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臣战火之谜》

作者名：H·列昂诺夫

译者:刘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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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表

戈奇什维利·沙尔瓦·达维多维奇——在莫斯科的格鲁吉亚商人，过去曾是黑社会“老大”，绰号“公爵”。

铁木耳·扬季耶夫——车臣青年，莫斯科汽车爆炸案嫌疑人

梅利克·尤素福-奥格雷——阿塞拜疆人，莫斯科高加索人中的黑道头目之一

里纳特-谢卡——车臣人，莫斯科高加索人中的黑道头目之一

伊斯拉伊洛夫·穆哈迪——车臣人，莫斯科高加索人中的黑道头目之一

拉菲兹·勒扎——阿塞拜疆人，莫斯科高加索人中的黑道头目之一

图林·格奥尔吉——退役上尉、双重间谍

德拉奇·费杜尔·伊凡诺维奇——俄罗斯联邦检察院副检察长

卡西亚洛夫·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个体商贩，莫斯科公共汽车爆炸案五个证人之一

伊夫列夫·爱德华·亚历山德罗维奇——花匠，莫斯科公共汽车爆炸案五个证人之一

费季索夫·尤里·尤里耶维奇——个体商贩，莫斯科公共汽车爆炸案五个证人之一

科诺瓦洛夫·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司机，莫斯科公共汽车爆炸案五个证人之一

捷列霍夫·谢苗·西多罗维奇——银行职员，莫斯科公共汽车爆炸案五个证人之一

维尔丁·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前克格勃中校，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处长

彼得罗夫·伊万·西多罗维奇——维尔丁中校招募的刑满释放人员

奥加尔科夫·伊戈尔·谢苗诺维奇——莫斯科市监狱典狱长

引子

小垃圾箱显然装不下现代文明的各种废弃物——四周满地都是烟头、揉皱的烟盒、空啤酒罐、饮料袋和其他废物。垃圾箱里孤零零地露出一只断了头的布娃娃。箱后面破旧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子，颜色模糊，以前似乎是红色，上面的字则是金色，但颜料早已剥落，只能看出上面是“法院”两个字。由于这不过是法院，而不是区执委会，更不是区党委，因而牌子早已不再整修。时至今日，苏维埃废除了，党也废除了，色彩鲜亮、有人细心照料的只剩下那些议价商店的招牌。

法院正门前面有三级台阶，歪歪斜斜、表层剥落的大门开起来吃力地轧轧作响，进出大门的人步履迟缓，加上外层剥落的墙和上面提到的那块牌子，一切都表明法院是个寻常的、不起眼的机关，尽管正是在这里，而不是在隔壁那家豪华的汽车商店那闪闪发亮的大门内，决定着人们的命运。

走廊也同房子的外观一样，干裂的地板仿佛在发出疲惫的叹息。靠窗摆放的几张笨重的长木靠椅很有耐性，正是这些长椅阅尽了人世的沧桑。十月革命刚过不久，兴高采烈的红军战士就把这些长椅搬到这幢一度十分豪华的独家住宅，他们打算在这里设立住房公社。不久红军战士就被撵出了这幢漂亮的私宅，搬进来的是州国家政治保安局——这可是个正儿八经的机关。可是机关不断扩大，两层楼的独家住宅太挤了，于是房屋又易新主……

不过，这只是一篇侦探故事的引子，而不是俄罗斯国家史，因此我们无须赘述几十年的风霜和过去贵族老爷的私宅换了无数主人，径直说吧，领袖去世不久这里就设立了人民法院。既然是人民的，那就谁也不管，于是这幢独家住宅就落得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一直到一九九六年秋天。

每个法院除了编制在册的官员和尚未定罪、但受到细心监护的形形色色的罪犯以外，定期光顾的还有报刊记者、电视记者、闲来无事的包打听和职业的“诉讼迷”，这些诉讼迷熟悉法院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刑事法典，熟悉总统的一切法令，甚至总统未及签署的法令。“诉讼迷”基本上是退休人员，他们讨论昨天作出的和今天明天将要宣布的判决，彼此争论得十分热烈。诉讼行家也同体育及其他领域的捧场者一样无所不知，发表见解也是斩钉截铁。粗略地说，诉讼迷可以分为两类：保守派和自由派。头一类人一致拥护作出极为严厉的判决，认为这是治理正在形成的无法无天现状的灵丹妙药；自由派则想方设法在任何一个案件中找出可以减轻罪过的情节。最激烈的交锋是围绕极刑，即枪毙展开的。杀还是不杀？保守派坚信极刑的采用应该更加坚决，甚至应该把它写进刑法典的条文，因为目前的刑法典中没有这一条。自由派则认为，在文明社会里杀人无论如何也是不道德的，有关极刑的条文应该废除。在法院的走廊里，自由派显然占少数。

今天的案子指控公民扬季耶夫为恐怖分子，在莫斯科爆炸了一辆公共汽车，死了五个人，其中有两个孩子。当人们在等候陪审团作出决定时，就连最狂热的自由派也默不作声，蜷缩在角落里，仿佛对这种可怕的罪行的指控也使他们蒙上了阴影。

法院的审判厅不大，却也不小。您设想一下：右边从门口往里安排的是旁听席和记者席，可以容纳五六十人。左边放一只笼子，那是真的笼子，像动物园里一样。笼子里可以装好几个人，今天只坐着一个人——体态匀称，很年轻，不超过二十五岁，黑头发，黝黑的皮肤，栗色的眼睛，五官端正，面孔算得上轮廓分明。这样的小伙子眼下在莫斯科街头的长条椅上，在市场和商店、餐馆和夜间娱乐场里都可以见到。众所周知，俄罗斯人分不清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和阿塞拜疆人，正像他们分不清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一样。就这一点而言，俄罗斯人没有丝毫民族歧视。

坐在笼子里的被告是个车臣人。

跟笼子并排有一张桌子，后面坐着辩护人及其助手。再往里面，在大厅深处，辩护人席靠右一点，是证人坐的小讲台。讲台再往右又是一张桌子，后面坐着公诉人。证人对面的小台子上坐着庭长，旁边是书记员。再往右，紧靠墙边，则是陪审团席。

假如人类的仇恨表现为有形物质，那么此刻在审判厅里这种物质便已达到临界质量，随时有爆炸的危险。恐怖活动在莫斯科不是头一次，以前也死过人，但罪犯是首次被抓获，首次受到审判，人们也是头一次面对面看着他。被告深深激怒了人们，不仅因为他所犯的罪行残忍，而且还由于他的外表和举止。假若他垂头丧气，或是有生理缺陷，一副倒霉相，此刻坐在笼子里吓得发抖，哭哭啼啼，蜷缩在角落里，在作最后陈述时乞求宽恕——那倒也罢了。可是这个人呢，在法庭上不讲供词，拒绝作最后陈述，在听判决时挺直身子，紧闭双唇，嘴角现出一丝神经质的微笑。

电视摄影师一面摄下接受判决的犯人，一面心想：永远不会有人看到这卷胶片；他摆脱不了一种过分高雅的念头，觉得这是一头鹰，你可以抓住它，把它关进笼子，但它依旧是一头鹰。

庭长是个年轻漂亮的妇女，也许过于肥胖；这样的妇女不久前人们喜欢画成大幅油画：要么在黑麦地里，要么抱着一头褐色母牛或一台拖拉机。她用恰到好处的嗓音宣读判决书。但“判处死刑”这几个字却被审判厅里异口同声的怒吼淹没了。

“枪毙他也嫌轻了！”有人尖声叫道。

笼子旁边又加了几名警卫。法官预见到犯人有可能被人痛打一顿或乱撕乱扯。

“注意！”法官的声音压住了大厅的怒吼，“所有的人都留在原位！破坏秩序者将受到拘留和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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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九月里最先变成金黄色的树叶在窗外沙沙作响。星期天的早晨乌云压顶，天色阴沉，但还没有开始下雨，幸运的莫斯科人都在悠然陶然地弯着腰开怀畅饮。

俄罗斯内务部刑事侦查总局特别重大案件高级侦查员、民警上校列夫·伊万诺维奇·古罗夫没有别墅，因此他像一般白领阶层一样过休息日。他端着一碗咖啡，在陈设齐全的住宅里来回踱步，妨碍了正在准备上路的心爱的妻子。玛丽亚是个演员，尽管电影业极不景气，今天傍晚她还是要飞往外地去拍电影。她得到这个角色是因为她拍电影已有二十年，有许多朋友和影迷，再加上她还不满四十岁，体型漂亮。导演在电话里说，玛丽亚在电影里的角色是这样的：她得袒胸露臂，端着托盘走进男人们“玩乐”的房间，给他们每人端上一碗咖啡，随即在一个黑社会人物的安乐椅扶手上坐下来，然后把一碗咖啡倒在他的裤子上。

“谢谢你的关心，马里克，”玛丽亚答道，“你不能找个更年轻的人吗？”

“玛丽亚，我也诅咒吕米埃①和他的机器，可是咱们没有别的职业。相信我，亲爱的，那里面有戏可演。至于赤身露体，那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又不是没见过世面。咱们穿件宽大的罩衫再拍一卷，到时候我把这一卷安进去。无非是制片人希望镜头里有个袒胸露臂的影星！”

①路易·让·吕米埃（1864—1948），法国发明家，电影摄影机发明者。

“我跟丈夫商量商量，再给你挂电话。”

“你们怎么了，约法三章啦？”导演惊讶地问道。

“我们没有约法三章，可古罗夫是我心爱的男人。你想跟他谈谈吗？”

“别——别价！”导演一下子窘住了，“我本想你拍了谁也不会知道。这部电影多半上不了银幕。”

“亲爱的，古罗夫是个侦探，不等你下令开拍，他就什么都知道了。”

玛丽亚微笑着把她收到片约的事讲给古罗夫听了。

“咱们眼下还不会饿死，”他耸了耸肩说，“你是个真正的演员，还会有人请你拍片的。”

“那是一定的，”玛丽亚学着古罗夫的腔调说，“但我还是同意了。必须经常拍片，否则表演技巧会荒疏，别人也会慢慢忘掉你。”

“你不是个娃娃，你也不傻，难道你打算一丝不挂地给成千上万的男人看……那你去吧！”

“呸，瞧你说的！不是一丝不挂，而是袒胸露臂。马里克说了，让我穿件宽大的罩衫再拍一卷，那么他会再拍的，你就别充正人君子了。就这样吧！这事儿我不想再谈了！”

后来他们也就没有再谈。今天玛丽亚要走了，古罗夫满心猜忌，却决不是因为她要去拍袒胸露臂的片子。她每次去外地拍片时，侦探总是心里不安。玛丽亚拿过古罗夫手上的咖啡碗，打量了一下他的面孔，说道：

“你生气和猜忌时眼睛就会发黑。我以前不知道眼睛的颜色会有这么明显的变化。”她喝了一口咖啡，把碗还给他，“我不在家时，你考虑考虑咱们俩上哪儿去度一个星期的假。”

古罗夫没有回答，玛丽亚去了浴室，他继续在房间里踱步。他在这儿住了差不多两年了，可就是设法习惯这么宽敞的屋子和现代化的内部装饰。这样的住宅民警上校既没法分到，也买不起。这套住宅是金融家尤金送给古罗夫的，古罗夫把只有一个房间的住所给他作为交换，那是古罗夫的父亲——一位中将在退休并把公寓退还给公家时分给他的。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尤金是个百万富翁，从事贸易，两年前民警局没完没了地进行改组，弄得古罗夫一筹莫展，晕头转向之下他辞了职，在尤金那里当上了安全处长。跟古罗夫一起辞职的还有他最亲密的朋友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上校。他们一到新单位就狂热地干起来，凭良心工作，很快完成了一次复杂的行动，切断了经莫斯科通往西方的毒品运输线，但不久就感到厌倦了。再说古罗夫跟尤金的关系也没有搞好。他们俩都是当头儿的，可一个熊窝里容不下两只熊。他们心平气和，友好地分了手。上校回内务部时人们反应冷淡，民警局这些老侦查员的个性和脾气是众所周知的，可他们是些专家，不可等闲视之，几位将军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那套住宅却留给了古罗夫，由专业设计师装修，有两个房间，宽敞的厨房实际上像个餐厅，加上浴室，这种住宅在没完没了的电视连续剧里经常可以见到。

古罗夫把碗放在掀开的酒柜盖上，看了一眼威士忌酒瓶就转过头去。一年多以前斯坦尼斯拉夫说过，首长储存的酒太多了。开始时古罗夫把朋友的意见当成耳边风，后来他开始思索，开始回忆朋友的话，可当他最后一天一杯酒也没喝时，他并没有记起朋友的话就把酒戒了。他是个极端派，做事从不拖拖拉拉，一想到他，列夫·古罗夫，竟然受制于杯中之物，不禁十分恼火。他好几个月没碰酒杯，现在碰上机会也喝几口，可是家里总有酒。此刻他无事可干，工作上风平浪静，脑子里悠闲自在，而玛丽亚又要走了，侦探觉得心情有些烦乱，喝上几口倒是不妨。

他趴到地板上做起俯卧撑来，一直做到两臂有点发抖。他洋洋自得地想，一百下俯卧撑——这倒还不错。他站起身来，重重地靠在单人沙发里，挪过电话，拨了克里亚奇科的号码。接电话的是女主人，她听出是古罗夫，拘谨地问了声好，说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可得自重。”

“娜塔莎，我说了我爱你吗？”

“行了，别说啦！”那女人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娜塔莎，我打电话来是想问问，你今儿个烙的是什么焰饼。”

“肉馅儿的，”娜塔莎压低声音答道，“可是馅饼还在烤箱里。我得提醒您，斯坦尼斯拉夫已经喝过酒了，我得拿走他的汽车钥匙。”

“女人总是有理的。你给我叫一叫这个酒鬼，”古罗夫点燃一支香烟微笑了，这时他听见斯坦尼斯拉夫那跟往常一样快活的声音：

“你好啊，头儿。什么地点？什么时间？”

“你好，酒鬼，别看那么多打斗片。你抬举我是头儿，那么我该叫你牛仔啦？你干嘛未经允许擅自喝酒？你知道吗，我心里烦躁，看着酒瓶就像沙皇看着犹太人一样，可你却已经领了圣餐了。”

“算我错了，列夫·伊凡诺维奇，可是我情有可原，今儿个是宝贝女儿的生日。”

“这可不是闹着玩儿，”古罗夫说，“她多大啦？”

“十六啦，头儿！”

“你说得太对了，斯坦尼斯拉夫。你看怎么样，既然如此，我可以……”

“那是肯定的！”克里亚奇科打断他的话，“而且不少于一百克，否则对不起家里的人。”

“你是真正的朋友。我也有个由头，可是有你支持就无懈可击了。”

“随时恭候！娜塔莎，擦擦鼻子，我哪儿也下去！”

“谢谢您，列夫·伊凡诺维奇！”娜塔莎冲着听筒喊道。

“我们马上去动物园，”克里亚奇科说，“女儿不跟我们一块儿去，她认为她长大了。晚上我跟我亲爱的在家，也许到时候你来？”

“有可能，玛丽亚晚上六点走，你知道的，我不去送她，导演会来带她去。晚一点我再挂电话。”

玛丽亚从浴室出来，像往常一样整齐端庄，少女一样的腰身，高跟鞋，略施脂粉，漂亮而又显得有些陌生。她板起面孔看了古罗夫一眼，生怕他会做出轻浮的手势或说句讥讽的笑话。她走到酒柜跟前，问道：

“你要威士忌还是伏特加？”

“都行。”

玛丽亚给古罗夫倒了一满杯，自己则往高脚杯里斟了一点。

“为你干杯！”她举起酒杯。“我跟了你真是幸运，古罗夫。”

“我心里明白是谁走运。”古罗夫端起杯子，鞠了一躬。“祝你成功。回来时别忘了打电话。”

“当你的眼睛是这种神情时，我就明白我是怎样爱你。”

“我的眼睛什么时候有别的神情呢？”

“当你站在我身边又没看着我时，我觉得你很遥远，我一点也不关你的事，这时我对你是另一种态度。”

“我能想象出来。”

“不，你甚至想象不出。”玛丽亚微微一笑。

电话铃响了，古罗夫想去接，可是玛丽亚说：

“这是找我。”她拿起听筒答话，“喂！您好，请等一会儿。”她转身对古罗夫说，“有个中亚人找你。”

“玛丽亚！”古罗夫生气了，“人家会听见的。”

“我不在乎。他们把莫斯科挤满了，杀人，强奸，在公共汽车上搞爆炸！”

“我是古罗夫。”侦探用手微微掩住听筒，说道。

“你好，亲爱的列夫·伊凡诺维奇，”一个响亮的男中音答道，“告诉你的美人儿，沙尔瓦·达维多维奇·戈奇什维利不是中亚人，而是格鲁吉亚人，请代我向她问好。”

“你好，公爵，请原谅我们这些不通情理的斯拉夫人，”古罗夫答道，“我在洗耳恭听。你最后一次帮了我多大的忙，我欠你多少情，我都念念不忘。”

“干嘛说些难听的话，亲爱的？男人们可不计较谁帮了多少忙，他们靠友情生活，否则没法活下去。”

“我很高兴你打电话来，谈正事吧，公爵。”

“我有急事要见你。”

“行，今晚六点以后我有空。”

“这会儿才十二点呐，列夫·伊凡诺维奇。”公爵说。

“噢，不错。”古罗夫看了玛丽亚一眼，“好吧，你上我这儿来，不过对不起，没什么招待你。”

“干嘛说些难听的话，我有规定的饮食，酸牛奶我自己带来。三楼，左手边一家，对不对？”

“完全正确，我等着。”古罗夫放下听筒。

“我本想咱们俩一块儿吃顿午饭，”玛丽亚叹了一口气，随后抖抖蓬松秀美的卷发，笑了起来，“就像斯坦尼斯拉夫说的那样，命中注定，无可奈何。”

“这话是我说的，斯坦尼斯拉夫不过是鹦鹉学舌。”

“谁知道是你们谁说的，”玛丽亚往厨房走去，“真的没东西招待人家。饺子，干肉汁块儿，干酪，还有吃剩的香肠。这些东西咱们俩也过得去，招待格鲁吉亚人可不成。”

“公爵会讨你喜欢的，这人性格刚强，脑子聪明，慷慨豪爽，”古罗夫哈哈一笑，“就是肚皮大，但他个子高大，肚皮也就不显眼了。”

“那么你去商店买点肉或鸡，咱们在烤箱里烤一烤。你手上有钱吗？”

“这未必行，”古罗夫犹疑地说，“沙尔瓦说了，他有规定的饮食，那就是说，他吃半只羊才够量，可是咱们用不着忙活。”密探笑了一笑，“我跟他说了，没什么款待他，公爵不喜欢听这话，他会带些又干又硬的面包来。”

“这样做合适吗？他真的是个公爵？他到底是什么人？”

“每个有钱的格鲁吉亚人都是公爵。沙尔瓦·戈奇什维利是在监狱里得到这个绰号的。他以前是个秘而不宣的百万富翁，自己办了个工厂……后来他坐了八年牢，出狱时成了一名驾轻就熟的刑事犯，成了黑社会的‘老大’。据说他当时主宰着加格拉，几乎整个格鲁吉亚的沿海地区。他手下的人跟莫斯科人吵了一架，公爵坐飞机到首都来要搞个清楚明白。年青人上了火，开了枪，留下几具尸体。我当时在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工作，我们是侦查员……”

古罗夫沉默了一会，耸了耸肩，略显惊讶地看了玛丽亚一眼。

“一个人要是说他那一代人比当今一代人好，那就意味着这人开始衰老了。”

“你是说你开始衰老了？”玛丽亚调皮地看了他一眼，“哟嗬，这倒挺有意思。”

“这是事实，我开始唠唠叨叨了，”古罗夫答道。“生活在改变，我跟不上。罪犯变了，我还是按老规矩工作。说来谁也不相信，我一辈子没有插队去喝过一杯啤酒，没有拿过人家一卢布，在办公室里从来没有打过人，甚至说话也没有提高嗓音，没有说过话不兑现，没有骗过人，我这人可以送到博物馆当个展品。”

“那么斯坦尼斯拉夫和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呢？”玛丽亚问道。

“我可没说这样的人只剩下我一个，可是我们这一帮人正在消亡，就像猛犸一样。对新事物的到来应当心平气和，而不要开口咒驾。咱们这个星球上有多少种生活方式都变换了，可是地球并没有变得更糟，它只不过起了变化。”

“咱们等的这位公爵是个刑事罪犯吗？他杀过人吗？”

“我难道没有杀过人？”古罗夫苦笑了一下，“我虽然一直说我不首先开枪，可有的时候也得抢先，想活命呀。现在沙尔瓦是个正正当当的商人，跟许多政治家和正在‘清扫’车臣的将军相比，他的双手是完全清白的。沙尔瓦早就洗手不干了，不过，要是别人有时请他当中间人，调解犯罪团伙之间的冲突，我也不会觉得奇怪。”

“这太有意思了！”玛丽亚叫道，“不过说真的，真叫人难为情，咱们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款侍这么一位客人呢？”

有人按了一下门铃。古罗夫不慌不忙、但动作迅速地从抽屉里取出“瓦尔特”手枪，走到门口，边走边顺口说：

“你到厨房去。”他看了看门上的“猫眼”，拉开铁门的门闩，把门打开，大声说道：“你好哇，公爵，请进！”

“你好，亲爱的列夫·伊凡诺维奇。”沙尔瓦的身躯挡住了门口，他一步跨进门槛，伸出一双有力的手。

古罗夫跟他握了握手，看着客人身后的那个年青小伙子。

“司机，”沙尔瓦解释说，同时对小伙子点了点头：“吉维，把篮子拿进来。”

司机向古罗夫鞠了一躬，拎进来两个用白色桌布盖着的大篮子和一桶一米长的紫红色玫瑰。古罗夫把门锁上，觉得浑身发软。客人明白主人的境况，叹了口气，摇了摇他那笨重的头。

“看来你过的就是这种生活。”

“玛丽亚，来见见客人！”古罗夫叫了一声，拎起两只沉重的篮子。

公爵拿起装玫瑰的桶，跨进客厅，向迎面走来的玛丽亚鞠了一躬，把玫瑰放在她脚下的地板上，说道：

“您好，玛丽亚，我叫沙尔瓦。”他用乌亮的大眼睛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女人，点头说道：“没错，列夫·伊凡诺维奇的女人就该是这个样。”

古罗夫鼻子里哼了一声，把篮子拎进厨房，边走边问：

“公爵，这儿有多少瓶酸牛奶？”

“您好，公爵，很高兴认识您。”玛丽亚伸出手来。

“祝你的家庭和睦安宁，女主人，”沙尔瓦小心翼翼地握了握玛丽亚的手，“聪明人说，美能拯救世界。聪明倒是聪明，可他说得不对，美能驱使男人拯救世界。”

“我一生中收到许多鲜花，可是送我一桶玫瑰这还是头一次。谢谢您，公爵。”

“我本想在路上停下来买个花瓶。”沙尔瓦拎起桶送进厨房，“可又一想，我本来就这个样儿，干嘛要故意装得更好一些？”

“这么多东西往哪儿搁呢？”古罗夫一面取出篮子里的东西，一面喃喃说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请你从桌子跟前让开，我亲自把一切都准备好，让玛丽亚帮我摆好餐桌。你呢，把手枪从口袋里掏出来，别老想着拼命。”

桌子上摆不下所有的盘子，有一些只好放在电炉边的台座上：兵豆拌青菜，特制羊肉，扁形面包，一大堆青菜，蜜饯糕，当然还有烤羊肉串，一瓶又一瓶波尔若米矿泉水和白兰地。

“质量嘛，是莫斯科本地的，尽管我在市场上找人反复谈过，可东西是人家的，不是自己的。白兰地我负责，那是第比利斯运来的。”沙尔瓦环视了一下桌上的食品，给玛丽亚递过一把椅子，对古罗夫点点头说：“坐吧，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是主人，可是由我作东，因此请听我的。”

“公爵，这些东西咱们一半也吃不了，是不是给我装一篮子，让我款待款待我的伙伴们。我六点钟乘飞机去外地，有工作任务。”玛丽亚两只手掌在大腿上摸了一下，说道。

公爵点头表示同意。他用手指打开一瓶矿泉水，又把白兰地启了封，把酒杯斟满。

“女人靠的是美貌，男人靠的是名誉和朋友。你们什么都不缺，但愿永远如此！谢谢你们接待了我，不过眼下我明白了，我来得不是时候。祝你们好运！”公爵干了一小杯，随即开始吃东西。

他进餐时不用刀叉，而是用双手，但他吃得那样认真，不慌不忙，津津有味，使本来节食的玛丽亚也不由自主跟着他多吃一点。沙尔瓦擦了擦胡子，对玛丽亚微微一笑，把几个酒杯斟满。

“女士，给我们讲几句吧。”

“好的，”玛丽亚举起酒杯。“我这一生非常幸运。我的女友们抱怨说，男人没有了，都变坏了，烟消云散了。可是我很走运，我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男人，他的缺点足以遮挡厄尔布鲁士山，让你视而不见，可是他的力量足以移走厄尔布鲁士山。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是个幸福的女人。那么让我们为我周围的男人们干一杯。”

沙尔瓦用他那双大手鼓了鼓掌。

“玛丽亚，我一眼就看出你很聪明。可是这番祝酒词单凭聪明是讲不出来的。”他从口袋里掏出名片，放在玛丽亚面前。“需要帮助时打个电话。”

“谢谢你，公爵！”玛丽亚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我够了，我去收拾箱子，你们边喝边回忆童年吧。回忆青年时代对你们来说为时尚早，因为你们还年青。”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的女人开枪时不用瞄准，每颗子弹都命中心脏。”沙尔瓦说着把酒喝干。

“你说得不错，我惊讶的是我还活着。”古罗夫只沾了沾嘴唇。[奇`书`网`整.理提.供]

玛丽亚走出餐室。沙尔瓦往大高脚杯里斟满矿泉水，说道：

“我倒想让玛丽亚听听咱们谈的事儿，可你是她男人，由你决定。”

“你说吧，公爵，我要是觉得有必要，我会告诉玛丽亚。可是这也未必，在我的职务范围内，一个人只应当知道他必须知道的东西。”

“那么好吧，由你决定。”公爵给自己斟了一点白兰地，也不祝酒便一饮而尽，然后擦了擦胡子。“你知道有一辆公共汽车爆炸，死了几个人，其中有两个孩子？”

“电视和报纸把我们脑子里都灌满了。这是唯一一次抓住了罪犯的恐怖活动。侦破速度之快是创纪录的，已经开了庭，判了极刑，俄罗斯人都兴高采烈。”

“那么你不高兴吗？”公爵审视地看了他一眼。

“干嘛不呢？”古罗夫不慌不忙地说。“恐怖分子必须逮捕和审判，这次的判决我同意。不过我原则上反对死刑。”

“你的眼神说明你这人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今天令我大动肝火的事太多了，逮捕和枪毙一个恐怖分子没法叫我激动。谁不知道有多少车巨人——女人和男人，还有孩子——死在这场战争中？！”

“你怎么啦，是为这种报复行动辩护吗？”

“决不是！”古罗夫本想把酒杯挪开，却端起来一饮而尽。“罪犯应当抓起来判刑，尤其是杀人犯，行了，公爵，谈正事儿吧。”

“你是个粗人，列夫·伊凡诺维奇。”

“我是直来直去，不谈我不喜欢谈的事。你来找我有事，那就说吧。该你跳你却胆怯了，公爵，只起跑不往前跳。可是你这样的体型不能跑久了，否则跳不成反而会跌交。”

古罗夫对车臣的战争过分敏感。他对总统本来就持怀疑态度，后来总统再次当选，他也投了票，可是同总统许下的诺言相反，车臣的战事愈演愈烈，上校感到无可奈何。偏偏这时候来了这么个脑满肠肥的格鲁吉亚人，高谈阔论，用粗大的手指挖他那尚未封口的创伤。

“你不喜欢我，我可以走。”公爵甚至把身子从桌边挪开了一点，两撇小胡子也垂下来，脸上一副气恼的神情。

“你不能走，公爵！”古罗夫低声说，由于拖长了嗓音，显得有些嘶哑。“既然你上我这儿来，你就是别无办法了。你在电话里说事情很急，不能等到晚上。说吧。”

“铁木尔没罪，可他却被判处枪决。”沙尔瓦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大手帕擦了擦脸。

“铁木尔·扬季耶夫？”古罗夫耸了耸肩。“我不熟悉案情，但这并不重要。原则上我不排除法庭审判可能有误，因此我才反对极刑。这次审判中这一点也无关紧要。判决是有陪审团的法庭作出的，最高法院已经驳回上诉。案卷在特赦委员会那里，特赦机会等于零。总统决不会赦免全国家喻户晓的案件中的车臣恐怖分子。”

“这我明白，”沙尔瓦点了点头，“可这娃娃没罪。”

古罗夫的气已经消了，他用手抹掉脸上的汗，站起身来。

“对不起，我去洗洗脸。”说着他走进浴室。

背后传来玛丽亚高跟鞋的笃笃声。她看了古罗夫一眼，从小柜里默默取出瓦洛科金①，倒了几滴在杯子里，兑了些水。古罗夫喝了药，洗了脸，回到厨房里坐下，问道：

①一种舒张血管的药物。

“你知道是谁爆炸了公共汽车吗？”

“不知道，可那个孩子没罪。”沙尔瓦忧郁地重复了一遍。

“他是你的儿子？这不可能，他是车巨人，不是格鲁吉亚人。我说的是空话，可是你从哪儿知道那小伙子无罪？”

“他爷爷是我的朋友。爷爷也叫铁木尔。他找到我，说这孩子没罪。”

要是换一个场合，古罗夫听见这话准会笑起来。此刻他紧闭嘴唇，转过脸去，只是为了不冷场他才问道：

“为什么你不能等到晚上再谈？请求特赦的案卷在办公厅一搁就是好几年。”

“今天晚上十点辩护律师要乘飞机去外地休假，我原想你需要跟他谈谈。”公爵的背向前弯了下来，一副绝望的神情。

古罗夫开始可怜这个人了，他体格魁梧，头脑聪明，一度叱咤风云，但实际上又很天真。

“我跟辩护律师谈谈吧，不过我相信，他不会告诉我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从理论上说，假如相信已经判决的犯人无罪，那就只有一种办法救他：找出真正的凶手，证明他有罪，然后把材料交给检查机关。”古罗夫推论一番，为的是不至冷场，聊以表示他对这个毫无指望的案件的关切而已。

“是吗？”公爵抬起头来，两眼炯炯发亮。“你找几个朋友干起来吧。花多少钱我们都不在乎。我们试过，想给法官一百万，可人家不让我们靠近法官。这个案子闹得满城风雨，仿佛以前没出过人命案、爆炸案似的。”

“你这话是多余的，”古罗夫摇摇头表示责备。“只要以前杀过人，就可以不分清红皂白，混为一谈吗？头一次抓到一个恐怖分子，人们的心情可以理解。抓到的恐怖分子是车臣人，那更是好上加好，枪毙这个败类。反正是你们杀我们的人，我们也杀你们。”

古罗夫靠在椅背上，点燃一支烟，然后慢悠悠地继续说：

“你一生的经历错综复杂，沙尔瓦，你知道人都不喜欢认错。可这是送上门来的，碰巧是个车臣人，惨无人道的坏蛋，杀害儿童。这就是说，我们问心无愧，我们是对的，车巨人该消灭掉。根据法院判决枪毙的无辜者不止一人，你们那个小伙子没法挽救。”

“跟辩护人谈一谈吧，求你了，列夫·伊凡诺维奇，”沙尔瓦轻声说道，“我跟那人约好了，他等着咱们。”

“你甚至都约好了？那好吧。”古罗夫倒了一大杯矿泉水，喝了一口，沉思起来。

他得跟辩护人谈一谈，可是不论那人告诉他什么，他作为密探都不会按这个案子。古罗夫深信这一点。即使另有重大罪证，画出了真正的恐怖分子的图形，这个案子还是不能办。当然啰，可以像往常一样去休假，去年还剩下两周，加上法定的四十天，时间有的是。带上斯坦尼斯拉夫，还有春季共过事的两个精明能干的退休侦查员。一切都可以办到，没有什么不行的。过一两天或一个月，连上帝都诅咒的亲爱的民警局里就会得知，古罗夫上校正在查找一个制造了恐怖事件的人。可是案卷里已经有了定罪判刑的人犯。这就是说，古罗夫得了“好处”，想救出这个犯人。不用满身泼脏水，只消仔细往他身子抹一点黑，他二十多年的工作和名声、威望就会扫进下水道，冲得一干二净。对于车臣的那场大屠杀，民警局决非所有的人看法都跟他古罗夫上校一样。许多人认为，那些“黑小子”应当好好惩罚一下。俄罗斯人不能吃任何车臣人的苦头，要用坦克把格罗兹尼碾平，让所有“黑皮肤”的家伙再也不敢放肆。行了，咱们对他们热情够了，用不着客气了。

古罗夫认识一些军官，他们就是这样议论的。倘若他们得知他古罗夫，这个洁身自爱的白领阶层、受到宠爱的贵族，竟然卖身投靠这些……其实他既不是什么白领阶层，也并未受到宠爱，倒不如说恰恰相反，是领导容忍他古罗夫，仅此而已。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就像那车臣人到底炸了还是没炸公共汽车都毫无意义一样，反正“人民”胸有成竹，也就是说，事情就该是那样。

“沙尔瓦，对不起。”古罗夫把矿泉水喝完，本想说不上辩护人那儿去，看见客人眼里凝聚的痛苦和期待的神情，便站起身来说：“我得跟玛丽亚谈谈。”随即走出厨房。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正在扣紧手提箱的玛丽亚就平静地说：

“你去吧，这个人你必须帮他一帮。会有人来接我、帮我的，我安顿好了就给你打电话，三天以后我就到家了。”

“谢谢你。”古罗夫吻了吻玛丽亚的脸颊，把箱子锁好。“告诉你的伙伴们，把桌子上的东西全都带走，只给我留一瓶白兰地和矿泉水。”

“你不用说，古罗夫，我知道带什么、留什么。”玛丽亚使了个调皮的眼色，来到客厅里送男人们出门。

辩护律师是个六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他接待客人时异常冷淡，甚至带有敌意。问好时点点头，也不伸手跟人握手，只做做手势把他们让进摆满书架的昏暗的书房。房间里一股潮气，散发出纸张和老鼠的气味。主人指了指几张破旧的皮安乐椅，自己在一张堆满公文夹和文件的大桌子边坐下来，把打字机挪到一边，取下没有镜框的眼镜，用一小块绿丝绒擦了起来。

“鄙人博亚里诺夫·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愿为您效劳，”他戴上眼镜。“我尚未有幸认识您，”他对古罗夫略一点头，“而对戈奇什维利先生，我已经相当详细地作了解释，我已尽到了自己的义务，非常遗憾，我无力挽救当事人的性命。我们尊敬的高加索客人以为在我们这个行当里一切都能靠金钱解决，这完全是徒劳的。”

律师讲起话来一口极为优雅的男低音，跟他的外貌形成鲜明对照。他身形瘦削，甚至瘦骨嶙峋，鹰钩鼻，高鼻梁，没有血色的薄嘴唇；看外貌这人说起话来嗓音本该又尖又高、不堪入耳。他那柔和深沉的男低音仿佛属于另外一个人。

古罗夫欠起身来鞠了一躬，彬彬有礼地说：

“请原谅我未作自我介绍。我叫古罗夫·列夫·伊凡诺维奇。”他坐下来，一只腿跷到另一只腿上。“我想说明一下情况。我是沙尔瓦·达维多维奇的老熟人，一辈子都在刑事侦查部门工作，我没有拿朋友的钱，将来也不会拿。我相信您和法庭，我之所以来访是出于对老朋友应有的尊重。我答应他跟您见见面，我们可以像文明人那样随便聊聊。”

“您想必有些问题，那就敬请询问吧。”主人整了整围在青筋突起的颈子上的围巾。“我洗耳恭听。”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本人相信犯人有罪吗？”

“在这个案子中这不是原则问题。”

“对您来说是如此，尊敬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对我来说则不是。请您务必回答。”

“好吧。我不知道。”律师把他那皮包骨似的手指弄得咯吱作响，又用尖刻的语气补充说：“与其说我相信，倒不如说不信。请注意，这是一种非常直觉的看法，没有具体事实证实。没有具体事实证明的是，那年青人犯了这个罪行。”

“一个有经验的人，他的直觉依据的是一定的事件，而您，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毫无疑问是个很有经验的人。我能不能问一下，您的直觉依据的是什么？是铁木尔·扬季耶夫的所作所为和供词吗？”

“在整个侦讯过程中铁木尔只说了两个词：‘是’和‘不是’，他承认有罪。”

沙尔瓦身躯肥大，坐在安乐椅里显得很挤。他默不作声，脸上淌汗，不时用他的方格大手帕揩汗。

“尊敬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的直觉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古罗夫挺喜欢主人，作为密探他不打算管这个案子，但他习惯于遇事刨根问底。

“您没法理解。不过，您是侦查员，也就是密探，我可以回答您的问题。您喜欢一个案子有太多证人吗？而且每个证人提供证词时都满有把握，既不颠三倒四，也不慌乱不安。有一个人看见铁木尔上了公共汽车，注意到小伙子手上有个背囊。铁木尔在后排位子上坐下，把背囊搁在地板上，而同座的人则记住了这小伙子和普普通通的背囊，似乎是背囊压了这人的脚。这个证人下了车，另一个人在他的位子上坐下，那人也记住了铁木尔和放在地板上的背囊。令人不解的是这个证人下一站就要下车，他干嘛要坐下来？下一站铁木尔下了车，站在车门边的一个人对这小伙子记得很清楚，而且斩钉截铁地断言这个‘黑小子’是空着手跳下车的。还有一些其他细节，但我认为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不，还有一件事。铁木尔跟坐在前面的一个小孩逗着玩，那小家伙后来炸得稀烂。当时小孩的母亲坐在过道另一边前排邻近的坐位上，看见他们玩，她幸免于难，对铁木尔记得一清二楚。她在法庭上说，她当时看着正在跟她儿子玩耍的车臣人，心里还想，我们干嘛对人家态度那么坏呢。这位母亲的证词对陪审员们产生了很大影响。”

“您认为这个案件是伪造出来的？”古罗夫问道。

“我没有根据这样断言，”律师干巴巴地答道。“再说铁木尔也证实公共汽车里的背囊是他带上去的。他只不过把它忘在车上了，因为他差一点错过了要下车的车站，他是在车子开动后跳下去的。”

“这些无懈可击的证人早在爆炸发生之前就在不同的车站下了车，那么刑侦人员是怎么一一找到他们的呢？”古罗夫颇感兴趣地问道。

“这话您问我么？”主人神色疲惫地叹了一口气。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为什么铁木尔拒绝讲出供词？”

“我不知道！我一无所知！几个昼夜没睡觉了，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别再烦我了！”

“沙尔瓦，你带了酒壶吗？”古罗夫问道。

公爵在安乐椅上笨拙地翻动身躯，从口袋里掏出装着白兰地的水壶。

古罗夫拧开壶盖，绕到桌子那边，把壶放在主人手中。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喝一口，最好是两口。”

律师顺从地喝了两口，挥了一下手掌。

“要吃点东西下酒吗？”

“不必要，您再喝一小口，”古罗夫说着走进客厅，拿来一颗水果糖。

“谢谢，”主人把糖放进口里，用手掌擦了擦脸。“您在哪儿找到糖的？”

“我可是密探呀，老师，”古罗夫微微一笑。

“很高兴跟懂行的人打交道。可是您的老朋友呢，列夫·伊凡诺维奇，则是个寻常的无赖。”律师这么说，仿佛沙尔瓦不在书房似的。“请您把这话转告他！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是律师，曾祖父跟普列瓦科①本人共过事！可是，请恕我直言，您的老朋友却塞给我一大包钱，求我转给法官。”

①费·尼·普列瓦科（1842—1908），俄国著名法学家兼律师。

“岂有此理！我转告他。我一定转告。可是您呢，亲爱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别见他的怪。沙尔瓦是个好人，只不过童年时多灾多难。”

“好吧”。主人又抿了一口，把酒壶还给古罗夫。“谢谢您，医生可是绝对禁止我喝酒。对了，请转告您的朋友，我再不生他的气了。”

“我一定转告，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坐到自己那把椅子上。“我听说您要去外地，请恕我冒昧，您要去很久么？”

“我哪儿也不去，”律师嘟囔道，“我那样说是为了讨个清静。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亲爱的，眼下一个人要是不‘拿’人家一点儿，他能上哪儿去？得对当事人加以选择，谢绝那些两手空空、无依无靠的当事人。律师协会的同行们早就把我摸透了：谁要是一贫如洗，让他找博亚里诺夫去。”

古罗夫一眼就已看出，屋子里的陈设几乎是本世纪初购置的，而主人则消瘦得反常。

“明白了，明白了，”古罗夫喃喃说道，心里暗暗补了一句：“帝国遗老。”接着又说：“可是最近这个案子他们应该付给您丰厚的报酬，犯人家里并不穷。当然啰，您败诉了，可是您尽了力，干了工作。”

“您说这话怎么不害臊，列夫·伊凡诺维奇？我的当事人被判处死刑！我怎么能要钱？可耻！”

古罗夫看了沙尔瓦一眼。格鲁吉亚人吃力地在安乐椅上转动身子，本想开口讲话，但他抹了抹小胡子，转过头去。律师看出了古罗夫的眼神，赶紧说：

“他们曾经塞给我一个信封，可是我劳而无功是不收钱的，这事就别提了。而您，尊敬的先生，打算管这个案子吗？我看不必了。所有的证人都不止一次讯问过，在民警局，在检察院，在法庭也作了证……”

“我明白，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点头表示同意。“既然您哪儿也不去，可以给您打电话吗？”

“随时恭候。目前我手上的案子不复杂，还不知什么时候开庭。曾经有个时期买糊口的面包得排队，现在是等候开庭也要排队。没有法官，人手不够。列夫·伊凡诺维奇，您说说看，为什么一九一七年以后俄国经常短缺点儿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一定要跟您讨论讨论，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站起身来，“请允许我感谢您，并就此告辞。”

“祝您诸事如意，有事请打电话。”律师打开前门，握了握古罗夫的手，转身对身躯庞大、塞在楼梯口的沙尔瓦说：“再见，”随即向他伸出枯瘦的手，“如果我失言了，那么请原谅。”

“谢谢您，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沙尔瓦抬眼一望，记下住宅号码。“祝您健康。”

沙尔瓦走到街上，再次回头望了望这幢房屋。

“公爵，你可别干傻事。”古罗夫说。

“这人家里连吃的都没有，你怎么啦，难道不明白？”

“他不会要你任何东西。”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教的这一套可真够我受的。”沙尔瓦深深叹了一口气，舒展一下肩膀。“你见过他门里有锁吗？我派几个伙计把东西送来，放下就走。”

“他那冰箱小不点儿，你可别太大手大脚。”古罗夫看了看表，他还来得及在家里见到玛丽亚，但他不想回去，他不喜欢送别。家里会来一些不认识的外人，他得对他们微笑，得找些话跟他们说。

“那么冰箱我们也送一台像样的来。你别教我怎么做人，列夫·伊凡诺维奇，”公爵长时间按捺自己没有做声，这下子突然发作了，“猪狗不如的生活，你的家里没有吃的，著名的律师在挨饿！”

“你不用为我担心，过两天我就发工资了。”古罗夫朝四周看了看，“上哪儿去找一台自动电话机？得打个电话。”

“在汽车里打，”公爵打开漆得铮亮的“梅尔谢杰斯”车门，拦住古罗夫，气鼓鼓地问道：“发工资前不借点钱用吗？”

“别纠缠了，公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古罗夫推开格鲁吉亚人，钻进汽车，拿起安在前排座位中间的电话听筒，拨了克里亚奇科的号码，不过他料想朋友还没回家。

“我洗耳恭听。”答话的是斯坦尼斯拉夫。

“好嘛，把我的俏皮话全都偷去了，”古罗夫说，“你怎么在家里，你这头大象病了吗？”

“大象没病，我的懒劲儿上来了，躺在安乐椅里看电视。”

“肉馅饼还没吃掉吧？”

“尝都没尝，等着你呐。”

“撒谎，”古罗夫满有把握地说，“你早就巴不得吃掉，是娜塔莎不让。行了，我给你解围。我马上就到。”他把地址告诉司机，又补了一句：“见到卖花的人请停一下。”

“这花你允许我帮你买吗？”沙尔瓦问道。

“允许，三支剑兰。”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以为我不知道送一桶玫瑰不体面吗？”沙尔瓦在前座上舒展身子，看了古罗夫一眼。“人应该按自己的规矩生活。西方有好些东西我喜欢。可他们给女人送玫瑰只送一朵，在餐馆里各付各的账，这可不称我的心。”

“我也一样，但我们不用互相教训了。”古罗夫对这个格鲁吉亚人已经不耐烦了，想尽快跟他分手，主要的是他试图把他古罗夫无法胜任的重担推到他的肩上，这使他很生气。他不知道怎样回答马上就会产生的一个问题，更是气上加气。假如他着手干这件事，他就是个不负责任的傻瓜；假若他拒绝，那他就是个胆小鬼。

沙尔瓦靠在座位上，一边捋胡子一边看着古罗夫。

“那小伙子家里人很多，他们都住在哪儿？”古罗夫问道。

“我认识他的爷爷、父亲、母亲和两个妹妹，他们住在格罗兹尼，”沙尔瓦回答说，又补了一句：“假如那里今天还能生活下去的话。”

“今天高加索哪一块地方可以平静地生活？你别把自己装成圣徒了！一切都是俄罗斯人的错吗？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阿塞拜疆人，同样还有车臣人——难道全都清白无辜？咱们算算谁在高加索流了多少血？”

“我不想惹你生气，列夫·伊凡诺维奇。”沙尔瓦叹了口气，挺直身子，座位的靠背几乎被他压垮。

“你不会让我生气，我了解自己的过错。你促使我跟我的人民作对么？我是个俄罗斯人，我了解我们的过失和缺点，可我只有这一个祖国！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想接手这件工作。”

“梅尔谢杰斯”在一排货亭前停下来，沙尔瓦吃力地钻出汽车，不一会就买回三支雪白的剑兰。

“谢谢你，希望你三天三夜别睡觉，”古罗夫说。“我会给你打电话，什么都别说了，你这鬼格鲁吉亚人！”

“对不起，列夫·伊凡诺维奇。”古罗夫下车时沙尔瓦再没有转身，只默默地拍了拍他的手掌。

斯坦尼斯拉夫夫妇穿着节日盛装，过生日的女儿把父母撇在家里，说她很晚才能回来。女主人亲手做的肉馅饼像往常一样美味可口。女主人从冷冻柜取出一瓶“首都”牌伏特加，但古罗夫只肯喝一杯。他默然不语，偶尔开口也是只言片语。娜塔莎收走脏碗碟，端上咖啡，把烟灰缸挪到古罗夫跟前，就到厨房去了。

斯坦尼斯拉夫听朋友兼首长说完，用手掌抹了抹脸，说道：

“臭狗屎，列夫·伊凡诺维奇，请问你从哪儿弄来这一堆又一堆狗屎？刚从一堆里爬出来，臭气还没有散完，你又搬来一堆。”

“可是谁也不会强迫你。我是来跟朋友商量商量。你认为是臭狗屎，咱们就推掉……”

“等等！”斯坦尼斯拉夫伸出两只手掌，仿佛要把古罗夫推开。他不是像往常那样傻乎乎地看着古罗夫，而是显出气冲冲的眼神。“这种问题你自己决定，你是首长，我是个傻瓜。友情归友情，得有个分寸。我是你的朋友，所以才容忍了这么多年。这种担子我可挑不起。你怎么决定就怎么干，我可以豁出命来完成你布置的任何任务，要我当个谋士，对不起，那可不成。”

“你是个胆小鬼，斯坦尼斯拉夫！”

“这一点早就一清二楚了，冲上去堵枪眼的人住在隔壁呐，”斯坦尼斯拉夫煞有介事地用手指戳了戳墙壁。

“你可真够朋友，徒有其名，”古罗夫喃喃说道。他心里完全明白，斯坦尼斯拉夫说得不错。“明儿一早我去找彼得，他是将军。”

“因此他才不是傻瓜，你甭想他给你出什么主意，”斯坦尼斯拉夫满有把握地说，“为了维护正义，一切我都在所不惜！我可以献出生命！这种高调在杜马①唱一唱是不错的。唱完了就开溜，以后再也找不到他。正义，正义是什么？放在商店柜台里标上价格啦？谁也不知正义在哪儿，还没等你找到它，你就被送进绞肉机绞上十次了。而肉焰是不能还原的，这一点早就清楚了。”

①国家杜马，即俄罗斯议会下院。

“咱们推掉吧。”古罗夫不知为什么说了一句。

“你？列夫·伊凡诺维奇，你会推掉？这可真稀奇！”斯坦尼斯拉夫把两个酒杯斟满。“酒当然无济于事，但咱们还是把它干掉。”

奥尔洛夫将军坐在安乐椅里，跟平常一样，沉重的头低垂在胸前，两眼微闭。古罗夫讲完以后，奥尔洛夫按了一下按钮，说道：

“维罗奇卡，就说我出去了，大约过三十分钟回来。”他看了古罗夫一眼说：“列瓦②，你干嘛要管这个？你在哪儿找到这么件事？”

②列夫的小名。

“斯坦尼斯拉夫的话跟你一样，只不过更加绘声绘色。甭想你出什么主意，”古罗夫肯定地说。

“这种情况下谁也出不了什么主意。可是，列瓦，我也不会把你推开不管。咱们来分析分析。”

奥尔洛夫挺直身子，睁开眼睛，脸上温厚的睡意消失了。他把臂肘撑在桌上，神色坚定地看了古罗夫一眼。

“首先，上校先生，你的想法一点也没有错。从前的黑社会‘老大’找的是你，既不是我也不是斯坦尼斯拉夫，因为他认为最优秀的侦查员是列夫·伊凡诺维奇·古罗夫。这是他个人的见解，但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总之，你得到了情报。问题是你怎样使用这个情报。最简单的办法是装出一副没有得到任何情报的样子。可是，假如那位车臣老人说得对，他的孙子没有罪，那么真正的恐怖分子不仅逍遥法外，而且不会罢手，还会有爆炸，还会死人。”

“而且一个无罪的娃娃会被枪毙，”古罗夫说，“而我明知如此还得负疚活下去……”

“你能活下去，”将军打断他的话。“每天都有几十个无辜的人被杀掉，可怕的是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然而更为可怕的是要以法律的名义杀掉一个小伙子。假如你插手这个案子，开始刨根问底，会见证人，顷刻间就会有人来告你的状。”

“还会把我从头到脚涂满臭狗屎！”

“列瓦，你别说了！你干嘛老是提你自己！”

“我喜欢列夫·古罗夫！”

“很正常！每个人都喜欢他自己。可是问题不在于给你抹黑，糟糕的是让你没法工作。见鬼！”奥尔洛夫开始按摩后脑勺。“年岁不饶人。给我点儿矿泉水，”他用手指了指放在会议桌上的矿泉水瓶。

奥尔洛夫喝了点水，又靠在桌上。

“需要编一番话掩饰一番。”他深深叹了几口气，继续说：“你回去给我写个报告，就说你会见了可靠的消息灵通人士，获悉公共汽车爆炸案是一个犯罪团伙策划的，那小家伙不明真相，受人利用。”

“我确信事实就是这样，”古罗夫说。

“事实会见分晓的，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是说犯人无罪，而只是推测他不是一个人干的。由此得出结论：侦查工作应该继续下去。”

“彼得，那样一来我就该着手侦查，而这种工作会立即受到控制，我会像马戏丑角一样每天被人拽出来表演，我不是干工作，而是对每一步骤作出书面解释。”古罗夫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随后掏出香烟，但他看了将军一眼，又把烟盒放回口袋。

“到底是大案侦查员！”奥尔洛夫洋洋自得地微笑了。“你是个举足轻重的侦查员，但你依旧是来自莫吉廖夫市的小列瓦。我拿着你的报告会找巴尔金副部长，对所获情报是否真实表示怀疑。随后我在报告上批示：‘请予核查并获取证据。’古罗夫上校的个性是众所周知的，他打报告请求让他例行休假。克里亚奇科上校也去外地休假。当有人开始告你的状时，我宣布我们了解此事，但持反对意见。这是俄国人惯用的花招。总统颁布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而将军们则派出轰炸机进行轰炸。那么谁又能搞得清民警局内部的争斗呢？”

“让维罗奇卡告诉她最要好的女友，说我跟你吵了一架，”古罗夫补充说。

“不错，可这是细节，主要的是谁也无法阻碍你去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你并不是为那车臣人辩护，你是在找他的同伙，是放弃个人休假，不要命地在干活。”

古罗夫站起身来握了握奥尔洛夫的手。

“所有的人都问我为什么没有当上将军。”这是谈话整个过程中古罗夫头一次露出笑容。“你瞧，这就是我没有当上将军、而奥尔洛夫则当了将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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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柯托夫和华连廷·尼古拉耶维奇·聂斯捷伦科两人都快五十岁了，生活经历也很相似。在侦查部门工作了二十多年，两个人都因不愿讨好上司而被解了职。对每个问题两人经常有自己的见解，既不“拿”人家的也不“高抬贵手”，不跟需要结交的人一起喝酒；总之。尽管供职多年，在民警圈子里并未成为“自己人”。不论是俄罗斯人聂斯捷伦科上校还是犹太人柯托夫中校都难以驾驭，令人为难，而且有时变幻莫测。当两人作为侦查员的服务期限和年龄都已届满，让那些过分热心的人事干部可以放手行事时，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就被悄悄打发回家领退休金了，仿佛民警局里经验丰富的密探太多，像星期天的市场，挤得水泄不通一样。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早就认识这些“伙计”。今年春天，当古罗夫需要几名已经离职的民警局侦查员时，他给古罗夫召来五个人，但干完工作以后列夫·伊凡诺维奇只留下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两人，另外几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令上校满意。现在，当古罗夫请斯坦尼斯拉夫邀几个伙计谈一谈时，两个人都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们虽然年龄相近、经历相似，但外表和性格却大不相同。

华连廷·聂斯捷伦科浅蓝色的眼睛，淡褐色的头发，两边额角的头发已明显脱光，不论站着坐着都直挺挺的，像个退役军官，决定问题时不慌不忙，一旦决定了就立即行动，全力以赴。格里戈利·柯托夫虽然只有一半犹太人血统，但他的外貌令人毫不怀疑他是个犹太人。皮肤黑不溜秋，背有点驼，头发蓬乱，大鼻子——看上去柯托夫这人只要一碰就能把他撞伤。有多少刑事犯罪分子上了他这种钩，格里戈科已经记不清了。他不从事体育活动，天生的身强力壮，碰上街头打斗当然也会来个三招两式。柯托夫工作起来像条蟒蛇，埋伏时他能几个昼夜趴着不动，耐心守候，一旦出击就会把猎物死死咬住。

古罗夫会见几位侦查员时态度诚恳，但也不过分亲昵。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仿佛他们几个月之内会有变化，然后问道：

“咱们干点活好吗？”

柯托夫只点了点头，认为他这么问只不过应个景儿，不值得回答。他在办公室门左边一张没人专用的桌边坐了下来。

“上一次的钱我至今还留着，”聂斯捷伦科说，他的眼神显得无所谓，同时又略显狡黠。“我头上的屋顶也还能挡风遮雨。然而只要是跟斯坦尼斯拉夫和您一起，列夫·伊凡诺维奇，我随时准备上路。”

“那么，先生们，你们能跟我走多远呢？”古罗夫一边问一边考虑，消息必需通报到什么程度。

“该多远就多远，在指挥员后面只差半步，”聂斯捷伦科答道。“列夫·伊凡诺维奇，你别吓唬人了，你说该怎么干，分配任务吧。”

“对手最好是些盗匪暴徒，而不是贪污受贿的特工机关，”柯托夫一面插话，一面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来：他一年到头都伤风。

“格里戈利，你不是在商店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一直默不作声的克里亚奇科说。“你自己明白牌是怎么摊到手的。”

“玛丽亚树林①公共汽车爆炸事件你们都知道了。五具尸体，其中有两个儿童，罪犯抓到了，判了刑，关在死囚牢房里。辩护律师递了呈文请求特赦，”古罗夫说道。

①莫斯科地名。

“这事儿尽人皆知，徒劳无益，要枪毙的是个车臣人，”聂斯捷伦科说，“我听说案情像九九乘法表一样简单清楚。”

“华连廷，我跟你说过，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损于一个人的尊严，”柯托夫说，“然而，列夫·伊凡诺维奇，今天出面为一个车臣人辩护不合时宜，人们不会理解。”

“为犹太人辩护已有两千年不合时宜了，”古罗夫微笑道，“谁也不会强迫你们往炉火里钻。我得到可靠消息，恐怖活动是一个团伙组织的，可是逮捕和判刑的只有一人。你们想，其余的难道在草地上安静地边吃青草边闻花香？”

“那么，莫斯科刑侦局和联邦安全委员会难道斩了草却没有除根不成？”聂斯捷伦科感到惊讶。“那么奥尔洛夫中将怎么样？列夫·伊凡诺维奇，您报告了彼得，而他却去睡大觉？”

“华连廷，你是上校不是？我也是上校，咱们是一伙人。中将另有他的一伙人。巴尔金副部长不支持我的倡议，我的报告被他们一笔勾销，于是我同斯坦尼斯拉夫申请休假，想证明肩章上的星跟脑子里的星不是一码事。”

“对不起，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是想鸡蛋碰石头。长官们不仅仅只是将军而已，他们代表了一种体制。但您是个有头脑的人，您按自己的规矩生活，然而您也没有忘记要个休假证。那么我和格里戈利干嘛要拼命卖力呢？”

柯托夫比他的朋友更聪明也更精细，他不相信古罗夫的话，猜想他们是在编造一些托词，因而没有开口。

“华连廷，你叫人莫名其妙，把我当成傻瓜啦，”古罗夫口气生硬地说。“有一些人，我们干的工作跟他们有利害关系。每个月三千美元，花销在外，事情办成了有奖金。”

“行！”聂斯捷伦科点了点头。

“可我不行！”柯托夫说。“我这么大年纪才好歹成了家，夫人怀了孕，我必需办保险。死亡十万，重伤残废五万。”

“犹太人总是精明的，”聂斯捷伦科说。

“立个字据还是口说为凭？”古罗夫问道。

“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柯托夫冷冷地答道。“列夫·伊凡诺维奇，请原谅，您也不会永生不死。该跟谁讲，您把条件讲好，咱们口说为凭。”

“钱的问题就这么定了。”古罗夫打开放在他面前的公文夹，“格里戈利，你说得对，但我不喜欢你的这种情绪。”

“我也一样，”柯托夫答道。“只不过这不是我的情绪，而是俄罗斯的现实。五月里我们去参加选举，看见黑洞尽头出现了一线光明。今天我们走出黑洞，却发现前途依旧渺茫。我并不特别珍惜自己的性命，可是妻子和孩子应该有钱糊口。”

“这人倒很严肃认真，”聂斯捷伦科做了一个怪相，随后笑了起来，试图缓和一下气氛。

古罗夫确实不喜欢柯托夫的情绪，可能因为这种情绪跟古罗夫本人的内心状态相似。他本想把这个侦查员申斥一顿，叫他别参加了，但他看了斯坦尼斯拉夫一眼，后者摇摇头表示否定，于是他克制自己，说道：

“工作很平常，无非是调查加侦查。不过咱们都很清楚，干我们这一行谁也不知道房角后面藏着什么。我们有一定的优越性。”古罗夫开始扳指头算起来，“有钱，有行动自由，没有谁催促我们，一遇危险就可以往后撤。”

“咱们不知道当局为什么要停止工作，抓住一个年青人就算完事，”柯托夫仍未住口。“我很不喜欢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不过问您的报告而去找副部长。这个问题归总局局长管，他没有必要……”

“你这个固执的大鼻子犹太人！”聂斯捷伦科打断他的话，“人家给你提供工作机会，你就别再胡扯了。”

“哪儿的话，我对你们的意见极感兴趣，”古罗夫头一次完全诚恳地说，“假如一个有经验的侦查员从这个角度看问题，那么，当莫斯科刑侦局和联邦调查委员会的伙计们得知我们对他们的证人感兴趣时，他们对这个问题就会产生同样的反应。而我们撇开这些证人无论如何也不行。”

“我不同意你的话，”克里亚奇科插了进来，“格里戈利个人认识古罗夫上校和奥尔洛夫将军，了解他们之间的友谊，因此才作出以上结论。彼得罗夫卡①的人早把我们忘了，联邦调查委员会的人只知道我们的警衔和姓氏。谁也不会仔细琢磨这件事，只会把它看成民警内部的一般争斗。噢，大案侦查员跟将军闹矛盾了，这种事是常有的。”

①莫斯科街名，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所在地。

跟往常一样，斯坦尼斯拉夫说了几句就懒得再说了。古罗夫笑了一笑，给柯托夫递了个眼色，说道：

“而你呢，格里戈利，了解情况越多就越是睡不安稳。”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发誓从来都不想了解多余的事。现在掌握的情况已经叫我疲惫不堪了。”

“这好极了。你跟华连廷分工找证人，一人一半，把他们定为目标，跟他们认识认识，别提多余的问题，决不要指出他们讲话前后矛盾。原则上要持这样一种态度：是上司认为恐怖分子不止一人，而你们自己则认为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你们干工作是出于压力，是被迫的。跟谁能喝一杯，那就请他吃喝，但什么也别问。只说碰上了一个好人，很高兴……至于作案的还有没有别的人，管他呢。要是那人说车臣人都该枪毙，那就枪毙吧；要是他认为应该跟他们和解，那就和解吧。”

“不用多说，列夫·伊凡诺维奇，全明白了，”聂斯捷伦科说着转身看看柯托夫，后者也点头同意。

“太好了。明天你们可以拿到钱，两辆小汽车，一个司机——以应急需吧。”古罗夫看看斯坦尼斯拉夫。“你去邀一邀斯维特洛夫，我想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会拒绝的。”

“夏伯阳么？这人只消给他重新套上鞍子，不给吃的他都干，”克里亚奇科答道。

“祝你们一切顺利，”古罗夫跟侦查员们一一道别，把他们送到门口。“斯坦尼斯拉夫，你的任务稍微复杂一点，得设法找到这些证人。当然啰，可以通过检察院，给伊戈尔·费多罗维奇这老家伙磕个头。”

“这人有点棘手，似乎也算个老朋友，为人也正派，但他可能固执己见。他会说，那家伙已判了刑，上诉也驳回了，到此为止吧。”

“也许，”古罗夫表示同意。“因此你试着往莫斯科刑侦局钻一钻。咱们那帮人还有没有谁留在那里？”

“没几个了！不过我会找到的。我这人有装甲护身，用大炮轰都不怕。我就说：古罗夫这人哪，你们都知道，可不是个等闲之辈！”斯坦尼斯拉夫亲切地看了古罗夫一眼。“这个诱饵抛出来，可以钓上十条鲫鱼。我说，古罗夫跟奥尔洛夫将军吵架了，他们二十年来一直在吵。大老爷们打架，小跟班的遭殃。小跟班的自然是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这可是个老老实实的伙计，埋头干活的马驹子。”

“要是没有我你怎么过日子？”古罗夫问道。

“平静地过，”斯坦尼斯拉夫不加思索地答道，随即又补了一句：“只不过很寂寞。”

“行了，”古罗夫拍了拍朋友的肩膀，“干吧，不过要注意，留在莫斯科刑侦局的不只是些傻瓜，因此你别多说话，要多叹气，多发牢骚，说为了点小事儿支使你东奔西跑，把你当个孩子似的。”

“我照办，列夫·伊凡诺维奇，傍晚前我把证人名单弄出来。”

“但愿如此。”古罗夫在桌边坐下来，拿起听筒，给戈奇什维利挂电话。

“喂。”电话铃响过两声后公爵答话了。

“你好，沙尔瓦，得见见面。不过从今天起咱们不能互相到对方家里做客。你在你的‘梅尔谢杰斯’车里等我，别在我家门口，要往下一点，在十号附近。把司机打发走，今后别让他再见到我。过一个小时行吗？”

“什么行不行？我没出家门，一直等你的电话。”

“一言为定。”古罗夫向斯坦尼斯拉夫伸出手来。“咱们得潜入水中，才能试出深浅。”

古罗夫在“梅尔谢杰斯”的后座上坐了下来，沙尔瓦坐在司机座旁边，司机不在车上。

“你好，公爵。”古罗夫半坐半躺，点燃一支香烟。

“您好，列夫·伊凡诺维奇，”格鲁吉亚人恭敬地答道，他转过身来，座位靠背被他压得岌岌可危。

“你是个聪明人，你明白既然我跟你见面，那就是说我正在着手办案子，”古罗夫不慌不忙地说。“不过只有上帝知道我是多么不愿意管这件事。假如那小伙子真的没罪，那么这个案子的案情就会叫人厌恶，甚至今人作呕。得花费很多钱，我召集了三个人，他们有家，得办保险，我自己不需要保险。”

“您这话是多余的，列夫·伊凡诺维奇，”沙尔瓦非常激动，改用“您”称呼古罗夫，“我马上付一百万都行。”

“我不会拿你那么多钱，”古罗夫递给沙尔瓦一个信封。“这是我那几个人的材料，假如有人死了，给他们每人家里付十万。担保嘛，就凭你一句话。”

沙尔瓦接过信封，给自己画了个十字。

“我给你的这些字条你全都记住，把信封毁掉。”

“你像是要上前线似的，”沙尔瓦喃喃说道。“我今天就办到。”

“不是今天，而是现在，我躺着等你全都记下来。”

“你不相信我？”

“我要是不相信你就不上这儿来了。你也是人，也可能出错。注意，我们不是雇佣，但也不是红十字会。我从你这儿拿钱是因为面临一些开销：工资，交通费，不能全都预见到。我们关心你这个案子另有原因，否则我也不会参与。”

“我明白，列夫·伊凡诺维奇，人们不会忘记……”

“别打断我，”古罗夫语气冷淡、话语简单，他对自己、对整个现状都感到不满。“你什么都不明白，人们也不会不忘记。有个里纳特，绰号叫谢卡的，还活着，你能见到他吗？”

“只要活着就能找到。”

“梅利克·优素福和拉菲兹·勒扎呢？”古罗夫问道。

“两人都在莫斯科，我可以给他们打电话。”

“把他们三人找到一块儿，得谈一谈。找个私人小咖啡馆，可以去上次你们让我险遭切柳斯季暗算的那一家。眼下我还没有开始工作，不会引起注意，但很快就会引起注意，到时就得停止一切联系。我自己去找你，建立联系渠道。假如有人来找你并代我问候你，那就表示是我的人。”

沙尔瓦看着古罗夫那轮廓分明的侧面，那无拘无束躺在汽车后座上的强壮的身体，心想：这个民警到底是个什么人？为什么他跟别的民警不同，一个车臣青年的生命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绰号‘公爵’的‘老大’，认识这位民警二十多年了，然而实际上对他却一无所知。

“我现在给你三十万，你认为需要怎么花就怎么花，”沙尔瓦说着从脚边拿起一个公文包。

“这是什么钱，公爵？”

“我的钱，这钱我纳了税的。”沙尔瓦咔嚓一声把锁打开。

“只拿五万。万一被人打死钱就丢了，我可不能冒险。”“打死”两个字从古罗夫口里说出来十分平淡，听起来像是说惯了，无关紧要。“你最好今天晚上把那几个人召到一起，六点以后我在家。”

古罗夫把美元分别塞进几个口袋，拍了拍沙尔瓦的肩膀，轻捷地跳下汽车。

克里亚奇科和古罗夫于八点整驱车来到小咖啡馆门前。斯坦尼斯拉夫停放好“梅尔谢杰斯”，环视了一下昏暗的小巷，不满地嘟囔道：

“见他妈的鬼，车子可别偷走了。”

古罗夫心存疑虑，环顾了一下四周。从并排停放的“沃尔沃”汽车里钻出一个其貌不扬的汉子，他从啤酒罐里呷了一口啤酒，满有把握地说：

“尽管放心，先生们，祝二位胃口好。”

“谢谢。”古罗夫朝镶着镜子的门走去，跟上次不同的是，这次门上没挂“打烊”的牌子。古罗夫进了门，认出一个动作敏捷的男人，这人是看门人，兼管存放衣物，必要时则出面对付酗酒闹事的人。

“晚上好，先生们想用晚餐？”这人认出了古罗夫，但他不露声色，接过两人的外套，掀开门帘。

沙尔瓦跟几个朋友占了靠近厨房门口一角的一张桌子。咖啡馆里坐着两对男女，另一张桌子边有两个年轻人在懒洋洋地吃东西，他们的面孔和耳轮说明他们过去是搞体育的，毫无醉意而又冷漠的眼神则准确无误地表明他们现在的身份。

“我去跟他们谈谈，你在这儿喝喝咖啡，想一想人生几何吧，”古罗夫说着向公爵那张桌子走去，此时公爵已起身迎上前来。

“你们好，你们好，”古罗夫跟两个阿塞拜疆人和一个车巨人握了握手，“很高兴见到你们身体健康，想来你们家里都一切正常。”

几位黑道头面人物动了动椅子跟他握手答礼，随即你一言我一语，小声说起话来。

“看得出诸位换了装，名牌衬衣，还有领带。”古罗夫举起为他斟的一杯白兰地，点点头呷了一口，把高脚杯放回桌上，“先生们，你们的外表彬彬有礼，仿佛是在阿尔巴特街①出生的，只不过毛色和鼻子露了馅儿。可见巴库虽好，格罗兹尼也很好，可是在莫斯科生活更好。”

①莫斯科市中心一条以文化艺术著称的大街。

“您这话叫人觉得委屈，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们早就是莫斯科人了，我们尊重你们的政府，”阿塞拜疆人梅利克·优素福一奥格雷说。

“汽车检查站和特警队没找你们的麻烦吗？眼下还没等你掏出证件来，脖子上就可能挨一枪托。”古罗夫往扁形面包里夹了一串羊肉和一小卷青菜。

“他们也拦车。这种事是有的，但很少。”绰号谢卡的车臣人里纳特说，“我们奉公守法，既没有武器也没有毒品。汽车检查站认识我们的车，他们的长官跟我们在一个桌上吃喝。”

“我懂了。”古罗夫把面包吃了下去，又呷了一口酒。“这就是说，你们收买了莫斯科的警察？”

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开口了，公爵的巴掌重重拍在桌上，震得餐具丁当作响。

“别往下说了，列夫·伊凡诺维奇，”他用强硬的语气说，“谁出卖自己，我们就收买谁；谁有人格，我们就跟他交朋友。咱们别捅伤口。列夫·伊凡诺维奇，您知道，年轻人尊敬我们，他们按自己的规矩行事，有时老子替儿子也不能负责。”

“这可不好，”古罗夫叹了口气，“你们生活中有许多东西我不喜欢，但尊敬长者和听话这两点我一直是赞成的。”

“他们在家里像羊羔一样温顺，可是一来到俄罗斯就慢慢变成豺狼。并非所有的人，但许多人是这样，”车巨人说，“在我们那里金钱从来都不主宰生活，声誉和人格高于一切。领头的人有钱，但车臣人既不出卖自己，也不收买别人。总之我们从来都不谈钱的事。”

“又是莫斯科错啦？那么为什么它像磁铁一样吸引你们？”古罗夫擦了擦手，点燃香烟。“铁木尔·扬季耶夫家里有很多人吗？”侦查员像往常一样突然中断了话题。

几个高加索人默不作声，困惑地望着他，随后车臣人里纳特问道：

“您是问他自己家里还是所有的亲属？”

“我问的是铁木尔心爱的所有亲属。”古罗夫站起来朝斯坦尼斯拉夫那张桌子走去。

几个高加索人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地议论起来，各自讲不同的语言，有时也夹杂几句俄语。

“嗯，怎么样？”当古罗夫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点饮料时，斯坦尼斯拉夫问道。

“一些人撒谎竟到了信口雌黄的程度，真令人惊讶。”古罗夫说。

“只有你惊讶，大多数人都习惯了。”

“俄罗斯人也撒谎，指着老娘发誓，可他们至少不会每时每刻侈谈什么人格。这些人的言行就好像不是他们来找我帮忙，而是我有什么事恳求他们。他们试图让我相信，控制市场、供货站和大多数售货亭的不是他们，而是被莫斯科惯坏了的高加索青年。”

“既然是这样，咱们别理他们，”斯坦尼斯拉夫很想得开，“判处死刑的小伙子可是他们的人。”

“不错，但作出判决的是俄罗斯的法院。再说呢，斯坦尼斯拉夫，我给你许诺过前面的路只会像地毯一样平坦吗？主要的是我们为车臣的屠杀感到内疚。”古罗夫看了沙尔瓦一眼，站起身来。“我马上去让他们把思想端正过来。”

密探在桌边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冷冷地嚼着又酸又涩的高加索香菜，一言不发。

“我们不明白，列夫·伊凡诺维奇，您干嘛需要铁木尔近亲的名单，”里纳特用手按住一张纸片，说道，“他们全都是受人尊敬的人，不可能有任何——”

“你真叫我心烦，谢卡！”古罗夫打断他的话。“全都受人尊敬？请问，住在车臣的人不受人尊敬吗？你们总是说得那么漂亮。你们叫我来，你们需要我，可你们老是跟我谈什么人格，而且老是撒谎。”

两个阿塞拜疆人从桌边站了起来。他们相貌相似，好像孪生兄弟一样，两个人都个子不高，身体健壮，乌黑油亮的头发已有几丝斑白，两眼充满了怒火。

“走吧，判了死刑的小伙子反正不是你们一族，干嘛要受这个蛮不讲礼的俄罗斯人的气？”古罗夫冷笑道。

沙尔瓦把手掌按在古罗夫的手上，小声说：

“列夫·伊凡诺维奇，别平白无故地叫人受委屈。”

“你们也太容易受委屈了，”古罗夫推开沙尔瓦的手，“梅利克，你说完了再走，请问，有两个咱们都熟悉的市场，难道不是由你控制的吗？难道是那些从老巢里飞出来，在莫斯科痛饮伏特加，玩俄罗斯姑娘，不听头脑聪明、品行端正的父辈的话的轻佻放荡的毛孩子吗？你坐下，拉菲兹，”密探向另一个阿塞拜疆人挥了挥手，“待会儿我对你也要说两句。那么，你们是受人尊敬的莫斯科商人，跟年轻人的放纵行为无关？要是我古罗夫上校不理睬铁木尔，让他被人枪毙，而我则一心一意管管你们的事呢？要是我带上你们无法收买的我自己的人，来证明谁是这些年轻人的头目呢？你们知不知道，受人尊敬的先生们，你们很快就会蹲监狱？我注销你们在莫斯科的户口，法院没收你们的全部财产，等你们服满刑期、一贫如洗回到家乡时，你们就决不会受人尊敬了。”

所有的人都齐声嚷了起来，古罗夫自然一句也没有听懂，他抬高嗓音说：

“行了，我们是来解决另一个问题的。我这么说只不过是叫你们少吹嘘什么人格。里纳特，你不明白我干嘛需要铁木尔近亲的名单。那么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需要，这全是你们需要的，当然啰，假如你们想作点努力救这小伙子的话。至于我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干，这跟你们毫不相干。假如你里纳特了解我所了解的情况，你就不会去求公爵，沙尔瓦也不会急匆匆地赶到我那儿去，好像有人用开水烫了他的肥屁股似的。”

“您这话太不礼貌了，列夫·伊凡诺维奇。”公爵责备地说。

“忍着点儿。我不是也忍着你们么？而且要去冒险的是我和别的俄罗斯人。你们记住，要是我们的谈话泄露出去，一些受人尊敬的人就会割断另一些受人尊敬的人的喉咙。请仔细听我说，照我的话去做，就像听从真主的意愿一样。”

古罗夫住了嘴，把唯一的一杯酒喝完，点燃了香烟。

“那么，好吧。”他叹了一口气，心里明白他正在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我对你们的名单不感兴趣。你们分头去找找这些人。沙尔瓦竭力要激起我的怜悯之心，他说这些人在格罗兹尼。这是撒谎。眼下有钱的人不会住在格罗兹尼。你们去他们住的地方把他们找到，用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他们带到莫斯科来。你们分头干，也分头把他们带来，必要时雇几个人。到了这里给他们照个相，也是分头照，只跟我和你们中间的一个人一起。照相用“拍立得”①照相机，只要一张。沙尔瓦，你严格注意，只要一张。照片交给我，你们自己把自己的产业整顿一下。把二道贩子、敲诈勒索的匪徒和流氓无赖通通赶走。就这些。感谢殷勤款待。我走了。”

①一种可以立即取出照片的快速照相机，—译“宝丽来”。

古罗夫起身离开时，在座的几个人都默默站起来，但古罗夫看都不看一眼。两个密探在更衣室穿上外套，这时沙尔瓦从餐厅里走出来，他似乎瘦了一点，个子也矮了一些。

“谢谢您，列夫·伊凡诺维奇，不过您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我？”古罗夫看了他一眼，当真有些迷惑不解。“斯坦尼斯拉夫，你说说看！”

“您并不冷酷无情，但也远远不是人见人爱，列夫·伊凡诺维奇。”斯坦尼斯拉夫给头儿开了大门。

“那么我们的办事处也不是玩具商店。沙尔瓦，两天之内，最多三天，把这件事办完。另外……”古罗夫把公爵带出咖啡馆。“在俄罗斯，最好在乌拉尔以东找些朋友，必须是俄罗斯人，把铁木尔的亲属藏在他们那儿。”

“为什么必须是俄罗斯人？”公爵感到惊讶。

“因为你们彼此之间全都有亲属关系，舌头也都很长。一个老太婆写信告诉另一个老太婆，另一个又告诉她的邻居。到时候这些人就变成尸首了。”

沙尔瓦转身进了咖啡馆，古罗夫和斯坦尼斯拉夫钻进“梅尔谢杰斯”坐下，汽车旁出现了一个穿着外套、戴着风帽的人影。

“一切正常吧？祝二位一路平安。”

克里亚奇科把车窗放低一点，问道：

“我是不是该付点钱？”

“根本不用。随时欢迎二位光临。”

“不管怎么说，有钱才能办事。”斯坦尼斯拉夫开动了汽车。“谈判进行得怎么样？”

“够水平，”古罗夫嘟囔道，“犯人准是哪个人的儿子，要是个普普通通的小伙子，他们才懒得动弹。”

“显然是这样，”斯坦尼斯拉夫点了点头。“那么我明儿一早就去彼得罗夫卡，摸清证人的情况。”

“我去检察院，设法让他们把格奥尔吉·图林放出来。他没能打死我，杀人未遂的事我没吭声，这人只剩下收藏武器一条罪名。他是俄罗斯军官，在阿富汗打过仗，得过几枚勋章，因非法收藏枪支让他坐牢是不公正的。”

“要是他把你打死了呢？”斯坦尼斯拉夫这话更多的是问他自己，而不是古罗夫。

“要是老奶奶身上长了几只车轮，那她就不是老奶奶，而是电车了。这小伙子多年受的教育就是杀人，别的他什么都不会。”

“你打算招募他？”

“你知道我并不是招募，而是建立关系，”古罗夫生气地答道。“我们需要图林。”

“你指望他会怀有感激之情？老虎也只会杀人；假如你把它从笼子里放出来，又能牢牢抓住它的尾巴，那它会成为你强有力的警卫。只不过尾巴不能放，你一放老虎马上就会咬下你的脑袋。”

“你干嘛老是教我？你最好是去跟瓦西里·斯维特洛夫商量好，保证伙计们有汽车用，再把证人搞到手。我的脑袋由我自己关照。”

“汽车已经弄到了，夏伯阳也谈好了，需要的是钱。”

“两万目前够不够？”古罗夫把两扎美元放在朋友的膝盖上。“给伙计们预付一个月工资，你也拿一份，付清租车费，再写个简短的报销单，我不想让人家以为我们是在发横财。”

“你这么洁身自好是跟谁学的？”

“跟爸爸妈妈。”古罗夫一本正经地答道。

副检察长费杜尔·伊万诺维奇·德拉奇是奥尔洛夫将军的老朋友和同龄人。这位检察官自然早就认识古罗夫，并按自己的方式喜欢他，但他对密探管束很严。德拉奇年轻时在侦查机关工作，了解民警们在同检察机关处理相互关系时所使用的一切计谋和花招。

这位官员个子又高又瘦，加上长长的鼻子和又粗又长的眉毛，看上去像一只猛禽。他看人时总是显出不信任的神色，而且经常面带讥讽。此刻他坐在他那简朴的办公室的桌旁，用瘦削的手指卷着古罗夫的报告，把纸卷成一个小纸袋，仿佛要把硬糖块儿装进去似的。

“小伙子，你想要我相信，你的这个图林对社会不会构成任何危险。”德拉奇用两个指头抓住长长的浓眉，用它遮住一只眼睛，看了看坐在对面的古罗夫。“你说独一无二的带光学瞄准器的步枪他是碰巧买的，目的是为了转手卖掉，而手枪则是从阿富汗带回来的，留着它只是为了防身。你这娃娃当我是个老傻瓜吗？”

古罗夫没有吭声，他确信这个老练的官员什么都明白，什么都不会问。

“你有一点说得对，那个年轻人的案子法院不会受理。一个军官，得过勋章，阿富汗战争的英雄，这样的人不会因为收藏武器而定罪判刑。但这个人极其危险，他在牢里呆得越久，人们越安宁。你听着，列瓦，”德拉奇用信任的语气说，“说实话，你怎么认识图林的？”

今年春季图林受人雇用要干掉古罗夫，两个人拼死进行了一场肉搏，密探虽然孔武有力、身手灵巧，还是打输了。图林比他年纪更轻、力气更大，而且培训得更好。救了古罗夫一命的是个偶然的机会，当时密探已经被这个雇佣杀手两只强有力的手按在地上几乎要窒息了，就在这时他摸到了身上带的手铐，拼着全身力气猛击进攻者的头部。随后把武器放进图林驾驶的“尼瓦”汽车里，把汽车和神志不清的雇佣杀手悄悄送到汽车检查站。古罗夫自己当时已是遍体鳞伤，满身血斑，腿也瘸了，但他心里明白，这个阿富汗战场老兵要是在好人手里可是个无价之宝。他没有提供任何证词，于是图林因私藏武器的罪名进了班房。侦查员十分清楚，从阿富汗回来的军官是极其危险的人物，但眼下他决定冒个险，一个真正的密探总是喜欢挺而走险的。

“你干嘛不说话，是不是丧失记忆力啦？”德拉奇依旧温和地问道。

“费杜尔·伊万诺维奇，我和您都不是小孩，什么事都明白，”古罗夫凝视着这位官员，小心翼翼地答道，“您身居一定的职位，必须按相应的规矩行事。我把真实情况告诉您。假如给格奥尔吉·图林判刑，过两三年刑满出狱时他会成为一个充满怨毒、训练有素的杀人犯。假如我不提供证词，您也不改变对图林的强制措施，继续把他关在牢里，开庭审理后再放出来，他也是个充满怨毒、训练有素的杀人犯……那么这对谁有好处？”

“你终于开口了，我本来就知道这个案子你有所隐瞒，”德拉奇满意地说，“我听到一些传闻，说你跟彼得大吵一顿，然后休假去了，是吗？”

“假定是吧。”

“而我也就相信了这种蠢话？”

“未必，”古罗夫笑了一笑。

“这就是说，你又故伎重演，决心不通过法律手段，而是用自己的双手整顿俄罗斯的秩序。于是你需要一个欠你情的阿富汗战场的老兵。”

“亲爱的费杜尔·伊万诺维奇，我一向认为您是个明察秋毫的人，”

“你这个民警，我在你面前不是亲爱的，而是检察机关高级官员先生……我维护法律，不允许……”德拉奇说了半句突然住口，叹了一口气。“我拿你这小子怎么办呢？”

“您拿我没办法，因为眼下我没有罪，”古罗夫忍住笑容回答，心里明白自己胜利了，“您让格奥尔吉·图林具结保证不离开本地，然后改变对他的强制措施。我担保小伙子到时候出庭受审。”

“你什么都担保不了，”德拉奇一面唠叨一面拆开手上的小纸袋，把古罗夫的报告弄平整，“我了解你们侦查员的秘密花招，你担什么保！”检察官哈哈大笑。

古罗夫站起来鞠了一躬，竭力做出一副表示感谢的笑脸。

“谢谢您，费杜尔·伊万诺维奇。”

“别咧着嘴笑，你不像个驯顺的羔羊。愿你成功。”

格奥尔吉·图林走出监狱，随手关上铁门，看着忙忙碌碌的过往行人，他们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去猜想铁栅栏和窄得像条缝似的出入口里面是些什么。旁边停着一辆外国轿车，马达在嗡嗡作响，车门微开。图林不由自主地往车里面看了一眼，看见似笑非笑的古罗夫那对浅蓝色的眼睛。

“上车吧，格奥尔吉，我带你。”上校转身探过前座的靠背把车门推开。

“莫斯科我熟悉，好歹能走到，”图林气冲冲地回答，但还是上了车。“好个恩人，见你妈的鬼。”他抽起烟来，“我还在纳闷怎么突然改变了措施，原来是教父费心了。”

“除了我以外，谁还需要你？”古罗夫把车停在理发店附近，“你好像感到不满？”

“我忍着呐，教父，干嘛停车？”

“去把你自己收拾一下，”古罗夫递给图林五万卢布。“回家去再刮胡子，现在理发店不刮胡子了。”

图林走出理发店时，古罗夫看了看他那强壮而又匀称的体形，心想：俄罗斯从来都没有把人当人看待，这样的小伙子竟然白白浪费掉，而且谁也不用负责。

“我上次碰到你以后，脑袋上有两处缝了针。那女的一面剪发一面叫‘哎呀’，我只好说这是阿富汗留下的。现在上哪儿？”

“给你弄一身衣服。”古罗夫转过身来盯住图林，“你干嘛‘你’呀‘你’地称呼我？我跟你在一个战壕里呆过不成？”

“没有，不过好像……”图林一下子窘住了，但马上反咬一口：“那您干吗用‘你’称呼我呢？”

“合理合法。我是上校，你不过是预备役上尉。咱们往后一切都得讲个礼节。我叫列夫·伊凡诺维奇，假如你心里有气，可以称呼我‘上校先生’。我爱怎么叫你就怎么叫。”

“这不多余吗？”

“正当如此，”古罗夫斩钉截铁地说，“而且你要注意，检察机关不喜欢你，是我以军官的名义保证你不会逃跑，法庭随传随到。”

“说真的，打小时候起，父母死后就没有人关心过我。请允许我抽支烟好吗，上校先生？”

“抽吧。”

“可我没有烟。”

“那更好。”古罗夫在一个大超级市场门口停了车。“咱们给你买几件外衣。”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刚出狱的囚犯那身破旧衣服。

东西由古罗夫挑选和购买，退役上尉只不过试一试尺寸，一声不吭。他们走出商店时拎着两个大袋子，另外还有一包，是图林的旧衣服和鞋子。

“可以扔掉吗？”他在垃圾箱旁停下来。

“那么干活时你打算穿什么？”古罗夫赞许地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领子齐颈的灰色运动衫，口袋数不清有多少的皮夹克，厚底的高帮皮鞋。

“当然啰，是便宜货，”古罗夫总结了一句，“等你挣了钱再买更好的。但是作为一个退役上尉，看上去合乎规格。稍微有点像个土匪，但这是由于你的本质，而不是由于衣服。”

“对不起，顺便问一下，您是不是姓马卡连科？”上尉尖刻地问道。①

①安·谢·马卡连科（1888—1939）为苏联著名教育家，毕生致力于流浪儿童和违法少年的教育改造工作。

“我的姓完全不同，你很快就会永志不忘的。”

他们在有两个房间的秘密住所里来回走动。古罗夫用手指摸了摸电视机，在布满灰尘的表面留下一道痕迹。

“法院开庭以前你住这儿。把灰尘擦一擦，把屋子收拾干净。”

“请原谅我好奇，上校先生，我想，这是您接待告密者的地方吧？”图林想刨根问底。

“假如你认为自己是个告密者，那你就想对了。”古罗夫挪过一张椅子，铺上一张报纸，坐了下来。“明天早晨有人来带你去分局，办个临时户口，安排你去出租汽车停车场工作。”

“您是在招募我，”图林肯定地说，“我决不当间谍，决不出卖任何人。”

“我不反对。你身体健壮，但你身上放肆无礼的德行比你的力气多得多。”古罗夫移近一只脏碟子，抽起烟来。“你为了图财，受人雇用来杀我，”他弯曲一只手指，“我没有指控你，使你免于终身监禁。我没有问你是谁派你来的，付给你多少钱。我费了劲把你从牢房里弄出来，让你梳洗打扮，给你住房和户口，还帮你安排一份工作。”他松开拳头，喷了一口烟。“你本当说一声谢谢，而不应该跟我争吵。”

“我在想，列夫·伊凡诺维奇，您为了您这种恩德会要多少回报。”上尉也点燃香烟，在沙发床边上坐了下来。

“可是从你那里又能得到什么呢？‘我谁也不出卖，谁也不告发！’说得多好听！福金已经死了，而那位上将呢，凭你的供词不要说把他送上法庭，就连打发他退休都办不到。”

“您是秘密教团还是红十字会的？”上尉装模作样地哈哈一笑。

“未必如此，”古罗夫弹了弹烟灰，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个烟圈，让它缓缓飘散在室内潮闷的空气里。

“您干嘛需要我？”

“鬼知道，我也不清楚。我看中你是在那栋空房子里，你当时几乎把我掐死。后来在法庭调查时，你表现得很得体。在囚室里，我知道，你也像个男子汉，什么都不求人家。上尉，眼下男子汉很少，我物色这些人以备不时之需。有备无患嘛。你当个出租汽车司机，等候开庭。往后你再决定走什么路，往哪个方向去。给你那位将军打个电话，告诉他你已经具结假释，过着平静的生活，等候开庭。你我之间的谈话不用向他报告。当然，他们会对你进行核查，暂时还不会打扰你。在这儿住下，注意干净整洁。你喝酒吗？”

“很少喝。”

“最好完全戒掉。朋友和女人都可以结交，这套住宅反正我已经不再保密了。别去找我，开庭时我会到场，尽力让他们别过份纠缠。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

古罗夫站起身来，把钥匙放在桌上，留下几张大票子，默默走了出来。

古罗夫并没有说假话，他确实不知道往后怎样使用格奥尔吉·图林，也不清楚上尉这人到底怎么样，他是因为走投无路才去充当杀手呢，还是根本不值得信任。很显然，原先的克格勃中层军官中有一批人不承认新制度，力图进行报复。这批人的领导人之一是现已去世的福金上校，他过去在科尔夏诺夫将军手下供职，照古罗夫的看法，这位将军对阴谋活动一无所知。将军身居高位，对“微不足道”的事情不感兴趣。

而今福金不在了，位高权重的将军也不在了，上层人物作了重新安排，可是那些爱慕虚荣而又精通业务的上校们却留在原位。他们无疑受到金融巨头们的利用。对其中一些人，巨头们是暗中利用，从美味佳肴的餐桌上扔给他们一点残菜剩饭，再许以光辉灿烂的明天。另一些上校则是思想上的敌对派，他们不贪图钱财，他们的梦想是恢复旧日拥有的实际权力。这是一股可怕的势力；国内正在出现混乱局面，到处偷盗成风，许多地区民穷财尽，利用这种局面和这股势力，就可以向人们许诺整顿秩序，从而恢复以前的权力。

车臣的战争不仅夺去许多人的生命，使幸存者的心灵受到摧残；这是一个吞噬了数千亿元财富的无底洞，它让极少数人发了财，却使整个社会元气大伤。

永不停息的发动机和永不枯竭的水井是不存在的。俄罗斯是富饶的，但不是永不枯竭，车臣战争中消耗的财富不是从空气中信手拈来的，而是从千百万人身上掠夺而来。

古罗夫只是个职业刑侦人员，政治上的分析能力限于凡夫俗子的水平，也许略胜一筹，但也仅此而已。可是有一点他十分清楚：车臣这场屠杀牵涉到一些人的利益，没有这些人也就没有这场屠杀。一些人通过战争发财，也有一些人把钱放在次要地位，这些头领们等待着人们忍无可忍的那一天。从一切情况看来，目前把总统除掉的问题已失去意义，这人身体有病，并不危险，正在逐渐变成另一个勃列日涅夫，一个有名无实的统治者。

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坐在古罗夫家的客厅里，默不作声地浏览报纸。宽大的长沙发前有一张茶几，上面放着几瓶矿泉水和白兰地，还有一只装着榛子的高脚盘。白兰地酒瓶甚至没有开过，两位侦查员正在拼比看谁性格坚强，不过近一年来古罗夫很少喝酒，因此实际上已没有喝一杯的愿望。

“一把手离职休假去了，真有意思，这位君主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呀？”斯坦尼斯拉夫丢开报纸，往嘴里扔了几颗榛子。

“即使你我得知真实情况，咱们还是什么都弄不明白。”古罗夫也放下报纸，点燃香烟，“我相信他身边的亲信也不完全清楚他们中间谁是什么人，所有的人都有一副假面具，这些人你分得清么？”

“只能看外表：一个长得胖，另一个长得瘦，第三个是秃头，所有的人都主张和平、稳定、民主。”斯坦尼斯拉夫打了个呵欠，“咱们只有呆在一边当哑巴的份儿。”

“你知道到红场去抗议我们派坦克去匈牙利的那些伙计叫什么名字吗？”

“愚蠢的自杀。”

“别装傻了，我都厌烦了。”古罗夫从桌上拿来一瓶白兰地放在面前。“伙计们什么时候按你搞到的地址出动的？”

“昨天白天。”

“怎么没人打电话来？”

“没什么说的呗，是你亲自定的行动方针。这些伙计守纪律，脑子机灵，不会引起对方的任何反应。我根本不明白，这样不痛不痒地开展工作你能得到什么结果。”

“你自己说过，了解侦查案卷的内容以后，你认为这个案件是有预谋的。”

“我经常有些看法，准确地说，是推测。”

两个朋友无精打采地交谈着，两人都感到话不投机，但谁都不想首先爆发出来。像往常一样，还是斯坦尼斯拉夫沉不住气，首先发难：

“这个案子基本上已成定局，没有什么希望，只会白白浪费时间、精力和财力。我倒很想知道你怎么向沙尔瓦·戈奇什维利交代。”他打开白兰地酒瓶，往高脚杯里倒了一点，闻了一下，又呷了一口。“公爵言而有信，白兰地是真货。”

古罗夫对他的话毫无反应，开口讲话时若有所思，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也不指望别人答话。

“那么，有理由推测，爆炸发生那天小伙子的一举一动都作了仔细核查，他走的路线划分成一个个小方格，每个小方格里都安置了一个证人。破绽在于证人本身。”古罗夫沉默了一会，熄灭了香烟。“众所周知，证人从来都是没法找到的。这个案子里的人在不同的车站下车，却在惨祸发生后立即汇集到民警分局。”

“这没什么奇怪的，爆炸案不是头一次，人们饱受惊吓，迫切希望进行惩罚。”

“斯坦尼斯拉夫，别说漂亮话。人们经常渴望这样，但若是要他们去民警局，用套索拖也拖不去。这个案子中有五个人不仅提供了原始供词，而且都当众出庭作证。而在开庭时列席的可能会有歹毒的车臣人，他们不会宽恕这种行为。”古罗夫哼了一声，重新点燃一支香烟。

“你的烟抽得太多，伙计。”克里亚奇科说。

“我已经戒了酒，再要把烟戒掉，那就该犯我阉割一番，然后活活地摆在蜡像馆里陈列起来，”古罗夫终于发火了，“你怎么啦，难道真的不明白，按照起码的统计原理，五个证人中总该有胆小怕事的，至少也有明哲保身和无动于衷的。总会有某个人到别墅躲起来，还有某个人生病卧床或是到外地出差。按比例来说，能出庭的最多不过一个证人，了不起两个吧。可是实际上五个人全都出庭了。”

“这很奇怪，但却是事实。”斯坦尼斯拉夫喝干白兰地，重新倒了一杯，“我不想让你伤心，列夫·伊凡诺维奇，但我个人确信我们做的事徒劳无益。你这人这么聪明，你琢磨琢磨。有两种可能性。其一，公共汽车是那小伙子炸的，我们的一切推论都是多余的，什么组织、什么真正的恐怖分子都不存在。就算我们是对的，小伙子只是个牺牲品，我们的工作也毫无意义。这次行动的组织者是一些行家。爆炸发生后他们首先要干的事就是把实施爆炸的人干掉。咱们绝对找不到任何凶手，抓不到人也就一无所获，现有的判决将会执行。我昨天夜里睡不着，再三琢磨过每一个细节。我看你就别伤脑筋了，喝口酒，然后把钱退给公爵。”

“我同意，斯坦尼斯拉夫，你这一夜不错，没有白过。你只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马上喝一杯，再给沙尔瓦打电话。”

斯坦尼斯拉夫警觉地望着古罗夫，他对自己的朋友兼首长太了解了。他早已熟悉，所谓问题，其实就意味着陷阱。

“你还没有问，就吓得我走调儿了。”他把自己杯里的白兰地喝干，靠到沙发背上说：“快说吧，别磨蹭。”

“问题非常简单：某些行家干嘛需要爆炸一辆公共汽车，并且抓住一个恐怖分子？”

“你说什么？”斯坦尼斯拉夫气得张大了嘴。“这是造舆论！为自己的野蛮轰炸进行辩解！无休止地继续进行战争，好让他们大发横财！瞧你问的什么问题！你大概神经失常了！”他敲了敲太阳穴。

“我同意，斯坦尼斯拉夫，”古罗夫平静地答道。“我很高兴你在敲你那颗脑袋。也许你那些小齿轮要开始朝正确方向旋转了。造舆论？在俄罗斯，人们对车臣人恨得还不够么？有几位知识分子感到愤慨，大多数人则认为：应该用坦克把车臣碾平，也好警告别的人放老实一点。将军们力图为轰炸和平的村镇辩解么？将军们用不着为任何事情辩解，他们有飞机和炸弹，将军们干的是份内的事，单是莫斯科的一辆公共汽车不会成为借口和辩解的理由。他们正在大发横财？他们今后还要发财，战争也还要打下去。你是个有经验的侦查员，斯坦尼斯拉夫。你十分清楚，策划一场犯罪并提供充分的证人，让侦查的每个环节丝丝入扣、滴水不漏，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的确如此，”斯坦尼斯拉夫点头同意，“有莫斯科刑侦局和联邦调查委员会的侦查员，有检察院的侦查人员，还有陪审法庭。对这些人全都进行压制和收买是办不到的，因为人太多了。整个机构要像瑞士表一样校正得准确无误。”

“明白了吧？而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得到本来就绰绰有余的东西。但确实有人这么干了，我想弄清楚：是谁？目的是什么？”

“假如这一切不是你杜撰的话。”

“你以为桶是空的，里面没有火药？”古罗夫问道。

“什么桶？”斯坦尼斯拉夫感到惊讶。

“你想象一下，这儿有一只盖着的桶，里面有什么，只有已经听说的人才知道，而那些好奇的人——这就是你我——则在猜测：桶里是什么呀？是水还是火药？不打开它怎么知道呢？”

“钻个洞呗。”克里亚奇科冷笑道。

“那么谁让你钻呢？你干脆建议把它打开，看一眼得了。”

“没那么傻。”斯坦尼斯拉夫的情绪糟到了极点。

“可以走到桶跟前去抽支烟。那些已经听说的人会有所表现。假如桶里是水，你尽管抽吧。可要是火药……”

“他们马上就会对你下手。”

“因此我才给你和伙计们办了保险。”

“噢，感激之至！”克里亚奇科跳起来鞠了一躬，“我可不是做实验用的家兔！”

“别发火，喝口酒吧。”古罗夫又抽起烟来，“给沙尔瓦打个电话，告诉他你不干了。”

“不用你教我！”斯坦尼斯拉夫提高了嗓门，“那么，咱们得泡蘑菇，等着看它爆不爆炸？”

“你今儿个唠唠叨叨，令人厌烦，”古罗夫责备地说，“你不是听见我给伙计们怎么指示的么？别跺脚，别用手枪指着人家，别问一些愚蠢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认为恐怖分子不止一个人。当然啰，有点傻里傻气，可我们身不由己，我们是私人侦探所，奉命调查，人家付钱给我们。假如像你所说的，真正的恐怖分子早就被埋葬了，那么谁也不会留意私人侦探。可是假如杀人犯出于我们不理解的某种目的被保护起来，那么爱打听的人就很危险，有人就会有所行动。他们不会开枪，因为没有必要使好奇的人越来越多，众所周知，杀死一个，马上就会跑来五个。他们不会开枪，但会有所行动，我们应当测出这种行动。”

两个朋友久久默不作声，随后斯坦尼斯拉夫气愤地把白兰地推到一边，给自己倒了一点矿泉水，说道：

“假定是这样，可我们怎样发现敌人，寻找恐怖分子，又用什么去证明呢？”

“你呀，斯坦尼斯拉夫，就像乘电梯，一下子就窜到顶层了。可是你应该一步一步上楼梯，把每一个梯级都检查一下。说不定哪个地方裂缝了，踩弯了。一个车臣恐怖分子不值得他们这样费尽心机，大动干戈。他们的心里一定另有盘算。”

“你有些什么推测吗？”克里亚奇科问道。

“很遗憾，”古罗夫耸了耸肩。“除了五名勇气十足的证人外，这个案子里还有一个破绽。铁木尔·扬季耶夫属于一个很强盛的家族，他们不会派这样的小伙子干杂役。”

“也许这是一个家族找另一个家族算账，”斯坦尼斯拉夫犹豫不决地说，随后自己也不满意，皱了皱眉头。“对不起，我说些蠢话。要真的是那样，他们尽可以在本乡本土干掉他，不会把他弄到莫斯科来，安排这出场面动人的复杂的戏。这不是车臣人办事的风格；假如你说得对，这是一出精心安排的戏，那么他就是由特工部门导演的。”

“你爬上花园里的长凳就像征服厄尔布鲁士峰一样慢慢吞吞，那么费劲，”古罗夫笑了一笑。“当然是特工部门，想想看，联邦调查委员会里有哪些我们认识的伙计信得过，咱们少了他们的帮助可不行。”

“巴维尔·库拉根，他现在是上校，一个处的处长。巴维尔是你的朋友，该你去跟他谈，”斯坦尼斯拉夫答道。

“就因为这一点才不合适。”古罗夫从烟盒里又抖出一支烟，把它扔掉，喝了一口矿泉水。“抽烟抽得嘴里像喝醉了酒似的。人人都知道我跟巴维尔老早就很要好，要是我跟他见面被人发现，那他就会处境不利，我们也会失去主动权。”

“我也不合适，众所周知，我是古罗夫的人。得有一个库拉根信得过、大家又不认识的人当中间人。”

“不错，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古罗夫若有所思地说，“这就需要采取一种简单公开、谁也不会注意的方法。我们有时也跟联邦调查委员会联手工作，应当找一件公事跟巴维尔见面，不过你和我都不出面。”

“那么谁去呢？”克里亚奇科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你最好告诉我，为什么那个无罪而又被判处枪毙的人闭口无言，拒绝作最后陈述？”

“你越来越糊涂了，斯坦尼斯拉夫，这个问题只够乘法表的水平。”

“谢谢你，列夫·伊凡诺维奇，我过去一直以为你喜欢我。”

“我是喜欢你。命中注定，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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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犯人的亲属被带到莫斯科，分别安排在跟车巨人毫无关系的几户住宅里暂住，每户两人。古罗夫没有化装，只带了一副平光眼镜，穿一身家常便服，稍稍显出一点驼背。他跟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斯维特洛夫多年以前就一起在莫斯科刑侦局开始供职，这次坐他的车，在几个车臣人落脚的住宅里走了一圈。亲属中有父母和两个妹妹，爷爷是单独安排的。

斯维特洛夫已经退休，目前在内务部里的车库当司机，这次获准休假，到古罗夫这里来给他当差。由于他那具有传奇色彩的名字和父称，人们早就把斯维特洛夫称为夏伯阳①。此时他还未满六十，像个逃学的小学生一样感到心满意足。这一方面是能挣点钱——古罗夫给老朋友定的工资不比部长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老侦探又重新跟“伙计们”一起工作，仿佛青春去而复返一样。挣点钱嘛，当然也好极了，可以把别墅修一修，安个管子把水引进屋子里。夫人倒是没有吭声，可是从井里拎水的话，路上要歇三次。

①瓦·伊·夏伯阳（1887—1919）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著名英雄，斯维特洛夫的名字和父称跟他相同。

这次他开的不是公家的车，而是自己那辆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都要洗一洗、修一修的“日古力”旧车。看见古罗夫那副打扮，老侦探满意地笑了笑，说道：

“你好，列夫·伊凡诺维奇，你这身打扮朴实自然，恰到好处，别人再怎么自作聪明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你好像根本就没有化装，可人家就是没法认出你来。请恕我老头儿多嘴，你这发式和香水味跟你不相称。”

“有眼力，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香水味我毫无办法，可是发式马上改一改。”古罗夫从口袋里掏出一顶既无样式、也叫不出名称的帽子往头上一戴。

“这一下可就天衣无缝了，”斯维特洛夫呵呵一笑，“咱们去哪儿？”

古罗夫说了地址，仔细打量了一下老朋友，说道：

“你当我的私人司机，前后左右望着点儿，一发现不对头，不必核查，立即停车，我付车费给你，你找给我零钱，然后马上把车开走。我想我们有几天时问。你还要给几个侦查员开车，在他们面前你的身份完全暴露，这可没有办法。”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别吓唬我，已故的老爹在我七岁时用鞭子把我狠狠抽了一顿，从那以后我一直胆小怕事。”

“你把你的姓名住址等等全都写在纸条上交给我，我给你办保险，你交给老伴的退休金肯定少得可怜。”

“你还是老样儿，列夫·伊凡诺维奇，什么事都操心。”斯维特洛夫微微眯缝起眼睛，小心地把车绕到电车前面。“别说丧气的话，别把好运给吓跑了。可是照我看，要你送命的子弹还没有造出来。”

两个人都不再做声。斯维特洛夫按第一个地址停下车来，古罗夫拎起装“拍立得”照相机的运动包下了车，说道：

“夏伯阳，咱们一块儿去，你当摄影师。”

古罗夫决定不把照相的事交给任何人干，怕的是他们多照一份留作纪念。

头一家住的是铁木尔的两个妹妹，他的父母住在另一幢房子里，他们都显得很平静，举止庄重，一句话也没说，也不抬头看古罗夫一眼。古罗夫和车臣人里纳特分别同两姐妹及父母一起合影，随后他默默地鞠躬告辞。其间只跟他父亲产生了一点小小麻烦，那车臣人不愿意按古罗夫的要求把《真理报》拿在手里。但谢卡粗鲁地用车臣语说了几句，父亲终于依从了。

第三个地址住着铁木尔的爷爷，沙尔瓦·戈奇什维利也在那里。

古罗夫冷淡地问了声好，在房间中央摆了三张椅子。斯维特洛夫已经摆好架势，背靠窗子站着，他看了看镜头说：

“请尽可能靠近一点。您呢，老人家，别把报纸揉皱了，请把它摊开贴近胸前。”

斯维特洛夫咔嚓一声按了快门，随后取下相机中推出的照片，递给古罗夫。

“谢谢，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你在汽车里等一等。”

“咱们一块儿喝一杯吧，”沙尔瓦说，他对古罗夫以这副模样露面感到不满。这个格鲁吉亚人虚荣心很强，他本想向他的老朋友显示一下莫斯科有些多么杰出的人物在为他戈奇什维利公爵效力。可眼下来的并不是一个像美国人一样养尊处优、体态魁梧而又充满自信的超人，而是个俄国大老粗，看样子他今天不仅没有刮胡子，连脸都没有洗。

“我想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亲爱的朋友们。”沙尔瓦把几个杯子斟满酒，那酒的颜色深得像熟透的葡萄一样。

“不用了。”古罗夫等车臣老人落座，然后自己在桌边坐下来，端起酒杯。“请问老人家，为什么您那么有把握，说铁木尔没有犯罪呢？”

车臣老人那张因风吹日晒变得黝黑的脸看上去像一张面具，但眼睛却闪出一股愤怒的光芒。

“我了解我的孙子。”他稍停片刻，说道。

“这就够了。”古罗夫点了点头，喝完香气扑鼻的酸葡萄酒，转身对公爵说：“沙尔瓦，你找到了你的客人们可以去的地方吗？”

“找到了，”公爵不满地答道，“你要明白，列夫·伊凡诺维奇，他们不是孩子，不作解释把他们送来送去是不行的。”

“假如他们想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争取救铁木尔一命，那么他们会去的。老人家，”古罗夫对老人说，“请告诉梅里克和拉菲兹，让他们把那些恐吓勒索分子从莫斯科撤走，商贩让他们留下，其余的人得离开这里。”

“俄罗斯人，你到过格罗兹尼，见过他们在我们城里的所作所为吗？”老人的噪音像年青人一样坚定有力。

“老爷子，我也有我的人格，因此假如铁木尔无罪，我试一试救他一命。我只是个凡人，我只有一颗脑袋。”

古罗夫顶住了这个车臣人久久逼视的目光。

“真主会帮助你的。”车臣老人说着转过头去。

“那倒未必。”古罗夫站起身来。“我们已经讲过，阿塞拜疆人得把他们的恐吓勒索分子从莫斯科撤走。”

“格鲁吉亚人也好，车臣人也好，阿寒拜疆人也好，在俄罗斯人眼里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并不相同。好吧，我跟梅里克和拉菲兹说一说，希望他们能听我的话。”

“谢谢，愿您耐心一些，我会尽力的。”古罗夫点了点头，迈步向门口走去。

“等等，”车臣老人拦住古罗夫，久久盯着他的脸，问道：“俄罗斯人中像你这样的人多吗？”

“我没有数过，但肯定比所有的车臣人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古罗夫说着走了出来，他感到满意的是既没有撒谎，也没有冲犯别人。

报纸和电视开展了一场“狂轰滥炸”，矛头似乎冲着一些将军、官员和平庸无力、把选举前的诺言忘得一干二净的总统。任何言辞对俄罗斯人都已不起作用，他们不想分辨谁对谁错，只想过上正常的生活，干工作，领工资，修理自家的篱笆或心爱的“日古力”汽车，喝伏特加，追求女人。可是眼下工资也不发，从清晨到深夜，喋喋不休地老是讲什么“车臣”。可他们到底是谁呀？地图上都找不到。你门要自由？见你妈的鬼去吧，我们要安安生生过日子。

近年来民族主义在俄罗斯一个劲儿地发展。众所周知，俄罗斯人的特点是：嗜酒如命，不是人人都爱干活，东西不藏好就会有人顺手牵羊；然而在俄罗斯人的主要“优点”中，以往并不包括民族主义这一条。

俄罗斯人从来都不太在意自己的邻居是哪个民族。假如邻居是个男人，人们留心的是他的工作怎么样，喜不喜欢喝酒，能不能指望他，从他那儿借点钱管到发工资。假如是个女人，那么她是勤于持家还是举止轻佻，是爱吵爱闹还是诚恳待人，当然啰，臀部是否丰满，那也不无意义。至于她究竟是鞑靼人还是来自梁赞，谁知道呢，再说这问题一点意思也没有。

报刊记者和电视不遗余力地给车臣战争火上浇油，可是在俄罗斯从来都没有人知道分寸，对自己行动的后果也漠不关心。我自喔喔打鸣儿，管你天亮不天亮。

古罗夫心里十分清楚：说得委婉一点，许多俄罗斯人不喜欢车臣人。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斯大林时期车臣人被逐出车臣，实际上已被消灭；人们返回故乡后重建了家园。然而车臣人要求独立这件事却家喻户晓。他们要的是什么呢？举个例子来说，坦波夫地区也想独立，但他们只顾自己干活，什么也不说，暗地里支持共产党人，因为在共产党治理下秩序井然，大家平均分配，谁也不缺什么，酒多得喝不完。车臣则像个无底深渊，劳动工资源源流了进去。舞文弄墨的人断言钱流到了别的地方。这话可说得不大对头！要是没有车臣，盗窃现象也会少一些。在俄罗斯，主要的是要了解是谁的错。过去把一切都归到犹太人头上，可是现在对他们已经习惯了——尽管是些贱东西，可总算是自己人，本乡本土的。现在罪责归到了“黑小子”头上。

古罗夫记起一个人，他去加格拉地区①时曾连续几次住在他家里，那人待他像亲兄弟一样。最后一次他似乎借了主人的钱，可是现在这钱往哪儿寄呢？再说也不知他现在是死是活。这人是叫艾哈迈德还是加里克，他根本没有问过他是哪个民族的，连他的名字也忘了，也许从来都不清楚他叫什么名字。主人做的葡萄干羊肉抓饭和烤的羊肉串味道有多美——这个他还记得，还有那种烈性的恰奇酒——那更是没说的了。可是这个人他却忘了……古罗夫双眉紧锁，就像犯了牙痛一样。

①在格鲁吉亚西北部，原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境内。

出卖俄罗斯的是俄罗斯自己家里的民主派，不过，祖国母亲卖给谁了，这可是个极大的秘密。

古罗夫一走进博亚里诺夫律师的住宅，就觉得他这片小天地有了变化。不，整个陈设，那些古老陈旧的东西原封未动。前厅里那面昏暗模糊的大镜子依旧镶嵌在饰有图案花纹的、笨重的、看样子是银质的镜框里，几支磨光的鹿角依旧挂在镜子上方，脚下铺的依旧是磨破的地毯。就连屋子的主人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博亚里诺夫本人也依旧瘦骨嶙峋，青筋突起的颈子上围着围巾，那只巨大的鼻子和微偏的头就像一只窥视猎物的秃鹫。

古罗夫跟主人问了好，他已事先打电话约好了要来拜访。上一次他们分手时彼此很和气，可是今天律师又不跟他握手，只是招手要他跟着进来。走过客厅时，古罗夫几乎愣住了：原先放着旧得发黄的小不点儿冰箱的地方立着一台高大雪白、上下两个箱体的组合冰箱，而密探走进住宅时感觉到的变化在子气味。纸张发霉、满室尘埃的气味没有了，住宅里充溢着走进一家东方餐厅时闻到的芳香。

“这怎么理解，阁下？”博亚里诺夫指了指破旧的安乐椅，自己在桌边坐了下来。“我不久前从咨询所回来就见到这种不成体统的状况。我的住宅可不是堆放赃物的仓库……总之是这样，您明白吧。请注意，冰箱里堆满了各种食品，有许多我叫不出名称，我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

“请原谅，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竭力忍住笑容，“我不明白，我列夫·伊凡诺维奇·古罗夫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您别演戏了，尊敬的先生，凭您这点本事，外省最蹩脚的戏院都不会要您。”

“这话不对，我要是去检票或对付闹事的流氓，准是第一流的，”古罗夫一本正经地答道，“您别给我罗织罪状，您可是个律师。这儿没有行贿受贿，缺少犯罪要素。非法进入私人住宅，这我同意，可我连间接参与都没有。了不起指控我知情不举。我知道，但没告诉您。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心里一清二楚，要是给我立案，法院是不会受理的。”

“是的，真见鬼！可是我却靠它来进食！”

“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法学家，您这种说法是不能容许的，”侦探终于忍住笑声，一本正经地说，“您并不是靠冰箱来进食，您只不过从冰箱里取出食品，您和所有的人一样，是用盘子进食。”

“可我吃的是偷来的东西，我是被逼无奈……要是我的祖父……”

“请允许我表示异议并打断您的话，”古罗夫断然说道，“也许我告诉您的情况会使您扫兴，因为它会使您的苦行僧精神减色。出钱给您买这些东西的人已经有二十年不偷不抢了。时效期限已过，那么其余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咱们别再争论香肠什么的了，这种争论留给杜马去干。咱们还是谈谈您的当事人。”

“我没有当事人，只有已经判决的犯人。”

“我不想纠缠细节。尊敬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我不慎结识了铁木尔·扬季耶夫的爷爷，并进而得出结论：小伙子是无罪的。”

“这一点我一直清楚，因此这些礼物才令我十分烦恼。可是他却一声不吭！您明白吗？他不给我丝毫机会让我为他辩护。”

“他会开口的。他的供词不能被看作是新发现的情节，也不能作为重新开庭审理的依据，因为铁木尔的证词将会缺乏证据。”古罗夫对这个书房的环境已经相当习惯了，他把烟灰缸挪近了一点。

“请抽吧，请抽吧，”律师赶紧说。“您从哪儿得知这一切，您是怎么弄到案卷的？”

“这并不重要，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说着点燃了香烟。“我必须跟铁木尔·扬季耶夫会面。”

“不可能。他关在死囚牢房里，只有律师才能获准见他。”

“我相信没有您我也能同小伙子见面，但我认为那样做不道德。”古罗夫稍停片刻，继续说：“假如我的工作顺利的话，有可能撤消对铁木尔故意实施恐怖活动、造成人员伤亡的指控，但可能控告他参与犯罪。到时候他需要一个律师，因此您最好一开始就了解进展情况。”

密探陡然住了口。“看来斯坦尼斯拉夫说得对，我大概神经失常了。我把一个完全孤立无援的人拖向何方呢？假如事态大致像我所预计的那样发展，那么谁也不会理解眼前这个人。可是一旦我获得成功，那么律师就可能被心怀仇恨的人随便干掉。”

“您在想什么，年轻人？”主人用尖刻的语调问道。“您是不是在犹豫，不知是否值得把今天这种血腥的现实告诉这个老傻瓜、这个旧时代的残渣余孽？这个小律师会不会无意中被人干掉？”

“大概是这样，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承认了。“咱们这么干。我们俩去一趟监狱。我正在查找犯人的同谋。侦缉人员在律师陪同下跟小伙子谈谈话，这件事不会引起任何怀疑。会面以后您继续办您手上的案子，不用管铁木尔·扬季耶夫的事。假如能发现一些新的情况，您再参加工作，作为律师您理当如此。”

“这跟私下里参观画展不同，年轻人，跟死刑犯人见面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您办不到的。”主人说得满有把握，但他的目光里露出不加掩饰的兴趣。“您是皇上的亲信吧？”

“我只不过在侦查部门工作了二十多年，有许多朋友，敌人则更多。总之，伊万·马克西莫维奇，这个问题该我来解决。假如有些好奇的人来拜访您，问您一个刑侦局的上校干嘛要围着您转，您不妨说一些我的坏话，就说这人为了钱不择手段地招摇撞骗，蒙哄别人，假装积极。您就说您感到遗憾，但是您的当事人有罪，法院的判决是对的，您不相信总统会赦免他。”

“您逼着一个老头儿撒谎，真是罪过。”

“撒谎是为了救人一命。上帝会宽恕的。”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认为对铁木尔的指控有可能是伪造的，但五个证人不可能都是冒充的。令我产生很大怀疑的是那个……”律师停下来回忆证人的姓氏，然后沉吟地说：“伊夫列夫。我记得，他是个银行职员。他在公共汽车里坐在铁木尔旁边，铁木尔的背囊仿佛压了他的脚。伊夫列夫在汽车里坐的时间不长，只一站就下了车。这个证人很奇怪，这样的证词也很蹊跷。”

“谢谢您，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站起身来，“一旦我获准会见犯人，我就通知您。”

博亚里诺夫起身送客，在客厅里见到那台大冰箱，回过头来腼腆地问道：

“怎么，那些不速之客就这样一个劲儿地不请自来，往冰箱里塞食物不成？这种状况要闹多久？”

“但愿我能碰上这些鬼家伙就好了，我的冰箱有只死老鼠，是饿死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这是人家应付的酬金，您不用犯头疼，心安理得地收下得了。”

“换把锁成不成？”博亚里诺夫叹了一口气。“而且还把这冰箱放在客厅里？真亏他们想得出来。”

“我对您深表同情，您弄得我都快要流眼泪了。”古罗夫道了别，离开了律师的住所。

奥尔洛夫将军怒气冲冲，但这怒气多半是装出来的，仿佛因为老侦探这里的情况相当糟糕。

古罗夫坐在他老爱坐的窗台上抽烟，把烟雾吐向通风的小窗口，等着他的朋友把气消下来。密探毫不怀疑，彼得发脾气与其说是由于他的无理要求，倒不如说是由于那身将军服，奥尔洛夫从早晨起就不得不穿上它，因为一大早就去见上司，在他的地毯上来回转悠。现在他懒得换衣服，可那套制服裹在身上，让他感到很不自在。古罗夫伸手就能从衣橱里取出一套便装西服，帮助彼得恢复常态，但他知道，将军不好意思当面脱裤子，露出两条毛茸茸的弯曲的大腿。

“我跟你说得很清楚，我不认识现在典狱长，不会向他提出非法请求。”奥尔洛夫解开胸前那排闪闪发亮的钮扣，重重地叹了口气。“你就像个不懂事的娃娃，想靠着别人飞向天堂。”

古罗夫一言不发，从窗台上跳下来，从衣橱里取出首长的西服，挂在打开的衣橱门边上。

“你换换衣服，我去跟维罗奇卡聊聊天。顺便说一句，多蒙你关照，这姑娘至今还没有出嫁。”

“厚脸的家伙，她本来要出嫁，可至今单身一人，不是亏了我，而是多亏了你。这姑娘把所有的男人都拿来跟你相比，可你这个讨厌鬼都没有个尺寸。”

“得了，你快点。”古罗夫走出房间，随手带上厚重的双层门。

接待室里坐着两位上校，膝盖上都放着公文袋。看见古罗夫出来，其中一个便站起身来，密探对他摆了摆手。

“别作指望，维佳，这会儿进去可是自讨没趣。我对你们的忠告是：下午再来。”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是在休假呀。干嘛要争吵呢？”第二个来访者问道。他身上带着肩章，尽管在局里只有特殊情况下才穿制服。

“廖沙，你穿制服很合适，”古罗夫对正在摆弄崭新的咖啡壶的维罗奇卡使了个眼色。“去当干部吧——权大一些，制服也随时可穿，姑娘也够你挑的。”

“你这人挺粗鲁，列夫·伊凡诺维奇，”那位上校生气了，“你以为只有你才是侦查员，别人只不过是来去匆匆的过客。”

“廖沙，你问问姑娘们，每个人都会说你穿制服很帅，”古罗夫笑了，这时他听见维罗奇卡桌上的电话丁零零响起来，说道：“噢，维罗奇卡，这是市内并联电话吧？”

“就好像您不知道似的，”维罗奇卡生气地答道，“您是已有家室还是一直没有拿定主意？玛丽亚会离开您的，她做得对！”

“我对她也是这么说，”古罗夫对维罗奇卡伸了伸舌头，回到将军的办公室。

奥尔洛夫已经换上便装西服，正在拨电话。

“谁也找不到，都到前线去了，这些混蛋。”

电话终于接通了，奥尔洛夫问道：

“上将先生吗？我是奥尔洛夫。你好，你好，我马上就可以看出你对我记得多清楚。干嘛不拨自动电话？因为你似乎已经退休了，你的专线按理会撤掉。熟人和老朋友？好极了，我正需要你的朋友。你曾经主管过监狱工作。很久以前，那也没关系，你手下的人还在任职，记得自己的首长，你明白吗，老朋友，我的一个伙计必须会见一个判了死刑、指望获得特赦的犯人。一把手嘛，据我所知，是在休假，等休完假回来他就顾不上特赦的事了。在哪个监狱？”奥尔洛夫看了古罗夫一眼，听他讲了以后说：“对，就是那儿。我们掌握一些重大疑点，犯人不是单枪匹马，犯罪集团仍然逍遥法外。为什么以前没有想起来？案件很多，只有一双手啊。是古罗夫上校。你是说他很高傲？他在这方面没事儿，上帝本来把才能分成十份，最后却给了一个人嘛。你说你打个电话，跟他们说一说？谢谢你，老朋友。你近来怎么样，孙子们怎么样？”

奥尔洛夫用手捂住听筒，说道：

“列瓦，你那狗屁个性连住在花园区的人都知道。去吧，傍晚再打电话来。”

铁木尔·扬季耶夫、律师博亚里诺夫和古罗夫上校围着一张干净的木桌，坐在紧固于地板的凳子上。房间里没有窗子，但空气十分新鲜，不仅闻不到监狱的气味，连营房的气味都没有。沉重的铁门上有个小孔，细心的人可以发现，房间上方的几个角落里安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当然啰，房间有人监听，谈话也会录下来。

律师跟犯人问了好，小伙子低声而有礼貌地答礼，对古罗夫则冷淡地看了一眼。上校惊讶地发现小伙子没戴手铐，外表也不像个判了死刑的人：脸色平静，根本不显得衰弱不堪，神态坦然，不过目光呆滞，仿佛没有生气。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跟铁木尔谈谈，我听一听，”古罗夫一面说一面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铁木尔亲属的彩色照片，摊开放在铁木尔面前，旁边再放上一页事先打印好文字的纸。

“怎么样，铁木尔，咱们就这么一直不开口不成？”律师心里明白他只不过是块挡箭牌，他的话不起作用。“你在法庭上承认装炸药的背囊是你带上汽车的，你本来不打算把它留在车上，但匆忙之间忘了拿走。这是又蠢又笨的谎话，娃娃。我们已经得知，除你以外，参与恐怖活动的还有几个人。你在坐牢，在盼望赦免，可你的朋友们却逍遥法外，津津有味地又吃又喝，谈情说爱，你认为这样公正吗？”

古罗夫往桌上摆照片时，铁木尔对这个俄罗斯人并不在意，本想把照片推到一边去。但他的目光突然凝住，手猛地哆嗦了一下，冷漠的脸上现出古怪的神色。他不听律师讲话，仔细看着一张张照片，把它们推开又重新拿在手上，抬头望了望这个陌生的俄罗斯人，又把那张印着字的纸凑近一点，只见上面写道：

“铁木尔，注意报纸上的日期。你的亲属的照片是两天前在莫斯科拍的，现在你的亲人们在很远的地方，他们绝对安全，谁也抓不到他们。你的生命不属于你个人，你是你母亲生的，父亲和祖父把你抚养成人，你身上流着祖先的血，你没有权利把它抛洒在监狱的院子里。把纸翻过来，简单写一写事情的经过。我要抓住策划者。”

古罗夫看见小伙子把这段话读了两遍，便掏出钢笔放在他面前。

“铁木尔，是谁给了你爆炸物，是谁教会你使用它的？”律师继续单调地重复道。

铁木尔慢慢写着。古罗夫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随即走到门口，在小孔前面挥了挥手。门没有打开，一个平静的声音问道：

“你们谈完了吗？”

“没有，我想要个烟灰缸。”

“通风机没开，不能抽烟。”

“噢，对不起，也免得你费心了，”古罗夫答道。他看见铁木尔已经写完，就走到桌子跟前，拿起钢笔、照片和那张纸放进口袋，说道：

“说不定我碰巧会见到你的哪个亲属，有什么话转告吗？”

铁木尔把头扭到一边，闷声说道：

“感谢真主！”

“是该感谢，”古罗夫点点头说：“也许再补上一句，说你热爱让你生到这世上来的父母、把你扶上马背的爷爷，还有你亲手带大、又教他们懂事的两个妹妹？对他们说，真主伟大，但真主告诫每个人要走完自己的路、斗争到最后一息？”

“您并不是车臣人，您是俄罗斯人。”铁木尔答道。

“是俄罗斯人，”古罗夫说，“而且我看这没有什么不好。”

博亚里诺夫和古罗夫坐上“雷诺”牌汽车，驶过两个街区，把车弯进一个胡同。密探把车停住，熄了火，从口袋里掏出铁木尔交回的那张纸，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违反了现行的一切法律，”律师喃喃说着，试图打开古罗夫捏在手上的那张纸。

“请原谅，伊万·马克西莫维奇，违反一切法律我可没有那能耐，法律太多，生命太短啊。”

他没有打开纸条，不慌不忙点燃一支烟，把车窗稍稍放下一点，这才把纸条摊开，看了一遍，随即递给律师。

“我当时一无所知。”律师没有克制力，念出声来。“有人给了我背包，说里面装的是跟异教徒作斗争用的资金，让我上公共汽车，叫我在起义广场下车，把背包留在后座底下，说是有人会拿的。谁来拿，我不知道，跟我说话的是个俄罗斯人。这人年纪不老，中等个儿，头剃得光光的，一只手上刺着一只锚。我被捕后的第一天，囚室里有个俄罗斯人，样子像个流浪汉，对我低声说：要是我信口开河，就把我全家杀光。他说出了我的父母、爷爷和两个妹妹的名字。那流浪汉很快就被带走了，我再没见过他。”

“这么说，我们的看法是对的，”律师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这种材料对我们未必有什么帮助。一切都已取证了，定案了，谁也不会承认这样的纸条是新发现的情节。”

古罗夫从律师手里拿过纸条，装进口袋。

“走着瞧吧，伊万·马克西莫维奇。”他开动汽车，看了看后视镜，笑了一笑。“我马上送您回家，目前不再跟您见面，多长时间不知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差点儿忘了告诉您，”律师突然活跃起来，“他们把冰箱从客厅搬到了厨房里。”

“那我恭喜您了，您看见了吧，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可您偏偏不相信有鬼神。”

玛丽亚打电话回来说，拍片子的事拖延下来——老板破了产，制片人正在筹款，只剩下两个拍摄日，剧组的人到齐了，但工作陷于停顿。

“到了这种地步，”女演员说，“就开始怀念昔日的萧条时代了。”

“什么都别管，回来得了，”古罗夫气恼地说，“我在拼命挣钱，不久就可以乘飞机去加那利①度假了。”

①加那利群岛属西班牙，位于大西洋中，靠近非洲摩洛哥西海岸，是人们冬季旅游疗养常去的地方。

“我什么都可以不管，就是没学会扔下朋友们不管。进房间的镜头我已经拍了，但出房间的还没拍。我甩手就走，难道叫他们再去找个演员，把整场戏重拍一遍不成？”

“噢，那当然不成，”古罗夫稍稍消了一点气。“去加那利群岛的事我也性急了一点。我这里的工作才刚开头。”

“忍着点儿，干下去，加那利的事等等再说。”玛丽亚讲话时竭力打起精神，但古罗夫感到她的情绪很沮丧。

“谢谢你打来电话。吻你。”玛丽亚在电话里也回了一吻。古罗夫放下听筒，从卧室来到客厅，那里聚集着侦缉小组全体成员。

聂斯捷伦科、柯托夫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斯维特洛夫坐在长沙发上喝茶。斯坦尼斯拉夫模仿古罗夫的神态，一边在地毯上踱步，一边居高临下地看看在场的几个人。一见主人出来，克里亚奇科赶紧在单人沙发上坐下，显出一副天真的样子。

“使不完的精力，我真羡慕你，”古罗夫说。“你怎么不知疲倦呢，斯坦尼斯拉夫？”

“我这人有耐力。”斯坦尼斯拉夫低下头来。

“大家有什么想法？”古罗夫指着放在桌上、写着铁木尔供词的那张纸问道。

“像是真的。”格里戈利·柯托夫说。

“怎么把它带出来的？”聂斯捷伦科问道。“犯人跟监狱外面通信是要检查的。”

“我口袋里另有一份事先写好的，”古罗夫答道。“要是有人问，我就拿出来。可是我去探监有典狱长指示，因此值班军官决定对我不过问。华连廷，我想听听你的建议，而不是问题。”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想先把所做的工作汇报一下，”聂斯捷伦科答道。“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可是没有结果也是一种结果。格里戈利，你愿意谈谈吗？”他看了柯托夫一眼。

柯托夫否定地摇摇头，于是退休上校继续说：

“我们同四个证人见了面。第五个晚一点再说。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西亚诺夫，二十八岁，个体商贩，往波兰跑生意，单身，生活小康。他在白俄罗斯站上了公共汽车，过了两站下车，他看见铁木尔上车，也是在白俄罗斯站，手里拿着一个小背囊。卡西亚诺夫有一辆五座‘日古力’汽车，案发的当天车子在汽车维修站，准备进行技术检查。我们核对过了，他说的都对，维修站的人对卡西亚诺夫很熟悉，他能按时付款，但为人吝啬，不喝酒。我认为他未必会跟特工部门的人合作。”

“谢谢，”古罗夫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柯托夫，见他又擤了一次鼻涕，勉强说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请允许我到最后再说几句。”

“好的。华连廷，你接着说，”古罗夫在长毛绒包面的单人沙发扶手上坐下来。

“科诺瓦洛夫·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坐在汽车后座上，这时铁木尔上了车，坐在他身旁。此人四十岁，已婚，有两个孩子，以前是电气工程师，现在当司机，为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的一些售货亭服务，我推测他的主要职业是当警卫。他体格强壮，在阿富汗打过仗，受伤后退伍。很顾家，能喝点酒，但不酗酒。他不喜欢‘黑小子’。在科诺瓦洛夫看来，阿富汗人也好，车臣人也好，都是一路货色。这人挺稳重，甚至城府根深，但又很健谈，这就值得警惕了。家庭生活富裕、但也仅限于此。有一辆‘日古力’3型汽车，但用车的多数是他妻子，她在米季诺的公共墓地工作，我们没上那儿去。科诺瓦洛夫跟特工部门的联系我实际上予以排除。他并未掌握侦查情报，工作，家庭，人情关系，我认为都有限。他可能有一个情妇，是售货亭的一个姑娘，他们就在那里解决一些迫切问题。”退休上校住了口，喝了点茶。

格里戈利咳了一声，意味深长地看了朋友一眼。聂斯捷伦科不耐烦地挥挥手。

“最好把你那长鼻子擦干净。我啥也没忘，让我歇口气。你扮你的鬼脸，我只好自己汇报。寄生虫！”

“你是个反犹太主义者。”柯托夫嘟囔了一句，扭过头去。

“格里戈利提醒得对，科诺瓦洛大的供词里有一处重大矛盾。”

“两处。”柯托夫纠正他，说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聂斯捷伦科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

“都不是小孩，都当侦查员了，还像孩子一样吵嘴，”古罗夫笑了一笑，“你们白天没吵够么？”

“把我的思路打乱了，这丑八怪，”聂斯捷伦科嘟囔道。“好吧，当铁木尔上车时，后座上所有的位子都不空，科诺瓦洛夫身旁放着一个大背囊。于是证人把它拿开，给小伙子空出位子，可是这会儿他却断言他没法容忍那些黑小子。您吩咐我们别抓证人言语中的破绽，他这种奇怪举止我们听了就当耳旁风。可是科诺瓦洛夫本人却谈起这件事，长篇大论讲了半天。他说，就为这个背囊，律师在法庭上把人纠缠得疲惫不堪。为什么，干嘛，由于什么原因要这样？证人则肯定地说，他当时在看一本杂志，没有看清走到跟前的这个小伙子的嘴脸，因此才拿开背囊，空出位子。”

“然而科诺瓦洛夫不是应该拿开背囊，而是应该把它背上，因为下一站他就下车了。”斯坦尼斯拉夫说。

“不错，”聂斯捷伦科点点头说，“更奇怪的是他提前一个站下了车。他本该再坐一站，因为他住在沿公共汽车线路再往前的地方。科诺瓦洛夫对小伙子和他那个小背囊记得很清楚。为什么他的记性这么好，他解释说，小伙子长得很像个车臣人，而他的背囊则跟科诺瓦洛夫本人的背囊一模一样，只不过没有完全展开，只展开了三分之一。

“干得很出色。”斯坦尼斯拉夫说。

“科诺瓦洛夫的位子被伊夫列夫·爱德华·亚历山德罗维奇占了。当他坐下时，铁木尔的背囊碍事，于是小伙子把行李挪了一挪，稍稍压了一下邻座这位新乘客的脚。那人粗野地骂了一句，称铁木尔为‘黑屁股’，马上跳起身来，汽车一停就下了车。伊夫列大这人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他三十五岁，是个很内行的花匠，自种自卖，已婚，没有孩子，在多罗戈米洛沃公路边上有一个小小的别墅，种了0.12公顷的花，比植物园的花还漂亮。房子和花圃由两条大牧羊犬守卫，吃的东西不用从别人手上买。我们没有碰到伊夫列夫，他家里显然不和睦，女主人拒绝跟我们谈话。邻居们认为爱德华要么酗酒了，要么找女人去了，大约有一星期没见到他。来运花的是一辆‘伏尔加’汽车，花是批发出去的。我们未能查明汽车和司机。伊夫列夫有一辆‘莫斯科人’汽车，爆炸那一夭他干嘛要坐公共汽车，不清楚。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的花贩子对伊夫列夫非常熟悉，对他看法不错，他们对他‘出卖别人’感到惋惜，但都说他对花十分内行，没有人比得上他。

“现在讲铁木尔在普列斯尼亚站跳下汽车时站在车门口的那个证人，他肯定地说，小伙子下车时手里什么都没拿。这人叫费季索夫·尤里·尤里耶维奇，三十五岁，离了婚，做点买卖，他说他目前从一家小店里离了职，另一家还没安排下来，住宅里总有一些闲来无事的人在那里逛荡，管段民警是他最好的朋友，因此这个费季索夫没法管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喝酒，交朋友，找女人。他似乎在阿富汗服过役，但未能核实。他邀请我们喝一杯，但断然拒绝谈恐怖活动和法院开庭的事，还试图打我的犹太朋友的耳光。他没有得逞，我看他的手得缠上绷带了。”

“斯坦尼斯拉夫，倒点茶，你只要不喝茶就会变得冷冰冰、干巴巴的了。”

“列夫·伊凡诺维奇没让喝嘛。”斯坦尼斯拉夫往茶杯里斟满凉茶，“诸位同事，我跟你们一样，让我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我不开口。”

古罗夫听侦查员争吵时无动于衷，仿佛他不在场似的，即或在场，也一门心思在想别的事。斯坦尼斯拉夫早已习惯了朋友为人处世的态度，聂斯捷伦科和柯托夫却感到气恼，但外表上并未显露出来。

“最后一个证人跟铁木尔同时下车，他目睹了汽车爆炸，便把小伙子交给了两个特警队员，这两个人当时正在离车站两步远的地方喝罐装啤酒。”

“这个证人叫捷列霍夫·谢苗·西多罗维奇，四十一岁，已婚，有个女儿，本人在商业银行当职员，”斯坦尼斯拉夫接着他的话说，“他肯定有一辆小汽车，他怎么会坐公共汽车，谁也不清楚。”

“这事许多人都清楚，”聂斯捷伦科反驳道，“银行有一个长期客户过生日。我们核实过。人们都喝了酒。捷列霍夫把他的‘奥迪’车留在银行旁边有人守卫的停车场。我认为证人不是冒充的，这些人形形色色，毫无联系，也不可能是情报网或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人，因为从公羊身上挤奶是毫无价值的事。我这位永远流鼻涕的搭档观点不同，让他说说看。”

柯托夫小心地擤了擤鼻涕，沉吟地说：

“上校说的我都同意，但是对于结论我认为谨慎一点为好。看来上面说的几个人中没有一个属于在编人员，也不属于情报网，然而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受我们和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伙计们的支配，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们全都是冒充的，因为有人对他们施加压力。华连廷断言这些人形形色色，相互间毫无联系。所有的人都胆大包天，又都遵纪守法。斯坦尼斯拉夫，你看过侦查案卷，你说说看，询问过多少证人，发现了多少目击者？”

斯坦尼斯拉夫翻开记事本，瞥了一眼，说道：

“十六个。”

“可是受到询问的不应当少于一百人，而且只有在最理想、最顺利的情况下才能办到。”柯托夫停了一下。“我们每个人过去都寻找过证人。询问了十六人居然能找到五个，而且都是铁证。”

“捷列霍夫抓住了铁木尔，他是自己去民警局的，不是别人找他，”聂斯捷伦科反驳说。

“列夫·伊凡诺维奇，别再兜圈子了，您心中完全有数，原告一方是有意拼凑的！”柯托夫气愤了。“离车站几米远的地方正好有两个特警队员在喝啤酒，这就像灌木丛里碰巧有一架大钢琴一样荒诞可笑。汽车在离车站四十米的地方爆炸。强烈的震荡，人们都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好奇的人才开始走近惨案发生的地点。可是已有醉意的银行职员却当即抓住铁木尔·扬季耶夫，拼命叫喊起来。为什么要抓住？是他霎时间记起小伙子带着背囊上车、却空手下车么？这不可笑么？而且每个证人我都能指出几处破绽。”

“经验丰富的律师已经指出了所有不合情理的地方。然而判决还是作出了。你也不必劝我，格里戈利。这个案子每个人都看得出，指控是伪造的。你的朋友聂斯捷伦科也已看出，他不过是在挑逗你而已。”古罗夫站起身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看得出对他们每个人都抓了个什么把柄，可能是收集了一些材料，为招募他们作了准备。挑拨离间的立意打定以后，把材料翻出来，就跟这些人进行商谈，说是有件什么事，你心里有数，你帮我们揭露恐怖分子，我们就把你忘掉，往后你可以安心过日子。总之是老一套手法。时间定好了，角色分配好了，于是就动手干起来。而这些‘证人’无疑互相之间并不认识，每个人都以为只有他一人这么特殊。”

“但鲜花迷伊夫列夫除外，”斯坦尼斯拉夫说，“他一下子就叫我产生了警惕。伙计们，你们干的工作我又稍微重复了一下。这人确实纵酒无度和游手好闲。但九月份却不是如此，因为正是花季，他要干活。他酗酒游荡是有时间安排的，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他突然离家出走，走得不是时候，我认为他是感觉到他在葬送一个无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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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古罗夫表示同意。“可是单靠一个证人是得不到重大结果的。假定我们能找到他，让他清醒过来，把他藏起来，跟他做做工作，伊夫列夫这一辈子永远也不会招供出来，但我们却会完全暴露。连傻瓜都会明白过来，这些侦查员不是在找同案犯，而是在推翻指控。其他证人中就会有一两个被汽车撞死，幸存的证人也会吓得魂飞魄散。假如我们坚持干下去，我们也将被迫停止工作，转而争取保住自己的性命。”

“指责别人我也会，”斯坦尼斯拉夫生气了，“列夫·伊凡诺维奇，既然你料事如神，就别跟下属商量，布置任务得了。”

“咱们需要找到给铁木尔布置任务的那个手上刺有图案的俄罗斯男人，”古罗夫答道，“还有囚室里那个熟悉扬季耶夫近亲的流浪汉。”

“那么阿拉伯神灯你要不要？”斯坦尼斯拉夫冷笑一声。

“要的，”古罗夫认真地答道，“当然啰。布置任务的那个人既不是光头，手上也不会刺图案。囚室里那个眼线也根本不是流浪汉，这人另有来历。但这两个人必须找到，因为线索从他们身上通到上层。”

“说说倒容易。”克里亚奇科忍不住说。

“你想要任务，那就合计合计；接到了任务，就想想怎么去完成。”古罗夫按老习惯耸了耸肩。“斯坦尼斯拉夫，或许你是想要我又替你动脑筋、又替你干活，而你只管发表长篇大论和逗人发笑？”

“别说昧良心的话，列夫·伊凡诺维奇！”克里亚奇科当真着恼了。“再说这些人早就不在莫斯科了。”

“那么他们在哪儿呢？这些工作人员，或者说很得力的现行特工，不是只用一次就拉倒。这种职业特工不可能有充分储备，目前这种人奇缺，而联邦安全委员会，还有我们局里的败类们，都没有童话里那种自动摆出食物的桌布。其次，我们应当明白，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反间谍机关和刑事侦查局，只不过是由不同分支机构中召到一起的一伙人。当然，他们是专职人员，但远非是最好的；他们有周密的策划，贪婪而又凶残，但同时也胆战心惊。搞阴谋的人总是有些胆小的，他们干的是混水摸鱼的勾当，因此什么都怕，而且彼此猜忌。由于人员经常重新配置，他们不可能组织得很严密。应当抓住线索结尾的一头，往后就轻松一些了。”

“列夫·伊凡诺维奇，咱们现实一点，”聂斯捷伦科说。“假如我们非要干不可能的事，而且抓住不放，那么要么线索被他们砍断，要么我们被他们干掉。”

“华连廷！我今天就可以放你走！你去另谋职业，回保安公司去，养得脑满肠肥！”

“列瓦，”斯维特洛夫突然开口了，他坐在那里一直默不作声，大伙儿都把他忘了。“你这孩子别让人受委屈，他们都是活人，都不想死。”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你不用教训我！”古罗夫很少像这样提高嗓门。

“可是除我以外再没有人对你直言不讳了。”斯维特洛夫淡淡地答道。“你进莫斯科刑侦局时我已经当密探了。华连廷感到害怕，所以他才能活到今天。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来确定自己的战略，我们尊重你。”

“谢谢，夏伯阳。”古罗夫对聂斯捷伦科点点头说：“对不起。那么好吧，斯坦尼斯拉夫，你再到莫斯科刑侦局去。囚室里那个眼线用的自然是化名。永远也不会有人对你说出这个人来。然而眼线是由某个侦查员安置在囚室的。他总会编制在某个人手下。眼线你是找不到的，但那个侦查员你可以试探出来。眼线呆在囚室的准确日期是知道的，值班员那儿登了记……”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不用教我了。这就是说，判断出谁是眼线的监督者，跟他接近。杜撰出一段故事，说我对那段时间关在囚室的某某人感兴趣。对眼线和扬季耶夫则只字不提。侦查员手上会有一些额外的钱，总会以某种方式显露出来。我能不能给这个伙计安个诱饵，说部里缺少好的侦查员？”

“可以，好的侦查员总是缺的。但这话只有在他的年龄、资历和工作经验合适时才能说。否则这家伙、尤其是他的长官就会把你猜透了。”

“彼得罗夫卡，每天夜里都灯火通明，”这是盗贼中流行的一首歌曲，斯坦尼斯拉夫把歌词稍加改动，一面哼了起来，一面开始收拾桌上的材料。

“现在轮到你们三位，”古罗夫打量着斯维特洛夫、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说道，“那个‘教练’，咱们姑且这么称呼他吧，这人的特征不清晰，然而仔细琢磨一下，还是有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年龄，身材，体型。你们也许会说：这样特征的人多得数不清。这话不对，比如咱们这几个人，一个也对不上号。剃光了头，那毫无疑问就是假发。什么意思呢？”他用询问的眼光看了侦查员们一眼。“这意思就是：他不久以前剃光了头，否则假发是戴不好的。”

“说不定这人天生光头呢？”斯维特洛夫说。

“他戴上一顶鸭舌帽或礼帽不是更简单么？”聂斯捷伦科说。

“他跟铁木尔是在咖啡馆见面的，”古罗夫反驳道。“戴帽子总的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帽子有可能无意中取下来或被树枝挂住。不，他是剃光了头的，现在头发当然又长了起来，进行了精心剪修。夏伯阳，你回车库去呆两天，摆弄摆弄你的车，你已经要了补假，眼睛盯紧一点儿，看看能否发现什么线索。其他几位呢，跟过去的特工们聊一聊。那人的举止特点应该是老成持重。还有斯坦尼斯拉夫所说的钱的问题。十万元额外收入装在穷汉口袋里，总会很扎眼。好吧，咱们干起来吧，请注意，办这个案子哪怕达不到目的也不要越过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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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阿格耶夫上将散会回来，心情极其恶劣。不过，他已经记不起他什么时候心情跟目前不一样。在俄罗斯，军队一向受人敬重，而几颗星的将军则简直令人感到颤粟，可是今天，只有懒汉才懒得对军人嗤之以鼻。将军虽说不久前已届满六十，但对种种往事仍然记忆犹新。他清楚地记得，就在不久前，旧广场那儿一个乳臭未干的科员或是助手（文职人员的职衔是没法分清的）居然让将军大人在接待室等了几个钟头，而他自己却在电话里闲扯，鬼知道他扯些什么。后来，一个搞党务的人，连科长都不是，一辈子从没拿过枪，连团和营都分不清，竟然也满嘴酒气地冲着将军胡说八道。

往事一件又一件，鲍里斯·彼得罗维奇什么都没有忘记，但在旧制度下一切都井然有序，还有成千上万前辈踩得光溜溜的等级的阶梯。够上了哪一级，那就极少撤下来，万一闹得声名狼藉，就给你换个单位，但级别不变。

如今上将连勋章都没法佩戴了，因为勋章多得胸前摆不下，然而他却不知道心里有话对谁可以诉说。老战友们不敢在一起聚会，他们都不知道明天是会派车来接他们上班呢，还是要他们开自己的车去别墅养老。文官中一些无名小卒态度傲慢，提的问题蛮横无礼，诸如：郊区的房子是用什么砖造的呀？是谁造的呀？值多少钱呀？仿佛身为上将的阿格耶夫生活中没有别的事情操心，非得亲自过问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不可。

所有的人都在进行改造，经济似乎已经抓完了，现在抓起军队来了。可是军队有什么好改造的？彼得大帝当年早已颁布命令，而且迄今仍然完全有效。职业军队？真有意思，那么是谁把法西斯赶过整个欧洲、一直赶到柏林？而今却有人打算跟车臣媾和，可你知道吗，还是不断地在死人。自古以来战争就没有停息过，也不断地在死人，理当如此嘛。

诚然，他有些同窗好友的儿子一个接一个地在那里被打死。可是身居要职的将军居然让自己的儿子离开司令部，随便抛头露面，这不是岂有此理么？应该把这个什么车臣用坦克碾平，然后抛到脑后。

将军走进接待室，朝站得直挺挺的副官点了点头，边走边说：

“茶，他妈的！”说着进了办公室。

副官立即端上用银杯托托住的茶杯，按老规矩在茶里加进一小片柠檬和一点糖，但没有走开。

将军不满地问道：

“还有什么事？”

“阿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来过电话，说是等您一来就给他挂电话。”副官踮起脚后跟，显出尽心竭力的样子。

“还有谁？”将军呷了一口茶，烫了一下。“该把你派到格罗兹尼去。俄罗斯士兵在流血牺牲，你却在这里悠闲自在，连一杯通常的茶都不会沏。”

“是巴尔丘克·阿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副总理！”副官小声说道。

“你刚才就该说清楚。你把电话接通。”

茶稍微凉了一点，上将心满意足地把一杯茶全部喝完，开始咀嚼那块柠檬，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直接打来的，没有通过副官。将军感到惊讶，通常外面来的电话要么通过专线，即仅供有特权的人用的所谓“自动电话”，要么先由副官接，然后报告是谁来的电话，而主人则决定是否跟这个人交谈。市内直通电话仅此一台，很少有人拨这个电话。

阿格耶夫迟疑片刻，吞下那片柠檬，拿起听筒，干巴巴地答道：

“喂。”

“您好，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我是从萨马拉来的外甥，请原谅我打断了您的国务工作。”

一听这暗号和嗓音，将军马上听出这是他雇用的图林，今年春天他曾把这个人借给现在已故的福金使用。将军知道图林已经被捕，对阿格耶夫来说，跟这种人通电话已毫无意义，但放下听筒已经不可能了，再说他也想知道个究竟，因为春天那次行动失败的情况将军只是间接地听说过一些。

“你好，格奥尔吉，母亲身体好吧？你自己怎么样？”

“谢谢，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家里一切正常，我是顺路来莫斯科，住在朋友家里。”

那么，他被释放了，该见一见才好。可是，这也许是联邦安全委员会设下的诡计？要么就是联邦调查委员会？这些机关现在怎么个叫法，根本就没法记住。原先很简单——就叫克格勃。将军心想，这个名称就说明了一切①。政府机关的内部电话响了，妈的，准是巴尔丘克。

①“克格勃”是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称。

“格奥尔吉，过一个小时再打电话来，我这儿有人等着。”将军放下一只听筒，拿起另一只，听见了巴尔丘克那柔和而又威严的声音：

“你好，鲍里斯·彼得罗维奇，会议进行得怎么样？”

“您好，阿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将军答道，“会议进行得富有成果，决定继续考虑考虑就散了会。”

巴尔丘克满意地呵呵一笑：

“将军们开始思考了，会有点名堂了！你别见怪，我不是说你。你才真是个有头脑的人。有件事完全是件私事，得跟你商量商量，再说安娜也经常提到你。你是不是到三一街寒舍来一趟？咱们一块儿喝一杯，说说话，再去洗个澡。”

巴尔丘克已经进了新的内阁。新内阁尚未经过批准，但已由总理正式提名。杜马十有八九会赞同他入阁。总统身体一复原就会签字批准。巴尔丘克虽不是第一副总理，但却是副总理之一，既然他邀请，那就是说应该去，不能拒绝。上将本人一只脚虽然仍在办公室，另一只脚已经踩上别墅的菜地了。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不需要有几颗星的退位将军。

“见见面喝一盅我总是高兴的，”阿格耶夫答道，“我一定来。我想，你的凉台上不会有人开枪射击吧？”

“瞧你这记性！”巴尔丘克竭力掩饰自己的不满。“那事儿早过去了，作为一位俄罗斯将军，可不好意思为这种小事担心。你们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兵，多一粒或少一粒子弹……”

“好啦，好啦，”将军马上省悟过来，意识到枪击事件提得完全不合时宜。“几点钟来？”

“八点左右吧。馅儿饼用白菜还是肉馅？”

“主要的是伏特加得喝凉的，”将军说着放下听筒，开始猜测，他这个上将行将就木了，对这位骑着白马驰入新内阁的副总理能有什么用呢？

上将打发走了公家的车，亲自驾车，没过多久就在约定的地点停下来，按当官的规矩坐到后座上。在驾驶室里就座的则是格奥尔吉·图林。将军马上看出自己的教子穿着新衣，发式也很漂亮。

原来，当年阿格耶夫还是少将时在阿富汗度过了几个月。有一天他在图林上尉和两个中士的陪同下，沿着苏军牢牢控制的公路乘车前往装甲兵预备队，没想到那条路上埋了地雷。车上的两个士兵炸死了，图林受了伤。将军不会打仗，为人也十分鄙俗，但胆子却很大。他没有扔下受伤的人，而是把他拖出汽车，一起藏在石堆里。不久救援人员赶来，图林被送进医院，而将军的领章上则添了一颗星，两人开始了男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不久图林复员，部队也撤离了阿富汗。退役的上尉失了业，走投无路之际找到了阿格耶夫，请求帮助。

此时一部分前克格勃分子开始策划阴谋，积极参与其事的有现已去世的福金，而阿格耶夫将军则担任了观礼贵宾的角色，他感到他的官也当不长了。当福金需要一名能够干掉民警上校古罗夫的杀手时，将军把自己的教子借给了这些搞阴谋的人，跟他们有言在先；我介绍你们互相认识，我对这小伙子有救命之恩，至于你们能不能谈妥，则跟我不相干。

总的说来，上将的为人是忠于职守、小心谨慎，尽量做到两面讨好，自己则不作出过激的举动。他知道图林没有完成任务，因为他已被捕，而福金则在试图干掉总统时送了命。详细情况将军不了解，他躲入“地下”，他跟搞阴谋那伙人的联系也自行中断，因为中间人福金上了西天。

“往德米特罗夫公路开，”将军拍了拍图林壮实的肩膀。“你是我的私人司机，咱们俩以前的关系尽人皆知，谁也不会感到惊讶。前线的伙伴，年长的帮助年轻的，就这么回事。现在讲讲看，你是怎么被抓的，为什么放出来？”

“很正常，将军，”图林懒洋洋地答道。“我是在汽车检查站被抓的，纯属偶然。逮捕我是因为私藏武器。手枪是我从阿富汗带回的，那倒也罢了，可还有一支带光学瞄准器的步枪，而且是单件制造的，这一下民警就紧张了。我声明我对武器很内行，那枪是碰巧买的，想卖了挣几个钱。这么说倒也说得过去，但刑侦局的人可不是平民百姓，对我一再刁难，反复折腾，还要我按了指纹，千方百计对我进行审查。”

“第一个拐弯口向右，”将军说。

“这路我太熟了，我当时就打算在这附近对那个警察下手。”

“忘掉这事儿吧。指示你干这事的那个人自作聪明，被他自己的手雷炸死了。”

“这种事儿是有的，炸药可不会区别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

“为什么把你放出来呢？”阿格耶夫问道。

“把我关押下去有什么意思呢？监狱里人满为患，我的案子审下去又不会有什么结果。枪没有用过，人在阿富汗受过伤，想做点投机买卖，谁会给这种人判罪呢？眼下又在进行新的屠杀，哪能平白无故地把一个国际主义战士关进监狱呢？法院和侦缉人员要是这么干，摇笔杆子的人会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于是他们把我放出来，让我签字具结不离开本地，说是以后要开庭。可是我想，这案子不会再审了。小事一桩嘛，再说法院对我这人没什么兴趣。我跟您认识这件事我没跟警方说。我要是说了，他们会认为有大人物作掩护，那就有东西可以隐瞒，他们会抓住不放，越缠越紧。”

“好样儿的。当然啰，我是个大名鼎鼎的将军，但我也不愿进检察机关，”阿格耶夫答道。“有一位政府要员今天请我去进晚餐，看来他是有事情找我。咱们去听听，也许能给你找一份工作。”

“我很乐意，鲍里斯·彼得罗维奇，不过形势变了，得估计一番。克格勃人员和警察那儿以前从来没有我的什么材料，可现在却有一大堆：指纹啦，照片啦等等。我住在朋友那儿，得去一趟分局，给管段民警报个姓名。”

“伏尔加”车在一道铁门前停下来，从岗亭里走出一名特警队员，看了看将军，敬了个礼，把手一挥，铁门打开了。

几幢供出类拔萃之辈居住的别墅围着高高的围墙，安置了警卫。高级职员和受到特别宠爱的人民代表们喜欢住在不受熙熙攘攘的老百姓干扰的地方，因为那些人经常会有种种需求。

图林把汽车停在台阶前，跳出驾驶室，给将军拉开车门。主人夫妇俩已经沿着宽阔的台阶走下来。巴尔丘克还是平常的样子，甚至在别墅里也穿着雪白的衬衣、系着领带，只是把西装上衣换成了坠着沉甸甸的穗边的、织腰的丝绒夹克衫。他的妻子近一年来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涂脂抹粉了，依稀可见的几根白发并未使这个体态匀称的女人显得苍老，只是映衬出天然的黝黑和鲜嫩的肤色。说来也怪，这个女人虽已习惯于权力，但并未变坏，相反，对人更温和、举止更文雅了，变成了一位上流社会的贵妇人。

一年多以前古罗夫曾经观察过这一对夫妇，他感到很惊讶。这两个人性格文静，善意待人，既不自吹自夸，也不有意炫耀自己诸事如意，他们的别墅不再像“肥皂剧”①里的布景，而是变成一幢舒适的、甚至温暖的住房。

①以家事为题材、以室内为场景的电视或广播连续剧，西方肥皂商经常利用这种戏剧做广告，故名“肥皂剧”。

别墅拐角处走出一个机敏的小伙子，把“伏尔加”车带到旁边的专用停车场。一个仪态优雅、系着围裙的姑娘随着男主人来到凉台上，向将军鞠了一躬，跟图林问了好，并牵着他的手，娇媚地使了个眼色，说道：

“请跟我来，军官先生，”随即转身，不是来到厨房，而是一个专门的房间，里面摆好了供两人进餐的餐桌。姑娘打开电视，说道：“您休息一会儿，我马上把主人的饭菜摆好，然后咱们俩一块儿吃饭。或者，您是不是愿意独自一人进餐？”

图林生得面容刚毅，只是轮廓略显粗糙，这时出乎他自己的意外，突然窘住了。

“我叫格里戈里，这么叫听起来太庄重了，‘若拉’这个小名我又不喜欢。您就叫我‘格罗伊’②得了，我妈妈就是这么叫我的。”

②意思是“英雄”。

“我叫达莎。”姑娘点点头走了。

这个别墅从前是一栋砖房，像个巨大的城堡，现在墙面砌上鲜亮的淡黄色瓷砖，旧貌换新颜，加上主人的殷勤周到和彬彬有礼，令将军又惊又喜；他以前不止一次来过这里，心里自然有个比较。主人夫妇俩略显清瘦，穿着更加淡雅。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并没有特别的鉴赏力，但他不止一次出国，见过真正的百万富翁。当然，巴尔丘克无疑是个百万富翁，但他从前看上去像是穿的化装服，现在这个个子不高的男人身上一切都显得自然而和谐。他的夫人变得极为文雅，既没有不停地挥动双手，说话也不提高嗓音，跟丈夫说话时也不把他当成一个傻乎乎的中小学超龄生；她尊重他，用名字称呼他，间或还加上父名①，或尊称他为主人。看得出来，经常出国访问及跟丈夫的商业伙伴的交往改变了这个女人的举止。

①按俄罗斯人的习俗是表示尊敬。

“你穿制服很合适，”巴尔丘克说着把客人带到酒吧间，给他倒了一杯味道香浓的加冰威士忌。“但我相信，你穿西服看上去会更加文雅。”

“习惯了，再说这会儿我是直接从办公室来的，我们那儿通常不穿便服，”阿格耶夫说着端起酒杯，想对女主人说几句话，但她不知上哪儿去了。

“明白了，明白了，”巴尔丘克举起高脚杯，“祝你健康，朋友。”他看着将军，目光显得很亲热，但同时又在仔细探索。

他们早就认识，但决非十分友好，“朋友”这个称呼使将军有点戒备了。将军心里迅速盘算起来。这位大官干吗需要他，何况眼下军队没人理睬，而上将本人又远非受人尊敬。

“夫人马上摆好晚餐，咱们先喝两杯，”巴尔丘克说着斟上第二杯酒。“我一辈子都以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俄国的伏特加更好，喝惯了威士忌，才明白全世界的男人都不傻，吃的喝的都没错。主要的是第二天早上头不疼。委员会开得怎么样？”

“情况一般，”阿格耶夫等着他问这个问题。“又解除了三名将军的职务，但什么决定都没有作出。只是进行了讨论，逐一列举了军队里还缺些什么。委员会是个协商机构，不该由它作出决定，作决定的有部长，现在又加上安全委员会秘书。”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俄罗斯军队什么都缺，而黑道上的人却什么都有？”巴尔丘克天真地看了他一眼，问道。

阿格耶夫的脸一下子苍白了。他不是一个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但从苏沃洛夫军校开始，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军队，他真心实意地为军队感到担心。

“你并不那么傻，别装了！”他尖刻地答道。“车臣人有很多很多钱，偷窃之风则可以说没有，一切都归集体，都为每个人服务。他们的武器装备是现代化的，假如碰上旧装备，那就是从我们手上夺去的。凭他们的服饰和武器没法区分谁是巴萨耶夫或别的军事首长，谁是普通士兵。”将军自己也感到惊讶，不知这股气要发泄到什么程度，但他无法住口。“要是哪个车臣人给自己修这样一座城堡的话，”他用皮鞋捅了捅镶花壁炉，“人家会砍掉他的脑袋。可是在我们这里却围上围墙，还派自动枪手警卫。”

巴尔丘克泰然自若，连眉毛都没有皱一皱，问道：

“你是憎恨还是单纯的嫉妒？俄罗斯自古以来就偷窃成风，我不是畸形人，不是吸血鬼，我跟所有的人一样。国防部的人都穿军服，你也就穿军服，不管你愿不愿意，谁也别想标新立异。”

“你睡得安稳，不提心吊胆么？万一一切都翻个个儿，人家就会问你：宫殿是哪儿来的钱修的呀？你就得进监狱。”

“那边隔一栋房子住的是政府首脑，再往前住的是杜马的二号人物，”巴尔丘克笑了一笑，又分别斟上一杯。“要把所有人的房子都予以没收、重新安排，除非地球翻个个儿。我们这些人永远不会受到触动，撤掉职务是可能的，但谁也不能动真格儿的。哪个统治者要想这样做，他就得首先把自己关进牢房。比如说你，让当兵的修了个顶楼，也只能打发你退休。”

“可是安全委员会秘书呢？”将军小声问道，“他拒绝接受豪华别墅，他似乎一无所有。”

“说得对，他一无所有，而首先是他没有人，没有一帮人。他跟车臣人进行谈判，可是大炮仍在射击。每个将军都知道：射击一旦停止，和平一旦实现，他就会变成穷光蛋。他撤换了国防部长，可是要换人得从团级指挥员开始。战争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可是这些财富谁都无法估算，因为它们就像源源喷出的石油一样烧掉。你搔一搔你那头发灰白的脑勺想一想，再跟将军中的精英们聊一聊就知道了。炮兵连队和飞机听命于将军，而不是部长，更不用说安全委员会秘书。”

“你是想邀我参与一项阴谋？”阿格耶夫的怒气消了，他突然感到疲惫不堪。

“针对谁呢？不论怎么掩盖，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总统的病是嗜酒过度。真是怪事，嗜酒过度是人类众多疾病中的一种。结核病——这是灾祸，劫数，不幸。艾滋病是一种可怕的灾难，而嗜酒过度则是一种耻辱。我要说，只有我们国家持这种态度。俄罗斯在上帝面前有什么过错呢？”巴尔丘克慷慨陈词，但却言不由衷。“一把手没有能力领导，他只准备苟且一时，掌一阵舵就撂下不管，可见我们头顶上都是些贵族老爷。原先有一个，撤掉了，现在是另一个，”副总理笑了起来，“你瞧，从我三楼的阳台上看得见他的别墅。难道他会揭发我，把我送上法庭？这太荒谬了。”

“我不想争论，我跟你们的事没有关系，”阿格耶夫尖刻地说，“我没有贩卖过装备和武器，至于几个当兵的没有去车臣送死，而是给我修了房子，那么上帝也会原谅的。”

“那么上次那批心怀不满的克格勃分子又是谁领导的呢？”巴尔丘克问道。他改变了语调，口气也软了下来。“那次密谋没有实现，旧事就不用重提了。眼下在格罗兹尼，各方的关系正在走上正轨，这对我们毫无用处，让他们继续打吧。鲍里斯·彼得罗维奇，你在几颗星的将军中并不是碌碌无能之辈，眼下公开主张继续进行战争是不明智的，然而量力而为，阻挠协议的实施则是可能的。”

“内务部长阻挠得够多的了，现在他一半还坐在他的位子上，另一半已经悬空。不论是我的部长还是安全委员会秘书我都没有直接接触。他们不需要别人给他们出主意，阿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您用这么贵重的威士忌招待我，这番心意白费了。”

“你的处境我理解，我并没有指望你给我什么特殊的帮助。一个人在深渊上空走钢丝时，只消轻轻推他一下就行了。但这不是你我干的事，这种事需要具体执行的人。有一些热心人正在实施一项很有价值的秘密计划，但却缺少坚决果敢的人，所有的人都拼命想当领导，可是却没有人去点燃这把火。你在阿富汗服过役，也许你身边还有一些靠得住的旧部？”

将军一下子想到了图林，他心里犹豫了。

“有一个人，但他不会开枪杀人，不过用拳头倒是行的。”

“绝对不会，开枪的事谈不上，”巴尔丘克赶紧说，同时心里想道：“我把这个人交给执行者，谁去干什么，这不关我的事。”

“好吧，我让他给你拨直通电话，就说是我这儿……”

“不不，这事儿我不沾边，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就拨那个号码，”巴尔丘克打断他的话。

“这事儿跟我更没有关系，”阿格耶夫坚决说道，“我知道你的号码，别的什么都不想知道。”

这时女主人来了，请男人们入席。

返回的路上，阿格耶夫对图林说，有一份工作，报酬丰厚。

“我已经对您说过，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我虽然不是与世隔绝，但也有人看管，目前我应该安分守己地呆着。”

“那你照样呆着，有个人你跟他见见面，谈一谈，互相认识认识，讲好条件，你要是不称心，那就让他们自己另想办法。”将军沉默了一会，出乎他自己的意料，开诚布公地说：“我没有替你许下任何诺言，你自己酌情处理吧。就我本人而言，他们的事儿令我如鲠在喉。可他们是大人物，当面拒绝是危险的，地球总是要转的呀。一把手完全不行，越来越像勃列日涅夫了。一场骚乱正在发动，单枪匹马是摆脱不了的。我原先以为到了六十岁心里只会想着上帝了，现在举目四望，哪儿是我的归宿？真不想无所事事躺在吊床上，腆着越长越大的肚皮等死。”

“找个年轻的情妇吧，鲍里斯·彼得罗维奇，你是个仪表堂堂的男人，”图林一边说一边盘算，今天这场会见是告诉古罗夫还是不说为好。

他知道那民警也是个老谋深算的人。他想必会说，你就安分守己地呆着，哪儿也别去，但也不妨跟外人见个面，了解一下有谁在干什么勾当。可是今天对他格奥尔吉·图林来说，谁是自己人，谁又是外人呢？民警是个铁腕人物，看起来是白白给图林帮了忙，可他当然期待着回报。将军八面玲珑，在阿富汗时把他从公路上拖下来，可以说救了他一命，可是今年春天却跟那个克格勃分子一起，让他去干最肮脏的勾当。这会儿又在耍滑头，两面讨好，手按着脾脏又是叫苦又是流泪，想躲在别人背后保持中立。

我什么都不干，既不打电话也不跟人见面。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我的事就是转方向盘。

格里戈利·柯托夫穿衣服从来都不考究，这一次则穿得更差一些，在离莫斯科四十公里的一个村子里住了下来。房东叶卡捷琳娜是个四十左右的女人，受够了生活的捉弄，因而心存恶意，性格多疑。柯托夫比她大四岁，却显得年轻一些，这倒不是因为他善于保养，只是由于那女人受尽了生活的折磨。头一个丈夫在她生孩子尚未出院时就溜掉了；第二个丈夫为人不错，心地善良，可就是嗜酒过度，五年前去世。女儿长大了，去了莫斯科，好像已经出嫁，把母亲完全忘了。叶卡捷琳娜靠种菜为生，养一头小猪，有时养两头。

当格里戈利走到台阶前，刚把口张开时，叶卡捷琳娜就生硬地说：

“我不租房间给单身汉。”

“说得对，这种人除了酗酒就是找女人。”他在台阶边上坐下来，看了看狭窄的街道对面，那是伊夫列夫精心照料的房屋和茂盛的花园。

“你干吗坐下来？”女主人拄着一把锄头，心里的气稍稍消了一点。“钱喝得精光，被老婆撵出来啦？”

“老婆很爱我，我们过得很和睦，她快要生了，她妈妈来了，家里住不下。我可不喝酒，上哪儿去呢——没钱呐。”

“你问了问别人，人家就指着这儿，叫你来找孤苦伶仃的叶卡捷琳娜，好像我这儿可以白白住上一阵。”

“我付点钱，剩下的干活来挣，我看见了，土豆还没有挖完，长得挺好，眼下正是季节。”柯托夫不慌不忙地说，口里嚼着一棵小草。“我在柴房里过夜，要么住干草棚。”

“瞧你有多瘦。”女主人用挑剔的目光审视着这个不速之客。“收土豆倒是不坏，可我看你是个城里人，干不了。”

“你这篱笆门我进得来也就出得去。”柯托夫从口袋里掏出旧钱夹，从里面取出一些小面额钞票，数了一数，整整齐齐地折成一小叠。“四万七，再没有啦。”

“够买两瓶酒。”叶卡捷琳娜用肮脏的头巾擦了擦长满雀斑、晒得黧黑的脸。“你给这几个小钱打算住多久呢？”

“住到你厌烦了，或是丈母娘要我回莫斯科。”

“走着瞧吧，把你的背囊扔在穿堂里。你是哪个族的？该不是车臣人吧？”

“不，是个普普通通的犹太人。”柯托夫掏出身份证来。

“呸，真见鬼，你这人怎么这么倒霉？”叶卡捷琳娜的话音里流露出真正的同情。

就这样，格里戈利·柯托夫在花匠爱德华·伊夫列夫的房子对面住了下来；伊夫列夫在开庭以后第二天就不见踪影，不知是酒喝上瘾了还是躲开妻子去找又一个情人。他是个十分内行、很懂时令的花匠，古罗夫认为，这个时节他不会狂喝滥饮，他的销声匿迹值得警惕，因此寄希望于他的露面。当然，他也认为公开找证人谈话为时尚早，甚至有危险。

格里戈利·柯托夫善于等待，很有耐心，这一点侦查小组里其他人比不上他。他原本是个单身汉，今年春天找到了一个案情需要的女证人，她在谢列梅季耶沃机场的酒吧工作。侦查员装成一个热恋中的情人，没日没夜地跟着姑娘转，在大门口守候，在小卖部大杯大杯地喝咖啡。这样做本来只是为了便于破案，结果却是他真的爱上了她，跟她结了婚，眼下正盼着孩子出生。侦查的情报柯托夫早已到手，可以说是这段浪漫史发展的成果吧。

眼下他正在挖土豆，开始时不很在行，但很快就熟练起来。他那布满青筋的身上一下子晒黑了，随后像蛇一样蜕掉一层死皮。侦查员身强力壮，挖起来不知疲倦，他那晒黑的身躯汗流浃背，在阳光下显得闪亮。叶卡捷琳娜对这个城里人吃苦耐劳而又不讲吃喝的精神感到异常惊讶。他断然拒绝住进农舍，只在干草棚里过夜。假若女主人得知她的雇工连睡觉也只闭上一只眼，另一只眼则时刻在观察伊夫列夫的房子时，她准会惊得目瞪口呆。叶卡捷琳娜开始时作好反击的准备，她心想男人都是一路货色，他们要的只是“那事儿”。但第二天女主人就感觉到了，这个雇工不喜欢女人，吃晚饭时便径直问他：

“格里戈利，你身体挺好，还是个童男之身吗？”

“有的人比我还健康，但我也没什么事要抱怨，”柯托夫一边回答一边把一杯家酿白酒挪开。“我爱我的妻子，信不信由你，但确实是这样，这事儿咱们不谈了。”

叶卡捷琳娜的气恼又持续了两天，随后也就习惯了。男人们都有些怪癖，偏生她就碰上这么个犹太人。在地里干活像头牡马，土豆挖完了，运进地窖里了，篱笆也扎好了，白天最热的时候往火车站跑，往莫斯科打电话，惦记家里呀。

最后一次打电话时古罗夫关切地问他：

“我们周围没有动静，你是不是撤回来？”

“没关系，再忍一忍，图快好不了。”

“好吧，由你全权处理，只要你断定没事你就回来。”

“这么好的鲜花他不可能扔下不管，这事儿是有点蹊跷。”柯托夫说着道了别，挂上听筒。

他一回来就看见叶卡捷琳娜院子里呆着几个人，一个是民警中尉，腰里挂着每个管段民警必备的小皮包，还有两个穿便服的小伙子。小伙子不很年轻，三十左右，也许还大一点。是两个侦查员，柯托夫准确地作出判断。小伙子不是本地民警局的，也许压根儿就不是民警机关的，看样子很有经验，态度平和镇静，正是午餐时分，可他们连酒都没喝一口。

“瞧他来了，我的格里戈利！”叶卡捷琳娜扯起嗓门叫了起来，仿佛别人在河对岸似的。

邻近几家的栅栏和篱笆边已经有些人站出来，这对柯托夫极为有利，对几位“客人”则毫无好处。别说有经验的侦查员，任何人都一望而知：几位“同志”上这儿来并不是因为闲得无聊，可他们却编造一番谎言，说是来这儿查验身份证。然而查验证件用不了三个人，再说那几个检查人员看上去也不像。当柯托夫用手掌擦着满脸汗水走到跟前时，一个穿便服的小伙子从柴垛上下来，关上篱笆门，站到格里戈利身后。

“你们好，各位有何吩咐？”柯托夫边问边从粗麻布上衣口袋里掏出身份证。

“例行查验，公民，”中尉伸出手来拿身份证，“您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一会儿这里爆炸，一会儿那里又出事。”

“有道理，”柯托夫表示同意，他的举止言谈跟同女主人相处时完全不同，彬彬有礼地把中尉的手推开。“中尉先生，查问别人的证件之前应该先作自我介绍，并出示自己的证件。”

“想得倒美！”中尉戴上大沿帽。

邻近几家栅栏门口的人更多了，两个晒黑了脸的女人走到叶卡捷琳娜家的篱笆跟前，其中一个冲着满街的人叫道：

“婆娘们，真是怪事儿，都快三点了，可是科利卡一点儿也没有喝醉的样子！你该不是病了吧，科利卡？”

管段民警的脸一下子红了。

“把证件拿出来，”站在民警身边穿便服的人漠然说道。

中尉和柯托夫交换了证件。柯托夫抄下管段民警证件上的全部内容，天真地问道：

“对不起，您是见证人吧？”说着看了穿便服的人一眼。

“是见证人，”穿便服的人点了点头。

“顺便问一句，站在我背后的这位先生该不会朝我脑袋上猛击一下吧？”柯托夫友好地微微一笑。“我是高级研究员，科学博士，脑袋可是我的工作器官。真不凑巧，这里聚集了一大堆证人，要说我进行反抗或是侮辱各位，这种谎话是通不过的。”

管段民警逐页翻看身份证，仿佛头一次见到似的。

“那么您在哪儿工作，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民警问道，“为什么身份证里没有相应的记载？”

“我在硬质合金科研所工作，”柯托夫答道。“目前在休假，挣点外快，因为工资发不出来，身份证里的记载可不是我自己写上去的。”

“缠住人家好人不放！你们几个家伙养得这么肥，自己每个月领到工资了吧？”篱笆外面的女人说道。

穿便衣的人从民警手上拿过身份证还给柯托夫，跟他使个眼色，显得很近乎。

“真他妈不是人过的日子，科学家也得挖地。”

“挖了一个星期，有两袋归我，够吃好久了，”柯托夫友好地答道。他已经毫不怀疑，查验证件确与花匠失踪有关。“明天吃午饭时我就回家。”

周围的人看见不会出什么乱子，开始往各自的菜地走去。中尉顿时精神一振，小声说道：

“我马上揍你这犹太科学家一顿。”

“决不可能，”柯托夫笑了起来。“他们很聪明，”他点头指了指两个穿便服的人说，“不会让你这么干。”

“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您对我们的工作观察得过于仔细了，”穿便服的人边说边向篱笆门走去。

“而您，视察员先生，作为身份证查验人员，您身上的装备份量太重了，”柯托夫碰了碰侦查员的左肋，那里是一支手枪。

“怎么，是自己人？”侦查员停住脚步。

“我的弟弟干这一行，所以我略懂一点。看得出你们是在查找什么重要人物，带上管段民警作个幌子。”

“那么，您明天就要背上两袋土豆走了？”侦查员若有所思地说。“再住上一星期不行吗？”

“不行啊，土豆全都挖完了，再说夫人即将分娩，该回家了，”柯托夫道歉似的答道。“不然的话我总是乐意给弟弟的同事帮忙。”

“您没见过对面花园里的主人吗？”

“花开得漂亮极了，每天上午有一辆汽车来运花，”柯托夫爽快地答道。“有个男人不紧不慢地在那儿干活，可这跟我不相干，兴许就是主人吧。”

“别瞎说，那是彼佳，本地的酒鬼，来给主人帮忙，在花地里培土、浇水，”站在稍远处的叶卡捷琳娜插嘴说。

民警当局的人一来女主人就吓坏了，因为上面有严格指示，可是她收了房客没去登记，像是请了个雇工，不过村里谁都知道，她有时连买瓶酒的钱都不够。看见他们谈完了，平安无事，叶卡捷琳娜这才开口。她本来还想说她跟房客根本没有谈什么付报酬的事，话到口边又忍住了。

“那人叫爱季克①，自己有一辆‘莫斯科人’汽车，眼下喝酒取乐去了，”她的口气像个权威人士。

①爱德华的小名。

“这种事以前也有过吗？”一个侦查员接过话茬。

“有哇！”叶卡捷琳娜拍了拍手说，“天生就是个到处逛荡的猫。在花地里摆弄啊，摆弄啊，可是一沾上酒杯，用链子都拴不住。”

另一个侦查员在篱笆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声交谈了一阵，返身回来，点点头说：

“过两天就会回来，据说他有这么个规律，逛荡一个星期又回家来。”他转身对柯托夫说：“你这位亲爱的先生太沉着了，这不是好兆头，我可不喜欢，”说着对准柯托夫的肚子就是一拳。

格里戈利已经看见他一拳打来，轻易地就可以闪开或挡住，但他不想让人看出他训练有素，因此只是绷紧肌肉，等那重重的一拳击向腹部时稍早一点弯下腰来，随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叶卡捷琳娜大声叫了起来。另一个侦查员抓住那人的袖子，让他转向篱笆门一边。

“你他妈的自找麻烦哪？”

“这个犹太丑八怪，干吗要硬充好汉？”

“走吧，走吧，我马上报告少校你当众干些什么蠢事，让他教训教训你，告诉你什么地方可以动手，什么地方不行。”

柯托夫装模作样地跪在地上，又爬了几下，这才站起身来，摇摇晃晃走到台阶上。

“行了！我明天傍晚就走。这样休假对我只有害处。”

“怎么说好呢，格里戈利，我本来就欠你的情。”女主人给他倒了一杯家酿白酒，又切了一块醃肥膘肉。“他们是警察，无法无天。我原先不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可是你身强力壮，干起活来手脚又灵活。”

柯托夫吃完喝完，说是去干草棚里打个盹儿。有许多事情要周密考虑并作出决定。两个侦查员显然不是当地的，装出憨头憨脑的样子，对伊夫列夫不在家感到焦急不安。可是那人在法庭上已经提供了证词，判决也下来了，作为证人他还有什么用呢？他们又怎么得知伊夫列夫失踪，而对面的菜园里则出现了一个陌生男人呢？这就是说，判决归判决，可是他们心里不安稳。于是临时雇用了哪个邻居，对他说：要是有什么不对劲儿，立即报告。多半是那个贪杯的彼佳，两瓶伏特加就把他买通了。既然他们感到不安，买通了情报员，那就是说事情真的不是那样。但不知他们监视的是所有证人还是伊夫列夫一人？要是所有证人都监视，那倒不要紧；要是只监视伊夫列夫一人，那就意味着他在某一时刻表现欠佳，有可能悄悄把他干掉，再推到凶恶的车臣人头上。

应当向古罗夫报告，上校呆在上头，看得更清楚。天黑以后，柯托夫收拾好背囊，轻手轻脚来到街上，向车站走去。假若他们要收拾伊夫列夫，那只有夜里才行，柯托夫想着在路边一棵砍倒的树上坐下来。那样一来，我挖一个星期的菜地算是白挖了，等我明天早晨通知古罗夫时，火车已经开走了。要说偏偏就在今天夜里出事，可能性倒也不大，再说那两个侦查员也是白天才露面。可是什么都有可能，还是等到天亮吧。

他在砍倒的树后躺下来打盹，星星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渐渐隐没，夜色更暗了。经验丰富的侦查员知道。再过半小时天就开始亮了。远处一列火车正在照例轰隆轰隆地行驶，就在这时传来汽车马达沉重的突突声。这是公家的车，柯托夫心想，私人汽车都是血汗挣来的，车主不会把它糟蹋到这种地步。他小心翼翼探出头来，看见汽车越来越近，车内座位较高。什么牌子看不清，但肯定不是“莫斯科人”。

民警局的“乌阿斯”车卷起一阵灰尘驶了过去，转弯以后不久声音就沉寂了。这么说他们也在等他，而且就在今天，那么他们得到了情报。情况并不那么简单，白天里他们知道伊夫列夫尚未回来，并且前来检查比邻而居的一个男人。当时他的敏感起了作用，对那一拳既未躲闪也未挡开，否则他们会警觉起来，把他带到分局，锁进囚室，你要请他们讲个道理，那么道理多的是，比如说正在找一个罪犯，特征跟他相似呀，反正脑子里随便想个理由，讲出来就把你锁进囚室。

“乌阿斯”车就停在不远的地方，“莫斯科人”车要是开过来，它是听得见的，得在铁路和公路交叉路口附近把它拦住，最好就在交叉路口的拦木那儿。柯托夫跳起身来，沿公路跑了起来，他跑得不快，年岁不饶人，他得节省气力，见到伊夫列夫还得费一番口舌作解释。

他知道到交叉路口有十二公里。他仿佛觉得这段路跑起来无穷无尽，快到莫斯科了，可是拦木依旧不见踪影，两条腿踉跄起来，口里又干又苦。突然间早班短程电气列车的轰隆声响了起来，看得见车窗里闪烁的灯光。公路和铁路路基之间奇迹般地留有一块草地，柯托夫在有点干枯的草地里躺下来，擦了擦脸，尽管已经不流汗了，但脸上满是灰尘。他试图舔一舔嘴唇，但口里连唾液也没有了。他站起身来，最后一节车厢一闪而过，交叉路口漆着条纹的拦木开始扬起。

铁路那边停着一辆“莫斯科人”和两辆大货车。柯托夫正好走在路当中。“莫斯科人”越过拱形路面板，侦查员一下子倒在热烘烘的汽车发动机盖上。两辆货车亮起了车灯，一个重浊低沉的声音粗鲁地骂了一声，说道：

“把这个醉鬼弄走，要么把车开到一边，否则我把你们连人带车一起推到沟里去！”

“您不舒服么？”伊夫列夫问道。

柯托夫默默点了点头，从发动机盖上溜下来，爬进汽车。伊夫列夫钻进驾驶室，把车开到路边。

“有水吗？”柯托夫问道。

伊夫列夫递过一瓶“方特”饮料。柯托夫喝了几口，微微打开车门，吐了一口唾沫。

“您是伊夫列夫·爱德华·亚历山德罗维奇，曾在铁木尔·扬季耶夫一案中出庭作证。”

侦查员有时会碰上这种情况：时间太紧，只好单刀直入，实话实说。

“掉转车头，咱们去莫斯科，您的花圃那儿有人守候着您。”

“那么您是谁？”伊夫列夫迟疑地问道。

“天哪！我已经说了，掉头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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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古罗夫估计恐怖活动发生、铁木尔·扬季耶夫被捕后有个侦查员立即往牢房里安插了眼线，便派斯坦尼斯拉夫到莫斯科刑侦局去查找那个侦查员。跟眼线联系对侦查员来说是一件极为细腻、格外隐秘的工作。跟牢房里的眼线联系则加倍复杂和隐秘。要想挖出眼线本人根本不可能，但要查出是哪个侦查员在从事这项工作，从理论上说是办得到的。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干的就是这样一件细腻的事。

华连廷·聂斯捷伦科每天走访证人，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查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新闻，看看他们的情绪是否有变化。这位前上校设法找到两个以前当过耳目的人，给了他们一些钱，派他们去一些歹徒集团打听是否有什么新成员特征同给铁木尔下指示的人相似。

古罗夫本人则会见了一位老耳目米什卡·扎哈尔琴科，此人经营好几间售货亭，在马斯洛夫卡区的工商界和航空客站大楼附近列宁格勒公路一带数以千计的旧货市场中间十分有名。

古罗夫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跟反间谍机关的人员建立联系，不是正式的、而是工作联系。这件事可以依靠库拉根上校，但库拉根不喜欢未经领导批准采取什么行动。可是经验丰富的侦查员不相信库拉根的上司沃洛金将军。古罗夫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对沃洛金没有好感，而且问题并不在于将军对现已免职的科尔夏诺夫阿谀逢迎。古罗夫一直觉得这位反间谍机关的将军对人不真诚，这不是特工部门在相互关系方面经常采取的那种职业手腕，而是某种深藏不露的危险的品性。

担任处长的库拉根上校经验丰富，有敬业精神，但头脑有些简单。此刻他开着公家的“伏尔加”车，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转弯驶向布列斯特街，碰上了交通堵塞，这个地方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交通都是堵塞的。多少次他都发誓不走布列斯特街，在特维尔街电信局那儿转弯，可总是禁不住心里发痒，心想干吗要绕弯子，说不定正好此刻可以抄直路。这一次他又未能急驰而过，离格鲁吉亚街还有一个街区就被挤得无法动弹。

旁边的车发出短促的信号，上校恼怒地放下侧面车窗，想对那个急性子人说，他这是汽车而不是直升飞机，却一眼看见旁边外国车里古罗夫那微笑的面孔。

“见您的鬼！”库拉根把恼怒发泄出来。“我根本就不想找您。”

“不用你找我就来了，”古罗夫笑了起来。我正在想我的好朋友上哪儿去了，没想到就在眼前。咱们把车开到格鲁吉亚街，向左一拐，把车停下来，我得跟你聊一聊。”

古罗夫在花园街就“咬”上了库拉根，他仔细观察是否有人“盯梢”，不过周围这样拥挤，什么都看不清。从布列斯特街往格鲁吉亚街转弯会给跟踪监视造成很大困难，另一方面，又是从业已形成的堵塞局面中挣脱出来的一条自然的出路。

库拉根点了点头，升上车窗玻璃，开始慢慢驶入左边一列。看见他那不加掩饰的生气的神情，古罗夫心里明白，这位反间谍官员对上校的话信以为真。

他们好不容易转了弯，又往前开了一点，把车停下来。出于对年长者的尊敬，库拉根下车来坐进古罗夫的车里。

“您好。”

“你好，间谍的克星！”古罗夫跟朋友握了握手。

“我们已经把间谍忘了，改行抓有组织犯罪。”库拉根接了一下车窗按钮，放下侧面玻璃，又把它升起来。“小玩意儿，可是挺有意思。难道咱们连这种小东西都造不出来？”

“别提了，”古罗夫笑了起来。“咱们汽车里的玻璃要么放不下来，要么提不上去。”

“上校先生，我听说您跟领导闹翻了，并且休假去了。”

“上校这称呼难听，别这么叫我，咱们是朋友。我休假的事电视里似乎也没有播过。”

“噢，是将军顺便提到的。”库拉根窘住了。

“巴维尔，别兜圈子了。顺便说说，沃洛金将军就那样，一提到我就不会有什么好言语。”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可不喜欢传播流言飞语，咱们说点别的。”

“对，巴维尔。”古罗夫点燃一支烟。“吵嘴翻睑是女人的事，我跟彼得则是观点有分歧。不错，我休假了。可是工作并没有停止。铁木尔·扬季耶夫抓起来了，判了刑，要是我的话，对恐怖分子就不是审判，而是就地开枪打死。”侦查员讲起假话来轻松随便，看来是受了跟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多年交往的影响。

“我跟将军口头说了，也打了报告，”古罗夫继续说。“这种野蛮行径年轻人是干不出来的，更何况单枪匹马。这事儿有一帮人，这帮人没有离开莫斯科，而是潜入地下。政治家们一旦吵嘴翻脸，匪徒们又会搞爆炸。抓住一个笨手笨脚的娃娃，迅速把他判处极刑，然后高兴一番——这不是工作，而是论个儿抓老鼠。彼得是个懂道理的人，但他报告了巴尔金，可是巴尔金不是警察，而是政治家，他要求取得轰动一时的成果。”

“于是您，列夫·伊凡诺维奇，就决定改行当罗宾汉，”库拉金挖苦地说。

“不完全是，”古罗夫打量了库拉根一眼。“你改行抓有组织犯罪，可是你手下的人缺少所需的耳目。匪徒不是异端知识分子，对付匪徒应该有别的门路。”

“耳目不是胡萝卜，一个夏天是长不出来的，”库拉根尖刻地答道。

“我也这么说。我手头有些门路，就是缺少内行的侦查员，”古罗夫说。

“联手办案的事上面下达了数不清的命令，可是咱们各有各的上司，他们谁也不愿意进行合作。”

“不需要开会协商，也不用找上司，你我都不是普通一兵，都有自己的头脑。我给你指个方向，你跟你的伙计们抓住这帮人，然后再摆到桌面上给你的将军看。我需要的是最后结果，至于成绩归谁，咱们以后再说。”

库拉根头脑有点简单，但却决不愚蠢。他对古罗夫这样一位民警局侦查员非常尊敬和看重。听了古罗夫的话，这位克格勃人员明白了，密探办这个案子有他自己的需要，但他对此并未深究。

“列夫·伊凡诺维奇，有您这样的声誉，多抓或少抓一个匪徒并无多大意义。可是对我们来说，眼下拿出具体成果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怎么给将军报告呢？”

“跟领导只能如实报告，”古罗夫用开导的语气说，“据未经核实的情报，直接参与可耻的公共汽车爆炸事件的一帮黑社会匪徒目前仍在莫斯科。已经给提供情报的人下达任务，要他们查明匪帮藏匿的地点。”

“作为交换，您想得到什么呢？”库拉根小心翼翼地问道。

“从你那里又能得到什么呢？”古罗夫惊讶地说。“也许用得着几个机灵的伙计，加上一两辆汽车。也可能用不着，”他耸了耸肩。“可是假如你的哪个伙计查出什么有价值的情况，或是抓住哪个重要的匪徒，那么这是你的成绩，而不是我的。”

库拉根许久没有做声，他叹了几口气，随后勉强说道：

“您把我弄糊涂了，列夫·伊凡诺维奇，只不过我不明白具体是在哪一点上。”

“巴维尔，你要牢牢记住，侦查员永远不会把他得到的情报和盘托出。他总有自己的怀疑、见解和打算。你也不能指望别的合作方式。对你来说重要的是：有一点你得把好关，不能让假情报从你手上通过。我打牌不会作弊，至于你能吃掉多少牌，那得看你的技巧和机灵程度。”

“一半真实不等于真实！”

“废话！绝对的真实在我们的工作中是不存在的。知道的我都通报了，有怀疑的我就避而不谈。”

“那好吧，我也通报我知道的情况。”库拉根又沉默了一会儿。“您曾经问过我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维尔丁上尉的情况，您的部下有一次在巴黎跟他发生过冲突。”

“嗯，请讲下去。”

“我当时对您的问题避而不答。现在这个人是中校，主管一个部门，干什么不清楚，反正直接隶属于沃洛金将军。不久前维尔丁手下的一名侦查员当着我的面在谈话时捎带提到了您的名字。”

“谢谢你，”古罗夫真诚地答道。“我对维尔丁实际上并不了解，但从一些零星的消息看来，他是个身份暧昧的人，利用权力执行一些特殊使命。”

“专门杀人？”库拉根哆嗦了一下，断然补充说：“就算我什么都没有对您说。”

“专门杀人？”古罗夫冷笑了一声。“这倒未必。这类专门人员在总局里是不会安排正式职务的，更不会直接隶属于副局长。他只不过是个不择手段的人，否则他怎么会从上尉一下子升为中校呢？”

“不错，”库拉根如释重负地笑了一笑。

“就这样吧，巴维尔，缔约双方上层人士已经达成协议。不过，也不知是否有人真的理解什么叫‘达成协议’。有什么具体情况，我会给你打电话。”

第二天早晨玛丽亚回来了。她晒黑了，略显消瘦，已不像昔日那样光彩照人。古罗夫彬彬有礼地感谢了送女演员回家的几位男士，没有请他们进屋，随后按铃要了电梯。他拎起手提箱，出乎他自己的意外，紧紧拥抱了心爱的女人，她不由得叫了一声“啊呀”。

他们吻得很轻很快。玛丽亚的眼睛清澈晶莹，只不过显得十分疲倦。他把她抱起来，安置在长沙发上，给她脱下细高跟鞋，然后去厨房里煮咖啡。

“你的许多方面我都了解，但你的醋劲儿这么大，又这么体贴人，我还是头一次感觉到。”玛丽亚盘腿坐起来，挪了一下咖啡碗，把烟灰缸和古罗夫递给她的酒杯重新摆放一番。“怎么样，超人，没有女人觉得难受吗？”

“难受，”古罗夫坦白地说。这句话比他所有其他举动，包括生硬的拥抱和不自然的体贴更令玛丽亚感到惊讶。

“你这么殷勤，甚至令人感到怀疑。”玛丽亚喝了几口咖啡。“屋子里得仔细看看。你甚至没有留心我有多么难看。”

“可我明白了更重要的东西。”古罗夫也端起一碗咖啡。

“什么东西？再没有什么比女人的美更重要了。”

“就是形形色色的模特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而想出来的种种愚蠢举动。”

“那你的眼睛干吗看着一边？不是跟你说过，当你打算撒谎时，你就把目光转到一边，并且微微皱起眉头？而且现在你的脸都红了！你知道吗，你这种举止都出现在一天之内，太多了！你去往浴池里放好水，倒一些香波，咱们喝完咖啡抽支烟，你再把我抱进浴池。现在你闭一闭嘴。”

玛丽亚突然强烈地感觉到这个男人是多么爱她，他对她又是多么珍贵。然而此时她感到的不是高兴，不是欣喜若狂，而是心情沉重，甚至心里隐隐作痛。

“我讨厌的就是这个！你就用你那呆板的目光看着一边，呆在那里不动，下你的地狱去！”

古罗夫只是微微一笑，用陌生人一般的声音答道：

“一切都还在后头，玛丽亚。可惜的是，你现在要求的事也会实现。”

此后两天他们几乎足不出户，都有一点担惊受怕和彼此陌生的感觉。

清晨六点左右电话铃响了起来。古罗夫拿起听筒。

“喂。”

“我是柯托夫。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不得不上您那儿去，而且不止我一人。眼下我们无处藏身。”

“来吧。不需要请医生吗？”

“好像不需要。”格里戈利略显迟疑地答道。“我们过三十分钟到。”

“来吧！”古罗夫想从床上悄悄爬起来，但玛丽亚伸了个懒腰，把手臂枕到头下，又伸了伸懒腰。

“一切正常！火车又按时刻表开动了。把卧室门关紧一点，你自个儿给你那些刑事犯做早餐去。”

花匠爱德华·伊夫列夫、侦探柯托夫和古罗夫上校在厨房里吃早餐，喝咖啡。三个人默不作声，只有伊夫列夫偶尔气愤地、有时是抱怨地重复一句话：

“莫名其妙。”

格里戈利·柯托夫洗了个淋浴，主要的是把这个家伙带到上校这儿来了，因此他现在百事不管。他已经完成任务，眼下该由古罗夫解决问题了。侦探跟态度客气、对清晨来访不大满意的主人一样，显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你们干吗一言不发？”伊夫列夫终于发怒了。“你们怎么啦，绑架我吗？那么我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拿。”

“爱德华·亚历山德罗维奇，您不见了九天，上哪儿去了？”古罗夫问道。

“这关您什么事，您究竟是什么人？”伊夫列夫力图装出气愤的语气。

“人家救了您一命，”古罗夫朝柯托夫点点头，“我请您吃早餐，用相当不错的咖啡招待您，可您却怒气冲冲，仿佛被人捆起来关在潮湿的地下室里。”

“我的花要枯萎了！我没工夫老呆在这里！”

“可您九天不在家，花长得好极了。您干吗藏起来，躲什么人？”古罗夫问道。

“躲我的老婆，我这人嗜酒如命，喝上一杯就要去找柳德卡，在她那儿就呆下来了。”伊夫列夫明显地镇静下来，话音里甚至有点讥讽的意味。“谁会蓄意谋杀我呢？法庭审判已经完了，我现在一文不值。”

“您是根据照片还是当着面辨认出被捕的犯人的？”古罗夫问道。

“辨认？”伊夫列夫窘住了。“犯人在法庭上坐在笼子里，哪儿来的什么照片？”

“这是在法庭上，那么在侦查时呢？”

“那是当面对质，那小伙子似乎并没有否认。他默不作声，我跟他在公共汽车里并排坐一块儿。”

“您把装花的桶放在‘白俄罗斯’地铁站附近，随后去哪儿啦？”

“去哪儿啦？”伊夫列夫慌了神。“去会见一个姑娘，她就住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

“她叫什么？地址呢？”

“您干吗纠缠不休？你们自己吩咐我上公共汽车，我就上了！”伊夫列夫火了。

“谁吩咐的？上哪个车？”

“吩咐我的那个人跟您一样。怎么，难道我看不出您是民警？我本来就觉得不能跟你们沾上边。什么公民的义务！良心！现在又来折磨人！”

“那么，有人请您坐上公共汽车。干吗呢？”

“这您知道，看那小伙子一眼呗。他坐在后排座位上，在逗一个小孩。那民警对我说，你给我们帮个忙，我们保护你不受敲诈勒索。您也知道，每天得抽出多少钱给这种人进贡？你敢说个不字，就把你的花全部毁掉。”

“嗯，好吧，您上了汽车，在后排坐下，看了那小伙子一眼。那么您干吗只坐一站就下了车呢？”古罗夫问道。

“我的花不是留在那儿没人看管么！那些玫瑰可是独一无二的，是我自己栽培的，连名字都没有。那颜色多美！气味多香！克拉娃就在旁边，她不管卖什么花都一个样！颜色有点干枯她就扯掉一两片花瓣儿，吹一吹就完事。可我得凭良心。”

“凭良心！”古罗夫模仿他的腔调说，“季节正在节骨眼上，你把花园扔下，灌了一杯酒就溜了。”

“我害怕了，”伊夫列夫意识到说走了嘴，把头扭到一边。“这跟案子没有关系。”

“爱德华·亚历山德罗维奇，您只管讲下去，由我们来断定什么事情有关系、什么事情没关系。”

“谁叫我鬼迷心窍，跟你们沾上了。别人都交保护费，咱也交呗，别当出头鸟。再要点咖啡行吗？再来一杯酒。”

“咖啡可以，酒不行。”古罗夫给伊夫列夫倒了些咖啡。“那么您害怕什么？”

“您怎么啦，是另一个局的？”伊夫列夫耍猾头，微微眯上眼睛。“很想打听，那就给我倒酒。不喝一杯我什么都记不起来。”

古罗夫对酒后综合症就像麻醉学家一样十分了解。侦探打量了一下花匠，断定他这是“开始发作”的第一天，再加上心理上有压力，但他决定不急于给他倒酒。

“亲爱的，我这就狠狠揍你一顿，让你马上恢复记忆。”

“啊不，您是个文明人，又是在自己家里，最好还是倒一杯——”

柯托夫并未站起来，他朝伊夫列夫颈子上啪的一下，仿佛漫不在意、甚至开玩笑似的打了一巴掌，但花匠却扑通一下倒在地板上。

“我不文明，也不在自己家里！你这混蛋，我救了你这不值钱的命，全身都被露水湿透了。长官问你你就好好回答。我的口也痒得要命，你把话全都倒出来，咱们再喝酒不迟。”

淡色头发的伊夫列夫把头缩进瘦削的双肩里，爬起来坐在椅子上，提心吊胆地看着柯托夫。

“我也没反对，知道的我都说出来，可我不明白你们要我说什么。”

“只说真话，”古罗夫严厉地说。“您害怕什么，为什么从家里跑出来？”

“管段民警上我那儿去了，他知道我有酒，而他从头一天起一直醉醺醺的。好吧，我给他倒了一杯，当官的嘛，理当如此。可他这家伙贪得无厌，想把整瓶都带走。我当时鬼迷心窍，不该信口开河。我说，你们这帮废物，只喝酒不干事。你们干吗把那小伙子放进公共汽车？你们明知那黑小子有炸弹，却等着它爆炸，等着炸死人。我真是让魔鬼迷住了！”

“为什么您断定警察知道有炸弹呢？”古罗夫问道。

“说实在的，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伊夫列夫撇了撇嘴，把咖啡喝完。“法院开庭时，我们几个证人坐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有个男人就说，瞧这些狗东西在干什么。抓不到真正的恐怖分子，就盯上一个人，布置几个证人，不是把小伙子捆起来，而是让他引爆炸弹，炸死几个人，目的是为了过后再把早就知道的犯人抓住，得几枚勋章。这时我心里才明白过来，后来又在气头上不小心对管段民警讲出来。那个臭小子不怀好意地看了看我，放下酒瓶就走了。我当时就想起来，在法院里时有个男人，从各方面看来是个有前科的人，他警告过我们，他说，你们这些没长角的山羊，把嘴闭紧一点，否则马上就会把你们剁成肉酱。我跳起身来就开车溜走了。今天我决定回去一趟，时间已经过去，再说钱也用完了。”

柯托夫用疑问的眼光看了古罗夫一眼，意思是说：上校先生，您干吗不问主要问题呢？但侦查员只挥了挥手。

“那是科诺瓦洛夫·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只有他一人四十挂零，有前科的人也只有他，再没别的人了，”古罗夫说着吃力地站起来，仿佛一下子衰老了似的。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瓶伏特加，给伊夫列夫倒了半杯，然后牵着柯托夫的手来到客厅，随手把门关上。

“真要命，咱们身边有谁于这种事？”

“这不是咱们的人，”柯托夫不假思索地说。

“这不是俄罗斯人，是火星上来的。就算某个败类想出这个主意，也得找一批执行者呀。五个证人，这就是说，具体实施这个惨案的有十来个人。”

“列夫·伊凡诺维奇，也许那些伙计不明真相，是受人利用？”柯托夫怀着这种希望问道。

“要么就是从幼儿园招募来的！”古罗夫狠狠地骂了一句。“也许有人开始时没有料到是这么回事，可是爆炸以后连低能儿也明白了。”

“可是爆炸以后他们成了百分之百的罪犯！始料不及！悔之晚矣！谁敢开口就得上法庭受审！他们曾经有过怀疑，但却是奉命行事。你没法证实有任何组织，但执行者却是有的。”

“鬼长了角你也能为他辩个理出来。眼下他们要收拾所有的证人，救人要紧。”古罗夫敲了敲卧室的门。“玛丽亚，起床了！”

“我可不是您的部下，上校先生！”玛丽亚答道。

“以前不是，现在当一回。这帮乌合之众，咱们把他们往哪儿藏呢？”古罗夫在电话旁坐了下来。

“可他们追捕的只是伊夫列夫一个人，”柯托夫说。

“那番话是在证人呆的房间里说的，因此所有的证人都听见了。”古罗夫接通了头一个电话。“斯坦尼斯拉夫，你去找到华连廷，马上上我这儿来。”他开始拨另一个电话。“是巴维尔吗？我知道你在睡觉，可是该起床了。你答应给我几个人的。看你能给几个，但要注意，宁可少要五个也别多要一个。我们完全陷进这狗屎堆了。我们指谁？你，我，所有的俄罗斯人！”

古罗夫回到厨房。

“你想活下去就把伏特加忘掉。爱季克，你在俄罗斯别的城市里有朋友吗？”

“我在莫斯科有柳德卡，她一个人顶十个，”伊夫列夫答道。

“忘掉她。不管有意无意，你今天回家的消息是她说出去的。也许通过女友或邻居泄露的，反正都一样。你最好离开莫斯科。”

“伊尔库茨克有个姑姑……”

“亲戚不行。”

“我在马拉霍夫卡有个朋友，家里就他一个人。”

“是亲近的朋友吗？柳德卡或你的妻子知道这个人吗？”

“不，是在食品商店喝酒时认识的，在一块儿喝过几次。后来他的肝脏突然出了毛病，他不敢再喝了。不喝酒算什么朋友？以后将近一年没见面。”

“好极了。可你的汽车藏到哪儿去呢？有车在一块儿马上就会找到你。”

“列夫·伊凡诺维奇，汽车的问题由我解决，”柯托夫插嘴说。

“我身上没钱，都在老婆那儿，”伊夫列夫说。

“钱我会给你。格里戈利，我们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你把花匠带走，汽车的事办一办，然后打电话给我，要么打到这儿，要么打到奥尔洛夫那里。”

“行了！生活又回到了惯常的轨道。钦盖希古克①踏上了征途！”玛丽亚出现在卧室门口，梳好了头，化好了妆，穿上了高跟鞋。“您指派我去哪儿，上校先生？”

①美国作家詹·费·库珀（1789—1851）的著名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莫希干人的首领，以骁勇著称。

“去掩护队。”古罗夫吻了吻玛丽亚的脸颊。“你的朋友中谁有别墅，谁需要人看房子？”

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维尔丁看上去极为年轻，二十五岁左右，实际上中校已经满了三十四。他的法语和西班牙语都讲得好，英语则说得无懈可击。显得年轻和擅长外语都是他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素质，有遗传的因素。维尔丁的外祖母是个贵族，从小跟外孙只讲法语和英语；她去世时已九十二岁，看上去最多七十岁。她的亲兄弟，即维克多尔的舅外公，革命前就已离开俄罗斯，在外交部门任职，从未回过祖国。维尔丁的祖父也是个侦察员，曾在邓尼金的参谋部服役，三十年代就已杳无音信。维尔丁的一切亲属关系、特长、坚定的志向、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渴望和独特的道德观念都记录在他的个人档案里，这些记录对他在官场的升迁有时有所帮助，但更多的则是阻碍。他不是幻想、而是确信他将成为一名世界级侦查员，从克格勃高等学校毕业以后，他开始在情报总局工作。

当时总局决定把维尔丁派往英国，已经详细拟定了一条辗转经过三个国家的复杂的路线，制订了秘密工作的掩护方案，就在这时昔日领导养猪业的一个党内大官插手切断了维尔丁的升迁之路，改派自己的侄子去了伦敦。那人的间谍生涯十分短暂，不久就搞垮了在伦敦的间谍网，但他自己持有外交护照，平安无事地回到了莫斯科。

此时维尔丁已经转到反间谍机关工作，那里对他并不十分欢迎，认为他是情报总局的人，不知怎么把他的名字跟伦敦间谍网的垮台联系起来。在反间谍机关工作时，他的身份在一些外国使馆特工部门面前已经暴露，继续任用他当侦查员已经不可能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所在地兰利早就有人注意维尔丁，认为他无疑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在自己的祖国遭遇不公，受了委屈，因此很适于招募。维尔丁是否愿意为美国人效力，不得而知，然而他的履历又一次跟他开了个玩笑。中央情报局俄国处的一位分析家仔细研究了这位候选人的个人档案以后表达了他的见解，认为此人的履历过于复杂，优点太多，十有八九是有意推出来让人招募的。加之这个人十分聪明，也许还没来得及对付他，自己就会陷入泥坑，卷起铺盖回家。

我们经常夸口，说我们有一些人很会给自己留退路，在这一方面我们堪称世界之最。其实，别的不说，这种人在全世界当官的人中多的是。

总之，维克多尔·维尔丁精通几种外语，具有鲜明的个性，加上极端的厚颜无耻和许许多多别的优点，他今生今世本来可以在布满灰尘的办公室里一直呆下去。却不料俄罗斯决定进行改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甚至包括德国人在内，对本国的特工部门怀有如此令人痛苦的爱。人民对党和特工部门的爱是毫无保留、无穷无尽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俄罗斯人才被人称为不可理解和无法预测的民族，俄罗斯人的心灵则深不可测、充满了秘密。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自己也是目力有限，无法解开自身的谜，也不了解未来，对自己的内心深处则不去探察，也许是不敢，但多半是懒得费神。

总之，改革是件好事，然而党并未遭禁，而特工部门则用原班人马开始组建。改革派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差不多每个积极向上的俄罗斯人都在党组织里呆过，都怀有真诚的善良愿望，想一蹴而就没有成功。区区七十年，这个期限对俄罗斯够用么？鞑靼人折腾了三百年也没有成功。至于特工部门，则一向蒙着一层模糊的阴影。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给自己的特工机关改过这么多名字？只有去档案馆才能查清，可是谁让你进档案馆？凭记忆说不准，会有差错，但总能说个大概；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联邦安全委员会，联邦调查委员会……而今谁也不知道谁叫什么名字，回忆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有多少聪明正派的人在挂着这些招牌的机关工作过，无法数清，至少是因为其中有半数已经不见了。

在对人员例行重新安排时，维尔丁上尉的个人档案摆到了一位位高权重的将军桌上，在最后一次捕杀行动中由于子弹不够，这位将军幸免于难。将军头脑聪明，经验丰富，为人绝对正派，因此一次都没有在电视里露面。他只有一个缺点：不跟魔鬼打交道，也不会探察人的心灵。将军仔细阅读了维尔丁的档案，把一位地位稍低的将军请来，很有礼貌地问他：这样的人您那里多吗？说着把维尔丁的个人档案夹往前推了一推。下属不知如何回答，便开始支支吾吾。首长冷冷地打断他：

“我发现您一开口就是‘也许’呀，‘进展’呀，近来老爱说‘你明白吗’。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您不懂，您的祖父和父亲也没在侦查部门工作过，您还有一些别的优点。将军先生，我请您给这个人找个合适的职位，提升他的军衔。我会核查执行情况。一个月以后请维尔丁先生上我这儿来谈一谈。”

一个月以后这位贤明的将军像颗棋子一样从棋盘上撤了下来，换上了一颗易于使唤的棋子，但是维尔丁已经强有力地发射升空，进入轨道，由于他确实聪明，很快就开始受到重视。

在俄罗斯，头脑聪明而又有敬业精神的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当数金融投机业。那里靠贿赂是进不去的，靠走后门就算钻进去了也呆不了几天。花钱呆在那里卖傻，这种取乐方式代价太高，倒不如少花点钱及早脱身。

希什科夫·尤里·列昂尼多维奇是俄罗斯最大的富翁之一。他不参与政事，总是处在二线，然而在我们这里，赚大钱而又完全不接触政界是不可能的。他不喜欢那些部长和政府官员。希什科夫认为虚荣心跟毒品十分相近，开始时觉得好玩，慢慢就会变成它的奴隶。对毒品和酒应当保持距离，一些强有力的大人物以天神自居，自以为无所不能，结果被毒品和酒送了命，这样的人太多了。人们喜欢谈论中庸之道，但那不过是说说而已。政客总是依附于人的，而部长也是政客；糟糕的是他们有时依附于一些微不足道的人物。做大买卖的人没有外交手腕和计谋生意是无法持久的，但生意场上的关系是相互的，伙伴也大致上对等。那里也可能有欺骗和叛卖，但既定规则跟任何游戏中一样不可动摇，谁犯了规就会干脆被人赶走。而且是群起而攻之，既包括对手，也包括合作伙伴。如果说马在象棋中有规定的走法，那么它就不能用别的步法移动。

跟任何巨头、尤其是俄罗斯的巨头一样，希什科夫十分需要一些权力机构中的关系。但那不是将军，而是握有实权、能够随时相机行事的人。近年来权力部门不断重新配置人员。希什科夫失去了两个有用的人，正在找人顶替。亿万富翁要找个可靠的帮手，正所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渴望入选者多的是，只有一点不清楚——追求者想要得到什么，危难时刻表现又会如何。一帆风顺的日子里这种人基本上不需要。老是把他挂在身边并加以控制，这种做法无异于发疯。

于是希什科夫找自己的一位中学同学商量，此人就是曾对维尔丁予以青睐、现已退休的那位克格勃将军。中学毕业后金融家跟将军很少见面。将军有个毛病：讲起真话来不顾场合，而且完全不合时宜。甚至在一个大多数人压根儿不会讲真话的机构里供职多年，也未能使这位同窗朋友有多大改变。不论什么功绩都未能挽救他的命运，当权者已经忍无可忍，将军体面地被人打发退休了。希什科夫在困难时刻想起的正是这个人，他断定跟他见面几乎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将军也决不会欺骗他。

两位同窗在将军的别墅里见了面，那是一间简陋的两层楼木屋，这种屋子做个体生意的二十岁小青年是不会去住的。可是一个人生下来眼睛要是深棕色的话，到老也不会变成浅蓝色。将军诚心诚意、态度安详地迎接这位大亨，对司机摆在桌上的丰盛的食品和美酒也同样态度淡漠。

“尤里，你干脆连桌子一起搬来得了，”将军一边说一边切下一片鲟鱼肉。“咱们先吃饱喝足，然后你再开始跟我唠叨，讲一讲你来干什么。要是你鼓足勇气，决心一口气把真话讲出来，那么喝完第一杯你就可以和盘托出。”

可是喝完第一杯以后大亨什么都没有讲出来，一开口尽是些宫廷倾轧的故事。将军边听边点头，同时大口大口吃东西，随后说道：

“尤里，你可得注意，我很久没有出席酒宴了，说不定你还没讲到正题我就睡着了。”

“你是个老木头疙瘩，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一辈子什么都没学会！”希什科夫火了。

“你撒谎，亲爱的，”将军用面包片夹了些黑鱼子酱，爱不释手似的端详着，“我要是一辈子啥都没有学会，你就不会坐在这儿，不会用鱼子酱款待我。你从裤子右边口袋里掏出手帕来，把汗擦掉，别担心，我不会碰你，甚至不会把你赶走。你是个机灵人，要是不想把那番话讲出来，那你自己会走的。这些好吃的东西我可不退给你！”将军呵呵大笑起来。

希什科夫十分气恼。生活中一切都乱了套，俄罗斯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他是个实实在在的金融家，在欧洲好几家银行里拥有数额巨大的账户，可以畅通无阻地会见总理，此刻却呆在将军那歪歪斜斜的木屋里，坐在瘸了腿的椅子上，默不作声地听略带醉意的将军唠叨；这老家伙昨天在这个国家还掌握着实际上是无限的权力，而今却成了一个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乐天派。

“你乐什么，你什么都不想要吗？”希什科夫问道。

“我只要孙子这一辈健康幸福，别的我什么都有。”将军又给自己斟了一杯。“你来干吗，把话都倒出来，要不我睡觉去了。”

“我需要在你们办事处找个人，脑子要聪明，虚荣心不能太强，懂几门外语，为人要靠得住，”希什科夫一口气倒了出来，他说得那样急促，仿佛一个猛子钻入冰窟窿一样。

将军把伏特加挪开，一下子记起了维尔丁，略一思索，担心这个生意人把一个有才华的小伙子带坏了，当即闭口不言。他是个见多识广的将军，假如他看错了维尔丁，那么这个反间谍人员要么已经蜕化变质，要么迟早会陷进泥坑。

“你要他去你那儿当顾问还是安排别的职务？”

“不，他还留在原单位工作，我需要多长两只手，”希什科夫答道。

“简单说吧，你需要一个消息灵通而又忠实可靠的间谍。”

“这个词太难听了，”希什科夫撇了撇嘴。我需要的是一个忠实而又得力的助手，但在表面上他跟我毫无关系。”

“我那儿有个很有价值的人，可你是否明白，既然他能被亿万富翁希什科夫收买，那么他也可能被别的亿万富翁转手买过去？”

“这是我的问题，只有得不到足够酬金的人才会被人转手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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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将军找到维尔丁，跟他见了面，冷淡地说：

“有个实业家对你感兴趣。我早就认识他——跟他一起在中学读过书，当时他是个无名小卒，但脑子一向十分机灵。我们一度打算邀他跟我们共事，但他太爱财了。”

“请原谅，所有正常的人都爱财。”维尔丁更准确地补充了一句。

“因此你自己考虑决定这个问题。现在你把这个帝国主义剥削者的名片拿去，他等着你的电话。我想，也许你在我们处里开始感到烦闷，对种种阴谋活动已经厌倦了？”

这次会面维尔丁没有给将军留下好感，然而这位昔日的侦查员已开始觉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讨人喜欢的人越来越少，因此应该多关心自己的菜园，少开些电视机。

希什科夫和维尔丁见面时彼此之间都小心翼翼，就像两只野兽在热带丛林里相遇一样。然而他们很快就确信他们俩是一个窝里飞出的鸟，尽管年龄相差悬殊，但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实际上都一样。在怎样达到既定目的方面他们的观点有些差异，但是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实业家主要看重金钱和让人赚钱的机会。至于周围的人对他怎么看，是怕他、尊敬他还是认为他只不过称霸一时，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对希什科夫而言，重要的是他自己怎样评价自己，他今天价值几何。维尔丁则非常看重周围的人对他的态度，金钱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成功的途径，主要的是现实权力，它靠的是威慑。人自古以来就爱财，但对自己的生命则从来都更加珍惜。

希什科夫靠车臣战争捞取钱财。事情干起来并不复杂，只消以重建被毁工程的名义取得贷款，然后列出建筑工程项目。几天以后，谁也不知道到底完成了多少，什么时候完成的，哪些工程被战火烧毁，还有哪些工程从来就不存在。

维尔丁领导着一支侦查小分队，隶属于反贪污和有组织犯罪局。中校心里明白，贪污是不能碰的，它就像缠绕的藤蔓一样一直延伸到顶端，谁要是往那里钻，跌下来连尸首都无人收殓。必须装出一副积极的样子，这在目前局势混乱和多重领导的情况下不难做到。维尔丁中校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员联合起来，建立一支坚如磐石的队伍，因此他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精心挑选人员，认为一个人的忠诚比他的职业素养重要得多。然而毫无疑问，中校也不会把笨蛋和不学无术之徒留在自己的分队里。

希什科夫首先要中校对运货物的人进行核查。必须清除两面派，一定要让每个人、直至扳道工心里明白，他为什么能得到这笔钱，哪一节车箱或平板车应当到达目的地，哪一些应当炸掉或是在途中丢失。

“您检查您手下的人，我的眼睛则盯着您。过一阵咱们再认真谈一谈要干的事，”末了希什科夫说，“该花多少钱，请不必缩手缩脚。”

还没过一个月，生意人跟反间谍人员又见面了。

“中校先生，我的同学是个很独特的人，他迷上了种菜，人各有所好嘛。咱们就原谅他吧，更何况将军看人一向都看得很准，我感谢他让我结识了您。”

维尔丁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来。这番话讲得彬彬有礼，甚至文绉绉的，决不像出自生意人之口，中校明白了，让你尝了甜的，也得吃点苦的。

“总统在竞选时曾经许诺在车臣实现和平。”生意人沉默了，仿佛不知道该怎么讲下去。

“政治，见它的鬼去吧，”维尔丁心中暗想，“可我原先不知怎么以为希什科夫公民是刑事犯罪出身。”

“他许诺了很多，但很少兑现。他说的事别的我都不放在心上，可是在车臣实现和平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我说‘我们’并不是因为我自认为是个专横的独裁者，中校。绝对不是，我不是头儿，只不过是一台巨大的金融机构中的一只小轮子，一旦实现和平，这个机构就要蒙受重大亏损。”

“可是这件事找我有什么用？”维尔丁对人极少相见以诚，这次却诚心诚意问道，“这个问题我无能为力。上层圈子里有您的人，一把手有病，眼下俄罗斯还有些更为紧迫的问题，要说服他相信这一点并不难。”

“说服国王是可能的，可是他的安全委员会秘书是个极为固执的人，”希什科夫答道。

“我没有这种层次的专门人材。”

“这可不好，但我指的不是这种直统统的解决办法。”

“俄罗斯的反战情绪很强。”

“车臣的这种情绪也不弱。但高加索人总是容易上火，而且自尊心过于强烈。”

“说得具体一点呢？”维尔丁问道。

“要使和谈中断太难了，可是假如发生一个激怒车臣人的事件，局势就会变得无法控制。”

“您能不能指点一下，是什么样的事件呢？”

“中校，我要是能指点，就不会耗费巨资雇您了！”生意人气冲冲地说。

维尔丁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他乘飞机去了车臣，冒着生命危险会见一些战地指挥员；他被关在地下室里，一个星期没吃一片面包，闻到的是自己的粪便；他两次被押出去，说是执行枪决，无数次平白无故挨打，打他的既有车臣人，也有俄罗斯人，但他终于活了下来，回到了莫斯科。他弄清楚了什么是家庭、什么是家族，它们怎样相互影响，哪些人富一些、哪些人穷一些，这些孔武有力、高傲而又粗野的人身上最大的痛处在什么地方。

维尔丁成功地诱使铁木尔·扬季耶夫来到莫斯科，在他周围布置了眼线，随后用蒙骗手段利用他在莫斯科市中心爆炸了一辆公共汽车。

余下的事尽人皆知。执行死刑的日期无情地一天天迫近，似乎什么都无法阻止既定方案的实施。没想到证人身边却冒出几个陌生人，查找并不存在的犯罪团伙。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维尔丁得知，有个镇里的管段民警信口开河，说是那个恐怖分子的活动是由反间谍机关的人“引导”的，其实本来有很多机会防止爆炸和死人事件。维尔丁下令火速查明真相。

前天跟格里戈利·柯托夫谈过话的两个侦查员坐在维尔丁中校的办公室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镶木地板。

“这么说，花匠伊夫列夫星期三夜里离开他的老婆，再也没有回家？”维尔丁总结了一句，“而在花匠正对面的地里则有个文弱书生，把整个菜园的地挖了一遍？”

“一点不错，我试图挑逗他出手打斗，给了他一下，他倒在地上哭了起来，”中尉答道，“没错，是个讨厌的知识分子”。

“可是伊夫列夫并未回家，尽管他离开了他老婆。你们两个笨蛋知不知道，那天早晨有人在离他家最近的铁道口栏木那儿见过伊夫列夫？”

“我们就在离那儿十俄里的地方等他呀，”第二个侦查员嘟囔道。这人是个上尉，中校的话音尽管比较平静，也没有瞒过他。

“而且没有任何路可以绕过去，”中尉插嘴说。他没有领悟到这么说恰恰是火上浇油。

“那么连人带车躲到哪儿去了呢？”维尔丁问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脚底的地板正在往下陷落，而他这位中校竟担心窗子上的插销没有插紧。“这件事是星期四凌晨发生的，可是你们直到星期五才报告。你们怎么搞的，在火车站工作，竟然不在乎火车是马上还是过两昼夜到达？热心给别人挖菜地的那个人姓什么？他也不见了，是不是？”

“是个犹太人，姓名倒像个俄罗斯人，”上尉挨个儿搜着口袋说，“我记下来了，让我找找……”

维尔丁从桌子里取出一个信封，从里面抖出几张照片。

“你们认一认。”

维尔丁从来不使用“糟透了”这个词。他总是说“感到不舒服”，要么就用别的词。但当下属从一叠照片里挑出格里戈利·柯托夫的照片时，中校的感觉恰恰是糟透了。

照片上柯托夫坐在谢列梅季耶沃机场小吃部的一张桌旁，他当时正在向见过福金的一位女服务员耐心作调查，后来他爱上了女服务员，跟她结了婚，眼下正盼着孩子出生。当时拍照并没有具体疑点，只不过有备无患，因为他逛那个小吃部太频繁了。后来才得知他是古罗夫上校的人。格里戈利·柯托夫的外表确实不像个好斗之徒，直到查清了他的有关材料和当民警侦查员的经历才知道，他是个经验极为丰富的侦查员和出色的拳击手。

维尔丁拿起照片，仔细端详着这个黑发头、大鼻子、身型瘦削的男人，他承认就连自己也可能被这个人瞒过，但他还是忍不住说：

“你们说他是个讨厌的书生，可是只要他想出手，就会缴下你们的枪，打得你们无力还手。他当时觉得不能暴露，因此你们才能回到这里而不是躺在医院里、花匠失踪了，必须查一查其他几个人。不过。根据我对古罗夫的了解，我们已经迟了。”

维尔丁对自己已故的上司福金中校和他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记忆犹新。尽人皆知，福金极为忌惮民警上校古罗夫，但维尔丁怎么都无法把上司的死跟这位民警侦查员联系在一起。然而福金头脑聪明，早就了解古罗夫，因而维尔丁充分考虑了已故上司对这位民警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请原谅，头儿，”上尉鼓起勇气说道。“也许我们是疏忽了，可是案子已经判下来，根本不可能赦免。最高当局目前的状况……”

“住嘴！”维尔丁吼道。“我们不管最高当局，只干自己的工作，就为这个人家才付钱给我们。把人召集起来，挨个儿去找证人。我相信你们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我们晚了一天半。查清他们的社会关系，姘头、兄弟、所有沾亲带故的人，找到证人并把他们干掉。动作要快，出手要狠，决不让证人再到检察机关露面。”

两个侦查员走了。维尔丁往口里塞了一块口香糖，靠在安乐椅背上沉思起来。

很简单的一次行动，可是某个地方出了差错。主要的是：怎么又是古罗夫，难道民警局再没有别的大案侦查员不成？眼下十分清楚，密探路领导争吵，离职度假——这一切都是假的，只不过是让他放开手脚去干。至于查找恐怖分子的同谋，那不过是一种托词。不论哪位将军，甚至部长也无法禁止一个人利用业余时间去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能不能试一试让他停止休假，把他召回来，派他去出差？愚蠢的想法。得扯上沃洛金将军，迫使他同巴尔金见面。什么理由？最高当局中的严重斗争已日益迫近，谁也顾不上鸡毛蒜皮的小事。公共汽车爆炸了，恐怖分子抓到了，判决了。那么没有不予赦免的批示能不能枪毙他呢？典狱长不会负这个责。一方面，这是小事一桩，而另一方面，既然有一纸公文，上面就得有批示。

他想到几个证人，即令古罗夫抓到他们，让他们省悟过来，那么这种举动也没有法律效力。发现新的情节以后重新提起上诉？这可不妙！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维尔丁中校就会威信扫地。

必须制止古罗夫捣乱，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正是他发动的。维尔丁拿起电话听筒，拨了号码。

“喂？”答话的是个熟悉的声音。

“你好，刚巧碰上你，”维尔丁说。“咱们得恢复工作，得开始行动了。”

古罗夫上校和维尔丁中校都专干这一行，因此他们的想法实际上都一样。

爱德华·伊夫列夫拿了钱就动身去找他那位戒了酒的哥儿们。那人把酒一戒，觉得十分孤独，便开始干活。他年轻时帮父亲做过木工。老爸斗不过“该死的伏特加”，一命呜呼，干活的工具却留了下来。儿子伊万也是巴克科斯①的忠实信徒，却奇迹般活了下来。他用颤抖的手拖出老爸的工具箱，干的头一件活便是修理自家的台阶。全镇子有一半人跑来观看这个酒鬼的杰作。两个星期以后伊万已经会修理栅栏乃至大门了，不久人们就请他帮忙盖屋顶，干活的男人在这一带是很珍贵的。

①罗马神话中的酒神。

当伊夫列夫来到这里，说他想在野外大自然环境里住一阵时，伊万只是气鼓鼓地嘟囔了一句：

“你住吧，可是我家里没有比牛奶更烈性的饮料。”他断定用不了多久“哥儿们”就会走掉。

可是伊夫列夫在他的菜地里转了一圈，抓起一把泥土用手揉了一揉，又闻了一闻，随后鄙夷地用皮鞋踢了踢蔫蔫的黄瓜，说道：

“伊万，你修几间温室，我来种花，准能让你发财。”

伊夫列夫这里总算没有什么麻烦，用不着为他担心，可是其他证人一听说要他们当天离开莫斯科，都表示反对。只有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科诺瓦洛夫不用别人多费口舌，也无需为他操心。就是这个人当时在证人坐的房间里说过，这件事儿可不妙，必须把嘴巴封紧。看来他后悔自己失言，开庭以后就从跟他同居的女人的住处开了溜。去哪儿了，干吗要溜掉——谁也不知道。古罗夫作过一些推测，但当他把两名证人召到他认识的一位民警分局局长办公室时，对伊夫列夫和科诺瓦洛夫的事并没有多说，只说他们两人很明智，眼下暂时离开了莫斯科。至于第五个证人，即跟“恐怖分子”一起下车的那个人，上校只字未提，确切地说，只是顺便讲了一句，说是没有找到那个人。

古罗夫并无绝对把握，但他怀疑最后一个证人是个眼线，正是他奉命把嫌疑犯交给“碰巧”近在咫尺的两个特警队员。密探指令伙计们尽可能详尽地搜集有关最后一个证人的情报。此人名叫谢苗·西多罗维奇·捷列霍夫，二十七岁，身强力壮，在一家规模不大的商业银行工作。假如古罗夫的估计不错，捷列霍夫正是眼线的话，便可盯住他往上顺藤摸瓜。得注意观察这个人，因为维尔丁很聪明，一旦他得知所有证人中只剩下一个，他决不会保住这个眼线。开枪打死他没有理由，因为这个人微不足道，可是用砖头砸烂他的脑袋或是往腋下捅一刀，那就再合适不过。

星期四这一天，古罗夫把卡西亚诺夫和费季索夫找来做工作。这两个人自然各不相同，跟他们谈话应该分头进行，可是时间太紧。古罗夫尚不知那两个克格勃侦查员马虎懒散，还在等着伊夫列夫回家，因此他认为决不能等到明天，再说还得跟捷列霍夫见面。

费季索夫是个慢性子，态度不冷不热，听古罗夫说要他离开莫斯科，冬天再回来，他只嘟囔了一句：

“行啊，女人哪个地方都多的是。”随即厚着脸皮问道：“有差旅费吗？照我的理解，我离开本地是社会需要。”

古罗夫还没来得及回答，卡西亚诺夫就炸开了：

“不行，长官，我有生意！本来你们的苛捐杂税就叫人喘不过气来，在海关也是纠缠不休，现在又要我离开莫斯科。没有这样的法律，我们这儿可是个民主国家。”

古罗夫呆在别人的办公室里觉得不自在，再说时间也很紧迫。最正确的办法是在捷列霍夫从银行出来时把他截住，否则这家伙也许上了汽车不回家，不知会去哪儿，比如说去看朋友或是找女人。古罗夫看了看表，随后望了望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斯坦尼斯拉夫漠不关心地坐在一旁浏览杂志，头也不抬，似乎看也没看朋友一眼，这时猛然站起身来，说道：

“您太专心，把时间都忘了，列夫·伊凡诺维奇，您该走了，”他几乎把古罗夫从桌子边上推开，随后转身对卡西亚诺夫和费季索夫说：“你们知道吧，两个密探一起找人谈话时，有一种司空见惯的手段。一个诚恳亲切，另一个不讲情面。那么，我就是毫不留情的。尤里·尤里耶维奇，我这就给你讲清楚，您立即离开莫斯科会得到什么样的补偿。你呢，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我来跟你讲讲生意、纳税、海关，还有你这傻瓜在民主国家享有的权利。”

“您用这种语气我可不想跟您谈话！我干脆走得了！”卡西亚诺夫跳了起来。

“你当然可以走，那么你藏到哪儿去？在你走出这扇门之前请你注意，即使在最民主的社会里也只有活人才能做生意。死人则只能下葬，当然啰，假如能找到尸首的话。”

“您这话什么意思？”卡西亚诺夫不知所措地问道。

克里亚奇科并不答话，挽起古罗夫的手，跟他一起走到门口。

“你别白费精力，你还要艰难地费一番口舌，”斯坦尼斯拉夫说着把门打开，喊道：“喂，中士，请把这个年轻人带出去，”他指了指卡西亚诺夫，“跟他切磋一下足球。向他领教一番，看看我们为什么在世界冠军赛上踢得那样差劲。”

谢苗·西多罗维奇·捷列霍夫除非万不得已，下班是从不磨蹭的——他从银行出来是六点过两分。他中等身材，相貌平平，体格壮实，但衣着精雅，右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闪闪发亮的硕大的宝石戒指。捷列霍夫显然想模仿中层领导的派头。他握了握门卫的手，又看了一眼金表，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会儿是几点钟。

古罗夫把自己的“雷诺”车跟捷列霍夫的“奥迪”车并排停在一起，一面观察他一面盘算怎样开始跟他谈话，怎么个谈法。密探随即看出捷列霍夫并未喝醉，只不过略有醉意而已。他脸上挂着毫无顾忌的笑意，举动也显得过分夸张。银行门卫也来到楼梯上，一边微笑一边看着捷列霍夫，看来门卫对他这种神态并不感到意外。

密探本想坐进捷列霍夫的车里，可是门卫就在现场，让他看见了毫无好处。古罗夫坐在自己的驾驶室里，开动汽车，尾随在银色“奥迪”车后面。还没驶上市中心干线，古罗夫的车就赶上去跟捷列霍夫并排行驶，他简短地亮了一下信号，从座位底下取出警棍，敲了敲车窗玻璃。捷列霍夫的嘴唇动了一动，看得出他是在骂娘，可是“雷诺”车正把他挤向人行道，未来的银行家只得顺从地把车停住。他没有从车里出来，只是掏出钱夹。

“怎么回事，长官？”

“坐下，别冲着我呼气，我这儿可没有下酒的菜。”

“长官，每个人都偶尔喝两杯，要是所有的人都不喝酒，您就只好乘电车逛大街了。”捷列霍夫在他身边坐下，打开钱夹，伸手递过驾驶证、汽车执照和五十美元。“您是哪个检查站的？顺便问问，您的上司是不是列昂尼德·谢苗诺维奇？”

“谢苗·西多罗维奇，真不凑巧，我的上司跟你说的毫不相干。”古罗夫掏出证件，把他打开，让他把证件内容全部看完。

“明白了，明白了，”捷列霍夫收起钱夹。“这么说，您不是汽车检查员，咱们都是男子汉，因此您能够理解我。”

“那倒未必，”古罗夫继续审视坐在身旁的这个人，只觉得每过一分钟这家伙都令人更加憎恶。

古罗夫可以对这个花花公子讲许多话，但他此时心里不是在冷静盘算，而是越来越恼怒，恨不得把捷列霍夫扔出车外，任人把他揍个半死。密探完全想象得出，这个昧着良心让一个无辜者去送死的家伙到时候会怎样在地上翻来滚去、左躲右闪。

“他们总会给你付几个小钱吧？”古罗夫问道。“也许您现在到手的都是美元？”

“您说的什么呀，上校先生？我想您认错人了吧？”

“女儿十二岁了，她该上几年级啦？妻子有工作吗？您认为她们离了您会怎么活下去？”古罗夫口里说的跟原先想的完全不一样，这场谈话一开始就乱了套。

他违背了一条神圣的戒律——不对被别人招募的情报人员谈及知道他被招募的事。可是古罗夫不需要这个臭狗屎一样的家伙，他必须了解的恰恰是招募此人的那个军官，那才是直接参与其事的罪犯。眼下已经迟了，得敲开这个败类的嘴，冲出迷雾，不能让他喘气。

“民间有个说法：中等机灵胜过高等教育。谢苗·西多罗维奇，你连九九乘法表都不懂。你以为给那小伙子栽个罪名，判处死刑以后，人家还会留你一条活命？你实际上已经是个死人。目前人家没有碰你，是等着判决执行。你比铁木尔·扬季耶夫最多能多活一天。”

“您说的什么呀？您说的什么呀？”捷列霍夫嘟囔道，他被这劈头盖脑的一大堆话完全搞蒙了。

“我不管人家抓住什么招募你，也不管你提供了什么情报。我只要你讲出在紧急情况下你跟他联系的那个特工人员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什么特工人员，您说些什——什么呀，上校先——先生？”捷列霍夫吓得张口结舌。

“他们会杀死你的。你想让你的妻子女儿失去生活来源么？等我抽完一支烟你就得答复我，你只有这点时问。”古罗夫放下玻璃，点燃香烟。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死定了，”捷列霍夫结结巴巴地说。

“听我的话你就能活下来，对法庭声明你这样做是被迫的。”古罗夫熄灭了烟头，关上烟灰缸。“现在开始坦白吧，从头至尾详细说。”他打开录音机。

捷列霍夫讲得结结巴巴，颠三倒四，古罗夫不时间些简短的问题。原来这个眼线并不知道有炸弹，这一点密探相信了。然而特工人员知道炸药的事，这一点不容置疑，抓住铁木尔的特警队员本来以为这个车臣人身上有武器，但对即将发生爆炸则一无所知。然而两个自动枪手安置在公共汽车站并非偶然，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就这些，”捷列霍夫叹了一口气说。

“给您付了多少钱？”

“五千美元。”

“现在真的是讲完了。”古罗夫把手伸进口袋，关上录音机。“现在听我说，您今天晚上离开莫斯科，把汽车留下。您跟妻子、跟单位怎么撒谎，这我不管。等您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就给我来个电话，”他慢慢念了个电话号码，“告诉我您在什么地方。您要是想彻底溜掉，我会设法以同谋罪起诉您，对您进行通缉。凭您的这点经验您跑不了多久。家里的人不用担心，没有人会去碰女人，她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危险。”

傍晚玛丽亚得意洋洋地说：

“我找到了两个极好的别墅，那里很乐意雇用靠得住而又不喝酒的人看房子。”

“我从不怀疑你是个乖孩子。”古罗夫本想亲一亲玛丽亚的脸颊，但心里想着别的事，因此只是很不自然地用鼻子碰了一下。

“这样的脸神只配系鞋带，不配吻心爱的女人！”玛丽亚气冲冲地推开古罗夫。

“唔，对不起，是我的错。”

“你今天睡觉到沙发上睡去！”

“那当然，”古罗夫叹了一口气。

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对的，可是有什么结果呢？这几个证人上哪儿去提供证词？有谁会听他们的呢？必须重写一份上诉状呈交俄罗斯最高法院。古罗夫以为维尔丁已经知道证人都不见了，这一点他估计错了，中校直到第二天才得知这一切。因案情有了新发现而向上诉法院提出申诉，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开。维尔丁下令干的头一件事准是策划一次不幸事故对付辩护律师。律师可不能锁进地下室，因为他必须逐级出庭。派警卫去保护他，那就意味着彻底暴露，报纸和电视就会大声疾呼……俄罗斯的小伙子们在为祖国流血牺牲，可是民警古罗夫，这个后方机关的芝麻官却在策划为杀害儿童的恐怖分子辩护……他们还会把士兵母亲联合会扯进来。到头来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怎么回事？你怎么啦？”玛丽亚抓住古罗夫的肩膀拼命摇晃。“别撕你身上的海魂衫！你一个人堵不了所有的枪眼！你只有一条命！只有一条！”

“我跟民间童话里的火龙一样，总是很走运①！”古罗夫顺手抓住玛丽亚的两臂，朝卧室走去。“你这个坏东西，我马上让你看看谁该在哪儿睡觉！你打我耳光，我得惩罚你！”

①俄罗斯民间童话中的火龙有三个头，砍掉一个头仍然不死。

第二天，星期五傍晚，维尔丁中校暴跳如雷，因为所有的证人都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个眼线，即捷列霍夫那个奴才。维尔丁无法理解，为什么迄今为止古罗夫没有碰捷列霍夫，这人最容易出乱子。假如古罗夫能成功的话，那么他只消再努一把力，便可当众查明，把已经暴露的恐怖分子交给特警队员的那个人是个充当眼线的情报员。“是的，上校先生，您在这儿出了一点小小的差错，”维尔丁心里盘算道，“您心想要这四个证人招供已经够难的了，第五个就算了，让他见鬼去吧。没想到这一个才是主要的，因为那四个人对具体情况一无所知。”

跟上校谈话以后，捷列霍夫吓得心里作呕，回到家里时醉意全消，满身大汗，妻子断定丈夫生病了。他在沙发床上躺下来，脸朝着墙默不作声，心里盘算着眼下该往哪儿去，主要的是怎么跟妻子说。工作单位倒是简单一些，很快就可办好休假。

他躺在心爱的沙发床上，像安泰①一样，一接触大地就恢复了力量。上校的话也许是对的，最好是躲一阵，躲过这场倒霉的事。可是也不能草木皆兵，现在可不是贝利亚②当权的时代，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

①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的母亲是大地。

②前苏联内务部首脑，五十年代中期被处决。

他翻身仰面躺着，两手枕在脑后，伸了个懒腰。

“你吃晚饭不吃？”妻子疑惑地看着他问道。“回得这么早，而且没有喝醉，真是奇迹。”

“你这是冤枉我。孩子他妈。”他坐起来，稍稍打起一点精神。“我可是一门心思顾家，我跟某些人可不一样。我明天得外出几天，碰上了一件赚钱的买卖。说不定能庆祝一件新的裘皮大衣。”

“乡巴佬，”妻子的眼神柔和一些了，但仍然显出不信任的神情。“节日才说庆祝，裘皮大衣得说买。”

“你文化水平高，比我更有眼光，”谢苗·西多罗维奇显得百依百顺，又使妻子警觉起来。

“你要去很远的地方吗？是出差吗？”

“银行里我办个休假手续，事情跟他们不相干，不让他们知道，”他说话时竭力显得泰然自若，可是妻子马上听出这是假话。

“那么，不是出差，在单位里办休假，你还要编些什么话来哄我？我明天就给你那位尼基福罗维奇打电话，问问他：自己这样掏钱往外地跑是怎么回事？跟谁一块儿去？莫不是你们俩打算结伴而去？那么我再给他那口子打电话，告诉她……”

“别说了，亲爱的！”他吓得喉咙都噎住了，嗓音由粗重变得尖细。“我跟头儿说我乘飞机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呸，去叶卡捷琳堡③看望母亲。休假期间工资照付，我一个子儿也不留，全交给你，免得你这娘儿们脑子里胡思乱想。”

③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苏联解体后恢复旧名。

第二天他办好休假手续，领导没有异议，可是手续也不是一下子办好的，左一个签字，有一个批准，得花时间等待。

到了傍晚，同事们按老规矩要他请客，得喝一杯。可是在俄罗斯，谁也不会计较休假酒宴闹了多长时间，因此捷列霍夫直到八点多钟才离开宴席出门。这一下该他走运了，他刚把手举起来，有个“揽私活”的司机就开始刹车，随后突然加大油门，飞速冲上人行道，把捷列霍夫撞到楼房墙上，压得粉身碎骨。

维尔丁听了圆满完成任务的报告，感到心满意足，但随即陷入沉思。为什么那民警藏起四个证人，但对他最重要的一个却不去加以掩护呢？密探肯定找捷列霍夫谈过话，当然是逼他招供，他可以把那个下流东西的口供用磁带录下来。捷列霍夫已经死了，对他的声音无法加以验证，然而任何疑点都只会对被告有利。万一辩护律师那个傻瓜达到目的，让最高法院上诉法庭重新审理这个案件，那么不论怎样对那民警进行诽谤，车臣人的死刑都会撤销，一切都将化为泡影。

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维尔丁虽然年轻，性格却沉着镇静，而且办事锲而不舍。他拥有足以对付古罗夫的强有力的手段，但子弹只有一颗，那是最后一颗，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开枪。维尔丁决定眼下先处理证人。把人藏起来是很难的，古罗夫来不及为他们准备长久安身之处，他像限时比赛中的棋手一样时间紧迫，可见他这一着下得必定不合常规。一个人能想出某种招数，另一个人也就能破解它。

科诺瓦洛夫的情况很清楚，总的看来是一步和棋。维尔丁手下的侦查员早就在形形色色的罪犯中物色适于招募的人选。大约五个月以前他们碰上了表面看来规规矩矩的公民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科诺瓦洛夫。那人刚刚四十出头，行为规矩，已婚，有两个孩子，在阿富汗服过役。但当克格勃人员对这个堪称顾家模范的人深入进行调查时，很快就查明这人并来在阿富汗服役，而是在坐牢，两个孩子不是他的，而是跟他同居的那个女人的，科诺瓦洛夫并未跟她登记结婚，他在莫斯科也没有户口。

维尔丁开始对这个人进行招募前的培训。就在这时他开始策划车臣“恐怖分子”事件，他们一伙人认定科诺瓦洛夫完全合适，便把他塞进来当证人。然而这些昔日专门在知识界猎杀世界各国情报机关帮凶及其他异端分子的人却未能好好揣度这个刑事犯的心理，工作一开始就对他进行压服，令他怀恨在心，致使他后来一时冲动走了嘴，说整个案件都是编造的，是彻头彻尾的虚构。

瓦西里·科诺瓦洛夫消失得无影无踪，但维尔丁毫不怀疑这个刑事犯是藏起来了，他再不会为任何人工作，首先是民警。要找他得上某个犯罪集团去找，多半是在高加索，受人雇用。总之这人已经跟案子脱离关系，该把他忘掉了。

捷列霍夫已经顺利解决了，还剩下三个人。秋天日益临近，这些人需要有个家，他们是城里人，娇生惯养，在乡下无事可做，再说还少不了电话。给暴发户看守别墅？有点像。古罗夫跟这些人有些什么联系呢？再说那些“俄罗斯新贵”自己也能找到看守别墅的人。多半是某个像佩列杰尔基诺一类人们住惯了的舒适的家园，财富不多，传统倒不少。要民警上校自己推荐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那么民警跟这种人有什么关系呢？

要是维尔丁更易于动感情的话，他准会拍一拍自己的额头——他突然想到了女演员，一个密探是决不能娶个女演员的！戏剧！电影！但主要的当然是女演员。噢，警官，你手上既然捧着这么一件精美的瓷器，就不该卷进一场打斗。随便碰一碰不就打得粉碎么。

莫斯科刑侦局拒不让步，不肯泄漏自己的机密，这是多年以来定下的规矩。部里可以把详细的案卷要来，没完没了地进行检查，可是情报工作是一件神圣的事业。侦查员要是寸步不让的话，部长从他那里也会一无所获。当然啰，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似乎也算自己人，可是熟悉他的侦查员几乎都已离开了莫斯科刑侦局。一些人不堪疲累退了休，另一些人受金钱引诱投奔了商人，还有几个人则已不在人世。

作为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和总局的一名上校，斯坦尼斯拉夫在目前的案件中没有成功的希望。他需要的不是一个仅仅听说过他克里亚奇科、跟他有点头之交的人，而是一个可以与之坦诚相见的朋友。困难还在于，有个眼线当时对铁木尔·扬季耶夫作过详细了解、并对这个车臣小伙子小声讲出他的亲属的名字，那么跟这个眼线联系的无疑不是一个一般的侦查员，而是一名长官。这个眼线受到贿买，讲得通俗一些，就是被人彻底收买了，再不就是被克格勃人员恐吓得魂不附体。

斯坦尼斯拉夫不认识莫斯科刑侦局局长本人，在将军看来，他不过是部里来的人，派头十足，虚有其表，在办公室之间转来转去，妨碍别人工作而已。古罗夫催朋友抓紧一点，一心指望通过查出的叛徒获取重要的侦查情报，不过他几乎毫不怀疑，查出的人最多只能到维尔丁这一级，再往上就此路不通了。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认输了，能力不够，咱们还是去求求将军。”

“你在休假，不要打搅朋友的正事儿，”古罗夫答道。

“今天星期天，彼得兴许在家里，你打个电话，邀他来吃午饭，告诉他我也来。”

“你以为这是实话么？”古罗夫执拗地表示反对，但他心里十分清楚：要是斯坦尼斯拉夫提请帮助，那就是说非帮他一把不可。

完全出乎意料，彼得·尼古位耶维奇来到古罗夫的寓所时兴致勃勃。原来将军夫人去看一位偶染小恙的女友去了，一整天不在家，将军无所事事，正感到苦闷不堪。

“唔，两个捣蛋鬼，”奥尔洛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面搓着宽大的手掌，一面得意洋洋地笑着说，“很高兴见到你们，你们把自己锁在茅房里不知怎么出来，真是活该。”

“别那么刻薄！”斯坦尼斯拉夫冲口说，脸色也红了。

将军呵呵大笑，环视了一下摆好的餐桌，拿起一瓶蒙上一层水汽的酒，看了看外国商标，把它放回原位。

“我很喜欢受贿，可惜的是除你们两人以外，谁也不给我半个子儿。列瓦，我想你还没有变得懵懵懂懂，你不用跟我胡说八道，马上坦白告诉我，是哪只烤鸡啄了你的屁股？”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被啄的不是古罗夫，而是我，”斯坦尼斯拉夫说。

“你得了名家通病，亲爱的。”奥尔洛夫从桌上拿起另一瓶酒，也没有看懂商标。“烤鸡不会区分是谁的屁股。好吧，咱们一人喝上一杯，我再听你们说。”

将军听汇报时跟往常一样闭着眼睛，等古罗夫住了嘴，说道：

“我看这都是白忙。莫斯科刑侦局长这人我认识，可是他对我来说是个外人，我不能去找他，要他答应你们的请求。你们的请求说白了就是：‘我们掌握了情报，证明您身边有个人已被联邦调查委员会招募，请讲出他的姓名。’于是那人心想：‘好家伙，你想得倒美！谢谢你提供情报，可是自己家里的事我们自己会搞清楚。’”

“那怎么办呢？”斯坦尼斯拉夫问道。“要是我手下的伙计，我决不会对任何人讲出来。”

“那么对我呢？”奥尔洛夫狡黠地眯起眼睛。

“唔，瞧您说的，”斯坦尼斯拉夫窘住了。

“正是这样。”奥尔洛夫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坐下来，移过电话机。“必须在我的同事中找一找，看谁是莫斯科刑侦局现任局长的首长或老师。假如他确信情报不会泄漏出去，他会帮忙的。一个机关的声誉固然不容玷污，可是谁也不愿意跟见利忘义的叛徒在一起共事。你们两个小家伙到厨房去，把门关紧。我跟谁打电话，谈些什么，可不能让你们听。”

两个朋友把自己关进厨房，听见并联电话丁当响了一阵，沉寂下来，随后又响了起来。奥尔洛夫将军在电话里谈了大约两小时。

“咱们喝点酒吧，列夫·伊凡诺维奇，今天我反正不工作了，”斯坦尼斯拉夫说。

“你喝吧，”古罗夫耸了耸肩，“你呼吸短促啊，斯坦尼斯拉夫。”

克里亚奇科转过脸去，突然说道：

“那么给我一支烟。”

“你这个年龄开始抽烟有害无益。”

“你自己戒了又抽，已经上十次了。”

“我这人意志薄弱，我可以这样。”古罗夫答道。就在这时门打开了，奥尔洛夫走进了厨房。

他不是朝两个侦探、而是朝桌子看了一眼，估量了一下几个酒瓶里酒的高度，随后满意地嘿嘿一笑。

“小伙子们，你们还不错，跟你们可以共事。”

“要是我把一瓶酒喝光了，那就不能跟我共事不成？”斯坦尼斯拉夫冒火了。

“我总得找个话开口呀！我也是个大活人。列瓦，你打不打算请我吃一顿？”

他们在桌边坐下来，也不碰杯，每人喝了一杯，随后开始吃东西，却是食而无味。奥尔洛夫放下叉子，气忿地说：

“见鬼！假如我帮你们干的事由列瓦来干，那么他会漠不关心地看上一眼，耸耸肩说，这一切都微不足道，你们尽管使用，我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可是收到古罗夫这件‘礼物’的人一辈子会觉得欠他的债，一心想着要为他献出生命。比如斯坦尼斯拉夫，他会恭恭敬敬低下头来，说他这个受够了折腾的侦查员就爱建立赫拉克勒斯①式的功勋，唯独我不会像列瓦这样露脸。”

①希腊神话中最有名的英雄，曾建立许多著名功勋，如击毙巨人安泰、解救普罗米修斯等。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喜欢你，将军。”古罗夫对斯坦尼斯拉夫使了个眼色，低下头来。

“列夫·伊凡诺维奇，明天十点钟莫斯科刑侦局长等着你。将军了解你面临的问题，他答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助。”

几个朋友再也没谈工作。他们在一起从来不谈体育和政治，斯坦尼斯拉夫则把所有的趣闻和他爱讲的俏皮话一下子忘得一干二净。几个朋友不想吃也不想喝，默默坐在那里，各想各的心事，也许三个人想的是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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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莫斯科刑侦局长的办公室原封未动，还是老样子，仿佛自古罗夫首次跨进这个门槛以来的二十多年间现实生活毫无变化，办公室里仅仅有人擦擦灰尘而已。唯一的变化是在墙上，捷尔任斯基①的照片没有了，换上了一幅镶在厚重镜框里的画，那是艾瓦佐夫斯基②绘画的复制品。

①费·埃·捷尔任斯基（1877—1926），前苏联早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

②伊·康·艾瓦佐夫斯基（1817—1900），俄罗斯著名画家，以擅长画大海及海战著称。

年轻的将军从桌子后面走过来，握了握古罗夫的手，指了指客座上的单人沙发，自己则在对面同样的沙发上就座，以表示对客人最大的尊敬。

“我叫尤里·伊万诺维奇。您也明白，列夫·伊凡诺维奇，您的来访不会使我感到异常高兴。”

“谢谢您让我进您的办公室来，”古罗夫答道。

“生活真是一团糟呀，每天都在想，真是糟透了。就仿佛有只小锤子不住地敲你的脑袋。咱们就以‘你’相称，好吗？”将军的话音显得很苦闷。

“好吧，不过这不会使你我感到更轻松。”

“你在这里开始时是在谁的手下？”

“我基本上是在图里林将军手下供职。”

“我对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几乎一无所知，尽管他在我们学院授过课。列夫·伊凡诺维奇，请说实话，要是你的话，你会把自己的副手交出来吗？”

“决不！”古罗夫冲口答道。他咽了一口唾沫，又补充说：“只有一个人的请求除外。”

“唔，行了，咱们是侦查员。我研究了你提出的问题，你需要的是我的一位副手索博利上校。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侦查员，我对他没有什么不满意。”

“我认识维克托·谢苗诺维奇，”古罗夫凭直觉感到将军并不十分喜欢自己的副手。“我和他一度在一起担任平行职务。”

“你要对他进行调查吗？”主人在沙发里欠起身来，把烟灰缸往前移了一下。

“空口说怎么说都行。”古罗夫点燃一支烟，“可是怎么开口跟他谈呢？况且他不喜欢我。不过这并不重要，我不打算跟他亲自接触。好吧，请原谅。”古罗夫捺熄未抽完的烟头站起身来。“假如我那里出现什么具体情况或是我决定对索博利采取什么步骤，我保证让你最先知道。”

“比奥尔洛夫和克里亚奇科还早吗？”将军把客人送到门口。

“他们得到情报可能比我还早。”古罗夫握了握将军的手，走出办公室。

他回到家里时玛丽亚已经睡了。每逢上午排练，晚上还有一场演出，她总是睡不安神。她竭力在白天打个盹，哪怕睡上一个小时。

古罗夫知道，不论他怎样轻手轻脚，玛丽亚准会醒过来。他把鞋脱掉，穿着袜子走到厨房，正好听见电话机略有动静，不等铃声响起便一把抓起听筒，用脚把门推上，说道：

“喂，我听着。”

“是我该听你说，”斯坦尼斯拉夫说道。“可是我的消息更糟，因此你先听听。前天捷列霍夫从银行出来时被人杀了。”

“可是他星期五压根儿就不该到银行去呀。”古罗夫歇了一口气。“前天出的事，可我们今天才知道，咱们这些侦查员真不赖。”

“我是八点左右被彼得揪出来的，当时我想，他准会接死我。”

“可是你在休假呀。”

“不错，因此我们没有及时看看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情况通报。”

“我不明白这条癞皮狗干吗赖在莫斯科不走？我跟他讲得一清二楚。笨蛋！我是个笨蛋！是我！我们本该跟踪监视，直到他离开本地。这死鬼是个臭狗屎，我却偏要洁身自好，不愿沾染臭气！”

“你说的话跟奥尔洛夫将军对你这个人的评价几乎一模一样。请原谅。”

“彼得说得一点不错。这事要是出在你身上，我真会揍死你！”古罗夫扯开嗓子说。就在这时门开了，玛丽亚走进厨房。他抚摸了一下她的肩膀，对着听筒问道：“是怎么干的？”

“是汽车，冲到了人行道上。汽车已经悄悄弄走了，因此我们只有竹篮打水的份儿。”

“没有人提供任何线索吗？”

“老一套……中等身材，中等年龄和体形，从穿堂院里溜走了。”

玛丽亚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但从古罗夫的脸神和话音里猜测是有人被杀了。她也有件事要告诉古罗夫。今天上午剧院里来了个男人，带了一些优质法国化妆品，价格非常便宜。女演员们自然把他团团围住，一下子抢购一空。玛丽亚不喜欢这个男人，因为他对她看得过于仔细，尽管他周围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多的是。姑娘们跟他调情。甚至打听他的电话号码，答应给他打电话，并询问下一批货什么时候能到。

玛丽亚对这个商人没有好感。她知道男人到后台来有两种原因：要么看中了某个女人或是一般地对姑娘们感兴趣，这种人对剧院的风尚几乎一窍不通；要么卖给姑娘们一些贴着巴黎标签的土耳其或越南旧货。

那个陌生人对姑娘们却彬彬有礼，卖的是真正的法国化妆品，别的且不说，玛丽亚对化妆品却是在行的。她自己也很愿买上一小瓶心爱的香水，但出于原则考虑而没有买。也许是受古罗夫影响的结果吧，玛丽亚只瞥了那个商人一眼心里就想：他上这儿来干什么？她对那男人注视的目光十分恼火，尽管她早已见惯了这种令人讨厌的殷勤，甚至视若无睹。玛丽亚从这个“货郎”身边走开，就在这时她听见有个人无意中说出“别墅”两个字。玛丽亚这才比较留心地看了那个卖外国货的贩子一眼，记住他的外貌，暗自决定这事儿一定得讲给古罗夫听听。

可是此刻玛丽亚明白，上校这里出了大事，心里很不痛快，便决定晚上再跟他谈。

维尔丁中校如释重负。唯一令他感到危险的证人不在了，其他几个人不了解任何具体情况。撤消判决并对案件进行补充调查的机会实际上等于零。当然啰，证人现在何处应当查明，但最好是争取尽快执行判决，这样才能放手大干，掐住那个百万富翁的脖子，从他身上抖落出一大笔钱来，并重新点燃正在熄灭的战火。

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维尔丁需要一个忠实可靠而又机智勇敢的人。手头有几名人选，但他们都由于种种原因而使中校觉得不满意。候选人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一个——他应当是血债累累，已被缺席判处死刑。符合这个条件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一下子就被刷掉了，因为那是个车臣人，而维尔丁所要的必须是个俄罗斯人。这样的刑事犯也有一个，此人两次越狱，打死两名士兵和一名民警中士。可是这名候选人长相太可怕。说话也口齿不清。这种相貌在一些描绘远古时代人们手持长矛和粗棍攻击猛犸的画面上倒是可以见到。而这个惯犯只要一开口说话，连阅历丰富的人都会觉得难受。加之这人头脑异常迟钝，远近的罪犯们都知道这个人，却不邀他参加他们的集会。这人大概也只能用一次，让他干最简单的活，去杀个人，随后立即把他干掉。

维尔丁需要一个迥然不同的人，不是刑事犯，最好是个国际主义战士，在阿富汗犯过血腥罪行，维尔丁翻阅了一些侦查案卷，那里有些伙计很合适，可是那些人早已受到侦查，而进行侦查的不是中校手下这帮笨家伙，而是配有现代装备的行家里手。要是连他们这么多年都一无所获，那么顶多只有一个月时间的维尔丁更是犯不着去钻这个死胡同。

电话铃响了起来，维尔丁摘下听筒。

“喂。”

“你好，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近来怎么样？我不知怎么觉得有点不舒服。”

维尔丁听出这是索博利上校。尽管他们二人都确信自己的电话绝对保密，但他们还是认为用伊索式的隐晦语言通话为好。

“你得的是慢性伤风，老头儿，”维尔丁不满地皱着眉头答道。他对招募莫斯科刑侦局副局长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具体成果却一直令他不满。副局长有时捎带办几个小小的刑事案件，抓几个人，中校主管的处因此在局里不算最差。但维尔丁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牢房里的工作上。莫斯科刑侦局是不让外人进入自己管辖的监狱的，可是索博利实际上是那里的当家人。迫使那个车臣娃娃闭嘴就是通过索博利安插的眼线干的，但维尔丁觉得这还不够。他在局里虽然也算是个优秀的谍报专家，但事实上他并不够格。维尔丁工于心计，头脑聪明，他能预见对手的行动进程，从而赶在对手前面，然而他缺乏足够的魅力，不善于跟人建立友好而又互利的关系。他执拗地坚持一种常见的错误，即力图得到的比付出的更多。索博利则跟他磨洋工，这种态度错在维尔丁，因为他忽视了一点，索博利比他年龄更大，军衔更高，经验更丰富，自尊心也不比他弱。

维尔丁是靠掩盖一起谋杀案而把这位警方人物招募过来的。作案的是一位上层人物的儿子。案子不了了之，案卷也归了档，没想到就在这时那位上层人物下了台，随后又身败名裂。可是那份案卷却留在档案室里，随时都可以取出来启封。索博利犯下了民警系统最常见的一桩罪行。只要维尔丁不提这桩罪行，跟这位民警官员友好相处，平等相待，有时也请长者出出主意，那么这两个人尽管是狼狈为奸，但他们的联合却十分有力。然而一个人只要生下来不是胸怀坦荡，而用居心叵测，那么就连上帝也无法让他敞开胸怀。这种人的心只能挖出来喂狗。

就说这会儿吧，人家诉说身体欠佳，那意思就是他碰到了麻烦。那么你就该表示同情，听他说完，约个时间见面，想一想怎样帮他一把。可是维尔丁不是这样，冲口就说人家患了慢性伤风。碰巧那件麻烦既跟索博利、也跟维尔丁有关。上校顿时火了，气冲冲地说：

“古罗夫今天拜访了我的将军，不过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事要互相协作。我的头头跟任何一位将军一样，不喜欢部里的人。”

“你这话是想说明什么呢？”维尔丁警觉起来。

“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说的我都说了。”

“别惊慌失措，咱们的朋友不是上帝，不可能钻得这么深。再说案子是春季发生的，法庭审过了，判决也有了。”维尔丁当真冒起火来，他甚至不愿意暗自承认他显然是吓坏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不喜欢这个人，一辈子对他都无法忍受，可是我得事先提醒你，这个人记性极好。眼下他在休假，仿佛是跟最要好的朋友闹翻了，跑去尽社会义务，查找一个什么团伙。既然你这么年轻，又实在没事儿可干，那你尽管信口开河好了。”

“别忘乎所以，上校！”

“你自己别忘乎所以，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家伙！你干吗要吓唬我，凭什么要挟我？你那只钓钩早就不灵了！索博利上校两年以前搅乱了那个案子，是吧？那么你是今天才知道的，还是瞒了两年没说？”

“维佳①！维克托·谢苗诺维奇，对不起，咱们有话好说，再说这些话也根本不该在电话里说。”

①维克托的小名。

“老弟，有话好说，两年前就该如此了。可是今天，就像咱们那位共同的熟人老爱说的那样，命中注定，无可奈何。行了，有什么消息我会打电话。”

那天早晨，古罗夫上校来访之际，莫斯科刑侦局长就已下令对索博利上校的电话进行监听。负责这件微妙工作的部门头头正想表示异议，还没等他张大嘴将军就猛地一拳捶在桌上，大声吼道：

“滚开，别跟我提什么检察机关。懂吗？我难道要你监听他妈的杜马不成？这里我说了算！你懂吗？得听我的！我让你在茅房里装麦克风，你就在茅房里装！你把维克托的电话并连一根线接到我的机子上来。只接到我这儿！不准让任何人知道，你也马上忘掉这件事。”

索博利上校放下听筒，维尔丁中校也放下听筒，最后一个放下听筒的则是将军。

“难怪我不喜欢维克托·索博利，”将军心想，“我不喜欢他是因为我跟他一样是个狗东西。只不过这件案子我没有被人抓住把柄，他却被人抓住了。”

两年前一位上层人物的儿子杀了人，将军对此记忆犹新。他当时还没当上将军，只领导一个处，索博利则是他的副手。政府里有人施加压力。检察长则厌恶地对这个案子不予理睬，仿佛连一清二楚的事实也不知道。一个证人“丢失了”，另一个证人“没有找到”，移交检察机关的是一具臭味难闻的尸体。检察机关把案卷随意塞给一个见习检察员，随即把一大堆重要工作压在他头上。尽人皆知，对内行指手画脚，只会把事情办糟。有一家不起眼的报纸鬼迷心窍，派记者来莫斯科刑侦局采访这个案子，刑侦局有人便塞给他另一份耸人听闻的材料，讲的是一个躁狂症患者连续杀人的事，使这个记者当即忘了他干吗要来莫斯科刑侦局。

许多人知道这件事，但在侦讯材料上赫然可见的是索博利中校的签名。有一条规矩早已众所周知：谁签名谁负责。

古罗夫在住宅里来回踱步，等候格奥尔吉·图林的电话。他自己也可以拨电话过去，但从策略上考虑，等他打过来为好。密探主动打电话会被理解为你是在讨债。

士兵睡大觉，勤务误不了——这是一条靠得住的规则。此时斯坦尼斯拉夫正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打盹。

电话铃响了起来，斯坦尼斯拉夫像猫一样微微睁开一只眼睛。正在准备会剧院的玛丽亚在浴室里喊了一声：

“我已经走了！”

“人一上年纪就慢慢学会撒谎了，”古罗夫不满地嘟囔着，随即取下听筒：“我洗耳恭听。”

“是列夫·伊凡诺维奇吗？”古罗夫听出是莫斯科刑侦局长的声音。“维尔丁这个姓名对您有所启示么？”

“很有启示，谢谢您的电话，将军先生，我欠您的情。”

“好极了，您马上就可以还情。列夫·伊凡诺维奇，请尽可能忘掉你我今天上午的谈话。”

“什么谈话，我怎么不记得了，将军先生？”古罗夫恳切地说，“我由衷地高兴您给我打来电话，并祝您万事如意。”

“谢谢。请常来电话。别忘了咱们是以‘你’相称。”

玛丽亚飘然走出浴室，迅速转身面对着两个男人，用手掌挡住试图靠近她的古罗夫。

“站住！这张脸可不能碰！上校，别忘了提醒我，今天晚上我有件事要讲给你听。暗号是两个字：‘别墅’。”

“等等！”古罗夫挡住玛丽亚的去路。“什么别墅？”

“我要迟到了！”

“斯坦尼斯拉夫！你送大明星去剧院，在路上把一切都问清楚，再多问几个问题。我倒是很乐意亲自去，可是我得守电话。”

“别墅、山庄、城堡，”斯坦尼斯拉夫边说边给玛丽亚开门。

古罗夫面带微笑看着斯坦尼斯拉夫，只见他彬彬有礼地把门拉开，但一眨眼却挡住玛丽亚，首先走出房问。

送走玛丽亚和斯坦尼斯拉夫以后，古罗夫走到书架跟前，想取下布尔加科夫①作品的一卷集·《大师和玛格丽特》这部小说他能没完没了地读了又读，但他突然想起了父亲，便从架上抽出《三个火枪手》。古罗夫不止一次下决心开始重读《战争与和平》，或是好歹把《克利姆·萨姆金的一生》啃完，但要完成这种壮举，他的毅力和精力都不够。他在沙发上躺下来，打开《三个火枪手》，翻到达塔尼昂竭力要他的仆人普朗什相信睡眠完全可以代替午餐那一页，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古罗夫不止一次谈过恋爱；他曾经无数次等候别人的电话，但这种等候跟女人却从不相干。

①米·阿·布尔加科夫（1891——1940），前苏联作家，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系他的代表作。

“这可不好啊，”密探看着电话机心想，随后不慌不忙取下听筒，按老习惯答道：

“您好。我洗耳恭听。”

“您好，列夫·伊凡诺维奇，”讲话的是图林。“昨天我被判了两年，缓期执行。”

“祝贺你，往后再别闯红灯了。”古罗夫很高兴图林打来电话。密探知道法院昨天开庭的事，他指望图林立即打电话给他，可是图林神经正常，他知道自己的身价。

“我听不出长官高兴的语气。”

“我在不声不响地放鞭炮庆祝呢，整个住宅都熏黑了。”

“好吧，算您赢了。得见个面才好，”图林说。

“你不是我的朋友，咱们不急于拥抱。眼下我还无法给你提任何具体建议，”古罗夫不说实话，他注意到他撒起谎来一年比一年更容易。“你是在开出租汽车吧？那你就开吧，挣钱维持生活，同时考察这个城市。”

“那么住宅呢？我是交房租还是怎么样？”

“眼下你住着再说，等我跟上司商量商量。”

“好吧，”图林明白他住的地方是个秘密联络点，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他确信刑侦机关早就为他准备了这份“礼物”。上校待人和气，彬彬有礼，那是哄傻瓜的，现实生活中谁也不会平白无故送这样的礼物。或许是他格奥尔吉·图林看错了人，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密探，上校并不相信曾经企图谋杀他的这个人，要把他变成“罐头”储存起来，留待最佳时机再用？

“明天上午十点左右，你把车开到‘复映影片’电影院门口，咱们兜兜风，兴许能想出点名堂来。”

实际上只有图林才能打破僵局、推动破案行动，但这种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极其小心地让这个前上尉接近维尔丁。按照行动安排，前克格勃官员完全需要图林这样一个人，而这种人不仅不是唾手可得，就连那些看管较严的处所也极难找到。让他们互相认识倒是轻而易举，难就难在必须使维尔丁相信这个在阿富汗打过仗的人。照古罗夫的看法，图林有一条重大的缺点，那就是：诸多优点集合在一个人身上，令人觉得难以置信。

古罗夫考虑问题通常有一个前提，即对手不比他本人更蠢，经验也不比他差。他背地里对维尔丁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了解这位年轻中校的一些缺点，认为自己跟他相比有明显的优势。但古罗夫也知道，侦查员往往就在自认为胜券在握的行动中被对手干掉。

格奥尔吉·图林。一个成熟的战士，经验丰富，年富力强，在阿富汗服过役，那么他的经历就笼罩着一层隐秘的薄雾，十有八九是犯过罪，否则也不至于离开空降部队流落街头。既没有家庭也没有什么专业，只有两点除外：能娴熟地驾驶任何有轮子的车辆，会使用各种装子弹的枪械。他曾答应干掉民警上校，可见他很有胆量，脑子不受成见的拖累。他曾在阿格耶夫上将的指挥下服过役，现已去世的福金中校对他进行过审查。

格奥尔吉·图林是个理想的执行者，这样的人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到。

他未能完成任务，他的监护人已死，死因不明。图林本人则被手持精良武器的民警抓获，关在彼得罗夫卡的内部监狱里，等着布特尔监狱的法院开庭审理，而特工机关自然也对他作了详细的调查分析。他在法庭被判处两年徒刑，缓期执行，弄到了临时户口，眼下在出租车停车场工作。法庭作出的决定可以理解，这人打过仗，习惯于摆弄武器，他不可能毁掉这么贵重的东西，想把它卖掉挣几个钱。

那么他，古罗夫上校，能信得过格奥尔吉·图林么？一辈子也不会。一切都过于令人称心，无可挑剔。随便哪个有经验的侦探都十分清楚，解释越合情合理就越不可信。现实生活中一定能找到一些破绽，一些小的矛盾和精心掩盖的谎言。假若这些东西一点也不存在，那就意味着是一场弥天大谎。

而且主要的是，理想的执行者在最需要的时刻出现。对这种人应该离他远一点，要用也只能在双重游戏中使用。

古罗夫重新分析了侦查的整个进程，心里发愁了。他觉得格奥尔吉·图林虽是一张稳操胜券的王牌爱司，跟整副牌却对不上号。指望维尔丁会因疏忽而出错，并据此来拟定工作方案，那是轻率的。然而维尔丁的处境也不值得羡慕。

这位克格勃人员显然受命往车臣战火中浇油。一些人在这场战争中捞的钱太多，致使交战双方无法媾和。政治家和几颗星的将军们既从主战派、也从主和派那里拿钱，看来已经完全乱了套，不知该支持那一方。

维尔丁这个毛孩子考虑得很对：要天空再次电闪雷鸣，不一定非爬上奥林匹斯山。让众神跟提坦诸神相互厮杀好了①。这些神忘记了在地上忙碌奔波的老百姓，他们似乎啥也不会干，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克格勃官员维尔丁是个厚颜无耻的败类，但却不是个傻瓜，他没有忘记老百姓。

①典出希腊神话。奥林匹斯山顶是众神居住的地方。提坦诸神是十二位巨神，跟他们斗争并最终战胜他们的是主神宙斯，他掌管雷电霹雳。

公共汽车爆炸，两个孩子被炸死，车臣杀人犯被关进笼子里，这件事使不同民族的老百姓感到震惊，而且令他们久久感到惴惴不安，仿佛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被仇恨所笼罩。然而正像智慧之王所罗门说的那样：“一切都在流逝。”霍洛多夫②被人谋杀了，利斯季耶夫③也被人谋杀了，这些事件似乎会令人永志不忘，一年以后人们举行了周年纪念，两年以后还有人提及两位惨死的记者，但他们的名字很快将被遗忘，而那些扔掉旱冰鞋、迷上“梅谢尔杰斯”小汽车的小伙子则压根儿不会知道这些人的姓名。

②③苏联解体初期被人谋杀的两名莫斯科记者。

维尔丁不遗余力地干了起来，但他有点操之过急。报纸和电视大肆鼓噪，但现实生活却迫使他们改变方向，转而关注总统选举，关注那位踩灭战火、把没有烧完的木块四散扔开、扭住对手的手臂强迫他们坐到谈判桌前的鲁莽直率的将军④。那么维尔丁今天拥有什么呢？几个可靠的假证人和一纸所需要的判决。古罗夫上校截获了证人，似乎掌握了主动权，但这一切只不过是成功的假象。密探无法利用自己的优势。而克格勃官员的凶残行动虽能使一个无辜者遭到枪杀，但也同样不会带来称心如意的后果。即使朝铁木耳·扬季耶夫的后脑勺呼地一枪，也不过像气球呼地一声爆裂一样。它只会引得人们抬起头来望望空中，画个十字，仅此而已。

④指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前秘书列别德。

古罗夫从沙发上站起来，正想开始在房间里踱步，又停住脚步。假如一个人能够通盘估量形势，那么同样的事另一个人也能办到。

维尔丁指望什么呢？他必须明白他的进攻已经受挫，他点燃的火不可挽回地正在熄灭。可是假如他事先准备好汽油桶，在最后一刻把它扔进行将熄灭的炭火中呢？他会想出什么点子呢？这一点只有格奥尔吉·图林才能打探清楚。

古罗夫给库拉根上校拨了电话。

“你好，巴维尔，鄙人是古罗夫。”

“我碰见你那天是个倒霉的日子，列夫·伊凡诺维奇，”反间谍官员答道，“我只能给你提供两个伙计，再没有了。伙计当然是有的，但符合你要求的只有两名。”

“你很机灵，巴维尔。明天从上午起我只需要一名。”

维尔丁中校听取了上午在剧院里卖法国化妆品的那个侦查员的汇报。

“遵照您的嘱咐，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我没有提启发性问题。”

维尔丁点了点头，心里却在寻思：狗拿耗子，那有什么屁用？就让那民警被这几个证人拖得喘不过气来。谁也不需要这些证人了，眼下主要问题根本不在这里。

“你跟玛丽亚结识了吗？”他这么问纯粹出于好奇。

“没有，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她简直像条蛇，目光跟眼镜蛇一样，仿佛会施催眠术。”

“可是她又何苦要找你呢？她产生警觉，说明她了解情况，那民警也给她嘱咐过一些话，”维尔丁满意地笑了一笑。那些老侦探全都靠装模作样和虚构臆测过日子。已经是原子时代了，他们仍在琢磨着要发明火药。

“我跟两个风骚娘儿们拉上了关系，”侦查员见首长嘴角露出了笑容，说话就随便一些了。“可是总的来说，这些可爱的女演员在实际生活中看上去都叫人流眼泪。在舞台上她们是女王，是名门闺秀，可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分量。不过，只要祖国需要，就是贱货我也跟她上床。”

“别拿性命冒险，中尉，可是这些姑娘你挨个儿跟她们会会面。为了防备万一，不妨打听一下，那几个狗屁精被古罗夫藏到哪儿去了。”

“我懂了，可以走了吗？”

维尔丁正准备回答，这时电话响了起来。

中校做手势让部下别走，随即拿起听筒。

“喂，是我。”

“情况不妙，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准确地说。不是不妙，而是有些莫名其妙……”

“简短一些！”维尔丁恼怒地打断他的话。“你这是什么习惯——臭狗屎还用装在金匣子里？”

“扬季耶夫家里的人不见了。”

“怎么不见了？坐飞机飞走了还是抬腿溜了？他家里人不少啊，他爷爷几乎连腿都抬不动。”

“没法儿理解。先是父母亲坐黑道人物的汽车走了，好像说是去邻村参加葬礼。第二天来了个什么亲戚，把两个孩子带走了。又过了一天我们进他们家里，爷爷不在了。头一天晚上他还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就不见了。”

“你们干吗不早一点报告？”维尔丁发火了。

“是我的错，可是这种事司空见惯，他们经常到处走动。”

“这就是说，扬季耶夫家里的人一个不剩了？那么东西呢？他们是光着身子走的还是带走了什么东西？”

“带走了，”维尔丁勉强听清楚对方的话，扔下话筒。“你还站着干吗？”他突然冲着中尉吼道，“带上钱去买你那些破烂儿，跟那些娘儿们会面去！明天傍晚以前必须告诉我那几个乡巴佬在那儿露面。赶紧去查一查，亲眼看一看，一定要十拿九稳。白痴！”

“首长一贯正确！”斯坦尼斯拉夫走进住宅，兴冲冲地说。“上校先生，您的天才我都赞赏得腻烦了。我看，您的心情不大好吧？那就笑一笑吧！今天上午在剧院里呆过的是咱们那位朋友手下的伙计。我在那里跟几个姑娘说了一阵悄悄话，打听到那个伙计仿佛顺便似的问了一个女演员，不知有没有谁想找个人去看守别墅？好像是他被老婆赶了出来，他没有地方过冬。克格勃的先生们大刀阔斧干起来了。”

“可是咱们干起来却像开拖拉机，留下的痕迹一直通向天边！”古罗夫从桌上抓起一只碗，想摔个粉碎，随即感到赧然，又把它放回原位。“有什么值得欢笑？是我们自己的愚蠢还是无能？我们实行的侦查计谋连乳臭未干的娃娃一眼都能识破。干吗要笑？干脆呵呵大笑得了？”

“我这人老爱说蠢话，可是咱们应当输得起。就连天才的冠军有时也遭到失败。”

“输要输得适当，而且不能把人的性命输掉。你带上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给库拉根上校打个电话，他答应给我两个人，我只要了一个，你带上另一个，然后分成两对，封锁那两处地方。我看维尔丁的人不会采取莽撞行动，只不过进行侦查，我需要他们的照片。”

“万一他们莽撞起来，闯进屋子，企图把人抓走呢？”

“你自己琢磨吧！”古罗夫嘲弄地看了他一眼。

“我们会处于二对三的境地，”斯坦尼斯拉夫装出难为情的样子。“当然，万一来者采取鲁莽行动，可以当即开枪打穿一个人的手臂。”

“所谓‘万一’是指有害无益的时候。‘罪犯’进行抵抗时打断他的手臂，一定要铐起来，‘假’证件予以没收。开来的汽车车轮都要开枪打穿，不是一两个，而是所有车轮。把当地民警叫来，把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人也叫来。再给电视台和《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打个电话，”古罗夫叹了口气。“痴心妄想啊！这种便宜咱们是捡不到的。你把照片拍下来就算了不起了。”

古老的避暑村很久以前盖起了一些豪华别墅，今天这些别墅看上去已经相当寒伧了。可是那些地段却比以前更漂亮，上面的树木几十年来鼓足了劲，长得枝繁叶茂。当年分配地块时十分大方，再说住在这里的远非是平民百姓，而是有各种特权的人。战后首批住进来的是一些打过仗的退役将军，名副其实的人民演员和举世闻名的艺术家。当然啰，五十年来户主基本上都已换了人，可是整齐端庄乃至典雅的风格在避暑村仍然保留下来。

年轻的个体户卡西亚诺夫和商贩费季索夫去充当“看守人”的那两幢别墅实际上挨在一起。斯坦尼斯拉夫跟柯托夫两人一起，在卡西亚诺夫那儿安顿下来，而聂斯捷伦科和一个年轻的克格勃特工则进了费季索夫那幢别墅，那年轻人皱着眉头，对派给他的这份差使显然感到不满。斯维特洛夫的“莫斯科人”汽车停在对面，他在座位上躺下来，心里满有把握，认为这么一辆汽车谁也不会注意。

斯坦尼斯拉夫和库拉根上校的那个伙计担任组长，两人商定了联络方法。克里亚奇科一眼就看出那个克格勃特工不满的神情，随口说道：

“狗屁一样的差使，主要的是无的放矢。”

“一点不错，”小伙子一听就来劲了。“你们不找我们帮忙就干不成么？连普通的小偷小摸都对付不了，太糟糕了。”

“一点不错，”斯坦尼斯拉夫点了点头。“鲁斯特①并未驾飞机飞到我们这儿来，平科夫斯基②和戈尔季耶夫斯基③也没有在我们这儿服过役。”

①德国青年，八十年代曾驾驶轻型体育运动飞机长驱直入，在莫斯科红场降落。

②③前苏联安全部门工作人员，充当外国间谍，七十年代被破获。

那位反间谍人员没有料到这个睡眼惺忪的民警会如此迅速作出反应，开始琢磨怎样回答，但斯坦尼斯拉夫抓住他风衣的钮扣，严厉地说：

“你要不要抓住奸细，娃娃？说不定他们就会露面。可是他们来自你们的办事处，而不是我们这一边。万一支起火来，你的任务很简单。你代表你们单位，并且竭尽全力不让别人把你打死。”

“我倒没什么，上校先生，”小伙子窘住了。“只不过我不明白，是谁要钻到这儿来，干吗要来。”

“你要明白这一点现在还早了点儿，就凭你这点经验你得学会执行。再过上十年你就开始明白了。”斯坦尼斯拉夫突然抱住小伙子的双肩，带着他朝别墅走去。“请原谅，伙计，我是个狗屁长官。可是我的朋友，那才真是个行家。也许我们是在白白磨蹭，可是你我干的工作自古以来就是空忙。”

九月里天很早就黑了下来。九点钟，避暑村里的灯光一下子全都灭了，浓密的树叶遮住天空，使得四周一片漆黑。

斯坦尼斯拉夫跳起身来，穿小径跑进花园，一下子跳到篱笆那边。

“幕拉开了，演员马上要出场了。那么，照我们说好的去做，主要的是要镇静。由尤里来开门。”克里亚奇科捅了捅费季索夫的胸脯。“聂斯捷伦科和您，中尉，呆在后面房间里，把门插上。尤里，你要迟迟不开门，问问是谁，有什么事，干吗要来，要他们把管段民警叫来。我们会立即靠近你们，但是不露面。假如他们从我们那边开始，你们从侧面篱笆上的小门过来。”

大约过了一小时，开来一辆维修工程车，在村边一幢房屋跟前停下来，开始沿着街道慢慢移动。他们首先敲门的是克里亚奇科、柯托夫和“看守人”卡亚西诺夫所呆的那幢别墅。

“喂，当家的！有谁在这儿？我们是本地管事的，管段民警带着电工来了。难道你们不要灯了？”

“灯是要的，只不过天这么黑，看不清到底是不是管段民警，说不定是手拿斧头的强盗，”卡西亚诺夫回答得十分自然。

“快点醒一醒，胆小鬼！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就你一个人壁垒森严，躲在屋里。你怎么，是新来的看守人吗？吉他琴师说过，他的别墅里住了个看守人。”管段民警说话乐呵呵的，声音很大，显得胸有成竹。“你姓个啥呀？”民警显然故意装出乡下人的口气，说话时略带讥讽的味道，随后打开手电筒。“嗬！是卡西亚诺夫·阿列克谢老弟。廖沙①，你应该会派出所登个记。这会儿先把门打开，你这勇士，我们不会马上要你的命，只看看线路。”

①阿列克谢的小名。

卡西亚诺夫取下门钩，只见管段民警原来是个大尉，已经上了年纪，身上一股家酿白酒和大葱的气味。随后进来两个电工，看样子是两个少年，还没到当兵服役的年龄。随后又挤进来一个人，头戴鸭舌帽，手里拿着一罐啤酒。

斯坦尼斯拉夫从隔壁房间里透过门缝观察进来的几个人。管段民警毫不做作，两个少年更是神色坦然，可是爱喝啤酒的那一位，从年龄判断是个上尉，这可是个侦查员，难怪他目不转睛盯着卡西亚诺夫。好小子，你干脆掏出照片对一对得了，要不当心认错了人。

两个电工忙着查看线路，大尉神情疲倦地在板凳上坐下，问道：

“廖沙，这么说你打算在这儿过冬？”没等对方回答，他继续说道：“这可是件好事，要是每幢房子都住上一个人，我就可以在炕上睡个安稳觉，早上再上这儿来转一圈，聊聊天，再喝上几口。那该有多自在！可是眼下一天也不得安宁。这儿把窗子卸了，电视机偷走了，那儿呢，老天爷，恕我出言粗鲁，有人进去过夜，然后在贵重的地毯上拉屎。”

两个电工收拾好折叠梯，向门口走去，边走边议论：

“什么地方会短路呢？干吗要挨家挨户去打扰人家？”

“点个蜡烛睡一宿，等早晨天一亮就可以查清楚。”

斯坦尼斯拉夫毫不怀疑，眼下只要维修组一进隔壁那幢房子，灯就会亮起来。果然不出他所料。维修车开走了，一夜平安无事。

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斯坦尼斯拉夫翻来覆去。现在该怎么办？这两个证人往那儿藏？把他们留在这儿无济于事。假如古罗夫抓住克格勃人员的尾巴，他们会立即把证人抓走，多半会干脆干掉。

格奥尔吉·图林看上去像是黑手党大头目的司机兼私人保镖，或是美国打斗片中的蹩脚警察，不过这两者是半斤八两。壮实的身躯，硬梆梆的手臂，筋肉健壮的颈子，再加上很少变化的面孔，偶尔笑一笑也毫无魅力，反而像是做鬼脸。

“你不妨挂个小小的牌子，写上‘盗匪歹徒请勿打扰’，”古罗夫说着舒舒服服坐下来，点燃一支烟。

“他们没有文化，但却有嗅觉，”图林一本正经地答道。“有一次我把车开到谢列梅季耶沃，是送一位神经质的女士。那里的同行决定给我点颜色看看。他们开始给我讲要守些什么规矩，就在讲的时候有人把我的两个轮胎扎穿了。我是个老实人，我从停得最近的车上卸了两个轮胎，装在我的车上。这时出现了一个民警中士，他站在离我三步远的地方，壮了壮胆又走近了一点。他开口了，说我没权利这样做。可是我被震伤以后可以说成了聋子。他跟我说什么权利，我却问他医院在哪儿。四周围了一群人，他们觉得干站着很乏味。民警问我是不是病了，也许我该上医院？我回答说，我想知道医院离这儿远不远，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把他送到那里？周围的人一听，吓得像暴风雨中的芦苇一样晃动起来。有一个人站出来，那人其貌不扬，可是眼神我很熟悉。我们在阿富汗时常见到这种眼神，我对它很了解，尽管不同的人眼神也不同。这个小个子有一对蝰蛇般的眼睛，他对那警察呵斥了一番，那人就溜走了。这个出租车司机看着我默不作声。我懂规矩，我鞠了一躬，解释说我是从梁赞来的，路过这里，要是违犯了什么规矩，请原谅我这傻瓜。”

图林把侧面车窗放低一点，吐了口唾沫，说道：

“莫斯科这城市好啊，待人真亲切！咱们去哪儿，首长？”

“有一条厨师街，原来叫沃罗夫斯基街，你知道吗？”

“能找到。你们干吗允许他们在首都这样无法无天？谢列梅季耶沃机场可以算是首都的大门。”

“要是你连身上中了几颗子弹、几块弹片都顾不上去数一数，那么鼻子上长个小疖子你会耿耿于怀么？”

“您站得高，看得远，不过这总是不成规矩。”

古罗夫没有回答。车驶进厨师街，他要图林把车停住，自己看了看表。他跟一名克格勃人员约定在经互会大楼门口见面，现在还有四十分钟。密探本想问问图林怎么把称呼由“你”换成“您”，却又改口问另一个问题：

“格奥尔吉，往后你打算怎么生活？”

“这个问题我本想问问您，我想您在我身上会打些主意。”

“我是干公务的，”古罗夫耸了耸肩。“以你的经历进民警机关不合适，再说你不是小孩，不能从一年级读起。”

“我不明白。既然您不需要我，干吗把我从监狱里救出来？”图林的语气相当冷漠。“开这种车倒也不错，可是我没地方住呀。公家的房子您总不能让我住一辈子吧？”

“不错，”古罗夫表示同意。

他在等图林开口。图林应当主动要求工作，否则他这种性格的人会让你吃够苦头。

“格奥尔吉，你是不是成个家，娶个莫斯科女人呢？”古罗夫问话的语气仿佛是头一次产生这个念头。

“这事儿不难，女人多的是。可是说老实话，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不想结婚。您知道我是个冷酷的人，但这话只在咱们男人之间说说。老是打打斗斗，我不想把女人牵扯进来。窑姐儿是另一回事，睡完觉就走路。可要是结婚成家，那么即使谈不上爱情，至少也得互相喜欢。女人容易依恋男人，她一结婚就开始设计规划，想要孩子。我身上沾的血够多了，我不想让女人也把心悬在我身上，她还要生孩子，这可绝对不行。您在这样一个机关工作，职位这么高，难道就不能给我安排一份小小的工作，住一间集体宿舍？”

古罗夫很少感到惊讶，此刻看了格奥尔吉一眼，心里却感到纳闷了。这可真有意思，这家伙似乎天不怕、地不怕，发起议论来却像个贵族学校的学生。

“我的工作性质尽人皆知，”密探沉吟似的答道。“你刚刚摆脱出来，干吗又让你钻这狗屎堆？”

“可我别的什么都没学会。”

“你的车开得棒极了，可以进公共汽车停车场……你有没有打听过，那里要不要求有户口？”

“不知道，这种工作叫人腻烦，不合我的口味。”

“叫我干也干不来，”古罗夫表示同意。“到了站就停车，开开门又关门。”他疑惑地看了看图林。“你还没有跟我讲完，谢列梅季耶沃那件事结果如何。你换上别人的轮胎，人家就这么放你走啦？”

“唔，我跟他们当家的头儿坐进车里，一起喝了一杯。这人性子脆弱，但饱经世故，他服了我，邀我入伙。我答应考虑考虑。我跟他们这帮人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因此您可别撵我，我这人会有用的。”

“格奥尔吉，我早就不管这些人的事了，”古罗夫回答说，随即问道：“你干吗不去找那些设法给你弄到带光学瞄准器的步枪，并雇你把我干掉的人呢？”

“上正道儿了，”图林微微一笑。“列夫·伊凡诺维奇，您绕弯子绕得太久。这么说，您是想把那些人弄到手？”

“不，我知道他们是谁。福金已经死了，我看他只能在地狱里鬼混了。将军你没法接近，他不会把手弄脏。还有一个人挺有意思，不过我不想要你再次去冒险。我不是出于私利，只是出于好奇想问问你：一些身居要职的人挑选了你，给你武器，派你出来，你好不容易死里逃生，那么你干吗不回去找他们呢？”

“我不想杀人，我对流血感到厌倦，”图林不假思索地答道。他迅即作出反应，显然说的是真话，再不就是事先准备好了答案。

“那么你打算在我这儿干点什么，难道搬搬文件不成？”

“不同的人血也不同，有些人的血是红色、是热血，也有些人的血是黑色、是冷血。再说不同的人我分得清楚，您不会派我去杀人。”

“派是不会派，可是在我的工作中什么都可能发生，就像赌博下筹码一样。我自己也不是毫无过失。”古罗夫瞧了瞧自己的一双手掌。

“列夫·伊凡诺维奇，别往下说了！对一个人要么相信，要么不相信。您是相信我的，而且早就拿定主意了。”

“这么说你知道的比我还多，”古罗夫答道。“好吧，我要你去干一件事。你回到派你来对付我的那帮人那儿去。那里另外有个人取代了福金。他对你的情况无所不知，只有一点除外，就是你跟我较量的结局。他要开口盘问，你就一五一十照实说，只是别讲咱们俩搏斗的事。你解释解释，说你藏身的地方暴露了，你决定挪个地方，就在这时汽车检查站和特警队的人把你拦住，搜查时发现了武器。你被关在哪里，怎么审问，你怎么编造供词，全都讲出来。行吗？”

“行，首长，”图林回答得十分干脆。

古罗夫从口袋里掏出电话听筒，仿佛是拨了个号码，说道：

“再过十分钟，在约定的地点，出租汽车，”密探报了车号，他不想让图林知道他跟反间谍部门军官会面是事先约定的。“你把车开到大街上那幢高层玻璃楼房跟前。”

图林默默点了点头，把车转了个弯。

经互会大楼前面像围栏一样耸立着一排禁止通行的标志。出租车刚在第一块标志前停下来，车的后门就打开了，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轻捷地钻进后座坐下，高兴地说：

“您好，列夫·伊凡诺维奇，许久没见了！”

“地球是圆的，所以我们又转到一起了，”古罗夫对了暗号。“格奥尔吉，在白宫①前面让我下车。”

①莫斯科的一幢白色大楼，现为俄罗斯联邦政府大厦。

汽车在白宫围墙跟前停下来，古罗夫说：

“祝你们成功，伙计们，”说着下了车。

出租车向沿河大街驶去。古罗夫刚点燃一支烟，克里亚奇科的“梅谢尔杰斯”车就无声无息地在他身旁停下来。

“让我揉揉腿，安静地抽支烟，”古罗夫边说边打开汽车前门。

“主人下令，仆人照办，”斯坦尼斯拉夫笑盈盈地说。“不过这里别说停留，连临时停车都是禁止的。瞧，他们急巴巴地奔我来了。”

国家汽车检查局的一辆小汽车停在不远的地方，车里钻出一个胖胖的检查员，神态威严地用指挥棒指着他脚跟前的地方，示意违章者立即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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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格奥尔吉·图林早在春上就被已故的福金招募。维尔丁中校对这名特工的经历十分了解，但并未直接结识，只见过他的照片。再说图林也称不上是特工，因为他断然拒绝立下合作的字据，他说：

“干工作我同意，但什么字据我都不签，我也不会交给你们任何书面情报。你们这些好心的先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可是档案材料却留下来。这种事我不干，看得中我——那就一言为定，看不中——那就请别见怪。”

联邦反间谍局副局长沃洛金将军得知他态度如此傲慢，便拒不同意让图林前来供职。福金劝将军劝了一个月，他解释说，规矩之所以定出来，就是因为有例外，好马不带笼头只会跑得更快。一个人要想叛变，任何时候、任何字据都管不住他。那些毫无价值的情报已经使他们的案卷堆积如山，保险柜都要胀破了。而图林则是一名专家，一个无价之宝，有了他咱们可以速战速决，完成这种突击行动，从而名垂史册。

阿格耶夫上将的推荐也起了颇大的作用。沃洛金终于让了步，同意跟他接触。福金在劝说将军时还用了一件颇有分量的武器，即：这人没办手续也就没有他的档案，沃洛金将军也就用不着签什么字。眼下只消点个头，万一出什么麻烦，随时都可以说我压根儿就没有点头，没理这个事儿。

维尔丁手上只有图林领取一万美元的一张收据，加上他跟已故的福金谈话的磁带录音。还有不同囚室里送来的一叠情报，图林曾在那些囚室里先后呆过一段时问。所有的耳目都评价说，这人态度生硬，孤僻冷漠，不肯跟人交往。情报中还提到这人勇猛果断，身体异常壮实。

维尔丁知道法院开庭的时间不长，图林被判两年监禁，缓期执行。他急切地盼望这个昔日的杀手尽快露面。不久前维尔丁跟阿格耶夫将军谈过话，得知图林打过电话，他签字具结不离开本市后被放出来，领了身份证，在一个老相好那里报了临时户口，民警对这个阿富汗回来的英雄也给予照顾。但图林对是否可能见个面连提都没有提，只说在法院开庭以前打算当个扫院子的人，并且力争成为首都最优秀的清洁工，还要经常邀请管段民警喝上儿杯，对走到他的扫帚跟前的所有民警也是一样。将军本人显然在回避特工部门，看来他对以往跟他们的接触感到懊悔。维尔丁怀疑这位几颗星的将军正面临最高层人物中的阴谋活动，但他并未指望从这个衰弱的老兵身上得到什么实际好处。

他迫切需要的是图林本人，但这只有图林积极主动才能办到。为了有备无患，维尔丁按格奥尔吉·图林登记临时户口的地址安插了耳目。耳目报告说，目标很少在这个地址露面，有时回来过过夜，已经不拿扫帚了，在开出租汽车。总的看来，这家伙是个色鬼，在勾引女人方面颇有收获，因此在不同的地方过夜。

今天维尔丁中校情绪昂扬。一大早他就得到报告，说是对避暑村的检查很顺利。阿列克谢·卡西亚诺夫和尤里·费季索夫的下落已经查明，独自住在两幢空荡荡的别墅里，白天扫扫路面，清除落叶，晚上看电视。这两个“失踪”的证人要抓起来易如反掌。

一个证人“死了”，一个准是逃走了，有两个找到了，还有一个爱种花的在哪个地方转悠。维尔丁掐指一算，心想还不算太糟。

有人敲了敲门，走进来的是另一个科室的一名大尉。

“您好，中校同志。可以进来吗？”

“来吧，大尉，什么鬼风把你吹来啦？”

“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咱们这幢大楼当然没有什么招牌……”

“怎么没有？”维尔丁呵呵大笑。“轮胎安装，汽车配件，还经营别的东西。”

这个大尉就是钻进“伏尔加”汽车、把古罗夫换下来的那一位，他充分领会了长官的幽默，微微一笑。

“那还用说，”他说，“我走到大楼门口，看见有个家伙在那儿转悠，有人进大门他就两眼紧盯着。我看这家伙既不需要轮胎也不需要配件，我也没有多琢磨就向他借个火，就便问他：‘你在找谁呀，老兄？’他看了我一眼，看来是干咱们这一行的，随后懒洋洋地，不情愿似的答道：‘我的一个朋友在这儿哪个地方工作过，现在找不到了。’简短说吧，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那小伙子是在找福金。照我理解，他是已故中校手下的特工，不知道他的头儿已经死了。”

“他在哪儿？”维尔丁霍地从桌子后面站起来。“高个子，宽肩膀，栗色头发，看上去有点像个职业拳击手或是摔交运动员？”

“有点像，”大尉点了点头。

“给他开个通行证，把他带来。不！”维尔丁匆匆锁上保险柜，把钥匙塞进口袋。“我自己去。听我的，大尉。”

“这我明白，”大尉忿忿答道，随后走出房问。

图林坐在维尔丁对面，眼神颇为淡漠。

“那么，您是要找福金中校？”真到此刻，望着这个特工刚毅而又平静的面孔，维尔丁才明白他面临的任务有多艰巨。

“找死人毫无用处，我又不在墓地工作，”图林答道。“我对你们的伙计说出福金的名字，是想说明我是什么人。”

“那么您到底是谁呢？请允许我看看您的身份证。”

“那是一定的。”图林掏出身份证，但没有给他。“您给我看看您的小本本，也就是证件，我得知道跟我谈话的是谁。”

维尔丁对这种转折已作好准备，他把自己的证件放在桌上，接过图林的身份证，逐页翻了一遍，又放回原处。图林对他的证件匆匆瞥了一眼，说道：

“这么年轻就当上中校了。”他笑了一笑。“不过你们办事处什么证件都能造出来。”

“您以前来过这里？”

“来过几次，只不过在隔壁办公室里。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你把我收到预付款的收据给我看看，”图林说。

“什么收据？”维尔丁显得很惊讶。“您为什么改用‘你’称呼我？您完全没有受过特工训练。”维尔丁竭力用平静的语调说。

“我不是特工，是编外工作人员。你把收据拿出来看看，那就说明你对我完全了解，咱们就谈下去。你手上要是没有我的收据，那就算我走错了门。”

维尔丁这才明白，他所听到的有关图林的情况全都符合实际，这人当特工潜力很大，但也十分傲慢。中校从桌子后面走出来，打开保险柜，取出一个薄薄的文件夹，从里面取出图林收取一万美元的收据的影印件。

“行了，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图林把收据还给他。“我这才明白你代替了已故中校的职位。我要不要讲讲被捕以后的情形，或者你全都知道了？”

“我知道，但你还是讲一讲。”维尔丁收走文件夹，锁上保险柜。

图林讲得不慌不忙，维尔丁耐心地听着。待工讲完以后，克格勃官员问道：

“你是接受任务还是把钱还回来？”

“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你别装糊涂了。我身上的钱一半被民警抢走了，剩下的花掉了。可是我不会再次去找古罗夫。”

“你就打算这样干工作？任务称心就执行，不称心就拉倒？我要是这样回答将军，那我刚滚出他的办公室，门就会呯的一声关上。”维尔丁仔细审视着这个特工，图林很称这位克格勃官员的心。“那么你是怕古罗夫？”

“我不是胆小，而是小心为妙。再说兆头也不好，俗话说，同一只狗熊不能用叉子去叉两次。古罗夫上校我只在光学瞄准器里见过，还没有来得及掂掂他的分量，可是在牢房里没有人说他好，都说在街上走路可得避开他。”图林沉默了一会，又补充道：“不过照我看来，您提起这个民警不是没有目的，您是期待着我也表个态。可是我这人的特点刑侦人员太了解了，您用不着怀疑。”

图林感到开心的是，他用“你”称呼维尔丁，对方默默忍受了，于是他决定不再放肆，要遵守礼节。

“我这人本来就不适合当杀手，”他继续说，“躲在暗处杀人，这不是男子汉的行径。”

“可是别的你什么都不会，”维尔丁答道，“那你干吗要来？”

“什么都不会，”图林撇了撇嘴，“这话是在阿富汗把我从路边拖过来的那个老家伙说的。中校先生，您可别听这种蠢话。他往哪儿拖过我？什么英雄！我体重九十公斤。我就是受了伤，要拖也能把他这没受伤的人拖到山上去。事情早过去了，”他挥了挥手。“要弄个杀手，随便哪个射手都行，小事一桩。我是一名高级警卫，不过我并不看重这种工作。我是个侦察员，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我几乎能打入任何圈子，不论是盗贼还是土匪，必要时部长的办公室我也能呆得惯，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只消乔装打扮一番，”他扯了扯上衣袖子，“这张皮应当相配。至于脸长得粗鲁，那倒很逗女人喜爱，别的男人就不敢吱声了。在总统身边任职的那位将军也不是阿兰·德隆①，可是别人都听他的。”

①法国著名男影星。

维尔丁听得开怀大笑，笑声止住以后说道：

“我看你这人挺有学问。你在开出租车？我们把你连人带车接收过来。表面上你的生活似乎毫无变化，你不当班时就在我们这儿开另一辆车，报酬方面不会让你吃亏。往后就走着瞧吧。”维尔丁从桌子后面站起来，伸出手来。“咱们一言为定？”

图林紧紧攥住克格勃官员的手不放。

“您安排我住哪儿呢？”

“你不是有地方住么。”维尔丁试图把手挣脱出来。

“在一些娘儿们那里暂时混着，都混腻了。”图林松开维尔丁的手，后者把粘在一起的手指缩进口袋。

“让我想想看，这问题有点麻烦，超出了我的权限。”

“一言为定。”图林轻捷地从安乐椅上站起来。“您说个号码，我给您打电话。您就这么给您的将军报告，说是找到一个出色的清洁工，得给他安一张床。不给个小小房间，随便哪个清洁工也不肯拿扫帚。”

有那么一家小报，它的色调直接取决于别人所付的钞票的色彩和数量。就在所有的人只谈论总统健康状况时，这家报纸出乎意料地披露了铁木尔·扬季耶夫这个歹徒的有关材料。报纸断言说，更有甚者，匪徒们还迫使有过伟大历史的俄罗斯军队投降，把和平强加给俄罗斯，而这种可耻的和平只能称之为一败涂地。莫斯科接受了种种屈辱条件，然而别的暂且不论，出卖灵魂的克里姆林宫竟然还释放了杀害儿童、已被法庭判处死刑的车臣恐怖分子铁木尔·扬季耶夫。被人收买的官员把特赦令偷偷塞给了患病的总统。就这样，俄罗斯儿童的血海深仇未报，凶手却被人用俄罗斯纳税人的钱赎了出来。这次罪恶行动中领头的是个俄罗斯人，即民警上校列夫·伊凡诺维奇·古罗夫。

第二天上午，古罗夫家门前聚集了一群头披黑纱的妇女，有的人手上拿着在格罗兹尼牺牲的儿子的照片，在汽车爆炸案中惨死的孩子的照片和古罗夫身穿警服、佩带勋章的大幅照片，头上赫然长出两只角，鲜血从上面滴下来。

报上那篇文章古罗夫一收到早晨的邮件就看到了。在此以前上校从未想到会有这么一家报纸。他把玛丽亚送到她的一个女友的别墅里，自己则暂时住在以前的秘密联络点，那套住宅图林已经腾出来。

第二天上午，他一回到尼基塔林荫道就看见那些照片、标语、一些妇女悲伤的面孔和另一些妇女怒气冲冲的面孔，饱经风霜的密探一时不知所措。他想躲藏起来，最好是地上有条缝，让他立即钻下去。然而职业习惯占了上风。自然，谁也没有认出他来，他在街边长凳上坐下来，点燃一支烟，开始寻思，是谁从什么地方搞到了他的照片。

风吹拂着画有长角的怪物的那幅画布。古罗夫定睛凝视，这才明白照片取自他的个人档案。从人事局把照片拿出来的不一定是个坏蛋，也许是个傻瓜。

“咱们把维尔丁抓起来打他的耳光，”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仿佛从天而降，说道。

“你在我旁边坐了好久吗？”古罗夫问道。

“肯定有一分钟了。”

“这么说这个败类达到了目的，把我的安排完全打乱，我现在白白成了牺牲品。”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我已经跟你认识的那位著名评论员商谈好了。亚历山大·土林说，可以试一试说服领导，在今天的‘今日新闻人物’栏目中对你进行专访。”

“这未必好，斯坦尼斯拉夫。我不会坐在摄像机前，当着千百万同胞的面去论证我不是骆驼①。”古罗夫起身朝汽车走去。

①意思是：尽管对你的指责毫无根据，但你无法证明。源出中亚民间故事：一个人发了病，以为自己是骆驼。病好后还是怕外出，他说：我知道我不是骆驼，可我给别人怎么说得清？

“我想，你会向法庭提出控诉吧？”斯坦尼斯拉夫赶上去并排而行。“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特赦，小伙子还关在死囚牢房里。”

“你很聪明，斯坦尼斯拉夫……但并非总是如此。他们正在力争要我挑起事端，他们就会把请求赦免的呈文悄悄塞给有病的总统，跟他讲清事态，只要总统拒绝赦免，他们便可枪毙铁木尔。真是自作聪明，这种把戏只有神经衰弱的人才会上钩。”

古罗夫在方向盘后面坐下来。斯坦尼斯拉夫跟他并排坐下，他的“梅谢尔杰斯”车停在后面。

“那怎么办呢？你可不能在部里露面呀。”

“谁说的？是彼得吗？”

“不，是我自己的想法。”

“这想法不好。”古罗夫已经聚精会神，准备开车了。

“那怎么办呢？”斯坦尼斯拉夫又问了一次。

“把你的插头从网络中拔掉，我又不是电脑。”古罗夫重新点燃一支烟，停了一下，说道：“单是处死铁木尔他们还嫌不够，这里还有些名堂。得搞清楚。他们对速战速决没有准备，我们应当在速度上抢先。你过去坐你的车，咱们去办事处。”

古罗夫走路一向步子很快，此刻他走进部里却像散步似的，在门岗面前又停住脚步，摸证件摸了许久，尽管证件总是放在同一个口袋里。

“您好，列夫·伊凡诺维奇，请进去吧，”中士弄得不知所措，小声说道。

“干什么事情都必须遵守秩序，老弟，”古罗夫总算“找出”证件，把它打开，让门岗能够核对照片和本人。

“你把事态给我解释清楚，免得我在你跟前碍手碍脚，”斯坦尼斯拉夫说。

“你到办公室去，打电话找到沙尔瓦·戈奇什维利，要他找到所有高加索来的头面人物，让他们守在电话旁边。”

古罗夫走进人事局打字室，在那里工作的是清一色的姑娘。她们通常都各就各位，有的人已经用电脑了，有的人还在用打字机，还在敲键盘。有时身旁还会站一名军官，等着她们快点把文件打出来。眼下却没有人工作，姑娘们挤在一堆，喋喋不休地谈话，她们相互抢嘴，谁也不听谁的。

古罗夫一进屋，室内顿时静下来。姑娘们像听见口令一样，一齐把通红的脸转向这个有名的密探，这个在部里最逗人喜爱的男人。

“你们好，美人们！”他声音洪亮，显得朝气蓬勃。“请不要拘束，就像在家里一样自由自在，我可不吃人肉。”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可真逗！”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干吗要为杀人犯辩护呢？”

这两句话说得声音清晰，随后谈话转为七嘴八舌的对白和感叹。这幅情景跟圣诞老人出现在幼儿园有点相似。

古罗夫心里一清二楚，姑娘们是无法回答他的问题的，但他还是大声问道：

“那些坏蛋是从哪儿搞到我的照片的？”

“是有人从光荣榜上拿走的，”有个姑娘答道。“我亲眼看见您的照片没有啦。”

“那张照片上我穿的是便服，”古罗夫说。“可是在我家门口他们挥舞的是我穿制服的大幅照片。那是从个人档案里拿到的。”他并不指望有人回答，他来打字室是有一定目的的。他十分清楚，有什么事在这个房间里大声讲一讲，无异于通过广播发布通告。不过通告听起来干巴巴的，播一次就完事，可是姑娘们听到的事她们会多次传播，而且添枝加叶，讲得绘声绘色。古罗夫上校到部里来了，满面春风，满怀信心，这件事到了傍晚，从清洁女工到部长就会尽人皆知。

“是哪个莽撞下流的家伙胆大包天，把我的照片从个人档案里偷出来。等我休完假回来查出这个败类，我要当众拧下他的脑袋。”

“先请上我这儿来一下，”人事局副局长、一位年轻的中将听见喧哗声走了进来，说道。“假如您的工作像您受到众多女士青睐一样一帆风顺的话，俄罗斯早就没有人犯罪了。”

“只要在民警局干上几个月，一切都会简单明白。”古罗夫答道。“跟罪犯作斗争的事，心里最有数的是酒鬼和家庭妇女。没有人比得上他们。至于上您那儿去，中将先生，恕我不能从命，我在例行休假，这会儿我急于要去跟麦当娜①约会。请原谅！”古罗夫鞠了一躬，走出打印室。

①美国摇滚女歌星，以毫无顾忌的性暴露著称。

他朝奥尔洛夫的办公室走去，一边走一边寻思：真有意思，不知这样一来谁遇到的麻烦更多？姑娘们会把我跟这个带金肩章的娃娃发生口角的事传遍大街小巷，现在她们准会给他起个外号。这个毛孩子的靠山也不得不给他另找一个职位了。

古罗夫在走廊里被几个同事拦住，他们问他：会不会向法院提出控诉？

“那当然！”古罗夫毫不犹豫地答道。“但有一个条件，即案子必须在茅房里审理。这种蹩脚报纸不够资格在别的地方让人翻看。”

“笑吧，笑吧，列夫·伊凡诺维奇，”跟古罗夫同龄的一个同事说。“上将军那儿去，彼得马上会揍你一顿。”

“好极了！不过整个休假期间我都会明白，麻烦已经过去了。”

他一进接待室，维罗奇卡就从桌边奔上前来，吻了吻他的脸颊。

“上校先生，快点！”她动手拉厚重的门。

古罗夫本想拍拍女秘书，但只摸了摸她的头，随后把门拉开，走进办公室，边走边先发制人：

“您好！中将先生，也许我是错了，可是这乳臭未干的小子干吗要找碴儿？”

“你沾上的臭狗屎还不够么？”奥尔洛夫顾不上装出不满的样子。“你态度无礼，该受警告处分……咳！”他摆了摆手。“你受的警告足够后人出一整本回忆录。我有事，我没工夫跟你慢慢闲聊。你对他们放这一枪怎么看？”

“试图尽快执行判决。”

“总统正在准备动手术，什么文件都不会签发，更不要说请求特赦的呈文。”奥尔洛夫合上他面前的公文夹。

“你想得太简单了，彼得·尼古拉耶维奇，看样子他们下这个赌注是想动真格儿的。也许会出现一个犹大①，把总统签字真迹复制在公文上，然后逐级下传。在俄罗斯，人们往往不知道谁的飞机轰炸了谁，至于是谁盖的图章，则根本无人过问。”

①《圣经》中基督十二门徒之一，见利忘义的叛徒。

“别长篇大论，说说你的主意。”

“必须赶紧见一见典狱长，不是办公事，而是私下会见。”

“你想组织越狱？”

“不那么激烈，但有些类似，”古罗夫答道。

“要我帮忙吗？”

“我只不过给你通个气，要是一下子闹腾起来免得你感到突然。”

“说句实话，列瓦，我理解你的所作所为，但我不赞成。你的理智被感情控制了。这种状况决不会有好结果。”

“我完全同意，但我别无他法。”古罗夫向门口走去。“眼下已经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对某些先生应该给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牢牢记住：特工机关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收买和出卖，有一种力量能够跟美元抗衡。”

“说得很漂亮，但愿你明白你在干些什么。密探只要走错一步，往往就会一败涂地。”

内勤处上校奥加尔科夫·伊戈尔·谢苗诺维奇个子不高，两臂修长，再加上背也驼得很厉害，假如把这一切考虑在内，那么他的外貌就很难说是招人喜欢了。然而尽管具有上述毛病，上校无疑仍是一个颇有魅力的人。诚然，他的体形像当今爷爷奶奶们爱看的电影《人猿泰山》中的猿猴齐塔。上校的外表中仿佛有些根本无法结合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也许上帝在创造他的时候及时省悟过来，觉得有点不伦不类，在改正错误给于补偿时又按照神的意志随心所欲。奥加尔科夫的头上长满了极为浓密、白里透蓝的头发，眉毛仍是蓝黑色，眼睛则是淡蓝色，十分明亮，牙齿整整齐齐，白得像雪一样。

奥加尔科夫上校拥有的就是这样一副对比十分强烈的外貌；作为典狱长，他在将近六十年的生涯中见识过那么多的事物，有的令人厌恶，有的让人感动，有的血腥，有的肮脏，有时也能见到高风亮节，这些都是在任何刑事侦查研究所见不到的。

奥加尔科夫过着单身生活，妻子死于难产，去世已久。他住在离奥克鲁日纳亚三公里的一幢两层小楼房里，差不多已是郊区了。公家的汽车早晨来接上校，傍晚再送他回来。家里除上校以外还住着两位。一位是个男人，体形跟主人一模一样，只不过尺寸大得多，年龄完全无法确定。他叫索尼亚，尽管他形如巨人而且力大无穷，看起来像是二十出头，但如果考虑到他在牢里坐过十四年，那么他的年龄实际上要大得多。这个家里第三位享有充分权利的居民是一只雄性高加索狗，它的名字并不奇特，就叫豺狼，要用力气制伏它，那只有索尼亚才能办到，奥加尔科夫本人则只消说一句话或轻轻吹一声口哨就能让它乖乖听话。在所有类人动物中豺狼只承认他们两个，对其他人它只不过容忍而已，内心里却认为他们是误入别人巢穴的野禽。

当初内务部领导曾提出给奥加尔科夫一套正正规规的住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关怀备至的将军们试图让他明白，作为典狱长，他的“教子”数以千计，这些人并非全部上过大学，也并非全都吃素，他住得这么远又这么偏僻是危险的。

可是上校却回答说，上班时监狱已经让他够受的了，万一放出来的人中有谁对他心怀不满，让他来好了。奥加尔科夫在刑事犯中有个正规的绰号——老板，他既不面慈也不心软，但他干了三十年，始终如一地挺了过来。这种不合情理的现象完全无法解释。

放出来的犯人曾经两次袭击奥加尔科夫的住所。头一次大约在二十年前，那时索尼亚尚未出狱，而豺狼则尚未出生，上校当时只好从热被窝里起来开枪射击。最近一次袭击时间不算久远，大约在五年前，那时索尼亚已经住进来，而豺狼则伏在台阶上打盹。奥加尔科夫深夜里听见有人叫喊和呻吟，但他没有爬起来，只是疲惫地叹了口气。

第二天早晨他围着两具撕烂了的尸体转了一圈，说道：

“索尼业，把民警叫来，让他们认一认，办个手续。这好像是店小二和钉子，两个人都在那一年生病出狱。把路上清扫一下，用软管给豺狼冲洗冲洗，千万别让它染上传染病。”

古罗夫坐在奥加尔科夫家的圣像下面，免得主人见怪；他喝着家酿白酒，尽管近来他即使喝两口也是上好的威士忌。奥加尔科夫坐着的时候看不出他的体形不匀称，简直就是个美男子，满头银丝，浅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身材高大、长得像大猩猩似的索尼亚往桌上端菜上酒，自己却没坐下来，走动时也悄然无声。

古罗夫和奥加尔科夫是第二次见面。头一次是在监狱，在上校的办公室，当时密探是靠了奥加尔科夫的顶头上司一个电话去那儿的，那一次只是干巴巴地谈了几句。古罗夫要求跟已判刑的铁木尔·扬季耶夫见见面，上校一句话也没问，准予见面，但他显然感到不满，嘟囔了一句：“走后门……不该这样。”

今天，当奥尔洛夫将军给奥加尔科夫打电话，说古罗夫上校有点私事来访，请予接待时，典狱长像换了个人似的。他热切地、甚至喜孜孜地答道：

“是列夫·伊凡诺维奇吗？那不成问题，我随时恭候，就让他今天来吧。”

古罗夫等几个密探感到又高兴又惊讶，经过一番议论，认为奥加尔科夫上校的态度之所以有了变化，是因为那家报纸的发难和评论员亚历山大·土林在“今日新闻人物”专栏中采访总统新闻秘书时说的几句话。采访的话题自然是围绕总统的健康状况，这时评论员突然问道：

“这么说，眼下总统正在积极准备动手术，因而实际上没有处理日常事务啰？”

“不能这么说，特别重大的问题当然由总统跟总理一起决定。但工作时间受到严格限制。”

“特别重大的问题？”土林显出惊讶的样子。“报纸上说总统正在批阅一份申请赦免的呈文……”

“请原谅，”新闻秘书打断他的话，“咱们可不要向成千上万的观众传播这种无聊的流言飞语。”

奥加尔科夫上校当了三十年典狱长，报刊和电视对他并未表示特别关怀。报纸上发表那篇厚颜无耻的虚假报道以后，这位监狱老管家的反应过于敏感，仿佛这是在谴责他本人违犯法律。密探古罗夫的事奥加尔科夫耳熟能详，他来得正是时候。

此刻他们正在安静地进餐，谈论民警的种种毛病，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跟所有供职多年的人一样，他们俩有一大堆老熟人，遗憾的是，在谈及其中许多人时不得不用过去时。一些人去世了，另一些人退了休，正在度晚年。

“伊戈尔·谢苗诺维奇，您对记者们不感到懊恼吗？”古罗夫问道，“您可是一位独一无二的人物，您的经历、您的家庭和朋友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躺在门口的豺狼张开大口，露出巨大的犬牙。

“你看见了吧，就连豺狼听见你的问题也笑了。”奥加尔科夫往透明的小碗里倒了些极酽的茶。“我对这种浓得发黑的茶喝上了瘾，这碗是个贵族老太婆送的。有点像是贿赂。我好不容易争取把她的孙子提前释放了。那娃娃被判了十年徒刑，在牢里奄奄待毙。我见他的奶奶活不到那一天了，就千方百计为他奔走。”

“谢苗诺维奇，”索尼亚突然开口，用浑厚优美的男低音说。“真是稀奇，我头一次见到豺狼对客人表示认可。你瞧，它把背转过去，用爪子把脸遮住了。真是怪事。”

“物以类聚。他们都是狼嘛。”奥加尔科夫把一只刻着图案的木制烟灰缸移到古罗夫跟前。“抽吧，别憋得难受。我自己已经戒了，但喜欢闻闻烟味。好，你说吧，我那铁木尔怎么回事，你怎么对他感兴趣啦？”

“简短说还是详细说？”古罗夫问道。

“简短说，没听懂的我自己问。”

“铁木尔没有杀害任何人，他被人偷偷利用了。”

“这种事有时也是有的，”奥加尔科夫冷淡地说，“这样的人我们枪毙了多少，连我也数不清。而且这还只是指正式平反的，实际上到底有多少，只有老天爷知道。”他对着圣像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你救不了那小伙子。鲍里斯①决不会赦免他。”

①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名字。

“在牢房里他有可能被人谋害吗？”

“这种事多年没有发生过。”奥加尔科夫抬起头来，古罗夫看见他那明亮的淡蓝色眼睛里毫无热情，显得漠不关心。“要是有人出一大笔钱，什么事都会发生。”

“用药毒死更容易，”古罗夫说。

“不错，”奥加尔科夫表示同意。“那么你很爱车臣人啰？”

“我是为俄罗斯担心。”

“调子唱得很高，很高。”主人转身问坐在巨大摇椅里的索尼亚：“那儿谁会干这种事？”

“多少钱？”索尼亚问道。古罗夫再次对他优美的嗓音感到惊讶。

“很多。”古罗夫耸了耸肩。“一百万美元。”

索尼亚没有回答，闭上眼睛。

“是不是可以说，随便哪个人为了一百万都可以下毒？”古罗夫对主人开始厌烦了，对他们来说别人的生命早已失去价值。

“干吗要委屈人？”奥加尔科夫平静地问道。“我跟索尼亚多少钱都不会要，就算你把俄罗斯银行搬来也罢，”他突然笑了起来，索尼亚嘟嘟囔囔表示不满。“我不会重提你那保险柜，我不会的，”主人保证说。但他忍不住又解释道：“索尼亚由于少不更事，年轻时有一次拖走一只保险柜……”

索尼亚显然生气了，站起来带上豺狼走了出去。一人一狗走路时都悄然无声。

“您的豺狼爪子小不点儿，是不是老在磨损？”

“蜷起来了，狡猾的家伙，一落地就伸开，”主人解释说。“你这人完全没有好奇心，上校。有些问题是无人不问的，可你却什么都不问。为什么我这儿住着一个惯犯，像朋友一样平起平坐？”

“他蹲监狱蹲腻了，但又不能离开监狱，”古罗夫答道。“呆在您身边既有自由，又不离开监狱。”

“那为什么这么个健壮粗鲁的汉子叫个女人的名字？”

“他在潮湿的单人囚室里关过禁闭，回到普通牢房后吃点东西，一睡就是几个昼夜①，”古罗夫说。

①“索尼亚”这个名字是“索菲娅”的小名，在俄语中跟“瞌睡虫”一词谐音。

“睡了五个昼夜。可是你得承认，这件事你以前就知道。”

“我一辈子都得猜这种谜。”古罗夫耸了耸肩。“我还想多说两句，伊戈尔·谢苗诺维奇，索尼亚爱您，只不过他自己不清楚这一点。这就像一个人爱自己的青春一样。”

“你是个出色的心理学家，那么我不明白，你干吗要上这儿来提出我决不会同意的请求。”

“人的内心里藏有极大的秘密，自己却无法猜透。我只不过是个凡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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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雅科夫·谢苗诺维奇·亚姆希科夫是远近闻名的黑社会老大，绰号利亚列克，他“经营”城市周围地区已有数年，清除了自己领地上的流氓无赖、小股盗匪和恐吓勒索分子。他几乎能跟民警总局局长握手问好，刑侦机关那些精明能干的侦查员和俄罗斯社会治安局那些阅历丰富的老兵都认识利亚列克。这里发生杀人案往往也只是家庭口角引起的，比如说，男人喝下的酒的数量几乎等于他本人的体重，仅仅因为同居的女人把香肠切厚了，他就杀了这个该死的畜生。别的黑社会匪徒很少闯进利亚列克的领土，要来也只是路过一下。

黑帮向周围地区征税，这里的居民人口比一个大的州辖市还多。“管理”市场的高加索头面人物举止平和，偶有打架斗殴，用刀子捅人不算一回事。这种小事不论是盗匪还是合法的执法人员都不放在眼里。心性高傲的高加索人按时纳贡，这里可不是什么煤矿区或部队，付款晚一天都不行。

有一天傍晚，格奥尔吉·图林来到一家餐厅吃晚饭，这家餐厅实际上属于亚姆希科夫——利亚列克。头一天图林在这儿周围转了一整天。他从维尔丁那里得到有关目标动向的情报，说是利亚列克本人今天将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餐厅里进晚餐。格奥尔吉的任务是调查核实晚餐是否确有其事，首领是否亲自出席。格奥尔吉卸完一车食品，跟干活的工人们一起喝了几杯，他提议再来两杯，这时一个四十左右的汉子看了看表，用当家人的口气说：

“行了，伙计们，咱们的工作干完了，到此为止吧。”

队里没有一个人表示异议，大家站起身来，各自收拾一番，然后钻进汽车换衣服。一切都干得很迅速，干活时穿的是一种衣服，乘车进城则换上另一套。有几个人还有自己的小汽车停在那里。

图林穿的是一套牛仔服，不是什么名牌，却也不是伪劣产品。他一大早就十分自然地干上了这份活。当时他们正从载重汽车上卸下一只大桶，倒不是搬不动，而是不好使劲，那些人从昨天起干活就不顺利，此刻顺着桶底边沿把桶朝前转动，眼看桶就要摔到地上。格奥尔吉装成偶然路过的样子，不声不响地把几个腿脚发抖的“劳动好手”推到一边，托起大桶放在肩上，扛到通往地窖的镀锌滑板跟前，小心放好。队长只看了这个志愿帮手一眼就看中了，随口问道：

“是想要一瓶酒还是干上一天？马上还有两辆车开过来，可是叫来干活的人都很差劲。”

图林看了看昏暗的太阳，仿佛在盘算时间，懒洋洋地答道：

“时间好像还早，结算时不会让我吃亏吧，长官？”

“让你吃亏！”队长哈哈一笑。“你可以稳稳当当挣一份工资了。”

整整一天图林一句话也没说，埋头苦干，一个顶俩，但却没有炫耀自己力气大，边干边观察这些新伙计。挑来的这些人基本上都很卖力，吃午饭时每人喝了五十克左右，不会更多。只有一个人，个子又高又瘦，一张脸像是打上了酒鬼的烙印，这一班直到干完一直没有清醒过来，再说他也没法清醒，因为他两次跑到树后，仿佛要撒尿，但显然是在继续喝酒。这人的外号恰如其分——孱头，而且过份健谈，总之正是图林要找的那号人。

工作干完以后，大伙儿洗脸换衣，领了报酬。这时队长把钱塞进孱头胸前的口袋，说道：

“孱头，你这家伙只能卸波尔图葡萄酒，明天别来了。”

所有的人都各奔东西，孱头却站在那里，一双腿又长又细，摇摇晃晃地数着刚刚得到的揉皱的票子，气恼地自言自语。

“别往心里去，勤快人总能找到自己的家什。走吧，维佳，咱们去喝两杯，”图林抱住酒鬼的肩膀乐呵呵地说。

“嗬！头一次有人叫我的名字，”“勤快人”大为感动。“要不然左一个‘孱头’、右一个‘孱头’，仿佛我这人有罪，天生有毛病似的。可是，格奥尔吉，你从哪儿知道我的名字？”

他的名字用歪歪扭扭的醒目的字母刺在手上，但图林没有回答，只是大笑起来，领着他走过卸食品的那家挺气派的餐厅门口，走进不远处的一家酒馆。

“不错，刚才那家餐厅是不让进的，那里是为老爷们开的，而且不久总头儿要来，还带着私人卫队，像个公爵似的。”

“可是他们怎么分得清谁是老爷、谁是过路人呢？”图林推开酒馆的门，这是一家普普通通、介乎小吃部和啤酒馆之间的小酒馆。

“看相貌就能认出，要是客人就得知道暗号。”

图林在酒馆小卖部要了两小瓶酒，各一百五十克，外加凉拌菜和矿泉水。

女售货员在结算时用不怀好意的眼光打量了图林一阵，说道：

“您头一次来我们这儿，我对您没有什么意见，可是伏特加我再不给了。上一次我们三个人好不容易才把您的同伴拖出门外。”

“谢谢您的提醒，美人儿。我保证到时候亲自把他背出去。”

“您自己倒是不错，我是为这一位担心。您自己嘛，一眼就能看出，是个自主自立的男子汉。”

“谢谢您。”他把盘子和酒瓶拿走，酒杯则留在柜台上。返身来拿酒杯时又说：“您说我自主自立，可是你们隔壁那家咖啡馆还不让我进去吃饭哩。”

“那里有别的事，尤其是今天。”售货员压低嗓音说：“今儿个他们等着大老板光临，得知道暗号才能进去。”

“什么暗号？难道是‘嗨尔——希特勒’不成？”

“您偏要明知故问。”女售货员气愤地转过脸去。

图林喊一声“嗨尔”是开个玩笑，没想到歪打正着。

半个小时以后他把孱头维佳带出酒馆，好不容易才摆脱他，走过去钻进维尔丁给他提供的那辆“伏尔加”。格奥尔吉在车里仔细刮了刮脸，全身上下换了装，脸和手都撒上名贵香水，随后把车开到准备迎接贵宾的那家咖啡馆门前。

图林刚把车开到一排汽车的旁边，身边就出现了一个面带笑容的小伙子。

“对不起，今天餐厅不开门。”

“嗨尔！”图林锁上汽车，走进这家按俄罗斯农舍风格装修的餐厅。大厅中央放着一张巨大的宴会桌。图林走到角落，占了一个靠窗的位子，这样大门、厨房门和大宴会桌都能看见。

一个服务员马上走过来。图林善于跟跑堂的打交道，此时此刻态度必须不偏不倚，决不能随随便便、不拘礼节，但也别忘了你是客人，主人则是些饱经世故的人。

“晚上好。您要点儿什么？”服务员鞠了一躬。图林感觉到对方正在仔细审视他。

“晚上好。”图林点了点头。“您叫什么名字？”他的两眼不直视服务员，而是稍稍偏一点，表明他只不过是有礼貌，仅此而已。

“我叫阿纳托利，”服务员鞠了一躬。

“阿纳托利，请给我安排一个人的晚餐，别让任何人坐过来。我头一次来你们这儿，不了解你们的饭菜，再说我这个人吃东西也不挑剔，”他微微一笑，那意思是：坐牢的时候可不会让你吃什么美味佳肴，“弄点凉菜，不要汤，肉不要煎得太透，不要任何外国风味的东西，简单一些。”

“明白了，咱们可是俄罗斯人，”服务员点头表示同意。“您喝点儿什么呢？伏特加？香槟？”

图林责备地看了他一眼，没有答话。

“想要个姑娘吗？请别往坏处想，我们这儿没有妓女，只不过开开心，陪着说说话。要黑发的还是金发的？”

“要个机灵的。你这人挺滑头，阿纳托利，那饭菜就来双份儿吧。”

“懂了。”服务员更加恭敬地鞠了一躬，后退了几步，这才转身离去。

厅里客人本来就不多，服务员的身体把他们的视线全都挡住了。图林迅速取出别在小腿下部的手枪，放在窗帘后面的暖气片上。就在这时过来一位穿着颇有风度的年轻女人，伸出肤腻如脂的手，说道：

“你好，当兵的，我叫薇拉。”

图林给她移过一张椅子，没有吻她的手，只是轻轻握了一下。

“您好，请坐。我喝伏特加，给您要点儿……”

“兵营里都喝伏特加。”薇拉的体形十分优美，洋娃娃般的脸像个时装模特，目光则很锐利。

“百分之百是利亚列克的探子，”图林心里断定。“当然，所有的姑娘都爱告密，可她却是个密探，负有特殊使命。”

“您没有作自我介绍，我叫您当兵的好吗？”

“我很开心，不过您可以叫我维塔利，免得单调。”

服务员快步走上前来，迅速摆好酒菜，把玻璃酒杯和大高脚杯斟满酒，随即离去。

两个人举杯祝贺互相结识，开始吃菜。图林不时微笑着看看同座的女人，一言不发。

“您一向沉默寡言吗？”薇拉问道。

“通常是这样。这会儿我正在回忆最近一次跟漂亮女人共同进餐是在什么时候。”

“是进餐还是打架？”薇拉像主人一样把玻璃酒杯斟满。

“先进餐后打架。”他略略举起酒杯说：“祝您健康，”说着一饮而尽。

“谁告诉您该用哪种香水的？”

“女售货员。”图林对这场谈话感到好笑，他看出这女人怎么都无法把谈话引上她设想的那条轨道。

“您有工作吗？”

“出租车司机。”

“这对您不合适，”薇拉皱了皱眉头。“您甚至当私人司机都不合适。”

舞台上有人摆上一张椅子，一个吉他手登上舞台。

“呸，不论你说多少次，”薇拉扭了扭肩膀，“又是《集镇燃烧了四天四夜》……”

“挺好的歌，我听过，”图林反驳说。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歌。我和您都不是贵族，马上要来的那个人则根本没有家族和民族。”薇拉又把酒斟满，随即一饮而尽。“见鬼，你来这儿干吗？”

“不是我愿意，有事儿，”图林一边回答一边观察同桌的女人，试图断定她的举止中有几分醉意、几分做作。

“你在这儿能有什么事？你是外来的。”

“我在莫斯科出生，在这儿一直住到祖国和命运发出召唤。眼下不是从外地来的，而是回家。您呢，薇拉，别再喝了，我不喜欢醉醺醺的女人，”图林冷淡地说。

“哎呀，瞧你这人多了不起！是个硬汉子！好啦，请原谅，当兵的。”

“没关系。”图林决定转入进攻。“薇拉，您是个聪明正派的女人，既然您端着雅科夫·谢苗诺维奇的饭碗，您就不该当着外人的面说他的坏话。”

“你们俩认识？”薇拉发自内心地感到惊讶，不过她十分清楚，既然这人今天坐在餐厅里，那他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不，不认识，但我听说过，我坐牢的时候听伙计们描述过他的为人。”

“不认识，”薇拉拖长了语调说。“那么利亚列克兴许会把您赶出去！”

图林突然记起古罗夫上校，记起他爱说的一句俏皮话，答道：

“那倒未必。”

吉他手弹起琴弦唱了起来：

集镇燃烧了四天四夜，

故乡的大地在脚下腾起烈焰！

大厅里走进一群男人，七嘴八舌地应声唱了起来：

分发子弹吧，戈利岑中尉，

奥博连斯基少尉，请备好马鞍……

歌唱得走了调。先来的几个男人从桌子旁边站起来，走到老大跟前，这人跟到餐厅来的其他人毫无区别。然而众所周知，国王的威风是随从捧出来的，雅科夫·亚姆希科夫大摇大摆向餐桌走去时全场鸦雀无声。其他人都恭恭敬敬地站着等他落座。喧闹一阵以后，所有的人都在大宴会桌边上就座。随后开始寻常的酒宴，虽不算过分低级下流，却也并不安静。

“你不知怎么完全不出声了，当兵的！”薇拉说道，她这句话声音很大，正好碰上大宴会桌上话音暂停，这种暂停任何酒宴上都会偶尔发生。

“瓦里娅！”大宴会桌上有人叫了一声。

“姑娘打算嫁人了，可是你却败坏她的名声。”

“怎么打算嫁人？”利亚列克气愤起来。“我们还没有离婚哩。一人两个丈夫——这事儿法院可得管管。”

笑声和粗鲁的俏皮话逗得这群已有醉意的人一片欢腾。

图林没有看见白天一起干活的那个队长，但感觉到那人的目光正注视着他。他把两个玻璃酒杯斟满，尽量用平静的语气问道：

“瓦里娅，您的丈夫分明在这里，您怎么可以坐在这儿陪我？别人不明真相，准会对我不客气。”

“他撒谎，下流东西！我们分手一个星期了。他把我往喝醉了的朋友床上乱塞，我狠狠打了他的耳光。”

“那么他似乎忘了，”图林一边回答一边盘算要不要把手枪拿过来，这样做是否明智。

但他的盘算已经迟了。队长跟利亚列克正在小声交谈，站在门口的三个彪形大汉已经迈着坚定的步子穿过大厅走来。

“这可不好，瓦里娅，”图林起身向几个警卫迎面走去。

“卖身投靠的警察，”瓦里娅朝他身后唾了一口。

图林同几个警卫平静地走出大厅，穿过门帘时图林往旁边一闪，一支手枪柄没有打中头部，从肩头滑过。

“你们搞错了，伙计们！”图林举起双手。“我啥也不是。干吗要性急，把事情搞清楚哇。”

他被推进经理室，图林凭直觉一闪身，躲过了向他胃部击来的一拳。

“等一等，来得及！”队长走进房间说道。“格奥尔吉，你怎么突然钻到这里来啦？而且还穿上这么高级的衣服？”

“可是你呢，队长，你穿的也不是粗帆布靴子，”图林答道。“你吩咐几个小伙子别打架，这不会有好结果。”

“他们会揍死你，好小子，什么结果不结果，”队长话是这么说，口气却不硬。

“老是揍呀揍的，休息都没法休息，”利亚列克走进经理室，说道。“好吧，都走吧。队长，你留下。”

所有的人出去以后，利亚列克坐下来，对队长点了点头：

“好好说清楚。”

队长照实说来，并未添枝加叶，甚至向图林挤了挤眼。

“你回答几个问题，只要都答得出来，你就跟瓦里娅灌酒去，”利亚列克说。

“问吧，我答得试试看，”图林说。

“那么你就试试，否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利亚列克想喝酒，他不得不离开餐桌，所以十分恼火。

有人猜透了老板的心思，从门帘外递进一个托盘。上面有一瓶酒、一盘下酒菜和两个杯子。利亚列克自己斟了一杯，一饮而尽。图林说：

“别吓唬我，雅科夫·谢苗诺维奇，我可不是小孩。”

“是吗，”利亚列克咽下一片黄瓜。“那么请问，你既然有钱，干吗要弯着腰整天干那种鬼活？”

“找个途径进你的餐厅，”图林答道。

利亚列克跟队长惊讶地互相对看了一眼。

“‘途径’可是警方的用语，”队长说着用目光示意，请求允许他喝酒。利亚列克点了点头，又问道：

“是吗，小酒馆的门离街边的院子不过两步远，有什么好找的？”

“这算第二个问题吗？”图林问道。

“你别耍无赖，小伙子，你已经没命了。”

“‘途径’并不是警方用语，可是你跟我谈话却像个民警。你想问问题么？那就赶快问。其实不问也罢，我很清楚你想知道什么，我自己来回答。我怎么知道你今天在这儿吃晚饭的？我怎么进来的？我来回答。我既不在民警局、也不在联邦安全委员会领工资，我的职业是侦查员，你那些令人震惊的秘密其实家喻户晓。我带着家伙进来，你门口那些看守却蒙在鼓里。”

刹那间两支枪口对准了图林。

“胡说！交出来！”

“等一等！”图林咬着牙说。“这不是开大会，用不着这样挥舞旗帜。总而言之，别往下说了，雅科夫·谢苗诺维奇，你是个正经人，而我也不是来找你，不是来勾你的魂。”

利亚列克轻轻吹了一声口哨，经理室进来三个人，老大点头指了指图林，说道：

“这人口出狂言，说他身上有枪。要真的是这样，我饶不了你们。”

几个人当即动作粗野地全身上下搜查了图林。

“啥也没有，这个坏蛋。”一个警卫说，这人显然是个小头目。

图林既不跳也不喊，也没有用东方人单打独斗的那些招式，对着那人右侧的颌骨部位猛地一拳，还没等那汉子倒下去就从他的怀里抓出“乌济”型手枪，一把扔到桌上。

“老板说了，饶不了你们，他的话就是法律。我是来办一件私事的，雅科夫·谢苗诺维奇。您要是允许的话，我去把晚饭吃完。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我随时乐意效劳。”

瓦里娅独自一人坐在桌边，谁也不敢靠近她。她已经完全清醒，想喝点酒，但又忐忑不安，不知跟这个萍水相逢的追求者的谈话会怎么收场。

图林穿过大厅时，在场的人尽量不去看他，酒也喝得很少，吃起来也无精打采，晚宴像是办丧事一般。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啦？”图林一边斟酒一边问道。

“我吓坏了，”瓦里娅说道。

“我懂了。我不见您的怪。”

两人默默吃完饭，图林悄悄取回手枪，祝愿瓦里娅万事如意，然后走到利亚列克跟前问道：

“您还有什么事要找我吗，雅科夫·谢苗诺维奇？”

利亚列克无精打采地望着他，打了个嗝儿，答道：

“你留在莫斯科？”他伸出手指把队长叫过来：“普罗霍维奇，送客。”

他们出门来到台阶上，门口有一名中士和一个特警队员来回踱步。

“我一眼就看中了你，小伙子，不过你别以为你无所不能，”队长说。

“我只解决我自己的事，别人的事我不管，”图林答道。“有件事与我无关，可是你是个懂道理的队长，你手下的人不该喝酒。”

队长实际上并没有醉，看样子这个外人触到了痛处。

“你走吧，干自己的事去，下一次可别被老板撞见。他的情绪变化无常，星期二跟星期一就不一样。”

“谢谢你，再见。”图林点了点头，朝汽车走去。

沙尔瓦·戈奇什维利是高加索人有时聚会商谈事务、解决某些问题的那家咖啡馆不公开的老板。公爵是个忙人，对犯罪早已厌倦，他的储备够用一辈子，已经别无他求。他在苏呼米①的房子已经烧毁，一个大家庭已经解体，相互见面时人们仍按传统对他十分殷勤，但这种殷勤已经打动不了他。沙尔瓦甚至对自己都不承认，他已经开始对格鲁吉亚人的品性感到生气：他们在祝酒时言辞华而不实，他们一再信誓旦旦地说如何爱你，有时却又言不由衷。

①黑海港市，在格鲁吉亚西北部，原为苏联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首府。

俄罗斯人是个粗鲁的民族，他们不会仅仅因为某个人是他们的兄弟就帮助这个人。他们的爱憎更加单纯直率。俄罗斯人经常惹得公爵生气，可是近年来他对俄罗斯人比对高加索的同乡更加理解了。公爵还不相信古罗夫能救出扬季耶夫的孙子，但他知道：这个俄罗斯人会一条路走到底。

今天咖啡馆像往常一样关了门。桌子周围聚集的是清一色的高加索人，他们没有邀请那个俄罗斯人。他们为父辈的健康干了杯，随后转入正题。

“穆哈迪，你想说话的，”沙尔瓦对一个车臣人说；那人憎恨俄罗斯人，他感到不满的是：车臣那儿正在媾和，而他的同乡在莫斯科组成的集团正在失去昔日的威风。

“谢谢，沙尔瓦·达维多维奇，”车臣人鞠了一躬。“我们白白信赖一个异教徒，又丢钱又丢脸。大伙儿都看过报了，铁木尔早晚要枪毙。”

“我们不能互相信赖，所以才请俄罗斯人帮忙，”谢卡说。“我相信这个俄罗斯人，但他只是个凡人，他并不是神仙。铁木尔也不是头一个为真主而无辜牺牲的车臣人。”

“人干工作要么是为了钱，要么是为了信仰，”阿塞拜疆人梅里克·优素福——奥格雷奇$%^书*（网！&*$收集整理插话说。“那俄罗斯人不要钱，但他的信仰又跟我们不同。”

“世界上所有的人信仰都一样，”说这话的是古罗夫，他已走进咖啡馆，朝桌边走来。“大家都好。人们拜的神各不相同，但他们只相信一点：他们是父母生的，他们都有生有死。”

他在沙尔瓦身边坐下来，环视了一下聚会的人。

“你们没有叫我，我不请自来，是想对你们说几句话。我正在履行自己的诺言，眼下还没有什么成绩值得夸耀。可是你们答应我整顿市场秩序，那里却正在变得无法无天。”

在场的人都开口了，七嘴八舌，各讲各的语言。

“没人叫你来，你可以走！”伊斯拉伊洛夫叫道。

沙尔瓦想站起来，但古罗夫使劲把他按住。

“穆哈迪，你忘了你是在我的土地上，你是客人。我知道你跟你的伙计们一心想的是钱。让老天爷来审判你们！你们根本不把铁木尔放在眼里，车臣人多的是，他们每个人都甘愿为真主献身。为什么他们在家乡濒临死亡，而你却在异乡做买卖赚大钱？”

“谁给你权利这样说话？”

“你是个男子汉，伊斯拉伊洛夫，你应当知道权利不是谁给的！无论是上帝还是真主！你攫取了代表真主讲话的权利，让你的同胞们为你的黄金去送死！”

车臣人刷地掏出手枪。古罗夫笑了起来，说道：

“看看门口吧，你这勇士……”

伊斯拉伊洛夫转过脸去。古罗夫轻捷地打掉他手上的枪，拾起来扔在桌上。

“谁也没带武器来，只有你例外。你是个胆小鬼。我不了解你们的法规，可是在俄罗斯人的屋子里胆小鬼是不能跟男人们围坐一张桌子的。”

个子敦实的阿塞拜疆人梅里克和里纳特——谢卡挽起伊斯拉伊洛夫的手臂，把他拉出大厅。等他们回来，古罗夫继续说：

“我来是要告诉你们，我不再跟你们合作。不公正的判决，铁木尔·扬季耶夫的案件——这是我的私事。俄罗斯的伙计们抓了人，进行了侦查，开了庭，判了刑，那就该俄罗斯人来负责。从现在开始这一切都跟你们无关。你们住在莫斯科，做你们的生意，要是违犯了我们的法律，就得按我们的法律负责。就这些。你们可得当心我这个人！我可不区分什么亲戚、朋友和其他人。只有正经人和罪犯。我对人不搞一锅煮。别了！”

古罗夫向门口走去，又停下来用手掌摸了摸额头，想起一件事，转身回到桌边拿起穆哈迪·伊斯拉伊洛夫的手枪，这支枪一直放在碗盘中问。

“在莫斯科是不许携带武器的，因此对不起了。”他也不道别，走了出去。

围在桌边的人一时间默然不语，偶尔有人小声交谈几句。最后阿塞拜疆人梅里克·优素福——奥格雷以长者的身份说：

“我们还不算老迈年高，脑子却已经糊涂了。本来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却跟他结了仇。”

“别说傻话，优素福，”沙尔瓦答腔说。“我们只是失去了一个朋友。但这也够糟糕了。”

“是你叫俄罗斯人来的吗，沙尔瓦？”谢卡问道。

“他不是说过没人叫他么，他是自己来的，”沙尔瓦咬着一根长胡须答道。

“有人说话就有人传话……”谢卡不满地说。“那他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聚会？”

“列夫·伊凡诺维奇是个真正的侦探，”沙尔瓦叹了一口气。

“这下子铁木尔肯定要枪毙了。”

“你们这些骑士懂得真多……”

“他已经说了，朋友也好，兄弟也好，反正是一回事，”阿塞拜疆人打断沙尔瓦的话。

“列夫·伊凡诺维奇维护的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他干吗要走？我们本来可以筹集一些钱。”

“总得有人维护法律，”沙尔瓦喃喃说道。“可是我认为，列夫·伊凡诺维奇是在维护他们自己人。他在维护俄罗斯人的名誉。”

家财万贯的富商尤里·列昂尼多维奇·希什科夫在离莫斯科几公里的地方有一幢别致的城郊别墅。他是苏维埃时代的人，为人谨慎，再说他也不相信新政权。别墅名义上是合资公司的财产，由公司出钱管理，用于接待前来参加协商、签订合同的外宾。公司的合资者是德国人，别墅就是他们修建的，建筑资金的百分之九十则是希什科夫拨给的，而且总的来说，外国人参与合资企业的活动纯粹是象征性的。但保存的各种文件完美无缺，这是个有外资参与的合资企业，所有文件上都有俄罗斯政府副总理阿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巴尔丘克的签名，十分醒目，还盖有真实的印章。而这一切用刑事犯罪专家的话来说，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巴拿马骗局”①，企业实际上属于希什科夫，了解内情的则只有他本人和总会计师。总会计师不久前还是个有名的诈骗犯，绰号“星相家”，这人也完完全全受希什科夫支配。

①指巴拿马运河诈骗案。1879年法国为开凿巴拿马运河成立“巴拿马运河公司”，开工后因贪污舞弊等原因，资金发生困难，公司负责人大肆贿赂政府部长、议员、报纸编辑等多人，进行股票投机。1888年公司破产，持有股票的受害者达数十万人。

德国人每拿出一个马克都要流泪，可是俄罗斯热衷于西方投资，政府方面的人尊敬希什科夫，因为这个商人留住了合资企业中的合作伙伴，机灵的商人把企业正式命名为“国际商业投资公司”。他的正式业务是为被毁坏的格罗兹尼提供住房建筑的配套设备，对贫穷和无家可归的车臣人进行帮助。这些业务似乎都在进行，但实际上并未到达目的地。但就连这种假把戏也不过用来掩盖希什科夫的真正活动。他挣得数十亿元靠的是供应武器，这些武器几乎是免费从俄罗斯军队中一些解散的部队手上购得的，军队在重新部署时无法把自己的财产全部运出来，乐于用任何方法把它处理掉，更何况这是卖给自己人，而且似乎是正式渠道。就这样，希什科夫往东方发运武器，返程时运回的则是真正的金钱——毒品。“国际商业投资公司”的集装箱都加了铅封，由头脑清醒的武装警卫队护送。谁也没有检查这些货物，希什科夫的生意兴旺发达。可是现在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战争已经停止，俄罗斯的部队正在撤离，边防检查站的检查更加严格，再说在这种局势下贩卖武器的前途已逐渐无望了。

希什科夫决定在郊外别墅会见维尔丁，这里离外人的耳目远一些，再说这座公馆就是用来接待正式客人的，一个陌生人在这里露面是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

中校向上司报告，说是要去会见一个他准备招募的代理人，因此维尔丁的时间很充裕。

他们坐在熊熊燃烧的壁炉边，希什科夫不时用火钩推一推大块劈柴。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几只酒瓶和沉甸甸的厚底玻璃杯，地毯上有一只装冰块的小银桶。维尔丁自然穿着便服，灰色花呢西服穿在他身上十分得体。主人身穿雪白的衬衣，没有穿西服上衣。他的面孔显得年轻，但此时却露不出不满的神色，说道：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付钱给您？车臣战争已经结束，您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我蒙受了巨大损失。况且，我对一些合作伙伴负有一定的义务，假如他们向我提出违约赔偿的要求，那是不足为怪的。请注意我不是孤身一人，我早就说过，跟这件事情休戚相关的有一批同仁，其中有几位在俄罗斯身居十分显要的地位。”

维尔丁轻轻笑了起来，拿起酒杯抿了一口，说道：

“你们那样有钱有势，却依赖一个在国家机关中只算小螺丝钉的人。”

“飞机上有的零件虽小，却很重要，只要它一出毛病，飞机就会跌得粉碎，”主人辛辣地说。

“可是假如我在你们的组合机械中算个重要零件，那您为什么只付给我几个小钱，还要数落我拿了钱呢？”维尔丁伸直双腿，看了一眼因炉火反光而闪闪发亮的皮鞋。“谁也没有责任，媾和是由安全委员会秘书领导的，他是个铁面无情的人。谁也不可能预见总统会生病，要动手术，不能签署我们需要的那个文件。”

“这跟总统有什么相干？你们应该采取激烈行动来破坏这种不稳定的和平。”

“要引起爆炸就必须点燃导火线。总之，尤里·列昂尼多维奇，跟我谈话时请再也不要把我当成奴才，否则我起身就走，您的警卫队是不敢拦住我的。”

主人扔下火钩，不满的神色从脸上消失了，他显得困惑莫解。

“您是喝醉了还是疯了？您是怎么说话的？您知道我可以把您……”

“您什么能耐都没有！”维尔丁打断他的话。“只能收拾东西逃离俄罗斯。可是国际刑警组织很快就会宣布对您进行通缉。伊万科夫已经收监了，您也会马上被关进监狱。贩卖武器，尤其是贩毒——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毫不费力就会把您关起来，家财万贯也无济于事。”

希什科夫挺直身子，仰着头靠在安乐椅上，挺有兴趣地看了跟他谈话的人一眼，问道：

“那么您呢，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到时候会坐在包厢里看戏吗？”

“我将作为证人在法庭上提供证词。”

“可是您能回俄罗斯吗？”

“还没想过，说不定会回来，”维尔丁一边回答一边厚着脸皮微笑。

中校装模作样地硬充好汉，其实他心乱如麻。万一希什科夫真的胆怯了，溜到国外去，维尔丁的处境就会糟透了。中校用从这位银行大股东手上得来的美元豢养了一些帮手，给将军夫人送了贵重礼物，而中校自己花钱也花惯了，日常生活中已懒得精打细算。万一金融家溜到国外，维尔丁连告发都不敢。众所周知，线团缠很结实，但只要找到线头往前拖，线团就会开始滚跳，很快就会散开。中校看了看金融家消瘦的脸，用和解的语气说：

“咱们别吵下去了。几只狗一起拉套，要是你咬我、我咬你，套也拉不成，还会翻车。尤里·列昂尼多维奇，我有些急于要办的事没跟您讲，这有两个原因。搞保密工作的人不应打听不该知道的事。毒品的事我就没有问过您，我知道有这回事，因为这事儿尽人皆知。可是怎么进行的，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人——这纯属您个人的事，跟我没关系，因此我从来不跟您谈这件事。我的工作才是令我头痛的事。然而局势变得无法控制，这不是任何人的错。我只有等死刑犯执行枪决以后才能开始行动。已经有一份申请送到总统秘书处，那是一份请求特赦的呈文。这种文件一放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要放几年，可是我们需要的文件我会设法让它迅速得到审批。大家都知道总统有病，顾不上小事，而没有他的批示……”

“我全明白了，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主人打断他的话。“我不在国家机关供职，可是我相信，并非所有的文件叶利钦都亲笔签字。有时经他同意会盖上由他签名制成的印章。”

“要是每天签一百份文件就会那样办了。可是眼下，您自己也明白……我碰巧认识典狱长，那是个老教条，是只识途的老马。他对那小伙子并不在乎，但他要讲个规矩。假如现在把叶利钦签署的文件塞给这位奥加尔科夫上校，这匹识途老马会吓得颈上的毛都竖起来。”

“那么他就不能生病住进医院么？另外找个人代替他的职务，”希什科夫说。

维尔丁点头表示同意，但他亲眼见过形如巨人的索尼亚和背上长毛竖起的豺狼，心想：有谁这么胆大包天，敢弄得这个老家伙生病住院？

败坏古罗夫的名声、指责他为车臣“恐怖分子”辩护的那场闹剧已经平息。促使它平息的一个是有关总统即将进行心脏手术的报道，另一个是发生在铁路与公路交叉路口的一场惨剧：一辆送孩子上学的大客车被火车头撞翻，死了二十多个孩子。

古罗夫十分清楚，孩子们的惨死并不会使他的对手感到不安，只不过他们明白，在全民哀悼的日子里围绕几个月前发生的爆炸事件挑起事端是没有意义的。加之车臣的停战已逐渐变成稳固的和平，对拼命抵抗的弱小民族的仇恨也已消逝。亲生的儿子已不再丧命，至于别人的儿子死了多少，让他们自己的母亲去算这笔账吧。

古罗夫明确意识到，那些人还会找他的麻烦，只不过延延期，等待更为方便的时机。他把斯坦尼斯拉夫、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请上门来，说道：

“我在哪篇文章里见过，人们拍电影陷入困境时就聚在一起，举行‘脑力冲锋’。咱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称之为作战会议吧。事实上你们都默不作声，等着我作指示。现在我向你们宣布，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你们别指望我，咱们一块儿动脑筋。谁都无权指责同事，咱们只听取建设性的建议并进行讨论。要是谁想到该把克里姆林宫炸掉，就让他论证一下可行性，咱们再琢磨琢磨。”

“又不是咱们造的，再说也弄不到那么多炸药，”柯托夫冷淡地说。

“我同意，那就不炸它。你有什么具体建议，格里戈利？”古罗夫很感兴趣地看着他。

“咱们的任务是救已经判处死刑的犯人。”柯托夫搔了搔长鼻子说。“我们正在试图推翻指控。进展情况很糟糕，因为谁也不打算听我们的。可见必须改变出击的方向。”

聂斯捷伦科和柯托夫坐在精致的沙发上。斯坦尼斯拉夫摊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安乐椅上。古罗夫按老习惯在客厅里来回踱步。

“往哪儿出击呢？”聂斯捷伦科冷笑一声。

“照你的头打呗，不过这样做没意思，”柯托夫答道。“列夫·伊凡诺维奇事先提醒过，批评指责的事让杜马去干，这里只提具体建议。”

“我们要想救那小伙子，除非把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恐怖分子送交检查院。此人是俄罗斯人，三十五岁左右，中等身材，”斯坦尼斯拉夫说。“他挣了一大笔钱，但多半尚未拿到手。他在高加索无事可干，所以他在莫斯科。”

“为什么这么肯定？”古罗夫问道。

“枪毙那小伙子只是整个行动的一部分，真正的恐怖分子应当还在维尔丁手边。”

“你的想法挺有意思。”

“老师教得好，傻瓜才走运。”

“照你看，恐怖分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古罗夫问道。

“在特工机关的秘密联络点。”

“这可未必，”古罗夫答道。“维尔丁不会这样冒险。你们怎么不讲话啦，二位勇士？”他转身问那两位侦查员。

“呆在某个犯罪团伙里，”聂斯捷伦科迟疑地说。“不过这也危险，有可能无意中被人打死。”

“秘密联络点和犯罪团伙子以排除，”古罗夫总结道。

“亲戚，”柯托夫话一出口就做了个怪相。“这种人不会上亲戚那儿去，再说他也不会有亲属。”

“排除。咱们从另一个角度想想，”古罗夫说。“他们急于求成，车臣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对对手来说时间就是金钱。”

“在监狱里把小伙子杀掉，然后宣布俄罗斯人把他枪毙了，从而挑起轩然大波，”克里亚奇科沉吟不决，喃喃说道。

“你干吗含糊其辞，嗓子哑了还是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不错，俄罗斯人枪毙了杀人犯，那又怎么样？恐怖分子应该枪毙。审判有陪审团参加，还能有什么意见？”古罗夫挺感兴趣地看着克里亚奇科。

斯坦尼斯拉夫觉得头儿在等待他的回答，他突然不加思索地说：

“车臣人是法院判决枪毙的，可是恐怖活动却是俄罗斯人干的！”

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互相看了一眼，感到迷惑不解。古罗夫不再来回踱步，站在克里亚奇科面前问道：

“你早就产生了这种天才的想法么？”

“我没有写日记，估计有一个星期吧。”斯坦尼斯拉夫答道。

“为什么没说出来？”

“你也想到了这一点，也没有说出来。我可不能抢在你的前头。”

“必须找到那个家伙，把他抓起来，”古罗夫决然说道。

“轻而易举！”斯坦尼斯拉夫又恢复了那种插科打诨、满不在乎的常态。“那家伙是俄罗斯人，剃光了头，中等身材，特殊标记是右手上刺着一只铁锚。头发是会长出来的，画上去的铁锚用寻常的肥皂就能洗掉。咱们要找到这么个人易如反掌。”

“斯坦尼斯拉夫，你还有什么建议吗？”古罗夫温和地问道。

“绝对没有，上校先生！”斯坦尼斯拉夫跳起身来立正站好，说道。

“好吧，咱们分头去找，”古罗夫语气轻松，仿佛是要出去买点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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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他的名字很希罕①，跟他的外貌一样——他叫伊万；父称和性也是一样，总之在俄罗斯简直令人感到惊讶②——他的全名是伊万·西多罗维奇·彼得罗夫。要是去住址查询处查询，你马上就能得到所需的信息，不过别忘了带个大一点的口袋，否则是装不下的。

①②反语，这种姓名在俄罗斯是最常见的。

几个密探既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父称和姓，他们精神抖擞地开始进行侦查。

伊万·彼得罗夫是个世代相传的无产者，母亲他还记得，父亲则从未见过，对祖先更是一无所知。尽管照母亲的话来说这一家所有的人都饱尝辛酸，但伊万的外表却没有反映出这一事实。我们的科学家对遗传问题一窍不通，说不定某个祖先完全属于另一个家族，而这小伙子生下来就像那位隐秘的祖先。

伊万的个子确实不高，但也不算矮小，肩膀不是很宽，但体型壮实，即使穿的衣服不显眼也看得出来。他于一九六○年出生在半地下室锅炉房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母亲干的是清洁工，帮邻居洗衣服、洗地板。楼房里住的大都是生活富裕的人，甚至还有两位贵族老太太幸存至今，她们的爷爷就是这幢楼房以前的房主。伊万出世后最初几年母亲几乎不喝酒，碰上喜庆日子才偶尔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那时她甚至还带儿子上教堂去，不过去得很少，因为她总有许多活要干。

住在三楼的两位贵族出身的老太太家里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一些图书，她们教会了伊万念书，他小时候经常整天呆在她们房间里，碰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两位女主人跟世纪同龄，在小男孩眼里她们就像老古董，实际上两位老太太虽然上了年纪，但依旧身体健壮、头脑机灵。

执政者匆匆忙忙进行洗劫，他们没想到往后他们的日子还很长。由于匆忙，他们漏掉了两幅珍贵的圣像，新经济政策①时期两位妇女把圣像换成了黄金，还有一些银器留了下来，因此足够两位女主人和邻家来的小男孩吃喝。

①苏联1921—1936年间实行的经济政策，内容包括大力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私营经济存在。

伊万长大了一点，开始在院子里铲雪扫地了。秋天来临，他该上学了。可是就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母亲的一段艳情改变了命运。“情郎”溜之大吉，带走了她的缝纫机，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拿了。而母亲则开始酗酒。男人即使成年累月呆在臭水沟里干活，只要出来洗个蒸气浴，喝上两天克瓦斯，往往又会精神焕发。女人的机体则不同，有时喝上几杯就瘫倒在地上，要让她站起来就得上医院。俄罗斯的女人多的是，医院则仅够大人物的夫人们享用。

伊万的母亲病倒后只拖了三个月就断了气，尚未被伏特加吞噬殆尽的遗骸下了葬，安葬费是大伙儿凑的——这幢楼房里住的人都还算富裕；无产者仅有一位，住在二楼，那一位也是个工长。伊万被两个姐姐收养，他在她们那里也是关在家里不出门。

上一年级时小家伙学习成绩优良，后来差一些，但中学总算顺利地毕了业。违法的事嘛，无非是常见的男孩子打架，以及在附近的电影院倒卖几张电影票。总的来说，小家伙并无任何劣根决定他定会成为一名怙恶不梭的刑事罪犯。年龄一到，兵役局便把他送去当兵。

可是一到部队，一切都翻了个个儿。当时家长制尚未完全盛行，但老兵对新兵十分苛刻。伊万自己也没有料到他养成了强硬的个性，跟别人打了几架，被关了禁闭。从禁闭室一出来他就碰上了中士，他就是由于跟这人打架蹲禁闭的。中士带着一个哥儿们迎候伊万·彼得罗夫，想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是活该出事，有个机械师就在离他们会面不远的地方修汽车。伊万从工具箱里抓起一把扳手就把中士的头砸了个窟窿。事情要是能压一压，伊万再关关禁闭也就罢了。没想到中士是参谋部上校的儿子，于是这个“屡教不改的流氓”被送上法庭。伊万·西多罗维奇·彼得罗夫被从严判处五年徒刑。

描写监狱和集中营的书多如牛毛，我们这篇故事里并没有什么新奇重大的事件发生。小伙子身强力壮，独立不羁，在劳改营里并未被人踩在脚下；牢里的盗窃犯虽未把他看成自己人，对他却另眼相看，这件事也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窃贼们需要人手，而在政治指导员看来，劳改的人不过是扔掉的烟头。

对伊万特别看重的是一个贼头儿，外号老耄。他“掌管”着监狱里的犯人，自己犯的罪是杀人和越狱，跟伊万一样，老耄在这里还要熬上五年。他很快就看中了新囚犯的性格，看中了他天生聪明和有力气，在危急情况下能随机应变。老耄十分赏识小伙子，认为他性格刚毅，他被判刑是事出偶然，劳改营的管教人员对当兵的打过架这种事不会在意。此外，伊万天生沉默寡言，讲起话来一口纯正的俄语，没有用花纹文身，几乎不用脏话骂人，讲话时甚至还能来上两句英语。老刑事犯称伊万是个“千金难买的娃娃”，在行为举止上认为只消稍微教一教他，便可成为一名极为难得的帮手。

老耄比伊万早一个月获释。按照商定的计划，他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等候他的教子，同时到锯木厂当帮工。他给几个贼头儿写了信，请他们来商议一番，因为他本人受到限制，不敢贸然前往莫斯科，必须首先弄到扎扎实实的证件。

伊万·彼得罗夫出狱后来到这里，一句话也没问，在锯木厂安置下来，开始拼命干活。随后老耄的老朋友也一个个来了。他们对伊万怀有戒心，不当着他的面谈什么。假如这些饱经世故的罪犯知道这个年轻人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们会干脆把这个放肆的小子除掉。

伊万内心里简直憎恨所有的人：既恨窃贼也恨管教人员，还有那些关在带刺的铁丝网里面、为了几个小钱从早到晚拼命干活的人。他不喝酒不抽烟，用大车车轴做杠铃来锻炼体力。他在吃饭、睡觉和工作之余总是一连几个小时冥思苦想，寻求摆脱目前处境的出路。他希望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独立自主而又有钱的人。他年纪不大却读过很多书，记住了很多东西。然而不论是杰克·伦敦笔下的采金者还是基度山伯爵都显然不适合今天的现实，不能作为他的榜样。

小伙子对他的师傅十分鄙视，一见到他那帮朋友，伊万心里就明白了：这帮人逍遥法外是暂时的。伊万经过长期思考得出结论：他得跟最强有力的国家机关——克格勃取得联系。他十分清楚他根本当不了侦查员，他的经历使他不够资格，再说还得精通几门外语。尽管书籍和电影对“隐蔽战线”英雄们的描写高尚而又精彩，但伊万这小伙子颇为机灵，他猜想秘密组织里也有另外一类人，他们不带洁白手套，不上电影镜头，也不需要勋章。就连克格勃也很难挑选到优秀的专门人才来干这种工作。他，伊万·彼得罗夫，认为自己是个完全合适的人选，就连他有前科这一点也可能成为一个长处。

他一直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他应该设法进入有关人士的视野。

伊万跟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一样，在生活中碰上的筹码有时黑暗，有时光明。老耄那一帮刑事犯带上小伙子，从农村转到一个小县城。他们证件齐全，没有任何作案记录。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站岗的民警，打听列宁街在什么地方。每个城镇只要超过十幢房屋，就一定有一条街叫这个名字。

光阴荏苒，春去夏来，得脱下棉衣，扔掉集中营的靴子了。老耄的朋友们很不情愿地给伊万买了一条裤子、一件褪了色的茄克衫，这种茄克衫是在离俄罗斯很远的地方制造、又一路步行运来的，衣服上的外文字已经磨掉了，但远方产品的优雅样式则保留下来。旧旅游鞋即使在莫斯科也有人穿，伊万的衣着可以说十分时髦。隆起的双肩，短短的发型，懒洋洋的举止和无动于中的眼神——这些加在一起，使他活像俄罗斯刚刚出现的一种人物类型：年轻的生意人，恐吓勒索分子，土匪强盗，这几种人在八十年代末混淆在一起了。诚然，他还缺一辆似乎停在附近街角的进口轿车和装在口袋里、用橡皮筋扎成一叠的美元，但就其他方面而言，伊万的外貌都跟这类人物相符。

几个“老家伙”又在开会协商，把小伙子从屋子里赶了出来。伊万拖着双腿正在中心大街上漫步而行，突然觉得有人拉住他的一只手。那不是民警抓人的动作，再说只有一边的手被拉住。伊万的反应十分镇静，他毫不紧张，看了跟他并排而行的那个陌生男人一眼。那人三十出头，衣着是首都样式，名贵而不鲜艳，个子比伊万稍高，脸上不动声色，那是侦缉人员特有的脸神。

“我的证件没有一点毛病，”伊万并未停步，说道。

“我知道，伊万·西多罗维奇，”那人露出一副笑容答道，“想跟您谈谈，哈扎诺夫中校认为您为人稳重而又明智。”

哈扎诺夫中校是伊万不久前从那儿获释的那个集中营的副营长。跟所有监狱、劳改营的侦缉人员一样，哈扎诺夫的外号叫“干亲家”。他招募犯人，对集中营进行监听，及时防止越狱和流血争斗，有时成功，也有时迟了一步。哈扎诺夫一年多以前跟伊万谈过话，试图劝说他进行合作，但遭到断然拒绝，就再也没有找过他。伊万·彼得罗夫并不知道中校把他的情况记入一个特殊的记事本，不时把它拿给前克格勃的同行们看看。此外，哈扎诺夫还在伊万·彼得罗夫身边安插了一个耳目，因此对这名犯人十分了解，认为他很有前途。犯人在获释时有时会进入联邦安全委员会的情报网，每招到一名犯人都算是哈扎诺夫的功劳，有助于他晋级提升。这实际上是一种徒劳无益的工作，因为反间谍机关从刑满释放人员中招募间谍的数量极少。获释人员是些极不坚定的分子，他们很容易犯罪，而且惯于要两面手腕。

在路上拦住伊万的那位大尉并不相信面临的这场谈话能够成功，他只不过是在执行一项常规任务，为的是谈完话写个报告，说是已经跟那人见了面，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伊万·西多罗维奇，咱们上寒舍去，外面又冷又潮，”那侦缉人员说。

“你干吗在大庭广众中拉着我，有人看着呐，”伊万冷静地说着，从口袋里掏出火柴。他虽然不抽烟，但身上总带着火柴，等大尉掏出烟来，他便给大尉点了火。“你往前走吧，我跟着你。”

大尉受不了他讲话的这种态度，本想发作，但还是决定忍一忍，看看这次会面有什么结果。

他设立秘密联络点的那幢楼房就在这个街区。大尉头也不回，径直登上二楼，打开门锁，伊万在他背后轻轻一推，一下子把他推进屋里。

“你们是在什么学校受的训呀？”伊万跟了进来，随手把门锁上。“你对我那些朋友感兴趣？那么干亲家哈扎诺夫应该事先提醒你，哪怕是一文不值的同伙我也不会出卖。”

“你喝茶吗？我知道你不喝酒。”大尉说着打开电炉，放上茶壶。

伊万在破旧的安乐椅上坐下来，更加仔细地看了看主人。他的外表不像个警察，工作作风则像个普通的管段民警。

“好吧，我根本不想谈你的朋友，”主人开始摆放茶具。“你提到他们是白提的。你给我们帮帮忙，我们不会亏待你。”

“这是空话，”伊万答道，“你既然跟干亲家谈过我的事，那么你也知道老耄这个人。他是个贼头，他的朋友们也一样。我对他们来说是个外人，他们老于世故，口封得很紧，因此我一无所知。就算知道我也不会说出来，您这位尊敬的长官找错人了。离这儿不远有个‘艺术’电影院，那儿正在放映《锁在一条铁链上的人》。我喜欢看电影，我马上去那儿。总之咱们东扯西拉，白白浪费一个小时了。您说说您要什么，咱们三言两语讲完拉倒。照我看，您是犯了过失被发配到这儿来，悠闲得无聊才干些莫名其妙的事。”

“哪儿来的这套文明语言？”大尉把面包和一盘切好的香肠往伊万跟前挪了一下。

“我读过《莫伊多蒂尔》①那本书。别东扯西拉了，您说吧，找我干什么？”

①苏俄作家科·伊·丘科夫斯基（1882—1969）所写的儿童文学作品。“莫伊多蒂尔”字面意思是“洗得干干净净”。

“打算去莫斯科吗？”

“就问这个？我在那儿出生，我好像还有间房子在那儿。”

“要上路需要有钱。您和您的朋友们启程以前闯进哪个售货亭或商店……”

“可是你们夜里并不陪女人睡觉。你们在维护城市的秩序。怎么，难道本地民警不知道城里来了些头面人物？要么您是要我把时间地点告诉您，免得您守来守去着了凉？”

“你是个无赖！”

“你难道现在才明白？”伊万拿起一片香肠闻了一闻，又放回盘子里。“香肠里有大蒜气味。待一会儿他们问我在哪儿吃的香肠，我怎么辩解？他们想干些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不会跟他们一块儿干。假如他们要把我带上，那么事情明摆着，他们会下令叫我杀死值班的人，用鲜血把我跟他们捆在一起，这我可不干。监狱和劳改营我都见过，那可不是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②，再进那儿去也见不到什么新奇的东西。”

②在莫斯科，俄罗斯最著名的艺术中心之一，收藏十一世纪以来俄罗斯及苏联造型艺术作品。

大尉看着伊万，心里在盘算：把这样一个小伙子弄到手，就可以跳出这块穷乡僻壤了。由于偶然原因进劳改营的人多的是，获释的人有的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是副博士。可是那些人跟刑事犯罪完全不沾边，对刑侦工作毫无用处。这小伙子个性生硬，却不是天生的盗匪。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把他造就成一个有用的人，这样的人并不多见。还有，他不喝酒，可见他不会为小事耗费精力。怎样才能吸引他，让他脱离盗窃团伙呢？主要的是，怎样表明自己的身分呢？小伙子鄙视民警，他不会同意跟他们共事。

出乎意料的是，所有这些问题都由伊万·彼得罗夫自己解决了。他不时喝一口茶，吃一小片面包，同时看着主人，那神情倒像他并不是受到招募的人选，而是自己在决定：他究竟是跟住宅的主人建立联系呢，还是心平气和地分手、把这一切都忘掉。

“照我看，您是反间谍机关的人，在这里搜寻察看，想物色一个执行任务的合适人选。看得出您不是本地的，而是州管理局来的。人家处分了您，打发您上这儿来改正错误，您却在这里游手好闲。这样的筛选站根本就是傻瓜想出来的。体面人会闭着眼睛跳过去，正经八百的小偷不会停留下来，我的朋友们则是例外，咱们不谈他们。我今天傍晚就离开他们，乘夜里的火车去首都。”

“他们不会放你走，”主人说道。

“我去跟老耄谈好，别的人不会吱声。”

“可是你怎么走呢？得有钱买票呀。”

“钱由您给我，”伊万微微一笑，“您说个电话号码，到了莫斯科我就打电话。尊敬的长官，您需要向上司证明您尽职尽责。您要是举止得体，还会因为我而获得勋章。”

“你的脸皮可真厚！”大尉气得喘不过气来。

“顺便说说，我跟您谈话可是彬彬有礼的。我请您去火车站给我买一张去莫斯科的卧铺票，电话号码您可以说一说，我记下来。这会儿快五点了，十九点以后，每个小时按整点算，七点、八点或九点，您在‘艺术’电影院等我，把一个信封塞在我的茄克衫侧面口袋里。”

“你会骗我，”大尉疑惑地嘟囔道。

“有可能，但我劝你冒个险试一试。”伊万挪开茶碗，起身走了出去。

跟窃贼们摊牌进行得极为平静。伊万心里明白，老耄跟同伙的争论失败了，他们尚未决定怎样摆脱这个年轻的异己分子。尽管他们每个人都干过“放血”的勾当，但谁也不愿动手再干一次。

等他们吃饱喝足以后，伊万突然开口说：

“每个人都各有所好。诸位先生，我不属于你们一伙，不了解你们的事情，假如各位允许的话，我想悄悄离开这里。”

窃贼们喜欢受人尊敬，而“诸位先生”这个称呼简直令他们激动不已。小伙子当真一无所知，他没有悄悄溜走，而是请求他们允许。他们用理解的目光看了看老耄，意思是说，这样的小伙子会让人铭记在心里。在场的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是个贼头，伊万不知道他的外号，这人的年纪五十左右，他用嘶哑的嗓音说：

“你这娃娃挺有头脑，说不定能成为一名小偷，眼下你就走自己的路吧。”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揉皱的钞票，几个朋友又凑了一些。“拿着，买张票还不够，可是你准有办法。”

伊万拿了钱，低低地鞠了一躬，暗自轻蔑地冷笑。他毫不怀疑窃贼们身上藏有巨额的钱。可是窃贼们为人处世跟执政党中央委员们一样：首先保障自己、亲属、副手、下层的书记，直至区委的女清洁工。要是还有所剩余的话，再分给普通党员，但不是见人有份，在溜须拍马这种问题上是不能容许平均主义的：某个人给一罐成鱼脊肉，另一个人给点茄汁密网鱼也就过得去了。法西斯集中营里高悬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各得其所”。他们不该把这块牌子毁掉，应该把它运到俄罗斯来，安放在旧广场上。

伊万属于自学成材一类人，劳改营的规矩他学得很快，因此跟“师傅”及其朋友们告别时十分友好。

他上车以后，一眼瞥见窃贼们正在核查他是否乘车离开。他没有上过任何专门训练班，但他没有向女乘务员出示车票，而是顺手提起一位妇女沉甸甸的旅行箱，装作送行的人进了车厢。

“小家伙挺机灵，”老耄说，“咱们不该把他放走。”

“我见过一些告密的人比他更机灵，”贼头答道，说着他们离开了月台。

伊万到了莫斯科以后在先前两位老太太那里住下来，她们不住地惊叹“啊—呀呀”，谢天谢地，她们的万涅奇卡①没有陷入车臣那场自相残杀的战争，总算四肢齐全地回来了。他对劳改营的事自然绝口不提，去民警局登了记，报了户口，住址报的是楼底下的贮藏室，有号码有门铃，好歹算个房问。两位老奶奶开始很生气，但伊万解释说，户口报在哪儿就得住哪儿，否则他别想分到正规的房间，更不用说一套住宅了。

①伊万的小名。

三天以后伊万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是他在俄罗斯地图上没有标明的那座小城里，在“艺术”电影院旁边弄到的。接电话的是个男人，声音平静，但未作自我介绍，只说了一句：

“喂。”

“您好，”伊万答话后停了一下，对方没有回答，于是他继续说：“我在远离文明的地方休息了将近五年。一位体面的男子在火车站交给我一个信封，并请我拨这个电话。”

对方短暂地停了一下，伊万听见那边在骂娘，随后那男人说：

“今天十五点请到我们的传达室来，我来拿您那个信封，不过我不能作任何许诺。”

“你们的传达室只有精神病患者和告密者才去。况且我没有任何事情求您。就算我没有打这个电话。”

伊万·彼得罗夫可没有上过什么特工学校，从来没有上过。然而天生的机灵使他领悟到，这个电话号码的谈话十有八九会录下来。那么电话线另一端那个傲慢的家伙就会有人狠狠揍他一顿。

“等一等！等一等！”对方急忙说道，“您不想上我们传达室来？咱们另找个地方见面……您知道多尔戈鲁基纪念碑吧？”

“不行。我觉得找个住宅合适，最好是旅馆房问。”

对方呆了一呆，随后说道：

“还是十五点，在莫斯科宾馆大门口，您一个人是不让进的。”

“好吧。讲讲您的模样，我来找您。”

伊万提前半小时来到会面地点，他自己也不明白干吗要来得这么早。他无事可干，手里拿着三颗钉子，装出一个急不可待的恋人的样子，在离宾馆大门不远的地方转来转去。人们在镶镜子的大门口进进出出，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仿佛怕迟到一样。人行道边上急速驶来一些小汽车，多半是出租车，但许多外国牌子他不认识。伊万注意观察过往行人，留心他们的服饰，很快就学会了怎样认出谁是外地人，甚至包括从豪华高级轿车里出来的人。外来人中有许多人在当地是有威望的人物，到了这里，在莫斯科，他们也竭力显得与众不同，走起路来不是随随便便，而是十分庄重，抬起下巴，目光也显得意味深长，从来不露笑容。此外，外地来的首长爱穿宽松的名贵大衣，而且手上一定有公文皮包。

伊万发现外省达官显贵的司机和随从往往面露拘谨的笑容，有时互相使个眼色。有两次他见到摄影记者和电视台记者，他们既不跟旁人打交道，也不左顾右盼，对准目标摄完像就走。

伊万等候的那个克格勃人员相隔二十步他就认出来了，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认出这个人来。或许是因为紧紧系在风衣上的那根腰带加上运动员一般的姿势，那人完全心无旁鹜，走路不慌不忙，不四处张望，但眼睛却瞟着左右两侧。腰带、驼色风衣、身材高矮和不带帽子，这些特征克格勃人员在电话里都说了，可是伊万即使不知道这些一般的特征也能断定是他。他拦在那人前面，伸出几颗钉子说道：

“你好，朋友，很高兴你按时赴约，”他拉住那人的手，把他拉到大门口，“你在前面走，我能跟上，”从看门人身边走过时伊万又补了一句，那看门人仔细看了这位客人一眼，显然是要记住他的相貌。

房间颇为幽雅，看样子无人居住，空气不新鲜。伊万也不征求主人同意，打开通风的小窗口，倒掉烟灰缸里的烟头，说道：

“我叫伊万，您呢，我将尊称您为‘头儿’，因为您不会把您的名字告诉我，我也犯不着让脑子里塞满杂七杂八的东西，”说着他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来。

“好吧。”“头儿”点了点头，在写字台边上坐下来，略带嘲弄的神色，仔细地看着他。

伊万突然明白了，他面前的这个人根本不是跟他通电话的那一位。一方面这无关紧要，然而另一方面，伊万心里明白，他得换个语气和方式谈话，对上司必须恭恭敬敬。

“情况就是这样，首长同志，”伊万小心翼翼地开口说，“现在我的命运由您决定。”

“唔，伊万，详细讲讲你的情况，可别讲假话，否则迟早会真相大白，那你就完了。出生呀，洗礼呀，上学呀，偷东西呀，打架呀，一五一十全都讲出来，一直讲到受审判刑，先讲一讲，然后写出来。”

当克格勃人员看完伊万所写的自白以后，把那几页纸推到一边，问道：

“我不明白，我们的工作人员干吗要你来？这种淘气鬼在首都成千上万。”

“那人在穷乡僻壤呆腻了，想往高处攀，”伊万答道；他心里明白，这一刻正在决定他的命运，他没有能力左右局势。

“头一次找你谈话你干吗要同意，又干吗要给我们打电话？”

“是我猜出了你们是个什么机构，”伊万坦白地说。小伙子看中了跟他谈话的人，决心跟他实话实说。“去研究所我不够格。杂工我不想当，警服我见了心里就作呕。大型体育项目我早就过了年龄，我也不愿意到共青团委员会去值班守卫、写点告密材料向上爬。”

“可以去建筑工地干点活嘛，”克格勃人员随口说道。

“我头上挨过打，不过没有受到什么重伤。首长先生，我想干的不是套上挽具拉车，而是拿着鞭子赶车。”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想吗？伊万，你啥也不会呀，你是白纸一张，得从头教起。你判过刑，进不了我们的学校，射击你没来得及学会，打斗起来像个普通的流氓无赖。你一无所长。”

“我会动脑筋，亲爱的先生，您对这一点十分清楚。这会儿您是故意气我，检验我的克制能力。那么我在这一方面也毫无问题。”

“是这样吗？”克格勃人员毫不掩饰他的惊讶。“有意思，你那聪明的脑袋里是怎么产生这种念头的？”

“要不您怎么会派人住在离劳改营最近的火车站呢？这就是说，您对我们这种人感兴趣啦？您查阅我们的个人档案，跟管教人员保持联系。你们需要人，不是佐尔格①，不是什季里茨②，你们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开展工作。你们缺乏敢于拼命的人。”伊万还想说，克格勃分子还缺乏可以塞入绞肉机的人，把人绞杀以后他们不用负任何责任；但他确实不傻，这些多余的话忍住了没有说出来。

①②均系二战时期的苏联侦察英雄。佐尔格于30—40年代以德国记者身份被派驻德国、中国和日本，获取珍贵情报，1941年被日本警察逮捕，1944年被处决。什季里茨长期打入德国间谍机关，他的事迹在电视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作了详细描述。

“会杀人吗？”克格勃人员问道。

“没试过，看情形而定。”

“去杀几个人！这就是全部情形！”克格勃人员自己也没有觉察到他开始生气了。

“这种情形应当说相当糟糕，”伊万停了一下，答道。“一个人要是训练有素，那我可对付不了，再说你们有这方面的专家。至于那些流浪街头的废物，你们不会为那种人弄脏了手。您的话含糊不清，您拿个主意不就得了。”

克格勃人员不是个泛泛的头儿，而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招募者，一位上校，听了伊万的话只是笑了一笑，心想这小子当“一次性注射器”使用倒还合适，说道：

“明天十二点呆在你的地下室里，有人会来找你。”

“一言为定。请给点钱，我没有钱吃饭。”

克格勃人员给了伊万五十万卢布，把他送到门口。

伊万拿到了身份证和户口，安置在一个汽车库里洗车。工班班长冷冷地对他说：

“每天来和走的时候登个记，别的事与我无关。”

就这样，伊万每天来车库两次。车库里的人很多，他从来没有签过什么工单，工资少得可怜。工人们得知他不喝酒，压根儿就把他忘了，仿佛没有他这个人似的。后来伊万才弄清，这种罪犯在车库里几乎占一半，他在这些人中间毫不起眼。原来这个车库归国防部，在里面工作的伙计们身上都有一层“铠甲”，使他们免除在保卫祖国的队伍里服役的神圣义务。

伊万练习射击和肉搏，只有一个教练，那人是谁，练习什么，在哪儿练，他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用带光学瞄准器的步枪射击成绩平平，打活动靶则十分蹩脚。但在15—25米距离用“TT”型手枪进行射击时，伊万不论是卧倒、翻跟头，跳进或跳出窗户时都干得很漂亮。他不善于在等待中瞄准靶子，但要是所谓举枪就放，那他可是个天生的行家。

伊万练桑勃式摔跤不算出色，但他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教练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行家，而且训练时马马虎虎。正好过了一个月，伊万单凭力气大和动作协调就能把自己的师傅摔倒在体操垫子上。伊万使用冷兵器水平也一般，总之他角斗起来不怎么样，别的小伙子只要在阿富汗打过两年仗，准能打败他。然而与其说是单打独斗成绩微小，倒不如说是师傅对训练的鄙薄态度及其本身水平甚低，促使伊万再三琢磨：他们训练他去干什么，克格勃机关干吗需要他。

前面已经说过，伊万·彼得罗夫是个机灵的、甚至头脑聪明的人。把目前的情况盘算一番以后，他明白了：训练他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去国外工作不可能，当警卫队员不合适，再说他也没受过这种训。可是在他身上花费了金钱和时间呀。

他记起劳改营一个小丑式人物讲的话，说是联邦安全委员会用一些人作为杀手的教具，让年轻的克格勃分子学习如何杀人。这种想法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但伊万马上把它反驳掉了。挑选牺牲品不过是小事一桩，犯得着为此派一名军官住在小城里，翻阅个人档案，长达数小时地找人谈话，虽然教得不好，但总是在教人怎样射击，怎样使刀，怎样猛地击倒并抓获对手吗？那种事不值得劳神费力。可见训练他另有目的。

四个月以后伊万的种种问题得到了答案。在进行课目时靶场里出现了伊万称呼为“头儿”的那个招募人员。懒洋洋的教练顿时变成了另一个人，神色庄重，目光严厉，跟客人小声谈了几句便穿过靶场，摆好五个升降靶，在靶场中央扔了两块垫子，把灯光关到昏暗程度，说道：

“常规武器，‘TT’型手枪。练习。卧倒时射击两发，向前翻跟头以后射击两发，另一发在跑离靶子时边跑边射。只射头部，任务明白了吗？”

“明白了。”伊万把口香糖吐出来。“我还剩几颗子弹，因此你的前额上可以得一颗，免得你一见了上司就变乖了。”

教练员惊得目瞪口呆，上校则笑了起来，说道：

“别逗了，伊万，关于你已经有些不好的传闻。真是怪事，我工作了多少年，对这一点还是没法习惯。似乎谁也见不到谁，可是所有的人都互相了解。”

“我谁也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伊万气鼓鼓地答道。

“我们小卖部的女售货员们当真编了一些你的故事，说你这人力大无穷。好啦，别讲故事了，按要求执行吧。射击完成得好，我就让你享受另一种待遇。”

伊万脱掉茄克衫，从栏架上取下“TT”手枪，仔细查看一番，然后拉开枪机，看了看枪管里面，啪的一声退下弹夹，数了数子弹，来到火力线。

所有的练习项目他都迅速做完，五发子弹实际上是连射出去的，就像用自动步枪射击一样。伊万把手枪在食指上转了一转，也不去看靶子，回到栏架跟前。

“这么有把握？”上校问道。

“我什么把握都没有，长官，”伊万答道。“但我心里有数。”

上校伏在望远镜上看了一看，叹了一口气。

“看来我的担子可以卸下了。”

第二天伊万·彼得罗夫接受了第一件战斗任务：消灭——克格勃人员是不使用“杀掉”这个词的——一个男人，那人总是在某一时刻从家里出来，然后坐上“伏尔加”车。有人对伊万作了说明，没有讲那人的姓名，只说他是个危险的敌方间谍，为了揭露他反间谍人员已经干了将近一年，但无法将他当场抓获，可是他给祖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然而事实上这人是个已经暴露的联络员，外国侦查机关已有半年多没有启用他，但他了解许多不该了解的情况，审判他找不出理由，但消灭他却不妨。克格勃方面打算在伊万完成任务后把他也消灭掉，为此派出了两名有经验的杀手。

伊万听取了详细指示，拿到了暗杀对象住地几条小巷的平面图，还有撤离的路线和他完成任务以后“脱身”的那个地铁站的位置。

说不清是某种预感还是他早就相信人家在跟他玩一场不诚实的游戏，伊万接受任务后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心里明白这就是早已为他准备的真正的结局。市内的杀人案件很多，这些案件偶尔也应该予以曝光，即使揭露的为数很少。被杀的人并非警察追捕的对象，此次杀人也不是匪徒之间的争斗，责任则应由反间谍机关承担。因此当家的人才决定一箭双雕，既消灭不合心意的人，也暴露凶手，当然，是已经丧命的凶手。而派这个人去杀人非常合适，他不久前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当初坐牢就是因为杀人未遂，既无家属也无亲友，谁也不会哭他。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

出乎意料的是伊万提出要一万美元定金，更出乎意料的是当家的人一口答应。而这一点只不过证实了谁也不打算让他活下来。他宣称他需要一昼夜的时间进行准备，上校觉得有些惊讶，但没有表示异议。

暗杀的前一天，伊万在早晨六点左右来到通向住房的那条小巷，很快就发现有人在监视他，看来是来自那幢楼房。伊万在小巷里转了一转，看了看大门，那幢楼房是个老建筑物。伊万明白在这幢楼房的每套住宅里应该有后门楼梯和通向院子的出口。伊万惊讶地觉察到他并不感到恐惧，甚至产生了一种狂热情绪，仿佛担风险的不是一条人命，而是在进行一场未曾体验过的赌博。

在此之前他曾经想过，那些家伙也许会在子弹上做些手脚，因此他在上射击课时塞了两三颗子弹在口袋里以防万一。傍晚他领到了他熟悉的带消音器的“TT”型手枪，跟他们再次讨论了计划中的所有细节。按策划者的设想，伊万应该在暗杀对象走出住宅时就在门口开枪，随即从三楼乘电梯下楼，大门口有一辆没有司机的汽车等着他。伊万在听取指示时有点心不在焉，心里想着自己的事；一谈到汽车，他立即闪过一个念头：要开枪打死他，无须等他上汽车，就在住宅边上开枪即可。既然直截了当便可保证成功，干吗要多此一举呢？

汽车通常在将近九点时开到长官这里来。伊万事先得到通知，在实行暗杀那一天汽车会有所耽搁。伊万在跟自己的长官谈话时戴上黑眼镜，似乎是为了伪装，实际上他担心自己的眼神会让人看出破绽。

盼望已久的那个早晨来临了。九点差十分伊万顺着楼梯登上了顶层，然后下到三楼，叫了电梯便开始等候。住宅的门锁咔嚓一响，门刚刚打开一点伊万就开了枪，趁势把尸体推进室内，随即呼地一声关上房门，挂上门链。伊万知道死者的妻子起床很晚，他毫无障碍地来到厨房，看见了后门通道的门。糟糕的是门已经钉死，仅能见到被壁纸盖住的门框的棱角。

伊万跨过躺在门槛边的尸体，打开房门，按了按邻居的门铃。幸好立即有人开门。一个身材魁梧、头发花白的人，显然是个退伍军官，不满地问道：

“唔，什么事？”

“有伐力多①吗？我来找主人，可是他觉得不舒服。”

①血管舒张药物。

“得喝点伏特加，”退休军官往旁边跨了一步，让出路来。

“谢谢。”伊万进了屋，随手把门关上。“您问问您的妻子，她更熟悉药放在那儿。”

“我没有妻子，她死啦，就我一个人，”退休军官答道。

伊万开始可怜这个高大笨重的老人。退休军官亲眼见过杀人犯，这一点并不重要，克格勃人员很清楚该找什么人。

“打过仗吧，将军？”他一边问一边倾听门外小心翼翼的脚步声。

“那还用问？”将军感到惊讶。

“您坐在屋子里，别往外探头探脑，这么大年纪挨一颗子弹就太蠢了。您没有见过我，有人按门铃别吱声，有电话也别去接，装作不舒服躺在床上。”

“又回到旧时代啦？”

但伊万已不听他讲话，走进厨房，确认通往后门通道的门已经开了锁，用手指把主人招来，说道：

“我一走就锁上——你也没见过我。懂吗？”说着从口袋里掏出“TT”手枪。“将军，我不是吓唬你，而是对你的功勋表示尊敬。可别叫我为难。”说着消失在门外，只听见沉重的铁钩落进插孔里。

伊万穿过几个院子，听见背后有人拼命吹警笛。他很快乘上短途电气列车，心里明白火车站长途列车旁边人家正守候着他。

伊万在离莫斯科四十公里的一个集体农庄定居下来。身份证“丢失了”，跟管段民警交上了朋友，蓄起了胡须，剃了头，弄了一张新身份证。一个男人自己不喝酒却款待朋友喝酒，手上有钱，生活恬静，这种人在俄罗斯是受人尊敬的。

一年多以后改革开始了，在这种混乱形势下要弄清人们的身份已经不可能了，再说克格勃已经解散，聪明的上校已经从伊万的生活中永远消失。

美元成了俄罗斯最靠得住的货币。伊万在新证件中保留了原名，成为一名集市贸易的商人。起初他想扔掉“肮脏的”“TT”手枪，后来改变主意，把它藏了起来。他在地里干了两年活，却并不向往这种工作。他在一个汽车场安置下来，随后转到一个小车库，这里为出类拔萃之辈保管汽车。就在这里伊万找到了维尔丁中校。中校远非傻瓜，把司机兼机械师佐林（这是伊万挑选的姓氏）的证件送去进行核查，得到的证明说佐林的经历中污点比亮点多得多。但维尔丁并未到此为止，又索要了一些有关这名新手的必要的查询资料，但他懒了一下，没有取下指纹送去核对。伊万·彼得罗维奇·佐林成了一名履历完全合格的俄罗斯公民。但维尔丁中校确信证件里引述的事实完全不符合实际，打算在必要时利用这一点。中校接到金融家希什科夫交给的任务后打算实施一项行动，给在野党和其他希望继续进行战争的人提供某些机会，于是克格勃人员便从预备人员中选出了伊万·彼得罗维奇·佐林。

维尔丁认为他是个勇敢果断、头脑聪明的人，他相信只要认真探究一下佐林的履历，就很容易把他问得张口结舌。

于是，公共汽车爆炸了，两个孩子丧了命，“恐怖分子”被抓获并被判处极刑，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心满意足，这一年秋天每天发生的事件实在太多了。

可是古罗夫及其伙伴们毫不怀疑，孩子的惨死只不过是一段序曲。车臣的和平并不稳固，但这种和平的来临使一些人损失了巨额金钱，他们不会感到满足，全曲仍然未完待续。考虑到南部边境随时可能爆发战争，车臣的动乱对军火商来说简直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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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古罗夫公开宣称他正在追查铁木尔·扬季耶夫的同谋及其俄罗斯人上司，请莫斯科刑侦局予以协助。谍报机关全体人员都接到了通知，对追查对象特征的描述十分有限，古罗夫补充说，这人在盗匪团伙中是个无人知晓的新成员。这种补充听起来虽然不很重要，但即使是那些相互敌对的盗匪也几乎都互相认识，而四十上下的人在他们中间简直寥寥无几。

古罗夫对格奥尔吉·图林寄予很大的希望。假如他能打进亚姆希科夫—利亚列克身边，像古罗夫指点的那样建议那些团伙联合起来，那么这位昔日的侦察员就能见到一大批人。不管图林能否发现追查对象，盗匪们联合在一起也有助于尽快将他们捕获。

古罗夫勉为其难地开展工作。令他处境更为艰难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不相信追查对象会在盗匪团伙中藏身。克里亚奇科当着几个伙伴的面壮了壮胆子，公开说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固执己见，不愿听听大伙的意见。可是我们也不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我们也略懂一二。我们相信是有这么个人，完全有必要找到他。可是在形形色色的盗匪和恐吓勒索分子的汪洋大海中去寻找这个人是毫无希望的。你自己也知道维尔丁不是傻瓜，不会拿自己的王牌去冒险。这个克格勃分子要么是以我们不了解的手段利用了恐怖分子，并且早已把他埋葬了，要么是把他稳稳当当藏了起来，至少可以把他藏在某个秘密联络点。”

“合情合理，”古罗夫表示同意，“可是假如恐怖分子已经死了，维尔丁就不用忙忙碌碌，不会寻找失踪的证人，他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要是没有具体的执行者，这种证人本身毫无价值。维尔丁不敢让执行者呆在自己身边，这我同意，这样做太危险。因此秘密联络点的想法也不能成立。那么我问你，一个人受到行家的追查，要是你的话，你把他藏在哪儿？”古罗夫是在跟斯坦尼斯拉夫谈话，但提问时不知为什么看了柯托夫一眼。“格里戈利，你得承认是你有这种聪明想法，对不对？”

谈话在古罗夫的住宅里进行，斯坦尼斯拉夫见长官的注意力转向别人，趁机溜进了厨房。

“列夫·伊凡诺维奇，很可惜我没有那么聪明，但我也认为我们是在白费劲。我们追查的那个人不在刑事犯的圈子里，也不可能在那里。”

“那么他究竟在哪儿？众所周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沙粒藏在沙堆里，鱼儿放生往湖里扔……这个逃兵自己说的，”古罗夫转身看着从厨房里出来的斯坦尼斯拉夫，“他肯定地说，莫斯科的盗匪多得像汪洋大海。他是个聪明人，他不应该不发表意见。盗匪不呆在团伙里又能呆在哪儿呢？”

密探说到这里突然住了口，脸神产生了难以觉察的变化，目光变得生硬，像看得出了神似的。几位侦杏员明白了头头产生了有价值的想法，大伙儿都默不作声。跟往常一样，还是斯坦尼斯拉夫首先开口：

“别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了，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们压根儿就不怀疑，您在我们当中是最聪明的。”

“你撒谎，你认为最聪明的是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古罗夫心里想着别的事，明显地在拖延时问。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可以发誓！”

“这就是说，你除了有种种缺点以外还是个违背誓言的人，”古罗夫说得很慢、很吃力。“我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暂时不说。”

电话铃响了起来。古罗夫拿起听筒。

“喂，我洗耳恭听。”

“爱说笑话的半吊子，叫一叫仓库保管员。”

“出去啦，”古罗夫对了暗号。

“正好迫切需要他，他却偏要喝酒！”对方生气地说，随即放下听筒。

打电话的是情报员米什卡·扎哈尔琴科，古罗夫三年多以前招募了他，却极少跟他会面。

“我马上赶去跟人见面。”古罗夫从衣架上取下风衣。“斯坦尼斯拉夫，你去找莫斯科刑侦局的索博利上校，鉴于我们跟他之间关系紧张，你对他要极为客气。华连廷，你去找反间谍机关的库拉根上校，告诉他我请他在方便的时候跟我见个面。格里戈利，”古罗夫看了柯托夫一眼，“你留在这儿守电话。”

古罗夫招募扎哈尔琴科时只打算用他一次，但他们的关系变得密切了，尽管他们年龄相差很大，地位也不同。古罗夫本来不想吸收扎哈尔琴科参加对那个未知人物的追查，但扎哈尔琴科是个善于交际的人，虽然层次不高，但在自己的圈子里享有威信，因此密探告诉他正在找这么个人，无非是为了以备万一。既然米什卡在电话里提到仓库保管员，那就意味着急需见面，电话里不好谈。

古罗夫从未邀请米什卡去秘密联络点，他们总是在列宁格勒公路“华沙”电影院附近会面，在汽车里谈话。

古罗夫把车开到电影院跟前，他没有下车，仔细观察停在附近的汽车，因为大约半年前经营一间售货亭的米什卡自己买了小汽车。一辆红色的“谢苗尔卡”车亮了一下车前小灯，开始驶出停车场，古罗夫尾随在后面。

他们一起把车开到附近的加油站跟前，停下车来。米什卡掀起发动机盖，古罗夫则掀起行李箱盖，两人谈了起来，这在小汽车司机之间是惯常的事，谈起来就没完没了。米什卡取出一只火花塞，细心地开始清洗。古罗夫一看小伙子的动作就明白了，这场谈话不会三言两语就完事。

“今天中午十二点我去了利亚列克的小酒馆，在别戈瓦亚街。昨天夜里那儿举行了什么庆祝活动，大厅里还没有清扫。我喝了五十克，本来想走，那儿有个长得很漂亮的臭娘们叫瓦里娅，她对我说……”米什卡吹了吹火花塞，把螺丝刀随手递给古罗夫。

密探微微一笑，回忆起一件往事：当时这个个子不高、身材瘦削的娃娃跟两个哥儿们一起，在卡拉什内胡同想对上校进行抢劫。古罗夫把那两个娃娃赶走了，却抓住了米什卡，随后他们开始交往。现在这小伙子要是挺直身子，不把背弯下来，个子比古罗夫还高，肩膀也变得宽阔了。瞧他充当耳目这个认真劲儿，全神贯注地在摆弄火花塞。

“那么这个瓦里娅说什么啦？”古罗夫提醒他说下去。

“她说我的朋友廖什卡躺在桌子底下，几个女人实在拖不动他。我爬到桌子底下，瓦里娅走了。廖什卡真的睡着了，口里在流口水，外衣口袋里露出一叠美元，是一百元一张的。廖什卡是个小人物，他没有什么地方能弄到这么多钱。我心里想，醉得这么厉害，会把钱弄丢的，这美元可是人家的，一辈子也还不清。我把那叠钱从他口袋里掏出来，塞到我身上，便动手想把他弄醒。就在这时我从桌子底下看见有两个汉子走过来坐下。一个是利亚列克，他一开口我就听出是他，另一个不认识。”利亚列克说：

“你这人对我挺合适，我一眼就看出了。”

“别人操心的事跟我不相干。利亚列克，咱们心平气和地分手吧，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帮你一把。”另一个人答道。他的话音很坚定，而且毫无顾忌。

“干吗要这样？”利亚列克问道。我觉得他开始激动了。“我可不是见人就要的。”

“你不是大姑娘，别神经紧张。等我在莫斯科稳稳地住下来，再来找你聊一聊。你这一帮子人太多了，这种事情我心里有数。你以为所有的民警全都买通了？我就知道总局的一个上校对你很关注。谁要是被他盯上了，离监狱可以说只差一步。”

“哪个上校？”我觉得利亚列克抓住陌生人的手，也许是西服上的翻领。啊不，那人穿的好像是皮茄克。“你从哪儿知道的？”

“你少喝点酒。你身边昨天傍晚有二十人，后来走了一半，又来了十五个。你以为他们中间有多少人会告密？可你却对我进行拷问，你这是干吗？你这人不稳重，利亚列克，只会装腔作势。”

米什卡住了口，把火花塞放回原位。

“这人我不认识，但他是个饱经世故的人。而且肯定不是我们这一伙的，因此才不了解利亚列克。利亚列克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跟他可不能那样谈话，他无缘无故就能开枪把人打死。您找的是这个人吗，列夫·伊凡诺维奇？”

“你见过他的面孔吗？”古罗夫问道。

“我差一点儿都给吓死了，”米什卡说道，“我抱着廖什卡，紧紧贴在一起，仿佛我们两个醉鬼在那儿睡了一天一宿似的。我能说的是那人年纪不轻，裤子是灰色的、熨过的，鞋子是棕色的，好像挺贵重，还有，那人看样子保养得很好，听他谈话不是盗贼一类人，多半是干您这一行或是别的公务。”

“这么说我们的人也会露马脚，”古罗夫喃喃说道。“后来呢？”

“他们站起来，好像喝了一杯，一块儿出去了。我把廖什卡从桌子底下拖出来，往他脸上淋了一瓶水。他醒了过来，我把他带回家。美元当然还给他了。”

“他哪儿来那么多钱？”

米什卡不乐意地看了他一眼，答道：

“那是我们的事，跟您沾不上边儿。”

“好吧，米什卡，我不想多管闲事。我问你，要是你见到那个人，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你能认出他来吗？”

“百分之百没问题！”

“太好了。尽可能了解一下这个人的情况，再给我打电话。需要钱吗？”

“人人都需要钱，不过您的钱我不要。我参加少先队了，现在有崇高理想了。”米什卡关上发动机盖，坐进驾驶室，把车开走了。

米什卡描述的那个人像是格奥尔吉·图林，然而就古罗夫所知，图林没有棕色鞋子，再说他是个有经验的人，跟利亚列克谈话语气不会那么尖锐。

古罗夫把车开到列宁格勒大街，向部里驶去。尽管他得到的情报值得认真重视，但他不想去琢磨它。他的情绪糟透了，什么事都懒得干。古罗夫觉得自己一筹莫展，而且毫无用处，这种感觉正在使他变得古怪，甚至滑稽可笑。可以喋喋不休地重复说人的生命是无价之宝，他，一个民警警官，正在试图挽救一个被判有罪的无辜者的生命。追求这样的目标才无愧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必须开展工作。得保护人们，不让别人对他们无法无天……“而且应当干好，不能干坏。”整个工作都是无谓的奔忙。部长们当众互相指责，说对方收受成百上千万的贿赂。最高层的国家官员陷入贪污腐败之中。总统不论身体健康还是患病，总在颁布命令，这些命令谁也不打算执行。而且随后而来的每一道命令都跟前一道命令相矛盾。有那么一位上校把一些跟他一样着了迷的朋友召集在一起，试图整顿秩序，而部长却在竭尽全力，要把另一位大官淹死在抽水马桶里，而且他们二人都置别人的生命于不顾，就在他们明争暗斗，忙于私人琐事时，有一些人却丧失了性命。总统干吗需要这一切呢？既然当了总统，就该明白：新旧权力交接之际，当宫廷里的狗互相撕咬时，国内就连起码的秩序都无法恢复。因此他应该指定一位临时继承人。可是总统却一分一秒都不敢放权——放出去就无法收回。

古罗夫心潮起伏，思绪翻涌。他用手掌擦了擦汗，试图抑止内心的不安。或许该去看看医生，吃点讨厌的镇静剂？还是干自己份内的事吧，别变成国家杜马的代表，自认为无所不知。叶利钦又不会邀你去喝杯茶，那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别高谈阔论了。是木匠就该灵巧地钉钉子，而《思想者》则只有罗丹①才能创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他必须好好走完这条路。我们这里思想家太多，卫生技术员却不够，因此我们才陷在粪堆里不能自拔。

①奥·罗丹（1840—1917），法国雕塑家，《思想者》是其代表作品之一。

他记起铁木尔·扬季耶夫那副年轻而又生硬的面容，记起他爷爷那张布满深深的、仿佛用利刃刻出的皱纹的面孔，突然感到心中释然。我必须干完这件工作，部长们彼此间恨不得咬断对方的喉咙，那不关我的事，让他们咬好了。

维尔丁开着车，金融家希什科夫坐在后座上，说话时声音平静，间或略作停顿：

“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谁也没有指责您。我不想重复说过多次的一句话：您对局势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再说目前这种情况下已经不是局势的问题，而是大笔财富的问题。假如我们实施的行动能够成功，那么不仅是您，就连我后半辈子也根本不用为钱操心了。”

“尤里·列昂尼多维奇，您办不到，”中校回答道。“您爱财如命，这是不治之症。”

希什科夫轻声笑了起来，说道：

“也许……也许吧。我基本上早已不需要钱了。咱们别岔开话题。我明白总统的病把您的牌打乱了。我只想知道一点：我们能不能指望格罗兹尼枪声再起？”

“不知道。眼下我已经一无所知。也许我估计错了，有人向我保证一定成功，他们只不过是在撒谎，这种情形也不能排除。咱们不能等到总统康复吗？”

“绝对不行。我们最多只有两三周时间，”希什科夫答道。

“好吧。我将采取一次行动。假如行不通，我就洗手不干。搞秘密活动您可比不上我。您别有什么愚蠢的想法：对我搞暗杀或制造不幸事件——这可不是您的活动范围。”

“您怎么会这样想？”希什科夫火了。

“这很寻常。一些人刚刚入门，却总认为没有学不会的事。我已经作好安排，万一我突然死亡，会有人把您干掉。”

“可是您是个活人，又没办人身意外保险。此外，您可能还有一些您想都想不到的敌人。”

“我已经事先警告您了，”维尔丁冷冷地答道。

典狱长奥加尔科夫上校今天回家比平时早一些，就在这时汽车里柔和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奥加尔科夫拿起听筒，听见索尼亚柔和的男中音：

“伊戈尔·谢苗诺维奇，您现在要上哪儿？”

“你是问我什么时候到家还是现在在哪儿？”上校感到惊讶了。

“您现在在哪儿？”那个巨人显然感到焦急不安。

“停车，”奥加尔科夫对司机说。“索尼亚，你可不是个娇小姐，别那么激动。你别急，平静地讲一讲，出什么事啦？我还在公路上，车子还没有转弯驶上乡间小路。”

“谢天谢地！”

“别激动，慢慢说。”

“有人想把豺狼毒死。桦树林里藏着一个人，也许是两个。”

“那你把豺狼放出去，它能弄清楚……等等！万一那儿是醉鬼或是一对姑娘小伙子呢？豺狼把他们撕成碎片可怎么办？”

“是吗？”索尼亚说着口里嘀咕起来。

“仔细听着。你带上步枪，小口径的。豺狼用链条拴着，缠在你手上，当心别让它挣脱了。明白了吗？别首先开枪，只能还击，只打腿部。”

“咱们看看吧，首长，”索尼亚答道，随即挂了电话。

几分钟以后奥加尔科夫的“伏尔加”车在栅栏门口停下来，索尼亚在这儿等他，黑暗中他的身材显得更加高大。豺狼把两只前爪搭在主人肩上，毛茸茸的头紧贴着他的秃顶。

“看得出敌人被打退了，逃跑了，”上校一本正经地说，他知道索尼亚不会开玩笑，不会平白无故打电话，再说豺狼虽然没有唔唔吼叫，却也威严地吼着牙。

两人进了屋，把豺狼留在院子里。上校点了点头，意思是：你讲吧。索尼亚看了墙上的简易挂钟一眼，咬着下嘴唇。

“大约五点钟豺狼冲着一个陌生人叫了起来，我走出去，听见有人在林子里奔跑。离栅栏门五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块肉。豺狼陡立起来，没有去动那块肉，我想把肉捡起来，狗就唔唔地吼叫起来。我把它用链条拴上，用玻璃纸把‘礼物’包起来。我们开始等候，我决定设个圈套，把豺狼带进屋里，命令它不许做声，我靠在窗子跟前。天黑了，听见了脚步声，豺狼又唔唔叫了起来。我这才给您打电话。”

“你们是真正的朋友，两位都很聪明。”奥加尔科夫看了看笔记本，取下电话听筒，拨了古罗夫的号码。

“您好，列夫·伊凡诺维奇，幸好您在家，”奥加尔科夫听见密探的声音，说道。“想听听您的主意，”他迅速讲了起来．但古罗夫打断他的话说：

“伊戈尔·谢苗诺维奇，请原谅我打断您的话，这事儿不该在电话里说，我马上来。”

“你瞧，咱们打扰忙人了，”上校不满地嘟囔了一句，开始往桌子上摆碗碟。他看见索尼亚从柜子里取出一瓶花楸露酒，说道：“拿走吧，他不喝酒，你把茶炊里的火吹旺，再到院子里去迎接客人，让豺狼别叫。”

虽然已是十月，天气一直晴朗，可是这天晚上偏偏下起了毛毛雨。古罗夫几乎一眨眼就到了，但桌上的茶炊已经发出咝咝的声音。密探在安乐椅上坐下来，用手掌捧住厚重的茶杯，点了点头，意思是：请讲吧。

主人简短地讲了讲发生的事情。古罗夫责备似的摇摇头，说道：

“伊戈尔·谢苗诺维奇，您怎么不讲主要的呢？当您的伙伴带着枪和豺狼来到房外时，他看见了什么？”

主人看了一眼靠在门框上的索尼亚，点了点头。

“看见一片漆黑，有个地方白桦树在发亮，”巨人不满地答道。

“豺狼使劲挣扎，您带着它往林子里跑，”古罗夫提示说，“您听见什么啦？”

“那儿没法跑快，眼睛会刺穿的，我又没有带手电筒，怕招来子弹。”

“撒谎，手电筒您带了，可是从小路转弯时您跌了一交。随后的事很清楚，狗拽着您站起来，您摸到了手电筒……人已经跑了，您没有撵上。根据灌木树枝断裂的声音您听不出有几个人吗？两个还是三个？”

“好像是两个。”索尼亚偷偷查看了一下自己那身干净的、甚至熨得很平整的空降服。

“您就别胡乱猜谜了，”古罗夫笑了一笑。“您刚换了衣服，可是您左手手掌上有新擦破的痕迹。您最好告诉我，穿过树林笔直走，离公路很远吗？”

“就只一片树林和一块田地。”索尼亚心里显然不是滋味，因为民警揭破了他的谎话，而主要的是他未能抓住敌人，想瞒住谢苗诺维奇，也被民警揭穿了。

“要是换算成米呢？”古罗夫追问道。

“没有多远，”奥加尔科夫插嘴说，“二百米左右，也许还不到，站在门口台阶上就能听见公路上的动静。”

“那么您干吗心里不安呢？”古罗夫感到惊讶，“你没法赶上他们。”

“要是把豺狼放出去，马上就能把他们抓住，”索尼亚皱着眉头答道。

“把谁抓住？”主人生气了，“那样一来连救护车都来不及救人，你难道不了解咱们的狗？那是一对小青年……”

“请原谅，主人，”索尼亚打断他的话，“正常的人不会给狗扔肉。”

“你难道没注意到这是上好的煎牛排？说不定他们点着篝火烤肉，听见栅栏里面有狗就扔了过来。”

索尼亚挥了挥他那粗大的手，气恼地走了出去。

“天亮以后专家会给我们答案，”古罗夫说，“煎牛排我带走。照我看，伊戈尔·谢苗诺维奇，您对迫在眉睫的危险估计不足。咱们很走运，俄罗斯人天生有一种危险的习惯，一开始总把事情想得简单，直到后来碰了钉子，这才开始认真考虑。眼下我们已经受到了警告，因此有所防备了。他们是打算把狗毒死，等您走出汽车时再开枪打死您。”

“他们干吗要掀起这场风波呢？我主管监狱三十年了，听到的威胁数也数不清，真正动手的不过两次。而且那些人都是些跳梁小丑，根本不值得对付。”

“这么说您根本不明白我跟您谈话的意思，”古罗夫忧郁地说。

“我明白了。有人希望判处极刑的铁木尔·扬季耶夫快点死掉。我们国内到处排队的现象没有了，可是为等候开庭和执行判决排的队却长得看不见尽头。”

“不错。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赶紧把扬季耶夫的呈文递上去。可是有两件事一下子就让他们迟了一步。车臣已经停战了，眼下对车臣人执行死刑不合时宜，加上总统又生了病，今天谁也不敢把申请赦免的呈文塞给总统。”

“那么这跟奥加尔科夫上校，一个奉命行事的人有什么相干？”

“首先，您不食人间烟火，不收受贿赂。这是个百试不爽、令人惋惜的事实。您是个忠心耿耿、墨守成规的老管家，用歪门邪道无法买通。要是把奥加尔科夫除掉，换上另一个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别吓唬我，上校！”奥加尔科夫挺直身子，威武地扬起下巴。

“您知道我们的犯人称什么人为公子哥儿吗？饭桶？傻瓜？他们称为公子哥儿的是那种自认为无所不知的人。我和您知道的东西很多，但远远不是无所不知。咱们可不是公子哥儿，因此您明天住院去，您的病是神经根炎，病情恶化。”

“神经根炎和盐沉积我都有，”奥加尔科夫笑了一笑。

“您的副手中哪一个最傻？”

“两人都不怎么样。这可以理解，谁会心甘情愿上监狱来？人事干部说得也对，有头脑的军官一个个打下去了。上哪儿找他们去？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那些工作年限将满、快要退休的人。”

“找个胆子最小的代理您的工作，告诉他您很快就会出院，只要有人投诉他一次，他就得免职。”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是个冷酷的人吗？”主人问道。

“我尽力保持做人的本分，是非自有别人评论。”

两人沉默了一阵，随后主人叹了一口气，说道：

“是呀，咱们何苦要陷进这种泥坑？也许到了另一个世界能有所补偿？”

“别作指望了，到了那里也会强迫我们去抓醉鬼。”古罗夫试图逗主人开开心，因为他还面临一场不愉快的谈话。

古罗夫一班人徒劳无益地到处查找的伊万就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旅馆里。他租了一个颇为讲究的房间，装成养病的样子，举止彬彬有礼，给小费出手大方，因此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重。然而即使有维尔丁提供的无可挑剔的身份证，住旅馆也是危险的。女服务员们生来都很好奇，一个年轻的单身男人，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跟姑娘们谈情说爱，对这样的人谈论一番是很有意思的。

恐怖事情发生以后，伊万当即乘飞机离开了莫斯科，但过了一个月他又被迫返回，因为维尔丁迟迟没有付钱给他。维尔丁并未赖账，不时给他一两千美元，同时推说银行暂时停止付款。有一天伊万终于按捺不住，当面宣称：墓地上再多一个死人也不会引人注意。维尔丁听了只是笑一笑，答道：

“伊万，你那作恶多端的尸体连找都不会有人找。我还欠你两万，你很快就能拿到。还有一件事你要是答应帮帮忙，那么你的钱口袋都装不下，得去买个皮包。”

伊万心里很清楚，这个克格勃分子既不是胆小鬼也不是傻瓜，不会为两万美元闹得不愉快。同时他也不会平白无故跟你谈话。还有件什么事，克格勃分子没有说，但他透露了一两句：没有任何危险，时间只需十分钟，钱预先付。

克格勃分子约好三点左右来跟他最后商谈，而在十二点房间里来了一个面容可爱的女人，伊万只好起身穿衣，定了午餐要人送到房间，随后他反复盘算……必须今天就离开旅馆，换个身份证，这件事他得完全依靠克格勃分子。

三点差两分有人敲门，维尔丁走进了房问。

桌上酒菜已经摆好。伊万握了握客人的手，做手势请他坐下。维尔丁的情绪坏透了。昨天晚上派去消灭老典狱长的两个家伙傻头健脑，不仅没有完成任务，自己也好不容易才逃脱。维尔丁早就咒骂自己不该跟伊万这个形迹可疑的家伙保持直接联系，可是今天又到旅馆来找他，而且是第二次，这对一位行家来说是完全不允许的，直至最近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行家。今天早晨刮脸时他重新估计了整个局势，对自己够不够得上行家产生了怀疑。假如有人把这样的事讲给他听，事情又是别人干的，那么维尔丁至少会对那人滔滔不绝地大加评论，而且不会有一句赞扬的话。

看见伊万没有躺在床上，而是起了床，穿了衣服，桌上摆着酒菜，而“病人”则看着一边，克格勃分子明白了，他知道的远非是全部细节。维尔丁是个意志坚强、精神专注的人，他在桌边坐下来。把酒杯斟满，冷冷地说：

“别心不在焉了，讲吧。”

“五年前我在哈巴罗夫斯克一个女人家里住过。今天十二点找那心爱的人儿来到房间里。她不知为什么认为我是个间谍。我当初就因为她这种愚蠢的妄想才离开她。她说她今天要写封信给检察院，写好后交给他的女友。假如明天十二点不交给她五万美元的话，这封信就按地址寄出去。长官，我总不能就在这个房间里把她掐死吧？”

“真是祸不单行！”维尔丁把酒喝下去。“她知道你的哪个姓氏？”

“她的女友在这一层楼收拾房间，因此她知道我现在的姓。”

克格勃分子又喝了一杯，沉思起来。尽人皆知，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最近这一昼夜之间，一大堆狗屎猛地压在他头上，然而只要处理得当，仍然可以干净体面地脱身。

昨天两个笨蛋没有完成任务，眼下坐在那里全身发抖，听候发落。可以把他们召到这里来，派他们去找旅馆经理，把这段传奇故事演下去。对经理说，我们是反间谍机关的代表，对你们一位工作人员的行为感到惊讶。她把一个女友请到旅馆来，让她去看一个外人不该见到的人。这个姑娘认识我们的一个人，眼下威胁说要揭露他，并伸手要钱。马上把你们的工作人员及其女友叫到这儿来，我们要跟她们讲清楚：玩间谍游戏会有什么下场。

维尔丁看了看伊万那副忧郁的面孔，心想刚才来看他的那个女友念头如此古怪而又无法遏止，这女人来得倒正是时候。

“你的问题我来解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从上衣的内口袋里掏出银行包扎的两叠钱，每叠一万美元。“我稍微拖了一点时间，对不起。”

伊万小心翼翼地把钱接过来，仿佛生怕里面藏有炸弹似的。他把钱装进口袋，开始等候。这傻瓜心里明白，欠的债不会就这样还掉拉倒。“他同意息事宁人，也还了债，这就是说他想要我的命。我一个口袋里有钱，另一个口袋里有手枪，现在要我的命不那么容易了。”伊万下定决心，不管他提出什么建议，只能回答一句话：“让我想想。”反间谍机关不论提出要你干什么，哪怕最简单的事，你都不可能一下子明白过来；就算没有什么额外的负担，也得想一想自己往后怎么过下去。

“我需要你在电视上露面讲讲话，”维尔丁说。

“什么？”伊万一时不知所措，摸了摸后脑勺，呵呵大笑。“这想法有意思，眼下所有的盗匪都上了电视。然而每个人都应该安分守己。我看不惯那些黑道头面人物，他们从早到晚在电视上高谈阔论，我是个小人物，不够格。”他越说越开心。“我甚至比不上部长，我没有偷过他妈的上百万美元，没有杀过上百人！谁对我感兴趣？”

维尔丁附和着伊万，开心地笑了起来，随后陡然止住笑声，说道：

“好好在电视上露个面，你杀死的就不止一百人！你还会一举成名，当上百万富翁。”

“好得过头了，长官，看来你是拿我当傻瓜，”伊万说道。

“那么，你是不想名利双收啰？”维尔丁问道。

“不，我想留一条命，”伊万答道。

“那么你至少也听我说一说，你只消干多大一点事儿就会给你这么大的好处。”

“你既然非说不可，那就说吧。不过我心里有数，长官，不付代价是尝不到甜头的。”

“谢谢你同意听我说完。”维尔丁明白酒不必再喝了，但还是干了一杯。“要在电视摄像机前详细讲一讲你是怎样炸掉那辆该死的公共汽车的。”

“什么？”伊万听糊涂了，“也许我最好是对着摄像机上吊？”

“别说傻话，你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珍贵，”维尔丁语气尖刻地答道，“叶利钦那帮人要枪毙一个车臣的毛孩子，而我们第二天却宣布恐怖活动是俄罗斯人干的。你想象一下，格罗兹尼会作何反应？”

“我才不管格罗兹尼会怎么样！”伊万叫了起来。“我怎么办？你也一样！”

“咱们根本不会出事，”克格勃分子笑了一笑。“摄像时我们给你罩上面网。这种情景你在电视上见过几十次，嗓音我们也会略作改变。领导这次行动的俄罗斯反间谍人员的姓名你就说不知道。描述我的特征时你也作些改变。只要你愿意的话，把大象说成长颈鹿也并不那么困难。”

“那么拿什么担保呢？”伊万急剧地绞着脑汁，只有一点他毫不怀疑：这种摄像他决不会同意，这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到头来他们会把他交出去让人撕成碎片。眼下重要的是要挺住这场谈话，要表示疑虑，讨价还价，拖延时问。

“我跟你的担保是一样的。你明白我不是这篇故事的主角。你我有的是头脑和经验，他们有的是自负和金钱。预付一百万美元，用我们的名字存入瑞士银行。”

“三百万，要现金，”伊万脱口说道。

“傻瓜。你懂不懂三百万是什么意思？你自己根本就搬不动，也没法带出国境，可是我们必须火速离开俄罗斯，必须抢在节目播出之前。”

“咱们两个都会被人干掉，这就是事情的结局。”

维尔丁责备地摇了摇头。

“我明白你现在心神不宁，你需要考虑考虑。我的事情太多，那咱们就暂停讨论。我必须把你那个娘们的事处理一下。”

“人家会打死我们的，”伊万说。“我是死定了，闹这种乱子谁也不会容许。”

“谁不容许？”维尔丁问道。“谁也不会有任何怀疑。只有一个民警在那儿转悠，不知抓哪一头好。万不得已的话我们把他消灭掉，我已故的上司在世时就已经为他准备了意外的礼物。大人物需要大乱子……”

“只有我们谁也不需要，”伊万打断他的话。

“你错就错在这里，只要我们活在世上，乱子就有可能发生。比如说，给你录一段电视节目，然后把你杀掉，那只会令人觉得可笑。今天电视里已经很少见到尸体了，但还会见到一具，就是车臣那个小伙子，他是无罪的，这是俄罗斯人进行挑衅。要是这个俄罗斯人不在了，只有一具尸体，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空话。现在单凭空话任何人都说服不了。”

“我服了你了。”伊万苦笑了一下。“可是这几天我上哪儿住去？所有的旅馆都受到他们的检查，贼窝子我是不去的。”

“我给你准备了一间个人专用疗养所，哪个警察都不会上那儿去，”维尔丁答道。

“那么利亚里卡呢，就是今天来找我的那个娘们？你不了解她，这娘们真令人厌烦。”

“废话！”维尔丁生气了。“你那个利亚里卡今天晚上会上这儿来乞求宽恕。你在床上好好教训教训她，让她规矩一点。”

克格勃分子最后这句话不知怎么对伊万产生的影响最大。

“唔，你要能做到这一点，我或许会相信你。”

维尔丁口袋里的BP机吱吱响了起来，克格勃分子掏出小黑匣子，看了看上面显示的字母，高兴地笑了。

“典狱长神经根炎加剧，被送进了医院。伊万，咱们终于看到成功的希望了。让我核实一下，了解详细情况。”

维尔丁拨了电话号码。

在一个不算豪华、却也并不简陋的旅馆房间里，格奥尔吉·图林和古罗夫上校正在喝咖啡。桌子上有一台电话。图林看了密探一眼，又看了看咖啡，皱了皱眉头，从餐具柜里取出一瓶威士忌。

“列夫·伊凡诺维奇，咱们打个赌，那个坏蛋要是不回电话，那么我就该这样过下去……”

“说话别含含糊糊。格奥尔吉。”古罗夫往自己的高脚杯里斟满矿泉水。“咱们拿什么打赌？他打电话来你喝一杯，不打电话你喝两杯不成？”

“你要是被人从民警局赶出来……”

“不错！”古罗夫打断他的话。“这些话我跟斯坦尼斯拉夫说过一百次。”

电话铃响了起来。图林和古罗夫对望了一眼。铃响过第二声以后图林拿起听筒。

“喂。”

“消息是从哪儿来的？”问话的是维尔丁。

“从彼得罗夫卡①一个朋友那儿来的。”

①指莫斯科刑侦局。

“他怎么没给我打电话？”

“你自己问他吧。我跟他谈别的事，他顺便冒出两句。”

“谈什么别的事？”

“这跟你无关。我要杀掉古罗夫，你别管。”

“别碰那个警察！”维尔丁叫了起来。“你一会儿发誓要离他远一点儿，一会儿又……”

“不错，改变主意了，可是我结识了一个极好的小伙子。他会把密探的一切情况都透露给我。说不定是两个人。你可别提前对那个娃娃下手，否则会把事情弄糟。”

“可是你自己干的什么？咱们有基本任务！那个警察只是个人恩怨。你把他杀了，一窝蜂都会惊动起来，他们就会明白他们干得对。”

“那就放一放再说吧，”图林和解地说。“你的任务是解决那个小伙子，好让我们放手去干。”

“你放肆！”维尔丁粗鲁地骂了一句。“一个探子居然给我布置任务。”

“我不是探子，狗娘养的！你可要记住！”

“好啦！好啦！咱们友好地再见吧。”

“好吧，”图林放下听筒。

“你跟他说话干吗这么粗鲁？”古罗夫问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很清楚，这叫因人而异，跟他这种人说话就得这样。”图林往杯子里倒了一些威士忌。“我听说您不久前也是喝酒的。”

“我一生中有许多事情很可笑，”古罗夫说句笑话作为回答，“你知道吗，我发过誓，上班时和干重要事情的前一天不喝酒。这样一来双休日怎么都过不好。”

“我也有同感，”图林干了一杯说。

“你的心情太平静了，格奥尔吉。”古罗夫问到威士忌刺鼻的气味，皱了皱眉，点燃一支烟。“看来似乎一切正常，克格勃分子你接上头了，跟利亚列克也建立了接触，米什卡·扎哈尔琴科也联系上了，可是我们兴师动众查找的主要人物却杳无音信。恐怖分子在哪儿，我们还不知道。”

“只有克格勃分子一人跟他有联系，可是克格勃分子不傻，出言也谨慎。他的话倒是很多，却不会随口失言。我敢肯定他留着我就是为了消灭这个人。因此我一说打算对您下手他就慌了。他怕我还没到时候就丧了命，眼下我对一家旅馆有怀疑。”

“哪一家？”古罗夫赶紧问道。

“明天告诉您，要是他藏在那儿，那么他绝对跑不掉。而您呢，列夫·伊凡诺维奇，请原谅，您也不是上帝，也不应当提前掌握一切情况。”

“什么意思？”古罗夫的脸板了起来。他对图林的称呼换成了“您”，语凋也不再轻松随便。“您断定我能容许您用这种语气跟我谈话？”

“请原谅，列夫·伊凡诺维奇，局势太危急了，我神经紧张。”

“不要撒谎，您的神经完全正常。您在玩双重游戏？”

“那当然，我又不是蠢货。”图林伸手去拿酒瓶。古罗夫想拦住他，但没有来得及，只见他也不往酒杯里倒，对着瓶口喝了一口。“除了您的一句话，我还有什么本钱？跟您一起坐在您家里的那几个伙计活得好好的，是吧？要是他们明天去检察院作证，说我曾经对您下过手呢？”

“这我不想争辩，您有可能重新入狱。可是我一生中从不食言。”

“每个人都会有什么事情是生平头一次发生的。”图林拿起酒瓶又喝上一口，随后连人带椅子挪远一点。“您的话太尖刻了，上校。您难道没有想过，您的工作虽然平静，也可能被人杀死？到时候我格奥尔吉·图林该怎么办？您的将军和其他同事会把我撕成碎片。”

“所以你认为有可能玩双重游戏？”古罗夫问道。

“所有的人都在给自己保险，因为拿性命作赌注得有双重抵押。我但愿您永生不死，但即使没有您我也应该有自己的价值。您相信我，这我看得出来，可是斯坦尼斯拉夫却随时会对我开枪。他连手枪都从贴身皮套里拿出来，挪到了口袋里。”

“挺细心。”古罗夫站起身来。“谁也不会强迫您工作。可要是跟我玩游戏，有话不说完，我是不允许的。您有您的自由，那个执行者，克格勃的走卒，没有您我也会找到。愿意的话给我打电话。”

古罗夫能一天一夜不吃饭，仍然觉得自己能坚持工作，可要是破坏了睡眠规律那就糟糕得多。前天他陪同玛丽亚去参加一场稀里糊涂的演出，夜里三点钟演员们应邀去做客，当时只有古罗夫一人会开车。他们俩回到家里已将近早晨七点，九点钟奥尔洛夫又召他去。尽管古罗夫在休假，他可以向部长声明这一点，但是密探还是分秒不差，准时到了彼得的办公室。

白天里他未能睡上一会，晚上又得去会见奥加尔科夫上校。古罗夫到家时已是午夜十二点多钟，玛丽亚在厨房里招待索博利喝茶。人们都知道两位上校关系不和睦，而且还发现索博利跟反间谍机关合作。不同的特工部门军官之间的合作是个不稳固的概念。要是那样看的话，古罗夫跟库拉根上校也是在进行合作。有时能得到一点有价值的情报。有时也给对方提供情报，侦查员的工作过去和将来靠的就是这种关系。

密探见到维克托·索博利并不感到特别高兴，但他记得他曾经布置人找到索博利，他十分清楚，上校是硬着头皮上这儿来的。为了避免多费口舌，古罗夫装出一度十分亲密、但久未见面的同事重逢的那种语气。

“久违了，维克托·谢苗诺维奇。”古罗夫俯身吻了吻玛丽亚的鬓角。“维佳①，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事先没有料到我有事要出去。”

①维克托的小名。

“没关系，这种事也是有的，”索博利答道，随即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我可以告退吗？”玛丽亚站起来对客人点点头。“祝您一切顺利，维克托·谢苗诺维奇，您讲起故事来比这家伙有趣得多。”她踮起脚来亲了一下声罗夫的脸颊。“再见了，两位小男孩，请记住明天还有工作，”她指了指桌上的一瓶白兰地，转身走了。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有这么十全十美的夫人，能不招人嫉恨吗？你是在哪儿找到这么个美人的？”

“告诉你你可得保密，维克托，我是个侦查员。”

“真的吗？”索博利竭力拖延时间，避而不谈正题。

但古罗夫太疲倦了，想去睡觉，因此单刀直入地问道：

“照你看来，维尔丁对你信任到什么程度？”

“我跟他不久前吵了一架，但在吵架之前他也不相信我。有时我觉得他把我当成一个垫背的。”

“不像话。但恐怕的确是这样。你一向是刑事侦查局十分得力的一名侦查员，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你知道他策划了一个案件诬陷了一个车臣青年，那青年人要被枪决吗？”

“我有这种猜测，维尔丁对我只字未提。但根据他布置工作的情况，情报部门已逐渐明白他的意图，不过我仍然蒙在鼓里。”

“他想把罪责推到咱们头上，说是我们俄罗斯人爆炸了公共汽车、炸死了孩子，却诬陷一个车臣人搞恐怖活动，并且枪毙了这个车臣人。”

“狗东西！”索博利把酒杯斟满，说道：“请原谅。”说着一饮而尽。

“格罗兹尼已经媾和，但维尔丁手中仍然掌握着火种。然而总统生了病，切尔诺梅尔金今天则不会签字拒绝特赦，因为这样做很不合时宜，再说这也不是总理的职责。可是维尔丁等不及。应当了解他会采取什么行动。”

“不管怎么说，他总不会让我知道他的计划，”索博利答道。

“必须查明请求特赦的呈文放在哪个公文夹里，在谁的保险柜里，这个保险柜又放在哪儿。”

“你打算偷出来不成？”索博利笑了一笑。

“不，只不过严密监视那件公文通过什么途径从主管官员的保险柜传到典狱长的办公室。”

“判决在哪儿执行？怎样执行？”索博利问道。

“鬼知道！”古罗夫撒了个谎。典狱长曾对密探讲过公文如何传递，讲过判决执行的整个顺序，直至最后开枪。

“恐怕我跟他最近谈过那一次以后维尔丁会跟我断绝往来，”索博利说道。

“那你就把自尊心放到一边，主动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古罗夫已经迫使牢房里那个眼线招供，快要搞到你头上了。”

“类似的话我已经对他讲过了。”索博利又匆匆干了一杯。“有一点我弄不明白，我怎么变得这么混帐。”

“可你当时是被人家抛出来的！”古罗夫提高了嗓音说。“你以为我不记得那件事？所有的人都陷入那件肮脏勾当，你只不过稍微沾了一点边，可是你的上司不是公正地分清罪责，而是一古脑儿推到你头上。你别撕身上的衬衣，你并没有出卖任何人，你挺身掩护了几位满身臭狗屎的将军。”

“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自己的过错。我本来就该辞职不干。那么维尔丁怎么办？尽管我跟他吵了一顿，但收尾的话是我说的。有什么消息我会给你打电话。”

“好极了！你打电话给这个……告诉他古罗夫在施加压力，要会见那个眼线，可是你把他藏了起来。把你的公文包亮给他看，就说你没有立任何字据，只是跟别的侦查员进行合作。这种合作对双方有利，但没有告诉领导，因此要共担风险。市场经济嘛，你给我好处，我也给你好处。你说你打算把古罗夫上校的意图告诉他维尔丁，但也不能白白告诉。你这儿有一位将军，愿意对有益的事情助一臂之力。但你必须知道为这件好事提供资金的人的名字，否则没法跟将军谈。就像做大买卖订契约一样，得有互相担保之类的条件。他要是不愿意，那就让他滚开。你提出这条建议，维尔丁这种人准会动心。万一他提到他手上掌握着有损于你索博利上校名誉的材料，你就淡淡地回答说：这个问题你跟领导已经谈过了，你们的结论是：看看是什么人写这种材料，是正经人就不去碰他们，你们只找那些寻常的刑事犯罪分子，那些人会高高兴兴地打维尔丁中校的耳光，要是冲动起来说不定还会打断他几根肋骨。”

“此话当真？”索博利简直惊呆了。

“一点不假，”古罗夫耸了耸肩，“我甚至不用找任何人。我跟斯坦尼斯拉夫会亲自动手，痛痛快快揍他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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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奥尔洛夫将军坐在自己办公室的桌子边，什么事也不干。他把台历移到自己面前，台历一天一页，他在上面记着什么时候该干什么，该给谁打电话。今天这一页写的、并加了着重号的头两个字是“会议”。这次会议由第一副部长主持，奥尔洛夫刚从会场回来。

出席会议的有几位副部长和各总局局长。奥尔洛夫本来打算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内容是干部的重新配置，上至部里，下至各总局、各管理局等等，直至区民警分局，他认为这项建议是完全必要的。他服务的年限太久了，早已没有天真的想法，他明白这项建议多半会遭到否定，因为假如建议付诸实施，那就意味着大大降低领导人的工资，把资金下拨到基层工作单位，直至一般业务人员和管段民警身上。

奥尔洛夫以他领导的总局为基础，从自己开始往下论证，认为给工作人员加算工资的一套办法起不到好的效果，因为到头来民警的主力——业务人员和管段民警——收入太少，尽管基本的和最吃力的工作正是他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干的。

他刚参加民警工作时（那些岁月已经没有人记得了），莫斯科刑侦局里人们就在议论这个话题。不止一次有人起草一些革命性的决定，其结果总是将军锦上添花，又分得肥腻腻的一块，而尉官得到的残羹剩饭则微乎其微。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当时的莫斯科人，如果允许的话也包括新闻界，都断言民警机关总在要钱。他们确实要了钱，但并未装进自己的腰包，而是用于技术装备。而对工资待遇则要求拉平一些，希望改变这种不公正的比例失调状况。

人们无休止地谈论这个话题。随着岁月流逝，不断出现新的部门和总局，相应地来了一些新的上校和将军，而这些人通常都不熟悉民警工作。但大家都喜欢宽敞的办公室、专用汽车和专用电话，都醉心于崇拜名位。

年复一年，奥尔洛夫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民警机关要么整肃自己的队伍，变成一支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样在工作人员中就会重新产生友谊、同志关系和精神上的平等；要么就让局势变得无法无天，让各种犯罪团伙的大小头目主宰社会。诚然，民警是一个军事组织，上司的命令就是法律，然而考虑到这支军队必须日日夜夜、实际上是一辈子进行战斗，那么对它的领导人来说，单是肩章上多一颗星是不够的。

奥尔洛夫明白他的想法是根本不得人心的，但他仍然对自己的报告作了细致周密的准备。将军该开始作报告了，当第一副部长宣布开会以后，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扣好风纪扣，正准备站起来，没想到有个出席会议的人开口说：

“别急嘛，咱们有的是时间，待会儿再谈公务和盗匪。您觉得科尔夏诺夫这人怎么样？这位威严的将军总是干得满头大汗，还胡说八道，说他的主要武器不在于文件，而在于他那光秃秃的脑袋。”

“在总统身边呆了十一年，听得多也见得多，让他的仇人发抖去吧！”另一位将军呵呵大笑。

“那人挺走运——头脑简单，他以为会有哪个侦查员去听那些宫廷的流言。”

“证据就是证据，流言终归是流言，不论是在小啤酒店还是在总统的接待室里。”

与会者把今天的议事日程，把刑侦总局局长的报告忘得一干二净，开始热烈议论近几天发生的事，判断某人所说的事情有哪些正在得到证实，有哪些尚未证实，检察机关是否会进行调查，抑或到头来那只不过是报刊电视报道的一桩丑闻。

周围的人说的这些事有一大半将军都听不懂，他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些姓名是什么人，担任什么职务，一个又一个演说家提到某一次电视采访，将军要么没有看过，要么不记得。

奥尔洛夫突然觉得豁然开朗，大彻大悟：他的报告已经迟了很多年了，犯罪团伙的头目们已经占了统治地位，眼下已经毫无办法了。该上的火车开走了。要长出庄稼，首先得清除杂草。而且应当从他奥尔洛夫将军开始，因为他就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这番胡言乱语，既没有用拳头捶桌子、大声叫喊，也没有因心脏病发作而倒下来，只不过默默无言地听着。

奥尔洛夫吃力地站起来，拿起公文夹，步履蹒跚地朝出口走去。

开始时谁也没有注意他，随后有个人关切地问道：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您不舒服么？”

他点了点头，揉了揉将军服的左边；他完全明白自己是个装病的懦夫，走了出去。

此刻他坐在自己办公室的桌边，拿起钢笔，工整地把台历中今天这一页划掉。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悄然出现在办公室里。他走到桌子跟前，看了一眼台历，问道：

“要找个医生吗？”

“精神病医生。”

“我懂了。”斯坦尼斯拉夫走出办公室，抱住一位药箱从不离手的年轻护士的肩膀，把她领到门口。

“亲爱的，我们的问题由我们自己解决。”

“可我是奉命……”

“玛申卡，你就说你已经给他服了伐力多①。”克里亚奇科把护士带到走廊上。

①一种血管舒张药物。

“我不叫玛申卡……”

“那更好。”斯坦尼斯拉夫亲了亲姑娘的脸颊。“走吧，亲爱的，走吧。”他返身回到接待室。“维罗奇卡，谁的电话都不要接进去。要是列夫·伊凡诺维奇来电话，你叫我出来。”

“斯坦尼斯拉夫，您干吗要吻不相干的女人？要咖啡吗？”

“那当然。”斯坦尼斯拉夫走进办公室，看了奥尔洛夫一眼，见他正在白费力气，试图打开一瓶白兰地，便把酒瓶拿过来，把将军推到桌子边上。“你坐下，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到处乱晃，干你当领导的事、酒瓶让行家来开。我知道你离开了会场，我知道！人同此心，我理解你。”

“你又怎么会不理解我呢？”将军打断斯坦尼斯拉夫的话，随即接过他手中的酒杯。

“你是个专业人员，你必须跟你那些难兄难弟讲一样的话。比如说，要是你深入哪个盗匪团伙，你会不会用‘您’去称呼别人，擤鼻涕时会不会亮出雪白的手绢？你准会随乡入俗，开口就骂娘，擤鼻涕用手指。你干吗要用笔乱划一通？”斯坦尼斯拉夫指了指台历上勾掉的一页说。“请问这一切由谁来干？你知不知道古罗夫已经掐住匪徒们的喉咙，很快就会抖出他们的五脏六腑来？”

“用不着，甚至毫无价值！杀人对他们有利，他们就还会杀人。”

“至少可以救出一条人命……”

“那你上教堂会吧！去忏悔吧！”奥尔洛夫不让他说完。

“我是要上教堂去！即使是魔鬼的牙齿我也钻进去……可是正像我的朋友兼师傅说的那样，要我死只能用武力杀死。”

“会有人杀的，”奥尔洛夫冷漠地说，随即把酒一饮而尽。

“会有人杀的，”斯坦尼斯拉夫重复道。“但除非是连你和古罗夫一起杀掉。我还能数出不少的伙计。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人杀人，可还是有人活了下来。”

奥尔洛夫又喝了一杯，作手势吩咐把白兰地拿走。门微微打开，维罗奇卡端着咖啡进来，把托盘放在会议桌上，转身向门口走去。

“谢谢你的咖啡，姑娘。”奥尔洛夫说道。“我没事儿。一切照常进行。”

“明白了，我的将军！”维罗奇卡尽力让高跟鞋敲出响声，走了出去。

“那么，你是说，列瓦已经抓住他们的尾巴啦？”奥尔洛夫问道。

“他没有吭声，但从他的眼神，从他偶尔露出的笑容来看，是抓住了，”克里亚奇科答道。

“你看着他一点儿，斯坦尼斯拉夫。”

“我不懂你的话。”斯坦尼斯拉夫两手一摊。

“尽量别让他单枪匹马，你跟他在一块儿。”

“那他一下子就会看出来，会把我赶走。”

“你别走。他要是开口骂人，你就说是我吩咐的。”

维尔丁走了，服务员早已把房间收拾干净。伊万坐在单人沙发上，打开电视机，把声音关掉，无动于衷地看着几个大眼睛的美人和头发梳得溜光的男人没完没了地谈情说爱。没过多久他就不再看他们，把眼睛闭上。

决不搞什么电视摄像，这很清楚。人要是死了，美元就不需要了，再说谁也不打算付钱了。他发过誓不再跟克格勃分子合作，可是后来又泄了气。干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挣一大笔钱哪……应当头也不回地赶紧跑掉。伊万暗自试图为自己辩解：单是为了钱也许他还不会上钩，引诱他上钩的是想弄到有效证件。他们只要得到我讲述供词的录像带，马上就会把我干掉。可是也不能干脆拒绝，要是拒绝他们，谈几句话以后还是会把我干掉。其实他们早就想把我交给警察，只是担心我会供出他们的办事处。他们想让我把一切都讲出来，但却有一定的限度。他们需要的是胶片，因为胶片可以进行剪辑。让我现场招供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开枪自杀。

伊万左思右想，仍然找不到摆脱目前处境的出路，随即睡着了。

格里戈利·柯托夫坐在自家的住宅里，疼爱地看着怀孕的妻子，一面喝茶一面显出仔细倾听的样子，但对妻子讲的事情却听而不闻。

柯托夫的妻子叫娜斯佳，是个俄罗斯美人，这样的美人在停滞年代经常搂抱着拖拉机出现在画面上：隆起的胸脯，粗大的发辫，丰满的大腿，浅蓝色的眼睛，脸颊上两个酒窝。娜斯佳怀孕后容颜依旧，尽管已经七个多月，但实际上觉察不出来。

娜斯佳跟柯托夫是在谢列梅季耶沃机场认识的，当时她在贵宾候机厅里当小卖部服务员。这样一位美人怎么会看中瘦骨嶙峋、背又驼、鼻子又长的格里戈利·柯托夫，委实是令人费解。就连他自己，四十五岁的单身汉，一个老侦探，对自己这副相貌也了如指掌，按说也决不敢追求一位年方三十、身边的男人们经常为她展开争夺的美人。

可是柯托夫当时正在执行古罗夫布置的任务，追查一个人，他有充分根据认为这位漂亮的服务员认识追查对象，但不愿说出他的名字。假如格里戈利对娜斯佳的追求早已注定要遭到失败，那么这个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对服务员开展工作就是另一回事了。

格里戈利·柯托夫具有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精神，干起工作来从不怕难为情，聪明才智和魅力则有的是。对古堡①的围攻持续了三个多星期，攻坚战遵循了种种科学规则，昼夜不停。古堡终于在一天夜里陷落，格里戈利和娜斯佳互相倾吐了爱情，第二天两人到户籍登记处申请登记结婚。

①原文为“庞贝”，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全城湮没。这里转义为古老而坚固的城堡。

格里戈利高兴得差一点忘了向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报告：任务已经完成。

只有傻瓜才相信漂亮女人的私生活都是幸福的。娜斯佳十九岁出嫁，二十一岁离婚，直至三十岁以前一直抵挡男人们的追求，他们总是积极主动、开门见山，这并不是什么大错。娜斯佳生来不善于观察和分析人的心理，她是个不愿意理解正常男人、相反却暗暗仇视他们的女人。柯托夫有任务在身，目标是个容貌秀丽的女人，这一点侦查员一眼就看出来了，但三天以后他就不再留意她的外貌。

总之，故事的结局是事先注定、合情合理的。

他们俩结了婚，彼此恩爱，盼着孩子出生，此刻在一起喝茶。妻子在讲物价和生活琐事，丈夫心里却在想：列夫·伊凡诺维奇·古罗夫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个极为能干的密探，但比他格里戈利·柯托夫还要固执，他还从未见过这种个性。

“你在听我说话还是没有听？”娜斯佳生气地问道。

“我全神贯注，”格里戈利答道，随即把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复述一遍：“今天早晨你碰到了利亚里卡，她好多年以前跟你轮班。”

“你这人真怪，没有听怎么偏偏又能记住呢？”

“录在录音机里。”

“你太聪明了，格里沙①，什么都知道。”

①格里戈利的小名。

“正是这样。”柯托夫斜着眼看了看钟，因为近来他睡眠不足。

“刑事犯在身上刺的花纹是能够洗掉还是一辈子留下来？”

“不知道，娜斯佳，对不起。以前好像是用酸洗掉，但有痕迹留下来。现在也许有人想出了什么办法。你干吗问这个？”

“哈哈！这下可抓住你啦！”娜斯佳拍起手来。“我刚才跟你说过，我那个利亚里卡碰到了她很久以前的野汉子。那人手上原本刺了一只锚，可是现在没有啦。”

“一只锚？在手上？”柯托夫明白他原先的猜想完全错了，忍不住问道：“那么是在哪只手上？”

娜斯佳看了看自己的两只手掌，随后翻过来，伸出右手。

“好像是右手。你问这干吗？”

“那人多大年纪？”

“兴许快四十了吧。”

“个子高吗？”

娜斯佳久久看着丈夫，啜泣着说：

“又开场了。你在家里别想刑事犯不成吗？我不知道他个子多高，只知道人很体面，住在一家高级旅馆……”她哭了起来。

“好娜斯佳，亲爱的。”柯托夫在妻子面前跪了下来。“宝贝儿，你可不能激动。你看看我这鼻子的模样，”他抓住自己的鼻尖。“天生就是这样。比方说医生吧：他要是看见哪个人有病，就不可能不想着他的病。我是个侦探，我亲爱的，干的就是这种鬼差使。”

柯托夫走在夜间莫斯科的街道上。他要去的旅馆在街道尽头拐角的地方。年龄，手上刺的花纹——这不是标记，而是叫人活受罪……然而那家旅馆，还有多年以前那段暧昧的经历……是不是给斯坦尼斯拉夫打个电话？侦缉工作中担忧通常不会是多余的，错过机会则是常有的事。他停下脚步，四处张望，想找一部自动电话机。他看见电话机就在街角，他正好该在那儿转弯。电话机上方，一根铁杆弯卜来，上面挂着路灯。“我要是能找到一个筹码……”柯托夫一边盘算，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他朝路灯跟前跨了一步，看见灯后面有个人影，觉得有危险。这不可能……那家伙孤身一人，不会守在他自己住的旅馆外面值班。人影动了一下，传来金属碰撞的响声，柯托夫往边上一跳，拔出手枪，当即感到侧面挨了一下。柯托夫生平从未受过伤，但他此刻明确意识到自己中了子弹。他倒下来，伸出拿着枪的手，他感到惊讶的是自己居然十分镇静，也不觉得疼痛，仔细地瞄准灯柱，等柱子后面有人刚刚探出头来，他稍稍转动一下枪口，轻轻地扣动了扳机。

莫斯科这地方什么奇迹都能碰上。有时也真有这种奇事：两次枪声响过以后立即响起了警笛声，一辆亮黄色的警车急驰而来。

一位身着警服的机敏的上尉小心翼翼地从柯托夫手里取下手枪，摸了摸颈子上的静脉，喊道：

“中士，叫救护车！呼叫莫斯科刑侦局侦缉队！”

民警们在等候救护车和侦缉队时一边抽烟一边谈起来。

“又是一次相互清算。”

“首先开枪的是死者……”

“你可真会观察蛛丝马迹，死者不可能后开枪。”

“话不能这么说，上尉。受了致命的伤也有可能开枪还击。”

“可是这个死者不可能，他是前额中弹。”

“距离五米相互开枪。是谁守候谁？活着的这个人该不会流血过多吧？当心，上尉，咱们可别抱着个死人。”

上尉在柯托夫身边蹲下来，撩开风衣的衣襟，用颤抖的手指移了移正在被鲜血浸透的专用消毒包，说道：

“我都不敢给他翻过身来。子弹好像打中了侧面，说不定穿到了肺部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待会儿再说吧。”

救护车开了过来，几个民警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退到一边。医生检查伤员时侦缉队员也乘车急驰而来。他们看出柯托夫情况危急，同意把他弄走，自己则开始检查死者。

一个穿灰色风衣、身体结实的男人低下笨重的头查看了一下死者，冷淡地说：

“这家伙笨头笨脑，不会射击，只隔七步都没能把对方撩倒，反而头上中了弹。拖走的那一个挺不错，伤得那么重，而且已经倒在地上，仍然弹无虚发。”

“中校同志，”一个年轻一点的侦查员对他说，同时把从死者内口袋里搜出的证件递给他。“是个大尉……反间谍机关的。”

“咱们查一查。”中校把证件塞进口袋。“眼下黑社会发的证件军衔都不会低于大尉。另一支手枪在哪儿？”

“在这儿，中校同志，”巡逻车上的上尉洋洋得意地把装着柯托夫手枪的塑料袋递过来。

“弹壳呢？妈的，你们也算民警。我看你们是在抽烟，准是在聊天，找找弹壳都没有工夫吗？”

伊万听见有人轻轻敲门，醒了过来。电视屏幕上闪着淡蓝色光芒，像一只巨大的眼睛。伊万知道节目已经完了，打开身旁的落地灯，看了看表。已经两点了。许久以来他都没有睡得这么深沉安静，而且还是坐着酣睡。敲门声又响了一次。伊万用手掌摸了摸口袋，里面是空的，他身上没有武器，也不可能有武器。

他咳嗽了几声，也不装模作样，用半睡不醒的声调气冲冲地问道：

“谁？深更半夜，见鬼！”

“伊万，开门，是我，”一个女人的声音小声答道。

“你又是谁？”伊万走到门边，但门上当然没有监视孔。他迟疑了许久，心想他们要是决定抓他，会想出更加聪明、不动声色的方法。

伊万把门打开，按职业习惯退到一边，那女人本想把他抱住，却扑了个空。来的是利亚里卡，她中等身材，淡黄头发，脸上涂脂抹粉，还那么年轻。伊万顺手抓住她，把门关上，问道：

“来要钱么？”

“万涅奇卡①！”她还是把他抱住了。“傻娘们醋劲儿一发，一气之下，什么坏点子想不出来呀！”她把胸脯和大腿紧紧贴在他身上，试图亲吻他。

①伊万的小名。

她身上一股酒味。伊万厌恶地避开她，紧紧抓住她的一只手，让她在单人沙发上坐下。

“那么你还想出了什么点子？”

“再没有啦，万涅奇卡！再没有啦！我是来认错的。可我打哪儿知道你干的事那么正经又那么保密呢？他们说要把我关进监狱！可我原先不知道哇，我没有恶意，只不过是娘们的傻劲跟醋劲。我原先一直爱你！咱们一块儿过得那么称心，你却突然不见了！杳无音信！这会儿我才明白了……”

伊万心里明白是伙计们把这个姑娘吓唬了一顿。他笑了一笑，倒了一杯矿泉水递给那女人：

“喝吧，镇静一下。我给他们说说，谁也不会碰你这傻瓜！”

“这可太好了！”利亚里卡开始喝水，她全身抽搐，溅得满身是水。她抖掉身上的水，同时仿佛不在意似的解开衬衣扣子，露出隆起的乳房。

伊万觉得好笑，他伸手拍了拍乳房。

“利亚里卡，你知道我这人不傻。把扣子扣上。”

“我难道不可爱啦？”她把上衣稍微掩了一掩。

“别装傻啦，什么可爱不可爱！”他感到一阵冲动，随即退到一边。“我有工作。”

“这会儿深更半夜，都该睡觉了。”她仔细打量了一下伊万。“不过你好像还没有上床。我身上一个劲地抽搐，我知道你不喝酒，我要来找你，可是浑身发抖，所以就喝了一口。瓦涅奇卡，我非得喝点酒。”

“你喝吧，可是我这儿没有，我是不存酒的。”

“是你要他们找我的……说是我找你要钱！”利亚里卡浑身发软，看上去更漂亮了。她步履轻盈地朝食品柜走去，柜子上面放着一瓶开过的白兰地，还有一些水果。

“我忘了。有个朋友来过，一块吃午饭。”

“我明白，你像个修士！”利亚里卡往高脚杯里倒了些白兰地，把它喝下去，又咬了一口苹果，转过身来面对伊万，敞开内衣，挺起尚未变得松弛的肥大的乳房。“咱们和解吧？然后我离开这里，忘掉你，就算我从来没有认识你，连见也没有见过！”

伊万动摇了，倒不是因为他想要这个醉眼朦朦的女人，只不过她提出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利亚里卡看出伊万犹豫不决，便向他奔过来，动手脱掉他的衣服，生拉硬拽地把他推到床上。

随后他把那女人送出来，警告她可别忘了最后说的那几句话。

还不到清晨七点斯坦尼斯拉夫就被电话铃声吵醒了，他异常气恼，因为他通常八点才起床。最后一个小时的觉是最甜蜜的，斯坦尼斯拉夫往往每隔十至十五分钟睁开眼睛，喜孜孜地发现还可以再困一会儿。可是这会儿七点还不到，真是蛮不讲理！他气恼一阵以后又感到好奇：打电话的会是谁呢？昨天夜里他们这个小组没有人工作呀。

“喂，”他用尽可能平和的语气说道。

“我是斯克利福索夫斯基急救院，”听筒里一片嘈杂声中传来一个妇女的声音。“您是亚奇科吗？请您马上来。”

“来啦！”他一边回答一边跳起来穿裤子。

“喝咖啡来得及吗？”妻子在厨房里喊了一声。

“要是去参观天文馆，那倒来得及，”他一边嘟嚷一边穿上风衣，把钥匙、手枪和手铐分别塞进几个口袋。

莫斯科尚未完全苏醒，“梅尔谢杰斯”急驰在行人稀疏的街道上。斯坦尼斯拉夫脑子里一个劲地想着将军说的最后几句话：必须保护古罗夫。不过，斯克利福索夫斯基急救院并不是太平间，我们在那里是做外科手术和进行复苏。

斯坦尼斯拉夫差一点撞倒了朝他奔来的汽车检查局检查员，随即看见一辆亮黄色警车尾追上来。“你们会扫兴而归，亲爱的先生们，”斯坦尼斯拉夫心里想道。他在一个不该横穿的地方穿过花园街，在急救院门口停下车来，随即跑步来到接诊室，推开前面的人，挤到栅栏跟前说：

“我姓克里亚奇科，你们刚才打电话叫我来！”

可是斯克利福索夫斯基急救院接诊室可不是那种随便吓唬一下就有人买账的地方。一个年纪不轻的护士正在埋头写东西，她抬起兔子一般的红眼看了看斯坦尼斯拉夫，一面继续写东西，一面平静地问道：

“您找谁，公民？”

“我哪儿知道？……有人打电话叫我……”

“他找的是我！”汽车检查员把一只戴手套的手搭在斯坦尼斯拉夫肩上。

“走开，”克里亚奇科微微动了动嘴唇，小声说道。

“亚奇科来了吗？”一个年轻姑娘胸前抱着一叠资料，出现在侧面通道口，问道。

“来啦！”斯坦尼斯拉夫推开检查员的手，跑到那个护士跟前。

“快点！”护士快步登上楼梯。“真把人急疯啦！病人不让输血，非要等一个叫亚奇科的人来。可是他自己脉搏也没有啦，血也流光了。”

“谁？姓什么？”

“您脑子有毛病啊——居然问他姓什么！”护士沿着长长的走廊跑去。“人送来时血都快要流完了，我们难道还问他姓什么？进去吧。”

克里亚奇科进了病房，几个白大褂让出路来。斯坦尼斯拉夫看见一张惨白的脸，一绺黑发和一只凸起的鼻子，认出那是柯托夫。

“输血！赶紧输！”一个胖子叫道。从他那张红润的脸看来，他的血绰有余裕。

“要输血，格里沙！”克里亚奇科说，“否则你什么都来不及告诉我，手术也做不成。”

“什么手术？”红脸胖子叫道。“马上输血，否则进手术室都来不及！是哪个白痴吩咐把他送进病房的？得马上把他抬到输血台上。拿血来！快！”

柯托夫稍稍睁开眼睛，看见斯坦尼斯拉夫，微微一笑。

“我在这儿，一切都会正常！格里沙，你的首要任务是接受输血。为了我们你得完成这个任务！要挺住！”

“说得好，”医生小声说，同时把斯坦尼斯拉夫轻轻往前推。“说吧，别让他离开你，哪怕再坚持一会儿。”

“你是个高超的侦探，格里戈利！我一向知道你不会叫我们失望，你一定能挺过来，抓住那个败类。”

格里戈利似乎想开口说话，但斯坦尼斯拉夫抢先说道：

“格里沙，你是好样儿的，可不能打断长者的话。你忍一忍，等这里的首长批准，你再一五一十对我讲。”

“脉搏！”护士说道。

“推走！”小个子红脸医生粗鲁地推开斯坦尼斯拉夫。

手推车被推进手术室，护士举着一个装透明溶液的容器，跟着手推车奔跑。斯坦尼斯拉夫被一群穿白大褂的人挤到走廊里；上校明白短时间还不能跟柯托夫说话，便下楼来到一楼。汽车检查员正在下面跟一个小伙子谈话，那人身穿便服，但看脸神显然是个民警。

“啊，朋友！”检查员张开两臂说道。“你以为开车到急救院来就可以随便撞人么？”

“您是奔伤员来的？”小伙子一边问一边掏出莫斯科刑侦局的证件。

斯坦尼斯拉夫向四周环顾了一眼，看见一扇门上标着一个“男”字，便朝卫生间走去，边走边说：

“这是民警辨别是非最合适的地方。”

“我在你身上已经损失了很多时间，拿多少工资都无法弥补，”汽车检查员跟在斯坦尼斯拉夫身后进了卫生间，边走边说，但他当即瞥见克里亚奇科的目光，预感到事情不妙，马上缓和地说：“民警也是人啊，我能理解，可是您至少也得把您的‘梅尔谢杰斯’车挪个地方，别挡了救护车的道。”

“你去挪吧，别忘了还给我。”克里亚奇科把车钥匙递给汽车检查员，转身对那年轻人出示自己的证件，点点头说：“你说吧。”

“上校同志……”

“出席党会议的才叫同志，我可是上校先生。您说吧，中尉。”

“上校先生，咱们是不是去一趟莫斯科刑侦局，您跟首长谈一谈。”小伙子看了看卫生问。“事关重大，这地方可不完全合适……”

“简单说吧，小伙子，你不知道什么事情我能说，什么事情不能说。我明白你在你那个角度是对的。”

上校善意的语调鼓舞了年轻的侦查员。

“上校先生，您以前也当过中尉呀。”

“最好别这么说，”斯坦尼斯拉夫望了望天花板，楼上的某个地方，格里戈利正在动手术。

“您的同事打死了一个人……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大尉。”

“干得好，格里戈利，我以前不知道他的枪法这么准，”斯坦尼斯拉夫说：“在哪儿发生的？”

汽车检查员转身回来，归还了钥匙，敬了个礼就走了。

“上校先生，”小伙子无可奈何地望着他说。

“好吧。我在这儿等着。你回办事处去，赶紧找到你们首长或是城区值班员，告诉他们。这件事要立即通知总局特别重大案件高级侦查员古罗夫上校。你记下他家里的电话号码。”

“是。”侦查员记下号码，朝门口刚迈出一步，克里亚奇科又说：

“注意，小伙子，就这几分钟关系着全局。”

克里亚奇科上校不知道那几分钟已经过去了。

格里戈利·柯托夫被送到斯克利福索夫斯基急救院以后，从担架上抬到手推车上时已经苏醒过来。在此之前他脑子里也已出现过某些念头和形象，但格里戈利无法把它们抓住，把思想凝聚起来。当别人推着他穿过医院的走廊时，他突然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受了伤，想起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想抓住走在身旁的护理员，却无法动弹，他明白自己的手已被扣住，试图开口说话，却再次失去知觉。

随后有人剪开他的衣服，给他打针时他又醒了过来，看见一个年轻妇女正低下头来注视着他的眼睛。他喉咙里咕嘟作响，像喝醉了酒似的断断续续说道：

“赶紧给克里亚奇科打电话……”他说了电话号码，“我要挺住……我会死的……赶紧打电话。”

输血耽搁了一下，不是由于柯托夫情绪狂躁，而是因为一时找不到所需的血型。医生吩咐护士打电话。假如护士立即打电话，克里亚奇科赶来时柯托夫已经苏醒，那么侦查员们还来得及行动。可是一切并不那样顺利，护士打电话也耽搁了一下，有人请她帮忙包扎伤口……

就在斯坦尼斯拉夫对年轻的侦查员嘱咐一番话，催他快去的时候，伊万住的那个旅馆房间里响起了电话铃声。

“喂？”伊万取下听筒说道。

“下楼来办退房手续，向右走，拐角处有汽车等你，”讲话的是一个伊万不熟悉的声音。

生活中偶然的机会比人们通常想的要多得多。行为放荡的利亚里卡偏偏碰上了五年前在离莫斯科数千公里的地方跟她分手的伊万。

维尔丁担心他的“教子”会吓得躲藏起来，因此才派人监视伊万。事有凑巧，这两个人正是不久前在伊夫列夫家附近菜园里碰见柯托夫的两个军官，他们后来放跑了花匠，因而被维尔丁骂得狗血喷头。维尔丁在进行“人材讲评”时不止一次说过，格里戈利·柯托夫是古罗夫上校的人，很有经验，跟他肉搏极其危险、当时克格勃大尉正在灯柱旁一边打盹一边诅咒这种愚蠢的差使，这时他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心想准是谁喝醉了正在回家。为了显得郑重其事，他特意把枪移到口袋里。当过路人进入路灯光圈以内时，克格勃分子一眼就认出这是菜园里那个犹太人。大尉明白他上这里来不可能是偶然的。搭档在街区尽头的汽车里，我一个人可对付不了这个民警。全盘考虑和作出决定只有一秒钟的时问。民警只相隔几步，不可能打不中，大尉开枪后紧紧贴在灯柱上，听见民警倒在地上，他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余下的事读者已经知道了。

“疼痛引起休克，大出血，子弹取出来了，生命已脱离危险，”医生讲得不慌不忙，语气淡漠，一边说一边仔细观察X光胶片，还不以为然地对在他身边来回转悠的年轻同事不时看上一眼。

克里亚奇科上校没有来回转悠，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尽管两位医生的神态一清二楚：话已经谈完了，您请便吧，我们还有事，谁管您是什么军衔。

“谢谢您，大夫，”斯坦尼斯拉夫说。“等他醒过来以后可以跟他谈谈吗？”

“要审讯吗？”医生瞪了他一眼，把X光胶片还给同事。“早知这样我不如晚一点动手术。”

“格里戈利是我的朋友，不需要审讯，”斯坦尼斯拉夫答道。他看着两个无动于衷的外科医生，心想各种职业的行家都一样，对别人的痛苦习以为常，否则他们就没法活下去。

“请听我说，”外科医生转身向着斯坦尼斯拉夫，皱了皱眉头说。“您的朋友的生命已脱离危险，有事请找负责治疗的医生。”

“谢谢您，大夫，”斯坦尼斯拉夫把别的话咽了下去，鞠了一躬。

格里戈利·柯托夫苏醒过来，跟斯坦尼斯拉夫讲了他为什么要去旅馆。克里亚奇科心想：只有少先队员才会单枪匹马去抓特别危险的罪犯，但他没有说出来，只是命他休息，随即离开了急救院。

奥尔洛夫将军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身穿柔软的套头毛衣，因而满心舒畅。他从委员会会议上不辞而别那件事已经烟消云散。他已经不年轻了，心脏也开始有毛病了，像个绅士一样很有涵养地走出了会场。总统身体有病，正准备动手术；最上层的首脑人物像走马灯似的匆匆更换；检察机关正在研究要对一位部长提出刑事诉讼。谁还会把一个日渐衰老的将军放在眼里？第一副部长在那次倒霉的部务委员会会议以后顺口说了一句：

“除了非办不可的事以外，不要去打扰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让他休息休息。”

奥尔洛夫这张“纸牌”没有参与正在进行的摆纸牌猜卦的游戏，人们乐于不去打扰他。

他穿上他心爱的套头毛衣，管理着他的总局这份巨大的家业，感到怡然自得。将军装出患心脏病的样子，喝的不是咖啡而是茶。他一面品茶，一面像个保护人一样，不时慈祥地看看在他办公室的古罗夫、克里亚奇科和聂斯捷伦科。

“我有时觉得你们这些密探很差劲，看来你们还真有两下子。那么，你们在盗匪团伙找那个人，可他却悠闲地住在旅馆里。半年之内他换了多少旅馆？十二家，可以说周游了莫斯科。”

古罗夫站在他老爱站的地方，靠着窗子抽烟，往通风窗口吐着烟雾。他没有听他的朋友兼首长讲话。一旦将军决定讲正经事，他会叫的。这会儿他想闲扯，那就让他扯吧。斯坦尼斯拉夫脸上挂着他那傻乎乎的微笑，心里却在猜想，这个伊万·西多罗维奇是从莫斯科溜掉了还是换了证件在市场上做买卖？一个人只要有特工部门提供证件，那他在一个大城市里藏身的途径就多得数不清。

“列夫·伊凡诺维奇！列夫·伊凡诺维奇！”奥尔洛夫大声说道。“对不起，打扰了您的安宁。请赏个脸坐到这张椅子上来，咱们试一试好歹干点活。”

“将军先生，试一试总是可以的，”古罗夫离开窗口，在一张最不舒适的椅子上坐下来。“从实际情况看来，假如维尔丁中校肯给我们帮帮忙，我们就能有所进展。可是整个行动中起作用的环节正是他本人，因而他要是帮忙无异于自杀，那是完全不现实的。被柯托夫打死的那个大尉不在正式编制之内，由人事部门管辖。不过我们在查找那个不知其名的人方面总算大有进展，因为通过口头描述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模样。”

斯坦尼斯拉夫咳了一声，用怜悯的眼光看了古罗夫一眼。古罗夫觉察到朋友的目光，生气地继续说：

“斯坦尼斯拉夫，你不应当当密探，你该当个批评家。指出我们工作中尽人皆知的道理是最简单不过的事。的确，除了这个‘伊万’以外，莫斯科每天都能找到几个特征相似的男人。我们这位‘伊万’在他住过的所有旅馆里。穿着都像个不大不小的外来商人。证件有人给他换了，穿的衣服换了，社会地位也变了，只消两天不刮胡子不洗手，那么我们定下的侦查目标便毫无价值。可是他也会碰上一点小小的麻烦。斯坦尼斯拉夫，你别再傻笑了，给我们讲讲看，‘伊万’会碰上什么麻烦，他会怎样去解决。”

“住所，”聂斯捷伦科说道。他在老朋友中间觉得不自在，似乎无意中成了一个外人。

“谢谢，华连廷，你是真正的朋友，”斯坦尼斯拉夫说道。“不过，一个人要是拿到新的证件、又改变了身份，谁也不会妨碍他重新在某个无关紧要的旅馆住下来。”

“可是谁能担保总局不会下命令，所有的管段民警不会在自己的辖区内检查旅馆、在最近两天内住进来的男人中进行筛选呢？”聂斯捷伦科问道。他感到将军正用赞许的眼光看着他，几乎脸都红了。

“这么说，所有的人都反对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啰？好吧，咱们撇开旅馆。我想，原先的克格勃还留下了一套又破又脏的住房做秘密联络点吧？”斯坦尼斯拉夫问话一出口就窘住了。“行了，就算我没有说这种蠢话。维尔丁不会把手榴弹放在口袋里而又指望别人找不到。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当出头鸟？让列夫·伊凡诺维奇拿点聪明主意出来。”

“认输啦，胆小鬼”古罗夫问道。“我跟你说过一百遍，纪年是从基督诞生开始。”

“从路灯下互相射击开始！”克里亚奇科急得抓耳挠腮。“大尉干吗要呆在旅馆附近？克格勃人员需要‘伊万’，但他们不相信他，对他进行监视，担心这家伙悄悄溜掉。那么他究竟会呆在哪儿呢？”

“在郊外哪个有人守卫的府邸，”聂斯捷伦科小声推测道。

“说不定在夏威夷！”古罗夫冷笑道。

“你怎么好意思，上校！”奥尔洛夫很不客气地说。“我要是每次都唠唠叨叨埋怨你……算了。伙计们，你们干得不错。你们实际上已经把那个‘伊万’的行踪推算出来了。他以流氓行为或小偷小摸的罪名被抓起来，关在预押间里，或者用现在的说法，叫——”

“临时隔离室，”聂斯捷伦科接着说道。

“实际上就这些了，”奥尔洛夫总结道。“剩下的就是把人找到和抓住。”

“要是能想出一项条文作依据，让我们能把他抓起来，那倒挺不错，”古罗夫说着耸了耸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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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古罗夫头一次走进柯托夫家的住宅。格里戈利和娜斯佳是悄悄结婚的，没有请任何朋友出席。格里戈利很少讲假话，除非是出于侦查工作的需要，可是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连眼都不眨一下就编出一段故事，说他已恋爱多年，前天才有了圆满的结局，登记结婚，而他这个铁了心的老单身汉现在已有家室了。克里亚奇科为这事儿嚷嚷了一阵，说是贴心的朋友越来越少了，“丧事”办完了才通知人家，分明是不让大伙儿合理合法地痛痛快快喝一顿。聂斯捷伦科则简短地说，犹太人生性吝啬，所以格里戈利连他自己的“丧事”也乐于“捂住”，不过这事并不由他来决定。古罗夫听出柯托夫言不由衷，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去深究。一个人想说点假话，那就让他说吧，成家可是件神圣的事业。

格里戈利本想邀几个密友举行一个简朴的酒宴，但娜斯佳坚决反对。来聚会的都是侦查员，格里戈利是奉上司的命令认识未来的妻子的，这事儿瞒不过他们，会有人取笑，飞短流长，说是这人搞糊涂了，本该把姑娘带进监狱，他却把她带到了结婚登记处。

总之，格里戈利对婚礼的事秘而不宣，下班后几个人在办公室喝了一杯就各奔东西了。

古罗夫早就记住了一点：一切不愉快的问题都该由当头儿的解决，因此格里戈利躺在急救院这条消息由他古罗夫上校带到格里戈利家中。在此之前一天一夜，人们给娜斯佳打电话时都哄着她，说是她丈夫有急事到州里去了，眼下跟他联系不上。

总之，古罗夫头一次走进柯托夫家的住宅，一眼就认出了娜斯佳。他对她产生好感是在谢列梅季耶沃机场小卖部里，当时密探正在那里站着喝咖啡。最好的防御是进攻，这一点连国家杜马的代表都知道。

“您好。”古罗夫把鲜花递给娜斯佳，鞠了一躬。“我得事先告诉您，美人儿，隐瞒刑事犯罪是要受刑事处罚的。只有目光短浅或过于自信的人才会试图欺骗一个妇女。”

娜斯佳把花扔到床头柜上，抓住古罗夫风衣的翻领，把他拖到前厅。

“他怎么啦？”

“活着！没事儿……”

“咱们走！”娜斯佳上下审视了一下自己身上那件家常罩衫，吃力地在身边椅子上坐下来，开始穿鞋。

“人家不会让我们进去，”古罗夫跪下来帮娜斯佳穿上轻便鞋。

“那是你们进不去！”娜斯佳大模大样地挺起肚皮说。“我们进得去！”

古罗夫压根儿就没有反驳她，扶着她下了楼梯、坐进汽车。一路上他详细讲述了子弹打中了哪个部位，怎么穿进去，哪里伤着了，哪里没有伤着。他讲了因大出血而产生的危险。古罗夫心里十分清楚，没有任何言语能像实话实说那样使她得到安慰，是真是假闻一闻、尝一尝就知道了，女人则只消伸手一摸便能辨别真假。

娜斯佳真的摸了摸古罗夫的肩膀，用手掌摸了摸他的脸，甚至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眼下格里沙得呆在家里，直到孩子出生。”

古罗夫随即想起，几个伙计在戈奇什维利公爵那里办了保险。

“也许我说的话不中听，那么，娜斯佳，请您别责备我，”古罗夫小心翼翼地说，但随即决定不谈保险的事，换了个话题：“格里戈利的生命没有危险，但他需要的是安静，请您务必要沉住气。”

娜斯佳尖刻地看了古罗夫一眼，说道：

“格里沙老在我的耳边絮絮叨叨，说他的首长有多聪明。”

“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古罗夫把车停在接诊部附近，他从车里跳出来，给娜斯佳拉开车门，然后搀着她的手登上台阶。

斯坦尼斯拉夫和聂斯捷伦科坐在值班室里，在一个年轻军官的协助下编写临时隔离室一览表。当然啰，印好的一览表是有的，可是民警分局的变动和临时隔离室的重新调配比重新印刷有关文件要快。

“被拘留人员的名额多久才变动一次？”斯坦尼斯拉夫问道。

中尉惊讶地看了他一眼，聂斯捷伦科捅了捅克里亚奇科的腰，小声说道：

“你在部里呆得太久了，上校先生。临时隔离室就像个穿堂院，一些人进来，另一些人出去。”

“容易跑掉吗？”斯坦尼斯拉夫小声问道。

“那得看是什么人、什么地方，”聂斯捷伦科答道。“假如抓起来的是特别危险的人，那是一回事；假如是喝醉酒打了一架，谁也不知第二天早晨是罚罚款还是认为小事一桩、办个手续拉倒，那么这种人不用押送就会叫他出去买包香烟。也有这种情形：某个人因杀人嫌疑被抓进来，可是值班人员却不知道。”

“那么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斯坦尼斯拉夫惊讶地问道。

“您怎么下令就怎么干呗，”聂斯捷伦科尖刻地答道，“将军说了，那人是因为流氓行为或小偷小摸被拘留的。照他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谁到莫斯科的临时隔离室去找那个‘伊万’呢？就你我两个人吗？你这位民警侦查员忘了，每一个临时隔离室里，或者简单一点，用过去的叫法——每一个预押间里都有一半的人不在。一个在进行审讯，另一个出去了，第三个在车库里跟民警一块儿喝酒，还有一个带去作司法鉴定去了。因此你我就像丛林里的长尾猴一样，只能到处乱窜。”

“那么你昨天干吗不做声呢？”

“你们昨天完全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我不想让你们扫兴。”

“那么你认为将军连哪些人床底下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一清二楚？”斯坦尼斯拉夫发火了。“你是想说‘我们在辛勤耕耘，你们却悠闲自在？’是不是这样？你别在我面前使性子。你想让我吃苦头，你这可是自作自受。你另外找张桌子坐下来，拿张纸去，起草一份由奥尔洛夫将军签署的命令。写一写为了协助聂斯捷伦科先生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各分局什么人该干些什么事。”

“斯坦尼斯拉夫，我不过举个例子，随便说说而已……”

“可是我说得非常具体！”克里亚奇科打断他的话。“任务必须完成。因此你坐下来起草命令，想一想各民警分局怎样才能给我们具体帮助。”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乌特金中校代理典狱长职务，他诅咒自己的命运，诅咒那个讨厌的人事干部，是他在两年前把一位威武的侦缉人员变成一名监狱的看守。他本来可以不同意到监狱来，昂着头退休。跟乌特金同龄的许多同事就是这样做的。不久前他碰见一个同事，那人是个少校，当时正从气派豪华、门面漆得铮亮的国际展览会委员会出来。这位退役军官在一家保安公司任职，每月收入比管理局长还多。乌特金认识一些已经找到工作的人，可他却不在其列，因此只好当个监狱的看守。

其实乌特金的遭遇错在他一人。多年来他名义上是个侦缉人员，实际上却从来都不是。侦缉工作没有时间限制，这究竟是好是坏，依不同人的口味而定。侦查员认为需要干多少工作就干多少，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个民警分局、一个区管理局或一个城市的范围不管怎么说都很大。假如一个侦查员说“我去了”，那么他上哪儿去了，谁也不清楚，因为怎么说都行。因此，侦查员的工作量不是取决于他去了多少时间，而是取决于他带回什么具体结果。然而还可以讲得更准确、更鄙俗一点：侦查员干得怎么样，取决于他第二天白天或晚上、也可能是早上写了什么。一些人爱写、会写，他们可以无中生有地做出好文章来；另一些人干活很卖力，却不愿意写，有些人则根本不写。

就连有经验的首长有时也难以搞清楚，他手下的侦查员是干得好还是写得好。还有一点不同寻常的细节——聪明的好首长也需要擅长刀笔的人。写季度报告时往里面加些水分完全不是多余的。而埋头“耕耘”的侦查员写的报告里是找不到水分的。

报告中的水分不论是大尉、是上校还是将军都看得出来。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但却保持沉默，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最后的数字。数字大说明工作干得好，数字小说明工作做得差。

然而数字实际上是怎样构成的，这里有个极大的秘密。

乌特金写报告十分内行，因此到了预定的期限就得到了中校军衔。然而时间一久，任何一个侦缉分队的人都了解谁是名副其实的密探，谁不过善于要笔杆子而已。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乌特金是个舞文弄墨的大行家，这一点区民警局里尽人皆知。时间一到，服役年限已经届满，人事部门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专耍笔杆的中校往哪儿塞。有些侦查员服役期满调任别的工作时，即使是提升，人事部门也毫无异言。有些地方早就等着这些人去。一办完退役手续他们就去干同样的侦缉工作，只不过工资待遇完全不同。

至于乌特金中校，除了爱吵嘴的老婆以外，任何地方都没有人等他去，因此他只好同意当监狱看守。他那单调枯燥的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是一个不很年轻却长得不错的女人，名叫弗洛拉；她并不是专干这一行的，却也会抓住机会从男人身上捞点钱。她开着一间售货亭，等着丈夫回来。弗洛拉的丈夫正在乌特金当二把手的那个监狱里服两年刑期，他犯的是盗匪团伙罪，侦查工作拖了一年半，他只判了两年，因为侦缉人员始终没有搞清楚他是同案犯还是在一个不凑巧的时间出现在一个不该去的场合。总之，这人只消服刑六个月，因而没有送到劳改营去，人家跟他说，你就暂时呆在监狱吧，这里总是需要人手的。

乌特金就是在监狱门口碰上弗洛拉的，也就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热恋”。两个人在那女人的住处幽会，中校在家里则编造一些假话，说单位里忙得不可开交。妻子对丈夫除了工资以外早已毫无兴趣，他回晚了口里嘟囔些什么，那女人连听都不听。

奥加尔科夫上校“生病”，乌特金开始代理典狱长职务以后，他的处境就更加复杂了，因为他得真的呆在工作岗位上。工于心计的弗洛拉给他出主意：你就借口说制度更严了，得在办公室过夜。只过了几天，乌特金腰也不弯、背也不驼了，显得更年轻，烟也抽得更少。可是手头却开始拮据了。

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七点钟左右来到弗洛拉这里，没想到在她家里见到一个男人。乌特金并不是胆心鬼，但却没有多大力气，因此他在狭小的前厅里停住了脚步。

“你干吗不打个电话？”他恶狠狠地低声问道，“这人是谁？”

弗洛拉并未感到难为情，她推了推他的背，大声说道：

“亲爱的，人家是来找你的。这些话该我来问你。”

“弗洛拉，咱们可是约好的！”那男人从丰盛的宴席边站起来。“您好，尊敬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客人迎面跨出一步，胸有成竹地伸出手来。“您就叫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好了，我来找您是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此我没有请您去我那儿。此时此地，咱们不用例行公事那一套。”

乌特金不由自主地握了握伸过来的手，他感觉到对方的地位比他高。客人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穿著名贵的西服。他的手皮肉细嫩，但却很有力。

“我可有言在先，私人谈话里不谈公事。”乌特金这句话脱口而出，因为他工作三十年间说过不止一次。

这话他毫不费力便可说到做到，因为他没有任何秘密，从来都没有人对他行贿。

“说得对！”客人乐呵呵地表示同意。“请坐下，咱们喝一杯。”

“男人们，你们要谈自己的事，我得上邻居那儿去一趟。你们请随便吧！”弗洛拉挥了挥肥胖的手就走了。

乌特金过去当侦查员虽然很差劲，但他一下子就猜到这次会见是早有安排的，这场谈话躲不掉，因此他二话不说就在桌边坐下来，甚至解开了制服，点了点头，默默地把酒喝干。

“我就喜欢务实的人，”客人马上又各斟一杯。“既然该单刀直入，干吗又要绕弯子呢。”

乌特金喝完第二杯，把酒杯放到一边，说道：

“您是谁——我不用问，我知道您不会告诉我。那么您要什么呢？是要给谁安排个好的囚室还是不经过检查转交一点东西？除了武器以外什么都成。”他往盘子里装了一点凉拌菜和一块咸鱼脊肉。

“您的想法太俗气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客人打算再斟一杯，但乌特金把自己的杯子拿开了。“这种小事我会来打扰您么？派我来的人，”他用叉子指了指天花板，“对这种鸡毛蒜皮不感兴趣。”

乌特金一生从不跟上司顶嘴，说话也不用尖刻的言词，总是尽量表示顺从。可是这会儿他却出乎意料地冒起火来，激起他勇气的倒不是喝下去的伏特加，而是客人用叉子指天花的举动和他故意显得大度的笑容。

“尊敬的先生，既然你们是那样的大首长，那就在你们上层去解决问题吧！只有找管段民警办事才会带上一瓶酒不请自来！而且不是每个民警都买账，碰上哪个派出所长狠狠揍您的脖子，您连掏证件都来不及！”

客人明显地哆嗦了一下，给自己斟了一杯，一饮而尽，随后点点头表示同意。

“带瓶酒来不过是一种习俗，尊敬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们打算给您出一大笔钱。”

“是无偿送礼么？”乌特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几十年来他在工作中一直奴颜婢膝，心境凄凉，他并不想在这个陌生人身上宣泄出来。“假如您想搞越狱，那您也是找错人了。您的主人需要找主管监规的副典狱长。”

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请别碰，那是找弗洛拉。”乌特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仿佛呆在水下已经憋不住了。

电话丁零零响了两次，沉寂了一下，又响了起来。客人简直脸色苍白，他抓起听筒，打了个嗝儿，一面大口出气一面说：

“喂。”

客人听着电话，眼见他脸色越来越难看了。他本想说两句，但却只是急促地吸气。乌特金明白有人监听了整个谈话，这会儿正在对客人进行申斥。乌特金一句也没有听见，但一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脸就能明白，他听到的可不是什么甜言蜜语。这么个自信的家伙变得像个驯顺的羔羊，可见跟他说话的是个大人物。乌特金也气馁下来，心里那股突然爆发的冲动已经熄灭。他长期从事侦缉工作，不管干了多少事，哪怕从早到晚玩游戏，也会自然而然养成一定的职业习惯。他敏捷地盘算了一番。既然人家查明了他跟弗洛拉的关系，派了人来，监听了谈话，那就是说客人用叉子指着天花板并不是夸口。因此，他乌特金中校的处境糟糕透顶，他无力作出任何决定和变更，他只有点头同意的份。

“好的。我明白。请您放心。”客人说着放下听筒，用仇视的目光看了看乌特金；但开口说话却很温和：“尊敬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请您到外面上汽车，汽车就在大门口。”

乌特金本想说：要是我不去呢？要是我喊叫起来，砸碎玻璃呢？他甚至从桌上拿起酒瓶，但他看见客人那副吓得魂不附体的眼神，愚蠢的念头顿时抛得一干二净。乌特金给自己斟了一杯，一饮而尽，随后扣上制服，朝门口走去。他在门口碰见弗洛拉，看来有人对这女人也嘀咕了两句，她默默地把风衣递给情夫，等几个男人一出门就把门关上。

大门口停着一辆乌特金叫不出车名的黑色高级轿车。车的后门微微打开，刚才的客人现在成了随员，领着乌特金坐进车里面，随后车门悄然合上，轿车急驰而去，连马达声都听不见。

车内的窗子是不透光的，司机与后座之间有玻璃相隔，乌特金无法看见跟他并排而坐的人。

“晚上好，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请原谅我完全打乱了您的安排，有时我们自己也左右不了自己的行动。你要让傻瓜向上帝祈祷，他反而会碰破自己的头。我对自己的下属感到失望，他对这一点很快就会有所体会。您跟所有的俄罗斯人一样，知道国内局势混乱。什么人，什么地方，跟谁一起，反对谁——任何人都一无所知。您也许会感到惊讶，您作为一名普通军官，怎么会卷进政治大局之中。可是历史有时取决于某个人的一次行动，而这个人又决非是什么大人物。”

乌特金对陌生人的话听得莫名其妙。但有一种感觉却异常清晰：对他乌特金中校本人而言，眼前发生的一切结局一定是糟透了。

“假如卡普兰①当初开枪命中的话，今天由谁统治俄罗斯就不得而知了。”

①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女，1918年8月30日开枪暗杀列宁，致使列宁受重伤。

“我的枪法也很糟糕。”乌特金明白他在说蠢话，他要是当狙击手，谁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他干笑了两声，又补了一句：“开个玩笑。”

“您的枪法不好，但只要您开枪，您就可以干得很好。咱们摊开来说吧。您主管的监狱里目前关押着一个已判处极刑的恐怖分子，叫铁木尔·扬季耶夫。是吗？”

“是的。他正盼着特赦。那些人全都盼望赦免。”

“明白了。有权批准特赦的只有总统一人。他目前有病，不会处理鸡毛蒜皮的事。剩下的是总理。可是切尔诺梅尔金目前会处理这种问题吗？无疑不会。这就是说，恐怖分子等候特赦可以等上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看起来这不过是小事一桩。那人在坐牢，就让他坐呗，总有一天会枪毙。可是列别德在车臣缔结了丢脸的和约。实际上是俄罗斯承认自己打败了。车臣战胜了俄罗斯！他们的电视上放映出您那个铁木尔的照片，说道：‘瞧，莫斯科判处一个车臣人死刑，但却不敢执行自己作出的判决，怕好斗的车臣人报复。’”

“是吗，这也太过分了！”乌特金忍不住说，“请给我所需的公文，明天我就下令枪毙这个好斗的家伙。”

“我们这儿总是把公文看得比荣誉和良心更重要！眼下上哪儿去弄这样一件公文？我总不能拿这样的问题去找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②呀。他不会听我的，而且有理由不听。”

②切尔诺梅尔金的名字和父称。

“那怎么办呢？没有正式公文我不能下命令呀。”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公文会有的，只不过对它不能过分推敲。”

乌特金恍然大悟，差一点说出“伪造的”这个字眼，但自我保护的本能占了上风，中校几乎毫不迟疑地答道：

“仔细推敲文件是科技处的事。我们这些官员收到公文后，写出相应的命令，予以执行就行了。”

“您服役多少年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知道，二十五年了。我吩咐一声，把您调到联邦安全委员会去当干部，担任相应的职务，并授予您上校军衔。”

汽车停在离乌特金的住处一个街区的地方。他从豪华高级轿车里跳下来，向他住的楼房走去。

街道的另一侧，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男人停住脚步点燃香烟，借着打火机的光亮看了看手表，无意中照亮了自己的脸。这是格奥尔吉·图林。

他走到一排新的货亭跟前，它们取代了原先那些大小不一、一部分表层已经剥落的旧货亭。已经很晚了，货亭附近几乎空无一人。只有一两个人在数钞票，一边数一边凑近灯光细看，免得混淆了。图林也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随便哪个侦查员都知道，想让别人不注意，那么周围的人干什么你就跟着干。图林在挑选伏特加，眼下这事儿可不容易，得有很高的职业技能。国家机关贴起商标和印记来干净利索，可是私商干得从来也不比国家差。因此，如果只看标签，你就会买到那种任何专业实验室都无法确定其化学成份的液体。

此刻图林要解决的难题倒不在于从品类繁多的伏特加中挑出一瓶喝了不会中毒的酒；非常重要的是，他得查明在这条昏暗潮湿的街上，对那辆豪华高级轿车和从车里出来的态度恭谨的中校感兴趣的只有他图林一人呢，抑或还有别的人在场？

酒瓶形形色色，标签都很漂亮，这些酒是真货还是假货呢？街道还是街道的样子，就像成千上万其他街道一样，汽车在马路上行驶，人们在人行道上行走。他们都是谁呀？那儿有个男人靠着排水管，是没有力气走回家还是压根儿没醉，等着什么？街面上似乎很平静，车辆往来很协调，没有一辆汽车跟在高级轿车后面急驰而去。那边隔一栋房子停着一辆“日古力”，车身满是水，可怜巴巴的，车厢里面似乎没有人，不过离得这么远看不清。要是走近一些倒能看清，可是万一这是“那一辆”，那么走近了你就暴露无遗了。至于车子停在那儿不动，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人家用对讲机通报，说是高级轿车开过去了，那个乘客下车了，随后便可自由自在地躺在座位上，一面“睡觉”一面等他买好酒迈步离开。这“日古力”可真讨厌，不过有什么讨厌之处图林却一点也说不上来。

“公民，您买不买什么？”售货亭的女售货员问道。

“一瓶真正的伏特加，”图林答道。“顺便问一下，您以前在民警局工作吧？‘公民’这个词您说得非常自然。”

透过货亭里昏暗的玻璃可以看见里面有两个穿皮衣的小伙子，他们显然在倾听，但此刻仍然默不作声。

“我们这儿的伏特加全是真货，您挑好了就走吧，同志。”女售货员想把小窗子关上，但图林在拖延时间，他在等候，说不定“日古力”会有所举动，因此他把一只宽大的手掌按在柜台上。

“我要叫警察了，”女售货员说。

“你的窝里有两只这么健壮的山鹰，用得着叫警察么？劳您的驾，美人儿，请给我一瓶‘水晶’工厂生产的‘首都’牌伏特加。”

女售货员轻蔑地撇了撇嘴，从架上取下一瓶酒，拿到小窗口，把标签转过来对着图林：

“请看吧，我想您认识字吧？”

图林从售货员手上接过酒瓶，看了一眼标签，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熟练地打开瓶盖，对着瓶口喝了一大口。他把酒瓶举到嘴边时转身看了一眼“日古力”。

“付钱！”女售货员叫了一声。

图林仔细地拧上瓶盖，把酒瓶放回小窗口。

“假如这是‘水晶’厂产品的话，那你就是没有被男人吻过的姑娘。给我一块巧克力，我得下下酒。”

货亭里冲出两个穿皮衣的小伙子。

“付酒钱……”

一个小伙子还没来得及说完，肚子上就重重地挨了一拳，他弯下腰来，口里呼哧出气。图林没有理会另一个小伙子，他看着“日古力”，看见汽车后门微微打开，随即又关上了。

“我跟你说过了，姑娘，给点儿东西下酒，”图林对女售货员说，同时看了第二个小伙子一眼，见他拔出刀来，大声嚷道：“给我点儿东西下酒，要不我把你的棚子砸成碎片！”他从不知所措的售货员手中抓过巧克力，把它打开并塞进口里。

已经有人聚过来围观，约有五六个人，站得远远的。挨了一拳的小伙子挺直了身子。图林向另一个人跨出一步。

“你手上有刀！大伙儿都看见了，你可以收起来，否则我就夺下来。”图林看见“日古力”车正面玻璃后出现了一个人影，汽车稍稍向后退了一下，转了个弯就开走了。

“娃娃们，”图林擦掉嘴唇上的巧克力，和解地说，“我不想惹是生非，请给一瓶正正规规的伏特加，咱们友好地分手。”

新拿来的一瓶酒已经放在窗口，图林拿起来装进口袋，默默地从两个保镖中间穿出来。

古罗夫把门打开，看了一眼正在用手帕擦着浓密胡须的公爵，便退到一边让他进屋，同时点点头，叫了一声：

“玛丽亚！你的崇拜者来啦！”

玛丽亚走出卧室，皱着眉头，认出这么晚来访的客人，冷冷地说：

“您好，沙尔瓦，进来吧。请别在意我的情绪，我是生他的气。”她点头指了指古罗夫，转身回卧室去了。

密探扯下客人身上潮湿的雨衣，挂到衣架上，指了指厨房。

“你好，请进。”

“对不起，我空手而来。”沙尔瓦又用手帕擦了擦脸，走进厨房。

古罗夫给客人端过一把椅子，从冰箱里取出一瓶伏特加，两盘小菜，打开电气水壶的开关，嘲弄地问道：

“各位近况如何？莫斯科人对你们妨碍不太大吧？”

“亲爱的，我本来以为你已经冷下来了，”沙尔瓦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在椅子上坐下来，就他的身材而言椅子显得太窄了。

“我可不是水壶，不会时热时冷。车臣已经太平了，你的朋友们可以回家了。”

“假如车臣已经太平，就让你们的政治家上那儿去休假。”

“我们的政治家去格罗兹尼，而你们的政治家则到莫斯科来吗？”

“听我说，够了，好吗？我不是车臣人，我是格鲁吉亚人！”

“在我看来都一样。你那些可敬的朋友说话不算数……”

“列夫·伊凡诺维奇，请原谅，大家都不是小孩，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你拒绝按我们的协定办事了吗？”

“首先，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协定。我说过我要把事情查清楚，有可能的话我会帮忙。其次，你们都是黑皮肤人：格鲁吉亚人也好，亚美尼亚人也好，阿塞拜疆人也好，车臣人也好，你们自己去分清。你们自己分个青红皂白，只不过别在莫斯科地面。谁的话你们都听不进去，你们全都心性高傲，独立不羁！要是讲到打架、偷东西，那么你们找不到比莫斯科更好的地方。”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是个俄罗斯男子汉，你是强者，应当保护弱者。”

“我应当？你知不知道我欠了多少人的债？即使把我剁成碎片、分给所有我欠债的人，也不够分。对了，我忘了！”古罗夫给客人斟了一满杯伏特加，自己则只倒了一点。“我有个伙计受了重伤，我不是保险代理人，不了解保险的手续，你去安排一下。顺便说一下，他的妻子已经临产，人家正盼着继承人出生。”

“这还用说？”沙尔瓦把酒喝下去，擦了擦胡须。“让我记下来，一切由我办。”

“有人会给你打电话，把情况都告诉你。”古罗夫正在回答，却被电话铃声打断了。“喂，”密探答道。“是吗？那可糟糕！可是这事儿我不感兴趣，斯坦尼斯拉夫！我不能像看护婴儿一样，跟在你们每个人后面转来转去。把他从病床上拖下来送回家。我马上就到。我知道已经是半夜了！我可不管这个！用我的脑袋担保。对了，沙尔瓦·戈奇什维利要找你，你把柯托夫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他。”

古罗夫放下听筒，去客厅拿来便条本，记下克里亚奇科的电话号码，然后撕下这一页交给沙尔瓦。

“他叫斯坦尼斯拉夫，你认识他，你跟他联系，由他帮助解决伤员的问题。”

“干吗找斯坦尼斯拉夫？”沙尔瓦用粗大的手指卷着那张纸。“你给我伤员妻子的电话号码，我自己去。”

“你亲自去？”古罗夫问道。

公爵没有听出讥讽的语气，拍了拍宽阔的胸脯。

“干吗多费口舌？我去找那女人，一切由我办好。”

“她会要你的钱去换她丈夫的血么？一句话——你是公爵！心性高傲！现在你去吧，等明天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干。”

“好吧，”沙尔瓦站起来。“列夫·伊凡诺维奇，咱们不再是朋友吗？”

“你信还是不信？”古罗夫从衣架上取下格鲁吉亚人的雨衣。“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不是个小孩，你有孙子了。咱们走着瞧吧。”

沙尔瓦一走古罗夫就把门关上，走到卧室门口敲了敲门。

“有什么事？”玛丽亚问道。

古罗夫走进卧室。玛丽亚盘腿坐在床上看书。

“是我不对，请原谅，可是眼下我正处在困难时刻。”

“那么生活中黑暗的日子总比光明的日子多。什么叫不对，什么叫原谅？困难时刻！你呀，我的老天爷！你是个男人，你要好好把握自己！”

“你说得对，我应当这样。可是我偶尔还是需要你的帮助。”

“你现在要走？”

“不会去很久。你早晨排练快要结束时我就回来。”

玛丽亚放下电影脚本，看了看表，笑了一笑。

“真的不会很久。你等等。我给你换换衣服。”

玛丽亚根本不知道古罗夫要去哪儿、去干什么，但她迅速准确、甚至不假思索便从柜子里取出衣物，就像母亲每天收拾儿子上学的东西一样。

领子齐颈的细软的绒线衫，加上用结实的防潮布料做的深色的连裤衫。这件工作服是多年前几个空降兵送给他的，古罗夫早就把它忘了，根本没想到玛丽亚知道有这么一件工作服。棉毛混纺的短袜，厚底的皮鞋更像一双半高腰的皮靴。这样的皮鞋他去德国时本想给自己买一双，可是钱不够。百事都管的斯坦尼斯拉夫得知这件事，几个伙计凑钱买了一双，在某个纪念日送给他。最后玛丽亚从衣架上取下风衣，往口袋里塞了一顶编织的绒帽。

古罗夫力图平息眼看就要爆发的争吵，叫他穿潜水服他也心甘情愿，可是玛丽亚挑选的衣服又暖和又舒适。要是他自己想来想去、挑了又挑，说不定他挑的也正是这些衣物。可是古罗夫从未花很长时间去挑选衣服。玛丽亚则只花了屈指可数的几分钟就把一切办好了。

古罗夫迅速换了衣服，自以为不知不觉地把“瓦尔特”手枪塞进口袋，说道：

“你的排练大约十二点结束吧？我尽量赶到。”

“别犯傻，排练从来不会在同一时间结束，这要依女主角的创作热情或情绪而定。因此你直接回家得了。咱们在厨房里见面吧。”

“一言为定。”他吻了吻玛丽亚的鬓角，出门而去。

玛丽亚久久望着关上的门，仿佛不知道眼下该干什么，随后突然画了个十字。

时间还不算太晚，将近十二点，可是蒙蒙细雨使本来就不亮而又排列稀疏的路灯显得更加暗淡，有时碰上几幅新商店的广告牌倒是明亮，但它们只是使夜色显得更加黑暗。

迎面而来的汽车闪着车灯，让人看不见远处的亮光，但远非所有的车都是这样，许多外国车的车灯亮得令人眼睛发花。公路上不时均匀地闪着微光，让人误以为路面平整，可是莫斯科人心里十分清楚，随便哪个地方都可能碰上看不见的障碍或是敞开的下水道口。跟俄罗斯的许多事物一样，莫斯科正在进行改造，因此也就加倍危险。

古罗夫开车从容而又小心，主要不是看着路面，而是留心前面汽车的制动灯光。路上要是有陷阱的话，这些灯光会发出警告。很快他就驶上了德米特罗夫公路，他看准了一辆小心行驶的“伏尔加”车，跟在后面十五米左右，两辆车一前一后，就这样保持着看不见的联系。不断有车超到前面去，有些性急的人用车灯使劲催促，再不就气冲冲地按喇叭，但古罗夫沉着镇静，很有耐心。

他明白他一定得到达那里，务必要跟奥加尔科夫上校谈一谈。反窃听的措施令人失望，古罗夫对这种斗争已经厌倦。设备日臻完善，越来越无法把它查出来。此外，一个人要是老想着是否有人对他进行窃听，就会变得神经紧张，什么工作也别想干好。应当做的不是猜测，而是从最坏的情况出发，针锋相对。假定他跟克里亚奇科的电话交谈已经被人窃听，人家知道斯坦尼斯拉夫不是傻瓜，他一定不止一个人，跟他干起来极其危险。假如别人决定阻止他们见面，那么正是他古罗夫上校更加容易在中途被人拦截。维尔丁或其他大有能力的人时间已经不那么多了。不过这样的敌人无须离开热被窝，因为他手边有电话，还有现成的执行任务的人。用不着制造什么盗匪之间互相清算的假相，一切都在法律框架之内。需要的只是编一段可信的故事，或是一个不幸事故。多半是后一种。不过也可能没有人窃听他们谈话，一切都会平平静静地过去，他只不过是捕风捉影而已。

古罗夫对这条路十分熟悉，他认为敌人如果要下手，最方便的地方是环形线以外五六公里的公路上。“雷诺”车速度很快，但又可以在任何路面上行驶。古罗夫明白，即使有人打算拦住他，凭力量和速度他们是无法得逞的。

作出决定的最后一刻到了，前面出现了灯光明亮的汽车检查站。古罗夫将车转弯驶上一片场地，场地上展示着一辆无法确定牌号的汽车残骸。他把车"奇"书"网-Q'i's'u'u'.'C'o'm"停好锁上，起身走到值班检查员跟前。

“向社会秩序的捍卫者致敬，”古罗夫一面说一面出示证件。眼下他已经顾不上在他面前的是黑社会人物还是民警工作人员了。“请允许我用一下电话，行吗？”

中士仔细看了看证件，甚至还递给搭档看，然后恭恭敬敬行了个礼。

“请吧，上校先生。”说着把电话机移近一点。

“谢谢。”古罗夫拿回自己的证件，放进内口袋。“要接通内务部值班员怎么接更简单？”

“找国家汽车检查局吗？”

“不，找部里的值班主任。”

“上校先生，我们跟这些上层人物没有打过交道，”中士答道。

古罗夫并不卖弄聪明，径直拨了02，很快就跟值班员通了话。

“您好，老总，我是奥尔洛夫将军那个总局的古罗夫上校。我在德米特罗夫公路上，从奥克鲁日纳亚汽车检查站给您打电话。有个人因工作需要打电话要我去，他离这儿不远，可是汽车到不了他那儿。我把汽车留下，步行去。劳您的驾，请跟本地负责人说一声，希望等我回来时汽车不出什么问题。伙计，公事公办嘛，外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在检查站值班人员面前是个外人，我不能下命令，不能对他说：朋友，你就迎风站着，帮别人看好车吧。好的，谢谢您，伙计。”古罗夫把听筒递给中士，那人正气恼而又迷惑不解地望着他。“对不起，中士，可是你们这儿别说车轮，整个车厢都会有人偷走。我过一个小时回来，说不定要过三个小时。”

古罗夫知道从汽车检查站到奥加尔科夫家沿公路走将近十二公里，但抄直路要近一半，然而古罗夫不知道这条路，这其实并不是一条路，而是当地居民走的一条小径，穿过田野和灌木丛，而且还不知怎么穿过。在一片漆黑之中冒着蒙蒙细雨走路是十足的轻率。在公路上步行则是愚蠢。古罗夫事先已经接到通知，要是碰上什么遮蔽物，起码他会被人砸破脑袋，还会遭到“洗劫”。要是这一切只不过是谨小慎微和凭空臆测，那他干吗要扔掉汽车、自找麻烦呢？直觉告诉他：公路对他来说是此路不通。深更半夜，一片漆黑，要拦截一个人自有多种办法。

他站在离汽车检查站大约一百米、离公路大约十米的地方。旁边不时有汽车驶过。古罗夫毫不怀疑：他把汽车留下来是对的。这样做最了不起的后果无非是冷得打战，感到疲劳，也许会得重感冒，但也仅此而已。几个军士知道，上校来检查站这件事内务部值班主任已事先接到通知。因此谁也不敢贸然在检查站附近对上校下手。眼下这里还不是车臣。

古罗夫看见离他十步远的地方有一株倒下的树，走近一点他才看清，这是一株橡树，早已拔出来，因为它已完全干枯，树枝光秃秃的，树根露出来像蓬乱的胡须。密探转身背朝公路，点燃一支烟，开始思忖。假如斯坦尼斯拉夫一切顺利的话，那么他已经到了那里，正在等候。但他不会在屋子里久坐，他会明白我无法过去。再说在公路上他也可能注意到某种讨厌的东西，比方说有辆汽车从公路上滑下来，在泥地里打滑，周围有些人在忙忙碌碌。他会明白我不会不顾一切把车开过去，又不能绕道穿过这一片稀泥。他这人很有心计，他会明白我在这附近。斯坦尼斯拉夫多半会带上索尼亚和狗动身出来找我。

田野里传来某种声音，古罗夫随即感到胸前有热乎乎的气息。狼狗静静地站着，脸碰着他的腰问。看家狗嘛，记性好，见过一次面，这会儿认出来了。古罗夫摸了摸它巨大的头。豺狼并不显得特别高兴，往后退了几步。

古罗夫随豺狼沿着荒地走去。他心想：玛丽亚怎么会预见需要穿高腰鞋呢？不一会他就随豺狼进了灌木丛。

“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居然在黑暗的野地里抽烟，”斯坦尼斯拉夫说话的语调平平常常，仿佛他们不是深夜在野外，而是约好时间在普希金纪念碑前见面。

出现在眼前的还有索尼亚那巨人般高大的身影。古罗夫跟他握了握手，发现自己的手包不过他那只大手掌。站在一起的图林个子当然比索尼亚小，但也是个身材魁梧的汉子。

“你好，空降兵，”古罗夫跟他点点头。“我看你们是准备好了认真打一仗。”

“列夫·伊凡诺维奇，他们那儿有四个人，好像是汽车陷住了。咱们可以像抓小孩一样把他们抓住，”图林信心十足地说。“要狠狠地揍他们的鼻子，让他们再不敢放肆。”

“格奥尔吉，你干吗要去教训人家？”古罗夫问道。“人家本来就倒了霉，汽车陷住了。咱们甚至把他们送到分局去查查证件都没有理由。”

“他们肯定有武器。”

“安全部门的军官有权携带武器。打消这个念头，格奥尔吉。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好处，只会干蠢事，也许还会有无谓的牺牲。咱们跟他们算是0比0，各奔东西得了。”

“太遗憾了，闹得乌烟瘴气，结果还是0比0。”可是听得出来，图林这么说只不过是安慰自己，他明白当前形成的局面只能是一盘和棋。

“讨论完毕，走吧！”古罗夫下令说。

豺狼已经消失在黑暗中。索尼亚熟悉道路，走在前面，古罗夫和图林跟在他后面，殿后的是克里亚奇科。

“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公路折向乡间小路的地方等你？”斯坦尼斯拉夫问话时显然并不指望古罗夫回答，他继续说道：“我不明白那些人指望什么？不开枪抓不住你，即使开了枪，能不能胜过你也很成问题。他们怎么啦，决心在这里安排一场布琼诺夫斯克那样的行动①不成？当然，这里很偏僻，可以正正规规打一仗，可是他们怎么溜走？”

①布琼诺夫斯克系北高加索地区的一座小城。九十年代初期，车臣恐怖分子在这里劫持二百余名俄罗斯人质，向俄罗斯政府施压。后俄罗斯派兵包围，双方（包括人质）死伤多人，人质大部分被解救出来。

斯坦尼斯拉夫感到洋洋自得，他完成了一件复杂任务，把头头接来了，他猜测得对。他倒没有指望受到夸奖。因为这很寻常，首长嘛，就是这种派头，口里不说，心里赞扬就行了。

五俄里的路程，有点泥泞的路面，这样的路可不会令人畅快。可是走路的几个男子汉都是身体健壮，受过训练，不到一个小时豺狼便在打开的栅栏门口转来转去迎接了他们。

主人身穿训练眼，脚上穿着毡靴，毡靴上一半是截短的皮靴筒，下面钉上厚厚一层毡子。他在宽敞的穿堂里迎接客人。

“勇士们，请脱鞋，否则你们走了以后地板永远也洗不干净。索尼亚，你在你那边接待两位伙计，请他们喝我酿的葡萄酒。我跟列夫·伊凡诺维奇一块儿喝喝茶。”

主人举止平静，但内心里却在生气，他认为自己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这样胡闹有失体面。对古罗夫，对铁木尔·扬季耶夫整个儿这件事，白发苍苍的上校持双重态度。一方面，他相信并喜欢这位有斗争精神的侦查员。奥加尔科夫不喜欢枪毙人的案子，在他漫长的服役期间，无辜者被枪毙的共有三次。尽管上校跟已经发生的错案无关，可是良心感到不安，他对这三个人至今记忆犹新。他相信古罗夫，但这位大案侦查员的行动中冒险的成分和游击作风太重。目前有法可依，要跟法律作斗争也只能通过合法手段，否则他这位上校、这位典狱长的一生到头来也是多余的。密探讲话时奥加尔科夫表示同意，但当他得出结论，要求典狱长采取违犯法律的行动时，奥加尔科夫就住了嘴，想方设法绕弯子。

“没有任何弯子可绕，您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古罗夫尽量保持心平气和，说话时语调平静。

“我的义务是忠于誓言、沙皇和祖国。军官没有别的义务。我可以拒绝执行命令，申请退休。”

“那么命令会由别的人执行，说不定就是您那位怯懦的乌特金，”古罗夫说道。“主要的是，那是一道犯罪的命令。”

“这话是谁说的？”奥加尔科夫把茶杯拿开，俯身从柜子里取出一瓶自己酿造的果子露酒，斟在带棱的酒杯里。“怕不怕？”

“怕，”古罗夫点了点头。“不过我会喝下去。”

这种酒烈得要命，眼泪涌上了密探的眼睛，但没有流出来。

“伊戈尔·谢苗诺维奇，副总理有没有上您这儿来谈过执行判决的问题？”

“我可没有这份荣幸。”奥加尔科夫知道自己酿的迷魂汤厉害，因此只稍稍抿了一口。

“可是乌特金中校却有。”

“我申请退休！”奥加尔科夫决然说道。

“会让您退休的，伊戈尔·谢苗诺维奇！一定会的！”古罗夫安慰主人说。“可是犯不着性急。”

第二天早晨奥加尔科夫上校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对惊呆了的乌特金挥了挥手，问道：

“你觉得这椅子怎么样，坐着挤不挤？”

“您好，上校同志！”乌特金跳起身来，不过已经迟了。“您已经康复出院了？祝贺您。”他迅速让出上司的椅子。

“一个人要是喝了五十克，第二天早晨醒来哪儿都不疼，那么这人就已经死了。”奥加尔科夫用一句陈腐的谚语作为回答。“神经根炎不请自来，也同样不请自去。我这种人一住进去就得关很久，所以我认为最好溜掉。”

有一台电话响了起来，奥加尔科夫用手指捅了捅他，说道：

“医院在追捕我呐！你告诉他们，上校出院上班了，这会儿上茅房去了。”

乌特金小心翼翼地拿起听筒，自我介绍说：

“我是乌特金中校。”他惊惶地看了奥加尔科夫一眼。“您好，将军同志！”他听了对方的回答，谄媚地嘻嘻一笑。“是我不对，将军先生，可是眼下……我从不有意说谎话，”说着把听筒递给奥加尔科夫。

“您好，将军先生！”奥加尔科夫一开口就发动攻势。“怎么，您没事可干，一大早就抓医院病房里的逃兵？医院里住满了患重病的民警，可是主治医师却不干正事，一个劲地要把身体没病的老懒汉拖回病床去！您还年轻，别跟我嚷嚷！您早就该打发我退休，上我这儿来玩一玩、喝一杯了。找不到人替换？那么等您我到替换的人就给我挂电话，这会儿您就让我干事吧。吻一吻你那漂亮的儿媳妇，告诉她你早该当爷爷了。请转告彼得罗维奇，让他自己给自己灌灌肠。”

过了一天，两天……已经五天了，监狱里没有发生任何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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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聂斯捷伦科带着两个侦缉人员挨个儿巡视临时隔离室。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偶尔也跟他们一起干。为了应付各隔离室的长官，他们编了一番话，说是有个特别危险的罪犯使用伪造的证件，假托一个轻微的罪名在某个隔离室藏身。侦查员借口一个编造的故事开展工作，而这个故事偏偏又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这倒很稀罕。只有一点与真实情况不符，那就是被追查的恐怖分子“伊万”所犯罪行尚未得到证实。他只不过受到怀疑，仅此而已。而他是关押在市郊一个肮脏的隔离室里，罪名是扒窃，用的是一个真正扒手的名字，那人目前关在铁丝网内正在熬过自己的刑期。

侦查工作不论进展得多么缓慢，也不可能加快进度。侦缉人员不是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①，不能同时用几台机床干活。但工作是在向前推进。法庭的工作也不能快得不合情理，否则它会变成一条流水作业线，谁要是落进这条流水线那就糟了。

①阿·格·斯达汉诺夫（1905—1977），苏联顿巴斯煤矿工人，1935年创造采煤新纪录，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联随即在全国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即群众性生产革新运动。

此刻伊万跟押送人员一起坐进亮黄色的警车，往口里塞了一块口香糖。他脚蹬皮靴，身穿棉袄，弓着腰，戴一顶脱了毛、带护耳的兔皮帽，没有刮脸，一点也不像按照旅馆工作人员的描述绘制的模拟人像。旅馆里住过的是一名商人，而警车里押送的则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流浪汉。他没有戴手铐，因为不论是按法律条文还是看外表他都不构成任何危险。两个军士和押送人员干的是寻常的工作——把这个更夫模样的人送到区管理局去，过后再把他送回来。

伊万蹭着脚走过铺着肮脏漆布的走廊，穿过另一扇门来到院子里，坐进等候着他的“伏尔加”车。

不一会他走进秘密联络点，维尔丁在那儿等着他。伊万厌恶地脱掉棉袄，坐在单人沙发上扯下皮靴，说道：

“等我先洗个淋浴再谈话。”

“好，你去洗吧，我来沏茶，”维尔丁一边回答一边往厨房走去。要是按他的心愿，他会手不发颤地一枪把这个坏蛋打死。

可是问题不由维尔丁来决定。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的那间办公室维尔丁根本进不去。眼下正在准备实施一系列行动，目的是摧毁车臣已经确立的和平。押下的赌注有成百上千万美元。车臣像个蚂蚁窝，那里有一大群蚂蚁，似乎是在乱糟糟地瞎忙。然而蚂蚁杂乱无章地奔忙只是一种假像，实际上每只蚂蚁都了解自己的策略。

维尔丁也了解自己的策略，而且尽力施展这种策略，因此他才对伊万这种人予以容忍。

伊万洗了个澡，换了内衣，脸是不能刮的。主人给他倒了一杯茶，把一盘夹肉面包往他跟前移了一下。

“那么好吧，就依你的，”维尔丁说：“你不愿意搞电视摄像，见你的鬼。你把整个事情详细讲给一个人听听。可是对不起，价钱就不一样了。”

伊万早已不考虑什么价钱了，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因此在拖延时间，寻找出路。他听着克格勃分子讲话，却一句也不相信。很清楚，他们给他提供的并不是什么出路，而是一个更加巧妙的陷阱。然而他得跟他们演戏，假如他让他们明白他早已不相信任何人，他们会立即杀掉他。

“只讲一讲，不搞摄像？这我倒很乐意。”他有意迟疑了一下，问道：“那么钱呢？”

“以后再商量。”

“那不行。先商量，再把钱如数付清，然后再来讲山鲁佐德的故事①。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们缠住我究竟有什么屁用？您对这件事情了解得不比我差，该跟谁讲您就讲一讲，跟我好好结一结账，然后咱们各奔东西。”

①即《一千零一夜》。山鲁佐德系阿拉伯民间传说中古代东方某国的王后，自愿嫁给残暴的国王，给他讲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终于使国王悔悟，不再杀害无辜的女子。

“你想得对，只有一点行不通，我不是老板。你产生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我也提出过这种方案。可是准备替换你的那个人却断然拒绝，他说他只要第一手资料。他说我，”维尔丁指了指自己的胸脯，“并没有亲身经历每一个阶段的活动，也许不了解某一个细节，而出纸漏往往正是在细节上。你自己讲一讲，那人还会问你一些问题。”

“他怎么啦，准备去法院出庭不成？”伊万感到惊讶，他对这种荒唐事信以为真。

“你见到他自己问吧，”维尔丁冷冷地答道。“你得注意，要是古罗夫找到你，在法庭回答问题的将是你自己。”

古罗夫急需跟联邦安全委员会处长库拉根上校见面。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两人曾不止一次避开官方关系见面。会见的方式通常是两人一起在咖啡馆里喝咖啡，有时两位侦查员看见有人在对他们进行观察，也许还在听他们谈话。不同的特工部门的两位职位较高的军官讨论共同的工作，为的也是共同的利益，可是会面却像搞阴谋一样秘密进行，因为上司不赞成这种未经领导批准的接触。再说也无须隐瞒，两个人都十分清楚，不论是民警机关还是反间谍机关都能碰上相当多的两面派。就拿那个维尔丁来说吧，他领导的一个分队直接隶属于上层，这并不是偶然的。

这种状况使军官们感到愤懑，甚至觉得受到了侮辱，因此这一次古罗夫决定约朋友公开见面，以此向稽查队表明他们会面是私人性质而不是公务性质。

古罗夫通过市内线路给朋友挂了电话，告诉他自己在休假，询问什么时候能来找他谈一件私事，可别碰上他忙得不可开交或是出席会议。

密探在约定时间走进反间谍官员的办公室，乐呵呵地说：

“你好，巴维尔，我老爱妨碍别人工作。”他微笑着指了指墙和天花板，做出一副询问的样子。

“鬼知道呢，”主人答话的语调跟朋友一样。他从桌子后面走过来，握了握古罗夫的手，移过安乐椅。“眼下到秋天了，外面天气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他在客人面前放上一叠纸和一支铅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你在休假，可是还呆在莫斯科。”

“老规矩，有些工作还没来得及收尾，有点事干完了就去南方。听说你今年休假去了土耳其。我听见人们对安塔利亚海湾众说纷坛，有人称赞，也有人咒骂。我打算带我的公主一块儿去，她是个兴趣广泛的姑娘。”古罗夫一边说一边迅速动笔，随后把字条递给库拉根。

“一方面，你的问题回答起来很简单，上校先生，这要看您口袋里有多少钱。”库拉根一边笑着回答，一边看字条，上面写道：“咱们两个都缺心眼，因为我们猜不透维尔丁。”

库拉根在古罗夫字条背面匆匆写了几个字，把字条递回来。古罗夫看见他写的是：“他干吗需要摄像机？”随即答道：

“谁都知道咱们只有那么点儿工资，可还是想凑点钱好好游一圈。本想买一台摄像机，好的买不起，差的又不想买。也许咱们能盼到那一天，外出休假时办事处能借给你一台，对你说：好好消遣吧，侦查员，摄像去吧，用完了再还回来。”

“我懂了。”库拉根点点头。“可是照我看，还没等到那一天你早就退休了。”

“你是个乐天派，巴维尔，”古罗夫站起身来，“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再过一个星期，十天左右吧，我就回莫斯科了。有空给我打电话。”他敬了个礼，走出办公室。

当天傍晚巴维尔·库拉根就打电话来，说道：

“他拿到了，因公借用。”

“干什么用？”古罗夫忍不住问道。“这种东西找朋友借也多的是。”

“你想要我去问吗？”巴维尔尖刻地问道。

“谢谢，不用你费心了。”古罗夫放下听筒，气恼地看了看坐在沙发上的斯坦尼斯拉夫。“他拿到了。他要干吗？”

“要我回答吗？”斯坦尼斯拉夫漫不经心地问道。“我从来都乐于效劳。我坦白地回答：不知道。”

电话铃再次响起来。古罗夫一反常态，拿起听筒，不满地说：

“喂。”

“请古罗夫上校接电话。”

“我是古罗夫，”他叹了口气，并未期待听到任何好消息。

这一次密探却上了直觉的当，因为陌生人在电话里说道：

“上校先生，我是市区助理值班主任。有一个陌生人要找您，从各方面看来，这人身分不明。他很想见到您。”

“我马上来，”古罗夫答道，随即向斯坦尼斯拉夫点头指了指门。“走吧，有个陌生人想见咱们。要是他约定在路灯底下见面，我就会只派你一个人去了。”

“我懂了，”斯坦尼斯拉夫一边点头一边坐进他的“梅尔谢杰斯”车的驾驶室。“从陌生人那儿得到的最常见的礼物是一颗子弹。我过去一向知道你很喜欢我。”

“不错，去彼得罗夫卡的办事处。”

站岗的民警冷淡地看了看两位来客的证件，敬了个礼，问道：

“你们找谁？”

斯坦尼斯拉夫看了几个不认识的年轻军官一眼，说道：

“一代新人换旧人啊。我们不找谁，年轻人，我们是过路的。”

栅栏里走出一位中年少校，敬了个礼，说道：

“您好！不认识我啦？”

“说真的，名字忘了。”古罗夫答道。“谁打的电话？”

“是我，列夫·伊凡诺维奇，”少校答道。“您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办公室吧？请进去，有人等您。”

两个密探登上四楼，古罗夫敲了敲门，走了进去。办公室没有变化，跟所有机关一样，只是墙上挂的照片换了。桌子后面坐着索博利上校，角落里有个其貌不扬的汉子，一张脸睡眼惺忪，神情淡漠。

索博利从桌子后面走过来，握了握两位密探的手说道：

“小心谨慎，有益无害。”

“不错，维克托·谢苗诺维奇，”古罗夫答道。“多画几个十字不会把手累坏。干吗让外人知道您今天晚上邀我来过？”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觉得我们这位帮手提供的情报您会觉得挺有意思。”

办公室里那人是个眼线，这一点无须向两位侦查员解释。他们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要我出去吗？”索博利问道。

“我的脸皮看上去很厚，其实并没有那么厚，”古罗夫微微一笑。“维克托·谢苗诺维奇，您去您的办公室，给斯坦尼斯拉夫讲一讲城里的新鲜事儿。他在部里呆得太久，完全与世隔绝了。对了！”古罗夫用手掌拍了拍额头，走到眼线跟前，说道：“对不起，我马上就来，”说着跟两位军官一起来到走廊上。

“我明白你的意思，”克里亚奇科说。“你去干你的事，我跟维克托琢磨琢磨咱们的问题。”

侦查员跟眼线谈话是一件极为繁难的事。尽管那人应该把他刚刚讲过、多半还写过的事讲给古罗夫听，但谈起话来却不会更加轻松。

“咱们认识认识吧。”古罗夫在办公室里踱了一圈。“我叫列夫·伊凡诺维奇，在侦查部门干了二十多年，”他走到跟前，握了握眼线放在膝盖上那只软弱的手。“您怎么称呼？”

“更夫，”眼线把手缩回去。“您要是愿意，可以叫我叶梅利扬。当民警的永远也学不会通情达理。我中午从家里出来，说好了过两个小时回家，可是现在几点啦？一会儿这个人折磨你，一会儿又来一个，您这已经是第四个了。你们以为管了我两顿饭就万事大吉了？可是我的女儿在家里等着我，我这做爸爸的‘出差’也该回家了。”

“我比你年龄大得多，因此我要是用‘你’来称呼的话，请别见怪，”古罗夫边说边用手把眼线拉起来，让他在桌子边上的安乐椅里坐下，把电话移到他跟前。“叶梅利扬，咱们给家里编一段故事。就说火车晚点三个小时，这是常有的事。在站台上有个男人的头被人砸了个窟窿，当时你在场。那人被抬上了担架，你被叫到民警局作证。行吗？你的妻子要是反驳，你就把听筒给我，我来圆场。行吗？”

眼线微微一笑，露出两排整齐漂亮的牙齿，此时看上去才像不满三十的样子。

“哪儿冒出来您这么个好人？”他开始迅速拨号码。“基萨，是我。你问我干吗在醒酒所……我说到做到，滴酒未沾。你不信？在哪儿？我在民警局，他们拉我当证人……”

眼线把话筒递给古罗夫，上校用清晰的声音说：

“晚上好，尊敬的……我是值班主任克里亚奇科少校。我们向您道歉，耽误了您丈夫的时问。他给我们帮了大忙，我们这儿……”古罗夫用手掌拍了一下桌子。“姑娘，亲爱的，我们这儿有时会发生这种乱七八糟的事……为什么总是发生？是经常发生。国家杜马难道就不乱么？总之，好吧，我们这会儿还有些材料要写，写完了就用汽车把您的丈夫送到家门口。好，我一定转告。谢谢。”

“列夫·伊凡诺维奇，太感谢您了。给你们干事儿三个年头了，真遭罪，今天是头一次碰上好人。”

“别这么说，叶梅利扬，民警机关好人是有的，不过他们也忙得焦头烂额。你说你中午从家里脱身，出来十个小时了，累得精疲力竭。那么你通报了什么事情那么有趣，使得民警机关怎么也不肯放你走呢？”

“长官，说真的，我自己也不明白。好像是我无意中揭穿了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你在哪儿干事？”

“在囚室里，这是约好的，”眼线答道，随即讲出城市另一头的一间临时隔离室。“我们四个人关在一块儿，我的任务是对一个瘦鬼留心观察，据说他有一支枪，可是他不认账。他不肯招供，这是对的。什么罪名都定不了，再关上一阵就会撵他出去。”

“可是说不定他以后会用这支枪把你的妻子干掉，”古罗夫随口说道。“行了，我要问的是另一个人。囚室里还有什么人？”

“就是因为那个扒手，今天一天叫我不得安宁，这会儿又把您找来了。早晨我对跟我联系的侦查员说了，囚室里有个人昨天带去审讯，可是回来的时候身上洗得干干净净，再且还换了干净内衣。这么跟您说吧，要是这家伙是你们的人，那么跟他联系的就不是侦查员，而是个傻瓜。要是关在那里的不是我，而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他会在夜里把你们那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家伙掐死。看你们往后怎么证明三个人中是谁杀了人。”

“等等，叶梅利扬，”古罗夫拦住他的话头说。“我似乎还不算太傻，可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这没有什么猜不透的。吃午饭时那人被带走了，似乎是去审讯，傍晚又送回来，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不寻常的气味。开始时我还不十分明白，心想这事挺寻常，吸了新鲜空气，淋了雨，气味不同呗。牢房里空气窒闷，有个马桶，我们身上流汗也增加了汗气，从牢房外面进来的人总会带来新鲜气味。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身上也该染上我们的气味了，可是他身上仍然是另一种气味。我装作偶然的样子俯身闻了一下他的头，觉得很干净，有一点肥皂的味道。当然也不是香皂，这一点他们不缺心眼，可是洗衣的肥皂也有气味。开始时我感到很气愤，心想塞进来一个搭档也不通知我一声。可是后来我一寻思，他要是跟侦查员谈话，那么办事处里根本就没有地方洗澡。而且他的派头也跟我们不一样，根本不讲他自己的事，也不请别人出主意，只是呆在一边一声不吭。我开始注意监视他，见他收拾东西睡觉时觉得挺别扭、挺不习惯，长筒靴扯下来，裤腿下面扎的带子又白又干净。就这么些，”眼线把两手一摊。“这家伙令人捉摸不透，像是个当眼线的，却又不是，但也不是一般被抓起来的人。”

古罗夫从口袋里掏出钱夹，仿佛顺便似的问道：

“他身材有多高？”

“这也挺有意思。他的身材跟我差不多，可是背拱得厉害，看上去像个小孩。可是墙上爬过一只蟑螂时，这人站起来挺直身子去拍蟑螂。我后来量了一下，我勉强能够上那地方。”

古罗夫拿出二十万卢布放在叶梅利扬面前。

“已经给我付过了，干吗还要这些钱呢，”眼线喃喃说道，但他很快拿起钱，马上收起来。

“我个人对你有个请求，给女儿买一块进口巧克力，再给你妻子买一束花，”古罗夫说，“转告他们，就说是民警送的，因为耽误了你的时问。”

“那她就会断定你们朝我的脑袋揍了一顿。给她买什么花！她能凑合着过，又不是娇小姐！”

“我把你送到家门口，请你务必买一束花。”

“您娇惯她了。我也不用您送，我就住在普希金街。”

有人敲了敲门。进来的是索博利和克里亚奇科，后者一进门就问道：

“达成协议了吗？”

“非常感谢，维克托，”古罗夫握了握索博利的手。“我欠你的情。”

上校苦笑了一下，把脸转向一边。

叶梅利扬办好出门手续，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带着这位眼线出来。古罗夫指了指“梅尔谢杰斯”车，说道：

“上车吧，我们送你。我看你既不会给女儿买巧克力，也不会给妻子买花，你会买另一样东西。”

“长官，您的权力到那扇门为止。”眼线看了看“梅尔谢杰斯”，叹了一口气。“这种车还从来没坐过。”

眼线把长方块巧克力装进口袋，手上像拿旗子一样拿着三颗钉子，朝脚下吐了一口唾沫。等他进了大门两个密探才开车离去。

“你没有想过周围的人认识他，看见有人开车送他回来会有不好的想法？”斯坦尼斯拉夫问道。

“想过。那有什么不好？民警干吗用‘梅尔谢杰斯’车把他送到门口？对不起，他们可没有那种想象力。你干吗不问结果如何？”

“结果清清楚楚印在你的额头上。只有你才认为你的脸像贝尔维德雷宫①的阿波罗雕像一样是大理石做的。牌出对了，不知下一步咱们怎么办？”

①在维也纳。

“这不成问题。斯坦尼斯拉夫，你的脑袋这么大，一下就能想出来。”

“你终于对我作了正确评价。”斯坦尼斯拉夫洋洋得意地笑了一笑，同时用一只眼狡黠地看了朋友一眼。“明儿一早咱们去市检察院找伟大的法律家杜尔·伊凡诺维奇·德拉奇，向他报告极其真实的事实真相。”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去啰？”古罗夫露出天真的笑容问道。

“不用解释就这么报告么？我们有充分根据，怀疑因扒窃被捕的某某人持有伪造的证件，是个特别危险的罪犯。我们请求批准将他拘留三十天，而且不是关押在像穿堂院一样的临时隔离室，而是关在布特尔监狱。”

“真不赖，斯坦尼斯拉夫，你考虑得很全面，可是你忘了一些重要的细节。要是这么做的话，第二天就会来一个律师。会有人想方设法让律师立即赶来。我敢下一百比一的赌注，扒窃的罪名甚至不是随便想出的，而是精心编造的。你知道，用纸牌垒的房子只消用指头一碰就会完全坍塌。我看这个扒窃案中根本就没有受害者，或者说曾经有过，后来却消失了。至于‘有充分根据怀疑’，这种漂亮话律师根本不屑一顾。跑龙套的扒手会立即释放，不是具结保证不离开本地，而是缺乏犯罪要素，无罪释放。”

“完全正确，”斯坦尼斯拉夫点了点头。“我只不过考考你。咱们还是重操旧业——等待。”

他们的车已经驶近古罗夫的家，这时一辆闪闪发亮的外国车——克里亚奇科的“梅尔谢杰斯”车可没有那么干净——超到前面，随即发出刺耳的刹车声，在大门口停下来。高级轿车的门打开，首先出现的是几束鲜花，一个身材匀称的年轻人跳下车来，殷勤地伸出一只手，随后钻出车来的是玛丽亚。

“没完没了的战斗。安宁对我们来说只是做梦，”克里亚奇科一边说一边拿起放在座位中间的警棍。

“别管他们，”古罗夫懒懒地说，但斯坦尼斯拉夫禁不住要开开心。

他走到司机的门边，用警棍敲了敲玻璃。

“小伙子们，谢谢你们把我送到家，我已经告诫过你们了，”玛丽亚说道。

可是这群兴奋的南方人从汽车里搬出鲜花和香槟酒，并未留意周围的人。

“只不过表示敬意，亲爱的！没有任何坏的念头！一大桶香槟酒和一大堆鲜花！仅仅出于对天才的尊敬！你是一位女神。”

古罗夫已经跟玛丽亚并排站在一起，可是谁也没有留意他。

斯坦尼斯拉夫更使劲地敲了敲车窗，问道：

“是打碎还是你把窗子打开？”

玻璃稍稍放低了一点，窗缝里伸出一张钞票。

“给这个警察一百美元，让他滚开！”人群中最年轻的一个醉汉叫了一声。

“我求求你。”玛丽亚扯了扯古罗夫的袖子。“演这个戏很费劲，我累了。不过，年轻人嘛，崇拜者嘛，不足为奇！”

“什么不足为奇？一大桶香槟酒和一大堆玫瑰对你来说不足为奇吗？”年轻的醉汉叫道。

“玛丽亚，你跟这些个守财奴饮酒订交了？”古罗夫问道。

四个格鲁吉亚人中有一个年纪大一些，也清醒一些，他已经意识到眼前这件事情况不妙。

“请原谅，同志！年轻人嘛！南方人热血沸腾嘛！”说着他像放连珠炮似的讲起了格鲁吉亚语。

“第比利斯①没有人演戏么？”古罗夫冷冷地问道。“热血沸腾——那么好吧，可以让它冷下来。”

①格鲁吉亚首府。

斯坦尼斯拉夫从高级轿车里钻出来，大声说道：

“有人行贿，给了我一百美元。司机显然喝醉了，我认为这一百美元是对我的侮辱。”

“听着，把这警察揍一顿，让他住嘴……”

突然间玛丽亚勃然大怒，狠狠打了说这话的人一耳光，随即又对古罗夫挥过手来，但他早有防备，这一下没有打中。

“马上从这里滚开！快滚！给你们民族丢脸！好啦，走吧，走吧！我把他们两个拦住！”她喊道。

“这两个人我们自己……”小伙子还没来得及说完就被推进汽车。

年纪最大的格鲁吉亚人大约跟古罗夫同龄，他重重叹了一口气，对玛丽亚鞠了一躬。

“请原谅，非常感谢您演的戏。”

“甭客气，”斯坦尼斯拉夫把一百美元塞进这个讲道理的客人胸前口袋里，又补充一句：“告诉那些小青年，让他们别碰俄罗斯女人。”

“谢谢，不过您说的这一点会有争论，”格鲁吉亚人又鞠了一躬，坐进汽车里。

“有争论你们回自己家里解决去，”古罗夫说道。

“伙计们，你们表现得太有礼貌了。”玛丽亚拥抱了一下斯坦尼斯拉夫。

“每个人都会碰上这种事，”斯坦尼斯拉夫开玩笑说。“我走了，我想你们可以到家，再不会有什么奇遇了。”他朝大门口点点头，随后快步向汽车走去。

“咱们走一走吧？”玛丽亚挽起密探的手。“你什么都知道，你说说看，是生活变得不正常了还是我们渐渐老啦？”

“都有一点儿，”古罗夫达观地答道。

“就在不久前这种场面还只会令我觉得好笑。可是今天我感到害怕。我得承认我怕的不是那些喝醉了酒的娃娃，而是你。你的平静和沉默令人感到不安。”

“用法律语言来说，这叫‘危险增大的根源’。”

“你应当爱我，保护和爱护我，而不应当老是让我感到精神紧张。”

“亲爱的，要保护就得把手枪装上子弹。”

“行了！咱们回家吧，我想吃东西，累死了。”

奥尔洛夫将军办公室的陈设最为寻常。主人坐在安乐椅里，头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克里亚奇科面朝椅背骑在椅子上，不知为什么在发笑。聂斯捷伦科的坐姿则像坐在教室里第一张课桌上的优等生。古罗夫站在窗前抽烟，把烟雾吐向通风的小窗口。

“格里戈利的身体怎么样？”奥尔洛夫离开椅背坐起来，靠在桌子上问道。

“还好，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正在慢慢恢复，”斯坦尼斯拉夫答道。

“这很好，”将军若有所思地说。“可是你们不能弄到有效的材料交给检查机关，这可不好。”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在诗里早就写过了，”斯坦尼斯拉夫无意中冒出一句。

“什么？”奥尔洛夫对这句即兴答话一下子未能反应过来，他甚至摇晃了一下脑袋，随后生气地说：“你这家伙挺放肆，斯坦尼斯拉夫。”

“有个很简单的想法，”古罗夫插进来，熄灭了香烟，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说道。“对那些先生们得轻轻地推一把。”

斯坦尼斯拉夫和聂斯捷伦科望着他等他开口，奥尔洛夫则说：

“说吧，说吧，这不是演节目，用不着演一个停一下。”

“他们急于要跳，可是又选不准合适的时刻，得帮他们一把。”

“那就帮吧，不要只发议论！”奥尔洛夫生气了。

可是古罗夫不喜欢别人用这种腔调跟他说话。

“是，将军先生。”古罗夫对两位同事点头指了指门。“我其实就是想得到您的批准。咱们跳吧，伙计们，这里不深！”他把门敞开，让斯坦尼斯拉夫和聂斯捷伦科先出去，然后自己向门口跨了一步，听见奥尔洛夫说道：

“等你完全无事可干时给我报告一下你的想法。”

“是，将军先生！”古罗夫鞋后跟啪地一声立正，随即走了出去。

奥尔洛夫扮了个不满的脸神，说道：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错。这家伙天生就是这种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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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办公室的主人是个五十左右的男人，看上去实在是其貌不扬。干巴巴的面孔，稀疏的头发，左右额角明显地已经光秃，两边鬓角斑白，眉毛依稀可见，颜色暗淡，两只眼睛也是小而暗淡，看样子小时候是褐色的。身上是一套官员们常穿的西服，衬衣上系着领带，看外表要么像个会计，要么也许是哪个小企业的经理。可是写字台却有台球台那么大，上面一排五颜六色的电话，一台传真机更显示出官员位高权重。办公室就更不用说了，这么宽敞的办公室只有电影上才能见到，但那不过是导演脑子里自由驰骋的幻想，因为平头百姓中未必有人见过那么大的办公室。

维尔丁中校的个子比中等还高，体态也匀称，可是此刻挺直身子站在巨大的写字台前却像个锡制的玩具小兵①。

①按安徒生童话《坚定的锡兵》中的形象制作的玩具。

“不可理解，一个人在医院里躺下睡觉，第二天早晨怎么会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主人的话音那么轻，维尔丁竭力不漏掉一个字，却又不敢走近一些，只好使劲伸长颈子。

“是我的错，可是我们不敢派人去守卫，担心引起注意……”维尔丁开始辩解，但办公室的主人打断了他的话：

“别嘟嘟囔囔，讲话要清楚。”

“医院是民警系统的，经常住着一些侦探，那些人眼尖心细，什么事都爱弄个清楚明白，”维尔丁一边说一边按捺住对主人的憎恨。有这么一类人，他们一辈子什么都不干，什么责任都不负，只会发号施令。

其实反间谍官员想错了，这样一类人是不存在的。办公室的主人一生过得像奴隶一样。爬得越高、办公室越大，身上的枷锁就越重。

“我们在医院里找了个可靠的人，”主人默不作声使维尔丁受到鼓舞，说话也更有把握了。“目标一走我们就知道了。我派了几个人去，可是他的车里有武装警卫。”

维尔丁隐瞒了一件事：总局那位上校夜里去找过奥加尔科夫，他们曾企图在路上拦截他，却扑了个空。

“无谓的忙碌，”主人说道。“把这个执拗的老家伙除掉，我不愿意听到他的名字。我们什么都批评，可是我们的前人却没有碰到这种障碍。不久前我签了报销单，那么多钱可以买一支军队。您向我保证说建立了一支专业队伍，可是您却拦不住一辆只有两个人警卫的汽车。”

“请原谅，我们不能在离莫斯科仅十公里的地方开仗。这里不是车臣。”

“车臣稍微靠南边一点，仅此而已。我已经说了，把那个人除掉。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过：只要人在，问题就存在……后面的话您想必知道②。就这样吧。”

②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即斯大林。那句话后面一句是：人不在了，问题也就没有了。这两句话在俄罗斯广为流传，据说是斯大林讲的。

索尼亚带着豺狼把奥加尔科夫上校送到栅栏门口，一直等到他坐进“伏尔加”车，消失在树林后面。

“伏尔加”左右摆动，行驶在乡间小路上。这时有个人站在灌木丛中，用望远镜观察汽车。

“当然，这里下手最方便，”他放下望远镜说道。

他的搭档“咔嚓”按了一下马表，答道：

“怎么离开这里？一上公路就会遭到封锁。难道你想死后再拿美元？”

乌特金中校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浏览报纸，没有任何新的发现。一个人被免了职，另一个人受到任命……免职……免职。乌特金读到一些人被免职、另一些人获得绣金肩章的报道时感到一种快意，尽管空出来的职位跟他毫不相干。一个瘸子总不会对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独舞演员位置空缺这样的消息感兴趣吧。

乌特金不喜欢自己的长官，尽管上校对人并不苛求，而且言语不多，他们两个人之间几乎从不交谈。乌特金因无事可做而苦闷不堪，他嫉妒奥加尔科夫总是忙忙碌碌，有时虽然对下属提高嗓门，但他们喜欢他。对乌特金他们说不上不喜欢，只是把他当成外人，只有当工作需要、无法避开中校时才跟他打交道。他按照铃声上班下班，诅咒自己的生活，却又下不了决心退休。后来他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女人，打破了因循守旧、毫无出路的现状，随后又闪现出神话般的一线希望。白发苍苍的老上校只消在医院里再躺上两天，让他们对已经判刑的犯人执行枪决，便万事大吉了。

他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乌特金本来可以当上上校，成为受人尊敬、出人头地的人，往后退休金也会相应跟上来。没想到这个白头侏儒仿佛离了监狱就活不下去似的，竟然从医院里跑了出来！于是前功尽弃。乌特金对那些大人物的密谋、对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一无所知，当然根本就没有料到，万一商定的计划全部实现，他的性命就会一文不值，称起来不多不少，正好九克①。尽管乌特金跟副总理是在铮亮的高级轿车不透光的车厢里会面的，但副总理在目光短浅的中校面前已经暴露，凭这件事实已经足以对乌特金作出判决了。

①一颗子弹的重量。

乌特金要是了解事情的真相，他会祈祷自己的长官身体健康，但愿他长命百岁，然而此刻乌特金却扯着那张看得烂熟的报纸，用最粗野的话诅咒上校。

有人敲了敲门，助理值日军官走进办公室。

“中校同志，收到一份加急电话通知，”中尉说着递给乌特金一张很窄的纸条。

乌特金看了一眼打印的文字，不禁大发雷霆：

“中尉，您怎么啦，难道不识字不成？这上面白纸黑字，明明写的是‘致奥加尔科夫上校’。”

“我识字，中校同志，因此我才认得‘加急’这两个字。因为上校同志外出一个小时，我才决定向您报告。”

“监狱里能有什么急事？”乌特金不满地说，但他看见电话通知是由将军签署的，便不再做声，低头去看通知。

“致典狱长……十八点以前来向我报到，参加为期三天的外出视察。”

乌特金喜得头都摇晃起来，他不相信自己会如此走运，把通知又看了一遍，随后填上日期和时间，并签了字。

“对不起，中尉，我没有一下子问清楚，说话不冷静，您做得完全正确。等上校一回来就立即向他报告。”

“是，”中尉拿着电话通知走了出来，心想：这头山羊要当三天的家，也就是说刷墙的事不用去管，可以打打牌了，可是老爹不在又会令人烦闷，而这里的工作本来就没有多少乐趣。

不一会奥加尔科夫回到办公室，在电话里不知跟谁吵了半天，然后把乌特金叫来，说道：

“您已经知道了，我要外出三天。要是我回来的时候内院的墙还没有刷好，您就得拿起刷子自己动手。我们的工作挺枯燥，可也不是残废疗养院。别忘了克雷萨洛夫在单人牢房关禁闭明天十二点到期。”

奥加尔科夫出差是古罗夫安排的。首先，他认为老上校处境危险，其次，几位侦探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决定对敌人稍稍推一把。对维尔丁应当安排户外监视。古罗夫并无重要依据，准确些说，根本就没有依据。即使是召来一批“户外监视人员”，那么这些人也得过三四天、说不定要过一个星期才能开始工作。民警机关缺少交通工具、汽油和现代通讯工具，唯一不缺的是将军。

可是对维尔丁应当进行监视，因此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在桌上摊开莫斯科地图，标出已知的维尔丁常去的那些地址。假如他去一个已知的地方，监视的人就可以在某个地址“扔下”或“拾起”目标，而不用一路上都挂在他的尾巴上招人注意。古罗夫这边的汽车总共只有三辆。其中有两辆外国车，不宜用来执行重要任务。而且，让“户外监视人员”乘坐对方认识的汽车，由对方认识的司机开车，这不过是一厢情愿，根本行不通。因此古罗夫决定给反间谍人员的汽车安个“信号”，监视他在远距离移动的路线。

古罗夫花了一天一夜时间处理与奥加尔科夫上校和监狱有关的事情，他必须考虑保护铁木尔·扬季耶夫的性命，因此这一天一夜他把囚室里那个眼线报告的消息暂时放在一边。吸引他们注意的那个人关押在临时隔离室，这是个厉害人物，加上又有外面的人支持，从隔离室逃跑对他来说易于反掌。他关押时用的姓名是伊万·特罗菲莫维奇·库斯托夫，对他尚未仔细进行核查，因为这得花时问。应该偷偷给他照个相，然后把照片拿给铁木尔·扬季耶夫看看。

古罗夫感到时间紧迫，事不宜迟。核查，照相——这都得花时问。可是假如临时隔离室里关押的正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那么他根本就不值得从他藏身的地方逃跑。准确些说，把他带走的就是把他送来的那些人，“金鱼”可以直接从他们手上溜走。应该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关系采取一点紧急措施，眼下在俄罗斯谁不靠这些办事？古罗夫对别人是否相信他编造的故事并不十分在意，借口临时隔离室供水管道出了故障，有两间囚室急需抢修，终于让人把囚室腾空，把伊万·库斯托夫“临时”转移到另一间隔离室，这间隔离室就在所有莫斯科人再熟悉不过的那幢漂亮的黄色大楼的院子里，它的地址是：彼得罗夫卡38号。

在转移伊万·库斯托夫时随行的文件“搞乱了”，维尔丁一时找不到被他监护的那个人。中校的处境也不算很轻松。当然，反间谍机关要找到一个关押在莫斯科某个临时隔离室的人，不过是几分钟的事，只消按一下按钮就行了。麻烦在于该按的是官方的按钮。可是，反间谍机关一支特工分队的中校队长跟一个扒手有什么相干呢？这个麻烦也比较容易解决，但也得花时问。

维尔丁给民警局管伊万扒窃案件的侦查员挂了电话。中校跟这个为日常琐事忙得焦头烂额的中尉并未见过面，只在电话里交谈过两次。侦查员自然不知道来电话的人的军衔和职务，还以为跟他通话的是个记者。听他问及从一个囚室转到另一个囚室、“报社”没法找到的那个扒手，民警顿时火了：

“您怎么啦，闲得无聊吗？总统生了病，最高当局内部正斗得你死我活。杀人犯几乎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我的保险柜一直开着，重大案件的案卷就摆在桌上。可是您却关心一个扒手。这个案子的受害人没有好好讯问过，我已经找不到他了。您那位伊万·库斯托夫不应该转到另一间囚室，而应该干脆撵走……”

要是维尔丁能以正式身份跟他交谈，民警侦查员准会扔下所有重大案件，没日没夜地去忙伊万·库斯托夫的事。可是中校不等他怒气冲冲地把这一大篇话讲完就放下听筒。反正过一两天伊万就能找到，眼下奥加尔科夫上校突然去了外地，应该火速解决铁木尔·扬季耶夫的问题。

维尔丁已经拿起电话听筒，突然记起跟那位身居高位的大人物的谈话，那人曾提及有一帮职业打手，一帮只要一发信号便立即出动的杀手……这样的人当然是有的，可是他们根本不归维尔丁统辖。中校本人手下没有作战力量，可是又随时需要这样一支力量。他想到了图林和给他布置的任务：跟有战斗能力的盗匪团伙建立联系。说实在的，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维尔丁才让别人招募的探子归队。这个人是他已故的上司、平庸老朽的福金上校招募的。图林当时未能完成任务，但他没有出卖任何人，表现得不卑不亢。从他的报告看来，他已经跟亚姆希科夫那帮人建立了联系。应当对这种联系进行核实，让它发挥作用，再说图林也闲得太久了，从他身上实际上没有得到回报。

中校很走运，很快就找到了图林。维尔丁觉得这位前空降兵和未能成功的杀手对他打来电话感到高兴，不过说话仍然是寻常那种派头：“你最好滚远一点儿。”

“格奥尔吉，你没有忘记雅科夫吧？”维尔丁问道。

“前几天见过，他对我还不很放心，但已经有点意思了。”

“跟他见个面，告诉他，需要两辆车，连人带车。听听他有什么要求，再跟他说得商量商量。但我们肯定要，不过人员你亲自核查一下。”

“行，”图林淡淡地答道。“可是我不参与，年龄大了，不搞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了。”

“你跟他谈谈，细节咱们再商量，”维尔丁说道。“一个晚上够了吗？”

“要是能见到，那就够了。”

“明天九点，”维尔丁挂断电话，又拨了另一个号码。

乌特金中校虽然已经接到电话，得到正式通知，说是赦免判处死刑的扬季耶夫的请求已被驳回，死刑犯人今天将被带走，但当囚车开来、担任押送队长的内务部队军官出示正式公文时，中校仍然禁不住感到恐惧。

判决不在监狱里执行。人犯由囚车提取，押送人员不是警方的，而是内务部队。判了刑的犯人被带走，往后再没有人见到他了。

乌特金手里拿着那张结实发亮的纸，用吓得一片模糊的眼睛看着它，只认出了总统的签名，看出墨水是黑的，便默默点了点头。

“提犯人时您到场吗？”英姿勃勃的上尉问话的语气是那样平静淡漠，仿佛这是往带篷汽车上装运牲口。

“这有必要吗？”乌特金勉强抑制住打嗝儿，问道。

“只是个形式，中校同志，实际上您下个命令就行了，我们已经习惯，干得了。”

乌特金把值班员叫来，作了必要的指示。值班军官敬了个礼，鄙夷地看了中校一眼，随内务部队军官一起走出办公室。

乌特金试图把收到的公文看完，但他只看清了总统的签名。他把公文登了记收起来，在扬季耶夫的姓名下面歪歪扭扭地写了“除名”两个字，然后把一叠公文放进保险柜。

中校试图听见厚厚的墙外嘈杂的人声或是汽车开走的声音，但监狱像往常一样保持沉默。

“完啦，一个活人，就这样没有啦。”乌特金中校心想，随即开始翻阅放在桌上的《论据与事实》报。

图林到他跟亚姆希科夫—利亚列克初次见面的那家餐馆去过两次，这位前空降兵跟团伙头目曾经同坐一席，但什么正事儿都没有谈过。餐馆的服务员对图林已经熟悉，对他很尊重，因为他饮酒适量，付账毫厘不差。老板身边的亲信对这个沉默寡言的新顾客并不嫉妒，他不跟他们交好，保持一定距离，对他们尊重而不谄媚。有一次队长点头指了指坐在稍远处的图林，对利亚列克说：

“我挺欣赏这人，独来独往，眼下这种人很少见了。可是他来这里根本没事可干，对女人没兴趣，跟伙计们也不交往。我敢打赌，他是从上头来的。”

“我管他干什么？”利亚列克答道。“刑侦局也好，联邦安全委员会也好，都跟我不相干，我是个小小的商人，按时纳税。不过他未必是警方的，果真是的话会有人事先通知我，那情况早就清楚了。”

利亚列克表面上无动于衷，心里却禁不住感到好奇。这家伙显然有些来历，住哪儿，干什么——都不知道，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任何具体情况都摸不清。可是不知为什么不时上这儿来一下。

图林进餐时总是独自一人，从来没有朋友或女人跟他在一起，对瓦里娅他已失去兴趣。

有一天利亚列克来到餐馆，看见图林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坐在角落的一张小桌边，便吩咐随行人员，说他马上过来，随后来到图林身边坐下。

图林欠身起来点了点头，倒了一杯伏特加，把正宗的鲱鱼移到他面前，彬彬有礼地问道：

“近来好吗，雅科夫·谢苗诺维奇？”

“马马虎虎。”利亚列克点了点头，把酒喝下去，吃了点菜，问道：“你来这个酒馆有什么事？”

“这儿只有一件事。”图林切了一块肉，笑了一笑。“看来你这儿掌勺的厨师一辈子也学不会炒菜。我得上厨房去一趟，给你做点煎牛排。”

“你挺会关心人，”利亚列克笑了一笑。“我好像问了你一个问题。”

“我有什么事？”图林说道。“我想要你仔细瞧瞧我，对我看习惯。眼下我还没有拿定主意，说不定有事求你。”

“什么事，能说说吗？钱我不会给，你没有任何担保。”

“我的头曾经有一次受过重伤，但脑髓还没有完全打出来。”图林把两个酒杯斟满，说道。“钱我有，我也许想求你借几个人。这跟你的事没关系。”

“你以为我会不问情由借给你？”利亚列克粗野地咧着嘴笑道。“也许你是想搞一次宫廷政变？”

“别拿我当傻瓜，雅科夫·谢苗诺维奇。我不是将军，出身也不一样。我要是需要几个人，也只用一次。”

“好啦，”利亚列克不打算再喝，站起身来。“这种劳务是可以的，不过收费很高。”

谈话到此结束。此前图林在洗碗碟的女工中找了一个人，不算探子，但也能提供一些情况。有一次他帮一个轻佻的姑娘摆脱了三个死乞白赖的“追求者”的纠缠，随后把她送到地铁。姑娘爱上了这位“骑士”，表示愿意以身相许，他断然拒绝，但留了个话，说是也许会给她打电话，她们厨房里有一台电话。

当维尔丁嘱咐图林跟利亚列克再次见面，商定借两辆车、六名打手后，图林给自己的崇拜者打了个电话，请她一见利亚列克前来进餐就立即通知他。他事先已经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那姑娘。

这一天来临了。图林来到酒馆，看了一眼利亚列克跟几个人进餐的桌子，看见六个人总共只有两瓶伏特加，便在角落里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服务员送菜单来时图林对她说：

“请转告雅可夫·谢苗诺维奇，说我恭恭敬敬问候他，等他有空了请他过来一会儿。”

服务员惊恐地朝那边看了一眼，但还是照他的要求做了。利亚列克听那姑娘把话讲完，对图林却看也没看一眼。图林明白匪徒是在有意摆架子，便作好准备等他来。等图林喝第四杯咖啡时，利亚列克走过来，重重地在椅子上坐下，厉声说道：

“谁要找我说话，他总是自己过来，而不是像唤小孩一样叫我。”

“请原谅，雅科夫·谢苗诺维奇，你说得一点不错。可是你那桌上有一伙人，而我的话只能在咱们两人之间说。”

“这么说我被你缠上了！好吧，一五一十说吧。”

化名伊万·库斯托夫被关押的杀人犯两天以后被人从彼得罗夫卡送回他熟悉的那间临时隔离室，他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地。突如其来的“出差”，去的是最危险的地方，紧靠莫斯科刑侦局，这可把伊万吓坏了。他断定维尔丁已经失去控制权，他这个杀人犯已经落入古罗夫手中。结果是一场虚惊，住惯了的囚室又亲切地迎接他归来。同囚室的三个人中只剩下两个，但这种事司空见惯，人以群分嘛。一些人上了法庭，然后去了押送站，另一些人则干脆被放了出去。

囚室里散发着一股化学药品的气味。伊万听人解释说，水管根本没有漏水，是医官（监狱里的人是这么称呼医生的）发现了一些杆菌，不知是不是结核病菌，说不定是霍乱病菌，因此进行了消毒。

“我要给联合国写信控告！”一个绰号“狗鱼”的犯人叫道。“别说是重病，两天时间连臭虫都没法清除干净！”

开门的钥匙咔嗒一响，一个嘶哑的嗓音不满地说道：

“伊万·库斯托夫，出去吧。又是侦查员要你去，看样子他没法肯定你是用哪只手偷走了那个笨蛋的钱包。”

囚室里几个人哈哈大笑，伊万则习惯地把手背在背后，对两个难友递了个眼色，说道：

“没罪的人是很难关住的，所以他们才感到烦恼。”说着走出囚室。

押送的还是那几个人，没有给他戴手铐。当囚犯坐进民警的越野小汽车时，满睑粉刺的年轻中士像往常一样，用脚踹了一下他的屁股。

他们走的还是那条路，警卫人员神色漠然，谁也没有留意他们的车从院子里出来时，一辆饱经风雨的灰色“莫斯科人”车也随后开动。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对自己这辆老爷车了如指掌，不用第二次挂档就把离合器踏板一踩到底。坐在后排的聂斯捷伦科和克里亚奇科对车身有时产生的震颤看得很开。

“夏伯阳，你主要注意别让车子无意中抛锚，”斯坦尼斯拉夫说。

“别担心，这车虽然有些怪脾气，但它不会胡来，”斯维特洛夫答道。

古罗夫驾驶“雷诺”车跟在后面，间隔很大一段距离。高速车只消几秒钟便能赶上民警的越野小汽车。

两天前古罗夫再次去了奥加尔科夫上校的领地，跟铁木尔·扬季耶夫见了面，后者一看照片就满有把握地认出了伊万。这种辨认对检察院和法院来说毫无价值，但它使古罗夫感到振奋，这证明他已经走上坦途。

古罗夫不知道他们把杀人犯送到哪里去，当警车停在区民警管理局的砖房门口时，他感到十分意外。

伊万被带出汽车。克里亚奇科明白他不宜在区管理局露面，古罗夫则更加不行，因为有可能碰见熟人，便派聂斯捷论科进大楼去。楼房是民警机关，犯人由警卫押送，因此退休上校并不特别匆忙。五分钟以后他在管理局走廊上碰到了押送伊万的两个军士时，被抓的人没有跟他们在一起。聂斯捷伦科熟悉民警的工作习惯，拦住两个军士，用上司的腔调问道：

“犯人带到哪个办公室了？”

“哪个办公室？”一个中士耸了耸肩。“我们总是把他交给本地一位中尉。然后他亲自把他带到我们的汽车上来。”

他们很快查清楼房还有另一个出口，管理局里谁也不认识具有所述特征的那个中尉。他们在后门通道口外面的院子里很快找到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男孩说，他看见有两个叔叔，一个穿民警制服，另一个穿黑色短棉大衣，两人坐上一辆灰色“伏尔加”车开走了，这是刚才的事，根本没过多久。

古罗夫迅速询问了两个吓坏了的军士，查明他们是第三次把伊万带到这里来，犯人每次在侦查员那儿总要呆很久，而中尉也总是亲自送他上汽车。

古罗夫又找到负责犯人伊万·库斯托夫案件的那个年轻侦查员。小伙子开始发火了，说是第一次审讯并跟受害人当面对质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扒手。可是当古罗夫把他带到副局长办公室时，小伙子一下子就泄了气。

行将退休的中校打发走了侦查员，无可奈何地望着古罗夫。

“我全明白，上校先生，”他压低了声音说。“我们这幢破房子被人用作过路的院子，他们提这个囚犯是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不过每次都送回来，兴许今天也会送回来。在这件事情上我根本没有过错。”

“嗯，您有没有过错不由我来决定。”古罗夫一反常态，一时也不知所措。“不过我要提醒您注意，拘留今天期满，可是你们的侦查员连动都没有动弹一下。”

“不错，可是这跟发生的事情没有关系，”中校垂头丧气地答道。“但要是他前两次被送回来，那么今天也会被送回来。”

“这倒未必，”古罗夫说着转身来到几位侦查员身边，跟斯坦尼斯拉夫一起坐进“雷诺”车。

“这种差错真不该出，”斯坦尼斯拉夫一向直爽，此刻也直言不讳地说。“你是头头，是个天才，你想想看。他们对那个车臣人已经处理完毕，再不需要这个俄罗斯刑事犯了。”

“那么他们把伊万送来送去只是因为铁木尔还呆在死囚牢房里么？”

“我不知道！可是我敢肯定：今天是最后一次。伊万再不会回这里了。人家再不需要他了。”

要是因为朋友敢于当面对你讲真话而突然对他表示憎恨的话，那么古罗夫此刻正是怀有这种感情。古罗夫劝自己说，斯坦尼斯拉夫讲出的想法是合理的，他没有错，他们在离终点仅一步之遥时摔了跟头。古罗夫一再说服自己：一个人只要不认输就尚未失败，必须找到一种不寻常的解决办法，但他迄今尚未找到。

餐馆的办公室能容纳十——十二个人，餐桌上相应地也就摆了这么多餐具。可是就座的仅三个人。最里面的一端通常是最尊贵的客人或筵席主持人的座位，此刻坐的却是伊万。他按照时尚没有刮脸，下巴上的短髭蓄了大约一星期，这种短髭在轰动一时的美国电视片和俄国电视制片人列昂尼德·帕尔菲奥诺夫的电视片中那些专横的人物脸上可以见到。杀人凶手身穿白色衬衣，没有系领带，外面罩一件格子上衣。

“主人公”左边是维尔丁中校，穿着他通常穿的西装便眼，右边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胖胖的脸上略带讥讽的笑意，他从桌边稍稍退后一点，跷起二郎腿坐着，膝盖上放着一个记事本，手里玩弄着一支铅笔。

伊万面前放着一盘烤乳猪。杀人凶手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场面，但却像着了迷似的不时看一眼油光闪亮的乳猪背，有时还咽下一点口水。装鱼子酱的高脚盘，蒙着水汽的酒瓶，还有其他菜肴，都是丰盛的筵席上必不可少的，不必细述。

“切吧，伊万，这是对你的勇气的奖赏，”维尔丁说道。

“免费的甜食是没有的，长官。”伊万拿起餐刀，用指头试了试锋刃。“你先跟我说说，这回筵席算在谁的账上。要是我得为它付出我这张皮，那我是不同意的。上一次咱们谈过，说是咱们聚在一起，我把已经过去的事情讲一讲。可是根本没有谈过什么庆功宴。”

“不喜欢乳猪，那就吃点鱼子酱吧，”维尔丁笑了一笑。

“那么审讯完毕，等我醉醺醺地回到简易床板上时，那里已经准备好绞索了吧？”伊万问道。

杀人凶手对维尔丁的打算预言得如此准确，中校不禁吃了一惊。但他顶住了犯人的眼神，而且恼羞成怒，这种恼怒倒使他的答话显得格外可信。

“你来莫斯科时要是身披布袋、脚穿树皮鞋的话，那么你的脚上到今天还会有包脚布的印子。你自己打算等朋友睡熟了把他的裤子偷走，就以为别人也会这样。你当我是个小孩子？我让你喝酒，我就不会编些话让你对付管囚室的人么？等办完事我再给你一瓶酒和两百美元。回去的路上你让民警去买点伏特加，告诉他们这钱是朋友请律师转给你的，侦查员那人不错，好说话。你们喝够了回去，再招待值班员一番。你以为你是被关在伊夫堡①，这种事是头一遭吗？值班警官领你的圣餐，他的副手也喝上一顿，而从他们那里回你们那个狗窝就像在囚室里上马桶一样近。你怎么啦，跟同囚室的人谈过，听说过一些什么吗？你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偶然进来、呆几天就走的公子哥儿。他们心想：这家伙真行，连酒都能弄进来……”

①法国著名古堡，在马赛港南面的海岛上，历史上为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名着《基度山伯爵》中的主人公邓蒂斯曾关押在那里，伊夫堡因此而闻名于世。

维尔丁不作声了，给自己斟了一杯酒，舀了一勺鱼子酱，随后把酒喝下去，吃了起来。

“你不想吃喝，随你的便，我让人给你端茶来。”

拿记事本的小伙子匆匆划拉了几个字，说道：

“伙计，说实在的，这个小小的酒宴是我的主意。我想让你们轻松一下，各人从不同角度描述一下事情的经过，让我能进入角色，有些切身感受。”

“可是我不喝酒，见你妈的鬼！”伊万发火了。他开始相信他能摆脱这件事活下来，惯常的平静消失了，杀人凶手开始发抖。

“最浪荡的淫妇也曾经是纯洁的姑娘，”邻座那一位讲起哲理来。“四十年没喝酒，今天喝一顿不就万事大吉么。”

伊万满心疑虑，心神不安，他知道克格勃人员是不可信的，再说这一切太令人称心如意了，就像是一场儿戏。

“怎么，你这家伙决定代替我去法庭谈谈吗？”伊万镇静下来，用嘲弄的眼神看了那人一眼。“你断定法庭跟教堂一样会宽恕罪过吗？”

“你自己是病人就断定别人全都有病吗？我在法庭受怎么讲就怎么讲，根本就没事儿。首先，我是吸毒的，马上要判五年。主要的是你爆炸公共汽车时我不在莫斯科。要是你想知道的话，我甚至不在俄罗斯。”他从口袋里掏出护照。“你可以看看，出境签证，入境签证，一切都无可挑剔。在赫尔辛基能找到的证人足有一个混合乐队那么多，你那辆公共汽车在莫斯科炸得翻跟头时，我跟那些人正在那里喝伏特加、注射麻醉剂。我在法庭上说了什么呢？”小伙子看了看自己的鼻尖，脸神变得完全痴呆了。“那是我的幻觉。我在电影里见过这种爆炸……我甚至能闻到炸药的气味。”

“行了，亚历山大，随便什么人都会被你弄出精神病来。”维尔丁又给自己斟了一杯。伊万把自己的杯子往前移了一下。

“斟吧，长官。既然全俄罗斯的人都喝伏特加，我想我喝两杯也死不了。”他像喝水似的一饮而尽，又像个内行一样呼出一口气，随即解释说：“我见过人家就是这么喝的，一生中见过很多次，不过就像呆在舞台底下给演员提台词的人一样，自己总没有上过台。”

他们这才开始像常人一样吃喝。酒过三巡，伊万的脸色变得绯红，话音加快，动作也变得无拘无束了。

“你悠着点儿，伊万，”维尔丁说，“否则，你没有喝惯，当心晕晕乎乎的连‘妈妈’都叫不出来了。”

“那有什么稀罕！”伊万把一块烤猪肉皮咬得咯吱作响。“我塞给他背囊的那个车臣人判处枪毙，这件事闹得天翻地覆。可是在车臣杀了多少人，谁也搞不清楚。公共汽车炸翻了，五个人炸飞了，其中有两个小孩。于是所有的人都怒气冲天！可是五条人命算什么，不就等于在格罗兹尼直接袭击一间地下室么！那两个记者不是也被杀了么！他们叫什么？”

“霍洛多夫和利斯季耶夫，”维尔丁说道。

“就是呀！莫斯科人举着十字架和圣像游行，电视机几乎都要炸开了。得了吧！随便什么人都值得去惋惜！只要他在电视上讲讲话、在报纸上写写文章，那他就高人一等不成？我为什么同意干这事儿？我是个吸血鬼么？我不比许多人更差。已经过了好多年了，可是他们还闹不清是谁下令毁灭格罗兹尼！这些人吃得脑满肠肥，信口雌黄，对谁都不放在眼里，对什么都满不在乎。而且一个劲地喋喋不休，说他们在追求什么真理。让他们自己照照镜子，事实真相就会暴露无遗了。老年人领不到糊口的钱，他们自己则损失数十亿的财富，就像硬币从破口袋里漏掉一样，而且谁都不承认自己有罪过！我在莫斯科炸了一辆公共汽车，几乎所有的人都吓得尿裤子！可是同一辆汽车要是在布琼诺夫斯克拆成小块，他们会召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该给谁多分一点儿。”

“我自己根本不会想到搞什么爆炸。而且我有生以来除点燃火柴以外什么都没有点燃过。炸药在哪儿能弄到，我也根本不知道。暗中怂恿我的那些人并不是卫生技术员，他们要什么有什么。他们说，你把这个包儿塞在一个车臣人的脚下，对他说包里有一堆破烂，里面装的是钱，用于神圣的事业，说完你就赶紧溜走。而且叫那车臣小伙子一定要赶紧下车，说那包包自会有人来拿。等汽车一爆炸，我们就抓住那车臣人。可是那人在车臣属于名门望族，法庭里十有八九会判他死刑，这就会引起一场风波。一开始我还不同意，可是后来谈到给美元，我就开始动心了。我心里寻思：杀人的事总在发生，只是方式不同，这些人死得没有一点价值。可是这件事我捞到的油水却很可观。至于良心嘛，我已经说过，房子漏水是从屋顶上漏的。要修房子让他们先盖屋顶，台阶离屋顶远着哪。”

维尔丁不时点头表示赞同，他的搭档则装出记笔记的样子。

“亚历山大，都听清楚了吗？”维尔丁问道。

“是的，好像都清楚了。”小伙子收起铅笔，把记事本装进口袋。“我去那儿给他们发表这么一篇演说，他们听了准会发抖。我是不是再补充两句，说某某人在竞选时许过什么愿，今天我们又得到什么呢？”

“这好像不合适吧？”维尔丁表示怀疑，说道。

“说吧，说吧，”伊万擦了擦油腻腻的嘴唇。“你这伙计神态失常，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让人家多听听也不妨事。”

“伊万，你也喝得差不多了，还得换换衣服。”维尔丁说。

“唔，全身臭气熏天，真叫人恶心！”伊万站起身来。“你们什么时候把我从牢里弄出来？我被人转到彼得罗夫卡的囚室时已经跟我这年轻的生命完全诀别了。”

“诀别得太早了，”维尔丁微微一笑。“你还要活很久很久。”他口里说着，心里却在想，摄像要是顺利的话，这家伙连傍晚都活不到。“你先到业务办公室去等着，我找人谈一谈，摸清外面的形势，说不定你不用再回囚室了，我跟你把账结一结。”

维尔丁想亲眼看一看真上的恐怖分子在电视上露面的情景，再给老板打个电话，然后再彻底解决伊万的问题。

古罗夫请聂斯捷伦科也坐到“雷诺”车里，全组人聚在一起，剩下的事是要决定具体该怎么办。决定应该由古罗夫来作，可是他不知该怎么作。聂斯捷伦科手上揉着一张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小报，报纸头版上用黑体字印着一段醒目的题词：“政府在车臣进行和平谈判，同时却在莫斯科枪毙一个未能证实有罪的车臣人。”退休侦查员不想让上校看到这张讨厌的小报，但古罗夫已经看过了，而且在进行分析判断时也考虑了这张小报的用意。

他身边的几个人都是同事和战友，他们一心想帮自己的头头一把，可是他们在场却无意中使得他心情更加沉重。不管他们是否这样想，他们的沉默却让他明显地感到他们在期待着有个结果。

古罗夫此时却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合时宜的想象：他仿佛觉得自己像个魔术师，手拿一顶空长筒礼帽站在舞台上。公众在等待，他们相信魔术大师马上就会从礼帽里掏出一只活蹦乱跳的鸽子。只有他古罗夫上校知道：礼帽里面空空如也。

天生的才干和数十年练就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使古罗夫振作起来，他注视着聂斯捷伦科，说道：

“好吧，伙计，眼下一切取决于咱们两个了。从各方面来判断，今天是最后一天。假如是这样，那么昨天维尔丁完成了某种为今天彻底作好准备的行动。而昨天对这个败类进行监视的是退休上校兼现役侦探华连廷·聂斯捷伦科。你讲讲昨天维尔丁到过哪些地方，干了些什么事，我听听，咱们一块儿想一想。”

聂斯捷伦科机械地把报纸揉成一团，塞进口袋，又看了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一眼，似乎是在向他求援。斯坦尼斯拉夫没有像惯常那样做出可笑的神情，而是紧握双拳，脸绷得青筋鼓了起来。

“大伙儿知道，我只能坐在车里监视目标，有时不得不‘丢失’目标，这种间断一共有……”聂斯捷伦科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瞥了一眼便收起来不再看它，继续说道：“三次。在卢比扬广场我让他溜走了十二分钟，他绕过广场时走内侧，在左边，我走外侧，在右边，他的车驶往花园街方向，在那儿向右拐，我猜到了，更准确地说是他车上的‘小甲虫’①帮了我的忙，我再见到他时已经到了库尔斯克车站。”

①俄罗斯警方隐语，指监听器。

聂斯捷伦科又讲了目标两次离开观察视线的情况，勾画出他在莫斯科市内的整个路线，指明他在哪些地方停车、下车以及离开了多长时问。维尔丁去过前国家计委大楼，他自己的办事处，列宁格勒市场，别戈瓦正街的一家咖啡馆或小餐馆，还有两家商店，一家在特维尔街，另一家在波利扬卡。从商店出来时手里拿着纸包。从他自己的办事处出来时拿着一个黑皮包。十九点零八分维尔丁回到家里，二十点聂斯捷伦科把监视任务交给斯坦尼斯拉夫。

克里亚奇科点点头表示同意，说道：

“八点以前他没有出来，随后公家的‘伏尔加’车开来，把他送到办事处，我在那里把维尔丁交给了库拉根手下的伙计。”

古罗夫给库拉根挂了电话，也不问好，径直问道：

“我亲爱的现在在哪儿？”

“在吃午饭，”反间谍官员答道。

“具体在什么地方？”

“待会儿你再来电话，让我查清楚。”

“我们具体在找什么，斯坦尼斯拉夫？”古罗夫放下听筒，问道。

“我什么都不找，我在等你从怀里掏出那只兔子来。”克里亚奇科把脸转向一边。

“斯坦尼斯拉夫，我跟你甚至想的都一样！”古罗夫突然兴高采烈，心里不知怎么产生出必然成功的坚强信心。他用完全不合乎他本性的语言总结了一句：

“就算我不得好死，可是我们马上要狠狠揍他们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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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古罗夫身上仿佛正在释放出能量。斯坦尼斯拉夫不再望着窗外，他转过脸来满有把握地说：

“摄像机！这不是鎯头，不是用来钉钉子，而是用来摄像。维尔丁没有什么可摄，他不是间谍……他只能是给囚犯摄像。干吗要这样，这是另一个问题……昨天他是在找个地方摄像。”

古罗夫对朋友竖起大拇指。

“去别戈瓦亚街，咖啡馆或是私人小餐馆。”

古罗夫朝斯维特洛夫挥了挥手，随即开动了汽车。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古罗夫拿起听筒。

“是巴维尔吗？你想不想让我猜一猜我亲爱的在哪儿吃午饭？打哪儿知道的？我在窃听你的电话！开开玩笑嘛！马上派几个侦缉人员带着武器去那儿。”

维尔丁坐在咖啡馆经理室里，再一次观看录下伊万·库斯托夫狂热独白的录像带。

不论是维尔丁还是拿着记事本和铅笔的那个搭档都没有摄入镜头。伊万则很上相，在屏幕上看上去像个美国西部片的主人公，举止无拘无束，说话精力充沛，时疾时徐，再加上面部表情，更增加了讲话的效果。

餐桌上的乳猪仿佛是天才的导演亲手摆在讲演者的面前，烤熟的乳猪背上油汪汪地闪闪发亮。

维尔丁对摄像效果非常满意，这种效果甚至超过了大胆的期望。

“干得漂亮，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你这人挺有头脑，”他夸奖自己，而且讲出声来，同时啪地一声退出录像带，小心地放进盒子，随后放进皮包。

中校不知道，正是因为两次看了录像，他失去了宝贵的时间，使自己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困境。他得意洋洋地拿起电话听筒，拨了号码，接通后只说了三个字：

“干下去！”

“雷诺”车飞速驶入别戈区亚街。聂斯捷伦科从座位上欠起身来，用紧张得嘶哑的声音说：

“停车！”

几个侦查员跳下汽车，斯坦尼斯拉夫小声说：

“就是那辆灰色‘伏尔加’，方向盘后面坐着个丑八怪。”

“停！”古罗夫把车停住，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随后不慌不忙掏出香烟，开始点火。“我们到了地方，但不光是我们，斯坦尼斯拉夫，睁开眼睛瞧瞧。”

咖啡馆对面停着一辆灰色“伏尔加”。“雷诺”车停在离“伏尔加”大约二十米的地方，可是此时就在街的这一边稍远的地方停下了一辆“切罗克”牌吉普和一辆9型“日古力”。车里面是些什么人，看不清楚。但两辆车飞速驶来，又突然停住不动，两个模样干练的司机从车上下来，掀开发动机盖，可是车子里面的人一个也没有出来，这个事实说明古罗夫和他手下两名侦查员的事情有些棘手。

“很高兴他们没有小看我们，”斯坦尼斯拉夫的幽默和乐观真是无穷无尽。

“可是他们每一分钟都会靠近我们，”古罗夫说道。

“一分钟里自动步枪不止撂倒三个，而是多得多，”斯坦尼斯拉夫答道。

古罗夫不知道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侦缉人员未能出动，库拉根上校被一个大人物召去了，他试图说明他有刻不容缓的事要办，可是徒劳无益……

“莫斯科人”车停在“雷诺”车旁边，可是斯维特洛夫没有武器，而他的车在目前情况下只能充当把敌人引开的靶子。

“这么多过路人，他妈的……好像有意赶到一块儿似的，”聂斯捷伦科骂了一句。

“行了。咱们讲好，咱们得活下来。”古罗夫深深吸了一大口烟。“等伊万一出门就朝‘伏尔加’轮胎开火。我跟斯坦尼斯拉夫抓住伊万，华连廷，你沿着房屋跑，照他们的汽车轮胎射击。我带上伊万乘‘雷诺’车离开这里，你们设法掩护我们。跟夏伯阳一起尽量从后面咬住他们，把他们引开。巴维尔到底在哪儿呢，他妈的……”

咖啡馆的门开了，“中尉”和伊万走了出来。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向他们扑过去，聂斯捷伦科开枪射击了“伏尔加”的前轮，随后沿着房屋跑去。

街上一刹那间寂静无声，随即有人大声喊叫起来，汽车也响起喇叭，两辆“日古力”车紧紧连在一起，堵塞了交通。

古罗夫并未拔出“瓦尔特”手枪，直接从口袋里开枪打穿了“中尉”的一条腿。喝得醉醺醺的伊万毫无准备，停住脚步，脸上还在微笑；克里亚奇科用手枪柄照着他的颈部就是一下，却尽力不让他失去知觉，否则得用双手把他抱起来。古罗夫咔嚓一声给杀人犯带上手铐，将他一把推进“雷诺”车，自己坐下来握住方向盘，在横七坚八的汽车阵里掉转车头，朝相反方向驶去。

最初几秒钟的拼杀中进攻的一方取得了胜利，但短暂的震惊已经过去，吉普车鸣着喇叭开动起来横在路上。别戈瓦亚街上平常总是挤满了货车，此刻却像故意作对似的一辆也没有；小汽车则害怕大功率的尾追车，停下来试图避免跟吉普车相碰。吉普车撞上一辆“日古力”，把它掀到人行道上，它自己则转过车头拼命追赶“雷诺”。

在开阔的线路上吉普车无法赶上“雷诺”，但在挤满车辆的街道上，吉普车虽然车身宽大，却占了优势。小汽车急速避开这辆大功率汽车，让出道路，而与此同时，轻巧精致的“雷诺”车则竭力在密集的车流中左躲右闪。

斯维特洛夫的“莫斯科人”绝望地陷进了堵塞的车流中，司机们都焦急地按着喇叭，汽车检查站检查员枉然地吹着哨子。

克里亚奇科跟聂斯捷伦科并排坐在“莫斯科人”的后座上，他笨手笨脚地给聂斯捷伦科包扎手臂，口里像念咒语似地一再说道：

“他能脱身！我知道他能脱身！哪儿来的匪徒呢？这不是警方的人呀，华连廷！”

聂斯捷伦科咬紧牙关，口里在骂娘，没有回答这种愚蠢的问话。

“是图林！”克里亚奇科用牙齿咬着撕开衣袖，终于使聂斯捷伦科手臂上的伤口露出来。“子弹穿透了！算你走运，伙计！”他开始动手做止血带，以便在伤口上方扎紧手臂，把血止住。

“是图林！狗东西！我从来都不相信他！我真笨！早就该向古罗夫证明这一点！”

“斯坦尼斯拉夫，你懂的还太少，没法向古罗夫证明这一点。”正在掌握方向盘的斯维特洛夫突然开口说。“我不知道谁把打手召到这儿来，但这不是图林想出的主意。”他打开工具柜，取出一瓶白兰地递给聂斯捷伦科。“好好喝一口，一年四季都有好处。”

古罗夫从后视镜里看见吉普车正在无可挽回地逐渐靠近，一扇窗子已经放下来，自动步枪的枪口闪了一下。密探想蒙哄一下追击者，把车开到左边一列，仿佛是打算从列宁格勒公路下面的地道溜走，但马上又回到右边，这时前方已有五十米左右的开阔空问。他跟追击的车拉开了距离，但为时不久，前面一辆带挂的卡车正在转弯。吉普车干脆撞翻一辆小汽车，回到右列，猛地一冲，紧追着古罗夫朝列宁格勒公路驰去。

列宁格勒公路的这一段通常停着汽车检查局的一辆汽车，有时是两辆，但那是碰上有人超速的时候。此刻古罗夫正准备严重违章，横穿公路，驶向对面，这里却没有民警的车辆，仅仅在对面孤零零地站着一位检查员。他什么都不会明白，也来不及弄明白，说不定还会被自动步枪撂倒。

汽车后座上，伊万先是躲在角落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汽车是陌生的汽车，开车的人是个外人，举止果断。他本来已经感觉到自由的气息，看来自由已经换成了手铐。古罗夫是个充满活力的人，一把抓住伊万时来不及多想，把他的双手铐在前面。伊万看着手铐。又看看陌生人的头，那人显然是想甩掉什么人自己溜掉。开车的是个敌人，这一点不言自明。伊万从角落里爬起来，估量了一下，举起手铐向古罗夫砸去。他没有考虑到开车的人不断看着后视镜，对伊万的花招看得清清楚楚，轻巧地避开了这一击。

“他们不是追我，是在追你！”古罗夫说。“他们要你的命，伊万。”

古罗夫避开左边蜂拥而来的车流，开始横穿公路，这时站在前面的汽车检查局检查员正好处在违章者的对面，他拼命吹着哨子，挥舞带条纹的指挥棒。

“你最好躲起来，伙计，”古罗夫嘟囔了一句，只见吉普车正尾随在后面，飞速驶上开阔场地。

就在他盘算怎样应付吉普车和汽车检查员时，后视镜里已见不到伊万的踪影，原来伊万已经灵巧地用手铐链子套住古罗夫的喉咙。救了密探一命的是司机座位上的长圆形靠枕，他的头没有向后卡住，也没有失去知觉，右手随意向后一挥，击中了坐在后面的伊万，随即从松开的金属绞索下挣脱出来。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但他的脚已经离开油门踏板，使匪徒得以追上来紧跟在车后。他使劲一踩车刹，汽车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声。吉普车从旁边飞驰而过，车窗里自动步枪射出一梭子子弹。古罗夫纵身跳到柏油路上，抓住汽车检查员的指挥棒，把他使劲拉过来，叫了一声：

“到车子后面去，老总！躺下！”

中士滑了一跤，跌倒在地上，保住了一条命。吉普车里射出长长的一梭子子弹，但射得笨手笨脚，远处的林荫道上传来一个妇女的尖叫声。跟自动步枪的射击声和妇女的叫声同时，也响起了凄厉的报警声。一辆亮黄色警车从白俄罗斯车站方向开过来，古罗夫上校一生中从未像此时此刻那样，对民警爱得如此热切。

吉普车朝索科尔尼基方向疾驰而去。警车停了下来，里面跳下两名特警队员和一名民警军士。古罗夫知道分寸，把自己的“瓦尔特”枪放在“雷诺”车的行李箱盖上，举起手来。他很想朝汽车里面看一眼，看看伊万是否仍在原地，是否平安无事。

“把手放下，拿出证件来，”刚刚到来的军士说。

看他的举止言谈，古罗夫一下子就明白了他问的是个军官。古罗夫递过自己的证件，不慌不忙地拿起“瓦尔特”枪，用手帕仔细擦了一擦。密探知道，这种情况下主要的是要保持平静，避免激烈的举动。

“莫斯科人”汽车开到跟前，克里亚奇科从车上跳下来，猛地拉开“雷诺”车的车门，把头探进去，但随即跳到一旁。

“臭气熏天！看样子这家伙吓出屎来了。”

维尔丁听见枪声时正在跟店主告别，他的身边是个二十挂零的小伙子，身材瘦削，其貌不扬，站在那里显得不知所措，摄像工作就是他干的。他一直想跟维尔丁说点什么，但一听见外面的枪声。他就顺手接过公文包，穿过后门溜进院子。维尔丁也不耽搁，拍了拍店主的肩膀，说道：

“我会给你打电话，”说着也从后门溜出去。他很想到大街上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可是维尔丁早已不是穿开档裤的孩子，不会受这种诱惑的支配。他进了后院，又穿过另一个院子，来到一个陌生的胡同，看见一个高个子青年。这人蓄着短发，腋下夹着一个皮包，总之一副典型的年轻商人模样，正在打开一辆铮亮的“宝马”汽车的车门。

“可别有什么激烈举动，年轻人！”维尔丁贴近商人，按住他插在长大衣口袋里的右手。“我是安全部门的军官，我不打算抢劫您。”

楼房那边又传来枪声。

“这是我手下的人。”维尔丁说话时竭力保持平静，但他无法弄清年轻人口袋里是什么，要掏出武器又必须松开商人的手。

那人也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他估量了一下维尔丁的体格，见他比自己矮一个头，体重大约少二十公斤。

“你的部下在进行枪战，可你却想开溜。”年轻人冷笑了一下。“我不想猜测是谁在追赶谁，我也不想惹麻烦，你把证件给我看看我就送你走。”

没过多久维尔丁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电话铃声急促得似乎要爆炸了。

“我听着！”维尔丁一把抓起听筒，喊了一声。

“你早就该听着，乳臭小儿！古罗夫抓走了你的人。我来设法制止他……你他妈的……”接下来是一句举世闻名的俄罗斯人骂娘的话。“别装傻了，给我把图林找来。古罗夫相信他，他能把伊万干掉。我们做出一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那么钱呢？”

“要是我的肩章上有那么多星，我就不去想钱，只考虑心神安宁。”

维尔丁靠在安乐椅背上，良久默然不语，最后说道：

“对这个人不是应该进行斗争，而是必须把他干掉。早该如此。”

玛丽亚从大门内跑出来，停在人行道边的一辆“伏尔加”车的车门已预先打开，女演员在前座上坐了下来。

“你们好，朋友们！你们这是一辆新车……你们二位我也根本不认识。要是我误了试戏，那责任可全在你们……不过导演……”

“伏尔加”开动起来。坐在后座的男人用左手扼住玛丽亚的喉咙，右手把一卷纱布接在她的嘴唇上。

“你哪儿也不用急着去，咱们有的是时问。”

“你最好把她拖到后座上去，”司机说，“你脑子里可别胡思乱想，咱们是军官。”

“妓院的鸨母居然记起她曾经是个黄花闺女，”后座那人把女演员软绵绵的身子夹在腋下，费了好大的劲才拖过来。“看样子很苗条，可实际上不瘦。你说咱们是军官，这话最好别说了，别捅了伤口。我每天晚上借酒消愁，总拿一句话来安慰自己：既然咱们的统治者都这样为非作歹，那么上帝就不会计较我们的罪过。”

“我根本不把统治者放在眼里，”司机答道。“我的爷爷还活着，他名副其实地得过乔治十字勋章。我就怕跟他坐在一张桌上，因为总觉得忐忑不安，仿佛我准备在圣洁的教堂里撒尿似的。”

古罗夫在大门口把车停住，一眼就认出了前面是沙尔瓦的车：美国制造，车身极长，牌子却叫不出来。密探本想一到家就给公爵打电话，奇怪的是，在家门口碰上了格鲁吉亚人反而不想见他。主要的是古罗夫什么都不愿讲、不愿解释，哪怕是赞扬的话他今天都感到厌恶。

他要的是寂静和安宁，他想坐在自己家里的沙发上，抱着玛丽亚，看看关掉声音的电视。

古罗夫想象着沙尔瓦会跟他紧紧拥抱，欣喜若狂，没完没了地表示祝贺，而且免不了请他赴宴。此刻他不想听别人祝酒，不想听那些闹哄哄而又听不懂的谈话。他只需要见一见铁木尔·扬季耶夫的爷爷，见一见他那被阳光和岁月磨得僵硬的面孔，告诉他一切顺利，让他明白俄罗斯人根本就不坏。

他下了汽车，就在这时停在前面的高级轿车车门也打开了，从车里出来的是身材魁梧的公爵。两人面对面走过来，古罗夫伸出手来．但沙尔瓦抱住他的肩膀，说道：

“任何一个勇士都可能遭到失败。你像狮子一样进行了拼搏……”

“沙尔瓦，你的这些言语总有一天会把我淹死，”古罗夫恼怒地打断他的话，随即突然明白：公爵一无所知，还以为他许下的诺言未能兑现，所以试图宽慰他一番。

“行了，公爵！我并没有许下诺言，只说试一试。”古罗夫抬起头来，看见地道里一辆汽车飞驰而来。

密探不喜欢汽车开得太快而又紧挨着人行道。他猛地把公爵的腿一踢，抱着他倒在柏油人行道上。飞驰而过的“尼桑”车车窗微开，但里面不是射出一梭子自动步枪子弹，而是扔出一封信。古罗夫轻捷地跳起来，又扶起沙尔瓦，只见他晃动着大脑袋，两只眼珠傻愣愣地乱转。古罗夫也不开口解释，捡起结实的信封，上面既无地址也无说明。他取出一张有水印的雪白的纸，只见上面写着：“拿我们的人换你的女人，然后咱们各走各的路。”后面附了电话号码。

“你几乎要了我的命。”公爵把自己身上摸了一摸，看看所有的器官是否都在原位。“是什么信？”

“没什么。”古罗夫把信封装进口袋，用手掌摸了摸自己的脸，就像盲人想跟别人结识时一样。“咱们去找扬季耶夫的爷爷，你先上汽车，我马上来。”

他上了自己那层楼，察看了门锁，在整个住宅里走了一圈。玛丽亚是决不会让外人进来的。从各方面判断，她是在街上被抓走的。

古罗夫在沙发上坐下来，按纸条上写的号码拨了电话，接通了对方的应答器：

“现在家里没有人。假如您愿意……”

等应答器讲完，笛声响过以后，他说：

“我收到了你们的信。明白了，我同意。交换的方法十六点再讨论。”

扬季耶夫的爷爷住在一幢别墅里，但那不是像个石棺似的宫殿式楼房，而是有顶楼的普通木房，四周围着歪斜的板条栅栏。栅栏门上面一片合页挂在小柱子上，不知怎么不掉下来。

当沙尔瓦和古罗夫下了汽车，跨过并不存在的门槛时，别墅里活跃起来。两个年轻的车臣人出来迎接客人。古罗夫敢发誓，两个小伙子的自动步枪虽然放在门背后了，但他们身上还有武器。密探纯粹出于职业习惯，无意中看出一个人带着手枪，另一个人则带着手榴弹。古罗夫开口说：

“你们好。主人应该首先问好，尤其是年轻人。”

“客人也不该上门来教训别人，”年纪显然大一点的小伙子答道。“你们来有什么事？”

“我想见穆哈迪·扬季耶夫，”古罗夫说。他很清楚自己的言行一点也不礼貌，但玛丽亚被抓走这个消息对他打击太大，他一直未能恢复常态。

公爵没让古罗夫说下去，自己迅速讲起来，密探虽然既不懂车臣语也不懂任何别的语言，却听出沙尔瓦说话用的是两种，也可能是三种语言。

“我跟族长谈过话，我想找他谈谈，”古罗夫粗暴地打断他们的话。

别墅的大门打开了，门口站着扬季耶夫老爹。古罗夫推开两个慌了神的保镖，走过去鞠了一躬，用呆板冷冰的声音说道：

“我答应过帮帮忙。您的孙子还活着，他的案子将重新开庭审判。”老人炯炯的目光使他迟疑了一下，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语调已经恢复正常，又补了一句：“我确信铁木尔将会宣判无罪。”

接下来是短暂的停顿，随后所有的人七嘴八舌都开口了，唯独老爷子默不作声，但他瘦削的肩膀靠在了门框上。

“你干吗不早说？”沙尔瓦试图抓住古罗夫的肩膀，但古罗夫躲开了他，向门槛那儿跨出一步，抱住老爷子的肩膀，把他搀进屋里，扶他在安乐椅上坐下。

“报纸上说……”

“我们通过自己人打听到……”

随后他们谈话的语言古罗夫已经听不懂了。他在老爷子坐的安乐椅旁边的一张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坐下来，感觉到有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肩上，只是点了点头作为回答。那些人的谈话不时夹杂着几个俄语词语，他听不懂，也没有听见，他心里在想：恐怖分子只好交给人家，铁木尔的无罪辩护就困难了。可是他古罗夫才不管那些车臣娃娃呢，他需要的是玛丽亚。为了她他会不惜任何代价。他喝下一杯气味难闻的烈酒，看见床头柜上的电话机，便拿过来放在自己面前拨了号码。

“我是奥加尔科夫上校，”典狱长回答道。

“我是古罗夫。你好，伊戈尔·谢苗诺维奇，请原谅，可是我需要铁木尔·扬季耶夫接电话。”

“你精神失常了？犯人在囚室里，你管得太多了，列夫·伊凡诺维奇。”

“是太多了，”古罗夫表示同意。“可是假如我少管一点，你又要为一个无辜被枪杀的人感到问心有愧了。我证明了小伙子无罪。”

“证明无罪是检察院和法院的事。”

“我要是不管，你就得在你有生之年向别人证明小伙子是在你出差时被人枪毙的了。你叫他来接电话，他爷爷想跟这娃娃说几句。”

“可是我办不到，他关押在……”

“我才不管他关押在哪儿。伊戈尔·谢苗诺维奇，你是典狱长，什么都能办到。”

“把你的号码告诉我，待会儿我再打电话来，”奥加尔科夫让步了。

“有人看见铁木尔是被押送队带走的，后来又装进了运尸车，”一个保镖小声说道。

“他只是转到了另一栋楼房里，”古罗夫答道，随即靠在暖炕上打起盹来。

古罗夫善于在他一生中最不适于入睡的时刻入睡，这使周围的人异常惊讶。有一次例行体检时他对医生讲到这一点。医生仔细听完他的话，回答道：

“别认为您自己是个大自然之谜，朋友。您只不过体内有一种很好的保险装置，当神经处于极限时，保险装置会切断它的活动。可惜的是这种装置并非人人都有，但这样的人我碰到过。您上教堂去点支蜡烛感谢上帝吧！”

沉重的脚步和大声叫喊使古罗夫醒过来，他睁开眼睛，只见图林站在房间中央，一边讪笑一边甩开抓住他的手的一名年轻保镖。他们的脚边躺着维尔丁。

老人说了句什么话，小伙子放开图林，退到角落里。

“图林，我还以为你不在莫斯科了，”古罗夫说。

“你知不知道我多么恨你？”图林用问话来回答他。“可是我更恨这个家伙。”他踹了试图站起来的维尔丁一脚。“居然想让我格奥尔吉·图林当奸细！这些混蛋！”

对图林的争取并不顺利，古罗夫对此有所猜测，直到斯坦尼斯拉夫报告说，格奥尔吉曾经目送副总理的车把乌特金中校送到家里，他这才完全明白。但古罗夫并不害怕跟双重间谍打交道，主要的是这个人所知有限。古罗夫没有把最新消息告诉图林，他知道图林这人已完全迷失方向，无法驾驭。不知为什么，纯粹是直觉吧，古罗夫一直认为格奥尔吉不会对他开枪。这样的机会格奥尔吉曾经有过，但他并未利用，而一个人要是头一次没有开枪，第二次也就不会开枪。古罗夫认为图林只会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此刻他却在这里露面，而且还带来了维尔丁，这完全出乎意外，而密探是不喜欢这种意外的。

“你来干什么？”古罗夫问道。

“来清账，我不喜欢欠账。”图林站在房间中央，两腿张开，右手插在皮茄克口袋里。“我本想让你们一对一！你们自己较量吧！你白白抓了那个女人，你的性命一下子就不值钱了。”他俯身抓住维尔丁的衣领，轻易地让他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背，说道：“这个给你，上校，现在咱们两清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电视摄像带放在桌上。

“你以为我身上沾的臭狗屎还不够么？”古罗夫仍然未能猜透图林的意思。

“你用他换你的女人，”图林的话音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他没有料到古罗夫会作出这样的反应。

古罗夫身子摇晃了一下，只觉得头痛欲裂，眼前直冒金星。他用手指紧紧抓住窗沿，免得倒下去。

完全出乎意料，维尔丁笑了起来。

“上校先生不会杀死一个被俘的军官，”他边笑边说。“因此不可能进行什么交换。”

“小子！”扬季耶夫老爹的嗓音并不低沉，听起来十分清晰。“你过来，跪下来，好好看着我的眼睛。”

两个年轻的保镖一下子就把维尔丁按下来跪在扬季耶夫的安乐椅前面。两个人互相对视了几秒钟。维尔丁把头低下来，老爷子问道：

“你看见什么啦？”

“您会杀人的，”维尔丁勉强说道。

“你并没有好好看。你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会扒在地上舔屎舔尿，但求别人赐你一死。”

古罗夫的视力恢复了，他头一次看见一个人的脸真的会白得像纸一样。

“把他带走，”老爷子说。

两个保镖在维尔丁头上套了一只绳圈，把他带出房问。

“别了，上校，”图林往门口跨了一步。

“等等，格奥尔吉，”古罗夫吃力地挺直身子。“你生活在一个黑白颠倒的环境里。假如你能站稳脚跟、手不沾血，你就来找我。”

图林默默走了出去。扬季耶夫老爷问道：

“他们把你的妻子偷偷抓走了？”他不等回答又继续说：“那是因为你保护了一个车臣人。”

“保护了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古罗夫说。

电话响了起来。古罗夫拿起听筒。

“喂。”

“我是前典狱长，”奥加尔科夫并不快活，却开了个玩笑。“我没有过分打扰你吧？说吧。”

听筒里响起了一个年轻的声音，带有明显的外地腔调。

“上校先生！我的生命是你给的！”

“要好好珍惜，铁木尔，这生命还有用。”古罗夫把话筒递给老爷子。

车臣老人说话从容而平静。他们谈的时间不长，但古罗夫却已想到，他永远也不会理解车臣人，即使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老人把听筒还给古罗夫。

“你的案子会重新开庭，铁木尔。我会设法让法院快点开庭。再见。”他不等回答就放下听筒，转身对老爷子说：“请吩咐把人带来……”

他没有说带谁，但老人点了点头，拿起手杖敲了敲墙。

维尔丁马上被带上来。

“给他松绑，”古罗夫说。保镖给中校松了绑，密探继续说：“打个电话，吩咐人把玛丽亚送回家。”

眼前发生的事一件接一件，沙尔瓦一直呆在一旁默然不语。此刻他把手搭在古罗夫肩上，说道：

“请让我多少做一点事，亲爱的。让这个畜生说一说去哪儿，我去接玛丽亚，把她送回家，再打电话到这儿来。”

维尔丁用手掩住听筒，赶紧说道：

“交换应当同时进行。”

“不行，公爵去接玛丽亚，打电话来我再放你，”古罗夫答道。

“那我靠什么担保？”

“靠我一句话。”古罗夫从维尔丁手里拿过听筒。“马上有人来把女人带走。你重申一次，”说着把听筒还给中校。

维尔丁又被关了起来。公爵拿到地址，驱车走了。

“先生，可以问个问题吗？”一个保镖问道。

“不行！”古罗夫把两只小银杯斟满，跟老爷子碰了碰杯。“祝您长寿！”他把火辣辣的酒喝下去，看了那年轻保镖一眼。“你的问题我一个也无法回答。要等许多年以后你我才能彼此交谈。而且不是你我，而是我们的后代。他们会更加聪明。”

玛丽亚在洗淋浴，古罗夫懒懒地躺在沙发上打电话：

“一切都结束了，斯坦尼斯拉夫，也可以说什么都不曾开始，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们这种无谓的奔忙根本就没有人注意。你给彼得打个电话，告诉他我的事成不了功。”

玛丽亚身着白色缎子长衫从浴室里往卧室去，走到门口停了下来。古罗夫从沙发上起来往浴室走去，这时玛丽亚说：

“你过来一下。”

“马上就来，等我冲个澡，”古罗夫答道。

“不！现在就过来！”

他习惯地耸了耸肩，走到跟前，想拥抱玛丽亚，但她避开了，用手抚摸了一下他的脸。

“你这人挺不幸，古罗夫。我离开你行吗？”

他沉默了一会，回答道：

“你干吗要问呢？门是从里面开的。”

“我要问问……假如我又恢复了力量，我可以再回来吗？”

古罗夫点了点头，转身去洗淋浴。

尾声

法庭的审理持续了三天。被告缺席，因为名叫伊万的那个人已在牢房里上吊自杀。原先已经判刑的铁木尔·扬季耶夫因缺乏犯罪要素而被宣告无罪。

古罗夫、克里亚奇科、聂斯捷伦科和柯托夫走出法院大楼。一群车臣人拥到他们跟前。他们你推我搡，拿不定主意由谁开口，但古罗夫却先开口了：

“不，老乡们，我们不去你们那儿赴宴。不是看不起你们，只不过应该稍微等一等。”

街道那一边，在“日古力”汽车的方向盘后面坐着玛丽亚。她看着古罗夫，然后慢慢开动汽车，渐渐离去。

“你看见了吗？”斯坦尼斯拉夫问道。

“我说得够清楚了，”古罗夫答道，“应该稍微等一等。”

1996年11月4日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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