一样出去干活了，但是同索洛马京一个年级的孩子们的家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有的就是索洛马京家的邻居。开过家长会两天之后的一个早晨，妈妈正在为他做早餐时突然说道：

“谢谢你，好儿子。”[奇书网 Www.qinkan.net]

“有什么好谢的呢？”索洛马京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觉得起床后自己还没有干什么事情。

“住在五层的柳芭大婶已经对我说了，在家长会上大大表扬了你一番，还把你树为其他孩子学习的榜样。你知道吗？我是多么高兴！要知道大家对你的赞扬，也是对我的赞扬和奖赏。这就是说，我教育你的方法正确，你会成长为一个善良的受人尊敬的好人。我可以为你感到自豪。”

“是真的吗？”索洛马京难于置信，“你真的会为我感到自豪？”

“一点都不假，好儿子。现在你要保持声誉，不要给家里惹麻烦。”

妈妈为他感到自豪，同班同学佩服他，索洛马京幸福极了。还有他同自己很久以前就喜欢的那个女孩子的友好交往，他认为这一切都同那次义务劳动中受表扬有关。索洛马京告诫自己说：“如果为了他需要献出生命，我一定会做到。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为了“他”，当然指的就是为了那个十年级学生团干部。转眼间这位学生团干部成了照进12岁的索洛马京心灵窗户的一束光线，成了他理想中的人物和心目中的领袖。此人就叫利杰尔，也就是领袖的意思，两者俄文字母书写完全相同，不同的是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

两年过去了，索洛马京在区团委会里见到了自己崇拜的人。那次是他们整个年级的学生都被邀请去参加座谈会，在这之前才让他们佩戴上团徽。深受索洛马京崇拜的人得知这个情况后，表示赞成并就这方面的话题诙谐地说：

“在你们中间我看到了一个小伙子，他不仅读书用功，而且干活手巧。我记得我曾建议你们大家向他学习。你们老实承认，有谁学会了擦玻璃，干得像他那样漂亮？”

大家都明白，这位区委指导员在开玩笑，也就迎合地笑了笑。在索洛马京被吸收入团一周后，聘请并建议他负责本学校的苏联共青团支委会的工作。

“区委会的人都了解你，”大家几乎都是用不容反驳的腔调说这个话的，“你能轻松胜任工作。”

他也没有想拒绝不干。因为在个人鉴定材料上倘若写上曾领导过学校共青团组织这一笔，那无疑等于向他敞开了进入任何一所高等学校的大门。即使入伍也不可怕。妈妈会以儿子是一名大学生而感到自豪。他也可以利用在高校学习之外的业余时间，寻找一份工作干，挣些钱帮补家庭的开支。小妹妹已经长大了，她也该入学了。现在她的花费也多起来，要么每年得买新衣服，因为她长得快，衣服小了不能再穿；要么得买学习用品：书包、练习本和笔；要么得买袜子和皮鞋。而他也已经开始长胡子了，他已不是小孩子了。现在他还在中学学习，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怎么都可以对付过去，而再过两年他就毕业了，那时用钱就成了大问题。再穿中学生的衣服就很难出门了，一切东西都需要购买。妹妹也在一天天长大……总而言之，他不能走入伍这条路，他所应当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进入高校创造条件。一直到毕业考试前，索洛马京对自己担负的共青团的工作干得很起劲。

在区委员会他有时也遇见过利杰尔，但还没有同他交谈过。利杰尔迈着他那运动员一般的肌肉发达的长腿，快步从索洛马京身边走过，微微地向他点点头。即使这样，他认为也足够了，他感到自己很幸运。

在毕业考试前夕，通知索洛马京到区委员会去一趟。这丝毫没有引起他的不安，他认为随着他中学学习阶段的结束，他在本校苏联共青团分支担任的工作也就自然停止，可能是请他汇报一下所做的工作并办理移交手续，把有关文件转交给他的继任者。可是，同他谈的完全不是这方面的事。

“你有什么考虑？”他熟悉的区委员会指导员问道，“中学毕业后你打算干什么？大概去工作吧？”

“我想试试考大学。”索洛马京不好意思地说。

“这是真的？”指导员显然很感兴趣，“考什么大学呢？”

“考公路工程学院。”

“为什么考公路工程学院呢？”这位共青团干部感到失望，并拉长腔调慢悠悠地说，“为什么非考这样的学院呢？是有人建议你这样做吧？”

“没有，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对这所学院感兴趣。”

“索洛马京，你听好。”指导员略带奉承且话中有话地说，“我们大家都很了解你，你敢于负责，是一个很成熟的恪尽职守的人。你总是向同志们伸出援助之手，难道不是这样吗？”

索洛马京耸了耸肩，他对这话的意思并不十分明白。这位指导员由于不想说多余的话和表达意思过于简单，说话显得语无伦次，于是他就解释说，利杰尔高升后调到了市共青团委员会，负责抓市各高校的共青团工作。现在利杰尔需要在每所高等院校内都安排一些他可以信赖的人。这些人将成为各学院和高校改革后的共青团组织的骨干力量。在公路工程学院已经有了这样的人员，可是在建筑学院还没有这样的合适人选。因此就非常希望共青团员维亚切斯拉夫·索洛马京能成为建筑学院的大学生，而不要考入公路工程学院。说到底两校的区别很大吗？其实不见得，因为它们都同属工科高等学校。而且两校整个共青团的事务都需要提供巨大的帮助。

“他需要我！他和他的事业需要我。他召唤我，我应当做好他期待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他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认为我可靠，他信任我。我不能使自己敬佩的利杰尔为难！”17岁的索洛马京高兴得心花怒放。

他哪里会知道，利杰尔连他的名字都记不得了。利杰尔真的高升进了市委员会，并且现在确实主管高等院校的工作，他非常需要一些志同道合者，这些人将把各高等院校的共青团工作提高一步并使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可是他却把召集一大帮志同道合者的工作委托给了自己一名走卒去干，因为他本人忙于更加重要的事情，这名走卒开始搜集人员资料。关于索洛马京，人们对他说道：遵守纪律，完成任务好，有组织能力，性格稳重和有自制力。而主要的是利杰尔本人了解他，他们曾多次见面，彼此是能够说得上话的人。

索洛马京顺利通过考试，被建筑学院录取。学院很快就接到了从市共青团委员会打来的一个推荐电话：你们学院一年级有位大学生，他叫索洛马京·维亚切斯拉夫，我们殷切希望你们让他担任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并让他参加学院共青团支委会的工作。从市团委打来的这个电话被视为不容违抗的决定，根据利杰尔下达的指示，索洛马京马上就参加了工作，把市高校的所有积极分子召集到一个很大的会议厅开会。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后来的生活经历正是按照这样的一种模式进行的。利杰尔前进和高升，每次他都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班子，这都是他能够信赖的人。但远非每一个人都能跟随利杰尔升迁。在利杰尔领导的部门范围内，有的人调换了职务和单位，有的是利杰尔利用担任的工作职务之便带来的人，他们却不想改变工作环境和居住地点，没有跟着得到新的任命的利杰尔一起走。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拒绝跟随利杰尔走，有部分人愿意跟随他走并且一切都从头开始做起。但是，有些人搬了二三次家或者改换几次工作后就不想再折腾了。只有索洛马京依依不舍地紧紧跟随着自己心目中的这个领袖人物。从他进入建筑学院的那一天起人们就知道，他是利杰尔班子里的人。在遇有新的工作调动时，会有另一位走卒再次找到索洛马京，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后来还是这种情况，人们始终寻找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利杰尔班子里的人，先到技术局任职，接着又到了技术管理局，都是追随利杰尔而来的。这样，大家自然把他看成利杰尔的人。

可是利杰尔仍然不记得他姓什么，甚至连他长得什么模样都淡忘了。人员的任职命令也都是由他的走卒和助手们起草的，利杰尔充分信任他们，既不认真地看一看也不深入地想一想就在命令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贡献出毕生精力，为自己的利杰尔服务，为这位具有忘我精神的忠诚的人服务。45岁以后，在他身上突然萌生出虚荣心。他痛苦地感到，利杰尔没有看到他的功劳，因为那些不知羞耻和能说会道的人总比他爬得快。而他索洛马京则始终认为，诚实地做好所领受的事情并且不到处吹嘘自己的成绩是自己的义务。他始终等待有朝一日，这天眼看着就会来临，利杰尔注意到了他并说：“好样的，索洛马京，索洛马京，我同你一起走过了整个人生的道路，我们肩并肩地前进，你始终是我可靠的支柱。如果没有你的帮助，那我也许会一事无成。”不言而喻，说出这话的条件应当是，要使全国都能听到这个话，而不是只说给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一个人听。能做到这一点，索洛马京也就知足了，他不认为自己的日子白过了。但是不知何故，利杰尔就是没有说这个话。

现在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在总统办公厅担任一个不大的职务。他仍旧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更加期盼已当总统的利杰尔能够发现他、重视他。由于经常搬家或者工作地点的不断变动，他忍受了多大牺牲，舍弃了多少套条件优越的住房，又有多少起妻子的丑事令他伤心落泪，这些事谁人知晓？只有有朝一日他成了总统的心腹，成了全国闻名的人，他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他的一切努力才没有白费。

可是在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索洛马京没有来得及亲近利杰尔，但也只差一点点了。现在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总统换届选举上，为此应当加倍努力。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毕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他并不指望其他人。后来，他真的成为利杰尔的忠实走卒，并准备为他献出一切。

自从索洛马京第一次以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利杰尔的班子后，他几乎总是负责与科学和教育有关的工作部门。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受某人的意志支配，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无论索洛马京追随利杰尔到哪里，他总是从事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方面的工作。在这些单位里，他不是担任干部处处长或者专职党组织书记，就是负责抓党的机关系统的工作。因此，为了在竞选中向总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针对车臣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而没有把精力花在经济问题上。在首都各科研机构里，他同各方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交际甚广，这也是他的一个有利条件。整个工作将由科研机构而并非总统下令成立的小组来完成，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对此并不怀疑，研究车臣问题迄今为止还停留在前苏联停滞时期的水平上。

接着他必须在即将为总统委员会小组工作的研究所和那些为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们出谋划策的人之间作出选择。总统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数人不是公务人员出身，而是学者、专家、鉴定家，还有院士、教授、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人权战士和法制国家的捍卫者。索洛马京清楚地知道，他无法驾驭这些人。

而同部长们打交道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许多年前曾在首都莫斯科市党委会的机关工作过，他所在的这个处正好是领导科研工作的，这使他清楚地了解莫斯科市各科研机构的情况，他相当准确地知道，他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应由哪个部门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所大部分隶属于强力部门的部长们。研究车臣问题，首先当然要由隶属于国防部、内务部、联邦安全局和紧急状态部的各研究所负责，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些部门中，不论它们以前的名称如何，党的监督作用产生的影响始终是特别大的，在这里找到一些熟人，对索洛马京来说不会有任何困难。绍利亚克还没有出狱，正在狱中度过出狱前的最后的日子，而此时索洛马京已经了解到了有关情况。对实现他的目标来说，最有希望提供帮助的是两个研究所，其中一个隶属于内务部，另一个则隶属于紧急状态部。在这两个研究所里工作的有调解冲突的专家，而类似于车臣危机这种问题，是由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法律学家、军事家、经济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集体进行研究和写作的。总而言之，这两个研究所对车臣问题进行了综合、广泛和认真的研究，更不用说那些由政府成员管辖的人才济济的科研机构了。

接下来就需要确定，这两个研究所中的哪一个取得成功的把握性更大。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知道，应当从哪些方面考察并根据什么条件下结论。其中一个研究所的领导班子由老练的人员组成，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在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时占统治地位的原则是：第一个报告情况的人就是反应比较敏锐的人，而经常报喜的人就能成为红人儿。除了上述两条原则外还有第三条原则，一般说来这条原则实际上与第一条类同，这就是爱打小报告的人吃香。

另一个研究所的首长（他们就是首长，而不是所长，因为这两个研究所都隶属于军事化的部门，并且它们的工作人员都佩戴肩章），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可是他的副手们却是一些不超过四十二三岁的年轻人，这些人干事情基本上不需要得到部长和政府的同意。他们有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二十年以上的军龄，退休后可以领取养老金。

因此，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领导成员平均年龄偏大的那个科研机构上。这位研究所的首长，在抓自己的博士学位的评定方面一点不松手，那时报告和论文的答辩做法已经开始推广。也许他一生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有分量的学位论文，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因此大家背地里都在讥笑他。这位首长做过答辩之后，大约有一周时间就不停地活动，找熟人托门子，以便使自己混上某个科学院院士的学位，大家都觉得这真是可笑之极，并对他这种令人作呕的行为嗤之以鼻。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五花八门的科学院大量涌现，这些科学院又把院士学位胡乱分配。这些学位没有规定应承担的义务，也不和增加工资挂钧，更谈不上这些学位对加强研究生的科学指导工作会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能在文件或者其他信函落款上写上“某某院士”几个字而感到沾沾自喜。好啦，就祝他们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吧。这样做没有好处，但是害处，不会也没有吧。

这位上了年纪的研究所院士所长有四位副手，而实际上还不止四位，但是从事科研工作的是四个副所长。然后他们每人主管自己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又由处、科和实验室组成，有自己的科研课题。索洛马京也没有算过主管干部、后勤的副职以及其他副职有多少。到1996年2月前半月为止，形势大致如下：

研究所的这位院士首长决定把自己去年剩下的很长一段假期用完，就去了滨海地区本部门的一所疗养院。他从四名副职中指定一人代他履行职责。此人就是62岁的普里贝洛夫副博士，群众认为，他晋升博士的论文已经写了二十年了。就在部里下达命令，要求对摆脱车臣危机的各种方案尽快写出分析材料时，代理研究所所长把领导权又交给了另一名副所长。这位副所长姓谢尔贡，稍年轻一些，只有57岁，也拥有副博士学位。一个研究车臣危机的理论家小组是由他领导的。

阅历丰富的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认为，只能依靠能够写出总结性文件的研究所的领导人。一个是直接领导可以写成总结文件的研究所副所长，能依靠吗？一个是正式代理所长的研究所副所长，他行吗？或者依靠所长本人，他目前不在莫斯科，最近也回不来。但是为了这件重要事情，要不就再等一等……

根据自己的经验，索洛马京坚定地认为，被卷进冲突的人越多，对冲突者处理越简单，甚至不等他们达成协议和妥协就处理了。这样看来，首先应当办的事情，就是通知在滨海地区静心休养的所长，研究所接到一项任务，非常重要而且时间紧急。显然，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不会亲自做这件事，让大家都看到这里面有个人动机，实在没那个必要。但是不管怎样，院士所长还是知道了本所接受任务的事，他立即给代理所长普里贝洛夫打来了电话：

“伊戈尔·尼古拉那维奇，我今天就坐飞机回莫斯科，”他一本正经地说，“明天，您召集一下，16时，把所有的副所长都请来……”他还提到了几位主任研究员的姓名，“我们要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工作组，由我亲自领导。”

听了这话以后，普里贝洛夫气得差点儿上不来气。头儿是怎么知道的呢？普里贝洛夫是这样盘算的，趁所长休假去疗养，可以由他签署发一份文件。当然，他普里贝洛夫不是一个傻瓜，说到成立工作组的事，他同样马上表示支持。这样做的用意何在呢？局外人不会立刻就弄明白的。这样做的意义就在于，这些科研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很透彻，总结性文件当然由他们写，他们使这份文件作为精品交出去，还要用研究所的公文纸写一封附函，他们说函件上会有：兹将问题的分析材料寄给您，此致，代理所长普里贝洛夫等字眼。那么收到这份文件的人会怎么想呢？毫无疑问他会认为：在这个研究所里有一些精明强干的人员，他们都是好样的。这可太妙了！工作人员尚且如此，一个赛一个，而他普里贝洛夫又怎么样呢？当然没说的。因此一定得成立工作组，由他亲自坐镇领导。也就是说，应当把研究所的所有领导人和资深学者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就说我们接到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任务，是由我们亲爱的部长下达的，而当然也是我们亲爱的总理下达的。因此我命令成立一个工作组（好就好在这毕竟是一个军事部门，行动听指挥），它的成员有：我，还有我们大家喜欢的人。接下来他列举了处科的一些研究人员的名字，这些处科是从事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个问题的研究的，还有两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也被吸收进来。文件的起草办法要靠工作组自己决定：科研人员（从初职到高职）都要夜以继日开动脑筋，靠大家的智慧把文件写出来，之后拿给他们喜欢的那个人看。他们喜欢的那个人阅读这份文件，甚至装模作样对文件作了修改。普里贝洛夫对文件也会进行修改，即使他不修改，院士所长也会修改的。修改之处，是把有些页上的段落前后调换一下，将“这样”一词改成“如此”（例如，把“这样重大的转折”改成“如此重大的转折”），用“就本质而言”代替“实际上”等等。然后，考虑到对文件要作进一步修改，就打印若干份，但是，最主要的还不在于此。要紧的是必须在那封附函上写上：兹将工作组撰写的分析材料寄给您，此工作组是在普里贝洛夫副博士的领导下完成这项任务的。这才是最宝贵的核心。收到这份文件的大老板会阅读它，并且会说：“这位普里贝洛夫是个聪明人，他组织起一个精明强干的班子，在工作中善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显然，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透彻。”

工作组成立起来了，理所当然地由院士所长亲自领导。对于事情出现这样的局面，普里贝洛夫打心眼里不能接受。他当副职的时间太久了，总算碰上一次机会，哪怕是稍微体验一下当所长的滋味也行，他就是这么想的。于是普里贝洛夫就到部里去找自己的熟人，这个人有办法接近内阁最“上层”的人士。

他们闲谈了一些其他事情，普里贝洛夫的一个侄子今年要中学毕业，他想报考这个部门的高等学校，因此为此事操心的叔叔想从自己身居高位的熟人那里探听些消息，应届中学毕业生的个人档案材料是否已经开始整理，体检委员会是否已经开始工作。上面的事情说完以后，普里贝洛夫深深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

“难道能让我们所那个头头拿整个工作当儿戏，这可真叫人难受！我们研究所那些精明强干和业务熟练的人员个个工作都不错，但是，在他的领导下能干出名堂吗？”

“你等等，”这位部长级官员有些着急地说，“你在说什么？”

“就是我们那位所长大人。你知道吗？他老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任务很可能下达给我们，因此他很快就办妥了休假手续，并走得远远的。他当然知道，这项任务他完成不了。他在这方面简直是一窍不通，而且他怕露馅儿。每次拿给他文件让他签发，他一压就是几个星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他吃不透材料的意思，提心吊胆，害怕出什么差错。于是他要去滨海地区疗养，就选目前这个时机，以便避开起草关于车臣的这份文件。不知哪儿来的一个白痴，告诉他说任务已经分配下来了。你想他该怎么办呢？他可能认为，他似乎什么情况也不了解，而当他回来后，人们再向他报告，就说根据下达的指示，他们已写好了一份文件。如果文件中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也是他不在时由其他人造成的，他没有过错，而他要追究下属人员的责任。左右逢源，这话不假吧？那么，现在他该干些什么呢？既然已经通知了任务已经下达，无法再装做不知道了。坐飞机回来，他要亲自领导。这项任务毕竟是我们国家头等重要的事情，谁也无法回避。他就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由他亲自领导。而他本人却是夜不成眠，什么好药也无法使他入睡，诚惶诚恐地等待着天亮。他真叫人觉得可怜，可是他又不想参与这项工作，他也老实承认，这个工作拖不得。有趣的是，究竟什么人把他推到了这种易受攻击的位置上呢？”

“怎么能说成是推呢？”这位国家官员反驳说，“没有人去推你们的所长。向所领导人报告一下，他的部门已经接受了任务，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在这方面你发现有秘密活动吗？”

“有，这件事有些蹊跷，他在休假时，所长是我。我是所长，明白吗？作为一位领导人，我完全知道我的研究所里发生的事情。应当由我，而不是由部里的某某人决定，什么需要通知正在休假的所长，而什么不需要通知他。早在一个月前，我和他就说妥，只要一有可能接受这种任务，他马上办理休假手续出发远行，而起草文件的任务将由一个工作组完成，这个小组由我领导，因为在这类问题的研究上，我毕竟比他强。倘若他还在莫斯科的话，那么人们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他不亲自领导工作组，撰写这份重要的文件呢？这可是一份事关全国的要件啊！而在他已经走了的情况下，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可是，为什么又有人通知了他，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打这个电话就等于把他逼进了一个角落，使他无法再做其他选择。因此得到这个通知后，他就不可能仍呆在疗养院里了，必须对这件事做出反应，需要立即动身回来领导工作组。这就是他的情况，事情这么办会使谁更加满意呢？”

“我不明白，你为何如此心神不定，”这位官员耸了耸肩说，“如果按地位而论应当由他领导工作组，就让他名正言顺地去领导吧，如果你在这方面的研究造诣甚高，所有材料由你起草。大家都是这么办的，我没看出有什么问题。署上领导人的名字仅是为了履行公事，首长从来也不亲自动手。”

“这事在您看来可能不值一提，”普里贝洛夫用很平静的语气说，“我的博士论文应当派上用场，我需要将它付诸实践，同时我也需要名望。如果由我领导工作组，对此必然要下命令，它就能永远证实这一事实。而如果由我们所的头儿正式领导这个小组，那么我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亲爱的，我已经不是应当为这位大叔效力的那个岁数了。因此请您要考虑到，我们的研究所会葬送这项任务。我们将愧对整个部，而部又会愧对政府。”

“你这是危言耸听，”这位国家官员指出，“要知道现在是你领导这个研究所，你是代理所长。你竟然如此无动于衷地对我说，你的研究所完不成部和政府下达的任务？换句话说，你是位不称职的所长，你没能力领导这个研究所，是不是这样？”

“假若我是所长，那就应该由我领导这个工作组，”普里贝洛夫态度很坚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亲自对出手的总结性文件的质量负责，我可以向你保证，送出的文件必定是观点明确条理清楚逻辑严谨的。而如果工作组由我们那位院士所长领导，那么你们作为办事正派的人应当起草一份命令，将他从休假地召回。那时这份总结性文件就不是在我的领导下，而是在他的领导下被葬送。你们应当明白，现在这种做法，不仅把他推到了众矢之的的位置上，就连我也不能幸免。既然你们不让我领导工作组并组织文件的撰写，你们就别打算把失败的责任往我身上推。亲爱的，您对这类需要慎重做出的行政决定怎么能抱无所谓的态度呢？”

“这么说来，还是你对，考虑得周全。”这位熟人沉思少顷后说。

第二天，院士所长转弯抹角地了解到，由于要撰写一份关于车臣危机的材料，部里就有人卖劲地打起了研究所的主意。院士所长开始有些坐卧不安，虽然传到他耳朵的消息是只言片语，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件的完稿日期要大大提前……他从普里贝洛大的脸色就已感觉到，想得到他的帮助和支持是没有指望了。全部希望只好寄托在谢尔贡身上，此人也是一位副所长，正在筹备起草这份文件的一些理论家和调解冲突的专家也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

彼得·帕夫洛维奇·谢尔贡同样想参加瓜分这块大蛋糕。不过他的做法不像普里贝洛夫那样鲁莽和不顾一切，但是想插手这份文件起草的想法确实存在。彼得·帕夫洛维奇想领导自己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成为专家小组的头，这些专家只对这个科研方向范围内的一些课题开展研究。他对其他问题不感兴趣，也不想为了钱或者职位去研究它们。他渴望具有学者的名望，他把这种名望只看做是在独立科研方面发表了精品佳作和提出了真知灼见的结果，这项科研工作解决了在多民族社会意识背景下的社会冲突问题。当然，他同样非常希望在上送材料的附函中写上，此材料是由谢尔贡副博士领导的工作组写成的。这也为他今后出名作了铺垫。当他要为创办自己的实验室甚至研究所而开辟道路时，大家都会说：这就是那位为总统起草文件的谢尔贡；就是这位谢尔贡解答了制止车臣战争的一些疑难问题；这些人都曾经和谢尔贡一起工作过，他们是谢尔贡学派。到那个时候不但有了自己的研究所，也有了经费，有了干部，对他当刮目相看。

但是，他不知道应当怎样做才能把谢尔贡的名字写进那封附函中，对此他一筹莫展。

有一天，他是乘地铁回家的。那天路上结了一层薄冰，清晨路面打滑，他没有冒险开车上班。天色已经很晚了，10时15分了，可是当他离开研究所大楼数米远转过身抬头望时，透过第五层的窗户可以看到明亮的灯光，这就是说研究人员们还在工作。当然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部里每月总要向他们下达一两个“急件”，大家加班加点干工作，因为他们每人都佩戴着肩章，就可以命令他们说：工作没干完不准回家。大家都没有走，认真工作，谁也不闲着。

这个研究所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位于歪歪斜斜的一些小巷深处，小巷虽说是石砌路面，但工程质量低劣，加之路灯经常不亮，路过这里踏进凹坑和威脚的事时常发生。从研究所有三条路通向三个不同的地铁站，距离几乎都差不多，路都同样不好走。

彼得·帕夫洛维奇注意看着脚下和人行道路面，小心翼翼，生怕摔一跤，他只顾走路，没有察觉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男人。也不知道他是迎面走过来的，还是从后面赴上来的，或是从侧面过来的。

“您就是彼得·帕夫洛维奇吗？”那个男人用浑厚的嗓音像背台词一样地问道。

“是的。”谢尔贡顺口答道，困惑不解地看了看这位陌生人。

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男人，高高的个头，穿着讲究，看上去和他年龄相仿，没有戴帽子，满头浓密的花白头发，一双黑而明亮的眼睛。

“我想耽搁您几分钟时间，我不会留您太久，不过，这要看您配合不配合了。”

“请原谅，”谢尔贡果断地说，此时他仍穿着上班穿的军装，佩戴的是上校军衔，“现在已经很晚了，我正急着赶路。再说，我俩也不认识，如果您有事找我，请在上班时找我。”

“我怎么可能到班上去找您呢？”花白头发的陌生人语气缓和地反驳说，“没有特别证件，门卫不会让我进入你们机关的。我只有身份证，要进入你们的办公区，它绝对不管用。给您打电话吧，我也办不到，因为我没有您的电话号码。”

谢尔贡心想：“还是在这儿让他把话说完，然后我再走，总比把电话号码留给他强，因为一旦他有了电话号码，再甩开他就难了。”

“这样吧，咱们边走边说，我要到地铁站去，您就说您的事情吧。”他打定了主意后说。

“我请您原谅，我嘛，大概缺乏教养，”花白头发的人用干巴巴的腔调说，“我愿意与之交谈的人，他应当是一个男子汉，彼此面对面地交谈。我不能与那种心不在焉的人——边走边看着脚下、心里想着别摔跤的人交谈。”

谢尔贡对这个人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恻隐之心，因为他不像那种催命似的求你办事的人，那种人往往跑步追上你，把一份文件递给你，生磨硬缠让你签字，你在匆忙赶路，他也明明知道，让你签字的文件你还没有看过。谢尔贡四下看了看，不远处有一个儿童游戏场地，还有一些长椅子。今天电线杆上的路灯没有不亮的，大街上灯火通明，汽车如流。在长椅子上坐一会儿，让这个始终保持着人格的人把话说完，谢尔贡认为这样做没啥危险，也不会丢面子。

“让我们过去坐会儿吧。”他边说边向儿童游戏场那边指了指。

他们朝着长椅子走去，然后就坐在了上面。彼得·帕夫洛维奇把自己的公文包放在腿上。这位陌生人尽管没有特别举动也没有讲话，但他做出的样子让人更加同情。

“我现在就听您说了。”谢尔贡侧过身子面向他说。他本来想把话说得婉转一些，不知为什么舌头突然有点不听使唤，结果就脱口而出了。

他已做了可能会发生令人吃惊的事情的思想准备，可是又打消了这种念头。花白头发的男人把温暖的手轻轻地放在了他的手上，这使谢尔贡马上感到安心和惬意，这种感觉如同洗过澡躺在床上盖着暖烘烘的羽绒被一样温暖轻松。这时连一点令人吃惊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下面的事情也很自然，现在该这个男人向他彼得·帕夫洛维奇指出要办的事情了。当然，他得先听着，不听也不行。

“您应当什么时候把文件交给工作组领导人？”男人问道。

“19日，星期一。”

“定稿的文件应当什么时候从研究所交给部长？”

“星期三，21日。”

“到今天为止文件已写得怎么样了？”

“所有的素材都已经有了，但是它们是分散的，需要把它们写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文本。”

“这还需要多少时间？”

“很多。”

“怎么个多法？”

“确实很多，但我们会把这项工作很快干完，我们经验丰富。”

“彼得·帕夫洛维奇，您好好听我说，你们应当加快再加快地把文件写完。您听明白了吗？比你们计划的时间要提前整整两天搞完。您把那份文件拿给我。您可以送文件的磁盘来，不一定打印出来。您把材料拿来后的两天里，不得让任何人看到这份材料，也不得对任何人说材料已经写好。您能把这件事安排好吗？”

“我不知道。这太困难了。知道这件事的人可太多了。比如打印的人，他就知道文件已经写好。如果我不向领导报告文件已经写好，谁都觉得不可思议。”

“您就说，您把文件带回家了，您需要认认真真地看一看。这份文件极其重要，因此办这件事不能露出丝毫破绽而引起别人的怀疑。彼得·帕夫洛维奇，您应当完成这件事。您一定，一定要亲自把这件事做好。您交给我材料的时间是星期五，2月16日。2月16日，您带着录有定稿文件的磁盘回家去。在路上我向您迎面走过来，接着我就把磁盘拿走。到2月16日还有三天。这三天内我向您发功，使您处于迷睡状态，您照样去上班，履行自己的职责，作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一种意念：我是您的一部分，是您知觉的一部分，我在密切注视着您对于我所吩咐的事情的完成情况。您不要把我们见面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但您要念念不忘您应做的事情。您要竭尽全力在指定的期限前出色地把事情办完。您听懂了我的话吗？”

“听懂了。”谢尔贡木讷地应了一句。

星期五，2月16日，在回家的路上彼得·帕夫洛维奇，谢尔贡再次同那个眼睛又黑又亮、头发花白的男人相会并将一个磁盘交给他，磁盘上录有长达六十页的一份分析材料。这一次，陌生男人带了一只大书包，他从书包里掏出一台便携式计算机，把它打开，装入磁盘进行检查。谢尔贡把自己应该带的东西都带来了。一般说来，卡尔从不怀疑，经他发功进入迷睡状态的人会不服从命令，但是为防备万一，还是应当进行一下检查为妙。他心生疑窦，要是磁盘没有巧妙的保护装置，使人无法复制甚至没法看可怎么办？如果谢尔贡把磁盘弄混了，匆忙之中从桌上拿来的不是需要的那张磁盘又怎么办？这些也许还算不上最要紧的，倘若磁盘是拿到手了，也解除了谢尔贡的迷睡状态，才发现磁盘是假的，那以后可怎么办呀？

然而，一切都正常。

“您将永远回忆不起来，我是如何对您进行暗中监视的，”卡尔·里菲尼乌斯盯着谢尔贡的脸并握住他的手说，“但是，您将记得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一切事情。记得交给我一张录有重要材料的磁盘，两天后您将把这份材料呈送给领导。无论何时您知道了，有人使用了这份材料，您也不要大惊小怪和生气。您就说，这种事情只是一般的巧合。因为当一种想法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出现的时候，这种想法完全可能在另一个人的头脑中也出现。只不过是有的人先想到，而有的人后想到，这都是正常现象，在科学上这样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丝毫不值得气愤，也用不着说三道四。我希望您能充分理解我做的事情，只有这样您才能信任我。我可以抹掉您的记忆，使您再也想不起，我们曾经会晤过以及您还给过我一个磁盘。但是，明天您就得去上班，并且您还得再次修改这份材料。可是，几天之后您将从新闻媒体中知道，有人把您的这份文件中的思想观点说成是自己的。当然，您会因此而感到气愤，挥舞拳头说要追查，在工作人员中查找吃里扒外的家伙、泄密者，一句话，要找出走漏消息的人。然而这类人好像没有找到。您使好人蒙受委屈，您煽起了自己部属的反感情绪，都来反对您。这件事最终也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原来这是您自己捣的鬼。于是您作为学者、领导人和军官将身败名裂。因此，您应当牢记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不要干蠢事。如果您能正确把握自己，任何人休想知道一点情况。如果您不听我的话，那倒霉的只能是您自己。因为您回忆不起我长得是什么模样，您永远不会认出我来。这样一来，人们还会把您送进精神病诊疗所。您相信我吗？”

“是的，”谢尔贡压低了嗓音说，“我相信您。”

“您能照我说的去做吗？”

“能，我一切照办。”

“您重复一遍，您应当做些什么。”

“我不认识您，我也不记得您如何进行暗中监视的。我们从未见过面。我曾向某人提供了一个磁盘，可是，已完全不记得交给了谁和为什么这样做。我应当对此守口如瓶。”

“好极了，彼得·帕夫洛维奇。现在我就解除您的迷睡状态，请跟我走，慢一点，别着急，我为您引路，我认识路，请您信任我……”

9

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陷入恐慌之中。马利科夫的经济后盾以及智囊团中最得力的助手相继离开了他。尤尔采夫死得不明不白：据目击者说，他当时气色不好，看上去不大正常，不时地用手揪头发，后来他找一个银行家谈贷款的事，被银行家拒绝了，他紧接着向旁边跨出两步，从口袋里掏出毒药吞了下去。也许他并非自杀，而是被他的对头谋杀的，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尤尔采夫在世时为人专横严厉，对人毫不留情，这不，报复来了。

那天晚上，伊佐托夫议员准是喝多了，竟把自己的妻子往车轮下推。是鬼迷了心窍，还是出于嫉妒？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了妻子，现在正蹲在监狱里遭人唾弃。真是个糊涂虫，愿上帝宽恕他。

至于谢苗诺夫，更是个十足的蠢才，开车把自己撞了个粉身碎骨！他年轻时就是这个样子，到死也没能改变。别人都能遵守规章制度，惟独他对此视而不见，他唯一会干的事就是酒后开车。

这些都是三天前的事了。昨天总统在家乡的演讲向全国转播后，叶甫根尼·沙巴诺夫上吊自杀了。谁能相信这是自杀？毫无疑问是有人杀了他。沙巴诺夫干得太过火了。跟他说过多少次，要小心谨慎，要想前进一步必须先做好后退两步的准备。可他呢，忘乎所以，把总统对家乡的视察变成了一场杂耍表演。只有傻瓜才猜不到，这些完全出自一人之手。是谁安排的日程？是沙巴诺夫。是谁建议总统一大早就前往墓地拜祭父母？是沙巴诺夫。他明知道如果天气预报今天是零下二十度，那么上午便是零下三十度，下午才会稍微暖和些。是谁负责总统的穿衣打扮，设计总统的形象？还是这个沙巴诺夫。他不让总统穿厚底靴，于是总统穿着单皮鞋，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在墓地整整走了一个小时。是推为总统起草的演讲稿？又是这位沙巴诺夫。他真是个白痴，居然敢把总统的演讲变成一场小丑表演。你如果想制造噱头引人注意，大可自己买票去看马戏，何必在这儿故弄玄虚？

总统有冤家对头，这是事实。但他也有不少支持者。就是他们干掉了沙巴诺夫。太可惜了，可是还能说什么呢？没有沙巴诺夫，事情就难办了，可话又说回来，是他自己自作自受，活该如此。

自从昨天深夜得知沙巴偌大的死讯后，钦措夫一直在想这件事。但午饭前，他的注意力转到另一条可怕的消息上：马利科夫——未来的内务部长在大门口被一个疯子枪杀。毫无疑问，这个疯子当场被捕。事情发生在上午10点左右，当时街上人很多。疯子虽然被抓住了，但却于事无补：在警察和救护车赶到之前，这位未来的部长已经死了。

这时，钦措夫想到，那些害怕帕维尔·绍利亚克出狱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淘汰出局，几年前，正是为了维护这些人的利益，对一些地区政府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就是这些人将这些地区变成了武器与毒品的转运站。难道有人知道这些？难道他已经开始有计划地消灭对手？

不，这不可能，钦措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尤尔采夫在众目睽睽之下服毒自杀；伊佐托夫亲手把妻子推到车轮底下（如果有人想算账，那也不是针对伊佐托夫，而是针对他的妻子）；谢苗诺夫自己出了车祸，车里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沙巴诺夫似乎不是自己上吊自杀的，这极有可能是他的对头干的，因为他把总统给耍了；至于那个被疯子枪杀的人，疯子毕竟是疯子，无法理喻。钦措夫努力把这些愚蠢的念头赶出脑海，他对自己说：“什么也没发生，只不过是巧合而已。”

但无论如何，怀疑总是存在的。首先值得怀疑的是帕维尔·绍利亚克。可是过了一会儿，钦措夫醒悟过来。他笑了，这关帕维尔什么事？如果说绍利亚克想借此敲诈钱财，还可以理解，可是杀了这些人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什么好处也没有，这些人没对他干什么坏事，他也犯不着和他们算账。帕维尔能提供有偿的帮助，这说明他是个头脑清醒，脚踏实地，不冲动轻率的人。不，肯定是别人干的。帕维尔·绍利亚克与这些事没有丝毫关系。

但是应该考虑到，马利科夫的竟选班子又少了五名成员。而这五个被淘汰出局的人给马利科夫提供的竞选资金最多。马利科夫的背后是一个靠走私武器、毒品、动物发家的犯罪团伙。几乎每个总统候选人的身后都有一个财团支持，只是它们犯不犯罪罢了。一些总统候选人的背后是石油、天然气财团，一些则是重工业财团，还有一些靠的是银行家的支持。每个财团都遵循自己的利益准则，每个都需要自己的总统，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早在苏联时期，就有一群人在边境和海关开辟了“窗口”，并借此向使用“窗口”的人收取巨额贿赂。那时，商品极度短缺，投机生意盛行。狂热的投机者通过这些“窗口”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来回穿梭，把各式各样的日用品大批大批地运往俄罗斯。还有一些人通过这些“窗口”进入了梦寐以求的西方世界。后来到了90年代初，商品紧缺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但“窗口”仍旧保留了下来。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它。马利科夫的身后正是一些与边境和海关有着稳固联系的人。

与此同时，刚刚走出地下状态的影子经济正在迫切地寻找一条途径，以便能将多年积累的资本有效地投入到公共事业中去。于是“窗口”的拥有者和制作、销售针织品的商人走到了一起。既然有生产针织品赚的钱，又有那个年代在边境和海关遗留下的漏洞，为什么不将二者合二为一呢？于是两个集团便开始谈判：喝了点上好的白兰地，洗了洗桑拿，双方便达成了协议。“窗口”的拥有者说：“我们完全有能力将任何货物非法运至境外，却没钱购进真人的好货。现在我们不愿像过去那样零打碎敲，而想趁此机会干些大买卖，不让这个大好机会浪费掉。而你们，亲爱的先生们，有的是钱，但却没有合适的投资项目以便迅速获得巨额利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一个可以获利的投资项目，而要建立一个系统的、有长远发展的赚钱模式。”

针织品商人认为对方的分析符合逻辑、理由充分，一句话，他们达成了协议。于是他们开始在“窗口”附近建立基地。货物经过“窗口”，进入基地，被放入秘密仓库妥善保存，在货物滞留期间，他们开始准备相应文件，改换货物包装，确定下一步的货运路线。大部分货物被装进集装箱，通过“窗口”运至境外，剩余的货物上标明收货人的姓名，分成小批量，通过正常渠道运出。一开始，针织品商人认为不必建那么多的基地和仓库，货物销得越快越好，这边从“窗口”接货，那边转手就卖出去，这样可以少操多少心！但他们的合作伙伴却持另外的观点：批发当然更快更安全，但利润太低，零售虽冒些风险，但利润丰厚。

“知道吗？”他们劝针织品商人，“你卖出大宗货物时，就应该明白，你的顾客不是最终的买主。他自己留一部分，剩下的随便卖给什么人。难道我们能一一追查，我们的货被卖到哪儿去了吗？这些顾客从我们这儿买货，再把货转手卖给别人，指望他们逐一检查买方是不可能的。我们自己卖要比靠这赚钱快得多。我们最好能建立安全的投资体系，在这些地区设置自己的领导人。况且我们还要做动物买卖，这可无论如何需要个贮藏地，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它们单个运走，这就意味着，在凑够一批之前，必须找个地方先把它们养起来，当然，这个地方离‘窗口’不能太远。”

针织品商人考虑了一下，同意了。事情的策划者共有七位：四位“窗口”的拥有者，三位针织品商人。当年正是他们与布拉特尼科夫将军取得联系，请求他为他们在这些地区清除障碍。事情办成了，发大财了，他们就除掉了布拉特尼科夫。这个人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实在不能留他。一个人如果知道太多危险的东西，便会妨碍别人，惹人讨厌了。

现在这七个人中只有两位仍活在世上。一位是总统候选人——谢尔盖·格奥尔吉那维奇·马利科夫，另一位是马利科夫未来的财政部长——格列布·阿尔梅纳科维奇·姆希塔罗夫。

帕维尔派加里克·阿萨图良和卡尔·里菲尼乌斯来对付姆希塔罗夫。帕维尔一般不赞成集体行动，因此，很久以来一直没有介绍本小组的成员相互认识。他认为，这样会让大家更安全。知道得太多不仅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而且还可能导致嫉妒、狂躁和竞争。

但是，完成这项任务却需要四个人。这次无论帕维尔怎样绞尽脑汁，也无法让一个人单独行动。于是他不得不让阿萨图良和卡尔会面。但这次打破常规的会面仍有所限制：他们仍和以前一样不知道丽塔和米哈伊尔·拉尔金的存在，丽塔和米哈伊尔互相也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姆希塔罗夫住在圣彼得堡，他控制着加里宁格勒港和位于俄罗斯、芬兰交界处的维堡地区。阿萨图良和卡尔买了软卧票，乘坐“红色特快”前往圣彼得堡。他们两人的心理生理习惯不同。阿萨图良在工作前吃得很多，而且每次都吃同样的食物。而卡尔正相反，他尽量少吃东西多喝矿泉水。火车刚离开站台，加里克·阿萨图良马上打开包，把一大堆红辣椒、土茴香、绿黄瓜、水煮鸡蛋摊到桌上。他训练有素地剥开辣椒，取出辣椒籽，然后剥开蛋壳，将鸡蛋整个塞进辣椒里，接下来他把这几种菜一起裹进辣椒里。最后他拿起一个做好的辣椒，美美地咬了一大口，怡然自得地眯起了眼睛。卡尔对这一切冷眼旁观，只是时不时地喝几口矿泉水。

这时，女列车员走进包厢，她身体微胖，双眼含笑，腮上一对诱人的酒窝时隐时现。

“先生们，你们想来点什么？有茶、咖啡、面包夹肉，还有维夫饼干。”

“请给我来点茶。”卡尔说。

“我也要点，女主人，”阿萨图良向她眨眨眼睛，“您这儿有柠檬吗？”

“只要您是好人，我们这儿什么都有。”这个胖姑娘“扑哧”一声笑了。

这时，阿萨图良眼角的余光发现，他的搭档脸色微变。他明白，卡尔想试试看他们能否一起工作。不管怎么说，合作需要一定的技能，而他们唯一的一次合作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劳驾您把我也算做好人吧！”卡尔说，阿萨图良注意到，他的语速、语调，甚至呼吸的频率都发生了变化。可见，他能迅速调动这个姑娘的情感。

阿萨图良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他想知道这个姑娘既然已经答应给他送柠檬来，那么她会对什么做出反应？是对“女主人”这个词，还是对“眨眼睛”这个动作？如果是对“女主人”这个词，那么说明她主要靠听觉来感知世界；如果是对“眨眼睛”这个动作，则表明她主要靠视觉来接受事物。卡尔开始用语言和呼吸来控制她的意志，这说明他已经知道她属于哪个类型了，他可真够快的。

“我认为您是个体面的人。”女列车员开玩笑说。

“什么？”阿萨图良紧接着说，他也尽量与她的语速保持一致，“这样看来，我有必要由一个好人变成一个体面的人。您对此有什么建议？现在您用女人特有的眼神看着我的同事，对他说：为什么我总是这样不走运？”

女列车员顺从地把目光移向卡尔，他们立刻控制了她的意识，卡尔是通过眼睛和面部表情，眉毛的动作，手势和姿态，阿萨图良则是借助不停的唠叨，力求与她呼吸的频率以及语速保持一致。

“我和他一起出了不知多少次差，每次都是这样，把最好的东西给他，而他却对我视而不见。说真的，我的那些女人迟早会离开我找他去……”

卡尔做了一个轻微的手势，阿萨图良不做声了。女列车员仍旧背靠门站着，注视着卡尔。显然，她甚至没发现，阿萨图良已经停了下来。

瞬间停顿之后，阿萨图良又开始讲了：

“现在您回到自己的包厢，给我们倒两杯柠檬茶，再写两张纸条。一张写几句您喜欢的歌词，另一张写上您喜欢的诗。然后把纸条和茶一起给我送来，现在去吧。”

女列车员转过身，艰难地打开包厢门，进入走廊。几分钟后她回来了，手里托着一个托盘，盘里放着两杯茶和两张对折的纸条。卡尔和阿萨图良取出茶杯和纸条，发现女列车员喜欢的歌是一部著名动画片的插曲“蓝色车厢”，而喜欢的诗却是纳德松的“我是如此长久无望地祈求爱情”。阿萨图良收起纸条，将列车员唤醒后把她送出包厢。

“她脑子里的东西可真有意思，”卡尔说，“这儿是一首简单的儿歌，那儿却突然冒出一首鲜为人知的诗。这首诗中学课本里可没有，而且很少有人记得它。也许，她和某个男人有过一段浪漫的故事。这个男人不擅长唱歌，于是试图教她一些优美的诗歌。这可能是他喜欢的一首诗。诗很烦，我们的列车员把它背会了。她永远不能忘记那个男人，于是这首诗便留在了她的记忆里。”

阿萨图良没有搭腔，又开始埋头苦吃。当他吃完了三个辣椒，卡尔也喝完了茶，正在神情落寞地吸着柠檬。

“您知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们一起工作？”阿萨图良一边喝茶，一边问，“有什么难题吗？”

“据我所知，什么难题也没有，”卡尔耸耸肩，“只是必须记住心理言语空间的一体性。”

“什么？”阿萨图良瞪圆了眼睛，“您说什么？”

“姆希塔罗夫是个已经俄罗斯化了的亚美尼亚人。您能运用一些象征词和警告词从而轻而易举地进入他的潜意识，而我做不到这一点。在某些场合，尤其是在对方很久没有使用母语的情况下，运用他的母语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运用与对方幼年密切相关的词和概念，会让他进入绝对服从的状态，就像当年孩子对父母一样。您会这种语言，而我不会，所以帕维尔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您。另外，姆希塔罗夫因为失眠和高度兴奋去看过几次医生，这可能是精神状态异常的表现。如果是这样，对付他则需要特别的方法。因此，帕维尔也邀请我参予这项任务，这样可以用专家的眼光来审视姆希塔罗夫，在必要时修正既定方案。”

“现在我明白了，”阿萨图良点点头，“想吃黄瓜吗？这有益于清洁人体内部器官。我发现，您一路上都在喝水，是不是也在清洁体内器官？”

“不，”卡尔宽容地笑了，“只是习惯而已，不是用来治病的。”

阿萨图良啃完了黄瓜，卡尔喝完了高脚杯里的水，没什么可说的了，1点半左右他们开始躺下睡觉。早晨8点29分“红色特快”驶入了圣彼得堡车站。

谢尔盖·格奥尔吉那维奇·马利科夫是一个大州的州长。毫无疑问，在该州境内没有他们的秘密基地。因为他们内部有一条铁的规定：在本人居住地区不得建立基地。马利科夫经常因公或因私到莫斯科去，但米哈伊尔·拉尔金还是决定在家里把他解决掉。帕维尔也同意这么干。尤尔采夫和那个疯子已经让莫斯科的民警机关大伤脑筋了，如果再加上马利科夫，天知道会怎样！正因为如此，米哈伊尔跟随总统回到故乡，在那儿干掉了沙巴诺夫，然后返回莫斯科，睡了一天，养足精神后，赶往马利科夫的世袭领地。

马利科夫身体肥胖，头发稀疏，圆脸上一双蓝眼睛光华内蕴。他的目光有时温暖友好，有时愤怒狂躁。他的孩子们和他惊人地相像：都是营养过盛，肌肉松弛，行动笨拙。但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儿子已经读完十一年级，他不止一次地获得全国文学、外语以及历史奥林匹克竞赛的优胜奖，今年夏天打算考大学，他一点儿不用父母操心。可女儿和儿子不一样，除了不停地头疼之外，她什么也不会。

当年，关于安热莉卡以及她众多情人的电影在全苏引起极大轰动，女儿就出生在那个年代。这就不奇怪了，为什么她叫安热莉卡，这在当时可是个时髦的名字。可是和那个嘴唇柔嫩、身材瘦削、性感艳丽的金发美人截然不同，这个安热莉卡长成了一个肥胖、丑陋和极为放荡的姑娘。她早就知道，自己远不是什么美人儿，于是决定用性感来弥补这一缺陷。“我漂不漂亮又有什么关系，”她对女伴说，“关键是男人们喜欢和我做爱。”女伴们相信她的话，因为她们亲眼看见过，在晚会和宴会上，男孩们总是和安热莉卡单独离席，而那些比她漂亮的姑娘却无人问津。由此她们断定，安热莉卡肯定用了许多手段来勾引男人，让那些傻头傻脑的小伙子上了钩。这儿还有一个关于打赌的荒唐故事。

“我认识两个人，”安热莉卡对小伙子说，“他们为你我打赌。”

“怎么回事？”小伙子惊讶地问。

“非常简单。一个说，你会和我上床，而另一个说，你不会。”

“为什么不会？”小伙子有点生气。

“因为我又胖又丑，他认为你不会有兴趣。如果我能把你拉上床，我会得到一大笔钱。我建议我们现在就去隔壁的房间，你别害怕，我什么都懂，我会帮你，不会有任何危险，我懂得自我防护，你什么也不用想，会有人一直在门口看着，以便把消息带给那个人，钱到手了，我们对半分，来吧，一大笔钱呢！”

这样的条件哪个男人能拒绝呢？是这个女人首先提出来的，她还答应提供帮助，如果出现什么问题，自己也不会被人笑话；她还会自我防护，那还能有什么意见，更何况还能得到一笔钱……

安热莉卡15岁就开始这么干了，她把想尽办法从父母那儿要来的钱全都花在这种事上。她17岁时怀了孕，妈妈把她强扭到医生那儿做了人工流产；20岁时与第二个丈夫离了婚；25岁时已不能让她出门：她疯了，脑子里只有三件事：美食、性和海洛因。海洛因最危险也最昂贵，疯狂的安热莉卡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不怕任何障碍，在坦克部队的掩护下她会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冲去。

米哈伊尔·拉尔金手捧一大束玫瑰花，出现在州长的住宅前。已经有人在等他了，因为他事先已经打了电话并在电话里和安热莉卡的母亲谈了很久。

“我叫阿尔卡季·格林贝格，”米哈伊尔有礼貌地说，“几年前我在这座城市做巡回演出时结识了安热莉卡。”

“您是演员吗？”

“不全是，我是位音乐家，在交响乐队工作。我的朋友告诉我，安热莉卡变得很厉害，不知您是否懂我的意思……”

“我当然懂，”州长夫人苦笑道，“现在我不得不整天在家看护她，无论怎样，她都会跑，没有人知道她每次漫游会带来什么后果。瞧，阿尔卡季，我什么也不瞒您，反正全城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不幸，我们对此根本就无能为力。”

“我很难相信这些，”他故意流露出恐惧和震惊，“您知道吗，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浪漫史，我觉得，安热莉卡真正地爱过我；我确信，我能唤醒她身上曾经有过、现在仍然存在的那些美好的东西，它不可能消失，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它罢了。”

“恐怕您想错了，”马利科夫的妻子忧伤地叹了口气，“我女儿身上什么好东西也没剩下，有时我甚至祈求上帝让她死去，您是不是觉得这听起来很奇怪？”

“您不应该这么说，”米哈伊尔强烈地反对说，“不能放弃，每个人身上都有美好的东西，我想我应该和安热莉卡谈谈，让她回忆起我们的爱情，这会对她有所帮助。我觉得，当年那么强烈的感情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

“好，让我们试试吧。”她同意了，但语气中毫不掩饰她的怀疑和冷漠。

于是米哈伊尔开始尝试了。他叫“阿尔卡季·格林贝格”这个名字并非无缘无故，他知道，我们国家的人名和民族都很奇妙，叫这个名字的年轻人应该是个正派的犹太男人，比如音乐家之类，而绝不会是什么瘾君子。

女主人体态匀称，虽形容憔悴，但轮廓依然美好，她接过米哈伊尔的花，将他领到安热莉卡住的二楼。安热莉卡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琢磨着怎样才能溜出去。上一次，父亲早晨做完按摩后忘了戴金链子，她把它偷来了。为了换回金链子，他们给了她两三天也享用不完的海洛因。

米哈伊尔走进她的房间，立刻厌恶地皱起了眉头。安热莉卡重约一百二十公斤，外表邋遏。

“站住！”州长女儿尖声叫道，“你是谁？”

米哈伊尔转过身，看看门是否关好了，然后向安热莉卡躺着的大床走去。

“我是你的王子，美人儿，”他轻轻地说，“这么多年你一直沉睡着，等着我，这不，我来了。现在我要把你唤醒，你醒了之后就会过上童话般的生活，为此你等了许多年，经常受恶梦的折磨，所以你会觉得这么难受，是吗？”

“那，”安热莉卡说，“你是先和我做爱，再唤醒我，还是先唤醒我，再做爱？”

“同时进行，”米哈伊尔迷人地微笑着，“现在你脱光衣服，我来唤醒你，你会喜欢这样的，等着瞧吧！”

“好吧，”她很快就同意了，“可是，你到底是谁，我认识你吗？”

“当然认识。”

米哈伊尔坐在床边，拉起她的手，安热莉卡的手很胖，还有些发黏。他用另一只手在她眼前晃了几下，然后放到她的后脑勺下。

“你当然认识我，”米哈伊尔尽量模仿她的语速和呼吸频率，“我是音乐家，我叫阿尔卡季·格林贝格，几年前我和我的乐队在这儿做巡回演出时认识了你，我们之间曾有一段浪漫的故事，我们曾彼此深深相爱，后来为了见你我曾专程来过这个城市几次，再后来你把我赶走了，是的，不是我抛弃了你而是你不要我了……”

两个小时之后他走出安热莉卡的房间，小心地关上房门，走下楼去，安热莉卡的母亲正坐在那里等着。

“很可怕，是吗？”她抬头看着米哈伊尔，悲伤地说，“您可能没料到，情况会这样糟，我想，您可能会白费劲儿的。”

“您说对了，”他点点头，“她费了好大劲儿才认出我来，天哪！天哪！她都对自己做了些什么！”他伤心地抱住了头。

“但是，我觉得还有希望，”他接着说，悲伤已经渲染得差不多了，“我发现她身上有些美好的东西还未彻底消失，我觉得她还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当然，这感觉只有一点点。按说，吸毒者根本就没有羞耻感和良心，但她还保留了一些。哎，要是我能留在这里每天来看她就好了！我自信能将她治好，我感觉自己能行。”

“那么，为什么您不能留在这儿呢？”

“我要走了。”

“什么时候？”

“一周以后。”

“您不能再多呆一段时间吗？”州长夫人的声音里包含着微弱的希望，也许这个可敬的犹太人音乐家能救她的女儿，能救他们全家？

“不行。十天后我将和乐队飞往奥地利做巡回演出。要不等我回来以后再说……这样吧，我尽量延长在这儿停留的时间，我会为安热莉卡竭尽全力的。”

这时，楼梯上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他们同时抬起头，看见安热莉卡走下楼来。她洗得干干净净，穿得很得体，还做了发型。

“您不反对我沏茶吧？”她彬彬有礼地问道。

州长夫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客人，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可从未听过女儿用这种语气说话。

“谢谢您，安热莉卡·谢尔盖耶夫娜，”米哈伊尔用同样的语气回答，“您很好客，但我不得不走了，希望您和您的母亲生活愉快。”

“真遗憾，您这么快就要走了，”安热莉卡还是那么不慌不忙，彬彬有礼，“请允许我送送您，妈妈，您和我们的客人在这儿告别吗？”

“不不，”母亲跳了起来，“我也送送您。”

母女俩肩并肩地站在台阶上，目送米哈伊尔·拉尔金走出大门。

母亲惊讶得久久不能平静。客人走后，安热莉卡并未躲进自己的小屋，反而和母亲一起留在一楼，并主动要求帮忙做些家务。母亲小心翼翼地拒绝了她的要求。安热莉卡从未做过任何事，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她连最简单的活儿也干不了。

“我很惭愧，妈妈。”她说，“我表现得太差了，把生活搞得一团糟。我好像睡着了，做了一场噩梦，现在我醒了，我向您保证，一切都会变样的。”

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母亲并未感到奇怪。安热莉卡跟在母亲后面不停地追问：“爸爸在哪儿？他什么时候回来？我要为我所做的一切向他道歉。我真想早点向他道歉，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些。”

4点钟弟弟从学校回来了，他飞快地吃了点东西便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啃书本去了，不到开饭时间他不会下来。8点左右响起了马达的轰鸣声和门的撞击声。

“听，你父亲回来了。”母亲微笑着告诉安热莉卡。

一秒钟后，一颗子弹射入了母亲的后脑勺。这个可怜的女人永远也不会知道，她那独一无二的女儿冲入了前厅。等门一打开，马利科夫刚走进来，她就重新扣动扳机，向父亲连开数枪。

米哈伊尔·拉尔金坐在宾馆里，等着收看地方新闻。在没有确信事情成功之前，他不打算离开这个城市。如果今天有什么不妥的地方，那么明天就不得不再回去弥补。就是为了以防万一他今天才特地安排了一场动人的集体告别戏：母亲和女儿肩并肩向音乐家挥手告别。这样一来，明天再去警卫就不会阻挡，可能连通报都不用就会放他进去。

今天一切顺利。电视播音员强忍住激动，就记者们在州长住宅内及周围拍摄的录像发表评论。州长夫人面朝下躺在厨房里，后脑勺被子弹打穿；州长本人庞大的身躯塞满了整个前厅；而肥胖的安热莉卡镇静地端坐在客厅的椅子上，身旁围满了医生和警察局工作人员，在她面前一张低矮的小桌上摆放着一把手枪。

“您从哪儿拿的手枪？”一个穿制服的男人问道，看样子像是检察院的调查人员。

“爸爸的。”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奇怪，像个小孩子，“爸爸在家放了许多武器，我找到它并把它藏了起来。”

“您为什么要拿它？您想用它干什么？”

“不知道，我记不得了，今天突然想把他们杀了。”

“为什么，安热莉卡，为什么您要杀自己的父母？”

“因为不想让他们碍我的事，他们总是这不让，那不许，还不给我钱，我受够了。”

录像播完了，播音员又出现在屏幕上。

“这个可怕的悲剧再次提醒我们：与毒品作斗争是当前的重中之重。毒品不会放过任何吸毒者，不会放过他的家人朋友，甚至还会殃及一些不相干的人。明天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它的牺牲品。”

“太好了！”米哈伊尔一边铺床睡觉一边想，“明天就能回家了。”

报纸上关于国家杜马议员将妻子推向车轮的那些刻薄评论还没消失，又出现了关于总统候选人被吸毒的女儿枪杀这一悲惨事件的报道。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长长地舒了口气。虽然沙巴诺夫从跑道上退了下来，但现在他们也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上帝保佑总统，让他在这场艰难正义的斗争中取胜，感谢上帝。

今天，总统公开宣布，他亲自组建的车臣问题委员会将于本周末呈交报告。索洛马京知道，他们将提出七种摆脱危机的方案，而总统却有自己的方案——第八种方案。想到这儿，索洛马京兴奋起来。是他向总统提出了这个方案，总统采纳了并为此向他表示感谢。索洛马京当然也没有忘记介绍自己，他向总统提起了很久以前的一次会面，总统微笑着，仿佛记起来了。但一切迹象表明，他根本什么也记不得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注意到了索洛马京，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忘记他。

索洛马京想，布拉特尼科夫并未白白夸奖自己的助手帕维尔·绍利亚克。帕维尔干活没说的，但他是怎样无声无息地拿到文件的，鬼才知道。很遗憾，布拉特尼科夫死了，以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找他，只要付钱，他没有办不到的事。要是帕维尔能为自己工作该多好！但索洛马京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帕维尔十分狡猾，连面儿都没照过，他们只是通过电话联系，报酬也在秘密地点领取。

索洛马京曾和布拉特尼科夫住在一幢楼里。楼刚建好，他们就和一批各部门及党的领导人一起搬进了新居。这样一来，克格勃的重要领导人和市党委负责人就成了门对门的邻居。他们常常互相借用一些生活用具，很快地熟识起来。他们经常单独或和夫人一起到对方家做客。有一段时间，索洛马京的儿子甚至追求起布拉特尼科夫的女儿来，那时，父母们总是笑着谈论将来做亲家的事。

后来索洛马京倒了霉。在选择情人时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碰上了一个伶牙俐齿、非常难缠的女人。她坚决要求索洛马京离婚，她说，她深深地爱着索洛马京，没有他她就活不下去，如果不能和自己生命中唯一的男人结合，她宁愿离开这个世界。她暗示，她会把遗书交给主管机关，并在遗书中陈述她自杀的原因。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他对配偶不忠，他就不得不和他的仕途说再见了。

一天晚上，索洛马京喝了点儿酒，把自己的不幸告诉了布拉特尼科夫。他说，他这辈子在女人方面都很小心，谁知这次却犯了糊涂。布拉特尼科夫哼了一声，咬咬嘴唇说，世上没有绝境，如果索洛马京能帮克格勃莫斯科分局将一些人从党内清除，那么这个女人的事由他来摆平。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女人突然不再给索洛马京打电话了。他给她打电话时，她低声下气地说，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今后再也不会向他提任何要求，他们最好分手，因为她不能破坏坚不可摧的苏联家庭。索洛马京完全同意，真的，这再好不过了。

索洛马京很好奇，他很想知道，布拉特尼科夫到底用了什么办法把这件事办得这么漂亮？他找到布拉特尼科夫想问个究竟，但这位邻居却笑而不答。

一天，索洛马京和妻子从剧院回家，在住宅楼附近看见了他们的邻居。他站在一辆陌生的汽车旁，正和一个瘦高男人说话。布拉特尼科夫看见了索洛马京，但脸上没有做出任何表示，谈话也未中断。第二天，索洛马京找布拉特尼科夫喝酒，庆祝全国边防军节。索洛马京随口说道：

“有些男人真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女人，比如说上次碰到的你的那位朋友，光看他的样子就让人不寒而栗。”

“不许这么说他，”布拉特尼科夫严厉地说，“他是我的助手，他受过很多苦，但都挺过来了，现在又重新开始为我工作，他的工作都是秘密而不公开的。顺便说一句，正是他让你摆脱了你的美人儿。”

索洛马京忍不住紧紧抓住布拉特尼科夫，恳求道：

“你就行行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吧，否则我就要憋死了。”

不知是喝多了，还是为了回击索洛马京那些轻视他助手的话，布拉特尼科夫开始讲述：他们给这个女人看了一些照片，照片上她和一个男人在疯狂傲爱，这个男人当然不是索洛马京。这样一来，她的那些誓言就不攻自破，手里的王牌也失效了，她再也无法让索洛马京感到良心不安。

“母狗！”索洛马京骂道，“我还以为她是真的爱我，像个傻瓜似的怜惜她，怪自己毁了她的生活。”

“哎哎，”布拉特尼科夫劝他息怒，“别这样，重要的是事情办成了，就别怪她了。”

索洛马京什么也没再问。他不蠢，他已经猜到，这个女人仍旧对他忠心耿耿，至于照片，那是一个鬼把戏。这一切都出自于那个瘦高个、丑陋的帕维尔之手。

随着岁月的流逝，两个邻居的友谊日益加深。布拉特尼科夫不再拘谨，喝酒之后更为放松。索洛马京从他那儿得知，帕维尔遵照他的指示完成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任务，虽然布拉特尼科夫到底也没说是什么样的任务，但却经常对帕维尔赞叹不已。

布拉特尼科夫中将死后，索洛马京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帕维尔。他亟须这样的助手，他动用所有的关系来寻找帕维尔，而帕维尔却因流氓罪被捕入狱。索洛马京沉住气等待着，他坚信自己的眼光。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米纳耶夫用黑色油笔勾去了名单上仅存的一个名字。名单放在桌上，他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它撕成碎片烧了。“星星”行动计划的第一部分已经完成，美中不足的是，帕维尔突然不知去向。

10

娜斯佳·卡敏斯卡娅终究没能逃脱乌拉尔寒流的魔掌。她一回到莫斯科就立即感到嗓子剧痛起来，鼻子不通气。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她会在家卧床休息、不去上班。因为日常工作还是那么繁忙，更何况闲居在家养病无论对于娜斯佳，还是对于反严重暴力犯罪处的其他任何一位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奢侈行为。

去接帕维尔·绍利亚克的萨马拉之行给娜斯佳留下了非常不愉快的印象，尽管任何不幸之事都没有发生，而且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娜斯佳把帕维尔·绍利亚克带了出来，帮助他摆脱了追踪者，最后又亲手把他交给了米纳耶夫将军，然而不知为什么，娜斯佳却时常感到恐惧，她常常心神不定、坐卧不宁。

在娜斯佳回到莫斯科几天之后的一次例行业务碰头会上，处长戈尔杰耶夫上校心情忧郁地说：

“大家听着，我的孩子们，竞选活动开始了。大人物们的尸体层出不穷。一位来自南部地区的残酷的黑手党人在我们的辖区内送了命。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是有人帮助他命归黄泉的。娜斯佳，会后你留下来，我有话要单独和你谈。”

业务碰头会开完以后，大家分头去办自己的案子了。娜斯佳在戈尔杰耶夫的办公室留了下来。她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手里握着一块已揉成一团的手帕。戈尔杰耶夫关切地看了她一眼，然后摇了摇头说：

“你至少应该去看一下病吧？”

“不，我从来不看病。”

“果真如此？”

“当然。我要让我的肌体知道，别指望得到我的帮助，否则的话，它就会认为我会在家卧床休息，服药治病，好让它对付疾病时省点劲，没门。让它自个儿战胜疾病去吧！没什么可以娇惯它的……”

“真有你的，”戈尔杰耶夫笑着说，“你脑子里这种奇谈怪论是从哪儿来的？”

“不知道，”娜斯佳放声大笑起来，“你不是总说我头脑古怪嘛！”

“这倒是真的。我说，姑娘，你知道一个姓尤尔采夫的人吗？”

“是那个好像服毒自杀的黑手党人吗？”

“就是他。”

“我本人根本不了解他，但斯塔索夫同他有过接触。斯塔索夫跟我谈起过他。”

“你现在肯定要说你不喜欢嚼舌头……”戈尔杰耶夫抓住她的话柄说道。

“是不喜欢，”娜斯佳点点头说，“但我现在不会说这句话的。不过，这些事最好去问地区反有组织犯罪分局的人，或者去问扎托奇内，这属于他们管辖的范围。”

“他们那里我会去问的。现在你先说说你知道的事。”

“其实我知道得并不多。夏天的时候，斯塔索夫和他女儿在南方休假，斯塔索夫的前妻这时正好在这个城市举办的电影节上工作。尤尔采夫是本届电影节的赞助商之一，他为电影节提供赞助，又因电影节的广告而大发横财，尤其是，各地来参加电影节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都想去那里消遣一番，而这个城市的饭店和娱乐场所都属于尤尔采夫。当斯塔索夫碍他的手脚时，尤尔采夫就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现在是私人侦探的斯塔索夫在当时还是一位民警中校。关于他如何与残暴的黑手党人尤尔采夫打交道的情形，娜斯佳足足讲了有半个小时。戈尔杰耶夫听得非常认真，除了有时需要确切了解一下情况而提问外，他几乎没有打断过娜斯佳的话。

“换句话说，死者曾是那个沿岸地区权力无限的主宰者啰，”戈尔杰耶夫听娜斯佳说完之后总结道，“此案当然不归我们管，让反有组织犯罪分局的人去处理吧。不过，我有一种预感，分局会成立一个小分队，还会请我们的人去参加，你去吗？”

“得了，戈尔杰耶夫。”

娜斯佳开始一个劲儿地揉搓鼻梁，但是这个古老的办法并不管用，于是她眯起眼睛，拿手帕捂住鼻子打了个喷嚏。

“为什么‘得了’？为什么你这么不喜欢到小分队去工作呢，娜斯佳？”

“大概是因为我缺乏集体主义观念吧。我可不是集体农庄的庄员，我是一名个体农民。可别把我派到小分队去，千万别。”娜斯佳苦苦哀求道。

“我自己倒也不想派你去，”上校笑呵呵地说，“如果不派你去，那派谁去呢？”

“比如，可以派科利亚·谢卢亚诺夫去。”

“好吧，我考虑考虑。我说，你的那位斯塔索夫……”

“斯塔索夫可不是我的，是我们大家的。请别故意歪曲。”

“那好吧，就算是我们的斯塔索夫。你认为他会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给我们讲他同尤尔采夫打交道的光辉历史吗？”

“为什么不会呢？他没什么可隐瞒的。”

“那就请他到这儿来一趟吧，说定了？”

娜斯佳明白自己上司的意图。倘若要成立一支小分队，当然，小分队肯定会成立的，那么无论派谁去小分队工作，只要被派去的这个人能知道得比反有组织犯罪分局的同事们多哪怕一点点，那也是好的。处与处之间，局与局之间，一直存在着那么一股子竞争意识，由于领导者的个性不同，这种竞争时而变得正当健康、实事求是，时而又变成近乎病态的争风吃醋，只有背着同行成功地破获“别人”的案子，这种妒忌心才能得到满足。戈尔杰耶夫从不争名夺利、好大喜功，但有时他也会利用自己下属所取得的成绩去故意刁难上司，刁难其他处的人，这已成为机关之间勾心斗角时的一张王牌。戈尔杰耶夫因为自己所担任的这个职务而身不由己，他不得不玩这些勾心斗角的游戏，尽管天地良心，他是非常乐意摆脱这些游戏的，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可能的话。

斯塔索夫同意到彼得罗夫卡来一趟，但他事先说好了只能下午到。斯塔索夫，他38岁退休，现在是“天狼”电影集团保安部门的负责人。他领取了有权进行私人侦探活动和防卫活动的许可证。他对自己的生活心满意足，大约5点钟的时候他兴冲冲地走进了娜斯佳的办公室。斯塔索夫身材高大魁梧，近两米的个头，一双绿色的眼睛，春风得意。他的到来给娜斯佳这个烟雾腾腾的办公室带进了一股阳光明媚的冬日的清新和一股强烈的健康气息。

“尊敬的尤尔采夫·伊万诺维奇出什么事啦？”斯塔索夫一边问，一边接过娜斯佳递来的一杯热咖啡，“这个可怜的人儿，乐极生悲啦？”

“嗯，”娜斯佳点点头说，“好像是服毒自杀了。”

“这话我爱听。”斯塔索夫幸灾乐祸地说。

“你爱听什么？是他服毒自杀的消息吗？”

“不，我爱听你那意味深长的‘好像’两个字。你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这些腰缠万贯、事事如意的生意人怎么也不会自寻短见的，对吗？”

“大概是吧，你对此有何高见？”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娜斯佳。不过，在尤尔采夫这件事上你也许是对的。虽然我同他的接触大概只有两个小时，但是他给我的印象是热爱生活、从不气馁。他是怎么死的？对了，事情经过是怎样的？”

“尤尔采夫坐飞机来到莫斯科，他要参加例行的石油商聚会。他甚至还为几位尊贵的外国客人支付了前来俄罗斯的路费和住宿费，事情发生在‘俄罗斯’饭店。尤尔采夫很热情，他同熟人们寒喧、交谈，后来他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样子，因为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他一边擦着冷汗一边走出了大厅。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到了大厅，这回他看上去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他又开始在大厅里走动，同熟人们聊天。突然，他中断了谈话，走到一旁，然后从口袋掏出一些药片，这时他的样子非常难看，他把一粒药片放在舌头下面之后，一头就栽到了地上。十分钟后他就死了。这，就是全部经过。”

“他服的是什么药？”

“当然是毒药啰，还能是什么药。他随身带了一整包这种毒药，在现场，这些毒药在尸体旁撒了一地，这种药不是药厂生产的。既然我们这儿有一连串的非法实验室在生产毒品，那么生产毒药是不成问题的。没准他服的毒药就是这么生产出来的。可问题是，为什么他要随身带着这些毒药，而且带这么多。难道他准备像灭地害里的大老鼠似的去毒死石油大会的所有参加者吗？”

“装药的纸包是什么样的？”

“没什么特别的，斯塔索夫。是用一小张纸叠成的纸包。这张纸还是从尤尔采夫自己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呢。你高兴了吧，是不是？”

“高兴得不得了。”斯塔索夫摇摇头说，“在这件事情上，你的上司想从我这儿得到些什么？”

“我猜想他是要同反有组织犯罪分局的人比个高低。听着，我还没说完呢。尸体解剖结果表明：尤尔采夫没有任何大病，他的心脏、血管和其他器官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都是完全合格的，因此问题就来了，尤尔采夫为什么会不舒服？他得了什么病会如此突然地发作？解剖结果还表明：大约在死之前的半小时内，他还服用过抗过敏之类的药，这些制剂既不能止住任何疼痛，也不能治疗各种慢性病，那么他为什么要服用这种药呢？”

“为什么有人服用它呢？”斯塔索夫问道，“这种药好像有镇静作用，能消除恐惧。也许，是因为尤尔采夫当时变得焦灼不安了吧，所以他需要这种药。”

“也许是的，”娜斯佳表示同意，“那么他当时为什么会变得焦灼不安呢？这还是个谜。那些被询问过的石油商聚会参加者对这个问题都含糊其词。尤尔采夫在那里跟任何人都没有争吵过，没有红过脸，总之那里的人都是心平气和的。这里还有一个疑问：他的这粒药片是从哪里来的？没有发现装这药的小瓶子或是包装盒。是不是他口袋里只放了这唯一的一粒药片呢？斯塔索夫，请相信我，没有这样的事。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可能需要用药，那么他会随身带上足够的药，他会把药盒放进提包或放进公文包，以便随时随手拿到药。一个人每次出门前只拿一粒药，这样的事我可不信。”

“你说得对。这就可以得出结论，这粒药片是某个人送给他的。”

“对，正是如此。尤尔采夫当时感觉到很难受，他走出了大厅，想图个清静，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向某个人抱怨自己身体不适，然后这个‘善意’的人就给了他这粒药。但是聚会的参加者中谁都没有说起此事，为什么？”

“因为，给药的人与大会没有任何关系，是个碰巧遇到的人。”

“斯塔索夫，你说话要悠着点，”娜斯佳愤然说道，“别信口开河。你怎么啦，竟然相信一个局外人会偶然出现在那种每位出席者至少要带一名保镖去的地方？出现在那个凭特别请柬才能进入的地方？那儿连老鼠都休想溜进去。那里聚集的可全都是石油大王，还有金融巨头和黑手党。”

“就算是这样，那你怎么解释这一切呢？”

“不知道，”娜斯佳叹了口气说，“我再想想。也许你会指点迷津的，你很聪明。”

“别吹捧我了，”斯塔索夫眉开眼笑地说，“大会上共有多少人？”

“一百个左右。我知道你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斯塔索夫。可你应该明白，这是不现实的。善于做这种工作的人只有多岑科，可多岑科只有一个，而大会参加者却有一百个，况且还要加上警卫人员，这可是两个月的工作量啊。”

斯塔索夫哑口无言，他顽皮地眨了眨眼睛。娜斯佳说得很在理。最好让反组织犯罪分局的工作人员去调查尤尔采夫及其生意上的对手和伙伴之间那错综复杂的犯罪关系。而戈尔杰耶夫的人应该去做默默无闻的需要耐心和细致的传统询问工作：调查清楚有谁是否看见局外人进场。尽管这种场合有众多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但侦探就是吃这碗饭的，尤其是像多岑科这样的侦探，他善于同证人打交道的特长是出了名的。

两天后，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完全战胜了感冒，她的心情马上变得好起来，她思路清晰，开始分析已获取的有关尤尔采夫奇怪之死的情报。小分队终于成立了。戈尔杰耶夫说话算数，只派了科利亚·谢卢亚诺夫一个人，而没有去麻烦娜斯佳。然而这种不被人打扰的神仙般的平静日子却好景不长。

“请接收第二具尊贵人物的尸体。”戈尔杰耶夫一边走进娜斯佳的办公室一边说着，随即坐到了一张空桌子前。

“又有谁死了？”

“总检察院的一位显赫官员，就发生在今天上午。懒鬼，你别以为他们不会把凶手抓进总局。凶手当场就被抓获了。”

“那您还找我干什么？”娜斯佳奇怪地问，“您遇到麻烦了？”

“根本没有。现场有成千名目击者。凶手直接在被害者的家门口向其开枪扫射，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人们都惊呆了。但凶手却解释不了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疯了吗？或者他装疯卖傻？”

“这由医生们诊断去吧。我想让你查一下其他没侦破的案子中有没有这个人，查明他的武器是从哪里搞来的。”

“他怎么说的？是他捡来的还是人家邮寄给他的？”

“问题就在这里。孩子，他尽说些蠢话，胡说八道，颠三倒四，听都听烦了。”

“是吗？说出来听听？”

“譬如，他说，这把枪是从邻居那儿偷来的。”

“他的邻居是谁？”

“是一位民警，你看，这事闹的，这位民警却说谁都没偷过他的任何枪支。”

“真的没被偷过？也许是这位民警在撒谎？”

“可能是他撒了谎。我已派尤拉·科罗特科夫去调查这位邻居的情况了，你去了解一下那个射击狂的身份。我们莫斯科已发生过几十起类似的谋杀案。看看吧，或许，这些案子会因此而破获。如果凶手真的是狂躁症患者的话，那他决非第一次作案，到时候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些案件总是破不了，寻找狂躁症患者比寻找其他精神正常的凶手更难，这一点你自己也知道。”

娜斯佳当然知道这一点。自古以来，侦破任何一桩谋杀案都要从寻找“谁是受益者”这个问题的答案开始。谁会受益呢？俗话说，死者没有了帽子，偷帽子的人就是凶手。这里所说的受益，不仅是指获取物质利益，而且还包括获得心理上的舒坦、解恨。一旦出于复仇和妒忌心理的谋杀案得逞，那么这同样能给凶手带来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因为对于凶手来说，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已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找到动机就能找到凶手，于是一切都迎刃而解。而如果搞不清受害者的死对谁有益的话，那么一切就会变得错综复杂。凶手和受害者互不相识，受害者是偶然撞到枪口上的，那么你就白费辛苦地去找这个疯子吧……

傍晚时分，娜斯佳从保险柜里拿出了几本她个人积累的未侦破案件的分析材料，并把它们摊在了桌上。她决定先把时间限制在最近三年内，以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再看看三年以前的资料。

娜斯佳积累的未侦破谋杀案是按类别收集的。她通常先列出各种分类方法，然后按各种不同的情况对案件进行分类。有罪犯是否被目击之分，有行凶手段不同之分，有被害者身份不同之分，还有按照案发地点、年代、星期、日期、昼夜时间等等不同情况进行分类的。另外还有一个类别是按寻常与否来分的，寻常的案子是指最普通的谋杀案，而不寻常案子是指使用所谓“非常暴力”手段来犯罪的案件，即被害者遭到枪支的狂射滥扫，或浑身被狠刺猛戳无数刀这一类的谋杀案。

总检察院那位官员被杀事件发生在一个非节假日的上午，而且是在人群熙攘的地方。凶手射出的子弹足够扫射死四个人的。凶手24岁，男，中等个头，一脸浮肿的病容。娜斯佳心想，这些特征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在娜斯佳收集的资料里，凡有人看见凶手并把凶手描绘成脸面浮肿的中等个青年的案件共有两起：

第一起发生在1993年春天，凶手也是用手枪直接抵近扫射。被害者是个一眼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平常人，可在随后的审查中发现，这名被害者原来是一位狡猾的讹诈者。因此工作重点全部集中在调查被害者生前可能讹诈过哪些人的问题上。但是在被他讹诈过的人中没能找到凶手。用来打死讹诈者的手枪倒是很快就找到了，可惜上面没有任何指纹，因为凶手已经小心翼翼地把它擦掉了。

第二起案件比第一起发生得稍晚些，是在1994年底。同样有人做证说凶手是个脸面浮肿的人。但这一次的凶器却是一把刀。娜斯佳决定暂时把此案搁置一旁再说，先把谋杀讹诈者一案搞个水落石出。有趣的是，今天上午被抓获的那名凶手在1993年春季那起谋杀案的案发当天正在何处、干什么事？要刨根问底地弄清这个问题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想都别想。但是如果能证明这个人在案发当天不具备在莫斯科作案的可能性，那么他就不会再有嫌疑了。

当娜斯佳耳边一阵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时，她不由地打了一个颤栗。

“喂，朋友，你打算回家吗？”丈夫问道。

“怎么，”娜斯佳一边答着腔，一边仍目不转睛地看着摊在桌上的资料，“该回家了吗？”

“我从不强求你，但我希望你已经准备回家了。”

“怎么，你需要我吗？”娜斯佳傻里傻气地问道。

“当然不是，”阿列克赛开怀大笑起来，“我为什么需要你呢？你只会给我添麻烦。顺便说一句，亲爱的娜斯佳，我们邀请了你哥哥来做客，再过半小时他就要到了，你看怎么办？”

“噢！亲爱的，对不起！”娜斯佳不由得“啊呀”了一声，“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好了，我马上回去，你等着。对了，你怎么说萨沙过半小时就到，他怎么啦，是一个人来吗？达莎怎么不来？”

“达莎早就在我们家了。如果你和你哥哥再装模作样，好像你们忙得不得了的话，那你丈夫和他妻子可就要变心了。”

“怎么，两人说变心就变心？”

“不，只有我一个人变心，”阿列克赛“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我可要背叛你了，而达莎对自己的丈夫还是那么忠心不渝。你是回来还是不回来？”

“我回去，亲爱的，我在穿外衣。让萨沙在地铁站口接我，好吗？”

挪斯佳迅速把资料放进了保险柜，然后开始穿外衣。说实话，真够狼狈的！邀请了哥哥、嫂嫂来做客，而她自己却迟到了。当然谁也不会来责怪她，但是总觉得有点……

挪斯佳从晓尔科夫地铁站一定出来，一眼就看到了哥哥的汽车。

“你好，亲爱的萨沙，”娜斯佳一边说，一边坐到哥哥旁边的车座上，“请原谅，我太糊涂了。”

“好吧，”萨沙笑了起来，“还能指望你什么呢！”

萨沙吻了一下妹妹，然后仰了仰身子，更加仔细地端详起妹妹来。

“你怎么……”萨沙讷讷地说，他在寻找合适的词。

“什么？哪儿看不顺眼吗？”

“不是……你好像变丑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变得不像自己了。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没有啊。”娜斯佳耸耸肩膀说道。

“那你心情好吗？”

“很好。”

“没骗我？”

“不骗你。你怎么了，萨沙，真见鬼！我一切正常。”

“不对吧，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萨沙说着就发动了汽车，“我感觉到了。”

当他们的汽车自地铁站到娜斯佳家的行程过半时，娜斯佳才冷不丁地开口说话：

“你说对了，萨沙，我是有点不对劲。”

“病了？”哥哥不安地问。

“没有，是另一回事。前不久我出了趟差……”

“噢，我知道，阿列克赛说过的。出差怎么啦？”

“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古怪的人。这使我心神不定。”

“我的老天爷啊！”萨沙叫了起来，“你不会是爱上他吧？！”

娜斯佳忍俊不禁，开怀大笑起来，她觉得这话太荒唐可笑了。

“你笑什么？你竟敢吓唬我。”

“你别怕，我没爱上他，甚至连想都不曾想过。”

“那你在想什么？”

“我也不明白。正因为这样，我才感到不安。你知道，这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我似乎意识到了某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却又捉摸不定。这种感觉折磨着我。”

“侦探们的恐惧感？这有可能，”萨沙宽慰她说，“但愿这件事不要折磨阿列克赛就行。”

“当然，”娜斯佳抓住哥哥的话柄说，“你关心他的疾苦胜过于关心我的。”

“男人们团结一致嘛，”哥哥笑嘻嘻地说，“好了，我们到了，快走吧，我饿极了。有一次我一来，你丈夫正在准备美味佳肴，他不让我到厨房去看，那弥漫着的香味简直折磨人。”

香味果真令人垂涎欲滴，而且在楼梯平台上就闻到了。达莎向他们兄妹俩飞奔过来，她一下子搂住了娜斯佳的脖子。

“亲爱的娜斯佳，我想死你了！”

“难道她真的想我吗？”娜斯佳一边寻思着一边拥抱达莎，“两周前我和她刚见过面，是小萨沙满八个月的时候，我顺路去祝贺他们来着。”尽管娜斯佳心里这么想了，但她并不怀疑达莎的真诚。这位年轻的少妇骨子里压根就不会说违心的话。仅凭着这一点，娜斯佳就非常喜欢她。

“你把我唯一的侄子留给谁照看了？”娜斯佳一边问一边脱下外衣，然后把衣服挂在了衣帽钩上。

“和奶奶在一起。”

“和哪个奶奶？”

达莎朝丈夫点了点头说：

“和我婆婆在一起。”

“怎么，我们可爱的爸爸就不管抚养孙子了吗？”

“你说什么呀，娜斯佳，”达莎用责怪的口吻说道，“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可是个非常体贴入微的好爷爷，他一直在帮助我们。你是不是抱怨他没帮着你妈妈一起抚养你？”

“就算他不怎么帮着我妈抚养我，”萨沙插话说，“可他总在出差。俗话说得好，第一个孩子是自己的最后一个洋娃娃，而第一个孙子才是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许真有这样的事。你等着瞧吧，亲爱的娜斯佳，等到你生了孩子，会是什么样，爷爷肯定会日夜守护在你孩子的身边的。”

“未必吧，”娜斯佳觉得谈话明显走了题，她笑眯眯地说，“如果我生了孩子，那么对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来说，这已是第二个孙子了，那就全然不是这么回事了？”

“怎么着？”只听阿列克赛在厨房里生气地喊道，“你们打算就这么站在前厅回味卡敏斯基家族的家庭悲剧？我们什么时候开饭啊？”

阿列克赛准备的晚饭美味可口，桌上还摆了些上好的饮料，二十分钟后大家变得轻松快活起来。但是娜斯佳却发现，坐在身旁的达莎非常拘谨，似乎每次都在盘算着能不能把食物盛到自己盘子里。而酒更是一滴未沾，尽管她也和大家一起举杯。

“好达莎！”娜斯佳不安地说，“你想什么呢？你在节食？”

“不，”达莎窘迫地含糊其词道，而且还不知为什么避开了娜斯佳的目光。

“那为什么胃口这么差？我多次告诉过你，喂奶期间不能图苗条。”

“我不喂奶了，”达莎悄悄地说，“已经两个月了。”

“什么？！你是说……”

达莎点点头，这时她已经羞得满脸通红了。

“你疯了！”娜斯佳压低声音使劲叨叨说：“小萨沙才八个月。你一下子怎么可能照料得了两个婴儿呢？你到底怎么想的，我想知道知道。”

“照顾得了，”达莎喜笑颜开地说，“请你相信，如果你生孩子的话，我还可以照料你的孩子。你怎么着也不会放弃你的工作吧，而我反正在家闲着没事。你可别责怪我，我非常想要个小娜斯佳呢。”

“你会没完没了的。以后你还会想要个小阿列克赛，这个你已答应过我了，再以后还会要孩子的。萨沙知道吗？”

“别提了，还是他首先发现的呢！”

“会有这种事？”娜斯佳被弄糊涂了，“怎么会是他先发现，他怎么可能知道得比你还早呢？”

“就是比我早。你想不到吧？有一天早上萨沙醒来后，看了我一眼说：‘亲爱的达莎，好像我们要有一个小娜斯佳了。’一开始我不相信他的话，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可是过了几天之后我就明白了，他是对的。真的，他好眼力吧？”

“好眼力，”娜斯佳赞同道，“真有你的，达莎，我祝贺你，也祝贺萨沙。”

她们一边继续轻声慢语地谈论着自己，一边听着丈夫们的谈话，丈夫们正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各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获胜的机率。以往每逢达莎到娜斯佳这儿来，娜斯佳总能感受到一种宁静和幸福。但是，今天却没有找到这种感觉。与绍利亚克同行时产生的恐惧感继续在折磨着她，而她却对此无能为力。

有生以来，娜斯佳一直被三个影子般的噩梦纠缠着。第一个梦是她梦见自己正在死去。只要挪斯佳在睡梦中心脏或血管不舒畅，她就会做这个梦。第二个梦是她出现在悬崖峭壁的又窄又滑的顶峰上，她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摔死了，因为无法从顶峰上爬下去。随后她又有了生的希望：既然能攀登到这个顶峰，那么肯定也能原路返回。结果娜斯佳发现自己已经赤裸裸地站在大街上。紧接着她又有了摆脱困境的念头：既然她敢一丝不挂地来到大街上，而且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么也许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了。在这个梦里，娜斯佳面临两种绝境时，笼罩着她的恐惧是一样强烈的，而当她知道自己终归能绝处逢生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也同样地强烈。

第三个梦倒不可怕，但却令人难堪。娜斯佳梦见自己即将中学毕业并面临毕业考试。有些课程她肯定无论如何也不会考及格，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学过这些课程，最可笑的是，和阿列克赛一起中学毕业的她，竟然梦见自己考不及格的正是物理和数学。不知为什么，从六年级开始（每次做梦肯定都是从六年级开始）她就不再学习了，甚至连教科书都不去翻一翻，所以这两门课的内容她一概不知，连只字片言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两门课考及格，娜斯佳简直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于是，自我责备的念头开始在梦中折磨她：太轻佻了，太懒惰了，还要从头学起，你这个傻瓜，虚度年华、咎由自取。娜斯佳痛心疾首地寻找着出路（要么找补习老师上课，要么试图获取因健康原因而免试的资格，要么再找别的办法），她找不到出路，因而对自己恶劣的表现痛定思痛，悔之莫及。梦中的这种痛苦经常如此强烈，难以忍受，以致娜斯佳经常因为强忍而惊醒。

今天，她做的是第三个恶梦。醒来以后，她就轻手轻脚地钻出了被窝，为了不吵醒阿列克赛，她踮着脚溜进了厨房。周六清晨，5点刚过，她是多么想睡觉、睡觉啊！可是，她已经难以入睡了。

厨房里寒气逼人，只好点燃煤气灶来取暖。娜斯佳开始给自己煮咖啡。她知道再上床去睡觉已毫无意义，反正她是睡不着了，如果她在床上辗转反侧，那只会把阿列克赛弄醒。不知为什么，娜斯佳忽然想吃点东西，她打开冰箱，拿出了一盘冰凉的煎牛排，这是丈夫做的一道拿手菜。娜斯佳切下厚厚的一块牛排，然后就着热咖啡开始若有所思地咀嚼起面包夹肉排来。为什么绍利亚克总是在她的脑海中徘徊呢？他怎么了？更准确地问就是：绍利亚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他具有催眠术吗？催眠师多的是，有成千上万。任何一位体面的精神病学家都具有这种用于治疗的催眠本领。他深沉内向吗？他肯定能意识到娜斯佳自己可是个坦白直爽的女人。他性情古怪吗？记得有人说过，她，娜斯佳·卡敏斯卡娅，是最聪明、最具有洞察力的女人，她能明察秋毫，世界上很少有她不明白的事和不理解的人。过去，她从来没有为此而如此强烈地感到害怕过，可现在，到底是什么不对劲呢？是什么？

“你跑不了啦，馋鬼，”娜斯佳身后响起了阿列克赛的声音，“半夜觅食可不好，是个坏习惯，朋友。你没生病吧？”

“我做了场噩梦，”娜斯佳面带愧色地笑着说，“我吵醒你了？对不起，亲爱的。”

“没关系，以后有的是休息日，我可以睡它个够。你怎么会做噩梦呢？”

“亲爱的，你别笑话我，我梦见自己上十年级的时候要考物理和数学，可我一窍不通。”

“什么？！”阿列克赛震耳欲聋地放声大笑起来，笑得娜斯佳不由得缩起了脖子，身子蜷缩成一团，“你，不懂物理？要知道你在中学时，物理学得比我这个当到教授的人还好呢！谢天谢地，你脑子里的这种怪念头是从哪儿来的？”

“我也说不清楚，”娜斯佳严肃地说，“你这话和两天前戈尔杰耶夫上校嘲笑我的话如出一辙，难道你们是事先说好的？要不就是我真的精神恍惚、神志不清了？”

“亲爱的，你只不过是不够沉着罢了，”阿列克赛笑了一下说，“我了解你，你没睡好，心神不定，太敏感。如果你做了什么恶梦的话，你就会强忍着而惊醒，对吗？可你如果不想醒过来，你的脑子就应该灵活点，想想普通的事你就不会因恐惧而紧张了。在几年的时间里老师一次都没有考问过你，一次都没有把你叫到黑板前，那是不可能的。再说，我们还定期做过测验，那些用来检查的书面测验我们都考及格了。因此如果你完全一无所知的话，那学校早就开除你了。既然学校没开除你，你一直念到了十年级，那这说明什么呢？你要在梦中强迫自己得出这个结论，这样的话一切就正常了。可你却像个愚蠢的胆小鬼似的回避着。”

“好吧，亲爱的，让这些梦见鬼去吧。重要的并不是这个。”娜斯佳叹了口气说。

“那你认为什么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这倒挺有意思。”

阿列克赛把椅子拉了过来，然后坐到娜斯佳对面的桌子旁。他伸手拿起娜斯佳的咖啡杯喝了一小口，随后又把杯子放回了原处。

“那你为什么会做这个梦？做这个物理和数学的恶梦？”

“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做错事的意识，很深刻。我肯定有什么事做得不对，我会得到报应的，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我错在哪儿了！怎么错的！”

娜斯佳恼火地用拳头敲击着桌子，可又疼得直皱眉头。

“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报应呢？”

“也不知道。”

“这样的话，也许就是你的幻觉了吧，亲爱的？错在哪儿你不知道，什么后果你还是不知道。”

“也许是幻觉吧，”娜斯佳表示同意，“但这种感觉不会无中生有，阿列克赛！肯定有什么事，肯定！可我怎么也切不中要害，想不到点子上，因此，我像个更年期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一样，简直要疯了。”

“好吧，好吧，歇斯底里症患者，我全明白了。我们是继续睡觉还是打起精神？”

“几点了？”

“5点半。”

“我的天哪！那么早！整个周六白白浪费了！为什么该上班时我总睁不开眼，可以一觉睡到大中午时，我却在半夜一跃而起呢？”

“那我们试着再去睡一会儿，尽管你已经喝了咖啡……要不，我们去散步吧。”

“你说什么？”娜斯佳吃惊地盯着丈夫说，“寒冷的二月？周六的清晨？5点半钟散步？我是疯了，但还不至于疯到这个程度吧。”

“为什么不去呢？”阿列克赛心平气和地反问道，“寒风萧瑟，空气清新，街道空旷，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梦乡之中，连条狗都看不见，多么浪漫！我们散一小时的步，回来，吃早饭时胃口大开，然后工作。我还要写一份报告，你呢？”

“哦，亲爱的，我还能有什么工作？当然，我这儿各种各样的死尸倒应有尽有。”

“你用微机吗？”

“今天我不用，要用也得到明天了。今天我要好好思考一下，翻翻资料，琢磨琢磨复杂的地方。”

“你看着办吧，不过散步你可一定要去，这样头脑才会更加清醒。走吧，亲爱的，走，别胡思乱想了。”

“也许，他是对的，”娜斯佳一边想，一边不情愿地站了起来，然后开始穿戴，“徜徉在新鲜空气之中，天色迷蒙，万籁俱寂，空旷无人，没有任何东西会令人分神，令人兴奋，亲爱的阿列克赛，我的心上人，你终于和我结婚了，这该有多好啊！”

一小时后，阿列克赛和娜斯佳回到了家。娜斯佳的心情明显好转。她愉快地吃完了昨晚招待客人剩下的食物。这时，她意识到睡意已向她袭来，因此她非常恼怒。为了不放松肉己，她迅速收拾好桌子，然后把办公室带回来的一大堆纸摊在桌上。

上午10点之前，家里静悄悄的，只有敲击键盘发出的柔和的“劈啪”声响，这是阿列克赛在用电脑写自己的报告。娜斯佳聚精会神地比较和分析着各种事实、细节以及目击者的证词等等。但到了约摸10点钟的时候，这种平静愉快的氛围就被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

“娜斯佳，你肯定仍旧不听新闻吧？”戈尔杰耶夫上校说。

“当然，我不听。”娜斯佳肯定地说。

“不听也得听，又一位政治活动家在彼得堡开枪自杀了。我认为你会对此感兴趣的。”

“他是谁？”

“姓姆希塔罗夫，名叫格列布·阿尔梅纳科维奇。”

“他是什么人？”

“亲爱的娜斯佳，你政治上的无知已近乎一个可悲的文盲了。这样不行，我的上帝！我知道你有自己的原则，但还不至于到这个份上吧。简单说一句吧，这个姆希塔罗夫是总统候选人马利科夫的竞选班子中的成员。你听说过马利科夫这个姓吗？”

“听说过。”

“而那个在大街上被疯子枪杀的检察院的活动家也正好是马利科夫班子里的成员。你嫌我的话长吗？”

“还不算长！”娜斯佳吹了声口哨说，“开始猎杀竞选对手啦？”

“像是这么回事，但并不全都是他杀。根据全部情形来看，姆希塔罗夫的确是开枪自杀的。朋友，情况会更确切。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犯罪迹象。情况就是这样，亲爱的，一小时后，我办公桌上会有一份马利科夫最亲信的追随者的名单。在这一小时内你应该来得及赶到办公室了，全都明白了？”

“明白了。”

娜斯佳放下电话后就急忙穿起外衣来。

车厢内暖洋洋、空荡荡的。娜斯佳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此时此刻浓浓的睡意又一次向她袭来。娜斯佳萎靡不振地想，不眠之夜终于显效了。她费劲地睁着要耷拉下去的眼皮，竭力不让自己睡着。当娜斯佳走出“契诃夫”地铁站时，她感到自己浑身乏力，于是她走进了附近的一家自助餐馆，喝上一杯咖啡，解了解乏。然后她迈开步子朝着坐落在彼得罗夫卡的内务总局大楼走去，这时，她浑身上下又充满了活力。

戈尔杰耶夫上校的办公室锁着门，看来他有事出去了。娜斯佳打开了自己的办公室，脱下外衣，顿时，她感觉自己很乐意分析手头的案子。尤拉·科罗特科夫是对的，他曾断言：对娜斯佳而言，未侦破的谋杀案比吃最美味的糖果还要甜。

说到科罗特科夫，科罗特科夫就立即出现了。他也和娜斯佳一样，喜欢周六来上一会儿班。当然他俩喜欢在周六工作的原因是有些差别的，科罗特科夫纯粹是因为在家呆不住。

“‘小圆面包’给你打电话了？”科罗特科夫问道，“他不知为什么事急需你来。他刚才去将军那儿了，所以让我等着你，以防你到他办公室摸个冷门后转身就跑掉了。娜斯佳，我有个主意要出售。”

“条件是什么？”

“爱情和友谊，和平时一样。除此之外还能从你那儿得到什么呀。”

“说说你的主意。”

“你还记得，我们的朋友斯塔索夫是和谁结婚的吗？”

“和塔季扬娜结婚的，怎么啦？”

“你真傻，娜斯佳，我们认识的朋友中谁是塔季扬娜？”

“正是！科罗特科夫，你真聪明！”

斯塔索夫的妻子塔季扬娜住在彼得堡，她是一名刑事侦查人员。娜斯佳立即给斯塔索夫拨打电话。幸好斯塔索夫有手机，因此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斯塔索夫身处何方，任何时候都能给他打。

“斯塔索夫，你能给你妻子打个电话吗？”娜斯佳开门见山地说。

“能，什么事？”

“彼得堡一位姓姆希塔罗夫的活动家开枪自杀了。方便的话请问一下你的塔季扬娜对此事有什么看法，行吗？”

“不知道行不行，”斯塔索夫坦率地承认说，“一般情况下她不喜欢有人插手她的事情。她非常讲原则，虔诚地维护着自己侦查员的独立性。”

“那我简单把情况向您解释一下。最近几天莫斯科有一位俄罗斯总检察院的官员被杀。凶手虽已被抓获，但据说是个无责任能力的人。这位官员和彼得堡的姆希塔罗夫都是同一个政治集团的成员，这个集团由一个姓马利科夫的人领导。也许留神一下姆希塔罗夫之死会有好处，可能他并不是开枪自杀的。情况就是这样，其实这也是全部要点。”

“明白了，我不傻，”斯塔索夫笑呵呵地说，“你在哪儿？”

“我在办公室。”

“我会给你去电话的。”斯塔索夫简短地说了一句就挂断了电话。

斯塔索夫还没回电话，戈尔杰耶夫就回到了办公室。他怒形于色，而且好像还受了点委屈似的。

“你来了？很好，坐下，仔细听我说，是刚刚得到的消息，马利科夫也被打死了。当然，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他自己的城市里。”

“真见鬼！”科罗特科夫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凶手是谁？”

“你们想想吧，竟然是他自己的亲生女儿，她向自己的父母开枪。她是个放荡的吸毒者。给，这是提名马利科夫为总统候选人的那个集团中最活跃的活动家的名单。一小时后，我听听你们的想法。科罗特科夫，你也要说。”

戈尔杰耶夫转过身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娜斯佳的办公室。

11

提名并支持谢尔盖·格奥尔吉耶维奇·马利科夫为总统候选人的集团的活跃分子的名单非常之长。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把名单一分为二，各拿一半，然后就分头去打电话了。四十分钟后，事情有了眉目。国家杜马议员列昂尼德·米哈伊洛维奇·伊佐托夫因谋杀妻子未遂而被捕在押。这样一来，他就被淘汰了。一位姓谢苗偌大的商人遇到车祸当场身亡，他同样被淘汰了。另外，还要加上已经自杀的姆希塔罗夫和被疯子打死的检察院的卢琴科夫。而首当其冲的要数被亲生女儿开枪打死的州长马利科夫。

“我想把尤尔采夫也算进去，”娜斯佳若有所思地说，“商人谢苗诺夫经营石油，而尤尔采大同石油商们有不正当的来往，石油商们不会无缘无故地邀请尤尔采夫去‘俄罗斯’饭店参加聚会的。”

“可是这个名单里没有尤尔采夫的名字。”科罗特科夫提出异议。

“用不着在名单里出现！民警局里关于尤尔采夫的专案文件大概都有五公斤重了。总统候选人何必要大肆炫耀自己同一个在民警局早就挂了号的人的关系呢？我怎么也不明白，是什么规则使这六个人勾结在一起。其中：检察院的卢琴科夫和州长马利科夫这两个人是被杀的，可其余的人呢？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我不明白怎样才能逼迫一个人把自己的妻子推到车轮下面去。怎样才能逼人在单行线街道上逆行。打死我也不明白。一个人，他可以被迫开枪自杀，服毒自尽，一句话，被迫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在犯罪侦查史上是有案例的，准确地说，这不是迫使，而是威逼。但是杀妻未遂的伊佐托夫和车祸身亡的谢苗诺夫又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我们一共有两起谋杀案，两起自杀案，还有两起不明不白的案子，”科罗特科夫确认道，“斯塔索夫还没来电话吗？”

“还没有。等着吧，也许，他的塔季扬娜会给我们透露些有趣的情况。好了，科罗特科夫，东拉西扯够了，我们去‘小圆面包’那儿吧，刚好过了一个小时。”

“你们说得太少了，”戈尔杰耶夫上校听完他俩的汇报后，不相信地摇摇头说，“还有什么别的看法吗？”

“把名单上那些住在莫斯科的人都监视起来。”科罗特科夫快言快语地说。

“别给我添乱了！”戈尔杰耶夫气冲冲地说，“这名单上的人有多少？我们的人又有多少啊？你看看，我不是要你们说什么组织程序方面的办法，而是要你们出点子。名单上有一百个人，并非这一百个人全都会被淘汰的，凶手肯定是按照某个规则有选择地寻找他的牺牲品的，你们应该摸清这个规则，而不是向我提出一些显而易见和无法执行的建议，懂吗？”

“我可没办法寻找这个规则，”娜斯佳直截了当地说，“因为我还没弄清楚受这个规则支配的圈子里都有些什么人，伊佐托夫和谢苗诺夫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呢？”

“你打算怎样去弄清这个问题？我建议你来个逆向思维。先摸清你认为他们有联系的那四个人之间的规则，然后再用这个规则去套你不理解的这两个人。”

“即使这样我也不可能搞清楚，戈尔杰耶夫，这些案件里有许多疑点。为什么疯子要枪杀卢琴科夫？为什么州长女儿要谋害双亲？疯子和州长的女儿这两名凶手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

“是啊，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戈尔杰耶夫重复道，“喂，快回答。”

“那就是他俩的头脑都有点不正常。”

“这就是你的回答？”

“不，这不能令人信服，”娜斯佳固执地说，“这两名凶手要勾结在一起，却又身处不同的城市，不可能。”

“这不是真心话，姑娘，”戈尔杰耶夫突然用柔和的声调说道，“你为什么害怕对我说真话呢？没必要。难道我什么时候因为你出点子而责备过你吗？难道我曾经说过你们出的点子是愚蠢的、是不足信的吗？你怕什么呢？”

娜斯佳微微笑了笑。处长一眼看透了她的心思，什么也别想瞒过他的眼睛。娜斯佳当然害怕了，在短短两天时间里戈尔杰耶夫和她自己的丈夫都说她头脑里有怪念头，这件事给她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太强烈了，她开始害怕并开始注意到自己的感受。

“要知道你过去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什么事都是可能发生的，”戈尔杰耶夫接着说，“如果什么事情突然不可信了，那就只有想办法去搞清楚，所以，请你想办法吧。我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个，而不是要你们去干类似偷偷跟踪马利科夫所有追随者这样的任何蠢事。我就是这个意思，孩子们。叫米沙·多岑科也参加进来，我们正式开始侦破尤尔采夫和卢琴科夫的案子。让多岑科去同‘俄罗斯’饭店石油商聚会的参加者们打交道，并让他单独找被逮捕的那名凶手了解情况。伙计们，我们很幸运，两桩案子都交给了科斯佳·奥里山斯基了。他们肯定没有把这两个案子联系起来，这也难怪，因为表面上尤尔采夫和卢琴科夫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会亲自同科斯佳谈话，提醒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把其中的一个案子交给别的侦查员。你们不是不知道，这是一种习惯做法：一位侦查员刚开始办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就被转走了，在这个案子办完之前，可能被转交个一百次。眼下这两个案子应当由同一个人来管。这件事由我负责，你们不要为这个而伤脑筋，明白了吗？干吧，不要垂头丧气。”

“说什么不要垂头丧气，”娜斯佳在和科罗特科夫回到自己办公室后沮丧地学着处长的话说，“这样的话，他说得倒轻巧，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疯的。斯塔索夫也该来电话了吧。”

然而直到傍晚斯塔索夫才出现。

“你打算回家吗？”斯塔索夫一边走进娜斯佳的办公室一边问。

“你好！难道你也姓齐斯加科夫吗？”

“我问你回不回家，这和你丈夫有什么关系？”

“是这样的，整整一天前，就是昨天傍晚，我丈夫打电话到我办公室，问的是同样的问题，用的是同样的词。”

“怎么，齐斯加科夫催你回家了？”斯塔索夫哈哈大笑起来，“他管你管得那么紧？”

“不，他没管我。好了，回家，现在我当然打算回家啰。”

“那我马上来接你，我去去就来。”

“斯塔索夫，你给塔季扬娜打通电话了吗？”

“我说了，我马上来接你。”

半小时后，斯塔索夫来了。娜斯佳坐进他的车时看见后座上坐着斯塔索夫的女儿莉莉娅。对啊，娜斯佳心想，今天是周六，是离婚的父亲们履行家长职责的日子。

“您好。”娜斯佳向小姑娘点头打招呼。

“您好，娜斯佳阿姨。”莉莉娅很有礼貌地回答道。再过一个月她就满9周岁了。

“你们去哪儿玩了？”娜斯佳好奇地问道，“是个什么有趣的地方？”

“嗯，”斯塔索夫一边答着腔一边开动了汽车，“我带孩子去看怎样拍电影。”

“怎么样？有趣吗？”

“不怎么有趣，”莉莉娅文静地说，“书里写的拍电影更好玩。真正的拍电影没意思。”

“什么样的儿童书才描写拍电影的事情呢？”娜斯佳惊奇地问道。

“不是儿童书，是成人书，”斯塔索夫解释说，“我们的莉莉娅早就不看儿童书了。”

“那看什么书？莉莉娅，你喜欢的作家是谁？”

“我继母。”

“什么？”娜斯佳惊讶得把刚从烟盒里拿出来准备抽的一根烟都抖落掉地了。

“我的继母，娜斯佳阿姨，她写得最棒了。”

娜斯佳困惑不解地转过身去问斯塔索夫：

“难道你的塔季扬娜在写作？她可是个侦查员啊。”

“可不，身兼两职，白天搞侦查，晚上爬格子，都是侦探小说。莉莉娅酷爱这些书。”

“瞧你们这一家子！”娜斯佳羡慕地说道，“简直难以想象！”

他们把莉莉娅送到她生母——斯塔索夫的前妻所住的地方索科利尼基，然后沿着谢尔科夫公路向娜斯佳家的方向驶去。

“斯塔索夫，别折磨我了，”娜斯佳央求说，“塔季扬娜说什么了？”

“说了很多有趣的事。这可不是用来发表的。塔季扬娜对姆希塔罗夫的身份非常清楚，他早就被挂上号了，因为他在西北边境从事越境走私活动，但一直没有任何证据。一切只是业务情报，抓不到任何人的把柄。姆希塔罗夫是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枪自杀的。而且当时房间里不止他一个人，他妻子和一个成年的儿子都在家。但没有任何外人在场。姆希塔罗夫的妻子和儿子说，前一天姆希塔罗夫会见了两名来自哈巴罗夫斯克的生意人，在同这两个人谈话之后，他就变得心事重重，像换了个人似的，精神恍惚，而且行为有些怪异。一整天过后，他就自杀了。情况就是这样。”

“像是讹诈吗？用彻底揭露秘密来威胁他？”

“好像是。”斯塔索夫表示同意。

“那两个生意人呢？查明他们的身份了吗？”

“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姆希塔罗夫自杀之后，所有饭店旅馆都已经被仔细搜索过了，就是为了寻找这两名生意人。可是你猜怎么样，竟然没找到。不过，这是案发不久的搜索结果，过两三天后还会得到确切的消息。当然，他们可以不住在饭店里。机场也检查了，结果一样，没找到，找到才怪呢。他们可以不坐哈巴罗夫斯克的直达航班，而是乘车，例如，从莫斯科坐火车或汽车走。或者还可以从别的城市乘车走。”

“难道谁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姓吗？”娜斯佳奇怪地问，“例如，姆希塔罗夫的妻子，她不是还知道那两个人来自哈巴罗夫斯克嘛。”

“那是她听姆希塔罗夫说的，至于其他的情况，姆希塔罗夫对她只字未提。”

“那她总该见过这两个人吧？”

“这个嘛，娜斯佳，就更有意思了。姆希塔罗夫的妻子回家时是晚上8点左右。她坐电梯到了自家楼层后走出电梯，迎面正好站着两个人。他俩坐电梯下楼。妻子进家门后，正好看见丈夫把茶杯从客厅端到厨房去。‘你有客人？’妻子问。姆希塔罗夫回答说：‘对，是从哈巴罗夫斯克来的两个生意人。’妻子又问：‘是不是刚才我在电梯门口遇到的那两个人？一个是高个子，银白头发，仪表堂堂，上了年纪，而另一个是小矮个，像高加索人。’姆希塔罗夫却回答妻子说：‘不，我的客人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他俩是年轻的俄罗斯人，外表一点不像高加索人。’夫妻俩的谈话到此为止。今天上午询问邻居时已查明，姆希塔罗夫妻子看见的那两个人根本没有找过邻居中的任何人。至少是邻居们谁也不承认认识这两个人。”

“也许，这两个人是在寻找某套住宅时错走到这个楼层的？”娜斯佳提出假设说。

“也许是吧，”斯塔索夫点点头说，“不过彼得堡民警机关的侦查员们非常机灵，这简直是奇迹，他们找到了一位当时正在大门口和一只狗玩耍的少年，这个小男孩见过那两个人走进大门。当时可不是晚上8点左右，而要早得多，因为小男孩尽管没有手表，但他还记得和狗玩耍一阵后就回家去看电视中播放的电影《埃伦和他的伙伴们》了，而这个节目是下午17点过一点开始播放的。”

“那么试问，如果他俩不是去找任何人的话，到底是什么事情使他们在这幢楼里呆了几乎三个小时呢？或者请问，他俩所找的这个人为什么要死死地隐瞒事实呢？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小愉。他俩要光顾没人的住宅，但我从未见过敢从容不迫人室偷盗达三个小时之久的小偷。何况他们手中并没有手提箱。也许钱和宝石都放在口袋里了。”

“谁也没有报告失窃。当然，这幢楼里有些户主出远门不在家。”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这两个人正是来找姆希塔罗夫的，那么姆希塔罗夫为什么要欺骗自己的妻子呢？”

“你自己回答吧。”

“我来回答。他们俩威胁姆希塔罗夫说要揭穿一个秘密，而秘密一旦被揭露就会破坏姆希塔罗夫整个家庭生活：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姆希塔罗夫在同这两个人谈话之后决定自杀，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想让家人找到这两个人，不会允许精心掩饰的秘密浮出水面。他甚至不能公开自己同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顺便说一句，斯塔索夫，他俩对尤尔采夫也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在聚会上抓住尤尔采夫的把柄并向他发出最后通牒：要么你自觉自愿地服毒自杀，要么我们声张秘密。”

“对，娜斯佳，你的想象力总是那么丰富，”斯塔索夫放声大笑起来，“可你知道，尤尔采夫是何许人也！有什么能把他吓倒呢？整个黑海沿岸一带的人都知道尤尔采夫是个凶恶的黑手党人。大家因此而敬畏他，他则因此而生活得非常潇洒，他丝毫不顾忌自己家庭的荣誉和幸福。无论是尤尔采夫还是姆希塔罗夫，民警局的侦查员们已经盯了他们多少年了，但却抓不住他们。能揭露他们什么呢？揭穿他们是残暴的吸血鬼吗？说他们一到夜里就满嘴长獠牙吗？你以为他们会害怕这些吗？可其他所有关于他们的秘密都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原来是这样。顺便说一句，斯塔索夫，你说得很在理。那么，你认为按护法机关掌握的情况来看，尤尔采夫和姆希塔罗夫是一丘之貉、同恶相济啰？”

“没错。”

“那为什么其中一位出现在马利科夫竞选班子的正式名单上，而另一位却没有呢？”

“有意思。谁不在名单之列？”

“尤尔采夫。而姆希塔罗夫却在名单之列。说实话，我原以为，他们掩盖尤尔采夫参加马利科夫竞选班子的事实是因为人们都清楚他是个什么货色，可既然姆希塔罗夫也是这种败类，那我就什么也不明白了。可能是我搞错了，尤尔采夫同这件事没有关系，纯属巧合。”

“娜斯佳，你知道我对待巧合的态度。我不喜欢、也不相信巧合，特别是在两个贪生的大骗子几乎同时莫名其妙地自杀这件事情上。”

“那答案只有一个。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马利科夫竞选总统一事，而是另一件什么事，如果有什么事把他们联系起来的话。”

斯塔索夫把车停在了娜斯佳家门口。

“进去吗？”娜斯佳提议说，“阿列克赛见到你会高兴的。”

“不了，娜斯佳，谢谢，下次吧。向齐斯加科夫问好。”

“我会转达的。”

娜斯佳笑了笑，并向斯塔索夫挥了挥手。

星期天，娜斯佳过得相当平静。她没去办公室，而是在厨房里坐了一整天。她若有所思地在纸上画着带有各种箭头和奇怪钩子的图。她当然回答不了自己那些头绪众多的问题，但她制定了一个获取情报的计划，有了这个计划，就可以试着找到那些问题的答案。

星期一一大早娜斯佳就风风火火、忙忙碌碌。她稍稍提前来上班。她先瞥了一眼值班室，拿了一份双休日期间案件综合报告。突然，一则发现无名尸体的报告跳入了她的眼帘。男尸看上去大约55岁的样子，高183厘米，银白头发，黑色眼睛。娜斯佳一点儿都看不上对尸体的描述。上了年纪的男子，高个子，仪表堂堂，银白头发，这，非常像姆希塔罗夫妻子描述的那个人。

娜斯佳拔腿迅速跑去找戈尔杰耶夫。当例行早会一结束，她就立即和科罗特科夫一起动身前往克雷拉茨科耶，去那个存有该尸体所有材料的民警分局。

这具男尸是在距离鲁布廖夫公路不远处的林子里被人发现的，凶器是一把被丢弃在尸体不远处的手枪。娜斯佳心里暗自笑道：今非昔比，时代真是不同了！那个时候，十年前，只有非常有限的人才能搞到武器，而且这些人非常爱惜每一把枪支。可如今，各种型号的武器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搞到手，因为大量盗窃和走私来的枪支已在全国泛滥，罪犯作案之后，就抛弃武器，以便销证灭迹。

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带了一张死者的照片回到了彼得罗夫卡，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斯塔索夫。

“斯塔索夫，怎样才能把一张照片拿到彼得堡去辨认，而又不给你妻子添乱呢？”娜斯佳在电话中问道。

“那就要看是谁的照片了。”

“一个高个子上了年纪的男人，银白头发，黑眼睛。”

“上帝，娜斯佳，你在哪里找到这张照片的？这怎么可能？难道具有这种长相特征的人在整个独联体仅此一位吗？”

“不，斯塔索夫，具有这种特征的活人成千上万，可死人却只有一个。”

“原来如此，他们下手真快。现在你还要等那个矮个子高加索人的尸体吗？”

“我等着，我有耐心。彼得堡的事怎么样？”

“我得给塔季扬娜打个电话。”

“好吧，快打，我等着。”

“你真有耐心！”斯塔索夫冲着电话开心地嘲笑说。

夜色很深的时候，娜斯佳坐车前往列宁格勒车站。斯塔索夫给她回电话说，塔季扬娜负责安排好了一切，不会有什么麻烦，因为她和办理姆希塔罗夫自杀案的侦查员们非常熟。无名死尸的身份没有查明，但有情报说，他前不久在彼得堡出现过，有人在朱可夫大街也就是姆希塔罗夫家附近见过此人。无名尸的照片交给正好今晚要从莫斯科回彼得堡去的韦肖尔科夫中尉，他坐今晚23时59分发出的第4次列车，7号车厢。韦肖尔科夫中尉当然不会穿制服，但他坐哪个包厢是清楚的。

娜斯佳一边顺着站台慢悠悠地走着，一边数着车厢编号。“红色飞箭”特别快车的优越性在于，这趟列车从进站到启程，中间有很长一段停留时间，人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做一切事情：寻找座位，放置行李，脱下外衣，然后钻到女乘务员精心铺叠好的床铺上，甚至还可以打个盹。娜斯佳只稍稍提前了一小会儿来到站台上。

这就是7号车厢。车厢过道内灯火通明，娜斯佳看见她要我的那个包厢内好像有人。难道韦肖尔科夫中尉早就在此了？

娜斯佳向女乘务员出示了工作证，然后向车厢内走去。她敲响了第7包厢的门。

“请稍等！”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几秒钟后包厢门打开了，是一名青年男子，可他的双眼绝对不是中尉式的眼睛。娜斯佳遗憾地想，看来是自己搞错了，此人不是韦肖尔科夫。

“对不起，”娜斯佳彬彬有礼地开口说道，“我找根纳季·彼得罗维奇·韦肖尔科夫，是您吗？”

“不，不是我。恕我冒昧，您是谁？”

“无可奉告。”娜斯佳客气地笑了笑说，“我是一名妇女，难道这还不够吗？我听说根纳季·彼得罗维奇就坐这个包厢，可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这样吧，姑娘，”缺乏中尉眼神的男青年断然说道，“让我们到站台上去吧。”

娜斯佳耸耸肩膀然后默不作声地向车厢门口走去。那个男青年紧随其后，并紧盯着娜斯佳，娜斯佳感到有些不自在。到了站台上，这位男青年掏出香烟抽了起来，然后又微微眯缝起眼睛，更加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您找根纳季·彼得罗维奇·韦肖尔科夫干什么？”

“我找他有事。”

“什么事？”

“听着，”娜斯佳气愤地说，“您凭什么盘问我？您和他一起乘火车吗？”

“假设是这样吧。”

“不，年轻人，我不会同您做什么假设的。从您提出的问题来判断，韦肖尔科夫现在就坐在包厢里。您马上去告诉他，塔季扬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奥布拉兹佐娃让我捎一件东西给他。

“把东西给我，我去交给他。”

“我说，您的听力有问题吗？”

“根纳季·韦肖尔科夫不能出来，把东西给我。”

“既然他不能出来，那么我可以进去。我还用同您争吵吗？”

“您也不能去他那儿。”

嗨！真讨厌！娜斯佳心中暗暗责怪自己。原来他们是在押解犯人啊！我刚才怎么没想到呢？禁止我去是可以理解的。包厢里必定还坐着一个“可爱的家伙”，他和韦肖尔科夫铐在一起。当乘务员收票时，他就会被铐在桌子腿上。现在他们正像一对拆不开打不散的亲密无间的朋友一样并肩坐在一起呢。娜斯佳想到这儿马上从坤包里拿出证件，打开之后让对方看。

“我说，”娜斯佳非常温和地请求道，“你们所有的秘密我早已屡见不鲜了。可我真的非常需要对韦肖尔科夫说两句话，对不起，劳驾了。”

男青年愉快地笑了笑，他明显地松了口气。看来，他们押解的囚犯还是个重要家伙，因此他们非常担心会出现任何意外。不过，他们的职业素养使他们沉住了气。

“请允许我检查一下您的包。”男青年请求道，他的声音略显窘迫，但十分坚定。

娜斯佳顺从地打开了坤包上所有的拉链后把包递给了他。娜斯佳知道，在夜间灯光昏暗的站台上是无法辨认证件的真伪的。小伙子应该检查一下娜斯佳有没有携带武器。万一她什么民警少校都不是，而是一名女犯罪分子，是同谋犯，是来营救在押的朋友的，那该怎么办呢？这种事情是常有的。

“请再检查一下口袋。”男青年一边说一边把包还给娜斯佳。

娜斯佳把双手高高举起，以使他能够搜自己的身。从他俩身旁路过的乘客们斜着眼睛向他俩投来了疑惑不解的目光，然后又匆匆赶路去了。

“走吧。”男青年终于准许了。

娜斯佳和他又重新登上了火车。男青年走进了包厢，片刻过后韦肖尔科夫走了出来。

“您找我吗？”

“您是根纳季·彼得罗维奇·韦肖尔科夫吗？”

“是我，什么事？说吧。”

然而，此时此刻再站在狭窄的过道上谈话已经不方便了。因为车厢内一批又一批的乘客不断拥入，可娜斯佳和韦肖尔科夫挡住了乘客们的去路。两个人只好又重新来到站台上。女乘务员用十分怀疑的目光盯着他俩：先是女的进车厢，然后和一个男人下去，男的还搜她的身，现在这个女的又同另一个男人到站台上去了，他们在搞什么名堂！

“塔季扬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奥布拉兹佐娃让我把这个信封交给您，明天她会问您要的。”

“信封里装的是什么？”

“这有意义吗？”娜斯佳奇怪地问，“显然不会是炸弹。”

“我应当知道，请您打开。”

“他这样做是对的，”娜斯佳暗自思忖道，“好样的！韦肖尔科夫中尉，您很有素养。如果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就决不拿陌生人的任何信封，这是侦探戒律之一。”

娜斯佳打开信封拿出了那张无名男尸的照片。

“只有这个，没有别的东西。”

“塔季扬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知道怎么处理这张照片吗？”

“知道。”

“没有话要口头转达吗？”

“没有，要转达的只有我真诚的谢意。”

韦肖尔科夫中尉走到隔壁车厢的一扇窗户下面，借着光亮瞥了一眼照片。6号车厢的女乘务员是一位讨人喜爱的胖女人。中尉靠近窗户之前，她正在同7号车厢的女乘务员交头接耳，她俩一边窃窃私语，一边还不时地向娜斯佳和韦肖尔科夫瞟上几眼。当韦肖尔科夫走到窗户跟前时，6号车厢的女乘务员突然“啊呀”一声叫了起来并一下子抓住了韦肖尔科夫的胳膊时。

“您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

韦肖尔科夫迅速向娜斯佳递了个眼色并急忙抽回自己的胳膊。

“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人前不久在我车厢里坐过火车。是个相貌堂堂的男人，一表人才，彬彬有礼，可以看一眼吗？”

娜斯佳微微点了点头，韦肖尔科夫把照片递给了女乘务员。

“我的老天爷啊！”女乘务员发现照片上是个死人，她两手举起轻轻一拍说，“他死了！”

“是死了，”娜斯佳肯定地说，“怎么，您认识他？他是坐过您的火车，还是长得像某个人？”

“就是他，他们一共是两个人。另一个是一位可爱的亚美尼亚人。他俩一起坐火车，在一个双铺的包厢里。我这节车厢是卧铺车厢。”

娜斯佳不由得紧张起来，离火车启动总共只剩下几分钟了，眼看这名妇女就要远走高飞，眼看着这位来之不易的证人就要从手指间滑走，剩下的只有翘首以盼，盼着女乘务员下次重新来到莫斯科。“红色飞箭”特别快车不是莫斯科的列车，而是彼得堡的，乘务员们从彼得堡到莫斯科往返一趟后就要休息了。假设情况相反，是莫斯科的列车的话，那这个胖乎乎的女乘务员倒是后天上午就能回莫斯科了，可事情恰恰……

在这所剩无几的分分秒秒之内，娜斯佳做出了超乎寻常的事。她先从女乘务员嘴里掏出了许多情况，然后又让女乘务员坚决保证下次一到莫斯科就给她打电话。火车启动了。女乘务员站在连接处上气不接下气地继续说着她记忆中的那两名乘客的情况，而娜斯佳开始加快了步伐，紧接着又和火车并排跑了起来，她害怕漏掉哪怕一个字。她甚至连想都没想过自己能不能这么飞快地跑步。

“要打电话！”当站台已到尽头，娜斯佳再也无法同火车并肩齐跑时，她就大声叫喊道，“一定要打电话！事关重大！”

“我会打电话的……”从远离而去的车厢里传来了女乘务员的声音。

娜斯佳费劲地平定呼吸，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走，心猛烈跳动，仿佛到了嗓子眼里，口干舌燥，双腿不由得弯曲起来。她漫步在站台上，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仿佛事情出现了转机。

人们对琐碎小事通常都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人们常说，琐碎之事会使人丧失进取精神，使人变得碌碌无为、斤斤计较，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然而，娜斯佳却认为，琐碎之事有一个绝妙的特点：它能帮助人们轻轻松松地度过紧张的期待，如果没有太多的琐碎事可干，或者说事情不很琐碎的话，那么她大概会因为企盼来自彼得堡的消息而紧张得死去。

“斯塔索夫，”娜斯佳提醒斯塔索夫说，“你不给我打电话我就不下班。必要的话就是到深夜我也等着。”

“你就不能在家等着？”斯塔索夫挖苦她说。

“不能在家等。在办公室等要轻松些，各种案件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

案件的确很多，因为每个侦查员同时会接手好几桩谋杀案，而每桩谋杀案中都有娜斯佳自己应当完成的一份工作。她把无名男尸的一张翻拍照片给了米沙·多岑科，好让他拿着照片给石油商聚会的参加者们看。在这件事情上，娜斯佳同样耐心地等待着结果，万一某个人能回忆出点什么呢。恪尽职守条理分明的米沙·多岑科每两个小时给娜斯佳打一次电话，但多岑科每次汇报的情况都无法令人宽慰，在被询问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见过这位身份不明的男子，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被询问过了。

斯塔索夫直到晚上11点才来电话。

“娜斯佳，快说说你有什么秘诀，”斯塔索夫乐呵呵地冲着话筒喊道，“光凭这些不起眼的特征你是怎么准确无误地找到死者的？而且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这要感谢凶手，而不是感谢我。怎么啦？斯塔索夫，难道事情成了呜？”

“正是，你的事情，娜斯佳，总是一切顺利，姆希塔罗夫的妻子一眼就认出了他，丝毫没有犹豫。她在八张给她辨认的照片中一下子就挑出了这一张。我的塔季扬娜向你问好，并祝贺你。韦肖尔科夫中尉告诉塔季扬娜，说你是一名优秀的女运动员。他透过窗户看到你怎样和火车争先恐后地赛跑。你给可怜的中尉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塔季扬娜听他兴奋地说完之后说，你真是个了不起的民警，一个女强人。”

“你向她解释一下，我平时因为气短连三米都跑不到。我追着火车跑仅仅是因为害怕，好不容易冒出来一位证人，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消失呢，所以我就乌龟似的小跑了一段。你的美人儿未免有点过奖了，她是侦查员，当然不需要和火车赛跑，说实在的，我也不需要。我干侦查工作已经十年了，可晚上跑步还是头一回，在这之前我一直是坐着干活的。”

“好吧，我知道，你是个有耐心的人，坐得住，不好动。我有一种感觉，今天又要送你回家了。现在是11点半，对于独自回家的妇女来说，这太晚了。我觉得很抱歉，你因为等我的电话而不回家。请原谅，娜斯佳，我真的无法提前给你打电话。”

“没关系。”娜斯佳宽慰地说，“你送我回家我就原谅你。”

又过了好几天，女乘务员薇拉才出现。在她到来之前的这几天里，事情毫无进展。马利科夫的竞选班子，当然，这个班子现在已不复存在，里面的任何人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幸。那名在克雷拉特被杀的无名男子的身份仍然没有查明。

薇拉要到彼得罗夫卡来找娜斯佳，尽管娜斯佳根本不要求她这样做。娜斯佳本来打算在一个很随便的地方同女乘务员薇拉见面，哪怕这个地方非常遥远都行，只要能从薇拉那儿详细询问出所有情况并全部记录下来就成。可是蔽拉却结结巴巴，颠来倒去地解释说，她非常想亲临神话般的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娜斯佳没有反对，这对娜斯佳来说反倒更好。娜斯佳已经跟伙计们都说好了，等她和薇拉的谈话一结束，她们就去试画一张无名男子的同伙人的肖像，按女乘务员薇拉自己的说法，也就是那位矮小的亚美尼亚人的肖像。

“顺便问一下，好薇拉，您为什么这么确信他就是亚美尼亚人而不是格鲁吉亚人，也不是阿塞拜疆人呢？”

“您说什么呀，”蔽拉感到很奇怪，“这些人长得可不一样，怎么可能弄混呢？”

娜斯佳从保密柜里拿出了一叠照片，从中选出了十五张高加索一带的人的照片，然后让薇拉试着确定照片上每个人的民族。薇拉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任务，十五张照片中她只判错了一张，她把一个亚美尼亚人错判成了阿塞拜疆人，但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张照片上的人虽是亚美尼亚人，但他的祖母却是阿塞拜疆人，孙子长得酷像祖母。

“您从哪儿学来的这套本领？”娜斯佳赞叹不已地问。

“没从哪儿，”蔽拉令人心悦诚服地笑了笑说，“自然而然就会了。乘务员们分辨起这些来是很有眼力的。”

娜斯佳看了看表，4点半。她和薇拉已经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了。

“我有个请求，”娜斯佳说，“我们现在去喝杯咖啡，我们俩今天还没吃饭呢，喝完咖啡去试验室画那个亚美尼亚人的肖像。”

薇拉马上把手伸进了自己那个大大的提包，说：

“我这儿有面包，还有肉未罐头，要不，我们一起吃。”薇拉不好意思地提议道。

她俩每人要了两大块新鲜的黑面包，还往上面抹了厚厚一层芬兰罐头肉未，然后就着茶水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当她们吃完东西正准备去实验室时，科罗特科夫刚巧闯了进来。

“看！”科罗特科夫说着就把一张照片摆到了娜斯佳的桌上，“请欣赏吧。”

照片上是一个死去的男人，他有一张典型的高加索人的脸型。

“这人是谁？”娜斯佳莫名其妙地抬起眼睛望着尤拉·科罗特科夫问，“又没证件？”

“不，这个人倒是证件齐全。又是身份证，又是名片，又是笔记本。不过，你最好给你的客人看看。”

“请看，薇拉。”娜斯佳把照片递给了女乘务员。

女乘务员一接过照片就立刻点着头说：

“就是他！那个亚美尼亚人。上帝，多么可怕！他怎么，也被杀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自己也不清楚，”科罗特科夫恼火地回答道，“唉，我说，太太们，你们自己倒是吃饱了，还有东西给我这个饿汉吃吗？”

“尤拉，别这样！”娜斯佳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噢，没关系，没关系，”薇拉开始张罗起来，她重新打开自己那个深不可测的大包，并从里面取出了面包和一个未开启过的肉未罐头，“吃吧，没关系，我带了许多这样的罐头。”

“谢谢，薇拉·米哈伊洛夫娜，”说着，科罗特科夫给薇拉使了个眼色，“叫娜斯佳好好见识见识，这才是心地善良、大公无私的榜样。我在娜斯佳那儿有时候连一小杯咖啡都要不来，她是个吝啬鬼，没治了，整个一个穿裙子的高老头。”

薇拉猜想科罗特科夫是在开玩笑，因此她开怀大笑起来，但笑得有些窘迫，还略带顽皮。

科罗特科夫伸手拉住环扣后，灵巧地打开了罐头，接着又切下一块面包，然后用勺子直接从罐头中舀肉未吃。

“看把你饿成什么样了。”女乘务员薇拉一边摇着头，一边向尤拉投去了同情和爱怜的目光，她的目光里同时还充满了母亲般的温柔。当成年的儿子完成繁重的工作回到家中，当他们狼吞虎咽地咀嚼着母亲精心准备的饭菜时，母亲们通常都是以如此这般的目光来端详自己儿子的。娜斯佳给科罗特科夫煮了一杯咖啡。

“喝吧，敲诈者，”娜斯佳笑着说，“你让我在证人面前出丑了。”

“薇拉·米哈伊洛夫娜可不是一位证人，”科罗特科夫嘴里塞满食物含糊不清地说，“她是一位助人为乐的人，因此她已经是我们中的一员了。在自己人面前还有什么可见怪的呢？”

“嗨，真狡猾！”娜斯佳心中暗暗想道，“他善于和人打交道，拉关系，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一会儿他准会向薇拉提出许多请求。”

科罗特科夫的心思果真被娜斯佳看了个透。

“薇拉·米哈伊洛夫娜，既然我们如此幸运地找到了您，那您可一定要帮忙帮到底……”科罗特科夫说开了。

“……那么，也许，您可以再问问列车上的其他乘务员，在返回途中看没看见这两个人，”娜斯佳接过话茬随即说道，“这两个人返回莫斯科时多半也会乘‘红色飞箭’特别快车，也会坐卧铺车厢。”

“我会问的，”薇拉很情愿地同意说，“您能把他俩的照片给我，好叫别人辨认吗？”

“不，好薇拉，没必要拿照片给别人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您那样勇敢，”科罗特科夫奉承道，“别人看见尸体会吓坏的。您对谁都别说这两个人已经死了。您只要口头描述一下他俩的长相就行了，好吗？如果有人见过并记得这两个人的话，一定要给我们打电话，找娜斯佳或者找我都行，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您。”

薇拉走了。科罗特科夫马上在娜斯佳对面刚才薇拉坐过的地方坐了下来。

“情况是这样的，娜斯佳，死者的名字全称是阿萨图良·加里·罗伯托维奇，他不停地倒买倒卖，忙得团团转。未婚。住波德别利斯基大街。尸体是今天在希莫克区被人发现的。死亡时间被确定在昨天深夜。”

“死因呢？”

“你猜猜看，你是我们这儿最善猜的人。”

娜斯佳琢磨了起来。说枪伤致死是最简单的。如果这两起谋杀案没有关联的话，那么多半就只能这样猜。但是，如果两个案于是出于同一个人之手，而且这个人训练有素的话，那么两起谋杀案的手法应该是不同的。这样的话，再机灵的侦探也不会把两个案子联想到一起了。那么是冷兵器吗？有可能，但有些不太可信。职业杀手不喜欢冷兵器，因为衣服上和双手会溅有血迹，当你必须离开杀人现场时，一定会有人发现你穿着带有血迹的衣服。那么是用什么重物撞击脑壳吗？这很可能，完全可能。但这同样不像职业杀手的做法。

“阿萨图良有汽车吗？”娜斯佳突然发问。

“你问得好！”

科罗特科夫惊讶得目瞪口呆，连颌骨都差点耷拉下来。

“你怎么猜到的？”

“猜什么？”

“他的车。”

“我还没猜呢，只是问一问而已，那么他的车在哪儿呢？”

“就在现场，在尸体旁边。”

“明白了，他被车轧了几回？”

“好像是两回，轧过去后又轧过来。说真的，你是怎么猜的？”

“我也不知道，”娜斯佳耸耸肩膀说，“可能是突发奇想吧。奇怪的是，这个阿萨图良怎么能让自己的私车轧死自己呢？难道他丧失理智了不成？”

“尸体解剖后会搞清的，”科罗特科大表示不快地哼了一声说，“幸亏我及时张罗了一阵，我把一瓶酒连同这具尸体一齐送到了法医那儿，这样就可以不用排队了。这些法医也真够可怜的，他们的工作多得根本干不完，没有哪次解剖任务是按时完成的。你想想吧，时代的变化多大！真是日新月异啊！过去活人们为了购买芬兰靴子和生熏香肠而排队，可如今死人们要为解剖而排队。娜斯佳，难道你从不感到可怕吗？有时，我会觉得我们的现实生活正在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一个没有尽头的噩梦，而这种过渡是如此地委婉、如此不易察觉，以至于你完全能及时适应这种演变，而且能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麻木不仁。有朝一日，当你突然回忆起就在前不久，只不过是几年前你是如何生活的时候，你就会惊慌失措。我们正在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什么？娜斯佳，你一直在做统计工作，你应该对此有所察觉的。”

“我早察觉到了，”娜斯佳点点头说，“在你说的那个年代，莫斯科平均每周发生三至四起谋杀案，而如今，一天就有七八起。我一直纳闷，我们怎么可能及时破案呢？依我看，及时破案简直就是奇迹。不过，话要说回来，要是我和你继续坐在这儿怨天尤人，唉声叹气的话，那么连奇迹都不会再有了。”

“当然，”科罗特科夫牢骚满腹地说，“这个我也知道。你从来不讨论一下抽象的哲理，从来不谈论一下生活。恐怕你又要指使我去跑腿了吧？”

“你算说对了，首先，你要和侦查员们碰碰头，顺便问一下，你向戈尔杰耶夫报告过阿萨图良的事了吗？”

“别着急，我自己早已想到了。这件事由科斯佳·奥里山斯基去办。”

“第二，让我们拿着阿萨图良的笔记本有计划地查问一下他的所有熟人。”

“你指望他的熟人会认识凶手吗？”科罗特科夫用怀疑的口吻随口说道。

“阿萨图良的熟人也许会认识他那位被杀的至今身份不明的同伙。顺便说一句，薇拉讲，这两个人看上去像是一对很要好的老朋友。他俩似乎经常一道坐车出门办事。阿萨图良甚至还开玩笑说，他自己所有的女人早晚都会偏爱那个高大的、一表人才的银发男人。当然这只是小丑式的闲扯，但交情不深的人或者萍水相逢的同路人通常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你同意吗？”

“不全同意。”

“那么请你指教。”

“通常的确不开这种玩笑。但在整个事件中就没有任何‘通常’可言。好吧，我该去和阿萨图良的笔记本打交道了。”

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一起走出了办公室。娜斯佳要跑去暗室再翻拍一张阿萨图良的照片，好让米沙·多岑科拿着它去给所有那些当尤尔采夫在“俄罗斯”饭店宴会大厅服毒自杀时在场的人看。

12

每次去精神病学鉴定研究所，娜斯佳都会留下一种非常不快的感觉。在对不幸而又无辜的病人们的怜悯之情中常常交织着这样一个恐怖的念头：他们究竟犯下了什么残忍和血腥的罪行。当然，这并不是对研究所的所有病人而言，许多病人的病压根儿就不严重，他们来这儿仅仅是为了做一次鉴定。而有些病人则完全是装出来的。一些病情严重的病人井没有犯下什么凶狠和恶毒的罪行，他们只是干了一些愚蠢的偷盗和流氓行为。但是，不管娜斯佳如何劝说自己，她还是始终摆脱不了这种感觉，每当她穿过大门进入内院的时候，她就会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要被厌恶和怜悯这两种矛盾、截然不同，但却偏偏交织在一起的感觉给搅碎了。

那个开枪向总检察院的检察官射击并当场被捉的罪犯基里尔·巴扎诺夫现在就在这里。娜斯佳看了他所作的供词，仔细研究了窃取武器那部分供词，但是，一点儿头绪也没有理出。巴扎诺夫的邻居确实是个警察，他也确实有一把值勤用手枪，但手枪还原封不动地放在家里，从未丢失过。邻居另外还有一支正式注册过的枪，但也从未失窃过。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这位当警察的邻居也许只注册了两支枪，或许他的枪不止这两支。可能是五支，也可能是十支，但问题在于，邻居事实上除了这两支枪以外并没有其他的枪。再说，即使有，恐怕巴扎诺夫也很难从他家里把枪偷出来。邻居是个经验丰富、警觉性很高的人，家里有两个小男孩，他非常清楚当家里有小孩时，枪必须收好。他把枪和子弹藏在了保险柜里，而保险柜是放在壁柜里的。保险柜用的是密码锁，得用专门的钥匙才能打开，若不去撬或者熔割，恐怕很难从保险柜里偷出点什么东西。

医生有礼貌地和娜斯佳打了个招呼，他们彼此很熟，打过不止一次交道。

“鉴定暂时还未做，但是，我几乎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根本就谈不上存在所谓的严重精神病发作行为。巴扎诺夫对所发生的事情有很好的判别力，他完全是清醒的。根据门诊病历，他倒是有一点轻微智障。只是我不大明白，那天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医生一边翻弄着巴扎诺夫的病历本一边说道。

“他本人怎么说？”

“他说听到了一个声音，那声音向他发出了指令。喏，这是对他原话的记录：一个声音对我说，我应该上前杀了他。”

医生将记录本递给了娜斯佳。

问：他是谁？那个声音告诉您被害者的姓名和地址了吗？

答：他说我应该杀掉那个人。

问：要杀的人是谁？您为什么能够肯定，您所杀的人正是那个声音命令您杀的那个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答：我先是在这条街上走着，后来看到一辆汽车驶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个人，一个男人。这时，那个声音对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坏的坏人，他先要伤害你，然后要伤害你的亲人，最后还要伤害全人类。我们要阻止他。瞧，他的头发是黑色的，太阳穴上还有一处胎记——这就是坏人的标志、魔鬼的标志。你拿起枪，向他射击。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的亲人，更为了整个人类，你应该这么做。”因此，我就照着他的吩咐做了。

问：您知道遇害者的姓名吗？

答：不知道。

问：您知道遇害者在何处工作并从事何种职业吗？

答：不，当时不知道。还是后来在警察局有人对我说了。

问：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您听到过那个命令您去杀人的人的声音吗？

答：没有……我不记得曾经听到过那种声音。对，从未听到过。

问：事情发生之后，那个声音没有再对你说过什么？

答：没有。

问：你自己怎么看，您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也许您要对所发生的事作出点什么解释？

答：不，我无法解释，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许我是疯了，或者是神志不清。

“你看，”医生一边从娜斯佳手中接过记录本，插到文件夹里，一边说道：“他对整件事情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不认为这是一件普通而又正常的事情。更为主要的一点，他甚至准备承认自己的精神不正常。而这恰恰是精神正常的一个标志。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病人往往都不承认自己是病人，所有事情的发生也正缘于这种想法。若医生可以对自己的病人这么说：‘朋友，你是个病人，你有幻听的毛病，以后你要是听到，比如说，让你向大夫捅刀子之类的声音，这就表明你开始发病了，这时你就躺到床上去，蒙上被子，不理睬那个叫你做坏事的声音。’要是真能这样，世界上恐怕就不存在什么精神病问题了。问题在于，病人往往都认为自己一切正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危险的。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有什么声音在命令他做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你认为巴扎诺夫不是病人？”

“肯定不是，”医生肯定地答道，“我虽然不知道他究竟碰到过什么事情。但是我可以推断，他的疯是装出来的。他受雇杀人，雇主告诉他，要是被捉着，就编造一个有关声音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疯子杀人完全可以逃脱罪责。但是，娜斯佳，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个疯子。现在世上没有傻瓜。虽然犯下了死罪，但他仍有一线活命的希望。不管关他多少年，他总有一天会获得自由。考虑到他有轻微智障，肯定不会把他关进牢里。而他又是在精神失常时杀的人，所以只会把他送进一个专门的医院，碰到这种案件，人们一直是这样处理的。他是不大可能从这家医院里轻轻松松地走出来了，这是人所皆知的。即使出来，他也会变得形容憔悴，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自愿进这种专门医院的人。哪怕是在可怕而又艰苦的地方生活，但那也是生活。而在那种关押无行为能力罪犯的医院，根本就没有生活，有的只是由恐惧、疼痛和折磨混杂在一起的生命的流逝。到那时，自己的行为所结下的苦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被人遗忘，在医院里机械地生存。”

基里尔·巴扎诺夫，24岁，鞋厂杂工。毕业于为智障儿童设立的专门学校。当然，大学毕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倒是在参军时，兵役局对他还是非常满意的，尽管这有点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为人温厚、随和、守纪律，这些优点不应该被忽视，兵役局确实也没有忽视。他有时候也会勃然大怒……但怒气很快就会消下去，真是来得快，去得更快。正如所有患有先天痴呆病的人一样，他为人极其顺从，易受人摆布。退伍之后，他被安置到鞋厂当杂工，再复杂一点的工作巴扎诺夫也做不了。当然，精神错乱倒也谈不上。难道有人会雇一个先天痴呆病人去杀人，即使只是有一点儿轻微的智障？当然，我们的国家有许多世界首创，我们也常常以此为豪。宇航、芭蕾、稀释汽油理论、议会里的厮打——很多事情都是独一无二、别出心裁的。但不至于有人会傻到这种程度……

从精神病学鉴定研究所出来，娜斯佳完全陷入了纷乱的思绪之中。总检察院检察官卢琴科夫之死越来越像一件偶然的事件。但娜斯佳坚定地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若只简单地将卢琴科夫之死当做一件不幸的事情，那么，马利科夫之死也应该同样看待，而马利科夫恰恰是被自己那亲生的“瘾君子”女儿杀死的。尤尔采夫和姆希塔罗夫自杀，伊佐托夫议员杀妻未遂，商人谢苗诺夫命丧一场笨拙地违反交通法规的车祸，难道这些事情都是偶然的吗？无法得出结论。这些事情毫无关联，毫无相同之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幸，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死法。

但是，在这些事情中也有特别之处。两个前往姆希塔罗夫住所的男人，现在虽然暂时还不能肯定他们是去找谁，但极有可能是去找姆希塔罗夫。姆希塔罗夫自杀了，过了一会儿，也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后，那两个男人也被杀了。

丽塔这次又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不过这次与以前大不相同，她不感到有那么可怕和郁闷。这次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帕维尔说，他们要有一段时间不能见面。但是，首先，这次别离不会像两年前的那次那么久。他向她保证约一个月后就回到她的身边。其次，他肯定会回来，他不能没有她，因为，他们正热恋着。

“你又要走了？”丽塔闷闷不乐地问道。

“不，小姑娘，我就在这附近。只是我们不能见面而已。我要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未完成之前，我不会回来。但一旦完成了这件事，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好吗？”

帕维尔故作轻松地笑着，但丽塔感受到了他的紧张。她对他的感觉一向很准，哪怕是一点点的情绪波动，她也能很快地捕捉到。也许是因为她深深地爱着他，也许是因为她有天赋的直觉。

四天过去了，丽塔又陷入了那种习惯了的生活。储蓄银行的工作是倒班制，一天是早班，另一天就是中班，隔周有一个周六班。不知怎的，她总觉得帕维尔会在某一天的下午回来。因此，每当她上中班时，她就会感到六神无主，总在想象着她那空荡荡的住所内的电话铃声会骤然响起。而当她上早班时，一到下班，她就会飞奔回家并在家默默地等待着。她就像一只被主人遗弃在车站的可怜而又忠诚的小狗，一天天、一周周地耐心迎候着每一辆过往的列车，盼望着主人会从一列火车上下来，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这天她正好上早班。下班途中，她拐进了一家商店，购物速度很快，几乎是见着什么拿什么，然后就一路小跑地回到了家。丽塔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帕维尔，她不能停止对他的思念，她不想注意其他的事情，也不想让这些事情打断她的回忆：在那两周内，他们爱得有多么挚热。因此，眼下她就忽视了钥匙在门锁里空转已经不止一次了，而且在空转时还发出一种坏锁的“嘎巴嘎巴”的响声。对于一个有经验而且警觉性很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表明门已经被“别的钥匙”或者万能钥匙开启过，而且锁已经被弄坏了。丽塔虽然对此很了解，但她想的根本不是这些，她也没有注意到这些，所以就没有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她推门进了屋。这时，一个黑影从背后闪了过来并用东西勒住了她的脖子，她顿时感到喘不过气来。丽塔的手松开了，购物袋滑落下来，跌落到地板上，三十个鸡蛋摔碎了，发出沉闷的碎裂声。丽塔死了。

那男人小心地将丽塔的尸体放到地板上，打开她的手袋，用带了手套的手取出小香水瓶，轻轻地打开了门。事情办得很成功，时间选得也非常正确，上班的人还在上班，不上班的人也大多去了商店。他站在门坎上，将香水瓶的瓶盖打开，在客厅的地板上洒了洒香水。他曾在客厅里停留过，好在他克制住了那种天然的好奇心，既没有去卧室，也没有去厨房。除了客厅留有他的痕迹和气味外，其他地方不会有。现在，客厅里的痕迹和气味也清除干净了。

洒完了香水，他轻轻地带上门，坐着电梯下楼，最终消失了。

娜斯佳和尤拉·科罗特科夫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寻访加里克·罗伯托维奇·阿萨图良的熟人，问他们是否认识一个高个子的白头发男人，年约55岁，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但一无所获，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男人，也没有听到阿萨图良提到过这样的人。当然喽，阿萨图良记事本中所提到的那些人自然也不认识这样的男人。

“真是咄咄怪事！”科罗特科夫摊着双手说道，“向导韦罗契卡告诉我们，从这些人的谈话中可以断定，他们之间彼此很熟。但这又怎么可能呢，阿萨图良周围的人谁都不认识这个男人？”

“他们在撒谎，”娜斯佳闷闷不乐地说道，“他们在搪塞向导。”

“但这图的是什么？”科罗特科夫不解地说道，“我看这不符合逻辑，娜斯佳。若是熟人替一个亲近的人打掩护，这我还可以理解。我们在实践中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但要是相反呢？既然不是熟人，也没有亲近的关系，那么，肯定不会达成什么协议。你还记得吗，一些罪犯相互打掩护，装做彼此不认识，这样的案子我们可遇到了不少。”

“在这件事情上，差不多就属于相反的情况，”娜斯佳耐心地解释道：“他们装做彼此很熟，甚至还在一起工作。其实呢，他们有可能只是在车上认识的，而且是初次相识。也有可能只是打过两次交道。”

尤拉还想说点什么，但没有来得及。他和娜斯佳对阿萨图良的熟人进行了一次依旧不会有结果的造访，现在正在返回途中。这时，他们见到谢卢亚诺夫正急匆匆地朝他们跑来。

“噢，总算找到你们了，我把每个角落找了个遍，都快要累趴下了。快到头儿那里去，他们正发着火呢，命令我要尽快找到你们。”

谢卢亚诺夫说完转身就要走，但尤拉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

“你说的他们是什么大人物？难道有什么贵宾不成？”

“哪有什么贵宾呀！米沙正在那里，真不幸，他在替你们受罪呢。”

尤拉和娜斯佳加快了脚步，不一会儿，他们已经站到了自己的上司面前，这时，上司的秃顶已经急得通红了。米沙·多岑科，高高的个子，一双黑眼睛，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此刻他正坐在会议桌旁，一脸迷惘的神情。

“请坐，”戈尔杰耶夫朝他们点了点头，示意道，“我已经同米沙说了，现在轮到你们了。我的孩子们，我们遇到麻烦了。别紧张，别紧张，不是要责怪你们。科斯佳·奥里山斯基刚刚打来电话，他已经拿到了尤尔采夫自杀时所用毒药的化学成分的司法鉴定报告。长话短说，这个故事叙述起来很长，我们没有时间去谈它，我只想告诉你们结果：这种毒性发作很快的毒药是80年代初由情报总局实验室研制出来的。你们也知道，谍报工作常常是需要这种毒药的。尤尔采夫所服的毒药就是按那个实验室研制的配方制成的。只是在制造工艺上稍稍有所不同，但没有本质的区别，仅仅是稍有不同。工艺虽有所改变，毒性却一点儿也没变。我说完了，已经有半小时没有合上嘴了，真太累了。娜斯佳，你怎么看？”

“也许，尤尔采夫所服的毒药并不是情报总局生产的，”娜斯佳说道，“情报总局只是研究出了配方和工艺，后来有人加以利用。或者是偷走了许多药片，然后再仔细分析并做大量的实验；或者是偷走了技术文件。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这要来得简单些，也更为安全。甚至连文件也不用偷，只需找到一个人，给他钱，让他把文件给复制出来就行了。若是用实验的方法推算出配方和工艺，则需要大量的药剂，而情报总局实验室是不可能生产这么多药剂的。它生产那么多药剂有什么用，几乎可以毒死整个莫斯科的人了。这种毒药是专门为一些人生产的计件产品，是用于保护‘自己人’、消灭‘异类’的，再退一步讲，若有可能偷走这么大量的药，那么又何苦将其用于实验呢？干脆直接拿去用好了。要是那样的话，我们的专家就会说啦：尤尔采夫自杀所用毒药就是情报总局为其谍报工作研制的产品。这样看来，肯定是有人将技术文件偷走了并找到了可以制造这种毒药的地方，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制造毒品的地下实验室。现在我有一个问题，维克托·阿列克赛那维奇，说实话，我们的专家们是怎么知道情报总局的谍报工作的？要知道，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对，这就是那种药，只不过稍稍有所不同。那么，他肯定对这种药的配方和工艺了如指掌。”

“说得对，”戈尔杰耶夫赞许地点了点头道，“这家实验室有一位专家，年届六旬，领导很礼貌地劝他退休。我真有点儿搞不明白，怎么能让这样的专家退休呢？应该想方设法留住才对呀，要是将自己所掌握的东西泄露给敌方怎么办？很显然，实验室里有人需要他的职位，或者是有人想报复他，总之，他被人撵走了。但我们的犯罪侦查鉴定中心收留了他。我们倒不是有多么高尚，只是因为老头儿对我们合适，对于一个有用的人才来说，即使他已是一个60岁的老头儿，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他当做小伙儿。1990年，有一位年轻的姑娘自杀，找到了她所服的毒药，自然要进行鉴定。这位专家辨认出了这种毒药，凭记忆说出了配方和工艺。要我说，他不仅仅是一名鉴定专家，简直就是一笔财富。”

“尤尔采夫所服毒药也是他鉴定的？”娜斯佳满怀希望地问道。

“不是，娜斯佳，我们很不走运，”戈尔杰耶夫摊了摊手说道：“老头儿死了。他1988年到我们这儿来时是60岁，去年去世，你算算他有多大了。但所有记录都留下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毒药是如何落到尤尔采夫手中的。”

“那1990年自杀的姑娘又是如何弄到毒药的？能解释清楚吗？”

“要是能解释清楚的话，”戈尔杰耶夫叹了口气道，“那案子就不会成为悬案了，但有一点很明确，毒药是她自己喝下去的。但是，我的孩子们，这还不是最糟的。今天有一条消息，这在不久前是严格保密的。总统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也自杀了。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念头。”

“您是不是想说，在对付完马利科夫集团之后，有人开始向总统班子里的人开刀了？”

“难道你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吗？”上校问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暂时还不能确定。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2月16日，也就是总统发表历史性演讲的第二天。”

“今天是26号，”娜斯佳提出了疑义，“若是幕后有人，那么他们已在十天内收拾了五六个人。不过，他们实际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把马利科夫集团给消灭了。戈尔杰耶夫，我还是不太明白。若这些毒药的产量真有那么大，那他们用来干什么？也只不过有两个人服这种毒药自杀。费了那么大劲，偷文件，冒险，这一切图的是什么？这么多年总共就用了两次？我不相信。”

“我就知道你会提出这个问题，”戈尔杰耶夫笑道，“你的怀疑是对的。这两起案子都是在莫斯科发生的。而全国有多少？独联体呢？各地封锁了消息，使这些案件无法联系起来。我向两个老朋友打探了一下俄罗斯两个州的情况。每个州都有用不明毒物自杀的案件。自杀本身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也就没有刨根问底，没有追查这些毒药的来源。他们也没有去查这些毒药究竟是什么样的毒药。鉴定专家们说这是一种迅速生效的毒药之后，所有的人就已经感到满意了。没有人再去追查，费那么大劲干么呀？如果他们，当然包括尤尔采夫，确实是自杀的，那一定有一个歹徒在生产并向他们提供这种毒药。”

他的脸色又变得凝重起来，娜斯佳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刚进他办公室时，他显得那么焦急，也许，他对米沙·多岑科说的也是这一番话。

米沙也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消息。参加石油商人聚会的商人们谁也没有见到过一个有着一双明亮的黑眼睛、高个子的白头发男人，也没有见到过一个小个子的招人喜欢的亚美尼亚人。但有人看到过这样一个人：中等身材，微胖，长长的鬈发，戴一副细边眼镜。但谁也不认识这个人……

他们走出戈尔杰耶夫办公室的时候已是傍晚7点钟左右了。科罗特科夫同娜斯佳一道回办公室。

“你的医生们怎么还没有消息？”她一边点燃开水炉，准备煮咖啡，一边问道：“你可已经发过誓了，要首先查清阿萨图良的案子。”

“我总共才不过送给他们一瓶酒。一瓶酒管什么用。要是想彻底查清，恐怕得送五瓶酒。我可没有那么多钱。”

“好吧，我们现在还是从沙巴诺夫着手吧。尽管谁也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他的消息。但毫无疑问，他是总统的亲信。依我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碰到这样棘手的事情了，对吧？尸体一个接着一个，但我们什么头绪也没有理出来，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毫无结果。白头发的男人至今还没有查清。阿萨图良的死因还未查明。尤尔采夫的死因也是如此。巴扎诺夫为什么要向卢琴科夫射击还不甚明了。现在又有沙巴诺夫……”

她的话被内线电话铃声打断了。

“娜斯佳，”话筒里传来多岑科的声音，“有尤拉的电话。”

“叫他转到这边来。”科罗特科夫嚷道。

半分钟后，另一部电话机响了。尤拉抓起了电话，听到声音之后，他朝娜斯佳丢了个眼色。但从他简短的答语中，娜斯佳还猜不出谈话的内容。最后，他放下了电话，很欣慰地笑了。

“你刚刚还抱怨说医生没有消息。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在阿萨图良的肺部血液里发现了麻痹神经的气体。”

“这就对了，”娜斯佳兴奋得差点跳到自己的桌子上，“我感觉上也是这样的。有人用气体枪向他射击，气体正好喷到了脸上。之后，凶手坐到了方向盘旁，平静地轧过了受害者。准确的表述是，凶手先将受害者击倒，再将他平摊开，打开汽车前灯，为的是看得清楚些。为了万无一失，他小心翼翼地驾车向阿萨图良碾了过去。不仅富有创造性，而且简便易行。不流血，也不用追逐，没有打斗，衣服上也不会沾上血。干净、利落。我们遇到了一个聪明人！我真想看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嘴脸。”

“你最好先看看你的开水炉吧，”科罗特科夫建议道，“水都漫到地上了。”

水早就开了，此刻正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直冒泡。她急忙拔下插头，但还是有一些水漫到了地上。

“喏，这给你，”她可怜巴巴地对科罗特科夫说道，“我再烧一壶水，真是太马虎了。”

“你喝吧，”尤拉笑道，“幸好还没有放咖啡。”

尽管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还是很亲近，也许，正是因为性格不同他们才能如此亲密无间。尤拉外向、好冲动，娜斯佳则内向、安静。科罗特科夫容易陷入绝望，但能很快地调整自己，振奋起来，挽起袖子投入工作。而娜斯佳则十分看重失败，她会仔细地分析失败，再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要想让她陷入绝望，则需要同时有许多失败。但一旦她沮丧起来，那持续时间就会很长，什么样的意外惊喜、劝说都不能将她从这种情绪中拽出来。这时，她走起步来会很轻，一件小事也会使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说起话来很慢，就像在照本宣科。她从沮丧中摆脱出来的唯一办法是：娜斯佳本人明白，她的这种状态已经影响到了她和她周围的人。当她看到工作受影响了，她就会努力振作起来，她会对自己说：娜斯佳，够了，应该正常工作了。她作了一番自我调整，深吸一口气，让新鲜的空气进入肺里。这之后，眼眶内的泪水神奇般地干涸了，言语也恢复了正常，生动而又活泼，不久前使她沮丧的事情开始变得可笑和不值得关注。当然，这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的。有时，这段时间会有几小时，但娜斯佳最终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恢复常态。任何外部的影响对她都不起作用。

娜斯佳和尤拉·科罗特科夫配合得很默契，有时两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件事。眼下，他们默默地喝着咖啡，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尤拉打破了沉默，他刚说了几个字，娜斯佳已猜出他下面要说什么了，好像她非常清楚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似的。

“阿萨图良身上有一个记事本……”科罗特科夫开始道。

“而另一个人，实际上就是第一个人，因为他被杀得早，为什么他身上什么也没有呢？口袋里空空如也。钱夹和钱留下了，其他东西都拿走了。尤拉，你是男人，你说说看，男人会这样吧？除了钱，身上什么也不带，女人我知道，若她只是拿着钱包和塑料袋去最近的商店买面包，倒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若她带着包，包里就会应有尽有。而且钱包里除了钱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什么票据啦、名片啦、记电话号码的小本子和郊区公交车辆时刻表之类的东西，有些人的钱包里还放着身份证。男人是怎样的呢？”

“也和女人差不多，”科罗特科夫笑道，“他们的钱包差不多就像一个城市档案馆。口袋里也会放一些东西：手帕、梳子、香烟、打火机、避孕套。眼下还时兴放软盘、电子记事簿之类的东西。”

“杀害阿萨图良的凶手一点儿也不在乎警察会很快追查到他。也就是说，凶手对此无所谓。若杀害白头发男人的凶乎和他是同一个人，那他为什么会尽量掩饰，不让警察查清他是谁呢？”

“你是想说，他们是被不同的人所杀，而且动机也不同？”

“不，尤拉。我想说的是，白头发男人有所不同。我们白白地浪费了许多时间去调查加里·罗伯托维奇的关系。有人诱使我们这么做，我们上当了，就像两个小傻瓜。我们调查了石油商人的许多熟人，可以肯定地说，调查这些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追查到凶手。白头发男人的案子为什么会有所不同呢？也许是他和凶手的联系太紧，查到死者的身份，我们就可以立刻查清凶手是谁，或者是有别的什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行啊，你！”科罗特科夫说道，“你还真理出了点儿头绪。而我脑袋里简直是一团浆糊，搅也搅不开。怎么样，回家吧？”

“走，”娜斯佳同意道，“反正绞尽脑汁也不会想出什么了。”

他们穿好外衣，一道出门，但并不急于去地铁站。娜斯佳回家应该在“特维尔斯卡亚”站上车，但她不愿意路过水洼和泥泞的地方，所以她决定去“契诃夫”站乘车。

“走到‘大剧院’站乘车吧！”他说道，“我们透透空气。”

娜斯佳顺从地与他并行着。她一开始并不准备散步，但想到尤拉的女朋友快过生日了，也许他想买件礼物送给她，希望娜斯佳给他做参谋。

果真如此，科罗特科夫拽着她去了几家商店。最终，他们为柳德米拉选了一套孔雀石饰物，娜斯佳也为自己买了一件连裤袜。

帕维尔的自我感觉非常不好。但他知道，这很快就会过去，只需忍耐一段时间。同他领导的小组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也有特异功能，但他的功力较弱。他可以迫使一个人呆立不动、虚弱无力、不反抗，但这也会使他大伤元气，发完功之后，他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但丽塔做这些事就毫不费劲。控制一个人的意志，改变其想法，帕维尔·绍利亚克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至于说列米哈伊尔·拉尔金，那他可是无所不能。

帕维尔出生在匈牙利，他父亲是一名武官。他的童年是在戒备森严的苏联使馆里度过的。

那时，他的名字叫弗拉基米尔，姓也跟现在不一样。他是一个能干、快乐和容易相处的男孩，能熟练他说两种语言——俄语和匈牙利语，因为父母没有送他到为大使馆孩子开设的俄语学校上学，而是把他送到市里为党、政高级干部子弟设立的匈牙利语学校学习。瓦洛佳有许多朋友，他经常到同学家去做客，这是其父母与自己儿子的朋友的父母接近的非常好的、便利的机会。

那时候，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就是后来当上了克格勃主席并改变这个容易相处的小男孩、武官的儿子一生的人。可当时谁会知道呢……

在匈牙利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全家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发生之后，他们举家返回了莫斯科。那时他17岁，正好中学毕业，能自由地用匈牙利语和捷克语对话。他顺利地考进了克格勃高级学校。当然，在入学之前，他还需要在军队服役一段时间。瓦洛佳并不惧怕这一点，他的身体很棒、很健康，同时他也很守纪律。

当兵对他来说确实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的表现很好，可以说，他是心甘情愿地服役的。按时作息，整理内务，训练，擦地板——这些对他来说都显得很轻松，一点儿也不觉得是一种负担。因为，父亲从小对他灌输的就是这些。无条件服从上级，铁的纪律和遵守规章制度。不应该有丝毫个人想法，不应该有丝毫迟疑，你的任务就是服从，瓦洛佳能够做得很好。

服役过后，瓦洛佳开始在高等学校学习。他很能干，记忆力好，反应也快，拥有外语天赋。前驻匈牙利大使1967年就当上了克格勃的主席，他仍同瓦洛佳的父亲保持着私人友谊。毕业之后，年轻的军官被留在了克格勃的总部机关工作。主席经常使用瓦洛佳所掌握的小语种的知识，常让他担任一些重要谈判的翻译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瓦洛佳知道克格勃有一个绝密的实验室，它专门研究催眠术和其他非常规方法的使用问题。他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找了个借口进了这家实验室，想看看他们研究的究竟是什么。

“瞧，”有人对他说，“特制的脑照相机，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可以很快判定，一个人是否有潜力，是否能胜任工作。想试试吗？”

给他戴上头盔，接通了传感器。不知什么东西嗡嗡嗡地响了起来，不一会儿，摘掉了头盔，结果也出来了。

“你有天赋，但不大，”实验室的人对他说，“但很明显，你并不知道自己的天赋，也没有研究过它们，当然就更谈不上去发掘了。你身体里的生物电流很强，但你不会控制。”

“那怎样去控制呢？”瓦洛佳惊讶道。

“需要训练，我们研究了一套专门的方法。你知道吗？一个人拥有的天赋不会很多。应该学会控制、使用，否则这种天赋就会沉睡在你的机体内。需要训练、完善。我现在给你讲一些你闻所未闻的事情，”实验室的人继续道，“大自然非常慷慨地赋予了人们生物电流潜力和各种能力，对自然界来说，这实际上并不是个别现象。但从没有人去解释这种现象。若发现有人拥有这种天赋，这人会被视作是不正常的。在有的情况下，一些人会被视作是圣人，而一些人则会被认为是巫师或者巫婆，会被扔到火里烧死，而另一些人则会成为萨满、巫医。虽然各人不尽相同，但事实上是一回事，都认为这种能力是特殊的、非正常的。许多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些，认为是在招摇撞骗。那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天赋并不经常出现，也就是说太少了，其拥有者会控制和使用这种天赋的就更加少之又少了。随着技术的发展，在当今时代，我们已经能够测量到每个人的生物电流潜力。我们还弄清楚了，并不是那些特殊的人才具有这种能力，而是八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的人有这种能力。其中，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的能力还相当大。但只有万分之一的人能够利用这种能力去做一些事情。其他的人的能力则不大，只有当他们手中的碗常会不可思议地碎裂，或者能感受到别人头疼或者头疼已经过去了，别人对此感到奇怪时，他们才能感受到自己有这种能力。总之，在这方面我有许多话可以说。但要是简短一点，我们已经研究出了一套专门的训练方法，学会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你要是愿意，可以经常过来学一学。”

于是，他就开始经常往那个秘密的实验室跑。他是主席的私人翻译，身边的宠儿，老朋友的儿子，实验室对他自然无保守秘密可言。实验室的最大研究成果就是将生物电流的使用与传统的、自古就存在的催眠技术的使用结合起来。效果非常好。瓦洛佳不仅学会了使用自己具备的不高的天赋，而且还掌握了许多方法。他知道，拥有天赋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与生俱来的。而知道怎样训练、怎样完善才是最珍贵的。因为，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天赋高于平均水平，而八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的人则天赋惊人。但会训练、自我完善的人则很少，只有那些有幸接受训练的人。

对于他的这个兴趣，主席当然是知道的，因为是他允许瓦洛佳去实验室的。看到瓦洛佳花费了大量时间在自己的新爱好上面，主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问道：

“小伙子，你这是为什么？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不为什么，”瓦洛佳一脸笑容答道，“或许什么时候有用。比如说，保险柜的钥匙丢了，那就不用去切割或请师傅来了，我用目光就能把它打开。”

他们两个都被这个小玩笑逗得哈哈大笑。主席是个文雅、有大学问的人，他经常写诗，但缺少幽默感。瓦洛佳的玩笑正好合他的口味。

后来，主席成立了一个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特别行动的处。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让瓦洛佳到该处去工作。

“你选一下，想到哪个组工作，匈牙利还是捷克。”主席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向刚刚被提升为少校的瓦洛佳建议道，“和你父母一样，这两种语言你都很精通。”

瓦洛佳想说句玩笑话敷衍过去。这个建议来得太突然，他感到非常不快。但主席表现得很坚决，甚至有点强硬。

“您知道的，”瓦洛佳有点急躁地说，“我做不到。我不能去反对那些我生长过的地方的人们。他们是我校友的父母，他们差不多在我穿开裆裤时就认识我，我常去他们家过生日！再说，他们也是我父亲的朋友！”

“你父亲与他们交朋友也是为了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明白这一点的。那些人有一些别的想法，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你父亲从未忘记这一点。正因为此，他才没有将你送到大使馆学校上学，而是送到了市里的匈牙利语学校上学，目的就是要通过你结识他们，走进他们的圈子并使我们自己的人打入那个圈子。你应该继承你父亲的事业。”

“为什么使馆其他工作人员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市里的学校？”瓦洛佳问道，“如果说这对我们的事业很重要，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主席笑了，但这是一种无法察觉的笑容。

“因为他们的孩子是傻瓜。他们的孩子没有学外语的能力，也没有教他们学匈牙利语，因此，他们的孩子只能在大使馆设立的俄语学校学习。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你学起外语来很轻松。我和你父亲发现你的才能后，决定要利用你的天赋。我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你是使馆孩子中唯一能在全城自由地逛来逛去并且有许多当地朋友的孩子，其他孩子只是随父母坐车外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使馆的小圈子里度过的。你和他们不同，你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国外度过的，现在到了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请，请别逼我，将我派到别的组去吧，只要不去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别的国家我都愿意去。”

“要么去匈牙利，要么去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冷冷地答道，“你选吧！”

“我既不去匈牙利，也不去捷克斯洛伐克。”瓦洛佳声音不高、很慢，但很清晰。说完他转身就走。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也未被调走。主席没有再跟他提这件事，也没有向他提什么新建议。

三个月后的一天，瓦洛佳值班，有人从克格勃的医院里打电话来，要求派一名懂几国外语的军官去医院。原来，救护车送来了一个男人，好像是被人痛打了一顿，自己感觉很差。但他身上没有证件，不会说俄语。从外表和穿着来看，像是从国外来的，不像是来自苏联的其他地区，总值班员打发瓦洛佳去那里了解一下情况。

在医院的接待室里，他接受检查之后，有人让他稍等片刻。不一会儿，三个健壮的“公牛”闯了进来，他们不由分说地将瓦洛佳的双手反剪到背后，脱下他的裤子，露出臀部，将一管冬眠灵注射了进去。这种做法完全是针对精神病发作、对社会构成危害的病人的。

几天后，医生认为不需要再对病人注射安眠药了，瓦洛佳苏醒过来了。

“我怎么会在这里？”瓦洛佳恐惧地问道，“肯定有一场误会，可怕的误会。你们把我当成别的什么人了。”

“怎么会认错人呢？”医生平静地说，“您不就是……”

他一边看着病历卡，一边说出了瓦洛佳的姓、名、父称、生日、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他的军衔和职务。

“对，是我，”瓦洛佳惊讶地说道，“但这是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亲爱的，您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保密柜说，想用目光打开它。您不认为这是一种非正常的现象吗？您可能有病，我们要对您治疗。”

瓦洛佳不再问发生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之类的问题了。主席很轻松、自然地惩罚了不服从命令的下属。瓦洛佳留在了医院里。主席已经下令，要等他成了残废、半傻，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懂时才让他出院。要不是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布拉特尼科夫，这个命令一定会得以执行。布拉特尼科夫乘瓦洛佳还未成为残废之前将他救了出来。当然，救他用的完全是合法的办法，没去偷，也不是在黑夜里将他救出来的。他只是让人将瓦洛佳除名了。当然，对瓦洛佳的身体做了一番检查。三个月前，他迈进这家医院时是一个健康的、前途无量的克格勃少校，而如今出来时是一个一文不名的人了。脚都快站不住了，身体弯曲着，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只有脑子还算正常，表达仍像从前那样正常。但记忆力很差，因为那些药物首先毁坏的就是人的记忆力……

布拉特尼科夫给他喂维他命，从市场上买来新鲜食品，扶着他的胳膊在公园散步。带他去看眼科医生。

他立即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瓦洛佳。不成功的病人、克格勃前少校将消失，他将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和一份新的履历。这个人将领导一个由拥有天赋的人组成的小组。瓦洛佳将教会小组成员如何使用天赋。布拉特尼科夫需要的就是他，只有他才有布拉特尼科夫所需要的东西。他掌握了训练方法并且对该问题吃得很透。他还知道如何行动，受过专门教育并有实践技能。除了这项工作之外，他不会干其他工作，他也没有从事过其他职业。瓦洛佳无亲无故，父亲已去世多年，母亲不久前也去世了，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妻子和儿女。他的消失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痛苦和悲伤。

帕维尔·绍利亚克就这样出现了。然后是小组的其他成员——年轻、天真的丽塔·杜格涅茨，善于骗人的米哈伊尔。拉尔金，惯于见风使舵的加里克·阿萨图良和有点儿神经质的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里菲尼乌斯。布拉特尼科夫找到他们并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但只有帕维尔同他们一道工作，甚至连提一提布拉特尼科夫这个名字都是禁止的。帕维尔同他们每个人保持单线联系，严格遵守着那个秘密实验室所研究的方法。他相信，方法确实是一个好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甚至连一开始除了能通过意念让邻居将伏特加酒倒掉，别的就什么也不会做的丽塔也学会了一些使人吃惊的本领。但唯一的障碍是她的善良和天真。她不能下达危害别人生命的暗示。一旦她知道她的暗示会致人于死地，她就会立刻变得虚弱，丧失了工作能力。

“我不能去杀人，”她愧疚地说，“请原谅我，帕维尔。我不行，杀人反正是不好的。”

帕维尔没有再坚持。他尽量派姑娘去执行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任务，意念的内容也不包含致人于死地之类的暗示。比如谢苗诺夫事件。丽塔没有汽车，也从没有开过汽车，她对交通规则也知之甚少。她绝对相信，她所发的意念只不过是让司机调调车头、换换方向而已。她执行类似的任务已不下十次，从未看到过哪个司机发生危险。

丽塔19岁，天真，招人喜爱。她很快就用“你”来称呼帕维尔了。她是这个小组里唯一称帕维尔为“你”的人。而其他三个男人则用名和父称或者“您”来称呼帕维尔。他们很清楚，帕维尔是雇主、领导，他们是下属。丽塔将帕维尔视作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帕维尔是那么的善良，亲自到她那孤零零的寓所来嘘寒问暖，还资助她完成财经中专的学业。丽塔帮了他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小忙，他都要付钱。她爱这个男人，感激他，她愿意无条件地帮助他。

遗憾的是，帕维尔那时并不知道这一点。只是到了现在，在坐了两年牢回来之后，他才恍然大悟。

不久前他曾对丽塔说，一个月左右他就会回来。他也是这么计划的，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自己的事情，然后回到她的身边。一周过去了，他偶尔也会想起丽塔。倒不是因为爱她。他从未爱过什么人。从内心深处来讲，他只爱自己，从身体方面来说，在需要时可以用钱或者不用钱来利用一些女人，但是不要有什么责任。帕维尔第一次处于无人管、无人间的境地。被克格勃开除后，他的领导是布拉特尼科夫。又是习惯了的纪律，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怎样最出色地执行命令。布拉特尼科夫寻找订货人，向帕维尔下达指令，然后向帕维尔付钱。布拉特尼科夫死后，帕维尔躲到了牢里。那里的生活也是他所熟悉的，按时作息的纪律，秩序，等级分明，法律。从牢里获释后，他落到了米纳耶夫的手里，米纳耶夫向他发指示。一切又都是熟悉的：接受任务——组织行动——取得报酬。

而现在呢？现在帕维尔没有主人，没有领导，没有人对他下命令。他对此感到很不适应，有一点儿惊慌失措。他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事实上，他也不会过这样的生活。他还从未学过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安排生活。别人作决定可以，自己做主则不行。先是有严厉的父母，然后是军队、学校，后来是军官的职务，再后来是布拉特尼科夫为他做主，布拉特尼科夫之后是法庭和监狱的长官。

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丽塔。他觉得自己与她在一起一定会获得自信。因为他对她负责，他对她的责任就像他的领导、长官对他的责任。丽塔需要他就像他需要他的领导一样，也许，他会从丽塔身上找到并学会继续生活下去的办法。

昨天和今天他给丽塔打了不下二十次电话。早晨打，傍晚打，深夜打，但她没有接电话。帕维尔有她办公室的电话，但他不想往储蓄银行打电话。这不符合他的原则，有可能会很危险。家里只有丽塔一人接电话，而银行里人很杂，他不想让人知道有一个男人给丽塔打过电话。当然，丽塔是个守纪律的人，从未向别人提起过他的名字，但如果他突然去个电话，或许她会高兴得忘乎所以，情不自禁地叫出点什么，那时就可能说出他的名字。帕维尔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丽塔为什么不来接电话呢？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两年前，帕维尔不会感到不安。丽塔是个自由的女人，她肯定会有男人，完全有可能在他们那里过夜。这没有什么可稀奇的，但在他们在一起度过那难忘的两周之后，丽塔肯定不会到别的男人身边过夜，帕维尔对此非常清楚。那她究竟在哪里呢？

他费劲地从沙发里爬起来，走出门外。电话亭离此不远，紧挨着邮局大楼。帕维尔将硬币投进投币口，又拨响了丽塔的电话。这次电话有人接了，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喂！”男人说道，“找谁？喂！”

“您好，”帕维尔平静地说道，尽管他的内心像翻江倒海似的，“可以叫斯维特兰娜·叶甫根尼耶夫娜来接电话吗？”

“斯维特兰娜·叶甫根尼耶夫娜？”男人重复了一遍后稍有犹豫地说道，“她刚刚出去，还不到五分钟。您能等一会儿再打电话吗？或者我向她转告？”

“谢谢您。”帕维尔仍很平静地答道，“请转告她，马丁年科给她打了电话，要是您允许的话，我晚些时候再给她打电话。”

他挂掉了电话，背倚在电话亭壁上。原来是这样。丽塔没在家，而她的屋里有一个陌生的男人。不是情人，也不是朋友，不是那种有权在那里停留的人。这人肯定是个陌生人，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屋子里根本就没有斯维特兰娜·叶甫根尼耶夫娜这个人。要是拨错号的话，那人就会对帕维尔说打错电话了。但那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屋子里究竟住着什么人。

丽塔肯定出事了。

此刻，帕维尔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女人，一个他快要忘记的女人。他想到了那个解救他的女人——娜斯佳。

13

在电话里听到帕维尔的声音，米纳耶夫将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帕维尔明显在躲着他，他正准备派人去找他，现在他自己却送上门来了，真是个傻瓜。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命令帕维尔到自己这儿来，但他不知道帕维尔究竟在哪里，和他联络有一个特殊的方法。但让他到这儿来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米纳耶夫不想这么做。现在帕维尔自己打电话来了，这最好不过了。

“你到哪里去了，帕维尔？”将军尽量友好地问道，竭力掩饰自己兴奋的心情，“我已经开始担心了，你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我在休息。我已经完成了所有任务，我认为我有权休一个短假。您难道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没有，”米纳耶夫连忙答道，“你好好休息。我们的协议仍有效。您执行我的任务，房子、车子和证件仍归您使用。”

“米纳耶夫将军，我需要那个将我从萨马拉搭救出来的女人。”

“需要指的是什么意思？”米纳耶夫警觉起来，“为什么？您碰上麻烦了，帕维尔？”

“我只是喜欢她而已。想和她见见面，亲近亲近。现在我有的是时间做这件事。把她的电话号码给我吧。”

“但……”米纳耶夫一时没了主意。他没有料到帕维尔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对此没有准备，也不知道怎么处置才妥当。“您看，这有点儿不大合适吧。”

“为什么？我和她已是熟人了。对她来说，我并不是个陌生人。”

“她要是希望您给她打电话的话，她早就会把电话留给您了。但她没有这么做……”

“听着，米纳耶夫将军，”帕维尔一字一顿地说，“我可以根据她那张假身份证上的姓名去找她。我感到很奇怪，您难道没有提醒过她，我会这么做吗？难道您希望她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吗？”

米纳耶夫蔫了。绍利亚克是对的，完全正确，但不能跟他挑明这一点。若他查找阿娜斯塔霞·帕夫洛芙娜·绍利亚克，一定会通过警察局查找，那么姑娘就会有一些麻烦。

“那好吧，”他不情愿地服输了，“你记下吧。”

他对帕维尔说出了她的住宅电话号码。

“顺便问一句，她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绍利亚克饶有兴趣地问道。

“这……”米纳耶夫意味深长地笑了，“这是她个人的职业秘密，还是让她自己告诉你吧。”

米纳耶夫已经平静下来了。帕维尔的使命已经结束了，现在他已经毫无价值。帕维尔知道自已被从萨马拉带出来是有警察局在帮忙，这在以前他有可能会害怕、惊慌，而现在已经无所谓了。米纳耶夫现在需要的是找到帕维尔。至少他现在已经知道，帕维尔会在这个姑娘的身边出现。

天气非常寒冷，日子过得很匆忙。已近中午时分，戈尔杰耶夫把娜斯佳找来，打发她立即去部里一趟。

“他们那儿有关于系列杀人案的一些资料，你去看看，究竟是些什么内容。”

“谁会给我看那些资料呢！”她不相信地挥了挥手，“他们总是对自己的情报严格保密。使自己不用，也不会轻易给别人。”

“科诺瓦洛夫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就是负责让我们将那个绍利亚克从萨马拉搭救出来的人。我已经和他谈妥了，他会给你看所有材料的。”

但要见到科诺瓦洛夫将军委实不是一件易事。戈尔杰耶夫和他谈妥的是娜斯佳可以看到所有的资料，而不是科诺瓦洛夫会坐在办公室里，静候客人的光临。娜斯佳耐心地坐在接待室里，科诺瓦洛夫一会儿不知去哪里了，一会儿又返回来，让秘书快去找某某人来；一会儿他又出去了，然而回来时身边还有别人。娜斯佳只得等待，耐心地等待。最终，将近5点的时候，将军终于开始接待她了。这时，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她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需要了，她不需要那些系列谋杀案的材料，在接待室里白白浪费掉那么多时间，这让她心疼。

“请坐，”将军指了指椅子，用不太礼貌的声调向娜斯佳命令道，“看看这个吧，快一点儿。我们将成立一个专案组。您要是愿意，可以参加进来。”

他漫不经心地将装材料的文件夹扔到娜斯佳跟前，自己则埋头看起了文件。娜斯佳开始浏览材料。里面什么新鲜材料也没有，全是未侦破的1992年至1993年发生的系列谋杀案。她早就看过这些材料。材料里还提到了几宗在乌拉尔斯克发生的儿童被杀案。为什么要把这些材料给她看？为什么到现在才决定成立专案组？部里早就在监管这些案子了，难道他们到现在才醒悟过来？

噢，原来是这样！终于明白了，头儿为什么让她看这些材料。1992年在一个州发现了六具年轻姑娘的尸体，还有一具男人的尸体。一具非常奇怪的男人尸体。那些姑娘被杀在当时被认定为同一个凶手作的案，是一个系列谋杀案，因为她们的一只耳环都被从耳垂上扯了下来并被塞到了死者的嘴里。男人的尸体口中也有一只耳环。起初认为这是哪个疯子制造的又一起凶杀案，取了死者指纹，但后来惊讶地发现，每个被害姑娘的身上都有该男人的指纹。原来，这个被杀的男人就是凶手。究竟是谁将他杀了？不管是谁，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知道杀的是谁，他杀的就是那个杀害六个姑娘的凶手，被杀男人的口中有耳环决不是偶然的，这个耳环非常有说服力。

娜斯佳又翻了一页。来自乌拉尔斯克的报告显示，被害男人的胸部被用刀子扎了一个东正教十字。那个十字同三年前被杀的十一个小男孩身上的十字极其相似。而这个男人的指纹也在被害男孩的身上发现了。看样子是有一个“义侠”在行动！他的消息灵通得令人羡慕，警察花了三年的时间也没有找到这个凶手，他居然找到了，只不过现在他又成了新的凶手，警察不知道又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找到他。

文件夹里的材料都看完了。娜斯佳合上文件夹，默默地等待

“读完了？”将军问道，但目光依然没有离开自己的文件。

“是的。”

“有趣吗？”

“引人入胜。”娜斯佳克制地回答道。

“您想说什么？有什么思路吗？”

“有，”她淡淡一笑，说道，“但在这儿说出来不大合适。”

“为什么？”

科诺瓦洛夫终于把头抬了起来，摘下眼镜，打量娜斯佳几眼。

“请允许我问一句，在哪里谈合适呢？要在戈尔杰耶夫的办公室谈？”

“不，在那里谈就更不合适了。我要是说出这个思路，戈尔杰耶夫非把我开除不可，我还想要退休工资呢！”

“行了，不要再兜圈子了，还是说吧。”将军要求道。

“不要阻挠刽子手，”娜斯佳平静地说道，“显然，他比我们知道得清楚，谁该受到惩罚。问题在于，究竟是椎用这把惩罚之剑斩落了罪犯的头颅。”

“明白了，”将军点了点头问道，“您并不反对刽子手这样做？”

“不反对。就让他给我们指明谁是凶手，不要阻止他去寻找这些凶手。但处决他们还需要我们自己来进行。当然，这要放弃一些东西，您大概不准备违反原则吧？”

“那要看是什么事。”

“若我们查到了刽子手是谁，在他没有给我们指明所有的凶手之前，我们将不逮捕他。他可以自由地行动，我们只是远远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我们得好好设计一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若他给我们指明了凶手，而凶手第二人就被捕了，我们的刽子手就会感到不安了。也许，我们就再也不会知道下一个凶手是谁了。但是，我并不是想从这问题谈起。”

“那从何谈起呢？”

“从那些发案地区的内务机关的工作人员谈起。刽子手可以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这些系列凶杀案的凶手究竟是谁。依我看，刽子手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不用想就能看出来。他对案子相当了解。要么是因为证据不充分，要么是因为推理不能令人情服，罪犯不能被绳之以法，所以他采取了不符合程序的，甚至是违法的行动。科诺瓦洛夫将军，您也知道，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整个国家的人都知道某人是个罪犯，证据也有一大堆，但就是不能给他定罪，将他关进牢里。证据不足。这个内务机关的工作人员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最终，他决定自己亲自对凶手进行审判。在这些系列凶杀案的受害者中很可能有他的亲朋好友，也可能他在办这些案子时犯了些小过失而被开除。”

“比如说呢？”

“打个比方，他在逮捕凶手时，由于情绪激动，将罪犯饱揍了一顿。而检察官认为逮捕是非法的，凶手彼无罪释放了。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当然会苦口婆心地对检察官说，这就是那个杀害了六个姑娘或十一个男孩的疯子。而检察官看了看材料后依然建议将凶手放掉，因为证据不足。那位工作人员因为动手打人和非法拘捕而被开除，您认为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吗？”

“完全有可能，”科诺瓦洛夫同意道，“我终于明白戈尔杰耶夫了。”

“您这指的是什么？”娜斯佳不解地问道。

“的确，除了您，谁也没有能力将那个人从萨马拉搭救出来。我指的是，谁也不会想出一个成功的办法来。您不想换个工作吗？”

娜斯佳没有想到谈话会以这样平庸的结局结束。让她说出自己的想法，看她到底能胜任什么，然后再建议她调一个工作。似乎，精干的工作人员只应该呆在总部机关，而基层只需要一些平庸的工作人员就行了。她忽然想到了另一位将军，伊万·阿列克赛那维奇·扎托奇内将军，内务部另一个部门的领导。他认识娜斯佳要比科诺瓦洛夫早得多，也深刻得多。娜斯佳敢肯定他非常想把她调到自己的身边来工作。但扎托奇内从未向她提过这样的建议，他非常清楚，娜斯佳舍不得离开戈尔杰耶夫上校，离开那些忠实的朋友：热情如火、亲如兄弟的尤拉·科罗特科夫，好开玩笑、喜欢下棋，但绝对可靠的科利亚·谢卢亚诺夫，感情脆弱、工作勤奋的米沙·多岑科以及其他所有的人，只有一次，那是在几个月前，娜斯佳因同犯罪团伙接触而被审查。扎托奇内对她说：“娜斯佳，要挺住。要是您的领导不够明智，将您开除的话，我向您保证，您决不会失业的。”好在领导并不是那么不明智，调查顺利结束了。

科诺瓦洛夫狐疑而又略带嘲笑地望着她。

“您不想到我这儿来工作？”他又重复了一遍那个问题，但这次更直截了当。

“请原谅。”娜斯佳含糊地回答道。

“瞧您，用不着这么客气，”将军突然快乐地说道，“我同戈尔杰耶夫是多年的老交情了。我知道，如果有人自己申请，他肯定不会放人。只有那些调到更合适的岗位上或是升迁的人他才会放。但要是有可能，哪怕是极小的可能，他也会竭力挽留。娜斯佳少校，像您上司这样的人真是少有，我很高兴您能理解这一点。到我们的专案组来工作吧，来不来？”

“那要看您让我干什么了？”

“您想干什么工作？”

“将军，您的善意让我感到害怕，”娜斯佳开玩笑道，“当一个大首长对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下属说，您究竟想干什么时，这是山雨欲来，严冬将至的前兆。”

“可别这样说，”将军皱着眉头说，“您可不是一个黄毛丫头，您早就威名远扬了。部里的所有人都知道您，我指的是——您的名字和那些成就。如果您没有听说过这些，你应该去打听打听。您早就该升到戈尔杰耶夫现在所坐的那个位置，虽然您喜欢在他手下工作，但这并不表明，别人应该把您当做一个普通人来对待。您的职务是您个人的事情，是您自己的选择，但您的名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要向我谦称自己是一个级别低下的下属，又说我是一个什么大首长。戈尔杰耶夫对我说，不能强迫您做您不想做的事情。命令是无济于事的。虽然这不符合一名警官的做法，但这只是一个纪律问题，就让戈尔杰耶夫去为这个问题伤脑筋吧。我可不想强迫您做什么，因此我才问您，您想干什么工作。”

娜斯佳静静地听着，竭力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但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她“扑哧”一声笑出声来，紧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您对我可真下了一番苦功夫。先是给我端出一盘甜点心，让我对系列凶杀案作一番分析，然后又对我说一堆恭维话，还顺便提及不想逼我，让我自己做主。我怎么也跑不出您的手心呀！”

“也就是说，您同意了？”

“我能跑到哪里去呢？只能同意了。把发生凶案的州的内务机关工作人员的名单给我，我就从这项工作开始干起。”

“老天爷，娜斯佳，您怎么就干这种简单的工作。这样吧，您列一个清单给我，我派别人去研究这个名单就行了，您还是做一些更有创造性的工作吧！”

“您不明白，科诺瓦洛夫将军，”娜斯佳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您根本就不明白，其他人是不会从这些材料中发掘出有用的东西的。”

“您怎么知道他们会不仔细？”科诺瓦洛夫皱了皱眉头。

“就是让他们比我仔细一千倍，他们也不会从中发现蛛丝马迹的。倘若有一个思路是你提出来的，你现在正在检验这个思想是否对头，那么，最枯燥无味的工作也会变成一种节日般的享受。在干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你还会提出一些新的思路，这就是侦查工作中创造力的源泉。要是让别人去研究这些名单，面对一大堆枯燥乏味的姓名、职务、编号，他什么思路也不会产生。因为这项工作中没有他自己的想象力，这是他那愚蠢的上司应一个名叫娜斯佳的蠢货的请求所下达的一个愚蠢之极的命令。”

“好吧，早就有人提醒过我，说娜斯佳常常会很粗鲁、很愚蠢，但至少您还是说服了我。您需要什么材料？”

娜斯佳很快列出了清单。

“最好再给我一份每个地区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的材料，这样我就可以随时给他们打电话，向他们了解情况了。”

“您很快就会拿到这些材料，”在同娜斯佳道别时，科诺瓦洛夫保证道，“代我向戈尔杰耶夫问好。”

尽管天色已经很晚，但娜斯佳还是想去一趟单位。戈尔杰耶夫办公室里的灯还亮着，里面传出他气愤的责问声，不知他在电话里同谁吼叫着。她轻轻地推开办公室门，朝里望去。令她惊奇的是，办公室里除了她的上司，科罗特科夫也在。

“进来吧，”科罗特科夫小声说道，“我们又有新情况了。你呢？”

“也有，但不是我们的案子。戈尔杰耶夫把我卖去当奴隶了。”

“卖给谁了？”

“科诺瓦洛夫。”

“时间长吗？”

“那要看事情的进展是否顺利了。但是，我并不是就不在这儿工作了。你也知道我们头儿的德行：要求您在工作时间做最主要的事情。至于次要的事情，虽说也很重要，应该在业余时间做，而其他的事情则要等有空再做了，只要做完就行了。我们的工作怎么样了？”

“今天有人认出了。”

“你说什么，真的吗？”

“像是真的。你听，戈尔杰耶夫正向他们发火呢！我们在这里苦苦地等了这么长时间，他们倒好，将尸体往太平间一送就没事了。你想，戈尔杰耶夫能不生气吗？”

“那到底是谁认出了我们的白头发老头？他的亲戚？”

“是邻居。老头儿养了两条狗，两条塞特种猎狗，它们想喝水、撒尿、吃东西，但没有人伺候它们，也没有人领它们出来。它们开始嗥叫，然后开始哀嚎。邻居们开始不安了，毕竟是孤老头一个，狗叫得这样惨，肯定是出事了。事情就是这样的。”

这时，戈尔杰耶夫已经打完了电话，正在用手帕擦着他的秃脑门呢。

“回来啦，”他嘟哝道，但一点儿也不生气，“我还以为你就留在那里了。怎么样，科诺瓦洛夫诱惑你了吧？”

“他倒是想这么做，但我的立场很坚定，他没有成功。”

“专案组呢？你难道也拒绝了？”

“我同意了，挺有意思的，难道不需要吗？”

“需要，需要。”戈尔杰耶夫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好像娜斯佳到部里去工作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他最不感兴趣的问题。

根据初步资料，在卡雷拉茨基被杀的男人名叫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列文科，无业，独生。据邻居们反映，列文科是个不好动的人，从没有听到他屋里有什么剧烈的动静。从屋里的摆设来看，他是一个富足的人，但他并不讲排场，是个“暴发户”。猎枪价格不菲，保养得很好，这表明他喜爱狩猎，两条猎狗也能说明这一点。屋内没有发现女人的物品。列文科死前不久曾去过莫斯科三天，他把钥匙留给了一个邻居，请他照看自己的狗。

“我真是不明白，”娜斯佳纳闷地说道，“这个列文科同机灵的阿萨图良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吗？他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

“你尽情去想象吧，”科罗特科夫摊开了双手，戏谑地答道，“这就谢天谢地了，总算还有名字和地址。其他的情况大概要等两天后才能知道。知道吗，去检查他屋子的孩子们收获甚微。除了一本记录房租、水电费的收据本、一张卢布存折和一张外币存折外别无所获。身份证他有可能随身带着，被罪犯拿走了。可其他的证件呢？没有毕业证书，没有劳动技能证书，甚至连出生证明也没有。或许他把这些证件藏到了什么地方，或许都被人偷走了。”

“或许他根本就没有。”

“这怎么可能呢？”

“就是这样，根本就没有。应该尽快搞到列文科的履历，我们在这具尸体上浪费的时间太多了。”

临走前，娜斯佳到值班室取走了情况通报。从今天一早她就没有来得及看通报，她准备拿回家研读。科罗特科夫要去他父母家，老人家准备装修房子，需要他帮忙把家具从一个房间挪到另一个房间，好给工人们腾出地方。坐在地铁车厢内，娜斯佳愉快地享受着这静静的、一个人的夜晚。她想象着，回家后先喝上一杯咖啡，吃几片面包，然后坐到计算机旁研究通报。车厢内人不多，她旁边的坐位是空的，娜斯佳忍不住了，她想现在就看通报。对与工作有关的所有事情，她有着孩子般的迷恋和执著。娜斯佳偷偷地向四周张望了一番，好像准备做一件不体面的事情似的。然后，她从包里取出通报。偷盗、抢劫、斗殴、尸体、儿童失踪……她一行行地浏览下去，只在一些关键词上停留几眼。虽然只是浏览，但看过的内容会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在需要的时候就会拿出来使用。

回到家后，她连忙在炉子上烧了一壶水，然后就坐在厨房里，将脚放在凳子上，一手拿着沾了乳酪的面包，一手拿着通报。这些用标准格式和惯用词句拟就的枯燥的文字，她可以几个小时不歇地读下去，就像在读一本最引人入胜的小说。但电话铃声打断了她的阅读。

“是阿娜斯塔霞·帕夫洛夫娜吗？”她听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对，是我。”

“我是绍利亚克。”

“帕维尔？”她惊讶道，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他会来电话，“过得怎么样？”

“您的电话号码是米纳耶夫给我的，希望您不要介意。”

“我还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呢。”她干巴巴地答道。

“我有一个请求……准确地说，不是请求，而是一个建议。要是可能的话，我想雇用您。”

“这确实有点问题，”娜斯佳小心翼翼地说道，“您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暂时还不知道，有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是关于我的女朋友……一句话，我找不着她了。”

“请原谅，帕维尔，这不是我的职业。尽管我要感谢您对我的信任，但追查一个不忠实的女人的下落，您最好还是去私人侦探机构寻求帮助吧。”

“您不明白，”他的声音里有一点儿不耐烦，“我非常相信她。我只是担心，她有可能遭遇不测了。”

“您有什么根据吗？”

“她不接电话。即使是在夜里也不接。您听着，娜斯佳，请不要对我说，她有可能到别的男人身边过夜了。我非常清楚，她不会这样做。”

“也有可能电话坏了，您去敲过她的门吗？”

“我……您瞧，我不在莫斯科。我外出办事了。”

“您是想让我跑一趟，敲敲她的门？”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您能做这件事吗？我可以付钱，多少都行。”

“简直是胡说八道！她有工作吗？”

“有，但我没有她单位的电话号码。请您理解，她等了我两年，从萨马拉回来后我一直和她在一起。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问她单位的电话号码。”

“那好吧。我跑一趟，敲敲她的门，门开了，接着我该怎么做？我该对她说些什么？”

“若她在家，那就问问她，一切是否正常，她为什么不接电话。娜斯佳……”

电话中的声音停顿了一下。娜斯佳耐心地等待着，看帕维尔还要说些什么。

“帮帮忙吧，我会付钱。”他最终说道。

“好吧，”她叹了一口气说道，“您把地址、电话号码和姓名给我。”

“杜格涅茨·玛加丽塔·谢尔盖耶夫娜，塞瓦斯托波尔大街，44号楼……”

“您说什么？”娜斯佳打断了他的话，“杜格涅茨·玛加丽塔·谢尔盖耶夫娜？”

她在通报中看到过这个名字，大约在十分钟前刚刚看过。她迅速翻到那页纸。对，就是她，杜格涅茨·玛加丽塔·谢尔盖耶夫娜，塞瓦斯托波尔大街，44号。

“帕维尔，”她急忙说道，“您最好还是回莫斯科。”

“为什么？”

“请相信我，这样做要好一些。反正警察从昨天起就开始找你了。”

“为什么要找我？”

“您的姑娘的确已遭不幸。她死了，帕维尔，您听我说……”

但电话里既没有传来呜咽的低位声，也没有嚎啕的哀嚎声，只有忙音，他把电话给挂断了。

干得漂亮！娜斯佳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帕维尔就是杀害玛加丽塔·杜格涅茨的凶手，她现在只是想弄清楚，警察是否发现了尸体。这种情况经常遇到。但……难道帕维尔·绍利亚克会这么蠢吗？她不太相信。

电话又一次响了。

“请原谅，”电话里传来帕维尔的声音，“我……有点儿控制不住自己。这事是怎样发生的？”

“您难道不感到惊讶，不问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对……我表达得不清楚。丽塔……您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您的朋友米纳耶夫没有告诉您，我是一个警察？”

“没有，他只是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了。丽塔发生什么事了？”

“她被人勒死了。帕维尔，请相信我，您应该回来。您是第一个被怀疑对象。您刚被释放两周，您的姑娘就遇害了。所有的警察都会追查您的下落，他们肯定会找到您，然后把您押回莫斯科。您希望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吗？尽快回来，自己到警察局去，这样做至少不会节外生枝。”

“对，您说得对，”他的声音平静了许多，显然，听到噩耗后的第一反应已经结束了，“我会回去的，明天就回去。这样做要好些。娜斯佳……”

“还有什么事吗？”

“您在警察局工作？”

“确实是在那儿工作。”

“我回莫斯科时可以和您见次面吗？”

“当然。您有电话号码，给我打电话。”

“我指的是，在我去警察局前可以和您见次面吗？”

“可以，您什么时候到莫斯科？”

“明天，上午11点。”

“那就往我单位打电话吧。记下电话号码。我可以向您保证，在明天中午之前，我不会向任何人提起您。但要是您不来，我就只能按规矩办了。我希望您能明白这一点。”

“明白，我肯定去，请不要怀疑。明天见！”

她放下了电话。原来是这样。娜斯佳，你的麻烦还真不少，总是遇到烦心事。要是他不来怎么办？要是他利用她给他的这段时间，躲藏起来，或者干脆逃之夭夭该怎么办？她是不是看错人了，他只不过是一个刚刑满释放的、有着愚蠢念头的人？不，不可能。帕维尔有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但他绝不是个傻瓜。他不会那么蠢的。娜斯佳想起了帕维尔曾经说过的话：

“要是我什么时候欺骗了你，就让我挨雷劈。”

“要记住我对你说过的话。”

迷人的静夜消失了。娜斯佳开始变得急躁起来，她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同帕维尔的谈话。她想弄清楚，一切做得是否妥当，该不会出什么错吧。她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她想回忆起绍利亚克的音容笑貌，但浮现在眼前的总是一些孤零零的碎片——小眼睛、宽脑门、凸陷的脸颊、细长的鼻子，怎么也不能将它们拼凑成一张完整的面孔。

早晨起床的时候，她显得闷闷不乐、疲惫不堪，热腾腾的咖啡和冰凉的果汁都没有能使她兴奋起来。上班后，她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但心总也平静不下来，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快到中午了，”她默默地对自己说，“帕维尔肯定不会回来了。我白信任他了。他欺骗了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许诺过，必须遵守诺言。中午快点儿来吧，到那时，我就赶紧给负责玛加丽塔·杜格涅茨案子的人打电话，让他赶紧去抓帕维尔，也许还不晚，他还没有跑太远。”

但是，娜斯佳错了，在中午12点差一刻的时候，帕维尔打来了电话。

“我在机场。”他说，“我现在去哪里？”

“问题在于，我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帕维尔说。

他们坐在机场候机厅二楼的咖啡馆里。娜斯佳看到帕维尔比从监狱里刚出来时显得还要疲惫，一副病态的样子。

“为什么没有？您已经说了，您是一周前离开莫斯科的。玛加丽塔那时还活着，很健康。根据专家鉴定，她是三天前遇害的。这一周您都在什么地方？”

“我可以提供证据，但我用的是假证件。我去了一些城市，有机票，也在旅馆登记过，但用的都不是真名。”

“那当然了，”娜斯佳笑道，“出狱时就费了那么大劲，您当然不会用真名生活下去。是米纳耶夫帮的忙？”

帕维尔点了点头。

“您应该理解，我不能提到米纳耶夫。说实话，我离开莫斯科的原因就是躲避那些找我的人。我在莫斯科呆了两周，在丽塔那里，但后来发觉再呆下去会有危险，于是，我就走了，我很难过……”

娜斯佳狐疑地看着他，但什么也没说。在她的印象中，帕维尔·绍利亚克不是那种会为一个女人伤心，伤心到忘掉自身安危的男人。但是，这又怎么能肯定呢……她还不是十分了解他。有时，外表冷漠的男人，其内心没准儿却充满着忘我的痴情。

“我们如何来证明你不在现场呢？”她问道，“若您不想提及米纳耶夫，那么，您只有一个办法：说证件是偷来的，照片是您自己贴上去的。或者说是从市场上买来的。昧着良心承认做过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您是从演员的角度，还是从警察的角度给我提这个建议？”

“我是从一个傻瓜的角度向您提这个建议，”娜斯佳一气之下，脱口而出，“我是一个大傻瓜，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要帮您摆脱这个困境。若这个姑娘是您杀的呢？而我现在却和您坐在这里喝着咖啡，谈天说地。”

“不要这样，”绍利亚克平静地说道，“您清楚得很，我没有杀她。”

“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要相信您？”

“您是知道的，您也信任我。”

“不要用您的这些祈求来迷惑我，”娜斯佳生气地嚷道，“也不要劝说我。我有我的职业道德。要不是因为我费那么大劲把您从萨马拉救出来，不想让您一个月后就又重新回到牢里，我才不会帮您呢。还是让我们来谈谈您离开莫斯科后的情况吧，最好是按每个小时来谈。您什么时候离开莫斯科的？需要精确。小时、分钟、航班……一切都要准确。”

帕维尔微闭着眼睛坐着，他竭力列举着一周来他的一举一动，而娜斯佳则把咖啡杯和面包片往旁边挪了挪，在记事本上记了起来。

“我住在别尔戈甸德市的‘青春’旅馆，头两天都是去郊外散步。星期一晚上生了场小病，所以，整个星期二我都躺在房间里。到了星期三，我感觉好些了，又去了郊外……”

“有人能证明您整个星期二都呆在了旅馆吗？”娜斯佳打断了他的话。

这很重要。玛加丽塔·杜格涅茨就是在星期二被杀的。

“楼层值班员和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都可以证明。女服务员第一次进房间打扫卫生是在上午11点，看到我躺在床上，她道了一声歉，为了不打扰我，她说迟些时间再来打扫。约两小时后，她又来了。见我还躺在床上，她关心地问我需不需要医生。我说不用。她打开了吸尘器，我的头很疼，于是我就走到了走廊里，那里坐着值班员，她是一个迷人的女人。值班员给我倒了一杯茶水……”

“您认为他们会记住您吗？”

“我想会的。女服务员肯定会记住我的。晚上，我在走廊里又碰到了值班员，她还问我感觉好点了没有。”

“他们能从照片上认出您吗？”

“但愿能吧。”

“那好，”娜斯佳坚定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您坐在这儿，哪里也别去。我去打个电话。我要警告您，帕维尔，我的信任不是没有限度的。要是您欺骗了我的话……”

她止住了话头。娜斯佳非常想说诸如“我要把您抓进牢去”或者“我永远也不会宽恕您”之类的话，但又觉得不是很合适。

“会怎样？”帕维尔郑重其事地问道。

“没什么”，她严厉地答道，“但最好您没有骗我。”

“您全忘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忘记什么了？”

“记住我对您说过的话，我永远也不会欺骗您。”

他重新闭上了眼睛，用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倚到了椅子上。一时间，娜斯佳觉得他们还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一切还是原样：他的做作，他的难以捉摸的带着面具的面孔，闭合的双眼，横亘在他们中间的不信任和疏远的高墙。

她振作了一下自己，走出咖啡馆去打电话。二十分钟后回来时，帕维尔仍是那个样子。

“您在莫斯科有地方住吗？”她一边坐下一边问道。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眼睛还是没有睁开。

“您要呆在自己的屋里，哪儿也别去。我谈妥了，没人会去追查您那些伪造的证件。现在您跟我去一个地方，照张像，然后您就可以回家了。我们今天就派人飞到别尔戈罗德去，把照片给服务员认一认。若他们认出了您，并且证明您对我讲的并无虚言，那算您走运。到那时，他们只会例行公事地向您提一些问题，您只要如实他说出那个姑娘的情况就行了，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人打扰您了。”

“在这之后，我可以离开莫斯科吗？”

“难道真这么需要吗？”

“我暂时还不能留在莫斯科。”

“您怕什么？”娜斯佳挪揄道。

“我要珍惜您的劳动成果呀，”帕维尔用同样嘲弄的口吻反驳道，“您费了那么大的劲，穿越半个俄罗斯，倒了四次车，才把我带回来，该不是想让我在第一个月就被人干掉吧。”

他们走出机场候机厅，来到了纳希莫夫大街，负责玛加丽塔·杜格涅茨谋杀案的警察们正在那里等着呢。

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此刻正感到痛心疾首，因为他失业了。他为马利科夫集团鞍前马后地跑，费了那么大的劲，可现在集团垮台了。但是，好猎人总是能找到美味的猎物的。话虽这么说，但新主子会像马利科夫那么有钱吗？前两天，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大人物，那个大人物也在觊觎总统宝座。钦措夫现在就是去晋见这个大人物的。

坐在汽车里，钦措夫浮想联翩。他现在有什么能力，拿些什么东西到新主子那里去邀赏呢？可惜的是，找不到绍利亚克。他虽然答应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但究竟是什么时候呢？他真的还会回来吗？马利科夫当时没有挽留他，允许帕维尔去休息。此刻，钦措夫非常痛惜这个匆忙的决定。当时该给帕维尔再下达一个任务，用钱诱惑他，他就会留在莫斯科，哪儿也不去了。只要用约定的方法一联络，他就会立刻出现。但是，现在到哪里去找他呢？真是一群傻瓜，钦措夫懊丧地想着。

谢廖扎坐在银白色轿车的驾驶座上，他就是在萨马拉跟踪帕维尔的两个人之一。钦措夫不喜欢自己驾车，他喜欢在车开时坐在后座上打盹。这时，车子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不禁皱了皱眉头。

“发生什么事了？”他怒气冲冲地问道。

“就是她。”谢廖扎一边用手指着右边，一边嚷道。

“谁呀，你说的她是谁呀？”

“接绍利亚克的那个女人。”

“在哪儿？”钦措夫顿时精神起来。

“喏，就在那儿，穿无帽黑上衣的那个，现在进商店了。”

“把车往那里靠。”钦措夫命令道。

车子朝商店开了过去，在离商店不远处停了下来。车窗玻璃是上了色的，钦措夫可以肆无忌惮地张望着外面，而不必担心外面的人会看到他。他半转过身，这样能更清楚地监视商店的入口。帕维尔的亲戚！好极了。这样就可以顺藤摸瓜地找到帕维尔。

那个穿黑上衣的女人走出了商店，钦措夫打量了她一番。她不大像尼古拉和谢廖扎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婆。她没有坐车，也许车在修理，也许她住得不远，钦措夫拍了拍司机的肩膀。

“我去坐出租车，有一个重要约会，我不能误了，你盯着她。晚上回来向我报告。”

钦措夫下了车，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走在他前面的女人。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好像是叫阿娜斯塔霞·帕夫洛芙娜·绍利亚克。一个非常奇怪的女人。

14

工作的压力太大了，娜斯佳不由地想道：“再过五分钟，我可能就要垮了。”每过半小时就有一件事需要处理。一会儿，戈尔杰耶夫把她叫去，向她交待新的任务；一会儿，同事们来找她交流最新案情。况且，不知为什么，这些天来，电话铃声总是不断，娜斯佳被搞得晕头转向，以至于回忆不起来上一顿饭吃的是什么。临近深夜12点，部里的信使又来了，送来了她向科诺瓦洛夫将军要的几大包材料。忙乱之中，她竟把神秘的刽子手搁在了脑后。

有关毒死尤尔采夫的毒药的来路，至今仍没有查明。因此，对在克雷拉茨基被杀害的白发男人——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列文科生活经历的调查也就陷入了非常奇怪的境地，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出现了人们所预料的结果。大约在十年前，列文科就在莫斯科登记了户口。而据现有的资料判断，此前他住在爱沙尼亚。想查明他在来莫斯科之前曾从事何种职业、他在爱沙尼亚还有没有亲人，都无从着手。由于爱沙尼业已是一个独立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它不愿履行莫斯科的请求，而且在电话中不愿意听到对方讲俄语。警察们曾对列文科的住宅进行过详细搜查，然而，除了一个装有药片的小包之外，其他一无所获。但是，不管怎么说，小包里的药片还是帮了大忙。专家们起码弄清了，导致尤尔采夫和列文科中毒致死的毒药的制剂完全相同。毫无疑问，是在同一种技术条件下同时生产的。“行啦，”娜斯佳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总算有了眉目，现在可以说，尤尔采夫和姆希塔罗夫的自杀属于同一类型，再加上列文科和阿萨图良的尸体。这帮魔鬼！”

刑侦处的一名工作人员从别尔戈罗德回来了，他沮丧地汇报说，“青春”旅馆的工作人员一下子就认出了照片上的这个人，并且证实，星期二，也就是丽塔被害的那一天，这个人一整天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

侦查员愁眉苦脸地嘟哝着：“这倒是一个好消息。那个曾经受到审判的人已从监狱回来，要与那个不那么忠贞的女友算账，而现在人都已经被害死了。”

“行了吧，”娜斯佳赞许地说，“你还有没有听到别的说法？”

“有啊，多得很，我都被弄得头晕脑胀的，譬如说抢劫。除了受害人自己，还有谁能知道，住宅里到底丢失了什么东西呢？单身一人，不愿意请别人到家里做客，却喜欢到别人家做客，对那个绍利亚克也不抱多大希望。再说他有两年时间不在莫斯科，他怎会确切知道丽塔在这两年中都添置了哪些贵重物品？还有一种说法，不过，那是根据表面现象猜测罢了。说丽塔在银行工作，担任检验员，主管存款业务，因而她完全可以靠泄露别人的存款秘密赚钱，于是有人就把她干掉了。杀害她的人要么是那些她曾经拒绝为其效劳的人，要么是那些被她出卖过秘密的人。但是，从住宅的情况和物品可以判断，她没有大多的额外收入。咳，真见鬼，难道真是绍利亚克干的？”

娜斯佳明白他的意思，同时她又竭力掩饰兴奋的心情。她非常不愿意被帕维尔欺骗，倒不是因为她对他有好感，或者是她想使他免受侦查和审讯，完全不是。恰恰相反，她对他没有好感，她时常感到存在着一种来自他的威胁，她觉得他很陌生，有时甚至觉得他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然而，她确实不想成为一个被欺骗的人，一个被他欺骗的人。她不想信任他，可她自己又不明白，为什么要信任他。

“让你在莫斯科再呆两三天，可能有什么事需要找您调查一下。”她对帕维尔说。

“三天后我可以离开莫斯科吗？”

“当然可以，如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话。”

他们是在列宁大街会面的。娜斯佳需要去部里一趟，因为部里曾打电话给她，要她到科诺瓦洛夫的接待室去取一封公文。她取到公文后没有撕开信封，就急忙去与绍利亚克会面。

“送您去哪儿？”绍利亚克朝自己闪闪发光的“奔驰”点了点头，问道。

“不必啦，我乘地铁。”她摇了摇头。一想到单独同他呆在不大的轿车里，她就有一种恐惧感。她不由地想道：“天啊！难道我就这么怕他？真是岂有此理！”

突然，帕维尔紧紧抓住她的手。

“赶快上车。”他低声说。

娜斯佳本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从他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情况非常紧迫。她迅速钻进帕维尔那辆既暖和又舒适、且散发着新车气味的“奔驰”轿车。帕维尔目光警惕地坐在方向盘后面，猛地一打方向盘，车轮尖叫一声，车子飞也似的向前开去。正值交通运输高峰时期，娜斯佳一点也不知道他是如何从被堵塞的车流中迅速跑掉的。绍利亚克似乎对莫斯科非常熟悉，他驾车驶入一条胡同，在小胡同里七拐八拐。娜斯佳可受不了这么快的车速，她最怕出车祸。所以，只好蟋曲成一团，躺在座位上，缩着脖子，眯缝着眼睛。汽车终于开始平稳地行进了，帕维尔减慢了车速，娜斯佳终于明白，可以睁开眼睛，一切如常了。

“这是什么地方？”她问道，并且环顾四周，想弄清他将她带到了何处。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烟囱林立，由此可以判断，这里是郊区的某个工业区，离科利采夫公路不远。

“难道您没有发现我们在萨马拉的那两个朋友？您好像说过，他们叫尼古拉和谢尔盖。我和您不一样，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也没有打算与他们见面，不过，”帕维尔不怀好意地笑了一下，“也不排除，是您把他们引到我这儿来的。”

“您说什么？”娜斯佳冷漠地耸了耸肩，刚刚经历了一场令人头晕的汽车赛跑，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她甚至没有想到去生帕维尔的气，“我知道您的住址，干吗要耍这些花招？”

“倒也是。不过，我倒想听听，您的那个独特的逻辑。可能，直到现在，您还对他们隐瞒着您的身份，并且将继续充当骗子吧。您不可能知道我的住处，因为我会非常顺利地瞒过所有的人。”

“您可别忘了，这个骗子用的是您的姓，您瞒得了其他人，未必能瞒得住她，你就没有想过吗，帕维尔？”

“他们不会跟踪我。”他固执地说。

“那跟踪谁？”

“他们已经跟踪您了，我曾经说过，用我的姓是危险的。你的胆量够大的，难道您什么都不怕？”

娜斯佳诧异地看着帕维尔，继而哈哈大笑起来。

“您高兴什么？”帕维尔不满地问道，“我不认为有什么可笑之处。”

“这是因为，您还没有真正……”

“这是因为，您还没有真正尝试过害怕的滋味。”娜斯佳回答说。

绍利亚克大吃一惊，她已经是第二次说出这种叫人捉摸不透的话了。第一次说这话时是在乌拉尔斯克，他们在商店里买食品时。当时帕维尔就想问问她说这话的意思。恰巧轮到她付款，他也就没有再追问。然而现在她又说……要知道，他最近总会想起她的这句话，而且总觉得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机会问她，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您想用这句话来说明什么问题？”

“一个人在一生中只有经历过真正的恐惧，他才能够时刻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高兴。而我们能够从这次的追捕中死里逃生，我能不高兴吗！”

“您说什么，你经历过非常恐惧的时刻？”

“当然。”阿娜斯塔霞坦白地说。

娜斯佳拿出烟抽了起来，帕维尔站在她面前，默默地注视着黑暗的天空。莫非她说得对？难道他这一生中一次也未经历过真正的、令人震惊和被吓呆的恐惧？

也可能就是这样。长时间以来，他就一直这样生活着，从未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还是在他孩提时，经常发生的小伙伴们跌倒、摔坏，甚至断胳膊断腿之类的现象，但他从未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妈妈曾说过，是安琪儿在保护着他。当然，第一个说这话的人并不是他的妈妈，而是他的一个同学的母亲。这位同学的母亲是个热心的天主教徒，妈妈只不过是引用了她的话而已。甚至于他住院时，保护神——安琪儿也没有让他失去知觉或死去，并且把布拉特尼科夫赐给了他，救了他的命。可现在，这个刚刚和他一起坐在汽车里的女人，似乎完全不是那样的人，她一言不发地吸着烟。他似乎感到她的手指都在哆嗦。

难道说，这帮恶魔正在猎捕她？帕维尔竭力劝说自己，使自己相信，是她自己的过错，是她自己犯的错误，在自己的假身份证上用了他的姓。但是，实际上这又不是她的过错，她也不知道……米纳耶夫应该提醒她，可不知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是忘了？还是没有考虑到？但不管怎么说，归根到底，还是他——帕维尔·绍利亚克的过错。倘若他这些年来不做那些事，也就不会有人想起去猎捕一个用他的姓的女人。现在，他应该为她做点什么。她已经救过一次他的命，现在该轮到他救她了。然而，他连丽塔也未保护好……难道说丽塔的死也是他的过错？不是。帕维尔不想让自己再这样想下去，可又无法做到。真见鬼！丽塔之死可能与企图敲诈或强奸有关。不，不仅仅是因为与他的关系。那么，既然他们没有跟踪他，也就不可能跟踪丽塔，那么谁会由于她与他的关系而杀害她呢？谁也不会的，因为丽塔在执行帕维尔交给的任务时，一向比较注意用她的特异功能使同她接触的那些人永远记不住她的外表。况且每一次都有帕维尔与她一同前往。丽塔在同他人接触时，帕维尔躲在一旁监视。

“您想干什么？”他问娜斯佳。

“回家。”

她的声音平静，不过，帕维尔却感到她的声音有些紧张。

“不害怕吗？”

“害怕，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总不能永远呆在这儿。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应该回家，明大还要上班呢。”

“那我送送你。”

“好吧，劳驾您了。”

“你一个人生活？”

“现在是一个人。”

“这就是说，现在你家里没有人？”

“没有。再过几天丈夫就要回来了，他到他父母亲家去了。”

“那我送您去其他地方，譬如，去你的朋友家。”

“我没有可以在那儿过夜的朋友。”

“要么去您父母那儿，您有父母吗？”

“有，但我不想惊动他们，那样他们会以为我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您愿意，去我那儿？那可是一处无人知晓的住所。”

“明天早上您送我上班？帕维尔，您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十分无能的人？”

“怎么会是无能的人呢？”

“因为，我喜欢睡在自己的床铺上，打打电话，同时也不会由于在陌生男人家过夜而要向丈夫解释什么。”

“怎么，您丈夫还吃醋？”

“我丈夫很正常，但再正常的人也有自己的限度，我不想破坏这种限度。假如我向他说出真相并解释，为什么夜不归宿，那么他会为此而发疯的。”

“那您只有一个办法，”帕维尔说，“我把您送回您的家，我在您那里过夜。我想，这总不至于使您难为情吧，毕竟我们已经在一起过过夜了。”

阿娜斯塔霞转过身来，仔细地看着帕维尔。

“您认真想过吗？”

“当然，您是一个明智的人，您应该明白，这是唯一的办法，您不能一个人呆在家里。”

娜斯佳又默不作声地点上第二支烟抽了起来。

“您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娜斯佳突然问道，“当然，除了您是男人我是女人这一点之外。”

“那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您是一个有着战术思维的实践家，而我是一个战略家和分析家。你为什么要逃离列宁大街呢？要知道，这是一种愚蠢冒失的行为。现在我们坐在这儿，想办法脱身，你的任务是甩掉跟踪者，现在您已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可我还有其他任务。”

“什么任务？”

“我本不想逃跑的，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跑掉会惹出更多的麻烦，可我还是跑了，跑了又怎样？以后怎么办？您这样做害得我常常要东躲西藏，担惊受怕，甚至逃跑。您缺乏积极的思维，也不能提出战略性的任务。”

“那您就能提出战略性任务了？”帕维尔冷冷一笑。

“当然。倘若当时您告诉我，您看见了我们的熟人，那我就会考虑，如何使他们上当受骗。我会把自己的同事引到他们那儿，逮捕这两个人，先折磨他们，然后再送警察局。但是，我们要事先跟踪他们，弄清楚他们在为谁卖命。可是，现在呢？我们在这儿，而他们呢，却不知道在何处。我受尽了惊吓，我有许多疑惑不解的地方，可就是没有人能回答我。”

“请原谅！”他冷冷地说，“我过多地考虑了您的安全，而很少考虑您的战略任务。但是，我还是坚持一点，你不能一个人呆在家里，至少今天是这样。”

娜斯佳什么也没有说。帕维尔认为，沉默就意味着同意。

“你住在哪里？”

“在谢尔科夫公路。”

帕维尔将车子开得飞快，科利采大公路上畅行无阻，一路上他们俩一句话都没有说。

“请进，”娜斯佳走在前面，打开了自家的门，精疲力竭地说，“尽管我不相信，我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不过您来这儿也可能更好些。您把我送到家，对此，我很感谢你。现在我不会发生什么事了。”

帕维尔顾不上回答她的话，而只是警觉地环视着门口。

“门上没有插销，”帕维尔发现，“锁也坏了，您真是个冒失的女人。”

“我家里没有什么值得偷窃的东西。”

“怎么没有，您自己就是。您怎么就不为自己的安全担心？”

“当然担心，可把钱花在门上有些可惜，而且也没有意义。如果有人要抓我，他可以在外面将我活捉，何必要到家里来呢？好了，既然来了，那就把外衣脱掉吧！”

与绍利亚克一个人呆在一起，每一分钟都使她感到疲惫不堪。这会儿阿列克赛又不在莫斯科，在他父母那里，这多不好！不，他不在反而更好，要不然他一眼就会看透她的心思，马上就会看出她一定有什么心事，所以那么惊惶不安。

帕维尔脱去外衣，立即走进房间。娜斯佳在张罗晚饭，匆匆忙忙的，做什么呢？她从冰箱里取出鸡腿，放入微波炉加热，然后把土豆切成大块与鸡腿一起炖，再加入一包酸奶油，十五分钟后就可以做出一锅热气腾腾的菜来。再用两根黄瓜和三个西红柿做一个凉拌菜。可是，放面包的盘子早在三天前就空空如也，怎么办呢？算啦，娜斯佳决定，没有面包也行。

“喂，”娜斯佳大声喊道，“您是不是已经睡着了？”

“根本没有，”帕维尔回答说，“我在欣赏刚刚停在您房子下面的那辆‘奥迪’豪华轿车。”

“您喜欢外国品牌？”她挖苦地说。

“不，我喜欢那辆车里的乘客。”

娜斯佳停下切菜的刀，一下子跑到厨房的窗户前，她家在十二层楼上，况且是深夜，她什么也没有看见。

“您在那儿都看到了什么？外面这么黑。”

“那是他们太大意，他们一开始把车停在了路灯下，还下车转了一会儿，后来才突然醒悟过来，将车子换了个地方重新停下。祝贺您，他们已经知道了您的住处。”

“不可能的事，”她说，“他们可能在打您的车的主意。”

她仍然站在窗前，背向着大门。当帕维尔的声音传到她耳边时，她吓得哆嗦了一下，因为帕维尔走动时，一点声音都没有。

“您别异想天开，”他笑了笑说，“在偌大的一个莫斯科，假如没有警察的协助，想在两小时内搜查到一辆汽车是不可能的。再说，即便是警察提供了帮助，也不一定能找到。”

娜斯佳转过脸来，不再往窗外看，继续做凉拌菜。帕维尔背靠墙站着，看着娜斯佳切菜。

“您是不是有点心不在焉？”帕维尔终于察觉到了什么。

“不是，是技术不太熟练。”她随便说了一句，一边把切碎的香菜未和茴香倒入装有西红柿和黄瓜的盆子里。

“您是不是一直和您母亲生活在一起？”

“不是，我长期一个人生活，习惯了简简单革，有菜凑合着吃就行。”

“那您丈夫呢？您不给他做饭？”

“都是他给我做饭。听我说，如果他们知道我的住处，那么他们为什么偏偏今天才盯梢我？而且，即便是这样，他们可能在我上班的时候跟踪我，并且弄清了我既不是罪犯也不是冒险家。也就是说，他们对我没有任何兴趣。因此他们需要的不是我，而是您。他们跟踪我仅仅是因为等待我与您会面。您不认为是这样吗？”

“可能是这样。”

“那么您就没有必要保护我。”

“您想让我走，是吗？”

娜斯佳抬起头注视着帕维尔，而帕维尔又把目光移开了。

“是的，”娜斯佳镇静地说，“当然，这不是我要赶您走。我们先吃饭，吃完饭后您就回家。”

他向前迈了一步，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坐在凳子上。

“您是个出尔反尔的人，一会儿说舍不得自己的劳动成果，好不容易把我从萨马拉救出来；一会儿又要把我交给这两个人。只要我一出您的家门，我就会马上落入他们的手中。这样，您于心能忍吗？”

“您不是善于溜吗？那么您就大显一下身手。”

“那您就不害怕他们会出现失误吗？万一我得以逃脱，他们不还得继续留在您的楼下吗？您还记得在乌拉尔斯克发生的那件事吗？当时您曾威胁我说，你去散散步，而我一人呆在房间里，身上也没有武器，当时只因为您的存在才保护了我。而现在，我在这儿，他们就不敢来。但是，只要我一出去，他们就会来按您的门铃，你该怎么办？”

娜斯佳已做好了凉拌菜，在桌前坐下，面对帕维尔她思忖着：“他是对的，虽然我没有真正经历过将会发生的事，但我觉得他说得对。为什么他在这儿，他们就不敢来？对此我无法了解。不过，根据各种情况判断，帕维尔对此却深信不疑。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他们需要的是他，而不是我，那么我要是将他赶走，不等于将野兽直接往猎人那儿赶吗……他说得对，我是个出尔反尔的人。可是，天哪，我确实不想和他待在一起，他在这儿我就不得安宁，就像金属敲击玻璃的声音让人难受。可是，上一次，在我们到达莫斯科之前，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三昼夜，而当时竟没有感到如此的别扭。可能是因为，那是我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是不以自己的愿望、情绪和主观感觉为转移的。它需要你付出一切，不管你喜不喜欢。但是，现在没有任何人强迫我忍受他的存在，而是我自己听从了他，使自己相信，并且努力反思，我做错了没有。由此而产生了情绪。”

“好吧，”她冷冷地说，“可以留下，只是我没有折叠床，您只能睡在地板上。”

“您甭操心了，我在厨房里坐着就行了。”

“那么您不睡觉？”

“不睡也行，不过我坐在圈椅或椅子上也能睡着，您别担心。”

传来一阵悦耳的声音，微波炉已将食物热好。娜斯佳不太情愿地站起身，从碗柜里取出盘子和刀叉。被酸奶油焖过"奇"书"网-Q'i's'u'u'.'C'o'm"的黄瓜的气味令她厌恶，她已食欲全无。但是她明白，她必须吃，否则，她很快会虚弱得晕倒。她一边勉强地往嘴里塞着食物，一边想方设法转移注意力：考虑一下工作，想想丈夫。总之，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只是不去想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帕维尔在，她就觉得不舒服，也不方便，她不能随便随便，即使衣服太紧，也不能解开衣扣，不能松腰带，不能伸直腿懒洋洋地坐在圈椅里。

绍利亚克吃着饭，似乎也无多大的食欲。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盘子，不过他还是表示出了应有的礼貌。

“谢谢，饭菜做得很好吃。”

娜斯佳默默地收拾盘子，将盘子放到盆子里，接着忙着倒茶。帕维尔这时又走到窗前。

“他们还在那儿吗？”她毫无兴趣地问道。

“有一辆车。”

“有人吗？”

“没有看见，可能坐在车里，也可能在房子周围溜达或者在楼梯口等着，不过这倒是一个好现象。”

“为什么？”

“倘若他们还在楼下，说明他们没有偷偷地往我的‘奔驰’里放什么东西；倘若他们已离开这儿，那么可以断言，将有一颗可爱的炸弹在等着我。”

两个人继而又默不作声地喝着茶，气氛越来越紧张。娜斯佳不想和帕维尔说话，她在考虑，如何分开住。让他在房间里坐着，看看电视，她自己则在厨房里待着，找点事做做，比如干点工作或看看书什么的。

“我走啦，”绍利亚克突然起身说道，“你干吗总是闷闷不乐呢？您不必替我找住处了。”

娜斯佳大吃了一惊，抬起头说：“您要去哪儿？”

“哪儿都行，回家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你说得对，我是不应该留在你这儿。”

“您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了呢？”

“因为您不欢迎我在这儿。请原谅，让您如此为难，我真是出力不讨好。”

娜斯佳如释重负。然而就在最后的一刹那间，她突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惭愧。这是她——娜斯佳做得出来的事吗？在她的生活中，令她讨厌的人多得很。但是，她总是能够准确地把符合个人兴趣的东西与原则性的东西区分开，把情感与工作利益区别开。就在近一个月之前，她曾以其非凡的想象力和机智勇敢将帕维尔从那些人的眼皮底下救了出来。当时她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也是正确的。可是现在呢？他身处这种境地，而她却拒绝帮助他，这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没有人命令她，让她去帮助他吗？

“留下吧，”她尽量做出一副亲切温和的样子，“请你不要生我的气，我是一个不太善于言语的人。当然，我们初次见面时，我是硬充了一回多嘴的人，那是一个例外。因此，请您千万不要认为我的沉默寡言与您有关。坦白地告诉您，倘若您能够宽容我的所作所为，那么我会感到轻松许多。在萨马拉时，那些曾在我们附近转悠的人以及您今天看到的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我不相信您不认识他们，为什么他们总是跟踪我们？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我坚信，您能回答我的这些问题。可您总是沉默着，这不能不使我产生一种戒心。”

说到这儿，娜斯佳又陷入了沉思之中。帕维尔今天的举动，不像一个有着职业侦探素养的人所具备的。只要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他都会想方设法，使跟踪者暴露其身份，然而帕维尔却没有这样做。可见，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是为了避免与跟踪者接触，这是其一。第二，帕维尔肯定知道，这是些什么人，来自何处。帕维尔绝不是傻瓜，不是没有经验，也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不是一个在看到形迹可疑的人时就慌了手脚而急于溜之大吉的人。此外，在从萨马拉到莫斯科的途中，他与娜斯佳一起度过了整整三天的时间。丽塔神秘死亡之后，他与娜斯佳又一次见面，请求她予以帮助，换言之，他已经相当了解娜斯佳了。他知道，在情况不明时，娜斯佳绝不会盲目地溜之大吉，而要亲临非常危险的地方，仔细观察，使危险降至最低程度。要知道，在从萨马拉到莫斯科的三天中，她就是这么做的。往往是她去挑逗跟踪者，并兴致勃勃地观看他们的反应，然后作出推断。当帕维尔要去酒吧卫生间时，她没有考虑用什么巧妙的方法，而只是走到了两个跟踪者面前，放肆无礼地和他们攀谈起来。而帕维尔今天的举止——将娜斯佳塞进汽车里，使她远离尼古拉和谢尔盖，这一切不言而喻，非常有力地说明，他不仅知道这是些什么人，而且他还不想让娜斯佳知道这一切。他不愿意她采取一些行动，免得事后她以此为把柄而指责他没有远见，不给予她解决战略任务的机会。而娜斯佳是在汽车里恼火地训斥帕维尔的鲁莽轻率行事时才明白了这一切。她边说边仔细地观察了帕维尔的反应，帕维尔其实不是那种可以默默忍受女人责备的人，况且这不是由于碗碟未洗净而受到的责备，而是与他职业有关的责备。但是，他默默地听着她唠叨，未发表任何反对意见，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据理力争。不仅如此，还向娜斯佳道了歉。他只认定一点：他可以忍受一切，只要娜斯佳永远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他做出一副保护她的样子，免得与他们交锋。而实际上，娜斯佳已经绝对深信，他保护的是尼古拉和谢尔盖，使之不与她交锋。

现在，娜斯佳等待着绍利亚克对她的话作出反应。他不会对她说真话，对此她深信不疑。但是，她倒要看看他如何解脱。但不管怎样，她都要帮助他，让他在她家里待到天亮。而为了报答她，他也不会表现出无礼，不会说出诸如“不关你的事”之类的话。她明白，为了报答，她只会听到模棱两可的谎言。她曾经对帕维尔说过：不必刻意追求别人对你说的是不是真话。需要搞清楚的是，为什么这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你说这些话，并且他认为这些话是正确的，那时你就会知道真相了。

“您要知道，我不愿意详细叙述我在布拉特尼科夫领导下从事活动的细节，”帕维尔回答说，仍然不看娜斯佳，“您不会不明白，他是一位中将，一个重要部门的领导人，即便现在，也就是他死后两年多的今天，我仍然不认为我有权让别人了解我所知道的一切。这是别人的秘密，我认为，您一定会正确理解我的。”

“是这样的，”娜斯佳心想，“他已经开始支吾搪塞地回答问题了，下一步就等着谎言的出现。”

“毫无疑问，”她点了点头说，“我并不想染指您的职业秘密。我感兴趣的只是这两个人，这两个执著地寻找机会与您见面的人，您还知道，什么使我感兴趣吗？那就是我们的跟踪者只剩下一半，‘狼皮帽’与您失去了联系，我的爱慕者也与我失去了联系。他们再也不需要您了，而这两个人还在顽强地等待。我就不相信，您对此没有一个说法。如果您有想法，但不想告诉我，那我只能认为，您是在想方设法地欺骗我，您对我没有诚心。当您需要帮助时，当您要找您的姑娘时，而后来，当不知何故需要证明您当时不在现场时，同时又不想泄露令人感兴趣的您与米纳耶夫将军合作的细节时，您找到了我，您曾经需要我，现在您还需要我，其实您只是像使用物品一样使用我。对于一件物品来说，您无需作任何解释，因为物品就是物品，它应该正确地履行功能，而不会提出问题。”

“我认为，这纯属偶然，”帕维尔回答说，“在叶卡捷琳堡，四个人都被我们甩掉了，而在莫斯科，仅两个人就把我们找到了。依我之见，问题完全不在于这两个人已不需要我，而是尼古拉和谢尔盖对我的兴趣越来越大。当然，所有的人对我都感兴趣，只不过这两个人对我的兴趣更大些。我已经说过，我隐蔽得相当成功，正因为此我得以离开莫斯科。如果不是由于丽塔的事，我是不会回莫斯科的，他们也就找不到我。”

“您忘了，”娜斯佳亲切地提醒他，“他们找到的不是您，而是我。不过以后就该轮到您了。他们知道我的住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在我们今天见面以前，他们就开始盯梢我了。我非常想知道，假如您现在不在莫斯科，那么情况会怎样？”

帕维尔震颤了一下，娜斯佳明白，她已经触到了帕维尔的痛处。“点到为止，”娜斯佳决定，“稍微作些让步，让他喘口气。娜斯佳呀娜斯佳，真拿你没办法。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出尔反尔，你这样做对你没有好处。”

“不过，公正地说，历史不相信假定式。因此，推论那些诸如若是……、如果……之类的不切实际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还想喝茶吗？”

“不啦！谢谢。我想对您说……”

“想说什么？”

“我想说，您不必陪我了，去干您的事吧。”

“天啊，我们彼此都这么客气，”娜斯佳心想，“他好像不愿意和我说话，是害怕，还是怎么啦？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难道您不喜欢我们随便聊聊？那好，我们就都不做声。”

娜斯佳很快地就洗好了碗碟，随后进了房间，将帕维尔一人留在了厨房里。她终于可以一人独处了，而只有这时，她才有机会打开科诺瓦洛夫将军留给她的那封信。信封里有好几页纸，是文件的复印件，文件上写着：神秘的刽子手又杀死了一名罪犯，这名罪犯曾于1992年年底杀害了以民主化观点而闻名的议员及其全家。那次血案有五个受害者：议员本人，议员的妻子，议员的两个分别为3岁和8岁的女儿以及议员年迈的母亲，所有受害者都是被手枪打死的，而那把手枪则放在议员的胸前，枪口对着被打死的议员的下颏。刽子手在处理完又一个牺牲品后，将手枪也放在了死者的尸体上，这与三年多以前的情形完全相同。

这起案件完全不是发生在前两起案件发生的那两个州。因此，必须查询有关干部变动的文件。现在，娜斯佳认为她的一些说法不是那么很近乎情理，也可以找到那个在侦查血案期间曾在两个地区中工作过的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但是，还要不要找到曾在三个地区中工作过的人呢？这大可不必。最可能是刑侦情报是从三个地区的内务机关流失的，而这份情报则“流入”了一个人手中，这个人决定承担司法职能。或许，刽子手的一些朋友在这些地区的内务局工作。也可能是，刽子手买下了他所需要的情报。现在，收买民警的现象司空见惯。前不久，在莫斯科进行了一次检查，结果表明，在七个巡逻小组中，只有一个在履行值班职责，其余的六个巡逻小组都到私营商业地点收集贡品去了。

娜斯佳盘腿坐在长沙发上，周围摆放着文件，她已陷入了沉思。屋里一片寂静，似乎家里只有她一个人，什么也不会干扰她。当她忽然想起什么的时候，已是深夜1点忡了。她迅速把文件收起来，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走进厨房。帕维尔以其喜欢的姿势坐着——身子微微向后仰着，靠在墙上，两手抱胸，双眼紧闭。面部毫无表情，薄薄眼皮下的两只眼球一动不动，娜斯佳还以为他睡着了。于是她小声说：

“给您打地铺吧。”

绍利亚克立即睁开了眼睛。

“不必啦，我已经说过，我坐着也能睡着。”

“难道您愿意这样做出牺牲？”娜斯佳嘲笑地问道，“或者是您继续硬充能够不吃、不喝也不睡的超人？”

“您觉得怎样舒服，我就怎么做，”帕维尔平静地回答道，“如果您认为，我睡在您房间的地板上您会觉得更好、更舒服，那我就睡地板。如果您为我的存在而感到不安，那么我就坐在厨房里。请您明白，我非常珍惜您给我提供的帮助，所以我不想使您有不舒服的感觉。”

“瞧你说的，”娜斯佳暗自思忖着，“行，既然你说了这么一大堆的漂亮话，那你就继续待在厨房里吧！要知道，这样做会更加令我不安的。那么，就让你睡在沙发旁边的地板上，这样可能好些。不管怎样，我可以随时看到你，而无需留心厨房里的声音，不必胡思乱想，你在厨房里干什么，会不会在磨一把大刀，想刺入我的咽喉。”

娜斯佳拿出褥子，扔在房中间的地板上。又从立柜里拿出枕头、毛毯以及一套床上用品，然后就去洗澡间淋浴。当她从洗澡间回到房间时，帕维尔已经躺在地铺上。他身上盖着毛毯，枕头上套上了枕套。然而，床单和被套都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圈椅上。娜斯佳发现，圈椅上只有帕维尔的羊毛衫，却没有其他任何衣服。她顿时明白，他没有脱衣服，就像她与他一起在旅馆里过夜时，她也是这样钻进被窝的。

娜斯佳关了灯，钻进被窝，她想睡觉，但无法入睡。于是，她缩成一团地躺着，干脆继续考虑有关刽子手的一些事，想想如何制服他，并且也考虑帕维尔和两个跟踪者。绍利亚克非常安静地躺着，可她还是难以忘掉他的存在。有时她也能睡一会儿，但总也睡不踏实，心里忐忑不安，很快就又醒来，浑身打颤，感觉越来越糟糕。终于，她不得不放弃休息的念头，干脆就等着7点半时闹钟的铃声响起。

电子表刚响第一声，娜斯佳就按住了按钮。她立即起床，然后就进了洗澡间。十五分钟后，当她从洗澡间出来，发现帕维尔已经不在屋里。娜斯佳走到窗前往下一看，外面既没有绍利亚克的黑色“奔驰”，也没有看见那辆银白色的“奥迪”。她莫名其妙地耸耸肩，就开始煮咖啡。一夜没有睡着觉，她的脑子有点糊里糊涂，木得很，思维也变慢了。不愿意动脑子。

当娜斯佳喝完第二杯咖啡时，门铃响了。娜斯佳吓了一跳，去开门之前，她先走到窗前，看到了帕维尔的那辆“奔驰”轿车就停在她的窗户下面。

“请原谅，”帕维尔走进屋里，冷冷地说，“我想检查一下，看看他们是否把爆炸物之类的东西塞到了我的车里。顺便把他们送到远离您家的地方，这样您就可以安心去上班了。”

“那您干吗又回来呢？”娜斯佳吃惊地问。

“想与您道别。明天，也可能今天，我就要走了。短期内我们未必能够再见面，当然，假如再发生什么事，则另当别论了。您殷勤地接待了我，我总不能连一点礼貌都没有。此外，我曾允诺，早上我送您去上班。”

“瞧，这个滑头！原来天不亮你就起床，是有目的的，要把这两个人送到远离我的地方。为什么你就这么不情愿我与他们来往呢？为什么？为什么你如此害怕让我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娜斯佳暗忖道。

“这倒不必，”娜斯佳笑了笑说，“我可以乘地铁去上班。跟我一起用早餐吗？”

他摇了摇头。

“如果您不愿意我送您去上班，那我就走啦。”

“好吧。”她点了点头说，用浴衣把自己紧紧裹上，因为过道里比厨房冷。

“再见。”

“再见，帕维尔。”

“请多保重。”

“尽力而为，您也多保重。”

“请多加小心。”

“您也要小心。”娜斯佳微微一笑，暗自发现，帕维尔又没有称呼她的名字。这位帕维尔·绍利亚克先生的行为真古怪！叫人捉摸不透。

帕维尔走了。娜斯佳关上门，走到窗前，站在那里一直等着帕维尔坐进汽车，并远远地离去为止。只有在这时，她才感到得到了彻底放松。

15

娜斯佳专心致志于埋头研究这个神秘的刽子手，而且马上就有了一些小小的发现。第一，杜马议员被害一案，虽然处于内务部的监督之中，但没有被列入专案组要破获的那几起案件。因为，议员被害一案不属于系列犯罪的范畴。第二，在某些州，向内务机关工作人员发出指示的数量明显多于另一些也有系列犯罪的州。第三，刽子手的三个牺牲品正是在向内务机关干部频频发出指示的那三个地区丧命的。

工作非常繁重，它要求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认真细致的作风，惊人的记忆力。几乎天天晚上，娜斯佳都是在计算机旁度过的，就连休息日也是如此。她要列名单，制简图，画表格，拟定资料，整理计划。她终于觉得，她已经把俄罗斯十个州内务机关有关人员的名字全都记住了，她定期从科诺瓦洛夫将军那里取回最新资料，还从他那里领来了几本厚厚的公文夹以及几卷打印纸。将近两个星期过去了，她还没有得出第四点发现，而这第四点是最重要的。

娜斯佳去内务部找科诺瓦洛夫，随身携带的提包里装了一个软盘，她记得，将军的办公室里有台计算机。说实在的，她一次也未见到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使用过计算机。这一次，将军没有让她长时间地等待，而是立即就接待了她。

“您看看，”娜斯佳边说着，边打开计算机，将随身带的软盘插入计算机，“这是俄罗斯地图，蓝色的圆圈代表着还有一些系列犯罪案尚未查清的州，红色的圆圈表示在1993年中曾发生内务机关干部大变动的州。”

“那么，黑色的圆圈说明什么呢？”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颇感兴趣地问道。

“别着急，您听我往下说。在我从您这儿拿走的那个公文夹里，有十二起系列杀人案件，对不对？”

“对。”总局局长证实说。

“请看这十二个蓝色的圆圈，这其中五个蓝色的圆圈旁边有红色圆圈，您能想到这是什么意思吗？”

“暂时还没有想到，还是你说说吧。”

“这使人想起了世界历史，”娜斯佳开玩笑说，“譬如：国会大厦纵火案，或是一些反对基督教诞生的片断。”

“能不能简单些？”科诺瓦洛夫紧皱眉头。

“可以，”娜斯佳随和地说，“在这五个地区中，只要发生系列残酷杀人案件，内务机关系统中就会发生干部突击变动。但是，在另外七个地区中发生了同样的残酷杀人案件，却没有发生干部疾风暴雨式的变动。作为领导人，您对此能否作出解释？”

“无需作任何解释，”科诺瓦洛夫耸了耸肩，“这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

“什么，难道没有直接联系？您忘了，正是一年前，由于著名的莫斯科电视台记者被害一案，内务总局局长和检察长被无缘无故地撤换，而且，在议会中有人对我们的部长甚至也表示出不信任。您不记得了？”

“说得很好。如果说，这两件事有牵连，那么我倒想听听您的解释和建议。”

“行，只不过您要有耐心，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查明，在这五个地区中，由于发生了系列犯罪案件，内务局领导被撤换，紧接着，又有约百分之七十的人员被撤换。现在，请您注意红色圆圈，在十个发生干部频繁变动的地区中，有五个地区发生了系列杀人案件。而其余五个地区呢？那里发生了一些什么呢？民警干部由于什么原因而被撤换？最终查明，在其余的五个地区中，有两个地区也有一些未侦破的案件，这些犯罪行为虽不属于系列犯罪案件，但曾经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只有三个地区在发生干部变动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案件，这是用黑色圆圈表示的地区。请看，情况怎么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因素：民警干部的变动和有一些州众所周知的未侦破的重大案件。全国有七个地区同时存在着这两种因素：五个州中有系列杀人案，另外两个州的凶杀案虽不属于系列杀人案，但案情也很严重。在所有七个州中，在我们这个系统中，关键位置上的干部几乎被全部更换。我说得对不对？”

“完全对。”科诺瓦洛夫笑了笑说。

“我们继续说下去。在上述七个地区中，有三个地区已经把凶手登记在案，我们假定将其称之为‘刽子手’。问题在于，要弄清刽子手的活动与我前面所说的那两个因素是否有关。如果有关联，那么后续的受害者将会在其余的四个地区中产生。因而必须在这四个地区中寻找并逮捕刽子手，您懂吗？他的下一个目标绝不会选在有未侦破的严重案件的地区，而只能是在这四个地区中的一个地区中。”娜斯佳几次用铅笔尖指着计算机的显示屏，“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动用所有刑侦资料，对那些有犯罪嫌疑的人加以监督，我们就能够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找到刽子手。”

“有道理，”科诺瓦洛夫赞许地说，“你对人员方面有什么看法？是不是已经划定了一个我们同行中有人可能是这个刽子手的范围？”

“是做了些工作，”娜斯佳说着，按了一下计算机键盘上的键，“不过，只是大概地做了一些。这是一号名单，是从1992年到现在，在刽子手出现过的所有三个地区中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名单。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这份名单上总共只有三个人。四年中更换五至六个工作岗位，这是常有的事，但是从一个州调到另一个州，这是为什么呢？再看看二号名单，这些人是由于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主要是因为动手打骂被拘捕的人以及实施了明显不合法的逮捕行动等原因而被解职的工作人员。这是份很长的名单，但是您应该注意到，由于上述原因，这些工作人员经常被清洗，也就是说，干部队伍频繁发生变动。为此，我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又做了两份补充名单。三号名单上的这些人是在第一个系列犯罪案发生后和新的内务局长到任之前的这段时间内被解职的。四号名单上的这些人则是在新任内务局长上任之后，也就是在清洗期间被解职的工作人员。”

“哪份名单最重要？”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问道。

“如果按照我和您的逻辑，那么，我们应该对一号和三号名单予以特别注意。当然，我不敢担保，这对不对。但是，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我推测，刽子手就是我们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这个人在内务部工作过，或者现在还在内务部工作，他掌握有这些犯罪的刑侦情报。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当他几乎要逮住凶手时，有人警告了他。但是，当他感到官方的护法体制的无济于事时，他决定收拾凶手。他从哪里弄到有关其他犯罪的情报呢？从在俄罗斯其他州的民警机关中工作的他朋友那里获得。可能，他曾经与他们在一起学习或工作过。但是，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你要明白，这只是一种推断。还有第二种推断，实际上与第一种推断相近。刽子手不是我们的同事，但在民警机关有他的朋友，并且有许多朋友，遍布所有三个地区。或许，他们曾经在一起上学，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现在，请您看看五号名单，这上面列的是全国各地区的我们的同行。并按其毕业的大学分组。不过，这份名单的作用不是很大，制作这份名单是为了以防万一。现在我们再看看最后一份也就是六号名单，上面的这些工作人员是我们感兴趣的，譬如：还是在进行干部清洗之前就被解职的工作人员，在其他内务局有同学；或者一直在民警机关工作，在其他内务局有大学同学，而且直接从事我们感兴趣的案件侦破工作，等等。”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科诺瓦洛夫说，“你建议要对两群人实施监督：所有曾接手过未侦破的严重犯罪案件的人和六号名单上所有的人。我理解得对不对？”

“对，您理解得完全正确。”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闷闷不乐呢？”将军惊讶地说，“累了？”

“不，不是这个原因。您能够正确理解我的想法。只是我自己不能保证，我的这些想法是否都是正确的。”

“别担心，你可以有你的想法，我们还要全面进行研究。”

“那就需要再做一件事：看看刽子手的牺牲品有没有进入从事侦破这些犯罪案件的民警机关工作人员的注意范围。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是没有这些资料就不可能知道我的思路正确与否。”

“好吧，有关这个问题我会指示有关人员明天告诉你。”

娜斯佳从部里出来后就径直回到了家。乘坐地铁的时候，她本想看看书，可大脑里却不断地涌现出许多人的名字……就像一首萦绕不去的儿歌。她竭力放弃这一切，想想其他的工作，然而无法做到。取而代之的则是不断出现的一些越来越新的想法：又是需要检查啦，又是对比啦，查明啦等等。她无论如何也切不断与神秘“刽子手”有关的思路，情况真是有些异常。

阿列克赛在家里等着娜斯佳，这使得她的情绪有了好转。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阿列克赛惊讶地说，“天还没有黑呢，这会儿你都到家了。是不是宣布罢工啦？还是拒绝工作啦？”

娜斯佳高兴地吃着阿列克赛做的晚饭，甚至没有发现，房间里的电视已经打开。阿列克赛喜欢听新闻，哪怕是在厨房里或是在玩纸牌卦时，总是把电视的音量开到最大。娜斯佳可受不了这么高的声音，不过，今天她心情特别好，所以也就顺从他了。

娜斯佳洗完碗碟，正美滋滋地想着先洗个热水澡，然后躺到软软的床上去，突然，门铃响了，门口站着米哈伊尔·多岑科。这是一个魅力无穷的小伙子，长着一副招人喜欢的外表，然而，黑眼圈儿和面颊上的一块抓痕却清晰可见。

“天哪，是你呀！”娜斯佳将多岑科由上至下地打量了一番，“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等一下，先洗洗，把脸收拾一下，然后再谈。”

多岑科在浴盆里泡了很长时间，洗去了脸上的泥污和已经干了的血迹。当他从洗澡间出来时，形象就好多了。娜斯佳立即给他端来了一碟食品和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

“先吃饭吧，吃完饭后你再说。汽车之事办得如何？”

“已经弄清了，”多岑科说，一边贪婪地吃着花椰菜煎肉排，“我已经弄清了车的牌号，刚刚弄清的。”

“那么是由于这件事他们打你了？”

“瞧你说的，”多岑科笑了笑。“当然，我是挨打了，不过，从打架地点溜掉的是他们，而不是我。娜斯佳，在犯罪世界有多少傻瓜啊！有时我甚至感到奇怪的是，既然他们中间有如此多的蠢货，那我们为何不能一下子把他们全部捕光呢？”

“听我解释，”娜斯佳微微一笑，“这是因为我们中间也有许多的傻瓜，你考虑过没有，罪犯与其他所有的人有哪些不同呢？”

“嗯……”多岑科被呛了一下，“这是显而易见的。”

“不，不是显而易见。我感到很遗憾，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忘了，这都是工作把你搞糊涂了。”

“你指的是什么？”

多岑科放下叉子，诧异地盯着娜斯佳。

“你记不记得，我和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相识的？”

“记得。那是你到奥姆斯克高等民警学校来选人，我们小组正好通过了考试。”

“对，当轮到你答辩时，你向考官讲述的是关于‘罪犯的个性’的问题，你答得很好，语句流畅，也没有超出教科书和专题学术著作的范围。考官听着……听着……然后问道：‘如果用两句话回答罪犯的个性与非罪犯的个性有何不同的话，你怎么回答？’当时我明白，考官用这种挑衅的口气，是想让你再给他叙述一遍关于教育的缺陷的问题：缺乏思想道德方针、利益的狭隘性、自私自利倾向等等。而你却笑了一笑，耸了耸肩，回答道：‘如果用两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么罪犯的个性与非罪犯的个性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犯了罪，而另一个没有犯罪。当时我就意识到，你应该干我们这一行。因为你思考问题准确，不会糊涂。而现在你却令我大失所望了。’”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奇怪的东西是不应该使别人也感到奇怪的。罪犯是居民的一部分，但不是居民中最坏的一部分，只不过是一部分。而警察也不是居民中最好的一部分，更不是社会的精华。倘若居民中受教育少的人和不特别聪明的人的数量上升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会有同等的机会既能够钻进罪犯的队伍，也会钻进警察的队伍中来。至于天赋高、能力强、受过高质量的职业教育的人，那么他们会合情合理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在商业活动中、在生意场上，但绝不是在我们的低薪机关中付出更多的牺牲。这就得出一个结论，在罪犯中间，智商低的人和傻里傻气的人与我们警察队伍中的这类人是等量的。也就是说，在罪犯面前，我们并无智力上的优势可言，而罪犯中的高智商者和能力强的人还可能更多一些。对此，你可以看看有关的统计数字。好吧，现在你谈谈汽车一事的进展如何？”

“你吩咐我寻找可能看见停在你家窗户下面的那辆银白色‘奥迪’车的人，我找到了许多这样的人，但他们中谁也没有记住那辆车的牌号，而你又需要车的牌号。怎么办？我只好再去寻找汽车盗贼中间的见证人。在使馆区，盗车团伙往往雇有当地的眼线，他的任务就是了解车况：车的主人、车上的信号系统、车库等等，这都是你曾经对我讲过的，还记得吗？”

娜斯佳微微一笑，点了点头。确实有一次，她曾对多岑科讲过，统计学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可以帮助人们从大量的概括统计数字中发现很小的个别部分。比如说盗车吧，“你看，”她说着，将统计表在多岑科面前展开，“在城市的一些地方，侦破了一些汽车盗窃案，约占被盗汽车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对于盗车案的破案率来说，这个百分比是不低的。而在城市的另一些地方，平均每十辆被盗汽车中只能破获一辆，也就是说，破案率为百分之十。这两种结果有何区别？你必须立即提出至少两种看法：第一，破案率高的地方，说明民警机关肯定装备了一些先进高效的登记犯罪案件的设备；第二，破案率低的地方，说明罪犯是经过周密考虑，且是有组织地作案，他们不随便潜入装有良好信号系统的车里，不随便打开采取了防护措施的车库，不轻易将车开走，以防车主未睡觉或从窗户里窥视。换言之，在这些盗车团伙中，有当地居民充当眼线，他要提前观察每辆车，要研究车主的习惯。”

“那么你当然对在谢尔科夫斯基大道地区发生的汽车盗窃案也一定会感兴趣了。”娜斯佳说。

“当然感兴趣。既然你们这一地区的车经常被盗，且很少能找回，于是，我就冒险来到你们分局，请求给我安排一次与这个眼线的会晤。他们一开始，当然，还是不同意的，做出一副不理解的样子，说什么这里一切正常，东西没有丢失等等。我就死缠硬磨，最后竟把他们给说服了。于是，他们领我去认识了这个小伙子，但要求我不要告诉他，是当地的警察出卖了他。分局好像也在研究要抓他，想悄悄通过他使整个团伙暴露。相比之下我这样做太愚蠢了。”

多岑科笑了，笑得那样迷人、愉快。他为自己能够说服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给他安排与眼线的会晤而得意洋佯。

“总之，我对这个眼线真是卑躬屈膝，我说，你是如此重要的见证人，那些坐在‘奥迪’车里的大汉——那些可恶的罪犯，如果不尽快找到并把他们关进牢房，世界将不得安宁。小伙子非常倔犟，就像一头被绳索套住的猪一样，什么也不承认，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辆‘奥迪’和并排停着的黑色‘奔驰’。不过，看得出来，他更喜欢那辆‘奔驰’轿车，因为它更新，但主要的还是这是一辆空车。因为那些人在‘奥迪’车里坐了整整一夜，且这辆车是1991年生产的，旧了些。若不是‘奥迪’里坐着人，那帮盗车团伙当夜就会把你熟人的那辆‘奔驰’轿车给卖了。”

“车的牌号呢？你快说说，别再折磨我了。”娜斯佳恳求道。

“车牌号他是记住了，更确切地说，他做出了一副记住了的样子，哎哟，阿娜斯塔霞·帕夫洛夫娜，”多岑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突然，他痛苦地皱起眉，原来是面颊上的伤痕由于大笑而有点疼痛，“我问他，你记住了车牌号没有？他磨磨蹭蹭，犹犹豫豫，左顾右盼，似乎记住了，但又没有把握。为了唤醒记忆力，他说要去灌木丛‘方便’一下，我同意了。于是，他退到一边，背朝着我，我仔细一瞧便明白了，原来他没有解小便，而是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便条本并翻开看什么。你知道吗？他在本上列了清单，登记着每辆车的牌号、型号、颜色、车主住处，以及盗车团伙所需的其他各种数据。但是，当着我的面，他是不能掏出便条本的。要知道，没有便条本，他仅仅是一个被我找到的记住了汽车牌号的见证人。而拿着便条本，他就是同谋者，是眼线。但是，我最终还是装做什么也没有看见，其实我已经将车牌号记下了，并与他告辞，准备去给市汽车检查局打电话。就在这时，一群傻货突然向我扑来。显然，是他的一些朋友。见此情况，眼线拔腿就跑，当他跑到离我不到百米的时候，他们就和我打了起来。眼线见状又往回跑，拼命地喊着，让他们别打我。简而言之，一切很快就结束了，真可谓速战速决。不过，我还是吃了一点亏。”

娜斯佳将多岑科面前的空盘子撤掉，把一小筐饼干和蛋糕又推到他面前。

“吃吧，多岑科，别不好意思。你真是好样的。这样说，你已经给市汽车检查局打电话了？”

“没有。我的脸被他们打成这样，怎能到处乱跑？去分局吧，他们会笑我的。我本想从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的，可是我没有硬币。我用用你的电话行吗？”

“你做得对。把车牌号告诉我，你先喝茶，我来打。”

半小时后，多岑科走了。娜斯佳刚刚关上门，阿列克赛就从房间里出来了，脸上挂着殷勤的微笑。

“怎么回事？”阿列克赛问娜斯佳，“是一辆什么车一整夜地停在你的窗户下面？”

“你都听见了？”娜斯佳试图摆脱这种局面，“是1991年生产的‘奥迪’轿车，银白色的。”

“亲爱的，你别搪塞了，”阿列克赛生气地说，“你怎么啦，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真的，你放心吧，求求你啦。”娜斯佳回答说，竭力掩盖着烦恼，“这几乎是发生在两星期前的事了，不过这两星期中我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切都很顺利。”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设法追查清楚呢？”

“有那个必要吗？”娜斯佳诧异地说，“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整夜地呆在我的窗户下面？”

“阿霞，你又在撒谎，”阿列克赛挥了挥手，“每天晚上都有辆什么车停在你的窗户下面，而你从来没有感兴趣过。他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跟踪你？”

“现在已经不在了，不管怎么说，我不会再看到他们了。”

“那以前呢？”

“以前是跟踪过，但不是那么纠缠不休。而后来，我干脆就不相信他们是在跟踪我。”

“那他们跟踪谁？”

“他们跟踪的是2月初和我一道出差回来的那个人。”

阿列克赛不做声，聚精会神地在洗一副纸牌。他想摆摆纸牌卦，他喜欢玩这东西。它既能帮助他思考问题，同时又可以使他忘掉一些不愉快的东西。总之，纸牌卦可以使阿列克赛消除怒气，减轻精神上的负担。每当他抓起牌，他的妻子也会点燃一支烟，在一旁观看。阿列克赛对纸牌卦可以说已到了着迷的程度，甚至还买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并且一直想找到一副更复杂、经久耐用的纸牌，但这种纸牌非常稀有。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那个和你一起回来的人两周前曾在我们家过夜了？”阿列克赛突然问道。

娜斯佳感到很吃惊，他怎么会知道的？大概仅是猜测而已吧。也许是因为刚才她说过，“奥迪”车里的那些人跟踪的主要不是她，而是帕维尔，如果他们整夜地在她家周围转悠，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跟踪的那个人应该也整夜地呆在这里。阿列克赛的智商很高，谁让他是位博士、教授呢！娜斯佳突然意识到，她可从来没有想过要欺骗阿列克赛。他们上九年级时相识，从相识的第一天起，她就断定，阿列克赛比她聪明得多，也比她能力强。打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如今她已经35岁，阿列克赛不久前刚满36岁。她从来没有对他的智力优势产生过怀疑，因而，也就没有想过要欺骗他。自古以来，任何一种欺骗都是建立在可以欺骗的基础上的，而且你想欺骗的那个人一定要比你笨。

“对，”娜斯佳平静地答道，眼睛一直看着阿列克赛那摆弄纸牌的长长的粗壮的手指，“你说得很对，他是在这里过的夜。”

“倘若今天不是多岑科来我们家和你谈起那辆车的事，你是不是什么也不会告诉我？”

“多半是不会的。这是我的公事，无需让你的脑子里也装着它。”

“你是说，别的男人在你家过夜，这也是你的公事？”

“对，正是这个意思。”

“他是你的同事？”

“可以说是，但又不完全是。”

“你能不能说得确切些？”

“是这样的，他由于犯流氓罪而坐了两年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当然无论如何不能被视为我的同事。但是，在坐牢之前，他曾是我的同行。”

“阿霞，我不是问，他为什么在咱家里过夜。你是一个成熟的有理智的女人，假如你要做什么事，那么你肯定认为是对的。但是，倘若你突然想要背叛我，那你就去做吧。到那时，无论发生什么事件、什么劝说甚至威胁都无济于事。我们已经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了，所以说我也有了一些经验。你把这个人带到家里过夜，就是说，这是需要。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只能从完全是一个外人——多岑科那里得知这件事，而且还是偶然得知。你竭力将此事瞒着我，这一事实使我不得不考虑，有件事比你的公事更大。”

“廖沙……”

“请等等，让我说下去。与你一样，我也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话，所以想尽快结束这种状况。我恳求你，阿霞，别让我怀疑。我不知道你理解不理解，吃醋的痛苦是什么滋味。可我现在却尝到了这种滋味。如果我保持沉默，什么也不对你说，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什么也没有发觉，什么也没有察觉到。我曾明显地感到，在我们结婚前的两个月中，你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我也同样看得出来，大约一个月左右，你又平安无事了。然而，在这一个月中，我都体验到了什么，你是猜测不到的。所以，我请求你，别让我再一次体验这一切。我相信，那个人不是你的情人，仅仅是相信，再没有别的，因为你曾经这样说过。但是，我感觉到，这次出差回来后，你确实完全变样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与你在这个厨房里的谈话。你有没有犯过错误？是否由于这一错误而付出代价？当时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让我自己去猜测，到底犯的是什么错误。如果你亲自把他在我家过夜之事告诉我，那么我不会为此而烦恼。相反，你竭力瞒着我，对此我是很恼火的。请你谅解，阿霞，我不需要你作出任何解释，我仅仅是求你别这样做。别让我因猜疑和吃醋而神魂颠倒。”

“行，我不会这样做了。”娜斯佳顺从地说，因为她明白，丈夫说得对，她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第二天早上，娜斯佳刚迈进办公室的门坎儿，戈尔杰耶夫就叫住了她。她脱下上衣，直接扔在桌子上，迅速地捋了捋乘地铁时弄乱的头发，就到处长那里去了。

“有四条消息要告诉你，”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一条是坏消息，一条是很坏的消息，不过有令人高兴的东西，一条是不好不坏的消息，第四条则是好消息。请选择吧，按什么顺序‘点菜’？”

“那就先说说很坏的那条消息吧，”娜斯佳喘了口气，“早上刚上班，精力充沛，可以受得了。”

“大清早，谢梅内奇①给我打电话，说刽子手又出现了。”

①指科诺瓦洛夫将军。——译者注

“真见鬼！”娜斯佳脱口而出，“我们还没有理出头绪呢，这次是在什么地方？”

“在你预见到的地方，不过，倒有一些令人高兴的东西。谢梅内奇说，按照你的建议，刽子手应该在你预见的那四个州活动。他还说午饭后等你，让你看看一些新资料。”

“明白。现在请说说那条坏消息吧。”

“那个谢梅内奇，现在是离了你就不行，”戈尔杰耶夫不再骗她说，“他让我告诉你，根据刑侦材料，刽子手的牺牲品一个也没有搞清楚。几十个人对案件进行了研究，始终没有搞清楚死者是不是这名刽子手杀害的。”

“这么说来，是我错了，”娜斯佳说，“这也没有什么，否定也是个结果，从中也可以得出有益的结论。看来，刽子手多半不是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白白地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我真是个傻瓜，十足的傻瓜。应该立即检查一下，而我昨天才想到这一点。”

娜斯佳气得脸涨得通红，连声音都发颤。戈尔杰耶夫却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也没有安慰她，他太了解娜斯佳了。

“还让我做什么呢？”戈尔杰耶夫高兴地问道。

“先说说那条不好不坏的消息吧。”

“那辆整夜停在你家窗户下面的汽车是钦措夫·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先生的。他是杜马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是个小人物，不掌握大权。关于这个人的详细情况及其私生活以后再谈。好了，娜斯佳，想不想听下一条消息？或者对此还想补充什么？”

“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够了。”她笑了笑，看得出，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

“有人向不久前被杀害的讹诈者的证人们出示了当时被拘押在法院精神病研究所的基里尔·巴扎诺夫的照片。祝贺你，娜斯佳，你击中目标了。”

“他们认出来了？”娜斯佳叫了起来，“莫不是你在糊弄我吧？会这么走运吗？”

“你说什么呀！”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两手一摊，“怎么不会呢！不过我不认为是走运，你从哪里找到的关于讹诈者被害的案情资料的？”

“从我的档案资料里找到的。你还不知道吧，我有一个自己的档案资料，记载了十年来未侦破的杀人和强奸案的案情。”

“你弄这个干什么？”

“破案用啊，”娜斯佳耸耸肩，“通过对收集到的案件资料进行分析，按特征和性质，用表格的形式对各种犯罪进行分门别类。在卢琴科夫被害和基里尔·巴扎诺夫被捕后，我查阅了一下我的档案中收集的外貌同巴扎诺夫相似的凶手的材料，凶手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用手枪行凶。”

“这就是说，你想说明，你一直利用自己建立的档案资料破案？”戈尔杰耶夫说道。

“当然。我把每一起新的未侦破的悬案都记入我的档案，然后再进行分类……你知道吗？”她笑着说，“我就像个集邮家，每天晚上都要打开自己的集邮册，拿起放大镜和镊子，欣赏着自己的文化财富，把邮票搬来搬去，进行分类。我就是这样，把每一分钟都用在了与这些案件打交道上，堪称为犯罪侦查学方面少有的勇于献身的人了。”

“这就是说，我说得对，没有什么走运不走运之说，”戈尔杰耶夫果断地说，“这是你许多年来顽强工作、细心和耐心劳动的必然结果。孩子，你成功了，作为奖赏，我现在还要告诉你一个令你最激动的消息。”

“第五条消息？”娜斯佳惊讶地说，“您不是说，总共只有四条消息吗？”

“这是第四条消息的延续。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可不能晕过去哟。我们的基里尔·巴扎诺夫，如你猜测的，他有父母。到目前为止，他的父母一直感到奇怪，是什么使他们的孩子成为这个样子。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一个温顺听话的年轻人，不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不贪酒，有时爱发火，易激动，但很快就会过去。我们请巴地扎诺夫的父母回忆一下讹诈者被杀的那一天，也就是1993年的4月。几乎三年过去了，当然，三年多点儿。我们主要问一些常规性的问题，诸如巴扎诺夫那时有没有新结交的熟人，这些人有没有钱等等。据他父母说，巴扎诺夫生于1972年，1990年秋季征兵时，他年龄正好够服役条件，所以应征去服役。1992年11月份复员，1993年的春天到了莫斯科。就是从这时起，出现了各种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议的事，或者说是不可思议的莫名其妙的事，娜斯佳，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更好些。巴扎诺夫的母亲还记得：1993年4月12日，巴扎诺夫在家里曾打碎了一只玻璃杯，把右手的手掌划破了。当时他好像是从厨房把一只茶杯端到自己的房间去，不小心绊了一下，摔倒在前厅，手掌扎进许多玻璃碎片。他母亲清楚地记得，这天是4月12日，因为在这之前，在这一天，全国都要庆祝宇航节。巴扎诺夫娜时还很小，对与宇航有关的所有东西都非常激动，总之，与所有的小男孩一样。当母亲用碘酒给他擦手掌，他疼得差点叫起来，母亲就说：‘瞧你，基罗奇卡，这点疼痛都忍不住，可不像个男子汉，你喜欢的那些宇航员可是什么都不怕的人，他们多么勇敢，你就不能忍一忍？行了，为了庆祝这个节日，你就忍耐一下吧，这也是你喜欢的节日。’当时，巴扎诺夫的父亲和妹妹以及一个当护士的邻居也在场。后来，你的朋友尤拉·科罗特科夫去精神病研究所，看到了巴扎诺夫手掌上的伤痕，痕迹非常明显。他问巴扎诺夫，这是怎么回事，你猜，巴扎诺夫是怎么回答他的。”

“他怎么说？”

“他说他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怎么说记不得呢？”娜斯佳皱起了眉头，“怎么可能记不得呢？”

“反正他就是记不得。科罗特科夫又问他，你还记得，你是怎么从部队回来的吗？他说，记得，讲他如何到达莫斯科，父母怎样迎接他，甚至还记得，他的母亲接他时穿的什么衣服，他的妹妹梳的什么发型；记得1993年的新年家人是如何迎接他的；记得1993年的‘三八’妇女节是如何庆祝的；唯独不记得4月中旬手掌被割破的事。他连‘五一’节都干了些什么都还记得：在维诺库尔，一会儿玩，一会儿又不玩，一会儿捉鱼，一会儿又玩……顺便说说，曾经有一个专家对我讲过，智力低下者往往记忆力极好，他们可能不费力地把书整页整页地背下来，这能帮助他们正常地结束学业，乃至大学毕业。看来，巴扎诺夫的记忆力极好，但对4月中旬发生的那件事出现了记忆模糊，你记不记得，那讹诈者当时被打死了没有？”

“打死了，”娜斯佳说，“是4月12日被打死的，那是一个早上，大约11点钟，巴扎诺夫是怎么了，是严重的精神病突发，杀了人之后记忆力丧失？”

“那不可能！”

“可能，但不会是这个样子。倘若这是一种病，那么在杀死卢琴科夫之后，他的记忆力会丧失得更加严重，巴扎诺夫应该会忘掉所有的与杀人有关的事情。但他却记得所有的事情，甚至于细节，且记得那么清楚，以至于口供完全是颠三倒四。”

“好吧，一会儿再作定论。先听我说。还有些事需要告诉你，正是由于你非常投入地工作，所以你才不知道这一切。需要顺便说一下的是，科罗特科夫废寝忘食，满城市跑来跑去，收集情报。而你对他的情报却没有任何兴趣，就好像忘了，除了你的刽子手之外，还会有其他的犯罪案件，而这些案件也需要侦破。我再接着前面的话讲下去。大约是三个星期之前或许更长一些时间之前，巴扎诺夫的母亲曾经看见儿子与一个男人在一起，这个男人长着一副讨人喜欢的外表。她不认识这个人，更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她又觉得面熟，她努力地回忆着，终于想起，她曾经见过此人，而且也是与巴扎诺夫在一起。不过，这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也就是在巴扎诺夫的手受伤之前不久。”

“在这之前不久，确切吗？”娜斯佳问道。

“完全是前不久。对，是前一天。这是巴扎诺夫的妈妈说的。母亲还问过巴扎诺夫：这个人是你的熟人吗？真讨人喜欢。不过，巴扎诺夫并不明白妈妈说这话的意思。妈妈又提醒他说：与你一起从商店出来朝公园走去的那个人，你是不是以前就认识他，我三年前就见过你们在一起。儿子的双眼中流露出空虚和纳闷。结果，母亲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当然，应该说她没有追问下去，因为，第一，这对她来说无任何重要意义；第二，她始终记着，她的儿子智力低下，虽说是轻度低能，但毕竟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因此，要求他准确和确切地作出解释是愚蠢的。而我们的科罗特罗夫却使巴扎诺夫道出了一切。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比巴扎诺夫的母亲更有原则性和耐力。科罗特科夫倾其所能，硬是强求这个可怜的人回忆起了那个在各方面都令人喜欢的叔叔，只不过很费劲。巴扎诺夫说：那天他下班回家，有一个人朝他走来，请求破一张面值十万元的纸币。巴扎诺夫在衣袋里翻了一阵，凑了一些钱，然后反复数着那些零碎的纸币，但总是数错，最后终于数清，可距十万还差约一万五，叔叔道了歉，将面值十万的纸币收了起来。因为是同路，所以他们就一起走了一会儿，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这是巴扎诺夫第一次见到他，以前与他从没有交往。所以当妈妈说这是他的老熟人时，他说没有印象。但是，娜斯佳，这仅仅是开头，你知道吗，问题就出在这里。”

戈尔杰耶夫递给娜斯佳一张纸。

“给你看看。考考你的记忆力和注意力。”

“这是什么？”娜斯佳接过纸问道。

“对巴扎诺夫母亲的审问记录，你看一看。”

娜斯佳迅速地在纸上扫了几眼，她一下子就看出了这是科罗特科夫的笔迹，字大大的，虽不漂亮，但很清楚。“年龄大约40岁左右的男人，略黑的皮肤，长长的暑发，像个歌唱家。姓马卡列维奇，大大的秃额角，个子不高，比巴扎诺夫矮些，巴扎诺夫的身高是1.73米。穿着考究，虽是高档服装，但颜色不鲜艳。高加索人？不，不像，这怎么会是高加索人呢？要知道，高加索人的穿着可是别具一格。人们都穿着深红色的男式短大衣，或者是绿色的长长的大衣，就像时装杂志上的那些模特。总之……不像，高加索人的穿着习惯与众不同。而这个男人，虽说皮肤黝黑，头发深色，但不是高加索人。”

“这正是尤尔采夫死时，人们在《俄罗斯》杂志上见过的那个男人。”娜斯佳说。

“哎，可别这样绝对地判断，”戈尔杰耶夫谨慎地说，“是那个人，或不是那个人，我们尚不得而知。今天午饭后，巴扎诺夫的母亲和一些石油商聚会的参加者要来这儿，我们想给他们照个合影，然后把这张合影和另外几张照片给巴扎诺夫看，让他指认出曾找他破钱的那个男人。这项工作由多岑科来做，你呢，则要考虑一下：巴扎诺夫，固然不是伟大的思想家，甚至完全相反，但是，在他的行为和言谈中应该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当然，这一规律性是建立在健全思维的基础之上的。你做做这方面的工作，他能撒什么谎，说什么真话。同时还要考虑一下由此得出的结论，以及如何进行验证。3点钟之前，谢梅内奇要找你，那么下班之前你到我这儿来汇报一下情况。”

娜斯佳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随手扔在桌子上的衣服挂到衣柜里。之后烧开水，准备泡咖啡。她若有所思地从包里取出昨天去科诺瓦洛夫将军那里时随身携带的一摞文件，顿时，一股怒气涌上心头，她失去了理智，无情地把她用计算机精心编制的名单和表格全部撕得粉碎，扔进了废纸篓。“傻瓜！没有头脑的人！”她气呼呼地说着，又把一卷纸撕成了两半，“为什么你昨天才想到这一点呢：你应该想到，应该首先检查什么。首先你要相信，刽子手的牺牲品是那些记录在案的人。真是个十足的糊涂虫！两个星期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本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你可以做大量的工作，而你却干了些什么，鬼知道。应该把你从这项工作中开除出去！”

愤怒的责骂随着纸张的撕毁结束了。水开了，娜斯佳泡了一杯浓浓的咖啡，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她的双手还在剧烈地颤抖，心还在猛烈地跳动，但恼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终于，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对自己说，如果我不编出人员的名单，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三起案件发生后的大约三至四个月后，在相应的一些州中曾进行了干部的突击变动，而且，刽子手目前正在有步骤地消灭这三起案件的当事人。再说，如果我连这一点都不知道，那么我就不可能断定，刽子手近期内将会在哪些州作案。刽子手的又一个牺牲品的出现说明，我发现的规律性是正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意味着将来至少还会有三个牺牲品出现。这就需要对他们加以保护，同时一定要找到刽子手，使每一个牺牲品都要受到应有的惩处。当然，遗憾的是，这些牺牲品不是等闲之辈，这加大了寻找和保护的难度。还有，刽子手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不一定是我们的同行，因此要找到他就更加困难。但是，目前至少弄清楚了，刽子手会在哪一地区作案。当然，也不一定，但可能性很大……

16

阳春三月，城外的美景令人惊叹。严寒渐渐退去，气温缓缓回升。即便是夜间，户外的温度也在零下8℃以上，而到了白天，气温则上升到零度左右。在城里，冬雪已变成了浑浊的泥泞，而在这莫斯科郊外，雪依然晶莹洁白，即便算不上是一尘不染，但无论怎么说，也算得上是洁净无比了，这样的雪令人心旷神怡。今天，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要同新的主子们进行例行的会面。上一次会面只达成了进行合作的一般意向和条件。在那次会面前，当谢尔盖在大街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帕维尔的亲戚后，钦措夫就因此打了辆出租车赶到会面地点。而在这一次，钦措夫的任务是将那些独立的政治集团以及支持这些政治集团的选民拉拢过来，而不是将他们排挤到游戏圈儿之外。这样一来，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在玩弄自己得心应手的诡计时，口里呼喊的口号就会成了这样的：“快到我的麾下，否则，没你的好果子吃。”

有消息说，对亚历山大·拉特尼科夫的“致命”采访正是由钦措夫一手策划的，这消息传到了钦借夫的新主子那里。而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明白，他们已经把他视为相当有本事、相当有手腕的人了，他们对他已经寄以厚望。而他实际上又有什么突出的本事呢？唉，一无所有。也就是说，就像其他擅长这种勾当的人一样，未必就能表现出什么突出的真本事。

谢廖沙和尼古拉对帕维尔的这个亲戚进行了跟踪，一直跟到了她的家，这是第一次。而到了第二天，帕维尔的亲戚又到了别的什么地方，他们对她继续跟踪，但在地铁里，他们竟然把跟踪的目标搞丢了。真是蠢货！这些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于开着汽车东奔西走，而面对乘车高峰时的莫斯科地铁的情况竟不知该怎么办了。对帕维尔的这个亲戚进行跟踪时，又不能靠得太近，因为她认识他们。在乌拉尔斯克，这个女人坐在他们的餐桌前，说了将近半个小时的话，当时她似乎神态不清，酒话连篇。后来嘛，他们当然从她家里跟到了彼得罗夫卡的内务总局，并在当天就查明，她正打算去见帕维尔。但是这个绍利亚克，简直是个混蛋，他发现了他们，就企图逃走。夜晚他是在阿娜斯塔霞那里过的，而早晨，他还是摆脱了监视。也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谢廖沙和尼古拉对这个女人实行了将近两个星期的跟踪监视。然而，她并没把他俩引到帕维尔那里。现在，钦措夫明白了，绍利亚克已远走高飞了，他将会长久躲避，找是找不到他了。只能寄希望于这个女人了。根据她每天早上去的地方判断，这个女人在莫斯科内务总局工作。她跟帕维尔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况且，亲戚就是亲戚，而至于她在什么地方工作，这说明不了什么。反正已经查明，她为什么要去见帕维尔，不好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不能对她采取行动，即使她是跟绍利亚克完全一样的人，也不能那样办。

不过，既然钦措夫控制不了绍利亚克，也没有管辖这个女人的权力，那么，他能向自己的新雇主提出什么建议呢？可以说，他提不出任何特别的建议，不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令人难堪。他只不过是个平庸之辈而已。而他们这些人，却对他寄以厚望，认为他无所不会，无所不能。而他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对拉特尼科夫的采访，就是他推销自己的名片。你呀你呀，真是活见鬼，这么不走运！

汽车从公路上下来，拐到一条乡村小路上，不一会，就停在一座高大的院墙旁边。开车的谢廖沙摁了摁汽车喇叭，短促的喇叭声刚落，从围墙门里就出来了一个身着迷彩服、身体健壮的年轻人。钦措夫把自己的杜马工作证递过去，年轻人接过证件，后退几步，对着对讲机说了几句什么话，随后，宽宽的大门打开了，汽车被允许进入警戒区。

在门廊前，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又看到了一位警卫，也是体格健壮、身着迷彩服的年轻人。楼房的前面已经停放了一些汽车，从这一点来判断，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知道自己不是第一个到达的。这个警卫也检查了他的证件，然后，放他进去。几经周折，钦措夫终于可以进屋了。他急急忙忙地脱掉外衣，忽然，他感到肚子里一阵阵地抽搐，心里很不舒服。在第一次见新主子时，他要比这次自信得多。因为当时那个女人还在谢廖沙的跟踪之中，有了这个女人，就能找到帕维尔，再说，这个女人也能为他们工作。可今天呢，他钦措夫有什么可说的呢？他能作出什么承诺呢？又能得到什么重任呢？后退是没有出路的。答应给的钱不少，放弃这些钱很可惜。可拿什么来表白自己呢？说说帕维尔的事儿？这不行。因为帕维尔是其他犯罪案件和肮脏勾当的线索，而这些犯罪案件和肮脏勾当搞得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满手污垢。那么，就只好承认，他的王牌就是帕维尔·绍利亚克，这样一来，他寻找帕维尔就容易些了，自己也可以公事公办了。而他帕维尔却是不需要他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的。不，关于帕维尔，连提都不能提。可要是不提的话，那怎么解释下面这件事：仅仅在前不久，他能够办成不可能办成的事儿，而今天就办不成了呢？

应邀前来的人并不多，只有三个人，再加上钦措夫，一共是四个人。主人介绍了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的情况，并把他介绍给其他客人。从这些人的表情上，钦措夫明白了，他们都知道了拉特尼科夫的事儿。他的心里不免产生了一股酸溜溜的感觉。

“我们都知道，总统解决车臣冲突的一切努力，只受那些渴望继续进行战争的势力左右的。这股势力很有力量，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利益。主要有三个集团：第一个集团是从军火交易中捞取好处的。第二个集团关心的是从俄罗斯为恢复车臣而拨出的预算款项中捞油水。第三个集团控制着车臣境内的石油加工厂，并把石油产品弄往国外。所有这几股势力已经勾结起来了，他们正竭尽全力使战争继续打下去。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杜达耶夫拟在近日强击格罗兹尼。而在这期间，将有一位高级军事首长到格罗兹尼。如果进攻恰好在这位军事首长在的时候开始，那么，他别无选择，只能承担起指挥的使命，并展示他作为战略家和统帅的能力。当然，他将一事无成，而他的名望也将一落千丈。在他的身后，是军队，这很重要。假如我们能够拯救他的名望，他将感恩于我们。为此，很显然，只需办一件事：设法让他在进攻开始前离开格罗兹尼，哪怕是提前几个小时也好。同时，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流露出我们已经掌握了关于进攻开始时间的准确情报。这位军事首长，是个不能暗示的人，他可能会琢磨，我们从哪儿搞到了这份情报。”

“我们真有这份情报吗？”一位胖胖的、穿着皱巴巴制服的人问。

“会有的，”主人微微一笑，“不过，对此我们不能夸耀。还需要有别的借口。当一切都将发生后，这位军事长官就会搞清，应感谢谁，是谁助他幸免于耻辱。如果对格罗兹尼的进攻旷日持久，酿成重大事件，也许由于死亡，也就说不准了。这可是件细活儿，先生们。在这件事情里，很显然，心理的因素较之其他因素更明了进攻的开始时间。而我们的这位军事首长正是因此才急急忙忙地从格罗兹尼溜走的，目的是逃避指挥责任，以免在全世界面前暴露自己在军事专业方面的无能。这样一来，除了把情报总局完完全全地出卖给公众指责外，这位军事首长将一无所为。要知道，他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被迫承认自己胆小怯战，要么就矢口断定情报机关工作不利。第一种情况，各位已经准确地指出了，可以排除，只有第二种情况存在。他将猛烈地抨击情报机关，既抨击国防部的，也抨击我们的情报机关，也就是联邦安全局。他将力争撤销一些领导人的职务，并对特工机关的工作进行彻底改革。他将着手出卖自己的朋友和战友。这样的话，这些人就会背弃他，转到我们一方来。”

“太诱人了，”主人频频点头，“可是您为什么排除了第三种情况呢？他可以承认特工机关工作得恰如其分，而他必须离开格罗兹尼。并且，他还可以列举出很有分量的理由，并且是完全正当的理由。要知道，实际上，即使没有上述原因，他也要离开那里，也不会匆忙离去的。再说，什么冲突也不会发生。情报机关工作得很好，而军事首长也不是胆小鬼。那又该怎么办呢？”

“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作出努力，让他匆忙离开格罗兹尼的理由不能够公开。再说，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朋友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在这方面是个大腕儿。我们联合行动中的这一摊儿就交给他办好了。我负责让一位高级领导人亲自对情报机关进行严厉批评。在黄色刊物上刊登丑闻的事儿由图雷舍夫负责，”安东·安德烈耶维奇向穿着皱巴巴制服的胖子那个方向点了点头，“这是他的领地。而让军事首长离开车臣，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这可是咱们的任务了。您能行吗？当然了，我也是随便问问，谁都知道您在干这种细活儿方面的才能。毫无疑问，您能行。不过，行动起来要机敏，先生们，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军事首长后天去车臣。根据预先计划，他将在那里呆四天时间。”

房间的门稍稍打开了一点，门口出现了一个大高个子，不过，他没穿制服，而是穿着普通的裤子和一件让健壮的肌肉撑得鼓绷绷的针织衬衫。大个子进屋时，一股喷香的烤肉味和浓烈醋汁的气味从半掩着的门外飘了进来。

“酒席已准备好了。”大个子通报说，用询问的眼神看着主人，等待下一步指示。

“那好吧，”主人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尽管他身体笨重，但动作起来还很轻巧，“请大家共进晚餐。如果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的建议我们大家接受的话，那么，我们就以他的建议为依据，在饭桌上讨论一下细节的问题。请吧！”

他以优雅的，但同时又是不容置疑的手势请大家到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在饭桌前，钦措夫的座位与安东·安德烈耶维奇在一起。图雷舍夫和另外一个人坐在对面，而主人坐在首席上。钦措夫的心情稍稍平静了一些。分派给他的任务，他完全力所能及，并且，他已经开始考虑完成这项任务的各种方案。但出乎意料的是，情况骤然发生了改变。

“顺便说一声，”坐在钦措夫对面的图雷舍夫说道，“我认为，我们这样分工的话，不能充分发挥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的才干。我想，他能做成的事，要比这多得多。”

“是吗？”主人把刚刚送到嘴边的叉子放了下来，他的叉子上是一块猪肉。

“我认为，”图雷舍夫继续说，“在黄色刊物上刊登一些丑闻，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进行的这次强大攻势所需要的。假如情报机关的某个领导人能对记者发表谈话，并且毫不含糊地肯定有关进攻格罗兹尼的准确时间的情报，就在那位军事首长那样匆忙地离开车臣的当天，就已报告他了。也就是说，这位情报机关领导人的讲话似乎没有暗示什么，他也没有指责任何人胆小，他只不过是在为种种公开的责难进行辩解而已，而这种责难是我们尊敬的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答应组织的。这样，公民们就会自己作出结论。而如果作不出结论，那么，新闻界就会帮助他们作出结论。报界记者的凭空臆测是一回事，而对若干领导人的讲话进行对比和分析，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再说呢，这些讲话可是公开发表的，而不是闲扯的空话，我敢向你们保证，这更有说服力。然后，这种局面就一定会成为国内外社会的共同财富。反响将是巨大的。请不要忘记，先生们，拉特尼科夫的答记者问曾产生了多么强烈的轩然大波。”

“瞧吧，好戏还在后头呢！”钦措夫惊恐地思量着，“只不过这件事儿跟我毫不相干。拉特尼科夫那件事儿是帕维尔干的，目的是为了让拉特尼科夫身败名裂，这种事儿我才不干呢。”

“接着讲呀，”主人明显地活跃起来，“这可是个好主意。让我们来讨论讨论。”

钦措夫埋头对付盘子里的饭菜，他使出浑身解数装模作样，仿佛对大家的谈论不感兴趣似的。但是，大家的每一句话，对他来说，就像丧钟一样在耳边回响着。

“我觉得，您不是太喜欢这个主意。”坐在钦措夫身边的安东·安德烈那维奇悄声对他说。

“您说得对。”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早有准备地说。

“为什么？莫非您不相信，这样解决问题更有效？是不是您发现了在座各位尚未察觉的暗礁？”

“我是不相信我能办妥交给我的事情，”钦措夫含糊不清地回答，“我不习惯于草率行事。为准备这种记者采访，需要很多时间，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完全明白，”安东·安德烈那维奇晃了晃脑袋，“您的意思是，为了迫使一个特工人员说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应该事先做他的工作，时间还不能短。我的理解对吗？”

“完全正确，”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兴奋地点头称是，“这个人一定要瞅准，要把他从人群中挑选出来，这一点毫无疑问。要研究他的生活习性，并准备好对付他的武器，利用武器，就能迫使他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这个问题不是十天八天就能解决的，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请允许我问一下，您做拉特尼科夫的工作用了多少时间？”

“四个月。”钦措夫撒了个谎，但连眼皮儿都没眨一下。

“是真的吗？”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扭过头来，饶有兴趣地打量着饭桌上的这位邻居。他的眼神是那样的怪异，使得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感到浑身不自在。莫非他不相信？他是凭什么产生怀疑的呢？莫非他已经知道了实情？又是谁告诉他实情的呢？

“是的，您想想看，就是四个月。”钦措夫果敢地肯定，“并且，还是在我的一些得力助手的协助下办成的。”

“现在情况怎样？您的那些助手呢？”

“他们已经走了，”格里戈里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也许，你们也都知道，就在不久前我还为之操劳的那支队伍是怎么散伙的。我的助手就是那里的人。遗憾的是，现在他们并不服从于我，而现在我也没法儿跟他们联系。”

“难道您看不上我们的助手人员？”

“一言难尽，”钦措夫含糊地应道，“我暂时还不清楚他们的能力和本事。不管怎么说，这种棘手的活儿，在十天之内，谁也干不成。真的干不成，安东·安德烈耶维奇。那样做是不现实的。您要知道，我并不想欺骗您，也不想哗众取宠，好像我无所不能，不能干的也能干成似的。我和您是在办一件大事。在工作时，应当瞪大眼睛把一切都看清楚了。请说服您的朋友们，他们对这种记者采访期望值过高，时间太少了。”

“好吧，我准备同您协商好。不过，如果我为您物色到了得力助手，就由您来负责安排这次记者采访，好吗？”

“我刚才跟您说了，安东·安德烈耶维奇：即使是有最好的助手帮助，这件事也不是个把月就能完成的。”

“那好吧，我们过会儿再谈这个问题，”安东·安德烈耶维奇微微一笑，“现在，我们来品评一下厨师的手艺。”

这时候，大家的话题转到了资金问题上。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偷耳细听着他们的谈话过程，他明白了，他们在谈论他，在谈论打算分配给他的任务。

“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主人转过脸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头脑健全的人，我们不强求您赞同我们的政治观点。我们是把您当做专家请来的，对您的辛苦，我们将以适当的方式予以补偿。现在，我们想讨论一下您的条件。”

“您指的是设法让那位军事长官离开车臣的事吗？”钦措夫好奇地问道。

“不，我们说的是安排特工机关的一个领导人接受记者采访的事儿。”

“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并不认为此事可行，”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插话说，“而我倾向于同他协商好。这个工作需要长期的、周密的前期准备，十天八天未必就能有效地落实。”

“谈的不是这个，”主人皱了皱眉头，“工作越难，报酬就越高，我们正准备讨论这个问题。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依您看，这项工作值多少钱？”

“假如我有足够的时间和训练有素的助手的话，”钦措夫小心谨慎地回答，“我觉得这项工作……嗯，直说吧，值五十万美元。”

“也就是说，为了采访拉特尼科夫的事儿，您得到了这个数的报酬？”一位客人想搞清楚，问了一句。他的名字钦措夫已经记不住了。

“是的。”钦措夫肯定地说，他又说谎了。实际上，为了拉特尼科夫的事儿，马利科夫总共只付给了钦措夫二十万美元。不过，马利科夫已经不在了，也没有谁会来戳穿钦措夫的谎言。

“这样吧，考虑到时间太短，我们给您加倍的报酬。您觉得这样合适吗？”

一百万美元！整整一百万人见人爱、手感特别的绿票子！钦措夫惊讶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本来，他的预料是，这些人将会同他讨价还价，将会压低报酬的额度，而他本打算咬住五十万美元不松口，理由是时间短，任务重。他打心眼儿里希望这个数字能让这些人知难而退，让他们自己放弃记者采访这个想法。可他们……一百万美元都不在乎！我的天哪！这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是的，我觉得这样还可以。”钦措夫脱口答道，也顾不上思考一下自己钻入了一个什么圈套。

“那么，您能保证完成任务？”

“是的，我能保证。”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说。他感到一阵晕眩，周围的一切飘忽着，快速地旋转起来。

他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同意？见鬼！可是，面对一百万美元，能无动于衷吗……

“假如有什么差错的话，该如何？”坐在桌子对面、图雷舍夫旁边的一位客人穷追不舍地问。

“那样的话，我分文不取。”钦措夫苦笑了一下，他的表情告诉人们，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那不合适。我们花费九牛二虎之力进行联合行动计划前几阶段的工作，又为此耗资数万，而在最后阶段，仅仅因为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这里出了点纰漏，就让我们的一切努力白费了。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结果，”安东·安德烈耶维奇反对说，“我刚才同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说，为了拉特尼科夫的事，他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请你们相信，我们不能指望他能够在十天之内完成这项工作。从我们这方面讲，有些草率。我建议大家再来讨论一下第一个方案，建议在图雷舍夫先生的帮助下，充分利用好新闻传媒，并让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负责安排我们的那位军事长官离开格罗兹尼。”

“是啊，我顺便说一句，”图雷舍夫活跃起来，“要是钦措夫先生负责安排记者采访的话，那谁负责安排军事长官的事儿？咱们还没考虑这件事呢。”

“安排什么，钦措夫先生就做什么，”主人冷冷地说，“他每做一件事，都会得到一份报酬。先生们，你们似乎忘记了，钦措夫先生正是作为执行者被邀请来的。我们的任务是：确定目标，制定联合行动计划，并为计划的落实筹集资金。钦措夫先生的任务是：执行计划。是这样吧，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如果尊敬的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认为我们不知道死去的马利科夫支付给他的服务费的来源的话，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我们知道这件事儿。而在必要时还能够拿出证据来。那么，您估计一下，把那位军事长官弄出车臣需要多少钱？”

这种风云突变把钦措夫给吓坏了。他们把他逼到了墙角，他已无路可退。

“二十万。”钦措夫嘟哝了一句，他的嘴巴一下子变得僵硬起来。

“好极了。我认为我们已经谈妥了。请注意，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如果这笔钱您挣不好的话，那么，您在最近半年中收入囊中的所有钱财，将会被护法机关没收。我们很关心这件事。很难设想还有比马利科夫和尤尔采夫的钱更肮脏的钱了，而他们的钱恰恰给了您，这不难证明。我希望我们之间不会有什么不明确的东西了吧？”

“那当然。我认为，不会有问题的。”钦措夫回答。他明白，自雅科夫列夫，另一个叫尼古拉·奥比金。科罗特科夫认识他们俩，在萨马拉和乌拉尔斯克的正是这两人。可见，最初他们需要的是绍利亚克，而根本不是阿娜斯塔霞。从一切迹象判断，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米纳耶夫告诉过他的朋友科诺瓦洛夫将军，绍利亚克受到跟踪。当时，他指的就是钦措夫和他手下的年轻人。至此，一切都弄明白了。

接着，科罗特科夫报告说，钦措夫驱车出城，到了一个在政治圈里很著名的人的家里。这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在这位政治家的客人中，当时就有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米纳耶夫本人在场。更为重要的是，在返回莫斯科的路上，米纳耶夫和钦措夫在半路停了车，在一起交谈了些什么。对此，戈尔杰耶夫上校非常不高兴。既然从一开始，米纳耶夫将军就声称自己是钦措夫的对手，那为什么他们现在竟凑到了一起？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现在不能搞政治阴谋，但他很不希望看到娜斯佳成为这些勾心斗角游戏的受害者。要知道，从一开始，障碍物就是绍利亚克。而娜斯佳帮助他从钦措夫一伙人的眼皮底下溜走。假如米纳耶夫和钦措夫达成了交易，那谁敢保证这不会涉及到娜斯佳呢？

“可是娜斯佳完成了米纳耶夫下达的任务，”科罗特科夫说，“莫非您认为他会对她以怨报德？”

“那谁知道，”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现在时髦的是出卖自己的朋友和助手。我现在考虑的是，把米纳耶夫的情况告诉娜斯佳，还是暂时不告诉，您怎么看？”

“我已经说过了。瞧吧，她会想通的。”

“会想通的，”上校摹仿着科罗特科夫的语调说，“当然啦，你只是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我已经习惯于把她当做智囊。而关于她会感到害怕这一点，你想过吗？再说，她也有大脑。假如你知道在杜马与联邦安全局的游戏中，你可能被当做一张牌使用，你该作何感想呢？”

“大概，感觉不会太好，”科罗特科夫赞同道，“但是，您不能把娜斯佳跟我相提并论，她跟我不一样。在她看来，越艰难，就越有趣儿，她的脑瓜儿跟别人的不同。”

“哎，这里谈的不是什么艰难不艰难，而是危险不危险，”戈尔杰耶夫懊丧地说，“算了，我已决定了，暂时什么也不告诉娜斯佳。谢卢亚诺夫在哪儿？”

“在忙呢，”科罗特科夫耸了耸肩膀，“他又能到哪儿呢？在执行任务呗。”

“一见到他，就叫他来见我。你们俩一起来。另外，看在上帝的分上，科罗特科夫，把嘴闭紧点儿。我知道你跟阿娜斯塔霞已是多年的朋友，我也知道你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对她无话不谈，又把什么都告诉大家。要是你向她提到米纳耶夫和钦措夫一个字儿，我就揪下你的脑袋，打折你的腿，让你见鬼去，明白了吗？”

科罗特科夫走后，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又坐着沉思了一会儿，随后，他腾地站起身来，穿上大衣，锁好办公室，离开了彼得罗夫卡街上的这栋办公楼。

“你觉得我们的阿娜斯塔霞怎样？”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问，“对她的工作有什么不满意见吗？”

“你来这里就是为了打听这个？”科诺瓦洛夫反问道，“别绕弯子，维克托，你到底需要什么？”

“不，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这是你的需要，而不是我的需要。但我念及咱们之间的老交情，再顾及到你还是我的上司，尽管不是顶头上司，我还是亲自登门拜访来了。”

“得啦，得啦，”科诺瓦洛夫饶有兴趣地嘟哝着，“你说吧。”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你让我的小姑娘遭受打击，究竟是何用心？啊？难道我把你交代的任务委托给她就是为了让她遭受打击吗？你做得好没道理。”

“你能说得明白一点吗？”局长警觉起来。

“不能再明白地说了，”戈尔杰耶夫生气地回答说，“我本人也不明白。你的那个米纳耶夫到底是干什么的？”

“什么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可向你介绍过了。”

“那么你早就认识他了？”

“认识一百年了。少说也有九十年了。总而言之，早就认识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维克托？”

“是这么回事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你的米纳耶夫请求保护帕维尔·绍利亚克，并且指出了某些敌人的诡计。我们相信了他，派出了阿娜斯塔霞去救帕维尔。她顺利地完成了你交给的任务，并把帕维尔直接领到了米纳耶夫那里，米纳耶夫将军热情地拥抱了帕维尔，并强调说，的确有人在算计帕维尔，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算计他。更为严重的是，此人至今没有放弃对他的关照，继续不懈地寻找他，跟踪他。我马上查明了，这些人在为一个米纳耶夫十分熟悉的人效力。更有甚者，他们一直去参加了某种政治聚会，并且，躲过旁人的视线，单独进行了秘密会谈。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你被你在联邦安全局里的朋友愚弄欺骗了。而跟你一起上当受骗的，还有我。而我的小姑娘干脆就是被欺负了。”

“等等，维克托，你等等。你对你刚才说的话确信无疑？”

“百分之百。”

“同米纳耶夫进行秘密谈话的这个人是谁？”

“在杜马工作的那个钦措夫。没听说过这个人吗？”

“没有。”科诺瓦洛夫摇了摇头说。

“等着瞧吧，你会知道的。如果说米纳耶夫和钦措夫是一伙儿的，那干吗还要说谎，说什么他们要查找帕维尔？倒是钦措夫的人对帕维尔进行了查找，但这些人对米纳耶夫构不成任何危险。如果米纳耶夫想把绍利亚克恰恰是从钦措夫的眼皮底下弄走，那么，很显然，在米纳耶夫和钦措夫之间正在进行着某种游戏。而我的小姑娘被牵扯进这种游戏中了。我们要采取另一种方案。米纳耶夫和钦措夫只是刚刚开始串通。在绍利亚克走出监狱的时候，这两人确实还在不同的阵营里各为其主。可为什么钦措夫的人还要继续追踪阿娜斯塔霞呢？他们为什么要整夜地坐车在她的屋前进行监视呢？”

说到这些时，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当然也进行了添油加醋的篡改。因为他已经知道，钦措夫的人，也就是雅科夫列夫和奥比金，最近已经不再关注阿挪斯塔霞的行踪了。但他故意浓墨渲染，希望能引起科诺瓦洛夫的警觉。令维克托非常反感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米纳耶夫将军与前不久还被视为敌人的那个人交往密切。

“你要明白，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我之所以派阿娜斯塔霞去萨马拉，是因为你本人认为事情紧急，似乎绍利亚克必定会被人干掉。换句话说，这是我和你，准确地说，这是我在你的授意下，做出的本能反应。即使是一位普通的民警，假如我知道有一起谋杀案正在策划之中，那么，我的义务就是要防止谋杀案的发生，或者说是尽力去做。但是，假如这一切都是假的，并没有谁在策划什么谋杀案，那么，我们干吗还要尽力去做呢？我们怎么啦？难道要糊里糊涂地为别人卖力？还能像不懂事儿的孩子那样欺骗自己吗？如果说帕维尔·绍利亚克并未受到任何威胁，那么，为什么还要把阿娜斯塔霞派到萨马拉去，让她去的目的是什么呢？回答我，这一切的背后是什么？”

“要是危险性确曾存在呢？”

“如果真的有过危险，那为什么米纳耶夫现在跟对手搅和在一起？你也知道，他们之间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当往日的敌人开始讲和时，他们和解的标志就是互相妥协让步。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你没听说过这种事儿？那好，我给你讲讲，一方对另一方说：你的人伤害了我，或者说：你的人给我添了麻烦，给我造成损害。你把他交给我，我来惩罚他，即便是让我出这口气，也是杀鸡给猴看。于是，另一方就把人交给对方。你要相信我说的，而我真不希望我的阿娜斯塔霞成为这个被交出去的人。”

“维克托，我了解米纳耶夫，他是个正派人，是个职业素养很过硬的人。我不相信他会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你就是把我宰了，我也不相信。也许，是你搞错了？你确信你得到的情报准确无误？”

科诺瓦洛夫将军知道该问什么，该怎样问。他认为，只有亲自搞到的情报才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只有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手所触动过的情报才是可信的。而其余的一切，就是对带来情报的人是否信任的问题了。戈尔杰耶夫上校能够绝对相信科罗特科夫吗？他敢拿脑袋担保尤拉·科罗特科夫一点儿也没搞错？敢保证跟米沙·多岑科打过交道的那个盗车贼提供的车牌号没有错？不过，汽车牌号嘛，倒是可以相信是准确的，因为尤拉·科罗特科夫亲眼看到了车上坐的那些人，并且，认出了他们。这不会是巧合，可要是尤拉看错了呢？要知道阿娜斯塔霞在莫斯科没见到过他们，这样一来，科罗特科夫是否正确，也就无法证实了。再说，在那位著名政治家安在城外的家里是否真的举行过那种会谈，米纳耶夫和那辆车的主人是否真的一起参加了会谈？说米纳耶夫和钦措夫在深夜停车密谈，这会是真的吗？也许是尤拉搞错了，停车密谈的是根本不相干的一些人？唉，要是戈尔杰耶夫本人亲眼看到了这一切的话就好了，那样的话，他同科诺瓦洛夫谈话时，就会自信得多。

“那你就把它看做是一般的刑侦情报吧，”戈尔杰耶夫冷冷地说，“在评估它的可信性时，你再像往常一样，打上折扣，加上假设吧。怎么，你认为这份情报绝对不可信？”

“我想，所有这些至多是场误会，”科诺瓦洛夫未作正面回答，“人们很有可能在一个圈子里不期而遇，甚至友好交往，但并不猜忌他们之间敌对已久，你自己也知道，这种情况常常发生。我不想让你怀疑米纳耶夫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

“你能替他保证？”

“能，是的，能。”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肯定地说。

维克托回到彼得罗夫卡，同将军的谈话结果使他感到非常满意。他坚信，在今天晚上以前，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科诺瓦洛夫肯定会同安东·安德烈那维奇·米纳耶夫通电话，向他通报今天与莫斯科刑事侦查局上校谈话的情况。不，戈尔杰耶夫丝毫也不怀疑总局局长会搞两面派手法。但他预料，这次谈话将会引起将军的警惕，将军肯定要同米纳耶夫通话，哪怕是为了证实戈尔杰耶夫搞错了，他也会那样做的。同时，他也顺便提醒一下安东·安德烈那维奇注意钦措夫，在萨马拉欲置帕维尔于死地的，就是这个钦措夫手下的人。老交情……

傍晚，谢卢亚诺夫来了。他和科罗特科夫一起去见戈尔杰耶夫。

“这样，我的孩子们，”上校开门见山地说，“从现在起，一切注意力，放在米纳耶夫将军身上。要注意他的所作所为，看他同什么人来往。我不喜欢这个人，我想知道这个人的一切。对阿娜斯塔霞，一点口风儿也不能露。如果你们胡说八道，我就宰了你们。我们不进行公开的监视。因为要想对联邦安全局的将军进行调查的话，一定要逐级上报和获得批准，那样会走漏风声，我们不这样做，不把这件事儿作为实际的刑事案件来处理，我们自担风险地干这件事儿，要秘密地，用打游击的方式进行。这事涉及到我们的阿娜斯塔霞，因此，孩子们，要努力去做。科罗特科夫，向科利亚介绍一下情况。好了，你们走吧。”

8点钟左右，戈尔杰耶夫把要办的事情处理完了之后，本想招呼娜斯佳把日常事务报告送过来，但稍一思索，他就亲自去她那儿了。娜斯佳坐在桌前，桌子上堆着山一样的一大堆文件。她面色苍白，眼眶青肿，但眼睛闪闪发亮。戈尔杰耶夫明白了，她没有生病，只是有点累了。

“有什么好事儿吗？”戈尔杰耶夫精神抖擞地问。

“好事多多。”娜斯佳嫣然一笑，直起身子，揉了揉因长时间坐着有点麻木了的腰肢。

她把一天中所能处理的一切问题都向戈尔杰耶夫作了报告。而他在这一天中，已不止一次地惊叹她一天能干这么多活儿。他大概永远也不能像她那样耐心地坐在那里处理文件、便条、数字和图表。他精力旺盛，文山会海对他来说一点也不合口味。而阿娜斯塔霞却能够整天坐在那里，从事费心耗神的工作。

“科诺瓦洛夫手里的那起案件进展如何？你已经不伤心了？”

“怎么，莫非有人发现我伤心了？”

“那还用说，”戈尔杰耶夫微微一笑，“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发现了，当然，只有我一个人才发现了。我对你的了解，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要是你说话语调平稳、欢快，而手却打哆嗦，那么，在最短的时间里，你就会摔餐具，撕草稿。老实说，掉过碗没有？”

“没有，”娜斯佳笑起来，“我的碗不多，我很珍惜它们。”

“这么说，是把自己的草稿撕成了碎片。”

“是撕成了两半，”她纠正说，“这倒是干过。”

“那么现在呢，平静了吗？”

“那当然。现在，我正在构思新的想法。我不想从人的经历出发，而想从人的性格出发。您知道，现在这样做很时髦：根据罪犯的犯罪特点，重塑罪犯的个性。如果是累犯、惯犯，那这种方法更为有效。”

“你开始赶时髦了？以前你可没有这个习惯。”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指出。

“这也是出于无奈，”她两手一摊，“有一个恶念老是在我心里挥之不去，我总觉得这个虐杀狂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我确信，我注意那几个州没有错。这个虐杀狂的下一个受害者，如果有的话，肯定在剩下的三个州中的某个州里。您知道，当你知道凶手要在哪里出现，而你又无能为力时，心里该有多憋屈！在潜在的受害人这方面，我失策了，而在潜在的罪犯这方面，从一切迹象判断，也失策了。就是在地点方面，我也失策了！”

“怎么，你可怜这些受害者？也可怜那个杀害了十一个孩子的丑东西，也可怜那个残害年轻姑娘的家伙？小姑娘，真看不懂你。让那个恶棍把这些人都杀光吧，空气会干净些。”

戈尔杰耶夫的眼睛狡猾地一闪，他故意说一些明显外行的、不能原谅的蠢话来激娜斯佳。实际上是不能将惩罚权交给恶棍的，也不能允许他们自己窃取这种权力。娜斯佳丝毫也不怀疑，戈尔杰耶夫在开玩笑，而她也接受了这种游戏。

“啊，最好让谁来争论争论，”她说，“然后呢，咱们应该抓住他呢，还是不抓？应该抓住他。哪怕为了问他一个问题也应该抓住他。应当问问他：俄罗斯七个州的民警机关加上一个部三年都没弄清的问题，亲爱的人儿，你是怎么搞清的？听我说，”娜斯佳忽然严肃起来，目光严峻地看着她的长官，“我这可是说出了一个聪明的想法，连我自己都没觉察到。”

“到底是什么聪明的想法？我怎么到现在也没听出来？”

“为什么这个刽子手恰恰要在现在杀害他们，并且是接二连三地杀害？所有罪行都是在三年至两年半以前犯下的。这是大概的时间。他是什么时候知道谁是罪犯的？我没说明白？是吗？”

“不很明白，”戈尔杰耶夫点了点头，“你太激动了，小姑娘，冷静一下，从头说。”

戈尔杰耶夫看到，娜斯佳夹着香烟的手指不停地颤抖着。他很了解她，一个偶然冒出的想法，一个突如其来的猜想，总会使她激动得难以自持。的确，在娜斯佳看来，世界上没有比工作更重要、更有意思的事了。

“好吧，我们就从头开始。最后一次犯罪案件发生后，当然，如果我计算准确的话，已经过去了两年半的时间。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个虐杀狂是什么时候知道谁是这一系列犯罪的罪魁祸首的？他为什么要同时把他们都杀掉？这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他只是现在刚知道那些罪犯，并且，是一下子知道了所有的罪犯的。即使他是一步一步地打听并找到罪犯的，那他为什么不找到一个干掉一个呢？为什么拖了这么长的时间才下手呢？如果说不是他拖延下手，那么，就很可能有另外一个人，而不是这个虐杀狂。这个人搜集了这些情况，并积累起来，在今天，一下子全交给了这个虐杀狂。甚至可能是这个人雇用这个虐杀狂来铲除这些渣滓。可我不明白的是，这些情况为什么不报告给警察局呢？难道这个虐杀狂，或者他的雇主就那么憎恨我们吗？”

“也许，他想报告警察局，但有人告诉他说，他搜集的罪证不足。”

“而他，因此也认为罪证不足。从一切迹象看，他的想法没有错。被虐杀狂残杀的所有罪犯留下的痕迹，与我们在这些人犯罪的现场所发现的痕迹是吻合的。还可能存在另一种方式：这个虐杀狂雇人为他找到了所有的凶手，即这七个人。当被雇的这个人完成了工作，向虐杀狂递交了报告后，虐杀狂就开始实行自己的意图了。不，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这方面还应该认真地研究研究，虐杀狂几乎是同时杀害了所有的罪犯。在这里面，一定存在着某种核心的东西。如果我能弄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就能查出他。”

“上帝保佑，”戈尔杰耶夫精神振奋地说，“对了，忘了告诉你，谢苗诺维奇来电话，让你明天10点前到他那里去。”

“什么事，他没说？”

“你向他要过什么材料。”

“噢，是的，我也忘了，”娜斯佳想起来了，“光顾了查文件了。对的，我向他要这些案件的所有材料。一些没有概要说明的文件，但却是第一手材料。有关虐杀狂杀害的那些人的材料也是如此。您知道吗，最好是亲眼看材料，这要比听别人说好一些。”

“那当然，”维克托·阿列克谢那维奇表示赞同，“收拾一下，回家吧，已经不早了。”

“好吧，”她顺从地收拾起文件，分别放到夹子里和抽屉里，“顺便问一声，您没派科罗特科夫去哪儿吧？”

“怎么回事儿？”戈尔杰耶夫警觉起来。

“他是个混蛋，他答应过今天送我回家，我的包儿很沉。可他自己不知跑哪儿去了。也许，我该等他一会儿？万一他回来了呢？”

“他不会回来的，”上校含糊地嘟哝着说，“明确地告诉你吧，他不会回来的，不要等他了。”

“太可惜了，”她叹了口气，“只能自己背着了。”

“你为什么不开车回去？你们有车，你驾驶技术也不错。”

“第一，列什卡更需要车，他呀，动不动就要去茹科夫斯基，不是去办公事，就是去看父母。”

“那第二呢？”

“第二，我不喜欢车，也害怕车，我的神经受不了。再说，我对汽车一点儿也不明白。甚至不知道车是怎么造的，如果半道儿坏了，我不会修理。我倒是更愿意坐公交车。公交车平稳，而我可以思考，咀嚼各种各样愚蠢的想法，要是走运的话，常常还有座位，能够阅读。”

“知道我跟你说什么了吗？亲爱的。你在装傻，还用华丽的词藻掩饰自己的懒惰。开汽车和料理汽车，这不容易，我赞同。可你不想劳动，你只想坐上地铁，让地铁送你回家。”

“就让地铁送我吧，”娜斯佳随和地附和着说，“谁让它是地铁呢！而您却只想批评我。”

他们一起走出办公室，向地铁方向走去。戈尔杰耶夫边走边想着心事儿，他的思绪常常回到米纳耶夫将军身上，老是思考着他与钦措夫之间的关系。只求科罗特科夫和谢卢亚诺夫能把事情办妥。米纳耶夫对侦查工作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对他进行跟踪可不容易，任何“尾巴”，他一下子就能看穿。要是被他察觉了，那可就离丢丑不远了。当然，到那时候，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不会怪罪小伙子们的，他将承担一切责任，承受打击。只是，阿娜斯塔霞可别成为这场不明不自却很肮脏的角逐游戏的受害者。

17

这天，娜斯佳早早就起了床。今天早起并未使她产生那种近乎惊慌害怕的心情。因为这个季节天亮得相当早，早早醒来时也不那么令人难受，这是其一。再者，她要像往常一样，在伊斯梅洛夫公园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扎托奇内一起进行晨练。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反有组织犯罪总局的局长。他们相识已经一年了，晨练也坚持了这么久。在进行晨练时，他们心情悠闲地说天说地，有时也讨论一些案件。娜斯佳知道，许多人都知道他们早上的这种晨练，有人还不怀好意地说三道四。但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劝她不必介意，要努力从种种传言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将军的儿子叫马克西姆，常常参加他们的晨练。小伙子想考内务部的院校，因此，努力锻炼身体，以便顺利通过体能入学考试。娜斯佳清楚地记得，在去年夏天时，马克西姆还是个身体不高、体格不健的毛头小子，他的体形也远远够不上完美。而现在，在父亲的严厉督促下，马克西姆已经锻炼成一个肌肉发达、体魄健壮的棒小伙。

“我听说了，科诺瓦洛夫想把您调到他那里去工作。”

在此之前，他们谈论的是别的话题，扎托奇内话题的转换是那么的突然，以至于娜斯佳一下子愣没反应过来，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是有这回事。”娜斯佳点点头。

“而您拒绝了。这很有意思，为什么？难道您不想在总局工作？莫非是您不喜欢科诺瓦洛夫本人？”

“我有别的原因。我很愿意在彼得罗夫卡工作，我也很喜欢戈尔杰耶夫。而最主要的，您已经知道，是对手很好。”

“我能同您订个君子协议吗？”扎托奇内问。

“那您就试试吧。”娜斯佳嫣然一笑。

“当您想离开戈尔杰耶夫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我这儿工作。我们说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答应一定要到我的反有组织犯罪总局来工作。我只是想让您首先考虑在我这儿工作，然后，再考虑别的建议。”

“您这么说，好像您认为有许多单位争着要我似的。除了科诺瓦洛夫，谁也没建议我调换工作。”

确实，她确实听科诺瓦洛夫说过这些话。并且，就是这么说的，只字不差。

“您让我去您哪儿，我又能干什么呢？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团伙犯罪跟经济的关系太密切了，而我对经济一窍不通。我好像跟您说过，我讨厌经济方面的深奥道理。”

“我能证明您的想法是错误的。想听吗？只用十分钟。”

“嘿，您又要设法说服我了，说什么可以打开五本好书，掌握住所有的基本知识，然后，用一年的时间，细细品味。这些您都说过好多遍了，没意思。”

“能答应我十分钟吗？我用一包橙汁跟您打赌。”

“行，我听您说，我爱喝橙汁。”

“我也爱喝。并且，我相信，您肯定要为我买橙汁了。就这样，阿娜斯塔霞。我们反有组织犯罪总局，负责对通过走私毒品、贩卖军火和拐卖人口来谋取钱财的大的犯罪团伙进行处理。我们处理这类案件已经快一年了，但从我们所负责的案件来看，这点时间根本不算长，您也知道，一件团伙犯罪案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处理完。”

“那当然。”娜斯佳点了点头。

“这类团伙在许多州里设有联络转运站。这样的州有七个，要一个个地说吗？”

娜斯佳猛地停住脚步，转脸问扎托奇内：

“您没开玩笑？”

“绝对认真。怎么，让我说出来，还是不用说？”

“不用了，我相信您说的。看来，我插手你们的事务了？”

“在那里也有你们关心的东西，杀人案一宗接一宗嘛。您不必自责，您嘛，不知者不为过。”

“可科诺瓦洛夫，他！”娜斯佳懊丧地长叹一声，“怎么，他也不知道情况吗？我们把手伸向了你们正在开展侦查工作的地区，碍手碍脚，妨碍你们工作。我们给你们添什么乱子了没有？”

“暂时还没有，”扎托奇内微微一笑，“您也不要责怪谢苗诺维奇，我们历来总是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再说，我们也没声张，说我们在这些地区开展工作。而事实本身是最令人感兴趣的，您没发现？假如您是在我这里工作，而不是在刑事侦查局，那么，您所调查的那一具具尸体，早就与我们追查的那些走私犯联系起来了。为了弄清您追查的那个臭名远扬的虐杀狂猖狂活动地区的情况，根本用不着懂得经济理论原理。一个卡敏斯卡娅就够了。怎么样，我赢得果汁了吗？”

“您要什么牌的？‘亚法’还是‘维姆比利丹’？”

“我要‘J-7’牌的。”

“您给了我致命的一击，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您想，结果是：有人要利用虐杀狂案和多起凶杀案所形成的局面来制造丑闻，以达到更换护法机关所有领导人的目的，您看像不像这么回事儿？”

“像！至少在你们关于更换干部的材料中讲的就是这些。”

“您见到过这些材料？”

“我还读过，是从科诺瓦洛夫那里看到的。对了，这些材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得了。”娜斯佳一挥手，“一切都白费了。我本指望通过分析干部的调动，清理出那个虐杀狂，从一切迹象看，这个恶棍并不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我白白付出了那么多的劳动。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

“嗯？您有话要说？”

“没有，无稽之谈。”

“到底想说什么？”

“我已经说了，是无稽之谈。这是不可能的。”

“我真不明白您。您不是常跟我说不能那样推论吗？您不是一百遍地重复说，一切都是可能的吗？应该为这件事拿出个说法儿来。那么，您想说什么呢？”

“我想弄明白，前因是什么，后果又是什么。发生过重大谋杀案的地区已受到关注，丑闻也已经制造出来了，在这个借口下，一些领导被换掉了，换上了一些软弱无力的。随后，犯罪分子就会在这些地区建立自己的联络站。会是这样吗？”

“很可能。很像是这么一回事，无论怎么说，都像这么回事。”

“不会是相反的情况吗？”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扎托奇内停住脚步，转身对娜斯佳说：“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

“假如这些地区在一开始就被人选中了，那情形会怎样呢？”

“您开什么玩笑！这怎么可能呢？”

“您瞧，连您都不相信。”

“哎，娜斯佳，这很难让人相信。这已近乎幻想。选择一个适合于犯罪的地区，然后，就等待着那里是否会发生什么意外，以便制造出丑闻？这不可能。万一不发生意外呢？那样的话，就要等到头发白了。”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您把人想得太好了，您是个浪漫主义者。”

“那您呢？”

“我顶多是个愤世嫉俗者。我确信，所有这些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都是有人专门实施的。您知道吗？是蓄意的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是一个整体计划的一部分。这样，我就明白了，肯定有这么一个人，他知道这一切，也知道是谁组织和实施了这一系列犯罪。我的出发点是，对于虐杀狂来说，找到凶手，这是查明犯罪的问题。因此，我试图在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寻找这个人，也是因为这个，我错误地认为，被虐杀狂所杀害的人是学习过警察教材的人。而实际上，很可能只是这个人对这类知识有所了解而已。这是很可怕的，是吗？”

“嗯，是的，”扎托奇内随声附和说，“您不会责怪您缺乏想象的。那么，尽情地发挥您的思想吧！到底谁是您所追查的虐杀狂？他为什么要把这些雇佣杀手都干掉呢？”

“担心暴露。”

“那他为什么只是在现在才感到害怕呢？凶杀案可是早就发生了的。再说，他为什么要搞这些宗教式的游戏？他把人杀了就杀了，事情也就了结了。他为什么要到处宣扬，说这些被杀者正是以前那些凶杀案的当事人？这出戏是演给谁看呢？”

“我需要考虑，”娜斯佳非常严肃地说，“我不想马上回答您。”

“那您考虑吧，”扎托奇内同意说，“为了让您考试时轻松些，我再告诉您一件事。这是些走私的案子，我们许多人正在处理，毫无疑问，这里有您关心的东西。”

“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有个叫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尤尔采夫的，听说过这个人吗？”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您别让我焦心了，”娜斯佳哀求起来，“直说吧，还有谁？姆希塔罗夫？伊佐托夫？马列科夫？卢琴科夫？”

“甚至还有谢苗诺夫，以马利科夫为首的全部人马，根据我们的侦查，他们各负责一个地区，就像监护人一样。”

“可他们只有六个人，”娜斯佳敏捷地想到，“而地区有七个。莫非是我弄错了？”

“是七个，应该还有一个监护人。但我们暂时还没查到。正因为这个，可爱的阿娜斯塔霞·帕夫洛夫娜小姐，我才请您提供友好帮助。请告诉我这第七个监护人是谁。这样的话，我们会认为我们还有指望。我刚才向您透露了关于你们所调查的凶杀案的一些情况，您也要帮帮我。”

“您太高看我了，”她摇了摇头，“我未必帮得了您。我对你们的事情一点也不懂。”

“那您试试看吧。我可不是您的领导，您完不成任务我也不会处分您。”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有可能是虐杀狂一开始是同监护人们算账，只是后来才动了杀机。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也不明白，”扎托奇内叹了口气，“最初，我认为可能是竞争团伙想赶走这些监护人，强占他们的地盘。后来，我又考虑，这不是这些竞争团伙干的，而是所有这些土匪的头儿干的，可能是他对手下人的做法感到不满了。我甚至假设，是这些监护人企图发动宫廷政变，以便取代他们的头领，而头领及时觉察到了这一点，并把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而到了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了。我已经打了报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进入科诺瓦洛夫的小分队。我们希望，能通过共同的努力，搞出点名堂来。”

他们转过身，沿着林阴道往回走。这时，马克西姆向他们迎面跑来，他的五公里越野跑快到终点了。

“好样的，”父亲夸赞他说，“你达到标准了，可以好好休息一会儿了。”

“娜斯佳阿姨，您达到标准了吗？”小伙子问。说着放慢速度，小步跑着，和他们保持肩并肩。

“瞧您说的，我不会去迎合任何标准，只求符合自己的床铺就行了，”娜斯佳开了个玩笑，“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标准还没制定出来呢。前不久，我曾跟着火车跑，跑完一段路后，有两个小时没能喘过气来。”

“那您怎么在刑侦局工作？”马克西姆吃惊地问。

“很不容易，我有幸遇到一位好上司。”

“尽说蠢话，”扎托奇内打断她的话，“不要哄骗小孩子。这跟您的领导毫无关系。记住，马克西姆，要想弥补你体格上的不足，你就要有特殊的本领，当你变得能像阿娜斯塔霞·帕夫洛夫娜那么聪明、那么有天才时，那你就可以允许自己不再么遵守什么标准了。但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一定不要忘记，你是个男人，对自己要有另外的要求。”

马克西姆停止脚步，做了几次深呼吸后，又和父亲、娜斯佳一起向前走去。

“你们女人倒不错。”马克西姆叹了口气。

扎托奇内不满地皱了皱眉头，娜斯佳明白，回家后，马克西姆又要聆听说教了。将军只生了这么一个儿子，他不允许儿子有一点不轨的言行。每发现一点问题，将军总是拿出大量的时间，耐心、细致地向儿子指出不当之处。娜斯佳多次碰到过这种场面，因而，她很清楚，听到儿子说那话后，将军肯定又要以形象、生动的语言不厌其烦地教育他了。

四十分钟后，他们走到了地铁站。在这里，他们挥手告别——扎托奇内父子住在附近，而娜斯佳需要坐地铁到“谢尔科夫斯卡娅”站。经过晨练后，娜斯佳感到神清气爽，心绪高涨，因为她要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很费脑筋的问题，而这对于她来说，正如尤拉·科罗特科夫所评价的，要比最甜的糖果还要甜美。在着手处理公文之前，娜斯佳·卡敏斯卡娅打电话给扎托奇内。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您要找的第七号人物叫叶夫根尼·沙巴诺夫，是总统的形象设计师，我对这个人的情况说不太准。头六个人一下子就弄到了一起，而沙巴诺夫却与他们不同，他似乎是总统班子里的人。我还在为此事犯愁，不知该怎么处理他。”

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拉尔金喜欢舒服、安逸、温暖和不急不忙。他现在不能去瞎忙，他很不愿意所形成的局面让他寝食不安。拉尔金确信不疑的是：寝食不安和匆忙行事将会对他非凡天赋的发挥产生不良影响。他曾在帕维尔·绍利亚克的领导下专心地学习过，并努力研究过锻炼方法。当这种锻炼要求进行长时间大运动量的疲劳练习时，他绝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已经使自己的本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也十分珍惜这一切。而各种不快和疾病马上就会对他的才能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多年的实际情况所证明的。

一个人，一个觊觎他的作用的新领导人的出现，恰恰导致了拉尔金的这种不快。拉尔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位领导人。当时，米哈伊尔在设计局工作，他同这位领导人在科长办公室里总共只进行过一次谈话。当帕维尔开始和他一起工作后，米哈伊尔可以聊以自我安慰的一线希望是，只有两个人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一个是派他去见绍利亚克的人，另一个就是绍利亚克本人。现在发现原来还有第三个知情者。这种情况立即使拉尔金心理失去平衡。这第三个知情者对于米哈伊尔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此人给他看了一大堆有损他拉尔金名声的材料，既有录音磁带，也有录像带。录音带上录的是拉尔金同第一位领导人进行首次谈话的内容。当时米哈伊尔坦然地承认了他获取高等教育证书的一些小秘密；录像带则记录了他完成帕维尔交给的某些任务时的工作情况和工作结果。这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米哈伊尔以前从未见到过这些东西，他只是听说有这些材料，他也相信。可当他亲眼看到这一切时，他感到自己彻底完蛋了，事情简直糟得不能再糟了。

“当然了，如果您能正确地对待眼前的局势，我是不会动用这些音像带的。”这第三个知情者说。

米哈伊尔总是反应敏捷。他在钻研科技方面的本事平平，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个笨人，恰恰相反，这是事实。

“要我做什么？”他问。

“完成我的指派，就这些。您给帕维尔怎么干的，就为我怎么……”

“万一他回来了呢？”

“什么叫‘万一’？”这第三个知情者微微一笑，“帕维尔一定会回来的，这您连怀疑都不必怀疑。您还将继续同他一起工作，就像从前一样。但同时，您顺便也要为我工作。这一点千万不要告诉帕维尔。我要说的就这些。何去何从，由您选择，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噢，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回来后，您要马上告诉我。我很关心您的安全，只要绍利亚克一出现，我就要尽一切努力，避免与他在您好客的家门口不期而遇。那么，您的答复是什么呢？”

“我同意，”米哈伊尔叹了口气，“您并没有给我留下选择的余地。”

“怎么能这样说呢！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对方以责备的口气摇了摇头说，“余地始终是存在的。您可以拒绝我和向审判机关申诉嘛。”

毫无疑问，无论如何，米哈伊尔也不能做出这种选择。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他为自己建立了一个舒适优越的小天地，他怎么可能放弃这一切而去监狱睡那吱吱作响的破床板呢？不，不，他绝不会那样做。

“要我做什么？”

“暂时什么也不需要做。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保持风度。很快我会同您联系，井给您交代任务。”

“您确信我能胜任您交给的任务？”

“那当然。您已经干过这类工作，并且，很出色。您同我在一起工作，比同帕维尔在一起要轻松得多。因为当您要同某人打交道时，我会把有关这个人的一切必要信息事先全部提供给您。那么，您等我的信儿吧，放弃那些不必要的疑虑。”

这次谈话是在四天前进行的。也就是说，米哈伊尔·拉尔金已经坐在家里呆了四天了。确切地说，这几天他不是坐在家里，而基本上是躺在柔软、舒适的沙发上度过的。他把双手垫在脑后，两眼发愣地盯着天花板。他不喜欢所发生的这一切，非常不喜欢。想找人聊聊又没有人，帕维尔也没同他联系，到哪儿去找他，米哈伊尔也不知道。既不知道地址，也不知道电话。总是这个样子，最需要见到领导的时候，他总是找不到自己的领导。有一次，这是许多年前的事儿，帕维尔对他说：

“米哈伊尔，毫无疑问，你是位超级专家，但你千万不要忘记，强中自有强中手。苍天给了你出众的才智，但苍天也慷慨地使许多人才智出众，并且，苍天赋予一些人的才智要远远多于另一些人。我认为，你的天赋并不是最出色的。假如有一个才智更为出众的人要来对付你的话，他就能够迫使你说出你所知道的东西。甚至是，你连想都来不及想，就把一切都掏给他了。因此，你最好少知道些。”

要是换上别人，也许，当时就会反对。但米哈伊尔可不比别人，他太清楚人们是怎样索取最核心秘密的。

他现在应该找帕维尔吗？征求帕维尔的意见对吗？他这么做，万一被那个人知道了，他会生气的，那又该怎么办呢？这个人会启动这些可怕的录音带和录像带的。米哈伊尔试图冷静地分析一下，并搞清楚这两个人——帕维尔和新认识的这个人，谁对他的威胁更大些。总的看来，对他更有威胁的，不是帕维尔。可万一拿给他看的那些音像材料不止一份，那么，帕维尔手里可能也有。那又该怎么办呢？拒绝为新认识的这个人卖力，这个人就会公开这些材料。要是他为第三者效力这件事让帕维尔知道了，帕维尔也会让他丢丑的。左也难，右也难，反正都一样。

剩下的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希望一切都能应付过去。一仆二主！可怎么办呢？在世界文学名著里这种场面描写过千百万次，其最后结局总是有点滑头的仆人干掉了他的主人，而他也成为胜利者。无怪乎人们常说：温和的牛犊有两个妈妈的奶吃。莫非要冒一次险？

这时，电话铃响了，把米哈伊尔从沉思中唤醒。

“我要预约个时间，”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声音，“如果行的话，我想明天就找您看。越早越好，我有特殊情况。”

一切都明白了。这个女人是得到了关于丈夫变心的消息，并且，就在几小时前得到了消息。她马上坐到电话机前，给自己的女友们打电话，向她们诉说“这个坏蛋”。有人建议她去看心理疗法医生，这位医生能够一下子解除病人的心理创伤。她有特殊情况！可以设想，似乎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被丈夫抛弃了。这样的女人很好做工作，只要她们到米哈伊尔这里来两次，就能获得心理平衡，而每一次需花费一千美元。

“您搞错了，”米哈伊尔客客气气地对着话筒说，“您大概是想给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打电话吧？他的电话号码变了。”

“是多少？”被欺骗的女人急切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里安装了新的自动电话交换机，所有号码全变了，现在我的电话是这个号码。”

“那您怎么知道我要给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打电话？”女人怀疑地问。

“您并非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人，”米哈伊尔微微一笑，“整天有人给他打电话。也是想预约看病的。”

“可要是这样的话，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会给您留下他的新电话号码，”这位女士不甘心地说，“以便您把新号码告诉所有打电话找他的人。”

“只能让您失望了。您的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并未向我征求意见。同样，也没征求您的意见，祝您一切顺利。”

他放下话筒，苦笑着咧了咧嘴。一大笔金钱脱手而去，帕维尔坚决要求米哈伊尔停止进行心理疗法活动。他的要求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而米哈伊尔不能不听他的话。要知道，帕维尔随时都可能回来。他当时是这样说的：我又要走了，不过，这一次时间不长，大约两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帕维尔仍然没有回来，但他随时都可能出现在眼前。

米哈伊尔忧郁地想到了一个叫加利娅的温柔、可爱的姑娘。她胖胖的，令人心动，最好让她现在过来！她是那样的朴实、善良和坦诚，同她在一起，拉尔金的心能够得到休息。就是在床上，她对他也不是太苛求，他不必费很大劲儿，就连时间的长短，她也不苛求计较。她需要他，并不在乎性交的次数，而是为了保持自我评价。可不是嘛，那么风趣的男人，年纪正当年（这是凭着这个姑娘的想象，而拉尔金本人认为自己还要年轻些），有教养，又有钱。“瞧，我和谁在一起！”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一部著名电影里的台词。也许，他这样做是对的，打电话吗？让她来吧。

拉尔金侧过身子，探身去取放在沙发旁地板上的电话。

“加利娅，”米哈伊尔对着话筒柔声细气地说，“没想到今天晚上我没有事儿，你怎么样？”

“怎么样！”他还用问吗！毫无疑问，她马上就会赶来的。随身带些什么去呢？吃点什么呢？毫无疑问，吃是一定要吃的，她知道米哈伊尔喜欢吃什么，她顺路就会都买齐的。不过，拉尔金在别人面前，总想充当绅士。不应该让女人为他花钱，他可不是那种让女人倒贴钱的男人。

“你过来后，我把钱给你，可别舍不得花钱。”他吩咐道，“所有最好吃的，我们都需要。”

这算什么。需要用美味佳肴和加利娅的温存来掩饰自己焦急等待的不安心情。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的一切将会怎样。

当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拉尔金躺在自家柔软的沙发上烦躁不安、饱受煎熬时，戈尔杰耶夫上校和他的两个工作人员正绞尽脑汁，思考着怎样才能找到拉尔金，或者至少弄明白拉尔金是什么人，尤拉·科罗特科夫把注意力集中在米纳耶夫将军同一个戴墨镜的陌生男人的会面上。当时，他一个人无法分身跟踪两个目标。只能等待着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米纳耶夫同这个陌生人的再次会面。

“而米纳耶夫并不愿意我到他的朋友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那里去，”戈尔杰耶夫告诉科罗特科夫和谢卢亚诺夫说，“他马上就找到有关部门领导中的朋友，他很关心我们是否对他实施了监视。他想抓我们的把柄，想唾手而得。显然，他是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没什么，他不明白我们是怎么知道他与钦措夫的友好关系的，让这个问题折磨他去吧。”

“您仍然确信他们关系密切？”科罗特科夫问，“万一这真是一次偶然碰头呢？”

“假如这次会面是偶然的，他就不会全身紧张了，也不会到处打听我们是否对他进行了跟踪。你们和我都知道，我们无权这样做，而他也知道，这不，他想指责我们采取了非法行动。如果说他是清白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的孩子们，他如此忙乱，这比任何语言更有说服力。我特地到科诺瓦洛夫那里走了一趟，向他讲述了我的疑问。科诺瓦洛夫，是个神经健全的老实人，他不能不把我同他的谈话转告他的同事，他是那样地相信米纳耶夫，就像相信他自己一样。而我是想看看，这将会有什么结果。我就这么做了。我确信，请原谅我说得粗鲁，米纳耶夫想玩邪的。也许，在他同钦措夫的关系中，没有任何刑事犯罪的成分，只不过是米纳耶夫想借别的某种情况来尽可能地吓唬我。看来，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安东·安德烈耶维奇不知为什么惹了一身的麻烦。或者说，他正要惹麻烦。这不，他把一张王牌藏到了衣袖里。”

“什么怪逻辑！”尼古拉·谢卢亚诺夫耸了耸肩，“一开始让我们帮忙，想让我们为他从萨马拉把那个人弄出来，可后来又想加害我们，这不是爷们干的事。”

“但这却很现代，”科罗特科夫指出，“这完全符合时代精神：求人，利用人，用不着了就翻脸不认人。你看看电视，谁都这样。把自己人支使来，支使去。”

“你说得对，孩子，”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他的话语里透露出明显的威胁，“不管这多么令人痛心，你说对了。尊敬的米纳耶夫将军是把我们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来利用的。科诺瓦洛夫的要求对我来说就是法律，我不能不完成他的要求，但我已经感觉到，这件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而这件事也是不会结束的。现在，他感到我们在某些方面对他构成了威胁，就想扭断我们的手脚，首先是扭断我的手脚。我作为你们的领导，向你们两个发出了非法的命令。而你们作为非法命令的执行者，也难逃干系。我的聪明之处在于，没有把阿娜斯塔霞拖进来，否则，她也会听到军号就奋勇冲杀的。不过，我的孩子们，我们要考虑的不应当是这些，而要考虑别的。”

戈尔杰耶夫沉默了，他在狭长的办公室里慢慢地踱着步。尤拉和尼古拉也不做声地坐在那里，他俩知道，当领导思考时，不能打扰他。

“尤拉说得对，只要需要，有人就会毫不顾惜、毫不迟疑地出卖自己人。这可不是简单的玩笑，而的确是需要。因此，应该考虑的是，米纳耶夫将军的这种需要会是什么呢？当然了，绝不会是修修汽车的事儿，也不会是屋顶漏水这些小事儿。他为什么要抓咱们非法采取行动这张王牌呢？我的孩子们，是为了掐死我们，并且是悄无声息地掐死，是要切断我们的氧气。他向他的领导报告说，他发现有人对他实施跟踪监视。跟踪他的有联邦安全局的外勤人员，并且，他还查明了跟踪他的还有什么人。也就是说，他将会人证物证俱在地当场抓住你们，我的孩子们。此后，我就会被召进上级领导的办公室里，受到追究。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要对他们说些什么，作出某种解释。那时候，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说出真相，但我清楚，用不了半小时，我的这些模糊的疑问和当时的情况就会被米纳耶夫所知晓。另一条路是不说真话，换句话说，就是说谎话。那样的话，就要考虑这个假话怎么说，要使假话不露破绽。要说得流畅。并且，我们三人都要背得烂熟，不能出一丁点儿差错。”

“是的，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谢卢亚诺夫突然活跃起来，“让他们整我们吧。我们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

“那丢掉工作你不害怕吗？”戈尔杰耶夫皱了皱眉头，“我说的不是他们逼我屈服的事。你不可怜我这个已经谢顶了的有病在身的老人吗？”

“那样的话，需要好好想想，别把任何人牵扯进去。咱们这么办：就说我们在跟踪一个戴墨镜的人，此人涉嫌参与了一些尚未侦破的犯罪案件。就说我们根本没有对米纳耶夫采取措施，而是对这个戴眼镜的人进行了跟踪。戴眼镜的人跟一个陌生人接触，我们就对这个人进行了跟踪，就像驴跟着胡萝卜走一样。”

“你可真是个冒险家，我的尼古拉，”尤拉·科罗特科夫叹了口气说，“谁会相信我们说的，跟踪一个陌生人，那么多天了还弄不清人家的身份。而一旦弄清了身份，就应该报告，说这是联邦安全局的将军，那样的话，马上就会接到‘不允许’的命令的。从规定上讲，我们的说法不合适。”

“停！”戈尔杰耶夫举手打断了尤拉的讲话，“别胡说了，我的孩子们。如果他们确切地知道你们跟踪米纳耶夫的天数，那我们可就要吃大亏了。而万一他们不知道呢？让我们再想想，在这方面能不能再想想办法，你们确信他没发现你们？”

尤拉和谢卢亚诺夫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

“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谢卢亚诺夫含糊其辞地说。

“没有谁能替代你们，”上校若有所思地说，“不能把任何人拖进这个麻烦里，我们承担风险。这个戴着眼镜、满头鬈发的人，我们非常需要。尤尔采夫和小傻瓜巴扎诺夫都在这人身上。除非此人只是外表长得与我们要找的人相像，可怎么才能抓到他呢？”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尤拉和谢卢亚诺夫才从戈尔杰耶夫的办公室出来。他俩一回到自己的屋里，就马上动手准备茶，并把从小铺里预先买来的火腿、黑面包以及味美价高的香肠摊到了桌子上。

“很可惜，这事儿不能告诉娜斯佳。”谢卢亚诺夫叹惜地说，“要是告诉她的话，她一定能给我们想个好办法。”

“弋尔杰耶夫曾顺便跟我说过，说我不够意思。”科罗特科夫说。他边说边狼吞虎咽地嚼着面包和香肠，“他说我把娜斯佳当成了智囊。说她不仅仅只有聪明的大脑，还有脆弱的神经，他不愿意让娜斯佳担惊受怕。”

“说得也对。可我从未发现娜斯佳有被吓着的时候。你见过她害怕的样子吗？”

“见过，”尤拉点了点头，“她胆小，怕事儿，这可是她自己说的。这是因为她的想象力比你和我弱。事情刚刚开始，她就能正确地估计情况，就能预知这件事会给她带来什么后果。”

“一点没错，这就是聪明带来的苦恼，”谢卢亚诺夫叹惜地说，“你放那么多茶叶干什么？混蛋。我们可不是要煮粥，而是沏人喝的普通茶。”

“浓一点好。我只是稍稍加了点茶，要不水就多了，茶不会有问题的。喝不完的明天喝，不用再煮了。”

“还真有你的！”谢卢亚诺夫赞叹说，“这是你在我们娜斯佳那里学的偷懒的方法？你最好别学她那一套。对了，尤拉，咱们把斯塔索夫给忘了。”

“为什么给忘了？”尤拉很惊讶。

“戈尔杰耶夫说了，没有谁能替代我们，他不想把多余的人牵扯进这次非法的冒险活动中来。”

“谢卢亚诺夫，别胡思乱想了吧……”

“不，尤拉，是真的，”谢卢亚诺夫打断他的话说，“戈尔杰耶夫什么都不知道。可以告诉斯塔索夫，应当帮帮娜斯佳，他不会拒绝的，我敢保证。”

“噢，他会马上跑到她那里把这事儿告诉她的。”

“可咱们没去呀。”谢卢亚诺夫反驳说。

“咱们，”科罗特科夫摹仿着谢卢亚诺夫的声调说，“咱们坐在这里，竭尽全力控制着把实情告诉阿霞的冲动。怎么，不是这样吗？咱们两人，咱们两人互相克制着不说。而他呢？稍加思考，就会都告诉她的。”

“可以好好地求求他，”谢卢亚诺夫坚持着说，“斯塔索夫是个职业专家，他应该明白这些东西。而从另一方面讲，他是个私人侦探，我们的规则不适合于他。雇主让跟踪谁，他就得对推进行跟踪，适用于他的法律还没制订出来呢。”

“万一他被人发现，遭到审问，他该说些什么呢？他会披人掐住脖子，人家会要求他拿出他同雇主签订的对米纳耶夫进行盯梢的合同。不，这是纯粹的欺诈行为。算不了什么好主意。”

“等等，你干吗一下子全部推翻我的天才想法。万一他有合同呢？”

“怎么？你来签这个合同？”科罗特科夫滑稽地模仿着对方。

“你什么都觉得可笑，”谢卢亚诺夫委曲地嘟哝着，喝了一口热茶，“你太可笑了……”

娜斯佳非常喜欢做表格，她对随随便便和以模糊不清的形式表达的情报很不容易记住。常常是看了后面的，就忘记了前面的。不得不再翻回来，重新看文章的开头，或把文件翻来翻去，寻找所需要的句子和段落。而用表格和方框表述的情报就很直观、鲜明，很容易进行分析。早上同扎托奇内一起跑步后，娜斯佳一整天都在研究虐杀狂的犯罪案件。她把大量零零散散的情况都汇总到表格里，这里有谋杀案的发生地点、时间，还有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脚印等等。

傍晚时分，所有的表格全部制成了。娜斯佳把这些表格摆放在屋子中间的地板上，而自己则盘腿坐在当中，开始对这些材料进行思考。

在谋杀案发生的时间上，没有任何次序。四次谋杀案是在一昼夜中的不同时间里发生的。在地点上，是在不同的地点。在谋杀的方法上，天哪，可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四个被害人都是被勒死的，并且，不是用手掐的，而是用绳套勒的。还有什么一致的地方吗？

受害者个人的情况？所有的被害人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只有一点，这些受害人的痕迹都曾在一些尚未侦破的重大案件的案发现场被发现过。不过，对这一事实不用进行分析，因为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虐杀狂杀人现场，没有一处现场遭到破坏。换句通俗的话说，在四处杀人现场，没有一处发现有搏斗的痕迹。这很可能是被害人不是在后来尸体被发现的地方遇害的，而是在别的地方遇害。另一种可能是，被害人跟虐杀狂很熟悉，没想到他会起歹意，于是，没留心地背对着虐杀狂。

娜斯佳拿起一张表格，表格上记录着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依据的是法医的鉴定）和尸体被发现的时间。随后，她又拿起另一张表格，上面记录着被害者尸体的发现地点。在死者的死亡时间与死者尸体被发现的时间上存在一段间隔，尸体会不会是在这段时间里被挪到后来被人发现的地方呢？

在第一起谋杀案中，尸体是在被害人死后二十分钟被发现的。而现场当时有不下一百人。在二十分钟的时间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运送尸体可能吗？这可以排除。

在第二起谋杀案中，死者是在上午10点遇害的，而他的尸体是在下午3点半在地下室里被发现的。大白天运送被害人尸体？这令人怀疑。

在第三起谋杀案中，受害人是个议员，他和他全家人的尸体是在住宅里被发现的。此人是个年轻议员，生活杂乱无章，他的遇害没有马上被发现。当他的住宅被撬开时，他已经死亡四天了，因此，很难把他的死亡时间以小时来确定。不过，假如这个人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被杀，尸体是后来被运到住宅里的，那无论如何，做这件事是不可能无声无息一点响动也没有的。再说，也不可能在青天白日下做这事。很可能是在夜间干的。而在夜间，每一点响动都会被人听得一清二楚……应当打电话请他们明确一下，他们是否向附近居民询问过这件事。

第四起谋杀案，也就是最后一起。在这起案子中，从许多情况分析，死者曾犯下了一系列残杀孤独老人的罪行。他的尸体是在清晨被人在儿童游乐场发现的。死亡时间大概在夜里两点钟。别的倒没什么，只是在尸体旁发现了若干个烟头，经鉴定确认，烟头上留下的恰恰是死者的唾液。换句话说，在他被杀之前，他曾自己坐在这个儿童游乐场里平静地抽了几根烟。虐杀狂未必就那么机警，以至于要把烟头拾起来，从真正的杀人现场把烟头带走，扔到这铺满沙子的儿童游乐场附近，当然了，世界上无奇不有，什么都是可能发生的……

娜斯佳在记事本上写道：应该问问，是否检查过死者放在长凳子上的衣服上有没有灰尘。如果这人真的在儿童游乐场坐了一段时间，那么，他的衣服上一定会留下灰尘。也许，他没坐在那里，而是站着，前前后后地走来走去。如果是这样，那他会在地上留下杂乱无章和重叠的脚印。

娜斯佳从夹子里取出事发现场侦查记录的复印件。没有，复印件里只字未提受害人留下大量鞋印的情况。鞋印的数量是正常的，从游乐场边到“小蘑菇”塑像这一段路上都留下了死者正常数量的脚印。而尸体就躺在“小蘑菇”的旁边。这里还有大量别人的脚印，谁知道哪些是凶手的呢！发现了多少个烟头呢？六个。抽一根烟要用五到六分钟的时间。抽这六根烟总共需要三十到四十分钟的时间。再加上抽两根烟之间的间歇，总共还要再加上半个小时。这样看来，受害人在儿童游乐场至少呆了一个小时。并且，是坐了这么久，衣服上应该有什么痕迹留下。

不管情况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尸体在哪里被找到，人就是在哪里被害的。这些受害人为什么那样老实地让他给勒死，而不做一丁点儿的反抗呢？

娜斯佳叹了口气，双手扶着腰肢，伸了伸腿，站了起来。应该打个电话，问问细节，好在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科诺瓦洛夫把所有有用的电话都已经告诉了她。通过这些电话，她可以进行任何必要的查询。阿列克赛在厨房里十分惬意地读着一本新搞来的侦探小说，并不时地把手伸进一个小篮子里，里面装着奶油饼干。

“饿了吗？”他问，仍然只顾看书。

“还没有。我想动用一下咱们捉襟见肘的预算资金。可以吗？”

“随便。怎么用？”

“我要打几个长途。”

“行，”阿列克赛说。说着，又翻过了一页书，“打吧，反正电话费通知单过一个月才来。”

“怎么，一个月后我们就发财了？”娜斯佳一下子来了兴致。

“不知道，也许，最终能把工资发下来。上面已经许诺要发工资。你就拿起电话打吧，我这里最有趣的一段刚开始。想吃饭了，你就嚷一声。”

娜斯佳拖着长长的电线把电话拿进里屋，并把门严严实实地关紧，以免打扰丈夫猜测书中血淋淋秘密的兴致。半个小时后，有些情况搞清楚了，但这只不过是证实了娜斯佳最初的结论：所有这四个受害人都是在尸体所在的现场被害的。很可能，有这么一个人，这四个被害人都认识他。他们对他都不存戒心，他们认识他，并不在意这个人靠近他们。他们甚至可以转身背对着他。核查这件事需要很多时间——收集这四个受害人所认识的人的情况，找到他们共同认识的人。这种费心费力的活儿现在已很少有人去做，侦查工作的基本常识已经过时了，早已被忘记了。

她又来到厨房，点燃茶炊炉。

“饭前不要喝咖啡，那会破坏食欲的。”阿列克赛嘟哝着说，仍然埋头读他的侦探小说。

“等你把书看完了，我早饿死了。”娜斯佳没好气地说，“你也称得上是我的丈夫，你干吗要娶我？”

“什么干吗？”阿列克赛终于抬起了头，笑嘻嘻地看着妻子说，“我娶你是为了读你的书。瞧，你有那么多书，大部分还都是侦探小说，而我又非常喜欢它们。我到退休也读不完这些书。我把你饿死得越早，独自享用这些书籍的时间就越早。算了，别扯了，我们现在吃饭。”

娜斯佳怜惜起丈夫来：“那好吧，你可以再读十五分钟，我自己做饭。”

“不！”

阿列克赛一下子推开书，虚张声势地喊叫着站了起来：

“我还想活下去。你做的饭，就跟毒药差不多，我们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可你还是没学会土豆的正确做法。”

“那你来吧，”娜斯佳高兴地说，说着，一屁股坐在阿列克赛刚刚腾出来的地方，顺手拿起他刚才读的那本书，“塔季扬娜·托米林娜，这个作者是什么人？”

“你怎么搞的？”阿列克赛转过身来说，“她就是你们斯塔索夫的妻子。”

“可她的姓是奥布拉兹佐娃。莫非这是她的笔名？”

“可能是吧。”

“她写得怎样？一般？”

“那你就读读吧。对你会有帮助的。”

“我不读，对了，她写的小说怎样？”

“登峰造极。她写的是经典侦探小说，没有任何美女色情方面的情节。她描写的有秘密，有诡计，扣人心弦，而到结尾，一切都真相大白。的确，她的作品的结尾常常是令人忧郁的。有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那你喜欢哪种结局？是想让正义取得辉煌胜利，在结束时，被揪出的罪犯请求给一杯水喝，并嘶哑着嗓子说：‘你们赢了，我坦白。’是这样吗？”

“嗯……有这么点意思。我就是想让正面人物成为胜利者。”

“我的阿列克赛，塔季扬娜是位侦查员。她比谁都清楚，这年头正面人物的彻底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写的，正是她亲身经历过的，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东西。”

“不对，”阿列克赛挺直身子，麻利地把鱼收拾干净，抹上面粉和鸡蛋说，“世界上有反映现实生活的法则，也同样还存在着文学描写的法则。文学作品不应该机械、刻板地反映现实生活，否则，还要文学作品干什么。如果书中描写的东西跟现实生活一模一样，那还读书干什么？你看看窗外就得了，在窗外你能看到那一切。在侦探小说里不应该描写喝醉酒的瓦夏大叔如何与同样酒醉的佩佳大叔打架，并最终杀了他这些情节。因为在生活中，这些常醉不醒的仁兄们几乎天天都在寻衅斗殴，在这类斗殴致死的案情中毫无独特之处，谁也不愿意读这样的情节描写。但从反映现实的角度看，文学作品中应该描写的恰恰就是这种最常见的杀人案。你还记得在学校里教给我们的是什么吗？就是要反映典型情况中的典型，这是现实主义。可又有谁需要这现实主义呢？你看看电视吧，那里的现实主义每天都铺天盖地涌来。而善良战胜丑恶的完全的、无条件的胜利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来说，却不是典型的。而我就想读这种描写的书，为的是鼓舞自己的斗志。”

“咳，锅潽了！”娜斯佳忍俊不禁，“也许，你是对的。在经典侦探小说中，所描写的的确是一些很少遇到的、不寻常的犯罪案件。哎，也可能不是很少见的，而只是并非每天都发生而已。在一般的谋杀案中，没有秘密，没有谜团，这样的谋杀案谁也不会去描写。而这类谋杀案所占的比例在半数以上。”

“就是这样，”阿列克赛随声附和地说，“你曾经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的影片那么受欢迎，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这是因为在西方的作品里总是既有好青年，也有坏小子。而最后总是好人战胜坏蛋。观众喜欢这样的结局，因为观众愿意看到其所喜爱的人物登上制高点，成为胜利者。真、善、美取得了胜利。”

“先生，”娜斯佳叹了口气说，“你成了一名活脱脱的说教者，下面我还会得到什么教诲呀？”

“下面你将得到油炸鲤鱼，还带有配菜。请把我的宝书放下，反正我看不完，你就别想得到它。你看我干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就像兔子看着蟒蛇一样。你想体会一下自己的社会作用吗？把胡萝卜洗净，在大擦板上擦碎。这是我相信你能干好的唯一一件事。干这事儿，除了你的指甲外，什么也搞不坏。”

娜斯佳乖乖地站起身来，拿起胡萝卜。阿列克赛没说错，娜斯佳不会，也不喜欢做饭。她甚至不知道用什么油，用多大的火炸土豆片才能使土豆片香脆可口，而至于肉类的做法那就更不用说了。好在阿列克赛买了台微波炉，用它做饭，起码不会把任何饭菜烧蝴，当然了，饭菜的味道可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要是阿列克赛不在家，而又一定要做点儿热饭吃，那么，娜斯佳肯定要用微波炉。而阿列克赛却更喜欢使用煤气灶，并且用得得心应手，令人惊叹，真是天生的本事！

娜斯佳非常卖劲儿地在大擦板上擦着胡萝卜。她试图把思路集中在虐杀狂和被他杀死的人的身上，但不知是什么东西总是让她不能聚精会神，原来，是一只令人讨厌的苍蝇嗡嗡叫着令她心烦。不知是潜意识中闪现出了某种思路，还是夫妻间无意中说出的哪句话提醒了她……娜斯佳从头到尾回想着刚才同丈夫的闲谈。善对恶的胜利，反映典型情况中的典型，现实主义。醉酒的瓦夏大叔和佩佳大叔。一般的谋杀案。秘密，诡计，结局。社会作用——擦胡萝卜。在这里的什么地方……这些应该洗净，并在大擦板上擦碎的胡萝卜中会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呢？可这有意思的东西偏偏就在这附近……别那么看着我，就像兔子看蟒蛇似的，反正我看不完，你就别想得到它。就像兔子看着蟒蛇似的。兔子知道，蟒蛇马上就要把它囫囵个儿吞下去，而自己又一点办法也没有。蟒蛇用眼神儿来麻痹兔子，让兔子失去知觉。

就是这么回事儿，一点儿也没错。天哪，是帕维尔！在萨马拉那里，他看着她，而她觉得自己就跟蟒蛇目光下的兔子一样。手、脚沉重，不听使唤，身不由己地老想服从他的意志，按照他说的去做，而这一切又显得妙不可言。

娜斯佳扔掉胡萝卜，在围裙上把手胡乱地擦了擦，一头拱进卧室里。和往常所有时候一样，在要用的时候，所需要的文件总是找不到，可娜斯佳明明记得她把文件放在蓝色的夹子里了。莫非在绿色的夹子里？真见鬼，可以看看表格里的记载。是的，神秘的虐杀狂的第一次杀人犯罪是2月4日在乌拉尔斯克犯下的，时间大约在晚上11点，地点在“轻快帆船”酒吧的地下室里。娜斯佳努力回忆着，她与科罗特科夫、帕维尔一起出了闷热的啤酒屋后去的那家酒吧叫什么名字。她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就没看看这家酒吧的招牌！她告诫自己，冷静点，阿娜斯塔霞，别紧张，你没看酒吧的招牌，但当时还有科罗特科夫在场。他大概跟你不一样，不是那种马大哈。他坐着私人的车去接你，完全可能他已同司机说过话。在他同司机的谈话中，如果这个谈话没什么大不了的，肯定会漏掉酒吧的名称，或者是那条街道。科罗特科夫正是在这条街上对自己不忠诚的情人进行跟踪的。

“什么事儿？”厨房里传来了阿列克赛的声音，“你要磨洋工还是咋的？”

“请原谅，亲爱的，”她大声说道，“我又有点急事儿，就用五分钟，行吗？”

阿列克赛说了几句什么作为回答，娜斯佳没有听清，她飞快地拨通了科罗特科夫家的电话。尤拉·科罗特科夫没在家，他的妻子很不满意地说，他整天都在工作。娜斯佳又往彼得罗夫卡的办公室打电话，但那里也没人接电话，娜斯佳扫兴地放下话筒，慢慢地回到厨房。蔬菜已经在锅里炖上了，整个屋子里充满了令人陶醉的气味，而阿列克赛又埋头读弗拉季斯拉夫·斯塔索夫的妻子写的那本书。娜斯佳在丈夫的对面坐下，伸了伸腿，点起了一支烟。

……帕维尔感到自己不舒服，就去了卫生间。他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在这之前，他显然是在寻找什么人。娜斯佳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些。一开始，他在啤酒屋里找，后来又到别的酒吧里找。娜斯佳当时甚至觉得帕维尔已经找到了他要我的人。娜斯佳想，她为什么没有特别注意这一点呢？为什么当时会忘了呢？因为当时最重要的是要把帕维尔从钦措夫一伙儿的眼皮底下弄走，钦措夫的人来到乌拉尔斯克纯属偶然，而娜斯佳相信，帕维尔不可能有任何不良企图。既然钦措夫的人本应该飞往叶卡捷琳堡，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原来，帕维尔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于是就去杀这个人……

不，不可能，简直是在说梦话。是她错了，不是在“轻快帆船”酒吧，她和帕维尔是在另一家酒吧，在另一条街道上。绍利亚克没有去杀任何人，他当时确实身体不舒服。在旅馆里他就脸色苍白，不时出大汗，一副病态，帕维尔没有杀人，只不过是时间上的巧合。

不过，那天夜里，帕维尔请求她坐在他旁边，发誓说，以后再也不委屈她。他为什么突然间变得那么温情和感伤？是不是因为他杀了人造成的？

“不能这么想，”娜斯佳打断了这种思路，“这只不过是你的怀疑。即使是那一家酒吧，而且时间上也吻合，也不能证明绍利亚克就是凶手，别硬往这上面想……再想一想，好好想一想，把所有细枝末节都考虑到。”

娜斯佳竭尽全力说服自己不往这上面想。但是她越是这样做越清醒地意识到，刽子手就是帕维尔·绍利亚克。

18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米纳耶夫脱掉西装换上了运动裤和高领毛衣，正准备吃晚饭，门铃响了起来。

“您坐下，我去开门。”妻子指着铺上桌布的桌子对他说。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听到了客厅里的说话声，一个是他妻子的声音，另一个也是女人的声音，但是他不熟悉。他想，大概是邻居吧，来借盐或者火柴的。当妻子走进厨房的时候，他已经给自己盛了满满的一盘子汤。

“安东，请你到我们这儿来一下。”

他不满意地皱了皱眉头，将盘子放到了桌子上就来到了客厅里。他看到的这个女人立刻使他喜欢：年轻，30来岁，身穿长裤和布料长上衣，脸蛋好看又略带羞涩。

“您好，”她羞怯地说，“我就住在附近的一座楼房里。我有一个请求……恰当地说是一个建议，我甚至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您大胆点说，”米纳耶夫鼓励她说，“我们不会吃人，您有什么事？”

“谢天谢地，暂时还没什么事。”女人笑了笑说，显得更加可爱。她说：“是这么回事，我女儿已经六岁，今年上学了。您想啊，她现在有小朋友、同班同学，她总是同小伙伴们在我们的小公园内玩耍做游戏。而我们家的窗户全朝另一个方向开，透过窗户看不到小公园。因此我经常焦躁不安。她还很幼稚。再者，您想啊，从我们家到学校去她还得穿过马路。而如果从你们的家去上学，就不用横穿马路了。”

“我听懂了，”米纳耶夫打断她的话说，“您想换个地方。”

“我真求之不得，”女人点头说，“现在我正走访各家各户，寻找愿意换房的人。当然啰，供我挑选的余地不大，这您也许知道……”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两栋楼房完全一模一样，其设计特点是在每一层中找不出两套完全相同的住房。所有住房在平方米的数量、房间的分布、厨房的大小以及其他一些数据上都不相同。要想在不需要补偿和本人又不受损失的条件下换房，就应当找住房完全一样的房主协商。米纳耶夫居住的这栋楼有九层，如果把比较便宜的第一层和最高一层刨除在外，那么适合进行交换的住房只有7套。这样一来，供这位令人神往的年轻妈妈选择商谈换房的房主就寥寥无几了。

“您已经走访过几家户主了？”他问道。

“都走访过了，”她低声说，“您这是最后一户了，白天我已经来过了，可是您家里没有人。”

“我们需要考虑考虑，”安东·安德烈耶维奇说，“我理解您的难处，可是，这一切来得又是这样突然……”

“我们也应当看一看您的那套房子。”妻子插话说。

“我的房子和你们的一模一样，如果我的房子比你们的小，那我也不会提出交换。说实话，我已经做了欧式风格的内装修。”

“您是想说，如果我们同意与您换房，我们应当给您以补偿？”

“这怎么说呢……”来访者又笑了笑，这次是犹豫不定的窘笑，“这也是我心中期盼的。我为装修花费了许多钱，现在我那套房子可比你们的这套房子值钱多了。但是，如果您不愿意给我补贴，那也许……您能理解，对我来说我的小女儿更宝贵。”

“请原谅，您有丈夫吗？”米纳耶夫打断她的话问道。

“没有。只有我同小女儿两个人。这有妨碍吗？”

“这倒没什么，随便问问。我只是想，如果您有丈夫的话，那么我就同您的丈夫简单谈一谈，使您从讨价还价中解脱出来。但是如果没有丈夫，那……”

“没有丈夫，”她很肯定地说，“我只能寄希望于您能替我多着想一些。”

“那是一定的，”米纳耶夫很快回答说，“我们这么办，您给我们留下住址，我们再去看看您的住房，之后我们再具体商谈。”

“好吧，”女人喜笑颜开地说，“六号楼，第二十九号住宅，第四层。我叫伊拉，您何时光临？我什么时候等您呢？”

“就今天吧，我们去看一看，”米纳耶夫答应道，“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进晚餐了。”

“这可太好了。”她立马高兴起来，“我在家等你们，谢谢你们。”

“您慢点感谢我们，”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的夫人说，“要知道我们可什么也没有说妥，什么也没有答应您。我们只是说去看看，然后我们再决定。”

“反正得感谢你们，”来的女人笑着说，“其他人家甚至连考虑都不考虑就回绝了。谁也不想平白无故地离开住惯的老地方，这不是明摆着的么。要搬家，东西得收拾，家具要搬动——有谁愿意这样做？”

在他们送走女邻居伊拉，关上门，回到厨房时，米纳耶夫的妻子说：“还是她说得对，收拾东西，搬动家具，然后再把所有的行李物品打开包装并摆放好——谁需要无缘无故地这么干呢？岂不是没事找事！如果她家的房子大一些就好了。”

“可是她家的房子进行了装修，还是欧式风格呢，”安东·安德烈耶维奇边说边津津有味地喝着汤，菜汤虽微微变凉，但味道还是好极了，“您不妨粗略想一下，这种装修得花多少钱？”

“用不着，你说花多少钱？”

“很多，娜塔，要花很多钱的。再说搬一次家怎么也比不上装修事多。搬家只是劳累两三天的事，况且不是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仅搬到附近的楼里而已。而装修呢，如果不多说的话，至少得一个月的时间。这个伊萝奇卡看样子不像一只狡猾的狐狸，同她还可以讲讲价钱，给她的补偿可以大大小于装修的实际费用。娜塔，这可能是一笔有利可图的交易。还是让我们先到那里，去她那里走一趟，看一看。此外，你别忘记物价在上涨，我们可以对她原先的装修费用进行讨价还价。而如果我们自己打算装修的话，现在就得花大价钱了，我们的第二道菜是什么？”

“炸牛肉饼，炖白菜。”

“端上来吧，不，最好还是别端了，咱们过会儿再吃，穿上衣服，咱们看房子去。”

“这不是太着急了吗？”妻子会意地笑了笑说。

“当然啰，如果这事对我们有好处，就应当抓紧，趁她现在还没有同任何人说妥。”

米纳耶夫夫妇二人很快换好衣服，前往邻近的楼房看房子去了。

伊拉家的房子果然装修得很豪华。意大利的卫生设备，漂亮的瓷砖，吊顶的天花板，地板上铺着地毯，客厅和浴室里都装有大镜子。这哪里是住宅，简查就是仙境。米纳耶夫以饱含醋意的目光扫视了两个房间，不过没有发现男人逗留过的痕迹。迷人的伊萝奇卡好像没有撒谎，她确实是独身。这很好。她要亲自参加商谈换房这一事实，不仅能够证明她有唤起人们对她孤独处境抱有怜悯同情心的愿望，还能够证明她是否说假话，有无丈夫或者相好的男人。换言之，这可能意味着她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因此对她应当小心提防。好在这似乎不是那样。她是一位真正的单身母亲，也不贫穷，否则，哪儿来这样豪华的装修？

伊拉带领他俩参观住房，把每个角落都指给他们看，她打开壁橱的小门让他们看，向他们说明，装修后一切都变得更方便更加合理。米纳耶夫承认，壁橱内做了改动，已不像他家的壁橱内部结构，更加好用了：装有隔板的一些格子都变成了抽屉。这样，有外人在场打开壁橱时，也看不到乱七八糟的床单、枕套和贴身内衣，并且也看不到不雅观的杂乱无章的东西，而看到的是装有奇妙拉手的整整齐齐的抽屉。在抽屉里存放东西更方便，也各不相混。

随着分分秒秒的过去，安东·安德烈耶维奇对这套住房的爱恋愈加强烈。看完后他觉得他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愿意住在这里。

“好啦，让我们谈谈钱吧，”看罢后他说，“您要多少钱？当然，您要考虑到：第一，装修不是今天完的工，也就是说您已经在装修完的房子里住了一段时间了。第二，这样的装修并不是一切都合我们的口味，某些地方我们还不得不重新装修，也就是说这不得不花钱。”

“我为装修花了两万美元。”

“哎呀！您的装修比用黄金装修的还要贵啊！”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的妻子哼了一声说，“您也许专门挑要价最贵的公司干的吧？要是我们装修，花上一万足够了。安东，你想想吧，我们现在不得不为我们这位如此不勤快的邻居而慷慨解囊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她疑惑地摇摇头。

“我同意一万，”伊拉轻声说，“当然，你们不应当多给钱。如果你们认为这值一万的话，那就这样定吧。”

“但是，考虑到我刚才给您说的那两点，我们准备付给您的补偿费不能超过六千。”米纳耶夫郑重地说，他对妻子的出色作用颇感满意。他说，“我们不得不更换浴室和厨房里的所有瓷砖，因为我和妻子都看不惯玫瑰色，还有其他的地方也得动一动。”

“那当然，”伊拉更轻声地说，“如果您同意与我交换住房，那六千就六千吧。每当安纽特卡出去玩耍的时候，我的心就忐忑不安。我也不能不放她出去，因为她想同一些小女孩交往，而我也没空陪她一起出去。我都快疯了，您能理解吗？您就拿出六千美元好了，只要能搬到你们的那套住房去。”

一瞬间米纳耶夫甚至有点可怜她了。据他估算，伊拉装修确实得付出那么多钱，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一来，他们就占了这个可爱的女人一万四千美元的便宜。显然，他们不会更换任何地方的一块瓷砖，这种色调的瓷砖蛮讨人喜欢的。总之不用再为装修花一戈比的钱。所有需要改动的地方，安东·安德烈耶维奇都能够亲自动手，他有这种技能。没有关系，自己的利益也应当维护。这次调换住房是谁要求的呢？是她。这就算她为此付出的代价吧。

他们已经谈妥要在最近办妥所有必需的证件材料，接着就分手了。

娜斯佳从来不喜欢游击式的工作作风。她不喜欢冒险，始终记得有首长在旁边，有事能同他们商量并征得他们的允许。假若首长是像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这样的人，尤其得这么办。有几次她曾试着自己做主和冒险，但没有一次有好结果。因此，星期天一过她便立即去找戈尔杰耶夫，将自己对帕维尔·绍利亚克的一些怀疑同他交流。

“他的新证件上使用的姓名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当然可以宣布通缉他，但是……”

“但是什么呢？”戈尔杰耶夫问道。

“我不相信，不相信绍利亚克是刽子手。我想找到他并同他谈谈。”

“真有趣，谈什么？”上校扬起眉说，“你是不是要问他，是他杀了四个人吗？那他会这样对你说，他谁也没有杀过。接下去怎么办呢？”

“我会有话说的，比如可以谈他钟爱的玛加丽塔·杜格涅茨。我会想办法使我的一些怀疑得到证实。您要知道，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如果绍利亚克是刽子手，如果我能够在他做完心中暗定的事情之前让他到莫斯科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制止他。他准备杀害四个人，我估量还有二人将要被杀害。”

“你甚至能想到他要在什么地方下手？”

“是的，但愿我别想错。但是，如果我们在俄罗斯三个较大的州撒网，我们的人手显然不够。况且我坚信，杀人犯呆在行凶的地方不会超过一昼夜。他先躲在一旁观望，然后前往他要去的城市，很快找到自己的目标，将其除掉后就立刻返回老窝。如果我们在这三个较大的州进行严格盘查的话，那我们不是就会陷于‘在黑屋子里找黑猫’的尴尬境地吗？再说，这个屋子里没有猫。”

“你准备怎么办？”

“我们可以先从照片入手。绍利亚克的照片是有一些的，因为他曾从我们的系统经过。应当试图查清，是否有人看见过绍利亚克同被害者在一起。中心保存有绍利亚克的指纹，那是两年前他被捕时留下的。应当把他的指纹与犯罪现场留下的痕迹对比鉴别。最主要的是应当弄清，他怎么知道这些人的。他从哪里知道正是这些人干出野蛮杀人的勾当。如果我们弄清楚了这一点，就会知道，还有谁可能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从此人嘴里获得将被杀害的三个人的名字。但这需要时间，维克托·阿列克谢那维奇，应当延长期限。因为我还想考虑出一些办法，暂时稳住帕维尔并迫使其来到莫斯科。在我们做好把他企图要杀害的人保护起来的准备工作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开他。让他去杀人，我们将他当场抓获，使他原形毕露。”

“相当妙啊，”戈尔杰耶夫点头称是，“真是很妙，合我的心意。可是这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但是’。如果突然间刽子手不是他，怎么办？”

“也许会出现‘突然间’，”娜斯佳表示同意，“非常有可能凶手不是他。但总的想法应当是这样的，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刽子手行凶的潜在目标之前，要千方百计暂时稳住凶手。谁去杀害潜在目标，我们就逮捕准。简单说，如果这个凶手是绍利亚克，那我懂得如何将他引到莫斯科。而如果凶手是另外的某个人的话，那就得另动脑筋了。”

“你到底为什么不希望宣布通缉他呢？”

“因为我不相信，他得到的有关自己杀害对象的情报不是某个警察局工作人员提供的。如果帕维尔背后还有某个向他通风报信的警察，那我们的通缉令将分文不值。这个警察会预先将情况告诉帕维尔并帮助他隐藏起来，而你我却全然不知，也许这个人现在已经告诉绍利亚克了。我们现在是既无物证又无人证，就算我们宣布通缉绍利亚克，并且也抓到了他，把他押解到莫斯科，可是下一步怎样处理呢？指控他什么呢？这仅是我的一些推测，显然缺乏说服力。如果他有同谋者，那么此人为了转移人们对帕维尔怀疑的视线，这个同谋者必定在绍利亚克在莫斯科招供的时候再杀死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全部想法。”

“好孩子，我还不放心，”戈尔杰耶夫以怀疑的口气说，“我原则上同意你说的这一切。这里面有合理的成分。但是，有一个情况使我不安，深感不安。”

“什么情况？”

“难道你自己没有猜想到吗？”

“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已经估计到了，要作出某种牺牲，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您是想说，当我将绍利亚克带回莫斯科的时候，他还要杀死某个人吧？换句话说，实现我的想法不是可能导致又一个人被杀吗？但是，如果宣布通缉他的话，那这样的情况同样可能发生。据了解，也许现在他正对自己的下一个目标下毒手呢。但是我们如果宣布通缉他，把他带到莫斯科，我们缺乏证据，只得将他无罪释放。那么，现在还没有被他杀死的那些人，他总是要杀的，只是稍迟一点下手罢了。如果我们像我建议的那样做，在他离开莫斯科之后，他就谁也杀不成了。随后的一个杀害目标，第五个目标，反正厄运难逃，我们得引诱绍利亚克出来或者找到他，他很可能赶在我们前头下手。但是，我们能拯救第六个和第七个目标免遭杀害。”

“好，让你说服了。两小时后你把行动计划订出来。现在谈谈别的。尤尔采夫、卢琴科夫和其他人被杀案怎么样啦？”

娜斯佳沉默了，目光呆呆地凝视着长条会议桌抛光的桌面。她什么也没有来得及做，科诺瓦洛夫工作队的工作同十起其他犯罪现象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谁也没有把她从侦破十起犯罪案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显然，很糟糕。”戈尔杰耶夫下结论地说，“去吧，两个小时后带计划来见我。”

她无精打采地走出办公室，朝自己的房间走去。但是，当走到自己的房门口时，她改变了主意，继续走了几步到了尤拉·科罗特科夫的房间。

“我昨天找过你，”她推开门说，“你爱人说你在工作。”

“对不起，”他难为情地笑着说，“利亚利卡转告我说你来过电话。但我回家非常晚，就没有冒昧地去惊动你。而你想说点什么？”

“你不要惊讶。你记得在乌拉尔斯克我们和绍利亚克一起去过酒吧间吗？那时，你同某位私人侦探一起曾守护过我们。”

“记得。这怎么啦？”

“您没有留意那条街叫什么名字吗？”

“听司机说叫萏藁增二①大街。怎么回事？”

①一颗恒星的名字，位于鲸鱼座口。

萏藁增二大街。名字倒是怪怪的。还有“轻快帆船”酒吧，是发现第一个被杀者的地方，也坐落在萏藁增二大街上。

“而酒吧间的名字你不记得了？”

“好像和海有联系。不叫‘帆船’，也不叫‘拍岸浪’……你问这个干什么？你决心沉浸在对绍利亚克先生的抚今追惜的回忆里吗？”

“可能叫‘轻快帆船’吧？”

“对，就是叫‘轻快帆船’酒吧间。阿霞，是否出什么事啦？你怎么脸色这样难看。”

“没什么，尤罗奇卡。由于尤尔采夫和公司的事，我受了科洛博克一顿责骂。”

“你这是说着玩的，”科罗特科夫摆摆手说，“这还是头一次吧？科洛博克从来没有当真生过你的气，如果他骂几句，也是出自培养你的目的。他从来不把你当懒汉看待。请吧，你别支支吾吾不回答我的问题。问题提出来了，我在迫不及待地等待你的回答。”

“在这个酒吧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恰巧当时我和帕维尔就坐在那里，或者大概就是那个时候，顺便提一句，那时你可老是在街上站着的。你好好回忆一下，你看到进进出出的都是些什么人。”

“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我的朋友，”尤拉两手一摊说，“都过去一个月了，还不止一个月吧。况且我只盯着你和监视你们的一些人，对其他人我不感兴趣。”

“看到了监视我们的人，”她沉思地又说了一遍，“还有监视我们的人，科罗特科夫，而这很有意思。快抓住这个‘意思’，别让它白白地溜掉。”

“你想说什么？”

“你好好想想吧。”

弗拉季斯拉夫·斯塔索夫再次深信，他的女儿仍然是班级里的第一名优等生。在听了班主任许多赞扬的评语之后，斯塔索夫深感满意地离开了学校大楼，他是来学校参加家长会的，在这里呆了一个多小时。一般说来，他的前妻玛加丽塔·杜格涅茨从未涉足这类会议。因为每次召开家长会的日子，碰巧也是她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他走到自己的汽车跟前，掏出钥匙准备打开车门，此时有三个表情非常冷淡的年轻男人从侧面走到他身边，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三个不怀好意的不速之客。其中一人死死抓住斯塔索夫的肩头，第二个人从他右手里夺去了汽车钥匙，从他左手里抢去了公文包，第三个人用很轻的，但极具表现力的嗓音对他说：

“委屈您跟我们走一趟。”

“远不远？”弗拉季斯拉夫问道。

其实，他这是明知故问。要挟迫他去什么地方，他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不很远，”还是那对他说过话的人狞笑一下说，“我劝您还是放老实一点。您也看清楚了，我们是三个人，并且我们的证件合理合法。而您有吗？”

“我有，大概和您的是一样的。”他做了一次很不高明的试探，紧接着还耸了耸肩膀。但是，一只铁钳般的手死死掐住他的小臂，使他的身体动弹不得。他问道：“为什么我应当跟你们走？”

他们向他亮出了印有《联邦反间谍局》魔力字眼的公务证件。听天由命吧，是福不是祸，是祸逃不过。

斯塔索夫乖乖地跟着这些人朝前面数米远靠近公园停着的一辆汽车走去。让他看公务证件的那一位坐到了方向盘后面，而弗拉季斯拉夫坐到了后排座上，两个满身都是结实肌肉块的人从两侧把他牢牢地挤住。实际上车子并没有跑很久，仅过了十五分钟，汽车就停在了一栋砖砌的多层大楼的正门前。在这三个口袋里装着联邦安全局证件的不爱言语的陌生人的陪伴下，他们上到了六楼，然后就进了一套住房。没让他脱掉上衣，立即推推搡搡地把他带进一个光线充足的宽敞房间，里面还摆放着漂亮的家具。他对面坐着的一位男子站了起来，此人身架匀称，仪表堂堂，看上去50岁上下，用嘲笑的目光看了看斯塔索夫。

“我想问一下，您干吗吃苦受累像条尾巴一样跟踪我呢，就不心疼汽油吗？还是让我们先认识一下，最后再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请您坐下说，您跟踪我，这是何苦呢？”

“我不能站着说吗？”斯塔索夫很平静地问道。

刹那间，两双手抓住他用力地把他摁在低矮松软的圈椅上。圈椅又矮又软，令人咋舌，坐下去要想一下子就站起身来，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斯塔索夫身高差点达到两米，坐在这把椅子里，由于腿长，蜷起来后，膝盖几乎挨到了他的下巴颏儿。

“当然可以站着，”米纳耶夫将军仍面带讪笑地说，“但是，坐着说更好，中校先生，亏得您还在警察局干过这么多年，怎么连起码的规矩都不懂？是谁让您跟踪联邦安全局的工作人员的？莫非是自作主张？”

“您弄错了。”斯塔索夫说。同时他在暗暗回想所有必需的证件自己都带全了吗，好像都带上了，他估计，这种局面随时都会变得对他不利，他努力保持镇静。

“我错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跟踪联邦安全局的人员，并且从来也没有干过这种事。”

“您想把我们当成3岁的孩子都打发到幼儿园去吗？真不嫌害臊，中校先生。”

“您这就又弄错了。我不是中校，也不在警察局工作。”

“这么说，您是上错车了？”

“哪能呢，我是坐的自己的汽车。要看证件吗？”

斯塔索夫刚要伸手去掏口袋，但他的手却被一个人按住，此人是三个肌肉发达的人当中的一个。

“不要乱动，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米纳耶夫声色俱厉地说，“您的证件我们会自己拿来看的。”

他轻微地点了一下头，马上就有人利索地从斯塔索夫的口袋里掏出了皮夹子和证件。

“伊戈尔，那儿是什么？”米纳耶夫不慌不忙地问道。

“用他的名字办的汽车证件。车主——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

“您瞧，这多不好，”米纳耶夫责怪地说，“您何必撒谎呢？”

“我没有说谎。我已经有半年不在警察局工作了，我已经退休了。”

斯塔索夫暗自笑了笑。他凭经验知道，对他的查证要拖多么久。这些行家根据汽车牌号通过国家汽车检查局已经搞清了他的身份。在内务部干部处有材料证明，他已不再是警察局的工作人员，但是，谁也不会想起来将这份证明材料送交国家汽车检查局。根据国家汽车检查局的资料，他仍在警察局任中校职务。他的这种身份要持续很久，直到他不得不更换汽车为止。在为新车登记时，不言而喻他得拿出证明：他在何处干什么工作。但要换新车，得等到何时就很难说了。

“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什么理由跟踪我呢？”

“我想跟踪呗，”斯塔索夫壮着胆子哈哈一笑，“谁也不能禁止我在想走的街上走，甚至出现这种情况，我要走的大街也许您也在这条街上走。我不认识您是何许人也，但我再重复一遍：跟踪安全局工作人员的事我没有干。”

“而什么叫‘这种情况’，您已经亲自做过了。对不起，请您解释一下好吗？我是联邦安全局的一位将军，而您却跟着我的脚印走，并且您也不否认这一点。您倒说说看，这叫什么行为？”

弗拉季斯拉夫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怎么，您没开玩笑吧？您是联邦安全局的将军？”

“别再装疯卖傻了，”米纳耶夫提高了嗓门，神情紧张地厉声说道，“您别装模作样，您不知道我是将军？”

“的确，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实话。”

“我为什么应当相信您？少兜圈子，您为何跟踪我？”

“受雇主的委托。您看到了吧，我是一个私人侦探。别人委托我，我就得跟踪，这下您还有什么反对的吗？”

“您有从事私人侦探活动的许可证吗？”

“哪能没有，它就放在我的皮夹子里。请您吩咐您的手下人，让他取出来给您看。”

米纳耶夫朝站在斯塔索夫背后的伊戈尔使了个眼色，伊戈尔再次把皮夹子翻得沙沙作响。

随即伊戈尔说：“是的，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有许可证，是1995年8月发的。”

“那么您的雇主是谁？”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这不重要吧，”斯塔索夫也笑了笑，“难道我有权利泄露这个秘密吗？您是我第一个不受尊敬的人。”

“您听我说，”米纳耶夫的语气再次变得平静而富有耐性，“我觉得您不清楚整个情况的严重性。您难道以为我们在这里同您玩玩具吗？如果您不明白，我就再说一遍：我是联邦安全局的将军。我干的是反间谍工作，如果我发现有人跟踪我，那么我完全有理由认为，这同我的公务活动有关。要么您现在就向我证明，这不是使我深感迷惑不解的那种情况，要么我们的谈话就换个地方，到正式的场合再进行。因此您只能向我说出您的雇主的名字。”

“我不能说，”斯塔索夫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即使我乐意效劳，可是法律也不允许，您要为我设身处地想一想。”

米纳耶夫沉默了片刻，面带冷笑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谈话时就站住脚步，以居高临下之势盯住深陷在低矮圈椅早的斯塔索夫。原以为这样做可以产生强大的心理压力，显然这种接待方式已经过时，对弗拉季斯拉夫没能产生预期的效力。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也许可以看一看他的公文包？”伊戈尔又一次插话说。

“打开看吧。”将军同意地点了点头。

斯塔索夫听到自己的背后发出锁头“咔嚓”开启的声音，接着又是翻阅纸张发出的沙沙声。他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暗自庆幸：他把合同书放在了最上面，不然全都露馅了。因为在最底层在一堆文件下还压着一个信封，若要拿给将军看，现在还为时尚早。米纳耶夫接住伊戈尔递过来的一份文件，浏览了一下，就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天啊！谁会想到啊！伊戈尔，这可真是妙极了！”

斯塔索夫松了一口气，暂时都有了结果，他们期望他做出的正是这样的反应。

那位渴望同米纳耶夫家调换住房的漂亮的女邻居，竟然是她雇用了私人侦探，真是莫名其妙！而看样子她又是那样的文静。

“通过表面的对我监视，您的女雇主究竟想弄清什么？”米纳耶夫漫不经心地把合同书往桌子上一扔，愉快地问道。

“据我理解，她被补偿的问题搞得心神不安，补偿的数额你们之间会谈判的。伊琳娜·韦尼阿米诺夫娜对我解释说，你们两家住房的价钱悬殊很大，您应当补偿她一笔钱。可是这超出了正式文件规定的范围。还有，她对您的情况一无所知，能不能信任您她心中无底。她要求我查清楚，说白了您是不是骗子，从您的工作类型来看，您会不会干些非法勾当。总而言之，弄清您是不是一位诚实的人。”

“结果如何，查清楚了没有？”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根据我现在知道的，从您的职业和工作地点来看，要调查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我想如果您亲自把这件事告诉伊琳娜·韦尼阿米诺夫娜，她也许不会花支付我劳务费的钱了。”

“不打不相识嘛，”米纳耶夫宽宏大量地说，“我真高兴，一场误会消除了，双方都满意。我认为，您现在可以凭着一颗纯洁的良心向伊琳娜报告，我不会骗她，所有的钱她会分文不少地得到，我也希望您对此不要怀疑。”

“连一星半点都不怀疑，”斯塔索夫向他保证说，“谢谢您节省了我的精力和时间，同我进行了直截了当的交谈，这真是不愧为男子汉的行为。”

斯塔索夫的脸色突然一下几乎完全变了，仿佛有某种不祥的预感闪进了他的脑海里。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他犹犹豫豫地说，“听了您的话，使我对某些事情得刮目相看，我能和您单独谈谈吗？”

这使米纳耶夫感到心里不痛快。单独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他同这位退役的中校之间还存在什么秘密吗？

“伊戈尔，检查一下他带武器了没有？”

他检查后说：“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检查了，没有武器。”

“好，请你们都出去吧。”

他们三个人无可奈何地彼此看了看，走出了房门。屋内只剩下两个人：米纳耶夫和斯塔索夫。

“开始吧，您有什么要说的？”

斯塔索夫神色紧张地没有说话，好像在集中精力深入思考什么，他终于下决心了。

“大概您也许看见和察觉了，我已经监视您三天了。这些天来我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事对我来讲没有特别意义，因为我并不知道您在反间谍部门工作。但是，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您干什么工作，我想我应当把这件事告诉您，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有人跟踪您，我说的不是我。”

“有人跟踪？”

米纳耶夫猛然站住了，停止了在房间里四平八稳的踱步，一双眼睛盯着斯塔索夫。

“是谁在跟踪？”

“如果您同意我把公文包拿过来，我就把照片拿出来给您看。第一天我就发现了这伙人，为了防备万一我进行了拍照。从我得到的伊琳娜·韦尼阿米诺夫娜委托的任务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如果有人跟踪您，那很可能是因为，您同这帮为非作歹的家伙发生过冲突的缘故吧。可见，如果您被卷进类似的冲突关系之中的话，那可能证明您不是十分正派的人。因此我稍微留意了一下，是谁在监视您，以便使我搞清楚他们这些人在干什么。”

斯塔索夫试图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但是米纳耶夫打出手势让他别动。即便在这样的时刻，安东·安德烈耶维奇也不愿失掉居高临下的优势，再说谁知道他那公文包里有什么货色。伊戈尔说没有武器，但是究竟如何……将军亲自拿起了黑皮公文包，走到桌子旁边把它打开。

“在底下的确有一只大信封，里面装着照片。”斯塔索夫又像提醒又像保证地说。

米纳耶夫很快找到了那个信封并把照片取了出来。他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是钦措夫的人。其中一个年轻一点的人在钦措夫出城谈判时开过车。第二个人年纪稍大一点，在几天前的第二次会晤时他和钦措夫在一起，也开过车。显然，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不喜欢亲自开车，老爷派头十足！有的照片反映出钦措夫的这两个爪牙出现的地点：一张是在米纳耶夫所住大楼的旁边，一张是在昨天将军有事去过的库图佐夫大街上一幢大楼附近，镜头甚至摄入了将军的汽车。

怎么会这样呢？钦措夫放出自己的人对他盯梢？该死的傻瓜，蠢货！钦措夫的用意何在？他想查清米纳耶夫是否打算冒失去上百万美元的风险，通过执行者的帮助举办一次答记者问吗？米纳耶夫是否会抢先下手独吞这一百万美元呢？糊涂透顶的家伙，不可救药的下流胚！米纳耶夫气得手心出汗。

“我不认识这些人，”他慢吞吞地说，“不过，还是要谢谢您的警告，此事我自己会处理。”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这还没完，请您把照片看完。这伙人昨天和前天都去过莫斯科市内务总局。我在那里工作了许多年，跟踪他们毫无问题并且我深信，他们都不在警察局工作，他们是被传票通知前去的。这么说是一些身份不明的坏分子正在跟踪您。我认为，您应当知道这个情况。”

米纳耶夫焦急不安地逐张翻看剩下的照片。果然如此。真是活见鬼，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看来，斯塔索夫有一部偷拍的照相机。他甚至在彼得罗夫卡的一些走廊里拍摄过，这里面就有那个年轻的小伙子走进办公室的照片，连办公室的编号都能看得见。那个年纪稍大一点的人坐在走廊里这间办公室门旁的一张小椅子上，排队等候进去。

“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大概您是一位职业家，您应当有一个可以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某种说法，”米纳耶夫尽量不露声色，谨慎地说，“我希望您同我谈谈心。可以对天发誓，我一点也不明白，我能给这两个刑事罪犯提供什么好处。”

“那我就更不可能知道这些了。”斯塔索夫两手一摊说，“怎么样，安东·安德烈耶维奇，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弄清的话，我大概可以走了。我希望您不要对我有意见，您不要抱怨伊琳娜·韦尼阿米诺夫娜，她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单身女人，她不想受骗上当。如果她突然发现您不是诚实的人，可是换房手续办妥了，家也搬过了，可是拿不到您应该给她补偿的钱，那她该怎么办呢？”

“那是，那是。”米纳耶夫嘟嘟囔囔地说，一边敷衍了事地听斯塔索夫说话，一边思索自己的事。

斯塔索夫说他去过彼得罗夫卡，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他在那里工作过许多年，有一大批朋友和熟人热情挽留他，不让他回来。可是不能不回啊，应当立刻查清事态，搞个明明白白。

“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将军下定决心说，“我能请您给予帮助吗？您作为一位职业工作者对我的请求应当是理解的。”

“那是当然的。”

斯塔索夫已从低矮的圈椅上站起身来，此时他已像一根两米长的圆柱竖立在房子中间。

“您能不能利用自己的关系打听清楚，这两个人为什么被传唤到彼得罗夫卡？也许能弄清点什么问题。您应当理解，我的职业性质就是……”

“不必解释了，”斯塔索夫笑了笑说，“作为职业工作者，我能理解您内心的焦急，您想让我现在就单枪匹马地去试一试吗？”

“如果不太麻烦的话，不妨试试。”

“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我对您也有个请求。我去打电话联系和寻找需要的人的时候，您让手下的人把我的汽车开到这里。它现在就停放在我女儿读书的那所学校的旁边，我不想浪费时间了。”

“我们照办。”米纳耶夫痛快地答应了，并为没有花多少时间就说服了斯塔索夫而感到高兴，“请把汽车的钥匙拿出来，我派伊戈尔去。”

“我的钥匙被他们夺走了。”斯塔索夫笑着说，“这我倒没有意见。您是联邦安全局的将军，我有什么好说的呢。”

米纳耶夫指使伊戈尔去把汽车开过来，然后又回到了房间里。此时，斯塔索夫已经给熟人要通了电话。米纳耶夫越来越坐立不安，使他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钦措夫由一些刑事犯罪分子陪伴？莫非他的事情已经暴露了？是不是他疏忽大意，对自己的亲信审查不严，而他们却背着他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斯塔索夫又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就接着说：“喂，是萨尼亚吗？你好，我是斯塔索夫。一切正常，谢谢。我还活着，萨尼亚，快吃晚饭了，我不会打扰你太久。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是谁坐在以前瓦加诺夫老爷子的办公室里？而我已到那里去过了，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我看过了，那里坐着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真不方便。我还有一个公文夹保存在老爷子那里，就放在他的保险柜里。现在我已办妥了退休的手续。现在我需要文件夹里的材料，因此我就去……什么？没听清，谢卢亚诺夫？不，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科利亚？好吧，谢谢。”

“斯韦季克吗？你好，我是斯塔索夫。不谈公事，只说友情，请把谢卢亚诺夫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好，祝你顺利，斯韦图什卡，这是我们男人的事情。你别生气，亲爱的，你瞧，我把你的电话号码都背下来了。谢谢你，我的美人儿。”

“是尼古拉吗？晚上好！我是斯塔索夫，不久前我还在地区与有组织犯罪作斗争分局工作。我请您原谅，我给您全家人添麻烦啦，但是，我有一个不大的问题……”

米纳耶夫紧张地倾听斯塔索夫简短的谈话，努力猜测从电话听筒里传出来的是什么话。弗拉季斯拉夫终于打完了电话，转过身来面向他说：

“这两个人是雅科夫列夫和奥比金，他们被传讯受审，是因为同发生在‘俄罗斯’旅馆的某个案件有牵连，一个很有名气的刑事犯头目自杀了，还有些事同萨马拉发生的事情也有联系。没人向您说过这方面的一点消息吗？”

“没有，”米纳耶夫耸了耸肩，并尽量显得冷静些，“完全是一无所知。我不明白，这两个人能同我有什么关系。好吧，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谢谢您的帮助。”

送走了斯塔索夫，将军又回到了房间里，它曾是作为秘密活动使用的一套住房中的一个房间。应该穿好衣服回家去了，但他浑身已没有力气。钦措夫的人受到传讯同萨马拉和“俄罗斯”旅馆发生的事件有联系。这可能意味着只有一种情况：帕维尔·绍利亚克已被找到，因为已经按某种方式把他同尤尔采夫被杀害联系起来，也可能还同发现的其他几具尸体有联系。

但是，不能让他们找到帕维尔，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找到，这才是应当紧急关照的事情。

在丽塔被杀害以后，帕维尔去过莫斯科一趟之后，也就没有回到他喜欢的别尔戈罗德市。现在他已经不住在老地方了，也没有住在旅馆里，而是住在另一个从来没住过的新地方。这是一栋私人住宅，房东是一个独身的领养老金的男人。房东同帕维尔相处得还算不错：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老头，他们不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上纠缠不休。帕维尔只有一个要求——喝酒。至于不玩女人，对帕维尔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不玩女人随便多久他都能将就，治疗出院后他对饮酒的渴求却更加强烈，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渴望喝几口。

帕维尔所住的这栋楼房建筑质量好并且生活设施完备，它与本地段的其他楼房略有不同。由于房东把精力和时间都花在照料房间及其附属设施上，就没空去拾掇果园和菜园了，同地一片荒芜，杂草丛生。虽然主人有时也心满意足地在树木之间一张破旧的摇摇椅上歇息良久，但从各方面来看，他对干地里的活没有兴趣。他对帕维尔说，他热爱原始风貌的大自然，而不是人造的变了味的大自然。

在这座城市里，帕维尔·绍利亚克过着平静而有规律的日子，他几乎哪里也不去，总爱和主人聊些食品涨价的话题。每天早早起床，吃早饭，然后他又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对老房东说，在长时间生病后他的体力正在恢复。只要看一下他那两颊塌陷消瘦不堪灰青色的脸，就会相信他久病是实情。主人当然相信是真的，他尽量使这位静养的房客多吃营养品，不同他聊起来没完。晚上，他们一起看电视：新闻、电视片，在11点半的时候，他们收看“晚间新闻”节目。据了解，以前主人从来不着“晚间新闻”。但是，帕维尔劝他即使出于好奇也应当瞄一眼，并对他说这个节目很有意思。从第一次看了“晚间新闻”以后，老头子竟成了这个节目的发烧友。特别吸引他的是，节目播放时，无论是谁，即使从国外也好，都能向电视台播音室打电话，听众可以插科打诨，说些令人捧腹的笑话，或者相反，讲些骇人听闻的奇闻趣事。这个节目中甚至还举办一周最佳新闻评选。有时一些人竟愚蠢透顶地给电视台打电话，这使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老头感到惊奇，看这个节目他也感到真开心，并用老年人的眼光评论这些电话，虽说是唠唠叨叨，但他的评论一针见血并不失公正。

今天，他们已经看完了第一频道的新闻和连续剧《月光》的一集，然后调到了独立电视台的频道收看。在“晚间新闻”节目开始前，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出去了一趟，取回来一壶热茶，他认为边欣赏节目边品味加入草药泡出的香茶非常惬意。

“帕维尔，你不尝尝我泡的茶，我这不是瞎忙活了。”他再次发牢骚地说，“茶里只有各种强身健体的草药，我亲口尝试，有大补作用。瞧你面无血色非常憔悴，样子可怕。我也不知道，你在莫斯科市那个地方得的什么病，我只是看到你已经病了很久了，而且还很重。你打算怎样恢复体力呢，要是连一点有益于健康的食物都不吃不喝的话？光靠躺着和睡觉能行吗？”

“好了，您别夸大其词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帕维尔强装着轻轻一笑。这样的谈话每个晚上都有，使他极为恼火，但他克制住了自己并不露丝毫声色。老头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但谁也不知道帕维尔还得在他这儿住多久。他说：“我很愿意吃您为我准备的所有食品。对不起，让您抱怨了，至于喝茶，请您别见怪，我不习惯喝搀和任何东西泡出来的茶，我爱喝纯茶，原汁原味。”

荧光屏上出现了熟悉的画面，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沙发上扭来扭去，变换着姿势，以便坐得更舒服些来一饱眼福。节目开始才过了几分钟，就有人开始向播音室打电话，于是长头发胖乎乎的节目主持人按下了按钮。

“是，这里是播音室，请讲。”

“喂！”播音室里发出一个女人打去长途电话的声音。

“是的，我们听到了您的声音，请说话。”

“喂！”

“我们听到了，请讲，您的声音已经传过来了。”

“喂，您听到我说话了吗？”

“我们听到了，请讲。”

“我是从摩尔曼斯克打的电话。”一个女人不慌不忙地自报家门说，好像她在等待立刻就要响起的雷鸣般的掌声。

帕维尔很艰难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这些没完没了的电话交谈简直使他快要发疯了。他真想把那些接电话的节目主持人统统枪毙，因为这些主持人不管打电话的人怎么说，他们老是按照自己的一套信口开河。他们不等给播音室打电话的人把一件事说清楚，就把人家的话打断，接着翻来覆去地说：“请讲，是，请讲，您的话已经传过来了，请讲，我们听到您的声音了。”从另一方面说，这些打电话的人本身水平也不高。按照这个节目创办人的想法，直接电话沟通为的是能及时播放滑稽可笑、非常可怕、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的事件，而打电话人的动机却五花八门：有的干脆胡说八道，根本不说有意思的事件；有的则想对某个事实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向主持人提个问题。就拿这位从摩尔曼斯克打电话的女人来说吧，她大概在漫漫的极夜里感到寂寞无聊，就决定打这个电话，想“轰动”整个俄罗斯。只要人们能听到她说话的声音，就算达到了目的，至于为什么打这个电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您知道吗？”她不紧不慢地接着说，“在我们摩尔曼斯克，从今天起香蕉涨价一倍，而橙子也贵了一半。我不知道我们的政府是干什么的，难道能允许这样胡来吗！都已经三个月没发给我们工资了，可是物价却在上涨……”

帕维尔闭目愣了一会神儿，极力压一压胸中的怒气。为什么？为什么到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卑鄙庸俗到如此严重地步！

“她说的我也觉得是新闻，”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抬高嗓门说，仿佛他已经揣摩到了帕维尔的想法，“她在摩尔曼斯克心想，在莫斯科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哄抬物价现象，香蕉卖两个卢布一公斤？没那回事，到处物价都在上涨，打这种电话干什么呀？”

帕维尔默默地点了点头，在老人第一次对电视上明显的语无伦次的电话交谈表示惊讶时，绍利亚克就试着向他讲了关于自我表现能力、关于寂寞、关于怎样做才能使人们注意到你的问题，以及关于一般的傻里傻气，也就是智力低下的问题。那时老人已经同意了帕维尔讲的各种道理，但是，显然他对还存在着一些同他想法不一致的人这种现象，还无法完全听之任之。既然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这个72岁的人都懂得，有意思的新闻同其他无价值的新闻的区别，那么为什么还存在着如此大量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呢？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从第一天起帕维尔就发现，他的房东是一位智力超群的人，但是房东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认为自己是和大家一样的人，凡是自己已经明白的事理，别人也会很容易地就理解了。

“喂！”主持人略带生气地大声说，“请讲，我们已经听到您说话了。”

“今天在莫斯科发生了一件滑稽可笑的事，”从播音室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嗓音，他绘声绘色地说：“事情发生在一辆运行的二十七路电车上，当它停在季米里亚泽夫科学院车站时，两只没有主人的鬈毛狗窜进车子，没有任何人指挥，这两个小家伙就表演起各种绝活来，而且还很复杂，逗得乘客们开怀大笑。它们把后腿举起来，拿着帽子满车里转，从前门走到后门。在它们脖子上戴的颈圈上固定着一个小口袋，开心的乘客慷慨解囊，把钱放进小口袋里。电车继续前行，在过了两站停在第三站——索博列夫斯基胡同时，两只鬈毛狗跳下了电车。我从车窗里看到，它们穿过马路向对面跑去，然后在对面的电车站蹲下来。显然它们准备再乘车返回，到季米里亚泽夫科学院车站去。”

“真是惊心动魄！”长头发的主持人尖声尖气地说，“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惊叹不已的场面。从前是老人、孩子和残疾人乐意干最古老的乞丐行当，现在连这些鬈毛小畜生都干起来了。我敢说，这条新闻对入选‘一周最佳新闻’是最有竞争力的。”

帕维尔闭上了眼睛并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他感到这样做是最自在的姿势。这样就能使他什么也不看，脱离尘世的一切。他不想看到任何人，也不允许他们打扰自己，不许他们进入属于自己的一块天地。

“唉呀！这可真是棒极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连喊带叫他说，“真是训练到家了，大概都是杂技团的小狗吧，帕维尔，你说呢？”

“大概是吧。”

二十七路电车，两只小狗，它们乘了三站路。二十七、二、三。然后它们跳下电车，准备再返回乘一趟。这三个数字二十七——二——三是密码，破解后的含义是帕维尔应该尽快返回莫斯科。可能出什么事了，米纳耶夫将军通过上面故事的播出使帕维尔知道，他回莫斯科不仅是极其需要，而且一定得照办。已经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情，可能是发现了杀害丽塔的凶手？

自从完成米纳耶夫交给的任务并离开首都之后，帕维尔每天晚上都收看“晚间新闻”节目，因为他已同安东·安德烈耶维奇商定好，他们之间的联系要采用这样一个既简单又不费解的办法进行，也就是向电视台播音室打电话的方法。从星期一至星期五，这个节目每周播出三次。利用这个渠道巧妙地传达信息，可以做到万无一失。帕维尔必须收看这个节目，注意向播音室打的电话，分析打电话人说出的隐蔽在故事里的数目字。为了简便起见，供打电话讲故事时可以使用的数目字只有几组，每组都规定了十分具体的通知内容，按照预定的解密方式，对这些数字进行译解，就可以知道要通知的内容。例如，“注意隐蔽，正在寻找你”，“马上联系”，“小心，危险就在身边”，“立刻返回”。

现在需要执行的是“立刻返回”。

19

这种迂回战术屡屡奏效，堪称典范。几年前，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的小分队就是采用这种战术，把老资格的职业杀手加尔引诱到莫斯科，并在他企图暗杀娜斯佳的时候将其当场逮捕。当时他们获悉，有一个人能够找到加尔，就决定让这个人在必要的时候利用加尔，为此需要把加尔叫到莫斯科，因为加尔的常住地是在彼得堡。之后借助一系列复杂的迂回战术煽动加尔去暗杀娜斯佳，并且讲好要他亲自下手，不能让别人去干。凶手被抓到以后，娜斯佳心里暗暗感谢苍天没有让她的头发过早发白。她原本以为，这一下她会变成一个白发女人了，因为她曾经单独一人面对专门来杀她的人，熬过了好几个小时，来人甚至丝毫不隐瞒就是要杀死她的用意。

前不久，他们也是采用这种战术将另一名凶手抓获。但是，上述两次要比他们现在要干的这一次简单得多。因为前两次，凶手受制于让凶手到莫斯科的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胁迫“主子”把凶手叫到莫斯科，而且凶手肯定会去，对此用不着怀疑。而这一次不仅要让米纳耶夫将军把帕维尔·绍利亚克叫到莫斯科，而且要看绍利亚克是否听从米纳耶夫的召唤，这一点确实没有把握，只能寄希望于绍利亚克能去莫斯科了。

科利亚·谢卢亚诺夫是个智多星，而且富有冒险精神，也是不知忧愁的乐天派。他找到了住在米纳耶夫附近的年轻女演员伊萝奇卡·阿斯拉诺娃。谢卢亚诺夫把自己锁在家里，巧妙地将不同镜头的照片进行拼凑，制成了可以乱真的照片，看上去雅科夫列夫和奥比金就像真的在跟踪将军一样。谢卢亚诺夫酷爱对照片进行改头换面的处理，并能得心应手地加以利用。当然，在彼得罗夫卡拍摄的照片都是真的，钦措夫的人确实被叫到那里，谢卢亚诺夫确实同他们谈过话。米纳耶夫将军在内务总局里可能有熟人，因此在这一步的安排上应当最大限度真实可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这一骗局不能被戳穿。

然而，尤拉·科罗特科夫毕竟是有先见之明的。他预料到斯塔索夫肯定会违背约定和不听警告，毫无疑问地要把一切情况全告诉阿娜斯塔霞，并且连自己最初的意图也不会对她隐瞒。

“小伙子们，你们要懂得。”斯塔索夫对尤拉和尼古拉说，“当你在下一盘很复杂的棋时，不能靠侥幸取胜。不能对娜斯佳有任何隐瞒，不然的话，会因为无端的误会而导致全盘皆输。她要是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那就会一切全完蛋。”

“戈尔杰耶夫不允许这样做，”尤拉和尼古拉小声反驳说，“如果我们向她泄露秘密，他会揪掉我们的脑袋。”

“你们保持沉默好了，有话我自己去说。你们对我还有什么要求吗？”

他们又争执了许久，各说各的道理，免得因为现在没有把话说到而将来后悔。最后当然还是弗拉季斯拉夫·斯塔索夫是对的。

伊萝奇卡·阿斯拉诺娃开始同米纳耶夫玩起了交换住房的游戏，并且很快同斯塔索夫签订了一份合同。因此莫斯科一家剧院的这位女演员受到了破例提供一套住房的奖励，住处有人警卫，并替她办理了私车技术检查合格证，还大肆宣扬她的演员天赋。

在这之后，斯塔索夫立即跟踪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米纳耶夫，既不必过于隐藏，但也不能大摇大摆地跟踪。一切都要自然，不能露出破绽。第二天即将过去，这时斯塔索夫已经感到，米纳耶夫已经注意到了他，从第三天起就出现对他盯梢的人，在这天的傍晚，在将军进行秘密活动的那套住房里就上演了前面说过的那一幕。整个情况的发展甚至比斯塔索夫期待的还要顺当，他实打实地已作好了挨揍的准备。伟大的奥斯塔普·易卜拉欣莫维奇曾经说过，“成功始于足下”。没有挨打也应付过去了。在斯塔索夫知道根据伊琳娜·韦尼阿米诺夫娜·阿拉诺娃的指定，他应当跟踪的目标恰恰是联邦安全局的将军之后，他就拼命装出一副惊讶和难为情的样子。接下来演出的一幕可以叫做“职业的共同责任”或者叫做“我不能沉默不语”。困难是在第三幕里。根据这出戏策划人的安排，第三幕应在“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口号下完成演出，能否办到，在这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米纳耶夫本人的表现如何，这场游戏完全可能失败，他可能并不害怕。他可能不找斯塔索夫进行协助，很可能就是不信任他，他可能随心所欲地行事。

幸好，他没有胡来。弗拉季斯拉夫·斯塔索夫没有白过二十年的侦探生涯，并始终为机智完成所交给的各项任务倍感自豪。他机敏有办法，应变能力强且技艺高超，他善于准确揣摩谈话人的心理及其思路变化过程。如果应当向刑事侦查人员专门颁发“奥斯卡金像奖”，以奖励他们的精湛技艺的话，他完全可能在退休前捧走这项大奖。

但是，他却官至毫不出名的中校就退休了，靠领养老金度日了。

所有的车站和机场都有人在“恭候”帕维尔·绍利亚克。他们不需要拘捕他，只需要记录下他出现的地点和时间并继续监视他的行踪。米纳耶夫将军已处在科利亚·谢卢亚诺夫的监视之下。现在将军已经认识斯塔索夫，而科罗特科夫没有冒险露面，因为米纳耶夫随时都可能同钦措大会面，而跟随在钦措夫左右的必定是雅科夫列夫或者是奥比金，这两个人在萨马拉和乌拉尔斯克时就清楚认得尤拉·科罗特科夫。

在见到斯塔索夫的次日，将军走进了位于格拉夫斯基胡同的一幢楼房。谢卢亚诺夫只能够确定出楼层，但这一层有四套住房，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究竟走进了哪套住房，他无法确定。科利亚·谢卢亚诺夫确信，米纳耶夫从格议夫斯基胡同出来后要回家去，科利亚就悠闲地转了个弯向“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市政区的警察分局走去。通过一个半小时的了解，他知道了在这四套住房里都住的是什么人，公民证登记科的姑娘们答应提供照片。其中两套住房里住的是老莫斯科市民，而另两套住房里住的是外来户，因为他们在这栋楼里都住了很久了，所以他们至少也能赶上一次更换新的公民证或者是照片。

坐在温暖的办公室里，谢卢亚诺夫强忍瞌睡和饥饿，尽力克制想喝酒的欲望。这时需要的正是这种顽强精神。因为他最渴望能睡上一觉，如果实在睡不成，哪怕能吃点东西也好。而如果连这也办不到，就请给他斟满一杯啤酒，让他一饮而尽，忘掉瞌睡和饥饿，总之忘掉一切。忘掉被前妻带走的孩子，她已迁到另一个城市新丈夫那里。忘掉人去屋空的一套大的住房，他再也不想回到那里，因为那里只有灰尘、寂寞和孤独，那里再也不会飘散出诱人食品的香味了。当然，除去亲密的知心朋友尤拉·科罗特科夫来寄宿的那些日子以外，因为他的住房狭窄就过来住上一两天，这里的丑事和怪现象时有发生，寂寞和孤独已令人无法忍受。尤拉爱吃得有滋有味，也会做香啧啧的饭菜，而谢卢亚诺夫不会做只会吃，做饭总是洋相百出。大多数的侦探有时不得不在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并能将就着吃各种做好的饭菜，而科利亚·谢卢亚诺夫与他们不同，他不吃吃不惯的食物。没有味道的饭菜他难于进肚，甚至饿极了也吃不下去。因此他爱喝酒，起初饮酒为的是麻木自己，以便忘掉对妻子的爱恋和对孩子的思念。后来饮酒是为了止饿。再后来饮酒寻开心不为孤独流泪哭泣。久而久之饮酒已成习惯。但是，他知道自己的酒量，绝对不喝过头酒。工作时，他滴酒不沾。只有晚上，在家里才饮酒。一大杯酒分成三份，二百五十克酒分三次喝。

“科利亚，您睡了吗？”他耳边响起了一位少女说话的嗓音。

谢卢亚诺夫全身抖动了一下，他大吃一惊，自己真的睡着了。他难为情地看了一眼站在面前的一个年轻女子，她手里拿着一沓子硬纸卡片，身材不高，体格匀称线条美丽，下穿灰色制服长裤，上着蔚蓝色的衬衣，已扎入裤内，勒紧的腰带使她的腰身更显纤细。肩佩中尉军衔，她的身段让人越看越爱看，她漂亮的脸蛋确实阴沉着，甚至是很生气的样子。

他从她手里接过角上贴着相片的那些卡片，几乎一眼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不对，不是那么熟悉，因为这个人他还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他认得这个人。长长的鬈发，深深的秃额角，一副墨镜，他是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拉尔金。

谢卢亚诺夫感到如释重负，一切都该结束了。现在可以回家睡觉了，睡觉，还是睡觉。再吃上一顿饭，然后还是睡觉。从有关材料得知，在一些事件中拉尔金同钦措夫和巴扎诺夫有联系。因此在用正常方法使他们彼此进行联系，在既不隐瞒什么也不欺骗谁的情况下，可以派出盯梢者对米哈伊尔进行跟踪。帕维尔。绍利亚克由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这条线加以“保障”。米哈伊尔由内务总局的人进行“掩护”。而米纳耶夫却处于袖手旁观的境地。他似乎已无所渴求，他可能需求的是不要跟踪他。

谢卢亚诺夫用疲惫的目光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年轻女子。

“您叫什么名字？”他唐突地问道。

“瓦利娅。”她笑着回答。她的笑虽不迷人，但却是发自内心的。

“您结婚了吗？”

“没有。”

她对他的问话并不感到惊奇，这使谢卢亚诺夫满心欢喜。

“您今天忙吗？”

“您指的是晚上吗？”瓦利娅明确地问道。

“晚上，还有夜里，直到拂晓。”

谢卢亚诺夫对自己的问话作了最大限度的明确，他认为说话用暗示和半吞半吐不配做一个男子汉。

“天亮之前我没有事。”她非常郑重其事地回答说，“但我不相信您会有同我上床的想法。”

“为什么不能？您有艾滋病？”

他心里想：“请您别睡觉，我还需要回到家里去。我应当同这位有点可怕，但又十分诱人的瓦列奇卡说妥，她送我回家，给我做吃的，然后留下过夜。”

“没病，我很健康，但是我性格古怪。”

“它表现在哪些方面？”

“我不碰属于其他女人的东西。”她又接着说，“我想这句话把一切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你的妻子出差去了，你想很快一把将她推开，那么请你不要邀我到你家去，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也没什么同我好说的。”

谢卢亚诺夫笑了，他说：

“我的那套住房里已经四年没有一件女人的东西了。那里有的是地方，有许多书籍，到处都是灰尘和难以消除的孤独。瓦列奇卡，您会开车吗？”

“当然会，”她点了点头说，“我认为，我学会开车比我学会认俄文字母表还要早，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位驾驶教练员。”

“还是您送我回家吧，我困得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我开车送您。”

“还请您为我做晚饭好吗？”

“如果您有食品……”

“要是没有呢？我记不得了，好像我什么吃的都没有了。”

“就是说，需要路上买食品。您还有什么计划？”

“我不想骗您，因此不再许什么心愿。我都快累死了，您不会抱怨吧？”

“我像一个性欲强烈的淫妇吧？”她又一次地笑了。

她的这次笑不知为什么使谢卢亚诺夫觉得真是令他陶醉。是因为她第一次笑时他还不喜欢她吧？他真傻，对女人的漂亮一窍不通。

“不是，”他非常认真而又温和地说，“您不像性欲强烈的淫妇，您像我求之不得的女伴，请不要拒绝我。”

“我不拒绝您。”

“瓦利娅，您多大了？”

“24岁。”

“我比您大十三岁。在整个十三年的漫长岁月里，经常与我打交道的是泥泞、鲜血、尸体、苦难、伏特加酒和绝境，这不会使您感到厌烦吧？”

“让我们试试看吧。”她笑了笑说，“如果不满意，到那时我们再决定该怎么办。”

谢卢亚诺夫给戈尔杰耶夫上校打了个电话，得到了对方的表扬并准许回家去。熬了几个昼夜，身体疲惫不堪，他踉踉跄跄地走到汽车前，扑通一下子坐在后排的座位上，就急急忙忙把自己的地址告诉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瓦莲京娜，声音简短又含糊不清。

他醒来时精神饱满心情愉快，但他长时间没有回过味来，他这是在哪儿，为什么腿脚都麻了。过了一会，他头脑清醒了才弄明白，他是躺在自己汽车的后排座位上，还有人关心地给他盖上了一条方格毛毯。他看了一下腕上的手表，竟使他大吃一惊，已是深夜两点了。还好，这位疲惫的侦探总算睡了一觉。慢慢地他的脑子好使起来，他想到了公民证登记科的那位姑娘，她答应把他送回家去。这么说是她送的他了，还是她只是口头答应要送他呢？谢卢亚诺夫朝街上看了看，原来汽车就停在他家旁边。可这方格毛毯是哪儿来的呢？谁拿来的呢？这明明是他的毛毯嘛！一直把它放在大房间的沙发上，科罗特科夫在这儿过夜时还盖过它。

而那位姑娘呢，她在哪儿？难道是由于没能叫醒他使她失望，一生气就回家去了？谁能准确地告诉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使他一时摸不着头脑的是，汽车停在家旁，可方格毛毯又怎样解释呢？一切都弄不明白。好了，不必在这儿傻呆下去了，应当慢慢把车开回家去。

但是，谢卢亚诺夫乘电梯后，走进自己的那层楼时，才发现口袋里没有房门的钥匙。这真扫兴，可是他马上把那条方格毛毯同钥匙联系起来，使他迷惑不解的是，放在沙发上的毛毯怎么会飞到汽车里盖在他身上呢？于是谢卢亚诺夫很高兴地按下了门铃按钮，房门几乎马上就开了。瓦利娅出现在他面前，她穿着他的旧运动裤和运动背心，当然也是旧的，手里拿着抹布。

“你睡醒了？”她温柔地微笑着说，“瞧，你的住房让你搅和得多脏啊，你最近一次打扫房间是什么时候？”

“从不打扫，”谢卢亚诺夫不打自招地说，他对此还洋洋自得，因为一切都能将就过去。她没有生气，也没有离去，他又说：“离婚前妻子收拾过，而我自己的确没有工夫去干，你不会生气吧？”

“怎么会呢？”

“真不像话，邀请姑娘来做客，而自己却睡着了。”

“你这是邀我来做客吗？是来当家庭女工的吧。‘送我回家，给我做吃的，买食品’，这话不是你说的吗？”

“是我说的，”谢卢亚诺夫更加难为情了。“可是打扫房间卫生的事我并没有说呀。”

“这是我发挥的主动性，对这个活你应当支付够买一个大蛋糕的工钱吧。”

突然科利亚·谢卢亚诺夫感到轻松和舒畅，这种感觉很久没有体验过了。还是从他开始伺候自己的妻子那个时候起就没有这种感觉了。从他们结婚起，他的家庭生活就充满了醋意、嫉妒和愉情，家庭成了使他无法忍受的人间地狱，一昼夜里二十四小时是如此，一周里七天是这样，一年里十二个月也是这样。他的妻子非常漂亮，如同下凡的仙女。谢卢亚诺夫始终不能相信她是为了爱情才嫁给他的。他要时时小心不要落入她的陷阱，经常怀疑她不忠实，她爱撒谎和财迷心窍。甚至在她带走两个孩子把他抛弃之后，他还仍旧爱着她的美丽并会因为嫉妒而死去。这四年里一切都过去了，但愉快和轻松始终没有回来。而现在这种感觉来了。

走进厨房他才知道，回家路上他们去过商店。在炉灶上坐着四只大锅，正用文火烧着。

“我一看到你的这些厨具，我立刻就知道了你总是挨饿。我决定给你做饭吃，哪怕只干一周，”瓦利娅解释说，接着就跟他进了厨房，“你瞧，这个锅里是汤，这个锅里是土豆烧羊肉。还有这个锅里是白菜红焖肉，选什么做配餐请你按自己的口味定，通心粉或者大米饭。而这个锅里是鱼，我先把它炸了一下，然后在酸奶汁里焖了一会。你现在想吃什么？”

“我来个烧羊肉。不，我要红焖肉，也不是，还是炸鱼吧，”谢卢亚诺夫感到饿得头晕眼花，一时不知所措，“这些菜我都要，我觉得我能全吃光。我们先吃汤吧，就别愣着了。”

他们吃完了一盘子汤，后来默默无言地坐着，就是没去动第二道菜，只是用传神的眼睛彼此望来望去。他们没有说话，同时站起身向床边走去。

早晨，谢卢亚诺夫在许多许多年以来，还是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睡醒以后的幸福滋味。

关于监视米哈伊尔·拉尔金获得的情况汇报，每天三次都送到戈尔杰耶夫上校的桌子上。拉尔金的行动令人费解和毫无规律，他经常在街道上溜达，逛商店，尤其是爱逛大商场，可是什么东西也不买。有时顺路走进收费低廉的小酒馆，喝上杯气味难闻的半冷不热的咖啡，无精打采地品尝向顾客们提供的风味小吃样品，然后又沿街溜达起来。在这些闲逛和溜达之中，没有发现任何有目的性的动向。起初盯梢的人们曾怀疑，米哈伊尔·达维多维·拉尔金围着一定的地方转悠，可能是寻找同某人进行接头的时机，或者是愉偷接近秘密地点，在拜访了米纳耶夫将军之后，他又开始了自己老一套的溜达，因此对他的间谍活动嫌疑还不能完全排除。但这仅是怀疑罢了，任何证据也没有找到。米哈伊尔有时去索科利尼基，有时去高尔基公园，时而又去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有时也去在孔科沃或者在彼得罗夫斯克-拉祖莫夫斯基举办的交易会。有时他又突然避开人多的地方，静静地漫步在环形林阴道的林阴路上，或者长时间呆在小铺子里。简单地说，弄不清他有何意图。

四天过去后，米哈伊尔·拉尔金停止了在市内随意性很强的闲逛。盯梢的人确定，他接过一次头，时间很短，是同一个年龄在27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会面的，接头以后米哈伊尔显得很轻松的样子，朝着格拉夫斯基胡同自己的家走去。对那位年轻人的情况当天就“了解完毕”，可是关于他的情报并没有引起戈尔杰耶夫及其工作人员的足够重视，他们只是感到略有异常。这个年轻人叫维塔利·克尼亚泽夫，曾在售货亭卖过热的小香肠和啤酒，这个售货亭位于离“新库兹涅茨卡娅”地铁站不远处的一个胡同内，来光顾的人不很多，基本上是清一色的顾客，这些人闲逛时，正巧看到了这个售货亭也就走了进来，售货亭旁边摆放着几张小桌子，还配上一些椅子，这个地方倒也清静，一些车辆并不从旁边通过，小香肠是热的，啤酒是凉的，甚至还有小盘凉拌菜，人们情不自禁地要过来尝一尝，到克尼亚泽夫这里来吃点东西的人，大多是附近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有时也同售货员聊上几句，彼此开开玩笑。这样一个年轻人同米哈伊尔有何相干呢？

进行盯梢的人决心再等一等，兴许事态会明朗化。但是，大失所望。米哈伊尔又呆在了家里。这就意味着，同克尼亚泽夫进行的简短两分钟的对话已为他在市内的长期徘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难道问题就出在这少见的细小香肠里面吗？

绍利亚克回到莫斯科之后，为防备万一出现变故，他直接从机场给米纳耶夫打了个电话，也许正是从电话中得知，有两套住房都不能去：一套是以绍利亚克的名字注册的，另一套是以库斯托夫的名字办的手续的，此人是在同漂亮的妻子断绝关系后从比利时回来的。

“很好，您已经到了，”米纳耶夫高兴地说，“这里非常需要您。您先回家去，到按真实证件为您登记的一套住房去住，短时间里您不要去任何地方。在我没有发话之前，您不能走出家门。”

“为什么？”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因为其中的原因不能在电话里说。您还是回家去吧，把自己锁在家里，静心等待。如果有电话打进来，您不要去接。您自己也不要给任何人打电话。后天中午12点整您走出家门。在药店附近，有一辆小汽车从您身旁开过，是一辆白色的‘日古利’牌小轿车。车一停您就立刻坐进去，有人把您带来见我。只要您的行动分秒不差，任何人不可能成为盯您梢的尾巴，就这样安排吧，这些事由我向您提供保障。”

帕维尔没有再提任何问题，顺从地前往切列帕诺夫胡同的家中，他的家就在一幢老式九层楼房中。在外地时，他从由听众参与的“晚间新闻”节目中听到了与自己有关的一个故事，他聪悟地破解了数字暗语，他理解米纳耶夫发出的信号并为召唤他回莫斯科感到高兴。他回到莫斯科之后，对他来说一切又都恢复了原先的样子：他有了领导人，向他发指示，对他提任务，而他绍利亚克要干的事，就是尽可能出色地完成这些任务。米纳耶夫也像从前一样，帕维尔刚从服刑监狱获假释出来，米纳耶夫立刻就试图又把他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但是，那时的局势多多少少是另一个样。那时候帕维尔承担了自己的任务，他认为这项任务无论如何必须完成，因此他显得像是一个目无领导固执任性和不肯让步的人。在完成了米纳耶夫交给的任务和消灭了杀害布拉特尼科夫的凶手们以后的这段时间，实际上这个时候使帕维尔感到负担沉重。他习惯于服从。他习惯于替他决定一切。在他的上头和他的身边总有一位战略家为他确定未来的任务，而帕维尔应当出色地完成这些任务，他正是这样度过自己这段懂事的生活的，从无条件地绝对服从父亲开始，直到遵守在居民区躲避时为他制定的生活制度的要求。也只是最近数周，绍利亚克才没倾心于自我理想化，并且现在他清楚地懂得，他不能独立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他需要上司、领导人，他需要主人。他会像一条忠实的走狗为主人效力，管他主人是谁呢，哪怕主人是米纳耶夫。这种依附关系应当结束，今后它可能会变成完全俯首贴耳听从安东·安德烈耶维奇调遣的状态。他已经开始扭转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了，但还留有尾巴。让一切再次变得清楚明白，就像原来那样。

在协列帕诺夫胡同那套空荡荡的住房里，甚至连面包都没有。当他从这儿离开之际，他自己也不知道，何时再回来。因此他把可能会腐烂发霉变质的食品全部处理掉，清洗了电冰箱并把它关掉。在离开机场回家的路上，帕维尔顺便买了些吃的东西，以便凑合几天，要离开这里是明摆着的事。反正后天他就得去见米纳耶夫，从他那里再到何处去？怎能知道呢！也许搬到用库斯托夫的名字登记的另一套住房去，也许搬到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这一切又都取决于，米纳耶夫那里出了什么乱子，他为什么这样急匆匆地召唤他回莫斯科。

回到家里后，帕维尔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洗了个澡，然后在沙发上铺上干净的卧具就躺在了被窝里。几乎长期以来他就感到身体极度虚弱，一种熬不过去需要歇息一下的感觉总缠绕着他。他心里明白，这不是什么疾病造成的，他的身体棒极了，他从来没把周期性发作的胆囊炎放在心上，尽管这种病有时使他感到痛苦。绍利亚克具有惊人的忍耐力，他能够长时间行走与奔跑，他也能不吃不睡地熬上几天。但是接受催眠治疗后已经弄得他精疲力竭。大自然是吝啬的，它把能影响别人的能力赋予了他，同时，当他取得哪怕是很小的成果时，也让他付出难以想象的体力作为代价，这样一来，就使帕维尔感到自己完全是一个病人。

他躺在被窝里，扫视房间四周后心中感到欣慰，他把父母搜集的书籍妥善地保管下来。现在，这些书中的任何一本都能买得到，甚至是最走俏的书，买到手已不成问题。可是那时，三四十年以前，好书和预约发行的出版物绝非每个人都能弄到手。他们家庭在国外生活的那些年代，通过大使馆每月转交给他们一本很薄的小册子——用若干张白色道林纸订在一起的出版物，上面印着苏联各个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名称和定价。大家戏称它为“白色新书清单”。父亲用笔标出他感兴趣的书名，然后把这份“白色清单”还给俄罗斯。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工作期间，他父亲按照“白色清单”搜集了大量图书。在帕维尔故意犯罪而被判入狱之前，他关心的是要把这些书托忖给可靠的人保管。他同一位熟悉的酷爱图书的老头办了合法的监护手续，这位老人是他从住公用住房的人群中找来的，那套住房里挤满了难民和按限额招收的工人。他把老人的户口还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使住房和图书都得到很好的照管。他只为一个愿望祈祷，这两年里老头不要死去。老头应当感谢他，活到帕维尔获得假释。米纳耶夫将军趁绍利亚克到达他的别墅之前，很快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他们又重新把这套住房登记给帕维尔，因为监护手续是按照有关法律办理的。老头是由他赡养的，这样，虽然绍利亚克被判过刑，但还是很容易地批准了他的莫斯科市的户口。安东·安德烈耶维奇很关心供老头使用的这套住房，切列帕诺夫胡同的这套老住房又重新属于帕维尔单独拥有。

他原打算掀开被子起来，去随便找本书看，但他又改变了主意。好书太多了，阅读好书可以带来安慰，也可能帮助入眠，但现在却不是时候。首先他要弄明白，米纳耶夫那里突然发生的是个什么问题。接着把已经开了头的事情做完。然后一切都走上常轨，安东·安德烈耶维奇坐在布拉特尼科夫的位子上，向他下达任务，让他去完成，同时米纳耶夫还把联合行动中的某些环节的安排委托给拉尔金、加里克或者是卡尔去执行，再也没有丽塔的份了。真可惜，究竟是谁杀死了她？到底为什么？

帕维尔机械地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里去掏记事本，本上记着娜斯佳的电话号码。也许杀害丽塔的凶手已经找到了？哎呀，差点忘了，米纳耶夫吩咐不准打电话。好了，只有等待了。一段令他捉摸不定的生活开始了，一切事情都只得向后推了。问一问有关丽塔的电话——以后再打吧。阅读心爱的书籍——以后再看吧。就连生活，大概也得以后再安排了。

这种难以捉摸的“以后”究竟何时才能到来呢？

在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拉尔金同出售小香肠的商贩维塔利·克尼亚泽夫进行第二次会面之前，侦查人员进行了精心准备，就像当年全国准备迎接十月革命节那样，他俩终于会面了。持续时间长达三个半小时，是在格拉夫斯基胡同米哈伊尔的住房里进行的。在他俩会面后两小时，两盒录像带就放到了戈尔杰耶夫上校的办公桌上。侦查人员费尽心机把录像技术设备安装好，为了租用建筑工人使用的“吊台”，他们不得不支付现金，为此还自掏腰包花了几张一万卢布的纸币，他们将整个录像设备都稳妥地安放在吊台上。

放像机的荧屏上出现米哈伊尔平心静气同克尼亚泽夫谈话的画面。的确，谈话有点一边倒——基本上是米哈伊尔在说，而克尼亚泽夫只是偶尔简单地回答一句。可是注意观察一下，克尼亚泽夫的举止也很有意思。他的那张脸表情相当丰富生动。从谈话一开始，他脸上就是一副傻里傻气的样子，时而洋洋自得，时而嘿嘿窃笑，时而向米哈伊尔做鬼脸使眼色。总之，一副十足的大傻瓜的样子。可是，过了一会儿，傻乎乎的表情不见了，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克尼亚泽夫不再嘿嘿窃笑，也不再挤眉弄眼了。他坐在圈椅里，面向米哈伊尔，毫无力气地将手放在圈椅的扶手上，两眼微闭，很有节拍地对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的话点着头。稍后，克尼亚泽夫慢慢地从圈椅里站起身来，挺直身子躺在沙发上，看似他要睡觉，而实际上他还在思考着什么问题，不停地时而抬起左手，时而举起右手，打着某些看不懂的手势，米哈伊尔点点头后克尼亚泽夫就放下了手。就这样录了三盒录像带。

在录像的同时还录了音。首先打开磁带录音机，然后播放录像带，尽量使声音和图像达到同步进行。大约有半个小时的冷场，没有说话声。荧屏上出现克尼亚泽夫在得意地微笑和使眼色的图像，磁带录音机放出一个家伙说话的声音：

“像你这样一个非同一般的小伙子，大概同姑娘们交往不成问题。对吧？”

“那当然，姑娘们同我都很亲热。”

“克尼亚泽夫，这就是我想同你谈的事。我觉得你是一位机灵和靠得住的小伙子，与你可以共事。对你我能信得过，对其他人我信不过。”

“这完全正确。”他再次满意地微笑和使了个眼色。

“如果我同你能达成协议，那我们可以得到很多钱。请你相信我，你可以挑选许多熟悉的姑娘，我有个主意，如果能实现，她们能给我和你带来一大笔很可观的收入。怎么样，干不干？”

“可是！”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虽然话题仍是老一个，可是米哈伊尔说话时的图像轻微出现变化。

“如果你听我的，咱们一切都好办。真是好极了。你应当信赖我，应当相信我是为你好，应当在各方面都听我的。因为只有我知道你怎样做才对，而没有其他选择。只要你听我的，我们将无所不能，成为最强和最富的人，所有的人都得受我们指挥。为此你应当听从我的安排。不要有什么顾虑，别想得太多，要绝对相信我……”

克尼亚泽夫已经不再扭扭捏捏作怪相了。他平静地坐着，有时像合着拍子一样点头，后来又躺在了沙发上，而米哈伊尔接着说：

“从现在起，你只能听我一个人的话，你头脑里不能再有丝毫你自己的考虑。我会给你下达指示，你去执行……”

一个钟头过去了，米哈伊尔又说：

“你明天就应当去杀死一个人，他将在约定的时间走出家门。为了我们的事业，为了使我们成为最强大最富有的人，我们必须这样做。这个人可能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因此在我们的事业开始之前，必须把他干掉。明天你要前往切列帕诺夫胡同十九号，找到第三栋楼，爬到第五层，在那儿等待，12点整有一个男人从第五层一套住房走出来……”

“切列帕诺夫胡同，十九号，第三栋楼，这是绍利亚克的住址，”娜斯佳几乎叫了起来，“他怎么了，来到了吗？米哈伊尔想借这个洋洋自得的白痴的手杀死绍利亚克？”

戈尔杰耶夫“咔”的一下猛然关掉了录音机并一把抓起电话。他的办公室里喊叫声长达数分钟，看来得把耳朵捂起打电话。

“你的人是不是在途中睡大觉了？”他对科诺瓦洛夫将军大声说，“你在所有火车站和机场布岗哨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让他们纠缠小姑娘吗？绍利亚克已经来了，他的朋友都知道了，我也知道了，可是你却不知道，本来你应该是最先知道的。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算你幸运，现在我办公室里有个女的在这里，不然的话，你现在听到的决不是我这种腔调，整个行动计划差点坏在你的这群无赖手上！我问你，你们怎么让他从眼皮底下溜过去的？你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他的照片，他使用的两个姓你们也都知道，可是他从你们身边通过，怎么就像从木头桩子旁边通过一样呢！我是怎么知道的？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这不关你的事，你连我已经告诉你的那个情况也没有认真处理。我把一名优秀的工作人员派到了你那里的工作组，它也为你做了大量工作，这都是为了什么？你想把整个事情在最后阶段葬送吗，因为你没有把真正精干的人派到各交通枢纽。我不管这是你的人不是休普洛夫的人。你应当亲自检查一下，休普洛夫派出的是什么样的人。你糊涂了吧，只知道舒舒服服坐办公室，把侦探工作的圣训忘得一干二净了？”

娜斯佳明白她的上司说话的意思。一件事情，从一开始就由你筹划和主持，为了它你食不甘味，夜不能眠，这件事甚至成了与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甚至不允许未经事先考验的任何人去碰它。侦查工作是一种创作，是痛苦与欢乐结出的果实，它如同作家的一部书，又宛如画家的一幅画。难道能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作家在他没有写完一本书的最后三章的时候，能毫不吝惜地放弃这本书，而随便委托别人去写吗？说什么这个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如果确有这样的事情，由于客观原因，这位作家不能按计划亲自写完一本书的收尾三章，那么他必定挑选一位最有才华的文学家，向其长时间地详细说明自己的构思，并指出应当写进最后几章的内容。把能做的事做完，该说的话说透，然后再不厌其烦地进行阅读和检查。在侦查工作中，比方说，一件由你饱受折磨和呕心沥血办理的事情，其中的一部分工作不得不委托另外一个人去办的话，那你就应当不惜精力和时间，把一切向他交待清楚，避免可能要犯的错误并防止把事情复杂化。你要认真考察这个人，以便摸清他是否会把你长期辛辛苦苦做出的成绩毁于一旦。当然，科诺瓦洛夫将军不可能向休普洛夫将军作指示，说出给这位同事提出任务的话，而这里说的不属于这种情况。休普洛夫本人是本部门的负责人。但是科诺瓦洛夫可以派出自己的人员前往各个火车站仔细观察，看休普洛夫的“勇士”们是怎样工作的，他们打瞌睡了吗，是否干出傻事情，一旦发现异常现象，应该马上报告，要求加强纪律，选派其他更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为了防止合作伙伴坏了你的行动计划，监督的办法有的是。而科诺瓦洛夫将军并没有进行监督。正是因为这一点，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现在才气得满脸通红，对着电话大喊大叫。

电话中激烈的争吵还在继续，而娜斯佳却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她在想，为什么维培利·克尼亚泽夫这么傻，而基里尔·巴扎诺夫那么没有头脑。她想得越多，对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一切事情就看得越清楚，事情竟然如此糟糕，简直不可思议……

帕维尔·绍利亚克知道，时间一分一秒都很宝贵。如果米纳耶夫已经算好了白色“日古利”小汽车在药店旁接帕维尔的时间，那么就不能破坏这样的安排。差五分钟到12点时他已穿戴完毕，站在了前厅里。厨房里传来勉强听得见的音乐声——他没有关掉收音机，但音量已调到了最小一档，以便能听到准确的报时声。随着报时第六响的结束，他转动了门锁，打开了房门。

一出门他就发现出什么事了，但他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楼梯上不知为什么站满了素不相识的人，什么东西“呯啪”一声、“咔嚓”一声，什么东西在嗡嗡作响。帕维尔下意识地眯缝了一下眼又重新睁大。在楼梯的下方，三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抓住一个人，此人双手已被手铐铐上。在稍高一点的楼梯上还站着两个人，帕维尔看到，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带消音器的手枪。在楼梯的上方，还站着两个肩扛摄像机的人。一看这场面，帕维尔明白了刚才发出的响声是怎么回事：“呯啪”一声是带消音器的手枪的射击声，“咔嚓”一声是戴手铐发出的响声，而嗡嗡的声音则是由摄像机转动发出来的。而把这些情景联系起来看，还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这儿究竟出了什么事？

“绍利亚克·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是您吗？”一位站在比被抓获的人高一个台阶的侦查员对他说，“我们刚刚抓获了一个企图枪杀您的家伙。您想在这儿马上提供证词还是跟我们一同前去彼得罗夫卡出具证明材料？”

让我去彼得罗夫卡？出具证明材料？那么应当拉我去见米纳耶夫的那辆白色“日古利”小汽车怎么办呢？他看了一眼手表。如果现在就跑步前往，还可以在小汽车通过药店旁之前赶到，可是现在谁会准许他从这里跑开呢……

马上又出现第二个问题：是不是有人在企图杀死他？是谁？看来是确有其事了。一个半月以前他自己说过，如果半个俄罗斯的人列队举枪向他射击，对此他也不会感到奇怪。他只对一件事感到奇怪，民警机关怎么知道有人要暗杀我呢？他们也算得上好汉，没有打瞌睡。不用说，所有这一切绝非巧合。他觉得去彼得罗夫卡不合适，但是到那里有希望见到娜斯佳。娜斯佳了解他，她知道想除掉帕维尔的人多得很。在萨马拉她亲眼目睹过这样的事。有她的帮助，他就可以从这一事件中脱身。因为现在他们还指控不了他什么，但愿那些把这个雇佣派到他这里的人不会招供，但愿很久以前的事情别再翻腾出来。

“我怎么都可以。”他甚至没有刻意故作镇静地说，毕竟刚刚对他说过，有人想杀死他。此时一颗心还能平静得了吗！他说，“怎样做对事情有利，咱们就怎样做。而要杀我的这个人是谁？”

“一个叫维塔利·谢尔盖耶维奇·克尼亚泽夫的人，您认识他吗？”

抓着克尼亚泽夫的侦查员猛地捅了他一下子，强迫他抬起头来，好让帕维尔看清他的面孔。

“不认识。”绍利亚克摇摇头说，“第一次看见。”

突然间一阵虚弱又向帕维尔袭来，两腿不由地弯下来，数日来的疲劳使他意识到，刚才自己的脸一定毫无血色。他背靠着墙，慢慢瘫坐在冰冷的石地板上。

娜斯佳想不起来，她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焦急不安过，她准备同帕维尔进行交谈，可是始终没能把谈话的内容安排好。从何开始说呢？先出什么牌呢？该亮什么牌呢？而什么牌暂时还得藏起来呢？各种念头接连不断，一个又否定了另一个，使她无法凝神深思，因此她感到很生气，她就更加心烦意乱。

得知克尼亚泽夫试图朝绍利亚克开枪被当场抓获，得知他们已离开切列帕诺夫胡同一同前往彼得罗夫卡之后，娜斯佳焦急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就无所顾忌地用拳头猛敲墙壁，这面墙将她的办公室与另一个办公室隔开，米沙·多岑科就在隔壁办公室工作。米沙满脸惊恐地飞跑过来。

“阿娜斯塔霞·帕夫洛夫挪，出什么事了？”

“米申卡，您把办公室四周仔细地看一看，把所有不合适的东西统统拿走。”

“为什么？”多岑科惊讶地问。

“因为绍利亚克会催眠术。万一他让我把手枪给他，我就给他，那怎么办？”

“您的手枪在哪儿？”

“就在保险柜里。”

“让我把它拿走，有没有刀子？”

“有，在桌子上放着。”

“我也把它拿走。”

米沙走了，随身带走了在他和娜斯佳看来可能被用作凶器的所有东西，因为绍利亚克有可能用它们逼迫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就范。过了一会儿，娜斯佳渐渐地平静下来。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她已亲身体验过绍利来克催眠术的效力，她能够应付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不那么害怕了。

一开始计划在米哈伊尔暗杀绍利亚克以后同克尼亚泽夫会面时将米哈伊尔逮捕。米哈伊尔同克尼亚泽夫会面时指示克尼亚泽夫在杀死绍利亚克之后马上坐车回到“新库兹涅茨卡亚”大街他的售货亭那里，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只管卖他的小香肠，侦查人员的录音带上记录了这一段谈话，当时米哈伊尔对克尼亚泽夫说：

“你只管卖你的东西，别慌张。在我到你那里之前，你哪儿也别去。我大约在下午3点去，你见到我时不要同我说话。如果这个时候有顾客要买东西，你就说对不起，过半小时后再来。你关上门，顺着无轨电车道跟我走。”

米哈伊尔的如意算盘是明摆着的。在杀害绍利亚克之后，他必须马上让克尼亚泽夫从迷睡中苏醒过来，并使他丧失记忆力，使克尼亚泽夫永远想不起来有一个戴墨镜、胖胖的鬈发男子同他在大街上谈过话，让他到格拉夫斯基胡同米哈伊尔的家里商谈靠女人迅速致富的计划。使克尼亚泽夫永远想不起来他曾经到切列帕诺夫胡同枪杀一个刚刚走出家门的男子。当然，最好是克尼亚泽夫在暗杀绍利亚克后直接到米哈伊尔家里去，这样米哈伊尔就可以在黑暗中不慌不忙地让克尼亚泽夫醒过来。但是这样做有一定的危险性，万一不顺利，有人会一直跟踪克尼亚泽夫到格拉夫斯胡同，不能这样冒险。所以，米哈伊尔交待克尼亚泽夫返回“新库兹涅茨卡亚”他的售货亭里去，然后米哈伊尔自己去克尼亚泽夫那里，使他苏醒过来和丧失回忆能力。

最好当然是把米哈伊尔使克尼亚泽夫苏醒过来和丧失回忆能力的情景也用录音机录下来，但是如果让米哈伊尔这样做，克尼亚泽夫就无法提供供词，因为他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何况克尼亚泽夫已被当场抓到，谁也不会允许打开手铐，放他回去卖小香肠的。如果克尼亚泽夫还处于迷睡状态，就不能审问他。如果让米哈伊尔使他苏醒过来，那他就什么也回想不起来了。娜斯佳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几位专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真正的催眠大师是使用密语催眠的，如果米哈伊尔是真正的催眠大师，那么除了他本人以外，谁也做不到让克尼亚泽夫苏醒过来。看起来基里尔·巴扎诺夫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在杀害讹诈者之后，米哈伊尔同巴扎诺夫会面，使他从迷睡中醒过来并使他丧失记忆力，因此，巴扎诺夫那一天什么也想不起来。而在向卢琴科夫开枪以后，米哈伊尔来不及赶到巴扎诺夫那里，巴扎诺夫被当场抓获。尽管巴扎诺夫当时确实困惑莫解，但他还是供出“有人对他说过什么话……”

可见，克尼亚泽夫这边找不出任何证人，从他那里打听不出任何情况，即使能知道一点，也无法证实。唯一的证据是录音，从录音上可以听到米哈伊尔如何使克尼亚泽夫处于迷睡状态，如何授意他去杀害绍利亚克。还有那录像也是证据，从录像上可以看出克尼亚泽夫如何完成米哈伊尔授意他的行动。当然，如果能把米哈伊尔使克尼亚泽夫苏醒过来的情景录下来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从法律的观点看，情况相当复杂，以前还没有过这样的判例。对于克尼亚泽夫和巴扎诺夫的行为如何定性呢？无论怎么鉴定，都会得出他们无责任能力的结论，法律中也没有涉及催眠术犯罪问题。所以，即使能证明有人对巴扎诺夫和克尼亚泽夫施用了催眠术，也不能免除他们应负的法律责任。因为法律规定“在无责任行为状态下危及他人安全者不负法律责任”。

如何认定米哈伊尔有罪呢？根据什么来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呢？他自己没有杀死任何人，甚至没有靠近过受害人。说他使用了催眠术，有什么根据？他说话了，谁没有说话？说话犯什么法？

对米哈伊尔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戈尔杰耶夫和奥利尚斯基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一直处于他们的监控之下，随时都可以将他逮捕，只是不知道该不该这样做，如果逮捕他，依据什么？指控他什么？就是逮捕了他，也审问不出什么来。最后他们决定，暂时不要去动米哈伊尔·拉尔金。

“请进来，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娜斯佳尽力和蔼可亲他说。

她终于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平静了下来，准备找帕维尔好好谈一谈。

“天使保佑您了，”娜斯佳笑着说，“也就是说，我没有白费力气把您从萨马拉救出来。如果您今天被人打死，就让我受委屈了，您认识暗杀您的这个人吗？”

“不认识，没有见过这个人，他的名字也是第一次听说。”

娜斯佳知道，绍利亚克没有撒谎。她也看出来，绍利亚克已经精疲力竭，勉强能够站得住脚。

“那您有什么猜疑没有，比如说猜想这是个什么人？谁派他来的？执行谁的指示？”

“我已经对您说过，娜斯佳，来者不善，我并不为此而感到痛苦。”

“但是如果不善者中有您的保护人，您不会大吃一惊吧？”

绍利亚克皱起了眉头，他的目光避开了娜斯佳，停留在她头顶上方的墙上。过了一会儿，目光转向地板，再移向窗户。

“您指的是谁？”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米纳耶夫，他雇了一名杀手去杀您。您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呢？我想知道这一点。”

“您错了。”

他说话的口气又有点傲慢，就像在萨马拉他们初次结识的时候那样。

“不，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我没有错。米纳耶夫将军会见过一位经纪人，这个经纪人雇克尼亚泽夫为杀手，派他带着手枪去您那里。我这里有照片、录像带和录音带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在彼得罗夫卡的这些工作人员虽说不是万能的上帝，但是我们不是平白无故在克尼亚泽夫要对您下手的时候出现在他跟前。我们掌握这个经纪人的情况，知道他同米纳耶夫有过接触，难道您不相信这一点？”

“不相信。”

他真的不相信，还是不想马上承认她是正确的。看来，存在某种使他不能马上表示同意的原因。他当然要保护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米纳耶夫的名声。绍利亚克返回莫斯科后没有过几天，马利科夫就遭到枪击。哪里有米纳耶夫，哪里就有绍利亚克。这两个人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无辜，会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不要紧，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会让您心服口服的。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受害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牺牲品排起了长队，您有没有想到，您可能是这一长队中的最后一个？”

事情就是如此，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现在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猜一猜我说话的意思吧。你要是猜不出来，那就把录像放给你看……

“那您认为谁是这一长队中的第一个？”

你想卖弄聪明，想耍滑头，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让你猜一个单词的最后一个字母，而你却问起这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好，我告诉你，谁是这一长队中的第一个人，反正你什么也不明白，因为这个人在两条长队中都是第一个，在你的那条长队中是第一个，在我的这条长队中也是第一个。

“第一个人是布拉特尼科夫将军，我觉得这显而易见。”

“这一血腥的队列中人很多吧？”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让我们停止猜谜游戏吧。您很清楚我们在谈什么问题，而您还在继续为米纳耶夫说好话，似乎他为您办了不少好事。他派人去杀您，而您还执迷不悟。他利用了您的一名助手，我暂时还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是使用恫吓的手段，还是使用金钱，但他得逞了，暗杀你的凶手就是您的那名助手派去的。”

“这没有证据，”绍利亚克无动于衷地说道，“我不知道您所说的助手是什么人。总之，我不相信您说的这些话。”

“那算我白说了，”娜斯佳答道，“要不要给您放录像？您自己会看到，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拉尔金如何使用催眠术让凶手处于迷睡状态，授意他去杀您，他连您的住处都告诉凶手了。”

“这是胡说八道。”绍利亚克不慌不忙地说。

隐瞒同米哈伊尔认识的事实是愚蠢的。所有到米哈伊尔那里就诊的妇女都见到过绍利亚克。如果这些妇女被找到，那么抵赖是毫无意义的。

“这是胡说八道。”绍利亚克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考虑着往下该怎么说，“我确实同米哈伊尔认识，但只是一般的认识。再说，我从来没有告诉他我住在哪儿，他未必能打听到我的住处。要知道，他连我姓什么都不知道。”

“那看来是有人向他提供了您的住址。那么是什么人呢？谁知道您的地址，知道您已经返回莫斯科并且要在12点整走出家门呢？雇佣杀手没有在那儿等您，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杀手是在11点35分进楼的，难道您不相信吗？”

他没有怀疑这一点，但是难道绍利亚克会承认他同米纳耶夫将军之间的秘密勾当吗？

“您并没有使我信服，我看不出米纳耶夫有加害于我的什么理由。为了把我从萨马拉带到莫斯科，他竭尽了全力，这你不是不知道。”绍利亚克说到这里笑了一下，“为了让我活下来，他竭尽了全力。”

“就算是这样的，而丽塔呢？”

“什么，丽塔？”娜斯佳突然提到了丽塔，绍利亚克愣了一下。

“丽塔是不是您小组的一员？”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丽塔，她只不过是我的未婚妻。”

娜斯佳似乎被重锤猛击了一下，为什么要问起她呢？

“她可能是您的未婚妻，同时也是您的助手。”

“我没有过任何助手，”绍利亚克生气地说，“从来没有过，真的。”

“是吗？”

她说话的声音似乎是从远方的什么地方传到他耳朵里，绍利亚克顿时觉得他的耳朵有点重听了。

“那么就请您听一听我要给您讲的一件事，一件您所不知道的事，您一点儿也不知道的事，所以您会感兴趣的。”

于是她从布拉特尼科夫将军说起，谈到了马利科夫一帮人……

“米纳耶夫将军历来对自己的老首长和同事布拉特尼科夫恨之入骨，他容不得布拉特尼科夫，随时准备发泄这种嫉恨。米纳耶夫嫉妒心很强，他始终搞不明白为什么布拉特尼科夫有那么大的权力，有那么多的金钱。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里面的秘密搞它个水落石出。怎么样，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您感兴趣吧？”

绍利亚克用张惶失措的眼光看着她，她说的事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她说的这些情况他确实不知道。

“请继续说下去。”他回答说，尽量克制自己的好奇。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米纳耶夫利用各种不正当的方法打听到，在布拉特尼科夫的身边有您，帕维尔·绍利亚克这么个人，而在您的手下有一个小组。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小组有几个人，都是些什么人，尽管他千方百计想搞清楚这一点。然而，他知道您的这个小组的行动方式和所采用的工作方法。在他看来，这是个聚宝盆，他决定把这个小组的人员搞到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您知道吗？是不是像您所想的那样呢？”

“不，”绍利亚克很快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您说的这些情况。”

“为什么呢？从您这么快就回答我的问题可以看出，您已经猜到您现在的保护人米纳耶夫将军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了。杀害布拉特尼科夫就是由他一手策划的。正是他而不是马利科夫提议杀死布拉特尼科夫的。他给马利科夫的人提供了情报，使他们毫无顾忌地迅速结束了布拉特尼科夫将军的生命。但是在此期间米纳耶夫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使马利科夫的七人集团中有人知道米纳耶夫将军参与杀害自己的首长、朋友和恩师。布拉特尼科夫死后不久，您，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感到情况不妙，躲进了监狱。这样一来，米纳耶夫的计划就停顿了下来。您知道吗？米纳耶夫本来是希望点燃您复仇的火焰，或者至少希望您一定会想方设法搞清自己的上司布拉特尼科夫死亡的原因，希望您为此动用自己小组的成员，但是您却进了监狱。米纳耶夫指望借助您的力量查明马利科夫七人集团的底细，而您，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却辜负了他的希望，既不想报仇雪恨，又不想查明真相，小心翼翼地躲了起来，在您蹲监狱期间，米纳耶夫也没有虚度光阴。他曾经把布拉特尼科的所有钥匙都复制了一把，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完全是因为布拉特尼科夫本人的麻痹大意。布拉特尼科夫死后，米纳耶夫打开了他的保密柜，找到了一份关于您的小组活动情况的材料，但是材料上没有提供您的小组成员的姓名和住址，这些恰恰是米纳耶夫最需要的东西，因为他想使这些人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所以米纳耶夫需要您，所以他花这么大的大气让您活着返回莫斯科，因为只有您才知道这几个人的姓名和地址，只有您才能使他控制和利用这几个人。怎么样，您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荒诞的神话。”绍利亚克说道。

但是他已经知道，他这样说毫无意义。娜斯佳什么都知道了，甚至知道得比他还多。她是怎么知道的？从哪里了解到的呢？莫非米纳耶夫什么都说出来了？不会，这不可能。

“比荒诞的神话还要荒诞，”娜斯佳一点儿也没有被他激怒地说道，“米纳耶夫开始劝说您替他的朋友和恩师报仇雪恨，我知道他会怎么劝说您，都对您说了些什么话，这些话他也对我的领导说了。他说，他是个军官，是个男子汉，不能对布拉特尼科夫的死漠然置之。他亲口对我的领导说，他想借助您的力量搞清究竟是谁杀害了布拉特尼科夫。而他对您是怎么说的呢？是不是说他知道是谁杀死布拉特尼科夫的？是不是说他想报仇？是不是？实际上他是想一箭双雕：把知道他参与杀害布拉特尼科夫的人全部除掉，从而了解到您所领导的这个小组都是些什么人。结果是，他成功了。”

“胡说八道。”绍利亚克又一次说道。

他又觉得耳朵重听。他坐在那里，还是那种老姿势，往后仰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只是眼睛没有闭上。

“胡说八道？”娜斯佳笑着问道，把一页纸放在他跟前，“您自己看一看。”

绍利亚克伸手拿起了那页纸，纸上写着六个人的名字：马利科夫，谢苗诺夫，伊佐托夫，卢琴科大，姆希塔罗夫，尤尔采夫。只是没有总统的形象设计师叶甫根尼·沙巴诺夫的名字。

“这上面只有六个人，但是还有第七个人。我百分之百相信，这第七个人是叶甫根尼·沙巴诺夫，我非常希望您能够证实我的这一判断。现在请您往这儿看。”

娜斯佳把几张照片在他面前摊开。绍利亚克看了一眼，吓得打了个寒颤。丽塔，阿萨图良，卡尔，都成了死人。这个老贼派人跟踪寻到他们的住处，打死了他们。只有米哈伊尔·拉尔金一人还活着。米哈伊尔是最强有力和最没有原则性的一个，米纳耶夫只有他一个人就足够了。我的天哪！难道挪斯佳所说的都是真的？

绍利亚克突然感到极度疲惫和虚弱。娜斯佳什么都知道了，她在同他玩游戏，好比猫玩半死的老鼠。

“您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绍利亚克有气无力地问道，“您为什么要把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

“我想得到您对几个问题的回答。您究竟使用什么巧计和招数成功地击败了马利科夫手下的那些人？要知道从您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时刻起他们就想把您收拾掉。您只在莫斯科住了三个星期，就把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收拾掉了。而他们呢，为什么他们没有碰您一下？我想知道的是，您使用了什么方法，为什么他们停止了对您的猎捕。还有，我想知道列文科是什么人。为什么米纳耶夫想方设法阻挠对列文科的调查。我怀疑列文科过去不叫列文科，而是使用另一个名字，而米纳耶夫不想让这个事实暴露。米纳耶夫希望列文科永远成为一具无法辨明身份的尸体。”

“就这些问题？”

“不，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不止这些问题。我还想知道，米纳耶夫为什么和怎样把您叫到莫斯科？他是如何找到您的？这个时候您在什么地方？”

“我还没有来得及同他交谈。要不是你们的人把我带到这里来，我现在可能正在米纳耶夫那里，我正打算去他那里一趟。”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我已经对您说过，您是排在最后一个的位置上。米纳耶夫打算把您也收拾掉，他现在也是这种的打算。他把您叫到莫斯科，吩咐米哈伊尔找一名杀手，在您走出家门时，也就是在中午12点整的时候把您干掉，难道您到现在还没有醒悟过来？米纳耶夫再也不需要您了。他找到了你的小组的所有成员，只让米哈伊尔·拉尔金一人活着。我可以作证，阿萨图良和列文科去过彼得堡，在那里枪杀了格列布·阿尔梅纳科维奇·姆希塔罗夫。米哈伊尔·拉尔金用毒药冒充镇静剂，毒死了尤尔采夫。列文科那里也有这种药片，我们已经在他的住处找到。顺便说一下，我也想请您谈谈这种药片的来源。米哈伊尔·拉尔金还使马利科夫和卢琴科夫命归黄泉。我十分希望您还能告诉我，谢苗诺夫和伊佐托夫是怎么死的，您是派谁去对付这两个人的？是您的未婚妻丽塔，或是别的什么人？”

绍利亚克决心已定。他知道，他这一生再也不需要什么了，遗憾的是，他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但是所有其余的一切已经毫无意义了。这个坐在他面前的眼睛明亮、面色苍白的女人，这个在监狱门口迎候过他并把他带到莫斯科的女人，她所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绍利亚克现在只希望能让他回家去，或者哪怕离开这个办公室也好。

“您是不是想说，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米纳耶夫也杀死了丽塔？”他含糊其词地问道，“我无法相信这一点。”

“别再耍滑头了，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您实际上早已相信我所说的一切了。不要像鸵鸟那样，把头塞进沙子里。当然，我们可以达成协议。”

“达成协议？同您？达成什么协议？”

“就所有的问题达成协议。您提供证据，便于我们找米纳耶夫谈，您把一切都详详细细原原本本地给我讲清楚。”

“什么条件？”

“我向您，提供没有亲手杀害他人的可能性。”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绍利亚克冷淡地说道，“您刚才还安慰我说，无论是我或是我手下的人都没有亲手杀过人，您出尔反尔。”

“帕维尔……”

娜斯佳挺直了身子，用怜悯和同情的眼光注视着他。在这种眼光下，他开始局促不安。

“帕维尔，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娜斯佳略带伤感地轻声问道，“你也知道，这些不幸的人没有任何罪过，是米哈伊尔·拉尔金的罪过，是吗？在你们小组的成员中，米哈伊尔的功夫最好，也最残酷无情，他手上所沾的鲜血最多，所以米纳耶夫只挑选了他一个人，米哈伊尔比其他的人更好控制。如果他杀了米哈伊尔，我还能够理解，但是你为什么要杀死那些无辜的人呢？”

此时绍利亚克知道，娜斯佳完全知道他在想什么。如果他把什么都告诉她，她是会放他走的。可能这样会好一些……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绍利亚克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

“是的。”

“您答应我了？”

“是的。”

“如果我什么都说了，您就让我离开这里？”

“是的，我希望，我们能正确地互相理解。”

“我也是这种希望，您首先想听的是什么？”

“回答我的问题：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他这样做？难道三言两语能解释清楚……在布拉特尼科夫手下干事，他是个奴隶，是一台机器人。他习惯于服从命令，为此他感到高兴，因为从来不需要他独立决定问题。在布拉特尼科夫手下工作的那些年中，他从来没有机会看到那些儿童被杀害的父母的痛苦表情。而在乌拉尔斯克，当他打开电视机，看到了那些失去亲生儿子的父母亲一双双充满苦痛的眼睛时，他刹那间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一定要杀死那些夺去这些青少年生命的人。凶手是按照布拉特尼科夫的意志行事的，他们实际上是无辜的，但这并不重要。谁是这一系列惨无人道犯罪行为的罪魁祸首，这也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一点是有意义的：他要让那些眼睛饱含痛苦表情的父母们知道，杀害他们亲生儿子的凶手已经受到了惩罚，这样他的内心可能会好受一些。

娜斯佳疲惫不堪地返回家中。今天同绍利亚克的见面使她的心情格外沉重，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她真想放声大哭一场。丈夫为她精心准备的晚餐她一点儿也不想吃，一回到家，她就躺到床上，钻进了被窝，侧身躺着，脸朝着墙壁。阿列克赛看她那个样子，知道妻子心绪不佳，因此没有马上和她说话，自己一个人悄悄呆在厨房里，摆起纸牌算卦，只有一次走进房间，建议她喝点热茶。娜斯佳含含糊糊嘟哝了一句什么，没有把脸转向丈夫。

快到半夜的时候电话响了起来，阿列克赛拿起电话，往房间里看了一眼。

“亲爱的，戈尔杰耶夫找你，你是来接电话？或是告诉他你睡觉了？”

娜斯佳一声不吭地爬出被窝，光着脚去接电话。

“娜斯佳，看来，我们失算了。”听到了戈尔杰耶夫的嗓音。

失算了？也就是说，绍利亚克完成了预定的计划。

“绍利亚克自杀了，也是用我们在尤尔采夫和列文科那里发现的那种药片服毒自杀的，我们当时不应该放他回家。”

“但是，我们是这样计划的。”娜斯佳有气无力地回答道，“把他叫到莫斯科，在尚未搞清楚他的下一个牺牲品之前，找个借口让他呆在这里。我们本来是计划利用米纳耶夫作为借口，让他在莫斯科多呆几天的……”

“但是我们失算了，”戈尔杰耶夫叹了口气说，“因此米纳耶夫现在没有离开我们。明天早上我到领导那里去，如果一切顺利，明天晚上前将对米纳耶夫提出诉讼。遗憾的是，我们放走了绍利亚克。”

“是的。”娜斯佳表示同意。

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绍利亚克，他为什么还要活着呢？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当一个人的生活被摧残到如此地步，任何法庭和任何惩罚都已经无能为力。刽子手给自己的最后一个牺牲品执行了判决，给排在长队的最后一人执行了判决，不应该去阻挠他。

“攻打车臣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的战斗仍在继续，这仍然是头号新闻，”漂亮的黑头发新闻节目主持人说，“媒体正在热烈讨论国防部长可能被撤职的问题。根据强力部门的专家估计，突然开始攻打车臣首都这一事实表明，特工部门的工作不力。我台记者今天从克里姆林宫报道，总统的亲信将再次发生重大变动。例如，鲜为人知的政界人物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已经成为总统的新顾问。有消息表明，总统之所以在制定摆脱车臣危机方案中既不采纳强力部长们的意见也不采纳民主派的意见，是因为有索洛马京的出谋划策。今天，还有一则来自俄罗斯检察机关的消息说，在代理总检察长被逮捕后，将对护法机关的一些领导人提出刑事诉讼。今天已经对联邦安全局副局长米纳耶夫将军提出刑事诉讼。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为止，广告之后请看体育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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