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全史》

作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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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继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第二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它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战争，也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抗日战争，经历了一个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的过程。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各族各界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赢得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发生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0页。]又指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继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立即开始了新的争夺霸权的斗争。英、法、美、意、日等战胜国，在战争造成的新的格局的基础上，经过激烈斗争，建立了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华盛顿国际关系体系，实现了对全球利益的再分割。

但是，这个新的体系不仅没有解决它们之间的固有矛盾，反而增加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各战胜国之间的新矛盾。这种状况，预示着新的国际冲突的不可避免。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苏联。这一划时代的变化，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统天下，使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随着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德、日、意等国的实力很快得到恢复或加强。它们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成为英、法、美等国的对手，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重新尖锐起来。而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逐渐形成了以英、法、美为一方的“维持现状派”和以德、日、意为另一方的“打破现状派”。这两个集团之间的争夺愈演愈烈。为适应对外扩张争霸的需要，德、日、意开始向法西斯道路迈进。它们既与苏联和被压迫民族、周边弱小国家为敌，也与其他西方大国为敌，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手段改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格局，企图建立由它们主宰的世界新秩序。

日本早在明治中期，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在明治维新以后的70多年内，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有10次是对华侵略。经过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后进的日本不仅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而且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日俄战争后，日本已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以武力夺取世界霸权的欲望更加强烈。为了独霸中国，日本利用列强准备和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利用袁世凯称帝的机会，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日本的侵华活动更加猖獗。

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要》。其核心是首先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然后以满蒙为基地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

会后田中给天皇的奏章中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扩张纲领。从而把日本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东方会议后，日本加快了实施新大陆政策的步伐，又两次出兵山东，并相继制造了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特别是1930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后，为了摆脱危机，日本更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侵华战争，妄图首先把中国东北变成它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社会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分别支持各派新老军阀，控制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使中国继续维系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处于连年内战，国弱民穷，科技落后，生产停滞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随着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在法西斯国家准备发动侵略战争，西方列强苦于应付经济危机，苏联忙于国内建设和中国贫弱与进步并存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首先在东方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进攻，迈出了独霸中国、争夺亚洲、称霸世界的第一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二）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既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起点，也是中国人民进行曲折的抗日战争的序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蒋介石国民党却违背全民族的意志，对日本的进攻采取“绝对不抵抗”的方针，集中兵力进行“剿共”的反革命内战，致使日军乘虚而入，继占中国东北之后，又进犯上海，并炮制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任其宰割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处在反“围剿”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但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对日妥协和出卖民族利益，主张武装抗日方面是坚定的。“九·一八”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派出大批干部加强中共满洲省委，开展东北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影响下，东北沦陷区和其他地区人民及部分爱国军队，一反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东北人民武装的抗日游击战争和上海第19路军的抗战，曾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1933年1月，日军又侵犯热河和长城各口及其以南地区。随后，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此时，蒋介石国民党仍继续推行“攘外必须安内”的反动国策，一面在国内集中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第五次“围剿”，扼杀长城抗战，破坏察哈尔抗战，镇压主张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禁止抵制日货运动；一面对日步步退让，先后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

在华北危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列，积极引导和推动部分爱国军队和广大群众，冲破国民党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同时，发表“八一宣言”，作出“十二月决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在全国如火如茶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下，在国民党左派的促进下，在华北事变后英美列强和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于1935年11月五全大会以后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反共内战政策仍未放弃，直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国民党才被迫改弦更张。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接受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意见，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中国全民抗战的发动、坚持和胜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妄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三个月灭亡中国。“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全民族共同抗日局面的实现，标志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开始。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又经过多次谈判，于9月得以正式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和深刻的人民性。中华儿女不分民族、阶层、党派、宗教，也不分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以至海外侨胞，都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汇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到处都燃烧着抗日的烽火。特别是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其规模之广，时间之长，作用之伟大，为古今中外所罕见。

这次全民族抗战不同于第一次中日战争。它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时代进行的；是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反对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由国共两党领导的两支军队，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既有战略配合又独立自主地实施的战争。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和胜利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日战争的特点，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指明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也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略”，指望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单纯和敌人拼消耗，消极地以空间换时间，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求得最后胜利。国共两党采取不同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和效果。

在战略防御阶段，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战役中，顽强抗击，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但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38页。]导致半壁山河迅速沦丧。尽管这佯，国民党正面战场仍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战场。在敌后战场配合下，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分别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对破坏敌战略进攻，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再无力举行战略进攻，中国也需要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于是抗日战争便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国民党当局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将战略重心转向敌后战场，妄图扑灭人民游击战争，达到其巩固占领区的目的。客观上敌后战场就被推上了主战场的位置。敌后战场军民不畏强敌，主动挑起了主战场的重担。而国民党却随着日军战略重点的转移和诱降方针的影响，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1939～1940年，日军在加强敌后战场兵力，重点进攻敌后根据地的同时，对正面战场加紧诱降活动，并通过军事进攻、战略轰炸、封锁沿海等手段，逼迫蒋介石步汪精卫的后尘，使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危机。此时，国民党一面对日军的进攻进行防御作战，一面与日本秘密交涉，并开始制造反共磨擦和反共事变。面对当时的不利形势，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局面。敌后战场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向日军发起百团大战，“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毛泽东选集》（合订—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6页。]

1941～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日本在德、意法西斯横扫西欧北非、闪击苏联暂时得势的刺激下，为了打破中国战场的僵持局面，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此前后，日军为了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并把中国占领区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基地，遂集中2/3到3/4的在华兵力，对敌后战场实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给敌后根据地带来空前的灾难。但是敌后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贯彻“十大政策”[十大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和“敌进我进”方针，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多种多样的游击战，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渡过了难关，巩固了根据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中国战区的建立和美英等国对中国援助的增加，中国战场出现了新的转机。但是国民党未能加以利用，而是继续保存实力，依赖外援，坐待胜利，以便将来用于消灭在艰苦抗战中发展起来的人民革命力量。因此，这段时间国民党除派遣中国远征军赴缅直接协同盟军作战外，在正面战场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从1943年起，敌后战场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八路军于同年秋冬在华北敌后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与此同时，中国驻印军也在缅北开始了反攻。

1944年初，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加紧了对轴心国军队的战略反攻。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开始了走向胜利的阶段。此时，正面战场拥有2亿多人口的地区和600多万军队，本应在反攻中有所作为。但由于蒋介石奉行保全实力在先，抗战为次的避战方针，致使正面战场在日本于1944年春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严重失利，只是中国远征军在缅北和滇西的反攻作战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与此同时，敌后战场主动承担了对日举行局部反攻的任务。由于敌后战场反攻的胜利，弥补了正面战场的损失，并在整体上使在华日军的战略态势迅速恶化。进入1945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势如破竹。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和中国战场面临最后崩溃。中国敌后战场军民乘势进一步扩大局部反攻，取得了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的重大胜利。国民党正面战场也进行了有限的局部反攻，同时，中国远征军继续在缅甸境内消灭日军，打通了中印、滇缅公路。这些都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同年5月，希特勒德国战败。7月，中、美、英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上旬，当美国先后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之际，中国敌后战场军民对日伪军展开了全面反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以同盟国的胜利和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

（三）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它不论在中国近代史还是在世界近代史上，都是极其重大的事件。它的胜利，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抗日战争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性的联盟战争，参战的同盟国的各个成员国都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作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和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的主要国家，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第一个举起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义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长达14年之久，从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也8年有余。

1939年欧战爆发以前，英美等国不仅没有承担反法西斯的责任，反而纵容法西斯国家，造成对中国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独立承担世界反法西斯的重任达数年之久。经过艰苦抗战，粉碎了日军企图在短期内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争霸亚太地区的战略基地的侵略计划，使其陷入“中国泥潭”，延缓了整个法西斯勾结起来扩大侵略的进程，为主要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对粉碎远东慕尼黑阴谋，动员和鼓舞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壮大，都起了重要作用。欧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欧、亚、非大批国家沦亡的情况下，中国始终与苏、美、英等盟国一道屹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线，把日本陆军主力死死地“钉”在中国战场上。对保证美、英、苏实施“先欧后亚”方针，避免两线作战，聚歼德国法西斯，对支援盟军太平洋战场反日作战，对阻止德、日法西斯会师中东，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战场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要战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抗击着日本陆军总兵力的80％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仍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抗击着半数以上日本陆军。据日方统计，日军在战争中共死伤195万人。[〔日〕《昭和史事典》，1980年日文版，第212页。）其中中国战场死伤133万人，（〔日〕黑羽清隆：《日中十五年战争》，株式会社教育社，1979年版，第266页。]占伤亡总数的70％。

中国军民在这场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共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军队伤亡380多万人），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参战国伤亡总数的2/5；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折合1000亿美元以上。而美军在对日作战中仅伤亡32万余人，苏军伤亡3.2万余人。当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与同盟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政治形势。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所发展起来的雄厚力量和积累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经验，对战后世界特别是远东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反帝斗志，促进了各国革命和进步力量的增长，有力地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次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和走向胜利具有直接而重大的意义。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受尽凌辱、侵略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饱受帝国主义奴役之苦的中国人民，在历次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中，都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勇斗争精神，但大都失败了。唯有这次抗日战争开创了历史记录，中国人民取得了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显示了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的伟大力量，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这场战争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通过战争大大削弱了中国的反动势力，大大增强了新的革命因素，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新的高度。作为中华民族先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都由几万人发展到120多万人；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是全国抗日的模范，也是全国民主的模范，新中国的雏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所有这些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这次抗日战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学说和人民战争的理论更加成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成为战后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次战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种觉醒的共同内容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和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爱国主义蕴含着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它不仅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精神力量，也是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团结前进的巨大动力。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必将促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日益富强昌盛，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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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短暂的和平时期，实际上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时期。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产物，同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国际格局及其矛盾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及其矛盾冲突

（一）巴黎和会与凡尔赛和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于欧洲，东方的日本与中国也先后参战，卷入战争的国家共达33个。战争结束后，美、英、法等战胜国为处理战败国，并协调战后国际关系，先后召开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然而，这两次会议未能消除战争根源，却埋下了爆发更大战争的种子。

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揭幕，与会有27个战胜国及5个新成立的国家，代表共约1000余人。到1920年8月10日签订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为止，和会历时1年又7个月。会议由英、法、美、意、日等协约国五强国控制，而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首相克里孟梭三巨头是会议的主宰者。

各战胜国依据自身的利益，各有打算。美国参战于1917年4月，参战最晚，损失最小。到战争结束时，虽然海陆军事力量不及英、法，但由于在战争期间向协约国销售军火，获得暴利，成了世界上头号债权国，纽约取代伦敦成了世界金融中心。总统威尔逊在1918年1月8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十四点原则”，主张废除秘密外交，缔结公开和约，实行公海航行自由，撤销经济壁垒，建立国际联盟等，为1918年11月11日贡比涅停战协定及巴黎和会定下了基调。

英国在大战中受到相当的削弱，失去了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成了美国的债务国，但在军事力量上仍处于领先地位，海军力量占有相当优势。

英国力图维持其“日不落帝国”的地位，阻挠法国利用德国的战败而过分扩张，并维护在战争中获取的既得利益。

法国因在战争中遭受损失最大，元气大伤，负债累累。但法国仍然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控制着重要的战略地区。法国决心确立和巩固其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并力图通过勒索巨额赔款、分割领土等手段进一步削弱德国，进而控制中欧及部分东欧和巴尔干地区。

意大利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虽不及英法，但它除了要求得到1915年《伦敦秘密协定》所许诺的利益之外，还要求在巴尔干诸地扩张势力，要求割取阜姆港（今南斯拉夫里耶卡），变亚德里亚海为意大利的内湖，在东地中海建立霸权。

日本也是一个发了战争横财的国家，它乘欧洲混战之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大肆扩张。

1914年10月占领原德属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等，11月抢占中国青岛和胶州湾。

1915年1月18日，迫使中国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力图独霸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的工业生产、黄金储备都大幅度增长。

因此，日本决心保住战争中掠取的既得权益并进一步同英美等国争夺远东霸权。

中国曾参加协约国方面对德奥宣战，也属战胜国。但中国的参战，一开始就受到日本的操纵和控制。中国为参战经费等问题，在权益方面遭受巨大损失。中国政府希望能通过和会修改同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主权。

鉴于上述背景，和会自开始便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协约国五强力图根据各自意志来安排会议，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首先讨论国际联盟的建立，尔后再讨论赔偿等问题；英法两国首脑则首先关注对德国的惩罚、战争赔款及殖民地分割，认为首先建立国联会更加强化美国的地位。因此，在英法两国的强力坚持之下，和会决定首先讨论德国殖民地与土耳其领土的处理问题。而中国山东问题，是关于。“处理德国以外之德国权利及利益”问题中的重要事项，故围绕山东问题，中国代表与日本等列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战。

日本对中国的山东志在必得。日本政府对其代表团规定：“第一、……绝对的使命：即要求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各种权益及财产，并领有原德国占领的赤道以北的南洋群岛”。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发言正式提出，日本作为战胜国，根据同中国的“二十一条”及同英法等国的秘密协定，应该继承在山东的权益。翌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发言，驳斥了日本的说法，指出中国作为主权国和战胜国，依据国际间的基本准则，完全应该收回本国的领土主权。顾维钧强调：“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且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

约章既如是而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65～267页。]中国代表的发言，义正词严。巴黎报界普遍报道：“中国声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致赞扬。”[《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6页。]中国在舆论上取得了胜利，“形势对日本不利。”[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49页。]

4月16日，英、法、美、意、日等五国会议讨论中国山东问题。美国代表在会上提议将山东先交本会暂收，以后再议定交还中国。日本代表牧野坚决反对，要求先由日本接收山东，然后再寻求解决办法。英、法、意三国代表执缄默态度，美国转向妥协。4月22日，在美、英、法三国首脑“三人会议”上，由中国代表列席。美国总统威尔逊说：他“不赞成顾的看法，即与日本订立的条约是不公正的安排。条约的神圣正是大战的主要动力之一，它并非一堆废纸。如果条约与和平赖以存在的原则不符，我们还是不能废除过去的义务。”英国首相说：“英国与日本的订约是在极度需要日本的支持时进行的。……订立条约是严肃的，英国现在不能掉过头来对日本说‘行了，谢谢。当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时，你给予帮助，可是现在我们认为条约很不好，不应该执行。’”[《美国对外关系——巴黎和会1919年》第5卷，第146～148页。]而法国首相克里孟梭随之附和共同压中国妥协，以接受日方观点。

日本代表还向会议表示，如果日本在山东问题受挫，将拒绝在国联问题上签字。建立国联是威尔逊最大的愿望，威尔逊于是提出，如果日本在一切军事权利上让步，而将协议仅仅限制在纯粹的经济问题方面，他就将同意日本的要求。

29日，美、英、法三国会议邀日本代表出席，最后于4月30日议定了凡尔赛条约。其中第156至第158条对中国山东问题规定：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在胶州领土内的德国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均为日本获得，各项有关档案证券及文件，均于3个月内移交给日本。

这样，名为《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竟把对于战胜国领土主权及铁路、矿山等方面权利的分割写入条文，完全剥夺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和战胜国的一切权利。这是巴黎和会的分赃性质以及威尔逊“十四点原则”虚弱性的大暴露。消息一传到中国国内，人民愤怒之极，立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因此，中国代表团亦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决定建立国际联盟，是一个重大国际事件。1919年4月28日会议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并将它列为《凡尔赛条约》的第一部分。1920年1月10日国联正式宣告成立，协约国方面的五强国为常任理事国。国联成立后，实际上操纵在英法手中，美国因其要求未能达到，一度拒绝参加，苏俄也被排斥在外。国联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正义，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根本宗旨，但国联盟约并没有能够确定关于侵略的定义，也未能制定出制裁侵略的办法。国联不过是各帝国主义大国维护其自身利益，推行侵略政策，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

6月28日，各国在凡尔赛宫明镜厅正式签署《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共432条。战败国殖民地随后由国际联盟根据委任统治制度加以处置。

这些殖民地被分为土耳其地区，中非地区，及南非和太平洋岛屿三类，分别由委任统治国实行治理或纳入版图实施统治。德国的欧洲领土被割让1/8，赔偿问题先决定赔200亿金马克，最后决定的数额是1320亿金马克，并要担负占领军的全部费用。德属殖民地的中非多哥和喀麦隆由英法瓜分，东非的坦噶尼喀划归英国，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划归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萨摩亚划归新西兰，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划归日本。列强从德国手中共夺走殖民地总面积295万平方公里。这样激烈争斗的结果，英国维持了海上霸主地位，法国确立了在欧洲大陆上的优势，日本扩张了在中国及南太平洋的势力。从而形成了列强在欧洲、西亚和非洲的“新秩序”即凡尔赛新体系。对战败国处置的各项条约，基本实现了英、法的复仇愿望，但战胜国之间的权益分配并不均衡，中国等被侵略国家的正义要求没有得到伸张。

所以，旧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冲突又在酝酿。正如列宁所说：“靠凡尔赛条约来维系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2页。]

（二）华盛顿会议与九国公约

巴黎和会所确立的凡尔赛体系没有解决远东问题，也没有能解决中国问题。德国势力虽然在远东消失，但日本的扩张却危及列强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日美之间的争夺逐渐加剧。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空忙一场，并未得到多少实惠。因此，它除了在欧洲扶植德国外，又把扩张方向移向亚洲，试图在东方的争夺中得到补偿。1919年8月6日，美国总统威尔逊针对日本有关宣传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关于山东问题的态度，强调巴黎和会由日本归还山东的决议，公开警告了日本。

1921年7月，美国致函英、月、法、意及中国，建议召开会议，讨论远东及裁军问题，得到响应。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正式开幕，除上述邀请国之外，还有荷兰、葡萄牙和比利时，共9国。会议上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美国国务卿查理·伊斯·休斯、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士·贝尔福和日本海相加藤友三郎。

华盛顿会议首先从限制海军军备问题开始谈判，美国以维护“和平”、解除军备重担的响亮口号，要求限制英日的海军势力。会议通过的第一份文件是1921年12月13日所订立的美、英、日、法《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该条约要求互相尊重四国在太平洋的岛屿领有现状。四国条约的订立拆散了原有的英日同盟。会议通过的第二份重要文件是关于海军裁军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的海军主力舰吨位比例为5：5：3：1.75：1.75，其数额美国、英国为50万吨，日本30万吨。这一条约对美国来说是又一个胜利，它使美国取得同英国海军相等的地位，并挫败了日本所要求的对美英比例70％的要求。美英亦对日作出了让步，承诺不在菲律宾、关岛等接近日本地域新建或扩建海军基地。

关于中国问题，这是华盛顿会议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为改善国际地位，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华盛顿会议寄与了莫大希望，派出代表团人数多达130人，而巴黎和会专使团不过35—40人。[《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0页。]11月6日，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向“远东及太平洋委员会”提出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及政治、行政上的独立，声明中国不以本国领土或沿海地方割让或租借他国，中国赞同开放门户，与约各国一律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各国对中国政治上、法权上、行政上之各种限制应从速取消或废止等解决中国问题的十项原则。中国代表提出的赞成开放门户，实行与约各国在中国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适应了美国的需要。美国为削弱英日两国在中国的地位，以“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的口号，反对独占和肢解中国，要求实现在华利益均等，以加强美国对中国的控制。

11月21日，美国代表卢特根据中国代表所提原则，为大会起草了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归纳出“四点原则”：[北京政府外交部编：《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上），第8页。]

（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并解除由改革年久之帝制政府后所生之困难。

（三）尽吾人权力所及，为世界保护各国在中国全境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

（四）不得因中国现在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或优先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完全之举动。”

在会议进行中，1922年1月16日和17日，会议议长、美国国务卿休斯进一步引伸和补充了卢特“四原则”，强调反对划分在华势力范围，承认工商业机会均等。英国在华的势力虽受到了美国的排挤，但是，不让法国在欧洲加强霸权和不允许日本在远东确立统治的默契，使英美两国在远东暂时取得了一致。法荷等国意欲遏制日本的过分扩张，都追随美国。

2月2日至4日会议上，中国代表再度就“二十一条”及山东问题发表声明：“1919年之中日条约及换文，当加以公正之审查而图废弃之。”最后于2月4～6日正式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等3个文件，其中关于山东悬案的规定是：“第一条日本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第二条中、日两国政府关于移交胶州德国旧祖界地之行政权及该地域之公产，并解决其他应行清厘事项，……。第四条日本政府担任于移交胶州德国旧租借地行政权之际，并将移交行政权时所必需及移交后中国治理该租借地及胶州湾周围五十启罗迈当地域所必需之档案、图样、册籍、单契及其他证书或各项签证之副本，现为日本所有者，交付中国政府。第九条日本军队、包括宪兵在内，现驻沿青岛、济南铁路及其支线者，应于中国派有警队或军队接防铁路时，立即撤退。第二十三条日本政府声明并无在胶州德国旧租借地设立日本专管租界或公共租界之意。中国政府亦声明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为商埠，准外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他合法职业。”[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08～211页。]

上述各条，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中国解决山东主权问题的愿望，也达到了列强遏制日本的目的。在九国公约签订后不到3个月，美国于1923年4月宣布废除1917年订立的《蓝辛——石井条约》。但是新条款仍然保持列强在华的经济特权，中国将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为商埠并准外人在该区域自由居住，实际上并未真正解决山东问题。1927年和1928年，日本正是借口保护在华日本人，三次出兵山东，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济南惨案”。在税则问题上，则完全保留了“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掠夺性原则。中国坚决要求的废除“二十一条”问题，也未得到根本解决。日本放弃了有关铁路借款优先权等次要条款，但在东北等地的殖民势力则完全没有受到动摇。

至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就以凡尔赛—华盛顿诸条约的缔结为标志，正式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部分解决了战时尖锐化的国际冲突，使战后国际关系重新得到了调整。但是，两次会议又带来了新的矛盾冲突，整个20年代，各种矛盾都在与日俱增，酝酿着新的世界性大战。

（三）国际裁军会议

华盛顿会议只规定了主力舰比例，未规定巡洋舰及其以下的辅助舰的发展规模。各国海军军备在华盛顿会议之后，有增无减。一些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满的国家，如意、日等国都在竭力发展本国的军事实力，英、美、法等战胜国强国，也在努力加强各自的军事优势，并力图胜过对方，为了限制军备竞赛，1925年12月国联决定成立裁军筹备委员会展开裁军工作，自1927年至1930年，筹备委员会召开大小裁军会议118次，勉强拟定了一个60条的裁军公约草案，并附有各国提出的49项保留意见。

上述裁军活动，并没有能够真正限制各国军备的扩充。日本表面上裁减了部分步兵兵员，却加紧发展摩托、航空，电讯等现代装备，不断改善军备质量，谋求先进武器与技术优势。美国凭借巨大的经济力量，稳步扩充海军力量，使具有200年海上霸主地位的英国深感担忧。1929年10月7日，英国以外相亨德森名义，向美、日、法、意四国发出邀请，在伦敦召开海军裁军会议，得到响应，1930年1月21日会议正式召开。

会议上的分歧与冲突十分激烈，首先是意大利要求同法国平等，而法国坚决反对，英国调解无效，于是法意两国均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剩下英、美、日三国。英同美的要求也差距很大，经过讨价还价，达成英国巡洋舰比美国多1.6万吨。

会议上矛盾最尖锐的还是美国同日本，日本一直将美国看作是争霸太平洋的劲敌，因而力图坚持：“1.水上辅助舰总吨数为美国的7成；2.大型巡洋舰为美国的7成；3.潜水艇保有量为7.8万吨。”[《冈田启介日记》，见《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页。]但美国则要求日对美比例仍如华盛顿条约所规定的主力舰比例6成，双方坚持不下，3月13日美国提出了最后妥协案：日对美总比例为69.75％，大型巡洋舰为60.22％，轻巡洋舰为70％，驱逐舰为70.3％，潜水艇为5.27万吨（与美国相等）。[《现代史资料》7，第44页]日本迫于国内经济危机，于4月1日由内阁会议同意并上奏批准。4月22日，日本代表在伦敦条约上签字。1931年6月31日，由国联邀请全部加盟国，准备在纽约召开陆海空全面裁军会议。但这些裁军会议均未取得任何成效。

总之，二十年代一系列国际裁军活动，并未能真正限制各国军备发展或制止战争。相反，日、意、德等国都从裁军活动中得到掩护，完善了各自的战争准备。特别是日本，以伦敦条约问题为导火索，激化了国内各种矛盾的冲突，法西斯势力飞速膨胀。日本统治阶级为转移矛盾，解决经济政治危机，加快了对外侵略准备的步伐。

二、十月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建立

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经过多年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于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7日）宣告苏维埃政权成立，对于当时还在进行的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国际关系均有着深刻的影响。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和平法令》（11月8日），提出了缔结和约的不割地不赔款原则，与德国于同年12月签订了为期10天的停战协定，随即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了谈判，并缔结了和约。翌年3月，俄共第7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以暂时性妥协和让步，退出战争，使世界上第一个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时机，以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

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制定并推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秘密外交。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和剥削，废除沙皇俄国欠下总数达160亿金卢布的对外借款。同时也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强迫周边弱小国家所订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支持各弱小民族的平等独立要求。1917年12月18日承认芬兰独立。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也取得了独立。12月3日公布《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对外订立的关于强占君士坦丁堡、瓜分土耳其和波斯等方面各种秘密协定。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苏维埃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1923年9月4日发表声明，宣布放弃过去沙皇政府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约定。1924年5月31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苏联政府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根据各种公约、条约、协定等所得之一切特权及特许等。[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23～425页。]

在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页。]

列宁还拟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宣布：“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苏维埃政权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各弱小民族的斗争，例如对土耳其的凯未尔运动的支持，对伊朗人民独立运动的支持等。苏联派出了越飞、鲍罗廷等来华支持中国革命。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支持国共合作，协助创建黄埔军校，派出了军事教官，提供武器装备，为反对旧军阀的革命战争培训了干部。

为了更好地领导各国人民和各国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与革命运动，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建立新的国际进行不懈的斗争。经过1918年1月各国社会党左派在彼得格勒的准备会议，1919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和左派社会主义代表会议，最后于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决定组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以列宁、季诺维也夫等组成的五人执行局。1920年7月19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第二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大会特别关注朝鲜“三一”起义和中国五四运动的意义及其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

1922年1月召开远东劳动者大会，进一步支持和推动了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开展无产阶级革命，使共产主义运动成为遍及全球五大洲的具有世界规模的运动，世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及其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使西方列强感到十分恐惧，他们实行武装干涉，企图扼杀这一新生的政权。1918年3月，英国协同法国组织干涉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占领阿尔汉格尔斯克，扶植沙皇将军，建立“北俄政府。”4月4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借口三名日本商人在海参崴被杀而强行登陆。7月，日本又同美国一道派兵支持被遣返回国途中在远东叛乱的捷克军团。到10月底，日本进入西伯利亚的军队达7.2万人，并扶植了谢苗诺夫等傀儡政府。11月底，英法等国所支持的前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上将在鄂木斯克叛变，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1919年3月，由列强所支持的高尔察克叛军在北海、乌克兰等地集结，向莫斯科发起进攻，被红军所粉碎。

1919年9月，邓尼金等人在英法等国支持下，向莫斯科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再度被年轻的红军所粉碎。

1920年苏俄击败以波兰军队为主的协约国的第三次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所取得的胜利，完全打破了列强武装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阴谋。

1920年1月，美国宣告从西伯利亚撤兵，日本继续赖在西伯利亚，企图长期占领该地区。日军在西伯利亚的占领遭受到俄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及俄国人民的沉重打击。美国出自维持远东平衡，反对日本的过分扩张，因而迫使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表示撤军。

1922年10月，除北库页岛之外，日本从西伯利亚大陆撤出。

至此，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终于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粉碎了列强的武装干涉，在国内建设上亦取得了成就。苏俄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迫使列强走回谈判桌上来。1922年，在热那亚和海牙先后召开欧洲国家经济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西方诸国包括苏俄共34个国家。会议讨论了关于沙皇政府所欠下的外债问题，苏俄要求英法等国赔偿武装干涉所造成的损失，会议未能对此达成协议。会后，苏俄同德国缔结了恢复正常关系的《拉巴洛条约》。

英国于1924年2月2日向苏联递交照会，正式承认苏联。同年10月德国承认苏联。1925年日本自北库页岛撤兵。

苏联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功，共产国际的建立及其活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一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统天下。在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出现了一个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阵线，国际政治格局中又增加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发展，列强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加剧和扩大，列强殖民宗主国与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各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相互支援，又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三、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局势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宰割及其分赃不均，造成一战后的民族复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势力膨胀，连同2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20年代未的大危机，是国际法西斯主义势力得以崛起的两个重要条件。

国际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发源地是欧洲的意大利和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势力兴起于一战期间，其头目墨索里尼自1914年主办《意大利人民报》以来，大肆宣传民族沙文主义，鼓吹侵略战争，于1919年3月正式组织了“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支配下，意大利成了首先恶化一战后欧洲格局的主角。在巴黎和会上，意大利曾作为“四强”发起人之一，坚持要求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的权益，要割取阜姆港。但英法美等国不愿意意大利势力在地中海过分扩张，只将的里雅斯特等地割交意大利，而将阜姆划给南斯拉夫。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乘机鼓动沙文主义，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墨索里尼指责政府软弱，提出：“要么修改（凡尔赛）条约，要么进行新的战争。”[加莱阿佐·齐亚诺：《意大利面临战争》，米兰1939年版，第16页。]

法西斯文人邓南遮则组织志愿队占领了阜姆城，宣布阜姆与意大利合并。在这些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潮中，意大利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而国内经济危机又为法西期主义提供了温床。据统计。1921年第一季度与1914年相比，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生活开销增加560％，1919年和1920年移居国外人数占当时人口总数的2.26％，达86.7万余人。[费德利科·卡鲍德：《当时意大利（1918—1948）》，意大利1961年版，第28～29页。]

在这样的条件下，1920年5月24日，在米兰召开了意大利法西斯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暴力行动为方针的基本纲领。进而在1922年10月发动暴乱，组织“向罗马进军”，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府。随后，经过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1928年颁布法律决定法西斯大委员会为国家行政机构，确立了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完全统治。

德国的法西斯兴起于20年代初，由希特勒组建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希特勒在其《廿五点纲领》及《我的奋斗》中宣布，纳粹党的根本目标是取消凡尔赛条约，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由凡尔赛条约而重新划定德国边界，并剥夺德国的海外殖民地，成了纳粹党煽动复仇主义的借口。

纳粹党首先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地区迅速发展，德国国防军及巴伐利亚军人在这里组织有军国主义的“自由团。”曾任德军总监督，与兴登堡总参谋长共掌军权的鲁登道夫居住在这里，是希特勒的坚强支持者，也是1923年纳粹党组织“啤酒馆暴动”的直接参预者和领导者。

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以西方所称为的“黑暗的星期四”[林茂等：《日本内阁史录》3.第一法规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即10月24日纽约华尔街的金融交易所倒闭为开端，迅速波及全球，给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巨大冲击，特别是对于意、德、日法西斯主义的膨胀，起到了刺激作用。在德国，危机期间工业生产降低了40.6％，数十万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全国工人将近半数失业，小农成批破产。希特勒以“社会主义”为旗号，向广大民众许诺提高工资、消灭失业、企业国有、严惩奸商、实行土地改革等，蒙骗了大批群众。纳粹党员从1925年的2.7万人，激增到1930年的38万人，并成了国会中的第二大党。希特勒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鼓吹反“凡尔赛压迫”。

1932年希特勒在演讲中煽动说：“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了物资、政治和领土的损失，”“13年来我们由他人摆布！”[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华夏出版社，第47页。]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国际格局与德国的国内危机形势相结合，最终导致希特勒的纳粹党于1933年夺取了政权，并凭借德国国力形成了欧洲主要的战争策源地。

国际法西斯主义自产生伊始，即鼓吹战争，提出一整套赤裸裸的对外扩张理论。墨索里尼认为，“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帝国的倾向，即各民族扩张的倾向，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而其反面，或守在家里，则是一种没落的标志。”[《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0期，第26页～29页。]他还宣称：“法西斯主义不相信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与有益性。……同样，一切国际性和社会性的（和平）组织与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也是格格不入的。”[《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0期，第26页～29页。]希特勒信奉“战争万能论”。他鼓吹“德国不是所有国家中唯一建立在纯粹力量的政策基础上的帝国的杰出榜样吗？帝国的胚种细胞普鲁士是由于赫赫的武功，而不是由于金融的操纵和商业的买卖而建立起来的，而帝国本身又完全是积极进取的政治领导和视死如归的军人气概的光荣结果。”他说，“俾斯麦国家的创建者不是逃避兵役的胆小鬼，而是置身前线的将士。”[（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中译本，第140页。]他认为，经济也只能依靠战争来推动：“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中译本，第123～124页。]国际法西斯势力的兴起，极大地冲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局势。

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由于法西斯势力的促动，国家内外政策发生巨大变化，造成列强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动摇了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起来的短暂平衡。意大利法西斯率先发难，于1922年3月3日突破列强对其向巴尔干扩张的限制，以武力夺取了南斯拉夫的阜姆城。接着，1923年8月31日武装占领了希腊的科孚岛，当希腊向国联提出控诉后，墨索里尼拒绝国联干预。科孚岛是亚德里亚海的锁钥，意大利占领科孚岛，显然极大地危及了英国的利益，英国摆出战争架式，向意大利提出最后通牒，才迫使意大利同南斯拉夫一道回到谈判桌上来。1924年意大利控制了利比亚。1926年11月胁迫阿尔巴尼亚订立“地拉那条约”，使阿尔巴尼亚成了意的保护国。

1931年意大利征服了利比亚。

在20年代的德国，纳粹党虽未最后执政，但也同东方的日本法西斯一样，在多方面影响着德国的内外政策。20年代后半期德国外交家施特雷泽曼（1878—1929年）在去世前曾对英国记者谈到：由于纳粹党及右翼团体钢盔团等组织，“我们本来能争取德国青年支持和平和新欧洲，但我们都没有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悲剧和你们的过错。”[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香港中文版，第261页。]1930年，纳粹党在608席的国会中已占有107个席位，成为一股不容轻视的势力。

国际法西斯在20年代的战争叫嚣，对于英美等国的和平主义也是一个沉重打击。美国总统威尔逊拟定的十四点计划所宣扬的各国平等，限制军备，防止战争，曾在和会上产生一定影响，并促成一战后裁军及和平主义的潮流。

英国战时内阁还决定，英国的军事部门编制预算所依据的假定应该是：“不列颠帝国在今后的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要派出远征军。”[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卷1第1分册，中译本第73页。]

但到1932年3月23日，英国麦克唐纳政府决定，十年无大战“这个假定业消了。”[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卷1第1分册，中译本第74页。]

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法西斯主义在东西两半球磨刀霍霍，这不啻于对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威胁，同时也是对英美等国的民主派一记耳光。国际法西斯的战争叫嚣，严重毒化了一战后的和平空气。

欧洲法西斯主义运动对于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起到了巨大的支援作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在西方泛滥，分散了列强对于日本在东方扩张的注意力。同时，日本还从意大利和德国方面取得了借鉴。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使日本同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相互支持、相互推动，加速了法西斯战争准备的进程。[《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哈佛大学出版社。]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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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

第二节 日本的军国主义及其侵华战略

日本国与中国和朝鲜隔海相望，为西太平洋上一个新月状岛国，本土面积约3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东北地区的1/3，发动侵华战争前夕的1928年，人口约6210万人，相当于中国1/8强。日本也是一个资源小国，作为近代经济与战争所需要的铁、煤、棉等主要物产，均不能自给。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近百年来竟然成为地球东半部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角！自明治维新后不久的1874年发动侵略中国台湾岛的战争开始，每隔～10年左右，就要进行一次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在近百年间成为一个最富有侵略性的国家，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一、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大陆政策的形成

（一）军国主义的历史传统

日本国历史上曾长期分裂，战乱持续不断，在11世纪前后形成以战争为职业的武士阶级，日本的封建社会实际是武人执政的军国主义国家。武士阶级在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形成了以忠信、勇武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观念的“武士道”。它不但是军国主义的思想道德支柱，也是近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工具。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在维新后的新时代，武士道精神仍然保持着这样的指导性地位。”[〔日〕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经济的育成》，时事通信社，1982年版，第28页。]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以中国为对象的侵略战争，其筹谋由来已久。丰臣秀吉（1536—1588年）统一日本之后，就提出要攻略朝鲜，进取北京，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列土封疆。他向部下许诺：“自将兵入朝鲜，驱其兵以躏明地，分割土壤以封诸君。”[汪向荣、夏应元：《中日关系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8页。]

佐藤信渊（1769—1850年），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中宣称：“今世界万国中，为皇国所易于攻取之地，舍支那之满洲外无他……故皇国之征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皇国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取鞑靼之后，始可逐次而图朝鲜、支那。”[汪向荣：《中国近代化与日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

吉田松荫（1830—1859年）主张：“晓谕琉球朝谨，使之于内地诸侯等同，责问朝鲜，使之抵押人质，奉纳贡物，如古之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作进取之势”。[玖村敏雄：《吉田松荫的思想和教育》，岩波书店，1942年版，第168页。]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及其历史上的扩张思想，对后来日本对外侵略不无深刻的影响。

（二）大陆政策的形成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逐渐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同时，也开始了对东方各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侵略和扩张。

1868年4月6日，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和《宸翰》（即御笔信），宣布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伊文成等：《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页。]提出进行对外扩张侵略的总方针。

明治政府为实行其侵略政策，又改革军制，推行“国民皆兵主义。”[松下芳男：《日本军制和政治》，黑潮出版社，1960年版，第25页。]于1872年12月28日发布《全国募兵诏书》，强制国民为其战争政策捐献生命，贡献“血税”。

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布《军人敕谕》，宣布：“朕乃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依汝等如股肱，汝等仰朕为头脑……。”[防卫厅防卫研研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14页。]要求全体官兵遵循“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武士道德行，成为侵略战争的驯服工具。

1879年至1880年，日本参谋部先后派出桂太郎等10余名军官，以驻在武官与语文研究生名义到中国，刺探中国的洋务运动等各方面情报，并综合写成《邻邦兵备略》。日本参谋部首任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借助此书向天皇上奏说：“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劳力始可积，然而国民之富贵始可守。”[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商务馆，中译本，第28页。]露骨地提出通过“强兵”以“富国”的侵略方针。为推行其扩张路线，明治政府通过军事改革确立了近代的军国主义体制。

1878年，将属陆军省的参谋局改为参谋部，规定参谋部长直接辅佐天皇，在有关统帅权事项方面可以直达天皇而进行“帷幄上奏”。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和常备兵额”。同年末公布《内阁官制》，规定“凡有关军事机密和军令问题上奏天皇，除按天皇旨意下发内阁之文书外，均需由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向内阁总理报告。”[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译本，第34页。]这样剥夺了内阁的兵权，决定了“参谋部长的地位优于陆军大臣而与太政大臣并立。”[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上，有斐阁，1956年版，第15页。]

1893年，海军也成立了海军军令部，同时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使参谋总长以大本营参谋长的身分，协调和控制陆海军。至此，形成统帅权独立于内阁，陆海军并属于天皇，军政与军令权分立的极端专制的军国主义体制，它造成了一部以默武扩张为根本任务的战争机器。

在明治初期扩张路线和军国主义体制的基础上，日本在90年代初期进一步确立了大陆政策。

1890年12月6日，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203页。]同时宣称“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197页。]

山县有朋在对天皇奏文中进一步写出：“釜山、义州间之道路即通往东亚大陆之道路而后必成为横断中国直达印度之途。”[《日本历史》卷18，岩波书店，第137页。]公然将邻国领土视为本国利益线，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外扩张企图。因此，以山县有朋的“二线说”为标志，日本对东亚大陆的侵略扩张政策业已形成。

1875年后，日本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提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山县有朋监修：《陆军省沿革史》，日本评论社，1942年版，第68页。]

山县有朋曾在一份上奏文中说：清国“地泽财丰，兵数不下百万，其幅员人口与全欧洲比齐。”因此，日本对华“兵备之急，尤如渴饮饥食。”[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92页。]

1882年，日本侵略朝鲜之后，作为陆军上将兼参事院议长的山县有朋，上奏强调：“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张陆海军，以我帝国为一大铁舰，力展四方。”[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19页。]

其后强调要在俄国远东铁路计划完成之前，同英国修好结盟，早日分割并控制朝鲜与中国。1890年山县有朋还先后抛出《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鼓吹侵略中国、夺占朝鲜，与英、俄等列强争斗。山县内阁外相青木周藏又向日本政府提出《东亚列国之权衡》，要点是：将俄国逐出西伯利亚，“日本将领有朝鲜、满洲及俄国沿海州”，要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施行干涉主义”[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21页。]，得到内阁认可。

据此大陆政策及对华对朝战略，日本加剧扩充陆海军，逐步完善了侵华作战的组织指挥系统。

（三）早期侵华活动及其在东北的殖民势力

早在明治政权建立之初，尽管羽毛未丰，日本军国主义就开始了不间断的对外扩张及侵华行动。

1874年，日本借助所谓难民问题，发动“征台之役”，武装进攻中国台湾，经英国调停达成协议，迫使软弱的清政府承认其出兵是“保民义举”，赔款白银50万两。1870年3月，由内务大臣率领军队与警察强行进入冲绳，镇压了琉球王的反抗，将琉球改为冲绳县正式并入日本版图。软弱的清廷徘徊观望，举措无方，只好于同年8月由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解。对于格兰特的分割琉球建议，日本政府起初同意将冲绳群岛的宫古和八重山岛归属中国，其北划归日本[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38页。]。

然而由于中国清朝政府软弱无能，对琉球鞭长莫及，日本终于将琉球完全侵吞。

在对南边海域扩张同时，日本又西侵朝鲜。日本视朝鲜为侵入东亚大陆的跳板，是利益线的“焦点”。曾于1882年、1884年两度策动兵变，均遭受到朝鲜人民及中国人民的联合反击，虽攫获部分权益，但未能完全独霸朝鲜。1894年7月，日本再度借口朝鲜问题，发动了旨在吞并朝鲜，掠夺中国辽东等地的侵略战争，即“甲午战争”。通过这次侵略战争完全占领了朝鲜，割取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后经列强干预退还）和台湾、彭湖列岛，勒索赔款白银2.3亿两（包括中国赎回辽东半岛费），还取得了新的通商特权等各种权益。

日本的军国主义凭借巨额的侵略战争赔款、新的殖民地市场及原材料的获取，在本世纪初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了世界上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日本出兵最多，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取得在中国天津与北京等华北心脏地区的驻兵权。其驻军称作“清国驻屯军”（后改称“中国驻屯军”）。紧接着日本发动了1904年至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上厮杀，夺占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殖民权益，吞并了辽东半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于9月派遣一个混成旅在山东半岛北岸登陆，旋即占领济南，夺取了胶济铁路经营权，攻占胶州湾，最后于11月7日攻占海军基地青岛。这样，日本军队控制了辽东、山东两大半岛，黄海几乎成了日本的内海，再加上在天津等地的驻军，渤海几乎被完全控制。中国京畿重地直接裸露在日本的兵锋之下。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附属国。最后，迫使袁世凯承认了除第5条之外的所有要求。

191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同沙俄签订第四次日俄密约，妄图直接统治满蒙地区，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其在华的殖民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

通过上述侵略活动，日本成了在中国大陆拥有最大殖民势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势力遍布福建沿海、长江中下游、华北各地。其中特别在东北地区，建立了以旅大为中心的关东州强大殖民机构。其主要组织机构有：关东都督府，1905年设关东总督府，翌年改为都督府，设都督一人，由现役陆军上将或中将充任，管辖关东州，掌管南满铁路。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分管行政事务与军事。

1919年，改民政部为关东厅，长官以文官充任；改陆军部为关东军，司令官由现役陆军上将或中将充任，直属于天皇。关东军的设置强化了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并为其进一步扩张侵略铺平了道路。

南满洲铁路股份公司，简称满铁，正式营业于1907年4月1日，总部设东京，后迁大连。满铁的建立及其性质，正如其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所说：“……不把满铁看成是一个营利的铁路事业，而拟使之成为帝国殖民政策或我帝国发展的先锋队，其本旨确实如此。”[鹤见佑辅：《后藤新平》卷2，第914页。]

满铁除经营南满铁路各线业务外，还控制大连、旅顺、营口等港湾交通和进出口贸易，并广泛经管东北地区的矿山、金融、电业、农业、森林以及学校等各种经济、文化事业，例如抚顺的煤矿开采，鞍山的铁矿采炼等等。

1925年12月至1928年5月，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投资额14亿余日元，其中由满铁名义投资75150万日元，占其总额54％[《现代史资料》11，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167页。]。满铁还要经营所谓“满铁附属地”，即南满各线路干线两侧各31米及车站附属土地，这使满铁铁路线成了一块独立的国土。满铁还担负了各种对华情报调查任务，建立有庞大的“满铁调查部”。法西斯头目大川周明曾在该部任职。满铁的情报活动为日军侵占东北、华北等地提供直接的情报服务。

此外，还有驻奉天总领事馆，始建于1906年，它以外交为掩护，从事各种公开的侵略活动与秘密阴谋活动，也是最早的对华侵略据点之一，臭名昭著的战犯土肥原贤二等就曾在该馆任职。

上述三家主要机构，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三把刀子。它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各有归属，相互独立，但又互相勾结，互相补充，在日本军国主义实现其大陆政策方面，都有一部罪恶的历史。

二、日本的国防方针与侵华作战计划

（一）国防方针的制订及修改

1907年，日本政府和军部以天皇御批的形式，决定了《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确立“攻势作战”原则，《国防方针》规定，“帝国国防将以攻势力根本宗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陆军军战备》，朝云新闻社，1979年版，第60页。]

从而正式将先发制人，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作为日本进行对外侵略战争的战略基本原则。

第二，强调重视初战，实行速战速决。这也是日军一贯的原则。《国防方针》规定，“要保持初战的强大威力，采取速战速决主义。”[〔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159页。]

第三，关于主要假想敌国，日本军国主义所确定的假想敌国是依据不同形势和不同的时代而不断变化的。1907年的国防方针所确定的头号假想敌是俄国，目的是维护并扩张日本在满洲等地的既得权益，设想的基本战场也是在朝鲜及中国的东北地区。在朝鲜被日本吞并后，中国的东北则继之成为其首要目标。中国在实际上是日本所认为的主要的战争对手。

日本的国防方针提出之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和1923年进行了两次修订。

关于对多国作战问题，在1918年的国防方针第一次修改中，提出要作对多国作战的准备，但又认为日本国力难于承受，应力争避免对多国作战。然而1923年的第二次修改，则制定了对以美俄中为作战次序的构想，从而确立了对多国的进攻作战原则。这也反映了日本对外战略的冒险性。

关于主要假想敌国，1923年第二次修改中规定：帝国国防方针应该立即以“防备与我有冲突的可能性且具有强大国力与兵力的美国为主要目标，对于与我接壤的中俄两国应以亲善之旨为用，但同时应经常保持对其震慑之威力。”[〔日〕《陆军军战备》，朝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在这里，中国在字面上是日本的第二号假想敌，其实，日军从来就是把中国作为其首要的进攻对象。即使是在构想对美、俄作战时，日本军部也在筹划着“平定大陆要域的所必需兵力的整备”，这些要域包括：“满洲、华北、华中各要域及华南一局部。”[〔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6页。]

日本战犯铃木贞一在战后回忆说：日本陆军一直在“以对美俄中同时作战为中心而筹划方案。”[〔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7页。]对日本来说，无论对美、对俄作战，日本都要筹划其“不足资源需在中国寻求。”[〔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9页。]无论日本的国防方针怎样改订，中国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首要的侵略对象。

（二）侵华作战计划

根据上述国防方针，日本于1925年制订了1926年度作战计划，其兵力计划动员32个师，其分配是：对美作战3个师又1个支队，对俄作战13个师又1个支队，对华作战16个师。分别占9％、41％和50％[据〔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301～302页计算。]。

从兵力分配看，其作战重心在对华作战。而对俄作战的大部分兵力也还是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作战基地。

在对华作战计划中，其兵力分配用于京津及山东方面作战7个师，多于其他方向。其具体计划和兵力分配是：

在东北方面，部署关东军5个师，首要目标是“平定”南满洲及北满一部，重点以间岛（延边）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大致以嫩江以南之四（平）洮（南）线、辽东半岛地区为第一阶段作战目的，在其他地区的兵力行使，则依具体情况相机而定。

在华北的京津、山东方面，设置一个方面军，2个集团军共7个师，准备在秦皇岛、塘沽，天津及山东半岛以足够兵力登陆，占领河北及山东要地。

在华东华中的上海、汉口方面，派遣1个集团军共3个师，在上海附近的扬子江岸选定登陆地点，其作战实施应依据具体情况而走。

福建方面，派遣台湾军1个师，依具体情况相机处置。

1926年度作战计划成了1931年日本侵华作战的蓝本。在这期间日本还筹划了在对中国的心脏地区汉口的进攻作战，其方案是“根据情况，以华北驻屯军沿京汉线南下与沿扬子江西进的华东军相互策应，进行在汉口附近的作战”[〔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260页。]，为完成这一计划，1925年由日军参谋部作战科长烟俊六上校为团长，纠集各主管作战、要塞、船舶等方面的参谋人员及陆军省、海军方面的官员，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对汉口等地区进行了现地侦察。

（三）东方会议及《田中奏折》

1927年6月27日，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中国局势，以进一步制定侵华政策。会议由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与会的有外务省、关东军、陆军省、参谋部、海军省、军令部等各方面官员，会议历时10天，7月7日，由田中宣示了8条《对华政策纲要》，以作为会议的决议。其内容摘录如下：

“五、此间常由不逞分子乘中国政情不稳，猖狂扰乱治安，而有惹起国际不幸事件之虞，……帝国在华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时，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

尤其对捏造虚构日华关系流言，挑起排日抵制日货之不法活动，固应解除其疑惑，但为维护我之权利，须进而采取适当措施。

六、对于满蒙，尤其东三省地方，因与我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该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

七、（本项不予公布）……东三省有力者中，对尊重我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方政局之稳定者，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支持。

八、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在该地特殊地位及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并须做好准备，为保护内外人士安居与发展之地而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276～277页。]

上述决议乃公开文件，用语经过了仔细斟酌，尽量带上温和色彩。但是，其中所强调要“断然自卫”、“采取适当措施”，宣布在满蒙有“特殊地位”，并要支持满蒙地区中依附日本的“有力者”作为傀儡等，已经清楚表明了日本企图分割满蒙，扩张在华权益的侵略方针。

除上述公开的决议外，首相田中义一在会后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于7月25日呈送天皇，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中说：

“对满蒙之积极政策“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时事月报》第1卷第2期，南京版，1929年12月。]

在东京的东方会议之后，为了加快实行侵略计划的步伐，同年8月15～21日，日本又在中国旅顺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由日本外务省次官森恪主持，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以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等人参加。会议针对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进行了策划。

东方会议是日本将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的重要会议，它将日本的对外侵略路线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日本侵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会后，《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计划，于1929年12月被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揭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1931年11月，英、美、苏各国报纸均披露了《田中奏折》，日本的当权人物慌忙通过舆论工具矢口否认。但是，正如日本战犯重光葵所供认“要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困难的。”[重光葵：《重光葵著作集》1，第15页。]因为以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一轨道而运行的。

三、日本国内危机与法西斯势力的崛起

（一）日本国内危机加剧

日本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侵略战争的基础上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以从中国掠得的巨额赔款作准备金，于1897年10月开始实施金本位货币制度，完成了金融体系的近代化改造，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产业革命。甲午战争前日本各公司资本只有6785万日元，但战后的1897年增为53252万日元，增长近7倍。[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京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100页。]

到本世纪初，其公司总数的84％，工厂总数的50％，是在1894年之后建立的。[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京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103页。]

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又暴发横财。其黄金储备1914年还只有34100万日元，1920年增为217800万日元，增长5倍多。[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概况》，第186～187页。]

在一战前的1912年日本负有19亿日元债务，战后不但全部偿清，且进而成为拥有27.7亿日元的债权国。[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概况》，第186～187页。]日本军国主义专靠战争掠夺而致富，这种暴发经济具有很大的虚弱性，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虽然重工业为战争需求而畸形发展，但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相对落后。农村中仍处于寄生地主制统治之下，农业生产力很低，生产规模小，破产农民不断增加，城乡人民生活贫困。

1923年9月1日，东京地区发生7.9级大地震，死伤失踪共达246531人；房屋毁坏共计701627户，受灾总数达340万人。[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商务馆，第174页。]造成空前严重的损害，同时亦对日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带来了巨大影响。

震灾发生后，以政府的救灾票据问题为中心，引发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机。这时，中国的北伐战争顺利推进，又对日本发生巨大影响。

1926年日本对华输出由1925年的4.85亿日元降低到4.21亿日元，减少约12.5％。

1927年3月21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日本的股票市场立即暴跌；4月3日由于日本陆战队的挑衅，发生了同中国民众冲突的汉口事件，日本股票跌落更甚。金融危机爆发，东京和横滨许多中小银行，接连不断地被迫歇业，有名的台湾银行也陷入窘境，濒临破产。这次危机使日本银行停业31家，资金达17845万日元，而前一年末的储蓄存款总额不过77563万日元。

这次金融危机使广大中小银行遭受沉重打击，日本子3月29日公布《银行法》（1928年1月1日实施），对中小银行进行了整顿，促进了大银行资本的兼并与集中。

1929年10月，自美国首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尚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的日本经济受到了新的冲击。日本政府1929年11月宣布自1930年1月11日开始实行“黄金解禁”，试图促进出口，振兴经济，同时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借以摆脱危机。然而“黄金解禁”带来相反的结果，黄金外流1930年达27552万日元，1931年外流43310万日元[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7页。]，不得不于1931年12月再度决定禁止黄金输出。

另一方面，通货紧缩又招致生产萎缩，原材料价格猛跌。据统计从1930年6月到1931年6月，原材料下跌21.6％，生产资料下跌29.3％，消费资料下跌16.7％。从股份市场看，以1924年1月的股票价格指数为100，则1929年6月为104，1930年6月下跌到74，同年10月进一步跌到63。[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6～167页。]

危机还进一步使日本金融业遭受打击，据大藏省调查，全国普通银行774家之中，有58家被迫停业。许多中小资本被兼并或削弱，1930年至1931年减削资本总额达73000万日元，被解散公司资金达104000万日元。大量工人失业，工资指数急剧下降，而一些大公司垄断组织资金膨胀，卡特尔和托拉斯进一步发展，危机还波及到日本的海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满铁的收入也急剧减少，1931年还出现了创建以来的第一次赤字现象。

与上述经济危机同来的是日本的社会政治危机。1923年9月1日大震灾发生之际，日本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加紧镇压异己。9月2日首先在东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4日扩大到崎玉、千叶两县，出动兵力达5万人。许多进步人士和外国侨民遭到逮捕杀害。

1925年，日本通过了治安维持法，加紧对民众的政治控制，各政党也日益陷入危机，1928年3月15日至翌年4月，日本政府实行“大检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分子、工农运动积极分子，实行白色恐怖，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928年，工人斗争总数为1021起，参加人数1.2万人，1930年为2289起，参加人数19.2万人。[今并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第225页。]

佃农斗争1928年发生1866起，1930年达2478起。[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20页。]

有的甚至发展为武装暴动，通过斗争发展了农会组织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派组织，如1926年建立了“劳动农民党”，1928年建立了“全国农民协会”等。

面对上述经济政治危机，日本统治阶级一方面在国内实行恐怖政策，加强镇压和控制，另一方面煽动对外的掠夺战争以转移国内矛盾。一时间在日本的军界、政界及财界，战争呼声甚嚣尘上，军政当局及民间法西斯分子纷纷抛出各种侵华战争方案、计划。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1931年5月29日发表对各部队长官训词中，即公开提出进攻中国的主张：“环顾目前帝国情势，国难内外交逼，国家前途确实令人忧虑难当。要很好地打开这一现状以谋国运的发展，妥善处置将来世界变局而维持东洋永远和平。以此确保帝国高远使命其必然之路，第一步应该是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5页。]

（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1919年，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出现的同时，日本法西斯的鼻祖北一辉，写出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发行时改名《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要求对日本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翌年，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该社以北一辉的《大纲》为指导纲领。他们的根本目标，是建立法西斯专制，要“基于天皇亲政的本义”，“打破以党利为主的国策下之政党政治陋习，以期亿兆一心，实现国民理想之皇国政治。”[大川周明：《日本文明概说》，东亚会社，1939年汉文版，第168页。]

在犹存社的基础上，又派生出了众多的法西斯团体，如行地社、大化会、大行社、白狼会等。大川周明同军部要员往来密切，他主持“大学寮”，为军部培养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活动的骨干分子，培训出的学员大多分配到中国、朝鲜等国家从事侵略活动，大川周明还经常去陆军大学、陆军士官学校讲课，灌输其扩张理论，煽动军队内部的法西斯活动。

军队中的法西斯势力，是推进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要力量。1921年，三名赴德国考察的青年军官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订立盟约，决意回国后将全力推动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东条英机随后也参加了聚会。这就是所谓的“巴登巴登密约”。

1923年永田铁山等人归国建立了二叶会。[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册，第187页。]以后，军队中的法西斯运动，在20年代日本的政党政治发展、经济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也日益加速发展起来。1927年，由北一辉的信徒西田税等人筹建“天剑党”，1930年，参谋部幕僚派少壮军官以桥本欣五郎为首建立了“樱会”，海军中也建立了“王师会”等。与二叶会活动的同时，有由铃木贞一、石原莞尔等人组建了“木耀会”，其后与二叶会合流，于1929年5月19日成立了“一夕会”。法西斯一夕会所奉行的是一条上层路线，他们以和平渗透手段相互提携，控制了陆军省、参谋部、教育总监部、航空部、内阁资源局、关东军等许多要害部门的实权职位。永田铁山、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人，都先后成了日本军政首脑人物。

日本的法西斯力量从其形成之日起，就是日本最活跃的侵略战争论者。

1919年北一辉首先提出了日本的“生存空间”问题，他比希特勒早出好几年地强调人口增长与领土关系的矛盾，他要求建立一个囊括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苏联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及英属澳大利亚等广大地域，即包括所谓“北俄南澳”的大日本，“使后世史家叹赏这是黄人罗马帝国。”[〔日〕《北一辉著作集》第2卷，美铃书房，1959年版，第223页。]石原莞尔则鼓吹：“战争破坏文明，同时又是新文明诞生之母。”[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58页。]

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加剧了日本国内政治的冲突和变化。法西斯势力为推倒代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政党政治，建立专制和独裁，推行对外侵略政策，发动了一系列阴谋事件和政治事变。在20年代末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中，他们经常发布“怪文书”，攻击政党内阁。北一辉还利用伦敦裁军条约问题提出了“干犯统帅权”的说法，与军部的死硬分子沆瀣一气，攻击政党内阁的协调外交，最后导致滨口首相被刺杀，助长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大川周明则伙同军队法西斯团体“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等人，在1931年筹划了两起未遂政变。上述军队的法西斯运动，为后来法西斯国家体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30年代初，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分化成两大派。在由少壮军官组成的“皇道派”大肆活动的同时，由军队幕僚派所组成的“统制派”，亦从1930年伦敦裁军会议后分化出来，并以更加隐蔽的手法，推动着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他们的目标是建立法西斯主义的以军部为核心的“统制主义”政治和“统制经济”体制；他们所主张的国家改造的基本手段，是对外侵略战争，并以中国满蒙为首要目标。

1928年1月的法西斯“木曜会”第三次聚会上，东条英机、石原莞尔等人相互盟誓要夺取满蒙。他们认为在“国内改造之前应积极迅速地解决满洲问题”。

20年代新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于加速日本的战争准备起了重要作用。它是推动日本对外扩张进行侵略战争的基本力量之一。而对外侵略战争，又反过来推进了法西斯化的进程，使其确立了日本的法西斯体制，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完成了政治准备。所以，法西斯与对外侵略战争这两方面相互促动，相互补充，使日本给亚大地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造成了一场空前的历史灾难。

四、日本的对华战争挑衅

20年代，正当中国处于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发展与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之时，日本田中首相推行对华强硬路线，即所谓对华“积极外交”，试图利用中国的变局，夺取更多的殖民权益，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挑衅活动。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攻占长江一线，北洋军阀势力败退山东、河北等地。为日军所支持的张作霖、张宗昌等人的地位岌岌可危。日军借口侨民问题，由5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调驻东北的第10师第33旅出兵山东，另由海军编成第2遣华舰队在山东海面协同。7月5日，正在召开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的日本内阁决定，直接侵占济南。这就是第一次出兵山东事件。

1928年4月，国民党政府再度宣布“北伐”，又一次受到日本干预。日本调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组成临时济南派遣队，于4月20日进踞济南，另调国内的第6师（师长福田彦助中将）到山东，先头部队于4月25日在青岛登陆，先于国民党军侵入济南。5月1日，国民党军一部进入济南，但主力却于5月5日绕离济南继续“北伐”，避免同日军接触。为扩张在山东等华北地区的权益，用武力震慑中国，日军蓄意制造流血事件，其参谋总长对福田师长的作战命令中说：“对中国军队的停战，必须以显扬国军威信并根绝祸因为条件。”[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中译本，第531页。]

3日，日军便对少量中国守军与和平居民进行大屠杀。日军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冲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抓捕并捆绑南京政府新任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人。蔡据理抗议，驳斥日军的野蛮行径，竟被日军惨无人道地割去耳朵、鼻子后，加以杀害，随员遇难者共达17人。日军还烧毁了外交公署办公楼。

5月7日，日军向中国提出“禁止南北两军在商埠地区及胶济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驻扎”等6项条件，[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中译本，第531～532页。]限12小时答复。由于中国军队主力早已于两日前北上，日军便借口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答复，于翌日再次进行大屠杀。5月9日日本向济南增派第3师，5月11日完全占领济南。日军的暴行使千余家房屋烧毁，中国军民死6123人，伤1700人。[此据国际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统计。]

但蒋介石却下令“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上。面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5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关于维护满洲地方治安的处置案》，并于5月17日向中国方面发出照会，声言：“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于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16页。]与此同时，向驻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了进兵奉天的命令。

1927年6月，张作霖出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了北洋军阀最后一任总管。但张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不愿意永远充当日本的走卒，对日本在东北的筑路、开矿、租地等无理要求，未能全部满足，并有所抵制，日本遂决定除掉张作霖，另选傀儡。1928年6月4日，日军在皇姑屯附近的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点上安放炸药，炸毁退向关外的张作霖的列车，张受重伤不久死去。奉系军阀封锁死讯，声称张只受了轻伤。日军不知虚实，未敢贸然行动。奉军“少帅”张学良秘密返回沈阳，在张作相等人支持下，于7月3日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控制住了局势。

8月，日本利用张作霖丧事，派遣曾任过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为吊唁专使，到沈阳活动。林权助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人多次威胁张学良：如果“与暴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塙书房。1971年版，第139页。]张学良集国难与家仇于一身，坚持和南京政府谈判统一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在与张学良交涉的同时，电告驻日公使，令其抗议日本驻奉天领事干预中国内政。

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也亲自到沈阳，在美国领事馆会见杨宇霆，支持张学良归顺南京。最后，南京政府终于和东北当局达成协议，1928年12月29日凌晨，由张学良等人联名正式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东北地区的局势演变，打破了日本侵吞东北的美梦。田中的“积极外交”遭受挫败，田中引咎辞职，而军国主义势力却更为猖獗，河本大作供认：皇姑屯事件之后，“我把石原弄到关东军来做我的助手。从那时起我已拟定了满洲事变的计划”。[森克卫：《满洲事变内幕史》，第279页。]日军的侵略战争准备，继续加紧进行。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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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束缚，特别是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逐渐落后于世界，19世纪后半期，遭受西方列强入侵，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近百年忧患之中，涌现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浪潮。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因此，中国又是一个除旧布新、面向近代化发展的新兴国家。有如西方明眼人所预见，中国这头睡狮正在觉醒。日本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自卫，正是在这积贫积弱与变革发展的双重因素作用下发生的。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自19世纪以来，中国受尽列强的野蛮侵略。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及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战争，腐朽的清王朝在这些战争中屡屡失败，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宁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清王朝为保住自己的统治，竟不惜公开宣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上谕”（1901年2月14日），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第4册，1957年版，第87～89页。]人民遭受到空前的困苦，国家陷入严重的危局。

到本世纪初，国土瓜分豆剖，大部被划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控制了蒙古和半个东北；日本在割占台湾之后，又进据福建和东北南部；法国侵入广东、广西及四川、云南等地；英国割占香港之后渗入长江流域等大半个中国，并武装侵略西藏；德国进入山东；葡萄牙割占澳门。美国虽没有控制到多少地盘，却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中国实行“利益均沾。”

列强还在中国沿海各大城市或通商口岸掠取所谓“租界”，租界由列强管辖，可以任意使用或转租他人，实际上是一块块的“国中之国”。到本世纪初，租界遍布广州、厦门、天津、汉口及九江等许多重要的通商口岸，仅上海一地就被英、美、法等国租占地方约6万亩。

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极为贪婪和多方面的。首先是赤裸裸的战争掠夺，通过五次大的战争，英、法、日本等国共勒索中国赔款本利息共12.79亿银两。其次是非法的掠夺性的鸦片贸易，到1914年，列强利用鸦片贸易所掠取的利润总额达20亿银两，约合15亿美元。[蒋建平：《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127页。]

依据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条约，实行对华不平等贸易，也是列强进行经济掠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列强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手段，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造成中国连年入超。据统计自1895年到1927年的33年间，入超总额达37亿海关两，平均每年损失外汇达8000万银两之巨。陈绍闻等：《中国近代经济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到本世纪初逐渐转为资本输出为主，投资额逐年递增，1902年为15亿美元以上，1914年为22亿美元以上，1930年接近35亿美元。[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2页。]而各国对华投资，资金大部又来自对中国的直接掠夺。

列强利用借款和投资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矿山、冶金、交通等经济命脉。在财政方面，列强以借款担保等名义，控制了中国当时的主要财政收入渠道如关税、盐税与田赋，从而完全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在金融方面，利用在华投资大办银行，至1913年在华新设银行13家，分支机构85处，到1926年，有外资银行65家，分支机构226处。[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134页。]

1931年，中国华资银行29家，资金总额却只及外资银行的1/4。矿山方面，列强迫中国订立各种条约、合同和协定。例如煤业，列强的投资占全国煤炭总投资比例，1919年为60.6％，1926年为72.1％，其中机械采煤量更占90％以上。[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32～133页。]

冶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只有两家新式冶铁厂，其一是汉阳铁厂，日产铁650吨，为日本借款所控制，另一家合兴铁厂属中国资本，但日产仅12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全国铁产量连同土法生产量在内，70％为外资控制。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几乎全部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到1927年，共建有铁路13040.48公里，而列强直接经营和控制的达11996.54公里，占92％，中国自主的仅1043.94公里，只占8％。[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选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99页。]

水上运输，出入各通商口岸中外轮船吨位对比，到1930年，中国船只占18.8％，外国船占81.2％。[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98页。]

此外，列强还在中国各地开办教堂，派驻传教士，开办学校，实施文化侵略，推行奴化教育，培养其代理人。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后，随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大量涌入，进一步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外国资本侵夺与官僚资本的压榨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缓慢而畸形。从行业上看大多集中在投资较少、规模较小的轻、纺工业部门，机器大生产程度低，商业资本远较产业资本额大；从地域上看，大多集中在沿海及各交通口岸，广大内地和农村仍然是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在农村，地主占有大多数土地，农民交租量达5成至8成以上，赋税沉重，甚至预征多年，1926年四川样桐预征税已征到1957年。人民生活困苦，衣食尚无保证，更无力改良土壤和改进生产工具。故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文化极端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展。落后的自然经济与封建政治势力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而列强则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制度，压制中国的民族资本，扼杀中国的革命。中国虽然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实质上已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和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北洋军阀统治

中国人民富于革命传统，既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也不甘居于反动阶级的封建统治。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总是与封建统治的压迫相结合，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给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双重任务，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

自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斗争开始，中国人民曾先后发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等。这些运动虽然都归于失败，但对于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1911年爆发的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将中国的旧民主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辛亥革命是在中国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背景下，由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等组织经过多年准备爆发的。1911年四川、广东和湖南等地人民的“保路运动”揭开序幕，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成功。

12月初，革命派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于1912年3月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极大地冲击了封建专制主义，为近代中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

但是，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根基雄厚。

近代工业很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十分弱小，农业人口占据了社会人口的绝大比例。孙中山等人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一时的成功，随即在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官僚、军阀等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遭受失败。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职，由封建买办官僚的代理人、大野心家袁世凯窃取了政权。袁世凯上台后，对外实行卖国主义，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对内实施专制独裁主义，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并于1915年末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丑剧。中国人民掀起了“护国战争”，讨伐袁的倒行逆施，迫使袁世凯放弃称帝并在忧惧中死去。此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三大派，皖系段棋瑞、直系冯国璋和奉系张作霖，分别在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霸一方，横征暴敛，连年混战，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灾难。

1917年8月，孙中山曾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集合南方军阀势力讨伐北洋军阀，一度出现南北对峙局面。但西南反袁势力很快与北洋军阀实行妥协，护法运动宣告失败。孙中山愤然辞去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职，回到上海。护法运动的失败进一步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治经济力量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国革命必须要有新的领导阶级，走新的革命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

（一）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加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度得到发展，从而使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派政治力量更加活跃起来。

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数量达到200万，交通、邮电等部门工人约100万，此外还有大量的工场手工业工人，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社会变革开创出了新的局面。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翌年9月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是杰出代表。新文化运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革新政治，改良社会，发展现代文化的要求，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推动之下，曾得到很大发展。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专制主义、伦理道德和迷信愚昧，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强调人权平等及思想自由，破除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形成了空前的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人们寻求革命真理改变现状，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动作了舆论和思想准备。

当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中国各界人士曾寄予莫大希望，认为和会可使中国“稍挽百十年国际上的失败，”[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5日。]“固为我国之大幸”。[《时事新报》1919年2月11日。]

但是，巴黎和会在实际上是战胜国宰割战败国，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强国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中国提出的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主权等正当要求被完全否定。

1919年4月30日，和会对德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正式议定，由日本接收山东权益。5月1日，中国《大公报》首先报道：“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湾租借地之对日外交战，业已失败。”其余各报相继作了报道，全国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13所北京高校学生3000余人首先到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北洋政府立即出动军警，逮捕爱国学生30余人。5日，北京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6月5日起，上海工人阶级走上街头，商界随后也举行罢市，使运动迅速进入了全国性的工、学、商联合斗争的新阶段。江苏、四川、广东、河南等20余省及天津、杭州、成都、昆明、沈阳、兰州、广州等100余个城市的工人、商人参加了罢工、罢市。据不完全统计，自1919年至1921年，全国罢工达161次参加约24万余人，在当时民族工业还很弱小的情况下，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力军。

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浩大声势，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职务。在巴黎的中国使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五四运动后期，运动的主题已不再局限于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而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发展成为一场新的以宣传马列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观点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建立学会、书社等群众组织，主编进步报刊，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况，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过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逐渐发展到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五四运动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作好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五四运动时期，各地相继建立了若干共产主义小组，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维金斯基（化名吴廷康）来华帮助。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随后，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昌，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烬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此外，周恩来、赵世炎等在法国巴黎，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东京，分别成立了旅欧和留日共产主义者小组。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由7个地区共产主义小组选派毛泽东、董必武、李达、张国焘等1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确定党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党纲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纪律，并确定当前把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革命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的总任务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而当前最近迫切的任务是：

“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等12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6页。]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革命胜利的方向，中国革命开始出现新的面貌。

为了领导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焘、邓中夏等负责。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设有分部。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共还选派了优秀党员深人工农群众，领导工人组织工会，开展斗争，使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自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全国罢工斗争达100余次，参加罢工人数超过30万人，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由于遭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在“二·七”大罢工后，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5午5月1日，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全议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成立了以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的全国总工会，为全国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作好了组织准备。紧接着，以日本资本家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为导火索而爆发的反帝大示威，遭到英国巡捕暴力镇压，成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市总工会领导下，上海20万工人举行总罢工，5万学生罢课，大部份商人罢市，反对帝国主义暴行。

随后得到各地罢工、罢市、罢课斗争的支持，形成了全国反帝斗争的新高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香港和广州爆发的省港大罢工，这次大罢工前后坚持1年零4个月，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等列强，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共还重视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由彭湃、毛泽东等人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至1926年9月，先后举办6届，共培养农民运动干部797人。广东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1926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共有62万余人，农民自卫军3万人。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到1927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已由1926年6月的3.8万人猛增到200余万人，与此同时，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各地农会成立了“梭镖队”等组织，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

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1927年3月，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毛泽东、邓演达、彭湃、方志敏等13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农协组织已遍及全国17个省。至6月底，全国农协会员已达945万人。

蓬勃发展的全国工农运动，其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直指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1927年1月，英国侵略者迫于声势浩大的反帝群众运动，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市总工会两度发动全市工人罢工并发动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推翻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遭受失败。这时，周恩来到达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区委（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3月21日，周与罗亦农、赵世炎等人组织了第三次大罢工并转入武装起义，参加群众达80余万人，经过30多小时血战取得胜利。于3月22日召开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人民政权机关——上海人民临时政府，迎接北伐军顺利进入上海。在工农运动的普遍发动中，人民群众经受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洗礼，民族的觉醒已进入新的时期。

三、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一）国民党改组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孙中山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第一次护法运动”遭受失败后，于1921年5月5日再度到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发动了第二次护法运动，但由于陈炯明叛变又归于失败。在这屡遭挫折，一筹莫展之际，孙中山开始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继1922年6月的杭州西湖会议之后，中共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帮助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但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孙中山接受中共建议，并在中共的帮助之下完成了改组的准备工作。

1923年11月，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草案。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代表165人，其中共产党员23人，占代表比例11％。大会通过了国民党新的党章、党纲和改组的具体办法；通过了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决定同意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正式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后的国民党纲领，与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成为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大会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林伯渠等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改组国民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从此，国民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孙中山多年奔忙却屡遭挫折的局面得到扭转，中国的民主革命有了新的转机。

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在广州黄埔创办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培养军事干部。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被派到军校工作和学习，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叶剑英等担任了各种负责工作。黄埔军校自1924年6月正式开学到1926年北伐战争前，共招收学生5期约7390余人，为建立广东根据地、平定商团叛乱和进行北伐战争，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了大批武装骨干。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南方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北方各派军阀却在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断进行混战，先后爆发过1920年的直奉战争，1923年的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年初奉浙战争，其间还有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反直，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战争等。战祸连年，民不聊生。

192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召开国民会议，统一全国的13项主张，得到孙中山支持。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并带病北上，12月底到达北京，同北洋政府进行了斗争。1925年初，广东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在北京患病之机，发动叛乱，进攻广州，革命政府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骨干，组成东征军，两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势力，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同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将所辖武装力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南方革命形势得到巩固，为扫荡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及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

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统一战线内部斗争也日益尖锐起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左派廖仲凯、宋庆龄等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久，右派暗杀了廖仲凯。蒋介石策划了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5月抛出“整理党务案”，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并窃取了国民党中常委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等大权。

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出师北伐案，6月5日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动员令。

北伐军兵分三路：主攻一路指向湖南、湖北；一路指向福建、浙江；另一路指向江西。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主体组成的第4军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第4、第7、第8军等攻克醴陵、株洲、长沙等地后，随即攻入湖北，连克要隘汀泗桥和贺胜桥。10月10日攻克武昌。另一路以李富春、林伯渠担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并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2军和第6军，攻人江西歼灭了孙传芳主力，占九江、南昌要地。至此，北伐军歼灭了数倍于自己的吴佩孚、孙传芳两部北洋军阀主力，革命势力从广东扩展到长江流域。同时，退守绥远的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率所部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挥戈南下，占领陕西，进军河南，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北伐的胜利引起内外反动势力的恐惧，英、日、美等帝国主义除继续支持北洋军阀残余势力，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之外，还分化破坏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暗中拉拢蒋介石作为它们新的代理人。蒋介石为谋求外国的“援助”以实现其军事独裁的统治，亦密谋和帝国主义勾结。在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流氓头目的支持下，蒋介石悍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和逮捕共产党员、工人领袖及革命群众。在江苏、浙江、广东各地亦进行了同样的逮捕与屠杀。7月15日，在武汉的汪精卫亦召开“分共”会议，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

四、新军阀的统治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实行“清党”与“分共”，国民党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变成了一个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其内部宁、汉、沪、桂等派系不断进行明争暗斗，蒋介石曾于8月暂行下野。1928年宁、汉、沪三派由对立转向合流。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政府和中央党部，由蒋介石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系）四派达成暂时妥协，“并于4月发动讨伐奉系张作霖的“北伐”战争，张作霖被日本预谋炸死，张学良出任东北保安司令，改易旗帜，服从南京国民党政府。

在此之前，新疆也成立了以杨增新为主席的省政府，于6月20日宣布服从南京国民党政府。至此，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

这种形式统一，不久又告分裂，产生大规模的持续混战，先后发生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10月的蒋冯战争，12月的蒋桂张（发奎）战争，1929年12月至1930年的唐（生智）石（友三）反蒋战争和1930年的蒋冯阎桂中原大战等。在这些混战中，由于蒋介石控制着中央政府，并得到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军事经济实力雄厚，又以进攻威胁与分化瓦解相结合，因而多以蒋的取胜而告终。

1931年5月，蒋介石召开“国民会议”，制订了所谓《训政时期约法》，为其军事专制披上了一层“合法”外衣。并依靠军警宪特的血腥屠杀，建立独裁统治，垄断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广大工人农民在大革命时期所争得的一切权利均被剥夺，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及言论行动等各方面状况日益恶化。农民遭到地主豪绅的剥削，单是附加税，就超过正税“三十倍有之，二十倍者有之，十倍则普遍皆是。”[李作周：《中国的田赋与农民》《新创造》2卷1、2期，1932年7月。]

蒋汪叛变革命后，白色恐怖一时笼罩中国。由于逮捕和屠杀，全国共产党员人数由6万人减少到1万人，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少到3万人，而农会会员大部分散失，革命转入低潮。192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发动南昌起义，进行武装斗争。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2万余北伐革命军在南昌起义，一举攻占南昌，随后向广东等地转移。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开始。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决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作为当前主要任务。9月9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发动秋收起义。12月11日，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及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举行了广州起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随后与转战而来由朱德等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汇合，逐渐发展形成联结赣、湘、闽、粤等省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自1927年秋到193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地农民武装起义还有：湖北、安徽、河南边界地区的农民起义，后来开辟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等在江西弋阳等地领导农民举行起义，后来建立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等在湖南、湖北西部发动起义，开创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彭德怀、黄公略等领导湖南平江起义，创建了湘赣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张云逸等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发动士兵起义，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此外，粤、陕、川、苏、鲁、冀等省，也有共产党人发动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全国共有300多个县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大小共15个革命根据地，全国工农红军发展到10万多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使得国民党统治集团惊惶不安。他们不断地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组织一省或数省的“进剿”、“会剿”，直至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大规模的“围剿”，但总是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起义、创建红军、进行土地革命战争，逐步取得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基本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形式和其他必要的斗争形式相结合，把武装斗争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经济和思想战线的斗争相结合，开创了人民战争的新局面。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焰。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旗，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坚持革命事业，开展土地革命，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

在同蒋介石所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的斗争中，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不断歼灭敌人、壮大自己等一整套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原则，从而解决了怎样以弱小的兵力和劣势的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强大敌人这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为指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以及尔后的抗日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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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一节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中国东北地区是日本自幕府末期和明治以来一直觊觎的侵略目标。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实现其独占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称霸亚洲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一、制造舆论，拟定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从幕府末期开始，随着“大陆政策”的形成和“东方会议”的召开逐步加强。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加紧密谋策划，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侵略中国东北的各种准备。日本的一些军政要人、反动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各个侵略机关，纷纷出动，加紧制造侵略东北的舆论。他们宣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同日本有特殊关系，强调日本对“满蒙”的重大“贡献”，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武装占领东北。

1928年9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对华政策要点》，以“防止共产主义分子潜入东三省”为名，表示对东北“无论如何不可漠然视之”。[〔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8—1945）下卷，1969年版，第118～119页。]1925年5月，由一批少壮派右翼军人组成的“一夕会”举行碰头会，通过了“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日〕稻叶正夫：《昭和战争史讲座——满洲事变》，第74页。]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奉命起草了一个题为《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文件，明确地提出了日本要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维持治安以及防备苏联入侵东北等问题。

1930年末，日军参谋部在制订《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怎样解决满洲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分三个阶段实施，即：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最后完全占领东北。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主张“在满洲惹起事变后，政府若不迫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第85页。]

1931年1月24日，“满铁”调查科科长佐多弘治郎，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表题为《科学地观察满蒙对策》的演说中妄称：“要建设大日本的超级大国，很显然，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这就需要把满洲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35页。]

同年春，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发表《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声称：“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67～68页。]

3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演说，公然声称：“如果单纯地使用外交的和平手段，归根结底不可能达到解决满洲问题的目的。”板垣还强调指出：“如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要的关系。由此看来，可以充分了解：满蒙在军事上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4页。]

这次讲话，不久即印成《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小册子广为散布。4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在他提出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中，强调占领满蒙地区“不只对于战争命运有着重大影响，且关系到帝国的百年大计。”[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71页。]

5月29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一次会上说：“唯满蒙之地，与帝国之国防及帝国之生存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不可以单纯之经济观点视之”，“对满蒙问题作根本性的解决，实乃完成帝国崇高使命之第一步”。[〔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5页。]

6月19日，日军制订《对满蒙方策》。然后，在参谋部新任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下，由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人事科长冈村宁次、参谋部编制科长山胁正隆、欧美科长渡久雄和中国科长重藤千秋等组成所谓“五科长会议”，经反复研究，改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个秘密文件，明确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

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7月31日，日本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回东京，将这个《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作为指令下达。8月3日，日本陆军在东京召集军司令官[此处指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司令官。]和师长会议，传达在满洲作战的计划。裕仁天皇分别接见各司令官，暗示了他知道并且批准预定在最近将来发生的事件。次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会议致词中说：“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并勉励军人善尽“应变责任”。[《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50页。]

9月6日，日本政友会头目森格公开发表题为《紧迫的满蒙对策》的文章，声称：“日本消耗了20亿的国家经费，以10万同胞鲜血，好容易才把俄国的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洲人故乡的满洲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地进行经济建设”。9日，他又在名古屋市举行的一次讲演中说：“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洲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族的领土”。[〔日〕山浦贯一：《森恪》，第995～996，第993～994页。]

驻京都的陆军第16师第3飞行团，9月7日向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地空投了10万张传单。传单的题目是“醒来吧，国防！”主张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并附有注明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的地图。同一天，日军参谋部中国组组长影佐祯昭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对华问题协议会”上也妄称：“作为东洋盟主的日本，为了惩治中国之恶行而进行打击，是理所当然的”。[〔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朝日新闻社，1969年版，第412页。]

在制造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方面，一个叫“满洲青年联盟”的组织也曾起过极大的作用。该组织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策动下，于1928年11月正式成立。

1929年1月，制定了“必须使满蒙的天地真正成为我们的理想之乡”的方针。1931年3月，该联盟为激起旅屠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的对外扩张情绪，组织了“全满日本人自主同盟”，声明：“为自立地死守满蒙和拥护国权，全满同盟实行大同团结”。[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他们还印发了1万多册名为《满蒙问题及其真相》的小册子，在日本国内广为散发。文中声称：“满蒙不仅作为我国国防第一线和国军的军需产地有它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产业的原料产地和食品供应地，对我国的生存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地区”。[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6月20日在沙河口举行讲演会，支部长结城在开幕词中狂呼：“我们站起来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7月，该联盟向中国东北和日本国内发行了500册名为《满蒙三题》的宣传材料，声称：

第一，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是“我们先辈”估计到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可能到来而确定的，所以把它作为生存权而加以保卫，则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日本侨民在东北的大地上，有必要建立以民族和睦与日本文化为背景的共和乐园；

第三，为了拯救中国这个落后的民族，取消张学良政权。“日本就理所当然地”要在东北驻兵，进而“打倒半封建的东北政权”。[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163页。]

这些策划和蛊惑人心的煽动，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的狂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日本关东军为详细了解东北各地情况，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曾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非法地到东北各要地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有4次，即1929年7月的“北满参谋旅行”，10月的“辽西参谋旅行”，1930年5月的“长春参谋旅行”，以及1931年7月的第2次“北满参谋旅行”。

“参谋旅行”的主要人物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上校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校。日军参谋部作战部长畑俊六少将曾亲自带领关东军参谋前往长春进行过一次侦察。通过一系列现地侦察，日本制定出了攻占沈阳、哈尔滨、锦州等城市的作战方案和侵占中国东北后如何进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至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现地侦察工作已基本完成。

二、扩充军备，加紧部署，频繁演习

1930年度日本军费为4.4亿日元，占国家总预算的28.5％。军需品和其他战略物资的进口占贸易总额的41％。日本在不断扩大军事工业的同时，将90％以上的大中型民用工业也都作了转产军火的准备。到1931年日军总兵力已扩充到30.8万人，其中陆军17个师23万人。

1931年4月中旬，日军参谋部调驻仙台的第2师（师长为多门二郎中将），与驻中国东北地区的第16师换防。第2师由日本北方士兵组成，为的是适应侵略东北在寒冷地区作战。

7月1日，日本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日本调1个师常驻中国东北，废除驻满日军每隔2年调换1次的制度。同时，还密令独立守备队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当月，将两门240毫米的榴弹炮等（攻城重炮）从旅顺秘密运到沈阳，安置在独立守备队第2营的兵营里。这两门重炮是分解后分别装进外形似棺材的木箱里，用客赐从神户运到大连的。为掩人耳目，他们把火炮安装在事前挖好的掩体内以后，进行了操作训练，预先标好了目标。“这些火炮后来在攻击北大营时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威力。”[〔日〕岛田俊彦：《关东军》，1969年版，第94～107页。]

在加强关东军独立作战能力的同时，日本还于7月从本上增派了1个师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参战，并且，命令驻朝鲜的日军开到图们江岸，待机行动。

8月1日，日本军部进行了异常的人事安排，任命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上校为沈阳特务机关长。当日上午，本庄繁中将到叶山夏宫晋谒日本天皇，得到天皇赐膳，并由天皇亲自向他授子新职。本庄繁是侵华老手，曾当过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对中国东北的情况十分了解。

而土肥原贤二则是有名的“中国通”，日本将此而人派来东北，显然是为发动侵略战争而作的安排。同月3日，本庄繁在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信中说：“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中国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30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7年（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与我（日本）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289页。]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关东军的序列如下：

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

第2师师长：多门二郎中将（驻旅顺）

步兵第3旅：旅长长谷部照俉少将（驻长春）

步兵第15旅：旅长天野六郎少将（驻辽阳）

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驻公主岭）

独立步兵第1～第6营

旅顺重炮营

关东军宪兵队等，总兵力1万余人。

8月20日，本庄繁走马上任。9月1日，对所属“训话”，反复强调要“应付非常局面”。9月7日，他视察了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检查战备情况，进行战前动员。9月8日，本庄繁到沈阳，在石原莞尔陪同下访问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就时局问题交换了意见。9月13日，本庄繁偕板垣、石原等一行9人赴长春视察，在给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的训示中说：“查最近匪贼跳梁益甚，不仅妨害铁路运行，并且多次窥视我附属地，诚堪忧虑。对于敢于轻视我军威严之此类不逞之徒，应采取断然措施，以求完成铁道守备任务，同时消除帝国侨民之不安”。[〔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297页。]

l4日，观看长春日军演习。15日，赴四平、公主岭等地检阅日军。18日，检阅第2师驻辽阳的部队，在讲评的最后，本庄繁对多门师长说：“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许有一日偷安，当万一发生事端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日〕稻叶正夫：《昭和战争史讲座——满洲事变》，第68页。]日本关东军经常进行军事演习，进入1931年后，演习活动更加频繁。

1931年4月，多门师刚从辽南登陆，就进行了进攻金州（金县县城）的演习。6月9日，驻长春日军借满铁占用地区举行城市巷战演习，不顾中国公安警察阻拦，强行越出满铁占用地界架设枪炮。7月15日，驻长春日军第3旅司令部宣布：自即日起，废除过去在铁路两旁进行军事演习需于10日前通知中国的惯例，在所定范围内，无论昼夜，日军将自由实施一切军事演习。

8月4日，驻朝鲜日军在图们江进行军事演习，擅自越界架桥，施放水雷，侵犯中国领土领水。

15日，日军更越过图们江到中国境内进行军事演习。20日，日本驻朝鲜的第19、第20两个师，全部调到中国边境图们江沿岸。8月18日，驻沈阳日军守备队在皇姑屯一带进行居民地战斗演习。9月，军事演习接连不断。9月2～5日，驻沈阳日军在文官屯、旺官屯、关帝庙各处，分别进行围攻东北军北大营、东北兵工厂及沈阳城等各种作战演习，驻长春日军以城西五里堡、新立屯、田家油坊等地为战场，演习攻击长春城。7日，安奉（今丹东至沈阳）铁路日军守备队第3营，开始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8日，东北各地日侨在乡军人会会员奉陆军省密令，分赴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城市报到。

同日，驻沈阳日军在北大边门与合堡大街等处进行攻城、巷战等作战演习。

15日，在沈阳的日军第29团、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举行攻打沈阳城墙的联合夜间演习，战争气氛愈来愈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三、挑起事端、寻找借口

1931年7月、8月，日本帝国主义先后挑起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一）“万宝山事件”

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制造侵略东北的口实，导演的一起大规模反华事件。

万宝山位于长春以北约30公里的长春县三区境内。这里完全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既不是“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1909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日图们江界约》[条约规定划图们江以北的吉林省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为特区，容许朝鲜人垦殖。]所走的特区。1931年4月间，“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得肖雨春等生熟荒地400余垧[东北土地面积的计算单位，每垧相当于7亩。下文的一丈为3.3米。1里为0.5公里。]，为期10年。呈县有案。“查租种稻田例须经过官府许可之程序。”但是郝永德不经县政府批准，就擅自将上述土地转租给被日本帝国主义剥夺了土地而流落到中国来的朝鲜农民李升薰、李造和等9人耕种，也以10年为期，此项契约也未交报长春县政府批准立案。到5月上旬，在长春居住的朝鲜农民40户计200余人移居该处，立即从事开垦。此处地势甚洼，朝鲜农民为了引伊通河水灌溉，便着手在中国农民的熟田里开设一条引水渠。这条水渠“宽约三丈，深在三丈以内不等，长约二十里；此壕工作强横进行，已完大半，损坏良田一百余垧；将来渠成，一值大水之年，附近良田二千余均悉将直受水害”，[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6、75页。]因而引起当地中国农民的担心。5月20日，中国农民代表100余人向当地政府呈诉。

5月31日，长春县政府派人前往劝告朝鲜农民停工，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反而引来了大批非中国籍的朝鲜人加紧挖渠筑坝。日本领事馆还增派了约50名警察，准备镇压中国民众。7月1日中国农民眼看沟坝将要修成，自己的大片熟田会被淹没，这是个关系到死活的问题，于是自发地集合起300多人前来填沟，结果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公然开枪，后来，在日本警察“保护”下，朝鲜农民于同月11日修成沟坝并通水。

在这次冲突中，中国农民多人受伤、被捕，而日本警察和朝鲜农民并无伤亡。可是日本却大造舆论进行欺骗宣传，煽动仇华，因而在朝鲜国内发生了大批杀害华侨的流血惨案。仅在7月3日到9日的1个星期内，华侨就有100多人被杀、90多人失踪、160多人受伤，民宅、商店被毁数百所。在日本掀起的朝鲜暴力排华风潮中，自朝鲜返回国内的受难同胞，到7月10日为止已达4500人，其中返回安东（今丹东市）的难胞为2881人。

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继续扩大事态。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问题，主张采取更强硬态度。

15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吉林省主席张作相提出保留万宝山水田租约效力，所筑沟坝不得损坏，赔偿朝鲜人损失，准许朝鲜人在东北自由居住等无理要求。同日，朝鲜人在万宝山马家船开渠放水，致使民田被淹数百垧。日本军警在该地强行搭设帐棚20余座驻扎，附近不许中国人进入。

7月19日，民政党总裁、日本政府首相若槻礼次郎，也对万宝山事件表示了蛮横的态度。他在秋田市民政党大会上说：“我国在满蒙地方，享有同国民生存关系紧密的权益，为了保卫我国之生存权，必须不借任何牺牲，毅然奋起”。[［日〕今井清一：《太平洋战争史》1，第260页。]

从7月22日起，中日双方开始交涉。日方竟然搬出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有效，来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辩解，使谈判陷于僵局。这场朝鲜移民与中国农民争水夺地的纠纷发展成为“万宝山事件”，本来就是日本为了借机扩大移民和制造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借口，所以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谈判毫无结果。

（二）“中村事件”

日军参谋部上尉部员中村震太郎，于1931年6月奉命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随同者有一名旅居东北的日本退伍骑兵上士、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逃亡到中国来的俄国人，其中大部是旧贵族。]他们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在准备经挑甫返回途中，于6月26日在兴安区葛根庙附近苏鄂公爷府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第3团（团长关玉衡）所部拘获。经搜查，在“他们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中村“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2～73页。]

他们的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为维护国家主权、这样处置一个证据确凿的间谍本无可非议。但是日本当局却借题发挥，一方面向中国抗议，另一方面煽动反华战争的狂热。8月20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要求中国方面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菱刈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提出“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权益”，并强调关东军司令官应“调动兵力”。[〔日〕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420页。]

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考虑得更具体，他认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沟（湖）行使武力的前提”。[〔日〕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422～423页。] 据日本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2连连长川上精一上尉的记载，当时许多日本军人都感到“事变”即将爆发。

四、“九·一八”事变爆发，大规模武装入侵开始

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为侵占东北策划了多年之后，预定的事件终于爆发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2.5公里处，在沈阳站与文官屯站之间。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破地点，其原因有二：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北大营较近，便于诬为中国军队破坏，也有利攻击。

早在1930年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就准备把柳条湖作为挑起武装侵略的地点。1931年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订出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设想。同年6月，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将爆破任务交给了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校和曾经担任张学良顾问的柴山兼太郎的助理官今田新太郎上尉，让他们负责组成爆炸铁路的秘密班子及有关事宜。不久，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中校也参与其事。

今田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驻虎石台）调到柳条湖分遣队，并当面向他下达密令。计划中决定在爆炸铁路的同时，攻击北大营，在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这一任务分别由独立守备第2营营长岛本正一中校（驻沈阳）及其所属的第1连连长小野正雄上尉（驻沈阳）、第2连连长川上精一上尉（驻抚顺）、第3连连长川岛正上尉和第2师的第29团团长平田幸弘中校（驻沈阳）、奉天宪兵队队长三谷清中校（驻沈阳）负责。

制造事件的时间本来确定为9月28日，待当地的高粮等农作物均收割完毕，便于作战。但是到9月中旬，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在日本国内暴露。陆军大臣南次郎等派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转达军部不同意在近期内发动事变的意见，而建川美次是在8月间军部人事调整时担任该职的，也是参与策划在东北发动事变的人物之一。

9月15日，他在启程之前有意向参谋部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等人泄漏军部的意图。桥本立即利用建川与板垣之间使用的私人密码本，向板垣接连发了三次密码电报。第一次说：“事暴露，立刻坚决行动”。第二次说：“在建川到达沈阳前，应坚决行动”。第三次说：“国内不用担心，应坚决行动。”[〔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1963年版，第118～130页。]

板垣接到桥本的电报后，与石原、花谷、今田等人反复研究，因得知建川预定在9月18日傍晚抵达沈阳，因此决定提前在9月18日发动事变。在作为特使制止关东军行动的建川美次被安置在菊文饭店欢宴住宿的同时，争变的准备工作也已一切就绪。

9月18日，今田新太郎告诉河本末末等人“今晚动手”，川岛连检查装备，进行全副武装演习，其他部队亦整装待发。入夜，河本带领七八名部下，将今田准备的黄色方形炸药放在距离北大营800米的铁轨接头处的两侧。是夜，“弯月挂起，高粱地里黑沉沉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83页。]

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震荡长空，炸毁一段路轨。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19日零时28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诡称北大营中国军队同日本守备队虎石台连正在激战，日军陷于苦战。[［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06页。]

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本庄当即决定，按照预定的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9月18日夜，当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北大营第7旅时，因王以哲旅长不在军中，参谋长赵镇藩当即一面下令全军进入预备阵地，一面给王以哲家打电话，并用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命令：“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非常紧急。赵镇藩就决定利用敌军前进迟滞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斗部队由东面撤退。据赵镇藩回忆：

“我军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钟，伤亡颇多……敌人已从南面突入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7旅的大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因此，他们一面反击敌人一面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前来增援呢？’‘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呢？’及至撤出北大营，他们还很关心的问：‘我们几时反攻回来呢？’这说明了广大的东北军的军官和士兵是爱国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杭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78年版，第26～27页。]

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本庄繁向关东军下令：驻辽阳第2师，驻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第1、第5营等迅速开往沈阳，攻击该地中国军队；驻长春步兵第3旅准备进攻长春。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8日夜，日本在沈阳的驻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2营和第2师的第29团，人数仅几千人。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军连夜向沈阳增兵。驻扎在铁岭的部队，于19日凌晨4时到达沈阳，配合第2营于5时30分占领北大营。

与此同时，驻扎在海城和辽阳等地的第2师所属部队及师长多门二郎也于19日凌晨5时抵沈阳，与原来驻在沈阳的第29团一起行动，6时30分占领沈阳内城。然后该师又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距沈阳10公里的东大营进攻，日军南北夹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学员不战而退，中午12时许，日军占领了这个东北军的第二大营。

由于东北军绝大多数部队执行了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力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9月18日夜里，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了全面攻势。

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

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当日22时许，长春陷落。

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部立即于19日7时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参谋部副总长二宫治重中将，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少将，代理作战部长今村均上校，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少将：陆军省次官杉山元中将，军务局长小矾国昭中将等。情报部长桥本介绍了沈阳附近的战况，他说：“到目前为止，张学良的部队还没有全体出动攻击”。[今村均：《自述·一个军人60年间的哀欢》，芙蓉书房，1971年版，第187～193页。]

军务局长小矾认为：“关东军此次之行动是完全适当的”。[〔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编》，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14页。]

与会者一致表示赞同，并准备向内阁提出增兵案。10时，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关东军的报告，考虑到侵华策略的需要和外交上的反应，决定了“不扩大”方针，并在会议后由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分别给关东军发了训示电，在传达内阁决定的“不扩大”方针的同时，赞扬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11页。]

同时，军部的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了一份电报说：“参谋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对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参谋部的意思并不想停止军事行动”。[［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1963年版，第118～130页。]

关东军领会到军部和内阁的意图，即于18时继续调兵遣将，由擅自入境的驻朝鲜日军第39旅驻守西满，将第2师等关东军主力集中到长春，准备进攻吉林和黑龙江省。同时，向陆军中央请求增派3个师的兵力。20日上午，陆军三长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教育总监）会议一致决定：“此时，军部希望一并解决满蒙问题，万一内阁不同意军部这一方案，则以此为理由，直至推翻内阁亦在所不惜”。[〔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篇》，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17页。]

海军也积极支持关东军。这就为关东军扩大侵略提供了保证。21日上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作出攻占吉林的决定，占领长春的日军第2师奉命乘装甲列车于当日下午抵达吉林。由于吉林省代理主席、军署参谋长熙洽叛国降日，中国军队退出吉林，所以日军第2师兵不血刃占领了吉林。

从9月18日至25日一周内，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12条铁路线，完成了“九·一八”事变军事进攻的第一阶段。

日军占领的城市：19日有沈阳、长春、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还有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帮子。20日有熊岳城。21日有吉林。22日有通辽、郑家屯、牛庄。23日有敦化、蚊河。24日有巨流河、新民。25日有洮南。

日军控制的铁路：除南满、安奉两路外，对北（平）宁（沈阳）、中东（由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长春）、沈（阳）海（龙）、四（平）洮（安）、吉（林）长（春）、吉（林）敦（化）、大（虎山）通（辽）、洮（安）昂（昂溪）、吉（林）海（龙）、营（口）沟（帮子）各线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控制。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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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与东北沦陷

一、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民族投降主义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通过“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地区，从中国方面讲，主要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推行了绝对不抵抗政策。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准备侵占中国东北的时候，蒋介石于1931年6月6日发表《告全国将士书》，称“赤祸”是中国的“最大祸患”。21日，蒋介石离南京赴南昌，7月1日在南昌行营发布命令，亲自指挥30万国民党军队，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23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蒋总统秘录》，中央日报译印，1976年版，第7册，第185页。] 这是蒋介石首次作为国策公然提出的卖国方针。

11月30日的讲话，把“攘外应先安内”改为“攘外必先安内”，作了进一步强调。以后蒋介石的许多讲话，反复强调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亦皆源于此。

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其主要原因是他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极端仇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力量。在蒋介石看来：“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页。]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8月22日），蒋介石又在南昌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苛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荣孟源：《蒋家王朝》，第51～52页。]宣誓3个月内“肃清”江西红军。

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宣誓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28～130页。]

12月20日，宋庆龄发表时局宣言，指责蒋介石国民党“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而美其名曰党治。”[《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1年1月1日。] 1932年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共”会议，部署第四次“围剿”时说：“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同年12月14日，在内政会议上又称：“攘外必须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40～41页。]

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并侵占热河之后，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部署第五次“围剿”时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这样，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专心致志地进行“剿共”战争，对民族敌人推行不抵抗政策，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早在1927年10月，蒋介石由张群陪同访日时，就于11月5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达成“圆满的谅解”，其中包括“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会见新闻记者团时，表示“保证对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加以考虑”。[〔日〕山浦贯一：《森恪》，森恪传记编纂会，1940年版，第614页。]

1931年10月，蒋介石派遣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时，许代表蒋介石声称：“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部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党可同意向日本……让出东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1932年，蒋介石为其不抵抗政策辩解说：“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1年版，第317页。]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指示东北军将领，对于沈阳紧张局势，“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9月19日，外交部致日内瓦施（肇基）代表电称：“现已完全证实，我方毫无挑衅举动，日军公然向我攻击，我方虽绝未抗拒，而彼仍继续向我开火，炮轰我营房及兵工厂，星期六晨六时半，占据沈阳全城及其附近……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李云汉：《九一人事变史料》.正中书局印行，1977年版，第453～454页。]

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要求全国人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申报》，1931年9月23日，第八版。]后来的事实证明，国联决不会也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日本侵略，蒋介石依赖国联，实质上也是为推行他的不抵抗主义作掩护。

二、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绝大多数中国军队不战而退

“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其主要责任应由蒋介石承担，因为他是不抵抗主义的决策人，这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但张学良也有一定责任。

就连张学良的部下、东北军著名将领何柱国也承认：“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曾多次指示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要采取不抵抗主义，张学良均一一遵照执行。

1931年6月8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对蒋介石的《告全国将士书》表示“钦服莫名”，愿率旅“唯钧座之命是从”。[《国闻周报》第8卷第23期，1931年6月15日。]7月间因万宝山事件，蒋介石在江西抚州给张学良拍发电报称：“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其利用共产党，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人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张学良复电也说：“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盛京时报》1931年7月15日.影印本，第79册，第449页。]

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8月又给张学良发一铣（代16日）电，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6页。]

9月6日，张学良电令臧式毅代主席、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7页。]

正是由于张学良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步步得逞。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解除了思想武装，对日军疯狂的战争准备毫无戒备，以致事变发生后缺乏有力的指挥，被日军各个击破。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长期留驻北平，9月18日，得知沈阳事变消息时，他偕夫人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东北边防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正在忙于为其父作寿。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留住北平；黑龙江省军政大权交其子万国宾代理，他在北平遥控，当时他最关心的是尽快将眷属家财由齐齐哈尔转哈尔滨再转天津。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父殁回锦州治丧，由军暑参谋长、省府委员熙洽代理。在沈阳城内的东北及辽宁省各机关军政要员，事变前也大半不在岗位。“九·一八”事变之夜，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未回军营指挥。3个团长，王志军在营中，张士贤当晚回家未归，王铁汉听到炮响才从家返回营中。因此，当日军突然袭击北大营时，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中国军队大都不战自溃，丧失东北大片领土。“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方面关东军的正规部队约有1.04万人，另有在乡军人约1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等约3000人，共计约234万人。而东北军的总人数约有30万人左右。除因军阀混战调到关内的11万人外，留在东北的尚有近20万人，其中驻辽宁6个旅，驻吉林9个旅，驻黑龙江5个旅，另外还有公安、警察部队。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边防军序列如下：

司令长官：张学良

副司令长官：张作相 万福麟

参谋长：荣臻

驻辽宁部队（张学良兼）

第7旅：旅长王以哲

第12旅：旅长张廷枢

第20旅：旅长常经武

骑兵第3旅：旅长张树森

洮（安）辽（通辽）镇守使：张海鹏（辖省防旅）

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辖省防旅）[东边道镇守使驻山城镇，管辖辽宁东边一带23个县。]

驻吉林部队（张作相兼）

第22旅：旅长苏德乃后为赵毅

第25旅：旅长张作舟

第26旅：旅长邢占清

骑兵第4旅：旅长常尧臣

吉(林)长(春)镇守使：李桂林（辖第23旅）

延吉镇守使：吉兴（辖第27旅）

滨江镇守使：丁超（辖第28旅）

绥宁镇守使：赵芷香（辖第21旅）

依兰镇守使：李杜（辖第24旅）

炮兵第10团

卫队团

驻黑龙江部队（万福麟兼）

第1旅：旅长张殿九

骑兵第1旅：旅长吴松林

骑兵第2旅：旅长程志远

黑河镇守使：马占山（辖第3旅）

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辖第2旅）

炮兵团

卫队团

海军海

防舰11艘

江防舰8艘

东北军除装备、教育训练和作战准备不如日军外，数量居绝对优势，加之群众支持和熟悉地形等条件，如能坚持抗战，即使一时不能取胜，也不致失败得如此之惨。日本发动这次进攻，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胜利把握，非常害怕中国一致合力抵抗。如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干应付矣”。[国民党行政院档案〔2〕3374。]

可是，据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揭露：‘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东北日报》1946年3月24日。]张学良则叫东北军政大员“严饬所属对此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干事无益”，并“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而荣臻说得更明白，他命令北大营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页。]

当时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8月间即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旅长王以哲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说：“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王以哲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这样，不抵抗主义，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贯彻比较彻底。结果造成大片国土轻易地落入敌手。满铁的土木建筑公司经理榊谷仙次郎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夸耀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台（大）营的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记录，敌人有1.2万人，而关东军用650人即以1/20的兵力，战斗7小时，就把它攻占了”。[〔日〕《日中15年战争》（上），教育社，1977年版，第103～104页。]

这就是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沈阳的陷落，也并不是日军攻陷的，基本上是从敞着的大门开进来的。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时，沈阳城门大开，荣臻和臧式毅会商应付办法，认为日领事馆已经说了日军不进城，“如果进城，吾方即闭城门，日军亦可用炮击毁，不若开城听其如何。”[《辽吉被占纪实》，《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果然，日军一炮未发，便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内。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严重限制了东北爱国官兵的抗日行动。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在日军发动进攻时，曾一再退让，力避冲突，直到冲突不可避免时，他才被迫自卫还击，领导部下进行了有名的嫩江桥抗战，但国民党政府未给予任何实际支援，终于未能扭转战局。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还促使了某些人叛国投敌，引狼入室。9月21日，日军由长春向吉林省城进攻时，吉林省军参谋长兼代理主席熙洽，借口“不抵抗”的指示，出城迎敌，并责令所属守军缴械投降。

最后，以“独立”为名，宣布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设立傀儡组织伪“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9月24日，日军向吉林西北境进犯时，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公然向日军投降。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也于10月15H发表投降宣言，叛国投敌，充当了汉好。张景惠暗中策划在哈尔滨宣布“独立”，9月27日宣布组织东三省特别区的“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9月30日宣布招募伪“特别警备队”，均以日本顾问为主宰。不久，他就成了公开的大汉奸。在这些叛变投敌分子的协助下，日本帝国主义轻而易举地夺城掠地，迅速扩展占领区。

三、日军占领东北全境（参见附图l）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后，日本陆军中央部于9月23日内定了“关于军事占领地的范围”，[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篇，第126页。]还规定了几条逐步扩大的军事占领界线。

第一道是最小限度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为辽河一线，即以郑家屯、新民、营口为界。东线以吉林、海龙为界。

第二道是可以向外扩张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以洮南、通辽、大虎山为界，东线以敦化及延边地区为界。

第三道是哈尔滨和延边地区，对后两个地区，仍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暂由外交官出面交涉。日本实际上已放弃“不扩大方针”，变本加厉地扩大侵略战争，日军迅速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一）夺取江桥，侵占黑龙江

黑龙江省处于日本势力范围之外，而且与苏联接壤，日军直接出兵侵占尚有顾虑，便首先利用叛国投敌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伪军向龙江（齐齐哈尔）发动进攻，企图达到不直接出兵而取得黑龙江的目的。张海鹏是奉系军阀元老之一，因向张学良谋取黑龙江省主席未成，与日军早有勾结。“九·一八”事变后，张海鹏投降日本，10月1日宣布就任伪边境保安司令，脱离张学良，并答应日本北上进攻黑龙江的要求。

当时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远在北平。

10月中旬，张学良任命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代理省主席职务兼任黑龙江省军队的总指挥。

16日拂晓，张海鹏部向江桥发起进攻，马占山率部将其击溃，并将嫩江桥破坏三孔。

日军利用张海鹏伪军进攻失败后，决定直接出兵攻占黑龙江省。日军认为，中国军队破坏嫩江桥是它出兵的“天赐良机”[〔日〕《现代史渊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0页。]可以“依然利用张海鹏军担任此项任务，或依靠关东军自己的力量，或两者并用”[〔日〕《现代史渊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39页。]，以实现其“征服北满的方略”。[〔日〕《现代史渊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54页。]

10月27日，齐齐哈尔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少校，以关东军司令官代表的名义向马占山提出要求，限令在一周内即11月3日前修复嫩江大桥，否则，日本将以武力为掩护自行修理。[〔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0页。]

当时，日军已决定由第2师第16团的1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1个骑兵连和1个工兵连组成嫩江支队，准备到达江桥附近以武力掩护修桥。

11月2日，林义秀偕同清水面见马占山，声称：奉日本政府及关东军司令官的训令，因洮昂路修筑原有日人借款，既有借款关系，嫩江桥应由日方派满铁工人修理，已派兵来监护工作等。当即遭到马占山回驳。林义秀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通告转交马占山。通告说：

“（1）自即日起，嫩江桥不得为战术上使用；

（2）在11月4日正午以前，两军各自桥梁撤退至10公里以外之地点，至修竣为止，不得进入10公里以内地区。修竣之日期，俟预计后随时通知两军。

对于违背上述要求者，即被认为对日军怀有故意而行使其合法之武力”[〔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7～368页。] 马占山决定对日修桥取放任态度，但江桥阵地不能后撤，采取必要自卫措施。随后，双方开始交火。

日军经两日激战夺取江桥后，继续向纵深推进。11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经林义秀向马占山提出警告：“马占山如欲避免日军进入齐齐哈尔，应速披沥诚意”。[〔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651页。]

并要求当晚12时以前答复。下午，林义秀又将所谓诚意条件用短札方式交给黑龙江省外交主任王春。信中说：“考察目前之时局，避免战祸、维持地方秩序的唯一方法是马主席下野；同时黑省政府与张海鹏之间实行和平授受政权，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651页。]

9日，马占山书面答复本庄繁说：“为披沥诚意，本拟与张海鹏交涉，可是张尚未奉中国政府之命，而且日军又将江桥附近路线切断，为此，不可能与张协议授受政权。”[〔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83页。]

日军认为马占山没有诚意，遂于12日13时又由林义秀转交了本庄繁的通告：

（1）马占山下野；

（2）马占山军从齐齐哈尔撤退；

（3）为保障洮昂线安全，日军之一部派至龙江车站，并限于12日晚12时以前答复。[〔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652页。]

但当日晚，即遭到马占山拒绝。

关东军用“和平”手段威逼失败后，积极准备发动薪的进攻。11月11日，关东军发布命令，调第2师全力向大兴方面集结。12日中午，日军骑兵第2团在部分步、炮兵的配合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进攻。13日，日军将嫩江桥修复，满载补给物资和兵员的列车开到。关东军司令官命令第2师师长指挥该师和混成第39旅的3个步兵营以及嫩江支队，向三间房守军进攻。13日深夜，关东军接到陆军大臣有关与马占山交涉的训令：

（1）马占山军必须撤退到齐齐哈尔（含）以北；

（2）马占山不得向中东铁路以南出兵；

（3）马占山军不得妨碍洮昂铁路的运行，如有妨碍，帝国将立即采取必要而有效的手段。

上述条件，限马占山自11月15日起10日以内实行，限16日正午以前答复。[〔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89～390页。]

随后，又接到参谋总长命令：

（1）马占山军如接受并实行我方建议，可令嫩江支队将主力集结于郑家屯以东；

（2）马占山军如不接受我方建议，或接受而不实行，贵军可自行采取必要的自卫行动。[〔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89～390页。]

关东军一方面让林义秀和清水通过在哈尔滨的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张仲仁，将此意通知马占山；另一方面命令第2师从17日起发起进攻。至18日，日军第2师主力已全部增援至嫩江方面加入战斗。守军顽强抗击后被迫撤退。日军沿铁路及其两侧分三路追击。

19日下午，占领齐齐哈尔。从此，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也沦于敌手。

由于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的大部地区，在两个月的短时间内，即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在全国各界的谴责和国民党派系斗争激化的情况之下，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于12月15日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但他在暗中仍操纵着大权，并伺机再次上台。

（二）侵占锦州，攫取辽西地区

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即将作战方向转向锦州，以夺取整个辽西地区。

锦州为辽西重镇，是北（平）宁（沈阳）、锦（州）朝（阳）两铁路的交叉点，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夺取锦州和辽西地区，不仅能巩固日本对东北的占领，也为进一步侵占热河和入侵关内作战取得重要的前进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的东北军大部撤退到锦州和辽西地区。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行署，以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以米春霖代理省政府主席，荣臻也率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大部分职员到锦州办公。9月底，两署在锦州开始办公后，调驻通辽的骑兵第3旅、驻桃南的步兵第20旅集中锦州附近，连同原驻锦州的步兵第12旅沿大凌河布防。另外还有步兵第19旅、炮兵第8旅与炮兵第6旅第13团以及沈阳步兵第7旅之一部，兵力约2万，火炮约70门。

1931年10月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轰炸锦州。

10月8日中午，日机11架（侦察机6架、轰炸机5架）从沈阳机场起飞，13时40分飞抵锦州上空，对辽宁省政府所在地的交通大学、第28师兵营和张作相公馆等处投下25公斤重的炸弹75颗。接着，日本关东军派其豢养多年的汉好凌印清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派奉天讲武堂教官日本预备役步兵上尉仓冈繁太郎等14人为顾问，收买利用土匪组织伪军，骚扰辽西地方治安，并策动张学成叛乱，企图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出兵辽西。但是，这两股汉奸土匪武装均被锦州地方当局迅速消灭。这样，日军便又寻找别的借口，以便直接出兵攻占锦州，夺取辽西地区。

11月间，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按照关东军的训令，在天津先后制造了两起暴乱事件。 [天津事件：1931年11月8日晚，由日本浪入及汉奸组成的便衣队，从日租界冲出袭击华界，与中国军警发生冲突。驻天津日军下令戒严，土肥原等策动薄仪去东北充当傀儡。11月26日，土肥原又制造第二起天津事件，关东军以侵救天津日军为名，越过辽河，指向锦州，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

11月26日夜，关东军接到驻天津日军的急电称：“在天津附近，日华两军再次冲突，军决定断然行使自卫权，击退当面之中国军，切望迅速增兵。”[〔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22页。]

本庄繁立即复电：“军准备立即集结兵力，然后向山海关前进，救援贵军的危急。”[〔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22页。]

11月27日凌晨1时，关东军司令官命令混成第4旅沿北宁线进至大凌河一线，掩护军主力开进，并为进攻锦州附近中国军队阵地实施侦察；令混成第39旅和第2师主力到沈阳集结。同时派飞机搜索锦州方面守军的情况并支援混成第4旅行动。8时以后，日军在白旗堡绕河一带与中国东北军发生战斗。由于国民党政府经与英、美、法等国商议，已于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所以这时，日本政府和军部恐怕引起国际上的反对，又于当天下午两次电令关东军停止前进，进入辽西的部队一律撤回到辽河以东。日军其他后续部队也退回沈阳。

12月上旬，关东军为了一举侵占锦州和辽西地区，一再以所谓“讨伐匪贼”的名义要求增派兵力。

12月7日，日本陆军大臣致电关东军，表明了军部关于攻占锦州的意图。

12月13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进攻锦州的方略》，决定从北向南直指锦州。经天皇批准，于12月17日派遣混成第8旅，27日派遣第20师司令部和混成第38旅，以及坦克、野战炮兵等部队侵入中国东北参战。日本新组成的犬养毅内阁也同意了军部进攻锦州的计划。

12月15日，日军参谋部给关东军下达侵占锦州的内部训令，关东军随即作好了进攻锦州的一切部署。12月28日，日军第2师、第20师、混成第39旅、混成第8旅和飞行队向锦州发动进攻，1月1日从三面包围了锦州。

锦州守军由于得不到支援，将领又缺乏抗战守土的决心，从12月29日起即开始撤退；1月3日晨，全部撤出锦州。3日下午，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锦州的失陷，为日本向华北扩张打开了大门。日军占领锦州后，迅速占领山海关外的全部辽西地区。至此，辽宁省全部被日军占领。接着，关东军下令重新调整了部署。

（三）侵占哈尔滨，攫取东三省特区

哈尔滨当时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顾及到对苏关系，暂时放弃了直接出兵夺取哈尔滨的计划，利用与日本早有勾结的东三省特别行政长官张景惠，建立了傀儡政权，取名为“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并建立了2000余人的特区警察队。但是，哈市群众反日情绪高涨，再加上吉林边防军代理副司令李振声、东铁护路总司令兼第28旅旅长丁超、第26旅旅长邢占清等部表示抗日，所以张景惠暂时还不敢公开当汉奸。

吉林沦陷后，熙洽在吉林组织伪省政府。11月间，张学良和张作相即电令原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在宾县建立吉林省政府，并委派其任代理主席，委派冯占海任吉林省警备司令兼第1旅旅长。不到一个月，各县政权组织迅速恢复，形成了与熙洽为首的吉林省伪政权的对立，打乱了日军占领整个北满的计划。于是，日军一面拉拢张景惠，一面把投降日军的原吉林省军编成5个旅，并以投敌叛国的原师长于琛澄为“吉林省剿匪司令”，企图消灭抗日力量。1932年1月，于琛澄率领伪军王树棠、李毓久两个旅及马锡麟、刘宝林两个混成旅，在日军少校东宫铁男等人的直接指挥下，由舒兰向北推进。1月16日，于部伪军在愉树将东北军第25旅击溃。23日在拉林附近与吉林省警备军冯占海部发生战斗，冯部撤退。然后，于部伪军向哈尔滨节节逼近。

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也到哈市主持特务机关，企图里外夹攻，正当哈市形势发发可危、人心惶惶之时，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领1个团于25日星夜赶赴哈尔滨，与第28旅旅长丁超等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选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决心保卫哈尔滨。于琛澄另派刘宝林率一支伪军开到双城堡东十里铺附近，2月1日被第22旅旅长赵毅所率领的部队包围，大部被歼。

当关东军司令部得知于琛澄伪军进攻受挫后，便以哈尔滨形势不稳为理由，要求出兵，立即得到陆军参谋部的批准。关东军司令官于1月28日凌晨4时命令步兵第3旅旅长长谷部少将率该旅（欠步兵第29团）、野战炮兵第8团第1营主力组成长谷部支队，紧急开赴哈尔滨；同时命令驻沈阳的步兵第29团准备出动。29日，本庄繁又命令第2师主力和第29团到长春集结待命，沈阳的独立飞行第9中队也调至长春。

30日，中东铁路南段落入日军之手。随后，日军第2师经双城、哈尔滨外围等激战于2月5日进占哈尔滨。吉林抗日军向宾县、巴彦方向撤退，但数量不过1.2万余人。至此，历时4个月零18天，东北三省及一个特区全部沦陷，原省区的政权和东北军逐渐瓦解，以若干爱国将领率领的部分东北军为主体的对日抵抗活动逐渐消沉，代之而来的是东北各地掀起的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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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三节 日本炮制伪满洲国

一、《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的出笼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前，即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在1931年4月制定的日军参谋部形势判断中，曾提出了三个阶段亦即三种形式：

一是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

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

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61、第189页。]。

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起，即9月19日至22日的几天内，关东军反复讨论了这个问题。日军参谋部派遣的建川美次少将以特使身份参加了讨论。经过研究之后，确定了“满洲问题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如下：

“第一方针建立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土。

第二要领

（1）根据新政权的委托，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信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管理。

关于其它内政，由新政权自行处理。

（2）关于元首及我帝国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3）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大致起用下列人员为镇守使：

熙洽（吉林地区）

张海鹏（洮索地区）

汤玉麟（热河地区）

张景惠（哈尔滨地区）

（以上这些人原属于宣统帝一派，与本军有联络关系）

（4）地方行政，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权的县长。”[〔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89页。]

这个方案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一个基本方案，也是后来建立伪满洲国的一个草图。

关东军根据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推荐，起用日本满铁调查科松木侠为国际法顾问，又起用日本外务省“特约顾问”驹井德三为财政顾问，研究和炮制建立“新政权”的具体方案和各项殖民政策。

1931年10月21日，松木侠与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炮制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10月23日，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提出的《满蒙自由国建设纲领》[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4页。]，以及1932年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板垣的汇报，共同制定的所谓《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42页。]等等，可以说都在这个《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的基础上，作了些具体补充。

这些方案虽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设想，但其基本点，都不外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所说的“关于建立新政权的三条根本原则”，即：

（1）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

（2）一手统一满蒙。

（3）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我方手里。“至少要掌握军事、外交和交通的实权。”[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18页。]

1932年1月13日，板垣捧着日本天皇的敕语，带着《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由东京返回沈阳。从此以后，关东军依据日本政府的旨意，进一步加速了建立傀儡政权的步伐。为了转移国际视听，板垣给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少校发电，让他制造事端，遂酿成了上海“一·二八”事变。

二、拼凑伪省政权与成立“自治指导部”

日本关东军炮制出《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时，向东北各地的进攻仍在进行，所以决定随着军事占领地区的扩大，先成立省、县等地方伪政权。

1931年9月22日，日军参谋副总长致电派到沈阳的建川美次，表示同意开始进行谋略活动的意见。于是，当天16时，关东军向天津日军司令官发出电报，让他把住在日租界的傅仪等置于其“保护”之下。接着又连日派人分别同哈尔滨的张景惠、吉林的熙洽、桃辽的张海鹏、东边道的于芒山等人进行联络。[〔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J985年版，第191～192页。]

经过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首先宣布“独立”的是吉林省的熙洽。熙洽是溥仪的远支宗室，是搞清朝复辟运动的宗社党一派的巨头之一。他准备借日军的力量，恢复清朝。他曾发誓说：“……为恢复清朝的统治，就是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6页。] 9月26日，熙洽宣布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成立，自任会长，统辖吉林省的军民两政。9月28日，熙洽声明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宣布“独立”，并“聘请”日本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和吉林“满铁”公所长滨田有一等7人为顾问团，掌管长官公署军政各方面的实权。

辽宁省伪政权的建立几经周折。日军占领沈阳后，根据吞并领土方案，立即任命土肥原为沈阳市长。当改为建立“独立国”方案后，日本陆军中央认为关东军直接实行军政太为露骨，关于地方行政只应做到维持治安的程度。为物色适当的人选，直到10月20日，关东军才让土肥原下台，起用日本豢养多年的汉奸赵欣伯，充当伪沈阳市长，另派几名日本顾问进行监督。

辽宁省的傀儡政权，先是在1931年9月24日，利用亲日派袁金销和老牌汉奸于冲汉等，出来组织“地方自治维持会”，9月26日，改为“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袁金铠充当委员长，于冲汉、阚朝玺充当副委员长，暂代行省政府职能。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又指示汉奸组成“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四民”指商、工、农、学。]，以恭亲王溥伟为会长，又组织了“东北绅民时局解决方案讨论会”，为其进一步拼凑整个东北傀儡政权大造舆论。9月28日，赵欣伯等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一起，发表了一个所谓“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张学良政权。

11月10日，辽宁省伪政权正式组成，以袁金铠为伪省长，并从11月20日起，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后来，关东军认为袁金铠这个傀儡效命不力， 12月13日决定用事变后被软禁的前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出任伪省长。12月15日，伪奉天省政府成立，臧式毅就任伪省长，袁金铠的“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解散。16日，臧式毅通电声称，不承认在锦州设立的张学良政府。臧式毅就任后，任命原维持会顾问金井章次为省政府首席顾问兼交通委员会顾问，大雄峰会骨干分子中野琥逸为奉天市首席顾问；其它重要部门也均有日本顾问。至此，在辽宁总算拼凑成了脱离中国而在日人控制下的“新政权”。

张景惠在哈尔滨拼凑治安维持会。当时的哈尔滨和中东铁路附属地属于东三省特别区管辖。“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和日本人早有勾结。“九·一八”事变时，张景惠正在沈阳。9月22日，板垣秘密策动他返回哈尔滨宣布“自治”。9月27日，张景惠宣布组织“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9月30日，又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招募2000余人的“特区警备队”，枪支弹药均由日军秘密提供。由于哈尔滨周围驻有抗日武装，哈市人民抗日热情高涨，所以直到1932年初，张景惠才发表“独立宣言”，公开叛国。

另外，在日本人的积极策动下，吉林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于1931年10月1日宣布“独立”，自任伪边境保安司令。同月16日，辽宁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发表“独立”宣言，公开降日，成立伪“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自任总司令。

黑龙江的伪政权是在马占山决定投敌后建立的。

1931年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马占山率部退至海伦，继续坚持抗日。25日，日军扶植劣绅、前黑龙江省府委员赵仲仁等，在齐齐哈尔成立“地方维持会”，同时决定由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主席。张景惠见马占山未降，迟迟不敢就任。30日，日军第2师师长多门二郎曾致函马占山诱降，马未予置理。但马占山常与赵仲仁及哈尔滨义祥火磨经理韩云阶（后为黑伪省长）等来往。这两个汉奸常到哈见张景惠和日本人，密谋将马占山出卖，实际上他们已成为马占山的入幕之宾。

12月6日，本庄繁派板垣一行5人到海伦诱降。马占山于7日晚会见板垣。板垣以不反抗日军为条件，诱使马占山就任黑龙江军政帮办或警备司令之职，而把黑龙江省主席职务让给张景惠，遭到马占山的拒绝。此后，板垣极力催促张景惠出面，从事诱降活动。马占山允许张景惠到黑省政府主持政务。但不许有日人干预，且马部军费仍由省府照拨。

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在板垣的指使下，在哈尔滨发表“独立宣言”，就任黑龙江省省长。1月6日，马占山由海伦赴哈尔滨，会见张景惠和驹井德三，表示愿与张合作，张即于当日下午乘火车赴龙江。翌日，张景惠发表就任伪省长宣言。然后，委派当地绅士吉祥代理伪省长职，并组成顾问部。

当天下午，张景惠返哈尔滨。伪省府的实权，完全由日本顾问村田悫鹰等人掌握。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伪政权都建立起来了。

为了把所谓“自治运动”扩展到县、市，1931年11月10日，日军指使汉好于冲汉在沈阳成立伪“自治指导部”，其任务是监督和指导各县行政，拼凑县一级政权等。

“自治指导部”受关东军参谋部指挥，实权掌握在日本顾问中野琥逸和中西敏宪手中。“自治指导部”下设总务、社会、调查、指导、监察五部和自治训练所。关于“自治指导部”的情况，曾任该机构社会部长的笠木良明，战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供认：

“这个团体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独立运动，给独立运动以指示和援助。这个团体的头目虽然是中国人于冲汉，此外还有几个中国人，但占全体人员的90％，并居于最负责地位的，都是日本人。”

“这个团体的活动经费，是由关东军拨给的。我们与关东军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的一切政策和活动，都必须得到关东军的同意”。[〔日〕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审判》上卷，第345页。]

“自治指导部”成立后，除命令各县贯彻“自治指导部”的条例和章程外，并分派日本人到各县就任自治指导委员会委员长，负责监督改组和指导各县的施政。各县傀儡政权的骨干，大多由“自治训练所”（后改为大同学院）培训出来的汉奸充任。

“自治指导部”不只是日本侵略者攫取县市一级政权的主要工具，同时还是制造伪满洲国的重要宣传机构。许多有关“满蒙独立运动”的宣传品，以及各县所谓“促进”伪满洲国建立的电文，都出自这个机构，以图盗用“民意”，蒙蔽世界公众耳目。

三、策动溥仪到东北

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迫退位。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北京皇宫，以后逃入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被送到天津日租界居住。日本用各种方法拉拢和控制傅仪；而溥仪则“一心专作恢复满清的迷梦。”[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6页。]

他恰好成了日本统治东北的一个理想的傀儡人物。据日本战犯“城野宏笔供”交待：“溥仪之所以被选中”，

首先，他“同中国本部的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

其次，“满洲和蒙古的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还怀有传统的向往”；

第三，“一般无知的农民……对由满族的爱新觉罗家实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欢迎”

……溥仪具备作为傀儡的优越条件。于是便决定迎接溥仪出山。”[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7页。]

日本侵略者筹划建立全东北的傀儡政权，可以说是与拼凑省、县傀儡政权同时进行的。“九·一八”事变的前两个月，曾任天津日军司令部参谋的吉冈安直少校，通过回国度假的溥杰，给溥仪捎了个口信，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的很不象话，满洲在最近也许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268页。]

这是东北将要发生事变的信息，也是要起用溥仪的一种暗示。“九·一八”事变后，9月30日，关东军派罗振玉和日人上角利一到天津，向溥仪转达了板垣的意见，并递交了汉奸熙洽的“劝驾信”。信中请溥仪“勿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这次会见是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安排在海光寺司令部进行的，香椎见溥仪“犹豫不定”，也借口“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溥仪能“动身到东北去”。[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268页。]

板垣等人更是积极活动，曾先后派川岛浪速和金梁到天津，劝诱溥仪。

10月下旬，关东军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发出训令：“不管怎样，希望利用良机，将溥仪极为秘密地转移到最安全的地区。”[〔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51页。]

于是土肥原奉命秘密去天津，具体策划挟持溥仪的阴谋活动。土肥原是日本陆军上校，在“九·一八”事变前约18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是个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溥仪笔供”称：土肥原贤二“极力地劝我上东北主持，他表示日本决没有领土野心，一切由我自主。他说满洲是清朝故乡，我应当到满洲主持一切等等的话。……我想这是恢复满清唯一机会，我便答应了他的要求。”[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9页。]

土肥原急于把溥仪带到东北，除指使特务在给溥仪的果品筐里放炸弹，写恐吓信之外，又在11月8日晚制造了“天津事件”。张壁、李际春组织的汉奸便衣队2000多人，等海光寺日本军营警钟一响，都从日租界出动，分赴马场道、草厂庵、鱼市一带开枪射击。驻天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占领了日本租界的外围线，断绝了与中国管辖市区的交通，并把溥仪居住的静园严密封锁起来。在这一片混乱中，土肥原实现了秘密将溥仪带出天津的计划。

1931年11月10日傍晚，按照计划，瞒过所有的耳目，由祁继忠把溥仪藏进一辆双座敞篷汽车的后箱里，载出了静园。吉田坐在一辆汽车上，悄悄跟在后面，顺利通过了各个路口，到了一家日本饭店——敷岛料理店。在这里他们给溥仪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行无阻地到了英祖界的一个码头，登上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艇。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

另外，还有吉田忠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大谷猛等，在十多名日本兵的护送下，十分紧张地逃到大沽口。然后，溥仪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丸”，13日到达营口市的满铁码头。关东军派来的甘粕正彦，把溥仪接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翠阁旅馆暂住。

当时，国联正在开会，日本处境孤立，因而日本内阁不敢贸然行事。11月16日要陆军大臣电告关东军：“关于拥立溥仪之事，操之过急会徒然刺激列国，望与中央联系后处理”。[〔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267页。]于是，关东军借口汤岗子附近有匪，于11月18日又把博仪转移到旅顺大和旅馆，严密封锁起来。

四、伪满洲国的建立与“日满议定书”的签订

1931年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组织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为了造成事实，对付调查团，决定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抢先建立伪满洲国。

（一）“建国会议”与“建国运动”

1931年12月11日，日本着槻内阁倒台。12日，政友会头子犬养毅组成新内阁后，日本政府对军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和行动，采取了完全支持和赞同的态度。12月29日，前任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时任军事参议官）被派到中国东北“视察”，回国后，向日本天皇作了“满洲近况”的报告，并提出了建立傀儡政权，实行殖民统治的一些具体办法。

1932年1月3日，日军侵占锦州后，新任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立即催令板垣或石原去东京。1月4日，本庄繁急忙召集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石原、片仓衷以及顾问驹井、松木侠等，讨论建立伪“满蒙中央政府”的具体“设想”，把它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32～333页。]，由板垣带到东京，向日本政府汇报。

根据板垣的汇报，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共同制定了如前所述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1月13日，板垣带着这份“纲要”回到沈阳，关东军更加紧了拼凑东北傀儡政权的活动。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主持召开了高级幕僚会议，参加者除了参谋板垣、石原、松井、竹下、和知、片仓以外，还有土肥原、花谷等，讨论了松木侠起草的所谓“新国家”最高机关的问题、“人权保护条例”、交换备忘录，决定了大纲[〔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56、351页。]。

板垣在与汉奸赵欣怕多次密商后，于27日到汤岗子拟制了一个有关伪国的“建设顺序的纲要”。[〔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67页。]

2月初，田中新一少校从东京来到沈阳，传达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关于在2月中旬以前宣布建立“新国家”为上策的指示。从2月5日到25日，关东军接连召开了10次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加紧策划并具体制定建立伪国的方案。由于这时马占山的态度尚未明朗，决定由板垣、张景惠等加紧作诱降马占山的工作。辽宁伪省长臧式毅也派人同马占山、张景惠、熙洽等联系，提出“联省自治”方案。

2月14日，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板垣的授意下，并得到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允许，同臧式毅就以下事项进行了磋商：

（1）马占山来到后，16日下午4时，四省长正式“访问”关东军司令官。

（2）16、17日的会议，中国方面可采取任意形式。

（3）18日发表宣言。

（4）推举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长。

（5）建立政务委员会的地点，由会议决定。

（6）本会议主要讨论的事项是：政体、国号、首府、主要职员、“新国家”成立的日期、委员的具体人选等。

2月16日，按照关东军的指示和板垣拟定的“纲要”，在沈阳召开了伪“建国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四人，所以又称“四巨头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老牌汉奸于冲汉、袁金铠和赵欣伯。

关东军方面参加会议的有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和知及特约顾问驹井德三等。

在这次会议上，板垣迫令“四巨头”放弃“联省自治”主张，接受他事先拟定的制造伪国的计划，并限于3月1日成立“新国家”，会议决定建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并指定专人起草“建国宣言”。

2月17日14时，伪“建国会议”举行第2次会议，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汤玉麟、齐王（哲里木盟的齐默特色木丕勒）、凌升（呼伦贝尔盟）为委员。

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个伪组织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东北四省和一个特别行政区及蒙古各王公组织一个机关，名曰东北行政委员会。本会成立的同时，通电内外，从此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85页。]

这个宣言的署名者中，汤玉麟、齐王、凌升并未参加会议，马占山托病返回海伦，也未签字，足见其欺世盗名的把戏了。

从2月18日到24日，这一小撮汉奸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连续召开所谓“建国会议”，虽然一致同意溥仪为“元首”，但对国体、政体却有意见分歧。熙洽叫他的代表张燕卿、谢介石坚决主张实行帝制，而张景惠、臧式毅、赵仲仁等坚持立宪共和制。其实，一切争论都是徒劳的。

最终得由关东军司令部的“建国幕僚会议”决定。2月25日，板垣拿出了关东军制定并经日本军部和政府批准的方案，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个方案具体规定，所谓“新国家”叫“满洲国”；国家元首叫“执政”；国旗为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大同”；首都长春，改称“新京”；“新国家”的政治为“民本主义”。[〔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91～392页。]

2月29日，关东军还决定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于冲汉为监察院院长，赵欣伯为立法院院长，等等[〔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95～396页。]在召开“建国会议”的同时，关东军指使“自治指导部”自2月15日起，普遍开展“促进建国运动”，千方百计地从事伪造“民意”的宣传。此项所谓“促进建国运动”，每五天一期，分三期展开。

第一期为宣传、准备时期，由省城各团体发表通电，主张“脱离国民政府”，建设“新国家”，“推戴”溥仪，各县复电表示“赞成”；

第二期为地方运动时期，由省、市、县等各地以“民众名义”，组织拥护建立伪满洲国的游行示威；

第三期是组织全省的游行，最后在沈阳组织各省、区代表的所谓“总游行”。

沈阳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日本侵略者伪造“民意”、表演“建国”丑剧的中心。关东军司令部指令伪省、市政府，伪“自治指导部”及伪市商会等联合组成所谓“民众促进建国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作。

2月27日早晨，在沈阳南市场召开了所谓“市民大会”。

2月28日上午，在“自治指导部”大礼堂（同泽女中校址）召开伪“全省联合大会”，强迫代表通过宣言和决议。

29日中午，召开了“全满建国促进运动联合大会”，强迫代表通过大会宣言和决议，并选出11名代表去旅顺迎接溥仪。下午又组织了由数十辆汽车组成的游行队伍。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地的“促进建国运动”也都如法炮制，丑态毕露。

（二）溥仪粉墨登场

溥仪到达旅顺以后，受着甘粕正彦和上角利一的严密监视，除了清室余孽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极少数人以外，不准接见其他人。板垣在汤岗子拟定了一个伪国“建设顺序的纲要”以后，于1932年1月29日，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之命，到旅顺去探询溥仪的真意。溥仪虽然同意当“新国家”的元首，但是主张恢复帝制，保留皇帝的称号。后来，溥仪听说“东北行政委员会”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决定，通过一项决议，要在中国东北成立一个“共和国”时，立即写了12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302页。]，叫郑孝胥、罗振玉去沈阳交给板垣。

2月21日，郑、罗二人在沈阳同板垣进行了会谈，恢复帝制的主张未被采纳。

2月23日下午，板垣奉本庄繁之命到达旅顺会见溥仪，当晚谈了3个小时，溥仪始终表示不能放弃这个皇帝身分。于是，板垣冷冷他说：“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爱新觉罗·博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页。]便告辞了。

第二天，板垣根本就不再与溥仪面谈，而是通过郑孝胥等向溥仪传达：“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爱新觉罗·博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第307页。]溥仪听了这个回答，便怔住了。

最后，只好以罗振玉提出的“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为条件，叫郑孝胥去和板垣商量，结果板垣表示同意。溥仪就这样抱着未来“复位登极”的幻想，公开叛国投敌，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血腥统治中国东北的帮凶。

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的成立。同时，按照关东军的安排，张燕卿、谢介石等9人到达旅顺，作第一次“请驾”。溥仪先叫郑孝胥代表自己接见，然后亲自出场，无非是一方“恳请”，一方“婉辞”。历时不过20分钟，各自退场。

3月4日，“代表”增到29人，作第二次“请驾”。傅仪表示“暂任执政一年”。最后，又由张景惠、赵欣伯、谢介石等作第三次“请驾”。走完“过场”，

3月6日上午，溥仪和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乘火车离开旅顺，下午到达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张燕卿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表示“恭迎”。此时，板垣和片仓衷等来到汤岗子，决定伪满洲国的最后人事安排和作其他文书等准备。他们在此过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长春。

3月8日，火车到达长春站。“车还未停，就听见站台上响起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溥仪在汉奸张景惠、熙洽以及日本特务甘粕、上角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

当他看到“一队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时，不禁热泪盈眶，觉得他的复辟“是有希望的。”[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溥仪坐上汽车，被送到“执政府”。

3月9日，举行了溥仪的“就职典礼”，“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都到了场。参加“典礼”的还有汉奸郑孝胥、罗振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张海鹏以及清室余孽胡嗣援、陈曾寿、三多、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齐默特色木丕勒和贵福的儿子凌升等等。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献上了“执政印”。郑孝胥代念了“执政宣言”。然后，溥仪“接见外宾”、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代溥仪读了答词。

第二天，溥仪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提出的名单，任命了伪满洲国的官吏。他们是：

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

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

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马占山，

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熙洽，

外交部总长谢介石，

司法部总长冯涵清，

实业部总长张燕卿，

交通部总长丁鉴修，

此外还有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张景惠，参议府副议长汤玉麟（未到任）。议员袁金铠、罗振玉、张海鹏、贵福。伪满洲国的各级政权组织均设日本顾问和官吏掌握实权 [〔日〕黑羽清隆：《日中15年战争》（上），教育社，1979年版，第120～121页。]。

正当日本侵略者大肆宣传在它刺刀下扶植的伪满洲国代表“民意”时，一度动摇妥协，被诱逼参加伪政权的马占山，通过所见所闻，认识到他受了欺骗，遂于4月1日率部队反正，重新举起抗日义旗，揭露伪满洲国产生的内幕，给日本侵略者的丑恶表演以当头一棒。

（三）“日满议定书”及密约

1932年3月10日，也就是溥仪当了“执政”的第二天，根据板垣的事先安排，他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卖国条约。这项密约形式上是溥仪递交本庄繁的，而实际上是本庄繁强迫傅仪签字的。其主要内容有：

（1）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2）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及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3）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

（4）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仪，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暑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谋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建议则依两国协议以增减也；……”[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第409页。]

这纸文件的签署，彻头彻尾地表现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3月12日，日本公布了内阁会议决定的《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声称：满蒙要“脱离中国本部政权而独立”；“满蒙的治安”“由帝国担任”；“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还声称：为达这个目的，“应增加帝国陆军驻满洲的兵力”和“进行必要的海军设施”。[〔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文书》，第204～205页。]

同一天，日本指使伪满洲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向英、美、法、日、意等17国发出所谓“建国宣言”，并要求各国承认。

5月15日，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发动武装政变，史称“五·一五事件”，杀死首相犬养毅等。事变平息后，5月26日斋藤实上台组阁，7月6日任命“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为外务大臣。

为了加强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和殖民化，以及准备下一步的侵略，日本扩大关东军的编制和权力，采取军事、外交、行政三位一体的形式，并于8月8日，由日本天皇任命教育总监兼军事参议官武藤信义上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陆军次官小矶国昭为参谋长，冈村宁次为副参谋长。并将原司令官本庄繁，于翌年任命为天皇近侧的侍从武官长，以奖励他侵占中国东北的战功。

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日上午，武藤信义率幕僚随员等多人到伪执政府与溥仪会面，并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其主要内容有两条：

（1）满洲国在将来，即日满两国尚未另行签订约款前，对于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它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应予以确认和尊重。

（2）日本国和满洲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的领土及治安的一切威胁，同时即成为对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安宁和存在的威胁，两国相约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文书》，第215页。]

在《日满议定书》里，除保留了3月10日的密约外，又增加了新的密约，例如：《关于满洲国政府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的管理和铁路线的敷设、管理的协定》及其“附属协定”，《关于设立航空公司的协定》，《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的协定》[〔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499～505页。]。只是为掩人耳目，这些条约作为附件，而未敢公诸于世。通过这些奴役性的条约，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一切大权，把中国东北完全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集大权于一身的武藤信义，成了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溥仪成为地地道道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两年后的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这个所谓“满洲国”，打扮得更象个“王道国家”，把它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当了“皇帝”，年号为“康德”。但是，不论其名称如何改变，一切都得听任日本帝国主义宰割，溥仪只不过是个儿皇帝而已！正如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所说：

“表面上‘满洲国’是独立国家，但在事实上完全是关东军干的。”“满洲国”的“大臣全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所谓大臣不过是一种装饰品，实际是由日本人次长操纵行政。”“就‘满洲国’政权而言，由日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国务总理之上。一切敕令或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第四科科长为副主席，还有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我们把这个会议称作火曜[“火曜”即星期二。]会议”。“在‘火曜会议，上已经决定的事情是不许中国人反对的。一旦有人反对，总务长官便厉声说道：‘这是既定方针！’如果你坚持反对，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因此，‘满洲国’的中国人都有恐怖心，即使是阁议或首长会议上，也是什么话都不能说。后来，吉冈中将受命于关东军司令官，来到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吉冈中将不许我与‘满洲国’军司令官单独谈话，即使许可也是只限于用纸笔，这已属常事，无须惊奇。我过生日时北平的友人来祝寿，也是不准见面的。”[《法庭上的皇帝》，吉林文支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4页。]

这就是傀儡皇帝的处境，其他傀儡走狗的景况更可想而知了。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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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四节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的国际反响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发生的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动，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各国人民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各国政府基于各自的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苏、美、英、法等国政府。

一、苏联在邀义上同情与支持

中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自身安全的考虑，在道义上始终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9月21日，苏联《真理报》谴责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揭露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纵容说：

“发起非战条约各国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举动，无只字反对，故对于自身之工作，不啻自唾其面，国联为和平工具之价值何在”。[《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

9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中国政府说：“日军在东三省行为之扩大，实出苏联意料之外，苏联对于中国甚表同情”。

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

9月25日的《真理报》写道：“只有一种力量能够结束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劳动者的强暴行为——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镇压中国人民时，全世界的工人正在奋起保卫中国革命。苏联的劳动者极其认真地关注中国的斗争，他们的同情心在中国人民一边。”[《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32～333页。]

10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再次发表声明提出：“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者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巨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

10月29日，《真理报》在评论中指出：“（日本首相）若槻向美国新闻记者谈话，指满洲事件由于中国对日侵略结果所激起，并苦诉中国之对日经济抵制，其意殆图掩饰时局，一若中国为占领满洲之造端者。全世界劳动界皆目击日本帝国主义者毫无羞恶之心，劫掠中国。”[《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第22页。]

11月5日，《真理报》又进一步揭露：“日本所以欲攫取满洲者、无非欲在太平洋上争得霸权。”[《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第22页。]在此期间，苏联人民还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当日军侵占辽吉两省许多重要城镇，继续沿中东路北上扩大侵略时，苏联政府于9月23日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表示：“日本侵犯中东路权利时，苏联在相当范围内不得不采取防止手段”。由于苏联的警告，迫使日军暂时停止了沿中东路北侵的计划。

当东北部分抗日义勇军于1932年冬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时，受到了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后来，苏联政府又严词拒绝了日本方面“引渡”义勇军将领的无理要求。中苏两国于1932年12月12日恢复了自1929年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这些举动，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帝国主义包围与威胁之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过高地估计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能力，为了苏联自身安全，竭力避免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因而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采取了中立主义的立场。

柳条湖事件发生40天后，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对满洲事变采取严正的不干涉政策。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演说中，重申了上述立场。

11月20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再次向广田宣布：“苏联政府在同其他国家的一切关系中一贯严格执行和平与和睦关系的政策。它认为，维护和加强同日本的现有关系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严格遵守不干涉各国之间冲突的政策。苏联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也要维护两国间的现存关系，并将在其所有活动和决定中考虑不违背苏联的利益。”[〔苏〕安·安·葛罗米柯等：《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318页。]

同年12月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会见途经莫斯科回国，即将出任外相的日本驻法大使芳泽谦吉时，提议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1932年初，又暗示有意转让中东铁路。其后，苏联又通过外交途径多次提及此事，甚至流露出假若日本同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方面可以默认伪满洲国的意向。另外，苏联还不许中国从欧洲各国购买的抗日用的军火途经苏联。苏联这种严守中立的立场，使它对中国的支持显得软弱无力了。

二、美、英、法等国的两面政策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是对英美在亚洲势力范围的严重挑战，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猛烈冲击。但是，由于他们正处于严重经济危机的困境之中，日本的侵略范围暂时还局限于东北三省，又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所以英美对其抱有幻想。他们曾经希望日本帝国主义，假道中国东北，北上进攻苏联，自己坐收渔人之利。

“九·一八”事变前一天，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商谈并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允许“不与闻满洲事变”，而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

9月20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局长霍恩贝克奉国务卿史汀生之命，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对“事变”发生表示“惊讶”。

9月21日，国民党政府请求美国政府向日本指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是违反1928年8月27日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可是，美国国务院认为没有必要公布中国的照会，而且也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同日，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德曾征询美国政府，它是否打算控告日本违反凯洛格公约。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立刻回答说，美国并不认为对东北事件进行这种干涉是合适的。[〔苏〕耶·马·茹科夫：《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15页。]

9月24日，美国政府以内容相同的照会，分别致中、日两国政府，对“事变”表示“遗憾”、“忧虑”，希望中、日两国政府“各自调处其武装军队”，按照国际公法与国际协定，“达到解决歧见之举动”。[《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1931年10月5日。]

10月8日，日本空袭锦州。美国担心日本向关内扩张，于10月9日召开了专门内阁会议。国务卿史汀生在会上指出，日本的行动表明，它已把各项国际条约“视如一堆废纸”。史汀生提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可能导致美日战争，只能施加外交压力，即所谓进行“道义制裁”。[〔日〕秦郁彦：《太平洋国际关系史》，福村出版股份公司。1972年版，第201页。]

10月下旬，美国总统胡佛竟发表谈话赞同日本侵略中国，他说：“假使日本人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我们在北方已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了的中国，我们的存在就要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的秩序的机会吧！……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3页。]

这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11月初，日军向黑龙江推进，西方国家如释重负，以为它要进攻苏联了。于是，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11月5日向日本驻美大使宣称，美国对东三省事件之态度并未变更。

11月16日，美国列席国联理事会的特别代表道威斯在巴黎发表谈话说：“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页。]

但是，当日军攻占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以后，日本即照会苏联，表示对苏并无意采取敌对行动。而且，于11月26日，由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通知美国，日本准备回师进攻锦州。美国便通过驻日大使向币原外相面交一份备忘录，表示“对此殊为关切”；同时，策动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但日本为了独吞中国东北，进而打开侵占华北的门户，于1932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对此，美国政府于1月7日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宣称：

“……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与责任，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会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76页。]

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不承认主义”。

1月8日，美国国务院又发表补充宣言，表示：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也不拟过问任何解决事件之方法，但此项方法不得破坏美国在中国的权利。美国政策的基本点是，既利用日本的北进行动，又限制日本的向南扩张，一切均不得妨害美国在华的权益。这清楚他说明，美国在“不承认主义”中维护的，并不是中国的主权，而是美国在华特权和利益。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这个所谓“不承认主义”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不起任何作用。

实际上，美国政府不但在外交上支持和纵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还在武器装备方面向日本提供援助。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2年底，美国供应日本军火价值达1.81亿美元。

美国报刊舆论与政府观点不尽相同，有少数资产阶级报刊，曾发表过支持日本侵华的评论。如1931年9月25日的《纽约日日新闻》说：“日本自俄国继承满洲，努力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所公认。”[《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8页。]

11月14日的《纽约论坛报》写道：“日人军事行动为对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8页。]

但是，多数舆论是同情中国、指责日本的。

9月21日的《纽约世界电闻》指出：“日本乘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俱感困难，手足无措之时，占领满洲，不但蹂躏开洛（即凯洛格）非战公约，连把保障中国安全的华盛顿九国公约，亦视同废纸”。[《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7、18页。]

《纽约晚报》在9月22日的评论中说：“日本人依然不脱中世纪之东洋人。……由中国夺取沈阳。他们的凶残，没有国际信义，全然不脱支配旧日本的野蛮酋长的特性。”[《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7、18页。]

美国的人民群众曾多次举行反日示威游行，对被侵略的中国表示同情。

英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比美国更为消极。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既不愿日本扩张其在华势力，损害和威胁英国的既得利益；又企图利用日本势力，对付苏联和中国革命。英国的在华势力主要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只要日本的侵略局限在中国东北，英国就不会反对。张伯伦公然宣称：“在满洲事变发生之初，日本曾容忍了中国方面无数挑衅的举动，因此，局势是非难分，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现代国际关系史》，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

英国《泰晤士报》在1931年11月2日发表评论说：“日本在南满之建设工作，吾人固予以同情与钦羡。日本在满洲所有之重要利益，吾人固承认之。华人妨碍日人合法事业之行为，……以及其他挑衅事件，如日人所陈诉者，……日本在中日交涉中似可立于不败之地矣。”[《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9页。]

这显然是明目张胆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辩解。

当日本侵占锦州，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照会发表后，英国外交部次官艾登仍明确地表示：“中日关于东三省之纠纷已达30年，英政府对此问题，屡加研究，愈不愿冒昧行事。”英国一个内阁成员甚至宣称：“英人最好保持一公平坦白之态度，无论对华对日，均不表示同情。”[《国闻周报》第9卷第37朗，1932年9月19日。]

1932年1月11日，《泰晤士报》在社论中评述英国政府关于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公告时声称，维护“中国的完整”不是英国的事情。“这种完整在1912年时没有存在过，今天也不存在”。该报还自欺欺人他说：“日本人并无意在满洲建立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行政机构”。[〔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126页。]

法国政府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与英国大体相同。法国的一些官员和资产阶级报纸，赤裸裸他说，他们认为日本是亚洲的“好警察”。[《1931—1939年国际关系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10页。]

英法两国对日绥靖主要是通过国际联盟的活动进行的。法国外长白里安，当时作为国际联盟处理“九·一八”事变问题的会议主席，对国联的活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英法两国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尽管也表示不满，但是，英国还是照常给日本运送大批武器弹药，法国的军事工业康采恩“施耐德一克列索”、“戈特契基斯”、“洛林”和“狄特里赫”等，和日本签定了大批武器和装备的供货合同。法国还向日本提供了8亿法郎的贷款。[〔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0年版，第431页。]美、英、法等国政府的对日绥靖态度，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愈加嚣张。日军在占领锦州从而控制了整个东北以后，立刻把侵略矛头伸向了华北地区。

三、国联决议及李顿调查团

（一）国联决议与执行情况

国联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对殖民地进行再瓜分的工具。领导权主要操纵在英法两国手里。1931年9月改选后的国联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为英、法、德、意、日等5国；非常任理事国为中国、西班牙、爱尔兰、巴拿马、挪威、危地马拉、南斯拉夫、秘鲁、波兰等9国。美国因同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但对国联的活动具有一定影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奉政府训令，于21日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规定 [国联盟约第十一条为：“（一）兹特声明：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或间接涉与联盟任何会员国，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措施，以保持各国内之和平；如遇联盟任何会员国之请求，秘书长应即召集行政院会议。（二）又声明：凡涉及国际关系上任何足以扰乱国际和平或危及国际和平所依赖之良好谅解之情势，联盟任何会员国有权以友谊名义提请大会或行政院注意。”《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册，第57页。]，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中国代表要求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

9月22日，国联理事会举行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日军已经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辽源等26座大小城市。中国代表施肇基在会上发言，要求理事会迅速采取相应的行动，并声明“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国联为此作出的任何决议”。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在会上竭力颠倒黑白，他把“九·一八”事变说成是由于中国“挑衅”而引起的，日本的进攻纯属“自卫”；并宣称日军行动仅是一个局部事件，日本政府准备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谋求解决。他要求理事会延期讨论，等候日本政府训令。

于是，国联理事会按照英国代表薛西尔的主张，授权西班牙代表、国联理事会主席勒乐，对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

（1）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决之行为；

（2）两国立即撤兵，并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害；

（3）将关于本事件之会议记录及其他文件，通知美国。

国联的这个决议，不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无视日本侵略军已侵占中国大片国上的现实，荒谬地要求中国军队从自己领土上“撤兵”。这明明是偏袒日本，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开脱罪责，哪里有蒋介石、汪精卫们所依赖的“公道”可言？

尽管如此，完全听命于国联的国民党政府，仍于9月23日发表声明，严令中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要求国民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解决。

日本当局认为：“美英法在远东的利害关系互相对立，还没有形成遏止日本势力发展的联合体制；苏联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兼顾西伯利亚的能力。”[〔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87页。]他们判断，国际联盟并没有实力干涉日本的行动。

因此，9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表明，在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解的同时，宣称：日本在中国东北“无任何领土野心”，“日本政府有诚意”采取“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方针”[〔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2，朝日新闻社，1962年版，第350页。]；并表示愿意将军队撤至“满铁”范围内，就在这“撤兵”的烟幕下，日本侵略军又接连侵占了洮南、洮安和敦化等地，并准备继续向北满推进。

9月30日，国联理事会在日内瓦开会，又作出9项决议，重申日本声明在东北并无领土野心，日本准备在日人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之后即将军队撤退。决议呼吁中、日双方尽力避免形势恶化，并决定于两星期后复会。

这个决议，虽然是提出要日本撤兵，却未规定撤兵期限。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疏忽”。

据国联领导人解释说，这种“疏忽”，是因为日本代表已能使国联行政院理事国相信：仿佛“由于军人固执”，规定确实的撤退期限就会在实际上延长这一期限。国联中消息灵通人士中得悉：美国也不支持关于规定撤兵期限一点，他们借口说这样做“会被认为是强迫日本接受外来的条件”。[〔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页。]

国联还以对侵略者十分关切的态度，在决议中同时规定，日本撤兵的条件是，在日人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之后。这就为日本拒绝撤兵，扩大侵略提供了借口。

结果，日本政府随即照会国联理事会，声言：“因中国政府不能担保东北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故军事当局不得不取消撤军之决定。因各地日侨无日军保护，危险日增，致使恢复原状，特别困难。”[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4卷、第12页。]

与此同时，日本又用尽一切办法收买或强迫东北地方中国官吏叛变祖国，组织在日军控制下的伪行政机构；积极策动汉奸张海鹏向黑龙江进犯；并于10月8日出动飞机轰炸了锦州。

鉴于中国东北局势日趋恶化，国联理事会应中国代表要求，于10月13日在巴黎召开会议，法国代表白里安充当主席。在会上施肇基控诉日本在9月30日理事会后，不但不退兵，而且暴行愈演愈烈。日本代表芳泽竭力为日本侵略辩护，竟称东三省为日本生存所系，故不能从该地撤军。白里安表示，中日双方均负维持远东和平责任，应各自约束，理事会当尽最大力量帮助解决。10月16日，美国代表基尔伯以正式观察员资格参加会议。

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作出7项决议，中心内容是：要求日本即日开始撤兵，于11月16日以前完全撤退；要求中国切实保护在华日侨；撤兵完成后，中日两国开始交涉；设立调解机关，解决中日间纠纷。但是，日本方面不仅公然拒绝接受，而且于11月初开始大举进攻黑龙江省。由于英、美、法等大国领导集团不愿因中国受到侵略而去冒与日本直接对抗的危险，不敢制裁日本，因而使国联的3次决议都成了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在巴黎举行会议。当时，日军已侵占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并在天津制造事件，增兵沈阳，积极准备进攻锦州和辽西。

这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权益直接受到威胁。美国急忙授意国民党政府于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主张在中立区成立后15日内，日军撤回“满铁”附属地界内，中国军队撤至关内。日本也同意设中立区，但要求在中立区保留“剿匪权”。

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2月8日国联理事会决定放弃设锦州中立区的计划，但却同意保留了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所谓“剿匪权”。

12月15日，日军参谋部在给关东军的电报中指出：“进攻锦州，事前要采取适宜的方法，其实施手段应与剿匪的名义相符”[〔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40页。]

1932年1月，日军正是以“剿匪”为名，攻占了锦州和辽西。

以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国际联盟在英法等大国操纵下采取的纵容态度和发挥的消极作用。

（二）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

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侵入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3个月，作过多次决议，既不敢谴责日本，也不能制止日本扩大侵略，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组织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

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为了避免在法律上强迫日本接受国联具有解决中、日纠纷的权力，决议条文也未具体说明调查团有义务或权利向国联提出解决两国纠纷的建议。很明显，这是大国对日本有意作出的让步。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代表组成。团长是曾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团员为美国前任菲律宾总督佛兰克洛斯·麦考益，法国前任安甫（越南）军司令官和法国殖民地防御委员会主席亨利·克劳德，德国前任东非总督恩利克·希尼，以及意大利前任南美各国公使马柯迪伯爵。

根据理事会决议，中国派前外长顾维钧，日本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参加调查团的活动。

李顿调查团组成后，理应直接奔赴被侵略的中国东北现场，立即开展工作。可足，他们却首先历访英法美各国政府要员，领受意旨。2月3日从欧洲出发，绕道美国及太平洋，2月29日首先到达日本东京。调查团先后会见了日本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外务大臣芳泽谦吉、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海军大臣大角岑生等军政要人。为了领会日本的外交意图，调查团在东京的10天中，6次与日本外务大臣芳泽谦吉详谈。调查团于3月14日才到达中国上海，4月21日到达沈阳。

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既成事实。

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后，主要是从侵略者方面调查侵略的理由。在到沈阳后的11天中，调查团即有6天安排了6次对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访问，足见是何等的重视。其次是与伪满洲国傀儡溥仪和汉奸张景惠等进行详谈。日本为了使调查团难以了解真相，裕仁天皇指派了日本前驻苏大使到关东军作顾问，以帮助应付外交上的细节。又派参谋部情报部欧洲科长渡久雄上校为李顿调查团的前站人员，对所到之处都事先安排。关东军将调查团任何时候要看的任何地方，都粉饰一新。“满洲国”监狱里的政治犯和能讲英语或法语的住院病人，都被送到乡下的拘留营去。被拘留的还有宪兵队从街头搜捕来的褴褛的乞丐、无业游民以及任何被认为在游行时可能敢于站出来高呼反日口号的人。仅哈尔滨一地就拘捕1361人。1个月前，关东军司令部就已起草了对日本统治“歌功颂德”的“请愿书”，交给有名的中国人和俄国人，要他们签署后送交李顿。还教群众喊什么口号，穿什么衣服。调查团团员预定要会见的“满洲国”官员，应说些什么都经过仔细的演习。[〔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39～640页。]

据溥仪笔供：“一九三一年，当国际调查团李顿等来东北见我之先，板垣征四郎预告我对他们应当如何说话。等李顿来的时候，板垣还有许多日人随行。我对李顿说满洲是自主，日本是不干涉的等等欺骗的话，为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欺骗的工具。”

另据臧式毅笔供：“一九三二年夏当国际调查团到奉天时，日本军部则极端限制中国人与该团等单独会见。该团内有中国委员顾维钧者，入境后受日本军方之严重限制，每到一处则不令出旅馆，又不令与该团一同出门，尤不令与中国人会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62页。]

东三省的爱国将领，社会贤达，24个东北民众团体和学术团体，战斗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学生、市民等，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东北的商人、银行家、教员、医生、警察、职工等各界人士，克服种种困难，通过各种途径，给调查团寄送书信文件1500余件，揭露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种种罪行；指出“所谓满洲国者，完全为日本人之傀儡，为达到分割中国，实行并吞之阴谋”，“故中国绝对不承认为日本所造成之满洲伪国”。[陈觉：《九·一八事变后国难痛史资料》第4卷。]

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于6月5日回到北平。7月4日由北平去东京，与日本政府商讨写报告书之事宜，20日返回北平。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报告书，各委员签字。

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了调查团报告书节要。

10月13日，中国外交部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全文。文长272页，约14.4万字，除绪言外，计分十章。

《李顿报告书》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伪满洲国的出现，作了具体陈述，承认了若干基本事实，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作了一定的揭露。例如：

（1）承认东三省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报告书指出：“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张作霖上将迭次宣布之独立，绝不含有渠个人或满洲人民情愿与中国分离之意义。……实则所有中国内战大致均系一种建立真正强健政府，以图统一全国之野心计划。故满洲虽迭经战事及独立时期，但仍为中国完整之一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73、52页。]

（2）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方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报告书称：“日方干事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事。此计划于9月18日至19日之夜见诸实行，迅速证确。中国方面遵守上峰之训令，既无进攻日军之准备，在彼时或在该地亦无危害日人生命财产之计划。……至9月18日下午 10时至10时半在路轨上或路轨旁发生炸裂之事虽无疑义，惟铁轨纵有破坏，实际上并未能阻止长春南下列车之准时到站，断不能引为军事行动之理由。故前节所述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

（3）指出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和控制的政权。

报告书写道：“自1931年9月18日以后，在日本军事当局之行动中，不论在军事或民政方面，政治意味，特为浓厚。”“调查团认为满意者，即依各方所得一切证据，确信助成满洲国成立之原动力，虽有若干种，但其中两种，即一为日本军队之在场，一为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两者联合，发生之效力最大；依我等之判断，若无此两者，新国家不能成立。”“基此理由，现在政体，不能认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在‘满洲国政府，中……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虽均为华人，但在新国组织中实际上操有最大权力之各总务厅，其厅长，则均属日人。”“所有政权均操之于日人之手。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37～138、185、186、189、206、214页。]

但《李顿报告书》的基本方面是袒护日本侵略，同时又试图与之分享瓜分利益，它露骨地表现出殖民主义者的偏见，作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提出了一些荒谬的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建议。主要的有如下几点：

（1）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进行辩解。

报告书称：“此次冲突事起，论者莫衷一是”；“日本屡称满洲为日本之生命线……日本对于满洲之特别关怀，实因满洲在军事上为形势要地故也。”赞颂日本侵略中周东北的所谓历史功绩，说：“若无日本之活动，满洲不能吸引如许巨额之人民”；“因最近25年来满洲日本事业之成功，而发生之自尊心理，皆构成日本‘特殊地位’要求之成分”；“日本人民常自诩满洲之经济发展，日人之力独多。”指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对于中日关系，在物质上，心理上，均有重要之影响”；“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所受之损害，负有责任。”报告书在肯定日方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后，紧接着又说：“本调查团之为此言，并不摒弃下列之假定，……即当时在场之军官或者系认为自卫而出此也。”[《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8、75、43、76、74、228、232、138页。]

这就从根本上混淆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原则区别，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开脱罪责。

（2）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鼓吹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鼓动日本把中国东北建成反共的战争策源地。

报告书把中国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的一次次“围剿”，号召抗日，诬蔑为“共产军队在江西湖南各部扰乱”，“共党战事所造成之扰攘”，“共产问题之在中国，实与较大之国家建设问题，具有关联”。报告书露骨地宣称：“俄国势力越出北满之危险，竟成为日本关切之问题。在北有俄国之共产主义，在南有国民党之反日宣传，两者联合大有可能，日本于是益觉于两者间置一与两者无关之满洲之为得策。日本之疑惧，益因最近数年来苏俄政府在外蒙所得之优越势力，以及共产主义之滋长于中国而随以俱增。”接着以唆使的口吻说：“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如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冲过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36、39、69、250页。]

（3）主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限制日本独霸中国东北；提出实行“国际共管”，以维护英美等国在东北的权益。

报告书在第八章“在满洲之经济利益”中写道：“维持门户开放原则，似属必要，该项原则之维持……不仅在法律方面观察，应当如是；即就……实际情况而言，亦当如是。”

报告书既不同意中国恢复1931年9月以前东北原状，也不承认日本“维持‘满洲国’”。结论是：“在政治上，及经济上，中国均需要列强之合作，而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及在满洲方面之中日经济合作，尤为可贵”。所以应实行“国际合作”，准许中国东北有“高度自治权”。

报告书提出的办法是：建立“顾问会议”制度；“此项会议，可由中日两国政府之代表，暨代表当地人民之代表团两组组成之”；“顾问会议可得中立观察员之协助”；东北“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指派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之比例”；还要“以外国教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为东三省境内之唯一武装实力”，其他一切中国或日本武装实力，“即应退出东三省境内”；在财政金融方面，“行政长官当就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之名单中，指派一外国人为东三省中央银行之总顾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44、248、255、254、253、258、263、262.263页。]

至此，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国际合作”的名义下瓜分中国东北的阴谋已昭然若揭。

1932年11月21日，国联召开理事会，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12月6日召开全体大会进行讨论，英法等国都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

12月12日，国联又专门组织了一个有中小国家参加的19国委员会。1933年1月8日，19国委员会起草了有关《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案和说明书。这时，日本已侵占山海关并进犯热河省。为了遏止日本南进，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表示赞同报告书。中国代表投票赞成并声明努力执行大会的决议。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因报告书不承认伪满洲国而退席。1933年3月28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一方面受到汪精卫等国民党头面人物的公然称赞，胡说：“调查团报告书之观察，明白公允”，[《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第121页。] 另一方面遭到中国人民的普遍反对。

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10月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告全国民众书》中指出：“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侵掠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最露骨，最无耻的文件。”“它最大胆的拥护日本帝国主义侵掠中国，并吞东三省，屠杀与奴役东三省三千万民众以至全中国的民众！”“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共管中国的具体计划。它不但想把满洲经过外国顾问制度，经过国际宪兵，经过公断法庭等等放在国联共管之下，而且正在企图把这种共管的制度推行到全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中国工人与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一致的起来撕破国联调查团这一污辱中国民族的报告书！”[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89～390页。]

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中指出：它是“最公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它公开宣布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不仅应该占领满洲并且应该瓜分中国的全部”。通电号召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实行民族革命战争，完成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296页。]

10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强调：“党必须使广大的劳苦群众清楚的了解：李顿报告书之后，在我们面前放着极大的新的瓜分中国的危险，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满洲、热河并上海及其他中国中心城市中的新的军事动作与进攻的危险。”

同时指出：“国民党政府积极的参加了报告书的制定，他们已经完全接受国际调查团的报告。”这是无耻的出卖民族利益。决议提出：“只有吸收新的几千百万的群众参加革命的群众争斗，只有将一切群众争斗的形式（革命战争，游击运动，罢工，抵货，兵变等等）发展与联结起来才能击溃帝国主义强盗及其刽子手——国民党政府，才能够保护和扩大苏区，才能够阻滞帝国主义的反苏联战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辑》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92～398页。]

中国各民众救国团体，纷纷通电全国，称调查团报告书“显系抑弱扶强”，证明“依赖国联，极端错误”，要求一致猛醒，誓死抵抗，并指出，求救不如自救，求人不如求己，速与日本经济绝交，出兵讨伐叛逆。

10月9日，冯玉祥、李烈钩、柏文蔚、程潜等15个国民党中委通电全国，指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之谬误，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应于政策上有坚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收复失地。”[《国闻周报》第9卷第41期，1932年10月17日。]

10月11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政委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党政府驳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并提出“今后惟有迅下坚决意志，本牺牲之精神，以为继续抵抗，而求失地恢复。”[《国闻周报》第9卷第41期，1932年10月17日。]

日本毫不掩饰国联对它的支持。曾目睹国联大会的吉田茂说：“幸而由于英法大国的周旋和支持，在大会决议中写进不少我方主张”。[〔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直到1933年1月初，英国大使还会见了内田外务相，接着，国联秘书长德拉门（英国）与副秘书长杉村阳太郎草拟了一项试案，并将其内容透露给日本，其中对采用李顿报告书大大地加以限制，还删去了“否认满洲国”的字样。在李顿报告书中明确地提出：“基于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不可忽视这一事实，任何解决办法，如不承认这一点，不从日本与满洲的历史性联系的角度来考虑，就不能有满意的效果。”这表明国际联盟调查团是如何努力理解日本立场的。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国联的支持还很不够。

世界上不少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谴责李顿的报告书及其建议，认为它是要保证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镇压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要把中国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和扩大武装侵略的基地。

苏联政府揭穿了李顿调查团的真实目的。《真理报》写道，调查团极力“在日苏之间制造冲突……为帝国主义者在反华和反苏方面的合作奠定基础。”[〔苏〕C·Ю·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第三卷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55页。]

一位美国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在总结国联长时间的会议时说，与会者们的努力“是在于劝告中国人从本国领土上撤退自己的军队。”[《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21页。]

由于国联和列强采取了纵容侵略者、压制和损害被侵略者的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胀起来。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与退出国联，打破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帝国主义各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均势，表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战争策源地已在亚洲形成。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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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抗日

一、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侵略，号召人民抵抗，推动国内抗日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的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立即引导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指出：“万宝山与朝鲜血迹未干，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暴占领奉天、安东、营口……其显明的目的显然的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宣言谴责国民党和各派军阀，“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出卖民族利益。”

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陆海空军滚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与红军！”[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430页。]

同日，中共中央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占据东三省，完全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政策与中国国民党一贯投降帝国主义与勾结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的结果”；“反帝的怒涛，现在正在向前呼啸着。他将冲破一切帝国主义的藩篱与城堡”；“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3～440页。]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提出：

（1）立刻动员全体党员到群众中宣传我党政策；

（2）组织反帝大同盟；

（3）以传单标语的形式，散发党的主张；

（4）立即派代表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和到各地扩大宣传等六项决定。

会后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指出：“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镇完全占领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宣言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宣言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开展英勇的斗争，罢工、罢课、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投降卖国的国民党。[《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5页。]

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讨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会议作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及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占据满洲，是实现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预定步骤，是为了以满洲为据点积极进攻中国内地，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决议强调必须坚决地、公开地向广大群众宣传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建立中朝劳苦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等组织，进行共同抗日斗争。会后，满洲省委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情形和省委决定的策略及工作部署向中央作了详细的报告。[《东北抗日义勇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通电全国。决议提出：“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的最露骨的表现，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而作更积极的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无耻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路先锋。”决议还提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丝毫地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相反的必须加紧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的斗争上去，同时坚决地反对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估计着群众的仇恨和热忱，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使武装群众的口号很密切地与武装暴动口号的宣传密切的联系起来。”决议最后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42～448页。]

9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占东三省以来，……积极巩固着它们的军事地位。在奉天、长春、吉林等主要城市内它们已经组织了它们自己的行政机关，实行对于这些占领区域统治权。同时它们公开宣布了要把东三省成为独立国家的企图。”宣言同时指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掠，全中国的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都表示了无限的愤激与反抗。……反帝的斗争现在正象风起云涌般升长起来”。宣言相信：“这一斗争必然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宣言再次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只有充分准备民众自己的力量，自动的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市，示威游行，群众大会，武装工农学生，以扩大与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群众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l983年版，第449～453页。]

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再次强调：“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向我们进攻的条件下，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扩大与继续罢工、罢课与罢操，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武装我们自己，……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滚出中国，……我们才有生路！”[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54～456页。]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各地，被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表示：“现在中国苏维埃区域早已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最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积极的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来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9页。]

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署《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称：“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三省进攻上海以来，苏维埃中央政府迭次宣言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在将东三省完全殖民地化，……满洲傀儡政府已在东三省建立起来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顺的走狗。上海的和平谈判，国际联盟的调查团，完全是帝国主义强盗进行瓜分中国的分赃会议和组织。”训令指出：“只有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才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真能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战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一致起来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在白色统治各地要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根本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另外，训令还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苏区军事委员会、各地军区指挥部、各县赤卫队部（即军事部）应对于全体红色战士实行宣战的动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红军各级政治部应在红军和地方武装中实行政治的动员，要在红色战士中做对日宣战的广大宣传”； “各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动员工农劳动群众自愿到红军中去”，“准备与日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动员拿体劳动群众都能自愿的担任参加革命战争的后方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6页。]

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发布了《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希望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为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资本家帝国主义统治而战”。希望“援助我们这一艰难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尤其是希望日本的工人、农民、士兵兄弟们和我们一致起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日本的统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181页。]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受反革命军事“围剿”重压下的非执政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号召和领导是有力的。它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独占殖民地的野心，反复地批判了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卖国投降实质，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武装反抗，救亡图存，并且直接领导了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当时中共中央处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下，忽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

因此，在党的宣言、决议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左”的观点和“关门主义”的倾向，但在反对向帝国主义妥协、主张坚决实行武装反抗等基本方面，都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言、抗日号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对日战争宣言》等，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决不屈服的坚定意志，庄严地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因此，它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在东北，在全国，逐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浪潮。

二、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派出于部并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在及时地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指出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实质，号召人民拿起武器，用民族自卫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组织和领导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中国东北大地上，首先兴起的力量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参加义勇军的成分，不仅有共产党人，有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且有东北军的爱国官兵、地方官吏和绅士。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队伍和民间团体“红枪会”、“大刀会”等也纷纷举起了抗日义旗。“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发展之迅猛，参加阶层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从义勇军兴起，到1932年夏季，仅半年多就发展到30余万人。

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给予了领导和援助。

1931年12月，在东北巡视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著名工人运动领袖罗登贤就任满洲省委书记。从此以后，中共满洲省委一面创立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一面采取切实步骤领导与援助各地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促进其发展。东北各地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支援和参加义勇军，而且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辽西、辽东、吉林、龙江各地各部义勇军中，大部分都派进去了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著名的抗日将领、共产党员李延禄、周保中曾分别担任“国民救国军”王德林部的参谋长、总参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字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

1932年7月底，中共北平市委还派党员冯基平、进步青年李兆麟到辽西抗日救国军中开展工作。各党员负责干部赴各地区后，指导当地党组织，并同当地党的领导人一起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武装，从无到有，先后创立了磐石、海龙、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巴彦、汤原、饶河、珠河（今尚志县）、密山、宁安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

这些有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参加的抗日义勇军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鼓舞下，抗日热忱高昂，转战在自山黑水间，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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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二节 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影响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白山黑水之间燃遍了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从城镇到农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

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大地，义勇军、游击队、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各种抗日武装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指出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3页。]

一、东北军部分官兵奋起抗日（参见附图2）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当时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首先奋起抗战。

（一）马占山领导江桥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辽宁、吉林得手之后即进逼黑龙江省，形势非常危急，马占山受命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奋起领导江桥抗战。

10月16日，日本侵略者首先利用汉奸张海鹏为前驱，向嫩江桥发起进攻。黑龙江省守军广大官兵出于义愤，不待上级命令，自动反击，阻止伪军北上，张部3个团也纷纷反正。日军见伪军进攻失败，就一面与汉奸合谋诱逼马占山投降，一面增调兵力亲自出战。

10月19日，马占山率李青山团经由哈尔滨到达省城齐齐哈尔任职，并领导江桥抗战。参加江桥抗战的部队，除马占山直属步兵第3旅等部队外，还有吴松林的骑兵第1旅，程志远的骑兵第2旅，苑崇谷的暂编旅，涂宝珍的卫队团，朴炳珊的炮兵第9团，以及辎重营、工兵营、保安第1大队、保安第2大队、东北宪兵第3大队，等等。其中，除卫队团和工兵营担负江桥第一线阵地防守外，其余各部均部署于纵深各阵地及待机位置。

江桥抗战从11月4日开始到19日结束，历时16天，分为江桥第一线战斗和三间房战斗两个阶段。

11月3日11时，日军铁甲车2列、士兵30余名开到江桥，并有5架飞机掩护修桥，守军为避免与日军冲突，便将少数守桥部队撤退到基本阵地。

敌机向守军阵地投弹，守军有部分伤亡。黄昏，日军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渡过江桥，对守军阵地发起攻击。守军力避冲突，未予还击，日军始行退去。

4日中午，日军1个连在飞机支援下向守军阵地左翼猛攻，并将大兴车站炸毁。至此，守军忍无可忍，奋勇自卫，将敌击退。18时，日军1个营的兵力在飞机7架、铁甲车4列和数门火炮的掩护下，向守军卫队团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5日，日军调整部署，把张海鹏伪军调到第一线。

守军以步兵正面迎击，骑兵两翼包抄，激战至晚，将敌击退。6日凌晨，敌增援部队到达，又大举进犯，上面飞机，下面大炮，晚间有探照灯指示炮兵射击。江桥守军浴血奋战，日军的滨本第16步兵团几乎被全歼，高波骑兵第2旅也伤亡惨重，江桥阵地被炸毁，守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6日晚，马占山下令，守桥部队主力后撤至三间房阵地阻击敌人。

三间房南距江桥25公里，北距齐齐哈尔约35公里，是保卫齐齐哈尔的第二道防线。

10月下旬，马占山已命令暂编步兵第1旅和骑兵第1旅布防，左翼由大兴以西起，沿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的村落构筑了防御阵地。江桥守军撤退后，马占山派步兵第2旅、第3旅各1个团在大兴接替骑兵旅的防地，并将该旅东调，掩护守军阵地左翼，以防江桥方面敌军从侧翼攻击。

11月7日，七八架敌机来袭，守军因无高射炮，即以步枪齐射火力击落敌机1架。马占山亲临阵地视察，激励将士，进行部署，自此江桥抗战即进入第二阶段。

日军经过补充和休整后，12日以7000余人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向三间房阵地发起猛攻。守军各部官兵奋勇还击，敌我双方伤亡均重。日本政府急令增派援军。

16日，日军以步、骑、炮兵4000余人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发起全线攻击，守军勇猛抵抗，两军陷于混战状态。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18日晨，日军骑、步、炮兵约3个团的兵力向三间房主阵地实施猛攻，并有飞机、坦克、重炮配合作战，对三间房一带形成包围态势。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决定放弃全线阵地，当晚退到齐齐哈尔。19日，又率全军2万余人退到海伦。

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和最激烈的战斗，得到全国各地的有力声援。它使日本侵略军遭到入侵东北以来第一次沉重打击，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二）黄显声等指挥军警阻敌侵锦

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后，继续向辽、吉、黑三省发展进攻。9月下旬张学良下令在锦州建立的代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职能的临时省行署，也成为日军的攻击目标之一。因此，日军在侵占吉、黑两省之后，便回师辽宁攻取锦州。

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督察长熊飞，指挥新编的公安骑兵总队，并策动伪军旅长项青山、张海天等反正，10月消灭了汉奸凌印清和日本特务仓冈繁太郎等组织的“东北民众自卫军”，11月又消灭了张学成在日本关东军扶植下组织起来的“东三省自治军”。接着，又与张树森的骑兵第3旅、常经武的步兵第20旅及张廷枢的步兵第12旅，一起沿大凌河布防。

12月22日，日军出动3个旅的精锐部队，向辽西和锦州进犯。中国守军和公安骑兵总队曾在营（口）沟（帮子）线田庄台、北宁线白旗堡、大（虎山）通（辽）线白山等处，多次与敌人展开激战，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延缓了锦州沦陷的时间。

（三）李杜、丁超等部在哈尔滨外围袭击日军

哈尔滨是东三省特区。1932年1月27日，日本侵略者令于琛澄部伪军，对哈尔滨上号、南岗、三棵树发起进攻，东北军李杜的第24旅，丁超的第20旅和冯占海的吉林卫队团等部队进行猛烈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1月30日，东北军第22旋旅长赵毅率部在哈尔滨附近的双城，阻击日伪军，在十里铺附近，一举击溃伪军于琛澄部，俘敌700余名；当晚又在双城车站设伏，正值日军第3旅的先头部队乘火车2列，先后开进双城车站，下车集结准备部署对哈尔滨的进攻。设伏的第22旅，乘敌架枪、吃饭毫无戒备的有利时机，突然从三面发起攻击，以猛烈炮火和机枪火力，将敌压迫于站台上下，并以刺刀、手榴弹与敌展开近战，日军措手不及，死伤惨重。

东北军爱国官兵的上述自发的抗战行动，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二、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及抗日斗争（参见附图3）

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山林队等为基础自发组织起来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其人员成分极为复杂，爱国农民约占50％；曾充当东北军警官兵的约占25％；曾当过胡匪的约占20％；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约占5％。

此外，愤于日军入侵的一些绿林豪杰、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这支抗日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武装抗日的人数达50余万，如果包括各阶层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抗日的可达百万余。东北义勇军活动遍及东北全境，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际正义力量的重视和声援。

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抗日斗争，发展很不平衡，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番号不一而且不断变换。按地区分，可分为辽宁地区抗日义勇军，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黑龙江地区抗日义勇军等。

（一）辽宁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抗日义勇军，在辽宁地区兴起最早，发展很快，斗争也相当活跃。

在辽西1931年12月下旬，黄显声和熊飞组织了“辽宁抗日义勇军”，后改称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这支抗日武装，是在他们带领由沈阳撤出的部分警察和公安队，向锦州且战且退途中，黄以原辽宁省警务处长名义发布命令，组织各县民团、警察队，收编胡匪，消灭张学成、凌印清汉奸武装，统一改编而成。总指挥部设于北票。下辖22路义勇军，每路人数不等，多者万余，少者一二千，共6万余人。在此期间，黄即和东北民众救国会联合行动，以后郑桂林、赵大中、于百恩、耿继周、赵殿良各部在绥中、北镇、黑山、新民、沈阳沿北宁路左右各树一帜，纷纷抗敌，四处主动出击，使日本侵略军昼夜不安，终日疲于奔命。

1932年1月3日锦州沦陷，中国正规军已陆续经山海关撤退到关内，通辽一带的骑兵第3旅也已退向热河方面。因而在1月3日13时，关东军司令部即下达了如下命令，把主要攻击目标转向了义勇军方面：

“（1）第20师今晨已占领锦州……

（2）军要迅速恢复南满地区的治安。

（3）第20师要对关内及热河方面进行警戒，并迅速恢复辽西地区的治安。

（4）第2师要返回铁路沿线，负责维持奉天以南的治安。

（5）独立守备队除仍然负责南满铁路及巨流河（含）以东北宁线的守备外，还要负责维持铁岭以北的治安。

（7）混成第4旅和吉长警备队仍然继续执行原任务。

（8）关东军飞行队，派遣1个侦察中队去长春，主力在奉天（但第6飞行团第1中队在周水子），要随时协助各部队执行讨伐任务。

（9）军直辖部队位于奉天。……”[〔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69～470页。]

日军第20师受领任务后，即命令混成第38旅骑兵第27团团长古贺传太郎中校，于1月6日率骑兵百余名侵占锦西县城所在地江家屯。7日又有后续部队50余名到达。古贺被日本关东军吹嘘为战无不胜的“名将”，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将这一带的义勇军一举荡平。9日晨，古贺命令给养队30人回锦州师部领取弹药给养，令一个排留守县城，古贺则亲率日军70多名向城西一带“扫荡”。东北义勇军刘存起（亮山）等部获得确切情报，遂在日军必经之路设伏。10时许，当日军骑兵洋洋自得地到达上坡子、龙王庙附近时，突然遭到袭击，被打得人仰马翻，古贺中弹而死，仅10余人逃入县城。下午，由锦州返回的给养队，行至钱塔子屯岭下时，亦受到义勇军及民众的阻击和围歼，这两次战斗，共毙敌60余名。

据日本资料记载：“9日在锦西，骑兵第27团（欠第2连）与2000‘兵匪’交战，团长古贺传太郎中校以下12名战死，军官以下19名负伤；同日在红螺岘附近，第1运输监视队主力，辎重兵少尉松尾秀治以下26名（包括翻译1名）被全歼。”[〔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74页。]古贺之死，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震惊，哀叹：“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日〕《协和》1932年第2期。]

自1月上旬以来，日军出动步兵营、炮兵营、骑兵团、装甲车及飞行队，对新民、新立屯、大虎山、北镇、医巫闾山、锦州、锦西、兴城、绥中以及辽热边义县、凌原一带的抗日义勇军，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讨伐”；仅1月份里，在新民、大虎山、新立屯一带就进行了约20余次。在此期间，黄显声到北平与东北爱国人士组成的救国会领导人商讨抗日义勇军的整理问题（黄时任救国会常委），并以义勇军总指挥的身分报告了斗争情况。

1月9日，救国会常委会通过了救国会的组织大纲及对义勇军工作方针。随后，救国会又派出大批政工和军事人员到东北各地组织义勇军。从此，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更加活跃。数月之间，只辽宁一省，义勇军就发展到近20万人。

4月以后，经过整顿，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5个军区：

辽西为第1军区，包括沈阳、新民、法库、北镇、黑山、锦县、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彰武；

辽南为第2军区，包括辽阳、海城、盖平、复县、营口、盘山、台安、辽中；

辽东为第3军区，包括本溪、凤城、庄河、岫岩、安东、宽甸、桓仁、通化、清原、新宾、安图、柳河、临江、长白、辑安、辉南、海龙、抚顺、抚松、金川；

辽北为第4军区，包括铁岭、开原、昌图、梨树、东丰、怀德、西丰、双山；

热边为第5军区，包括康平、通辽、辽源（今双辽）、瞻榆、开通、镇东、安广、洮南、突泉。

每军区设总指挥一名，并委任了52路司令和27个大队。

编制均按三三制，路辖3团，团辖3营，营辖3连，编制与独立旅同。其人数不足一路者，则为支队。为加强联络，置备无线电台，分发各军区使用。

辽西地区距北平较近，得到各方接济和政工人员协助也较方便。他们之中以郑桂林的第48路战绩较好，支持较久，但到1933年5月日军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以后，各部相继溃散。

在辽南有义勇军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等部活动。李纯华原在北平张学良行营供职，“九·一八”事变后，回家乡海城县成立辽南义勇军。1932年2月，救国会派高鹏等10余人到李部工作。6月初，李纯华被任命为第2军区司令，下辖17路。

11月下旬，又改为“东北义勇军第2军团”，王化一为军团长，李纯华为代理军团长，人数发展到3万余人。这支抗日武装，以海城为中心，东到岫岩、凤城，南到营口、大石桥，西到台安、磐江，控制了这一带的交通要道和广大农村，并不断袭击敌人火车、兵站、机场，使日军惶惶不可终日。

邓铁梅，原名邓古儒，曾任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邓抱定“不能俯首甘当亡国奴”的决心，拜会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在黄的赞同与支持下，从锦州回凤城县，联络近200名抗日志士，于1931年10月，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被推举为司令。由于邓铁梅在凤城、帕岩一带素著声望，响应者络绎不绝，不到1个月，即达一千七八百人，编成3个团、1个武术队（即大刀队）。同年11月22日（一说12月26日），邓铁梅指挥自卫军攻打凤城县城，捣毁了伪县公署、警察局，砸开监狱，放出100余名爱国志士，并全歼守城日伪军，缴获迫击炮2门、机枪3挺、步枪400余支。凤城大捷后，自卫军乘胜远征庄河县城，守城伪军闻风而逃。

1932年春，苗可秀与邓铁梅联系，后任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同年8月，自卫军又打败伪军李寿山部。自卫军成立不到10个月，共进行大小战斗近100次，队伍发展到1.5万余人。辽南这个三角地带抗日武装的壮大，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2月中旬，日军以第2师主力和守备队及伪军组成岫岩、庄河两个讨伐队，疯狂进攻辽南各地。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等率部与敌人周旋战斗。

12月30日，“义勇军邓铁梅、刘景文两部在凤凰城黄花向土城子一带与敌激战，岫岩现未落敌手。日方近以义军活动甚力，多门第2师大部已调岫岩作战。南满路交通中断”。[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九一八以来东北情报》“东北情况周报表”第11号，1931年9月20日至1933年底。]在敌人步步紧逼，形势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李纯华率骑兵突围，寻隙越辽西，1933年2月进入热河。邓铁梅所部，在敌人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逼下，除苗可秀率一部继续坚持斗争外，其余逐步瓦解。以后，邓铁梅不幸被敌人捕去杀害，苗可秀也被俘壮烈牺牲。

在辽东1932年4月21日，原驻桓仁县于芒山部第3团团长唐聚五、第 2团参谋长邓秀岩、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大队长郭景山和华北大学学生黄宇宙等人，在桓仁县誓师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

在誓师大会上，唐聚五表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说罢，唐用刀划破中指，血书“杀敌讨逆，救国爱民”八个大字。[《中国抗日阵亡将士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会后推举唐聚五为总司令，黄宇宙等为副总司令。下分18路军，以14个县的公安大队、警察队、民团、保甲兵和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大刀会为骨干，约计10余万人。活动区域遍及辽东十数县。

8月下旬，部队扩编到27路，活动区域扩大到21县，成为当时东北地区人数最多，活动区域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唐率部与日伪军进行多次战斗，攻击敌据点数十个，毙伤日伪军100余名。

另外，李春润在新宾、王凤阁在辉南和柳河、唐玉振在宽甸、郭景珊在辑安和临江等地，分别与日伪军对抗，前后达8个月之久，各城市多次得而复失。

日军于10月由吉林、黑龙江抽调兵力，分4路向辽东地区发动进攻。西路由千金寨向新宾；南路由凤城攻宽甸、太平哨；北路由海龙向辉南、柳河；另一路沿鸭绿江溯江而上攻辑安、临江，并以大批飞机配合轰炸。到10月20日，日军主力已进入义勇军活动的腹地。

民众自卫军在日军大举进攻下，遭受严重损失，大部溃散，一部投敌。

11月末，自卫军总部决定将残余部队化整为零，采取游击战术，逐步退入热河。12月底，唐聚五率部队1000余人，退至热河凌源。其他将领除王凤阁外均先后进关，部队伤亡溃散，所余无几。1933年，李春润偕弟李子荣再返辽东，战死于新宾。

在辽北、辽热边等地蒙古族、汉族人民也纷纷组织武装参加抗日。

1931年10月，高文彬等30余人出关赴通辽，正式成立了辽北蒙边专员行署，改编包善一、韩色旺部，组成辽北蒙边义勇骑兵队，开展抗日斗争。

此外，还有第9路军于德林部，第14路军张士林部，第15路军贾秉彝部，第21路军张殿良部，以及刘海泉、修子良、金山好、不服劲、长江好、杜红魁等绿林抗日武装。他们属于救国会第4、第5两军区范围。

1932年6月，熊飞被委任为第4军区司令，同时高文彬被委任为东北义勇军第5军区司令，统一了康平、通辽、瞻榆、开通、镇东、安广、洮南、突泉等10余县义勇军的编制，后来，又改为第5军团，由高文彬任军团长，下设6个梯队，由包善一、韩色旺、李胜、刘振玉、解国忱、刘海泉等分任各梯队司令。这支数万人的义勇军，活动于辽西、辽北的通辽、辽源、开鲁、彰武、康平一带，曾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如1932年春，在开鲁县的一次伏击战中，基本歼灭了一支500余人的日伪军，活捉日军上校松井清助，在归途中，松井犹图反抗，被义勇军战士击毙。同年6月，高文彬率部袭击通辽，7月收复康平，引起敌人的重视。8月，赵殿良等率部再次袭击沈阳，2500多名义勇军与5000多名日伪军激战一夜，毙伤日伪军多人，破坏了航空处，烧毁了飞机库。11月19日，日军步兵第16旅从新民、彰武一线经秀水河子进攻康平。高率部阻击敌人达5昼夜，而后转移至开鲁。在这次战斗中，高文彬被俘。部队一部分散失，一部分坚持斗争。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

辽北蒙边的义勇军，在日伪军大力压迫下逐渐溃散。刘振玉、李胜等转移到张家口，接受冯玉祥指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二）吉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比辽宁晚，但兵力集中，较有战斗力。主要有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姜荣跃等组织的“吉西抗日军”和田霖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等。

1932年1月31日，李杜、丁超、冯占海、王之佑、邢占清、赵毅等在哈尔滨举行会议，决定组成吉林自卫军，联合抗日。推举李杜为自卫军总司令，丁超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为自卫军副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赵毅力左路总指挥，王之佑为前敌总司令。吉林自卫军总兵力约1.5万余。同日，各主要将领联名发表抗日讨逆通电与告民众书，随即投入哈尔滨保卫战。31日，自卫军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双城堡车站。日军遭受严重打击后，关东军除调动第2师主力以外，一面命令驻齐齐哈尔的混成第4旅东进，一面命令在长春的混成第8旅北上增援，并有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配合，于2月2日迫近哈尔滨市南郊。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双城后再次进攻，第22旅与敌激战后被迫撤退。2月3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多路猛攻哈尔滨；自卫军奋力抵抗，血肉相搏，激战数次，双方伤亡甚巨。自卫军因力量单薄，呼救无援，终难扭转战局，于2月5日晚全部撤离哈尔滨。

哈尔滨失陷后，李杜集中部队于依兰一带进行整顿；冯占海等率部退至松花江下游延寿、方正一带休整。两部积极组织和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开展对伪军的政治工作，瓦解敌人，扩大义勇军的实力。

同年6月，冯占海部改名为“吉林省抗日救国军”，编为12个旅和4个支队、3个团、1个营，共5万余人。冯占海任司令兼总指挥，宫长海任副总指挥，活动于阿城、方正、五常一带。两支义勇军机动灵活地作战，不断打击敌人。6月，救国军分兵两路袭击哈尔滨，伪军闻风而逃，救国军进抵香坊。同月下旬，救国军攻克榆树县城。7月连克五常、舒兰县城。此时，活动在舒兰地区的义勇军田霖部加入吉林救国军，壮大了救国军的力量，又新编了若干旅和支队。此时，冯占海部救国军加上所联系的抗日部队，总数已达7万余人。

这时日本侵略者为军事进攻和经济掠夺的需要，正在强修拉（拉法）滨（哈尔滨）铁路拉法段，冯占海闻讯后，急令第16旅田霖、第17旅陈玉清两部前往破坏。田、陈两部官兵携带自制的地雷、手榴弹等进至该地，炸毁敌兵车1辆，炸死日军40余人，并击退日军援兵。救国军连续进行3次爆炸，迫使日军中断了此项工程。

8月27日，冯部救国军在舒兰县境珠琦川召开了团以上干部120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进攻吉林。9月12日，攻占吉林，歼敌数百，俘虏约500余人。与此同时，救国军还派出另一支部队佯攻长春，使日伪军受到很大威胁。日本关东军急调重兵解吉、长之围。9月19日，冯占海与宫长海等部队在农安三盛玉、伏龙泉一带会合，经研究决定，吉林抗日救国军分为两部分进行活动：在吉（林）敦（化）线及五常一带活动的部队，仍留在原地相机骚扰敌人；在吉长线活动的该军主力和总部人员，由冯占海亲自率领向热河转进，以便同关内联络，补充部队装备，以图再战。会后，冯占海命各部抽出一部分轻重武器和弹药，留给在原地坚持抗日的部队，然后率队向西进军，于11月到达热河，被委以东北义勇军第6军团番号，同时经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为第63军。

李杜等率自卫军总部退到依兰后，不久即遭到日伪军的猛烈进攻。李杜指挥城内有限部队奋力抵抗，因城内军民伤亡严重，便率部撤出依兰向梨树镇一带转移。丁超心怀异志，拒绝与李杜同行，独向宝清一带撤退。

1932年5月17日，依兰陷落。至此，吉林抗日自卫军失掉了后方基地，所储存的被服、粮食、武器弹药以及兵器修械所、医院等全部落入敌手。吉林自卫军经过整顿，已控制了穆棱、宁安、密山、勃利等8个县的全境，力量虽有很大削弱，但以梨树镇为中心的抗日武装的存在，仍然威胁着日伪对吉林的统治。同年秋后，日伪军集结重兵“讨伐”该地区的抗日军。9月下旬，日军首先攻击驻勃利县的抗日自卫军徐国光旅。

12月下旬，日军第10师师长广懒寿助中将，指挥本师和第6师第14混成旅、第14师炮兵、装甲兵以及关东军飞行队，分3路向下江（指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发动总攻。抗日自卫军奋力抵抗，但无力长期坚守，李杜遂率部向密山县转移。1933年1月5日，日军攻占梨树镇。6日夜，侵占密山县城。9日，进抵宝清县城，利诱丁超投降。同日，李杜、邢占清、杨耀钧等率部3000余人，在虎林地区渡过乌苏里江，退入苏联境内。稍后，应占斌旅等余部也相继过境退人苏联。自卫军其他余部，如刘化南旅等，则转移到牡丹江西岸，潜伏在苇河、延寿等地林区活动。

战斗在吉东的“吉林国民救国军”，是由王德林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

王德林的部队，从前是以破产农民为主要成分，被称之为“绿林”的武装队伍，有二三百人。后来被东北军张作相收编为第3旅第7团第3营。“九·一八”事变时，该营属延吉镇守使吉兴旅第63团第3营，王德林任营长。他对日军入侵、吉兴投敌十分愤慨，毅然于1931年11月在汪清率部起义，吸收延边一带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组成“国民救国军”，共约五六千人，活动于宁安、海林、汪清、延吉、和龙各县，中共党员李延禄、周保中先后担任救国军的重要职务，很多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等前来参加，部队曾扩大到七八万人。从1932年初开始，三打敦化城，与日军争夺长图路的咽喉地带，歼敌400余人；接着又攻打额穆和蚊河，缴获敌轻重机枪28挺、各种枪支1600余支。3月，日军上田支队等部共数千人大军追击救国军，救国军诱敌深入，在镜泊湖地区经连续数次作战，歼敌250多人，缴获三八式步枪140余支。接着，又利用该地草高、路窄、干旱、风大的特点，进行火攻，使残敌无路可逃，大振了抗日义勇军的威风。[《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10～617页]1932年冬，日军又抽调骑兵、炮兵和航空兵部队，加强对李杜、王德林等部的进攻。

为了团结对敌，自卫军和救国军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并建立了联合总司令部，丁超任总司令，李杜、王德林任副总司令，周保中任总参谋长，从而稳定了吉东地区的局势。

但是，到1933年初，日军占领中东铁路东线进而向吉东地区大举进攻时，李杜、丁超、王德林等部，由于内部矛盾重重，军事行动不统一，思想认识不一致，侵害群众利益，得不到人民拥护等原因，在日军进攻之下溃散了。随着丁超叛变投敌，李杜退往苏联，王德林等也撤退到苏联境内。吴义成留下来，被推举为代理救国军总司令，周保中仍任总参谋长，胡泽民任副总参谋长，并将溃散在宁安、东宁、敦化、额穆、安图等地的救国军部队编为1个游击军、4个路军。由李延禄任游击军司令，柴世荣、姚振山等人任各路司令，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此外，1931年10月成立的“吉西抗日军”，1932年2月成立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以及“虎林炮手队”、“宁安大刀会”、“红枪会”、“抗日东亚安民队”、“抗日鲜人联合会”、“高丽革命军”等，都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黑龙江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黑龙江省爱国官兵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整个东北的义勇军抗日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闻名中外的江桥抗战，揭开了东北义勇军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尽管由于马占山一度动摇妥协，使抗日斗争出现了曲折。但是广大爱国官兵和各阶层群众始终反对投降，坚持抗日，所以黑龙江省的抗日武装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又重新集结起来，除马占山、苏炳文等部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大刀会”、“红枪会”等民众组织的义勇军转战于吉、黑两省之间。

“东北民众自卫军”这支义勇军是以李海青部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李海青出身绿林，后被收编，因在三间房战斗和撤离省城战斗中有功而被提升为新编旅旅长。

1932年3月初，马占山在龙江就任伪职不久，李海青和张锡武不愿投敌，各率部冲出省城。张锡武部开往兰西、青冈等地进行抗日游击战。李海青率所部3000余人越过松花江南下，改称“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总司令，公开树起抗日讨逆大旗，收复扶余，围攻农安。途中，农民、手工业者等各方人士纷纷前来参加，扶余县大小股“胡匪”也相继来投。旬月之间，李部迅速发展到一两万人（围攻农安时号称4万），并在敌人统治的中心腹地围攻县城，震憾了伪京长春。4月，李海青得知马占山反正重整义师，便率部渡过松花江北上，表示“唯马主席之命是从”。义军连克肇源、肇州等镇，前锋逼近肇东、对青山一带。5月下旬，日军松平支队开往肇东进攻李海青部主力，两军发生激战，李亲临前线指挥，腰部被炸伤。

26日，李率部退出肇东，至丰乐镇一带休整。

马占山反正再举抗日旗帜马占山自1932年2月起，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参加了日本策划的伪建国会议，并被委任为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之后，他决定返回黑龙江省，并正式进入齐齐哈尔城。这时，张学良的密使来到他的身边。数日后，马占山要检阅自己的部下与巡视各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民心的安定情况。

4月2日凌晨1时，马占山密令卫队团骑兵1营、步兵1营乘车开出省垣。2时，马占山自带副官、卫士20余人乘汽车出城，直奔拜泉方面开去。在拜泉居数日，然后经克山、纳河等地，于4月7日到达黑河。

随即重新组建黑龙江省军政两署的机构。鉴于日本侵略军疯狂地“讨伐”抗日武装，各地兴起的义勇军和各县的保卫团纷纷走上抗日疆场，马占山决定利用各县保卫团丁加以补充，同时以保卫团、义勇军组成一些新的部队，成立了黑龙江省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马占山自兼总司令，统一指挥，下辖10余路军，共约6万余人。马占山先后扩建和新编的部队有：以卫队团为基础扩建的步兵第1旅，以原步兵第3旅第2团为基础扩建的步兵第3旅，以原炮兵团范崇谷部补充的步兵旅，补充骑兵第1旅，以原骑兵第1旅第2团为基础扩建的骑兵第4旅，新编骑兵第2旅，新编骑兵第3旅，新编独立旅才洪献部，新编独立旅张品三部。此外，还有布西甘南义勇军，克山克东义勇军，德都义勇军，兰西望奎义勇军，绥化庆城义勇军，汤原通河义勇军，嫩江讷河义勇军，巴彦义勇军，绥宾义勇军，龙门义勇军，铁力义勇军，等等。[《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0～721页。]

4月间，马占山与李杜、丁超取得联系，商定了共同收复哈尔滨的作战计划，确定李杜所部负责肃清哈（尔滨）绥（化）路段的日军。马占山一部进攻哈尔滨，骑兵第1旅吴松林部协助李海育部截断南满铁路并向长春进攻。还计划派兵进攻龙江。黑吉两省义勇军的联合行动，以及李海青部的配合行动，使日伪极为恐慌。

4月18、19两日，从日本调来的第10师到达哈尔滨。该师除留一部分兵力担任警备哈市任务外，以其主力集中攻击吉林自卫军的中心区——依兰。

5月16日，日军先头部队攻入依兰，由于吉林自卫军退往梨树镇和富锦、同江一带，因而，黑吉两省义勇军联合攻哈计划未能实现。马占山率部向上集、庆城、巴彦等地移动，占领大青山一带作为长期的抗日根据地，以图对敌作战。日军第14师得知马占山部在庆城一带活动的消息后，于6月30日下令所属部队前往围歼。本庄繁也亲到绥化指挥作战。

马占山率部在庆城一带，与优势之敌周旋。7月28日，马率所部在十七井子地方与敌骑兵遭遇，战至夜晚，伤亡百人，敌弃尸40余具退走。少将参谋韩家麟等20余人被冲散，翌日晨，又被日军发觉包围，全部杀害。日军在尸体中见有一蓄短须身带马占山名章者，便认为马占山被击毙。这时，马率部进至海伦东山的罗圈甸子时，又遭数千敌兵阻击并陷入重围。经各部奋力突围，伤亡惨重。马占山等一行100余人脱险后，进入山林，继续北行。9月9日，到达龙门县城。马占山再整旗鼓，率众向讷河前进，周势孤力单，不能扭转大局，便带领五六百人经甘南，往海拉尔投奔苏炳文；其余大部分人则绕道内蒙退入关内。

马占山所部溃败之后，活跃在黑龙江省的义勇军，还有李海青、邓文和朴炳珊等部。在呼伦贝尔的苏炳文，也正积极准备举起抗日旗帜。

苏炳文的实力仅有自己亲自带领的步兵第2旅、张殿九步兵第1旅的1个团，并联合朴炳珊旅和张竞渡、李振华（徐宝珍团旧部），约计1.2万余人。

1932年10月1日，苏炳文率部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推举苏炳文为总司令，张殿九为副总司令，谢可为参谋长。主要活动于海拉尔、扎兰屯、呼兰等地，多次同日伪军作战，从而使黑龙江省的抗日武装斗争又出现了高涨的形势。

苏炳文举起抗日义旗，引起了敌人的重视，日军第14师首先组成了中山支队，于10月3日拂晓由龙江以北渡过嫩江，向位于富拉尔基的民众救国军进攻。苏炳文部1.6万余人沿雅绿河上游向碾子山、朱家岗、腰库勒等处推进，包围富拉尔基，在朱家岗、腰库勒与敌中山支队2000余名激战亘日，敌死伤甚重，向磨姑溪退却。[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九一八以来东北情报》“东北情况周报表”第4号，1932年11月11日。]

11月间，各路抗日部队定于12月初分兵6路对敌作战，因计划暴露，日军首先发起攻击，对抗日部队进行各个击破。敌人不断增兵，并有飞机、火炮配合，多路向民众救国军发起猛攻。救国军依托3道防线节节抵抗，双方都有较大伤亡。11月28日，救国军刚进入碾子山第3道防线，日军步、骑兵即猛扑而来。日军平贺旅于12月1日，占领碾子山。 2日，进入札兰屯。3日，服部支队从札兰屯出发，向兴安岭快速追击救国军。

民众救国军在前方的部队被隔断，海拉尔只有步兵第9团、卫队营和学生连，共2000余人，已不能阻止敌人大举进攻，遂破坏了博克图以南的铁桥和博克图山涧隧道及盘山路轨，以阻止敌人追赶。

12月4日，苏炳文、马占山等率4000余人退入苏联，其在前方的部队，由张玉挺、邰斌山等率领，穿越兴安岭经内蒙古草原进入热河。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为保卫民族独立而战的民众抗日武装。它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据日伪官方报告记载，自“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2月，日伪军战死人数为6541名，平均每月“讨伐”抗日力量出动1500次，阵亡官兵73人，日军尸体从中国东北经神户运回日本，每月平均50具。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其主要原因是，在强敌进攻的复杂环境下，缺乏坚强的政治领导，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未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但它所建树的历史功绩和造成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推动和领导下，一个新的斗争高潮很快又到来了。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参见附图4）

“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声明，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战斗任务，并号召全国人民支持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坚决同入侵之敌血战到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号召，中共满洲省委对组织领导和发动抗日武装斗争作了部署。除了派出许多党员和爱国青年到抗日义勇军、各大城市和伪军中领导或推动反日斗争外，还以部分力量深入农村，组织抗日游击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夏初，当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从一度高涨转向低潮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却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自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建立了磐石、东满、珠河、密山、宁安、汤原、饶河、巴彦等10余支抗日游击队，进行了极为艰苦的斗争。到1933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提出的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这些抗日武装又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

（一）磐石游击队（南满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即在西玻璃河套一带，广泛建立了“反日会”等抗日群众组织。

1932年春，在县委领导下，“反日会”组织了中朝农民联合反日示威暴动，扒铁路、割电线、烧枕木，并组织起一支专打汉奸狗腿子的7人“打狗队”。中共满洲省委派搞兵运工作的杨佐青（原名杨君武）参加领导，县委抓住日伪统治势力尚未完全控制磐石的大好时机，在大力发动群众抗日的基础上，积极扩大抗日武装，不到半个月，“打狗队”扩大到20多人。他们消灭汉奸特务，缴了地主武装“大排队”20多支枪，队伍发展到30多人，正式成立了“工农反日游击队”。接着，争取了一连伪军起义，进一步壮大了力量。同年9月，磐石工农游击队协同另一支起义部队攻克磐石县城。

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字到南满一带指导工作。杨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组织秋收暴动，建立确山农民革命军，任总指挥。

1929年奉命到东北后，领导过工人运动。杨指导磐石游击队经过整顿和改编，发展到800多人，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由杨靖宇等担任领导。

1933年1～5月，这支游击队与敌人作战30余次，先后取得了大坑、砖庙子、玻璃河套、萝卜地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4次“讨伐”。在胜利形势推动下，驻烟筒山伪军第14团迫击炮连在共产党员曹国安等人的策动下起义，携带武器加入南满游击队序列，编为迫击炮大队。同年，与海龙游击队汇合，人数迅速增加到2000余人。这支队伍活动于磐石、永吉、桦甸、辉南、通化、柳河、海龙、东丰、西丰、伊通、双阳等县，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

（二）东满游击队

东满主要指吉林省东部的延边地区，是朝鲜族聚居的地区，也是抗日武装斗争开展较早的地区。

1930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了东满特委。“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在东满地区的延吉北部、汪清西部、和龙南部一些山林农村中，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和红色游击队，开展了1931年秋收斗争和1932年的春荒斗争。1932年2月，满洲省委指示东满特委把建立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作为主要任务，到同年秋，全区各县已相继创建了延吉游击队，汪清游击队，和龙游击队，以及珲春游击队等。在此基础上，1933年1月，东满特委书记、老共产党员和领导骨干童长荣，将上述几支游击队合编为200多人80多支枪的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把各县游击队编为中队，每中队又编为2～3个小队，每队20人左右，采取“人歇枪不歇”的办法，轮流袭击敌人。这支队伍在图们江和雅河一带有很大影响，并建立了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随着斗争的开展，游击队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游击区也扩大到图（们）佳（木斯）、敦（化）图（们）等铁路沿线，后来绥（芬河）宁（安）地区抗日武装100余人，也加入了东满游击队，力量进一步增强。

从1933年初开始，日伪军对东满游击队进行了多次“讨伐”。东满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同敌人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粉碎敌人的进攻，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

1934年初，东满游击队已增至900余人，武器装备也有较大改善。

（三）珠河游击队（哈东游击队）

193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派赵尚志到哈东地区义勇军孙朝阳部工作。赵系热河省朝阳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黄埔军校五期学习，因不满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于翌年毅然退校返回东北。

1931年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在孙朝阳部遭日军四面包围的危急情况下，身为马夫的赵尚志提议主动出击宾县并亲自带领队伍攻克了宾县县城，从而被提拔为参谋长。同年秋，孙部溃散后，赵尚志等7人携带机枪1挺、长短枪11支到了珠河。

10月，在珠河县委领导下，于珠河县（今尚志县）三股流成立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队共13人，赵尚志任队长。游击队与当地的山林队、大排队、红枪会等群众武装联合共同抗日，活动于哈尔滨东部一带山地，常常出奇制胜，队伍到年底扩大到70多人，赵尚志任队长，李福林任政委兼支书，下辖5个中队，还有1个少年队、1个机枪队、1个骑兵队。

1934年春，珠河游击队曾经攻克珠河5区珠河镇，大破3区黑龙宫，3次围攻宾州城，争取了部分伪军的反正。到6月下旬，队伍发展到400多人，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张寿篯（李兆麟）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总队、1个骑兵队、1个教导队、1个少年队；在滨江（哈尔滨）、宾县、方正、延寿、珠河、苇河、五常、榆树、阿城、双城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并在珠河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力量。

（四）密山游击队

1932年，在中共密山县委领导下，富振声等将勃利、林口、密山等群众武装，合并组成密山游击队。

1933年初，王德林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溃散时，该军参谋长、共产党员李延禄，根据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决定，以党秘密掌握的补充团为基础，改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为总司令，孟泾清为政治委员，下辖3个团、1个步兵营、1个骑兵营、1个游击支队和1个政治保安连，共约800人，这支部队政治基础好，发展比较迅速。

1933年上半年与日伪进行了磨刀石、团山子、八道河子、东京城等多次战斗，毙伤敌人甚多，迫使1000多名伪军反正。6月，游击队夜袭日军驻地杨木林子，敌惊慌失措，四处逃散，死伤百余。随后，李延禄奉命开辟新的游击区，率部向密山转移。

（五）宁安游击队

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周保中，到绥宁地区的中心宁安县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周原名奚李元，云南大理白族人，在北伐军中曾任团长、副师长。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由苏联学习回国。周到宁安地区后，即对自卫军、救国军开展工作。1933年5月，宁安党组织把李荆璞率领的“平南洋总队”改编为“宁安工农义务队”，李荆璞为大队长，于洪仁为大队副，下辖6个分队。

1934年2月，抗日义勇军大部溃散后，周保中领导王德林所属义勇军残部，汇同柴世荣等人所属各部，与宁安工农义务队一起，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为加强反日同盟军中的骨干力量，1934年5月20日，宁安县委又决定组织宁安游击队，队长为白殿贞，主要活动于宁安县内。

（六）汤原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派出一批干部到松花江下游开展工作。1932年夏，省委秘书长冯仲云赴汤原，指导创建游击队。冯系江苏武进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0年受组织派遣到哈尔滨市工作，曾任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长。10月上旬，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反日同盟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汤原游击队。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被土匪“荣好”缴了械。同年冬，汤原县委又在组织农民抗租斗争的基础上，第二次建立了汤原游击队。因警惕性不高，发生了兵变。汤原县委总结了两次建立武装失败的教训，1933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三次建立起了“汤原反日游击队”，戴洪宾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游击队不断向萝北的鸭蛋河、葛金河一带进攻，并收缴了汤原县内几处地方的武装，队伍由原来80多人很快发展到600余人。在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影响下，张传福率伪自卫团，冯治刚率矿警队都加入了汤原游击队，队伍扩大到2000多人，主要活动在汤原、萝北、通河、依兰、桦川、富锦等地区。

（七）饶河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即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首先组织了救国会，1932年6月，又在此基础上，由崔石泉、金文亨建立了饶河反日游击队。同年冬，发展到40多人。到1933年初，进一步扩大到130多人。该队一方面配合陈东山、高玉山等救国自卫军的统一行动，另一方面积极独立地在乌苏里江沿岸开展活动。

1933年6月，陈东山、高玉山部救国军瓦解后，饶河游击队正式独立出来，在李学福（李葆满）、崔石泉、张文偕等人领导下，队伍越战越强，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讨伐”，创建了饶河、虎林一带广大的游击区。为了粉碎日伪军的冬季“围剿”，饶河游击队经过刻苦训练，成了一支快速行动的滑雪队，活跃在完达山脉东麓的雪原上，成为该地区唯一的一支抗日的中坚力量。

（八）巴彦游击队1932年初，张平洋（张甲洲）、张文藻等在巴彦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称为巴彦反日游击队，张平洋任队长，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到该部任参谋长。巴彦游击队建立不久，人数即达到700多人，主要活动于巴彦、呼兰、绥化、庆城（今庆安）、铁力、东兴一带，曾在呼兰附近切断滨北铁路，收复过巴彦、东兴等县城。同年底，因在东兴之战中受挫，游击队随即溃散。

除此之外，还有1932年秋建立的海伦游击队，同年冬建立的海龙游击队等，当时都积极开展了抗日游击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在开始时人数都不多，武器装备也都很差，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但是，这些游击队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有良好的群众关系；战士大多数出身好，政治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英勇善战。所以，他们能不断地发动袭击，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据伪满铁道机关统计，仅1933年3月至10月，抗日游击队就袭击伪铁路659次，破坏铁道101次，击毙日伪护路军546名。又据伪奉天省警察署统计：辽宁省内的抗日游击队，1934年6月份袭击敌人709次，7月份为759次，8月份为1716次，12月份为1706次。[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303页。]

在斗争中，各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游击区也不断扩大。不久，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即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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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三节 全国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日渐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抗日救国已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毅然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一、学生、工人和各界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爱国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广大工人群众表现出工人阶级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坚定的斗争性；其他各界人民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开展斗争，都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一）各地学生的爱国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一开始，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卅、福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大中学生，即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

9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会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出代电说：“日本帝国主义，屡向我国挑衅，愿欲藉故出兵，强占满蒙，今果悍然不顾，大肆武力侵略……事机迫切，国亡无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为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誓做政府后盾。”[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8章。第3页。]

9月21日，在北平各校学习的东北籍学生3500余人：举行“东北学生抗日会”成立大会，组织了敢死队，决心与敌人拼争。

9月25日，北京师大学生和教职员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致电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国家养兵，原为抵御外侮，我国兵额之多，冠于全球，而一遏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奇耻。此次日本入寇东省，如入无人之境，辽吉既已沦陷，平津又受威胁，似此情势，尚能持不抵抗主义乎。”[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8章，第4页。]

9月27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怒斥国民党政府的“无抵抗主义”、“向国联报告请求公判”等政策，是“软弱无效，坐以待毙的政策与行动”；呼吁“全国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9年版，第8章，第5～7页。]天津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也发出代电，要求”出兵御侮”。

9月下旬，全国各地学生代表汇集南京，使学生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9月28日，南京、上海两地学生5000余人，冒雨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未得结果，随即转向外交部。得到的答复仍然是等待“国联”解决，并强迫学生返校复课。学生们忍无可忍，冲开警卫的阻拦，殴打了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10月初，全国各地学生举行反日示威。上海的请愿学生首缠竹布，上书“督促政府立即出兵，良众速起共作后盾”。

11月，日本特务在天津制造暴乱，北平、天津两地学生为此宣布总罢课，倔代表到南京请愿，各地学生起而响应，赴京请愿学生达1万余人。11月26日，请愿学生在国民党政府门前示威竟日，强烈要求出兵抗日。第二天，蒋介石被迫出见学生。但他对爱国学生的抗日要求，采取了敷衍搪塞的态度。

11月下旬，日军进逼锦州，国民党政府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中国军队退守山海关的建议。

消息传来，全国哗然，群情激愤。各地学生请愿团即改为示威团赴南京示威。

12月5日，北京大学示威团300余人在南京街头示威，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等口号，国民党政府指示军警实施镇压，打伤学生33人，逮捕185人，制造了“一二·五”事件。南京中央大学和各中等学校的学生，迅速组成了几千人的示威团，援救北大同学。他们突破军警的警戒线，冲进南京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12月6日，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援助北大同学，反对划锦州为中立区等项决议。

12月7日，上海1.5万名学生举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

12月9日，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代表大会开会时，上海当局指示特务绑架了从南京到上海进行联络的北大学生，激起了学生们更大愤怒。当天下午，上海各校学生万余人，包围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许多工人和店员也起来支援。第二天上午，上海市政府终于被迫释放了北大学生，交出了绑架学生的凶手。接着，上海学生组织了人民法庭，准备公审凶手，并票传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陶百川和公安局长陈希曾，吓得陶、陈全家逃匿。法庭又起草了通缉令，悬赏捉拿，并迫使国民党上海市长张群签字盖章，送到各报刊登，轰动了全上海。

12月11日，太原学生因山西省政府拒绝请愿抗日，他们捣毁了省政府。

12月17日，汇集在南京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济南、苏州、安庆等地的学生及南京市的学生3万多人，奉行联合大示威。当示威队伍走到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附近珍珠桥时，遭到大批警察和宪兵的袭击，当场有30多名学生被打死，100多名学生被打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珍珠桥惨案”。这一惨案的发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他们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的罪恶行径。

1932年1月10日，上海近万人集会追悼珍珠桥死难烈士。

会后，举行了轰动全市的抬棺大游行。以学生的爱国运动为先声，全国各界迅速形成了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

（二）工人阶级的抗日活动

广大工人群众，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工人阶级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坚定的斗争性。

1931年9月24日，上海市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接着，上海23家日商纱厂工人酝酿同盟总罢工，纷纷退厂，不替月本资本家做工。同时，成立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

上海各阶层人民自动抵制日货，举行反日示威，许多日本商号的店员与私人雇佣的佣工也都陆续离去。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上海80多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各厂工人也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派代表去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发枪开赴东北抗日战场。9月26日，上海100多个工会和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亡大会。会上通过了对日宣战、武装群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0月2日，上海150多个工会举行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纲领。会议决定发表《告世界工人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略中国的罪行。同时，还通过了多项决议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出兵抗日”，给义勇军“颁发军械”，“从速救济日厂华工”，一致对日实行经济绝交，查缴日货及严惩好商奸细等。

除上海外，其他各大城市也先后爆发了工人罢工、游行、抵制日货等斗争。9月底，北平邮电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邮电工人义勇军。

10月中旬，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成立。他们发出通电，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并作出了组织义勇军和募集爱国捐款等项决定，10月初，天津英商自来水厂工人举行反日罢工。广州工人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反日宣传，曾与警察发生冲突，夺取了警察枪支。

香港的中国工人在“九·一八”后也不断地举行抗日示威，并多次与阻止示威的英国巡警作斗争。在首都南京，各工业界成立了义勇军和抗日救国会，发表了告世界工人书和抗日宣言。津浦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宣传列车，沿途宣讲日军侵华暴行，鼓动民众起来抗日。武汉、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以及许多偏远城市的工人，也纷纷以发表宣言，向政府请愿，征募爱国捐款，禁售日货等各种形式，开展抗日爱国运动。

东北的广大工人，直接处于国破家亡的境地，战斗在抗日救国斗争的最前线。9月19日，沈阳兵工厂的工人，砸开工厂粮栈的大门，动手分粮；有3万多名工人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制造屠杀中国人的武器，先后离广出走。日军占领长春以后，申东路的铁路工人立即组织起来，将机车向北转移，阻碍日军运输。9月21日，哈尔滨成立了各界联合会，积极进行抗日活动。

11月，各界联合会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充敌；表采：东北“有3000余万民众，200余万健儿，各输其财，各捐其躯，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最后决斗。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8章。第67～68页。]

（三）各界人民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广大学生和工人阶级掀起救亡运动的同时，全国各界人民亦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组织和支援抗日义勇军，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九·一八”事变的第2天，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辽宁省商务会会长金哲忱、辽宁工会联合会会长卢广绩、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会长车向忱、辽宁省农会会长高崇民等人，先后逃亡到北平。随后从东北逃出的各界人员和难民越来越多，9月27日，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等500余人，聚集在西单旧刑部街12号奉天会馆；群情激愤，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遂决定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作为民众自发的抗日领导组织，担负起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国之责，该会的宗旨是：“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当天，选举出执行委员31人，其中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杜重远等9人被选为常委。常务委员会下设总务部、军事部、政治部。救国会成立以后，即以宣传工作和军事工作为中心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派遣秘密出关工作的人员对各地群众和义勇军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东北抗日救国会还组织了宣传队，沿津浦、平琢两线深入城镇和农村，广泛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并向国民党政府报告“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抗日活动情况。11月初，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为了督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强烈要求蒋介石出见。11月11日，高崇民慷慨陈词，质问蒋介石：“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2～93页。]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好用“到必要的时候，中央一定抵抗”等话来搪塞敷衍。

救国会创办的《救国旬刊》、《覆巢月刊》和《救国时报》等刊物，报道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战绩，揭露日军在东北的种种罪行，广泛宣传和动员民众起来抗日，收复失地。当时，人们的心情，正象后来广为流传的一首名为《松花江上》的歌词那样：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这首凄婉不忍卒听的歌曲，催人泪下，使人悲愤。东北各地的青年学生，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救国会所办的各种训练班（如学生军）中的东北籍学生，纷纷参加各抗日队伍。北平各大专学校及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出关投军。

北平各界人民30万人，于9月28日在太和门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20条决议案，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即早对日宣战；立即宣布退出国联；实行征兵制；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即行军事训练；要求全国组织抗日义勇军，组织募捐；要求全国各人尺团体，一律用国货；号召海外侨胞一致团结；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会后分3路出发游行。

南京市各界人民10万多人，于9月23日在公共体育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会场响起哀乐，哭声震天，会上讲演者挥泪激昂，提出：“南京市民众应走在最前线，杀到日本去。于是全场喊杀，杀，声闻数里”。[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42页。]

10月20日，赵欣伯卖国投敌就任伪沈阳市长后，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出于对汉奸的痛恨，直接发电报给赵欣伯，对其进行了强烈谴责，南京新闻界为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作战，召开大会，通过决议，组成新闻界对日外交后援会。会后，通电国联和全国新闻界，揭露日军暴行。要求国联主持公道，号召全国新闻界同胞一致奋起，唤起民众，共赴国难，以挽危亡。

1932年2月4日，新闻记者联合会、江宁律师公会、中央研究院、世界学会、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政治学校、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合作学社等南京文化团体和教育机关，联合通电世界各国民众，宣布日军暴行，希望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主持公道，谴责和制裁日本侵略罪行。

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团体，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同时，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左联通过发表文告、论文、杂文以及小说、戏剧、诗歌、摄影、歌曲等文艺作品，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揭露和批判了救亡运动中各种反动和错误的流派，提出了革命文学的战斗使命，呼吁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左联出版的《文艺新闻》、《十字街头》、《文学月刊》等刊物上，不仅大量刊登抗日文学作品，而且发专刊和开辟专栏，来揭露敌人，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同时，左联作家还亲自参加了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如参加上海反日大同盟举行的游行示威，到上海各大学讲演，有组织地上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以及动员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等。

上海妇女团体80余个2000余人召开大会，联合组成妇女救国大同盟。她们举办救护训练班，要求一般无家室之累者审愿报名，参加训练，并从医科大学请来专家进行指导；组织妇女救护队，开赴前方参加救护工作。南京妇女界代表人物吴木兰、王信芳、李志明、黎青等发起组织中华国民救国女子军，抱牺牲的决心，舍身救国，3天签名参加者达1300多人，以南京女子法政讲习所为筹备地点进行组织，分救护队、宣传队、决死队3部分，并开始征募训练。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女士及于学忠夫人、张学铭夫人朱洛筠、沈能毅夫人、鲍毓麟夫人、沈祖同夫人等20余人，发起组织华北妇女救国会，支持抗战，并发表宣言：“所望中外人士，一致动员，发挥善念，赐予赞助。”[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12页。]

开封妇女组织困难共济会，均由各界知名人物的夫人发起并带头捐款资助义勇军抗日，与会者当时就捐款3000余元。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何香凝发起组织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加了锦西前线的工作。

北平法源寺的僧人，中国佛教会等通令全国各省市佛教会转知各寺院僧侣，呼吁共赴国难，节约用费，犒劳前方将士。伊斯兰教清真教徒，发起组织伊斯兰学友会，并发表宣言表示抗日。

广大农民群众也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的斗争。在抗日义勇军中，农民占了主要成分。以分散的乡村为依托开展的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农民是游击战争的主要支持者。抗日游击战争之火所以能在广阔的山区和平原迅速发展，是与广大农民在人力和物力等各方面对抗日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支援分不开的。南京的农界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28队义勇团，并通电全国农界，以实际行动抗议日军侵略。江苏及全国各地农村也都广泛发动起来，投入抗日爱国运动。

二、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军政人员与海外侨胞的抗日教亡活动

在民族危亡的紧迫局势下，随着广大工人、学生及各界团体爱国运动的开展，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于共产党势在必剿”的误国政策。《申报》等报刊，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呼声，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进行抗日。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行动

1931年9月21日，北平各界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提出“对日实行不合作主义”、“不在日厂做工，不用日钞，不与日银行来往，不买日货，不坐日轮，不住日旅馆”等等。接着，上海、汉口、天津、南昌等城市的工商业者组织，相继表示对日经济绝交，查禁封闭日货，拒绝与日商买办往来，拒收日本钞票，捐献救国。各地的抵制日货机构分别规定：凡向日厂订购的货物一律取消；凡已经运到的日货均须缴交抵货机构封存处理；凡宣誓抵货以后仍然贩卖日货的则予严惩。北平市商会在抗日救国会做出决议之前，就将北平市各商所存日货一律封存，并声明绝对不贩售仇货及与日经济绝交，各商会均填表盖章。河北省各县商会代表在北平开会，通电全国，表示愿作政府后盾，共赴国难，请政府立即对日宣战。

这场抵制日货的运动，严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据1932年8月2日《申报》的统计，1931年9月，日本对华输出比上年同期减少34.7％，10月减少59.7％，11月减少68％，12月减少63.8％；日本的在华商业地位由第1位降低为第5位。另据《生活周刊》1931年11月7日记载：日本近因我国抗日运动激烈，在10月中旬日本停船之数量达519艘，总量为308687吨，预计至本年底，停船将达全日本总船舶吨量60％。这就是说，日本全国船业受到半数以上的影响。日本在华航业几乎陷于停顿，在华厂商的营业也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1931年10月2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表《告世界各国书》，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各地的罪行；希望世界各国人民谴责日本侵略者，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接着，全国各地商会纷纷通电掀起了谴责日本侵略和声援东北义勇军抗日的爱国活动。黑龙江省黑河商会联合各人民团体，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支持马占山抗日，制止伪满洲国的成立。汉口市商会筹资1万元汇寄前方，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湖北省全省商会联合会，联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请即通令全国，举办救国军费，按人口每人1元计，汇集起来支援抗战。

（二）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基层组织和军政人员的爱国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何香凝等，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宋庆龄在1931年12月19日发表宣言称：“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日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藉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五年以来内战政争，循环不已，党既分崩离析，遂不惜各自乞怜帝国主义，利用腐化势力，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申报》1931年12月20日。]

冯玉祥说：“‘九·一八’的祸首就是蒋介石，蒋要向大家认罪下野。”“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在日本侵华的威胁面前，一部分有民族气节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和军政人员激于民族义愤，也积极提出各项抗日主张，支持和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活动。国民党驻东京直属支部执行委员会，为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于1931年9月20日，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日所提出之任何条件绝对不承认”，“彻底对日厉行经济绝交”，“作对日战争的准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档案。]

国民党驻巴黎总部执委会致电南京称：“……国联对于东事解决，如不能使中国满意，中国应即向日本宣战。”[《滨江时报》1931年11月27日。]

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捷报传来，海外腾欢，请即增兵逐日出境，还我河山。溥仪复辟甘为傀儡，请明令讨伐，以彰国法”。[《滨江时报》1931年11月27日。]

国民党驻退罗万磅支部全体党员，致电黑龙江省主席云：“请强硬对敌，保守领土，本部同志，誓为后援”。[《滨江时报》1931年11月27日。]

国民党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支部，分别致电黑龙江代主席马占山，声援他率部抗战的爱国行动。国民党上海各区党员，分别致电慰问马占山等义勇军将领，如九区电称：“此次暴日侵占我辽吉后，犹复得寸进尺，炮击津沽·进寇黑垣，势非灭我国奴我民而不止，幸我前敌将士忠勇奋发，力拒仇雠，既扫辽、吉不抵抗之奇耻，更坚强我国家民族之力量，除电请中央令饬军队增援外，特电慰劳，望继续努力，以作国家干城，以慰举国渴望。”[《滨江时报》1931年11月18日。]

国民党中央军校，有40多名学生愤于日本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动离校，到热河参加抗战。

（三）海外侨胞的声援与捐助

“九·一八”事变后，侨居国外的爱国华侨，与国内同胞一样，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决心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不仅进行声援，而且捐赠资金和物资，甚至组织华侨义勇军直接参加抗日战斗。

当时，回国旅行华侨首先在南京组织起华侨救国大会，呼吁各方放弃内嫌，团结对敌，拯救祖国。随后，侨居国外的华侨团体纷纷声援国内抗战。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不愿逗留敌国，相继返回国内。东京工业大学、东京高师、士官学校的留日学生，联合组织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会，召开各校代表会议，一致决议返回祖国，以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抗议。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近300人，同仇敌忾，全体退学，并发表宣言说：“同人等留学敌邦，仰教他人，深知谋我者不惠我，制人者常骄人，已觉留非其块，学难有成”。“窃念吾辈武学生，职在捍国，当此国家濒危之时，正吾辈拚弃生命杀敌救亡之日，何能缄默笔砚间，与敌人讲武纸上乎？”[《申报》1931年10月22日。]

9月29日，留日学生代表200余人，到中国驻日公使馆向公使蒋作宾请愿，提出下旗归国、断绝国交、对日宣战和发给归国学生船票等四项要求。

10月1日，公使馆允许发给留日学生归国船票200张，2000多名留学生只好推举代表先行回国。自9月19日起两个月内，留学生及其他侨胞先后共约7000余人归国。留日学生回国后，派出代表，数度向国民党政府和教育部请愿，提出反对不抵抗主义，立即对日宣战，反对压迫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促进和平统一等主张，井组织宣传队，奔赴救亡第一线，深入农村，揭露日本的侵华阴谋，向农民进行宣传，唤醒民众，抵抗外侮。

在马来亚新加坡，陈嘉庚发起召开侨民大会，通过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胡佛，要求“履行各种条约，维护世界和平”；号召“侨民鼓动志气，激励爱国”，抵制日货，开展反日宣传。爱国华侨巨商胡文虎，首捐2.5万元，支援国内灾民。他创办的《星洲日报》代收华侨捐款，先后汇回国内达100余万元。[《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10页。]

在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商会代表全菲10万侨胞，拍电报给美国总统胡佛、国务卿史汀生和前菲岛总督福白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吁请他们“以伸公道而救世界，免遭野蛮战争之惨祸”。

华侨还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筹备会，准备组织武装自卫队，回国参战。在缅甸，成立了缅甸华侨抗日救国总会，表示要对国内抗日同胞给予精神与物质之协助；不久，该救国总会汇款银4万两，次年又汇国币4万元，捐赠给国内抗日。毛淡棉救国分会由汇丰银行汇银1万两。印尼苏门答腊最南端的鹿勿冻华侨书报社，汇款1万元。印度华侨总支部由汇丰银行汇银1万两，用作抗日军费。澳洲华侨总支部和雪梨华侨抗日救国会，汇英金200镑支援抗日。

旅欧各国华侨均组织了各种机构，声援国内抗日。在英国，由英国名流和中国旅英人士成立了中国人民之友社，以援助中国抵抗外敌。在法国巴黎，组成了中华民众救亡会筹委会，向留法的全体同胞通告，恳其团结襄助，合力救亡。比利时华侨惊闻日本出兵东三省，莫不愤慨万分。他们召开代表大会，组织旅比华侨反日救国总会，并通电国民党政府，“望对日宣战，留比华侨，整装待命”。该总会国际宣传部以英、法、德三国文字，向欧美各国宣传日本侵华野心。

在美洲，美国芝加哥的华侨团体与学生，联合组织抗日救国会，举行示威游行。华盛顿、纽约等地华侨发起组织全美洲反日大同盟，发表通电，声援国内抗战。旧金山华侨捐款100万元美金，汇到国内支援抗日。旅居美国的华侨团体，还集资购买飞机31架（其中军用飞机25架，商用飞机6架），捐赠给国内，用于对日作战。仅据1932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的不完全统计，美国华侨为支援东北义勇军救助东北难民的捐款总数约14万美元。[《海外月刊》.1932年第4期，第47页。]

加拿大魁北克的华侨救国会，汇到上海4000元，并以1600元用于慰劳抗战将士。加拿大雷城抗日救国会，捐款5000元，电汇商务银行。加拿大火威林华侨救国会电汇5000元。巴拿马广东花县抗日会汇款4500元，并以其中1500元为犒劳战士之用。井里文华侨义赈会汇款1万元。文能卡抗日救国会，电汇巴黎银行15万法郎。秘鲁华侨抗日筹恼会，汇美金2万元支持抗日。委内瑞拉、古巴等国的华侨，也都组织起各种团体，援助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古巴华侨总支部汇款2300元，抗日会汇国币5万元。

另外，许多爱国青年侨胞自动组织义勇军，远渡重洋回国直接参加了抗日战争。

东南亚一带华侨曾组织援马抗日团、抗日铁血团等前往东北，直接参加抗日。据《抗日救国》杂志报道，新加坡抗日铁血团200多人赴东北参战，多牺牲在日寇炮火之下。接着，又有华侨青年救国团第一批21人北上抗日。

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义勇军团，推代表李玉聘到南京会见陈树人，决定捐助飞机12架，并派精于飞行术的侨胞80人，返回祖国驾机杀敌。

爱国侨胞在政治上及人力物力上对国内抗战的有力支援，极大地鼓舞了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抗日义勇军将士。他们为祖国所做的贡献，是永垂青史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现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巨大力量，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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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二八”淞沪杭战

第一节 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抗战

一、日本蓄意制造“一·二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造成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并随之建立了东北各省伪政府，接着积极策划筹建以清废帝博仪为傀儡的伪“满洲国”。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武装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国际上主持正义的国家、政府和人民，也纷纷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尽管如此，日本仍因其轻易地占领中国东北，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从1931年底起，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中国内地和沿海城市制造一系列事件，以寻找新的侵略借口。

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是首都南京的门户，也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他们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组织抗日义勇军，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这些正义之举，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件的借口。

1931年10月，日本海军派遣军舰4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将部分军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日本海军窜到上海挑衅的企图，正如日本进步学者所指出：“日本轻易地占领了‘满洲’一事，进一步煽起了它侵略中国的野心，特别是日本陆军在‘满洲’的‘辉煌’成功，及其取得了庞大的临时军费，深深地刺激了经常与陆军对立的日本海军，使得海军也企图在“属于它的势力范围以内’的上海伺机蠢动。

同时，上海当时的紧张局势，更加刺激了日本海军的这种野心。”[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3页。]

在此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移国际对中国东北的视线，减轻其推出“满洲国”的压力，在上海建立桥头堡，直接威胁南京，迫使中国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取消人民的反日运动，并为将来进攻中国内地作准备，同时，也是作为考虑南进的战略性步骤，以试探美、英等国的反应和让步的限度，于是在上海制造事端，燃起了新的侵略战火。

日本侵犯上海，也和进攻东北一样，事前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周密的准备。

1932年1月5日，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上校，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军参谋部报告侵占东北的情况，随后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校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03、608页。]

根据田中隆吉在战后的供词，最清楚他说明了上海事变的真相：

“问：田中，社会上说，上海事变的点火的人，就是你呀……。

田中：是的。

问：一语道破。那末，当时，有五个日莲宗[日本佛教的一派。]的化缘和尚在化缘，而叫人在上海马路上向这些人袭击的，就是你吗？

田中：是的。是我。

问：那是怎么样的经过呢？

田中：那是……在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满洲事变，到十一月中旬，大体上平定下来了。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上校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了二万日元来”。[〔日〕东京广播电台第十二频道报道部编：《证言·我的昭和史》第1卷，1969年版，第172～174页。]

田中隆吉在接到板垣征四郎的电报后，立即与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本名金壁辉）密谋，决定借反日情绪较强的上海三友实业社之手，杀死日莲宗和尚，制造事端，引发中日冲突。

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川岛芳子指使下，上海江湾路妙发寺日本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5人，来到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子挑衅，引起冲突，发生“互殴”，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和尚死于日本医院。

田中等人乘机竭力扩大事态。1月20日晨，田中指使日本宪兵上尉重藤千春指挥上海的“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32人、袭击三友实业社，焚烧三友毛巾厂，砍伤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接着又与急忙赶来的公共租界华籍巡捕发生冲突，戮伤巡捕3人。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上海日侨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吁请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官府（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页。]

会后沿街挑衅，捣毁中国商店，殴打行人。此种情形，和日本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侨请愿，向北满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日本暴徒的挑衅，激起了上海全市工人和市民的极大愤怒。1月20日下午，上海各抗日团体纷纷发表抗日宣言，要求逮捕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1日，上海各大报纸均显著登载了日人放火烧毁三友毛巾厂的新闻报道。

日本暴徒滋事以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竟于21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无理要求：

一、市长向总领事道歉；

二、逮捕处罚凶手；

三、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

四、取缔排日活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

1月22日，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也发表声明，借口《民国日报》在报道20日日人暴行时，有“日浪人藉陆战队掩护”[日浪人指无正业到处流浪的日本人。]等语，要求中国方面反省。由此，《民国日报》于1月28日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闭停刊）。并声言，如不接受日方要求，将采取适当手段，以“保护帝国权益”。同时，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并派飞机在三友实业社上空盘旋；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更是身藏武器，到处乱窜，随时准备挑起事端。

田中策动在上海进行疯狂挑衅的同时，日军也在积极进行武装进攻上海的准备。

随着上海局势的日益紧张，日本海军大量增兵上海。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上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上海。

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也驶抵上海。

28日，又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抵沪。

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3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方态度更加强硬，并为挑起事变制造新的借口。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1月27日，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于28日18时以前，给予所提四项要求以满意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行径，更加激怒了上海人民，上海各抗日团体立即组织示威，到市政府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绝交，坚决反对市政府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国民党政府授意上海市政府对日退让，以求通过妥协来息事宁人。1月23日，行政院长孙科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称：“本日下午与汪、蒋两先生详商应付上海事件，佥主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至不得已时，可设法使反日运动表面冷静，或使秘密化，不用任何团体名义，惮无所借口，请即秉此旨妥密进行为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0～531页。]

上海市政府秉承国民党政府的旨意，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处处迁就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和尚“被殴”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立即命令市公安局限期缉拿凶手归案法办。1月27日，上海市长吴铁城令市公安局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但村井仓松坚持非下令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不可。

上海市政府经电呈国民党中央当局请示后，于1月28日13时45分，在《为日僧被殴事件复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函》中，全盘接受了日本的四项无理要求，甚至还不惜诬蔑上海抗日救国会：“来函所提关于取缔抗日运动一项，现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业经令行政主管局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关于此类之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仍当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缔。至其他各抗日团体，并已令局予以取消。”[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4页。]

然而，蓄意在上海制造事端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中国方面全部接受其无理要求为满足，28日20时30分，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又发出新的通牒：

“目下上海租界内外人心动摇，形势不稳，时刻恶化，工部局已经宣布戒严，而各国军队亦已严密戒备。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居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敷〔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8页。]

而且，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答复前，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就于1月28日23时30分，按预定作战计划，向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一·二八”事变，在日军不宣而战的情况下爆发了。

二、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抗击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驻守在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是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这是国民党军队中较有爱国思想的一支部队，它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1925年，师长陈铭枢）、国民革命军第11军（1926年，军长陈铭枢），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以后这支军队被蒋介石利用，参加内战。1930年成立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师长蔡廷锴、戴戟，但实际上仍受陈铭枢节制。

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共内战，第19路军亦调至江西“剿共”前线。“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和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的推动下，第19路军全体官兵3万余人，曾在江西赣州“剿共”前线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1931年10月，由于陈铭枢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宁粤妥协[指蒋介石派与两广派的妥协。]，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第19路军亦由江西赣州“剿共”前线调戍京沪地区，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戴戟任淞沪警备司令。当时该军序列如下：

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军长：蔡廷锴

第60师：师长沈光汉

第119旅：旅长刘占雄

第120旅：旅长邓志才

第61师：师长毛维寿

第121旅：旅长张励

第122旅：旅长张炎

第78师：师长区寿年

第155旅：旅长黄固

第156旅：旅长翁照垣

每旅辖3个团，全军共3.3万余人。

调防京沪以后，第19路军深受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全军上下更坚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之决心，随时准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

第19路军广大官兵虽具有坚定的抗日决心，但在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都很不充分。当时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主义，没有任何抗日准备。第19路军因不是中央嫡系部队，备受排挤，从“九·一八”起，官兵连军饷都领不到。调戍京沪以后，情况生疏，对敌情知之甚少。直到“一·二八”事变爆发前两星期，才从日人的疯狂挑衅和日本海军源源增兵上海等活动中，判断日军对上海发动武装进攻不可避免，开始主动积极地进行战备。

1月23日，第19路军召开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蔡廷锴首先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兄弟只有决死的心肠，愿意同大家同生同死！”接着，戴戟叙述了最近日人挑衅的情况，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蒋光鼐指出：“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恰驻扎在上海，此时真是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可说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到这种时期，我们军人只有根据着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然远不如他，但我们有这种决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牺牲亦所不计。我们的死，可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一定可得到最后的胜利。”[《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会议决定死守上海，并确定了防御部署以及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与会人员一致决心保卫上海，矢志不渝。

当日下午7时，第19路军总指挥部向所属各部发出密令：

“（一）根据日方现派大批舰队来沪，有向我政府威逼取缔爱国运动，并有自由行动之企图。

（二）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三）第78师第156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155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南市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切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第78师第6团团长张君嵩指挥。阳第60师之黄茂权团，限于24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余沈光汉师、毛维寿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

（四）总指挥部军部移驻真如，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1月24日，蔡廷锴等到达苏州，又召集驻苏州部队高级将领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表明第19路军抗战决心，传达了于23日发出的密令，与会驻军将领，也一致表示要团结抗日。

两次会议以后，第19路军各部基本完成了部队部署的调整：第78师担负淞沪地区防御任务，所辖第155旅担负京沪铁路（含）以南之真如、虹桥、漕河泾、高昌庙地区防务（第3团驻真如，第2团驻北新泾、虹桥地区，第1团驻龙华、高昌庙地区）；第156旅担任京沪铁路以北之闸北、大场、吴淞、宝山地区防务（第6团驻闸北，第5团驻大场，并派1个连担任浏河警戒，1个营驻江湾附近，第4团驻吴淞、宝山）；师部位于真如。吴淞要塞部队（1个守备营）固守要塞。第60师第1团（即黄茂权团）调南翔待命，其余各团（位无锡、苏州、常州地区）和第61师（位南京、镇江地区）为总预备队。第19路军司令部位真如车站。淞沪地区阵地编成为：南市、龙华、虹桥、北新泾、真如、闸北、江湾、吴淞、室山之线为第一抵抗线；定七宝、南翔、嘉定、浏河为第二抵抗线。

1月23日，蔡廷锴电呈国民党政府：“据报：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李敖：《蒋介石研究》（3），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向国民党当局表明了第19路军抗战的决心。

同时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

“日本帝国主义的兽行鬼态，在我面前已尽量暴露，夺我东三省，占我锦州，袭我热河，扰乱我平津、汉口、广州、福州，最近更在上海派来炮舰多只，封锁我海口，震动我京畿，杀人放火，烧我三友实业社，杀我警察，四顾神州，版图变色，皇皇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却不复之惨境，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能救我！？……此次为振醒世界之视听，复活我们受辱的伟大民族之魂魄，保种保国，以死以主，自最高级官长以至伙夫，要须具有十二万分最后之决心与平素革命之勇气，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认清楚此次与暴日拼命，泅非寻常之作战可比，意义丰富，价值无上。抛掷一头颅，即保障世界一分和平，挥洒一点血，即挽回一分国运……我们负京沪淞沪守土之责，决不叫仇日来损我们一草一木！决定死守！……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质敌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的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操胜算我们必定能救中国。”[《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43页。]

嗣后，蒋、蔡、戴又联名发表《告淞沪民众书》，概述了“九·一八”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并派遣大批军舰来沪作发动战争的准备情况，决心“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本总指挥、军长、司令愿与我亲爱的淞沪同胞，携手努力，维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后有秩序之决斗。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淞沪万国俱瞻的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否则，军人殉国本分内事，此物此志，可以昭世界而信神明。”[《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144页。]

同时提出了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七项措施。

这样，第19路军基本上完成了抵御日军进攻的思想准备和作战部署。

国民党政府唯恐第19路军与日军冲突，急忙加以阻挠。1月24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张静江劝说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何应钦指出：“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路军撤退三十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本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望兄遵照中央意旨，想兄也同意。”[《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页。]

张静江也进行劝说：“第19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澈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

蔡廷揩对于他们的劝说，当即予以严正拒绝：“上海是我国领土，第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为将第19路军撤离上海，以宪兵团接替其防务，“俾非战斗之宪兵团缓冲期间，可保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缺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26页。]

1月27日，蒋、汪饬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漱沪警备司令戴就：“兹为力图避免彼我双方军队发生冲突起见，着派宪兵一团，即刻开往上海闸北一带，接替防务。归淞沪警备司令戴鼓指挥。以资缓冲。”[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26～427页。]

27日晚，何应钦、朱培德又3次急电第19路军：“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5页。]宪兵司令谷正伦接奉电今后，立即派宪兵第6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闸北接替第19路军第78师翁照垣旅之防务，但未待防务交接完毕，日军即于是晚发动事变，第19路军奋起抗击，淞沪抗战开始。“处此情形，原欲接替第十九路军维持闸北治安之宪兵第6团，被环境所逼，不得不变为第十九路军之援军，以抵抗日本之侵犯。”[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27页。]

三、淞沪抗战经过（参见附图5、6、7）

（一）日军进攻闸北，惨遭失败

日本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发出要求中国方面撤退闸北驻军的通牒后，不待中国方面回复，即令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登陆，列入上海陆战队指挥官属下，同时命令上海陆战队迅速按预定计划作好进攻准备。

1932年1月28日23时30分，日本海军上海陆战队在指挥官鲛岛上校指挥下，以20余辆装甲车为前导，在炮兵支援下，向闸北宝山路、虬江路、广东路、宝兴路、横浜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各路口中国守军阵地进攻。

防守闸北的中国第19路军第78师第156旅，依照总部23日下达的密令第二项之规定，当即奋起还击，前来接防的宪兵第6团一部亦奋起抵抗，双方展开激烈巷战。

第19路军总部在接到关于日军发动进攻的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夜赶至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部署，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1时，蒋、蔡、戴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俭（二十八日）夜十二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心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上述通电，表明了第19路军对于日军进攻实行坚决自卫的决心。

天亮以后，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日机也由航空母舰起飞，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漫延。守军第156旅所部，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组织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并在炮火掩护下适时向敌实施反击，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据日军自供：“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9页。]在北站及商务印书馆两处起大火后，日军趁机向北站猛攻，守军与日军激战1小时后退出北站。

29日17时，第156旅主力加入战斗，进行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并乘胜追击，一度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日军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29日20时，日军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的斡旋，向第19路军提出停战要求。第19路军明知其为缓兵待援之计，只因本军也需调整部署，遂接受了日方要求，停战3天。

日军进攻闸北失败后，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的日本天皇裕仁，一反宫廷常例，未和首相推荐人西园寺商量，就于2月2日任命伏见宫博恭王为海军军令部总长，以便处理有关战事。

1月30日，佐世保第3特别陆战队在上海登陆。2月1日，横须贺第1特别陆战队亦开抵上海。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将长江一带原有海军及新增调的舰船编成第3舰队，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任司令官，统一指挥进攻上海。与此同时，第19路军也调整了部署，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60师调至南翔、真如一带，第61师调上海。原驻上海的第78师全部加入前线，增强防御。

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批准上海日军“可采取积极行动”。[〔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

2月3日，日军破坏停战协议，再度向闸北发动进攻，同时又以军舰20余艘、飞机10余架轰击吴淞炮台。中国守军在闸北地区击退了日军的新进攻，但伤亡较大，于3日晚调第60师第120旅接替闸北防务，宪兵第6团担任曹家渡、中山路警戒；第156旅撤离闸北，其第5团增援吴淞，第6团撤至金家角地区休整。

2月4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以数千人分3路会攻闸北，数百人攻击八字桥，但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下，日军承认“进展不易”，[〔日〕参谋部：《清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被迫于午后撤回原进攻出发阵地。同日11时，日军以军舰13艘、飞机24架猛烈轰击吴淞要塞。至13时，要塞炮6门被毁，炮台守备营被迫后撤，日军乘机在吴淞要塞登陆，但旋即被增援吴淞的第156旅击退。

5日，日军再次进攻闸北，守军顽强战斗，阵地失而复得。日“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认为敌人的后方阵地很坚固，若不付出较大牺牲难以攻破，”[〔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于16时下令停上攻击，撤回原阵地。至此，日军发动的第一次总攻被粉碎。

日军总指挥盐泽幸一曾扬言上海一旦发生战事，4小时即可了事，但在第19路军的英勇抗击下，狂言化为泡影，盐泽幸一本人因指挥进攻失败，被撤职回国。对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评论说：

“在现代恐怕没有其他海军司令象盐泽上将（少将）这样在他被免去在上海的高级指挥权以前的几天里接二连三地犯这样多的错误了。这些错误全都由于他最初低估了敌方的士气和力量。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就能使中国军队落荒前逃。”

“他在他的最后通碟被全盘接受之后发动战事，首先就违反了国际法。他以租界作为进攻中国人的基地，破坏了租界的传统的地位。他没有预先警告非战斗人员就轰炸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从而违背了国际惯例。而且他公开对华开战，自然是撕毁了一切国际和平条约。”[《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2页。]斯诺的评论，揭露了盐泽的骄傲和狂妄，同时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践踏和平、发动侵略战争罪恶行径的谴责。

（二）日军进攻吴淞，又遭失败

盐泽幸一撤职回国以后，日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接任上海日军总指挥，并调植松炼磨少将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同时，日本陆军中央部调派陆军第9师和混成第24旅增援上海作战。

早在日本人制造上海紧张局势之时，日本陆军中央部即已考虑向上海增派陆军，但遭日本海军拒绝。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第19路军的顽强抵抗下，进攻屡遭失败，不得不向陆军求援。

1月31日，日本海相提出要求：“上海附近情况不容乐观，必要时希望陆军增援。”[〔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29页。]

2月1日，日本陆军省予以承诺。2月2日，日本参谋部与军令部就上海方面指挥陆海军协同作战问题达成协议：“帝国陆海军在上海方面互相协作”，“必要时则击破当面之中国军。”[〔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29页。]

同时命令第9师紧急动员，第12师临时组成混成旅。

2月5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发令派遣第9师、上海派遣混成旅等，由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负责指挥。鉴于上海方面告急，决定先派遣混成旅从佐世保搭乘日本海军第2舰队所属舰艇，到上海加入第3舰队序列。同时，日本海军也增派横须贺第2特别陆战队赴援上海。

野村吉三郎接任上海日军总指挥以后，决定改变进攻闸北的计划，以主力会攻吴淞，同时以一部兵力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左翼突破。于是命令由日本国内启航增援上海的混成第24旅（即上海派遣混成旅）驶向吴淞口，准备攻击吴淤炮台，令新任上海陆战队指挥官植松少将指挥所部进攻吴淞，掩护混成第24旅登陆。

针对日军企图，第19路军亦相应调整部署，加强了左翼防守兵力。其具体部署是：第78师第156旅以第4、第5团坚牙吴淞、室山，第6团担负大场至真如车站一线的警戒；第155旅以第1、第2团集结真如附近，第3团担负北新径至真如车站一线的警戒。第61师第121、第122旅由南翔分别推进至大场、刘家行地区。第121旅以第1团担任江湾的警戒；第122旅以第4团至罗店担任例河、川沙方面的警戒；第60师守备闸北至江湾一线。第88师独立旅及宪兵第6团担任南市、龙华、虹桥、北新泾一线守备。

吴淞是上海的门户，增援的日军欲顺利在长江口登陆进入上海，必须首先攻击压制或占领吴淞要塞地区。

增援上海的日军混成第24旅，于2月6日在佐世保集中启航，驶向吴淞口。为掩护该部登陆，上海陆战队在植松少将指挥下，从7日7时50分开始，集中全力进攻吴淞，日军先以飞机10架，沿淞沪铁路线轰炸中国守军阵地，继以陆战队分由黄浦江、军工路水陆两路，至张华浜会合，于10时猛攻吴淤地区中国守军第156旅第4团阵地。同时集中军舰24艘、火炮30余门、飞机20余架，对蕴藻浜车站、吴淞镇、狮子林炮台实施轰击，配合地面进攻。守军浴血抗击，战至12时，将日军击退。

日军混成第24旅于7日14时许抵达吴淞，并在上海陆战队掩护下在吴淞铁路码头强行登陆。第19路军曾对登陆之敌实施炮火袭击，但效果不大。

至18时，日军登陆完毕，在徐家宅附近集结，作进攻吴淞炮台的准备。

8日拂晓，日军混成第24旅分3路向张华浜、蕴藻浜、吴淞镇进攻。日海军司令部发言人于10时向美驻沪记者扬言：日军决在午前占领吴淞。至傍晚，日军攻击达10余次，均遭失败。23时许，日军向引翔港、杨树浦、狄思威路退却。日军在进攻吴淞的同时，以一部兵力在纪家桥偷渡，企图袭击守军后路，被守军发觉击退。

另以一部兵力向八字桥、江湾进攻，企图攻占江湾、大场，截断守军吴淞与闸北之间的联系，阴谋亦未得逞。

10日，中国守军第122旅第6团由刘家行进至杨家行，防守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至吴淞之线。请缨赴援的张治中第5军第87师第261旅于12日由南翔进至嘉定，并派1个团接替罗店第122旅第4团之防务。

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宣称：“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一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12日，日军混成第24旅为在蕴藻浜北岸夺取进攻吴淞的支撑点，两度在纪家桥附近架桥，均遭失败。12日晚，日军利用夜暗在纪家桥附近架桥成功。13日拂晓，日军在烟幕弹掩护下强渡蕴藻浜，在曹家桥附近突破守军防线，第19路军急调第60师第122旅增援，将渡河日军包围。日军数次突围均遭失败，双方展开肉搏格斗。下元旅长急调一部日军救援。被围日军在其救援部队接应下拚力突围，但仅有少数突围后被救援部队收容后撤，大部被歼。同日，日军在江湾、闸北地区亦以一部兵力进攻。

14日拂晓，日军再各以一部兵力分别进攻江湾、八字桥、青云路、天通庵路等处，均被守军击退。至此，日军已无力组织新的进攻，被迫原地固守待援，并在英、美、法、意等国公使出面调停下，再次处于休战状态。野村企图从几路包抄吴淞中国守军的计划，终被粉碎。

（三）日军进攻庙行、江湾，再遭失败

根据日本天皇敕令，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急令陆军第9师火速增援上海。13日，该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与第一梯队抵达上海港。

16日，该师全部在吴淞码头登陆。在沪日军改由植田统一指挥。此时，在沪日军已达3万余人，野炮近70门，飞机60余架，并有舰艇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其部署是：海军陆战队位于闸北、八字桥一线；第9师位于八字桥、江湾一线；混成第24旅位于张华浜、蕴藻浜一线。

18日9时，植田通过英国公使兰浦森的斡旋，以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在法租界中日联谊社与第19路军代表范其务参议会见，要求第19路军撤退，当即遭范拒绝。于是，植田在当日下午向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内称： “贵军应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在2月20日午前7时前把现在的第一线撤退完了，并应在2月20日午后5时前，从下列地区撤退完了：在黄浦江西岸地区，从连接租界西端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淞镇（又你北新泾镇）线以北撤退；在黄浦江东岸地区，从连接烂泥渡及张家楼镇线以北撤退，各撤退至距离各租界边界线二十公里地区（包括狮子林炮台）以外。同时撤除在以上地区内的炮台等其他军事设施，并不得再设置……以上各条如不见实行，日军不得已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6页。]

村井仓松也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了同样的通牒。

第19路军收到日军的通牒后，立即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与会者群情激愤，怒不可遏。据此，指挥部立即令前线部队集中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通牒的回答和警告。

此时，由张治中将军率领的第5军已全部赶到淞沪地区，归第19路军蒋光鼐统一指挥，参加对日作战。

第5军开抵淞沪后，增强了中国军队在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第19路军重新调整部署，由第5军接替由江湾北端至吴淞西端之线的防务，并任命张治中为左翼军指挥官，全面负责左翼地区的作战指挥。由第19路军担负江湾及其以南至南市之线地段的防御，以蔡廷锴为右翼军指挥官，统一指挥右翼地区的作战，并限于18日拂晓前完成全部调整。其具体部署是：

第60、第61、第78师（欠第156旅）和第88师独立旅、宪兵第6团为右翼军，防守南市、龙华、北新泾、真如、北站、八字桥、江湾（含）之线。主力位于真如、大场间，以迎击当面日军，并待机向引翔港方向出击。其中第88师独立旅、宪兵第6团防守南市、龙华、虹桥、北新泾（含）之线；第78师防守北新泾沿苏州河北岸至北站之线，主力位于真如附近；第60师防守北站、闸北、八字桥、江湾南端之线，主力位于中央，以迎击江湾当面之敌，相机向引翔港方向出击；第61师以一部兵力防守江湾镇，主力集结于大场镇西南一带，为右翼军预备队。第87师、第88师（欠独立旅）、第78师第156旅、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左翼军，防守江湾北端、庙行镇、蕴藻浜北岸、吴淞之线，主力位于大场镇、杨家行、刘家行之间，待机向殷行镇方向出击，歼敌于黄浦江畔。另以小部兵力配置于罗店、浏河、川沙等地，担任沿江岸警戒。其中第88师（欠1个团）防守江湾北端至周巷、蔡家宅之线，主力位于大场以北地区；第87师第261旅防守蕴藻浜北岸胡家宅至吴淞西侧之线，第259旅为师预备队，控制火烧场附近；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军预备队，集结于刘家行以北之太平桥附近地区。第19路军总指挥部位于南翔。

同时，张治中发表《告全军将士书》，对第5军进行动员，表示：“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深望我军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拼命到底！”[《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页。]

植田谦吉预料到第19路军不会接受其最后通牒所提条件，因而不待答复即于19日16时下达了进攻命令，以主力攻击庙行、江湾一线，企图将该地守军消灭于苏州河以北地区，其具体部署是：吴淞支队监视吴淤炮台，并掩护师的右侧背；混成第24旅主力集结于赵家浜附近，向庙行镇方面攻击前进，准备攻击庙行镇附近中国守军阵地。右翼队在河浜桥东北大路附近及右手浜附近集结，向江湾赛马场南北线挺进，准备攻击江湾镇附近中国守军阵地；中央队主力在新公园附近集结，准备攻击江湾镇及雨伞店；左翼队守备青云路（含）以南地区；炮兵主力集结于沈家行附近支援步兵作战；预备队位于唐家滩附近。各部于19日夜开始行动，至20日拂晓前已进入进攻出发地线。

20日7时30分，日军从正面向闸北至吴淞发起全线进攻，主攻方向为江湾、庙行，企图从中国守军阵地中央突破，尔后卷击吴淞、闸北。日军混成第24旅在飞机、重炮支援下，向庙行镇方向攻击，守军第88师部队奋勇抗击，战至16时，日军仍滞留于中心巷、金家宅、孟家宅地区无法前进；日军第9师右翼队和中央队在坦克及炮兵支援下，猛攻江湾镇，守军沉着应敌，战至18时，挫败了日军的进攻。入夜，日军调整部署，21日再度进攻，仍无进展，且在守军火力杀伤下伤亡惨重。日军看到如此攻击损失太大，又无效果，只得以一部兵力监视守军阵地，停止攻击。

已遭到沉重打击又不甘心失败的植田，拼凑力量，调整部署，再次组织全线进攻，以求部分突破守军阵地，挽回败局。

22日拂晓，日军开始攻击。混成第24旅第一线部队乘晨雾于6时前突入庙行镇东端第88师第264旅第527团第3营阵地和麦家宅及其南侧坟地一带，守军第88师将全部预备队投入战斗，仍未能将其击退，且伤亡较大。日军突破一点后，乘机扩大战果，妄图动摇圭线防御。在此十分危急的时刻，右翼军指挥官张治中，当机立断，亲率军预备队（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急赴冯家宅第88师司令部指挥，除令第88师坚守阵地阻敌扩张外，令第87师第259旅向庙行镇正面增援，令第261旅以火力支援。具有坚定抗日决心和初步对日作战经验的第19路军指挥部，判断经过数日激战伤亡惨重、止步不前的植田，在来得到新的增援之前，他的所谓全线进攻和突破，是可以粉碎的。

总指挥蒋光鼐于9时决心由江湾镇、庙行镇、蕴藻浜3个方向同时实施反突击，合围歼灭庙行镇之敌。令第60师在闸北至江湾间实施佯攻，以牵制日军；令第19路军预备队第61师第122旅（欠第6团）由小场庙、竹园墩向赵店宅攻击当面日军之侧背；令第87师第259旅加入庙行镇正面与第88师同时从正面实施攻击；令第87师第261旅以主力由蕴藻洪渡河向金穆宅进攻日军侧背。至15时左右，各部到达出击位置，即全线向日军展开反突击。

第60师由宝山路、天通庵路、中山路向日军实施佯攻，牵制日军；第61师第122旅（欠第6团）由大场镇西南向前开进，17时即从小场庙、竹园墩地区与第88师部队协同向当面日军反击。

17时30分，进占赵家宅西端地区，发现该敌军纵火焚烧房屋，有退却征候，第122旅即以一部追击，至23时占领孟家宅；第87师第261旅按命令南渡蕴藻洪侧击日军，先后攻占北孙宅、陆家桥、西港、南孙宅，与占领孟家宅之第61师部队相连接；第87师第259旅加入庙行镇正面战线后，与第88师待两翼反突击部队进到日军侧背后，即实施反击。至此进攻庙行镇的日军全部陷入反突击部队的包围之中。

植田谦吉得知混成第24旅被围后，急令师预备队（步兵第7团）及吴淞支队一部救援。日军混成第24旅在救援部队配合下，仓皇突围逃窜，第19路军反突击部队与日军展开白刃近战，战斗之惨烈为开战以来所未见。经数小时激战，日军大部侥幸乘夜间突围逃窜，一部被包围歼灭于金穆宅、大小麦家宅一带。由于进攻庙行方向的日军遭到第19路军反突击的沉重打击，陷入危境，使日军全线进攻破产。第9师对江湾地区的攻击，在守军的英勇抗击和反击下，只得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据日方资料，此次战斗日军伤亡800余人，第19路军（包括第5军）伤亡达1000余人。[〔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4页。]

22日夜，守军恢复原态势。第88师因伤亡过大，于23日撤至庙行镇西南一带休整，其防务由第61师3个团和第88师独立旅1个团及第87师第259旅接替。

第19路军的反突击，是一次组织与实施都很成功的战役行动，是第19路军指挥果断，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奋战的结果。中外报纸都一致认为庙行之役是淞沪抗战中战绩的最高峰。

日军于22日惨败后，一面请调援军准备再次总攻，一面调整部署进行局部进攻。2月25日，日军改用重点进攻突破一点的战术，以第9师主力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分3路同时向江湾、小场庙、庙行猛攻。在小场庙正面，日军进攻兵力约1万人，并以50余门火炮支援，10时许，日军突破金家塘阵地。12时许，守军增援部队分3路反击，一路由江湾镇向敌左翼反击，一路由庙行镇向敌右翼反击，另一路从小场庙向敌正面反击，形成包围之势。

血战至晚，日军受创突围败退，守军恢复原阵地。是夜，第19路军总指挥部决心于当夜全线出击，以歼灭大沈宅附近地区日军第9师主力。忽然接蒋介石电令：“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29日）东（1日）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6日）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62页。]

蒋光鼐接此电令后，遂令停止实施出击。

26日拂晓，守军为改善防御态势和收缩兵力，主动放弃突出的江湾阵地，退守金家塘至竹园墩之线。27日下午，日军进占江湾镇。

（四）日军登陆占领浏河，第19路军退守第二防线

2月22日，在中日双方激战，日方久攻不下的情况下，野村吉三郎向日军统帅部发出急龟：“目前最要紧的是利用具有相当实力的陆军迅速结束战局。现在，战局处于胶着状态，迟延一天就有贻误大局的危险。上海郊外敌人抵抗还相当顽强，此时，切盼迅速增援重兵。”[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2·满洲事变》，朝日新闻社，东京1962年版，第133～134页。]

日本陆军中央部鉴于第9师在上海的失败，同时顾及国内、国际的反战压力，认为必须迅速“解决上海事件”。2月23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陆相荒木贞夫关于增兵上海的提案，决定再调2个师，以最快的方法“解决上海事件”。日本陆军中央部于是决定动员和编组上海派遣军。

24日，下令组成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以前陆相白川义则上将为司令官，指挥第11师、第14师迅速驰援上海日军，并指挥前已派遣到上海的第9师所辖的部队。此时日本上海派遣军的序列如下：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上将

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

步兵第6旅：旅长前原宏行少将

步兵第18旅：旅长小野幸吉少将

第11师：师长厚东笃太郎中将

步兵第10旅：旅长稻垣孝照少将

步兵第22旅：旅长山田健三少将

第14师：师长松木直亮中将（3月6日～10日到达）

步兵第27旅：旅长平松英雄少将

步兵第28旅：旅长平贺贞藏少将

混成第24旅：旅长下元熊弥少将

独立山炮团、野战重炮兵2个营等

以上总兵力约10万人。

白川义则和厚东笃太郎首先率领第11师先遣部队，于29日7时抵达上海长江口停泊。白川在听取了原已在上海的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的情况汇报后，于当日上午10时下达了作战命令，其要点是：

第9师夺取张家桥、夏马湾一线，在策应第11师登陆的同时，准备好下一步攻击大场镇附近之敌；

第11师主力在七丫口附近登陆，然后应尽快袭击占领浏河镇，并准备攻击大场镇、真如镇方面之敌；

海军第3舰队及海军飞机配合陆军作战。

白川的作战企图是以第9师在庙行镇方面继续实施正面进攻，以派遣军的主力第11师在浏河方面登陆，迂回守军侧背，截断京沪铁路，瓦解中国守军的抵抗。

在多次增兵以后，白川统率下的上海日军已达7万余人，飞机约150架（另有海军飞机160架）和海军第1、第3舰队。此时，中国第19路军（包括第5军）总兵力只有4万余人，并已相对减弱，右翼军损失约1/3，左翼军损失约1/4，防守线绵延50余公里，武器损耗极大，仅正面防守就感兵力薄弱，而浏河地区为守军防御阵地的左侧后，对整个防御安危关系极大，日军如果在这里占领桥头堡，则左翼的中国军队，将会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态势之下。守军亦曾拟增兵防守，但因兵力不足，迭次急电求援，蒋介石仅令“固守”、“加强戒备”，却迟迟不发兵增援。在这种情况下，第19路军无法兼顾正面与侧翼，只能集中兵力防守正面战线的真如至杨家行地段，以阻止日军从江湾方面的突破，对例河方面，在七丫口、杨林口、浏河及小川沙一带约20公里的沿江防线，仅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1个连及少数义勇军担任警戒。

日军为掩护其主力第11师在例河方面登陆，在庙行镇方面实施猛烈进攻，以便紧紧拖住第19路军主力，使其难以向第11师登陆方面转移。同时为了迷惑对方的注意力，又在多处实施佯攻，特别是在闸北八字桥、天通庵路等地展开频繁进攻。在天通庵路附近，双方激战持续达8小时之久，第60师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日军退向狄思威路。其他各处战斗，也甚为剧烈。闸北八字桥形成拉锯战，守军阵地三失三得，伤亡很大，日军伤亡也极为惨重，遗尸累累，团长林崛上校被击毙。

3月1日6时30分，日军对淤沪地区发起全线攻击。日军首先以飞机、炮兵连续轰击守军阵地，时间持续3个半小时，然后步兵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发起攻击。第9师、混成第24旅和海军陆战队向庙行、江湾以西、闸北八字桥一线进行猛攻，同时以舰炮袭击狮子林、杨林口、七丫口等处。7时许，又出动飞机轰炸大场镇。守军在优势日军总攻之下，虽阵地多次被日军突破，但仍顽强与敌反复争夺。日军第9师左翼队于午前攻至广东义地、麦王宅、陆家宅一线；至14时，又进占谈家宅、岭南桥和杨家楼东侧一线。其右翼队发起攻击后，遭到守军的严重杀伤，但至下午也先后占领竹园墩及广东义地两侧端地区，并进入周家宅、四车头一线，其中央队占领了二十三园北部，混成第24旅占领了戴家宅，并进入张家桥、朱家桥西端一线。

正当第19路军和第5军与日军胶着在整个正页战线顽强奋战之时，日军第11师从3月1日6时开始，分别从七丫口、杨林口和六浜口登陆。警戒浏河地区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1个连及少数义勇军，在登陆日军强大炮火和步兵攻击下，仍然以寡敌众，顽强抵抗。第19路军总部急调第87师第261旅驰援，但因缺乏运输工具，加之沿途遭日机轰炸，直至18时，才有1个团赶到浏河，但此时浏河已沦人敌手，日军正向嘉定方向急进。

浏河危急之时，第19路军无机动兵力可以增援，曾请求军政部速派两师兵力驰援浏河，但军政部置之不理。浏河失陷。使守军侧面及后方均遭严重威胁，不得已于3月1日晚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即黄渡、方泰、嘉定、太仓之线）。

第19路军的撤退是主动的有计划的行动，是向新防御地线的转移，始终保持着战斗的韧性。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说：“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这次撤退并不是溃败。……和我谈过话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全部称赞蔡将军指挥这一有秩序的战略撤退很能干，在战术上也很正确。在所有能移动的大炮都撤走以后，部队才撤出前线。几乎没有发生抢劫和混乱。撤退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闸北的日本海军到天亮才发现敌人已经离开，他们整夜炮轰的已是空的战壕和工事。”[《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5～46页。]

3月2日，第19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的电文： “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斗，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人粹增援兵两师，而我以运输艰难，后援不继，自21起，我军日有重大死伤，以致倾全力于正面战线。而日人以一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抽调，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日军发现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后，于3月2日占领了闸北、大场、真如，3日进抵南翔。此时，白川根据3月1日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发出的“上海派遣军在给敌主力以大打击后，应立即发表必要的声明，并将主力部队暂时撤回到按照我方要求中国军队必须澈退的苏州河以北地区以内集结”[〔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5页。]的指示，同时根据国联将于3月3日在日内瓦召开大会的情况，为在国联开会前停止作战，乃令日军停止迫击，并于3月3日发表停战声明：“只要中国军队不采取敌对行动，我军将暂时原地不动，停止战斗行动。”[〔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5～176页。]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至此，淞沪战事乃告结束。

在日本发动的侵略上海的战争中，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第19路军与第5军的官兵牺牲4270余人，负伤约9830余人。[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81页。]市民被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死亡6080余人，伤2000余人，失踪10400人，共计损失了16亿元的财产。[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35、638页。]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战争一开始，日军就出动飞机，有目的地对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文化部门进行滥炸，使中国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全部被烧毁。东方图书馆所收藏的数百万卷书籍资料，包括“涵芬楼”所藏的10多万册宋版、元版的珍贵古籍图书和清乾隆年间缮写的四库全书，先被炸毁焚烧，后又被日军劫掠，据当时新闻报道，日军以卡车抢运烧剩的书籍达7天之久。

在侵略上海的战争中，据日方资料：日军陆军战死620名，负伤1622名；海军战死149名，负伤700名。[〔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6页。]

另外，4月29日为日本的“天长节”，上海日本军事当局为给日本天皇祝寿并显示军威，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式，日本驻上海军政要员全部参加。朝鲜独立党党员尹奉吉向主席台投掷炸弹，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上将、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驻华公使重光葵、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被炸成重伤，其中白川义则于5月26日死于医院。

四、全国各界对第19路军抗战的支援

淞沪抗战历时33天，中国第19路军之所以能以劣势装备，抵御住优势装备的日本陆海军的联合进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与全国各界的积极支援分不开的。

（一）中国共产党和上海人民的支援

还在事变发生的前夕，中共中央即发出紧急通知和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派遣大批的军队来上海，进行着各种挑衅，准备着血的屠杀劳苦群众，镇压革命运动，占领上海”。“我们现在是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组织纠查队”，“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4页。]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展开了支援第19路军抗战和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他们动员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全国人民、海外爱国侨胞，也从各方面支援淞沪抗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上海人民特别是工人和青年学生，立即掀起参加义勇军的热潮。在事变发生后的二三天内，就有数千人登记参加义勇军。有的青年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抗日的决心。他们参加义勇军后，有一部分就立刻调到前线去，配合第19路军作战，有的抢送伤员，递送情报，运送弹药物资。其中工人义勇军表现尤为英勇，他们甚至利用菜刀、斧头参加作战。工人组成的地雷队，在前线埋设大量地雷，杀伤不少日军，给敌人以很大威胁。沪东工人组织了一支约300余人的义勇军，在江湾附近协助第19路军阻击日军100余人的进攻，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上海学生组织的义勇军，积极参加了前线的作战和其他战勤工作，表现也十分勇敢。复旦大学学生组织的义勇军，在天通庵路的一次战斗中，曾经有200余人壮烈牺牲。

广大商人、市民组成的义勇军，在支援前线作战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于2月5日到真如第19路军总指挥部，带去200余名童子军，交由第19路军指挥。这些童子军在作战期间，始终和部队在一起坚持工作，直到5月28日第19路军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其中多人在前线牺牲。东北冯庸大学和华北各大学的几百名学生，以及苏北人民组织的大刀队，均以杀敌报国之心，要求将牺牲和负伤战士的武器交与他们到前线杀敌，以后被分配在长江南岸守备和到青阳港第二线构筑防御工事。

义勇军是一支坚强的、有觉悟的人民武装，在数量上亦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19路军中参加战勤工作的义勇军，就有2万余人，约占当时上海守军总兵力的一半。

上海人民除组织义勇军直接参加前线的工作以外，还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各种工作。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制军火，供应前线。前线作战部队需要大量的手榴弹，当第19路军请求国民党政府军政部调拨遭拒绝后，上海总工会动员募集了数万只空烟罐，赶制成“土炸弹”，运送前线使用。2月初，日军进攻吴淞要塞，以飞机和舰艇轮番轰击，守军受到严重威胁，上海工人及时送来五六百块大钢板，供部队构筑掩蔽部，减少了伤亡。凡前线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通讯器材、建筑物资、医药用品等，均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募集和供应。

上海的妇女也积极参加支援抗日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反日救国大同盟”，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各区成立了6个分盟，积极领导支援前线的工作，广泛进行抗日宣传。闸北分盟的妇女和丝厂女工，勇敢地在枪林弹雨中，爬到前线，抬回受伤的士兵。女青年会和女工夜校的妇女们，不顾疲劳，日夜为前线部队赶制军服，有的3昼夜不曾睡眠。

遭受战祸的难民们，更是积极支援抗战。青壮年纷纷参加义勇军，或到前线参加作战，或在后方参加战勤工作，其他难民也踊跃为部队送水送饭。

市郊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帮助第19路军挖战壕、筑工事、侦察敌情，有的加入义勇军到前线参加作战。吴淞、真如等地的农民，筹集大批米面、蔬菜、鸡蛋等，慰劳前线部队。前线战士每天两顿伙食，也都由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运送。

与此同时，上海人民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工、罢市的反日斗争和宣传抗日救亡的运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海总工会下令总罢工，除水电、交通工人外，其他工人都参加了总罢工。在小沙渡、杨树浦等工人集中的地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上海54家日本工厂的六七万中国工人在举行罢工后，全体自动退出工厂。沪西区的十几家日本工厂的中国工人，成立了沪西反日罢工委员会，组织武装纠察队，封锁日厂，检查日货，监视奸商，禁止把粮食等物资卖给日商和日本侵略军。沪东码头工人拒绝为日军卸运军火，驳船工人拒绝为日军运送军需，电讯和铁路工人破坏日军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耶松、瑞镕船厂工人坚决不修理日船，在日本商店、机关作事的中国店员、佣人，也纷纷告退。上海的商人积极进行罢市和募捐，要求国民党政府派兵增援第19路军作战。

上海市广大人民在1个多月的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积极支援抗战，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对敌斗争，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汽车司机胡阿毛，被日军抓去，诱以重金，勒令他运送军火，但他“道经黄浦口，乃拨机横驭，望波直驰，烟沉浪飞，人车俱音，胡亦殉之。”[华振中、朱伯康：《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上海神州国光社发行，1933年4月初版，第610页。]人们从英雄事迹中受到激励，坚信“神州不死”。

（二）各界同胞的支援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界同胞也积极支援第19路军抗战。全国各地除积极声援外，爱国群众还组织义勇军，赶赴上海参战。各地运送大批物资到上海，支援抗战。广大群众写信、发电报、寄钱和衣物、食品等慰劳第19路军。

淞沪抗战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热情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促使国民党内部分裂。国民党左派和上层爱国人士不满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坚决主张对日抗战，积极支援全国爱国救亡运动。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捷报频传，冯玉祥称赞第19路军的将士们“实抗日之先锋队也！”他大声疾呼：“政府应当尽量接济，并赶快派遣军队前往应战，以增强我方之战斗力，而予骄妄之敌以当头棒喝。”[《冯玉祥日记》1932年1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他迭次向蒋、汪陈述支援第19路军的意见，并联合主张抗日的国民党上层人士提出“请政府增兵案”，与李济深等为淞沪抗战问题致电国民党留沪中央执行委员：“请以最大之决心，共谋长期之抵抗。”他极力向各方呼吁，希望在军事、财力及道义上予以大力支援，以保证淞沪抗战能坚持下去，由此而打开中国抗战的新局面。他还恳切表示：“我虽有病，亦愿抬榇前方，指挥作战，遂我抗敌救国之志，以抒此心中不平之气也。”[《冯玉祥日记》1932年2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但是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宋庆龄、何香凝深为第19路军捍土卫国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在战火纷飞中，亲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1月30日上午，她们同赴真如第19路军前线指挥部慰问。宋庆龄在炮声隆隆的阵地上对抗日健儿发表讲话：“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蒋洪斌：《宋庆龄》，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她在与蔡廷锴亲切交谈时，一再勉励第19路军将士奋勇杀敌。2月12日，宋庆龄赶到战斗甚为激烈的吴淞前线，向战士们致意。她鼓励翁照垣旅长：“守吴淞之功极伟，而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一寸土地入于敌人之手。”翁旅长当即代表所部官兵表示：决“以卫土之责，……使敌人无越雷池一步之机会。”[李华明等：《“一·二八”事变前后的宋庆龄》，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在前线巡视中，宋床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她与第19路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一照片载入中华民族反击侵略者的光荣史册。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何香凝就对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深感耻辱和沉痛，遂取出自己的裙子，并写诗一首，一起送给蒋介石。诗称：

“在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奇书网|Www.qinkan.net)

吾济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中帼裳，换你征衣去。”[宋庆龄、廖梦醒怀念何香凝文章，《回忆与怀念》，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70、110页。]

淞沪抗战爆发后，何香凝在一次亲临前线慰问中，适逢大雪，看到广大官兵却只穿单、夹衣各一套，立即回沪发动捐制棉衣运动，5天之内就赶制全新棉服3万多套，运往前线，供将士们御寒。宋庆龄、何香凝亲临前线，目睹抗日部队缺医少药，伤员得不到护理的境况，遂共同等划，由杨佛杏[曾任孙中山的秘书，1932年参与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等竭力相助，创办了“国民伤兵医院”，“为救护治疗此次为中国苦战之伤兵，并予以精神上之安慰与鼓励。”[《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4页。]宋庆龄还缁衣缁裙，罩着白色护士服，亲自为伤员服务。

宋庆龄《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访问》中说道：“对于抗日战争，当然主张积极抵抗到底。”“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4页。]她指出：日本侵略军叫嚷48小时消灭第19路军，“今十九路军于苦战一月以后，犹能继续抵抗，中国不特未因抵抗而亡，反因抵抗而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4页。]并以此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谓：“今之自命聪明不顾民意者，每以强弱成败，自文其不抵抗之过，不知惟真绝顶聪明之人，乃能从死中求生，险里求安。”[《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5页。]宋庆龄、何香凝等以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斗争，为挽救民族危亡呕心沥血的实际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战斗勇气和胜利信心。

（三）海外华侨的支援

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爱国华侨也积极行动起来，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和援助第19路军抗战。广大侨胞对第19路军英勇抗战，莫不热血沸腾，备受鼓舞。载着“遥听捷音，欣慰莫名”，“请坚持到底”、“决不后退”、“誓为后盾”的电报，从世界各地如雪片般飞回祖国。

越南堤岸市华侨报《群报》用特大号标题《蔡廷锴大胜日军》发出号外，并在报社门前燃放鞭炮，以示庆贺。侨胞们闻信，奔走相告，一时整个堤岸市鞭炮轰鸣，群情振奋。美国旧金山、芝加哥等地的“唐人街上之灯龙，竟作大蹈步之舞，而中国锣鼓声、呼喊声，震耳欲聋。”菲律宾华侨致电蔡廷锴，盛赞第19路军“杀敌致果，震动全球，淞沪之战，开民国以来未有之光荣。”[《申报》1932年2月6日。]

美洲一位侨领称第19路军“在淞沪抗日，血战月余，其一种为国家民族奋斗之精神，确为我全国同胞所敬仰。”美洲华侨为表彰第19路军，特赠送蔡廷锗一块金匾，上面题刻“精神救国”四个大字。中国致公党“即尽力勉励侨胞，捐款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武，所贯彻捍卫国土保护主权之本旨。”[《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海外侨胞不但在精神上鼓励第19路军，而且从资金和物力上支援淤沪抗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侨胞立即采取各种形式，积极进行募捐，支援祖国抗日。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4天（即2月2日），第19路军便收到了第一笔华侨捐款，足见侨胞报国之心切，爱国之情深。在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组织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委员会，设立宣传股、演讲队、劝募队等，积极筹募，不及两月，募集款项即达100万元，后因漱沪停战协定签订，乃将捐款半数汇往上海赈济战区难民，半数则汇往东北接济抗日义勇军。在美国芝加哥，著名艺术舞蹈明星刘科伦女士在抗日会义务表演，筹款数千元汇助第19路军。旧金山等地华侨举行游艺募捐大会，男子每人捐助薪资一月。马尼拉中学的华侨学生，节省零用，日蓄一仙，汇寄上海慰劳第19路军。国民党元老黄兴之女黄澄华，出售自己的首饰，所得之资，全部捐献给祖国抗日之用，并表示：“倘外侮日亟，余将回国服务，虽死不辞。”[沈立新：《海外华侨与淞沪抗战》，《学术月刊》1985年第9期。]

华侨捐款不仅速度快，而且数额巨大。美国旧金山华商周崧及其中兴公司职工共捐12万元。2月16日，旧金山华侨开展援助第19路军大募捐，当天就筹得美金25万元。到20日，据旧金山广东银行经理公布，该地华侨已电汇美金100万元捐助第19路军。以李清泉为主席的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在2月份先后两批汇回华侨捐款10万元和15万元。李清泉还倡议：“各商家永久抽捐，店员按月抽薪十分之一”[《申报》1932年2月26日。]支援祖国抗日。据统计，菲律宾华侨在淞沪抗战期间共捐款250万元。

爱国侨领和知名人士不仅捐献巨款，而且还利用其地位和影响，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侨胞开展抗日捐献活动。陈嘉庚向华侨筹募巨款汇往上海，支援第19路军抗战。新加坡的另一位巨商林义顺，“一·二八”战事发生时，适在上海养病，翌日他一连向新加坡发出10份电报，呼吁华侨奋起救国。胡文虎不待救援会成立，就电汇1万元交上海申报馆转交第19路军，作为救护伤员之用。2月下旬又汇去1万元。时值何香凝正在上海组织救护队，因经费困难，特致函胡文虎请求援助，他又汇去1万元与大量药品。后来蔡廷锴题词：“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君，热心救国，仁术济人……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南洋情报》第1卷第6期。]

据第19路军司令部统计，仅捐款一项，在该军总收捐款1068万元中，即有3/4为华侨捐款。

同时，侨胞还捐献大量军用物资，运往上海。旧金山女侨胞组织针织团体赶织绒衣，寄赠第19路军将士。美国、加拿大等国侨胞，购买了大量钢盔，运回国内赠送第19路军。第19路军缺乏飞机和汽车，菲律宾华侨就捐购了15架飞机，马尼拉粤侨出入口帮工界联合会和马尼拉粤侨工商联合会捐赠了两辆载重汽车。

华侨积极支援淞沪抗战，还表现在踊跃归国参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纷纷汇集至中国驻日公使馆，要求回国，公使馆“办公至深夜，极为忙碌。”仅2月7日，就有约200名留学生搭乘由横滨出航的法国轮船回国。在新加坡，同德书报社开设救伤训练班，培育救护人员回国服务，受训者达200余人；另有西医数人，亦自愿回国服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50名中国留学生，于2月4日急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准其离校回国从戎”。[《申报》1932年2月6日。]

淞沪抗战爆发不久，一支由约200名华侨组成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就迅速开赴上海，编为华侨义勇军第一总队，吴越任总队长。2月1日，华侨义勇军通电全国：

“国难发生，迄今四月，国联失其效用，公约等于废纸。强寇得寸进尺，鲸吞蚕食，祸不转瞬。我数千年伟大之民族，行将沦于异族而不复矣。言念及此，惨痛何极。……今者日人进逼沪读，京沪道上，满布杀机，神京震动，国已不国，捐躯报国，正此其时。越等九死余生，何所眷恋，终朝饮位，但痛祖国之沦亡耳。爱誓续前盟，共赴国难。勒马悬崖，挽狂澜于既倒；挥戈盘箭，挑落日于黄昏。小不丧军人之人格，大不失中华之尺土，有死而已，他无所愿。惟奋臂当车，实深望海内外侨胞之助。”[《申报》1932年2月2日。]

华侨义勇军在淞沪抗战中建立了卓越的战绩。据载，“华侨义勇军与上海市民义勇军，是各种义勇军之成绩最佳、最勇敢、最有功勋者。尤其是华侨义勇军，在火线上共同作战，在后方不断的挖掘战壕，所受的苦痛亦最多……”[《华声报》1985年9月15日。]

许多华侨志士在淤沪抗战中奋勇杀敌，以身殉国。归侨飞行员、军政部航空第6队副队长黄毓荃，在淞沪抗战的空战中，英勇善战，先后击落日机多架，立下赫赫战功。在2月5日的空战中，不幸遭数架日机的围攻，壮烈牺牲，时年28岁。这是中国空军抵御外侮英勇献身的第一人。黄毓荃把自己的满腔热血撒在祖国的碧空兰天，其英名永垂青史。

淞沪抗战期间，各地华侨还积极进行“国民外交”活动，赢得了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正义之战的同情和各方面的支持。在旧金山，“有多数美飞行家及机关枪枪手，愿来中国服役”。[《大公报》1932年2月27日。]

菲律宾总督摩菲氏的大弟，曾以私人身分组织航空队，准备到中自协助作战，登报数日，报名飞行员已达50名，后因上海停战，始作罢论。蔡廷锴还接到美国人士愿为中国服务的函件数百封。

海外侨胞支持和援助第19路军抗战，在淞沪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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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二八”淞沪杭战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和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

一、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辞职下野后，仍操纵着军政大权，以退为进，伺机出山。

12月22～29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政府，由林森担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同时推选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国民党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

孙科上任后，国民党内部仍一片混乱。广州的国民政府虽然宣布取消，但又成立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仍与南京政府处于对立地位。蒋、汪、胡三巨头表面上是“团结”起来了，但实际上各怀鬼胎。加上财政危机的威胁，以及棘手的对日外交，孙科在蒋介石设置的陷井中，难以支撑，乃于1932年1月9日赶赴上海，吁请汪精卫及蒋介石、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

1932年1月21日，汪、蒋相继返回南京。

24日，孙科宣布辞职，蒋、汪以中来政治会议常委，主持国务。

28日，中央政治会议推举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是夜，“一·二八”事变爆发。

29日，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介石等为军事委员，3月6日，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18日，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总揽军事大权。至此，蒋、汪“合作政府”乃告形成，汪精卫主持政务，应付对日外交；蒋介石主持军事，负责全力“剿共”。

蒋、汪执政后，极力反对对日绝交。1月23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绝口不谈如何对抗日本的侵略，却继续攻击孙科政府主张对日“积极抵抗”及“和平绝交”的政策。对此，原外交部长陈友仁于25日在上海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国闻周报》第9卷第6期，1932年2月1日。]后来的事实发展果如所言。

1月28日晚，日军按预定计划，在上海点燃战火，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坚决要求政府领导抗日。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1月31日，汪精卫在开封联欢社作报告，他说：“我们并不主张对日绝交，因为日本对我所用手段已经超过绝交，超过宣战，已是不断的进攻与占领了。仅对日绝交，是不能发生何等作用的。不主张对日宣战，因为此次日本对我虽无宣战之名，而有宣战之实，这种事实，是破坏万国联盟公约……中国此时应联合签约各国，以制裁日本，用不着宣战的。”[《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2月13日，汪精卫在洛阳铁道部官邪正式发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主张，他说：“以土广民众之中国，对富国强兵之日本，纵使有一二城镇，不幸而落彼手中，而中国之内，人人皆抵抗，处处皆抵抗，日本虽有二三百万精兵，亦不能遍布也。”“至于外交方面，中国此次有十分理由，可要求国际联盟华盛顿九国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签字各国出而干涉，中国既有此理由，在外交上决不可放弃。”[《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4月10日，汪精卫在国难会议大会补充报告中说：“政府对于外交，决在一最低限度下办理，在最低限度以上，则纵国人不谅，但求问心无愧，亦当办理，否则无论如何，决不为暴力屈服。因政府如签丧权辱国条约而亡国，不如不签而亡较有复兴之可能，故政府于此，亦可和亦可战，即能在最低限度以上可解决，即可和，否则即可战。”[《国闻周报》第9卷第15期，1932年4月18日。]

对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汪精卫具体解释说：“现在国民政府并没有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同时并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固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出版社，1943年版，第229页。]

在这里，汪精卫反复强调了以“最低限度”为分界线的两面政策，表明国民党政府已决心接受一种不平等条约，但这种不平等条，约的最低限度如何，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这就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付诸行动时，提供了极大的伸缩性。在“一面抵抗”时，汪精卫说：“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汪精卫在这寥寥数语中，即道出中国不具备起码的抵抗条件，不能抵抗的原因和他的“一面抵抗”的根据。因此，“政府为避免战祸计，已不恤一再迁就日本之要求，始则对于民众抗日之言论行动稍涉激烈者，均予禁止，继再晓谕各种民众团体活动，取消抗日名义，以杜强邻之借口。”[《国府宣言》1932年1月30日，《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十分明显，汪精卫极力主张对日退让，他的所谓“抵抗”，是十分有限的，其目的只是想先“抵抗”一阵子，尔后同“强敌”订约，这样既可应付全国舆论，又可避免违背“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对日方针的实质，只不过是把国民党政府一直推行的妥协依赖外交变换一种说法而已。

此时，军权在握的蒋介石提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在方法上，“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在程度上，“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要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借。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1页。]

由此可见，蒋介石也只是主张通过一定的抵抗，实现与日本的“交涉”，达最终与日妥协结束淞沪战争之目的，与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第19路军奋起抵抗后，国民党政府对淞沪抗战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为了其本身的利益及应付全国舆论，采取了一些表示抵抗的措施；另一方面为谋求对日妥协，实现与日本的交涉，尽快结束淞沪战争，又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暗中阻挠和破坏淞沪抗战。

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抵抗”措施有：

第一、迁都洛阳。

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党部决定将首都临时迁往河南省的古都洛阳。同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发表《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谓：“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同时表示要“督励军警，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军政部长何应钦留京负京沪治安之责，外交部长罗文干负外交之责。不久，国民党中央又决定外交由汪精卫负全责，军事由军事委员会负全责。

第二、组织军事委员会。

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组织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等为委员，主持对日军事。

第三、制定“全国防卫计划”。

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经过连续两天的会议，决定了划分为4个防卫区和1个预备区的“全国防卫计划”。

第四、组调第5军增援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淞沪警备司令戴裁电呈国民党中央：“除督率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赐电调京沪、沪杭两路友军来沪增援。”[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0页。]

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也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调兵增援上海。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指令军政部调集京沪、沪杭两路的第87、第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统率所部赴沪“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58页。]

第五、为应付全国要求抗日的舆论，国民党在四届二中全会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切实施行军事委员会所定全国防卫计划”，“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并当积极改进，务适于国防之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综上所述，说明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比处理“九·一八”事变前进了一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一）日军侵略上海，损害了蒋介石集团的利益。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蒋介石集团统治的要害地区，日军进攻上海，不仅使蒋介石集团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而且也威胁到“首都及长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镇”的安全，日蒋矛盾加深。

（二）为全国抗战呼声所迫。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给第19路军抗战以积极的支援，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力主抗日并热情支持第19路军抗战，而且国民党一些右派人物也主张抵抗。为缓和国内矛盾，应付国内舆论，争取国际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作出一些抵抗的姿态，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并无抗战的决心，高喊所谓“抵抗”，也多是停留在口头上，很少见之于实际行动；有的则是见之于计划和文书，摆摆样子，然后束之高阁。如蒋介石主持制定的“全国防卫计划”，就未能发挥任何作用，仅仅是一纸空文。

蒋、汪和国民党政府在高喊“抵抗”的同时，却念念不忘与日本的“交涉”，为了实现这一“交涉”，甚至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来破坏第19路军抗战。第19路军孤军奋战，请求增援。国民党军中一些爱国将领，纷纷请缨支援第19路军抗战。对此，国民党政府除派张治中率第5军赴沪参战外，其余一概置之不理。军政部更是通令各部队：“第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有些名义上是派出的支援部队，但强调种种困难，根本不令其开赴前线。

2月7日，冯玉祥向何应钦询问派援军的情况，何答：

“（一）熊（式辉）来电，江西军队不能调；

（二）梁（梁冠英，该部驻长江北岸江都一带）的军队也不能调；

（三）南京的军队作留守用的，亦不能调赴前线……”[《冯玉祥日记》1932年2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即使是第5军，原先也是不准备调其增援的。当第261旅旅长宋希濂于1月30日面见何应钦，请求开往上海参战时，何声色俱厉他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按：即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的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一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但以后还是派出了第5军，其原因除为了遮国人耳目外，蒋介石也想以该部牵制第19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0页。]

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调兵增援，反而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第19路军作战，密令海军：“准日海军司令来函，‘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舰亦不攻击中国军舰，以维友谊’等情，凡我舰队，应守镇静。”[《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

因此，日军运输舰搁浅于白龙港3日之久，中国海军不去轰击，以“维持友谊”。

当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时，海军部次长李世甲竞与日军司令野村，同坐汽车参观各处战壕，万目睽睽，毫无忌惮。

2月5日，何应钦以特急电令蒋光鼐、蔡廷锴，原配属第19路军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何应钦致吴铁城、蒋光鼐、蔡廷锴密电，1932年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月12日，何应钦又严令第19路军：“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攻击时，不许发弹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这样，长江口和黄浦江内的日本海军舰只即可任意行动，日机可在战地自由飞翔，以支援其地面陆军作战。

第19路军在淞沪前线孤军苦战，为国家为民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沉重的消耗，他们理应得到政府优先的财力物力支助和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供应补充。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最有发言权的蒋光鼐、蔡廷锴、戴裁说：

“国民政府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止发饷（实际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未欠发），截至一九三二年五月底，军政部欠发第十九路军的军饷达八个月六百余万元之巨。淞沪抗战开始后，海外同胞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七百余万元之数（当时第十九路军曾编印《征信录》一种分发海内外捐献者）。我军向军政部请领欠恼时，军政部竟说捐款应归公有，欠饷应在捐款中扣除，所余之数应上缴。”[《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第19路军淞沪对日抗战，苦战月余，最终被迫撤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所致。

当时，全国有200余万军队，但“可调之兵”大部分被蒋介石用来打内战了，以致造成京畿地区抵御外侮的防务单薄。淞沪战争爆发后，蒋、汪国民党政府不肯调派正在“剿共”的嫡系精锐部队支援上海。对此，国民党军参谋次长黄慕松曾解释说，蒋介石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在整个淞沪抗战期间，除第5军抵沪英勇参加作战外，再无其他援军抵沪参战，国民党政府任凭第19路军孤军苦战，而不给予应有的增援、接济和补充，坐视其损耗、削弱，最后被迫撤退。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终被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妥协政策所断送。

二、《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

“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口头上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但实际上主要是谋求对日妥协，因此，在军事上阻挠和破坏第19路军抗战的同时，在外交上采取依赖国联和英、美、法各国的调停。

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指出日军进攻上海，“显系再行违背国际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九国条约以及国际决议案之暴举。”“应请以上签约国家采取有效行动，履行其条约上神圣之义务……”[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3页。]

30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致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照会，再次指出日本侵略上海，“实属违反国际公法、凯洛格非战公约及国联盟约，并蔑视国联行政院迭次决议，而对于华盛顿九国公约，尤属直接侵犯。”“日本违反华府会议九国公约，危害中国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贵国政府为该公约之首创者，（签约国）相应紧急照请贵公使，迅电贵国政府，本其在该公约上之神圣责任，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以及违反该公约之一切其他行为，俾该公约之尊严与远东之和平均得维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4页。]

同时，外交部还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紧急通牒，敦促国联实行盟约第10条暨第15条，对日予以切实制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迭与各国驻京公使接洽，并电邀英、美诸使到南京会商解决中日事件。

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在华投资约80％，法国的约90％，意大利的约70％，美国的约60％以上都在上海。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各帝国主义的利益，自然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安和反对。它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对日本在上海的扩张行动，都迅速作出了反应。1月31日，英国派两艘巡洋舰赴上海。同日，美国也调巡洋舰和运载步兵的运输船各一艘去上海，以表示它们对上海问题的关切。

淞沪战争爆发后的第2天，驻上海的英、美领事即出面调停。1月31日，英、美领事提议：日军退入租界，华军由现驻防地退出2000米，由中立国家军队移入缓冲地区代为巡逻。英、美领事，不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并宽容地让侵略者仅退入租界。实际上当时日军被中国守军反击后，已退至北四川路以东和靶子路以南租界附近。而对正义自卫的反侵略者，却苛刻地要他们从现驻地后撤两公里。这无异于助纣为虐，为侵略者张目。然而，日本侵略者并不因此而满足，2月2日，日方通告对英美提议不能接受。

2月2日，英、美、法、意、德五国先后照会中、日两国：“案奉本国政府电训，转致贵国政府关于列国提议停止冲突：

（一）双方根据下列条件，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为。

（二）两国间此后不再有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

（三）在沪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接触地点。

（四）设立中立区域，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项区域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

（五）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件后，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十二月九日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者或参与者协助之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之争议……”[《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这一提案，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列强趁火打劫，企图把日本帝国主义未能夺去的中国的神圣领土上海，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中立区”。抱定对日妥协的国民党政府对于这一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提议，表示完全同意。2月4日，外交部在复英、美等国的牒文中说：“对于贵国政府所通知之提议，特行接受。”[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24～525页。]

然而，日本却提出在沪、汉、津、粤、青岛等大商埠周围，各划一不驻兵区，宽15～20英里，以此对抗英、美等国共管上海的计划。

国民党政府不顾第19路军在作战中取得的胜利，急于谋求妥协性的停战谈判。2月8日，何应钦致电在沪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子文、张静江、张群、孔祥熙及吴铁城：“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收束……请兄等商在沪诸外委，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至于整个问题，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庶不至益加糜烂而不可收拾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浦口召见何应钦、罗文干、陈铭枢等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妥。应即进行停战，转入外交途径，具体由公侠（陈仪）达天（王俊）办理之。”[《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47～48页。]

于是，何应钦即指派军政部次长陈仪、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于2月13日抵沪与美英日等领事磋商，并直接与上海日军当局洽商停战事宜。在谈判中，由于日本态度强硬，坚持要中国军队先撤，谈判于2月18日破裂。16日，国联各会员国向日本政府发出呼吁，要求日本政府注意盟约第10条，“凡有违反该条而致侵害任何国联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者，国联会员国均不应认为有效。”[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这是国联第一次单独对日本，而不是同时对中日双方都发出呼吁。国联恐怕此举引起日本的反感，国联理事会主席（法国外交部长）保罗一庞古声明，这个呼吁不是对日本的谴责。实际上也正是如此，侵略者不是受到谴责，而是得到纵容。当日，植田发出强硬横蛮的最后通牒。国联决定将上海问题提交于3月3日召开之大会讨论。

在此情况下，日本内阁考虑，过早刺激列国，将使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当前日本国策的重点在满蒙方面，因此在战况有利的情况下，要迅速结束战争，而不宜导致中日全面战争。

2月23日，日本内阁决定：“将战线限制在上海附近。”[〔日〕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朝日新闻社，东京1963年版，第192页。]

2月25日，中国军队粉碎了植田的总攻计划，迫使日本不得不同意停战谈判。2月28日，经英、美、法三国公使接洽，英国东方舰队司令克菜邀请顾维均和第19路军参谋长黄强，与日本方面的野村吉三郎、松冈洋右（日本犬养首相和芳泽外相的特派使节），在英“康特号”旗舰上会晤，对停战问题作私人谈话。结果商定五点：

（一）双方同时撤兵。

（二）日本不再要求吴淞等炮台永久不设军备。

（三）中日合组委员会，邀中立国视察员参加监视双方撤兵。

（四）撤退区域由中国继续行使警察与行政权。

（五）华军撤真如、日军退一月廿八日以前原防后，华军退南翔，日军登轮。如双方请示后均同意，即由双方外交、军事正式代表开会订定。[《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20页。]

对这一提议，中国代表正式表示接受。

29日，国联行政院建议在上海组织圆桌会议，解决上海问题。但此时日军在上海作战中并未占有优势，日本不愿以战败者身份签字，所以在白川上将率第11师抵达上海后，再次发起全线进攻。3月1日，日军第11师在创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3日，日军进抵嘉定、南翔一带后，白川才根据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的电示，下令停止战斗，并发表停战声明。

3月3日，国联召开大会，进一步开展对上海停战工作，中国代表颜惠庆在会议上要求国联大会“就权力所及，先使在中国领土内的一切敌对行为停止，并使侵犯的军队撤退，然后就行政院决议案的范围，并本盟约的精神，以和平的方法，解决中、日间一切争端。”[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36页。]

4日，国联大会决议：“大会于申述行政院2月29日所议决之提议，并声明不妨害提议中所包含之其他方法之后：

（一）请中、日政府，立即采取必要之方法，使两方军事当局所发停战之命令，得以有效。

（二）请求在上海有特别利益关系之列强，以前项办法实行之状态报告大会。

（三）劝告中、日代表：以上述列强文武官宪之协助，开始磋商，订立办法；此项办法，须确定停止敌对行为，并规定日军之撤退；务请上述列强，随时以磋商情形，向大会报告。”[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36页。]

5日，“美国政府暗示已经训令上海该国军事长官，通力合作。”[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88页。]

3月11日，国联举行大会，根据中国政府1月29日对国联提出之关于适用盟约第10条、第15条之申请及国联2月19日之决议，决定组织19个会员之委员会，以大会主席为该委员会之主席。由该委员会从速报告关于停止战事、缔结协定及规定日军撤退等各事项。

3月14日，国联调查团抵达上海。同日，郭泰祺与重光葵在英公使邀请下，再作非正式会晤，英、美、法公使和意大利代办在座，讨论停战协议草案。24日，中日双方举行正式会议。出席会谈的中方代表有：外交部次长郭泰祺、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中将、第19路军参谋长黄强中将。日方代表有：驻华公使重光葵、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第3舰队参谋长鸠田繁太郎少将。英国公使兰普森、美国公使詹森、意大利代办齐亚诺及法国公使韦礼德之代表出席会谈。在谈判中，日方对日军撤退的时间、区域和中国驻军区域问题上，一再无理纠缠。其后又经过多次会谈，均无结果。

4月9日，中国方面决定将停战问题提交国联19会员委员会解决。

4月30日，国联大会通过了中日停战协定决议草案，并建议双方恢复停顿中之谈判，以早日完成停战协定。在英公使及国联19会员委员会斡旋下，停战会议重开。

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即《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

《上海停战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 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 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

第三条 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

第四条 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奇书网|qinkan.net)，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31～632页。]

协定之第二、第三、第四条，均有附件。“附件第一号”规定了中国军队驻扎之具体地点。“附件第二号”规定了日本军队驻扎和可以使用之地区。

“附件第三号”规定了“共同委员会”之组成。中国代表对于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一点，声明“双方了解本协定内，对于中国军队在其领土内之调动，并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对于“中国警察立即接管”一点，声明由中国自动设置特别警察队接管。[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42～543页。]

除协议正文外，会议记录中还有对中国最致命的所谓三项谅解：一是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二是第19格军换防，调离上海；三是中国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之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产物。国民党政府不敢追究日本进犯上海的侵略罪责，并由其赔偿损失，反而使中国丧失了在上海及其周围的驻军权，并让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势力空前扩张。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以长期自驻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且所谓“常态恢复”、“毗连地点”之规定，日军均可以任意借口加以解释。协定还在“共同委员会”的名义下，把从长江沿岸福山至太仓、安亭及自鹤江起直到苏州河止的广大地区，划给了日本及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共管。协定第一条中“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的规定，表面上好象对中日双方不偏不倚，但实际上却规定了在中国领土上实行的停战发生疑问时，中国方面竟无权调查、无权参与处理，露骨地出卖了国家主权。会议所达成的三项谅解，以后证明都变成了事实。此外，在淞沪战争期间，日本利用国际视线集中于上海的时机，推出了其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部分地达到了原定之目的。

三、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斗争

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膝退让，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还在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致函国联请求干涉，以及英、美驻华领事提出中国守军由现驻防地退出2000米的时候，中共中央手1月31日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指出：“一切帝国主义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助手，将租界给日本帝国主义作军事根据地来轰炸杀戮上海的劳苦群众”，召号“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5～57页。]

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对日战争宣言》中，以铁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爱国运动的行径。指出国民党政府“接连的将东三省和淞沪各地奉送于日本帝国主义……现更以和平谈判，实行出卖整个中国，促进各帝国主义迅速瓜分中国。对于全国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则尽其压迫之所能……他们不但不能而且早已不愿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革命战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坚决否认这项卖国协定，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

从国民党政府对日乞求和平、进行停战谈判开始，全国人民即一致反对。

特别是上海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在1个多月的时间内，与第19路军并肩作战。第19路军被迫撤退以后，他们仍然继续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的斗争。当停战协定草案在国联大会通过时，上海人民更是群情激愤。5月2日，上海各团体抗日联合会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出卖上海的停战协定。上海各团体还紧急召开会议，发动罢工、罢课、罢市，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政府撤兵。3日晨，上海抗日救国团体代表40余人，拥入郭泰祺住宅，痛殴经手谈判的郭泰祺，以为对外投降者的警告，并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被捕代表。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全国舆论沸腾，纷纷谴责国民党政府。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坚决反对这项屈辱协定，称它“限制华军，破坏主权完整”，“局部停战，适中敌人诡计”，“屈辱妥协，丧失国际同情”，“对外屈辱，对内造成战祸”等等[北平《实权日报》1932年5月6日。]，甚至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也向汪精卫提出质疑，认为背后还有出卖主权的密约。

力主抗日的冯玉祥将军病卧徐州，当他得知蒋、汪政府已决定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停战协定后，认为这是丧权辱国，“丧权辱国之事我必反对！坚决的反对！即或病愈，亦不到南京去！”[《冯玉洋日记》1932年3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5月6日，国民党粤方中委萧佛成、李宗仁、陈济棠反对《上海停战协定》，通电反对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批评《协定》：“胜利属于日方。”[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5月21日，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上海停战协定》未送立法院审议即擅行签订，要求国民党中央监委弹劾行政院长江精卫。

对于上海停战协定，蒋介石在5月7日发表的《为淞沪停战撤兵协定签字告全国将士电》中竟宣称：“此次协定成立，实依照国联之决议，关于协定内容，我方所始终坚持者，为限于日军撤退，不得附带政治性质之条件，此点已完全办到。”对于日本侵占东北、制造伪“满洲国”这一极其严峻的问题的解决，则谓：“惟中日之根本问题全在东北土地之得失与主权之存亡，故我政府仍本向来一贯之方针，以交涉与抵抗并行，期得最后之解决”。[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45页。]

汪精卫也大谈什么上海停战是“平等的停战”，“毫无对日屈辱之意”，是“外交的胜利”。5月9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五九”国耻纪念会上辩解说：“此次协定完全为停战撤兵，无政治性质，东北问题并不因此而停止交涉”。“今后吾人对外交仍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态度，决不屈服。”[《国闻周报》第9卷第19期，1932年5月16日。]

这样，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所造成的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被汪精卫美化为对日外交成功的样板。对此，上海各团体联合会于24日通电指出：“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居之不疑。”对其“即加卖国之名，岂得为过。”[《申报》1932年5月25日。]向汪精卫发出了警告。

《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中国人民又蒙受了新的耻辱。而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却于5月21日亲自兼任豫鄂皖3省剿共总司令，准备纠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4次军事“围剿”。对“违令”抗日的第19路军，蒋介石先加以“整肃”，然后实行肢解，令其所部3个师分别调往武汉、南昌和安徽。但第19路军官兵在各方的支持下，据理力争，没有服从分割肢解的命令，蒋介石不得已才改命该军调往福建“剿共”。对参加淞沪抗战的第5军，蒋介石也于5月7日下令复员。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陆海军除一部调回日本国内外，陆军主力第14师奉日本参谋总长的急令，迅速调往中国东北，列入日本关东军的序列，对中国东北的抗日军民进行“讨伐”。日本侵略者用停战协定取得战略主动，以便将日军投向新的方向，扩大侵华战争。对上海的进攻掩护了伪“满洲国”的出笼，在上海的停战，又加强了对东北的进攻。

《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淞沪战役的正式结束。在抗战中，中国第19路军和第5军的广大官兵表现出了高度的抗日爱国热情和英勇牺牲精神。上海广大群众和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给予第19踢军抗战以巨大的支援。中国军民在淞沪抗战中不畏强暴和顽强战斗的意志以及所取得的部分胜利，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淞沪抗战虽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破坏及对日妥协而导致失败，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正如宋庆龄所指出：“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日本所得者仅物质之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覆亡而已。”[《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1966年版，第55页。]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也评论说：“对中国人来说，这次军事失利却是一次惊人的精神上的胜利。”[《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一编 小结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利用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乘虚而入，以3个多师的兵力，在短短4个多月里，侵占了3倍于日本领土的中国东北全境。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挑起“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进攻，驻上海的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达1月之久，使日本侵略军受到重大打击。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当国际视听集于上海的时候，1932年3月，日本在中国东北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同年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予以承认，并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及其密约，把东三省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是由其基本国策和帝国主义制度等决定的。

日本的基本国策是积极向大陆扩张的所谓“大陆政策”，也就是以武力征服朝鲜、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政策。明治维新以前是大陆政策的酝酿时期；从明治维新到中日甲午战争，是大陆政策的系统形成时期。经过日俄战争，日本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英、法、俄同德、奥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在欧洲战场厮杀，无暇东顾之机，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还以“委任统治地”名义，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占领的一些岛屿，成为公认的“帝国主义暴发户”。

1915年日本政府向当时的中国总统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使“大陆政策”得到进一步发展。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对华政策纲领》，这标志着日本的“大陆政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根据该会议精神拟成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所谓《田中奏折》，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提出了具体步骤，成为日本法西斯征服满蒙，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总战略。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资本主义各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加剧了它们之间争夺霸权，即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斗争。在世界经济危机中，日本法西斯乘机崛起，疯狂扩军备战，并向中国发动武装侵略，力求使日本摆脱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困境。

战争开始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顺利得逞，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日本侵略者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准备，突然发动了战争；

二是蒋介石提出“攘外应先安内”方针，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致使处于优势的东北军不战而退；

三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为国内经济危机所困扰，又想借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牵制苏联，因而对日本采取了两面政策；

四是苏联忙于国内建设，极力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态度，并谋求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日本侵华战争的胜利，使法西斯军部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也使日本财阀获得了高额的利润，财阀转向支持法西斯而抛弃了政党，使日本法西斯的势力更加膨胀。在侵略战争的推动下，日本渡过了经济的萧条，进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就刺激了日本的扩军备战和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业，加快建立战争经济体系，逐渐形成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经济高涨局面。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迅速增长着。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和掠夺，更加快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步伐。它把这块刚刚掠夺到手的中国领土，迅速变成了南下进攻中国腹地和南洋，北上进攻苏联的最大的战略基地。

因此，“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亚洲的范围。它不仅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向世界争霸对手进攻的开始，从而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序幕。然而，对如此重大的世界性事件，国联和列强却采取了纵容侵略者，压制和损害被侵略者的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不仅未给侵略者以任何实际的惩罚和制裁，而且对日本最野蛮的侵略罪行给予默认。日本法西斯摸到了底蕴，受到了鼓舞，为便于为所欲为自由行动，索性于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摆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这就打破了原有的势力均衡，等于破坏了所有的国际协定，宣布了国际联盟的软弱无力。

从此，一个好战的、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东方无阻挡地急剧滋长着，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早的战争策源地，成为重新瓜分世界的罪魁祸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的危机，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动军事“围剿”的极端艰苦的斗争条件下，首先主张武装抗日，并引导工农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同时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坚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和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组成的东北义勇军，违抗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当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从一度高涨转向低潮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却在斗争中不断壮大，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使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在此期间，驻上海地区的国民党军爱国官兵，冲破国民党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奋起保卫淞沪，也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这些为保卫中华民族独立而战的抗日武装，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挫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从而得到了全国和国际正义力量的重视和声援。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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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一节 日本侵华的新步骤及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

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新步骤

全面灭亡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但由于日本受其国力、军力和国际等条件的限制，只能一步一步地实现其政治野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当局在侵华作战的基本点中明确提出：“因对苏必须严加警戒，所以对华作战必须极力缩小规模，以最少兵力尽速达到作战目的。”“要始终把战争限制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一个方面，这是根本方针。”“只在一方面作战不能消灭中国的武力，因此应只占领必要地区。如此持续下去给中国方面以痛苦，用此方法使中国不得不向我方屈服。”[〔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01页。]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以后，热河、冀东便成为其窥伺的目标。1932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后，曾企周乘机侵占热河，只因当时忙于对付东北抗日义勇军，制造“一·二八”事变，拚凑伪满洲国，应付国际联盟调查团的调查，而未能付诸实施。1932年下半年以后，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日本又将侵犯热河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日本国内，犬养毅内阁加速经济军事化，使日本的经济迅速向战争经济转变，出现了一批与军事工业、殖民地经营及军部势力紧密勾结的新财阀，旧财阀的军事化倾向也大大加强。从而更加激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欲望，也更加激化了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

1932年5月15日军部少数人制造“五·一五”事件，枪杀了首相犬养毅。22日，组成了在军部指导下的斋藤实联合内阁。它标志着日本式“政党内阁”的结束和军部法西斯体制正在形成。在国际上，“九·一八”事变后，社会主义苏联从道义上支持中国。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两面态度：一方面对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市场不满，另一方面又期待日本反苏、反共。

1933年1月30日，德国希特勒上台，建立法西斯专政，标志着战争策源地开始在欧洲心脏的形成。美、英、法等国的绥靖态度和德国纳粹的上台，助长了日本扩大侵略的气焰。在中国内部，“九·一八”的炮声，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已成为全民的呼声。但是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对外不抵抗和对内进行反革命内战，给日本扩大侵略以可乘之机。与此同时，中国东北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遭到日本关东军的疯狂镇压。到1932年底，几支较大的抗日义勇军均遭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认为：可以“调头把圣战指向热河省了”。[〔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9页。]

日本这次扩大侵略的主要企图是：侵占热河，逼迫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沿线为伪满洲国的边界线，并在长城以南制造一个非武装地带，以扩大占领区，巩固其对东北三省的殖民统治，为全面入侵华北以至全中国打开方便之门。在侵略步骤上，采取两步走的方针：

第一步，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谋略为辅，武装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同时对华北进行策反工作。1933年2月10日，关东军在侵热计划中讲得很明白：“攻占热河的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页。]

第二步，在以谋略为主，争取不战而取华北不成的情况下，改取“迫和为主，内部策动为从”的方针，[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24页。]派兵入侵关内，威胁平、津，逼迫中国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在长城以南建立非武装区，为进一步南侵打开缺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就开始对当时统治热河的东北军将领汤玉麟进行诱降工作。

1932年4月4日，关东军在《对热河政策》中规定：“暂以支持汤玉麟，使之从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其次，使之改革省政。”[〔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5年东京版，第788页。]为诱降汤玉麟，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早在“九·一八”之后就保护汤玉麟的家属离沈阳经大连到天津。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又任命汤玉麟为伪参议府副议长。

此后，日军除利用汉奸、汤的盟兄张景惠和张海鹏等继续派人到热河劝降外，还派与汤相识的日本浪人高原[高原在返回途中行至朝阳附近，被汤玉麟部爱国官兵数人跟踪杀死。]化装到承德进行活动。这年冬天，日军又以伪满名义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汤派省政府公安管理处长张舜卿参加了会议。会上日方向张提出三点要求，即：汤派代表长驻长春；将铁路由北票延伸至承德；日军在承德设置无线电台。张舜卿将日方要求同时电告张学良和汤玉麟。张复电张舜卿，令其断然拒绝。日军见诱降不成，便决定对热河发动武装进攻。

1932年7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给日军参谋部的电报中指出：热河是威胁到建设“满洲国”的一大祸根。因此，“无论关东军情况如何，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攻占热河省，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90～491页。]

7月25日，日军参谋次长复电关东军参谋长：“如果用外交手段已无效果，则以必要兵力，尽量直冲平津地方”。[〔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89页。]

日本关东军在对汤玉麟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并未放松军事进攻的准备。

1932年7月21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给日军参谋部的电报中提出：“占领热河迟早是要进行的”，“目前的方针是静观事态发展，秘密进行各种准备”。[〔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90页。]

据此，日本从多方面进行了准备：

一是大造舆论，鼓吹侵热“合法”论。日本刚上台的首相斋藤实、外相内田康哉和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都一再宣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满洲国的国境系万里长城”。“所谓热河问题，纯粹为满洲国之内部问题”，“其在该省内捣乱治安者，为满洲国之不逞分子，其侵入省内者为侵略者”。“根据日满议定书规定，对满洲国领域内之治安，两国有共同维持之责任。”[〔日〕外务省情报部：《满洲事变及上海事件关系公表集》，1934年东京版。]

日本报纸、杂志也连篇累牍地指责张学良操纵义勇军，危害伪满洲国的安全，并扬言要进行“惩罚”。

二是调兵遣将，扩编伪军。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只有1个师，“九·一八”事变时增至3个师，到“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又先后从日本国内和上海调入第6、第14师，第10师主力，第20师司令部，以及混成第8、第38旅和第1、第4骑兵旅等部，使关东军总兵力达到6个师，4个混成旅，2个骑兵旅，1个飞行队，约10万人。[〔日〕桑田悦等编著：《简明日本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55～56页。]

同年6月6日，还发布了关东军司令部扩大编制的命令。8月更换了关东军司令官和正副参谋长，司令官为武藤信义，正、副参谋长分别由小矶国昭和冈村宁次担任。同时积极编组伪军。伪满初期共有伪军14万人，主要是由投降的东北地方军组成。为侵犯热河，日军在辽（宁）西和吉（林）西地区组织了王道布的骑兵军，刘桂堂的护国游击军，程国瑞、李际春的暂编第1、第2军等伪军。

三是密谋策划，频繁挑衅。1932年7月3日，东京日军参谋部次长真崎甚三郎到锦州与关东军将领策划进攻热河。7月17日，驻义县日军300人以石本权三郎被义勇军拘捕为借口，向辽热边境的朝阳寺进攻。23日，日军飞机数架飞至热河平泉、凌源、承德一带侦察，并散发传单。8月19日，日军一度占领南岭车站，炸毁南岭铁桥，并不断派飞机到热河上空挑衅。与此相配合，日军还派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到天津设立特务机关，策动“原华北各军阀将领，使其相机进行反蒋”降日。[〔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文版，第18页。]

至此，日军扩大侵略的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有利时机的到来。

二、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表内”的国策

在日本紧锣密鼓地准备采取侵华新步骤的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是动员全国民众积极准备抗日，而是顽固推行对内用兵、对外妥协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1932年3月14日，还在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就提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4页。]

6月9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刚一个月，蒋介石就在庐山召集赣、湘、鄂、豫、皖“五省剿匪会议”，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定为国民党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国策。[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40页。] 并提出了“标本兼施”的“剿共”方针和第4次“围剿”计划。

6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成立“剿共”总部，并自任总司令，准备调集63万兵力，拨出3500万元巨款，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4次“围剿”。

8月3日，正当日军不断向热河挑衅之际，蒋介石在汉口宣称，限6个月内肃清鄂、湘、赣、豫、皖五省红军。

12月14日，日军进攻榆关前夕，蒋介石还在内政会议上说： “要想攘外，必先安内”。“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问题的。”[《蒋总统全集》第1册，台北版，第606页。]匪、赤匪——系对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诬称。]

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置榆关失守于不顾，前往江西南昌指挥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的战争。

4月6日，当长城抗战激烈进行的时候，蒋介石在南昌电告各“剿共”将领说：“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贪生怕死者视之”。“如再有贪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5～36页。]

4月7日，蒋介石再次鼓吹“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颠倒，先后倒置。”[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训词，1933年4月7日。]

5月8日，正值日军开始大规模向关内进攻之际，蒋介石却在江西崇仁总指挥部对中路军军官大讲什么：“如果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不仅是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速国家之亡。”他还说：当前的任务“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7～38页。]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国内国际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和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3年1月17日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页。]

在这个宣言的影响下，全国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和各民众团体、爱国人士、海外华侨，都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将领蔡廷错、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徐永昌等分电蒋介石，请缨抗日。胡汉民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指出：“榆关守否为华北存亡所关，中国安危所系。”“今日只问抗日方面有何进展，如旁及其他，不但无意思，亦且无意义。”[天津《大公报》1933年1月6日。]

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亦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以全国军队的80％以上开赴抗日前线、人民应全部武装、人民的民权应立即恢复和停止对苏维埃区进攻等四项抗日要求。政治学者王造时主张将“攘外必先安内”改为“安内必先攘外”，指出：“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也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呼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预备积极抵抗日本”。[《独立评论》第35期，1933年1月5日。]

不仅如此，世界舆论也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满。国民党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钧从日内瓦回电称：各国代表都认为，中国无力抵抗，各国亦无能为力，唯有一面陈诉于国联，一面“尽力抵抗，以示我决心，而壮国联之气”。[罗文干致张学良电，1933年1月1日，《革命文献》，第38辑，台北版。]

在国联报告书被通过后，顾维钧等在给南京政府的另一封电报中说：“报告书的通过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并给我方以行动之自由。但如我国不决心依靠自己行动来坚决捍卫我领土，则其价值即将消失，而历时十七个月之外交努力亦将完全付之流水。”[《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8页。]

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动摇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本政策，但在手法上又不得不表示出一种抗日的姿态。他们在不妨碍“安内”和对日妥协的前提下，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

从1932年7月7日到榆关失守前，面对日本的不断挑衅，蒋介石曾三次电令张学良，派3～5个旅到热河加强防守，要求“在榆关驻重兵”。

12月25日再电张学良，决走密备中央军6个师随时北运增援。并且说：“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蒋介石的话说得很动听，但只是为了应付一下门面，他在另一封电报中却说：不这样做，“又使国人误为不抵抗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66页。]

榆关失守后的1933年1月17日，张学良曾致电蒋介石，要求调中央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强实力，而备万一。否则战端一起，深恐局部稍有不支，全局大受影响，事机迫切，间不容发，职部军队实不足分配”。

对此，蒋介石竟批复：“北方军事已圭权托付吾兄……成败存亡，听之而已。”[张学良为热河危急要求筹定大计致蒋介石电，1933年2月5日，国民党总统府机要档案。]

到2月14日，日军进攻热河前夕，蒋介石还在宋子文的电报上批复：“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95页。]拖到2月28日热河形势告急的时候，蒋介石才下令中央军增援部队北上。到最后，原定北援的6个师中只落实了第2、第25、第83和第44师4个师。直到3月15日，日军猛犯长城各口时，始组成以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地方部队为主的战斗序列，共约25万人。而此时蒋介石用于南方5省“剿共”的兵力，却达到60万人以上。

国民党在华北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原是北平绥靖公署，张学良为绥靖公署主任。

1932年8月17日，国民党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委会北平军分会，并由蒋介石兼任军分会委员长。蒋介石又让张学良以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的职权，使张感恩于蒋。

1933年1月，榆关失守后，张学良到南京开会时，曾要求蒋介石北上，指挥反攻作战。蒋不得已，派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率20余人于当月20日赴北平协助张进行指挥。

1月24日，热河危机加深，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华北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他北上指挥作战。蒋满口答应：“必北上与共生死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85页。]

然而不到3天，他却南下江西指挥“剿共”战争去了。

2月5日至13日，当“倭寇攻热在即”之际，蒋介石先后4次分别致电张学良和宋子文，决定并催促张作相赴热坐镇指挥。2月19日，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由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统率，保卫热河。3月1日，蒋又致电宋子文，告以“热河战事，惟有汉兄（张学良）亲出督师，方可如计奏效。”[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607页。]

结果，张作相直到热河失陷前几天才赶到承德设司令部，为时晚矣！张学良还未成行，热河已失。

3月3日，北大教授丁文江等致电蒋介石，再次催其北上。电称：“热河危急，决非汉卿（张学良）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决于天下。”[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18页。]

3月4日，热河沦陷，全国震怒，蒋介石才急派何应钦、黄绍竑等于5日赶赴北平，与张学良会商应付办法。3月6日，蒋介石亦被迫离开“剿共”前线北上，以其亲信何应钦代行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主持华北军事，并联络阎锡山等出兵长城，应付抗战。同时在保定设委员长行营，由何成浚代蒋坐镇华北。

3月26日，长城抗战正紧之时，蒋介石却已在南京与刚刚回国的汪精卫会谈，几经周折，蒋答应给汪以处理外交的权力。并于5月3日在北平成立以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负责对日外交。至此，北平有了两套班子：应付抗战，有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指挥的北平军分会系统；对日交涉，靠汪精卫直接指挥黄郛的北平政务整委会系统。

军费问题是进行长城抗战的一个大问题。1933年1月5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称：“目前最切要者即粮秣一项，幸前经宋部长汇借五十万元，业已用尽，现时急需汇二三百万元不敷支应，务恳迅赐筹拨四五百万元，俾济急需。”[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73页。]

为解决经费给养问题，宋子文曾于2月11日到北平，与平、津银行财团商谈财政问题。14日，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承认：“前线队伍确万分困苦，汉卿确亦无法支持，弟与金融家正在商量三个月计划，以安军心。”并向各将领表示“予以财政物质上尽所有之援助”，同时“已组织热河后援会”。[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94～595页。]

宋子文讲得很好，但兑现不多。据国民党历史档案记载，汤玉麟为粮晌和服装等问题，曾多次电请南京政府解决。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和热河民众团体也连续发函吁请。直到3月l 日国民党政府实业、财政、内政三部才开会讨论。决定呈请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鼓励粮食商人或商会将粮食运往热河销售，并由政府设法协助保护。[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实际上，在三部联合讨论这种办法时，热河已大部沦陷。待三部会函呈报行政院时，热河已丢失半个月了。这种筹集抗日经费的难处与蒋介石一次就批拨几千万元“剿共”经费之容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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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二节 榆关战斗与热河弃守

一、长城、察哈尔抗战的序幕——榆关战斗

（一）榆关战斗前的态势

榆关即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东端，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扼辽、冀之咽喉，为平津之屏障，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自古即为军事重地。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逼迫清政府于次年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五条约。规定英、美、日、法等11国有权在秦皇岛、山海关等战略要地驻兵。自此，日本就在秦榆两地驻军。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榆关驻有宪兵分遣所和步兵守备队，分别隶属于天津的日本宪兵队和中国驻屯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更加重视并准备攫取这个门户枢纽。这首先是日本侵略热河的需要。日军占领榆关，既可用少数兵力掩护其攻热部队的侧背安全，又可佯示攻略滦东，窥视平津，牵制中国兵力于冀东平原，以利攻热作战。其次，日军占领榆关是为了切断关内与关外的联系，并取得入侵关内的跳板，为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

为图谋榆关，日本利用辛丑条约所给予的驻兵权，步步进逼。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在榆关增兵，特别是1932年初日军夺取锦州后，关东军又以第8师进占兴城、绥中等地，以致榆关震动，一日数惊。

日本情报人员则利用日本驻军和侨民作掩护，在榆关不断进行刺探军事情报和捣乱活动。关东军的步步进逼，驻榆日军的捣乱和天津驻屯军的不断骚扰，使榆关形成了“前有重兵压境，中有心腹之患，后有掖背之痛”的军事形势。

当时榆关虽驻有东北军独立第9旅何柱国部一个团，但在中国“最高统帅部仍以排除万难，避免冲突为方针的思想指导下”，[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华北抗日战纪》第1卷第1章第1节。]处于不战、不和、不守状态，对榆关前线未作有力部署。

1932年下半年日本驻榆关守备队经过多次换防，兵力增至300人以上，并附有少数炮兵和工兵，队长为落合正次郎。[落合正次郎系日本上将落合的儿子，曾充任日本士官学校中华学生队战术教官，熟悉中国情况，认识不少东北军高级将须。] 在秦榆海面，有日本军舰10艘以上；榆关正面，北宁铁路锦州至绥中地区驻有关东军第8师第4旅，另有骑兵第3旅一部和第8炮兵团，并配有飞行队第1中队，装甲列车3列，坦克10余辆，总兵力约4000人。

从1932年5月开始，日军曾多次挑起事端，制造侵略的借口。5月初，日本宪兵队挑起“义勇军事件”，强迫临榆县长将曾当过义勇军的土匪赵国思交给日方，被中国方面拒绝。

10月1日，日军守备队又挑起伪满警察闯入东罗城，强登“天下第一关”

城墙，造成双方死亡士兵各1名的事件，准备起事。经何柱国与落合正次郎反复交涉，达成事出误会，对死亡日籍伪警及中方阵亡军士，互相抚恤的协议，此事暂告解决。12月8日，关东军再次挑起装甲列车炮击榆关守军司令部及公安局附近的事件，并诡称是遭中国哨兵射击而引起的。为此，何柱国于9、10日先后与日军守备队、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的代表会谈。结果，“我方忍辱，与之以（何柱国）私人名义签定对榆关地方驻军，允取缔排日抗日行为”之协议。[临永警备司令部：《榆关抗日战役经过详报》。]

至此，炮击事件告一段落。在此期间，日军还通过落合两次向何柱国策反，企图不战而下秦榆，均被何柱国婉言拒绝。日本见诱降何柱国不成，决定制造借口侵占榆关。

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和挑衅，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于1932年7月命令设置临永警备司令部，任命东北军独立第9旅旅长何柱国兼任司令。管辖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5县和都山设治局；统率步兵第9、第20旅，骑兵第3旅，炮兵第7旅第15团之山炮营及工兵第7营等部队，共约2万人。司令部驻榆关城。此时，榆关前线主力仍为东北军独立步兵第9旅。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和张学良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临永警备司令部成立后，虽着手进行滦榆地区防御体系和交通、通讯建设及河川、海岸、物资等调查，但因当地人力物力缺乏，工程进展缓慢。

（二）榆关战斗经过及失利原因和影响

1933年1月1日23时左右，日军守备队长落合经过阴谋策划，在榆关宪兵分遣队和守备队派出所前面，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日本从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新读书社编：《侵略一日本战犯的自由》，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8页。]

事发后，落合一面派人向何柱国提出抗议，一口咬定系何部所为；一面借机指挥部队向南关和车站进攻，并电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司令官请援。当晚来攻日军均被中国守军击退。为对付日军的进攻，临永警备司令部立即命令榆关守军步兵第9旅之第626团火速出动，封锁城关四门；第625团以主力位于九门口、石门寨一线，掩护榆关左侧翼；第627团主力位于海阳、秦皇岛一线，掩护榆关右侧翼。令驻抚宁的骑兵第3旅、滦县的步兵第20旅等部，准备待命行动。

2日凌晨1时许，日方向中方提出四项条件，即：

（一）南关归日方警戒；

（二）撤退南关驻军；

（三）撤退南关警察及保安队；

（四）撤退城上守兵，并限即时答复。

中国方面言称：“俟天明调查真相后，再开始交涉。”

3时，日方通知说：“本事件无须调查”，并要求将前所提之第四项条件改为：“将南门开放，门里及城墙上均须归日军警戒。”迫令中方立即承认，“否则即以武力夺取南关。”中方坚决拒绝，当即按原计划配置部队。此时，日军将南关外中国警察缴械，并监视南关公安分局长，双方处于对峙状态。[张学良关于山海关事件致宋子文、何应钦、罗文干电，1933年1月3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

2日9时，日军守备队30余人用木梯攀登南关城墙，被中国守军击退。

10时许，由前卫开来的日步炮兵3000余人，在飞机、火炮和坦克支援下，企图从南门突破。中国守军沉着应战，至17时许，日军不支而去。傍晚，关东军命令步兵第4旅旅长铃木“一并指挥随着事发而准备出动的各部队及由步兵第16旅增派的部队，与山海关守备队协力夺取该地”。[〔日〕参谋部：《满洲事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页。]

3日10时，日军增援部队加入战斗，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南城角和南门附近发起重点进攻。中国守军以步机枪、迫击炮和手榴弹顽强抗击。经过激烈争夺，双方互有胜负。至14时，日军发起总攻，炮火更加猛烈，城内多处起火，东南城角、南门、西南水门均有激战。南门守兵悉数战死，日军坦克趁势闯入。安德馨营长率两个班奋勇堵击。厮杀之中，砍死敌数十人，后因头部中弹，英勇牺牲。同时，东南城角和东北城角亦陷敌手。

团长石世安曾多次组织反击，均未奏效，乃率余部于15时由西水门向石河西岸之线撤退。至此，榆关遂被日军占领。4日，日军又攻占五里台，10日，再占九门口。

榆关之战，中国守军第9旅以一团之众不足2000人，与日本陆海空相配合的强敌3000余人激战3日，官兵伤亡过半，人民群众死伤近4000人，毁于炮火的房屋500户以上。

榆关战斗中国守军失利不在于作战不力，而主要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临永警备司令部在《榆关抗日战役经过详报》中写道：

“自九一八后，迄榆关事变，……榆关驻军无日不在受日军威胁挑衅之中，向乏和战方针之指示，处兹危疑震撼之中，陷于不战、不和、不走之状态。”“一年之余，纠纷时起，与日应付交涉，煞费苦心。盖我如委屈求全，彼则欲望无穷；我如漫为激动，实坠彼谋，穷思年余之内，……经过困难情形，殊难缕指。”

这个报告以曲折的语言导出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恶果。从战场指挥来看，北平军分会的消极防御方针和被动挨打的部署，也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原因。

尽管榆关战斗只有3天，但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却占有一定的地位。它是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第一次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以武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表现了中国爱国官兵守土抗战的精神；它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侵略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促进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它打响了长城察哈尔抗战的第一枪，揭开了华北抗战的序幕。

二、热河弃守，张学良被迫下野（参见附图8）

（一）榆关失守后的形势

日军攻占榆关正值国际联盟开会，引起与会各国的反响。美国反对日本扩大战争的行为，苏联也表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感到“因为牵涉到国际联盟总部，不便对热河实行讨伐”。[〔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页。]

于是，一面由外相内田向美、英、法、俄、意5国驻日大使声明，事态“不再扩大”，一面加紧侵热准备，等待国联开会结果。日方除了继续制造侵热舆论外，还积极调动军队，进行侵热军事部署。至1933年2月，侵热兵力计有：关东军第6师所属第11、第36旅，骑兵第4旅，第8师所属第4、第16旅，混成第14旅，及关东军铁道、兵站、飞行部队，海军第2遣外舰队，共4万余人；另有伪军张海鹏、刘桂堂、程国瑞、于芒江、李寿山、丁强等部。

为进犯热河，日本关东军于1933年1月28日发出关于作战准备的命令。

2月10日，又召集有关各兵团主任会议，宣布进攻计划。

2月17日，正式下达进攻命令。这些计划和命令所提出的侵热作战方针是：

首先进攻热河东北部，把中国军队牵制于热河北部；接着向热河南部进兵，把热河与河北隔断；然后将热境的中国军队压向西面或西南面而聚歼之。[〔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页。]

具体部署是：

第6师以主力由通辽出发，向开鲁、下洼、赤峰及林西、多伦方向进攻，以一部兵力从朝阳寺向建平、赤峰方向进攻。

第8师以主力由北票等地出发，占领承德及古北口，“扫荡”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并占领罗文峪、马兰峪等关口。

混成第33旅集结于沈阳附近，随时准备开进。

关东军飞行队以主力协助第8师，以一部支援第6师作战。

海军第2遣外舰队担任山海关、秦皇岛方面的戒备。

独立守备队和第10、第14师，分别担任辽、吉、黑方面的守备任务。[〔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72～73页。]

日军占领榆关，并步步进逼，准备把战火引向热河的行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先后派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等到北平。

2月12日，宋子文对北平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热河为中国整个之一部分，正如广东、江苏省然，攻击热河，不啻攻击首都。日本若实行攻击，则吾人将以全国之力对付之。”[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85年版，第66页。]

18日，宋子文偕张学良到热河视察。在欢迎会上，宋对热河守军说：“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张学良要求大家誓守热河，雪“九·一八”之耻。汤玉麟亦指天划地发誓“矢志守土”。

同日，27名华北军将领由张学良领衔从承德发出通电：“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呼吁全国一致支援[天津《大公报》1933年2月19日。]。报纸一时广为宣传，人们曾以为热河从此有望。

根据日军既占榆关，图热益急的情况，北平军分会制订了热河防御计划。

其作战方针是：“华北军以捍卫疆土收复失地之目的，务需确保冀热，巩固平津，以为将来进出辽河流域之根据。集中主力于冀、热东部及平津、察南一带，对由河北沿海登陆及自热河方面侵入之敌，预期各个击破之，并乘机东进，向辽西平原转取攻势。”[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华北抗日战纪》第1卷第2章第3节。]

此时，华北军已编成8个军团和1个预备军团。其中直接担任热河防守任务的有第4军团万福鳞部所属第53军6个师，第5军团汤玉麟部所属第55军1个师，4个旅，第6军团张作相部所属第41军3个旅和第63军及挺进军等，共约8万人。对热防御作战的部署是：除以第1军团确保津塘、第2军团确保滦东、第3军团确保冀北、第7军团确保察东、第8军团及预备军团集中于北平附近外，在热河境内划凌南、凌源、平泉到承德的公路以南为第1集团军防区；以北为第2集团军防区。前者主要由万福鳞率第4军团6个师担任，后者由张作相、汤玉麟分别率第5、第6军团担任。海军以主力担任青岛以北海面警戒；航空队临时分配之。

（二）热河沦陷

日本政府为摆脱国联对其扩大侵略战争的束缚，于1933年2月20日决定了“退出国际联盟的方针。”[〔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81～82页。]

2月24日，当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日本认为对自己不利的“大会报告书”后，日本政府便于27日正式宣布退出国联。几乎在此同时，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热河的战争。

2月23日，日本领事上村向中国外交部面交备忘录，要求中国军队撤出热河，否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罗立干为日领事上村面交《节略》致蒋介石电，1933年2月23日，总统府机要档案。] 中国政府当即予以拒绝。

就在日本施展外交策略的同一天，日军第6、第8师等部及伪军数万人，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分三路开始向热河发动总攻：北路指向开鲁、赤峰；中路指向北票，朝阳；南路指向凌南、凌源，以夺取承德为主要作战目标。中国驻热河境内的军队也分三路应战。

开鲁——赤峰方向：日军第6师约万人在伪满军刘桂堂等部配合下，分别向开鲁至朝阳寺一线进犯，然后西取赤峰、全宁等地。中国守军以第5、第6军团共10个旅约5万人迎击日军。23日晨，日军逐次从集结地出发，向预定目标攻击前进。汤玉麟所部驻开鲁的崔兴武第7骑兵旅，刚一接战即向林东溃退（3月上旬投敌）。日军第6师及伪军各一部于24日占开鲁，26日占兴隆地和下洼。第6师主力亦于25～28日，先后到达兴隆地、下洼、朝阳寺集结待命。28日，日军第6师一部向赤峰攻击前进，3月1日抵达赤峰附近。2日拂晓，日军向赤峰发动进攻，孙殿英所部第117旅进行抵抗。战至次日深夜，该旅向化家沟门、猴头沟撤退，日军随即占领赤峰。第6师其他各部亦相继抵达赤峰。4日以后，分兵南进北上。6日占领粮捕府，10日占全宁（乌丹）和围场附近阵地。尔后，主力返回赤峰待命。

朝阳——承德方向：日军第8师及伪军丁强等部由义县向北票、朝阳、凌源方向进犯。中国守军第4、第5军团各一部共3个师、1个旅迎击日军。

日军第8师以步兵第4旅为先遣队于2月22日占领北票后，开始向朝阳进攻。

汤玉麟所部驻朝阳的第107旅，因原团长邵本良煽动旧部投日，以致稍战即退，日军于25日占领朝阳。3月1日，日军又以步兵第16旅为挺进队，分乘100多辆汽车从朝阳出发，沿着朝阳——凌源——平泉公路前进。当日下午，万福麟所部第130师于叶柏寿附近阻击日军。在日军猛烈攻击下，该部被迫向平泉撤退。2日，日军在迫击中占领凌源后，继续向平泉推进。第130师到平泉与第129师会合后，准备阻击日军前进。但由于万福麟的第4军团已全线动摇，该部也随之向喜峰口撤退。3日下午，日军一部乘汽车向承德追击。汤玉麟闻讯惊慌失措，假说去前线督战，征集大批汽车，满载财宝、鸦片，向天津租界输送。本人亦于4日晨率部离开承德，向滦平逃跑。当日11时50分，日军先头部队128人兵不血刃地侵占了承德。

绥中——凌源方向：日军混成第14旅，于2月27日进至热境白石嘴边门地区，并向驻守在沙帽山附近的万福麟部进攻。守军第119、第108师，利用有利地形进行抗击。战至28日10时，开始全线退却。日军主力继续向凌源方向进犯，3月2日进占凌源。然后转锋南下，一部沿凌源——冷口公路急进，另一部沿章营子——乾沟镇——界岭口前进。万福麟所部第116师在喇嘛洞以北高地与进攻日军进行激战后撤退。日军子3月4日和5日分别占领冷口和茶棚。6日，该部日军向喜峰口方向进攻，其占领冷口和界岭口的任务，由新参战的混成第33旅担任。

（三）张学良被迫下野

原来国民党政府曾吹嘘：“热河为北方屏障，且多天险，政府已有准备，至少可守三个月。”[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页。] 结果从日军开始攻热到承德失守，前后不过10余天，8万大军仓惶败走，19.21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死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放。蒋介石对日军进攻热河，虽然没有象“九·一八”那样下达不抵抗命令，还作过一些抵抗的表示，但那只不过是装演门面的。日本侵占东三省后，继续图谋热河已不是什么秘密。但蒋介石并未采取有力措施，只是把华北抗战的责任完全推给张学良。蒋介石不调“围剿”红军的几十万部队北上抗日，却乘机企图诱使两广军队参加内战，并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到广州游说未成。于是以两广部队不参加“剿共”为借口，只调了未参加“剿共”的3个师北上应付。

但在北上途中，热河已被日军完全占领。在日军进攻热河之际，蒋介石正在江西南昌指挥中央军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由此可见，热河沦陷，蒋介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诚如宋庆龄在热河失陷后所指出的：“对于这种卖国行为谁负责任？是蒋介石政府。为什么？这个政府用它的主要军队打中国的人民；它任用叛逆的将领，还坚决不肯撤换他们；并且它不肯武装人民，不肯组织义勇军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又说：“蒋介石政府所宣传的对日本的‘长期抵抗’，已经不能再遮掩他们的背叛、怯懦与不抵抗了。”[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6～57页。]

当然，热河省主席兼驻军司令汤玉麟和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对热河沦陷也有自己的责任。因此，受到谴责是理所当然的。

热河沦陷后，举国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及张学良。3月7日，南京政府监察院高一涵等6名委员，对失职者提出弹劾案。蒋介石为平息众怒，防火烧身，又把失地的责任完全推给张学良。张学良被迫于3月8日向国民党政府引咎辞职。3月9日，蒋介石借宋子文约张学良到保定车站蒋的专车上会晤。蒋安抚张学良，劝他辞职，待机再起。就这样，张学良便作了蒋介石的替罪羊，于11日正式通电下野。

12日，国民党政府发布准张学良辞职及派何应钦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命令。张学良于当日飞沪，所留东北军改编为4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别任军长，归北平军分会指挥。蒋介石既转嫁了热河弃守的主要责任，又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对东北军的直接控制。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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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三节 长城抗战及其失败

一、热河沦陷后的中日两军态势

在热河、河北之交的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罗文峪、马兰峪等隘口，是热河通往河北和平津的咽喉，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1933年2月10日，日本关东军在下达进攻热河的命令时，就要求所部不失时机地占领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罗文峪、马兰峪等长城主要隘口。同年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分兵向长城各口推进。参战兵力共有两个师、两个混成旅和飞行队等，共约8万人，另有伪满军数万人配合。其战斗序列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 武藤信义上将 参谋长 小矶国昭中将

第6 师师长 板本政右卫门中将

步兵第11 旅 旅长松田国三少将

步兵第36 旅 旅长高田美名少将

骑兵第4 旅旅长 茂木谦之助少将

师直属队

第8 师师长 西义一中将

步兵第4 旅旅长 铃木美通少将

步兵第16 旅旅长 川原侃少将

骑兵第3 旅旅长 饭田固真少将

师直属队

混成第33 旅旅长 中村馨少将

混成第14 旅旅长 服部兵次郎少将

关东军飞行队队长 牧野正迫上校

伪满军张海鹏、刘桂堂、李寿山、程国瑞、邵本良、丁强等部

日军侵犯长城的部署是：以第8师主力、混成第14旅、混成第33旅、骑兵第4旅，在伪军张海鹏等部配合下，分别由承德、凌源、绥中等地向古北口、喜峰口、义院口等处进犯。日军指挥官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至1933年3月上旬，各路日军已先后抵达长城各主要关口附近，与中国由热河退至宽城以南地区的第4军团、古北口地区的第6军团等部形成对峙。

何应钦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以黄绍竑为参谋长，秉承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沿长城线布防，企图阻止日军前进。为此调整了战斗序列和部署。至1933年3月15日，编成滦东长城战斗序列如下：

总司令：蒋介石 由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代理

第1军团 总指挥 于学忠

第51军军长 于学忠（兼）

步兵第111 师（董英斌）

第113 师（李振唐）

第114 师（陈贵群）

第118 师（杜绳武）

骑兵第1 师（张诚德）

炮6 旅

第2军团 总指挥 商震

第32军军长 商震（兼）

兵第84 师（高桂滋）

139 师（黄光华）

第141 师（高鸿文）

第143 师（李杏村）

骑兵第4 师（郭希鹏）

第57军军长 何柱国

步兵第109 师（何柱国）

第115 师（姚东藩）

第120 师（常经武）

骑3 师（王奇峰）

第3军团 总指挥 宋哲元

第29军军长 宋哲元（兼）

步兵第37 师（冯治安）

第38 师（张自忠）

暂2 师（刘汝明）

第40军军长 庞炳勋

步兵第39 师（庞炳勋）

骑5 师（李福和）

第4军团 总指挥 万福麟

第53军军长万福麟（兼）

步兵第106 师（沈克）

第108 师（杨正治）

第110 师（何立中）

第116 师（缨澄流）

第119 师（孙德荃）

第129师（周福成）

第130 师（朱鸿勋）

骑2 师（黄显声）

炮 7 旅

第6军团 总指挥 张作相

第63军军长 冯占海

步兵第91 师（3 个旅），该军为义勇军改编

第41军军长 孙殿英

步兵第117 旅（丁练庭）

第118 旅（刘月亭）

第119 旅（邢顶筹）

该军5 月中编为第9军团

第7军团 总指挥 傅作义

第59军军长 傅作义（兼） 步兵3 个旅

骑兵第1军军长 赵承绞 骑兵两个旅

第8军团 总指挥 杨杰

第17军军长 徐庭瑶

步兵第2 师（黄杰）

第25 师（关麟征）

第83 师（刘勘）

骑1 旅

第26军军长 萧之楚

步兵第44 师（萧之楚）

独4 旅

第67军军长 王以哲

第107 师（张政仿）

第112 师（张廷枢）

第117 师（翁照垣）

炮8 旅

5 月15 日后，第8军团撤销，第26军交第2军团，第67军交第4军团，第17军由军分会直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584～585页。]

以上合计7个军团，13个军（含骑兵军1），36个师（含骑兵师6），15个旅（含骑兵旅2，炮兵旅3），及各军师直属部队，共约25万人。

其部署是：

以第1军团于学忠部所属第51军防守天津、大沽及警备津浦铁路；

以第2军团商震部所属第32军、第57军担任滦河以东和冷口附近的防务；

以第4军团万福麟部所属第53军在原驻地整理，并以3个师协助第57军固守冷口以东长城要隘；

以第3军团宋哲元部所属第29军和第40军负责喜峰口、马兰峪方向之防御；

以第8军团杨杰部所属第17军、第26军和第67军，担任古北口方面作战；

以第6军团张作相部所属第41军和第7军团傅作义部所属第59军及骑兵第1军，担任察东的防务。[《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584～585页。]

原由退入热河的义勇军改编的第6军团第63军冯占海部大部被裁减和整编；原第5军团汤玉麟部于热河溃败后，残部退至察东沽源一带。

二、长城东段各口及其附近的鏖战（参见附图9、10）

热河弃守后，日军继续向长城东段各口及其附近的冀东和察东进犯，中国以地方军为主的华北部队对日军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抗。在历时80余天（1933年3月5日至5月25日）的奋战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长城东段各隘口的争夺战

第1阶段自3月5日开始，退至长城附近的东北部队在华北部队的支援下，于主要关口与进攻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直至3月底。

冷口、界岭口战斗

在冷口方向，担任防御任务的是第32军商震所部。商震派第139师到第一线作战，其余两个师和军部驻在远离长城线的开平。

1933年3月4日，日军混成第14旅先遣队侵入冷口。3月6日，第139师反攻并收复了冷口。接着该师调整部署，加强了冷口北部的防御阵地。3月19日以后，日军再次猛攻冷口北部139师阵地。该师与敌苦战，并不时组织反击。经过反复争夺，终将日军逐至口外10余公里的马道沟、肖家营子一带地区，并对峙至月底。

界岭口为第4军团第116师缪澄流部防地。1933年3月12日，日军混成第33旅由绥中进到界岭口附近后，即准备向界岭口进攻。

16日拂晓，日军开始攻击。守军第116师稍事抵抗后即后撤，日军迫至长城内郭家厂、石家沟一带，尔后退守界岭口。

17日，第116师组织反击，占领了界岭口两侧长城上的敌楼，并从正面迫近敌人。日军混成第33旅于24日拂晓复攻界岭口，守军再度后撤，日军又进到郭家厂和468高地一线，然后再退回长城沿线。此后，两军处于相持状态。

喜峰口、罗文峪战斗

喜峰口、罗文峪，系平东通往热东的交通孔道，群峰耸立，地形险要。

按照北平军分会的部署，第29军宋哲元部担任城岭子口，经董家口、喜峰口、罗文峪至马兰峪之线的防御任务。该部令第37师以三屯营为中心，防守城岭子至潘家口一线；令第38师以遵化为中心，防守龙井关至马兰峪一线；令暂编第2师由玉田向平安镇及东新庄镇集结待命。1933年3月9日下午，第29军先头部队刚到喜峰口，日军混成第14旅一部追击万福麟部至此，并占领了口门。第29军立即以一个团投入战斗，才暂时稳庄了口上的战局。

3月10日晨，第29军主力先后到达滦阳城（今迁西西北）。此时，防守喜峰口的万福麟部正在日军混成第14旅主力压迫下后撤。第29军立即接防喜峰口，并阻击进犯的日军。10至11日，第29军与进攻喜峰口两侧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战，几处高地，失而复得，来回拉锯，争夺激烈。由于该军士兵手持大刀与日军短兵相接，胶着成一团，使日军的飞机、人炮无法发挥作用。双方伤亡惨重。日军混成第14旅首次遇到劲敌，遂以一部确保喜峰口，主力则集中在长城北侧待机。

11日夜间，第29军决定乘日军疲惫之际，采取迂回夜袭战术打击敌人。

于是，令赵登禹旅长（带伤）率两个团为一路，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攻击喜峰口西侧高地之日军；令佟泽光旅长率另外两个团为另一路，从右翼经钦门关出董家口，绕攻敌左侧背，攻击喜峰口东侧高地之日军；令王治邦旅长担任正面防御，待左右两路打响后，即从正面出击。当夜，赵旅官兵身背大刀，在夜暗中踏雪前进。

12日拂晓，分别抵达北山土、三家子日军骑兵阵地和蔡家峪、白台子炮兵阵地。官兵们趁日军熟睡之机，手持大刀猛砍、猛杀，并将日军阵地的火饱和辎重、粮秣，炸毁、烧尽。驻老婆山日军闻讯后，立即赶来救援。于是双方在夜暗中混战。这时，从右翼出击的佟泽光旅赶来增援；担任正面策应任务的王治邦旅也开始猛攻喜峰口东北高地。在赵、佟二旅合击下，终于将日军击退。夜袭部队由原路胜利返回。此战毙伤日军六七百人，打死日军植田支队长，破坏野炮18门；29军亦伤亡副团长以下军官14人。日军受到这次打击后，暂时停止了对喜峰口附近的攻击。此后，除增调鲶江、嵯峨两支部队于18日黄昏攻击并占领潘家口外，主要是把守潘家口、喜峰口、铁门关、董家口等关口，与第29军对峙。

日军在喜峰口受挫后，急调第8师步兵第4旅和骑兵第3旅各一部，在部分伪军协同下，向罗文峪发动进攻，企图威胁第29军喜峰口阵地的左后方。防守该处的是第29军暂编第2师刘汝明部。3月16日拂晓，日军企图夺取罗文峪之三岔口高地，守军以一个团跑步绕出黄崖口，截击敌人，将其击退。

17日8时，日军在飞机和炮兵支援下，大举进攻罗文峪、山渣峪和沙宝峪。守军诱敌迫近，肉搏冲锋，战斗竟日，日军向鹰手营子退去。18日晨，日军再次猛攻上述阵地。守军依托城墙、碉楼，顽强抵抗。日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反复向守军冲击，战士们待日军接近时，抽出大刀，跃出阵地与敌肉搏，战至傍晚，将其击退。是夜，守军以一个团由沙室峪绕攻日军侧背；另一个团由左翼绕攻其后；正面守军也全线出击。战至天明，日军撤至梅花峪、古山子一带。至此，罗文峪北5公里内，已无敌踪。

喜峰口、罗文峪战斗，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振奋了全国的人心”，“大刀队的威名几乎把现代化的精良火器都掩盖了”。[《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页。] 日本报纸也评论说，日军这次失败丧尽了“皇军名誉”。[南京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古北口附近的战斗

古北口是由承德到北平最近的关口，为平北之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1933年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以第8师主力向占北口方向追击。

东北军王以哲部第107师，在古北口外的老虎山和黄土梁一带，与追击日军激战两昼夜后于3月9日撤至关内。王以哲急调第112师沿长城以北布防，并准备与中央军第17军共同防御占北口。此时尾追第107师的日军已进抵长城附近。第17军第25师关麟征部于3月10日4时抵达古北口。王以哲即令第112师防守占北口长城第1线；令第25师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并向前延伸，是为第2道防线。第25师受领任务后，即以第73旅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及龙儿峪阵地，并加紧构筑工事。

10日15时，第25师刚部署完毕，日军第8师一部即在炮火掩护下，作宽正面的试探性进攻，数小时后退回原线。第25师连夜调整部署，令第73旅加强龙儿峪之线，令第75旅（欠一个团）集结于古北口东北地域，准备迎击日军的大规模进攻。

l1日拂晓，日军第8师主力，在炮兵火力掩护下，开始向守军发起进攻。

防守古北口正面的第112师未尽力抵抗即放弃了第1线阵地，日军迅速占领古北关口，并乘胜向守军第25师右翼龙几峪阵地包围攻击。驻守该地的第 73旅伤亡严重，联络中断。师长关鳞征指挥第75旅主力驰援该团，将敌击退，并恢复了联系。

12日晨5时许，日军在飞机和火炮支援下，对守军阵地再次发起攻击。主力指向龙儿峪阵地，并以大部兵力向右翼延伸包围，战况更为激烈。战至15时，守军大部不支，被迫后撤。12日夜，撤下的第25师部队重新整理后，在南天门及其左右占领阵地。13日，第17军令第25师撤至密云整补，其防务由第2师接替。日军占领古北口后，未再进行追击。

长城抗战第一阶段20多天的作战，不仅给目空一切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而且鼓舞了中国的士气、民心。但由于此时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重于抗日。他们把长城抗战不过只是当作应付舆论，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到3月底，不仅未采取发展胜利的措施，相反，经蒋汪南京会商后，开始筹划对日谈判，导致长城战局向不利方面转化。

（二）长城东段南侧的作战

1933年3月底至5月初为战役第2阶段。日军进攻长城受阻后，改取侧后包抄战术。在长城东段南侧的滦东和南天门交替发动进攻，威胁中国守军的侧背。同时，配合板垣征四郎在平津地区的策反工作。

3月27日，日本关东军发布第491号命令，决定“军主力重新转向积极作战”，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3页。]。

其部署：

令第6师主力向冷口附近守军第32军商震部进攻；

令独立守备队之岩田支队进攻石门寨附近之第57军何柱国部；

令混成第33旅向界岭口第53军杨正治部攻击；

令第8师一部佯攻古北口和喜峰口；

令关东军飞行队协助上述作战。

3月31日晨4时，日军砂田部队和岩田支队在伪靖安军的配合下，由九门口、义院口向石门寨进犯。4月1日，日军占领石门寨。守军何柱国部退守海阳、秦皇岛。4月6日，何应钦调第67军王以哲部由平北东进，支援滦东国民党军作战。4月9日，日军第6师主力在混成第14、第33旅各一部配合下，连续猛攻冷口。

至11日，商震部防线被突破，全军退至滦河右岸，日军占领建昌营和迁安。

由于冷口失陷，冷口两侧的中国守军腹背受到威胁，被迫后撤。4月11日～14日，在日军分路猛烈进攻下，驻守界岭口之第53军杨正治部和驻守喜峰口的宋哲元部，以及何柱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先后奉命向滦西撤退。日军跟踪追击，至17日，全部占领了滦东地区。

日军越过长城，占领滦东，威胁开滦煤矿，英国曾向日本提出警告。日本天皇唯恐越过长城线引起国际纠纷，于4月19日责成参谋副总长真崎甚三郎令关东军撤出滦东。4月20日，关东军密令第6师于21日前逐次从滦东撤回长城线，但仍“要保持威胁华北反抗势力的态势”。[〔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页。]

日军入侵滦东的目的除了迂回中国守军侧背，突破长城线外，就是策应华北的“谋略”工作。

早在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时，沈阳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即奉东京参谋部密令，担任华北策动国民党政府内变的工作。板垣奉命到天津后，立即组织了特务机关，直接受东京参谋部指挥。在热河、长城抗战期间，板垣曾先后策动段棋瑞、吴佩孚和孙传芳等老军阀，都未得手。最后才选定了早年任过湖南督军的张敬尧以及郝鹏举、石友三等人。张特别受到板垣的赏识，并得到银元30万。

4月18日，板垣密电关东军称：张敬尧准备4月21日在北平起事，请关东军加紧向南进攻，以策应张之内变。就在日本军方大喊大叫从滦东撤军表示不再越过长城线的同时，关东军为配合板垣的策反行动，命令第8师采取一切手段“对古北口以南地区之敌进行攻击”。[〔日〕参谋部：《清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页。]

4月20日夜，日军第8师攻占了甫天门左侧制高点八道楼子。中国守军第2师曾组织几次反攻，均未奏效。 23日至25日，日军利用八道楼子瞰制的有利条件，以陆空协同向南天门阵地中央据点421高地数次发动猛攻，均被第2师击退。由于连日苦战，第2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83师接替。26日拂晓，日军在飞机、火炮支援下，继续向421主阵地猛攻。第83师战至下午，因伤亡过大，遂将该主阵地放弃。

28日5时，日军乘势再向南天门右侧高地进攻。第83师激战竟日后，即奉命向新开岭转移，南天门乃被日军完全占领。为策应古北口之战，中国方面曾以北上的中央军第26军萧之楚部（由第44师扩编而成），于4月27日向兴隆出击，后因新开岭战斗告急而撤出。与此同时，日军还纠集伪军刘桂堂、李寿山、崔兴武等部万余人，进犯察东多伦。守军骑兵第1军赵承缓部被迫于4月28日退往沽源。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甚为消极。3月24日，蒋介石在北平对华北高级将领说：“只能以现有的兵力，尽力抵抗，调兵增援是无法办到的。”[《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页。]

随后，他在南昌“剿共”总部的一次讲演中又说：“如果我们以现在所有的部队，统统加到长城一带阵线上去求决战，这一决战下来，当然是我们失败！”[蒋介石在南昌“剿共”总部的讲演，1933年4月12日。] 为拒绝增兵长城制造理论根据。

4月上、中旬，第17军在古北口以南与日军对峙期间，各师曾自发组织别动队，迂回敌后袭击敌人。何应钦得知后，竟责备了有关师长。

4月26日，何应钦召开北平军分会会议，讨论滦东日军撤走后的防务，决定“不轻易推进”，并决定整饬河北省境内的义勇军，实际上是要取消义勇军，限制人民的抗日活动。

4月下旬，板垣征四郎向东京总部上报张敬尧准备于4月21日发难后，又相继上报了张作相定于4月26～27日联络滦东的东北军起事，张廷枢、孙殿英、冯占海等，也将在几天内行动。可是时过半月，板垣的计划都落了空，不久张敬尧也被人暗杀了。东京参谋部和关东军看到板垣策反无望，决定再次扩大战事。

（三）长城以南冀东的作战

战役第3阶段起于1933年5月上旬，止于当月25日。

5月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东京与参谋部、陆军省制定了沿长城作战，“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动为从”的关内作战方案，经天皇批准后带回长春。据此，关东军司令官于5月3日下达入侵关内的作战命令，决定给中国守军以所谓“致命打击，挫折其挑战意志”。[〔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第1982年版，第102～103页。]

令第8师继续在西线实行攻击，直至石匣镇附近，特别要“尽力消灭中央军”；

令第6师以一部占领永平（卢龙）、迁安一带，控制滦东，以主力向迁安以北地区进攻；

令第14师和独立守备队各抽一部兵力组成一个支队加强第6师；

令混成第14旅攻击当面中国守军；

令关东军飞行队协助以上作战。

5月6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方案》提出：这次用兵的目的是继续使用武力，压迫华北当局屈服或造成华北军队的分裂。至于夺取平津的事，应该继续让天津特务机关去进行“内部策动”。假如内变不能如期得手，关东军应在有利条件和时机下，从速和中国当局订立一个停战协定。[〔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14～515页。]

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日军第6、第8师于5月上旬再次越过长城从东、西两线向关内冀东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5月7日，东线日军第6师所属各部，分别从山海关、石门寨、抬头营、建昌营等地出发，在飞机、坦克、火炮掩护下，分数路向4月下旬日军撤出滦东后返回该地区的中国守军发动攻击：一路沿平榆公路西攻抚宁；一路由界岭口附近向五达营前进；一路由建昌营直扑迁安。

中国守军对日军的总攻，缺乏充分准备和有力措施。

5月9日，日军凭借优势火力，占领了抚宁、迁安、卢龙等地，然后集结于建昌营、吴庄附近地区，准备渡过滦河西进。中国守军何柱国、王以哲部西撤，滦东再次失陷。5月12日，日军第6师及混成第14旅分别渡过滦河后，即以主力向丰润追击；以一部向遵化前进；以伪军5000人攻滦县。

13日，第4军团总指挥万福麟令何柱国、王以哲部向唐山、丰润以西之线撤退。日军跟踪追击。15日，何应钦令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部撤至宁河、宝抵一线；宋哲元部撤至三河、平谷以东地区。

当日，日军得到中国守军向西撤退的情报后，即令第8师“不要迟疑，继续攻击”；令第6师占领丰润、遵化后，迫使中国守军西退。17日，日军又决定“扫荡”密云、平谷、蓟运河以东的中国军队。由于中国守军节节撤退，进攻滦西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地。至22日，日军相继占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日军第6师全部推进到蓟运河一线。

当日军第6师在滦东、滦西对中国守军发动进攻的同时，在西线的日军第8师主力亦于5月10日向新开岭地区的中国守军第17军发动攻击。该军第83师和第2师轮番与日军激战。至13日，第17军奉命经密云向怀柔和顺义以西之线撤退。日军尾追其后，于19日占领密云城。正当日军向怀柔、顺义追击的时候，中国守军第59军傅作义部，由昌平侧击怀柔、顺义两地区的日军未果，乃退守该两县以北地区。

日军为了以更苛刻的条件逼迫北平当局与之缔结城下之盟，于5月20日决定加紧追击中国守军。

22日，中国守军奉命退至平津城郊组织防御。至23、24日，日军第6、第8师各一部突破三河、宁河防线，陷香河、怀柔、宁河后，进逼通县、顺义，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北平城内一片混乱。华北军事当局也准备南逃保定。

此时，日本政府认为停战的有利时机已到，遂提出举行谈判，国民党政府心甘展辱妥协，接受日方条件，于5月25日开始停战，两军对峙于平津与平榆大道之间。

据日本参谋部统计：连同热河作战在内共死伤日军2400人。[关东军参谋本部作战机密日志，关东军作命令第473号。] 其中关内作战死163人，伤838人。[〔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115页。]

三、长城抗战的影响与教训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战斗，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自己也作出了重大牺牲。据第17、第29、第32、第53、第67五个军的统计，伤亡就达18325人。[国民党军史研究编纂会编：《抗战胜利40周年论文集》（上），台北1986年版，第565页。]

长城抗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在全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长城抗战前段的一些胜利说明，中国爱国军队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下，为民族解放而表现出来的抗战热情和抵御能力不可轻视。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武器远不如日军。如第29军开往前线1.5万人，所携武器中汉阳造步枪和毛瑟枪各占1/3，还有一些是土造枪，步枪没有刺刀，士兵背的是大刀，全军仅有野炮、山炮10几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但他们敢以劣势武器同日军搏斗，以“夜战近战策略，使敌之大炮（及）一切武器无所逞其能”，[宋哲元招待报界报告克敌详情演词，1933年3月20日。]终于取得了胜利，给不可一世的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

1933年3月19日天津《益世报》评论说：“在此以前，许多领袖们，文的领袖们，武的领袖们，都要我们相信，中国目前要想反对日本，恢复失地，是件绝对不可能的事。喜峰口一般英雄，又证明这个不可能实为可能。……喜峰口几次胜仗，又证明收复失地，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是肯不肯做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科学器械的问题，是有没有忠勇的问题。”北平《世界日报》在3月22日的社评中也指出喜峰口之战说明：“中国陆军之战斗力，中国民族之自卫力，于十九路军之后，又得到新的有力证明。”

长城抗战最后失败并非偶然。热河失陷、长城危急，全国上下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些应付措施，但他并没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的总方针。所以，当日军进攻长城受挫后，他不是乘势收复失地，而是散布“调兵增援无法办到”，全力抗战“当然我们失败”的论调，迫不及待地与汪精卫密商，作出对内加紧“剿共”，对日谋求停战的决策；并且匆匆跑到江西指挥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对红军诬称）”，“剿共”第一，抗日第二，谁“再以北上抗日请命”，就“立斩无赦”；对长城苦战的官兵则给以打击。4月下旬，第17军还在南天门与日军苦战，蒋介石却密电何应钦：“连日苦战不停，……殊属不宜，似应相当隔离，俾便得暂整理。”[蒋介石致黄绍坎何应钦密电，1933年5月6日。] 随后，何应钦下令南天门守军撤至九松山一带。

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条不抵抗路线，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

长城抗战的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她有抵御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不仅广大人民群众，就连国民党内也有许多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不借抛头颅，洒热血，这是能够战胜强敌的力量所在。但是人民群众和国民党爱国军队的抗日热情和行动，却受到国民党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扼杀。蒋介石集团所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不改变，抗日救国、不丧失领土主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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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四节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一、国民党政府屈辱求和

早在日军向长城东段各口进攻初期，蒋介石为了集中全力实现“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计划，就开始同汪精卫密谋与日妥协。4月11日，正当日军大举进犯滦东之际，蒋介石就想通过调停实现停战，拟委任在上海的前外交部长、老亲日派黄郛主持华北政务，特电邀黄到南昌晤谈。黄于18日复电说：考虑结果，委实不能轻决，但平津存亡，间不容发。

19日，黄郛、张群、陈仪在上海与日本陆军助理武官根本博开始接触。

与此相呼应，何应钦也在北平约请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往访英国驻华公使兰浦森，希望英、美出面调停。兰浦森以“一·二八”调停曾引起中国人“误解”为由，主张谨慎从事。后何应钦请示蒋介石、汪精卫。汪复电表示：感激各国调停上海抗战；同意谈判只限于军事，不涉及东三省等政治问题；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为中国官方代表。[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电，1933年4月22日。]

兰浦森把这些意见报告伦敦，又告美驻华公使詹森转报华盛顿，并与日本驻华代办中山详一会谈。4月26日，刘崇杰在北平会晤英使兰浦森，指望友邦自动出来调停。兰答：各国劝阻日军行动一事，目前恐怕很难办到。[刘崇杰致罗文于电，1933年4月25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

5月13日，刘崇杰由北平上电蒋介石，谈及英、美和国联对日军威胁平津，均持消极态度。[刘崇杰致蒋介石电，1933年5月13日，引自蒋介石致黄郛电，1933年5月15日。] 尽管如此，南京政府仍不死心。

5月21日，刘崇杰又去拜会英使兰浦森，再次希望他出来调停。兰浦森要求中国把停战办法用书面提出来，再电伦敦向东京军部商洽，结果又落了空。

指望第三国调停不成，蒋汪便抛弃所谓“不与日本直接谈判”的誓言，乘日军滦东撤兵之机，暗中密谋与日本直接谈判。在4月19日黄郭与日本武官根本博初步接触的基础上，军政部次长陈仪于4月27日向根本博转达了何应钦关于中日停战谈判的意见。根本博暗示滦东撤军是中国商请停战的好机会，并提出只要中国军队解除对兴隆日军的包围，并从南天门撤至开平、玉田、顺义一线，停战就有希望。

29日，何应钦通过陈仪答复根本博：可以进行停战接洽，并同意日方提出的条件。但关东军却电告根本博说：南天门是日军战斗所得，不能作为停战条件。如果中国军队能够自动撤至密云、平谷、玉田、滦河右岸，日军可以缓和攻势。日军得寸进尺，给接洽造成了新的障碍。

此时，已在华北窥视许久的天津特务机关头目板垣征四郎和驻北平陆军助理武官永津佐比重，看清了南京政府的致命弱点，乃坚决反对停战。板垣于4月30日以抗议的口吻致电关东军司令部称：现在风传日本将与国民政府妥协，以致反中央的活动受到极大影响。5月2日，永津密电关东军说：华北中国军队派别分歧，军心不稳。只要全力攻下密云，并派飞机到北平、通州一带示威，中国军队就会被迫撤退。关东军接到报告后，决定接受永津条陈，并请东京参谋部修改行动计划。东京参谋部于5月6日命令关东军在长城地区对中国军队反复进行彻底打击，造成华北当局“实质性的屈服或分裂”。[〔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享变》，美铃书房，1964年东京版，第515页。] 随即开始了关东军对中国关内新的侵略行动。

正当永津、板垣阻止停战谈判，日军准备进犯关内时，汪精卫和黄郭到南昌行营与蒋介石密商，决定5月3日设置以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打破谈判僵局。由于黄郛在上海与东京方面派来的人进行了秘密接洽，得知日本欢迎他出面办理华北交涉的底蕴，因而欣然受命。5月6日，日武官根本博在上海晤见黄郛。以华军在“前线仍时有局部之挑战行动”为借口，向黄示意“关东军决心再次出击”。黄即电陈仪称：“前线步骤参差，致因局部而牵涉全线，引敌并进，将无止境。”瞩陈密告汪精卫“严密注意，妥为纠正”。[黄郛致陈仪电，1933年5月6日。]

5月7日，黄郛与根本博会晤，探询关东军的真意。5月11日，何应钦、黄绍竑密电汪精卫，要求由黄郛或陈仪与日方商谈，“在双方默契之下，以整理战线为言，指定某一战线为双方同时撤退地区。”

同时密电黄郛，要求其在上海与日方接洽，“寻得和平途径”。[何应钦、黄绍竑致汪精卫电，何应钦致黄郛电，1933年5月11日。]

5月12日，黄郭再次询问根本博：如中国军队愿意：自新开岭撤退到密云，日军是否不再追击？关东军电告根本博说：决无进至平津之意，但务盼华军能撤至日军守备区域炮程不及之地点为要。同日，黄郛电何应钦等，报告连日在沪与日方接洽情形，推测日军必进至密云，建议“大胆下一决心，用极速度撤至密云后方约二十里炮程不及之地如牛栏山一带从事整理”，则“对外之运用较为便利”。“若能就近再与永津接洽，更可不失时机”。[黄郛复张群、何应钦、黄绍竑电，1933年5月12日。]

5月14日，黄郛第三次面见根本博，转告何应钦同意18日前将部队撤至密云、平谷、玉田、蓟县、唐山一线，井要日方保证停止进逼。黄郛在上海与日达成口头妥协后，于5月15日从上海到南京，准备北上与日方正式会谈。

在黄郛北上途中，何应钦根据黄郛12日的建议，于15、16两日指派参谋本部厅长熊斌在北平连续三次与永津武官晤谈。第一次，熊斌表示中国可退至顺义，但不撤出密云；第二次，永津要中国军队撤至芦台、宝抵；第三次，熊斌让步，表示同意永津的要求，只是希望日军不要追击。永津看破中国军心不稳，立刻电告关东军迅速攻取密云等县，施加更大的压力。当黄郛抵达北平时，日军连连得手，已不满足于在上海的谈判要求，准备提出更苛刻的停战条件。

5月17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停战善后处理方案》，提出了“利用华北方面的战局正有利进展的状况，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提议停战”的方针，规定了停战谈判的条件、地点和对手等项。[〔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16页。]

18日，又下达了《指导华北方面停战要领》，指定关东军为签订停战协定的当事人；令永津在失东军指导下担任接洽停战的任务；并对日军追击范围和中国军队撤退线作了规定。日军为了造成有利的谈判形势，逼迫国民党政府求和，乃加紧向中国守军进攻。21日陷香河，其前锋已到离北平东面通县只有7公里的地方，北平危急。是日午夜，汪精卫致电北平当局，表示“我军应付方案，政府实难遥制”，授权何应钦、黄绍竑、黄郭“便宜处置”。[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电，1933年5月21日。]

据此，何应钦准备经良乡南逃保定。黄郛也打算随何南下。其实，当时日军也看到自己的“军事行动已经到达极限”，“较中国军队远为劣势的关东军，战斗力殆已用尽，因此，必须乘胜于最短时间内导致停战。唯恐中国军队以反击的余裕。”[〔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337页。] 而且，作战目的已经达到。

5月22日，武藤根据东京的指示电告永津武官，令他接洽停战。其停战条件为：

（一）中国军队从速撤至延庆、顺义、室抵、宁河、芦台线之西、之南，此后不得越线前进。

（二）中国军队照线退却，日军不迫击。

（三）日方如确认第一项实行后，自动撤退到长城线。并嘱咐永津不必坚持中国派军使阵前求和。

5月22日晚11时，日本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约黄郛到丁香胡同藤原宿舍会谈。正面对危急局势一筹莫展的黄郛，立即携其秘书李择一前往与永津会谈。至次晨4时半，黄郛完全接受了日方所开列的四项条件和三步停战办法。永津提出的四项条件比武藤提出的三项条款更为苛刻，增加了“今后不准有一切之挑战行为”及阵前求和等内容。三步办法是：

（一）中国派军使到密云日军司令部申请停战；

（二）签订停战备忘录；

（三）正式签订停战协定。

这些条件和办法显然是对中国不利，特别是“申请”停战就意味着请降。但国民党政府为了停战，已顾不上这些。

23日，何应钦、黄绍竑、张群决定按照日方要求，先派军分会参谋徐燕谋（徐祖诒）前往密云接洽停战。同时将日方条件电告蒋介石和汪精卫。汪精卫立即回电称：“弟决同负责，请坚决进行为要。”[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黄郛电，1933年5月23日。]

24日，蒋介石回电说：“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唯停战而形诸文字，总以为不妥。”[蒋介石致何应钦、黄绍竑、黄郛电，1933年5月24日。] 同日，南京国防会议也决定：“与对方商洽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为军事协定，不涉政治，其条件须经中央核准”。汪精卫将此决定电告何、黄（郛），并说明“此为中央自负责任。”[汪精卫致何应钦、黄郛电，1933年5月24日。]

二、缔结塘沽城下之盟

5月25日，按照日方提出的三步屈辱停战办法，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日本关东军第8师司令部请求停战，即所谓“阵前求和”。

日军第8师师长西义一让徐燕谋签订请求停战的所谓《觉书》（即备忘录）。

《觉书》列出5条：

（一）对于徐燕谋的停战申请受诺之。

（二）贵军应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以西、以南之线，此后不再越该线，亦不得有挑战之行为。

（三）日军为认识对方诚意，得随时派遣飞机及必要人员，视察中国军之撤退情况，中国应予以保护及便利。

（四）上列各款确立后，由关东军司令与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各派全权代表在北宁路某一地点会合，提出正式委任状，经相互承认后订立停战协定。

（五）迄至成文协定成立，以中国军不挑战为限，日本军不向中国军撤退线追击。[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649～650页。]

对上述条款，徐燕谋仅对第三项提出异议，认为含有侮辱之意。日方只是答应另立“觉书”时，将“派遣人员”改为“用其他方法”了事，显然原意未变。徐燕谋在这份文件上签字后，于当日返回北平。

何应钦、黄郛、黄绍竑根据徐燕谋的报告，决定派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临时以北平军分会总参议衔，为正式谈判代表；同时让黄绍坎赴庐山向蒋介石作报告。5月28日，何应钦、黄郛电告汪精卫说：已派熊斌担任停战协议代表，准备30日在塘沽开始谈判。

29日，汪精卫复电表示支持，并说：“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两兄为难。”[汪精卫致何应钦、黄郛电，1933年5月29日。] 29日晚，黄绍竑抵庐山，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孙科等人详细说明一切。

3O 日，蒋介石电告何应钦、黄郛：“季宽（黄绍竑）兄昨夜复赶到牯岭，面报兄等之孤诣苦心，众意均已谅解。”[蒋介石致何应钦、黄郛电，1933年5月30日。] 同日，何应钦、黄郛电蒋介石，告以经与日方交换意见的协定内容，蒋当即复电表示“欣慰”，指示何、黄“照常办理，放手进行”。汪精卫亦连发三电致何、黄，表示支持。

5月30日，中、日双方代表到塘沽举行停战谈判。

中方首席代表为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代表有：铁道部政务次长钱宗泽、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燕谋、军分会顾问雷寿荣、李择一及华北第一军团参谋处长张熙光；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代表有：关东军参谋喜多诚一、炮兵参谋远藤三郎、步兵参谋藤本铁雄、师参谋河野悦次郎、骑兵参谋冈部英一、公使馆武官永津佐比重。当日16时举行预备会议，双方交换全权证书，约定次日上午举行正式会谈。

31日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日方首席代表冈村宁次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在一个半小时内（即11时前）作允诺与否的答复。中方首席代表熊斌阅读草案后，提出书面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内容有四点：

（一）为恢复远东和平，改善中、日两国之关系，商讨停战协定，互以至诚相晤，互相谅解，共同排除前途之障碍，冀能达成所共同之目的。

（二）中国军队已退回约定之线，再向后撤以表示中国军之诚意，今后在尽可能之范围内，互相避免中、日双方之冲突。

（三）希望贵国军了解上述事实。为表示诚意起见，尽早恢复战区之原状，以奠定和平之基础。

（四）贵国军基于以上之了解，敝军以后在该区域内，如发现妨碍治安之武装组织，必须由中国军予以处理时，希望贵军勿因此而起误会。[张篷舟：《近五十年的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150页。]

冈村竟然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

双方相持到10时50分，离日方要求的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时，中国代表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这个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的全文是：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于昭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密云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正式接受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停战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缔结左列之停战协定：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与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乾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以此为证据，两代表应行记名盖印。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中国方面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

日本方面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940～941页。]

31日14时，中、日代表继续开会，讨论熊斌上午所提之《意见书》。

冈村表示“断难照办”，喜多表示反对。中方代表费尽口舌，日方始同意增加一个备忘录作为附件，内容是：“万一撤兵地域，有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发生，而以警察力不能镇压之时，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941页。]

另外，日方向中方口头表示希望四项：

（一）丰宁西南面之骑兵第2师，望即撤去；

（二）平、津附近之40个师，望即调往南方；

（三）白河附近堑壕及其他军事设备，望即撤去；

（四）彻底取缔排日。[《中日塘沽会谈记录》，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

熊斌口头允诺前三项，第四项允代转达。

当晚，中国代表返北平向何应钦、黄郛报告。

签订《塘沽协定》后，国民党政府急急忙忙出来进行辩解。熊斌发表书面谈话，强调停战协定“完全属于军事范围”，但对双方达成的4项口头协议，特别是“彻底取缔”排日的政治要求，却秘而不宣。汪槽卫于协定签字当天由庐山返回南京，发表谈话称：“河北停战谈判，限于军事，不涉政治”，否认塘沽协定丧失华北许多主权的事实；胡说军事失败是由于现有国力不够，士兵虽能“悲壮惨烈”，但抵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失败乃必然”。[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656页。]

汪精卫的书面谈话发表后，国民党中央控制的报纸都以此腔调为《塘沽协定》唱赞歌。6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2次临时会议，通过议案追认《塘沽协定》。6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美化《塘沽协定》说：“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115页。]

三、国内外舆论抨击《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是继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卖国条约。

即使从字面上看，协定通篇充满战胜者对于战败者之气势和口吻，诸如“挑战”、“扰乱”、“施行视察”、“不再追击”等词语，显然都是对中国人民的肆意侮辱，是中华民族所不能容忍的。而就其实际内容来讲，则更具有损害中国主权的险恶用心。

例如：第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从此条规定之线撤退后，“不得超过该线前进”，这就等于说中国永远不能越过该线，收复热河和东北三省失地；第二条规定，日本“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视察”中国军队撤退以后的情形，这就可以作为日军今后随意越过该线，进攻华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借口；第三条“规定日军回到大致长城线”，这就表明，既承认了日军强占热河的事实，又承认了长城线为伪“满洲国”的国界，并为日军屯驻、出入长城各口埋下了伏笔；第四条规定要在长城以南非武装区内任用亲日警察，这就意味着日本对该区的实际占领，中国不能在非武装区驻军。

凡此种种表明：协定虽然没有承认伪满洲国、划长城为界和涉及政治问题的词句，但实质上长城变成了新的政治分界线，非武装区变成了丧失主权区，使日军达到了划长城为界，并在长城以南建立新控制区的目的，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至于达成的四项口头密约，更证明南京政府对主权的出卖。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外交官“均欣欣然”，喜形于色，也就不足为怪了！

《塘沽协定》的签订，遭到举国一致的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6月1日和10日，两次发表谴责宣言。宣布绝不承认《塘沽协定》，号召全国民众起来，以罢工、罢课、罢市、示威和组织自己的队伍，来反对与阻止《协定》任何一条的执行。[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117页。]

6月1日，福州市各界举行游行大示威，反对南京当局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

印尼雅加达华侨也致电汪精卫说：“公等可下野，亡国协定万不承认。”不仅如此，即使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要员和高级将领亦对协定持反对态度。

5月25、28日，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冯玉祥等分别通电反对妥协。指出：“我与暴日不共戴天，妥协苟成，无异圈牢待牢，等一死耳”。[蒋光鼐、蔡廷锴反对与日妥协通电，1933年5月25日。] “目下平津被围，察绥危殆，此时言和，等于投降”。[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5月31日，国民党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钩、郭泰祺、施肇基致电外交部，指出即使签订停战协定，日军以我“不能遵守”，随时可以进攻，“结果平、津仍不能保”。

6月2日，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在致国联等的电报中指出：停战协定“必须反对，……实际上已无异于投降条约”，“果予实行，必为今后流血之总因”。[西南政务委员会力反对停战协定致国联、九国公约签字国及苏联政府电，1933年6月2日。]

社会舆论也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大公报》于6月1日发表《中日停战协定痛言》社评。在揭露了《塘沽协定》丧权辱国的性质之后，对国民党政府沉痛进言：“吾人以为政府与国民，时至今日，尽可不必讳言屈辱，勿再饰词自欺，而当痛快承认失败，并求如何利用此次惨酷之教训，以谋求国家民族之复兴，”同日，《国闻周报》在《停战与华北前途》的署名文章中指出：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杀的抗日官兵值得后人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是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这是公正的历史结论。

战后许多外国学者对《塘沽协定》亦持批判态度。

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近代史》一书中评论说：“协定中承认满洲的既成事实，在长城线以南的河北省东北部设立广大的非武装地区，对中国来讲，是卖国的协定。”[［日〕井上清、铃木正四著：《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76页。]

美国记者戴维·贝尔加米尼认为：“根据协定的规定，热河事实上割让给日本，更可耻的是把长城以甫以山海关、北京、天津为三角顶的5000平方英里人口稠密的三角地带划为‘非军事区’。在这个地区内，中国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办理民政的苦差事；而日本人则享有一切权利，但不担负任何义务和责任。”[〔美〕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文版，第699页。]

美国女学者多罗西·博格在30年后重提这段史实，引用毕逊的话说，此协定等于授给了“日本以后侵略华北的特许状。”[〔美〕多罗西·博格：11933～1938年的美国与远东危机》，马萨诸塞州剑桥，1964年版，第37页。]

《塘沽协定》签订以后，中、日双方还于7月上旬和11月上旬，先后分别就非武装区处理、铁路通车和停战善后事宜等问题在大连和北平举行了会谈。结果又是日方拿出方案强加于中方，中方只好忍气吞声接受，最后达成了《停战协定善后处理会谈》。这个《善后处理会谈》，实际上是《塘沽协定》的继续与发展，它进一步暴露了日本攫取华北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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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五节 察哈尔抗战和福建事变

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国民党中的爱国之士不满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的甚至主张放弃反共立场，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冯玉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一）抗日同盟军的酝酿

1930年10月，冯玉洋讨蒋失败后，便到山西汾阳峪道河村隐居读书，准备东山再起。通过一段学习，冯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共产党增加了好感，希望听听共产党人关于救国救民的意见。“九·一八”事变前夕，冯玉祥与中共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随后，中共派肖明到峪道河面晤冯玉祥，商讨中国革命有关问题。冯玉洋表示愿在中共帮助与合作下，举旗抗日。冯还同意在他保存下来的骨干力量——汾阳军校中发展共产党员，因此共产党人便成了该校的核心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在政治上谋出路的愿望，毅然前往京、沪等地。他一方面向全国各界呼吁抗日，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冯玉祥复孔祥熙并告全国国民之梗电，1931年9月23日，《马电诠释》。] 另一方面，又在国民党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军事委员会和“国难会议”上，连续提出许多救国提案。但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多方阻挠下，这些提案均成泡影。冯玉祥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郁抑不申，于3月24日前往泰山重新隐居。

冯玉祥由山西迁居泰山后，继续加强同两广方面、冯的旧部及共产党的联系，进一步学习进步著作，探寻抗日救国之路。1932年秋，中共北方组织通过王梓木等人，劝说冯要以实际行动发动民众抗日。这时，适逢冯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察省地处抗日前线，又是过去西北军活动的地盘，冯玉祥决心在宋的掩护下，开展抗日活动。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宋哲元等相迎于几十里之外。11月，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赴张家口与冯玉样交换组织抗日力量的意见，冯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帮助筹组抗日大计。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热河、华北局势急剧恶化，察哈尔省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冯玉祥决心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组织抗日同盟军，相机发动察省抗战。

此时，中共在冀、察沿平绥铁路线的各县建立了基层组织。在一些学校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华北的国民党军特别是西北军中，党的工作也有相当基础。中共党员张克侠、韩麟符、席传忠、赵彦卿等，长期在原西北军工作，对推动这些部队抗日，作了艰苦的努力。冯玉祥到张家口后，中共北方组织应冯玉祥之邀，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先后派张慕陶（张金刃）、武止戈（胡之康）、吴化之（吴畸、吴大龙）、张存实（张振亚）、宣侠父（南京政府高级军事参议身份）、许权中等到张家口，负责领导推动抗日同盟军的工作。

1933年5月，中共河北省委为加强抗日同盟军的组织发动工作，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具体领导张家口地区和同盟军中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北方组织还从陕西、北平等地抽调许多党的干部如谢子长、刘仁、闫红彦等到同盟军中工作。这一时期，大约有300名共产党员协助冯玉祥筹建抗日同盟军：有的负责起草抗日同盟军纲领等文件；有的负责联络党所影响的武装力量向张家口集中；有的经外蒙赵苏，试图取得苏联援助；有的帮助冯召集旧部和组织抗日武装。

冯玉祥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援，于1933年1月7日致电两广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呼吁：“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指出：“惟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不能有所成就”，“应互相提携之”。[冯玉祥致邹鲁等要求共同抵抗暴日电，1933年1月7日。]

随后，又请徐谦往访胡汉民、李济深，说明冯不顾蒋介石的压制，决心依靠各方支援，特别是西南方面的支援，以便发动民众和旧部抗日。3月21日，再派高兴亚去平、津拜见朱庆澜，请予经济上的帮助，联络吉鸿昌、石友三举义，找苏联驻天津总领事支援。

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遭到了蒋介石的阻拦，蒋企图用劝导和诱骗的方法，使冯离开察哈尔。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电请冯玉祥去南京。冯复电以“近感风寒”予以拒绝，并提出12项抗日救国主张，作为最后的呼吁。[冯玉祥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1933年1月25日。]

随后，蒋介石又派王法勤等赴张家口敦促冯进京，并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不为所动，表示：“蒋介石如决心抗日，当然可以合作，根本谈不到作官问题。”并说：“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之可能。”[《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4页。]

3月上旬，蒋介石再派黄少谷到张家口，促其速往南京。冯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人不应南下，蒋及中央委员皆应北上，现寇已深入，非坐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拚。”[《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4～115页。]

3月中旬，蒋介石由江西到保定期间，曾先后派李烈钧、马伯援请冯往保定会晤。冯以信相答，提出5条意见，即：不可与日妥协；补充前方饷、械、弹药；抚恤伤亡官兵；请蒋亲率大军收复失地；政治刷新，与民更始。[《冯玉祥日记》，1933年3月21日。]

3月24日，孙科再电约冯到保定晤蒋。冯于次日复电说：函复蒋的意见，“如蒙采纳实行，则不独赴保，即任何驱驶，亦不敢辞。”[冯玉祥复孙科电，1933年3月25日。]

3月29日，蒋介石复派黄绍竑、熊斌，汪精卫派王懋功赴张劝冯进京。冯对他们说：“蒋若不认识过去之罪，痛改前非，与民更始，谁敢往南京去！”[《冯玉祥日记》，1933年3月29日。]

数日后，国民党中央又电促冯氏南下，冯对周围的人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30页。]

蒋介石见诱冯之计不成，便施造谣中伤之法。但冯没有屈服，仍积极准备武装抗日。

冯玉祥为了组织武装抗日，于1933年3月电调驻山西汾阳军校学员到察。4月末该校3000余人抵张家口，随即扩编成师，师长支应进，所属3个团长均系共产党员，是为冯的基本队伍，拨归佟麟阁指挥。致力于抗日反蒋的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经冯玉样派人联络后，于3月上旬从上海赶到山西介休，与旧部共组抗日救国军。4月上旬方振武率部从介休出发，开到河北邯郸后，由于何应钦不拨给火车，遂徒步北上，于5月20日进入张家口。

从东北、热河退入察省的抗日部队李忠义、邓文、黄守中等部，蒙古自卫军德穆楚克栋鲁普等部，以及察哈尔地方武装张砺生部，他们都表示服从冯的指挥，愿意与冯合作。冯玉祥在联络友军的同时，并着手建立基本队伍。此时，冯的旧部吉鸿昌、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先后抵张家口。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他们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此外，北平、天津及华北各地一部分爱国青年和学生，也赶来参加同盟军。这些部队虽然政治主张、原来的指挥系统不同，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他们抗日。共产党的组织促成了这些武装的大集合。经冯玉祥同意，中共还组建了第18师，由许权中任师长，并在同盟军第2、第5、第16、第18师等部中，建立了抗日救国会、政治工作委员会和宣传队等组织。

冯玉祥准备抗日的行动，得到了察哈尔民众和全国各方面的支持。察省广大民众强烈要求武装起来，保卫乡土。1933年5月初，察哈尔各县代表在省府开会，推举汉、蒙民族代表乔嗜冰等4人到北平向军分会请愿，要求派兵抗日，收复失地。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当局先后致电冯玉祥表示支持；上海、北平、天津等城市及各地抗日救亡团体也纷纷电冯，促请早日实现抗日。5月7日，冯玉祥分别函复各地，并于9日在《大公报》上公开答复各民众团体，重申他抗日救亡的志愿和决心。

（二）抗日同盟军的正式成立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发动，组建抗日同盟军的条件业已成熟。在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南侵，沽源不守的形势下，冯玉祥于1933年5月24日主持召开了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各方军事首领会议，决定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26日.在张家口举行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致公推冯玉祥为同盟军总司令。冯于当天向全国发表了就职通电，通电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漱沪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争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之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民众捐助尚被封锁挪用。要之，政府殆始终无抗日决心，始终未尝制定并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部队待遇不平，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卫国武士，自动奋战，获得一时局部胜利，终以后援不继而挫折。选者，长城前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忍辱负重自欺，以安定民心欺人。前此前敌抗日将士所流之血，后方民众为抗日所流之汗，俱将成毫无价值之牺牲。一时之苟安难期，他日之祸害愈深。国亡种奴，危机迫切。玉祥僻居张垣，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每一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谨布腹心，敬祈赐予指导及援助。”[《国闻周报》第10卷第22期。]

随后，冯玉祥先后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总司令为冯玉样，总参谋长为邱山宁。下辖：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所属两个军4个师，吉鸿昌的第2军4个师，佟麟阁的第1军4个师，阮玄武的第5军两个师，张凌云的第6军两个师，李忠义的第16军3个师，黄守中的第18军5个师，邓文的第5路军4个师，孙良诚的骑兵挺进军两个军，张砺生的察哈尔自卫军3个师，蒙古军3个军，以及同盟军直属部队，共约10万人。[赵谨三：《察哈尔实录》第1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7～101页。]

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之振奋。北平、天津、上海、河北、山东、广州、武汉等地抗日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冯玉祥，声援同盟军。

1933年5月29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肖佛成、邓泽如、李宗仁、邹鲁等联名通电，对冯玉祥“总领抗日之师，誓还我河山”的壮举，表示坚决支持，并充当“后盾”。[《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5月31日，以张作相领衔的东北军50多位将领公开通电响应，称赞冯玉祥的抗日宣言“词严义正，足发好谋”。表示“谨率数十万健儿，……誓真抗日，重奠山河”。[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1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76页。]

6月20日，东南5省民众抗日救国会在贺电中盛赞冯玉祥誓师抗日为“起九死之国魂，系千钧于一发，无待还我河山，功已不在禹下。”[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1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3页。]

为支援同盟军，朱庆澜从上海汇款4万元，广东、广西方面各汇款10万元。在全国民众的支持和鼓舞下，同盟军将领纷纷表示抗日决心。佟麟阁、吉鸿昌等13名将领联合通电，表示“愿在我公领导之下，团结民众，武装民众，矢誓以满腔热血洒疆场，保我山河，复我失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方振武发表通电，痛责蒋、汪政府与日妥协，“阳借停战之名，阴行卖国之实”。他挥泪陈词：“振武头可断，骨可折，对此辱国丧权之外交，一息尚存，决不承认。惟有率我武装同志，誓死杀贼，争中国之人格，救民族之危亡。”[《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他们的这些豪言壮语表达了抗日同盟军抗日救国的战斗意志和爱国主义精神。

二、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参见附图11）

（一）加紧准备出师抗日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日军骑兵第4旅和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在侵占多伦、沽源等地后，准备分两路侵犯张家口：一路由多伦西侵宝昌、康保，再南下张北，逼向张家口；一路由沽源进犯独石口、赤城，继而西侵张北，钳击张家口。

6月1日，日军开始轰炸独石口，4日陷宝昌，8日占康保，张北危急，张家口震动，冯玉祥急调第6、第16军和自卫军等部驰赴张北防御。方振武调抗日救国军一部到独石口应战。冯玉祥令张凌云为龙关、赤城警备司令，率兵一旅北上，与方部协防独石口，以稳定察哈尔的局势。

冯玉祥针对同盟军成份复杂、装备不一、紊质差异大等特点，加速整训部队。在政治工作方面，冯玉祥除同意在部队中建立抗日组织，并通过《民众日报》等报纸宣传抗日，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轮流召集驻张部队讲演，每日排四五小时。”[《大公报》1933年6月8日。] 每次一提及东北三省与热河，广大官兵“都愤慨激昂，甘心拼命杀敌”。在军训方面，冯玉祥每天巡视部队，组织操练，除调各地方武装到张家口操练外，还对各部队进行了调整编制、补充械弹、筹发给养、安抚伤兵等工作。经过整训，使疲惫之师焕发了精神。

冯玉祥还实行了若干改革措施和其他抗日准备工作。规定全省最高权力机关为“察哈尔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同盟军的一切行动，施政方针，都由大会作出决议。为了求得军民协力抗日，还筹组召开“民众抗日同盟军军民代表大会”，由各县民众代表与军事将领参加，共同讨论军民抗日各项事宜。

抗日同盟军的一切行动与措施，都以民众的名义出现。为此，冯玉祥于5月26日改组了察哈尔省政府，委任佟麟阁代理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张允荣为财政厅长，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省府其他机构未作变动。

5月27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工人、士兵、学生；市民共3000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决定成立张家口市“察哈尔民众抗日御侮救亡大会”，选举10名代表负责筹备工作。同日，冯玉洋颁布了三项革新政治令：

（一）免除苛捐杂税；

（二）释放政治犯；

（三）停止党费由公市支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3期，1933年6月12日。]

冯玉祥还颁布了严惩贪污令，批准了创办《抗日前线》、《民众日报》和《国民日报》，以加强抗日宣传。

1933年6月15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大会。

到会代表有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61人，中共党员宣侠父和张慕陶也参加了大会。会期5天，通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确定了同盟军的性质、纲领和任务。明确了“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誓以武力收复失地”，“主张对日断绝国交”，“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河北省政协文史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203页。]

同时，还通过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和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大会根据军委会组织法，决定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处理同盟军的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重大事务。会议选举军事委员35人，候补军事委员29人。尔后，由军事委员会互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徐惟烈任秘书长，冯玉祥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至此，同盟军抗日准备基本就绪，察省出现了抗日救国的大好形势。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却对此坐卧不安，责令北平军分会取缔同盟军又找不到借口。于是大肆造谣诽谤，攻击冯玉祥“勾结共产党”，“勾结苏俄”，“别有他图”，甚至诬称冯“名为抗日，实为联日”等等。但冯不为蒋、汪的攻击所动，针对他们的诬蔑，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适当调整同盟军工作方针，放弃内外一样红的“胡罗卜”方针，采取“内红外不红”的“西瓜”

方针。

第二，通电全国，逐条批驳南京、北平方面的攻击、郑重声明，他“只知反对屈辱妥协，抗日到底。此心此志，有如皎月”。[《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

第三，请各报记者到现地采访报道，让全国了解察省真相。

6月14日，冯玉祥对上海《时事新报》记者说：“中日双方所商停战协定，其范围仅限于河北及平津，察哈尔从此益陷于一发千钧之境，本人乃当仁不让，起而自卫。”他表示：“我决不离开张家口，等着敌人到来，我要和他拚个你死我活，我如离开此地；我就是怕死。”[《时事新报》1933年6月21日。] 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冯玉祥抗日的一片赤诚之心。

（二）进行察东战役

同盟军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针对察东四县失陷，日伪军可能进攻张家口的形势，组织了收复察东的战役。为打好这一仗，冯玉祥调集方振武的救国军、吉鸿昌的第2军、邓文的第5路军、张凌云的第6军、李忠义的第16军等部组成北路军，以方振武为前敌总可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作战。北路军分成左右两路，分别由吉鸿昌和方振武兼总指挥，于1933年6月21日开赴张北附近待命。共产党员掌握的第2、第5师均为这次北征的主力。原在张北的察哈尔自卫军张砺生部及其他地方武装亦配合行动。

6月22日，张砺生部首战康保，经3小时战斗，守敌崔兴武部向东逃窜，同盟军收复康保。23日，同盟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吉鸿昌、邓文、张凌云、张砺生部进击宝昌；右路军李忠义部直趋沽源。

沽源伪军刘桂堂部于26日通电反正，使伪军张海鹏之一部陷于孤立，同盟军击退该部，收复沽源。7月1日，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痛击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伪军遭打击后东逃多伦，宝昌又告收复。同盟军完全收复察东三县后，又乘胜发起多伦战斗。

多伦为察东重镇。它既是冀、热、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要地，日本把它视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据点。多伦城由日军骑兵第4旅和伪军一部固守，城外筑有八挂炮台32座，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工事。根据敌情、地形，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决定集中4个师，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一举攻克多伦。其部署：以张凌云部为左路，以李忠义部为中路，以刘桂堂部为右路，以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会后，各路部队向多伦外围地域集结。7日23时，同盟军分路向多伦发动进攻。日伪军凭借工事与火力，拚命顽抗，攻城部队奋勇冲击。经过两天三夜激战，至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乃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连续三次指挥登城，均未奏效，伤亡200余人。

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甚重，乃暂退原阵地待机。为扰乱敌人后方，吉鸿昌暗派副官率士兵40余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12日晨1时，吉鸿昌利用夜暗再次组织猛攻。当攻城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鸣枪响应。敌闻变大乱，同盟军乘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3小时巷战，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

至此，失守72天的多伦遂告收复，察东四县全归同盟军之手，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之举。在察东战役中同盟军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名，自己伤亡1600余人。

抗日同盟军北征的胜利，给全国民众带来希望。各地抗日组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将领），或函电交驰，纷纷祝捷；或捐钱捐物，支援前线；或强烈要求蒋介石授冯以重任，供给粮弹，收复东北四省。7月14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电冯玉祥和吉鸿昌，称赞说：“政府之所不敢为者，而公等为之。政府之所不能克者，而公等克之。尽筹硕划，岂惟大快人心，直使今后之欲为石敬塘、秦桧者，将有所畏慑，而不敢逞行其私。”[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64页。]

7月16、17日，李烈钩、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先后电贺冯玉祥克服多伦。电文说：“捷音传来，逻迩欣慰。激已死之人心，伸大义于天下。”表示“从种种方面设法策应”。[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70～77页。]

7月26日，天津《益世报》在《再论察局》一文中指出：从“九·一八”起，“我们只有失陷领土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人做过收复失地的工作”；现在“有之，吉鸿昌收复多伦为第一次。”切望“当局勿功秦桧而罪武穆”。在捐款方面，各省当局和各民众团体共捐近40万元。海外13华侨团体亦发出通电，吁请旅居国外的爱国侨胞给同盟军以军晌支援。为把抗日爱国斗争从察哈尔扩展到热河和东三省，冯玉祥决心“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东北）四省之谋，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0页。]

7月27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以冯玉祥为委员长的“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委员由同盟军高级将领担任，并发出成立通电。电文称：“慨日东北覆亡，普天同愤”，“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职责所在，全力赴之。”[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1页。]

三、冯玉样出走与同盟罩失败

（一）冯玉祥被迫出走

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相反，蒋汪政府出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需要，竟千方百计破坏抗日同盟军，企图压垮冯玉祥。还在同盟军进攻多伦前夕（7月3日），全力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即从江西致电汪精卫，称冯玉祥“为共产荧惑”，“实行赤化组织”，“赤色旗帜日益鲜明”，要求行政院“速筹军事之彻底办法。”[《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月6日，何应钦向南京报告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察哈尔的方案，拟任命庞炳勋为“察哈尔剿匪总司令”，井令庞率领第10军、冯钦哉率领第7军、万福麟率领第119师、徐庭瑶率领第25师、何遂率领第55军一部以及冯占海部，于13日前，分别到下花园、涿鹿、沙城、怀来和独石口、龙关等地集结待命。

7月12日，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极力贬低同盟军攻克多伦的壮举，称多伦“非取之日本军队之手，乃取之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9页。] 并决定增派宋哲元、王以哲、傅作义等部入察。至7月底，国民党人察部队已达16个整师，共15万余人，已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准备由庞炳勋指挥，分三路进攻张家口。在何应钦加紧进行攻察部署的同时，日军两个旅及伪军张海鹏部共2万余人，齐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进攻多伦等地。为了增加同盟军的财经困难，国民党政府以贪污罪将曾给冯玉祥捐款接济的朱庆澜调回南京办理交待。蒋军还封锁察省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等地的粮食、弹药接济断绝。

在日蒋进逼，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立即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这个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7月17日，国民党西南政委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直言，解此纠纷”，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2～13页。]

国民党中委李济深、陈铭枢、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意冥顽，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计，为民族前途计，决取断然处置。”[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4页。]

7月24日，天津《民风报》在社评中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认为爱国民众要“行使国家主人翁之天职，锄去此中国之李完用。”即使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人不愿对冯玉祥用兵，宋哲元固不待言，冯钦哉也表示“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庞炳勋虽跃跃欲试，但他的旅长陈春荣却说：“冯是抗日的，先不必说别的，就是在人格上也不能打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40、595页。]

在各方面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汪精卫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7月，蒋汪发出俭（28日）电，继续对冯玉祥进行造谣诬蔑，并提出最后通牒四项迫其接受：

“（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浸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

（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

（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

（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28页。]

接着，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世（31日）电，答复蒋汪俭电，陈述兴师以来抗日经过，驳斥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指出：“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既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应得之罪，亦所甘心。”[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31页。]

同日，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冯玉祥日记》，1933年7月31日。]

在蒋汪大军压境准备进攻张家口的时候，日伪军两万余人也开始大举进攻多伦。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遣兰衣社特务，利用同盟军成份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先后被暗杀，造成同盟军内部的思想混乱和动摇。

这时，中共同盟军前委日益背离中共北方组织根据周恩来在抗日同盟军酝酿初期指示的与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合作的方针，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提出了一些不利于内部团结的口号，并公开反对冯玉祥的“里红外不红”的西瓜策略，使冯感到苦恼和疑虑。加之，同盟军的外援也被切断，原与两广方面约定的响应抗日，按月接济同盟军10万元的计划也落空了。

面对此种困境，冯玉祥于8月3、4日曾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人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冯玉祥最后不顾不同意见，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他在会上表示，如引起内战，将使日军坐收渔人之利，希望宋哲元回察，同盟军名义虽不在，但可借宋的掩护，保存一部分力量。经过顾孟余、黄郛来往子北平、南京、江西交涉和宋哲元在冯玉祥与北平之间的斡旋，8月3日，何应钦秉蒋汪旨意，发表解决察事谈话，同意宋哲元返察。

8月5日，冯玉祥发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柬军事”，欢迎宋哲元返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6日，宋哲无发表5日签署的复职通电。同日，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布交还察省政权，称：“顷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昨已抵察，兹自本日起，即将察省一切军政事宜，统交由宋主席负责办理矣。”[《国闻周报》第10卷第32期，1933年8月14日。]

7日，宋哲元部冯治安师接防张家口。9日，宋哲元派秦德纯接收察省军政各机关。当天，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

11日，冯在日记中写道：这次离察“一为体谅明轩之苦衷，一为将来重整旗鼓，再作抗日讨贼之计”。[《冯玉祥日记》，1933年8月11日。] 14日，冯玉祥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

（二）同盟军的奋战与失败

由于冯玉祥出走，抗日同盟军发生严重分裂。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高压和重金收买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部收编或瓦解，只有方振武、吉鸿昌和中共掌握的部队共1，5万人未受大的波动。为了坚持斗争，方、吉二部和中共前委掌握的第2、第5、第16、第18师及党政军机关一同转移到张北一带。方振武、吉鸿昌到张北后，表示“既以抗日为起源，必以抗日为归宿。”[《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档案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8月16日，方振武发表通电，宣布就任代理同盟军总司令职。8月24日，中共前委也在张北二泉井村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以柯庆施、吉鸿昌、张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7人为常委的军事委员会，任命吉鸿昌为北路总指挥。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及河北省委关于集中力量创造红军和新苏区的指示，对同盟军的行动提出了向东、向南、向西发展三个方案，经过分析比较，决定向南发展，依托保定以西的太行山、依靠河北中部农民运动与党组织的良好基础，创建抗日根据地。方振武不同意前委南下路线，遂率部东进至独石口地区。

方振武、吉鸿昌继续高举同盟军抗日旗帜的行动，激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恼恨。蒋介石、何应钦急令宋哲元、庞炳勋、闫锡山等部，进攻、堵截同盟军，陷方、吉二部于东西南三面包围之中。为了使日伪军从北面围攻同盟军，何应钦于9月8日派殷同和日军勾结，商议夹击同盟军的办法。中共前委所部和吉鸿昌部为实现南进计划，在南进路线受阻的情况下曾两次西出商都，绕道南下，均遭闫锡山、傅作义部堵截：被迫折而向东，于9月9日到达独石口及其附近与方振武部会合。9月10日，方振武邀请吉鸿昌到赤城举行了云州会议。会议决定打起“讨贼联军”的旗帜，并推方振武为总司令。由于对当时敌情估计失当，会议作出了打进北平过中秋的错误决定。中共前委决定暂随方、吉二部出山，再图甫下冀中。

于是将其掌握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随方振武部，在长城线以西，经云州沿白河向东南发展；一部随吉鸿昌部，在长城线以东，绕道丰宁，经四海，向南推进。讨贼军在南进途中遭到蒋军和日伪军的跟踪追击。指战员们不顾危险奋勇迸击，于9月中下旬先后收复丰宁、怀柔、密云等县城，并进占顺义县之高丽营及板桥村。与此同时，中共前委所部与吉鸿昌部曾几次出山，试图南下越过平绥线，均遭蒋军拦截，被迫退回山中。10月上旬，中共前委所部、吉鸿昌部、方振武部会合于大小汤山地区后，遭到日伪蒋大军的四面包围和夹击。经过连日苦战，部队伤亡惨重，最后仅剩四五百人，且弹尽粮绝。在此情况下，方振武、吉鸿昌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于10月16日下午离开部队。[《晨报》1933年10月17日；《国闻周报》第10卷第42期，1933年10月23日。]

尔后，方、吉二人由商震部护送赴北平。途中先后寻机下车，方振武秘密他往，吉鸿昌辗转到天津。所余各部均被蒋军缴械。至此，名震一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军夹击之下，最后失败。

同盟军失败后，冯玉祥继续与共产党合作，进行抗日反蒋斗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则在天津从事抗日活动，于1934年11月9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24日在北平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伟大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蒋日的压迫和联合进攻，是同盟军遭受失败的根本原因；同盟军一些将领的动摇和中共前委后期工作的错误，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但其将近半年的英勇奋战，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日的卖国行径，鼓舞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忱，推动了北方各省以至全国的革命斗争，同时，也对尔后的抗日斗争，提供了经验教训。

四、福建事变

热河沦陷，长城弃守，《塘沽协定》签定，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扼杀，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无比愤慨；抗日救亡运动再次高涨。1933年冬，以第19路军为骨干，联合第三党等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第19路军被蒋介石从上海调往福建去同工农红军作战。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对内用兵政策，日益不满。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在停止进攻苏区等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宣言，第19路军将领受到触动。9月22日，第19路军派陈公培携带蒋光鼐的亲笔信，到苏区与红军联系。彭德怀给蒋、蔡写了回信，对其愿与红军合作抗日的态度表示欢迎。

10月，陈铭枢在香港与李济深、陈友仁和第三党领袖黄填翔等酝酿在福建起事的计划。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同福建省政府及第19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35页。] 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为旗帜，在福建公开宣布反蒋抗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政治上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国闻周报》第10卷第47期，1933年11月27日。] 在经济上主张“实现关税自主”，“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国闻周报》第10卷第47期，1933年11月27日。] 在军事上撤销绥靖公署，成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蔡廷锴兼任总司令。下辖第19路军总指挥部的5个军和两个空军大队及其他部队。此外，还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初步合作，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共产党先后派张云逸、潘汉年为驻闽代表，同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联系。

蒋介石国民党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迅速扑灭的方针。

1933年底，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剿共”前线抽调5个军、12个师”约15万人，[《申报》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 分三路向福建进攻。日、美、英等帝国主义军舰也配合国民党海军封锁福建沿海。更为阴险的是蒋介石派人潜入福建，用重金和官职收买等手段，从内部瓦解第19路军。在蒋介石内诱外攻下，沈光汉、毛维寿、张炎、区寿年等跟随蔡廷锴多年的将领，相继叛变，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城市接连被蒋军攻占，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逃往香港。至1934年1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但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民族危急关头，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主义，毅然同其决裂，表明了鲜明的民族立场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在国民党内首先举起抗日反蒋的义旗，为后来西安事变的发动提供了历史借鉴。蔡廷锴等人失败后，到香港继续同共产党保持联系，参加抗日反蒋工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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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日本加紧蚕食华北、内蒙，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第一节 日本策动华北自治和内蒙独立

华北地区当时包括5省（冀、鲁、晋、绥、察）2市（北平、天津），面积1018947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11；耕地面积316132000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人口7620余万人，超过日本全国人口（当时约7000万），约占全国人口1/6。[《华北享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0～493页。]

华北地区物产丰富。小麦产量占全国1/3，棉花产量仅晋、冀、鲁3省即占全国46％。有较多的工矿企业，纺织厂占全国1/5，面粉厂占全国2/5，产煤量为全国45％，产盐量为全国20％。交通条件较好，这里有中国最早修建的几条铁路，总长度占全国1/2，公路长度占全国1/6。此外，还有绵长的海岸线，有天津、青岛、秦皇岛、烟台、威海等优良海港。这些有利的条件，使华北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日本僵略华北的旱期策划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直到1933年多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日本军国主义在武装攻占中国东北并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华北地区的侵略活动，酝酿制定其对华北的侵略政策。

早在1931年4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重要策划者之一石原芜尔在《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对美战争计划大纲）》中，就提出必要的时候要进行关内的作战，其占领范围“依据情况区别决定，然首先可以预定为华中以北。”[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71页。]

当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后，陆军部于1931年11月16日起草《对苏中两国作战计划大纲》，其作战指导方针第一条要求“确实占领北满……。此外，扫荡沿海州及华北方面的敌军”。[〔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22页。] 还计划“向华北方面（平津及山东方面）派遣4个师，迅速平定平津一带，根据情况，以后使之对南京军作战”。[〔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33页。]

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发起进攻。参谋部同时设计，在对华全面战争之时，将从四个方面对华作战，即：第一，满洲方面，第二，华北和山东方面，第三，长江方面，第四，福建方面。此时，日军以攻占东北为第一要务，未敢旁骛。

1932年8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从国际关系看时局处理方针案》，该案针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将所谓“对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部政策”并列提出，该案供认，日本此时最需要的是巩固东北的占领，要使列国消除对日本“对于中国本部政策的不必要的疑虑和担心”，[〔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5页。] 以避免列强实行干涉。在这里，对华北的侵略计划包含于“中国本部”之中，尚未单独分立。此后，日本就迅速加快了独立的对华北侵略政策的制定。

1932年8月，石原莞尔在《经略满蒙之我见》中提出：“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应该为日本所用，同时还强调，日本不能只满足于“满洲国”的“开发”，还必须实行“开发中国本部首先是实现开发华北的方策”。[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107～109页。]

1932年5月，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政变，枪杀了首相犬养毅，结束了日本历史上的政党内阁，建立了由军部、政党、官僚联合控制政权的“中间内阁”，军国主义强硬对外路线得到加强。日军于1933年1月制造山海关事件，进犯热河，开始侵入关内，兵锋直逼华北。板垣等还制定计划，欲收买华北的反蒋派军政要员，力图以此排挤蒋介石在华北的势力，然后建立由日方操纵的华北傀儡政权，名称为“华北联治政府”。据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调查记载，到1933年5月，板垣为执行此计划已耗资300万元，这项费用均从日本陆军省机密费中开支。[〔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67—568页。]

5月6日，参谋部向日本驻北平、天津等特务机关下达了《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提出在华北的方针是“依靠关东军之武力继续实行强压，以此为基调实施相对应的对华北的方策，使现华北军政官宪真正屈服或导致其瓦解，并迫使满华国境附近的中国军队撤退，确保该方面的安定”。还规定其要领在于：“于华北、华中、华南各方面，分别进行促使其更加分立之方案。”[〔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11—515页。] 考虑到对东北的占领尚未巩固，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尚有“22万之众”，[〔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35页。] 日军需要以较大兵力进行“讨伐肃正”。

另外，日本正在建立和巩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而用于热河等地的日军在作战中消耗较大，急需休整补充。所以，尽管制订了上述初步的方针和要领，也未能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二、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形成和实施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对华北进一步实施大规模扩张。这种扩张是以武力威胁为后盾，从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多方面展开的，这是日本推行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基本特征。

（一）各种侵略华北方案的出笼

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该大纲提出对华北问题的两点：

“（一）虽然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压迫它去实现塘沽协定的意义。排除对日货的抵制与抗日运动，保持并延伸这一形势的发展。

（二）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犯审讯记录（IMTFE）文件三147页C。]

1933年9月25日，日本海军方面提出《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将中国分作华北、华中、华南三大部分而制定对策，其中作为一个独立问题明确使用了“对华北方策”的说法。所订出的三条方策，其基本精神是要使华北地区“通过履行停战协定，根绝抗日排货及其他反日运动，消除党部势力等，使华北的空气转向亲日”，并“逐渐在实际上独立于中央政权的政令之外，恢复同日满两国的依存关系”。[〔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9页。]

日本陆军也于10月2日提出《帝国国策》，其中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12页。]

同月25日，经五相会议讨论确定了《对华方策》（绝密），认为在塘沽协定之后，日本应该努力促使和助成“华北地区形势好转”，应该经常以“严肃态度认真对待”，使“放弃反日政策，根绝排日运动”。[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会出版社，1973年版，第148～149页。]

11月30日，日本陆军省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这样，日本政府和军部经过反复协商和讨论，一致提出了在华北“根绝排日”、“削弱国民党的势力”和与中央政权“分离”的宗旨。

（二）天羽声明——日本独占华北的宣言

经过上述酝酿，日本分离华北的政策逐渐形成。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定期接见记者的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其要点如下：

“日本为了满洲事变和满洲国问题，于去年三月，不得已通告退出了国际联盟。”“关于东亚问题，日本的立场和使命，也许和其他各国的立场和使命有所不同。”“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各国也应该考虑到由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所产生的特殊情况，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显然要导致离间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国的关系，产生违反维持远东和平与秩序的结果。因此，日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76～77页。]

“天羽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其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其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哪怕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这正如当时世界舆论所评论的那样，这是“日本的东洋门罗主义宣言”。[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76～77页。] 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谴责和愤怒。天羽英二在3天之后重新进行了辩解，几天以后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作了重新解释，说什么“日本没有侵犯中国的独立和权益的意图。日本始终希望要保全中国，维护中国的统一和繁荣”。但同时又宣布“日本对于采取任何形式违反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的行动，不能置之不理。”日本对东亚有着“密切的关心”等。[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78～79页。]

日本策划分离华北阴谋的重要人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羽声明》出笼的第2夭即4月18日，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的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了《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机密文件。该文说：“为避免在远东爆发大战及争取东亚的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裁判记录第1763—A号。]

1934年12月7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官员经过协商，制定了《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规定日本在华北的基本宗旨是“形成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达及的情势”，其政治上应努力达到的目标是“伸张我方权益和形成隔绝排日的普遍气氛，不论华北政权的主要班底由何人组成，均不能无视在华北的日满华特殊关系”。[〔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23页。]

同时，还制定了“关于伸张商权的方策”，强调其经济上的目的是：“在实业界及其他普通民间广寻对象，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提携，培养隔绝排日的普遍气氛，而使日满华之间的经济特殊关系置于以政治等方面的理由无论怎样也难于动摇的地位”。[〔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24页。]

根据当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记录，日本所希望的结果大约有四种：

（1）华北五省独立；

（2）华北五省自主；

（3）河北省中心自治地带；

（4）局外中立裁兵地区设立。[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新版，第62～63页。]

各种方案的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要“自治”、“亲日”。

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等均参加，会议历时两天，中心议题是塘沽协定签定后的对伪满和对华北的方针，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始终企图整个问题之解决，在未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侧击旁敲办法，逐步前进”。[《申报月刊》第4卷第2号，第123页。]

（三）广田的伪善外交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

为了实现侵吞华北进而独霸中国的既定国策，日本兼用政治、军事手段，以武力威逼与外交诱惑相结合，企图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就范。在日本军部与关东军着手分离华北的同时，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议会上作外交演说，提出了对外关系中要推行所谓“不威胁、不侵略原则”。[《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82页。] 立刻得到蒋介石政府的响应。l月29日，蒋介石邀请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铃木美通到南京会谈。他对铃木说：“无论如何，中日两国有提携之必要，愿中日两国以互相之精神努力进行”。中国的排日运动，“至当极力取缔，但完全消灭，尚须相当之时日”。[《外交周报》第3卷第6期，第9页。]

此时，载于1934年12月《外交评论》杂志的国民党官方文章《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正好发表。该文系由蒋介石口述，陈布雷笔记，用法律学者徐道邻的名义，竞相转载于各报纸，文中宣称：“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也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

1935年2月14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时说：“中日两国不仅在东亚大局上看来有提携之必要，即为世界大局设想，亦非提携不可”，“中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无徘日之必要。”[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接着，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发表“对日关系书”，大谈中日提携的必要和应促其实现，他说：“广田的演说和我们素来的主张大致吻合，……。日华两国有此共识，只要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改善的局面就能走上正轨，我们将为此而感到欣慰。”[《日本外交史》.第19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87页。]

为了摸清日本对“亲善”、“提携”的意向，蒋介石与汪精卫商定，由国际法庭法官王宠惠乘返海牙任所之便，取道日本，与日本当局交换意见。王宠惠于1935年2月19日抵日本后，先后会见广日外相，访晤冈田首相，并会见陆相林铣十郎，海相大角岑生，外务次官重光葵等要人，一再表白：中日提携系属大道，希望两国努力扫除障碍。他趁此机会“与贵国朝野各士会见，一面就中日外交关系及经济提携对策等听取日方真意，一面使贵国朝野人士彻底明悉中国当局所持之意见”。[《政治周刊》第2卷第8期，第21页。]

为了表示对中日“亲善”、“提携”的诚意，2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向全国各机关、团体发布严禁排日运动命令。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告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载排日和抵制日货的消息。

日本政府看到中日“亲善”、“提携”的谋略得到响应，遂进一步加以诱导。同年3月7日，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偕参赞有野晤访汪精卫，表示感谢中国方面有诚意取缔排日，中日关系渐上常规，不胜庆幸。晤谈后有吉明在发表谈话中说：“前者蒋介石氏即发表中日问题正常化之声明，国民政府亦复努力取缔排日，致中日关系，已有急速好转之机运。”[《政治周刊》第2卷第11期，1935年3月。]

次日，日本外务省亦表示大体满意。5月8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转达日本将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的决定。5月17日，中日使节升格的决定由双方同时发表。中国驻日本大使为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日本驻中国大使为现任驻华公使有吉明。

在日本政府伪善外交掩蔽之下，日本军部及其在华特务机关却积极策划着进一步分离华北的计划。在大连会议后，土肥原到青岛、上海、南京等地，遍访国民党有关要人，于3月下旬返回长春，提出报告。关东军据此于3月30日决定了“对华政策”，提出“对于华北——

（一）依据塘沽协定暨附带协议事项伸张日本既得权，引导华北政权绝对服从。

（二）为使将来以民众为对象、在经济上造成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即须迅速促进棉、铁等产业的开发和交易。”[〔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7年版，第33页。]

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共同协商策动“华北自治”。同年8月，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发给侵华日军各部参谋长及驻华武官一份文件，强调其华北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反共”和“自治”的名义下，在华北五省建立“同帝国有实质亲善关系”的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傀儡政权。[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史研究的课题》，〔日〕《历史学研究》第511号，1982年版。]

曾任关东军参谋并主持内蒙特务机关工作的田中隆吉，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华北的自治运动，始于1935年4月，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建立……统一的华北自治政权”，使“南京政权统辖之下的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成为自治地区，将满洲国西南方的中国置于日本领导之下。”[《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第86～87页。]

（四）多田骏声明——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代表作

1935年9月24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就华北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被称为《多田声明》。多田强调“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同时宣布了三条要则：

“（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

（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的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

（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第56～57页。]

多田上述声明在报纸刊出之后，舆论界立即哗然，中国官方也提出了抗议。

10月7日，蒋作宾大使访问日本广田外相时指出：对于多田谈话“中国方面官民皆感到惊诧。”[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版，第217页。]

日本方面对中国的抗议置之不理。同年10月4日，日本外、陆、海三相经过协商，再度确认日本分离华北政策，强调要“采用缓急得宜的方法，使中国方面（中央及地方政权）调整其与帝国及满洲国的关系，其作法是：

第一，“使中方彻底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

第二，“至少在与满洲国毗连的华北地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与满洲国进行有效合作”；

第三“排除赤化威胁”。[〔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03～304页。]

此后，就上述问题关东军、军部和政府拟定了各种文件，10月还在大连、天津、上海等地召开以关东军为主的在华官员会议。

多田声明所宣布的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特点是：

第一，公开宣布的完整的方案；

第二，范围上着眼点在于整个华北；

第三，强调政治上的“分离”、“自治”以及日本的“指导”；

第四，在经济上正式提出了“华北经济圈”的说法。

多田声明完整集中地概括了日本在这一时期的目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分离华北的侵略政策的代表性文件。

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制定决不单是军方的作用，而是日本统治阶级意志和权益的集中体现。法西斯军人桥本欣五郎曾说：“华北问题是日本为了向大陆发展迟早要解决的问题”。[《日本历史》28，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145页。]

近卫文鹰更露骨他说：中国对华北“自己没有开发之力而将此天赋资源放弃不顾，这可以说是对上天的冒渎，日本为了表露友谊而对其进行开发”。[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小史》，青木书店，1986年版，第101页。]

1935年和1936年间，日本在华北地区大规模展开多种形式的侵略活动，制造了各种大小的阴谋事变，正是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必然产物。

三、日本分离内蒙的侵略政策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内蒙古东部地区相继陷入日军铁蹄之下，部分蒙古族上层分子依靠日军的支持和指挥，在通辽一带大搞“复兴蒙古民族，实行自治”，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粉饰门面，掩遮其卖身投敌的叛国行径。日本在华北的扩张充分地利用了该地区的民族矛盾，操纵部分上层叛国分子，策动所谓的内蒙独立运动，推行对内蒙的侵略扩张。

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暂行蒙古人指导要案》，其核心是要促成西部内蒙古及外蒙古“转向亲满亲日”，提出“在西部内蒙古要排除苏中两国势力的影响，促进自治政权建立，并指导外蒙古逐渐脱离苏联的羁绊，朝亲日、满的趋向转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102页。]

1933年10月，关东军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起草了《关于建设蒙古国的意见》。其中对于“蒙古国”的疆域，松室孝良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案包括长城外城以北的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含内务部农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归化城土默特部；第二案在第一案的基础上，增加长城内城以北的察哈尔省口北道、山西省雁门道，还提出建立“蒙古国”的准备时间为三年，以便集中和培养“人才”，甚至还对“蒙古国国家组织大纲”、“国号”、“元首”、“首都”等，都作了细致的说明。[〔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49～462页。]

1934年1月，日本陆军部在《对察施策》中提出，“对察哈尔省，要根据昭和八年（1933年）7月16日决定的我军既定方针进行工作”，强调“本施策的目标在于锡林郭勒盟和察东”，“将来根据形势的变迁，更使施策范围向西扩张”。[〔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68页。]

2月，改任日本关东军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良，在《满洲国接邻地方占领地统治案》中，对所谓“蒙古自治国”的统治区域、政治机构、行政区域、治安维持方法，以及警备军的编成使用、财政经济等，都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72～485页。]

日军在绥远、察哈尔等地区的扩张，是其对华北侵略政策的构成部分，但它的目的与手法同在平津等地域的作法有所不同，其方案纲领显示有作为独立计划的特征。日军对于内蒙中西部的插手，是在1935年前后大规模开展的。

1935年7月25日关东军参谋部进一步制定《对内蒙措施要领》，该文件总结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侵略的经验，规定其今后的方针是：“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所需要的各种平时工作，并以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为目的，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了内蒙的亲日满地区，内蒙应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脱离中央而独立。”[〔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92页。]

同时，还就控制内蒙地区的军事、文化、交通和经济等各领域作了细致的规定。军事方面强调组建由日本军官作指导官的仆从军，文化方面要借助宗教与教育力量，进行奴化教育，交通方面要以军事为目标全面规划，“以利于关东军将来的工作”，经济上则特别强调要由伪满洲国加以指导，展开物物交换贸易，但尽量“使之养成使用满洲国货币的习惯”。[〔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93～496页。]

日军在内蒙推行的分离政策与以河北为中心的分离华北工作，其基本着眼点都是要使这些地区与南京中央政府脱钩，都要成为日本的卫星国、仆从国。对于内蒙更要求其对日军和伪满洲国具有最大限度的依附性，并要担负日军对付苏联和外蒙古的战略任务。

1936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又对上述要领进行了修订补充，进而制订更为具体的《对蒙（西北）施策要领》，规定其方针仍是：“关东军基于帝国陆军的形势判断对策为作好对苏作战准备，应当采取必要的对外蒙古的怀柔措施以及促进其反苏分离的气氛，同时为了有助于对华工作的进展，且巩固满洲的统治和国防基础的目的，要从实质上强化德王统制下的内蒙古军政府，同时使其势力逐渐向中国西部地方扩大，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最终要使内蒙同中央分离而独立”，同时确定，其施策的重点地区目前仍是绥远，其后将向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扩大”。[〔日〕《现代史资料》8，第540页。]

对此，陆军省为通盘考虑对华战略、兼顾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实施，遂制定《对内蒙施策实施要领》，对关东军制定的计划略加调整，将绥远南部及宁夏方面划归中国驻屯军担任。该月13日，陆军省的《第一次华北处理要纲》曾提出“内蒙工作其范围应大致限定在长城线以北，且暂不波及东部绥远四蒙旗的地域”，[〔日〕《现代史资料》8，第350页。] 力图突出分离华北的中心地位。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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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日本加紧蚕食华北、内蒙，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第二节 日本对华北主权的逐步攫取

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活动，在1933年“榆关战役”之后逐渐加强，伴随其分离华北政策的酝酿和形成，日益加剧了对华北主权的攫取。在中国方面，由于执政的国民党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基本着眼点，仇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运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和主要敌人，将“剿共”放在第一位，而对日本的侵略，则采取一再妥协退让的政策，并压制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因而不能形成抵御日本侵略势力的有效力量，以致日军在华北的侵略行动一再得手。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日益严重的危机之中。

一、张北事件、察东事件与《秦土协定》

察哈尔省为宋哲元第29军驻防地区，察哈尔省的张家口、张北两城，乃华北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在其“华北政策”以及“内蒙工作”的方案中，都十分重视这一地区，其矛头常首先指向张北、张家口等要地。

（一）张北事件

日军制造的张北事件，共有两次。

1934年10月27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外交书记生他田克已等一行8人，以前往内蒙“旅行”为名，未经报告中国有关方面，即出发前往多伦。到达张北南门时，企图立即穿行而过，守门卫兵及保安队索查证件，盘查约40分钟后放行。10月29日，日本驻张家口代理领事桥本正康，向驻军第132师提出抗议。30日，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提出强烈抗议。

11月25日，宋皙元令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向日军道歉，并于29日将直接责任者连长免职后，日军才暂告罢休。

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的4名军人，奉该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的派遣，以“旅行”为名前往张家口，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当其乘卡车由多伦去张家口，途经察省张北县城南门时，因无护照，被哨兵暂时扣留，但宋哲元怕触怒日方，下令放行。

第二天上午，驻军将4名日本军人“礼送出境”。然而，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却诬称日方人员在张北受到“非法监禁”，在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的同时，于6月11日由领事桥本正康和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出面，向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并提出向日方道歉、处罚责任者和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等三条无理要求。松井还宣称：“五天之内得不到答复时，我军将采取自由行动。”[〔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94页。] 这就是第2次张北事件。

（二）察东事件

1935年1月，日军曾制造了第1次察东事件。1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有碍行政，曾限该部于上年12月31日撤退而未履行，故决定要以武力驱逐宋军。1月19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高桥坦向第29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提出警告，胡说独石口到沽源一带中国军队所驻守地方，属热河省丰宁县境，要求中国军队迅速撤出，否则将采取“断然态度”。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于20日派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面晤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表示愿意让步取得和解。但日军于1月22日以步炮兵1000余人，伪军2000余人，向长梁、乌泥河、独石口一带发起进攻，日机配合日军的地面攻击，连日轰炸独石口、东栅子等地。2月2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大滩达成协议。2月4日，北平军分会公布了“大滩口约”。议定日军即返固原防，二十九军亦不进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落）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

日军通过制造这次察东事件，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5月，日军更把察东沽源县的小厂、石头城子、乌泥河、北石柱子、长梁、断水梁等地，划为“热河丰宁县第六区”，设置“国境警察队。”并以日本军官名字改变地名，如长梁改称林田堡（日军队长林田）、乌泥河改称松田堡（日军队长松田）。[天津《益世报》1935年5月5日。]

6月，日军再次制造了第2次察东事件。

11日，热河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热河伪军进犯东栅子。12日，伪满国境警察队进犯小厂。[〔日〕《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史》1，第74页。]

第29军所部在上述地点进行了抵抗。然而，日方却硬说：“6月11日丰宁县日本人参事官一行，将进入东（北）栅子（独石口北约八公里的伪满洲国境内）时，遭到独石口宋哲元部队的步枪射击面返回。”还说12日，宋军又向小厂的国境警察射击。关东军立即以此为借口，电令土肥原少将，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107页。]

而日本陆军部认为，将宋军逼过黄河，恐有过份刺激，影响平津地区之虞，遂于13日电令土肥原，暂时放弃了迫宋哲元撤过黄河的决定。

（三）秦土协定

对于张北、察东事件，何应钦唯恐事态扩大，指示察省当局，要求对日方“斟酌情势办理”。6月13日，日方负责交涉张北事件的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到北平，与日本使馆武官高桥但密谋。此时，日本关东军又派土肥原为全权代表来天津参与交涉，松井邀察省交涉代表民政厅长秦德纯同赴天津。

6月16日，日方又提出道歉、撤职和惩办第132师参谋长、军法处长等4项要求。17日，关东军将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召到长春仔细密谋，最后决定：以平津地区为重，将上述事件发生后的问题作为地方性问题而加以解决，要求中国将在“满洲国”境内和多伦附近的军队向张家口方面撤退，由宋哲元就各类事件向日方谢罪，处分直接责任者，中方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由于土肥原等人在平津大肆活动，要求罢免宋哲元，国民党政府于6月19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改由宋的副手秦德纯代理。

6月23日，土肥原偕同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及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由天津市长程克陪同，到达北平府右街秦德纯住所，提出宋哲元军撤退，向日方道歉并处罚责任者等5条苛刻要求。关东军为配合上肥原谈判，调兵4000余人在古北口、南天门等长城一线进行实弹演习。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再度妥协，于26日晚复电同意签署协定。27日上午，中方代表秦德纯、察省官员陈觉生和雷寿荣与日方代表上肥原、高桥坦签署了协定，其土要内容是：

“一、从日中亲善的角度，为了将来日本方面在察哈尔省内的合法行动不受阻挠，向察哈尔当局提出以下要求：

（1）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西南地区。

（2）解散排日机构。

（3）［对日］表示遗憾，并处罚负责人。

（4）从六月二十三日起，在两星期内完成以上各点。

（5）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哈尔省。

二、此外，作为要求事项的解释：

（1）必须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并且停止移民，停止对蒙古人的压迫。

（2）对日满经济发展和交通开发工作予以协助，例如对张家口—多伦之间，以及其他满洲国—华北之间的汽车和铁路交通，加以援助。

（3）必须对日本人的旅行予以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

（4）〔从日本〕招聘军事及政治顾问。

（5）必须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如机场设备和无线电的设置等）。

（6）中国军队撤退地区的治安，应根据停战区所使用的方法予以维持。”[〔日〕《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91页。]

这就是所谓《秦德纯土肥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日军据此实际控制了察省北部地区。

二、河北事件与《何梅协定》

（一）河北事件

日军在华北进行侵略扩张，基本手段是制造阴谋事件，以此为借口，进行讹作，劫夺权益。在河北方面利用的借口和制造的阴谋事件主要有：孙永勤事件和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事件等。

孙永勤系河北兴隆县黄花川人，自幼习武。当日军侵占热河后，在家乡组建“民众军”，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打击日伪势力，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扣支持。

1934年2月，中共冀东特委派特委委员王平陆会见孙永勤，民众军从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冀东特委选派了一部分优秀党员加入这支队伍，经过整编，改名为“抗日救国军”，孙任军长，下辖4个纵队，队伍发展到5000余人。救国军击退了日伪多次“围剿”，在一年多时间内，拔除日伪据点、消灭日伪军，战绩卓著。

1935年2月，救国军在日伪协剿之下，被迫转移到河北遵化县境内。5月，在茅山地区遭5000余日军包围和国民党军的协同“会剿”，孙身患重病，仍坚持指挥抵抗，不幸中弹牺牲，余部突围撤到长城外。日军镇压了这支人民武装的反抗斗争，接着又借口孙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庇护等大作文章，对中国政府横施压逼，这就是孙永勤事件。

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事件。胡恩溥系天津亲日的《国权报》社社长，住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

1935年5月2日晚，有人潜入其住宅，向胡连击数枪后逃逸。日租界巡捕闻声赶到，未获凶手，将胡送至租界盐谷医院，因伤重毙命。白逾桓系天津亲日报社《振报》社长，住日祖界须磨街22号。5月3日凌晨4时许，有人潜入住屋，连击3枪，当日本警暑人员赶到现场时，白已身死。胡、白死后，两家汉奸报纸即告停刊。胡、白二人均系亲日派人物，经常往来于伪满地区及日本，二人所办报纸受日本驻天津军事机构资助，并为日本侵华政策作宣传辩护。胡、白二人在戒备森严的日租界被杀，日本即借机说这是中国排日运动的表现，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将平津等地区纳入“非武装区”。

但是当时许多人认为并指出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校是事件的操纵者。[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版，第18页。]

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孔祥熙财政部长会见美国大使詹森说：“亲日记者被杀害，应该说是日本为设置（侵略）口实所为。”[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版，第18页。]

（二）何梅协定

日本为利用上述事件来压迫中国政府，1935年5月29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偕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一同到北平军计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住所北平居仁堂，会见了何应钦及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第一次以口头形式提出了日本的通告和要求。基本内容有：

“第一，由于中国官宪方面的贡任，发生了对付满洲国的阴谋，中国方面给予长城附近的中国义勇军援助，还有实行对日恐怖等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其发动的根据地在北平和天津。如此看来，日本军队已经需要再度越过长城线而进行新的发展，北平、天津两地也应在实际上包括进停战区域。”

“第二，明恩溥、白逾桓被暗杀，是践踏在天津订立的交换公文，[原著者注：1902年7月12日订立，包含镇压治罪权。] 是对日本的挑衅行为，今后如有类似事件发生，日本将依据条约所规定的权力，采取自卫上听必要的行动。”

同时又提出如下具体要求：

“1.中国宪兵第三团、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治训练处和与事件有关系的国民党部及排日团体从平津撤退，罢免这些团体的负责人员。

2.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

3.希望事项：驻平津地区的第51军（于学忠军）及中央军移驻保定以南，禁上平津地区党部及蓝衣社和其他秘密团体所策动的反满抗日活动。”[张篷舟：《近五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2页。]

5月30日，驻天津日军将装甲车、小炮及机关枪队在河北省政府主席办公楼前的路上展开，飞机在平津两市上空低飞盘旋，对于学忠施加压力。

6月4日，酒井、高桥再次到居仁堂访何应钦，询问对日方要求的执行情况。何应钦答复说，已处理者已有罢免蒋孝先等3人，解散宪兵第3团特务处等7项。但酒井等变本加利，当即又提出将于学忠免职，从天津撤走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调走北平的宪兵第3团，解散抗日团体及调走驻天津的第51军等5条更为苛刻的要求。

6月7日，关东军调兵至古北口、山海关等长城一线，炫耀武力，显示其向平津推进的态势。6月9日，酒井、高桥第3次晤见何应钦，步步紧逼。国民党当局一味妥协，当日，何应钦以口头形式答复酒井和高桥等谓：“日方所希望之点，截止昨日为止，已完全办到：

1．于学忠、张廷谔已他调。

2．军分会政训处已结束，宪兵第3团已他调。

3．河北省党部已移保定，天津市党部已停止工作，

4．日方认为有碍两国国交之团体（如励志社、军事杂志社）已结束。

5．第51军已决定他调”。

然而，对于国民党当局这些让步，酒井等仍然表示不满，又提出除已办诸事之外，还须办理以下四点：

1．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

2．第51军撤退，并将全部离开河北日期告知日方。

3．窜2师、第25师他调。

4.排日行为之禁止。

酒井等人还将日方要求的缮写件一份交中国方面。上述要求限中国于12日午前答复，并一再声称，中央军调离河北系日军军部之决意，绝无让步可言。[《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407～408页。]

对于如此无理的压逼，国民党竟再度让步。

6月10日，何应钦会见高桥，根据国民党中央的训令，以口头形式，答应了日方全部要求。

同日，国民党政府发布《敦睦邻邦令》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张篷舟：《近五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2页。]

在此前的6月6日，国民党政府已令于学忠率第51军经保定退避陕西，再以孙永勤入境问题令遵化县长何孝恰辞职，宪兵第3团调走。6月10日停止了国民党部在平津两市的活动。中央军关麟征部第25师开始移驻洛阳，黄杰部第2师移驻豫皖。

对于中央军南撤，当时有人就写了一首诗：“忽闻协定说班师，十万儿郎涕泪时；忍辱不堪回首望，城楼不见汉家旗。”[《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407～408页。]

日本侵略者对于国民党当局的一再退让和全部承诺仍不满足，又催逼中方用文书形式答复，以便作为凭据。6月11日，高桥突然携带一份由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到北平军分会，要中国方面照抄一份，并由何应钦签章后送交梅津，该备忘录全文如下：

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

（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非之罢免；

（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

（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

（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

（八）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撤迟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

（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

（二）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成为不良之人物。

（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

此致

何应钦阁下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019～1020页。]

梅津备忘录的第一部分，把何应钦在6月4日、9日、10日的3次答复内容全部记录文中，要求何签署以形成正式协定。6月15日，经南京国防会议决定：“此事始终口头交涉，且酒井隆参谋长、高桥坦武官一再声明，由中国自动办理。现中国均已自动办理，且必能如期办妥，是日方意见已完全达到，实无文字规定之必要。我方难以照办，应请日方原谅。”[《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416页。]

但日方仍蛮横进逼，于6月21日、7月1日由高桥连续登门将拟好的一个要何应钦具名的通告交何应钦，文稿全文是：“六月九日由酒井隆参谋长所提出之约定事项，并关于实施此等事项之附带事项，均承诺之。并拟自动的使其实现，特此通告。”[《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424页。]

何应钦在得到汪精卫的批准后，按该文稿复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待此通知。

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020页。]

至此，由梅津备忘录和何应钦复函实际达成协议，史称《何梅协定》。

《何悔协定》的形成；使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大部主权。有吉大使则声明说：“期望中日两国国交之圆满不仅限于一地，应将全华排日风潮为之一扫。”[天津《益世报》1935年6月29日。] 日方毫不掩饰侵吞全中国的意图，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三、“华北自治”事件

日本炮制“华北自治运动”，制造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自治”事件，对中国华北地区主权进行粗暴的践踏和肆无忌惮的侵夺，在这些事件当中，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是主要的策划与执行者，中国方面曾对日本驻军的侵略行动表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其驻军的行动。日本军方则公然宣称：“本问题为关于停战协定内属于军司令官之统帅事项，而非外交事项，故不可移于外交交涉，想应由驻在军部当局处理之也。”[北平《晨报》1935年6月2日。] 完全是实力外交，跋扈之至。

其主要的事件有：

（一）丰台事件

丰台事件是由汉奸白坚武在日军的指挥和配合下，在北平西南部丰台发动的武装暴动。白坚武是河北交河县人，曾任吴佩孚的政务厅长，1926年，北伐军击溃吴佩孚军队，白东渡日本，成了汉奸。1933年在沈阳组织“正义社”，1935年在土肥原支持下，纠集汉奸石友三、李瑞清等拼凑“华北正义自治军”，白任总司令，日本浪人樽崎一良为顾问，拟在北平暴动，组建“自治政府”，成立“华北国”。

为此，白收买北平军分会所属铁甲车大队的第5中队长沈锡之与第6中队长段春泽，段被委任为“华北正义自治军”第2路总指挥。铁甲车队原属张学良东北军，张下野后归隶北平军分会，下辖6个中队，分驻南口、西直门、长辛店等北平四郊，第5、第6两中队驻丰台，曹耀章任大队长。白还派汉奸李瑞清先行收买大队附邹立敬，邹不愿当汉奸，虚与委蛇，向曹耀章密报，曹随即密报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等设计逮捕了活动于铁甲车队策划叛乱的汉奸李瑞清。

白坚武和石友三等人见事情败露，遂决定提前发动叛乱。1935年6月27日夜，白坚武率60余名匪徒，伪装成日本人（内有一部分日本人）由天津乘快车在丰台车站下车，引起了乘警的注意。曹耀章得知驻丰台的铁甲车中队情况有异，亦向上作了报告。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立即采取措施，令全城紧急戒严，所属缪澂流部用麻袋盛土封堵永定门缺口，加强东交民巷警戒。

在丰台站下车的日本浪人会同段春泽的第6中队，于28日凌晨向北平开进。段逆一伙到达永定门，缺口已堵，车队无法前进，日本人命令向城内西长安街北平军分会所在地发炮，企图以爆炸声通知东交民巷的便衣队出来响应，但炮弹被士兵卸去引信，均未爆炸。便衣队在东交民巷受到四周军警的包围，无法行动，此时天将拂晓，城外叛军不敢拖延，听从日本人命令退回黄村。段春泽见大势已去，率300余人逃往香河县。该县长赵钟璞已经接到了王树常密令，设计抓捕了段春泽等3名头目，其余部下立即自行散去。段等被解往北平，经审讯后枪决。第5中队长沈锡之等叛乱时没有直接参加，但也没有听从命令截击叛乱，遂被扣押。日本顾问松井兼之及几名日本浪人也一同落网，其后由日本领事馆引渡回天津。据“日方史书记载，丰台事变中直接参加叛乱的日本人有15人。[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232页。] 在天津坐镇指挥的白坚武等在日军的保护之下从塘沽乘轮船逃往东北。

（二）香河事件

丰台事件不久，又发生了香河汉奸叛乱，其导火线是香河县的税收问题。

1935年8月13日，香河县政府颁发布告，宣布从9月10日开始，每亩土地再增加附税1角2分，连同以前增加的5分1厘，每亩地每年共附加1角7分1厘。这对土地贫瘠(奇书网|Www.qinkan.net)，连年天灾的香河地区农民来说，无疑是一沉重的负担。布告贴出后，民众怨声载道。那些土地较多的乡绅地主们更为不满，城南柴庄的武宜亭，城北领子村的安厚斋等，想借民心波动之机，鼓动抗税不缴。武宜亭有土地100余亩，北洋军阀时代曾任过河北省议员，其子武真华在日本留过学。父子二人是仰仗日本势力、横行乡里的汉奸劣绅。

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得知武宜亭等要闹事的消息，甚为高兴，他们认为这是“华北的有识之上从心底里产生出的华北自治的迫切愿望。”[〔日〕《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129页。]

香河县地处平津之间，又与“非武装区”相连，战略地位重要。在此策动“自治”，既可直接影响平津两市及河北全省，又能使国民党方面难以武力干涉。把香河抗税闹事纳入“分离华北”阴谋的轨道，还能通过武宜亭等人搞一个“民众倡导自治”的先例。10月上旬，曾任伪满军事顾问的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在北平对武宜亭、安厚斋亲自指点，面授机宜。武、安等返回香河，武真华与两个日本浪人胜见、福田霞也同时赶回柴庄。一面联络乡绅地主，一面派人到各村串联煽动。

18日，武宜亭与两个日本浪人到大地主胡承武家，召集所谓“国民自救会”，决定20日以请愿抗捐为名到县府闹事，“要求县长收回成命”，“要求自治”。20日晨，约2000余被鼓动起来的民众聚集到县城门口，武宜亭到场指挥。县府已经获悉武宜亭等人将举行叛乱，见状急忙关闭城门，只让其派3名代表入城交涉。此时，两名日本浪人带领部分胁队者，撞开城门涌入城内，经该县警察呜枪弹压，又将城门关闭，受骗民众大部散去。翌日，河北省主席商震，由附近的三河县调“非武装区”保安队第1总队第7中队前往香河。日本使馆借口有日本人参加，便从北平派出宪兵20余名，由分队长大木带领，分乘汽车2辆，开赴香河蓄意扩大事态。当日下午，日本宪兵到达县城西门，汽车穿城而过，武宜亭等暴乱队伍，随之蜂拥而进，占领县政府各机关，接管县城四门的警戒。

6月22日，武宜亭等扩凑了一个“县自治会”，主持县政，并派人四处张贴和散发由武署名的“香河县人民自救自决宣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有计划煽动的香河乡民暴乱，既不愿放任不管，又怕采取措施会触怒日方，遂于10月23日命令商震“妥为处置”，“万勿任其扩大”，“于外交中得一根本解决办法”。[《北京日报》1935年10月27日。]

商震所派代行县长职的省参议刘耀东到达香河后，23日19时，武以个人名义宴请刘参议及日本“代表”西村。刘不知这是一席难吃的鸿门宴，如约前往。席间，西村向刘索阅省府委任状，刘从身上取出递过，西村根本不看即将其撕毁。刘耀东提出抗议，武宜亭同伙一拥而上，将刘打得大呼救命，刘的随从3人拔枪登楼，武等一齐开枪，随从杨文治身中5弹，当即倒地。其余2入亦受伤，其后一人重伤在医院死去。刘本人被扣押监禁。随后，武等率众挖掘战壕，准备凭武力顽抗。

商震于24日晚从北平赶到天津，次日会晤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和参谋长酒井隆，以及日本驻榆关特务机关长竹下睛义等人，但未能解决。各国驻平人员纷纷表示对事态的关注。6月24日，日本陆军省召开非正式军事参议官会议，川岛陆相、桥本次官、杉山参谋总长等均参加，讨论了所谓“华北农民运动的情势”。会后，陆军省发言人说，香河事件，将来无发展之可能、“可望依华方当局之手使之平息。”[天津《益世报》1935年10月25日。]

基于日本“民众倡导自治”的隐讳策略，事态扩大对日本好处不多。中国驻屯军及驻华特务机构，经过一番强同夺理的纠缠后，才与商震达成协议，放弃对武宜亭的支持。这伙叛逆一失去主子撑腰，立即如乌兽散，武宜亭于6月27日晚逃进天津日祖界，其余亦各寻出路。驻通县的保安第1总队第7中队于28日早6时开入城内，维持治安。这样，一场由日本扶植的“自治”闹剧匆匆收场。据日方宪兵队调查材料，有6名日本人参加了这次叛乱，整个事件受到了伪满驻天津特务机关的操纵。[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233页。]

（三）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冀东泛指河北东部平津一线东北的大片地区，包括唐山、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及22个县城，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余万。日本的关东军虎踞于前，驻屯军狼顾在后，到塘沽协定签署，这里大部分被划入所谓非军事区，实际上已成为日军的囊中物。

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批准将冀东22县划为两个区，在唐山和通县分别设立滦榆、蓟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陶尚铭、殷汝耕分任公署专员。陶不讨好日本，为日方所排斥，不得不于1935年7月27日辞职，转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殷汝耕由日本推荐改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遗职由苏玉琦继任，冀东大权实际上全部握于殷一人之手。殷汝耕系浙江平阳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娶了日本妻子。其后虽然归国，实际却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日本学者评论他是：“自认为只有依赖日本才有安身之本，任何时候都是心甘情愿地投靠日本。”[《日本外交史》19，第238页。]

殷曾参与1932年《松沪停战协走》和1933年《塘沽协定》谈判，为日方尽了犬马之劳，深得土肥原等日本军政要员的青睐。殷在任专员时竭力巴结日本，纵容日方走私，完全成了日方在冀东得力的看家犬。

8月4日，滦县车站保安队长刘佐周被人暗杀，日本一宪兵亦被流弹击伤。日方认为是离任的陶所策划，一方面向中国提出抗议，同时还以商谈为名，约见已去北平的陶尚铭，并将陶扣留两周之久。这就是“滦东车站事件”。

土肥原致力于华北“自治”，在拉拢宋哲元遭受挫折后，即着眼于冀东，企图利用殷汝耕树立一个“自治”典范，打开一个缺口，以实现其分离华北的政策。照土肥原的盘算，以此促动，“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决定让殷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

1935年11月23日，殷汝耕在天津与土肥原密谋后，当晚召集停战区各保安队总队长开会，决定宣布停战地区自治。24日，殷汝耕返回通县，当夜发表“自治宣言”，25日便在通县宣布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殷如此尽心尽力，连上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都感到：“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殷汝耕宣布“自治”的消息，给了国民党政府以巨大冲击。为防止事态的扩展，国民党政府于11月26日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通缉殷逆，撤销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但冀东地处“非武装区”，有日军庇护，南京政府没有能力惩罚他，蒋介石也说：“要讨伐他，就一定会直接和日本冲突；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82年版，第85页。]

在日军卵翼之下，这个伪自治委员会在一个月之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改组后的自治政府制定了组织大纲14条，设委员9人，殷汝耕为政务氏官，“总揽全区军政事宜”。1936年4月，该傀儡政权第二号人物，政府秘书长兼外交处处长池宗墨，作为专使率10余名官员访问伪满洲国，其目的是公开表示“为与邻邦敦睦友谊，并专诚答谢关东军”。池宗墨一行每到一处，肉麻地吹捧伪“满洲国”为王道乐土，保证要以日满“王道乐土精神，灌输于我冀东二十二县”。[《冀东日报》1936年4月24日。]

5月，伪“满洲国”官员回访冀东，互相安抚。殷逆不但为日本看护冀东这块殖民地，还配合日本的侵华政策，频繁以通电、谈话，甚至以飞机播撤传单等方式，向宋哲元、阎锡山等国民党华北大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跟着冀东实行“自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了日本推行分离华北政策的得力工具。

四、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日本将国民党政军两方面的势力逼出平津等河北中心区之后，立即着手扶植“自治”傀儡。日本曾拉拢诱使华北各势力代表人物，如于学忠、孙传芳、吴佩孚以及阎锡山等人，均遭抵制或公开拒绝。其后，日本分析宋哲元拥有很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又同南京政府有矛盾，是一个理想的对象，遂展开了对宋的“工作”。

日本最初设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土肥原所拟定的“高强度方案”，建立“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其主要内容有：

“（1）自治领域为华北五省，推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会中聘日本人为顾问；

（2）由最高委员会主持五省军事，截留五省关税、盐税、统税分配给五省；

（3）向确立日满华三国的合作经济圈迈进，即：开发矿藏资源，振兴棉花栽培，脱离国民政府的白银国有令，通货与日本建立连锁制等：

（4）扑灭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宣扬东洋主义。”[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第65页，注释②。]

土肥原还企图在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召开期间达到这一目标，在五全大会闭幕时公开宣布自治消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本在军事上对中国施加巨大压力。1935年11月13日，日本关东军调一个旅的兵力在山海关等处摆出推进姿势，海军亦调兵到青岛。

日本侵入华北，触动了国民党和蒋政权的根本利益，国民党内反对对日妥协的势力在增长。英美等国在华北亦有巨大的利权关系，它们也不愿看到日本独霸华北。

因此，蒋开始以较为强硬的态度同日方谈判。为力求主动，不允许宋哲元等地方将领进行对日交涉，同年11月20日蒋电告宋说：“中央必当以实力为兄等后盾，决不令兄独为其难。”[《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714页。] 又电告河北省主席商震：“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715页。]

同时，蒋调集部分军队至京沪、陇海等线，还命令河南方面赶造船只，以防不测。对于宋哲元来说，尽管同国民党蒋介石有不少矛盾，却绝不甘心作日本的傀儡。但迫于日方的压力，又幻想借外力保障其在华北的地位，所以，宋没有完全拒绝日本的拉拢。

11月20日，日本大使在南京会见蒋介石时说：中国方面对华北“如果采取压迫或武力镇压等办法，势必引起纠纷事态和破坏治安，进而还会严重影响与该地有密切关系之日本及满洲国，特别作为负责满洲国安全之关东军，决不会对此默视不问。”蒋答：“作为中国，对引起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还说：“今天和贵大使会见，本拟商谈有关中日邦交改善问题，而首先谈起属于内政问题之华北自治运动等，甚感遗憾。”但同时，蒋又表示，对于华北的特殊情况，自己也特别有所认识，决心近期废除军事分会，另派能胜任同日方接触的高级官员，以打开调整事态的途径。[《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10～311页。]

日本方面看到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中国民众抗日气氛的高涨，顾虑到强力施行华北高度自治方案会引起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应，且有可能迫蒋调兵北上。经过11月18日召开的三相会议，日方决定暂缓11月20日就要宣布的强硬计划，对华北的举措视有吉与蒋会谈的结果而定，自治内容可以采取“轻度自治”，“以渐进方式工作”。[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64页。]

11月30日，蒋介石与行政院五院长制定“华北自治办法”六条：

“（一）实行共同防共；

（二）关于币制改革，在华北方面可作适当修改；

（三）考虑关内外人民关系密切，对两地的经济关系予以方便；

（四）在财政方面给华北政权以相当支配权；

（五）给予就地合理解决对外悬案权；

（六）根据民意录用人才，实行理想的政治。”[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并派何应钦、熊式辉、陈仪、殷同等立即北上与宋哲元共商处理华北问题。当日晚，何应钦从南京去北平。行前，先派陈仪、殷同到天津拜访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到北平拜访土肥原和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在征得日方同意后，何于12月3日晚进入北平。

4日晨，何与宋等举行会议，讨论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未哲元表示愿在何应钦领导下努力解决华北问题。但是，在日本军方警告他不要在背离日本方面走得太远后，5日晨，宋哲元忽然宣布到西山“休息”，并发表书面谈话称：“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国闻周报》卷12第48期，1935年12月9日。]

宋去西山后，留下秦德纯、萧振瀛与何应钦周旋，会谈实际成为僵局。12月5日，15架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旋，并投下殷汝耕要求宋哲元响应自治的传单。据此情况，何应钦与秦、萧等商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6日晨，萧振瀛赴天津，向土肥原和多田骏通报这一方案，征得了日本同意。8日，何应钦在电请国民党中央照准后，即召集陈仪、熊式辉、萧振瀛等会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

日本肆无忌惮地分裂华北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再妥协退让，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

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指出：“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同胞们起来！为祖国主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488页。]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呼吁全中国的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吞并全中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567页。]

北平、天津、上海各大城市和河北省各地群众团体、爱国学生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反对“假自治之名，行叛国之实”。北平教育界以联署的方式发表声明，反对“自治”，“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的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国闻周报》卷12第47期，1935年12月2日。]

冀东的昌平、香河、玉田、三河、顺义、宁河、平谷、乐亭、临榆、抚宁、卢龙等11县的县长也相继发表声明，决不附逆。冀东旅平同乡会通电全国，要求政府“查抄殷逆浙江省永嘉县原藉家产，一面坐以重罪，以为媚人叛国者戒。”[《中央日报》1935年12月10日。]

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运动持续到12月16日，原订12月16日举行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只好延至12月18日举行。其大会开得十分短小，据报道，“晨起，外交部街及东单牌楼一带，加紧戒备，军警林立，……开会时间，事前井未发表，开会时，仅到有少数来宾，及该会职员与新闻记者等30余人”，开会仅20余分钟就宣布散会。[《国闻周报》卷12第50期，1935年12月23日。]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是一个在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方授意或征得了日方认可的亲日分子，如王克敏、王揖唐、高凌霞、李廷玉、贾德耀、冷家骥等，他们中有的还是汉奸分子。委员会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多为亲日分子所把持，并设有日本人顾问。委员会在行政上与南京政府保留半独立关系，而经济上，南京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收入等完全被截留，与日本保持“特殊关系”，通过日本所设“兴中公司”等殖民机构实行“经济提携”，满足日本对华北各种资源的需求。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本于1936年1月制定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要求将自治的范围扩大到华北五省，并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大体上可以信任的时候”，让宋与殷汝耕“合流”，[〔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349页。] 尽快实行完全的“自治”。日军参谋部也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在明朗化方面总是进了一步”，它将“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128、133页。]

然而，在全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下，宋哲元对日态度也日益明确。

1936年5月，他提出要“力保主权”的口号，释放被抓捕的爱国学生，在各学校开展军训，在军队进行爱国抗日宣传，在委员会同南京政府的大政关系方面，尽量执行南京政府指令。

1937年2月，宋甚至不顾日本的反对，派秦德纯代表他参加南京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第8页。] 连经济领域过去对日最为妥协的状况，也开始改变，宋遵照南京政府意旨，停止了津石铁路、塘沽建港等项目的对日谈判，中止或改变了龙烟铁矿等项目的筹建上马。在土地管理等方面，亦抵制了日本的贪得无厌的要求。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日军吞并华北的阴谋。

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坚决斗争，曾迫使日本对其侵略华北的政策作了微小调整。如1936年8月11日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特别是1937年2月20日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强调注意不要“造成激发中国民众的排日抗日感情。”[《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57页。]

其侵华的根本决策虽没有改变，却不得不采取更带欺骗和伪善的策略。

五、伪“蒙古军政府”的成立

日本对热、察等内蒙地区主权的攫取，采用了类似平律等地的手法，十分注意扶植傀儡政权，首先拉拢的是李守信。李系热河土默特旗蒙古族人，出身土匪，后投靠张作霖，因功逐渐升迁，任张学良东北军骑兵团长。

1931年冬李部驻防开鲁，曾与日本驻通辽的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暗中勾结。1933年初，李部击落一架日本低空侦察飞机，李守信亲自将飞行员和电台等送往长春。此事博得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赏识，送他手提式机枪15挺，步枪25支，现款3万元。随后，李欢迎日军进入开鲁城，井协助日军占领林西，破日军委派为“热河游击司令”。从此，充当“关东军的谋略部队。”[〔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译本、第121页。]

日军也认为由于李的投靠而“理出了推进内蒙古工作的头绪。”[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274页。]

1933年4月28日，李守信按照日军的指令侵入与热河邻近的察哈尔地区，以多伦为中心建立了“察东特别区”，李任行政长官兼军长。日军认为，单靠李守信还不足以策动内蒙的“独立”，又着手扶植第二个傀儡，即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德王是察哈尔部正白旗人，生于1902年，1908年世袭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多罗社棱郡王。

1919年德王开始主持全旗政务。他从年轻时起，就抱有掌握内蒙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

1930年冬，驻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即以游历为名，到苏尼特旗进行拉拢德王的活动。

1931年夏德王到北平时，盛岛等请他到扶桑馆吃饭并进一步煽动他独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拉拢蒙古王公加入伪满，实行“满蒙联合”。1932年，日本陆军派遣特务笹目来苏尼特旗，在德王的掩护下，冒充喇嘛，长期潜伏进行活动。同年，德王前往北平，串联当时住北平的蒙古王公等上层分子，组织了一个“蒙古王公代表团”，到南京活动。他们要求改组蒙藏委员会，反对当时由南京政府所委派的委员长石青阳，另用蒙藏人担任委员长，为蒋介石所拒绝。返回北平之后，继续以该代表团为基础，结成松散的社会政治团体，到处奔走串联，酝酿实现“内蒙古高度自治”。

1933年6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委任德王为蒙古军第1军长。但德王推辞不就，却前往百灵庙召集西蒙古部分王公，于7月26日举行第一次“自治”会议，通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在西蒙实行“高度自治”。9月28日，又在百灵庙召开第二次“自治”会议，并通过“内蒙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国民党政府顾虑日本在背后插手，为避免事态扩大，遂同意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以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即云王）为委员长，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即沙王）和索特那木拉布坦（即索王）为副委员长，由德王担任秘书长。1934年4月23日在百灵庙举行了成立大会，因云王、索王均已年迈，不愿到职视事，“蒙政会”实权遂落入德王手中。

德王在此时暗中通敌，尚未公开叛国，仍与蒋介石拉关系，领取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资助。1934年底得到一次性蒙政会建设费12万元，经常费则每月3万元。还得到军政部拨发步枪、手枪300余支，轻重机枪20余挺，迫击炮数门，载重汽车4辆，大小无线电机10台等物资，这些经费和武器等，奠定了蒙政会的物质基础，增加了德王个人的活动资本。

德王要求的“高度自治”与日本策划的“内蒙独立”十分合拍。1934年初，日本特务笹目由苏尼特旗德王府动身回国，不久再回德王府，并在该旗设立特务组织“善邻协会”的分支机构，以办理卫生、文化事业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1934年夏，长期在内蒙地区活动的日本大特务盛岛角芳，也潜来百灵庙与德王晤谈，并答应送给德王步枪2000支。同年10月，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来苏尼特右旗进一步拉拢德王，德王也就“干脆进一步与日本人勾搭起来了。”[《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版，第20页。]

1935年1月，日军制造察东事件，“这一事件事实上具有援助德王内蒙自治工作的意义。”[《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第123页。]

当月，德王派其心腹宝贵廷带着他给伪满察东警备司令李守信和关东军驻多伦特务机关长植田的密信，潜赴多伦。在植田和李守信的帮助下，从内蒙东部招兵买马，成立了1个团，由宝贵廷任团长，暂在李部属下进行秘密训练。接着关东军派突浦为苏尼特右旗特务机关长，在该旗架设电台，并与德王商定保密办法，宍浦化名石田三雄，以“善邻协会”理事名义为掩护。从此，德王与日本的勾结有了正式固定的联络渠道。不久，日本关东军蒙事处第2科长石本寅三与参谋田中隆吉等，来到苏尼特右旗会见德王。

会晤中，田中拿着写有“满洲国”和“蒙古国”的一张纸对德王说：

“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共同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第21页。]

1935年6～7月间，日本连续制造了张北事件和河北事件，在加紧分离华北的同时，也加快策动内蒙独立。日本关东军专派小野寺少校给德王赠送飞机1架。日本“满铁”总裁也同时派员给德王送来整套的电影、照像和放映机。8月，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借渡边上校、田中隆吉参谋等，亲自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的问题。

1935年12月，正当华北危急之际，德王应日本关东军邀请，赴伪满“新京”（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参谋长西尾寿造、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会谈，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为解决经费和武器问题，关东军送给德王日币50万元和步枪5000支。德王由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后，确定成立“蒙占军总司令部”。此时，关东军“期望一举推进内蒙工作，使李守信占据口北六县，代替中国保安队，使此地区成为内蒙自治政府的基地。”[《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第131页。]

12月，李守信伪蒙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东的张北、室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在张北建立了李守信的伪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德王随即在察东成立“察哈尔盟公署”，任命其亲信卓特巴札普为盟长，达密林苏龙为副盟长。1936年2月1日，在张北举行了“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典礼，察哈尔部的蒙人8旗遂为德王控制。

“察盟公署”虽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为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

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他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会后制定了组织大纲，决定由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4月24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由德王出面，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所谓第一次“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抛出“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建立蒙古国案”，“蒙古国体案”和“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

同年5月12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云王为主席，索王、沙王为副主席，德王任总裁，总裁掌握军政大权，实行独裁制，李守信兼参谋部长，村谷彦治郎、山内、稻茨、山本信亲、崛并德五郎等日本人分别任主任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教育等顾问。会场上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作为军政府旗帜，正式使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元731年，日本方面派宋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参谋田中隆吉、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及日本顾问村谷彦治郎等与会。其后，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每月补助该伪政府30万元经费，并编成一支1.3万人的内蒙人军队。[〔日〕《现代史资料》8，第612页。]

这样，德王终于正式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奸。

伪蒙古军政府建立之后，日本欲将其与伪满和伪冀东政权更紧密地纠集在一起，由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建议德王应和“满洲国”缔结协定，于是德王借同李守信等人乘飞机到伪满新京访问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等人，又拜谒伪康德皇帝溥仪，行三跪九叩之礼，溥仪在关东军授意下封德王为“武德亲王”，并授予“钦任状”。德王与伪满外交部缔结了所谓“蒙满协定”。此后，德王又根据田中隆吉的指示，派伪外交署署长陶克陶与冀东伪政权殷汝耕会商，缔结了所谓“蒙冀协定”。这样，日本用刺刀扶植起来的关内外的三个傀儡，就被其主子拴在一起，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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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日本加紧蚕食华北、内蒙，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第三节 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

一、对华北的经济调查

日本在侵占和掠夺东北大批的资源财富后，并未感到满足，正如战犯重光葵战后所供认，日本在夺取了东北之后立即从经济资源着眼转向华北进行扩张。[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64页。]

为了对华北实施经济掠夺，日本首先进行经济情报方面的刺探和搜集，满铁是领头的执行机构。早在1933年11月，满铁就制定了《华北经济调整计划》和《对华北经济调查机关设立案》，准备在天津、青岛、上海等地设立满铁经济调查会的分会，在北平、山海关或滦县、张家口、太原、济南、烟台、南京、汉口、香港及广州设立派驻机构。其调查目标有开滦煤矿、井陉煤矿、山西矿业、山东煤矿等矿产资源，冀东地区工业及整个华北地区经济资源（包括棉、麻、羊毛、面粉、烟草、木材、药品等）以及交通状况，还计划摸清伪“满”对华北的贸易及关税，各国在华北的利权及投资等问题。

1934年3月和6月，满铁两次派理事十河信二到中国“考察”。在其“考察”基础上，十河提出了一份对中国、特别是对华北实行经济扩张的实施方案。其要点是，由满铁在华北设立运输公司，或与中国“合办”运输公司，经营中国国有铁路的普通业务，另设对华投资公司，负责与中国交涉促进两国贸易及开展金融业务。这就是后来组建兴中公司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还计划将北宁线（北平——沈阳）延长至山西，以便于山西煤炭外运。

1934年10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定了《华北重要资源调查之方针及要领》，其中提出：要“助长帝国发展对华经济，使战时我国国际资源易于补充，同时扶植和增强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势力并促成日、满、华北经济圈”。[〔日〕近代日本研究会：《东亚与日本》，山川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162页。] 将对华北资源的掠夺提高到战略地位，还规定了对华北调查事项及其细目。

为达上述目的，日本作了一系列的组织准备。满铁根据军部要求，在满铁经济会内增设了第六部，下设综合班与基础调查班，专门负责收集和调查华北的经济情报。又在满铁总务部内新设东亚科，在天津设事务所，在察绥两省设调查所，扩张满铁在华北的地盘。驻天津的日本驻屯军设置了经济科和经济顾问部，大藏省增设了“东亚经济调查科”，等等。这些组织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对华北地区经济资源、政治制度、社会人情及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无孔不入的侵略性调查。这种调查本身，就是对华主权的粗暴践踏。

1935年，随着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形成，日本在华北的非法调查亦加紧进行。7月7日，以满铁总务部东亚科长内海治为团长的华北事业经济调查团一行7人，由长春抵达天津。该团预定在平、津、冀、晋、察、鲁、绥等地，有计划地搜集贸易、金融、纺织、农业、铁路、矿山、制铁等方面的情报。

同时，为加强统一协调，满铁对华北的经济调查被纳入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总体计划之下。其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自1935年10月至1937年1月，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先后动用380余人，耗资54万日元。其调查手段，多是在各地日军的武力支持下，采取收买、诱骗或恐吓等各种间谍式作法，收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数据。对华北的煤、铁、石油等矿业资源，电气事业与制造业的原料及其发展前景，铁路的运输能力与港湾关系，港口与运河水运等诸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整理出了85册调查报告书。例如，矿业班先后调查了华北的金、煤、铅、铜、铬等26种矿藏，159家矿山的各方面数据。[浅田乔二编：《日本帝国主义下的中国》，乐游书房，1981年版，第25页。]

满铁在天津设立的事务所，伙同日军特务机关对华北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测量。其调查的主要活动有：对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滦县、乐亭等13县进行了详细调查，写出了《冀东地区13县实态调查报告书（绝密）》，数量达14本。同时，向济南、张家口、太原等日军特务机关派遣金融财政方面的人员，参与对各地财政经济的调查及阴谋活动，还通过在各地的驻员搜集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各种情报。

日本通过满铁、驻军等各种组织以公开的和隐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对华北经济情报的攫取，具有范围广、规模大、具体细致而密级甚高的特点。依据上述调查，为日本军部和政府制定新的侵略政策提出了建议和参考，例如会田勉写出《华北大观》，声称：华北对于日本真可谓是“生命线”，不仅“政治上要稳定，经济上也应协作开发。”[会出勉：《华北大观》，早稻田出版部，1937年版，第314页。]

兴中公司这一类侵略机构，也是在满铁调查基础上，以满铁人士十河信二为首组建的殖民机构。

二、对华北的经济掠夺

（一）经济掠夺计划

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战争，始终以领土扩张和经济掠夺作为主要目的。

日本推行其华北扩张政策更是如此，其各种纲领方案，几乎都强调了华北的“军需资源”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与迫切性。1935年7月，中国驻屯军制定《关于华北新政权产生之相应经济开发指导案》，提出“应利用一切机会，促进对交通、资源及金融等方面的投资”。[满铁调查部：《中国经济开发方策及调查资料（中国·立案调查书类·？编1卷之2）》1937年，第97页。]

7月2日，日本关东军、“满铁”和伪满财政部、实业部在长春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了掠夺华北资源的具体大纲，其主内容有：

“（一）为开发华北工业、商业、矿业等，特设立大投资公司作总括的投资。该公司为纯粹的金融机关，满铁、东拓当然参加，同时广泛地纠合日本内地的资本。

（二）以该公司为母体，依产业不同设立各事业公司。各事业公司作为中日合办，日本方面现金出资，中国方面现物出资，而对现在营业中的合办公司，予以改组扩充。

（三）考虑到华北资源及产业的现状，公司的工作首先从矿产业、交通业、贸易及棉花栽培入手。

（四）矿业中最重要的是煤，因此以山东矿业公司为煤矿公司的母体而从事发展。

（五）交通是经济开发的基础，维持治安的动脉，所以全力以赴开发察哈尔、山西及其他未开发的地区，方法是扩充东方旅行社，考虑在中国领土内敷设铁路。

（六）九·一八事变后，以满洲、蒙古为背景的华北贸易日趋衰落。今后应当努力复活各该地贸易，谋求天津及其他贸易都市的繁荣。

（七）以满铁公司在山东的棉花栽培为基础，逐渐发展到使日本的棉花能够自给。”[《华北中日“经济提携”》，《申报月刊》第4卷第3号。]

7月17日，关东军在其长春的司令部召开会议，进一步策划掠夺华北经济资源的具体办法，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各参谋以及土肥原、仪我睛义、花谷正筹各地特务机关长，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坦、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均出席，会议决定了以下五项：

“（一）建立中、日、‘满’三国经济合作的常设机关。

（二）开发范围暂以河北省为中心，逐渐向其他各省发展，

（三）为了金融流通顺利，第一步应先开发矿业、棉业等经济资源。

（四）满铁应与各种商业公司密切联络与合作，并促各界有力者奋起。

（五）为注视华北当局的动向，关东军与平津驻军应密切合作，今后应不断召开会议，以资联络。”[《外交评论》第6卷第2期。]

为使掠夺华北经济资源计划更加完善，关东军在会后又与满铁公司反复进行磋商，满铁公司主张，在对华北经济进行基本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各项计划，并设立港湾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华北经济调查委员会，经协商，双方意见趋向一致，都主张先利交通，然后开展其它各种事业。其要点如下：

（一）铁路建设计划：满铁想尽快在华北建成的路线，第一是沧石铁路，第二是彰（安阳）济（南）铁路，其目的在联络平汉与津浦二线，使其横断华北。

（二）海港建设计划：第一想利用青岛与秦皇岛原有海港，以运销山西和绥远的煤，察哈尔的铁以及山东的棉花，第二想开设大沽港，使其能容八千吨以上的巨轮出入，成为冀、晋、绥、察各省资源的最大吞吐港；扩建塘沽港，使之能容三千吨位的船舶自由出入。

（三）开发农业经济计划，在华北各处设立农事试验场，并向天津及其他各地派遣若干农业指导员，确保农产品购销，保障日本所需的棉花、羊毛等类产品等。

（二）掠夺华北资源

日本掠夺华北资源的重要目的，是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及更大范围的扩张和进攻英、美、苏的战争作准备。矿产是日本掠夺的重点。华北煤矿储量居全国之首，质量亦为上乘，多为炼焦用煤及无烟煤；铁矿不但储量丰富且品位很高，含铁量达50％以上，宜于直接冶铁。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华的掠夺性投资发展极快，其重点在于华北。以1936年为例，日本在华矿业投资支配资产额为2090.7万元，其中华北2078.9万元，占99％，在华北矿业投资中，又主要集中于煤、铁、金矿各业，投资额达1976.9万元。投资方式中，合办投资额量大，达1318.4万元，约占67％，其次是贷款，为338.5万元，约占17％，直接投资只占16％左右。[〔日〕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复刻版，第208～210页。]

在矿业中，煤炭又占主要地位。1936年日本向中国煤业投资总额达2108.7万元，其中华北地区为1853.2万元，占近88％。[〔日〕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版，第208～210页。]

在合资矿业中，日方占有统治地位，在一些煤、铁等重要行业的中日合办公司中，日方自不待言占有垄断地位。同欧美相比，1936年日本在华北等关内地区投资达3484.6万美元，超过了历来在华经济势力最大的英国。[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8页。]

日本对煤铁等矿，采取盗匪式的直接夺取，如“柳江煤矿”年产量在25万吨左右，被“日本泰记公司”仰仗关东军的势力，以半抢半买的形式霸占。

棉花是日本掠夺的又一重点。日本国内很少种植棉花，其纺织业所需棉花的98％依靠进口。中国华北各省均适于种植棉花，产量很大。1933年仅从天津出口的棉花，价额即达1980余万元。日本自侵入华北即开始夺取华北的棉花产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在天津设立所谓“华北农场试验所”，在南开八里台设场植棉，并利用汉奸转手，以中国人名义偷买中国土地。冀东伪政权更划定通县、丰润、玉田、迁安、滦县、香河、遵化、抚宁、昌黎等县的几万顷土地，为日本“兴中公司”试验植棉的农场。于是“华北棉花公司”、“通县棉花试验所”、“东亚棉花协会”等掠夺华北棉花的组织纷纷建立。

同时，6家日本纱商也成立了“棉花协会”和“棉花交易所”，以便控制华北的棉花产地和棉花市场。

“兴中公司”则拟定华北种棉的5年计划，企图独霸华北的棉产。

棉纺业也是日本垄断的重点。“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日本向华北侵略扩张的战略需要，以及华北棉花得天独厚，量大质优，因而，贪婪的日本财阀将纺织资本急剧转向华北。日本以收买、吞并或新设厂的办法，排斥华资企业。自1935年至1937年间，天津原有7家较大的华资公司被日资吞并4家，占天津纱绽总数70％以上。[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的棉业与中国》，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页。]

到1937年初，日本在天津纺织厂已有10家，纱绽177000枚，织机数千架，而华资只有5家，纱绽71000枚，织机310架。[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33页。]

华北的另一个纺织业中心青岛更为日资所统治。从整个华北的纺织业看，日本的扩张是十分惊人的，1932年华北纺织业集中地河北、山东两省，纺织锭数华商有374980锭，占50.63％，日资365580锭，占49.37％，到1936年，华商纺织下降至242456锭，仅占26.02％，而日商纺织猛升至689202锭，占73.98％。[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的棉业与中国》，第220页。]

按计划，日本还将新设若干厂房和织机，其规模将赶上中国最大的纺织中心上海。

日本对华北其他物资的掠夺，亦不遗余力。如对渤海湾头白河两岸著名的长芦盐，日本政府决定由其专卖局统制进口。冀东地区丰富的高矾粘土，是炼铝和生产耐火材料的重要原料。兴中公司和日军特务机关与冀东伪政权相勾结，最后将59处矿区攫为己有。此外，还积极掠夺内蒙的羊毛等物资。

（三）控制华北交通命脉

交通运输业的控制也是日本侵略者十分重视的。在铁路方面，1936年日资向华北铁路投资的贷款，本息累计达8733.25万元。[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版，第494～496页。]

除上述修筑沧石、彰济铁路外，还打算修筑连结东北、华北和西北的蒙古铁路。在海港方面，日本不但充分利用了原有青岛、秦皇岛等口岸，还计划扩建塘沽等港口。[《外交评论》第6卷第2期。]

在航空业方面，1936年6月，日本曾在天津李明庄强行占地13333.4公亩，修建了大机场，用作华北航运中心。10月，日本逼迫宋哲元与日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签订了《中日华北航空协定》，合办“惠通航空公司”，资本为450万元，日方投资250万元。公司总部设在天津，董事会7人，日本占4人，航线5条：北京——锦州、天津——大连、天津——张家口、北京——沈阳、天津——热河。各线均与日满航线联结。[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第556～559页。]

从此，日本逐渐掌握了华北地区的陆、海、空交通命脉。

（四）建立经济掠夺机构——兴中公司

日本为实施经济侵略，兴办名目繁多的公司，并渗透到华北所有的工商业。在天津设立的几家大公司有“中日实业公司”、“输入联合会”、“满津贸易公司”、“兴发祥公司”（此公司后并入“兴中公司”）等。还利用旧官僚，组织“东亚经济协会”、“华北经济委员会”、“东亚通惠贸易公司”、“河北经济协会”等等，从事各种搜刮。其中，规模最大、掠夺最多的要数“兴中公司”。

兴中公司筹建子1935年初，8月2日由日本政府批准，于该年12月20日在大连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兴中公司是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直接产物，是日本实施经济侵略大肆掠夺华北资源的重要机关。兴中公司成立时，名义资本为1000万日元，由“满铁”承担70％，其余招中日商股。其总公司设大连，分设子公司于天津、上海、东京。其营业目的，名义上规定为中、日、“满”之间相互贸易及关于中、“满”小企业的投资及斡旋介绍等业务，实际上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入，经济掠夺不择手段。如兴中公司收买了天津市新公司，于1936年8月20日创立“中日合办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海河建成3万千瓦的大型发电站，垄断了天津地区的电力供应。1936年以后兴中公司又合并了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县、唐山、芦台、通县等7家电灯公司，创设了冀东电业股份公司。随后还收买了北平电力公司、北平华商电灯公司的股票。[依田熹家：《日中战争史资料》（占领地统治·1·），1975年版，第414页。]

其成立后的10个月，资本额便由1000万日元猛增至1亿日元。[《银行周报》卷20第40期。]

该公司一方面是满铁的子公司，它在华北的活动，是满铁势力在华北的扩大。但兴中公司在财务上接受日本大藏省的监督，其章程、董事人权以及对华通商政策需经日本外务省指导。这又充分说明，兴中公司是一个日本的国策公司，它推行日本的经济侵略政策，是日本在华北的经济代行机构。

兴中公司以这种满铁子公司与国家国策公司的一身二任的形式，不但联结了日本的军部与财阀，而且勾通了日本作为宗主国与海外殖民地的联系。通过兴中公司这条巨大的吸血管，吮吸华北的富源，从经济上全面地推行其侵略华北的政策。

三、“自主币制”、走私与特别关税

金融财政领域，也是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另一个重要侧面。

（一）“自主币制”

3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各国竞相寻找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路。英、日等国先后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政策，筑起保护性的货币壁垒，以此向海外倾销商品，并防止外国商品侵入。1934年5月，美国政府通过《白银法案》，抬高银价，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从此向银币国家倾销商品。

中国当时是最大的用银国，由于美国收购白银，中国的银币便象潮水一样涌入美国市场，从而造成国内严重的通货不足，带来经济萎缩。南京政府曾于1934年10月设置银输出税和平衡税等项目，力图阻止白银外流，但没有效果，财政情况日见险恶。

中国政府迫于财政危机而筹划币制改革，并向各国借款。英国在华的投资大大超过美国，英国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便积极帮助南京政府进行市制改革。1935年9月，英国政府派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 Ross）为英国首席顾问来到中国。李滋罗斯考虑到当时英国和日本之间的特殊关系，曾多次征询日方意见，并于1935年6月启程离开伦敦后，取道加拿大先到日本访问，试图争取日方对于援华的协调。

日本对于中国的市制改革的态度，取决于日本总的对华战略。削弱中国是日本的既定方针，因此，对于中国的币制改革，日本蛮横地加以反对。当李滋罗斯来华之际，日本外务省玩弄外交手法，宣称：“日本是稳定东亚的力量，稳定东亚应以日本为中心而加以遂行。”在此前提之下，日本表示“尊重英国的正当权益”。[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122页。] 明白地警告英国，不要侵犯日本在东亚的霸主地位。

李滋罗斯访问日木之后，认为已经得到了日本的谅解。于1935年9月21日抵达上海，经过同南京财政要员的协商，英国政府宣布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期限35年，年息5分，以作为财政整顿和实行新币制的准备金。经过一系列准备，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样熙于11月3日正式宣布中国开始币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废止银本位制，采用纸币流通制；以中央、中国、交通（后来加上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各种公私款项只许用法币结算支付；禁止白银流通，白银收归国有；现有流通白银及银币可按规定换领法币，以后又规定与英镑美元等外币的汇价，由指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这次币制改革实现了以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官僚资本对全国金融财政的统制，国民党政府可以通过大量发行纸币，加重财政赤字，从人民手中汲榨财富。但是，市制改革使中国货币得到统一，在客观上加强了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有利于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

币制改革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军部、政府各方面却纷纷发表声明，并采取反对和阻止活动。

1935年11月8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介要求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实行阻挠币制改革的方针，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满洲报》1935年11月11日。] 9日，日本外务省发表谈话，指责中国币制改革事先未与日方“协议”并取得合作，同时对英国对华借款表示“始终持反对之态度”。[〔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下），第308页。]

同日，日本驻华武官高桥坦对宋哲元威胁说：“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上海，是陷华北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如贵方不能自动防止，则日本将以实力期其实现。”[〔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73页。]

配合其外交方面的声明，日本加紧在华北各地实行所谓“自主”货币制度，以对抗和破坏国民党政府的市制改革。其主要方案曾议定出：“1、全票方案，2、满洲国国币方案，3、华北统一银行券方案”，[〔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第124页。] 等几种方案。

1935年12月8日，曾策划伪满币制方案的伪满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直树，在《中国币制改革与我国策的确立》一文中声称：“中国此次币制改革虽在政治上引起了国内和国际重大危机，但在技术上却不得不承认它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向关东军建议，日方表面上与法市保持联系，但应进行“华北自主币制”。[〔日〕野泽丰：《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防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版，第251页。]

随后，日本陆军省拟定了《华北币制改革指导要领》，其基本方针是：“华北币制在形式上虽需要使之同中国一般市制建立相当的联系，但应迅速排除来自华中、华南方面实质的支配关系，并进而吸收利用其资金”，把以中国新币制为基准的“一种日金汇兑本位”作为本位货币。[〔日〕野泽丰：《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防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版，第284～285页。]

1935年12月10日，华北日军制订了《华北自主币制施行计划纲领案》，提出在华北设立新的金融中枢，使之与华中、华南金融相分离；建立“华北公库”为唯一通货发行机关并驱逐法币，由华北自治政权与民间银行、钱庄集资1亿元，首先发行额1.33亿元；由银钱业和商界的亲日分子任公库首脑，顾问及科级职员由日本人担任。1936年2月22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提出了上项计划纲领的修正案，对华北币制独立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如货币取10进位，计纸币5种，铜币4种，共9种；华北公库理事会由理事长（总裁）、理事（副总裁）、各分库理事会代表，银钱业公会和商会代表等组成；在冀察经济委员会下设公库准备委员会。当冀察政务委员会建立之后，由日军松室孝良少将胁迫，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于1936年5月由河北省银行在法币之外印发纸币。

1937年3月，伪冀东银行也发行若干面额的纸币及辅币。日本的“自主”币制活动，虽然没有完全得到推行，但亦严重地干扰了中国的币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为其对华北实行经济掠夺起到重要的配合作用。

（二）白银走私与武装走私

从日本进行的白银走私问题，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日本蓄意破坏中国金融财政的险恶用心。在市制改革之前，日本一直在唆使日本及朝鲜浪人在华北各地掀起挤兑银元的风潮。

1935年4月14日至5月25日，天津的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兑出白银达1682103元，北平的交通银行自1935年6月6日至29日这20余天内兑出1629600元，使库存银元降到最低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交通银行档案。]

而这些银元几乎全部落到伪满及日本手中。其挤兑的主要办法是，用中国、交通、河北等三行的1150元钞票购兑中国银元1000元，之后运到关外售与日本人专设的收购中国银元的机构。

用其他钞票也可以购兑中国银元，其价格是，以日本银行钞2050元，或朝鲜金票1400元，或满洲洋票1300元购买中国三行钞票1000元，再以之购兑中国银元偷运关外。就这样，有限的中国银元就被日本人用无限的纸币套购而去。[《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0册。]

此举既可以毫不费力地塞满日本的腰包，又可以削弱中国的金融财政，这就是日本使劲地破坏中国市制改革的要害所在。

1935年5月22日，河北省政府在给南京国民党当局的呈文中说，每日密送到关（山海关）的白银约十五六万元，北平、天津各居五分之二。[《于学忠转报华北白银走私情形呈行政院文》，《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

以此而计，中方每月外流白银约400万元。仅1935年四五月间，秦皇岛海关缉拿到的走私白银总额达177900元之多。[千家驹：《中国经济的挣扎》、（《中国国民经济》）。]

其余未能缉获的，其数目更是惊人。

金融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由于日本所策划的阴谋，平、津两地库存白银几乎被汇兑一空，中国银根吃紧，同时又纸币贬值。带来物价上涨，工商业停滞，经济崩溃。这正是日本所希望发生的混乱局面，它便于日本进一步在中国翻云复雨，巧取豪夺，策划自治，吞并领土。

除上述白银走私外，日本还进行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武装走私活动，对华北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这种走私活动随着其在华北的政治军事扩张加剧，从隐蔽的小规模的，发展到公开的集团性的武装走私。

“走私”一词的本来含义是秘密输售货物，逃避交纳合法捐税。而日本所进行的走私，是以其军事力量和不平等条约为背景，对中国实行强迫的、公开的、大规模的、不平等的商品输售活动，其实质无异于强制掠夺。当时在长城一线，满载各种商品的马车几十辆为一队，连同其武装护卫数百人一伙，从伪“满洲国”通过长城各缺口浩浩荡荡进入华北。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自冀东远往天津的走私物品有：人造丝89617包（4033745公斤），卷烟纸6171包（1183836公斤），布匹12131包，白糖479296包（43136640公斤），杂货11052包；其中1936年4月19日起一周内由天津运出的私货就有人造丝1862包（830790公斤），白糖41171包（3705390公斤），卷烟纸245包（15239公斤）等。[《银行周报》卷20第20期。]

这些武装走私队以武力抗拒中方的陆海缉私人员，而日本政府与军部更以外交手段保护走私，并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横加勒索。日本方面还以“协助缉私”为名，派出宪兵警察非法进驻北平、天津、唐山、滦县、昌黎等站，“检查”来往客人，严重干扰中国方面的正常缉私业务，侵犯中国的主权。

当时，处于伪满和冀东之间的“中国方面的税收机关，其职能处于停止状态。”[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243页。]

日本在华北走私，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遭受严重打击，其中受害最大的是制糖业与人造丝业，以糖业来说，1935年一般市价白糖每担22元，红糖每担18元，然而私货却只要12元或10元左右。因此津浦、陇海两路遂全为私糖所侵夺。上海糖商60余家，因私糖盛行而受之损失已达1000万元以上，广东糖因华北私货充斥，在5月初就停止装运，并一半停工，到中旬以后，广东糖厂一竟因私货压迫及原料不足而全部歇业。至于人造丝业，1934年上海人造丝匹头厂家有21家，丝织机2万部，因私货倾销影响，1935年已仅余六七家，织机三四千部。其他如纺织业、面粉业、卷烟业、火柴业等，无一不受到走私的危害。尤其是华北工业的中心区天津各厂不是关门倒闭就是被日商所收买。总之民族工业没有一样不受私货打击。

（三）冀东特别关税

日本还公开以不平等的法定手段，保护其输出商品免征或减征关税，冀东特别关税就是一例。日本在冀东订立相当于关税1/4以下的低税率的“输入税”，变相承认日方利用南大寺、北戴河、留守营、昌黎、秦皇岛等地进行不平等贸易。1936年2月，冀东伪政权颁发所谓《沿海输入货物登陆查验暂行规则》和《查验费征收细则》，规定在登岸时只缴纳一笔远低于中国海关关税的查验费（亦称特别关税）后，即可合法运往各地。

伪冀东特别关租与中国关税之比较

货物冀东特别关税（元）中国关税（元）

砂糖135斤/包4～59.8

方糖100斤/箱6～1020

人造丝100磅/包20～40120

干贝100斤/包15～2040

注：其他货物所缴特别关税额约为中国关税的1/4）

在冀东伪政权特别关税的庇护下，走私货物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据日文资料记载：“以往在高关税桎梏下的输入品，以人造丝、砂糖为主，现在能一起向天津输送。因之天津的人货量以惊人的数额上升，人造丝、砂糖犹如洪水一般。估计3月下半月的入货量是：砂糖五六万包，人造丝六七万包。

这些优良廉价的日本货冲破冀东关税堤坝，如同怒涛涌入中国各地，现已南下运至上海方面，以致给中国市场一大冲击，遂成为最近哄动一时的问题。”[〔日〕《现代史资料》8，第153～154页。]

日本还把《塘沽协定》所规定的非武装区延伸到海上。日本海军否认按国际惯例中方所应有的3海里之内的领海权，蛮横禁止中国海关缉私船只的通行，完全剥夺了中国海关缉私权力。中国无论在陆上和海上都无法行使主权，而日本走私集团则恣意妄行，旁若无人，甚至常以200吨位以上的大船满载货物往来于大连和冀东海岸。

日本的武装走私使中国遭受了巨大财政损失。据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抗议书中指出：“综计自上年（1935年）8月至本年（1936）4月中国海关税收（指华北各关而言）因日鲜浪人走私所受的损失共在2500万元，而本年（1936）4月起私货运入更加突飞猛进，仅一个月期间关税损失共达800万元之巨”。[《东方杂志》卷33，第13号。]

关税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约占税收总额的70％左右，而进口税收又是关税中最主要的项目。关税收入的大幅度减少，极大地加剧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税收负担。中国的国力进一步被日本削弱。

日本的野蛮走私及不平等贸易遭受中国和各国的抗议，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经过中方反复交涉，日本在其“特殊贸易”的规模上，表面曾有所收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破坏中国财政金融这一经济战略方针。从经济上掠夺和控制中国，以弥补日本资源和国力不足，这是日本侵华政策的根本目的之一，也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使战争不断升级的基本原因之一。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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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进行了长期不懈和艰巨复杂的斗争。

一、“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侵略路线的确立

（一）“八一宣言”的发表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中共领导的苏区疯狂“围剿”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关于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的宣言。

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中，即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在反日统一战线之内。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又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抗日救国的六大纲领。但由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无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因而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虽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也不能切实执行。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发展了“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德、日、意法西斯势力猖獗，新的世界战争危险日益严重，国际工人运动受到残酷镇压的实际情况，决定改变以往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大会。会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级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策略方针，并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创议，“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来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2页。]

在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代表多次发言，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共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等，根据大会精神，起草了“八一宣言”，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于1935年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救国报》以后改为《救国时报》。]上发表。宣言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正确地分析国内形势，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的生死关头。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4省之后又入侵华北各省，不到4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在实行着，长此下去，中国这个5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4万万同胞将会变成亡国奴。宣言还指出，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集团坚持卖国的“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正因为如此，日寇才能得寸进尺，才使中国出现半壁山河被侵占的悲惨局面。宣言庄严宣布：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议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卖国罪行。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中华民族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页。]

第二，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一切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和团体（包括国民党在内），一切关心祖国的华侨和国内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宣言指出：“无论各党派问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号召：“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488页。]，为抗日救国而战。宣言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第三，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内容是：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寇财产作为抗日经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提高工资；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7页。]

“八一宣言”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1）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或工农兵学商的联合，而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各个民族的联合，也包括国民党在内。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36页。]

（2）不再局限于过去与国民党某些军政人员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联合上，进而提出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等。并为国防政府提出了十条施政方针。

（3）宣言虽然仍把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以外，但却一再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事业而奋斗。

宣言提出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召集各界的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的实际工作。

“八一宣言”的发表得到国内各界的热烈拥护。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认为这个宣言很重要，提得很及时，中共所表示的态度深得人心。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看到“八一宣言”内心很激动，曾和何香凝、柳亚子等交换意见，都表示衷心赞同宣言所提出的各项主张。“八一宣言”在全国各个爱国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兴起，使蒋介石对内用兵对日妥协政策陷于更加孤立的地位。

（二）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这时正值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之后，又步步进逼，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动。为了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策，中共中央从12月17日起，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张浩、邓发、凯丰、李维汉、杨尚昆、郭洪涛等。会议深入分析讨论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着重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相应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国前时局的基本特点。”“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05、609、610页。]

《决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它应该有最广泛的行动纲领”，即“十大政纲”。

《决议》指出：“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决议》具体明确了对知识分子、华侨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富农及白军官兵筹各项政策，强调“所有这些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一个基本的目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616页。]

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泽东指出：“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而且“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8页。] 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加速革命的发展，就需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0页。]

中国目前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在这种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工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坚决抗日的，他们已经起来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问题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复杂的问题。它是一个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阶级。它“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1页。]

因此，在革命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是有参加斗争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有了抗日救国的活动，这就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7页。]

毛泽东同时指出，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根据毛泽东这一科学分析，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的条件下，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蒋介石集团；就有可能抗日和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为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政策。鉴于民族资产阶级已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在政治上必须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即让他们参加人民政权的管理工作，团结他们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又对他们的动摇性进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经济上，则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虽然是有冲突的，但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第三，批判了关门主义错误，并告诫全党不要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党内关门主义的实质、危害及其根源，强调关门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他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他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但在现在充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要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克服“左”倾错误。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抓住了时局发展的关键，正确地解决了遵义会议尚来不及解决和还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党的策略路线问题，全面地规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方针。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瓦窑堡会议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全党范围内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二、积极开展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一）继续组织和领导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下层和上层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地利用党办的半公开、公开刊物和左派刊物，出版小册子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着重向全国人民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的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

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积极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负责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领导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华北地区是抗日救国运动的前哨，中共北方局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抵制日货，反对走私，举行政治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及部分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同时，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各界救国团体。在上海组织建立了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大中学学生救国会等。在华北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会，平津及其他各地学生救国会及民族解放先锋队。

中共中央在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中，重视了争取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在瓦窑堡会议以后，先后给蔡元培、许德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杜斌丞等写信，表示支持他们的爱国活动，宣传和解释党的政治主张，提出今后工作的希望。毛泽东在写给许德市等的信中说：“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毛泽东代表中央写信给爱国民主人士的同时，派出代表做联络工作，给他们送去党的文件，解释和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对爱国民主人士做了许多工作，领导和推动他们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抗日救国而斗争。

（二）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

东北军前身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所统辖的部队，1928年改编为东北边防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退入关内，遭国人谴责。热河沦陷后，张替蒋受过被迫辞职，去欧洲考察。

1934年初，蒋介石为使东北军“剿共”，电召张回国。张学良回国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后，要求部属“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页。]

但是，事与愿违，从1935年9月到11月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三个师，第109师师长牛元峰、第110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驶洲等被击毙，近万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如此沉重的打击，在东北军历史上是罕见的。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宣布撤销被歼灭的第109、第110师的番号，并对张学良加以申斥，这对张学良的思想震动很大。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21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蒋介石打内战及排斥东北军的种种毒计，提出：“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最后提出请东北军派代表与红军共同协商。此信对张学良确定联共抗日的政策发生很大作用，他曾深有感触地对人讲：救国之路，只有“一条共产党的道路。”[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与此同时，红军对于被俘的东北军，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使他们深受感动，愿与红军合作抗日。东北军广大官兵的家乡被日本侵占，他们的父老兄弟姐妹当着亡国奴，因此，普遍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他们对蒋介石的歧视、威逼及其先安内后攘外政策日益不满，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为了直接和张学良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谈判联合抗日问题，让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的团长高福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东北军。高先见到第67军军长王以哲，随后见到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沟通了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关系。

193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抵洛川与王以哲首先会谈，达成合作抗日的口头协定，主要内容是：

（一）互不侵犯；

（二）建立交通和通商；

（三）供应第67军所需粮秣等。

张学良于3月4日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时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钱之光：《洛川会谈前后》，《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 意思是“为了联共抗日，他把整个东北军和本人的命运，全部豁出去了。”。[《解放日报》1979年2月18日。] 他除同意达成的口头协议外，还希望会见中共主要领导人，就联合抗日问题直接会谈。

3月16日，李克农到晋西石楼红军前线指挥部向中共中央汇报洛川会谈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与张会谈，4月6日，由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王以哲，告以行期，提出会谈的主要问题，内容如下：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4月8日，周恩来、李克农一行抵肤施（延安）东北之川口。因为风雪交加，电讯中断，张学良9日才自己驾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飞到肤施。

当日晚8时，周恩来等人城，与张学良彻夜长谈。张学良直率地对周恩来说： “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5页。]

此时，张学良对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完全动摇了。但张学良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张学良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6页。]

周恩来对张提出的不能反蒋表示理解。双方约定：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双方还就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停止内战，红军的战略方向，联合苏联，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事项进行了友好坦率的商谈。4月10日清晨4时，会谈结束。临别前，张学良赠送《申报》 60周年纪念大地图一册给周恩来，说：“共同保卫中国”。这次会谈对促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全面合作关系的确立。

为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4页。] 关键是使东北军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指示还指出：“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的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周恩来和张学良谈判以后，中共中央派以叶剑英为首的军事代表驻西安，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又委派刘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西安，加强与张学良的联系。与此同时，西北特支联合爱国民主人士组织了“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又组织了以张学良为会长的有不少共产党员参加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张学良派人到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和山东韩复榘，河北宋哲元，四川刘湘，云南龙云，山西阎锡山，新疆盛世才等部，说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西北军的联合，在1935年以前，主要是中共地方组织和共产党员（个人）与杨共事。但自“八一宣言”发表后，杨就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组织也运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加强对杨的争取工作。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农民，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杨参加陕西护国军，与袁作战；1922年以后，结识进步人士杜斌承、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他一直走进步道路，不少共产党员在杨部工作，魏野畴就担任过杨部的政治部主任。

1931年他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袁为省府秘书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日本侵略异常愤慨。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省，他向蒋介石要求将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枪支、弹药。

1936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蒋介石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

1935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杨和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中共中央派徐海东部政委汪锋把信送给杨虎城。汪锋到达杨部后，三次和杨会谈，沟通了中共中央和杨虎城的关系。

1936年4月，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派到杨部做联络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双方谈判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17路军等问题达成协议。从此以后，17路军在陕北宜川至鄜县（今富县）一线的部队和红军之间，已呈休战状态，未再发生实际上的冲突，只是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杨虎城部以打假仗的办法向红军射击，来应付特务的监视。为了加快西北大联合的步伐，毛泽东于1936年8月13日在《致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张文彬作为中共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被杨委任为少校秘书，从此双方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中共与杨虎城的合作也比较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为了实现西北大联合，1936年10月，王炳南在上海经杜重远写信介绍会见张学良，做沟通张学良和杨虎城关系的工作。此后，张、杨消除了误会，增强了团结。经过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工作，在东北军中提出“和杨联共”的口号，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杨两将军推诚相见，倾吐真言，成为挚友。

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等40多名红军将领写情给国民党蒋总司令及西北的将领，提出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的联合起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三）对华北及其它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1936年初，刘少奇由陕北到天津负责领导党的北方局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华北抗日运动。北方局彻底改变“左”的关门主义，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法，通过各种方式，同华北及其他地方实力派、社会名流、爱国团体进行联络，大力争取第29军和宋哲元等倾向抗日。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先进地区。

第29军负责平、津一带防务，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前哨。

1935年8月，宋任平津卫戍司令，11月，任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在“一二·九”运动中，群众提出“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口号，北方局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分析之后，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是适应日本要求建立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亡运动高潮的形势下，宋哲元还是动摇的，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指出这些口号的错误，并把它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此以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宋哲元写信，阐明国难当头的危机形势，对他表示的抗日愿望和改变对群众救国运动态度表示赞赏，希望29军和红军建立联合战线，并代表中共中央申明：“然弟等甚望先生能干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1页。]

为了促进联合，毛泽东派张经武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宋哲元处做联络工作。1937年春，29军办学兵队，中共党组织利用这个机会，派遣党员参加受训，并给学兵队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经过对29军不断的团结争取工作，29军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注意做山西阎锡山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把在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

当时，阎锡山处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共多方的复杂矛盾中。日本进攻绥东，威胁到他的生存。蒋介石派10个师进入山西不走，并派特务策动阎军内部搞“河东独立”，企图取而代之。阎锡山则打算利用共产党巩固与发展他的力量。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阎锡山的处境，决定对其加强争取工作。

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自强救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是阎锡山所属各群众团体的核心组织，成立于1936年5月。]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助文等，响应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号召，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抗日救国会”。阎锡山认为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团体，能壮大自己的声势，表示赞成组织民众救国，但不同意组织“抗日救国会”。他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于1936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亲自担任会长。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刘岱峰等为委员。

阎锡山在1936年秋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新的干部训练机构军政训练委员会，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川薄一波为书记，由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5同志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们于1936年10月到太原，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了3条协议，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

阎锡山同意这些条件后，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任牺盟会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即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在中共山西省委配合下，利用统一战线这种形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但开展了山西的抗日局面，而且对于逼蒋走上团结抗日道路也发挥了作用。

毛泽东在1936年8月14日致傅作义的信中指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中共中央、毛泽东同时派出代表到西北、华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联合的事宜。西南地方实力派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曾提出反蒋抗日口号，并派代表联络东北军张学良，派钱寿康与中共中央商谈联合事宜。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而蒋介石现在还在进行内战，“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望能“督促批判，责其更新”。[《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对于他们提出的建立抗日救国协定的建议，毛泽东在信中答复说：“实属绝对必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从此，中国共产党与李宗仁、白崇禧部建立了联系。

（四）争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为联合国民党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逼蒋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1936年仅写给他们的信函即达70余封，最多的一天写信9封。

毛泽东在1936年9月18日致宋庆龄的信中，对她在1927年后仍一直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旗帜，真诚和共产党合作，与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表示敬仰，希望她能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发挥更大作用。毛泽东在信中指出：“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毛泽东写信给关心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何香凝，赞扬她的革命行动，希望她能促进国共合作。毛泽东1936年12月5日致信抗日将领冯玉祥，赞扬其“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希望“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宋庆龄、何香凝等对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起了重大作用。冯玉祥在敦促蒋介石抗日方面也做了有成效的工作。

1935年7月，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创办了《大众日报》，提出“联合战线、武装抗日”[《救国时报》1936年7月25日。] 的口号，严厉谴责南京政府的卖国独裁政策。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亲笔致信蒋光鼐、蔡廷锴，并派人送去中国共产党8月25日致国民党书和《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在信中赞扬他们的爱国行动，希望他们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还写信致国民党中有影响的人物，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蔡元培，恳切希望他能运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促蒋介石等团结抗日，蔡深受毛泽东来信的感动，努力督促国民党中央走向团结抗日的道路。毛泽东1936年9月8日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引用《三国演义》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话，提出与邵联合。邵力子以后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实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对在内战中多次交战过的对手朱绍良、王均等人，中国共产党人也不计旧怨，多方联络。

对爱国将领邓室珊的工作早有深厚基础。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邓宝珊即掩护和援助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任用共产党员葛雾云、杨嘉瑞等人为秘书长、副官。

1932年邓宝珊在兰州任甘肃行署主任期间，不少中共地下工作的党员来到兰州建立了特别支部。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后，邓宝珊积极拥护宣言关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曾奔走晋、冀、鲁3省，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1935年11月，毛泽东派汪锋携带他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到西安进行工作。邓当时恰不在西安，他得消息后，曾准备亲自来西安见汪锋，因汪锋已回瓦窑堡，终未见成，但已足见其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的热忱。

中国共产党还对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对促进国共联合作了重要的准备。

三、逼蒋抗日方针的提出与实施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华北地区步步紧逼，侵略气焰更加嚣张。

1936年5月，日本向华北增派大量军队，进一步控制华北地区各军事要地及铁路沿线。日本还派遣特务、浪人等，故意在中国各地制造事端，以配合其在华北的军事侵略活动。与此同时，日本已制定了周密的全面侵华战争的作战计划。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严重局势，中国人民都忧心如焚，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都要求抗日救国。甚至一些开明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地方军阀，都因遇到了存亡的问题而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对日的态度。国民党政府中的亲英、美派，也由于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对日本的政策开始出现部分的变化。

这时，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发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认识到“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好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在当时，争取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共同合作抗战，尤为重要。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是国民党中英、美派的代表，掌握着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活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要实现全国全民族的抗战，如果不促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共产党前一阶段所提出的“抗日反蒋”口号，已不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并且也无法为国民党中各方面人士所接受。因此，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国民党中英、美派集团对于日本态度有转变的实际可能性，为了促进蒋介石进一步转向抗战，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决定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

1936年1月29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时宣布：“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救国时报》1936年1月29日。]

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表示与蒋介石合作抗日的态度。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指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4页。]

这是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口号，直接公开地向国民党提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建议，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提出：“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的赞助你们，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象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4、81页。]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9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即由“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为了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逼迫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走上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道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加速中国工农红军向实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巩固和扩大抗日的基地，积极准备直接对日作战；进一步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进入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进一步加强对爱国民主人士和各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与国民党初步接触的基础上，进一步就两党合作进行谈判。

继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在莫斯科与国民党中央代表邓文仪进行初步会谈后，在国内，国共双方也开始了接触。

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方面由宋子文主持，指示曾养甫、湛小岑等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在南京进行谈判。在此后数次谈判中，双方就所提条件展开激烈的争论，没有结果。

国共之间的接触，还通过上海方面的国共两党代表同时进行。1936年1月，陈立夫的代表曾养甫与上海中共组织代表张子华等接触，转达了南京政府希望与共产党中央谈判的要求。2月间，张子华等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向中央报告了上述情况。8月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的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页。]

9月1日，又给陈立夫、陈果夫复信：“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以后，中共中央派周小舟多次去南京同曾养甫会谈合作问题。

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派特使董健吾进入陕北苏区，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张闻天、毛浮东、彭德怀致博古电，1936年3月4日。]

董健吾于3月5日带着中共中央向南京方面提出的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国共之间长达一年的初步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对以后国共两党之间的正式谈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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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二节 中国工农红军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吞并整个中国的步伐，中国处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工农红军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争取早日对日作战，开始加速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

一、红一方面军的东征

1935年10月，红1方面军主力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胜利完成长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大西北建立起来。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生存。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都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中国已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如何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迅速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推动各种抗日和革命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已成为开展全国抗日局面的关键。

当时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甘苏区，还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只有万余人。苏区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物资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苏区周围都有国民党军的包围：在南面、西面，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和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10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2个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5个旅。这些国民党军，正在加紧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

因此，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东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线，国民党军兵力虽多，但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

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展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关于军事战略的主张，即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提出，党在目前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

在此方针下，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以前者为中心任务。据此，红军行动和苏区发展应以山西和绥远为主要方向。决议还提出了红一方面军渡黄河东征的任务。

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为：东渡黄河，占领吕梁山脉各县，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东征部队是：第1军团第2师、第4师、第1师，第15军团第81师、第75师、第78师。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但是山西阎锡山竟动员其全部武装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于是红军在汾河河谷地区击败阎锡山所部，占领同蒲铁路，准备开向冀察对日直接作战。2月23日，蒋介石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地重兵约10个师，协助阎锡山堵截红军东征抗日，又下令东北军、西北军及陕、甘其他国民党部队进扰红军陕甘革命根据地，企图重演1933年围歼积极抗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故技。在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的形势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力量，以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决定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

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0～27日在晋西地区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讨论了战略方针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战争中，要把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争取迅速对日作战。

当前华北形势变化急剧，是最大的世界喷火口之一，日、美、英、苏联、国民党、共产党六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华北5省有占中国1/4的1亿人口，它已名存实亡，对全国危险比其他地方更甚。华北是全国对日作战的首要战场，争取对日作战，政治上是必要的，军事上是可能的。我们到山西来，因有了清醒的估计，民众会全力帮助我们，这是证明了的。华北广大群众具有极高的革命热情，与日军首先在华北作战，这是为着组织群众，为着组织友军，扩大红军，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我们要在山西、河北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越打，红军就越大。要准备在山西、河北、绥远3省作战，这是战役的跳跃，应当估计是必要的。以发展求巩固。现在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以发展求巩固”为全党全军的战略方针，党和红军当前的方针是经营山西，“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还决定要在“陕甘及华北5省发展游击战争”，以及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军事水平，加强政治工作等。

晋西会议发展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明确了红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方向、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它对加速红军对日作战的思想、组织和物质准备，以及尔后实施战略展开和对日军的胜利作战，都具有重要意义。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红军扩充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并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二、红一方面军的西征

11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反蒋”口号，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但是，蒋介石却无视这一倡仪，不顾日寇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仍企图以武力消灭中国工农红军，并着手成立晋陕绥宁4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以陈诚任总指挥，调集16个师另3个旅，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

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确定党在今后的政治任务是：保卫西北，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进而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实现全国性的对日抗战。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18日决定：以红1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和第81师、骑兵团等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部，在陕甘宁3省边境地区创造新根据地；以红29军主力、红30军和陕北地方部队，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钳制西渡的蒋、阎军以及陕北和渭北国民党军的进攻，保卫陕甘苏区老根据地；红28军准备出陕南，会同在当地的红74师，在鄂豫陕3省边区开展斗争，策应野战军西征。

1936年5月20日前后，西方野战军分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至6月中旬占领陕甘宁3省边境的广大地区。随后，继续西征，经过定边、盐池、豫旺等地区的作战，到7月底，在两个多月作战中，给反共军以沉重打击，并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根据地，新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材，为随后3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展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西方野战军西征的同时，东线红军在中共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疲惫和消耗了进攻之国民党军，使其先肃清东线红军，再向西寻红军主力作战的企图归于破灭。与此同时，对东北军、西北军等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也有了新的开展。这些对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准备对日作战（参见附图12）

1936年秋，红一方面军已经胜利结束西征，主力在豫旺堡、豫旺县城及其附近地区休整，新开辟的陕甘宁边革命根据地与原陕甘苏区联成了一片；

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头已进抵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地区，形成了三个方面军逐渐靠拢的有利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10日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内外形势，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三大战略任务的首位，确定以蒋介石政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继续进行谈判，同时对国民党各地实力派分别进行统战谈判，并大力开展群众抗日运动，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路。

为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心乘蒋介石处理“两广事变”暂时无力北顾之际，联合东北军发展西北抗日局面，经同张学良等协商后，于8月12日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其要点是：红军3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尔后以1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以两个方面军过黄河，占领宁夏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挺进，直接抵抗日军和伪蒙军的进攻，以此将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

然而，蒋介石此时仍处心积虑于消灭红军。为了阻止红军3个方面军会合，调第1、第37、第3、第41军等部，准备协同青海马步芳部和东北军1部进攻红四方面军；令第25、第49、第51、第140师以及第3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川军各1部，向陕甘边境南部地区推进，围堵红二方面军；令宁夏马鸿逢部向中宁以南推进，何柱国部、马鸿宾部向北推进，以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贯彻已定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于9月14日决定相机打击反共军。红一方面军主力于9月16日在固原以北的七营地区歼灭进犯之敌骑兵第6师两个团的大部，红1军团特别支队于18日派1个团占领了界石铺；红二方面军于进占徽县、两当后，即向宝鸡方向前进。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从9月30日起，分5个纵队，相继由岷县、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前进。同时，红一方面军相继接应红四方面军北进。

10月9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红二方面军于10月4日由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开始北移，至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之第2师会师。至此，3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3大主力红军会师，对于开展新局面，促进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为了争取红军早日实现对日作战，中共中央根据变化的情况，于11月8日提出了新的战略计划，其主要内容是：3个方面军继续在现地作战，引诱国民党军北进宁夏。12月上旬后，红一、红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逐次南下，占领镇原、正宁、洛川，继续向濒临黄河的韩城、宜川、延长地区发展。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宁夏省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在绥东抗战爆发后，即沿安边、横山进至黄河沿岸的神木、府谷地区。南北两路到达黄河沿岸，即迅速筹集船只，准备再渡黄河进入山西，寻求直接对日作战。

11月中旬，3个方面军均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

此时，国民党军第37军正准备西渡黄河，参加“追剿”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同红军有统战关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经过劝阻，前进缓馒；第3军进占同心城后，也停止前进；唯有胡宗南之第1军行动积极，分3路向豫旺县进攻。

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敌憎及前敌总指挥部的建议，于11月14日至16日接连下达指示，着重指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我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军委致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电，1936年11月15日。]

因此，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速上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1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求歼胡宗南之第1军第78师。21日，红军对进占山城堡之第78师发起攻击。当日黄昏，该师一部开始向北撤退。

红军乘机一举攻入山城堡，接着转入追击，将溃乱之敌大部压迫于山城堡西北谷中，至22日，将其大部歼灭。这一仗，红军歼来犯之敌1个多旅，给蒋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的打击，迫使该部全线退至大水坑、萌城及其以西地区，从而停止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中共中央军委正确决策和3大主力红军团结战斗的成果。它大振了红军的声威，对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6年夏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领导全军战胜了国民党军30多个师的围追堵截，实现了3大主力红军会师和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这对挫败蒋介石的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增强红军团结，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所指出的：“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92～93页。]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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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三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一、“一二·九”运动

1935年，以华北事变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深入，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严重危险。

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北平的爱国学生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们满腔怒火，首先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中共中央北方局积极支持和领导了学生的爱国运动。1935年夏，外患猖獗，黄河又泛滥成灾，难民流离失所。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根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发动群众救灾的指示，通过北平民族武装自卫会，于9月间发动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水灾救济会，带领学生开展救济募捐和宣传活动，团结广大学生，以合法活动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此时，河北省委将中共北平市工委改为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并派省委特派员李常青兼任书记，他与彭涛、周小舟等人，积极领导发动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水灾救济会的基础上，于11月18日成立了领导学生爱国运动的统一组织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彭涛任党团书记。

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大会，决定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请愿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12月6日，在学联的发动下，平津15个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呼吁政府动员抵抗日本的侵略。经过深入发动，北平学联决定于12月9日发动全市学生进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日本侵略的大请愿。

12月9日，被长期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愤怒的学生振膏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5省自治！”“打倒汉好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这呼声划破了笼罩在古城上空的乌云，喊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请愿群众代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6项要求：

（1）反对华北自治及其类似组织；

（2）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3）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4）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6）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当天，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西单时，遇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和野蛮镇压，100余人受伤，30余人被捕，但爱国学生并没有因此而被吓倒，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反而激发了学生们的坚强斗志。第2天，北平学联决定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日救亡怒潮，席卷了整个北平城。

12月14日报载，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打算于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2月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在天桥举行了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举行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再次调动军警镇压，被大刀砍伤、刺伤及被棍棒打伤的有400多人，被捕30余人。

北平爱国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立即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天津爱国学生12月18日举行示威游行，19日起实行罢课。上海爱国学生和文化、教育各界以及广大工人、群众，于12月24日举行全市示威游行。南京、杭州、武汉、广州、开封、济南、太原等城市，爱国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海外侨胞深感振奋，立即向国内各校学生组织发出电函，赞扬学生的革命精神，誓为学生的后盾。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发生的，共产党给学生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毛泽东于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中指出：“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

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

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

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

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039年12月9日。]

毛泽东还指出：一二·九运动，“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

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后，学生运动面临“向何处去”这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会和全国救亡大会，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和实行全国各界同胞武装扩日的共同战斗！”[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97页。]

《宣言》给学生运动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1935年12月26日，在北平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随后，平津学联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并组成以彭涛为党团书记的扩大宣传团党团，领导全团的工作。扩大宣传团下设4个团，共约500人。1936年1月初，4个团的学生出发，他们冒着刺骨的严寒，沿途每到一处，都召开大会进行演讲，张贴和散发传单，唱救亡歌曲，演出《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戏剧，对当地农民和中小学师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抗日救国会等叉国团体。

宣传团员们在斗争中深感团结起来的必要，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并提出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2月1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民先队在救亡运动中迅速发展，到当年暑假，北平民先队员已发展到1200多人。后来，全国各地有30多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在法国巴黎、日本东京以及缅甸等地也有了民先队组织。1937年2月6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召开了民先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总队部，由李昌任总队长。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抗日救国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它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肩负着民族解放的使命，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了广大的爱国青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它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爱国青年的纽带。从此以后，大批革命学生不断地深入农村，参加各种抗日斗争，团结、影响和教育广大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走上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在平津学生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前后，上海、济南、杭州、武汉等地的学生也组织了宣传团，深入农村扩大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惊恐，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2月20日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竭力镇压爱国学生的救亡运动。随之，各地爱国学生遭到了残酷打击和迫害，救亡运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进入低潮。

在学生运动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北方局加强了对救亡运动的领导，于4月间派林枫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葆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北平市委先后建立了工委、农委、文委、学委和5个区委。1936年五六月间，对党员和民先队骨干分子进行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加强了对区委和各党支部的领导，多数大学和部分中学建立了党支部，学生党员发展到4百多人。

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参加抗日救亡的各界各派的联合，迅速向全国规模发展。继1936年1月华北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后，各地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会。l月29日，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召开，到会苏区和白区代表共140余人，决定在西北各省开展广大的抗日数国运动，普遍组织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主要领导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沙千里等全国知名人士。大会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作为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基本纲领草案。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胡愈之等40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等14人为常务委员。救国会是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力骨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救国阵线组织。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对敌人有利，表示坚决站在救亡阵线的立场，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而奋斗。他们的主张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

1936年8月，南京各界救国会成立，简称“南救”。接着，在香港成立救国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某他各地，包括海外华侨，也纷纷建立救国会。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救亡团体的成立，救亡刊物大批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救亡刊物达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每期发售达15万份以上。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惧，遂于11月23日凌晨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史称“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并发表宣言。提出如爱国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7月5日，宋庆龄等亲往苏州，到关押“七君子”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请求入狱。

由于沈钧儒等7人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被迫于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

在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文化界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等左翼文化团体，积极投入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3天，“左联”领导人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反动面目。接着，“左联”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大众的文化组织书》，抗议日本的侵略，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援，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左联”出版《萌芽》、《前哨》、《北斗》、《文化月报》等刊物，宣传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从事马克思主义论著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爱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抗日文艺作品，如阳翰笙的小说《义勇军》、肖红的小说《生死场》、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文芜的小说《咆哮了的许家屯》、田汉的剧作《乱钟》、蒲风的诗《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崔鬼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聂耳的《大路歌》、孙慎的《救亡进行曲》、麦新的《大刀进行曲》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的悲惨遭遇，教育人民奋起抵抗，不当亡国奴。尤其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曾传遍祖国各地，以其强烈的感染力，激励全中国人民起来抗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在华北事变后，不同阶层和派别的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为了建立文艺战线的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初，“左联”自动解散。

10月1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21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在共同签署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中，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为民族利益计，我们又甚盼民族解放的文学或爱国文学在全国各处风起云涌，以鼓励民气”。[《文学》第7卷第4号，1936年10月1日。]

《宣言》的发表，促进了文艺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使文化界的团结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10月19日，鲁迅不幸因病逝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唁电，高度赞扬鲁迅的丰功伟绩。

22日，宋床龄、蔡元培、沈钧儒等著名人士参加了上海数万群众为悼念鲁迅的送葬。队伍行进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高唱救亡歌曲。这次送葬实际上成为学习鲁迅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动员人们献身抗日斗争的救亡示威大游行。

三、绥远军民抗日和全国援绥运动（参见附图13）

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满军侵占中国察北6县，同时，日本侵略军派遣大量日军军官担任伪军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补给伪军大批军需品。令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伪蒙古军第7师驻百灵庙，并抽调伪满骑兵5000人由热河东部开驻察北多伦、平定堡地区，企图集中兵力侵占绥远。

1936年6月，日本派其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访问”绥远。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在省政府接见了板垣。板垣征四郎对傅恭维一番后，即要傅“改善”日、华关系，并说大日本帝国将给予全力支持。

傅正告板垣说：华北是中国的领土，绝不许任何人出来搞一个独立局面。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的领土，不许任何人来分割独立，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支出版社，1987年版，第691页。]

板垣的离间阴谋未能得逞，第二天扫兴而去。

1936年8月7日，伪蒙军李守信部约两万人进犯绥东陶林。10日，日军由热河开抵张北。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傅作义，指出：“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卓什海即卓特巴札普，当时任伪蒙古军副司令。]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他还指出，“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毛泽东还希望能互派代表，速定抗日救亡大计。傅作义得此信后，更加坚定抗日救亡的决心。

15日，伪军进犯集宁，遭到傅作义部的坚决反击。

1936年11月5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向绥东进犯，企图侵占红格尔图后，直迫绥远省会归绥。

傅作义侦得上述情况后，决心奋起抗击侵略者。他对各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伪蒙军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指挥下，妄图进犯绥蒙边疆，我们自应不计任何牺牲，坚决进行反击。同时，傅作义密召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步兵第218旅旅长董其武到绥面授机宜，任彭毓斌为前方总指挥、董其武为副总指挥，秘密快速集结兵力。

1936年11月15日晨，日伪军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中国守军阵地猛烈攻击，守军英勇抗击，军民戮力同心，战斗情绪高涨。

16～18日，日伪军连续猛攻，均未得逞。

当战斗激烈进行时，傅作义亲往集宁前线指挥，令董其武亲率所部，突袭日伪军。

11月19日晨2时，董指挥3个步兵团、l 个骑兵团及炮兵营等部，围歼日伪军。敌仓卒应战，激战至拂晓，狼狈溃退。红格尔图战役自11月13日开始至19日结束，战斗7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摧毁了田中隆吉和王英的指挥所，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王英连自己乘坐的马车也未及带走。

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深恐华军捣毁其伪政权，除派王英部进占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外，并令伪蒙军第7师在百灵庙构筑工事，积极备战。决定再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任指导官。另外，还拟抽调伪满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往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待机进犯绥东、绥北。

傅作义得知敌人的企图，决定在敌伪发动进犯前，以远距离奔袭战术，先发制人，出敌不意，将百灵庙收复，以毁其巢穴，破坏其狂妄计划，保卫国土。傅在归绥新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决定，集中3个骑兵团、3个步兵团及炮兵、装甲车分队一部，由骑兵第2师师长孙长胜、步兵第211旅旅长孙兰峰，分别任前敌正副总指挥，进行收复百灵庙的战役。会后，各参战部队即向百灵庙以南35公里的二分子镇附近集结。11月23日夜，各部队官兵斗志昂扬，冒着-20℃以下的气温和没膝的积雪，开进至敌军阵地前沿，于24日零时开始攻击。由于傅部行动秘密，日伪军事前毫无察觉，听见枪声大作，才慌乱进行抵抗。

正当进攻部队向纵深突击时，日本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亲自拔刀督战，并向女儿山阵地增加轻重机枪10余挺，以猛烈火力，阻止突击部队前进。前敌总指挥部为争取拂晓前歼灭该敌，避免天明后敌地面和空中增援赶到，即令山炮营向前推进，集中火力摧毁女儿山敌机枪阵地，装甲车掩护步兵攻击前进。敌阵地不久即被摧毁，装甲车及步兵由东南土山口冲入，骑兵团亦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并将敌后路切断。此时，伪蒙军官兵20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军指挥官射击。胜岛角芳和伪蒙军师长穆克登室见大势已去，慌忙乘汽车逃窜。攻击部队乘敌混乱，展开分割包围。

激战至24日上午，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共毙敌300余人，其中日军20余人，伤敌6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12月3日，日伪军集中4000余人反攻百灵庙被击溃，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俘敌200余人，并击毙其副司令雷中田。12月9日，收复日伪军进犯百灵庙的根据地大庙，至此，百灵庙战役全部结束。12月17日，匪首王英部所属安华亭、王子修两旅长率部反正。

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各报纸纷纷刊发号外。人心振奋，万众欢腾，各地人民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国内外向绥远前方抗日将士祝贺与慰问的电信，如雪片飞来。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的人民团体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到前方慰劳军队。南京救国会，推动国民党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孙科、张继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于是在南京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大会通过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这次大会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11月21日，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在发给傅作义将军的贺电中说：“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红色中华》1936年11月23日。] 中国共产党还派包括南汉宸在内的代表团等，赴绥慰问。全国各界给前线部队捐赠的慰问金共200余万元。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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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四节 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一、国民党内抗日反蒋势力的兴起和英、羡派同亲日派矛盾的激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强，蒋介石顽固推行对外妥协、对内用兵的错误政策，使中国面临存亡的危机，国民党内部和军队内部分化出一部分爱国人士和要求抗战的爱国将领，他们积极主张抗日，要求蒋介石更改错误政策。

1932年，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第19路军，不顾国民党对日不抵抗的政策，毅然进行了英勇的上海抗战。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等爱国将领，激于民族义愤和政府的屈辱退让，毅然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日。同年11月，第19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反对蒋、汪“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们与国民党的爱国民主人士陈铭枢、李济深以及第三党黄琪翔等人联合，于11月20日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上述爱国抗日的行动，虽然都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和镇压，但抗日反蒋的势力在进一步发展。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冯玉祥首先表示响应，提出联俄联共抗日的主张。1935年9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冯玉祥公开质问何应钦：“为什么不立即发动对日作战？还要等些什么？”冯玉祥还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工作。毛泽东1936年12月5日在写给冯玉祥的信中，高度赞扬了他的抗日精神。信中说：“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冯玉祥在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抗日，并以“冬（2日）电”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称：“日人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国家不亡，公理不诬，则奋起景从者，必不仅属部属会也。时不我待，惟实利图之，迫切陈词，伫候明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8～469页。]

6月4日，国民党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再度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冬电”内容，并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表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两广事变”使全国震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负责人，就“两广事变”发表谈话指出：“关于西南出兵北上抗日的行动，是直接对于日本大举进攻华北的一个回答。这一行动说明什么，说明全中国四万万同胞以及广大白军部队是不愿做亡国奴，而决然地发动抗日的民族战争了。”“苏维埃政府对于西南这次出兵抗日的行动，表示热烈欢迎。苏维埃中央政府郑重声明，愿意与西南以及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部队立即进行紧急谈判，来共同商讨抗日作战大计，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正式进行对日作战。”[《红色中华》1936年6月13日。]

但是，蒋介石一面派军队准备讨伐，一面派人入粤收买陈济棠的部下，终于以武力威胁和分化利诱手段将其瓦解。

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严重危及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加深了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

1936年之后，日本不仅在青岛投资远远超过英、美，而且在英、美势力比较集中的天津，其投资额也超过了英、美。因此，日本与英、美之间因争夺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而发生的利害冲突，使英、美对日态度逐渐有所改变。

在国民党内，长期存在着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英、美派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也就影响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促使英、美派及亲日派之间的对立分化。

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邦交敦睦令”，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内的英、美派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媚日外交的愤怒情绪，提出了异议，并乘机组织反对亲日派的活动，迫使汪精卫提出辞职。由于蒋介石的“慰留”，汪虽又复职，但两派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发展。

1935年11月间，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被刺伤。同年12月，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换上了英、美派的人选，亲日派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英、美派的势力和影响在扩大。这一切推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开始改变其对日政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

二、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实行军事扩张和经济侵略，民族资产阶级抗日倾向不断增长，国民党内各派系在对日问题上进一步分化的情况下，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举行。到会中委103人，代表405人。阎锡山、冯玉样经蒋介石邀请与会；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等，经考试院长戴传贤前往商请派代表参加。

会上，由孙科、张继分别代表中央执、监委员会作会务报告，蒋介石先后作政治、外交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蒋介石在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中称：“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生存民族复兴之路，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这表明，国民党当局对于中日妥协仍抱有一定幻想，没有完全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但蒋介石又声称，“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著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并将“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这些又反映了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以及对日政策的一些变化。

大会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外交方针，并“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五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仍坚持了敌视态度，宣称坚持“铲绝残余之赤匪”的反共方针。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事有了较大的变动。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改组行政院。改组后行政院所属各部、会、署的主要官员为：内政部长蒋作宾，外交部长张群，财政部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任命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为总参谋长。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中日之间长期进行的外交谈判，也发生了新的动向。

日本政府从1935年11月开始，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广田三原则”，即：

（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

（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

（三）中日“满”共同防共。

1936年1月，“广田三原则”被作为“帝国政府经过慎重审议”，“确定的对华方针”，在日本议会上提出。对此，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先后同日驻中国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和川越茂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谈判。

由于中方态度渐趋强硬，遂使谈判僵持而无结果。

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五全大会确定的外交方针，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蒋介石在讲话中表示，“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会议宣言中，也明确指出：“遇到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主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革命文献》第69辑，台北1976年版，第300页。]

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召开及其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和人事变动表明：国民党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已开始发生某些变化；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得到了加强。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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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五节 西安事变

一、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936年夏，日本的侵略更加疯狂，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各地。但是，蒋介石不顾华北和全国危亡的局势，仍竭尽全力贯彻其“安内”的反动政策。他花了4个多月处理了两广事件之后，便席不暇暖地于10月22日飞到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蒋介石调集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约30余万大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并扩大西安、兰州机场，增设能容100架轰炸机的地勤设备，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6次“围剿”。在蒋介石看来，以30万国民党军对付3万红军，不要3个月，便可大功告成。至于张学良和杨虎城部，虽说有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的迹象，也曾发生过张学良派兵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事件，但是，只要自己坐镇西安，逼着张、杨执行“剿共”计划，谅他们是不敢不服从“委座”的。

10月27日，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以解决“士气”问题。他在训词中强调：“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是要予以制裁的。”[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

蒋介石的训话，不仅未达到他的本愿，反而引起大部分军官的不满。

为给西北大举“剿共”作准备，蒋介石于王曲训话后，又到洛阳、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同时，蒋介石又命令傅作义军迅速使绥东战争结束，“以免共产党借题发挥，影响中央剿共决策”，[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扑灭了绥东抗日烈火。

张学良对蒋介石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做法十分愤慨，他曾趁在洛阳向蒋祝寿之机，单独会见蒋，要求释放爱国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大发雷霆，蛮横他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5页。]

尽管如此，张还是耐心设法争取蒋抗日。11月27日，张致电蒋介石请缨授绥，力陈“绕室徬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之天职”，希望“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一鼓而挫敌气”。[张学良：《请缨抗敌书》，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5日。] 这一肝胆照人的请求，同样遭到拒绝。

12月4日，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后再度飞往西安，以临渲华清池作为“剿共”的临时行辕。蒋介石在临潼分别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听从命令，彻底“剿共”。蒋介石宣称：“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的阶段”，[〔日〕古层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151页。] 并威胁说，如果反对“剿共”的命令，就要严加处置。然后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杨抉择。

第一个方案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

第二个方案是：如不愿“剿共”，就由“中央军”去“剿共”，把东北军调福建，17路军调安徽，让出陕甘，让“中央军”“剿共”。

显然，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

第一，内战不能再打，这是张、杨和全体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下了决心的。

第二，调离陕甘，即等于拆散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无异于自取灭亡。而且，他们已和红军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广大官兵也不会与红军作战。

蒋介石这两个方案把张、杨逼上了梁山。正如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2～193页。]

为了争取最后一线希望，张学良仍按照他们商定的对策行事。张、杨的对策是：

（一）除抗日作战外，两军驻地决不分开；

（二）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

12月7日，张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向蒋哭谏，希望以至诚来感动和谏服蒋介石停“剿”抗日。张学良痛切陈述共产党的政策是从民族抗日利益出发，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当前形势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还说明现在部队抗日情绪高涨，不可压制，并表示他对蒋一片忠心，所以才敢在是非、全局问题上誓死力争。蒋介石又听到张的抗日议论，并涉及部队情绪，勃然大怒，骂张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3小时。

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张学良的“善说”一再遭蒋的训斥。当晚，张、杨苦思一番，决心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途。当即进行如下部署：东北军负责捉蒋，西北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12月9日，西安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冒着严寒举行示威游行。警察竟开枪射击，打伤学生。被激怒的学生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停“剿”抗日。游行队伍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蒋介石命张学良前往制止，并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在市民大会讲演词》，《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23页。]

张驱车赶至坝桥，学生痛哭流涕向他请愿。张学良被学生慷慨激昂的陈词所感动，增强了他逼蒋抗日的勇气，他激动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我和你们的心是一样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告诉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张化东著：《华清池捉蒋回忆》，《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同日晚，张学良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并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根本不予考虑，就怒斥张学良：“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临晨5时，按照张、杨事先商定的部署，东北军骑兵师师长白凤翔、张学良卫兵营营长孙铭九等，率领部队到临潼捉拿了闻讯潜逃到山腰草丛中躲藏的蒋介石。同时，在西安城内由赵寿山、孔从周等指挥17路军警备2旅和炮兵团、教导团等，解除了中央宪兵第2团、省公安局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控制了机场、车站、邮局等要点，在西京招待所里逮捕了蒋介石系的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10多人。

12月13日，张、杨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指出捉蒋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理应“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但蒋介石“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介公为最后之净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8项政治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杜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38年版，第3、4页。]

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委员会正、副主任。实行了如下军政措施：组织抗日援绥军，集结待命；调动军队，准备迎击南京政府的“讨伐”；成立以高崇民为首的“设计委员会”，研讨重大政治问题；改组陕西省政府，任杜斌丞为省府秘书长；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以王炳南为主任的“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释放西安政治犯；接收《西京日报》，改名《解放日报》，积极宣传抗日。

西安事变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的发动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第一，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张、杨逼蒋抗日方针的产物。

第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逼进，民族危亡的加深，使得张学良同蒋介石内战政策的矛盾尖锐化。在劝蒋抗日失败的情况下，张、杨人民族利益和自身利益出发，迫不得已以极特殊的兵谏形式逼迫蒋介石改变政策。

第三，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人民，特别是西北人民、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运动推动的结果。

东北军、17路军、红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也对西安事变的发生产生重大影响。从1936年春天起，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一系列友好协定。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一直在秘密执行，这一计划是以发展民族战争为主要出发点的，是要用西北的统一战线促成全国的统一战线。虽然，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自己发动的，中国共产党在事前并不知道，但事变的发动“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11页。]

因此，它确与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动。全国人民和各派爱国力量无不欢欣鼓舞。事件发生后，西安“30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3日。]

短短3天内，仅山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5省的民众团体和救亡组织，发到西安响应张、杨通电的电报就有1000余件。西安事变的当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8个救亡团体发表通电，拥护张、杨“八大主张”。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致电全国武装部队和各党各派，号召加强团结，共赴国难，救亡图存，公开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

西安事变使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混乱。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走“讨伐”张学良“叛变”。

为邀请中共中央派员共商大计，12月12日，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为了对付南京的军事威胁，12月14日，张、杨调东北57军和105师到渭南一带，第51军和67军警戒兰州至咸阳一带，17路军警戒兰田、商城、蒲城、大荔一带，准备迎击南京方面的进攻。

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努力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国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由于立场、观点和利益的不同，对事变采取不同的态度，提出不同的主张，从而呈现出一种极为错综复杂而又紧张的局势。

在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极端仇视西安事变，极力挑拨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关系，并伺机对中国采取新的侵略行动。日本陆军省在12月14日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提出：“南京政权和其他各地政权，非但不改变以往的政策，反而更加激化了抗日反日思潮，将使帝国侨民的安全与在华利益受到侵害。倘若此种事态出现，则应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卫权”。“稍微看一下张学良的起兵声明便知，恐将招致对日空气之恶化，……因此，在此形势下，要做好准备，以便不失时机地采取自主之手段。”[〔日〕《现代史资料》8，第608页。]

12月19日，日本有田外相对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称：“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客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12月23日，日本广田首相在枢密院会议报告：“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党史资料通讯》总第41期，第27页。]

英、美帝国主义由于自身利益所系，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出发，支持事变的和平解决。

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英驻华大使休格森的电文中称：“我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张学良可能被说服释放蒋介石，如果他本人的安全能得到保障的话。……我们表示愿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保证他的安全。”“我将要求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加入所提议的行动。”[《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第2期，第26页。]

12月23日，英国外交部致电休格森称，意、法、美等国已同意进行上述的合作。苏联虽支持和平解决事变，但对事变的性质目的作出了错误的判断。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社论《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中称：“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效劳。”12月17日，该报评论员在《国际评论》中说：“张学良叛变纯系日本在中国制造的又一起挑拨事件，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的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苏联《真理报》1936年12月12日、17日。]

同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说：“自张学良让出东北后，苏联与彼即无关系。在莫斯科虽有中国共产党如王明等，然苏联政府不与彼辈发生关系。”[《党吏资料通讯》总第41期，第28页。]

南京政府内部两大派泾渭分明：以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却苦干无军权凭借，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恃手中军力，乘机导演“戏中戏”。何应钦于当天晚上就在自己家中召集重要会议，戴季陶、居正、叶楚伧等在会上表示：张学良“劫持统帅”，为“维护纪纲”，应立即“出兵讨伐”。而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则认为应弄清情况，说服对方，以保蒋安全，如立即出兵，必引起内战。

当日晚，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军队由何应钦负责。

16日，国民党中央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他下令调集部队“扫荡叛逆”，“讨伐张学良”，部署第28、第36、第79师、教导总队等沿陇海路西进，并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

17日电请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以便替代蒋介石。但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反对“马上讨伐”。宋美龄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说：“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遵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主张迅速与西安方面联系以确保蒋之安全。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局势十分混乱、紧张。

中国共产党面对何应钦的“出兵讨伐”，全国人民和爱国正义人士的呼声，张、杨对中国共产党的重托与厚望，意识到历史已把这付关系民族兴亡的重担放到了自己的肩上，形势迫切要求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迅速作出正确的决策。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紧急商讨对策。根据张学良以及在西安的刘鼎等人来电的分析，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致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决定采取有效步骤，予以全力支持，并复电张学良，提议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17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表示红军决不进占寸土，另告恩来拟到张处协商大计。与此同时，军委主席团向全军宣布加紧准备，待命行动。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目前西北任务应“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胡、曾、关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第132页。]

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张闻天在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但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把抗日作为最高旗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第2～3页。]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方针，毛泽东根据对内战与抗日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会议讨论的意见，进一步确定与完善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指出：西安事变的性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它的意义乃“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111页。]

中共中央清楚地指出了事变发展的两种前途，一是“使内战爆发”，“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一是结束内战，实现一致抗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就是为实现第二种前途而努力，“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

（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

（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

（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22页。]

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再次就西安事变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强调“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务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114页。]

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杨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12月21日，毛泽东又电告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要求：吸收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的地位；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同时，又电告周恩来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以及红军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

中共中央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于蒋介石个人的处置问题上则有个发展过程。开始时，苏区有人要求把蒋介石“交付给人民审判”。在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也有人主张“审蒋”。

12月15日，红军领导人在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电中也提出：“罢免蒋氏，支付国人裁判。”但是，中共中央根据事变的发展，特别是何应钦等想借机发动内战，取蒋而代之，必须修正“审蒋”提法，以击破亲日派的阴谋，压迫和争取亲英美派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建议。而且当周恩来于17日到西安了解各方面情况后，首先提出“保蒋安全”的方针。次日，即电中共中央：“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已反映在12月18日致国民党中央的电文中。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从接到中共中央12月12日报告起，直至12月15日未作出任何表示。

16日发来一电，因电码差错无从译出。

18日，中共中央又发电给共产国际请“即检查重发”，延至20日才算收到16日季米特洛夫总书记的来电，内称：针对你们的来电，建议你们采取如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

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1、通过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完整、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方式改组政府；

2、保证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3、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合作；

4、同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国家合作。[《共产国际执委会1936年文件集》。]

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在责难西安事变的同时，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措施。但是，早在共产国际来电以前，中共中央从事变一开始就抓住了事件的本质，肯定了它进步和积极的意义，立即采取了支持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和有力措施，并根据事件的发展情况，修正和充实了原定决策。

在短短的几天中，中共中央就根据既定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制订和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整套正确方针和政策，这不但说明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伟大政治胸怀，而且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

三、蒋介石接受六项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他们按照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运用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机动的斗争艺术，进行了紧张的谈判斗争。在周恩来出发前，中共中央对西安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很多问题需要等周恩来到西安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对蒋介石的处置以及各种在保安难以估计到的复杂问题，都要由周恩来到西安后相机处理。

在周恩来到达西安前，张学良早在等着周的到来。

12日他们虽然把蒋介石扣起来了，但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统一的认识，许多事情都想等周恩来到后共同商议。周恩来一到，张学良就把他安置住在自己的公馆里。周恩来当晚同张学良的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张学良先叙述蒋介石在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映。

当时，最迫切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

周恩来对张的看法表示同意。他肯定张学良的爱国热忱后指出：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周恩来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提出这样明确的意见，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331页。]

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决定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决策后，又与杨虎城进行会谈。周恩来希望他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虎城表示：“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8页。]

中共代表团还对张、杨所部将领与中下层军官做了大量工作。这样，各方面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由蒋介石的顾阿、澳大利亚人端纳陪同，乘飞机来到西安。但宋子文顾虑会被何应钦抓把柄，不敢单独同周会面，就由郭增恺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郭增恺向宋子文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宋子文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十分赞赏。第2天，他飞回南京报告。

1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主张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在军事上作了以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迎击“讨逆军”进攻的周密部署。

当时“讨逆军”总司令为何应钦，所属东路集团军由刘峙指挥的近10个师组成，其中5个师已进到潼关、华县，从东面直迫西安；西路集团军由顾祝同指挥的10个师组成，拟由大水坑、甜水堡、同心城、靖远等地向天水、陇西集中，尔后经宝鸡、凤翔协攻西安。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同张学良、杨虎城反复磋商，于12月21日共同决定：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决战；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西路顾祝同军。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3人出席。谈判一开始，先由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6项主张：

（一）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以上6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听后，表示个人同意，承认转达给蒋。[《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71页。]

12月24日，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宋美龄两人出席，西安方面仍由张、杨、周3人出席。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她和宋子文对谈及的一些问题也都作了明确的承诺，这些承诺，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汇报：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同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73页。]

12月24日晚，周恩来、博古在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明了蒋介石的六项承诺：

“今日蒋答复张：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允回京后释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周恩来、博古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12月24日。]

12月24日，双方最后达成了6项协议：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先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160页。]

周恩来向蒋介石阐述了中共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图后指出：坚持内战，自速其亡。接着，据周恩来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作了三点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注：指周恩来）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对外界用“红军代表团”名义）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全国广大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强烈要求，也由于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了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充分准备，终于获得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另外，国民党比较痛快地接受联共抗日等6项主张，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杨两将军即因领导和解决了西安事变，“大有功于抗日事业”，而成为“千古功臣”。[《周恩来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4页。]

在蒋介石承诺“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之后，“西北大联合”的三方同意释放蒋介石。在许多问题未妥善处理之前，张学良就急急忙忙亲自乘飞机送蒋回南京。周恩来得到消息，乘汽车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以后叹息他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张学良去南京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一，表明中华民族已能在政治生活的惊涛骇浪中把握自己的命运，为救亡图存，自己起来解决国内团结问题。美国友人斯诺认为，事件和平解决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斯诺：《西行漫记》，第392页。]

第二，结束了10年内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6页。]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34页。] 所以说，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要迅速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奠定了伟大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基础。由于国共两党逐步走向团结，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展开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宣布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阶段已告完成，它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页。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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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六节 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

一、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

西安事变后，国内战争基本上停止了。国民党于1937年2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新形势下国共关系和对日关系问题。

为了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形成，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指出：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这是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两党合作的基本条件，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大多数党员的赞同，有利于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谈判的政治基础。

二、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转变其内外政策

西安事变谈判时，蒋介石、宋子文允诺先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解决准备抗战及开放政权等问题。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上，抗日派与亲日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

国民党左派宋庆龄是从1927年7月以后第一次出席国民党的中央全会。

她在会上发表演说，批评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她说：“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己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印行，第101页。]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石敬亭、李烈钧、经亨颐等14人向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指出：“总理于民国十三年改组本党确立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革命阵容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十六年以后，内争突起，阵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于眉睫。”[《救国时报》1937年4月15日。]

提案接着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救国时报》1937年4月15日。]

杨虎城、于学忠提出关于西安方面的8项主张的提案，李宗仁等9人提出关于迅速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以为抗战动员之基础的提案。冯玉祥等16人提出促进救国大计案。汪精卫则提出一项“剿共”政治决议草案，受到全会许多国民党元老的抨击，他们批评汪的主张不但使外侮日甚，内忧日亟，而且将使国民党本身在全国人民面前信用扫地，为党为国，均系有害。因此，除少数亲日派分子为汪精卫辩护外，全会许多代表均表示反对，结果，该决议案未获通过。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虽然没有确定的抗日方针，没有批评过去的错误政策，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是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都作了某些调整和改变，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条件。会议通过的《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中的四条，“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4页。]

在对内政策上，承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将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国闻周报》第14卷第8朋。]将原来对共产党采取的武装“围剿”方针改为“和平统一”的方针，因此，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

22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言，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集中人才。会后，蒋介石密令所属，以后不再使用“赤匪”和“共匪”等字样。在对外政策上表示：“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国闻周报》第14卷第8朋。]

正如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35页。]

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竭力挑拨内战与分裂，力图阻挠和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时候，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促进和各方爱国人士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终于初步形成，使中国走上全国性武装抗战过渡时期的新阶段，这对得寸进尺的日本侵略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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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一节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主要是通过操纵伪满傀儡政权，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实行残酷镇压，在经济上实行疯狂掠夺，在文化上实行奴化教育，以达到把该地区变成任它奴役和宰割的殖民地的目的。

一、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主要以伪满洲国的名义进行殖民统治。其主要手法是：在形式上给伪满披上“独立国家”的外衣；在内部则实行严格的操纵和控制，使伪满政权成为它在东北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日本的这种统治政策，主要由关东军具体实施。

（一）对伪满政权的政策

从关东军到日本政府对如何操纵和控制伪满政权早有主张。1932年3月10日，也就是伪满政权建立后的第二天，关东军司令官就与溥仪签订了一个密约，规定伪满参议府的参议和“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都要任用日本人，而其“保荐”与“解职”均由关东军司令官决定。3月12日，日本内阁作出两项决定：

一为《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规定“为了贯彻帝国关于满蒙的政策，必须迅速设置统治机关”和“治安维持机关”，“尤其要让日本人成为这些机关的领导骨干”；[〔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494页。]

二为《满蒙新国家成立后对外关系处理纲要》，规定：“为了在外交上和内政上掌握实权，最初应尽可能使之采用少数日本人作官吏或顾问，并逐步地加以充实。”[〔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495页。]

4月11日，日本内阁又作出《关于帝国对满蒙新国家的具体援助和指导问题》的决议，要求伪满必须聘请有权威的日本顾问作为财经问题和一般政治问题的最高指导者。

为了实现对伪满政权的控制，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于1932年6月拟制了一个所谓《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提出了一套统治的政策和办法。

桥本在《纲要》中把“支持满洲国并使之发展成为适应我国国策的独立国家”作为日本的基本指导方针。据此，侨本提出：“为实行帝国对满洲国的国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关，专使关东军担当其任；实施中，努力保持新国家为一独立国的体面，而在满洲国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

桥本还提出：“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设置驻满政治指导机关，由关东军司令官指导满洲国政府”；同时，“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使领事等为其下属，掌管外交事务”；“关东军司令官仍然保留关于满洲国日系高级人事的决定权。”[〔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颀，第640～641页。]

关东军的这个方案后来被日本政府所采纳。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正式下达了《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这个《纲要》与桥本方案所不同的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即把“适应”日本国策的“独立国家”改为“与大日本帝国有着不可分的关系的独立国家”。这个《纲要》由14个项目组成，明确规定了对伪满洲国的国体、军队、经济、财政等各方面的控制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伪满洲国的纲领。关于控制伪满的体制与机构，《纲要》规定：“对满洲国的指导，在现行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实际进行。”“为便于其统制，使之维持以总务厅长为中心的现行体制。”[〔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589～590页。]

这些规定从体制上确立了关东军司令官及日本官吏在伪满政权中的主宰地位。1934年12月10日，南次郎彼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后，提出了一个《关于对满政策的意见》，进一步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阐述了日本关东军控制伪满政权的基本政策，并特别强调“在实际执行时要以关东军为中枢实行一元化统制”。

1936年9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炮制了一篇题为《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的文章，把关东军太上皇和伪满傀儡的关系更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该文第三项专门论述了《天皇、军司令宫和皇帝之间的关系》。

文章写道：“满洲国皇帝基于天意，即天皇之圣意而即位，因此，必须为皇道联邦的中心——天皇服务，以天皇之圣意为已心，以此作为即位的条件。”

文章把溥仪与天皇的关系规定为“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一样”。文章威胁说：如果博仪“不以天皇之圣意为己意时”，“则将立即丧失其地位”。文章还就日本天皇的“圣意”如何体现和执行解释说：“关东军司令官作为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908～911页。]

文章的这些论调，毫不掩饰他说明溥仪只有甘当奴才，对关东军司令官百依百顺，才能保住皇帝的宝座。从中不难看出日本侵略者的太上皇面貌和伪满政权的傀儡性质。

（二）加强对伪满政权的实际控制

一是调整在东北的统治机构。“九·一八”以前，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机构存在着“四头政治”分立的局面，即：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领事馆和满铁，分别隶属于日本内阁和陆军、外务、拓务等省。伪满政权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它的控制，日本侵略者力谋在满机关的统一。

1934年9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将在满机构改为“两位一体制”，即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废除关东厅，在驻满大使馆下设关东局，赋予驻满大使对满铁、电电公司、关东州和铁路附属地，以行政监督权。在关东州设州知事。在日本内阁设对满事务局，由陆军大臣兼局长。通过改组，统一了日本在东北的多头政治，实现了以关东军为中心的军事法西斯殖民统治。为了加强对伪满的实际控制，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还专门设立了办事机构——第四科。

二是向伪满政权派遣官吏或顾问充作骨干，日本对伪满政权各级机构的具体操纵与控制，主要是通过派遣日本官吏和顾问实施。在伪满初期，关东军规定，伪满中央政府官吏限额为600人，其中日本官吏占20％。但一些重要部门日本官吏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此限。例如：伪总务厅、国都建设局，日满官吏比例为7∶3；伪财政部、实业部，日满官吏比例为6∶4。到1935年5月，日本人官吏增加到3000人，如果算上准官吏，则达到6000人。在伪中央一级机构中，日满官吏的比例已超过1∶1，象伪国道局日本人官吏竟达90％。在地方机构中，日本人官吏人数也成倍增加。

三是在伪满皇帝溥仪身旁派驻常任代表。常任代表的任务是指导并支配溥仪按照日本的腔调演傀儡戏。关东军先后担任这一职务的有上角利一、中岛比多吉、石凡志都磨、吉冈安直等人。其中任职最长的是吉冈安直（1934～1945，由中校升为中将）。此人“九·一八”事变前就在天津与溥仪相识，后回日本任职又与在日本留学的溥仪的弟弟溥杰交往。吉冈对溥仪的支配作用，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所迫述的：“吉冈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第354页。]

在伪皇宫内除吉冈外，还有约1/10的职员是日本人。日本职员都身居宫内要职，操纵宫内大权，就连溥仪的诏书和敕语也由通晓汉文的日本职员包办。溥仪的任务只是每天按照日本人的意旨，在各种文书上画大大小小的“可”字。

四是利用总务厅、次长制和火曜会控制伪满政府。根据伪满《国务院官制》规定，总务厅系伪国务院的一个下属机构，负责处理伪总理直接掌管的“部内的机密人事、主计及需用的有关事项”。但关东军却在伪满中央机构中“推行总务厅中心主义，强化总务厅的人事统制权。”[〔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920页。]

1937年，日本人又在总务厅下设内务、外务、兴安三个局，企图以总务厅为中心，谋求伪国务院的集中统一。这样，属伪国务院管辖的总务厅，实际控制着伪国务院；属伪国务总理领导的日本人总务厅长，却事事凌驾于伪总理之上。

于是，总务厅便成了关东军第四科的对口机构，两者构成了伪满统治机构的真正中枢。关东军司令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总务厅长则成了伪国务院的实际总理。关东军还在伪国务院各部实行次长制，由日本人充当各部次长。次长本是各部大臣的助手，却称霸于相关部门，各部大臣都得听命于本部的日本人次长。

按照惯例，伪国务总理每周主恃一次审议重要国务的国务院会议，但这只是形式。真正的“内阁会议“是每周星期二由日本人总务厅长主持的、各部日本人次长参加的火曜会。这个会议虽不是立法机关，但可以决定伪满洲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会议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只是拿到伪国务院会议和参议府走走过场，有时甚至连过场也不走就付诸实施。

关东军对省和省以下伪满地方机构的控制，其手法与中央机构大同小异。

二、日本在东北的暴力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实行野蛮的屠杀和镇压。

1932年关东军在《形势判断》中就赤裸裸地宣称：“要使满洲三千万民众不为中国本部和苏联的蛊惑所动，使其相信新国家（即伪满洲国）的永久性，而不敢有所蠢动，……须继续实行帝国的威力压迫。”[吉林师范大学校刊：《新师大》总第46期；1971年。]

在这个法西斯的“威力压迫”方针下，关东军假手伪满政权，在东北推行所谓“治本”即加强殖民统治与“治标”即加紧军事讨伐相结合的政策，不断强化暴力统治。

（一）建立暴力统治机构

日本在东北除保持一支庞大的关东军外，还设有关东军宪兵队。原来关东军宪兵队只一个队，约200人，1935年增加到5个队，约1000人。在屠杀和镇压人民的暴行中，宪兵队处于元凶和主脑地位。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就曾任过关东军宪兵司令官。除宪兵队外，关东军还设有遍及全东北的间谍特务网。其总部设在哈尔滨，正式名称是关东军情报部。在东北各地，如长春、沈阳、大连、锦州、承德、牡丹江、东安（密山）、佳木斯、间岛（延边地区）、黑河、兴安、齐齐哈尔、海拉尔，都设有关东军情报部的支部。

在关东军的控制下，伪满政权建立了庞大的导力机构——军、警、宪、特。初期的伪满军，主要是由投降日军的东北军所组成。日军对伪军的控制主要是通过顾问团进行。

1933年8月9日，日本陆军省制定了《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要求将伪满军置于日军指挥官的掌握之下，兵力控制在6万人左右，兵种只限于步兵和骑兵。

1934年到1941年，伪满军不过8万人左右，而日本人军官和职员则由1800人增加到8000人，占伪军总数的1/10，使伪军变成了完全由日军直接控制的附庸军队。在日本军事顾问的控制下，伪满军从1934年10月开始在吉林建立宪兵训练处，1935年设立宪兵司令部，辖6个宪兵队，1937年3月，又将各宪兵队改编为宪兵总团，约2000人。

除伪满军和宪兵外，日本关东军还在伪满建立了庞大的警察队伍和警察机构。伪满政府设有警察总局，省设有警察厅，县设有警务局，局下设警务署，辖警察分驻所或派出所。另外，还有专门由日本警察组成的特殊警察队。

日伪警察，大多数为保安警察。在保安警察中又分为普通警察和高等警察。

有的警察机构还设有特高部门，以迫害和镇压抗日团体和进步人士为主要任务。与伪满警察机构并行的是伪满特务中心保安局。它在业务上受关东军参谋长直接指挥，在机构上是关东军司令部第二科的分支，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所谓“秘密战”。这是一个与关东军宪兵队保持密切联系的秘密特务组织，设有庞大的地下组织网。这种地下组织网，称之为特谍班即特别侦察班，有总班长、班长，均由日本人担任。该组织在各地还设有秘密据点和秘密监狱，专门从事刺探抗日情报和侦破抗日地下组织与进步力量的活动。

（二）实施暴力统治手段种种

1.残酷的“三光”政策。

日本关东军，不断以“治安肃正”为名，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对一些“讨伐”区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和暴行。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就是突出的一例。平顶山位于辽宁抚顺市区以南，共有400多户人家，800多间房子，住有3000多矿工及其家属和贫苦农民。1932年9月15日夜，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矿长渡边宽一，带走了大把头郑辅臣。16日晨5时，驻抚顺日本守备队从沈阳附近应援返防后，于11时乘汽车赶到并包围了平顶山村，准备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报复。日军在川上精一守备队长的指挥下，以给老百姓照相为名，把全村男女老幼统统赶到村南的一块洼地里。洼地周围的汽车上、山坡上，摆着几挺用黑布盖着的伪装成照相机的机关枪。

当全村群众被赶到洼地惊魂未定的时候，突然间，机枪、步枪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顷刻之间，在场的男女老幼一个个都倒在血泊之中。屠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凡是中弹朱死的，又用刺刀挨个捅了一遍，连哭喊着的孩子，快要分娩的孕妇和七八旬的老翁也无一幸免。为了焚尸灭迹，日军还放火烧毁了村庄。第二天又用二三十桶汽油焚烧尸体，并用炸药炸塌山崖，掩盖尸骨，种上树木，毁灭罪证。在这次惨案中，日军共烧毁民房800余间，屠杀群众3000多人，其中2/3是妇女和儿童。随后，日军又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群众130余人，在千金堡焚毁民房1000多间，杀害群众五六十人。[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修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13页。]

除平顶山惨案外，日军于1933～1936年间，还在东北地区制造了安东（今丹东）南岗头村、依兰土龙山、舒兰老黑沟村、辽宁清原镇、吉林通化和柳河白家堡子等暴行。仅1934年春，日军在土龙山附近就血洗了12个村庄，残杀群众1000余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粮食35万余公斤。

1936年夏，日军在通化一带山区“讨伐”中，又屠杀无辜农民1.3万余人，烧毁民房2700多间。这些事例足以说明日本侵略者是何等的野蛮和凶残。

2.建立“集团部落”

日军在进行军事“讨伐”、实行“三光”政策的同时，还大搞所谓“治本”措施。从1932年9月起，在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1933年2月，公布了《暂行枪炮取缔规则》，规定如有藏枪不交者，一经查出，立即处死。

同年12月，伪满政府颁发了《暂行保甲法》24条，实行一家犯法，九家连坐。1934年2月，又公布了《户口调查规程》，对人民群众进行严格控制。

还规定，在铁路两侧沿线500米以内，不准种植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以利镇压抗日武装。

1935年日伪在推行保甲特别工作的49个县中，共建伪保51个，伪甲8387个，伪自卫团5408个，计1050190人。

更为毒辣的是日军在东北农村推行“集团部落”制。所谓“集团部落”，就是日伪用烧房、枪杀等手段，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群众到指定的地点，组成由日伪军警直接控制下的大村落。农民称它为“归大屯”，俗称“人圈”。

日伪推行“集团部落”制的目的是：妄图切断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及对抗日武装的物质支援；同时，通过“集团部落”严格控制广大群众，防止抗日武装力量的扩大。每个“集团部落”一般规定为100户至200户，占地约4万至9万平方米。“部落”四周挖有深沟，沟旁修筑土墙，沟外再围设铁丝网，四角修有炮楼，安插警察、特务监视，每个部落只设一个出入口，出进要出示证件，并进行搜身检查。据原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供认：“实行所谓‘匪民分离’政策，在南起宽甸、北至抚远长达1000余公里，广及39个县（旗）以及热河沿长城一带的广大地区划分‘无住地带’和‘集团部落’地带，把500万以上农民赶入‘集团部落’，‘集团部落’的总数达14000个”。[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笔供，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

在建立“集团部落”中，日军强迫农民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和家园，迁到指定“部落”，然后将原村庄烧光，使之变成无人区。

1934年至1936年，伪通化县因日伪制造“集团部落”而损失民房1.4万间，废弃耕地33万亩。1936年10月，伪柳河县将全县散居民房统统烧毁，1.2万户农民被赶出了家园。

1937年1月至9月，伪奉天省和东安省，因“集团部落”而逃亡人数达11.3万余人。在“集团部落”中央，日伪设有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它不仅监视群众的一言一行，还胁迫群众参加反动组织“协助会”，并到处抓人、打人、杀人，随意闯入民宅，强奸和轮奸妇女。它还对群众出入“部落”横加限制，禁止进入或运送物资到抗日武装活动地区，即使种地也不能离“部落”太远，致使远处耕地大片荒芜。由于“集团部落”环境条件恶劣，造成大批群众病、冻、饿死。据伪满警察部门调查，1936年仅通化、金川和柳河三县“集团部落”传染病患者就有7025人，其中死亡595人。[伪满治安部思想战研室：《各地治安调查报告书》，1942年7月。]

1937年，抚顺县冻、饿、病死和被日军杀害者占全县人口的30％以上。整个东北因“集团部落”而受害者达500万人，约占东北当时全部人口的1/6。每个“集团部落”都有一部被日伪烧杀抢掠的血泪史。

3.法西斯白色恐怖

1932年9月11日，伪满政权公布了《治安警察法》，禁止结社、集会和发表议论。

1933年9月10日，公布了《惩治叛徒法》，以后，又相继公布了《治安维持法》、《思想矫正法》、《时局特别法》等一系列伪法令，规定罪行有50多种，甚至说一句“我是中国人”，就是思想犯，“政治犯”；吃一口大米，也成了“经济犯”。日伪依据这些法令，赋予宪兵警察以无限特权，肆意迫害和屠杀东北人民。自1934年至1937年4年间，日伪在东北搞了三次所谓“大检举”，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无辜群众被军警宪特逮捕和杀害。

1935年，日伪以“国事犯”、“思想犯”等罪名，在伪安东省以教育界为中心，先后逮捕省、县教育厅、局长等500余人。至当年冬，有40余人被刑讯致死，其余的人下落不明。

1936年，在沈阳市因频繁“大检举”而遭日伪逮捕、杀害的爱国志士和居民，竟达19623名。

1937年4月15日，日伪军警对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共满洲地下组织进行大逮捕。到当年10月，共逮捕482人，其中85人被杀害。[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8页。]

日本侵略者还在东北各地遍设监狱和“矫正院”，关押和残害抗日志士和无辜群众。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东北各地设有监狱189所，仅辽宁一省就有50所，至于各种名目的看守所和拘留所，更是不计其数。

（三）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实验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就决定由石井四郎主持，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实验所。

1932年到1933年，石井曾在黑龙江肇东县满河和五常县背阴河车站附近开始细菌战研究工作。1935年至1936年间，日本军部根据日皇裕仁的密令，在东北建立了两支秘密细菌部队：一个是由石井主持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改称“第731部队”；另一个是由若松主持的“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后改称“第100部队”。

第731部队驻在哈尔滨市南部平房一带，占地30多平方公里，对外严格保密，仅修建四方楼细菌实验工厂就将参加施工的3000多名中国劳工全部秘密杀害。这支部队拥有细菌专家、科技人员3000余名，并有自己专用的航空队，在安达车站附近设有特种靶场，还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建立了4个支队。第100部队设在长春以南10公里之孟家屯，也拥有大量房屋、特种设备和大片土地。这两支部队都分别配有由关东军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队，负责在战争中实际使用各种细菌武器。第731部队设有8个部，主要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该部队培养的细菌有：鼠疫、霍乱、坏疽、炭疽、伤寒、副伤寒及其他细菌。第100部队主要是培养鼻疽、炭疽热和牛瘟等疫病的细菌。他们在实验中不仅使用动物，而且用活人进行实验。仅731部队，就设有可容三四百人的秘密监狱。该部还专门培育与繁殖散布细菌的寄生虫和制造散布细菌的特种武器，并拥有规模庞大的生产设备。用这些设备，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即能生产不下3万万亿微生物，每月能培制出300公斤鼠疫菌及数千万只专门用作传播细菌的跳蚤。

最残忍的是莫过于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这一计划是由关东司令官正式批准的。而惨遭细菌战部队实验的活人就是中国的抗日爱国志士、无辜群众和苏联、蒙古、朝鲜人。为了掩盖罪行，他们把这些人称为“原木”，即任意宰割的意思。这些所谓“原木”，都由日本宪兵队进行“特殊运输”，每年大约五六百人。日军用活人进行实验的名目繁多，手段极其残忍。最常见的有菌液注射实验、染菌饮食实验、毒气实验、冻伤治疗实验、真空环境实验和火焰喷射器杀伤力实验等。凡是接受以上种种残酷实验的人，要是经过治疗痊愈起来，他就不免要再受接二连三的实验，一直到折腾死为止。惨死者的尸体经过解剖，就被投入焚尸炉里烧掉。原第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方法，对已传染的人加以治疗，给他们饭吃，等身体恢复时，又对他们作另一种试验。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军事科学院外军部：《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34页。]

日军不仅用大量病菌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而且在实验对象已经发病但尚未死亡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活体解剖。更有甚者，残暴的日军为了搞到健康新鲜的标本，竟把一个12岁的健康男孩活活地解剖了。据原第731部队一个队员揭露说：有一天，一个中国少年被严刑拷打后送到了解剖室。几个日本军医一齐扑过去，扒光他的衣服，把他按倒在手术台上，用扣带将4肢紧紧扣住。然后强行消毒，注射麻醉剂。

待这个小孩失去知觉后，日本军医就将他的腹部划开，按肠、胰腺、肝、肾、胃的顺序取出各种内脏。接着，又将小孩的脑袋锯开，取出大脑。然后，将这些东西分别投入装有福尔马林溶液的大容器中。最后手术台上，只剩下少年的四肢和一具空壳身躯。一个年幼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了。川岛清还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731部队驻平房5年时间内，通过这个工厂，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

日本侵略青不仅大规模地对活入进行细菌实验，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武器，而且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大量使用细菌武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进行的细菌战和细菌实验，危害极大，贻患无穷。单就东北地区来说，在辽阳、本溪、洮南、东丰、双城、新民、白城子、哈尔滨、泰来、抚顺、农安等地，就发现有撤播过细菌的迹象，造成一些地方传染病流行。

三、日本对东北经济的统制与掠夺

（一）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东北的铁路、通讯、金融、贸易等经济命脉。铁路交通主要由满铁所控制。“九·一八”事变以前，满铁只霸占了南满（长春至大连）铁路和安（东）奉（天）、大（连）抚（顺）等支线，以及大连港。“九·一八”以后，在关东军“极力支持和协助”下，满铁又先后夺取了沈（阳）海（龙）、奉（天）山（海关）、吉（林）长（春）、四（平）挑（南）、呼（兰）海（伦）等铁路的路权和部分新铁路的修筑权。

伪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司令官与满铁总裁签订了所谓《关于铁路、港湾、河川委托经营及新设等之协定》，将伪满的铁路、港湾、河川全部委托给满铁经营。1933年2月9日，关东军又迫使伪满与满铁签署了《满洲国铁道借款及委托经营细目契约》、《松花江水运事业委托经营细目契约》、《敦化、图们江铁道外二铁道建造借款及委托经营契约》等。这样，满铁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除中苏合办的中东（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以外的东北所有铁路的经营权。

1935年3月23日，日伪与苏联正式签订了关于让受中东铁路的协定。

日伪方面以1.7亿元的代价，获得了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同年末，满铁派出2135人接管了中东铁路的全部业务。至此，东北铁路交通就完全置于满铁的垄断之下了。

日军对东北的金融机构进行了武装占领。“九·一八”以前，日本在东北的银行（总行、支行、办事处）共有58处，名义资本3.1亿多元，实缴资本1.3亿多元。除日本银行外，还有苏联、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的银行。

从外国投资情况看，日本占72％强，英、美等国将近28％。中国自身在东北也拥有庞大的金融机构网。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和黑龙江省官银号，号称“四行号”，是东北金融界中的决定力量。

除“四行号”外，还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其他新设的普通银行。“九·一八”后，关东军占领了这些金融机构，美其名曰“实力保护与监视”。

1932年6月6日，日本指令伪满通过了《满洲中央银行法》等法令。接着于6月15日任命了伪满中央银行主要头目，并先后成立了伪中央银行及其总、分、支行128个，吞并了原来东北的四大金融机关，垄断了东北的金融市场。

日本也不放松对东北通讯权的夺取。日本认为：“把握满洲国的通讯权，在推行我国的国策上是绝对必要的”。[满铁经调会：《满洲通讯事业方策》（极秘），第1页。]

1932年7月23日，关东军正式提出所谓《对满洲国的通信政策》。政策规定“帝国将校参与满洲国电信电话公司的创设与经营，以贯彻帝国的政策和军事上的要求”，并强调将“公司的实权把握在日本方面的手中”。[满铁经调会：《满洲通讯事业方策》（极密），第3～4页。]

1933年3月26日，日本与伪满签订了《关于设立日满合办通讯公司的协定》，9月1日，满洲电讯电话股份公司（简称电电）正式成立。从此，东北地区110多个电话局和2万多用户均为该公司控制。

1935年日伪接管中东铁路时，电电公司又夺取了沿线的通讯设施。至此，东北的通信事业完全为日本所垄断。

此外，日本对作为国家经济门户的海关亦不放过。

1932年6月26日，首先攫取了占东北关税收入1/3的大连海关。接着，又相继夺取了滨江、营口、安东、珲春、延吉五个海关。到1933年1月，包括大黑河海关在内的东北海关，全部夺到了手。关东军还以各种借口侵占工厂和矿山。至1932年9月，日军先后占领的工矿有奉天纺纱厂和复州、八道壕、西安（辽源）等煤矿，并夺取了东北、内蒙古的38处地方重要矿产的开采权。

（二）实行经济统制与资源掠夺

1.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

1931年底至1932年初，关东军与满铁分别成立了“关东军统治部”（后称特务部）和满铁经济调查会。这两个组织密切配合，给关东军起着经济参谋部的作用。

1933年3月1日，由伪满政府公布了所谓《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这个《纲要》是关东军统治部和满铁经调会用一年半时间炮制的。《纲要》由10部分组成，包括交通、农业、工矿、金融、商业和私人经济等各个方面。

《纲要》提出了对重要经济部门加以国家统制和把重点放在同该国（日本）的协调上等4项基本原则。其目的是在所谓“日满共存”、“日满一体”的幌子下，使伪满洲国彻底沦为日本的经济附庸。《纲要》还规定了实行经济统制的方法：

一、具有国防或公共、公益性质的重要事业，原则上实行公营或交由特殊公司经营；

二、其他产业及资源等各种经济事项听任民间自由经营。

同年8月8日，日本内阁会议进一步作出决议，凡属有关军需部门和重要经济部门，都实行统制，由“国营或特殊公司经营”。

1934年6月28日，伪满政府发表《对一般企业的声明》，宣布对重要产业通过特殊公司制度进行统制。所谓重要产业是指：“国防上重要产业，公共公益事业和一般产业的基础产业，即交通、通讯、钢铁、轻金属、金、煤炭、石油、汽车、硫铵、碱、采木等产业。”[〔日〕满洲国史纪纂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第385页。]

1937年5月1日，为进一步强化经济统制，日伪政府又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经济统制的范围与种类也日趋扩大。

在日伪的经济统制政策中，特殊公司制度占有重要地位。所谓特殊公司，就是日伪官方，或日本资本家与伪满政府，或日本资本家单独出资经营的企业，它带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独立地从事重要资源的开发或基础产业的经营。这种特殊公司，都是垄断某一行业的大企业，在日本榨取中国东北的经济中起着特殊的作用。1933年3月1日伪满《经济建设纲要》颁布后，这种以日本资本为主体的特殊公司纷纷建立，逐步垄断了东北的经济。

1936年日本在东北的投资总额达30亿日元，比1930年的16亿日元增加了近一倍。以满铁为例，它不仅垄断了东北的铁路交通，还把侵略矛头伸向各个经济领域。至1937年底，属于满铁系统的公司已达80家，实缴资本2.4亿多元。此外还有许多“附带企业”，计：农牧场23个，种育场6个，造林所30个，造园所4个，另有满铁辅导义勇开拓团，铁路自警村，以及伐木业等。在伪满初期建立的特殊公司中，大部分均有满铁的投资。

1932年到1937年间，满铁在东北的投资占日本在中国东北投资的56％；如再加上满铁子公司（即所谓准满铁）部分则达68％。

2.对工业资源的掠夺

日本对东北工业资源的掠夺是多方面的，但其重点是掠夺战略物资，特别是钢铁、煤炭和液体燃料等等。

“九·一八”前，日本生铁进口主要靠当时的英属印度及马来亚等地区，中国东北所占的比重很小。 1931年以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的生铁数量大幅度增加。据伪满统计，1931年为24.2万吨，占日本进口总数的61％；1932年为32.2万吨，占进口的73％；1933年为45.3万吨，占进口的71％；1934年为40.9万吨，占进口的67％。[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统计资料。]

日本对东北生铁和钢的掠夺，主要集中在属于满铁的鞍山制铁所和属于财阀大仓系统的本溪钢铁厂。他们所掠夺的生铁，除了在东北就地制造军火外，很大一部分被运到日本国内八幡等地制造杀人武器。

日本对东北煤炭的掠夺在“九·一八”以前就处于垄断地位。“九·一八”以后，掠夺进一步升级。除满铁外，1934年成立了“满洲煤炭股分公司”（简称满炭）。1936年又成立了“炭业统制委员会”，以关东军参谋长为委员长，伪满政府、满铁、满炭的代表为委员，开始有计划地掠夺。日本掠夺东北煤炭，主要通过满铁和满炭两大公司进行。前者统辖抚顺等28处煤矿，后者管理阜新、西安、鹤岗等12处煤矿。“九·一八”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煤炭逐年增加：1932年为703万多吨，1933年为885万余吨，1934年为1055万多吨，1935年为1127万余吨，1936年为1214万多吨，1937年达1266万余吨。[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第305页。]

在日本进口煤中，东北煤占60～70％。特别是抚顺煤，日本称它为“工业煤绝好典型”，完全用于重点地区和部门，但其价格却低于日本煤的好几倍。

日本对中国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是全面性的，其中包括天然石油、页岩油和人造石油。在这些资源中掠夺最为突出的是抚顺的页岩油。“九·一八”后，通过不断扩建页岩油厂逐步提高了生产能力。

1931年生产粗油6.3万吨，1935年增至14万多吨，1936年计划达到30万吨左右。

此外，日本还通过“满洲盐业股分公司”垄断了东北的盐业生产，仅1937年运往日本的海盐即达55.5万吨。

3.对农业资源的掠夺

日本对东北农业资源的掠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行移民侵略；二是大量掠夺农产品。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的1915年，日本就开始向其霸占的旅大地区即“关东州”移民。“九·一八”后，日本为确保其经济掠夺，并扩大侵略势力，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开始掀起向中国东北移民的热潮。

1932年初，日本拓务省拟定了《满洲移民计划大纲》，确定了移民侵略方针。同年6月，日本议会通过了《移住适用地调查费》等法案；8月又通过了《第一次五百满洲移民费追加预算》，拨出了用于移民的经费。由日本退役军人组成的第一批武装移民团429人，于1933年3月到达佳木斯附近的永丰镇。这种武装移民到1936年7月为止，共移来5次，2900户，7296人。

为给移民霸占土地创造条件，日伪从1936年起开始实施为期8年的所谓地籍整理计划。准备投入550万人员和6000余万元经费，对全东北130万平方公里中的72万平方公里的田野和3000万宗民地进行所谓整理。

1936年8月，日本新成立的广田内阁更把移民侵略列为七大国策之一，日伪也把它吹捧为伪满的三大国策之一。日本当局除了组织“海外拓务委员会”、“满洲移民协会”、“满洲拓殖股分公司”等移民机构外，还拟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草案，确定了《日本移民土地使用整备纲要》。新的移民计划，以20年移民100万户为目标。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第一期10万户，第二期20万户，第三期30万户，第四期40万户。

100万户移民准备霸占土地1000万町步[每町步约合99.18公亩。]（约合9.918亿公亩），[〔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第949～950页。] 占全东北可耕面积的1/3。日本移民按其性质分为五类：

一是由政府直接组织的集团开拓民；

二是由民间组织的集合移民；

三是由青少年组成的义勇队移民；

四是分散移民；

五是铁路自警村移民。

这些移民有目的地分布在三个地带：

（一）所谓开拓第一线地带，主要是东北边境与苏联接壤地区，目的在于为关东军直接充实兵源或作为兵站据点。此类移民约占40％。

（二）所谓开拓第二线地带，即长白山、哈尔巴岭、老爷岭、小兴安岭、大兴安岭为环形的内侧及松辽平原周边的外侧地区。其目的是为了切断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之间的联系，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这部分移民约占50％。

（三）所谓开拓第三线地带，是指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周围和重要河川沿岸，以加强经济掠夺为主要目的。这些移民约占10％。日本在实行移民的过程中，规定每户移民给田10～15町步（约合991.8～1487.7公亩）。这些土地绝大部分是用极低廉的价格或其他非正常手段收买或霸占的。那些被剥夺土地而未离开原地的农民，都沦为日本移民或伪移民公司的佃户，受其奴役和剥削。

日本对东北农业的掠夺，除了移民霸占土地外，还大量掠夺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和玉米等。“九·一八”事变前5年，东北平均每年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163万吨，占大豆三品总输出的40％。“九·一八”以后，日本垄断资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以压低价格等手段掠夺东北粮食，运到日本和世界各地牟取暴利。1934年东北运往日本的玉米价值290多万元，占总输出的58％。1936年至1937年，东北每年平均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132万吨，占总输出的46％。

此外，日本还在东北诱骗人民种植鸦片，毒害广大群众。据1940年日本《满洲国年鉴》记载，单法律许可种植鸦片的面积，1933年为94.1万公顷，1937年增加到103万公顷。鸦片产量，仅热河种烟老区1936年即达815万两。官营鸦片零售所，在沈阳一处就有730多家。鸦片销售量，1933年为120万两，1937年就增到1230万两。鸦片收入，1933年是550万元，1937年则达到4780万元。吸鸦片上瘾者登记人数，1933年为56804人，1937年达到811005人，增加了14倍。

（三）奴役劳动与残酷压榨

为推行经济掠夺计划，日本在东北实行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专门成立了管理劳工的部门，并在北平、天津先后成立了骗招关内劳工的公司。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37年间，仅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即达3108533人。除骗招外，日本还采取摊派、强征和抓捕等手段，搜刮劳力，以满足经济掠夺扩大的需要。这些劳工至少有1/4是在关东军的刺刀下担负沉重的劳役。但最多的还是为战争服务的所谓重要产业，几乎占半数以上。其中矿工最多，最高年达534000人。

这些劳工被抓到工厂、矿山和施工单位以后，受尽虐待和折磨。他们劳动时间最长，工资待遇最低。据1935年大连、沈阳、长春等城市调查，同样工种的工人，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及日本工人的1/3，有的不及1/6。如果日本工人平均工资为100，则同工种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所占的比率是：机械工人占32.2％，化学工业工人占22.4％，印染工人占15.6％，饮食业工人占24.5％。超时、过量的劳动，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造成疾病流行，事故不断，成批的工人无辜致死。死了之后就被扔进厂矿附近的山沟里；有些人还未死掉，也被活活地抛入乱尸坑。这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许多日本残害中国劳工的“万人坑”。

仅在鸡西、鹤岗、辽源、抚顺、阜新、北票等煤矿和鞍山、本溪南芬、弓长岭等铁矿以及丰满东山、大石桥虎石沟、金县龙王庙、石人、河龙、拉古哨等地，就发现50多处“万人坑”，掩埋着60多万具被残害的中国劳工的尸骨。如抚顺煤矿，自1906年到1945年，日本从该矿掠夺优质煤2亿多吨，残害矿工近30万人，平均每抢走700吨煤，就有1个中国矿工被夺去了生命。更令人发指的是，关东军为了准备进攻苏联，每年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关东军工兵部队指挥下，修筑军事设施和军事工程。待工程峻工后，唯恐泄漏军事秘密，遂将这部分劳工秘密杀害。据不完全统计，仅7项工程，就有近3万中国劳工被秘密处死。

四、日本在东北的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一）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的实施

1932年伪满洲国一成立，就在伪政府中建立了思想文化统治的中枢——资政局弘法处，由日本法西斯分子笠木良明具体领导。1933年废除资政局，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情报处。该处把打击和瓦解抗日力量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并控制伪国家的新闻、出版、广播等宣传舆论阵地。1937年，日本人将情报处扩大为弘报处，统辖文化宣传的一切方面。此外，在伪满政府一些部和伪警察机构里，还有名目繁多的宣传和思想检查组织及文化警察、特务等。

在关东军司令部里，也设有从事战争宣传和殖民思想统治的机构——报道部和调查部。它和弘报处一起成了伪满宣传文化统治的核心。

日伪当局对一切文化宣传事业实行集中垄断。1932年建立了伪“满洲国通讯社”，着手垄断东北新闻机构和事业。1935年又建立“弘报协会”，把报道、言论和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所谓“官制统治”。1937年再次强化新闻通讯机构，建立了《康德新闻》（汉文）、《满洲日日新闻》（日文）和《满洲新闻》（日文）三大报社，垄断了整个东北报纸的发行。东北的广播事业、出版事业和电影事业，也分别先后为日本人建立的满洲电信电话股分公司、满洲图书股分公司和满洲电影股分公司（简称满映）所垄断。文艺部门的文化、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亦按弘报处制定的《艺文指导纲要》进行统治，各种文艺团体均由日本人所把持。

日本侵略者在实行殖民思想文化的同时，加紧摧残中国的民族思想文化。1932年溥仪一就任执政，就通令不准在东北挂中国地图，不准使用“中华”字样，不准使用中国教材，等等。

1932年10月，伪满公布了《出版法》，禁止一坝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

据伪文教部记载，1932年3～7月，在东北焚书650余万册。此后，查禁书刊种类年年增加。据1940年伪《满洲年鉴》记载，1934年到1937年间，查禁杂志2315种，扣押13664份；查禁普通出版物3508种，扣押434852册。

与此相反，日本宣扬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进口，却由1936年的58.7万余册，增至1937年的380万册。电影也是一样，1936年禁演中国电影178部，而日本电影进口却由1936年的154部猛增到1937年的232部。

（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推行

日本侵略者实行愚民政策，对教育一再进行限制。从伪满财政支出看，军事治安经费占30％乃至40％以上，而文教经费仅占1％，多时也只占2～3％。“九·一八”以前，东北有小学1300余所，学生74.7万余人，教师2.4万余人。“九·一八”以后，许多小学关闭，学生降到50万人，教师减至万余人。以后，日本改用“文治”笼络人心，小学增至800所，学生达200多万人，但儿童失学率仍在70％以上。“九·一八”前，东北有中学194所，学生3.8万余人，教师2400人；“九·一八”后，恢复很慢，到1937年仅有中学173所，学生3.3万余人，教师1600人。大专院校“九·一八”前约有30所，“九·一八”后，几乎全部被查封、关闭。到1933年开课的只有两所，1935年5所，1937年10所。作为愚民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数量有限的学校中，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以培养为它效劳的顺民和御用知识分子。

从“九·一八”事变到l937年，日伪教育政策的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设置的课程与教材，并竭力散布殖民主义思想。随后，又实行所谓新学制，其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也就是说要把中国人训练成日本的“忠良”奴才。在这种教育制度下，特别强调殖民主义的政治与思想教育。各学校不仅把政治课列为主课，而且在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中，也塞满了反动的政治内容。

在新学制中，日伪当局还提出所谓日语化。把日语列为国语，要求人人会说，伪政府一切正式文件均用日文。还规定升学、就业，都要看日语资格。

日本甚至准备用日文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企图毁灭汉语和汉字。

日伪实行新学制的再一个特征就是教育职业化。它废除了中国的初、高中6年制，改为分科的4年制。其目的在于为日本培养更多的经过奴化训练的下级技术管理人员，以便从事农工商的管理与掠夺。

（三）封建意识和宗教迷信的利用

日本殖民主义者力图通过宗教迷信和封建意识，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1934年溥仪当上皇帝后，就被召到日本去拜谒天皇。日本大肆宣扬伪满“建国”是“沐浴日本天皇的皇恩”，“顺天之意”而建立的。薄仪从日本回国后发表一个《训民诏书》，胡说他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体”，要东北人民作日本的顺民。以后，日本又耍新花招，决定在长春建立一个所谓“建国神庙”。由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把日本的“天照大神”捧回来，当做“建国神”供在建国神庙里。表示满洲不是源于清始祖，而是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满洲“国民”也就是日本国民的一部分，理应接受日本的统治。

还规定，由日伪头目领头，天天向“建国神庙”行礼，一般中国群众也要这样做。如有对神庙“不敬罪”者，依据伪《保安法》，判处1～7年徒刑。

除在伪首都搞“建国神庙”外，日伪还在东北各地搞了不少日本“神社”，给中国人民套上新的精神枷锁。此外，日本还利用佛教、喇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对东北进行控制，使各宗教信徒成为日本的顺民。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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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二节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在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遭受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以自己创建的抗日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各抗日武装，坚持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纠正了1932年北方会议对东北的“左”倾政策，提出了在当时东北特殊环境下，实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指示信对当时东北的斗争形势和遍布东北各地的各类抗日武装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以后，指出：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只有进一步发展这支队伍，才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指示信着重指出：为使抗日游击运动及一切革命群众活动取得胜利，满洲党组织必须“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为此，指示信改变了过去建立红军、“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左”的口号，提出在东北要“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民众革命军”的任务。指示信最后指出：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保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57、460、468页。]

尽管“一·二六”指示信还保留一些“左”倾观点和政策，但它所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是符合当时东北的实际的，对中共满洲各级组织领导东北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共满洲省委接到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以后、于当年5月在哈尔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一致表示接受这个指示，并速派巡视员到各地传达贯彻。省委还于5月15日和7月1日、分别作出《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和《关于省委五月十五日接受中央来信中几个模糊的错误问题》的补充决议，要求满洲各地党组织停止土地革命，取消已建立的苏维埃和红军游击队，“建立选举的民众政府”和“以最好的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省委扩大会议以后，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提出的新的策略方针，积极开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自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至第6军，把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巩固与扩大了游击区，动摇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的建立与南满游击区的扩大

（一）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成立，南满游击区迅速扩展

中共满洲省委特别重视南满游击队的建设，在接到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后，于1933年7月1日发出《给盘石中心县委及南满赤色游击队的信》，要求将中国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目前军队的编制稍稍再向前发展时（一倍左右），立刻编制成为一师。”[孙继英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46页。]

根据省委指示，南满游击队于9月18日正式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宇，下辖两个团。

同年10月，刚刚建立不久的独立师就遇到日军第10师等部及伪军1.2万人的大“围剿”。独立师采取避实就虚，不固守一地的方针，以第1团留在盘石地区坚持斗争：师部率第3团南渡辉发河，到东边道开辟新的游击区。

东边道当时泛指东北东南部山区的宽甸、桓仁、兴京（今新宾）、通化、辑安（今集安）、临江、长白、抚松、蒙江（今靖宇）、辉南、金川、柳河、海龙、东丰、西安（今辽源）、清原等16县，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有几十股，约六七千至一万人，其中属中共直接领导的有南满第1游击大队。

10月27日，杨靖宇率部南渡辉发河，与南满第1游击大队汇合，在蒙江、桦甸、辉南、柳河、清原、通化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1月24日，杨靖宇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绕过伪军邵本良部重兵把守的凉水河子，一举攻克柳河县重镇三源浦；接着，又把邵部从凉水河子诱出，并乘虚袭击了凉水河子；尔后，再放出攻打柳河柞木台子的空气，迫使邵部急忙西调增援，而独立师却趁机奔袭了东边道北部重镇八道江（今浑江市）。独立师连战获胜，声威大振。南满地区的其他抗日武装纷纷表示愿意接受独立师的领导。

1934年2月下旬，独立师在临江三岔子附近，召开了有17支抗日武装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江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公推杨靖宇为总指挥。会议还决定，除东北人民革命第1军独立师所属部队外，其余参加会议的抗日军编成第1至第8八个支队，共5000余人。到会的各抗日军一致同意，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斗争纲领就是抗日联合军的斗争纲领。这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与其它抗日武装联合抗战的开始，给敌以震动。日关东军惊呼： “匪贼渐次结成‘联合战线’，……战术巧妙，不避讨伐，不受宣抚，在各地有较大的活动。”[《关东军公报》第207期，1935年。]

独立师在几个月的艰苦转战中，由于得到其它抗日武装的配合，终于打破了日伪军的“讨代”。活动地区由三五县扩及20余县，攻入和收复大小城镇16座，全师也发展到1600余人。此外，南满游击区还有农民自卫队员1000余名，青年义勇军600～700名，反日会会员6000余名。

（二）人民革命军第1军正式建立，南满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开展

为推动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中共南满组织于1934年11月上旬在临江四道二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目前“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千百倍地加强我们的革命的群众工作，用一切的力量来扩大巩固人民革命军，最大限度地扩大反日游击战争”。[孙继英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

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由杨靖宇、李东光、宋铁岩等6人组成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李东光代理书记。会议还通过了杨靖宇关于建立东北人民革命第1军两个师的提议，并于11月7日正式宣布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朴翰宗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师及1个教导团和3个游击大队。

第1军成立后，仍进行分区作战。第1师和第2师分别以龙岗山脉和辉发河南的蒙江、金川、抚松等地为后方根据地，开展游击活动；军部则在上述区域南北转战，指挥作战。12月间，第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利用鸭绿江封冻之机，率部袭击了朝鲜境内的罗山日军据点，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1935年1月11日，杨靖宇率军部在红土崖东15公里处设伏，歼灭伪靖安军1个骑兵连，并以缴获的数十匹战马装备了教导团。在战斗中，军参谋长朴翰宗不幸牺牲。3月22日，杨靖宇指挥军骑兵教导团，利用内线关系，化装成伪军开入临江红土崖镇，一枪未放，俘敌40名，缴获全部枪支，4月下旬，杨靖宇率军部和第1师西越柳河至通化间铁路，再次进至兴京、桓仁一带，先后在兴京之东昌台、桓仁之样子沟、歪脖望等地与日伪军激战，发展了游击区。5月末，杨靖宇率军部东返临江，留下第1师继续坚持斗争。

第1师师长李红光在桓仁县样子沟与日军交战中，身负重伤后光荣牺牲。继任师长韩浩，不久也在一次战斗中为国捐躯。之后，任命程斌（后叛变）为第1师师长。活跃在濛江、抚松、桦甸一带的第2师和南满游击第1、第2大队，于4月中旬袭击了日军踞守的桦甸老金厂金矿和抚松县万良镇。4月以后，又转战在辉发河两岸的盘石、东丰、西丰和桦甸、抚松、濛江等地域，有力地配合了军部和第1师的南进作战。

1935年6月，第1军根据中共南满特委的指示，以第1师挺进辑安，开辟新区；以第2师坚持盘石地区的斗争；军部率教导团在第1、第2师活动地区进行机动作战。8月20日，杨靖宇指挥军部教导团在柳河黑石头沟伏击一支300余人的“讨伐”队，毙伤俘敌70余人，并迫使伪军50余人反正。9月21日，杨靖宇又指挥军直部队在金川寒葱岭袭击伪军邵本良部，截获弹药和被服一批。10月，杨靖宇率第1军一部返回蒙江根据地时，在那儿轰与东满地区人民革命军第2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领的远征先遣队会师，从而沟通了南满与东满的联系。至此，第1军已发展到近5000人（含地方武装），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扩大。

第1军在频繁进行游击战争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根据地建设，特别是金川河里后方根据地的建设。金川河里地处龙岗山脉中段的哈尼河上游山区，即今吉林省柳河、通化、浑江交界地带。这里地势复杂，多深山巨林，群众斗争基础较好。第1军成立后即在此建立军的后方根据地，先后建立了临时医院、修械所、被服厂和物资仓库。根据省委1934年发表的《关于农民委员会与民众政府》的指示精神，根据地还陆续建立了反日会等群众组织。在河里根据地的影响下，到1935年10月，南满各游击区已建立300个农民委员会、15个乡政府和56个区政府。同年11月，还在辉南石头河子召开南满特区民众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在斗争中创建的南满游击根据地，已成为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基地。

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的编成与东满游击区的发展

（一）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组成并转战东满各地

东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斗争较早、较活跃的地区，也是日军推行“治安肃正计划”的重点地区之一。

1933年夏，中共东满特委根据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指示东满游击队与其他抗日武装订立协定，加强联合作战。以东满游击队为主体的联合部队，先后进行了攻打八道沟和夺取东宁城等战斗，歼灭日伪军200余人。

1933年冬至1934年春，东满游击队以避敌主力，择敌弱点，伺机袭击的战术，又先后粉碎了日伪军数千人的冬、春季“讨伐”。

1934年3月21日，在汪清县十里坪反“讨伐”中，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身负重伤，不幸牺牲，年仅27岁。童长荣在担任特委书记两年多时间里，积极领导东满人民进行反日斗争，创建了东满各县抗日游击队，为发展东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贡献。

1934年3月，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东满延吉、和龙、汪清、珲春4县游击队合编成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1独立师，朱镇（后叛变）任师长，王德泰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团。独立师成立后，即“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中共《满洲省委给东满特委短信》，1934年2月10日。] 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第2团、独立团（1934年夏组成）向安图方向发展；第3、第4团到汪清、宁安、东宁等地活动；第1团仍在原地坚持斗争。随后，独立师各团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在各地艰苦转战：4月初战安图车厂子，5月激战东宁二道沟，6月夺取汪清大甸子，8月猛攻安图城，连战连胜，共歼灭日伪军450多人，缴枪160多支，并促使伪军约300人反正。

1934年9月至1935年1月，日军集中主力及伪靖安军、警备旅共3万余人，以通化、哈东、东满和绥宁等四区为重点，发动为期4个月的秋冬季大“讨伐”。第2军独立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一面将游击区里的群众疏散到深山密林和敌人统治区去，一面将部队分成三路转移：一路到宁安镜泊湖南湖头；一路到敦化、安图之间；一路至大梨树沟。独立师各部在反“讨伐”中，采取伏击、袭击和截击等战术手段，寻机打击敌人。

1935年1月，日伪军分四路围攻安图车厂子游击根据地。独立师以少部兵力牵制伪军，集中主力伏击日军，取得毙伤日军40余人的胜利，自己仅伤亡四五人。4月，独立师一部突然包围了珲春县大荒沟伪军一个连，迫使伪连长率全连82人，携枪85支反正。4月末，独立师主力在安图境内伏击由延吉运送给养返回的伪警备旅一个营，毙伤伪连长以下官兵50余名，缴获军需品一批。经过40余天战斗，独立师终于粉碎了日军的秋冬季大“讨伐”，并发展到1000余人。

（二）人民革命军第2军编成，东满游击区进一步扩大

1935年2月末，在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原哈尔滨市委书记魏拯民参加下，中共东满特委于汪清县大荒崴召开党、团特委联席会议，改组了党、团特委领导机构，选举魏拯民为党的特委书记，周树东为团的特委书记。3月下旬，东满特委又在汪清腰营沟召开第2军独立师政委联席会议，研究如何贯彻大荒崴会议决议，加强人民革命军建设的问题。这两次会议是在东满党组织和第2军独立师面临严重困难形势下召开的。会议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统战工作和反“民生团”斗争中的“左”倾错误，确立了新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为东满党和军队摆脱困境，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第2军独立师于1935年5月30日正式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参谋长刘汉兴，政治部主任李学忠，辖4个团及军直属队，共1200余人。

第2军成立后，根据腰营沟会议的决定，加强了对东满地区的抗日救国军和反日山林队的争取、团结工作。

1935年6月，第2军发表了《为成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致反日部队的信》，提出了建立抗日联合军的四项主张：

第一，不投降，不卖国，抗日到底，收复失地；

第二，不分什么部队，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问宗教信仰，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国；

第三，没收日本及其走狗的财产，充作抗日战费；

第四，允许民众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武装自由，联合民众共同抗日救国。

通过争取工作，在东满地区活动的数千名其他抗日武装中，与第2军关系密切的有11支武装，共1500余人，关系较为密切的有8支武装，约数百人。这些武装已能做到，“凡是我们有事叫他们来，他们能来。他们叫我们去，我们也去，实际上已经能在我们号召领导之下统一行动”。[《冯康报告之二——义勇军工作》，1935年12月20日。]

为了扩大游击区，打通与人民革命军友邻各军的联系，第2军除以部分兵力坚持安图、汪清原地斗争外，主力分三路向外线发展：第1路由第1团团长安凤学和政委周树东率领，于1935年4月末向敦化、额穆、蚊河、舒兰一带前进。他们先后取得了敦化沙河掌、额穆青沟子、敦额交界处的威虎岭等战斗的胜利。特别是5月2日在京（长春）图（们）铁路哈尔巴岭伏击日伪202次国际列车，俘日伪军政人员13名，歼灭押车日军一部。日伪报刊哀叹，此次列车被颠覆是“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伪《协和》第9卷，第148号，第7、8页，1936年6月15日。]

由于情况变化，该路未能与活动在哈东地区的人民革命军第3军联系上。第2路由军参谋长刘汉兴率领，于6月间向宁安、穆棱、东宁一带进军。他们在东宁县老黑山附近歼灭伪靖安军一个连后。又取得了东宁县太平沟、宁安县山东屯等战斗的胜利。不久，即与周保中率领的反日联合军第5军一部会合，并以宁安为中心，共同开展游击战争。第3路由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领，于8月向抚松、桦甸、濛江一带西征。该路于10月间在濛江那儿轰与人民革命军第1军会师，并举行了两军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就两军联合作战等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决议。第2军部队与第1、第5军部队会师并协同作战，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各军联合抗日局面的开始出现。留在老区坚持斗争的第2军部队，于8月29日联合反日友军攻克安图县城，有力地配合了远征部队的行动。

第2军的节节胜利，使日军大为震惊。自1935年9月开始，日军从长春、热河抽调部队对东满游击区进行疯狂的“讨伐”，致使游击区人口减少，面积缩小，并被分割成东西两半，给各部队相互协同和统一指挥带来困难。为摆脱困境，争取主动，第2军军长王德泰率第2军一部，于1936年1月中旬来到镜泊湖北头第5军军部，与该军军长周保中等共同召开了两军特别党委会议，讨论了两军的整顿、发展和配合作战等问题。决定第2军军部率第1师转战安图、敦化、额穆、桦甸、抚松地区；第2师大部仍与第5军一起行动，小部在汪清、珲春一带坚持斗争。还决定将第2军由原成立时的4个团扩编成两个师，6个团。第1师师长、政委分别由王德泰、李学忠兼任；第2师师长史忠恒因病未到职，由刘汉兴代理，政委王润成。通过这次会议，实现了东满、吉东地区党组织和军队之间的联络，为以后各军协调动作，联合对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的成立与北满哈东游击区的扩展

（一）人民革命军第3军成立，并转战哈（尔滨）东各地

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形势的影响和推动下，珠河（今尚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经过贯彻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之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34年底，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已发展到450余人，并与10多支其他抗日武装建立了反日联合军司令部。游击区也由1个县（珠河）扩展到6个县，并先后取得了宾县三岔河、五常县五常堡和宾县、延寿毗连的肖田地等战斗的胜利。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于1935年1月28日，在珠河铁道南三股流，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下辖1个师，3个团及军直属队共500余人。

第3军编成后，以团为单位分别活动于珠河东北部和中东铁路南北的方正、延寿、宾县、阿城、五常、双城一带。

1935年2月，日伪军调集1000余人分路向珠河、宾县、延寿、方正游击区大举进攻。第3军各团就地与敌周旋，先后在小亮珠河、孟家店、一面坡和延寿中和镇等地，给敌以一定程度的打击，3月初，赵尚志率部抵达方正县大罗勒密，与在该地活动的依兰县土龙山农民抗日武装谢文东部及吉林自卫军李华堂部会合。经过协商，以第3军为核心；共同组成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公举赵尚志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谢文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的名义签发了布告，号召“一切反日队伍联合在一起，民众与武装队伍结成共同战线”，一致抗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布告》，1935年3月。]

联合军在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分四路围攻方正县城，打开伪警署，火烧日住宅，在占领县城12小时后主动撤离。4月，赵尚志率联合军东征牡丹江沿岸，途中曾先后攻克小罗勒密、半截街、新开道和老五团等敌军据点，5月初，部队到达三道通地区，与李延禄率领的第4军西进部队会师。后因情况变化，赵尚志决定留下一部继续在依兰、方正、延寿游击区活动，自己率军部返回珠河游击根据地。

（二）第3军主力北上汤原，西征巴木通，开辟新的游击区

珠河地区第3军的成立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直接威胁着日军在北满的统治中心哈尔滨市。1935年7月下旬，日军继春季“讨伐”受挫之后，又发动了夏季大“讨伐”。这次“讨伐”以双（城）、阿（城）、珠（河）、宾（县）、五（常）、延（寿）六县的日军和伪警察为主力，对第3军中东铁路南、北两块中心游击根据地进行重点“讨伐”。在日伪“讨伐队”的摧残下，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路南被烧的地区几乎成为空城，路北游击区被毁的也有2/3以上。为摆脱困难局面，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于9月10日决定留部分兵力坚持老区斗争，主力在赵尚志率领下向松花江下游的延寿、方正、依兰、勃利、通河、汤原等地转移，开辟新的游击区域。并沟通同友军的联络。转移前，第3军已由3个团扩编为7个团，共750余人，其中贫农占75％，青年占60％，党团员占60％左右。

10月，赵尚志率军主力在方正大罗勒密地区与第4军李延禄部以及谢文东部、李华堂部会师，并协同打击敌人。走后取得攻克刁翎镇、伏击敌商船、智取二道河子等战斗的胜利。11月，赵尚志在勃利西青山里召开第3军干部会议，作出了把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改为东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和渡松花江北上汤原，以小兴安岭为依托，扩大江北抗日游击区，以及加强同其他抗日武装的统战工作等项决定。会后，赵尚志率领第3军主力跨越已经封冻的松花江，经通河、依兰于12月到达汤原县境，和夏云杰领导的汤原游击总队会合，共同筹建汤旺河沟里游击根据地。

1936年4月初，赵尚志率第3军主力从汤旺河沟里出发。向松花江北岸的通河、巴彦、木兰、东兴、庆城、铁力、海伦等地西征。西征途中，首战江北敌之重要军事据点舒乐河街，歼灭日伪军100余人，缴枪300多支。当部队行至依兰县巴兰河谷时，又与一支敌军激战，缴了伪警察一个营和伪军一个连的枪，并击毙一名日本指挥官。同年夏，第3军西征部队顺利抵达木兰县蒙古山地区，并以蒙古山为基地，东向通河，西向巴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这些地区，西征部队先后破坏了一些“集团部落”，缴了一些伪警察署（所）和反动地主武装的枪支，袭击并烧毁了伪军的一些兵营和哨所，还收编了40多支义勇军小部队，使巴木通一带成为新的抗日游击区。第3军西征的胜利惊动了日军，同年秋，日军从哈尔滨和佳木斯抽调重兵，部署于滨北铁路沿线，妄图消灭赵尚志率领的西征部队。赵尚志立即改变原定向庆城、海伦继续西进的计划，率领部队巧妙地迂回穿插，终于突破敌人封锁，顺利地回到了汤原后方游击根据地。

在赵尚志率第3军主力远征期间，留在珠河老游击区的第2、第3团，在日伪军反复“讨伐”、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11月15日，在铁道北活动的第2团50余人，被日伪军500余人包围在春秋岭。经1天顽强奋战，击毙敌机枪队长谷清一上尉以下30多人，第2团仅剩10余人。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团长王惠同负伤后被俘。政委赵一曼（女），在指挥部队突围中身负重伤，转到另一处养伤时，遭敌逮捕，被送到哈尔滨伪省警务厅关押、审讯。赵一曼曾留学苏联，归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九·一八”后，先后在沈阳、哈尔滨从事工运工作。1935年秋被任命为珠河铁道北区区委书记兼第3军第2团政委。负伤被捕后，敌人曾以残暴和卑鄙的手段进行过多次的拷讯和软化，但赵一曼始终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敌人见从她口中得不到任何情况，遂于1936年8月2日将赵一曼杀害于珠河小北门外。

第2团在春秋岭战斗中突围出来的人员，转移到铁道南与第3团汇合后，即在珠河县委和第3军留守处的领导下，继续铁道南、北的斗争，配合主力部队远征。直到1936年夏，全部留守人员，才在县委负责人冯仲云、张兰生等率领下，分批转移到汤原地区与第3军会合。

第3军部队在北上西征期间，由1个师发展到9个师，基本队伍1500人，加上收编的队伍共有6000余人。活动地区遍及松花江两岸20余县。除在汤原县汤旺河沟里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外，还在通河县的大小古洞河、依兰县的巴兰河谷、木兰县的蒙古山和方正县的大罗勒密山里，建立起4处带有根据地性质的后方密营，保证了部队的休整训练、伤病员治疗及物资的储藏和供应。

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的组建与北满汤（原）萝（北）游击区的发展

（一）汤原反日游击队的重建与活动

1933年6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根据中共“一·二六”指示和满洲省委指示精神，派戴鸿宾等到义勇军开展工作。至8月初，他们建立起了一支有1500余人的东北民众义勇军。8月14日，民众义勇军未经县委同意就进攻汤原城，结果遭受严重挫折。县委总结这次行动的教训，于11月间重建了一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以戴鸿宾为中队长的汤原抗日游击队。游击队成立后。进行了七马架和葫芦脖子等战斗，并收缴了一些反动地主武装的枪支。

为打开局面，汤原中心县委决定在位于汤原北部、群众斗争基础较好的太平川一带，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4年6月，汤原反日游击队袭击了太平川伪警察署，并在西太平川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政策。9月初，汤原太平川伪自卫团长张传福率部反正，被编成一个队，由张任队长。随后，汤原反日游击队又连续袭击伪军获胜，全队发展到五六百人。当年秋，根据满洲省委指示，汤原反日游击队在亮子河扩编成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戴鸿宾，政治委员夏云杰，辖3个中队。

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编成后，按照东北人民革命军暂行条例草案精神，进行了以纠正极端民主化、增强团结和纪律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整顿。整顿后，游击队立即投入了反“讨伐”斗争。1934年冬，日伪军警500余人“讨伐”

汤原游击根据地，并以伪地方武装封锁各山边沟口要道。游击总队避敌锋芒，转移到萝北等地活动，待敌疲惫时，又返回汤原一带袭击疲惫之敌。经过十余次大小战斗，终于打破了日伪军的冬季“讨伐”。此后，由于游击总队政委夏云杰负伤离队休养，政治工作一度削弱，部队中曾出现纪律涣散和军事行动停顿等现象。经满洲省委发出指示信井派特派员白江绪前往帮助整顿，加强了党的领导之后，游击总队又发展到700余人，游击区也得到巩固与扩大。

（二）人民革命军第6军编成与汤（原）萝（北）游击区的扩展

1935年12月，北满各抗日部队会师汤原，大大加强了汤原地区的抗日力量。先期到达汤原的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为把汤原游击总队扩编成人民革命军第6军做了大量工作，并选派该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张寿筏到第6军代理政治部主任。为解决扩编后枪弹不足问题，后期抵汤的抗日同盟军第4军同第3军一起，将两挺机枪和100多支步枪及3万发子弹全部送给了即将扩编的汤原游击总队，1936年1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以汤原游击总队为基础正式编成，军长夏云杰，参谋长冯治纲，代理政治部主任张寿篯，下辖4个团及军直属队，共1000余人。

第6军编成后积极在汤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1936年四五月间，第6军司令部拟制了袭击鹤岗的作战计划。5月22日，该军分两路进攻鹤岗：参谋长冯治纲指挥部分兵力牵制鹤岗日军骑兵连，阻敌增援；军长夏云杰率主力直捣鹤岗矿务局。傍晚，各部开始向鹤岗攻击。由于日伪军毫无戒备，加之又有内线策应，夏云杰指挥部队迅速解除了伪矿山警察队的武装，并击毙了企图顽抗的伪矿警队长和日本官员多人。与此同时，冯治纲指挥部队顽强抗击日军骑兵连的反扑，并炸毁矿山东南面的吊桥及车库，配合主力歼敌。经一夜奋战，第6军部队于黎明前满载武器弹药等战利品，顺利返回汤原根据地。

在此之前，第3军和第6军还共同商定筹建汤旺河沟里后方根据地，并组织了两军后方留守处，由第6军代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兼留守处主任，统一领导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张寿篯受领任务后，首先率领队伍消灭了盘踞在岔巴旗和老钱柜一带的敌人，尔后开始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他们先后建立了医院、仓库、被服厂、小型兵工厂和军事干部学校，还建立了一些密营，从而使汤旺河根据地真正成了第3军和第6军的后方基地。

五、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的组成与吉东密（山）勃（利）穆（梭）游击区的扩大

（一）抗日救国游击军北上密山，开辟新区

1933年初，抗日救国游击军司令李延禄，在汪清县听了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传达后，决定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回旋余地较大的密山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联络更多的抗日武装。5月初，李延禄率军400余人从宁安卧龙屯北上，于6月下旬到达密山平阳镇附近的大石头河子地区。李延禄在同中共吉东特委职工部长吴赤峰及密山县委取得联系以后，便于7月下旬在郝家屯召开了反日山林队联席会议。到会的十多支抗日武装负责人一致同意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平时分散独立活动，战时统一指挥、联合行动，并公推李延禄为总负责人。人民反日革命军组成后，抗日救国游击军番号取消，但部队编制未变。

1933年9月初，反日革命军准备联合攻打密山平阳镇，因走漏消息，连遭敌人袭击，第2团和骑兵营要求重返宁安老区，经军部同意，约有300余人南返宁安。军部和第1团不足百人继续留在密山坚持斗争。9月中旬，李延禄得到驻密山城伪骑兵第4旅已调往饶河一带、城内兵力空虚的情报，立即决定联合各抗日武装，攻打密山县城。各抗日武装在李延禄的指挥下，以少数兵力佯攻县城西南的半截河、平阳镇，集中主力猛攻密山县城，全歼伪警备队，缴获长短枪130多支，子弹万余发，及大量布匹、棉花和粮食等物资。这次胜利，不仅解决了部队过冬物资问题，而且鼓舞了部队斗志，扩大了人民反日革命军的影响。

（二）抗日同盟军第4军的建立与活动地区的扩大

1934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平（杨松）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吉东巡视工作。9月25日，在吴平参加下，中共密山县委于哈达河沟里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县委1934年3月20日重建的密山游击队与李延禄领导的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任命李延禄为总司令，并抽调县委部分领导干部到该军工作。同年12月，吴平巡视宁安后，在牡丹江筹建了吉东特委，吴平任特委书记，在吉东特委统一部署下，将新组建的抗日同盟军正式定名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军长李延禄，参谋长胡伦，政治部主任何忠国，下辖1个师，3个团及军直属队，共231人。

第4军成立后，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军部建立党委会，朴凤南任党委书记，党团员较多的第2团和卫队连分别成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战士中普遍建立了反日会组织。

1934年冬，日伪军集中兵力对密山游击区进行“讨伐”。第4军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于12月间撤出敌人重点“讨伐”的密山穆棱河北山区，转移到勃（利）密（山）穆（棱）边境山林地带，一面发动群众，一面袭击敌人。自1934年12月至1935年1月末，在勃、密、穆山区边沿地带组织抗日救国会47个，发展会员300余人。人民群众纷纷参军，参战，支援第4军打破了敌人的冬季“讨伐”。

1935年春，第4军以团为单位进行分散游击活动。1～6月，各团先后取得袭击勃利方家沟、攻打依兰阁凤楼和突袭林密铁路滴道车站等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军警一部，缴获战马100多匹，全军发展到800余人。9月，根据中共吉东特委指示，饶河游击大队改编为抗日同盟军第4军第4团，全团250人。继第4团之后，又将第4军初建时联络并达成改编协议的一些反日山林队分别编入第4军。至此，第4军发展到7个团，两个独立旅，共2000余人。活动地区也扩展到穆棱、林口、密山、勃利、宝清、依兰、方正、虎林、饶河等9县县境。

根据省委巡视员吴平关于应重视抗日游击根据地建设的意见，李延禄于1935年6月，率军部到方正县大罗勒密山区创建游击根据地。该部抵达目的地后，一面派干部深入陈家亮子和前五家子等村屯发动群众，建立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自卫队等组织，开展抗日活动；一面组织力量，在陈家亮子南山和红石砬子修建军部密营和被服厂。同时通过统战关系，凭借伪商会的掩护，在大罗勒密镇上开设了一家药房和一个邮政代办所，负责第4军与外界的联络和采购军需物资、订阅报刊、传寄文件。此外，还通过独立第5旅旅长等人的关系，与当地伪警备旅旅长暗中签订了“互不作战”的协议。

同年冬，日军“讨伐”依兰、方正地区时，大罗勒密镇上的统战关系全被破坏，但陈家亮子和红石碰子秘营却在群众的保护下，仍发挥着后方基地的作用。

1935年秋，李延禄在方正三家子屯一带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团会合。经过协商，两部决定联合谢文东、李华堂部共同行动。在李延禄指挥下，9月7日，联军首战松花江岸的洼洪，歼灭伪军一部。

26日，联军又攻南刁翎镇，迫使伪守备队一个营反正。29日，联军再克林口，缴获近百匹战马和一批粮食、弹药。战后，联军返回各自的游击区。

六、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的建成与吉东绥宁游击区的扩大

（一）绥（芬河）宁（安）反日同盟军的成立与活动

1934年2月，周保中率领的边区军一部同李荆璞率领的宁安工农反日义务队，会合于宁安县的平日坡。2月16日，由周保中出面，以周、李两部为基础，吸收救国军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等部参加，在宁安东南乡组成了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周保中任办事处主任。为加强反日同盟军中的骨干力量，中共宁安县委决定并于1934年5月10日正式组成宁安反日游击队，队长白殿贞。

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后，于1934年3月20日首战新官地获胜。4、5月间，同盟军袭击宁安卧龙屯、进攻小城子、突袭东京城，连战告捷。6月份，同盟军偷袭石头河子车站附近之敌，一弹未发即将伪军一个连缴械。反日同盟军的节节胜利，扩大了该军在宁安地区的政治影响。很多义勇军和山林队表示拥护或接受同盟军的主张和领导，甚至要求配合同盟军作战，从而把联合抗日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反日同盟军的迅速发展，也使敌人大为震惊。

驻宁安地区日军迅速调集兵力，向同盟军发动猖狂进攻。为避敌锐气，反日同盟军决定暂时分兵：将大部兵力派往东满地区活动，只留小部兵力坚持宁安地区斗争。6月中旬，周保中率领同盟军主力，开赴东满地区，途中曾联合各抗日武装会攻绥芬河大甸子达7昼夜，虽未达到攻克目的，却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抗日热情。与此同时，李荆璞率领同盟军一部，到西北山、石头河子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打破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

1934年9月到1935年1月，日军集中第6师和伪靖安军、警备旅等部共3万人，把绥宁地区作为四个“讨伐”重点之一。在“讨伐”中，日军采取军事进攻、政治诱降、经济封锁等手段，进行所谓总体“讨伐”战。同盟军针对日军进攻的特点，在各反日友军的配合下，采用避敌锋芒，化整为零和攻敌虚弱，化零为整的战术，先后取得岔沟、二道河子、猴石和狼窝等战斗的胜利。

1935年1月，为进一步打破敌人的“讨伐”，同盟军将联合部队分成四个部分进行游击战：一部到宁安以东，一部去宁安西北山.一部返镜泊湖南湖头，一部回东满。各部在分散转移过程中，不断给尾追、堵截的敌人以打击。

东返部队6天打了7仗，毙伤日伪军一部；西去部队在转移中毙伤日伪军150余人。

（二）第5军的编成与绥宁游击区的扩展

1935年1月，为进一步落实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尽快实现宁安地区反日武装的统一编制和指挥，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和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共同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并于2月10日发表成立宣言，由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张建东任参谋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辖两个师，7个团，共936人。

第5军编成后，主要是以八道河子为很据地，在宁安境内活动。至5月上旬，先后取得百门子、庙岭、二道河子和葡萄沟等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春季“讨伐”。

1935年5月，为开辟新的游击区，第5军党委决定：以军部和少数部队留守宁安根据地坚持斗争，以军主力编成东西两个派遣队执行开辟新区的任务。东部派遣队由军政治部主任胡仁带领，于1935年5月中旬进至穆棱、勃利和林口县境后，即在该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到1936年初，东部派遣队先后取得了林口、四合屯、亮子河等战斗的胜利，并用缴获的枪支，帮助穆棱县组建了两支游击队，同时还将一支配合该派遣队行动的山林队编成第5军第8团。西部派遣队由副军长柴世荣率领，于1935年7月末8月初到达额穆地区。尔后分头活动：一部活动于黄泥河子、威虎岭和敦化附近；另一部活动于宁安与额穆之间，与军部保持联系。西部派遣队在额穆地区活动期间，曾与日伪军多次作战，特别是额穆东青沟子战斗，全歼日军一个小队。留守宁安的军部及其所属各部，在粉碎敌人“讨伐”中，曾在三道河子、长岭子和东南山与伪军警激战，共歼敌100余人，缴枪100多支，机枪两挺，子弹两万多发，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开辟新区的行动。

（三）第5、第2两军联合作战

1935年七八月间，东满地区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2师主力来到宁安，配合第5军开展游击战争。经与第5军商定，该师由第5军直接指挥，后第5军又派陈翰章代理该师师长，主要活动在宁安、额穆、敦化一带。是年冬，日军对绥宁地区进行冬季大“讨伐”。第2军第2师和第5军第1师，在第5军军长周保中直接指挥下，转战于宁安、额穆、敦化地区，不断取得胜利。

11月下旬，第2、第5军联军以一部兵力向敦化以东之敌实施佯攻，以主力夺取官地，打击通沟岗子的日军。12月7日凌晨4时，联军主力一举攻克官地据点，毙、俘敌180余人。尔后，联军威逼伪警官给通沟岗子日军守备队打电话诱称：“共产军袭击官地被击退，有再进攻的模样，请速增援！”[刘文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通沟岗子驻有日军100多人，接伪警官电话后，即以大部兵力向官地驰援。

当日军通过通沟岗子东面联军预伏地段时，突然遭到猛烈射击。日军一部就地抵抗，大部企图退回通沟岗子。但是退路已被联军另一部封锁，日军陷入四面包围之中。激战从7时持续到9时30分，除10余名日军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驻通沟岗子40余名伪军也全部投降。此战共缴获轻重机枪10挺，步枪160多支。1936年1月5日和8日，第2、第5军联军又在黑石屯和额穆索两次战斗中，歼灭日伪军2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联军共歼灭日伪军警1500余人，缴获各种枪700多支，冲破了日伪军的冬季大“讨伐”。

第5军在反“讨伐”斗争中，由于重视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因而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援。据敌伪资料不完全统计，仅宁安长岭子和勃海两甲群众，就给第5军支援物资共76项，其中面粉5975斤，食盐2408斤，大米10担，伪币1680元。不仅如此，广大群众甚至一些爱国的保、甲长还冒着危险，承担伤、病员和反日战士的隐藏、治疗及进城为部队购买紧缺物资等工作。

1935年冬，日伪当局以通反日同盟军的罪名，将东京城区22名甲长中的19人逮捕，全遭毒刑，其中2人被枪杀。

1936年初，第5军根据部队在历次战斗中减员和新成份增加等情况，对全军进行了全面整顿。经过整顿，全军总人数由刚组建时的986人减少到630人，但基本队伍却由原来的300人增加到500多人，其中党团员占25％。由于部队素质进一步提高，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打下了基础。

自1933年秋到1936年春两年半的时间里，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推动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歼灭了大量日伪军，粉碎了敌人的频繁“讨伐”。据日伪警察部门统计，1934至1935两年中，抗日武装共出动52545次，达2684059人次。[伪满治安部：《满洲国警察史》，第821页。]

日军伤亡人数，据当时日本报刊记载，仅1935年就达到54766人。连关东军也不得不承认：在对付抗日武装方面，“如果按兵力和时间计算（同占领时相比），确实要付出十倍的努力，还不能充分达到目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28·现代5》，岩波书店，1971年东京版，第280页。]

日军战史也记载：“在广大地区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按使用兵力和时间计算，所付出的努力远比正规战为大，即使如此，还很难得到良好的成果。”[〔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页。]

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反“讨伐”作战的胜利，东北人民革命军发展到6个军共6000余人，抗日游击区也扩展到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40余县，为进一步发展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更沉重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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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三节 东北抗日联军组成，抗日游击战争进入高潮

随着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给全东北的抗日游击队提出了加强联合，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客观要求。

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经中共吉东特委发来《给满洲负责同志秘密指示信》（以下简称“六三”指示信）及其它指导性文件。[“六三”指示信的主导思想与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策略转变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八一宣言”号召在全国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和全国的国防政府；“六三”指示信提出了在东北地区扩大反日游击运动和实行以党领导的游击队为中心，普遍地与各种反日队伍建立统一战线，以及成立抗日联军一类组织，统一游击队的领导与指挥等问题。同年秋冬之际，中共东北各地组织普遍贯彻了“八一宣言”和“六三”指示信精神，对东北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10月25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

1936年初，又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编制系统暂行条例草案》和《为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2月10日，再以杨靖宇等人的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指出：“现在全中国正走向‘组织国防政府，建立全国抗日联军，实行全国总动员，对日抗战’”，“我们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同时欢迎目前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之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69页。]

上述文件的发表，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1936年2月至1937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它抗日武装先后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1至第11军。随着抗日联军队伍的发展壮大，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开始进入高潮阶段。但是就在这个时候（1936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却撤销了中共满洲省委，将抗联各军分属于新成立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南满省委和吉东省委领导。致使正在成长壮大中的东北抗日联军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指挥机构，而仍处于分散独立作战状态，这不能不对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受到严重威胁。

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洲国军政部制定了一个所谓《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企图在三年内彻底消灭东北抗日联军。伪满各省和各军管区、警备区以至各县，都按照这个计划分别作出年度和阶段“讨伐”计划。

日伪军在进行频繁“讨伐”的同时，还加紧推行各种殖民统治措施，给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东北人民支援下的东北抗日联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反“讨伐”中不断成长壮大，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游击根据地，也随之不断发展与扩大。

1934年下半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遭破坏，苏区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中共满洲省委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断。共产国际决定，从1935年夏起，由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中共清洲省委和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力量。

一、中共南满省委成立，东北抗联第1、第2军和第1路军组成，东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故争达到高潮

（一）东北抗联第1、第2军和第1路军编成，中共南满省委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

1936年春，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和东北地区抗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同年7月，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会上正式宣布），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安光勋（后叛变）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师，5个团和1个教导团，约3000人，序列如下：

第1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程斌　 参谋长：李敏焕　 政治部主任：胡国臣

第2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曹国安　参谋长：李希敏　 政治部主任：全光

军直教导团

抗联第1军编成前后，正值日伪军开始推行《治安肃正三年计划》与对“东边道进行独立大讨伐”之时。第1军决定，以第2师留在金川老区坚持内线斗争，军长杨靖宇率军部和第1师到外线去打击敌人。

1936年初，杨靖宇率军主力转战于通化、辑安（今集安）、兴京（今新宾）、桓仁等地，取得了痛歼伪军“东边道讨伐司令”邵本良部的重大胜利。

2月27日，杨靖宇指挥军部教导团袭击了伪军邵本良部驻通化热水河子的一个团，歼敌60多人，缴枪50多支。随后继续南下，邵本良图谋报复，从4月12日开始，纠集1000余人日夜追击，妄图一口吞掉第1军军部。杨靖宇决心采用疲劳战术，诱敌深入，敌疲我打，歼其一部。于是转锋西向，出辑安，牵着邵本良伪军在通化、桓仁、兴京、宽甸等地兜圈子，历时18天，拖得敌人疲惫不堪。4月30日，杨靖宇率军部教导团与第1师会合后，进至本溪县赛马集山区，在梨树甸子的夹砬子沟，利用狭窄山路设伏，布成口袋阵。

当邵本良带领伪军钻进“口袋”时，伏击部队齐向敌群冲杀，经4小时激战，歼灭邵部1个营，缴获迫击炮1门，机枪4挺，长短枪100余支。邵本良被击伤后，带领残部逃脱。此后，杨靖宇又指挥所部在通化四道江附近，袭击了由沈阳伤愈返回八道江的邵本良及其率领的运输车队，击毙日本指导官英俊志雄，毙伤俘敌50余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邵本良再次化装逃脱，但已失去了日本主子的信任，以后被日籍医生毒死在沈阳陆军医院。第1军外线部队痛歼伪军邵本良部的胜利，鼓舞了在金川地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经过内线和外线相互配合斗争，终于打破了日伪军的春季大“讨伐”。在反“讨伐”中，第1军不仅扩大了游击区，而且部队也得到发展。

当年5月，在辽宁兴京一带新建了第3师，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辖两个团。第3师成立后，即以兴京、清原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同月，第1军外线部队返回金川地区休整。此时全军已发展到60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

1936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和《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要求，在安图县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参谋长刘汉兴，政治部主任李学忠，下辖3个师，7个团和1个教导团，共2000余人，序列如下：

第1师

师长：安奉学　 政治委员：周树东　 参谋长：朴得范　政治部主任：吕伯歧

第2师

师长：史忠恒（陈翰章代）　政治委员：王润成? 参谋长：陈翰章

第3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曹亚范

军直教导团

同抗联第1军一样，抗联第2军成立之时，适逢日伪军对东满疯狂“讨伐”之际。为破坏敌人的企图，扩大游击区，第2军决定兵分两路开展游击活动：一路由王德泰、魏拯民率领第1、第3师西进安图、抚松、桦甸、濛江、长白等县，发展长白山游击区，并与第1军相呼应；另一路由王润成、陈翰章率领第2师北上宁安、敦化、额穆一带，与第5军共同活动，西进部队为了迷惑敌人，自奶头山出发后，先向西北开进，于1936年4月间进入敦化、桦甸县境。以围点打援再攻城的战术，先派少数兵力围攻桦甸东部重镇大蒲柴河据点，而将主力埋伏于敦化至大蒲柴河之间公路的寒葱岭。在此歼灭从敦化来援之敌200余人后，又乘胜将大蒲柴河攻克。然后，部队折向西南，于5月间到达抚松县境，又连续与日伪军进行了10余次战斗，均获得胜利。北上部队在安图县境与第5军会合后，分成三部分活动：一部在穆棱地区中东铁路两侧活动；一部向额穆以西分散游击；一部返回汪清、珲春老区坚持斗争。北上部队在转战中，先后在宁安的团山子、镜泊湖的南湖头和敦化的小荒沟等地，共歼灭日伪军300余人。

经过3个多月的机动作战，第2军西进、北上部队打破了敌人的春季“讨伐”，完成了开辟安图、抚松、濛江、临江、长白等县和重建宁安镜泊湖南湖头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全军发展到5000余人，尤其是第3师又扩建了第3、第9两个团。

抗联第1路军组成和中共南满省委建立

1936年7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兼人民革命军第2军政委魏拯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归国后，即率部来到南满游击区，同杨靖字一起召开了中共东、南满特委和第1、第2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即金川河里会议。会上，魏拯民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关于撤销满洲省委、以游击区建立省委及编成“路”军的指示，讨论了抗联第1、第2军的任务和党的工作问题。

会议决定将抗联第1、第2军合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l 路军，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总司令部。第1路军下辖第1、第2两个军，共6个师，即第1军的第1、第2、第3师，第2军的第1第2、第3师改称第4、第5、第6师。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副总司令王德泰，政治部主任魏拯民。

会议还决定将中共南满特委和东满特委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统一领导第1路军和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由魏拯民任省委书记，杨靖宇、王德泰等11人为委员。会议还研究确定了第1路军的活动方针和任务。决定以第1军军部率第1、第3师执行西征辽西、热河的任务，求得同关内红军部队特别是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以第2军军部率第4、第6师在原第1军游击区内，协同第2师坚持斗争。并开辟长白山游击很据地，以牵制敌人，策应西征；第5师仍留在东满和绥宁地区，配合第5军行动。

（二）第1路军西征东战，东南满抗日游击战争进入高潮

第1军西征辽西、热河

根据金川河里会议的决定，为配合红军北上抗日，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关内人民抗日武装的联系，改变东北抗日联军独立作战的局面，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抗联第1路军第1军，奉命于1936年6月和11月先后组织了两次西征。6月28日，由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率领第1师主力自和尚帽子一带出发。计划从本溪、凤城之间插入辽阳附近，越过南满铁路和辽河，直抵辽西、热河地区。经过数日连续夜行军，西征部队迅速抵达岫岩北部山区。日军发觉第1军的西征意图后，立即从沈阳、辽阳、海城等地调集重兵，跟踪追击，四面包围，第1师部队前进受阻。为了争取主动，该部于7月15日回师摩天岭，设伏于各主要峰道，勒马待机。中午时分，当尾追的驻连山关日本守备队进入大榆树沟后，西征部队突然发起攻击，当场击毙日军队长今田上尉以下30余人。

下午又与追兵激战数次，再消灭敌人数十名，摩天岭战斗后，第1军西征部队被迫陆续回师，途中屡遭敌之尾追和截击，部队伤亡较大，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于途中病亡。

10月，西征部队返回宽甸地区休整。同年11月，第1路军总部吸取第1军第1师西征的经验教训，决定将第1军第3师全部改为骑兵，乘敌人集中兵力讨伐第1军活动地区和辽河封冻之机，从北路再次西征。

11月下旬，第3师部队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率领下，从兴京县境出发，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过清原，越铁岭。横跨南满铁路，于12月下旬抵达辽河东岸。不料此时辽河尚未封冻，又找不到渡船，部队被阻于东岸。

在敌迫兵将至的情况下，第3师部队只好绕道回师，折返清原。途中部队遭到很大损失，师长、政委先后牺牲。至此，第1军西征任务暂告停止。第1军两次西征取得了摩天岭等战斗的胜利，扩大了抗联活动区域和政治影响，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又远离游击区，缺少群众配合，在敌重兵追堵下，不得不半途折返。它说明，在抗联力量比较弱小的情况下，企图长时间脱离老游击区行军作战，并且要越过敌重兵云集的地区是困难的，因而遭受重大挫折是不可避免的。

第2军转战南满东满

为策应第1军主力西征，王德泰和魏拯民率第1路军第2军军部和第4、第6师及第1军第2师，在抚松、临江、长白等地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8月至12月，第2、第4、第6师密切配合，先后取得攻打抚松县城、进攻安图东清沟和伏击长白七道沟等战斗的胜利，击毙敌第2军管区日军上校石川隆吉和中校河村。在大碱场突围和七道沟伏击战中，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和第2师师长曹国安先后壮烈牺牲。当年底，第2军一部于抚松小汤河村宿营时，突遭伪军600余人包围。王德泰军长沉着指挥，采取正面反击与侧后迂回相结合的战术，终将进攻的伪军打退。

这次战斗虽然毙伤敌70余人，但部队受到重大损失，第1路军副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王德泰不幸牺牲。王德泰是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的创始人之一，为坚持和发展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贡献。

王德泰牺牲后，魏拯民继续指挥第2军第4、第6师和第1军第2师在长白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1937年1～4月，第4、第6师在抚松、长白、临江、安图等地袭击、伏击敌人。仅长白鲤明水、临江六道沟、安图大沙河三次战斗，即歼灭日伪军340余人，缴机枪3挺，长短枪230多支。在大沙河战斗中，第4师政委周树东不幸阵亡。

5、6月间，魏拯民指挥军部和第2、第4师各一部，利用打入敌营的人员作内应，一举攻克临江县庙岭据点，歼灭伪军1个营，缴获迫击炮1门，轻、重机枪4挺，步枪100多支，以及大批弹药、给养。6月下旬，敌从朝鲜境内调来日军第19师约2000人，企图“围剿”长白县境的第2军。第2军以第4、第6师为主，第2师一部配合，设伏于长白县十三道沟间山峰，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与来敌展开激战，歼其一部。

抗联第1路军从编成至1937年7月初近一年时间里，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游击区扩展到十几个县，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严重威胁着日本在东满和南满的殖民统治，日军惊呼抗联是满洲“治安之癌”。[〔日〕岸信介主编：《啊！满洲》，第402页。]

二、中共吉东省委建立，东北抗联第4、第5、第7军编成，吉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新阶段

（一）东北抗联第5、第4、第7军先后编成，中共吉东省委建立

吉东系指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牡丹江流域和中东铁路东段道北、道南20余县。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人民革命军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统一军队建制的指示和中共吉东特委的要求，从1936年春开始陆续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5、第4、第7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1936年2月，活跃在绥宁地区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参谋长张建东，政治部主任胡仁，辖两个师，7个团和1个教导队，约3000人，建制如下：

第1师

师长：李荆璞　副师长：姜振荣　参谋长：张镇华　 政治部主任：关书范（后叛变）

第2师

师长：傅显明　参谋长：陈翰章　 政治部主任：李光林

军教导队

1937年以后，第5军又增编第3师，师长李文彬，政治部主任王效明，辖3个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1936年3月，活跃在密山、勃利、穆棱和虎（林）饶（河）地区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军长李延禄（1936年李奉调入关，由李延平代理，1937年正式接任军长），参谋长胡伦，政治部主任黄玉清，辖3个师，7个团，1600余人，建制如下：

第1师：师长 李延平（兼）　 政治部主任：黄玉清（兼）

第2师：师长 郑鲁岩　参谋长 崔石泉　 政治部主任：崔荣华

第3师：师长 李天柱　政治部主任：邓化南

1936年7月，第4军又将在富锦南部山区活动的原自卫军第2旅余部编为第4师，师长刘振国，政治部主任朴德山。11月，上级决定在第4军第2师的基础上成立抗联第7军。于是第4军又以原第5团为基础，组建了新的第2师，师长李天柱；以原第3师第7团为基础，成立了第3师，师长官显庭。此时，全军已达21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第7军的前身是1933年6月成立的饶河反日游击队。1934年2月，该游击队改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1935年9月，编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为第4团。1936年3月，扩编成第4军第2师。同年11月，为适应虎林、饶河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中共吉东组织决定将该师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3个师，3个团，共700余人，序列如下：

第1师：师长 陈荣久（兼）

第2师：师长 李学福　 参谋长：金铎

第3师：师长 景乐亭　 参谋长：阎敬山　 政治部主任：金铁宇

中共吉东省委成立

1936年中共吉东特委遭敌破坏后，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先后成立了中共下江特委、道北特委和道南特委，分别领导吉东十余县党的工作。随着吉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联各军的成立，中共吉东组织于1937年3月10日在依兰县四道河子（现为林口县）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上述三个特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吉东省委，负责领导整个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和抗联各军。省委由宋一夫、周保中等8名委员组成，宋一夫为书记。会议还对今后抗日救亡运动和游击战争的策略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提出在“坚守实力不损条件下，尽可能推展进攻的活动。”[刘文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

（二）吉东地区抗联各军抗日游击战争步入新阶段

抗联第5军主力转战中东铁路南北，取得大盘道、前刁翎、依兰战斗的重大胜利为了打击敌人，发展抗日力量，抗联第5军成立后，即决定军部率3个团留在宁安老区坚持斗争，军主力第1、第2师开往日伪统治比较薄弱的中东铁路东段南北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6年2月，军主力从宁安地区出发，向中东路以北的穆棱、密山、依兰方向转移，第2师为先遣队，第1师主力跟迸。2月下旬，由额穆地区向镜泊湖方向转移的第1师部队，进至东京城莲华泡地区时，突然遭到驻东京城日军和伪军一部的围攻。师长李荆璞指挥部队与敌激战，毙伤日军林田中校以下官兵90余人后，突出重围。3月间，第2师师长傅显明率师主力北进至密儿县黄泥子时，被一支日伪军包围，在突围中傅显明师长壮烈牺牲，由王光字接任师长，继续指挥部队北上。随后，军主力向道北转移过程中，又多次与日伪军警激战，颠覆敌火车一列，击毙日军少校以下官兵30多名，缴获步枪200多支，轻机枪4挺。

10月，军主力第1、第2师相继进到中东铁路以北林口地区。

为策应和掩护军主力北移而留在宁安老区的部队，在周保中指挥下，先后取得宁安三道河子、卧龙屯和烟筒沟等战斗的胜利。9月初，为摆脱敌人进攻，周保中率军部及第5军和第2军第2师各一部，从宁安西区向道北转移。转移途中于9月24日在宁安泉眼头召开第2、第5军干部会议，决定在宁安地区建立第5军留守处，以第5军政治部主任张中华任主任，领导第2军第2师和第5军留守部队，坚持中东路以南老区的游击战争。

10月，第5军军部亦到达道北林口地区，并在头道河子建立了军部临时办事处。此后，军部和第1师以刁翎为中心，活动于牡丹江下游地区；第2师则活动于依兰以东、宝清和富锦地区。在此期间，第5军还和松花江下游的抗联第3、第4、第6、第7军及其它抗日武装沟通了联系。在相互协同作战中，多次挫败日伪军进攻，拔除许多敌军据点。

1937年春，第5军军部和第1、第2师先后集结于以刁翎游击根据地为中心的牡丹江下游地区，开展较大规模的游击战，进行了大盘道、前刁翎和依兰几次较大的战斗。1月下旬，日军驻后刁翎步兵300多人，强征当地居民爬犁（亦称雪橇）200多张，准备撤往林口。第5军闻讯后，决定在大盘道北面设伏，歼灭这股敌人，第5军伏击部队于1月28日晨4时进入预伏地域。13时，当日军乘坐爬犁闯入伏击圈时，预伏部队立即开火，激战至16时，终将360余名日军消灭，缴获全部物资和武器弹药。大盘道战斗的胜利，曾使驻刁翎的日伪军一度不敢出扰。2月1日，第5军又乘驻刁翎日伪军恐慌动摇之机，以军部和第2师主力夜袭前刁翎屯，歼灭伪军一个营。3月中旬，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第3、第4、第5、第8和第9军各一部，决定联合攻打依兰县城，推举周保中为总指挥。

19日，联军各部分别进入依兰县城周围阵地。

20日凌晨2时发起攻击。在城里伪军内部地下工作人员策应下，联军一部首先从城西北门突破。接着，其他各部分别从东、西、南门攻入。激战至晨6时许，城区大部被联军攻占。与此同时，联军另一部在新卡伦西北地域，重创了从双河镇驰援依兰的400多名日军。7时，联军在向城西、城南撤退中，诱敌出击，又歼其一部。依兰战斗，共消灭日军300余名，伪军数十名，缴获轻机枪10挺，步枪320多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一部。联军伤亡80余人。

1937年3月，在中共吉东组织召开扩大会议并成立吉东省委的同时，第5军也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加强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军设军党委，书记周保中，师设党委或工作委员会，团及军直属单位和军部各处设特支，连设支部，连以下设小组。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以连队党支部为核心进行。为了筹办该军及下江地区第3、第8、第9等军的军需给养，1937年还先后成立了牡丹江、依东和下江等办事处。

吉东党组织扩大会议后，第5军调整了军事行动部署：军部率第1师以勃利、依兰、方正为中心，进出中东铁路沿线，并恢复原绥宁游击区的工作；第2师主力继续在松花江下游依东、桦川、富锦、宝清、同江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建立后方基地，并与第4、第7军取得联系；第2师第5团，坚持原地活动，保持同第3、第6军的联系。

5月，为与南满第1路军沟通联络，第5军又将配属该军的第2军第2师第5团扩编成独立旅，执行南进联络任务。随后各部按计划行动。五六月间，军直和第1、第2师先后分别在三道通江、桦树底子和土龙山等地与日伪军警激战，取得多次胜利。7月，驻宁安三道河伪森林警察大队长李文彬率部150人，击毙日本指导官后携械反正，被编成第5军警卫旅，李文彬任旅长。

抗联第4军开辟富锦、宝清新游击区，协同第3军远征铁力、海伦刚刚编成的抗联第4军，根据中共勃利县委召开的第4军和第3军第4师联席会议精神，决定东征富锦、宝清，打破敌人的“讨伐”，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6年6月20日，第4军代军长李延平率军部和第7团及第3军第4师主力向富锦、宝清地区东征；第4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率第1团仍留勃利老区活动。李延平率部进到富锦以后，一面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一面打击日伪军和反动地主武装。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和战斗，第4军在室清、富锦一带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并在宝清李金围子西南的大叶子沟沟里修建了密营和被服厂。与此同时，抗联第4军第1师一部还参加了第3军远征铁力、海伦。

在近5个月中，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余人。

1937年春，第4军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在第3军的帮助下进行了整顿，部队数量虽未增加，但质量有了提高，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作了准备。

抗联第7军扩大虎（林）饶（河）游击根据地，开辟同（江）富（锦）新游击区抗联第7军成立后，曾与抗联第3、第4、第5军密切配合，积极打击敌人。

1937年3月，陈荣久军长率领150余人，在饶河县西北大顶山北部天津班进行统战工作时，被日伪军300多人包围。陈军长指挥部队英勇奋战，毙伤日军饶河参事官大穗久雄以下40余人，伪军几十人。部队虽然突出重围，但损失严重，军长陈荣久英勇牺牲。陈荣久是抗联第7军创建人之一，在扩大抗日队伍，指挥部队对日作战方面成绩显著，被誉为“魁武将军”。陈军长牺牲后，第7军在暴马顶子召开军中共代表会议，决定由崔石泉任军党委书记、代理军长。原第1、第2师合并为第1师，李学福任师长；原第5团扩编为第2师，邹其昌任师长，云鹤英任政治部主任；原第3师景乐亭仍任师长，李一平任政治部主任。会议还决定加强党的领导，在部队中反对不良倾向，开展反奸细斗争，并加强各反日山林队的工作。

第7军在军党代会后，从各方面加强工作。经过小南河各民众武装团体、山林队联席会议以后，各山林队和红枪会相继投奔或接受第7军的领导。第7军收编了数支山林队，并经过思想组织整顿，战斗力有了加强。

1937年4月下旬，崔石泉率第7军一部配合其它抗日武装共300余人，分四路攻击西林子警察署和伪军据点，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其它军需物资，解决了收编部队的补给问题。尔后，第7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崔石泉率领军部和第2师及收编部队在虎饶地区活动；另一路由李学福率领第1师和第3师到同江、富锦一带游击。崔石泉率队在虎林地区活动期间，积极联合当地山林队，成立了虎饶反日游击指挥部，并收编了部分抗日武装。李学福率部进入同江、富锦之后，时而化整为零发动群众，时而化零为整打击敌人。

5月15日，李学福所率部队在二龙山第三牌附近与500余日伪军遭遇，毙敌50余人，并接应伪军一部反正。6月间，该部由富锦进抵二道林子时，又与日军900余人遭遇。经一天激战，毙敌150余人后安全转移。第7军在当地人民群众和山林队配合下，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不仅打破了日伪军的“讨伐”，而且在战斗中壮大了自己，全军发展到880余人，扩大了虎、饶老游击区，开辟了富、同新游击区。

三、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东北抗联第3、第6军编成，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涨

（一）东北抗联第3、第6军编成，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

1936年1月下旬，会师汤原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和汤原抗日游击总队以及东北民众军、救国军等各军领导人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张寿篯、谢文东、李华堂、冯治纲等，在汤原吉兴沟举行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八一宣言”和“六三”指示信的精神，决定组织东北反日联合临时政府，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张寿篯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华堂为副总司令。会议还通过了《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决议》。会后，谢文东、李华堂部与第3军分开活动，第4军于2月上旬返回延寿、方正地区。这次会议上成立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不能包括一、二、五、七军”，[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周保中同志并五军诸同志信》，1937年2月10日。]它实际上是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在统一指挥北满军事行动，统筹安排给养，培养和调配干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汤原吉兴沟会议精神，为贯彻“八一宣言”和军队统一建制的原则，中共领导的北满各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1936年8月1日，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为基础，正式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辖10个师，共6000人，建制如下：

第1师：师长 刘海涛　 政治部主任：李熙山

第2师：师长 关化新　政治部主任：吴兴才

第3师：师长 张连科　政治部主任：吴景才

第4师：师长 郝贵林　 政治部主任：

第5师：师长 景永安　政治部主任：蔡近葵

第6师：师长 张光迪　治部主任：兰志渊（后叛变）

第7师：师长 于海云（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张德

第8师：师长 考凤林（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

第9师：师长 李振远　政治部主任：雷炎

政治保安师：师长 常有钩

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1936年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夏云杰为军长，张寿篯代理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为参谋长，辖7个团。1937年2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对第6军进行整编，任命戴鸿宾为军长，兰志渊（后叛变）为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为参谋长，并将7个团扩编成4个师12个团，建制如下：

第1师：师长 马德山　 政治部主任：徐光海

第2师：师长 张传福（陈绍宾代） 政治部主任：张兴德

第3师师长周云峰（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周云峰（兼）

第4师：师长 戴鸿宾（兼） 政治部主任：吴玉光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

随着北满地区抗联第3、第6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及游击区的不断扩展，给北满地区的党组织提出了加强统一领导的要求。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第3、第6军党委，于1936年9月18日在汤原县帽儿山北坡召开联席会议（简称珠汤联席会议）。会上讨论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重大问题，并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选举赵尚志、冯仲云、张寿篯等15人为执行委员，赵尚志为执委会主席。省委常委由3人组成，冯仲云任书记。会议还要求第3、第6军相互配合，突破日军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5县为中心的秋季大“讨伐”，开辟以龙江腹地为中心的新的游击区域。

（二）北满地区抗联各军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

抗联第3军驰骋在松花江两岸广大地区，游击区扩展到北满30余县抗联第3军编成后，军部率第5、第6、第7、第9师，在松花江北岸的汤原、通河、木兰、巴彦、东兴、铁力、庆城（庆安）、绥棱、海伦、通北、龙门、奇克（逊克）、佛山（保兴）等县活动；第1、第2、第3、第8师，活动于松花江南岸的宾县、延寿、珠河、方正、林口、苇河、五常、阿城、双城县境；第4师和以后成立的第10师，在牡丹江东北的依兰、桦川、勃利、宝清、富锦、绥滨、萝北、密山、虎林、饶河等县游击。

1936年冬，北满日伪根据关东军《治安肃正纲要》的规定，动员伪三江省全部军事力量，进行冬季大“讨伐”，妄图聚歼该地区的抗联第3军和其它抗日部队。据此，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一、第二次常委会议决定，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略战术”，“避开敌人大部队的正面进攻，迂回到敌人防守薄弱的地区去打击敌人，开辟新的游击区域”，[刘枫：《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 以粉碎敌人的企图。

按照这一精神，第3军决定以主力西征小兴安岭一带的铁力、海伦、龙门，然后插入黑嫩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第3军参加西征的部队有第1、第2、第3、第6、第9师主力和第5军第1师、第4军第1师一部。这些部队经过艰苦转战，于11月以前先后到达铁力地区。

同年11月，第3军军长赵尚志又亲率一支500余人的骑兵部队（由军直部队和第1、第5师各一部混合编成），从汤原出发西征。西征部队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巧妙地摆脱了敌人，于12月间抵达铁力地区，同先期到达该地的各部会合。

此时，日军已侦知第3军的意图，组织了一支近千人的“讨伐”队，乘坐马爬犁，对西征部队前堵后追。

赵尚志决定率军部和第5、第6师各一部由铁力转向西北前进，把敌人引进深山，寻机歼灭之。一天，第3军部队进到通北县附近一个叫“冰趟子”的狭窄山沟，赵尚志决心利用山沟两侧的山林设伏，歼灭尾追之敌。经两日部署准备之后，日军700多人果然闯入预伏阵地。第3军伏击部队立即对敌展开包围攻击，经过反复争夺，共歼灭日军300余人，其余敌人仓惶退去。冰趟子战斗后，赵尚志留下第6师一部在海伦、铁力一带坚持斗争，自己率军部和第1师一部继续北上，挺进通北、龙门。北进途中，远征部队又在龙门附近的炭窑设伏，一举歼灭日军町田少校以下21人。

龙门战斗后，日军在空中用飞机追踪轰炸，在地面调步兵加紧堵截，远征部队伤亡较大。部队到达逊河附近露营时，仅剩百余人。由于过度疲劳和麻痹大意，夹遭敌人包围、袭击，又损失过半。余部在赵尚志率领下，忍饥挨饿，杀战马当食，以橡籽充饥，历尽千辛万苦，行程1000余公里，于1937年春末返回汤原后方根据地。

在第3军主力西征期间，留守汤原地区的第1、第5师和军直各一部，分头出击，策应军主力西征。军直和第1师留守部队先后袭击林口、金满沟和小道沟之日伪军，并协同第5军攻占了依兰县城。第5师一部于1936年12月1日曾攻克伪国境线上军事重镇佛山（今保兴）县城，震动了萝北和绥滨的敌人。

自1936年9月到1937年4月，抗联第3军部队驰骋北满几十县，纵横数千里，与日伪军作战100余次，毙伤俘敌1000余人，攻占城镇20多座，打破了日军以汤原等五县为中心的大“讨伐”，开辟了铁力、海伦等新游击区，为开展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抗联第6军转战下江各地，开辟依兰、桦川、富锦新游击区第6军刚刚编成，便在第3军协同下，以汤原为根据地，开辟依兰、桦川、富锦新游击区。

1936年秋，根据北满临时省委第一、第二次常委会议决定，第6军主力在军长夏云杰和参谋长冯志纲率领下，从汤原出发，越过松花江，进到依兰、桦川等县开展游击活动。经过几个月艰苦征战，入冬以后，南下部队返回了汤原游击根据地。

同年11月23日，第6军一部在汤原西北部活动时，遭敌袭击，军长夏云杰身负重伤，不幸牺牲。夏云杰是抗联第6军的创始人，对建立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夏云杰牺牲后，第6军于1937年2月，在集贤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提名，决定由戴鸿宾继任军长，兰志渊任政治部主任，并在原7个团的基础上，将部队扩编成4个师12个团。4月间，又增编了第5师，师长刘振声，政治部主任高玉声，辖4个团。正当第6军进行扩编之时，日伪军集中3000余人开始了对该军的春季“讨伐”。为避免损失，第6军决定以师为单位向外线转移，军部及第4师留在汤原地区坚持斗争。

各部在转移中，冲破敌军的堵截，先后取得了火龙沟、夹信子、暖泉子、葫芦信子和三道乌隆等战斗的胜利，并在桦川、富锦一带开辟了新的游击区。

与此同时，留在汤原老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在冯志纲的率领下，取得了夜袭汤原县城的胜利。5月18日夜，第6军留守部队在汤原抗日救国会会员的接应下，首先从汤原城东北角突入城内。尔后分三路向纵深发展：一路直插伪县公署，并阻击日军守备队的反扑；一路解除北门伪警察武装，并以部分兵力控制退路；一路打开监狱和仓库，解救被关押的同胞，获取军用物资。拂晓以前攻城部队顺利撤出，并打退了日军的反扑和尾追。此战全歼城内伪警察和伪守备队，击毙日本参事官，俘伪副县长以下数十人，缴迫击炮3门，轻机枪3挺，步枪60余支，救出被关押的干部和群众70余人。这一胜利轰动了北满，鼓舞了下江军民，沉重打击了日伪军。

第3、第6军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巩固与扩大了北满游击根据地，使松花江沿岸10余县联成一片，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以及农民自卫武装。仅依兰、汤原两县就有抗日救国会会员35万人，珠河县有农民自卫队员6000余人，各项工作实际上都在救国会的领导之下进行。

1936年三四月间，在汤原还召开了工、农、商、学、兵代表会议，成立了下江人民政府，使根据地建设日趋完善。

四、东北抗日联军第8、第9、第10、第11军的建立

东北抗日联军除了上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7个军以外，还有一些与中共有统战关系的抗日部队，在抗日胜利形势的鼓舞下，经过中共组织的工作，于1936年夏至1937年秋，先后加入了抗联的行列。这些抗日武装力量，尽管与中共直接领导的7个军不同，但他们在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并且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加强这些部队的建设，中共还向这些新建立的军派出了党代表（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但由于这些部队成份比较复杂，而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在这些部队中又比较薄弱，以致有的部队的改编只是形式和名称的改变。在胜利的形势下，他们能够同共产党站在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当遇到艰苦困难特别是挫折时，往往经不起考验，甚至发生怀疑、动摇，以至走向反面。

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

1934年3月，依兰县土龙山农民反日暴动后，以谢文东、景振卿为首组成民众救国军。同年10月，民众救国军失败，余部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帮助下重整队伍。1936年9月，该部在抗联第5军党委直接指导下，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谢文东（后叛变），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副军长滕松柏（后叛变），参谋长于光世。部队由原来的4个团扩编成两个师，后来又扩成6个师，约2000人。该军编成后，在依兰、方正、延寿、勃利等地开展游击活动，配合活动于上述地区的抗联各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

1932年8月，原吉林自卫军李杜部营长李华堂在自卫军失败后，于小土城子收编地方武装组成“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

1934年末，该支队在日伪军“讨伐”中受到重大损失，仅剩五六十人。后在人民革命军第3军的帮助下，重新整编了队伍。

1937年1月，继抗联第8军成立之后，该支队根据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决定，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李华堂（后叛变），参谋长李向阳，所属部队编成3个师，8个团，共800余人，后发展到2000余人。第9军开始在汤原汤旺河沟里一带活动，后由于日伪军的压迫而移到松花江南岸，转战于依兰、方正、勃利等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

该军的前身是宋德林山林队余部汪雅臣为首的反日山林队“双龙”队。

1936年初，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将“双龙”队收编，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汪雅臣任军长，王维宇任参谋长。1936年冬，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将该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军长汪雅臣，政治部主任王维字，副军长齐云禄（后叛变），辖10多个团，1000余人。该军在五常、苇河、舒兰一带活动，曾配合抗联第3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

该军的前身是1933年6月依兰县驼腰岭金矿起义工人组成的反日山林队“明山队”，队长祁宝堂（祁致中）。

1936年5月，在人民革命军第3军和中共勃利县委的帮助下，将“明山”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祁致中任师长，富振声任政治部主任，辖7个团1个游击队共400余人，后改编成3个旅9个团，约800人，主要在勃利、富锦、桦川一带活动。

1937年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曾作出将该独立师扩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的决定，因当时缺乏领导干部而未编成。直到同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才在富锦正式编成，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参谋长白云峰（后投敌）。辖1个师，3个旅，9个团，1500余人。第11军编成后，主要活动于依兰、桦川、富锦、集贤一带。

1936年2月到1937年7月，是东北抗日联军迅速发展也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建成11个军，共3万余人，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游击区扩展到70余县。

东北抗联在北起小兴安岭山麓，南至长白山、鸭绿江畔，西起辽河，东到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内，纵横驰骋，同日伪军警作战数千次，挫败和打破了敌人上百次“讨伐”，歼了大量日伪军，粉碎了日军消灭抗联、摧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企图，威胁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兵力，推动了关内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推迟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鼓舞了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等欧非国家人民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与干涉的斗争。

东北抗联消灭敌人的数字，据周保中当时概算，1931年到1937年期间，共歼敌103500人。日本陆军省公布的1931年到1935年期间日军伤亡是：战死4200人，伤、病者171300人。关东军头目从本庄繁到植田谦吉都曾为日军的重大“牺牲”感到“最为遗憾”。

日军更为苦恼的是虽然付出了“很大牺牲，但治安没有好转”，抗日部队“日益发展活跃”，使日军日夜不得安宁。据日伪统计，1932年到1937年6年中，抗日部队共出动131423次，达21058011人次。若按年计算，1932年共出动377万多人次，1937年则增加到1035万多人次。[伪满治安部编：《满洲国警察史》，第321页。] 再以月计算，1936年7月一个月就出动20万人次，日军死伤达900余人。[1936年伪联华社长春电讯。]

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无可奈何地承认：“根据我的观察，对于能不能预计在短期内把满洲国治安恢复到平静时期这一问题，很遗憾，我只能回答一个否字。”[《世界历史20·现代5》，第280页。]

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游击战争所以能如此迅速发展，除了国内国际等客观因素外，从主观指导上讲，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这支部队确立了为全民族的解放利益而战的思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因而大得民心，拥军、支军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连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也不得不承认：民众对抗日部队的“认识是极为良好的”，这也是“从来在讨伐上得不到效果的最大原因”。[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1935年12月。]

其次，执行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籍贯、队头，不记旧宿怨，只要抗战，大家都联合起来”的原则下，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从而推动了抗日武装和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

第三，各地中共组织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农村，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群众抗日组织和游击根据地，给游击战争的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和后方基地。

第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不死守一地，不打硬仗，而是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战略战术。诸如：避敌锋芒，击敌弱点；声东击西，内外线结合；诱敌深入，寻机制敌等等，有效地打破了优势敌人的“讨伐”，保存和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

五、朝鲜、日本人民支持和参加中国东北的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朝、日人民的共同敌人，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东北的斗争中，得到了朝鲜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同情和支援，许多朝鲜优秀儿女和日本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朝鲜人民积极参加东北抗日运动，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有许多不堪忍受日本残暴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民，纷纷渡过鸭绿江、图们江来到中国东北地区，有的就已在本国或中国东北边境参加了反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人民，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敌人。在这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日成等所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在中朝两国人民亲密团结和合作下，到处打击敌人，不断壮大自己。

1934年至1935年间，他们井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600多次，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另据日本所发表的数字，从1931年9月到1936年7月，这支部队同日伪军作战23928次，毙伤日伪军警4321人，俘虏日伪军警18114人，缴获武器3179件。对推动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中国东北的武装斗争中，许多朝鲜的优秀儿女用鲜血和生命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在战斗中同中国兄弟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这种为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团结战斗的友情，在杨靖字所写的一首《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已充分地表达出来了。这首歌词写道：

热血沸腾，杀声冲天，民族联合钟，壮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年灯！

旌旗以至，势同破竹，虏焰自息影。阵容强化，战线巩固，优点早造定。

联合呀！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誓杀到敌人大本营！勇冲锋！[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6页。]

中朝两个被压迫民族在长期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战斗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中朝人民正是凭着这种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打败了共同的敌人，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日本人民和关东军士兵的反战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两个月，日本共产党就号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奋战展开斗争”。[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文版，第142页。]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就立即揭露日本侵略计划的反动实质，并号召全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不要染指中国”。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日本工人、农民相继开展大规模的反战斗争。各阶层人民先后走上街头，集会讲演，散发传单，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日本无产阶级还呼吁世界无产阶级起来开展反战斗争。为了加强反战斗争，日本共产党于1932年7月成立了中央军事部，9月创办了面向士兵的机关报《士兵之友》，在军营和军舰上进行发展基层组织的活动。

日本无产者、工人活动家片山潜发起的世界反战大会，于1932年8月17日至29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来自25个国家的不同政党和劳动团体的224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片山潜参加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他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热情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广大群众以游击战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野坂参三和山本悬藏联名发表了《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指出现在日本斗争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军部”，“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把全体劳动人民统一起来，反对军部、反动和战争。”[〔日〕井上清等：《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务馆，1972年版，第595页。]

在中国东北抗日战场上，许多日本士兵目睹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激起了正义感和自责心，推动着反战运动在关东军内部发展。有的拒绝将枪口对准中国人民，有的暗地援助抗日力量，有的想尽办法投奔到抗日队伍中去。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为了反对日本侵略，支援中国人民，伊田助男在1933年日军鳖刚村一旅对吉东马家大屯一带游击队进行“讨伐”期间，将10万发子弹用卡车运送到嘎牙河下游大肚子川沟一片隐蔽的森林里，准备送给反日游击队。由于未找到游击队，伊田最后遗书自尽。该遗书写道：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的恶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日本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1933年3月30日 [《星火燎原》第4辑，第422—123页。]

游击队员们看过这份遗书后，无不敬佩伊田助男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示要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后来，这件事一直传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扬。

伊田助男事件轰动了日本关东军。事后，日本特务机关在鳖刚村一旅进行大搜捕，并将该旅调往延吉解散，所部官兵被送到各地“矫正思想”。但是醒悟了的日本士兵，并不因为日本当局的镇压而停止反战活动，类似伊田助男的人和事仍不时出现。这些事例表明，许多日本士兵是不愿为日本法西斯卖命的。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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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国共两党进行全国抗战的准备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国抗战而奋斗

一、中国共产党迎接全国抗战的思想、理论、组织和干部准备

（一）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

为适应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后的新形势，规定党在新阶段的任务，1937年3月27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全国抗战爆发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分析和讨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以及党在这个阶段的新任务。

会议指出，国民党开始转变，但还没有彻底转变，党的任务是促使国民党进一步转变，并在抗日运动中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煮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还指出四方面军过去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最主要的责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对他们的艰苦奋斗英勇奋战，表示深切的敬意。通过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增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和《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以下主要内容：

（1）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动，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党的工作的中心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2）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凌，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中日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这一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

在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前提下，中国内部的矛盾依然存在着，有时还会相当尖锐，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是使这些矛盾能够得到适当的解决，要使这种解决不但不削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须使之增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3）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彻底解放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最主要任务，并且从没有放弃在这一民族解放运动中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得到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

（4）新的形势要求全党同志迅速地彻底地转变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

（5）肃清“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同一切投降主义与尾巴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斗争，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出席代表220余人。会上，张闻天致题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的开幕词，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朱德、刘少奇分别作了《红军在新阶段的任务》和《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发言。

毛泽东在报告和结论中，着重全面阐述了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在新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

毛泽东指出：从“一二·九”运动到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革命的新时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同第一阶段一样，第二阶段也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党在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任务。在第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同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共产党在此阶段内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经过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这一号召是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已经取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任务是巩固和平。“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

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实行抗战。国民党政策开始有了转变，但没有实现彻底转变。要使国民党的政策彻底转变，国内和平才能得到巩固。因此，今后全党全国人民必须经过更大的努力，逼使国民党彻底改变错误政策，克服可能发生的波折，为巩固和平而斗争。

实现和平、民主、抗战三大任务，争取民主是中心环节。“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对日抗战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必需的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抗战的前途就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就会失败。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要实现争取民主的任务，中国必须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

第一方面，改革政治，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制度，建立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为此，要发展民主运动，要求国民党召开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规定民主宪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巩固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增强国内的团结，以便举国一致抗御外敌。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不待我们改革完毕，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就到来了，因此，为着随时能够抵抗日本的进攻并彻底战胜之，我们必须迅速地进行改革，并准备在抗战过程中进到彻底改革的程度。

第二方面，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大举进攻中国，抗战是全国人民的任务。巩固和平、争取民主都是为了准备抗战和实现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是为了使处于次要地位的国内矛盾得到适当的解决，以便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着重指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毛泽东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担任，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担任。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致于流产。依现实情况看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在今天，由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有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正确的原则：

（1）要根据历史发展的行程，适时提出基本政治口号和为实现这一基本口号的具体行动口号。

（2）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口号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

（3）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正确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

（4）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了担负起抗日的领导责任，必须造就大批的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干部。

毛泽东提出：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

（1）使红军适应抗日战争的情况，应立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

（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

（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

（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最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加强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会议讨论和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以及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批准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政府改为民主政府。这样，中国革命就在事实上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对日抗战的新时期。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主要论述了党的群众工作应当由停止内战、争取和平，转变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并说明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以及党的工作转变等问题。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以及白区代表会议，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兴起，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对推动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红军的抗战准备，对进一步动员和争取千百万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胜利肩负起即将到来的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艰巨任务，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以后，特别重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克服党内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统一认识，以便使党能够在国共合作的复杂环境下正确地解决各种问题，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为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在红军长征胜利后，利用比较稳定的时机，以极大的努力进行了理论方面的研究，先后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极为重要的理论著作。

1936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光辉著作，并首先在抗日红军大学进行演讲。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总结了1927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系统地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那种完全不顾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照抄照搬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和外国经验，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的严重错误，并且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不仅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既是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军事纲领。它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提出了指导这个战争的一整套军事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唯物论辩证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著作。它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战争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战略有着极大的指导作用。

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又先后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杰出的哲学著作，亲自到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进行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全面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彻底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在政治、军事及组织上的错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在思想上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两论”全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宝库。

《实践论》和《矛盾论》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识别正确和错误路线的能力，巩固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为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为实现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创办学校，大量培养干部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国正处于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前夜，形势的发展需要大批的干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已经涌现出大批的干部和群众领袖。但是，这对于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来说，却远远不够。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作出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明确指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毛泽东也及时提出：

“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的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子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5页。]

1936年毛泽东在给抗日红军大学的指示中指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毛泽东对抗大的指示》，《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0卷第4期，第35页。]

据此，中国共产党除加强干部的在职教育外，付出极大精力，创办学校，培养训练干部。

1.创办中共中央党校

193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于江西瑞金成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1934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大部分学员分配了工作，留下的学员与干部同红军大学等院校合并组成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编入中央军委第3纵队。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进抵瓦窑堡，学校恢复建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1935年12月初开始招生，第一期主要是训练陕北干部，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第二期主要是传达学习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1936年2月，党校学员和部分教员随主力红军东征，学校暂停招生。5月继续招生。

1936年6月，党校迁至保安，设1个高级班和8个普通班。还增加了白区工作班和白军工作班，专门培训统战工作的干部。同年10月，党校迁到定边，同红四方面军党校合并，学校的规模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1937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迁至延安。5月，罗迈（李维汉）接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学校按学员的学习重点，分别编为红四方面军干部班、老干部班、少数民族班、白区学运干部班、抗大转学干部班等13个班。

至1937年7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在到达陕北的短短1年多时间里，克服种种困难，以战斗的姿态培养了近1000名学员。

2.“抗大”的建立和发展

“抗大”的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长征时，红军大学编入中共中央军委干部团随军到达陕北。1936年2月，干部团部分教职学员同陕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在陕北安定建立了新的红军干部学校。为提高红军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艺术，中共中央决定以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建立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并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

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指出，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

“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群众》第4卷第14期。]

毛泽东的讲话阐明了创办抗日红军大学的目的、意义，规定了抗日红军大学的教育任务。

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招收学员1063人，共分三个科。一科主要为红军团以上干部，二科为营、连干部，三科为班、排干部和部分红军老战士。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并亲自授课。第一期学员于1936年12月底毕业，分赴红军主力部队及全国各地，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又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校部由保安迁至延安，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同时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非常关怀“抗大”的建设和教育工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与建设工作。毛泽东亲自确定了“抗大”“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为抗大成立三周年而作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并经常和中央及军委其他领导人亲临学校演讲和授课。

“抗大”通过轮训部队干部和大量吸收从国民党区域来的青年学生入校学习，培养了大批治党治军人才。到1937年7月初，“抗大”共培训了军事、政治干部3800余人。另外，还举办了供给学校、卫生学校、摩托学校等，培训了一批专业人才。

中国共产党通过举办学校，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为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作好了干部上的初步准备。

自从瓦窑堡会议确定“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方针后，党的组织有了明显的扩大。到1937年上半年，党员已发展到4万余人。党的白区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各地遭到破坏的领导机关陆续开始恢复和建立。

二、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对日作战的直接准备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后，即开始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红军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新形势下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猛烈扩大红军，发展和巩固陕甘苏区，打通抗日路线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东征和西征战役，发展了根据地，扩大了红军，为直接对日作战准名了力量。

为加强红军的对日抗战准备工作，1937年3月6日，洛甫、毛泽东在《关于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指出：“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力量，加强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中的模范。”

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规定，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的任务是：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抓紧加强自身建设，为实现早日直接对日作战，积极地进行了准备。

（一）大力开展政治工作，加强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

新时期的新情况、新任务和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新政策，在红军部分人员中引起了一些新问题。一部分人对同国民党重新合作不理解，特别是对红军和根据地的改名以及停止土地革命等政策措施存在怀疑和抵触情绪；另有少数人产生若干松懈麻痹情绪，忘记了国共两党的阶级差别，失去了对国民党应有的警惕，以致逐步减弱了必须巩固共产党领导的观念，甚至滋长了某些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这两种思想情绪的存在，都不利于党和红军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为使红军的广大指战员认清国内和平实现后抗日的新形势，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自觉地为实现党和红军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斗，工农红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陆续发出的指示和宣传教育材料，对广大指战员进行了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

在教育中，各部队根据《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宣传大纲）、《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等文件，针对一些同志所产生的疑虑，着重解决：

革命根据地改名为特区，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但特区的整个领导还在共产党手里；

红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服装改了，但本质不会改变，它仍然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而且可以取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我们力量的机会；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但革命根据地内已经分过的土地并不收回给地主；

在新形势下，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保障与巩固部队中的工农成份，保存与发扬红军固有之特长及传统，使红军成为抗日武装力量团聚的核心；

在和平统一后，红军的任务更繁重，要保持高度政治警觉性，忠实于民族解放的利益，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的路线与方针。

在开展政治思想教育中，各部队采取了组织干部讨论会、开展宣传鼓动等多种形式。为使教育进一步深入，许多部队相继召开了党代表会议，分析部队的思想状况，研究并制定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时事政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等措施，并对部队党的基层组织普遍进行了整顿，健全了党的生活，严格了组织纪律。

经过以上教育和工作，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红军永远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共产党、红军和根据地政府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拣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改编以后仍然必须保持和发扬长期斗争的光荣传统，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军队。同时，通过清除张国煮错误路线的影响，全军的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二）加强军事训练和文化教育，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

为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并把红军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红军各部队在大力进行政治整训的同时，积极进行军事整训和开展文化教育。

1936年12月7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在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草案）中明确规定：为着保证红军完成新时期的政治军事任务，红军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的教育与训练。1937年2月，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训令，在要求各部队抓紧时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的同时，对新老战士、排连长和团以上干部的训练，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同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定》中，又对部队军事、政治训练作了进一步的要求，并拟定了推动部队训练的措施，规定：各方面军要分别举行“五卅”运动大会，进行以刺杀、投弹、实弹射击为内容的军事比赛，以演讲“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及测验政治课为内容的政治比赛，以及文化娱乐体育比赛，以全面检查、考核训练效果，为全面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规定了明确的方针、内容和方法。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精神，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各部队立即以教育训练为中心，有计划地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的教育训练。在军事训练方面，红军各部队通过举办教导团、教导队和各种轮训班，轮训基层干部、班长及参谋人员等，提高基层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参谋业务工作能力。各部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战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普遍开展以射击、刺杀、投弹为主的练兵活动，并组织野外操练和演习，加强战术演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同时结合军事训练，严格养成教育，建立和健全了部队的正规生活。各部队进行了扫盲教育，使许多战士学习了语文、算术和自然常识，提高了部队的文化素质。各部队还广泛地开展了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各方面军或军分别召开运动会，活跃了部队生活，增强了指战员体质，促进了政治、军事、文化训练。

（三）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清剿土匪，巩固后方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在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的同时，要求大力扩大和巩固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保证红军成为将来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的台柱子。中共中央军委在1936年12月又提出要求，要利用一切机会扩大红军。各部队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普遍把扩大红军作为重要工作，积极动员贫苦农民青年参加红军，陕甘宁省在半个月内就扩军700人。到1937年7月初，在陕甘宁地区的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总数已发展到7.4万余人，拥有各种枪4万余支（挺）。

针对根据地年残存土匪活动猖獗、危害后方的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将整个陕甘宁苏区划分为5个区域，组织红军第27、第29、第30军和独立师各一部以及各独立团、独立营、保安队等，在广大群众的支援配合下，分区清剿残存在根据地的土匪。经过多次剿匪作战，特别是1937年5月、6月有计划的清剿，将原有的43股土匪大部肃清，共消灭、打散、驱逐土匪2100余人，基本消除了根据地内的匪患，为巩固后方秩序，保证红军出师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红军各部队还进行了组织调整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对红军的编制、序列进行了初步的调整，并酝酿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方案。

中国工农红军从思想、组织和军事训练等各方面的积极准备，为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早日出师抗日，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三、陕甘宁苏区积极创建抗日、民主模范区

（一）陕甘苏区的发展

陕甘苏区是在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汇合发展而成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根据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精神，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和武装暴动，组织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下半年，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和第27军，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

1935年2月，成立了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至6月，粉碎了陕甘宁晋4省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军事“围剿”，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把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北起长城，甫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共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拥有正规红军5000余人，游击队4000余人。

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西北党和红军所创建的陕甘苏区，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方各省红军长征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会合，组成以徐海东为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的红15军团。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纠正了陕北肃反中的错误，并亲自指挥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为了统一和加强中国西北各省的领导，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原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和新发展的苏区统一起来，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统一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领导之下，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到1937年初，陕甘宁苏区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从此，陕甘宁苏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心根据地，也成为红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

（二）改名陕甘宁边区，积极建设抗日、民主模范区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并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随后，于1936年8月致国民党信中，改用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同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红色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红色区域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红色区域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将“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决定，将苏维埃政策及其工作方式、方法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召开专门会议，具体讨论把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改为特区政府的问题。5月12日，西北办事处会议正式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确立了民主共和国的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并开始使用“陕甘宁特区”的名称。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5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规定了党在新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新任务，井规定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好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对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该报自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为会议的开幕发表社论指出：“会议在全苏区共产党党员前面，提出了如下的紧急任务：为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中间，苏区的党应当如何的努力建设一民主模范区于西北，如何的努力于实现苏区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文化教育的提高，如何的为建设一般的模范区而奋斗，如何的加紧锻炼我们抗日的武装力量，使之成为抗日战争中模范的民族战斗队伍。一切这些任务，都着重的放在苏区党每一个党员肩上。这些任务的执行，概括的说，就是要全部工作的精力，目前阶段上应当放在民主运动上面，使这一民主运动和改善群众生活、抗战的准备与教育密切地联系起来。”[《新中华报》（特刊），1937年5月3日。]

随后，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把边区造成抗日的、民主的模范根据地，作为边区工作的总方针。从此，陕甘宁边区进入了一个建设时期。边区的建设主要是着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的。

政治方面：建立民主政治，实施普选。陕甘宁边区曾是中国政治上落后的地区之一，由于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向来缺乏民主传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陕甘苏区，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旧政权，建立起自己的新政权——苏维埃政府，实行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民主政治的曙光，第一次照到了黄土高原这一偏僻的地区。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不断扩大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为了团结全民族共同对敌，中国共产党在特区实行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恢复了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富农、僧侣的公民权，在特区内实施普遍的彻底的抗日民主制度。为实现这种转变井创造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的民主的模范地区，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4月制定出了第一个选举条例，并在广泛动员的基础上，破天荒地于1937年5月开始，实行了乡、区、县人民普选运动，使各级政府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

边区的普选是根据彻底的民主原则并采取了真正的民主方式进行的：

第一，真正贯彻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边区的选举是普遍的，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除了汉奸卖国贼、依法被剥夺公民权的罪犯外，“凡居住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十六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边区的选举是直接的，各级参议员及政府行政领导，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边区的选举是完全平等的，任何一个选民，都只能有一票选举权，其效力相同，同时在选举的人数比例上，没有差别。选举中男女平等，民族平等。为了使选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无拘无束的选举，边区采取无记名投票的办法。在投票的方式上，边区也有许多创造，如识字多的人采取写票法，识字不多的人采用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不识字的人则采取投豆法、燃香烙洞法；对于因路远、离不开生产岗位或年老有病而不能赴会的人，又特地采用背箱法，即由选举委员会成员背上箱子挨户送票收票。各种投票方式，都因时因地因人因习惯而异，灵活运用。由于采取了民主选举的原则，全体选民中70％以上都热烈地参加了选举运动。

第二，切实保障人民提候选人和投票的自由。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各抗日政党，各抗日群众团体，可提出候选名单及竞选政纲，进行竞选活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同时，对于那些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或群众团体的人，还规定一定数量的选民的联署。在选举活动中，候选人为了争取当选，他们要向人民介绍自己的履历、工作情况和施政主张，以便于人民了解、判断。为了切实保障人民提候选人和投票的自由，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以威胁利诱等舞弊手段妨碍选举自由者，公民有权向司法机关告发，将其提交法院依法惩处。选举条例还规定：一切选举费用，均由边区政府财政厅支付。这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也从物质上切实保障了人民的自由选举权利。

第三，通过选举，认真实行了对政府工作的检查改进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更新。边区实行参议会民主制，各级参议会是各级行政区域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行政领导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参议会有罢免行政领导的权力。边区参议会不仅是代表边区各党派、各阶级利益的民意机关，而且也是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有权监督、检查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罢免一切渎职或不称职的人员。在边区各级选举会议中，政府负责人都到会报告政府工作，有的报告还印成小册子，或公诸报端。报告要求简明具体，实事求是，既说明做了哪些工作，也要检讨存在的缺点错误及其原因，进行自我批评。政府报告工作时，选民均能倾心细听，报告以后，即展开质问、讨论、批评、建议。在这些普选运动中，蟠龙一、三乡的工作受到选民的严厉批评，延安北一区的工作报告，则得到选民的热烈称赞。另外，在各级选举会议中，一般均有提案，选民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和通过许多有关优待抗属、发展经济、推行教育、改善人民生活、锄奸剿匪等提案。据统计，有2/3以上的乡的选民大会都提出并热烈地讨论了具体的提案。

陕甘宁边区普选的实施，充分体现了边区人民的民主权利。边区的政府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由人民当家作主，而边区人民也只有在这样的政权领导下才能真正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民主政治，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了边区各阶层的团结，充分发挥了人民抗战和参加各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使边区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

经济方面：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地区，人民生活异常贫困。土地革命时期，广大人民虽然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但在长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根据地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陕甘宁边区才逐步走向恢复和发展的道路。

为了建立巩固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以便积蓄力量，支持抗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政府和人民积极进行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经济建设。边区政府在实行保障农民既得利益的土地政策的同时，坚决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适当地调整了边区内各阶级的关系和土地政策。1937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公布了关于处置回苏区豪绅地主的办法，规定：“在已分配了土地区域，地主豪绅回来，可在原区乡分配他以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和房屋。但已没收了土地不许还原，已经取消了租债，不许再索取。”“在没有分配土地的统一战线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196页。]

5月，又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的公民权。这些规定宣布后，许多在土地革命时期离开边区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纷纷返回边区，参加了边区的生产建设。

1937年4月，边区政府制订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提出“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将特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使它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

6月29日，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实施计划》，要求发展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地，增加粮食，发展畜牧业，培养农业干部等。

为了发展生产，边区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在农业方面，鼓励大量垦荒，除发动现有农民加垦外，规定地主豪绅回家的，外籍士兵志愿在此落业的，外籍逃荒来的，皆给予足够的土地，一经垦熟，即永为所有。实行农贷，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的困难。由政府开办水利，以利农耕，改良土地。同时，发动群众组织互助社，以调剂劳动力，动员妇女、儿童参加生产，以增加生产力，奖励劳动英雄，以提高群众的劳动热忱。在畜牧业方面，从外地购入良种，以改良畜种，并加强畜病防治。在工矿业方面，废除苛捐杂税，帮助手工业恢复生产，欢迎资本家投资开发矿产。在商业方面，保护正当商人利益，并大力发展合作社运动。维修和开辟公路，发展交通，以利物资流通。同时，为适应党政军机关人员的需要，还着手建立和扩大公营经济。在财政上休养民生，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的负担，借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政府根据需要与可能，仅向人民征收一定的税收和救国公粮。

1937年仅收救国公粮13000石，占全年农业实际收获的1.24％。除烟、酒、盐税外，其余一律豁免。

通过上述有力措施，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36年的耕地面积为8431000亩，1937年扩大到8626000亩。1936年的粮食收获1034301石，1937年增加到1116381石。1937年工矿增加30％，商店增加60％，汽车路、大车路增加90％，牛、羊数增长迅速，手工业亦大为发展。

在边区政府“休养生息”的财政政策和发展生产的号召下，人民的生活迅速得到改善，为边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化教育方面：开展群众文化运动，实行国防教育。陕甘宁边区在以前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最明显地表现在识字的人稀少，一般的县份，识字的人还不到2％。苏区时期，由于“围剿”与反“围剿”战争频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中共中央对边区的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视，把在边区进行必要的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使之与国防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切为着民族革命战争、自由和解放，为着民主政治的争取和巩固而教育的群众运动。

1937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文化教育建设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提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争，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在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民主抗日的模范，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广大的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的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一切教育上的垄断和畸形发展，普及教育是目前的中心口号之一。”

同时提出了实施民众教育的纲领：

“（一）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

（二）在一定时期内（大约若干年）普及最低限度（规定课程标准）的教育于四十岁以下的成年和青年男女，及十四岁以下七岁以上的男女儿童。

（三）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无论识字与不识字的自动的参加教育工作，从工作中创造教育干部，从学生中创造他们自己的领袖。同时需要迅速的建设大规模的程度较高的学校以训练专门替教育服务的人员。

（四）实行优待小学教员，不断的提高小学教员的文化政治水平，使之成为乡村中文化教育的支柱。

（五）小学校免收学费书籍费，中等以上的学校免收学膳等费，使学生不致因生活问题妨碍学习，同时使已在社会服务的人员得已暂时抛弃谋生职业学习更高的学问。”[《新中华报》1937年4月29日。]

边区政府还确定了教育方针：

（一）以民族解放运动为教育的根本内容，党的主义和宗教的信条不列入普通教育科目，任个人信仰自由及在大学研究，以实现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宗教的统一的教育。

（二）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文化政治水平是教育的中心标准。

（三）取消区分劳心劳力双轨制的教育制度，一切人民不分男女、不分阶级，给予受教育的均等机会。

为了号召和推动群众文化运动的开展，西北青年救国会提出了普及教育突击年的标语口号：“提高苏区青年儿童的文化水平！”“克服苏区人民的文化落后！”“实行国难教育！”“提高我们政治上、国防技术上、生产上的知识！”“提高文化水平才能了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争取苏区文化成为全国的模范！”等等。

在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号召下，陕甘宁边区的群众文化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首先是学校教育大大发展。许多干部学校培养出大批干部人才，同时增加了许多中小学校，吸收了更多的青年、儿童到学校学习。以小学教育发展为例：边区成立以前，仅有学校120所，1937年春季，小学增至320所，学生为5000人；到1937年秋季，小学增加到545所，学生增加到10396人。

其次在社会教育方面，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

一切不能脱离生产的青年和成人，可以参加为他们设立的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和冬学等，还设立巡回补习学校到各地巡回扫盲。由于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扫盲运动发展迅猛，1937年原定设立冬学400所，招收学生6000人，结果达到60O 所，10000人。随着群众文化运动的开展，陕甘宁边区开始逐渐摆脱文化落后的状态。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巩固政权的建设和军事方面的建设。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抗日战争的政治中心，是红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和总后方，通过边区政府和军民的努力建设，使边区日益成为中国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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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国共两党进行全国抗战的准备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准备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严酷现实，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有识之上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在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既定国策的同时，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也不得不对抗战准备进行某些筹划。但是，这些都停留在计划及口头上，绝大部分未能付诸实施。

日本侵略的步步紧逼，1935年华北危机的日益加深，严重威胁和动摇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内部分化趋于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张对日抗战；一些国民党将领及有识之士，“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有的毅然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联合抗日，有的要求北上抗日，不愿参加“剿共”，“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蒋介石1933年3月23日致何应钦、黄绍竑电。]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呼声，以及英、美开始逐渐改变其过去对日所采取的纵容态度，使国民党对日政策开始发生若干变化，初步投入一定的力量，进行一些抗战准备。但国民党政府并未放弃其“安内”政策，仍然用主要精力“剿共”。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被迫改弦更张，基本上停止了内战，开始筹划全国抗战，加快了抗战准备的进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全国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些准备很不充分，特别是由于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严重阻碍和破坏了全民族抗战准备的进行，消耗了国力，削弱了抗日的中坚力量，加深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在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步伐的情况下，难以在短时期内从根本上扭转被动的局面，这无疑增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曲折性。

一、整理军务加强国防

（一）成立国防决策机构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国防会议。

《国防会议条例》规定：“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备重要问题。”[《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社，1985年版，第415～416页。]

蒋介石任国防会议议长，会员有阎锡山、冯玉祥等32人。193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条例》规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同时规定： “国防委员会为便利决议之执行，得直接秘密指导国民政府之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国防委员会设正、副主席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主席兼任之。[《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58页。]

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的设立，表明了国民党政府从国防决策机构方面开始初步调整。

（二）拟定国防作战计划，确立国防区域和划分战场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1935年度防卫计划大纲》，在上年度国防计划大纲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国防区域、阵地线和兵力部署，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区域：

第一线有察冀晋绥区、山东区、江浙区、福建区、粤桂区；

第二线有察冀区、山东区、河南区、安徽区、江西区、湖南区；

第三线有晋绥区、宁夏区、甘肃区、陕西区、湖北区、四川区、云南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该年度防卫计划大纲还根据对日采取消极和积极两种不同作战态势，分为甲、乙两案，分别拟定了未来抗日作战的战略方针。

《1936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又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4个大区：

（1）抗战区：察、绥、冀、晋、鲁、豫、江、浙、闽、粤；

（2）警备区：皖、赣、湘、桂；

（3）绥靖区：付、陕、川、宁；

（4）预备区：陕、川、鄂、湘、桂、赣、云、新、青、藏、康。

并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冀察、晋绥、山东、江浙、福建、粤桂6个国防军总指挥部，1个预备军总指挥部（由陕、甘、川、鄂、湘、赣、云、贵8省组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936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规定了预定战场的阵地设置。

（1）北正面：

甲、山东区，包括潍河阵地，鲁南阵地，鲁西阵地。

乙、冀察区，包括平津张据点，沧保阵地，德石阵地。

丙、河南区，包括豫北阵地，归兰阵地，汴郑阵地，巩洛阵地。

丁、徐海区，包括海州阵地，运河阵地，徐州阵地，蚌埠阵地，淮阴阵地。

（2）晋绥侧面：

甲、山西区，包括晋东阵地，晋北阵地。

乙、绥远区，包括绥东阵地，绥北阵地。

（3）东正面：甲、江苏区，包括京沪阵地，南通据点，首都阵地。

乙、浙江区，包括沪杭阵地，宁波阵地，温台据点。

（4）南海岸：

甲、福建区，包括龙延阵地，闽厦据点。

乙、广东区，包括潮汕据点，雷琼据点，广惠据点。

（5）警备区：

甲、陕甘宁青区。

乙、湘鄂赣皖区。

丙、广西区。

丁、滇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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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川康区。[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79年版，第129～138页。]

1936年底，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又拟订《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1937年3月修订完毕。

此外，1935年3月，军事委员会防空委员会也拟定了防空作战计划，准备以七·五厘米高射炮营担任南京与各战略要地的防空任务，在全国各省、市、县成立防护团及防空协会，在各省会及各重要地区设置防空情报所或分所，以构成全国防空情报监视网，并将全国划分为9个防空区：苏浙皖、河南、赣闽、晋绥、冀察、湘鄂、粤桂、陕甘、川滇黔。

（三）整建陆海空军

1.整理陆军

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是由若干个新军阀集团的松散联盟所组成。这些新军阀集团各自拥有一支以个人为中心的私人军队，有相对固定的地盘，割据一方，自成体系，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教育训练各不相同。全国除新疆、西康、西藏外，计有180个师、又94个旅、40余个独立团。为适应对日作战的需要，必须加以整理。同时，蒋介石也一直企图借整理军队之机，削弱地方异己力量，发展中央嫡系势力。

1935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月，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和训练。

1936年国民党政府开始第1期整编陆军10个师，称为“调整师”。到年底，共整编了20个调整师。随后，又决定在以后2年各调整20个师，连同1936年度已调整的20个师，共60个师，“以作国防军之基干”。此外，还决定同期整理60个师，称为整理师，补充装备，使各师单位编制划一，“作为预备部队，及守护地方之用”。[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75～376页。]

至1937年7月国民党政府对陆军实际调整、鳖理共85个师又9个独立旅，此外已适用调整编制但尚未充实的有5个师。

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对特种兵进行了整建。

1937年上半年，共编装甲兵1个团、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铁道兵1个团、装甲汽车兵1个团、通讯兵2个团、工兵2个团。

迄全国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陆军已整理与未整理部队共计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加上特种部队，共约170余万人，预定使用于第一线作战者，计步兵80个师又9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炮兵2个旅又16个团。

2.扩建空军

随着国民党政府对全国抗战筹划的开始，空军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

1934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原有空军8个中队。1935年增编了6个中队，1936年又增编了17个中队（其中包括归顺国民党政府中央的广东空军共10个中队）。至1936年底，国民党政府空军增至31个中队，编成9个大队（即3个轰炸机大队，3个驱逐机大队，2个侦察机大队，1个攻击机大队，共辖26个中队）和5个直属中队，此外尚有4个运输机队。总计全国空军共有各类飞机600余架。全国有飞机场262个，飞机修理厂6个（分设于南京、南昌、洛阳、广州、杭州和重庆）。至1937年春，中央航空学校和航空机械学校已培养飞行员、机械师各700余名。

1936年与意大利合办南昌飞机制造厂。

1937年2月，又与德国合资兴建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1937年5月，将全国划分为6个空军区，先后在南昌、南京成立第3、第1空军区司令部。

3.海军建设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建设中，以海军建材最少，“为经费所限制，未能作大量之建设。”[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80页。]

1934年海军部曾有1个为期5年造舰50艘的计划，呈送军事委员会，但未能付诸实施。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海军虽有3个舰队，大、小舰艇100余艘，但总计不过6万吨。且各舰艇都是旧式的，威力很小，仅能在沿岸或江河一带协助陆上战斗或担任警备。

（四）修筑国防工事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和爱国人士的推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对国防建设进行一些筹划。

1935年，虎门要塞改归军政部直辖，经过整理，71门火炮分别修配齐全。

1936年3月，对镇海要塞进行了调整。为增强各要塞火力，国民党政府向德国订购了一批要塞重炮，先后装置在江阴、镇江、南京、武汉各要塞。

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整建完毕，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全国要塞现状一览表》（19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民党政府按照国防区域、作战计划以及战场划分构筑国防工事是从1935年开始的。当年底开始投入较多的力量从事国防工事的构筑。国防工事按其坚固程度分为三种：永久性工事系用钢筋水泥构筑而成；半永久性工事系用铁轨、枕木构筑而成；临时性工事则由简易材料临时构筑。

1936年春季前后，国防工事构筑大部展开。主要是在按敌情设想的下列地区构筑阵地：

（1）山东区：潍河、鲁南、鲁西。

（2）冀察区：北平、天津、张家口、沧县、保定、德县、石家庄。

（3）河南区：豫北、归德、兰封、开封、郑州、巩县、洛阳。

（4）徐海区：海州、运河、徐州、蚌埠、淮阴。

（5）山西区：晋东、晋北。

（6）绥远区：绥东、绥北。

（7）浙江区：沪杭线、宁波、温州、台州、京杭。

（8）江苏区：京沪线、南通、南京。

（9）福建区：龙岩、延平、福州、厦门。

（10）广东区：潮州、汕头、雷州、琼州、广州、惠州。

上述战场的工事构筑，又分为若干道防线，如京沪间分为漱沪阵地、吴福阵地和锡澄阵地三道防线。至1937年上半年，江苏、浙江、山东、河甫、山西、绥远、冀察各区第一期国防工事基本完成。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漱沪、吴福、锡澄、乍平嘉、乍澉甬、宁镇、鲁南、豫北、豫东、沧保德石、娘子关雁门关内长城等阵地工事。

另外，武汉地区的国防工事，也于1935年夏开工，从北面的武胜关，南部的城陵矶，东至田家镇，构筑东向的武汉外围国防工事，断断续续构筑了两年之久，至1937年上半年，仍未竣工。

国民党政府修筑的国防工事和整建的要塞，大部分在不同程度上为尔后的抗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实行征兵制度，推行国民军训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通过了《请改良兵役制度，实行征兵案》和《应速行全国征兵制》案。

1936年3月1日，国民党政府明令实行“兵役法”。当年底，首批征集新兵5万名入营训练。

与征兵制相关的是建立师管区。

1936年3月1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划分全国为60个师管区、10个预备师管区，每一师管区配置一个调整师为主，一个整理师为从。

1936年，先在苏、浙、皖、赣、豫、鄂6省设立了12个师管区（各辖4个团管区）。1937年春，又在湘、鄂、赣、豫、苏、闽6省设立8个师管区，在川、黔、陕、甘、桂、滇、鲁、冀、晋、绥、宁等省设立19个师管区筹备处。师管区的基本任务是：现役兵之征集补充，各兵役召集教育，动员计划实施等。

在实行兵役法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对壮丁和学生推行了国民军训。

壮丁训练：

1936年，国民党政府发布《壮丁训练实施纲要》，并予实施。

同时订立《县军训教育官遴选办法》，由中央统一训练各县军训教官，分配备省任用。计第一期至第四期共训练县军训教官968人。至1936年底，壮丁训练完毕者达50余万，正在训练者约100万余人。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所谓壮丁，绝大多数是强抽和抓捕来的，难以收到应有的训练效果。

学生军训：

1935年国民党政府对大、中学生全面推行集中军训制度，每期3个月，授以预备役军士和候补军官教育。首先实行学生军训的有苏、浙、皖、闽、赣、鄂、鲁、晋、冀、滇等省和京、沪、青3市，尔后逐渐推行到全国。到1936年底，全国高中及同等学校受训合格为预备役军士者有17490人，专科以上学校受训合格为候补军官者有888人。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已受军训的高中学生约224000人，专科以上学生64340人。

在西安事变前，国民党整建陆空军等军事准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剿共”服务的。

1937年度，国民党政府拨出普通军费和国防建设专款共6.34亿元。其中空军建设费7000万元，陆军建设费约1.2亿元，海军建设费228万余元。

这是自“九·一八”以来第一笔不用于内战而用于抗战的巨款。然而此时距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因此所能进行和完成的军事准备是极其有限的。

二、加强重工业和交通建设

（一）国防经济建设的筹划

1935年12月4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内称：“值此国际风云，益趋险恶，设战事一旦爆发，海洋交通隔绝，外货来源阻断，举凡吾人平日衣食住行之所需，将立呈极度之恐慌。届时即无强敌之侵入，我亦将因社会经济之混乱而自行溃亡也。……应速具勇往果断之决心，采取最进步最有效之方式，迅速作适当之准备，调整原有生产组织，统制社会经济行动，使国民经济，得为有组织有计划之活动。”

该案确立了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原则朋条。[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79年版，第101～104页。] 并在第3条中规定：“国民经济之建设，应以整个民族为目标，在目前国际情况下，尤应审度各地交通地理之形势，凡基本工业之创办，重大工程之建筑，均须择国防后方之安全地带而设置之。”

1935年7月，蒋介石提出：“对倭应以长江以甫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中心，甘滇为后方。[张其昀：《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第2册，台北1979年版，第747页。]

据此，1935年资源委员会在拟定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时，提出了在湘、鄂、赣三省建立后方战略基地的设想，“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区域，并力谋鄂南、赣西以及湖南各处重要资源之开发，以造成一个主要经济中心。”[经济部：《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1938），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

国民党政府确立配合国防的经济建设方针，对抗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经济资源调查和工业建设计划

为调查研究全国各种资源状况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并提出相应计划，1932年11月1日，国民党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该委员会经过几年的工作，调查了全国矿产、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对化学工业及轻工业有关部分作了分业调查，拟定了统制计划。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主要任务是从事资源的调查研究、开发和动员。但实际上注重进行重工业建设。

当年，资源委员会拟定了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内容如下：

（1）统制钨锑，同时建设钨铁厂，年产钨铁2000吨。

（2）建设湘潭和马鞍山炼铁厂，年产30万吨。

（3）开发宁乡和茶陵铁矿，年产30万吨。

（4）开发大冶、阳新和彭县铜矿，同时建设炼铜厂，年产3600吨。

（5）开发水口山和贵县铅锌矿，年产5000吨。

（6）开发高坑、天河、谭家山和禹县煤矿，年产150万吨。

（7）建设煤炼油厂，同时开发延长、巴县和达县石油矿，年产2500万加仑。

（8）建设氮气厂，年产硫酸铔5万吨，同时制造硫酸和硝酸。

（9）建设飞机发动机厂、原动力机厂和工具机厂。

（10）建设电机厂、电线厂、电话厂和电子管厂。[《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9页。]

1936年度，国民党政府拨款1000万元，1937年度又拨款2000万元，作为建设重工业的经费。同时军事委员会批准统制钨锑矿出口贸易，所得盈利充作建设费用。于是，资源委员会便开始着手工业建设。在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一年多时间内，先后设立了中央钢铁厂、茶陵铁矿、江西钨铁厂、彭县铅矿、阳新大冶铜矿、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高坑煤矿、湘潭煤矿、天河煤矿、四川油矿、灵乡铁矿、中央炼铜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及龙溪河水电厂等21家企业。同时从国防考虑，这些厂矿均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青海等省。资源委员会所拟定的重工业三年建设计划中筹设的厂矿大部分已经动工兴建。这一计划的拟定以及部分实施，对中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交通建设

为了适应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国民党政府比较重视交通建设，取得的进展也较为显著。

1935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流畅货运，要“尽量发展各县各省区间之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力谋货物流通之便利。”规定“交通运输之建设应使其适合经济建设及国际形势之需要，”[张其昀：《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第2册、台北1979年版，第757、762页。] 进一步整理旧路，修筑新路，并对各主要铁路增设防空设施。国民党“五大”还通过了《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指出：在此“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际，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交通系国防至巨，为适应国防需要……确有及时兴筑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之必要。”[罗家伦：《革命文献》，第75辑。]

至1937年上半年，交通建设有了较大进展。

铁路：

中部南北大干线粤汉路于1936年4月28日株（洲）韶（关）段通车后，全线贯通。广九线也于1937年7月中旬接轨投入使用；东西大干线陇海路的展筑工程到1937年上半年，宝鸡以东至连云港共1075公里通车；

华东干线浙赣路于1936年通车至南昌，迄1937年夏，南昌至株洲段通车；西部南北干线同蒲铁路于1935年9月通车，平绥、陇海两路从此勾通；东南的苏嘉路于1936年7月通车。同时，钱塘江铁路大桥也基本建成。此外，已经建成的铁路还有杭甬铁路、淮南铁路、江南铁路等。1936年国民党政府还提出了“铁路五年计划”，拟定在5年（1936～1941）内兴建铁路8500公里，其中湘黔、贵南等铁路已开始动工兴建。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的铁路已建13000公里。[资料来源：张公权：《十年来中国的铁道建设》：《抗战前十年之中国》，龙田出版社，台北1980年6月印影初版，第271～277页；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94～95页；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04～105页。]

公路：

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已有公路109500公里，其中各省联络公路有29000公里，互通公路达3万余公里；已铺路面者有43521公里，土路65979公里。建成或正在兴建的主要干线有京沪、京闽、沪桂、京鲁、京黔、京川、京陕、洛韶、汴粤、绥新、绥晋、西兰、西汉、甘新、川滇、湘黔等主要公路。[资料来源：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96～297页；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93～94页；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05～106页。]

三、寻求外国援助

（一）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战略

1934年7月，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说中讲道：

“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中日问题，而是整个东亚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太平洋的问题，日本人所争夺的整个太平洋的霸权，这就不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世界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殖民地的缘故，所以日本要求独吞中国，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现在日本虽然具备了一切军事的条件，可以侵略中国，并且可以和任何一个强国并仗，但决没有力量可以战胜列强，可以压倒世界一切，来实现他侵略的野心。……“……日本的军事准备，不是对我们中国，……他虽然天天在……侵略我们中国，但他军事上的真正目标，不是在我们中国。……他早已认定；非要把与太平洋有关系的几个强有力的国家统统征服之后，才能达到独吞中国，独霸东亚的目的。所以他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并吞我们中国，而先须征服罗俄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能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的国策……我们中国军人，要明了这个国际大势，明白了现在东亚的情形，就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我们一定有方法和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107～109页。]

蒋介石外交战略的中心思想，是依赖和依附世界大国。他为给充当大国的附庸寻找理论根据，竟不顾日本《田中奏折》所规定的“惟欲先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既定的侵略计划，并以错误的大前提，得出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的荒谬结论，认为世界列强是不会让他们的中国殖民地为日本所独占的。因此，认为中国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一定有方法和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这明显是指依赖国际的方法和力量。因此，国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点是，在继续奉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同时，向西方寻求援助，并利用日本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及在华利益的冲突，牵制日本，试图以此延缓或避免日本的全面侵华，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

（二）寻求欧美列强的经济援助

1933年夏，继热河省的沦陷，长城抗战也因得不到有力支持而最终失败，日军兵临平、津城下，国民党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此时，国民党政府仍希望以《塘沽协定》为契机，在北方，不惜以牺牲东北和华北为代价，稳住日本，停止它的南侵步伐，以拖延时日；在南方，加速“剿共”战争，以期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同时，利用全国人民要求迅速增强国力的心理，向西方求援，以借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加强统治实力。于是，国民党政府宣布“整个国策”是“治标莫急于剿灭赤共，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将抗日完全抛置脑后，忙于寻求欧美列强的经济援助。

为了谋求美国的经济援助，1933年5月6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一行抵达华盛顿，于8日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会谈。随后，宋子文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并同意加入美元集团。国民党政府用这笔借款，购买美国急欲倾销的棉麦，实际上帮助了美国克服经济危机，打击了中国的农业生产，从中也部分解决了“剿共”的军费。

华北事变后，英、美帝国主义对华问题态度渐趋积极，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开始着重于努力寻求外援，加强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

1936年4月7日，中国银行董事陈光甫一行抵达美国，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长达40余天的谈判。5月中旬，“中美白银协定”正式签订，使法币与美元联系起来，从而缓解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中国市制改革方面的矛盾。白银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决定收购中国白银，并允诺提供美元外汇来稳定中国币值。这样，国民党政府便通过向美售银，换得大量的美元外汇。

同时，中美经济联系的加强，扩大了美国的对华投资。1936年，美国在华投资从1934年的2.7亿美元上升到3.4亿余美元。但是，白银协定的签订，使美国通过购买白银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获得了英国的支持后，继续谋求英国对华投资和贷款。

1937年春，孔祥熙率代表团以出席英王加冕典礼的名义赴英，与英国方面进行磋商。7月底至8月初，中英在伦敦达成了各项借款协定：广（州）梅（县）铁路贷款协定（300万英镑）、浦（口）襄（阳）铁路贷款协定（400万英镑）、整理内债借款协定（2000万英镑）。此外，还草签了梅（县）贵（溪）、三（水）梧（州）铁路借款协定（共800万英镑）。

国民党政府在谋求英、美提供财政援助的同时，还大量从欧洲其他国家借款。

1934年8月23日，德国代表与国民党政府达成一个贸易协定，即中国以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品。1936年4月8日，中德在柏林签署《易货协定之补充贸易合同》，德国政府将向中国提供一笔达1亿金马克的商业信贷，中国以此购买德国工业品或其他产品，并向德国提供农产品和矿产原料。协定签订后，国民党政府主要队德国购买武器和军用工业物资。到1936年10月，德国交付给国民党政府价值1000万马克的武器装备（包括已在运华途中），其中有钢盔、反坦克炮弹、探照灯、海岸炮、水雷、高射炮、榴弹炮等。

这样，国民党政府在外汇拈据的情况下获得了部分急需的军事工业品。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还与德国工业集团达成了数笔铁路信贷。其中有1934年3月与德国沃尔夫公司达成玉山一南昌铁路工程协议，德方提供价值800万元法市的材料贷款；1936年2月，由中国银行等与沃尔夫公司签署萍乡一南昌铁路工程协议，德方提供1000万元法币的材料贷款；1936年11月，铁道部为湘黔铁路工程和平汉路整理工程，与德国爱森钢铁公司等达成了价值为4000万元法市的材料借款。

1935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张嘉璈为铁道部长，利用他在西方金融、经济界的影响，与欧洲各国进行铁路投资谈判。张除与德国达成协定外，还分别与荷兰、比利时、英国、捷克、法国的一些银行达成铁路借款协定，签订的铁路借款共达31932370英镑。[张嘉璈《中国铁道发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63～74页。]

1937年上半年孔祥熙访欧期间，还与一些国家达成了新的借款协定。其中有：与荷兰孟德宋公司达成中央银行信用借款1000万荷币；与瑞士银行分别达成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1000万瑞士法郎、财政部充实法币外汇准备借款5000万瑞士法郎；与法国银行团分别达成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2亿法郎、政府购置军用飞机信贷1.2亿法郎；在捷克与司各达公司达成购买机器、工业材料借款1000万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后因全国抗战爆发，成约大部未能实现。

国民党政府在外患日甚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客观上加强了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抗衡的经济实力。宋子文在谈到英国决定对华贷款时指出：虽然这些贷款不能公开用于预算项目（指直接弥补增加军费而导致的赤字），但却有助于中国当局的“预算”局势。[（英）《外交与企业：1933～1937年英国对华政策》，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70页。]

大批外汇的获得，不仅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而且直接充实了法市的外汇保证，使统一的市制得到巩固，有利于调整战时经济。多笔铁路贷款合同的签订，加速了对国防具有重大意义的铁路建设。一批军火与国防工业设备的进口，使军队装备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些，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能力。

国民党政府多方争取外援的努力，虽然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暂时巩固了法币的地位，有利于抗战。但是主要方面是以维护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为出发点的。英美等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的种种财政经济“援助”，是以强化其在华特殊利益，争夺有利投资场所和倾销商品为直接目的，往往以中国方面付出重大代价为前提。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英美等国经济联系的加强，中国的财政金融进一步受到外国的控制，经济主权和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民党政府寻求外援加强了英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更为加深。

（三）改善中苏关系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对苏联远东地区也构成威胁。鉴于中苏在这方面的共同利害关系，1932年2月26日，中国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的代表颜惠庆，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递交信函，建议讨论中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代表欣然同意。同年12月12日，颜惠庆与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交换中苏复交照会，宣布中苏复交。

1934年3月，蒋介石派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这是两国军界在复交后的首次接触。同月，颜惠庆在莫斯科向苏方表示，倘若发生日苏战争，中国将支援苏联。1934年9月，苏联决定加入国联，中国给予热烈欢迎。

1934年10月中旬，蒋介石派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访苏，秘密探讨建立中苏对日同盟的可能性。临行前，孔祥熙告诉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蒋介石请蒋教授协助”增进中苏关系。[《蒋廷黻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9年版，第153页。]

1934年10月16日，蒋廷黻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雅科夫举行会晤，就中苏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蒋向苏联保证，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站在日本方面来反对苏联，在一定条件下还将和苏联一起反对进犯之敌，并希望以培养相互了解和信任的方式，达成某种攻守同盟的默契，两国通过非官方性质的秘密形式，摸清了对方的态度，明确了合作的前提，并决定以外交以外的秘密商谈方式谋求一致，实现合作。

1935年2月，国民党政府决定派长期逗留在国内的颜惠庆回任驻苏大使，并派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任驻苏大使馆武官，以增进友谊。2月19日，又批准艺术大师梅兰芳接受苏文化协会邀请，赴苏演出。3月23日，苏联和日本、伪满签订中东铁路买卖协定。

这是苏联政府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国民党政府理应向苏进行严正交涉，但为保持中苏问的关系，并没有作出强烈反对的表示。

苏联在推进中苏合作方面也起着关键的作用。由于国际法西斯势力的迅猛膨胀，希特勒德国和日本的密切勾结形成了东西方的战争策源地，直接威胁苏联的安全，苏联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亦持积极态度。

1935年5月，随着所谓“满蒙边界纠纷”的加剧，蒋介石指示颜惠庆向苏表示，一旦日苏战争爆发，苏联将可以得到中国军队的支持。苏对此极为重视，对中苏关系置于新基础上感到高兴，并指示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寻求一切可能的方法同蒋介石合作。5月9日，鲍格莫洛夫提出加强中苏事务性联系的建议，继而又要求举行两国的商约谈判，并暗示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1935年10月18日，广田三原则刚刚传到中国。19日，蒋介石就与鲍格莫洛夫进行秘密会谈。蒋介石提出，由于中苏两国受到来自同一方面的威胁，他是赞成改善中苏关系的，尽管他本人不反对签定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但它只是形式上的，关键在于中苏能否签订一个确实保障两国及远东和平的协定，它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为了打消苏联政府的疑虑，详细说明蒋介石的意图，孔祥熙又会晤鲍格莫洛夫，说明日本人欲在华北制造一个与蒋对立的傀儡政权，故可排除蒋日合作的可能；日苏战争即将发生，中苏军事合作可以相互支援。孔进而直接了当地对苏大使称：中国政府在迫不得已进行武装抗日的时候，在海上获取任何军需物资都很困难，是否可以经由新疆从苏联获得军需物资。

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又成立了以立法院长孙科为主席的中苏文化友好协会，进一步作出对苏友好的姿态。

1935年底，蒋介石派陈立夫偕张冲秘密取道欧洲，准备赴苏同苏联首脑“商谈对日军事同盟”，后因未能取得斯大林关于就秘密军事同盟进行交涉的允诺，遂令陈立夫“返国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京交涉。”[陈立夫：《抗日战争准备工作之回忆》，载（台）《近代中国》，1977年第2号，第20页。]

苏联方面鉴于蒋介石的某些诚意，于1935年12月14日指令鲍格莫洛夫，苏联同意就蒋介石所提出的协定同中国方面进行具体商讨。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想通过汪精卫寻求德国的合作，但根本得不到答复。

在此情况下，只有加强对苏合作，于是，1936年10月，蒋介石特派蒋廷黻接替颜惠庆出任驻苏大使，以便进一步寻求中苏合作的方式。但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缔结中苏共同安全条约。接照李维诺夫的意见，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应该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处于同等的程度，在这方面，苏联既不应走在西方国家前面，也不要落在他们后面太远。[《蒋廷黻回忆录》，（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

为了贷款给中国以购买苏联的军事装备，李维诺夫表示苏联愿意与中国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1937年4月，立法院长孙科与鲍格莫洛夫会谈，详细讨论苏联援华方式，苏以战争贷款的方式提供军事装备，贷款利率优惠，但必须以不发动内战为担保。孙科告之国共和谈进展，请予宽虑。[程天放：《中俄关系史》，华盛顿1957年版，第211页。]

1937年6月，苏联倡议国民党政府召集包括苏、美、英、法、日、荷等国的国际会议，起草太平洋地区性集体安全条约，如遭拒绝，苏联则准备与中国单独签订一项共同安全条约。[（苏）维戈斯基：《外交史》第3卷，第896页。]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曾与苏大使磋商该项议案，但毫无进展。

苏联以武器贷款的军事援华方针，对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中苏关系的改善，也为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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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第一节 日本法西斯体制的确立

一、“二·二六”事件与军部法西斯化

日本法西斯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及其导致的社会危机中，推动日本发动1931年的侵华战争，使日本暂时摆脱了危机。以此为契机，法西斯“军部势力”和“民间势力”互相勾结，借助战争煽动民众情绪，冲击“政党政治”，转移国内矛盾，使法西斯运动在日本全国得到广泛迅速的发展。

下层法西斯团体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频繁地策划武装政变，在社会基层煽起法西斯狂潮，扩大法西斯的影响，“自下而上”地推进法西斯化。上层法西斯分子，利用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极力庇护、纵容下层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并直接间接地参与法西斯的阴谋策划和行动，“自上而下”地推波助澜。

由于日本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在1932年暗杀日本首相犬养毅后，给政党政治以严重的打击，从此政党内阁结束，使新组成的斋藤内阁成为向法西斯亲军内阁过渡的桥梁。

法西斯“军部势力”在打垮政党政治势力后，军部势力内部矛盾上升。

主要由军部幕僚组成的统制派，主张通过上层合法的稳健的方式，推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逐步取消宪法、议会、党派及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天皇制军部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主要由少壮派军官组成的皇道派，则主张以武装政变的急进方式，打倒元老、重臣、官僚、政党、财阀等特权阶层，在“皇道精神”的指导下，建立一君万民的“皇道国家”和军部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由此可见，统制派与皇道派在拥戴天皇和建立军部法西斯政权上，目标完全是一致的，只是实现军部法西斯独裁的方法和手段不同。

由于军部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在军部掌有实权的以永田铁山为骨干的统制派，策划从军部中央清除皇道派，压制少壮派军官的政治活动，企图在军部的一元化统制下，建立法西斯的独裁统治。1934年10月，陆军省新闻班公布了《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的小册子，这是统制派改造国家构想的“蓝图”。

1934年11月，发生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因策划军事政变而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的士官学校事件。皇道派认为这是统制派捏造的事件，两派对立更为严重。

1935年7月，反对天皇机关说的真崎甚三郎被罢免了教育总监职务。[天皇机关说，指美浓部达吉博士依据明治宪法解释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应作为国家最高机关而行使统治权，否定国家统治权单属天皇的学说。]

皇道派认为这是统制派核心人物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策划的，便散发了攻击永田铁山的秘密文件。在此影响下，皇道派相泽三郎中校，于8月13日在陆军省局长室砍死永田铁山。这次相泽事件，及以后的公审相泽的军法会议，使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对立日趋尖锐。

1936年1月，日本军部下达派遣驻东京的第1师开往中国东北的命令，因为第1师是驻防东京的两个师之一，是皇道派少壮军官的主要据点，于是出现了这次派遣是为使他们远离东京的传说。第1师的少壮军官，遂下定决心实行早已准备好的军事政变，以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

2月26日凌晨，驻东京第1师第1营和第3营的3个连，近卫第1师的1个连，共约1400余名士兵，在野中四郎上尉、安藤辉三上尉、栗原安秀中尉等21名尉级军官的策动下，占领了东京政治中心永田町一带，包围了闲院宫、高松宫、内大臣、首相、陆相、外相等官邸，枪杀了首相的秘书（误认为是冈田启介首相），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枪击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使其身负重伤。兵变的军官会见了陆相川岛义之，递交了《奋起宣言书》，敦促陆相向天皇转达，并提出了《希望事项》，要求将事态引导至维新方向，统一警备司令官等活动，勿使皇军互相厮杀。

同时，兵变军官已准备好起事成功后的组阁名单。

“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皇道派头目真崎甚三郎提出，应按兵变军官的《奋起宣言书》和《希望事项》稳定局势。接着，他又与海军的皇道派加藤宽治一起拜会伏见宫，要求建立“皇族内阁”，并建议“发布昭书，赦免事件参与者”。[〔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

随后，陆军军事参议官聚集在宫中，在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的操纵下，拉着川岛陆相，写出承认兵变内容的《陆军大臣告示》，并通知给军官们，承认他们占领的区域是他们守备的地区，答应他们的要求，准备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

26日9时，川岛陆相进皇宫向天皇宣读了兵变军官的宣言书，天皇裕仁说：不管他们以什么为借口，我不高兴，他们给民族带来了耻辱，我求你尽快镇压他们。

27日，参谋副总长杉山元接受天皇镇压叛军的主张，但他一心想避免日本军队相互残杀，所以对事件采取拖延的态度。他首先发布戒严令，任命香椎浩平中将为戒严部队司令官，并由第1师第1团的小藤上校负责东京市内的警卫，进而将叛乱部队置于第1团指挥之下，这说明陆军已承认叛军为戒严部队。

2月27日，在中国厦门的日本领事馆发表声明说：叛乱的目的是为了将当时的内阁更换成军部内阁，日军青年军官的意思是席卷全中国和准备立即对苏作战，以便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强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页。]

与此同时，裕仁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本庄繁，也极力袒护叛军，他说：“其精神纯系出于忧虑君国的前途，不必深究。”裕仁则愤愤地说：“对杀戮朕之股肱老臣的残暴军官，即使在其精神方面也是难以饶恕的，因为这等于谴责朕。”并表示：“朕要亲自率领近卫师平定叛乱。”[〔日〕祢律正志：《无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日本海军对“二·二六”事件从一开始就持否定态度。因为遭受袭击的斋藤、冈田、铃木等高级官员是海军出身，海军方面担心建立的法西斯政权最终会导致陆军独裁。所以，海军从横须贺调联合舰队开进东京湾，让陆战队登陆担任海军省等处的警备。

2月28日下午，陆军参谋副总长杉山，从甲府和千叶县佐仓以及仙台、高崎调来配有坦克、火炮的大批部队及部分航空部队，以便从数量上压倒叛军。次日14时，全部叛军投降。

皇道派发动大规模军事政变，为统制派整肃军队提供了借口，他们认为叛变部队的行动，破坏了天皇制军队的基本秩序，如不加以制止，便意味着天皇制秩序的崩溃。而且叛乱的下级军官无视军方首脑竟擅自进行“革新运动”，严重损害了军部的威信，使人民谴责的锋芒转向军部本身，不利于军部政治地盘的扩大，必须严厉地镇压皇道派，确立统制派即军部中央的领导权，才能以此为交换条件，加强军部对政府的控制力。

因此，“二·二六”事件后，进行了严厉的肃军活动，以处罚叛军。1936年3月4日，天皇发布紧急敕令特别成立了东京陆军军事法庭，7月5日，第1次判决对叛军的全部首领19名均判处死刑，其余70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936年3月和7月，实行了包括对有责任者的处分在内的两次调动；8月，又实行了包括3000余人的大规模的走期人事调动。通过3次的人事调动，撤免了大批军官，基本完成了肃军工作。从此陆军中的皇道派被彻底清洗，统制派的统治权终于稳固地确立。

“二·二六”武装政变，是日本政治史上一次空前的大事变。以新陆相寺内寿一上将为核心的军部统制派充分利用这次事件，在对内严厉肃军，彻底清除皇道派势力的同时，对外展开强大政治攻势，以对付叛军的威胁为借口，全面控制政局，并将皇道派提出的要求为我所用。2月26日，军部立即宣布在第1师管区（东京市、千叶、埼玉、神奈川、山梨等县）内实行战时警备。2月27日，又对东京市区发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戒严令，而在叛乱结束后也不予解除，一切政治性的集会结社都被完全禁止。在戒严令下的临时议会，制定了危险印刷品管理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一系列法西斯的法律。从这一年起，“五一”节被禁止，陆军工厂中的工会也被取缔。法西斯军部超越政府和一切机关之上，掌握着独裁的绝对权力。

1936年5月18日，日本军部按照敕令以修改陆海军省官制附属别表的简单手续，恢复了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中将以上，次官必须由现役少将以上军衔的军官充任，以堵塞预备役军官就任军部大臣的道路。这是对日本政治至关重要的事件。从明治时期以来，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军阀干预政治的最有力的武器，大正初期开始的护宪运动，经过反复斗争，才干1913年将大臣现役武官制废除，这次军部乘势收复过去失去的权势，利用军事政治压力，向广田内阁推荐寺内寿一出任陆军大臣，条件是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广田只好被迫答应。这样，法西斯军部就掌握了内阁的生死予夺大权。只要军部拒绝推荐或撤回现役陆海军大臣，内阁就不能成立，即使成立也得垮台。军部不会容忍不实行法西斯政策的内阁存在。同时，军部为了左右政府的内外政策，迫使内阁俯首听命，在军务局的军务科内，专门设立了政策班以“指导”政府。

“二·二六”事件成为日本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皇道派叛乱军官所期待的法西斯主义体制和军部独裁统治的目标，都由统制派军阀实现了。

统制派利用皇道派的武装政变，出来镇压叛乱，控制政权机构，确立法西斯军部的统治地位，迫使政府成为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工具。

二、广田内阁与准战时体制

广田内阁成立前的冈田内阁（1934年7月8日至1936年3月6日），采取了许多措施推进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准备。

1934年12月，日本宣布废除限制海军军备的华盛顿条约。1935年12月，日本宣布退出伦敦海军会议，走上无约束的发展陆海军军备的道路。在同一时期内，日本又在从国联接受的委托统治的太平洋诸群岛（马里亚纳、马绍尔和加罗林群岛），建立航空基地和储藏设备，以及为阻止外人进入各该岛的周密警戒措施。日本政府在内务省直接管辖下，实施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警察对于一切公共舆论媒介机关，都采取了广泛的检查和取缔。陆军省对各类学校开展了军国主义的军事教育和训练，鼓吹振兴“皇运”，灌输武士道精神。

日本与法西斯德国的勾结也在加紧进行。虽然日本政府沿着扩大侵略战争的道路快速前进着，但是，日本陆军仍感到不满足，认为冈田内阁抑制着陆军的激进政策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必须清除陆军省的稳健势力，彻底清洗内阁，才能建立全力推进侵略战争的军部独裁内阁，排除对外侵略扩张的种种障碍。皇道派发动的“二·二六”叛乱，杀害冈田内阁的主要成员，使冈田内阁不得不于10天后辞职。

1936年3月9日，在陆军宣布戒严的情况下成立新的广田弘毅内阁时，对冈田内阁的成员，除外相广田本人留下担任首相外，其余阁员一律更换。

陆军方面以寺内寿一上将作为陆相的继任人选，并直接干予组阁事务。寺内寿一率领陆军省军务局骨干军官武藤章中校等人，经常前往组阁本部，代表军部对内阁成员及其政策提出强硬意见。寺内说：“新内阁对打开空前出现的时局负有重任，绝对需要气魄和实力，根本刷新内外存在的真正时弊，实行充实国防等积极有力的国策，不应该依然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根据维持现状或消极的政策妥协退让。应该说，采取积极政策，革新国政，是全军一致的希望；妥协退让，不能收拾时局，反而会使事态发生混乱，而且会贻害将来。不符合上述宗旨的内阁果真能克服涉及内外的困难局面吗尸陆军方面的根本态度是彻底更换阁僚名单，并具体指责了不该人阁和留任的人员：

“——起用牧野的女婿吉田茂担任外务大臣；

——让自由主义的急先锋朝日新闻社的下村宏入阁；

——让川崎卓吉这种党人占据内务大臣一职；

——让小原直这种对国体明征观念持怀疑态度的人留任法制长官；

——让中岛知久平这种与军需产业有关系的人入阁。”[〔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230页。]

总之，陆军方面要排除任何自由主义分子，并以法西斯主义分子取代他们。直到内阁成员名单基本按照陆军的意旨大致内定的最后一瞬间，寺内寿一在另一房间与等待的军务局官员磋商半小时后，转回来就说：“尽管先前决定由政党派两名人员入阁，但军部仍然只能同意派1名入阁，否则就不行。”在军部的压力和威胁下，以广田为首的多数成员得出结论：“此时，如果凭一时感情放弃组阁，在各方面将会带来不少恶劣影响。因此应排除万难，坚决完成组阁任务。至于陆军方面的主张，有道理的采纳之，应实现的尽可能实现之。使其反对态度有所缓和是最为妥当的。”[〔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231页。]

这样，在顺从军部的要求下，广田内阁终于产生：外务大臣有田八郎、陆军大臣寺内寿一、海军大臣永野修身、大藏大臣马场锳一。

广田内阁从一开始就接受陆军“庶政一新”和“建设国防国家”的要求，积极推进侵略战争的政策。新内阁用“广义国防”的口号，在政治、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等个各方面，都涂上清一色的军国主义色彩，使内阁从组织机构到施政纲领，都成为军部的傀儡。广田内阁的建立及其“广义国防”、“庶政一新”的推行，实质上标志着日本天皇制军部法西斯主义的形成。

广田内阁对财政方面的负责人，是由军部的推荐出任大藏大臣的日本劝业银行总裁马场镁一。他在就任的当天即3月9日，就发表了推进战时财政的增发公债、增加税收和降低利率等3项政策。他说：“……我认为当前的财政经济问题在于保证实现一系列重要国策，包括贯彻我国对‘满’政策，加强国防，复兴农村、渔村的经济，增强国力，巩固国家基础。因此，不但不能设想减少财政开支，相反地，还要估计到可能增加新的开支。一部分经费当然可以用发行公债的方式进行筹措；同时，也不能认为目前公债·的发行已经碰壁。”[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页。]

马场的财政路线是，对内增发公债、增加税收，实行军事预算的膨胀；对外以侵略战争的手段，在掠夺中国东北经济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独霸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打开财政的出路。马场说：“在许多情况下，也唯有依靠背后的军事压力，产业和贸易才能对外起作用。”[《东京朝日新闻》1936年5月31日。]

马场锳一为了全力贯彻准战时经济的方针，在财政预算上首先保障军费的开支，从编制预算的程序上也打破过去的惯例，废除先由各省（中央部）会计科长和大藏省主计局长进行洽商的办法，而采取“军费未确定以前岁出就不能确定”的方针，使财政总预算完全围绕军费并以军费开支比率为转移。在广田内阁的一次“国策阁议”上，在决定的重大国策项目中，首先提出“加强国防”，并以贯彻陆军的大陆政策和海军大力扩充军备为内容。其次以广义国防的目标，制定了发展燃料、原料，统制电力，发展航空事业等国策，并动员这些工业部门为战时经济服务和建立有关的设施。马场锳一藏相对军部的预算，采取极其宽大的态度，对1937年度32亿余日元的直接军费，内阁会议仅仅用1个半小时，就在阁员们谈笑之中通过了。这完全是一个以军费为中心的“畸形预算”，马场财政宣告了日本战时财政的开始。

广田内阁为将整个国家纳入战时轨道，1936年8月25日，由陆、海军省和“革新派官僚”，拟定了自1937年起开始实施的所谓“全面革新政治”的7项政纲，内容如下：

（一）加强国防；

（二）改革教育；

（三）整顿中央、地方税制；

（四）安定国民生活……；

（五）发展生产，扩大对外贸易：

（1）加强电力统制；

（2）实现液体燃料、钢铁自给自足；

（3）确保纤维资源；

（4）奖励并统制贸易；

（5）发展航空、海运事业；

（6）奖励国民向海外发展；

（六）制定重宴的对“满”政策——移民政策和奖励投资政策；

（七）调整改进行政机构。[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8～39页。]

以上作为“七大国策”的政纲，是按照军部的要求，为准备总体战而建立高度国防化的准战时国家体制。

陆军迫不及待地敦促广田内阁加快准战时体制的建立。陆相寺内寿一认为，作为“全面革新政治”的基本问题，应首先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及议会制度。他与海相永野修身协商后，由陆海军双方共同拟定出改革的方案。

1936年9月21日，陆海两相会晤广田弘毅首相，向他提出上述方案，并坚决要求从1937年度起实施。陆海军共同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对一切政治和行政机构，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改革。关于中央行政机构改革：

（1）设立集中掌握国策的机构，在内阁首相之下，设立担任有关重要国务的调查研究、统辖、预算的控制和安排等工作机关，并设情报委员会；

（2）在内阁首相下设立管理和改革人事行政的机构；

（3）合并外务、拓务两省，统一和加强对外政策；

（4）合并农林、商工两省，并扩大或新设掌管贸易、燃料、电气的机关，以便加强产业行政的合理化；

（5）将内务省神社局掌管事项移交给文部省，以便鼓舞国民精神，增强国民体质；

（6）改组内务省和内务行政机构，统一和加强卫生行政机关；

（7）统一铁路、航空、邮电行政事务，统一加强有关船舶、港口的行政管理；

（8）整顿改进各省内部，调整重复机构。对地方行政机构，在配合中央机构的改革中，适时进行整顿改革。

关于议会制度的改革：

（1）废除由议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组织政府的政党内阁制；

（2）制定一项政党法的法律，规定政党在议会中的活动范围；

（3）修改现行政府和议会互相对立的制度，取消议会可以通过弹劾政府之类的决议的权力；

（4）改变贵族院的职能，在众议院内附设经济参谋部；

（5）修改选举法，只赋予家长（户主）或服过兵役的公民以选举权。[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9～42页。]

陆海军提交内阁必须坚决实施的所谓改革方案，无论就裁并政府机构、集中统治权力的行政改革，还是改变议会制度，废除政党内阁制，取消议会对内阁的监督权，修改选举法等政治改革，实质上都是使政权逐步独裁化，确立法西斯体制和准战时国家体制。

广田内阁的成立及其准战时体制的确立，为日本法西斯加快扩军备战的步伐，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内阁之下，陆军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计划成了日本政府的确定政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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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第二节 摆脱裁军会议的约束及日德的勾结

一、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

1922年2月和1930年4月，美英日法意5国先后在华盛顿及伦敦签订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使日本全力发展海军的野心受到一定的遏制，引起日本对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不满。1930年的伦敦条约，规定在1935年由各缔约国开会订制新的条约。1933年七八月间，斋藤内阁时期的海军军令部次长高桥三吉公开说：“我们打算以贯彻平等要求的决心出席会议。如果不接受我们的要求，我们就撤退回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1934年10月，美英日3国代表在伦敦举行海军裁军预备会议。日本天皇裕仁就日本出席海军裁军会议，事前即对海相口授了指令，又于10月6日批准发电报给会议代表，指示“在谈判时伺机尽早”宣布废除条约。日本在《给帝国代表的训令》和《帝国政府对海军裁军预备会议的方针》中指出：

“倘沿用1922年在华盛顿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对我帝国国防建设甚为不利。为实现我帝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根本方针，务须在本年度未以前，向条约成员国发出废除此条约的通知。”[〔日〕阿川弘之：《山本五十六》，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日本代表山本五十六按照日皇和日本政府的指令，在到达英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日本再不能屈从于海军比例制的约束，在这一点上，我国政府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

1934年10月，在举行伦敦会谈中，日本政府还发表了一个指导舆论的正式声明，其中说，从日本在国际联盟中的经验看来，公正的主张并不一定经常能获得国际会议的承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由于日本已拿定主意决定废除华盛顿条约，不承认各国问的海军比例数，因此，日本代表在会议上只不过是想听一下各方的陈述，弄清各国的意图。在此期间，日本政府曾煞费苦心地寻找既废除条约，又不背拨弄是非、缺乏信义污名的妙法。它不想首先提出废约，而希望各与会国共同发出废除条约的通知。为此，日本政府向法、意等有关国家建议，共同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但未得到他们的赞同。

巧计不成，只有赤膊上阵。于是，12月3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并于12月9日经由枢密院批准，单方面宣布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原文如下：

华盛顿国务卿考代尔·赫尔阁下迳启者：本大使依据本国政府的训令，将以下内容通知阁下，实为荣幸：

日本国政府根据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第23条，现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通告废除上述条约的意思，为此，该条约于1936年12月31日后应即无效。

本大使现向阁下谨表敬意。

斋藤博于华盛顿?

1934年12月29日

12月30日日本政府为对其单方面宣布废除华盛顿条约的行动辩解，又发表了外务省当局关于废除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通告的谈话。谈话中说：

“帝国政府在这次进行海军军缩准备谈判时，希望与有关国象合作，获得帝国国防的安全和巩固，……

然而，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不但承认保有舰艇中最富有攻击性的舰种——帝国认为这种舰种必须完全废除，并且根据比例原则规定了大海军国之间的战斗力等级。因此，对照帝国政府的根本方针，毕竟不能承认这个条约继续存在。并且，国为受相形见细的比例规定，伤害了我国国民的自尊心，这是永远不能使国民得到满足的原因。…………我方认为，如果有可能，就和有关国家一起通告将该条约废除，然后再合作致力于签订新条约，这样最为适当。由此，帝国政府在此之前对有关各国说明了以上要旨，劝告他们一起通告废除，可是没有任何一国同意这一点。…………至于进而扩张军备或有害于国际和平，这完全是帝国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287～288页。]

自从1922年2月6日签订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以来，日本始终对这种限制不满，总是梦寐以求打破条约的限制，以便不受束缚地全力扩充海军军备。当时任外务次官的重光葵也认为：日本“废除华盛顿条约，意味着日本要同英、美第一流海军国展开军备竞赛。”[《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

但是，在日本外交当局的谈活中，无限制发展海军军备的主旨，竟变成了“帝国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在伦敦召开的海军裁军预备会议，经两个多月的会谈未达成任何的协议。1935年12月7日，依据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召集的5国海军会议，正式在伦敦开会。美国代表提议，按现存比率对各种类型的舰船，从整个量上裁减两成，并讨论对火炮口径等质的限制。

但日本首席代表永野修身海军上将，重申日本不赞成华盛顿条约，主张共同最高限度原则，由于日本固执必须首先决定对等问题的主张，大会于1936年1月15日，讨论了共同最高限度的原则。因为没有其他代表发言支持这个提案，日本代表便于1月16日正式宣布退出裁军会议。

1936年8月，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建立足以确保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强大海军。这样，限制海军军备的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都在1936年12月31日失效。从1937年1月起，进入了无条约的时代。当时英美日3国舰艇的总吨位是，英国100万吨，美国80万吨，日本70万吨。日本开始了不受任何条约限制的军备扩充和竞赛，以图争霸于西太平洋。

二、《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和世界人民的谴责，国际联盟中的英、法等大国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但一些小国仍要求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对1票的表决通过19国提案，日本遭到失败，恼羞成怒，退出国联。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使它感到必须寻求志同道合的同盟者，以便在实施扩大侵略的行动中，相互支持和配合，并与国际上的反对势力相抗衡。

1935年7～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揭露了法西斯势力崛起的原因及其阶级本质，指出了反法西斯主义和制止侵略战争的关键，就是建立和发展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这对于怯西斯主义国家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当时的法西斯德国，是继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于1933年10月又一个退出国际联盟陷入孤立的国家。日、德两国都奉行着法西斯主义和疯狂的扩军备战政策，它们都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满，企图通过重新瓜分世界和对外侵略来谋求出路，都自称“穷国”，要向“富国”控制的国际秩序挑战，它们有着广泛的共同利害关系。日本指望通过和法西斯德国的勾结，在它进攻中国、苏联和英美时，得到德国的支持和帮助；德国认为它和英法及苏联冲突起来，光有意大利的援助还不够，最好在远东有一个伙伴，从东方威胁英法和牵制苏联；同时，以反共为幌子实行这种联合，也不会引起英法美的反对。

1934年3月，日本政府任命大岛浩上校为驻柏林大使馆武官。此人是原陆军大巨大岛健一的儿子，受过德国式的教育，能讲流利的德语，对德国有着特别的亲热感，是日本陆军中首屈一指的德国通。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以训令指示大岛，调查纳粹政权的稳定性，德国陆军的现状及发展，德苏两国间的关系等情况。从此，大岛即通过纳粹党的外交代表里宾特洛甫，与纳粹首领希特勒表示亲近。

1934年12月，伦敦海军裁军预备会议结束时，里宾特洛甫曾特意请求参加会议的日本代表山本五十六，离开伦敦回国时顺路到柏林，并打算让希特勒接见他[〔日〕阿川弘之：《山本五十六》，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以密切双方的关系。

1935年6月，里宾特洛甫派助手哈克拜访了大岛武官，建议两国缔结反共的军事同盟。此后，日本参谋部即派情报部欧美科德国组长若松中校到德国，与大岛先后同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等进行了多次会谈。德国方面提出了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建议，若松表示了日本陆军方面的同样意图后，于1936年1月底回到东京汇报了会谈情况。

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件后，法西斯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与德国法西斯勾结的愿望更为迫切。4月，主张日德合作的有田八郎出任外相后，致电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各种情况表明，有必要在日德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此时，日德之间的谈判便由陆军移到内阁，由武者小路和里宾特洛甫通过外交途径进行。7月上旬，德国向日本提出了经希特勒亲自修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草案文本和秘密附件。8月7日，日本广田内阁四相会议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确定在欧洲方面，以日德合作牵制苏联。该外交方针提出：“德国在对苏关系上大概和帝国有同样的利害关系。鉴于法国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德国在国防上和对赤化的政策上，易于和我方取得协调。

由此，应采取措施，一面增进和该国的友好关系，一面根据必要，实现日、德合作。增进与波兰等国的友好关系，以牵制苏联。”[〔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2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346页。]

由于日德法西斯双方扩大侵略战争的共同需要，两国对互相加强勾结、缔结反共协定的谈判进展迅速。

1936年11月25日，日德两国于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及其《附属议定书》和《秘密附属协定》。主要内容如下：

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大日本帝国政府及德国政府……为防范共产主义的破坏而共同合作，签订协定如下：

第1条 缔约国商定，就互相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进行协商，并以紧密的合作完成以上的措施。

第2条 缔约国对于国内安宁由于共产国际的破坏活动而受到威胁的第三国，应根据本协定的宗旨采取防范措施，或共同进行劝导，使其参加本协定。

第3条 本协定以日文本及德文本为正本。本协定自签订之日起实施之，有效期为5年。缔约国应在期满前的适当时期，就以后两国合作的形式取得谅解。

……

大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子爵? 武者小路公共（印）

德国特命全权大使? 约希亚姆·丰·里宾特洛甫（印）

1936年11月25日于柏林

反共产国际协定的附属议定书……

1.两缔约国的有关当局应在交换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对共产国际采取揭发和防范措施方面，进行紧密合作。

2.两缔约国的有关当局，对于在国内或国外，直接或间接为共产国际服务，或助长其破坏活动者，应在现行法律范围内，采取严厉措施。

……

（签名略）

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

……

第1条两国约定：缔约国的一方，在非因挑衅而受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攻击，或非因挑衅而受到攻击的威胁时，缔约国的另一方不得采取在效果上足以减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负担的一切措施。

在发生上述情况时，缔约国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当就应该采取的措施，立即进行协商。

第2条缔约国在本协定有效期间，未经相互同意，不得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缔结与本协定的精神相抵触的一切政治性条约。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文书》第352～354页。]

（签名略）

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文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被同盟国拿到手的。[〔苏〕Л·H·斯米尔诺夫、E·Б·扎伊采夫：《东京审判》，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1936年10月25日和11月25日，以德国法西斯为枢纽，在1个月内分别和意大利、日本签订两个协定。

10月25日，德意两国在柏林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规定意大利不干预德国兼并奥地利，德国承认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并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方针，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11月25日，日德两国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规定双方在反苏反共的侵略行动中，取得相互的谅解和支持，从而达成东西方法西斯的勾结。因此，《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是德日意法西斯在扩大侵略的道路上，实现世界性的勾结的重要一步，它标志着法西斯轴心集团的初步形成。

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是反苏反共的，在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中，更是赤裸裸地指明了这一点。心怀鬼胎的日本政府在谈判缔结协定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保守秘密，防止任何消息的泄露。当时，日本驻德国大使武者小路给日本外相的电报说：“坚信，只有上述秘密协定对德国将来的对苏政策才具有决定性作用。”[〔苏〕Л·H·斯米尔诺夫、E·Б·扎伊采夫，《东京审判》，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11月14日，当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2东方司司长在询问日本驻苏代办，关于日德协定的传闻是否真实时，代办回答说：“传闻不合事实，外务省责成他正式辟谣。”然而，在日德反共协定签订的当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在枢密院会议公然宣称：“苏维埃俄国应该懂得，它所面对的是日本和德国。”[〔苏〕C·Ю·维戈兹基等：《外交史》第3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85～886页。]

这是日本政府对协定实质最有力的说明。

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也是针对英法美等国的。日德法西斯在东西方的扩张侵略，必然加剧和英法美在这一地区的矛盾，直接间接地损害它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而且争霸世界斗争的发展，最终必然要与英法美等国决一雌雄。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就道出了该协定的要害，他说：“尽管军部说防共协定只不过是反共的意识形态问题，但这完全是表面上的借口，骨子里显然是想联合德国对抗英法并进而对抗美国。”[〔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页。]

采用《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名称，也是日德法西斯的一种阴险策略。他们打着“反共产国际”的旗号，便于给英法美等国以迷惑和麻痹，有利于侵略者首先从弱处开刀，对弱小国家和民族进行侵略，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避免过早地和英法美正面冲突，以便积蓄力量，进行最后的决斗。希特勒曾对齐亚诺表示，如果英国认识到德意是在“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结盟的，那么他深信，英国非但不会反对这种结盟，反而会“寻求同它达成协议和谅解的手段。”[马尔康姆·莫格里奇约：《齐亚诺外交文件》，1948年伦敦版，第43～48页。]

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对日本法西斯来说，首先是为全面侵华战争服务的。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内政、外交主要是围绕着侵略中国、变中国为独占殖民地的总目标而展开的，这一点在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已作出明确的规定。日本侵略者周密地计划着使外交配合军事侵略以及牵制第三国的策略，它“希望借这个协定加强日本在对华交涉中的地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 同时，也“是为了想把苏联牵制在西方，至少在几年内得到稳定的环境。”[〔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00页。]

这就清楚地说明，日本是把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当作它全面侵华战争的外交保护伞。在该协定缔结仅仅半年之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就发动了。这也是对签约意图和协定本质最有力的证明。

以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形成的日德意法西斯集团的勾结，使他们伉瀣一气，在东西方扩大侵略的胆子更壮。加之英法美等国继续以本身的安全有保障的幻觉来安慰自己，不但不制止法西斯的侵略，反而实行绥靖怂恿政策，这就使东西方新战争的危险急剧增长。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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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第三节 制订全面侵华战争计划

一、早期的侵华作战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防方针中，虽然也提出以俄国（苏联）和美国为首要的假想敌国，中国为第二位的假想敌国，但是按照对象强弱的程度，预定的侵略步骤却是先中国后苏美。因此，在确定用兵计划时，始终把中国作为首先的侵略目标，拟定其侵华作战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3省后，陆军当局进一步研究和制订全面侵华的作战计划。由于只出动少数部队就兵不血刃地侵吞了东北，进一步增长了日本对中国抵抗力的轻视。因此，其作战计划的基本点，是要乘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内全力进行内战，对外推行妥协、退让的不抵抗政策，不可能出现全国抵抗侵略的有利时机，以“保护”日本权益和侨民等借口，出动少数兵力，“尽速”占领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必要”地区，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屈服投降，变中国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1934年，日本陆军中央部制订了1935年度侵华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如下：

1.对华北方面作战在平津地方作战时，第7集团军（以中国驻屯军、关东军的1个旅以及由日本国内及朝鲜派来的3个师为基干）占领北平及天津附近要地。

在山东方面作战时，第8集团军（以两个师为基干）与海军协同，在山东半岛及海州附近登陆，占领青岛、济南、海州附近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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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情况，可合并第7、第8集团军为1个方面军。

2.对华中方面作战第9集团军（以3个师为基干），与海军协同，在上海附近长江下游地区登陆，占领上海附近地区。

根据情况，可由华北方面沿平汉铁路南下，策应沿长江向汉口方面作战。

3.对华南方面作战以1个师的兵力，主力占领福州，一部占领厦门，必要时占领汕头。

以上对华作战总兵力，为3个集团军共9个师。[〔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5年增印，第101页。]

1936年度日本侵华作战计划，大体沿袭了1935年度的计划，不同之处，只是取消了深入腹地的汉口作战。

二、《帝国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的修改

1936年，日本国内的法西斯统治已经形成，准战时体制已经建立，在国际摆脱了裁军条约的限制，加强了和法西斯德国的勾结，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得手。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独霸东亚和称雄世界的侵略计划，即“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自给经济，以武力对付苏联陆上及英美海上之武力，切实掩护我东亚联盟地区，进而寻求制服敌人之方策，开拓战胜之途径。”[〔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379页。]

日本陆海军中央部经过近半年的研讨和协商，于5月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第3次修改。

日本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于5月1日修订完毕，6月3日经裕仁天皇批准，其要点如下：

帝国国防方针：

（一）帝国国防的根本意义在于，根据建国以来天皇的宏图，经常以大义为根本，倍加发扬国威，保证增进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

（二）帝国的国防方针在于，根据帝国国防的本义，充实国力，特别是军备，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稳定东亚的势力，同时付之以相应的外交活动，以确保国家的发展，一旦有事，制敌机先，迅速达到战争的目的。

而且鉴于帝国国情，竭力增强作战初期的威力尤为重要。另外，将来的战争很可能要长期化，因此必须有能够经受住这种战争的认识和准备。

（三）帝国国防鉴于其本义，应以与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大，并且拥有强大国力特别是军备的美国和俄国为目标，同时防备中国和英国。为此，帝国国防所需兵力，必须足以控制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满足帝国国防方针的要求。

帝国军队的用兵纲领：

（一）帝国军队的作战基本要领是：

根据国防方针，陆海军协同行动，采取先发创人的攻势，谋求速战速决。

为此，陆海军应迅速摧毁敌野战军及敌主力舰队，同时占领所需疆域。

此外，随着作战的进展或鉴于外交上的需要，可以必要的兵力占领政略上的要地。

陆海军共同担任国内防御，在不违背上述作战的基本要领的范围内实行之。

对马海峡的海上交通线由陆海军协同，经常确实防御之。

（二）以俄国为敌时，其作战要领……

（三）以美国为敌时，其作战要领……

（四）以中国为敌时，其作战要领如下：

初期的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保护帝国权益和日本侨民。

为此，陆军在击溃华北方面之敌，占领京津地区的同时，应协同海军攻占青岛，并占领上海附近。

海军在协同陆军攻占青岛的同时，协同陆军占领上海附近并控制扬子江流域。

（五）以英国为敌时，其作战要领……

（六）以便、美、中、英四国中两国以上为敌对，基本援用第二条至第五条，根据情况对这几个国家尽可能逐次作战。

（七）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应根据本纲领起草各项作战计划，经相互反复协商后，奏请天皇裁可。[〔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0～262页。]

日本修改后的《帝国国防方针》和《帝国军队的用兵纲领》，露骨地反映了日本的世界战略的侵略性和疯狂性。它公然宣称要实现天皇的宏图，发扬帝国的国威，以先发制人、速战速决的战略，逐次向中、苏、英、美进攻，消灭其陆海军主力，占领其疆域，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

三、《国策基准》的制定

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在完成《帝国国防方针》和《帝国军队用兵纲领》的修改后，展开新的政治攻势，促使议会通过适应扩大对外侵略的基本国策。

日本陆海军对外侵略的方针，历来存在着分歧。陆军主张以陆为主、以海为辅的北进方针，海军则主张确保大陆、发展南方的南进方针。因此，陆海军分别拟定国策纲要的提案，双方分歧很大。海军坚持“北守南进”的方针，对陆军的方针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为解决战争指导方面的分歧，日本陆军参谋部进行了改编，在第1部内设置了主管战争指导和判断形势的第2科，专门研究国防国策，调整陆海军之间的意见。

1936年6月30日，日本陆军参谋部作出《国防国策大纲》最后方案。

它是一个包括军事、外交、财政等各方面的广泛的国防政策的纲领，其中陆海军在方针方面也达成一致协议，将“北守南进”改为“南北并进”。

1936年8月7日，日本在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上，通过了《国策基准》[《国策基准》又称《基本国策纲要》、《国策大纲》。]，其主要内容如下：

1.国家大政的根本，在于根据大义名分，内则巩固国家基础，外求发展国运，……帝国鉴于内外的形势，认为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基准的大纲如下：

（1）排除列强在东亚的霸道政策，……具体体现皇道精神，……

（2）……确保帝国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成为东亚安定势力的地位，应充实必要的国防军备。

（3）对大陆的基本政策，在于希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日满国防的巩固，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范英、美，具体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

（4）对南方海洋，特别是对外南洋方面，努力促进我国民族的经济发展，一面避免刺激他国，一面以渐进的和平手段扩张我国势力，……

2.以上述根本国策为轴心，统一调整内外各项政策，力求适应现在的形势而实现刷新国政。其纲要如下：

（1）扩充国防军备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于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

……海军军备，应配备和充实兵力，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制海权。

（2）我国外交政策，总的说来，应以不折不扣地完成根本国策为基本精神，加以综合地革新，……

3.政治行政机构的革新改善、财政经济政策的确立以及其他各种设施的运用，都必须和上述根本国策相适应，关于下列事项，应采取适当的措施：

（1）指导和统一国内舆论，使在打破非常局面上能够巩固国民的决心。

（2）……对行政机构和经济组织应进行适当的改革。

（4）为航空及海运事业的飞跃前进，应采取适当的措施。

（5）加速制定国防和产业所需重要资源、原料的自给自足计划。……[〔日〕外爷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1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344～345页。]

上述《国策基准》，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确制定的向大陆和海洋同时扩张的全面侵略计划。它具体地规定了侵吞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它首次把北进和南进两个方面并列为国策，妄图独占东亚大陆，控制西、南太平洋，争霸世界。《基准》强调以整备国防为主要手段，推行法西斯的内政和经济政策，并以积极的外交相配合，以实现其战略计划。这一侵略性的《国策基准》，一直成为日本政府在亚洲和太平洋扩大侵略所遵循的方针。在以后的年代里，日本政府始终按照这一基准行动。

四、1937年度侵华作战计划

1936年，日本陆海军中央部照例于9月末前制定第2年度的作战计划（年度是从本年4月起至翌年3月止），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准备日趋完善。

日本感到自从实行侵吞华北的计划以来，和英美等国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1935年12月5日，英国外相贺尔表示，英国对华北情势“密切注视”。

次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文告，声明对“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

但是，他们对日本的军火贸易继续在进行。苏联明确谴责法西斯国家在东西方的侵略，但为了自身利益，亦尽量避免激化矛盾，并于1935年3只将中东铁路非法卖给日本。国际联盟也仍在推行着怂恿侵略的绥靖政策。同时，日本看到，意大利自1935年10月侵入阿比西尼亚后，于1936年6月即将其吞并。德国于1935年3月宣布重新发展军备，建立50万军队，1936年3月撕毁凡尔赛和约和罗迦诺公约，悍然进兵莱茵非军事区，并于7月与意大利开始了干涉西班牙的武装侵略。德意法西斯国家在西方的侵略行动，使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受到鼓舞，它急欲在中国扩大侵略战争。

9月3日，恰巧在中国广州北海日商丸一药房的中野顺三被杀，系何国人所为尚属疑问，日本海陆军中央部却借机向中国发难，其出兵计划如下：

海军军令部《时局处理方针》

1.国家需要定下对华惩罚的决心。

2.GF（联合舰队）立即从佐世保方面开始行动。

3.促进对华作战准备。

4.促进现在进行的对华交涉，并适时要求其限期答复。

5.根据中国方面对上项采取的态度，可对河北、山东及青岛进行保障占领。根据情况也可对海南岛进行保障占领。

6.对华作战要极力限定于局部，且准备持久战。

因此，在华中、华南的侨民，要相机使之撤退，但上海可就地保护。[〔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92页。]

陆军参谋部《对华时局的对策》

1.对华中、华南方面，按目前形势，不以陆军行使实力。

2.为预防因抗日行为波及华北而爆发不祥事件，看时机先派1个师去满洲，在锦州附近待机。

3.在华北，万一发生……中国驻屯军应坚决奋力给以惩罚。此时将给中国驻屯军增加上述待机的1个师和关东军司令官所辖部队的一部，有关指挥问题另定。

在以上场合，军队的行动应神速机敏，在最短时间内给以闪电般打击，以最小限度的要求，就地解决问题。

4.其余的关东军作好对苏作战准备，以求万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91页。]

以上陆军参谋部《对华时局的对策》中，虽主张先侵占华北，但是陆军省主张选择中国的要害地区上海、南京大举进攻。

至于外交如何配合，9月26日，日本陆、海、外3省局长会谈，设计了由外交导致行使武力的三部曲：

“1.促使蒋介石回京，进行外交谈判；

2.如蒋介石拖延回京，则以最后通牒强迫之；

3.如仍不回京，则采取行使实力之手段。”[〔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92页。]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省部又作出了杀气腾腾的“对华处理方针备忘录”，内容如下：

1.国家迅速确立惩罚中国之决心，尤应促使陆军速与海军采取同一步调。

2.做好对华作战各种准备，并依靠已下令增派兵力之威慑力量，促进外交交涉。

3.蒋介石不回京，或南京政府对我最后要求事项不表诚意时，海陆军应分别进行必要的兵力配备（对华作战）。

4.在不接受我最后要求情况下：

（1）固守上海（海陆军协同）。

（2）对青岛进行保障占领（海陆军协同）。

（3）封锁华中、华南之要地（海军兵力）。

（4）轰炸华中、华南之航空基地及主要军事设施（海军兵力）。

（5）陆军向华北出兵。[〔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419～420页。]

日本的一个侨民，不知何故被何人所杀，日本政府和军部却掀起轩然大波，决心向中国政府兴师问罪。日本法西斯政府明目张胆地以最后通碟的形式，勒令一个主权国家接受其无理的要求，如遭拒绝就以全面战争相威胁。竟然要以“神速机敏”的行动，给中国“闪电般打击”，占领华北、华中、华南的青岛、上海、南京、海南岛等各要地，并对华中、华南实施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一举灭亡中国。

这就是侵略成性的日本法西斯政府和军部，利令智昏跃跃欲试的真实写照。

1936年下半年，日本没有实现这一侵华计划，只是因为侵略者想选择更为有利的时机而已。

日本1937年度的侵华计划，是在1936年就准备付诸实施的计划上修改而成的。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当以中国为敌时，依下列要领进行作战。根据华北、华中以及华南地区形势，以击溃必要方面的敌人，并占领各要地为目的。为此陆军应协同海军击溃必要地区之敌，并占领各要地。海军消灭敌舰队，并控制中国沿海以及扬子江水域，协助陆军占领必要之要地。”

“因此，决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两个集团军（5个师）外，根据情况再增加3个师，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5省进行作战。”

“对华中方面原来计划以第9集团军（3个师）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面的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的阵地线，考虑到作战规模将会因此而扩大时，限定在这一狭小地区，对我战略态势显然不利，因此，计划调新编第10集团军（2个师）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集团军策应向南京作战，占领和确保包括上海、杭州、南京在内的三角地带。”

“对华南的作战计划，同去年度一样，计划大致用1个师的兵力。如此，按去年度计划充作对华作战的兵力为9个师，而昭和12（1937）年度增加到14个师。”

日本海军方面认为，限定局部作战可能是不现实的，“必所作出全面战争的计划。海军用兵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它富于机动性，所以一开始就是准备去全中国所需要的地方，用必要的兵力，迅速达到目的。”[〔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l〉，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02～104页。]

为了贯彻1937年度侵华作战计划，便于侵华日军各兵团制定具体作战方案，日本陆军参谋部又发出《昭和十二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要领》，训令规定如下：

1.日本陆军在华北方面作战的作战要领，大体规定如下：

（1）河北方面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属下部队以外，还包括关东军司令官及朝鲜军司令官派遣的部队，以及从国内派来的部队），以主力沿平汉铁路地区作战，击溃河北省南部方面之敌，并占领黄河以北的各要地。此时，可根据需要以一部自津浦铁路方面协助山东方面作战军作战，也可根据情况，向山西及绥东方面进行作战。

（2）山东方面作战军，在青岛或其它地点登陆击溃敌人，并占领山东省各要地。

2.帝国陆军在华北作战时，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之任务如下：

作战初期要以原有的属下部队确保天津、北平、张家口，可能的话包括济南等各要地，为在华北方面的陆军初期作战创造有利条件，尔后的任务随机而确定。

3.于上述场合作战初期之中国驻屯军作战地域是，独石口以东满华国境以南的地域，至于和山东方面作战军的分界线临时决定。”[〔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9～140页。]

日本帝国主义历来是把中国作为首先要侵吞的假想敌国，照例编制年度对华作战的计划，而且对作战方针、原则与入侵战略方向，以及作战兵力的编成和部署，军事与外交如何配合等等，谋划得愈来愈具体和周密。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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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第四节 扩充军备，加强部署，频繁演练

一、增加军费

日本为了扩大侵略，把增加军费、扩军备战作为历届内阁的重要任务。

从1931年12月“非常时期财政”的高桥（是清）的财政，到1936年“二·二六”事件以后的准战时财政的马场（锳一）的财政和结城（丰太郎）的财政，各届大藏大臣都实行军事预算膨胀的政策，使军费的增加逐年直线上升，财政经费迅速膨胀。财政经费的膨胀，主要是因为军费增加。如所谓的“九·一八事变费”，从1931年至1936年，累计达10.7亿日元。这项费用的大部分是以陆海军省费的名目支出的。又如“军备改善费”，从1933年至1936年，陆军方面是4.95亿日元，海军方面是8.37亿日元，两者共计13.32亿日元。

如以陆海军两省省出的合计为军费，同一般会计岁出总额对比，则可明显看出军费比率逐年提高，详见下表：

军费的增长（单位：亿日元）

年度岁出总额军费比率%

193322.58.7338.8

193421.69.4143.5

193522.110.3246.7

193622.810.7847.3

从1933年至1936年的4年间，日本内阁拨出的直接军费即近40亿日元。

实际上军费不只限于陆海军省费，大藏省拨付的军事公债利息总额，递信省的勋章和养老金，内务省的征兵费等，虽属于其他省但仍归于军费的项目还很多，所以军费的绝对数和比率要远高于上述数字。

1936年3月9日上台的广田内阁，更是实行空前的军费膨胀政策，“国策阁议”优先讨论陆海军的“国防”发展计划，完全支持军方的要求。于是陆海军陆续提出自己庞大的军备计划，如陆军的第1次计划：扩充航空、防空设备，第1年度经费约6亿日元，经常费约3亿日元；扩充关东军的兵力，第1年度经费约6亿日元，经常费1.5亿日元。第2次计划：改善日本国内的军备，经费约3亿日元；整备作战资材，经费约1亿余日元。上述经费约20余亿日元，要求自1937年起继续5年至10年[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页。]，海军也提出了以建造主力舰及扩充航空部队为中心的庞大经费计划。为执行上述扩充军备计划，1937年度军费预算总额达到32.7亿日元之多，军费的比重大大增长，仅直接军事费，就超过了岁出总额的69％。

日本政府推行军费膨胀政策，军费连年大幅度增加，使年度财政赤字随着连年增长。为了弥补预算的亏空，一方面修改税制、增加税收，仅在1937年预算中即增税6亿日元。但这同庞大支出相比，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日本政府只有从增发大量公债中寻找出路。从1932～1936年，日本每年发行的公债，都在10亿日元以上，5年间，公债发行总额达71亿日元，年度末公债的余额，从70亿日元增加到105亿日元。

军费膨胀和增加税收加重了日本国民的沉重负担，而公债发行的增长又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国民的生活进一步降低，这些都加深了日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

二、扩充军队

陆海军[日本不设独立的空军，航空兵分属于陆海军。]是日本对外侵略的主要工具，对其扩充和加强历来受到重视。特别是日本在1935年1月退出裁军会议后，更以全力发展陆海军，扩充军备，增强实力，力争与世界列强匹敌。到1936年初，月本陆军常备兵力从1930年初的25万人增至40万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1936年6月3日，日本在改定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中，确定陆军的扩充军备计划为陆军50个师，航空兵142个中队。根据上述计划，陆军省于11月26日制定陆军军备充实计划大纲，其主要内容是：

1.战时兵力到昭和17（1942）年度，大约配备40个师及与之相应的各部队，航空兵约140个中队及与之相应的各部队。

2.平时兵力到昭和17（1942）年度，大约在满洲配备10个师，国内及朝鲜配备17个师及与之相应的部队。航空兵140个中队及与之相应的部队。同时增加补充、动员、教育、补给、卫生等各项设施。

3.作战物资的整备伴随昭和12（1937）年度至17（1942）年度之间，增加战时兵力，改善编制装备，对其所需作战物资要大部配齐。[〔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96～97页。]

为了上下一致全力贯彻军备充实计划大纲，1936年12月，日本陆军中央部召集各集团军和师的参谋长等人，密示该大纲的精神。“象这种内容属于军事机密，并且在预算尚未决定之前就向下传达的事，这是以前完全没有过的事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圆满实现这一划时期的充实军备，还需要军民的一致协力，所以事先告诉大家，作为指导舆论的参考。”[〔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97页。]

这种无先例的作法表明日本陆军中央部对加速扩充军备，掀动全面战争升级按钮的迫切心情。

日本海军对扩充军备的劲头，较之日本陆军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退出裁军会议后。已无任何的国际约束，海军即在造舰方面与美国展开竞赛。1936年6月《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确定海军的扩充军备计划是，海军主力舰12艘，航空母舰12艘，巡洋舰28艘，水雷战队6队（驱逐舰96艘），潜水战队若干（潜水舰70艘），航空兵65个队。[〔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395页。]

日本海军连续进行了3次海军军备补充计划。第1次是从1931年起至1936年的“01计划”；在第 1次补充计划过程中，又进行了第2次的1934年至1937年的“02计划”；第3次是1937年至1942年的“03计划”。列入第3次军备补充计划所建造的军舰，有世界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以及13艘潜水舰。[〔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103页。]

“大和”号战列舰长256米，宽36.9米，吃水10.4米，排水量69100吨，装有460毫米主炮9门。按照“02计划”到1937年，日本海军的总吨位与美国海军总吨位的比例，已远远超过华盛顿条约规定的64％，达到80％的最高状态。[〔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96页。]

日本陆海军经过大力扩充，到1937年7月初，其总兵力及配置如下：

陆军

1.关东军：第1、第2、第4、第12师，独立混成第1、第11旅，独立第1～第5守备队，骑兵集团（第1、第4旅），骑兵第3旅，独立炮兵3个团，关东军飞行集团（飞行第10、第11、第12、第15、第16团）、铁道第3团，汽车第1、第2团，电信第3团等。

2.朝鲜军：第19、第20师。

3.中国驻屯军：驻屯步兵旅，炮兵团等。

4.台湾军：第1、第2团，炮兵团。

5.日本国内：近卫、第3、第5、第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4、第16师，共11个师。

6.航空兵团：第1飞行旅（驻日本国内）、第2飞行旅（驻朝鲜）、第3飞行旅（驻台湾）[〔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09～110页。]

海军

军舰：战列舰9艘，巡洋舰33艘，驱逐舰97艘，潜水舰55艘，航空母舰6艘，合计199艘、77.1万吨。

舰队：联合舰队（第1、第2舰队）、第3舰队、练习舰队。担任对华作战的为第3舰队，司令部驻上海，所辖第10、第11战队及第5水雷队分别活动于中国沿海及长江。另外还有第27驱逐舰队驻旅顺港，第5驱逐舰队驻马公港。

海军航空兵：共37个中队，基地航空兵飞机512架，舰载航空兵飞机173架，共计飞机685架。[〔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陆军航空军备和运用》〈1〉，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472页。]

三、掠夺和储备战略物资

日本是岛国、小国，战略物资贫乏，石油、铁矿石、棉花等工业原料，全部或绝大部分依赖从海外进口，在非铁金属中，铝、镍、钴、镁的全部，铜、锡、铬、锰的大部分原料都依靠进口。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在鞍山、本溪、沈阳、抚顺，安东（今丹东）、营口、旅大、吉林、牡丹江等地，开办采矿、钢铁、制铝等企业，对东北的铁、煤、铝、镁等资源，进行强盗式的开采掠夺。从1932～1936年，日本平均每年从东北掠夺的铁和钢，分别约占其总产量的50％和10％。

日本帝国主义为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而争霸世界，加速各种战略原料的进口和物资储备。

1936年，用于进口贸易的金额，较1935年增长约10亿日元。[〔日〕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战》，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从1932年至1936年，铁矿石进口增长2.5倍，废铁进口增长1.5倍，铜进口增长26.5倍，石油和煤的进口各增长近1倍。日本的大部分战略原料是从美国进口，由1932年开始，日本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原料，占其总进口额的比例是：废钢铁90％，钢铁半成品45％，铅45％，铜90％，铝18％，石油及石油产品45％。美国的战略原料出口，大大帮助了日本以扩张侵略为目标的军事工业的发展。

日本战略物资大部依赖海外进口，这就决定了日本战争经济的脆弱性。

随着军事工业的迅速膨胀，所需战略物资与日俱增，缺额越来越大。截至1937年，日本主要战略物资对海外依赖程度如下表：

日本主要战略物资的对海外依赖程度及进口地（％）*

物资名称对海外

依赖程度物资进口地

朝鲜台湾南洋中国东北小计其他地区

石油82───0.910.9199.09

煤炭109.903.73─43.6857.3142.67

铁矿石898.81──7.1815.9983.97

废钢铁72─1.15─1.8002.9597.05

生铁3312.00──19.0031.0069.00

铝钒土100─────100

菱镁矿石100───99.3099.300.70

棉花1000.96───0.9699.03

羊毛100───0.180.1899.82

纸浆68─────100

生橡胶100─────100

磷矿石100──9.31─9.3199.69

硫酸铵2520.13──34.3154.4445.55

盐75─5.58─31.7237.3062.66

大豆7521.041.01─77.95100─

小麦303.28──6.399.6790.30

玉米76　 　 ─　 2674

大米1560.4537.66　 ─98.111.87

糖88─80.284.00─84.2815.67

机床46　 　 ─　 5446

*[〔日〕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战对日本经济》，东京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页。]

由于坦克、飞机等新的技术兵器大规模使用于战场，以致钢铁、石油、各种非铁金属以及橡胶和各种化工原料等，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扩大武器装备生产和维持军队作战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质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充军备，实现对外侵略的战略计划，从其本国战略资源贫乏的情况出发，差不多每次发动向外侵略的战争，都把攫取重要战略地区和战略资源作为其首要的目标。从“九·一八”鲸吞中国东北的资源，到蚕食中国华北的资源，从谋划制造各种挑衅事件，到不宣而战肢解中国的领土，都反映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通过侵略战争夺掠资源，再通过侵吞的资源扩充军备和扩大侵略战争。

四、加紧工业的军事化和武器装备生产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的经济实力与其侵略世界的野心相比，是很不适应的。作为军事工业基础的重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例仅为38％，其中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的产值，总共不过占工业总产值的20％，而且工业技术落后，许多机器制造部门，如机床和重型机器制造业等部门几乎没有发展，郑铝业等还是空白，汽车工业和飞机制造业才刚刚生产。因此，实行工业军事化、经济军事化，就成为日本统治阶级准备扩大侵略战争和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这样既可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又可使垄断资本家大发横财。

为了实现经济的军事化，1936年日本设立专门研究机关“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首先对扩充重要产业等进行研究。

1937年5月，日本设立企划厅（以后又改为企划院），作为国家战争经济的参谋部，就各项产业、资源适应扩大侵略战争需要，进行通盘的谋划。

为推动政府加快经济军事化和军事工业的扩充，日本陆军参谋部于1936年7月23日和29日，先后向陆军省提出“为战备迫切期待开发产业”、“备战计划方针”两项计划，强烈要求于1941年前完成。1936年底，参谋部又拟定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1937年5月29日，陆军省根据参谋部的计划，向日本政府提出了《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方针大致以昭和16年（1941年）为期，有计划地发展各项重要产业。……由此取得国力的飞跃发展，亦可确立安定东亚的实力。

第二、要点1.本计划以昭和12年度至昭和16年度的5年为第1期，先严密选定国防上重要产业的种类及指标，予以统制，促其实现。……根据第1次5年计划的进展，亦拟订第2次5年计划。

2.发展重要的国防工业，是以帝国为主体，因地制宜地根据日满一体化原则进行安排的。由于考虑到国防上的必要性，尽力使必要的产业在大陆得到发展，……选定最为必要的资源，通过日中提携，努力在华北进行开发。

3.本计划实施中应避免对帝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机构作急剧的变革，但对于金融、财政、物价、贸易、对外结账、运输、配给、劳务及非重要的国民生产消费等统制上，应先发制人，讲究必要的对策，以求本计划的综合顺利进展。

4.发展重要产业，须综合技术、资本及原料等各方面，……分出轻重缓急的程度，首先选择重要和急需的产业，促其实现。第1期计划中首先着手的有下列各重要部门。

（1）军械工业；

（2）飞机工业；

（3）汽车工业；

（4）机床工业；

（5）钢铁工业；

（6）液体燃料工业；

（7）煤炭工业；

（8）普通机器工业；

（9）制铝工业；

（10）制镁工业；

（11）造船工业；

（12）电力工业；

（13）铁道车辆工业。

军械工业及飞机工业的发展，按照军部另行设计的方案进行，但和它有关的资金、机械、原材料、劳动力、燃料及动力等一般重要产业的发展，……已包含于本计划中。

5.根据以上要求，规定发展重要产业的一般目标及在日满的分配额列成下列3表：

重要产业五年计划一般目标

类别单位生产发展指标增加的指标

合计日本满洲合计日本满洲

飞机架1000070003000民用机

2000

汽车万辆109130264

工作母机万台50455

钢

铁钢材万

公

吨1000

(1300)700

(900)300

(400)

生铁1150

(1550)750

(1000)400

(550)

铁矿石225010501200存量800800

液

体

燃

料挥发油万

千

公

升330190140

酒精50455

苯20146

重油235135100

煤炭万吨1100070004000

铝公吨1073

煤千公吨963

船舶万吨(93)(86)(7)70068020

电力万千瓦(1257)(1117)(140)

铁道车辆辆　　　机2200

货527001000

300001200

22700

4.军械数字未列入本表。

5.（略）

计划产业的生产力扩大率表和重要产业扩充计划所需资金概算表（略），需要资金为85.36亿日元。[〔日〕秦郁彦：《军事法西斯运动史》，河出书房新社，1962年版，第328～333页。]

关于兵器工业，是把改造多年的旧式军备纳入产业计划，使之按总体的要求完备起来。其具体指标为：

（1）飞机工业：根据产业计划，保持年产1万架的设备能力，第1年生产1万架，第2年生产2万架。

（2）军械工业：除加强官营设施外，还要把民间设备能力约增加为4倍，并通过教育和定货等办法，把准备转为战时的规模扩大为3倍。

（3）弹药工业：官营设施，重点设在满、朝并予以加强，民间设施能力的增加为7倍，特别是在增加榨出设备的同时，把准备转为战时的规模约扩大3倍。

（4）坦克工业：设备能力增加为2.5倍。

（5）机械器具工业：把准备转为战时的规模扩大为2～3倍。

（6）汽车工业：计划根据产业计划年产10万辆，保持30万辆。

满洲的建设，飞机3000架，其他以适应10个师的军需生产力目标。[〔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6页。]

为了加速扩军备战，日本政府将军事开支的绝大部分用于扩大军火生产。首先对陆海军的官营军工厂进行大规模的改建、扩建，使其成为综合性的大兵工厂，生产能力显著提高。从1932年至1936年，陆海军兵工厂的固定资本均有增加，陆军兵工厂固定资产从1.39亿日元增至1.503亿日元，海军兵工厂固定资产从0.167亿日元增至0.47亿日元。由于日本的军工厂大批扩建，陆海军工厂的工人迅速增加。从1932年到1936年，陆军工厂的工人数增至1.9倍，海军工厂的工人数增至2倍多。随着军工厂固定资本的增长，新设备和工人不断增加，各项军工产品的生产额迅速提高，军工厂生产总额急剧扩大。从1931年至1936年，在兵器生产中，步枪增长6倍，计2.53万支，机枪增长3倍，计2400挺，火炮增长6倍，计590门，飞机增长2倍，计600架。[〔日〕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战》，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从1932年至1936年，年造舰能力（标准排水吨）增长7倍。日本加速扩军备战，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仅靠官办军工企业已经不能满足急剧增长的军工产品的需要，日本政府遂在大力扩充官营军工企业的同时，开始向民间垄断资本安排大批国家军事订货，将飞机、军舰、火炮、弹药以至新式武器的制造也交给民间企业。巨额的军事订货和超额的利润，吸引大批私人企业迅速向军事工业方面转化，民间企业形成了一股发展军工生产的热潮。

1931～1936年，日本政府向民间企业的军事订货和军事投资的金额，为向官营军事工厂投资金额的3倍。日本军火生产增产计划的实现，主要依靠民间企业。如从1931～1936年的6年中，陆军的军事费合计为25.295亿日元，其中约51.2％即12.955亿日元，作为兵器制造费的支出，而兵器制造费的70.2％即9.09亿日元，支付给了民间企业，支付给官营工厂的只占29.8％即3.864亿日元。海军方面，从1933～1936年的4年中，军事费合计19.973亿日元，其中61％即12.19亿日元，用于舰船、兵器等的生产，而舰船、兵器等制造费的75％即9.18亿日元，用于向民间企业订货，仅以25％即3.01亿日元，用于向官营工厂订货。[〔日〕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御茶水房，1972年版，第217页。]

由此可以看出，在军工生产中，民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超过了官营企业。为了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日本的军事工业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巨额军事订货和军事利润的增长，推动日本老财阀资本迅速转向军事工业方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指定生产军工产品的企业有110家，其中拥有实力的工厂，基本上全部属于三菱、三井、往友、大仓、久原等老财阀。它们纷纷改变经营方针，扩大军事工业投资，从事军舰、飞机和机械化装备的制造。在经济军事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又扶植了一批与军阀密切勾结，以生产武器和军需品为主的新兴财阀即康采恩。如：日产、日氮、森、日窒、日曹、理研等军人康采恩。这些新兴财阀在军方的支持和扶植下，乘着“军需通货膨胀”的浪潮，迅速发展成为日本军事工业中最富侵略性的一支力量。1931～1936年，民间企业同军事有关的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老财阀为14～26％，主要投资于为军事工业提供原料的基础军需生产部门，而新财阀为50～95％，主要投资于直接生产军火的部门。

在军事工业的带动下，日本的工厂企业由1932年的6.73万个，增加到1936年的9.06万个。日本的工业产值从1930年的59.63亿日元，增至1937年的163.56亿日元。重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中所占的比重，由1930年的38.2％（即22.83亿日元），上升到1937年的57.8％（即94.52亿日元），轻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则由61.8％，下降为42.2％。 [〔日〕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御茶水书房，1972年版，第199页。]

日本已由轻工业为主体的工业，进到了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至1936年，日本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有些已进入世界的前列，船舶居世界第3位，水泥、钢块、生铁、汽车的产量，分别居世界第5、6、7、8位。[〔日〕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战时日本经济》，东京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从1931年到1937年，某些重工业产品的年产量增长见下表：

1931～1937年某些重式业产品的年产量*

产品1931年1937年增长倍数

钢(千吨)188363522.3

钢材(千吨)166456302.4

石油产品(千吨)112246220.8

汽车(台)434946220.8

造船(吨)1005154281883.3

*[〔美〕战略轰炸调查团：《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日本评论杜，附表c—21、C—22（钢、钢材）；〔日〕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产业史》第1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50年版，第61、325、265页（石油产品、汽车、造船）。]

从1931年至于937年，日本陆海军兵器的年生产量，更是有数倍至数十倍的增长，详见下表：

1931～1937年日本兵器年产量*

兵器名称1931年1937年增长倍数

步枪(支)36134275410.8

机枪(挺)54122953.2

火炮(门)904784.3

坦克(辆)1247938.9

飞机(架)41015802.8

军舰(吨)5100517249

*[〔日〕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1972年版，第175页（坦克）；〔日〕安藤良雄：《太平洋战争的经济史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375页（步枪、机枪、火炮、飞机、军舰）。]

五、增加在华驻屯军（参见附图15）

所谓驻屯军，是按照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即1901年八国联军迫使清政府签订之《辛丑条约》建立的。它应允诸国“常留兵队，分保使馆”，“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今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2页。] 并对各国驻兵数目作出了规定。

据此，日本编成“清国驻屯军”，在北京、天津等地驻守。但是，日本从1911年起即增加了“北清派遣队”步兵1个营、机枪6个排。1927年4月，又扩大编制在天津成立中国驻屯军司令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除上述驻守部队外，又配属了1年轮换制的临时派遣队（步兵2个营及工兵、通信、炮兵等分队）。

1936年，日本随着侵华战争步伐的加快，广田内阁决定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中国驻屯军，扩大其编制，在驻屯军司令部下设驻屯步兵旅司令部（辖步兵第1、第2团）、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及医院、仓库等。总兵力由改编前（6月1日）的人员1771名，马174匹，增至改编后（6月10日）的人员5774名，马648匹，兵力增加近3倍。同时，将过去每年的轮换制，改变为永驻制。上述扩充的日军各部队，6月上旬先后在中国登陆，强行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地，控制战略要点。据1936年9月22日《申报》讯：华北日驻军总数已达1.4万人以上。

日本政府在1936年如此猛增中国驻屯军，是与扩大侵华战争的战略企图相关联的。正如日本陆军参谋部在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命令和指示中所指出的那样：增加驻屯军的“目的在于，暗地增强驻屯军的威力，配合帝国外交工作的刷新”，“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维持停战协定地区的治安，需要时可对该地区行使兵力。”在使用兵力时“应在不声不响之中发挥威力”，驻屯军的“战时任务，比过去稍显积极。”

这就一语道破了此举的用心，增加驻屯军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预兆，是加强战略先遣支队的必要部署，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而绝不是什么防卫使馆、保护侨民。

当时，任日本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在1939年回忆中也承认：“按照条约，在各国驻屯军中日本兵力是很多的，日本驻屯军的兵力在事变前，即1936年6月增加到一个旅，把这样多的兵力放在华北还认为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值得研究。”[〔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东京1978年版，第334页。]

日本陆军参谋部有关方面也承认：“如此增加兵力，中国人自不待言，即对住在化北的日本人和外国人，也都给以将对华北以武力推进工作之感。”[〔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375页。]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猛增兵力后，首先以一部加强原驻兵据点，控制北宁铁路沿线的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要地，以保障运兵线和后勤补给线的畅通。接着，便谋划对北平实施战略包围的新部署。按照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日本除在北平使馆区可驻守少数的警备兵力外，不得在北平的任何地点驻扎兵力，即使在北宁铁路线，也只允许在指定的地点驻兵警备，通县和丰台两地，是北平东西两面的战略要地，失去该两地，北平即陷于被东西包围的态势。特别是丰台地位更为重要，它是连接平汉、北宁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是北平西南的咽喉。

日本将驻屯军开进通县和丰台，这是对中国主权不能容忍的侵犯。这一点就连日本军阀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也不得不承认，驻屯军驻守点“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不能离开北宁铁路而置于通州”[〔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78页。] 而丰台即非《辛丑条约》指出的地点，它又是平汉铁路的通道。

1936年5月，日本驻屯军开始在丰台非法建造兵营，并不断派人到中国驻军兵营挑衅制造事端，然后提出抗议，要求第29军从丰台撤出。7月下旬，日本驻屯军步兵旅第1团第3营强行进驻丰台。9月中旬，再次挑起两军枪击事件，逼迫宋哲元从丰台撤出中国驻军。

日本在增加华北驻屯日军的同时，在华中等地也不断增兵。1936年9月，日军借口所谓“北海事件”[指1936年9月3日广东北海日商侨中野被杀事件。]，即以“调查”为名向中国南海方面派遣军舰。

同时派舰艇和特别陆战队进至上海，增强原上海特别陆战队兵力。日本海军第3舰队调集部分舰艇，进至汉口，增强原驻之特别陆战队。此外，组成第11航空队集中于台北。

日本如此穷兵黩武地增加在华的日军，有的日军高层人士仍认为增加得不够，还要加强。如1937年6月5日，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即向陆军中央部报告：“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也许马上还办不到，最少希望增强热河的兵力，以备华北方面使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3页。]

日本在华驻屯的日军，经过1936年以来的大量增加，其在华北的主力中国驻屯军1937年7月初的兵力和部署如下：

驻天津部队：军司令部（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团第2营及步兵第2团（欠第3连及第3营）、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军医院、军仓库。

驻北平部队：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司令部（旅长河边正三少将），步兵第1团、电信所、宪兵分队、军医院分院。

分遣队：通县、丰台、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分遣队。其中丰台分遭队，兵力为步兵第1团第3营及步兵炮队，其余分遣队，兵力多数为1个连。

除以上部队外，还有陆军特务机关，分设于北平、通县、天津、太原、张家口、济南、青岛等地。[〔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8～139页。]

此外，日军还在张北、嘉卜寺、归绥、保定、郑州、平凉、额济纳等地设有特务机关。

六、频繁的现地侦察和军事演习

日本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方面的政略战略动态，摸清现地中国军队的防御部署和作战准备，掌握必要的兵要地志情况，便于策划侵华战争的全面升级，从1937年3月起，由陆海军中央部派出高级将校参谋要员，以所谓“视察”、“旅行”等名目，多次到华北、华中等现地进行秘密侦察，或召集现地将校回东京，汇报当前中国军政的形势。

3月上旬，日本陆军参谋部将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少将、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校、关东军参谋大桥熊雄少校3人召回东京汇报现地形势。

4月起，派遣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对中国华北和东北，进行了为期1个半月的“视察”，6月令其就华北状况向日军中央部作了报告。

5月下旬，派遣陆军省的军务科长柴山上校、外务省的东亚局长森岛守仁、海军方面代表藤井茂少校3人，到中国华北地区，向现地日军传达陆海军中央部的方针。同时，又派遣参谋部第7科科长永津比重上校，偕同柴山上校在华北现地“视察”，征求当地指挥官的意见。5月下旬，还派遣参谋部3科部员公平匡武少校和井本熊男上尉，以“旅行”为名，先后到天津、北平、张家口、归绥、大同、太原、济南、青岛等地“视察”和了解情况。井本于6月中旬回东京汇报，公平少校又去华中方面探听情况，6月底返东京作了报告。

6月中旬，日军参谋部派遣军事科高级科员冈本清福中校，到中国现地了解卢沟桥附近的形势，并处理配备参谋人员问题。在短短的3个多月中，日本竟频繁地派出6批将校幕僚，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性的侦察，仅仅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

日军为了检验和完善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训练部队以适应新作战计划的要求，提高其战斗准备程度，在日本国内和中国现地，进行了反复的指挥官演习和部队战术演习。1936年末，日本陆军参谋副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领将官10名左右，在日本京都、名古屋进行了一次异乎寻常的图上军事演习。这个高层次的演习想定，是首先全面进攻中国，夺取其人力、物力资源，然后在有利的态势下，再向苏联进攻。这是日本将侵华战争扩大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现役和退役上将，参观了这次演习，以统一战略思想。亲自参加演习的将官，随后都担任了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各兵团的司令官。[〔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东京1978年版，第310页。]

1937年5月，日本陆军参谋副总长今井清中将，率领参谋部及有关方面的幕僚，赴中国东北进行参谋旅行演习。这次演习，实际上是上年末日军高级指挥官图上军事演习的延伸和具体化，是司令部指挥机关和参谋业务的演习，用以提高指挥机构适应全面侵华战争的效能。

1936年9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通过卑鄙的手段，非法侵占丰台后，在丰台附近地区开始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他们明火执仗地以中国军驻地为目标，指挥部队演练攻击。有时，日军演习的散兵线，竟冲入中国军队防守的步哨警戒线内百余米。有时，日军的演习部队，竟无理要求通过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和卢沟桥。企图以武力威胁，逼退中国守军。日军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1次，增加到每3～5日1次；演习的时间由白天演习，增加到昼夜演习；演习用弹，由空包弹射击演习增加到实弹射击演习。

与此同时，在华北各地的日军，均在现地进行军事演习。驻塘沽日军30余人，乘小船在海河进行军事演习，竟悍然在中国驻军第29军防守的东大沽阵地登陆，并且不听劝阻，开枪射击，酿成“大沽冲突事件”。在北平市内的日本驻军，更野蛮地擅自在东单牌楼和长安街邻近东交民巷使馆区一带演习巷战。日军在民房顶上以沙袋筑垒、架设机枪，坦克由街道隆隆而过，俨然成了城市的“占领者”。

1936年10月26日至11月4日，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秋季大演习，这是以夺取北平外围卢沟桥、宛平城等要点，最后攻占北平为目标的一次预演。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协同配合，进行综合演练。在1937年上半年，日本的中国驻屯军的军事演习，更是进入紧张的阶段，连、营级的战术演习，不分昼夜连续进行，实弹射击经常不断，已进入全面战争升级的待命阶段。

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中，就此寥寥提到几笔：“我们部队的以下行动可能刺激了他们的神经，兹举数例如下：

（ 1）驻丰台部队的中期（5月至6月为连及营教练演习期间，特别是连教练的完成期为5、6月）的连教练，不分昼夜地进行。

（2）（驻屯）军司令部随时对驻丰台部队进行检阅。5月下旬，军的大部幕僚齐集于一文字山（即大枣园山），检阅该部队。

（3）团长去丰台部队按教育计划检阅了连教练；以后辅助官又经常去该地一带检查。

（4）旅长、团长去该地附近视察了演习情况。

（5）本年6月至7月上旬，步兵学校教官千田上校为普及新步兵操典草案，曾在卢沟桥城北面实施演习。北平及丰台部队的干部多数参加。”[〔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44页。]

中国驻屯军不分昼夜地紧张演练，旅、团各级指挥官反复督促检阅，力求完成预定的扩大侵华的准备，以便东京一声令下，能立即挑起事端，进而按照规定的侵略计划，发动全面战争。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二编 小结

自1933年1月至1937年7月6日，是日本帝国主义继武装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又向华北扩张，制造华北事变，进而加速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准备的阶段；也是中国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由分裂到团结、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走向全国抗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内外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社会处在激烈动荡和变化之中，它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日本不断变换侵略中国的策略，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为了实现先取满蒙再占全中国的既定目标，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占领东北、进攻上海、炮制伪满洲国之后，又武装进攻热河和长城以南，打开了入侵华北的大门。尔后改变策略，将武装“鲸吞”变成和平“蚕食”，企图以军事为后盾，通过政治压眼，不战而取华北。日本这时之所以要对华北采用“蚕食”策略，主要是因为：日本自身力量的不足；国际舆论的压力；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到1936年，随着日本法西斯政权的正式确立和战争准备的逐步就绪，德意法西斯在欧洲和非洲动武，再加上西方列强继续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促使日本又由和平“蚕食”华北转向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一举灭亡全中国。这一演变过程表明：日本侵略中国的策略手段是为其根本政策服务的，尽管策略手段不断变化，但其灭亡中国，称霸亚洲的这个“宗旨”是不会改变的。

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得人心，必然破产。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使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历史的潮流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执政的国民党违背历史潮流和民族意志，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内用兵，全力“围剿”红军，破坏局部抗战，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对外步步退让，造成东北沦陷，淞沪、长城等抗战夭折，并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塘沽、秦土与何梅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加深了民族危机。蒋介石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和爱国人士、爱国将领以及国际进步舆论的公愤。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在全国抗日救亡特别是“一二·九”运动的冲击下，在国民党内抗日派的促进下，在华北事变后英美等国在华利益和国民党中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国民党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从提出到推行到破产告诉人们：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民族意志不可违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所以破产，就在于违背了团结御侮，抗日救亡这一历史潮流。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根本利益，因而深得人心。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代表民族意志，多次发表决议、宣言和内部指示，积极引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大力支持国民党爱国将领的抗战行动，直接领导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并坚持不懈地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奋斗，因而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和爱国人士、爱国将领、爱国侨胞，以及世界进步人士的拥护和支持。

经过“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发展过程，最后终于迫使蒋介石国民党抛弃了“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38页。] 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初步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中华民族从此由分裂走上了团结抗战的道路。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予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于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坚持与胜利具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借鉴。

后记

在本卷编写过程中，得到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的指导。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奇书网|qinkan.net)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解放军出版社及本院有关部门，给予了支持帮助。彭明、王淇、张注洪、王桧林、丁守和、王振德、吕永和、马仲廉、何理、莫阳、沈宗洪、傅吉庆、吴春秋、谢钢等同志，参加了中卷史稿评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本书还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93年3月

主编：王道平

副主编：罗焕章 支绍曾

编写人员：高培 王明亮 柳茂坤 王天成 韦显文 支绍曾 罗焕章 耿成宽 贺新城 徐勇 彭玉龙 周小宁

大事记编制 高培

出版说明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在长达14年的抗日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编写出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14年斗争的抗日战争史，总结和借鉴抗日战争的经验，对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富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编写任务，是根据国务院的批示精神，由有关单位于1982年4月29日召开的“关于落实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号提案”的会议上确定的，具体由军事科学院负责。该项目是“七五”社科研究规划的组成部分，并先后列入《全军一九九○年前军事学术研究的重点课题》和《全军军事科研“八五”计划的重点课题》。还被列入《1991年—1995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在编写中，我们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角度，探讨中国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进程和规律，全面反映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军事行动，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备方面的情况，全书共分三眷六编。上卷（1931.9.18～1937.7.6）分为第一编东北沦陷，第二编救亡高潮；中卷（1937.7.7～1940.12）分为第三编举国奋战，第四编转入相持；下卷（1941.1～1945.9）分为第五编渡过难关，第六编走向胜利。各卷均附有照片、地图及大事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93年3月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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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一节 日本全面侵华时的形势与日中实力对比

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的形势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新的经济危机、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日本内外矛盾加剧和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发生的。

1937年下半年，一场新的世界经济危机从美国开始，蔓延到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这次危机比上次更为严重。在危机的第一年，美、英、法三国的工业生产分别减少了21.9％、9.5％、15.5％，失业人数高达1800万人。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由于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不断进行侵略，暂时还未陷入危机，但是这种片面地发展军事工业，以及战争的巨大消耗，必然带来新的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险恶形势，更加激化了各国之间的矛盾。

德、日、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为了逃避危机和实现重新爪分世界的目标，加紧相互勾结和准备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经过签订和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意初步形成了以柏林——罗马——东京为轴心的法西斯集团。在欧洲，德意一方面与英法美进行经济争夺，强化干涉西班牙的局部战争，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发动新的侵略战争。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德国主要军政首脑秘密会议上，决定了首先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消除侧翼威胁的战略方针。

在亚洲，日本军事经济急剧膨胀，1937年日本的陆海军武器生产总额，比1931年增长了8倍。垄断资本的暴富和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加深，使1936年日本参加工农斗争的人数超过42万人，达到战前最高水平。在日本国内，不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亲德意派与亲英美派之间，政党、军部、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很突出。

在远东，日本与英美等国的矛盾亦不断加剧。随着“二·二六”事件后日本法西斯政权的确立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日本对战略原料、市场的需求和扩张的欲望也越来越高。在变中国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计划碰壁后，日本正加紧策划全面侵华战争。

英、法、美等国家，虽然同后起的德日意法西斯国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经过几次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已力不从心，为了保住现有市场和殖民地，它们在法西斯侵略面前，采取了一种姑息迁就的绥靖政策。在英国，张伯伦于1937年5月出任首相后，全面推行绥靖主义政策。他的总计划是：“在最近一年之内争取同德国和意大利议和，并缔结四国条约。”[《苏联对外政策档案》，全宗011，1937年第1卷，第48页。]

为此，张伯伦指派亲信哈里法克斯勋爵前往德国，向希特勒表示英国同意满足德国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但泽的要求。英国还试图拿中国东北与日本做交易，以保住其在远东的权益。这时的法国，也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同英国的联盟上。

此时的美国，则实行一种名力“中立”，实为“绥靖”的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于1937年初设想了一个包括军备限制、政治保证和殖民地重新调整的欧洲问题总解决方案，企图以此换取“德国放弃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和扩充军备。”[〔英〕C·A·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缓靖》（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4页。]

在远东，美国“担心以任何形式出现的英美统一阵线，都会在日本激起支持军队‘极端分子’的舆论，从而危及和平”。[〔英〕C·A·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第42页。] 并坚持从经济上绥靖日本，源源不断供给日本战略物资，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当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处在经济危机状态的时候，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一直顺利发展，1937年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已由1913年欧洲第4位世界第5位，跃居欧洲第1位世界第2位。面对法西斯国家的战争威胁，苏联致力于建立国际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但遭到英法美等西方大国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时间建设和巩固内部，并打破西方大国祸水东引的企图，苏联也极力避免与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直接发生对抗。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后，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欧洲西班牙人民反对德意武装干涉和亚洲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遥相呼应，并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促成了中国政治形势的重大转变，国共两党开始走上团结抗战的道路。

1937年，国共两党为动员和准备全国抗战，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诸方面做了相当的工作。国民党还于1937年6月中旬决定在庐山召集全国高级将领、各界人士座谈会，共商军政大计，研讨对日方策。共产党亦于5月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争取民主，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号召力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日本的侵略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与坚持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此时，中国社会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国民政府还不愿实行民主政治，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抗战准备还不充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日本法西斯集团决定利用对其有利的国际形势，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达成之机，迅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此摆脱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实现征服中国的既定目标，并加强它争霸世界的地位。

事实表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已越出一国的范围而成为国际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战也不是孤立的，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西方大国的绥靖政策给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战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由于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将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使其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二、日、中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比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中双方总的实力对比是日强中弱。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依然是一个弱国”，无论“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部显得不如敌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7、449页。]

（一）经济实力

在经济力量上，日本占有很大优势。至1937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到80％，各种轻、重工业产品均能制造。而中国现代工业（包括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在内）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仅占10％。除沿海部分城市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少数轻工业外，大部为手工业。在农业方面，日本已使用机械生产，而中国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以1937年日中两国的工业总产值和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为例：工业总产值，日本为60亿美元，中国仅13.6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4倍；生铁产量，日本力239.7万吨，中国只95.9万吨（含东北）；钢产量，日本为635万吨，中国仅55.6万吨（含东北）；石油，日本为39.3万吨，中国仅0.02万吨。

日中在经济方面的另一个差距就是军事工业。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比1936年增加了2.2倍，占当年工业投资总额的的61.7％。

重炮、坦克、飞机、军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到1937年除能生产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外，其他大型武器装备如重炮、坦克、舰艇、飞机等，或者不能制造，或者只能少量制造。

（二）军事实力

1937年上半年，日本有陆军常设师17个，独混旅、骑兵旅和守备队10余个，共60余万人；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192个，独立旅65个，独立团79个，总兵力202.9万人。但是，日本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比中国雄厚，有预备役73.8万人，后备役87.9万人，第1、第2补充兵248万人：而中国仅有预备役50万人。日本陆军的武器装备较强。日本一个常设师与中国一个整编师相比，步骑枪比中国多1.5倍，轻重机枪多1.1倍，野榴山炮多3.1倍。另外，日本一个常设师还多有炮兵车和辎重车1000余辆，坦克24辆。

日本有海军舰队4个，大型舰艇200艘，共77.1万吨，中国仅有舰艇66艘，共5.9万吨。日本陆海军有航空兵中队91个，飞机2625架，中国只有空军中队31个，飞机600架（其中作战飞机305架）。

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日强中弱，这是中日全面战争初起之时最基本的形势。但是，日本是一个小国，本土只及中国1/28，人口只有中国的1/6，本国资源缺乏；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些因素也必将对经济和军事实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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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二节 “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战争开始

一、事变前平津地区的军事态势

“七·七”事变前夕，平津地区的军事态势是：

北面，有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日本关东军一部，其前锋已伸入长城沿线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独石口等关隘的两侧地区。

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分布于张北、尚义、宝昌等地。平津之间，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万人的伪保安队5个总队，部署于通县、顺义、怀柔一带。

在东起山海关西至丰台的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本中国驻屯军，辖一个步兵旅和一个炮兵团及直属分队，共5700多人。其部署是：军司令部率步兵第2团及第1团第2营、炮兵团及直属分队驻天津及其附近，其中第2团第3营分驻唐山、滦县、山海关等地；步兵旅旅部率第1团（欠第2营）驻北平，其中第1团第3营驻丰台镇。

当时驻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是第29军。该军共辖4个步兵师（每师4个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1个特务旅和1个保安队，总兵力约10万人。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全军的部署是：

第143师刘汝明部辖保安第1、第2旅，独立第29、第40旅，以及独立骑兵第13旅，驻张家口和宣化等地区；第37师冯治安部辖第109、第110、第111旅和独立第25旅驻北平西苑一带；骑兵第9师郑大章部和军部特务旅、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队，分驻于南苑、北苑和黄寺；第38师张自忠部辖第112、第113、第114旅和独立第26旅，驻天津及北宁铁路平津沿线；第132师赵登禹部辖第1、第2旅和独立第27、第28旅，作为二线部队分驻于河北任丘、河间一带。

日军在威胁利诱中国第29军失败以后，即从军事上步步进逼，蓄谋重演“九·一八”事变的故技。为此，日军从1937年5月起，频繁地在宛平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中国驻屯军旅长、团长均先后到卢沟桥附近，对丰台日军演习进行指导。7月6日，驻丰台日军无理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一带去演习，中国驻军不许，双方坚持10余小时，至晚日军始返回丰台。

面对日军的挑衅，中国第29军加强了抗战的准备。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到第29军宣传抗日，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宋哲元军长曾于5月召集部下商讨抗日对策，采纳了副参谋长张克侠提出的加强抗日思想教育和情报工作等项建议，以及“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该军还于五六月间组织了多次防御演习。与此同时，加强了卢沟桥地区的防御部署：抽调第37师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第219团（团长吉星文）接防宛平与长辛店地区。

该团接防后，即以加强的第3营（步兵连4，轻迫击炮、重迫击炮、重机枪连各1，共1400人，营长金振中）部署于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以第1、第2营和团部集结于长辛店地区。该团官兵“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抗战意志高昂。

二、日本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

人们预料中的卢沟桥事变终于发生了。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驻丰台日军事先未通知中国当局，即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大瓦窑之间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久郎电话通知中国冀察当局，诡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落士兵一名，要求进宛平城搜查。中国冀察当局拒绝了日军的要求。但日方仍坚持要派兵入城，否则“将以武力保卫前进”。

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定，先派人员进城调查，再寻处理办法。正当双方交涉的时候，中国驻屯旅已令丰台日军第3营营长一木清直立即率该营奔赴卢沟桥。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日兵现已归队”，却又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再行谈判的无理要求，复遭到中方拒绝。7月8日晨5时，日军对中国守军发起攻击，顷刻间“东门外枪声大作，继之西门外炮声及机枪声继起，我方均未还击，少顷炮火更烈，我方为正当防卫计，始行抵抗。”[《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3073。]

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并提出“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7月8日，日军三次进攻宛平驻军，并攻占了永定河东岸的回龙庙地区和铁路桥以南部分地区，随后，又调整部署，将第3营集结于大瓦窑地区，并调第1营于大枣山附近侍机，同时令第2营向卢沟桥开进，准备9日攻击宛平城。当晚，日方松井与中方秦德纯进行交涉，9日晨2时达成三项口头胁议：

（1）双方停止射击；

（2）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到永宁河西岸；

（3）宛平由冀北保安队接防。

但是，日方意在缓兵，并不打算执行停火撤军协议。在9、10两日内，日军4次背约弃信，两次进攻宛平守军，并复占铁路桥和回龙庙地区。10日夜，第29军展开反击，经过十余次争夺，终将失地夺回。日军退至大枣山及其以东地域，等待国内援军的到来。

日军挑起事变后，日本陆相杉山元向天皇夸口说：“中国事变一个月就可解决。”[〔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版，第246页。]

11日上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杉山陆相提出的派兵案，并把卢沟桥事变改称“华北事变。”[〔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166页。]

随后，首相和陆海军首脑分别上奏天皇，均得到批准。同日下午，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诬陷中国第29军挑起了“七·七”事变，声称：“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随后，近卫首相连夜召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代表开会，动员统一国内舆论。

是日，参谋部向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下达命令，以指定的部队向华北开进。陆海军还就在华北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日本天皇钦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接替重病中的田代皖一郎。7月12日，香月抵天津后，立即下令“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29军”，要求在7月20日以前完成战役部署。

7月15日，日军参谋部下令编成临时航空兵团，将其所辖18个飞行中队派往中国东北。7月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部又相继作了《形势判断》，制订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纲》。认为，“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94页。] 准备在两个月内讨伐第29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央政权。[〔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17～18页。] 接着，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

三、中国方面对事变的态度

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号召人民奋起抗战的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同一天，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中央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8页。]

当日，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等，支持第29军抗战，“愿为后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9页。]

7月9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前往庐山会见蒋介石，共商抗日救国大计。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会议上，勉励大家“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解放周刊》，第1卷第1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抗日御侮，支援前线，鼓舞了第29军广大官兵守土抗战，奋勇杀敌的信心。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指出：“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事变发展为积极的抗战，以至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或者是由于冀察当局的让步，由于南京对于发动全国性抗战的迟疑及英法的态度而暂时求得妥协。”

指示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95页。]

23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钧一发。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宣言，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再不能有任何让步与妥协了！”并号召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91年版，第297页。]

这个宣言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决态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蒋介石曾多次致电宋哲元，指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密令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及高桂滋等部4个师，沿平汉路北上，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并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徐永昌为主任，督导冀察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声明》，1937年7月12日。]

同时，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涉上，认为“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蒋介石致宋哲元的手令》，1937年7月9日。]

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谋求和平的行动，但是事与愿违。国民政府曾几次提出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均遭拒绝。中国政府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蒋介石亲自约见驻华使节，希望居中调停。然而得到的却是象美国通告各国的“不行使武力，不干涉内政，遵守条约”那样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应战。7月17日，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谈话阐述了“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的抗战方针，并且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原则：

“（1）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7月20日。]

对蒋介石的上述谈话，毛泽东曾给予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4页。]

蒋介石的第二次庐山谈话表明了国民政府抗战的态度。但是蒋介石依赖外力、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并未泯灭。

四、日军发动总攻，北平、天津失守

（一）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面压迫宋哲元接受种种苛刻条件，一面加紧调整部署，陆续将新到达的部队部署于指定位置：独立混成第1旅集结于怀柔地区；独立混成第11旅进抵高丽营；第20师分布于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

7月25日，从朝鲜调来华北的日军第20师一个连以维修电话线路为名，由天津乘火车于16时30分抵达廊坊，并占领了火车站。中国驻军反复提出交涉，日军坚持不退，遂发生武装冲突。日军立即以第20师第77团和驻屯军步兵旅一部在飞机和装甲车配合下，于26日晨向中国守军发动猛烈攻击。

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损失严重，被迫向东转移，廊坊即被日军占领，平津间铁路交通中断。

26日下午，中国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碟，要求该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紧接着，由天津乘火车抵达丰台的驻屯军步兵旅第2团第2营，分乘26辆卡车于19时到达广安门，企图强行入城。广安门守军交涉无效，遂关闭城门阻止。于是双方发生战斗，日军一部入城，大部被阻于城外。至22时左右，已入城的日军进到使馆区兵营，未入城的日军退回丰台。

日军挑起廊坊和广安门事件后，日军参谋部于27日命令中国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并下令国内进行第二次动员，增调第5、第6、第10师和第11、第3师共5个师约20余万人到中国。这时，宋哲元进一步感到，日军大举进攻迫在眉捷。

26日，他连续两次致电何应钦转呈蒋介石，报告平津形势，并请求援助。

蒋介石复电说：“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孙连仲）随时加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二）南苑战斗与北平陷落

日本中国驻屯军于26日晚，下达了进攻中国第29军的命令。攻击时间为27日正午。其部署是：以廊坊及天津的第20师主力集中于团河和马驹桥附近，准备从东南和西南两面主攻南苑；以驻屯步兵旅主力及其另一部，分别由丰台和通县出发，向南苑西北和东北方向进攻；以独立混成第11旅从瓦窑附近攻占西苑，然后进入永定河一线；以独立混成第1旅从沙河镇方面向永定河一线攻击；以第20师3个营为预备队，位于天津；以集大成飞行团于拂晓轰炸西苑兵营，临时航空兵团支援各兵团地面作战。

中国第29军在廊坊和广安门战斗之前，讨论了作战计划。决定以第132师一部守北平城，其余部队协同第37师攻击丰台和通县之敌；以第143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等，切断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以第38师进攻天津海光寺日军司令部。26日，蒋介石曾电令宋哲元：北平城防立即准备开战，宛平应死守勿失，决心大战，从速部署。27日，宋哲元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以张维藩为城防司令；任命正在接防的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面司令官，同时将军部由南苑移到北平城内怀仁堂；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孙连仲、万福麟等部迅速北上协同第29军作战。同日，宋哲元还向全国发出了“自卫守土”通电。

日军对北平发动总攻前一天，在航空兵支援下，首先对第29军驻通县、团河和小汤山等地的部队发动袭击，并占领了这些要点。

27日下午，宋哲元电请蒋介石速派大军兼程北进，以解北平之围。蒋立即复电宋：“请兄镇静谨守，稳打三日”，“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2），台北1981年版，第70页。]

28日凌晨2时，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通知宋哲元：日军“将单独采取行动”，并要求第29军“立即全部撤出”北平城。[〔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25页。]

7月28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香月清司指挥下，对北平附近的中国第29军发起总攻，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南苑。当时，第29军驻南苑部队有第38师、骑9师和军特务旅共5个团（含骑兵团1），约7000余人。前敌总指挥为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赵于27日傍晚赶到南苑部署应敌，并急调其所辖之第1、第2旅到南苑参战。不料，28日拂晓日军第20师和驻屯步兵旅主力突然从东、南、北三面向南苑发起进攻，中国守军被迫仓促应战。由于冀察当局7月11日以后的妥协，平津前线放松了战备，事先没有构筑防御工事。所以，当日军展开进攻时，中国守军被包围在狭小的营区内，仅凭围墙作掩护，进行抵抗。日军在飞机、大炮火力支援下，向守军猛烈攻击。在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2000人以上，副军长佟麟阁不幸牺牲，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时，亦壮烈殉国，南苑遂陷敌手。

在此期间，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和第11旅主力，分别向北苑等地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第29军所部节节抵抗。第37师和第38师一部曾在丰台、廊坊和卢沟桥一带与日军激战；独立第39旅曾迫使进攻北苑的日军转攻黄寺；伪冀东保安队亦举义反正，一度占领通县城。但是，在日军增援反攻下，这些部队都被迫撤退。宋哲元见大势已去，遂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自己于28日23时偕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等离平去保定。第37师等部亦奉命于当晚经门头沟开始南撤。何基沣旅担任掩护，任务完成后，该旅于30日退往涿县。至此，北平乃告沦陷。

（三）天津战斗与守军撤退

当日本中国驻屯军主力集中在北平地区作战时，天津仅有日军5000余人，分散配置在海光寺军司令部、天津各火车站和东局子飞机场等处。第29军在天津的部队有第112旅和第26旅等部。第38师副师长兼公安局长李文田接到宋哲元“自卫守土”通电和北平守军克复丰台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第38师驻津部队和天津保安队，乘势向天津日军出击。29日凌晨1时，第38师第26旅、师部手枪团和天津保安队等部，在李文田指挥下，分别向海光寺、天津各车站和东局子机场等处日军，发起进攻。

各攻击部队很快袭入飞机场，烧毁日机十余架，并攻占了天津总火车站和东站。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闻讯后，立即抽调北平第20师的4个营及关东军堤支队增援天津，并以临时航空兵团对中国军队进行狂轰滥炸。在日军轰炸和猛烈炮火反击下，第29军转攻为守。经过15小时战斗，部队伤亡严重，遂于30日放弃天津，向马厂方向撤退。

从卢沟桥事变到平津之战的过程表明：卢沟桥事变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和局部冲突，而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和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卢沟桥事件不是什么日本少数军人牵着军部、政府的鼻子走，而是政府、财阀、政党的共同意志；而且全面侵华的“有关出兵、作战的事宜，无一不是依照圣命（天皇的命令）进行的。”[〔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中译本，1988版，第129～130页。]

平津之战日军经小战而轻易取胜，固然有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但从主观上看，是与以宋哲元为首的第29军少数领导执行妥协退让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应战中又造成诸多失误分不开的。但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应战决心不大，仍想谋求和平解决。

虽然调兵北上，并电促宋哲元抵抗，但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及至日军大军开到、进攻平津时，第29军仓促应战，后授不继，从而导致了平津的迅速失守。事后，蒋介石曾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余身为全国军事最高长官兼任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卢沟桥》，桂林前导书局，1937年版，第13～14页。]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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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三节 “八·一三”事变，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一、日本制造“八·一三”事变

日本在向华北调集重兵，准备进行会战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伺机把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早在7月11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政就认为战争将波及到全中国，“对于海军来说要作全面战争准备。”[〔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65页。]

7月12日，日海军军令部秘密制订了对华作战方案，确定第一阶段配合陆军进行华北会战，第二阶段在陆军配合下进行上海作战，然后把战争扩展到华中和华南。7月16日，日本驻上海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得知军令部的上述意图后，向东京提出了《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他认为：“要想用武力打开中日关系现状，只有惩罚中国，使中国中央势力屈服。”他还认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因此，他主张派5个师的兵力，进行京沪会战，攻占南京、上海。[〔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187页。]

7月27日，日本海军省和军令部还达成了《关于处理时局及准备的协议要点》，正式提出：“鉴于今后形势有很大可能导向对华全面作战，因此，海军应做好对华全面作战准备。”[〔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24页。]

7月28日，日本政府训令将长江沿岸的2.9万多名日侨于8月9日前撤到上海。

8月8日，长谷川清遵照东京的指令，要求驻上海第3舰队做好应付事态扩大的一切准备，并重新部署了兵力。 8月9日18时30分前后，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与藏，肆意驱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与中国保安队卫兵发生冲突，当场被击毙，是为虹桥事件。日本立即以此事件为借口，提出撤退上海保安队、拆除所有防御工事等无理要求，准备进攻上海。8月10日，日本陆海军中央紧急磋商向上海派兵，并得到内阁会议的确认。8月12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提出了向上海派兵的方案，计划动员30万兵力和8.7万马匹，并向上海和青岛各派两个师。同日，日参谋部和军令部还达成了陆海军协同作战协定和陆海军关于在华中作战的航空协定。

13日9时30分，日军在上海北站和北四川路之间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

午后4时，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少将下令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中国守军当即予以猛烈反击。于是，“八·一三”事变从此爆发，淞沪会战由此开始。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页。]

并调集陆军和空军投入自卫战斗。同日，日本海军航空兵轰炸了中国华中地区的杭州、南京和南昌等城市。当天，日本海军军令部给第3舰队司令官发布命令，要求消灭当面的中国陆军及华中的航空兵力。是晚，在日本临时内阁会议上，内阁成员要求全面进行对华战争，迅速建立战时体制，正式对华宣战。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宣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如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还称：此举是为了“消灭类如此次事变所由发生之根源，并达到日、满、华三国融台和提携”之目的。[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文书》，第370页。]

同一天，日本国内开始第三次动员。日军参谋部下达了组建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松井石根上将为司令官，下辖两个师，迅速开赴上海作战。8月下旬以后，日本国内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中国，投入华北和上海的作战。9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在讨论施政方针时，决定将“华北事变”正式改为“中国事变”。9月4日，日本召开第72届临时帝国议会，根据不久前四相会议的决定，以开幕式的天皇敕语代替宣战诏书，内称：“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发扬忠勇，只为促使中华民国醒悟，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别无他意。朕期望帝国臣民鉴于今日之局势，忠诚奉公，同心协力，以襄助达到所期之目的。”[〔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305页。]

日本近卫首相也在会上发表了施政演说，要求各界支持对华战争，建立举国一致的战时内阁和与紧急事态相适应的财政经济体制，据此，第72届临时议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加快了日本转入战时体制的步伐。

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提出了迅速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如前所述，到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为止，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为谋求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2月中旬、3月下旬和6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顾祝同、宋子文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和庐山举行了三次高级会谈。在这几次会谈中，由于国民党企图以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向红军和陕甘宁边区派遣主要官员等办法，取消中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控制红军和陕甘宁边区，致使谈判无进展。6月25日，中共重新提出合作方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再次作了让步，谈判尚未达成协议，卢沟桥事变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又一次呼吁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

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电，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5页。]

为了尽快促成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二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宣言》中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政治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同时向全国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这个宣言，再次显示出了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全民族抗战的诚意。7月17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举行第4次国共谈判。在谈判中，蒋介石把《宣言》搁在一边，另提一套方案。他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训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部队。由于他不愿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坚持按他的一套改编红军，并企图通过改编逼朱、毛“出洋”，致使谈判未获结果。

7月底平津失守，8月中上海又起事端，中国军队被迫在华北和华中两面作战。这时，蒋介石才不得不重视国共合作这一有关民族存亡的大事。8月9日，中共中央应邀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举行第5次谈判，由于蒋介石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放弃了一些不合理要求，双方于18日就陕甘宁边区人事、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以及在若干城市设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达成协议。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分别为正副总指挥。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秦邦宪和康泽等，在南京举行最后一轮会谈。双方就发表《合作宣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签了字。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第119页。] 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成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采取正确政策的结果，也是与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分不开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表示：“中共宣言与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抵抗》三日刊第12号，1937年9月26日。] “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9页。]

国共合作的实现，也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等党派，都先后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并对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7人从国民党政府监狱获释后，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战大团结，更加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普遍动员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政治主张，并积极投入抗日工作。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也以大局为重，从原来抗日反蒋的立场转到拥蒋抗日的方面。在面临日本灭亡中国战争的大是大非面前，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了起来，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去猛烈冲击日本侵略者。对此，毛泽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64页。]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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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四节 日军大举进攻华北，中国军队沿铁路线防御

一、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前的战场形势

（一）日军的战略企图与部署

日军占领平津后，即以主力巩固平津地区，以一部兵力展开于平津以南的长辛店至独流镇一线，待国内援军抵达后，再向华北内地进攻。8月5日，日军参谋部决定进行华北会战。其主要战略企图是：“迅速对河北省内的中国军队以及中国的空军主力给予打击，随后占据华北要地，以期根本解决华北问题，并图谋调整日华关系。”[〔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31页。]

按照日军参谋部的指示，日本中国驻屯军于8月7日调整了部署，确定：

（1）待国内援军到齐后，即与中国军队在河北保定——沧县之线决战。主决战方向为平汉铁路沿线。决战时间预定在9月下旬或10月上旬。

（2）第5师和独立混成第11旅沿平绥铁路作战，进攻察哈尔、山西北部及绥远地区。

（3）保定、沧县会战后，再向石家庄、德县之线迫击。

为进行华北决战，日军参谋部于8月21日提出：除原向华北派出第20、第5、第6、第10师外，拟再向华北派出第16、第101、第108、第109师和一批特种兵部队。24日，日本内阁通过了4个师的动员。8月31日，日军华北方面军正式编成，其战斗序列如下：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寺内寿一上将　 参谋长 冈部直三郎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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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集团军：司令官 香月清司中将

第6 师：师长　 谷寿夫中将

第14师：师长　土肥原贤二中将

第20师：师长　川岸文三郎中将

集团军直属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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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集团军：司令官 西尾寿造中将

第10师：师长　矶谷廉介中将

第16师：师长　中岛今朝吾中将

第108师：师长 下元熊弥中将

集团军直属队

方面军直属部队

第 5 师：师长 板垣征四郎中将

第109师：师长 山冈厚重中将

临时航空兵团：兵团长 德川好敏中将

重炮兵营、防空部队、通信队、铁道队

兵站部队、中国驻屯混成旅、宪兵队

以上共辖2个集团军、8个师、17个旅和1个临时航空兵团及其它特种部队，外加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4个独立混成旅和2个支队，共约37万人。

（二）中国军队的防御方针和部署

平津失守以后，中国军事当局判断日军必然很快要向中国内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所以迅速制订计划，组建统帅机构，调整军事部署。8月12日，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提出：“决以武力解决”企图“灭我民族生存”之日军，“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本此主旨，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其中华北平汉、津浦路方面为第1战区；华北晋、绥、察方面为第2战区。并且指出：“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的侧背在第二战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11、12页。]

同时还规定了第1战区和第2战区的作战任务。为加强主战场的防御，国民政府决定在平汉、津浦铁路沿线设立三道防线：以保定——沧州之线为主要防线；

以彰德（安阳）——济南之线为第二防线；以洛阳——郑州——开封——徐州——淮阴之线为第三防线。为达成防御目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调整了兵力部署：以傅作义之第7集团军一部向平绥铁路东段的张家口和南口地区集中，准备迎击日关东军和驻屯军向西进攻；以刘峙之第2集团军向保定、石家庄之线集结，其中第26路军（第1军团）孙连仲部进到琉璃河、马头镇地区展开防御，准备迎击北平方向日军的南攻；以宋哲元之第1集团军展开于津浦路北段地区，准备迎击天津方向南下的日军。

根据对日防御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军委会于8月20日颁布了全军战斗序列：

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 蒋中正??? 参谋总长 程 潜

第1战区：　司令长官 蒋中正（兼）　辖区：平汉、津浦两铁路线

第2战区：　司令长官 阎锡山　辖区：晋、察、绥

第3战区：　司令长官 冯玉祥　辖区：苏、浙

第4战区：　司令长官 何应钦　辖区：闽、粤

第5战区：　司令长官 蒋中正（兼）　辖区：山东

第1预备军： 司令长官 李宗仁

第2预备军： 司令长官 刘 湘

第3预备军： 司令长官 龙 云

第4预备军： 司令长官 何成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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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集团军：总司令 马鸿逵

第18集团军：总司令 朱　德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

?空军总司令：蒋中正（兼）

担任华北防御作战任务的第1、第2战区的战斗序列如下：

第1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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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集团军：总司令?? 宋哲元? 副总司令：万福麟、冯治安

第59军：?? 军长?? 宋哲元（兼）（第38、第180、第181师）

第77军：?? 军长?? 冯治安（兼）（第37、第132、第179师）

第53军：?? 军长?? 万福麟（兼）（第116、第130、第91师）

第67军：?? 军长?? 吴克仁（第107、第108师）

第3军团：? 军团长 庞炳勋

第40军：?? 军长?? 庞炳勋（兼）（第39师）

第49军：?? 军长?? 刘多荃（第105、第109师）

骑兵第3军：军长?? 郑大章（骑兵第4、第9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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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集团军： 总司令? 刘峙? 副总司令：孙连仲

第1军团： 军团长? 孙连仲（兼）（第27、第30、第31师）

第52军：?? 军长?? 关麟征（第25、第51师）

第32军：?? 军长?? 商震（第139、第141、第142师）

第3军：??? 军长?? 曾万钟（第7、第12师）

第13军团： 军团长 刘茂恩（第64、第65师）

集团军直属部队（第177、第17、第23、第47、第106师，新编第35师，独立第46旅，骑兵第14旅）

骑兵第4军：军长?? 檀自新（骑兵第10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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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集团军：总司令? 卫立煌

第14军：?? 军长?? 李默庵（第10、第83、第85师）

挺进军：?? 司令?? 马占山（骑兵第6师）

特种兵部队（炮兵第6、第8旅）

第2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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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集团军：　总司令 杨爱源　副总司令 孙楚

第33军：　军长　孙楚（兼）（独立第3、第8旅，第73师）

第34军：　军长　杨澄源（第196、第203旅，第71师，新编第2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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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集团军：　总司令 傅作义　副总司令　刘汝明　前敌总指挥 汤恩伯

第35军：　军长　傅作义（兼）（第218、第211、第20旅）

第61军：　军长　李服膺（第200旅、独立第7旅，第101师）

第68军：　军长　刘汝明（兼）（第143师，独立第40旅）

第17军：　军长　高桂滋（第84、第21师）

第13军：　军长　汤恩伯（兼）（第4、第89师）［奇书网—wＷw.QiＳuu.cＯm］

集团军直属部队（第94师，新编第5旅、第6旅、骑2旅）

预备军：　总司令　阎锡山（兼）

第八路军：总指挥　朱德（第115、第120、第129师）

第19军：　军长　王靖国（第205旅、独立第2旅、第209旅）

骑兵第1军：军长　赵承绶（骑兵第1、第2师）

以上两个战区共6个集团军、24个军（军团、路军）、53个师另21个旅和其它部队，约60万人。

二、平绥铁路沿线的作战

平绥路作战是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8月9日，日军参谋部决定进行察哈尔作战，其目的在于“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消灭察哈尔省内的中国军队。”[〔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41页。]

为进行平绥路作战，日军以独立混成第1旅、混成第2、第15旅和大泉支队、堤支队，航空第2飞行集团（共14个飞行中队），编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中国驻屯军以第5师和独立混成第11旅参加平绥线东段作战。

为了加强华北的防御，蒋介石于8月初先后任命傅作义为第7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为副总司令，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负责平绥路东段之防御，在南口地区，以汤恩伯第13军之第89师和第94师沿长城线右自南口左至宁强堡组织阵地防御；以高桂滋第17军之第21、第84师部署在宁强堡—赤城—龙关一线，对热察边实施防御。在张家口地区，以刘汝明第68军之第143师担任正面防御。另以傅作义之第35军，赵承绶之骑兵第1军集结于绥东之集宁、兴和地区，作为机动兵力。

（一）南口——张家口战役

中国第13军于8月7日晨全部到达南口地区并进入阵地。8月8日，日中两军即展开前哨战。8月11日，日本驻屯军命令独立混成第11旅主力在飞机、大炮、坦克火力支援下，向南口展开攻击；以一部向南口西侧长城线助攻；以另一部佯攻得胜口。中国守军第89师在南口车站和龙虎台高地顽强抵抗后，于12日退守长城要隘居庸关、八达岭一线主阵地。13日，蒋介石电令石家庄卫立煌之第14军及第85师编成第14集团军，车运易县，经平西山地增援南口，并以第1军团出房山掩护该部前进。12日后，日军曾多次向中国守军发动猛攻，均被击退。

战至17日，日军第5师一部占领了长城防线上的最高峰——1390高地，并以其主力向守军右翼镇边城迂回，使守军的防御处于危急状态。18日傅作义奉命率一师三旅车运怀来增援。19日，双方争夺空前激烈。在镇边城方向，两军在黄老院、禾子洞、沙锅铺等地反复冲杀，一日之内守军伤亡1200余人。在居庸关方面，日军也倾全力攻击，并突入该关南门，又被守军击退。

为挽救危局，汤恩伯于19日下令调整部署，将得胜口、居庸关、镇边城一线划分为三个固守区，由第89、第21、第4师和第72师一部分别固守。傅作义亦准备指挥守军向进攻的日军展开反击。正当此时，察北日军开始向中国守军攻击，张家口告急。于是，傅作义又率第200、第211两个旅由下花园车运回援张家口，留下第72师和独立第7旅归汤指挥。奉命北上增援的卫立煌部于21日进至门头沟西北30公里的傅家台、千军台一线时，日军第6师牛岛支队已占领阻击阵地。卫军前进受阻，侧后又受到良乡西部日军第20师的威胁。于是，卫军转取守势。由于中国守军与援军被隔断，第72师各部在长城峪、灰岭子和镇边城等地与日军反复争夺，终因孤立无援，镇边城乃于23日被日军攻占。

日军随即兵分两路：一路西进怀来；一路向东北方向包抄长城正面守军前沿阵地。25日，日军在横岭和居庸关两地与守军激战。在危急情况下，汤恩伯于26日午后下令中国守军向桑干河右（南）岸突围。日军左翼第5师和右翼独立混成第11旅，于8月26日和27日分别占领怀来和延庆。至此，南口战斗结束。

此役历时半月，中国军队伤亡26736人，日军伤亡据日方公布为2600余人。南口作战虽然失败了，但中国守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值得称颂的，其影响也是大的。9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短评说：“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立，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解放》第1卷第15期，解放周刊社，1937年9月版，第1页。]

在南口前线中日两军激烈战斗之时，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趁势向张家口方向发动攻击。8月20日夜，日军混成第2旅从张北的二台出发，突破中国守军的长城防御，占领了神威台。22日，日军乘胜进攻旧万全，中国守军第143师进行抵抗后，于23日退守张家口西南、平绥线上的孔家庄一线高地。日军占领旧万全后，继续向孔家庄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曾以有力的反击，迫使日军转取守势。经三昼夜激战，日军始占领该地并切断了平绥路。此时，东援南口的傅作义立即率两个旅赶回张家口，组织固守城垣并反击日军，但未能抑制住日军的攻势。26日以后，整个战局严重恶化，南口、怀来失守。

27日，刘汝明下令所部向洋河南岸撤退，张家口遂告沦陷。日军左翼之大泉支队于20日从沽源开始南进，26日，占领独石口以西之三间房。

27日，再占宣化，与由张家口东进的混成第2旅会合。

29日，日军第5师亦进至宣化。至此，进攻平绥路东段的两支日军会合。

与此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占领了张家口以西的柴沟堡。中国第2战区防守平西的部队受到日军南北夹击的威胁，遂分头向天镇、蔚县方向撤退。

（二）大同、归绥沦陷

日军占领南口和张家口以后，中国驻屯军第5师集结于怀来、下花园之间。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集结于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宣化、柴沟堡地区。9月6日，日军第5师根据方面军关于“迅速进入蔚县附近，准备对保定平原作战”的指令，分三路向南推进。担任蔚县守备任务的中国第68军刘汝明部未与日军接触即行后撤。汤恩伯急令第17军高桂滋由广灵速派一个团去蔚县填防。高部所派之团尚未到达蔚县，日军第5师就已先行入城。随后，日军于14日陷广灵，16日取涞源，20日占灵丘，准备突破内长城线后，参加保定会战。

在日军第5师南下的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亦以混成第2、第15旅等部在伪蒙骑兵9个师协同下，沿平绥路向西进攻。9月6日，日军强攻天镇。驻守天镇的第61军之第299团孤军奋战，坚守天镇达一周之久。9月11日，日军占领天镇，接着向大同进逼。13日，大同守军弃城而退，日军不战而占大同。尔后，日军继续向前推进。17日，攻占大同北面的丰镇，24日攻陷绥东重镇平地泉（今集宁）。随后，又向西发展进攻。10月13日，日军占领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16日又占绥远重镇包头。至此，平绥线作战遂告结束。

平绥路沿线作战自8月11日至10月16日，历时两月有余。平绥路作战中国军队失利，使日军完全控制了内蒙地区，解除了其主攻方向的侧背威胁，消除了日军南下冀、晋的后顾之忧，为中国华北防御作战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三、平汉、津浦铁路北段的作战

8月下旬，日军在平绥线取得进展后，即以第20、第6、第14师在北平，以第10师在天津，分别向南进占良乡、固安、静海附近地区。8月31日，华北方面军成立后，即根据日军参谋部关于进行华北会战的命令，于9月4日制定了《华北会战指导方略》。《方略》规定将会战的重点放在河北省中部的平汉沿线，由第1集团军担任该线作战，第2集团军负责津浦线作战，第5师从蔚县南下参加河北省中部会战。为保证第1集团军在重点方向平汉线的作战，方面军除令第5师南下蔚县，以确保平汉线右侧安全外，还令第2集团军先向津浦线进攻，以保障平汉线左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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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第1集团军于9月11日下达命令，规定9月14日开始攻击。具体部署：

以第20师攻击涿县北面之中国军，尔后，迅速进入易县以南地区；

以第14师迂回涿县以南地区，切断第20师正面中国守军的退路；

以第6师攻击其当面固安以南地区，然后进入定兴附近；

以第50团为军预备队，位于良乡。

9月11日，日军第2集团军占领了津浦线上的马厂和青县，并以一部兵力进至青县以南的兴济镇。为防御日军由平津沿铁路线向南进攻，国民政府军委会于8月20日颁布了第1战区作战指导计划。确定北正面的主要任务是：阻止日军沿津浦、平汉铁路南下，同时侧击日军对南口方面的攻击。并区分第1集团军力右地区队，第2集团军为左地区队，第14集团军为总机动部队。

据此，石家庄行营于8月下旬决定，在房山至保定之间构筑三道防御阵地：

第一道设于房山、琉璃河、固安之线，由孙连仲的第1军团（第26路军）配属骑兵第10师构筑与防守；

第二道设在易具、涞水、高碑店一线，由曾万钟的第3军构筑与防守；

第三道设于满城、保定、新安镇一线，由关麟征的第52军构筑与防守。

（一）保定、沧县地区的战斗

9月14日，日军第1集团军从北平附近出发，分三路向涿县、保定地区大举进犯，其第20师由正面向琉璃河、涿县方向进攻；第14师于永清、第6师于固安方面渡过永定河，分别向涿具南面和定兴方向迂回。中国守军第1军团（第26路军）、第47师、骑兵第10师等部，依托防御阵地，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伤亡严重。至18日，日军第20师攻占房山南部阵地后，已进至汀县以西地区；第6师越过沼泽地区后，已进到拒马河左岸的辛桥地区；第14师已迂回到涿县以南的松林店地区，堵住了守军的退路。在此情况下，中国守军开始后退。中国第2集团军立即命令第1军团在高碑店以北、第3军在大情河右岸阻敌前进。但是此时双方已陷入混战状态，卫立煌之第14集团军也由张坊南撤。

日华北方面军见战局对其有利，遂于18日21时令第1集团军突破保定附近阵地后，向正定迫击；令第2集团军第10师向德县进攻，其余部队向正定方向迫击，以切断平汉线上中国军队的退路；令第5师主力迅速经沫源进入保定方面，据此，日第1集团军于21日沿平汉路及其两侧向南推进。22日，日军开始向僧河阵地攻击，并于当日占领满城。同日，蒋介石曾电令刘峙固守保定、满城，但已无济干事。23日，日军开始向保定及其两侧地区发起攻击，未能得逞。

24日11时，日军第6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对保定城垣再次发起攻击。

这时，刘峙曾向第52军转达蒋介石“务须固守保定，无令不准撤退”的指令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29册。]。但该军在强敌进击下，纷纷南撤。同日，保定一带守军已全部退至滹沱河南岸，至此，保定及其以北全陷敌手。于是，日华北方面军决定乘胜前进，将战线推进到石家庄——德县一线。

在日第1集团军南犯的同时，日第2集团军按照方面军关于“迅速进入沧县以南，之后以主力准备向保定南侧前进”的命令，[〔日〕《中国享变陆军作战》（1），第332页。] 以第10师沿津浦路南下，迅速占领沧县；以第16、第109师继续沿子牙河向南攻击。中国第1集团军根据军委会“在沧县附近抵抗”的命令，加强了沧县地区的防御：令第59军之第38师、第40军之第39师、第49军（欠第109师）、第77军之第132师等部，防守刘各庄、姚官屯、李天木一线；令第49军之第109师为预备队，位于沧县以南地区。同时，以第67军在文安、大城一带侧击敌人，策应正面作战。9月21日，日军第10师开始攻击姚官屯，经四昼夜激战，突破了姚官屯防线。

24日，日军未遇到大的抵抗，便进入沧县城。23日，日军第16师亦攻陷大城，继续沿子牙河南进。日军第10师占领沧县后继续向南进攻。中国第1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在冯家口、泊头、东光等地逐次抵抗。25日，日军进占捷地镇东西之线。

27日，日军分三路从运河东西两侧及津浦路以东向德县方向进犯。

29日，中国守军第59、第49、第40军及第43师等部，向冯家口日军侧翼实施反击，未收大效。10月1日，各部即沿铁路东侧向南撤退。其左翼之第67军在刘各庄、沙河桥逐次抵抗后，即向献具转移，改归第1战区指挥。日军乃进逼献县、德县。

（二）石家庄、德县及其以南的战斗

保定、沧县失陷后，平汉和津浦路沿线的中国守军分别退至石家庄和德县地区。为便于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9月下旬决定划平汉路北段为第1战区，以程潜代理第1战区司令长官，撤销石家庄行营，并调整兵力部署：以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指挥第32军（欠第139师）及第17师、第47师和骑兵第10师，担负平路线以东、滹沱河南岸的防御；以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第14军团（第27路军），第3、第14军，及第27、第85、第89、第177师等部，守卫平汉线上的正定、石家庄及其以西、滹沱河南岸之线；以第1军团（欠第27师）和第139师、第54师为预备队，集结于平汉路西之平山以南地区。同时决定，在津浦线北段设第6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统辖第：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继续抗敌。冯受命后，立即赶到德县以北之桑树园指挥作战。

9月28日，日第1集团军令各部向石家庄追击。此时适逢晋北告急，蒋介石令第14集团军车运忻口增援，余部留置平汉线逐次抵抗。

10月1日，日军第20、第6、第14师和新加入战斗的第108师，开始向石家庄方向进攻。未经大的战斗，先后占领了望都、定县、曲阳、新乐等县城。10月8日攻占正定、灵寿。10日，第14师强渡滹沱河，占领了石家庄。

11日，第20师占领井陉。在此期间，日军第2集团军以第10师沿津浦铁路向德县攻击前进，第16师和第109师沿于牙河西南方向推进，配合日第1集团军进攻石家庄。10月初，日军第16、第109师连占武强、深县、衡水、束鹿等地，逼近石家庄。

10月3日，日军第10师开始进攻德县。军委会速令第3集团军以两个师增援。但按时赶到德县的仅有第12军第81师之第495团。该团在日军猛烈攻击下，牺牲巨大，余部退至徒骇河右（南）岸，德县遂于10月5日陷入敌手。

日军占领石家庄和德县后，将第6、第16、第20、第109师等部、先后分别调往上海和娘子关方面作战。沿平汉路及其两侧向南追击的日军第14师等部，于10月中旬相继占领了元氏、赵县、赞皇、高邑、临城、柏乡、内丘、邢台（顺德）、任具、肥乡、邯郸与南和等县市，中国守军逐次撤退至漳河南岸。

19日，日军第14师又从武安以南强渡漳河，与守军关麟征之第52军激战两昼夜，双方伤亡重大，于丰乐、安阳间形成对峙。10月下旬，军委会决定第1集团军改归第1战区指挥，津浦路之作战由第3集团军负责，改属第5战区，第6战区撤销。同时令第1集团军以一部于平汉、津浦之间钳制日军，以主力协同友军阻击南下之敌；令第3集团军与前出石家庄方面的第1集团军相呼应，攻击敌之侧背，以解娘子关之危。据此，第1战区作了相应的部署。正当各部准备行动之际，第20军团奉命经林县增援太原。而日军则乘势于11月4日抢先向驻守安阳的第20集团军进攻，5日占领安阳，第32军退守宝莲寺东西之线。中国第1集团军仍按预定计划，于6日开始攻击，连克沙河、任丘，逼近邢台，切断了平汉路。日军立即集中第14、第108师等部夹攻向邢台逼近的中国军队，并由邯郸、磁县向大名反击。

11日，日军占领大名，第1集团军退至卫河南岸，与日军隔河对峙。在津浦路的第3集团军，由于韩复榘意存观望，前进迟缓，日军先于11月5日开始分数路向第3集团军进攻：一路日军沿铁路及其两侧南进，连陷高塘、禹城、临邑，向徒骇河进迫；一路由盐山南进，相继占领乐陵、阳信、惠民、济阳。第3集团军退守黄河右（南）岸，与日军隔河对峙。

12月23日，日军一部由青城附近渡过黄河，攻陷周村，切断了胶济路。

24日、26日，日军第10师由济阳和齐河相继南渡，27日占领济南，尔后继续前进。

平汉、律浦路北段作战自9月中旬至12月下旬，历时三十多月。日军虽然击退了平汉、津浦路北段的中国军队，占领了平汉、津浦路沿线广大地区，但未能达到其“消灭河北省中部的敌人”，“挫伤敌人的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的会战目的。[〔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321页。]

在日军沿平绥、平汉和津浦铁路大举进攻的三十多月中，中国广大官兵发扬守土抗战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进行了抗击或反击，给日军以相当的打击，但是中国军队在这段防御作战中，未能阻止日军的长驱直入并给敌以更大的消耗。

这里除了技术装备等客观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方针。上层军官指挥不力，消极防守，互不支援，致使部队常常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有的将领一战即退，中央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的大撤退，即遭到全国各界的谴责。国民政府监察院张华润等人于10月26日对其提出弹劾，指出：“豫皖绥靖主任刘峙，恇怯畏死，未经激战，遂下令总退却，一溃至石家庄，致使全冀皆失，而豫晋两省交受其祸。今又退至彰德矣。夫由琉璃河至石家庄计里四百余，石家庄至彰德计里亦四百余，是旬日之间，败退几达千里，自古及今，丧师失地未有如是之速者矣。”[国民政府监察院档案（二）1497，《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27册。]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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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五节 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平型关大捷

一、红军主力改编为第八路军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8月22日关于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出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为第18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

下辖陆军第115、第120、第129师和总部直属队。第115师由红一方面军之第1、第15军团及陕南第74师编成，共1.55万人；第120师由红二方面军之第2、第6军团和陕北红军第27、第28军及独立第1、第2师，赤水警卫营、总部特务团各一部编成，共1.4万人；第129师由红四方面军之第4、第31军及陕北红军第29、第30军、陕甘宁独立第1～4团和第15军团骑兵团编成，共1.3万人；总部直属队3000余人。全军共计4.6万人。其编制序列如下。

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　朱　德　副总指挥　彭德怀

参谋长　叶剑英　副参谋长　左 权

政治部主任　任弼时　副主任　邓小平

第115师：师长　林　彪　副师长　聂荣臻

参谋长　周　昆　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

第343旅：旅长　陈　光（第685、第686团）

第344旅：旅长　徐海东（第687、第688团）

第120师：师长　贺　龙　副师长　萧　克

参谋长　周士第　政治部主任　关向应

第358旅：旅长　张宗逊（第715、第716团）

第359旅：旅长　陈伯钧（第717、第718团）

第129师：师　长　刘伯承　副师长　徐向前

参谋长　倪志亮　政治部主任　张　浩

第385旅： 旅长　王宏坤（第769、第770团）

第386旅： 旅长　陈　赓（第771、第772团）

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　萧劲光

为了加强党对新形势下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

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闻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9人组成。朱德、彭德怀分别为正副书记。同时，中央还决定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分任三个师的书记。

10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任命任粥时为主任。

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先后任命了师、旅级政治委员。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为第115、第120、第129师政治委员；萧华、黄克诚、李井泉、王震、王维舟、王新亭，分别任第343、第344、第358、第359、第385、第386旅政治委员。同时，还撤销了各级政训处，恢复了师、旅级政治部。中国共产党还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公开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在广州等地设立了八路军通讯处。

二、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抗日

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确定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自己。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八路军的作战地区为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

8月22日，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国民党军节节后退之时，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即命令第115师主力从陕西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月31日，该师经韩城东渡黄河，至侯马乘火车沿同蒲路北上，挺进晋察冀交界地区。9月3日，八路军总部与第120师主力分别由陕西泾阳云阳镇和富平县庄里镇出发，跟随第115师之后，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9月30日，第129师主力也由富平庄里镇出动，东进北上。八路军开赴前线，纪律严明，勇敢迎敌，受到战区人民的称赞。

正当八路军日夜兼程奔赴抗日前线之际，沿平绥路西进的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后，以一部继续向绥远进攻，主力则沿同蒲路南下。与此同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之第5师，亦由平绥路东段之宣化南下晋察冀交界地区。中国第2战区部队退守平型关至茹越口内长城一线。9月中旬，日华北方面军7个师沿平汉、津浦两路南犯，突破中国第1战区保定——沧县防线后，继续向石家庄——德县一线进攻。在此形势下，毛泽东于9月16、17日，向八路军发出变更战略部署的指示。指出：敌之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路友军侧背，进而实现夺取华北五省的计划。同时判断恒山山脉一带必力日军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枢纽。

根据这一敌情变化，毛泽东决定将原来三个师集中配置在恒山山脉一区的计划，改为分散配置于山西省的四角，即：第120师转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115师立即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和太岳两山脉中；第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变更后的部署对敌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它对于八路军保持战略上的主动，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粉碎日军的进攻，对于独立自主地进行山地游击战、创建敌后根据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统一八路军指战员对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认识，加速全军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并使友军也了解与同意这一方针，毛泽东于9月1日致电彭德怀，要求向全军和友党友军解释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包括：八路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南京国民政府“只作战略规定”，八路军有依据情况灵活机动“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并“坚持依托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21日，毛泽东再电彭德怀，强调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25日，毛泽东给中央北方局的电报中又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于9月21日和25日先后对各师发出指示和训令，要求各部队“应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消灭敌人小部”，同时立即在八路军所到之处“独立自主地担负起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指示还划分了各师开展游击战争和做群众工作的地区。根据总部指示和地区划分，第115师于9月中旬向五台、繁峙、灵丘等晋东北地区及冀西阜平地区推进；第120师主力于9月下旬前进到宁武、神池等晋西北地区，其第359旅开至五台、平山地区活动；第129师准备向正太铁路以甫之晋东南地区发展。

三、平型关战役

9月中旬，由平绥路东段向西南进攻的日华北方面军第5师，在由大同向南进攻的察哈尔派遣兵团的配合下，迅速向内长城线逼近，企图突破平型关要隘，歼灭第2战区部队，从右翼配合华北方面军主力在平汉路的作战。

至9月20日，日军第5师已占领晋东北的广灵、浑源和灵丘等地；察哈尔派遣兵团亦进逼晋北雁门关，在日军进攻下，中国第2战区司令长官决定在平型关——雁门关——神池内长城线组织防御，凭借长城夭险阻止日军进入山西腹地。部署杨爱源所部第6集团军（辖第15、第17、第33军）担任右翼北楼口以东至平型关的防御；傅作义所部第7集团军（辖第34、第35、第19、第61军），担任左翼北楼口以西至神他沿线防御。9月21日，日军第5师第21旅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其后续部队，亦有向平型关开进的模样。第2战区司令长官决心集中4个师和两个旅的兵力，歼灭平型关之敌，并致电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称：“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八个团的兵力拂晓可到，希电林师夹击敌之侧背。”[《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册。]

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总部按照中共中央调整战略部署的指示，令第120师进至雁门关以西的神他地区，侧击由大同南犯之日军；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之大营镇待机，准备侧击进犯平型关之日军。

第115师赶到大营镇后，立即侦察平型关方向的敌情、地形。得知日军第5师正由浑源、灵丘、涞源分三路向西进攻，各路相距较远，兵力分散，进攻平型关方向的日军约一个旅。

平型关以东是群山连绵的谷道，而两侧高地又便于隐蔽机动和伏击。

据此，第115师决心以伏击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日军，配合友军作战，并报请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批准。23日，第115师在上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当夜，师部率主力进至平型关东南15公里的冉庄地区。24日，林彪师长和聂荣臻副师长组织干部现地勘察后，确定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村长约13公里的公路两侧高地设伏，将由灵丘向平型关进攻的臼军歼灭于狭谷之中，具体部署是：

以师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涞源——广灵之间地区活动，钳制和打击增援干型关之日军。

以第343旅两个团担任主攻：其第685团占领关沟至老爷庙以东高地，截敌先头部队，协同友邻围歼公路之敌，并阻击由东跑池向老爷庙回援之敌；其第686团占领小寨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分割歼灭沿公路开进之敌，尔后协助第685团向东跑池发展进攻；

以第344旅第687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村以南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

以第688团为师预备队，置于东长城、黑山村地域。

同日，第2战区第6集团军送来“平型关出击计划”，要求第115师依据原计划由东南出击。为了隐蔽行动企图，第115师于24日午夜利用夜暗和暴雨，由冉庄向平型关东北之白崖台开进，于拂晓前进入预伏地域，并做好了战斗准备。（见附图1）

25日拂晓，日军第5师第21旅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沿灵丘——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该部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地域，第115师抓住战机，立即命令全线突然开火，并趁敌陷于混乱之机，适时发起冲击。第685团迎头截击，歼其先头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第687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第686团于小寨至老爷庙之间，实施突击，并令第2营冲过公路，迅速抢占了者爷庙及其以北高地，把日军压缩在狭谷之中。己陷入四面包围、伤亡惨重的日军，拼命向老爷庙反扑，企图向北突围。控制考爷庙及其以北高地的第686团第2营在第1、第3营协同下，连续打退日军多次反扑。在此期间，先期（22日）进占东跑他的日军一部，试图回援老爷庙，亦被第685团所阻。

日军第5师师长板垣征四郎得知其部下将被围歼后，急令在蔚县的第21旅和进至涞源以西的第9旅各一部，火速增援平型关。当该两部行至灵丘以东的驿马岭和以北的王山村时，遭到第115师独立团的迎头痛击，涞源的日军也因受第115师骑兵营的钳制，而不敢倾巢出援。13时许，蔡家峪以东之日军一部与小寨以南彼围日军会合后，在6架飞机火力掩护下，以密集队形，再次向老爷庙高地猛扑，由于敌我短兵相接，日军的飞机也无能为力，其反扑被第686团又一次击退。随后，第686团冲下公路，在第685团的协同下，将该日军全歼。

至此，战斗胜利结束。第115师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向平型关正面东跑他日军逼进，按照与友军达成的协同作战计划，共同消灭该地区之敌。当日黄昏，第343旅两个团迅速抢占了东跑池周围的高地，并将日军包围在东跑池一带盆地。但是由于友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该日军未能被歼。

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战役中，共击毙日军精锐第5师第21旅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抢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伏击战。在日军长驱直人、国民党军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其政治意义是很大的。

平型关大捷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忻口作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同时，有效地钳制了日军第5师的行动，支援了平汉路友军的作战。

平型关大捷的消息，立时传遍全国。举国上下，莫不欢欣鼓舞。全国各界给共产党和八路军发出的贺信、贺电，达百余件之多。

蒋介石26日在给朱德、彭德怀的贺电中说：“二十五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

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28日致电八路军称：“贵军受命抗敌，立奏奇功，挽西线垂危之局，破日寇方长之焰。捷报传来，万众欢腾。谨电驰贺。”

国民党同盟会会员、第2战区战地动员会主任续范亭著文称赞道：“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下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聂荣臻回忆录》中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也使第2战区司令长官受到鼓舞。26日，阎锡山命令傅作义指挥第6集团军等部迅速击破平型关之敌，并令新组建的第61军速援平型关。第61军于27日到达平型关、团城口附近，解了第34军第71师之围。正当第35军准备东援平型关之时，西线日军己突破茹越口，直趋铁角岭南下，于29日夜占领繁峙城，切断了平型关正面第2战区部队的退路。于是，阎锡山下令内长城线上各军向五台山、三中山、芦茅山之线转移，集中主力于忻口地区组织防御。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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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六节 国际社会对中国初期抗战的不同态度

一、苏联和世界人民援助中国抗战

“七·七”卢沟桥事变，既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世界法西斯国家所发动的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转折；既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又是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次大战在亚洲全面爆发的起点。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因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援助。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苏联对华政策的重心是支持和援助中国抗战，让中国拖住日本侵略军，以备德意法西斯一旦发动侵苏战争时，能避免两线作战。7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接见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时表示：“苏联愿援助中国，”[《中日外交史料丛书（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印行，第485页。]

为声援中国抗日，苏联党政领导人给予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积极的评价；苏联外交代表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呼吁各国援助中国，制裁日本；苏联各族人民纷纷写信慰问中国抗日军民，表示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苏联有关宣传机构及时传播中国抗日斗争的消息，举办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事迹的展览。苏联政府不仅在道义上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而且从物力、财力和人力上给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援助。在中国抗战迫切需要外援，而西方大国对中国抗战持观望态度的时候，苏联是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但是，苏联在援助中国的同时，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仍与日本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及各国人民给予中国抗战以深切的同情和支持。

“七·七”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发表文章，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号召备国共产党“发动工人运动和广大民众之一切力量去赶快地把法西斯强盗驱逐出中国。”[延安《解放》周刊，第29期，1938年1月28日，第13页。]

英国共产党号召援助中国。在英共组织下，伦敦万人集会，声援中国。英国全国劳动工会也作出决议，要求政府禁止向日本出售商品和提供贷款。

美国共产党领袖福斯特代表几万集会工人致书中国，向中国抗日军民致敬。美国共产党号召美国人民给中国尽可能的帮助。在美共的号召和推动下，美国“反对国际侵略委员会”等援华组织相继成立。美国产业和劳工两大工会组织所属800万工人，表示声援中国。

法国共产党利用一切机会号召人民阵线进行援华工作，全法有30万工人决心支持中国抗战。处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日本共产党也发表声明，号召日本人民起来反战，“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国去”。

除上述国家外，西班牙、加拿大、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丹麦和瑞典等国的共产党和工会，亦积极号召和推动本国的反日援华活动，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还得到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关注和支持。越南、朝鲜、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度等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推动下，不仅在道义上谴责日本，声援中国，而且通过捐款、捐物和拒购、拒运日货等手段，支援中国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

二、英、美等国对中国抗战的两面政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直接损害了英美等国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特别是日军进攻上海更加深了它们之间的利害冲突。

“八·一三”日军进犯上海后，通过上海港向中国出口的物资，美国减少了86％，英国减少了60％。

英、美等国为了维护它们在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对日本妄图独占中国的行径进行了一些谴责和限制；对中国抗战表示了某种同情和支持，并企图利用中国抗战削弱日本。这是英美两面政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英、美自身有许多矛盾无法解决，而与日本在反苏反共和反民族解放上又是一致的。因此希望借助日本之手，镇压中国人民革命力量，使日本成为反苏反共的先锋。于是，它们对日本侵略中国主要采取了绥靖政策。

英国为了维护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利益不受日本侵犯，宁愿在中国问题上对日妥协。在“七·七”事变之前，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和外交大臣艾登就对中国代表团说过：“万一中日交战，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援助。”《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页。]

“七·七”事变后的10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又在内阁会议上强调，如果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日本就可能在德意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的殖民地进行某种报复性的打击。由于英国惧怕日本报复，所以主张同中日双方维持友好关系，力图将美国推向与日本对抗的第一线。1938年5月3日，英国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将中国沦陷区海关移交给日本的《中国海关协定》，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日本全面侵华，损害了美国的在华权益，但是美国为了保持对日贸易，避免日美矛盾激化，对日仍然实行绥靖政策。当中日双方于7月12日分别向美国国务院通告卢沟桥事件后，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友好的、公正无私的态度。”[《1937年国际事务概览》第1卷，牛津1938年版，第259页。]

7月16日，赫尔发表声明，提出“和平原则十六条”，无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区别，却要求中日双方为“世界和平”而“自我克制”。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关于“中立法”的声明，禁止美国政府的商船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用物资。这项声明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很公平的，但在中国缺少船只和海岸线已被日本封锁的情况下，占便宜的是日本。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美国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为了对日本施加压力，罗斯福于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了“隔离演说”，不指明地抨击了日本的侵略政策。他指出：“世界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症看来确实在蔓延中，在生理上的流行症开始蔓延时，社会就会认可并参与把病人隔离起来，以保障社会健康和防止疾病传染”。[《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正式声明支持罗斯福的演说，指责“日本在中国的行为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罗斯福的演说和国务院的声明，立即遭到国内孤立主义者的攻击。于是罗斯福又出来解释说：这个演说“不意味着放弃中立法”。随后，他又进一步宣布这个演说“没有考虑对日制裁”。无怪乎有人对此评论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试探性汽球”，吓唬一下日本而已。

美国不仅在政治上绥靖日本，而且在经济上给日本“输血”。从“七·六”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前，美国一直是日本战略物资的主要供应者，据日本工商省的统计，日本对外贸易输入总额中美国所占的比重是：1937年为33.6％，1938年为344％，仅1937年下半年，美国向日本输出石油就达3500万桶。

对此，美国31名议员联名指出：“我们说日本有德意两个盟国，事实上，我们才是日本最好的同盟国，任何人心里都会毫无疑问地相信，我们正在积极参加日本在华进行的战争。”“日本派出士兵，而我们的性命在战争中却无危险，我们只把商品和原料运到日本，让他们用以作战，而我们则从中获得利润。”[《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8日。]

“七·七”事变后，西方大国对日本的绥靖在国联大会和布鲁塞尔会议上表演得最为充分。

1937年7月16日，中国政府向九国公约国及英法政府递交备忘录。8月30日，中国驻瑞士公使胡世泽向国联控诉日本扩大侵华战争。9月12日，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正式向国联大会提出申诉书，要求各国制裁日本。9月16日，国联决定将中国的申诉书提交给远东咨询委员会处理。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远东咨询委员会的两项报告：

第一项报告，指出日本军队的行为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但未明确宣布日本是侵略者；

第二项报告建议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并提议国联明确表示从道义上支持中国，要求各国扩大对中国的援助。但无实际措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是英国代表提出的。作为华盛顿会议的发起国，美国不能拒会。罗斯福指示美国代表戴维斯，既不希望“被推到前台充当领袖”，也不愿落在后面变成“英国风筝上的尾巴”。[〔美〕多萝西·博格：《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哈佛大学出版1964年版，第406～407页。]

英美两国，在会前既不愿意带头主持正义，更不愿在会上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措施，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说，到这个会议上去谈论经济制裁“是完全错误的”。[〔英〕尼维尔·张伯伦：《为和平而斗争》，伦敦1937年版，第42页。] 这就给会议的成功投下了阴影。

11月3日，“九国公约”国中美英法和特约国苏联等19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正式开会。英美等国在会上互相推诿，谁也不愿充当会议的主角，好不容易才说服比利时充当东道主，并由其外交大臣斯巴克主持会议。

会议中间，中国代表顾维钧恳请各国从道义上、物质上、经济上对日本施加压力，对中国实行援助。苏联代表要求对侵略者采取集体措施，实行制裁。

但英、美、法等国都怕得罪日本，拒绝对日本采取行动。英国代表艾登重申，英国决不带头行动；法国代表德尔博斯担心制裁日本，会引起日本入侵印度支那；美国代表戴维斯则认为，即使日本统治中国，美国也不值得与日本开战。

11月24日，历时3周的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只是重申“九国公约”原则，并要求停止战争行动，但对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未敢指出，中国没有得到任何援助，日本也没有受到任何制裁，会议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大失所望。中国代表顾维钧事后写道：

中国“是非常失望的，主要不是因为会议本身不能有任何作为，而是由于在远东有巨大利益的大国不愿采取任何措施来抑制日本，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世界和平事业和利益本应采取的。”[《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6页。]

布鲁塞尔会议是一次开比不开更坏的会议，使日本摸到了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的底牌，因而放胆扩大侵略。就在会议前后，日军攻占上海，逼近南京，在长江炸沉、炸伤美英军舰和炮艇各1艘，这是对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的莫大讽刺。

三、德、意法西斯支持日本灭亡中国

日本侵略中国得到德、意法西斯国家的支持。由于德意与中日两国的利害关系不同，其对中国初期抗战的态度也有所区别。

“七·七”事变前，德国虽然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政治联盟，但是它同中国政府的关系仍较密切。“七·七”事变爆发后，德国一方面担心日本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从而失去它作为德国盟友的意义；另一方面担心日本独占中国会使德国失掉在华经济利益，所以，在战争初期希恃勒不赞成日本的行动。7月20日，德国外交部宣布，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

28日，德国外交部次长魏茨泽克指出：“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同时，德国继续执行中德贸易协定，供给中国作战物资，德国军事顾问团继续留在中国服务，日本对德国的这种态度极为不满，一再要求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停止给中国输送军人，甚至扬言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因此，希特勒决定一面继续履行中德贸易协定，攫取中国战略资源；一面命令驻华军事顾问下准参加前线作战，为尽量消弭中日战争而努力，其目的在于既不使中国赤化，又不失去日本。但是随着10月德英秘密谈判的中断和英德矛盾的加剧，希特勒为了对抗英美而作出了改善德日关系、加强两国联盟的决定。他宣布“在远东问题上，原则上赞成与日本合作的主张。”[威廉·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第243页。]

11月18日，德国政府根据希特勒的指令，推迟所有德中军人贸易及工业贸易谈判，并部分停止德中原订军火贸易合同的履行，停止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同月，德国拒绝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

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同时在演说中称：“德国为抵抗共产主义，始终认为要尊重日本为一种保障的力量”，“德意两国再和日本联合，便成了阻止苏联布尔什维克势力继续扩展最坚强的力量”。[国民党执委会宣传部：《中日战争与舆论》，第31～33页。]

1938年4月，德国宣布对中国禁运军火，5月要求撤回驻华军事顾问，以实际行动支持和纵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

意大利法西斯从“七·六”事变开始，就与日本法西斯沆瀣一气。在舆论上，意大利公然袒护日本，蔑视中国。意大利法西斯党机关报曾公开发表言论，污蔑“中国是一个无组织不进步的国家”，吹捧“日本是代表世界文明人类惩罚文化落后的民族。”[重庆《新华日报》，1938年9月1日。]

1937年11月，在19国布鲁塞尔会议期间，意大利在德日拒绝与会的情况下，充当了日本法西斯的忠实代言人。它极力宣传日本的荒谬主张，反对制裁日本，在大会最后通过宣言时，意大利投了唯一的反对票，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演说时，称赞意大利政府“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始终有力地支持日本。”意大利还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1月29日，又承认了伪满洲国。接着，意大利政府又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航空教练官。

1938年2月，意大利政府通过了给予日本“在远东以积极援助”的决议，为日本提供军火，用来屠杀中国人民。

德意法西斯在西方遥相呼应，袒护和支持日本扩大侵略，使其与日本一样，成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公敌。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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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中国抗战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方针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下进行的，由于国民党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由各党派参加的民族联盟的建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形式，两党只是遇事协商，解决有关问题。因此，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也是依据各自制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实施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反对共同的民族敌人，井在抗日战争的战略范围，保持着一定的协商关系，在反对侵略求得民族解放等目标上，有着共同点。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不同，因而在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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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全国抗战爆发前对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主张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动员和武装民众，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明了对日本侵略不妥协的抵抗方针，以及通过民族革命战争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决心。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系统地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又称《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这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正义的战争，这是进步的战争，这是保障中国民族生存的战争，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这是为保障我国国家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战争。换言之，这是使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当亡国奴的神圣战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页。]

为使组织和实行这个正义的民族战争，有一个共同的具体纲领，为使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成为强有力的行动，《纲领》提出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最根本的六项共同行动纲领：

（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

（二）全体人民总动员，立刻成立群众的反日民众义勇军，并组织广大的人民的参战组织。

（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将各种武器发给人民反日义勇军，以便实行训练和对日作战。

（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和卖国贼的财产，国库一切收入，都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

（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并将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作战表同情、援助或守善意的中立的国家和民族视为我们的朋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竞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685页。]

上述纲领不仅明确提出全体军队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和总武装的方针，以及成立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和解决抗日经费的具体办法，而且还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个著名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来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1779名国内著名人士签名公布，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力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和武力抗日。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并实行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等10项方针，主张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作为抗日的先锋。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使全国同胞总动员，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群众，抗击侵略者。“八一宣言”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中央对实行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救国神圣事业提出的最具体的纲领性意见。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抗日救国宣言中，又重申了上述方针。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52～153页。]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必须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的问题中，就有关抗日战争胜利的条件和方针指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

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至于这个战争会延长多久，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

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关于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下，它的士气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大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3～446页。]

毛泽东回答斯诺的中心点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靠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如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发展和国际援助等各种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军队应该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对中日战争的趋向和结局，作了精辟的论断，对国际反日联合阵线的建立，提出了纲领性的主张。毛泽东首先就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的问题指出，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北部，撤退华北驻屯军，停止一切侵略行动，只有在这些原则之下，才进行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但是，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谈判的可能并不存在。因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毛泽东说：“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即使“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治的崩溃。”[《新华日报》1937年3月23日。]

毛泽东提出：“日本已有他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新华日报》1937年3月26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全国抗战爆发前的相当一个时期，中共中央对中日战争的形势，指导中国抗战的路线和方针，以及战争的前途和结局等问题，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并反复向全国人民提出自己对抗日战争的一系列主张。

这对推动局部抗战时期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抵抗，对促进全国抗战局面的出现，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全国抗战爆发后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对全国抗战和国防问题的方案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对全国抗战的战略基本方针以及重大国防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和细致的方案。7月8日发表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275页。]

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提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抗战，“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解放周刊》第1卷，第12期，1937年7月26日出版。]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提出争取实现全国性抗战、反对妥协的总任务及5项主张：

1、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

2、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

3、全面的抵抗，根绝日寇在中国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势力与汉奸亲日派；

4、统一的积极的抵抗，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

5、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l年版，第292、293页。]

7月23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妥协退让的危险倾向，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以及实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改良人民的生活，国防教育，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等八大纲领，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

7月底至8日初，在日军占领平津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对抗日的国防有关重大间题，提出了全面的意见：“国防间题我们意见如下：

（1）第一防线张家口、涿州、静海、青岛等处，重点在张家口，应集中第一次决战兵力；

（2）第二防线保定、大同、马厂、潍县等处，应集中优势兵力相机增援第一线，并准备第二线决战；

（3）至于太原、石家庄、沧州等处，仅能作为第三防线，决不能只顾此线而下集中兵力于第一、二线；

（4）目前关键是第一防线；

（5）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

（6）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

（7）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

（8）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力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予必要的补充；

（9）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犹豫是必败之道。”[洛甫、毛泽东关于国防问题给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指示，1937年8月4日。]

中共中央还拟定了《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在估计了敌我双方的全面情况后指出：

“根据敌我一般情况之分析及敌我战略之基本方针，应确立对日作战原则如下：

（1）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以全线之反击，而根本的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

（2）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

（3）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

（4）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的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籍制敌人；

（5）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任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地应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只有积极地动作起来，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

（6）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

（7）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村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中央文件汇集》1937年下册，第317页。]

为了推动和促进对全国抗战路线及战略方针的制定，8月上旬，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3人前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提出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方案，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一贯主张。

11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发言强调：部署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取得最后胜利，外交拖延办法只可便利军事准备及民众动员，但不可动摇抗战的决心；主战场在华北方面，不因其局部扰乱过分分散我兵力；黄河北岸之抗战，因交通运输有被切断之可能，故第1、第2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之能力；正面防御不可依赖一线及数线之阵地，宜采用集团工事，并在平原和山地开展广大的运动战、游击战。朱德在发言中侧重指出，在战略上需要持久防御，但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行动；在整个抗战中，政治工作甚为重要，能发挥动员民众和瓦解敌人的重大作用；游击战在抗战中有重要地位，破坏敌人后方、钳制敌人兵力效果甚大。[《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29册（6405—9）。]

中共中央提出的国防问题意见和战略方针、作战原则案，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在会议上的重要发言，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抗日战争指导案，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洛川会议对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的制定

全国抗战爆发后，战局变化急剧。日本侵略军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8月中旬，又在华北的平绥铁路东段和华中的上海地区，展开新的战略进攻。

但是，国民政府在日军大规模战略进攻面前，仍不愿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

在此紧迫的形势下，为推动全国抗战的顺利发展，中共中央于8月22至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的报告。他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侍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实行抗日的军事，抗日的政治，抗日的财政经济，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

（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4）改革政治机构；

（5）抗日的外交政策；

（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7）改良人民生活；

（8）抗日的教育政策；

（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10）抗日的民族团结。

会议通过并于8月25日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是日寇大举进攻华北的开始，“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决定》最后指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122页。]

中共中央在全国抗战开始的历史关头，提出的上述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成为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持久抗战，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屈不挠地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指针。

（三）红军的战略方针和军事战略转变

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红军的特点，中共中央从预定的战略任务着眼，确定了在总的持久战方针下，红军应执行的战略方针。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在给周、博、林的电报中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

8月下旬，毛泽东在洛川会议的军事报告中提出，红军的基本战略任务是：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保存与扩大自己。

红军当前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红军胜利完成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必须遵循的唯一正确方针。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与集中打仗的关系，集中兵力大兵团作战与分散兵力进行游击战的关系，保存和发展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5页。]

山地是红军开展游击战得心应手的用武之地，也是日军坦克等重装备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场合。进行山地游击战，是在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下，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保存和发展自己，击败和消灭敌人的最好战略。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也是红军贯彻执行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的唯一正确方针。只有独立自主地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才有利于发动、组织群众，造成宏大的人民游击战争，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进行全民族的抗战，置日本侵略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有通过动员、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才能迅速发展人民武装力量。扩大我占区，缩小敌占区，不断消耗敌人，实现战略的持久，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根据红军担负的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以及红军必须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洛川会议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红军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是客观形势的需要。红军必须把国内革命战争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分散使用的游击军；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这样才能同敌情、友情、我情以及任务相符合。

这一转变在现象上虽然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但是，在本质上却是洞察中日战争全局而作出的英明战略决策。这一军事战略转变不仅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而且极大地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着中国民族解放的命运。

三、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全国抗战开始以前，国内的亲日妥协派即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抗战开始以后，他们又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当南京失陷后，亡国论更是鼓噪一时。

与此相反，抗战初期国内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低估日本的力量，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讼沪抗战时，有些人认为只要打3个月，形势一定发生变化，国际干预，苏联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一些人被冲昏了头脑，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大公报》评论，1938年4月25、26日。]这些速胜论者不赞成实行动员人民力量的持久战的方针。

另外，不少的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只把胜利希望寄托于正规战，甚至反对八路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方针。

中国全民族几万万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的这场亚洲的大战，它的胜败和结局，不仅关系着中国的存亡，而且极大地关系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世界各国无论就其本国利益或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抗战的发展，担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美国记者斯诺、英国记者贝待兰，曾向毛泽东提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3页。]“如何克服投降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82页。]这些问题的本身，就反映了一些国家对中国抗战存在的疑虑。

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具体指出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如何争取最后胜利，驳斥“亡国论”、“速胜论”的滥调，拨开人们思想上存在的迷雾，坚定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同时也回答国际朋友们存在的疑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一些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先后发表文章。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总结抗战10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的智慧，于1938年5月，连续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军事论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着重论述了下列问题：

毛泽东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中日战争发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次决死的战争。他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

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其国小，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处于进步的时代，有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能得到全民的支持和国际上的援助。这些基本特点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批驳了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不利方面，而看不到有利方面的“亡国论”，也批驳了只看到有利方面，而不承认敌强我弱方面的“速胜论”。他指出中国决不会亡，但也不能速胜，并勾画出了持久战必经的过程，解决了进行持久战的一系列具体方针和原则。

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就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军民的动员。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持久战将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

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

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

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

毛泽东从中日双方实力的基本情况，指出了各阶段敌我力量变化的趋势。

在第一阶段的战略防御中，敌虽占领中国的大片土地，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其兵力、财力、物力的消耗都将开始表现竭蹶状态。中国方面虽受颇大的损失，但同时有很大的进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全国空前的团结，对敌人的坚强抵抗，最终将使敌停止战略进攻。但由于中日强弱的悬殊，在敌停止战略进攻后，中国距离反攻的程度还相差很远，尚难举行战略反攻，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继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蓄壮大自己的力量，进一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造成反攻的必要条件。这个重要的第二阶段，即为相持阶段。

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独创的以弱胜强的战略理论，它是持久战理论的精髓。

毛泽东指出，在相持阶段中，敌企图保守占领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到顽强的游击战争。此阶段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的1/3左右的区域，2/3左右仍然是中国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这个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

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相持阶段全民努力的程度。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从而演出最精彩的反攻的结幕。

第三个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运动战仍是主要作战形式。此时，主要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和本阶段继续生长着的力量，同时，还须依靠国际援助的增长和日本困难的增长。由于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战略反攻在前期将不是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战略反攻将逐渐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所谓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过程。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战略反攻力量依靠的基点，反攻作战的特色，以及反攻应有的彻底性。

毛泽东提出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方针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这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运用于军事学，创造出的军事辩证法的范例。

他说，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对于内线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他认为战略上的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决不能靠战役战斗上的内线持久防御战来实现，相反地必须发挥地广和兵多的长处，采用主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路对敌一路，从战场的外线进行突然包围攻击，歼灭其大部或一部，迅速解决战斗，一战胜之，再及其余。使敌之战略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战斗的作战上，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敌之战略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战斗的败仗和消耗，不得不改为持久战。毛泽东还辩证地论述了歼灭战与消耗战的关系。要改变敌我力量总对比，就要在战略上消耗敌人。要减杀敌军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就要靠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所造成的歼灭战。战役战斗的内线防御战对敌人的消耗，只能起辅助作用。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战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毛泽东所设计的中国全面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最光辉和特殊的方面，是表现为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整个抗日战争处于战略内线的地位，但主力军在内线，游击战争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敌后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夹击敌人的战线。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战略外线作战的军队，则广泛向敌后方大步前进。这样就形成了有后方作战和无后方作战，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的复杂形态。“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毛泽东对持久战总的趋势和结局的论断是，中国进行的这种持久战，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民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战争中去，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那末，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它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存在，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就要求把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游击战争，但人们往往把它作为辅助正规战的一种作战形式，认为它只起战役战术的配合作用。毛泽东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把抗日游击战争放在战略地位来考察，这是对军事理论的重大发展。他要求广大的游击战争，逐步向运动战发展，以担负起决定战争命运的重担。

他强调建立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一了依托。根据地是关系游击战争生存和发展的生死攸关问题，没有根据地就得不到群众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就失去了进退的依托，在敌人反复残酷的进攻下，就不能长期坚侍和发展。毛泽东指出，首先应在山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长期坚持的重要堡垒，然后向平原和河湖港汉地带发展，建立临时根据地，并逐渐发展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及其成功的实践，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我占区，打破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计划，发展壮大人民武装，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都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纲领。它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理论，它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广大群众，对中国人民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具有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

毛泽东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使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不得不佩服。程思远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依据，详细地制定了怎样对一个起初较强大的侵略者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的理论。蒋介石在他早期的抗战演说中借用了毛泽东的很多提法。”[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7年版，弟101页。]

傅作义将军读了《论持久战》后，感到抗战中的重大问题，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明确的答案，他让军官们阅读并指示在该部军政干部学校研究学习。[蒋曙晨：《傅作义传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卫立煌将军在《论持久战》发表后，即让秘书陪他阅读，该书不但使他对八路军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的意义有所了解，而且认识到抗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这对他的“速胜论”和“唯武器沦”观点也有所触及。[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论持久战》由杨刚译成英文于1939年出版后，它的影响迅速在国内外扩大。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伊藤宪一，把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归纳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日〕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94页。]

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校山畸重三郎，在日本军事杂志著文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中，游击战是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广泛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日〕《丸》1965年12月号。]

国民党由于在西安事变前，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对抗日仍存在着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因此，难以对抗日战争实行正确的指导，而且实际上已使抗战受到不少失败和损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抓住中日民族的主要矛盾，精辟分析了中日两国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点，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指导了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胜利进行，实际担负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历史重任。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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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中国抗战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方针

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全国抗战爆发前拟定的抗战指导方案

“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实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事变后，由于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影响下第19路军奋起抵抗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改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实际上是标榜抵抗，重心在谋求对日妥协。这一对日方针继续到西安事变后，才有了转变。

1937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了《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的较为具体的对日作战计划。计划按中日战争可能爆发于日苏战争的前后，分为甲乙两案。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

在敌情判断中指出：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敌我两国如已入于正式战争中，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则敌将以陆空军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在中日战争而演成世界大战之初期，或由俄日或美日战开其端绪，则敌军为略取资源，筑固作战之基础，或将以主力先对我国军取攻势，使在短期内消灭我抵抗之能力与意志。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

在作战方针中规定：国军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之自由，并收复失地之目的，在山东半岛经海州——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黄河迄北地区，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抵抗，随时转移攻势，以求最后之胜利。

在作战指导要领中规定：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开战之初，如情况所许，则国军以主力于沧州——河间——保定之线，保持重点于平汉路方面，对经北平——天津之敌军，实行决战。

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集中期间以主力对敌海上航空母舰与舰队及运输船舶攻击，并协助我海岸防守部队之作战，以一部协同陆军作战。会战期间以主力协同北正面陆军作战，以一部协同海正面作战。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以获得我空中行动之自由。海军以全力于战争初期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力陆空军扫荡敌舰。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第40～43页。]

民国二十六年作战计划（乙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发生于日苏战争之后，其中敌情判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与甲案有若干不同：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为应付世界战，先必略取资源，巩固作战之基础，将主力对我国军取攻势，在最短期间内欲消灭国军作战之意志。

在作战方针中规定，国军以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下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华北一带地区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迄北之线，并乘好机，以主力进入黑山白水之间，采积极之行动，而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

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

（一）开战初期，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将敌在我国以非法占领之各根据地之实力，在规定同一时间内，将其奇袭而扑灭之，俾尔后国军作战进展容易。

（二）国军应以大无畏攻击之精神，统一之意志，对骄敌实行攻击，挫折其企图，以达成国军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民国档案》，1988年第1期，第34页。]

在上述甲乙两案的敌情判断中，都正确地指出日本在军备及物质方面占有优势，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欲在短时期摧毁中国的作战意志。但是，在敌情判断的结论中，则认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这就忽略了日本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的严重威胁。日本在1937年度的侵华作战计划中，明确具体地规定要使用4个集团军共14个师，对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实施全面战略进攻。

对日本全面侵华的时机和兵力使用的判断方面，甲案是设想日本首先向中国发动进攻，并将以主力先对我国采取攻势。但是，将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日本将以陆空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乙案虽指出将以主力对中国采取攻势，但因此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在日俄战争之后爆发，日军必然不能全力对华作战。

实际上，日本总的世界战略是采取中间突破，即先侵占“满蒙”，进而侵占全中国，获得足够的战略资源和有利的战略基地，尔后北攻苏联或南攻英美。

不首先侵吞中国就先向苏、英、美进攻，不先从弱处开刀辟头就与强敌决战，脱离日本帝国主义既定的侵略政策。同时，也没有估计到，苏联和英美等国都将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尽量避免陷入或过早陷入战争。因此，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不会很快惹起日俄或日英美的战争，我国必须作抗击日军主力甚至是全力进攻的准备，作长期独立支持抗日战争的准备。

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方面，由于判断日本的大举进攻会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后，即使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前，不久后将惹起日本与苏、英、美之战，日军的主力可能不放在中国方面，从这一判断结论出发，国民党提出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就忽视了敌强我弱的根本特点，及其规定的中日战争长期艰苦的规律，使作战方针和指导带有轻敌和速胜的思想。

如作战计划甲案在作战方针中提出：“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取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会战期间，……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

作战计划乙案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中更提出：“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迤北之线，并乘好机……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

从中日双方军事、经济强弱不同的基本特点出发，上述作战方针、任务和指导，有些是难以实现的，有些是脱离实际的，勉强去作，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作战计划甲案中提出：“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抗战，”“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

这就不难看出，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带有浓厚的战略速决和速胜的色彩。尽管如此，参谋本部在1937年上半年拟定的这两个国防作战计划，对国民党以后研讨和制定对日作战方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的抗战指导路线和方针

（一）卢沟桥事变汇报会议讨论抗战大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幕僚，从7月11日起至8月12日，逐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官邪举行汇报会，分析研究日本进攻的形势，商讨确定对付侵略的大政方针。

关于对日军进攻企图的判断，与会者认为根据连日情报综合，有两种判断，一种是敌不愿事态扩大，另一种是敌将大举进攻。但根据“关内第一线不过二师，第二线不过三师。辽北有重兵，不能移动，国内输送来华部队，大连、釜山未见有大部队登陆，仅塘沽有军用品上陆。山东方面无敌情。国内似尚未大规模出动，第一线之挑战，恐系少壮派之自由行动，尚非整个计划”。[《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4页。]

对于卢沟桥事变处置的方针，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7页。]“现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连系”。[《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6页。]另一种意见主张决意作战，认为“现在宋明轩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必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弟7页。]

关于抗日战争采取局部化还是全部化，是否绝交或宣战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依现在实际状况，仅能局部化，第一步似不能谈绝交，但如青岛、海州发生战争，则我在上海方面，似应先有所动作。”[《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8页。]“如局部化，日军对二十九军攻击时，中央当然参加，此时其他地方均不动”。另一种看法是，“仅局部化，则敌仍可处处自由行动，敌亦有利”，如北平、青岛等地发生战争时，可考虑此时全部化，实行绝交宣战。“但究竟局部化与全部化，何者于我有利，在国际公法上手续如何，均须详为研究。”[《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9页。]

经与外交部商讨得出的结论是：“如绝交后，双方即具有交战国资格，现日本海军绝对优势，日本即可以交战国地位通告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及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其范围甚广。现我国一切军用品，能否自给自足，大有问题”。“两相比较，绝交后日方可以行使交战国之权利，我方则不能享此交战国权利，因之交战后，不宜绝交，仍以九一八时之状况为宜”。[《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10页。]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方面，有人主张“实行持久战，放弃土地，无关重要。在持久战中，应研究减少敌人三种力量，即（1）飞机（2）战车（3）大炮。……我非支持一年，不能得苏俄之援助。”[《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13页。]有人认为：“对长江设备完成，可以确实控制长江安全，而保长江之枢纽，则无论实行持”战或歼灭战，乃有把握。”[《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7页。]有人提出，采取持久战，还是采取歼灭战，应先决定。

卢沟桥事变后，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有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以及军政部次长、参谋本部次长、军委办公厅主任等要员参加的应急商讨会议33次，但对日本进攻的企图的掌握仍是若明若暗，对是和是战仍举措不定，对应采取持久战略还是速决战略，尚难作出决断。

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讲演中说：“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4页。]

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准备迫不得己的应战，仍不放弃争取和平解决。

（二）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表明抗战决心

在平津失陷及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的敦促下，国民政府为了研讨和确定抗战大计，于1937年8月上旬邀集各地区将领和负责人赴南京开会。

8月7日上午，国防会议正式召开。在会上由蒋介石致开会伺后，参谋总长程潜说明国防会议原定在9月中举行，因敌人向我挑衅，发生战事，特提前召开，以便讨论制敌救亡大计。同时，因形势紧急，会议必须缩短。随后，由军政部报告了卢沟桥享变的经过及处置情况，由各有关方面报告了空军建议、防空、国防工事以及重工业建设等情况。会议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简短讨论。

8月7日晚，召开国防联席会议。林森、汪精卫、张继、居正、于右任、戴传贤、孙科、陈立夫、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唐生智、陈调元等41人出席。会上，蒋介石以国防会议议长的身份致开幕词说：目前中国之情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的关头，今天集合了全国各地高级将领长官，共同商讨今后处置国防的计划。接着，由秘书厅长程潜，报告当日上午召开国防会议的经过，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情况，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报告了敌我态势及四个战区和预备军的划分情况。最后，蒋介石阐述了战争的意义和决心，他说：“现在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防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仗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仗不可。”[国防联席会议记录。]

会议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以起立表示抗战的决心。会议还决定，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日本进行交涉，仍不轻易放弃和平。国防联席会议决议表明了抗战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不放弃以妥协办法解决的前途。

（三）国民政府大本营战争指导方案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

战争指导方案

“一、本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付托，统帅海陆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

“二、大本营之组织如系统表

“三、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因此将军令、政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划为六部，分担任务，各应本主旨，适切运用，紧密连系，俾获最后之胜利，为共同一致最高之原则。

“四、为统帅指挥之便利，将全军区分为四战区（战区区分及战斗序列，另令规定颁发之），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

各战区作战地域如左：

第一战区：冀省及鲁北。

第二战区：晋察绥。

第三战区：苏南（长江以南）及浙江。

第四战区：闽粤。

第五战区：苏北（长江以北）及鲁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4页。]

国军作战指导计划

“一、方略

1、……

2、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

“二、敌情判断综合所得诸情报，及依据历次战役之经验，判定：

1、敌国为使现在平津一带敌军之作战便利起见，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线各要点（张家口、南口等处），尔后或深入山西，以威胁我第一战区之侧背，或转进于正定、保定方面，以直接协力于其在平津部队之攻击。

2、敌国为牵制我国军兵力之转用，及从政略上威胁我国军根据地起见，将以一部攻我淞沪，窥伺我首都。

3、敌国为使其平津方面之部队进展容易起见，将以一部攻我胶东，进出历城。

“三、指导要领

甲、第一期（自八月十三日至月日）

第一战区对北正面（平津）为限制敌军之自由转移兵力于平绥线路，及使我第二战区在平绥路方面作战之便利起见，应即派有力之一部（约两军），近迫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同时抽调在平汉路北端部队（机动性大而宫于游击战之经验者）约三师（能多更好），归第二战区长官指挥，向怀来、万全之线以北转进。

第二战区本战区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平绥路为第二战区之生命线，亦中苏连络之生命线，更为我国军旋回作战之能实施与否之中枢线，应以南口附近力旋回之轴，以万全、张北、康保等地方为外翼，要固守南口、万全，国军作战方有生机；要攻略张北、赤城、沽源，国军方能展布，如南口、赤城、沽源之线，始终为国军保有，则平津方面之敌，决不敢冒险南下，故本战区之作战为：

第一步：以该战区现有之兵力，最低限度，必须固守南口、万全之线，以俟第一战区转移兵力之到达。

第二步：第一战区转移兵力到达后，向赤城、沽源之线转移攻势。

第三步：依战况之推移，对于山西东北方面，厚积兵力，以期永久固守。

第三战区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国民政府大本营颁发的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较之过去的方案计划大大前进了一步。它明确提出要以武力对抗侵犯我国的敌寇，以求中华民族之生存和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确定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的基本主旨；正确判定敌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铁路线各要点，尔后深入山西以威胁第一战区之侧背，并将以一部进攻淞沪，窥伺首都，牵制我国兵力之转用；正确决定主战场之正面为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为第二战区，决定第二战区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但是，对贯彻持久战主旨的部署和指导，缺乏周密考虑和计划，相反，在全面战争爆发初期，即准备于主战场正面以主力实行柔性攻击，在主战场侧面以攻势略取张北、赤城、沽源等地，并集中空军主力协同陆军，先歼灭淞沪之敌。这些部署和任务，都或多或少背离持久战略，而带着轻敌和速决战略的成分。

国民党提出“持久战”战略、“持久消耗战略，”[国防部史政局：《中日战争史略》上册，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169页。] 主要是根据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蒋介石认为，敌如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敌之武力，终有穷时。[蒋介石：《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1937年12月17日。]

国民党争取持久战的目的，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的积极作战，改变敌我力量总的对比，以达到最后战胜敌人，而是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依靠国际力量形成对敌优势，最后取得胜利。蒋介石说得很透彻：“所谓‘抗战到底’，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我们只有一心一德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蒋纬国：《抗日御梅》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序言第6页。]

国民党设想的抗日战争只分为两个时期，蒋介石于1938年11月25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训词中说，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就是前十七个月的抗战，以后是第二期抗战，就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国民党实现持久战略的途径，主要是靠内线持久的阵地防御战。蒋介石规定的抗战获胜要道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3页。]

实际上，这种受制于敌和被动挨打的内线防御战，不能有效地歼灭敌人，很难实现战略持久。而且以这种单纯阵地防御的消耗战，虽能给敌人造成一定的消耗，但要通过它达到战略上消耗敌人，实现敌消我长、转变敌我力量对比是很困难的。

三、抗战建国纲领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检查全国抗战以来的工作，确定以后的任务和行动方针。为帮助国民党继续进步，3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电文中，提出八项建议：

（1）号召全国人民以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誓与日寇抗战到底，指出只有持久战，才能制日寇的死命。坚决反对一切投降妥协悲观失望的倾向。

（2）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在前线，彻底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当配合的新战略。在敌人后方坚决援助与发展广泛的人民的自卫战。

（3）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即须发布以孙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明显鹄的。再在这一纲领下，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

（4）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切实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严紧军队纪律，认真改善征兵制度。

（5）继续改善政治机构。首先应该召集真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全权的国民大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制定各种实施纲领的具体法令。大量吸收全国人民中各党派中的爱国志士参加政府。切实整顿地方政府，洗刷贪官污吏。

（6）继续全国人民的动员。普遍组织民众的自卫队、游击队。大量扶植与发展一切抗日救国与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各界的、职业的民众团体。颁布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民主法令。

（7）实施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豁免战区地赋等改善民生的法令。

（8）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立国防工业，发展军需工业，改进农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484页。]

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对抗日有关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等方面，扼要作出纲领性决议：

甲、总则

（一）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

（二）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

乙、外交

（三）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

（四）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

（五）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

（六）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

（七）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动。

丙、军事

（八）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

（九）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对于华侨回国效力疆场者，则按照其技能，施行特殊训练，使之保卫祖国。

（十）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上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

（十一）抚慰伤亡官兵，安置残废，并优待抗战人员之家属，以增高士气而为全国动员之鼓励。

丁、政治

（十二）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十三）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备。

（十四）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

（十五）整饬纲纪，责成各级官吏忠勇奋斗，为国牺牲；并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为民众指导。其有不忠职守，贻误抗战者，以军法处治。

（十六）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财产。

戊、经济

（十七）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己、民众运动

（二十五）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

（二十六）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庚、教育

（二十九）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

（三十）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

（三十一）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

（三十二）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488页。]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自西安事变被迫转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走向全国抗日以来所制定的比较好的一个纲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首都南京后，又南北对进企图打通华北华中的战略联系，并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全国军民团结奋战，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国民政府真正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允许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共同抗日，以便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只能选择继续抗战的道路。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抗日的胜利，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建议，采纳了人民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在政治改革开放民主的方面，多少作出了一些让步。这些都在纲领中得到了某些反映。

《抗战建国纲领》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要抗战的。《纲领》在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方向上，与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有基本一致的方面。

《纲领》吸取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某些精神，在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和教育等项中，采取了近似和类似的提法。如“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充实民众武力”，“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严惩贪官污吏”；“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严禁好商垄断居奇”； “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对于汉奸严行惩办”；“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等等。因此，它对指导和推动全国抗战有积极的作用。

国民党由于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的决定和转变的有限，在大敌当前、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下，既想利用人民抗战，又害怕人民的力量在抗战中壮大起来；既不能不对人民的合理要求作出某些让步，又想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制订《抗战建国纲领》，既能利用人民的力量来抗日，又能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总体方面进行统制；既能用《纲领》搪塞由各党派各团体拟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和健全民意机关的意见，又能拒绝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和建立国防政府等民主改革的要求，从而使抗战的胜利成为政府和军队的胜利，达到维护旧国家制度的目的。因此，《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纲领，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着本质的区别。

《抗战建国纲领》的严重缺陷和消极因素在于：抗战纲领未对抗战的最后目的作出规定，未提出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坚决反对妥协和动摇，这就给抗战的妥协动摇派夭折抗战留下了后路。《纲领》虽提出实行总动员，但未对实施办法作出具体规定，这就变成了空洞的诺言，无从实现。

在军事纲领中，只提到训练官兵、壮丁，抚慰伤亡官兵等，未规定正确的军事战略，未提出采取积极的作战方针，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也未提出改善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提出了“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却只能“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名为援助，实为限制。

在政治纲领中，虽提出了“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但国民参政会既不是各党派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不是具有决定国策和实际权力的民意机关，只是建议、咨询性质的机构，而对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包括各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国防政府，开放党禁等最关键性的问题，却避而不谈。

在经济纲领中，虽提出了“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但对促进发展农村经济最重要的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政策，都未作出规定。

在民众运动方面，虽不得不提出“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但只限定于一定的范围，而且没有规定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抗日的旧法令，和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政治犯，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通过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以非实质性的改进和让步，掩盖限制各党派团体和人民群众，参加国家民主管理和参加抗战活动的片面抗战路线的集中表现。

虽然如此，《抗战建国纲领》总的倾向是要抗战的，这是首先值得肯定的。即使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它虽与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相差甚远，但与一味妥协的不抵抗路线，仍然有着巨大的进步。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左派爱国人士及人民群众赞助这个纲领，希望在实施中逐步去完善、发展与提高它。对其中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也希望在实施中给以逐步的批评，以推动国民党的进步。人们还担心《纲领》提到的一些进步的东西能否兑现，担心国民党过去“决而不行”、“行而不力”的习惯，以及南辕北辙、反其道而行之的作法能否改变。事实上，就在《纲领》通过的前后，在上海、西安、武汉等地，就出现了解散已组织起来的——群众抗日团体，压制群众抗日活动的情况，说明人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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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及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一节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

一、日军进攻山西的方针和计划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雁门关以南娘于关以西系多山地带，居高临下，直接威胁日军平津地区的军事重地，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

1937年10月1日，日军突破茹越口、平型关一带之内长城防线，侵占大营镇、繁峙等地之后，日军中央部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令关东军“以一部入列华北方面军指挥下”，并应“为以上作战提供方便。”[〔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55页。]

华北方面军于当日夜半即命令关东军位于内长城线以南的各部队，归第5师师长指挥；同时命令第5师以主力在代县集结，准备攻占太原。

10月3日，第5师由大营镇向代县附近集结。4日，将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主力列入该师指挥。

10月7日，萱岛支队（以中国驻屯军步兵第2团为基干编成）到达大同，也配属于第5师。至此，忻口作战日军的战斗序列为：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下辖第5师、独立混成第1旅、混成第2、第15旅、堤支队、大泉支队、萱岛支队等部。

6日，华北方面军命令沿平汉线南侵的第1集团军在适当时机攻占石家庄，并以一部兵力进入井陉以西的要地，切断中国军队在山西方面的交通，以策应第5师的作战。同时，命令第5师向太原前进，攻占太原。

二、第2战区的防御企图和部署

内长城防线被日军突破，太原形势危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挽回危局，遂决定转用平汉线兵力，巩固山西防御。10月1日，急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第9、第14军及第85师、独立第5旅等部共四个半师的兵力，由石家庄经正大路，转赴晋北增援。并令第2战区以有力一部固守谆县、原平，掩护集中。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了扭转晋北作战的败局，决定缩短战线，将兵力集中于宁武、代县、原平一带，利用忻口要隘与敌决战。为了平息人民的愤怒，推卸晋北作战失败的责任，他又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处决了雁北作战夫利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同时，阎锡山召集有关人员对当面敌情进行分析，判断日军将以主力由大营、繁峙，以一部由大同、雁门夫沿汽车路进攻，另以一部由阳方口附近实行钳制攻击。

据此，第2战区确定忻口作战的方针是：以攻势防御之目的，以主力占领原平、阳方口地区既设阵地线，两翼依托五台及宁武各山脉。将部队编为右、中、左及预备等4个集团军：以第18集团军及第73、第101、新编第2师为右集团军，归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在五台山至峨口之线占领阵地；以第14集团军、第9、第15、第17、第19军等部为中央集团军，归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在蔡家岗、南怀化、大白水一线占领阵地；以第68、第71、第120师及独立第7旅等部为左集团军，归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指挥，在黑峪至阳方口之线占领阵地；以第34、第35、第61军及第66师等部为总预备军，归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指挥，配置于定襄、忻县地区。决心以主阵地之部队竭力阻止日军前进，以第18集团军第115、第120师分由平型关及雁门关施行包抄，截断日军后方连络线，包围敌人于原平以北山地而歼灭之。

与此同时，阎锡山命令第19军固守崞县，第34军之第196旅固守原平，独立第7旅固守轩岗，阻敌南下，以掩护主力在忻县附近之集中。俟各路部队集中完毕后即开始向当面之敌攻击。

三、中共中央军委对山西作战的指导和对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的部署

对保卫山西的作战，中共中央极为关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一直同阎锡山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多次参与一些重要作战计划的研究，以协调共同作战。针对阎锡山把作战地区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以主力用在正面防御的作战计划，周恩来指出：“在中地区，应以小部队箝制当面之敌，而以主力把敌诱到代县、忻口一线，求得侧面出击，加以消灭；右地区的部队要进行广泛的游击，以牵制敌军；左地区兵力较弱，可向宁武南北游击，破坏和阻止敌军的前进计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89年版，第381页。]

他还提议，立即组织、武装正太、同蒲铁路员工和井陉、阳泉矿工，配合保卫山西。

为了争取忻口和太原作战的胜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于10月6日致电参加太原军事会议的周恩来，让他转告国民党军事当局：“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尤泉关（九龙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毛泽东判断：进入山西之敌，总数不过两个半师，为确保晋北占领区，又须分兵守备。因此，到达忻口一带作战者不过一个师左右。如果我方部署适当，是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的。

并指出此战役关键在于下列三点：

（一）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

（二）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

（三）敌后方之破坏。

为达上述目的，毛泽东提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应速派主力军三四个师至娘子关；第14集团军的四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其余担任守备；八路军第115、第120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袭击忻口至大同，大同至张家口之铁路及代县、广灵至张家口之公路交通线。八路军第129师主力或全部则使用于正大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巩固后路。

朱德、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0月6日、7日，令第115师协同友军向平型关、大营镇之敌进攻，相机袭取浑源、应县，断绝茹越口、繁峙之间交通；令第120师以主力向岱岳镇（今山阴县）以西山地出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以第358旅主力配合友军夹击宁武以南之敌；令第129师主力进到正大铁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

四、忻口作战

忻口位于太原以北，居忻县、崞县、定襄三县之交，东托五台山，西倚云中山，滹沦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蒲铁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自古以来为战略要地。从1935年起，就已在此修筑工事。

为了占领太原，日军第5师于10月3日由大营镇出发，6日在代县集结。

混成第2、第15旅于10月1日由代县沿公路分别向崞县、原平进攻。此时，第2战区第19军王靖国部凭借有利地形，对日军的进攻奋力抗击，迟滞了敌军的行动，并为主力部队集中布防赢得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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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第14集团军先头第9军（欠第47师〕到达忻口，占领忻口附近之南怀化一带阵地。

10日，第14集团军主力到达忻口，占领忻口东西一线阵地。

12日，第2战区又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率第35军及第61军之独立第2、第3旅等部开赴忻口一带，协助中央集团军作战。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将先后到达忻口地区的部队区分力三十兵团：以第15军军长刘茂恩指挥第15、第17军为右翼兵团；以第9军军长郝梦龄指挥第19、第35、第61、第9军为中央兵团；以第14军军长李默庵指挥第14军及第85、第66、第71师为左翼兵团。各部队由卫立煌统一指挥，在12日前展开于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之线，准备与敌决战。（见附图2）

日军在10月8～11日占领崞县、原平后，企图一举攻占忻口，直趋太原。

10日，其第5师从代县向忻口前进。12日，日军各部队集结于原平附近。板垣征四郎将混成第15旅及堤支队等部编为右翼队，第5师力左翼队，于13日开始向忻口阵地攻击。因两翼有五台山和云中山相阻，日军集中5000亲人兵力，在飞机30余架、坦克50余辆、炮50余门掩护下，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向中央兵团第9军第54师之南怀化阵地及左翼兵团之阎庄阵地发起猛攻。战至10时许，南怀化沿河工事被毁，守军伤亡殆尽，日军乘机渡河，突破南怀化阵地。郝梦龄即以第17军第21师两个团增援堵击，卫立煌派第14军之第10师及第61军新编第4旅协力夹击突入之敌。激战终日，毙伤日军3000余人，击毁坦克22辆，恢复南怀化东南高地。向阎庄进攻之敌，至黄昏时，增加到3000余人，突破守军前沿阵地。

13日夜，卫立煌组织部队向日军实施反击，企图围歼突入之敌。14日2时，反击开始后，中央兵团之第35军第218旅向南怀化以北之弓家庄日军反击。日军1000余人则向第9军第54师之第161旅下王庄阵地攻击。第218旅以一部增援第161旅，旅长董其武率另一部继续向弓家庄日军反击，7时攻克弓家庄。8时，日军1000余人，坦克10辆在飞机15架、炮20余门的掩护下，向下王庄至弓家庄一线反扑。守军连续打退敌人四次冲锋，董其武身受重伤，仍率部将日军击溃。在中央兵团对南怀化附近日军开始攻击之际，日军亦增兵向南怀化反扑，战斗甚为激烈。经一日激战，南怀化阵地又为日军占领。右翼兵团经一日激战，于20日将当面日军压迫于滹沱河东岸至灵山脚下一带；左翼兵团于拂晓攻占旧练庄，遇日军增援部队反扑，激战终日，成对峙状态。

14日20时许，卫立煌亲率独立第5旅至忻口督战，将指挥关系作了调整：由第61军军长陈长捷指挥第21师、独立第2、第3旅（欠第4团）及新编第4旅，负责肃清南怀化之敌；由郝梦龄指挥第54师附第217、第218旅及独立第3旅之第4团等部，担任忻口——正面守备及向当面之敌反击。

15日，忻口正面守军向中泥河、东泥河之敌反击，曾一度攻占中泥何，但在日军增援到达后，被迫撤回。攻占南怀化之日军，自拂晓起，继续向1300高地攻击，情势极为严重。左、右翼兵团经一日激战，仍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

卫立煌鉴于南怀化为全线锁钥，关系忻口战役的全局，遂决定集中第21师、独立第2、第5旅及新编第4旅等部共5个旅的兵力，歼灭南怀化日军；并以第68师由秦家庄、旧练庄向前后城头行动，夹击该敌。限于16日零时前后开始攻击。

阎锡山得知当面之敌增加，恐中央集团军兵力不足，遂电令朱德总司令指挥所属截断敌后交通，以阻敌续增；并即派第73师及第101师之第201旅等部，迅速轻装赴忻县，归傅作义指挥。

16日2时，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展开。第218旅由弓家庄向南怀化敌侧背攻击，7时攻占旧河北，9时占领南怀化北端河岸。是时，日军飞机10余架，协助其地面部队一再反扑，终被击退。

郝梦龄率部向占领南怀化之敌奋勇反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经昼夜激战，占据南怀化以南之日军，大部被歼。此战，日中双方军队均伤亡数千人，第9军军长郝梦龄中将（牺牲后被迫晋为上将）、第54师师长刘家琪少将（牺牲后被迫晋为中将）、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少将等，均壮烈殉国。

连日鏖战，部队伤亡惨重，卫立煌除派陈长捷统一指挥中央兵团各部队继续作战外，并电呈蒋介石，请求迅筹援军。蒋介石即派第22集团军之第41军由潼关一带兼程驰援。阎锡山也急令第94师及第177师之第529旅由五台山之耿镇、龙泉关一带星夜赶赴兰台镇、二十里铺间，归卫立煌指挥。

与此同时，日军汽车400余辆，满载步兵，由团城口西进。卫立煌遂决心固守阵地，以等援军到达，再行反击。乃令第217、第218旅分别撤至忻口附近集结；第54师界河铺北岸之一部亦撤至界河铺以南占领预备阵地。并以第19军军长王靖国为中央兵团总指挥，第61军军长陈长捷为副总指挥。是日24时，卫立煌又对部队部署作了调整，将部队区分为左地区队、右地区队、中央地区队（即原左、中、右翼兵团），分别配置于张家庄、灵山、界河铺、大白水、南峪之线阵地，待后续部队到达，再由两翼转移攻势，包围歼灭当面之敌。

17日至19日，日军陆空协同不断向中央集团军之灵山、南怀化东北高地、官村、大白水等阵地猛烈攻击。守军击毁其坦克、装甲车各20余辆，使日军攻击未能得逞。自20日起，日军先后对中央集团军各阵地施放大量催泪性毒气，并向守军阵地实施爆破。

22日，日军增援部队萱岛支队也投入了战斗。守军顽强抗击，并适时组织反突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战至11月1日，守军虽“战斗员伤亡三分之二以上”，“日耗两团上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1987年版，第510页。]，但阵地仍巍然屹立。

还在日军准备向忻口进犯时，八路军各部队即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向敌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第115师独立团于10月10日夜，攻占涞源县城。第120师之第358旅主力于10月8日，夜袭宁武县城。该师雁北支队于10月1日袭占朔县以北之井坪镇（今平鲁县城），4日又收复平鲁县城（今平鲁镇）。接着该支队对同蒲铁路朔县至大同段展开破袭战，10日在辛庄伏击敌运输队，随即逼近大同。

当日军主力于10月中旬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后，八路军向该敌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了游击战。

第115师之第344旅主力于10月13日至14日在平型关东北小寨村附近，断绝日军交通。

15日，截击由灵丘方向驶来的日军汽车130余辆，并打退该敌一个营的数次反扑，迫其退回灵丘。接着第344旅主力干当日夜袭团城口，随后收复平型关及浑源具城。第344旅之第688团于15日夜袭沙河镇日军，缴获大批粮秣和军用物资。

18日，该团又一举攻克繁峙。

第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等部，则向察南、冀西之敌展开进攻。15日，独立团于广灵以南之冯家沟设伏，歼灭日军步骑兵100余人，缴获满载军用物资的大车120余辆、骡马300余匹。16日乘胜收复广灵县城。随后收复灵丘、蔚县、易县、浑源、阳原等县城。向冀西挺进之骑兵营等部，于18日克复曲阳县城。至29日，骑兵营等部又连克平山、唐县、完具等城，严重威胁了日军平汉铁路北段的交通。

经20余天的作战，第115师先后收复县城10座，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

第120师向进攻忻口之日军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袭击。其第358旅旅部率第715团于10月13日夜向崞县西南之日军进击，一举攻占大牛店。随即于14日乘胜向南北大常、永兴村之敌进袭，毙伤日军120余人。第358旅之第716团深人日军侧后，打击敌人的运输队。

18日，该团在黑石头沟公路两侧进行伏击，毙伤日军3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

20日夜，又以一部袭占雁门关；另一部破坏了广武至大和岭间的公路及桥梁，一度切断了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

第359旅（欠第718团）在日军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之时，星夜由平山地区进至忻口西北侧击敌人。10月23日，该旅在阳明堡西南之王董堡伏击日军运输队，毁敌汽车7辆。此后，不断袭扰过往日军，使敌交通运输进一步陷入瘫痪。

由于第115师和第120师的积极作战，使进攻忻口之日军与大同、张家口的交通中断，粮、弹、油料等供应断绝，迫使敌人不得不借飞机来输送给养。卫立煌10月24日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称：“敌自雁门被截断，粮秣极感困难，现向地方征发杂粮中。”[《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05页。]

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连电嘉奖，蒋介石于10月17日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34页。电中所说“林师”指林彪任师长的第115师，“张旅”指张宗逊任旅长的第120师第358旅。]

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遂由代县西南之阳明堡机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了对忻口阵地的轰炸。此时，八路军第129师先头部队第769团，进抵滹沱河南岸苏龙口一带，发现日军飞机不断由北岸的阳明堡机场起飞，遂决定出其不意，夜袭机场。

10月19日凌晨，第769团各部队分别进至预定地区。担任主攻的第3营顺利偷渡滹沱河，潜入机场，发起攻击，经过1小时激战，共毁伤日军飞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八路军伤亡30余人，营长赵崇德光荣殉国。

这一胜利，沉重打击了敌军士气，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上一时失去了空中力量。

八路军各部队的积极作战，切断了敌后方运输线，削弱了日军的进攻力量，大大减轻了国民党军正面防御的压力，起到了暂时稳定晋北战局的作用。

五、娘子关作战

娘子关位于平定县以东、井陉县以西之正太线上，为晋冀间要冲，是太原的东面门户。

日军在10月10日攻陷石家庄后，以一部继续沿平汉线南侵，而以主力第20师等部沿正太线西进，企图迂回忻口、太原侧后，配合其在忻口正面进攻的部队夺取太原。这样，娘子关地区的局势遂告紧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确保山西，使晋北作战无后顾之忧。”在抽调第14集团军转用于晋北作战之后，又命令第1战区第26路军、第27路军、第3军及第17师等部转用于娘子关南北之线，以掩护第2战区之右侧。阎锡山于10月10日夜派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赴娘子关统一指挥作战。此时，第26路军除留第30师归第27路军总指挥冯钦哉指挥外，其余部队在第2集团军总司令（兼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率领下入晋增援，正向太原输送中。冯钦哉将第17师配置于娘子关与雪花山一带；第30师及第169师在左翼之张家井、西板山、曹庄一带；第3军在右翼之九龙关、测鱼镇、北障城一带。

11日，守军尚未全部进入阵地，日军即开始发起攻击。第17师于井陉附近仓卒应战。

12日拂晓，日军以飞机支援，战至18时，井陉亦被攻陷。长生口、大小龙窝等地也相继被日军占领。据此，阎锡山急令孙连仲率部掉头东返娘子关，加强该线防守。

13日晨，日军继续西犯。大小尤窝之敌1000余人向第17师右翼旧关猛攻，战至14时将旧关攻陷。并陉之敌则向第17师正面雪花山阵地攻击，守军奋勇阻击，敌未得逞。为迟滞日军的进攻，当夜，第17师师长赵寿山率部趁夜幕向长生口之敌出击，正当部队攻击进展顺利之际，不意雪花山阵地被日军攻占。赵寿山立即调部队反击，激战至拂晓，部队伤亡逾千人，阵地仍未恢复，不得不退守乏驴岭一带。

在雪花山一带战况紧急之时，黄绍竑即令第3军主力向左转移，以策应第17师作战，其第12师于13日夜移至新关一带。与此同时，孙连仲率部抵达娘子关。

14日，第27师等部向旧关、核桃园及大小龙窝等地日军反击，曾一度攻占核桃园及大小龙窝。15日1时，阎锡山决定娘子关附近作战由孙连仲统一指挥，并限令16日消灭旧关之日军。15日拂晓，第12师向王家岭及旧关东南地区日军攻击；第27师围歼夫沟附近之敌。经两日战斗，守军共毙伤日军第20师之第77团团长鲤登行一上校以下500余人。

16日，守军向旧关等地日军发起全线总攻，战至19日，守军歼敌2000余人，攻击虽有进展，但自身伤亡已近5000人，且第17师阵地乏驴岭被日军攻占，遂不得不停止攻击，撤回原阵地。

日军对忻口正面攻击受阻，娘子关方面攻击进展缓慢，其华北方面军遂令第1集团军“部署精锐的一部迅速突破正太线方面的敌阵地。”此外，命令第109师的一部“21日入列第1军的指挥下，以协助攻占太原平原。”据此，第1集团军司令官于“19日命令第二十师以全力击败当面之敌，攻占阳泉平原；又在21日部署归其指挥的第一百零九师的一部（称为“昔阳支队”），沿赞皇——九龙关——昔阳大道进攻昔阳。”[〔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69～370页。]

第20师根据上述命令，将部队分为两个纵队：以右纵队沿井陉—新关—石门口大道及其以北攻击；以左纵队沿微水镇（今井陉县城）—测鱼镇—石门口大道地区前进。

自21日起，日军增援部队逐次到达娘子关一带，以步、炮、空联合，向守军阵地展开了全线攻击。守军将士虽经顽强抗击，但因连日血战，部队减员过重，致使防线多处被日军突破。为此，孙连仲于22日电陈阎锡山，请速调生力军增援。

在此紧急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火速向娘子关东南敌之侧后挺进，寻机歼敌，配合友军阻止日军西进。该师于10月18日抵达平定以东。

20日至24日，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地，打击进犯之敌。

25日，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决定以第386旅伏击日军第20师约1000余人的辎重队。26日拂晓前，旅长陈赓令第772团第3营在七亘村至甲南峪间地区设伏。9时许，敌进入伏击区，第3营向其本队发起猛烈攻击，经两小时激战，毙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匹和大批军用物资，其余日军逃回测鱼镇。刘伯承判断日军辎重队必将沿原定路线继续西进，决定第386旅在七亘村再次伏击敌人。28日，日军果然以步骑兵400余人掩护其辎重部队经原道西进，11时许进入伏击区。第772团第3营突然发起猛烈冲击，战至黄昏，歼日军100余人，缴骡马数十匹，再次打击了进犯之敌。

然而，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一直没有引起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忻口战役开始前提出的预置重兵加强娘子关防守的建议，也没有被完全采纳，直至日军逼近后，才调部队进至娘子关仓卒组织防御。加上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此打彼看，不知呼应。紧张方面紧打，兵力不足；无敌地区无事，游兵闲散。”[蒋纬国：《抗日御侮》第4卷，第231页。] 以致未能有效地阻止敌之进攻。

10月26日，娘子关失陷，守军全线撤退。

30日，日军占领阳泉、平定后沿正太路及其南侧大道向太原、榆次继续进犯。晋东战局急转直下。

为了打击进犯之敌，阻止和迟滞日军的西进行动，八路军总部于10月28日率第115师师部及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30日抵达平定西南地区，统一指挥第129师及第115师主力，向沿正大路西犯之敌展开了连续的作战。

11月2日，第129师之第386旅在师长刘伯承、旅长陈赓指挥下，于昔阳东南之黄崖底一带，伏击由东冶头向昔阳进犯之敌第109师第136团一个营。共毙伤日军300余人，战马300余匹，八路军仅伤亡30余人。

第115师师部及第343旅在师长林彪率领下，则进至昔阳以西之沾尚镇地区，待机歼敌。

11月4日，日军第20师先头两个团通过广阳进至松塔镇，其辎重队及一个营进至广阳。第343旅在旅长陈光指挥下，对敌辎重队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歼日军近1000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日军遭此打击后，不敢贸然西进，已进至松塔镇的两个团被迫回返广阳。

7日，第129师主力在第115师一部的配合下，又于广阳以东之户封村地区设伏，毙伤日军250余人。

八路军在黄崖底、广阳、户封村等地连续地伏击日军，予敌以沉重打击，从而迟滞其行动达一星期之久，掩护了沿正太路撤退的国民党军。

但是，从娘子关方面后撤的国民党军已不能组织有效的防御。致使平定、阳泉、寿阳于10月30日至11月2日相继沦陷。忻口、太原处于日军大包围之中。

六、太原保卫战

太原是山西省首府，由于娘子关方面作战的失利，使太原危在旦夕。阎锡山为集中兵力固守太原，遂决定忻口守军全线撤退。根据阎锡山的指示，卫立煌于11月2日下令，对部队的编成、任务区分作了明确的规定。其要旨如下：

以第15、第17军（欠第21师）等部为右兵团，第15军军长刘茂恩为兵团长，以主力确保莱水墕、川套里、窑子上之线阵地；

以第19、第61军，第35军一部及第21、第47（已到达太原）、第54、第72、第73师等部为中央兵团，第19军军长王靖国为兵团长，其主力配置于西黄水、育龙镇至周家山之线阵地；

以第14军及第68、第71、第94师等部为左兵团，第14军军长李默庵为兵团长，其主力配置于观象坡至西青善及东墕村至天门关之线阵地；

以炮兵第5、第23、第28团为炮兵集团，炮兵司令刘振蘅为指挥官，其主力占领凤楼阁、阳曲镇及栏岗村等阵地；

以第85师及独立第5旅、第529旅为总预备队，分别配置于太原、新城村、新店村附近；

飞行队由陈栖霞为指挥官，负责轰炸由忻口南进之敌。

各兵团接受命令后，当即于2日21时开始向指定位置转移。

在忻口撤守的同一天，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保卫太原的方针是：“利用太原四周既设阵地线，实行依城野战，以阻敌前进，消灭其兵力，待我后续兵团到达，再施行反攻夹击而聚歼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1987年版第543页。]

同时，委卫立煌为第2战区前敌总司令，除第18集团军及第6集团军外，均归其指挥，委傅作义兼太原守备司令。并将第2战区长官部指挥所移驻交城。

11月4日，阎锡山等纷纷撤离太原。

对于太原的守卫，周恩来一直非常关注。还在忻口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即于10月12日向阎锡山等建议，必须转变作战方法，力争在忻口等地区求得小胜利。并指出，保卫太原，必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胜利，不应以多数兵守城，或正面堵击，在太原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对受领守城任务的傅作义说：“我愿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全民族，诚恳地对你说一句话：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请你保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89年版，第383页。]

之后，周恩来一直坚持到11月5日夜，才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太原。

晋北日军在获悉忻口守军撤退后，遂跟踪追击。4日，逼近石岭关。

鉴于原预设阵地已难以立足，卫立煌遂决定将阵地转移于太原北郊。与此同时，由晋东方面西撤之部队，除第27路军及第17、第27师撤向太原附近外，其余部队均遭日军截击，被迫向榆次西南撤退。

6日，由忻口南下和沿正太路西进的日军相继逼近太原城郊。卫立煌除抽调第68师（即独立第8旅）、第71师及独立第7旅等部增援第7集团军守备太原城外，将主力转移至太谷、交城之线，以阻止日军沿同蒲路继续南侵。

在外围防守部队相继南撤后，守卫太原城垣的部队，仅有第35军的9个营及独立第1旅、第213旅等部10个营，共约19个营的兵力。奉命增援守城的部队，除独立第8旅之1个营于6日21时渡过汾河，进入城内外，其余部队均因受阻而循汾河西岸南撤。这样，“依城野战”变成了“孤城独战”。

7日，东、北两路日军在太原附近之狄村、双塔寺等地会合，太原城西汾河河上各桥均为其占领，太原城被敌四面包围。日军以步、炮联合攻城，并出动飞机向城内狂轰滥炸。激战竟日，城外守军大部壮烈牺牲，余部于黄昏撤入城内据守。入夜，傅作义将军亲自登城指挥，鼓舞士气。8日晨，日军凭借优势火力继续攻城。战至9时，城垣东北角及西北角被日军轰陷，东、北两面城墙亦被轰开突破口十余处，敌趁机向城内猛冲。守军将士奋勇截击，至午后4时始将各突破口封锁，仅在东北城角一处，仍与敌1000余人展开激烈巷战。黄昏后，日军一部空降于城中大校场，并四出袭击。守军官兵虽奋力血战，但终因伤亡过重，无力再战，被迫于21时由城南门突围，经文水向离石方向撤退。太原遂告陷落。

忻口、太原作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民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会战过程中，广大官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爱国热情。尽管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作战指导上有严重失误，处处防守，正面堵击，兵力分散，尤其是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重视不够，致使娘子关失守，使战役全局陷入被动，以至太原被日军所占，但它仍不失为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久、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会战。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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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及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二节 八路军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势和八路军的任务

日军占领上海、太原后，继续发展进攻。在华北，沿津浦线南犯之日军，于11月中旬进至黄河北岸，并准备攻占济南；沿平汉线南侵之日军，于11月上旬突破第1战区防线，占领豫北重镇安阳；沿同蒲线南下之日军，于11月8日攻陷大原后，继而侵占平遥、榆次等地；而沿平绥线西进之日军，于10月中旬已攻占归绥、包头。在华中，日军于11月12日侵占上海进而逼近南京。国民党军虽在上海、忻口等地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从正面战场的全局看，却处在严重的失利之中。

针对上述形势，毛泽东主席于11月12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目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期。” “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争取这个前途，是一切中国共产党员、一切中国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

他还强调指出：为实现全面抗战，在党内，必须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在全国，必须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于华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在太原失守前，毛泽东即于9月12日至29日先后五次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明确了“关于坚持华北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太原失陷的第二天，毛泽东具体指示八路军各师：“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之下，日寇不久即将移其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因此我分任四大区工作之聂部、贺师、刘师、林师（林师应即移至吕梁山脉须重新部署一番）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线之进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页。]

11月13日，毛泽东又电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明确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力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确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良土地开展游击战，创造根据地；同时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并决定第115师除以一部创建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外，师部率第343旅适时转移至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120师继续创建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主力及第115师之第344旅由正大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晋察冀边区地处恒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关内的咽喉要道，扼制着平绥、同蒲、正太、平汉、津浦等交通大动脉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七·七”事变后，日军首先占领这一地区，企图把它作为占领整个华北，进而侵占全中国的重要基地。

早在1937年9月20日，毛泽东就指示八路军：“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战争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

24日，毛泽东又强调指出：“关于五台山脉之游击战争，应着重发展地方党的布置。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应立即开始普遍的组织地方支部及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全部布置完毕，并表现初步成绩”。

10月11日，毛泽东又电子聂荣臻：“你们应着重一个月内建立武装与群众工作之基础，以便有充分力量反对日寇的进攻”。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第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于9月下旬率政治部机关、骑兵营、教导大队和第686团第6连等部组成若干个工作团进入阜平一带，着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0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又决定：聂荣臻副师长（11月2日任政治委员）率独立团、骑兵营、师教导队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及地方工作团等共2000余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冀、察三省边界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创建工作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地区进行。其中：

在北部地区，杨成武、邓华率师独立团向冀察边界发展。

10月10日，独立团收复涞源县城。

16日，乘胜收复广灵城。23至26日，又相继克复灵丘、蔚县、浑源、阳原等县城。在积极作战的同时，独立团以民运科为基础增加部分人员，组成了若干个工作团、工作组，深入到各县、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使察南、冀西地区的抗日斗争蓬勃开展。

在东部地区，北方局于9月下旬即派王平等到阜平协同当地党组织开创以阜平为中心的抗日工作，在阜平县成立了“动委会”，在全县还组织了4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在这个地区活动的骑兵营，于10月8日至11月11日克复曲阳、唐县、完县、满城等县城，与此同时，他们还组建了4000余人的“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打开了以阜平为中心的抗战局面。

在南部地区，第120师第359旅于10月初在五台县柏兰镇组成约250人的工作团，在第717团政训处主任刘道生率领下，进到平山、盂县为中心的地区，发动群众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

11月初，八路军总部又派第343旅副旅长周建屏来加强工作团的领导。

他们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配合下，一面打仗、一面发动群众。10月29日，收复了平山县城。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近2000人的第一个“平山团”。赴盂县的工作组，建立了一个中心县委。随后，工作团又分赴阳曲、寿阳、平定、正定、灵寿、井陉、获鹿等县，全面展开滹沱河以南地区的工作。

在西部地区，八路军总部进驻五台县茹村一带地区后，总政治部派出以民运部和宣传队干部组成的工作团，开展了以五台、定襄为中心的群众工作。

10月下旬，总部特务团一部也留在此地开展工作。他们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协助下，很快建立起各县、区“动委会”。尔后，改造了五台、定襄两个县的县区政权机构，广泛组织起农会、工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

进而使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扩展到代县、繁峙、崞县、忻县等广大地区。

各地区工作团在一面作战、一面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开始实行减祖减息、没收汉奸财产、废除苛捐杂税等抗日的经济政策，并在可能的条件下改造各级政权。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各地区工作团都迅速地打开了抗战局面。北部地区除组建了一批游击支队外，独立团已由出征时的1700余人发展到7000余人，还成立了党的特委和政权机构——行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县的工作，东部地区的工作团和骑兵营，在各县都成立起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骑兵营自身也有较大发展。南部地区除成立了“平山团”外，还组织了井（陉）获（鹿）、平（山）井（陉）正（定）获（鹿）、孟（县）平（定）阳（泉）寿（阳）等3个游击队。西部地区工作团及总部特务团留下的部队也都发展到2300余人，并成立了晋东北特委和游击司令部。

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正式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为了便于各地区武装的统一指挥，晋察冀军区于13日以各地区工作团为基础成立了4个军分区：第1军分区（兼独立第1师），由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第2军分区，由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军分区，由陈漫远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第4军分区，由周建屏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大大振奋了这一地区军民的抗战热情。各抗日武装主动出击，四处袭扰日军，断敌交通，攻取城镇，使其日夜不得安宁。日军为消除后顾之忧，于11月下旬调集第5、第14、第109师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兵力，由平绥、平汉、同蒲、正太等铁路沿线出动，分8路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首次大规模围攻。

晋察冀军区首长判断，日军此次围攻的目的，“是想压迫我们向深山退缩，以保证其交通线安全，但是，它的兵力不足，地形生疏，又不敢贸然深入我们的腹心地区”。因此，指令“各军分区把有基础有经验的团队部署在机动位置上，而依靠大量新组建的游击武装对付敌人的围攻，以削弱、消耗和疲惫敌人。”[《聂荣臻回忆录》中，第378页。]

自11月24日起，各路日军开始向晋察冀边区进犯。边区军民密切配合，奋力反击入侵之敌。

在北线，日军首先从关东军及华北方面军各抽调一部，分4路向第1军分区发起围攻。其中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部队分为三路：

一路1500余人于11月24日由涿鹿、怀来出动，经桃花堡向蔚县进犯；

一路1900余人于26日由天镇、阳原出动，与怀来之敌钳击蔚县；

一路1400余人由应具出动，于27日分向浑源、广灵进犯。

与此同时，华北方面军第14师之第15团3000余人为一路，由保定、易县出动，并在飞机掩护下向涞源进犯。第1军分区部队的主力一部，配合民兵、游击队，采取各种战法，巧妙灵活地袭击敌人，以迟滞其进攻；主力部队则隐蔽行踪，寻机歼敌。

26日至12月5日，第1军分区先后经过大龙华、乱岭关和北口村等战斗，歼日军600亲人，给北线围攻之敌以沉重打击，使其不敢贸然南犯。

自12月中旬起，南线之敌分4路对晋察冀南部地区开始了围攻。其中：日军第14师一部1700余人为一路，于12月13日自新乐、定县出动，分向曲阳、行唐进犯。晋察冀第3军分区主力一部在曲阳以东之高门屯地区予敌以痛击，迫其退回定县、行唐。日军第109师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1500亲人为一路，由代县、原平、忻口向繁峙、定襄进犯。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部队乘敌后方空虚之际，夜袭原平镇，歼敌100余人，残敌分向代县、忻口逃窜。日军第5师第21旅2000余人、第109师一部1600余人各为一路，于12月15日由石家庄、获鹿、井陉及平定、寿阳等地出动，分向平山、盂县等地进犯。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军民密切配合，予敌以连续打击，使其疲惫不堪。与此同时，第115师之第344旅于平山、井陉间之小寨地区设伏，歼灭日军第5师第21旅100余人。第4军分区主力则于清城镇袭击向盂县进攻之敌，歼灭第109师200余人。

21日，日军第5师第21旅分由平山、井陉向温塘合围，第344旅及第4军分区各以一部分头伏击该敌，经数小时激战，歼其400余人。

为配合晋察冀军区反围攻作战，八路军第120、第129师各一部，分别在同蒲铁路北段和正太铁路沿线展开破袭战，调动围攻晋察冀边区之敌回援。至12月21日，进犯晋察冀边区的日军除占据浑源、广灵、蔚县、定襄、盂县、平山和行唐等县城外，其余先后退回铁路沿线。

此次反围攻作战，晋察冀军区在兄弟部队的有力配合下，连续获胜，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这一胜利，进一步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战热情，使初创的晋察冀根据地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来领导和团结整个边区人民进行抗战。

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隆重召开，民主选举了宋劭文、聂荣臻、刘奠基、吕正操、胡仁奎、李杰庸、孙志远、张苏、娄凝先等9人为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并推选来劲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1月30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批准，取消了临时机构的名义，晋察冀边区政府行使政权职能。边区政府成立后，“全区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了统一，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开始稳定下来。有了政府，人民群众就有了靠山，同时，也使我们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有了一个坚强的依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晋察冀军区为钳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于2月上旬对平汉、正太、同蒲铁路进行了破袭作战。2月9日夜，第3军分区部队向平汉线保定至新乐段展开破袭，先后袭占新乐、定县、望都三县城及清风店、方顺桥等车站，并袭入满城和保定城关，毙伤日伪军37Q余人，争取伪军100余人反正，破坏铁路数十公里，焚毁新乐等6处火车站。

9至16日，第1、第2、第4军分区部队分别攻占了蔚县的九宫口、北口，袭击了浑源、忻口、原平、崞县、代县等城镇，给同蒲、正太铁路沿线之敌以有力打击。八路军前总在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这一胜利，“不但缴获了许多军用资村，而且钳制了正在沿平汉线南进之敌，直接援助了津浦线上的作战，兴奋了友军，打击了敌人，帮助了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

为此，晋察冀军区于12日获得毛泽东主席的嘉勉。

日军遭到打击后，调集1.2万余人的兵力，从3月4日起，由易县、满城、完县、定县等地出动，向晋察冀边区再次发起了进攻。晋察冀军区部队于曲阳、阜平间的贾口、党城等地设伏，并以游击队向敌之后方交通线猛烈袭击，迫使敌不得不于10日夜由阜平撤退。

3月中旬，敌华北方面军第114师以一个团的兵力，由易县向滦源进攻，企图打通易、涞间公路。

21～27日，日军先后进占王安镇，侵入涞源。第1军分区于25日夜袭王安镇，毙伤日军400余人。并以一部围困涞源城，以主力不断出击敌之运输线。日军连遭打击后，于4月11日夜弃城回窜，第1军分区部队收复涞源、易县广大地区，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日益扩大，为尔后向平北、平西和冀东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晋西北地区位于同蒲铁路以西，黄河以东，平绥铁路以南，汾离公路以北，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又是阻敌西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1937年9月16至19日，毛泽东连续三次电示八路军总部：第120师应活动于晋西北之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北部地区，并向绥远、大同游击，以钳制敌军，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朱、彭总副司令具体部署第120师主力以灵活的游击战袭击左云方向之敌，并发动及组织晋西北及绥东群众，首先是在宁武、朔县、神池、五寨、平鲁、右玉、和林格尔、清水河、偏关、河曲、保德地域组织游击队，并派得力干部领导。

第120师遵照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率第358旅于9月28日抵达神他地区后，立即指令第358旅之第716团团长宋时轮率该团第2营组成宋时轮支队（简称宋支队），赶赴雁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师主力部队则一面侧击沿同蒲铁路南侵的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一面在晋西北大力展开群众工作。

10月1日，师政训处主任关向应（11月2日任政治委员）率政治机关大部和教导团共700余人组成工作团，到达岢岚、五寨、保德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和进行群众工作。工作团在中共晋西北临时区党委及“牺盟会”和“动委会”的配合下，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收编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发动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在工作团的动员组织下，广大群众抗日情绪高涨，一个月内即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和脱离生产的自卫军达1.1万余人。并迅速建立起工、农、青、妇等抗日救国会及儿童团、少先队组织。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工作团继续开展了扩军工作。第358旅在崞县、宁武地区组成忻崞独立团，在汾阳、孝义地区组成了三泉游击队；第359旅在忻县、崞县地区组成了崞县独立团，留在平山，井陉地区的工作团组成了平山独立团；宋支队在雁北地区组织了3000人左右的游击队；师工兵营扩编为警备第6团，师骑兵连扩编为骑兵营。

1938年1月，第120师进行了整编训练。经过整编，全师由出征时的2个旅3个团8200亲人，扩大到2个旅6个团共2.5万余人。各县也都成立了1000～2000人的自卫军和游击队。

自1938年2月中旬起，第120师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对同蒲铁路北段及太原、忻县间的公路展开了破袭战。在18～27日的10天中，第120师即歼灭日军500余人，攻占平社、豆罗火车站和麻会、石岭关、关城镇等敌军据点。炸毁火车3列、汽车10余辆，破坏桥梁8座，拆毁铁路20余公里，并袭击了太原火车站和飞机场，有力地打击了入侵之敌。

正当第120师对同蒲铁路展开破袭战的时候，日军调集驻蒙军第26师、华北方面军第109师及伪蒙军各一部共1万余人的兵力，于2月下旬分5路向晋西北发起了进攻，妄图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迫使第120师西渡黄河。

21日起，日军先后占领宁武、神池、偏关、河曲、保德、五寨、岢岚等7座县城及离石、军渡、碛口等地，并西渡黄河，一度攻陷保德对岸的府谷。

为粉碎敌之围攻，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委员关向应，率主力于28日由同蒲铁路星夜回师根据地，以第358旅主力转向离石、军渡以北地区，侧击西犯之敌；第359旅主力转至岢岚地区，阻敌南侵。

3月2日，军渡、碛口之日军撤离黄河渡口，向北进犯，日军围攻晋西北根据地的企图已明。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主席于3月6日电示八路军总部及第120师：应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协同作战，集中主力打击敌军一路，“破坏敌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它区域之作战。”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第120师首长决心集中4个团的兵力，首先打击五寨、岢岚之敌，尔后再向神池、宁武之敌反击。

3月7日，第359旅首先将日军第26师第11团1000亲人围困于岢岚城内。敌连续被围三天三夜后，于10日弃城北逃三井镇，第359旅之第717团夜袭三井镇，歼敌300余人，俘敌28人，其余日军逃向五寨。三井残敌会同五寨之敌共1000余人，凭借五寨城固守。第120师以一部兵力围困五寨城，主力则集中在五寨至神池之间，相机歼敌。3月12日，日军400余人由五寨出城反扑，被第358旅之第715团击退。

17日，第358旅于义井以南之虎北、山口村与神池出授的日军1000余人遭遇，歼日军300余人，迫敌退向义井。

18日，三岔堡日军出动200余人增援五寨，又被第359旅之第717团击退。至此，五寨之日军完全陷于孤立。自3月20日起，日军被迫全线撤退。

第120师遂收复五寨、保德、河曲、偏关4城，并乘胜截歼撤退之敌。21日，第120师在田家洼、凤凰山等地又歼敌300余人，并随即收复神池。31日，第120师又于石湖河地区歼灭日军300余人，并乘胜收复宁武县城。至此，被日军侵占的晋西北7座县城全部被第120师收复。

此次反围攻作战，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共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步机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这一胜利，不仅挫败了日军摧毁晋西北根据地的企图，而且大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从而，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

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界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这里高山连绵，地势险峻，向东可直下冀鲁豫平原，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

早在1937年10月中旬，第129师刚刚挺进太行时，即与当地中共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派遣秦基伟、赖际发率教导团第5连和部分干部，协同地方党在太谷、榆次、寿阳、平定、阳泉、昔阳、和顺等县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随后编成第129师独立支队（亦称秦赖支队）。

11月初，又派骑兵营深入临城、赞皇地区，开展冀西的游击战争。

11月13日，第129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布置开展游击战争的各项工作任务。会后，由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部长刘志坚分别率领从部队中抽调的部分骨干组成的工作团与步兵分队，深入沁县、长治、晋城、武乡、襄垣、平顺、沁源、安泽、屯留等地，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扩大抗日武装。并以师参谋长倪志亮负责着手组织晋冀豫军区的工作。

工作团深入各地后，在中共地方组织及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密切配合下，通过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改造旧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在晋东南和冀西地区很快组织起了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和各种抗日自卫队，建立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权。至1938年2月中旬，除秦赖支队外，还相继由教导团派出部分干部组建了第129师游击大队（亦称谢张大队）；由教导团的另30余名干部与地方党协同组建了游击支队（亦称桂张支队）；以教导团2个连为骨干组成了先遣支队；第771团的1个步兵连和教导团的部分干部为基础组建了独立游击支队（亦称赵涂支队）；由第386旅派出2个连组成了挺进支队，第129师和各旅还直接扩建了一些部队，其中：由第769团抽调干部和1个连为基础扩建为汪乃贵支队，由师派出的部分干部组建了独立团，以第772团4个连为基础组建了补充团，师骑兵营扩编为骑兵团。此外，第129师还从教导团抽调30余名干部组成挺进支队，于1937年12月13日进入冀南地区开展活动。随后，又以第385旅抽调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和第386旅1个骑兵连组成东进纵队，于1938年1月中旬挺进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接替张浩任第129师政治委员。2月初，第129师师部在辽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对进一步实行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工作作了部署。会后，派新建的补充团南下，协同赵涂支队开辟太行山南部地区及道（口）清（化）铁路沿线工作。3月中旬，又派师政治部副主任来任穷率骑兵团进抵冀南，协同先期到达的东进纵队创建与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2月下旬，还派出部分干部协同中共晋豫边特委，发展了数支抗日游击武装，并于4月28日正式成立了晋豫边游击支队，唐天际为司令员，在中条山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至此，晋冀豫边区的游击战争全面展开，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对日军构成一定的威胁。华北方面军之第1集团军为维护其后方交通、巩固占领区，遂调集5000余人兵力，于1937年1月22日起，由太谷、榆次，寿阳、阳泉、平定、昔阳等地分6路，以马蹄形的阵势向活动于寿阳以南地区的第129师部队进行围攻。刘伯承师长当即命令第386旅旅长陈赓指挥第772团在内线之花泉、松塔及南北军城等地打击敌人；第769团、汪支队、秦赖支队等部在外线袭扰和钳制敌人。八路军内外线部队密切配合，先后在里思、松塔及南、北军城等地予进犯之敌以打击，迫敌于24～26日相继撤退。是役共毙伤日军700余人。第129师开创晋冀豫根据地伊始，首次粉碎敌之围攻的胜利，对鼓舞广大军民抗日的胜利信心、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推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8年2月，第129师为了打击与钳制向晋南、晋西进攻的日军，与正太铁路以北的第115师之第344旅协同，向正太铁路阳泉至井陉地区的日军展开进攻。21日夜，首先以第386旅设伏于井陉、旧关间的长生口附近。22日拂晓，以第769团强袭旧关之敌，井陉之敌以200余人分乘汽车8辆增援。

当敌进入伏击地域后，第386旅突然发起攻击，毙警备大队长荒井丰吉少校以下130余人。与此同时，第344旅袭击娘子关至井陉间之敌据点，毙伤日伪军200余人，拆毁铁道100余米，一度切断了正太线交通，有力地钳制了向晋西、晋南进攻之敌。

长生口战斗后，第129师南下寻歼邯（郸）长（治）大道之敌。该大道是日军西进的主要交通运输线，地形复杂，是比较理想的伏击战场。师领导经现地勘察后，部署第769团一部袭击黎城，团主力则伏击涉具可能来援之敌；以第386旅设伏于神头岭，准备歼灭潞城方向可能来援之敌。

3月16日4时许，第769团第1营按预定计划强袭黎城。黎城之日军向涉县、潞城求援。涉县援敌被第769团主力在东、西黄须击退。潞城援敌1500余人于9时30分全部进入第386旅伏击区。陈赓、王新亭指挥部队从东、西、北三面突然向敌发起冲击，血战至16时，日军除后尾的100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此战，第129师共毙伤敌1500余人，俘敌8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击毙与缴获骡马600余匹，第129师仅伤亡240余人。

神头岭战斗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广阳伏击战之后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战。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就连日军统帅部也把它看成是八路军的“典型的游击战”。

为进一步打击西犯日军，第129师首长决心在邯长大道上再次伏击日军的运输部队。副师长徐向前根据敌情和地形条件，决定把伏击的地点选在涉县至东阳关之间的响堂铺地区。具体部署是：以第771团及第769团主力预伏于响堂铺以北之后宽漳至杨家山一线山地；第769团一部前出到河南店钳制涉县之敌；以第772团主力集结于马家拐为预备队。31日8时许，日军第14师辎重部队汽车180余辆由黎城经东阳关向涉县开进，9时许全部驶入伏击区。伏击部队先向敌实施猛烈火力袭击，随即发起冲击，经2小时激战，将敌全歼。在战斗激烈进行之际，黎城及东阳关之日军400余人，涉县之日军200余人赶来增援，均被八路军阻援部队击退。16时许，当日军飞机10余架对响堂铺实施轰炸时，八路军伏击部队已安全转移。此战，第129师共毙伤敌森木少校以下400余人，缴获各种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焚毁汽车180余辆，自身伤亡300余人。

晋冀豫边区抗日斗争的迅猛开展，对华北日军构成严重威胁。为保障其后方安全，日军遂以华北方面军第108师主力及第16、第20、第109师各一部共3万余人，从4月4日开始，由同蒲、正太、平汉铁路沿线及长治、屯留等地出动，分9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企图将八路军主力和在该地区的国民党军，围歼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见附图3）

为粉碎日军的围攻，八路军朱、彭总副司令决定：采取以一部兵力钳制其它各路日军，集中主要兵力寻机歼灭日军一路的作战方针。第129师、第115师之第344旅及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部，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在部队中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并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了“空室清野”等各项准备工作，当日军开始出动时，八路军总部指令：第129师主力及第344旅之第689团由辽县以南转移至敌人合击圈以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隐蔽待机；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各以一部兵力向平汉、同蒲等铁路出击，钳制日军。

4月10日前后，由榆社出动的第109师2个营被第129师独立支队阻滞于阔郊、马坊一带；由祁县、太谷出动的第109师1个团被防守在该地区的国民党军第94、第169师与八路军游击队阻滞于东西团城地区；由洪洞出动的第20师1个团被决死队第1、第3纵队和国民党军第17军等部阻滞于沁源地区；由涉县出动的第16师2个营被国民党骑兵第4师阻滞于麻田地区；由邢台出动的第16师1000余人被第129师先遣支队阻滞于浆水镇以东；由元氏、赞皇出犯的第16师1个营被第129师游击支队和当地游击队阻滞于九龙关以东地区。至此，9路日军在八路军内线部队及国民党军和游击队的英勇抗击下，有6路日军被阻；只有由屯留、长治、平定等地出动的日军第108师的3路，侵入晋东南根据地腹地，且不断遭到阻击袭扰，处于恐慌不安的境地。

4月11日，八路军总部令第129师主力及第689团由外线转向内线，进至武乡以北地区，寻机歼灭侵入根据地腹地的孤立之敌。

4月15日，侵占武乡的日军第108师之第117团及配属的特种兵共3000余人，北犯榆社扑空后，仓惶撤回武乡，并于当日黄昏又放弃武乡，连夜沿浊漳河东撤。第129师首长命令第772、第689、第771团沿浊漳河两岸平行追击，第769团沿武乡至襄垣大道尾追敌人。16日晨，八路军在武乡以东长乐村以西截住了敌军大部，将敌拦腰斩断。日军遭到八路军突然猛烈的打击，顿时乱了阵脚，1500余人及车辆、马匹被压缩在狭窄的河谷里，丧魂落魄，欲战无力，欲逃不能。此时，已过长乐村的日军为解救其被围的部队，集中1000余人向第772团左翼戴家坑阵地猛攻，一度攻占该地。12时，第689团赶到，经七八次反复冲锋肉搏，又将阵地夺回。14时，日军第108师第105团1000余人由辽县赶来增援，被八路军击退。

17时，日军又从辽县调第105团1000余人来援。此时，被围之日军已被全歼，第129师首长遂决定主动撤出战斗。此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2200亲人，自身伤亡800余人，第772团团长叶成焕光荣殉国。长乐村战斗的胜利，重挫日军锐气，对粉碎敌之“九路围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后，各路日军纷纷撤退。八路军、决死队及国民党军乘胜迫击，先后在沁源以南及沁县至沁源间、辽县至和顺间歼灭日军一部。

27日，八路军又在高平县以北的张店等地截歼日军1000余人。至此，敌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

此役历时23天，八路军共歼灭日军4000亲人，收复县城18座。此次战役的胜利，不仅打破了日军企图用分进合击的战术驱逐或消灭晋东南八路军的计划，而且使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更加提高。从而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战胜利的信心，使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为八路军向冀南、豫北平原发展创造了条件。

4月下旬，晋冀豫军区正式成立，第129师参谋长倪志亮兼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部主任，军区对外称第129师后方司令部。按各基干支队活动地区划分力5个军分区，各军分区对外仍以支队名义出现。秦赖支队为第1军分区，秦基伟任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委员；游击支队力第2军分区，桂干生任司令员，张贻样任政治委员；先遣支队为第3军分区，张贤约任司令员，张南生任政治委员；谢张大队为第4军分区，张国传任司令员，谢家庆任政治委员；赵涂支队为第5军分区，赵基梅任司令员，涂锡道任政治委员。

五、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晋西南地区位于黄河以东、同蒲铁路以西、汾离公路以南，吕梁山脉纵贯南北，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早在太原失陷前，毛泽东主席就电示八路军总部，于适当时机派部队进至吕梁山脉活动。在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吕梁山脉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开始，因此，不但徐旅须立即迅速转移，林率陈旅亦不应在东边恋战，亦以立即开始转移为宜。”据此，八路军总部于11月9日令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南进，准备转移吕梁山脉，创建抗日根据地；第344旅则随八路军总部继续在正太铁路沿线活动。

第115师主力南下洪侗、赵城地区后，就地进行休整补充，12月底，从各团抽调部分骨干，加上2000余名新兵组成第343旅补充团。

1938年2月中旬，华北方面军第1集团军向晋西南地区发动大规模入侵，吕梁山部分地区变为敌后。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由洪、赵地区进至孝义地区打击敌人。2月19日，第343旅在孝义以西之兑九峪、辛庄等地袭击、侧击由孝义西进之敌，并于20日收复大麦郊。21日，该旅在川口与西犯之日军激战，阻止了敌之西进。第115师在积极打击日军的同时，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石楼、永和等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同当地中共组织一起展开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2月下旬，日军在占领隰县、临汾后，继续向西向南推进，直接威胁着陕甘宁边区的安全。第115师师长林彪（3月2日，林彪在隰县以北的千家庄被友军哨兵误伤，回延安治疗，由第343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关于巩固战略枢纽和寻机歼敌的指示，一面组织工作队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一面率主力进至隰县、午城地区待机。

3月14日12时许，第115师直属队在午城镇以东地区与由蒲县西进的日军第20师先头部队遭遇，毙敌100余人。

16日，第343旅于罗曲、午城、井沟公路两侧设伏，将日军辎重部队200余人、骡马100余匹全歼。

17日，第343旅第686团于午城以西伏击日军运输队，截获汽车6辆，毙敌200余人。当日，第343旅又以第686团第3营和第685团两个连夜袭午城之敌，毙敌50余人，余敌乘夜幕逃窜。

午城战斗后，第115师首长判断日军连遭打击，定会进行报复。当即决定再次伏击敌人，令第343旅以第686团和汾西游击队预伏于井沟至张庄公路两侧，以第685团在午城以西阻击大宁援敌。果然不出所料，日军于18日急忙从临汾调集第108师步骑兵8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经蒲县西进驰援大宁。14时许，当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区时，第686团突然发起攻击，乘其队形混乱，展开反复冲锋肉搏，连续打退日军数次反扑。战至19日拂晓，日军除100余人逃窜外，均被歼灭。

午城、井沟战斗，八路军第115师共歼日军1000余人，焚毁汽车60余辆，缴获骡马200余匹、各种枪200余支、山炮2门及大批军用物资，自身伤亡200余人。这一胜利，予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其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给山西人民及友军以极大的兴奋，稳定了晋西南抗战的局势，对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及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均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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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及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北地方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一、山西新军的建立和发展

“七·七”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力争取山西实力派阎锡山共同抗日，做了许多统战工作。阎锡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表现出有利于抗日的进步倾向。

1936年9月，派人到北平邀请共产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

中共中央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组成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任书记，主要任务是开展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决定成立领导秘密工作的山西临时工作委员会，由张友清负责。

1936年10月下旬，薄一波等人到山西，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首先，接办和改组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接着，通过牺盟会及军政训练委员会，掌握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及军士训练班等13个训练团的政治领导和组训工作。在“七·七”事变前8个月的时间里，训练了2万多名知识青年，为以后扩大牲盟会的组织，组建山西新军和建立抗日政权准备了大批骨干。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北方局由天津迁到太原，加强了中共山西党的工作。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向薄一波等传达了洛川会议精神，要求他们不放松一刻工夫和机会，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

日军在占领平津后，很快侵入山西。阎锡山为应付危局，急于扩充实力。

薄一波审时度势，建议组建一支新军，得到阎的同意。北方局对这一工作极为关注，指示今后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掌握武装上。从此，山西省公开工委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组建和发展新军上来。

1937年8月1日，以原来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8、第9团各一部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总队（相当于团），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各级军事干部由阎锡山委派旧军官充任，政治干部绝大部分由“牺盟会”派共产党员担任。决死队在成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迅速发展为4个总队。到1938年初由原来的4个总队扩建为4个纵队（相当于旅）。第1纵队，由鲁应麟（旧军官）任纵队长，薄一波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2、第3总队；第2纵队，由陈庆华（旧军官）任纵队长，张文昂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第5、第6总队；第3纵队，由陈光斗（旧军官）任纵队长，戎子和任政治委员，下辖第7、第8、第9总队；第4纵队。由梁浩（旧军官）任纵队长，雷任民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1、第12、第13总队。

由牺盟会组织起来的新军部队还有政卫队和4个支队。1938年秋，政卫队扩大为旅级单位，张韶芳任代司令兼政治主任，下辖10个支队（营）。

1939年春，政卫队改为政卫旅。与此同时，中共地方党及牺盟会先后在晋西南地区组织起若干支自卫队和游击队。1938年秋，将这些自卫队和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政治保卫第1、第2、第3支队。是年冬，又将活动于晋南地区的县自卫队改编为政治保卫队第4支队。

此外，在“九·一八”六周年之际，中共太原市委恢复了总工会，成立了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相当于团），简称工卫队，由郭挺一任队长，侯俊岩任政治主任。

在牺盟会各项工作迅猛开展的同时，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也迅即组成。

1937年9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太原后，与阎锡山等多次会谈，商定在第2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9月20日，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在太原成立。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中共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长，南汉宦任组织部长。动委会成立后，活动于晋北及察哈尔、绥远全省，积极配合八路军、牺盟会动员群众，组织人民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

1937年11月，首先以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和汾阳等县游击队合编为抗日游击第1路纵队，程子华兼任纵队司令，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5支队。到1938年3月，动委会先后共组建了25个基干支队。8月，第4支队随第120师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其余部队整编为晋西北保安第2区队，续范亭任司令员。到1939年夏，保安第2区队又统一整编为陆军暂编第1师，由续范亭任师长。这支部队是山西新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山西新军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八路军的帮助下，不断发展壮大，到1939年冬，下辖决死队4个纵队、第207、第209、第212、第213旅，暂编第1师及山西第3、第5、第6行政区组建的保安司令部所辖保安团，共发展到50个团，计5万余人。

山西新军在建制上归第2战区的晋绥军，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路线、政策和策略的产物。

山西新军建立后，即分别活动于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地区，积极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及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河北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发展

中共河北省各地方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于“七·七”事变之后即在平西、冀中、冀南等地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8月10日，在中共北平市委和“东特”[中共北方局为了对流亡北平的东北军家属和学生进行群众抗日救亡工作，成立了“东北工作特别委员会”，简称“东特”。] 的直接领导下，组成一支数十人的抗日武装，活动于北平郊区圆明园附近地区。8月22日深夜，他们砸开北平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救出被囚禁的几十位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部队迅速发展到1000余人。9月5日，这支武装打起了“国民抗日军”的旗帜，由赵侗任司令，下辖3个总队。

12月11日，该部开赴阜平地区进行整训。后经八路军总部批准，编为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由赵侗任司令员，高鹏任副司令员，下辖第1、第2、第3等3个总队。

第5支队整训后，即于3月下旬奉命返回平西地区。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第1支队第3大队为主组成邓华支队，进抵平西地区，为挺进冀东、开辟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准备工作。

两个支队相互配合，积极袭击日军，连续攻克敌军据点，逐步开辟了房山、涞水、良乡、昌平、宛平等县的抗日工作，建立了3个联合具政府和抗日救国会，使平西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为八路军向冀东挺进创造了条件。

在冀中地区，抗日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

“七·七”事变后，中共保属特委南移石家庄，改组为平汉线省委，李菁玉任省委书记，统一领导河北省中部地区的各项抗日工作。石家庄夫陷后，平汉线省委西迁阳泉与八路军第129师会合，所属保东、保南特委于1937年10月10日合并为保属省委，张君任省委书记，继续领导该地区的抗日斗争。此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红军团长孟庆山受中共中央派遣，回到家乡冀中，在高阳、蠡县、任丘、安新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10月中旬，国民党军第53军第691团团长吕正操（共产党员）遵照中共北方局回师北上抗日的指示，脱离向南撤退的国民党军，率部回师抗日。

10月14日，该部在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员。

部队改编后，继续北上，经博野、蠡县，攻占高阳，并收编了驻高阳的的保安团。到12月上旬，人民自卫军即发展到3000余人。

12月12日，人民自卫军主力赴平汉路西阜平地区进行整训，部队军政素质大大提高。

在人民自卫军去平汉路西整训的同时，中共保属省委将省委之军委改为河北游击军司令部，由孟庆山任司令员，统一领导中共地方组织在冀中区组建的各抗日武装。游击军司令部先以一些县人民自卫团为基础扩编成了第1、第2、第3等3个师，又以加委和收编的方式组成了13路抗日武装部队及3个直属团。

1938年1月中旬，人民自卫军整训后由平汉路西返回冀中。1月下旬，中共保属省委改为冀中省委，鲁贲任书记。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在冀中省委的领导下，相互配合，积极袭击日军据点，收编和消灭了10余股游杂武装。2月间，人民自卫军以独立第1团组成北上先锋队，赴大清河北地区开辟工作。该部连克新镇、霸县、永清等县城，并收编了安次、武清、霸县、永清、固安等地联庄武装4000余人，初步打开了大清河北的抗战局面。3～4月间，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在反击日军对冀中地区的春季“扫荡”中密切配合，共与敌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自身伤亡600余人，并先后收复河间、高阳、安新等县城，充分显示了冀中军民团结抗战的威力。

1938年4月下旬，冀中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进一步统一了冀中区党、政、军的领导。会后，中共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由黄敬任书记。

接着，又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吕正操兼任主任。各专区成立了专员公署，健全了县、区、村各级政权机构。5月4日，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同时成立了冀中军区，军区机关兼纵队机关，吕正操任纵队兼军区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8月任职），下辖第7、第8、第人第10等4个支队，并成立4个军分区，至此，西起平汉铁路，东至津浦铁路，北迄平津铁路，南达沧（县）石（家庄）公路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在冀南地区，中共中央北方局于“七·七”事变之后即派马国瑞等回到冀甫，组成冀南特委，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们先后在南宫一带组建了八路军别动大队，在赵县、藁城、栾城一带地区组建了抗日义勇军第5支队，在巨鹿也组建了抗日游击武装。特委还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对游杂武装进行争取工作。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赵辉楼等人也在宁晋、束鹿一带成立了民众抗日自卫军。上述工作的开展，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37年12月中旬，八路军第129师挺进支队，由辽县进入冀南地区的任县、隆平、尧山等地开展抗日活动。部队很快发展到三四百人，并将部分农民和收编的地方武装组成了两个游击支队。同月，第129师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由陈再道任司令员，李菁玉任政治委员，于1938年1月挺进冀南，与先期到达的挺进支队会合。他们先后在巨鹿等县建立了动委会，改组了南宫县政府，收编、改编了巨鹿、南宫等县保安团（队）和冀县的部分地方势力武装，争取了威县伪军警备旅反正。

力争取冀南地区各色地方武装共同抗日，东进纵队经与河北20民军赵云祥部及青年抗日义勇军团段海洲部协商，由三方各派代表参加，成立了统一战线组织“冀南抗日军政委员会”，陈再道为主任委员，统辖冀南各抗日部队。军政委员会的建立，是八路军在冀南执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为了加强冀南的领导和军事力量，第129师政治部副主任来任穷率骑兵团于1938年3月19日开赴冀南。

20日，中共冀鲁豫省委在南宫成立，李菁玉为书记，宋任穷接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3月下旬，骑兵团等部向西南挺进，相继解放广宗、曲周、平乡、南和等县城及附近广大地区。与此同时，东进纵队第1团向北开辟了滏阳河西岸之冀县、新河、宁晋、束鹿等县的广大地区。到4月底，东进纵队发展到2万余人。冀南先后建立了20余个县的抗日政权。4月27日，成立了冀南抗日游击军区，东进纵队机关兼军区机关，并相继成立了第1、第2、第3、第4、第5等5个军分区。“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备会”（具有政权性质）也于4月间正式成立，由宋任穷任主任。至此，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

三、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

山东地处华北东翼，东濒大海，西邻冀豫，南连陇海铁路，北接平津，津浦、胶济两铁路纵横其间。境内有泰山、鲁山、沂蒙山、昆嵛山等山区，地形复杂。它是联结华北、华中两大抗日根据地的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对于山东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毛泽东极为关注，1937年9月25日曾指出：在山东应普遍的但是有计划的组织游击队。中共北方局也号召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

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于1937年10月在济南秘密召开了省委会议，制定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迅速发动群众，抓紧在日军开始入侵但尚未全面占领山东、国民党军溃退、人民群众抗日情绪高昂的时机，及时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起来参加部队，并争取和改造一些掌握在爱国人士手中的地方武装。省委决定，各地武装起义后，可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名义。山东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会议精神，深入进行了政治动员，派代表到各地去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入山东，逼近济南。山东人民在中共各地组织的领导下，先后在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鲁东、徂徕山、泰西、鲁东南、鲁南、湖西等地区举行了武装起义，抗日烽火在山东大地迅速燃烧。

在冀鲁边区，“七·七”事变之后，中共冀鲁边区工委于文彬、马振华就在盐山组织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11月，日军侵占盐山等地，冀鲁边工委即在盐山之旧镇、乐陵之黄夹镇及宁津、庆三、无棣等地，领导人民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人民抗日救国军第1军”。起义武装先后数次袭击盐山之敌，1938年1至4月，曾攻克盐山、解放无棣、收复庆云县城，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同时，成立了乐陵、庆云、南皮三县民主政权。

在鲁西北地区，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即对第6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进行统战工作。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和推动下，范筑先于11月19日通电全国，宣布誓死留鲁西北地区坚持抗战，并将第6区保安司令部改为“山东省第6区抗日游击司令部”。随后，陆续收编了大批游杂武装，编成35个支队，并在10多个支队中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此外，鲁西北特委还在堂邑县组建了第1游击大队，不久以此为基础扩编成范部的第10支队。

鲁西南工委在曹县组织了一支3000余人的武装，使用范部第35支队的名义。

在胶东地区，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在文登县天福山领导武装起义，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翌年1月中旬，胶东待委又在威海卫组织了一支武装，扩大了起义部队。2月上旬，正式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司令部，辖两个大队。起义武装曾夜袭牟平城，收复福山县城。在天福山起义的同时，中共掖县、蓬莱、黄县、莱阳等地党组织也相继举行起义，组织了抗日武装，并建立了掖县、蓬莱抗日民主政府。第3军于4月间将起义部队分别编为第1、第2、第3、第4路，每路下辖若干大队；掖县起义武装则编为第3军第3支队。全军共发展到7000余人。

在清河地区，中共山东省委于1937年10月即派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等与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密切合作，开办游击训练班，准备发动游击战争。

长山失陷后，他们于12月26日在长山、临淄间之黑铁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5军”。该军于1938年1月袭入长山县城，在小清河伏击日军，击沉日军汽艇一艘，2月间，又于周村西白云山之三官庙击退日伪军400余人的进攻。与此同时，中共淄川矿区及章丘、益都、临淄等地党组织，也组织了抗臼武装，并相继编入第5军，部队迅速发展到6000余人。

在鲁东地区，1937年12月29日，寿光县委的马保三和红军干部韩明柱在寿光城北牛头镇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8支队”。翌年1月27日，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又在潍县北之蔡家央子等地发动武装起义，组成“八路军鲁东游击第7支队”。3月，第7、第8支队于昌邑县瓦城会合，台编为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后转移到胶东掖县、黄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部队发展到5000余人。7月，该部又西返清河地区开展抗日斗争。

徂徕山武装起义，是在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38年1月1日，在省委书记黎玉、宣传部长林浩和红军干部洪涛、赵杰等人的领导下，于泰安东南徂徕山之华光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组成“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接着，中共莱芜、新泰等地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先后编人第4支队。部队组成后，相继在大汶口至新泰公路、泰安至新泰公路优击日军。此后，第4支队乓分两路：一路向新泰、蒙阴、费县、泗水一带活动；一路向莱芜、博山、淄川一带发展。中共博山、泗水、临沂等地方组织发动领导的抗日武装相继与第4支队会合。4月，第4支队南北两路会师莱芜城，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编为3个团。

在泰（山）西地区，中共山东省委于1937年12月即派张北华、远静沧等到此地开辟工作。1938年1月1日，他们在夏张镇举行武装起义。11日，起义武装与中共肥城地方组织发动的抗日武装会合，组成“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先后于1～4月间攻克肥城，夜袭津浦铁路上的界首村敌据点。

此间，中共长清、太安地方组织发动的部分抗日武装先后编人自卫团，使泰西起义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

在鲁东南（后称滨海）地区，中共沂水县地方组织于1938年初在沂水以西公家疃一带组建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第6大队”，4月间，中共莒县地方组织在浮来山一带组织的“高房乡民众抗敌自卫团”，开赴沂水西南之泉庄与第6大队合编，使第6大队的力量得到加强。8月间，第6大队发展到两个营、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2支队”，坚持滨海地区抗日斗争。

在鲁南地区，1938年3月，日军逼近徐州，苏鲁豫皖边特委即分别在沛县、滕县、峄县等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5月1日，三支起义武装在枣庄以西的墓山会合，合编成“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1总队”。不久，中共临沂地区党组织在临沂、郯城地区组成的抗日武装“临郯青年抗日义勇队”也编入第1总队。之后，第1总队于5月间在临（城）枣（庄）公路、津浦铁路的临城、滕县段上多次伏击日军，破坏敌军交通线。

在湖（微山湖）西地区，1938年春，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又在铜山、沛县、萧县，丰县、砀山、永城、宿县等地发动武装起义。与此同时，中共鲁西南工委在单县、金乡一带也组织了抗日武装。6月13日，各地起义武装在丰县东南的华山镇会合，组成“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第2总队编成后，部队迅速发展到5000余人，坚持了湖西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到1938年5月止，中共山东省委及各地党组织，先后在山东一省的十几个地区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近4万人的抗日武装。各起义部队共作战100余次，解放县城15座，极大地鼓舞了山东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为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山西、河北、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有效地支援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抗战，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向华北的战略展开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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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及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四节 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

一、广泛发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

冀、鲁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平汉、津浦铁路纵贯南北，在这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对于打破日伪对占领区的控制，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七·七”事变爆发后，该地区的人民群众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即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鉴于山区抗日根据地已初步巩固，力进一步发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打击并钳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于1938年4月21日向八路军发出了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子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有计划的系统的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设法多少恢复当地的抗日秩序。”[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507页。]

22日，八路军总部令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2个团及1个支队挺进冀南；令先期进抵冀南的陈再道、宋任穷部仍发展冀南，并组建1个支队挺进冀鲁边；令宋时轮支队与邓华支队合组为1个纵队，深入冀东创建雾灵山脉根据地；令山区各抗日根据地部队积极活动，策应平汉路东我军迅猛发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

冀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及八路军总部的部署，第129师决定全部主力以平汉铁路力分界线编为左右两路纵队：以第385旅之第769团、第115师第344旅之第689团及第5支队（即曾国华支队）组成左纵队即路东纵队，由徐向前率领向冀南挺进；以第386旅组成右纵队即路西纵队，由陈赓率领，展开于邢台、沙河一带，配合路东纵队的行动。

4月26日，路东纵队在副师长徐向前率领下从辽县出发，于5月初抵达河北省南宫地区，与先期到达的陈再道、宋任穷率领的东进纵队、骑兵团等部会合。徐向前的到达，加强并统一了冀南各部队的领导和指挥。为了配合友军在徐州地区的作战，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他指挥第689、第769团等部于5月10日进行了威县战斗，毙伤日伪军100余人。迫使驻威县的日伪军弃城西窜，驻临清、南和、平乡之日伪军，也先后逃往邢台。

在威县战斗的同时，“六离会”在汉奸李耀庭的暗中操纵下，于5月11日在南宫东南之张马、小屯附近，杀害路过此地的津浦支队政治委员王育民一行24人，并纠集会众1万余人，向八路军进攻。冀南部队忍无可忍，被迫将其击溃，并镇压了汉奸首领，巩固了冀南的中心区。

“六离会”事件被平息后，冀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即分兵向东、向南发展。至6月底，他们先后收复临清、高唐、夏津、枣强、成安、永年、肥乡、广平等县城，歼灭伪军近2000亲人，开辟了卫河东西和漳河以北广大地区，并先后收编、改编了数十股各色武装和20余县的民团、保安队共2万余人。

与此同时，第386旅政治委员王新亭率第771团由太行区进至永年、肥乡、成安地区；第385旅之汪乃贵支队进至赵县、藁城、栾城、宁晋、束鹿地区。

至此，八路军挺进冀南地区的部队全面展开。

7月5日，第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由大行到达冀南。为加强正规军与军区建设，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对冀南地区的部队进行了整编：东进纵队第1、第3团合编为第1团，归第386旅建制；第771团与东进纵队第2团及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2师合编为第129师独立旅（8月21日，改称青年抗日游击纵队）；汪乃贵支队与民众抗日自卫军合编为冀豫支队；各军分区基干队与各县民团、保安队及一部分地方势力武装合编为东进纵队第1～8等8个支队和1个独立团。

11月初，东进纵队再次进行整编，除第5、第6支队及独立团保留原建制外，其余各支队合编为第1、第2、第3团。经过整编，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在部队整编的同时，还从部队中抽调大批党员干部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和改造政权，至8月初，先后在近30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8月中旬，召开了各县代表会议，将冀南军政委员会改力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为主任，宋任穷力副主任。至此，以南宫为中心，西起平汉、东至津浦铁路，北起沧石公路，南跨漳河、卫河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为钳制企图进攻潼关、洛阳的日军，乘势开辟漳河以南地区，第129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于8月30日令陈再道、王新亭率青年纵队、东进纵队、第689团和新1团等部发起漳南战役。

31日，各部首先进袭临漳以南贾河口、秤钩湾之敌，消灭伪军2000余人。至9月10日，又连续攻占回隆、楚旺、吕村集、崔家桥、大韩集、窦公集等重要集镇，消灭伪军近2000人。9月15日，第344旅副旅长杨得志率第688团、第689团及新1团组成漳南兵团，由王新亭、杨得志统一指挥，继续南进。25日，该部收复滑县、道口等城镇。

26日，又在汤阴西南地区追歼伪军一部，俘1400余人。经过近一个月的漳南作战，基本上肃清了平汉铁路以东、漳何以南、卫河以西，南北近100公里地区内的伪军和土匪，并协助中共直南特委建立了安阳、内黄、汤阴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为八路军尔后向冀鲁豫边区发展创造了条件。

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

冀东位于河北省的东北部，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地带。早在1937年8月，毛泽东就曾指出，红军可以出一部兵力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1938年2月9日，毛泽东又指出：“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须作充分准备。”4月1日，八路军总部指令第120师抽调在雁北地区活动的宋时轮支队东进平西，与先期到达该地区的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会合，然后挺进冀东，创建抗日根据地。

5月下旬，宋时轮支队抵达平西斋堂、杜家庄地区，与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治委员，下辖第11、第12支队等部，共5000余人。第4纵队经短期整训，6月8日由平西出发，向冀东地区挺进，沿途先后攻克昌平、延庆、永宁、四海、兴隆等城镇据点。除留一部在平北开展游击战争外，主力于6月下旬进抵蓟县以北的将军关、下营一带地区。

第4纵队向冀东挺进及沿途作战的胜利，给冀东人民以极大鼓舞。7月6日，中共冀热边特委首先在滦县、昌黎、乐亭等县发动抗日武装暴动，随即武装暴动的烈火又在以丰润、迁安、遵化、蓟县、玉田、三河、平谷、卢龙等县及开滦煤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燃烧起来。一个多月内，整个冀东地区共有22个县、1个矿区共20余万人民群众参加了武装暴动，组建抗日武装10余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即编为39个总队，达7万余人。冀东起义武装与第4纵队相互配合，先后攻克玉田、乐亭、卢龙、蓟县、平谷、迁安等6座县城及广大村镇，予日伪军和伪政权以沉重打击，初步形成以蓟县、平谷、密云为基本区的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8月中旬，八路军第4纵队与冀东暴动武装在遵化县铁厂镇胜利会师。

下旬，第4纵队、冀热边特委及抗日联军的领导干部，在铁厂镇召开联席会，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推举宋时轮、邓华为军区正、副司令员，下辖5个军分区，以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会议还计划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以统一抗日政权领导。铁厂会议后，第4纵队主力一部向北行动，准备北越长城进军都山，建立根据地；另一部主力向西行动，进军兴隆，建立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尔后依托山区逐步向平原发展。向兴隆山地挺进的部队，几经转战，进至白河以西，袭占赤城，歼日伪军200余人，同时袭占龙关城，歼敌一部，向都山进军的部队，遭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的阻击而退回滦河以西。

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冀东和冀东人民大规模武装暴动，直接威胁了平津及北宁线的安全，日军于是急调第110师并纠合当地日伪军和东北伪满军于8月对冀东开始进行“讨伐”。第4纵队领导认为，部队苦战数月伤亡较大，弹药亦无法补充；加之暴动武装成分复杂，未经整顿，并且时值秋未，平原地区青纱帐已倒。提出除留下八路军骨干和一部暴动武装外，纵队主力和暴动武装大部转移到平西整训，准备来年再回冀东。10月中旬，冀东暴动武装四五万人随第4纵队开始西移，由于途中遭到日伪军的围迫堵截，暴动部队大部失散，一部随第4纵队抵达平西，一部随中共冀东地方组织返回冀东坚持斗争。

冀东暴动的胜利成果虽未能巩固，但暴动所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还保留下2500余人的骨干，暴动队伍失散的人员大部在各地顽强地坚持着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这些都是以后冀东抗日游击战争重新发展的重要条件。冀东暴动的成功和部队西撤途中的受挫，也为以后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中共中央军委在1938年11月25日致八路军总部及晋察冀军区的电报中指出：“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的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的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的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中共中央军委还决定，以第4纵队为基础，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此后，该地区的抗日斗争又重新发展起来。

冀中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在冀中地区，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自成立至1938年10月底的半年间，曾3次攻人保定东南关，2次攻人定县城，一度占领徐水，井先后进行方顺桥、献县、安国、安次，牛驼镇、青县、固安、陈官屯、沧县、马庄镇等大小战斗100余次，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为配合国民党军在徐州及武汉地区的作战，第3纵队还发动群众不断对平汉、津浦、北宁三大铁路进行破击作战，共拆毁铁轨3000余条，收割电线1000余斤，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的行动。

为了创造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有利条件，冀中军区发动全区军民掀起了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的运动。

拆城工作，先于1938年1月在肃宁县城开始，接着是河间，继而是素以“固若金汤”闻名的蠡县城，随后，对冀中腹心地区的县城全面展开了拆除工作，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拆除24座县城的城墙。破路工作，几乎与拆城工作同时开始，起初是拦道挖横沟，后来改为顺道挖沟，破路工程变成了筑沟工程，纵横贯连各村的大道沟，深达2米多，宽3米左右，大车可以行走，汽车、坦克难以通过。随后又在道沟两侧挖了各种掩体和防空洞，这既便于打击敌人，又利于群众安全转移。这种道沟，是冀中军民的伟大创举，对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了发展大清河以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于1938年六七月间移至任丘县青塔镇，并派出部队及工作团深入到任丘、河间、大城等地区开展工作。他们先后将河北游击军改编为第1战区独立第1支队第1旅和冀中军区独立第1、第2、第3支队，并将收容的联庄武装编为冀中军区独立团。至9月间，从大清河至北宁路间广大地区的抗日局面全面展开，成立了冀中军区第5军分区。

至此，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4个支队、5个独立支队及回民支队、挺进支队等部，共63120人。另外，各县还建有基干队等地方武装，冀中抗日根据地己发展到西迄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达北宁路，南界沧石路，拥有44个县，人口约800万的广大地区。

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冀鲁边地区东临渤海湾，西逼津浦路，南靠黄河边，北迫天津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发展该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于1938年5月间决定：第115师组成的第5支队（曾国华为支队长），第129师组成的津浦支队（孙继先为支队长），挺进冀鲁边。7月上旬，第5支队及津浦支队由冀南地区出发，进抵冀鲁边区的乐陵、宁津地区，先后于7月下旬在庆云县西北之黑牛王地区歼灭伪军800余人，8月收复宁津县城，歼灭伪军1000余人。

并与当地抗日武装密切配合，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

为加强冀鲁边区的领导，中共中央及八路军总部又决定派第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第343旅政治委员萧华赴冀鲁边。萧华率该旅司、政机关及补充团部分干部共100余人，由山西出发，于9月27日进抵乐陵城。接着，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萧华为书记。成立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将该地抗日武装进行了整编：第5支队由3个营扩编为3个团；津浦支队由2个营扩编为3个营；新编第6支队辖3个团。

部队整编后，先后袭击沧县城东南七里淀、盐山城西孟村等日伪军据点，井对津浦铁路、沧（县）盐（山）公路进行了破袭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同时，他们与当地中共党组织密切协同，相继成立了津南、泰山、宁津、鲁北、阳信、商河、惠民等若干个地方游击支队，并在沧县、南皮、东光、盐山、新海、庆云、无棣、宁津等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到1938年底，以乐陵、宁津为中心的冀鲁边抗日游击根据地基本建成。

八路军挺进冀鲁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行动，不仅开辟和发展了平原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持久抗战提供了比较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源，而且使平原与山区根据地相互依存、相互策应，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条件。

二、发展和保卫山区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在抽调部分主力部队挺进冀鲁平原的同时，在华北广大山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

发展晋冀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八路军第129师在徐向前等率主力一部向冀南挺进的同时，留在平汉路西的部队继续发展晋冀豫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4月下旬，第386旅在陈赓旅长率领下，进入平汉路西邢台地区，统一指挥先遣支队等部，由北向南横扫邢台、沙河、武安、磁县以西山区的伪军，连克峰峰、西佐、彭城等伪军据点，多次破坏邢台至磁县间的平汉铁路，并消灭该地区内的10余股土匪、汉奸及反动会道门武装。6月上旬，第386旅主力继续南下，进到漳河以南、道清路[道清路，河南省北部与平汉铁路交叉的一条铁路线，由道口（今滑县）至清化（博爱）。]以北的豫北地区，统一指挥补充团、赵涂支队等部，相继攻克观台、水冶，袭人汤阴、辉县及潞王坟等车站据点。

至8月间，该部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将日伪势力从山区驱至铁路沿线，并配合中共地方组织在安阳、林县、辉县等山区建立了抗日政权，在豫北平原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

与第386旅在豫北展开的同时，第129师于6月12日又以第769团、独立团和汪乃贵支队组成新的第385旅，由陈锡联任旅长，谢富治任政治委员。

该旅组成后，在正太铁路以南、平汉铁路石家庄至邢台段以西地区继续袭击、伏击日伪军，粉碎了敌依托交通线扩大占领区的企图。

活动于晋南地区的第115师之第344旅，于7月6日，在沁水东南之町店附近地区袭击由晋城向侯马增援之日军第108师一部，歼敌500亲人，击毁汽车20余辆，八路军自身伤亡近500人。此役严重打击了敌人增援的行动，有力地策应了国民党军卫立煌部在侯马地区的作战。

为了配合国民党军在徐州、武汉地区的作战，5～10月间，第129师统一指挥第385、第386、第344旅及各基干支队与当地人民群众一起，在晋冀豫边区对平汉、正太、道清等铁路进行了10余次破击，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的行动。

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大青山位于绥远省阴山山脉中段，横亘于内蒙古高原。开辟这块抗日根据地，对于坚持绥远抗战，箝制日军向大西北的入侵，掩护陕甘宁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翼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938年5月14日，毛泽东指出： “在平绥路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为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根据这一指示，第120师决定以第358旅第715团及师直骑兵营1个连组成大青山支队，由第358旅政治委员李井泉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第358旅参谋长姚喆任支队参谋长。此外，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所属抗日游击第1路纵队之第4支队及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部分干部随同北上。

7月29日，大青山支队在李井泉、姚喆率领下，由晋西北五寨地区出发，开始向大青山挺进。8月下旬，大青山支队突破日军层层堵截，进到蛮汗山地区，除留下第715团第1营由姚喆率领在平绥铁路以南，开辟以蛮汗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以保障大青山与晋西北的联系外，主力部队由李井泉率领继续向大青山腹地挺进。9月1日夜，支队主力由旗下营与三道营之间越过平绥铁路，胜利抵达大青山腹地——武川县之大滩、甘沟子一带地区，并很快与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蒙汉人民游击队会合。为迅速打开大青山地区的抗日局面，大青山支队于9月3日首袭陶林城（今察哈尔右翼中旗政府所在地科布尔镇）之日伪军。10日，该支队又挥戈西进，奔袭了乌兰花镇。

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支队决定由李井泉等率领第3营、第2营第5连、第4支队第2连及绥蒙游击支队等部，挺进归（绥）武（川〕公路以西，开辟绥西游击区；由姚喆率领第1、第2营的3个连，骑兵连及第4支队第3、第4连等部继续坚持和发展绥中区的游击战争；由第1营副营长邹凤山带领该营第3连及第4支队第1连等回师蛮汗山，开辟绥南游击区。

西进部队越过归武公路，直达萨拉齐以北的后脑包一带地区。10月1日，该部奔袭了包头东北的石拐镇伪蒙军，10月中旬，他们又袭击了平绥铁路线上的陶思浩、苏安盖、毕克齐等车站据点，直接威胁包头、归绥之日伪军。

11月，大青山支队粉碎了日军2000余骑兵分4路向萨拉齐以北山区的围攻，回师蛮汗山的部队，重新开辟了绥南抗日游击区。绥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地区以来，在中共地方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和配合下，经3个多月的积极作战和工作，初步开辟了绥南、绥中、绥西3个抗日游击区，建立了绥蒙总动员委员会，井在3个游击区内分别设立了办事处，下属各县也分别成立了动委会，以代行政权职能。至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建成。

汾离公路三战三捷

1938年7月8日，毛泽东在致第115师的电报中指出：第343旅目前“仍以对同蒲、太军（太原至军渡公路）两路大肆破坏，妨碍敌渡黄河为主要任务，协助地方发展游击队为辅助任务。”遵照这一指示，第115师第343旅在汾（阳）离（石）公路及介休至灵右铁路展开了积极的破袭作战。

9月上旬，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华中派遣军进攻武汉，以第108师一部沿汾离公路西犯，进攻柳林、军渡，并炮击黄河西岸宋家川，直接威胁着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为粉碎敌之企图，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决心在汾离公路上伏击日军辎重部队，以切断其补给线。

9月14日，第343旅之第686团设伏于汾离公路中段吴城镇以东的薛公岭，将由汾阳西进的日军20余辆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和200余名步兵全歼。

17日，第115师又以第343旅补充团在吴城镇以西的油房坪设伏，将从汾阳开出的日军运输汽车20辆及步兵100余人全歼。

日军在汾离公路上连遭打击后，其后方补给线被切断，被迫于9月19日由离石向汾阳方向撤退。第115师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第686团、补充团、第685团第2营及师恃务连等部，再于20日设伏王家池附近地区，将东撤日军800余人全部消灭。

第115师在汾离公路连续三次伏击日军，共歼敌1200余人，击毁汽车30余辆，缴获各种枪560余支、战马100余匹，予敌以沉重打击。

晋察冀边区反击日军围攻

1938年4月，晋察冀军区部队在边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后，积极向东向北发展游击战争。第120师之第359旅奉命于5月下旬由崞县进入浑源、广灵、灵丘等地，协同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向平绥线发展。在“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晋察冀军区和第359旅在八路军总部统一部署下，向平绥、平汉、津浦等铁路线和附近城镇据点发起了连续破击作战，一度攻克易具城，攻占定县车站及桃花堡、西合营、暖泉、北水泉等日伪军据点，袭入新乐、平山等县城，并击毁了北平近郊石景山发电厂设备，袭击了香山附近之日伪军。此次破击作战，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1450余人，俘伪军130余人，缴获各种枪300余支，破坏铁路50余公里，使平汉线北段的交通一度中断。

八路军连续作战的胜利，使华北日军惊恐不安。为消除后顾之忧，日军在南取广州，中攻武汉的同时，决定“北围五台”。自9月10日起，日军先后调集第110、第26、第109师及独立混成第2、第4旅共5万亲人兵力，对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围攻。

晋察冀军区及边区党委针对日军的企图，提出了“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胜利，保卫家乡”的战斗口号，在全边区进行了反围攻作战的组织动员和具体准备。

自9月20日起，集结于晋察冀边区周围的日军，开始向边区城镇要点进犯。

在东线，由平汉线之定县、望都、保定等地出动的日军第110师于21日占领曲阳、唐县、完县等边沿城镇后，继续向阜平发展进攻。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部队于9月22日分别在曲阳以东的赵邱和东北的刘家马等地毙伤日军300余人，迟滞了日军行动。10月3～4日，第1、第3军分区及冀中军区各一部在阜平以东之王快、方代口及东西庄一带地区伏击日军，毙伤敌1000余人。6日上午，日军侵入阜平城。

在西线和南线，由同蒲铁路之代县、定襄等地出动之日军第109师一部及由正大线之盂县、平山、井陉出动之独立混成第4旅，分路向五台、子洪店进攻，企图合击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晋察冀军区第2、第4军分区部队分别在东冶、河边村及上社等地阻击日军的进犯。南线之敌北渡滹沱河，继续向柏兰镇发展进攻时，在牛道岭、石佛寺等地被歼400余人。

在北线，由平绥线之蔚县、广灵、浑源等地出动的日军第26师及独立混成第2旅，在9月20日占领北口、九宫口等地后，向涞源、灵丘等地发展进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与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部队密切协同，在邵家庄、冯家庄、居吉沟等地阻击日军，并于26日夜袭直峪。经6昼夜激战，共毙伤日军800余人，有效地迟滞了日军的行动。直至10月1日，日军才进占涞源、灵丘县城。

日军在侵占五台、阜平、涞源、灵丘等城镇后，即加紧修筑工事，建立据点，企图采取先分割后“清剿”的手段，达到各个消灭八路军主力，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在晋察冀边区反围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于10月2日电示晋察冀军区：“根据敌人构筑据点，步步推进，紧缩边区，及敌人顽强与敌人不足的优缺点”，应“相当的集中主力于我有利的各种条件（敌人弱，地形有利）方面，准备待机”；“以小部队与敌进行极不规则的小战，迟阻和疲惫敌人，以相当有效部队转入敌之后方交通线，打击敌之运输”；“如敌无弱可乘，不便我主力集中打击或消灭时，待敌人进至利害循环变换线，即将主力转至敌后方，仍以小部队分途逐渐引敌深入，使敌疲惫、疏忽、扑空，待敌转移方向或退却时，给敌以突然的袭击或追击”。并命令第129师“对正太路有计划的进行破坏，并相机以适当兵力越路北进，分途尾击敌人”。令第120师“积极地吸引原平、忻口、关城之敌，并相机越路东，尾击东进之敌。”

晋察冀军区遵照毛泽东等人的指示，于10月7日决定改变对敌斗争方式，以各大队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而以主力部队转移敌之包围线以外行动。

各部队根据军区的统一部署，对敌展开了灵活的斗争。

10月中旬，侵入五台的西线和南线之敌共3000余人，在北线和东线日军的配合下，分路向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台怀、石咀、金刚库地区进攻扑空后，于13日分路撤退。由正定向灵寿入侵的日军在同下村遭伏击后，被迫退回原据点。北线日军在第359旅等部袭扰打击下，退守涞源城。东线侵入阜平、王快、党城等地的日军，也连遭袭击，惶恐不安。

晋察冀军区首长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地决定：适当集中主力，相机歼灭困守城镇据点或撤退之敌。

10月中旬起，第1、第3军分区部队先后在曲阳至阜平的交通线上连续进行了19次袭击、伏击战。第359旅之第717团和第1军分区一部夜袭阜平城，迫使日军于27日晨弃城撤退。第1、第3军分区乘胜收复阜平以东地区，在北部地区，第359旅主力与第1军分区部队密切协同，连续在蔚县、广灵、沫源地区出击日军。10月28日，第359旅又于邵家庄、张家湾、黄台寺、贾庄地区伏击日军，歼灭独立混成第2旅300余人。至此，北线日军龟缩于涞源、灵丘等城，不敢轻易出犯。在南部地区，第4军分区以一部不断袭击侵入回舍、于洪店日军，另一部在第129师一部配合下，于10月下旬起对正太铁路展开了广泛的破击战，迫使侵入平山、盂县的日军回防正太线。在西部地区，进抵五台南部地区待机的第120师之第358旅，11月3日夜，在滑石片地区设伏，歼灭了奔袭高洪口后回返的日军第109师1个营500余人，俘21人。

至11月7日，晋察冀边区反围攻作战基本结束，此役毙伤日伪军5200余人，缴获长短枪570余支、轻重机枪49挺、各种火炮10门及大批军用物资。反围攻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了武汉地区的作战。

山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山东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开创了山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然而，由于各起义武装成分新，缺乏领导骨干，指挥也不够统一，因此直接影响着起义部队的发展及各项抗日工作的开展。1938年5月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多次电示八路军总部派遣部分主力部队入鲁，并决定派洪涛率50余名干部加强山东地区的领导力量。同时，对山东省委指出：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大量地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抗日根据地，使山东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一个战略支点。5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力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以郭洪涛任书记。6月8日，毛泽东又强调指出：“凡属我党领导、已得广大民众拥护，又邻近友党友军之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宜。”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上述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对山东各地抗日武装实行了统一领导，决定以各大起义武装为基础组建成支队，分配一批有领导和战斗经验的红军骨干到各支队担任领导职务。至1938年底，将活动于沂水、莒县地区的第4支队第6大队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2支队；清河区第5军编为第3支队；鲁中抗臼联军独立第1师恢复使用第4支队番号；胶东第3军编为第5支队；泰西区抗敌自卫团和汶上县起义部队合编为第6支队；由胶东西返清河地区的鲁东游击指挥部（辖第7、第8支队）仍用原番号；湖西起义武装编为挺进支队；在苏北邳县地区成立了陇海南进支队，此外，还一度成立了第9、第12支队。

在整顿部队的同时，各起义武装大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日伪军。8月间，在清河地区的第3支队先后袭击了张店、周村、黄台火车站；8月13日袭击济南，一度攻入济南北关，占领伪省政府。9月，活动于鲁中区的第4支队先后对胶济铁路周村至张店段及张（店）博（山）铁路进行了袭击战，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与此同时，活动于胶东地区的第5支队数次袭击烟台之敌，并于蓬莱、龙口、栾家口连续击退了企图由海上登陆之日军。鲁南人民起义武装于9月间在临（沂）枣（庄）公路上的燕柱山伏击敌汽车队。泰西区的第6支队、滨海地区的第2支队等部，也都积极打击日伪军，扩大了抗日游击区。

为进一步统一山东各抗日武装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2月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以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同时，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山东分局，郭洪涛为书记。山东纵队及山东分局的成立，使山东起义武装的领导得到了加强，标志着山东各抗日武装由分散的游击队成长为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对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及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八路军自誓师出征至1938年10月，共作战1500余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缴获各种枪1.2万余支，收复大片国土，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及山东等大块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部队也由出征时的3.2万人发展到15万余人，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坚。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连续作战的胜利，钳制和消耗了大量日军，使其难以抽调兵力转用于正面战场。因而，对削弱日军的力量，遏制和迫使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加速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也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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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淞沪、徐州会战和华中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一节 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

一、日军进犯淞沪的企图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广大官兵激于民族义愤，奋起抵抗，同日本侵略军展开淤沪会战。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长江门户。其中上海市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也是世界东方的金融贸易中心。优良的港口和京沪、沪杭甬铁路的交会，又使上海成为通柱国外和内地的枢纽和守卫当时首都南京的门户。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由于“一·二八”事变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兵力薄弱。然而，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以后，即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派驻重兵，专设了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沪兵力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曳。

1937年7月17日，日本驻上海的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在给日本海军军令部的报告中就说过：“如果局限战域，则有利于敌方兵力之集中，深恐将使我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

后来，日军参谋部给天皇的上奏中也露骨他说侵占上海的目的，是“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年增印，第284页。]

8月9日，日本制造虹桥机场事件后，即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和日侨义勇团备战，并将日舰30余艘集中吴淞一带，陆军亦开始向上海调动。

在此形势下，中国政府认为上海战事已不可避免，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密令驻防京沪沿线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立即率所部开赴上海周围布防。同时急令该军驻西安的第36师火速向上海开进。8月12日，第87师主力进驻杨树浦一线，第88师进入闸北、虹口公园以北一带布防。

二、淞沪会战经过

（一）上海市区反击作战

8月13日3时许，日本海军陆战队以虹口区预设阵地为依托；向淞沪铁路天通庵站至横滨路的中国守军开枪挑衅。9时许，日军在坦克掩护下沿宝山路进攻，中国守军第88师予以还击。15时，日军在海、空火力支援下，由租界再次向闸北地区宝山路、八字桥和天通庵路发起进攻，又被中国守军击退。（见附图4）

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同时，军事委员会以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3个师1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江苏保安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任务；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8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当日16时，第9集团军在炮火支援下向虹口、杨树浦之敌发起攻击，第87师占领沪江大学，第88师占领持志大学、五洲公墓、八字桥和宝山桥等要点。

同日，中国空军轰炸了日本陆战队司令部和日海军第3舰队“出云”号旗舰，中日双方在上海空域展开了空战。

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声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于今不得不采取之断然措施”，同日，日本下达了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以松井石根上将为司令官，下辖第3、第9、第11师（欠天谷支队）等部，作战任务力“与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占领上海及其北面地区的重要地带。”

与此同时，蒋介石下达全国总动员令，将全国临战地区划为5个战区，沪杭地区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并任命陈诚为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决定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基地，阻止后续敌军登陆。

8月17日，中国军队再次向虹口、杨树浦方面之敌反击。第87师攻占了日海军俱乐部，并击退敌多次反扑。第88师在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等处与敌反复争夺。8月19日，中国军队又一次发起攻势，以从西安到达的宋希濂所属第36师加入战斗，与第88师、第87师一起，经一昼夜激战，突破日军阵地全纵深，攻入汇山码头。日军凭借坚固工事顽抗侍援，中国军队进展困难。第36师第215团第2营300余名官兵攻入华德路十字街口，突入巷内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不料被日军以坦克阻塞路口，遭到火力袭击，全部壮烈牺牲。

在此期间，中国空军亦与日本航空队展开激战，并积极攻击进犯的日本陆军和舰艇。8月14日，日本飞机分批袭击中国杭州及广德机场，中国空军第4大队由笕桥机场紧急升空作战，由大队长高志航率队长郑少愚、李桂丹两机群共27架战斗机、分途拦击，击落日轰炸机3架，首创空战胜利的纪录。

8月15日，日本鹿屋及木更津等海军航空队，以轰炸机60余架，分别袭击中国杭州、嘉兴、曹娥、南京等机场。中国空军第9大队于曹娥上空，击落日军飞机4架，第4大队于杭州上空击落日军飞机16架，并协同第3、第5大队及航校暂编部队，于南京上空共同击落日军飞机14架。至16日，日本航空队又以轰炸机20余架分别袭击各地，又被击落8架。经3日激战，共击落日机45架，给日本鹿屋、木更津航空队以歼灭性打击。

8月17日，中国空军第4、第2、第7大队出动飞机44架，由副大队长孙桐岗及队长刘粹刚、董明德、杨鸿鼎等率领，分批前往轰炸虹口日军阵地，予以重创，并击落日机2架。日军高射炮火猛烈回击，中国空军队员阎海文座机被敌高射炮弹击中跳伞降落敌阵地，举枪击毙包围之敌数名后，以最后一弹自牧，壮烈殉国。

8月19日，中国空军为打击长江口外活动之日本舰艇，由第4、第2大队出动飞机20架，轰炸白龙港水域日舰，队员沈崇海驾机向日舰俯冲，炸沉日巡洋舰一艘后壮烈牺牲。

（二）淞沪地区防御作战

日本编组上海派遣军后，日军参谋部制定该军的作战方针是：以精锐的兵团在浏河镇方面登陆，以主力在吴淞方面登陆，占领上海及其北面的重要地带。8月18～20日，日军第3、第11师先后由日本出发，至22日到达上海以东120公里的海域，换乘小舰艇准备登陆。第3战区鉴于敌登陆威胁增大，遂以第9集团军专负上海市区之作战，以新编成的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负责吴凇镇以下沿江防线的作战。

8月23日晨，日军上海派遣军第3、第11师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于川沙河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中国守军与之展开激战，未能阻止日军进展。日军后续部队陆续上岸，即向吴淞、主山、罗店、浏河之线发起进攻。

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立即抽调部队支援江防军作战，以第87师一个旅增援吴淞，以第98师、第11师向主山、罗店、刘行疾进，阻止上陆之敌。当日17时，第11师在敌机不断的轰炸下进至罗店附近，向敌展开攻击，毙伤其一部，收夏罗店。此役影响重大，它不仅稳住了正面，而且掩护了后方的交通，保证了后续部队的陆续增援。与此同时，第98师亦将狮子林之敌驱逐。

教导总队第2团与张华浜之敌形成对峙。

24日，第15集团军陈诚部先后进至上海，中国军队向登陆之敌发起反击。第98师向吴淞、宝山地区日军展开反攻，至傍晚将敌压缩至江边，歼其300余人，将进攻吴淞之敌击退。另一部收复宝一山，残敌向狮子林撤退。

27日晚，第15集团军再由同浦镇、新镇、罗店、蒲家庙之线向敌展开反击。日军第11师主力向罗店方面反扑，守军与敌反复进行巷战，罗店数次易手，终因伤亡过重被敌夺占。31日，日军第3师第68团在吴淞登陆，守军伤亡惨重，吴淞镇夫守。9月1日，日军1000余人围攻狮子林炮台。第98师一部与敌反复白刃搏斗，多数牺牲。

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守卫宝山的第18军第583团第3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青率领下，浴血奋战；击退日军数次冲击。日军以炮击摧毁城墙，攻入宝山城内。

第3营官兵同敌展开巷战，奋战2昼夜，多数壮烈牺牲。迄9月17日，中国军队全线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西南、双草墩之线，继续与日军对峙。

9月上旬，尽管上海中国守军伤亡较大，但斗志高昂，拼死抵抗，使日军进展缓慢。这一形势使日本统帅部焦虑不安。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8月31日即向日军参谋部紧急呼吁，请求派遣5个师速向上海增援。

9月6日，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向天皇上奏说，“上海的陆上作战迟迟未有进展，需要增加陆军兵力。”[〔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296页。]

为此，日军中央统帅部决定再次增兵，加强上海派遣军的力量。9月7日，以台湾守备队扩编而成的重藤支队，乘海军舰艇急驶上海，并将华北方面军后备步兵10个营及炮兵、工兵一部调到上海；9月11日又下令调华北方面军第9、第13、第101师及直属部队、兵站部队到上海作战，正式编成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在9月20日制订的《作战计划大纲》中，提出“大致以10月上旬为期，在华北与上海两方面发动攻击，务必给予重大打击，造成使敌人屈服的形势”，“以上海派遣军（以5个师为基干）击败上海周围之敌。”日军决心将侵华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向由华北转移到上海。

由于日军不断增兵，战争逐步升级，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9月11日以后，蒋介石自兼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

以陈诚的第15集团军力左翼作战军，以张治中的第9集团军为中央作战军，以张发奎的第8集团军为右翼作战军。9月21日，再次调整部署，朱绍良任中央作战军总司令兼第9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任左翼作战军总司令，下辖第19集团军（薛岳为总司令）和第15集团军（罗卓英为总司令）；张发奎任右翼作战军总司令，下辖第8集团军（张发奎兼总司令〕和第10集团军（刘建绪为总司令）。

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第101、第9、第13师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加入上海派遣军之作战。日军总兵力达20万人。9月30日拂晓，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突破万桥、严桥、陆桥等处阵地。刘行方面的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亡较重。为了避免日军继续突破，10月1日晚，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令左翼作战军各兵团，向蕴藻浜右岸陈行、施相公庙、浏河之线阵地转移，至3日拂晓前，完成新阵地的占领。10月5至8日，日军第3、第9师在第11师和13师一部的掩护下，向蕴藻浜地区实施猛攻。中国军队经数日激战，予敌以重大杀伤。

11日后，日军继续猛攻，企图进占大场，向南翔发展，截断京沪铁路。

中日双方军队在蕴藻浜南岸阵地进行了激烈的争夺。

10月15日，中国军队第3战区重新调整部署，将蕴藻浜南岸地区划归中央作战军，令廖磊的第21集团军归中央作战军指挥，加入大场方向作战。

中国守卫蕴藻浜南岸之部队，在第21集团军统一指挥下，19日发起反击，适逢日军主力亦发动步、坦、炮联合进攻，双方展开大规模激战。中国军队由于装备落后，加之连日战斗，伤亡过大，攻击陷于停顿，26日大场失陷。

中央作战军遂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左翼作战军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之线转移。中央作战军主力27日转至苏州河南岸新阵一地，各掩护部队完成任务后亦陆续归还建制。唯第88师第524团第2营在团附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据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继续阻击敌人，誓死下退。该营八百壮士孤军奋战至30日，乃退人英租界。国际上对中国军队这次英勇作战，赞为奇迹。日军占领苏州河北岸后，即发起攻势，双方死伤惨重。至11月4日，日军仍未突破苏州河。此时，第3战区根据战局变化，乃撤销中央作战军，将全正面划分为左、右两作战军，分由陈诚、张发奎指挥。

（三）杭州湾抗登陆及撤退

淞沪会战在中国军队的英勇坚持下，已延续两个月，日军虽增援至6个师，兵力达20万人，且在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优势，但仍未能获得决定性胜利。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这对其速战速决战略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日本统帅部急于在上海方面取得预期战果，决心采取新的措施。

10月6日，日军参谋部在给天皇的上奏中指出，要攻占上海，“预料还需要相当的时日和付出相当的代价”，“因此，目前刻不容缓的是迅速结束上海战役。”[《现代史资料12，日中战争4》，美铃书房，东京1973年版，第477页。]

10月9日决定增派一个集团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攻击上海守军侧背。

10月20日，日军参谋部决定抽调第6、第18、第114师、国崎支队、独立山炮第2团、野战重炮兵第6旅和第1、第2后备步兵团，组成第10集团军，柳川平助中将为司令官，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以协助上海派遣军作战。10月20日，日军又从华北抽调第16师等部编入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至此，进犯淞沪地区的日军已达两个集团军9个师，侵华日军的作战重点，已经转移到华中。当时日本留在国内的部队只有近卫和第7两个常设师。日军在中国，特别是在华中下的赌注，表明了在上海附近进行决战的意图。

日军选定的登陆地点，是位于上海南侧杭州湾北岸。这里海岸线平直，近岸有10米以上的水深，是淞沪地区最良好的登陆场。日军登陆后如占领松江城，即可切断沪杭甬铁路，与北面的上海派遣军配合，对淞沪地区之中国军队形成包围。

淞沪会战初期，中国军队曾设置杭州湾北岸守备区，以第8集团军4个师1个旅担任防守，防止日军增援部队在沿江沿海登陆。后因上海方面战事紧张，部分守备部队先后被调往浦东一带协助正面作战，以致从全公亭到乍浦几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仅有第62师之一部及少数地方武装担任守卫。

11月5日拂晓，日军先以舰炮对金山卫附近中国军队阵地轰击数小时，然后第10集团军第一梯队登陆部队（第6师与第18师）在航空兵火力掩护下，于全公亭、金丝娘桥、金山卫、金山咀、漕泾等地登陆。中国守军在沿海岸担任警戒的部队为第28军步兵第63师的2个连，兵力薄弱，为敌军击破，日军登陆成功。5日上午，全公亭方面登陆日军已达3000余人，中国战区指挥官急调第62师、独立第45旅及新到枫径之第79师前往阻击，井令在青浦之第67军推进至松江。但部队联络困难，行动迟缓，未能如期实施反击。

日军乘机突击，后续部队源源上陆。

日军登陆成功后，即以第18师一部向沪杭铁路前进，第6师和第18师主力向松江进攻，当晚进抵金山县城、松隐镇、亭林镇一线。

11月6日，敌先头部队到达米市渡附近，傍晚渡过黄浦江，突破守军阻击，以主力向松江前进。中国守军第62、第79师分别向亭林镇、金山城发起反击，伤亡较大。指挥松江地区防御的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黄琪翔，组织第62、第107、第108、第26、第79师固守黄浦江各主要渡口，阻敌第6师、第18师渡江。

日军参谋部为统一上海方面作战指挥，11月7日决定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集团军编组成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上将为司令官。其目标是：“以挫伤敌之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局的机会为目的，与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并规定：“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域为联接苏州——嘉兴一线以东。”[〔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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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拂晓，日军第10集团军主力渡过黄浦江，与中国军队第108师激战。9日占领松江城。

对日军第10集团军在金山卫的登陆未能扼制，其主力登陆后又未能阻止其向纵深扩张，在此情况下，中国军队本应果断撤出上海，向第二防线转移。

当时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委会第一部作战组长刘斐及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等人，都曾就此向蒋介石提出正确的建议，蒋也采纳了这个意见，并对前线下达了向吴福线[吴县至福山。]转移的命令。但下令后的第二天，蒋又突然召开紧急会议，幡然变计，说现在准备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只要我军在上海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将会主持正义，制裁日本，结束中日战争。因此，要收回撤退命令，让各部队仍回原阵地死守数日。这一决定使守军丧失了主动转移的有利时机，直至阵脚开始混乱，第3战区指挥部才于8日夜命令各部队向吴福国防线转移。

9日，守军开始全线撤退。右翼作战军第9、第15两集团军开始沿京沪线两侧地区撤退，因遭敌机轰炸，联络中断，陷于混乱，险成溃退。为掩护右翼作战军后撤，左翼作战军第15、第21两集团军在新泾河一线坚守至12日夜，达成任务后，始向吴福线转移。

为掩护上海方面中国守军顺利撤退，第67军在松江阻击由金山卫登陆的日军深入。11月6～8日，该军在松江县城与日军展开激战，击退敌多次进攻，完成了“死守三日”的任务，在向昆山突围中，军长吴克仁壮烈牺牲。

11月11日夜，中国守军在上海市南侧地区及浦东担任掩护之部队撤离。

被隔绝于上海市内的守军4000余人撤至租界。日军即向上海市西、南方向推进。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在长江展开战斗。8月16日晚，江阴区江防司令部派出102号快艇，自江阴经内河潜至上海黄浦江，进至距日军旗舰“出云”号300米处，向该舰施放两枚鱼雷，均命中爆炸，使日军旗舰遭受重创。中国快艇在返航中被敌击沉，官兵泗水离艇。8月中旬，中国海军派出“甘露”等舰在江阴下游破除航海标志，堵塞港道，阻止日舰溯江上驶，同时，抽调通济、大同、自强、德胜、威胜、辰字、宿字等舰艇，以及国营招商局和各轮船公司怔集的轮船23艘，合计35艘，下沉堵塞航道。

随后，又征用民船、盐船一批陆续下沉，填补航道空隙，并在江阴一段分布水雷。8月下旬，中国海军为保卫首都，派平海、宁海、应瑞、逸仙等舰开往江阴封锁线，协同其他舰艇实施防卫，并与来袭的日本飞机进行了频繁战斗，至11月下旬，共击落日本飞机7架，重伤日本军舰两艘。中国舰艇损失惨重，大部被炸沉或炸伤。

11月13日，日军占领上海后，为了切断中国军队主力的退路，并策应第10集团军登陆，将从华北调来之日军第16师在白茆口、浒浦口附近登陆，向常熟进攻，企图切断中国守军退路。上海派遣军除以两个师担任上海及后方要点的警卫外，集中7个师沿京沪铁路及其南北地区向吴福线进攻。在杭州湾登陆的日军第二梯队第114师于10日在金山卫登陆后，向嘉兴方向进攻。担任江防的中国守军第40师及第21集团军所属各师，与日军展开激战，掩护战区主力向吴福线转移。

11月19日，日军分别攻占常熟、莫城镇，苏州亦同时失陷。第3战区为避免与敌决战，乃于是日夜命各部撤向锡澄线。[无锡至江阴。]

这样，吴福线国防工事未来得及发挥作用即被日军占领。

日军统帅部曾规定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域为苏州——嘉兴一线以东，至19日其各部进抵该线后，并未停止前进，决定乘中国军队撤退混乱之机，继续向西追击。20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决定向南京追击。

日军突破吴福线后继续西进。

23日开始向锡澄线发起进攻。蒋介石下令死守现有阵地，但溃退之势无法挽回。

25日无锡失陷。中国军队放弃锡澄线，一部沿京沪铁路向常州撤退，大部经宜兴往浙赣边境撤退。

27日日军切断江阴、无锡公路，29日攻入常州。

自锡澄线弃守后成为孤军的江阴要塞守备部队，从11月28日起受到日军围攻，与敌激战5日后，工事大部被摧毁，官兵伤亡甚多，遂向镇江方向突围。

12月2日，江阴要塞失陷。

11月9日，右翼作战军开始向乍平嘉[乍浦经平湖至嘉兴。]国防线撤退，遭敌第6、第18师迫击。与敌激战至14日，嘉善失守。

19日，苏嘉线[苏州至嘉兴。]与沪杭线交会点嘉兴被日军攻陷，乍平嘉国防线被突破。

守军退向南浔、青镇、长安、海宁一线。20日，蒋介石命令刚到达之第7军向吴兴急进，加强吴兴、广德地区防御，11月24日拂晓，日军在30余架飞机掩护下，攻占吴兴。30日占领广德。

12月初向宣城、芜湖西侵，主力北上进攻南京。此时，中国第7战区已经编成，刘湘上将力司令长官，即命第23集团军（川军6个师）支援第7军。

12月初，第21、第15集团军在第23集团军掩护下，经宜兴向孝丰、宁国附近地区转移；第23集团军亦向宣城以西及宁国转移；锡澄线守军即向南京转移。淞沪抗战至此结束。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西撤，历时3个月。在此期间，日本侵略军华中方面军，编成上海派遣军、第10集团军，下辖近10个师的兵力，共约28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和驻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部队，总计兵力约70余个师，海军舰艇约40艘，空军飞机250架，投入战斗。广大官兵同仇敌汽，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与有优势装备的敌人拼搏，毙伤日军4万多人，坚守上海达3个月之久，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决的迷梦。

这次会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为上海工厂内迁，保存经济实力，以至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赢得了时间，松沪会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亦有其重要地位和影响。

淞沪地区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首都的门户，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虎视眈眈。中国无意把战争引向淞沪地区自伐肺腑，自损资源，以改变敌进攻方向，而是日本侵略者决意夺占上海。因此，在淞沪地区进行一战势必难免。在淞沪地区进行多大规模和多长时间的作战，要从中日双方的特点及中国长期抗战的全局利益考虑。在上海地区给敌以相当的反击和消耗，达到一定的战略目的后，逐次转移至第二、三防线，再从正面阻击，翼侧反击给敌以更大的消耗，在战略上是有利的。把70余万大军部署于敌掌握制主权、制海权的滨海城市，单靠拼消耗，拖时间，幻想求得国际干涉，解决中日战争，这是违背持久战战略方针和不利坚持长期抗战的表现，是战略指导上的严重失误，因而给以后保卫首都南京的作战，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陈诚也认为：“这次战略受政治的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第18页。]

三、南京失陷及日军大屠杀

日军侵占上海后，鉴于进攻发展顺利，中国首都南京也指日可待，侵华气焰更为嚣张。11月17日，成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直接受命于日本天皇。随后，设立了大本营与政府首脑的联席会议。

11月24日，日军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陆军参谋总长等在上奏作战计划中提出，利用在上海周围的胜利，不失时机地果敢追击，进攻南京。

此时，日军乘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撤退之机，以8个师的兵力，分三路水陆并进，进逼南京。日军上海派遣军第11、第13、第16师沿京沪铁路及其以北进击南京。第10集团军第114师沿宜兴、溧阳、溧水公路前进；另以第6、第18师沿宁国、芜湖公路进攻芜湖，以断中国军队沿江往西的退路，国崎支队从广德经郎溪、太平渡江，攻占浦口以截断中因军队后路。日军企图从东南北三面合围南京，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11月中旬，蒋介石连续召开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商讨防守南京问题。会上多数高级将领认为，日军由京杭国道、京沪线和长江进逼南京，来势凶猛，而南京地处长江弯曲内侧，地形上背水，易攻难守。加以中国军队自上海撤退，战斗力受到削弱，短期内无法恢复，但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亦非上策，因而只能作象征性防守。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撤退。训练总监唐生智则坚持死守。

他说，如果放弃南京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蒋介石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表示南京必须防守。此时，唐生智自告奋勇，表示愿意防守南京，誓与南京共存亡。

蒋介石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唐生智到任后，于27日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本人与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并预言“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付出莫大之代价。”他为表示破釜沉舟、拼死一战的决心，让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之间的船只撤走。其后，又命驻浦口之第1军禁止任何部队及军人由南京北渡，“如有不听制止者，可开枪射击。”[《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9页。]

蒋介石把可以调得动的兵力即调来防守南京，计有：宋希濂第78军、王敬久第71军、孙元良第72军、叶肇第66军、俞济时第74军、邓龙光第83军、徐源泉第2军团、教导总队和宪兵团等部，共计10余万人。这些大多数是刚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的部队，未经补充休整，尚未恢复战斗力。

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到11月底，政府各机关已大部分迁至重庆，一部分迁至武汉、长沙。

日军大本营于12月1日下达攻占南京的命令。

12月2日，免去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兼职，任命朝香宫鸠彦王继任司令官，华中方面军即分路向南京逼进，决定夺取南京守军的既设阵地，准备攻城。12月5日，日军己到达南京外围阵地附近。当晚，日军第16师向第66军防守的句容阵地进攻，并从土桥镇、牧马场两翼迂回，另以一部由土桥镇转向新塘市断第66军后路。句容守军被围，与日军苦战，损失极大。

6日上午，日军侵入孟塘。午后，日军进至高家庄、大胡山附近，第66军后方联络被切断。中国军队第36、第41及第66军各一部对该敌进行反击。日军第9师与守军第51师在湖熟镇展开激战，守军被迫后撤。

12月7日拂晓，日军猛攻淳化镇，中国守军英勇抵抗。8日，日军分别向东樵村、西庄附近包抄，企图断守军后路。第51师奋力抵抗，伤亡沉重，其第5营官兵牺牲甚多。在8日午后，该镇失守，中国军队撤至板桥镇。至此，日军已进入城郊，南京被围。同日，日军攻陷镇江炮台，第3师一部在此渡江，进击南京。

12月8日晚，日军向南京发起进攻。9日拂晓突进至光华门外大校场、通光营房。守军第87师后续部队赶到，将大校场日军击退。

12月10日，日军逼近南京城下，第114师、第6师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3峰同时进攻。当夜守军第156师选敢死队坠下城墙，将潜伏在城门洞内的日军及盘踞在通光营房的日军消灭甚多。12月12日，日军猛攻雨花台，守军第88师顽强抗击，伤亡惨重，中午雨花台陷落。第88师退守中华门。同日，敌第18师攻占芜湖，向当除前进，中国军队后路被断。

当日，日军以重炮猛轰中华门，城墙数处被轰塌，日军乘机蜂涌而入，守军抵挡不住，遂撤离中华门，于是南京城防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日军一部从中华门突人后，中日双方军队展开激战。接着光华门、中山门亦被突人。此时，日军国崎支队亦开向浦口，切断南京退向长江对岸的去路。

12月12日傍晚，唐生智接到蒋介石电令：“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随即召集各部队长官开会，下令一部渡江，大部实行突围。当时城内秩序混乱，军队难于掌握。唐生智率长官部少数人员在第36师掩护下由下关渡江而去。他所下达的突围向令，只有第66军、第83军两部当夜由紫金山北麓和栖霞山附近突围成功，退至宁国一带，其他各部涌向江边。是夜从挹江门到下关一带，秩序混乱，纷纷争船抢渡。

南京之战，中国军队以10余万之众抗击日本侵略军。中国军事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不少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守军分别扼守正面很宽纵深浅短的外围和复廓阵地，缺乏机动兵力。战斗中，消极防守，被动应付，致使本可作为首都屏障、钳制敌人前进的金坛、句容、溧水等地轻易陷入敌手。负责策应作战的部队轻失芜湖，使中国军队陆上退路断绝，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致使守军在突围中，损失严重。

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人城，肆意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日军国崎支队占领浦口，日军第16师进入下关，切断中国军队退路，并乘舰艇向江面正在撤退的渡船、木排射击。中国军队被敌枪炮击毙及舰艇撞翻而淹死者多达3000余人。

日军人城以后大肆“扫荡”，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当时城内剩下的居民和外地逃来的难民大部分已避人“安全区”。这个“安全区”，是11月下旬由留在南京的少数外侨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的，该委员会向中日双方要求承认难民区的中立地位。中国方面对之完全承认，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将区内军事机构全部迁出。日军当局也保证：“难民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田伯烈：《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中正书局，1938年版，第236页。]

“安全区”内难民最多时达29万人。然而，“安全区”内并不安全。

12月13日上午，日军谷寿夫第6师由光华门、雨花门入城，立即将马路上的难民当作战斗目标，以各种火器射击，马路街巷之内顿时血肉狼籍、尸体纵横。14日，日军大部队涌人城内，继续搜杀街巷中的难民。日军在中山码头、下关车站等处对聚集江边的难民疯狂射击，枪杀数万人。

15日，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军人9000余人被押往鱼雷营屠杀。日军对集中在“安全区”的大批难民肆意屠杀。16日，从“安全区”搜捕数万青年绑赴下关煤炭港枪杀，将尸体推入江中。

在这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大部分失去战斗力的中国士兵在被俘后惨遭杀害。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确认，“好些中国士兵在城外放下武器投降了。在他们投降后的七十二小时内，在长江江岸被机关枪扫射而集体的被屠杀了。这样被屠杀的俘虏达三万人以上。”[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

12月17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后，对纵兵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最甚的第6师师长谷寿夫大加奖励。于是屠杀暴行愈演愈烈。展开了骇人听闻的“杀人竞赛”。

1937年12月，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在《紫金山下》的通讯中写道，“向井（敏明）少尉与野田（岩）少尉，举行杀人的友谊比赛，谁先杀死100个中国人就算赢得了锦标。在他俩碰头的时候，向井己杀了106个，野田已杀了105个，两个人拿着缺了口的军刀相对大笑。向井说，这一次竞赛，完全是很有趣味的事。”

18日，日军将城郊难民及俘虏5，7万余人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猛扫，然后在推积如山的尸体上浇洒煤油纵火焚烧。自12月下旬开始的“清街运动”和“难民登记”又使上万人头落地。日军野蛮地屠杀无辜的中国百姓，其手段之残酷，实在令人发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达20万人以上，仅掩埋的尸体即达15.5万人。[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页。]

日军进行集体屠杀后，往往将尸体焚化或投入江中，因此，被杀的中国军民总数在30万人以上。

日军进城后兽性大发，滥杀无辜，花样翻新，甚至杀人取乐。有的往难民身上先浇汽油，后用枪扫射，枪弹一着人身，火光随之燃起，被弹击火烧之难民，挣扎翻腾，痛苦之极，日寇则鼓掌狂笑，引以为乐。有的令难民脱光衣服，破冰入水捕鱼，看着一个个难民在水中寒栗万状，手舞足蹈。有的把难民杀后割下人头，挑在枪上，漫步街头，嬉笑取乐。

日军除残酷屠杀之外，还大肆污辱中国妇女，肆意强奸、轮奸妇女。“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 而且奸污之后，残酷地将其杀害。

伴随着屠杀和奸淫的是大规模的抢劫和有计划的破坏。日军驾驶着汽车，直入各大公司、商店，将各种货物搬运一空，然后将房屋付之一炬。抢劫之后，日军到处放火，南京城内主要街道的高大建筑物都被烧毁，断壁残垣，惨不忍睹。浩劫之下，昔日街市繁华的六朝古都成了一座尸横遍地、满目凄凉的死城。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还对中国图书、文献进行了大肆掠夺。根据日本上海派遣军特务部长的命令，日军派特工人员360人，士兵367人，苦1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十几辆卡车的图书，共抢去图书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韦。这是日本侵略军对中国文化财富的野蛮大掠夺。

日军在南京灭绝人性的丑恶表演，连他们的盟友德国的代表在给政府的报告中也说，日军就是“兽类的集团。”[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

日军空前野蛮的大屠杀并没有征服人们的抵抗意志，南京地区的抗日斗争正如火如茶地向前发展着。

四、日本诱降及陶德曼斡旋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后，日本迅速向上海增兵。8月23日，日本第一批援军2个师投入上海作战，受到中国军队顽强阻击，陷于苦战。9月上旬，日本决定再增派3个师到上海。1937年9月13日，日军参谋部次长多田骏指出：“10月中旬，将在上海方面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也许是稍晚些时，但大概在同时，华北方面军将击败当面敌人，这将是媾和的最好时机，失去这个时机就会变成长期战争。所以从现在起，需要在外交方面开展秘密活动。”

同日，日军参谋部制订《战争指导纲要》，决定以华北、上海方面决战为一个阶段，要利用这一阶段的决战成果，推动日中和谈。此时，日军同时在华北、上海两个战场作战，华北日军达8个师，上海日军亦达5个师，而日军统帅部估计11月左右，将会出现对苏作战危机，因此，9月20日，日军参谋部制订《作战计划大纲》，规定于10月上旬在上海、华北发动攻势，造成使中国屈服的机会，结束中日战争。

1937年10月2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决定“接受第三国公正的、劝告式的和平斡旋。”[〔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453页。]

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象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34页。]

这显然是赤裸裸地要求德国牵线搭桥，诱使国民政府妥协。

10月22日，德国外交部电令驻华大使陶德曼，德国愿意斡旋中日谈判。

10月30日，陶德曼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陈介转达了德国政府的意见，陈介表示希望知道日方的谈判条件。11月2日，广田向狄克逊提出了同中方谈判的条件。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命会晤蒋介石和孔祥熙，转达了日本提出的7项和谈条件，即：

（1）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的“自治政府”；

（2）将平津地区划为非武装地带，建立一个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亲日政权；

（3）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带，设立国际警察队管制；

（4）停止抗日政策；

（5）共同防共；

（6）降低日货关税；

（7）尊重外侨权利。[〔日〕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20·日华事变》下，鹿岛研究所出版社，东京1973年版，第178页。]

广田并威胁说，中国如不接受，日本将随着战争的进展，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攻陷上海，并占领苏州、常熟等地。11月下旬，日军向南京推进，月底，逼近南京。11月24日，布鲁塞尔会议以毫无作为而草草收场，使蒋介石企图借助西方大国遏制日本侵略的幻想化为泡影。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并没有放弃与日本妥协、媾和的打算。它希望通过国际干预实现中日“和平”。蒋介石面对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于12月2日会见陶德曼，提出在以下条件下愿意与日本谈判：

（1）停止敌对行动；

（2）同意以日方提出的条件为谈判的基础；

（3）德国参加谈判全过程；

（4）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等。[〔日〕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20·日华事变》下，鹿岛研究所出版社，东京1973年版，第178页。]

蒋介石一面对德国的所谓“调停”，表示衷心的感谢；一面又忧心忡忡地要求陶德曼和日方，对于今日采取的步骤严守秘密。并说：“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法国外交文件》D 辑第1卷，第780页。]

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实现中日“和平”。

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日本在华驻军相继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等傀儡政府，在这种状况下，因为胜利而洋洋得意的日本政府，于12月21日又提出了比先前的条件更强硬的要求，其基本条件是：中国放弃容共和抗日、满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给予协助；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中国应给日本必要的赔偿，以上条件要求中国政府全部接受，并以战败国姿态表明对日乞和态度，限1938年1月5日、6日以前答复。日本这些贪得无厌的要求，就连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也认为要中国政府接受是极端不可能的。

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方提出的新条件，转告给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中日秘密谋和的消息不胫而走，国内外报刊、通讯社都有所透露。

蒋介石畏于共产党和人民的压力，以及国民党内多数不愿妥协投降的要求，不敢贸然接受这些十分苛刻的条件。日方为此表示强烈不满，1938年1月16日，日本宣布中止谈判。在当日近卫内阁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中，扬言要另外扶植伪政权，来“调整两国邦交。”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也于1月18日发表宣言，声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承认一切伪组织。至此，陶德曼的“调停”即告停止。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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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淞沪、徐州会战和华中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二节 徐州会战

一、津浦路南北两段的阻击战

日军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侵略气焰更为嚣张，于12月24日和27日相继占领了杭州和济南。12月14日，日本在北平建立了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1月18日，又对上述用词补充声明，其含意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抹杀。[［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479页。]

日军华北方面军多次向统帅部提出“为使华北、华中连接起来，进行徐州作战以及对武汉之敌施加威压”的建议。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日军决心以南京、济南力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徐州是江苏省西北部的一个重要城市，位于黄、淮两河之间，地据鲁豫皖苏4省要冲，为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徐州周围，山峦重叠，河川纵横，在我国军事史上，向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中国军队控制着徐州，北可威胁济南，甫可进逼南京，而且保持了中国军事上的大动脉——陇海路，确保郑县和平汉铁路南段的侧翼。

日军先后集中8个师、5个旅（支队），约24万人，于1938年1月下旬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中国第5战区先后调集11个集团军和军团、64个师，约60万人防守徐州地区：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

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见附图5）

南线作战

从1937年12月中旬起，南路日军华中方面军指挥第13师从镇江、南京、芜湖渡江，沿津浦路北上，1938年1月下旬，日军第13师主力攻占滁县、来安、明光、他河、藕塘，抵达池河东岸。日军第13师另一部攻占扬州后，即进击邵伯、天长一线。日军第9师一部攻占裕溪口后，循淮南铁路北进至巢具、全椒一线。中国第5战区的作战部署是：以李品仙之第11集团军和于学忠之第51军，利用淮河、淝河、侩河等地形障碍，阻止沿津浦路北进的日军。当正面北进日军向明光、池河镇一带进攻时，即为刘士毅所部第31军堵截。待日军从南京增调援军及重武器继续来犯，其主力被吸引到明光一带时，李品仙急令第31军让开津浦路正面，撤至铁路西侧山区伺机出击；同时，又以于学忠之第51军增援，由砀山南调至淮河沿岸，阻敌越河北进。至2月初，定远、临淮关、蚌埠等地相继失守。

2月8日，日军向小蚌埠第51军阵地进攻，被中国守军歼灭500余人。

2月9日，日军强渡淮河。中国守军未能阻止敌军渡河。中国第5战区急调第27集团军之第59军及第21集团军第7军增援。2月10日，中国军队于学忠之第51军所属第114师在王庄阵地同日军展开激烈争夺，几经血战阵地失守，中国军队伤亡2000余人。2月13日，张自忠率第59军抵达淮河流域，在瓦疃集、姚集、固镇、蒙城一线，接替第51军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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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同时，廖磊率第21集团军到达合肥、舒城、八斗岭、下塘集之线。

中国军队以第51、第59军在淮河北岸节节抵抗；以韦云淞之第48军固守炉桥、洛河一线；刘士毅之第31军和周祖晃之第7军对日军侧背进行袭击。2月11日，第31军围攻上窑，守军冲人圩内与敌肉搏，敌300余人向考城逃窜，日军被歼100余人。

2月16日，周祖晃之第7军由张桥镇、老人仓一线向池河、定远日军展开侧击，并一度攻人桑家涧，日军不得不抽调淮河地区主力6000余人增援考城、上窑、他河、定远。

当日军回援淮南之时，张自忠之第59军乘机向火神庙、新桥日军反攻，敌退向曹老集。第59军分向苏集、湖口子、曹老集、王庄之线推进，将日军驱逐至淝河南岸，并朝淮河北岸推进。日军国腹背受敌，无力再向北进攻，乃全部退回淮河南岸，沿邵伯、天长、盱眙、临淮关、蚌埠、怀远、三十里铺之线与淮河北岸中国军队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

北线作战

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集团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两个师分路南下。一路由华北方面军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该师于1938年1月配属第2集团军）沿胶济铁路东进，19日与其海军会师青岛。旋即南下，连占沂水、蒙阴等地。至潍县后，沿台潍公路南下，试图夺取鲁甫要地临沂，从东路进攻徐州。

2月21日，日军第21旅旅长坟本顺率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骑兵营，共约2万人，向临沂突击，沿途遭到中国第3军团等部的节节抵抗。

日军连陷诸城、莒县、沂水，于3月5日到达临沂以北之汤头、白塔一带，距城仅10余里。3月10日，日军在坦克、飞机与炮兵火力掩护下，向临沂猛攻。

中国驻临沂守军实际兵力仅有5个团，以及从青岛撤退的海军陆战队。

与日军激战后，守军庞炳勋部伤亡极大，连电告急。第5战区即令张自忠之第59军从肤县附近紧急驰援临沂，第59军于12日抵达临沂北郊之沂河西岸。

3月14日凌晨，第59军强渡沂何，向敌发起反击，经数日激战，连克亭子头、大太平、申家太平、徐家太平、沙子岭等多处敌据点。3月16日，日军向第59军石家屯东南至大安子、崖头、刘家湖、钓鱼台之线阵地反扑，敌机狂轰滥炸，第59军第38师伤亡虽重，仍然坚守阵地。

18日，第59军与第3军团从东、南、西3面夹击汤头、王疃、傅家池附近日军，经过3干激战，先后攻克李家五湖、辇沂庄、车庄，日军被击退，向官具逃窜，中国军队取得临沂第一次胜利。这次战斗，张、庞两军共伤亡3000余人，日军亦伤亡约3000人。

3月20日，第59军主力奉命调费县方面作战，日军第5师增援到达后，于23日再向临沂发动猛攻，庞炳勋部守军伤亡甚重，形势危急，第5战区又令第59军星夜驰援临沂，3月24日，该军赶回临沂西北向日军侧背发起进攻，并派出一部增援庞部确保临沂。敌凭借优良装备，全力反扑。第59军奋战至29日，敌损失惨重。张自忠下令全线出击，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取得临沂第二次胜利。临沂保卫战的胜利，使日军第5、第10师会师企图失败，为尔后台儿庄歼敌奠定了有利基础。

另一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集团军之第10师沿津浦路南下。津浦路北段保卫战，原由中国军队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指挥。由于韩不战而逃，致使日军长驱直入。

25日，日军进占周村。 27日占领济南。

1938年1月1日，矶谷廉介所部第10师占领泰安。1月上旬，韩复榘所部放弃大汶口、济宁，退至曹县、城武（今成武）、单县一带，使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门被打开，日军沿铁路线向南推进。韩复榘擅自撤退，被判处死刑，改任孙桐萱（原韩部所辖第12军军长）为第3集团军总司令。

2月10日，李宗仁为确保徐州地区安全，令孙桐萱部向运河以东推进，袭取济宁。2月14日，第22师渡运河，攀登入城，与济宁城内日军展开巷战。敌我短兵相接，由于日军大批增援，该师伤亡甚重，17日晚撤至运河西岸。

19日，日军攻陷安居镇，22日，突破曹福林之第55军阵地。24日，日军猛攻第12军阵地、25日进占杏花村阵地。中国守军向新泰、蒙阴发动反击，收复蒙阴。第3集团军与日军激战，歼敌1000余人，该集团军也伤亡3000余人，钳制了日军第10师一个旅，支持了津浦路正面的作战。

二、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3月上旬，日军第2集团军向参谋部申请增加兵力，追击当面之敌，得到批准。第2集团军即指示第10师向滕县进攻。又令第5师从临沂向峰县推进，配合第10师作战。第10师以第33旅为基干组成濑谷支队，于3月14日开始由邹县以南之两下店沿津浦路南下，当日攻占界河，并迂回守军第22集团军之侧背。

15日到达滕县，16日向滕县发动进攻，揭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

中国军队第5战区孙震第22集团军命令所属第41军第122师拼死防守滕县。17日，日军向滕县发动猛烈进攻，当日下午攻入西城。守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伤亡甚重，第122师师长王铭章殉国。

18日滕县、临城陷落。

20日韩庄、峄县失守。

中国第5战区为确保台儿庄阵地，以保卫徐州，进行了部署调整。令孙连仲的第之集团军的3个师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令汤恩伯的第20军团以一部担任台儿庄至韩庄间运河南岸防务，以两个军向峄县（今晖城）、枣庄日军侧背攻击，准备配合孙连仲部围歼敌人。3月24日，蒋介石到徐州视察。同时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次长林蔚、第一厅（作战厅）厅长刘斐等组织临时参谋团，于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白崇禧离武汉赴徐州前，特邀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其寓所，商讨对敌作战方针。周恩来对白说：在津浦线南段，已令新四军第4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在徐州以北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此建议，深加赞赏。[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

此后，周恩来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徐州见李宗仁，劝李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张爱萍到徐州向李宗仁讲了几条：

一是日本侵略军占济南后南下，孤军深入，骄兵必败；

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我有利；

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配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可以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

李表示这个意见很好，并要张转告周恩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

3月24日，日军濑谷支队在航空火力支援下，向台儿庄猛攻，与中国守军第2集团军第31师展开激战。日军一部突入东北角，被守军击退。日军不断增加兵力，配以坦克、重炮实施攻击。

27日濑谷支队主力一部突入北门，第31师与敌展开了拉锯战，守军伤亡甚重。

28日，突入台儿庄之日军，被守军第31师围攻，损失甚重。29日，中国守军第20军团奉命以一部于30日对峄县佯攻，以钳制该敌南下，另以一部速向泥沟前进，协助第2集团军解决台儿庄附近之敌，并极力破坏铁路、公路，遮断峄县与台儿庄之联络，并与进攻峄县之友军部队竭力阻止峄县南下之敌。

当日，中国军队第2集团军之第27师继续对日军展开进攻；第31师对台儿庄内之日军攻击；第30师分向南洛、三里庄前进，截断日军联络，阻止日军增援。蒋介石也在此日下达了死守台儿庄的命令。李宗仁遂令第2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并再次严令汤恩伯部南下，协助第2集团军解决台儿庄之敌。

3月30日，日军濑谷旅长鉴于福荣团在台儿庄被中国军队南北围攻，急令赤峰团驰援，濑谷亦亲自赶赴前线督战，全力对台儿庄守军展开激战。31日，中国军队将进入台儿庄之敌完全包围。正当濑谷支队处于危急之时，日军第2集团军令攻击临沂的坑本支队于29日停止攻击，转向台儿庄驰援，该支队31日到达向城、爱曲地区，侧击第20军团。第20军团遂即命第52军和刚到的第57军一道围攻坂本支队，经数日激战，予日军以重创，使坂本支队救援濑谷支队的计划落空，据日军《步兵第10团战斗详报》记载，台儿庄中国守军“决死奋战之状历历在目”，“士兵依靠堑壕顽强抵抗直到最后”，堑壕中尸山血河，“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36页。]

4月3日，中国军队向台儿庄之日军发起攻击。日军拼力争夺，占领了市街大部。守军逐次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被日军占据的市街。双方陷于苦战。5日，蒋介石电汤恩伯：“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十师之众对师半之敌，历时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急应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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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攻击，第2集团军和第20军团围歼被围之懒谷支队。

战至7日凌晨，除一部日军突围至峄具附近固守待援外，将被围之敌全部歼灭。

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历时半个多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4.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歼灭日军1万余人。它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

三、徐州外围战及中国军队撤退

台儿庄战役中，日军大本营发现中国在徐州地区集结重兵集团，认为是给中国军队主力一大打击、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好机会。

4月7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决定华北方面军以第5、第10、第14、第16师共4个师，向陇海沿线进攻，封锁兰封（今兰考）以东地区，切断中国军队退路，以主力南下进攻徐州，以1个师从兰封向商丘方向进攻，切断中国军队退路；命华中派遣军以第9、第13两个师从南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并占领徐州要地和津浦铁路全线。

为协调华北、华中日军的军事行动，4月中旬，日军大本营还派出以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桥本群少将为首的“大本营派遣班”到中国，进行协调和联络，指导南、北两兵团作战。

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决定“扩大台儿庄战果”，遂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准备在徐州地区同日军进行决战，使第5战区的总兵力由初期的29个师增加到64个师另3个旅，约45万人。李宗仁将第5战区军队编为5个兵团：3个军组成淮南兵团，由李品仙任司令；4个军组成淮北兵团，由廖磊任司令；9个军组成鲁南兵团，由孙连仲任司令；3个军组成陇海兵团，由汤恩伯任司令；2个军组成苏北兵团，由韩德勤任司令。各兵团以徐州为中心，分别阻击日军。

5月中旬，日军开始进攻徐州。在徐州北战场，5月12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集团军第14师从濮县地区南渡黄河，以一部到内黄集附近，截断了陇海铁路交通线。5月9日，日军第16师从山东济宁南下，向砀山、唐寨地区疾进，从西面攻击徐州。5月15日，日军第5师在鲁南同中国军队激战数日后，渡运河，向宿县推进，尔后进攻徐州。在徐州南战场，5月5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开始北进。5月9日，第13师攻占安徽蒙城，13日到达徐州西南的永城，从西南面包围徐州。5月10日，日军第9师北上，经蒙城、永城向徐州西南地区进攻，16日进入萧具附近地区，逼近徐州。从南京附近参战的日军第3师也随之沿津浦铁路急速北进，5月15日陷大营集之后，即在第9师右翼支队配合下向徐州推进。至此，南北两路日军完成了对徐州地区的包围。

中国第5战区部队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中国军队第23师师长李必蕃率部在鲁西菏泽战斗中，壮烈牺牲。中国军队第173师副师长周元率2000官兵在皖北蒙城防御日军进攻，拼死激战，周元和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在徐州处于日军四面台围的险恶形势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5月15日决定放弃徐州。

16日，第5战区下达撤退命令，以刘汝明的第68军于徐州掩护撤退，以第24集团军留苏北，第69军及海军陆战队在鲁南、鲁中进行游击作战，主力分5路向徐州西南方向突围。各路大军突破日军的封锁线，撤向豫、皖之间山区。第68军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之后，于5月19日放弃徐州。至21日，徐州地区中国守军突破日军的包围，向皖北和豫南转移。

在第5战区部队突围之时，日军乘机占领了徐州及其附近地区。徐州失陷后，日军大本营又决定“扩大徐州会战战果”，进行追击作战。5月21日，日军大本营下令进攻兰封、归德（商丘）、永城、蒙城以东地区。29日，又下令越过兰封、归德、永城、蒙城地区。按照日军大本营的命令，日军分兵数路，沿陇海路两侧向西追击。5月22日，日军第10师开始西进，相继攻占毫县、拓城，6月5日到达太康。5月21日，日军第16师从徐州附近出发，相继攻占砀山、马牧集，5月21日到达归德。归德守军顽强抵抗两天后撤退。

日军占领归德、杞具、通许、尉氏、朱仙镇。日军第14师于5月17日到达内黄集，准备进攻兰封。驻守鲁西南的中国第1战区薛岳兵团，为掩护第5战区部队突围，在兰封地区发动反击，与日军第14师激战。日军第14师于5月24日攻占兰封，遭中国军队包围，激战至30日，中国守军退却。此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企图攻占郑县，然后沿平汉线南下进攻武汉，遂下令第10师向郑县推进。6月6日，日军第14师攻陷开封，7日又陷中牟，10日，该师骑兵团到达新郑南郊，炸毁了平汉铁路，12日炸毁了新郑南面的平汉线铁路桥。切断了平汉铁路线，郑县告急。

为阻止日军进攻，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军竟于6月9日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大堤，滔滔黄河水经中牟向东南方向奔泻而去，平汉线以东中牟、尉氏、扶沟一线，直到安徽、江苏，成为一片汪洋。6月12日之后，日军第14、第16师遭受洪水泛滥的威胁，乃组织向东撤退。花园口决堤虽暂时阻挡了日军的继续西进，但是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3省40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国，近90万人葬身洪流，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如此“以水代兵”阻敌前进，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灾难。

徐州会战是继淞沪、太原会战之后中国正面战场又一次大的会战。双方均投入数十万兵力，历时4个多月。日军虽打通了津浦线，扩大了占领区，但妄图打击中国军队主力、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国标却未能实现。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达到了一定的战役目的，为部署尔后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5个月的宝贵时间，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尤其台儿庄大捷给了日军以有力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台儿庄之战是在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的形势下进行的。作战的胜利主要是由于第5战区广大官兵英勇作战流血牺牲取得的，是由于及时捕捉战机，集中兵力围歼突出冒进之敌而奏效的。台儿庄战役固然取得胜利，但是由于受单纯防御战略思想的束缚，消极保守，台儿庄大捷后，未乘胜扩大战果，集中全力击破疲困之敌，致使日军濑谷支队残部和坂本支队余部撤至有利地形固守待援，尔后又未集中兵力，打击日军增援来的一路或数路，发展胜利，竟坐视日军从容地调整部署卷土重来。国民党军在徐州东北方向基本以阵地战实施重点防御，约30万大军被日军钳制，而未能抓住战机，以机动部队实施有力反击，或迂回敌侧后，战局呈现被动之势，且徐州以西、以南之后方兵力薄弱，致使日军乘虚而入，最后导致徐州夫利。徐州会战对中国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中国军队失去了钳制日军的战略要地和防御武汉的屏障，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这就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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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淞沪、徐州会战和华中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三节 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

一、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虽然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拒下承认湘、赣、粤、浙、闽、鄂、豫、皖8省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的合法地位，仍调集重兵进行“围剿”。“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当局虽停止了军事“围剿”，但企图通过“谈判，’改编来取消红军游击队，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1日发出的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

特别强调：各红军游击队“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4页。]

随后，中共中央又针对谈判中出现的问题，多次指示南方各红军部队：要坚持独立自主，拒绝国民党派人来游击队任职；不能无条件地完全集中，游击队驻地应背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混杂，不要移驻大地方，严防国民党的暗袭及破坏，避免重蹈闽粤边、湘鄂赣[闽粤边恃委代理书记何鸣，与国民党谈判后，率部近千人到漳浦城集中，于1937年7月16日被国民党军包围，除部分突围外，大部被解除武装。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在改编时曾接受国民党派人任副司令等职。]等地区的覆辙；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性，避免陷入右倾机会主义，指示要求各游击区的党和军队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应在党内外、军内外大力宣传党的政策，说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教育全体军民认清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对它可能采取的各种阴谋手段，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以及陈毅、曾山、张云逸等负责人分赴各游击队，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部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多数游击队都能根据中共中央所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地分析形势，坚定而灵活地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在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如停止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政权改用国民党政权的名称，游击队由国民党给予番号等，经过一番曲折的斗争，各游击区先后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

中共中央在正确指导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同时，还派出代表同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成立1个军，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于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始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

2月上旬，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之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竹沟集结改编。全军编为4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辖第1、第2两团，共2300余人；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辖第3、第4两团，共1800余人；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辖第5、第6团，共2100余人；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辖第7、第8、第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军部机关、特务营等980余人。全军共1.03万余人，各种枪6200支（挺）。

1938年2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在开进途中，各部队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模范地执行群众纪律，受到沿途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称赞，在2～4月间，第1、第2和第3支队分别到达皖南岩寺，第4支队于皖西霍山县流波疃会合后进至皖中舒城地区。4月4日，军部由南昌进至岩寺。继之，各支队进行整编训练，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

二、京沪杭地区沦陷后中共中央开辟华中的方针和部署

京沪杭地区沦陷后，日本侵略军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仅南京惨绝人衰的大屠杀，即有30余万人民死于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全市房屋1/3化为灰烬，在日本侵略军“中日亲善”，“中日提携”的蛊惑下，沦陷区汉奸猖狂活动，到处组织“维持会”，为虎作伥；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四处流窜抢劫；豪绅地主、帮会首领、土匪头目，纷纷收集武器，组织或扩充武装，自封“司令”，各霸一方，敲诈勒索。广大人民陷入国破家亡的痛苦深渊，迫切要求抗日自卫。

1938年春，敌华中派遣军协同华北方面军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地区后，国民党军队和旧政权机构大部撤走，苏浙皖大部地区已成敌后，然而敌军兵力不足，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广大乡村尚无力顾及，伪政权亦刚刚建立，力量薄弱，这对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一个有利时机。特别是，由于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提出和实行，以及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迅速开展，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人民迫切希望新四军迅速挺进华中敌后，打击日本侵略军。

而且，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苏浙皖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有的地方还组织了抗日武装，这就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创造了条件。

根据华中的战略地位、形势及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毛泽东于1938年2月15日，致电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等，指出：“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傈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5月4日，毛泽东又对新四军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

5月14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根据华北的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因此，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胆地去发动与组织群众，组织游击队，扩大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和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三、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根据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部署，新四军于5月间向所属各部提出该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同时，还具体地分析了在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指出我军活动于交通发达的平原地区加之河川湖泊纵横，虽有小山，但公路甚多，便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活动；而我军缺乏平地、河川战斗经验，以及与近代装备的敌人作战的经验；但是，敌人兵力不足，空隙地区甚多，而且我军素能团结群众，即使地形不利，同样能开展游击战争。并且强调指出：“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是开展游击战的最基本条件”。

基于上述条件，新四军军部在指示中提出，本军的作战原则是“积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坚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歼灭大的敌人。”

遵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和军部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华中敌后挺进，实行战略展开，在大江南北同日伪军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

第1、第2支队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苏南地处京、沪、杭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该地区沦陷后，汉奸、土匪活动猖獗，人民处于水深人热之中。为开展苏南敌后抗战，钳制向华中内地进犯之敌，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新四军以第1、第2、第3支队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由第2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于1938年4月28日由皖南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执行战略侦察任务。5月中旬，先遣支队到达苏南镇江地区。与此同时，第1支队在陈毅率领下由岩寺出发，挺进苏南。6月中旬，第1支队到达苏南傈水竹簧桥，随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并积极向京沪、京芜铁路及各公路线薄弱之敌展开袭击和破击作战。

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于镇江西南之韦岗，伏击乘汽车由镇江开往句容的日军。经半小时激战，毙伤日军少校以下20余人，击毁敌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10余支。新四军江南首战告捷，意义重大，在日军华中派遣军指挥机关附近的京沪铁路一侧，歼灭日军车队，不能不引起敌人的震惊。这一胜利更使苏南渴望解放的人民看到了光明，振奋了民心，提高了新四军的声誉。陈毅即兴作诗一首：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

????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3页。]

7月1日夜，新四军第1支队以第2团在丹（阳）北地区8个乡人民自卫团和千余群众的配合下，袭击镇江东南的新丰车站，突击队乘日军熟睡，攻入车站，并向顽抗之敌实施火攻，一举消灭日军40余人，摧毁其车站大部设施，并拆除一段路轨，使敌京沪铁路交通一度中断，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8月12日，第1支队第2团，夜袭京杭公路上的重要据点句容城。突击部队由东南门之间架梯袭入城内，将敌逼退至县政府和教堂固守，在歼日伪军40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是袭击敌占中心城市南京附近的县城，对敌人的震动和对群众的影响颇大。新四军第1支队在京沪铁路、京杭公路连续获胜，对日军造成严重威胁。日军在加强城镇交通线守备的同时，调集兵力寻找新四军部队作战。8月23日，驻金坛之日军200余人乘船两艘出犯，其一艘沿丹（阳）金（坛）漕河北进。第1支队第2团遂于敌必经之珥陵镇设伏，毙伤其40余人，给出犯之日军以有力打击。

1938年7月，在第1支队挺进苏南后，张鼎丞率领第2支队进入苏南敌后，展开于京芜铁路以东、京杭公路以西的江宁、当涂、傈水、高淳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积极打击日伪军，并破坏其交通线。8月22日，日军调集4500余人，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由秣陵关、溧水、当涂、采石、江宁等地，分8路水陆并进，围攻小丹阳地区第2支队，企图摧毁初创的抗日根据地。

第2支队为打破日军的围攻，以1部兵力转至日军合围圈的外线，向当涂、陶吴等地日军据点袭击，钳制和调动敌兵力；另以一部兵力在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广泛袭扰和阻滞日军的进攻；以支队主力大部干小丹阳以西杨家庄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打击日军薄弱之一路，为配合第2支队的反围攻作战，第1支队主力和地方武装在群众的配合下，积极向京杭、京沪、句丹等公路展开广泛的破袭战，并派出小分队深入南京近郊袭击麒麟门等日伪据点，钳制敌人，进行策应。23日，日军由溧水、秣陵关、当涂三面对小丹阳地区形成包围，数路合击小丹阳。第2支队主力于鸡笼山给进犯之日军以有力打击后，迅速转移。日军合围失败，又遭到不断袭击，被迫于26日开始撤退。9月以后，日伪军又连续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多次“扫荡”。至12月，苏南地区军民先后粉碎日伪“扫荡”近30次，沉重打击了敌人，初步巩固了以茅山力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第1、第2支队在对日军作战的同时，还大力摧毁伪政权，并正确对待当地各种武装。由于第1、第2支队贯彻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因而，绝大部分游击武装均愿与新四军合作共同抗日。其中丹阳抗日自卫团，在第1支队的指导下获得了发展，扩大到4000余人，扩建为丹阳县游击纵队。与此同时，第1、第2支队辽派出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组，配合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群众，成立租息调解委员会，实行减租减息，稳定了社会秩序，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不少青壮年自动参军，群众主动支援军队作战。第1、第2支队还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战，陈毅还亲自争取了茅山地区的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促使他们积极支持新四军抗战。

第3支队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1938年7月1日，新四军第3支队亦进入皖南抗日前线，活动于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南起章家渡，北至长江的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60公里的狭长地带。这个地区面对敌之长江交通线，日军经常出动“扫荡”，战斗频繁。9月底，第3支队在担任坚守青弋江阵地防御战中，多次击退小股敌人的袭扰。10月29日，日军在湾址、凤凰闸、大洋桥等地集结800余人，准备向青戈江阵地进犯。第3支队以第6团一部在马家园、十甲村一线正面阻敌，以第5团一部在跑马山一带，待机向进犯马家园之敌实施侧击，并控制有力的预备队，伺机反击。30日，日军500余人由湾沚向青大江阵地发起进攻。第3支队于清水谭与日军展开激战，歼敌100人后，主动撤出战斗。11月3日，日军继续增兵后向马家园围攻。第3支队以主力向敌实施反击，并以小分队夜袭敌人的湾沚及九里等据点，日军前后受袭，被迫于4日撤退。经四日连续作战，第3支队共歼日伪军300余人，给敌以重创，巩固了皖南前线阵地。

第4支队挺进皖中敌后

1938年4月底，新四军第4支队即于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展开。 5月上旬，该支队先遣队东迸至巢县以南地区，12日，第9团一部在运漕河西岸蒋家河口伏击敌人，江北首战告捷，歼敌20余人。7月间，第9团4个连，袭击运漕地区伪军，毙其50余人，俘伪副司令以下100余人，缴获步枪150支，轻机枪6挺。9月3日，该支队以两个营在桐城以南的棋盘岭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部队，经半小时激战，一举毙敌70余人，俘4人，击毁汽车50余辆，取得了伏击战的重大胜利。此时，当地封建势力乘机搜罗上匪，勾结日伪，破坏抗战，第4支队于10月下旬攻克庐江、无为两县城，歼灭反动武装共3000余人。

为贯彻东进方针，开展江北地区统战工作，加强对皖中抗日战争的领导，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军部令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渡江北上，11月抵达元为地区，当即与国民党桂系军队建立了统战关系，将庐江、无力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统一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同时，第4支队又以一部推进至淮南铁路以东开展游击战争。第4支队经过半年的作战，打开了皖中地区抗战局面，使皖中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游击支队东进豫皖苏边区

1938年9月2日，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周恩来、叶剑英关于把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开创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边区部队沟通联系的指示精神，决定开创豫皖苏边根据地，并以省委武装部长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300余人挺进豫东。9月30日，新四军游击支队由竹沟出发东进，经遂平于10月11日到达西华社岗，与豫东游击第3支队一部及先遣大队台编，扩大为3个大队，共1000余人，仍称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下旬，新四军游击支队东渡新黄河向鹿邑前进。10月27日，游击支队进至淮阳以北20余公里的窦楼时，遭到戴集的日军100余人进攻。该支队随即以直属队扼守窦楼，另以一部占领马菜园以北有利地形，钳制敌人，支队主力以勇猛动作，对进攻之敌翼侧实施包围，经两小时激战，歼日军数十人，残敌仓惶窜回戴集。游击支队在东进中取得初战胜利，给当地人民以很大鼓舞。

11月下旬，游击支队进入睢县、杞县、太康地区，相继取得西陵寺、陈寨、宋庄等战斗的胜利。随后，又粉碎睢、杞、太、商（丘）地区日伪军2000余人的“扫荡”，初步打开了豫东敌后的抗战局面，为发展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四军自成立至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较为顺利地完成了集中、改编和向华中敌后挺进的任务。在长江下游苏皖地区的广大农村，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群众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经半年的英勇奋战，取得100余次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军3300余人，初步实现了在华中敌后的战略展开，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等抗日根据地，成为插向日军华中派遣军背后的一把尖刀，钳制了日军的兵力，支援和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对稳定华中战局起了重大的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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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武汉保卫战及广州作战

第一节 武汉保卫战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4个半月。会战由中国第9战区和第5战区联合实施，它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

一、日军进攻武汉的战略企图和部署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会点。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攻占汉口的作战，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暂时搁置。1938年4月初，日军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亦决定实施武汉作战，在制定徐州会战计划时，即“预想到会战以后的形势并把将来进行武汉作战也考虑进去。”［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44页。]

5月底，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决定了在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决定如此重大作战的理由是：“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统治中国。”［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故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86页。]

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实施攻占武汉的作战。日本政府研究国策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在提出的《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一文中称：“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必须攻下汉口。”“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接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所以，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武汉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日］木户日记研究会：《木户幸一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324～326页。]

6月24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了《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规定：“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中国事变，大概以本年内达到战争的目的为前提，使内外各种措施均适应于此。”［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89页。] 并于五相会议的前一天，发表了政府关于确立战时体制的声明，宣称日本有史以来之大军，于陆海空重事奋战，以达成帝国所期之目的，国家凡百施设，不可不集中于贯彻战争目的，确立官民一体长期持久之战时体制，以对应时局。

为了配合进攻武汉的作战，7月12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又决定了对华谋略，其方针和要点是：“为了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其纲要如下：

（一）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酿成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形势。

（二）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

（三）利用、操纵反蒋系实力派，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

（四）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方划定由回教徒形成的防共地区。

（五）设法造成法市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在国外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

（六）为便于完成以上工作，应进行必要的策略性的宣传。”[［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版，第94页。]

关于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原拟以1个集团军沿平汉线南下，1个集团军沿扬子江进攻，但由于考虑到华北“治安”不良，抽调兵力有困难，遂改变力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面地区，以1个集团军沿扬子江进攻。6月12日，因黄河决口，淮河泛滥，主力沿淮河水运前进困难，又确定主力沿扬子江进攻，另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

根据日本御前会议的决定和日本政府的已定方针，6月18日，日军大本营以大陆命令第119号下达了实施汉口作战的准备命令。其要点是：以初秋为期，攻占汉口；华中派遣军应于扬子江及淮河的正面逐次向前推进，占领地盘，准备下一步的作战；华北方面军应准备进行部分作战，钳制敌人于北方，策应华中派遣军作战。其参谋总长据此指示：华中派遣军利用安庆作战之成果，与海军协同，伺机占领黄梅、九江之线。华北方面军应以一部分兵力向郑县方面挺进，钳制敌人，策应华中派遣军向汉口的作战。

日军根据大本营指示，将徐州会战后正在豫东、皖北地区的第10、第16、第9、第13、第6等师转移南下，集结合肥地区。又从华北及日本国内调遣部队，以加强华中方面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集团军，增强逆江作战兵力。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其中日本本上只有2个师。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共9个师的兵力，约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

7月上旬，日军大本营颁布华中派遣军新作战序列：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畑俊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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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集团军：司令官 东久迩宫稔彦王

第3师：　师长　藤田进

第10师：　师长　筱畑义男

第13师：　师长　荻洲立兵

第16师：　师长　藤江惠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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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集团军：　司令官　冈村宁次

第 9 师：师长　吉住良辅

第27 师：师长　本间雅清

第101师：师长　伊东政喜

第106师：师长　松浦淳六郎

第 6 师：师长　稻叶四郎

直辖兵团

第116师：师长　清水喜重

第18 师：师长　牛岛贞雄

航空兵团

日军进攻武汉的部署为：

第11集团军辖5个师集结九江附近，攻占黄梅、九江后，在瑞昌、德安一线依次集中兵力，分兵沿长江及两岸从正面进攻武汉并切断粤汉线，迂回武汉以南，从东、东南两面合击武汉。日军沿长江南岸向武汉推进为主要进攻方向。

第2集团军辖4个师在安徽合肥集结，沿大别山向武汉推进，进攻信阳，切断平汉线，从北面包围武汉，进行配合作战。

派遣军直辖3个飞行团协同陆军作战，海军第3舰队溯江西上，掩护并配合陆军攻占沿江要塞，攻取武汉。

（见附图7）

二、中国保卫武汉的政治动员及作战方针和部署

自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全民族的力量空前团结，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日本侵略军进行英勇的作战。但在中国，主要在国民党内，存在着悲观的“亡国论”和轻敌的“速胜论”两种错误倾向。台儿庄大捷后。“速胜论”在国民党内迅速抬头。徐州失陷后，“速胜论”销声匿迹，但“亡国论”又迅速拾头。

为肃清“亡国论”和“速胜沦”在全国军民中造成的思想混乱，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深刻揭示了中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到战争的发展进程，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坚定了全国军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

武汉保卫战时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关系最好的时期。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通过了召集国民参政会的决定。国民政府还成立了一些抗战机构，一度开放了一些党禁，有限度地给人民以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等权利。

在徐州会战前，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保卫武汉的任务，并派遣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一批领导干部到武汉工作，以加强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抗战，配合国民党进行武汉保卫战，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日寇现正倾其全力继续向我国进攻，中国的西北部、中部与我们的首都武汉正在危急中。在全国人民面前，当前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如何加强全国团结，不屈不挠，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建议用一切方法动员全国人民誓与日寇战斗到底，指出“只有持久战，才能制日寇的死命。坚决反对一切投降妥协悲观失望的倾向，同汉奸亲日派分子做严厉的斗争。”强调“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在前线，彻底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当配合的新战略，以击破敌人前进部队，消耗敌人的力量。在敌人后方坚决援助与发展广泛的人民的自卫战，以达到收复失地，创立许多抗日根据地与支点的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482页。]

1938年7月5日，毛泽东等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建议：“武汉成为敌人急切窥觎的目标，因之，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的胜利。”[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页。]

与此向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不断宣传保卫武汉的方针。武汉保卫战的宣传与动员，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军队及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打击了“亡国论”的反动气焰，促进了全国抗日的高潮。

这一时期，武汉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从全国各地来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云集武汉，与武汉青年一起，先后组织了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工人抗日自卫队、农民抗日自卫队、战地服务团等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更是利用各种形式，团结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武汉地区的“七·七”周年献金活动、做慰问袋和写慰问信的活动、百万棉背心征募活动、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等，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拥护和响应。武汉医药征募会举行讲演会，组织宣传队分赴各街道及轮渡码头、车站等处讲演，怔募慰劳费，募捐前线受伤将士极需的医药品。[《武汉日报》，1938年4月10日。]

武汉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积极征募棉背心、布鞋、毛巾、牙刷等慰问抗日官兵，当时，在武汉三镇设立了6座固定的献金台，献金之热烈令人感动。从沦陷区跋涉来汉的避难同胞，将节衣缩食的钱献给国家；老年人献出积蓄；工人、小贩等献出劳动挣来的钱；流亡的青年学生在献金台附近擦皮鞋，把所得投入献金柜内；文艺界举行献金公演，将报酬全部献出；妇女中有人献出心爱的戒指和耳环等。许多在武汉的外国朋友及华侨也踊跃献金。这一切使“保卫大武汉”的抗日救国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推动的抗日救国运动，对国民政府积极组织武汉保卫战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7月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抗日的提案和建议。这对推动国民党抗战，特别是促使国民政府准备武汉保卫战起了积极作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2月13日，在武昌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决定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1938年日军攻陷瑞昌之后，又制定和完善了武汉保卫战的作战计划，其作战指导方针是：

“国军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线，先摧破敌包围之企图，尔后以集结之有力部队由南北两方向沿江夹击突进之敌。”指导要领是：“第五战区应以现在态势确保大别山主阵地，积极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第九战区应极力维持现在态势，并须确保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要线，以维持全军后方，使尔后作战容易，尤须先击破经瑞武路及木石港西进之敌。”“武汉卫戍部队准备改守沿江要点及核心阵地，应以现有兵力之一部（13师）准备推进使用于五战区，3师、55师使用于九战区与敌决战。”“第一、二、三各战区仍以现在部署，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向武汉转用兵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60～662页。]

国民政府保卫武汉的战略构想是：中国军队于华中地区，运用第5、第9两战区兵力，以粉碎敌继续进攻能力，重点防御江南地区，节节抗击敌向武汉的进攻，消耗敌军，以换取至少4个月的时间。[蒋纬国：《抗日御侮》第5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206页。]

确定中国军队防御的重点放在武汉外围：

一是部署重兵坚守马当要塞，把日军阻止于鄱阳湖以东地区，阻止其溯江西犯；

二是在武汉外围部署主力军，利用鄱阳湖和大别山以及长江两岸丘陵湖沼等有利地形进行阻击。

从南昌、九江、黄梅、皖鄂边境、豫鄂边境之大别山一线为第1防御地带，实施这次抵抗；以田家镇、广济、罗田、麻城、武胜关一线为第2防御地带，进行决战。

划分战区，调整兵力部署

徐州会战后，中国守军第1战区程潜所部主力退至河南信阳以西，第5战区李宗仁所部则退守鄂豫皖边境大别山一带。第3战区顾祝同所部驻守九江以下的长江南岸一带。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适应当前作战局势，增强指挥机构与作战能力，决定调整作战序列，于1938年6月中旬新编第9战区。同时决定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新编组的第9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主要防御鄱阳湖西岸及田家镇要塞以东地区，防止敌人突破防御阵地，所辖第1兵团在南昌至德安附近鄱阳湖西岸一线组织防御，阻敌西进；第2兵团在德安至九江一线组织防御，阻止敌人沿长江进攻武汉。第5战区所辖第3、第4兵团担任长江以北、大别山东麓地区的防御；武汉卫戍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固守武汉核心地区和武汉外围沿江要地。

1938年6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成武汉会战中国军队作战指挥序列：

总指挥：蒋介石

第9战区：司令长官 陈诚（长江南岸）

第1兵团：总司令 薛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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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集团军：总司令 商震（辖第32、第18军）

第9 集团军：总司令 吴奇伟

第 29 军团：军团长 李汉魂（辖第64、第70军）

第 37 军团：军团长 王敬之（辖第25军）

第4、第8、第66军

第74、第29军

鄱阳湖警备司令部

第2兵团：总司令 张发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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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集团军：总司令 王陵基（辖第72、第78军）

第3 集团军：总司令 孙桐宣（辖第12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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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集团军：总司令 汤恩伯（辖第13、第98军）

第 32 军团：军团长 夫麟征（辖第52、第92军）

第 11 军团：军团长田北要塞指挥官 李延年（辖第2军）

田南要塞指挥官 霍揆彰（辖第54军）

武汉卫戍区：总司令 罗卓英

江南区指挥官：周嵒（辖第75军）

江北区指挥官：万耀煌（辖第6、第16军）

武汉警备司令：郭忏（辖第94军）

第37军

湖北全省防空部队

第30军团：军团长 卢汉（辖第60军）

第26军团：军团长 万福麟（辖第53军）

第5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白崇禧（代）（长江北岸）

第3兵团：总司令 孙连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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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集团军：总司令 孙连仲（兼）（辖第30、第42军）

第26、第55、第87军

第4兵团：总司令 李品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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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集团军：总司令 王缵绪（辖第44、第67军）

第11集团军：总司令 李品仙（兼）（辖第84、第48军）

第 28 军团：军团长 刘汝明（辖第68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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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集团军：总司令 徐源泉（辖第10军）

第21集团军：总司令 廖磊（辖第31、第7军）

第 19 军团：军团长 冯治安（辖第77军）

第 27 军团：军团长 张自忠（辖第59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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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集团军：总司令 韩德勤（辖第57、第89军）

第27集团军：总司令 杨森（辖第20军）

第51、第71、第45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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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集团军：总司令 胡宗南（辖第1军）

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00万人。

各兵团部队自6月开始分别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幕阜山脉和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沼等天然屏障，加紧构筑工事，进行防御准备。苏联援华志愿航空大队参加了这次会战。

三、武汉保卫战作战经过

日军进攻武汉分两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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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第11集团军沿长江及其沿岸地区向西进攻武汉。此为日军主要进攻方向。

二是以第2集团军自合肥地区西进，沿大别山北麓西犯，然后沿平汉铁路地区南下进攻武汉。

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从6月到10月底同日军展开一系列的防御作战。

（一）长江及其沿岸地区的防御战

从淞沪会战到南京失守，华中战场的中国军队遭受严重损失，当时南京到武汉问的封锁线尚未完成，长江沿线空虚。但是，日军未沿长江西进。徐州会战后，日军以3个师沿陇海路西进，准备由豫东平原和皖北地区沿平汉线西犯，席卷郑县、开封，然后南下信阳，与沿长江进攻的另1个集团军协同进攻武汉。但黄河决堤挡住了豫东日军的进攻势头。日军大本营又改变部署，以主力沿长江、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中国军队的武汉防御阵地由对北及东北变为对东和东北正面。日军集结在淮河两岸的主力华中派遣军第11集团军约6个师沿长江西进。

1938年6月1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命令第6师，从庐州（合肥）附近南下进攻安庆，第6师坂井支队因阴雨天气及道路破坏，前进缓慢。为增强突击力，日军华中派遣军调驻台湾的适应亚热带气候作战的波田支队担任溯江作战的先遣部队，协同海军沿长江进攻安庆。6月11日夜，该支队在海军20余艘舰艇护送下驶抵安庆附近水面。翌日凌晨，波田支队在大雨中偷袭登陆，向安庆进攻，迅速占领了城郊的飞机场，守军杨森第27集团军所属1个师及保安部队未经力战，安庆即于12日沦陷。中国军队第27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在安庆西北集关等地继续阻敌前进，主力则向太湖方向转移。

日军华中派遣军攻占安庆后，为隐蔽沿长江西进的主要作战方向，指示所属进行欺骗宣传报道，企图引诱中国军队把注意力从日军的溯江作战转移到江北陆地。

6月13日，日军第6师板井支队占领桐城。14日得知波田支队已攻占安庆，奉命改变进攻方向，向中国军队大别山防线的前沿阵地潜山县进攻。潜山地区是保卫武汉主要阵地的大别山脉的最右翼据点，由川军2个师防守。

18日，日军坂井支队攻占潜山城。此后，日军第6师沿长江北岸、大别山之南的狭长地带向西突击。

中国第26集团军和第27集团军所属部队素质和装备欠佳，防御正面过宽，且战斗不力，使日军长驱直入，守军轻失安庆，又连失潜山、石牌等要地，直接导致长江下游南京到武汉间第一道屏障——马当封锁线危急。

马当位于江西省彭泽县境内，地处长江中游，与安徽省相接。长江右水道流经马当山下，江面狭窄，水流湍急，素称长江天堑，军事要地，中国第16军所属部队与马当江防要塞守备部队防守马当。国民政府在京沪沦陷后，为阻止日军西进，确保武汉安全，在马当从江心横贯两岸构筑一拦河坝式的阻塞线。阻塞线两岸山峰险要处设有碉堡和炮台，水陆两相配合，形成了一个较坚固的防御阵地。中国海军还在马当江面，设人工暗礁30处，沉船39艘，布雷1600多具。

6月24日，日军集中第3舰队10余艘舰艇输送波田支队向马当进攻。

马当此时仅配置有江防要塞守备部队数百人，当敌陆海军向马当要塞阵地进攻时，只有江防要塞守备部队在阵地与敌人作战，第16军和马当要塞司令部的各级指挥官大多数去参加军政大学结业典礼，直到下午才会餐完毕。6月26日，日军波田支队在海主火力支援下实施登陆作战，守军江防总司令和第16军军长命令第167师增援马当要塞，该师迟迟未能到达，当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要塞。第16军军长李温市率第53、第167师反攻马当。6月28日，第16军所属部队驰往香山、香口，并由东、西夹击马当要塞之敌。这时，白崇禧正在田家镇要塞视察，当得知日军已在马当要塞登陆，即用电话指挥驻彭泽的第167师薛蔚英师长，率部火速从彭泽到马当的公路兼程驰赴香山增援。而薛蔚英当时没有遵照白崇禧的命令行动，改走崎岖小路，耽误战机，被查办枪决。

日军占领马当要塞后，29日攻占彭泽县城，湖口告急。

30日，第9战区任命第43军军长郭汝栋为湖口守备军司令官，第43军所属第26师赴湖口，接替第77师防务。7月3日，日军开始登陆，前来接防的第26师尚未接防完毕就与日军交火，奉令回援的第77师力敌钳制，未能增援、第26师陷于孤立。该师官兵来自四川，系由保安队临时编成，全是新兵，武器又劣，轻重机枪很少，但在师长刘雨卿率领下仍奋力厮杀，苦战两昼夜，炮台守兵伤亡甚多。第26师阵地终被日军突破，该师所剩兵力不到1/3，于当夜向南突围。7月4日夜湖口失守，马当、湖口丢失，九江失去屏障。

中国空军以汉口与南昌为基地，连日出动轰炸机与战斗机，攻击安庆至湖口间敌舰艇，予以重创。

湖口沦陷后，日军集结兵力，以波田支队、第106师、海军陆战队约1个旅、第3舰队所属舰艇约数百艘，积极准备向西继续进攻。中国第9战区，以第1兵团部署于鄱阳湖西岸，策应九江方面防御，以第2兵团部署于星子、九江之线。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即策定以第25军、第29军团、第54军、第9集团军防守星子、姑塘、九江、码头镇、瑞昌等地区。

7月22日午夜，日军波田支队及伪军一部，在军舰20余艘、汽艇100余艘支援下，冒雨夜潜都阳湖，23日零时在姑塘登陆，中国守军预备第11师竭力抵抗，击沉敌汽艇10余艘。激战3小时后，日军登陆成功。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得到报告，即令第15师、第128师增援姑塘，务于拂晓前歼敌。

但第128师未能到达，反自溃败，退往九江、星子地区。24日，日军波田支队与第106师会攻九江，翌日晨发动总攻，第4军欧震部虽匆匆赶至，但因控制机动以防不测事态，未能投入使用。是日夜，日军攻进城内，双方展开激烈巷战。26日晚，第2兵团以态势不利，伤亡过大，当晚遂放弃九江。同日，长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告不守。日军突破了中国军队主阵地。

8月1日，第2兵团总司令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南方面自即日起，由薛（岳）吴（奇伟）两总司令负责，张发奎总司令即行调汉。”[蒋纬国：《抗日御侮》第5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78年版，第218页。]

中国军队在九江一带集中有数十万军队却败不旋踵，一是由于当局固守九江的决心下得过于仓促，以致后勤准备不周，粮食补给困难。二是败于军纪不良。张发奎自陈“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至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97页。]

在此时期，日军一面派兵占领前进阵地，一面集结主力。7月14日，华中派遣军发出作战准备命令，令第2集团军将部队集结于合肥附近，伺机占领六安、霍山，准备沿大别山北麓作战。令第11集团军攻占黄梅、九江，接着占领瑞昌——德安一线，准备以后的作战。但日军部队分散在各地，北抵晋绥、南达余杭，还有的部队远在日本国内，输送集中成为一大难题。在炎热的气候下乘车船长途行军，人员伤病增多，日军集中部队缓慢。此时，日本和苏联发生张鼓峰事件，日军以1个师与苏军激战，未能取胜，而又怕引起日苏全面战争，妨碍对华作战，经交涉，日苏于8月10日在莫斯科签定了停战协定。此事件也使日军大本营对进攻武汉作战行动，梢有迟延。日军主力迟至8月下旬才集中完毕。

日军大本营鉴于其华中派遣军所属第11集团军主力于九江附近，第2集团军主力于合肥附近，已分别集中完毕，遂于8月22日下达进攻武汉附近的命令，其要点为：“华中派遣军与海军协同，攻占汉口附近之要地，在此期间，力争击破多数之敌。攻占汉口附近后，应力求紧缩占据地。”[［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6页。] 其参谋总长复加以指示：“华中派遣军向汉口之作战，不得越过信阳、岳州、南昌附近。”此次作战之目的，以攻略占据汉口附近之要地为主眼，将捕捉击灭中国军，列为副目的，以达其“将国民政府驱逐于中原之外”之政治目的。同时，进攻广州，切断中国国际补给线。

这时，中国政府决定的战略防御方针是：保持现态势，消耗敌军兵力，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之阵地，先摧破敌包围武汉企图，尔后集中兵力，由南北方向沿江夹击突进之敌。第5战区防御大别山主阵地；第9战区阻止敌沿长江西进。并根据日军进攻重点在长江以南，遂将防御重点放在长江以南沿岸地区。

8月末，日军华中派遣军根据所属第11集团军及第2集团军大致完成战略展开情况，遂按原计划全面发起向武汉的大规模进攻。日军第11集团军向中国第9战区发动了总攻势。

在长江北岸，日军占领安庆、潜山后，打开了沿长江北岸西进的通道，有精锐之你的第6师在海空火力直接支援下，从大别山南麓及长江北岸间大举西犯，直接威胁武汉。

早在6月22日，中国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断定日本侵略军进攻武汉只能循溯江西上一途，建议“应充分采用内线作战原则，迅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于太湖、宿松、英山、广济间狭隘地区，将溯江西进之敌聚而歼之，然后转移兵力，将敌各个击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6页。]

7月，第5战区判断“敌以长江为进攻我武汉干路，其江北岸之主力似集结怀宁、合肥，将以主力由潜山趋太湖、宿松，一部由岳西、英山迂回，与长江各日上陆之敌呼应，策应其主力之作战。合肥附近之敌或向我六安、霍山攻击，以资牵制我兵团之转用”。故确定：“战区应置重点于右，以积极之行动确保豫鄂皖边区山地及长江沿岸各要点，击破或阻止侵入之敌，以屏障武汉之翼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51～652页。]并根据上述判断和基本方针，部署了各兵团的任务。

8月2日，日军第6师占领太湖城后，又进占宿松，与第3师汇合，进迫黄梅。刘汝明所部第68军与日军激战3日后退出黄梅城，8月3日，中国第5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亦往第4兵团指挥部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决定反攻黄梅，侧击太湖、潜山等日军据点。各部于8月6日开始行动，但战至17日并无进展。国民政府军委会为遏制日军西进，决定再次发动反击以挫敌锐气，以第68、第84军固守黄梅西北一线阵地，另调第31、第7、第10军及第29集团军一部由黄梅东北及太湖、潜山西北山地从侧翼攻击日军。

8月下旬，日军第6师在中国军队反击下，被迫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军队日益猛烈的攻势。8月26日，中国军队刘汝明部第68军第119师克复太湖、潜山，28日，第68军收复宿松。第68军和第84军又向黄梅附近之敌发起猛烈进攻，激战两昼夜，一度逼近黄梅。

黄梅方面日军补给线被中国军队切断，日军被迫在小池口方向由长江水路获得补给。日军据险死守，从30日起又以主力进行反突击，反复展开阵地争夺战，第68、第84军当夜向广疥撤退。日军尾随迫击，于9月6日突破田家寨、笔架山阵地。李品仙部第4兵团所属第84军与第3兵团第26军于广济以东与日军展开激战，与此同时，第4兵团另调援兵第67军和第48军前往广济以东地区阻敌，因行动迟缓，未能阻敌西进。至9月9日，日军攻占广济。李品仙兵团连日征战，损失严重，在广济附近丛山口阵地与四望山阵地争夺战中，中国军队第174师和第15师拼死战斗，牺牲官兵达数千人。

中国军队防御黄梅、广济地区的战役，也是保卫武汉的第一线决战，对武汉的安全有直接的重大影响。战役一个多月，中国军队调集川、鲁、桂3省5至6个军的部队。但因处处防御，指挥不统一，难于互相支援，敌人打到哪里，就由该地守备部队抵抗，主动反击不力，被敌各个击破，结果全线失守。

广济失守严重影响到田家镇要塞的安全，田家镇为武汉锁钥之地，是在沿江要塞中最坚固、最大的堡垒。宫池口要塞与其夹江对峙，共扼长江航路，是武汉三镇的门户。蒋介石8月6日曾电示田北要塞指挥官第11军团军团长李延年，指出田家镇、富池口两要塞“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及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最后之屏障”，“而崇山对峙，江面狭窄，复有相当工事及备炮，徇我国最坚之要塞。”令其“长久固守，以利全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95页。]

日本海军虽横行江中，但其陆军未能突破田家镇、富池口两要塞侧背陆地阵地时，也难于突破这道坚固封锁线。8月23日，日军第11集团军曾命令第6师集中主力，在进入广济附近后，应急速攻占田家镇，以保障日本海军舰艇溯江西进。

9月17日，日军第6师与第3师一部集中兵力约1.5万人从广济南下，迂回攻击田家镇。中国守军第2军军长李延年率所属第9师和第57师，以及田家镇的要塞炮兵部队，与进攻之敌展开激战。中国第5战区派3个军进行策应，钳制南下日军。

日军第6师为攻占田家镇，组成今村支队（临时改编成驮马部队），以适应山地进攻需要。9月22日.第6师和今村支队与中国守军第9师在田家镇附近松山等地的战斗最为激烈。中国守军凭借既设阵地，在要塞炮兵及军师炮兵部队有效火力的支援下，沉着应战，迎头痛击来犯之敌。许多负伤的官兵，裹伤后继续战斗。阵地被敌炮火摧毁，就利用弹坑作掩护，继续抗击敌人。弹药用尽，即与敌进行白刃战。两日激战，中国守军第25旅伤亡官兵约800人。第9师师长坚持在第一线指挥作战。在保卫田家镇要塞的战斗中，第9师伤亡旅长以下军官100余人，士兵2000余人。第57师损失也很严重。

9月28日，日军海军增援部队到达田家镇长江水面。日军出动飞机70余架，集中人炮100多门，对田家镇实施袭击，摧毁了田家镇防御工事。日军第6师与今村支队在海军支援下，向田家镇发动进攻。

29日攻陷田家镇炮台，中国军队被迫退却，田家镇失陷。日军第11集团军机密作战日志记载，在田家镇战斗中，日军“第6师以步兵3个营为基干编成今村支队，命令其出发攻占田家镇，但优势之敌从蕲春方面及广济以南前进，切断了它的退路。为此，第6师先派出一个步兵营增援，接着又抽出一个步兵营、两个山炮连前去救授。当时，广济周围之敌乘第6师的兵力分散，以击败之目的，从四面下分昼夜采取猛烈攻势。”日军第6师9月30日电报向第11集团军报告称：“今村支队的损失甚重，截止现在查明我方损失为，战死284人（内军官7），负伤866人（内军官15），合计：150人，预料还要增加。”［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0页。]

日军第6师攻占田家镇后，伤亡惨重，加之官兵患霍乱病减员，迟至10月17日休整补充完毕后，才继续西进，22日占领上巴河，24日晚攻占汉口以北的黄陂，于25日首先攻进武汉。

在长江南岸地区，日军第11集团军以第27、第9、第106、第101师约4个师的兵力在长江南岸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判断日军于九江得手后，将以1个师以上兵力进攻瑞昌、南昌。他认为虽在瑞昌与德安地区已集中20多个师，但沿江沿湖防御兵力薄弱，敌仍可能实施登陆作战。他请示蒋介石能否集中兵力主动给日军一次打击。蒋介石即表示：“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87页。]

8月上旬，中国第9战区拟定作战计划，决定以一部兵力配置沿江各要点及南浔路，主力控置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从翼侧攻击深入之敌。第1兵团担任南得路（九江至南昌）正面防御，屏障南昌，侧击西进日军。第2兵团担负瑞昌一带作战任务，保卫武汉，并掩护南污正面的西侧翼。

8月上旬，日军开始在瑞昌附近长江水域扫雷。8月11日，日军波田支队在瑞昌附近江岸港口登陆。8月21日，日军第11集团军命令波田支队进攻长江要塞马头镇，遭到中国第31集团军的有力阻击，攻势受挫。日本海军沿长江前往增援，亦被马头镇炮台炮火击退，这时，日军第11集团军获悉中国军队增兵瑞昌，从背后威胁波田支队，便命令第9师进攻瑞昌。8月24日攻陷瑞昌。8月31日晨，中国第52军主力乘敌立足未稳，向瑞昌西部的大郊山实施反击，歼敌甚多。9月7日，日军波日支队、第9师一部与海军陆战队协同，在其海空火力的支援下，强攻要塞，反复夜袭，战斗激烈。中国守军予敌大量杀伤，己方也遭严重伤亡，最后要塞阵地被毁。马头镇经8昼夜恶战，于14日陷落。中国守军第31集团军退守富池口。中国守军利用富池口天险，同日军血战近10天，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日军采用施放毒气手段，于9月24日陷富池口。

在九江以南南污铁路地区，从7月至8月，日军进攻部队与中国军队在庐山南北展开激战。8月4日，日军第11集团军第106师进攻庐山北麓，中国军队利用有利地形，重创日军，遏制了日军攻势。至8月9日，日军第106师连排长死伤达半数，团营长一级指挥官死伤达8人，几乎失去了进攻能力。

为增援第106师，日军第11集团军命令第101师向庐山东南面的星子地区发动进攻，进而向德安推进。8月21日，日军第101师进攻星子，并向庐山南麓推进，中国第25军等部在星子一带同日军展开拉锯战。日军第101师久攻星子不下，而第106师已无力发动攻势，在这种形势下，日军第11集团军将第27师投入战斗。

9月中旬，日军第27师从瑞昌向武宁推进，沿途受到中国军队阻击，进展缓慢，直到10月5日才占领箬溪。期间，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命令薛岳兵团3个军，在德安以西阻击日军。

9月21日，日军第106师于德安正面攻击未逞，以其所属第136旅向南进攻万家岭，企图包围中国第1兵团德安阵地左翼。中国军队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及时令第66军2个师、第74军2个师、第4军2个师，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自9月底起开始围攻，战斗惨烈。日军第136旅伤亡惨重，武器装备损失严重。第66军克石头岭，第74军猛攻长岭、张古山，争夺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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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日军第11集团军发现第106师陷于绝境，慌忙派飞机主运弹药粮袜救授该师。并派第27师前往救援。

10月9日，薛岳下令各师选派敢死队数百名合力攻击，当晚攻占万家岭、雷鸣鼓等地。此役，薛岳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

为改变战局，日军第11集团军将新补充的山炮团配同第106师，并令该师向德安西南推进；将野战重炮兵第13团配属第101师，令该师向德安东南推进；与第27师协同，会攻德安。中国守军进行了半个多月的阻击战，才最后放弃德安。10月27日，德安失陷。薛岳所部退至修水。11月1日，日军第101师攻占永修。至此，庐山、德安地区的战役告一段落。

（二）武汉以北地区大别山北麓的阻击战

7月14日，日本华中派遣军下令第2集团军向安徽合肥集结，准备向武汉进攻。7月中旬至8月下旬，日军第2集团军第10、第16、第13、第3师相继在合肥地区集结完毕，8月20日，日军第2集团军下达作战命令，决定分南北两路作战，北路第10师沿安徽六安至河南光州一线，向信阳推进，第3师力后援跟进；南路第13师沿安徽霍山至河南商城一线向武汉北面推进，第16师尾随第13师为预备队，并担负交通线的警备。

8月下旬，中国第5战区在大别山北麓加强防御部署，以第3兵团在六安、霍山以西至商城地区设防，准备迎击日军。其所部第51军部署于六安地区；第77军部署于霍山方面；第71军控制于商城东侧附近，准备对进攻之敌实施反突击。

8月27日，日军华中派遣军第2集团军发动进攻。28日，日军第10师击败中国第51军，占领六安，继续向河南固始推进。 29日，日军第13师突破中国第77军阵地，攻陷霍山，向河南省商城推进。9月2日，日军第13师攻占叶家集，当夜强渡史河，进攻富金山。中国第71军（军长宋希濂）在宫金山高地顽强阻击日军的进攻，不断反击敌人，予敌以沉重打击，歼敌1000余人，使日军每个连平均减员到40人。营长一级的军官伤亡也多。［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战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42页。]

9月7日，日军第2集团军令正在向固始推进的第10师，派遣濑谷支队增援第13师作战。濑谷支队在向富金山前进途中，在方家集北侧受到中国军队阻击，无法前进。日军第2集团军又将第16师调到叶家集，支援第13师，并给第13师增配独立机枪队、独立轻装甲车队和炮兵部队等，加强该师攻击作战力量。9月11日，日军发动强大攻势，中国第71军被迫撤退，12日，富金山失守。9月16日，日军第16师攻占商城。9月17日，日军第2集团军命令第13、第16师突破大别山中国军队防御体系。9月20日，日军第13、第16师向沙窝、新店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利用大别山的险峻地形，巧妙阻击日军。日军第13师、第16师在突破大别山作战中，激战1个多月，以战死约1000人，伤约3400人的代价，[〔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1页。] 才突破大别山地区防线，于10月25日，占领麻城，然后沿宋埠、黄安（今红安）、河口镇向武汉推进。

向固始、潢川、罗山、信阳进攻的北路日军第10师，于9月4日渡过史河，6日进攻固始，中国守军第71军第181旅抵抗一天之后撤退，固始失陷。

9月12日，日军第10师逼近潢川，遭到中国第59军阻击。9月19日至20日，日军相继攻占潢川、光山、罗山等地，逼近信阳。这时，中国第5战区增加兵力，在信阳、大别山地区同日军第2集团军所属部队展开激烈的攻防战。

9月20日，日军第2集团军下令第10师进攻信阳，第3师在光山地区待机增援。9月28日，日军第10师改编为驮马部队从光山出发向信阳进攻。

中国第17军团所属刚到战场的第1军与第45军向罗山附近日军展开攻击，迫敌退守罗山城。日军冈田支队在罗山附近受到中国军队第17军团所部从两翼的围攻，日军第10师主力迂回到罗山南侧地区，向中国第17军团右翼发动攻击，中国第17军团两面受敌，被迫撤退。9月30日，日军第10师在罗山以西继续向信阳发动攻势，又受到中国军队阻击，激战两昼夜，才于10月2日夜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在中国军队的持续阻击下，日军伤亡惨重，其中，步兵第39团由从庐山出发时的2800人，到9月末减少到不足800人。[〔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吏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47页。]

在这种形势下，10月2日，日军第2集团军令第3师从光山出发，经罗山北侧向信阳东北推进，策应第10师进攻信阳，于10月9日到达信阳东北15公里处的大洋河镇，10月11日进至信阳北侧，切断了平汉铁路交通线。日军第10师冈田支队于10月11日到达信阳东面，第10师主力到达信阳南面，与第3师一起包围了信阳。10月12日，日军在优势炮兵火力和坦克掩护下攻占信阳。中国守军进行顽强抗击，歼灭日军2610人。10月16日，日军第10师从信阳南下，沿平汉线西侧向武汉推进，相继突破平靖关、武胜关。中国守军在桐柏山地区顽强抗击日军进攻。日军第3、第10师于10月26日占领桐柏山地区后，向孝感、应城推进，协同第11集团军进攻武汉。

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阳新、大冶后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

日军第9师10月27日攻占贺胜桥，切断了粤汉线。日军第27师从箬溪出发，10月18日攻占辛潭铺后，配合第9师向粤汉线推进，27日占领桃林镇。武汉已被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

为保存军力以利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军委会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撤退武汉地区部队，长江南岸部队撤至湘北及鄂西地区，长江北岸地区部队撤至鄂北、鄂西北地区。蒋介石当晚离武昌飞往衡阳。日军第6师26日占领汉口。波田支队同日占领武昌。27日，日军第116师与第6师各一部占领汉阳。至此，日军攻占武汉三镇，武汉保卫战宣告结束。

在保卫武汉的作战中，中国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配合下，与进犯的日军飞机进行了激烈战斗，取得了重大战果。5月19日，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升、第19队副队长佟彦博，各驾一机自汉口起飞，至宁波前进基地降落加抽后，直飞日本，在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及九州各城市散发了传单，并侦察了军港及机场情况，次日分别返回玉山、南昌，后安返汉口机场，首次完成远征日本本土的任务。

6月中旬，日军沿江而上向安庆等地开始进攻后，中国空军以主力轰炸长江日军舰艇以及芜湖等地日军机场，并抗击日军飞机的空袭。前后5个月的作战，共击落日军飞机62架，炸毁日军飞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保卫武汉的作战。在作战中，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在与中国空军配合一道对日军的作战中，取得了突出的战绩，其中许多人血洒长空，贡献出宝贵生命。（见附图6）

在日军沿长江向武汉进攻时，中国海军在九江至汉口间水道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武汉前卫之田家镇设置海岸炮，在武汉门户之葛店设立武汉区炮队，并在葛店至田家镇间布水雷。9月中旬起，中国海军一部与日舰在田家镇要塞展开激战，击沉日舰艇多艘，有力地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

武汉保卫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历时4个半月，毙伤敌近4万人。此战意义重大。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使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武汉保卫战使日本的战略进攻被迫停止，军事战略为主的方针彻底破产。

攻占武汉以前，日本实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想通过强大的军事进攻，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迅速占领整个中国。经过中国军民15个月的奋力抵抗，日本兵力伤亡近45万人，军费支出近100亿日元，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都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国内人民反战情绪不断增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猛烈开展，大片失地的收复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钳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拖住了日军的正面进攻，使日军受到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日军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以主力回师占领区对付游击战争。这也意味着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彻底破产，被迫转入长期持久的不利局面。

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新阶段中，正面战场的压力减轻，有利于正面战线正规军的补充整训，逐步恢复战斗力，坚持长期抗战。在敌后战场，由于日军集中兵力对付抗日根据地军民，战争的规模和频繁程度都将超过以往，抗日游击战成为战略相持阶段的主要作战形式，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敌后战场激烈的争夺战，将使敌后军民受到巨大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并将为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为坚持持久抗战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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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武汉保卫战及广州作战

第二节 广州作战

一、中日双方的作战准备

早在1937年12月末，为切断中国南方物资补给线，日本陆军就提出了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作战的设想，但遭到日本海军的反对而中止。

1938年5月，日军大本营为了尽早结束“中国事变”，在确定进行武汉作战时，就认为同时进行攻占广州的作战较为有利，但由于船舶运输准备不足，所以决定侍攻占武汉之后再实施广州作战。7月，日军大本营认为船舶运输除满足武汉作战外，尚有余裕，遂决心在进行武汉作战的同时，进行广州作战。7月13日，日军大本营制订《以秋季作战力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规定：“广东作战的目的，是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并挫败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志。”[〔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06页。]

8月中旬，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开始研究攻占广州的计划并进行攻占广州的作战准备。

9月7日，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作了攻占广州的决定。同日，下令编组第21集团军，担任攻占广州的作战任务。9月19日，下达第21集团军战斗序列，由古庄干郎中将任该集团军司令官，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和第4飞行团等部队。并决定由海军第5舰队配合第21集团军，进攻广州附近要地，切断中国主要通往国外的补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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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日军第21集团军决定将进攻广州分为两期进行：

第一期，从10月12日开始，主力部队在大亚湾登陆，经惠州向东江推进；

第二期，侍后续部队到来后，突破东江防线，向广州北方推进，进攻广州，另以一支部队在海军配合下，于10月27日进攻珠江口虎门要塞，向广州逼近，配合主力从东北面进攻广州。

根据日军大本营的指示，日军第5师陆续集结于青岛，进行登陆和攻占虎门要塞的战斗训练。第18师于9月下旬在上海北部集结并补充装备，加强登陆作战训练。第104师于9月下旬集结大连，进行登陆作战准备。

10月上旬，日军第5、第18、第104师分别由青岛、上海、大连乘船起航，进抵澎湖集结，完成作战准备，待命出动。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封锁了中国东海岸，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沿海地区，便成了中国从海外输入物资的主要地区。国民政府在广东设立第4战区，由何应钦兼任司令长官。由于广州邻近香港，日本如果进攻广州将损害英国利益，引起英国的对抗，因此，国民政府认为日本不敢贸然进攻广州。所以，没有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而将抗战重点放在华中，从各省、包括属第4战区的广西，抽调大批兵力到华中作战，导致华南兵力单薄。在武汉作战期间，甚至还从广东抽出4个师的兵力参加武汉保卫战，使广东兵力减少到8个师。广州防务松懈，兵力空虚，成为日军易于突袭的目标。这时，中国第4战区第12集团军负责广东防务，余汉谋任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下辖3个军（8个师），其部署为：第135师守备虎门要塞地区，第151师驻惠阳，第157师驻潮汕地区，一部驻大亚湾附近，第156师驻增城，第154师驻从化，第158师驻广州东郊，兵力分散，戒备松弛。

1938年9月7日，蒋介石从广东省长吴铁城处得到情报，称日军在进攻武汉的同时，进犯华南。10月8日，吴铁城又急电告蒋：“据香港英军情报机关消息，敌拟派4师1旅大举南犯，或在本月真日（11日）前后发动”，指出主要攻击地区在大鹏湾、虎门一带。蒋介石及军令部对此情报不以为然，认为广州方面不会发生大的战事，还要求余汉谋抽兵增援武汉。

10月10日，蒋介石致余汉谋手令：“无论如何，须加抽一师兵力，向武汉增援，如能增此一师，即可确保武汉，否则，武汉将失，粤亦不能幸保。”[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60页。]

二、广州失陷

10月11日夜，日军第21集团军第5、第18、第104师编成输送舰队，从台湾海峡澎湖地区出发，进入广东大亚湾，当夜，月光皎洁，海面风平浪静，中国军队在滩头阵地守备的兵力仅为新编成的1个特务营，对敌行动毫无察觉。10月12日凌晨，日军在海军第5舰队数十艘军舰和100余架飞机掩护下，分别乘约300艘登陆舰艇突然在大亚湾强行登陆。中国守军溃退。

当日，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照会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援华行动。同一天，蒋介石电令余汉谋调兵保卫广州。10月13日，日军第18师在大亚湾登陆，几乎未受到抵抗，便长驱直入，迅速推进，占领淡水后，于14日到达惠州附近。日军第104师在大亚湾登陆后，连续攻陷平海、稔山、吉隆，13日进抵惠阳南侧地区，作为后续梯队，尾随第18师推进。

10月14日，日军第18师以优势兵力向惠阳发起进攻。惠阳中国守军仅1个团。日军15日攻占惠阳，16日再陷博罗，19日进占增城。中国第4战区集中3个师的兵力在增城附近地区阻击日军，展开激战。日军在增城地区作战中投入兵力共5000余人，伤亡400余人。

10月20日，日军第18师突破中国军队防御，于21日到达广州东郊，中国军队发动反击，但未能击退日军进攻。当晚，日军第18师进入广州，中国守军撤离，广州失陷。

日军第104师于10月17日到达惠阳，21日进抵增城后，为切断中国军队退路，继续向广州以北推进，22日攻占太平场，23日占领从化，与日军及川支队会师。

日军第5师10月21日在第5舰队配合下，进攻珠江口虎门要塞，22日晨乘船到达珠江口，然后溯江而上。

10月22日夜至23日晨，日军第5舰队出动110架飞机配合舰队炮火，轰击并摧毁了虎门炮台。当晚日军第5师占领虎门要塞。

26日攻陷广州西面重镇佛山，29日到达广州南部。至此，日军控制了广州及其附近要地。

对于第4战区轻弃广州，中外各界人士反应很大。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于10月23日致蒋介石的电报称：“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据最可靠友人报告：罗斯福总统已悟事势非高论所能挽救，正苦思切实援助步骤，盼望我能坚持一两个月。”[张蓬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广州作战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日军占领广州，控制了华南的部分地区，并为其以后的南迸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的基地。广州失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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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巩固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

一、陕甘宁边区的正式形成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交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再次提出：“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随后，在国共两党代表谈判中达成协议，陕甘宁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

9月6日，中国共产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亦称陕甘宁特区政府。] 并在延安成立。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等9人为边区政府主席团成员，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指定划以陕西省之延安（肤施）、安塞、保安（志丹）、安定（子长）、延长、延川、栒邑（旬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鄜县（富县）、米脂、绥德、葭县（佳县）、清涧、吴堡，甘肃省之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等23县，并以宁夏省之花马池（盐池县）及神（木）府（谷）区、关中区部分地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之募补区。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经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伟大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高度重视和关心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建设。

早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就确立了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的边区建设总方针。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79页。]

根据中共中央所赋予的任务和提出的建设方针，陕甘宁边区在已经开始的各项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抗日军事各方面的建设。

二、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

实行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的一项重要内容。陕甘宁边区依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于1937年4月制定出第一个选举条例，并从5月开始，实行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到1937年11月，完成了乡、区、具各级选举，成立了边区各级议会和人民民主政府，从而奠定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

实行议会（后为参议会）民主制度，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的最重要的民主制度。边区在乡、区、县各级选举的基础上，于1937年底进行边区议会的选举。毛泽东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这一选举。

1937年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要求八路军必须积极的热烈的参加特区大会的选举，并指出：“当此抗战紧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特区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日的普选的民主政治，做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特区大会的开幕，将更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民主力量，围绕在特区政府周围，在活的榜样之下，为实现全国的民主制度而努力，为救亡图存而抗战到底。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在巩固和开展全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也是国共合作迅速走上新的阶段的推动力。”[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

1937年11月22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向特区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进行特区政府民主选举的指示》，提出这次选举运动的总方针是：“要使特区成为抗战与民主的模范区域，去影响与推动全国的民主运动，改造南京政府的政治机构，实行全面的全民的抗战，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特区政府的民主选举是要产生真能领导抗战保卫特区的政府。”[《党的工作》第48期，1937年12月1日。]

1937年12月，陕甘宁边区经过选举，产生了500多名边区议员，但由于战争环境和其他原因，边区议会未能及时召开。1938年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根据首届国民参议会制定的省、市参议会组织条例，决定将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选的边区议员改为边区参议员。

1939年1月17日至2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参议员145人（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12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陈绍禹）、洛甫（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讲演。

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所作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报告强调指出：“边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就是团结边区全体人民，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解放》第68期，1939年4月4日。]

会议还听取了边区政府各厅、处以及高等法院的工作报告。经过热烈的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是由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提出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革命三民主义在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实施。纲领规定在边区实行“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一切失地而战”的彻底的民族主义；“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自治能力”的彻底的民权主义；“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保护边区人民由土地改革所得之利益”，“增加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及其他可能开办之工业”，“发展边区商业”，以改善人民生活的彻底的民生主义。[《解放》第68期，1939年4月4日。]

会议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以及根绝汉奸、土匪，扩大地方武装和统一战线，发展经济、教育等12件重要提案。

大会选举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选举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志亮（女）、王观澜、高述先为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选举林伯渠力边区政府主席，高自力为副主席，林伯渠、高自力等15人为边区政府委员。选举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曹力如为边区政府秘书长。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边区参议会的创立，使边区的人民抗日民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奠定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治的基础，保证和推动了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并且为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至全国实行民主政治树立了榜样。

1939年2月6日，边区政府委员在延安宣誓就职，第一届民选政府正式成立。至此，边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关进一步健全起来。朱德指出：“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结构是：

（一）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

（二）政府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主要领导人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专员公署和区公署，分别为边区政府和县政府的派出机关。

（三）司法机关，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的分院，县设县法院，边区和县的法院院长，由边区和具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和边区高等法院，是三者统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是抗日人民的政权，它的阶级基础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了其他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41页。]

它实行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突出地表现在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民主选举等方面。

第一、边区政权是真正的抗日的人民的政权。它属于抗日的人民，一切抗日人民都能够而且被吸收参加政权工作。

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边区参议会、边区最高行政机关边区政府以及各级地方参议会和政府，都由人民选举产生。《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中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之各级民意机关”，“各级参议会之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之”；边区参议会之职权：“选举边区政府主席、边区政府委员，及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委员；批准关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各项计划”等。[《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159页。]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投票选举制”。“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之登记，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162页。]

这些重要的法律政策规定，切实保证了人民群众参加政权、管理政权的权利，充分体现出由人民当家作主。

在边区各级政权的组成成分上，包含了各个阶级。例如在1937年固林、延长、安定、曲子四县当选的各级参议员中，其成分的百分比如下：

此外，各级参议员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妇女。

第二、边区的民主是抗日人民的民主，一切抗日的人民都享有真正的广泛的民主权利。《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等等。

第三、边区人民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边区政府不仅从政策上规定了人民的政治自由，而且从实际上保障了人民政治自由的实现。由于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边区民众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民众团体，例如各业工人有95％加人工会，农民全体加入了农会，妇女70％以上加入了妇女救国会，绝大多数青年加入了青年救国会，商人也组织了商会，儿童组织了儿童团，此外还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及文化技术性质的组织。

第四、保证了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 “在选举区域内，如有少数民族……其人数……有法定人数五分之一以上者，单独进行该民族居民之选举，得选出正式议员一人。”边区政府坚决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扶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正确处理汉回、汉蒙之间的争执与纠纷，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蒙民、回民居住的地区，开办抗日蒙回学校，并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第五、边区政府是廉洁的抗日政府。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都是由各级参议会选出，而各级参议会议员，则由选民根据生产单位与区域直接选举出来。人民有权监督、检查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对于渎职或不称职者可以随时予以罢免。边区政府的各级工作人员，上至边区政府主席，下至乡政府乡长，都实行最低的津贴制度。

1939年，边区行政领导每月最高的津贴为5元，县长每月津贴2.5充，每天粮食1.4斤，菜钱4分。边区政府严禁任何贪污，贪污500元以上的，即要被处死刑。这种廉洁的作风，在我国政治史上是一个光辉的创举。

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战争环境和艰难险恶的条件下，加强民主政治的建设，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了各抗日阶层的团结和合作，充分发挥了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和参加抗战及各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使陕甘宁边区这个历史上曾是政治落后的地区，变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模范，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模型，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三、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特殊的政治地位，赋予它极其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它一方面要承担抗战经费的供给，承担边区政府和中央机关、留守部队财政开支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另一方面又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边区经济逐步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但这里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加之长期战争的影响，人民的生活依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为了发展和巩固边区，使边区成为支持抗战的坚强堡垒，担负起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总后方的战略任务，必须大力进行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最根本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开辟财源，加强边区的自给能力，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供给，支持长期抗战。

早在1937年4月，边区政府就制定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计划，并开始实施。全国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个大纲领》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指导边区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力争利用“外援”的收入，达到“休养民力”的目的。

所谓“外援”，主要是指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的抗日经费（一部分用于边区开支）和国内外进步民主人士的捐款和援助。外援对抗战初期的边区经济有着重大的作用，从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共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1640.5万余元（法币），国内外进步民主人士捐款8l2万余元（法币），中共中央拨出了1409万余元协助边区，占边区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其中，1937年外援占边区财政总收入的77.2％，1940年外援占边区财政总收入的70.5％，外援收入，使得边区政府有可能减轻人民的负担，休养民力。

休养民力的另一方面，是边区政府极力减轻人民的负担。1937年仅征收救国公粮1.4万石，占收获量的1.27％。

1938年征收救国公粮1.59万石，占收获量的1.32％。

1939年以后，边区脱离生产人员增加，粮食需要增加，1939年征收救国公粮5.2万余石，占收获量的2.29％，1940年征收救国公粮9万余石，占收获量的6.38％，其余不足部分，由边区财政拨款在外地或向农民购粮。

在税收方面，边区政府取消了过去的42种税收，只征收盐税和部分货物税，并实行统一税制，降低税率，一切税收除一次统证外，没有任何附加和重征。边区政府对工业一般不征税。

1938年只征税27万元，1939年也才征税50万元，边区人民负担大大减轻。

在土地政策方面，早在1937年3月，边区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5月，又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的公民权。边区政府成立后，为了进一步调整边区内各阶级的关系，明确宣布：“凡地主土地在工农民主政府时代未被没收的，不再没收，土地所有权仍属地主”，“已被没收了土地和房屋的地主回到边区来，可由政府分给与一般农民一样的一份土地和房屋，井享有公民权”，“出租土地给农民，只要地租不苛刻，政府不加以任何干涉。”[《解放》第68期，1939年4月4日。]

边区政府还明确宣布欢迎资本家到边区投资，奖励工商业者发展边区经济。除严禁高利贷剥削，严禁操纵市价垄断投机外，取消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废止过去苏维埃时代的劳动保护法，实行仲介制度，即在政府指导下的劳资两利，订立合同，根据各地不同的生活条件，酌量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良工人生活待遇。

上述政策的实行，调整了边区各阶级的关系，取得了边区全体人民的拥护，大大促进了边区建设。

边区政府还采取许多重大措施，以促进边区生产的发展。

农业方面：

（1）鼓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

边区政府制定了奖励垦荒的政策，规定荒地一经垦熟，即永为所有，大量组织外来移民进行垦荒，同时鼓励边区内移民垦荒，规定移民三年不交公粮，减少义务负担，提供安家费，解决口粮、种子、农具等问题。边区政府还把开垦荒地列入每年的生产计划，广泛宣传动员，组织落实。

（2）组织劳动互助合作，调剂劳动力。边区政府提倡、组织和领导群众，组织劳动互助社，调剂劳动力、畜力的不足。1939年3月，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规程》，使劳动互助社有组织地发展起来。

（3）动员妇女儿童参加生产，以增加劳动力。

（4）开展生产运动，奖励劳动，提高群众的劳动热忱。1938年边区政府开始奖励和宣传劳动英雄，召开边区农业竞赛展览会。1939年，边区开始大生产运动。

1939年2月2日，在国内政治形势逆转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毛泽东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东北书店，1946年版，第73页。]

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中央领导人亲自带动下，边区军民迅速投入生产运动，掀起了第一次生产热潮。

1939年的生产运动以农业为主，全边区共开垦荒地105万多亩，其中机关、部队、学校共收获粗粮1.4万余石，细粮9500余石，各机关经费自给达30％，边区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

（5）实行农贷，增加生产建设投资。

1939年边区政府生产投资140万元，1940年又增加到200万元。

（6）兴修水利，种植树木，以利农耕和改良土地。

1939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就兴修水利5493.2亩，植树139万余株。

（7）开办农业学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以加强农业指导，提高农业技术。

商业方面：

废除苛捐杂税，奖励手工业生产，严禁投机、垄断和屯积居奇，保护正当商人利益，减税减息，发展合作社运动。同时修理和开辟公路以利交通运输。

公营企业方面：

加强对石油、煤矿的开发，扩大纸厂的规模，创立难民工厂，改良印刷厂。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建设，使边区的经济从内战时期的残破基础上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为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耕地面积1937年力862.6万余亩，1940年为1107.6万亩，增加了39.3％；粮食产量1937年为111.36万余石（1.67亿余公斤），1940年达到162万余石（2.43亿余公斤，尚欠庆阳、吴堡、鄜县三县的统计），增加了40％以上。畜牧业得到很大发展，牲畜头数大幅度增加，1938年，牛10.26万余头，驴7万余头，羊76.14万余只。到1940年，牛19.3万余头，驴12.5万余头，羊172.5万余只。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城乡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工业方面：首先是小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1940年边区私人手工业比1939年增加1倍，公营企业也有了初步基础。从1938年起，先后创办了难民纺织厂、造纸厂、被服厂、农具厂、制革厂、制鞋厂、印刷厂、机器制造厂、石油厂及八路军制药厂等。还有制灯、肥皂、面粉等工厂。到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工业与资金均比1936年增加5倍以上，解决了边区部分需要。

商业方面也开始发达起来。以前歇业的老店铺重新开业，到1939年初，又新开设了1000多家店铺。此外还发展了一批公营商店。农村集市重新开放，安塞、定边、淳耀等8县开辟了30多个新集市。

合作事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除消费合作社外，还有生产合作社如纺织合作社等。边区的合作社，不是以赢利为目的，它是调剂市场、便利人民的经济组织。

交通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开辟了定庆、庆临、延志、延靖、绥靖等许多汽车路与大车路，并对己有道路进行了大力改造。交通公路的建设，保障了国防军事交通，发展了运输事业，帮助了经济的发展。

边区经济的发展，使边区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不但解除了饥饿的威胁，而且有许多家庭有了剩余，能拿到市场上交换，并有余力添置农具和生活用品。在农村，贫困户数逐渐减少，中农户数逐渐增多。如安定县4个行政村228户，在1936年前，中农10户，1940年春有中农126户。在城镇，由于就业机会的增多，工人失业基本上消除，工人的工资普遍得到提高。

从全国抗战爆发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及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为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为支持长期抗战，也为逐渐摆脱对外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建设

（一）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教育政策，继承和发展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教育的革命传统，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实行了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和新政策。

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必须实行国防教育的政策，“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指出：必须实行“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8页。]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应该“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56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又指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

进而提出了全民族的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

“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

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

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

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同时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8、709页。]

中国共产党一向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努力争取、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力革命服务，为劳动群众服务。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18页。]

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这是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根本原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列入教育方针，作为办教育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二）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建设

为了使边区的文化教百更加适合抗战和边区建设的需要，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教育体制和制度的改革方面，全国抗战爆发后，开办了许多高、中级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并加强了原有的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又相继决定边区中等学校和完小（高级班）为干部性质的学校。这样，大大加强了干部教育，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不但解决了边区需要的干部，而且力全国抗战乃至全国解放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干部。在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原则下，进一步加强了冬学、识字班、夜校、半日班、读报组等形式的教育。为了加速扫除成年人中的文盲，以新文字作为扫盲工具，大量扫除边区的文盲。在儿童教育方面，改革全部公办的作法，采取了公办与民办公助兼施的方针，促使民办公助学校大大发展，公办学校也得到加强。

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在制度、课程和教学上，针对边区各条战线的实际，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实际，也作了必要的改革，使之更加适合边区抗战的需要。

大办干部学校。全国抗战开始前，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了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鲁迅师范学校等。

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干部的培养和教育，把创办干部学校当作教育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陆续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办了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青年训练班、女子大学、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农业学校、组织干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边区师范学校、行政学院等一大批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

中共中央党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主办的专门负责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至1937年7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在到达陕北1年的时期内，培养了近1000名学员。六中全会后，陈云兼任党校校长，为党校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中央党校也继续得到发展，为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提高党的高、中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大”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一所名扬中外的最高军事学府。全国抗战开始时，“抗大”已举办了两期，培养了3800余名军事、政治干部，输送到抗日的各条战线。全国抗战开始后，各地大批革命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给“抗大”增添了培养知识青年成为革命干部的新任务，“抗大”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悉心关怀着“抗大”发展，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题词中指出：“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抗大三周年纪念》，《新中华报》1939年5月30日。]

“抗大”第3期于1937年8月1日开学。全校学员编为3个大队。另外，还有老干部军事队、青年军事队、老干部游击训练队等，全校共13个队，学员共1272人。

1938年3月～5月，本期学员陆续毕业，其中一半以上学员毕业后即奔赴抗日战场，成为坚强的抗日干部。

“抗大”第4期于1938年4月16日开学，12月陆续毕业。本期先后编成8个大队、43个队，学员共5562人。其中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青年学员共4655人，约占全校学员总人数的83％，部队和地下党干部有907人，约占 17％。另外，还有来自东南亚的爱国华侨青年，以及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友人。

为打破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吸收和培养更多的干部，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抗大”挺进敌后，建立第一、第二分校。1939年1月，何长工、陈伯钧等率“抗大”部分师生从延安出发，分别到山东和晋察冀兴办“抗大”第一、第二分校。同时，在延安的总校第5期于1939年1月28日正式开学。

总校直属5个大队、41个队，学员共4962人。6月，“抗大”总校奉命挺进到晋东南办学，留下的一部分师生在延安组成“抗大”第三分校。“抗大”在陕北3年多，共培养学员15621人，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干部。

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一所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的革命学校。

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在延安正式开学，成仿吾任校长。

1938年3月，为了加强陕北公学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调罗迈（李维汉）任陕北公学副校长兼党组书记。

陕北公学的创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毛泽东指出：“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作了著名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李维汉：《回忆陕北公学》，《中共党史资料》第15辑，第23～24页。]

中共中央还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都要到陕北公学讲课。毛泽东亲自带头，经常到陕北公学作形势报告。

陕北公学是一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学校，它的教育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实行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凡有志参加抗战，年龄在18岁以上的青年，身体健康，不分文化程度，不分性别、出身、职业、信仰和党派，都可以入学。它一面招生，一面开学，学员到校，随即编班上课。陕北公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依据抗战的实际需要进行安排，学制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班（即学员队），一般学习3～4个月，一种是高级研究班（即高级队），学习一年。陕北公学采取半军事化编制，分大队（连）、分队（排）、班（学习小组），一切行动实行军事化。

陕北公学的学员，除最初从“抗大”转来的200多人外，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也有从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及朝鲜等地回国的华侨爱国青年。陕北公学从1937年8月开始接收学员，到11月1日正式开学，已有学员近600人，编成5个学员队。到1938年3月，共编成27个学员队，接受和培训3000多名学员。7月，中共中央在陕西构邑开办了陕北公学分校，由李维汉任校长。

1938年底，为适应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对干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从陕北公学抽调2000多名学员和工作人员，与“抗大”抽调的人员一起到敌后创办“抗大”分校。陕北公学总校与分校合并，主要是办大学部，着重培养抗日教育事业的师资和理论研究人才。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战时青年训练班、工人学校4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前往晋察冀边区办学。

1939年12月，陕北公学在延安复校。

1941年8月，陕北公学并入延安大学，陕北公学至此正式结束，先后共培养1万余名学员。

陕北公学创造性地发展国防教育，在教育方针、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民主生活和艰苦奋斗作风等方面所创造的经验，在抗日战争时期具有普遍意义，为不少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所采用。毛泽东在参加陕北公学第一期第三批学员毕业典礼时发表演讲指出：“中国不亡，因为有陕公”，给予陕北公学高度的评价。

中共中央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马列学校（1941年7月改组力马列研究院，8月改为中央研究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和专门人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也创办了一批干部学校。如中共陕甘宁边区党校（后改为中共西北党校）、各分区党员干部训练班、边区行政学院、边区农业学校、鲁迅师范学校，边区第一、第二、第三师范学校等，还有工程、合作、司法、公安等干部训练班。另外，边区青年抗敌救国会、边区妇女联合会、边区工会等群众组织，也都开办了各自的干部训练班。这批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的兴办，也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在职干部教育

中共中央既重视干部学校的教育，也十分重视在职干部教育。为加强干部教育的领导，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9年2月成立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李维汉任正、副部长，具体负责干部教育的各项工作。1939年3月，颁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了在职干部教育的动员大会，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李维汉：《中央干部教育部与延安干部教育》，《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第6页。]

此后，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延安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中的干部及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学习，全延安在职干部参加学习的有2100余人。到1940年参加学习的在职干部迅速增加到4000亲人。3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教育方针、课程设置、教学原则、学习方法等作了明确的规定。6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在延安召开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朱德、任弼时、李富春等出席大会。大会总结了在职干部教育的收获、经验，提出了今后改进的意见。10月20日，中央宣传部发表了《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

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广大干部提高了文化水平，不识字的干部摘掉了文盲帽子。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广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工作能力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同时，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大大推动了各敌后抗臼根据地的在职干部教育的开展。

中学教育，陕甘宁边区的中等教育，基础十分薄弱，仅有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和米脂中学共3所中等学校。1938年边区政府又开办了边区中学，1939年6月，鲁迅师范学校和边区中学合并，成立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边区第一师范学校）。9月，边区政府又兴办了关中师范学校（边区第二师范学校）和三边师范学校（边区第三师范学校）。1940年夏，边区政府又在庆阳设立了陇东中学，并接办了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

至此，边区共有4所师范和2所中学，在校学生达1000余人。

小学教育。陕甘宁边区克服财政和物质上的困难，采取“因陋就简”的办学办法，使边区小学初等教育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边区小学教育发展状况表

时间学校数量 所学生人数 人

成立边区以前120不详

1937年秋季54510396

1938年秋季73315348

1939年秋季78322089

1940年134141458

社会教育

陕甘宁特区政府成立后，就开始大办社会教育。1937年4月颁布《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规定：“把广大的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的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在社会教育组织形式上，设立夜校、冬学、巡回训练班、俱乐部、识字促进会和识字组。

1937年边区开始大办冬学，当年办起冬学619所，学生人数达1万余人。

1938年，社会教育得到更大普及，办起冬学723所，学生人数达1.2万余人；识字组5560组，人数近4万人；夜校599所，人数8245人；半日校236所，人数3994人。1939年，边区提出当年消灭文盲3万人，社会教育各组织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至1940年，各种社会教育组织仍继续发展，共开办5469处，学生近6万人。边区的社会教育，对于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闻出版工作

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在延安出版了关于政治（《解放》、《共产党人》）、军事（《八路军军政杂志》）、文化（《中国文化》、《文艺突击》）、妇女（《中国妇女》）、青年（《中国青年》）、工人（《中国工人》）、科学卫生（《国际卫生》）等专门刊物，并出版了《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边区群众报》等，还出版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

边区各分区也都出版了日报，有的县也办了报纸。广大群众还办了许多大众化的黑板报，随时随地宣传党的政策和新人新事。

卫生工作。边区建立了组织上、设备上相当完善的医院（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能实行近代医学上的一般手术。最重要的是努力克服了许多医药上的困难，用边区土产的原料，制成了各种中西药品，使一般药品达到部分的自给。各县也兴办了卫生院、医药卫生合作社等医疗机构。提倡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和普及科学卫生知识，同封建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培养医护卫生人员，推广新法接生，禁止妇女缠足等。

通过这些工作改变了边区农村不卫生的落后面貌，增强了人民体质，促进了边区人畜两旺。

文艺工作

全国抗战开始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从全国四面八方云集陕甘宁边区，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形成了一支阵容可观的文艺队伍。他们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用文艺这一锐利武器，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延安的民主空气和自由环境，为革命和抗日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各种文艺组织、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早在1936年11月22日，由丁玲、伍修权、徐特立、李克农、成仿吾等发起成立了陕甘苏区第一个文艺领导机构——中国文艺协会，使陕甘苏区文艺运动由零星的分散状态发展为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活动。

1937年11月24日，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它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含有社会科学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国防科学社、战歌社、海燕社、音乐界救亡协会、世界语音协会、新文字研究会、民族娱乐改进会、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文艺突击社、诗歌总会、戏剧界抗战联合总会、文艺顾问委员会等众多文化艺术团体。协会的任务“在于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唤起我们伟大人民群众之民族的自觉，争取思想界的民主，扩大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

1939年5月14日，又成立了与“边区文协”并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陕甘宁边区还成立了其他专业性的协会，如1938年1月9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音协”），1939年2月10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简称“边区剧协”）和“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边区美协”）。这些协会活动内容甚多，如组织创作，观摩演出，举办展览，创办期刊，开办讲座，进行辅导评奖等等。陕甘宁边区还涌现出许多文艺社团，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烽火剧团”、“边保剧团”等，出版了《文艺突击》、《文艺战线》、《文艺月报》、《新诗歌》、《部队文艺》、《歌曲月刊》、《部队歌曲》、《边区戏剧》等几十种文艺刊物，创造出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诗歌、音乐，有力地促进了陕甘宁边区抗日文艺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结合起来，构成了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宏图，为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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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巩固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建设

一、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建设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第120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及第359旅第718团，第129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着、辎重营及第385旅（欠第769团），共9000余人，留守陕甘宁边区，与陕甘宁边区地方武装保安队和自卫军，担负保卫边区的任务。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以萧劲光为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各留守部队。

1937年9月，在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之下，成立东地区与西地区两个留守处。以神木、府谷、靖边、安定、志丹、肤施、甘泉、鄜县、洛川等县划为东地区留守处，陈伯钧为主任，陈先瑞为副主任，统一指挥第120师第718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和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以定边、盐他、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栒邑、淳化等县划为西地区留守处，王宏坤为主任，王维舟为副主任，统一指挥第129师第385旅旅部、第770团和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

1937年10月2日，八路军各留守部队除第770团番号不变外，统一改编为警备第1～第8团。另有骑乓营和鄜甘独立营。1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改称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的任务是：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留守兵团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1938年1月，成立绥德警备司令部，陈奇涵任司令员，郭洪涛任政治委员，毕占云任参谋长，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3月，日军对边区河防开始发起进攻。为统一边区武装部队的指挥，增强河防保卫力量，4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所辖地方部队，统归留守兵团指挥。此时边区部队计有1个旅、10个团、10个保安队、1个独立营，总兵力有1.5万余人。

1939年，根据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军委对边区部队进行了调整。7月，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拨归留守兵团建制，随后与鄜甘独立营合编为留守兵团直属特务团。8月，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

10月，第359旅奉命率第717、第718团由晋察冀边区返回陕甘宁边区，接替绥德警备区防务，并归留守兵团指挥。

12月，以绥德警备司令部为基础，成立警备第1旅司令部，下辖警备第3团、警备第8团，调防关中地区。1940年2月，警备第6团拔归第120师指挥。4月，第359旅雁北支队和第4支队先后到达陕甘宁边区归建。

10月，第719团亦抵达陕甘宁边区归建。至1940年底，留守兵团部队计有第385旅、第359旅、警备第1旅及警备第1、第4、第5团及特务团、骑兵团，连同保安司令部所属备部队，总兵力3.1万余人，长短枪1.5万余支，轻重机枪1077挺，迫击炮17门。

1937年12月，留守兵团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亲自出席了会议。毛泽东还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军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重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建军的道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以“加强战斗准备”、“部队正规化建设”、“统一战线工作”、“提高部队纪律，紧密与人民团结”作为兵团的主要工作。[萧劲光：《留守兵团五年来工作总结》（1942年7月28日）。]

1938年12月，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第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确立留守兵团的工作方针是：“在备战的姿态下，加紧部队的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加紧生产，克服困难，以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把部队变成战斗的学校与集体生产的场所，把每个战士变成抗日的优秀干部，是保证今后战斗任务完成的重要条件。”[《陕甘宁解放区抗日战争史》（初稿），第51页。]

从此，留守兵团在政治建军的道路上，向着部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迈进。

（一）留守兵团的政治建设

留守兵团成立后，在兵团首长及兵团党代表会议中，都强调了以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在部队中建立了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制度，规定了政治教育内容，适时地进行时事政策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结合部队的思想实际，及时纠正错误思想。留守兵团各部队营以上干部，普遍组织了政治学习小组，并选送干部进入中共中央举办的学校学习。

1940年，留守兵团开办了兵团军政训练班，分批调集兵团营以上军政干部在职学习，施以较系统的军事政治理论教育。对连以下干部战士主要是加强时事与政策教育，普遍扫除文盲。为促进部队的文化学习，留守兵团政治部提出了学习文化的具体要求：干部识字要在2000字以上，战士识字在要500字以上。经过几年学习，留守兵团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留守兵团还非常重视党内教育，不断加强连队党支部的建设，注意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举办支部委员、支部书记训练班，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这对提高党员质量、巩固党组织发挥了作用。留守兵团政治部还出版了《烽火报》和《烽火副刊》，创办了烽火剧团，成立部队艺术学校，用各种形式配合教育。

留守兵团通过不断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政治建设，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马列主义水平和阶级觉悟，不断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为部队正规化建设和提高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留守兵团的正规化建设

留守兵团在坚持政治建军的根本方向的同时，十分重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在1937年12月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建军道路的指示，确定统一部队建制，提出奠定部队正规化基础的口号，强调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此后，健全了指挥机关，成立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机要处，并召开各种业务会议，研究制定统一的规章制度。

1938年8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时，颁布了建立正规军队制度各种草则，并开始试行。

1939年5月，在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进一步颁布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参谋工作条例》等。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

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军事素质，是留守兵团正规化建设的根本内容之一。留守兵团特别重视部队的军事战术和技术训练，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军事训练主要靠抓干部教育，搞示范教学。留守兵团每半年召开一次兵团干部会议，每次干部会议都是实际的干部训练，一方面汇报交流训练情况，一方面讨论制定下一步教育计划，然后进行统一标准的训练，再回去训练下级干部。在部队，以团为单位，建立由团长、政治委员、副团长、参谋长及各营营长组成的教育委员会，集体领导本单位的教育训练工作。各营有营一级干部和各连连长组成的教育小组，负责训练排以上干部，然后再去带动战士训练，形成了一个教育训练网。在战术训练方面，注意统一战术思想和战斗动作，坚持以近战战术为中心，以班、排夜间战斗、河川战斗等特种地形条件下的作战为训练重点。技术训练方面，着重训练射击、刺杀、投弹、迫近作业，使四大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经过几年的军事训练，留守兵团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改善部队生活和供应，减轻人民负担，留守兵团根据1938年7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上毛泽东的“开展部队生产运动”的指示，提出了“生产、学习”的口号，开展从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运动，大力种植蔬菜，喂猪，养羊，开磨坊，办合作社，动员战士学会做鞋、织布、织毛衣毛裤、袜子，改善了部队的伙食和军需品、日用品等供应。仅1939年就垦荒2.5万余亩，在遭受天灾的情况下仍收到2590石（38万余公斤）的细粮。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指示，留守兵团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广大指战员不仅开荒、种粮种菜，还开办了毛纺厂、被服厂、鞋袜厂、皮鞋厂、木工厂、大车厂、煤窑、砖瓦窑、瓷器窑和各种作坊，进行畜牧业、运输业、商业等多种生产经营；留守兵团1940年全年垦荒2万多亩，收粮2400多石（36万余公斤），经营获利223.65万余元，并为以后的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开创了历史上军队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先例，既改善了部队的生活，保障了各项任务的完成，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军民关系更加密切，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二、陕甘宁边区地方武装建设

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和自卫军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共同担负着保卫边区安全的光荣任务。

1937年8月，边区成立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地方部队和自卫军。

8月15日，保安司令部成立，高岗任司令员，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原陕甘宁边区的地方红军和游击队，除一部分编入八路军留守兵团外，其余部分则编成10个保安大队和若干县保安队，共5000余人。1938年4月，保安司令部及其所辖保安部队划归八路军留守兵团领导。

1939年上半年，保安部队先后改编为各独立营。

保安部队统一指挥系统后，加强了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保安部队还进行了自给生产，解决了部分军需用品和日用品。

保安部队不仅配合留守兵团肃清了边区匪患，保卫了边区人民的财产和生产安全，而且担负着部分的河防守备任务，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打退了日军对河防的进犯。

边区的自卫军，是群众性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平时值勤放哨，战时配合主力军作战。它既是主力军的经常补充者，也是保卫边区的重要武装。

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保安司令部颁发《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规定：“抗日自卫军系边区内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抗日武装组织，同时是抗日的后备军。”“凡边区的劳动公民，自愿执行抗日自卫军的任务与遵守抗日自卫军的纪律，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身体强健者，均有加入抗日自卫军的光荣权利。”《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6页。]

从此，整理、扩大与训练自卫军便成为全边区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边区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人民抗日自卫军的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到1939年，边区80％的壮丁参加了人民抗日自卫军，人数达22万余人，其中有基干自卫军3万余人，另外还有2.8万余人的少年先锋队。其次，自上而下地建立了指挥系统，村设班和排，乡设连，区设营，县设团，统归保安司令部指挥。每年利用冬闲，对自卫军，特别是基干自卫军进行一次冬季训练，训练的内容有梭镖刺杀、投弹、布雷、射击、盘查放哨以及侦察敌情等。自卫军每人至少有一件旧式武器（如红缨枪、马刀、步枪、土枪等），以及经常备有担架及运输工具，准备参加战勤工作。自卫军在抗战和巩固边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据统计，在1939年到1940年边区破获的汉奸案、土匪案、伪钞案等近千起，都是自卫军参加或是自卫军破获的。在保卫边区的战斗中，每次都有自卫军参加，负责运送伤病员和给养物资等。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采取主力兵团（留守兵团）、地方兵团（保安部队）和民兵（抗日自卫军）三结合的体制，使边区的机动作战、河防、边防的保卫以及部队锻炼和补充均得到全面的照顾，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坚强力量。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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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巩固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军民坚持持久抗战，保卫和巩固边区的斗争

太原失守后，日军逼近黄河，威胁边区安全，陕甘宁边区担负着正面阻止日军渡河西进，拱卫西北北大门的艰巨任务。

一、固守千里河防，粉碎日军的进攻

陕甘宁边区的东面是黄河大堑。边区河防线北起府谷，南至宜川，婉蜒1000余里，它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也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唯一通道。从1938年起，日军向边区河防不断发动进攻，企图强渡黄河，突破西北重要门户，切断陕甘宁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威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中枢的安全。

为加强河防的守备，八路军留守兵团以警备第6团驻防神府地区，守备葭县北、万户峪、沙峁、磐塘、马镇、贺家堡等沿河各渡口；以警备第8团调驻米脂，守备大会坪、螅蜊峪、宋家川、李家沟、丁家畔、康家塔、枣林坪等渡口；以警备第3团驻防清涧，守备河口、界首、枣林坪（不含）等渡口；以警备第4团驻防永坪地区，派出1个营的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以警备第5团驻防延长，守备凉水岩、马头关、清水关等渡口。为了便于统一指挥，还成立了两延（延川、延长）、神府（神木、府谷）和五县（绥、米、葭、吴、清）等河防司令部，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当地的代理指挥机构。

1937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整个河防划为3个地段，分别由神府、两延河防司令部和绥德等5县警备司令部负责设防，萧劲光兼任河防总指挥。当日军逼近黄河东岸时，河防守备部队进入临战状态，边区军民立即进行紧急动员。

在河防战斗中，各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以主动、灵活、积极、坚决、突然的战术动作，粉碎了日军对河防的多次进攻。

1、神府河防战斗

1938年2月，侵入山西的日军以第109师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侵占中阳、离石，27日，进占黄河东岸要口军渡、碛口，直迫河防，并猛烈炮击西岸吴堡、宋家川河防阵地。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扼守宋家川一带渡口，警备第3团以一部兵力渡河，向柳林敌后袭击，3月3日，军渡、柳林之敌均向离石撤退。在此期间，驻大同日军第26师亦向晋西北进攻，连陷宁武、神池、五寨、岢岚、保德、河曲、偏关等7座县城，直逼神府河防。3月12日，进占保德的日军第26师一部2000余人，附炮20余门，携带渡河器材，13日进抵神府磐塘渡口对岸，首先炮击河防阵地，尔后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强渡黄河。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守备部队及神府武装沉着应战，在日军密集渡河时，以突然猛烈火力，击敌于半渡之中；并以机动兵力一部，乘日军渡河混乱之际，迂回渡过黄河，袭击日军侧背，在八路军第120师积极配合下，迫使进犯河防的日军撤退。此次战斗，共计毙伤敌140余人，警备第6团仅伤亡6人。同时，八路军第120师在晋西北收复被日军占领的7座县城，粉碎日军的首次围攻，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2、第一次宋家川战斗

1938年4月，沿份（阳）离（石）公路西犯的日军第109师在离石一带集结约1个旅的兵力，附火炮30余门，于5月再次向黄河东岸军渡渡口进犯，企图突破留守兵团黄河西岸阵地，占领陕西省宋家川（今吴堡城）渡口。为打破日军企图，留守兵团未等敌到达河岸，即令警备第8团主力东渡黄河，进至汾离公路翼侧，以伏击、袭击等手段，寻机打击日军。5月10日夜，该团在离石城西北王老婆山地区袭击西进日军，击溃日军1个营，歼灭日军200余人，警备第8团伤亡80余人。日军渡河企图再次遭到挫败，随即撤退。

3、凉水岩、马头夫河防战斗

1938年12月下旬，山西日军在占领大宁、吉县、永和后，即准备大批渡河器材，伺机向黄河东岸逼进。

1939年1月1日，日军分3路，每路1000余人，附炮10余门，向黄河沿岸的马头关、凉水岩、泥金滩挺进，先后占领上述三据点河东阵地，当即以猛烈炮人轰击河西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阵地，并以飞机10余架投掷毒剂弹，在破坏数段河防阵地后，即在火力掩护下进行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5团乘日军运动集结时，进行猛烈火力还击，击毁其部分船只，歼敌一部，日军被迫撤回黄河东岸。与此同时，八路军河东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日军运输队。日军在攻击受挫，后方交通又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于1月4日开始撤退。警备第5团以一部兵力东渡黄河，向日军发起追击，在大宁城西的曲峨镇给日军以打击后，安全撤回何西。此役共歼灭日军80余人，警备第5团伤亡8人，中毒10余人。

4、第二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日军对边区河防的三次进攻均遭失败，于是调集重兵，向宋家川与马头关、凉水岩等处，同时发起进攻，企图钳制河防部队兵力，乘虚实施重点突破。

1939年5月，日军由太原增调2个师至汾阳、离百，并携带大批渡河器材，于6月4～5日，日军一路1万余人进占军渡，在黄河东岸构筑工事，并以炮火轰击河西宋家川、枣林坪一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河防阵地。6月6日，日军又以1.5万亲人进占孟门、碛口两镇，并以飞机竟日向河西河防阵地及陕甘宁边区内地城市进行猛烈轰炸。同日，日军1个团共2000余人，由隰县、大宁出动，附炮20门，于6日晚分别占领马头关及泥金滩河东阵地，并向西岸八路军留守兵回警备第5团阵地轰击。

面对日军重兵压境的情况，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与动员全边区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支援河防部队。在边区人民大力支援下，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坚守阵地，在宋家川方向经3昼夜激烈战斗，使日军始终未能接近河岸，渡河未成。在马头关、泥金摊方向，八路军何防部队在日军飞机轰炸和毒剂攻击下，沉着应战，也粉碎了敌人渡河企图。

在此期间，黄河以东八路军部队于敌后积极活动，破袭日军交通线阻敌运输，积极配合作战。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此时，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分兵一部渡河东进，收复李家垣（军渡以东）、柳林，击毙日军50余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5团乘日军撤退至河滩集结时，进行突然火力袭击，毙伤日军30余人，至此，日军对边区河防最大的一次进攻又告失败。

5、第三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9年9月4日，驻汾阳、离石日军约三四千人，附炮30门，进占军渡，构筑工事，修筑军（渡）离（石）公路，企图巩固河东阵地长期据守，待机进攻。为粉碎日军在黄河东岸立足的企图，留守兵团河东侦察部队乘日军立足未稳，猛袭军渡以东之穆村、薛村，并破坏了军渡和薛村的公路。9月6日，日军向碛口进犯，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即于河东孟门等地抗击消耗日军。同时，留守兵团河西部队又以一部兵力渡过黄河，迂回至日军后方，活动于柳林、穆村、军渡间。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河东部队袭扰下，日军遂于12日龟缩至柳林、穆村地区。

6、碛口河防战斗

1939年11月初，日军调集1万余人，准备大批渡河器材，于20日分4路由晋西大武、离石、柳林、穆村等地，向碛口合围，同时以一路奔袭葭县渡口。23日，日军主力占领碛口、孟门两镇，开始向河西实施猛烈炮击，并以一部2000亲人，在火力掩护下，集结碛口河滩，放船漕渡。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立即对集结与渡河之敌猛烈射击，将日军击退。此时，留守兵团河防左翼部队警备第6团以一部兵力，趁机渡过黄河，袭击日军侧后，经5小时战斗，迫敌分路撤退。此次战斗，八路军留守乓团河防部队共毙日军100余人，俘虏日军2人，自己伤亡12人。

7、第四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9年12月初，日军集结驻离石、柳林兵力4000余人，炮20余门，再次进犯军渡，炮击宋家川，于12日占领李家垣后，加强对河西阵地实施炮击，企图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河东侦察部队当日军向李家垣进犯时，即在李家垣以南山地对敌阻击，随后，转向军（渡）离（石）公路打击日军。经5日战斗，日军因侧后不断遭到打击，于16日向东撤退至柳林。留守兵团乘机收复军渡、李家垣。

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陕甘宁边区人民和人民自卫军的支援下，在晋西北人民和八路军直接配合下，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将河西的顽强防御和何东的积极进攻结合起来，依托黄河天险和工事，以猛烈人力击敌于半渡之中；同时，以机动部队大胆渡过黄河，迂回敌之侧后，给敌以突然打击，挫败日军的渡河企图，打退日军的进攻。从1938年3月至1939年底，日军以数千至万余人的兵力，在优势火力的支援下，向边区何防频繁发动23次进攻，付出重大伤亡，却屡遭失败。八路军留守乒团河防部队，使千里河防始终未被日军突破，这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江河防御作战中，是绝无仅有的辉煌战绩。

二、肃清边区匪患，维护边区安定

全国抗战爆发前，陕甘宁边区原有的土匪基本上已被消灭。但在全国抗战爆发，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以后，敌特汉奸有计划地破坏边区，边区土匪再次蜂起。据统计，除三五零星的土匪外，共有土匪40多股，约4000余人，枪2000余支。

为了安定边区社会秩序，保卫和巩固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进行了剿灭土匪的作战。

留守兵团根据陕北高原地形复杂、土匪分散的特点，采取了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同时，采取不咎既往等争取瓦解的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动员边区广大群众，配合了留守兵团的剿匪作战。

从1937年11月开始，留守兵团首先集中警备第1、第2、第5团和2个骑兵营，以及蒙汉骑兵支队，共2000余人的兵力，在三边（靖边、安边、定边）地区的官滩、盐池以北的■蜡梁、安边以北的仓房梁，对张廷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匪，连续进行了3次围剿、打击，先后击毙土匪100亲人，马100余匹，缴获枪械60余支。与此同时，留守兵团第718团在鄜县以西的黑水寺、张村驿一带，消灭了实为上匪的2股“地方民团”，缴枪70余支。

1938年2月，留守兵团清剿黄龙山区，经勇猛穷追，将该地的股匪大部歼灭，击毙土匪100余人，缴枪70余支。在安定南区一带窜扰的刘志清股匪，也被留守兵团部队全部歼灭，经过数十次战斗，历时不到一年，陕甘宁边区各地的土匪基本上被肃清，共计消灭土匪36股，击溃土匪10余股，生俘匪徒900余人，缴获轻机枪10挺，步马枪1700余支，迫击炮2门，子弹20余万发。

三、实行全面抗战动员，巩固后方，支援前线

全国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率先进行了全面的抗战动员，要求全边区军民立即一致动员起来，进行全民族抗战。

1937年11月15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给各级党委发出指示信，提出要把边区变成抗战动员的模范，要求党的一切支部成为抗战动员的核心、要求各个群众组织把抗战动员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1938年3月3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发出《告民众书》，号召全边区人民武装起来，发动广泛的民众游击战争，配合政府军队抗战，独立在敌人后方抗战，坚持边区的抗战，努力帮助政府军队做好各项后勤工作；号召一切民众团体，动员组织自己的力量，保证一切抗战工作的顺利进行。为了加强抗战动员工作，边区政府成立了战时动员委员会（后改为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委员会），开展广泛的抗战动员工作。

1、动员群众参军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在1937年、1938年两年中，动员了8000余名青年参加抗战部队。

1940年春，原计划动员3500名青年参军，结果有5000余名青年报名参军。加上抗战爆发前参军的人数，陕甘宁边区参军人数总计达3万余人。有些地方参军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0％。

2、动员人力、物力、畜力，支援前线1937年11月晋南形势紧张，边区沿黄河各县，在7天之内就动员了1万余头牲口组成运输队，开赴山西前线帮助军队运输物资，并为前方将士募送毛袜、手套10万双。

1938年3月起，在日军不断向边区河防阵地发动进攻中，陕甘宁边区广泛动员自卫军组成交通队、担架队等直接到战地服务。在河防任务紧急时期，边区动员各地自卫军整营出动，协助部队修筑河防工事，加强河防力量，为保卫河防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由于边区抗战动员工作进行得普遍、深入和持久，边区人民在配合政府剿匪锄好、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以及积极缴纳救国公粮等方面，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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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巩固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和作用

一、陕甘宁边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指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日战争的中枢。

为了指导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召开了一系列关系抗战全局的重要会议，如洛川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等，制定了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以及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在这里从事了巨大的理论研究，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重要理论著作，对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和历程，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以及转弱为强等，都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的时期全面形成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

延安是全国革命理论和革命文化的中心阵地。许多爱国的理论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学者志士，纷纷来到延安，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人才荟萃的地方。抗战期间，边区成立了哲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抗日问题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党建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文化协会30多个，经常进行学术讨论，研究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陕甘宁边区还出版了30余种报刊杂志及大量社会科学书籍。延安又是向全国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心，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出版发行马恩列斯著作即达50种（册）。革命理论和革命文化，武装了群众的思想，它对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坚持抗战，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和指导全国抗战卓有成效，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成为国内外所瞩目和向往的地方。青年学生成批地奔赴延安，爱国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不断来到延安，国外友好人士也冲破重重阻力，到延安和边区各地服务和访问考察。继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之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海军军官卡尔逊、苏联友人白列斯托夫、马里果夫、英国记者贝恃兰、德国记者希伯、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一行、印度医疗队柯律华一行等，相继来到边区，许多记者对边区的所见所闻，作了客观的报道。英国记者贝特兰说：“延安虽小，却的确有它的首府气象。而且从政治上说来，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因而在统一战线之中起着日益增加的作用，所以也许可以算得中国的第二重要的城市了。”在这里“‘虚伪、信命和徇私’……被坚决地全部推翻了。单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共产党的革命不是含糊的。”[（英）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6年版，第98、136页。]

二、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各敌厅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全国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同陕甘宁边区存在着依赖关系。作为首席抗日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在全国，在一切抗日根据地中，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

陕甘宁边区是培养训练抗日干部的重要基地。全国抗战爆发后，大量的培养和造就干部以适应全民族全面抗战的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万分急迫的任务。在这里，中共中央先后创办了20多所各类干部学校，培养训练出政治、军字和文化技术干部4万余人。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革命干部的熔炉，使大批工农干部提高了政治军事理论和文化水平，使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提高了思想觉悟，得到了锻炼和改造，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坚强的革命干部，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全国各条战线。

陕甘宁边区在保证后方大量脱产人员供给的同时，还经常向前线运送粮食、被眼、医药以及其他物资，并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畜力支援前线。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承担了八路军的大部分重伤病员的医疗任务，还安置退伍残废军人1.5万余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8万余人，使前方将士无后顾之忧。

三、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

陕甘宁边区虽然人口下多，面积不大，原有经济文化基础落后，但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边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边区的进步受到普遍的称赞，就连大后方的进步人士也认为“值得全国各地仿效”。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第一个彻底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边区实行的“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方式的民主选举，使各级政府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从而奠定了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边区实行的参议会民主制，是抗战时期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的最重要的民主制度。边区参议会不仅是代表边区各党派、各阶级利益的民意机关，而且也是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这里是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区域，这就是边区的特点，我们希望这个特点普及于中国。”“全中国也应该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华报》1938年7月15日。]

陕甘宁边区又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试验区。示范区。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政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立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实行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各项主要任务在这里都得到了实行，成为全国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取得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宝贵经验，造就的大批建设人才，对指导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陕甘宁边区是坚强的抗日堡垒。由于边区民主制度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边区的抗战动员工作是全国进行得最早、最充分的地区。边区成立的“民族抗战后授会”，下辖的抗日救国民众团体有25个，其分支机构遍布于边区各地，参加的人数占到总人口的80％以上。边区自卫军扩大到22.4万亲人。边区大批青壮年积极参军参战，走上抗日前线。

由于边区军民密切配合，进行全面的抗战，形成了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不但使具有陆空装备优势的日军始终未能突破边区河防，而且使匪特的捣乱破坏和国民党顽军进攻未能得逞。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始终是一个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坚强抗战堡垒。

陕甘宁边区是自力更生的榜样。边区由于土地贫瘠，经济落后，脱产人员不断增多，财政十分困难，特别是由于国民政府停发边区经费和八路军军响，敌伪对边区实行封锁政策，再加自然灾害的影响，边区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边区军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生产自给”，“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使边区克服了困难，而且为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成为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战胜困难的典范。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尽了极大的努力，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示范区，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毛泽东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页。]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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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第一节 “七·七”事变后，日本把中国东北变成扩大侵略的兵站基地

“七·七”事变后，日本极为重视中国东北在其扩大侵华战争中的作用。

一、命令关东军出动部队，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立即于7月8日晨召开会议，判断“苏联因内部纠纷及干岔干事件[1937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在黑龙江干岔子南水道击沉苏军炮艇1艘，击伤1艘。]的教训，目前北方可望平安无事。因此，应乘此时机对冀察给予一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听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3页。]

同时，关东军司令官向参谋总长提出报告称：“鉴于华北局势，已令独立混成第1、第11旅主力及航空部队之一部做好立即出动之准备”。[（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3～154页。]

当时，关东军序列如下：

司令官：　植田谦吉上将

参谋长：　东条英机中将

第1师：　师长　河村恭辅中将

第2师：　师长　冈村宁次中将

第4师：　师长　松井命中将

第12师：　师长　山田乙三中将

独立混成第1旅：旅长　酒井镐次少将

独立混成第11旅：旅长　铃木重康中将

第1～第5独立守备队

骑兵集团（骑兵第1旅，骑兵第4旅）

骑兵第3旅

关东军飞行集团[飞行集团，系飞行师的前身，1937～1942.4.15以前称飞行集团，以后称飞行师。]

7月8日20时10分，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兹因暴戾之中国第29军挑衅，华北发生事端。对此，关东军正以极大的关心和坚定的决心，严重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4页。]

关东军司令部对其管区以外的事项，独断发此声明，尚无前例。关东军在发表声明的同时，先后派遣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情报科长宫永恭次上校、情报参谋田中隆吉中校飞往东京，要求面见中央当局陈述意见，敦促中央当机立断。日本驻朝鲜司令官小矾国昭中将也向参谋部报告说。“第20师之一部已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并建议日本当局利用这个时机“推行统治中国的宏图”。[（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4页。]

日本政府和最高军事当局，为了充分发挥它所占领的中国东北这个巨大战略基地的作用，迅速占领华北及征服中国，于7月11日召开五相会议，决定“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5个师，目前暂用3个师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以加强中国驻屯军。经奏请天皇批准，18时35分由参谋总长向关东军司令官下达临参命第56号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将所属部队中的下列部队迅速派往华北：

独立混成第1旅主力；

独立混成第11旅主力；

关东军飞行集团之一部（侦察、战斗、重轰炸机各2个中队）

上述部队，自通过满华边境时起即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但飞行集团之一部则应立即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

关东军司令官在作战初期，应对中国驻屯军提供兵站交通业务之援助”。[[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7页。]

7月29日，日本又以关东军第：师之一部编成第2混成旅（旅长关龟治少将，8月1日以后为本多政材少将）。以关东军一部编成第15旅（旅长筱原诚一郎少将），以第3独立守备队编成堤支队（支队长堤不夹贵中校），派往华北，参加中国驻屯军对华北的战略进攻。

8月10日，由上述调至华北的多数部队组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官为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9月20日后为笠原幸雄少将）。8月中旬，由关东军第2师的1个营编成的大泉支队（支队长大泉基少校），编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至此，该兵团辖混成第2、第15旅和两个支队。独立混成第1旅和第11旅分别于8月16日和30日归建后，也编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10月5日，独立混成第11旅改编成第26师。察哈尔派遣兵团负责察哈尔地区的作战和与华北方面军的配合。

1938年1月4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改编成驻蒙兵团（司令官莲沼蕃中将），直属日本天皇。7月4日，驻蒙兵团改编力驻蒙军（司令官为莲沼著中将，9月12日改为冈部直三郎中将），辖第26师、独立混成第2旅、骑兵集团（集团长小岛吉藏中将）、第5通信队等，配属给华北方面军，在华中派遣军主力的协同下，参加攻占徐州的作战后，于6月中旬归建回到东北。

与此同时，日本为准备对苏作战和迫于东北抗日联军的强大压力，又不得不加强“满洲”地区的兵力。

1937年8月，将中国驻屯军第2飞行集团（集团长安藤三郎少将）调归关东军。10月，将第8师调入东北境内关东军序列，到1937年底，关东军已达5个师。

日本为进一步扩充关东军的实力，从1938年初起，关东军在师之上设集团军建制。1月，编组第3集团军。7月，编组第4集团军。同时，将第23师和第7师调入关东军。1939年春，关东军增编第6～第9独立守备队，并新编第1～第8国境守备队。5月，编组第5集团军。8月，编成第6集团军。

9月，关东军飞行集团扩编为航空兵团。

1939年10月日本关东军编制序列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中将

关东军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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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集团军：司令官 尾高龟藏中将

第2师：师长 吉本贞一中将

第8师：师长 塚田攻中将

第12师：师长 上村清大郎中将

第4独立守备队

第1、第2国境守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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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集团军：司令官 后宫淳中将

第1师：师长 横山勇中将

第8独立守备队

第5、第6、第7国境守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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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集团军：司令官 土肥原贤二中将

第11师：师长 内藤正一中将

第24师：师长 黑岩义胜中将

第6独立守备队

第3、第4国境守备队

骑兵第3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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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集团军：司令官 荻洲立兵中将

第23师：师长 小松原道太郎中将

第8国境守备队

关东军直辖部队

第4师：师长 山下奉文中将

第7独立守备队

第7师：师长 国崎登中将

珲春驻屯队

第1、2、3、5、9独立守备队

第1坦克旅

关东军炮兵队

野战重炮兵第3旅（欠一部）

关东军高射炮队

航空兵团

二、疯狂“讨伐”抗日联军，强化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七·七”事变后，日军为稳定其战略后方，以利于向关内大举进攻和加强对苏战备，更加疯狂地对抗日联军进行“讨伐”。从1937年夏到1939年3月，日伪军主要以三江（黑龙江、松花江、牡丹江）地区力“讨伐”重点，同时也对东边道地区继续进行”讨伐”。“讨伐”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计划越来越完备，反动措施也越来越毒辣。既有对抗日武装直接进行军事“围剿”的“治标”，也有动员日伪一切机构和力量，采用各种手段割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孤立瓦解抗日武装的“治本”。

关东军于1937年6月11日制定了《东北防卫地区治安整顿计划纲要》，决定“增加1个兵团的力量”参加对该地区的“讨伐”。7月16日，关东军发布第1063号命令及附件《关东军司令部关于1937年第二期治安整顿计划要领》，进一步作了具体部署。其主要做法是：

第一，日军和伪满军集中兵力首先对活跃在三江地区的抗日联军主力进行大“讨伐”。要求，“各地区防卫司令官”“彻底做好各自担任地区内的治安整顿工作”，管好各该“地区内的日满军警”；“第2、第3、第4、第5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应命令驻扎在自己防卫地区以外的部队，听从该所在防卫地区司令官的指挥，担负起治安整顿任务”；“飞行集团应根据要求，配合各兵团的‘讨伐’活动”；“日满军仍然继续做高度分散的部署”，以“充当治安整顿的中枢”；“北部东边道的治标工作，仍由满军独立进行”；对三江地区，在落叶期以后“集中使用特设游击队”。这种游击队，要在9月中旬以后组建起来；第2师两个独立连（每连定员100～150人。装备重机枪及其它所需武器，下同）；第4师两个独立连；第12师两个独立连；第4独立守备队两个独立连；第5独立守备队1个独立连。除此之外，各地区防卫司令官也可根据需要，在报告关东军司令部以后，组织使用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16～835页。]

日伪军以高度分散的部署来限制抗日武装的活动和迅速掌握情况，而特设游击队则用于对发现的抗日武装实施机动打击。

第二，日伪统治者极力推行建立“集团部落”，制定无人区的政策，以切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从而使人民群众得不到抗日联军的保护，使抗日联军丧失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集团部落”，农民称之为“归大屯”，或“归屯并户”。“集团部落”形状，一般为正方形，边长200米×200米的，收容100户；300米×300米的，收容200户。周围挖有3米多深的壕沟，上有3米多高的土墙，墙上设置铁丝网，每隔100米修一座炮楼，由自卫团、治安队以至日伪军（1个班至1个连的兵力）进行警备，人民群众的一举一动均受到监视。1934年开始在伪间岛省建立“集团部落”36处，1935年一举达到1172处。

1936年，日伪当局制定了《治安整顿三年计划》。加紧建立“集团部落”；这一年共建3361处。1937年又建立4933处，到1938年末达到12565处。

日伪当局在建立这些“集团部落”时，大批地破坏烧毁民房，迫害以至屠杀群众，仅1937年至1938年2月，为建立“集团部落”，就在伪三江省的桦川县南部地区烧毁村屯什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万余间，杀害与冻、饿死群众1.3万亲人，荒芜土地2100多垧，伤害牲畜4800余头。其中，仅冷家沟一屯就被烧毁民房300余间，伤害牲畜60头，毁掉水并7眼，无家可归的群众冻饿死30余人。

日伪当局还在“集团部落”内普遍推行街村制，实施保甲连坐，加强户口调查和报告制度，发放居住证明书、身份证，1939年8月以后又加上了指纹鉴定。“集团部落”的建立与强化，加强了对人民群众的控制，极大地限制了抗联部队的活动。

第三，日伪当局在广大城乡收缴武器，进行政治诱降和“大检举”，瓦解抗日队伍，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群众组织。日伪当局估计，在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之前，散在民间的枪械下下130万支。到1937年末，收缴总数达150万支。虽然比预计的超出20万支，但仍认为有许多枪支未收回，便大幅度增加警察力量进一步彻底收缴。1938年收缴221161支，1939年收缴143047支。[伪满治安部警务司编：《满洲国警察史》中译本，1990年版，第244、536页。]

所谓政治诱降，就是日伪军在对抗日联军进行“讨伐”的同时，组织军警官宪搜捕被打散后三三五五潜入民间的抗联人员，劝其“归顺”及通过叛徒奸细等策动抗日军政人员中的下坚定分子叛变。“归顺者”要供出同伙，填写“归顺誓约书”、“归顺批准证”，列入“归顺匪徒名册”，并接受所在地警察署每月至少一次的考察。

1936年度日伪共捕获这类人员14630人。从1938年2月起，为配合对三江地区抗日联军的“讨伐”，伪满警察全力开展了“北满地区特别归顺工作”，在各省维持会、协和会及叛徒奸细协助下，于1939年策动救世军军长王荫武、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谢文东、第9军军长李华堂等，先后率多名部下叛变投敌。日伪在东边道地区进行“讨伐”时，也由日伪军警一起在现地组成了“省归顺工作班”，伪满警务司组成“中央特别归顺班”，对抗日联军部队开展了瓦解工作。

1939年10月，日伪开始“东南部地区治安整顿工作”时，重又组成了“特别临时归顺工作班”，与“讨伐”相呼应，瓦解抗日联军1000多人。[伪满治安部警务司编：《满洲国警察史》中译本，1990年版，第290～210页。]

日伪当局除以军事“讨伐”与招降相结合，“围剿”抗日武装之外，还在军事“讨伐”地区和其他地区实行所谓“大检举”，搜捕与残杀共产党员、爱国志士和民众，摧残与破坏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反日党派的组织和群众团体，使整个东北地区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所谓“三年治安整顿”期间表现尤为猖狂。

1937年4月15日，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和伪滨江省警务厅破坏了中共哈尔滨市特委及其所属地下组织之后，又破坏了中共大连市委、磐石中心县委、柳河县委和抚顺特支等。这次大逮捕一直持续到11月，先后共有745人被捕入狱，其中19S 人惨遭杀害。[《黑龙江党史资料》第7辑，1986年，哈尔滨出版，第215～216页。]

据伪滨江省警务厅司法科司法股长筑谷章造在1954年8月18日写的笔供：“在四月十五日早晨一齐动手……逮捕总数是二百零七名……将其中四十三名判处死刑，四十名处有期或无期徒刑”；“关于大连、柳河、磐石等地……共逮捕约三百人，判处死刑的一百余入”。[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6～108页。]

1938年3月15日凌晨起，佳木斯日本宪兵队及所属各县宪兵分队、分遣队与当地日伪军警计1000余人，根据长期侦察和叛徒告密而掌握的情况，在伪三江省的汤原、依兰、桦川、富锦、勃利五县及佳木斯市，实行“一起大检举”，制造了“三·一五”事件。这次“大检举”持续到7月8日，有共产党员及抗日群众328人被逮捕，其中8人被杀害，81人被判处有期或无期徒刑，[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6～187，190～191页。] 使上述一市五县的中共地下组织和救国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使东北抗日联军失掉了地方党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的有力支援。

第四，日伪当局采取严厉的经济控制和经济封锁措施，妄图使抗日联军失去生存和战斗的条件。“七·七”事变后，日伪当局对农产品的购销采取了垄断政策。

1938年8月，制定了《米谷管理制度纲要》。

11月公布了《米谷管理法》和《满洲粮谷股份公司法》，规定稻米、高梁、玉米、谷子、大豆等粮食的购销、加工、运输均由伪满政府控制。同时，还规定“集团部落”不许到4公里以外去种地。秋收时，要清查地亩，核实产量，强制农民如数缴粮，防止瞒产私藏，如有私人买卖粮食，一经警察密探查知，不仅粮食要没收，还要严加惩处。另外，在抗日游击区附近的大小城镇，实行物资专卖，用各种复杂手段对购买者加以限制。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实行“配给制”，特别是对布匹、棉花、胶鞋、食盐、药品控制更加严格。

凡是资助、供应抗日联军或代为采购枪弹、粮食、服装、医药等物资者，一律按所谓“经济犯条例”，以“通匪”罪论处。

总之，日本侵略者通过这些反动措施，妄图使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分离，尽快消灭抗日武装，以实现其把中国东北变成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的目的。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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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第二节 东北抗日联军积极配合全国抗战

“七·七”事变后，东北沦陷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东北地区局部抗战变成全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16页。]

因此，配合全国抗战，袭击敌人后方和削弱敌人兵力，钳制日本侵略军入关，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新的抗战形势增强了东北抗日军民的抗战必胜信心，使东北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见附图8）

一、策应全国抗战，掀起东北抗日斗争的新高潮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第二于，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后，东北各地党组织、抗联各军也向广大东北人民发出抗日救国的号召，并积极地领导东北抗日军民的对敌斗争。

1937年7月25日，在中共南满省委领导下的抗联第1路军发表《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全体同胞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原则，乘机崛起，为“恢复中国人之东北”而战，接着于8月20日，发布由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字署名的布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野心，号召东北人民在全国总动员之下，“响应中臼大战，暴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为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而奋斗”。8月25日，中共吉东省委以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名义发布《关于抗日救国宣战运动的紧急通知》，提出了东北抗日军民的斗争任务：动员群众以一切财力、物力、人力援助抗日联军，号召伪军哗变，反正救国，集结抗日部队破坏敌人铁路交通等，动摇敌人后方，同关内对日作战相呼应，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9月18日，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也发出紧急通知，号召东北人民为配合全国抗战而积极行动起来，抗捐抗税，反对劳役和征兵，反对归屯和建立“集团部落”，破坏敌人兵站、仓库、交通，参加抗日队伍，袭击和消灭日本侵略军。

在全国抗战的鼓舞下，东南满、吉东、北满抗日游击区的广大群众，热烈响应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号召，秘密组织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支持抗日联军。仅据北满的汤原、依兰、桦川、富锦4县统计，抗日救国会和分会共发展到103个。一些地方还组织起游击连、农民抗日自卫队等抗日武装。依兰、佳木斯、富锦各地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参加抗日队伍。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卢沟桥事变，鬼子打进关。杀人放火，到处起狼烟。

这一日，众百姓，扛枪上了长白山。”[《东北人民抗日歌谣选》.第25页。]

歌谣生动地反映了广大群众抗战杀敌的热情。至于以物资援助东北抗日联军，更成为群众的普遍行动。送粮食、运武器的到处都有，就连开明绅士也都行动起来了。他们在春秋两季给抗日联军送粮、送菜，杀猪做饭，慰劳部队。

1937年8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从桦川县火花沟向依兰县境转移途中，于20日到24日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在“九·一八”国耻日，组织松花江下游地区爱国群众举行抗日反满大暴动。9月5日，中共汤原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制定了组织暴动的具体方案。抗日联军第6军第3师积极配合。同时，还派人加紧修理土枪、土炮，赶制大刀、长矛，力暴动作了充分准备。

9月17日和18日两天，汤原县格节河区人民举行抗日反满大暴动。1000余名暴动群众在宝宝山集会，县委领导人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话，号召大家不忘“九·一八”，不忘国耻，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与会群众群情激愤。接着，暴动群众手持武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沿途散发了《告同胞书》等6种标语和传单，同时割断了汤原县城至莲江口等地的电话线。砍倒电线杆30余根，烧毁公路桥梁数座，完全阻断了通往汤原具城和佳木斯的交通。驻守在格节河区丁家粉房的日本守备队，受到群众抗日暴动的威慑，整日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外出，并于20日深夜狼狈逃走。在格节河人民进行抗日反满暴动的同时，汤原县龙区、鹤区、汤区也相继发生了反日暴动。这些抗日反满暴动，严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者，表现了广大东北人民不甘作亡国奴、誓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反抗精神，在松花江下游地区掀起了抗日斗争的新高潮。

在全国抗战和人民反日斗争高涨形势的影响下，许多地方的伪军和伪警发生动摇，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伪军伪警纷纷反正，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

1937年7月12日，宁安县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150人，经抗联第5军第1师参谋长张镇华等人进行积极工作之后，由大队长李文彬毅然率领全队倒戈抗日，击毙日本指导官津村昌、日本教官加藤直秋等8名，焚毁森林警察队的防所及附属设施，携带全部武器装备投向抗联第5军。7月15日，官兵被编为抗联第5军警卫旅，李文彬任旅长，张镇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团。力欢迎该部反正抗日的爱国行动，抗联第5军举行了军民联欢誓师大会，发布了《三道河子森林警察队反正抗日救国告各地民众及满军满警书》，指出：“为挽救中国的危亡……各地满兵、满警现在就应当一齐哗变出来，反正救国”。[《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会后，周保中军长亲率警卫旅移师依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继三道河子森林警察大队起义之后，驻依兰伪军第38团机枪连等共118名士兵，于8月21日携带迫击炮1门，轻机枪4挺，重机枪1挺，步枪100余支举行起义，参加了抗日联军第6军，被编为第1师第6团。9月10日，驻勃利伪军第29团600余人，也在牡丹江东小河沿附近反正，加入抗联第8军。这些伪军警起义，引起了驻守在依兰、桦川、富锦、宝清一带的伪军第23、第24、第26、第30、第35团以及第38团残部的动摇，致使伪统治者惊恐异常。为防止伪军起义，日伪当局不得不采取监视、缴械甚至遣散等办法，严加控制和防范。

二、抗联备军广泛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日伪军

在全国抗战形势的鼓舞下，东北抗日联军广大指战员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加之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伪军的不断反正，抗联队伍扩大，实力增强，为了配合全国抗战，全力钳制日军入关，各部队都猛烈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敌人。

为了适应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共满洲省委被日伪破坏后先后成立中共甫满、吉东、北满省委的实际情况，东北抗联亦随之编成第1、第2、第3路军，分别归三省省委领导。各路军划分了活动区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

第1路军（1936年7月组成）

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　副总司令：王德泰

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　杨靖宇　参谋长：安光勋　政治部主任　宋铁岩

第2军：军长 王德泰（兼）　政治委员　魏拯民　政治部主任　全光

第2路军（1937年10月组成）

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周保中　副总指挥：赵尚志（1940年2月2日任职）

第4军：军长　李延平　副军长　王光宇　政治部主任　黄玉清

第5军：军长　柴世荣　政治部主任　宋一夫

第7军：军长　李学福　政治部主任　郑鲁岩　王效明（后）

第8军：军长　谢文东　副军长　滕松柏　政治部主任　刘曙华

第10军：军长　汪雅臣　副军长　张忠喜　政治部主任　王维宇

第3路军（1939年5月组成）

总指挥：　张寿篯　政治委员　冯冲云

第3军：军长　许亨植　政治部主任　张兰生

第6军：军长　张寿篯（兼）　政治部主任　冯仲云（兼）

第9军：军长　李华堂

第11军：军长　祁致中　政治部主任　金正国

（一）东南满抗联第1路军频频出击，奋勇作战

1937年7月中旬，杨靖字亲率抗联第1军直属部队约150人从桓仁西进，拟袭击奉（沈〕吉线铁路列车，以造成抗日声势，扩大抗日联军的政治影响。

途中，在兴京县（今新宾县）永陵街附近黄土岗山中与日军松原部队遭遇，激战达6小时之久，终将敌人击退。战斗中，随军部行动的中共南满省委组织部长李东光牺牲。尔后杨靖字率所部继续在兴京、桓仁、宽甸、本溪等地开展游击活动。

9月，第1军第1师奉命到宽甸县小佛爷沟，同杨靖字率领的第1军军部会台，经过充分准备，杨靖宇指挥军部直属部队和第1师3团共200余人，于10月31日袭击了宽甸县双山子和四平街的守敌。这次战斗，采取了围点打援的部署。首先派小股部队切断四平街通往本溪、桓仁等地的电话线，只留下通往双山子的线路；同时，将主力埋伏在敌军援兵必经的要道小佛爷沟山头和道路两旁。然后分兵三路佯攻四平街，迫使守敌向双山子求援，以便诱歼驻双山子之日军。战斗开始后，驻守在四平街的日军陆岛徘急忙向各地求援。驻双山子的日军守备队接到求援的电话后，即由水出佐吉营长率领日军守备队和部分伪军，分乘3辆汽车急往四平街增援。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抗联的优击部队开始猛烈射击并发起冲锋，敌汽车一辆被击毁，水出营长及同车的日军当即毙命。此时，围攻四平街的抗联部队按计划撤向指定地点。日军排长陆岛得知援军受阻，立即率兵出四平街前去援救，结果又遭到杨靖字所率部队的截击，陆岛徘长等多人被击毙，这次战斗仅2小时便胜利结束，共毙伤日伪军营长以下40余人，烧毁敌汽车2辆，缴获步枪30余支。

12月4日，杨靖宇率领抗联第1军直属队等约300人，在本溪县南营房附近同日军川野、木越、福本部队及驻南营房伪治安队等作战。次日，该部在南营房东南之老边沟山区又与日伪军作战，前后共毙伤敌人30余名，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30支。

第1军第3师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的指挥下转战于清原、开原、东丰、西丰和抚顺、沈阳东郊等地。7月18日，该师一部在开原县东松木岭与日军冈田“讨伐队”作战，击毙冈田中校和坂本少校等13名。同月，又在清原县七道河子设伏击毁日军汽车1辆，毙敌20余人。9月13日，师长王仁斋率小分队潜入沈阳郊区，在东陵附近智擒伪奉天省公署土木厅日籍官员村上博等。

10月5日，又潜入抚顺城内洁动，使敌人不得安宁，10月下旬，王仁斋率队返回清原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钓鱼台遭到敌人伏击，英勇牺牲。

抗联第2军在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该军政委魏拯民的领导下，也在额穆、辉南、闬江（今靖宇）、抚松、桦甸等地同日伪军英勇战斗，屡创敌军。

1937年8月，第2军独立旅之一部，在额穆老黑顶子与伪军作战，给敌人以有力打击，9月，第4师教导团在柳河与日本守备队和伪军作战，击毙日军营长以下10人。第5师在穆棱二站设伏，击毙日伪军20余名。第6师教导队一部在抚松西岗与伪军展开激战，毙伤敌人20余名。

10月26日，魏拯民指挥第2军教导团、独立旅和第6师夜袭辉南县城，取得重大胜利。辉南县城是日伪在南满的重要军事补给基地，驻有100余名日军守备队，还有一支60余人的伪警察大队和部分自卫团武装。战斗前，抗联攻城指挥部派侦察员对城内敌人军事设施、兵力部署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侦察，做出了周密的战斗部署。

26日凌晨2时，攻城开始，主力迅速从敌人防守较弱的南门攻入城内，敌人仓促应战。在抗联部队凌厉攻势下，20多名日军被击毙，并解除了部分伪警察的武装，受到打击的伪军龟缩回去再不敢出动。抗联部队立即打开敌军仓库和洋行，搬出大批粮食、布匹、棉花、药品等军需物资。对群众则秋毫无犯，还散发了《告民众书》、《告满军士兵书》等抗日救国传单。拂晓，结束战斗撤出具城。这时，前来增援的日伪军和海龙治安队，也遭到打援部队第6师第8团的迎头痛击。此次战斗，击败守城的日伪军，缴获大批物资，解决了部队所需冬装，扩大了抗日联军的政治影响，给群众以很大鼓舞。

辉南战斗以后，部队又分散活动，第6师第8团转往临江一带，独立师一部仍随第2军军部活动。11月中旬，魏拯民率部进人濛江县活动。12月，在江排子大森林中夜行军时发现敌军的一处宿营地，敌人正围着一簇簇火堆休息，枪支架在一旁，魏拯民指挥部队以突然袭击歼敌200余名，井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及两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抗联第1、第2军积极配合作战，在南满铁路沿线的两侧到处袭击敌据点，炸毁列车，焚烧军人库。在半年多时间里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数十次战斗，歼灭大批日伪军，并在盘石、柳河、临江、长白等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把南满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二）吉东抗联各军英勇战斗，消耗日伪军事力量

“七·七”事变后，抗联第4、第5、第7、第8、第10备军在中共吉东省委的领导下，在西起哈（哈尔滨）长（长春）线东侧，北达松花江右岸，东抵乌苏里江畔的广大地区，对日伪军积极发动进攻，扰乱了敌人后方，造成了很大声势，取得了许多军事上的胜利。

1937年7月14日，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第1师埋伏在穆棱县十站西盘道岭，袭击由牡丹江开来的日伪军用火车一列，击毙日军100余名、伪军30余名，击伤众多。7月25日，第5军第1师一部利用内部关系，解除了刁翎腰围子伪警察队及自卫团防所的武装，俘敌23名，缴获步枪21支、手枪2支。25日，第5军第1团第3连、教导队及第4军第3团，在三道通经6小时廖战，击退日军170余人的进攻，击毙日军少校、中尉军官以下10余人。

8月3日，该部队在刁翎兴隆沟、双鸭子“集团部落”，解除了自卫团的武装。8月13日，抗联第2、第4、第5、第8军各一部共250人，在第5军副军长柴世荣指挥下，对在三道通修建兵营的120余名日军发动攻一击，激战半日，毙伤日军40余人，缴获步枪4支、子弹500发。8月14日起，抗联第5军军长周保中指挥警卫旅在十大户与日军激战一天，毙敌官兵20余人，8月15日，抗联第5军第1师第2团，在牡丹江五河林半拉砬子设伏，击毙日伪军20名。以后，该部向绥宁西老爷岭方向推进，不断袭击敌人兵站，破坏交通运输。

8月21日，日军黑石部队600余名骑兵再次从孟家岗出动袭扰。抗联第5军军长周保中指挥第5军警卫旅、第8军第3师及独立师等部队共400余人，经过周密侦察和准备，用伏击战歼灭了这支日军大部。战斗前，抗联第5军警卫旅埋伏在五道岗南北高地1.5公里长的阵地上，隐蔽待机；第8军和独立师骑兵部队担任诱敌任务。是日10时，日军骑兵先头部队被诱进伉联部队伏击圈，接着日军骑兵主力也进入抗联部队伏击地区，这时，担负伏击任务的警卫旅战士一起向敌人进行猛烈射击，敌人被打得人仰马翻，顿时秩序大乱，数次企图冲出伏击圈皆被击退。与此同时，抗联诱敌部队也趁势向敌先头部队实施反击，将敌人压缩到岗南大道两侧。

15时，抗联部队全线发起冲锋，敌骑兵200余人拼命突围，向太平镇逃去，16时，战斗结束。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300余人，打死战马200余匹，缴获钢盔、马刀、弹药等战利品甚多，五道岗伏击战后，这里的日军半个多月不敢外出骚扰。周保中近回牡丹江岸四道河子第5军军部，警卫旅由第5军第2师师长王光字率领向主清转移。途经太平川时曾伪装成日军“讨伐队”，打开反动地主李家大院。

随后在富锦县安邦河又与敌人激战，接着进入宝清与第5军第2师第5团会合。8月22日，第5军第1师第3团在师参谋长王毓峰和该团团长领导下，解除了伪军张营第3连的武装，击毙伪军1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72支、子弹万余发、皮大衣100余件。

东北抗联第4军自成立以来，转战于宝清、密山、饶河、虎林、勃利一带。1937年8月，第4军代军长李延平指挥第4军和第5军各一部，在二道河子公路上成功地优击了来自宝清的一支日军部队，歼敌100多人，缴获步枪100多支、轻机枪3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抗联第7军指战员积极发动群众，反对敌人的“集团部落”政策，宣传抗日武装统一战线政策，分化敌人，争取伪军哗变。这一系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第7军的队伍不断壮大，并组建了一支骑兵部队。

1937年9月，为了对付敌人的冬季“讨伐”，第7军全部集中到虎饶地区，积极准备和储藏给养，在山区建立密营地。

东北抗联第8军是由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救国军改编而成。自1936年9月成立起到1937年10月，这一年的时间里，各部队积极活动在依兰、方正、勃利、桦川等广大地区，密切配合各联军部队，同日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给日本侵略青以沉重打击，为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东北抗联第10军在汪雅臣军长率领下，经常袭击舒兰、五常、苇河一带日伪据点，并北进至延寿、方正一带，配合抗联第3军作战。

1937年夏，第10军100余名战士攻打山河屯伪警察队，缴获其全部武器弹药。

为了进一步发展吉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9月27日，周保中在牡丹江左岸的四道河子主持召开中共吉东省委常委工作会议，决定继东北抗联第1路军之后，将吉东各抗日部队组编力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组织筹备委员会及成立总指挥部，以加强领导。

10月1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筹备委员会成立，并发表通告，周保中任第2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随后，周保中先后到主清、饶河等地，对抗联第4、第5、第7军进行整顿，井率领部队向敌人发起新的进攻。他们利用夏秋季节，在图（图们）佳（佳木斯）铁路以东、松花江南攻击日军薄弱据点和屯垦军，取得许多胜利，第5军第3师第8团袭击驼腰子敌人采金船，经过激烈战斗，将保护该船的武装人员全部缴械。第9团又在虎林黑咀子街后营救出200多为敌人筑路的工人，并卡住敌人运货车，获得大批物一资。

10月下旬，第5军第2师与警卫旅等部队，攻破富锦、宝清之间大孤山伪军防所，击毙敌军10余人，日本指导官和伪署长狼狈逃窜，团总以下50余名伪军被俘，缴获步枪50支、手枪2支。此后第5军军部转移到依兰，同第8、第9军部队联合打击日伪军，进行了许多战斗。例如：11月5日在依兰大岭顶子截击日伪军卡车战斗；9日小烧锅战斗；17日路家屯战斗；19日大苇子沟战斗；12月12日依兰横道河子战斗等等。

11月，第5军第1师第5团第2连与第2军第5师部队，在刁翎西北楞一带同日军骑乓部队激战5小时，毙敌17名，伤敌9名。12月12日，抗联第5军和第7军各一部联合作战，袭击宝清七星河镇，取得了1937年冬季反“讨伐”斗争的又一胜利。第5军在1937年一年之内在一系列大小战斗中，共歼敌1000余人，毙伤日伪军官百名以上，缴获枪支弹药、马匹、军需品甚多。由于游击战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抗日胜利的信心，各师、团都有扩大，第2师新编了1个游击团，军部教导队扩编为教导团。

东北抗联第4军经过整顿后，加强了中共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组织性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在1937年冬季反“讨伐”斗争中，第4军在第5军部队的配合下，积极主动地向敌人展开进攻。同年冬，第4军副军长王光字率领第4军与第5军各一部共100余人在宝清活动时，遭到数百名日军“讨伐队”包围，该部在王光字指挥下奋力反击，毙伤日军40余人，突围成功。

12月28日，王光字率领第4军与第5、第8军各一部共100余人，在反日救国会的配合下，袭击了桦川县聚宝山伪警察署，缴获警察署全部武装，计轻机枪1挺、步枪140余支、手枪6支和大量弹药，部分伪警人员在中共抗日救国政策的感召下，自愿参加了抗联部队。不久，抗联第4军在孙大脖子缴获伪军1个连的武器，得到轻机枪2挺，步枪100余支和一些其它物资。

抗联第7军和第5军一部骑、步兵共400余人，于12月12日民合袭击了七星河镇，消灭伪军1个连，毙伤日军30余人，其中击毙日本指导官和教官各1人，缴获步枪200余支、轻机枪4挺、重机枪1挺、迫击炮1门和其它许多军用物资。

抗联第10军，在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部成立以后，仍继续战斗在五常、舒兰一带。

中共吉东省委、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部对所属各军进行整顿的同时，根据部队发展和斗争形势的需要，于1937年10月成立了下江联军教导队，专门训练团以下干部。抗日联军第4、第5、第7、第8军共派出10Q 余名学员参加训练，翌年3月结束。这些部队经过整顿和干部训练，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提高了组织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使部队进一步巩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为进行更加艰苦的抗日斗争做好了准备。

（三）北满抗联部队积极开辟新游击区，主动进攻日伪军

根据北满临时省委的指示精神，东北抗联第3、第6、第9军及独立师，分别在松花江下游两岸和小兴安岭西麓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内的广大群众与抗联部队相呼应，积极开展扒铁路、毁桥梁、割电线、袭击敌人兵站、破坏交通枢纽等斗争，扰乱敌人后方，严重威胁着日伪在北满的统治，被日军称为“北部国防线上的心腹之患”。[《解放日报》1946年5月13日。]

抗联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在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即发展到10个师。第1、第2、第3、第8师，活动在松花江以南的宾县、珠河、延寿、方正、苇河、五常、双城等县。第4、第10师活动在依兰、桦川、富锦、勃利、萝北、宝清、密山等县。军司令部直接领导的第5、第6、第7、第9师，活动在松花江以北的汤原、通河、巴彦、木兰、东兴、铁力、庆城、海伦、通北、龙门、奇克（逊克）等县的一些地区。

1937年7月，赵尚志率领部队在通北县境内多次袭击伪警察分驻所，给伪警以沉重打击。7月10日凌晨2时左右，袭击该县王通使屯，烧毁该屯警察分驻所，活捉分驻所长等5名，缴获步枪、手枪13支，马30匹，同年7月，第4师师长郝林率部在勃利县青龙山小五站一带活动时，遭到勃利县200余名日伪军的包围，郝师长掩护部队突围，不幸中弹牺牲，陆希田继任第4师师长。随后，该师成功地策应了20余名伪军哗变，并将40余名伪军缴械。

11月，第4师部分骑兵与第6军第：师共250人联合编成模范师，挺进饶河、抚远境内活动。同年冬，他们与抗联第7军共同在乌苏里江岸国宫镇、蒿通镇等地袭击敌人。第3军第5师骑兵部队在师长景永安率领下，在依兰以东肖家屯与驻四合山的日伪军激战，给予敌人很大杀伤。尔后，该部又与第5军警卫旅第1团一起，在小门傅屯同日军150余名骑兵战斗3小时，毙伤敌人20余名，活动在海伦的第3军第6师第73团，同年秋在师长张光迪率领下，攻占侯家大屯，摧毁了伪警署；俘虏了伪警察署长和伪警察多名。

第3军第9师在师长李振远率领下活动在汤原西部地区，7至10月间多次与日伪军作战，共缴获步枪100余支、轻重机枪6挺、炮1门、子弹数万发，击毙日军七八十名，俘虏伪军数百名。

11月间，第3军第9师根据军司令部的指示，经通河、木兰转战到海伦，与第3军第6师第73团会合，共同开展抗日斗争。

抗联第6军在军长戴鸿滨率领下，也积极在松花江下游及小兴安岭西麓开展游击活动。为反对“集团部落”政策，开辟三江平原游击区，首先在集贤夹信子解除了反动地主自卫团的武装，没收其全部资财。1937年7月，戴鸿滨率领军部保安团、特务连和第2、第4师共700多人进行西怔，穿越小兴安岭，到达海伦县八道林子与第6军第3师先遣部队会师。随之乘胜攻击敌军重要据点叶家窝堡和吕缸烧锅，歼敌30名，缴获重机枪1挺，尔后，第6军远征部队又转战于绥棱、通北等地，攻克朱家站，缴获大量军需物资。8月中旬，戴鸿滨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返回汤原。9、10月间，戴鸿滨率部返回汤原，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此期间，第6军第5师开辟了绥（滨）同（江）抗日游击区，多次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同年10月，第5师在绥滨、同江连续袭击“集团部落”，不断打击农村保甲制伪政权，分化与争取伪警察，从而解除了绥滨第5区伪警察署和自卫团武装，缴获步枪40余支。11月，第5师蒲鸭河后方密营遭到敌人破坏，师部率领第1、第2团越过松花江进入富锦县别拉音山西部地区，与抗联第11军师长李景荫部会台。不久，这两支部队共300余人袭击了伪军第4军管区教导队，击毙日本教官1人，俘虏伪军10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00余支。

12月，抗联第6军争取了依兰县暖泉子伪自卫团团长张广文率领40名自卫团员起义抗日，经中共富锦县委同意，将该部与安那河游击连合并编为抗联第6军第4师第17团（张广文任团长），主要活动在汤原西部地区，保卫北满临时省委机关和第6军后方基地。

东北抗联第9军自改编以来，在松花江下游地区配合第3、第6军英勇战斗，打击敌人。根据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对部队进行了必要的整顿，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划分了作战区域。军部在方正县大罗勒密先后开办3期军政训练班，共训练了100多名干部战士，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第1师政治部主任郭铁坚率部活动在依兰、方正一带。第2师政治部主任王克仁率部在勃利一带活动；9月，转赴主清，与抗联第5军第2、第3师一起开展游击活动。

抗联独立师在祁致中率领下，战斗在富锦、宝清、桦川一带。1937年7月，独立师一部袭击了富锦县七区伪警察署，然后直驱同江县五顶山，攻下伪自卫团防所，解除37名团丁的武装。8月，又袭击了宝清县凉水泉子伪警察分驻所。此间，独立师第2旅政治部主任金正国率部在桦川县孟家岗长碰子，伏击向佳木斯护送驼腰子金矿黄金的一连伪军，当场击毙伪军杨参谋长等10余人，其余向独立师投降，缴获100余支枪和数百两黄金。8月21日，独立师一部与第8军第3师配合，将桦川县孟家岗日军黑石部队骑兵之一部诱至五道岗大道第5军警卫旅伏击圈内，协同攻击，取得重大胜利。同年10月，抗联独立师在富锦第二区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军部下辖1个师，师长李景荫；师下辖3个旅。

另有军部保安连和少年连。第11军编成后，部队分开活动，立即投入新的战斗。第1旅仍留守依桦地区，协同其它留守部队，保卫后方基地安全。

11月初，日军开始“冬季大讨伐”，日军步、骑兵约2000名在飞机、坦克和装甲车的支援下，向桦川、富锦、主清等地的抗联部队实施进攻。

11月1日至12日.日军恃设桥场游击队和宪兵队一起，对桦川具七星砬子山里的第11军根据地密营发动进攻。第11军密营遭到严重破坏。

11月12日祁致中率领军部和第3旅第7团，在富锦县富亭岗西北的黑鱼泡附近，同日伪军激战3小时，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11月下旬，该部又到同江县十一甲以及阳川等地缴了伪自卫团130多人的枪械。

12月末，军长祁致中赴苏求援。部队由师长李景荫率领坚持抗日斗争。

总之，东北抗联各军从“七·七”全国抗战爆发之后至年底，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广阔地域，广泛开展了抗日游击活动，先后作战300余次，打击日伪“讨伐队”，破坏敌人交通和通信设施，袭击日伪军事据点，歼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钳制了10余万日军兵力，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全国抗战，同时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抗日联军队伍也进一步壮大。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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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第三节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

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严重地打击了日本殖民政策的实施，钳制了大批日军人关作战，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日本为消灭东北抗日联军，解除其后顾之忧，以便充分地利用它在东北的这块占领地，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从1938年起，大量地向东北增兵，对东北抗日联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讨伐”。同时，对东北人民和抗日志士，加紧推行其世界上罕见的野蛮的法西斯统治措施。因此，给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带来极大的困难。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的广大指战员，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中，一方面不断克服着自身存在的严重弱点，一方面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34页。]

一、东北抗联各军进行西征和分区作战

1938年以来，日本侵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各部队加紧实施分区包围，多路“扫荡”，采取“铁壁合围”、“蓖梳山森”、“来回拉网”等办法，企图把抗联队伍一网打尽。特别是对南满和抗联部队比较集中的松花江下游地区用兵更多，“扫荡”的规模更大、更残酷。日伪军在南满“围剿”杨靖字率领的抗联部队，一次就出动11个军管区的兵力。在松花江下游，日军用4个师以上的兵力和大批伪军，进行长期的“三江大扫荡”，对吉东省委和抗联第2路军所在地的依兰、刁翎地区，日军9000人“围剿”达6个月之久。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抗联各军决定向西远征和分区作战。

（一）抗联第1路军向山区转移，中共南满省委召开老岭会议，部队改编力3个方面军

战斗在南满地区的抗联第1路军，冲破敌人1937年冬季“讨伐”后，决定留第1师在桓仁、宽甸、本溪一带坚持游击战争；由杨靖字率领第1军主力于1938年初北上，开辟辑安老岭抗日游击区，实施分区作战。3月13日，第1军直属部队共500余人，奇袭修筑中的通（化）辑（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该部兵分三路，同时袭击了老岭隧道西口的施工现场、十一道沟发电站和十二道沟供应仓库，全歼守敌，烧毁了大批建筑材料，破坏了机器设备，大获全胜。翌日，该部队又在杨靖字率领下，在距老岭西南10公里的十七道沟，与前来追击的日军部队及伪警察队120人激战4小时后，安全转移。4月，拔除了太平沟等敌据点。5月，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2军政委魏拯民率领抗联第2军一部，自辉南、金川、临江一带来到老岭山区，与杨靖字会晤。抗联第1、第2军会师后，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1路军总部于1938年5月11日至6月初在辑安老岭五道沟联军密营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即第一次老岭会议。会上根据全国和东南满地区敌我斗争形势，决定了“在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中，保存实力，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的方针；并提出为打通与关内八路军的联络，第1军应再次组织西征。会议还补选魏拯民兼任第1路军副总司令。

老岭会议结束后，抗联第1路军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在准备再次西征的过程中向敌人展开了猛烈进攻。6月6日，魏拯民率部按预定计划先攻下通辑公路上的蚊子沟敌据点，以诱敌前来增援，杨靖宇则率领第1军主力部队埋伏在蚊子沟西南方的公路两侧，待机歼敌。6月12日，伪军索景清旅第32团一部共140亲人前来搜索时，在家什房子沟口彼杨靖宇指挥的伏兵全部歼灭。接着，杨靖字指挥抗联第：军教导团和第2师共600余名，连续两次袭击修建中的通辑铁路土口子隧道工程现场等，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其中6月24日第二次袭击时，有许多被解放的中国劳工当场参加了抗日联军。日本工人福间一夫也一起参加抗联队伍，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在此期间，抗联第2军第4师转战在惮甸、蛟河、延吉等地，曾袭击蚊河县大青配“集团部落”，歼灭日军守备队20名，还在蛟河县漂河地区夜袭过日军部队。第5师在陈翰章指挥下，配合抗联第5军攻打了宁安县杨木背，击毙日军守备队30人；袭击了宁安县陡沟子“集团部落”，将自卫团全部缴械并处决作恶多端的伪自卫团长。第6师在金日成率领下转战在抚松、闬江、临江、辉南一带。6月下旬，攻克抚松县南岗伪军第3团炮台，歼敌80人。

7月，在辉南击溃70名伪军的进攻，毙敌26名。接着又在闬江头道花园与200名伪军激战，取得了胜利。

正当老岭山区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发展的时候，传来了抗联第1军第1师师长程斌在本溪境内率部叛变的消息。抗联第1路军总部随即于7月中旬在老岭山区召开紧急会议，即第二次老岭会议，决定取消第1军再次西怔的军事行动计划；统一改变部队编制，撤销第1军、第2军番号，组成警卫旅和3个方面军，实行1区作战。以后，抗联第1路军先后进行了改编。警卫旅由原第1、第2军教导团合编而成，在杨靖宁的直接领导下，活动于金川、闬江、辑安一带。第1方面军由原第1军第1师编成，主要活动在辑安、临江、通化、金川、辉南、闬江等地。第2方面军由第2军第6师编成。主要活动在长白、抚松、临江、闬江、和龙、安图、延吉、珲春、敦化、额穆、桦甸、宁安等地。

1938年8月2日，杨靖字指挥抗联第1路军警卫旅和第1方面军一部共400余人，在辑安县城北方的长岗附近山地，伏击伪军索景情旅骑兵第42团和步兵第32团余部，经激烈战斗，毙伤敌人60余名，俘虏30余人，其中击毙日本指导官步兵上尉高风武治和骑兵中尉西田重隆，缴获机枪9挺、步枪130支、手枪4支及其亡许多军用物资，彻底消灭了这个号称“满洲剿匪之花”的伪军索旅。9月下旬，杨靖宇率部离辑安北上，向河里山区转移，在1个多月的行军中，沿途同敌人进行了14次战斗。

10月17日，部队渡过浑江到达临江县外岔沟，准备通过四方顶子向河里前进。不意遭到日军部队及1500多名伪军的重重包围。敌东边道“讨伐”司令乘飞机在上空指挥，双方激战竟日。抗联部队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未能突出重围。18日，夜幕降临，敌人进一步缩小包围圈。

杨靖宇沉着果断，指挥部队从敌人兵力薄弱处奋力突出重围，使日本侵略者长期策划消灭杨靖字部队的阴谋计划遭到破产。从此以后，杨靖宇率领第1路军总部警卫旅等转战在桦甸、金川、上江等具境，并于1939年春攻打桦甸县柳树河子、木箕河及敦比大蒲柴河等敌据点，连续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与此同时，第1方面军几度进出辑安县境，多次袭击伪警察署和“集团部落”。

第2方面军在临江分兵活动，转战在长白、和尤及安图、辉南等县。还曾过鸭绿江到朝鲜境内进行游击活动。第3方面军是于1939年7月最后完成改编的。在此之前，第4师和第5师曾配合总部警卫旅分别进行过攻打木箕河和袭击镜泊湖北湖头水电站工程等战斗。改编后，8月在安图县大沙河、大酱缸等地又取得了歼灭日本宫本“讨伐队”等重大胜利。

抗联第1路军自1938年7月决定改编为3个方面军，至1939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在杨靖字、魏拯民的统一指挥下，实行分区作战，积极打击敌人，使日伪军不得安宁，据日伪统计，仅1939年6至12月。抗联第1路军就与日伪军进行战斗276次，其中总指挥部49次，第1方面军23次，第2方面军41次，第3方面军55次，归属不明部队108次。其中第3方面军尤为活跃。[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1939年。]

在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杨靖字总司令收到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1938年11月5日发出的《给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向沦陷在敌人统治下已七年多的东北同胞们，在冰夭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下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的东北抗日军队，表示最深刻的同情”，并“致最崇高的民族革命敬礼！”电文坚决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民族抗战到底，坚持持久战，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定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团结全民族的力量，继续抗战，停止日寇的进攻，以准备将来的反攻。”电文转告：“八路军一个支队曾到冀东游击。”最后“希望在东北各地的民族志士及全体同胞，在敌人后方响应与敌进行更加长期的持久的艰难的游击战争，更加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准备我国军队在将来反攻，而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182页。]

电报不仅表达了中共中央对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极大关怀，而且为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增添了坚持斗争的力量。

（二）抗联第2路军第4、第5军主力西征，总部及所属留守部队坚持反“讨伐”斗争

抗联第2路军的反“讨伐”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自1938年初开始，敌人的军事“讨伐”日益加紧，抗联部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为了粉碎敌人企图将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部队“聚而歼之”的阴谋，打通与活动在东南满抗联第1路军和挺进到热河的八路军的联系，中共吉东省委决定第2路军第4军和第5军一部作为主力，包括王荫武部救世军等共680余人，向抗联第10军活动的五常、舒兰地区转移，采取新的军事行动。

1938年5月1日，第4、第5军领导干部在主清召开会议，制定了具体行动计划。这支西征部队分步兵、骑兵两路，统一由吉东省委书记兼抗联第5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负责政治军事领导，第5军军长柴世荣、第4军军长李延平和副军长王光字等分别负责指挥各部队。7月1日，先遣队出发，7月2日远征部队从勃利具刁翎地区北上，袭击了壮丹江岸三道通，经过激战突破敌人防线。尔后沿四道河子迅速西进，在荒无人烟的高山密林地带艰苦行军150多公里，越过老爷岭，7月8日逼近苇河县楼山镇。7月12日拂晓，西征军出敌下意地发起猛攻，顺利地占领了楼山镇，俘虏伪森林警察中队长以下达40余人，缴获许多枪支弹药和粮食等。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激发了厂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当西征部队从楼山镇撤出后，敌人从中东路沿线及延寿、方正调来大批日伪军进行追击和堵截。西征部队遂决定分开行动：柴世荣率第5军教导团、第1师第2团及王荫武救世军部队共210人返回勃利县刁翎地区后方基地；关书范率第5军第1师110人南下，准备经过横道河子、老爷岭与第2军第5师会合后再西进；李延平、宋一夫率领第4军第1、2师和第5军第2师共360人继续西进，奔赴五常。

但是，由于继续西进的队伍对这一带的地理情况不熟悉，一度误入延寿县境，多次与敌进行遭遇战。7月末部队复人苇河县境，同南进迷路的第5军第1师巧遇，遂又一起向五常进发，还袭击了珠河县的元宝镇和沙河镇。

这一带尽管曾是抗联第3军的旧游击区，但早已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各地修筑起“集团部落”，统治甚严。西怔队伍步、骑兵行动参差，给养困难，只得靠强攻敌人据点来夺取，不断造成伤亡和减员。这时又发生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叛变投敌事件，造成极坏影响。

8月初，敌人调集3000余名日伪军警进行追击和堵截，西征部队与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8月下旬终于进人五常县冲河山区。但因敌军的重兵封锁和分割包围，无法同闻讯前来接应的抗联第10军靠拢会合，被困馁于荒山野岭之中，仅能以山果野菜充饥，人员减少至200人。为缩小目标，决定第4军与第5军分开活动。第4军继续在五常县山区艰苦斗争，9月下旬遭敌包围，由于作战牺牲、饿毙和逃亡，队伍减员很大。

到11月下旬以后，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字相继牺牲，第4军参加西南远征的部队损失殆尽。第5军西征部队在向舒兰转移途中遭受严重损失，第1、第2师失掉联系。第2师余部返抵宁安，与第2军第5师会合，一起转战在额穆、敦化一带。

第5军第1师余部于9月初在头道河子渡过壮丹江，11月返回刁翎抗日游击区。其中第1师等部于10月中旬返回壮丹江地区时，在乌斯浑河渡口（今属林口县）遭敌袭击。抗联第5军妇女团冷云等8名战士，为掩护大队转移，猛烈向敌人射击，在子弹打光、后退无路的紧急时刻，宁死不屈，毅然决然地背扶着受伤的战友，步入浪花翻滚的乌斯浑河，溺江捐躯，壮烈殉国。这8位女英雄是：指导员冷云、班长杨贵珍、胡秀芝，原第4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

“八女投江”的壮烈事迹，激励和鼓舞着广大抗联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奋斗。

抗联第2路军总部及其所属留守部队——第4军留守处、第5军第3师及第7、第8军等部队，为策应第4、第5军主力西征，保卫后方基地和密营，在周保中的领导下与强敌周旋，展开了激烈的反“讨伐”斗争”。

1938年春，大批日伪军及伪兴安军骑兵部队分路进攻富锦、宝清境内的抗联密营，3月18日，200名日为军和100多名伪兴安军骑兵向主清西沟与宝石河子之间的尖山子第5军密营逼进。负责保卫密营的第3师第8团第1连得知敌人出动的消息，便由连长李海峰、指导员班路遗等带领14名战士向蓝棒山北麓的李炮营出发，途中与敌遭遇，遂占领小孤山迎击敌人。敌人将小孤山四面包围，并以机枪和迫击炮猛烈射击，第：连战士下畏强敌，坚守阵地，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临近黄昏时，指导员等多人已先后牺牲，弹药也己打光，双腿被炸断的连氏命令两名总部交通员和另外两名受伤战士转移，然后与冲上的敌人同归于尽。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近100人。

不久，抗联第2路军总部为烈士们举行了追悼会，决定将小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山”，以纪念为国牺牲的抗联战士。这12名烈士是：李海峰、班路遗、朱雨亭、魏希林、陈凤山、李芳邻、夏魁武、王仁志、张全福、杨德才、王发、李才。

总指挥周保中亲笔写下诗文，悼念这些壮烈殉国的战士。

烈士山战斗之后，敌人继续向山区进犯，由于抗联战士浴血奋战，在这段时间里第5军第3师的密营没有遭到破坏。

1938年6月，日伪在宫锦、主清等地也加紧推行“归屯井户”政策。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吉东抗日游击战争形势，并对各军的反“讨伐”斗争作了具体部署。第5军第3师奉命将第8和第9团分开活动。从6月中旬起，第8团100余人由主清抵达桦川县驼腰子地区，活动将近3个月，多次与敌人作战，钳制了敌人，在完成掩护西征部队西迸的任务之后，于9月中旬又回到富锦、宝清地区坚持斗争。第9团在宝清东部与第7军第3师组成第5、第7军联合部队，其任务是在宝清等地相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进行给养征发和军需品筹集，选择有利时机打击敌人。6～7月间，这支联合部队在宝清南部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袭击伪警察署，捣毁“集团部落”，截断密（山）宝（清）公路，与敌人作战多次，钳制了大批敌人兵力。8月，敌人进一步加强对富锦、宝清一带的进攻。13日晨，近200名日伪军骑兵在飞机火炮掩护下，突然袭击了抗联小团山子临时看守所。第9团团长戴克正指挥14名战士英勇抗击，激战3小时，团长以下11人壮烈牺牲。此后，联合部队一直处在敌人“讨伐队”的“追剿”之中。经联合部队干部会议研究决定，8月23日留一部在双鸭子坚持活动；80余名骑兵由李文彬、景乐亭两位师长率领奔赴大旗杆，进至富锦、同江一带，与第7军第9、第10团取得联系，并负责筹措给养和服装。

在此期间，第2路军总部警卫部队与在主清活动的第9军第2师联合作战，取得数次胜利。9月初，周保中率领这支部队由主清向依兰、方正地区转移，9月下旬抵达刁翎地区。不久，在与西怔返回的第5军及救世军的部队会合。这时，敌人动用约1个师的兵力寻歼抗联第2路军总部和第5军军部。11月初，敌人调集大批“讨伐队”在数架飞机配合下，对牡丹江岸的五道河子、喀上喀、土城子等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集中袭扰，又向南推进。

周保中率领总部直属部队90多人在牡丹江岸莲花泡、夹皮沟狭小地区，利用森林、山洞等巧妙地与敌人周旋1个多月，同派出去的小分队及第5军军部也中断了联系，形势十分险峻。到12月下旬才转移到牡丹江东岸，摆脱了敌人的“追剿”，同第5、第9军和救世军军部取得联系，共同等划突围斗争。

1939年1月6日，周保中在柳树河子主持召开了中共吉东省委临时会议，着重处理了第5军第1师师长关书范动摇叛变问题，稳定了部队情绪，坚定了克服困难抗战到底的信心。随后，接连打了几次胜仗，部队也受到很大损失。3月，日伪军约6000人，编成10余支“讨伐队”，对第2路军留守部队轮番进行围攻。第2路军处境十分困难。中共吉东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刁翎地区钳制敌人，主力分路向外线转移。4月初，第2路军总部和第4军留守部队开始向宝清、密山方向转移。日军步、骑兵约七八百入跟踪追击。周保中等指挥所部在葫芦葳子（今海林具境内）组织还击，毙伤日军120余人。尔后越过图佳铁路，于6月29日到达宝（清）密（山）附近的蓝棒山临时后方基地。柴世荣率领第5军在向穆棱方向前进中被敌人发觉，遂于泉眼河设优，激战5小时，共歼日伪军约300人。5月初，第5军部队终于到达镜泊湖一带，与第1路军的第3方面军取得了联系，共同开展活动。在舒兰活动的第10军由军长汪雅臣率领于6月化装成伪军，在小南门至九十五顶子山的途中，消灭日军数十名。9月，又在亚布利消灭日伪“讨伐队”100余名，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抗联第8军在臼伪军频繁的军事“讨伐”和政治诱降之下，到1938年冬各师相继瓦解。

1939年3月19日，早已动摇的军长谢文东率军部部分人员叛变投敌。

随后，副军长腾松柏也投降了敌人，抗联第8军全部瓦解。

（三）抗联第3、第6、第9、第11军的主力部队远征

1937年底至1938年初，北满抗联部队领导人——第3军军长赵尚志、第6军军长戴鸿滨、第11军军长祁致中越界进入苏联国境以后，日伪军对松花江下游地区的进攻有增无减。抗联各军与众多的围攻之敌进行艰苦的奋战和周旋，给予敌人以有力打击，同时自己也受到严重损失。为了突破敌人包围，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于1938年6月初作出决定：将第3军由10个师缩编为4个师和1个警卫团；北满抗联各军主力部队立即分批穿越小兴安岭，向西部的海伦地区进行远征，以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7月，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李兆麟）在萝北麻花林子召开军政干部会议，以贯彻省委关于组织西怔的决定。

参加这次向西远证的有抗联第3、第6、第9、第11军主力部队共700多人。在北满临时省委统一领导下，由张寿篯、金策、魏长魁、冯治纲具体组织，分三批进行。第9军军长李华堂因不同意远征，带领部分队伍潜入深山躲避，后于1939年7月率部携械投敌。

首批远征部队由第3军政治保安师师长常有钧、第9军第2师师长郭铁坚和第9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率领所部共约150多人组成，已于6月出发。

部队分别渡过松花江，在通河小古洞集结并筹集给养后，即向海伦方向前进。

途中遭敌袭击，魏长魁牺牲。6月底，部队到达庆城九道岗附近时，再次遭到敌人包围。在突围时，常有钧和郭铁坚失掉联系，遂率政保师及第9军第2师第4团部分人员，于9月下旬到达海伦第3军第6师后方，在后来的战斗中，常有钧被叛徒杀害。郭铁坚率领第9军第2师第5团60多名战士空围后，继续前进，由于作战牺牲、饥饿、伤病，在11月到达海伦八道林子时只剩下20余人。

第二批远征的有两支部队：一支由第6军参谋长冯治钢、第2师师长张传福率领的军部教导队和第之师第11团及第1师第6团共200余人组成；另一支由第3军政治部主任金策、第6军第3师师长王明贵、第3军第3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率领的第3军第3师和第6军第3师第8团、第1军第12团及第4师部分队伍共300余人组成。

第6军远征部队于8月上旬从萝北老等山出发，8月23日，在汤原黑金河西沟岔口遭敌袭击，张传福师长及7名战士牺牲，给养和马匹大部散夫。

当时正值雨季，阴雨连绵，风雨交加，战士们穿着湿透的衣服，吃着野菜山果继续前进。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和堵截，冯治纲率领部队日夜兼程，过草甸，穿树林，披荆斩棘越过小兴安岭。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终于到达海伦东部八道林子，与第3军第6师师长张光迪所率部队会合。

第3军远征部队在金策等率领下于9月6日从萝北出发，冒雨人沼泽地行军，几天之内就有10名战士因饥寒患病而死，马匹也因疾病接连死去。部队进入汤原老游击区后，打垮伪自卫团筹备了一些给养，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送给部队一些粮食和牲口，部队继续西进，伪汤原县治安队300多名骑兵尾追而来。远征部队以少数机枪手对其进行伏击，把敌人甩掉。为了缩小目标，远征部队决定步、骑兵分道前进，渡过汤旺河后，进入人迹罕至的小兴安岭密林。抗联战士忍饥挨饿，跋山涉水，经过：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于10月8日抵达海伦白马石与第6军远征部队会合。

第三批远征部队由第6军军部教导队、第11军第1师共100余人组成，张寿篯亲自领导。第11军第1师师长李景荫负责行军的一切计划和指挥。

1938年11月初，部队在富锦集结，以后，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经萝北县境，到达汤原东部联军密营。进军途中曾奔袭鹤岗，筹备冬装和给养。

12月8日，部队沿叉巴气河到达小兴安岭南麓王肇风密营，稍事休整。

12月12日，部队绕道北上，转向西行，穿越小兴安岭，向绥棱县境进发。

在那寒冬季节，广大抗联战士顶风雪、冒严寒，前进在林海雪原之中。一些战士双脚被冻坏，步履艰难；给养断绝，战士们用雪水煮橡子、榆树皮和牛皮靰鞡充饥，还要时常同围追堵截的敌人战斗。在露营地，战士们便围在篝火旁取暖、睡眠。这支部队历尽干辛万苦，最后在12月29日到达海伦八道林子与第6军第3师会师，胜利完成了西北远征的任务。这样就粉碎了敌人妄图把抗联队伍“聚歼”在三江省的阴谋，保存了北满抗联部队的主力，为开辟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组织北满抗联部队主力远征的过程中，以及在征途上，张寿篯和他的战友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露营之歌》，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东北抗日联军将士们英勇、艰苦的战斗生活。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意哪怕松江晚浪主。

起来哟！果敢冲锋，逐日冠，复东北，天玻晓，光华万丈涌。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兄弟们！镜泊瀑泉唤起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震长缨，缚强奴，山河变。

万里熄烽烟。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野火晶莹，致垒频惊马不前。

革枯金风疾，霜晨火不燃。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丛〔重〕山。

奋斗呀！重任在肩，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黑暗一扫完。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团结起，赴国难，破难关，夺回我河山。[冯仲云：《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青年出版社，1946年版，第6页。]

北满抗联主力部队陆续到达海伦后，立即展开了创建新的游击区的斗争。

1939年1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第九次常委会，总结反“讨伐”斗争和远征的经验，提出了北满游击运动的新方针和主动利用敌人弱点，及时地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以少胜多的灵活游击战术。会后，北满抗联西北临时指挥部为迅速开展黑嫩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将所属的抗联第3、第6、第9、第11军部队，按在不同区域活动的实际情况，统一编成第1、第2、第3、第4支队和第1、第2独立师。部队改编后，各支队、独立师进一步加强了部队建设。并与广大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在黑嫩平原逐步站稳了脚跟。

1939年春，他们已协助建立了讷河县委，并在讷河、嫩江、克山等地发展了抗日救国会组织。同时，还成立了一支有三四十人的武装游击队——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抗联各支队时常以轻骑部队寻找敌人薄弱环节，采取突然袭击方式歼灭敌人，缴获敌人的武器和粮食。第2支队所属第6军第2师第12团，在支队长冯治纲率领下深入德都平原地区活动，先后取得在田家船口击溃日伪“讨伐队”及在谷家窑从尾追的近1000名伪军包围中突围的胜利。第2、第3支队混合部队也在攻克孙家船口及进攻青石岭木营的战斗中获胜。第3支队袭击日本移民团森林采伐场及日本森林采伐作业区，缴获数十匹良马，使第3支队变成了骑兵部队。第1、第4支队也多次与敌人作战，予敌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遭到了严重损失。

二、抗联各部队转入深山密林，坚持艰苦斗争

（一）抗联第1路军化整为零，在长白山区艰苦转战

1939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对松花江下游抗日游击区进行严重破坏之后，又组成“日满军警宪特东边道联合讨伐司令部”，以日本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队长野副昌德为司令官，纠集7.5万余兵力，重点在东南满地区的通化、间岛、吉林三省实行疯狂的“大讨伐。”这次“讨伐”，敌人不采用以往集中兵力“进剿”的办法，而是派出精锐部队占据东南满大小城镇和山材据点，对抗联第1路军各部队进行长期封锁和分割包围；同时派出“出击队”、“挺进队”、“游击队”、“警防队”、“特搜班”、“工作班”等各种名目的“讨伐队”，到处搜寻抗联部队，一旦发现踪迹，就在飞机支援下穷迫不舍。敌人为了捕杀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还专门组成“富森工作队”、“程斌挺进队”、“唐振东挺进队”等。敌人采取军事“讨伐”、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等手段，向抗联第1路军实施全面进攻，使东南满抗日斗争形势日趋恶化，游击区不断缩小，抗联第1路军最后不得不进入通化及东满的密林山区，处于极度艰难困苦的境地。

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杨靖宇和魏拯民于1939年10月1日至5日在桦甸具头道溜河召开中共南满省委和第1路军主要领导人会议，商讨对敌斗争策略。会议决定，为保存实力，将队伍化整为零，编成小部队，分散活动，以冲破敌人的“讨伐”。会后，抗联第1路军各部便在长白山区的闬江、抚松、金川、辉南、桦甸、敦化、和尤、临江、辑安等地同敌人周旋转战，坚持艰苦斗争。

杨靖宇为了钳制敌军，使抗联各部队顺利转移，率领第1方面军部分队伍和总部直属警卫旅400余人，转战于桦甸夹皮沟、闬江瓮圈、金川回头沟等地。入冬后，山林里气温常常在—40℃以下，大雪封山，抗联部队的衣食极度困难，战斗空前激烈，往往甩掉一股敌人，又遇上一股敌人，很难有机会休整。杨靖宇所带领的队伍在恶劣环境和残酷斗争中不断减员和失散，到1940年1月初，还剩200余人，月底就只剩60余人了。由于警卫旅第1团参谋丁守龙被俘叛变，供出杨靖宇的行踪，于是敌人调集多支“讨伐队”进行跟踪追击。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始终无法摆脱追击之敌，部队大量伤亡。到2月15日杨靖宇身边只有6名战士了，当晚，他命令警卫员黄生发等4名负伤战士转移，他与另外两名战士继续前进。2月18日，两名战士去找食物时，在大东沟屯附近牺牲。杨靖宇只身一人，饥寒疲惫，又患感冒，仍坚持与敌人周旋。2月23日，杨靖宇在闬江县城西南保安村三道崴子陷敌重围，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剖开他的腹部，发现他肠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这种不畏困难、威武不屈、战斗到最后一息的英雄气概，使敌人也为之震惊。

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优秀代表，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人民政府于1946年将闬江县改为靖字县。诗人郭沫若也题诗《咏杨靖宇将军》：

“头颅可断腹可剖，烈忾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两千古，于今赤旆满山河。”[《东北抗日救亡人物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394页。]

杨靖宇牺牲后，抗联第1路军在副总司令魏拯民领导下，继续与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1940年3月13日至15日，魏拯民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主持召开南满省委扩大会议，作出了从部队抽调部分干部到地方工作，以恢复党的地方组织，密切同群众联系等项决定。会后，魏拯民抱病出征，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广大指战员紧密团结在魏拯民周围，在长白山区艰苦转战。

第1路军警卫旅主力在同杨靖宇分开后未能如期与总部会合，后与魏拯民会师，一起坚持斗争。第1方面军主力部队在临江、闬江县境频繁出击，仅3月份内，就连续袭击了珍珠门、大阳岔、三岔子、湾沟、大板石沟等地的伪森林警察队和日军长岛工作班。但这支部队在与敌军的残酷搏斗中，自己也遭到严重损失，严寒与饥饿也造成大量减员。第2方面军主力部队于1940年春在抚松、安图、和龙一带寻找敌人薄弱环节，积极而灵活地攻击敌人。3月25日，又在和龙县红旗河取得了消灭日伪军“前田讨伐队”队长以下140余人的重大胜利。1940年春，第3方面军在敦化牛心顶子山的几处密营遭到破坏后，失去了后方基地，处境更加困难。当他们袭击了敦化县黄泥河车站撤退到牛心顶子山时，遭到跟踪而来的日伪军2000余人的包围。这支抗联部队在激战中伤亡30多人，最后利用夜暗寻隙突出重围，转移到敦化一带，后又经延吉到达汪情，与第5军第2师会合，一起坚持斗争。

（二）抗联第2路军各部小股部队在乌苏里江左岸等地坚持游击活动

随着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部从刁翎地区向宝清转移，敌人即调集重兵对这一地区进行严密封锁，并不断对抗联部队展开进攻，形势极其严重。1939年7月10日，中共吉东省委执行部向各部队党组织发出了《关于东北游击运动目前严重阶段的斗争任务紧急通知》，就加强部队领导，改变活动方式以及对敌斗争策略，作出了具体要求。第2路军所属部队根据《通知》精神，把部队改编成小股部队分散游击，以灵活机动的战术，破坏敌人交通线和军事设施，截夺敌人运输车辆，袭击敌人据点，积极打击敌人。7月上旬，第2路军总部警卫部队在富锦县李金围子西北截获敌人一支运输队。7月28日又袭击了富锦县兴隆镇附近的杨家“集团部落”。第5军第3师一部伏击了桦川县驼腰子日本采金船；8月又袭击了宝清县柳毛河日本采金公司，均取得胜利。在此期间，该师第9团与第7军补充团共同袭击了虎林具黑咀子敌人的秘密军火库工程，解救出300多名劳工，其中100多人参加了抗联部队。

11月，第5军和第7军联合部队在大碰子东山和七星河地区与大批日伪军激战，毙伤不少敌人。

1939年冬，敌人以数十倍于抗联部队的兵力集中向依兰、桦川、富锦、宝清各旦山边和森林地带大举进攻，使抗联第5军第3师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第5军和第7军在冬季反“讨伐”斗争中都受到很大损失。在敌人严密封锁下，部队给养经常发生困难，战士数日吃不到粮食、食盐，有时竟以树皮果腹；为防止暴露目标，往往露营时不能生火取暖，又缺医少药，还要日夜行军打仗，许多战士因饿、冻、病死亡，部队减员很大。1940年1月，第7军缩编为两个团，由王效明任参谋长，全军只有200余人。3月，第2路军总指挥部将第5军第3师仅有的20余人编入总部警卫部队。抗联第10军一直在五常、舒兰、榆树等县山岳地带孤军奋战，他们在与第2路军总指挥部的联系被敌人隔断的情况下，仍依托五常县南部的崇山密林，采取小股部队分散出击的方式，坚持开展游击活动。当时，第10军除从木场工人支援和袭击伪森林警察队解决给养外，经常几天吃下上顿饱饭，伤病员更是缺医少药。

当年流传这样一首抗日歌谣：

“抗联医院不简单，条枝软床稀乱颤，松树桦皮当天棚，绿草青苔当地毯。

伤员们，钢铁汉，没有医药不呻唤，一日三餐吃不饱，伤口没好上前线”。[《东北抗日联军第八——第十一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142页。]

这首歌谣反映了第10军后方医院的真实情况，也表现了抗联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军长汪雅臣的眼睛、右臂、腿部等处，曾先后9处负伤，伤口溃疡化脓，仍坚持工作和战斗。

（三）抗联第3路军各部在黑嫩平原英勇斗争

北满抗联各支队实行分区活动，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1939年4月12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召开了第二次执委会议。会议郑重讨论了重大组织问题，其中一项是改组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以第3、第6、第9、第11军为基础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及总指挥部。

5月30日，抗联第3路军在德都县朝阳山后方基地正式成立。张寿篯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治委员。接着成立了三个地区性指挥部：龙北指挥部（指挥许亨植，后为冯治纲），龙南指挥部（指挥李景荫），下江指挥部（指挥徐光海）。各部队在黑龙江省北部十几个县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抓注敌人统治薄弱的环节，进攻车站，袭击机场，攻克村镇，解除伪警察署（所）的武装，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先后开辟朝阳山（德都县境）、阿荣旗（齐齐哈尔西北）、甘南等游击区。在嫩江两岸活动的部队，在1939年下半年内，与敌作战40余次，攻占讷何等城镇，歼敌250余人，缴获500余支枪。9月，第3、第6军联合袭击德都县伪警察署，毙敌100余人，缴获100余支枪。11月，第6军一部在德都凤凰山反击日伪军“讨伐队”，击毙日军上校、中校各1人，少校3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机枪5挺。

抗联第3路军在黑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平原游击战术，即：灵活地大步前进、大步后退、迂回作战，伺机袭扰敌人；在群众未发动起来的地方，采取远距离奔袭，寻找敌人薄弱环节，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在群众已发动起来的地方，采取深入敌人内部，以里应外合的方式打击敌人。

抗联第3路军各部在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在黑嫩平原与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打破了日伪的所谓“黑（河）、北（安）、龙（江）三省汇攻计划”。同时抗联第3路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约有1/3的指战员在战斗中牺牲。到1940年2月，第3路军各部只剩下500余人。

在北满抗联主力部队向黑嫩平原远征，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的同时，北满抗联留守部队在敌人严密封锁、疯狂“讨伐”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英勇奋战，艰苦斗争，打击并钳制了敌人的兵力。一年半以来，这支留守部队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付出巨大牺牲，但却为坚持松花江下游游击区的斗争，配合北满抗联主力部队的西征作出了贡献。

三、东北抗日联军各路军缩编为支队，顽强地坚持对日伪军作战

1940年春，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在反对日伪军“大讨伐”的斗争中，遭到严重挫折，受了很大损失，原有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大都被破坏，抗联部队人员从原来的3万余人减到不足2000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便于对日作战和指挥，1940年1月24日，中共吉东省委代表和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召开会议，确定了“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制定了新的游击活动计划，决定第1、第2、第3路军所属的11个军缩编为10个支队：第1路军各军缩编为第1、第4、第7支队；第2路军各军缩编为第2、第5、第8支队；第3路军各军缩编为第3、第6、第9、第12支队。

伯力会议结束后，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返回东北，第1路军各部远在南满地区，被敌隔断，无法听到伯力会议精神的传达，因此，在1940年仍以3个方面军的番号活动。

1940年4月以后，抗联第1路军警卫旅一部转移到东满一带活动，并于7月在东宁县境与第2路军季青所部会台。随后又向南返，准备接出第1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率领的队伍。警卫旅另一部在敦化、宁安等地转战，曾在宁安鹿道东北、镜泊湖北湖头等地袭击敌人。后来两支队伍都在对敌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只有少数人员重返东宁片底子。第2方面军在安图、敦化、延吉一带多次与日伪军警作战，并袭击了敦化县哈尔巴岭车站等，年末去东宁活动。第3方面军在第5军一部西去联络第10军时，曾于7月下旬攻入五常县冲河镇，后返回镜泊湖周围。

12月8日，第3方面军指挥陈翰章所部在宁安镜泊湖南湖头小湾湾沟被敌包围，在突围战斗中，陈翰章壮烈牺牲。陈长期战斗在镜泊湖畔，被当地人民誉为“镜泊英雄”。第1路军各部在连续反“讨伐”斗争中，相继遭受重大损失。到1941年初，第2方面军一部约200余人转移到中苏边境休整，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1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因病无法随军转移，留在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牡丹岭密营休养，终因疾病冻馁于1941年3月8日逝世。

这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又一重大损失。当月，第1路军一部改编为第1支队。

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同保中和新任副总指挥赵尚志于1940年3月上旬返回下江地区，向崔石泉、王效明等传达伯力会议精神。4月初，召开第7军党代会，决定将第7军改编为第2支队，王汝起任支队长，王效明任政委。

此后，该支队曾袭击宝清南日军屯垦小队，在大岱河设伏歼灭伪军20余人，袭击富锦县柳大林子伪警察队与自卫团，奇袭宝清县七星河镇，攻打密山县东二道岗日本移民开拓团等。在抗日联军胜利的影响下，驻宝清七星河镇的伪军约300人于9月中旬反正。敌人获悉后，急派飞机多架狂轰滥炸，并以大股兵力尾追，起义人员大部分逃散，只有34人正式加入抗联。活动在宁安地区的抗联第5军因受敌阻隔，未能与第2路军总指挥部取得联络和实行改编。

1940年冬，第5军一部在军长柴世荣率领下转入边境休整，另一部在新任军政委季青率领下转到珲春、汪清一带活动。奋战在五常山区的第10军，1940年9月袭击拉滨铁路日伪重要城镇据点山河屯及伪警察署，缴获大批粮食和其他物资。

1941年初，第10军在九十五顶子山露营时遭到敌包围，军长汪雅臣负伤被俘后牺牲，部队突围散失，但仍有少数人员坚持斗争，直到抗战胜利。

第3路军新任政委冯仲三返回东北战场后，到海伦和绥棱向中共北满省委和第3路军总指挥张寿篯等传达伯力会议精神。经研究决定，将龙北部队编为第3、第9支队，将龙南部队编为第6、第12支队。经改编和整顿的抗联第3路军，加强了部队政治工作和后方群众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各支队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多次袭击日伪军事据点获胜。1940年8月，第3、第9支队由冯仲云指挥，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攻占克山县城重创日军守备队，缴获各种枪100余支。

10月13日，第3支队突然冲进嫩江城北的霍尤门车站，毙伤日军多人，俘虏伪军警100多人，缴获步枪120余支、弹药2000余发、战马200余匹和大批粮食、衣物等。第12支队于8月开赴肇州、肇东、肇源地区。

11月8日，第12支队联合当地义勇军及抗日救国会等地方组织一举攻占肇源县城，将伪军全部缴械，并打开监狱，解放了被关押的爱国者和群众。

是役击毙日籍警务股长以下10余人，俘虏伪警察116名，缴获机枪5挺、长短枪300余支、子弹3万余发及其他军用物资。抗联队伍迅速扩大到140余人，并大部改为骑兵。但12月以后，大批日伪军进行反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肇惨案”，抗日群众惨遭镇压。为保存实力以利再战，第12支队向木兰、东兴、铁力转移。第2支队在青冈、明水、拜泉三具地区活动，也取得一些胜利。入冬以后，由于敌人加紧“围剿”，自然条件恶劣，各支队都先后遭受一些挫折和严重损失。

这样，到1940年末和1941年初，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已经进入极端艰难困苦的阶段。许多主要领导干部相继牺牲，抗联部队人员锐减。但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广大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决心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除将部队陆续集中到中苏边境地带实行整训以利再战外，仍派留第3路军第3、第6、第12支队和第2路军第2支队一部，在北满地区和饶河一带，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其环境之困苦，斗争之残酷，时间之长，在战争史上是少见的。东北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大量消耗和钳制了敌人，对全国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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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第一节 国内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抗日救亡斗争

一、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较之“九·一八”事变以来又有新的发展。在全国，从城市到乡村，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农大众，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民族存亡的关心，迅速形成一股锐不可挡的滚滚洪流。

7月8日，北平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学生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马上派代表赴宛平县城，对英勇抗敌的前线将士表示北平人民誓作坚强后盾的坚定态度。8日下午，被派的代表抵达宛平前线，冒着炮火向城上的守军将士递交慰劳函件及旗帜。守城将士和代表们一起宣誓：抵抗到底，与城共存亡，决不撤退。7月中旬，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分会联络了协和、平大附中、同仁、道济、妇婴红十字等医院，腾出可容纳数百人的病房和床位，做好一切收治前线伤员的准备。上述单位还与各使团医官、妇女协会、青年会、国际妇女会、女青年会、基督教联合会、救世军、卫生局、戒毒所、银行、新药业等取得联系，采取共同行动救治伤员。北平城内的一些招待所，每日派人在德胜门至西直门之间巡逻，沿途查询有无负伤官兵，一旦发现，立即接回救治。在“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仅崇文门外东大地第一收容所，就收治伤兵200余人。

7月21日，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提出，为了支援前线抗战，教职员工中，有月薪者，由各该单位制定捐助办法，开展捐钱捐物活动。同时号召财源宽裕者实行特别捐。

北平从“七·七”事变到沦陷，历时不到一个月。但北平市的各阶层和各救亡团体，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支前工作，为保卫北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都会，是“一·二八”事变的发生地。这个多年以来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冒险家乐园的都市，人们对帝国主义有着刻骨仇恨。因此，在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抗日救亡运动更是如火如荼。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首先表现为组织上的大联合。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上海就有“救国会”等各种名称的抗日救亡团体。但由于国民政府奉行对日妥协政策，各条战线上的救亡团体既不能联合，又不能公开活动，因而其作用大受影响。全国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改变，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公开，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通过它在各条战线上的活动分子，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统一改组为“救亡协会”，并以“救亡协会”的名义领导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简称“文协”），这是上海最早由“救国会”改组为“救亡协会”的组织，由知名人士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张志让等83人担任理事。成立初时有团体会员73个，个人会员251人。团体会员中包括影响较大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和“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

继“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以后，9月12日又成立了“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这是上海人数最多的抗日救亡组织。据成立的当天统计，团体会员有28个。其中包括了较有影响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工部局华员俱乐部”、“益友社”、“蚁社”、“精武体育会”、“海关同仁俱乐部”等。“职协”的成员不仅有店主、经理、工程师、工商业者，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店员和工人，社会成分广泛，动员量较大。该会由沙千里任理事长。

此外，学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妇女界都成立了自己的救亡协会，这些协会都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1937年7月22日，国民党上海当局，邀集了一批社会名流，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简称“后授会”），并通过政府明令该会是上海所有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组织，其它抗日救亡团体均需加入并隶属于“后援会”。

因此，前述各抗日救亡协会成立后，在名义上都加入并隶属于“后援会”，但在行动上，“救亡协会”和“后援会”仍各自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上海各抗日救亡团体实现了大联合以后，高高地举起抗日的旗帜，广泛持久地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在淞沪会战中，上海各抗日救亡团体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和支援前线的工作。仅“文协”就组织了30多个宣传队和40多个慰劳团，同时与“职协”、“学生抗敌后援会”等协作，向前线派出多个战地服务团。1937年9月18日这一天，是“九·一八”事变6周年纪念日，“文协”等4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组织了3000多人的宣传队，上街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要求政府抗战到底，绝不中途妥协。

11月初，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死4名英国驻上海的士兵，在英国驻上海的机构力牺牲者举行葬札时，各救亡团体联合组织了3000余人的送葬队伍，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口号，同声高唱抗日歌曲，慷慨激昂之情扣动人心，许多行人感动得为之落泪，不仅动员了群众，而且争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在众多的抗日救亡团体中，有的专门设立了演讲股，有的专门设立了演出科，还有的专门设立歌咏组。郭沫若、钱俊瑞等知名人士，常应“文协”之邀，出席各种集会和发表讲话。“职协”还动员其属下组织，在上海全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歌咏活动。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了许多演出队，不仅在上海城区演出，还深入郊区和内地，甚至到武汉、长沙、桂林、重庆等地演出。在进行口头宣传鼓动的同时，各抗日救亡团体还办了大量的报纸、刊物。其中“职协”创办了《职业生活》，“文协”创办了《救亡日报》，其他救亡团体创办了《世界知识》、《抗战三日刊》、《妇女生活》、《读书》、《朋友》等等。与此同时，各抗日救亡团体还积极开展救国募捐、救护伤员等活动。

上海沦陷后，租界未被日军占领。一些未及转移的抗日救亡组织的成员，利用租界作掩护，继续坚持抗日救亡斗争。他们以“联谊会”、“俱乐部”等名义，向上海人民传播抗战消息，发动募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筹集药品和其他物资。

抗日救亡运动不仅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搞得轰轰烈烈，而且在比较不发达地区和边远省份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在东南沿海的福州市，一些进步爱国的文化人士组织了“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并在其属下设立了“乡村工作团”、”救亡剧团”、“救亡歌咏团”等，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贵州省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也很活跃。“七·七”事变发生后，“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行了自己的油印刊物《贵州学联》，首期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们还利用寒假的时间，背着背包，步行数十里，到偏僻的山村安营扎寨，在广大乡村大量书写抗日标语，教唱和普及抗日歌曲。他们的活动，使这个处于偏僻地区的省份也迅速动员起来。

二、工人阶级的抗日救亡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虽然不如欧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强大，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却始终起着先锋的作用。在“七·七”事变中，地处前线的长辛店地区的工人，立即动员起来，向宛平、广安门、南苑等地运送了大批的枕木、铁板、铁轨，并帮助宛平驻军构筑阵地。卢沟桥地区的工人和农民，抽出了大批劳力帮助军队修公路，传送情报，运送伤员，并且积极向军队提供粮食、饲料。甚至连磨刀师傅也到军营为部队的伙房磨刀。

在“廊房事件”中，廊房车站的铁路工人，自动组织起来护路护厂，并派代表与当地驻军联络，主动帮助驻军解决困难。干津夫陷后，平汉、平绥、津浦等铁路工人，除了昼夜加班为前线输送军队和物资外，还抽调了大批工人组成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参加救护、运输、构筑工事等。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数十万工人纷纷组织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踊跃参加支前工作。有的工人愤怒捣毁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工厂、码头、仓库，不少工人离开日资工厂，宁可失业也不为日本人做工。在香港，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从8月15日至10月15日，20多艘日本轮船上的600多名中国籍海员毅然离船回国。在上海、南京等地沦陷前夕，广大工人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帮助政府和爱国资本家向大后方迁运了大批的工厂和物资，大大减少了经济损失。

上海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和当地进步工会组织，继续领导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日军占领租界之前，共产党和进步工会以租界作掩护，运用合法手段将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其中在金融界，组织了“银行业职员联谊会”，有会员约5000人；在洋行华籍职工中组织了“华联俱乐部”，有会员约6000人；在店员中组织了“益友社”，有社员万余人；在电车工人中组织了“电车工人消费部”，有成员千余人。上述组织在工人和职员中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动员和组织了数干名男女加入新四军。截止太平洋战争爆发，举行大小罢工数百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占领租界，各种组织均被取缔，上海工人的抗日斗争被迫采取分散的方式进行。

华北部分地区沦陷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占区秘密工作的开展，广大产业工人或参加八路军，或建立自己的游击队，坚持抗日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各大工矿单位建立的工人游击队就有40多支。太原失守前，中共党员薄一波等人通过与阎锡山的关系，在太原等地组织了以工人、学生为主要成分的山西工人自卫队，是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之一。正太铁路、阳泉煤矿、榆次纱厂等单位工人，都组织了自己的游击队，后来合编为榆太游击支队。济南失守后，山东淄博煤矿向八路军输送了4000多名兵员，还组织了2000多人的游击队，配合山东的八路军作战。地处华北与东北咽喉地带的开滦煤矿工人万余人，1938年3月举行大罢工，一直坚持到5月。七八月间，唐山、赵各庄、村西、开滦等矿工人7000余人，举行抗日大暴动，暴动工人一部分由节振国率领转入农村加入冀东人民抗日联军，一部分由于武器装备太差，缺乏训练和有力的组织指挥而溃散，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次暴动，对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

1939年9月，山东淄博地区矿工将日军发电总厂炸毁，烧毁淄川洪山煤矿，使日本侵略者损失20余万日元。以青岛纱厂工人为主体建立的峙山游击队，经常出没于峙山一带袭击日军，给当地日军造成很大威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人抗日救亡运动，较之全国其它地区的发展更为深入。中共中央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相应的工会组织。据1939年至1940年的统计，晋察冀边区有县级工会31个，会员约7万人；陕甘宁边区有县级工会20个，会员2.7万余人；晋东南、晋西南、山东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都有基层工会组织。到1940年初，各抗日根据地共有工会会员50万人。抗日根据地的工人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积极参军、参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

据统计，从抗战开始到1938年春，通过晋东南各级工会登记的参军和支前的工人就有3万余人。同蒲铁路有工人8000人，直接参加八路军的在700人以上。北岳区19个县统计，从1939年至1941年间，工人参军的有5270人；

冀中区在1941年的一年中，工人入伍的有4300多人；山东淄博矿区，从“七·七”事变到1937年12月，有4000多人加入八路军或游击队。广大工人除直接参军参战外，还积极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各项生产活动，为战胜敌人的包围、封锁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作贡献。据统计，陕甘宁边区在抗战开始时只有工人70余人，到1941年发展到6400亲人。工业发达区和中心城市沦陷以后，一些工人带着机器来到根据地，他们不要边区政府任何投资，自己组织起来，成立生产合作社，由小到大，逐步形成生产能力，生产各种军民用品，满足根据地的需要。

三、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妇女奋然而起，以空前的规模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践，使中国妇女深深懂得，要发挥妇女的作用，首先在于组织起来。因此，在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过去个别分散的斗争，通过各种组织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妇女抗日救亡的洪流。

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组织是“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由何香凝、宋庆龄等妇女领袖倡议于1937年7月22日在上海成立。在这个抗日救亡团体中，有知名人士宋霭龄、于凤至、孙科夫人、蔡元培夫人、杨虎城夫人等。

成立的当天，何香凝宣布该妇女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妇女抗敌后援会成立后，立即分别通电各省，要求各省也成立相应的妇女组织。

1937年8月1日，在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参与下，在南京成立了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会”），宋美龄任主任委员。成立当天，宣布该会的宗旨是发动海内外妇女同胞“输才尽力”，为“保全国家的完整，保护民族的生命，应该尽人人的力量”。[《中国妇女运动史》，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417页。]

该会成立后，也致电全国，要求各省成立分会。在该会的号召下，全国大多数省市成立了以省长、市长夫人为首的妇慰分会。

何香凝领导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与宋美龄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虽然不尽相同，但抗日救亡的目标是相同的。为了统一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前者于1937年8月4日主动改称“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简称上海妇慰分会）。据9月中旬的统计，该分会有团体会员20余个。上述两个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对于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8年初，由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的沦陷，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的战争难民，其中儿童尤甚。为了拯救在战火中挣扎的儿童，邓颖超、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刘清扬、沈滋九等人，联络各党派和各界，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中国儿童保育会”，宋美龄、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建立的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救亡团体。此后，广东、广西、安徽、四川、江西、浙江、福建、湖南、陕甘宁边区以及香港、南洋各地华侨社会，都建立了“中国儿童保育会”的分会。

1938年5月，宋美龄邀请各党各派各地区的妇女领袖到庐山举行妇女工作谈话会。中共方面的邓颖超、孟庆树参加了会议。会中，宋美龄提出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改组并扩大成为全国性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会议通过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

庐山妇女工作谈话会的召开，是国民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由以反共为宗旨向以抗日力宗旨的一个转变。“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1934年2月在江西南昌提出的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宣扬封建道德的思想灌输运动，其目的在于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是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工具，是一个反共组织，宋美龄将其改组为以抗日为宗旨的组织并容纳了邓颖超等共产党员，形成了左、中、右各派力量联合的抗日救亡团体，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转变。改组后的“妇指会”，在各派的共同努力下，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日的工作。在1938年淞沪会战周年纪念时，该会仅在武汉一地就动员了400多个团体，组织了380多个宣传队，开展声势浩大的保卫武汉宣传活动。在纪念“九·一八”事变7周年的活动中，“妇指会”发动全国妇女赶制了10万件寒衣。

1939年3月发动了献金活动，共筹得抗战资金法币63万余元。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也陆续建立起来。在陕甘宁边区，中共边区党委于1937年7月作出了《关于妇女工作的决定》，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下的妇代会改组为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妇女统一战线组织。随后，成立了边区各县妇女联合会。在晋察冀边区，1938年3月6日召开了第一次边区妇女代表大会，成立了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在各中央局、省委都成立了专门指导妇女抗日救亡运动机构，北方局由杨尚昆、南方局由邓颖超、东南局由李坚真、陕甘宁边区由郭洪涛、山东分局由史秀云、北方分局由张瑞华、广东由张越霞、琼崖由刘秋菊、江苏由陈修良、河南由吴平、浙江由刘英、鄂豫皖由陈少敏等人担任妇女书记或部长。继各中央局、省委妇女救亡领导机构建立之后，从1939年3月至1940年夏，晋西北、晋东南、冀南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建立了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系统。

组织战地服务团体赴前线，是妇女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的重要形式之一，全国各地几乎都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其中较有影响的如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第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地服务团和广西南宁、玉林妇女战地工作队等等。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成立于1937年10月，其中大部分为女工。该团成立后，主要服务于罗卓英部，始时参加淤沪会战，后于1937年11月随军撤退至南昌、汉口，接着转战于苏、浙、赣、鄂、豫、湘等省。

1940年以后，国民党反共磨擦加重，由于服务团中有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国民党方面下允许她们在罗卓英部立足，被迫遣散。服务团员中一部分加入了新四军，一部分奔赴延安。

1937年8月，由丁玲任主任的第18集团军（八路军）战地服务团成立以后进入山西，在山西走遍了16个县市、60多个村庄，行程在1500公里以上。有时3大连演7场戏，越演情绪越高。只要一提服务团，老百姓几乎家喻户晓。

抗战初期成立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也是名声显赫的战地服务团之一。1937年9月，服务团由湖南到达淞沪会战前线。救治了大批伤员，坚持在前线服务将近3个月，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抗战中，妇女们除了进行战地服务以外，大量经常性的工作是在后方开展宣传鼓动和募捐钱物活动。“七·七”事变一发生，各地妇女团体就组织歌咏队、演讲团、戏剧组，采取各种形式向前线将士和后方人民宣传抗日到底的思想，坚定人们对抗战的信心。

上海组织的“孩子剧团”，是全国千千万万个孩子剧团之一，成“立于1937年9月。淞沪会战中，孩子剧团在市民中巡回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等话剧，曾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上海失守后，孩子剧团随军撤离，一路上，除继续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老剧目外，还增加了演唱《在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深得官兵和群众的赞扬。孩子剧团到达武汉后，还受到周恩来、邓颖超的接见，最后列编在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一直坚持抗战宣传。

献钱献物也是广大妇女救亡的一项重要活动。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头几天，北平的妇女献了大批的钱物。山西太原的妇女捐献的金银首饰折国币达7000余元。“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何香凝率先捐献银元500元。在一天时间里，各救亡团体收到的金银玉器就有200余件。在捐献活动中，“妇慰会”的常委们积极带头，几天内购买救国公债23000余元。山东胶东地区的妇女，在抗战爆发后3个月的时间里，捐献了黄金50两，白银1万余两。

据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底，全国各地妇女募得现金1300余万元，金银首饰折款在5000万元以上。

在抗日救亡浪潮中，许多女青年和男子汉一样，积极参军参战，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部队专门设立了女军人训练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第5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女生大队、浙江绍兴妇女营、广西女学生军、八路军学兵队女生区队、新四军教导总队第8队、广东省第8区民众抗日自卫团妇女干训所等。

八路军学兵队女生区队在八路军学兵队中的序列为第5区队，有学员120余人，1937年11月7日正式成立并开学，1938年2月，在日军沿同蒲铁路大举南侵时，学员们被输送到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等抗日根据地。

第5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女生大队，1938年1月成立于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亲任青年军团长。女生队共有300多人，经训练后，活动在以潢川为中心的豫东南各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七八月间，日军进攻豫东南以后，女生队即随军撤离。

广西女学生军是广西学生军的一部分，有130人，1937年11月在桂林受训，12月中旬开抵武汉。

1938年2月由武汉开赴豫鄂皖前线，1939年2月以后进入大别山坚持抗日斗争。

浙江绍兴妇女营成立于1938年5月，分为宣传、武装、救护3个队。其中武装队开始时仅有17人，活动于平湖、海盐、海宁、嘉兴一带。1938年11月22日，妇女营奉命配合省自卫队偷袭日军王店据点，该营从硖石附近出发，渡过钱塘江，急行军20余公里到达王店。战斗发起后，妇女营负责火力掩护任务，战士们用步枪以集火射击压制日伪军，一直坚持了几十分钟，完成任务后安全撤离返回驻地。妇女营直接参加作战，一时成为百姓当中流传的佳话。1939年2月，周恩来在绍兴接见了妇女营战士。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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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第二节 少数民族和台湾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蒙古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蒙古族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的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其中主要集中在察哈尔北部和绥远地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在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长期斗争中，蒙古族始终和汉族及其他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抗日战争中，蒙古族人民继续发扬了这一传统，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出了重要贡献。

蒙古族人民的抗日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下发展起来的。

在日军占领绥远以后，与其毗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就一直关注着蒙古族人民的斗争。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首先召开了专门讨论发动蒙古族人民参加抗日斗争的会议，提出“蒙古平民王公团结一致抗日”和“蒙汉联合抗日”的口号。会后立即派出一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深入伊克昭盟，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

1938年4月，中共中央为加强蒙古族人民抗日斗争的领导，成立了“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并以八路军警备骑兵第1团开进伊克昭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中国共产党派到绥远进行抗日斗争组织工作的党员，很快便在鄂托克、准格尔、乌审等地建立起党的秘密组织，在贫苦牧民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抗日发动工作，以后又建立起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敌委员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同时通过统战工作争取了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朗等上层人士共同抗日。在蒙古族上层人士的支持下，成立了蒙汉游击司令部，并在鄂尔多斯草原建立了多支就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八路军警备第1团的活动也逐步地向桃力民、包头方向发展。

在“七·七”事变到归绥、包头沦陷期间，中共党员杨植霖和蒙古族青年高凤英等，在归绥以东膝家营子地区建立了一支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在大青山南麓和归（绥）武（川）公路沿线。至1938年秋，游击队的兵力有200余人，以骑兵力主。这支游击队的活动，为八路军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8年秋，八路军第120师大青山支队，进入绥远的大青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得到蒙族人民的大力支援。

至1939年春，大青山支队逐步将步兵改为骑兵，在改建骑兵的过程中，广大蒙族人民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在牧民中掀起献马卖马热潮，很快解决了建立骑兵部队所需的马匹问题。牧民们还不计报酬主动献技，充任义务教官，帮助战士学会养马、驯马、骑马、医马本领，在蒙族人民的协助下，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一支骑兵队伍就建立起来了。除此之外，在各地区还建立了10支由蒙汉各族人民组成的地方游击队。

在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绥远地区蒙汉各族人民在物质上也给予八路军以巨大支援。据1941年绥中地区的不完全统计，一年中，武川县交公粮8万余石，军马800匹；陶林县交公粮4万余石，军马200匹；归凉县交怔款3万元，军马100匹。整个地区还征集了大批物资，折银洋约200万元，其中仅皮大衣就有4000余件，洋布100余匹。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广大蒙古族人民不仅在人力、物力上支援抗战，而且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仅大青山地区，惨遭日军杀害或因支援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就在1万人以上。

二、回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族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迅速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在陕甘宁边区，回族人民组织了“陕甘宁救国宣传团”、“回民战地服务团”、“伊斯兰青年学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他们出版刊物，编演戏剧，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河北，文安县夏村回民在日军进攻文安时，自动组织起来袭击日军船只，打死打伤日军多名。冀中地区的回民群众，在抗战开始时就建立了“回民抗日救国会”、“回教公会”、“回民公会”等救亡组织。

1938年8月，又专门召开回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冀中回民抗战救国联合会”和各地的分会。晋察冀、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和延安，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组织。这些回民抗日救亡团体，对于动员和组织回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回族人民武装抗日的斗争也十分活跃，许多地方都组织了回民支队。在河北，有活动在定县、河间一带的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活动在香河一带的冀东回民支队；活动在定县的7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献县、河间一带的8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任丘、肃宁、文安一带的9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武清、永清、雄县、霸县一带的10分区回民支队。上述各回民支队，总兵力达3000人。此外，在山东、华中和陕甘宁边区，也有人数不等的回民支队。

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是在全国影响较大的一支回民抗日队伍，也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主力部队之一。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开始时，活动在定县一带的抗日义勇军第9支队，发动回族青年刘文正和白仲庆、马国忠等人，组织了两支回民抗日队伍。刘文正领导的回民抗日队伍有200多人；白仲庆、马国忠领导的回民抗日队伍有130多人。

1938年初，河北人民自卫军主力由平汉路西返回冀中后，将活动在定县一带的回民支队加以整顿，编成河北人民自卫军干部教导队。这时，刘文正领导的回民武装发展很快，他们在河间组织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活动在献县一带的回民抗日武装领导人马本斋率200余名回族青年来到河间，参加刘文正的回民教导队，马本斋任队长。1938年6月，河北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由安平迁到河间，与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合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约300人，马本斋任总队长。

1939年7月，回民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郭陆顺任政治委员，兵力约200人。

从1940年春开始，日军加紧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围攻。回民支队奉命在深县以南开展抗日斗争。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作战30余次，毙伤日伪军500余人，5月，在康庄地区运用伏击手段，一举毙俘日的军80余人。

此战受到冀中军区的表彰，授予“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的锦旗。毛泽东还为此专门题写了“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的题词。

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回民支队继续转战于清河、交河和子牙河以东等地区，常常出敌不意地给日伪军以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冀中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日军封锁的斗志。

回民支队的发展壮大及其斗争业绩，与马本斋的名字是紧密相联的。马本斋生于1901年，少时家境贫苦，四处流浪，后加入东北军，从战士升到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东北军的不抵抗和旧军队的腐败，弃官回乡为民。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武装，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941年，马本斋指挥冀中回民支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由于他熟悉地形、民俗，善于指挥作战，常常给日军以突然打击，因而日本侵略者对他恨之人骨，采取各种手段企图消灭回民支队或逼迫马本斋投降。

8月4日深夜，日军从河间、献县、沙河桥、淮镇、景和等据点，出动1000亲人的兵力，突然包围马本斋家乡献县东辛庄。次日清晨，日军将全村群众驱赶到清真寺门前的草坪上，用机枪和刺刀逼着群众供出谁是马本斋的母亲。群众不供，日军就灌以辣椒水、用火烧、用刺刀挑。马本斋母亲目睹惨状，不忍乡亲们为她流血牺牲，愤然高喊：“我是马本斋的母亲！”她毫无惧色地大声质问日伪军：“你们不是想抓马本斋吗，他是我的儿子，他就在河东岸，你们怎么不到那里去抓他呢？”日军把马老太太带回河间，软硬兼施。首先让叛国分子哈少符劝马母给儿子写信，要儿子为营救母亲而投降。

马母当面痛斥哈少符是民族败类，指出他们祸国害民的罪行迟早要被人民清算。此计不成，日军的指挥官亲自出马，许诺：“你要是写信叫马本斋来河间谈判，要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复”。马老太太怒目而视，指着日军指挥官说：

“我儿子当八路军是我叫他去当的，我儿子打你们是我叫他打的，叫我写信劝他投降，万万不能。马本斋就在河东，你们去找他嘛！抓我这个手无寸铁的老大婆干什么？讲条件，就是让本斋不要管我，好好带着回民支队彻底消灭你们这群强盗”。马母在日军看押下进行绝食斗争，于9月7日从容就义，时年68岁。临终前，马老太太对被押在她身边的一个亲戚说：“告诉本斋，叫他好好打鬼子给我报仇，给乡亲们报仇”。

马老太太凛然殉国后，朱德、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等联名致电冀中军民，电报说：

“冀中回民支队支队长马本斋同志的母亲，为敌人俘去，在胁迫利诱和凉水灌鼻等残酷严刑下，不仅拒绝为敌奸劝降自己的儿子，并表示决不屈服，而且严厉斥责敌人，终被折磨以死。在听到这个悲痛消息以后，我们认为象这样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女子，不愧为中国人民最优秀的代表，这样惊天动地忠于中华民族的无上气节，足以愧死一切充当日寇走狗，出卖民族的衣冠禽兽，愧死一切对抗战大业表示动摇的民族败类。中国人民有这样的母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回民的光荣，中国妇女的光荣，而且是中华民族绝不灭亡最具体例证。而我们八路军人中，有这样深明大义勇敢坚定的母亲，正是我们八路军的光荣。我们仅以悲愤的热忱，向马母英灵致崇敬的悼念，并向我们的马本斋同志，致以兄弟的慰问！”

日军胁迫马母劝子投降的阴谋失败后，仍不死心，继续利用汉好特务诱骗马本斋投降。马本斋坚持中华民族爱国仇敌的高尚品格，并一一识破日军的阴谋，先后将劝降的敌特哈少符、马庆来处死。马本斋失去母亲以后，继续指挥回民支队，驰骋于大清河两岸的子牙河以东地区。在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作战中，回民支队转战于冀鲁豫和鲁西地区。马本斋也被提升为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数年来，回民支民进行大小战斗870余次，歼日伪军3.76万余人。马本斋于1944年2月7日病逝于冀鲁豫后方医院，葬于辛县张鲁集，终年43岁。

除冀中回民支队外，渤海回民大队也是抗日战争中较有影响的一支少数民族抗日武装，1940年8月成立，1941年秋改编为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约400人，在几年的斗争中，这支部队共攻克日伪军据点20余处，歼日伪军380余人。

其他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的回族人民，有许多青年参加了正规军，转战于抗日战争前线，洒热血于对敌搏斗的战场。有的参加了本地的抗日斗争。他们都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东北和华南各地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最早最重，尽管日本侵略者与伪“满洲国”傀儡实行最野蛮、最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但东北地区的各族人民一直没有停止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32年初，朝鲜族人民在长白山地区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开始时没有武器，他们就用长矛、大刀、火枪与侵略者展开斗争。在夺取敌人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以后，在长白山南麓建立了游击基地，转战于安图、抚松一带。朝鲜族人民对自己的游击队给予巨大的支持，无代价地给游击队提供粮食、布匹、衣被等物资，使游击队顺利地渡过一个又一个严冬。抗日英雄朴吉松，是游击区朝鲜族儿童团员，在日军放火烧毁他居往的村庄时，他与其他七八个人侥幸逃出，躲进森林里。没有吃的，就以树皮草根充讥，宁肯饿死、冻死，也不向日伪军投降。后来他终于找到东北抗日联军，当了一名游击队员。从东满转战到北满，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日军俘虏。日军动用了所有的酷刑，企图逼迫他说出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他宁死不屈，最百高唱抗日歌曲从容就义。朝鲜族女战士朱新玉，当了9年机枪射手。一次在取给养途中被日军包围，她为掩护6名战友突围不幸被俘。在日军的酷刑面前，朱新玉毫无惧色，愤怒揭露日军蹂躏东北人民的罪行，最后高唱《红旗歌》就义。象朴吉松、朱新玉这样的抗日勇士，在朝鲜族人民中不胜枚举。

在东北抗日联军活动的地区，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同甘共苦，从“九·一八”以来就一直坚持斗争。

1937年9月，汤源县格金河各族人民为声援关内抗战，组织了数千人举行抗日反满（洲国）大暴动。参加暴动的群众割断了汤源县城至莲江口、鹤岗之间的电话线，砍倒电杆、破坏桥梁，逼使日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外出。

在东北满族人民聚居的地区，也发生过多次反对“满洲国”的斗争。

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有许多满族战士，他们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兄弟一样，冒着严寒酷暑，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从一条山脉转战到另一条山脉，从一个村庄战斗到另一个村庄。他们的斗争，有效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在全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中，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也十分活跃。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以后，在海南岛黎、苗等少数民族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根据与国民党海南岛当局达成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以广东省第14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的番号，在琼山、文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独立队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吸收了大批黎、苗等少数民族青年参军，部队迅速由改编时3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游击战争也扩展到东方、昌感、万宁、陵水、保亭、崖县等地区，最后向五指山发展。聚居在五指山地区的苗、黎等少数民族，举行了著名的白沙起义，参加起义的人数达2万多人，沉重地打击了占领海南岛的日伪军。

1939年11月和1944年10月，日军两次占领广西南宁。聚居在广西南宁、防城、邕宁、上思、扶绥、武鸣、宾阳、平南、蒙山等地的壮、汉、瑶族人民，组织了大批的支前队伍，为前线输送了大量的物资。在日军占领南宁、梧州期间，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组织了自卫队与日军进行斗争。

各少数民族通过抗日斗争，加强了同汉族人民的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种全民族的团结，是抗日战争能够坚持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

四、台湾和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台湾同胞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祖国大陆就予以极大的关注，经常提醒大陆人民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

1931年6月，日本侵略军制造“中村事件”，《台湾新闻报》专门就此发表社论，揭露这是”武力外交”的“惯用手段”，提醒全国人民“军阀勃勃欲动”，“国民而深警醒”。“九·一八”事变后，《台湾新闻报》从9月26日开始，连续报道事变的真相，向台湾人民传递大陆人民抗日斗争的信息。“七·七”事变后，大陆人民举国抗战的行动给台湾同胞以极大鼓舞，他们进一步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斗争，用实际行动支援大陆同胞抗战。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间，宜兰等地数千名矿工举行暴动，袭击当地警察，焚毁日军弹药库，夺取武器，最后进入阿里山与高山族同胞联合起来，坚持抗日斗争。1938年夏天，台湾爱国者将日军久留米储油库炸毁：使可供日军使用6年的汽油全被烧掉，并炸死炸伤日军70多人。

1939年3月，高雄地区1000多农民壮丁为抵制日军征兵举行起义，夺取日军的枪支并与之激战，牺牲600多人。同年10月，基隆地区被强征入伍的300多名壮丁领到军械后，掉转枪口当场暴动，经数天战斗杀伤日军170余人，暴动后进入丛林坚持斗争。由于当时台湾所处的环境条件的限制，上述斗争没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但它却充分表现了台湾同胞的民族精神和斗争意志。

为了适应台湾地区的斗争条件，台湾同胞除了愤然举行武装暴动以外，还采取了多种形式进行斗争。他们或以隐蔽的手段破坏军需生产；或故意拖延怔工、征粮、征税时间；或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阻碍运输。有的被强怔到达前线后还利用机会进行斗争。台胞林新夏，1939年被日军强征到海南岛当监工，他利用当监工和担任日语翻译之便，经常了解日军的动向，多次向当地抗日游击队提供情报，使日军常常遭到出其不意的伏击。

在岛内的台湾同胞开展多种形式抗日斗争的同时，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台胞也积极行动，投身于抗日战争的行列。

1937年8月，厦门的台籍同胞首先组织了“抗日复土总联盟会”，接着，在上海的台胞也先后成立了“中华台湾革命党”和“中华台湾革命大同盟”。

1939年，上海台胞进一步联合，组织了“台湾革命党”。

1939年春，在大陆日军占领区的台湾同胞，秘密组织了“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此外，在福建也成立了“闽台协会”等组织。1940年3月，台湾同胞部分抗日组织派代表共同组成“台湾革命同盟”。该盟先后在闽南、浙东分设“南方执行部”和“北方执行部”，创办《新台湾》和《台湾民声报》等刊物，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2年初，“南方”“北方”两个执行部先后撤销，成立南方、福建、直属第1区、直属广州区、直属汕头区以及厦门、曲江、上海等8个分会，形成了遍及半个中国的台湾民众抗日团体。

台湾革命同盟还有自己的抗日武装“台湾抗日义勇队”，这个武装组织是1938年建立的，人数最多时达300亲人，分为3个队，活动在浙江沿海一带，1942年转移至福建，在龙岩设立指挥部。义勇队成立以后，经常进行对日军的骚扰活动。

1942年6月17日，日本侵略者在厦门举行霸占台湾47周年的纪念活动。

这一天，义勇队深夜出动，向日军设在厦门的“兴亚院”投掷数枚炸弹，同时在全市广为散发抗日传单，引起日军的震动。6月30日，义勇队以炸药炸毁厦门虎头山日军油库，再次显示了力量。7月1日，日军举行庆祝厦门市伪政府成立3周年活动，义勇队在会场上向参加庆祝会的日军投掷炸弹，炸死炸伤日伪军数十人。义勇队的骚扰活动大大鼓舞了厦门人民的斗志。义勇队除以军事活动对日军进行骚扰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在福建、浙江等地建立制药厂，制造了大批药品支援前线。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虽然未能大规模发展，但他们的斗争行动，起到了大陆人民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有效地配合了大陆人民的抗战。

抗日战争期间，香港和澳门同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始终积极参加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港、澳地区是祖国获取海外援助的重要国际补给线，大量的抗战物资由港、澳上陆转运内地。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港、澳设立了许多联络国际支援抗战的机构，均得到港、澳同胞的全力支持。未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长期以香港为基地，在港、澳同胞的配合下联络海外侨胞，募集了大量捐款支援祖国抗战。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日军占领香港。在香港沦陷期间，港、澳地区的广大人民，在内地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援下，与日本占领者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日军进攻香港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派出武装工作队，进入沙头角、西贡、大埔、元朗、罗湖、沙田等地区，发动群众，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弹药，共获轻重机枪30多挺，步枪数百支以及一批其它军用物资。接着开展游击活动，首先在元朗捕捉处决一批为日军服务的罪大恶极的汉奸，迅速控制了大雾山。同时在元朗、沙田等地组织了两支自卫队和一支农民常备队；在西贡区的乌蛟腾村、王亚村，大埔区的罗湖、船湾、九龙坑一带，先后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和新兵训练队。西贡区还成立了“游击之友”小组，以小规模骚扰的方式打击日伪军。经过三四个月的工作，于1942年3月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下辖长枪队、短枪队、海上队和市区队。港九大队成立后，采取了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高度灵活机动，强调打小仗、打巧仗，先后取得了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萧九如、生俘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和炸毁九尤桥的胜利。以香港渔民为主要成分的海上游击队，经常袭击日军由香港到台湾、汕头的运输船只。1942年8月15日，海上游击队在大鹏湾黄竹角伏击日军为运输船护航的“海上挺进队”，激战2小时，击毁日军机帆船3艘。以后又在南澳口、大浪口等处袭击日军，缴获多艘装载军用物资的运输船。

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广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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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第三节 海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

一、华侨社会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世界各地的华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给祖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以有力的声援。全国抗战开始后，祖国人民坚决抗日的实际行动给华侨社会以极大的鼓舞，使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向更有组织、更大规模、更讲实效的方向深入发展。

在马来亚新加坡，当华侨们获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各华侨团体的领导人立即行动起来，互相联络，共商救国大计。马来亚新加坡的侨领李俊成、叶玉堆、周献瑞、陈延谦、李光前、陈六使等，在“七·七”事变后立即进见陈嘉庚，商请由陈嘉庚出面组织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工作。陈嘉庚毅然应允，并积极活动。经过串联和协商，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任主席。接着，马来亚地区12个区的华侨，经过联络协商，成立了“华侨筹赈会”。

在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会的领导下，该地区华侨筹赈祖国抗战的工作普遍地开展起来。为了进一步统一该地区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领导、规划和行动，在陈嘉庚的倡议下，建立了“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通讯处”，作为领导华侨支援抗战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统筹该地区华侨救国工作。陈嘉庚亲自任通讯处主任。

在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1938年，菲律宾华侨援助前敌委员会和印尼侨领庄西言，先后致电陈嘉庚，建议在香港或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统一组织南洋各地华侨团体的筹赈工作，以更好地发挥华侨的整体力量。陈嘉庚十分赞同这一建议，在争得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参与下，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庄西言、李清泉、侯西反、李铁民等华侨知名人士参加了常务委员会，由陈嘉庚任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任副主席。“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据国民政府统计，到1940年底，南洋各地区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达436个。

在缅甸，1937年8月1日，在仰光成立了“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至9月，“救灾总会”下建立了130多个分会。9月间，又成立了“缅甸华侨妇女救灾总会”，同时也在各地成立了分会。除上述两个“救灾总会”是缅甸全国性的华侨筹赈组织外，在缅甸还有“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等抗日救亡团体。

旅居美洲的华侨在得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后，也立即行动起来。在美国，7月8日夜，纽约全市侨团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纽约全侨救济总委员会”。10月，侨领司徒美堂发动纽约市54个侨团，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纽约筹饷总会”），作为统筹纽约地区筹赈工作的组织。在此期间，波士顿成立了“新英格兰救授中国委员会”，旧金山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旧金山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等组织。在美洲的其他地区，如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古巴、巴西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先后建立了华侨支援祖国抗日的团体。

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较早。在“七·七”事变前，英、法、德、荷、比、葡、瑞士等国，都建立了以首都为中心的全国性的华侨抗日救亡组织。

1936年9月，在陶行知、钱俊瑞、陆璀、黄琪翔、胡秋原、陈铭枢等人的帮助和推动下，成立了“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个组织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在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继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世界各地华侨在建立、健全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的过程中，还创办了众多的报纸、期刊，作为自己的喉舌，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呐喊。

这些刊物、报纸种类之多和发行量之大，在华侨社会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中颇有影响的，在巴黎出版的有《全民月刊》、《联合战线》、《祖国抗战情报》等；在英国出版的有《解放》、《民主阵线》等；在比利时出版的有《抗战消息》；在苏联出版的有《工人之路》；在德国出版的有《抗联会刊》、《反帝战线》、《反帝斗争》、《海外论坛》、《中国出路》、《尖哨》、《抗战情报》、《动员》、《救亡》、《呼声》、《蹶起》、《铁血》等；在纽约出版的有《华侨日报》、《五洲公报》、《先锋报》、《大美晚报》、《民气日报》、《新报》等；在旧金山出版的有《世界日报》、《学生周刊》等；在曼谷出版的有《曼谷日报》、《华星日报》、《华声报》、《民国日报》等；在菲律宾出版的有《菲岛华工》、《战时店员》、《学生战线》、《民号周刊》等；在越南出版的有《国民日报》；在马来亚新加坡出版的有《星洲日报》、《本坡要闻》、《马来亚要闻》、《南洋要闻》、《南洋商报》等。

众多的华侨报纸、刊物，在抗战爆发后都不断地发表社论、专论和报道，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励人们支援中国抗战。全欧侨联出版的《祖国抗战情报》，每天发行1000多份。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四家华文报纸，每家每天至少出两次刊登祖国抗日消息的专号，有的报纸以全部版面刊登抗日消息还嫌不够，报馆的职工还加班加点刻写蜡纸印刷宣传品散发。在越南出版的《国民日报》，过去只在出版地南析销售，“七·七”事变后，由于大部分版面刊登祖国抗日的消息和文章，大受侨胞们的欢迎，销售范围迅速扩大到河内、金边、万象、曼谷等地。《马来亚要闻》和《南洋要闻》有时甚至以全部版面刊登侨胞捐输的消息，极大地推动了侨胞筹赈活动的开展。

在华侨报刊中，《南洋商报》有着广泛的影响。该报为陈嘉庚1923年创办，抗战前就在华侨社会中颇有名声。抗战一开始，《南洋商报》就以其固有的爱国传统大量刊登抗战的消息和评论，对海外华侨的舆论有着极大的导向作用。为把《南洋商报》办成真正的宣传抗日、激发华侨爱国主义思想的报纸，董事经理决定在国内物色编辑人才。经周恩来推荐，由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东方杂志》的主编胡愈之于1940年2月出任编辑主任。胡愈之到任后，报纸从内容到版面大有改观，从1941年元旦起，坚持每天有一篇社论，每周有一篇专论，并与香港国际新闻社保持不间断的联系，随时转发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南洋商报》还重点宣传了不分党派、不分老幼、不分智愚，以全国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思想，深得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拥护，因而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南洋商报》的成功，使得许多侨报争相仿效，纷纷向国内聘请编辑人员。如《汇总报》聘请乔木（乔冠华）、郑森岛等，此举曾一度惊动了英国殖民当局，竟误以为“乔木”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政论家“乔木”（胡乔木）而不许入境。《星洲日报》聘请了俞颂华等。

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也通过华侨在南洋办了几家刊物。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这些刊物和各地侨报均在共赴国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大华侨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积极开展了抵制日货和不与日人合作运动。在南洋，华侨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因而抵制日货和不合作运动成效显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南洋各地华侨几乎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机构。在马来亚，各地华侨组织发起“救国连索运动”，其内容包括“禁止买卖日本货，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等。在“救国连索运动”中，每逢有日本船只到达马来亚摈榔屿等港口时，抵制日货的组织都派人查验，如有日货则采取各种办法予以阻滞。平时组织锄好团四出巡查，检查各商店、摊贩有无出售日货者，一经发现日货，即进行规劝教育，对屡查屡有者，则进行处罚。在泰国，各华侨商家议定，宁可没有利润，也不出售日货。过去以购销日货为主的商家，一律改国货或欧美货。工作在码头、车站的侨工，也都自动组织起来，火车、轮船一到，立即上前盘查，如有日货，就组织力量暗中破坏。在缅甸，1937年10月10日，各华侨团体组织了抵制日货大游行。在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地区，抵制日货和不合作运动也此起彼伏，使日本货成为过街老鼠。各地华侨的行动使日本遭受巨大损失。

战前，日本渔船在海上捕鱼后都在新加坡上岸销售，战争爆发后，渔船往往不能靠岸，经营渔货的日本商店不是无货就是无人购货，许多渔店被迫关门。

战前，新加坡每月从日本输入约为400万元叻币，战争爆发后的月输入仅为100万元。据马来亚的统计，从1937年6月至1938年2月，马方输入日货逐月下降，1937年6月为460,9万元，1938年2月仅有77.7万元，数字的锐减说明，在华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日本在经济上所遭受的打击是相当严重的。

二、华侨对祖国抗战的经济支援

全国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都把从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看成自己应尽的责任，采取多种形式把分散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尽一切可能给祖国以援助。

而且这种援助活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逐步深入，一直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抗战初期，各侨团组织和慈善机构多系采取临时募捐的方式，筹集一笔又一笔捐款汇回祖国。后来由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时日的延长，许多华侨团体和侨领们感到抗日战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非经长期艰苦的奋斗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于是，一些地区的华侨团体逐步把临时性的义捐扩展为长期性的义捐，即“常月捐”。

1937年10月，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率先发布“常月捐”宣言，指出：抗日战争“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凡是中国人都得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长期抗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都来认月捐。”华侨团体制定的月捐办法十分详尽周到，非常切合华侨社会各阶层的实际，因而具有坚韧的生命力，能够长期坚持。如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议定的月捐办法分为十一等，其中：优等无限，一等1000元、二等750元、三等500元、四等300元、五等200元、六等100元、七等50元、八等30元、九等20元、十等10元。不是厂主、店东的职员和职工，按月薪十分之一义捐。新加坡华侨筹赈会也规定了12条月捐办法。月捐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迅速取得巨大成果。据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洲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如果以个人平均每月捐款数比较，则美国华侨居冠。美国有华侨10.3万人，每月捐款总数达58.3万美元，平均每人每月捐款约为5.6美元。

除了常月捐以外，还有“特别捐”，“献金”、“认购公债”等等款形式。“特别捐”主要是通过劝募、游艺、球赛、义演、义卖、发售奖券等为专项用途捐款。1939年至1940年，美洲华侨力增强祖国抗战的空军力量，开展航空救国特别捐活动，仅此一项就筹得美金630多万元。1938年12月，武汉台唱团赴南洋为筹集抗战资金义演，侨领陈嘉庚等人积极组织和动员华侨购票，筹得国市1150万元。“献金”则是在举行节日、纪念日活动或个人祝寿、结婚等喜庆时，进行一次性捐款。如元旦献金、“七·七”献金、“九·一八”献金等。1938年元旦，美国旧金山华侨在一天之内就献金3万多美元。

1941年8月14日，印尼巴达维亚华侨庆祝祖国航空节，一天就募得献金合国币630余万元。在1938年“七·七”这一天，泗水华侨组织了几支募捐队，一清早就背着钱箱走街穿巷，收集“七·七”献金。该市汽车运输商陈林将一天营业所得悉数捐给了募捐队。该城的光华照相馆专门发售“七·七”留影的纪念券，将所得收入全部交给募捐组织。巴达维亚华侨在举行“七·七”周年纪念活动时，将全城划分为20个区，分头开展献金活动。全市华侨还素食一天，将节余的钱献给祖国抗战。除了特别捐、献金等形式之外，各地华侨还成立了专门的国债劝购组织。在国民政府发行的第一期5亿元的救国公债中，华侨认购了2.5亿元以上。从1937年至1942年，华侨认购的救国公债达11亿元之巨。

爱国侨领陈嘉庚不仅为组织华侨筹赈祖国的机构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抗战开始他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接着又在当地认捐“常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后来又捐200万元供扩充学校的基金。菲律宾侨领、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印尼侨领、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南侨总会常委侯西反，全美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和阮本万等，在动员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爱国巨商胡文虎，一次就认购救国公债20万美元，还捐赠200万元国币供建设残废军人疗养院和烈士遗孤教养院之用，1938年9月，又将存于国内银行的200万元巨款全部认购救国公债。

侨汇和投资也是华侨在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手段之一。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尽管国内战事频繁，形势极不稳定，但侨汇和华侨回国投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逐年增加。据国民政府统计，抗战开始后，1937年的侨汇为4.27亿元（国币，下同），1938年为6.44亿元，1939年为12.7亿元，1940年为13.2亿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南洋和香港均被日军占领，并对中国的侨汇实行封锁，因而南洋地区的侨汇骤减。但美洲的侨汇仍维持较高水平。每年达到7000至8000万美元。抗战爆发后，华侨对祖国的投资也很踊跃，陈嘉庚、侯西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可以生产90多种成药提供前线使用。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大大促进了云南的矿物开发。爪哇华侨集资在四川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糖厂。马来亚华侨向广西运去新式机器，并投资1000万元帮助改造和扩大广西锡矿。

海外华侨的捐献、购债、侨汇、投资，对祖国抗战起着巨大的作用。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1940年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被露，1939年全国战费（不含敌后战场）为18亿元，而当年华侨捐款及侨汇即达13亿元。此外，华侨还捐赠了大量物资。据统计，在抗战的头3年里，海外侨胞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000余辆，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尤其是华侨捐赠的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品种多，质量好。同时多是根据国民政府开列的药单捐赠的。到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药品在1000“单位”[每“单位”药品共50余种，可供容纳500名伤兵的后方医院1个月之用。]以上。这些药品对于救治抗战中的伤病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华侨对祖国抗战的人力支援

全国抗战一开始，各地华侨就掀起一股回国服务、参军参战的热潮。在印尼，1937年10月，庄西言、柯全寿、许启兴等人发起组织救护队。当招募人员的消息在报上刊出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报名者竟达400余人，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在泰国，当华侨得知祖国急需技术人员和汽车司机以后，立刻有300多人报名应召。在马来亚新加坡，许多著名医生放弃自己开办的医院、诊所，率领医务人员回国参加救护队。在菲律宾，华侨们踊跃集资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先后组织了4批战地服务队回国。华侨组织的回国服务团体，在祖国抗战的各个战场上吃苦耐劳，救死扶伤，给祖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爪哇华侨救护队和吧城华侨救护队，成立于1937年10月，是回国较早的华侨救护队之一。爪哇华侨救护队在祖国缺医少药的关键时刻，携带了大量抗日战场上急需的金鸡纳霜（奎宁）等药品回到祖国，并立即奔赴各个战场救治伤员。被前线伤病员称为及时雨救护队。吧城救护队随队带回9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于1938年6月到达武汉，并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场救护工作。以后又转战于长沙、桂林等地，在长沙会战中救治了大量伤员。

菲律宾华侨劳工团联合会回国慰劳团成立于1939年初，团长王西雅，政治指导员沈尔七，全团23人，主要由学生、工人、店员等组成。

1939年5月，该团带着华侨捐赠的大批药品、100多面锦旗和一付铜管乐器，从马尼拉出发，途经香港取道越南从广西入境，于6月中旬到达桂林。

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帮助下，经湘、粤、赣等省于8月初到达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尔后分别到1、第3团和第3支队开展宣传慰问工作。在完成宣传慰问任务后，团员们纷纷要求直接参加战场的作战。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新四军教导总队为他们举办了集训班，经集训后，大部分人分配到新四军各部参加敌后游击战争，其中沈尔七、唐其忠、陈洛恨等人先后光荣牺牲。

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成立于1939年1月（简称东团），团长叶锋，副团长刘宣。该团成立后，由于要求参加的人数太多，在东团下又先后设立了吉隆坡队、两才队、文森队、加影队等12个队。

1939年夏天，东团带着巨款和五六十担药品、衣物等，经香港进入东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东江地区的战地服务工作。

广州失陷后，旅居南洋的琼崖华侨，于1938年11月在香港召开了海外琼崖华侨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和“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下分香港团（团长范世儒）、赵南团（团长符克）、星洲团（团长陈琴）、泰国团等。全团共276人。在1939年至1940年间，该团先后在文昌、琼山、琼东、乐会、万宁等县开设医疗所，为当地军民服务。在战斗中，他们曾经救治过一名被日军刺了18刀的年轻妇女，被群众称为“神医”。

有一次，日军飞机轰炸琼山县甲子圩，炸伤数十人，但经琼团医护队抢救，无一人死亡。琼崖华侨回国服务团不仅以人力和技术支援琼崖抗战，而且不断地从海外运回医疗器材，帮助冯白驹领导的抗臼游击队建立野战医院。

广州、武汉失陷后，由于支援中国抗战的海上国际交通大部被遮断，西甫边镜上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的陆上重要通道。滇缅公路由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沿途翻越滇西的横断山脉，道路崎岖险峻，气象变化无常。保证这样一条公路运输的畅通，需要大批技术熟练的司机、修理人员和护路技术人员。当时国内人材奇缺，无法满足滇缅公路运输的需要。

华侨领袖陈嘉庚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出面，通过南侨总会在华侨中招募司机和技工。南洋华侨报名者达数千人。最后，南侨总会批准了3200人分9批先后回国服务于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上的工作非常艰苦，除了随时有被敌机炸死炸伤的危险外，还要过“三关”：

第一是“疟疾关”，滇缅公路通过疟疾流行区，许多侨工一到就染上此病，一病就是一年半载，甚至两三年不愈。每隔一面天或两三天发烧发冷一次，有时行车至半途病发，只能在路旁的草窝里躺着，等待发热发冷过后才能继续开车。

第二是“险路关”，滇缅公路许多路段山高坡陡，通过悬崖峭壁，特别是三台山一段，终年雨雾笼罩，路的一边是看不见底的深谷，由于潮湿多雨，路面特滑，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车翻入深谷之中，非经过多次来回适应是不敢在这样的路段上开车的。

第三是“雨季关”，每年雨季，终日大雨不停，能见度极差，加之山洪暴发，滑坡经常发生，随时都有被山洪和滑坡吞没的危险。在这种条件下行车修路，平均每天都有七八个人献身。但广大侨工毫不顾及自己，用生命和鲜血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除了滇缅公路上的侨工以外，其他服务于各个战场上的侨工也都一样努力地为祖国服务。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的力量薄弱，广大华侨为了加强祖国空军，不仅大批捐款为祖国购买飞机，而且辽积极举办各种航校，挑选最优秀的华侨青年加以培训，输送回国驾机参战。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在波兰特市举办的航校，共培训了飞行员和技师70余人。美国的其他地方和加拿大、南洋地区的华侨，也积极向祖国输送飞行员，到1939年初，仅菲律宾就输送了16名飞行员回国参战。华侨飞行员在保卫祖国的空战中，创造了振奋人心的战绩。

1937年8月14日，日军工牌鹿屋航空队18架飞机两批由台湾起飞，窜入广德、杭州等地上空，企图袭击中国空军基地。归侨飞行员陈瑞钿、雷炎均、黄泮扬、苏英祥、黄新瑞等与国内飞行员一起驾机迎战，以3比0大胜日机，一时名震中外。1938年，陈瑞钿在华中的一次空战中，遭到3架敌机围攻，当他弹药耗尽，不能再向敌机攻击时，毅然驾机与敌机相撞，由于日军飞行员胆怯躲避，两机翼相擦同时坠地，陈瑞钿敏捷跳伞负重伤。其他归侨飞行员的战绩也是有口皆碑的。

在抗日战争中，华侨青年参军的人数也是相当可观的。据广东省的统计，抗战期间仅粤籍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广州失陷以后，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在香港组织一批华侨和港澳工人，回到广九铁路沿线的主安地区，和当地人民相结合，组成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莞模范壮丁队。仅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就有50多人参加了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据统计，抗战期间先后加入东江地区抗日游击队的华侨及港澳同胞主1000人以上；加入琼崖游击队的有200乡人。加入抗日军队的华侨青年经过战争的磨炼，许多人成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或军事指挥员。印尼归侨女青年李林，1940年任八路军第120师第6支队骑兵营教导员时，在作战中英勇牺牲，被誉为女英雄。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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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第四节 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一、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中国全国抗战开始后，在国际上首先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的是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各阶层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

在欧洲，1937年8月，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援助英雄的中国人民》的呼吁书，号召英国工人阶级大力开展援助中国、保卫远东和平的活动。英国铁路工人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集会，表示铁路工人将尽一切努力抑制政府将工业原料输往日本。英共主席波立特多次公开表示，中国抗战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都应当为帮助中国取得胜利作出贡献。英国各党派各阶层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援华运动，建立了“英国援华运动总会”、“英国国联同志会”、“国际反侵略大会英国分会”、“民权保障会”等十几个援华组织。1938年6月13日至19日，英国各援华组织发起“反日援华周”。英国民众踊跃捐钱捐物支援中国抗战。英国援助中国委员会几乎每周都收到大批药材、衣物。

仅在1937年10月底的一周内就将1800码[码，英制长度单位，1码＝3英尺＝0.9l44米。]消毒纱布，1224磅棉毛织品和大批绷带运交宋美龄。此外，一些社会团体还开展各种募捐义卖活动筹集资金。

伦敦市长领导的对华救济基金委员会，仅在1938年就募得捐款15.2万英镑，衣物数十万件，支援中国。法国的“法中之友社”1937年11月13日召开各援华抗日团体代表大会，通过了要求法国政府制止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等决议。

12月22日，又召开反日大会，邀请吴玉章等人介绍中国抗战形势，通过了援助中国反侵略的决议，并致电蒋了石，表示法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

西班牙共产党在“七·七”事变发生后，致电中国共产党，表示坚决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也向国际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发出呼吁，要求国际无产阶级加强反帝斗争和援助中国的宣传，并以抵制日货、拒绝装运输往日本的武器等手段，制裁日本法西斯。拥有1900万会员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于1937年9月通过决议，要求国联制裁日本和发动会已国援助中国。

1939年9月，该会又在苏黎世开会，通过了中国代表朱学范提出的《加紧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援中国，其中仅募捐一项，就筹得556万法郎。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90多万会员的国际运输总工会，于1938年在卢森堡召开了有34个国家（地区）代表参加的会议，通过各国代表共同提出的援华制日提案，决定国际运输工会的会员工人停止为日本装运军火、汽油等战略物资。

在美洲，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于1937年7月29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应当得到美国人民各种形式的尽可能援助”。美共还号召美国工人阶级“停止给日本运送一切军火”。美国费城拥有10万工人的产业工会，于1937年10月28日通过一项抵制日货的决议，决定“会员的家庭下购日货”。全美学生会于同年12月30日在纽约召开了有50余所大学代表参加的援华反日大会，代表们当场将身上穿戴的日本丝袜、围巾烧毁。在中国驻美机构和美方有关机构的组织、推动下，美国各阶层人士和民众筹赈中国的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1938年7月，美国卸任总统胡佛，在旧金山发起“一碗饭运动”，号召旧金山市民和美国人民将节约“一碗饭”的钱捐给中国抗战。全美至少有100万人参加了这一运动，共筹得美金100万元。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发起“美国妇女购赠‘希望书’运动”，由罗斯福总统夫人领衔签名者达数百人，每人捐美金十元百元不等，几天时间就募得9万多美元。

1941年5月18日，美国援华联合会总会与美国各地中美两国知名人士的联合组织，共同发起完成500万元救济中国伤兵难民的“中国周运动”，有14名州长和200名市长发表了宣言，号召本地区民众踊跃参加。

在亚洲，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朝鲜人民，除了在国内坚持斗争外，大批爱国者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结合参加抗日斗争。金日成等朝鲜爱国者，率先在中国东北组织了以朝鲜人为主体的游击队，在中朝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为朝鲜的独立解放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对中国的抗战提供了可贵的帮助。1938年至1940年，朝鲜爱国者在韩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下，于武汉、重庆等地先后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来到延安的朝鲜志士，建立了“朝鲜义勇军”，他们都参加了中国抗战。在中国抗战期间，越南人民和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也以极大的热情支援中国抗战，胡志明来到中国，并参加了八路军，辗转于延安、重庆、昆明、桂林之间，在领导越南革命的同时帮助中国抗战。菲律宾、泰国、马来亚、缅甸、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的人民，与侨居在这些地区的华侨联合起来，积极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活动，在政治上、经济上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述许多地区的人民开展了武装斗争，与中国人民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是发动侵华战争的国家，但日本人民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多次公开揭露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本质，表示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期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即冈野进）等，曾在延安工作，建立了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直接帮助中国抗战。日本许多知名人士、活动家、作家，如鹿地亘和夫人他田幸子，以及绿川英子、山田和夫、成仓进等，曾长期居住在延安或重庆，与中国人民一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侵略军的官兵中，许多人被俘后在八路军的教育和帮助下，翻然悔悟，加入反日本法西斯的行列，建立了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在“觉醒联盟”、“反战同盟”和其他日本人进步团体的领导和推动下，反战的在华日本人以多种形式对日本的士兵进行反战宣传。有的日本士兵被俘后还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英勇战士。

二、白求恩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印度授华医疗队1938年初，正当中国抗战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委托著名的加拿大胸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组织医疗队，支援中国抗战。

白求恩，1890年生干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大学医科毕业，曾任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外科医师和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

1936年曾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白求恩接受委托后，率领医疗队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5月，医疗队由八路军驻地陕北的清涧出发，到达神木县贺家川八路军第120 师重伤员收容所。在这里，自求恩对重伤员进行检查和处理后，继续深入根据地，于6月到达晋察冀边区，在五台金刚库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接见。白求恩在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曾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白求恩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十分感人。

1938年5月，白求恩由清涧到神木县贺家川时，行程300多公里，历时12天。行前，白求恩自己借来木工工具，亲自动手制作了驮运医疗器械的木箱子。经过12天行程到达贺家川以后，一小时也没有休息，就先查看了每个伤病员。吃过晚饭，白求恩又立即提着手电筒进行第二次查房，对每一个伤病员的伤势及生活情况都作了详细记录。查完房以后，又立即将自己带来的30多件毛毯、床单、鞋、袜等，一一分发给急需的伤员。第二天一早，白求恩又检查手术室，发现房顶没有天花板，手术时灰尘会落到伤口上，便立即组织医务人员缝制一个手术帐蓬，接着便是做一整天手术。由于白求恩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使许多伤病员得到及时治疗而挽回了生命。白求恩到了晋察冀边区以后，与在贺家川一样，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就去松岩口研究模范医院的计划，后来，白求恩又不顾个人安危，多次穿过日军的封锁线，进入极其危险的冀中平原为八路军救治伤员。白求恩被任命力晋察冀边区卫生部顾问以后，想方设法举办卫生训练班，为根据地培训了一批又一批医疗卫生骨干。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为一名头部患蜂窝质炎的伤员手术时，在掏取碎骨的过程中左手中指被划破，感染上致命的病毒，未及处理又立即参加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黄土岭战斗，在火线上抢救伤员。在参加这次战斗中，白求恩虽感不适，但为了抢救战士的生命，他默默地坚持着。战斗结束后，当人们用担架将他抬到河北省唐县的黄石口时，病情已极端恶化。这时白求恩已预感到自己的病难于救治，便抢在昏迷之前给聂荣臻写了一封信，交侍自己的希望和未及办完的事情。信中写道：

亲爱的聂司令：

今天我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

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

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患疟疾病者和极大多数贫血患病者。

千万别再往保定、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士[《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88页。]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唐县逝世。白求恩逝世的消息使聂荣臻以及接受过他治疗或者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无不泪下。晋察冀边区政府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河北唐县军城村修建了白求恩墓。12月21日，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在文章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白求恩的高尚精神，称颂他是一个“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的外国人。

白求恩逝世后，为了发扬白求恩精神，1939年12月1日，八路军总部颁布命令，将八路军设在延安的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不仅是白求恩精神的象征，而且也是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共同反对法西斯战争的象征。在这个医院里，除了中国医护人员以外，还有一批援助中国抗战的著名的外国专家和医务人员。如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中国名马海德）。印度医生D·s·柯棣尼斯（Kotnis）、M·M·爱德尔（Atar）、B·K·巴苏（Basu）、德国医生汉斯·米勒（Hans Mueller）、朝鲜医生方禹镛、澳大利亚医生富莱（Richard Frey），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医疗部医生保尔舍克（Borcic）等。这些外国专家和医护人员，舍弃自己在国内的和平生活，到中国最艰苦最危险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中国军民一样地住窑洞，吃小米，穿草鞋，着粗布·共同力反法西斯战争服务。其中乔治·海德姆和柯棣尼斯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一所名符其实的国际医院。它不仅在医务人员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支援，而且在经济、医疗器械方面，也得到国际上的大力支援。保卫中国同盟负责人宋庆龄在香港等地开展各种募捐活动，为医院筹集下一批又一批医疗器械和资金。英国朋友约翰·桑勤克诺弗特，曾慷慨地给医院捐献一辆大型救护车。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曾协助用飞机将一批医疗器械运到延安。在根据地人民和国际的支援下，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最终发展成为拥有8所中心医院和24所分院总共1.18万张病床的医疗网。

与白求恩一样在中国竭诚地力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的，还有印度援华医疗队。该医疗队是印度国民大会组织和派遣的。成员有队长M·M·爱德尔，队员M·R·卓克尔、D·S 柯谏尼斯、B·K·巴苏、D·木克吉等5人。医疗队于1938年9月17日到达广州，29日到达武汉，由于武汉失守，11月21日撤至重庆。在重庆经过多方交涉和几番周折，最后才获准去延安。在由重庆赴延安之前，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谭文山应五位印度医生之请，给他们每人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爱德尔称安德华；卓克尔称卓凯华；柯棣尼斯称可棣华；巴苏称巴思华；木克吉称慕客华。[他们当中有的名字后来在报刊上写成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并一直习惯地沿用着。]

1939年2月12日，医疗队到达延安，14日受到毛泽东、王明的接见。3月18日，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被派到八路军军医院任外科主治医生。卓凯华被分配到卫校任教师。以后，印度医疗队又先后到各抗日根据地服务。

他们在中国期间，积极工作，细心诊治伤员，以最大的热忱帮助进行护士教育和由医院代训的学员临床教学。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还会同延安的名医为周恩来会诊治疗骨折的右时，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医疗队的5人当中，巴苏华和柯棣华在华工作时间最长。

巴苏华，1911年生，印度共产党员，1938年毕业于印度医科大学，同年9月来到中国，1939年3月至10月，在八路军军医院外科任主治医生，同年11月与爱德华、柯棣华一起，先后到晋东南、晋察冀前线作救护工作，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1940年11月回到延安后，除继续服务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还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并在朱德任主席的“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中负责编辑《中国报道》杂志。

1943年6月回国。1985年卒于印度。

柯棣华，1910年生，1938年印度医科大学毕业，志愿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来中国。柯棣华具有极为高尚的国际主义品质，在他离开印度到达重庆的时候，接到父亲在国内去世的消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劝他回去料理后事，他含泪谢绝说：“我们到中国来，不到延安就是没有达到目的”。柯棣华到延安后，在八路军军医院工作。这里虽然环境艰苦，比起被日军四面包围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还是安全舒适一些。可是柯棣华在医院工作不足半年，就提出要到抗日根据地的前线去。经毛泽东的慎重考虑和批准，柯棣华与爱德华、巴苏华离开延安，先到晋东南，后到晋察冀。在晋察冀，他们参加了百团大战。在百团大战的火线上，柯棣华连续工作13于，接收800多名伤员，力585名伤员施行手术。在最紧张的时刻，柯棣华连续三天三夜不休息。柯棣华在担任晋察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期间，在医疗药品的供应和医务人员的培训上都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力晋察冀边区的医疗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称他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家。”按照印度政府的规定，援华医疗队每年轮换一次。到1940年9月，柯棣华和巴苏华在华服务已届两年，印度政府多次催促他们回国，毛泽东也电促他们取道延安返印。但柯棣华却不肯离开。他热爱中国，憎恨日本法西斯，把能在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看成是自己最大的愉快。在他来华一年半的短时间里，就学会了中文。在敌后战争最困难最艰苦的1942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心甘情愿地在中国当一名普通的反法西斯战士。

柯棣华的身体历来不甚健壮。他患有严重的癫痫病，到敌后战场以后，由于环境艰苦，营养不良，食无定时，居无定所，癫痫病越发严重。根据他的病情，领导多次劝他返回延安然后回国治疗，他却拒绝说：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只要还活着，就一不能离开伤病员。”由于顽固的癫痫病频繁发作，抢救无效，柯棣华于1942年12月9日在河北省唐县葛公村逝世，年仅32岁。对柯棣华的逝世，抗日根据地军民万分悲痛。各地军民都为柯棣华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毛泽东专门送了亲笔书写的挽词。挽词写道：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

三、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是首先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共同申明两国均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规定“两缔约国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105页。]

日本侵略者向华北华中发动大规模进攻，美、英等国采取“不干涉”政策的时候，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中国无疑是有利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也是一个打击。《中苏互下侵犯条约》签订后，1938年3月1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商定了《关于使用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同意给予中国政府总数为5000万美元贷款，以向苏联购买工业品及设备之用，年息3％，中国政府以茶叶、皮革、兽毛、锡、锌、钨、棉花、桐油、药材和红铜等偿还。1938年7月1日，中苏代表又商定年息3％的第二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分5年偿还。1939年6月13日，中苏代表再次商定年息与前两次相同的第三笔1.5亿美元的贷款，分10年偿还。1940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总数为2亿美元的两笔贷款。[〔苏〕安·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8页。]

苏联除了以贷款的形式援助国民政府抗战以外，还向中国提供大批军用物资。据国民政府方面的统计，在1937年到1941年中国抗战的5年里，中国向苏联购买了各种飞机997架，坦克82辆，火炮1000余门，机枪50000余挺，汽车1000余辆。

苏联除了以军用物资援助中国以外，还派出一批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帮助中国军队的训练，并且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先后来华参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有2000多人，他们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成都、兰州等城市的空战，还多次出动轰炸机轰炸日军的机场、车站、港口、仓库、舰船等军事目标。据统计，苏联志愿队在华期间共参加了20多次重大战役，仅1938年即击落日军飞机100余架，炸沉日本舰船70余艘。在作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有200多人在中国牺牲。

苏联援助中国抗战，主要直接援助了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几乎没有直接援助。如果敌后战场也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局面将会大为改观。

四、美、英、法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美国政府采取了所谓“中立”的立场和“不干涉”政策，不仅对中国的抗战没有提供必要的援助，相反，在客观上鼓励了日本的侵略。日本占领南京以后，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才逐渐发生变化。

1938年，国民政府派胡适使美，经过反复交涉，中美两国订立了桐油贷款协定，获得美国2500万美元贷款的援助。此后，又先后达成滇锡贷款（2000万美元）、钨砂借款（2500万美元）、金属借款（5000万美元）、平衡资金借款（5000万美元）等援助款项。但这些借款，只采取商业交易形式，不能在美国直接购买军火。

1940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谈话，承认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联系，表示美国愿意承担这些国家乓工厂的责任，这才打通了中国直接在美国购买军火的渠道。然而，中国自广州夫守以后，海上国际交通大部断绝，单纯依靠滇缅公路运输不敷需要，购得军火也只能少量运入，美国方面也常以运输问题为借口拖延供货时间，因而中国实际得到的军火与需要的距离仍然很大。

英、法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较苏、美等国少，战争开始时，由于英、法对日采取妥协政策，因而对国民政府要求在对日问题上进行军事合作的事宜始终未予积极响应。中国为维护滇缅、滇越、桂越国际交通线的畅通，曾与英、法两国政府多次洽商军事合作问题，也未取得一致认识。1938年底，在美国给中国第一笔贷款后，英国先后给中国商业信用贷款及外汇平准基金等贷款共约1000余万英镑。法国亦给中国贷款1.8亿法郎。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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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

第一节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

敌后抗日根据地多为经济贫困地区，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能够长期坚持极端艰苦的敌后抗战并使自己日益发展壮大，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从而真正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了广泛深入的人民战争。

一、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开辟和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一项重大决策。在敌后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最根本的问题是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全国抗战爆发后，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许多地方的国民党政权也随之流亡或瓦解，有些地方政权虽然存在，但实际上除少数仍坚持抗日外，大部分是名存实亡或完全瘫痪，有的则变为汉好政权。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失地，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提出：“在日寇占领区域，共产党更应公开成为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页。]

10月16日，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要在这些区域中建立人民的抗日政权。我们的口号是：打倒汉奸政府、维持会，反对投降，改造原来一党专政的政府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

为了在这些区域中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的、有群众基础的抗日政府来领导战争，原来的政治机构必须实行民主的改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指出：作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不可分离的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原来有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广大民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去改造它和巩固它；原来的中国政权已被敌人破坏了的，则在广大民众努力的基础之上去恢复它。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23～424页。]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首先是从建立半政权性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群众团体开始的。

随着国民党旧政权的分崩离析，华北、华中敌后许多地区一度陷入极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为了动员、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各地纷纷建立以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人士为骨干的各种形式的半政权性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群众团体，如晋东北、晋西北各县和察、绥两省以及冀西的某些县份，成立了“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冀中各县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冀南地区成立了“民众抗日救国会”，苏南地区成立了镇（江）句（容）溧（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以及江（宁）当（涂）句（容）溧（水）四县抗战总会等组织。这些都是在抗战初期为适应战争环境而成立的，它们一时成为战时动员、组织、武装群众和维持地方秩序的机关，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或者代替已经撤退或瓦解的国民党旧政权，或者排除被摧毁的敌伪政权，而在当地实行减租减息、优待抗属、停征田赋、废除苛捐杂税以及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合理负担等政策，实际上成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过渡性组织。这些组织的建立，在当时起到了推动抗战的积极作用，但是，它们还不是健全的行政机构，不能行使政权的全部职能，不能有效地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因此，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建立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已成为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迫切任务。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各地方组织与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紧密配合，积极进行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

在晋察冀边区，各县政府除晋东北山西第1行政区主任兼五台县长宋劭文和盂县县长胡仁奎（均系中共地下党员）外，其余原国民党政府官员全部逃散。聂荣臻率八路军第115师一部开辟了晋察冀根据地后，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领导成立了“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各县成立了工、农、青、妇等群众抗日团体，同时以山西第1行政区主任来劲文和动委会的名义，向各县委派县长，建立了39个具政府（含冀中己开辟地区）。为了建立集中、统一领导的抗日政府，支援八路军抗战，保卫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召开了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后经阎锡山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1938年1月31日，正式批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并任命了各委员。边区政府的成立，宣告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这对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其他敌后根据地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边区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取消半政权性质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由边区行政委员会统一委任县长。在县以下，设立区、村（镇）公所。3月初，晋察冀边区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代表大会同时在阜平召开，分别选举产生了各自的领导机关。到3月底，边区各地“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一类的组织全部结束，政权和群众团体分开，各自建立起独立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系统。抗日民主政权自上而下建立起来。

在晋冀豫、冀鲁豫边区，基层政权的统一和最高政权的建立，经过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在晋东南，实际由中共领导的牺盟会有较大的力量。牺盟会作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组织形式，在山西抗战危急的关头，经过阎锡山同意，不失时机地组织和发展新军（抗敌决死队），接收和改造各地政权，建立“牺盟县政府”（又称抗日县政府）。对县以下的村长则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法，逐步撤换旧村长，由共产党员或抗日积极分子担任。到1939年初，晋东南的基层政权大部分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县政权，普遍成立了行政会议，吸收各界代表参加，扩大政权的民主性，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为民选政府准备了条件。晋东南各县政府由山西省第3、第5专员公署领导，戎伍胜和薄一波分任公署专员。冀西各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在旧政权完全瓦解，根据地创建的同时。由中共地方组织和由杨秀峰主持的统一战线组织“冀西民训处”共同建立的。

1938年9月成立冀西专署，统一领导冀西10个县政府。豫北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修武县抗日政权是在原国民党政权瓦解，中共豫北特委派人和当地抗日爱国人士协商后于1938年4月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建立起来的，并获得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的批准。涉县则是由中共涉县县委派出工作队，由点到面，逐步改造旧村政权后，才建立起抗日县政府的。

冀南地区，在八路军部队东进驱除日伪军、摧毁敌伪政权和组织、恢复社会秩序后，中共冀鲁豫省委组织各阶层民众成立冀有及各县动委会，担负起抗日政权的职能，然后成立各群众抗日团体，选举县长，建立县以下各级抗日民主政府。

1938年2月召开军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统战性的冀南抗日军政委员会。8月，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

1939年9月冀南行政区第一届参议会选举产生了冀南行政委员会，组成了冀南最高行政机关。

1940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的决议，为统一冀南、太行、太岳地区政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山西第3、第5行政专员公署经过协议，建立了“冀南、大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作为过渡性质的全区统一政权组织。“冀太联办”的成立，标志着晋冀豫边区政权开始由分散走向统一。

在山东各地，从1938年春开始，蓬莱、黄县、掖县首先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7月，中共山东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迅速建立与恢复各县、区、乡、村政权。9月后，冀鲁边成立了津南、鲁北两个专员公署和15个抗日民主县政府，鲁西北建立了6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在其他地区，有的建立了一些区、乡政权，有的建立了类似县政权的“办事处”机构。但是，在根据地迅速发展中，政权建立工作进展缓慢。

193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115师发出指示，认为山东“过去没有利用良机大量的普遍的争取政权”是一个严重的缺点，今后除自上而下争取政权外，还应自下而上争取政权，决不应放松争取县、区、乡政权的一切机会。此后，山东各级党组织加快了政权建设的工作。至1940年，全省已建立350个区级政权，70余个县政权，10余个专区级政权和2个行政公署。

1940年7月山东各界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以后者行使省政府职权。

在晋绥边地区，初期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大多数地区中共是以牺盟会、动委会的名义开展工作的，中共以牺盟会的名义派出了一批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为县长，通过动委会也掌握了一批政权。

1940年1月15日，在兴县召开晋西北各界代表大会，2月1日，正式成立了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统一领导晋西北、大青山两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工作。

在华中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经历了一个过程。开始由于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认识不足，未能独立自主地在新四军控制的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多数地区只成立了“抗敌自卫会”，“民众动员委员会”，“抗敌工作委员会”等半政权性质的统战机构。后来，中共中央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华中敌后大力开展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凡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的地方，毫不迟疑地建立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3月17日，淮南定远县城解放，共产党员魏文伯出任定远县长，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界代表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这是华中敌后第一个抗已民主县政府。至年底，华中敌后己建立了47个县抗日民主政府，亦即华中敌后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活动地区，己有1/3建立了新型的抗日民主政府。

实行民主政治是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根本原则。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立后，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加强民主政权建设。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光辉著作，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目前局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要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2月10日，中其中央在给八路军、新四军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批示中，重申了执行2月1日决定的重要性，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将华北、华中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3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41页。]

还提出政权人员分配，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及中间派，应各占1/3。并对选举政策、施政方针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和政策，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民主政治的榜样。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陕甘宁边区在民主政治和政权的建设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被誉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而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陕甘宁边区为榜样，加强了抗臼民主政权的建设。晋察冀边区于1940年进行了普选运动，选民占公民的70％以上，中心地区（如平山、灵寿等县）达90％以上，民主选举产生了由边区到村级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颁布了20条施政纲领（简称“双十纲领”），对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原则和任务、人民群众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其他具体政策都作了明确规定，使根据地的施政工作有章可循。晋冀豫、冀鲁豫边区从1938年间至1939年夏，由初步民选产生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8月成立“冀太联办”之后，实行普选，建立各级政权，并制定了各种施政条例，使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走上轨道。晋绥根据地于1940年2月1日成立了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后，颁布了施政纲领，接着对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整顿。与此同时，在山东及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开始大力开展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

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在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根据地内的经济，是以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加之战前连年军阀混战，天灾频繁，使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衰落的状态，人民的生活异常困难。同时，根据地不仅长期处于敌人的封锁和包围之中，而且经常直接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摧残，农田被破坏，房屋被烧毁，耕牛、农具、粮食等生产和生活资料被抢走，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在这样的地区建文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并使之成为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基地和抗战的坚强堡垒，必须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培养持久抗战的物质基础，以保障战争供应，改善人民生活，调动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据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同时，大力进行了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一）发展生产事业

发展生产，以农为主，重视多种经济，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的一项基本方针。农业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生产事业。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首先是发展农业。

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各抗日民主政权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制定了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等政策，以调动广大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停止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1939年1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指示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在经济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与改良工人生活。凡已经实行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度。凡尚未实行的，必须毫不犹豫的立即实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1940年2月，《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进一步指示：“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强调指出：“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文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67页。]

减祖减息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调节农民与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相互利益和关系的最恰当的政策。根据中共中央的政策，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先后宣布实行减租减息。1938年2月9日，晋察冀边区政府首先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条例规定：“地主之上地收入，不论租种伴种，一律按原租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钱主之利息收入不论新债旧欠，年利率不准超过一分（即百分之十）。”并规定废除正租之外一切杂租和各种名目的高利贷。到1940年上半年，中心区北岳区的大部分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仅在第1、第2、第3、第5等4个专区16个县中，总计减息32万余元，仅第2、第5两个专区就有1840余顷土地减了租，减租额12290石粮食。[黄韦文：《关于根据地减祖减息的一些材料》，《解放日报》1942年2月11日。]

冀中区大部分县和平西中心区也初步贯彻了减租减息政策。晋冀豫、冀鲁豫边区各地先后作出了“五一减息”、“二五减租”和“半分减息”的决定。

1938年6月以后，在条件较好的辽县、和顺、沁县、邢台、赞皇等县初步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借粮反霸斗争。

1940年2月1日，晋察冀边区政府修正公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地租的最高额“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和承租人的“永佃权”。此后，边区减租减息运动进入高潮。同年12月3日，“冀太联办”公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

12月15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也颁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规定减租1/5，减息2.5分。

1940年4月，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普遍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并取消一切附加”，“不论新欠旧债，年利一律不准超过一分。”并禁止现扣租、现扣利以及剥皮利，臭虫利、印子钱等高利贷。

减租减息政策在根据地的贯彻执行，团结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削弱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群众抗战和生产的热情，促进了生产事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

奖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是抗日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政策和措施。由于战争的破坏，再加上自然灾害，使农田锐减。在生产技术和农业投入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和增加的情况下，扩大耕地面积就成为增加农业生产总量的一个主要方面。

1938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时就提出了扩大耕地面积、防止新荒、开垦荒地的方针。2月，边区政府颁布了《垦荒单行条例》，规定凡本边区内未开垦之地及已垦而连续两年来未经耕种者，不论公有私有，一律以荒地论，准许人民无租耕种，土地所有权归承垦农民。在当年春耕中，边区人民就开荒约3万亩。

1939年秋，边区政府又颁发了《垦修滩荒办法》，规定先由土地所有人积极垦修土地，土地所有人不能垦修土地者，由地方政府招人垦修。1940年，边区开展“修滩运动”，边区政府为此发放300万元贷款。晋冀豫边区为鼓励开荒，决定将开荒地兔征3年公粮延长到5年，以调动农民的开荒积极性。

有的地区还规定，对为逃避合理负担故意不垦种以及逃亡将土地遗弃者，一律无条件招人开垦，地权归承垦人。对抗属和无力耕种者，则设法借款、代耕，助其开垦。在晋绥根据地还规定，开垦生荒地免征公粮3年，免征地租 5年；开垦熟荒地兔征公粮1年，免征地祖3年；而开垦河滩则免征公粮5年，免征地租5至20年。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也都提出了开垦荒地的规定。

由于政府鼓励，广大农民、部队和机关人员纷纷垦荒，使根据地耕地面积逐年增加。据统计，仅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第3、第5两个专区1940年就开荒12.7万余亩；第1至第5专区的修滩总数达15.6万余亩，这些荒地的开垦，河滩的修复，使根据地的粮食生产逐年上升。

兴修水利，是农业增产的又一条重要途径。为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根据地政府都十分重视兴修农田水利。以晋察冀边区为例，早在1938年2月，边区政府就颁发《奖励兴办农田水利暂行办法》，后来又制定了《兴修农田水利条例》，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大搞农田水利，鼓励农民挖渠凿井，扩大灌溉面积，力争旱涝保收。各地区都大力兴修水利，1940年春，冀中区修筑堤坝30余处，长26C 余公里，疏通河道9条，长80余公里，100多万亩土地及时种上了农作物。北岳区修筑堤坝310多处，开凿渠道2000余条，打井3500余眼，使17万亩土地及时得到灌溉。

科学种田，是提高农业单产的关键所在。根据地政府积极扶植和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改进农具，并改变旧的粗放式耕作习惯，实行精耕细作。有的根据地还成立了专门的农业研究机构，集中科技人员，克服种种困难，改良种子，研制农具，除虫灭病。

根据地政府十分注重农时，春种和秋收时减少会议，停止支差，发动各方面力量支援农业。每年春耕时节政府都调拨好种子，准备出贷款。基层政权对劳动力的组合、调拨，畜力的调配做好安排。在1940年春耕中，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要求各级政府以农救会为主，建立春耕委员会，领导春耕，还公布了贷粮贷款办法、劳动调剂法，春耕中各地组织了由56000人参加的代耕队3228个。晋察冀边区为解决农民春耕中的困难，各级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募集借贷运动，全边区共募集和借贷粮食近4万石，补充和调剂农具11万余件，募集款50余万元，基本解决粮食农具种子方面的困难，支援了农业生产。根据地政府还提倡、组织劳动互助，以调剂劳动力、畜力的不足。

根据地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但也十分注意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使农、林、牧各业都得到发展，广辟财源，提高人民生活，支持抗战。

根据地繁荣农村经济的另一途径就是把发展农业和发展手工业、家庭副业结合起来，为根据地创造更多的物资和财富，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

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民用军需，克服了各种因素造成的经济困难。

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虽然以农业为王，但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军用品（枪弹、医药等）和生活必需品生产自给显得十分迫切。因此，发展工业，使工业品逐渐达到自给自足，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政策，这是敌后根据地发展生产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各根据地在缺乏技术和设备的情况下，从实际出发，就地取材，在艰苦奋斗中创业，实行以手工劳动为主，木制铁制机器并用。根据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各根据地除政府办工厂外，还组织部队、机关、学校发展工业。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还着重发展合作工业、私营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政府奖励并保护根据地内外工商业家和华侨来根据地投资发展工业，对工业给予定期免税和低利贷款。实行抗日的劳动政策，取消对资本家宫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奖励地主商人创办工业。上述政策和措施，使根据地的工业生产迅速得到发展，基本上满足了敌后广大军民的需要。

（二）发展商业

发展商业，是抗日根据地整个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重大措施。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商业贸易“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方针，各根据地所制定的总的商业贸易政策是：对外贸易采取统制主义，即统制对外贸易；对内贸易采取自由主义，即根据地内部自由贸易。总的要求是把边区不必需的货物尽量销售出去，把心需品（特别是军用品）尽量交换回来；禁止敌方奢侈品向根据地倾销，严禁粮棉资敌。为此，各根据地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如晋察冀边区政府规定：

第一，除特殊商品外，“绝对禁止日货入境”，如有私运入境者，一经查出，“货物没收，人以汉奸论罪。”[《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版，第355页。]

第二，执行税则，严稽走私。军火器材、电讯材料等32种货物为免税入口货物，粮食、棉花、布匹等18种货物为禁止出口货物。其他出入口货物，则视对敌我利大利小，分别课以轻重之税。对于违反政府法令，私自贩运者，一经查出，区别情节，予以罚款和治罪。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和奸商的破坏、扰乱，促进了根据地商业贸易的发展，保证了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

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以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根据地的商业系统有公营、公私合营、私营和合作社商业。他们在公营商业的领导下，分工协作，各得其所，各根据地一般都先后成立了贸易局，领导商业贸易事宜，普遍设立贸易栈，并在若干重要村镇都设立贸易办事处。公营及公私合营商店的业务范围主要是：采购批发及零销根据地内外各种军需民用必需品，并购集土货，办理输出业务。它们是商业贸易系统中的骨干。私营商业几乎全部为中小商人，且小商贩占绝大多数。根据地政府允许他们合法经营非违禁商品并赚取适当的利润。在不违反政府法令的前提下，根据地政府奖励私人商业，扶助中小商人繁荣市场，允许根据地内外商人和百姓在根据地内部自由贸易。私商的发展，弥补了公营商业的不足。

（三）发展合作事业

发展合作事业，是发展根据地全部经济的重要环节。合作社组织包括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形式。它是一种群众性的协力互助的经济组织。它的集股，完全出于群众的自愿。其宗旨是：增加生产，活跃市场，平定物价，改善民生。由于合作社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广泛的群众性，从一开始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和根据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例如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39年颁发了《合作社暂行规程》，1940年边区银行发放了300万元的合作贷款，并训练了200多名干部，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从而大大推动了这一组织的迅速发展。其北岳区在1938年仅有合作社14个，到1940年发展到合作社4120个、社员498478人，股金1018490元。

合作事业的发展，活跃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

（四）创办银行，巩固敌后抗战金融

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创建初期，货币市场十分混乱，除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外，原来的各省和地方也发行各种钞票，此外还有日本侵略者和傀儡政权发行的“军用票”、“蒙疆券”等。日伪军利用伪钞强行收购和掠夺物资，搅乱金融，破坏经济。

1940年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的军饱，人民抗日武装生活难以维持。为了支援抗战，自力更生地发展根据地经济，稳定根据地的金融，打击敌人的经济掠夺，并解决抗战财政供给的困难，各根据地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并发行了货币（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般称“边币”，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统称“抗币”），统一根据地的金融事业。

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成立的银行有晋察冀边区银行、上党银号、冀南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鲁西银行等。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起，先后成立了淮海地方银行、盐阜银行、江淮银行、淮北地方银号、淮南银行、大江银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江南银行和浙东银行等。

边币和抗币发行之初，受到伪钞和土杂钞的包围。为了开辟自己的货币阵地，占领市场，各根据地采取了“发行和巩固本币，保护法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的货币政策，并于1940年前后，澄清了金融市场，初步建立了本币市场。

根据地银行对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银行成立时的业务纲要均强调了本身业务是发展经济，为扶助经济而办理贷款和投资业务。各地银行都尽其所能，发放了相当数量的生产和商业贷款，帮助群众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中的部分困难。

这对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打击农村高利贷活动，促使本币与生产结合，稳定金融市场，增加生产，促进贸易以及巩固根据地政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加强财政建设

加强财政建设，以保障抗日军队和民主政府的物质供给，支持长期抗战，是根据地建设的基本任务。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建设，一开始就是在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引下进行的。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明确提出：“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56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地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财政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主要是：

从一切为了抗战出发，立足于自力更生，整顿财政，开源节流，发展生产，保障抗日部队供给，改善民生，逐步达到收支平衡。为此，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1、废除摊派制度，实行合理负担

抗日根据地政府建立后，普遍宣布废除不合理的摊派制度，对原定的捐税，除保留较合理的部分外，其余苛捐杂税一律取消。实行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原则的合理负担。在开始实施合理负担办法时，是由各县动委会出面，根据抗日部队的军需任务，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向“有钱者”筹粮筹款。这种“县合理负担”对初期解决抗日部队的军需供给，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不是通盘的财政措施，负担面往往集中在少数“有钱者”身上，不可能保证长期抗战军政费用开支的需要。合理负担从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时开始步入正轨。

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了《村合理负担实施办法》，规定以村为基础，每年实行合理负担两次。各种负担（后来包括公粮征收）皆按村户“分数”（根据其财产、收入和消费的情况制定）而计算。这种负担办法比过去的办法更趋于合理，负担面由少数人扩大到50％左右。农村中大多数贫农、雇农负担较轻或免于负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激发了他们生产和支援抗战的积极性。同时也减轻了根据地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负担，促使了根据地小商业的活跃。

晋察冀边区的村合理负担起到了示范作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据此都先后制定了适合本地区的合理负担的办法。抗日战争中，由于各根据地认真贯彻了合理负担政策，使抗日经费来源保持了稳定并能逐年增加。合理负担调动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2、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全面实行统筹统支。

随着根据地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形势的发展，财政收支日益浩繁。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保证军政民的最低需要，根据地政府陆续建立和进一步完善了财政顶决算，审计、会计、金库等财政制度：实行统筹统支，量入为出，一切部队、团体均不准向群众征粮收税，一切税收，均归政府，文金库保存；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所有军政费用概由政府筹划供给；坚决反对贪污浪费等等。总之，根据地的财政，立足于自力更生，精打细算，保证了抗日部队的需要和政府各项开支，有力地支援了敌后的抗战。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大大加强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

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建设的同时，极其重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在艰苦激烈的战争环境里，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干部教育

为了坚持敌后抗战，迫切需要培养成千上万的抗日干部，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首先大力发展干部教育。

干部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开办高、中等学校及各类干部训练班，造就和培养各级各类干部。

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日武装迅速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各系统的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和发展起来。1938年至1940年3月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除抗大总校和华北联合大学外，军事学校系统有抗大第一、第二、第六分校，晋察冀军区军事学校，晋察冀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冀南军政干部学校，八路军晋南干部学校，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山东鲁南军政干部学校和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等，八路军各部队还办有随营学校或教导队。党校系统除中共北方局党校外，中共晋察冀分局和中共山东分局都办起了党校。各中共区党委，如晋察冀、晋西北、冀南、晋东南（1939年12月分为太北、太南、太岳三个区党委）、鲁南、鲁西、胶东等区党委，先后办起了党校。各中共地委一般都办起了党员干部训练班。此外，抗日民主政府和群众团体也举办了各种干部和专业学校以及干部训练班，如晋察冀边区抗战建国学院、白求恩卫生学校、晋察冀边区群众干部学校、冀中抗战学院、冀中民运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晋东南民族革命干部学校、晋东南抗战学院、晋东南群众干部学校、山东省财政经济学校、筑先抗战学校等。各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培训出大量干部，他们绝大多数人经过抗战烽火的锻炼和考验，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建设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同时，各地区的中等学校在抗战前期亦以干部教育为主，培养了一批青年军、政、民干部。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推广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从1940年开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始进行在职干部的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军政素质。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为满足部队和根据地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开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军队系统有新四军教导队（教导总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皖东干部学校、鄂豫挺进纵队随营学校等。上述学校后分别改建、合建为抗大第四、第五分校等。新四军各支队都办有教导队或随营学校。中共各地委和县委大多办有党校或党员干部训练班，各地区也办有各种干部训练班。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办各类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在不长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军事、政治和其他各类专业干部，保证了部队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

（二）群众教育

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多处于几省交界的山区或农村，文化教育也极不发达。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加强民族意识，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日，各根据地都把扫除群众中、特别是青壮年中的文盲作为教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开办冬学、民校对广大群众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则成为完成上述任务所采用的主要形式。晋察冀边区，1938年就认真开展了冬学运动。《抗敌报》发表专文论述开展冬学运动的意义及重要性，提出开办冬学的10条具体办法。该年，在阜平就办起冬学190多处，入学人数达7600余人，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了冬学识字活动。

1939年的冬学是在日军大规模的“扫荡”中进行的，冬学与抗战的政治任务相结合，形成了热烈的群众学习运动。据统计，这一年全边区冬学增至5379处，比1938年增加了1倍，参加入数由1938年的18万人增加到39万余人。各地在冬学运动的基础上建立了午后半日学校、夜校、救亡室等，开展经常性的文化教育。晋冀豫、冀鲁豫边区，抗战前文盲约占人口总数的95～97％，经过几年的冬学运动，文盲人数逐年减少。到1940年，已办起冬学1801处，有73824人入学，占文盲总数的23.5％。晋绥边区的冬学运动，从1940年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山东根据地从1939年开始利用冬学进行群众教育。

1940年，仅泰山区7个县就有14万人参加了冬学，其中有2万人识字300个以上。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成年群众（主要是农民〕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一年一度的冬学。办学方针是“明理第一，识字第二”。华中——各根据地对办学都很重视。据统计，苏南常州、苏州两县1940年曾动员组织80％左右的农村青壮年参加了冬学。

对儿童进行小学义务教育是群众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各根据地创建初期，主要进行小学的恢复和小学教育的改革和提高，使小学教育普遍发展，并且出现全新的面貌。晋察冀边区，1938年初，边区政府认真进行小学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规定原有的小学一律恢复，校址被占用的一律迁出，被焚毁的另找民房或寺庙暂用，同时规定小学生一律免费。边区自编了国语课本、国难讲话等新的教材。到1939年，小学增到7000余所，小学生增至40余万人。晋冀豫边区，至1940年7月，全区32县有小学3770所，其中以晋东、太南及太岳最为发达，有些地区已超过战前水平，有近1/3的县恢复到战前水平的81～93％。晋绥边区，1940年起颁布教育政策，编印新教材，优待小学教师，使小学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当年9月底据19个县的统计，有完小26所，初小1393所，学生61938人。山东根据地，1940年召开省文化教育宣传座谈会、战地国民教育座谈会，提出了加强小学教育的建议，此后山东小学教育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华中在全国抗战前小学教育比较发达，但屡遭日伪“扫荡”摧残，学校和学生数均显著减少，但各抗日根据地对小学教育十分重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仅恢复而且发展了小学教育。如苏北盐城的小学很快就由200所增至700所。

总之，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群众教育，使各根据地的成年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文盲状态，提高了抗战的觉悟和生产建设的能力，使学龄儿童也能受到应有的政治、文化教育。这些都成为夺取抗战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新闻出版

在文化教育建设中，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敌后抗日根据地各部队、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积极创办了油印、石印和铅印的各类报纸、杂志，印刷出版了多种书籍。通过这些印刷品将国内外战况、党的方针政策及时进行了传播。

据统计，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的大小报纸共计150种以上，杂志140种以上。其中较有影响的报刊和杂志主要有：晋察冀边区出版的《抗战报》、《边政导报》、《冀中导报》、《挺进报》、《救国报》等报纸和《战线》、《新长城》月刊、《边区建设》、《边区教育》等各类杂志；晋冀豫、冀鲁豫边区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人民报》、《冀南日报》、《鲁西日报》、《中国人民报》、《战友报》等报纸和《抗战生活》、《华北妇女》、《前线》、《战场》等各类杂志；晋绥根据地出版的《抗战日报》、《晋绥大众报》、《战斗报》等报纸和《人民时代》、《中国青年》（晋西版）、《青联》等各类杂志；山东根据地出版的《大众日报》、《胶东大众报》、《群众报》等报纸和《大众》、《战地妇女》、《山东群众》等各类杂志。

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政治部出版了《抗敌报》、《战士园地》等，新四军各支队还有油印小报30多种。

除报刊杂志外，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图书出版发行都有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出版发行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论著以及大量的抗战读物和文化书籍。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发行的各类报刊、杂志，内容丰富，文字简洁，时效性强，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在被敌人分割包围的艰苦环境中，为坚定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激励和鼓舞抗战士气，揭露敌人的残暴罪行和分化瓦解日伪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四）抗战文艺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艺也十分活跃。自1938年起，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文救”、“文协”分会及“文联”等组织，创办了许多刊物。这些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动员一切文化力量，推动人民参加抗战和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艺，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向工农兵群众，在极其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创作出大批反映战争现实，讴歌根据地建设、揭露敌人罪行的诗歌、戏剧、报告文学和小说。抗战文艺对激励军民的抗日斗争，揭露和瓦解敌人，以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造成了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得以长期坚持井巩固发展的基础。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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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大地出现了举国抗战的形势。如何顺应民意，变革各项制度与政策以适应抗战需要，便提到了国策位置上。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之下，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政策和改革措施，一度表现出进步的倾向。

一、国民参政会的设置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独裁统治就表示强烈不满，要求“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国民党曾被迫作出决议，召集国民参政会。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许诺，并未付诸实施。直至全国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全国政治才出现新的转机。坚持抗日的各党派、各阶级目睹国势艰厄，痛感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误国害民，强烈要求开放政治，实行民主，集中全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57页。]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也纷纷呼吁国民政府设立民意机关，使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机会。

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成立了战时国防军事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会议，并设国防参议会，邀请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抗日党派代表人物、社会名流为参议员。这个参议会没有任何职权规定，对任何议案均无决定权。与会的参议员只能坐而论道，解决不了任何实质性问题。但是，国防参议会容纳国内各抗日党派领导人参政议事，毕竟是抗战开始后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国民党执政以来邀集各党共商国是之先声。

国防参议会即成为后来“国民参政会的胚胎”。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3月31日，大会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4月1日，大会《宣言》指出：“为适应战时之需要计，应就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使之趋于简单化，有力化，并应设立国民参政机关，俾集中全国贤智之上以参与大计。”[《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页。]

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12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实施。该条例凡15条，规定国民参政会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而“特设”的机构。置参政员总额150名（后增至200名），在年满30岁，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或女子中，选任曾在各省市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3年以上，著有信望之人员88名；选任曾在蒙古、西藏地方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著有信望，或熟谙各该地方政治社会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6名；选任曾在海外侨民居住地工作3年以上著有信望，或熟谙侨民生活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6名；选任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3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50名（后增为100名）。

国民参政员的入选，是由国民党各省市政府和党部联席会议、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提出候选人，由国防最高会议汇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付国民参政会资格审议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人选）审议，最后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的。规定“现任官吏不得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参政会的正副议长直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案于政府”，“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条例》还规定，参政员任期为一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参政会每3个月开会一次，会期为10天，心要时，召开临时会议或延长其会期。休会期间，设置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以听取政府各种报告及决议案之实施经过。[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新1版，弟113～115页。]

6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81次常务会议决议，选任汪兆铭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21日国民政府予以公布。另公布国民参政员名单，共200名。其中国民党员89人，占44.5％；共产党员7人，占3.5％；青年党7人，占3.5％；国社党6人，占3％；社会民主党1人，占0.5％；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名，占0.5％；无党派89人，占44.5％。共产党及中间党派的名额被列入“文化团体”、“经济团体”之中。共产党参政员有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

中间党派及其他知名人士有沈钧儒、陶行知、王造时、史良、张申府、黄炎培、江恒源、梁漱溟、曾琦、左舜生、李璜、张君劢、罗隆基、章伯钧、罗文干、陶孟和、张奚若、莫德惠、杜重远、王卓然、许德珩、张澜、陈嘉庚、邹韬奋、谭平山等。

从国民参政会的组织和参政员的产生，可以看出：

第一，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政员以党派代表的资格参政，而只能以地区和经济、文化团体代表的名义出现。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28页。]

第二，国民党和追随国民党的无党派人士占绝对压倒的优势地位，国民党参政员比其他党派参政员的总和还多几倍。

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及其他进步民主人士所占比例甚少。周恩来称国民参政会是一个“作客的机关”。[《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页。]

第三，国民参政员不是由民选而来，而是由国民政府选请而来，因此离民众期望的民意机关，还相去甚远。

第四，国民参政会没有决策权力，参政员虽有“听取权”、“询问权”和“建议权”（后来加了“调查权”、“审议权”），但国民参政会的决议案都必须由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方能有效，实际上还是由国民党最高当局裁决。正如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所说，“国民参政会只是一个代表民意发言的机关，执行之权却在政府”。[邹韬奋：《我对于参政会的希望》（19387.3），原载《全民抗战》1938年第1号。]

因此，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受国民党控制的最高咨询机关。

尽管如此、国民参政会的设立，为各党派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反映民意的场所，对于团结各族人民，促进抗日民主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有利的，因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国民参政会首届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等7名中共参政员发表题为《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的声明，指出：“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青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

虽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所以，我们——共产党人除继续地努力于促进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在将来能以建立外，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7月5日。]

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对国民参政会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了会议。毛泽东未参加会议，他在致大会的电文中说：“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7月7日。]

出席这次参政会的参政员共160多人。国民党及其政府官员，英、美、瑞典、法、意、比等国使节，以及中外记者等1000余人到会。一些国际援华组织、华侨团体纷纷致电祝贺。会议由议长汪兆铭致开幕词。大会宣读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自重庆发来的贺电及书面训词。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戎装佩剑，登台致词。他说：“此次国民参政会，成立最重大的意义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对侵略的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求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他表示“要建立一个永久的、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

会议先后听取了国民政府各部部长的报告。许多参政员听了报告后，慷慨陈词，提出询问。在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作了施政报告后，参政员许德珩“情绪激昂，离开座席，直趋主席台前，手指台上，痛斥豪门贵族，贪官污吏，寡廉鲜耻，误国害民，与会参政员无不为之振奋。”[《武汉文史资料》，第16辑。]

这次大会收到的提案共130余件，经过讨论、审查、修正，通过了100余个议决案。由中共参政员陈绍禹领衔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号召全国军民积极帮助政府，为全部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努力奋斗。

这一提案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诚意，得到全体参政员的拥护，共有68人联署，成为这次大会代表性最广的提案。与此类似的还有郑震字和王家祯的提案。大会将三案合并讨论。中共代表陈绍禹、青年党代表曾琦、蒙古、新疆等代表相继发言，热烈拥护政府抗战建国的政策，全场爱国情绪力近年集会中所罕见，最后，全体起立一致通过《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场内掌声雷动，历数分钟不止，此为国民参政会最有意义最有重要性的表示。参政员胡景伊等21人提出的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也获全体参政员一致起立通过。

此外，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分别提出的保卫武汉、军队建设、改善县区政治机构的提案，参政员邹韬奋、禇辅成、王造时、许德珩、梁漱溟等人提出的动员民众、实行地方自治、设立地方民意机关、救济灾民、乡村工作等提案，亦获通过。

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民主派、各抗日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同汪精卫投降派进行了斗争。会议之前，汪氏即同日本帝国主义者私通款曲，密议“和平”条件；会上，又大造“和平”舆论。汪派参政员李圣五、陶希圣提出《对德意外交采取分化方略案》，要求改善与德意关系。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请德意出面调停，与日本和谈妥协。这一提案遭到中共参政员的极力反对。由于此时汪氏投降派面目尚不能为许多参政员所识破，而使此案以《对德意外交应积极注意》为题予以通过。

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于7月15日闭幕。经过各界参政员的共同努力，大会通过了较多符合民意的决议，确立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之最盾胜利”的国策，宣布了“各党各派各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大会《宣言》宣示中外，“中国民族从不敌视日本人民，至今依然。中国抗战之目的，纯为自卫，中国必须恢复其领土主权行政完整，此乃任何国家立国自存之最小限度立场”；“特代表我全体国民庄严宣布：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3页。]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及其一届一次会议的隆重召开，举国上下为之一振。

这次会议表现的团结统一与民主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心。但是也必须看到，这次大会所通过的许多有利于推动团结抗战的决议和宣言，只是一些原则条文，要把纸上的东西变为现实，尚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共召开五次大会。第二次大会于1938年10月28日在重庆召开，时值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全国抗战和统一战线面临严峻考验。

大会前夕，汪精卫大放“和平烟幕”，制造妥协舆论，并加紧投降活动。一时间，国内形势恶化，人心浮动，有鉴于此，大会开幕之日，毛泽东致电汪精卫，指出，当此全国抗战进入最严重新阶段的时候，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举国上下精减团结之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使我民族国家转弱为强之关键，开展胜利局面之枢纽。中共参政员在会上提出《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

该案痛斥汉奸亲日派妥协投降的无耻论调，引起广大参政员的强烈反响，参加署名者达67人之多，占出席人数的55.3％，创造了历届参政会提案联署人数的最高纪录。华侨参政员陈嘉庚未能到会，从新加坡发来一份“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电报提案，矛头直指汪氏之流。汪派参政员极力辩解，广大参政员则痛斥投降派，坚决反对议和。经过斗争，该案被改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案”得以通过。

这次大会闭幕之后一个半月，身为议长的汪精卫就带着几个亲信死党分子公开叛国投敌了。国民参政会议长由蒋介石继任。1939年2月召开的第一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以及尔后的两次大会，通过了一些提案，重申抗战到底的既定国策，声讨汪逆卖国罪行。

在一届三次大会上，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宣读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共同目标，以及精神动员的实施计划。许多参政员提出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参政员董必武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提案，要求政府应给各党派以法律上的保障。参政员周览、马君武等51人联署提案，要求国家制度进行重要改革，建议“政府行动应法律化”、“政府设施应制度化”、“政府体制应民主比”。这一提案震动了大会，触及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统治。

一届三次大会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加紧进行反民主反共活动，在各地与共产党制造磨擦，并制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压制共产党、压制民主的独裁面目，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在1939年9月召开的一届四次大会上，中共参政员要求国民政府保障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如左舜生、张君劢等提出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经过激烈斗争，蒋介石作出“实施宪政”的许诺。

蒋介石实施宪政的许诺，不过是迫于形势的搪塞之词，并无真正实行的诚意，而在反共反民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于1939年冬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1940年4月召开的一届五次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利用军政部长何应钦作军事报告的形式掩盖反共磨擦的事实真相，连篇累犊地攻击共产党、八路军。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向何应钦提出质询：“总长所举电文，多与事实不符”。八路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参政会，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何应钦的诬蔑不实之词，说明国共磨擦真相，使一些参政员恍然大悟，纷纷批评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制止磨擦，团结抗日。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一意孤行，不久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出现分裂的危险。

1941年3月上旬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参政会，中共参政员先后提出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临时办法十二条，作为参加大会的条件，因国民党拒不接受，故决定不参加本次参政会。这一正义行动，得到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在共产党的全面政治斗争面前，在国内外不赞成反共分裂强大舆论之下，蒋介石被迫缓和国共关系，并且做出“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中共参政员出席了1941年11月召开的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以及第三届历次参政会（1942年10月、1943年9月、1944年9月）。但是，国民党反共方针终未放弃，国民政府的民主政治愈来愈暗淡，到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第四届第一次参政会，国民参政员几乎为国民党独占，参政会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工具。

国民党打着宪政的幌子，企图召开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反对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因此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以示抗议。

纵观历届历次参政会，它在国共合作抗战形成高潮时应运而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曲折前进，又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虚应场面，以至收场。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尽管它一成立就不尽如人意，而且越来越走下坡路，但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民主党派及爱国人士利用这个合法的讲坛，进行了大量有利于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的工作，使国民参政会在抗日战争中尤其在其成立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国民参政会在中国抗日战争和民主政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战时经济方策的施行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落后，发展极不平衡。近代中国经济的重心偏集于东部沿海沿江等地区，其中工业70％在沿海，而广大内地，尤其是西北、西南地区经济十分落后。“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工业集中的上海及沿海其他地区先后陷于敌手，致使中国的经济遭到巨大损失。国民政府的平时经济体系受到破坏；财政税收骤减；而抗战军兴，战费猛增；后方经济负担加重；各地军需民用物资普遍缺乏。由于国民政府对中日全面战争准备不足，举措不力，战争伊始即出现经济困难的局面。

国民政府为了应付战争，首先，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建立军事经济机构，实行金融外汇管制，动员和协助沿海工厂内迁，建设大后方经济，其次，为了促使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轨，建立全面控制国民经济运转的战时体制，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针、经济机构、具体经济政策上，逐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不少方面收到了一定效果。

（一）战时经济方针的确定

1938年3月，国民党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关于经济问题列出8条，作为战时经济方针政策：

（1）“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2）“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

（3）“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

（4）“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

（5）“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

（6）“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

（7）“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

（8）“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投机操纵，实施物品平价制度。”[《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6～487页。]

在会议通过的《非常时期经济方案》中强调：“目前之生产事业，应以供给前方作战之物质为第一任务。战争之胜负，每以后方对于前方物质供给之能否充裕为断。”

同年6月，国民政府新组建的经济部根据临全大会通过的经济纲领，拟定了《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其中，列出五条主要原则：

（1）“提高经济行政的效率”；

（2）“充实内地生产能力”；

（3）“奖助经济事业之发展”；

（4）“力谋军需器材之供应”；

（5）“筹划经济立国之大计”；并且从经济行政、农业、工矿业、商业、水利等方面阐明了战时经济的具体方针政策。[国民政府经济部：《抗战建国经济建设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1989年第3、4期。]

临全大全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非常时期经济方案》等文件，为国民政府制定和调整战时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同时也表明了国民党战时经济方针的基本确立。国民党的战时经济方针有两个基本点：

其一，“以军事为中心”。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团结抗战局面形成，因此，国民党把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的轨道，不仅为坚持持久抗战并赢得战争最后胜利所必需，而且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一致愿望所在。

其二， “实行计划经济”。

以“计划经济”作为战时国家经济的基本政策，同时对金融、外汇、进出口货物等实行统制政策，其目的在于依靠国家干预，加强对战时经济的控制。开始贯彻“计划经济”方针时，各经济部门制定各种经济计划纲要、计划草案、计划大纲，还曾成立“中央设计局”，“主持全国政治经济建设之设计及审核”。但是，由于缺乏整体的长远规划，所定具体计划多不可行，或不能互相配合，或不能贯彻始终，故难以通过计划经济达到控制战时经济的目的。

随着“计划经济”的不断失灵，国民政府逐步加强经济统制，连年颁布大量经济统制法令。到1941年3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正式确定实行“统制经济”政策，由国家政权依靠行政法律的手段，直接干预或管制生产、流通、分配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到1942年国民政府公布并实施《国家总动员法》，战时经济方针，由“计划经济”到“统制经济”，经过了四年的艰苦调整过程，方得以确立。但是，国民党的经济统制，并未能够挽救其最终走向衰落的国统区经济。

（二）战时经济行政机构的调整

全国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战时经济的需要，国民政府在不削弱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对经济行政机构陆续进行了调整，首先在军事委员会下建立了一套经济行政机构，以应付战时紧急经济事务。军委会下属的经济行政机构，包括资源委员会、第三部、第四部、农产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对外贸易调整委员会等。在战事弥起的情况下，上述一些机构曾发挥过某些作用。然而，本来重叠紊乱的经济机构，又陡增新的弊端。从1938年开始，对庞杂的经济行政机构又进行了大规模调整。

为“适合战时需要”，国民政府将行政院下属的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将军委会第三部、第四部、资源委员会，及直隶国府之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之水利部分，统并入经济部。军委会农产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改隶经济部管辖。军委会贸易调整委员会，改隶财政部。军委会对外贸易调整委员会和经济部国防贸易局归并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行政院之铁道部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之公路部分并入交通部。军委会农产、工矿、贸易三调整委员会所设立的运输联合办事处改隶交通部。此后，国民政府又先后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水陆运输联合委员会，成立农林部、粮食部等等。随着“经济统制”政策的强化，1941年2月，在行政院内正式成立了“经济会议”蒋介石自任主席。该机构的设立，加强了经济的设计决策与执行督导的统一，强化了对全盘经济的控制。1942年“经济会议”改为“国家总动员会议”，作为战时最高统制机构。

国民政府经济机构的多次调整，对战时社会经济的运行，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其调整是在紧张多变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一些机构往往随事而设，临时补苴，一边调整精简，一边膨胀冗滥，带有很大应付性；加之国民党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因此其官僚机构的腐败性质，互相扯皮、效率低下的弊端，得不到根本改变。

（三）主要经济政策与经济统制措施的实施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实行战时经济政策，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经济统制措施，现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1、财政金融方面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给中国的财政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占战前岁入总额80％，占总税收90％的关、盐、统三税锐减。以1936年度与1939年度相比较，关税由36900万元减至8600万元，减少77％；盐税由22860万元减至10100万元，减少56％；统税由17560万元减至1900万元，减少89％。

而军费则急剧膨胀，1937年军费即占总支出的66.4％，1940年军费则占总支出的74％。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1939年1月在财政报告中说：“就财政言，历年收支本感不敷，抗战以后，税收不及平时之半，而支出则倍于从前，此一年半之亏短达二十万万元以上。”[《民国档案》，1986年第2期，第74页。]

为了筹划军费，并解决其他开支，国民政府采取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措施：

一是增税。

抗战开始后，一方面调整旧税，主要是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增加货物征税的范围，并改变征税标准，调整征税税率；一方面开征新税，如遗产税、过份利得税等。

1938年7月公布“非常时期过份利得税条例”，资本在2000元以上之营利事业，其利得超过资本额20％，财产租赁之利得超过财产价额15％者，按超过额课以10％～50％之超额累进税，1941年开始，还实行了地方田赋收归中央接管统筹整理并改证实物的政策，烟、粮、盐、糖及其他日用生活品实行国家专卖制度，以及货物征税和战时消费税改为从价征收政策等。以上措施对增加税收起到一定作用。

1941年第4季度盐税收入约达1.7亿元，是上一年同期的3、4倍。

1942年烟草、火柴、食粮专卖收益约18亿元，占岁入总额的21％，相当可观。[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416～420页。]

二是举债。

国民政府自1937年9月发行第一笔“救国公债”，至1944年发行“同盟胜利公债”止，共发19笔公债，总计国币150亿元，英金2000万镑，美金2亿元，关金1亿元，共合国币223.06亿元。[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421～422页。]

1937年至1942年前，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等国借债23次，共计9.95亿美元，6954.7万英镑，10.3亿法郎，1.2亿元国币。[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275页。]

三是增发纸币。

1936年法币发行额为12亿元，1937年为16亿元，1938年为23亿元。1938年的指数与1937年6月比较，增加64％。1939至1941年逐年发行增长率平均为87.3％，三年间增加了五倍半以上。

为稳定剧烈动荡的金融市场，1937年8月15日，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明令限制提取存款。同月，核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沪成立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设四行联合办事处，后改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

1939年9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改组“四联总处”，由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使四联总处成为最高金融决策机构。这对于全面统管金融事务，稳定法市市场，实施外汇统制，扶植经济、增加抗战之能力，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大资产阶级和特权人物，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大发国难财，加之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机构本身腐败，弊端丛生，贪污盛行，使财政金融不久即走向困境。

2、工矿业方面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保存经济实力，维持与发展工矿业，以利长期抗战，采取了两项重大战略措施，一是动员与组织沿海沿江等战区厂矿内迁，二是鼓励与扶植大后方工矿业的开发，尤其是建立中国内地的重工业基础。

1937年12月，军委会颁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其中正式提出了工业的总动员计划。

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工矿业建设的基本方针为：“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发展各地之手工业”。6月，国民政府经济部明确规定了“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工矿业建设方针。在施行战时工矿业发展政策中，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除组织协助沿海沿江等战区工厂内迁（在下一节有专述）外，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运用国家资本，重点发展重工业

主要负责国营工矿业的资源委员会等机构，掌管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以比较雄厚的资本，保障战时军工和大后方基础工业的发展。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主，开发大后方经济提到重要日程。资源委员会在战前矿产资源调查的基础上，调整计划，加紧了对西南、西北地区矿产资源的调查与开发。矿产开发的战略目标：一是尽力开发和增加有关国防的产品，如石油、钢铁、煤焦、铜锌等，求得自给；二是尽量开采并改进出口矿产品的质与量，如开千冶炼钨、锑、锡、汞等，作为易货物资。

资委会除对煤、铁、钨、锑、锡、汞、金等矿产贤源进行继续调查和开发外，还发现了铝上、磷、锰、铬等一批新矿藏，并对甘肃玉门油矿进行了勘测与开发。这些都为大后方重工业的建立提供了原料，动力等主要物质条件。在工业投资上，国民政府明显地向重工业倾斜。

战前在已登记的工厂总数中重工业仅占14.68％，在工业资本构成上重工业仅占18.27％，抗战期间在工厂总数中重工业上升到35％，工业资本构成上重工业则上升到50％以上，尚不包括军工企业在内。抗战中，资委会工矿业投资最大的是电力、石油、钢铁工业，其次是电工、金属、机械等工业。电力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备条件。资委会大力创立内地电力工业基础，以国营电厂主供工业用电，并注重水力发电，使电力事业成为资委会发展最快的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战时后方经济开发的需要。石油是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的重要能源，但战前中国只有延长等数地生产少量石油。

1938年设立甘肃油矿筹备处，商调陕甘宁边区所属延长油矿两架美制钻井机以应急。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决无疑我，立即允为照办”，并协助装运。资委会聘请专家展开钻探、提炼等工作。1939年开始出油，尔后产量逐年猛增。

1939年生产原油12.9万加仑，汽油0.4万加仑，1942年原油即达1426.2万加仑，汽油达189.6万加仑，这对缓和战时后方部分地区液体燃料的紧张状况起到一定作用。钢铁是军工制造及其他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料。在发挥内迁和内地原钢铁企业作用的同时，资委会根据煤铁产量和质量以及运输等条件，确定以大量投资在川、滇兴建冶金工业基地，主要是拆迁汉阳兵工厂及大冶矿场的重要设备，与兵工署一起重点建立了大渡口钢铁厂，与云南省政府合作建立了云南钢铁厂等钢铁企业。为了统筹后方钢铁生产、进口及销售事宜，国民政府设立钢铁委员会，发展后方钢铁事业，以缓解战时钢铁需求的紧张状况。据统计，1941年内地生铁产量达6.3万吨，钢达2000余吨。

除此之外，电工、金属、机械等工业由于资委会投资也较多，因此亦获得长足的发展。煤炭、化工等工业资委会投资较少，但由于省营、民营投资规模较大，所以发展也比较快。总之，国民政府通过资委会等部门运用国家资本大力发展国营工矿业，使国家资本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民营工业的发展速度。

鼓励海内外投资，奖助民营工矿业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颁布了《非常时期工业奖助暂行条例》、《特种工业保息及补助条例》、《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励办法》等一些鼓励奖助民营工矿企业的法规和政策。为扩大奖励范围和奖助项目，规定凡国民在后方兴办国防及民生之重要工矿者均可呈请奖励，减低或免除出口税、原料税等，在一定区域内享有5年以下专利权，并实行保息和低息贷款；鼓励工业技术进步，对于革新、发明创造给予专利奖励和奖金补贴；以低价便利获得材料与工具；推进工业教育，招募和训练技术人才；对华侨在抗战时期投资国内农矿工商与国防有关的经济事业，华侨资本占资本总额60％以上者，可呈请各项奖励和优惠，等等。由于国民政府实行了一些奖励和扶植政策，加之广大职工和民族工业者的爱国热情，不但使战区厂矿比较顺利地实行了内迁，而且广大民营厂矿在大后方得到蓬勃的发展。民营企业到1942年达到高峰，仅设立新厂即达1077个。

1939年以前，大后方民营厂以生产军火为主，1939年起，后方民营厂矿生产重点逐渐转向非军工生产。

推进战时工业合作社运动

“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是以工业生产力目标的群众性的经济救亡运动。最初是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韦尔斯发起的。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的设想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国共两党领导人和有关人士以及一些驻华使馆人员的支持，国民政府并拨款作为开展组织工业合作社的基金，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孔祥熙出任理事长，艾黎被聘为技术总顾问。同年底，在重庆建立工合总会与理事会，宋庆龄为名誉理事长。工合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工合总会共建立了西北、晋豫、东南、浙皖、湘桂、滇黔、川康等7个区的办事处，成立了1900余个合作社，社员达2万余人，自有股本近400万元，每月生产产值达1700万元。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按月拨款18万元，其次是银行贷款和中外人士的捐款。各地合作社所经营的业务包括纺织、服装、制革、化工、机器、电器、五金、卷烟、制糖、交通用具、印刷文化用品等许多方面，生产大批军需民用品，对补充战时经济的不足，支援长期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3、交通运输方面

交通运输关乎国家经济、军事的命脉。至武汉、广州失陷，日军占领了中国的绝大部分铁路线，使本来十分落后的交通运输遇到更大的困难。为了建设战时的交通运输事业，国民政府在《抗战建国纲领》中规定了“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四大任务，并且组建交通部，统一主管全国交通规划，建设与经营国有铁路、公路、邮电、航政，并监督公有民营交通事业等。为适应抗战和发展经济的需要，特别是保障军事运输任务的完成，国民政府还制定了军事征用法等一系列法规、政策，实行战时交通运输管制，而且专设军事管制机构，强化战时交通运输工作的管理、监督与检查，收到比较明显的效果。

重点建设国际交通运输线，抗战时期，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把交通运输建设的重点放在国际交通运输线上。这固然与国民政府依赖外援的战争指导思想分不开，但同时也是为了打破日军的封锁，保障抗战与战时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客观上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系，从而具有世界意义。抗战开始后，国际交通运输线的建设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建设国际铁路干线

抗战初期，苏联支援中国抗战比较积极，为便于接受其援助，利用旧轨建设了宝（鸡）天（水）铁路。为了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动工修筑了湘桂、黔桂、滇缅、叙昆铁路的部分路段。

二是建设国际公路干线

在西北，修通长3400公里的兰新公路线，与苏联铁路线相连接，成为西北唯一的国际运输线。在西南，主要是修筑滇缅、滇越等公路。

其中修筑滇缅公路，1937年底动员15万民工，在改善昆明至下关段的同时，从下关延修至中缅边境的畹町，一年即完成通车。

三是开辟国际航线

抗战开始后，与美国合办的中国航空公司，曾增开武汉至广州、重庆至香港航线； 1938年与苏联签订中苏通航合约，联合兴办中苏航空公司，开辟了重庆至莫斯科航线。

着力改善后方交通运输

国民政府以修筑公路为主要目标，采取改善旧路与兴建新路并举而以改善旧路为主的方针，建设交通网络。在西北，以兰州为中心，改善和新建西北各省公路干线，并与河南、湖北、四川诸省公路接通。在西南，除发挥贵阳这个西南公路中心的作用外，加强重庆与成都、贵阳、昆明、长沙等各省会公路沟通，接通西南交通线与西北交通线及国际交通线的联系。同时，为了补充公路动力的不足，对20条内河进行航道疏浚，建造浅水轮船提倡木船运输，增加水运能力，并发展水道联运和水陆联运，提高了后方运输能力。

动员海内外人民发展大后方运输事业

广大内陆地区铁道、公路运输十分落后，但民间的人畜舟车驿运却蕴藏着巨大潜力。1938年10月全国水陆交通会议决定，“利用全国人力兽力之运输，以补充机械之不足”。

1939年交通部设立驿运管理机构，统管全国水陆驿运行政与经营业务。

在国际交通线、军事运输干线以及各地运输支线上，卓有成效地展开了驿运工作，尤其在短途运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1940年为例，大后方各驿运干线的货物运输总量达到3462万余吨公里，为同年大后方公路汽车运输总量的18.3％，而以货运吨数计算，驿运总吨数达到汽车运输总吨数的36.9％。[《国民政府年鉴》1944年3月版。]

4、商贸方面

“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商贸中心上海的进出口停滞。国民政府为打开商贸工作的困难局面，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后改为贸易委员会），整理商贸事务。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在《非常时期经济方案》中提出两条政策措施：

（1）“加速添设国内交通线路，开辟扩充国际交通线路，发展交通机构，使各种物资之运输得以畅通，更进而改进对外贸易”；

（2）“管理贸易，增加国产品出口，减少奢侈品非必要品入口，以裕外汇”。[（台）《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604、610页。]

1938年6月，经济部关于商业建设，主要提出如下方针与办法：

一是输入之管制

对战时输入外货严加审核：为国家急需的货物，如军用品以及有关国防工业及交通需要的机器材料等，尽先购置输入；为在某种限度内为国家必要的货物，而可由艰苦节约得不超过此限度者，限量输入；为与战事及民生无甚必要，或虽亦需要但国内得勉力自给者，一律禁止输入。

二是输出之促进

为保障军需民用，且禁止各种物资偷运济敌，明令限制保留物资的出口。同时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积极提倡和奖助剩余产品的输出，并开拓国际销路，鼓励桐油、茶叶、生丝、原棉、麻、皮毛、锑、钨、锡等农矿手工产品的出口。

三是运销之调节

国内贸易，首要的是对棉、粮、燃料等关系军事民生的物品进行调节运销，其次对茶叶、麻丝、皮毛、木材等物品进行调节，以期货畅其流，物尽其用。

四是物价之平准

以兼顾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为原则，平准战时物价。

五是国货之提倡

为扶植生产，扩大推销，以支持抗战，提倡全国上下一律使用国货之风气。[《民国档案》，1990年第1期，第34～37页。]

此外，国民政府还先后制定了许多商贸方面的法规和管制措施，以及对重要商品的统购统销政策。这对于满足军事与民生的基本需求，增强战时经济力量，稳定战时经济生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茶叶、桐油、猪鬃、羊毛、生丝等大宗农产品和钨、锑、锡、汞、铋、钼等特种矿产品的易货贸易，对于维护债信，从外国换回战时急需物资，起了重要作用。

5、农业方面

国民党临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为农业国家，大多数人民皆为农民，故中国之经济基础在于农村。抗战期间，为宜谋农村经济之维持，更进而加以奖进，以谋其生产力之发展。”[《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70页。]

大会提出了一项《战时土地政策法》。所刊“战时土地政策大纲”，主要内容：

（1）中央及地方应设土地利用指导管理机关，改善农业生产技术，严格控制生产种类，以提高土地利用的精度；

（2）应设垦务机关，制定开垦计划，统筹办理全国垦务；

（3）扶导和组织农业合作；

（4）工业原料和出口品等待设立国际贸易机关所统制；

（5）地籍整理，实行地价税、增价税、遗产税，并一律采累进制；

（6）设土地银行，发行土地债券；

（7）奖励人民以土地呈献政府，并应没收汉奸土地，征收利用不良之土地，依法分配于伤兵难民等；

（8）公私荒地之承垦，首为受伤阵亡将士家属，次为战区难民和各地无土地之贫民；

（9）规定地租额不得超过地价百分之七，并严禁任意撤佃抗租。[朱子爽编：《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版，第54～57页。]

国民党的这个战时土地政策，对调整租佃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动员人民抗战是有益的。但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地位所决定，国统区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农民土地问题也根本得不到解决。抗战初期，除山西、浙江等国统区曾实施过战时土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外，绝大部分地区或停留在口头上或根本不予执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的战时土地政策即被搁置而中辍了。地主豪绅则蜂起加租加押，土地兼并之风大盛，地主粮商乘机囤粮抬价，导致粮价暴涨，物价随之飞涨，尤其1940年四川等地粮食歉收，市场粮食奇缺，群众叫苦不迭，农民更是不堪忍受。

统观国民政府所施行的战时经济方策，在某种程度上是顺应全国抗战历史潮流、符合民族利益的，而且取得一定成绩。既保证了长期抗战和国统区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又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提供了国家实施战时经济的经验教训。全国人民以抗战大局为重，刻苦坚忍，不怕牺牲，发扬民族传统美德，对战时经济的维持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国民党统治阶级的腐败，政府官僚机构存在的种种弊端与恶习，治标多、治本少，条文多、落实少，讲得好、做得差，加之贪官污吏、不法分子中饱私囊，因此战时经济建设的预期目的远未达到。

三、国统区抗战文化的开展

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逐步加深。在中国共产党号召武装抗日的推动下，全国文化战线开展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以上海、北平为中心，各地的抗日团体、抗战刊物大量涌现，反对不抵抗政策和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降为次要和服从地位。随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迅速建立起来。

尤其在武汉失陷之前，“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3页。]

（一）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组建

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机关大部分迁至武汉，中共中央代表团来到武汉，全国的救亡团体、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名流及大批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云集于武汉。当时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此时，国民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对日作战是比较积极的，对待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过去也有了一些改变。在文化领域，国民政府以往的文化专制主义有所收敛，为顺应抗日统一战线与民主的历史潮流，采取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政策与措施。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由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担任此要职，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一个重要标志。政治部下设4个厅，第三厅掌管宣传工作，厅长由著名进步文化人士郭沫若担任。

第三厅于1938年4月1日正式成立，下设3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由胡愈之任处长；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由田汉任处长；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由范寿康任处长；阳翰笙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科长和科员中还集中了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在周恩来、郭沫若的参与和领导下，第三厅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巩固国共合作、扩大文化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

第三厅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举行杭战扩大宣传周。为了搞好这次宣传，周恩来与第三厅一起多次进行研究，他指出：这次扩大宣传，一要扩大宣传的对象，二要扩大宣传的范围。要深入到劳动阶层中去，要到工厂农村里去，到前线，到战壕里去，去提高广大工农的抗战意识和鼓舞激励战士们的杀敌情绪。文字宣讲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口头宣讲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艺术宣传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街头标语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无论漫画、电影、戏剧都要使人看了听了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要使看戏的、听唱的感动得当场落泪，兴奋得矢志报仇。[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4页。]

在4月7日至13日宣传周中，每天安排一个主要节目，分为文字宣传日、口头宣传日、歌咏宣传日、美术宣传日、戏剧宣传日、电影宣传日、游行宣传日等。第一天文字宣传和开幕大会，适逢台儿庄大捷消息传来，当晚举行了10万人的火炬游行。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整个武汉三镇沸腾起来了。

在“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周恩来参与领导第三厅开展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除组织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放映队、化装表演车和举行画展以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外，还组织慰劳团到各战区慰劳将士，并举行“七·七”献金运动，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全体成员组成“中共献金团”，带头参加献金。短短5天内参加献金者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07页。]

第三厅成立后，还建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等，并把由沪辗转来汉的孩子剧团接受为第三厅直属剧团。经过集训，演剧队、宣传队分赴各战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孩子剧团则留后方活动。

武汉失守后，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逐步由比较积极抗战转为比较消极抗战。1938年底，第三厅本部由武汉辗转到达重庆。国民政府为籍制第三厅，借口战时紧缩，大量压缩编制，裁减人员和经费，把原来3个处9个科压缩成4个科，将处一级裁撤。在困难的环境下，郭沫若带领大家开展不懈的斗争，编印出版了《抗战小丛书》、《抗战二年》、《抗战三年》、（《抗战一年》在武汉编印）、《抗战文艺》、《抗战壁报》、《敌情研究》、《中国报导》、《日寇暴行实录》等大量宣传书刊，还编印了其他宣传品。[翁植耘：《郭沫若在第三厅，文工会及其创作活动》，见《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60～63页。]

1940年11月，第三厅被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成了一个研究机构。

为利用合法身份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民主运动，郭沫若受命担任文工会主任委员，阳翰庄为副主任委员。文工会聘请了茅盾、老舍、陶行知、沈志远、张志让、邓初民、杜国庠、王昆仑、翦伯赞、侯外庐、郑伯奇、田汉、洪深、马宗融、卢于道、胡风、黎东方、姚逢子、吕霞光等著名文化人士为专任委员和兼任委员。文工会初建阶段，经常举办各种讲演会和座谈会，工作开展得相当热烈。此外，在重庆还组织编写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文艺作品、文章诗歌等，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如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等，借古鉴今，古为今用，获得了极大成功。

（二）群众性抗战文化团体的建立与文化艺术的发展

在筹组第三厅的同时，为了把云集武汉的众多的文化界人士更好地团结起来，积极推动文化界抗战团体的组建。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布成立。大会推举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45人为文协理事，周恩来和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宋美龄、孙科、柳亚子、陈立夫、陈诚、何香凝等被选为名誉理事。“文协”不设主席，老舍为总务主任，担负领导工作。“文协”成立，这是全国文艺界乃至文化界广泛的统一战线建成的重要标志。在此前后，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等全国性抗战文化团体于武汉纷纷成立。它们对团结文化界同仁、宣传群众、支持抗战起到重要的组织作用。

全国抗战初期，各种抗日救亡和进步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创办出版。如上海《救亡日报》、《烽火》、《七月》，成都《金箭》，广州《抗战戏剧》、《文艺阵地》，长沙《抗战日报》，武汉《新华日报》、《群众》、《抗到底》、《弹花》、《救中国》、《战地》、《抗战电影》、《抗战文艺》、《戏剧新闻》、《五月》、《全民抗战》等等。武汉失守后，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到大西南，重庆、桂林等地又有一些报刊陆续创办。但前后有不少刊物未能办到底，即被迫停刊。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被称为国统区抗战文化的嘹亮号角，连同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文协”会报《抗战文艺》等，在抗战文化导向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抗战文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涌现出来。剧作家创作出许多与时代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好剧目，如《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台儿庄》等，音乐家创作了许多反映全民抗日的救亡歌曲，如《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到敌人后方去》、《救国军歌》、《洪波曲》、《赶豺狼》等。诗人写下许多战斗诗篇，陆续出版了《开拓者》、《新时代》等10余种诗刊，“七月诗派”以其自由、奔放、粗扩的自由体诗展现在人民面前。作家们创作了《卢沟桥演义》等大量小说和《战地书简》、《游击中间》等报告文学。电影艺术家们摄制了大量抗战影片，如《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东战场》、《光复台儿庄》、《热血忠魂》、《八百壮士》、《游击进行曲》、《中华儿女》、《长空万里》、《华北是我们的》等。

在抗战文化统一战线旗帜下，文化界凭着本身的团结和努力，已经给中国的文化运动创造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光明前途，中国的文化运动接受了一次划时代的洗礼，它将要吸收一切进步文明的成果，开放出一枝光辉灿烂的花朵。

（三）抗战文化的战斗作用

“七·七”事变以后，文化界继承发扬了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文化的光荣传统，把抗战文化作为反侵略的锐利武器，开辟了一条抗日的重要战线。

在“文章入伍、文章下乡”这一响亮口号下，广大文化工作者走出亭子间，勇敢地深入战地和农村，用各自特殊的武器，肩负起宣传抗战、揭露敌人、鼓舞民心士气的伟大使命。全国抗战开始后的前几年里，“‘文化下乡’、‘文化入伍’，风起云涌，与时俱涨。作为教育、宣传、鼓励士兵民众抗战，并增强其战斗意志的歌咏、戏剧、绘画、新闻报导、木刻，活跃在敌前、敌后，以及后方的每个平常下为文化人足迹所履的角落。”[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新1版，第229页。]

以戏剧为例。

“七·七”事变第二天，上海文化界集体创作并演出了第一部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充分表达了“用笔的时候用笔，有嘴的时候用嘴，到嘴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势将血肉和敌人相持于战场”的决心，演出工作者战斗热情之高昂和观众反映之强烈是空前的。“八·一三”事变后，汇聚在上海的10余个救亡演戏队分途到各地进行抗战宣传，演出了《八百壮士》、《我们要反攻》、《在烽火中》等许多反映淞沪抗战的剧目，激发了人民奋起自卫、抗日救亡的热忱。上海沦陷后，全国18个戏剧团体，全国几乎超过95％以上的戏剧人才都集中在汉口。在第三厅组织下，各演剧队、宣传队分头进行巡回演出，为被侵略者呐喊，为战士们颂扬，发挥了战斗威力。旅居香港的戏剧工作者仅1938年就开展了近200次抗战演出活动，演出剧目达六七十种之多，其影响之大波及到南洋华侨。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文化工作者还创作演出了小型化、通俗化的活报剧、街头剧甚至茶馆剧、游击剧等，如《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演出极为广泛，观众印象极为深刻。各演出队不仅深入到战场、敌后、大后方，有的还到东南亚各地进行演出。抗战中不少作家投身杀敌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因各种原因牺牲的戏剧工作者就有36人。[《大公报》1944年5月20日。]

对于抗战戏剧的历史功绩，剧作家田汉曾这样评价：“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的作用。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又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1942年），《戏剧春秋》2卷2期。 ]

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勃兴、在与各种逆流的搏击中艰难前进的。进入抗战相侍阶段之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日益尖锐，这场斗争必然反映到文化战线上来。

广大文化界人士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政府的文化专制以及大肆泛滥的复古文化等展开了不屈的斗争，在暴露黑暗展示光明，坚持抗战与民主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功能和战斗作用。同时造就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革命文化战士。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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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

第三节 战区工厂、学校内迁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沿江各地的工矿企业和高等院校，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内迁运动。这是中国持久抗战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也是广大实业、教育各界抗日救亡的辉煌之举。工厂与高校的内迁，在中国抗战史乃至民族发展史上写下光荣而珍贵的一页。

一、沿海地区工厂内迁

抗战前，中国工业大部集中于沿海和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工业基地落入敌手。“一·二八”事变后，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又受到侵略威胁。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集中了民族工业的大批精华。据经济部对工厂登记统计，1937年底全国工厂总数为3935个，仅上海即有1235个，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省份有2063个，占总数51％，一旦战事扩大，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摧残。一些爱国的有识之士早就对这种不利于国防的工业布局表示担忧，一再呼吁把沿海工厂迁到内地，以保存经济实力。全国抗战前，政府虽有工业重心内移建立后方基地的设想，个别兵工厂已行迁并，但沿海地区工业迁移基本没有动作。“七·七”事变后，平津失陷，上海危急，日军的炮弹打进了厂房，国民政府方被迫议决将沿海厂矿向内地迁移。

1937年7月22日，国民政府设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部署各项紧急动员事宜。资源委员会旋与沪厂家洽商，劝导迁移，并拟迁移各机器厂、大鑫钢铁厂、中国煤气公司、大中华橡胶厂、康元制罐厂和民营化学工业社，由政府补助迁移经费56万元，在10年内每年奖励金额25万元，允由政府代商银行低利息借款329万元，并允拨给用地500亩。

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议决：“奖励金暂从缓议，余通过。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力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业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6页。] 监督委员会（简称监委会）由林继庸为主任委员，连夜赴沪督导迁移。

12日，林继庸在上海召集五金、机械、化学、冶炼、橡胶、煤气等厂方代表，接洽迁移办法。旋即组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简称迁委会），由颜耀秋为主任委员，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在监委会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确定工厂迁移的目的地为武昌，如有相当理由经监委会批准可迁入其他内地。决定由资源委员会派员在武汉主持划地及银行接洽事宜，并由迁委会派员驻武汉，成立武汉办事处协助工作。同时派员在沿途协助转运事宜。迁委会成立、内迁工作正式开始未及两日，“八·一三”沪战即发生了。

国民政府原打算只援助与军火制造直接有关的工厂，计划一个月内完成内迁。但随着战事日紧，要求内迁的厂家不断增加。到9月中旬已有125家民营厂报名内迁。鉴于请迁者日多，原案56万元已不敷分配，资源委员会于9月18日向行政院提出《迁移工厂扩充范围请增经费办法》。经行政院议决，旋由新设的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于9月27日召集各关系机关会议，决定增拨经费、地亩额，再迁天利氮气厂，天盛陶器厂，天原电化厂，天厨味精厂，三北、公茂、和兴、中华等8家造船厂，以及中华书局等文化印刷厂10余家。

同时，国民政府明确规定了战区厂矿迁移原则。迁移之工厂矿厂分为两种，一为军需厂矿，一为普通厂矿。军需厂矿，包括兵工所需之机械、化学、冶炼工厂及矿厂，动力及燃料工厂及矿厂，交通器材制造工厂，粮食及被服工厂，医药品工厂，其他军用必需品工厂，由政府命令迁移，而予以下列诸项奖励：

（1）补助迁移费；

（2）免征各种转口税及落地税，并得按军用品减收运费及优先运输；

（3）拨给建厂地亩；

（4）由政府担保或介绍银行借低利息贷款；

（5）发给奖励金等。

普通厂矿，为军需厂矿以外之厂矿，由该厂自愿迁移；经主持机关核准后，得予以免税免验便利运输，代征地亩等便利。

此外，还对民营工业提出了扶植政策：

（1）对于战区厂矿，设法迁移内地，辅助复工；

（2）对于后方工厂，设法增加资本，扩大产量；

（3）对于新兴企业，予以种种奖助，俾得创办；

（4）对于工业材料之必需取给国外者，设法统筹购储，分配使用；

（5）对于工业之所需之技术员工，设法增求登记，分发服务。[国民政府经济部：《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1938年6月），《民国档案》1989年第3期，第35页。]

在国民政府优惠内迁政策的鼓励和有关部门的督导下，深明大义、救亡图存的广大内迁厂矿职工和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迁厂的热情十分高涨。

在一场规模空前的淞沪会战激烈进行的同时，一场规模空前的中国近代工业大迁徙也在紧张展开着。迁厂工作极其复杂，困难重重，在日军炮口下把大量的机器设备拆运出来，其风险更是显而易见。尤其交通阻滞，运输极为困难，铁路车辆皆供军用，工厂迁移均以民船经苏州、镇江转轮上溯，途迂行缓，间受阻挠，困难殊多。然而，内迁各厂满怀爱国激情，“誓不以厂资敌”，冒着连天炮火抢拆、抢装、抢运，长途辗转，历尽千辛万苦，陆续抵达武汉。

正如有人所说，“冷冰冰机器，每每涂上热腾腾的血”。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上海地区工厂大规模拆迁工作被迫停止。

上海及附近各工厂物资沿长江迁移的运输，至12月10日镇江运输站撤退，乃告一段落。除去公营及国营工厂不计外，先后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及材料共有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重庆新新出版社，1942年版，第14页。]

由于战事发展迅急，加之其他种种原因，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沿海地区迁出的工厂为数较少，有的只将部分机件迁出。内迁的工厂多为五金机器厂、电工厂、化学厂、造船厂、文化印刷厂及制药厂，还有少数纺织及轻工业厂。

以上海为主要地区的内迁工厂绝大多数集中于武汉地区。据统计，截至1937年12月1日，由上海迁到武汉之工厂，经迁委会、监委会补助迁移费或予以便利援助迁移者凡123家，迁移机器材料12000吨以上，工人约1500人。[《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6页。]

至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之厂矿达137家，机器重量25700吨，随同内迁的技术工人2300余名。[《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0页。]

武汉，这个华中重镇，自国民政府撤出南京后一度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各内迁工厂陆续到武汉后，立即着手测地建屠，招工购料，设法开工。在武汉先后成立了迁鄂工厂联合会和工矿调整委员会驻汉办事处，以协助内迁厂的安置与复工。在1937年内复工的有37家，1938年元月，又有27家复工。[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重庆新新出版社，1942年版，第22页。]

据复工仅一二个月统计，60余厂承造军用品的产量总值，即达170余万元，[《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0～62页。]为抗战做出了贡献。然而，相当多的内迁厂家到汉后未能适时复工。除政府安排不周以及电力不足等问题外，主要是购地问题旷日持久不得解决。有的厂家见武汉无法立脚，加之战争日益紧迫，干脆直接迁往四川等地。

日军占领南京后，其侵略矛头直指武汉，国民政府以武汉为轴心筹设工业区域的计划遂成泡影。迁汉工厂大多立足未稳，不得不考虑再度内迁问题。

此时，正在汉口养病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积极争取滞留武汉的工厂转迁到四川，并派四川工业专家和官员由川飞汉向各厂家介绍四川的资源、设厂的环境，而且在运输、厂地、电力、劳工、原料、捐税等方面给予优惠与方便。各厂家深受感动，纷纷报名迁川。1937年12月底有20余家工厂表示迁川，翌年1月中旬已准备即可迁川工厂达41家。当月，工矿调整委员会派员与厂家代表到重庆及四川其他拟迁厂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勘测，尔后又组织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安排迁川各项事宜。

二、武汉地区工厂折迁

南京夫陷以后，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汉地区工厂继续内迁到四川、贵州、湘西等大后方。工矿调整委员会遂着手动员武汉地区迁汉工厂和原有工厂再度内迁，进行抗战以来第二次工业大迁移。1938年3月22日，刚由工矿调整委员会改组成的工矿调整处，召集武汉三镇机械厂家代表讨论迁移问题，催促各厂做好一切准备。工矿调整处除协助迁川工厂外，还规定了工厂迁桂、迁滇协助办法，同时，招募各种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派往适宜的厂矿或技术机关服务。

6月9日，日军逼近马当防线，国民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工业，各类大小工厂，凡对军需民生有用者均在拆迁之列。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迁移费用由以前的无偿拨付改力提供贷款，运输、复工奖金缺乏者给予低息贷款，凡来不及拆迁的工厂皆予炸毁。

7月17日，国民政府决定留汉各政府机关人员须于五日之内迁往重庆。

工矿调整处得知武汉形势将届严重关头，益加紧敦促拆迁工作。除四川、湘西两处已派有人员部署外，还派员赴湘南、广西、陕西等地布置迁厂事宜。

在武汉地区，工厂拆迁分两部分进行。一部分是外埠迁汉工厂的再迁，共迁出机器钢铁工业、造船工业、电焊工业、电器及无线电工业、化学工业、医药工业、纺织工业、矿业以及其他工业共170多个厂家。另一部分是武汉原有工厂的拆迁。工矿调整处派遣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分头四处劝导督促，并协助工厂拆迁。武汉三镇着手拆运者，有化学工业、机器翻砂工业、织染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厂家共150余个。

至8月中旬，除少数工厂被限期拆迁外，一部分厂家迁往湘西、湘南、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大部分厂家迁往四川。及至武汉撤退，除沙市尚有数厂外，武汉地区厂矿大迁移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内迁工作转向宜昌与重庆之间，宜昌为迁川的中转站，各厂物资在此换乘木船入川。自7月下旬以来，政府各机关人员继续西移，在宜昌候轮者人数逾万，兵工署及民营厂矿物资络绎长途，在宜昌江边堆积如山。武汉失守后，宜昌岌岌可危。在轮船运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又雇用木船，紧急疏导，紧张抢运，入川各厂陆续抵达目的地。宜昌航运直至1940年6月中旬宜昌沦陷乃告终止。

据统计，截至1938年底，迁往内地的厂矿已达304家，机件重量达5万余吨。这304家厂矿中，迁往四川的有134家。详见下表：[《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2～63页。]

内迁厂数统计表（1938年12月底）

迁往省区

业别四川湖南广西陕西其他

省区共计

机器五金51551033122

电器无线电862　 117

陶瓷玻璃531　 110

化学22422131

罐头食品73　 1415

印刷文具19　 3　 　 22

纺织染1044214171

其他8　 1　 　 9

矿业43　 　 　 7

共计134118212011304

上述厂家，到达目的地后，积极筹备建厂复工。至1938年年底，复工者达81家，产品价值己达438万余元。

在上海、武汉工厂拆迁的过程中，其他战区的部分工厂也相继拆迁转移。

如河南郑州、漯河、许昌、孟县，山东济南、青岛，山西绛县等42家工厂迁往陕西关中地区（其中一部分再迁入川），拆卸机械1.5万余吨。

在众多的民营工厂实行内迁的同时，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兵工署、军需署管辖的兵工厂、军需厂也先后奉命迁往内地。除少数迁往湘西、贵州等地外，多集中于四川重庆地区。较大的兵工企业，如金陵兵工厂、济南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以及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含迁汉的上海炼钢厂和汉阳钢铁厂及大冶炼铁厂、六河沟公司湛家矶炼铁厂、萍乡煤矿的部分设备）均迁往四川重庆地区；巩县兵工厂先后辗转迁往长沙及湘西安化、沅陵等地。由于对兵工企业实行了比民营企业和普通国营企业更为优先的政策，因此，兵工厂的迁移相对来说比较彻底和顺利。这对于迅速建设后方战时兵工生产基地，保障军队作战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

整个工厂内迁工作持续到1940年基本结束。据统计，截至1940年底战区内迁民营厂矿448家、内迁物资12万吨，技工1.2万余人。其中大部分迁入四川，计254家，湖南121家，陕西27家，广西23家，其他省区23家。

这些内迁工厂中，机械厂占40.4％，纺织厂占21.65％，化工厂占12.5％，教育文具厂占8.26％，电器厂占6.47％，食品厂占4.91％，钢铁厂占0.24％，其他厂占5.57％。[吴文建：《中国工矿业之内迁运动》，《新经济》7卷9期（1942.8.1）。]

此外，自动迁移的工厂亦有百余家，合计内迁厂矿达600余家。[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257页。]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部分工矿企业的内迁，是在全国抗战开始后特定战争环境下进行的空前的工业战略转移。尽管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对战局发展估计不足，对战略后方选择失当，内迁行动仓促，致使一些厂矿企业一迁再迁，不少工厂迟迟不能复工，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是由于广大内迁厂矿工人、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艰苦奋斗，政府有关部门如工矿调整委员会（处）和内迁厂矿联合组织的奖助、督导，这场工业迁徙运动仍不失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创举。

其一，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的精华，为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经济力量。

内迁工厂虽然数量有限，但是内迁厂家多为民族工业的佼佼者，实力较为雄厚，门类较为齐全，其中不乏重点与名牌厂家。这场内迁运动，不但迁出了几乎所有直接支持战争的军工企业和支撑大后方工业的机器设备，而且同时随迁了大批企业管理与技术人才。上海内迁的民营工厂数量多、规模大、技术水平高。其中有“开全国机械制纸工业之先河的”龙章造纸厂，“设备与资本素列全国制罐业第一”的康元制罐厂，“执上海橡胶业之牛耳”的大中华橡胶厂，“中国最大之纺织厂”的美亚丝织厂，居全国搪瓷业之首的益丰搪瓷厂，还有资本雄厚的大鑫钢铁厂、中国煤气公司、新亚制药厂、华生电器厂等。这些内迁厂迁出了大量的以工作母机为主的先进设备，发电机、马达等动力设备及各种原材料。内迁的许多科技管理等人才也成为战时工业的宝贵财富。

其二，促进了中国西南等地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大后方民族工业发展的基础。

战区工业西移，尤其数百家民营工厂内迁，大大促进大后方军需民用工业的发展，迅速使西南地区成为民族工业基地。重庆的机器业战前只有10余家，到1940年就发展到133家。豫丰、申新、裕华、沙市等纱厂的内迁，使西南后方的纱锭猛增10倍以上，为纺织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永利、天原等化工厂的内迁和创造性的生产，为西南后方化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化学原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军事和民用的需要。支秉渊的新中工程公司由上海迁武汉，1938年再迁湘西祁阳，以拓荒者的姿态惨淡经营，逐步发展为一个从采煤、炼铁、轧钢、发电到制造机床、蒸气机、发电机、轧钢机乃至炭精、工具夹的联合企业。随后胡厥文的新民分厂也移来此处，使这一地区成为新的工业区。新中、新民以及华成电器厂在湘桂地区形成三大支柱，发展为三十工业生产集团。新中由于以制造内燃机等出名，被誉为“全中国动力的发祥地”，华成亦被誉为中国的“动力之母”。由于内迁工厂发挥了主干作用，促进了一批工矿企业的兴建，为后方工业的发展打了基础。

其三，形成了战时大后方若干新的工业中心，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战前严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

战区部分工厂内迁，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中国工业分布极不平衡的局面，但是抗战期间向大后方移植了若干现代工业，形成了以四川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新的经济和工业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沿海地区工业过分集中而大后方工业极端薄弱的状况，尤其西南地区的工业大为改观。

到1940年，西南已初步形成重庆、川中、广元、川东、桂林、昆明、贵阳、宁雅8个新的工业中心区。各区工厂分布情况如下表：

区别

工业类别重庆

区川中

区广元

区川东

区桂林

区昆明

区贵阳

区宁雅

区合计

区

机器1591628171166225

冶炼1723320461276

电器23300870041

化学1201001482579274

纺织623114231813143

其他4814027133087

合计42918773867801820846

广大内迁工厂为支持全国抗战、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1939年11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与部分国民党参政员在重庆参观了部分民营内迁厂，并题词赞扬。周恩来的题词是：“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董必武的题词是：“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邓颖超的题词是：“合作奋斗，发展生产”。

1942年元旦，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牛角沱生生花园举办了为期半个月的“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会上展出各厂家的各类产品和各种图表，展示内迁生产的成绩。中外人士交口称赞：在战时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民族工业仍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在短短四年中创造出令人震惊的奇迹。国民党军政要员林森、冯玉祥、居正、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等，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备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国驻华大使都前往参观，并题词勉励。周恩来参观渝鑫（大宝）钢铁厂时题词：“没有重工业，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战时大后方尤其重庆工业的勃兴，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经济现象。大后方的工业发展好景并不长，到1942年达到顶点后，便日趋衰落。

正如有人所说，辛勤培植的后方工业，“宛如昙花一现，瞬息逝去。”[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246页。]

三、战区部分高校内迁

全国抗战之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国立、私立及外国教会办的各种高等学校共108所，其绝大部分分布在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尤其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内，108所高校即有91所遭敌破坏，其中25所因被破坏严重而停办。在高等教育面临危急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匆忙下令沿海各高校内迁。教育部指示平、津、沪、京等地的一些重要高校西迁西南与西北建立抗战教育基地。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高校的迁建工作。为了扶持高校内迁和建立战时教育基地，国民政府制定与颁布了一些教育改革政策，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如对内迁学生实施生活救济，以解决生活困难和稳定战时高校的教学秩序；对夫学学生进行登记并分发到战区服务或到各高校借读；对在校生，酌量减免学杂费用，并发放贷款（后实行公费教育制度）。

据统计，自1938年3月至1939年止，教育部津贴各校贷金者达10至14万人。又如高校招生实行变革，以扩大招生面。1938年教育部颁布统一国立与省立高校的招生命令，在大后方与战区、游击区甚至敌后分设招生点，统一招生考试；对因战争而失学的学生，只要持有“同等学历”证明，可以免试入大学，或到其他大学借读；对文化程度尚不够升入大学的考生，由各大学开办“先修班”予以容纳；允许各文法科大学改变战前行政院的限制进行招生。此外，对失业教师进行登记与分配工作，并且增加师范教育，以解决高校师资力量。为适应抗战需要，还下力培养职业建设人才，并鼓励科学研究。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战后开始施行的一些进步的教育政策、措施，对于支持和扶植高校内迁和发展战时高等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沿海、沿江各战区的高校内迁，是在战争爆发后或战火迫近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随着战争的变化，内迁的高校又一迁再迁，使这场中国教育史上教育中心自东向西的大迁徙运动，持续了8年之久。自1937年到1939年，中国东部战区各高校，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学校保持中立未动，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其余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在卢沟桥事变后迁往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又迁至昆明，正式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北洋大学、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迁至陕西台组西安临时大学，后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金陵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东北大学等31所高校迁至四川，国立浙江大学先迁浙西天目山，再迁江西、广西，后迁至贵州遵义；国立中山大学迁往滇南澄江，等等。

从1940年开始，英美与日本关系日趋恶化；上海租界形势紧张，后日军侵占东南亚和南亚，华南亦岌岌可危，于是原迁上海租界与原迁云南、广西等地的高校又相继内迁，如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私立沪江大学等从上海租界迁往重庆；滞留北平的私立燕京大学迁到成都；原迁滇南的国立中山大学迁往粤北；迁到昆明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艺专、国立同济大学等迁至四川。

内迁高校最后多集中于四川，其中重庆25所，成都7所，共计48所。

迁川各高校，除中央、武汉、中央政治学校等少数儿所以外，一般规模不大。

各校因辗转播迁，原有师生人数大为减少，一般减少50％。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上期16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4647人（尚包括在川招收的一部分学生），教职员仅1063人。1940年，26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10772人，教职员2782人。1942年，30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13510人，教职员2686人。在全国抗战的前5年，学生人数约增加2倍，教职员人数约增加1.5倍。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40年26所学校毕业生共有1826人，1942年30所学校毕业生共3000人左右。[《四川文史资料》，第13辑，第78页。]

在整个高校内迁过程中，广大知识分子充分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和艰苦奋斗精神。内迁高校的众多师生背井离乡，辗转奔波，历尽艰难险阻，饱经“流亡大学”的艰苦岁月。各高校内迁之后，困难日益增多，内迁之初，大都校舍简陋，又常遭受敌机轰炸，教学设备与图书十不存一。战争旷日持久，物资奇缺，米珠薪桂，政府救济近乎杯水车薪。教师薪金锐减，七折八扣，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学生生活更是清贫不堪。然而，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并未因困难而动摇，高等教育也未因战火而中断。广大师生含辛茹苦，自强不息，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适应抗战人才的需要，内迁高校增设了一些系科与研究所，一些高校还增设国防教育课程，开办各种形式的短期训练班与专修科，并与工厂结合进行战时科研与战时生产，有效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内迁高校还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服重重困难，利用战时后方相对稳定的条件，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如西南联大，融三校精华为一体，名师三集，阵容强大，文、理、法各系所开课目均比战前充实、完备，许多课程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许多科研项目取得较好的成绩。文科如闻一多的多种文学史专著、王力的语法理论、吴晗的《历史的镜子》等；理科如华罗庚的《堆垒章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都在中国教育史与科技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再如浙江大学，在竺可桢领导下，学术研究活动十分活跃。苏步青教授写成《射线曲线概论》一书，被法国著名数学家布拉须凯称之“东方第一几何学家”，工淦昌教授提出用K 电子浮获办法寻找中微子，他的重要发现，成为世界物理学的重要成就之一，他的名字因此写进了世界性原子核理论教科书；贝时璋教授的《半年鱼之细胞学研究》、谈家侦教授的《中国西南果蝇之调查及研究》、卢鹤绂教授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罗宗洛教授的《微量元素及生长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等等，都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震惊与重视。其他许多内迁学校也涌现出教学和科研的优秀成果。

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高校内迁运动，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一笔。通过内迁运动，保存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和科技精华，促进并推动了大后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西南地区高校云集，人才荟萃，文化教育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以内迁高校为主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抗战与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教、外交筹各方面的人才。

据统计，除中等学校、职业学校培育出数以百万计各种抗战与建设人才外，后方高等院校在抗战中即培育出毕业生达77600人。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战前准备不足，直到战争爆发才仓促动员，内迁过程中又缺乏通盘计划，各校自行其事，仓惶搬迁，颠沛流离，在播迁过程中遭到严重损失；在教育方针与内容上，国民政府反对变更教育制度和彻底的民主改革以适应抗战需要，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并在高校中推行“训育制度”，加强对师生的思想控制与特务监视，使高校难以为抗战报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管如此，抗战期间高校内迁运动的成绩，广大高校师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三编 小结

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0月底，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全面战略进攻，中国进行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侵略者动员了几乎全部的军事力量，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几个月灭亡中国。中国则力求抗住日军的战略进攻，最大限度地消耗其力量，使战争趋向不利于敌的持久局面。平津失陷、淞沪告急的形势，加速了中华民族团结的进程。国家面临空前的危难，全民加强了新的凝聚。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奠定了中国不败的重要基础。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战略问题上相互协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双方的情况特点及其战争规律，提出了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中心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指明了具体道路。国民党部分地接受全国人民的意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表现了一定的进步，召集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抗战建国纲领》，召开了国民参政会，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存在，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进行政治机构、经济体制和文化活动等方面的某些改革，从而使全国出现了空前的团结救亡的高潮，形成举国上下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国共两党的军队作了合理的分工，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担负挺进敌后，发动、组织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收复被占领土地，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从敌后钳制、消耗和消灭敌人，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

正面战场是战略防御阶段的主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虽由于战略指导的某些失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未充分发动民众参战，使得多数作战未能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并丧失了过多的国土和城市。

但广大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不惜流血牺牲，进行顽强的作战，仍给敌人以相当的打击。每次会战都能持续一月至数月之久，并能在会战后期跳出日军的大合围圈，保存了军队的主力。

在敌后战场，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展开了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战略行动。日军主力气势汹汹地向中国腹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迎敌而上，向敌占区挺进；日军在正面不断占领新的地区，而在后方却不断丢失已占领的地区。八路军、新四军自挺进华北、华中敌占区以来，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支援下，对日军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余人，收复了大片国上，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10余块抗日根据地，从而极大地钳制了日军的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加快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就这样，在前后两条战线的突击下，终于粉碎了日军狂妄的战略企图。

中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所以能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进攻，根本的原因在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中国实行了最不利于敌人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开展了最大限度发挥自己优势的敌后游击战争。

日本侵略者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中国。

侵华战争出现如此不利的局面，是它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底，日本侵略军将正面战线推进到包头沿黄河至风陵渡及开封、合肥、安庆、信阳、武汉、九江至杭州之线，并占领了广州附近地区。表面上看，似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然而，日军虽在中国领土上前进了1800余公里，但并没有击溃或围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日军虽到处制造惨绝人衰的大惨案、大屠杀，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更加坚强；日军虽占领了中国包括首都南京在内的北平、天津、杭州、广州、武汉等一批大中城市和大片的国土，但并未能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日军在正面战线取得某些胜利，但后方占领区则遭到根本性的失败，敌占区的广大地域又被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夺回。总之，由于日本侵略者错误的估计形势，在脱离实际和一厢情愿的战略指导下，倾巢而出对中国15个月的全面战略进攻，并未达到预定的任何目标，相反兵力、财力和资源的消耗已到困难的程度，战略进攻不得不被迫停止。

1937年，日本法西斯首先制造“七·七”事变，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战火迅速扩大到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冀、察、绥、晋、鲁、苏、浙、豫、皖、赣、鄂、粤等10余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中日双方投入兵力400余万人。“七·七”事变实际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转折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全面爆发的起点。

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中国奋起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战争，实质上这是世界基本矛盾在亚洲地区的全面激化，是世界各大国在亚洲剧烈争夺的初期形式。中日全面战争把30年代初期欧亚两洲的局部危机，扩大成了牵动全局的世界性危机，日本法西斯的刀锋开始直接触动英、法、美、苏在亚大地区的战略利益。尽管欧美各大国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困扰或从本身利益出发，企图让中国打头阵，拖住日本的手脚，自己避免正面与日本对撞，不愿过早陷入战争。但是，现实存在的尖锐矛盾却将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各大国以不同方式卷了进来。苏联从反对法西斯侵略和保卫其远东安全出发，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即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迅速以贷款形式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援助。英法美等国虽对日本侵略采取妥协政策，但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抗争。国际联盟多次召开会议，虽未作出制裁日本侵略的具体措施，但谴责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鼓励援助中国。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各国人民及正义人士，都把中国全民抗战看成是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第一线，纷纷给以道义的、物质的和人员的支援，一时间在中国汇集了国际反法西斯的一支可观的力量。

不畏强暴的中国人民，没有辜负世界人民的期望，以空前的民族团结和战斗，粉碎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打乱了日本的侵略计划，初步稳定了东方的战局，为各民主国家争得了加强国防迎击侵略准备的宝贵时间，并为自己坚持长期抗战，积蓄反攻力量，进一步转变战略态势，奠定了有利基础。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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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一节 相持阶段到来前后的国际环境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前后，正是国际局势急剧恶化的时期。在欧洲，德意法西斯疯狂扩张，英法美等国却一味地妥协让步，终于导致欧洲战争的爆发。在远东，英法美为了应付欧洲危机，奉行一条对日本的绥靖政策。苏联有与西方各国携手遏止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强烈愿望，但是在西方一些国家一再拒绝集体安全政策的情况下，也以避免战争，维护自身安全力首要任务。

这种状况使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处于一种极端不利的地位，也给中国人民的抗战带来不利影响。

一、慕尼黑协定与欧洲战争爆发

1937年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新的经济危机，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以及英美等国对此所抱的“中立”态度，刺激了德意在欧洲的新冒险。

1937年11月5日，德国召开了有三军总司令参加的秘密会议——霍斯巴霍会议。会上希特勒提出了今后新的扩张目标是“在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取得成就”，“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472页。]

1938年2月，德国开始着手实现这一计划，向奥地利提出了一系列无理的要求。3月11日，德军越境进入奥地利。13日，德国宣布奥地利并入德国。

英国的默许态度早在1937年11月就已明确，英国枢密大臣哈利法克斯向希特勒表示：欧洲秩序的改变，“也许是注定要发生的。在这些问题中有但泽问题、奥地利问题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英国希望看到，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和平演变进行。”[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86页。]

1938年4月2日，英国正式承认奥地利并入德国。法国与美国也相继宣布承认。

紧接着，德国又将千头转向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3月28日，希特勒宣布，要在不久之后解决苏台德问题。5月30日，他又规定，必须在10月1日前实施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绿色方案”。9月3日，希特勒命令公开进行对捷克的战争准备。

面对捷克危机，英国首相张伯伦早有定见：“我们无法帮助捷克斯洛代克——它可能成为同德国开战的一个借口。……因此我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证的想法，也不想在法国履行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方面向法国人提供保证。”[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74页。]

法国虽然与捷克斯洛伐克有同盟关系，但并无履行义务的决心，尤其在英国一再要其谨慎从事，不要指望英国支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为了摆脱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烫手的土豆”，英法两国一面不断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迫其向德国让步，一面频繁示意德国，请求举行首脑会晤，探求和平解决的办法。9月15日、22日、28日，张伯伦不惜屈尊三次飞往德国，并向希特勒许诺：“你完全可以不战而立即得到一切主要的东西。”[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74页。]

1938年9月29日至30日，德、意、英、法四国首脑在排除当事者捷克斯洛伐克和与捷克问题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苏联的情况下，在慕尼黑召开会议，达成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慕尼黑协定》。其中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及其一切附属设施和物资无偿移交给德国。协定的附件规定：英、法、德、意共同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不受侵犯。

英法在慕尼黑的妥协不但没有带来欧洲的稳定和“一代人的和平”，相反，却使欧洲分崩离析，战争提前到来。慕尼黑会议引起了欧洲国际关系的大混乱。各个中小国家在心理上受到极大震撼，它们深深感到英、法不足恃，原有的欧洲秩序已经摇摇欲坠，因此，纷纷修订自己的外交政策。

1939年2月24日，匈牙利参加了《反共协定》。罗马尼亚则表示，“既不偏向轴心国，也不偏向西方”。另有一些国家则借机强行解决与邻国的领土纠纷。

慕尼黑会议及其结局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对英、法等国长期抱有的期望。自30年代初东西方战争策源地形成以来，苏联一直奉行联合英、法，共同对付德、日、意法西斯侵略扩张的集体安全政策，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苏联发现自己虽为欧洲大国之一，却被排除干事关欧洲前途的国际会议之外。严酷的现实迫使苏联不得不考虑调整自己的政策。

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苏共第18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申明苏联的对外政策为：“执行维护和平和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军事科学院编：《斯大林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按照这一中立自保的政策，1939年8月，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慕尼黑的又一后果是进一步鼓励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冒险。1938年10月21日，刚刚获得苏台德地区的希特勒又为德国指定了新的扩张目标，他命令部队准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地区，并对立陶宛的默默尔地区提出领土要求。10月20日，德国外长向波兰大使提出，把但泽归还德国，并在波兰领土上建立一个走廊，使但泽与东普鲁士连结起来。

1939年3月16日，德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宣布将《慕尼黑协定》中并不包括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并入德国。3月23日，希特勒亲乘“德意志号”战舰占领了默默尔地区。4月3日，希特勒批准了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

4月7日，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

德、意新一轮的扩张把英、法逼进了死胡同，迫使它们不得不在三四月间先后对波兰、罗马尼亚、希腊、比利时、荷兰、土耳其等国提供安全保证，形成了事实上的军事联盟。与此相对应，希特勒于4月28日宣布废除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和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又于5月22日与意大利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结成了所谓“钢铁同盟”。至此，欧洲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

1939年8月23日，德国在完成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部署后，于1939年9月1日发动了侵略波兰的战争。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欧洲战争正式爆发。

二、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

自1938年起，急剧恶化的欧洲局势对远东的影响是巨大的。英美等西方国家虽然不甘心丧失自己在中国的既得权益，屡有抗议日本乃至有限援助中国抗战的表示。但是实现对日妥协，却是这一时期英美远东政策的主流。

1938年9月的欧洲慕尼黑协定，鼓励了日本在远东的扩张。1938年11月3日，日本公然发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明确宣布要以日本的“新秩序”取代英美为主的东亚旧秩序。

11月8日，外相有田八郎向美国大使表示，“今当东亚天地正展开新的形势之际，仍以事变前适用的观念乃至原则来衡量现在及将来的事态，不仅不能给解决当前问题带来任何办法，而且不能有助于确立东亚的持久和平。”

12月29日，有田又对外国记者团声称：“将来第三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应在三国（指“日满华同盟”——著者）新体制的国际和经济自主所能允许的必要限度内，且必须不享有政治特权。”[〔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31页。]

面对日本的新挑战，英美等国面临三种选择：

其一，大力援助中国，积极介入中日战争，以实力对抗日本，保全自己的在华利益。但是，英美等国不愿承担与日本全面交恶的风险，尤其在欧洲危机的情况下，更担心因此而削弱它们在欧洲的地位，促使日本加速靠拢德、意。

其二，与日本全面妥协，承认其扩张要求，以稳定远东，集中力量于欧洲。

但是，这不仅意味着英美等国在华利益丧失殆尽，而且会危及其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和战略地位，因此很难为英美所接受。既不愿对抗，又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于是就只能选择第三种折衷的政策，即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挫折日本的扩张锋芒，使其知难而止，在合适的时机，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让步，实现双方有条件的妥协，从而保全西方国家在华的基本利益。“东亚新秩序”出笼后，英美的反应强烈。1938年12月30日，美国对日本提交了措辞强硬的抗议，申明“门户开放”原则不容某一方面片面取消，反对“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38～1939）》，波士顿，1939年版，第246～251页。]

英国继美国之后，也于1939年1月14日照会日本，表示“既不接受，也不承认日本用武力在中国造成的局势”。[《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38～1939）》，波士顿，1939年版，第253页。]

在频繁交涉、抗议的同时，英美感到有必要对中国抗战给予适当援助，以免因中国的崩溃而丧失制约日本的筹码，才首次决定对华贷款。这些贷款不仅迟迟难产，而且附加了许多限制条件，如借款对象不能是中国政府，必须由民间机构出面，借款不能用于购买军火，借款必须是商业信贷的方式等等。英美在援华问题上的这种态度，无非是要维护其“中立”立场和正常的对日关系。

英美对日本的侵华行动，虽有抗议表示，但举措相当谨慎。日本工业对外依赖性最大，美英是其主要的贸易对象。

1939年1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指出：日本对美英法三国的出口贸易占其总出口的70％，其收入全部用于购买工业原料。尽管各国都了解日本这一弱点，中国也屡屡提请英美各国实施对日本禁运，以削弱日本的战争力量。

但英美等国却不敢触动这一敏感的神经。它们不顾中国及世界舆论的反对，竭力维持与日本的贸易关系。

1937年至1939年，美国对日本出口了价值7.16亿美元的各类物资，为同期对华出口值1.41亿美元的5倍多！1938年，日本从美国获得的各类战略物资竟占其总进口量的45～91％。由此可见，英美等国所维护的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对中国抗战造成的危害远甚于它们对华的有限援助。至于英美等国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所奉行的双重性政策的目的，其外交官员有过明确地表白。武汉失守之际，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给外交大臣的报告中声称，英国要“对交战双方维持友好关系……以便在和平谈判及以后时期我们能尽到适当的作用”。“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拖延时间，期待双方终至完全精疲力尽，允许我们帮助实现这个悲惨冲突的合理解决”。[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5页。]

1938年10月后，日本被迫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进攻，开始改变侵华方针，着重从政治上诱降中国。英美等国视此为与日本达成妥协的良机。

1938年11月1日，英国向日本表示，愿意就中日和平问题进行斡旋。［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47页。]

1939年1月10日，法国新任驻华大使高思默在赴任前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进行了一次谈话，透露了他的使命。他说：鉴于欧洲和远东局势，通过对远东特别关心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使目前的中日冲突得以有效而公正解决的紧迫性正在加剧，其时机似乎就要到来。[《顾维钧回忆录》（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7页。]

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菜热指出：欧美列强对结束中日冲突终于发挥作用的时刻就要到来，特别是英国此刻要正式表态，日本也在探索同样的道路，“我们将在远东与英国采取同样的行动。”[《顾维钧回忆录》（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9.340页。]

英美两国也分别向日本表示，如果日本建议修改九国公约，他们愿意参加为此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为了促成中日停战，英国外交官员分别在中、日两国进行游说。驻日大使克莱琪向日本首相表示：如果日本同意缔结和平协定，英国政府愿意承担使中国方面停止一切排日活动的责任。［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47页。]

1939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提出具体建议：放弃满洲，中日实行合作，取缔反日活动，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等。西方各国酝酿的“远东国际会议”虽然未能实现，但是在它们谋求缓和与日本关系的行动中，确实存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内容。针对国际投降主义者的阴谋，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国际投降主义者“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借收渔人之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572页。]

1939年7月15日，英日在东京开始谈判。

24日，双方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规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造成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享有“特殊之要求”；允诺“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英国“均无意加以赞助”。[《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3页。]

《有田——克莱琪协定》实际上是英国在东方放任侵略，纵容掠夺战争的又一丑行，是“东方慕尼黑”阴谋活动的严重步骤。

欧战爆发后，英美等国更加急于对日妥协。1940年4月12日夜，德国即将席卷北欧前夕，英、美、法三国大使一齐会见蒋介石，再次劝告中国“及时对日媾和”。英国大使说：“目前英、法要全力对付德国，无暇顾及中国。英、法不愿使中国灭亡，所以再三劝告采取对日和平方针。日本方面在英、法、美的监视下，也决不会提出过苛的要求。……对中国方面来说，也会使巨大的损失减到最低限度，如加紧建设，不难恢复到战前状态。”法国大使说：“上次本人奉本国政府之命，会同英国大使劝告应与日本媾和，但未见成效，……现在法国面临着欧洲危急，在不得已时为了维持法属印支的安宁，停止滇越铁路的运输也未可知。若走其他路线则代价太大。因此中国要想避免巨大的损失，只能与日本和解。”否则，“将来万一元人支持而继续抗战的话，将不可避免地蒙受更大的打击。”美国大使说：“我代表本国政府向贵国进行忠诚的劝告，即日停止战争，在英、美、法三国援助下和日本进行谈判。”［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85～186页。]

1940年6月，德国入侵法国之后，日本在德、意支持下要求英、法封锁滇缅、滇越运输，实行对华禁运。6月19日，法国封闭了滇越铁路；7月15日，英国屈服于日本压力，同意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中国西南的国际通道因此而封闭。

总之，中国抗战相侍阶段到来前后，由于欧洲危机的加深，英美等国急于实现对日妥协，它们奉行了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让步的政策。这一政策是慕尼黑绥靖政策在远东的翻版，它使中国人民的抗战面临严重的威胁，迎合了日本急于通过政略和谋略来摆脱困境的侵华战略的需要。

三、苏联的远东政策

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欧洲战争，对苏联的对外政策造成了极大冲击。苏联放弃了坚持多年的集体安全政策，转而采取了一条以避免战争、维护自身安全为主的外交路线。这个外交路线对苏联远东政策的影响在于，进一步加强了延缓苏日战争、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基本考虑。

1938年10月以后，苏联继续贯彻积极援助中国抗战，使之能够长期牵制日本的政策。1938年两次对华贷款1亿美元，1939年后继续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以便中国购买各类军用物资。当然，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各种援助有其自身的打算。1940年12月，斯大林对即将赴任驻华武官的崔可夫指示说，“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苏］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尽管如此，苏联的对华援助仍然非常可贵，通过支援中国抗战也确实达到了束缚日本发动侵苏战争手脚的目的。

苏联远东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对待日本。

1938年以后。苏联为避免德日的两面夹击，迫切希望远东苏日关系的稳定。1938年4月4日，苏联政府建议日本政府通过谈判解决一切争端。这一建议不但未得到响应，日本反而于当年夏和1939年春夏之间，在张鼓峰和诺门坎地区两次对苏武装挑衅。苏联利用日军主力久困中国战场之机，坚决反击日军。特别是在诺门坎战役中，苏军重创了日本关东军，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实力。日本迫于中日战争的困扰，也产生了暂时稳定日苏关系的意向。

1939年12月31日，苏日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苏日协议》。根据协议，日本向苏联付清了背着中国买卖中东路的最后一笔欠款，苏联同意将苏日渔业协定延长到1940年12月31日。

1940年1月1日，苏联《真理报》在题为《关于1939年12月31日苏日协议》一文中表示，苏联政府和舆论界十分重视苏日关系的正常化，苏联方面愿意促进它的实现。3月底，苏联政府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出：“日本毕竟应该理解，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它的利益受到侵犯。只有这样理解，日苏关系才可能圆满地发展下去。”［苏］C·A·戈尼昂斯基等：《外交史》第4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译本，1980年版，第203页。]

在苏联政府的不断努力下，1941年4月13日，苏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双方“维护彼此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并在另一方处于第三者一国或数国的军事行动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期间严守中立。此外，在签署的共同宣言中公开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304页。]

1938年以后，苏联在欧洲动荡、自身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谋求缓和苏日矛盾的各种努力，对牵制日军的对苏战争冒险，避免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而且，在此期间苏联也未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但是，苏联对日缓和关系的一些举动，尤其是《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的消极作用是明显的。特别是苏日双方互相保证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是严重损害中国东北和外蒙古领土主权的行为。对日本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北方苏联的顾虑，增强了南进的决心。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枢密院答询时声称，在冲击美英，冷却中苏关系这一点上，中立条约“对我有利”。［日］深井英五：《枢密院重要议事备忘录》，岩波书店，1953年版，第150页。]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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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二节 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

一、日本侵华方针变化的原因

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结束，日本虽取得军事上的一些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并未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经过15个月全面战争，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而动摇，对苏战争准备受到削弱，日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动荡，日本急欲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去应付即将到来的“大转折”。

这些内外因素，尤其是侵华战略的破产，迫使日本在1938年10月以后对其侵华方针作出重大修订。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中国战场的态势

“七·七”事变时，日本企图经过速战速决的战略，重现甲午战争迅速取胜的一幕。这个战略方针着重依赖武力，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必要的兵力，在有限的作战空间里，摧毁中国的战争力量和战争意志，一举达成日本的战争目的。小国寡民、资源贫乏的日本最忌讳战争旷日持久，因为这将造成日本国力的无限消耗，难以实现其世界战略。然而，15个月的战争结果却是，日本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成为泡影，而其力求避免的不利状况成为现实。

至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上投入了近百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45万人伤亡的代价，换来的是一种骑虎难下的窘境。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不久，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格局。在绥远、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日军面对着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另一方面，在相当于日本本土近3倍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战线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布各地。至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西南、晋冀豫、冀鲁豫、冀鲁边、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已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人口达5000万人以上。日军仅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

尽管日军已由战前的17个师扩大为34个师，并将其中绝大部分投入中国战场，但同时应付前后两个战场仍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日本的战史著作就此指出：“占领地区内特别是华北和华中方面，由于徐州和汉口作战而兵团外调，移动频繁，造成后方兵力不足，只能保持点和线，前线方面也在扩大，以致到处配备薄弱。敌人乘此弱点，遂这次企图扰乱我军后方乃至进行局部反攻。”[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页。]

在这样一种战争态势下，日军若想继续维持战略进攻的势头，就必须投入更大的兵力和更多的物资补给，并准备承担远甚于以往的人员及物资消耗，即使如此，日军也没有胜算的把握，更何况15个月的战争已使日本的军力、国力不堪重负了。

捉襟见肘的日本兵员、军需动员状况

经过15个月战争，日本痛感过低估计了中国的抗战意志和能力。战争的实际进程无论在规模、时间、强度等各方面，均超出它初期的预料。日本的战争能力开始暴露出严重破绽。

战争开始后，日本大规模扩军，先是在1937年扩编了7个师，继而于1938年又扩编了10个师，使其师的总数翻了一番。短时间内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扩军，使日军的兵员组成出现问题。日本陆军省军务部门统计：1938年8月1日，侵华日军成员中的现役兵仅占11.3％，预备役兵占22.6％，后备役兵占45.2％，补充役兵占20.9％。［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49页。]

由紧急动员而造成的这种畸形的兵员结构严重降低了日军的战斗力。对此，日军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整理军队。

与兵员动员的窘况相伴随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动员补给同样难以为继。开战之初，日本轻视中国，设想无须大规模的军需动员，仅凭现有军需储备一举击败中国。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持久，各类军需物资的消耗直线上升。日本被迫于1937年10月开始实施“中国事变第一次军需动员”。

此次军需动员除了涉及原有的陆海军兵工厂外，还动员了约3800家民营工厂，对民营工厂的利用率达到平时的2.5倍。［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120页。]

尽管如此，军需物资的生产补给情况仍然达不到日本军事当局的预期成果。参见下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121页。]

中国事变第一次军需动员实绩（％）

武器弹药飞机坦克轻装甲车

7060662743

钢盔防毒面具卫生材料兽医材料海运器材

10097908780

1938年6月2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就军需动员的状况上奏天皇：“虽然官民一致协作，昼夜工作，异常努力地从事各自所担负的军需品的整备补给，但由于各种原因，……武器、弹药、飞机、坦克重要军需品的生产未能达到预期成果，这是非常遗憾的。”［日］防卫厅防卫研修听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121页。]

第一次军需动员按计划至1938年3月31日止，历时6个月。但战争不但没结束，反而日形扩大。日本只好追加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计划，时间为1938年4月1日至1939年3月31日。为了保证计划指标不再落空，当局把动员的民营工厂扩大到4000多家，并采取了诸如利用代用品，回收废品，乃至降低产品规格的措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242页。]

换言之，以降低质量来满足对数量的要求。但是，第二次军需动员仍然达不到战争的实际需要。日本兵工总厂负责人报告说，坦克装甲车的生产数量不能适应急速扩充的军备；小口径火炮供需失衡；观测用具和光学兵器的整备状况极其不良；至于弹药的补充供给只是到10月武汉、广州作战结束后才有所转机，此前不能达到军需的要求。［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版年，第243页。]

战后日本的战史著作也指出：“步枪、炮弹都不够用，到1938年6月，连学校用的教练步枪都被收回。”［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15页。]兵员及军需物资动员补给方面存在的种种困难，限制了日军进一步发展其战略进攻。

战争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

日本经济是一种对外依赖程度极高的经济，其工业能力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直接取决于来自海外的各种原材料。日本历次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重要的是要控制原料产地。然而，15个月的对华战争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大量的战争消耗却造成日本各类物资的极端匮乏、进而动摇了日本脆弱的经济基础。

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短短8个月内，日本就连续4次迫加临时军费，累积总额高达74亿日元。这是日本从事甲午战争（2.00475亿）、日俄战争（15.08472亿）、第一次世界大战（8.8166亿）和“九·一八”事变（19.3125亿）四次对外战争战费总和的163％，［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50、183、361页。] 是1936年日本预算总岁出（22.82亿）的3倍多！这笔巨颔战费不仅造成日本的财政桔据，而且给日本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庞大的战费支出绝大部分用于武器弹药及各类军需品的生产，这些物资一经产生即脱离于再生产之外，成为对经济发展毫无意义的纯消耗。这种消耗使日本的出口产业因原料不足而出口能力下降，出口下降又造成进口原材料的大幅度减少，最后使整个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转受到破坏。

由于战争影响，1938年度上半期，日本的进、出口分别比上一年度减少了32。9％和19.6％。［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271页。]

为了弥补贸易萎缩造成的物资短缺，日本只好动用国内的黄金外汇储备。战争爆发后，日本原有的388吨黄金仅仅剩下25吨，其余的都作为贸易决算而输往美国等国家。［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22页。]

即便如此，战争带来的物资匮乏的情况仍很严重。

为了满足战争需求和准备在世界更大的范围的争夺，日本竭力企图扩大生产能力，并为此而制定了1938年物资动员计划，然而该计划在半年后就无法继续实施，被迫于1938年6月进行大改订，修改后的计划基于物资短缺的现状，全面压缩一切与军需无关的产业的物资供给量。仅以钢铁类为例：当时一般民用的普通钢材的需求量是478.4万吨，修改后的计划仅供给306.9万吨，削减了36％。原计划中对准军需和铁道省所需66.6万吨普通钢材是保证供给的，而修改后的计划仅供给54.46万吨，削减了18％。钢铁短缺对各产业的影响极为严重。与1937年末相比，日本钢村碾压设备的33％，平炉设备的11％变为闲置。由于工厂建设、矿业开发等所需钢材削减了55％，一些急待扩充的产业面临威胁。日本国内一般私营铁路所配给的钢村仅够用来修缮，根本谈不上任何发展。［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214～217页。]

苦于物资问题对经济发展和战争能力的制约，1938年6月物资动员计划改订后，日本政府特意向全国发表了全面统制物资的声明，声称：“中国事变虽因徐州陷落而使战局呈现一大进展，但前途仍很辽远。……值此之际，要完善后方设施，使作战不受影响，以达成帝国期望之目的。”“为此，当前急务在于最有效地贯彻运用物资的统制。即排除万难，把振兴出口、增加生产、统制消费等有关政策彻底强化。在此，政府按照新情况，树立了优先充实军需品和输出产业原料的物资供给计划，期待彻底实行这一计划中的各紧要方策，以巩固国防，维持国民经济。”声明要求贯彻节约、配给、回收、实行战时简朴生活等十大措施，并规定对钢村、铣铁，金、银、铜、铅等32种物资实行强化的使用限制。[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222～224页。]

出于对物资短缺及其对经济影响的考虑，1938年，日本政府有关部门从缓解经济困难的角度建议早日结束战争。

1938年5月，“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在《我国经济国力判断》的报告书中提出：

（1）尽早结束战争，实现和平；

（2）不能和平之际，依靠缩小战争规模来全力充实国力，改善国际收支。［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22页。]

同年7月，企划院在《我国经济国力判断（第二次）》中也指出：“必须迅速寻求收拾中国事变的方策，……在看不到生产力扩充和贸易进展的情况下，树立对今后战争的计划是至难之事。”［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虫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272页。]

侵华战争陷入长期化破坏了日本的世界战略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原本是将此作为有利于其对外扩张总体战略的首要环节考虑的。即通过速战速决，建立以日本为首的“日满华同盟”，再依靠这个“同盟”赋予日本的强大力量，实现其南进和北进的大扩张。经过15个月战争，这个预想彻底破灭了。侵华战争不但未能帮助日本的总体战争计划，反而成为沉重的包袱，使日本在即将到来的“国际大转机”面前失去了从容应付的能力。

为了准备新的世界大战，日本陆军自1935年夏起，对本国的综合国力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于1937年5月以世界大战为目标，制订了《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要纲（陆军内部用）》，要纲的方针指出：“大约以1941年为期，筹划计划中的国防重要产业的振兴，以便一旦有事之日，在日满、华北的范围内，使重要资源得以自给，同时谋求平时国力的飞跃发展，确立指导东亚的实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1〉计划编》，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591页。]

1937年6月，陆军将该计划提交内阁讨论批准，但是，这一事关日本总体扩张战略的计划却由于侵华战争的影响而迟迟不决，一直拖到1939年1月17日，才在内阁会议上以《生产力扩充计划》为名确定下来。日本内阁三长官，对这一重大计划的拖延作了解释，其中企划院总裁指出，该计划难产的原因之一就是重要产业扩充用的物资极不充分，所以不能着手实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141页。] 而物资问题直接源于侵华战争的巨大消耗。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苏两国分别以对方为敌手，加紧扩充在远东的军备，以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然而，侵华战争却使日本的对苏战备受到严重削弱。由侵华战争而加剧的日本对苏军备的严重不足，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对苏的强硬立场。在1938年夏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春夏的诺门坎事件中，日本都因侵华战争的掣时而被迫对苏作出让步。

总之，经过15个月的战争，日本朝野感到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已经破产，单凭武力无法征服中国，侵华战争已经对日本内外经济政治造成巨大影响，并成为日本实现其世界战略的沉重包袱。有鉴于此，日本被迫对既定的侵华方针作出重大调整。

二、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要点采取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战争初期，日本盲目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采取了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速战速决的方针。1937年12月攻占南京后，日本狂妄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企望以武力迫使中国屈服。

武汉会战前，日本战略进攻的能力已经衰减，中国战场的持久态势渐趋明朗。面对这种状况，日本军政上层围绕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的作用及其局限性产生了激烈争论。石原芜尔认为当局者“徒然强调积极作战，过于相信武力的优越，他们不理解中国事变持久战的根本含义，置兵于绝境，耗尽了国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吏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19页。]

日本军部也从实际的战争过程中感到武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强烈要求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负责经济动员的一些部门则从经济困境的角度提议另谋解决事变的途径。

于是，武汉会战后，日本被迫将原有方针改变为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新方针。

1938年10月21日，内阁会议在《关于时局的处理方案》中表示，“国民中只管依靠武力工作解决事变，希望迅速完成武力工作，并以此作为事变结束的倾向是令人担忧的”，提出“今后，不仅要用武力，更要倾注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的总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464页。]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声明一改以往“惩膺暴支”、“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在“合作”、“提携”、“互助”等道义招牌下对中国发出政治诱降。声明说：“帝国所希求者即建立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秩序。此次征战的最终目的即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文书》，原书房，1965年版，第401页。]

这个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日本已经把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变为政治进攻为主的新方针，企图以承认国民政府存在为条件，利用并扩大中国的内部矛盾，迫使国民党放弃抗战立场，实行对日妥协，把处于僵局的战争引向政治解决的路途上去。

按照新方针的精神，1938年11月18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及参谋部制定了《抗日政权屈服或崩溃的要领》，对所谓“政略”进攻作了详尽规定：

“除作战行动外，当前大致要采取以下方策：

（1）促进占领区的治安和建设；

（2）进行建立新中央政权的工作；

（3）酝酿反蒋、对日和平气氛和争取民众等工作；

（4）进行反共宣传；

（5）促使抗日军队内部崩溃；

（6）利用高宗武一派，争取新官僚和民众；

（7）进行西南独立工作；

（8）收买和利用杂牌部队及各种武装团体；

（9）促使第三国（特别是德、意、波兰）否认蒋政权；

（10）促使第三国（特别是英、美、法）放弃援蒋政策；

（11）加强对苏谋略。”［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0页。]

这些“政略”进攻的内容几乎包含了非军事的政治、经济、外交、舆论宣传、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其目的一是通过巩固占领区和炮制伪中央政权，在中国和世界各国面前造成一种矮化中国抗日政权的既成事实，并结合外交上孤立中国，动摇中国坚持抗战的意志；二是通过反共宣传挑拨国共两党关系，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嫡系军队与杂牌军队之间以及抗日征与亲日派之间的矛盾，从内部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战阵营，达到日本外部军事进攻达不到的目的。

停止正面战略进攻，集中主要兵力对占领区实行治安肃正作战

在确定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新方针后，日本的军事战略也作了相应调整。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参谋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的文件中，对新的军事战略的各要点作了阐述。

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战争。文件指出：“虽要利用攻占武汉、广东的余势，致力干事变解决，但是，要迅速取得成果，预料尚有困难。为应付长期作战，……以攻占汉口、广东为行使武力的时期。然后，自主地指导新中国的建设，特别要防止急燥。”［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3页。]

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文件声称：“虽然肃清抗日残余势力的的工作仍须继续进行；但主要有待于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政略与谋略工作。”［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3页。]

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文件要求战地日军在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版、第553～554页。]

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文件规定，在华日军要把巩固占领区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对正面战场则要求把“兵力配备限制在最少限度内。”［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3～554页。]

依据新的军事战略，日军在结束武汉会战后，即着手调整部署，实行向保守占领地的持久战态势的转变。

1938年10月，日军在华有24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1个骑乓集团（2个骑兵旅）和1个支队，其中，华中派遣军有13个师、1个支队；华南第21集团军有3个师；华北方面军有8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日军的主力在正面战场。其后，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替换防，将久战疲惫的师陆续遣返归国休整，同时按照保守占领地的要求，新编了一批适合警备任务的三单位编制的师和独立混成旅，替代回国部队。

至1939年底，侵华日军新部署基本完成后，在中国派遣军（1939年9月组建）隶属之下的侵华日军共有24个师、20个独立混成旅、1个骑兵集团。

这些部队分为4个战略集团，其各自的兵力及任务如下：

第11集团军配置在武汉地区，下辖7个师、2个独立混成旅，任务是对中国军队的主力进行以攻势防御为特点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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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集团军辖4个师、2个独立混成旅，任务是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切断中国的补给路线；

第13集团军辖4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主要任务是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占领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京、沪、杭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

华北方面军作为最大的战略集团其兵力为9个师、12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负责确保已占据的华北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7～8页；《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295～297页。]

从上述日本军事战略的变化及相应的部署调整中可以看出，日本的侵华军事行动在整体上已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保守，就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而言。日军军事打击的重点已经转向后者，日军在其后方的作战活动更加频繁。

自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的意图，连续实施了3次治安肃正计划，其中心是用武力“讨代肃正”，以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尔后建立各级伪政权，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巩固占领地区。

建立长期自始体制

1938年底，日本修改侵华方针的原因之一是要减少军力、国力的损耗，因此，建立长期自给体制，就成为其新的侵华方针中的重要内容。日本原企图迅速战胜中国，在中日“经济提携”的名义下，取得种种经济上的权益。

但是，战争持久化及消耗的剧增，使日本等不及“经济提携”的实现，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在已经占领的地区进行“自主的建设。”［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283页。]

1939年3月30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在《从战争指导观点出发处理目前各案件的准则》中，也把在“治安地区，特别是在其中的主要地区进行必要的建设”作为持久战争的一个主要手段，并强调：“目前在重要治安地区确立治安和建设尤为重要。为此，要在逐渐形成重点的同时，为长期计划制订各种措施。”［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7页。]

鉴于战争长期化已不可避免，日本开始要求侵华日军努力提高独立生存能力，实现长期自给，企图以“节流”方法减轻日本国力的负担。

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及参谋部提出：在为恢复治安而固定配备充分兵力的同时，要“努力使其实现长期自给的局面”。［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289～290页。]

1939年3月30日，再次要求“要使现地兵团为了部队的生存而采取长期持久自给的态势，……努力充实整备战力，同时尽量节减人力、物力的消耗。”［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289～290页。] 要求侵华日军在现地实现“自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战争经济的贫困程度。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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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三节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制定抗战新阶段的战略任务

就在日本着手修改其侵华方针的同时，中共中央及时预见到战争形势即将发生的变化，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是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毛泽东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并在此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毛泽东的报告和政治决议总结了以往抗战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今后抗战的发展趋向，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战略任务。

一、对抗战以来的总结和对今后抗战形势的估计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依据已经表现出的敌、我、友三方面优劣条件的发展变化，对15个月的抗战进行了深刻总结，他指出：经过15个月抗战，中国有了很大进步，但尚未达到足以反攻胜敌的程度；日本已面临重重困难，但尚有余力；国际上虽已给予中国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但国际形势尚未达到最有利之时。这种状况决定了敌优我劣的基本态势还不会很快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抗战是长期持久的战争。在长期的战争较量中，日本的强势因素将随着战争进程而逐渐衰减，其小国寡民，兵力、财力、物力的先天弱点，侵略战争所造成的与整个中华民族及本国人民的绝对对立，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等等，不仅不能克服，而且将日益发展深化，最终决定了日本必然失败的命运。与日本相反，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中国所具有的雄厚的战争潜力，将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质和中国自身的不断进步而更加发扬壮大，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也将日趋有利于中国。在中、日双方所具有的诸条件中，日本的优势条件是暂时的、脆弱的，中国的优势条件则是根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此，只要中国坚持抗战不妥协，坚持在持久战中逐步发挥自己的潜力，最后的胜利就一定属于中国。

六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对目前的战争形势及其可能出现的变化进行科学的估价，以便规定党在今后抗战中的各项战略任务。在这方面，中共中央表现了极高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对于日本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及时预见到：虽然整个的敌我力量对比中，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尚未改变，但经过武汉会战，敌人的强势已经进一步发挥了，之后将衰减下去。虽然敌人在总的力量上仍将具有一些余威，但其兵力不足与分散的根本弱点将更加暴露。而且日本的整个国力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可能用于中国方面的已所剩无几。因此，日本的战略进攻已接近一个顶点，敌我相持的局面即将到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7页。]

关于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将会采取的新的侵华方针，毛泽东准确地指出：日本在被迫停止战略进攻后，将转入军事上保守占领区，而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向我进攻。在政治攻势中，“敌人的方针，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建立全国性的汉好政府……推翻国民政府，破坏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在军事上敌“将于一定时机抽兵进攻游击战争，企图巩固其占领地，使中国反攻困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技出版社，1991年版第578、606、608页。]

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虽然总的发展趋势有利于中国，但就目前来讲，“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无论是各大国间的战争前夜或战争爆发，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甚至还“有可能同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0、640页。]

这种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关于今后国内的抗战形势，全会在充分认识各种积极因素的同时，强调了将会出现的各种困难，并特别告诫全党必须认识目前及今后的严重问题，即：“可能在一部分人中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抗战营垒中可能产生意见分歧甚至某些分子的动摇与局部叛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l 年版，第749页。]

二、制定抗战新阶段的各项战略任务

1938年11月6日，六中全会一致通过政治决议。决议提出：“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人进攻，实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胜利。”[中央档案馆：《中其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其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页。]

决议还规定了中华民族当前的紧急具体的任务：

（一）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

（二）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

（三）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扩大原有的军队，创造更多的新军，改进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技术装备和训练，保卫西南西北，停止敌之进攻。

（四）广大发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区，并配合主力军作战。

（五）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

（六）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改善政治机构，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效能。

（七）扩大民众运动和发展民众团体（工、农、商、学、文化界、妇女、青年、儿童各种组织），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

（八）为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和生产热忱，实行相当必要的民生改善。

（九）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增加收入，节省支出，克服抗战中的财政经济困难。

（十）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

（十一）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问侵略者，加紧国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使日寇断绝外国军火和军事原料的供给，使我国能够得到友邦的军火、军事原料、医药材料、技术人员及财政的帮助。

（十二）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问的斗争。

（十二）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

（十四）厉行锄奸（汉奸、敌探、托洛茨基分子等）运动，巩固抗战的前线和后方。

（十五）发展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强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抗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752页。]

全会特别强调了新阶段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将这一点提高到事关抗战能否坚持、能否胜利的决定性地位。毛泽东就此指出：“长期的战争必须有长期的统一战线才能支持，战争的长期性与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是不能分离的。”“克眼困难战胜敌人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全民族，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各个阶层中一切生动力量，过是唯一无二的方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644页。]

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而日本又在竭力分化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因此，全会的政治决议特别提出：“为了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为了顺利进行抗日持久战，就必需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国共两党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3页。] 同时又建议国民党适当解决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以密切两党关系，保证长期合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3～754页。]

三、巩固华北、发层华中华南的军事战略方针

由于预见到在即将到来的新阶段中，日军将集中主要力量保守占领区，向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发动残酷的进攻，因此，六中全会要求全党继续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和战区，并把巩固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作为党的军事战略的首要问题。全会提醒全党全国：在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敌后游击战争所要面临的新形势是，一方面在广大地区中仍能广泛地发展；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战略地区，特别是华北和长江下游一带，势将遇到敌人残酷的进攻，出现非常艰苦的局面。因此，全会要求，现在就应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全会分析了敌后游击战争在各地的不同情况，明确提出今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毛泽东具体指出：“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3～594页。]

毛泽东还提出了巩固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各项具体措施：

“第一，必须广大地发展一切敌人后方地带的游击战争，并创立多数的游击战争根据地，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根据地。

第二，必须依照华北榜样，留置或派遣足够数量之正规军队于敌后各个战略区域，作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骨干。这些军队应该逐渐学会游击战术，加强政治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创立根据地，并帮助敌后民众游击队与游击战争逐渐提高到正规军与正规战争的道路上去。

第三，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必须发动所有男女人民卫国保乡热忱。除动员他们大批加入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与补充留置敌后的正规军外，把他们组织到半军事性质的抗日人民自卫队中去。抗日人民自卫队的组织，应成为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的普遍与经常的民兵制度，他们是不脱离生产的。

第四，必须协助人民组织广泛的游击队，这是脱离生产的，各县各区都应该有，成为袭击敌人保卫地方的普遍的小队伍。

第五，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加强其军事政治文化娱乐的教育，用以提高其战斗力。

第六，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正确的军事政治制度，实现官兵的平等待遇，经济公开。

第七，改造土匪部队，使他们走上抗日，肃清我军后方的及被敌利用的土匪。

第八，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一方面，大后方尽可能的接济他们；又一方面，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第九，依照敌情与我之战略需要，重新划分敌后各地作战区域与行政区域，使之适合新的战争情况。

第十，必须依照战略需要，统一敌后各部队与行政区之领导，以便集中抗敌力量，消除内部矛盾；但应反对互相吞并的军阀行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l 年版，第609～610页。]

为适应发展华中和华南的需要，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为贯彻“巩固华北”的方针，全会决定充实北方局，并在会后命令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于1938年12月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和山东地区，巩固和发展这些地区的游击战争，准备抗击日军即将展开的反扑。

在中日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关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及时制定了适应战争发展变化的各项战略任务，为全党全国人民在新阶段中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作了预先部署。这次全会的各项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认识战争、把握战争的卓越能力，以及对战略新阶段的正确指导。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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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四节 国民政府调整军事政治策略

武汉会战后，日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对国民政府采取了军事打击为辅和内部分化的政治进攻为主的新策略，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连续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调整对内对外的军事、政治策略，调整后的策略既有整顿内部、抵制日本分化中国阴谋，培植力量以继续持久抗战的积极方面，又有限共、溶共，打击国内进步力量等不利于团结抗战的消极方面。这种情况充分表现出中国抗战的极端复杂性。

一、南岳军事会议及第二期抗战方针的确定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第3和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参加。会议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主持下着重从军事角度检讨了过去抗战的得失，判断了当前战争的形势，确定了今后二期抗战的军事方针，并据此调整了部署。

会议上，蒋介石阐述了对抗战全过程的基本设想：此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撤军、岳阳沦陷为止，是抗战的第一时期。在第一期抗战中，由于中国是在各方面均劣于敌人的情况下抗战的，因此，第一期抗战的战略是，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机动地使用主力部队，层层打击、逐步消耗敌人，诱敌深入于有利我军决战的地域，完成最后战胜敌人的部署。武汉撤军、岳阳沦陷以后属于抗战的第二期，即“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这是因为，经过第一期的抗战，“敌人兵力的使用……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今后他再不能有更多的兵力使用到中国来，而且他已经派到中国境内的这许多部队，随战区扩大而力量分散，已疲敝不堪，……因此，无论他在形式上是如何获得胜利，他这种胜利，亦已到了最高限度，不能再有增加。……所以敌人侵略战争，今后只有一天一天的随兵力之消耗减损而趋于失败，在另一方面，我们过去虽然遭受了挫失，但我们的挫失，客观上也只是到此限度为止；从今以后，由于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布置的完成，以及军实的增强和敌我实力消长，士气盛衰的对比，我们胜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171～1173页。]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策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是：“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但第四战区应尽先集中有力部队，转移攻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这个方针的特点在于，注意了游击战争的作用，决定派遣部分力量争夺敌后控制权；对正面战场的主力部队，虽然要求发动有限攻势，但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

南岳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划分战区，调整部署。

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区为河南及安徽一部，兵力为12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区为山西及陕西一部，兵力为32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14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

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区为苏南、皖南及浙闽两省，兵力为2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

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区为两广，兵力为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区为皖西、鄂北、豫南，兵力为3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

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区为甘、宁、青及绥远，兵力为6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旅；

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辖区为赣西北、鄂南及湖南，兵力为52个步兵师；

第10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区为陕西，兵力为9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

此外，在敌后新设立两个战区：

鲁苏战区，司令长官于学忠，辖区为苏北及山东，兵力为7个步兵师；

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辖区为冀察方面，兵力为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

还有23个步兵师归军事委员会直辖；9个步兵师和1个步兵旅担任大后方川、康、滇地区的警备。

总计在第二期抗战之初，中国军队总数为242个师，40个旅，特种部队在外。

国民政府的二期抗战的方针中，全面整训部队是一个重要内容。

自“七·七”事变以来，全国抗战已持续了一年多。中国军队损失了大量人员和装备，海空军战力锐减，陆军因伤亡过重，兵员大多不及编制的一半，因此，南岳军事会议突出强调了整训部队的必要性，蒋介石在会上指出：南岳军事会议“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整理军队、建立军队，……确立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基础。”并宣布，将“全国部队分三期轮流整训，限期完成”，办法是“将全国现有部队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张其购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195、1197页。]

整训军队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订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在教育训练方面，要求通过短期训练，提高官兵技术、战术技能。要求注重发挥官兵的进取心，培养官兵的攻击精神和强韧的战斗意志。为了学习游击战，军训部在湖南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训练班任教。在改订编制方面，精减非战斗的机构和人员，充实作战部队。按照这一原则，军事委员会决定原有的军委会、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和基本战略单位师的7级指挥机构中，废除兵团、军团两级，并以军力基本战略单位，还决定废除旅级编制，以便战略指挥和战术指挥都能更加灵敏快捷。此外，对兵员补充、后勤保障等方面也提出了相应的改进要求。

上述二期抗战的指导方针及相应的各种军事计划无疑有一定的客观依据，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一方针并未贯彻始终，特别是在反共倾向逐步加剧的情况下，二期抗战方针的内容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派往敌后本应对日游击作战的部队逐渐成为与中共抗日武装磨擦的主力；连续发动有限攻势的规定在1939年以后也基本被消极应付所取代；整训部队日后也成了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的代名词。造成二期抗战方针不能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根本原因不在军事，而在于政治上反共倾向的抬头。

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继南岳军事会议之后，1939年1月21日至31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初召开的一次对抗战颇具影响的会议。有155名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和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出席。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亲任主席，主持了会议。五届五中全会的内容涉及第二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主要议题是抗战和党务问题。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五届五中全会表现出积极与消极方面交相并存的双重性。

在抗日问题上，五届五中全会基本上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武汉会战后，日本改变了侵华策略，着重从政治上进行诱降。中国国内、尤其是国民党内妥协求和的空气再度上升，对此，五中全会在其宣言中重申：“吾人所求为合乎正义之和平，非屈服之和平，屈服只以助长侵略。中国若怵于日本暴力，以屈服谋一时之苟安，则将降为日本之殖民地。”[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43页。]

表达了坚持抗战的意向。蒋介石也在题为《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开幕词中，批评了对日和平的倾向，表示要坚持抗战。蒋介石表示：“我们的精神绝对不要被敌人所胁制，我们更绝对不能受敌人的欺骗。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这就是我们今日唯一的方略，这就是敌之失败，也就是我国胜利的基础。”[张其购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210页。]

但是，五届五中全会在抗战问题上也存在不彻底的方面。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目前如果妄想妥协，希求侥幸的和平，就无异自投罗网，自取灭亡。须知敌国前首相近卫上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所谓调整国交的谈话，实在是诱降的文告，而不是讲和的条件。如果依此而讲和平，老实说就是降服。”[张其购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210页。]

蒋介石虽然反对现时对日妥协，但并未断然排除与日本谈判媾和的可能性，问题在于时机和条件。

党务问题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着重考虑的又一主要问题。“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治生活的焦点已集中在对外抗战方面。但是国民党由于长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西安事变后被迫走向抗战，形势变化急剧，各方面都难以适应抗战的要求。因此，抗战以来，国民党非但没有因抗战而面目一新，其政治影响和地位反而呈现了下降趋势。对此，国民党中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感，他们担心出现抗战胜利，党国消亡的结局。蒋介石针对国民党本身面临的这种严峻形势指出：近来抗战形势日趋有利，国家危险已经过去，本党的使命将日益艰巨。[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207页。]

但是，“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我们现在要振兴本党，领导革命，第一根本要务，就是要树立党基，巩固党基！”并把“重整党务，恢复党誉，以巩固本党的基础”作为“本届大会最大的任务。”[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215、1218页。]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重视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这本无可非议，尤其是其加强党务整理发展国民党力量的目的也包含有适应抗战需要的考虑，这当然是抗战事业所必要的。对此，中共中央早已明确表示欢迎，并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了在对外抗战，对内民主的前提下愿意看到国民党力量的发展。但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党务问题上的一些观点和立场又包含有不利于对外抗战，不利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团结合作的消极因素。其集中表现为，这次全会把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及其在全国政治影响和地位的提高，视为国民党自身颓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唯恐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坐大”会危及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出于这种考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国共两党关系上确定了“限共、防共、溶共”的基本方针。

这个方针在会议及以后的文件中得到了贯彻。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党务问题决议案中提出：“今后本党应力求在乡村社会力量之发展。过去本党组织仅偏重城市而忽略乡村，致广大之农民群众易为异说所乘”；“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53页。]

矛头所指，显然针对中国共产党。会后，国民党中央连续制定了一系列秘密文件，如：《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4月）、《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异党问题处理办法》（1939年12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12月）、《沦陷区防范共党办法草案》等等。这些文件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648页。] 的口号下，利用国民党执政党的地位，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防范、限制、排斥乃至打击。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制定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方针时还是有所顾忌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无法抹杀；全国同胞要求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呼声非常强烈。

在这种状况下，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则采取了既合作又限制的双重政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限共、防共、溶共”为基调，避免采取公开摊牌的作法，就是其矛盾心态的反映。国民党中央在制定上述秘密文件时，也一再要求其各级组织：“本党应付异党之对策与办法，在此团结御侮时期，关系极为重要，应以绝对保守秘密为原则，倘不慎而泄露人异党分子手中，则不仅易滋误会，甚且发生磨擦。为防患未然计，嗣后各地方党政机关关于应付异党之对象与办法，必须层层负责，尽量避免书面传递之办法。各机关拟具对策时，亦应根据地刀事实、环境；立言不可动辄用中央口气或翻印中央所颁布之原则。”[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644页。]

既要限共、防共，又不愿承担破坏两党关系的责任，这种政策虽然有别于内战时期的反共政策，避免了公开破裂两党关系的极端作法，但与前一阶段国共两党间比较融洽的合作关系相比，无疑是一个倒退，其对两党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抗战事业的恶劣影响是极其严重的。

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表现出的双重倾向，中共中央有恰当的分析认识，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全党的指示信中认为：五中全会的主要方针，仍为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对此，应该加以赞助和发扬；但是其伉战目标的局限性和防共、溶共、反对民主政治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对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应该赞助其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的积极方面，对其缺点错误，则应根据我党六中全会决议，进行口头上文字上的批评解释工作，目的是要以我们和全国大多数人民拥护的彻底抗战路线，来克服他们的不彻底抗战路线。”[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0页。]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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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巩固华北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战场

第一节 巩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回师华北。为此，1938年底，日军大本营从华中、华南抽调第10、第27、第5师加强华北方面军，并组建第12集团军。

1939年底，华北方面军兵力为9个师、12个独立混成旅、1个骑兵集团。

1940年，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基本上没有变化，兵员总额约为30万人。

华北伪军在1940年达到10余万人。

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确保占领区的“安定”，先后制定1939年度（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1940年度（1940年4月至年底）“治安肃正计划”。

日军企图首先集中兵力摧毁抗日根据地，尔后分数兵力占领要地建立据点，再依托据点，对八路军反复进行“讨伐”，并最后消灭八路军，从而达到由“点线”扩大为“面”的占领。1939年的作战步骤是：先集中兵力“扫荡”冀中、冀南、冀鲁边等平原地区，再对晋西、晋北、五台、大行、鲁中等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敌情变化和中共中央赋予的“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指示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作好迎接严峻形势的准备。要求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与健全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以调动农民积极性；注意征集资财，发展生产，爱惜民力，以支持长期战争；加强宣传教育，以坚定军民抗战胜利信心。针对日军先对平原根据地“扫荡”的计划，1938年10月至12月，八路军总部先后命令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第129师主力挺进冀南、第115师主力挺进冀鲁豫边平原和山东地区，巩固抗日根据地。

一、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1938年12月23日，贺龙、关向应奉命率领第120师直属队、教导团、第716团、独立第1支队由岚具出发，开赴冀中后，留下第358旅（辖第714团、独立第1团、独立第2团、鲁备第6团、独立第6支队），及山西新军决死第4纵队、工卫旅，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几个游击支队（后编为暂编第1师）等部，坚持晋西北抗日游击战争。此时，晋西北地区还有晋绥军骑兵第1军、暂编第33军、游击第3师和第11专署保安队等部。

1939年3月1日，日军第109师、独立混成第3旅备一部共4000余人，分5路进攻静乐、岚县、方山。静乐守军赵承绶部不战而退。日军当天占领静乐，从此静乐县城成了日军一个重要据点。第358旅调第714团、警备第6团保卫根据地。3月9日，静乐日军1000余人进占岚县，第714团在岚县县城周围不断袭击和伏击敌人，次日，日军弃城撤回静乐，接着，第714团在警备第6团和工卫旅的配合下，收复方山，粉碎了日军的围攻。

为保障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络，第358旅第714团和独立第1团，担负了繁重的护送任务。

1939年一年中，独1团完成10多次护送任务。8、9月，第714团往返穿插同蒲路6次，完成了护送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东进华北敌后的任务。担任护送任务的部队在一次又一次穿越敌封锁线中，与阻击、追击之敌进行了艰苦的战斗。

1940年初，阎锡山发动的进攻山西新军的“晋西事变”被粉碎一一后，晋西北成为完全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了加强对敌斗争，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大力展开政权建设和军事建设。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晋西北、晋西南两个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以林枫（原晋西南区党委书记）、赵林为正、副书记。2月1日，成立了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续范亭为主任，接着整顿专员公署、具政府和区、村政权。

随后，又成立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书记，关向应任副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的党政军民工作。成立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续范亭任司令员，罗贵波任政治委员。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2月10日指示：在一年之内“贺、关将整个晋西北及绥远，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化为巩固根据地，建立西北与华北战略枢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2月26日，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在临县窑头召开第120师和新军旅以上干部联席会议，根据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统一部署军事工作。

3月10至19日，召开了晋西北各军参谋长会议，总结1939年整军工作，制定1940年整军计划。会后，第120师和新军开始整军。

从4月起，第120师对部队进行整编和补充。主力部队共补充1.2万余人，充实了编制，第714、第715、第716团、第4团均达到3000人；师特务团、第2团均达到2000人。彭358旅改编为独2旅，辖第714团、第5团、第6团（后改称第9团）。新军的整军，从3月开始，为期4十月，补充了3000余名新兵。整军后，暂编第1师辖第36、第37团，决死第2纵队辖第4、第5、第6团，决死第4纵队辖第19、第20、第35团，工卫旅辖第21、第22团，共12092人。经过这次整军，新军实际上成为由中共领导的一支人民军队。

1940年2月23日，日军开始对晋西北进行春季“扫荡”。当天五寨日军500余人向南进攻，暂1师、工卫旅与敌激战一昼夜，将敌击溃。随后，宁武、静乐、太原、大武、柳林之敌连续出扰。日军共出动1.2万余人，占领岚县、临县、方山3个县城和11个市镇。到4月1日，第120师和山西新军将日军击退，收复上述各城镇，共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伤亡600余人，毙伤日军1000余人，俘敌200余人，缴枪百余支。

5月中旬，日军开始准备夏季“扫荡”。日军第1集团军在驻蒙军配合下，将第26师一部由大同、平鲁、朔县等地向偏关地区集结；独立混成第3旅由啤县、代县等地向五寨、神池、宁武地区集结；独立混成第9旅由忻县、太原等地向静乐、河口、文水等地集结；独立混成第16旅在离石、大武、柳林等地集结，其总兵力约2.5万人。日军的作战企图是：先进占岢岚、岚县、交城以西及方山、临县并占领黄河各渡口，切断晋西北各军退往陕甘宁边区的道路，尔后由北、东、南三面向晋西北根据地中心合击，以歼灭晋西北守军主力部队。

第120师根据对敌情的判断，决心在战役初期以广泛的游击战，消耗敌人，相机歼敌一部，在战役末期乘敌疲惫，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于运动中。据此指导方针，作出具体部署：第358旅并指挥独立第2支队，集结于王狮、普明之间地区待机；以独立第3支队集结于岚县以北之河口地区，准备打击向岚县进攻之敌；以独立第1旅进至临县、三交以东地区，相机打击由大武向临县进犯之敌；以决死第2纵队在离石、方山之间活动，以决死第4纵队在汾（阳）离（石）公路沿线，袭敌据点，断敌交通；以独立第2旅与新军暂编第1师集结于岢岚、五寨以西地区，相机打击由五寨向苛岚进犯之敌；师特务团及新军工卫旅，活动于文水、交城西北地区，积极袭击钳制敌人，配合内线之反“扫荡”。此外，第120师还令驻河西宋家川之第359旅第718团，准备以一部兵力东渡，在军（渡）离（石）公路沿线配合作战。

6月7日下午，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800余人由静乐向岚县进攻，8日晨占岚具。独立第3支队从10日至13日不断袭击岚县·一之敌，伏击静岚公路敌之运输队。为打击进占岚县之敌，第120师令第358旅由白文镇开赴岚县、静乐以南地区，15日，第358旅到达东村附近。

12日起，交城、草张头、古交、静乐之敌出动，合击文水、交城西北对久、双龙镇地区，该地师特务团和工卫旅，跳出敌台击圈，使敌扑空。15日敌占对久、双龙镇。

此时，第120师判断北面之敌将由五寨进攻奇岚，南面汾、离之敌北犯为主要进攻方向，静、岚之敌对南北两面将取策应动作。遂部署第358旅集结于东村以南待机，独立第3支队钳制岚县之敌；独2旅与暂1师靠拢一同打击五寨向岢岚前进之敌，钳制该敌并向西北方向吸引。

在东村附近活动的第358旅16日得悉，由静乐进攻对久、双龙地区日军村上营700余人北返米峪镇，似将继续向静乐行动。米峪镇附近地形较好，敌增援亦较为困难。第358傣决心抓住有利战机，歼灭该敌于运动中。16日下午，该旅和独立第2支队进至米峪镇以北大夫庄附近设伏，但米峪镇之敌未动。第358旅主力立即向米峪镇开进，准备在预期遭遇战中歼灭该敌。

17日7时，第358旅前梯队第4团进到曹家庄以东与米峪镇出动之敌遭遇。该团迅速抢占两侧高地，先敌展开攻击。9时许，第716团加入战斗，经激战将敌四面包围。至17时，第358旅向敌发起总攻，将敌大部歼灭，残敌窜入土窑内顽抗。18日，旅主力向赤坚岭转移，留第4团战至19日将残敌全歼。此役全歼日军700余名。米峪镇战斗是第120师主力回师晋西北后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胜利。

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一部16日由五寨、新屯堡出动，17日占奇岚。6月20日，日军“扫荡”全面展开。

日军独立混成第16旅由汾离公路一线向北，独立混成第9旅由岚县等地向西、向南合击临县、方山地区。柳林之敌1500余人18日北上，连占孟门、碛口、安家庄、清凉寺、兔板寨，24日到克虎寨。大武之敌2000余人分两路北上，一路经峪口21日占方山，路经三交22日占临县及临县北之窑头。

23日窑头之敌派出1000余人，25日占罗峪口。

独立混成第9旅占岚县后兵分两路，一路向西南，经普明直扑方山；一路先向西后向南，经大、小坪头、任家坡、花子村，22日占窑头，与独立混成第16旅北上部队会合。

日军村上营被歼后，静乐、古交、交城三路日军共1500余人，20日拂晓赶到米峪镇附近，企图报复。当时，第358旅主力已向西北方向转移。日军又企图与由方山北上、由普明南下的部队一起台击第358旅于赤坚岭。第358旅由赤坚岭，经寨上、康宁镇，冲破日军围追堵截，24日进到兴县西蔡家崖附近与师直会台。

日军合击临县、方山的同时，在北面，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由奇岚向西北，驻蒙军谏山、石九支队由偏关、三岔向西南合击保德、河曲地区。奇岚之敌6月20日出动，24日进占保德。到6月25日前后，日军推进到黄河岸边。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20余日的“扫荡”虽占据数座空城和一些村镇，但歼灭晋西北守军主力的企图未能得逞。敌不甘心失败而归，遂在撤退前以独立混成第9旅力主，南北敌人各一部分4路合击兴县地区。28日，临县窑头之敌约1500人兵分两路北上。29日岚县之敌约1200人西进，保德、岢岚之敌30日会合于咸康，然后南下。30日，窑头北上之敌与岚县西进之敌进占兴县，再次扑空。

7月1日，第120师判断反“扫荡”已达末期，兴县之敌有可能向东撤退，决心集结第358旅、独1旅及独立第3、第5支队于兴县以东二十里铺附近地区伏击东退之敌。命令独2旅尾追保德向岢岚撤迟之敌，并以一部转至兴县东北地区阻击兴县之敌向岢岚撤退。

7月3日，第358旅由康宁镇西北到达冯家沟地区，独1旅及第5支队到达明通沟以南地区。4日，师部进至羊湾子指挥战斗。

4日8时，兴县日军2000余人沿大川向东撤退，11时进入二十里铺伏击区。独立第1旅第2团和第715团占领明通沟至奥家坪以南伏击阵地之部队，立即向东窜敌之本队发起攻击，敌遭突然袭击，伤亡惨重，被迫展开，进行顽抗。17时，第358旅赶到加入战斗，反复向敌猛攻。但因北面空虚未能形成包围，且各部加入战斗先后不一，未能形成同时的突然攻击，致使敌固守村庄顽抗，难以迅速解决战斗。4日晚，由保德南撤之敌1000余入到达兴县，5日晨继续东窜，企图与兴县东撤之敌协力向东突围。此时，第120师预料已难全歼敌人，遂以一部尾击侧击撤退之敌，主力撤出战斗。敌仓惶突出包围，于7月6日撤回岚县。

二十里铺战斗，歼敌700多人，再次给敌以沉重打击。第120师伤亡430余人。

夏季反“扫荡”，历时月余，共作战250余次，歼日伪军4500多人，缴枪300余支，收复了兴县、临县、方山、保德、河曲等县城。

（二）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初步巩固

1938年11月，大青山支队在粉碎日军对大青山东部和绥西萨拉齐以北山区“扫荡”后，在大青山地区立住了脚，建立了绥中、绥西、绥南三十游击区。12月下旬，第715团主力奉命由大青山开赴冀中，留下相当于1个营的兵力加上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第4支队共七八百人，坚持斗争。此时，大青山支队重新调整了部署，决定第1营所舀部队在绥南活动；第2营所留部队、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机关及第4支队，随大青山支队司令部在绥中活动；第3营所留部队仍在绥西活动。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活动在伊克昭盟的绥蒙工作委员会和大青山工作委员会（又称特委）合并，成立中共绥远省委，白如冰任书记。1939年3月，绥蒙工委由伊盟到达大青山，与大青山支队会台。

1940年4月中共绥远区党委与雁北地委合并组成晋绥边区党委，书记白如冰。

为便于对敌作战，从1938年冬起，大青山支队着手改建骑兵，以从战斗中缴获的马匹和群众支援的马匹逐步改建，到1939年夏，除绥西部队一部分未改建骑兵外，其余部队全部改为骑兵。并经批准，大青山支队改编为骑兵支队，下辖3个营，发展到10O0余人。

大青山土匪活动猖獗。为稳定社会秩序消除扰民祸害，1938年12月，大青山支队开始剿匪。经过两三个月作战，共消灭大小土匪40余股，约1500人，匪患得到初步平息。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团结蒙古民族共同抗日的指示，大青山支队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宣传蒙汉平等，共同抗日，支持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切实保护蒙民的利益。边委会还规定不在蒙民聚居的土默特旗、四子王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等旗县设立行政机构，不推翻王公制度，对一般投日的蒙古族上层人士不轻易戴“蒙奸”的帽子。对伪蒙军采取争取其抗日、反正的政策，促进了蒙古族地区团结抗战局面的发展。

1939年，大青山八路军数量增加，活动范围扩大。绥南部队活动在蛮汗山、马头山和长城内外，并派骑兵挺进丰镇东部地区。绥中部队活动范围扩大到陶林以东土牧尔台和陶林至集宁之间灰腾梁地区。绥西部队发展到土默川、固阳一带。

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深为不安。1939年5月，日伪军5000余人，分6路“扫荡”大青山。八路军绥中部队转移外线，威胁陶林，袭扰平地泉（集宁）、红格尔图等日的军重要据点；绥南部队撤离蛮汗山，进入敌后丰镇、兴和间活动，打击与钳制敌人。使其“扫荡”半月即草草结束。6月至8月，日军又多次”扫荡”大青山，并采取增设据点、分段搜剿、清查户口、封锁物资及派遣特务进行破坏等手段对付八路军，斗争形势更为困难。1940年下半年开始，日军在大青山实行“三光”政策。在“扫荡”中，日军焚毁万家沟至水磨沟、察素齐至陶思浩铁路沿线，以及大滩、银贡山、淖尔梁一带所有的村庄，砍光了铁路沿线所有的树木，并采取修建公路、强行并村等手段，压缩八路军活动范围，但仍未能阻止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1940年8月，晋绥边区党委在大青山西梁村，召开绥远各界一一抗日团结会议，成立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远办事处，作为领导绥察敌占区抗日斗争的最高行政机关，从此动委会正式转变为抗日政权。由姚喆任主任，杨植霖任副主任。办事处设绥西、绥中、绥南3个专员公署和绥东游击区，领导萨拉齐、固阳、武川、陶林、归武、托和清、归凉和丰镇等9个县政府。

10月，骑兵支队第1、第2、第3营扩充为第1、第2、第3团，分别活动于绥南、绥中、绥西。

到1940年冬，骑兵支队、战动总会第4支队兵力共达到2000余人，绥察独立第2支队等地方抗日武装和党政工作人员有1000余人，共达3000余人。两年来，大青山支队主力和游击队同日伪军作战120余次，毙伤日伪军859名，俘伪军近千名，缴枪596支，战马802匹，骆驼70峰。骑兵支队牺牲196名。

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到1938年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扩大到73个县，其中有31个完整的县，部队发展到7.5万余人，并组织了成百万的人民自卫队。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派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执行巩固冀中，帮助八路军第3纵队和扩大自己的三大任务；派第120师副师长萧克到冀热察地区，组织冀察热辽挺进军，以便改变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起义失利后冀热察地区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还决定在延安组织抗大分校，开赴敌后办学，直接为根据地培养急需的干部。抗大第二分校25OO 余人，于1939年1月28日到达晋察冀边区灵寿县陈庄一带。

为加强对边区各项工作的领导，193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分局。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撤销晋察冀分局），以彭真、聂荣臻、关向应、程子华4人为委员，彭真为书记。北方分局代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对边区党、军队、政权和群众工作实行全面领导。

1939年1月，北方分局在平山县蛟潭庄召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会议决定今后的任务是：努力巩固根据地。从此，边区进入了以巩固为主，稳步向前发展的新时期。

（一）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坚持

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初，日军对冀中进行了五次围攻。

从1938年11月13日至12月9日，日军第110、第27师各一部共6000余人，由平汉、津浦等铁路沿线出动，对冀中进行第一次围攻，企图肃清大清河以北的抗日武装力量。

1938年12月21日至1939年1月24日，日伪军1500余人进行第二次围攻，进攻安国、博野、蠢县，企图把储龙河以西的部队驱逐到河东。日军经过这两次围攻，占领了雄县、霸县、安国、博野、整县5座县城和一些重要市镇。

2月初，日军以7000余人进行第三次围攻，矛头直指冀中中心区的河间、任丘地区。

正在这时，由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第120师直属队、教导团、第716团、独立第1支队等部，从新乐与正定之间通过平汉铁路，于1939年1月25日进抵河间惠伯口地区，与昌正操、程子华领导的冀中军区、八路军第3纵队会台。接着，第120师第715团主力，2月8日到达冀中安平县西南地区。

1938年9、10月，中共领导下的冀中抗日武装号称10万，占有24座具城。但部队成员新、成分复杂，组织领导不够健全，在日军的连续围攻下，形势迅速恶化，根据地日趋缩小，冀中局势动荡不安。

面对这种形势，第120师首长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打几个胜仗，稳定冀中军民的情绪，增强坚持平原的信心。第120师决定师独立第1支队（欠第1营）以沧县、青县、交河、饶阳为活动地区，袭扰津浦线，其第1营配合冀中第1军分区活动；以师直属队4个连新组织独立第2支队，配合冀中第3军分区活动；以第716团3个连新组织独立第3支队，配合冀中第5军分区活动；师部率领第716团为机动部队，在河间、任丘方面伏击敌人，并相机袭击和占领河间、任丘。冀中军区以北上挺进支队为机动部队。

1月底，日军已进占大城、任丘、高阳、河间、献具，并企图进犯肃宁。

2月2日晨，河问日军200余人和伪军一部，沿公路向肃宁方向开进。行至曹家庄以北地区，第716团及师独立第1支队与该敌展开激战，并阻击河间、任丘援敌400余人，入夜敌向河间撤退。第716团等部直追至河间城才撤出战斗。此战歼敌150余人，挺进冀中初战告捷。

2月4日，河间日军1000余人向大曹村袭击。第716团依托村庄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再歼敌300余人。

日军遭数次打击，暂停进攻肃宁，第三次围攻遂告结束。

2月6日，日军2400余人开始第四次围攻，重点指向滹沱河以南的武强、饶阳、深县。为再次打击敌人，7日，第120师师部率第716团继续南下，进至武强西北的任家庄、东西唐旺地区。日军迅速占领了饶阳、武强、武邑、深县、束鹿城。9日，北面安平之敌600余人进至王村，饶阳之敌步、骑兵300余，坦克、装甲车数辆，进至邹村，10日拂晓，敌向邢家庄实施合击。

奉命赶到该地参战的第715团，以近战火力给敌突然打击，激战至16时，在毙伤日军130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

2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冀中军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书记。随后，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成立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吕正操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20师和第3纵队。

3月，日军向冀中增兵约7000人，连同原来侵入冀中的日军一部共约9000人，集结于大城、河间、献县、饶阳、藁城等地，3月18日开始第五次围攻，企图在文安、大城、任丘间歼灭八路军主力。3月20日，日军合击肃宁东南的东湾里、窝北，21日至23日台击任丘以南的南马村、泗水地区，25日合击任丘、文安间的吕公堡、梁召地区，但屡屡扑空，仅占领肃宁、任丘、文安三县城。4月1日，第五次围攻结束。至此，冀中所有县城都被日军占领。

在此次反围攻中，冀中部队成功地避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合击，使敌主要企图未能实现。

第五次围攻结束后，日军进行分散“扫荡”，扩张据点，修筑公路，破坏抗日政权，建立和扩大伪组织，使八路军回旋余地大为缩小。

冀中区总指挥部从冀中敌我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利用战斗间隙主要整理、训练、扩大部队，开展地方工作；避免决战，积极打击由据点出扰之敌和敌之运输队，俟青纱帐起再行反攻。

在第五次反围攻期间，3月20日，第120师在河间县太平庄、南马村整编，将第715团和冀中独立第4支队合编为师独立第1旅，旅长高士一，政治委员朱辉照，副旅长王尚荣，辖第1、第2、第3团和第715团，全旅共计4392人；将第359旅在冀中扩编的特务团拨归冀中军区建制，以加强冀中军区机关警卫力量；另成立师独立第4支队，到冀中第2军分区活动。4月8日，在高阳西南河西村将第716团和冀中独立第5支队台编为师独立第2旅。

旅长魏大光，政治委员王同安，副旅长廖汉生，辖第4、第5团和第716团，全旅共计4000人。

4月20日，第120师师部和独2旅由河西村到达何间东北齐会地区，与独1旅靠扰，准备整训。得悉河间日军800余人、伪保安队数十人，随行大车80余辆，满载给养弹药，22日北犯，到达齐会西面的三十里铺。第120师判断这股日军可能在北面敌军配合下实施合击。第120师在该地区有7个团近万人，兵力占绝对优势，决心抓住战机，消灭敌人之一路。

23日拂晓，三十里铺之敌东犯齐会村，包围齐会村的第716团第3营，第120师乃以一部钳制北面之敌，令第716团第3营固守齐会，以主力对围攻齐会之敌实施反包围。日军在内外夹击下，死伤惨重。为免遭歼灭，24日南逃找子营，又再次陷入包围。连日苦战突围，已溃不成军，适逢25日黄昏前北风大起，飞尘蔽天，日军乘机南逃。第120师追击10余公里，残敌100余人、大车10余辆于26日逃回河间。这次战斗，第120师在敌人据点稠密的狭小平原地区集中7个团兵力，连续激战3昼夜，歼敌700余人，取得了平原歼灭战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此役给横行于冀中的日军以沉重打击，也充分显示了第120师部队的坚强战斗力。

5月，张宗逊、张平化奉命来到冀中，师部为便于指挥作战，命令组织张纵队，张字逊、张平比分任司令员、政治委员，辖独1、独2旅。

1939年秋，国民党顽军向陕甘宁边区属地鄜县（今富县）进逼。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从第120师抽调第359旅到陕甘宁边区绥、米、葭、吴之线，第120师师部及在冀中所属部队移至第359旅原驻地区，并准备师部再移至晋西北，以利指挥。据此，第120师命令第359旅开赴陕甘宁边区，并部署第2、第3、第4、第5、第6等5个支队，由第3支队支队长贺炳炎、政治委员余秋里统一指挥，留冀中坚持斗争，尔后率其余部队分两个梯队西移，至9月25日先后抵达行唐西北的南北城寨地区。

第120师自1939年1月挺进冀中，到7月，共作战160余次，歼灭日伪军4q00余人，对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第120师进入冀中的部队共6400余人，离开冀中时部队发展到21900余人。

1939年3月，冀中军区按照八路军总部整军训令和晋察冀军区的部署开始整军，第一期抽调6个大队和第4军分区独立2团，到平汉路西北岳区，整编成第16、第17、第18、第32等4个团，8月上旬返回冀中。同时，冀中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训。8月，方强率领八路军总政治部战地工作考察团来到冀中，直接帮助冀中第二期整军。这次冀中军区集中各军分区新编成的第21、第22、第23、第24等4个团，在军区驻地武强县北代村周围于9至11月进行3个月整训，各军分区的其他部队和军区直属的警备旅、回民支队自行整训。经过1939年整军，冀中军区建成14个主力团，即第16、第17、第18、第21、第22、第23、第24、第27、第29、第30、第32、第34团和警备旅第1、第2团。此外，军区还有回民支队、任（丘）河（间）大（城）支队和5个游击总队。部队军政素质和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

7、8月，冀中区遭受了空前大水灾，水灾期间，战斗相对缓和。9月，冀中洪水退落，青纱帐倒，日军准备分区“扫荡”。

从10月8日到22日，日伪军6000余人首先“扫荡”大清河北地区。12月3日至7日，日军1500余人“扫荡”平汉路、沙河、滹沱河之间的三角地区。12月中旬至12月末，日军集中兵力1.2万余人，第三次分区“扫荡”冀中。这一次日军对大清河北、滏阳河东南和子牙河东西，以及滏阳河以西以北和滹沱河两岸三个区域同时进行“扫荡”。半个月时间里，冀中八路军作战13次，伤亡450多人，毙伤敌1200人以上。

冀中军区部队在1939年频繁的反“扫荡”中，作战383次，毙伤日伪军9414名，俘日伪军1718人，付出伤亡3851人的代价。

日军为巩固对冀中平原的统治，从1939年12月前后开始推行“囚笼政策”，大举修路，以深沟高垒连结碉堡据点，并以县城等重要据点为中心，在外围修数道公路，既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孤立小块，又便于其机械化部队运动。

与“囚笼政策”相互配合的是不断的分区“扫荡”。

1940年2月21日到3月5日，日军1000余人，“扫荡”沙河、滹沱河、唐河之间地区。3月17日至30日，日军6000余人又在滹沱河以北、潴龙河以东、子牙河以西地区实行分区“扫荡”。此时，冀中7个主力团和在冀中的第120师独立第3支队及津南自卫军，已经南下晋冀豫、冀鲁豫地区执行其他任务。

从4月10日至5月底，日伪军3万余人对冀中进行为期50天的第二次春季“扫荡”。这次“扫荡”，时间长，行动诡秘，稳扎稳打，连续合击，增修公路，构筑据点，至5月中旬据点达到4D0个左右（1939年底177个），并封锁河流，控制渡口，使冀中形势空前严峻。为了协助冀中反“扫荡”，晋察冀军区派来两个团。冀中军区留下相当兵力以营或连为单位灵活作战，一部主力转移到平汉路西山地，集结整训，作战与整训的部队轮流替换，以保持持续力量。冀中军区机关大部转移路西，负责人轮流带部分工作人员在路东负责指挥。50天反“扫荡”中，八路军作战91次，牺牲879名，负伤624名，毙伤日军2942名，伪军419名。

为保护麦收打击日军抢麦和破坏麦收的计划，冀中军区重新部署，以在北岳区休整后的一批部队投入作战，以营为单位，分散配合地方游击队、游击小组积极活动，打击据点伸出之敌，袭击据点，将敌人孤立围困于据点之内，发动群众破坏交通。从6月1日至25日，作战44次，毙伤日军515人，伪军226人，在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保卫麦收的胜利。

6月下旬，青纱帐逐渐繁茂，冀中南下的部队归来，于是发起青纱帐战役，至8月中旬，冀中部队作战146次，毙伤日军2189名，伪军422名，收复15个据点。

（二）北岳区的巩固

1938年9月20日至11月7日，日军集中5万兵力围攻北岳区后，从11月中旬到1939年春，对北岳区边缘区进行频繁的骚扰，不时以部分兵力伸入根据地腹地，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或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并破坏生产。

北岳区针对敌人的行动特点，1939年春至秋末，以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在敌人据点附近和交通线开展游击活动；主力部队集结于机动位置，加紧整军。二者轮流替换。

1939年，北岳区多次集中兵力，对深入根据地比较孤立之敌予以歼灭性打击。3月13日，日军600余人深入灵山，向庞家洼进犯，第3军分区第2团毙伤其130余人。3月25日，盂县日军300余人经上社据点东犯上、下鹤山，第2军分区第4团歼敌270余人。

5月8日至6月25日，日军第1集团军以第36、第109师、独立混成第3、第4旅各一部，分四期对北岳区西部——晋东北五台山周围进行“扫荡”。

5月11日，五台、繁峙各据点日军合击台怀镇扑空后分路撤退，其中由大营进到神堂堡之敌，在撤退中遭第359旅第718团、教导营、骑兵大队的阻击和包围，13日晚日军突围，改取小路向西北逃窜。14日晨日军逃到上下细腰涧地区，适与向东机动的第717团遭遇。该团向敌猛扑，将其压迫于山涧。随后第718团等部赶到，向敌展开南北夹攻。经20余小时激战将敌大部歼灭，残敌在砂河之敌接应下，回到大营。此役毙伤日军700余人，缴获炮5门，轻重机枪19挺，步枪400余支，使日军的“扫荡”遭到沉重的打击。

5月18日，日军开始第二期作战，发现五台山西部山地并无八路军大部队，原定3个星期的作战，只进行4天便于21日草草收场。第三、第四期作战也由于八路军适时向东部转移而扑空。第四期作战中，华北方面军直辖的第10师一部配合行动，亦无收获。

日军第109师参谋山崎重三郎后来回忆：“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结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收获”。“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而，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作战。另外，由于战地民众实行‘空室清野’，第一线部队在作战期间也未遇到居民”。[〔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158页。]

5月7日，梁各庄日军500余人沿涞（源）易（县）公路西进占领大尤华后，留驻300余人在大龙华建立据点，企图与涞源日军相呼应打通涞易公路，将第1军分区南北分割。该军分区以第1团、第2团1个营、特务营、骑兵营、炮兵连、游击第3支队、第5支队共3000余人，于5月20日凌晨1时向大龙华之敌突然攻击。天亮后易县、梁各庄等处日军来援，亦被阻止。

战至下午，全歼大龙华之敌，并歼灭援敌100余人，缴获日军文件50多册。

大龙华战斗后，日军出乓报复，利用雨季对第1军分区的易县、满城、徐水地区进行“扫荡”。军分区经过20多天战斗，于7月28日结束雨季反“扫荡”。

9月2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第31营以及灵寿、正定、行唐、无极等县伪警备队共1500余人，民夫200余人，大车数十辆，突然集中在灵寿县城，企图奔袭晋察冀军区后方机关。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判断日军可能经慈峪沿磁河左岸大路进攻北岳区南部重镇陈庄，遂决心以津南自卫军正面钳制敌人，节节抗击，诱敌深入至磁河左岸大路谭庄、岔头段，以主力伏击进犯之敌。

25日，日军从灵寿出动，先后占领慈峪、南谭庄。26日，该敌又将辎重由慈峪运回灵寿，伪装撤退。27日拂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通报第120师：

日军留数百人守慈峪，主力1000余人沿磁河西南鲁柏山南麓小路向陈庄轻装疾进，第120师主力立即沿磁河左岸向陈庄机动。日军于27日11时抢先占领陈庄。第120师判断日军孤军深入，必然下敢久留，决心在日军回窜时歼灭之。遂以主力在陈庄以东磁河两岸的司家庄、高阳庄、冯沟一带设伏，并以一部兵力进至陈庄南面的长峪待机。

28日晨，日军人烧陈庄后，沿磁河左岸大路向东撤退。为防止受到伏击，途中又变换方向。突然向南徒涉磁河，隐蔽其撤退路线。在渡磁河后，仍然向东，沿磁河右岸（南岸）、鲁柏山北面山脚小路撤退，正陷入伏击区。当日黄昏，第120师部队对敌发起总攻，并打退敌人的多次反扑，战至30日下午，日军1100余人全部就歼。由慈峪北援的日军也被打退，撤回灵寿。

1939年，北岳区的部队按照军区部署，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了两期整军。

整军后。北岳区编成第1、第2、第3、第4、第5、第19、第20、第25、第 26团，教导团、骑兵团、特务团及游击军。

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旅长阿部规秀中将）力打通涞易公路，11月2日，以第4营从插箭岭出发袭击走马驿，第1营从白石口出发袭击银坊。晋察冀军区决定以一部兵力钳制、堵击由插箭岭出动之敌，集中第1军分区第1、第3团、第25团两个营、游击第3支队，第2军分区第2团，共6000余人，伏击向银坊进攻之敌。

11月3日，向银坊进攻的日军520余人在雁宿崖被全歼。阿部规秀得知后，4日亲率涞源、插箭岭的日军1500余人向雁宿崖急进，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报复。5日下午，该敌进至雁宿崖，八路军已向东转移。日军报复心切，6日晨继续追击，同时，日军第110师于当日派两个支队从唐县、完县北上，进行策应。

晋察冀军区决定，在黄土岭附近再歼灭东进之敌，通知第120师特务团赶来参战，并令第20、第26、第34团钳制易县、满城、徐水的敌人。（见附图9）

6日晨，日军由雁宿崖东进，黄昏进入黄土岭村。黄土岭位于涞源、易县交界处，往东到上庄子是一条长2.5公里的山谷，利于设伏。八路军乘夜秘密部署于上庄子南北高地上。

7日拂晓，日军继续东进，15时全部离开黄土岭进入伏击区。此时，八路军突然发起攻击，将敌围困于狭沟里，100余挺机枪集中火力向敌射击，日军死伤惨重。16时后，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指挥部亦被迫击炮击中，阿部规秀当即毙命。8日晨，日军主力向司各庄方向突围。第2、第3团、特务团尾追突围的日军，中午，晋察冀军区得知日军援军已到西北面的三岔口，日军第26师、第110师各一部均已出动增援，乃指示部队撤出战斗。黄土岭战斗，毙伤日军900余人，缴获满载军用品和给养的骡、驴200余头。特别是击毙敌酋阿部规秀，引起敌军上下的悲鸣。哀叹：“名将之花，殒落在太行山上”。

11月16日至19日，日军驻蒙军对滦源县南部地区进行了“扫荡”。

20日起，日军以阜平为目标，集中约2万人分7路台击晋察冀军区、第120师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晋察冀军区部队及第120师主力适时向外转移。26日，日军进占阜平。八路军不断袭击日军后方点线，迫使日军主力不得不于12月3日放弃阜平。8日，日军全部撤回原据点，从10月25日至12月8日，北岳区八路军共作战108次，伤亡约2000人，毙伤日军3600余人。

1940年春、夏，北岳区抓紧战斗间隙，加强根据地党政军等各项建设，深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实施民主选举，并于1940年8月13日正式公布了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简称《双十纲领》）。

晋察冀军区在1940年1月至6月，分两期开展了政治整军运动。通过整军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三）冀热察地区抗日斗争的恢复和发展

1938年秋，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起义遭受挫折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加强冀热察地区的工作，12月下旬，第120师副师长萧克带领近百人离开晋西北岚县，1939年1月下旬到达平西。2月7日，在平西三坡正式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任司令员，下辖第11、第12支队及西移平西的冀东抗日联军等，共约5000人。同时成立冀热察军政委员会，萧克任书记。随后，又成立冀热察区党委，马辉之任书记。3月，冀热察军政委员会和区党委召开全区党贝代表大会，大会确立以“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展冀热察游击战”作为战略任务。

1、平西

1939年2月初、4月底和6月下旬，日军3次“扫荡”平西，每次出动2000余人，持续1周左右。挺进军打退日军进攻后，利用青纱帐期积极主动向外打击敌人。

1940年3月9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第15旅共6000余人，及伪军3000余人，从矾山堡、桃花堡和门头沟等地出动，分10路向平西根据地中心区斋堂镇合击。在平西的挺进军第7、第9、第10、第12团等部，以少数兵力在民兵配合下，袭击、消耗、疲惫敌人，以主力寻机各个击破敌人。经半个月作战，共毙伤日伪军600余人，击落敌机1架。

至1940年8月，平西根据地东南起平汉路，北到平绥路，西达谢家堡、板城，南接北岳区第1分区，共有大小村镇1100多个，人口总数约30万。

2、冀东

1938年11月初，冀东抗日联军西进受挫，剩余部队返回冀东后，冀东地委（10月由冀热边特委改称）和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在柳沟峪召开干部会议，号召坚定信心，坚持冀东抗战。至年底，在丰润、滦县、迁安地区抗联部队恢复到1400余人。

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后，日军加强了对该地的统治，并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6月，对抗日游击活动地区5次进行大规模“扫荡”。其中，1939年5月开始的第5次“扫荡”，持续1个月，动用日伪军约2万人，首先从长城喜峰口到古北口、从密云沿平榆公路到卢龙，对游击区构成包围，尔后逐步压缩，反复“清剿”。冀东抗日武装在广大群众支援下，以高度分散的游击活动，打破了日军的“清剿”。

1940年1月1日，冀东区党分委在遵化县葛老湾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已有的游击区，开辟新区，建立多块小游击根据地；正式建立第13支队，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并将留在冀东的部队暂编为8个总队，由第13支队司令部统一指挥。会后，冀东分委主要领导分头带领部队在西部密云、平谷、蓟县地区，中部丰润、玉田、遵化地区，东南部丰滦迁地区创建和巩固根据地。

1940年5月初至6月上旬，日军出动4000余人对各个游击根据地进行分区“扫荡”。冀东八路军、游击队作战47次，毙伤日伪军1500余人，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400余支。

7月4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命令，撤销冀东办事处，建立边区行政委员会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冀东专署），焦若愚任专员。7月25日，挺进军第13支队番号撤销，建立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政治委员李楚离。此时，冀东部队共2600余人。冀东游击根据地发展成丰滦迁、丰玉遵和密平蓟三块地区，人口共100余万。

3、平北

1938年6月，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冀东时，曾留下第36大队、骑兵大队，在白河以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昌滦密联合县政府，后因敌人不断进攻，当第4纵队主力西撤时，平北部队也退出该地。

1939年青纱帐期，挺进军第34大队再次进入平北游击，但未能站住脚跟。

1940年1月冀热察区党委成立平北工作委员会，王伍任书记，并以挺进第9团第8连为骨干组成平北游击大队，进至昌平、延庆之间的后七村，向东北发展。4月，苏梅接任平北工委书记，带挺进军警卫连进入平北，平北游击大队改为支队，不久发展到500余人。

4月，挺进军第10团第3营经昌平北部山区，进入密云县北山地区。5月下旬，第10团主力由平西进到密云县与第3营会合，活动于丰宁、滦平、密云地区。到6月为止，创建了昌平、延庆地区，白河西岸地区，延庆北部地区，黑河以西、长城以东地区，四海、永宁以北地区，赤城以北地区，共6小块游击根据地，建立了4个联合县政府。

9月23日到11月，日伪调集毛000余人，对丰滦密地区进行长达78天大“扫荡”。第10团主力转移到潮河以东与敌周旋，并在密云北部冯家峪设伏，歼灭日军100余人。

12月初，日伪调集1500余人“扫荡”平北西部的延庆、怀来以北地区，平北游击支队在东山庙毙伤日伪军100余人，经数日作战即将日伪军逼退。

三、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

（一）第129师主力挺进冀甫，冀南平原游击战争的坚持

1938年11月15日，日军3700余人，兵分4路长驱直入“扫荡”冀南。

17日占领南宫。冀南八路军在徐向前指挥下，16天作战28次，毙伤日伪军600余人，迫使日伪军于11月30日撤出冀南中心区。

日军进攻冀南的同时，鲁西地区的日军11月14日从东阿过黄河，进犯鲁西，15日攻占聊城，山东第6专区专员、保安司令范筑先与守城将士700余人牺牲。

为坚持冀南、鲁西北抗日阵地，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师部、第386旅补充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等从大行出发，12月21日到达冀南。随后，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由延安回到冀南师部。

为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第129师将冀南游击军区改称冀南军区，并与东进纵队分开，宋任穷任司令员、王宏坤任副司令员，仍下辖5个军分区。东进纵队由陈再道任司令员。

12月12日，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到达鲁西北后，指挥第386旅补充团、第344旅第688团及12月9日组建的师先遣纵队（司令员李聚奎，辖津浦支队、青年纵队第3团等），协助当地党组织掌握的范部第10支队（后扩建为筑先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张维翰），恢复抗日局面。

1939年初，日军从平汉、津浦铁路沿线调集第10、第110、第114师各一部共3万余人，大规模“扫荡”冀南。1月7日，西线日军首先从石家庄、邢台、邯郸等据点出动，陆续侵占赵县、隆平（今隆尧）、平乡、广平等县城。根据当时冀南的形势及平原地形的特点，第129师将主力分为第385旅、第386旅、青年纵队、东进纵队和先遣纵队等数个作战集团，与地方武装结合，分区活动，寻机歼敌，并派出小分队广泛开展游击战，钳制与消耗敌人。

2月初，东线日军由泊头、德县、聊城出动，会同西线日军，分路向根据地中心推进，至2月9日占领南宫、冀县、枣强等冀南中心区所有县城。

此时，第129师主力即转至敌人侧后，打击其交通运输线和后方据点，以钳制和调动敌人，创造有利战机。第386旅利用敌气焰嚣张，每次遭到袭击必派出部队报复的规律，多次袭击威县，诱敌出犯。2月10日，在威县南面香城固设伏，速战速决，全歼由威县出犯的日军第10师1个连200余人，次日，当敌以2000余人乘汽车70余辆前来反扑时，第386旅又灵活地经丘县、馆陶转移至冠县地区，使敌连续扑空。此后，冀南部队以分散的活动配合地方武装打击敌人，带领群众改造地形，坚持平原的游击战争。至3月，冀南部队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

1939年3月7日，刘、邓率主力一部返回太行后，徐向前带一部兵力由豫北返回冀南南宫、威县、清河地区。在此之前，第386旅以政治委员王新亭、副旅长许世友为首组织工作团，带先遣支队第3大队返回冀南，坚持冀南抗日斗争。

（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晋冀豫、冀南交通破击战

1939年1—2月间，日军开始进行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大“扫荡”的准备，由正太、同蒲铁路沿线出动，先后侵占和顺、辽县、翼城、浮山、安泽等城镇，4月初占领平遥以南的王和以及白晋公路线上的南关。

7月3日，日军以第20、第109师主力及第108、第20、第35、第36、第10师、独立混成第4旅等部共5万余人，由第1集团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指挥，先后由和顺、太谷、南关、安泽、大交、博爱、武安等地出动，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企图围歼第129师部队，分割和摧毁抗日根据地。

7月6～9日，朱德、彭德怀先后就作战指导原则指出：基本上采取分区游击战，削弱敌战斗力，阻敌修路筑点，隐蔽主力于机动位置，力求能歼灭日军单独行动的营。据此，第129师进一步调整了部署，划分了各部队的作战区域。

7月6日，日军第109师、独立混成第4旅各一部占领沁县、武乡、辽县等县城，并向榆社地区合击。当日军第109师一部进至榆社以西云簇镇时，第129师第386旅向敌展开攻击，歼其一部，迫敌回窜。敌独立混成第4旅在辽县以西石匣村，遭第385旅伏击，死伤300余人。沿邯长路西犯之日军，在涉县以西之河南店遭到第129师特务团的打击，暂缓西进。敌合击企图破产后，即控制交通线，分割根据地，占领长治、屯留、襄垣等城镇，打通了白晋路北段。8月，敌占领黎城，打通了邯长路。第129师遂对占领交通线之敌进行袭击、围困，迫敌于8月下旬撤出阳城、晋城、沁水等地，收缩至长治周围地区。当敌第20师一部经高平向长治收缩时，八路军第344旅在高平以北三甲镇设伏，毙伤日军160余人。第129师在7～8月的反“扫荡”中，共作战70余次，歼敌2000余人。

12月上旬，第129师按照八路军总部破袭邯长公路的命令，增调第385旅第769团、第344旅第688团主力及第689团主力一部、青年纵队第2团、晋冀豫边游击纵队第1梯队第1大队等部到邯长线，以加强突击力量。12月8日起，当地原有部队开始进行不间断的破坏袭扰。

14日，主力部队到达，开始大规模的袭击。

22日攻克黎城以南的赵店镇，23日袭入黎城，残敌向东溃退。攻击部队乘胜收复东阳关，并继续向东追击，25日12时收复井店镇。这次作战，毙伤日伪军700余人，收复黎城、涉县两城及据点23个，太南、太北重新连成一片。

1940年4月11日至2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着重讨论了根据地建设等问题，并正式宣布成立太行军政委员会，以邓小平为书记，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3区。从此，根据地的巩固进入一个新阶段。8月1日，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杨秀峰为主任，薄一波、戎子和为副主任，辖3个行政区，15个专区，115个县。

1939年第129师部队进行了两期整军。

1940年春，第129师在政治整军的基础上，于五六月间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第129师辖第385、第386、新1、新4、新7、新8、新9、新10、新11等9个旅及太行、太岳、冀南3个军区。

1939年冬开始，日军积极实施“囚笼政策”，第129师号召全区军民“面向交通线”，打破敌分割和封锁根据地企图，集中力量展开交通破击战。

1940年4月5日，第129师部署平汉路东鲁西北、冀南和路西太行部队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规定开始行动后，轮番不断实施破击。4月7日至27日，在两万民兵和群众配合下，第129师部队对平汉铁路内丘至邢台段及由平汉铁路沿线伸入冀南腹地的几条公路干线进行破击，共破坏铁路5公里多，公路100余公里。

1940年6月17日，驻枣强、故城、阜城等据点日军700余人，掩护铁道守备队，胁迫数千工人修筑德石铁路。7月23日，冀南军区集中新7、新9旅主力，在群众配合下破击德石路，并以一部兵力破坏枣强、故城地区公路，钳制周围敌人。当夜，第25团将青兰至王七庄段路基大部彻底破坏；24日，第27团将王七庄至小兰段路基破坏。破路部队多次伏击出犯之敌，保证了破路顺利进行。至31日，共破坏铁路路基12.5公里，破坏公路90公里，并歼敌一部，使德石铁路不得不延缓施工。

晋东南方面，1940年春，驻长治日军第36师开始修筑白晋铁路，由北向南，到5月初已修到沁县。第129师决心抓住日军第36师主力南下，守备兵力减弱的时机，集中太行、太岳部队主力，破坏白晋铁路北段，部署以师特务团、第385、第386旅为骨干分别组成北、中、南段破击队。

5月5日夜，破击战开始。北段破击队5日夜至8日夜破铁路5段，炸毁桥梁9座，击退由东观向南关增援的敌人两批。但炸毁南团拍大桥较晚，致使日军6日由子洪南发火车3列载兵300余至来远增援。中段破击队，6日在来远及其附近与来援的日军激战终日。第769团进攻南关，至7日拂晓将日军大部歼灭，并解救修路工人1000余人，缴获炸药1000余箱。南路破击队侧重于击，歼敌一部。

此次破击战，破坏日军白晋铁路50余公里，炸毁桥梁50余座，炸毁火车1列，歼敌350余人，参加破击的群众达8000余人。

日军为控制平汉线邢台至沙河段，切断太行、冀南联系，1940年初修成邢台至羊范、沙河至公司窑等公路，由伪“剿共”第2路高德林部守备，其重要据点刘石岗、范下曹各驻伪军1个营。第129师为打破敌人割裂大行、冀南的企图，发起武（安）沙（河）破击战，以第385旅、新11旅、冀中警备旅，分别进攻刘石岗、范下曹据点，钳制武安援敌并相机破路。6月20日夜破击战开始，到22日9时击退援敌，全歼范下曹守敌，刘石岗之敌亦于21日仓惶逃走。此次作战，毙伤敌500余人，俘敌181人，并破坏公路6公里，铁路5.5公里。

四、冀鲁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发展

1938年10月，第129师进行漳南战役后，直南、豫北地区已开辟了安阳、内黄、汤阴、浚县、滑具等新区，并在安阳、内黄、汤阴3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组建了抗日武装八路军黄河支队。11月，活动于曹具的范筑先第35支队与该地抗日自卫队合编为冀鲁豫第5支队。12月中旬，八路军第344旅第688团两个连进到鲁西南活动，扩编为第344旅特务团。

12月，第344旅独立团，从河南临淇出发，进入直南。

1939年2月16日，第344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旅直一部由山西高平到达直南，3月9日在濮阳井店同独立团、特务团、黄河支队、第5支队等合编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大队，共毛180人，以后相继成立了第4、第5大队、独立大队、豫北大队，到年底发展到1万余人。冀鲁豫支队的成立，统一了直南、豫北、鲁西南中共抗日武装的领导。

4月25日夜，冀鲁豫支队袭人金乡县城，毙伤日伪军150余人，俘伪军100余人。随后，南下曹县。

7月初，日军1万余人开始“扫荡”鲁西南，先后占领定陶、成武、菏泽、东明等县城。冀鲁豫支队在定陶城附近毙伤敌一部后，摆脱敌人的合击，各大队分别转向敌侧后活动。支队部及第1、第2大队转至陇海路北侧曹县、考城、单县一带不断袭击敌人，连续取得胜利，迫使敌于7月中旬停止“扫荡”。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日军又对鲁西南进行了两次“扫荡”，均遭失败。1939年，冀鲁豫支队在反“扫荡”作战中，毙伤敌伪约2000人，俘虏敌伪536人，自己伤亡649人。

1940年4月30日，黄克诚率第2纵队主力第344旅等部，由晋东南抵达冀鲁豫区，冀鲁豫支队进行了新的组编调整。第5大队与清丰独立团合编为第344旅第688团；第1至第4大队台编为新2旅，杨得志兼旅长；独立大队、豫北大队与独立游击支队合编为新3旅，旅长韩先楚。同时，成立了冀鲁豫军区，黄克诚任司令员兼第2纵队政治委员，崔田民任军区政治委员，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下辖3个军分区。

1940年6月5日，日军集中第35师和骑兵第4旅等部共4000余人，分3路“扫荡”濮阳等地区。冀鲁豫军区新编第3旅第8团，在小渠、黄村与敌遭遇，歼敌4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此后，敌调集1.5万余人向直南清丰、濮阳地区进行合击。这时，第344旅和新编第2旅主力已奉命开赴华中支援新四军。新编第3旅等部则分散进行游击战，使敌到处扑空，又不断遭到袭击，不得不于6月18日结束“扫荡”。

由于冀鲁豫支队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群众踊跃参军，使冀鲁豫支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1.7万余人。抗日根据地发展成直南（南乐、清丰、濮阳、东阳、长垣）、豫北（内黄、滑县、浚县、安阳）、鲁西南（成武、定陶、金乡、菏泽、巨野、曹县、单县）三大块，为坚持长期对敌斗争奠定了基础。

五、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一）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挺进鲁西

从1938年底开始，日军增强驻山东的兵力，组建第12集团军，下辖第5、第21、第114师、独立混成第5旅、骑兵集团等部，井开始由城市和交通要道向乡村伸展。

为适应对敌斗争的新形势，统一山东抗日武装的领导和增强山东抗日武装的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1938年12月成立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下辖6个支队。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主力一部开赴山东。第115师立即派第343旅第685团由晋西出发，12月下旬，到达湖西地区（微山湖以西），与当地人民抗日武装合编为苏鲁豫支队。

1939年3月1日，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第343旅余部到达鲁西郓城地区。为了打开局面，鼓舞群众抗日斗志，第115师决定拔除郓城西北伪军据点樊坝。3月4日凌晨，第686团向樊坝发起进攻，战至下午即将守敌1个团800余人全歼。

樊坝战斗后，第115师除留第686团第3营坚持运（河）西地区外，继续东进季（山）西地区。3月10日，到达东平县东北部的夏谢材，与中共泰西地委和山东纵队第6支队会合。此后，罗荣桓向鲁西、鲁中区中共党组织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5月初，日军从济南、泰安、兖州、东阿、汶上等地调集日军5000余人和伪军一部，分9路“扫荡”泰西。从2日起，开始向汶河南岸及东平、汶上等地进攻，至10日，日伪控制山外各要口，形成封锁圈，逐步向内压缩。

此时，第115师师部、第686团、津浦支队等部，以及鲁西区党委、泰西地委等共3000余人，被包围于陆房周围纵横各约10公里的地域内。

11日，日军向陆房连续发起猛烈进攻，但均被击迟。入夜，第115师等部在日军收缩兵力，包围监视，准备次日进攻的间隙，隐蔽地由西南方向分路突围，12日晨，全部跳出敌人包围圈。陆房突围战斗，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自己伤亡360余人。

8月1日晨，日军第32师约1个营400余人由汶上县城出动，向第115师师部驻地梁山地区进犯。为打击日军气焰，第115师决心以师特务营、骑兵连、独立旅第1团第3营等部歼灭该敌。8月2日上午，当日军到达梁山南麓前集附近时，特务营以一部袭击敌人，诱敌进入梁山西南独山庄。黄昏后，独立旅第1团等部向独山庄发起攻击，经反复肉搏，激战至次日晨，将敌全歼。这次战斗，共毙敌300余人，俘日军24入，缴获野炮2门，九二式步兵炮1门，轻重机枪15挺，步枪150支，军马150余匹。

（二）八路军第1纵队的成立和山东纵队的发展

1939年上半年，日军先后对津浦路西，胶济路北，以及胶东，苏鲁边，鲁中的泰（安）莱（芜）边，进行了普遍的分区“扫荡”，占领了大部分具城。6上旬，日军以第5师为基干，第21、第32、第114师及独立混成第5旅各一部共2万余人，开始“扫荡”鲁中，日军队临沂、平邑、新泰、莱芜、临胸、安丘、诸城附近同时开始行动，以沂水、莒县为合击点。

9日，从北部胶济路进攻的日军占领宫县、沂水，从西部津浦路、南部滋（滋阳，即究州）临（沂）公路进攻的日军进占大店镇、河阳镇、坦埠、南麻一线。山东纵队采取游击战术，以一部兵力在内线坚持斗争，以第1、第2、第3支队分别活动于外线新泰、费县、鲁山等地，钳制与打击敌人，第4支队在泰（安）莱（芜）边待机。经月余战斗，共作战70余次，毙伤敌1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对山东的首次大“扫荡”。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8月1日成立八路军第1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在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各部队。8月9日，山东军政委员会批准成立，由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陈光、黎玉为委员，朱瑞为书记。

山东军政领导机构进一步健全的同时，大力加强了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重视政权建设的指示，5月24日，山东分局决定，加紧建立专署、县、区抗日民主政权。随后还强调：“敌人‘扫荡’，县、区、乡政权破坏，各地均须按照前电，恢复抗日政权，并保证党的领导”。此后，中共在莱芜、莱南、博山、淄川、章丘泰安、泰西、益都、新泰、泰（安）宁（阳）、蒙阴、邹平、长山、临淄、曲（阜）泗（水）宁（阳）边和长（山）桓（台）益（都）边，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从此，建立与发展民主政权的工作普遍开展起来。

山东纵队经过三期整训，已初步实现正规化，各种制度均已建立，部队战斗力大为提高。随后，山东纵队整编成第1、第2、第3、第4、第5旅及第1、第5支队，总兵力达5万余人。

（三）第115师挺进鲁南

为巩固鲁南根据地，1939年9月至10月，第115师师部、随营学校、第686团及新扩编的特务团等部，分批挺进鲁南腹地抱犊崮山区。原在鲁南的山东纵队苏鲁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改编为苏鲁支队，归第115师建制。

第115师进入鲁南后，首先开辟了以抱犊岗山区力中心的临、费、峄、滕边区。接着于1939年冬至1940年初，陆续派东进支队、苏鲁支队一部及原在湖西区的苏鲁豫支队第2大队，开辟了郯（城）码（头）平原地区。为打开向鲁南北部天主山区发展的道路，打通与沂蒙山区山东分局的联系，第115师以第686团、特务团、苏鲁支队及苏鲁豫支队第1大队，于2月14日一举攻占与日伪勾结的大地主据点白彦，3月，连续粉碎了日军数百人至2000余人的3次反扑，在激烈的白彦争夺战中，共毙伤日军800余人，缴枪350余支。

4月中旬，日军第12集团军以第32、第21师和独立混成第6、第10旅各一部共8000余人，对抱犊岗山区大举合围“扫荡”。4月14日，日军分别由邹县、滕县、枣庄、峄县、临沂、费县等据点出动，首先“扫荡”根据地边沿区。4月21日，开始向中心区——费县南部的大炉地区推进，实施大合击。第115师将第7、第686团、东进支队、教导大队、苏鲁支队、峄县支队和运河支队等转移外线活动，袭扰抱犊崮四周敌人点线；师部率特务团、边联支队坚持内线，在抱犊崮山区东麓的大炉、车辋、埠阳一带与敌周旋，多次避开敌人合击。经20余天苦战，迫敌干5月上旬结束“扫荡”，撤回原据点。在反“扫荡”中，八路军共作战30余次，毙伤日伪军2200余人。

第115师第343旅主力和师直转入山东地区后，至1940年10月，部队已扩大到主力团7个、新团12个，共计42815人，地方部队2万人，建立了两个军区及6个军分区，并将第115师部队1统一编成教导第1、第2、第3、第4、第5、第6旅。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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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巩固华北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战场

第二节 新四军东进北上，开辟新区

日军侵占武汉后，以7个师又1个独立混成旅部署于长江中游武汉、南昌之间地区，以4个师又3个独立混成旅，部署于长江下游苏、浙、皖地区，力囹以城市和交通线据点为依托，扩大其对占领区的控制。华中地区新四军及地方武装，因受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未能在苏、浙、皖广大地区失陷后，适时向敌占区挺进，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丧失了许多有利时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确定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中原局以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以刘少奇为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和军队的工作。

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省确山具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根据中原地区的形势和特点，中原局决定撤销中共河南、湖北两个省委，成立中共豫鄂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豫南等区党委，规定论陷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放手发动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未沦陷地区党的任务，是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积蓄力量，支援敌后抗战。并对开展武汉外围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作了部署。4月中旬，刘少奇离开竹沟，返回延安。

为贯彻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根据华中的情况，提出了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三条原则.即：

（1）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

（2）哪个地方危险，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里发展。

并据此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

为加强对长江以北乃至整个华中沦陷区工作的领导，1939年9月17日，刘少奇由延安出发，月底再次到达竹沟。11月初经豫皖苏边区涡阳，于月底，抵达皖东定远县藕塘附近山黄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一、第1、第2支队东进北上，江南指挥部成立

1939年，新四军第1、第2支队坚决贯彻执行“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方针，在巩固苏南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实行东进北上。

1939年初，日军在茅山根据地周围频繁“扫荡”，修筑公路，增设据点，对茅山根据地实行封锁。新四军在反“扫荡”的同时，在金坛地区和溧（水）武（进）公路沿线，主动出击，先后在水阳镇、官陡门、东湾等地给日军沉重打击。

1月6日，“扫荡”宣城之日伪军130余人北撤，当晚进至芜湖以东的水阳镇。7日晨，第2支队第3、第4团在水阳镇以北1.5公里处设伏，毙伤敌30余人。1月21日凌晨，第2支队第3团突然袭击芜湖日军机场外围据点官陡门，经20分钟战斗，毙伤伪军70余人，俘伪军60余人，并将伪军据点捣毁，第3团仅伤两人。

2月7日，第1支队第2团攻击溧武公路日军重要据点东湾，火烧碉堡，将东湾据点日军全部歼灭，并击退来援日军两批（共300人），在1小时的战斗中，共歼日伪军200余人，缴枪20余支。接着该团又于2月18日袭击延陵敌据点，歼日伪军80余人。

1939年初，新四军第1支队以第2团在丹阳游击纵队配合下，挺进扬中，将该地伪军消灭，并以第3、第4支队各一部北渡长江，进至大桥、嘶马、吴家桥一带，从而控制了通扬运河以南沿江地区。同时，主动与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二李”）取得联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关系。

1939年4月初，陈毅命令第6团准备东进江南东路地区。[东路地区指无锡、江阴公路以东的江阴、无锡、苏州、常熟、太仓地区。]

5月5日拂晓，第6团由常州附近越过京沪铁路，在戴溪桥地区与“江南抗日义勇军”会合，成立“江抗”指挥部，梅光迪任指挥，叶飞任副指挥，以“江抗”名义继续东进。5月下旬，“江抗”在无锡东北的黄土塘与日伪军600余人遭遇，歼敌百余人，取得东进途中第一次战斗胜利。6月24日夜，“江抗”袭击京沪铁路中段日军重要据点浒墅关车站，经1小时战斗，全歼该地日军50余人和伪军1个中队，炸毁铁桥1座，使京沪铁路停运3天。随后乘胜东进，进入常熟境内，在阳澄湖畔与常熟中共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民抗”取得联系。

7月，“江抗”以约1个团的兵力南越京沪铁路，进入青浦，与当地游击队会合。7月23日，上海日伪军一部到青浦“扫荡”，“江抗”击退日伪军后，跟踪追击，竟于天黑后冲进上海虹桥机场，当即击毁敌机4架，使京沪线上日军大为震惊。”江抗”在东路地区连战皆捷，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大批青年踊跃参军，“江抗”遂扩编为第2、第3、第5路。此后，“江抗”与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的常熟、嘉定、青浦等地抗日游击队配合，共同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游击根据地。随后，“江抗”奉命西撤，留下部分地方武装，继续坚持当地斗争。

11月7日，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甫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在苏南的第2、第4团、新3、新6团、“江抗”、丹阳游纵及苏南地方武装。同时，成立苏皖区党委，统一领导苏皖、苏南、苏北三个特委。“江抗”第2路到扬中后，与丹阳游击纵队台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进至扬州、泰州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此外，第4团主力与“挺纵”一部合编为苏皖支队，向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发展。

二、新四军军部率第3支队等部坚持皖南抗日阵地

1938年12月，在皖南坚持抗战的第3支队（欠第6团）由青弋江防区奉调铜陵、繁昌沿江地区。当月和1939年8月，第1支队第1团、第2支队第3团先后由苏南敌后调回皖南，归新四军军部直接指挥。到1940年秋，在皖南又已陆续组建了新1团、新3团，军部特务营也扩大为特务团。

日军为维护长江交通，不断对皖南进行“扫荡”。1939年日军5次进犯繁昌。1～2月，繁昌两失两克。5月20日至23日，日军1000余人第3次进犯繁昌，第3支队和第1团毙伤日军300余人，将日军击退，新四军伤亡100余人。11月8日至23日，日军2000余人第4次进犯繁昌，新四军毙伤日军450余人，将敌击退，自己伤营长以下77人，亡连长以下38人。12月21、22日，日军1000余人第5次进犯繁昌，再次被击退。

1940年4月，日军调集第15、第17、第116师各一部共1万余人，对国民党军防守的青弋江地区及新四军防守的南陵、繁昌地区大举“扫荡”。4月24日，日军一路约5000余人由湾陵、黄墓渡攻占南陵，尔后以2000余人沿青（阳）南（陵）公路向西南方向前进。企图迂回青阳。26日，新四军第1团在父子岭伏击该敌，经8小时激战，毙伤日军370名，新四军伤亡84人。

日军另一路约4000人，由繁昌以北的三山镇、横山、峨桥等地于4月24日开始向繁昌及其以南地区攻击前进。新四军第3支队第5团24日在马家坝、25日在繁昌以南的九郎庙以机动防御，迟滞敌人前进，毙伤日军140余人。26日该敌向何家湾前进，新四军第3团与敌遭遇，先敌抢占苏家林、何家湾有利地形，阻击敌军，经9小时激战，毙伤日军300余人，迫敌转向木镇前进。5月3日，第5团第1营在铁门闩伏击由繁昌向中分徐前进的日军运输队，毙伤日军60余人。

在4月23日至5月3日的反“扫荡”中，新四军进行战斗10余次，毙伤敌近1000人。

1940年10月4日，日军又以第15、第116师部队为基干附伪军一部，共1万余人，由大通、铜陵、荻港、湾沚出动，向皖南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扫荡”。7日黎明，日军5000余人攻陷南陵以南三里店，接着开始向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外围的田方、草鞋店、吕山发动猛烈攻击。新四军第3支队及第1、第3团，在军长叶挺亲自指挥下，经一昼夜激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击退其进攻。日军遭打击后，8日经枫坑东渡青戈江，占据了国民党军第52师驻守的泾县城，新四军跟踪追击，围攻径县，9日晨夺回该城。

三、江北指挥部成立，第4、第5支队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

为加强对江北新四军部队的领导，促进新四军第4支队继续东进，开展江北统战工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由皖南到达江北无为地区。随即与豫鄂皖边游击总司令、安徽省主席廖磊建立了抗日统战关系，并将庐江、无为地区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由孙仲德任纵队司令贝，黄岩任政治委员，担负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

1938年12月，第7团越过淮南路，进入合肥青龙厂及定远一带；1939年3月，第4支队司、政机关及特务营，也先后进至淮南路东。

5月6日，叶挺到达庐江县东汤他，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接着，整编了部队，第4支队由徐海东兼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辖第7、第9、第14团。以第8团为基础扩编为新四军第5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辖第8、第10、第15团。

江北指挥部成立后，以第4支队活动于淮南路以东、津浦路以西的定远、合肥、滁县、全椒等地，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8月2日夜，日伪军500余人分由滁县腰铺、全椒出动，3日拂晓前包围了宿营于张二房的国民党滁县常备壮丁队，第4支队第9团一部主动出击，毙伤日伪军40多人，击退了日伪军，救出滁县常备壮丁队。这一行动，增进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

8月下旬，第5支队第8、第15团挺进津浦路东，第10团于10月也进入津浦路东，开辟了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9月3日，日军侵占来安县城，第5支队将其收复。11月21日，日军再次侵占来安，第5支队展开围攻，毙伤日的军200余人，于23日收复来安。

12月，日军从南京、明光（今嘉山县）、蚌埠等处，抽调5000余人，部署于滁县、沙河集、全淑等地。

12月19日，日军开始“扫荡”津浦路西藕塘以南的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至21日，陆续占领上述各地。周家岗至复兴集一带皆力山地，便于开展游击战，江北指挥部决心采取灵活战术打击敌人并歼其一部。

21日至23日，第4支队第7、第9团与敌激战3天，毙伤俘日伪军160余人，迫敌退回全椒，取得了进军皖东后第一次反“扫荡”的胜利。新四军装备简陋却能以少胜多，使当地人民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1940年1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江北前敌委员会改成皖东军政委员会，由郑位三任书记。中原局撤销了中共苏皖省委，成立津浦路东省委（书记张劲夫）和津浦路西省委（书记刘顺元）。经过短短三四个月，至1940年3月·皖东各方面的工作得到迅速发展，第4、第5支队由7000余人扩大到1，5万余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5000余人。

第4、第5支队在皖东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

1939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无理电令新四军江北部队调到江南，此后蒋介石、顾祝同一再催逼，并指使国民党顽军进攻第4支队；同时，苏北韩德勤部准备进攻津浦路东第5支队。

为了巩固华中的抗战局面，中原局决定首先集中主力于津浦铁路以西，重点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对桂军力求缓和，巩固路西抗日阵地；在路东尽量争取韩德勤部独6旅中立，延缓关系破裂时间，待路西形势缓和后，再挥戈东向，击退韩德勤的进攻。同时，为了保卫皖东，发展苏北，中原局多次请求中共中央派八路军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

3月初，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颜仁毅等部袭击驻定远县大桥镇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被第4、第5支队击溃并歼灭一部。

3月21日，韩德勤乘新四军第5支队主力在路西活动，集中第89军第117师两个团、独6旅3个团、盱胎县常备旅秦庆霖部等约1万人，围攻路东第5支队驻地半塔集地区留守部队和机关。中原局决定半塔集部队固守待援，江北指挥部率第5支队、苏皖支队东援，并调挺进纵队主力一部西援。

从21日至28日，半塔集部队打退优势兵力的连续进攻，顽强地守住了阵地，为增援部队机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顽军见半塔集久攻不下，东西援军又未能阻止，形势不利，当即撤退。

29日，新四军分四路出击，经王店集、莲塘战斗，将进犯顽军击溃，并跟踪追击，直至三河南岸。至4月8日，顽军全部退往淮河北岸主应、淮安地区。8月，第5支队与八路军第5纵队共同开辟了淮（阴）宝（应）区，使皖东、淮海两区打通了联系。

在此有利的形势下，中原局抓紧在皖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首先建立了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后陆续建立了滁县、凤阳、来安、嘉山、天长、盱眙、仪征、六合、高邮、宝应等县抗日民主政府。4月18日，建立了津浦路东各县抗敌联防委员会办事处和路东联防司令部。8月1日，成立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委员会办事处。

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特别是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合，引起日军极大不安。8月下旬，日伪军万余人部署于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周围的来安、六合、天长、高邮、明光、五河、八斗岭等据点，9月初开始对路东“扫荡”，企图包围半塔集、大田郢江北指挥部，歼灭新四军，摧毁路东抗日民主政权。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第14团、独立第1、第2团等部，以游击战与日军周旋，第5支队主力和八路军第5纵队第5团在外线积极袭击敌人。从9月5日至17日，与日伪军作战65次，毙伤敌近600人，新四军伤亡200余人。日军除在盱眙建立一个据点外，均撤返原防。

四、游击支队（第6支队）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下旬，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睢杞太地区后，连续取得对日伪作战的胜利，初步打开了豫东局面，支队进一步扩大。1939年初，游击支队主力由豫东东进商丘、毫县、永城地区。这时日伪军正三路合击毫县（国民党军驻守），并已侵占毫县东北的芦家庙。2月8日，游击支队第2营到达芦家庙附近，9日凌晨配合友军台击芦家庙之敌，经3小时战斗，毙伤伪军200余人，俘伪军参谋长以下100余人，残敌逃回坞墙。新四军仅伤亡18人。

5月，彭雪枫留第1团坚持永城、毫县、商丘、夏邑地区，率第2、第3团进军淮上地区。[淮上地区指淮河以北、浍河以南、津浦路以西、宿（县）蒙（城）凤（台）公路以东地区。]

游击支队主力进军淮上后，豫皖苏边区将永城地区的鲁雨亭部改编为游击支队第1总队，随即建立了永、夏、萧、宿、毫五县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9月，游击支队主力由淮上回师涡阳、蒙城、宿县边之曹市集附近整训。

接着，支队主力开赴永城、涡阳、萧县三角地带，以团为单位，分区开展地方工作，组织地方武装。

1939年底，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部队除第1、第2、第3团及第1总队外，新增由地方武装改编的第2、第3总队，共1.2万余人。此后第6支队大力进行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工作，抽调干部充实永、夏、萧、宿、毫五县政权，建立“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作为边区的最高行政机构；以主力部队北上商丘、宁陵和砀（山）南等地开辟新区，成立了砀南县政权，发展和扩大地方武装，先后成立永城、萧县，宿县3个独立团。

1940年3月中旬，日伪军2000余人“扫荡”永、萧地区，遭到失败。4月1日，日伪军又集中3000余人，对永城东北地区进行反复“扫荡”。第1总队及第3总队一部与敌激战终日，毙伤日伪军300余人，挫败了敌人的进攻，但第1总队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总队长鲁雨亭以下200余人牺牲。在连续打破日伪军的“扫荡”后，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

五、新四军、八路军协同开辟苏北

（一）八路军一部南下

1939年11月11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在一两个月后，游击支队主力部队及豫皖苏省委干部抽一部，到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表示“完全同意”，并指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水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下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5万至10万人枪，惟须指导下级避免与韩德勤的基本区域发生冲突”。

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研究了华中发展的战略方向问题，认为向西发展受第1、第5战区限制，且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不利；而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因此确定向东发展，开辟苏北。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强令江北新四军南调。3月初开始，国民党顽军先后进攻皖东津浦路西和津浦路东新四军。刘少奇连电请示中共中央调八路军南下支援新四军。3月1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议调344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4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国民党顽军在鄂中、皖东、淮北正大举进攻新四军，“我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建设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此根据地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347页。]

5月下旬，八路军第2纵队第一梯队第344旅由刘震、康志强率领，从鲁西南定陶出发，经曹县、砀山在黄口附近跨过陇海铁路。6月20日，先后到达涡阳县新兴集与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部会合。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新2旅（欠第4团）于6月下旬到达新兴集。第2纵队南下部队5个团共1.2万人。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彭雪枫、黄克诚两部于7月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原新2旅）、第4（原第344旅）、第5（原第6支队第1、第2、第3团合编）、第6旅（原第6支队第1、第3总队合编）及游击司令部。随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也南越陇海铁路抵达泗县。

8月，黄克诚率第4纵队第2旅、第4旅第7团等部，到达皖东北半城、魏营子、双沟镇一带。根据中原局决定，将所有涡河以北、津浦路以东中共领导的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以黄克诚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1支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改编）、第2支队（第4纵队第2旅、第4旅第7团改编）、第3支队（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6支队第4总队改编）和皖东北保安司令部（地方武装改编）。并成立苏皖军政委员会，以黄克诚为书记。

重新整编后，第4纵队辖第屯第5、第6旅，共9个团1.7万余人；第5纵队辖3个支队，共9个团约2万人。

第4纵队坚持豫皖苏边的游击战争，并分别进军怀远、凤台以及淮上等地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第5纵队以一部坚持皖东北游击战争，主力东渡运河，挺进苏北沭阳、宿迁、淮阴、涟水、东海等地，初步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坚持皖东北斗争的第5纵队第2支队主力配合新四军第5支队开辟了淮（安）宝（应）地区，粉碎了日军对淮南津浦路东的“扫荡”，又在淮河北岸双沟一带击退了敌1000余人的进攻。

（二）江南新四军北上，黄桥战役

皖南、江南（即苏南）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1月19日“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的指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9页。] 1940年上半年继续坚持皖南、江南阵地。

对于皖南、苏南新四军发展方向，中共中央一再指出：新四军江南部队应向北发展，皖南部队除留一小部坚持外，军部率主力渡江北上皖北，如无法直接从皖南渡江，则东移苏南，与苏南新四军会合，在苏南发展，或待机北渡到苏北，开辟苏北。

5月4日，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提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错误；无论华北、华中或华南，无论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都应该“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毛译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53、754页。]

6月10日，陈毅向中央报告：冷欣部第63师与第40师等部对江南指挥部（溧阳竹箦桥）形成大包围，向新四军挑战。

正在这时，苏北形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还在5月中旬，挺进纵队返回苏北吴家桥一带。5月17日，与进犯日军500余人激战一昼夜，将其击退后，转移至通扬运河以北郭村一带休整。但“二李”在韩德勤煽动下，以“侵占”其防地为借口，于6月下旬向挺进纵队下最后通牒，限令3天内退出郭村。

6月28日晨，“二李”所部13个团由李长江指挥开始进攻郭村。新四军挺进纵队2000余人，在郭村顽强坚守至30日，苏皖支队昼夜兼程赶到。

加上“二李”所部1个团另1个营起义，使新四军兵力增加到相当于5个团。

7月2日“二李”部队溃退到塘头，李长江逃回泰州。

7月3日，陈毅到达郭村，命令乘胜攻下塘头，但为争取“二李”中立，不进泰州。4日，挺进纵队一举攻下塘头，陈毅立即向李明扬表示，只要李军不再攻击新四军，新四军即停止反击李军，并释放俘虏，归还缴获之枪械，如果李军不阻碍新四军东进黄桥，还可让出郭村、塘头。李明扬在兵败城危的情况下，接受陈毅提出的条件，答应让新四军通过他的防区东进，并在将来韩德勤与新四军的冲突中保持中立。

7月8日，粟裕率领新6团、第2团到达塘头，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师。7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下辖第1、第2、第3纵队，共约8000人。

东进黄桥开辟泰（兴）、靖（江）、通（南通）、如（皋）地区，可以据此向东向北发展，改变华中抗战局面。7月25日，新四军由江都大桥地区东进，26、27日通过“二李”防线。28日，击溃由通扬运河沿线曲塘南下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两个团，29日，歼灭驻黄桥的保安第4旅何克谦部两个团2000余人，何部特务团400余人在陈宗宝指挥下举行战场起义，新四军进占黄桥、蒋垛、古溪、加力等地。随后，进入如皋、如西地区。

9月3日，韩德勤部分左、右两路由曲塘、吴家集、海安、姜堰一线南下。左路军由第89军第117师（欠第1旅）、独6旅、保1旅组成，右路军由“二李”、陈泰运等部组成。9月5日，左路军占营溪。6日，新四军反击，夺回营溪，歼保1旅1个多团。韩军其他各部撤回姜堰、海安一线。

9月13日，新四军向姜堰发起攻击，14日占领姜堰。而后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韩德勤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苏中抗日斗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9月27日，陈毅在姜堰军民代表会议上宣布：愿意退出姜堰。但又接到韩德勤电报：新四军必须立即撤出姜堰，经黄桥开回江南。陈毅当即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

9月30日，新四军如约退出姜堰，交由“二李”、陈泰运接防。当天，韩德勤下达进攻黄桥的命令，以第89军和独6旅等为中路军，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从北面、东面进攻黄桥；以“二李”、陈幸运部为右路军，以保1、5、6、9、10旅为左路军，分别从西面、南面进攻黄桥。

顽军中路军11个团，1.5万余人。新四军有9个团，其中只有3个主力团，共7000余人。陈毅决心分割包围顽军中路军各部，逐一歼灭；遂以第3纵队守黄桥，第1、第2纵队集结于顾高庄、横港桥之间待机。

10月4日4时，顽军开始总攻黄桥。4日晚，第1、第2纵队在黄桥西北之高桥歼灭独6旅大部。接着6个纵队将第89军包围于黄桥北面，至10月5日9时，将其大部歼灭，独6旅、第89军残部溃集营溪。10月6日8时，新四军追至营溪，再歼顽军一部，7日黄昏乘胜占领海安，随后又连下富安、安丰，10日占东台。

中共中央当时力争国内时局好转，确定采取完全自卫的立场对付反共磨擦，在苏北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韩军进攻黄桥后，八路军第5纵队5个团日夜兼程南下。先后击溃顽军保安第2、第8旅各一部，进占阜宁、东沟、益林，直下盐城，10月14日，与新四军在东台北面的白驹镇胜利会师。

黄桥战役，韩德勤的主力第89军、独6旅几乎全军覆没。“二李”和陈泰运部经新四军争取，保持了中立。黄桥战役后，苏北指挥部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及苏北临时参议会，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并按“三三制”原则成立了苏北行政委员会及具区政权，组建地方抗日武装。

至此，新四军、八路军协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

10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到达苏北阜宁东沟，与黄克诚会合。

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六、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武汉沦陷前后，中共豫鄂边区地方组织抵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指导下，创建了抗日游击队，为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豫南

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于1938年3月东进抗日后，在确山县竹沟镇设立了留守处，竹沟留守处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的重要活动基地。

1938年10月12日，信阳沦陷，中共豫南特委争取信阳县长李德纯合作抗日，于11月以信阳县常备队、警卫队与中共领导的竹沟留守处1个分队、“77军桐柏山区工作团”中的两个分队等台编为“信阳挺进队”，共300余人。信阳沦陷前后，在平汉路东信（阳）罗（山）边，以中共开办的训练班力基础，建立了“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至1938年底有200余人。

鄂中

1937年12月，通过董必武的上层统战关系，由陶铸主持在应城汤他创办了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此后，中共党组织又举办了汤池临时学校，培养了数百名抗日干部。1938年10月，中共鄂中特委作出“一切服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决议，将几支游击队与国民党应城县常备队合编为“应城县抗日游击队”（后改称“应城县国民抗敌自卫总队”，简称“应抗”）约500余人。同时原红四方面军干部许金彪在孝感中和乡组建的抗日自卫队，也改称“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约500人。

鄂东

1937年11月，中共湖北省工委即与红28军在黄安县（今红安）七里坪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随后，又举办青年训练班，培训抗日干部。新四军第4支队于1938年3月东进抗日后，在七里坪设立了留守处。6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书记郭述申；接着，成立了鄂东特委和（黄）安麻（城）、经（扶）光（山）、罗（山）南、（黄）安北4个县委，恢复和重建该地区的农村党组织，发动群众抗日。

10月28日，中共黄冈中心县委在黄冈张家山将游击队整编为“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到11月发展到400余人。为取得合法名义，后改编为第21集团军独立游击第5大队，共730余人，被划定以麻城夏家山为防区。

1939年1月起，中原局先后组织力量向豫鄂边区敌后挺进。1月17日，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军事委员李失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和随行干部共160余人由竹沟南下，1月下旬到达四望山，与信阳挺进队会台。根据中原局关于沿铁路两侧国民党不去的区域发展的方针，2月底，李先念卒部离开四望山，向平汉路东信、罗边挺进，3月在信阳南面的灵山冲大寺口与新四军第6游击大队会台，随即在信罗边成立了中共中心区委，开展群众工作，发展抗日武装。为了开辟黄陂、孝感地区，5月，第6大队及第5大队一部，向驻黄陂蔡店、李新湾一带的伪军第8军司令部奔袭，经激战俘伪旅长以下3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此役，对创建鄂东抗日根据地有重要意义。

4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组织委员陈少敏（女）率领约1个连的兵力离开竹沟，30日到达四望山信阳挺进队。6月初，又率信阳挺进队两个中队继续南下，6月6日，到达鄂中安陆赵家棚。

李先念于4月从灵山大寺口向鄂中挺进，在小悟山青山口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会合，随后一同开抵平汉路西安陆赵家棚地区。5月中旬，鄂中区党委在应山县组建的两个中队亦前来会合。为统一指挥，上述三支部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

5月1日，鄂中区党委军事部长陶铸率领“应抗”挺进大队等部，夜袭云梦城。在伪军内应未能打开城门的情况下，部队由南门城墙缺口冲入城内，围攻伪维持会、公安大队驻地大庙，歼伪军一部，解救被关押的群众多人。

在孝感敌派出坦克部队增援时，“应抗”已顺利转移。这是中国军队在鄂中第一次袭入敌占县城，给鄂中人民极大鼓舞。

6月上旬，李先念、陈少敏率挺进团第1大队到达京山县大山头与鄂中区党委会台。6月中旬，鄂中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在养马畈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决定统一整编豫南、鄂中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公开树起新四军的旗帜，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2、第3团队和挺进团队。8月，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八字门成立第4团队。此外，豫南特委于6月又建立第3团队（一般称之为信南3团队），豫鄂边区党委于7月建立第5团队，11月初，该团队与信南3团队合编，仍称信南3团队。

支队建立后，在平汉路两侧积极打击敌伪，消灭土匪，振奋了民心，扩大了活动地区。8月14日，日军400余人由西北向罗山朱堂店进攻。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2团队为打击该敌，以1个大队节节抵抗诱敌向罗山方向深入，以主力配置于朱堂店西南，相机出击。日军进攻受挫后，第2团队主力立即向敌翼侧出击，敌施放毒剂掩护突出包围。此役毙伤敌80余人，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接着，为扩大战果，该团队又袭击信罗公路五里店敌据点，迫使伪军1个中队投降。

10月13日，罗店、贾店日伪军700余人，以隐密动作向驻京山县新街的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进行偷袭。驻该地第1团队立即以部分兵力正面阻击敌人，以主力向敌两侧发起攻击。两翼伪军被击溃，中路日军孤立，遂施放毒剂掩护撤退。第1团队又将敌包围压缩于黄家台祠堂边的洼地，连续猛攻。

黄昏后，日军数路赶来解救，残敌焚毁大批尸体后仓惶突围。此役，缴获许多军用物资，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39年10月31日，第2团队一部在襄（阳）花（园）公路之同兴店，伏击由安陆开往花园之敌骑兵300余，毙伤敌100余人，第2团队亦伤亡50余人。第4团队进击长江埠附近伪军吕华奎部，歼其1个中队。第5、第6团队各一部，在石板河以南截击由皂市调赴京山的日军500余人，毙伤其一部。敌屡遭打击，图谋报复。12月5日，日伪军1500余人，闪击豫鄂边区领导机关驻地——京山马家冲。边区领导亲自指挥部队抗击敌人，在毙伤日伪军70余人后，当晚胜利突围至八字门。

11月16日至19日，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在四望山召集豫南、鄂中、鄂东党和军队负责人会议，讨论边区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问题。会议决定：撤销豫鄂边、鄂豫皖、鄂中3个区党委，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由郑位三为书记，陈少敏力副书记，委员共11人；由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3个地区的党组织和武装，并将3个地区的武装统一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1940年1月，豫鄂挺进支队改称豫鄂挺进纵队。

1940年2月中旬，李先念率第2、第4、第5团队，在广大群众支援下，分东西两路南渡襄河，进攻汉阳诛儒山伪军汪步青部。从西路进攻的第5团队，首先到达并向伪军展开进攻，夺占侏儒山街道，毙伪营长以下100余人。

由于从东路进攻的第2、第4团队在系马口与出援的日军遭遇，未能按时到达作战地区，第5团队于拂晓撤出战斗。此役震动了武汉，盘踞武汉三镇的日军慌忙戒严三天。此后，第2团队汗赴天门赖兴场，开辟天门以西地区。

日军集中1000余兵力，分7路向该团队进攻，并于拂晓前将驻地包围。全团队指战员沉着战斗，与敌反复肉搏，激战到中午后胜利突出包围。

为了还击鄂东坚持反共和屡次进攻新四军的顽固派头目程汝怀，1940年1、2、4月，豫鄂挺进纵队主力三进三出大、小悟山，在鄂东抗日武装的配合下，给程顽以有力反击，一度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

1940年5月，日军向枣（阳）宜（昌）地区发动进攻，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豫鄂挺进纵队各部分别袭击黄陂、随县、孝感、安陆、应山、应城、京山及礼山各县境内的据点20余处，并在群众配合下，破坏小河溪至夏店、花园至东阳岗、花园至应山、安陆至巡店等公路五六十公里，收割电线5000余公斤，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的进攻。5月17日，川军第125师李团被日军包围于安陆以北之李家冲。第7团队闻讯主动驰授，向日军攻击，使友军得以安全突围。

6月中旬，日军占领襄樊、宜昌等地，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原局指示豫鄂挺进纵队主力由鄂中向西发展，配合国民党军打击敌人，并改善鄂中敌后抗日阵地。根据上述指示，纵队主力挥戈西进，直指白兆山地区。该区地势险峻，西北与大洪山相接，南可控制汉（口）襄（阳）通道，东可扼制平汉铁路，是开展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阵地。6月下旬，挺进纵队控制了白兆山和坪坝。新四军控制坪坝，切断了安陆与坪坝以西三阳店日军据点之间的联系。7月，日军第3师两个营1200余人，从安陆进至雷公店集中后，向坪坝进犯。第1团队和第2团队一部待敌进至坪坝以东三四公里时，即主动向敌侧后迂回攻击，敌慌忙后撤占领公路两侧有利地形和村庄顽抗，经整日激战，敌于黄昏焚尸30余具后逃窜。敌不甘心失败，9月，又以600余人沿小路隐蔽前进，企图偷袭，但又被第1团队、第3团队以迎击和截击挫败。10月，敌再以骑兵1000余，于夜间由坪坝以西之三阳店进行奔袭。

第6团队和第3团队一部在崔家冲进行伏击，敌伤亡惨重，遗尸数十具，向应城溃退。日军遭受三次打击后，不得不放弃占领坪坝的企图。豫鄂挺进纵队牢固地控制坪坝，保障了白兆山南方门户的安全。

挺进纵队控制白兆山后，为了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扼制襄河及其两岸敌人的交通线，7月，以第5、第6团队各一部挺进京山南山。不久，改造地方政权，成立了南山行政委员会，京山南部地区出现了抗日新局面。与此同时，纵队还派第6团队等部先后进军襄（河）西，与当地中共特委领导的武装会台，并成立襄西地委和军政委员会，使襄西敌后游击战争进一步扩大。8月，在南山成立指挥部，率第5团队全部及第4、第2团队各一部进军天门以西，开辟了天西地区。

8月1日，豫鄂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在白儿山南麓召开边区县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确定了继续完成战略展开的任务，决定成立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作为边区最高的政权机关，以加强边区政权建设和统一领导战争动员工作。9月1日，按照“三三制”原则，经选举成立了联合办事处，到1940年底，平汉铁路以西各县基本区完成了基层的民选工作，全边区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

军政大会后，纵队主力部队的团队、大队、中队、分队改称团、营、连、排，使纵队向统一和正规化迈进一大步。纵队主力由小到大，逐步扩大为拥有1.5万入的游击兵团，在两年中，对日伪军作战280余次，毙伤日军2490人，俘日军13人，毙伤伪军8114人，俘伪军1258人，争取伪军反正2650人。

豫鄂边区地处武汉外围，面临敌顽夹击的复杂形势，而且长期孤悬敌后，与其他根据地隔绝，根据地开辟甚为艰辛。豫鄂挺进纵队的创造和发展，中共中央曾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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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巩固华北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战场

第三节 华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斗争，派张文彬到广东整顿和加强党组织；1937年底，又派廖承志到香港建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号召党员军事化，决定各地党组织把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广州失陷后，1939年1月，广东省委召开第4次执委扩大会议，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决定广东党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是：积极在抗战中发展自己的力量，准备在抗战最后阶段起决定作用，并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东江、琼崖地区，在东江、琼崖建立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

一、东江、珠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广（州）九（龙）铁路纵贯其中。

1938年4月，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成立，领导东莞、宝安和增城（部分地区）3县党的工作。县委争取国民党东莞县社训总队的支持，7月建立了东莞常备壮丁队。县委还以农村党员为骨干，建立了5个游击小组。

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国民党东芜县政府退出东莞县城。

13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在东芜具城建立了东莞模范壮丁队，队长王作尧，全队150人。19日，日军占领石龙，东莞常备壮了队和模范壮丁队一部立即开赴石龙附近东江河畔的峡口布防。20日，在峡口打击了渡河进犯的日军，翌日，又组织40余人的队伍渡河伏击敌人。

10月中旬，中共增城党组织争取国民党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增城县统率委员会第3区指挥部的支持，建立了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县第3区常备队，全队100余人。

17日，常备队在增城县仙村圩竹园涌附近，伏击行驶于东江的日军船只，击沉橡皮艇一艘，击毙日军10余人，缴获木船一艘。

10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委为加强对广州和香港之间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书记梁广，领导香港、澳门、海员工作委员会、中山、番禹、南海、顺德、惠阳、东莞、主安的党组织。随后，东南特委派曾生（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周伯明、谢鹤筹3人组织惠阳工作团，到惠阳整理党的工作，建立惠（阳）宝（安）海（丰、陆丰）工作委员会，12月2日，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在惠阳县淡水镇周田村建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共100余人。

12月7日，日军由淡水撤退。游击总队团结当地抗日武装收复淡水，摧毁伪政权，成立了惠阳县第2区行政委员会。

1939年元旦，东莞模范壮丁队等120人组成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作尧。

1939年2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中共东江特委，书记林平。

5月，在坪山成立东江军事委员会，由梁广、梁鸿钧负责，领导曾生、王作尧两部队。

1939年春，日军为确保广州和珠江、西江交通线，收缩兵力，撤出惠州等城镇和东江部分占领区。国民党军进占惠州，设立第4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四五月间，工作尧、曾生领导的部队先后改为第4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第4游击挺进纵队直辖第2大队和第3游击挺进纵队新编大队。

从1939年夏天开始，新编大队在大小梅沙、葵涌、沙头角、横岗一带，积极打击日军。9月初，日军500余人再次在大亚湾登陆，占领葵涌、沙鱼涌，切断东江与香港、南洋的国际通道。12日，新编大队夜袭日军，战至天明，克复葵涌、沙鱼涌，日军从海上撤退。

12月，新编大队在横岗鸡心石伏击由东芜两渡河返回深圳的日军1个营，毙伤日军30余人，毙战马3匹。

第2大队活动于东莞、宝安地区。11月，第2大队对宝安县城南头镇进行包围封锁，迫使守城日军于30日晚从海上逃走，收复南头。

到1939年底，新编大队发展到500余人，第2大队发展到200余人，并分别在坪山圩和乌石岩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1940年2月初，第4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命令新编大队和第2大队到惠州集训，企图借集训之机，解除武装。3月初，国民党顽军第186师等部共3000余人包围坪山、乌石岩。第2大队、新编大队突围后，向海、陆丰转移。由于国民党顽军前堵后追，损失很大。

在这关键时刻，廖承志从香港转来了中共中央5月8日的指示：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同时不怕磨擦，才能生存发展，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宝惠地区。根据这一指示，曾、王两部于8月下旬返回宝安县上下坪村。

9月中旬，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军事委员会在上下坪村召开部队干部会议，确定坚持东宝惠地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放弃国民党军番号，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原新编大队改称第3大队，第2大队改称第5大队。

上下坪村会议后，10月初第3大队挺进东莞县大岭山客家洞地区，开创大岭山区抗日根据地；第5大队活动于宝安敌后，开创以阳台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1月初，东莞地区日军200余人由原街等地出动，向大岭山区进犯。第3大队于黄潭村突然向敌出击，毙伤其数十人，打退敌人的进攻。此后，又连续袭击东莞太平、主安公路线日军据点，打击了日军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抗战热情，为建立大岭山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珠江三角洲中的南海、番禹、顺德、中山（含今珠海市、珠县）等四县位于广州南面。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南海、顺德及番禹相继失陷。1939年8月，日军第一次在中山登陆，不久即撤走。1940年3月，日军第二次在中山登陆后，控制了石歧、唐家湾、前山等要点。日军在番禹建立护沙纵队，在中山建立伪军第43师，在各县建立伪政府及自卫、保安大队。

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番禹、顺德建立有南顺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林锵云，在中山有县委。日军攻陷广州后，中共党组织立即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大革命时期的南海县农民运动领导人吴勤组织了“广州市郊游击第2支队”（简称广游2支队）。中共广东省委东南特委派刘向东、严尚民到广游2支队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该队曾先后在沥窖附近海面伏击日军运输舰，在广三路小塘车站袭击日军，多次取胜。南顺工委组织了一支游击队——特务中队，1939年5月，派出游击队员潜入顺德县城（大良），袭击日军，有所斩获。是年冬，日军再次进攻大良，广游2支队与特务中队在金骨咀、旧寨两地，打退敌人的进攻，威震三角洲。

1940年夏，广东省委从中共中央派给广东的干部中，抽调谢一182——立全、谢斌到广游2支队分别担任军事教官和参谋。同时，广东省委决定加强对敌后武装斗争的领导，将南、番、顺、中四县划出，成立中心县委，直属省委领导（原属东南特委领导），派罗范群任书记。

南顺中心县委成立后，决定在顺德县城附近以西海村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将林铭云领导的游击队并入广游2支队，称广游2支队独立第1中队，进驻西海。1940年11月5日，日军300多人进犯西海，广游2支队毙伤日军4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西海保卫战的胜利。

二、海南岛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1937年8月起主动与国民党琼崖当局谈判，直至1938年10月22日，双方达成协议，将琼崖红军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下辖3个中队共300人，冯白驹任独立队队长。

1939年2月10日，日军以台湾混成旅一部，在海军支援下，在海南岛北部的天尾港登陆，占领海口、琼山、定安、文昌等地。14日，日军又以第5舰队一部，在海南岛南部的三亚港登陆，占领三亚、榆林等地。

当2月10日日军在夭尾港登陆时，冯白驹即令第1中队赶往南渡江重要渡口潭口协同国民党军阻止日军东进。第1中队当天上午赶到潭口时，国民党军已不战而退，第1中队冒着敌机的轰炸，一直坚持到黄昏。潭口阻击战，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良好影响，独立队迅速发展。3月，琼崖特委将独立队改称独立总队，冯白驹任总队长，下辖3个大队和1个特务中队，共11个中队1400余人。

独立总队成立后，第1、第2大队活动于琼山、文昌地区，第3大队活动于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地区。3月，第1大队在琼文公路的罗牛桥伏击日军的运输车辆，击毁汽车1辆，歼日军上校以下20余人。6月，化装潜入文昌县城，袭击日军北门哨所，歼敌一部。第2大队于5月在海口市郊长村桥附近袭击监督群众修路的日军，缴枪7支，日军遭独立总队连续打击后，6月起出动1000余人对琼文地区进行“扫荡”，总队以主力一部西渡南渡江，插入敌后琼山、海口郊区活动，并向琼山西部发展，与第3大队打通联系，同时.在琼山第一区建立游击区，迫敌撤退。

1939年6月，新任国民党广东第9区行政督察专员吴道南来琼后，反共磨擦变本加厉，削减直至停发独立总队军饷，迫令将独立总队缩编为1个大队，并派部队向琼文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周围推进，企图消灭独立总队。

为了避开敌顽夹击，保存力量，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琼岛长期抗战，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决心将领导机关转移到琼崖西部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10月下旬，总队对日军的重要据点那大，进行了军民联合的围攻战。独立总队在国民党情县县长陈宗舜和各乡行政人员支持下，动员民兵1500人，持火药枪的群众2000余人，中共儋县县委领导的武装200余人，加上第3大队200余人，共4000余人。10月21日，围攻开始。那大驻日军100余人，另有伪军1个中队，共200余人，围攻持续到11月5日，那大日军因给养断绝，孤立无援，乘夜晚突围向憎县具城新州逃去。6日晨，那大被攻克，伪军中队80余人被俘。

12月琼崖特委在琼文游击根据地召开会议，决定特委和总队领导机关由文昌地区向西南的临高、儋县、白沙交界的纱帽岭地区转移，并决定抽调第1大队第2中队、第2大队第6中队和原特务中队合编组成特务大队，掩护领导机关西移。第1、第2大队主力仍留琼文地区活动，后成立东路指挥办事处，符振中为指挥，陈乃石为政治委员。

1940年1月25日，琼崖特委及独立总队领导机关开始向西转移，2月中旬到达琼山、澄迈、临高交界的美台地区。这时，那大及其附近地区已被日军重新占领和控制，特委及总队遂决定在美合地区创建根据地。

特委和总队在美台地区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在仁兴、岭仑、岭南、和安、兰洋、南坤等乡组织了“农民抗日救国会”、“青抗会”、“妇救会”等抗日民众团体。为加强根据地党组织建设，成立了中共美合特区委员会（书记谢志德），由特委直接领导。为发展抗日武装，积极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美台周围各乡有100多名青年加入独立总队，美合还建立了一支70多人的美合自卫队，其他各乡村也组织了自卫队。同时，活动在昌江的第3大队第9中队扩编为第4大队，以第3大队第8中队为基础扩编成立了第5大队。1940年7月，成立了西路指挥办事处，马白山为指挥，符荣鼎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3、第5大队。1940年夏，在美合根据地创办了琼崖抗日公学。公学办了两期，培养学员近1000名。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琼崖的抗日斗争，在1940年1月26日和3月11日的电报中指出：冯白驹部应作长期坚持计划，在琼崖放手开展工作，驱除一切汉奸反动势力，领导全岛人民抗日；不要依靠国民党发响，要自力更生，扩大部队，并委派县长，建立区乡政权，为了加强琼崖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还派庄田、李振亚、覃威等领导干部和机要通信干部于1940年7、9月先后来到琼崖，使琼崖和延安一度沟通电台联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特委和独立总队领导机关作了调整和充实。特委由冯白驹任书记，李明任副书记；总队由冯白驹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庄田任副总队长，李振亚任参谋长，王业高任政治部主任。

在总队领导机关调整充实的同时，特委和总队于1940年9月决定撤销东、西路指挥办事处，改设支队，将活动于琼文根据地的第1、第2大队合编为第1支队，下辖两个大队和警卫连；将活动于澄迈、临高，儋县的第3、第5大队合编为第2支队，下辖两个大队和警卫徘；特务大队和第4大队直属于总队。

到1940年冬，独立总队已由1938年10月改编时的300余人发展到3000余人，枪2000余支，活动遍及琼山、文昌、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万宁、琼东、乐会、定安等11个县，建立了琼文平原根据地、美合山区根据地、六连岭根据地和澄临憎、昌感等地区的小块游击根据地。独立总队己成为琼崖抗战的主要力量。

1939年、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经过艰苦频繁的战斗，挫败了日军的进攻和“扫荡”，巩固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武装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到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总兵力扩大到50余万人。

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关键性的两年。日军停止战略进攻后，将作战重心转向对付抗日游击战争，依恃其兵力和装备的优势，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并实行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消灭和驱逐抗日武装，恢复和巩固其占领区，以挽回在后方的失败。

敌后战场斗争的形势，直接关系着能否给敌军以大的消耗和削弱，迅速发展壮大自己，逐渐转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敌后争夺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中国战局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执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将侵略者陷入全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正面战场作战中曾骄横一时的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作战中陷入了被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使敌难以应付，不断的袭击、伏击使敌受到沉重的伤亡消耗。在对付日军“治安肃正”作战的两年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日军巩固占领区、扩大对“面”的占领的企图，取得了对敌斗争的重大胜利，使战局出现了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大变化，它对坚持持久抗战和取得最后胜利，具有深远意义。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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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有限攻势

第一节 1939年武汉外围地区的三次会战

武汉会战后，日军华中派遣军为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在撤销第2集团军时，将第2集团军所属的第13、第16师及派遣军直辖的第3、第9师，均转隶第11集团军，使第11集团军兵力扩大到7个师（即第3、第6、第9、第13、第16、第101、第106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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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19日，第11集团军增加独立混成第14旅，3月15日，增加第33、第34师；同年6月至7月，第9、第16师先后调回日本。

在武汉外围的中国守军，长江以南是陈诚、薛岳指挥的第9战区，有52个步乓师；长江以北为李宗仁指挥的第5战区，有34个步兵师、l 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

面对武汉地区周围中国守军将近100个师的包围态势，日军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方针打击国民党军，以动摇国民党军的抗战意志，促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为此，日军在1939年3月、5月、9月先后发动南昌作战、襄东作战（即随枣会战）和赣湘作战（即第一次长沙会战）。

一、南昌会战

南昌是江西省省会，南浔、浙赣铁路相交其南。武汉会战时，日军华中派遣军曾企图攻占南昌。但由于其第106师在德安西北万家岭遭中国第9战区第1兵团沉重打击，未能渡过修水，乃决定待武汉会战结束后再进攻南昌。

1939年1月31日，日军第11集团军制定了南昌会战指导策略，2月6日，华中派遣军下达《对南昌作战要领》。3月9日，日军确定3月20日发起攻击。日军作战的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51页。] 掩护其长江中下游交通，以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

其部署是：

以第101、第106师，并集中重炮兵4个团又1个营，坦克1个团又1个营，攻占南昌；以第6师主力从修水两岸地区向武宁、三都附近攻击，阻止国民党军增援南昌；

另以第101师村井支队从都阳湖西北岸星子南下，在吴城登陆，打通赣江及修水水道，切断浙赣铁路，日军驻华航空兵团主力以及中国方面舰队第2联合航空队、第1根据地队协助第11集团军作战。

2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己判明日军有攻占南昌的企图。3月8日，蒋介石致电薛岳：“第9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3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84页。]

薛岳以部队整训未毕，补给困难，提请延期实施。

在此期间，日军抢完于3月17日开始攻击。

当时第9战区在赣北、湘北的部署概要如下：

第19集团军罗卓英部防守南昌地区，该集团军以第70、第49、第79、第32军及第29军预备第5师，于箬溪以东修水南岸至都阳湖西岸，由西向东并列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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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第72、第73、第78军防守武宁地区；

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樊崧甫部第8军在武宁以北横路附近占领防御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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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任鄂南、湘北守备；

第1集团军卢汉部及第74军控制于长沙、浏阳、醴陵地区，为机动部队。

3月18日，日军第101、第116师各一部，由星子乘军舰、汽艇南下，向吴城镇进攻，中国守军第32军等部进行顽强抗击，激战至22日，日军进攻仍来得逞。23日晨，日军在优势的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分3路围攻吴城，并不断发射燃烧弹和毒剂弹，守军伤亡惨重，于24日放弃吴城。

3月17日，日军第101师一部，从永修东面修水支流向第79军防地逼进。18日，张公渡、永修间日军第106、第101师开始炮击修水南岸阵地。3月20日16时30分，日军开始总攻前的炮火准备，以猛烈炮火，间以毒剂弹轰击第49、第79军阵地达3小时后，主力由虬津方面强渡修水。当时因下雨修水水位上涨，虽对囚渡不利，但水位上涨却使守军前沿阵地被淹，水上障碍物大部分被冲走。日军顺利渡河，占领了前沿阵地，尔后向纵深发展，并以坦克部队配属第106师，实施快速突击。

日军一部沿南浔线攻击，在修水南岸涂家埠遇到顽强阻击。

22日17时，日军坦克部队攻占安义，21时进占奉新，23日，日军第106师进入奉新。日军继以第106师一部西趋高安，阻击对方援军；主力由安义、奉新左旋扑向南昌。南昌只有保安部队，罗卓英急令第32军由修水南岸涂家埠一线退守南昌，至26日，第32军只有2个团到达南昌。此时，日军坦克部队逼近南昌西北赣江桥，守军奋勇炸毁桥梁，将敌阻止。日军步兵由南昌西南曾家、生米街横渡赣江，切断浙赣铁路。27日，日军猛攻南昌，经过激烈巷战，守军伤亡甚重，奉令向进贤撤退。

武宁方面，日军第6师主力自3月20日由箬溪附近开始攻击武宁东北守军第8、第73军阵地，22日，又以一部由巾口南渡，进攻第78军阵地，激战数日，双方伤亡均重。至27日，第9战区第72军接换武宁东北防务，继续阻敌西进。日军再度发动进攻，并以一部迂回第78军右翼，该两军被迫后撤。29日，日军攻陷武宁。第30集团军退守烟港街南北一线，与日军对峙。

4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罗卓英统一指挥第3、第9战区各一部共约10个师反攻南昌。方针是：“先以上力进攻南浔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00页。]

21日，反攻开始。第9战区第1集团军第184、新编第10师，向奉新日军攻击；第11师主力监视靖安日军，一部向滩溪挺进，至24日，日军退守奉新。第74军主力向高安附近日军攻击；第74、第49军各一部北渡锦江，向大城、生米街一带日军攻击，至26日，克复高安、大城、生米街，并一度攻入牛行，日军退守高安东北一线。此后，第9战区部队进展困难，无力切断南浔线。

第3战区第32集团军，以第16、第79、预备第5师及预备第10师一部，于23日渡抚河向南昌方向攻击，至26日，克复南昌东南市汉街，迫近南昌。

27日，日军第101师得到海军陆战队支援，进行反扑。第32集团军攻击受阻，遂以第26师加入战斗。到5月5日，攻克南昌东侧的飞机场及南昌火车站。7日，南昌日军与前来增援的第116师，在航空兵配合下，不断反击。第32集团军伤亡很大，所属第29军军长陈安主中将殉国，攻击受挫。5月9日，奉令停止反攻。

日军此次进攻南昌，在主攻方面，兵力集中，形成优势；在助攻方面；采取佯动佯攻等手段，钳制对方。日军主渡河点选在河流向己方凸出、对岸交通便利的地点，这既便于渡河前兵力调动和集结，又便于渡河后向纵深发展。而守军在修水南岸防线，未能形成纵深，一点被突破，便全局被动。在防区被突被后，没有彻底破坏交通，致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快速突进。

二、随枣台战

1939年5月初，日军第11集团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5战区军队与敌展开了为期20余天的随枣会战。

武汉会战后，鄂中沙市至已东一段长江江防、鄂北、豫南、皖东大别山区划归第5战区，第5战区地处国民政府中枢门户的川东要冲，辖第11、第21、第22、第29、第33等5个集团军和江防军。

其部署是：

江防军（司令郭忏）担任长江沿岸及襄河（襄樊以下的汉水）以西防务；

第29、第33集团军组成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担任大洪山南麓、京（山）钟（祥）公路、襄河两岸防务，重点置于汉（阳）宜（城）公路方面；

第11、第22集团军组成左集团（总司令李品仙）担任大洪山外翼，经随县城至信阳外围问防务，重点置于襄（阳）花（园）公路方面；

以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在大别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战区采取“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以便随时向武汉外围出击，同时与平汉路东大别山区内的廖磊集团军相呼应，威胁平汉路的交通”的战略。[《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537页。]

1939年4月上旬，第5战区向随县以东地区及安陆、应城、天门等地区出击，并向平汉路南段（武胜关以南）袭扰。同时，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2个军6个师2个独立旅），由湘北转用于枣阳方回。

早在1939年3月22日南昌会战之时，日军第11集团军就已得知中国军队将发动攻势和第31集团军移调枣阳以南地区的情报。3月28日，制定了打击第5战区主力的《作战指导大纲》。4月中旬，日军第33、第34师到达武汉，第11集团军兵力达到9个师1个旅，随即制定了《会战指导大纲》，决定乘新部队到来老部队尚未离开的机会，在5月上旬采取快速奔袭，在枣阳附近捕捉和歼灭第5战区主力兵团。

日军计划先以第3师从桐柏山南麓地区快速奔袭，突破第5战区左翼，将对方相当力量钳制于该地区，并以一部由信阳向桐柏县方向迂回；尔后，以主力第13、第16师、骑兵第4旅，由钟祥及其以东地区，向枣阳南侧及其西北地区迂回突进，围歼第5战区主力于枣阳周围地区。

4月下旬，第5战区在日军大部队向鄂中集中的情况下，停止攻势行动，调整部署，准备应敌。李宗仁对当面敌情判断为：“不下三师团之敌，将以主力由浙河及其以北地区西向，有力之一部由钟祥附近北向，夹击我在襄河东岸之主力兵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26页。]

第5战区决心以主力实行攻势防御，粉碎日军企图，长久保持襄河东岸地区；襄河西岸地区部队一部渡河攻击，竭力钳制日军兵力，以利主力作战。战区将主力控制于襄花公路方面，以左集团第11集团军、第31集团军负责该方面防务。以第22集团军为第二线兵团，其第41军位于唐河、自河及襄河右岸；第45军集结于茅茨畈，暂归李品仙指挥，准备对钟祥方面使用。

5月1日，日军第3师开始向随县地区发动进攻。日军由应山以西的淅河、徐家店一线进攻守卫郝家店、孙家寨之线的第84军第173、第174师，当日陷郝家店、孙家寨。第173、第174师乃转守塔儿湾。第二天，日军猛攻培儿湾，并向守卫高城附近的第13军第89、第110师发动攻击。经两天激战，4日，塔儿湾夫守。高城阵地，亦被迫放弃。第13军所部转守漂水西岸阵地。此后，日军遭到越来越顽强的抵抗，5月8日以前，日军未再获进展。

5月5日，日军主力第13、第16师及骑兵第4旅，向第5战区右集团发起进攻。日军由京山、钟祥以北三阳店、洋梓一线向第59军第180、第38师，第77军第37师发动猛烈攻击。迅速突破长寿店、流水沟及其附近阵地。

第59军一部退守襄河西岸，一部北退，日军跟踪前进。7日夜，日军进入滚河一线。8日，日军攻占枣阳，一部进抵襄花公路双沟（樊城东北约30公里）附近，切断了左集团后方联络。

为使左集团摆脱日军前后夹击的地位，第5战区随即调整部暑，命令左集团主力依桐柏山，面对随枣盆地占领侧面阵地，侧击北进之敌，不得已时，则分向唐河、新野撤退；并以第39军及第13军一部，分别留置大洪、桐柏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8日，第84军第二线阵地被日军第3师突破，遂于9日开始向唐河、白河西岸转移，14日到达方城。

10日，日军主力方面陷湖阳镇、新野，驻信阳日军第3师1个团迫近桐柏县城，日军合围即将告成。当晚，第31集团军在第1战区第68军第119师掩护下，向泌阳转移。

12日，日军攻陷唐河及南阳，遭牟庭芳部（第121师）与第2集团军反击，被迫退出南阳，集结于枣阳以北地区整理。

此时，中国第2集团军从西兴集、保安寨出动向唐河南岸反攻；襄河两岸右集团和江防军袭击日军第13、第16师侧背。从13日起，日军被迫开始撤退。第5战区利用主力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态势，下令各部队尾随追击。

14日，第2集团军第30军击退唐何方面日军。16至19日，坚持大洪山的第39军，在大洪山北侧长岗店一线阻击南返的日军第3、第13师各一部，予敌重创。至24日，第5战区先后收复枣阳、桐柏等地，日军除占领随县县城外均退回原地区，至此，大体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

这次会战，毙伤日军1.3万余人，[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2），台北1981年版，第430页。] 日军遗尸5000余具。[《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1页。]

第5战区也受到较大损失。这次会战，第5战区进退主动，适时转移外线，立于有利地位。

日军撤退时，追击、阻击得力，取得较大战果。

三、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开始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见附图10）

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湖南省乡长沙。该地遭大人浩劫后己逐渐恢复。武汉、南昌会战后，第9战区与日军对峙于洞庭湖东北岸、新墙河北岸、通城、武宁、奉新东南，以及锦江两岸，对当面日军“不断采取游击及反击行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78页。]

1939年8月15日，日军第11集团军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开始调整和集结部队。9月1日又下达了临战准备命令。日军企图集中兵力打击第9战区主力兵团，稳定对武汉地区的占领，借以挫伤国民党军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并推进汪精卫伪政权出笼。其部署是：以集团军主力（第33师、第6师主力、第3师上村支队、第13师奈良支队以及集团军直辖部队），由岳阳及其以东地区南进，在汩罗江畔平江周围地区围歼中国第15集团军；以另一部（第106师主力配属第101师佐枝支队等），由赣北靖安、奉新及其以南地区西进，消灭高安附近之中国守军，尔后转向修水上游策应湘北方面作战。

日军参战兵力有步兵约10万人，陆军航空兵团第3飞行团（支援作战飞机约100架）及海军一部。

早在1939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即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4月15日，军事委员会致电第9战区：“如敌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其致命打击之反攻。……如此，则我军必须在岳麓山构筑坚强工事，并附有力炮兵，俾得射击敌舰与长沙，惟须先行指定目标，测定距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0页。]

5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又致电第9战区： “赣北方面，以游击战消耗钳制敌人，对该方面之敌予以反击。务希随时随地切实注意，妥为部署；高安方面，我军须纵深配备，并准备敌如进攻高安时，应自主的放弃高安，诱敌深入而侧击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6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72页。]

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有进攻长沙的可能，遂遵照军事委员会上述指示，制定了“战区决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地区，将其包围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军，以利我主力方面之作战”的方针，加紧调整部署，严整战备。并认真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湘赣公路、湘鄂公路及九江、武宁、平江、长沙间公路，粤汉铁路岳阳至株洲段、湘赣铁路株洲以东，都在民众的支援下进行破坏或者拆毁，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及重炮兵难以行动。

第9战区可使用兵力为47个师，其中32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人）以及海军布雷队一部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截至9月14日，其兵力部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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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集团军霍揆章部6个师守备长江右岸及洞庭湖北岸、西岸；

第15集团军（8个师）以第52军主力守备新墙河阵地，第79军守备长安桥至麦市间阵地，第37军守备湘阴以北湘江亘汩罗江右岸阵地；

第27集团军杨森部第20、第73军共4个师以及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8军等2个师又2个挺进纵队位于湘、鄂、赣边幕阜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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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集团军第72、第78军共4个师守备武宁以西蒲田桥、琵琶山一带阵地；

第1集团军第58、第60军共4个师守备靖安、奉新以西张家山、麻下、会埠一线阵地；

第19集团军第32、第49军共4个师，守备莲花山、马形山以及锦江右岸阵地，第4、第70、第74、第5、第99、新编第6军和第11师共15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分别集结于长沙以南以东的湘潭、株洲、衡山、衡阳，浏阳，及赣北上高、宜丰、万载等地。

9月14日夜，日军在赣北开始钳制性攻击。第106师以主力由奉新、靖安一线西犯，至18日，已先后侵占第1集团军守备的会埠、上富、村前街等地，威胁高安左侧背。同时，日军第106师配属的第101师佐枝支队由大城南犯，18日侵占祥符观，续向高安逼近。第32军于19日放弃高安。

20日，日军第11集团军命令第106师在消灭高安附近之中国守军后，以一部掩护左侧背，主力进入修水、三都附近，切断第30集团军和湘鄂赣边挺进军的后路。据此，日军第106师即以佐枝支队在奉新西南地区实行防御作战，以1个旅开赴武宁，主力则在上富镇附近集结，准备西进。

当日军进攻第1集团军和第32军时，在安义游击的第1集团军第183师回师南进，18日，趁日军撤退之机，占领上富。17日，第74军由上高、宜丰、万载地区推进至高安以西之灰埠、泗溪、棠浦一线，19日攻占村前街。

21日，第32军一部乘夜在左家渡附近北渡锦江，击退日军，于22日晨克复高安。

在湘北，9月18日起，日军第6师及奈良支队连续攻击第52军新墙河北岸警戒阵地，第52军逐次退守新墙河南岸。至22日。第195师仍顽强坚守在北岸比家山据点。9月23日晨，日军第6师、奈良支队强渡新墙河，突破守军阵地。第52军退守新墙河东南高地。

日军上村支队于9月22日18时由岳阳启航，23日晨，一部在洞庭湖东岸鹿角登陆，主力迂回归罗江口以南，在营日登陆，突破第70军第95师阵地，继续向东南突进，企图切断粤汉铁路和长沙，平江间公路。

鄂南方面，日军第33师于9月21～22日由通城附近出动，进攻第79军前进阵地。23日，攻陷第79军主阵地麦市，24日攻占桃树港，续向福石岭攻击。日军第33师企图楔人渣津，切断第9战区湘北、赣北间主要联络线，尔后向平江地区进攻，协同日军第6师、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围歼第15集团军。

9月24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湘北战局紧张，召开最高幕僚会议，确定：“第9战区作战，应……保侍幕阜山根据地，在铁路正面，可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俟敌突入长沙附近时，则以有力兵团相机予以打击，尔后依状况将主力逐次转移株洲、浏阳、醴陵地区；并以第4军控制于湘潭方面，掩护湘、桂、黔各路。”[蒋纬国：《抗日御侮》第6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88页。]

并命令在广西全县训练的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5军以主力推进衡阳，1个师推进衡山，准备增援湘北作战。

25日，第52军主力向泊罗江南岸转移。日军第6师、奈良支队跟踪南进，迫近旧罗江北岸，一部伪装难民，偷渡汩罗江，袭占新市。上村支队一度占归义，被第70军反击克复。26日，日军猛攻汩罗江南岸，激战竟日，但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此时，日军第33师仍被第20军顽强阻击于幕阜山区福石岭，日军围歼第15集团军于汩罗江畔的企图破产。

日军第11集团军乃决定：“以主力向东迂回，在平江周围消灭预想从通城以南地区向南退却之敌兵团”。[〔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86页。]

27日命令第6师、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向平江及其西南地区突进。

27日，第9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

以第2、第25、第59、第60、第77、第195师共6个师，埋伏于福临铺、上杉市、桥头驿地区和长沙及其以东地区；

第70军转移至创阳河以南株洲、渌口市等地，沿湘赣铁路和渌水布防；

第4军占领湘潭、下摄司、渌口市（不含）之线；

第79军一个师确保幕阜山根据地，两个师协同第20军攻击桃树港之敌第33师。

9月28日，日军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迁回，准备策应其第33师作战。

日军第6师、上村支队由旧罗江畔开始分路南进。上村支队在三姐桥、栗桥陷入第77师伏击圈。第6师一部1000余人在福临铺遭第195师伏击，受到重创。29日，由新市经金井南下的日军第6师一部3000余人又在石门痕遭到第195师第566旅的伏击。30日，第25、第60、第195师向永安市（捞刀河南）、上杉市、石门痕日军猛烈反攻，日军已无力再南进。

日军第33师，27日屡攻福石岭不下，遂以主力绕福石岭以西向南突进，攻占龙门厂，30日.攻占朱溪厂。主力进入长寿街、龙门厂、献钟一带，在献钟以西三眼桥与奈良支队先头部队会合。此时。第79军尾蹑日军第33师南下，开始向嘉义、献钟日军攻击；第20军向长寿街、龙门厂、朱溪厂日军攻击；第8军正由通山以东地区兼程南下，准备协同第20、第79军夹击日军第33师。

赣北方面，9月23日，日军第106师主力开始向修水方向西进。26日，其右纵队经九仙汤、沙窝里突进了修水东南约30公里处的黄沙桥，为第72军新编第15师堵截。左纵队至25日攻占上富、横桥、甘坊。第9战区为防止日军继续西犯，26日命令第32军由高安向万载集结，准备开赴铜鼓布防。

第9战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命令第60、第74军围歼日军第106师左纵队。

25～29日，该两军遵今攻击甘坊、冶城一带日军，27日，第74军第57师克复上富，遮断日军退路，并逐渐将日军包围于甘坊附近。

日军第11集团军见主力方面不断遭到伏击、侧击和夹击，赣北方面第106师处境不妙，意识到态势日益不利，遂于29日下令撤退，同时命令第33师经渣津东攻修水，接应第106师。

10月1日，进至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撤退。2日，第15集团军各部开始追击，当日克复上杉市。3日，第25、第195师追击到达福临铺、金井附近。4日、又克复汩罗、新市等处。至9日，第195师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

10月5日，日军第33师东窜修水城。10月6日，日军第106师在第33师策应下，开始由沙窝里分向奉新、靖安、武宁撤退。守军各部开始反击，当日，第15师攻克郭城市，向沙窝里挺进。第51师攻克桐木石，向九仙汤挺进。9日，第30集团军克复修水，15日克复三都，并继续追击，逐步恢复原阵地。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集中兵力10万之众，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第15集团军的作战目的，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大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两次会战相比，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619页。]

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对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

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

长沙会战期间，1939年9月23日，日本陆军中央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对华政略、战略，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辖华北方面军、第11、第13、第21集团军。西尾寿造上将任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同时，解散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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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有限攻势

第二节 抗击日军封锁中国大陆的作战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切断了中国由香港到大陆的主要国际交通线，但中国仍能由华南沿海西江地区、深圳、汕头以及桂越公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输入部分补给物资。为了进一步增加中国坚持抗战的困难，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便把切断中国对外联系、封锁中国大陆，作为侵华的重要战略。因此，日军于1939年1月15日侵占涠洲岛，2月入侵海南岛，6月在汕头登陆，8月占领深圳，11月进攻桂南，企图实现对中国的彻底封锁。

一、海南岛、汕头沦陷

日军早就企图侵占海南岛，以便把它作为南进的跳板和轰炸中越、中缅交通线及封锁华南沿海的基地。

1939年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攻占海南岛。日军大本营1月17、19日指示第21集团军以饭田支队（l 月31日改称台湾混成旅）协同海军第5舰队在2月上、中旬“攻占海口附近要地”，而后“海军可伺机占领榆林港附近”。[〔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37—338页。]

2月8日晚，日军从珠江口的万山群岛启航，10日凌晨在海南岛北部澄迈湾东北角开始登陆。当地武装保安队抵抗微弱。当日，日军占领海口及琼山县城，接着占领了定安、青澜港。

中国共产党人冯白驹领导的独立队，曾开赴南渡江重要渡口潭口，冒着敌机的猛烈轰炸构筑工事，阻敌渡江，后转到琼山各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2月13日，日本海军3个陆战营，从琼州海峡出发，14日在三亚港登陆，占领三亚、榆林。尔后，日军南北对进，侵占海南全岛。蒋介石发表谈话称：日军入侵海南岛，等于发动太平洋上的“九·一八”。

广州失守后，汕头成了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补给物资由此经潮（州）韶（关）公路输入内地。1939年6月6日，日军大本营命令第21集团军与海军配合攻占汕头一带要地。9日，该集团军与海军第5舰队确定了具体协同计划。

6月21日，日军第104师一部及海军陆战队等共万余人，在海军舰队和航空兵的支援下，于汕头海岸登陆，潮州、汕头地区守军第4战区第9集团军独立第9旅和部分保安部队对登陆日军进行了抵抗。次日，日军占领汕头，27日占领潮州。

此外，8月14日拂晓，日军第21集团军以第18师1个团又1个营在宝安附近登陆，当日占领深圳，次日占领沙头角一带。

二、桂南会战

南宁位于邕江与桂越公路交点上，为中国国际交通线上的战略要点。桂越公路由越南那岭经广西龙州至南宁，南接海防经河内、凉山、同登至那岭铁路。

1939年9月，中国开始在那岭至龙州间的水路上（左江）利用帆船内运。

滇越铁路由海防至云南昆明，1938年5月后的一段时间内，每月输入物资3000吨。滇缅公路从缅甸腊戍经云南畹町、保山至下关，长735公里，南连仰光至腊戊铁路，中国购买的军用品多由此进口。1938年12月，从仰光转运第一批军用品沿滇缅公路到了昆明。1939年前11个月中，滇缅公路输入物资27980吨。

从1937年9月27日起，日本外务省多次与法国谈判，要求禁止中国由越南输入物资。欧洲战争爆发后，日军企图利用法、英卷入对德战争的时机，攻占南宁及尤州等桂南要地，直接切断桂越公路，建立航空基地，更有效地轰炸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彻底切断中国西南补给线；并配合汪精卫在两广策动政治分化的阴谋；还准备以桂南为跳板，伺机南进法属印度支那。

1939年10月1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切断南宁公路补给线的作战命令。10月19日，中国派遣军命令第21集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第5师、台湾混成旅共约3万人，另有第5舰队、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支援作战，以陆、海军协同“在钦州以南地区强行敌前登陆，首先迅速进至钦州及防城附近，然后攻占南宁附近各要地”。[〔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8页。]

上述参战日军于11月上旬集结于海南岛三亚港。

中国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受桂林行营指挥，担负两广地区的防御任务。第4战区以第16集团军夏威部第31、第46军共6个师又4个独立团，守备桂南及粤南东兴至阳江一带海岸。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国军队准备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军事委员会判断短时期内日军不致进攻桂南，第4战区乃将第64军两个师由明城、鹤城附近调往西江以北地区，配合冬季攻势，遗防由第31军接替。在此之前，第16集团军判断，日军若欲进攻桂南，最有可能以主力由粤南沿海电白、水东、梅菉登陆，经玉林、贵县向宾阳前进，威胁南宁；而由钦县、防城地区登陆的可能性不大，并据此制定了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水东、茂名、北流一线以西粤南、桂南只有第46军2个师又2个独立团防守，兵力单薄。

11月13日，日军从海南岛三亚港起航，15日晨，日军第5师利用疾风暴雨的天候，突然在钦州湾企沙、龙门登陆，分路北上，16日下午陷访城。

16日晚，台湾混成旅在钦州湾东岸登陆，17日攻占钦县，接着进入小董附近。

由于桂南守军兵力空虚，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致使优势日军迅速深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令第5军由湖南衡山乘火车至桂北永福，在宾阳集中后向南宁前进；另派第99军从湖南湘潭及贵州贵阳向柳州集中；令第36军自重庆及湖北当阳南下，在宜山附近集中。

日军进展迅速，其第5师击溃邕江以南第46军新编第19师后，11月22日傍晚己进抵邕江南岸，从东南、正西夹攻南宁。此时只有第5军第200师1个团赶到南宁附近，与刚调到南宁的第46军6个团一起仓促应战。24日，被迫放弃南宁。

南宁以北是错综复杂的山岳地带，与内地联系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由南宁北上经20公里处的高峰隘到武鸣，另一条是由南宁向东北延伸经50公里处的昆仑关至宾阳的邕宾公路。

12月1日，日军推进至高峰隘，4日夺取昆仑关，控制了南宁北通内地的两条交通道路的要隘。

南宁失守，不但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而且日本航空兵以此为基地将危害西南大后方。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心收复南宁，责成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到迁江亲自指挥作战，除令空军（飞机约100架）、炮兵（2个营又2个连）、坦克支援外，并继续抽调步兵第66军由江西吉安赴宾阳参战。桂林行营令第4战区部队于昆仑关、高峰隘以北地区占领阵地，钳制当面之敌，掩护主力集中。12月中旬，奉命参战各部（共约14万人）大部陆续抵达战场。

12月16日，桂林行营下达作战命令，作战方针是：“军以攻击北攻之敌，收复南宁之目的，乘敌后续部队未到以前，一举转移攻势，将敌包围于邕江南北地区而歼灭之，攻击开始时机，预定12月18日拂晓。”[蒋纬国：《抗日御侮》第7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42页。]

其兵力具体部署是：

北路军（第38集团军徐庭瑶部第5军、第99军第92师）以主力从宾阳方面、配合坦克，攻击昆仑关，一部切断南宁至昆仑关敌之联系，歼灭昆仑关之敌，而后协同其他部队攻取南宁；

东路军（第26集团军蔡廷错部第46、第66军共4个师），以陆屋，灵山为根据地。配合地方武装，破坏郁江以南敌后交通，阻敌增援昆仑关；

西路军（第16集团军夏威部4个师及地方武装）以2个师攻击高峰隘之敌，将敌主力吸引于该方面，一部袭扰郁江以南敌后交通，一部进至巨宾路之四塘，阻止南宁日军增援昆仑关；

第99军第99、第118师为总预备队，于宾阳古辣附近待机。

邕宾公路由昆仑关向南，依次为九塘、八塘、七塘、六塘、五塘、四塘。

防守八塘及其以北地区的日军为第5师骑兵第5团、步兵第21团、第42团第2营。昆仑关为日军主阵地，由步兵第42团第2营、炮兵2个连又1个徘据守。日军占据昆仑关制高点，构筑坚固工事并加设移动铁丝网。

第5军决定以一部攻取昆仑关，以主力于八塘、七塘间包围日军而歼灭之。12月18日，第5军以荣誉第1师为左翼队向昆仑关正面攻击；以新编第22师为右翼队进攻五塘、六塘，阻敌增援；以两个补充团为左侧支队向七塘、八塘间进行钳制活动；第200师为预备队。

18日下午，日军第5师第21团团长三木吉之助率团主力由南宁乘汽车赶到九塘，指挥昆仑关作战，桂林行营也令总预备队第99军的两个师向日军后方七塘行包围攻击。

19日，荣誉第1师挫败日军第21团的反击，继续攻击昆仑关。此时，第99军攻占山心和七塘，切断了昆仑关日军后方交通。

20日，第5军以第200师增强昆仑关方面攻击力量，坦克一度冲入昆仑关。21日，割裂九塘与昆仑关日军联络；中国空军出动飞机支援地面部队的攻击，向当面日军目标进行轰炸和扫射。日军第21团已完全陷入包围。

岂武路方面，西路军向高峰隘等地攻击。

19日，第135、第170师克复香炉岭、高峰隘。

20日，又克新圩。不料日军由高峰隘以东山道窜入，攻击部队翼侧受到威胁，遂撤至葛圩附近。

日军第5师鉴于其第21团在昆仑关、九塘地区被分割包围，乃急派第21旅旅长中村正雄少将率部增援，并命令正开赴龙州的第9旅急速遣回1个营。

20日10时.中村支队（2个营为基干）从南宁出发，行至五塘附近时，即不断遭受伏击和阻击，24日16时30分，其先头部队突破重围到达九塘。

五塘到九塘25公里路程，中村支队连续处于优势兵力的包围之中，4天4夜的苦战突围，虽未被全歼，但伤亡极其惨重。中村正雄途中多次中弹，苟延到25日终于毙命九塘。

由南宁出援的第21旅第42团一部，在邕宾公路上也连续遭到包围，经不断突围才于24日艰难地通过八塘。

23日，日军第5师又命令第9旅主力由龙州“排除万难，日夜兼程向南宁急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67页。]

24日，第9旅主力开始返回，27日行抵山墟附近，为西路军第188师及龙州教导总队包围截击，直至29日才回到南宁。为支援在昆仑关地区陷入困境的第5师.台湾混成旅主力在东路军阻击下，虽经南宁进入七塘、八塘，并于28日与九塘日军取得联系，但因受公路两侧高地阻援部队的夹击，再无力前进。

28日，桂林行营增调第66军第159师攻击昆仑关以东敌据点，29日，第5军以步、炮、坦克协同，对昆仑关再次发动猛烈攻击。

30日，以新编第22师、第200师，左与第159师，右与荣誉第1师并列，继续围攻昆仑关。至31日，终于攻克昆仑关，该地日军除一部突围外，大部被歼。

接着，第5军于1940年1月4日攻占九塘，11日攻抵大潭至六落之线，尔后，第38集团军在该线与日军对峙。

攻取昆仑关，是中国军队以空、炮、坦、步等军兵种协同配合，对日军攻坚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它使日军第5师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其第21旅旅长以下被歼灭者超过半数。中国军队牺牲也大，仅第5军就伤11100人，阵亡约5600人，失踪约800人。

在广东，1939年12月24日，日军第21集团军以第18、第104师及近卫混成旅等部开始进攻粤北，企图攻占第4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韶关。由于桂南方面第5师处境危急，安藤利吉决定攻下翁源后，即将兵力向桂南转移，并于12月29日命令第5师“仍然要确保南宁及附近要地，以便于转用兵团的到来”。[〔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77页。]

1940年1月7～13日，日军第18师、近卫混成旅从海路进到钦县，尔后分别集结于南宁以南和七塘附近。日军在桂南兵力增至7万人左右。

此外，日军大本营从关东军调来2个飞行中队支援作战。1月10日，日军第21集团军制定《宾阳会战指导方案》，其部署是：

以第5师、台湾混成旅在四塘、五塘间展开，分向昆仑关、思陇突进；

以第18师、近卫混成旅分别经甘棠、那河向宾阳迂回，切断昆仑关一带对方补给线和退路。

攻克昆仑关后，为收复南宁，中国军队继续向桂南增调部队。1月13日，前线高级将领开会，确定作战方针为：“以攻克南宁为目的，先确保现态势，待后续兵团集中完毕后，对郁江两岸之敌，同时开始攻击而歼灭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7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33页。] 并决定郁江南、北两岸，各设统一的指挥官，夏威任南路兵团总司令，吴奇伟任北路兵团总司令。夏、吴二人在同月31日被任命为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

中国军队预定部署是：

郁江北岸——第38集团军（辖第2、第5、第6、第36、第99军）和第37集团军叶肇部第66军守备昆仑关及其东西一线，第16集团军第1纵队2个师在高峰隘以北与敌对峙；

郁江南岸——第26集团军（辖第46军、4个独立团）和第16集团军第2纵队2个师又2个团，分由东西两面夹击日军钦邕交通线，阻敌向郁江以北增援和集中。

预计参战总兵力15万余人。

1月26日，日军先发制人，发动“宾阳作战”。此时，中国军队后续兵团9个师中的8个师尚未到达指定地点。

1月28日，日军第5师1个旅、台湾混成旅、近卫混成旅主力，在第5师统一指挥下，向邕宾公路以北高地第99军实施步、炮、坦克联合攻击，次日，防守八塘的日军第5师第9旅向西夹击第99军。

在此以前，1月26日，日军第18师从岂江南岸东进，29日攻取永湾，准备北渡邕江。同时，近卫混成旅先遣队攻占鹿颈。桂林行营为掩护左侧安全，急令刚到宾阳的第2军第76师等部向甘棠前进。

30日，日军第18师会同近卫混成旅进至甘棠一线；邕宾路西侧日军亦同时向第99军正面和第36军右翼攻击。

1月28日，军事委员会命令从2月1日起由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负责指挥桂南方面作战，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到桂南协助。

张发奎鉴于甘棠为当时桂南战局关键所在，乃调集部队预定2日攻击甘棠之敌，并令第5军主力在迁江一带构筑第二线阵地。

但是，日军2月1日在甘棠方面先机发动总攻。日军第21独立飞行队全部出动，大肆轰炸正向甘棠开进的第6军第49师及后方桥梁。特别是第38集团军总司令部被炸，一时指挥通讯中断，致甘棠北面高地为日军第18师、近卫混成旅突破。2月2日下午，日军近卫混成旅一部窜抵宾阳城郊。宾阳原驻有第5军第200师，日前，第5军奉令撤往迁江构筑第二线防线。第200师主力由宾阳撤走，日军乘虚轻取宾阳。3日，第18师进抵清水河畔邹墟大桥，才为北岸新编第33师阻止。张发奎鉴于宾阳失守，昆仑关一带守车交通补给受到威胁，遂令第38、第37集团军向上林、大览撤退。3日，日军再次占领昆仑关，8日进占武鸣后开始撤退，沿途烧杀抢掠，残暴之极，至13日，大部退回南宁。

为了巩固对两广南部地区的占领、并将它作为进攻中国内地和南进的基地，2月9日，日军大本营下令撤销第21集团军，组成华南方面军，统辖粤南、桂南日军。桂南日军第5师、近卫、台湾混成旅编为第22集团军，原第18师师长久纳诚一任司令官。该集团军在邕江南北岸及钦邕公路设防，伺机行动。

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日军趁机再次向龙州进攻，7月2日占领龙州。9月下旬，第5师一部进入越南，西南桂越、滇越国际交通线随之彻底断绝。

第4战区部队利用桂南日军兵力减少的机会，10月13日开始围攻龙州，23日在郁江北岸发起全面攻击。28日克复龙州，30日收复南宁。到11月30日，日军全部被逐出桂南。

在桂南会战中，由于中国军事当局对日军近期进攻桂南的可能性及其登陆的可能方向判断不淮确，致使日军在初期未遏坚强抵抗即顺利登陆，并长驱直入占领南宁和昆仑关等要地，控制了桂南的交通要冲。但军事委员会能迅速定下收复南宁的决心，立即由500～900公里以外急调10余个师赶赴战场，并对敌组织空、炮、坦等军兵种支援的优势反攻，夺回昆仑关，给敌第5师第21旅以歼灭性的打击，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掌握了桂南战场的主动权。

这一决定性的胜利，使日军第21集团军不得不从粤北抽调第18师主力及近卫混成旅增援，以解救第5师方面的危局，从而被迫改变广东方面翁英作战的原定计划，放弃进攻韶关而只以翁源为作战目标，造成敌战略上的部分被动。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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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有限攻势

第三节 1939年冬季攻势和枣宜会战

一、1939年冬季攻势

1939年10月，国民党军第2期整训完成，部队战斗力有一定加强。适值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可能增兵再攻长沙。

为进一步消耗日军，乃决定将整训部队主力分别拨归第9、第5、第3战区和第2战区，准备于11月下旬及12月上旬，全面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上述4个战区为主攻战区，其他战区实施助攻。11月下旬，军事委员会下达任务，概要如下：

华北方面，第1战区攻击开封、博爱，钳制敌人；第2战区首先切断正太、同蒲铁路，并肃清晋南三角地带日军；第8战区以一部协同第2战区作战，主力攻击归绥（今呼和浩特）附近日军。

华中方面，第3战区以主力约11个师，切断长江交通，分向湖口、马当、东流、贵池、大通、铜陵、获港间伺隙进攻，一举突进江岸，占领坚固阵地；并以轻炮兵火力及敷设水雷，封锁长江。第5战区扫荡平汉线南段信阳、武汉间日军，进取汉口；并向汉（阳）宜（城）公路日军攻击；切断襄（阳）花（园）、汉宜公路。第9战区，向粤汉铁路北段正面日军攻击，重点指向蒲圻、咸宁一带，并向武昌挺进；同时攻击南昌及南浔铁路，进击瑞昌、九江日军。

华南第4战区以一部相机攻占潮州、汕头，主力扫荡广九铁路及南宁日军。

在华北，原计划以第1、第8、第10和冀察战区配合第2战区作战。但是，国民党顽军以发动冬季攻势力掩护，掀起了反共军事磨擦。此外，驻晋南日军第37师先于12月上旬开始进攻中条山，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只有第1、第8战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攻势。

第1战区：12月1日开始攻击，在豫东，第3集团军以豫皖边区游击部队切断开封、兰封附近公路、铁路，第81师于17日突入一一开封，焚毁日军第35师一部的指挥所及仓库；21日，骑兵第2军一度攻入商丘，并击溃由安徽砀山增援的日军骑兵部队。在豫北，12月6日，新编第5军、第47、第9军等部队，攻至安阳附近，尔后在汤阴、淇县、浚具、沁阳、博爱等地，破坏交通设施，切断了日军豫北交通；1940年1月1日，第9军一度攻入沁阳，歼灭日军第35师一部。

第8战区：以第35军攻击日军骑兵集团司令部所在地包头；第81军一部攻击安北；骑兵第6军等部队袭击绥包铁路，阻止日军增援。12月18日开始行动。

20日拂晓，第35军乘驻包头日军一部出城执行任务之机，以便衣队潜入包头，接着，主力部队攻入城内，袭击日军骑兵集团司令部及重要仓库，日军骑兵集团第1旅直属队及第13、第14团急忙由萨拉齐、固阳、安北前来救援，第1旅直属队当日16时到达包头。第13、第14团受到第35军阻援部队的围攻损失惨重，第13团伤亡过半，第14团团长小林一男上校被击毙。在增援日军抵达包头开始反击后，23日，第35军撤出包头，退回五原地区。

日军驻蒙军为施行报复以除后患，1月28日，以骑兵集团主力（配属独立混成第2旅1个支队）、第26师及伪蒙军一部乘卡车由包头等地向五原开进。2月3日，突入五原。2月中旬起，日军主力开始撤出五原地区，但在五原留下了伪蒙军和日军桑原特务机关，由绥西警备司令官水川伊夫中将坐镇五原，守备绥西。为巩固对该地的占领，3月初，又派以伪蒙古政府警察队为名义的数百名日军进驻五原。

3月20日夜，第35军反攻五原，激战至22日，击毙日军水川伊夫中将、大桥上校，消灭日伪军4000余人，五原敌军和特务机关被全歼。当驻蒙军派出救援的骑兵集团主力和第26师一部于26日进抵五原时，群众早已空室清野，只剩一座空城。日军唯恐遭受袭击，停留数日将日军尸体收集火化后，仓惶撤离。从此，日军再未敢进犯绥西。五原大捷曾受到军令部嘉奖。

华中方面第3战区：在得到军事委员会加强之第86军、第18军的2个师以及一部分炮兵后，从12月12日起，以第32、第10集团军各一部分别袭扰南昌及杭州日军，第32集团军曾于12、18两日攻入南昌城，予日军以重大打击。第10集团军于13日晚攻入杭州、富阳、余杭各城，破坏了日军指挥机构及仓库。

1940年1月21日，日军由杭州南渡钱塘江，攻陷萧山，并向绍兴袭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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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第10集团军部队反击，迫敌退守萧山。

第3战区另以第18、第21、第25、第50、第86军共14个师，编为长江方面攻击军，区分为左翼、中央、右翼3个兵团，攻击当面日军第13集团军第116师。

12月16日，各部向获港至贵池一线发起猛攻，到处展开近战肉搏，攻克日军沿江据点多处，到17日晚在大通、莎港问突破日军第116师左翼，挺进至江岸，炮击日舰，布放水雷，一度切断长江航运。20日，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在飞机轰炸和舰炮火力支援下进行反扑，攻击部队遂退守进攻出发阵地，以小部队向江岸钻隙突进，继续袭拢敌人。

第5、第9战区共50多个师统一于12月12日向当面日军第11集团军发动攻势。

第5战区第22集团军第41军第122师第364团在群众协助下，经一夜激战，攻占日军外围据点擂鼓墩，缴获野炮一门；第124师强攻滚山，前仆后继，予敌重创，受到战区长官部嘉奖。

第9战区曾克复靖安及通山、阳新各附近据点。

此次冬季攻势无论是作战规模，还是军队的战斗意志均大大超出日军意料。日军战史写道：“到了12月12日四周敌人一齐向集团军的所有正面出击而来，其规模之大还是未曾有过的。而经过40天的时间一直到1月20日左右，两军仍然不见胜负。在此期间，我第一线部队几乎都成了一个个孤立的部队，在敌重兵包围中孤军作战，缺粮少弹，伤亡很大……“敌人的进攻意志极为顽强，其战斗力量不可轻视。在战术上，鼓励采取夜战，隐蔽中接近和包围我军据点，善于利用工事和以手榴弹进行近战。武器弹药充足，补给能力也很强。”[〔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O1页。]

冬季攻势给予日军相当大的打击。日军竭力掩盖其遭到的损失，但也不得不承认仅第11集团军就伤亡约达8000人。

二、枣宜台战

（一）战前概况

1940年5～6月，日军进攻枣阳和宜昌地区，是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对正面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

早在1939年中国军队进行冬季攻势的初期，日军第11集团军为改变被动局面就打算向宜昌方面进攻。冬季攻势结束后，日军立即准备实施报复性的反击作战。

1940年2月25日，第11集团军制定了《会战指导方针》，其作战目的是：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5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做出贡献。

4月7日，又确定了《第11集团军作战计划大纲》，其作战方针是：“自5月上旬开始神速地进行机动，首先在连接随县、襄阳一线以北地区，消灭敌第5战区兵团之主力，接着将汉水右岸之敌压缩在宜昌附近消灭之。”[〔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91页。]

日军认为，进攻宜昌，将沉重打击第5战区。宜昌离重庆仅约480公里，是重庆的门户，攻占宜昌，可以直接威胁重庆，有战略价值，有利于“桐工作”的成功。

日军第11集团军投入枣宜作战的部队，有驻防江北的第3、第13、第39师，从江南调来的第40师、第6师他田支队、第34师小川支队、独立混成第14旅、吉田支队、临时混成第101旅，以及集团军直辖的坦克第7、第13团、野战重炮兵第6旅。此外，中国派遣军从第13集团军派遣第5师仓桥支队、第22师松井支队，还有第3飞行团、中国方面舰队第1分遣支舰队、第2联合航空队、汉水支队协同作战。统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指挥。

1940年3月中旬，第5战区获悉日军将大举进攻。3月24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日军“约下月初、中旬，确有进攻荆沙宜昌之企图”；并命令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届时由鄂北直出汉宜公路”，打击西进日军。[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2）.台北1981年版，第453页。]

4月17日，蒋介石提出“此次敌军如果西犯，其目的决不在夺取宜昌与襄、樊，而在打击我军以后，使其可安全退守，此乃必然之势，即使其有一部向襄河以西进攻，亦必佯动”。因而指示第5战区从右集团河西部队以及江防军抽调部队，东渡汉水参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34～935页。]

4月27日，第5战区确定了《作战指导计划》，概要如下：

方针：战区以一部取广正面，分路挺进敌后方，积极施行袭扰，主力适当控制于后方，相机以先发制敌行动，于枣宜地区与敌决战。

各兵团部署是：

江防军司令郭忏，辖第26、第75、第94军、第128师共10个师，于襄河、东荆河右岸阵地极力拒止敌渡河，尔后与右集团协力，在荆（门）当（阳）东南地区与敌决战；

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辖第29、第33集团军共12个师，以一部固守襄河两岸阵地，巩固大洪山南各隘路口，以主力置于长寿店以北地区，机动击破进犯之敌；

中央集团总司令黄琪翔，辖第11集团军、第45军共6个师，于高城至随县以西一线拒敌之进犯，不得已时，转移于唐县、环潭间，俟预备兵团之加入，自两翼包围击破进犯之敌；

左集团总司令孙连仲，辖第2集团军计6个师，于明港、小林店、天河口一线拒敌，并准备以有力部队协力于襄花路之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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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兵团总司令汤恩伯，辖第31集团军，集结于枣阳东北地区；

预备兵团总司令孙震，辖第22集团军（欠第45军及第123师），暂位于双沟；

大别山游击军总司令李品仙，辖第21集团军、豫鄂皖边区游击部队，对沿江敌据点及交通并淮南路之敌进行袭击，以有力部队对平汉南段之敌攻击。

（二）会战经过

枣宜会战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1940年5月初至5月下旬汉水以东枣阳地区的作战，一是从5月31日至6月中旬汉水以西宜昌地区的作战。

5月1日，日军第3师和第40师石本支队从信阳以北开始西进，向泌阳、枣阳方向进攻，5日，进占泌阳、桐柏一线。5月2日，日军第13师由钟祥沿汉水东岸地区开始北上，向枣阳进攻，翌日，占领长寿店、黄家集等地。5月4日，日军第39师和第6师池田支队从随县附近向第5战区中央集团发起攻击，次日，突破守军高城、安居镇一线阵地。日军企图以中间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术，将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白河东南枣阳地区。这实际上是一年前随枣会战时日军战术的翻版。

根据日军进攻的态势，5月5日下午，第5战区下令调整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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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29集团军担任大洪山游击根据地的作战；

豫鄂边区游击纵队及第一游击纵队，担任桐柏山游击根据地的作战；

江防军（欠第75军）准备以有力部队东渡汉水策应右集团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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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集团（欠第29集团军）主力在汉水东岸围击北犯之敌；

中央集团于现地极力阻止敌人，不得已时，主力转移唐、白河西岸；

左集团指挥第2、第31两集团军及第92军，打击由信阳以北西进日军，万不得已时，转移于唐河两岸之线；

原属江防军的第75军（军长周嵒）、在江防军整训的第11集团军第39军先向快活铺、宜城间前进，归战区直辖。

至5月7日，日军各路分别进占唐河、随阳店和汪家集，对枣阳形成包围态势。守军在各阵地进行抵抗后及时转向外线。只有第84军第173师在枣阳附近掩护主力撤退时，遭优势日军围攻，损失惨重，师长钟毅阵亡。8日，日军占领枣阳，但围歼守军主力的企图落空。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由老河口退驻鄂西北均县，李宗仁仍留老河口指挥所。5月8日，日军第11集团军宣称“汉水东岸作战的目的已经完成”，下令准备汉水西岸的作战。接着，日军第3师准备在樊城东北集结，由樊城、宜城间渡河；第13师准备向南收缩，以便在宜城、沙洋附近渡河。

5月10日，蒋致电李宗仁：“希严令张自忠、周嵒各部，速向东北方猛攻当面之敌，与孙连仲、汤恩伯两部相协同，击灭敌人为要”，“应乘敌态势不利、退却困难之好机，以全力围攻捕捉歼灭之于战场附近，尔后即向应城、花园之线追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47页。]

据此，第5战区向日军展开反攻。以第2、第31集团军及第92军由北向南，第39、第75两军由西向东，第29、第33集团军由南向北；并以第94军进出汉宜路深入京山、皂市、应城、云梦地区，攻击日军后方联络线；同时第7军及鄂东游击队，攻占了平汉线上的鸡公山、李家寨、柳林车站等据点，第92、第66两军先后克复泌阳、桐柏、明港，对深入枣阳周围地区的日军形成包围之势。

在北线，5月12日开始，第31集团军等部由东、南、北三面向正在樊城东北集结的日军第3师、石本支队逼近，并连夜进行顽强的攻击。日军粮弹不足，连日陷入苦战。5月15日12时.日军第3师第29旅旅长在致该师师长的电文中说：“敌之战斗意志极其旺盛。按目前情况看，平安返回甚难，望乞增援1个营。另外，希望在白河右岸采取收容措施（连续出现伤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97页。]

15日正午，日军第3师在集团军坦克团协同下，开始摆脱包围，16日夜在枣阳地区集结。

日军第3师此次被围攻损失严重。据《第5战区枣宜会战经过及检讨》中称：“溯自信阳敌于东日倾力进犯时，兵力约达两万，而5月10日以后，由新野、唐河向枣阳撤退时，仅七八千余，其中虽间有向桐柏、信阳退窜者，但被我击歼数目亦在四千以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页。]

在南线，5月10日，第5战区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已率部东渡汉水进到枣阳以西的峪山、黄龙垱一带，与撤退之敌展开激战。随后又奉命截击南逃的日军第13师，在枣阳南部歼其一部。5月14日张部进抵方家集，向撤退之敌近6000人进行侧击，将其截为两段。日军退路被切断遂全力向张部反扑。此时，张自忠恰与司令长官部之间通信联络中断，与北线友军难以配合，张自忠亲率第74师、骑9师及总部特务营与日军5000余人血战竟日，复激战通宵。第2天，日军调集飞机20余架，炮20余门，轮番轰击。5月16日晨，张部进至宜城东北罐子口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在敌猛烈炮火的轰击下，被迫退至南瓜店附近。日军得知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部被包围，集中全力展开疯狂围攻。张自忠数次中弹，多处负伤，仍镇定自若指挥战斗。终因实力悬殊，第74师和特务营伤亡殆尽，张自忠壮烈殉国。[张自忠为抗日战争时期集团军总司令中最先作战殉国的一人，后追晋陆军上将。国民政府并曾于1944年8月将宣城县改称自忠县。北平、天津、汉口、徐州、济南，上海、重庆等大城市，都命名有张自忠路。]

日军在宜城东北地区反扑得逞后，乘机大举反击。5月19日拂晓，日军由枣阳及其东北、西南一线向西北方反攻。第5战区部队猝不及防，有利的态势再度丧失，遂退往白河以西。21日，日军渡过白河，并进入邓县、老河口以东地区及樊城西北地区后，停止追击，开始撤退。

汉水以东枣阳地区的作战，日军虽突进至预定地区，但未能消灭第5战区的主力部队，相反，在守军的猛烈反击下，一度陷于被动，损失消耗超过预料。在阻抗住中国方面的反击后，虽又转取攻势，挽回主动，但锐气已大减。

5月下旬，汉水以西宜昌地区的作战开展。5月25日，日军第11集团军下达了准备西渡汉水的命令，决定以第3、第39师于5月31日夜分别由襄阳东南和王家集一带奇袭渡过汉水，合力进攻宜昌。

宜昌是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屏障，倚山傍水，雄踞长江上游东端，俯瞰江汉平原，是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第5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系主要经过宜昌。武汉会战后，即由江防军（辖3个军又1个师）负责长江以北、汉水以西的江防。

战前，第5战区得知日军可能进犯荆门、沙市、宜昌地区，但“误信敌不占宜昌之说。佥以为敌不至拿宜昌，即拿宜昌，亦不久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吉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71页。]

从军事委员会到第5战区都仅仅立足于在汉水以东地区“先发制敌”，“打破敌渡河西犯企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39页。] 而没有认真研究倘若在汉水东岸作战失利，敌军果然西犯宜昌的情况下，对敌作战的计划。5月初，日军在河东发起攻击后，第5战区抽调江防军主力第94、第75军，以及右集团河西部队大部东渡汉水参加对日军作战，以致江防更为空虚。

日军第11集团军在汉水以东作战，遭第5战区的抗击和反击，部队损失不小，曾准备放弃第二阶段的作战。但顾虑就此停止作战，将意味着已定作战计划中途受到挫折，以后会失掉集团军统帅的权威，同时辜负了天皇的信任。因而，该集团军首脑经过激烈争论后，决定仍执行既定计划。

从5月31日19时30分起，日军第39师先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炮火准备，尔后强行渡河；24时起，日军第3师亦开始渡河。日军未受到大的反击，拂晓前大部渡过汉水。6月1日，日军第3师轻取襄阳。6月3日，日军第11集团军令第3、第39师以远安、荆门一线为目标并列南下。并令第13师、池田支队、汉水支队等部准备在4日夜从旧口镇以南地区渡过汉水西进。

江防军纵深的数线防御阵地，都是正面向东。日军从襄阳南下，由左翼横插守军第二、第三线阵地，危害甚大。当阳、荆门以北之远安、南漳等县，是不设防的后方城镇，未作任何战备。防守宜昌、当阳一带的第75军、第94军（欠第55师）又被调走，宜昌几乎成为一座空城。与江防军左翼相邻的右集团河西部队，因总司令张自忠阵亡，士气受到影响，在日军进攻下，虽奋力抵抗，终未能守住阵地，而退往鄂西北山地。

6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第5战区分为左、右两兵团。左兵团辖第2集团军孙连仲部、第22集团军孙震部、第31集团军汤恩怕部和第68军刘汝明部，兵团长由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右兵团辖第33集团军冯治安部、第29集团军王缵绪部及江防军，派政治部部长陈诚兼任兵团长。以确保宜昌、襄（阳）樊（城）之目的，从西北向东南，对渡犯襄河之敌侧背攻击，压迫于襄河及湖沼地带而歼灭之。并命令熟悉江防的第75、第94军人速由汉水以东赶回汉水以西江防军归建。

6月2日晚，陈诚抵达万县，3日进入宜昌附近三游洞开设指挥所，并请准将其嫡系、驻重庆整训的第18军（军长彭善）紧急船运前线，担任宜昌守备任务。

6月4日21时，日军第13师等部从旧口镇以南地区开始渡河，5日开始西进，与由北面南下的日军第3、第39师遥相呼应。6日晚，北线日军进至观间寺——荆门一线，守军第2军退往远安；南线日军进至荆门、十里铺一线，守军第94军第55师、第26军等部退守当阳、董市间主阵地。在此时期，守军反攻部队第41军于3日克复襄阳，第77军于4日克复南漳、宜城。

8日，日军池田支队相继攻占江陵、沙市。第26军萧之楚部不沿宜沙公路向宜昌退却，以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而是分由董市、白洋、红花套、甘老背等渡口南渡长江，脱离战场，致使日军长驱直入。

6月9日，日军第39师向当阳发起攻击，激战至黄昏，守军第18军第11师放弃当阳。

准备担任宜昌守备的第18军率第18、第199师部队，6月8日至10日陆续进抵宜昌地区，其部署是：以第18师守宜昌城，第199师配置于宜昌西北南津关、小溪塔（今宜昌县城）地区，掩护第18师左侧和机动使用，第18师以54团守宜昌城区，第52、第53团守备宜昌前沿右至长江江岸、左至镇镜山一线阵地。

6月10日，日军第13师等部开始迫近守军第18师阵地，11日拂晓，展开全面攻击。至10时许，第18师右翼第52团阵地正面被日军突破，日军趁势直扑飞机场，致使城区守军孤立，第一线部队腹背受敌。宜昌城守军主官动摇，未指挥部队顽强抵抗，仅经过一天的战斗，宜昌就于12日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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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日军第11集团军见作战目的已经达到，命令各部迅速摧毁宜昌的军事设施，准备返回。

15日，令部队撤回汉水东岸。

16日，第5战区左兵团第2、第31集团军主力，已尾随敌第3、第39师南下，进抵荆门、当阳以北地区，此时，右兵团亦调整部署，于16日起向荆门、当阳、沙市、十里铺等地日军反击。

17日，第18军尾追撤退日军，收复宜昌。

日军攻陷宜昌后6月14日，在欧洲正是巴黎陷落的日子。日本陆军参谋部受急剧变化的欧洲战局的刺激和鼓舞，南进论抬头，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呼声高涨。日本海军航空兵此时正对中国大后方重庆等地实施战略轰炸，提出把宜昌作为航空中继站很有战略价值。日军认为，占领宜昌，有利于更有效的轰炸重庆，直接威胁国民政府，促进“桐工作”的实现。于是，6月16日，陆军参谋部命令中国派遣军暂时确保宜昌。为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随后又将关东军的第4师调归第11集团军序列。6月17日，敌第11集团军又急令已撤到宜昌东面10公里土门垭的第13师等部再攻入宜昌。此后，守军在江陵、宜昌、当阳、荆门、钟祥、随县、信阳外围之线与日军形成对峙。

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设第6战区（1939年10月1日，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为便于作战指挥，曾以湘江为界，将第9战区划分为第6、第9战区。1940年4月，第6战区撤销），以陈诚任司令长官，辖境包括鄂西、鄂南、湘北、湘西及川东等地。

日军攻占武汉后，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为达到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迫使国民政府妥协的目的，在加强政治诱降活动的同时，纠集兵力对武汉南北地区发动了南昌、长沙、随枣、枣宜作战，以及封锁中国交通线的桂南作战。中国第3、第4、第5、第9战区部队，对日军的有限攻势进行了有力抵抗，并于1939年对日军展开了冬季攻势，先后取得长沙、昆仑关及五原等地作战的胜利。但由于指导上的某些失误，未能抓住有利战机，给敌以有力反击和更大消耗，特别是武汉地区的几次会战，邻近各战区缺乏紧密的配合协同，不能以积极行动钳制日军兵力，策应主要方面作战，使敌能逐次转用兵力，各个击破，实现了战役企图，招致了守军的惨重损失。

这一时期，日军加强了航空兵对中国大后方的袭扰、轰炸。日军以航空兵着重进行战略、政略的作战，并调整了航空兵部署。航空兵的作战任务由主要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改为主要打击国民政府政治、军事中枢，破坏中国空军基地。从武汉失陷至1940年底，日军航空兵对中国大后方发动了4次大规模的攻势作战，重点轰炸中国陪都重庆，同时对成都、兰州、长沙、常德、芷江、恩施以及洛阳、延安等地进行轰炸。1940年5月18日至9月4日，日机在对重庆、成都等重要城市进行的空前大规模的轰炸中，共出动飞机4555架次，投弹27107枚计2957吨，中国空军和防空部队击落击伤日机403架。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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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日本实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殖民政策

第一节 日本的“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方针

一、“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方针的形成及其发展

随着侵华战争的进展，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地区日益扩大，日本在占领区所推行的各种政略、战略，逐渐综合形成为系统的“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政策体系。

日本的侵略对象中国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国，工业落后，军力较弱，无法在短期内击败敌人。但中国有广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能够长期同优势入侵者相周旋。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坚持抗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各种爱国抗日武装，坚持在日占区进行游击战争。中国游击战争始终保持着对“面”的控制，而使日军被局限于“点”和“线”的占领，牢固而有效地拖住了日军。

日军虽然占领了包括首都南京及战略枢纽武汉等城市在内的大块地盘，却无法巩固在占领区的统治，征服中国的战争目的始终未能实现。国小、兵少、资源缺乏的日本侵略者，不能不求助于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手段以补其不足，冀日充分利用占领地的人力、物力而为其战争服务。因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就成为日本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基本方针。

日本的“以华制华”方针又是其总力战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8年，日军统帅部提出《昭和军制建设纲要》，强调：“总体战发展到顶点，就要毫无保留地统一部署国家的全部力量，并始终指导和运用它来贯彻战争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分为武力、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四个方面，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同时确定，为达成日本的战争目的，应建成以“日满华”三国合作的“核心圈”，并“确保其绝对安全”，此外要强化“同有关系国家的合作而防卫自给圈”。[〔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151页。]

即从军事战略和经济资源等多种角度来设计对占领地的统治与利用。

日本“以华制华”方针的中心目标在于，继军事占领完成之后巩固其政治统治。因此，在占领区建立适合于日军进行殖民统治的政权或行政组织，这是“以华制华”战略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些殖民政权同台湾、朝鲜等地的统治在形式上有不同特点。日军占领台湾和朝鲜后，实施的是“总督制”直接统治，不存在任何名义的“自治”机构。相比之下，日本在大陆占领区则都伪善地挂有“自治政府”之类招牌，要求建立各级政权都“必须真正适合于汉民族的特性”，[《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 或者“在各方面讲求自强之道，广收人心”，[《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达成征服战争的实际目的。

日本“以华制华”方针推行的原则是实行“分治合作”。1938年7月19日五相会议制定《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其中规定：“方针：帝国从内部对中国政权进行指导的目标，在于对这次事件的解决有利，并促进日华两民族的合作，又与确立日满两国不可分割的友好关系相结合，以适应我国的国防国策。……恩威并施，以促进一般民族的自发的合作”。又规定：“在联合委员会或新中央政府之下，在华北、华中、蒙疆等各地，各自组织适应其特殊性的地方政权，给予广泛的自治权，进行分治合作。”“使各个政权进行以下工作：努力打倒和摧毁抗日容共政权，特别是要拉扰反蒋反共分子，以激起他们之间的内讧。”[《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390～391页。]

同年11月3日御前会议制定《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强调“新中国政治形态政策应遵循分治合作原则加以推行”。并具体划定“蒙疆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上海、青岛、厦门各地应按既定方针作为特别行政区域。”[〔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576页。] “分治合作”原则的推行，形成了由日军控制的日占区六大块政区和政权，计有东北、“蒙疆”、华北、华中等四大地区殖民政权，还有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区及以广州、海南岛力中心的华南区等两大军管地区。汪政权名义是关内占领区最高政府，但其势力由日方限定仅能达及京、沪两市及苏、浙、皖等部分地区的“点、线”上。1942年日本实行“对华新政策”，大作表面文章，”加强国民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

汪政权也想乘机扩大实权，收编各地傀儡，但由于日本并未改变“分治合作”原则，从中掣时，扩权之望落空。在东北地区，日军则将全境划为19省，进行更为细致的分割控制。

分而治之原则的制定，按日本的愿望是能够以“蛇吞象”的方式，逐渐吞并中国，同时使国民政府地位下降，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

二、日军在各占领区建立伪政权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建立的第一个傀儡政权，是1932年初在东北地区成立的伪“满洲国”。随着“以华制华”方针与“分治合作”原则的制定与推行，在其军事势力所及之处加紧建立各种殖民统治机构。

伪政权的建立及“以华制华”政策的推行必须物色亲日分子或汉奸分子。

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特意提出建立新傀儡政权时应“网罗在全中国有信誉的人才”，“要有足以号召全中国的主义和纲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3页。]

日军情报工作十分重视挖掘各地各方面“实力人物”的情况。如日本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曾收集整理内蒙方面“实力人物”近40名的详细材料，编成清册。根据实际需要，针对“实力人物”的具体情况，施加利诱与威逼。例如对北洋将领吴佩孚，自30年代初至其1939年去世数年间，日本不断逼其出台，为“华北自治”或改组各种傀儡政权服务，终被拒绝。侵略者还十分重视傀儡政权之间的相互促动，总是利用走在前面的傀儡分子去拉拢更多的投降派与中间派，以收到“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华北，日本先炮制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企图以此为杠杆，“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中译本，1980年版，第43页。]

在内蒙古，日本的方针是“使内蒙同中央分离而独立”，其后则将“向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扩大。”[〔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540页。]

日本军队是各占领区的统治力量，也是扶植傀儡政权的策划机关。在华北，日军自侵占平津等地后，于9月4日在华北方面军属下设立特务部，直接负责傀儡政权事项并统管对华北的谋略行动。在占领东北后华北是日军最力重视的地区，对华北的扩张与统治筹谋甚早。继炮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5.11.）、”蒙古军政府”（1936.5）后，1937年7月底，日军分别在平津两地建立了治安维持会。提出：“建设华北人的华北”等口号，为建立更大的殖民政权作出准备。8月14日，由关东军司令部提出建议：“华北政权大致以五省自治为最终目标，先将河北及山东二省（将来包括山西）组成一个政权。另将察南、家北合并建立一个政权，前者设于北平，后者设于张家口，两政权内各配以有能力的日本顾问，日军则专门负责确保各地治安。

有关政治、经济等的指导问题，由设在北平、张家口的大特务机关长通过日本顾问对其外交、经济、内政方面进行幕后指导。”[〔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41页。]

关东军上述建议基本上被采纳，9月初华北方面军建立特务部直接统管并加以实施。特务部长喜多诚一郎少将成了华北地区傀儡系统的操纵人。9月23日在天津成立了“平津治安联合会”，为统管华北中心地区的过渡性的殖民机构。这些维持会的头目多是华北政界的旧官僚、政客。

对于各傀儡政权的地位等级问题，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曾发生分歧，关东军建议暂不急于建立统管各地的中央政权，而是建立“仅仅具有政府基本象征”的联省政府。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喜多则于10月提出《关于树立华北政权之研究》报告，强调：新建政权不只为华北地方政权，而应是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如果只成立地方性政权，则不足以吸收第一流的有名望者同日本合作，且容易被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所压倒。[〔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军44页。] 该报告为陆军首脑机关批准。

12月14日，即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军炮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正式成立。由于未能物色到象样的有影响的人物，新建政权的主席职空缺，政府根据三权分立体制设三个委员会，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以五色旗为国旗，继用中华民国年号，以北平为“首都”。原“平津治安联合会”于第二天宣布解散。

这个伪政府的主体在于行政委员会，下设行政、治安、文教、法制及赈济等五个部，王克敏兼任行政部长。各地治安维持会逐次归于该政权名义统辖之下。这一临时政府，虽是按“中央政府”的名义建立的，但实质仍为地方性傀儡政权。日军坚持“分治合作”的殖民统治原则，对其管辖范围及同蒙疆政权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仔细的规定。

日军所称的“蒙疆”，包括察哈尔、晋北、绥东等地区，关东军对该地插手甚早，该地区的殖民机构由日军操纵和控制。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8月27日占领张家口，9月4日即建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占领大同后，又于10月15日成立“晋北自治政府”；10月14日进攻归绥（今呼和浩特），17日占包头，于10月27日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决议撤消原“蒙古军政府”，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并改归绥为“厚和”。11月 22日，三个政权代表在日军操纵下会商于张家口，组织“蒙疆联合委员会”，主席云王，副主席德王，关东军派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

1938年云王死后，德王继任主席。1939年9月1日，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改名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由于日军专横跋扈，德王不满日本政策而于1939年辞职，最高顾问金井就完全接管委员会的职权。

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是日本所重视的又一块占领区。日军进犯上海之后，于1937年9月23日，在上海宝山建立第一个伪“自治委员会”。12月5日，建立“上海大道市政府”。翌年1月1日建立“南京自治委员会”，接着又建立“杭州自治委员会”。3月27日，在崇明和扬州成立伪“自治委员会”。至此，在华中地区共建立县、市一级的伪组织40余个。

对于该地区成立的政权机构，军部最初设计的级别低于华北伪政权，而华中派遣军和海军方面则试图以南京的伪政权为最高政府。1月30日。军部提出的《昭和13（1938）年以后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确定各地政权之关系为：“新兴政权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均应首先分别在其各自领域内培养实力，逐次自行扩大其势力范围，帝国对此予以联系、调整，不使其相互对立。时机成熟时，根据彼等之自觉，作为中国自身问题，指导其自然实现合并。”[〔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532页。]

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政府组织采取三院七部制。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司法院长章士钊（拒绝出任）。行政院下设外交、内政、财政、绥靖、教育、实业、交通等七部。其中比华北政府多一个名义上的外交部。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加快建立各省及市的伪政权。1938年4月24日，成立南京市政督办公署，原“自治委员会”取消。4月28日，成立上海市政督办公署，大道市政府与之合并。5月23日，在苏州成立伪江苏省政府，陈则民任省长。6月22日，在杭州成立伪浙江省政府，汪瑞闿任省长，10月28日，在蚌埠成立伪安徽省政府，倪道烺任省长。为加强对上海、南京二市的控制，1938年10月4日和翌年3月2日，先后将上海、南京市政督办公署改为上海、南京特别市政府。

日军为将这南北两大伪政权合并为统一的伪中央政府，1938年9月9日，华北临时政府王克敏与南京维新政府的梁鸿志曾在口军安排下，在大连协商建立联合机构。22日在北平建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双方各派3人组成，下设秘书、政务两处，作为建立“新中央政府”的组织筹办机构。

年底，汪精卫出逃重庆，日军准备以汪为首建立新的最高政府，北平“临时”与南京“维新”政府的联合计划才搁置一边。

三、伪军的编组和运用

在军事领域，日军推行“以华制华”政策，主要是直接利用中国人组织伪军，或征调劳工参加军事差役。

1932年伪满洲国政权成立后，日军将东北降军收编，数量达14万之众，统辖于伪满“军政部”。1933年8月9日通过炮制《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将伪满军划为5个军管区。至1937年伪满军共分6个军管区和4个警备军，辖混成旅28个，骑兵旅5个，总兵力近10万人。对伪满军由日本现役军官组成军事顾问团进行指挥，在军政部内设有顾问部。此外，日军还委派大量日本军官直接担任伪满军各级指挥官，对伪军实施直接指挥。伪满军队完全是日军的附庸军。

“七·七”事变后，日军不断扩大作战地区，兵力不足的矛盾日渐突出，遂大力组建伪军担任警备和协助日军作战，特别是对占领区的“治安肃正”作战大量使用伪军，而且随其占领区扩大，组建和收编的伪军也快速增长。

在华北方面，1937年12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原冀东伪“保安队”5个总队共1.7万人为基础，伪军的组建加快了步伐。1938年8月，伪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齐燮元在通县和清河分别建立军官学校、军官训练队、军士教导团等，培养伪军的骨干。1939年10月，正式组建伪“华北治安军”，齐燮元任总司令，下辖第1、第2、第3集团另两个独立团。

1940年10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伪“维新政府”合并后，华北成立政务委员会，伪“华北治安军”改为“华北绥靖军”，仍由齐燮元任总司令。

10月起，又先后组建第4、第5、第6、第7集团另5个独立团。伪蒙军在“七·七”事变时第1、第2军的基础上，至1939年春发展到9个师另1个炮兵团，由李守信任总司令。在华中方面，193s 年3月，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陆续组建伪绥靖军，至1939年春，在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指挥下，共有苏州、杭州等7个绥靖司令部和绥靖军1个旅另3个团。1939年12月，伪政府在上海举办军官训练团，培训伪军骨干，汪精卫自任团长。

1940年4月，成立苏豫边绥靖总司令部，胡毓坤任司令，下辖暂编第1军、河南皇协军等共10个师。1941年1月，又将苏浙皖绥靖军升编为第1方面军，任援道任总司令，下辖7个师。在华南，至1940年底成立了伪“广东和平建国军”，总司令黄大伟，下辖5个师。

最大的伪军集团为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军”，于1940年3月汪伪政府“还都”南京后正式组建。汪政权设置了军事委员会，汪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领特级上将衔，在军委会名义之下，在各日占区设置高级军事机构，保持名义上的建制。1942年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之后，汪政权表面上的“独立性”增加。同期日占区国民党部队以“曲线救国”的旗号大量投降，伪军数量达于极盛，其正规军数量达3个方面军、3个集团军及华北绥靖军、苏豫边绥靖军等。共67师、20个旅、11个集团。据八路军延安总部1943年公布数字，该年伪军总数达62万人。[《解放日报》1943年8月24日。]

日本对关内伪军的控制形式同东北伪满军有所不同。关内伪政权和伪军在形式上多有一套独立的指挥系统，战术部队以下一般没有专设的日本人顾问或指挥官。各部队直接听命于配置地区日军部队指挥官的指挥，在华北及华中等地，日汪之间的协定规定，日军首长即可指挥伪军的团长及其下属官兵。可见，汪政权“和平救国军”比较东北等地各系统伪军，虽有相对的汕立性，而实质上仍然完全是一支附庸军队。汪政权不仅政治上完全为日军所控制，其数十万伪军也由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指挥。军官教育、军事训练、武器装备等方面，均由日本人掌握。日军对汪伪军的方针是明确的： “配备、指导及使用……等方面，实质上应由日本军队统辖。”[〔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49页。]

日军对各地伪军所担负的任务，在各时期有所变化。汪政权正式登场后，集团无固定编制，每集团约以2～4个团编成。

1941年1月31日，日军统帅部在《中国方面武装团体之整备及其指导要纲》中规定：

“一、中国方面武装团体在近期内基本宗旨，应以协助我占领地区之治安肃正为主，并使之成为完成国民政府政策之支柱，此外除特别规定，应考虑各地方特色为乡土之自卫安民而加以整备和指导。

二、今后随着事变处理与国民政府的发展，逐渐在占领地全境对其加以综合整备、刷新军容，以日本军队为后盾而独立担任治安之维持，在可能的条件使之协助日本军队的作战。”[〔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48页。]

日军在各地战争愈是陷入困境，其兵力不足问题愈是突出，对伪军的扶植便愈是积极，使用范围也愈加广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军还正式对英美军队宣战，虽无力直接投入战斗，却也起到了呐喊助威的作用。

特别是在华北等地战场上，由于日军主力不断抽走，伪军担负了更多的作战与守备任务。当然，伪军士气低下，战斗力很差，完全不是抗战军民的对手，伪军的参战和发展并未挽救日军在华北等占领区军事形势的日趋崩溃。

四、兴亚院的成立和作用

随着新建傀儡政权的增加，日本决定建立一个管理占领区傀儡政府的统管机关，以便于协调对华政策。

1937年10月，曾在内阁之下设置掌管占领区殖民经济事项的第三委员会，以协调各方意见。1938年初，法制局提出建议，设置东亚事务局以作为专门处理有关中国问题的中央机关，而外务省只作为外交机构处理单纯的外交问题。在企划院，提议设置性质相同但更大规模的“对华院”。这些提案，使日本军政当局关于设置对华机关的主张进一步统一并确定下来。1938年9月29日宇垣辞职，近卫兼任外相，上述设置“对华院”案立即被付诸实施。

同年10月1日，日本召开五相会议，正式决定建立“对华院”。确定其宗旨是：“对华院及其现地机关之设置，负责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领域全部事务，各军特务部及其他机关在该院现地机关设置之时起，即将此等事务一并向其移交。”12月16日，又将对华院改称“兴亚院”，其组织法规定：兴亚院总裁由首相担任，副总裁由外、藏、陆、海各大臣担任。兴亚院的任务和权限是：“在中国事变之际，担任处理在中国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有关确定政策的事务以及特殊会社之业务监督”等等。[〔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106页。]

在各主要占领区设置兴亚院联络部，并规定有关军事及警备事项，各联络部必须接受各地方陆、海军高级指挥官的指挥。

兴亚院的设置，使日本对占领区的殖民统治更加集中。这种集中，是军部及各地驻军权力的进一步扩大。兴亚院名义上是掌管占领区军政权力的机关，但兴亚院及其各地联络部，都是日军手中的工具。日本在各占领区的驻军司令部，才是各伪政权的太上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以兴亚院体制为基础加以扩大，成立了“大东亚省”，配合军部管理新占领的各个地区。

所以，兴亚院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对各占领地区殖民统治的强化，也是日本军政当局为克服矛盾，特别是协调军部与外务省步调的重大措施。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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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日本实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殖民政策

第二节 汪精卫叛国投敌及伪中央政权的建立

一、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

“七·七”事变后，汪精卫的妥协投降主张更加露骨，纠集同伙形成为“低调俱乐部’’，主要成员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以及熊式辉等人，经常在周佛海家中策划对日妥协活动，散布投降气氛。周佛海说：“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日～24日《中华日报》。]

按汪精卫等人看来，中国的抵抗没有意义，抵抗必败。汪针对蒋介石的在最后关头抗战到底、牺牲到底的说法，散布：“‘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11～12页。]

周佛海则说：“如果战争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日～24日《中华日报》。]

汪精卫集团一方面鼓吹抗战失败主义，一方面怂恿国民政府当局利用陶德曼调停，尽快接受日方条件，对日停战。

南京失陷之后，由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献策，向汪精卫、蒋介石建议，建立一个灰色的文化团体来对抗共产党的思想与文化主张，为蒋、汪接受。

1938年初在武汉正式成立“艺文研究会”，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胡适往来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7页。]

总部设汉口，先后还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活动经费每月5万元，由军需署支付。“艺文研究会”是低调俱乐部发展后的公开组织，也是由汪派控制的宣传喉舌与行动机构。武汉沦陷后，总部迁重庆，继续活动。由“低调俱乐部”与“艺文研究会”的活动，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妥协投降派集团势力。

同年初，汪派成员，担任外文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的董道宁与“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拉上了关系，商量促成中日“和平”。在西义显安排下，董道宁与“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见面。随后，又以汉口政府第三势力代表人士身份，先后与日军参谋部谋略科长影佐祯昭、中国班长今井武夫、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进行了会谈。3月，汪派干将高宗武又由周佛海安排以特派员身份，到香港和上海活动。在上海见到了董道宁，二人一起南下香港，同西义显、松本重治、伊藤芳男等人进行会谈。高宗武向日方介绍了“低调俱乐部”活动情况，说对日“和平派”将“逐渐占有势力”。经过商谈决定将影佐致张群、何应钦信件不直接交张群和何应钦，而由周佛海交蒋介石和汪精卫。4月16日，高宗武再到香港见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意向：东北四省、内蒙“可留待他日协议”。而河北、察哈尔“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一日中和平工作秘书》，文献社，1962年版，第135～136页。]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可以先停战进行交涉。但此时，日军正进行了徐州会战，对停战未表示意向，徐州会战后，日本内阁改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加强了对华外交攻势。高宗武于6月14日再到香港，表示汪精卫等第三势力愿意作为中介促成“和谈”。7月5日高宗武到日本，在影佐安排下会见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重申上述观点，希望开展“和平运动”。高宗武、董道宁的对日勾结，是汪集团投日的第一个步骤。

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制定《适应时局之对中国谋略》，以“为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为方针，要“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389～390页]。

几天后又制定《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再度确认反蒋、反共、对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等原则。随着汪派的对日活动，日本将诱降目标转移到以汪精卫为重点，同时还包括唐绍仪、吴佩孚等人身上。而汪精卫、周佛海等通过对日活动，取得了联系与共识，也积极筹划正式投日。

10月，日军攻占了武汉、广州等地，未能达到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战略目标，遂加强了政治诱降活动。同期，土肥原等人策划拉拢吴佩孚的计划为吴拒绝，而准备投日的唐绍仪被国民党军统局杀死，日本的诱降目标完全集中在汪精卫身上。在广州失守的当天，汪发表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如日方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申报》1938年10月22日。]

11月3日，近卫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修改了第一次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提法，同汪的声明相呼应而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401页。] 实质是公开鼓动汪派加紧投日，近卫声明立即得到汪派响应。7日，汪精卫、周佛海委托梅思平与高宗武作为全权代表，同日方会谈。地址选在上海虹口的“重光堂”。

12日至14日晚，梅、高二人与今井武夫、伊藤芳男会谈达成初步协议。基本内容是讨论双方各自的和平条件，并安排汪等出逃投日的行动计划。

关于汪等投日计划安排是：汪精卫等人接日本政府所确定的“和平条件”之后，则设法去昆明，公布日华和平解决条件并由汪发表声明同蒋介石断绝关系，乘飞机去河内，再转香港，与日方配合发表收拾时局声明。在上述行动完成后，配合云南及四川地方军将领在西南地区建立新政府，并发布日华合作政策，推进和平运动。[《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304～308页。]

达成初步协议之后，今井武夫急速回日，向军部报告情况。军部决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会谈。11月18日，今井武夫同影佐祯昭及犬养健、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人到达上海。

19日晚，双方正式会谈。

20日19时，双方以高宗武、梅思平及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个人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协议的主要内容有：

（一）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为防共驻扎中国，内蒙地带作为防共特殊区域；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日本人有在中国居住、营业之自由；

（四）关于经济合作，中国方面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予日本以特殊的方便；

（五）中国方面补偿日本在华侨民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协定之外的日军，自日华实现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如日本政府对上列解决时局的条件予以发表，汪精卫等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双方共同发表日华合作和反共政策声明，俟机成立新政府。

此外，又缔结《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就进一步缔结军事同盟等问题达成了协议。重光堂会谈达成的上述协议，标志着汪精卫与日本的勾结已经完成。

以重光堂协议为基础，汪精卫寻找机会于12月18日逃离重庆飞至昆明，会同已经到达的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于19日转飞河内。同期逃离重庆的还有陈公博、林柏生（国民党中央委员）等人。22日，近卫政府发表第三次声明，配合汪的出逃行动，呼吁国民政府“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谋求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声明日本愿意“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407页。]

汪精卫则于29日作出响应，发表致蒋介石等人的《和平建议》电报，又称为《艳电》。该电吹捧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要求国民政府“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1页。]

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相呼应，一齐向中国政府发动了空前的政略攻势。

但此时汪集团的要求同日本的允诺还存在有较大分歧。日本的目的是将汪作为工具或傀儡，完全控制中国，在重光堂会谈中所使用的一些冠冕堂皇词句，目的在于诱使汪脱逃重庆，至少可以造成国民政府的分裂。在近卫的声明中则未提撤兵等字样。而汪的企图是通过推进“和平”运动而改组国民政府，建立个人的最高统治权，要求日本在合作中给予其应有的让步。汪认为此时还应该同日本讨价还价，在《艳电》中写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30日，汪又通过在香港的高宗武，向日方提出四点希望：

“（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磨擦是重要的，因此当前对列强不要引起纷繁的事端。

（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三至六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三百万元，但希望尽可能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开支。

（三）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

（四）彻底表炸重庆。”[《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26页。]

这些主张，完全反映了汪甘当傀儡的心愿及以儿皇帝身份收拾时局的野心。

汪出逃河内是汪集团降日的重大步骤。

二、汪精卫集团出逃的影响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汪精卫出逃河内，日、汪分别发表的近卫声明与《艳电》，形成一股险恶的妥协投降逆流，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了巨大的冲奇。但是，日、汪所期冀的那种国民政府迅速分裂，风起响应的局面并没有出现。相反，全国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汪反逆浪潮，对于投降派形成巨大压力。

在《艳电》发表后的第三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严正指出汪的出逃是叛国行为，《新华日报》也发表了《汪精卫叛国》的社论及一系列文章，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罪行。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指出这是“中国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开始分裂”。号召全国军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在国民党内部，也纷纷斥责汪精卫集团，要求国民政府予以严肃处理。

何香凝在香港发表文章，斥汪“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

汪原来企望响应其行动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张发奎、余汉谋等人通电斥江“缪论缪辞，为敌张目”，要求对汪“明正典刑，以肃纪纲”。西康刘文辉也责汪“言行逾范”、要求对其“严峻处分”。其余各战区将领，各省政府官员，民众团体，海外华侨也都纷纷通电谴责汪集团。云南龙云虽与蒋有隙，但也不愿随汪降日，并将汪离开昆明情况向蒋报告，提出了对策建议，随后公开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中央的态度是“拥护既定国策，抗战到底”。汪集团的出逃行动，及其《艳电》的公开发表，遭到全国各界的激烈反对，完全出乎汪的意料，也使各种潜在的投降派受到了震慑。

面临汪精卫的出逃事件及全国各界民众的讨汪热潮，国民政府最高当局采取了相应的软、硬两手对策。最初，蒋介石试图封锁汪逃至河内的消息，以免造成混乱。29日汪之《艳电》发表，舆论鼎沸，蒋仍“欲处以宽大”。

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由于群情激愤，最后乃形成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明确其性质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撤消其一切职务，还决定发表对汪的通缉令。但蒋介石对汪表示“惋惜”，试图再留一条路使汪“翻然悔恨，重返抗战队伍”，故未正式通缉汪，对汪派人员也表示了安慰，曾令驻英大使郭泰祺致电汪去欧洲休养。2月中旬，蒋派同汪关系甚密的国民党老资格党员谷正鼎，带了出国护照和巨款，劝汪去欧洲休养，也可以随时写文章打电报对国事发表意见，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以免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坚持投降立场，谷正鼎游说无效。

蒋介石在“软”的一手行不通的情况下，又采取“硬”的一手，首先惩罚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林柏生。林作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的骨干分子，在其主持的《南华日报》迅速发表汪的《艳电》。17日，在香港被二人用铁棍击中头部，差一点丧命，此后林被迫改换姓名，隐藏起来。与此同时，军统局又筹划了对汪精卫的刺杀行动。汪逃到河内后，迁移到河内高朗街27号，军统局工作组寻找下手机会，于3月21日对汪住宅实行突袭。

结果，被击毙的是汪最亲近的心腹曾仲鸣夫妇。原来，曾妻刚到河内两天，汪将卧室让与他们，自己住在隔壁房间，曾仲鸣夫妇成了替死鬼。在刺杀案发生的第二天，日本即决定派遣参谋部中国科科长影佐祯昭去河内，协助汪转赴上海。国民政府除继续开展政治讨汪运动之外，又采取了新的行动牵制日本对汪政权的扶持。

三、汪精卫建立伪国民政府

早在汪精卫住河内期间，汪集团就抓紧时机制定其政治纲领，筹划建立能够迎合日本口味，能与重庆政府对抗的政权。首先，汪集团在河内成立了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伯生等8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其下建立政治、一一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治与军事两委员会由汪精卫担任主任委员。财务由周佛海充任主任，周还兼任政治、军事两委员会的秘书长，成了汪集团中的第二号人物。这个最高委员会及三个委员会构成了汪集团的最高领导机构。

1939年初，曾对汪集团大力支持的近卫内阁辞职，平沼骐一郎内阁继任。汪集团欲了解日本新内阁的态度，并催促日本采取更多的扶助，遂由高宗武携带汪集团的政见，于2月21日赴日，向平沼内阁表示：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汪协助斡旋；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汪以在野资格斡旋；如果要汪出来负责，他将出马。

汪集团的投靠使日本感到满意。3月，日本决定成立以汪为首的新政权，并在刺汪案件发生后，立即派影佐祯昭前往河内，准备将汪转移安全地带。4月18日，经化装到达河内的影佐、犬养健等人与汪见面，双方仔细研究汪的行动细节安排。汪为掩人耳目，租用了一艘760吨的法国小船“冯·福林哈芳”号，而日本的北光丸号船载着影佐等人跟在后面。5月6日抵达上海虬江码头。8日，进住土肥原公馆，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汇合。从此，上海成了汪集团的活动中心。

汪到上海后，立即着手筹建伪政权。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和褚民谊等人经反复商讨，制订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规定汪派“和平运动”的宗旨是：“此次收拾时局办法的根本精神在于笼络人心。因此，不变更政体和法统，而以变更国策收拾此次时局为要务。”同时决定三个行动步骤：

第一，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在国民党代表大会基础上，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聘党内外人士参加，由中央政治会议举任行政机构，改组军事委员会。

第三，组成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同时，北京“临时”、南京“维新”政府立即取消，宣告重庆政府为伪政府，并发布前线各军对日停战命令。[《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29～232页。]

汪集团决定以此纲领同日本进行协商。5月31日.汪偕同周佛海等11人在日方的影佐、犬养等人陪同下，飞赴东京。

日本方面，平沼内阁建立，内部曾对于建立汪政权工作产生分歧，但经过协调又达成统一，于1939年6月6日经过五相会议批准，制定《中国新中央政权建立方针》，其要领有：

“一、新中国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现有政权（临时、维新政府）组合而成。

四、中国将来的政府体制，应适应其历史和现状，以分治合作为原则。

有关内容应依据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华北应是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为高度防共自治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在经济上作为日华紧密结合地带；华南除沿海特定岛屿外，内政问题原则交由中国方面，尽量避免干涉。

六、重庆方面在其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作必要的人事更替，并接受上述第一及第二项的情况下，即认作为屈服，得成为新中央政府的成员。”[〔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3页。]

6月18日，汪精卫启程回中国，按日方意图拼凑“中央政权”，汪在华北、上海、广东等地活动，广泛拉拢各方要人，收效甚微。日本驻上海武官的电报也评论道：“对江派的和平表示衷心欢迎者，己无一人”。[〔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6页。]

8月28日，汪好容易才纠集到一部分汉奸，在上海召集其预定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其力量和影响却如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报告：“现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败分子，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4，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216页。]

经过汪集团在上海各地奔波筹备，和对日本进行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在1939年12月30日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另8件《秘密谅解事项》、3件《机密谅解事项》等。其主要内容有：在军事上，日本拥有防共名义下的驻屯、维持治安权，并要求保持对驻屯地区铁道、航空、通讯、港湾的控制权益，汪伪军队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或教官。在经济上，日汪共同开发华北资源，要保证日方在华北的经济上处于优越地位，要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内保有指导经济的行政权，要赔偿战争以来“日本臣民所蒙受的权力，利益之损失”。日汪双方规定上述秘密协定“永不公布”。但不久，高宗武、陶希圣因内部之争，逃出上海，于1940年1月21日在香港公布了日汪密约的全部内容。

1月23日，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直接参与，北平伪临时政府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同汪精卫在青岛协商建立伪中央政权。以此为基础，汪集团于3月20日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正式组建汪记“国民政府”。形式上采取了“五权分立制”，汪出任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长，梁鸿志任监察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长。汪精卫在分封部下的同时，还空缺出一些部长等高级席位，以引诱蒋派人员入伙。

30日，汪精卫集团大小汉奸各就伪职，在南京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地址设原考试院旧址，当天公布其《国民政府政纲》，发布了《还都宣言》。

伪临时、维新两政府则分别发表解散宣言，实行“统一”。当晚，汪又发表对日广播讲话，对日本的扶植表示感谢，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汪政权二号头目周佛海同时发表广播词说：“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中华日报》194O 年3月31日。]

汪伪政权的正式建立，表明汪精卫集团完全沦为日本的工具。

四、日汪条约

日本扶植汪政权，对日蒋关系带来新的冲击。对于日本的政略战略攻势，国民政府也采取了多方面的对策。

1939年12月，针对日汪之间订立“新关系调整要纲”及若干秘密谅解事项，国民政府发动了自武汉会战之后一次重大的进攻作战行动——冬季攻势，使日军“深感敌军还健在”。江政权正式建立后，国民政府即于1940年3月30日下令悬赏拿办汪精卫。而同时，重庆政府也同日方保持接触，进行会谈。

3月30日，日本扶植汪精卫政权在南京宣布正式成立，汪伪政权号称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和日本是“兄弟之邦”。但实际上，该政权从策划到正式建立，全为日本操纵和控制，根据日汪密约，自成立之日便在内部设立“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尤以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为汪集团之太上皇。汪政权名义虽为“中央政权”，但实际管辖范围小得可怜，华北地区和蒙疆地区仍为日本另行控制的伪政权，连“国旗”也与汪政权不同，分别为五色旗和四色七条旗。汉口地区长期作为日本单独的军管区，后建立了伪湖北省和汉口市政府，名义归属南京，而实际上唯日军第11集团军之令是听。故汪集团有人自我解嘲说，汪政权政令不出南京城门。

为了加快获得日本承认，汪以日汪密约为基础，进一步出卖民族利益，于8月31日和日本缔结《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包括正文、附属议定书、附属议定书谅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共5件。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条：两国政府为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的关系，应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讲求互相敦睦的措施。

第三条：日本国为实行两国共同防共起见，在必要期间内，根据两国另行协议决定，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

第四条：两国政府相约，派遣于中华民国的日本军队依据另项规定，在撤兵尚未完了之前，对共同的治安维持予以紧密协作。在必须维持共同治安的期间内，有关日本国军队的驻扎地区以及其他事项，两国另行协议决定之。

第五条，中华民国政府承认日本国基于以往的惯例，或为确保两国的共同利益，在必要期间内，依据两国间另行协议决定，得驻泊其舰艇部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特定的地区。

第六条：两国政府基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原则，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应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

关于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国紧密合作，加以开发；关于其他地区内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及日本国臣民应提供必要的便利。

两国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为发展一般通商，以及便利而合理地供给两国间的物资。两国政府对于增进长江上游地区的通商贸易，及日本国与华北及蒙疆地区间合理供给物资方面，尤为紧密合作。

第七条：随本条约所规定的日华新关系的发展，日本政府应撤销其在中华民国所有的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而中华民国政府为日本国臣民的居住和营业，应开放其本国领土。

上述条件，将使中国完全由日本控制，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汪之间的日华基本条约，远远超过以前《二十一条》等条约，成为中国近现代史最为屈辱的条约。而汪集团一伙，却对这一条约甚为满足，在制定之时，周佛海竟认为：“以战败国之立场，而能得此，较可心安理得。”

日本策动对国民政府诱和的“桐工作”遭到失败后，11月30日同汪集团签署了《日华基本条约》，并宣布正式承认汪政权。在签订基本条约的当天，汪政权还伙同伪满洲国发表了《日满华共同宣言》，表示“三国”相互承认。随日本之后，德国、意大利及其他法西斯仆从国相继承认汪政权。汪精卫也终于就职伪国民政府主席，发出通电，登上儿皇帝的宝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汪精卫登基典礼的第二天即4月1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须磨弥吉郎会见新闻记者，他回答关于汪政权的独立性问题时说，“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它的独立性就象满洲国一样。”[〔美〕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05页。] 像“满洲国”那样附属于日本，这也是日本对整个中国的侵略目标。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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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日本实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殖民政策

第三节 日本的殖民经济掠夺与殖民文化

一、殖民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变化

经济掠夺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日本“以战养战”的主要内容之一。日本对于占领区的经济，一方面从总体上全力保持其自然经济状况，尽力延缓或阻挡华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直接控制占领区经济命脉，对日本所需战略资源实施殖民开发，同时根据不同地域和行业，制定具体的掠夺政策。

在东北地区，日本在1931年至1936年间殖民开发的基础上，加速了战略基地建设，并调整政策，由军部和财阀携手，从一般的农业、资源掠夺转向为以机械、化学、钢铁等产业为中心的重化工业殖民开发。1937年1月，关东军制定《开发满洲产业五年计划纲要》，决定要大规模发展满洲的煤、钢和汽车、飞机等重工业。5月29日更由军部提出《重要产业发展五年计划纲要》，对东北殖民经济各项指标大幅度提高，其中飞机一项要求年产3000架，占其全部产量30％。东北殖民经济的发展成为日本战争经济的重要支柱。据统计，到1942年东北生产的钢村占日本全部生产量近1/3，铝占其所需量的40％，日本所需38种军需物资有14种由东北供给，致使“在亚洲大陆地面部队作战的装备物资补给，大部依赖满洲的工业”。[《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日本评论社，1950年版，第22页。]

在华北地区，日本的经济战略是以华北之所有补东北之所无，或以华北之有余而补东北之不足。1938年11月的御前会议制定《调整日华关系新方针》，强调在华北、蒙疆地区“以寻求日满缺乏的资源（特别是地下资源）为重点”，在贸易领域“采取妥当的关税制度和海关制度”使中国对日物资供应“趋于便利合理”，在农业领域要求由中国“栽培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资源”。[《太平洋战争史》2，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3～234页。]

同年成立“华北开发公司”，收编原“兴中公司”等作为子公司，并增设龙烟铁矿、华北盐业、华北矾土矿业公司等，以经营煤、铁、电力、交通等各行业的经济殖民开发。

在华中地区，以原在上海等地的殖民企业为基础，于1938年建立“华中振兴公司”统筹对该地区的经济掠夺，该公司到1941年又发展附属公司13个，控制华中地区的水产、蚕丝、煤、铁、电力各业的生产和销售。并由1940年正式建立的汪伪政权加以配合，除各类殖民生产，还直接实施对广大民众的巧取豪夺。如捐款一项，1942年发动“献金运动”就有什么“国防献金”、“献金购机”等各种名目，1943年后在汪政权之下建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和“全国物资统制委员会”等，强化对各种战争及生活物资的搜括。江南一带本为中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但由于汪政权按日军指令，全面推行战时经济体制，以“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方式为日军输血打气，连日方也承认，汪政权方面，由于战争与军需的压力，“疲惫逐渐达于极点”。[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4，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48年版，第1302页。]

日本对占领区总体上的经济政策是实现“日、满、华经济一体化”。日本对每一个傀儡政权的经济要求均十分苛刻。1938年武汉会战后由御前会议制定《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规定“日满华就资源的开发、关税、贸易、航空、交通、通讯、气象、测量等方面，签订必要的协定。”[〔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406页。]

1940年11月13日，御前会议制定《中国事变处理要纲》，重申在经济方面“中国须承认日本于前项地域开发，利用国防上所必需的资源”。[〔日〕《大本营陆军部》〈2〉，朗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32页。]

日本的经济战略囊括整个亚大地区，它以日本本土及中国的东北构成其“中心圈”，以中国其它地区和印度支那半岛及南洋地区作为日本的“自给圈”，又以印度和澳洲作为“补给圈”，综合而成为“大东亚共荣圈”。

1941年1月25日，统帅部制定《对华长期战争策略要领》，规定了一系列对华经济掠夺目标，其中两条为：

“（一）日军在当地独立生活的必要物资，及属于物资动员范围之物资，特别是对地下埋藏资源，帝国对华要求数额之全量应如数取得；

（二）在取得上述以外的一般物资时，只要治安情况等现地形势许可，则避免通过压力取得，而尽量尊重中国的习惯和原来的经济组织，通过正常的经济手段，圆满且恰当地取得之。同时应避免过分压迫民需，特别是食品资源，以资收榄民心，且便于我之长期取得。”[〔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30页。]

日军上述经济政策与计划，由于遭受占领区抗战力量的打击。未能全部实现，但其在华军队的自给率在一个时期确有所提高：[〔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33页。] 由自给率变化可见，实行殖民经济掠夺，通过“以战养战”来运转战争机器，或实现其驻军现地自给，这种经济战略已经构成日本侵华战争指导的重要方面。

自给比例

年次人员 %马匹 %

华东（中）华北华东（中）华北

193941362750

194075456655

194183558365

二、经济掠夺

（一）对工矿、交通的掠夺和统制

“七·七”事变后，中国东北地区除原有的“南满铁路股份公司”外，日本侵略者又设立了伪“满洲重工业股份公司”，股份4.5亿日元，公司在接收“满铁”一些重工业如煤、钢铁、有色金属、机器制造和比学工业的基础上，又陆续设立和接收一些子公司。到1944年止，满洲重工业公司资本达到28亿余日元。该公司的重要子公司有：本溪煤铁、东边道开发、阜新炭矿、密山炭矿、满洲轻金属、满洲矿山、满洲铝矿、满洲飞饥、满洲汽车等。[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76～277页。]

上述“满业”、“满铁”两个大垄断组织，完全独占了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和铁路交通，控制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由于日本殖民主义经济急剧扩张，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工业受到致命的打击，几乎无以生存，至1945年，日伪资本在东北工业中已高达99.15％。

日本对中国关内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和控制，采取了“军管理”、“委托经营”和“中日合资”、“租赁”、“收买”等多种形式。在华北占领区，日本侵略者初期采取“军管理”的形式，将劫掠的工矿业交给日本财阀的“公司”代为经营，企业主权仍归日军。在华中占领区，日军初期采取“委托经营”的形式，即由日军当局委托有关“公司”来经营管理劫掠来的工矿企业。

“中日合资”、“租赁”、“收买”等形式，则主要是利用日本侵略者的军事政治力量强制加以实行的。

1938年11月，日本同时成立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与“华中振兴股份公司”等两大国策公司，分别主管对华北和华中的经济掠夺。

“华北开发股份公司”是在“兴中公司”的基础上建立的。“兴中公司”建立于1935年。日军在“七·七”事变后武装占领华北地区，对华北各业的管制事项便大多委托“兴中公司”等殖民公司主管，如同年12月，受军方委托经管占领区电力事业，11月受托主管龙烟铁矿，1938年初受托经营井陉、正丰、磁县、阳泉等各地煤矿。此外还承担军用道路建设与汽车修理等，“兴中公司”势力大增。

殖民地财产及中国内地的广阔市场，对日本财界具有非常的吸引力，而日本政府也以经济掠夺为战争的基本目标，进行迅速而详尽的计划安排。1937年10月，内阁政府设置了“第三委员会”，委员长为企划院次长青木一男，委员有外务省东亚局长、大藏省理财局长及陆、海军省军务局长等5人，12月6日第三委员会制定了《华北经济开发方针》，决定以国策公司为主，并广泛引进国内财界力量，和“引进第三国的投资”，将整个华北经济纳入日本本土经济体系。1938年3月，内阁正式制定了在华北与华中建立“国策公司”的计划大纲，4月组建了筹建委员会，委员长为日本经济联盟会长乡诚之助，委员除各省次官及两院议员各5名外，还有各大中财阀代表，“满铁”与“兴中公司”总裁也是代表。而一切人事安排则主要由陆军省军务局直接控制。

10月，“开发公司”正式完成筹建，规定其宗旨是“密切日满华北经济、促进华北经济开发，以谋求华北的繁荣，以其强化我国防经济。”首任总裁为前拓务大臣大谷尊由。

“开发公司”成立时资金总额3.5亿元，日本政府与华北伪政府各出资一半。而日本“出资”部分，包括了日军所掳掠的华北地区之车辆、机械、电信设施以及铁道等原有之中国财产，据统计，这一类“实物投资”竟占大半比例。如“开发公司”所属“华北交通公司”实收资本23970万元，中国原有铁道器材设备折合资金达14970万元，所属“华北电信电话公司”实收资本2000万元，中国原有设备器材折合资金达1250万元，日本在军事占领之下，实行这种“借鸡孵卵”的办法，实力不折不扣的军事劫掠。

“华北开发股份公司”经营范围遍及各行各业，其下属子公司到1943年10月已发展有29个，成为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最大殖民垄断组织。其主要子公司及经营业务是： “华北交通股份公司”是下属交通运输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子公司。由于交通运输业关系到整个占领区的军事运输，利润极大，军方、满铁及各财团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日本占领华北初期曾由满铁代管，1939年4月才组成“华北交通股份公司”，统管华北地区铁路、公路、水运、港湾等交通运输事业。资金由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出资1.5亿元，“满铁”出资1.2亿元，伪北京临时政府出资0.3亿元，合计3亿元，公司总裁为满铁理事宇佐美宽尔，3名理事也是“满铁”派出的，所以，该公司仍为“满铁”等旧殖民机构所控制。

“华北电信电话股份公司”，1938年7月正式成立，资金共3500万元，由伪临时政府、“开发公司”和原有“华北电信总局”等出资。在“蒙疆”地区，则于1938年5月在张家口设立”蒙疆电气通信设备股份公司”，资金总额为1200万元。

“龙烟铁矿股份公司”，1939年7月成立，资本约2000万元，年产约70～80万吨铁矿石，供石景山制铁所等使用。

“兴中公司”成立于1935年，划归“华北开发公司”统辖，“兴中公司”下属又有若干子公司。

“华北盐业股份公司”，1939年8月成立，资金2500万元，年产盐约250万吨。华北消费仅50万吨，其余约200万吨即4/5输入日本。

除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这一最大垄断组织之外，其它还有一些所谓的“合办事业”，如“中华航空股份公司”、“华北电影股份公司”、“华北东亚烟草公司”等，它们构成日本对华北地区的巨大而复杂的吸血管道。

在华北建立殖民掠夺“国策公司”的同时，日本在华中也建立了属于同性质的“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同年11月正式营业，其资金1亿元，由日本政府与伪政权各出一半。同华北一样，日本的“出资”也以劫掠所得的企业资财充当，或军用票、伪钞或债券等支付。在公司所属于公司和经营手段等方面，则同华北有所区别。在华北以新建企业为主，而华中地区是同中国原有企业“合作”，具体办法是由南京伪政权将原有官、私有企业进行估价，然后作为“现物出资”而纳入“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并与其所属有关子公司进行合作。日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较之于华北更为“让步”的措施，是因为中国在该地区的工商业势力比较强大，日本试图充分利用此经济力量来为其殖民利益服务，以表面的“让步”来怀柔国民党及中国的资产阶级。

“华中振兴股份公司”拥有子公司13个。其主要的有：“华中水电股份公司”、“华中矿业股份公司”、“上海内河轮船股份公司”、“华中电气通信股份公司”、“华中蚕丝股份公司”、“上海恒产股份公司”、“华中水产股份公司”、“华中城市汽车股份公司”、“华中铁道股份公司”，等等。

在华南等地区，日本通过军管直接劫掠或由“台湾拓殖股份公司”、“台湾银行”等既有机构组织代行。

1939年2月10日，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后，即以日本国内派遣的大批“技术人员”，设立“经济局”、“产业试验所”等机构，并组织日本商社前往海南进行“经济开发”。随后设立农场、制糖、橡胶等股份公司20余个。

（二）对农业的掠夺

“七·七”事变后，日本除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业继续进行残暴掠夺外，对中国关内占领地农业也开始大肆掠夺。

在土地方面，日本侵略者以移民形式大批掠夺中国的土地。1937年至1941年，日本在东北实行第一期移民，计划移民10万户，实际移入85086户。此外，还有“义勇队”训练生移民达5万余人。[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上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78、684页。]

在关内，“七·七”事变前，有日侨8万余人，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侨即增加到近7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移入的农业人口。大批日本移民涌入中国，掠去当地农民的大片土地。“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建立“土地调查委员会”，进行“土地调查”，对日本所需要的土地，随时加以圈占和没收。

如“中日实业公司”没收了中国军粮城、茶堤两大农场的土地5.6万亩，日伪合办的“垦殖公司”，圈定冀东沿海地区的土地达7万顷之多。日军以修筑兵营、演习场、飞机场、仓库、碉堡、公路、封锁沟墙等，任意侵占的土地更是不计其数。因此，日占区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以棉田为例，1934年山西省为248.2万亩，河北省为1503.1万亩，山东省为604.9万亩，河南省为701.2万亩，到1938年分别下降为45.7万亩，608.2万亩，287.8万亩，258.5万亩。

在掠夺农产品方面，“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政策。对粮食的购销、加工等均由伪“满洲粮农公司”进行。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对粮食需要量的增加，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将购销“统制”变力强制购销，即推行所谓“粮食出荷”政策，强迫农民将生产的粮食的绝大部分，按伪政府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交售。各县“出荷”的粮食，大多在总产量的40～50％以上。从1939年到1941年，仅“东安省”共“出荷”粮食即达33万吨。[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42页。]

在关内，日军每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围攻和“扫荡”，都将抢粮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在每年麦收之际，各地日军都纷纷出动，进行抢粮作战。在日军占领区则实行变相抢掠的征发军粮，1943年对密云、通县等9个县的小麦征收，一次即征去了700余吨。此外，还以仅及市价一半左右的价格，对粮食强行征购。掠得的粮食除供日军消耗一部外，大部运走。如1939年，仅在华中就运出大米700万石，1940年则增到900万石以上。

在掠夺劳动力方面，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一整套兵役制和劳役制，对中国劳动力进行罕见的野蛮掠夺。据统计，至1944年在东北被征发的劳动力已达300万人，其中被压榨虐待而死亡的占总数的20％。在华北，从1937年至1942年，被日本侵略者抓捕出关的劳工就达529万人。[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60页。]

还有4万余中国劳工被抓捕运往日本内地折磨，其中仅在秋田县花冈矿的986名劳工，即死亡418人。

（三）对金融和贸易的控制与垄断［奇书网—wＷw.QiＳuu.cＯm］

日本在金融和贸易方面对中国的垄断和掠夺也令人发指。“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伪“满洲中央银行”大量发行伪“满元”，用以支持军费开支和维持军工生产。至1941年末，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伪满市达131700万元，比1932年增长8倍。在关内，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于张家口设立伪“蒙疆银行”，发行伪“蒙疆券”。1938年3月，在北平设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

1939年5月，在上海设立伪“华兴银行”，发行伪“华兴券”。

1941年1月，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为“中储券”。还在华北设有：伪“察南实业银行”、伪“蒙古联盟实业银行”、伪“晋北实业银行”、伪“河北省农民银行”、伪“晋东银行”等。在华中设有：伪“江苏地方银行”、伪“河南实业银行”、伪“河南省农民银行”、伪“中江银行”等。在华南没有的“华南信托公司”等，总共在关内建立银行20余家。

这些银行发行了大量的没有准备金的伪钞，依靠日军的刺刀维持这些废纸的“信用”，借以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财富。如伪“蒙疆银行”发行的“蒙疆券”，1938年发行3500万元，到1945年8月发行额增至42亿元，为初发行时的100多倍。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的“联银券”，1938年底为1.62亿元，1941年发行额增至9.66亿元。此外，日本侵略者于1938年11月颁布“华中、华南使用军用票之办法”，发行军用票。军用票根本不具备货币性质，全凭侵略者的暴力恐怖，使其流通于市场。从1938年至1940年底，军用票发行额为5亿日元，以此在沦陷区大肆掠夺物资。由于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以1936年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至1941年，华北上涨到450.2.上海上涨到1099.3。到1945年，上海米价比1941年上涨6300倍。[《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94页。]

日本侵略者还在封锁中国海陆交通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和垄断中囱对外贸易。1938年5月，日本迫使英国屈服，以日本正金银行正式接管了英国汇丰银行代管中国海关税收的权利。以后与英美达成协议，实行有利于日货输入的新税则，促成日货输入大量增加，使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额迅速上升并超过美国而跃居首位。此外，日本还通过大量的走私活动，把过剩的日本货偷运到中国内地，换取法币，用以套购中国的外汇基金，或套购日本缺乏的物资或商品。此项走私额，约占正式贸易的一半以上。

三、殖民文化与思想奴役

在思想文化领域，日本同样十分注意推行“以华制华”政策。1940年12月10日，在侵华派遣军制定的“关于大持久战第一期现地政、战略指导”中，分别列有“政务指导”、“经济指导”、“思想指导”等各项，其中对思想指导的基本方针为：“解决这次事变之指导精神在于，以日满华之亲善合作为直接目标，以从道义上复兴东亚为终极目标。”要求务必实现“使现地中国方面的思想统一于东亚联盟思想，击破敌方抗战思想，驱逐共产思想。”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要求于策略上在中国内部制造分裂，发挥投降派傀儡政权的作用，“对敌方的抗战思想，使（汪）新政权以其自己的立场同他们在法则上产生对抗，以造成敌人失败的心理。”[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27页。]

1941年1月25日，由军部制定的“对华长期战争施策要领”，其中， “对华思想指导要纲”规定其方针为：“应展开思想攻势，对反对派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有效地对敌方进行渗透，瓦解敌之军、政、民抗日意志，以促进事变的解决”。[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42页。]

可见在中国制造分裂，强制推行殖民思想文化，这是日本“以华制华”政策的重要内容。

日本的思想文化攻势，实际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打击抗战爱国势力。例如，日军侵占东北之后，曾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收缴焚毁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仅1932年3月7日至7月的5个月中，焚烧书籍达650万余册。

1932年东北有中、小学教师24000余人，到1933年减少为16000余人，其余9000余人受到迫害、逮捕、枪杀或被迫改行。“七·七”事变后，中国108所高等学校，破日军破坏的有91所，占全国高校总数85％。著名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所在地沙滩红楼长期为日军宪兵队霸占，成为迫害与屠杀的中心。南开大学、南开中学被日军飞机与大炮轰击，大部被夷力平地。日军还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师生进行野蛮残杀，如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被日伪特务暗杀，苏北教育家宋泽夫等人被日军逮捕关押、折磨致死。其余普通师生被迫害、屠杀的，则不计其数。

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奴化宣传。1940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国本奠定诏书》中宣布其教育方针为：“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谕示之惟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臣民，更炼成之。”[《伪满奴化教育》，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编，1951年版，第23页。] 以实现日伪历来所鼓吹的“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关内地区，北平的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由汉奸汤尔和、王克敏等先后充任。南京伪临时政府及1940年3月成立的汪精卫“国民政府”中设立的教育部、厅、局、科等机构，实际上受日军特务部和“兴亚院”的指挥。各伪政权在日军指使下，重视在高等学校中培养汉奸和亲日派。

对中小学教育，使其纳入汉奸教育体系。在教育内容上，依据奴化方针贯输反共、媚日、卖国教育，课本须由伪教育部审查，内容充斥“中日满亲善”等欺人之谈，极力排斥近现代社会科学。

在宣传和新闻传媒方面，日本同样重视加以控制。日本历来重视收买或胁迫报社负责人、记者为其侵略服务。“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在北平办《新民报》、《武德报》、《北平晨报》等十余家汉奸报纸或亲日报纸，天津则有《救国日报》、《新天津报》、《天声日报》等。在上海有《新申报》、《新中国报》，1939年春，汪精卫主办《中华日报》，南京日伪报纸还有《新南京报》、《中报》等。广州有《迅报》、《民声报》、《中山日报》等，据统计，日伪在中国19省约有报纸139种，最多时达600～900种。为控制并推进侵略舆论和奴化宣传，各日军集团都成立有专门的报道宣传机构，或自己的机关报，如广州沦陷后，华南日军司令部有报道部并办《迅报》，华北方面军也有报道部，伪满政权设有“弘报处”，等等。除报纸外，还开办广播电台，如伪满洲国成立有“新京放送局”，北平伪临时政府有“中央广播电台”，1940年又建立“华北广播协会”及“蒙疆广播协会”，上海有“大上海广播电台”，南京有“南京广播电台”。1941年2月由汪伪政权将其改称为“中央广播电台”。据统计，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境内先后建立有广播电台约50～60座。

日本侵略者还十分重视各种社会团体的作用，如“东亚联盟”、“皇协会”，等等，数目繁多，以华北的“新民会”为例，“新民会”成立的宗旨，即在于实行“新民主义”，按日伪解释，“新民主义”即“王道”思想，“王道”思想的典范则是日本的皇道政治。华北日军特务部长喜多曾对此解释说：“王道”一词听起来太古老了，为便于向公众宣传，应该把它改称为“新民主义，因为新民一词听起来比较现代化，对青年人有吸引力。”新民会建立后，除分担电话、广播、书刊等文化宣传作用之外，逐渐又担任了组织合作社、兼办医疗等活动，完全是日军得力的谋略工具。曾目睹“新民会”丑行的英国教授班威廉写道：“新民会在日本顾问指导下，负责精神上奴化中国人的任务。所用方法的卑劣几乎令人不能置信，造谣和欺骗，敲诈和勒索，腐败和争夺，酷刑和恐怖，毒化，娼妓，邪行，凡是世界上种种最下流的行为都在这种机构里培养出来，专为破坏人民道德，动摇大众的信念。”[〔英〕班威廉等：《新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版，第7～8页。]

日本侵略军出于对儒家文化的利用，还计划在孔子的故乡设立一所教授儒学的大学，以实现土肥原所鼓吹的“东方文化的复兴”。[土肥原贤二：《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1938年11月第614期《中央公论》第116页。]

更有讽刺意义的是，汪精卫等大小汉奸集团都利用儒学为其降日罪行辩解。1940年汪精卫政权“还都”南京后，汪在其庆祝大典上即大谈儒家的“罪已内省”之功，要求中国民众以“严于罪已的精神”来解释日军的侵略战争。总之，利用中国的文化传统以统治中国人，这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以华制华”的重要手段之一。

日本在占领区实行种种殖民统治政策，虽给中国抗战造成相当的困难，但侵略者灭亡中国的企图终究不能得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挺进敌后发动和组织人民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收复大片敌占领土，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敌展开持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使日本推行的“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侵略政策，受到致命的打击。

在沦陷区的人民，不堪忍受日伪的政治统治、军事镇压和经济的压榨，自发的以各种形式与日伪展开不间断的斗争。为领导沦陷区人民的反日斗争，中共中央规定沦陷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沦陷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领导人民群众灵活地展开对敌斗争。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除在抗战初期动员了大批党员、“民先”队员，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外，还以隐蔽的形式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多次组织募捐活动，将募集的毛巾、手套、袜子、铅笔、纸张、药品等送往抗日根据地，以募捐的资金力抗日根据地购置电讯器材和油印机等。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和有利条件，建立秘密交通网，并设法打入敌伪机关和要害部门，积极搜集敌人的情报，以配合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共天津地下组织，领导工人以各种合法的形式同敌人作斗争，如请假、怠工、破坏设备和产品。1936年日本在天津老闸口开办的天津昌和厂，后来改力生产军火。工人们以“磨洋工”、少做活、多出废品、以坏充好、虚报数字等办法肢坏生产。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以遣散难民的名义，动员了大批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和各种技术人员到抗日根据地工作，为新四军筹集和购置药品及急需物资，并秘密送到抗日根据地。在日本统治较严密的东北沦陷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各族人民，进行着艰苦不懈的抗日斗争，使日伪的损失和消耗不断增加。

1938年4月10日，大连甘井子石油工厂被爱国者“放火团”烧毁，日本损失石油6万余桶及其它物资。类似的大火，在大连屡屡发生，据大连敌《日日新闻》报统计，约有50余次，损失日币2000余万元。至于敌占城市的工人罢工，也是不断发生。1937年9月，黑龙江省孙吴县平顶树机场中国劳工2000余人举行罢工，1938年6月4日，哈尔滨制棉工厂及义聚成等14家工厂的工人举行总罢工，1940年6月，北票矿冠山“协和寮”1000余名被抓青壮年举行罢工，都给日伪一定的打击。

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中指出：目前敌人依靠大城市在军事上作为进攻的堡垒，在经济上作为以战养战的中心，在政治上作为以华制华的据点，在文化上作为奴化敌战区人民的大本营。如果在抗战开始时我们由大城市退到乡村，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是正确的，那么现在就要依靠乡村打入城市，积极开展城市工作，要把这一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任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491页。]

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组织对沦陷区大城市工作都作出了新的部署，沦陷区人民反日伪的斗争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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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一节 日本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

一、欧洲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外政策的矛盾

1939年春天，日本陆军部对世界形势曾作过这样的估计和设想：欧洲战争的爆发，很可能在1941～1942年之间，在此之前，日本可以得到大约3年多时间用以解决“中国事变”，灭亡中国；同时，作好参与世界战争的准备，准备同“想定敌国”苏联作战，也准备同英、美交战。陆军部的这个设想，实际上成了日本政府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早期方针。

但是，到了这一年的夏末秋初，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日本朝野震动很大。

8月30日，日本平沼内阁在难以应付的世界形势下辞职，陆军上将阿部信行被抬出组阁。

9月1日，德国发动“闪电战”突然袭击波兰。

3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由此爆发。

欧战的爆发，使日本统治集团受到强烈刺激，深感企图用3年时间灭亡中国和作好参与世界战争准备的方针，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于是积极寻求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方策。“北进”与“南进”之争又起。

但是，困扰日本当局的焦点是处理中国问题，及早解决“中国事变”，才能放手“北进”或“南进”。日本统治集团虽在扶植汪精卫，但深感汪精卫集团缺乏武力和财力，难以解决“中国事变”；要想拔足泥潭，必须从瓦解蒋介石政权着手，对汪精卫的工作，就是对蒋介石的工作，把对汪工作作为对蒋工作的一个步骤。

与此同时，日本的国内问题也使日本统治集团焦虑不安。1939年秋天起，日本国力穷困趋向表面化。

首先是米荒，东京甚至不得不采取对居民每次限购2升以下的措施，人心极度不安。为此，日本政府决定拿出进口额的10％，用2亿日元进口大米，这就打乱了整个的进口计划。

其次是电力不足，煤炭短缺，生产计划只完成80％。国家经济力，特别是从英美势力圈购入资源的力量开始失去伸缩力。为了摆脱经济压力，日本统治集团把指望转向南方资源地区，但为了不使日苏军备失衡，又必须坚持充实北方军备计划。

这样，日本便必须在南北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投下赌注，形成了日本国力难以承受的负荷。

日本统治集团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之后，终于由外相野村吉三郎、陆相畑俊六和海相吉田善吾于1939年12月28日联名签署《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确定，对欧洲战争采取“不介入的方针，最有效地运用帝国的中立立场，引导国际形势，以有利于促进处理中国事变，同时采取措施，造成对建设东亚新秩序（包括南方在内）的有利形势。”[〔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O—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421页。]

阿部内阁的这个方针纲要，基本意图在于：把“中国事变”放在世界战争的大背景中去解决；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不仅包括日本、中国，而且要涉足东南亚和太平洋；用建立汪政权去诱惑蒋政权，作为解决“中国事变”的策略。

二、日本的政治诱降新攻势

1939年6月，日本政府在决定建立汪精卫伪“中央政府”的同时，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新攻势也在极秘密中准备。阿部内阁的方针是：一方面与汪精卫进行秘密谈判，准备建立“新中央政府”；另一方面设法与国民党接触，力争在“新中央政府”建立前或不得已在建立后，促使国民党投降，并导致汪、蒋政权合流。

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加强对伪政权的控制，促进汪伪政权的建立和统一进行对国民党的诱降工作，日本于1939年9月12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任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

11月下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派铃木卓尔以日本驻香港武官的名义向香港当局申报成立所谓“香港机关”，开始对国民党实施诱降工作。

铃木于12月27日与自称是宋子文胞弟的宋子良会面。此后，铃木与宋于194O 年1月22日，2月3日、10日及14日在香港连续谈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还派今井武夫参与2月14日的谈判。2月16日，今井从香港返回南京，向总司令官西尾作了详细汇报。19日，今井又到东京，向参谋总长闲院宫和陆军大臣畑俊六作了报告。2月21日，日军大本营发出指示，决定把对国民党的诱降工作命名为“桐工作”，要求“对重庆或者把它包括进来或者使之瓦解，照此方针进行工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0页。]

并规定，援用1939年11月御前会议决定的所谓“调整日华新关系”重要条款，作为与重庆方面代表谈判的条件基准。

1940年3月7日至10日，日本与重庆方面的第一次会谈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日方代表是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和参谋部第8科科长臼井茂树。重庆方面代表是宋子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和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会谈开始后，日本方面提出一份备忘录，主要内容是，国民党必须原则上承认“满洲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规定在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区允许日本驻兵：两国经济合作；保证日本人在中国的居住、营业的自由；招聘日本军事、经济顾问；停战协定签订后重庆国民政府应与汪精卫协力合作；日本在得到上述保证后，尽快撤兵。

重庆方面表示，要求避开承认“满洲国”，暂持缄默态度；华北驻兵问题，可视中日两国在国防上有其需要时，日本可推迟一部分兵力的撤退；蒋汪合流问题，由于国内反汪气氛强烈，不能考虑，但将作为国内问题加以妥善处理。

会谈没有结果，以相互领受对方意见的形式暂时休会。

第二次会谈于6月4日至6日在澳门举行。双方代表与第一次相同。会谈期间双方在满洲问题和日本在中国驻兵问题方面仍有分歧意见，但表示希望沟通相互理解，缩小距离。会谈虽未获实质性进展，然而双方都不愿完全关闭谈判大门。双方商定下一步举行板垣征四郎与蒋介石的高级会谈。会后，由双方代表于7月23日共同签署了《备忘录》，约定于8月初旬在长沙举行板垣与蒋高级会谈。

为了实施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日本倾注了全力。内阁几乎每天均向天皇作报告，政府与大本营也反复研究对策。日本决心迫使国民党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有权在内蒙和华北驻兵；承认日本有权利用华北及长江三角洲、海南岛的资源；承认日本有权在中国大陆可以自由居住、自由经商，无限地剥削中国人民；承认实行所谓“日中提携合作”，实际上由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统制一切，使蒋汪合流的伪政权成为事实上的傀儡政权。真正唯一合作的是日本与国民党携手共同反共，由日本提供武器装备，供国民党进攻共产党。

三、日本的军事迫降行动

在政治诱降攻势的同时，日本还对国民党实行军事迫降行动。

首先是对枣宜地区实施进攻。

1940年5月1日，日军以约20万人的兵力，发动对枣宜地区的进攻，力图“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91页。]

其次，对重庆和四川其他大城市实施空袭。

5月2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立即组织实施空中进攻作战。5月台票8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立即组织实施空中进攻作战。5月18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开始对重庆、成都的空袭。8月19日、20日，陆海军航空队合计出动271架次，对重庆空袭达到高峰。至9月4日，日军对重庆等地的轰炸暂告结束。据日本方面统计：空袭天数共71天（其中对重庆37天），共出动飞机4555架次（其中对重庆2023架次），共投炸弹子7107枚（其中对重庆10021枚），共患难957吨（其中对重庆1405吨）。日本以这次持续近4个月的空袭，造成进攻重庆的气氛，向国民党施加军事压力。

1940年7月18日，日本还与英国签订《日英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规定自7月18日起，在3个月内禁水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经缅甸禁运之货物，香港亦予禁运。

7月20日，由日本提出，经法国同意，一个由陆、海军派出的31人日本常驻办事处在河内成立，随后，滇越铁路老街铁路桥上的铁轨被拆除，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宣布，停止运输援华一切物资。

日本上述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活动，从不同方面对国民党施加了压力，为大力推进“桐工作”提供了条件。

四、日本诱降政策的破产

1940年五六月，德国法西斯发动闪电战，迅速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进逼英国，这对在侵华战争中陷入泥潭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刺激，整个日本再次掀起战争狂热。日本政坛一度消沉的日德意军事同盟论再次抬头，“南进”论观点又占上风；同时，所谓“新体制运动”也乘机兴起。“新体制运动”的头面人物近卫文麿，在陆军的支持下，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全力投入建立新党。近卫的行动促使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更加嚣张。不久，陆军通过陆相畑俊六辞职并拒绝推荐后继人的方式，迫使米内把政权交给近卫。7月22日，近卫文麿第二次登台组阁。新内阁紧锣密鼓准备“南进”夺取东南亚地区。9月23日，日军强行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开始“南进”的尝试。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日本“南进”政策的出笼，导致日美关系发生变化。9月25日，美国宣布给中国追加经济贷款2500万美元，26日，又宣布禁止对日本输出废钢铁。

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渐趋强硬，对中国抗战的支持逐渐增强。

1940年夏秋，侵华日军在华北加紧推行“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把进攻的矛头全面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八路军，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以巩固其占领区。

为粉碎日军对华北八路军的全面进攻，打击其“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抗战局面更有利的发展，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克服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八路军总部于8月20日起，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沉重打击了入侵华北的日军，严重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拔除了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大量日军据点，钳制了大量日军兵力，减轻了对正面战场的压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作为重要抗战力量的存在。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

在上述国内外形势下，蒋日谈判进程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庆方面提出，要求日本现任内阁宣布取消第一次近卫内阁发表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于”的声明；要求即将举行的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会谈不能触及蒋汪合作问题；要求取消日汪签订的条约等。从而打乱了原定于8月上旬举行蒋与板垣会谈的计划。

8月22日，日本企图继续诱蒋投降，近卫文麿、板垣征四郎分别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表示希望高级会谈仍能举行。在蒋汪合流问题上表示可以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

8月28日，铃木卓尔带着上述两件亲笔信到达香港，交给宋子良。9月5日，宋子良答复：因近卫信件没有直率地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对长沙会谈持旁观态度，故中国对日本仍不能信任。当日，铃木向中国派遣军总部提出报告说：“美国远东政策的加强，英国大使重庆之行，以及苏联、中共情势趋于活跃等，致使处于紧急关头的蒋介石举棋不定。值此板垣、蒋会谈迫近之际，莫如主动暂停此项工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9月12日，今井武夫到香港考察后也报告说：板垣与蒋“会谈暂以静观为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9月19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决定暂时停止“桐工作”。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于10月8日以大陆指第758号指示：“原大陆指第676号所指示停战谈判应予停止。”[〔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至此，以“桐工作”命名的日本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终于破产。

日本的“桐工作”计划虽未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但上述事实表明，国民党营垒中有妥协投降倾向的集团，确曾在汪精卫投敌后，暗地里与日本情报机关勾勾搭搭，名曰“探查日本对结束战争的构想”，实际是准备在一定的条件下停止抗日，对日妥协。而中国共产党针对这种妥协投降和反共逆流所进行的斗争，对于坚定国民党的抗战意志，团结国民党抗战到底，则起了无可置疑的重大作用。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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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开展反磨擦、反投降和反分裂的斗争

武汉、广州失守后，日本被迫停止对中国的战略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战场的态势，由于国民政府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其军事指挥机关和军队的作战指导原则又有误，虽然组织过多次会战，对入侵之敌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大片国土还是沦于敌手；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深入战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并在敌后建立起一大批抗日根据地，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发展，敌后战场成了抗日的主要战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发展的趋势，完全出于蒋介石集团之意料。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强化国民党，限制共产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动摇开始表面化。五中全会后，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从此，国民党就开始消抗日，积极反共，在对日本实行妥协政策的同时，大肆散布反共舆论，制造各种反共磨擦事件和反共惨案，企图借此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换取日本的让步，以巩固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

针对蒋介石集团限共、反共的阴谋活动，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有步骤地开展反磨擦、反抗降和反分裂斗争，揭露蒋介石反共阴谋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顽扔的军事进行了自卫回击，从而，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河北、山东等地的反磨擦斗争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早在1983年复就已在冀中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日民主政权，但国民党顽固派却抬出已不复存在的“河北省政府”的招牌，委派冀察战区总局令鹿钟麟兼任河北省主席，河北民团总指挥张荫梧担任省政府民政厅长。他们到任后，即向八路军冀中军区提出要委任各县县长和改变群众团体隶属关系等无理要求，并勾结易县、满城、徐水等地的土顽武装袭击八路军，暗杀八路军政工人员，包围抗日县政府，剥夺敌后抗日军民的民主权利。反共磨擦活动从此日益猖獗。1983年12月间，竟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企图抢占安国、博野、蠡县。冀中军区被迫进行自卫，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1939年1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明确指出：各地反共磨擦事件不断发生，“都说明蒋及国民党之政策，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发展，同时使八路军与各地方系统部队关系恶化，以孤立八路军。”《指示》要求各地对于磨擦事件决不能“逆来顺受”，否则，“将来磨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并且指出，为了抗战，八路军部队应当发展，在国民政府不加饷的情况下，部队只能自行筹款筹粮；对于“已建立之政权未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应轻易放弃。”[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

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河北等地反磨擦斗争的指示，要求八路军各部队在反磨擦斗争中，坚持以下主张：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要求加强冀察鲁三省抗日力量；晋察冀边区和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的现行抗日政权，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应当加强，山东及华北其他地区的行政区划，应依照战略形势，重新进行划分；八路军名称，为敌人所畏，为国人所爱，决不应轻易更改；八路军部队对于非理进攻，将坚决予以反击，决不轻言让步。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抗日政府和八路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积极展开反磨擦的谈判斗争。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活动却愈演愈烈。1939年3月，张荫策动由杂色武装改编的八路军冀中军区独立第2支队柴恩波部在河北雄县发表反共宣言，接受鹿钟麟指挥，并杀害第2支队中的中共党员和政工人员。不久，柴恩波叛国投敌。与此同时，张荫还在河北各地捕杀八路军干部、战士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工作人员及家属。3个月内，此类暴行达15起之多。6月11日，当冀中八路军对日军正进行艰苦的反“扫荡”作战时，张荫却率河北民军3个旅突然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制造惨杀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名的“深县惨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八路军第120师和冀中军区予以反击，除张荫梧率几名亲信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

在山东，反共磨擦事件也不断发生。鲁苏战区游击副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于1939年2月5日，在沂水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决定“统一划分防线”，将八路军山东部队的防区划在滕县、泗水、宁阳等日伪军密集的狭小地区，企图借敌伪力量消灭八路军；提出“枪不离人，人不离乡”，妄图取消中共建立的地方武装和限制八路军扩充部队；强调“统一行政，军不干政”，借以阻止中共和八路军开展群众工作和支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规定“给养粮袜，统筹统支”，不准八路军筹集给养。会后，沈鸿烈不断在鲁东南各县、区制造反共磨擦事件。3月30日，国民党复兴社山东头目、别动队司令秦启荣，指使其第5纵队在博山东部的太河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护送的南下受训干部，造成干部、战士400余人惨遭杀害或被囚禁的“博山惨案”。4月上旬，中共中央就此事件专门发出指示，强调指出：对于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必须坚决反击。

1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通电全国，揭露秦启荣坚持反共、破坏抗战、制造惨案的罪行；同时，调动部队对秦部进行反击。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山东今后磨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磨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在统一战线与磨擦中，我们的态度应是攻势防御的”；“山东纵队是由本地群众抗日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抗战有功与群众有血肉不可分离之关系，决不能调走”。[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5页。]

根据中共中央上述指示，八路军山东纵队坚持在山东地区抗战，并不断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打退了秦启荣等部的多次进攻，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大局。

二、全国的反投降、反分裂斗争

1939年6月，蒋介石集团反共分裂活动日趋猖獗。6月初，蒋介石指示其党政军各机关，总结“剿共”经验，强调全国对国民党的一切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以限制中共的活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陈诚随即奉命秘密制订《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蓄意取缔八路军的名称，阴谋取消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取消“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各类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不准中国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禁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报社、书店和印刷厂出版、发行各种书报、刊物。

6月上、中旬，蒋介石在重庆先后约见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要求中共军队服从政府命令，解决各地纠纷。周恩来当即指出，并非八路军进攻，而是八路军被人所攻。6月上旬，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说：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共关系走的是向下发展的道路，但整个形势基本上还是抗战的，国民党表面上还是要团结的。抗战中存在妥协性。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反共思想和行动在发展，这是逆流，是日本、汪精卫之流可利用的基础，可使反共超过抗战而走向妥协，这是目前的主要危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2页。]

此后，国民党顽固派极力扩大各地的反共分裂活动：在陇东制造镇原、宁县反共磨擦事件；在山东定陶袭击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在陕西制造残杀八路军残废院干部，事后又打死打伤八路军谈判代表的枸邑事件；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重修封锁线，增派部队；在湖南制造修杀、活埋新四军干部和工作人员，抢劫财物、枪支的“平江惨案”；在湖北攻击新四军独立游击第5大队后方机关，惨杀中共党员500余人；在河南制造修杀新四军留守处伤病残人员、家属及当地民众200余人的“确山惨案”。半年多时间，磨擦事件累累，反共惨案不断。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动摇、妥协，存在投降危险的严重局势，中共中央在6月初发出《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6月中旬又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工作。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形势的特点，全面估计了抗战的前途，提出“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全党努力，同一切受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在这里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与人员。”“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根据中共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的精神，6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也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地开展反投降、反分裂的斗争。

根据上述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救亡团体、报社、书店，以及各进步报刊杂志，纷纷召开大会，发表通电，谈话或评论，广泛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热情颂扬国共合作抗日的事迹、意义，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抵御日本侵略、建设繁荣富强中国的重大意义，揭露投降派、反共分子的阴谋实质，动员僵各阶层人民、抗战将士和爱国侨胞，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斗争。

7月2日，周恩来致电陈诚，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电文指出：“北事未平南变又起，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意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中电文要求查明真相，怃恤死难者，惩治肇事者，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22日和28日，周恩来又先后致电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徐永昌、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揭露“平江惨案”真相，要求严惩肇事者。8月1日，延安各界如开万人大会追悼“平江惨案”的遇害烈士，毛泽东大会上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平江惨案是“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全国抗日，全国人民在抗日的目标之下结成一个大团结。在这个大团结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反动派，是投降派。他们干什么呢？就是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毛泽东在演说中还特别就国民党顽固派贯用“统一”的名义以打击中共，诬称中共标新立异，妨碍统一，不利抗日的问题，作了有力的批判。

他指出：“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

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否则，中国就会灭亡。近来，中国内部的汉奸，“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国民党中央制订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国共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党派是友党，不是“异党”。“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现在“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江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

9月16日，毛泽东又发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重申国共合作抗日的根本政治原则，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两党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绝不能做“亲痛仇快”之事。对于反共磨擦事件，毛泽东直率的告诉记者说：“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心犯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90页。]

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反投降、反分裂斗争，在全国各地迅速、深入地发展。

1940年初，香港《大公报》披露日本与汪精卫签订的所谓《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密约内容，全国各地又掀起以讨代汪精卫卖国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反投降运动，各地、各界纷纷举行讨汪运动周，召开群众性讨汪锄奸大会，发表通电、宣言，既讨伐汪精卫的卖国罪行，又揭露、批判抗战营垒中暗藏的类似汪精卫之流的投降派。2月1日，延安各界召开群众性讨汪大会，全场义愤激昂，一致声讨汪精卫的卖国投降罪行，拥护抗战到底。毛泽东、林伯渠出席并作了演说。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说中，强调要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一方面，要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于抗日的人，另一方面，要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目的就是为了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会后，通电全国，向国民党提出10项要求：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军民和各抗日党派开展的反投降、反分裂斗争，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政治上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国民党中的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对于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分裂国共合作、诱逼国民党投降的阴谋，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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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三节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1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全会通过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新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国民党顽固派发布了《处置共党问题的新办法》和《剿办冒称抗日军的命令》，动用国民党的中央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时，在政治上发动进攻，提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叫嚷要取消共产党。

中央中央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出现动摇妥协与分裂倒退的严重危险，早在1939年7月起，就先后多次向党内发出指示，分析形势的特点，提出应该掌握的政策和策略，要求全党，提高警觉，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12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指示，强调指出：“敌人的军事扫荡及政治阴谋定会加紧”，“友方的磨擦定会加多”。“根据这种形势我们的总方针应当是：坚持对日寇的游击战争，坚持自己已得阵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争取政权，深入群众工作，与顽固分子坚决斗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208页。]

中共各地方组织和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遵照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大力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密切注视国民党顽固派在各地的政治、军事动向，为应付突然事变，认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12月，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成在几个地区同时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终于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大的军事进攻为主要标志，阎锡山当了急先锋。八路军被迫奋起反击，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

一、粉碎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

长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在抗战初期，迫于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战关系。但是后来，他企图对日实行妥协，把山西新军视为极大障碍。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命令山西旧军向山西新军发动全面攻。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十二月事变”。

为了对日实行妥协，早在1938年9月，阎锡山就制定了重整旧军，压制新军的计划。1939年3月下旬，他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决定改编山西新军，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解除共产党的军权。秋林会议后，阎锡山把山西全省重新划为4个游击共，设立4个行署，指派他的亲信兼任行署主任，以控制新军的活动。蒋介石极力支持阎锡山排斥共产党、八路军，破坏山西各派力量之间的团结。于是，山西出现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

针对上述形势，中共中央于1939年5月13日发出指示，明确指出，阎锡山转向反共，“山西新旧派斗争可能加剧，新政权与群众运动及我党我军可能受到部分打击与限制。因此，山西环境将比过去更复杂更困难，磨擦与斗争亦可能更多”。指示要求“在全国团结坚持抗战的总口号下”，“巩固山西内部团结统一、拥护阎锡山坚持抗战，巩固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合作，巩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反对破坏山西内部团结，反对离间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关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9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强调对于阎锡山继续倒退，向进步势力的进攻，应给予有力的与必要的反击和抵抗。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山西进步力量的战斗力，才能团结一致反对山西逆流，才能转变时局和克服投降危险。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山西新军和驻晋八路军部队及时进行了反妥协投降，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工作。

1939年11月，山西形势进一步恶化。29日，阎锡山密令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第61、第19军等部准备分3路向晋西南新军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发动进攻。按照密谋，12月1日，阎锡山诡称要对日军发动“务季攻势”，命令决死第2纵队于12月5日向同蒲铁路霍县至灵石段进行破击，命令陈长捷所部为预备队紧靠决死第2纵队之后。12月3日，陈部突然以重兵围攻决死第2纵队、政卫第209旅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同时，摧毁晋西南各抗日县政府和抗日救亡团体，大肆屠杀县政府和牺盟会的干部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遇害者达200多人。事发后，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人薄一波立即致电阎锡山，要求他下令制止陈部的进攻。但阎锡山置之不理。

面对优势阎军的进攻，晋西南新军于12月6日组成“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在八路军晋西支队协同下进行自卫反击作战，苦战10天，击溃陈部2个旅，突破层层包围，于16日向北转移至孝义以西郭家掌、枯桑园一带。27日，越过离（石）军（渡）公路，抵达晋西北地区临县以南招贤镇地区。

阎锡山为了阻止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与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在晋西北会合，遂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指挥第33军6个团，拦阴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北上，并令骑兵第军8个团与北上的第61、军19军相配合对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实行围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晋西北地区于12月31日成立以续范亭为总指挥的“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军总指挥部”，1940年1月2日，发起反击，将进攻的阎军驱逐到临县附近地区，并接应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至静乐县西南的米峪镇、天池店地区，尔后，又击溃阎军第33军和骑兵第1军各一部，迫使阎军于13日夜退向晋西南地区。

阎锡山在晋西南、晋西北挑起武装冲突的同时，还令其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率独立第8旅，于1939年12月8日至26日在晋东南地区进攻新军决死第1、第3纵队。在阎锡山策动下，决死第3纵队中的部分反动军官叛乱，强行带走3个团及直属队一部共4000余人，晋东南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陵川、壶关等7个县的抗日政权遭破坏，共产党员及其他进步分子500亲人被杀害，1000余人被绑架。决死第1纵队，由于应变工作做得充分，阎军进攻未能得逞。

1940年1月中旬，阎锡山又令其第19军暂编第2旅、新编第2师袭扰晋中地区，进攻决死第1纵队。在八路军第386旅主力和总部特务团的支援下，决死第1纵队奋起反击，阎军暂2旅和新2师大部被歼。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企图压制新军、排挤八路军的目的未能达到。相反，其自身力量却被削弱，蒋介石的势力则乘隙而入。为了隐定山西局势，争取阎锡山继续合作抗日，2月25日，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达秋林镇，向阎锡山面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晓以大义，并提出解决新旧军冲突的具体建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和敌对宣传；新军仍属晋绥军序列，不接受蒋介石方面的改编；恢复电台联络和人员往来。这时，阎锡山在反共失败和蒋介石势力乘隙而入的情况下已别无他路，表示愿意接受中共主张。经过谈判，决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旧军的活动区域。

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后，国民政府先是承认陕甘宁边区，并经过行政院第333次会议通过决议确认。但是，南京失守之后，国民政府出尔反尔，将这个决议弃而不顾，对陕甘宁边区采取下承认态度。

1938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借口，宣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先后调集胡宗南等部及地方武装共30余万人，实施包围，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和军事挑衅事件，至1939年10月，共达150余起。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从抗日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并多次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力争减少和避免武装冲突，但收效甚微。

1939年12月初，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又调集第97师等部，会同甘肃省陇东地区各县保安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新的军事进攻。

12月10日深夜，第97师的一个团会同宁县保安队，突然袭击八路军驻宁县的第770团一个营。杀伤该营干部战士300余人，宁县全部被顽军占领。

14日，驻镇原的八路军第770团另一个营也遭猛袭，被迫退至城外，镇原也被顽军夺占。与此同时，庆阳、台水等县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也乘机向八路军第385旅所部进行骚扰袭击，并断绝交通，到处搜捕中共地方工作人员。民族败类叶青、张慕陶、张国焘等由兰州秘密赶赴镇原县以东的西峰，大肆煽动内战，阴谋扩大事变。关中地区的国民党顽军和各县保安大队也蠢蠢欲动，企图袭击八路军。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军事进攻，严重地破坏了团结抗战的局面。

12月22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进攻边区，共御敌寇，恢复团结。

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枪口对内，进攻陕甘宁边区，要求执行国家法纪，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共党实施方案》，制止军事行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向蒋介石、何应钦等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恢复陕甘宁边区8月以前的态势。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于1940年初，又集中第28师主力，预备第3师、第97师备一部及陕西保安第1、第2、第3旅等部共2万亲人，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店头、马家堡、淳化、马栏等地发动进攻。与此同时，还今其驻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煽惑清涧、安定等地国民党何保安队哗变为匪，抢劫民财，袭击八路军河防部队第717团等部。八路军忍无可忍，遂进行反击，肃清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清涧5县的反共顽固势力，巩固了该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

从1939年11月到1940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接边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共124起，其中64起是武装进攻，占据枸邑（今旬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5座县城。八路军为了维护团结抗战大局，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实行有限度的自卫反击，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大规模军事进攻。

三、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晋冀鲁豫地区的进攻

晋冀鲁豫地区驻有国民党军16个军及游杂武装4万余人。国民党顽固派为隔断八路军西北、华北地区与新四军华中地区之间的联系，决心首先消灭或驱逐驻太行山南部及太岳地区的八路军，隔断太行抗日根据地与冀南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然后进一步夺取太行，冀南两个抗日根据地。

1939年11月下旬，冀察战区第97军军长朱怀冰率部由陵川、辉县北进，于12月初进入冀西地区，抢占要点，包围、压迫晋冀豫边区的八路军第129师青师纵队、冀西游击队等部，摧残冀西抗日政权。

为了争取冀察战区继续共同抗日，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亲赴冀西地区，向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及朱怀冰说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劝告其停止磨擦，一致对外。鹿钟麟持观望态度，朱怀冰则置若罔闻，并于12月下旬，指使其别动第4纵队侯如墉部和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向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进攻。八路军第385旅主力和冀西游击队、冀中警备旅等部被迫自卫，于1940年1月12日向侯、乔两部反击，歼其大部，迫使朱冰怀部于2月初向武安、涉县、磁县地区撤县。

国民党顽固派在向晋冀豫边区八路军发动进攻的同时。还令其第39集团军石友三部向冀南地区的八路军挑衅。1940年1月下旬，在冀南的南宫、威县、枣强、清河等地，先后将八路军东进纵队2个连和青年纵队1个排包围缴械。接着，又围攻东进纵队第3团和清江、清河两县的县大队，企图夺占冀南抗日根据地。为了打退顽军的军事挑衅，八路军总部命令冀南、冀中、冀鲁豫等军区各以一部兵力，于2月9日发起反击。顽军石友三部遭重创后从大名、临漳间渡过漳河，退向清丰东南地区。

1940年2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又令朱怀水、石友三等部，再次向太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进攻：同时令在黄河以南的第41、第71军迅即渡河北进，协同朱、石等部夺取太行和冀南抗日根据地。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新的军事进攻，八路军第129师遵照总部的命令，决心在平汉铁路以东进行卫（河）东战役，消灭石友三部；同时，在平汉铁路以西进行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消灭朱怀冰部。

3月4日，八路军集中17个团，发起卫东战役，先后在观城、濮县和清丰县的卫城集等地展开击，歼灭顽军一部。6日，又在濮阳以东地区击溃顽军2个团。顽军受到严重伤亡后撤至民权以东陇海路两侧。4月5日，经过补充后石友三部重占东明城，向八路军反扑。8日，八路军奋起自卫反击，痛击石部，迫使其退向曹县、定陶地区。至此，八路军全部恢复了卫河以东地区，建立了濮阳、长垣和鲁西的范县、朝城等11个县抗日民主政权，巩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

磁武涉林反顽战役于3月5日开始。八路军第129师首先反击进占庙庄、前后牧牛池、齐家岭等地的顽军。6日，击溃南北岔口、东西花园等地的顽军。7日至8日，又在芦家寨、姚村及南卷、北卷等地兜击顽军主力，歼其在部，朱怀冰率残部退入修武境内。八路军收复武（安）涉（县）公路以南、林县以北地区。随后，与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达成议，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

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是中国共产党在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程中，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策略的结果。这对于阻止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对日妥协投降，制止其机动内战，破坏抗战，坚持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共御外敌，都具有重要意义。

1940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要达到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地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发展全国民众运动，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中间派的态度是经常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应当针对他们的动摇态度，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中国共产党要有充足的力量；要尊重他们的利益；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或变为顽固派的同盟军。反对顽固势力，就是对留在抗日阵营中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的两面政策，对其主张团结抗日的一面采取合作态度，对其摧残进步势力的一面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同顽固派作斗争时，还要坚持三条原则：

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斗争的防御性。

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是斗争的局部性。

第三是休战原则。打退顽固派的进攻后，应适可而止，实行休战。这是斗争的暂时性。

这三个原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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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四节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夏秋，国际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德军继攻占北欧的挪威和丹麦、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之后，对法国展开全面猛烈进攻。意大利也对英、法宣战。6月14日，巴黎陷落。不久，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英军被迫退出欧洲大陆。接着，德军占领英伦海峡诸岛，封锁英国全部海岸线，并对伦敦实行恐怖袭击。一时间，德、意法西斯势力几乎席卷大半个欧洲。德、意法西斯势力在欧洲的嚣张气焰，对于在侵华战争中已陷入泥潭的日本法西斯，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刺激。

7月27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正式通过陆军部提出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强调“对南方施策应利用形势演变，抓住良机努力推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58页。]，目标是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陆军部随即开始研究南方作战计划，海军则进行对英、美的作战准备。

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在柏林签约，结成军事同盟。

与此同时，在德国帮助下，日本迫使法国政府同意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并取得使用海空军基地的权利，从而，完成了“南进”的一个重要布局。

日本法西斯为了放手南进，迫切谋求迅速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或稳定在中国的战局。11月13日，日本帝国御前会议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除继续进行武力作战外，应采取断绝英美的援蒋行为及调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治和军事手段，力求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迫使其迅速屈服”，实现“汪蒋合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13页。]

德、意、日三国结成军事同盟和日本实施南进政策，加剧了日本与英、美的矛盾。10月8日，英国宣布重新开放滇缅公路，接着，英、美政府分别向中国政府提供财政经济和军事援助。

德国和意大利则级力促使日本南进，同时积极劝说蒋介石对日本妥协媾和，加入德、意、日军事同盟。

苏联为防止日本北进，避免两面作战，继续采取积极支援中国抗战的政策。

国际风云的变幻，直接影响着蒋介石集团和内外政策。蒋介石“左右逢源”，“等价而沽”。他利用与日本谈判，压英、美、苏给予更多的军援和经援；利用英、美、苏支援中国抗战，向日本价还价。终于在1940年下半年，将反共重心华北转向华中，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一、蒋介石阴谋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0年7月1日至8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会后，蒋介石指派何应钦、白崇禧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提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地域问题，并于16日向中共方面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的书面文件，主要内容是：

（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并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二）将冀察战区取消，其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省黄河以北地区并入第2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

（三）八路军及新四军于奉令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

（四）八路军准编为3个军6个师，3个补充团，另再增2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2个师。此外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缩，不准自由成立抗日部队。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也不得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于原地，更不得在原敌后组织秘密的抗日民众武装。

“中央提示案”还规定，八路军、新四军整编后的师是整理师编制，每一整理师为2旅4团建制。按照这一编制。当时50万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缩编成8个整理师，仅10万人。很明显，这个“中央提示案”的企图是阴谋紧缩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并全部赶到黄河以北贫瘠而狭窄的的冀察地区，然后围而歼之。

7月2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系列会议，听取他的报告并进行讨论。8月25日，周恩来从延安经兰州回到重庆。28日起，先后与蒋介石、白崇禧和何应钦会谈。9月间，又向国民党提出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绥远一部；二、按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3～474。]

鉴于国内政治形势正处在剧变的新夜，为使全党对于这种变化，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中共中央于9月10日向全党发出《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强调指出：对于顽固派在暗藏的投降派策动下的分裂投降的危险，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提高警觉，同时，也必须看到苏、美、英等国支持中国抗战，国内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包括国民党广大爱国人士和官兵在内，都反对投降、分裂，以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持久抗战是完全可能的。对时局持悲观估计和不耐烦情绪，显然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准备迎接时局好转，一方面又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

10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19日）电”，诬陷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

与此同时，蒋介石调整其军事部署，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骤增至40万之多；密令第3战区顾祝同部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密令第31集团军汤恩伯、第5战区第21集团军李品仙等部由豫西和鄂东东进，配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准备向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大举进攻。至此，全国内战危险空前严重。

面对国内抗战局势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从顾全抗战大局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力重，及时提出挽救危局的方针和对策。

10月25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要稳健地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发动的反共高潮，军事上要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要强调团结抗日，并要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

11月2日至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先后分别或联名致电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叶挺、项英等，进一步分析形势，并指示新四军应加紧进行对付反共军事进攻的各项准备；皖南方面拟采取缓和态度，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

11月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出：“国内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正在积极活动，包围与压迫中国当局，发动内战，实行役降。”“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必须“向国民党，向军队，向各党各派各界，诚恳积极的说明：剿共就会亡党亡国，投降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抗日军瓦解，必使抗战统帅身败名裂，必使全国人民陷入牛马奴隶的境地”，“鹬蚌相争，只使渔人得利。枪口对内，只使亲痛仇快。”强调：“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而要集中一切注意力痛骂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强调日本的诱降阴谋，响亮地提出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口号，提出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要求“必须积极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必须充分的准备着去粉碎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夹击的阴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3～556页。]

11月9日，中国共产党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发出“佳（9日）电”，答复何、白“皓电”。

电文历陈八路军、新四军4年多来坚持团结抗战，抵抗强大日军，收复大片国上的事实，驳斥“皓电”中种种诬蔑不实之同；婉言拒绝其强令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全部集中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同时申明，为顾全抗战大局，相忍为国，挽救危亡，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须宽限时日。

为了使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事情真相，在重庆的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11月间，他和董必武、叶剑英多次同民主党派著名人士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张申府、梁漱溟、张君励、左舜生等商谈时局，阐明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以争取他们的同情。同时，还访问了国民党一些元老派人士，井同各国驻华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如斯特朗等进行广泛接触，详细介绍两年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的真相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抗日的事迹。周恩来还指示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编印各种传单和小册子，在桂林、西安等地向社会各界广泛散发。

“佳电”的发表和周恩来等所做的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的阴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维护团结抗日的严正立场，并且是有诚意的，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这对后来皖南事变爆发时社会舆论的向背有着重大的影响。

11月15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关于击退蒋介石反共高潮的措施》，明确指出：“根据中央11月7日对时局指示及朱彭叶项佳日联名复何白电所取政治立场，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自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的安危。“佳电”发出后，中共中央一方面边电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强调形势的严重性，明确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决心要剿灭新四军，要求皖南部队务必于12月底以前全部北移，并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另一方面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问题，要求延缓开动时间，解决给养和弹药，保证途中安全；同时，还指示新四军驻苏南和江北的部队积极做好接应皖南部队的准备工作。

新四军皖南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北移的指示，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佳电”发出的第二天，叶挺就前往上饶会见顾祝同，交涉北移路线、军需补给和保证北移安全问题；新四军军部又多次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分析国内形势，印发《进军敌后宣传鼓动大纲》，向干部、战士进行教育解释，统一思认识；同时，还多次派小部队到长江铜陵至繁昌地段沿岩了解情况，筹集船只，为渡江北移作准备。在江北的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也派部队到无为一带沿江地区侦察，布置接应皖南部队北移的准备工作。

但是，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恳言相劝和新四军皖南部队准备北移的实际行动，反而认为“佳电”所取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的态度为软弱可欺，竟步步进逼。

12月8日，又以何、白名义发出“齐（8日）电”，声称“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悉数调赴河北。”[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9日，蒋介石发出“手令”，令“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新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10日，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至12月31日新四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令皖中李品仙部于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企图堵击新四军皖南部队渡江北移。12月下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调集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准备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

蒋介石在对中国共产党施加重大军事压力的同时，又施展哄编的一着。12月25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这一天，是4年前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获释的日子。约见开始，蒋介石就对周恩来说：“连是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他说：“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倒台吗？现在八路、新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十六年，我们何尝不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他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右，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周恩来在第二天向中共中央报告时，对蒋介石谈话中的许多承诺，一针见血地指出是“靠不住”的因为“其局部的‘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122页。]

12月29日，上官云相在安徽宁国召开作战会议，确定进攻部署：以其第52、第108师为右翼军，展开于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以其第40、第144师、新编第7师为左翼军，展开于茂林、包村、钱家桥之线，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将新四军皖南部队压缩至长江边相机歼灭。同时，以第79师于太平、石埭之间，以第62师于榔桥、三溪镇之间，占领阵地，阻止皖南部队南进；以第88军、忠义救国军和第2游击区部队于苏皖边郎溪地区，阻止皖南部队东进。并限定以上各部必须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

至此，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反共内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鉴于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于12月31日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华中的战略部署的指示》，强调指出：“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1页。]

根据上述指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立即在华中、山东各地及新四军各部队中进行坚决自卫的紧急动员和军事部署，同时，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和苏南部队也积极准备接应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

二、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抗敌报》发表长篇社论《临别之言》和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告皖南同胞书》。4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共9000余人编成3个纵队按照拟定的路线，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准备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长江，向江北转移。

由于连日大雨，皖南部队行动受阻，至5日15时才到达茂林地区。7日，在星潭附近即遭国民党顽军第40师拦击。8日，被迫改向西南廉岭、高岭方向行动，又遭顽军第79师阻击，不能前进。遂又改向西北茂林方向突围。此时，顽军新编第7师、第144师已占领云岭、茂林等地，第40师和第144师加紧从东、西两个方向对皖南部队发动进攻。叶挺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激战一日，终将顽军击退，皖南部队转移至茂林以东5公里处的石井坑，准备整顿队伍继续突围时，又遭顽军第40、第52、第108、第144师等部的围攻。

皖南部队宁死不屈，浴血苦战。

12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新四军全军东进，行至太平、泾县间之茂林，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已六天，突不出去”，“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周恩来立即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严重抗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周恩来要蒋立即下令国民党部队撤围，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

蒋介石表面上虽答应下令查处，但背地里却督令顾祝同加紧围攻，务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12日，国民党顽军5个师对被围的新四军皖南部队实施向心合击。叶挺指挥部队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继续与顽军作殊死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至14日，除2000亲人突出重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叶挺在与顽方作最后谈判时被扣，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袁国平突围时牺牲。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这就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竟于1月17日晚，令国民常中央通讯社发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电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悍然宣布新四军“抗命叛变”，着将该军番号撤销，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这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来得后，立刻打电话给何应钦，义愤填膺地痛斥产：“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后，又乘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外，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由于国民常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终于出现了严重危机。

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

皖南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共中央决定：仍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言谈话，全面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和1月17日命令的反动实质，强调指出“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三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强烈要求：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家属；停止华中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停止全国各地残杀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的犯罪举动，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周恩来、廖承志等在重庆和香港等地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17日深夜，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登在次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在重庆广为散发，轰动了整个山城和国民党统区。18日下午，叶剑英主持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的文章，经周因业审阅后，印成传单散发。同日，董必武还与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交谈，介绍皖南事变真相，商讨对策。与此同时，瘳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国际社会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作出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廖承志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19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种形式，揭露和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政治上、军事上做好反击顽固派的充分准备；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开展坚持抗战、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

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运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坚持抗战。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言谈话，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外理好皖南事变，做到下列几件事（通称“善后办法12条”）：

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75页。]

25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新四军军部在江苏北部的盐城重新成立。

尔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以苏中地区部队编为第1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以淮南地区部队编为第2师，张云逸兼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以盐阜、皖东北地区部队编为第3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淮北豫皖苏边区部队编为第4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鄂豫边区部队编为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苏南地区部队编为第6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皖中和原皖南地区部队编为第7师，张鼎丞任师长，曾希圣任政治委员。全军共7个师和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

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极力动员全国报纸、电台刊登和广播污蔑、中伤新四军的消息和社论、评论，一方面则广泛宣传皖南事变纯属军纪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

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演说中宣称：皖南事变“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企图用执行个别、局部的军纪问题来缩小事变的严重性，掩盖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责，欺骗中外舆论和人民群众。

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把解决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正确处理皖南事变善后的严正立场和合理主张，则获得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势力的广泛同情和热情支持。

国民党中央委员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及参政员张一鏖和老国民党员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曾三次写信给蒋介石，极力反对“围剿”新四军，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各民主党派著名人士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张君劢等与周恩来叙谈，对国民党大夫所望，痛感必须反对内战，坚持团结抗日，并准备发起成立民主联合运动，抵抗国民党的压迫。

在军界，指挥着25万将士的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多次表示不愿内战，愿意推动时局好转。

冯玉祥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挽回人民的反对。

而各地方实力派，如山西的阎锡山，榆林的邓宝珊、高双成，绥远的傅作义，宁夏的马鸿逵，以及云南的龙云，广东的余汉谋等，在此次反共高潮中都站在中立地位。

在文化界，数百名著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海外侨胞联合会及著名人士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分别通电全国，谴责蒋介石倒行逆施，要求制止内战，反对枪口对内。

在新闻界，许多进步的新闻记者纷纷发出电讯和评论，认为皖南事变直接影响中国抗战前途，深感事态之严重，要求英美等国对中国当局施加压力，勿使事态扩大。美国纽约《华侨日报》、苏联《真理报》、菲律宾马尼拉《建国报》、印尼《民报》和香港《南华日报》等先后发表评论、专论，强调：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不会破裂，中国内战会不会发生，已引起全世界人士的关切，国内外同胞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尤为惊心动魄，因为这不仅影响抗战能否继续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问题。强烈呼吁蒋介石“以善其后”，大声疾呼“枪口一致向外！”[《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页。]

苏联对皖南事变的制造者提出了抗议，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1月25日会见蒋介石时表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英、美也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转告蒋介石，英国政府认为，内战只会因强日军的攻击，劝蒋停止国内冲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于2月14日在重庆会见周恩来时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很难赞助。随后，居里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日本侵略者则于1月24日至2月12日，在华中乘虚而入，发起豫南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溃败。至此，蒋介石发现自己政治上已陷入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

2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日期临近，蒋介石为了摆脱政治上孤立的困境，千方百计要求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出席会议。14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以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社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人的名义致函国民参政会，将中人中央军委发言人1月20日谈话中提出的“善后办法12条”正式送上，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阿容，坚持对敌抗战。”否则，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参政会。这是十分高明的一着。它不仅极大地扩大了“善后办法12条”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而且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力求恢复国共团结，坚持对敌抗战的立场，从而博得了国内外更多人士的同情与支持。

18日，周恩来将7参政员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同时将公函副抄送各党派和有正义感的参议员20余人。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王世杰接到公函十分紧张，立即与张冲商谈，认为这是中共表示决裂。张冲接连数次找周恩来，要求将公函暂行收回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约周见面谈话。张冲的建议遭到周恩来的拒绝。

参政会预定3月1日开幕。国民党方面越来越焦急，希望中共能撤回公函。出席参政会。2月25日晨，张冲再次找到周恩来，提出种种方案，恳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周恩来斩钉截铁地驳回张冲要求，“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页。]

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清晨，张冲又奉命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遭到谢绝。国民党顽固派进退失据，一筹莫展。

3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致函张冲转蒋介石，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并说：“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页。]

董必武、邓颖超也在同日写信给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表示12条如蒙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必可报到出席。“临时解决办庆12条”内容是：

“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

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

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

四、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

五、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

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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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于第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两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

八、释放叶挺，回任军职。

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

十、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

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

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498页。]

上述12条临时解决办法最后虽然仍未被接受，董必武、邓颖超也没有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但是，中国共产党这种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的坚定立场，得到了国内外广大进步势力的同情与支持，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又一次遭到严重打击。

3月8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保证“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

接着，参政会又选举中共参政员董必武为参政会常驻委员。这实际上是蒋介石结束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退兵一招。

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宋美龄也在座。蒋介石这次谈话的目的意在缓和对立气氛。他不再有前一时期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谈话一开始，他就向周恩来表示：两月多朱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周恩来将新四军事件和近来各地政治压迫的状况说了一遍。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件有意置而不答，对各地的政治压迫则推说：这是底下人做的，不明白他的怠旨，周恩来提到防地、扩军问题。

蒋介石没有直接回答，但也没有再讲开往黄河北岸的事，而是含糊其词地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击退。

在先后两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表现出中共中央领导人政治上的成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既进行坚走而灵活的斗争，又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赢得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向全党强调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切勿忘记中国的基本矛盾是中日民族间的矛盾，国内阶级问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上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国共两党继续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就存在；在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的政策依然是两面性的，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它既抗日，但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它既反共，甚至反到发动皖南事变和发布1月17日命令那种程度，但又不愿意最后破裂。对此，中国共产党只能是针锋相对，实行“以打对打，以拉对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即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加以区别，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与一般的、统制中央政权的和地方实力派加以区别，以利孤立和打击顽固派，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要准备两种可能性，即从国共两党全面破裂作准备，努力争取继续共同抗日的前途。只有作好应付最困难、最黑暗局面的准备，才能争取好的前途。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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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百团大战

第一节 战前国内外形势

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大铁路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破袭正太路战役，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正太铁路，由河北石家庄到山西太原，横越太行山脉，全长200多公里，是连接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

1939年冬以来，日军加紧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正太铁路是日军施行这一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日军在铁路沿线大小城镇、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均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至数百人的兵力守备，并经常派装甲火车巡逻。铁路两侧10至15公里的要点，还筑有一线外围据点。日军妄称正太铁路沿线是“不可接近”的地区，用它隔绝八路军总部、第129师活动的太行抗日根据地与晋察冀边区的联系，并以它为依托进攻抗日根据地，为害极大。

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这一倒行逆施，削弱了抗日力量，使日军“囚笼政策”得以趁机推行，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严重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春，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和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聂荣臻讨论确定破袭正太铁路。切断该路，可使日军在山西的一切运输补给失去保障；对八路军来说，有利于将太行、晋察冀边区这两大基本区连成一片。

正当八路军酝酿破袭正太铁路的时候，欧洲战局急转直下。1940年4月9日，德国出兵占领丹麦，突然袭击挪成，击退英法远征军后，于6月10日占领挪威全境。5月10日德军入侵西欧，5月15日、28日，6月22日，荷兰、比利时、法国先后投降。英军退出欧洲大陆，英国本土受到入侵的严重威胁。

欧洲战局急剧变化，刺激了日本迅速压服中国以利下一步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欲望。5月10日，日本陆军省一听到德国入侵西欧的消息，立即聚会磋商对华战争的指导方针，制定了《以昭和15、16年为目标的处理中国问题策略》，并在5月18日召开的陆军省、部首脑会议上正式通过。其要点是，在1940年底以前，进一步统一与加强政略、战略和谋略，以全力迅速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屈服。[〔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39页。]

根据这一《策略》，日军把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上，对当时正在香港与国民党秘密进行的“桐工作”寄予了极大期望，为配合“桐工作”，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

为切断中国西南方面的国际交通运输线，日本趁英、法在欧战中遭受严重失败，在亚洲势力减弱之机，进一步对英法施加压力，威胁它们封锁中缅、中越国际交通线。6月20日，法国同意全面封锁中越边境，准许日本军事人员人越监视对华禁运情况。7月12日，英国通知日本同意关闭滇缅路，并于16日正式宣布：自7月18日起，3个月内禁止通过缅甸向中国运送军械、弹药、汽油、载重卡车及铁路材料，香港亦同时禁运。英法的绥靖政策，使侵略者又一次得势，却使处于抗战困难的中国武器进口减少约51％。

1940年5月1日，日军发动了武汉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枣宜作战，不久又在广东方面发动了良口作战，企图对中国政府加强军事压力。在枣宜作战中，日军本无意于长期占领宜昌，但受德军6月14日占领法国首都巴黎的鼓舞，改变初衷，决定占领宜昌，以便直接威胁重庆，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日军航空兵以宜昌为基地，使5月18日开始的日军航空兵对大后方的战略轰炸进一步升级。

日本全面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给抗战增加了更大的困难，国民党内一些人更加动摇，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

为克服这一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在1940年7月7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指出：日本“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天空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号召“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412页。]

于是，八路军总部决定把酝酿成熟的破袭正太路设想付诸实施，猛烈出击敌后交通线，给敌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企图，以利全国局势好转。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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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百团大战

第二节 战役部署和经过

一、战役部署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下达了《战役预备命令》，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后指出：八路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日军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战绩，影响全国抗战局势，兴奋抗战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严重的政治任务。为打击“囚笼政策”，打破日军进犯西安的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日军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同时，对其他重要铁路，特别是平汉、同蒲铁路，应组织有计划的总破袭，以配合正太路破袭战的行动。规定直接参加正大线作战的总兵力应不少于22个团，要求晋察冀军区派出10个团，第129师派出8个团，第120师派出4至6个团，总部炮兵团大部、工兵一部也参战；在其他铁路配合作战的兵力，由各区自行安排。

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行动命令》，确定了战役部署及作战地域：

晋察冀军区以主力10个团破坏正太铁路平定（不含）至石家庄段，重点破坏娘子关、平定段：对边区周围的北宁、津浦、德石、沧石、平汉等铁路，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破袭之，阻击可能向正太铁路增援之敌。

第129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1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重点破坏阳泉、张净段；对根据地周围的平汉、德石、同蒲、白晋铁路及邯大、临屯公路，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破袭；对平辽公路应派有力部队积极活动。

第120师应破袭平遥以北同蒲铁路及汾离公路；破袭同蒲铁路部署应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阻敌向正太路增援，并力求以约两个团进至榆次南北地区，配合第129师作战；对晋西北腹地内各个敌据点与交通线，应分派部队积极破袭。

总部特务团集结于下良、西营地区待命。战役统一由八路军总部指挥，战役发起时间为8月20日。

上述三大集团根据总部命令，重点对正大路和同蒲路北段沿线的敌情、地形、工事和居民等情况进行了侦察和调查，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集团的作战部署，并秘密调集部队，组织参战部队进行短期的攻坚和破路训练，准备物资器材，进行战前动员。地方政府大力组织动员群众，积极准备各项支前工作。

晋察冀军区于7月27日发出作战命令，作出初步部署，并令军区副参谋长唐延杰率有关侦察人员前往正太路附近侦察。8月15日下午，军区在吊儿村召开主攻方面（正太路东段）作战会议，确定抽调8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又两个骑兵营、3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和5个游击支队，组成3支主力纵队（即右纵队、中央纵队、左纵队）、1支钳制部队和总预备队，担任正太铁路作战任务。同时，对平汉铁路高碑店至石家庄（不含）段、北宁铁路平津段、津浦铁路泊头镇至唐官屯段也作了破袭部署，要求必须切断上述日军交通线，保证主攻方面作战的顺利进行。此外，还部署第2、第5、第8军分区部队，分别在同蒲铁路北段、雁北地区及津浦铁路沿线进行钳制活动。

第129师于7月22日下达了准备进行正太战役的指示，指定8个团参战，要求参战部队作好准备。8月18日，在和顺县石拐镇师前进指挥所召集作战会议，传达了本师《关于正大战役的作战命令》，其内容是：抽调10个团的兵力，区分为左翼、右翼破击队、平和支队、总预备队（即中央纵队），破袭正太铁路。此外，抽调部队分布在平汉、白晋、同蒲铁路沿线，广泛破路袭敌，策应正太战役。

第120师决定抽调20个团，重点破击太原以北同蒲铁路和忻静、汾离公路，配合正太线作战。具体部署是：第358旅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忻静公路，独立第2旅破击宁武至朔县间的同蒲铁路，新军暂1师破击神池至五寨间的公路，独立第1旅围困岚县、东村及离石以北之敌据点，决死第2、第4纵队和工卫旅及师特务团破击太汾和汾离公路。

上述部署表明，初期直接参加正太铁路破击作战总兵力约20个团，配合作战的兵力远远超出此数。正太铁路是华北日军的重要交通命脉。破袭正太铁路，日军心然由平汉、同蒲路东西两面反扑。为了阻敌增援，钳制华北日军兵力的机动，相机展开广泛的破袭，收复敌占据点，于是形成了八路军百余团参加正太战役或配合正太战役的局面。（见附图11）

1940年下半年，日军华北方面军约有27万人，华北伪军约14万人（含苏北）。驻正太铁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的有独立混成第4旅（驻娘子关及其以西，司令部驻阳泉）、第8旅（娘子关以东，司令部驻石家庄）、第9旅（太原附近地区）。百团大战之前，日本中国派遣军于7月20日从华北抽调了6个步兵营和1个山炮营到武汉，增强第11集团军对该地区的守备，其中有独立混成第4、第9旅的部队。加之独立混成第8旅主力在冀中“扫荡”，因此正太铁路沿线日军兵力相对减少。

二、战役经过

百团大战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的阶段。

（一）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

第一阶段为时20天，中心任务是破坏日军交通，重点摧毁正太路。前10天，晋察冀军区、第129师主要是破击正太路；后10天，日军反扑，八路军撤出正太路，晋察冀军区转而出击正太路以北盂县地区，第129师打击前出“扫荡”的日军，第120师在晋西北配合作战。

8月20日，八路军冒雨通过山谷河流，避开日军外围据点，直接运动到正太路两侧，当晚向正太路全线突然发起攻击，奇袭成功。日军事前毫无所知，措手不及，一时全线被动。

晋察冀军区负责破袭正太路东段。此段有敌坚固设防的天险娘子关和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守备严密。

晋察冀军区右纵队（辖第5、第19团）负责破击正太铁路娘子关至乱柳段。娘子关早在失陷前即构筑有国防工事，日军占领后又依据险峻的山崖加修4个大堡垒，使该关防御能力进一步增强，易守难攻。20日20时，晋察冀军区右纵队主攻部队第5团一部首先潜入娘子关村，歼灭村内伪军。然后依托村庄，仰攻日军堡垒，战士们攀登陡峭的山坡，迎着浓密的火网，勇猛向敌攻击，经3小时反复冲杀，攻克全部堡垒，将守敌大部歼灭，黎明时分，胜利的旗帜终于插上了三年来日军践踏的娘子关！这是正太线最早攻克的重要战略要点。接着，主力部队掩护工兵，大量破坏敌工事，并将关东铁路桥炸毁，收集了缴获的物资，在日军增援到达之前，主动撤离娘子关。

第5团进行的另一个大的战斗是袭击磨河滩车站。

20日晚，第5团第1营第1连袭入磨河滩，但遭到日军反击，21日拂晓撤出车站。为完成破坏磨河滩车站的任务，当晚第1连又渡过棉河，攻入车站。敌仓惶退入营房抵抗。磨河滩日军有近1000人（其中800人是乘火车路过该站的退役军人），凭坚固守，难以解决战斗，又值天降大雨，棉河水涨，不能徒涉，第1连遂抢占车站西面村庄固守。22日下午，日军400多人开始反击，第5团主力在棉河北岸向敌实施火力袭击。第1连在歼敌50余人后，撤出战斗。

第19团曾攻入巨城和移穰车站。

右纵队有左右友邻部队的策应，受日军反击较晚，因此，破袭战绩较大。

23日，第5团再次攻占娘子关，并炸毁娘子关以东1里左右的石桥，辽破坏了程家陇底、磨河滩之间的铁路。当晚第19团也再次攻入移穰车站，炸毁水塔、铁路。

24至27日，右纵队还炸毁了岩会附近的9孔大石桥、移穰东面的8孔石桥和3孔石桥以及程家陇底、西武庄间的石桥，程家陇底以东木桥也被烧毁。在右纵队大力破袭下，从25日起，正太路娘子关至乱柳段日军交通完全断绝，日军各据点各自为战，陷入异常恐慌之中。

晋察冀军区中央纵队（辖第2、第3、第16团），负责破袭正太路娘子关至微水段和井陉煤矿。井陉煤矿是日军重点守备目标，在新旧两矿周围筑有近4米高的敷设电网的围墙，墙外又增设铁丝网与外壕。在围墙之内。老矿有15个堡垒，新矿有4个堡垒，并在矿北山上筑有3个碉堡，以瞰制全矿区。

20日夜，第3团对井陉煤矿的岗头老矿和东王舍新矿同时发起攻击。第1营在矿工帮助下首先切断电源，迅速攻入新矿，歼敌警备队一部，残敌躲入碉堡死守。第2天下午，全歼守敌，救出日本职员的小女孩2名。接着在工人帮助下，将14台机器，10个锅炉，3座风车，两个大水他，两座烟筒，5座铁桥和绞车房、电机房、火车站以及矿区重要建筑全部炸毁，搬走了大部物资，使其半年以上不能恢复生产。第3团还夺取了贾庄、南正日军据点，破坏了南正至微水间铁路。第2团攻占乏驴岭铁桥东端堡垒，掩护工兵将铁桥炸毁一段，并一度占领蔡庄日军据点。第16团第2营于20日夜攻入北峪，将守敌大部歼灭，21日掩护工兵破坏北峪石桥；其他各部攻占地都，并将南峪守敌大部歼灭。24日，中央纵队侦知井陉县城已有日军1000余人，南峪、地都也有大批日军增援，日军有大举反扑的可能，乃决定以一部监视和袭扰铁路沿线之敌，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待机。

左纵队（辖冀中警备旅第2团、军区特务团、平井获支队）负责破袭微水至石家庄段。20日夜，平井获支队袭击岩峰，爆破铁路；特务团掩护群众破坏岩峰至威州电线、公路。22日夜，特务团又攻击上安车站。

23日夜，警备旅第2团攻入头泉车站，夺下堡垒两个。随后，左纵队撤出铁路沿线。25日至27日，连续出击，破击平山、获鹿、微水、岩峰间公路。

第129师负责破袭正太路西段。该段有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司令部驻地、煤矿基地阳泉，并有榆次方面独立混成第9旅的策应。这里是敌我争夺更为激烈的地区。

第129师左翼破击队辖第386旅第16团、决死第1纵队第38、第25团等部，负责破袭正太路寿阳、榆次段。

20日20时总攻发起后，第16团5个连进攻芦家庄车站，连克碉堡4座，将守敌大部歼灭。第16团向榆次游击的两个连配合工兵炸毁了芦家庄至段廷之间的所有桥梁。第38团以突然袭击动作，攻占了上湖、和尚足两个车站。

第25团攻克马首车站，日军仓惶逃向寿阳。

第129师右翼破击队由新编第10旅第28、第30团等部组成，任务是破击正太路阳泉至寿阳段。

20日晚总攻发起后，第28团兵分三路，攻击狼峪、张净、芹泉车站；

第30团向桑掌、燕子沟进攻。当晚攻占桑掌，并将该处大桥彻底破坏。

21日占领燕子沟，当地两座铁桥也被炸毁。到23日，又攻克狼峪、芹泉等据点。在此期间，右翼队还攻克了坡头，辛庄、赛鱼、铁炉沟、小庄、张庄等车站和据点。

第129师总预备队第772团于8月22日、25日两次强袭平定西南冶西之敌，终于将敌大部歼灭，占领冶西。落摩寺日军被第769团围困10天，到8月31日全部就歼。

至此，正太铁路西段除寿阳等少数据点外，均为第129师所控制。由于部队攻击猛烈，正大路西段日军数日内联络中断，各据点日军在被攻击围困之中，孤军作战，迅速被歼。第129师提出“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个碉堡、不留一座桥梁”，“破一里铁路等于消灭一连敌人”，“让敌人用脚同我们赛跑”，“让敌人用牛驴搬炮弹、飞机大炮”等口号，教育、鼓舞部队，并动员组织民众，争取铁路员工，采用搬拆、爆破、火烧、水淹等方法，大力破坏铁路、车站及其附属设施。

为掩护师的破袭作战，战役开始时，第129师即以总预备队的第14团占领狮垴山。狮垴山位于阳泉西南4公里处，占领该地可以控制阳泉以西十几公里的铁路线，并对阳泉构成严重威胁。敌独立混成第4旅力挽救其守备部队被各个歼灭的命运，扭转阳泉的被动态势，从8月21日上午起，集中阳泉日军，并武装日本侨民，连日出犯狮垴山。敌兵力由200余人增至600余人，在约20架次飞机轰炸扫射和施放毒剂的支援下，连续进行反扑。第129师总预备队顽强阻击，战至25日，先后打退敌多次进攻。

26日，日军进一步增兵，继续向狮垴山反扑。第14团在取得坚守6昼夜、歼敌400余人的重大胜利后，为避免不利情况下的决战，主动撤出狮垴山主峰，继续以小分队钳制敌人，主力转移执行新的破路任务。

在正太线破袭战取得重大胜利，第一步战役目标基本实现，该线日军增强力量，频繁向破袭部队反扑，山西南部日军第36、第37、第41师也准备北援正太路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干26日下达了第二步行动方案，指示在正太路不能继续坚持作战，或彻底完成正太战役任务的情况下，行动方针是乘胜开展正太线两侧战斗，力求收复深入我各个根据地内的某些据点，继续坚持正太线的游击战；具体部署是晋察冀军区一部向盂县以北地区活动，第129师一部进击和辽公路，力求收复和、辽两县，第120师一部继续破袭同蒲铁路忻县、太原段，乘胜拔除根据地腹地之敌据点。指示各部可向指定区域预作准备，但不要放松现有任务的执行。

为给第二步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八路军总部于27日、29日一再强调继续破路和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出犯或增援的1个营以下的日军部队。根据上述指示，晋察冀军区27日命今右纵队继续破路1、2天。第129师除以部分兵力监视各据点日军外，主力每日轮班破路。在第129师连续破袭下，正太路西段除寿阳、阳泉等少数城镇外，基本被破坏，交通完全断绝。

9月2日，八路军总部命令：从3日起结束正太战役；各集团按8月26日命令的第二步行动方针转移兵力，乘正太路遭破坏后，敌不能转移兵力的有利时机，完成第二步计划的任务。

晋察冀军区按照总部26日命令，组织进行盂北战役。第129师由于日军主力反击，转入打击出犯日军的作战，对进击和辽公路，收复和、辽两城的任务，留待下阶段完成。

9月2日起，晋察冀军区部署新的战役行动，以第2、第5、第16、第19团参加主要方向作战，立即向盂县和寿阳以北出动，收复该地区内的敌据点，并规定第19团歼灭上、下社敌人，第5、第16团夺取盂县城，第2团向西烟、宗艾出击；以第3团、第4军分区特务营及平并获游击支队一部，继续钳制正太路东段之敌；以骑兵第1团主力、第120师骑兵营、行灵游击支队及军区教导团在平汉线方面执行钳制任务。

由于正太线的破袭战，使盂县以北敌人主力南调增援，守备兵力减弱，各据点已感到恐慌，晋察冀军区部队展开锐猛攻势后，不少据点守军开始动摇，9月5日下午，下社日军在上社日军接应下，退到上社，在该地仍下敢停留，与上社日军一同连夜向盂县方向逃跑。9月5日晚，第19团赶到上社附近后，即与第2军分区特务营向逃敌展开追击。此时，第19团进至神泉、普田地区的第1营截断了日军退向盂县的道路。6日9时，将该敌包围于兴道村。经5小时激战，歼其大部，残敌80余东逃罗里掌山，复陷于第19、第5、第16团包围之中。9日夜，日军大半被歼，只剩下40亲人趁浓雾突围，逃进盂县城。

第2团第3营于7日占领西烟村，8日夜冲入日军据守的土寨，日军大肆放毒，突击部队全部中毒后退出，双方各伤亡20余人。9日、10日继续围困。11日，西烟日军在盂县日军200余人接应下，逃回盂县。

9月4日，日军抽调2000余人增援盂县地区，开始反扑。9月10日，晋察冀军区命令第19、第5团留盂县以东以北地区待命，准备配合第129、第120师行动；其余各团向根据地东部、东北部转移，准备执行新任务。

为了钳制正太线方面八路军的破袭作战，转变被动态势，日军纠集独立混成第4旅4个步兵营（配属第36师以1个步兵营为基干的支队）、独立混成第9旅3个步兵营（配属第36、第41师均以1个步兵营为基干的支队各1个）等部，向第129师实施反击。8月30日，独立混成第9旅自太谷、榆社之间地区，9月1日，独立混成第4旅自平定、和顺、辽县，榆社一带相互策应推进，以松塔、安丰、马坊地区为中心合击第129师。

在日军主力转取反攻的形势下，第129师各路破击队即由破击作战转入打击出犯日军的作战。左翼队连日在高坪、道坪、红凹、中兰、卷峪沟地区予敌打击。特别是卷峪沟约15个小时的阻击战，毙伤敌200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合击安丰、马坊地区的企图，掩护了师指挥机关、后勤部门及右翼队的安全转移，从被动中争取了主动。这次战斗后，左翼队亦安全转移到外线。

6日，左翼队、第772团将太谷出犯之日军500多人包围盂榆社西北的双峰地区，激战一昼夜，歼敌400余，大挫其锐气。第385旅于6日于张建设伏，重创向辽县撤退的日军。右翼队于9月3日离开正太线向根据地转移，曾在平定以西打击阳泉出扰日军，消灭日军100余人。随后，部队即行分散，展开广泛游击战。至9月15日，第129师粉碎了日军万余兵力的连续反击。

第120师为配合正太路破袭战，从8月20日20时开始，对同蒲铁路和晋西北主要公路展开大规模的破击，攻取敌铁路公路线上的据点。

康家会是忻静公路上日军最大的据点，驻有日伪军50亲人，其东北石神有敌30人，西南利润有敌10余人，静乐有敌100余人。第358旅决心以第4团1个营进攻康家会，两个营在康家会以东的炭窑沟、青龙庄间设伏准备歼灭石神增援之敌；以第716团在康家会以西的砚湾设伏，准备歼灭利润、静乐增援之敌。8月21日零时30分，第4团第2营向康家会发起攻击，拂晓时将守敌全歼。由静乐乘2辆汽车增援的日军40人被第716团歼灭，由石神增援之敌也大部被歼。攻克康家会是一次部署周密的速决全歼战，缴获了大批战利品，它是第120师发起破袭战役不久即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为扩张战果，第358旅以第4、第716团各一部强袭丰润，其余部队负责打援，8月25日晨将丰润山上碉堡攻占。正组织火力准备攻击猬集山下大庙内的日军时，敌增援部队赶到，攻击部队遂撤出战斗。

第120师独1旅于8用23日开始行动，第715团曾先后两次袭击寨子村，同时袭击岚县。第2团在群众配合下，破坏峪口至圪洞公路数里，又在班家庄以西山地伏击日军，并连袭石门鄢、寺圪塔敌据点。8月31日凌晨，独2旅第714团猛袭宁武、朔县间阳方口，烧毁了车站，破坏了附近铁路设备，切断了同蒲铁路。这次战斗、全歼守敌，毙伤敌120余人，俘日军2人、伪军32人。此外暂1师一度袭入五寨；决死第2、第4纵队切断了汾离公路，并一度袭入汾阳以西的王家池；第359旅第717团多次击退柳林出扰之敌。

第120师在晋西北先后作战180多次，歼日伪军800余人，攻克康家会、阳方口、平社、龙泉等敌车站和据点，一度切断了同蒲铁路北段以及忻静、太汾、汾离公路敌军交通线，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使其难以增援正太路，有力地支援了第129师、晋察冀军区方面的作战。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大体上在9月10日结束。在第一阶段中，由于部署周密，准备充分，部队行动迅速、秘密，充分发挥了战役的突然性，因此给了日军沉重打击。

（二）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

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后，从华北敌后到大后方的报刊大力传播胜利的消息，祝捷电文、信件从四面八方飞向延安，飞向八路军总部，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士气。延安开了祝捷大会。人们期待着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9月10日指示：“根据中央七七宣言与七七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用以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打通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击敌和友是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69页。]

9月16日，总部下达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指示第二阶段作战目的是扩大战果；作战基本方针是继续破坏敌人交通，摧毁深入根据地的某些据点。作战部署是：第120师集结主力破击同蒲路宁武、轩岗段；晋察冀军区集结主力破袭涞灵公路，夺取涞、灵两城（主要是涞源），并以有力一部在同蒲路东侧配合第120师作战；第129师以收复榆社、辽县为目的，开展榆辽地区斗争，并以有力一部不断破击白晋铁路北段。此外，对破袭沧石、德石、邯济、平汉、平绥、北宁、津浦铁路，阻敌修复正太铁路，也作了部署。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第129师主要进行了榆辽战役，第120师主要破击了同蒲路。

1、涞灵战役

日军驻蒙军占领的涞源、灵丘地区，深入晋察冀边区西北部。驻涞源、灵丘及其附近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司令部驻张家口）、第26师（司令部驻大同）各一部，共1500亲人，另有伪军1000余人。日军受到第一阶段打击后，提高了警惕，各据点纷纷增加兵力（其中涞源城已增到500人左右），增修加固工事，储备粮弹，严加戒备。

晋察冀军区决定调集部队，组织涞灵战役。部署是，以第1、第2、第3、第20、第25等5个团及游击第1、第3支队，第1军分区特务营，军区骑兵第1团的1个营，共约1.5万人，组成右翼队，在战役初期夺取涞源及其附近据点，打敌增援，尔后视情况转移攻势于灵丘外围，协助左翼队相机夺取灵丘；以第6、第26团和察绥游击支队，共约5000人，组成左翼队，在战役初期阻敌增援，以有利于右翼队作战（其中第6团暂归右翼队指挥），尔后在右翼队协助下转移攻势，夺取灵丘及其附近据点。此外，以冀热察挺进军平西军分区第9团袭击桃花堡及其附近据点，随时准备打击向蔚县、涞源增援之敌；以第2军分区第4团活动于五台地区，钳制向灵丘增援之敌。同时，命令冀中军区除以主力一部配合冀南军区破击沧石、德石铁路，另以一部袭击北宁、津浦铁路外，组织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钳制驻冀中日军，使其不得西援。

9月22日22时，涞灵战役开始，右翼队向涞源具城及其周围据点发起猛烈攻击。经一夜激战，夺占东、西、南关，日军退入城内固守。

23日，右翼队决定先集中力量拔除外围据点，再行攻城。当夜，第2团在第1团1个营及炮兵配合下，猛攻涞源城东10公里处涞（源）易（县）公路上的敌重要据点三甲村，歼敌大部，将其占领。同时，第3团向涞源城东北日军另一重要据点东团堡发起猛攻。该据点由日军第2混成旅的一个教导队共130余人驻守，成员全系各部队选来的士官，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并有坚固的环形防御工事为依托。攻击部队不顾敌人的猛烈火力和不断施放毒剂的威胁，连续勇猛进攻，至24日夜，攻克该村周围全部堡垒，挫折了敌人的锐气，将残敌压迫于村中数间房屋死守。

25日，敌将据点库存武器、物资、粮食全部烧毁，准备突围。攻击部队再度向敌猛攻，残敌突围无望，投火自焚。东团堡歼灭战，显示了八路军的英勇顽强，使日军震动很大。

到26日，右翼队其他部队和平西军分区第9团也连克桃花堡、白乐堡、吉家庄、辛庄、北口、下北头、白石口、中庄、王喜洞、刘家嘴、张家峪、北石佛、金家井等13个据点。

战役发起的第2天，日军开始由张家口等地南援，由于破路不彻底，日军推进迅速。

28日中午，日伪军3000余人搭乘汽车，在坦克20辆、飞机4架的掩护下，进抵涞源城。

在这种情况下，右翼队已难开展有利的攻势，晋察冀军区乃决心转移攻势于灵丘地区，第一步扫除灵丘、浑源间敌据点，第二步夺取大营东南至神堂堡一线及大营、沙河以北山地内敌据点。10月2日，晋察冀军区命令右翼队主力集结涞源以东及东南地区整理，一部监视钳制涞源之敌，另以第1、第2团归左翼队指挥，加入左翼队作战。

10月8日夜，第1团第1营乘南坡头日军一部出动袭击第2团之机，向南坡头发起进攻，一举袭入敌阵，歼敌大部，残敌逃窜。同时，第6团第1营攻克抢风岭，青磁窑日军望风而逃，9日夜，第6团第3营又攻击了金峰店。此外，向灵丘、广灵间出击的第26团8日夜曾一度攻入黄台寺。

10月9日，晋察冀军区发觉第1军分区《抗敌报》第35期9月22日社论无意中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企图泄露。这时，灵丘方面，浑源、广灵日军1300余人南援，开始反扑。涞源、易县、保定、望都、定县、完县、唐县、曲阳、五台等地，日军正集结兵力，准备粮弹。根据以上情况，军区判断日军可能趁军区主力远在灵丘、浑源、广灵地区作战，大举“扫荡”根据地，遂于10日命令左翼队放弃第二步计划，立即结束涞灵战役，第1、第2团归还第1、第3军分区原建制，第6、第26团主力集结适当地区休整，准备反“扫荡”作战。

涞灵战役持续18天，共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俘日军49人、伪军237人，八路军伤亡1419人。

为策应涞灵战役，冀中军区在破袭沧石、德石、北宁、津浦铁路的同时，于10月1日至20日进行了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百团大战发起后，冀中日军一部西援，大部被束缚在重要交通线上，冀中内地守备较弱。任何大肃地区，自1940年春日军大“扫荡”后，很多村庄建立了伪组织，日伪统治机构大体形成，日伪感到这一地区不足为虑，因而产生麻痹心理，警戒相对疏忽。

冀中军区决定以第18、第23、第30团等部计10个营，共8500余人，编为左翼队、中央队、右翼队进入这个地区作战。计划首先以两翼部队钳制敌人，吸引敌人于任河大肃中心区以外，尔后以中央队突入中心区，打开局面。

10月1日战役开始。左翼队（第18团）进入潴龙河以东，河间、任丘以西地区，2日至6日，连续攻克连家庄、东固贤、良村。在进攻部队的威慑下，7日夜，玉皇庙、丰乐堡、刘善寺各据点敌人，望风逃窜。右翼队（第30团）4个营进入大城以东、子牙河以东地区活动，至7日，连克李民居、邓庄子、石疙疽、西刘庄、臧庄子、陈村等据点，并大举破路挖沟。中央队（第23团）2个营北渡滹沱河，10月1日，伏击由商家林出动抢粮的日军100余人，歼敌90余人，缴获全部武器。9日，在白马堂伏击由留各庄到里坦之敌，全歼日伪20人。

10月15至20日，进行以子牙河东西两岸为重点的第二期作战，在任河大肃中心区，只留小部队坚持。中央队19日夜攻克半截河据点，破坏其附近的古洋河上的桥梁。右翼队面临敌情严重，无力采取大的行动。左翼队16日夜克大曲堤、任丘石门桥，18日又克王盘敌据点。

任何大肃战役，毙伤日军805人、伪军322人、俘日军3人、伪军326人，攻克据点29个，冀中军区部队伤亡573人。此役钳制了敌人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涞灵战役。

2、榆辽战役

由阳泉经平定、和顺、辽县到榆社的公路，是日军突入太行根据地最深的一条公路。日军企图将该路向西南延伸，经武乡与白晋铁路相连，以达到分割大行区，灵活调动正太、白晋两线兵力的目的。其中榆辽段长45公里，沿线有榆社、沿壁、王景、管头、铺上、小岭底、石匣、辽县等8个据点，由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第13营守备。

9月22日，八路军第129师下达榆辽战役基本命令，决定以突然袭击手段消灭榆社至小岭底之敌，收复据点摧毁公路，并乘势向辽县进展，相机收复辽县。

作战部署是：

以第385旅（附第32团）为右翼队，主力攻取管头、铺上、小岭底等敌据点，一部扼守辽县以西狼牙山，阻击辽县可能西援之敌；

以第386旅、决死第1纵队各2个团为左翼队，攻取榆社、沿壁、三景等据点；以新编第10旅为平辽支队，破击平辽公路和顺南北段，截击南援之敌；

以太岳军区第17、第57团组成沁北支队，破击白晋路沁县至分水岭段，钳制敌人由白晋铁路抽调兵力增援榆辽地区。

23日夜，攻坚作战开始。24日，左翼队攻克沿壁、王景，右翼队攻克铺上、小岭底。至25日，榆社具城也被攻克，小岭底至榆社一线只剩管头据点之敌仍在顽抗。同时，平辽支队积极活动，攻占辽县以北寒王镇；沁北支队积极破路，频繁出击，使武乡、白晋路日军受到钳制。

26日，第129师令右翼队以一部继续围攻管头之敌，主力和左翼队东移，乘胜收复辽县并消灭可能援辽之敌。

27日拂晓，右翼队进攻辽县以西石匣，当夜将其占领。左翼队28日进抵马厩附近，准备当晚进攻辽县。这时，和顺、武乡日军分别向辽县、管头增援。八路军总部命令停止进攻辽县，以一部钳制和顺南下之敌，主力转移至红崖头、关帝垴地区，准备歼灭武乡东援之敌。第129师遵令转移兵力，同时猛攻管头，在29日24时将其攻克。30日9时左右，左翼队赶到红崖头以南山地，右翼队尚未到达预伏地区。此时，武乡日军600余人正越过预伏地区，其先头与右翼队遭遇。左翼队当机立断，迅速向日军的后尾、侧翼同时展开攻击，日军四面受围，在飞机8架掩护下，占领高地顽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天一夜，双方伤亡惨重。到10月1日黄昏，辽县西援日军500余人突破右翼队阻击，逼近左翼队指挥所附近，左翼队奉命撤出战斗。同日，八路军总部鉴于辽县、武乡日军会合，阳泉南援日军1000余人已抵辽县以北的寒王镇，第129师相当疲劳，伤亡较大，判断增援辽、榆地区的日军可能趁势“扫荡”太北地区，乃决定结束榆辽战役。

3、第120师破击同蒲铁路

9月12日，第120师下达了同蒲铁路北段行动计划，决心从9月20日开始破击同蒲铁路宁武、忻县段（重点在宁武、大牛店之间），作战部署是：

第358旅破击原平、宁武段，并准备袭击轩岗、良庄、东寨等据点；独1旅破击忻县、原平段，并准备袭占忻口、楼板寨等据点；独2旅破击宁武、朔县段；特务团位于宁化堡附近，掩护后方联络线；暂1师阻击岢岚、五寨增援之敌。前线各部统由第358旅指挥。

为防止铁路线再度遭受破击，此时，日军已在同蒲铁路两侧重要据点集结兵力，加强对铁路线的保护。因此，破击同蒲铁路的部队在进入破路作战之前，必须先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敌据点障碍。

9月14日，第358旅从根据地娄烦以西地区出发，北越静乐、岚县公路，16日到达马家沟集结。马家沟与同蒲路宁武、轩岗段之间，隔有头马营、东寨、宁化堡、分水岭、羊圈岭等日军据点。该旅以第3支队（辖第7、第8团、特务营）袭击头马营。9月18日24时。

第3支队以特务营向头马营发起攻击，以第7、第8团打援。战斗至翌日晨，宁化堡日军40余人增援头马营，行至山寨村被打援部队包围歼灭。20日，羊圈岭日军约200余人前出至里鄢村企图反扑。该旅第716团于当日14时向里鄢村之敌发起攻击，次日拂晓，该敌惟恐被歼，逃回羊圈岭。

独1旅于9月16日夜东渡汾河。18日得悉，羊圈岭日军400亲人袭击雁北支队扑空后返回上庄，乃决心围歼该敌。遂于18日13时向该敌发起攻击，激战至19日凌晨，旅主力撤出战斗执行破击任务，残敌向羊圈岭退去。

这次战斗，独1旅伤亡105人，毙伤日军约200人。

各部队击破阻扰之敌后，即投入对同蒲铁路的破击作战。

22日晚，第358旅第4团（附师属工兵连）、师特务团前出到段家岭、轩岗间破坏同蒲铁路数段。与此同时，第2团袭击奇村，第715团袭击忻口、楼板寨。23晚，第2团破坏忻口以南铁路，第715团破坏忻口以北铁路。25日夜，第715团再次破坏了大牛店、轩岗段铁路。独2旅也于朔县、宁武间破坏铁路数段。第120师经过6天的破击作战，使同蒲铁路交通再次中断。

（三）第三阶段（10月6日至翌年1月24日）

一个多月以来，日军在华北的广大地区连续遭到八路军两次大规模攻势的打击，损失惨重，受到震撼，深感八路军力量的可怕和对其威胁的严重。

为防止局势继续恶化，尽快稳住占领区，遂调集重兵，从10月6日起，先后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企图趁八路军连续作战来不及休整之机，打击八路军主力，毁灭抗日根据地。

早在榆辽战役结束的10月1日，八路军总部在给各大区的指示中，就指出增援辽、榆之敌可能顺势“扫荡”太北地区，各部应有相应的准备。

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反“扫荡”作战计划，要求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部队集结于适当位置，坚决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并注意各区的策应配合。据此备地区军民以连续作战的精神展开了反“扫荡”作战。

1、晋东南反“扫荡”

日军第1集团军为打击第129师主力，毁灭抗日根据地，从10月6日至12月5日，先后“扫荡”晋东南的太行、太岳区。第129师来不及休整补充，即投入艰苦的反“扫荡”作战。

太行地区10月6日，冀西武安敌800余人，开始“扫荡”阳邑一带。11日，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一部从辽县、武乡出发，第36师一部从潞城、襄垣出发，共3000余人，南北策应，“扫荡”榆、辽、武之间的浊漳河两岸地区，合围“清剿”榆辽公路以南，武乡、蟠龙以北地区后，14日自洪水、蟠龙、西营一线东犯东田、左会地区。八路军第385、第386旅，决死第1纵队等部，在内线节节阻击进犯之敌，新10旅在外线积极作战。15日上午新10旅2个团在和辽公路弓家沟伏击敌汽车运输队，毁敌汽车40多辆，歼灭押车日军100余人。此后半个月，日军不敢在和辽公路上运输。17日，“扫荡”之敌分途退去。

10月20日，日军第36师及独立混成第4旅等部近万人，分由武安、辽县、武乡、潞城等地出发，“扫荡”清漳河东西地区，重点指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及第129师师直、晋冀豫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的麻田、左会间地区及涉县、偏城一带。由于此次“扫荡”距上次“扫荡”间隙甚短，规模较大，抗日根据地军民缺乏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主力部队未能转到外线，只在内线被动抗击，难以给敌有力打击，致使日军进入合击地区后，连续数日实行疯狂的“清剿”和烧杀。26日，日军开始回撤，回撤的路上实行分区“扫荡”。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和摧残。

为摆脱被动局面，总部要求第129师下决心寻机歼灭一路敌军，震慑敌胆，使其不敢再以营为单位独立行动，从而拉开“扫荡”间隔，便于根据地军民机动。

29日，“扫荡”黄烟洞之敌第36师一部500余人，辎重民夫400余人，经左会进到蟠龙以东的关家垴，准备返回武乡。当日13时，八路军总部令第129师集中主力歼灭该敌。当日夜，第129师以第385、第386旅主力，新10旅及决死第1纵队各一部，将该敌包围于关家垴，拟于次日4时发起总攻。

被围之敌为改变不利态势固守待援，除紧急构筑工事外，趁夜暗袭占了关家垴西南的凤坑顶高地，以两处制高点，互为犄角，固守顽抗。第129师按原定计划向关家垴之敌发起进攻，并分兵一部夺取凤垴顶。被围之敌在飞机火力支援下拼命顽抗。第129师部队以高昂的士气，勇猛攻击，迅速突破敌防御，将其压缩于狭小地区，展开白刃搏斗，激战持续到31日拂晓，敌大部彼歼，仅剩60多人死守阵地。下午，黄烟洞方面之敌1500余人，在飞机10余架支援下驰援。第129师鉴于关家垴被围之敌基本歼灭，来援之敌又过大，为保持主动，再寻有利战机歼敌，遂迅速撤出战斗。残敌在援敌接应下，遗尸280余具，向洪水逃去。至此，日军大部已由根据地中心区撤走。

11月初，太行南部黎城日军北犯南、北委泉，继向西井进犯，襄垣日军经西营向蟠龙进犯，企图台击东田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砖壁一带。第386旅奉命急赴蟠龙以东的大陌村南北一线阻击进犯之敌，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

11月3日9时，部队刚在大陌村一带部署就绪，即与来敌展开激战。优势敌人连续发动进攻，并夺占大陌村部分阵地。第386旅顽强扼守，一直坚持到4日凌晨4时，在八路军总部顺利转移后，才撤出战斗。日军合击企图未逞，于5日向白晋线退去。

太行区北部，和顺敌2500亲人经寒王镇、长城镇于11月3日到榆社，加强了榆、辽、武地区日军力量。此后，对榆辽公路以南讲堂、岭上、宋家庄、郭郊、大有一带进行了反复“扫荡”。在根据地军民的袭扰打击下，至13日，日军先后退回据点。太行区历时40天的反“扫荡”结束。

太岳地区

从11月17日开始，日军以第37师一部从沁县、■亭镇、南关镇出发，以独立混成第16旅一部从平遥、介休、霍县出发，以第41师1个营从洪洞出发，共7000余人，分路合击沁源及其以北的郭道镇地区。这时，赴太行区的第386旅第16、第772团，决死第1纵队的第25、第38团未归，太岳区兵力薄弱。为避敌锋芒，太岳军区将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组成沁东、沁西2个支队，转移于日军合击圈外的沁河两岸地区，打击敌人分散活动的部队。

日军在地方武装袭扰下，于23日进抵合击地区后，即实行分散“清剿”，大烧、大杀、大抢，企图消灭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彻底毁灭根据地。沁源县受摧残最严重，被害群众达5000余人，占全县人口1/10，牲畜被杀近万头，被抢走7000余头，房屋被毁3～4万间。

大岳军区部队抓住日军四出“清剿”，兵力分散的机会，积极打击敌人。

23日，沁西支队第42团在官滩歼灭日军100余人。27日，第42、第59团各一部又在胡汉坪、马背一带毙伤日军160余人。沁东支队第17、第57团，先后在光凹、陈家沟、龙佛寺、吾元镇、南卫村、南里等处予敌严重打击，其中第17团龙佛寺战斗，即歼日军100余人。第212旅在交口地区也予敌以重创。日军台击企图落空，又遭到不断打击，在对根据地烧手一阵后，被迫于12月5日分路撤出太岳区。

2、晋察冀边区反“扫荡”

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作战，从日军首先进攻的平西地区开始，逐次展开。

平西反“扫荡”

平西抗日根据地直接威胁着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和华北伪政权中心北平，以及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平汉、平绥线，是日军对晋察冀边首先“扫荡”的目标。

10月13日，日伪军1万余人分10路向平西根据地中心地区——三坡合击。日军吸取冒险轻进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依靠据点逐步推进的战术，每日前进5～10公里。

10月14日，晋察冀军区指示平西：“以内外夹攻密切协同配合作战之方针，击退进犯之敌，粉碎敌之进攻”，“主力已处在内线的保持集结于机动位置，至适当时机，选择敌之薄弱部分解决之，主力免于分散；另以得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游击队开展广泛积极的游击战，于必要时主力再分途绕迂敌侧后。”根据这一精神，平西军分区以主力的适时机动和广泛的游击战对付敌之“扫荡”。经过一周余的作战，不断给敌袭扰打击，使其相当疲劳。

日军各路虽深入根据地，但并未摸清军分区主力部队的动向。至11月21日，在敌包围圈进一步缩小时，平西军分区主力由三坡地区跳出敌合围圈，向西南转移，在蓬头与敌进行遭遇战后，顺利转移到板城以东野孤、大台之线。

日军进到三坡地区后，大肆烧杀。由于战前坚壁清野工作不够，大量粮食被抢走。从23日起，日军开始分途撤退。到10月底，主力退出平西，但仍留2000人以上兵力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内修筑据点、公路，仅在昌平、宛平地区就增加据点14处，控制了东斋堂、杜家庄等许多村庄。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始出现退缩、减小现象，斗争更加艰苦。

北岳区反“扫荡”

当日军正进攻平西，第一次“扫荡”大行区结束的时候，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指示：进攻平西、太行区之敌均可能转而进攻北岳区，晋察冀边区应立即准备粉碎敌之“扫荡”的作战，党政军民应切实配合，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主力应集结适当位置，准备坚决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井指示第129、第120师积极配合作战。晋察冀军区争取了1个月宝贵的休整时间，对部队作了补充和调整，加强了战备和敌情侦察，地方工作也作了相应的部署。

11月9日，日军第110师等部及伪军共1.4万亲人，首先重点“扫荡”

第1军分区所属地区。易县、大龙华、王安镇、涞源、插箭岭之线日伪军由北向南，保定、满城日伪军由东向西，相互策应，企图压迫军分区部队于狭小地区，进行决战。

10日，晋察冀军区下达反“扫荡”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决定在敌人进攻的头一阶段，避免与敌决战，采取广泛积极的游击战，使日军在“扫荡”中住不得其所，行不得其时，食不得其饱，最大限度地疲乏与消耗敌人，主力兵团立即集结起来，置于机动位置，准备于适当时机打击敌人，歼灭敌之一路或两路，以转换战局，彻底粉碎敌之“扫荡”；一切后方机关，均须适当编组，独立自主地分散在适当地区内转旋隐蔽。[1940年11月10日，聂荣臻等致各兵团首长并报彭、左、毛、王电。]

12日，针对日军大肆烧杀与破坏的行动，又指示：主力在不妨碍机动原则下仍可分散一部（不超过1/3的兵力）坚决打击敌之烧杀企图。

11月9日，由涞源、易县、保定出动之敌6000余人，连续合击管头、银坊、黄土岭和神北等地。12日，敌合击扑空，即在当地烧杀后分路撤退。

此时第1军分区集结第1、第25团，乘机进行截击。敌一路800余人，14日由吴家庄向苑岗撤退中遭到截击，死伤一部，该敌在飞机掩护下突出重围，向管头退去，途中再遭第20团截击，伤亡甚大，逃回满城。

11月13日，完县、唐县、定县、正定、行唐日伪军出动2700亲人，向第3军分区所属地区进犯。

14日，定襄、东冶、五台日伪军约2600人分两路向阜平及其西南地区迫进。日军东西两线策应，合击阜平以北的台峪。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及第3、第5军分区指挥机关和第2、第3、第6团等部队在敌合围圈即将形成之前，适时跳出，转移外线。16日，日军合击台峪、张家峪地区。未能转移出去的游击军艰苦奋战，司令员王溥、政治部副主任郝玉明英勇牺牲，部队伤亡100余人。

11月18日，合击台峪之敌从王快进占旱平城。21日，由大营经神堂堡、吴王口之敌，和由五台经台怀、石咀、龙泉关、下关之敌，也会合于阜平城。

日军占阜平后，由阜平中心区向外，由周围各据点向内，对第3军分区所属地区连续合击，反复“扫荡”，残酷烧杀破坏。

在此期间，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根据敌情变化，机动转移，使敌合击屡屡扑空，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只以一部分部队与敌人保持接触，了解敌人的动向，钳制敌人的行动。各分区部队仍不脱离根据地，积极与敌周旋，各游击部队不断袭击敌人，破坏交通，阻敌修路，扰敌后方。

11月21日夜，第2团选派30余人袭入党城，以手榴弹袭击日军宿舍，日军惊慌失措，枪炮射击彻夜未停。26日，第1军分区便衣4名潜入保定，以手榴弹袭击日军正在举行会议的剧场，引起日军后方的惊恐不定。侵入根据地之敌，半个月来不断遭到打击，饥疲交困，遂于25日分路撤退。

至12月3日，日军大部退出北岳区，但在阜平、王快、党城、曲阳之线，留驻1000余人，继续建点修路，企图久踞。

为迫退深入阜平之敌，拔除敌占据点，彻底粉碎日伪“扫荡”，12月9日，晋察冀军区组织第2、第3、第4、第6团进行阜（平）王（快）战役，具体部署是：以第4、第6团先攻东庄，再攻阜平，第2、第3团位于王林口、王快、党城以北地区配合；攻阜平得手后，以第2、第3团向东扩大战果，攻取王快。

14日21时，第6团向东庄之敌发起猛攻，第1营一举攻克东庄北山堡垒3个，冲入村内，日军反扑夺回堡垒。第6团投入主力与反扑之敌肉搏数次，阵地堡垒几易其手，毙伤日军170余人。与此同时，第4团向阜平之敌展开攻击，第2团、游击军一度攻入党城和灵山。其他部队在阜平至曲阳沿线，进行袭扰、围困，破坏交通，消耗和疲惫敌人。21日王快之敌130余人押送100余驮子军需品，行至王林口被全歼。

26日，平汉路宣村地区伏击战，炸毁日军列车及所载汽车14辆，重炮3门。27日，由阜平东庄北犯之敌1200余人，在罗峪、土门遭袭击，死伤140余人。在晋察冀边区军民沉重打击下，留驻之日军被迫于1941年元旦起先后从阜平、东庄、王快撤退。到1月4日，持续55天的反“扫荡”基本结束，晋察冀军区共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自身伤亡1382人。

3、晋西北反“扫荡”

10月25日至11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16旅等部约4000人，“扫荡”晋西北第8军分区和第3军分区米峪、娄烦一带，遭到当地军民打击。12月中旬，日军抽调驻晋南的第37师、驻晋东南的第41师各一部，配合驻晋西北的独立混成第3、第9、第16旅及第26师各一部共2万余人，准备全面“扫荡”晋西北。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结束后，第120师预料日军必来报复，积极准备反“扫荡”。

10月30日，该师奉命组建晋西北军区，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在兴县李家湾举行了军区成立大会。晋西北军区辖直属军分区及第2、第3、第4、第8、雁北等6个军分区。军区在成立过程中，调整了一些部队的建制，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连队，部队更加精干。12月14日，晋西北军区指示各军分区：反“扫荡”作战方针基本上是游击战，但需有相当主力集结，以便机动；各分区需有1个团以上的兵力，以连、营为单位分散游击；各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及地方武装，须围绕着进攻之敌，不断扰击，并派一部在敌后破坏交通；各分区须负责保护粮食，立即帮助、检查群众空舍清野工作。

12月14日起，日军各路相继开始对晋西北地区进行全面“扫荡”。敌5000余人从太汾、汾离公路据点出动，北犯第8军分区米峪镇地区；敌4000余人从离石、柳林出动，进犯临县地区；敌6000余人19日从岚县、奇岚等据点出动，进攻兴县和保德以南地区。

至12月23日，日军侵占了晋西北除保德、河曲两县以外的全部县城、大部集镇和黄河渡口，开始有计划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日军和汉奸伪装八路军，诱杀群众；派出基干支队分进合击，反复“扫荡”，寻歼党政军领导机关；重点破坏八路军后方机关和设施。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残暴、野蛮、毒辣至极。根据地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扫荡”中，群众被惨杀者达5000余人，仅兴县地区被抢、被烧的粮食即达15万斤，仅第4军分区被抢、被杀牲畜即达5000余头，被烧毁的房屋、窑洞达1.9万多间。

晋西北军区部队在反“扫荡”初期，主要以部分兵力配合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袭扰、钳制进攻之敌，破袭敌之交通运输，掩护祥众转移。主力部队避开敌之锋芒，转到外线，寻机袭击敌人。第4军分区部队先后袭击了方山、峪口、信义等据点，并多次袭击临县和安叶村。师属教导团等部曾袭入兴县东关，又在兴县以南伏击敌“清剿”部队。第358旅和工卫旅，分别对“扫荡”米峪镇之敌进行多次袭击和阻击。独1旅和决死第4纵队，在大武以北不断袭击敌据点，破坏公路，断敌交通。在晋西北军民的有力打击下，敌难以继续“清剿”，遂改为修筑公路，设立据点，企图长期驻守，以分割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为粉碎日军这一险恶的企图，12月27日，晋西北军区指示备分区动员一切力量，打破日军修路筑点计划；命令第358旅负责打击岚县至大蛇头、普明至赤坚岭修路之敌，独1旅负责破击大武至临县公路，决死第4纵队破击大武至方山公路。据此，独1旅第2团组织群众2000余人两次破击大武、三交间公路，使临县之敌不得不绕道方山与离石联系；离石游击队带领群众两次破击离石、军渡问公路，毁公路30余里；第2、第35团各一部，连续袭击汾阳至柳林公路线上的信义、上白霜、张家山等据点。在内线坚持的各团还抽调干部组成便衣工作团与地方工作团一起，在精干部队掩护下破坏敌新建据点周围的“维持会”。第715团一部与临县游击队一起袭入临县县城，捕捉了南关“维持会”代表。决死第2纵队第4团深入到晋中平川，在下曲镇诱伏文水之敌，歼日伪军100余人；工卫旅在太汾公路连续进行了破击战。

独2旅第714团、暂1师第36团和雁北支队各一部，曾袭入神池、阳方口等据点，并3次袭入义井镇；第714团在朔县利民堡西南解家岭击溃了企图伏击该团的日伪军并歼其一部。第358旅第716团奉命由娄烦以西出发，三天赶到兴县界河口附近，与在该地区活动的第7团相配合，打击“扫荡”之敌与袭击驻止之敌，使敌下敢出扰，保护了群众的利益。

在根据地军民英勇战斗下，日军修路建点计划遭到破产。从1941年1月2日起，日伪军开始分途撤退，到1月24日全部退回原据点。

晋西北军区冬季反“扫荡”，历时40天，歼敌2500余人，破坏公路125公里，桥梁23座，在战役中被敌侵占的所有城镇全部收复。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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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百团大战

第三节 百团大战的影响

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20日的破击战开始，至1941年1月24日反“扫荡”结束，历时5个多月。

1940年12月10日八路军总部公布，从8月20日至12月5日的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内有营长以上军官18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以上共46380人）；缴获各种枪5942支（挺），各种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铁轨21.7万余根，枕木154.9万余根，电线杆10.9万余根，收电话线42.4万余公斤；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与破坏了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日伪军兵力损失，若加上晋察冀军区阜王战役毙伤的2000余人，晋西北反“扫荡”毙伤的2500余人，则达到50880余人。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敌华北方面军的“囚笼政策”，对日军震动极大。

日军华北方面军在作战记录和向陆军省的报告中写道：共军“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石太路破坏极为严重，规模之大无法形容，敌人采用爆炸、焚烧、破坏等方法，企图对桥梁、轨道、通信网、火车站设施等重要技术性设备，予以彻底摧毁。在进行破坏时，隐蔽伪装得极为巧妙。”[《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5、296、309页。]

经过这一战役，日军内部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总结经验教训，对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进一步明确了在华北作战以中共军队为重点的指导思想。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把此役称为挖心战，以后每年8月20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页。]

百团大战对粉碎日本威压诱逼中国政府迅速屈服的狂妄企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夏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为迫使中国妥协，运用了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一切手段，进占宜昌窥视陪都，持续地大规模地轰炸重庆，全力展开诱降的“桐工作”，封锁滇缅路，断绝国际交通等，一时间给中国抗战造成空前严重的危机，侵略者正踌躇满志地等待着“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的成功。[〔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51页。]

然而百团大战的枪炮声，打破了他们的黄梁美梦，近卫首相的“坚信板蒋（板垣、蒋介石）会谈必将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变成了“处于紧急关头的蒋介石举棋不定”，“抱最大希望的桐工作，终于未获结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官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574～575页。]

百团大战，推迟了日本的南进步伐。1940年上半年，德国法西斯在北欧西欧的接连胜利，使日本侵略者大受鼓舞，刚上台的第二届近卫内阁，野心勃勃地提出“向以南方施策为重点的体制转变”，确定利用急转直下的世界形势，抓注难得的良机，促进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同时，解决南方问题。

7月下旬，在《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中决定，为解决南方问题可行使武力，行使武力只限于以英国为战争对手，但对美开战将难避免，故须做好充分准备。为此，要实行强力政治，广泛发动总动员，确立战时经济态势，积聚战争资材及扩充船只，扩大生产及调整与充实军备，统一国内舆论等，并强调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的时间以8月末为目标。作为南进的第一步，日军第5师9月23日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强行登陆。但是，南进计划突然又被迫发生逆转。日本陆相东条和参谋总长杉山一致认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为此，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612页。]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提出，不应变更倾注主力于中国的宗旨，反对从1941年起缩减在华兵力。于是日本只有暂时收回南方作战的矛头，乘机南进只好以“口号演习”宣告收场。在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中，百团大战不能不说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推迟日本的南进步伐，无疑给英美及东南亚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

百团大战，由于战役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超过了部队和根据地补给能力的限度，部队消耗过大，在日军报复“扫荡”时，已相当疲劳，因此对日军打击不力，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加重了以后的困难。在有些地区，如太岳、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始出现缩小现象。

百团大战是在中国抗战处于困难、妥协投降空气甚浓的时候取得重大胜利的，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它钳制了大批在华日军，1941年初日军又将第17、第33师由华中调往华北，从而进一步减轻了华中正面战场的压力；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百团大战的捷报传开之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报社电台相继发表社论、社评，备地纷纷举行祝捷会、庆功会，群情振奋，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遏制了妥协投降的暗流，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提高了并产党、八路军的声威，揭破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等谎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

在百团大战中，华北抗日军民取得了巨大胜利，积累了大规模作战的经验，经受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付出了重大牺牲和代价。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前3个半月作战中，伤亡1.7万人，中毒2万余人。

百团大战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苏联《红星报》予以赞扬，美国合众社等驻北平记者冲破日军新闻封锁，在百团大战期间连续报道了交战消息。当时在华北敌后的不少外国记者、学者，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对百团大战作了充分的肯定。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

“经过长时间的筹划，朱德和彭德怀在1940年8月初发布最后命令，对日军展开百团大战。……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连厮杀了五个月。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敌人所有的煤矿、电厂、铁路、桥梁、公路、车辆和电讯都遭到破坏。”八路军在国际上的影响扩大，声誉大为提高。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四编 小结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为寻找解决“中国事变”的出路，并应付长期战争带来的困难，不得不改变侵华政策，将前一阶段以战略为主政略为辅的方针，改变为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方针，企图实行“以华治华”和“以战养战”的政策，通过分裂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牢固控制已占地区，压迫和引诱国民党、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以实现灭亡中国的迷梦。中国面临打破敌政略分化和军事进攻，进一步转化敌我力量对比的新的战略任务。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同样对中国极其不利。在欧洲，德、意法西斯日益嚣张，英、法节节败退。在远东，英、法、美为了缓和与日本的矛盾，维护其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一再纵容日本的侵略行动，迎合日本的要求，并积极策划召开太平洋会议实现牺牲中国利益的“远东慕尼黑”阴谋，给中国坚持抗战带来严重威胁。

对于日本来说，这个时期正是实现其尽快逼迫中国屈服，以便抽出身来参与重新瓜分世界的最好时机。日本以全力策动的诱降工作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日本期望一旦汪精卫公开树起“和平”旗号，中国的主要社会力量就会集合到他的周围，地方势力便会投汪倒蒋的情况并未出现。汪精卫逃出了重庆，可应者寥寥，结果不过是国民党内亲日派与英、美派的公开决裂，在全国上下讨汪反投降的怒潮中，在一定意义上反倒促使动摇音抗战意志趋向坚定，给企图妥协者以精神威慑。汪伪中央政权只不过是一具政治僵尸。

日本为寻求汪蒋合流而展开的“桐工作”，也以失败而告终。日本的政略进攻走进死胡同。

巩固占领区和确保占领区的“安定”，是日本在这一阶段军事战略的主要任务。日本侵略者认为，仅是由于他们忽视和认识不足，才使中共的势力壮大起来，因此，只要日军主力转移到占领区作战，自然会所向披靡。从1939年起，日军以在中国关内总兵力的大部及全部伪军，对占领区进行连续两年的“治安肃正”作战，企图将日军对“点”和“线”的占领，扩展为对“面”的占领。但是，华北日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1000以上至5万兵力的“扫荡”近百次，大部分“扫荡”均遭到惨重失败，恢复对“面”的占领的目的并未达到，占领区“治安”的情况反而进一步恶化。侵略者这时才认识到，在军事战略上犯了更大的错误。

在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了南岳军事会议，调整了指挥系统，对部队进行了部分的补充和整训，使战斗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在抗击日军数次的有限进攻中，基本稳定了原有的战线，并在1939年冬季攻势中，对日军实施了广泛的袭击，给敌一定的打击和消耗，在战略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作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正面战场作战的范围、规模及频繁程度，都较战略防御阶段有明显的减弱，各战区部队未能充分积极作战，主动策应配合，以钳制更多日军。在日本诱降和国际绥靖主义者劝降的影响下，国民党反共分裂和妥协投降倾向显著增长。五届五中全会及其“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的提出和实施，两次反共高潮的掀起，给坚持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加重了相持阶段的困难。由于反共分裂、妥协投降不得人心，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针，领导敌后抗战的军民，对顽固派的反共磨擦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给以有力的打击，终于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抗战克服了新的危机。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面对敌重兵回师占领区的残酷进攻，以主力的坚决战斗，保卫了华北敌后的平原和山区抗日根据地，并乘敌无力兼顾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了华中和华南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两年来万余次对日伪军的作战（其中包括以100余个团、数十万兵力的华北最大规模的进攻战役），粉碎敌人大规模“扫荡”近百次，歼灭了大批日伪军，使敌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除抗日联军仍坚持东北抗臼游击战争外，在关内形成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战略区，正规部队发展到50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达1亿以上。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对中国抗战相持阶段提出的总任务和战略策略，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针，使中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妥协投降势力，渡过了分裂倒退和妥阶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在两年的英勇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伪军频繁进攻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武装，成为对日伪军积极作战的主力军。（见附图12）

在战略相持阶段前期，严重分裂、妥协危机的克服，正面战场战线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敌后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壮大，这些都为适应相持阶段后期更为艰苦的斗争形势，积蓄反攻力量，争取新的胜利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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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日本的南进北进战略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

第一节 日本的南进、北进战略

一、欧战中的日本对德、对苏关系

（一）德军横扫北欧、西欧及日德意法西斯同盟条约的缔结

1939年以德国进攻波兰为开端，欧洲大战爆发，日本政府当即声明：“日本帝国不介入，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43页。]

但是，欧洲战局的发展规模以及事态的发展速度，远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它导致了日本在对华战争以及整个对外战略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动。

德国入侵波兰之后，苏联也随后进兵波兰东部与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德、苏两国改变了东欧的政治地图。德国完成在东欧的扩张后，掉头北上，1940年4月9日侵吞了丹麦，同一天又向挪威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挪威拒绝了“德国的保护”。于是德军发动了突然袭击，挪威自南而北绵延2000余公里的海岸及主要城镇，迅速落人德军之手。到6月10日德国完成了对挪威的征服。

在德军征服挪威的过程中，英法两国曾向挪威提供援助，英法联军三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进入挪威北部重镇纳尔维克，遭受德军的包围和轰炸，被迫撤退。拒绝投降的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和其他政府官员流亡伦敦。德军征服丹麦和挪威，英法干预失败，对欧洲各国震动很大，英国张伯伦政府下台，一直主张进行抵抗的丘吉尔于5月11日组成联合内阁。6月5日法国改组内阁，雷诺总理兼任外交部长，达拉第辞职，戴高乐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欧洲各国政治关系急剧变化，希特勒说：“丘吉尔入阁，这意味着战争真正开始了，现在我们才开始同英国作战。”[阿尔贝尔·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2页。] 完成对北欧的扩张，德国又转向西欧。对挪威的战事尚未完全结束，希特勒即下令对西欧国家实施其早已准备好的“黄色方案”。5月10日凌晨，德国向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发出最后通牒，并于当天向三国和法国北部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德国对西欧的攻势共投入兵力141个师，2400余辆坦克和4000多架飞机。兵分三路，中路为主攻，由A集团军群担任，突破卢森堡、比利时阿登地区；北路B集团军群进攻荷兰；南路C集团军群佯攻马其诺防线。英法联军对德国的进攻方向估计错误，并执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遭受了全面失败。5月10日凌晨，德国的空降部队首先在荷兰首都海牙等要地降落，迅速扩张战果。

13日，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及政府部分成员乘英国驱逐舰逃往伦敦。5月15日，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H.C.温克尔向德军签署了降书。德军进入比利时之后，比利时政府被迫放弃中立政策，吁请英法联军支援。5月13日，英法联军进入比利时，但未能挡住德军攻势，17日，德军进占首都布鲁塞尔，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于28日下令向德军投降。北路德军完成了对比利时的征服，还牵制了大批英法联军，支援了中路德军的攻势。

担任对法国主攻的中路A集团军群，5月10日顺利穿过卢森堡，插入比利时南部阿登地区。按法军的看法，阿登地区由密林和险峰构成的“扇形地区没有危险。”[〔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第33页。]

而德军先头部队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只用了一天便穿过阿登，12日下午抵达马斯河北岸，攻占了色当要镇。14日下午古德里安三个装甲师全部渡过了马斯河，德军兵分两路长驱直入，一路向西南直逼巴黎，另一路指向西北攻英吉利海峡重要港口布伦和加来。英法联军36万大军被围困在敦刻尔克至比利时边境一线，面临被歼灭的危险。但希特勒出人意料地下令古德里安停止前进，英法联军抓住机会，完成了“敦刻尔克大撤退”，至6月4日的一周内，共有33万余人撤渡英吉利海峡，逃出了德军的合围。

6月5日，德军发动对法第二阶段作战“法兰西之役”。此时法军尚有71个师，但士气低下，装备残缺。6月10日，法国政府被迫撤出巴黎，迁到图尔，再迁南方的波尔多。此时意大利也向法国宣战，在已经崩溃的法军背上再插一刀。英国丘吉尔政府提出成立法兰西一不列颠国家，设立单一政府，两国民众具有共同国籍，企图趁人之危控制法国残剩的军队、殖民地等权益，被法国拒绝。6月16日法国组建新政府，由贝当元帅出任法国政府首脑，同时表示愿意投降，6月22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军签署降书的地方——贡比涅森林中的一节火车车厢上，法国签下降书，接受了德国方面的苛刻条件。

德军在短短的时间内席卷北欧、西欧，掠得巨大的财富，极大地刺激了正在东方苦战的日本，使之改变了原来尽力不介入欧战的决定，“另打起主意来，生怕误了一班车。”[〔日〕种村佐孝：《大本营机密日志》，钻石社，1952年版，第14页。] 它要乘机向南方扩张，捞取英法在东方的殖民权益。同时，德国在法国投降之后，制定“海狮计划”对英国本土发动进攻，担心美国对此加以干预，希望日本在东方牵制美国。于是，德、日两国为各自之战略需要，加速了军事结盟。

9月7日德国特使斯塔玛来日谈判双方加强合作。德方的条件是：“关于对英战争，德国不要求日本的军事援助；德国所要求的是，日本用一切办法来牵制美国，扮演阻止美国参战的角色。德国则承认日本是东亚的政治领导者。而且，德国准备在缔结三国同盟以后，充当日苏亲善的‘公正的中间人’”。[〔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51页。]

这是日本能够接受的条件，日本也希望缔结三国同盟条约牵制美国。

改善日苏关系能使日本摆脱北方之忧而专注于向南方英、法、荷势力圈内扩张，因此。双方迅速达成协议。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正式签署，规定缔约一国“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78页。]

该条约的缔结使日德意“三国轴心”关系，进一步发展为三国军事同盟，它标志着法西斯侵略集团最终形成。

（二）《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

在整个日本侵华战争进程中，日苏关系的变化是较为曲折复杂的。当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苏联曾宣布实行“中立政策”，继而转售中东铁路，将帝俄时代从中国掠夺的殖民权益，全部转让于日本，变相承认“满洲国”，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是，1936年日德签定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两国关系转趋恶化，在1938年7月的“张鼓峰事件”与1939年6月的“诺门坎事件”等大规模武装冲突中，日军遭到严重损失，只是因为已经陷于对华战争僵局，无力在北方投入更多兵力，所以最终被迫退让。以驻苏大使东乡茂德为首还主张调整日苏两国关系，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这一主张在内阁逐渐占据上风，内阁开始制定同苏联的“中立条约案”。

德国在欧洲的飞速扩张，也影响着德苏关系。苏联虽同德国订立有《互不侵犯条约》，但仍担心德军的进攻，始终以欧洲为首要的战略方向。在这样的形势下，苏联也需要缓和对日关系。避免在遭德军进攻时，东西两面吃紧。

1940年7月，东乡大使正式向苏联提出《中立条约案》，双方的谈判因为北库页岛权益等问题互不让步，难于进展。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签字之后，日本外务省于10月3日制定《调整日苏邦交纲要草案》，设想作出一定让步改进日苏关系，如承认外蒙、新疆和中亚的波斯等地为苏联势力范围等。企图以苏德条约及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为基础，进一步扩大发展为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德国方面也参加斡旋日苏关系并对苏谈判四国盟约的问题，11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同苏联外交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了会谈。苏联对于改善发展同德、日的关系也感兴趣，但要价甚高，要求获得在芬兰及巴尔千方面更多的权益，这与德国的企图相抵触，谈判失败。日本方面决心再作努力，1941年1月，外相松冈出访德、意、苏三国，同苏联再度谈判而制定《同德、意、苏交涉案纲要》。目标是，使苏联“同日德意所实行的打倒英国政策协调，同时期望调整日苏邦交。”[〔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235页。]

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准备让步的条件是，苏联于5年间供应250万吨石油，日本另外设计的世界格局是四大势力圈，由日本控制的大东亚圈，德国的欧洲圈（含非洲），美国的美洲圈，另由苏联控制中国的外蒙古、新疆以及伊朗、印度等形成苏联圈。日本希望苏联能按这个“四圈构想”一道瓜分世界。3月，松冈带着上述构想登程，同苏方进行会谈。4月13日，双方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基本内容是：

“第一条，缔约双方保证维持他们之间和平和友好关系，并相互尊重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第二条，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

双方还同时声明：“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地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国际条约集》（1934～1940），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03～304页。]

《日苏中立条约》的签定，使苏联对巩固其东部的安全、避免两线作战有一定的意义，也使日本的侵华作战和南进作战免除了北部之忧。《日苏中立条约》互相保证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使中华民族的权益又一次遭受践踏。

日苏中立在日本军政当局内部曾受到质疑，枢密院顾问宫在审查该条约时发问：“按照日、德、意同盟条约，德苏发生军事行动时，日本必须支援德国。而按照这个（日苏中立）条约，日本在德苏交战时则应保持中立，这里没有矛盾吗，”松冈外相回答道：“在法理上是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应由日德进行协议，但日本将以自主的立场作出决定。”[〔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文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62页。]

二、日本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日本在缓和对苏关系的同时，迈出了实际的南进步伐。1940年德军横扫北欧、西欧，极大刺激了日本的扩张胃口，“不要误了公共汽车”成了朝野上下的一句口号。7月3日，大本营陆军部提出《伴随世界形势发展的时局处理纲要》，23日至25日，近卫内阁讨论了该《纲要》，27日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以“尽快促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同时抓住良机解决南方问题”为宗旨，规定要领第一条：“处理中国事变须集中政战两略综合力量，尤须采取一切手段杜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等，俾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还具体规定：“对法属印度支那（含广州湾），期待彻底切断援蒋行为，迅速使之承认担负我之补给，允许军队通过及使用飞机场等项，并为获得帝国所需资源而努力。根据情况，可行使武力。”要求处理好对苏、美、英各国关系：“在中国事变尚未解决前，尽量采取不与第三国开战之施策”，“对美国保持公正主张及严肃态度”，特别明确“行使武力时，尽量只限于以英国为战争对手”，以分别对待英美两国，即实行“英美可分”策略。[〔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58页～59页。]

从上述纲领可见，日本希望在避免对多国同时作战，特别是要避免对美作战条件下，解决中国问题，美国如果施加影响或干涉则不辞对美一战。所以，中国问题是日本南进的核心目标，具体言之，乘英法在欧洲战败之机攫夺其南洋殖民权益，掠获日本急需的橡胶、石油等战略资源，为解决中国问题即为侵华战争获胜而切断中国的国际补给线，是日本南进最重要的目标。

侵华战争的困境，导致日军扩大战争而转向南进。

日本转向南进并引起整个对外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的行动是对法属印支北部的侵略。1940年6月4日，德国攻占敦刻尔克，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又转锋南下，进攻法国首都。6月14日，巴黎沦陷。

16日，日本决定乘机强行断绝经由法属印支北部的援华交通线，日军大本营直属部队第5师一部奉命进入法属印支国境。对于是否大规模对法属印支作战，日本当局于18日召开四相会议，就两个方案进行了讨论：

“一、对援蒋行为提出建议，如法国不允，即诉诸武力；

二、无需交涉，立即诉诸武力。”[〔日〕松本俊一、安东义良：《日本外交史22.南进问题》，鹿岛和平研究所出版会，1975年版，第80页。]

通过了第一个方案。

由于法国在欧战中完全败北，法属印支当局毫无力量可言，迅速于6月20日答复日本，完全封锁印支国境，同意日军派出军事专家进行监督视察。

法属印支当局的决定，破坏了中法之间的正常关系，给中国的国际运输造成了巨大困难。

6月29日，日本以西原一策少将为监督机关长的监督团到达河内，成员包括陆海军官员共30人，7月2日正式建立常驻机关。日本得陇望蜀，又向法印当局提出新的要求，参谋总长训令西原，要使法印当局“尽快承认为通过法属印支的集团（即第22集团军）进行补给，可能时设法使之允许（日本）军队在法印通过及使用飞机场。”[〔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76页。]

在日方高压之下，法国被迫让步，8月5日法驻日大使安里正式接受日方要求。9月4日驻法印陆军司令马尔丁同日本驻河内监督机关西原机关长共同签署《为成立日本、法属印度支那军事协定的基础事项》，即通称的《西原——马尔丁协定》。

但军部强硬好战派并不满足于“和平”进驻方式。就在《西原——马尔丁协定》签署的当天，日机编队即多次飞入法印境内，第5师一个营越境侵入同登地区。9月5日，日本印支派遣军正式编成。日军的挑衅行为迫使法属印支当局不得不提出抗议，日军则对之实施大规模武装进攻。

23日第5师进攻谅山与同登地区，法军于25日投降。

26日，由海军协同，西村琢磨少将所率印支派遣军在海防港强行登陆。

至此，日军终于完成了对法属印支北部的武装入侵，日军战史承认这是“对南方作战的第一步”。[〔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107页。]

日本向法属印支扩张的同时，又对英国施加压力，解决滇缅交通线问题。

6月19日向英国正式提出切断援华路线要求：一是封闭滇缅路；二是封锁香港与广东边界。英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7月8日，由英驻日大使克莱琪正式答复有田外相，同意关闭滇缅路3个月，在香港地区也同时禁止中国方面的军械和汽油等物资的运输。

日本对英、法实施压逼之时，实行“英美可分”策略，尽量避免同美国发生磨擦。但日本在东亚的势力愈是膨胀，美国愈加不能容忍。英国驻美大使向国务卿赫尔通报滇缅路线封锁决定之后，赫尔立即表示，封闭滇缅路不止是对中国的打击，进行国际贸易并开放通商大路，也关系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对此表示遗憾和失望。[松本俊一，安东义良：《日本外交史，22，南进问题》，鹿岛和平研究所出版会，1975年版，第94页。]

7月18日赫尔对新闻记者发表声明，再度对闭锁滇缅路作法表示了反对，23日美同宣布对外输出废铁及某些等级的汽油予以签证控制。日美双方正在进行的“有田——格鲁会诙”遂告夭折。

日本对美方的反应不予理睬，继续扩张侵入法属印支北部。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对抗措施，在日军入侵法属印支的第三天宣布，除西半球各国及英国之外，禁止向其他国家输出废钢铁。这一决定，使作为战略资源缺乏的岛国日本，在钢铁等物资方面倍感恐慌，日美矛盾开始激化。

美国的上述立场，还止住了英国的对日让步势头，10月8日英国宣布重新开放滇缅路，美英双方的对日政策协调起来。日本的“英美可分”的策略宣告破产。其依靠外交压力完全切断中国南方补给线的企图落空。日军决定挺而走险，诉诸武力解救困境。

三、日本的北进策动

（一）德苏战争爆发及日本的“关特演”

在日军向南扩张之际，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发动对苏联的大规模进攻。战争打破了曲折变化着的日苏关系，使日本面临着新的战略抉择。(奇书网|Www.qinkan.net)

德军以152个师的庞大兵力，由三个方向对苏联全面展开了进攻，北路集团军群沿波罗的海进攻列宁格勒，中路经斯摩棱斯克指向莫斯科，南路进攻基辅和顿巴斯等地。德军迅速深入苏联国土500～600公里。日军统帅部情报机构的一份报告称：“在几个月内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很大，其结果将有可能促进现政权的崩溃。”[〔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06页。]

作为德国的盟国，日本军政当局内部主张配合德国行动，立即对苏开战的北进论活跃起来，陆相东条英机和外相松冈洋右为北进派的代表人物。松冈甚至估计：“德苏战争在短期内就要结束。今秋或本年之内德英战争也将结束，不要对形势持过分观望态度。”[〔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11页。]他们主张，首先实施北进，解决北方问题之后再向南进。松冈曾是日苏中立条约的炮制者和缔定者，转而鼓吹对苏开战，有人对此提出质询，松冈回答说：“英雄善于回头，我辈讲过南进论，但今天却必须立即转向北方。”[〔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4页。]

但是，由于侵华战争的牵制，日本兵力严重不足。部署在对苏前沿的关东军头目首先提出不同看法：“对苏行使武力需要相应的准备时间，实际难于过早和过急地加以实施。”参谋部作战指挥机构强调：“以八九月前后出现行使武力之良机为前提而促进战争准备。”[〔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18～319页。]

因为至少需要在八九月份才能判断欧战的形势结局以及苏军在远东究竟能保留多少兵力，海军方面则强调南进，对于北方的策略是“待柿子熟再摘”。6月30日的军事参议官会议认为，应该避免立即介入德苏战争。

日军作战指挥机构认为，当苏联对德作战吃紧的时候，就必然会将远东兵力西调，远东苏军减半之时，即从现有70万人减少到35万，为对苏进攻“最为有利”时刻。甚至还明确强调，若对苏作战兵力超过以上估计数字太多，如需要三四十个师之时，则“应放弃行使武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09～310页。]

7月2日御前会议制定《适应形势演变之帝国国策纲要》，规定日本的方针是：“不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化，也要坚持以依靠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确立世界和平之方针，”据此应该“加快向南扩张之步伐。并视形势的变化而解决北方问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09～310页。]

1941年6月德苏战争爆发前夕，日军提出的一份调整方案《准备南北对阵》[〔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18页。]，内容是：

甲、准备南北对阵的态势

1.以日本内地2个师（第51师、第57师）派往满洲，使驻满、鲜兵力成为16个师的基干阵容，作为对苏警戒兵力。另以日本内地1个师（第7师）作为对库页岛的预备乒力置控于北海道。

2，以在华4个师（近卫师、第5师、第18师、第48师）作为对南方之预定兵力而集结待机。其中近卫师进驻法属印支南部。

3，中国战线以23个师（其中1个师即第38师担任对香港作战）确保现在的作战面。

4.以日本内地5个师（第2师，第16师、第52师、第55师、第56师）作为总预备队。另在日本内地新编成两个师（第53师，第54师）。

乙、解决北方

1.以日本内地5个师与在华4个师增派至满洲，使在满、鲜的对苏进攻兵力为25个师的基于阵营。

2.对南方预备兵力如准备对阵方案所规定。

3，从中国抽出6个师作为总预备队。中国作战面适当缩小。

丙、解决南方

1.以内地5个师增派至南方，使南方作战兵力为9个师。另派1个师担任香港作战。

2.对苏警戒兵力如准备对阵方案所规定。

3.从中国抽出6个师作为总预备队，中国作战面适当缩小。

以上方案的基本要求是，无论对苏还是对南方作战，都需要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至于抽调多少，则将以作战规模而定。按上述方案所决定的对苏兵力安排大体为两种选择，第一是在中日战争期间与苏对峙而部署所谓“警戒态势”兵力，以16个师为骨干；第二是根据需要而发动对苏作战，需要在中国东北地区集结25个师。

上述方案提出后不几天，德苏战争爆发，日本军政当局内部有关北进或南进的讨论更为激烈，同时也对苏军在远东兵力部署及其战斗力作了新的估算。日军认为在正常动员的条件下，日苏双方师的战斗力大体为一比一，而目前苏军的整备状况欠佳，战斗力已下降为日本师的七成五。因此对付苏军远东兵力15个师，日本只需动员11个师，也就是说以东北地区现配置兵力即可充任，不过为力争全胜应该保有2倍对敌的战斗力，即应该动员22个师。

毫无疑问，这需要从中国关内抽调兵力。但是，这一估算中的苏军15个师，是日军所希望的苏联抽调兵力过半之后所剩的兵力，即从现有30个师兵力70万入剩下35万，成15个狙击师的“熟柿”态势，苏军是否抽调一半还是未知数。如果苏军始终保持20～25个师之众，那就是日军难于对付的“涩柿”状态。日军统帅部对德军抱乐观态度，期望到本年八九月份能够出现“熟柿”良机，遂决定正式调整在满洲地区的兵力部署。

这一调整分两阶段向东北地区增兵，第一阶段达成“警戒”态势共需兵力16个师计85万人，马15万匹，除补充现有驻满洲12个师、朝鲜2个师之外.尚需从本土动员2个师。第二阶段达成对苏攻势，应整备兵力20或20多个师。如进入第二阶段整备20多个师，上述先期部署的16个师将“作为攻势的核心兵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25页。]

6月7日颁布正式命令实施第一阶段动员。秘密代号为“百号动员”，“百号输送”，“百号态势”等。按关东军司令部的称呼为“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

在尚未开战的情况下即决定如此大规模地调动兵力，在日本军政当局内部自然会引出分歧和讨论。大藏相河田烈曾质询：“陆军对苏武力准备是否真正实施？”杉山参谋总长回答说：“首先要使在满部队纳入战时编制，其后采取攻势才有可能。陆军正在苦心致力于避免对内外形势造成影响。”东条陆相也说：“为适应国策纲要的宗旨，在满部队的动员是完全必要的。关于保守秘密这一点，统帅部煞费苦心。”[〔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27页。]

“关特演”的实施，第一次动员令使日本本土动员部队，增兵25万，总兵力达60万人。7月16日下达第二次动员令，从本土动员第51、第57师等部队，总兵力增为85万，即达到所规定的“警戒态势”16个师基干阵容。

至此，日本完成了对苏作战的第一阶段兵力调动。

（二）暂时放弃“北进”

8月初，德苏战争形势更为明朗化。日军情报机构判断，德军本年内无力迫使苏联投降，而明年的形势也不一定有利于德军。日军盼望于八九月份出现“熟柿”的企图落空，远东原有苏军约30个师，虽部分西调，但还剩下20～25个师兵力守护远东边境，这就是日军所谓的“涩柿状态”。如果此时坚持北进，以“关特演”所部署的兵力，自然无力进行对苏战争。因此，日军在如下三方案之间举棋不定：

第一，以现有16个师强化对曾戒与防卫态势。

第二，将来以20个师为基于准备进行一个正面（东面）或两个正面（东面与北面）的攻势准备。

第三，将来再以25个师为基干进行东面与北面两正面的攻势准备。[〔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联杜。1968年版，第329页。]

但是要继续增加兵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战场的困境使日军向外抽调兵力极端困难。侵华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大声呼吁，日本对外用兵绝不能够“忘却对中国事变的处理”。而且，陆军在侵华战争中遭受的损耗己达“四成”，所以“从中国方面转用兵力也需要超乎预想的时间。”[〔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71页。]

至于海军方面，始终强调南方资源的重要性。自日军侵入法属印支南部之后，美国于7月下旬冻结了日本人在美财产，8月1日起宣布对日石油禁运，英、荷等国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日本的资源危机更加严重。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估计：“有了三国同盟，就不可能调整对美邦交，从而石油来源断绝，这样下去，眼前仅有两年的贮藏量，倘若打起仗来，一年半就消费罄尽，……。”[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第670页。]

因此，海军方面对于北进调兵“依然是极端消极。”[〔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30页。]

由上述因素决定，日军统帅部终于被迫放弃本年内的对苏开战抉择，暂不实施对苏第二阶段阵势即20多个师的调动部署，但也不排除在明年对苏作战的可能性。3月9日，日军统帅部正式通知：“中止本年在北方行使武力之企图”。具体事项如下：

“一、今年内只要不发生苏军主动挑衅进攻等特殊情况，则以不开战为原则实行各种施策。

二、为对苏警戒防卫，妥善应付一切形势变化，应迅速完成‘百号态势’。

三、要考虑到苏联方面向我开战，或明春对苏发动攻势，为此必须做好作战准备。为了不松懈关东军的对苏战备，该通知只在陆海军“极小范围”内下达，并反复强调：对苏作战“不是全然中止，而是只限于今年，或许在来年早春时候，首先在南方动手，再反转讨伐北方。”[〔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78～379页]

对于“关特演”所完成的兵力部署，即16个师构成的“百号态势”，日军继续加以保持。这一态势的战略意义除上述“反转讨伐北方”的需要之外，还在于确保满洲、朝鲜这两块殖民他的稳定与安全。在日军看来，满洲，朝鲜是日本整个对外战争的重要战略基地，要彻底镇压该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所需兵力，按作战部长田中新一的话说，原有14个师是不够的，“防卫上的最小限度兵力是16个师。”[〔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25页。]

这一看法由《帝国陆军作战要纲》加以确认：“对苏16个师之警戒态势更为严格地实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80页。] 故关特演调入的兵力及其部署，也就固定下来。

四、确立南进战略

（一）ADB协定与大西洋宪章

日本向南方扩张造成了对美、英、法、荷等国的极大冲击，各国对日本政策与战略也随之发生变化。1940年12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广播讲话阐述他的租借法案，强调应给予战争受害国家以物质援助，还说，“美国不能用缩进被窝蒙头大睡的办法来回避战争危险。”“在亚洲，中华民族进行的另一场伟大的防御战争则在拖住日本人……，不使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制造者得以控制通向本半球的海洋，乃是对我们最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1～265页。]

1941年3月，罗斯福提出的租借法案在国会通过，首批拨款70亿美元，美国还决定采取措施防御德国和日本有可能进行的对美国发动的奇袭，决定在太平洋方面强化以夏威夷基地为中心的防御态势。

为了协调在欧亚各地的战略，美英两国参谋部代表，于1941年1～3月在华盛顿进行了协商研究。双方决定为避免分散兵力，确立大西洋方向为首要战略方向，要首先打败德国，在远东采取战略守势，这就是通称的《ABC—1协定》。

为具体研究远东太平洋方向的战略，美、荷、英等国在东方驻军的官员，据上述协定于4月21日至26日在新加坡举行会议。

其形势判断和预测是：

“1.美英荷与日德意进入战争状态。

2.日本在远东的进攻，最初指向马来亚、英属婆罗洲，其次为消除侧背威胁，将指向菲律宾及香港。估计同时攻击数地区的可能性较小，而将逐步扩大占领地区。

3.日军将在占领泰国之后进攻英领缅甸。

4.日军进攻爪哇、苏门答腊、澳洲、新西兰，必将在香港、菲律宾、马来亚的作战成功后方可实行。

5.日军可能企图以舰队攻击以上整个地区的海上交通线及前线基地。”

在日本挑起战争之后，联合军的战略方针是：

“1.为使我等击破德意的主要目的不受牵制，在远东暂时采取守势作战，但如有条件即采取攻势。

2.远东的三大重要战略、即保护西南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确保新加坡，以及保持吕宋岛的安全。

3.对日本本土及日本占领地区，坚决以航空作战进行攻击。空袭日本本土是对日本的最大威胁。为此，在吕宋及中国部署空军。

4.以财政援助和提供装备，支援中国正规军，同时加强中国的游击战，牵制日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278～279页。]

另外还就对日作战协同的要领作了若干规定，决定以“ADB协定”的形式分别向本国政府提出建议，以形成“联合战略”。美国对该协定以英国的远东权益为中心很不满意，没有同意上述协定。但是该协定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远东反法西斯各国的联合。

同年夏天，德国进攻苏联，日本侵入法属印支南部，反法西斯国家的合作更为密切。8月9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加拿大纽芬兰海面美舰“奥古斯坦”号和英舰“威尔斯亲王”号上举行会谈，3月14日双方达成协议《英美共同宣言》，即通称《大西洋宪章》，强调了维持国际社会和平基本原则，主要有：不追求领土扩张，不承认法西斯国家侵略所造成的领土变更，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等等。双方讨论了对日政策具体问题，但对于当前日益恶化的战争局势的解决，《宪章》却只作了抽象的规定。其中第8条说：“两国相信世界所有各国，无论为实际上或精神上的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倘国际间仍有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军军备，致在边境以外实施侵略威胁，或有此可能，则未来和平势难保持。”[《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337～338页。]

这一声明虽然阐明了反法西斯的和平要求，但对于当时已经大规模进行侵略的战争炮制者，语调显然过于温和。制定这种基调的文件，主要原因是美国不愿意同日本发生直接冲突，罗斯福还希望避免国内孤立主义的攻击。因此，美英首脑大西洋会谈后，罗斯福于6月17日接见日本大使，提出警告：如果日本使用武力采取进一步扩张措施，美国将不得不立即采取它认为必需的一切手段，继而声明：如果日本愿意并能够停止扩张主义活动，美国政府准备考虑恢复于7月中旬中断的非正式的探讨性会谈。日本对于美国的警告没有理睬，却抓住其和谈的愿望表示，向美国正式提出进行日美首脑会谈，力图改变在远东的外交困境。

（二）日本对法属印支南部和泰国的扩张

法属印支同泰国之间，多年来在版图方面存在着矛盾，它是英法等西方殖民势力侵略所造成的，这又成为日本加以利用而侵入法属印支南部的一个重要契机。

1940年11月21日，由“四相会议”制定《关于斡旋泰国收复失地之对泰及对法属印支施策方案》，规定方针为：“帝国当从速斡旋与调停泰、法属印支之间关系，通过协助泰国收复失地而建立日泰之间紧密关系，同时对法国加以引导，以扩充发展在法属印支的帝国势力，确立帝国在大东亚之领导地位。”[松本俊一、安东义良：《日本外交史，22，南进问题》第272页。]

日军参谋机构则强调：“在法属印支南部及泰国设置军事基地乃当务之急，……应抓住法国拒绝调停这一机会，”实施“强制调停，”为此，由参谋部第二科专门制定《对法属印支、泰施策要领》，宗旨是：“将驻法印北部的兵力增为一个师，在武力压逼之下使法印容认泰国之失地回归要求，并筹建日泰军事同盟。同盟之内容应以设立航空基地及暂时驻扎航空兵力为主体。”[松本俊一、安东义良：《日本外交史，22，南进问题》第278页。]

这样由军部推动，日本制定了以牺牲法属印支利益，拉拢泰国缔结日泰军事盟约的扩张方针。

1941年1月19日，日军制定《关于调停泰越纷争之紧急处理要纲案》，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加以批准：“使泰国拒绝英国的居中调停，同时帝国应压逼越立即解决纷争。”同时强调印支局势“同帝国之生存有重大关系，帝国断然不能坐视，”要求抓住良机“就有关日泰间新协定特别是军事协定之缔结取得原则性谅解。”[松本俊一、安东义良：《日本外交史，22.南进问题》，第284页。]

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日本向法属印支北部增派军队，第48师在海南岛加紧训练，运输船只集结于海口、广州等地，还撤退驻西贡等地日侨。确定以1月25日为最后期限，如果法国拒绝日本方面的“最后调解案”，日本将对法属印支行使武力。法属印支当局曾希望美国方面对日本施加干涉，而美国不愿此时介入过深，法属印支当局终于向日本屈服，完全接受日本的调停方案。1月31日，泰国与法属印支方面正式签署停战协定。3月11日，泰国同法国之间所谓“和平条约”及其附属议定书在东京换文。至此，泰、法属印支之间的领土争端暂告结束，泰国的要求在日方的支持之下大体得到满足。

泰国得到日本的上述支持，却不能不为此而加深对日本的依附并付出代价。5月9日，泰国同日本签订《关于日法及日泰间之保障及政治了解议定书》，规定由日本进行调停法属印支与泰国之间冲突，泰国和法属印支两国边境划界委员会由日本人担任议长，日本人还担任双方边界非武装地带的监督责任，等等。随着日本在该地区势力之膨胀，泰国也被进一步绑在日本的战车之上。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之际，于12月7日强行进据泰国，并以泰国为作战基地进攻马来亚、缅甸等国。銮披位政府被迫妥协，于11日签下《泰日攻守同盟》，13日签订《日泰协同作战要纲》等军事条约，不但允诺日军进入泰国、利用泰国之一切交通进攻马来亚及缅甸，还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于翌年1月25日对美英等国正式宣战。

日本不但充分利用了泰国、法属印支矛盾冲突以控制泰国，还直接施加压力，控制法属印支南部地区，使其作为对整个南方的作战基地。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向南方扩张的心情更加迫切。6月25日，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定《关于促进南方施策事项》，要求：

“甲、在法属印支特定地区，设立并使用航空基地及港湾设施，以及在法属印支南部驻屯必要之军队；

乙、为帝国驻屯军队提供方便。”为达成这一目的将首先施以外交逼迫，法属印支如不就范，即“以武力达到我方目的。”[〔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第305页。]

7月14日，由加藤大使直接和维希政府谈判，19日由统帅部下达正式命令，令第25集团军进行进攻作战准备。在日本强大压力之下，法国维希政府完全答应日方要求。7月25日，日军第25集团军自三亚港启航南下，一部于28日在芽庄登陆，主力于30日进入西贡河并于当天陆续在西贡登陆。至此，整个法属印支完全为日军控制。

日军侵入法属印支南部，其战略目的不同于侵入法属印支北部。在北部主要是为截断援华路线，而在南方则是针对着英美法的新扩张。因此，这一行动必然更加激化日本同英美之间的矛盾。日本对印支南北和泰国的控制，对于当时东亚局势无疑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冲击。

（三）南进战略的确立与日、美会谈破裂

日本的北进或南进，始终是日本最重大的战略抉择。日本原定的世界战略是，先灭亡中国，取得有利的战略态势和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尔后乘势席卷南北。然而，侵略者第一步就触到霉头。日本在侵华战争陷入僵局的条件之下，为摆脱战略困境，一直窥伺着有利的南北进时机，以求在新冒险中找到出路。

在德苏战争爆发之际，北进论确曾高涨一时，它要求配合德国立即进攻苏联，在获取对苏作战胜利之后再转南方，外相松冈和陆相东条是北进论的代表性人物。但海军和陆军方面相当一部分人员强调首先南进。而关东军的报告则强调：“对苏行使武力需要相应的准备时间，实际上难于过早和过急地加以实施。”这两种意见的折衷，就是日军的“熟柿攻击政策”的确定。

它显示了日军愿望强烈却又无力北进的困境。其后，随着德苏战争局势的明朗化，南进论日益占据上风，并终于得到了最后的确立。

日本的侵华战争及其在东方的扩张，决定了日本同美英两大国的矛盾冲突难以缓解。但日本要在侵华作战的同时展开对美英之战，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国家力量都是难以承受的。因而，日本决定推行分离美英战略，即趁英国受制于欧战的形势，劫掠英法等国在远东的利益，另与美国谈判，努力避免对美战争。

1940年11月9日，日本任命同罗斯福有私交的海军上将野村吉三郎为驻美大使。

1941年2、3月间先后派出近卫的好友、产业组合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和陆军省军事科长岩畔豪雄赴美进行会谈。双方商定了《日美谅解方案》，其基本内容：

（1）日本政府声明，三国同盟是防御性组织，而且，以此同盟为依据之军事义务，仅当德国遭受现未参加欧洲战争国家的攻击时始得履行之；

（2）根据日中之间的协定，日军撤出中国，尊重中国的独立，不要求赔偿，蒋政权和汪政权合并，承认满洲国等。在这些条件下，美国劝告蒋政权实行和平；

（3）日美间进行通商和金融合作；

（4）美国协助日本获得必需物资；

（5）谋求太平洋的政治安定，等等。

美国政府希望同日本保持和平关系，同意上述方案作为谈判的基础，但同时由国务卿赫尔向日本提出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四条原则：

（1）保证领土完整和尊重主权；

（2）不干涉内政；

（3）机会均等；

4）维持太平洋的现状。[〔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71页。]

4月18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就日美会谈事宜进行了初步的研究、4月22日，访欧并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的松冈回国，对日美会谈的开展情况大为不满，它与松冈的四国同盟构想大相径庭。于是松冈重新提出了更为强硬的三条原则：

（1）有助于结束日中战争，即让美国不再插手中国：

（2）不与三国同盟条约相抵触；

（3）遵守对德国的国际信义。

据此拟出修正案，在5月3日的联席会议上通过。5月12日野村大使正式将《建议草案》交给赫尔国务卿，该案要求美国承从日本的“共荣圈”，协助日本在东南亚获得所需资源。承认近卫之原则等，实质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对东南亚的扩张，等等。6月21日，美国对日本作出综合正式答复。关于三国同盟、中日关系以及南方问题的看法同日本的要求相去甚远，并同时表示松冈等亲德意轴心派是日美关系的障碍。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军政当局继续审查讨论美国的建议，松冈坚持同德国协调步伐，鼓吹立即向北进攻苏联，拒绝美国的建议，并于7月14日训令驻美使官拒绝美国议案，于是，松冈同近卫首相、野村大使的关系恶化。7月16日，近卫内阁总辞职，18日第三届近卫内阁上台，外相由海军上将丰田贞次郎出任。这样，日本终于以内阁辞职方式，罢免了亲德意派的松冈外相。

日本的南进战略占据上风。7月23日，发市命令进入法属印支南部，至30日完成这一侵入，迈出向南扩张的又一重大步骤。同时又全力拉拢美国，企图通过继续谈判而得到美国的让步，8月7日，近卫首相指示野村大使，联络同罗斯福的直接会谈。面对日本这种既打又拉的扩张政策，美国的态度也强硬起来，强调必须以赫尔四原则为基础先进行预备会谈。

日本一方面全力展开对美谈判，另一方面也定下对美开战的决心。8月16日制出《帝国国策施行要点》，由9月6日御前会议加以批准：

“一、在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之下，拟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

二、与上述并行帝国将使用所有外交手段于美英以努力贯彻帝国之要求。……

三、前项外交谈判到10月上旬尚不能达到我方要求的时候，当立即下定决心对美（英、荷）开战。”[〔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5页。]

日本的南进战略终于完全确立。

日本所推行的对美谈判，是配合武力南进的一个步骤。美方亦不甘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下表示让步，10月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式向野村大使递交备忘录，重申美方的四条原则，要求日本撤走在中国及印支的军队等。

而日本军政当局所坚持的条件，按10月12日五相会议上东条英机陆相所强调：

“一、日美谈判问题不能变更以驻兵问题为中心的主要政策；

二、中国事变成果不能动摇。有关驻兵问题，陆军一步也不能退让。”[〔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8页。]

在10月14日阁议上，东条还强调：“如果接受美国的主张，中国事变的成果即被毁灭，进而要危及满洲国的存在，动摇对朝鲜的统治。……要还原成满洲事变之前的小日本，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O年版，第520页。]

东条、杉山等强硬派还对内阁施加压力：“必须以10月15日为限期”作出最后决定。[〔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东亚战争开始经纬》（5），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125页。]

这期间，东京军政界还风传，即将发生政变。在强硬派的压力之下，近卫内阁被迫于16日辞职。18日主战派头子东条受命组阁，它标志着为推行南进，日本在政治体制上的准备完成。东条内阁在一系列会议基础上，于11月1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定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并由11月5日的御前会议最后批准：

“一、帝国为打开目前危局，完成自存自卫态势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应采取下列措施：

（一）发动武力时间定为12月初，陆海军要完成作战准备。……

（二）对美谈判到12月1日午前零时为止，如获成功可中止武力之发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第570页。]

在日美谈判过程中，美国方面曾试图部分牺牲中国利益，对日妥协以避免战争冲突，遭到中国反对。毛泽东曾于1941年5月25日发表声明，揭露美国远东慕尼黑阴谋。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步骤。11月24日，驻美大使胡适按国民政府外交部训令，连夜访问美国政府要员，反对美国对日妥协、牺牲中国利益。

25日正在访问美国的宋子文也走访了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斯塔克等军政界要人，阐明了中国的要求。美国方面也担心中国的抵抗如果失败，美英各国在远东太平洋上的利益必将更加危险。终于在26日，再由赫尔向日本在美谈判的大使野村及特使来栖递交备忘录，其中有无条件从中国撤军和从法属印支撤军，否认伪满洲国和汪精卫政权，放弃在华特权，放弃三国同盟等条件。面对美国的强硬要求，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对战争作了最后部署，按既定计划，对美开战。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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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日本的南进北进战略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与中国战区的成立

一、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作战计划，是在对美谈判的过程中完成的。

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批准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定“不辞对美（英、荷）一战，”随即着手全面的战争准备。9月11日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主持，在海军大学实施图上演习，研究进攻夏威夷及南方要地。10月初陆军方面由参谋次长塚田攻主持，在陆军大学进行南方作战图上演习，研究在马来亚、菲律宾等地对英美军作战问题。

11月初，日本制定了更为详尽的作战计划。6日南方军编成，总司令官寺内寿一上将，直属大本营，下辖第14集团军、第15集团军、第16集团军、第25集团军，直属第21师，另航空部队第3飞行集团、第5飞行集团等部。

同日，参谋本部制定了南方军编成之后的以“整备攻略南方要域之作战准备”为中心的作战计划。11月底，完成了太平洋及东南亚的作战部署。陆军部队在指定地点集结，舰队也隐蔽到达预定海域。

对南方作战的主攻方向，陆军方面主张登陆马来亚，进攻新加坡进而向东回旋进行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等地的作战。海军方面主张以进攻菲律宾为主，首先打击美国在远东的力量，同时进攻夏威夷，其后向右回旋，依次进攻马来亚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经长时间讨论在10月下旬之后统一的进攻方向是，在珍珠港、菲律宾、马来亚等三个方面同时实施奇袭，全面展开大规模的对美、英、荷诸国的战争。

12月上旬，日本军政当局决定把这一场对美英的战争及侵华战争统称为“大东亚战争”。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日本国力所无力承担的空前的战争赌博。日本的战略企图主要是：

第一、掠取其自身所严重缺乏的战略资源，如东南亚半岛的橡胶、锡和大米，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煤、小麦和羊毛等。

第二、通过在南方作战攻占缅甸等要域，消灭中国在该方向的外援力量，完全掐断滇缅路交通线，隔绝中国在南方的对外联络。

第三、通过新的战争摆脱对华战争僵局，攻占菲律宾、香港、新加坡等要地改善自身战略态势。避免出现东条所说的：“坐等二、三年日本将沦为三等国家”的情况。

第四、为其全球扩张战略服务，消灭或打击美英等国在该地区的力量，迫其采取守势。

12月8日凌晨，日本南方军和联合舰队按计划展开全面进攻，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日军对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的攻击，由海军主力特混部队担任。美军疏于戒备，在两个小时的作战中，被击毁击伤舰艇18艘（其中战列舰8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3艘），飞机188架，被毙伤3500余人，整个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大损失，日军损失轻微。但美军太平洋舰队的3艘航母未在港内，没有遭受袭击，基地的油库等最重要设施也未遭到破坏。

在南洋地区，日本对菲律宾、香港和中南半岛的全面进攻，也进展顺利。

进攻菲律宾的第14集团军，辖第16、第48师第65旅及其他特种部队共约5.7万人，协同作战的海军部队有第3舰队、第11航空舰队、陆军第5飞行集团等部共有舰艇43艘，飞机500余架。守卫菲律宾正规军队约3万人，另应征菲律宾人约10万人。数量上占据优势，但战斗力低。经过半年的激战，日本占领菲律宾，美军余部由麦克阿瑟率领撤往澳大利亚。

香港既是英国在远东控制的重要金融、经济与军事基地之一，也是中国对外联络与物资秘密输入的重要渠道，是日军十分重视的进攻目标。第23集团军第38师、第51师第66团等部队担任陆上攻击，陆军航空兵第1飞行团、海军第2遣华舰队等部协问作战。日军还切断了香港英军的淡水水源。

经过半个多月艰苦抵抗之后，英军被迫投降。

对马来亚的进攻是日军在南洋地区的作战重心，其最后目标是沿马来半岛攻击新加坡，拔掉英军在远东最大的军事据点。担任进攻的部队为第25集团军所辖第5、第18、近卫师等部，分别在泰国宋卡地区及马来亚北部登陆，沿半岛东西海岸攻击前进。11日攻占吉隆坡。英国在马来亚驻军有3个师、4个旅，连同增兵约10余万人，飞机150架，舰艇12艘，驻新加坡还有增派到远东来的以新式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等组成的特混舰队，总兵力不可谓不强，但却遭受了一连串的失败。日军迅速逼近新加坡英军防线。

在日军进攻马来亚之际，英军特混舰队曾北上增援，在东海岸关丹附近海面遭到日军攻击，“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及“反击号”巡洋舰等大部舰只被击沉，舰队司令菲利普斯海军上将阵亡。英军在新加坡抵抗一周余，到2月15日被迫投降。英军死伤9000余人，被俘10万余人，日军死伤9800余人。

同期，日军还侵入泰国，迫泰国订下《日泰同盟条约》，泰国成了日军在东南亚半岛用兵重要战略基地。1942年1月，日军从泰国等地出发，攻击缅甸，进攻部队有第15集团军所辖第33师、第55师等部共3.5万余人，占领了大半个缅甸。其后陆续向缅甸增兵，缅甸成为日军在南方作战中投入兵力最多的一个战场。其任务是使缅甸成为南方战场的西部堡垒，用以对抗在印度的英国军队，完全切断中国西南地区的对外联络线滇缅公路。

日军对荷属东印度群岛、西南太平洋的关岛、威克岛等诸多岛屿的作战亦进展顺利，2月19日，日军还袭击了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等地，3月23日占领印度洋上的安达曼群岛、4月初袭击英军在科伦坡海军基地，迫英国东方舰队撤往非洲东岸蒙巴萨港，5月，为攻占新几内亚东部要地莫尔兹比港而在珊瑚海同美军航母舰队大战，双方损失相当，但日本被击沉击伤航母各一艘、驱逐舰1艘及其他舰只4艘、损失飞机80余架、人员约900人，其中的舰载机及熟练飞行员的损失，对日本来说难于承受，以珊瑚海海战为顶点，日本发动的全面攻势终于停滞下来。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初期，获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暂时胜利。但其后果是灾难性的：首先，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使日本陷入严峻的对多国作战的局面，更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支撑这一场战争。其次，为双开对华战争出路而发动太平洋战争，却使对华战争更加陷入绝境。日本既无法以南进支持其对华战争，也无法从中国抽身专注于太平洋战场。新的大战使日军的全盘战略陷入被动。

二、外交格局的变化与中国战区成立

（一）法西斯国家的紧密勾结与中国推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德国一直希望日本能够在东方对苏、美、英等国发动攻势以配合德国在欧洲的战争，但日本出自本身的战略需要，始终没有采取与德国直接的军事配合。1941年11月25日，德、意、日等国在柏林签署《延长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议定书》，决定要“紧密合作，以对付共同敌人。”该协定使1936年签订的已经到期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延长了5年，也使法西斯三国同盟在德苏战争的形势下更加密切起来。

12月8日，日本发动对美英的全面战争后，美、英两国对日宣战。

12月8～10日，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古巴、巴拿马、危地马拉等国，分别向日本以及德意宣战。11日德意两国对美宣战，同日，美国向德、意宣战。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阵线与反侵略阵线，双方对垒分明。

在德、意两国对美宣战的同一天，德国外长同意大利驻法大使、日本驻德大使在柏林会商，签定了德、意、日三国《联合作战协定》，规定三国将共同地并以它们支配下的一切手段对英美作战，除三国协商同意，不与美国和英国订立停战协定或和约。1942年1月18日，三国又在柏林签署军事协定，规定各自的作战范围和任务，日本的作战范围“东经70°以东到美洲西海岸的海面及这一海面的大陆与岛屿等地区”及“东经70°以东的亚洲大陆”，作战任务是摧毁英、美、荷二国在“大东亚”地区的重要基地并占领它们的殖民地，消灭太平洋和印度洋方面的英美两国的海、陆、空军力量，等等。[〔日〕参谋部《杉山笔记》下卷，1967年版，第6～7页。]

由于法西斯国家加紧勾结并在东西方日益扩大侵略，形势迫使受侵略国家和民族逐步走向联合对敌的道路。早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中即提出：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8页。]

在“柏林——罗马——东京”侵略轴心已经形成、日本在东方已开始大规模侵略的形势下，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中又提出：“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解放》第32期，1938年3月5日。]

但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进展仍很艰难。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终于爆发，中国共产党立即指出：“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并提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06页。]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的实践中，不仅与朝鲜等国的爱国者结成牢固的反日统一战线，并肩战斗；而且推动与组织了延安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249页。]

同时，中国政府提议，在重庆召开由中、美、英、苏、荷等国代表参加的会议，商讨战争事宜，中国政府还提出了《五国军事代表会议大纲》。应中国政府之邀，12月22日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韦维尔和美国航空队队长勃勒特飞抵重庆，协商对日战争的战略与合作问题。会议初步决定由中英两国联合防卫滇缅路，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会议还决定，中美英三国在重庆正式成立军事会议，以加强对日作战协调。中国对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东方对日战线作了直接的推动。

（二）中国战区成立

12月22日至翌年1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又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协商在全球范围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问题。会议首先确认战争的主要敌人为德国，欧洲为大陆的主要战场，但同时也对东方战场作了调整与安排。由美国方面提议成立中国战区，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任战区最高统帅，在越南和泰国等国的军队也统一由蒋介石指挥，在重庆设立一个联合计划参谋部。美国所提议这一中国战区职实质为虚衔，因为在泰越地区无盟军军队可供中国指挥，美英两国的联合参谋团会议也没有中国参加，但美方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在总体战略中发挥作用。1月2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最高统帅之建立，将使中国盟军充分合作，战略统一，……本人将全力支持阁下之努力，为所有联合国家之福祈效命”，同意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同时建议：“本人欢迎英美速派代表，作为联合总部计划参谋。”罗斯福于1月22日任命在华供职多年的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言规定：加盟诸国应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联合国家的成立，表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正式形成，中国人民的长期艰苦抗战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敬佩，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2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5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通过中国战区成立等实际活动，中国同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中国长期以来单独抗击日本侵略的局面终于结束。

三、美英对华援助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一）美英对华援助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对于日本侵华战争采取了两面的政策尽力避兔涉足冲突。

由于日本在东方的战争与扩张，危及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对其侵略行动给予了谴责并试图遏制其扩张势头。1940年3月14日，美国宣布不承人日本扶植的汪精卫政权，要求日本维护《九国公约》，并再度给予中国政府2000万美元贷款。日本进驻法印北部以及德意日三国同盟签字之后，美国又宣布借款2500万美元给中国，中方以钨砂为抵押。1941年初，罗斯福第二次当选总统，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罗斯福提出的援助各反法西斯国家的《租借法案》在国会得到通过，宣布这一方案同时适用于中国，不久决定给予5000万美元援助。

在英国方面，其战略利益是同日本相冲突的，但因受欧战的牵制，无力采取更多行动对抗日本，对华援助也是有限的。1941年4月英国曾以支持中国的法币为名借款500万英镑给中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英两国同时加强了对华援助。美国宣布给予中国贷款5亿美元，这是中国所获最大一笔援助。同时英国宣布对华贷款5000万英镑，但该款项由于英国采取拖延手法，终抗战结束，“英国未拨付分文”。[《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对外交》（2），第26页。]

抗战时期中国政府获美国援助总约8.4亿美元。作战物资以飞机为例，购机总数为2351架，其中来自美国占59％，来自苏联占37.6％。

获取外国物资与财政援助，对于中国坚持抗战的意义是重大的，但实际所获与所需相距甚远。中国相继失去东北以及华北和沿海等大部分较富庶的地区，而且自1937年全国抗战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也有四年多，物资消耗和财政支出甚巨，所以，外援输入只能满足部分作战需要。况且外援是以中国出口产品为代价。

各国援华物资还受到交通条件方面的限制。南方地面运输线自滇缅路被日军切断之后，只能通过飞越驼峰形山地的中印航线输入物资，成本高而运量有限。据统计运往前线汽油一吨，则需途中消耗汽油三吨以上。美英等国曾希望苏联能够开放中亚陆上交通线，自中东方向经中亚进中国新疆地区转用援华物资，但苏联受与日本的“中立条约”限制，反应冷淡，未能谈成。

此外美英两国以欧战为战略中心，作战物资也首先满足欧洲战争需要，途经印度各地的援华物资经常被英军截留或挪用。

如果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苏等国所获外援数字比较，则中国所占极小。仅以美援为例，美国援外租借物资总值485亿美元，英国所得占63.71％，苏联获22，76％，中国仅为1.8％。[《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时外交》（2），第307页。]

以绝对数字看，中国战时获美援总值8.4亿美元，而苏联获美援租借物资达108亿美元之多，相当于中国13倍，其中重要作战物资有飞机1.5万架，坦克7000辆，卡车38.5万辆，吉普车5.2万辆，电话机42.7万部，电话线可绕地球50余圈。[《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2页。]

综上可知，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但所获外援最小，中国主要是依靠自已力量进行持久艰苦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废除不平等条约

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各阶层爱国力量所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但列强一直不愿放弃在华特权。中国人民在艰苦的抗战之中赢得世界人民的尊敬，国际地位得到提高。同时，日本在亚洲的不断扩张，严重侵害着美英的权益，他们希望中国坚持抵抗，钳制住日军的主力。因此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双边关系得到重新调整，就顺乎情理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由于中国的要求和对抗日本扩张的需要，美英两国虽先后多次表示与中国商讨取消领事裁判权问题，但并未采取实际的行动。1941年4月，中国政府电令回国赴任的驻英大使郭泰祺顺访美国，向美国政府提请缔结中美平等条约，废除现有不平等条约，并建议“实行之期，不妨俟诸中日战事结束之后。用意在壮吾人今日之声势，而增高他日之国际地位”。[郭泰祺致胡适电，1941年4月20日。]

5月下旬，以换文形式达成协议，中方表示“忠实遵守国际信约”，美方承诺通过谈判。“迅速地做到取消一切有特殊性质的权利”。7月上旬，英国亦与中国政府互换照会，表示愿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1942年3月，美国向英国通报，准备着手与中国举行谈判，废除治外法权等在华特权，改订新约。英国表示同意并准备采取一致行动。10月9日，美英两国将其决定正式通知中国政府。

10月下旬，中国政府接到美英两国的新约草案后，即开始与两国的谈判。中美两国的谈判比较顺利，12月18日，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交照会，认为两国对条约草案及所附条文，认识已趋一致，建议于1943年1月1日在华盛顿正式签署条约和换文，中国表示赞同。中英两国的谈判较为艰难。英方竟拒绝讨论归还九龙租借地等问题，中国方面要求先行收回九龙，以为将来解决香港问题之基础，但英国不允交还九龙，且于10月14日发表外交部声明，废除英国在华特权并不包括将香港交还中国。

中方经一再交涉仍无结果，为不致影响美英两方在1943年元旦前签订新约，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时提出对英国拒绝讨论归还九龙表示不满，并保留将来再提出这一问题的权利。由于英国的继续拖延，1943年1月9日，日本抢先同汪政权签订了所谓《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等之协定》，继后意大利也宣布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受此促动，中美中英新约终于在1月11日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字。

5月20日，中美新约在华盛顿，中英在重庆换文批准，条约生效。此后，其他一些享有在华特权的国家。也相继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新约。

不平等条约废除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是中国人民摆脱近代以来的外交屈辱而取得的初步胜利。要取得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当然还要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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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日本的南进北进战略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华新政策

一、强化长期持久战体制

（一）南进中的持久战抉择

日本陆军部与参谋本部于1938年12月6日联合制定《昭和13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案》，确认“汉口、广州的攻略，使武力行使告一段落，尔后应自主地指导新中国之建设，切戒急躁”，日军一反“速战速决”的高调，转而认为：“对华战争本质上属于持久战，对已被颠覆力一个地方政权的蒋政权，与其继续坚持以武力深入急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战斗力，向着建设新中国工作方向迈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第622页。]

自此，日军被迫采取持久战、总体战体制，推行“昭和新军制”以扩充军事力量，总的来说是企图“政略进攻、战略持久”。

1939年底，中国在正面战场发动“冬季攻势”，使日军受到打击。日本认为这时期是“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时代”。[〔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第573页。]

1940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日占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百团大战”，再度给予了日军巨大的打击。日军深感侵华战争一时难以取胜，不得不采取“大持久战”，进一步强化“持久战体制”。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规定其对华战略方针是：

“一、除继续行使武力外，须严加杜绝英美援蒋行为，并采取调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战两略之手段，削弱重庆政权之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

二、积极改善内外态势，恢复与增强完成长期持久战及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所需之帝国国防力量的坚韧性”。[〔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130页。]

据此方针，日本应保持的对华作战及兵力部署基本态势，即“长期武力战态势为：在一般形势无大变化时应继续确保蒙疆、华北之要域及由汉口附近至长江下游流域之要域，以及广东之一角、华南沿海诸要冲，经常保持用兵之机动性，同时彻底整顿及维持占领地区内之治安，并继续进行封锁及航空作战。”要加强殖民政治体制，“对新中央政府，着重使之专心协助帝国加强综合战力所必要之各项措施，主要指导使之努力向我占领地区进行政治渗透。最终虽将促使重庆方面与新中央政府合流，但使新中央政府不要采取急于求成之措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131页。]

上述对华持久战态势的规定，是在对华作战遭受挫折、陷入僵局形势下的产物，它同日军迫切要求的在中国战场获胜及迅速向南方扩张的愿望是矛盾的，而欧战的形势发展，也不断冲击着日本的战略决策。日本军政当局需要制定能指导在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长期战争计划，要求进一步明确地将侵华作战与欧战形势及日本的南进愿望联系起来。11月17日，日军统帅部关于中国战场考察后的一份报告宣称：“如今解决中国事变已与欧洲形势联系在一起，必须与德意共同建立新秩序，中国事变作为其一环进行处理。南方问题要尽速解决。中国派遣军不必要进行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200页。]

11月28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向东京当局报告：“中国军队于10月末完成了第三期整训，而我第11集团军自25日开始的作战，从结果上看与去年同期相比，作战力量减少了二三成。中国军队的抗战意识仍然旺盛，但有穷于补充的模样。”[〔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202页。]

上述报告反映了日军统帅部对华作战无计可施的窘态，也反映了日军对久陷中国的困境感到不安。

（二）制定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

日军在中国战场进退维谷的局面，使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大伤脑筋。

1940年12月1日，参谋总长杉山在上奏有关南方作战兵力部署问题之时，天皇直接询问：“是否按预定计划整理在华兵力？……拿破仑入侵莫斯科败于消耗战和游击战曾有先例。日军不会在中国陷于困境吗？”参谋总长回答：“有关战线整理事项正在进行之中，一旦有了结果将立即上奏”。[〔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203～204页。]

此后，日军统帅部重新制定《大东亚持久战争指导要纲》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要纲》两个提案。1941年1月16日，大本营陆军部讨论了这两个提案。

18日，由杉山参谋总长上奏，获得批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基本内容如下：

“一、在1941年秋季以前，大体上不放松现行对华压力，在此期间采取一切手段，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之解决（第一期）。

1941年秋季之后，转为长期持久战态势，于数年后确立在华50万兵力之体制（第二期）。

二、作战以维持治安与占领地区的肃正为主要目的，不进行大规模作战，必要时在短时间内实施短促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地区并返回原驻地为原则。

三、在第一期夏秋之际发挥综合作战力量，对敌施加重大压力，谋求解决事变。但须考虑欧洲战局的演变，以及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等（如调整对苏邦交等），务须做好政战两略的调整。

五、在整个期间，力图从地面、海面及空中加强封锁。切断法属印支路线，破坏滇缅公路，兼用以海军封锁海面、陆军封锁海港作战等办法，加强对华经济压迫。

八、为适应长期战争之施策，有必要对编制、制度以及其他各种事项进行改进，以求其合理化。”[〔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209～210页。]

这一方案较前述各案更为详尽、明确。但仍无法弥合日军在战争上的矛盾分歧，1月25日杉山总参谋长上奏之际，天皇又一次发问：“关于日前批准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是否有再作某些考虑之必要？”[〔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210页。]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上将的意见是：

“一、……不应变更倾注主力于中国事变的宗旨。

二、虽说务期于1941年内解决事变，但能否实现？虽尽力而为：却无把握。

三、何谓长期武力战态势？不能认为从现在起进入缩小兵力和地区的态势即长期态势。如期望彻底压倒敌人，使蒋政权屈服，则缩小和变更目前态势是不利的。……”[〔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211页。]

派遣军还制定了大规模作战计划，并于1941年5月，调动6个师的兵力发动了山西南部的“中条山战役”。

3月l日，参谋总长杉山通知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俊六上将：“以处理中国事变为首要任务，……二、对美作战时，不由总军（指中国派遣军）抽调兵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吏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212页。]

充分反映了日军在华作战的矛盾与急躁心情。

日本对南方扩张步伐急剧加快，1941年7月，正式侵入法属印支南部，同美英等国的对抗激化。日本制定大规模地对美英全面战争计划同时，制定了新的对华作战计划。9月25日，日军统帅部向驻华派遣军提出《配合南方作战之对华作战》（草案）：规定日本陆军总的作战目的是：“在于消灭美、英、荷在东亚的主要根据地。占领、确保南方要域，以及对中国确立持久战态势，促使蒋政权屈服”。据此对华作战方针是：“向持久战态势转移、与海军协同采取政、战谋略继续对敌压迫，以期蒋政权屈服，同时消灭在中国之美英等敌国各种势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吏室：《大本营陆军部》（3），朝云新闻社第445页。]

12月3日，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日军统帅部以“大陆命第575号”命令下达驻华派遣军总司令：“一、大本营为完成帝国之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企图攻占南方要域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并制定了中国各战场的作战任务，其中在武汉等地区的任务是：“尽力击破敌抗战力量”。[〔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3），朝云新闻社第56页。]

同历来所强调的“摧毁敌之抗战意图”相比较，对华作战信心已明显不足。

还在制定太平洋地区作战计划之时，日军参谋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中将曾强调：

“1、必须明确对华战争在对南方、对华、对苏综合战争中的地位，并明确对华战争的目的与限度，使之适合其地位。

2、对华战争在持久综合战争中应占从属地位，还是占决定性地位？需要调整陆海军对此的看法。

3、在任何情况，我在华占领地域显然为指寻综合战争的基础，并占有供给资源的地位。”[〔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555页。]

由此看出，日本在侵华战争遭到失败后，其战争指导部门在主要战略方向问题上，出现的本末失调、主从混乱情况。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本来是为掠夺更多的资源与地盘，并在南进的过程中解决中国问题。然而在战争困境中发动新的力不从心的战争，恰如饮鸩止渴，日本侵华战争指导更加陷入窘境。当时在参谋本部作战部战争指导课任职的堀场一雄总结说：“太平洋战争的开始，就是对华战争的破产。尔后，战争指导的对象，主要移到南方。对华战争的指导，已被降低到把命运寄托在南方的从属地位，丧失了本来的性质，最后只好放弃对毕战争指导。”[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40页。]

（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华战略任务规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侵华日军的战略指导，只是企图维持现有局面，等待时机以求结束战局。侵华日军的基本任务，由1941年12月3日日军统帅部“大陆命第575号”加以明确规定：“大本营为完成帝国之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企图攻占南方要域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在中国各战场的具体任务是：

“（一）大致确保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及宁波附近之安定，尤应首先使蒙疆地区、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山东省各要域及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之治安迅速得到恢复。

（二）确保岳州至长江下游之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尽力击破敌抗战力量。其作战地域大致为安庆、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

（三）占领广州附近、汕头附近及海岛北部各要域，广州附近之作战地域大致力惠州、从化、清远、北江及三水至西江下游之间。

（四）超越上列各项所示地域进行之地面作战，根据另外命令。

（五）竭力确保重要资源地域，增强我军战力。

（六）上列各项作战中，有关沿海作战及航空作战，根据需要应与南方军总司令及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协同进行。

（七）实施对华谋略，以促使抗日势力之衰亡。

（八）作战需要时，可在靠近满华边境的热河省内地域，暂时派遣一支部队。”

同时对海军力量的协同问题规定：“参谋总长可从隶下之船舶部队中，将所需部队暂时编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指挥之下”。[〔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3），第56页。]侵毕日军序列也作了相应调整。

二、强化政略攻势

（一）加强控制汪伪政权

实施对华长期持久战体制及强化总体战体制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加紧扶植汪伪政权，粉刷其门面，来为其侵华战争服务。

1942年12月21日，由御前会议制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提出了“对华新政策”，其基本办法是，改变过去限制压政权参战的决定，让汪加入轴心国一方向英美公开宣战，以此“打开日本和中国现状的大转机，遵循日华提携之根本精神，专注于强化国民政府之政治力量，同时扑灭重庆政府抗日之口实，与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共同完成战争而迈进”。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强化（汪）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包括强化对各地方政府的指导，在形式上废除在中国的祖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确实地维持治安等各项措施；

2、经济政策方面，“以增加和获取为完成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宗旨，重点开发获取占领地区内的紧要物资，并积极地努力，夺取敌方物资”；

3、对重庆政府政策是，“不进行以重庆为对手的一切和平工作”。[《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80页。]

根据这一构想，翌年1月9日签订《日华共同宣言》及所谓归还租界、废除冶外法权等协定。9月18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制定了日华基本条约修改要纲，10月30日由汪精卫、陈公博赴日签字缔结《日华同盟条约》，该条约有“为维护日本及中华民国两国间永久的睦邻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对方主权及领土完整”，“日本国和中华民国为确保大东亚之建设和安定，应相互密切合作进行各种援助”，等等。在附属议定书又写道：“日本国承诺，两国间实现全面和平并结束战争状态之时，将撤走派遣到中华民国领土内的日本国军队。日本国放弃根据庚子事变的北京议定书及有关文件所获得的驻兵权。”[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吏》第684页。]

这一条约签定后1940年《日华基本条约》连同其附属文书“一同失效”。两个条约相比，同盟条约作出了更多的“让步”，宣称要放弃驻兵权，废除日本时华北、蒙疆、长江三角洲地区及华南沿岸岛屿等地带的特殊要求，关于中国政权组建问题作为内政处理，日本不再坚持让重庆政府“屈服”等等。日本试图以此为奄奄一总的傀儡政权输血打气，鼓起随主子摇旗呐喊的劲头，并使其更具有欺骗性。

日汪合演所谓归还租界、放弃驻兵权、废除冶外法权的闹剧后，还大肆展开欺骗宣传活动。日本大力宣传解决了日中间多年来的悬案。汪政权也吹嘘“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是“中日亲善史上最光荣的一页。]”[褚民谊讲话，见1941年3月5日上海《中华日报》。]

汪精卫发表声明，声称已经取得了巨大外交胜利，对日本恩典由衷感谢。

“新政策”所说提高汪政权政治地位，实质上是无法兑现的。汪政权虽名义上是关内日占区最高政权，由于日本推行分治合作原则，管辖范围仅及南京附近“点线”，汪政权企图通过参战而增强力量，对各地分治政权实施统一，但蒙疆、华北等各系统伪政权都是日军用刺刀扶植起来的，绝不会听命于汪政权。另外，自1942年大批国民党军队降归于汪政权，汪伪军事力量虽表面膨胀，实质上降军割据一方，同汪只有名义上的归属关系，都受日军调遣。所以汪政权的统一之梦是无法实现的。

（二）加强对华经济掠夺

日本的资源与市场严重依赖海外，发动战争的经济目的十分明确。

1940年7月27日大本营通过《时局处理纲要》，强调“应从对英美的经济依赖态势中摆脱出来，以日满华为骨干，大致以印度以东、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为组成部分，确立经济自给体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57页。]

日军按既定方案发动太平洋战争，对广大地区实施军管，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名义下实施经济掠夺。

1942年1月21日，东条在第79次议会上发表演说：“指导帝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90页。]

2月6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讨论日本对外经济问题，28日，联席会议通过《应如何使用帝国资源》的计划决议。将中国、朝鲜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划入日本的“资源圈”，印度和澳洲为“补给圈”，强调：“本资源圈应以大东亚新秩序建设为骨干，期望帝国战争力量划时期的充实和扩大。”[〔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3），第487页。]

由于日本对东北侵占和统治时间较长，部分完成了在该地区的经济计划，支持了日益扩大的侵华战争，“在亚洲大陆地面部队作战的装备物资补给，大部依赖满洲的工业”。而华北等地除武装劫掠之外，由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殖民生产发展十分有限，统冶形势日益恶化。为支撑越来越大的战争消耗。日军不得不大量动用储备物资，使战略物资储备已大部消耗殆尽。

因此，日军不但企图在南方各地强化经济凉夺，还制定详尽的计划以便更残酷地实施对华经济掠夺。

1942年12月21日，御前会议制定《为完成大东亚之处理对华问题根本方针》，规定：

“1、当前时华经济施策，以增加获取为完或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宗旨，重点开发获取占领地区内的重要物资，并积极地获取敌方物资；

2、经济政策之实行，在力戒日本方面的垄断之同时，发挥中国方面官、民之责任与刨造精神，由其积极的对日合作取得成果。”[《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第580页。]

翌年缔结同汪精卫政权的《日华同盟条约》强调，“有关战争朝间重要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使其充分满足帝国的要求。”日本大东亚省大臣青木一男说：“就处理敌产来看，当地都是‘抄来主义’，即租界虽然交还，但仓库、房屋等凡是比较值钱的东西都一律抄来的思想。这样租界里就将一无所存，这种交还方法，民心也就不能不叛离”。为改变这种露骨的“抄来上义”，日本又采取了变相劫掠的“购买”等办法。

日本的对华经济掠夺实际上已达到疯狂的程度，在对华北的原材料掠夺方面，如果以1939年输出数字为100，到1942年则增加为：煤169，铁矿石900，盐265，棉花289，其中仅1940年，日本从华北运走煤450万吨、铁矿石约30万吨、棉花42.8万担。日军战史也记载：“随着战局的发展，对民众生活更加紧了压迫，逐渐出现了各种困难问题。”尽管如此，日军仍通过《剿共指针》等各种文件，强调“取得对华所需物资”，要求事项有：

“一、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要求中国提供大量的各种物资，将对民生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必须考虑努力贯彻中国参战的意义，并根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精神，由中国方面负责设法保证供应所需的物资。

二、要求中国提供的物资，区分为：在中国取得的陆军军需；由陆军运回日本的物资（陆军供给日本的军需物资）；在中国取得的国家短缺物资（供日本的一般物资，以及在中国取得供当地军用的陆军军需物资）。

三、日本要求提供的主要物资为：煤、矾土、萤石等地下资源及普通生铁、氧化铝、盐等工业品以及棉花、麻、油料资源等土产物资，要依靠各种机构进行开发和收购。

四、要求中国供应的物资，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必须绝对予以确保，而且应看到，随着战局的激化，所需数量必将逐渐增大。

五、粮食、棉花是华北土产物资中最重要的物资，其收购的成败，直接对完成战争及重要产业的生产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军队对此等物资的收购政策，必须经常给以强有力的妥善的支援。……。”而对于蒙疆地区，则要求“最大限度地对日本提供重要国防资源”。[〔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380、382页。]

在江南地区，由汪精卫政权配合，日本规定了物价管理政策，设置了全国商业统制会、物资统制审议会和物资调查委员会等组织，在商业统治会下面分设棉统会、粮统会等重要物资统制会。日军试图通过这些组织，严格实施商品登记，控制其流动。日本所谓的收购是强制性收购，价格大大低于市价。如粮统会1943年江南各地以“分担制”和“收买制”等办法，以低于市价50％的价格强制收购，据统计“收买数量共计63万吨”。[《电报年鉴》1944年度，第630页。]

日军还在各地以金融、货币手段，或伪造中方通货，或在其占领区滥发伪币，以聚敛财富、破坏中国金融。1941年1月6日汪政权建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央储备券，与国民政府的法币等价使用，翌年2月18日开始限制兑换，3月停止等价交换，5月禁止法币流通，并限期兑换旧币。强制以汪币统一法币，同时滥发伪币搜刮财富。

在日军不能控制的地区，尤其对于华北抗日根据地，主要手段是“采取经济谋略与武力并举，或实行夺取物资的作战，从敌区获取物资，并破坏敌方的主融活动。”经常针对抗战力量的仓库、生产设备等进行袭击，或在收获季节发动进攻，抢掠粮棉；或以作战破坏根据地的生产与收割。而经济谋赂手段有：

1、采取没收等方法取得对方货币进行采购。

2、运出不需要的物资作为交换品，从对方吸收必需品或抗战必需物资。

3、利用对方商人，或设置由特务机关监督的物资收购机关（日华商店、商人、合作社等收购机关），或利用武装团体灵活运用交易制度进行买卖等，主要通过准治安地区进行谋略性采购。日军还得出结论：“武力战就是经济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269页。]将经济掠夺与武力作战紧密联系在一起。

总之，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施展更多的经济谋略，强化对华经济掠夺，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但整个战局对日本来说是千疮百孔，虽采取了许多措施，都未能收效。

（三）设置大东亚省与召开大东亚会议

日本为加强对庞大占领地区的殖民统治，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旗帜之下，对占领区在政治与行政方面加强了全面的控制。1942年2月，日本陆海军、兴亚院和企画院联合研究“关于规划和实施对大东亚各国及各地区的各项政策的综合责任官厅”；经过约半年多的准备，9月1日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其宗旨规定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11月1日，正式通过《大东亚省宫制》，设置大东亚大臣、由文官担任，其第一条规定职权范围：“大东亚大臣负责买施有关大东亚地区（日本本土、朝鲜台湾及桦太除外）之诸般政务（纯外交除外），保护帝国在该地区内对各国的商事，并管理有关在该地区各外国侨民与帝国臣民有关事务，以及关系到该地区的移民、海外拓殖事业和对外文化事业等有关事务。”日本在该地区原驻外交官，在上述事务处理问题上应受大东亚大臣的“指挥和监督”。[《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77～678页。]

大东亚省的行政机构下辖四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南方事务局。另设大东亚联络委员会。大东亚省的设置是企图调整原兴亚院与外务省派出的双层机构，将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和外务省的东亚局、南洋局全都并入大东亚省，废兴亚院官制。按上述规定，除少数“纯外交”之外，外务省不再担负上述大东亚地区内的外交政务，权力被削弱，东乡外相由此而辞职表示反对。

大东亚省实际也未能真正掌握所规定的该地区内的政务，按官制第19条规定：“大东亚省应同陆海军策应合作，执行有关大东亚地区内占领地行政事务。”[《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78页。]

所以大东亚省的设置，实质上加强了军部的行政权力。大东亚省的设置是对原有兴亚院等殖民机沟的发展，也是为配合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的殖民政治步骤。

大东亚省设置之时，瓜岛战局也正走向崩溃，战争态势进一步恶化。日本对各国的政略不能不作出调整。1943年5月29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和5月31日御前会议制定《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其方针第一条规定：“帝国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应集结以帝国为核心的大东亚诸国家诸民族，进一步整备和强化政略态势，坚持战争指导的主动性，以适应世界形势变化”。增强了谋略色彩。其第二条随着规定了大东亚政略与侵华战争关系：“整备政略态势，应以强化诸国家诸民族对于帝国的战争合作，尤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着眼点。”[《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83页。]

基于上述考虑，日本于10月30日同汪伪政权签订了《日华同盟条约》。

几天后，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主持召开了有傀儡头目参加的所谓“大东亚会议”，会议还通过所谓《大东亚共同宣言》如下：

“美英为本国的繁荣，压迫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尤其对大东亚进行贪得无厌的侵略与剥削，逞其奴役大东亚的野心，终于从根本上破坏了大东亚的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原因就在于此。大东亚各国相互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保全其自存自卫，根据下述纲领建设大东亚，以期为确立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一、大东亚各国同心协力，确保大东亚的安定，以道义为基础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

二、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自主独立，以实现互助敦睦，确立大东亚的亲睦友谊。

三、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自的传统，发挥各民族的创造性，以提高大东亚的文化。

四、大东亚各国在互惠原则下紧密合作，以求发展经济，增进大东亚的繁荣。

五、大东亚各国敦笃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消除人种差别，普遍交流文化，进而开放资源，力世界的进步作出贡献。”[〔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460页。]

宣言提出所谓“相互尊重各自的独立自主”，“实现互助敦睦”，实现“亲睦友谊”，“消灭人种差别”等虚伪口号，同时强调各国“同心协力”、“紧密合作”以“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企图将备仆从国继续捆绑在日本的战车上。

大东亚会议的召开，在形式上确立了日本的大东亚殖民体系。日本的大东亚殖民体系共分三个层次：内层以日本本土加上殖民地朝鲜和台湾为核心，中层即“日满华”体制，外层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占领区。其中“日满华”体制是日本殖民体制的基本骨架。

三、强化对占领区的军事行动

（一）提高治安肃正作战的战略地位

日本为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首先是巩固对既占地区的控制。日军针对华北、华中等地日益发展的抗日游击力量，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扫荡”。日军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实际上已成为侵华日军的主要作战，其战略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从1941年起日军华北治安战的最重要变化。

1940年12月26日，东条陆军大臣同杉山参谋总长会谈，确定日本对华战略基本方向：

“一、必须将中国事变尽快实现解决。为此不仅要考虑南方，还需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既要继续对重庆施加军事压力，又须着眼于经济压力——即加强全面封锁。此外治安肃正是解决事变的必要条件，故须特别注意加强扶植汪政权的武装力量。

二、近来对解决事变问题有偏重政治谋略的倾向，但无甚效果，今后有必要集中力量使甲于有助于直接解决事变的谋略或作战谋略。

三、当前对华作战纲要的内容是，彻底肃正华北治安，进行航空进攻战，集中实施对华作战谋略，强化封锁及扶植作为治安警察力量的中国武装团体。”[〔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第453页。]

上述决定明确强调了“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加强“谋略或作战谋略”，特别是要求“彻底肃正华北治安”，成为日军最重要的指导方针。据此又于1941年1月提出《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两大要案，提出了对华战争8条原则，决定在对华进行长期持久战争的前提下，“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地为主要吕的，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在必要时进行短时间的短促突击作战。但以退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第328页。]

治安肃正作战战略地位的提高，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对侵华日军已形成致命威胁。

关于治安战的作战行动，由华北方面军实施。华北方面军于1941年初制定了当年肃正计划及其注意事项12条，其第1条对作战对象作出规定：“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第2条强调：“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统一发挥军、政、民备方面力量，摧毁破坏敌之组织力量并以争取群众为重点。”

对于兵力部署及其运用，日军改变了以前采用的分散部署原则，改行集中部署。认为“有更加集中的可能和必要”，“可以将小兵力的分散部署逐渐加以集中，使掌握具有灵活性的战斗力。”实际上，由于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较快，作战主动，经常以兵力小的日军据点为进攻对象，分散部署的日军难于对付这种攻击。该肃正计划还就占领区的傀儡政权建设、伪军的任务及其训练、促进农村自治自卫，关于模范占领区工作的目标，新民会等文化团体作用，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日军资源补给的就地“自给”等等问题，都作了详细规定。[〔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467～471页。]

（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与“清乡”

为了以综合力量全面对抗占领区的抵抗力量，实行以军事“扫荡”、“清剿”力主的总力战，日军对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和占领区分别推行了“治安强化运动”与“清乡”。

华北地区的“治安强化运动”自1941年春季开始，到1942年底连续推行5次大规模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日军发动的“治安强化运动”，由日军制定出详尽计划并直接加以推行。其方针是：“使华北全体官民在新生华北的感召下，积极主动地从事强化治安工作。”目的是：“加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政治统治力量，以期扩大华北政务机关的政治统治范围。……摧毁敌战区和亲敌地区民众的斗志，促进敌性第三国的反省。”[〔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第495页。]

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同治安肃正作战的最高目标，是在华北地区建立巩固的殖民统治秩序，据1941年夏制定的《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对未来三年逐年应达之治安指标作出了具体规定。

日军决定在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治安肃正手段：

第一、在治安地区，在使华北伪行政机构代行管理，且由伪警力量承担治安工作，日军则可以早日撤出，转向准治安区推进。

第二、在准治安地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在其指导、支援下建立并加强县警备队及保安团等，以图控制县政。加强搜索和“扫荡”抗战力量，扼制其活动。要逐渐提高伪政权的政治军事力量，要使准治安区向治安区过渡。

第三、未治安区是中共的根据地。要不断对其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并拆毁其设施和军需品，使中共抗战力量不能安身和进行建设，或不能重建。日军可根据情况进驻、作分散部署，使未治安区向准治安区过渡。

在华中地区，日本通过操纵汪伪政权，推行“清乡”。其基本办法是，由日军和伪军、伪政权力量结合，军事手段和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手段相结合，将日占区分割为若干片区，首先以日军为主力在伪军的协助下，对各片区内抗战力量实施军事打击，通过伪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建立巩固的统治，其后逐渐协调日军转用其他方向，而将占领区内维持统治的事项交付伪政权担负，成为日本所描绘的“模范的新中国和平地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建立“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愿望更加迫切，除军事上加强治安肃正作战之外，对华北、华中等占领区的政略目标也更为集中。

在经济领域，日本侵略者认为有五大问题需要解决，

（一）确立“治安民生”条件，

（二）增加重要国防资源生产和输送，

（三）强化驻军在各地的自给率，

（四）安定金融经济，

（五）解决粮食问题。

而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办法是，对抗战力量实施严格经济封锁并加强在占领区的殖民生产和掠夺。华北方面军确定的经济战略方针是：“尽快确立军、政、民的自给自足经济，以确保民生，并在减轻我国经营华北的负担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供应我国所需要的战争资源”。强调必须建立“飞跃的战时经济体制。”[〔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78页。]对粮食的控制又是最基本一环。其主要手段是通过作战掠取，加强重点配给制，严格实行对消费的控制等。这就决定了日本必将对各占领地区实行更加残暴的掠夺政策。

在政治领域，日军对华北地区政务指导要纲所规定的目的是：“通过方面军以坚决态度和必胜信念制定的积极措施，防止民心动摇，更加坚定中国各机关依从于皇军的信念，使之向日华一体确保境内治安的方向迈进。同时要使之成为东亚自给自足势力范围之一环，协助开发和取得资源。”[〔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53页。]

在行政手段上重视“间接统治”，充分发挥各种伪组织的自治自卫能力。还试图增加汪伪政权名义上的独立性，将华北地区所属苏北、皖北及豫北部分地区从华北政务委员会手中移交汪政权，以满足汪所要求的统一全部占领区的欲望。期望以这些手段，既增加傀儡政权的吸引力，又可以弥补自身兵力不足之矛盾，达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在思想文化领域，日军竭力通过蛊惑人心的欺骗宣传和美化法西斯侵略的说教，妄图达到其提出的如下目的：

“（一）对于思想上站在抗日阵营的中国人，特别是有识之士，应强调指出，继续抗日完全是英美的走狗，……应采取相应措施使之转向和平阵营。

（二）对于亲日阵营内的中国人，要强调皇国的兴衰乃大东亚兴废之关键，使之理解日华不可分离的命运，特别是使之认识到华北是日华合作的模范地区，担负着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任务。

（三）应明确认识，此次战争并非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之间的斗争，而是驱逐近百年来侵略东亚的美英势力以解放东亚的圣战。要注意粉碎敌方离间日德意轴心国的阴谋。”[〔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34页。]强调加强新民会等外围组织，加强电影、报纸、书刊的管理和发行，在教育方面又将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等日本认为抗日思想浓厚的学校加以关闭，保留学校则统一使用由日本或由伪政权炮制的课本，加强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上述所谓新政策，挽救其在华注定失败的命运。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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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

第一节 敌后抗日根据地困难时期的形势和任务

1941、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进一步扩大，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极为困难的时期。1943年，华北敌后军民渡过困难，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而这一年华中敌后军民仍处于十分困难之中。

1941年12月8日，日本继德国于6月22日发动侵苏战争之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为了放手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1940年底以后对侵华策略陆续进行调整。核心是尽可能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解决“中国事变”，压服中国：如若不然，只有转入“持久态势”，控制已有占领区，将中国占领区变为日本称霸世界的“兵站基地”，掠夺物资，为其所用。

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会议通过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其要点是：在1941年秋季前，应毫不松懈地继续对华施加压力，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的解决； 1941年秋后转入持久态势，并在数年后确立在华50万兵力体制；作战目的是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必要时可发动速战速决的奇袭战，但以返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453页。]

日军中国派遣军1940年底拥有兵力72.8万人，另有航空兵20个中队。按照大本营1940年7月提出的《更改军备充实计划》，将逐渐减少中国派遣军兵力，即1941年减到65万人，1942年减到55万人，l943年减到50万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决心趁兵力削减计划实施之前，利用1941年（尤其是夏秋季），无论如何务必“于本年度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并根据占领区的治安现状，即华北最差，其次为武汉地区、长江三角洲、蒙疆，确定了进行治安肃正的计划：1941年度巩固华北，为此，由华中抽调两个师（第17、第33师）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在武汉地区则对长江以南进行收缩性的整顿。

1942年度设法肃正襄（襄河，即汉水下游）西地区及长江三角洲。

1943年底彻底肃正占领区内部；情况许可时，打通平汉线以沟通华北、华中（如若不行，则在1944年以后进行）。[〔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451、454、452页。]

1941年3月1日，烟俊六接替西尾寿造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7月5日原华南方面军（大本营直辖）司令官后宫淳接替板垣征四郎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

1941年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为此，日军大本营从中国派遣军抽出相当大的兵力，对中国派遣军的基本任务也作出相应的调整。11月7日，第5、第18、第21、第33和第48师被指定调往太平洋战场。

11月8日第4师改归大本营直辖，同日，第3飞行集团被指定转进太平洋战场，新建第1飞行团（飞机70架）和第23集团军飞行队（飞机45架）接替在华北、华中、华南的空中作战任务。

12月3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575号”明确了中国派遣军的新的基本任务。新任务主要不同点在于更加强调对中国抗战大后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封锁，更加强调掠夺中国的重要资源及中国派遣军的“就地自给”。

在下达中国派遣军基本任务的同一天，1941年12月3日，日军大本营以“大陆指第1042号”专门就此作出具体指示：在占领区适当构成切断线，严禁物资流通；在占领区内主要城市，严格取缔物资对外流通；确保占领区内重要资源地区，使之便于开发及取得，并加强就地自给的方针，积极取得、利用占领区内外之资源，尽力增强战力。

1941年至1943年，日军只对正面战场进行了若干次战役进攻，将主要力量用于巩固占领区的治安作战，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进行“清乡”。国民党军在敌后的阵地，如中条山、太南豫北、鲁中、苏北，在日军的打击和诱降瓦解下纷纷垮台。其中成批的国民党军投敌成为伪军。

中国共产党在日占区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日伪不断的“扫荡”、“蚕食”、“清乡”，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处境非常困难。面对新的形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武装力量建设、对敌斗争策略等方面作出新的部署。

1941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交通战的指示》，指出：敌人确实控制其占领区之交通线为其既定方针，在其主要交通线上我军破袭愈多，敌人守备也愈强，结果我之交通联络亦愈不便，破坏后因敌技术优越，甚易修复，我军动员民众破路，敌人强迫民众修路，无休无止，“致人民昼修夜破，不免疲劳”。为坚持敌后长期抗战计，军委指示：“道路不可不破亦不可太破，凡与我太有害而于敌非心争者（如插入我根据地内之公路）必须彻底破袭；凡在敌为必争，在我无力控制者（如正太路、平汉路北）不可因破袭引起敌之守备加严”，“凡我方所需要之交通线通过之道路不可破坏以免敌之注意，而应加紧当地之伪军伪组织内工作以求交通便利”，“破路应尽量节省民力，多用火药爆破”。[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在武装力量建设方面，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方式）与敌人周旋。”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应新的环境。为此，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而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弱点所在。……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乒主义”。主力军与地方军数量上的比例，在山地根据地一般应以二比一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则以一比一为原则；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当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应当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之骨干（民兵）数量应当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之全部数量。而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青全部数目（包括党、政、军、民、学），仍只能占根据地全部人口的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13页。]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因为日本四处树敌，必然减弱对中国的压力，侵华的一些部队将调往太平洋战场。另一方面，“敌人为供应太平洋战争，其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区之心必更切，因此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激烈”。根据上述估计，中央提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军事建设仍旧执行中央军委11月7日指示。“主力缩编后，干部不应降级使用，而应集中山地，并选一部来中央，加以长期的训练”。“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

最后，中央号召在敌后艰苦奋战英勇斗争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5页。]

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尤其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极为困难时期先后提出开展生产运动，健全“三三制”民主政权，开展整风运动，实行精兵简政，以及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重要政策。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及地委的指示中强调，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现时最切要的十项政策就是：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这些政策，对于敌后广大军民战胜极端困难，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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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

第二节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治安强化运动”反“蚕食”的斗争

一、日军华北方面军推行“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和“治安强化运动”

百团大战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结经验教训，在1941、1942年大大强化和扩充了“治安”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始推行“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和“治安强化运动”。

日军认为，几年来对八路军作战不力，乃至在百团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重要原因是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真实情况难以掌握，认识不足。因此，百团大战后日军加强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侦察、搜集、综合分析工作。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2科（主管情报）新设了专职主管对共情报的参谋，中央灭共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副参谋长分任委员长、副委员长）调查部（通称黄城事务所）于1941年6月15日创办月刊《剿共指南》。

日军通过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调查，认识到：“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他们为了实现革命，力图通过争取民众，组织民众，以扩大加强其势力。他们巧妙地把思想、军事、政治、经济的各项措施统一，且将其努力分配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上，从而使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进行镇压，也必须统一贯彻多元、综合措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529页。]

日军认为自己的长处在于军事力量强，而这恰是共产党、八路军的短处，要趁中共军事力量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之时，进行军事“扫荡”，同时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以达到清除共产党、八路军，稳固控制华北占领区的目的。

根据华北的具体情况，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地区”（即日伪占区）、“准治安地区”（即抗日游击区），“未治安地区”（即抗日根据地），制定了划分三种地区的标准。日军通过半年多时间调查，认为到1941年7月为止，主要城市、交通干线、重要资源地区周围，约占华北全面积10％的地区，可以看作“治安地区”；以八路军的中心抗日根据地为基础的“未治安区”，约占华北全面积的30％；剩余60％的双方势力交错地带为“准治安地区”。

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41年夏，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了“关于肃正建设的三年计划”，计划逐渐把巩固“治安地区”的任务移交给伪政权及伪军警，日军则将其势力范围逐渐向抗日游击区和抗日中心根据地推进，扩大治安圈及准治安地区。三年的总目标是，由1941年7月治安地区占10％、准治安地区占60％、未治安地区占30％，到第3年度（1943年度），治安地区提高到70％，准治安地区降低到20％，未治安地区降低到10％，争取使华北的“治安”达到伪满洲国的“治安”状况。这一目标是以不减少华北日军己有兵力为条件的。

日军对三种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措施。在“治安地区”，从上到下，直至县、乡、村均加强伪政权的统治，由伪军警承担“治安”工作，使日军尽可能早日退出，向“准治安地区”推进。在“准治安地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部队，扶持伪县备队及保乡团，以图控制县政，不断搜寻抗日力量，加以“扫荡”，扼制其活动，削弱其势力，使这种地区向“治安地区”过渡。

对“未治安地区”，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扫荡”、“讨伐”作战，实行“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难以坚持，随后，日军进驻、分散部署，设置伪行政机关，使之向“准治安地区”转变。为保障其“治安地区”及重要交通线的安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日军役使民众在“治安地区”与“准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以及重要交通线的两侧，大量修筑隔离壕沟、碉堡据点，如在平汉铁路两侧各10公里的地带就修筑了长达500公里的隔离壕沟。

为“统一贯彻多元、综合措施”，发挥综合力量，实行“总力战”，日军策划了“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运动”的详尽计划由日军制定，再交由伪政权，在日军武力保障下推行。1941、1942年，日伪在华北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于成立一周年纪念日，1941年3月30日开始，到4月3日，进行总动员，开展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在布告中宣称：“没有巩固的治安，就谈不到安居乐业，我全体军、官、民，应同心同德，不能只依靠友军的力量，而应积极主动地做好治安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土”，这一运动的内容是：培养和加强区、乡、村的自治自卫力量；加强扩大民众组织；剿灭扰乱治安分子。[〔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轧494页。]

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4科（主管政务）在1941年2月15日制定的《“治安强化运动”买施计划》中，把“治安强化运动”的工作内容规定如下：

1.扩大、加强和训练自治自卫组织（剔抉、破坏共产党组织；训练行政机关职员；扩大实行保甲制的地区；统一实行户口调查；扩充及训练自卫团；进行警备演习，传达情报：修筑道路、城墙、电线杆、壕沟、桥梁等）。

2.扩大、加强民众组织（合作社的扩充和加强，扩充训练青、少年团，妇女会，劳工协会等）。

3.治安军、警备队等协助上述工作，单独或与日军协同进行讨伐及示威行军等。

4.普及宣传东亚新秩序的观念及日、满、华条约内容（通过讲演、电影、图片、宣传画、广播、戏剧小册子等方式）。

继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后，日伪又进行了第二（1941年7～9月）、第三（11～12月）、第四（1942年3～6月）、第五次（1942年10～12月） “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开始，由于日军推行“肃正建设三年长期计划”及“治安强化运动”，不断地、反复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扫荡”、经济封锁、特务破坏活动，有计划地执行其逐步变“准治安区”为“治安区”、“未治安区”为“准治安区”的策略，也就是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蚕食”的策略，使得共产党、八路军处境日益困难，抗日根据地、游击区被“蚕食”，逐步缩小，而敌占区日伪统治则相对加强。日军把1941、1942年看作是其“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其中又以1942年夏秋之际为高潮，对共产党、八路军而言，这两年，尤其是1942年，则是最困难的时期。华北各地连年深重的自然灾害，加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困难。

二、华北敌后军民反“扫荡”作战

日军对付抗日军民的手段多种多样，但最核心的还是利用其军事上的优势，对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扫荡”。

1941年2月25、26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会议，传达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这一计划的基本精神是：鉴于国内外形势和方面军的任务，在1941年度，应使作战和“肃正建设”等项工作更加积极开展。在具体执行时，在时间和地区方面要使重点集中，从而尽快在全中国，首先在华北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此计划特别强调了重点集中和力量统一，内称“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在1941年度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在作战步骤上，考虑到百团大战后期对中共、八路军进行的报复“扫荡”给中共、八路军一定的打击，中共、八路军暂时将处于恢复阶段，因此，决定利用派遣军向方面军增派第17、第33两个师的机会，首先尽量以最大的兵力对黄河北岸以中条山为中心的国民党军进行作战，除此之外，主要对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歼灭战。这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兵力为11个师、12个独立混成旅，共有30万人，伪军有10余万人。

根据这一计划，日军华北方面军经过充分准备，于5月7日～27日，以大约10万人的兵力对中条山的大约18万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进攻，将国民党在中条山的根据地摧毁，国民党军残部除少数仍在黄河以北坚持斗争外，多数南渡黄河进入河南。此后，日军即对中共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扫荡”作战。

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后，对日伪斗争策略有所改变。一是由于百团大战尽管给日军沉重打击，但八路军伤亡也相当大，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需要恢复。二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国并矛盾在1940年底、1941年初加剧，国民党强令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而当新四军军部由皖南撤出时国民党又制造“皖南事变”。1940年底开始，八路军不得不准备应付国民党反其突发事变。1941年1月6日，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发出《关于目前作战策略的指示》，认为日军作战计划有三种可能，一是“南进”，二是西进，三是“正面僵待（不南进也不西进），抽兵增加华北进行大‘扫荡’。就目前形势看，西进与增兵华北两种可能较南进可能多。我们一切准备中心要放在增兵华北”，“不管敌人企图如何，不管国内国际变化如何，今年华北战局比以往任何一年会要严重。”为准备足够力量随时应付新的形势，对八路军的具体军事行动作出如下指示：

（一）对津浦、平汉、平绥、同蒲、正大诸主干铁路，暂停炸车破路与夺城镇据点，以一个月为期；

（二）想尽一切办法进行伪军工作；

（三）敌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的“扫荡”修路，应给以坚决的打击与破坏修路计划；

（四）华北交通战已经占重要的地位，要注意炸车破路的技术；

（五）坚持完成4个月整军计划。

1941年，八路军对敌斗争空前残酷。在春夏季主要有鲁西、冀鲁豫两块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鲁西抗日根据地军民1941年1～2月反“扫荡”作战郓城是日伪在鲁西的一个重要据点，郓城日伪军1940年底以来不断疯狂袭击中共地方武装，破坏中共地方组织。八路军第115师教3旅兼鲁西军区（旅长兼军区司令员杨勇，旅兼军区政委苏振华）提出“打胜仗，缴大炮，迎接1941年”的战斗口号，决心以围点打援的战术，打击该敌。

1941年1月7日24时，八路军开始围攻郓城西北日伪军据点侯集，并在侯集与郓城之间的潘溪渡设伏。1月8日晨，郓城日军160余人、伪军30余人出援，八路军在潘溪渡将其全歼，缴九二步兵炮1门。1月15日，日军第12集团军以第21、第32师、独立混成第1旅及伪军各一部约1万人，由临清、济宁、菏泽、大名等地出动，对以范县、观城为中心的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扫荡”。l 月17日拂晓，日军乘汽车70余辆，合击转移至朝城以西苏村、马集地区的中共鲁西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教3旅特务营2个连为掩护领导机关脱险，坚守苏村，全部壮烈牺牲。此后，日军在鲁西反复进行“清剿”，八路军则分散以营为单位与敌周旋，至2月6日，日军结束“扫荡”，退回原据点。这次近1个月的反“扫荡”，由于部队缺乏反敌大规模“扫荡”的经验，未能给在平原快速运动的敌机械化部队以有力打击。日军在“扫荡”中，设置了从郸城经寿张至阳谷、以及由东平湖东岸经东阿至平阴两条封锁线，从此将鲁西分割为泰西、运东、范（县）观（城）中心区三块，八路军回旋机动大受限制。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军民1941年4月反“扫荡”作战日军在“扫荡”鲁西后，接着准备对毗邻鲁西的冀鲁豫边区进行“扫荡”。为隐蔽“扫荡”企图，日军第12集团军将第35师、独立混成第1旅各一部共8000余人秘密集结于冀鲁豫边区中心区——沙区（内黄、濮阳、滑县之间的沙地）周围据点内，命令伪军2000余人首先侵入根据地，以吸引八路军主力，以便聚歼。

4月11日，伪军2000余人进占内黄西南之茨藩、安化城等地。八路军第2纵队兼冀鲁像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崔田民）由于未判明日军的企图，乃集中主力围攻进占安化城的伪军。战至12日拂晓，正当八路军即将解决安化城伪军之际，日军突然由五陵集、大堤口、许村、蔡村等地出动，由四周迅速向沙区推进，对八路军主力形成严密包围之势。面对突变的敌情，第二纵队决定以1个营留内线坚持斗争，主力分两路突围，分别转移到观城、南乐县，留内线坚持的新2旅第4团第2营与强敌周旋两天两夜，除第5连突出重围外，第6、第7连全部牺牲。在日军实行“三光”政策的暴行下，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全沙区被惨杀4000人，失踪263人，伤186人，杀绝53户。粮食、种籽、耕牛、农具大部被抢走、烧毁，仅内黄、高陵两县即损失粮食13.2万余担。沙区群众经济支柱之一的枣树被砍5万余株。[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日军对沙区人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4月20日，日军撤回原防。

其间，转入外线的八路军主力部队毙伤日伪军700余人。这次大“扫荡”后，日军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沙区与鲁西南的联系完全切断。

在日伪进攻的同时，国民党顽军高树勋等部也不时进犯鲁西、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1年上半年，冀鲁豫、鲁西两个平原抗日根据地形势更趋严峻，为统一对敌斗争力量，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批准，两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区。1941年7月1日，新的冀鲁豫区党委成立，张霖之任书记。7月7日，新的冀鲁豫军区成立，两区所属主力部队统编为八路军第2纵队。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杨勇任纵队副司令员，崔田民任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纵队兼军区政委。9月初，成立新的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晁哲甫任主任，段君毅、贾心斋任副主任。

1941年5月，日军根据其年度作战计划，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 “扫荡”。面对日军规模越来越大的“扫荡”，6月21日，八路军总部给各部队发出指示，指出：中条山战事结束后，日军逐步抽出中条山周围据点的兵力，自本月起北运东运，转至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及正太路；驻满洲日军第8师有入关开华北说。“敌人有可能以‘扫荡’中条山的经验，运用到我各个根据地来，以集中优势兵力分区‘清剿’，企图彻底歼灭我军。自从16日起，敌集中近4万人，向我冀东盘山之狭小山岳地区围攻，迄今仍未终止，我损失很大。此即为敌毒汁之一，应引起我各部严重注意”；各部应经常注意敌人动态，“敌人果然施展其毒计集中极优势兵力向我某一地区进攻时，该区之部队应尽一切方法取得外围之配合，同时加强技术的准备，多制地雷、炸车毁路器具，只有如此，才不至被敌各个击破……各部须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免临时仓皇。”1941年度日军作战计划一再强调“重点集中力量统一”，也就是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逐一毁灭各个抗日根据地。此次日军“扫荡”重点首先就是其统治中心北平四周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集中4万余人于5月29日～7月21日围攻冀东抗日根据地，集中2万余人于6月10日～7月10日围攻冀中北部——第10军分区，继于8月14日～10月10日集中7万余人“扫荡”平西、北岳区。与此同时，日伪于7月7日～9月8日展开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

冀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5～7月反“扫荡”

日军为确保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走廊，一向十分重视控制冀东，冀东的抗日斗争十分艰苦。日军曾于1941年1月“扫荡”丰润西北之鲁家峪，将九沟十八峪洗劫一空，同月25日又在丰润东北之潘家峪制造大惨案，一次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2月23日～3月8日，关东军驻热河部队与华北方面军独立混成第15旅协同对冀东西北的密云、平谷、蓟县进行了“肃正作战”，4月1日至同月末，又对其中的盘山地区进行了作战。5月即准备对冀东大围攻。日军为隐蔽其企图，于5月初派小部队在冀东西部转了一遭，故意将汽车上的武装胶皮人丢下，以示其兵力薄弱，麻痹八路军；同时秘密抽调第27师、独立混成第15旅两部的主力和关东军独立守备步兵第1、第7、第9、第16、第27营，以及伪军，共4万余人，部署于冀东抗日根据地四周的据点里。5月29日，东线日军由东向西，长城沿线日军由北向南，逐步压缩包围圈。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由于事先对敌情了解不够，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不足，通信联络不周密，在东、西部地区活动的部队，均不期而遇地转移到玉田南部的杨家套、杨家板桥一带狭小平原地区。冀东军分区发觉情况危急，决定分散，但来不及执行，敌人即开始攻击。6月1日，日伪军攻击在杨家套一带的军分区机关和第13团，八路军被迫进行艰苦的村落防御战。2日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率第13团第1营和军分区警卫连向北突围，经盘山转入平北地区。第13团第2、第3营因未能突出敌重兵包围，遭受重大损失。

冀东军分区第12团，突围时，团长陈群牺牲，部队伤亡数百人。此后，日军不断进行“剔抉剿灭”、“清剿”和“清乡”，一直到7月21日才告一段落。

反“扫荡”结束后，中共冀东区党分委于8月初在遵化县的张家屯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决定改变过去主要在平原和靠近平原的边缘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作法，以主要力量开辟热南山区，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据此，青纱帐末期，9月中旬，除留下第13团第2营在基本区坚持斗争外，第13团第1、第3营、第12团全部和地方武装一部共3000余人，分路向北跨越长城，向己被日军统治8年之久的热南地区挺进。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在东起都山西至雾灵山之间，包括平泉、青龙、承德、兴隆诸县境内约4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些交通站。从此，抗日斗争在热河锦热路南的广大地区逐步展开，为坚持冀热边游击战争，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冀中第10军分区1941年6～7月反“扫荡”作战

冀中第10军分区地处大清河北日占大城市北平、天津、保定之间，向来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到1941年初，第10军分区境内，经常驻有日伪军1万余人，据点204个，占整个冀中据点总数的38％。永定河北和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抗日根据地只剩下大清河以东以北和大清河以西各一块只有百十个村庄的地区。从4月1日起，日伪军2000余人又对大清河以西以容城为中心的地区进行为时1周的“扫荡”，增修公路据点，第10军分区回旋余地进一步缩小，乃将第27、第32团分别转移到北岳区和平西地区，留下第29团4个连、军分区警卫营5个连、游击总队4个连和县、区地方武装，坚持斗争。6月10日，日伪军2万余人开始对第10军分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日军先围攻大清河以东地区，第10军分区部队在大清河东战斗5天后，西渡大清河转移到容城以西。日军跟踪追击，在容城以西地区组织第二次合围，八路军被迫退出根据地，分散南下转移到白洋淀附近地区。尔后，日军即分成多股，划分区域，逐村“清剿”，为时近1个月，至7月10日才告一段落。从此，第10军分区所属地区变为敌占区和游击区，大清河北的抗日斗争进入以隐蔽斗争为主的阶段。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平西区1941年8～10月反“扫荡”作战

1941年7月9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根据年度作战计划，下达时晋察冀边区作战命令。其方针是：“在击溃晋察冀边区共军及消灭其根据地的同时，结合封锁，破坏其自给自足，进而消耗、困死该地区的共产势力。”参战兵力为方面军直辖兵团及第1、第12集囚军、驻蒙军各一部，区分为进攻兵团和封锁兵团。进攻兵团又区分为甲、乙、丙3个兵团，统由方面军直辖，任务是深入抗日根据地内作战。甲兵团以第21师1个团为基干编成，作战开始前，部署在北平附近；乙兵团以第110师第133旅为基干编成，作战开始前，部署于石家庄附近；丙兵团以第33师为基本编成，作战开始前，部署于太原附近。封锁兵团的任务是“切断与敌地区的一切交通，以防止敌人逃脱，在不得已情况下，应将逃出之敌予以歼灭”，并负责进攻兵团的供应、援助，必要时派出部队深入抗日根据地配合进攻兵团作战。计划作战分两期进行，第一期，预定约两个星期，“在此期间应向敌区进攻并击溃敌集体战斗力”；第二期，预定约7个星期，“在此期间，各进攻兵团应分别在各该作战区内搜索、扫荡残敌，并搬出和破坏敌资材设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541～543页。]

日军参战兵力为6万余人，另有伪军1万余人。7月7日，日军大本营下令多田骏转任军事参议官，新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上将从东京来华后，指挥了这次大“扫荡”。

晋察冀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6月21日关于日军可能大举“扫荡”抗日根据地等指示和当面敌情的重大变化，于7月22日发布了反“扫荡”训令和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各部队从各个方面做好应敌准备。

8月14日～9月4日，日军进行其计划的第一期作战。日军首先于8月14日～21日，以进攻兵团之甲兵团“扫荡”八路军平北抗日根据地古北口、密云地区，以乙、丙两兵团“扫荡”冀中抗日根据地深泽、安平、无极、安国等地区，日军企图消灭上述地区的八路军，“最低限度亦应将该敌压向西方山地以内”，[〔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543页。] 以便下一步聚歼。尔后，于8月23日开始，对主要目标北岳、平西区进行大“扫荡”。日军进攻兵团和封锁兵团一部向平西十渡地区、北岳娄山、水泉地区、中共晋察冀分局等机关驻地陈家院、陈庄地区、晋察冀军区机关驻地蛟潭庄、湾子里、六亩园地区进行围攻。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向阜平地区转移，主力部队向平汉、正太铁路和进攻之敌的侧后转移，摆脱日军第一次围攻。8月31日，日军甲兵团6000余人合击平西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蓬头、小峰口地区，由于八路军已于前一天晚上转移，日军再次扑空。同时，日军乙、丙两兵团等部共5万人向阜平地区进行大合围，9月1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学校七八千人被合围于阜平以北以雷堡为中心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35公里的狭窄地区内，处境十分危急。晋察冀军区领导决定向西转移到常家渠一带山区。为迷惑敌人，军区领导于1日黄昏派侦察分队携带一部电台，到雷堡以东的台峪一带，以“军区呼号”与备方联系，故意暴露目标，以使敌人误认为八路军领导机关已向东转移，并仍在其合围圈内。2日下午，日军果然分兵7000余人向台峪合击，晋察冀领导机关、学校乘机于当晚西迸40公里，转移到常家渠，接着在此成功地隐蔽了5天。7日，军区领导机关转移到平山县之东西文玉地区继续指挥反“扫荡”作战。

9月4日～10月15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梳篦清剿”。晋察冀军区于9月7日、15日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分区一面适当地集结主力一部，打击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敌人搜山“清剿”部队；一面采取更大的分散，以游击动作极力控制地区，打击伪政权，恢复社会秩序。要求地方武装和民兵，以游击战掩护群众收割、保藏粮食、保卫秋收。在反“清剿”的斗争中，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狼牙山位于易县、徐水、满城、涞源之间，在易县城西南约25公里处。由于日军不断“清剿”，上述4县的中共党政机关、游击队和周围村庄的数万群众都隐蔽在狼牙山区。9月24日，日军以3500余人的兵力，搜剿狼牙山区。晋察冀第1军分区以第1、第3、第20团掩护狼牙山区的数万军民转移。第1团第7连第2排第6班5位战士断后，25日，毅然将敌人引向狼牙山绝境棋盘陀，毙伤敌90余人、直到灯光最后一颗子弹和手榴弹，毁坏步枪，誓死不屈，英勇跳崖，班长马宝玉、战士胡福才、胡德林壮烈牺牲，战士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丛架住，由群众救护脱险。

9月24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命令进攻兵团集结回撤。据此，甲兵团首先于10月1日开始逐次回撤，到10月15日，日军进攻兵团、封锁兵团基本撤出抗日根据地。当日军回撤时，晋察冀军区迅速集中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袭击、伏击、追击日军，给敌人有力打击。

在北岳，平西反“扫荡”期间，晋西北、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冀中、冀东抗日军民，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出击敌后方交通线、据点，有力地配合了北岳、平西的反“扫荡”斗争。

在两个多月的反“扫荡”斗争中，北岳、平西区八路军部队共作战800余次，歼敌5500余人；民兵方面，仅北岳区即毙伤敌485人，俘敌30人。八路军部队伤亡200D 余人，人民群众死伤4500余人，青壮年被抓走将近2万人，房屋被烧毁15万余间，损失粮食2899万余公斤，牲畜3万余头。日军新建碉堡和据点113个，公路534公里，封锁沟158公里，在第2军分区的冀晋两省边界以西地区制造了无人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4000余平方公里，抗日根据地处境更加困难。在反“扫荡”斗争中，暴露出各级领导机关过于庞大，行动缓慢，易陷于敌合围圈等缺点。

1941年秋，日伪于11月1日～12月25日，进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运动的重点在于进行灵活的军事行动的同时，断然进行强有力的经济战。即彻底封锁所有敌占地区，一切物资一概不准外流。另一方面，积极确保能够获得的物资，并实行合理的配给，促进华北经济自给自足，以期安定民生”。[〔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573页。] 就是要进一步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物质掠夺；对占领区民众通过实行所谓“配给制”，进行物资的控制和掠夺，为其“以战养战”服务。在其进行“经济战”的同时，1941秋，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主要集中于太岳、太行和山东。

太岳抗日根据地1941年9～10月反“扫荡”作战

1941年5月中条山会战之后，国民党第98军武士敏部继续在太岳南部沁河以东长子、沁水地区坚持抗日斗争，八路军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8月初奉总部指示，以第386旅第17、第18团及决死队第1旅第57团组成大岳南进支队（周希汉任司令员、太岳区党委书记聂真兼政治委员），进入岳南沁河以西孔滩、马壁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日军第1集团军为歼灭岳南、岳北沁河河畔的八路军，迫降或歼灭国民党第98军，决定以第36、第41师、独立混成第16旅各部主力以及独立混成第4、第9旅各一部进行大“扫荡”，计划首先解决岳南的八路军、国民党军，然后北上进攻沁源地区的八路军。9月22日，日军2万余人分别由安泽、浮山、屯留、长子等地向南北孔滩、马壁合击。八路军太岳南进支队以小部队与敌保持接触，主力转移到高平以西的东西峪地区。

29日，日军又向东西峪合击，再次扑空。与此同时，国民党第98军对日军劝降不但不予理睬，而且主动攻击日军石哲镇警备队，日军于28日包围第98军，该军一部在八路军支援下突出重围，军长武士敏率部作战中牺牲。

10月3日岳南反“扫荡”结束，太岳南进支队接着在岳南长子、高平等7县地区，组建太岳军区第4军分区。10月6日，日伪军3万余人开始对岳北以沁源为中心的地区进行大“扫荡”。岳北抗日军民事先作好了“空舍清野”等准备，以地方武装坚持内线，以主力转至外线，内外线相结合积极打击敌人。18日，日伪军被迫退出抗日根据地。此次岳南、岳北反“扫荡”斗争中，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1400余人，八路军伤亡、失踪374人。

太行区1941年10月底～11月中旬反“扫荡”作战

10月底开始，日军第36师两个团及独立混成第4旅一部共7000余人，采取“捕捉奇袭”的战法，连续奔袭八路军总部、第129师师部和水腰兵工厂。10月31日，日军第36师4000余人由潞城、襄垣等地出动，连续夜袭八路军第129师师部驻地涉县赤岸村及八路军总部部分单位驻地黎城西井镇等地。11月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2000余人也由辽县、武乡出动，奔袭大有、贾豁、宋家庄等地。由于太行军民预有准备，日军扑空，并不断遭到打击，至11月6日，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撤回辽县、武乡，第36师撤至黎城。11月9日，撤至黎城之日军第36师步兵第222团等部，突然奔袭黎城以北的黄崖（烟）洞、水腰地区。八路军总部为保卫水腰兵工厂，命令总部特务团等部凭借有利地形，坚决抗奇日军，并调第129师4个团在外线配合作战。总部特务团奋战8昼夜，毙伤日军700余人，于11月16日转移。17日，日军破坏水腰兵工厂后回撤，途中一再遭到截击，20日夜由黎城逃回潞城。太行区在这次历时20余天的反“扫荡”中，共歼敌1384人，八路军伤亡396人。

鲁中沂蒙山区1941年11、12月反“扫荡”作战

山东日军第12集团军将1941年度“肃正”地区的重点确定为津浦铁路以东、胶济铁路以南山区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为此于9月进行了博（博山）西作战，10月“扫荡”了鲁南椰城、马头地区，并积极策划于11月初开始对鲁中沂蒙山区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日军对沂蒙山区“扫荡”的目的是企图消灭沂州（临沂）、沂水、蒙阴三角地带的八路军，摧毁抗日根据地，同时开展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日军武力的扶植下，建立伪政权。其参战兵力除第12集团军的主力（第17、第21、第32师、独立混成第5、第6、第7、第10旅各部主力）外，还有华北方面军配属的第36师、独立混成第3、第4、第9旅的各一部，总兵力约5万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加强山东地区的军政领导和统一作战指挥，于9月13日指示，山东纵队和第115师两个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山亨纵队归第115师首长指挥。山东军政委员会于10月7日、第115师于10月13日先后发出反“扫荡”作战准备的指示，11月2日，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中共山东分局和第115师、山东纵队直属队、抗大第1分校适时向外转移；山东纵队第1旅主力转向敌合围圈的外围，待机作战；

鲁中军区及各军分区和县区武装则就地领导民兵坚持斗争；活动在鲁中附近的教导第1旅和山东纵队第2、第3、第4、第5旅等部，分别在滨海南部和北部、胶济路沿线及新泰以东和烟台一带，积极开展攻势，配合沂蒙山区反“扫荡”作战。

11月2日，日军开始向沂蒙山区压缩和封锁。北面日军400余人于4日拂晓偷袭马牧他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山纵指挥机关分散突围至沂水西北之南墙峪。5日拂晓，日军第12集团军主力开始进攻。其第21师由沂水南北一线向西方，第17师由临沂及其东北地区向北方及西北方，第32师由蒙阴、新泰一线向东方，对八路军实行“铁壁合围”。至5日黄昏，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5000余人在驻地留田一带被日军2万余人包围。5日晚上，八路军向西南隐蔽突围，通过敌两道封锁线，到达埠山庄，在此隐蔽1个白天，6日晚上转移到费县东北的黄埠前。在南墙峪的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机关6日再次遭日军合击，后经天宝山区转到外线的泰（安）泗（水）宁（阳）边区的石菜一带。8、9两日，日军合击芦山，八路军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牺牲。12日，日军作战转入第二期，实行分区“清剿”。为粉碎敌之“清剿”，保卫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八路军第115师以主力一部返回沂蒙基本区，支援内线斗争，第115师等领导机关随后也返回沂蒙基本区。30日第115师等领导机关一部于东、西蒙山之间大谷台以南的大青山、12月4日第115师直属队一部及蒙山支队于大青山附近的瓮城子一带接连遭日军合击，受到很大损失，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第115师敌工部副部长工立人、国际友人德国记者希伯、山东纵队直属3团政治委员刘涛等牺牲。为保障安全和不间断地指挥作战，第115师领导机关再次转向外线，进入滨海区，内线作战部队则由山东纵队统一指挥。12月11日，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在蒙阴以东之高湖遭日军1000余人合击，山纵宣传部长刘子超等牺牲。23日，日军主力分路撤退，八路军乘机反击，收复村镇，至23日基本恢复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反“扫荡”作战结束。

在此次将近两个月的反“扫荡”中，八路军歼敌2000余人，但也受到重大损失。八路军伤亡1400余人，由于机关庞大一再遭敌合击，在11月11日～12月11日这一个月的日军“清剿”期间，日军抓走壮丁近万人，惨杀群众350Q 余人，奸污妇女难以数计，掠走家畜家禽数万只，抢走粮食80余万公斤，烧毁沂蒙基本区房屋1/4以上，群众的生产生活用具多被抢走或毁坏。经过此次“扫荡”，日军将台（儿庄）潍（坊）、临（沂）蒙（阴）、沂（水）临（沂）等公路打通，在沂蒙区增加了近70个据点，从而构成对八路军根据地的严密分割封锁。

1941年，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转入严重困难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日军推行了3次“治安强化运动”，进行了69次1000人以上的“扫荡”，9次万人至7万入的大“扫荡”，“扫荡”时间长、兵力大，重点集中，由过去的分进合击发展到“铁壁合围”和“梳蓖清剿”。而八路军对日伪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日伪的“蚕食”还未采取有力措施对付。在这样的情况下，抗日根据地缩小，人口减少，八路军伤亡增加，财政经济相当困难。到日军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前，1941年10月底，抗日根据地已比一年前缩小了约1/6。这时，华北人口，八路军控制1/4，日军控制3/4，抗日根据地约有人口2200万，敌占区内约有人口6000万（内中一部是敌我游击区）。华北面积（乡村），八路军占6/10，日军占4/10；华北城市，八路军占2％（437座县城中占10个），日军占98％。抗日根据地贫穷，敌占区富裕，人烟也较稠密。华北日军32.5万人，其中与八路军作战者26.5万，此外有伪军11.7万人。八路军兵力与敌数量上大致相等，但技术装备上不如敌，战斗力仍敌强我弱。[《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09页。]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企图把华北变为其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继续在华北推行其“肃正建设三年长期计划”，推行“治安强化活动”，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进行“扫荡”、“蚕食”。

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1941年度作战计划，同时为了防止在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部分兵力调走的新情况下，中国军队趁势反击局面的出现，先发制人，于1942年初在华北全区展开作战，主要有“扫荡”太行、太岳、晋西北八路军的作战，在山东进攻国民党军于学忠、孙良诚部的作战，其中孙良诚率部投敌。

在此期间，1942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会议，传达了“1942年度肃正作战计划”，其要点是：“由方面军直接指挥消灭本年度肃正重点河北省北部的中共平原根据地，一举将该地区建设成为治安区。各集团军应予以配合，或在各自负责地区内彻底进行肃正工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41页。]

为此，日军一面准备预定于5月开始的冀中作战，一面以第27师从4月初开始对冀东、第12集团军和第110师从4月末开始对冀南、第110师和独立混成第15旅从4月下旬开始在冀西进行“扫荡”。上述4月开始的“扫荡”，其用意在于对上述各地进行钳制，以配合5月开始的冀中作战和第1集团军遂行晋冀豫边区（太行）作战。与此同时，日伪于3月开始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一直持续到6月份。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1942年2月3日以来日军时太行、太岳等地实行“清剿”、“扫荡”的特点，于2月11日、18日、25日连续发出叵“扫荡”指示。要求防止和克服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产生的轻敌麻痹，盲目乐观情绪，因敌人残酷烧杀、亲人遇害而产生的拼命蛮干现象，以及因故情严重而产生的消极悲观、惊慌失措情绪；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精干，主要负责人适当分散，到部队、基层领导对敌斗争，“反对拖着机关跑‘扫荡，的现象，反对等待‘扫荡’过后再进行善后工作的现象。必须使一切党及政府群众团体的机构在战争环境中仍能坚持工作，仍能更紧张的进行工作”；切实实行坚壁清野，加强民兵自卫队组织指挥，群众转移时，“反对依据狭隘的经验钻固定的沟渠和窑洞”；在作战指导上，应以打破敌长期“扫荡”与分散“清剿”为目的，以内外线相结合的战法，粉碎敌之“扫荡”；“必须立即根据北方局1月会议的决定，派遣武装工作队，携带大量宣传品，到敌占区及各联络公路沿线去工作”；进一步加强军民合作。

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反1942年“五一”大“扫荡”

日军认为，冀中是“粮仓”，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八路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这里正成为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只要扼杀这一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因此，日军华北方面军选择冀中为1942年度的主要作战对象。4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了冀中作战实施计划，其方针是：“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吏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57页。] 日军参加“扫荡”的兵力共5万余人。

大“扫荡”前，由于日军不断“蚕食”，冀中抗日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人口均已减少了约2/3，只剩下3000余个村庄，约280万人口，1.9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共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预料敌将“扫荡”冀中，发出指示，要求作好反“扫荡”准备。各部队拟定了分散活动的方案，划分了活动区域，规定主力团一般以营为单位，基干团、地区队以连为单位活动，机关及医院学校、工厂等非战斗单位，进行了疏散。但是，对日军“扫荡”的残酷性、长期性、严重性仍然认识不足。

5月1日，日军开始第一期“扫荡”，动用兵力约1.5万人，地区限于边缘区，其企图在于将八路军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德石路之间的三角地带之内。到9、10日，日军第41师由山西开到德石线展开，完成了合围。冀中区党委、军区曾于7日指示，主力部队大部转向敌侧后，但无法执行，机关、部队大部被迫退向根据地中心区，陷于拥挤、被动局面。11日，日军转入第二期“扫荡”，对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分割围歼。冀中军区除留主力一部坚持中心区斗争外，领导机关和主力大部陆续突围，向外转移，13日，军区机关率领第27团等，转至溢阳河以东地区。日军则出动所有的兵力共5万余人，连续围追堵截向外突围的八路军部队。

5月16日，日军转入第三期作战，这时日军在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留下机动部队，隐蔽集结于主要点线，故意留出较大空隙，引诱八路军返回。当此反“扫荡”紧急时刻，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5月18日、20日，先后发出指示，指出此次敌人“扫荡”冀中的残酷性和长期性，号召冀中军民发挥最大的顽强性与坚韧性，争取反“扫荡”的胜利；并决定冀中军区抽调3个团和部分地区武装，转移至山地，以保存力量；冀中地区党政机关改变斗争方式，采取两面政策，不能立足的干部，应随军转移；坚持原地斗争的武装，应采取公开和隐蔽、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同时指示邻近冀中各区八路军，积极行动，配合冀中反“扫荡”斗争。

由于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对敌情判断不够准确，认为“扫荡”的敌人可能撤走，只留下一部分建立据点，进行“清剿”，于是在5月21、22日连续发出反敌“清剿”恢复地区的指示，要求第6、第8、第9军分区主力部队返回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日军发现八路军返回中心区，即以重兵围攻，第6、第8军分区部队受到相当大的损失，第9军分区部队进到肃宁以西时，得悉第8军分区部队遭合围，即返回白洋淀地区。

6月4日，冀中区党委和军区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主力部队分别外转，留下大部分基于团（小团）和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指示外转部队要绝对保守秘密，切实掌握情况的变化，自拟路线，自定具体时间，尽量多带一些新兵和分散的干部、学员。到7月初，冀中党政军机关和主力部队先后到达了预定地区。第17团（欠1个营）、第18团、第29团转到了北岳区；冀中领导机关、第27团、警备第1团、抗大第3团、骑兵团、回民支队，先转到冀鲁豫区，后经太行区到达北岳区；第8军分区第23团和地委警卫营转到冀鲁边区；警备旅第2团转到太行山区。留在冀中坚持斗争的干部、游击队和群众与敌展开艰苦的反“清剿”斗争。

日军对冀中的大“扫荡”到6月20日结束，大部陆续撤走，留下守备部队和大量伪军继续进行“清剿”。

在5～6月的反“扫荡”斗争中，冀中八路军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但自身遭到很大损失。根据地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部队减员将近一半，达46.8％。地方党政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地方干部被捕、牺牲的数目很大。群众被打死、打伤和抓走达5万余人。敌人的暴行并不能使冀中军民屈服，他们在更加残酷和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1942年5～6月反“扫荡”作战

日军第1集团军根据方面军年度作战计划，于4月16日下达作战计划大纲。其设想是：预定5月15日作战开始，分3期进行，第一期消灭太岳南部沁河河畔的八路军；第二期对太行区涉县北方、第三期对涉县南方八路军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听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85页。] 后来在执行中增加了第四期对太南国民党军的作战。日军参战兵力为3万余人。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根据同年春季反“扫荡”经验教训，作了较为充分的对敌准备。

5月15日，日军开始第一期“扫荡”，以第36师主力及第69师一部，共7000余人，奔袭大岳南部沁河沿岸东峪、马壁地区的八路军第386旅。第386旅及时向北转移，使日军扑空，此后，日军第36师于19日调住太行北部地区，第69师于28日撤回浮山、府城等原据点。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3、第4旅及独立混成第1、第8旅，从18日起逐渐开始行动，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从北面、东面构成了封锁线；第36师于23日进至西南和南面，从而完成了合围。5月24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对合围圈内的八路军展开攻击，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在第385旅第769团一部掩护下，分西、北、南三个方向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几位负责干部在指挥突围作战中，25日于十字岭壮烈牺牲。尔后，日军转入“辗转清剿”。为粉碎敌之“清剿”，八路军主力分别向敌后方城镇据点和交通线积极展开破袭战。30日，八路军于辽县县城东南苏亭镇设伏，歼敌140余人，31日奇袭长治日军机场，毁敌机3架，汽车14辆，油库2座，八路军还袭人敌后方虒亭、五阳、黄碾等据点。6月8日，日军转入第三期“扫荡”，“扫荡”太行南部地区，将第129师直属队和新编第1旅一部压缩合围于涉县西南的石城、黄花地区。

6月9日夜，八路军突围。19日日军撤退。从6月20日开始，日军转入第四期“扫荡”，进攻太南陵川等地区的国民党第27军。（见附图1）

太行、太岳敌后抗日根据地此次反“扫荡”，历时38天，共歼敌3000余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牺牲，是一个重大损失。经过这次“扫荡”，日军构筑了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第三道封锁线。日军在平汉铁路边沿有第一道封锁线；到1941年5月，跳跃15～25公里，在北起获鹿，经南佐、赞皇、柳林、三王村、赵店、营井、和村、彭城，南到观台、水冶，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第三道封锁线距第二道封锁10～20公里，南起武安西北的任家岭、功德旺、西坚固、神台、台峪、院头镇、北正村，北至元氏西北之仙官寨。[《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1942年夏季，日军因中途岛海战大败，战略攻势停滞，出现对日军不利的转折，这不能不对侵华日军产生不利影响。日军大本营为扭转太平洋被动战局，急需从侵华日军中再向太平洋方面抽调兵力，并明确取消在上半年计划的“四川作战”，据此，12月17日，中国派遣军召开方面军及集团军司令官会议，下达了中止“四川作战”（五号作战）准备工作的命令，并明确指示各军应以加强治安、压迫当面之敌确保占领区作为主要任务。[〔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211、214页。]

10月8日起，日伪开始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此期间，日军进行了秋冬季“肃正”作战（称为“治强战”）。该作战是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作战与春夏季进行的“扫荡”相比，规模小一些，每次持续时间也短一些。

1942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1000人以上的“扫荡”77次，（比1941年多8次），其中万人至5万人的大“扫荡”达15次（1941年万人以上的“扫荡”9次），比1941年更为频繁。

三、华北敌后军民反“蚕食”斗争

1941年以来，由于日伪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肃正建设三年长期计划”，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退缩局面。到日伪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前，1941年10月底，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已比一年前缩小了约1/6。[《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到1942年4月底，冀中抗日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和人口均减少了约2/3（“五一”大“扫荡”后则大部变为敌占区，一部变为游击区）。

冀南抗日根据地仅剩下枣（强）南、武（城）北、威县以南之香城固附近及馆陶周围这三小块地区。山东抗日根据地小清河以南、胶济线以北、寿光以西、邹平以东地区变成敌占区或游击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由300万人口减少到70～100万人口，雁北地区基本变为敌占区；地处忻县、岚县、离石、汾阳间的第8军分区仅剩17个行政村；第3军分区的忻（县）静（乐）公路以南、汾河两岸地区的大部分村庄被敌占领。

抗日根据地退缩的原因，一是由于日军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与“清剿”，二是由于日军“蚕食”，“扫荡”与“蚕食”是配合进行的。日军“蚕食”政策的本质，就是改变速战速胜的政策为逐渐的侵占、逐渐的扩大其占领区，缩小抗日根据地，以达到其所谓“确实掌握占领区”与实施殖民地化的目的。“蚕食”政策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远在日军提出“治安肃正”的方针，向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的时候就开始萌芽了，而其彻底的实施，则在1940年末，特别是1941年3月开始其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之后。因此，这是“治安肃正”方针的继续，是“治安强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针对日军在冀南实行“蚕食”政策，中共中央曾于1941年6月9日指示第129师并八路军总部，“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处处为民众着想……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派政策”。[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25页。]

但是，由于对敌实行“蚕食”政策的危害性认识不够，采取的措施不力，某些地区的工作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为了讨论对策，1941年11月1日～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作了《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详细分析了敌“治安强化运动”的政治、军事阴谋和前两期的实行情况，提出了坚持敌后抗战总方针下的三个基本中心工作。这就是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开展敌占区、接敌区的群众工作，开展根据地工作。其基本精神为两点：“一个是确定我们根据地的游击性比前加强，但不是流动性，要求武装斗争与人民进一步的紧密结合。另一个是将开展敌占区与接敌区工作和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提到适当的重要地位。”[《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09页。]

为打破退缩和被封锁的局面，八路军在军事指导上提出“敌进我进”口号，注意向敌后之敌后发展。

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召开会议，根据1941年夏组织“武装宣传队”等经验，正式决定建立“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展开工作，并对其任务、组织、活动方式等作了规定。其任务，除一般宣传、调查工作外，兼负锄好、发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打击敌“配给制度”、破坏敌伪统治秩序之责。组织上，每支武工队以50人为原则。队员必须是政治可靠，身体强健的，真能负起光荣的宣传员、组织员、战斗员的工作任务；每队由3～5人成立党的委员会，负责领导一切工作，行政方面可设队长及政治委员各1人，政治上一般的应受地委领导，军分区指示其军事行动；每队配备的干部，至少要有一两个等于地委或县级的坚强干部。[《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根据北方局这一决定，1942年春，八路军各军分区普遍派出武工队。各武工队出动前，均进行必要的训练。各级领导对其相当重视，太行区武工队初次出动前，1942年3月17日，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亲临讲话，指示各种注意事项。[《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在日军分割封锁的格子网内，建立了隐蔽游击根据地。武工队成为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的重要而有力的方式。

1941年以来的反“蚕食”斗争，获得了一些成绩与经验，但总的来看，还未扼制住敌“蚕食”推进的势头，“敌进我退”的严重局面尚未扭转。一些地区在斗争中，还存在放弃武装斗争的右倾错误，或者机械呆板坚持的“左”倾错误。

针对反“蚕食”斗争中存在的种种问题，1942年3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它深入分析了敌人“蚕食”政策的实质、特点、危害性及实施步骤，指明了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方针和策略，提出“反‘蚕食’斗争是目前华北全党全军的一个最紧急的任务，只有争取这一斗争的胜利，我门才能渡过这一黎明前黑暗的艰苦路程”。

它指出：“蚕食”政策是目前敌人向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攻的一个主要手段，是由“治安肃正”与“治安强化”发展而来的一个最毒辣的阴谋，它的进攻是缓步的、隐蔽的、零星的，”几年来，敌占区的扩大，根据地的缩小，由于敌人的‘蚕食’所造成者十之七八，敌人‘蚕食政策，给予我们的危害，较之严重的‘扫荡’与‘清剿’，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抗日根据地的“许多地方对敌的这一恶毒阴谋，过去和现在都表现了不容许的忽视与麻痹，消极退却与单纯应付的现象。至今除少数地区外，还没有一套有效的具体办法”。“我们各方面给敌有力的打击不够”，造成了敌人“蚕食”的嚣张。

它指出：敌人实施“蚕食”政策时，是十分具体与灵活的，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敌人积极进行各种准备与进行秘密活动。其方法是向准备“蚕食”的地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发展暗中维持会等。为配合这些活动，还不断进行军事“扫荡”、“清剿”、残酷镇压，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破坏一切抗日干部的地位，迫使抗日武装难于公开存在，以便其奸细活动。

第二阶段，主要是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的基础上，将秘密工作完全公开起来。其方法是，首先依托原来的据点，向正面或侧面迂回15～20公里建立新的据点，将被“蚕食”的区域划为方格，然后施行种种活动，驱逐抗日武装力量，破坏民兵，捕捉抗日干部，制造群众与中共、八路军对立，建立公开维持会，严厉镇压下施以小惠，以达其统治目的。在迫使暗中维持会公开时，条件很低，只要上钩就行，待面目已经表明，要求便一步步的加紧起来。有个别小的地区、也有不依靠军事力量，只经过政治压力，达到“蚕食”目的的。

第三阶段，如果第二阶段敌之“蚕食”目的达到，则进行深入与巩固工作，使这些地区完全变成其统治的占领区。

它指出：反“蚕食”的基本方针，是停止敌占区的继续扩大，应根据具体情况，针对敌人的每一步骤，给以及时的有效的打击。在敌准备阶段，应运用八路军和抗日政权的合法地位，给敌人一切活动以坚决的打击，使秘密特务、秘密点线、秘密维持会不能存在。“而两面政策，亦应有严格限制。两面政策一般运用在敌占区，不应任意运用在根据地内”。灵活的坚持武装斗争，给敌人为配合秘密活动而进行的“扫荡”以必要的打击，争取武装斗争的胜利。如在第二阶段，敌人的“蚕食”阴谋已大体实现，应以武装斗争为主，扫除敌武装便衣队，使敌不能轻易建立据点，对已经建立公开的与秘密的间谍组织，必须给以坚决彻底的肃清，对死心汉奸则应给以严厉镇压，争取武装斗争胜利，显示抗日力量。在第三阶段，若敌人已达到“蚕食”目的，估计一时不易把敌人击退时，应灵活的转变战斗方式，深入各方面进行秘密工作，确实掌握一切伪组织，撤退公开不能立足的干部，积蓄力量，恢复力量，准备合法斗争；另一方面，对深入根据地的点线，则应给以坚决袭扰。粉碎敌之出扰部队，停止敌人向抗日根据地两侧继续扩张。

它强调：反“蚕食”斗争，必须正确掌握武装斗争，轻易放弃武装斗争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为核心，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合法的斗争形式只有在敌占区才是主要的。在敌人向我根据地或接敌区（即游击区）进行“蚕食”时，至今以合法斗争为主，而放弃武装斗争是非常错误的。只有武装斗争与合法斗争联系起来，才能争取反“蚕食”斗争的胜利。

为此，特决定：

1.各根据地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正规军，应以1/3或1/2的正规部队分散为以连、营为单位到各县去，深入到敌后去活动，其余正规部队应相对集中整训。这些以连、营为单位分散活动的部队，任务是帮助与培养地方武装；捕捉汉奸交地方政府处理；与地方党取得密切的工作联系，灵活的开展游击战争，破坏和扰乱敌人的所谓治安区（敌占区），配合打退敌人的“蚕食”进攻。

2.必须更进一步地改善武工队工作，必须给武工队以政策的及必要的技术训练，如锄奸、反奸细、破路、爆炸等。

3.加紧培养地方武装，发展民兵与游击小组的活动与建设，这是粉碎敌人“蚕食”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它还指出：要注意正确掌握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联系，机械地理解以政治为主或以军事为主都是不对的，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来决定两种斗争的重点应放在那一面。敌“蚕食”第一阶段时，应以政治为主去根绝敌人一切可能利用的因素；当进至第二阶段时，军事斗争的比重也就随之加强了。

这一指示在八路军华北各战略区得到贯彻执行，对于粉碎日军“蚕食”政策，扭转敌后根据地退缩局面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7月7日，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发布《关于展开全华北全面对敌政治攻势的指令》，要求“由‘七·七’起以两个月为限展开全华北全面的政治攻势”。工作重心是：

1.强化对敌伪军伪组织敌占区民众之宣传工作。如宣传日军的困难，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损失（如珊瑚岛海战、中途岛海战等）、日军必败；打击日军到处叫嚣已经消灭八路军、共产党，毁灭抗日根据地的谣言；号召敌占区人民咬紧牙关，再熬过两年，宣传两年胜利之根据及理由。

2.“反对敌寇的强化治安运动，揭露治安运动为日寇奴役与掠夺华北人民的本质，为敌人蚕食我根据地的毒辣阴谋”。

3.加紧瓦解敌军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指令》要求这次政治攻势党政军必须密切配合一齐行动，务求发扬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之相互配合之威力，政府、军队、抗日团体、学校、民兵都应迅速动员起来，“组织许多武装宣传队、工作队、突击队向敌占区游击区广泛出动猛烈进攻”。

在北方局、军分会、野战政治部关于反“蚕食”斗争、开展政治攻势指示的指引下，从1942年下半年起，华北的反“蚕食”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晋西北区在认真贯彻执行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设法扭转本区局面的关键时刻，又得到延安的直接指导。毛泽东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大大缩小极为关注，指示运用各种力量，“把敌人挤出去”。

遵照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和北方局、军分会的指示，晋西北地区积极开展反“蚕食”斗争。1942年下半年，抽调军队和地方干部、战士、地方游击队员共1079人，组成15支武工队。武工队大体分两种，一种短小精干，活动于环境恶劣、据点密集之处，偏重于政治宣传工作，如雁北第5军分区组成两支武工队，每队只有8个人；另一种以一个正规军连为基础，活动于突出据点的主要方向，军事任务比较多，人数为几十至百数十人不等。

从6月15日～10月15日4个月的时间里，反“蚕食”斗争获得了一定成果。全晋西北共摧毁区村伪政权及伪代表178个，另外恢复了清水河境内村政权40个（原属两面派性质），总计收复大小村镇218个（不含第8军分区，统计时该分区报告未到），逮捕伪组织人员289人，依据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其中基本上教育释放（205人），对于忠于日军作恶多端并曾破坏抗日工作，捕捉干部，敲诈群众等坏分子交抗日政府，判处死刑执行枪决（31人），并出布告公布其罪行，以教育群众。共恢复抗日政权171个，建立情报网76个；在伪组织中发展了抗日的群众组织，如岚县组织了一个光明社，吸收20余人；争取伪军伪组织人员70余人。主动进行反“蚕食”战斗224次，毙伤敌伪459人，俘虏日军3人。但也还存在缺点，如雁北第5军分区反“蚕食”斗争未取得明显成就，主要由于领导不统一，组织不健全，互不配合，以及群众纪律不严。反“蚕食”中存在的问题，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在1943年1月25日的总结中尖锐地指出后，得到切实纠正，使反“蚕食”斗争得以进一步顺利开展。

晋察冀军区于5月15日向各军分区转发了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要求各军分区接到指示后，组织营级以上干部，联系实际斗争情形，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及新的意见汇报军区。9月11日，中共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在军区驻地平山县寨北村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党政军高于会议，贯彻党中央关于“敌进我进”指示，明确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会议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斗争形势，回顾了开展反“蚕食”斗争以来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1942年1月晋察冀分局高于会议，曾提出在敌推进时，应向敌后展开活动的方针。

但在实际行动中，缺乏具体有效的办法。虽曾多次向“敌后之敌后”派出小部队，但除部分成功外，多遭到损失或被迫撤回。会议针对上述情况，根据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反“蚕食”斗争指示，确定以地方军全部、主力军的1/3或1/2，经常深入到敌人的侧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并确定取消区游击小队，普遍发展村游击小组。这次会议对于扭转被动局面，恢复被敌“蚕食”地区和开辟敌占区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北岳区各军分区以主力1/3～1/2分散伸展到敌人侧后，开展游击活动，打击与阻止敌新的“蚕食”推进。并由各团、各地区队组织许多支武工队、小部队，伸到封锁沟外，恢复失地和开辟新区，配合正面的反“蚕食”斗争，形成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

1942年下半年，北岳区伸展到沟外活动的武工队和小部队共恢复和建立了1600个材政权，其中许多是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在从12月1日～7日发动的突击宣传周中，在沟外逮捕了近6000多名伪组织人员，带到抗日根据地，经短期教育后释放，给伪组织人员极大震撼，对争取和瓦解伪组织起了很大作用。

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晋冀豫区党委，根据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反“蚕食”指示，着重结合太行区的实际，于5月17日发出《关于执行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补充指示》，指出：粉碎敌人“蚕食”政策的基本关键，是开展群众运动，执行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指示（减租减息），领导群众斗争，使群众走向坚决抗日的立场；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去发展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决定凡反“蚕食”斗争剧烈的地区，必须以矿大地方武装为日后3个月的中心上作；正确执行锄好政策，为改变不少地区汉奸嚣张、群众恐慌的局面，对于死心塌地罪大恶极的汉奸，经地委批准，要有计划有对象的捕杀；坚决反对那些在敌人封锁线纵深的游击队借口保卫群众利益而埋枪解散游击队、取消游击战争的机会主义；不论在敌占区或敌“蚕食”区活动，都必须随时随地注意宣传教育，强调民族气节，在政治上尖锐地反对维持会、反对汉奸、反对投降，克服群众和干部中敌我观念的模糊。

太行区在反“蚕食”的斗争中，根据日军“蚕食”政策的基本目的是“变点线占领为面的占领”，无论其实施手段方法如何，其基本的方式都是怎样巩固与扩大伪组织（维持会），并经过它来实行统治与维持这一实质，因而把反维持与掌握维持作为斗争的焦点，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取得了显著成绩。

其经验是：首先利用敌我力量的对比、工作深入的程度，划分不同地区，确定何处禁止维持、何处继续维持、何处允许维持，如第3军分区规定，敌伪据点7.5～10公里以外，一律禁止维持。对禁止维持区的伪组织坚决打掉，对其中死心塌地的汉奸、主谋者枪决，并没收其财产。对在敌我争夺的游击区（缓冲地带），争取其变成秘密维持，这种秘密维持，在日军方面是合法的，共产党、八路军表面公开反对，不允许其公开存在，但实际由抗日干部控制，不取消它。在敌占区的伪组织，则实行两面政策，予以控制。自接北方局、军分会5月4日指示到10月，太行区共摧毁维持会292个，争取两面派31个村，掌握伪组织21个，锄奸475人，解决土地问题70件。

太岳区经过1942年反“蚕食”斗争，将敌人压缩于据点2.5公里以内，2.5公里以外的伪组织全被摧毁，使敌特务爪牙不敢如过去那般猖狂；群众振奋，抗日游击队得到相当发展，如第6军分区之洪洞大队仅9月1个月内就扩大69名，第4军分区青城游击队由20人扩大到200人；敌伪动摇不断反正，敌突出据点，在八路军围困下，不敢轻易外出活动，或被迫放弃；打击了敌伪特务爪牙，教育了伪组织人员，如沁县伪村干部百余人、长子30余人、洪洞之曲亭附近60余人被抓到根据地，经短期教育后放回。

冀南是被日军“蚕食”相当严重的地区，仅1942年4～6月日军即动用很大兵力对冀南进行几次大的合围“扫荡”，如4月29日～5月7日，日军1.2万余人合围“扫荡”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第6军分区之武（城）北地区及第4军分区之邢济路南地区，6月11日合围“扫荡”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枣（强）南地区。基本区被日军摧残，小块根据地更被细碎地分割，冀南大部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冀南八路军各部完全分散，以连排为单位活动。7月，冀南军区派遣武工队或小部队伸向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政治攻势。8月21日发动攻势，歼灭了8月初侵入大名以东地区的伪军3个半团。9月，粉碎了日伪军万余人对枣强以南地区的“扫荡”。

在7、8、9这3个月中，冀南军区进行大小战斗540余次，毙伤日军600余人，伪军1000余人，俘日军2人、伪军2380余人，恢复与开辟了许多小块根据地。到年底，原来退出的地区已大部恢复。

冀鲁豫军区根据北方局、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5月4日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和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7月7日关于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7月决定：立即开展夏秋季军事、政治攻势，方针是：“坚持边区东部、北部，反击日伪军‘蚕食’、封锁；大力开辟边区的西南部，打通与水东区的联系，以便支持他们的斗争”。在7～9月的夏秋季攻势中，冀鲁豫军区共拔除日伪军据点近50处，歼日伪军1000余人；开辟和扩大南华、东明、长垣、考城等地区，卫河、尚和、昆吾、濮阳、卫南等县的工作均有恢复，打通了鲁西南与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的联系，使边区形势一度缓和。9月27日起，日伪军1万余人对催范观中心区、第8军分区昆（山）张（秋）地区进行了为期18天的大“扫荡”，使昆张地区全部变为敌占区。

10月，日军合击第1（泰西）、第4（运东）军分区。

12月，日伪军又以1万余人（其中日军9000余人）对湖西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湖西专员李贞乾等牺牲。9月以来，日军对冀鲁豫边区接连不断的“扫荡”、“蚕食”，给边区造成极大损失，边区大部分地区变成“格子网”，进入更困难的时期，日伪据点、兵力均较上半年增加。到1942年年底，边区有日军据点199个，比上半年增加53个。

山东八路军提出“翻边战术”，即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蚕食”。在反“蚕食”的斗争中，八路军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坚持边沿区，积极打击敌人的“蚕食”推进和伪化活动。滨海区教导2旅于1942年11月上旬发动海陵战役，攻克日伪据点16处，粉碎了敌沿陇海线方面向海陵县的“蚕食”。在坚持边沿区斗争的同时，八路军还派出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占区，还要求被敌“蚕食”地区的地方武装和工作人员坚持原阵地，县不离县、区不离区。

1942年，山东八路军还争取伪军1万余人反正。由于1942年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特别频繁，仅9月～1943年1月即进行5次万人以上的“拉网合围”大“扫荡”。因而“敌进我退”的局面尚未能改观。

1942年日伪据点由上年的1321处增至2507处，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则进一步的缩小。

自贯彻执行北方局、军分会反“蚕食”斗争指示后，华北的反“蚕食”斗争出现有利转机，到1942年秋，除部分地区外，基本上制止了敌人的“蚕食”，形势开始好转。邓小平在194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于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曾针对本区的情况说：“1942年成立武装卫作队……特别是北方局、军分会提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1942年5月以前，根据地还始终是退缩的，5月以后则完全改观。”[《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7页。]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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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

第三节 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清乡”、反“清剿”斗争

一、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艰苦抗战时期

1941年，日本市国上义为谋求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巩固占领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一面积极诱迫国民政府投降，一面加紧进攻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侵华日军在华北大肆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在华中则大力扶植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并乘皖南事变发生之机，加紧调整兵力部署，大最扩编伪军，向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猖狂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中国派遣军为确保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和水陆交通线，巩固华中占领区，以第11集团军所辖7个师另3个独立混成旅，部署于武汉、信阳、九江地区；以第13集团军所辖3个帅另4个独立混成旅，部署于长江下游苏、皖、浙等省，重点加强京、沪、杭地区的守备，日军在华中的总兵力共26万余人，其中用于对新四军作战的达11万人，华中伪军15万人也全部用于进攻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日伪军依托据点和交通线，持续不断地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清剿”和“清乡”。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韦变后，仍继续执行其消灭华中新四军的计划。华中敌后抗战面临着日、伪、顽三面夹击的严重形势，开始进入艰苦抗战时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巩固华中占领区，确保主要交通线，最大限度地攫取华中的战略物资，谋求自给和支援太平洋战场作战，更加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和“清乡”。由于其力量不足，即将4个独立混成旅扩编为4个师，使华中日军总兵力达14个师另3个独立混成旅共约29万人。并大力扶植汪精卫伪政权，扩大和利用伪军，以便腾出日军兵力进行机动作战。

为了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41年初指示，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统一整编部队，竭力争取国共关系进一步好转。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新四军军部于1月25日在盐城重新成立，以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立即着手整编部队，将全军扩编为7个师、l 个独立旅。全军共计9万余人。l 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发出指示，指出：“在敌顽夹击中奋斗，将是华中我党我军今后斗争的特点。

一切军事上，工作上的计划，须根据这一特点来布。置。”要求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心须以更大的决心，以长期的游击战，坚持华中抗战。2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军委所赋予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于4月27日至5月21日，在苏北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中原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六中会全给我们发展华中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巩固发展。”会议明确了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迅速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战略任务。为了形成华中新的战略布局，对各师作了具体部署：第2、第4师分别在淮河南北，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浦路西，第5师独立坚持鄂豫皖阵地，并以一部沿江而下打通与第7师的联系；第7师坚持和发展皖中敌后游击战争，积极打通与第2、第5、第6师的联系，第6师坚持苏南；第1师坚持苏中，第3师坚持苏北，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建亢强大的地方武装，以便主力机动作战。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41年5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华中局，并成立了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和华中军分会书记。5月中、下旬，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和华中军分会扩大会议分别召开。6月1日、华中局作出决定，指出：组织根据地内广大人民，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基本上业已完成，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巩固现有根据地。为巩固根据地，必须坚决粉碎敌对我根据地的各种“扫荡”，阻止日伪地区的扩大，并努力争取日伪地区变为我之根据地，以缩小日伪地区；巩固与扩大我军主力部队，加强与发展地方武装，加强根据她的各方面建设工作，其中尤以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从组织上团结根据地内的人民共同抗日为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战方针和政策的指示，总结和部署工作，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在江苏省阜宁县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刘少奇、陈毅代表华中局作了形势、任务和军事工作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敌后抗战仍旧是长期的，艰苦的，残酷的，与敌人的斗争可能更加尖锐”，“因此，坚持今后两年的艰苦斗争，最关重要。”他详细分析了敌、顽、我三方在华中的态势，指出，华中敌后形势的基本特点，一是敌人占据着大小城市与水陆交通要道，工商业中心，控制了经济富庶地区，并竭力利用伪军和伪组织，企图完全控制敌后地区，巩固其占领区的统治，向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军事、政治、经济的进攻，所以仍占有优势，但其兵力不足与分散，社会基础薄弱，是它不可克服的弱点；二是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在华中较强，对华中敌后抗战仍起着相当的牵制和破坏作用；三是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控制着广大乡村，建立了根据地。在乡村占有优势，但群众尚未充分发动，根据地不够巩固，在敌军和顽军的进攻下，部分地区已经缩小和丧失。

总之，这是一种复杂的、长期的、不平衡的相持斗争局面。我们的方针与任务，是保持、巩固与组织加强我们的优势。陈毅在报告中指出：华中地区为敌我所必争，基本上还是敌我相持局面。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点和弱点，论述了斗争的长期性，即日军不可能一下子把我们扫光，我军也还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指出必须在长期的斗争中，依靠我们主观指导的正确，配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才能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和强弱阵势，才不会被敌人的疯狂的“扫荡”所吓倒。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以“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方针。会议还总结了以往反“扫荡”、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研讨了对敌斗争的任务和战略战术，确定了加强对敌个争，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加强军事建设，开展群众工作，发展主产，加强政权和党的建设等九项具体任务。这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剿”、“清乡”，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阵地，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华中敌后军民反“扫荡”作战

（一）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继续领导和指挥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日军企图消灭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摧毁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并威逼利诱国民党军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投降。

1941年1月中旬，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一部由泰兴进占苏中根据地内的黄桥镇，并向黄桥以南地区“扫荡”，并加紧对李长江诱降。新四军为团结李长江部共同抗日，对其大力进行了争取工作。2月13日，李长江在日军利诱下于泰州率部7000余人公开投敌，被收编为伪第1集团军。

为讨伐伪军李长江部，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于2月18日发布讨伐李逆的命令，隐蔽集结于海安地区的新四军第1师当即发起讨伐李长江部战役。该师沿海（安）泰（州）公路向西进攻，在取得姜堰（今泰县）和苏陈庄等战斗胜利后，于20日攻克泰州，李长江率残部向泰州以西界沟、塘头等地溃逃，第1师分路追击逃敌，残敌分途逃窜。是役共俘李部官兵5000余人，争取其两个支队反正。

日军为执行其既定的“扫荡”计划，并救援李长江部，2月18日，分由扬州、高邮、如皋等地出动，乘新四军第1师主力西进泰州之机，侵占海安、东台，并向泰州急进.对新四军第1师进行“扫荡”。为争取主动，新四军第1师撤离泰州，转入反“扫荡”作战。日军随即对东台、如皋、泰州等地区进行报复“扫荡”。

24日，日军“扫荡”暂告结束，即在东台、海安、曲塘、泰州一线构筑据点，收容李长江残部，大量扩充伪军，企图分割与缩小苏中抗日根据地。

在此形势下，中原局指示苏中区要发动和武装广大群众，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加强根据地建设，坚持长期抗战，粉碎日军的“扫荡”。4月，新四军苏中部队发动攻势，连续作战半个月，攻克泰州、靖江地区的古溪、蒋垛、苏陈庄、大泗庄、孤山和老庄头等日伪据点，还取得袭击日伪交通线的多次战斗胜利。

7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和第17师一部及伪军李长江残部，集结于东台、兴化、射阳镇、陈家洋等地，准备对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围歼新四军领导机关、摧毁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军事政治领导中心。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立即进行反“扫荡”部署：以第3师第7旅位于建阳、湖垛和秦南仓之线，打击由射阳、兴化方向来犯之敌；以第8旅主力于东沟、益林和盐城以北地区，钳制由陈家洋南下之敌；第1师第2旅位于盐城以南地区，阻止东台之敌北犯；以第1师主力在苏中地区钳制当面之敌，配合苏北反“扫荡”。同时，在苏北、苏中两根据地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破坏道路，新四军军部为便于指挥，于10日撤离盐城，转至阜宁以西的陈家集地区。（见附图2）

7月20日，日伪军1.7万余人由东台、兴化、射阳和陈家洋出动，合击盐城。新四军各部队即按上述部署，以阻击、袭击、伏击等手段，予日伪军以杀伤后，分别转向敌之侧后。

22日，日军侵占盐城后即对周围地区进行“清剿”，并控制水陆交通要道，实行分割、封锁，并在水网地区使用特制装甲汽艇到处搜索，寻歼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由于新四军先期分散转移，日军连连扑空。28日以后，日军重点转向对阜宁、东沟、益林地区“扫荡”，并占领阜宁县城。新四军军部当即令第7旅尾击进犯东沟、益林之敌，配合第8旅作战，同时于建阳、湖垛间地区打击敌之增援部队；令第2旅在盐城以南伍佑、大岗、秦南仓地区分散游击，牵制敌人。各部遵令行动，第7旅在东沟、益林和湖垛地区歼敌数百人，击毁日军装甲汽艇6艘。第2旅破袭盐城至东台的交通线，断敌补给。为配合盐阜地区反“扫荡”，新四军第1师主力在苏中地区发动攻势，袭击泰兴、靖江、如皋、南通地区的日伪军据点，围困泰州、泰兴城和姜堰，相继攻克蒋垛、黄桥、古溪、季家市等日伪军重要据点，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有力地打击和钳制了日伪军，陷敌于顾此失彼的被动境地。

8月初，日军将“扫荡”盐阜地区的大部兵力转向苏中地区进行报复“扫荡”。新四军军部接连指示第1师：在黄桥地区应充分利用青纱帐开展游击战，创造歼敌一路的良机，主力适时跳出日伪军的“扫荡”圈，以少数兵力分散进行麻雀战，领导机关人员速即分散，并组织便衣队袭击敌人，捕杀汉奸。苏中区党委也指示各水网区地方武装和群众，堵塞河道，控制桥梁、船只，破坏日伪交通要道，配合主力部队反“扫荡”。苏中第1师部队遵照军部指示，积极展开反“扫荡”作战，以一部破坏黄桥至泰兴公路，袭击日伪各据点，主力转至三仓河地区待机。与此同时，苏北第3师和第1师第2旅等部，对当面之敌发起反击，先后收复阜宁、东沟、益林、大中集、裕华镇等重要集镇，使盐城之敌极为恐慌，被迫将“扫荡”苏中的兵力撤回，以保守其在盐城附近的占领区。

到8月底，日军对苏北、苏中地区的大规模“扫荡”告一段落。在1个多月的反“扫荡”中，苏北、苏中军民在新四军军部统一指挥下，密切配合，相互策应，使敌顾此失彼，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苏北、苏中新四军部队共作战130余次，歼灭日伪军3800余人，击沉日军汽艇30余艘。新四军伤亡1000余人。

1941年秋，苏中地区日伪军为进一步分割、缩小抗日根据地，寻歼新四军及党政领导机关，首先在泰州、如皋、东台等地修筑公路，增设据点，四出袭扰抢掠，连续不断地发动数百至1000人的“扫荡”。12月3～9日，日伪军4000余人分别向如皋丰利镇、东台三仓河等地发动进攻。新四军第1师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给进犯之敌以坚决打击，日伪军被迫撤回原地。

苏中军区遂发动10个团的兵力，向如皋、石溪、掘港、栟茶、余西、二甲、双甸、岔河、临泽、时堡、福镇庙、王家营等日伪据点主动攻击。苏中军民称其为“十团大战”。此次作战至13日结束，共毙伤日伪军500余人，收复了丰利、三仓河等地，保卫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二）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

在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期间，新四军第2师在淮有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下，连续进行了反“扫荡”作战。

1941年3月18日至25日，新四军第2师第5旅一部和第6旅，在淮南津浦铁路西地区的反“扫荡”作战中，血战一周，击退了日伪军7000余人的进攻，保卫了根据地。

在淮南津浦铁路东地区，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的日伪军，以谢家集为中心修筑天、仪公路，企图分割路东根据地。为开展天仪扬地区的游击战争，粉碎日伪军实行点线的占领和分割根据地的企囹，4月中旬，该师第4旅和师直、第5旅各一部，向侵占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的日伪军展开进攻，连克谢家集、金家集等据点，破坏了天长至路龙镇公路及俞王庙、甘家山等数座桥梁。16日，扬州等地日伪军700余人，尾随新四军至樊家集。17日，敌兵分两路合击驻金牛山以南陈庄地区的第4旅一部。新四军部队依托金牛山阵地，顽强抗击，毙伤日伪军200余人，迫使敌人撤退。敌遭痛击后，于5月下旬至6月初，由来安、滁县，天长、六合、盱眙等地出动5000亲人，在飞机掩护下，向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的中心区半塔集、竹镇集进行报复“扫荡”。新四军第2师师直、第4旅和第5旅各一部，在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以阻击、伏击、夜袭等战法迟阻日伪军前进，掩护根据地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并安全转侈，以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待机。至6月3日，先后取得了龙玉山、狮子山、小谢营、石梁等20余次战斗的胜利，迫使“扫荡”之日伪军撤退，保卫了淮南路东杭日根据地。

1942年11月末，日军在时淮北“扫荡”的同时，以独立混成第13旅一部及伪军共2000余人，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定远地区进行“扫荡”，又被新四军第2师和根据地人民所粉碎。

（三）淮海、淮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

华中日军第13集团军为确保津浦、陇海铁路交通及其占领区的安全，并为对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听在地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作准备，于1942年冬季对淮海、淮北和淮南抗日根据地接连发动大“扫荡”。

11月14日，日军第17师一部和伪军第36师共5000余人，分别由泗阳、淮阴、涟水、南新安镇、沭阳等地出动，向驻小胡庄、陈圩、张圩的淮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进行合围。新四军第3师第10旅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于内线坚持斗争，淮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第10旅主力转移至外线。

日军合围扑空后，即在六塘河两岸反复“扫荡”，并构筑据点，修建公路，将淮海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块，尔后实行分区“清剿”。淮海区军民不断袭击敌人，分散坚持斗争，使敌到处扑空。经过1个月的反“扫荡”作战，共歼敌500余人，但根据地被日伪军严重分割，从而加重了坚持淮海区敌后抗战的困难。

在淮海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的同时，日军第17师、独立混成第13旅各一部及伪军共6000余人，附以骑兵、坦克，在飞机的支援下，以淮北中心区的青阳（今泗洪县城）、半城为主要目标，采取分进合击战术，进行大规模的分区“扫荡”，企图消灭新四军第4师主力，摧毁淮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4师根据军部指示和对敌情的判断，决心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游击，袭扰、疲惫敌人；师主力大部跳出日伪军的合围圈，向泗县、灵壁方向转移，袭击敌侧后据点及交通线，迫敌回援；在敌回援或撤退时，则集中兵力，相机歼敌一路或数路，粉碎敌之“扫荡”。

11月14日，日伪军分别由泗县、盱眙、宿迁、五河等地出动，分5路向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青阳、半城合击。新四军第4师主力大部按预定计划先敌分路转移至外线，使日伪军合击青阳、半城、双沟、鲍集、管镇，连连扑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则带领广大群众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并开展锄奸运动，逮捕敌探、汉奸；同时，破坏大小道路，不断打击敌人。

19日晚，日伪军大部兵力撤回泗县县城，仅留一部兵力在新关、枯河头等地。

23日，日伪军又分3路再次对青阳、半城地区进行“扫荡”。新四军第4师转入外线的主力部队，抓住敌侧后兵力空虚之机，袭击蚌埠附近敌之大小据点；同时，在泗（县）灵（壁）公路展开破袭战，袭击泗县、灵壁县城，并在宿县以东地区摧毁日伪军据点20余处，予敌以沉重打击。

29日，日伪军大部撤回泗县县城内。

12月初，日伪军再次由泗县出动，订通泗县至宿迁公路，控制青阳、马公店、归仁集、老韩圩、金锁镇等要点，企图分割淮北抗日根据地。12月9日，青阳、归仁集、金锁镇的日伪军共1000余人，分3路合击朱家岗（今泗洪县北）。10日，各路日伪军在炮火支援下向驻守该地的第9旅第26团发起围攻。该团奋战终日，击退日伪军10余次冲击，歼敌280余人，迫敌撤退。

接着，第4师部队积极扩大战果。至17日，收复青阳、马公店、金锁镇等重要城镇，拔掉了日伪军在根据地中心区建立的据点。新四军第4师历时33天的反“扫荡”作战，共作战37次，歼灭日伪军800余人，打破了日伪军聚歼第4师主力和摧毁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企图，保存了主力，锻炼和加强了地方武装，并使根据地略有扩大，对坚持淮北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战斗

在鄂豫边区的新四军第5师是一个独立作战的战略单位，它长期受日伪和顽军的包围封锁，与兄弟部队隔绝，孤悬敌后。日军第11集团军为确保其武汉战略枢纽和九江、信阳、宜昌、岳阳、南昌之间的占领区，控制平汉铁路及长江中游航道，于1941年至1942年间，不断对鄂豫边区进行带有“清乡”，“蚕食”性质的残酷“扫荡”，企图消灭新四军第5师，摧毁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向新四军第5师及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动反共军事进攻。在日顽夹击的严重困难形势下，新四军第5师与新四军军部之间的联络也经常中断，处于独立坚持鄂豫边区敌后抗战的境地。

皖南事变后，为坚持鄂豫边区的敌后抗战，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41年2月2日关于新四军战略任务的指示，确定了坚持鄂中、豫南基本区，巩固襄（河）西，发展鄂东、鄂皖边的方针和任务。

1941年2月，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进入鄂豫边信阳、应山、随县、确山、桐柏、唐河、泌阳、罗山、息县、正阳各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策应国民党军豫南作战，并恢复了随南白兆山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日军为保障其后方安全，于2日初出动日伪军共5000余人，“扫荡”襄西抗日根据地。襄西抗日武装灵活地跳出日伪军包围圈，在敌人侧后袭击其周家集据点，歼灭日军1个排和伪军1个连。3月，日军又出动2000余人，“扫荡”荆南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第6团与第8团一部跳至日军合击圈外，长途奔袭驻当阳半月山的伪军韩江陵部，全歼其支队部、机炮排、警卫排，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

4月初，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5师，下辖3个旅、2个地方游击纵队及1个警卫团，全师兵力计达15300余人。尔后，新四军第5师以第14旅一部继续东进抗日，开辟了鄂皖边抗日根据地，打通了与皖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5月，日军为确保其占领区，缩小抗日根据地，开始以较大兵力对鄂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5月11日起，日伪军3000余人，以分进合击手段，对安陆、天门、潜江及（黄）破（黄）安南地区进行“扫荡”，并修筑据点，公路，进行分割、“蚕食”。新四军第5师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和民兵利用河川、湖泊、港汉等有利地形，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伏击运动之敌，袭扰驻止之敌，围困敌之据点。“扫荡”之敌不断遭到打击，被迫撤退。为进一步加强对敌斗争，新四军第5师以第13旅一部，于6月在中共地方组织的接应下，深入武汉西北的汉（汉阳、汉川）孝（感策黄）脏地区袭击敌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厂敌之安全。8月12日，日军集中约1个旅的兵力，在飞机、汽艇配合下，分别由汉口、孝感横店、慑口、三汉埠等地出动，分13路对汉孝肢地区进行“扫荡”。该地区新四军部队迅速转移，日军扑空，随即撤退。鉴于这一地区距武汉较近，日伪势力强大，新四军难以坚持，遂撤出该区。

11月，日军集中3000余人的兵力，分9路再次“扫荡”陂安南地区，建立据点，修筑公路，企图全部占领该地。第5师以第14旅一部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配合下，广泛开展破袭战，坚决阻止日军筑堡修路，日军难以立足，被迫撤走。下旬，日军又集中2000余人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筑堡修路、逐步推进的战法，对平汉路西侧安（陆）应（山）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针对敌之企图，新四军第5师以第13旅配合地方武装，不断袭扰、伏击日军，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使日军到处碰壁，经过20余天的艰苦斗争，终于迫使日军全部撤退。

与此同时，新四军第5师决心乘武汉地区日军抽兵准备南进，该地日军兵力减弱，伪军恐慌动摇之机，以第15旅主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开展（汉）川汉（阳）污（阳）地区抗日游击战争。11月17日，第15旅主力和地方武装一部，发起诛儒山战斗，采取分路奔袭、速战速决的战法，歼灭伪定国军第1师第3团团部，尔后迅速撤离。

12月7日，第15旅主力和地方武装一部由天（门）汉（川）湖区出发，再次向侏儒山地区伪军进攻，攻占侏儒山、将军岭和桐山头等地，当日军一部驰援时，即迅速转移。12月23日，新四军第5师以第15旅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向侏儒山地区伪军发起第3次进攻，一举攻占佛儒山，歼灭伪军1个营。尔后，第15旅在第13旅一部配合下乘胜追击，于沔阳打退日军数百人的增援和残余伪军的反扑。至1942年2月初，共歼灭日军100余人，全歼伪定国军第1师，击溃其第2师，开辟了川汉沔地区，使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发展。

1942年，日军为了确保鄂豫皖湘赣若干战略要地的占领和长江航道的畅通，加紧了对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1942年1月，日军第39师一部共600余人，由黄冈出动，对鄂东淋山河地区进行“扫荡”，企图摧毁新四军第5师第14旅的后方，但遭到失败。

4月下旬，日伪军400余人“扫荡”大悟山抗日根据地，被新四军第5师第13旅一部击退。接着，鄂中日军又数次“扫荡”京山、天（门）汉（川）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5师第15旅主力与地方武装展开游击战，先后歼灭敌5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6月29日，日伪军2000余人，由团凤、仓子埠及新洲等地出动，在飞机的掩护下，向黄冈，肢安南地区“扫荡”、“清岁’，根据地军民奋战3天，毙伤日伪军430余人，迫使日伪军撤退。7月2日，新四军第5师第15旅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又击退了日伪军1个团对天汉地区的“扫荡”。

为发展鄂南抗日根据地，开辟根据地，扩大其回旋余地，新四军第5师以第14旅主力南渡长江，建立了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根据地。

由于第5师在鄂豫皖地区独立作战，与新四军军部通信联络困难，因此，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新四军军部建议，于7月21日决定第5师暂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但仍属新四军建制。

1942年9月，参加浙赣战役的日军第11集团军的部队返回武汉地区，即开始准备对鄂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1月，日军开始对鄂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大“扫荡”，边区军民积极开展反“扫荡”作战。在鄂东，粉碎了日军对黄肢新街、四姑墩的“扫荡”；在鄂中、击退了日军对京山、应城、天门、汉川地区的“扫荡”；在鄂南，击退了日军对保福祠、谭家桥和龙角山的进攻。

12月，新四军第5师师部率5个团庄大小悟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整训。日军为围歼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以其第3师主力和伪军一部共1万余人，对大小悟山进行大规模“扫荡”。15日，日伪军于礼山、大小悟山周围据点集结，并在平汉铁路、河（口）汉（口）公路沿线建立据点，构成封锁线。

16日下午，日伪军分14路对大小悟山进行分进合击。新四军第5师及时侦悉日军的行动企图，即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主力趁各路日伪军尚在运动之际，分17路向安陆、应城和肢安南等外线地区转移。

17日拂晓前，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完全摆脱敌人，胜利地突出重围，转移至外线作战，接连袭击了黄安、黄陂、卫家店、花园、夏店镇等日伪军据点。日伪军合围扑空后，四处寻找新四军第5师主力，但不断遭到新四军第5师内线部队的打击，加之其后方安全受到威胁，被迫撤退。此次新四军第5师的大小悟山反“扫荡”作战，共歼灭日伪军500余人。

18日，第5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重返大小悟山。

三、华中敌后军民反“清乡”、反“清剿”斗争

（一）苏南抗日根据地反“清乡”斗争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除进行频紧的“扫荡”外，还有计划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清乡”，是日伪军运用其“总力战”来进攻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一种办法。它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企图以点线的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全面建立伪政权，最大限度地掠夺人力、物力，以支持其“大东亚战争”。

1941年5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任委员长，周佛海、陈公博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掌管实权。随后，日军第13集团军由参谋长负责“清乡”，并成立该集团军“清乡”指挥所及“清乡”特务机关，直接指挥日伪的“清乡”活动。“清乡”，表面以汪伪政权及伪军为主，一切行政、治安、经济方面，多由汪伪方面出面，而实以日军武力配合与推动。日伪特别重视所谓”政治清乡”，提出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日伪在华中进行的“清乡”计划周密，准备充分。“清乡”前，首先在政治上实行动员，进行各种欺骗宣传，以扩大“清乡”的影响，动摇抗日军民反“清乡”的决心；在组织上，训练特务、行政、警察、保甲、宣传、税收等各种专门的“清乡”人员，并在一些城市中进行“清乡”演习；在军事上，调集强大兵力，在“清乡”区外围地区增设据点，筑碉堡、修公路，以河流、公路、铁路为依托构成大包围圈，封锁、隔绝“清乡’区与外界的联系。

日伪“清乡”的种类繁多，其一曰“军事清乡”，以强大的兵力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对根据地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二曰“政治清乡”，重点是摧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其他抗战组织、团体，建立日伪保甲制度，严查居民及行人；三曰“经济清乡”，抽田亩捐，整理赋税，统制货物进出，严格控制经济；四曰“思想清乡”，宣传“大东亚新秩序”和“中日亲善”，推行奴化教育，提倡复古读经，以封建迷信、颓废文学麻醉广大群众。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1941年2月17日下达的《昭和十六年以后现地长期战政略指导》中提出，对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重要地区，应确立高度的治安。随着地方的安定和实力的加强，逐步将治安与行政交汪政权管理，做为基础地盘。为此，先从长江下游的小地区开始，取得成绩后逐步扩大。

根据这一方针，日军第13集团军与汪伪政权几经策划，决定在华中实行“清乡”，分期分区进行，计划在苏南进行三期“清乡”，达到逐步消灭抗日力量，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其具体步骤是先以日军为主，在“清乡”地区周围建立封锁线，切断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内外联系，进而反复“扫荡”，尔后以伪军、伪组织为主，进行政治、经济“清乡”，建立伪政权。日伪在江南第一期“清乡”的目标是苏常大地区，为此，首先在苏常太抗日根据地周围集结兵力，并依托城镇据点、铁路、公路和河流，利用汽车、摩托车和汽艇等进行巡逻，控制水陆交通，建立封锁线，构成包围圈、切断了苏常太抗日根据地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战斗在苏常太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第6师第18旅，将日伪这一动向误判为一般性“扫荡”，遂决定以游击战就地坚持斗争。

7月1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及伪军一部共1.5万余人，按预定计划开始对苏南的苏常太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日伪军首先采取分进合击和梳篦式“清剿”，寻歼新四军第6师第18旅主力及党政机关。继之，大量增设据点，并在据点之间以铁丝网、电网、竹篱笆等将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然后进行分区“清剿”，同时派出大量“清乡”人员，逐乡编组保甲，建立伪政权。

日伪“清乡”开始后，新四军第6师第18旅鉴于内线活动地区狭小，周旋困难，遂以主力直逼江阴、无锡和苏州近郊，袭击日伪军据点，企图调动“清一”之敌回援，但未达到目的，而留在内线坚持斗争的部队和党政机关，虽经英勇奋战，终因力量悬殊，伤亡很大，仅部分突出重围。8月下旬，第18旅一部奉命渡江转移到苏中地区。

9月初，日伪军集中4000余人的兵力，转向澄锡虞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二期“清乡”。日伪这次“清乡”，强调“政治清乡”，并把“清乡”地区划分3种区域，分别采取不同措施，留在苏南坚持斗争的新四军第6师第18旅部队，接受苏常太地区反“清乡”的经验教训，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主力部队适时转至外线澄西地区，以少数地方武装，依靠群众掩护，坚持了原地斗争。至12月中旬，第18旅全部奉命转移到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

在新四军第6师第18旅进行反“清乡”斗争过程中，第16旅在苏南茅山地区对敌发动攻势，连克延陵镇和九里铺等日伪据点30余处，恢复和扩大了金（坛）丹（阳）武（进）抗日游击根据地。11月28日，日军第15师及伪军各一部共3000亲人，由金坛，薛埠等据点出动，“扫荡”溧阳地区。第16旅旅部在塘马由于对敌情不明，遭敌合击，虽奋战竟日，反复冲杀，毙敌数百人，但除一部突围外，第6师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罗忠毅、第16旅政治委员廖海涛以下270余人壮烈牺牲。塘马战斗后，第16旅进行了整顿，继续坚持以茅山地区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日军继1941年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苏常太、澄锡虞地区进行的第一、第二期“清乡”后，于1942年春，以其第15师一部，对京沪路以北澄西地区实施第三期“清乡”；同时，对京沪路以南茅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批毁苏南抗日根据地，消灭新四军第16旅。

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第16旅在亨沪路以北，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组织精干的便衣武装，打击小股敌人，坚持澄西地区的斗争；在京沪路以南，采取以地方武装、民兵为骨干，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粉碎敌之“扫荡”，旅主力则分别向丹（阳）金（坛）武（进）、太（湖）隔（湖）、横山、大官圩等地分散游击，恢复了这四块游击根据地。由于反“清乡”、反“扫荡”相互配合，粉碎了日伪军的企图。

（二）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清剿”斗争

日伪军庄对苏南抗日根据地实行第三期“清乡”的同时，又开始对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

1942年3月9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及伪军各一部共5000余人，分3路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南通地区进行“清剿”、“扫荡”。新四军第1师集中10个团的兵力进行反“清剿”、反“扫荡”作战，以小部队迟阻日伪军前进，另以主力袭击日伪军侧后重要据点，于丰利坝、马塘、河仓堡等地，消灭日伪军800余人。

6月12日，日伪军开始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海门、启东地区进行“清剿”。

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一部及伪军7个营共4000余人，首先完成海面和长江的封锁，接着完成从九龙闸至青龙港、从四甲坝至吕四的陆地上的外线封锁，尔后在封锁区内分块进行“清剿”，挨户搜捕根据地党政军人员和抗日群众骨干；同时，编组保甲，建立伪政权，进行经济掠夺和“反共和平”的欺骗宣传，企图以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手段，围歼新四军第1师主力于海滩地区。对于日伪军的“清剿”行动，新四军部队早有准备，第1师兼苏中军区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将后方机关事先转移，主力也适时跳出封锁圈，留在原地斗争的部队积极分散活动，袭击日伪军的“清剿”分队和指挥机构。6月24日，根据新四军军部的统一部署，新四军第2师在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第3师在陈家洋、海河、上冈地区，第18旅在江都、高邮地区，第2旅在盐城、东台、建阳地区，第1旅在泰兴、黄桥地区，同时对当面日伪军守备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展汗破袭战，策应苏中海门、启东地区的反“清剿”斗争。在1个月的反“清剿”斗争中，新四军第1师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使日伪军的“清剿”遭到沉重打击。日伪军除留一部兵力在海门、启东地区巩固其占领区外，主力转向对苏中第3分区进行“清剿”，企图继续寻歼新四军第1师主力。

7月10日，日伪军共6000余人分别对泰兴、靖江、泰州和如（皋）西地区进行“清剿”，构筑据点，修筑公路，依托据点、公路进行分割、封锁，并清查户口，编组保甲，建立伪政权。新四军第1师第1旅根据上级捎示，主力适时转移至“清剿”区外，仅留一部兵力协同地方武装分散游击，坚持原地斗争，并组织强有力的便衣短枪队，插入敌后方，袭扰守备薄弱据点。

日伪军在寻歼新四军第1师主力的企图破产后，又于8月中旬转移兵力，准备对苏中第1分区的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进行“清剿”。

9月25日，日伪军1500余人首先对江高宝地区的临泽以北进行“清剿”；继而于10月16日又转向对临泽以南、樊川以北地区进行“清剿”。新四军第18旅根据第1师指示，于敌“清剿”前即将主力大部分转移，仅留一部兵力协同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但由于临泽南北均系水网地区，部队隐蔽、机动困难，而该地区地方武装数量较少，干部也缺乏应付艰苦复杂斗争局面的经验，因而根据地受到较大损失，基本变为游击区。

新四军第1师经过近半年之久的反“清剿”斗争，打破了日伪军消灭新四军第1师主力、变苏中为其占领区的企图。

为了进一步推行“清乡”计划，1942年12月1日，汪伪“清乡委员会”制定了《1913年上半年清乡工作要领》，除继续在苏南进行”清乡”外，将“清乡”地区扩展到苏中等抗日根据地。

四、坚持皖中、皖南抗战，开展浙东抗日游击战争

皖南事变后，日军乘机对皖中的无为和桐城以东地区进行“扫荡”，并于1941年3月上旬侵占巢湖以南盛家桥、黄姑闸等地，构筑据点，以控制淮南铁路。巢无地区完全成为敌后，坚持这一地区的新四军第7师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日伪手中夺回了巢湖、白湖以东广大地区，并陆续收容了皖南突围人员。从此，该师担负起来起江浦、宣城，西至鄂皖边，南起青阳、绩溪，北至合肥、全椒地区的抗战任务。第7师即以巢无地区为基本区，在周围地区积极打击日伪军，扩大游击区，同时加强根据地建设，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群众性抗日组织，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到1942年初，初步巩固了巢无抗日根据地，井在桐城、庐江、白湖、含山、和县等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游击根据地，并一度与第5师打通了联系。同时，以皖南事变中突围的部分干部为骨干，先后成立了数支游击队，采取隐蔽分散活动的方式，紧密依靠地方党组织，在铜陵、繁昌、芜湖、径县、旌德、太平、绩溪、歙县等地坚持皖南抗日游击战争。

1942年春，新四军第7师继续巩固与发展巢芜根据地，坚持皖南、桐庐地区。4月，第7师以第56、第57团各一部进入含和地区与当地游击队汇合，成立了含和独立团。独立团在当地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开辟了含和、江（浦）全（椒）游击根据地，并订通了与新四军第2师的武装交通线。至此，新四军第7师初步完成创建皖中、皖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打通与第2、第6师联系的战略任务。

194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今后华中战略任务的指示》中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恨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

1941年4月，日军进犯闽浙沿海地区，连陷镇海、宁波、慈溪和余姚等地，打通了杭（州）雨（宁波）路。杭州湾以南、杭甬路以北地区沦为敌占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令苏南区党委组织力量，开辟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苏南区党委的指示，中共浦东工委于5月派淤沪游击队第5支队等部共700余人，先后进入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简称“三北”）。10月成立三北总办事处，并以一部向姚江南岸发展，初步开辟了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至7月初，打通浙赣路全线，浙江大片地区沦为敌占区。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浙东地区的形势，决心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建立和巩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还派出一批干部到浙东，加强与统一浙东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7月28日，中共浙东区党委正式成立，8月19日，成立浙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浙东抗日武装力量。同月，成立“第3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并将部队统一整编为第3、第4、第5支队，作为坚持“三北”地区和发展四明山、会稽山地区的基本力量，井组成一支精干武装回浦东地区继续坚持斗争，以保持在上海外围的抗战阵地。

8月初，进攻浙赣线和浙南的日军退守金华、兰溪，并在宁彼、绍兴及“三北”地区增设据点，增调伪军第10师对该区的新四军进行“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趁机制造反共军事磨擦，浙东斗争形势骤然紧张。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及时发出指示，指出：浙东游击区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可能，宜在沿海、山区打下长期坚持游击战的基础，利用各种矛盾，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切组织和工作保持地方性、群众性，采取隐蔽方式，力求保存与发展自己，达到在浙东保持战略支点的目的。浙东区党委根据上述指示，在党内、军内进行了动员，并调整了部署：以第3、第4支队向四明山挺进，开辟游击根据地；以第5支队分散游击，并开辟沿海地区及海岛工作，加强海上活动力量，力求保持从海上与苏中的交通联络。

10月初，第3、第4支队进入四明山区，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成立抗日政权，逐步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四明山地区的抗战局面。第5支队在“三北”地区配合地方党政机关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渔民、盐民工作，并争取团结了部分国民党地方游击武装，分化瓦解了部分伪军。10月上旬，日军“扫荡”“三北”地区，第5支队在反“扫荡”作战中，取得了杨葛殿、竹山岙等战斗胜利，歼敌数百名，巩固了“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1年至1942年，华中敌后抗日军民艰苦奋战，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与“清剿”、“清乡”，保卫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夺取1943年反“清乡”、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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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

第四节 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一、东江地区反“扫荡”作战

1940年9月上下坪会议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大队长曾生）、第5大队（大队长王作尧）开始分别开辟东莞大岭山、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

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县城的日军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分两路奔袭大岭山中心区百花洞。当日伪军进至百花洞附近时，第3大队组织部队和各乡自卫队迅速抢占百花洞周围高地。11日拂晓，两路日伪军进抵百花洞村，即遭密集火力射击，陷入包围，数次突围未成。

12日，日军以飞机支援，空投粮弹，并从广州、石龙等地出动步骑兵1000余人增援，第3大队为避免硬拼而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歼灭日伪军50余人（含击毙日军营长长濑），缴枪10余支，战马多匹。

6～8月，第5大队也多次击退日军的进犯。6月17日，驻宝安南头日军约40人，向望天湖、游松进犯。第5大队1个中队在游松设伏，18日伏击由梅林坳、望天湖而来的日军，日军不支，逃回南头。7月7日，日军400余人分两路“扫荡”阳台山区，第5大队集中兵力打敌一路，激战一天，迫敌撤退。8月15、16、18日，日军备以三四百人的兵力，连续三次进犯阳台山，均被击退。

1941年8月下旬起，国民党顽军不断进犯大岭山、阳台山，10月，大岭山被侵占。第3大队主力撤出大岭山，一部分到阳台山与第5大队会合，一部分由大队长曾生带到惠宝边地区，恢复和发展以坪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11年4月，以从第3、第5大队抽调出的20余名干部战士为基础，新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城）从（化）番（禺）独立大队，卢伟良任大队长，郭大同仔政治委员，开辟广州外围以增城油麻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区。

到1941年底，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由1940年9月上下坪会议时的100余人，发展到1500余人，其中第3大队从成立时的70余人发展到800余人，第5大队由30余人发展到600余人，新成立的增从番大队也从50余人发展到100余人。此外，武装民兵达1000余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华南日军第23集团军第38师1.5万余人在海军和航空兵支援下，从沙头角、深圳、福田分三路进攻香港，25日，香港沦陷。当时，中国一些爱国进步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困在香港，12月8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分别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迅速作好应变准备，将这批人士抢救出来，经澳门、广州湾（今湛江港）或东江转入大后方。廖承志立即与正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等研究营救工作，要求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尽快派一支精干的突击队到九龙去协助进行抢救工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立即际出武工队员、交通员进入港九地区。从1942年1月5日开始，武工队员首先把这批人上分批由香港送到九龙交通站。11日，第一批文化界人士茅盾、邹韬奋、戈主权等数十人离开九龙市区，通过日军封锁线，安全到达宝安白石龙抗日根据地。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斗争，克服重重困难，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共800余人被抢救出来，此外，国民党官员和家眷等10个人，国际友人近100人也被抢救出来，安全回到大后方。这一秘密大营救，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1942年1月由香港到达东江地区，从1月到4月都在东江地区检查和指导工作，期间，他在阳台山根据地主持召开会议，总结了三年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宣布：经南委决定，为了加强和统一东江地区和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由林平任书记。会议还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部队进行了整编，成立1个主力大队和4个地方大队：即在原第5大队基础上成立主力大队，东莞地区部队仍为第3大队，惠阳地区部队编为惠阳大队，宝安地区部队编为宝安大队，港九地区部队编为港九大队。

1942年，是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除了日伪军进攻外，国民党顽军第187师等部5000余人从1942年4月直到年底对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特别是活动在阳台山的主力大队受到严重损失。阳台山、大岭山根据地范围大大缩小，被压缩在东莞、太平、宝安公路以西、珠江之间的狭长平原一带，肯水为阵。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惠阳大队于1942年4月19日，在沙鱼涌击退了乘船登陆抢掠的日军。5月上旬，袭击了日军沙头角哨所和营房，并在沙头角至盐田之间的九径口阻击出犯之敌，击毙日军10余人。5月14日，驻横岗的日军出动近巨人经铜锣径到碧岭抢掠粮草，惠阳大队在铜锣径设伏，毙伤日军30亲人，毙战马30余匹。港九大队在港九地区袭扰日军，曾炸毁九龙铁桥，并惩办汉奸、特务，消灭土匪，打击了日伪气焰，保卫了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港九大队还组织海上游击队，以打击日军“海上挺进队”。

8月15日，海上游击队首战大鹏湾黄竹角海面的日军“海上挺进队”，经两小时战斗，击毁敌机帆船3艘。接着，他们又在南澳口、大浪口等处截获数艘满载军用物资的日军运输船。

1943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积极出击日伪。主力大队和宝安大队于5月2日夜袭宝安福永伪军据点，全歼伪军60余人。5月26日袭击沙井伪军，毙伤俘伪军70余人。7月19日夜袭乌石岩东北伪据点公明圩，迫使伪军撤走，从而使东芜、宝安广九铁路以西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10月26日，夜袭黄松岗伪军麦永中队，俘伪军28人，12名伪军投诚，残酷迫害民众号称“麦老虎”的伪中队长麦永被击毙。此外，第3大队、惠阳大队、护航大队、港九大队、独立第2大队等亦积极出击日伪，取得了重大战果。据不完全统计，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从1943年l～11月，共作战7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00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18挺，步枪500余支；游击总队发展到4000余人，民兵发展到近1000人，惠东宝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日军为了发挥香港和广州两个中转站的作用，1943年11月1日发动了打通广九铁路战役。这个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日军进攻并占领了广九铁路；第二阶段，为巩固对广九铁路的占领。从11月18日开始，日伪军9000余人，对广九铁路西侧的东（莞）宝（安）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万人大扫荡”。11月18日晨，日伪军从平湖、樟木头、常平、东莞、桥头、太平等据点出动，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围攻大岭山区，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压缩包围在方圆仅10余公里的大岭山区。抗日游击总队坚持到黄昏后分三路突围，转入外线斗争。日军包围扑空，对根据地进行报复性的烧杀抢掠后，不得不停止“扫荡”。此后，主力大队返回宝安阳台山，第3大队仍在东芜地区坚持斗争。日军接着将“扫荡”重点转向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11月22日、12月4日先后备以500余人的兵力进犯，均被击退。此后，日军主力他调，日伪军只能龟缩在宝太、莞太公路和广九铁路沿线据点上，无力进行大“扫荡”，广九铁路“全线通车”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1943年12月2日，在惠宝人民抗日总队成立5周年的纪念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第3、第5、惠阳、宝安、港九、护航等7个大队。

二、珠江地区反“扫荡”作战

1940年冬，日、伪军3000余人“扫荡”番禹南部大石、沙湾地区，吴勤领导的广游2支队转向顺德，以西海力中心开展活动。1941年上半年，部队整编为1个大队、1个独立中队，共约200人。同时，在西海成立了南（海）番（禺）顺（德）抗日自治委员会，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游杂武装共同抗日。

1941年夏季开始，日军以伪军李朗基部2000余人进驻西海外围的三善、古坝、碧江等地，对西海形成包围。西海地区是平原水网地带，回旋余地小，不利长期坚持。为打破日伪包围，7月底，中共南顺中心县委（书记罗范群）从广游2支队抽调一部，转入中山县五桂山，与当地抗日武装谭桂明部结合，开辟五桂山根据地，以与西海相互呼应，并解决经济上的困难。10月5日、15日，伪军对西海进行两次试探性进攻，均被广游3支队击退。10月17日晨，伪军1000余人向西海大举进犯，广游2支队和民兵共300余人，依托西海既设工事阻击与消耗敌人，下午趁敌疲惫、准备后撤时，集中兵力突然实施反击，伪军陷入包围，争相逃命，被击毙击伤和落水溺死者甚多，残敌逃回原据点。此战，被称为“西海大捷”，毙伤伪军300余人，俘伪军300余人，缴枪300余支（大部分轻重武器被伪军逃跑时丢进水里，无法打捞）。

1941年底，日伪对西海进行报复“扫荡”，将西海的房屋烧掉70％以上，广游2支队及时转到外线，使日伪消灭游击队主力的企图落空。此后，日伪从禹南、大良等地抽兵，再次对西海形成包围和封锁。日伪策动与广游2支队保持统一战线关系的林小亚部，于1042年5月7日暗杀了广游2支队司令吴勤。吴勤牺牲后，林铭云接任广游2支队司令员，中共广东省中区特委书记罗范群任政治委员。此后，广游2支队为扭转局面曾主动向敌进击，并攻占若干敌伪据点，但终未能打破日伪的包围与封锁。至10月，西海周围村庄大部被敌侵占，形势急转直下，11月，广游2支队除留少数人员在西海坚持斗争外，主力被迫撤出西海，分向禺南、南番顺边、中山转移，分散活动。

1942年，中山的抗日武装则得到顺利发展，西海转移来的部队与当地抗日武装在五桂山汇合后共同斗争，到1943年初，部队发展到300余人。

1943年1月，中共广东临委、军政委员会在九龙沙头角乌胶腾村召开会议。会后罗范群回到珠江三角洲后，于4月在禺南召开珠江区高千会议，成立珠江指挥部，以林锵云为司令员，罗范群为政治委员，以统一指挥活动在珠江三角洲的部队，并确定重点开辟中山五桂山根据地，以五桂山根据地为中心向平原发展，10月间，由于五桂山根据地已基本巩固，而珠江指挥部在禺南的秘密活动中心业已暴露，珠江指挥部乃迁至五桂山。到1944年1月，中山五桂山根据他的部队发展到500余人，民兵也发展到500余人，为统一对中山县抗日武装的领导，1月23日成立了“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

三、海南岛的反“蚕食”、反“扫荡”斗争

1940年12月15日，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副司令兼保7团团长李春浓率保7团及地方武装共3000余人，向中共琼崖特委、独立总队领导机关驻地澄迈县东南美合根据地进攻。中共琼崖恃委、独立总队被迫退出美合，东返琼山、文昌老区，并反击了顽军的新进攻，但受到相当的损失。在对顽军斗争的同时，独立总队积极对日伪作战。1941年7月，独立总队第1、第2支队在文昌县大昌乡美德村至潭牛间公路上设伏击毁由美德村开出的日军军车2辆，歼日军60余人，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20余支。此战给深入琼文抗日根据地腹地的日军以有力打击，翌日夜间敌仓皇由美德村撤退。

1941年5～11月，相继成立了乐万、昌感、澄临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和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冯白驹任主席）。经过一年的奋斗，独立总队得到恢复，由1941年初的2000余人恢复和发展到年底的3500余人，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成员发展到5万余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把海南岛变为支援太平洋战争的支点，加紧对琼崖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

1942年，日军重点进攻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从春季开始，日军向海口至文昌公路沿线据点大量增派兵力，同时派部队深入琼文根据地内修筑公路和据点，逐步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推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分割、“蚕食”和“扫荡”。独立总队在根据地内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斗争，给日军一定打击，但抗日根据地也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在此情况下，中共琼崖特委于1942年12月决定改变斗争策略、除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坚持琼文内线斗争外，主力挺出外线。于是，特委领导机关转移到文昌县的昌洒，独立总队部和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转移到琼山的演丰，随后均迁到澄迈的绿现山；第1支队第1、第2大队西渡南渡江，和第3大队会合，向澄迈、临高、儋县一带挺进，以扩大琼西抗日根据地；第2支队向定安方向转移。

琼崖特委还确定创立定安内洞山中心根据地，为此将挺进到琼东的第2支队第1大队和原活动在定安的挺进支队合编为第5支队，以陈石为支队长兼政治委员。第5支队进入定安地区后，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无法立足，最后1943年夏到澄迈绿现山与总队部会合，第5支队番号取消。

日军在对琼文抗日根据地“扫荡”、“蚕食”告一段落后，于1943年夏秋间，将“扫荡”重点转向储县、临高、澄迈地区。独立总队根据琼文根据地的经验，在日军刚向儋、临、澄“扫荡”时，即采取“坚持内线、开展外线”的方针，以第4支队主力及第1支队第2大队向儋县之大星、南辰、大成、和盛一带地区展开，使敌扑空，并直接威胁敌在海南岛的工业区北黎至石碌铁路沿线，经月余转战，迫使日军停止“扫荡”。此后，海南岛敌后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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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军事进攻的重点逐渐转向占领区，并在长期争夺、逐步巩固的目标下，于1941年起把单纯的军事进攻扩大力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面的殖民统治。经过几年的反复争夺和经营，日军在华北、华中等占领区内，修筑了许多交通线、封锁线和据点，增强了日伪军的军事控制。对抗日游击区，日军采取渐进的“蚕食”手段，不断扩展军事力量，将伪组织的统治逐步从边沿向前推进。对抗日根据地，日军则以军事“扫荡”、“清剿”为主，实行毁灭性的“三光”政策，大肆摧残抗日根据地赖以持久坚持的人力、物力。

此外，随着日军对正面战场压力的逐渐减轻，国民党在对日作战方面日趋消极，而反共活动却日趋活跃。从1940年11月起，国民政府军政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井继续以凡十万军队对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实行包围和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冬开始出现困难局面，加之各地连续发生自然灾害，1941年至1942年华北敌后根据地物质困难达到极其严重的地步。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仍处于严重困难之中。频繁不断的战斗使部队损失严重，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至5000万以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

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不仅从军事上加强对敌斗争，而且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的政策和策略，以此指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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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实行减租减息及开展大生产运动

一、减租减息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农村土地问题，广泛发动和团结农村各阶级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重要政策。制定减租减息政策的基本考虑在于，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广大农村社会构成抗战的最基本的力量源泉，而农村中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加强了农村阶级间的矛盾，致使广大农村中蕴藏着的抗战脑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只有消除封建压迫和剥削，解决广大贫苦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才能发动广大农民去从事长期艰苦的抗日斗争。

同时，抗日战争又是涉及全民族整体利益的民族解放战争，面对的是凶恶而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广泛的、包括各阶级参加的统一战线，抗战的胜利同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解决广大贫苦农民面临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同时，还必须顾及到农村中其他群众的利益，在他们所能接受的范围内改革农村中的生产关系，以团结他们共同参加民族解放战争。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于8月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决定将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政策，写进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逐步贯彻执行。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实行最早的是晋察冀边区。

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15师一部进入晋东北后，即提出了“二五减租”、“一分利息”的口号，并发动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1938年2月，边区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后，减租减息成为边区政府施政的主要内容之一。至1940年上半年，中心区北岳区的大部分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冀中区的大部分县和平西区中心区的涞水、涿县等数县也先后初步贯彻了减租减息政策。晋冀豫根据地创建之后。各地也先后作出了“五一减息”、“二五减租”和“半分减息”的决定。1938年6月后，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县，初步开展了减租减息和惜粮反霸斗争。

但是，由于这时是根据地的初创和发展时期，广大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部分旧政权还未得到彻底改造，因此减租减息政策还没能得到广泛的贯彻执行。另外，减租减息的工作极其复杂。各地缺乏经验，所以，除晋察冀边区外，其他各根据地都还未能制定出一套贯彻执行的具体政策和办法。

从1940年初到1941年底，减祖减息政策在各根据地的巩固区开始进入普遍贯彻阶段。

这个时期，日军的主要兵力已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敌后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华北敌后各根据地由大发展转向了以巩固为主。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必须立即实行减租减息，凡已经实行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应。此后，各根据地大都先后制定和完善了具体政策，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在各根据地的巩固区普遍开展起来。

1940年2月1日，普察冀边区政府修正公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进入高潮。据1940年夏季的统计，边区一般的地租约等于农民总收获量的20～25％（冀东区尚未实行）。1940年8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成立，下辖3个行政公署，共有15个专区，115个县；使边区建设从分散走向集中统一。“冀太联办”在其《施政纲领》中统一规定“二五减租”，”算利率不得超过一分”。同年12月3日，“冀太联办”公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1941年9月1日公布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提出“切实实行减租减息，减租一般以二五为原则减息减至一分半为标准。”[河南省财政厅、河南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1）。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

同年11月5日，又正式公布了《晋冀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统一了政策，大大推动了该边区减租减息运动的发展。

1940年12月，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开始施行《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规定减租1/5，年利率一律不得超过1分5厘（即15％）。截止1942年初，莱芜地区减租245589斤，减息47009.2元；泰安减祖4127斤，减息8454.15元；博山减租28285斤，减息381.01元；鲁南的沂蒙有2/3地区实行了减租。

鲁南、湖西、胶东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也开展起来。

这一时期的减租减息运动中曾出现“左”的偏向，一些地区的农民不交租不交息，甚至把减租减息变成了没收土地和废除债务。为了解决这种违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左”倾偏向，中共中央在要求各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同时，反复强调了减租减息的统一战线性质，井对各项政策作了具体规定：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要求“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的教育”。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进一步指出了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强调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

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后，为了进一步发动各阶层的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广泛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去战胜困难，中共中央对以往减祖减息运动作了详细的研究总结，于1942年1月28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

《决定》高度评价了减租减息运动在巩固抗日根据地方面的作用，指出：抗战以来，凡是减租减息搞得好的地区，那里的根据地就比较巩固，反之，抗日根据地就经不起敌人的“扫荡”，成为软弱无力、无法巩固的地区。《决定》重申了“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并强调，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阶段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这三点是制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正确的处理土地问题，才能联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282页。]

中共中央还在《决定》的附件中明确了关于地租、债务等问题的一些具体规定，从而使党的减祖减息政策进一步完善。

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各根据地党政部门制定和修正了有关条例、法令，采取有力措施，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运动的高潮。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42年3月第二次修正了减租减息条例，明确规定减租减息之后必须交租交息。

1943年10月28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与群众团体密切协同，具体分工，分明责任，划清范围，根据各种不同情况，确定不同重点，总的要求放在限制高额地租与废除超经济剥削方面。边区政府的指示发出后，各地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北岳区重点对已实行减租减息的地区，逐村逐户复查，力求彻底执行。各专区开办了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为中心的干部训练班。晋西北行署于1942年9月20日正式颁布了减租交租和减息交息条例，规定山地照战前租额，先以七成五折，再减25％。平原水地只减25％；1933年以前的债务，本利一律停付，1933年至本条例公布前的钱债粮债，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

1943年9月中共晋绥分局发出《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加强领导。1943年冬以减租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在晋绥根据地全面展开。1942年5月4日，中共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5月15日，山东省战工会颁布了《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规定公私租佃的土地，均须实行“二五”减租。同时公布了借贷暂行条例，实行分半减息。7月，中共山东分局发出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减祖减息当作中心工作去抓。据胶东、清河、鲁中、滨海4个区的不完全统计，1942年一年减租户数为18284户，减租地数为393482.7亩，减粮6207283斤；减息户数为151户，减息粮25348斤，减息款111934.8元。晋冀鲁豫边区1942年10月11日修正公布了《土地使用暂行条例》，共有10章98条，其中对地租、债息等作了详尽规定，推动了减租减息运动在边区各地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开辟较晚，为了进一步推动该地区减租减息运动的普遍深入，中共华中局依据中央1942年1月28日决定的精神，于同年5月17日发出《关于减租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充分利用参议会讲坛，通过群众会议和报纸、杂志、标语、歌曲、戏剧等一切形式，广泛宣传实行二五减租的重要意义。华中各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

在严重困难的时期，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深入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首先，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奠定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的坚实基础；

第二，减祖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从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生产事业的发展。各地在减祖减息后出现了开荒生产，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王稼祥在谈到晋察冀边区的减租减息时指出：“这种政策可说是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凡是减了租的地方，广大农民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加了。”[王稼祥：《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群众》第9卷第3、4期合刊。]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

第三，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适当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团结了各个阶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总之，减租减息促使各抗日根据地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与组织起来，使上层人士和开明士绅增强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心，从政治上、经济上巩固和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这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进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大生产运动

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长期独立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没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支持抗日战争和巩固抗日政权，都是不可能的。

1941年前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越来越尖锐，形势越来越严重，日军在军事上反复“扫荡”并实行“三光”政策大肆烧杀抢掠，以毁灭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在1940年8月的报复“扫荡”中，仅晋中6县就被杀1600余人，烧了房子3万余间，平定、昔阳、寿阳3县，没有一个村庄不遭日军烧杀。有200多户的寿阳辅增村，经烧杀之后，全村不见人影，荒草没人，原来的800多村民仅剩下64人。

1940年冬日军“扫荡”太岳区，仅沁县一县人民被杀者即达5000人，占全县总人口1/16，房屋被毁14万间，牲口被抢走7000头。1941年上半年，晋东南榆社、辽县、黎城、武乡、昔阳、涉县等8个县，被日军杀害3142人，烧毁粮食11万余石，毁农具3700余件（5个县的数字），抢走牲畜1300余头。除军事进攻外，日军出于持久围困的目的，实行堡垒政策，到处筑路、修建据点，使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包围、分割的境地。以致抗日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工农业生产也遭到极大摧残。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

针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陕甘宁边区部队，在生产工作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各机关部队积极经营农业和工副业生产，以求生活自给和现品自给。[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后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并作了《组织起来》等讲话。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的基本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

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892页。]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当时各根据地所处的具体环境，制定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

1.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由于农民占整个人口的80％，抗日根据地处于农村环境，抗战所需之物力、财力大部分来自农民，因此必须以发展农业为主，同时发展其他生产事业。

2.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根据地的主要经济成分有五种：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地主经济。除对地主经济要限制其剥削外，其他各种经济都要发展。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战争，改善人民生活。

3.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与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都很分散，交通又不方便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在经营方针和政策方面的统一领导原则下，必须让下面分散经营。

4.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

5.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在自愿原则下，组织农民建立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劳动合作组织，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强调，在经济工作中，应该以90％的精力去发展生产，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的一切领导人都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本领，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指引和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学校、部队通过生产，解决了所需经费的70％，1942年部队和地方政府的经费完全由自己解决。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贯彻以农业为主发展经济的方针，在财政极困难的情况下，向农业投资1000万元，其中仅延安等7个县就发放贷款158万元，农具4980件，增开荒地10万亩。此外，还发放植棉贷款。边区政府的措施使1942年全边区的粮食产量达到148万石，比1941年增加2.78万石，棉花增收43.5万公斤。

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之后，边区政府把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促使农业和工业生产大幅度增产。

1943年和1944年粮食产量均超过了180万石，1944年公营、私营和家庭纺织业共织布16.2万匹，其中家庭纺织业占11万多匹。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各留守部队生产成绩最为显著。

1941年3月，第359旅等部队响应中共中央实行屯田政策的号召，分赴南泥湾、大凤川、槐树湾等地屯田生产。第359旅进入南泥湾的当年，即开垦荒地1.12万亩，收细粮1200余石，粮食自给率达到79.5％，经费自给率达到78.5％；1942年，该旅官兵开荒种地2.68万亩，收细粮3050余石，粮食和经费的自给率分别为96.3％和90.2％；1943年，该旅开荒种地10万亩，收细粮1.2万石，在自给有余的同时上交公粮近万石。1943年，全旅共养猪4200多口，牛820头，羊7800多只，实现了“两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目标。当年全边区的部队共种地20万亩，收细粮3.1万石，开办工厂作坊89个，商店74个，经费自给率最低的也达到了51％。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的频繁“扫荡”、“蚕食”，1941年至1942年间，根据地巩固区大为缩小，生产生存条件遭到极大破坏。为了根本扭转边区经济的困难，1941年8月边区政府召开了边区第二次经济会议，明确提出迅速建立起边区自给自足的独立的抗战经济，指出：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是粉碎敌人经济毁灭边区的唯一保证”，“是坚持敌后独立抗战的唯一保证”。会议要求普遍团结组织广大的小农经济的力量，活跃发展边区生产，在大力发展农林牧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同时，适当提倡种植工副业生产所需之经济作物棉、麻、油等，大力提倡和奖励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生产，适当发展采煤、冶铁等重工业和军工生产，以解决边区必需品自给自足的问题。在边区政府的领导组织下，1941年至1943年，全边区以“消灭熟荒，防止新荒，开展小型水利”为重点，修旧渠、开新渠1056道，凿井1309眼，可浇地19万余亩。实验推广了“燕京”、“靠山黄”、“曲五”等多种适宜山区种植的抗旱粟，可提高亩产10～15％。1943年，全边区开展农业生产劳动竞赛运动，以“组织劳力互助，解决人力畜力困难”，“普遍锄三遍”，“定户计划、提出奋斗目标和季度管理措施”等三项内容为中心，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晋察冀根据地的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在民用工业方面，1940年9月边区政府民用工矿局成立后，3年中共建3个煤矿和皮毛、皮件、造纸、农具、瓷器、炼油、纺织等7个直属工厂。在自制各种机械和农具，提炼煤油、润滑油，自制纸张、电池、油墨、肥皂、酒精以及皮毛染色、纺毛染毛织毛等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并推动了边区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开展更是具有群众性的广泛基础，仅北岳区在1942年底和1943年初，就有各类纸厂数十家，月产纸可达数百万张；各种油坊近200家；纺纱织布的妇女有近4万人。在军工生产方面，边区军事工业在创建初期仅能简修枪械，复装子弹。

1941年后，自力更生试制出无烟火药和黄铜弹壳，可以完全自制子弹。

以后又成功试制了“硝化甘油炸药”和“硝铵混合炸药”，以及雷管等。到1944年，边区军事工业已发展到月产捷克式步马枪100支，掷弹筒65个，枪榴弹223个，硝酸炸药1340斤，无烟火药500斤，黄药手榴弹1万枚，七九子弹1.9万发，复装子弹3万余发，基本满足了边区部队的弹药需求。

晋冀鲁豫根据地也全力动员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边区政府组织和帮助群众普遍制订生产和安家计划，通过贷粮贷款扶助群众恢复和兴办水利事业，大搞纺织、运输和家庭副业生产。

1942年全边区发放农业贷款1657万元，1943年又发放9570万元，增加近5倍。

1943年边区政府在太行区东线一次就发放纺织贷款180万元。1943年冀南区贷出麦种50多万公斤。边区各级政府的扶持，使根据地的生产事业得到发展。晋东南地区在1941年共计消灭熟荒地4.37万亩，新开荒地3.37万亩，修滩地1300余亩，连同其它数目在内，约扩大耕地面积10万亩以上。此外，变旱地为水地2.6万多亩。环境最恶劣的冀南区28个县在1943年也扩大耕地8.9万余亩。1942年全边区共开垦荒地40万亩，水田6万亩。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晋冀鲁豫根据地发展最显著的是纺织业，至1943年上半年，纺织人数已达6.49万余人。彼称作“模范纺织村”的武安柳家河村，组织了21个纺织小组，共105人参加，占全村妇女的90％以上。全村120架纺车，45架织布机的响声昼夜不息。在边区造纸业的发展方面，职业教育家刘彩章先生在边区政府的支持下，在太行实业总社漳北造纸厂进行各种纸张的试制工作，成功地生产出仿报纸、仿油光纸、马粪纸、牛皮纸、拷贝纸、复写纸、蜡纸、图画纸等8种。此外，毛织厂、卫生材料厂、玻璃、肥皂等轻工业厂，也象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军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并大力帮助群众生产。山区部队以自给3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为目标。

1943年3月，朱德警卫团开上积雪的左会高山，展开了生产大竞赛。冀鲁豫的部队、机关组织了全部畜力到灾区助耕。冀南地区在敌人的掠夺下耕牛奇缺，当地八路军就帮群众拉犁，成为“光荣的耕牛”。部队还组织了许多打井队，到处帮助群众打井。在部队帮助下，1943年仅冀鲁豫区就打了8000眼水井，冀南亦打了数干眼水井。从1943年起，晋冀鲁豫的许多部队已作到全年蔬菜和3个月粮食的自给，食用油盐、肉类、日常办公、杂支等费用，大部分靠自己的生产所得予以解决。[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在晋西北根据地，1941年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开展了生产运动。行署颁布了《奖励垦荒办法》。当年，晋西北共开垦荒地30余万亩，扩大灌溉面积3万亩，增产粮食4.5万公斤。棉、麻、禽、畜都有所增加，工商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纺织生产已基本解决了人民的穿衣问题。军区部队总共开荒6万余亩，种菜1300余亩，军队办的工副业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部队17个月未发津贴，全靠自力更生解决。

1942年，全区开荒达60万亩，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纺织业年产棉布达50万匹。

山东根据地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和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从1941年起逐步展开生产节约运动。机关部队首先行动起来，生产自给解决了部分经费，推动了根据地的生产建设。1942年，山东根据地广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调节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为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根据地政府为发展生产，对个体农户实行组织起来，发展变工互助，调剂劳动力，及时发放农业贷款，规定本币发行数的1/4用于农业贷款等措施，积极扶持农业生产。山东的八路军部队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全区部队以“三人开荒一亩，解决十天半月粮食”为口号，积极在战斗间隙从事生产劳动。

1943年，山东部队靠生产收入的平均自给部分占全部经费的12％。如按经常经费计算，鲁中区自给51％，滨海区自给52％，直属机关自给61％，在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织下，山东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成绩显著，到1945年以前已有公营工厂88个，群众性纺织生产已有纺车50万辆，织机8万架，年产土布20万大匹，其它必需品也基本自给或大部自给。

在华中，1942年2月制定了《关于发展华中各根据地生产事业的决定》，要求各地颁布垦荒奖励条例，发展农村手工纺织，提倡造纸、制皂及各种必需品的小工业生产，保障喂猪、养鸡、养鱼等农村副业的发展。按照华中局指示，华中各根据地领导机关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就生产运动作了具体规定。苏中区强调生产建设的主要着眼点放在农业生产上面，在敌人频繁“扫荡”的情况下，工业生产应以发展家庭企业与手工业为基本目标。华中各根据地还纷纷制定了关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条例、办法。1942年9月，盐阜区制定的垦荒条例规定：开垦公荒自放垦之日起5年内免除赋税；私荒业主如无力开垦，由政府限期由业主开垦或由政府招人开垦，私荒所有权仍归原业主，但开垦者享有永佃权；开垦生荒者3年内不纳租税：开垦熟荒当年受益者，仅缴5％的地租等等。同年，盐阜区还制定了私人纺织奖励办法，规定：纺织厂一律兔缴营业税及产销统税，所需之原料如在盐阜区外采购者，一律免征进口税；纺织厂可在当地组织手工纺织生产小组和合作社，当地政府必须予以一切帮助；纺织厂产品如滞销，由政府负责收买；政府对纺织生产成绩优秀者给以低利贷款助其发展。为贯彻中共中央《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发放春耕贷款3000万元法币，作购买耕牛、种子、肥料之用。

1943年，鄂豫边区新四军部队开辟襄南后，修建了金家拐、马颈项两大堤，保障了襄南、江、潜、监、沔等县农民的生存，受益田达100万亩。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各项生产事业取得很大成绩，不仅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也基本满足了根据地军民日常必需品和作战的需要，甚至有些轻工产品。如鄂豫边区生产的香烟还出口直销武汉地区，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器材、机械及医药等物资。

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由于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总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为巩固根据地人民抗日政权，渡过严重困难，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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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第二节 巩固“三三制”民主政权，执行“精兵简政”政策

一、“三三制”政权

为着巩固抗日根据地，必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问题上，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普遍贯彻执行“三三制”建政原则，建立健全根据地的民主制度，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就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发出指示，明确提出：华北、华中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政权的组织结构必须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分子各占1/3。

其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743页。]

同年3月11日和7月，毛泽东先后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团结到底》的文章中又反复强调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重要性，他指出： “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0页。] “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页。]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原则，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种民主方式建立健全了各级政权机构，使之成为中国最进步、最坚强、拥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民主政权。

陕甘宁边区是实行“三三制”民主建政最早的地区。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的政策提出后，边区就在陇东、绥德两个分区和鄜县（今富县）等新区首先实行“三三制”。

1940年4月4日，边区政府在《关于新区行政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

新区建立统一战线政权时，“各级参议会与政府委员，必须包括各阶级各抗日党派与无党派之成份”，“无论任何一政党之党员所占议员或委员之总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依此精神，陇东、绥德分区和富县先后经过民主选举，按“三三制”原则建立了乡、县两级临时参议会和政府。边区党和政府在上述地区试行“三三制”的基础上，决定在全边区普遍推广。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边区政府发出了《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指示明确提出：“三三制”不仅在民意机关要实行，而且在政府机关也要实行。从此，边区开始了第二次民主普选运动。因为选举运动的中心是要贯彻“三三制”，所以被称作“三三制选举”。在这次选举运动中，边区中央局于5月1日公布了自己的施政纲领，纲领明确宣布：“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共产党员3人；选出的包括边区正、副主席在内的18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7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当选的共产党委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同意，由非党人士向文焕递补。

由于1941年选举中有一些县和乡的参议会和政府中共产党员超过了1/3，因此边区政府于1942年3月6日发出了《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不合于“三三制”的要通过共产党员退出，由党外人士增补的办法进行调整，随后又于9月1日发出《关于发动普遍的乡市改选运动》的指示，要求通过这次改选乡议员彻底实行“三三制”。到1942年底，“三三制”在边区已经彻底实现。

1943年，陕甘宁边区在全面检查边区落实“三三制”政策时，着重于“三三制”政权的巩固工作。

1943年3月，边区政府提出了“巩固三三制”的口号，并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在制度上作出了一些必要规定，以保证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为了贯彻“三三制”政策，晋察冀边区在1940年7月至10月间进行了大规模的选举建政运动。在抗日和民主的旗帜下，边区97个县1500万人民普遍动员起来，参加区、县、边区的三级选举，平均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总数的81％。这次选举产生了区代表会、县议会和边区参议会，以及边区各级政府行政机关。这次选举中基本上贯彻了中共中央“三三制”的精神，非党人士的比例大幅度增加。据统计：5个专区19个县的924个县议员中，共产党员的比重下降至55.3％，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的比重则上升为44.7％。在一些县份差不多完全达到了“三三制”的要求，如完县、建屏、唐县、定襄等县的县议员中，非党人士分别达到65.8％、64％、60.3％和63.63％； 4个专区13个县4749个区代表中，共产党员的比重占47.84％，其他人士的比重则上升为52.16％。

1940年民主大选后，晋察冀边区的县、村两级基本上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脖全了民意和行政机关。但是，由于频繁的战争，边区最高政权机关中尚未来得及全面贯彻“三三制”原则。

1943年1月15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圆满解决了这一遗留问题，使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新推选的参议员具有广泛代表性。这些与会的288名参议员中，因日军“扫荡”、封锁，冀中、冀东等斗争残酷地区的代表较少。但从北岳区来的240名代表中，党外人士100余人，占近50％，比1940年选出的非党代表人数增加2倍多，比例增加近30％。在所有代表中，共产党党务工作者占14.2％，国民党党务人员占3.8％，政府人员占13.5％，军界代表占6.6％，民运领袖占12.8％，商界和文教界领袖占1.4％，少数民族代表占3.1％，妇女代表占5.6％，地主士绅代表占17.4％，学者名流代表占18.8％。代表中间势力和上层分子的地主士绅代表及对抗战建设卓有贡献的专家、学者、名流的代表大大增加，两项共占代表总数的36.2％。此外，还选举产生了“三三制”的边区最高权力机构。参议会按照“三三制”原则，以直接选举、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和常设监政机构边区参议会驻会办事处，以及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等。选举结果，议长成仿吾、副议长于力都是大学教授；驻会参议员办事处由7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2人，不足1/3，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占2/3以上；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由9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3人，国民党员2人，无党派人士4人。

第一届参议会后，晋察冀边区的党和政府进一步号召“贯彻‘三三制’原则精神和实质到各级政权建设中去”。边区行政委员会要求在1943年1月至3月间，集中力量对专区以下各级政权组织进行整理，对还没有做到“三三制”或形式上落实了，但实际上未能发挥“三三制”政权作用的地方政权，普遍采取组织调整和聘请各阶层知名人士参加等弥补措施。在检查整理的基础上，边区1943年度的村选工作普遍在春季完成，县级选举在8月基本完成。各级村政权较好地落实了“三三制”建政原则，县议会和县政府的人员构成也基本实现了“三三制”的要求。1943年8月20日的晋察冀日报评论说：这是“三三制政权真正辉煌的胜利。”

晋冀豫根据地在以往政权民主建设的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将建立和健全“三三制”政权的工作，作为1941年的中心工作。

1940年12月，“冀太联办”召开第一次专员、县长会议，讨论了农村政权的建设问题，要求1941年上半年在根据地普遍进行村选运动，完成村政权的民选，在下半年完成区级政府的民选。

1941年1月，根据地中心太行区的村选运动逐步展开。许多村庄的投票人数达到村民总数的80％以上，有的高达90％至95％以上。许多地方为新当选的村长披红戴花，举行各种庆祝会，庆祝民主政治的胜利。

华北的抗战形势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要求，急需在“冀太联办”的基础上正式建立边区的政权领导机构。为此，中共中央北方局提议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政府。1941年3月16日，邓小平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在抗战四周年时，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临参会议员，成立边区政府。从4月开始，选举参议员的工作全面展开。选举采用竞选方式，各党派、各界、各团体均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和各自的政纲参加竞选。候选人的比例严格按照“三三制”的原则提出，共产党员人数都控制在1/3以内。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开幕。由于将鲁西33县划入，临参会遂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参加大会的参议员共133人，其中共产党员参议员46人，占1/3。选出临参会驻会委员14名和正副议长，八路军参议员申伯纯当选为议长，国民党参议员宋维周、邢肇棠为副议长；选出了边区政府委员15名，其中共产党员占1/3强一点。

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以后，边区政府抓紧在各级政权中贯彻落实“三三制”建政原则。边区临参会参议员返回各县，宣传实行“三三制”政权的意义，介绍临参会上发扬民主、自由讨论的情况，动员广大人民积极参加基层政权的民主建设运动。在根据地的腹心区的辽县、黎城、武乡、和顺、榆社、平顺、偏城、邢台等县，经过村选，建立起真正符合“三三制”原则的村政权。如3专区武乡、榆社、襄垣3县598个村政委员中，贫雇农占35.1％，中农占43％，富农占15.4％，地主占6.5％。这种普遍的“三三制”政权，从政治上调整了各阶级的关系，使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发出后，11月12日，中共山东分局在总结前一时期政权工作的基础上，对今后的民主建政工作提出了要求：“我们要确认今天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在政权建设上“贯彻民主政治，实行‘三三制’，是党对统一战线政权最具体的真实政策。”“我们今后检查各地党领导政权工作之正确与否，主要的尺度之一，就是看你们是否正确的实现‘三三制’政策。”[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山东抗日根据地》（资料丛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59～62页。]

1941年7月4日，中共山东分局为进一步巩固根据地，提出在山东根据地开展十大建设运动，其中第一项就是“建设真正进步民主的抗日政权”。为此，山东分局要求：普遍实行自下而上的定期的民主选举运动，健全村政权，广泛动员选民参加选举；候选人名单要经选民详细讨论；候选名单与选举结果必须符合真正的“三三制”原则等。山东分局十大建设的号召发出以后，山东各地普遍掀起民主建政的热潮，通过选举对各级政权进行了改造，完善了山东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系统。这一时期，按照“三三制”原则，在胶东建立了8个县政权及西海专署、胶东主署；鲁中建立了7个县政权及沂蒙专署；滨海建立了4个县政权及滨海专署；清河建立了2个县政权及清东、清西、清中3个专署和清河主署；冀鲁边建立了齐河县政权及2个专署；鲁南建立了1个县政权；湖西也建立了专署。合计建立县政权23个，专署9个，主署2个，使山东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华中地区。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就建设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问题发出指示，强调：“根据地的建立政权问题，是有第一等重要意义。应实行三三制政权，把原来的大地主阶级专政的旧政权改造成为几个革命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7辑，政权建设专辑（2），第1页。]

华中地区各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纷纷展开民主建政工作。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经1941年的政权建设，已有了一定基础。

1942年，苏中区按照军政党委员会扩大会关于政权建设的决议和苏中行署第一次县长会议的精神，进一步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健全“三三制”政权。苏中行政区和各专区在参议会、行政委员会及专署中，广泛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工作，如海安的韩国钩、黄桥的朱履先等人。共产党员只占1/3。至当年底，苏中已有半数以上的县及3O 个区成立了参议会。在苏北的淮海区，1942年5月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在选聘的229名参议员中，包括了各阶层的人士，其中：军队25人，地主士绅48人，工商业主15人，教师22人，青、妇、工人48人，农民40人，其他31人。工农成份、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大体依照“三三制”分配。在淮南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津浦路东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到会议员130名，内有士绅50名。

1941年9月，津浦路西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井于翌年5月一届二次临时参议会上通过了政权工作的各项法令和决议，深入贯彻“三三制”，县、区、乡的政权均通过群众民主选举产生。鄂豫边区为推动各县的民主政权的建立，1941年4月，召开了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出席代表67人，共产党员占32人，大半为士绅中间人士，大会根据人民的公意和实际斗争的需要，选举成立了边区统一的行政领导的最高机关——边区行政公署，通过了组织参议会，召开县代表大会民选县政权等重要的民主建政议案。同年10月25日，鄂豫边区党委关于政权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总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的执行情况：边区行署3名主席副主席中，共产党员1人，占1/3；执行委员21人中，非共产党员为18人；县级政权中，科长以上干部党员1/3多一些，科长以下干部中实现了“三三制”比例。1942羊3月22日，为进一步发展与巩固边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鄂豫边区召开了首届民选的抗日人民代表大会。这是经过3次基层选举，再由边区总选举产生的边区最高民意机关。到会的正式代表126人中，兵产党员47人，占37.3％，其余都是国民党员、知识分子、开明士绅、资本家以及工、农、青、妇代表。通过的《豫鄂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彻底实行民主政治，扩大抗日民主运动，健全各级民主政权机构，实行普选及村代表制，并实行中国共产党提出之‘三三制’。

为保证共产党员参加各级竞选之候选人名单中及政府机关中不超过三分之一起见，同意共产党员如超过三分之一时，其超过者自行退出。”华中其他抗日根据地也按不同情况，对各地乡村基层政权自下而上地进行选举，实行民主改选，废除封建保甲制度，吸收抗日分子参加政权。在县以上召开参议会，按“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的各级民主政权。

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三三制”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方针在政权问题上的具体体现，这一政策从政治上调节了根据地各阶级、各党派的相互关系，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人民的抗日团结，促进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为敌后抗战渡过极端艰苦的阶段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二、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政策是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物质困难的情况下，为减轻人民负担，切实爱护节省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战争资源，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的一项重要政策。“精兵简政”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于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首先倡议的。李鼎铭等的提案指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槽兵简政主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故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个倡议。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给各根据地的工作指示申要求：“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的说已经很大减弱，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

指示具体要求各根据地的党、政和民众团体的全部脱产人数应力求不超过甚至少于居民总数的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265页。]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军委己就根据地军事建设中应当贯彻精兵主义向各根据地发出指示，军委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军委认为：在前一段根据地建立时期，主要着眼于主力军的扩大与巩固是正确的，但在目前新的环境中，军事建设的中心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着重提高其政治军事的质量，进行缩编和充实编制。主力军与地方军在山区根据地一般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特别困难的地区主力军全部地方比。同时，大力加强不脱产的人民武装，其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的全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13页。]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达后，敌后各根据地先后对党政军各部门进行了“精兵简政”。

晋察冀边区在1941至1942年间，由于日军残酷的“扫荡”和“蚕食”，边区的面积、人口急剧减少。1941年底，北岳、平西、冀中3个基本区的人口已降至800余万人，其中巩固区人口减少了一半多，只有近500万人。当时边区的主力部队和脱产的党政民干部加起来，约占根据地总人口的5％。

边区人民1941年税收负担平均较1940年增长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就会出现根据地民力、物力资源逐渐枯竭的现象，影响根据地在敌后的长期坚持和发展。因此，边区从1942年初开始厉行“精兵简政”。边区八路军本着精简主力军，加强地方军，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性的原则，使主力军精简了5000余人，地方军由占边区武装部队总数的14.3％上升到20％，总兵力精简了8.3％。边区的党政民脱产人员精简了24％，减少8000余人。但精简后的边区脱产人员总数仍超过中共中央关于占人口总数3％的比例。

1943年和1944年，晋察冀边区又进行了第二和第三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党政民机关本着精简上层，充实基层，裁撤重迭机构，加强一元化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第一线，特别是游击区、边缘区基层政权和组织独立斗争能力等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整顿。边区政府的脱产人员由1942年的2000余人减至500余人，精简了75％。边区各级政权人员结构比例变为：边区政府17.07％，专署14.33％，县32.73％，区35.87％。克服了“头重脚轻”的现象，大大充实了区、县两级基层政权。边区的农、工、妇、青以及“文救”、“学联”、“抗敌后援会”等群众组织也统一归并为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从而使边区党政民机关脱产人员的总数大幅度减少。晋察冀边区的部队在1943年12月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将大团（3营12连制甲种团，编制名额2770人）一律改为小团，每个团辖5个步兵连、1个特务连和1个侦察连；撤销第12军分区，所属部队分别划入第11和第13军分区；撤销冀中军区领导机关（8月撤销），其所属5个军分区直属晋察冀军区领导。此外，还撤销了一些部队。

1944年3月，晋察冀军区奉中共中央命令，将部分部队、学校等外调执行任务，结果边区部队总兵力减少了近40％，整个边区各类脱产人员总数最终达到了不超过边区总人口3％的目标。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根据地，其中的太行区又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基本根据地。在这里集中驻扎着大量的领导机关，不仅有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及其直属单位，以及第129师师部和直属部队，而且有领导整个华北抗日战争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和其直属机关。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发展，各种机构不断扩大，非生产人员不断增加。到1941年以后，由于战争日益残酷，根据地面积缩小，各种庞大的组织机构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当时，领导机关集中的大行区共有人口180万人（包括根据地和游击区），但是，太行区的部队有4万人，地方干部2万余人，脱产干部中又以上层机关为多，“鱼大水小”、人民负担较重的情况较为突出。

为解决这一矛盾，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展开大规模的“精兵简政”运动。为了精确计算民力、物力，以确定根据地所能负担的脱产人员数量和支持抗战的能力，边区党和政府发动各级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农村调查研究，井据此制订了合理的简政方案。边区政府简政工作的重点放在调整合并行政机构方面，确定了多减上层、加强下层，多减事务人员的原则。边区政府决定，除本身统一各部预算和事务工作，减少杂务人员、马匹，归并其他机关，减少人员48％以外，还决定专署兼理所在地的县政，如和西、平顺、涉县、沙河各县均由专署兼理，县政府亦可兼理所在区的区政；小县可改为区，或2县归并1县，或由一方兼理，如邢东邢西合并为邢台，平南平北合并为平顺，武南磁县归并为武磁；各县并可依照不同情况，划分为甲、乙、丙、游击四种不同县份，配以不同编制比例的工作人员；对于区，则酌量归并以减少原有区数的40％为标准；对于村，则采取联合村等形式。经过此次简政，边区的机构和脱产人员大大减少，仅太行区县以上工作人员即减少了18％，节省经费38％。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部队第129师在“精兵简政”中起了表率作用。在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下达前，第129师就根据斗争需要进行过精简整编，把师后勤部门合并于八路军总后勤部，从各级领导机关抽调人员充实连队，师部抽出250多人到第385、第386旅。接到中央指示后，第129师把“精兵简政”列为1942年度的中心任务之一。师部决定：精兵建设从师直属队开始，由上到下，层层落实。1月7日，刘伯承师长向直属队作《如何贯彻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动员报告。1月15日，师部发出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确定紧缩统率机关，减少指挥层级，充实战斗连队的原则，对主力军、军区及地方部队的精兵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随后，第129师从师部开始，调整编制，缩减机关，减少人员马匹，充实战斗连队；并抽调一批干部到地方武装和地方武委会中，以加强地方武装；抽调一批干部去抗大和陆军中学深造；经营生产事业以安置老弱战士和荣誉军人。经过精简整编，第129师师直由29个单位减为12个单位，人员由2627人减为1163人。包括第129师师直、第385旅、新1旅及各军分区在内的太行区八路军，共裁减151个单位、约6650人。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特地表扬了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

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继续深入，边区政府由548人减少到100人，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和第129师师部合并办公，此外，各级党政军机构也进一步合并紧缩，大批干部由上级机关到下级机关。经过两年的努力，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成绩显著，全区党政军脱产人员只占人口的3％以下。

山东抗日根据地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也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

1942年，山东分局为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成立“精简委员会”，专门研究各地的精简问题，并直接领导、督促、检查该项工作。同年9月9日，山东分局作出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要求各地“打破一切借口，无论如何坚决的执行中央所提出党政军民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根据地总人数百分之三（军队不超过百分之二，党政民学不超过百分之一）的规定，在某些山区或工作薄弱地区应少于这个比例。各地党政军负责机关应立即清查自己根据地人口（游击区除外）及党政军民脱离生产的人员总数，超过中央所规定比例的，立即重新精简下来，重新予以安插。”并决定“以后经济、粮食的预算决算一律以合乎这比例的数目为根据，超过的一律停发经费与粮食。”[山东省档案馆等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1942年至1943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了3次“精兵简政”。山东分局机关的人数由1942春的180余人减至不足50人；八路军第115师师直（包括后勤、医院、工厂）减为1200人，过去1支枪掩护5个人变成了2支枪掩护1个人，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比例产生了根本变化；山东军区连同司政各部机关、警卫、电台及勤务人员减至200人；鲁南、鲁中军区均精简了2/3。

精简后，胶东地区脱产人员由10万降为6万。除鲁南脱产人员超过3％以外，山东各根据地的脱产人员均降至3％以下。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12月下旬起，即展开“精兵简政”工作。

至1942年3月，晋西北军区第一次精简整编结束，全军区主力部队由39000余人减至35000余人。旅、纵队以上机关人数与团以下部队人数的比例由1： 1.7改为1：2.晋西北行署也于1942年3月试行简政工作，按裁减缩并原则减少了部分马匹和勤杂人员。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成立后，再次部署进一步“精兵简政”。

1942年10月，中共晋绥分局召开高于会议，要求主力部队缩编单位，合并后方，调整机关，充实连队，并调整军分区区划。全部主力军应缩减至27000人以下，地方武装以4500人为限。会议还规定了党政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的具体精简要求及编余人员的处理原则。随即，晋绥军区部队实施了第二次精简。精简后的团以上领导机关人贝由9151人减至3580人，其中军区、军分区两级机关人员由7132人减至1754人。军区部队主力军由30000人减至25000人，地方武装由6520人减至5000人。同年11月，晋绥边区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学校也根据分局会议精神进行第二次精简。分局和行署依据简政原则对边区行政区划作了新调整：3、4专署合并为3专署，岚县划归3专署；5专署委托绥察行署代管，5专署东四县办事处撤销，5、9地委合并为5地委，朔具划归5专署；7、8地委合并为8地委等。机关人员由15000人减至7000人。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4日，毛泽东就华中“精兵简政”问题写信给陈毅，指示说：“看了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使我们明了华中全情况，这是很好的。……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象，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425页。]

1942年9月，华中局军分会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通知，要求华中各根据地应以精简为冬季工作的中心，分三期实施“精兵简政”。

第一期为政治教育和动员。各地党政军自上而下地进行教育，使之了解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目的、意义；

第二期为调查研究与计划布置。发动地方党政和部队广泛进行调查研究，讨论各自的执行方案，订出自己“精兵简政”的具体计划；

第三期为确定方案，总结与交换经验及彻底完成精简计划。

通知还提出：“在精兵方面应注意在提高部队质量与加强战斗实力的原则下，调整编制，缩减编并某些单位，充实连队，规定战斗人员与直属队人员数目及比例（连队六与一之比，直属队四与一之比），严格紧缩后方机关，减少人员马匹，抽调一批有相当能力的地方干部到地方军及群众中工作。在简政方面应注意在紧缩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的原则下，裁减机关，合并单位，达到各级短小精干适合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严格遵照政民脱离生产干部及杂务人员不得超过居民百分之一的规定，减少大批杂务人员马匹及伙食单位，……”[江苏省财政厅、档案馆等编：《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81～83页。]

华中各根据地党政军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华中局的部署，先后进行了“精兵简政”。

通过“精兵简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成功地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更加适合游击战争的需要，同时，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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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第三节 开展整风运动及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

一、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思想高度统一，团结大大加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进一步深入，为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的困难，夺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井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会议还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为了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特设了干部教育部，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六届六中全会后，为大力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学习和研究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探索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规律，毛泽东、刘少奇等先后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论共产党员修养》＜1939年8月＞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贯穿着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这个时期，中共中央还先后于1940年1月3日和2月15日，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都必须把干部的学习、教育放在重要工作地位上，各根据地均应以加强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为目的，办理党校。

这时，在延安参加学习的高级领导干部有120多人，核心组有40多人。

其他地区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学习。为了领导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毛泽东同志用了半年多时间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以供党的干部学习。同时，中央还规定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地分析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得出正确的结论。学习进行了4个月后，为进一步推动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了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问题，指出过去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主要在于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主观主义倾向，并着重阐明了马列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

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从组织上采取了推进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措施。要求延安和外地的各重要地区，都成立高级学习组，参加学习的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的委员，八路军和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一些干部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为范围。并提出以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其它问题。

经过整风学习，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于中国革向的许多重大问题，在马列主义思想基础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为全党范围的普遍的整风运动作好了充分准备。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个演说的发表，标志着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朗转入全党干部党员普遍整风时期。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22个文件，被列为全党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

普遍整风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党的各级干部都要学习中央规定的文件，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普遍整风时期从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共进行了1年又8个月。

1942年4月3日，在前两个月普遍发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学习的文件，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整风运动进入整顿学风的学习阶段。这个阶段的学习目的，重点在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各地各级领导整风学习的组织也建立健全起来。

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此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任务的整风运动，就在全党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

1942年8月，各地的整风运动相继进入党风学习阶段，着重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学风学习着重端正思想方法，党风学习着重解决组织路线，以保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广大干部在党风学习中，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有了进一步的领会。在党风学习过程中，中共中央强调了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问题。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这个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风，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经过党风学习，加强了党的领导，克服了大量存在于党内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等违反党的统一领导的各种错误倾向，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干部的党性意识。

194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整风运动转入文风学习阶段，主要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通过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各地各单位和每个党员干部检查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和宣传等工作中的党八股作风，尤其是文教部门，用了更多精力进行了文风学习，以求更贴近实际，更贴近人民群众。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要求各系统各单位按照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结束办法，最迟于6月底作出总结。总结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检查工作，对普遍整风时期的学习作出总结，每个同志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并写出总结。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全党公布实施。

这个文件对全党的整风学习，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高度作了总结。这一文件的发表，标志着整风运动普遍整风时期的结束。

1943年秋，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10日起，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此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时期。参加这个时期学习的高级干部比准备时期大大增加，中央书记处把党的历史文献汇编成《两条路线》一书，供学习用。在此期间，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对党的全部历史，尤其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个全会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为了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召开的。会议进行了11个月，中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路线、政策问题。

1945年4月20日，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正式的结论，达到了统一全党认识，巩固党的团结的目的。

整风运动是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开始的，中间经过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在广大干部中扫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恶劣影响，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干部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然后，又把整风运动转到党的高级干部路线学习上来。按照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使整风运动成为广泛群众性的运动，在全党普遍提高了理论水平的基础上，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端正了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总之，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教育和建设运动，它为领导根据地军民克服严重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1108页。]

二、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

抗战以来，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等组织系统亦相应建立。在几年的艰苦抗战中，各根据地的党的领导一般的是统一的，各组织系统间的关系基本是团结一致的。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根据地孤悬敌后，并在地域上相互隔离，再加上游击战争分散活动的特性，各地区、各系统，以及上下级之间的沟通联系比较困难，工作和斗争往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此外，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现象也影响了各系统间的协调关系。这些主客观原因导致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各系统间的相互关系上存在许多协调配合不够，步调不一的现象。

随着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的到来，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分割日益严重，“扫荡”也更加频繁和残酷。为了适应严酷的战斗环境，统一和强化各级根据地的抗日斗争，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这里所说的统一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从政治上和大政方针上的领导，不是领导一切具体事务，更不是包办代替一切工作。《决定》规定：“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份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各级党委的工作应当是照顾各方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下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在明确了各级党委的最高领导地位及其工作范围后，《决定》进一步规定：“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

《决定》要求全党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强调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抗日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6～436页。]

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区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出《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结合精兵简政，加强统一领导，在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的基础上，确立各自的领导核心。《指示》，提出：“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个为书记是领导中心），……在分区一级建立领导一切的地委，其中一定要有一个强的领导人为书记”，“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着重地注意培养所属各军区、各分区领导核心的建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467页。]

1943年3月16日和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着手从中央一级进行机构的调整和精简，以加强中央的一元化领导。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兼书记，并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为保证党务与各项政策能与军事行动密切配合，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工作，并任军委副主席。会议还对中央领导人的工作进行了分工，以便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工作。

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由工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由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由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负责管理。此外，还对中央直胃机关进行了调整。

中共中央关于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和指示下达后，各抗日根据地也结合整风和精简运动，对所辖地区的党政军民组织系统进行了调整。1942年10月24日，北方分局（1943年8月后改称晋察冀分局）发出通知，要求调整区党委和二级军区以下各级领导机构，实现各级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分局的领导下，晋察冀的北岳区、冀中区等区党委率先实行改组。继区党委之后，各地委、地分委、县委亦相继改组。改组后的各级党委成员包括党政军负责人，八路军各主力团的主要负责干部也分别参加了驻防地区的地分委或县委。

1943年8月，晋察冀分局为贯彻精简精神，减少领导层级，加强统一领导，决定撤销北岳和冀中的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建制，由分局、军区和边区政府直接对各地委、军分区和专署实行领导。

1942年12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于20日作出了《关于讨论中央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的决定的指示》，要求山东各地认真检讨和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按中央的决定进行组织调整和干部配备。在此期间，山东分局本着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对分局和军区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合并，进一步明确了分局领导的分工。同时要求山东根据地各级党委和军队的组织机构能合并的尽量合并，合并后的机构选择合适的军队或地方党的领导人负责。此外，还要求军队的领导干部参加党的委员会。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也进行了合并整编。1943年3月11日，第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第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师部与军区机关也即行合并。3月18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决定，各区党委、地委实行统一领导，统一军事指挥。通过这些措施，山东党政军达到了高度集中统一，更加团结一致，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这一时期，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精神，根据各自的情况对所属党政军民组织进行了调整，从而实现了党对各方面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综上所述，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战胜各种困难，发动各方面力量夺取抗战的胜利，在不同阶段，针对不同问题，及时地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抗战期间实行的各项政策加以高度概括，形成为著名的“十大政策”。

“十大政策”的提出有一个充实完善的过程，其中一些政策早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就已在各地贯彻执行。以后，随着抗战进入极端艰苦的阶段，为战胜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又适时制定了一些新的政策。1943年7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各中央局、中央分同时指出：“自我党实行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项政策后，党内党外，精神物质，焕然一新，大进一步，空前团结”，要求各根据地“抓紧此六大政策，求于今明两年完成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7页。]

7月30日，毛泽东就敌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再次致电彭德怀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将六大政策扩展为八大政策。电报提出：“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电报指示还特别规定了八项政策的先后次序。[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同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各根据地下发了《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这个由毛泽东亲自拟定的指示中，将前述八大政策进一步发展为十大政策。《指示》称：“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

第一，对敌斗争；

第二，精兵简政；

第三，统一领导；

第四，拥政爱民；

第五，发展生产；

第六，整顿三风；

第七，审查干部；

第八，时事教育；

第九，三三制；

第十，减租减息。”

《指示》特别强调：“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同分割的。今年秋冬，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及地委，须对十大政策作出今年一年的总结（不须开很大很长的会议，只就十大政策加以逐个检讨）。

同时必须将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的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的而不是残缺不全的（如说某地不须实行拥政爱民及吴满有生产方法等），认真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当天，《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了这个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向各地发电报，要求在各地党政军民各方面广为宣传“十大政策”，并以此为上课教育的材料。

“十大政策”的提出和完善在坚持敌后抗战的斗争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十大政策”在内容上涉及抗战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在范围上涵盖了党内外、国内外各个方面。这些政策之间相互关联、有机统一，构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政策体系，充分体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历来倡导和坚持的全面抗战的路线。由于“十大政策”的全面、深入贯彻，各抗日根据地的物质生产蓬勃发展，民主政治空前活跃，人民的经济、政治利益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充分保障，各阶层及党政军民的关系也得到极大改善，人民的抗战热情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在广泛动员人民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各方面工作的统一领导更加适应战时要求，全党上下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大幅度提高，党内党外、军队人民之间同心同德，空前团结。由于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由于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也更加有力，出现了更加广泛的人民战争的崭新局面。总之，至1943年，各根据地军民依靠“十大政策”，不仅顶住了日军对根据地的疯狂的“总力战”，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苦，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巩固，而且依靠几年来积蓄的力量，对日军展开了局部反攻。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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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第四节 发展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日本人反战运动

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促成和始终坚持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一贯致力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将建立广泛的国内外的统一战线作为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

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导下，从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一贯坚持团结东方各民族进行共同的抗日斗争。欧洲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亚大地区扩大侵略的行动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抗日第一线的中国共产党更加积极地进行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反日同盟的宣传、组织工作。

1941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委托朱德召集在延安的东方民族友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20多个国际国内团体，出席人员包括日本、印度、朝鲜、越南、泰国、台湾、蒙族、回族、藏族等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代表。座谈会上，朱德提议：“在延安各民族友人首先团结起来，组成一个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并且指出，目前东方各民族联合反对日本法西斯，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如何行动的问题。越南代表梁金生发言建议：最近在延安召集各民族代表大会，由大会产生出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以便经常负担起：

（一）指导东方各民族的斗争；

（二）报告东方各民族的革命运动；

（三）搜集东方各民族的一切材料；

（四）进行东方各民族的相互联络等。

座谈会最后决定筹备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以产生和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并推选了20人组成筹备委员会。9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社论指出：“我东方各民族为要完成战胜日寇的艰巨历史任务，只有加强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同时建立各民族的共同统一战线，举起鲜明的反法西斯侵略与保卫民族生存的大旗，以整齐的步伐，进行有计划的持久的战斗。”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41年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正式开幕。大会第一天是开幕典礼，来自国内外的日本、印度、荷属东印度、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台湾以及犹太、蒙、回、藏、彝、苗、满、汉等18个民族130余位代表，受到会场上2000多名各机关、团体、学校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朱德、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戴高乐等33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并推选朱德等3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大会主席团主席、荷属东印度的代表阿里阿罕在开幕词中明确指出：“今天代表大会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讨论反法西斯的，特别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方法和策略问题”，“大会的责任在于讨论怎样团结统一东方各民族、各国家、各党派、各阶级、各宗教团体，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反日的统一力量。”在开幕式上，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35位日本学员登上讲台，集体宣誓加入八路军，他们表示“愿意在英明的朱彭总副司令的领导下，为中国和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幸福奋斗到底。”[《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

10月27日至30日，大会接连听取了朱德的总报告和各民族代表的报告。在会上作报告的有日本代表森健和原清志（女）、朝鲜代表武亭、荷属东印度代表毕道文和阿里阿罕、越南代表黄振光、台湾代表蔡前、泰国代表马纳，以及藏族代表桑悦喜、蒙古族代表乌兰夫、回族代表马寅、苗族代表沙瓦吉盖、彝族代表默罕等。发言的代表们分别介绍了本民族的情况，并对本民族的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表达了积极参加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强烈愿望。会议期间，毛泽东于30日冒雨来到大会会场，他在即席讲话中表示：“我想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同法西斯斗争还有一个困难时期，这一点大家要看清楚，现在只有五六分困难，十分困难还在后面。……我们这个会也为的克服困难”，“现在只要我们团结，把法西斯一只手一只脚的撕碎是不难的”。他最后希望，今天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需要实际工作，研究问题，加紧学习，甚至多种一点小米都是好的，不要夸夸其谈。[《解放日报》，1941年10月31日。]

经过连续几天的报告和讨论，10月30日，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19项提案，其中重要的有：

（一）由大会产生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总盟设在延安，备地设分盟，以加强东方各民族的团结，扩大反法西斯运动案；

（二）号召组织东方各民族抗日义勇纵队，分派华北前线参加抗日工作案；

（三）成立东方民族学院，以资研究东方各民族间反法西斯诸问题，并大批培养各民族干部案；

（四）把大会一切文件编译成各民族文字，以广为宣传案；

（五）以大会名义通电世界各国，呼吁援助中国和苏联案等。

代表们经过慎密讨论，确定了联盟简章，规走：联盟定名为“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其宗旨为“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援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联盟盟员分团体盟员和个人盟员两种，凡赞成联盟宗旨的东方各民族的团体和个人都可以要求加入，经联盟执委会批准后，即可成为正式盟员；联盟代表大会为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37人，由执委会推选主席1人、秘书长1人及常务委员13人；联盟会址设于中国延安等。按照简章规定，大会代表选举朱德、阿里阿罕、巴素华、原清志、森健、武亭、蔡前、梁金生等37人为执行委员。

大会还通过了《大会宣言》、《告日本人民书》、《致蒋委员长、毛泽东同志并转国共两党与抗日将士及中国人民书》、《致苏联前线将士及全体人民书》、《告英美各国人民书》等。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前夕召开的，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诚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说：大会“将奠定东方各民族团结的政治的组织的基础，将东方各民族的反侵略斗争和解放运动推上一个历史的新阶段。”大会的召开“不仅表示着东方各民族之反对日本法西斯共同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同时最初用战斗的号召描画出整个东方所有民族自由独立、光明幸福的远大的前途！”[《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

二、日本人反战运动

在敌后抗日斗争中广泛组织和发动日本人的反战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中国共产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体现。在这项政策的指导下，敌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抗战爆发之初，中共中央就本着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在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建立反侵略同盟和联合日本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

1937年9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告日本陆海军士兵宣言》，指出：中国人民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针对的只是日本的军阀，决不反对日本的工农。《宣言》向日本士兵宣布了中国军民奉行的优待俘虏的政策，并号召日军士兵掉转枪口，反对侵略战争，与中国军民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一政策，感化日军官兵，促进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八路军总部于1937年10月25日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敦促各地部队严格执行俘虏政策，

“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

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

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

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各项战略任务，其中，组织日本人的反战运动，建立广泛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因此，各项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性，必须争取建立包括日本军民在内的共同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教育全体抗日官兵区别对待日军上级军官和下级官兵，区别对待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以广泛的宣传，逐渐感化日军官兵。尊重并优待俘虏，对其进行教育，经过他们去影响其余，促进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为贯彻这一思想，中共中央在各根据地及部队中普遍成立了旨在组织日本人反战运动的敌军工作部和敌伪军工作委员会。1940年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必须隧全军队中的敌军工作部和地方党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无论如何要抽出得力的同志担负此种工作。”指示强调：“加强对敌军的工作有最重大的意义，这是决定抗战胜利和引起日本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毅力与坚持性来进行这个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页。]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运动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

1939年11月7日，在山西辽县（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前方总部，由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等被俘日军组织的“在华日人觉醒联盟”正式成立了。“觉醒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支持帮助下建立的，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成立最早的日本人反战团体。杉本于1938年7月29日被俘后，受到八路军的优待。第129师政治部敌工科负责人张香山与杉本同居一室，朝夕相处，不断向杉本讲述一些进步思想，逐渐缓和了杉本的敌对情绪。以后，又组织杉本等人学习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早川二郎的进步书籍，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杉本等人转变立场后，于1939年1月2日自愿加入八路军。此后，又积极置身于反战宣传活动。由于杉本等日本反战人员的工作，八路军的反战宣传在内容上更具针对性，在形式上更易为日军官兵所接受，反战宣传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觉醒联盟”成立后，组织机构发展很快，陆续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支部。1940年6月23日，在太行地区建立了“觉醒联盟”第一支部；1941年8月7日，在冀南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同年8月15日，在冀鲁豫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1942年4月，在太岳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太岳支部；5月19日，在第115师建立了“觉醒联盟”山东支部。

与在华日本人“觉醒联盟”发展的同时，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组织也在各地迅速发展。1937年4月，日本世界语学者绿川英子来到中国上海，后经武汉到重庆，参加了反战斗争。

1938年2月，日本进步作家、著名的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来到上海。在周恩来、郭沫若和一些爱国人士的支持下，鹿地亘克服重重困难，于1939年11月11日发起组织“反战同盟”。同年12月23日在桂林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又于1940年7月20日，在重庆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本部，并发布了反战同盟宣言、纲领及协力中华民族自卫解放之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等基本方针，同年在鄂北和洛阳建立了反战同盟支部。

1940年5月在延安的日军被俘人员森健（又名吉积清）、高山进等人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的帮助下，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随后，这一系统的分支组织也在敌后根据地蓬勃发展。1941年2月至1943年，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冀中支部、晋西北支部、山东支部、胶东支部、清河支部、鲁南支部、滨海支部、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南支部、淮北支部、鄂豫皖支部等相继成立。

鉴于敌后日本人反战团体的增加和反战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反战团体之间有必要实行组织统一，制定共同的方针政策。为此，1942年8月15日，在延安边区大礼堂召开了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出席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共53名。他们从日本士兵的立场出发，讨论了日本士兵目前最迫切的要求。会议通过了由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长大山光义（下级军官）起草的《日本士兵要求书》，共有228条要求。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是70年来日本军队中从未有过的事情，会议及其要求书在侵华日军中引起了强烈震撼，其影响和意义非常重大。

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与士兵代表大会同日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反战同盟”系统的代表和“觉醒联盟”系统的代表，中国方面党政军代表和印度、荷兰、朝鲜等国际友人也参加了大会。大会首先由森健报告筹备经过，然后选出主席团，朱德总司令和吴玉章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向大会致词。大会决定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统一组成“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选举杉本一夫为会长，通过了纲领和章程以及联合会的《工作方针书》，确定“反战同盟”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

这两个大会之后，敌后各根据地的反战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会代表返回各地，传达贯彻延安会议的精神。各地反战团体纷纷召开会议，改组机构，扩大组织。1942年2月11日，“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晋察冀分会”正式成立，成立大会通过了《斗争纲领》、《斗争规律》、《工作方针》和《分会建立草案》，选举宫本哲治为分会书记。同年3月，晋冀鲁豫根据地联合召开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日本人反战同盟大会，成立了“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晋冀鲁豫分会”，7月18日，八路军山东军区所在地鲁中举行了“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及山东反战士兵大会。此外，华中各地的“反战同盟”支部也进行了改组，并成立了统一协调华中各反战团体工作的“华中地区协议会”。

由于敌后日本人反战团体的广泛建立及其反战活动日益扩大，1943年6月1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提出：凡有日本人干部并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地区，今后的日军工作应通过日本人反战团体和日本干部去进行。各级政治机构的敌工部门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日军工作只作方针上的领导和协助解决实际困难。这个指示的发出，表明敌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已经成熟。

这些遍及敌后战场的日本人反战组织的成员，大都是受日本法西斯政府和军部欺骗，被驱使侵略中国的下级官兵，他们经过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军民的感化、教育后，思想觉悟大大提高，自动申请加入反战组织。敌后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在他们被俘后，主动在思想上给以教育，工作上给以帮助，生活上给以照顾。为了避免他们在国内的亲属遭受迫害，有关部门劝说他们改用化名。各地还分别制定了有关优待日军被俘官兵及日本人的政策措施。

1942年1月20日，八路军总部及野战政治部发出《关于正确对待逃到我军防地避战之日本官兵的命令》，规定：凡逃入我军防地的日本官兵、军属及侨民，以国际友人看待；其中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应格外优待礼遇。1942年11月29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优待日本逃战避战军民规程》，规定：逃战避战的日本人均享受国际友人待遇，尊重其民族、语言、风俗习惯，负责其人身、财产安全，予以生活保证。愿参加抗日工作者，与我抗日工作人员同等待遇，老弱病残失去工作能力者，政府予以救济。为了保护日军俘虏的安全，根据地军民还付出了血的代价。

经过根据地军民的感化、教育，被俘的日军官兵及其他日本人迅速转变立场，积极投身于反战运动之中。他们创办了《晓》、《战友》、《时事新闻》、《觉醒新闻》、《前进月刊》、《日本人民之友》、《光明月刊》等刊物，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介绍国内国际形势，宣传八路军的对敌政策等等。仅1943年一年，日本人反战团体在华北就印刷了83万张反战传单，在华中印刷了20万张。除此之外，日本反战人员还利用排演文艺节目，举办座谈会，会见中外记者，制做“慰问袋”等多种形式，声讨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诉说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谴责日军军官对士兵的压迫，劝告日军士兵弃暗投明。他们还帮助抗日部队培训日语骨干，开展战场喊话，教育日本俘虏。在反战宣传和战斗中，这些日本反战组织成员不畏艰险，英勇顽强，不少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反战同盟”冀中支部长田中实在战斗中被俘，面对严刑拷打，始终不屈，直到英勇就义，忠诚地实践了反战同盟的誓言。仅据1944年4月的统计，“反战同盟”13个支部中就有30余人为反战事业而牺牲。

由于各项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和反战运动的深入，侵华日军中的反战、厌战情绪与日俱增，逃跑、自杀、投诚、避战的事例屡见不鲜。据晋察冀地区统计，1943年在战场上投诚的日军占日俘总数的43％，相当于1940年的7倍。

随着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敌后战场的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工作重心也开始由支援中国人民抗战，转向注重日本人民的解放事业。

1944年1月15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在延安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形势发展，为促进日本法西斯军部的倒台，建立自由民主的新日本，提议将“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1944年4月9日，改组后的“解放联盟”正式成立。随后，各根据地的“反战同盟”支部亦相继改为“解放联盟”的各地支部，继续与中国人民一道致力于推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到1945年7月，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本人解放联盟，共有华北、华中两个地方协议会，晋冀鲁豫、山东等3个地区协议会和18个支部，拥有盟员1000多人。1945年8月30日，“解放联盟”延安本部、日本工农学校及“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延安本部举行回国工作出发纪念大会，号召在华日本反战成员返回日本，为建立民主的新日本奋斗到底。随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组织成员陆续回国，结束了他们在中国的反法西斯战斗历程。

三、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联合创办的一所具有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办学的宗旨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精神，通过生活物质上的优待和政治思想上的教育，转变学员立场，改变学员世界观，为日本人反战运动及日本革命事业培养干部。

学校的学员大部分来自于战场上被俘的日军下级官兵，也有少数自动投诚的日本士兵。他们绝大部分都出身于被压迫、受剥削的日本工农群众。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等协商之后，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筹办日本工农学校。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等地的八路军先后将一批经过教育，转变了立场的日本反战人员送往延安入校学习。1941年5月15日，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朱德、傅钟、冯文彬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参加了开学典礼。朱德在典礼上作了讲话。

学校的校长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担任，副校长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的赵安博。

1943年4月以后，由李初梨兼任副校长。学校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问题、日本问题、联共（布）党史、时事问题、中国语言等。这些课程分别由冈野进和精通日语的赵安博、王学文、李初梨、何思敬等任教。以后，一些留校的学员也担任了讲师。在教学中，学校非常注意联系日本国内的和战争中的事实，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明确认识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性质和对中国及日本人民的危害。在此基础上进行革命的理论教育，使学员加深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理解，成为自觉的反法西斯战士。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总部对日本工农学校的工作非常重视，在生活、学习、文化娱乐等各方面都尽量予以照顾。学校成立时，正值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各个抗日根据地都面临着严重的物质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特别优待工农学校的学员，每月均按八路军连级干部的标准，发给3元津贴，其它衣食住方面的必需品也全部按国际友人待遇。当时，陕甘宁边区把各机构分为三类，第一类全部经费由政府供给；第二类由政府供给一半，另一半由机关自己生产解决；第二类由政府供给1/3，其余由自己生产解决。

日本工农学校和医院、保育院一样，都属于第一类。由于边区政府的照顾，工农学校的生活远比一般党政军机构为好。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们在日常学习之余，还积极参加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以及民主建政运动。在陕付宁边区大生产的浓烈气氛中，工农学校的学员主动提出，不要过分沉溺于中国方面的优厚待遇，自己也要从事生产。中国方面同意在不妨碍学习的条件下，可以搞点生产。于是，工农学校的学员们也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之中。在当地农民指导下，学员们开荒地5公顷，收获土豆约5吨，大豆、玉米约9石。此外，还发挥个人专长，会木工的修理窑洞，会打铁的制造工具，会做点心的制做糖果和点心，没有技术专长的学员则学纺织、糊火柴盒等。有的学员还被选为劳动英雄，有的学员还应部队、机关的邀请，前去帮助技术性劳动。

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整风运动的影响下，日本工农学校也以自己的方法进行思想教育，学员们主动谈自己的出身经历，以及被俘后的思想变化等。

结果不仅使大家从中受到深刻教育，而且还使一些日军派来工农学校的特务深受影响，主动讲出了自己的特务身份，重新回到劳动人民的立场，有的还参加了反战同盟。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举行边区最高立法机构参议会议员选举。按照“三三制”民主建政原则，日本工农学校也推举候选人参加竞选，目的在于从中学习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经验。在选举中，工农学校的学员森健被推举为候选人。他所在的选区有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敌工干部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如同其它学校一样，工农学校的选民们在候选人的带领下，高举着上写竞选人政策主张的旗帜和标语牌，在自己组成的乐队助威下，高喊口号参加了选举大会。森健在赵安博副校长翻译下发表了竞选讲演，要求打倒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介绍了日本人反战工作的情况，最后，吁请全体选民“为了建设未来的民主的新日本，请你们给我们学习机会，学习边区立法机关的民主政治！”梅田照文（原名香川孝志）作为推选人发言指出：如果边区参议院选出站在反战立场的日本人议员，这一消息必将震动日本军队内的士兵。他们的讲演博得全场选民经久不息的掌声。结果，鲁迅艺术学院的周扬当选，森健得票列第二位。其后，根据“三三制”精神、森健也取得了参议会议员的席位。[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内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75～76页。]

由于各地日军俘虏的增加，这些俘虏又不能全部送到延安工农学校进行系统的学习，因此，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先后在一些敌后根据地建立工农学校的分校。1943年7月，八路军第120师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晋西北分校；1944年10月，八路军山东军区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以后又创办了鲁中、鲁南、渤海分校；1944年，华中新四军也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华中分校。

从工农学校毕业的学员们，除少数人留校任教外，大部分回到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前线，推动和发展了各地的反战运动。

1945年8月30日，开办四年多，培养教育了几百名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结束了它的使命。当天，在延安王家坪礼堂为工农学校学员举行送别大会。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和许多党政军干部以及国际友人都出席了大会。叶剑英代表中共和八路军及中国人民，对在反战事业中牺牲的日本友人表示深切哀悼，希望一个民主的日本和民主的中国团结起来，创造出一个和平民主的亚洲。他在致词中还说：“我们过去把诸君作为友人来欢迎，今天又把你们作为好朋友来欢送。将来我们也仍然是好朋友。”送别会上，冈野进校长代表日本学员讲了话。

1945年9月中旬，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200多名日本学员和教员离开延安，踏上了回国的路程。行前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本共产主义同盟联名给毛泽东、朱德发了致敬电：“由于你们的援助，我们今天走向光辉的前程，抱着新的希望，返回祖国。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将进入崭新的阶段。而不是象过去那样被侵略和侵略的关系，而将是友好和相互援助的关系。”[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内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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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一节 武汉周围地区的防御作战

1940年下半年，由于欧洲战局的影响，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加紧策划“南进”，准备扩大侵略战争；与此同时，迫切要求尽早结束在中国的战争。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决定“自1941年秋季以后，转入长期持久战的态势”，在此之前，“要发挥综合战斗力量，对敌施加强大压力，以期一举解决（中国）事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28页。]

根据这一计划，日军中国派遣军决定在重点对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的同时，对正面战场“积极实行短促突击作战，消耗敌人战斗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33页。] 以增强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为解决“中国事变”创造条件。为此，侵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进行了以“短促突击作战”为主要形式的作战行动，同时仍不放松政治诱降。

一、豫南会战

1940年枣宜会战，日军第11集团军虽然占领了宜昌，但未能解除中国第5战区对其所构成的威胁。1941年1月，日军发现中国第31集团军在信阳以北的遂平至项城一带活动，为再次打击中国第5战区主力.打通平汉路，日军第11集团军决定发动像南作战，为此，抽调其第3师、第40师主力，第4、第13、第34、第39师各一部参战。日军中国派遣军由京沪地区第13集团军抽调第17师主力及第15师一部，增援第11集团军。其兵力部署概要如下：左兵团以第3师为基于，由小林店向高邑、春水、舞阳方向进攻；中央兵团以第17师及第15师一部，由明港沿干汉路向西平进攻；右兵团以第40师主力附第13、第39、第34师各一部，由正阳向汝南、上蔡方向进攻。

为策应豫南作战，皖北方面日军骑兵第4旅附1个坦克团，由亳县向涡阳进攻；第21师以1个团由宿县向西进攻；豫东方面日军第34师以一部向黄泛区进攻。

此时，中国第5战区的兵力部署为：在平汉铁路及黄泛区方面为第31集团军，主力位于豫南平汉铁路正面；平汉路东侧为第21集团军（大别山兵团）；侗柏山区为第2集团军（左集团）；随枣地区为第22集团军（中央集团）；大洪山至襄河左（东）岸地区为第29集团军（右集团）；襄河西岸地区为第33集团军（河西集团）；此外，在黄泛区方面有骑兵第2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判明日军企图后，令第5战区避免与敌主力决战，以一部于平汉路进行持久抵抗，钳制敌之主力，一部向敌后截断其交通，主力由外翼进行侧击。据此，第5战区决定在平汉铁路正面配置一部兵力，主力则置于日军进攻路线之两侧，保持机动，准备于日军向汝南、郾城、舞阳分路北进时，即向日军侧背攻击。l月25日，第5战区调整部署如下：第2集团军以主力集结于泌阳附近；第31集团军分别集结于象河关及汝南以东地区；第84军主力向息县旧治集结；第59军速向枣阳以北推进；第29集团军向桐柏、新城集结；第29、第2集团军各编组若干有力支队潜入敌后，进行袭扰。

日军为了隐蔽其向像南进攻的企图，并钳制当面中国第5战区部队，以独立混成第18旅、第39师、第4师各一部首先于1月20日在当阳、荆门、钟祥方面，向第5战区第33集团军及第29集团军阵地进攻，突进至远安，被守军击退。

1月24日夜，日军左兵团第3师向信阳北侧守军阵地实施奔袭，企图切断守军退路，但遭到第2集团军第68军的顽强抵抗，奔袭未能奏效。25日，日军中央兵团和右兵团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由信阳、罗山地区沿平汉铁路及其两侧，分向遂平、舞阳、上蔡地区进攻。

26日，日军各路分别进至泌阳、高邑、确山、邢店一线，27日进至春水、沙河店、驻马店东西之线。此时，第31集团军以第85军由临泉向上蔡附近机动，第13军由舞阳向象河关附近推进；第2集团军以第68军向象河关以南日军尾随袭击，第55军由南阳向唐河方面前进；第33集团军以第59军由樊城向南阳推进。29日，左翼日军第3师在尚店、小史店附近，遭到第13军猛烈攻击，日军中央兵团沿平汉线继续突进至遂平，而第31集团军早已撤出平汉路沿线地区，日军企图捕捉第5战区主力未遂，日军右兵团在汝南、上蔡间地区遭到第86军侧击，损失较重。

30日，日军中央兵团以一部向上蔡支援其右兵团，主力经西平向舞阳迂回，企图与左兵团夹击舞阳以南守军。但该地第13军已向叶县转移，第85军亦向郾城附近转移，日军合击未能奏效。此际，第29、第55、第59、第68军，分由泌阳、唐河及其以北地区，向舞阳方向，袭击日军后方，断其补给。大别山兵团第84军已于29日克复正阳，尾随日军右兵团之后，日军进至上蔡、舞阳之线后。企图与第5战区主力决战的计划落空，后方交通线受到袭扰，遂于2月2日开始撤退。日军第3师在舞阳以西的保安集结时，从电话窃听中得知南阳为该地守军通讯枢纽，在返回途中于2月4日攻陷了南阳，并由南阳向唐河、泌阳方面迂回，企图与由舞阳经象河关南撤之中央兵团夹击第29集团军主力，但均来得逞，于2月7日撤回信阳，其左兵团经汝南撤回信阳，恢复原态势。

皖北、豫东日军于1月25日向守军发动进攻，29日，进至三堵集。守军第92军与骑兵第2军分别进行阻击。日军一度攻陷界首、太和。2月6日，各路日军分别撤退。豫南作战，至此结束。日军共伤亡9000余人。

二、上高会战

上高位于鄱阳平原西部，居锦江上游，俯瞰赣东平原，西倚万载山地，为武功山与九岭山间之前进支撑点，扼南昌经浏阳入长沙古道之交通，为长沙之东方屏障。豫南会战前后，赣北的中国守军不断对日军进行袭扰，对南昌日军构成威胁。为巩固南昌外围据点，保证占领区安全，日军第11集团军决定打击南昌方面第9战区部队，扩大其赣北占领区。因此，豫南会战后，据守武昌、安义等地的日军，即加紧补充兵员，作进犯准备。2月中旬，日军又从长江下游调来独立混成第20旅及第3飞行团。

3月14日，日军利用夜暗分3路秘密集结。北路，第33师主力约1.5万人集结于干洲街附近；中路，第34师主力约2万人，集结于西山万寿宫附近；南路，独立混成第20旅8000余人，集结于厚田街附近。日军企图分进合击于上高一带，歼灭赣西方面中国守军主力。（见附图3）

早在1940年4月，第9战区制定的反击作战计划中规定：“敌如向高安、万载进犯时，则诱敌于分宜、上高、宜丰一带地区反击而歼灭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82页。]

据此，第9战区决心在日军向上高、万载进犯时，赣西各军应于市汉街（不含）沿锦江南岸亘祥符观、米岭、来堡、塘里之第一线阵地，及由仙姑岭亘老坑岭、龙团圩、华林寨、泉港之第二线阵地，运用诱敌歼灭战法，逐次予以打击后，诱敌于泉港街亘钩山岭、石头街、泗溪、棠浦、上高、九仙汤第三线阵地时，与敌决战，反击而歼灭之。部署是赣西方面第19集团军以第29军守备罗舍渡、梁家渡，跨抚河，亘叶子山、市汊街之线；第70军守备市汊街（不含）沿锦江南岸、石头岗、大城、赤田张、奉新、靖安之线；第74军位于英冈岭、泗溪、棠浦一带。赣北武宁方面第30集团军以第78军守备武宁及棺材山、大桥河；第72军以一部守备燕厦、横石潭、宝石关，主力机动控置于三都附近。

3月15日开始，日军先以第33师主力，由安义沿潦河向上高方向进攻，独立混成第20旅由河口夏渡江沿锦江南岸，向灰埠方向进攻。

16日，继以第34师由南昌西方西山万寿宫附近，沿锦江北岸向高安方向进攻。企图于高安、上高地区，与中国守军决战，其主要作战目标，在求消灭第19集团军主力第74军，并占领第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上高。

中国守军第川军依照作战计划，于潦河两岸地区逐次抵抗日军第33师，尔后实行离心退却，引诱日军第33师北进。日军第33师于15日占领奉新后，继续西犯，尔后北进追击第70军。至18日，日军第33师进至上富、苦竹坳附近后，认为在即将于4月上旬调往华北前，协助第34师作战的任务已经完成，遂于19日沿潦河向安义返转。日军第34师于3月18日占领高安后，在右翼失去掩护的情况下，继续西进。中国守军第74军于棠浦、泗溪一线既设阵地，顽强阻击，第49军主力由赣江以东西渡赣江，追截向灰埠进攻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此时，第9战区命令赣北第30集团军之第72军由三都南移至甘坊附近，增援第19集团军。

20日，日军第34师向守军第74军官桥街、泗溪阵地猛烈攻击，独立混成第20旅在占领灰埠后北渡锦江，与其第34师会合，一部留置锦江南岸。

21日，锦江北岸日军进展至上漆家附近。守军第74军固守上漆家、石洪桥之线阵地，确保上高。锦江南岸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一部，被守军第49军及第74军第51师击破，亦退向江北。第49军遂渡江向北，攻击日军第34师左侧背，锦江以北守军第70军主力，在日军第33师撤退后，即向南袭击日军第34师右侧背。

22～24日，日军猛攻上高以东第74军阵地，并以飞机数十架支援，战斗惨烈，双方伤亡甚重。此时，第70军主力已南下至杨公圩、官桥街之线，第72军己进至水口圩附近，与由锦江南岸北上之第49军对日军形成包围，井逐渐压缩包围圈，进行围攻。

3月24日，日军第11集团军为接应其第34师突围，命令退向奉新的第33师再次出动。25日，又令退至高安的独立混成第20旅向龙潭街西进，掩护后撤，进行收容。日军第33师以一部再行西进，至棠浦附近与被围的第34师会合。26日夜，日军主力由包围间隙突围向高安退却。

26日，第74军克复泗溪。第19集团军乘势追击、截击，右路向高安方向追击，左路向奉新方向追击，在官桥街、杨公圩、龙潭街等地各截歼日军一部。至4月2日，先后收复高安、奉新、西山万寿宫及安义外围要点，恢复了会战前的态势。

对日军在这次战役中的狼狈处境，日本方面有如下记载，“27日，第34师带着数百名伤病员好不容易全部渡过泗溪。按兵团司令部、行李、独立山炮队、伤病员输送队、野战医院、后卫部队的行军序列，开始向土地王庙东进。如前所述，土地王庙在5日前已成为待命的敌第9师中枢阵地。另外，在侧背还有重庆军6个师并列尾随追击。入夜，雷电伴随着大雨，各部队在严密戒备下渡过黑暗的一夜。28日凌晨2时，负责野战医院警卫的炮兵第8连，终于在土地王庙西端遭到优势的重庆军攻击，致使该连在处理火炮后全体壮烈阵亡。野炮兵第2营营长六角少校曾将该连编入自己的指挥下，在采取增援措施的同时，向步兵旅报告请求派兵，但得到了答复是：‘因情况紧急，部队可放弃第8连，迅速向旅司令部前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60～361页。]

这次作战，日军以北、中，南三路分进合击第9战区主力部队，但是遭到了有力抵抗，南、北两路受阻，未能形成合击。中路孤军深入，侧背暴露，于上高附近决战时，又遭到包围而陷于苦战，不得不在后援部队接应下仓皇撤退。日军在这次作战中伤亡1.5万余人。第19集团军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抓住战机，在上高附近实施反击，予日军重创，迫使日军撤退，取得了后期作战的胜利。

三、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国第9战区仍与日军第11集团军隔新墙呵对峙于湘北地区。至1941年9月前，第9战区所辖兵力为11个军共30个师，作战地境：左与第6战区（1940年增设）为石门桥（常德南方15公里）、连山湖南岸、大通湖北岸、洞庭湖北岸亘长江至武昌之线；右与第3战区为抚河、鄱阳湖口之线。

4月，原陆军部次官阿南惟畿中将接替园部和一郎就任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此后，第11集团军即就1941年夏秋之际发动对长沙方面的进攻作战进行了研究和准备。但是，在准备过程中，由于苏德战争爆发，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秘密从事对苏武力准备，不惜对英美开战，已无力再投入更多的机动兵力，不得不缩小战役规模。其最后确定的作战目的是：予第9战区敌军一次沉重打击。

自8月中旬开始，日军第11集团军即在湘北集结兵力，秘密抽调第3、第4师，第13师早渊支队，独立混成第14旅平野支队、江藤支队，第33师（主力已调华北）荒本支队，坦克第13团、独立炮兵第14团、独立工兵3个团等部队，连同原驻鄂南之第40师、原驻湘北之第6师，先后向岳阳、临湘以甫青冈驿、桃林一带地区集结。并以第1、第3飞行团和海军第1分遣舰队协同作战。此次日军接受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兵力分散的教训，将主力“并列于狭窄的正面上，以期进行纵深突破。”[〔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香港·长沙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80页。]

中国第9战区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总结的基础上，于1941年3月制定了《第9战区反击作战计划》，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在赣北、鄂南方面，对非主攻方面之敌，力求夹击于崇仁、新涂以北、宜春、万载、铜鼓、修水以东地区，及修水、长寿街、梅仙以北地区，予以各个击破；在湘北方向，则诱敌主力于汨罗江以南金井、福临铺、三姐桥以北地区，反击而歼灭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7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80页。]

至9月上旬，第9战区兵力部署如下：第99军担任汉寿、青山一带湖防及湘阴、营田、归义间湘江、汨罗江守备。第27集团军以第4军守备鹿角至公田间新墙河南岸阵地，第58军守备黄岸市、九岭之线阵地；第20军守备通城、铁柱港及杨芳林各线阵地。第30集团军以第78军守备观音阁、潭埠之线阵地；第72军以一部守备东坑岭、留咀桥之线阵地，主力集结于三都南北地区。第19集团军担任赣北守备。第37军集结于长乐街、瓮江铺间地区。

军事委员会直辖之第26军集结于浏阳、普迹市一带地区；第10军集结于衡山、渌口附近。

1941年9月7日，日军第6师为掩护其第11集团军主力于岳阳、临湘地区集结，向中国守军第4军大云山阵地攻击，次日占领该地，后被守军收复。17日，日军第3、第4、第6、第40师展开于新墙河北岸之线。18日凌晨，日军主力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分由新墙、潼溪街、四六方、港口各附近强渡新墙河，突破南岸守军阵地。守军第4、第20、第58军等部与日军展开激战，在予日军以一定的杀伤后，即转移至双石洞、向家洞一带翼侧阵地。与此同时，日军平野支队在海军的支援下，由洞庭湖向湘江口西侧青山附近登陆，进攻芦林潭，企图从左翼威胁长沙。

19日，突破新墙河的日军未遭重大抵抗，迅速沿黄市、大荆街、关王桥一带进逼汨罗江北岸，其第3、第6师各一部进至汨罗江南岸新市、颜家铺、浯口各附近。此时，第9战区依照反击作战计划，令第99军主力于归义以西亘湘江间占领阵地，第37军于汨罗江南岸新市、浯口之线占领阵地阻击日军；令第26军由金井向瓮江推进，第10军由衡山向捞刀河以北急进，第74军由新喻向浏阳附近急进，准备于汨罗江以南三姐桥、金井以北地区反击日军。但第9战区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被日军窃收并破译，日军遂放弃“将主力用于湘江方面”的方针，决定“于捞刀河北方地区捕捉歼灭敌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香港·长沙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15页。]

20日，日军第3、第4、第6师强渡汨罗江，并将正面逐次向东移动，企图包围汨罗江南岸中国守军的右翼。其第40师沿关王桥、长乐街以东山地，经三枣桥进攻瓮江。

24日，第37军阵地被日军突破，日军第4、第3、第6各师，跟踪第37军向栗桥、福临铺、金井进迫，并攻击第10军阵地。25日，第10军阵地多处被突破，遂与第37军一起向捞刀河南岸转移。同日，薛岳将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出长沙，移往湘潭。

26日，第74军由万载到达长沙东面的春华山附近。奉军事委员会命令，第6战区第79军向长沙增援，先头第98师到达长沙东北石子铺，主力向岳麓山推进；第7战区暂编第2军由广东北上增援，先头暂编第7师到达长沙，军主力正向株洲运输。

26～27日，第74军在春华山、永安市附近地区，与日军第3、第6师及第40师一部遭遇，损失惨重，28日，向普迹市东方撤退。

28日，日军渡过捞刀河向长沙亘创阳河之线推进。26～28日，由湘西增援的第79军第98师及由广东增援的暂编第2军暂编第7师，在长沙东郊与渡过浏阳河及捞刀河之日军第4师和早渊支队发生激战。

27日下午，日军早渊支队一部自长沙城的东北角冲入，当晚，早渊支队全部进入长沙。29日，日军第4师也开进长沙，日军第3、第6师在永安市附近击退第74军后，向株洲方向突进，其一部冲入株洲。

日军第11集团军在发起此次作战时，日军统帅部即“要求作战尽快结束。”[〔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香港·长沙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60页。] 到9月27日，日军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遂决定结束作战，并于10月1日开始撤退。

10月2日，军事委员会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命令第9战区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第9战区即以第79军向长乐街、新市方面跟踪追击；第58军向关王桥、第72军向杨林街分别实行超越追击；令原留置日军侧后的第4、第20、第99军在马鞍铺、青山市、麻峰咀、金井一带截击日军。10月5日，日军突穿第，战区的拦截线，北渡汨罗江继向新墙河以北退却。6日，第9战区追击部队渡过泪罗江，8日越新墙河，日军退守原阵地，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在此期间，日军第34师及独立混成第14旅主力分别于9月26日向赣北武宁及高安地区进攻，与第30集团军及第19集团军之各一部发生战斗，10月1日退回原阵地。

中国方面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9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令第3、第5、第6战区各以有力一部出击，策应第9战区作战，其中第6战区所属部队，曾乘敌空虚猛攻宜昌。9月28日，第6战区以约15个师的优势兵力向宜昌发动猛攻，日军第13师拼死顽抗，双方展开激战。10月初，日军第13师死伤惨重，一面将后勤人员、伤兵投入战斗，一面紧急求援。

10月8日，日军第11集团军急令第39师驰援宜昌。10日，第6战区部队发动总攻击，日军第13师陷入绝境，师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甚至写下遗书，准备自杀。11日，日军第39师增援到达战场，挽救了第13师的危局。宜昌作战是1941年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在这次反攻作战中，歼灭日军近7000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由于第9战区指导的失误，致使日军一度攻占长沙，并追击到株洲，基本达成战役目的。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达7万人。但日军也遭到了一定的打击，伤亡达2万余人。

四、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中国派遣军驻广州的第23集团军，由广州进攻香港。为了配合英、美积极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9日命令各战区发起攻击，牵制日军，策应友邦作战。特令第4战区攻击广州方面日军，策应香港英军作战；并以第5、第6、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入缅直接援助英军作战。日军第11集团军为策应其第23集团军及南方军的作战，牵制中国军队向广东方面转用，遂决定再对长江以南发起进攻。

12月15日，日军第11集团军在会战指导方案中规定：向汨水一线进攻，并击溃当面之敌，以策应第23集团军攻取香港及南方军的作战。作战时间限定在两周左右。使用于湘北主作战方面的兵力为第3、第6、第40师和独立混成第9旅以及泽支队、野口支队、外园支队，另以第1飞行团（飞机54架）支援作战。同时命令驻南昌方面的日军第34师、独立混成第14旅向赣北上高、修水等地攻击，策应湘北方面作战。

中国第9战区于1941年11月召开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议”，根据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彻底破坏道路，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设置纵深的伏击地区，诱敌深入，将敌围而歼之的后退决战方针。依此方针，第9战区制定并颁布作战计划，要求在湘北方面，“应运用尾击、侧击及正面强韧抵抗，务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将进攻长沙之敌军主力，反击而歼灭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台北黎明文比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95页。]

12月中旬，日军向岳阳方面集结兵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攻势即将开始，遂于12月20日命令第73军由澧县立即向宁乡、益阳集结待命，第79军立即向渌口、株洲地区集结待命。又令第4军由广东曲江调株洲、渌口，第74军由广西宜山调驻衡阳。

同日，第9战区决心集中兵力于湘北方面，诱致敌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反攻歼灭之。部署如下：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驻平江，指挥第20、第58军，于新墙河现阵地强韧抵抗，尔后待命转移至关王桥、三江口侧面阵地，侧击南进之敌。第37军在泪水现阵地强韧抵抗，尔后转移至社港市、金井间山地，攻击南进之敌。第99军确保三姐桥、归义、营田、湘阴既设据点阵地及湖防，尔后夹击进攻长沙之敌。第10军固守长沙。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由上高进驻例阳，指挥第26、第79军等部作战。战区副司令长官王陵基由修水率第78军等部进驻平江。第73军驻宁乡、益阳，为战区顶备队。

赣北方面，新编第3军、预备第5师、江西保安纵队等部守备高安、武宁一带现阵地，掩护战区主力之右侧。鄂南，王劲修指挥所部切断崇阳、蒲圻、咸宁一带敌公路铁路。

1941年12月23日，日军第40师一部向守军第20军油港河以南阵地攻击。24日，新墙河下游因降雨水位上涨，日军第6师向守军第20军第134师新墙河阵地实行渡河攻击。入夜，日军渡河后，以一部围攻守军据点，主力分向大荆街、关王桥之线突进。日军第3师主力在其第6师后方跟进。第20军奉令以一部坚守新墙河以南据点，主力向大荆街转移。第58军进出洪源洞、大荆塘之线，侧击南进日军。

26日，日军第40师猛攻第20军阵地，陷关王桥及陈家桥，同时日军第6师围攻守军黄沙街、龙凤桥据点，第3师主力于当夜推进至归义附近旧罗江北岸。同日，第9战区命令第27集团军以第20军及第58军进攻长乐街之敌，令第37军及第99军主力固守泪罗江南岸阵地，阻敌渡河。

28日，日军第6、第40师分别在新市东方、长乐街附近强渡汨罗江，被第37军阻止。日军第3师主力在归义以西渡过汨罗江，第99军主力被迫后退至牌楼峰、大娘桥、新开市之线，逐次抵抗。第37军第140师由金井向新开市北侧地区驰援，阻敌东进，但受到日军第3师从左侧的威胁，日军第6、第40师乘势在新市及长乐街附近渡过泪罗江南进。入夜，第37军扼守新开市亘汨罗江南岸之线，与日军激战。第99军主力在营田、大娘桥之线与日军第3师一部对峙。12月29日，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改变原定计划，独断地下达“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的命令，令第3师迅速向长沙攻击；第6师以一部攻击长沙，主力攻击长沙以东之朗梨市；第40师主力向金井进攻。

骤然改变作战计划，使己久战疲惫的日军第一线官兵处于茫然状态，有的高级军官也认为进攻长沙是“自暴自弃之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香港·长沙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583页。]

12月30日，在第37军与日军主力激战于新开市、鸭婆尖、浯口一带之际，第27、第30、第19集团军分别到达浏阳、平江一带预定位置。同日，军事委员会指示第9战区：“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6页。]

第9战区决心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遂令第10、第73军固守长沙；令第19、第30、第27集团军及第99军主力，分由株洲、浏阳、更鼓台、瓮江、清江口、三姐桥各附近，以长沙为目标，自南、东、北三个方向作求心攻势。

1941年12月31日晨，日军第40师猛攻第37军阵地，激战至午，第37军转移至金井东北山地，日军第40师主力向金井突进。其第6师乘第37军向东转移由福临铺向朗梨市突进，第3师乘夜在东山附近强渡浏阳河进抵长沙近郊。第9战区以日军已逼近决战地区，遂令各集团军于1942年1月1日子夜开始攻击前进。

1942年1月1日凌晨，日军第3师开始向长沙东南郊阵地攻击。2日，日军第6师集结于朗梨市，并以一部协力第3师进攻长沙。当日，第10军坚守长沙城郊阵地，在岳麓山重炮火支援下，击退了日军的反复突击，并将突入白沙岭的日军第3师一部歼灭。第9战区令第73军以第77师渡湘江进入长沙，增援第10军。此时，处于外围的中国军队正隐蔽地从三面向长沙推进。

3日，日军第6师全部加入战斗，与其第3师合力猛攻长沙。激战竟日，日军攻势屡兴屡挫，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日军开始空投补给。中国军队各包围兵团，继续压缩包围圈，已逼近长沙。

在攻击长沙不逞，背后又出现包围的情况下，阿南惟畿被迫于3日晚下达了“反转”命令。

4日，长沙城外日军再次发起全线攻击，但在守军的顽强抵抗下，又一次受挫，日军第3、第6师于4日晚乘夜色脱离战场，由长沙城外分别向东山、朗梨市撤退。

第9战区在获知日军退却后，立即命令原准备在长沙附近合围日军的部队改为堵击、截击和追击日军，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将其歼灭。5日，日军集中第1飞行团飞机50余架，掩护退却，第6师退向朗梨市；第3师开始退却时，在长沙东南郊金盆岭、清水塘、石马铺一带，被第4军截击，伤亡惨重，退至东山附近时，又遭第79军截击，被迫沿河堤退往朗梨市，随第6师之后，在该地架设浮桥渡河，撤至浏阳河东岸。

5、6两日，日军第3、第6师于长桥、牌楼铺、高桥地区，遭第26军及第79军的截击，死伤甚多，7日夜突围退至捞刀河北岸。第40师于7日由春华山经罗家冲向学士桥退却。8日晨，日军由捞刀河北岸继续北退，沿途遭第9战区追击部队拦截侧击。9日，日军主力在其独立混成第9旅的策应下，由福临铺北撤。日军一面抵抗，一面继续向汨罗江以北退却。至12日，日军退过汨罗江北岸，才稍事收容。第9战区各追击部队跟踪追至汨罗江南岸，并以一部渡过汨罗江向长乐街以北进行超越追击。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固守原阵地，第9战区所部，一面扫荡新墙河以南残敌，一面向新墙河以北进击。至16日，恢复会战前原态势。

在赣北方面，日军第34师与独立混成第9旅各一部，于12月25日，分由安义、箬溪等地向西攻击，先后占领高安、武宁，但在守军奋勇阻击下，于1942年1月6日前，恢复原态势。

此次会战，第9战区第一线兵团能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以相当的损耗和迟滞。长沙守备部队能顽强地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的进攻，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第二线反击兵团对日军合围部署得当，且协同周密，反击动作坚决有力，对撤退之日军穷追不舍，使日军无法脱离，扩大了战果，从而取得了长沙会战大捷，此役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

日军战史也不得不承认：此次长沙作战，日军“在思想上没有充分地把战斗力与战斗意志统一起来，错误重重，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香港·长沙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658页。] 中国军队“引诱日军一直深入到长沙，集中长沙城内外的30万大军将日军包围。尔后，日军第一线部队几经苦战，付出了高于香港作战两倍多的牺牲，……撤回原驻地。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官兵的必胜信念。”[〔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N83年版，第478页。]

在美、英等国军队于太平洋接连失利的形势下，中国取得这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报道：“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793页。]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来电庆贺，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指出这是所有同盟国家的共同胜利。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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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二节 晋南、浙赣方面的防御作战

一、晋南（中条山）会战

晋南西以黄河界陕西。西南以黄河界豫北，处于黄河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之弯曲部。东以大行山，南以中条山，西以吕梁山，形成箕形山地，而以汾河河谷为箕底，其南屏渔关、洛阳，北控晋南，东控豫北。中国第1战区部队近18万人驻守中条山地区。

日军中国派遣军于1941年1月制定的年度作战计划中提出：“在华北要歼灭山西南部的中央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454页。]

为进攻中条山地区，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第、集团军所属之第25、第30、第37、第41师及独立混成第9、第16旅为基干，中国派遣军又从华中第11集团军抽调第33师、从第13集团军抽调第21师，参加晋南作战。另外，日军大本营于4月19日又从日军关东军调来飞行第32、第83战队，第3飞行团主力担任空中支援。

日军的作战指导是：“以彻底击灭张马——垣曲之线以西中国军，并予该线以东中国军一大打击之目的，以第1集团军主力在中条山西北侧，由左向右并列第41师、独立混成第9旅、第36师、第37师、独立混成第16旅，分由桑池至张店间多处突破，直趋垣曲亘其以西之黄河北岸，先分断中国军，然后扫荡歼灭。另以第33师，由阳城向南攻击；第35师、第21师，分由沁阳、温县向邵源方向攻击，协同集团军主力夹击中国军。”[蒋纬国：《抗日御侮》第6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52～53页。]

日军第1集团军决定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将战场分成东西两个地区，而把作战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在正面利用既设阵地及黄河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从西侧地区神速楔入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将中国军队完全包围，接着以迅速的歼灭战和反复“扫荡”，将中国军队完全围歼。为了确保包围成功，日军第1集团军部署了双重包围部队：外侧包围兵团为第37、第41师，内侧包围兵团为第36师与独立混成第9旅。日军还部署了许多经过挑选的挺进队，准备在中国军队退却时，抢先占领黄河北岸的重要要点，截断其退路。

驻守中条山地区的第1战区部队，由于执行“反共”、“限共”政策，对日军疏于防守。1941年4月，日军开始向中条山周围地区集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电令黄河沿线各战区应速加强阵地及河防工事。4月18日，何应钦在洛阳主持召开第1、第2、第5战区军以上长官军事会议，研究中条山地带作战计划，仍将敌情、“匪情”（诬指八路军）相提并论，再谋划防“匪”驱敌之方。在日军进攻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国民党军队的某些将领们仍在讨论瓦解共产党问题。直到4月20日在第二次“晋南三角地带作战检讨会”上，何应钦才提出为确保中条山，第一步应相机各以一部由北向南、由东向西与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第二步与晋四军及第2、第8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的敌人；最低限度亦须确保中条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页。]他还巡视检查了第1战区的备战情况。

5月7日下午，日军在其航空队的支援下，以6个师另两个独立混成旅，由东、北、西三个方面向中条山地区中国军队发动全面进攻。在中条山西侧，绛县及横岭关附近日军第41师及独立混成第9旅，分由西桑池（守军第5、第14集团军结合部）及横岭关附近向垣曲方向攻击。经第43、第17军协力抵抗，激战至8日晨，该两军阵地被突破。日军分数路向垣曲直进，是日黄昏占领垣曲，至此，日军将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分截为东西两部。9日，垣曲日军分向东西两面扩张，至12日，东陷邵源，与其由东正面突入之第35师会台；西陷五福涧，控制了黄河左（北）岸各渡口。另日军第36、第37师及独立混成第16旅，由夏县及茅津渡附近向东发起进攻，攻击守军第80、第3军阵地，8日，由张店镇附近突破。9日，守军转移至台寨背水与日军苦战，第80军新编第27师被日军击破，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祀壮烈殉国。至此日军已数路贯穿守军阵地，突至黄河北岸，继又返转向北扩张，守军第5集团军陷入苦战状态。

10日，第3、第7军遭日军围攻，处境危殆，遂以团为单位，向西突围，第3军军长唐淮源因无法突出而自戕殉国。至13日，第3、第17军大部已突出重围，向汾河以西转移。其余部队则化整为零，仍留在山区游击。

在中条山北侧，阳城附近日军第33师及独立混成第4旅一部，于5月7日下午向董村东西之线守军第98军阵地攻击，遭到该军的顽强抵抗。

13日，日军增援再次攻击，董村阵地被突破，第98军转移至横河镇东南地区，因垣曲、邵源均已失陷，后方被截断，并遭由济源突入之日军第21师之向北突击，第14集团军背腹受敌，遂于14日开始向北突围，但仅有2个师突出日军包围圈到达沁水以北地区，其余均被围于山区内。

在中条山东侧，日军第21师及第35师于5月7日分由济源、孟县两地，突穿守军第9军阵地，其第21师于12日突进至邵源，与由垣曲东进之第41师一部会合，并与横河镇方向突入之第33师，夹击守军第14集团军。日军第35师于10日突穿守军龙王窝阵地，沿黄河北岸向西突进。11日，第1战区以黄河南岸河防空虚，命令第9军直属部队、第14师及第47师一部，由官阳南渡，守备黄河南岸，其余（新编第24师及第47师主力）留置道清铁路西段山地及济源山地游击。12日，日军西进至官阳附近，控制了黄河北岸各渡口。

14日以后，日军一面封锁黄河各渡口，一面继续于中条山区内围攻中国军队。留置山区内的中国军队损失甚重，乃化整为零，分别突围，向太岳山区、吕梁山区及黄河南岸转移。至28日，会战遂告结束。

为了配合中条山的作战，毛泽东数次向八路军总部指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中641、643页。]

八路军各部对友军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太岳部队应卫立煌之约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区，担任同蒲、白晋路南段交通破袭任务，从侧面牵制了日军。八路军还对平津、平汉及正太等铁路线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袭击，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突围。

中条山会战，中国军队伤亡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仅以1：20的极小代价“扫荡”了中条山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中条山会战的失败，成为“抗战史最大之耻辱。”[《蒋介石对于晋南作战失败之检讨》（1941年5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日军认为：“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72页。]

二、浙赣会战

浙赣铁路是中国南部横穿东西的交通大动脉，东起杭州与沪杭甬铁路相交，经诸暨、江山入江西玉山至贵溪，与贵南铁路接轨，再西进穿过鄱阳平原，接南浔铁路，西经萍乡入湖南达株洲，与粤汉铁路接轨。沿线建有中国的许多空军基地，战略地位甚为重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25轰炸机在詹姆斯·杜立特中校率领下，从太平洋上的美军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横须贺、横滨、名古屋、神户等城市后，于中国浙江省空军机场降落。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到美机轰炸，民心恐慌，社会骚动，朝野震惊。认为如不及早摧毁这些机场，对日本本上将会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为此，日军大本营于1月21日决定进行以摧毁浙赣两省飞机场为目标的浙赣作战，并命令其中国派遣军开始作战准备。30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摧毁浙江航空基地的命令。命令要求中国派遣军以地面兵力摧毁丽水、衢州、玉山附近的机场群及各种设施，达到目的后在一定时期内占领上述地区，不得已时，将主要设施和道路进行彻底破坏返回原驻地。

日军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决定由驻上海的第13集团军、驻汉口的第11集团军和海军第1遣华舰队参加此次作战。其中第13集团军指挥第15、第22、第32、第70、第116等5个师和河野、小园江、原田等3个混成旅、奈良支队、独立混成第17旅等部，铁道、航空部队各一部协同。第11集团军指挥第3、第34两个师和竹原、今井、平野、井平等4个支队，航空部队一部协同。上述参战的地面部队约80个营。其部署是：以第13集团军主力于5月13日以前集中于奉化、绍兴、萧山、余杭之线，5月15日开始，向浙赣铁路东段进攻；第11集团军两个多师于5月27日以前集中于南昌附近赣江右岸，于5月31日夜间开始向浙赣铁路西段进攻。日军企图东西夹击，打通浙赣线，摧毁浙赣走廊地区的中国空军机场。

为加强第3战区的兵力，1942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续从第9战区抽调第49军与第19师及第26、第74军加强第3战区，并令第3战区加紧袭击日军，力保浙赣间诸机场；诱吸日军主力于该方面，以减轻陕西、湖南两地所受的压力，确保四川之安全。第3战区制定的作战计划是：“以最小限兵力配置浙赣路西段持久，集中主力于浙赣路东段，利用既设阵地持久抵抗，并竭力袭扰敌之后方，迟滞牵制敌人，特在金华、兰溪预筑坚固阵地，竭力抵抗，最后在衢州附近与敌决战。”[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1页。] 部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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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集团军担任浙南作战；

第10集团军担任钱塘江以南的作战及金华、兰溪的守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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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集团军担任钱塘江北岸的作战；

第100军担任浙赣路西段的作战。

第26、第74军控制于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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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集团军担任宁国、贵池、都昌之线的守备。

第9战区以3个军向赣东活动，策应第3战区作战。

5月15日，浙赣路东段方面日军第13集团军以第70、第22、第15、第116师及原田混成旅，分别由奉化、上虞、萧山、富阳等地，沿浙赣铁路及其两侧向西南实施进攻。第3战区第25集团军及第28军一部，在新昌、安华、新登之线及东阳、义乌、浦江、桐庐之线，逐次抵抗后，以一部转进敌人后方游击，主力向金华、兰溪东西之线撤退。日军各路跟踪直进，占领义乌、东阳、武义、建德。28日，日军第70师向金华、第15师向兰溪攻击，中国守军以第79师固守金华，第63师固守兰溪，依托既设阵地，坚强抵抗，与日军形成对峙。日军第22师及河野混成旅由金华以南向汤溪迂回突进，26日陷汤溪。守军第40师主力及暂编第13师沿铁路及以南地区依次抵抗。同日，日军第116师到达兰溪西北地区。

27日，日军攻陷龙游，金华、兰溪守军愈形孤立，遂于28日放弃该地，向北山转移。中国军队在金、兰地区的防守作战，使日军遭受严重损失。日军第15师师长酒井直次中将被地雷炸得血肉横飞，随即毙命，日军哀叹：“现任师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3页。]

30日，日军第22、第15、第116、第32师及河野混成旅到达灵山镇、寿昌、龙游之线，集结兵力，准备向衢州攻击。第3战区按预定计划部署第86军于衢州，第25、第26、第49、第74军分别位于衢州之北、西、南三面，准备对进攻衢州之日军予以包围攻击。此时，南昌方面日军第11集团军于5月30日开始向东进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3战区避免在衢州地区与日军决战。第3战区遂以第86军（欠第79师）守备衙州，吸引日军，战区主力避开铁路正面，撤至两侧山地，俟日军前进时，分段截击之。6月3日，日军第15、第22、第32师向衢州发起总攻，守军第86军与优势日军浴血奋战4昼夜，为战区主力重新部署争取了时间。6月7日，日军攻陷衢州，守军向南突出重围。

日军攻陷衢州后，以第15、第22、第32师继续西进，11日至14日，连陷江山、玉山、广丰、上饶等地，并续以一部西进。7月1日，日军第22师一部与由南昌方面东进日军会陷横峰。至此，日军已打通浙赣铁路，遂转取守势，大肆破坏机场，拆迁铁路，掠夺物资。第3战区主力转移至浙赣铁路南侧仙霞关、汪二渡之线，一部转移于浙赣铁路北侧地区，不断侧击日军。

在日军主力西进的同时，日军小园江混成旅于6月24日由龙游进陷丽水，在破坏丽水机场后，于7月9日沿瓯江进占青田，11日再占温州。此时，温州湾日军海军陆战队于12日在温州登陆，13日侵占瑞安。

在日军从东面的奉化、绍兴、余杭之线向西发起进攻后，西面驻南昌的日军第11集团军于5月31日以第3、第34师和今井、井平两支队，由南昌附近沿抚河西岸向南攻击，中国守军第75师稍作抵抗后，主力向鹰潭以西的既设阵地转移。日军于当天只遇轻微抵抗就渡过抚河，沿东岸向前攻击，于6月2日进入高桥市附近。在此日军兵分两路：一路为永岩支队，沿浙赣铁路向东乡攻击；一路为第34师主力会同竹原支队向三江口、临川进攻。4日豪雨，中国方面以第79军冒雨由硝石以南地区向临川急进，当晚到达临川，与日军先头部队在临川巷战一夜。次日，日军第3师主力抵达临川，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此时，中国守军第58军及赣保纵队也在临川北面的三江口、李家渡与日军第34师主力激战，双方均有很大伤亡。至8日，日军突破第58军阵地，第34师主力直下临川与第3师会合，猛攻中国方面的第79军，双方激战至12日，日军第34师主力转向浙赣铁路，会同永岩支队向鹰潭进击。

日军第3师主力转向浙赣铁路后，中国第9战区在东乡、金溪以东，南昌以南地区发起攻势：以第4军由南向北进攻崇仁、宜黄；以第58军由北向东南进攻崇仁、临川，以第79军由南向北进攻临川以南的南城。15～16日，第4军所属部队先后克崇仁、宜黄并继续向临川进迫。此时，沿浙赣铁路向东攻击的日军第34师主力陷鹰潭、贵溪。

从6月21日起，中日两国军队在南城、宜黄、崇仁、临川地区展开激战。

中国军队曾一度包围临川、南城，但久攻不克。至30日，日军再陷宜黄、崇仁，双方形成对峙。7月13日，日军放弃崇仁、宜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中国军队停止进攻，南昌以南地区的战斗即告停止。

浙赣路东段方面，自7月上旬以来，第3战区发动局部攻势，先后收复新登、桐庐、建德、弋阳、横峰。

7月28日，日军大本营令中国派遣军停止浙赣作战，确保金华附近，部队于8月中旬撤回。中国派遣军决定第13集团军留置第22师于金华、武义、东阳，第70师于新昌、奉化，其余于8月19日撤回原驻地。其第11集团军所部自8月19日开始撤退。浙赣会战遂告结束。

此次会战，日军集中9个师以上的兵力，经苦战虽实现了预定目的，但也遭到严重损失，第15师师长毙命，总伤亡数据日军战史记载共17148人。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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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三节 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衰败

一、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部署

在抗日战争中，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但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没有认识到敌后游击战争的这种战略地位和作用。日军突破国民党军的正面防御，长驱直入占领了大片国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对国民党军事当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提出要在正面战场以正规战同游击战相结合，在论陷区开展游击战争，以袭扰和牵制敌人。

1937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会上提议：“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白崇禧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采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并令未及撤退而滞留于敌后的正规军就地进行游击。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保守占领区。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研究制定第二期抗战方针。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何应钦：《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65页。]，并下令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增设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派遣部队进入敌后担任游击。根据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精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中提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

为加强敌后游击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于1939年2月25日在湖南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与政治部部长陈诚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鉴于前期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游击战中所表现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战绩，国民党方面特别邀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训练班任教。中共中央派出了30余人的代表团，其中叶剑英担任了训练班的副教育长，边章伍、薛子正、李涛、吴溪如等人分别担任军事、政治教官。训练班每期学制3个月，共办了3期。军事教育占55％，以游击战术和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占45％，以民众运动和游击政工为主。

第一期学员共1046人，大部分为全国各战区各部队派送的校级军官，不少人曾毕业于黄埔和南京军校。曾任红军学校校长、参与创办黄埔军校的叶剑英，在讲授游击战略战术和政治课时，驻地附近的国民党军将校军官均慕名而来听课，使听课人数多达两三千人，课堂容纳不下，只得在广场讲大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非常欣赏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战略远见，特向训练班教育长汤恩伯推荐，要其将此书摘要印发学员们学习研究。第一期学员经过训练于5月25日结业。

第二期学员共460余人，于9月20日结业。

第三期训练班因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先后迁至湖南零陵、祁阳。第三期训练班结束后，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于1940年3月全部撤离，回到重庆。

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开办，反映了国民政府对游击战争地位作用的重视，事实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游击战争方面所作贡献的肯定。中共代表团的参加，使八路军、新四军灵活的游击战略战术及丰富的作战经验，得以为更多的中国军队学习和借鉴。

1939年10月，军训部又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及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的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失守后开始重视游击战争，与它过去单纯的正面防御的战略指导相比较，本来是一个进步。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态度渐趋消极，反共的倾向日益上升。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不久，国民党于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就提出了“溶共、限共、防共”的错误方针，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在新形势下反共倾向加强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打击和限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发展的反动法令和秘密文件，并在各地实行。1939年5～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颁布《游击队调整办法》、《处理游击队业务划分权责办法》等文件，企图把敌后游击武装尽量控制起来，以打击和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在此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当局大规模、有计划地加强其敌后军事力量的目的，不仅仅是与日军抗争，更主要的是为了与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对此，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积极倡导者白崇禧亦承认：“加强游击兵力，增设冀察、苏鲁两敌后战区”，是为了“扰袭敌人，打击共军发展。”[《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限制敌后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国民党经营敌后的主寻思想，其派往敌后本应对日游击作战的部队，逐渐成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军事磨擦的主力。

二、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衰败

国民党军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的部队，主要部署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省。

晋绥地区：

太原失守后，第2战区的部队奉令坚持山西。其时有卫立煌指挥的南路军（辖第3、第9、第14、第15、第17、第38、第47、第73、第96、第98军等）共16个师另4个旅，以中条山、王屋山为根据地；杨爱源指挥的西路军（辖第19、第61军、骑兵第1军等部）共8个师另3个旅，以吕梁山为根据地；杨澄源指挥的五台游击区2个师，以雁门以东地区为根据地。1939年初，第2战区调整部署：南路军编为第4、第5、第14集团军（共18个师、3个独立旅），担任中条山守备及晋南地区游击；西路军编为第6、第8、第13集团军（共8个师、2个独立旅），担任晋西吕梁山周边地区游击。

冀察地区：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设冀察战区，以原河北 游击总司令鹿钟麟为总司令，辖第69、第97、新编第5军、河北民军及其他游击部队，其中正规军有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河北民军相当于3个步兵师，其他游击部队不下于正规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随后庞炳勋部亦调入冀察战区。

鲁苏地区：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设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总司令，辖有第57、第89、第51军及新编第4师和海军陆战队，共7个师约10万人，地方武装计有苏鲁皖游击军（共7个纵队，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山东保安部队（1个保安师、15个保安旅）、江苏保安部队（9个保安旅、1个税警总队）共约15万人。其中第51军任鲁南北部游击作战；第57军任鲁南南部游击作战；第89军任苏北游击作战。

上述各地区的国民党军游击部队，一部分是在日军进攻时未及撤迟而滞留敌后的正规军，其编制、装备较为齐全，但缺乏游击战争训练，不善于进行游击性的分散作战，不会做群众工作，其后勤补给也仍属正规军系统，在敌后生存能力极差。这些国民党军敌后游击部队在日军实施战略进攻阶段，尚能在敌后免强生存。但在日军回师占领区，以主要兵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后，存在上述弱点的部队几乎一触即溃。另外一部分游击部队多由地方民团和豪绅的私人武装组成，这种部队不但缺乏民族精神，而且纪律涣散，更不可能在敌后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

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署的敌后游击战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敌后广大地区普遍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随着国民党当局反共倾向的日益加强，逐步从政治上的“溶共、限共、防共”，发展为“军事反共”，其推行的敌后游击战争计划实际上不是积极地向敌占区进攻，扩大游击战争的区域，而是向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军，向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收复失地”，这就引起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矛盾和军事冲突。敌后国民党军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动军事进攻，制造军事磨擦，结果在根据地军民的自卫反击下人地两失。尽管如此，在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团结抗战的措施后，国民党军在华北、华中敌后仍然有其立足点。在山西，有以晋南的中条山为根据地；在河北、山东，有以冀鲁边的山地为根据地；在华中，苏北地区亦有其立足之地。但由于国民党军不能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这些根据地在以后日军的“扫荡”中均先后丧失。

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以中条山为根据地的国民党军损失过半，中条山全部丢失。9月，日军又围攻太岳山区国民党军，结果驻守太岳区的第98军基本被打垮，军长武士敏牺牲。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其战略后方，准备南进，在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军的敌后游击部队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诱降迫降政策。在此情况下，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敌后国民党军开始成批投欣，出现一种“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可以说，敌后国民党军从此进入伪化时期。

1940年12月，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在鲁西南阴谋投敌被处死，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继任。1942年4月下旬，日军以第32、第33师及骑兵第4旅一部，对位于河南、山东交界的濮县（今濮城）冀察战区总司令部进行围攻。该战区采取集中作战的战术，以新编第8军主力于黄河旧河套地区，一部位于清丰、濮县间和濮县、东明间；以第69军主力于濮阳、观城间，以小部兵力于濮县、柳下屯，准备将敌诱至濮县地区后实施反击。4月29日，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濮县和柳下屯，冀察战区以新编第8军和第69军主力实施反击，相持半月有余后，终于抵挡不住日军攻势，不得不向菏泽、观城间和范县、濮阳间转移。

6月15日以后，日军先后调集近1万人的兵力，集中“扫荡”濮阳、东明、丰县、金乡地区。冀察战区的部队因以师、团为单位，目标甚大，多次为日军所捕捉，双方发生激烈战斗，中国军队伤亡重大，又不得不越过陇海铁路向安徽涡阳地区转移；与此同时，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的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孙良诚所部投敌，被编为伪第2方面军，以孙良诚为总司令，移驻开封。冀察战区在太南的部队归副总司令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至此，冀察战区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第24集团军驻守以陵川、休县为中心的大南地区，下辖第27军（军长刘进，驻陵川地区）、第40军（军长马法五，驻林县地区）、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驻临淇地区），共2万余人。1943年4月2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第1、第12集团军各一部大举进攻太南第24集团军。

24日，孙殿英首先率部投敌。5月上旬，庞炳勋被俘投敌。国民党第1战区豫北游击总指挥兼专员杜淑也在同一时期投敌。日军将追随庞炳勋、孙殿英、杜淑投降的部队合编为伪暂编第24集团军，以庞炳勋、孙殿英为正、副总司令，部署于新乡至安阳间平汉铁路上各要点及两侧地区。同年5月至7月，日军继续“扫荡”第24集团军未投降的第27、第40军，迫使这些部队于8月4日前南渡黄河，全部退出太行山区。至此，国民党军在河北的最后一块游击根据地亦告丧失。

在鲁苏战区：1942年中，日军对鲁中、鲁南的于学忠所部（第51、第57军）多次进行“扫荡”，使该部遭受重大打击。

1943年，由于吴化文等部相继投敌被编为伪第3方面军，与日军夹击坚持抗日不愿反共的于学忠所部。8月，于学忠部被迫撤出山东向皖北转移。至此，鲁苏战区指挥的山东敌后游击战争不复存在。

苏北方面，徐州会战后未及撤退的第89军，部署在苏北及苏皖边界北段。鲁苏战区成立后归该战区指挥。武汉失守前，第89军在日军注重于战略进攻。后方兵力较为空虚的有利形势下，据守着以兴化为中心的几座城镇，没有积极向敌占区伸展。而在此期间，新四军已先后在苏南的茅山，皖南的芜溯、宣城、青阳、大通，豫皖苏边的淮阳、阜阳、淮北等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有一部分兵力伸展到了江北的泰州地区。鲁苏战区成立后，令第89军积极向南扩展，结果引起了国共两党在华中地区的政治磨擦和军事冲突，先后在1940年10月和l941年1月发生了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严重影响了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1941年初，日军对苏北进行大规模“扫荡”，第89军虽进行了抵抗，但由于不适应游击作战，屡战失利，致使第89军军部及鲁苏战区苏北指挥部所在地兴化镇于2月被日军占领。第89军被迫转移至淮东地区。1943年2月，日军调集第70师一部和独立第12旅主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对淮安以东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位于该地区的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及其所属的独立第6旅、保安第3纵队等部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向淮阴、泗阳地区转移。月余后，日军又“扫荡”淮阴、泗阳地区，该部不能立足，遂又向西退入安徽。至此，国民党军在苏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即不复存在。

从1941年至1943年间，敌后国民党军大量投降日军，使伪军的总数由1941年的35万激增到1943年的81万人。这些被“伪化”的国民党军不同于其他伪军，在编制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庞炳勋、孙殿英投敌后，日伪方面允许保留其第24集团军的番号，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对其通缉，这是前所未有的。“伪化”的敌后国民党军实际上是国民党“曲线救国”路线和日本“诱降”政策结合的产物，是带有双重性质的反共武装。

队抗战初期被抑留于敌后及后来陆续开到华北、华中敌后的国民党军总共约有100万人。敌后游击战与大后方隔绝，处于日伪军的多面包围之中，不依靠人民群众就难以立足、生存和发展，不与日伪军进行积极坚决的战斗，就不能保护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人民的全力支援。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由于指导路线错误，脱离人民群众，经不起艰苦复杂环境的考验，绝大部分被消灭或投降敌人，留在原地坚持与人民结合走向进步或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到1944年6月，只有山东的赵保元、张里元及山西的第61军仍留在敌后，总共近3万人。但赵、张两部后来也相继投敌，第61军在晋东南屡向八路军进攻，大部被歼。敌后的国民党军基本瓦解，只有一些残余的零星武装还在活动。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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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四节 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一、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

（一）国民党自身的政治整顿及其以反共为重心的政治方针的贯彻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国民政府指挥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迭连失利。这使得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大为不佳。在1941年3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上，蒋介石说：“本党现在的情形，不仅国民和舆论对我们有许多指责，而且我们本身也自认实在有许多的缺点和错误。

尤其不能讳言的是许多同志因循怠忽，忘却了当前的艰难和危险。”他还说：“为什么一般国民怀疑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招致种种的非议和讥评？其原因究竟何在？上至党部本身，下至党员个人，大家都要彻底检讨，至诚反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66页。]

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国民党在第八、第九、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都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企图刷新党的政治，改变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为此，国民党首先在中央执委会中分析了形象不佳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党员缺乏社会基础。故在1941年3月至1942年11月召开的三次中央全会上，对党的组织工作都作出了决议，要求除军队之外，必须在农工、妇女，小学教师、区、乡、镇、保、甲长中发展党员，并规定数额和指标。并认为，党的干部的训练和普通党员的教育薄弱，必须从中央到各省建立训练班，轮流训练各级干部。同时要加强党的知识的出版、宣传工作。特别强调要加强对“三民主义”的宣传。要求摄影、电影、广播、新闻等宣传舆论工具都必须“使三民主义在民生日用方面，绵存于群众生命之中”。特别要求加强对青年思想的领导，务使青年“笃信主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还认为，党的外围组织发展不够，因此要求在群众团体中活动的党员，应努力负责，热情服务，做“革命精神”的表率。“合法而有效”纠正“不利国家民族之盲动企图”。这几次中央全会对国民党与政府的关系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企图通过政府的名义使国民党的排除异己的措施合法化。

国民党在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后，企图利用战局稳定的时机在政治上进行整顿，使国民党的形象有所改善。但由于它们采取的每一项整顿措施，都紧紧地围绕着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运动进行，因而不仅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相反越整顿越不得人心，走上了事与愿违的道路。

国民党在党内进行自身整顿的同时，对党外也采取的一系列压制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措施，其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下旬，国民党以皖南事变的逆流推波助澜，压迫中国共产党撤销八路军驻广西桂林和广东韶关办事处，接着在鄂西地区拘捕了100多名中共党员和抗日民主人士。在此期间，驻福建的国民党军突然袭击中共闽西特委和龙岩、永定两县的中共县委机关，逮捕中共干部700多人，其中200余人被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闽西事件”。2月，国民政府以“破坏抗日”的罪名，封闭了抗日爱国人士邹韬奋在成都、昆明、贵阳开办的宣传抗日的“生活书店”，还逮捕了“生活书店贵阳分店”的全部员工。3月，国民党在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宣言中，影射中国共产党“违背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三民主义”，“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的言论”，“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的统一”，有“利用抗战形势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之外的企图”等等。把“新四军不遵军令，善自行动，攻击友军，破坏团结”等诬陷性的语言公然写进“军事报告”的决议中。决议还威胁说：“惟际此长期抗战之时，或难免仍有少数部队不明大义，蹈此复辙。”同年11月，国民党在其召开的五届九中全会上，大事宣扬“自中央解散新四军以后，纪纲一振”，暗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今后倘敢再违法乱纪，走私牟利者，应执法严绳，毋稍瞻顾”。

1942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对言论、出版、集会以及著作、通讯等严加限制。5月，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方党部在每一地区各组织一个或二个外围团体专志打击某党活动。11月27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本党今后对共产党政策研究结果案》，该案称：“总裁经审慎考虑而发表之指示，大会应敬谨接受，拟在宣言中将此种意见明白宣示。惟为防止基层党政机关及人民误解起见，应由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在我国之境内，无论其为何人及其何种名义，凡有私自组织军队，企图割据地方，违反国家纪纲，扰乱社会秩序等情事，皆为国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制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93页。]

由于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后把反共作为其政治重心，使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据统计，鄂西特委1940年有党员1900余人，到1941年下降到1300余人。川康特委1940年有党员3000余人，到1941年下降到1400余人。国统区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员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战争形势对同盟国越来越有利，这种形势也使中国抗日战争出现了胜利的曙光。在此形势下，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方面希望在盟军的合作下尽早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另一方面又不想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享胜利果实。因此，在战争出现转机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极力强调在中国必须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指责中国共产党“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在蒋介石的宣传煽动下，从1943年3月起，国民党在全国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不仅加紧对中国共产党的压迫，而且对一些不同意国民党某些政策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也横加迫害。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坚持抗日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不满，使他们认识到必须把抗日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同国民党进行有效的斗争，才能保持团结抗日的局面，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是在这仲形势下诞生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于1939年11月。

成立时定了八条“简章”和12条“信约”。在简章中阐述该会的宗旨为：“以巩固统一积极建设为帜志”。在信约中强调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主张“军队国家化”，要求“实施宪政”。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全国的政治空气骤生变化，统一建国同志会的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深感局势严重，有必要联合起来同反共倒退势力进行斗争，于是，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这个政治组织的有青年党、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后称农工民主党）、救国会、国社党（后称民社党）、职教社、乡建派等，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后，立即派梁漱溟去香港办报，通过报纸宣传这个政治组织的存在。梁漱溟在重庆出发前和到香港以后，都得到周恩来和中共组织的支持，因而很快便在香港办了一张名为《光明报》的报纸，由梁漱溟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俞颂华任总编辑。《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在香港出版，10月10日，公开宣布正式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同时发表了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

“宣言”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今次成立，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中国受外患侵凌数十年”，“几绝翻身之望，而今则对抗强敌既越四年，举世刮目相看”，“解脱枷锁，要不难期”。中国“苦于不统一久矣，自民国初建以迄杭战之前，扰攘几无宁岁，国力之所用，不以对外而日以对内”，“而今则以同仇敌忾之故，地方对于中央，各党派对于执政党，无不竭诚拥护，上下内外居然统一”。“虽然，国事好转诚在最近之四、五年，而其间前后又有不同，大抵国际情势后胜于前，而国内情势则人后转不如初”。“国际阵线方明朗有利，外援渐增，而在我反不得协力制敌，甚而至于内力相销，本末相衡，可忧实大”。“中国之兴必兴于统一，中国之亡必亡于不统一”，“统一实为国人意志之统一。武力于此为统一之具，而非统一之本，最后统一，莫著于抗战”。“看此四、五年间，统一气象后不如初者，其几之动，毋亦各持其力，而有忽于人心之背”，“不求于心而求于武力”，“以此为国，真可痛哭！”。故“请以武力属之国家，而勿分操于党”，“必须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此其事本”。

在发表成立宣言的同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还提出了自己对时局主张的纲领。其主要内容是：

一、贯彻抗日主张，反对中途妥协；

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

三、加强国内团结，调整各党派间关系；

四、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五、确立国权统一；

六、军队属于国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

七、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

八、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九、结束党治；

十、厉行后方节约，切实改善前方待遇，力谋民生之改善。

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发表成立宣言和政治主张后，国民党要人孙科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重庆根本没有这个组织。为了证明民主政团同盟确实存在，该组织的主席张澜和章伯钧、罗隆基、左舜生等人在重庆举行公开招持会，邀请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有关人士参加，宣布民主政团同盟早已成立。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团的成立给予了热情的支持，10月2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民主运动和生力军》的社论，热情支持民主政团同盟的宣言和政治主张。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主席张澜等人经常与中共及各方面爱国人士讨论问题。由于中共和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广泛支持，蒋介石也只好默认这个组织的存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及其提出的政治主张，反映了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时对抗战胜利的前途失去信心，企图通过迫害与镇压国内进步力量来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后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他们又企图清除异己，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因而进一步加紧对进步势力的压迫；另一方面，全国人民和爱国抗日人士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中这一股破坏团结抗日的逆流，开始加强自己团结和斗争的力量，这对捍卫团结抗日的局面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在困难中挣扎的国民经济

国民政府在武汉失守后财政经济的来源，除少量外援外，主要依靠抗战前期内迁的工矿企业及未沦陷地区的农业。国民政府对内迁的工矿企业，采取了扶持鼓励的措施，使之很快便在川、滇、黔、桂、湘等省恢复生产，对国民政府的经济起了支柱的作用。然而，由于华北、华中和华南沿海发达地区沦陷，加之海上交通被日军封锁，国民政府在1941年以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经济形势。

在严重的经济形势面前，在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第八次中央全会上，蒋介石称：“我们今后抗战的胜负，一方面固然仍要取决于军事，但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军事以外之经济战争。所以今后的抗战，军事与经济实应同时并重。而且就现代战争的特质而言，我们毋宁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67页。]

为摆脱经济上的困难，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于1941年至1942年间，对经济行政、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如编制了新的国防经济三年计划；召开了第3次全国财政会议，进行所谓的“财政改革”，强化推行一系列的专卖和统制经济政策，改组“四联总处”，成立国家总动员会议等等，并在工业、农业、财政和争取外援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首先是继续加强工业体制。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制订了大后方工业建设计划，确定内迁及新建的工矿均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基地。

1941年以后，国民政府继续坚持这一方针，强调战时工业以川黔湘西为主的战略不变。同时还逐步加强国家资本的注入，在工矿企业中增加国家资本比重。据统计，1940年国家资本产品产值只占总产值的27.7％，而1941年增加到近36％，1942年又增加到43％，到1943年接近50％。由于国家资本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工业生产的稳定。对工业中的轻工业，国民政府继续贯彻“奖励轻工业”和“扶持乡村工业”的政策，采取了减免原料税、降低运输费、租用公有土地免租和协助向银行贷款等鼓励私人发展轻工业生产的措施，使轻工业私人设厂由1940年的517家增加到1942年1138家。这些私人轻工业企业，对稳定大后方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家资本的大量注入，及国家对绝大部分工业的垄断和统制，使民族资本企业逐步滑坡，1943年后开工的工厂数大幅度减少。

其次是调整与坚持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突出的是改变田赋征收办法。抗战以前，国民政府将田赋划归地方，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种征收办法在某些地区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时，地方政府往往采取增加田赋的办法来弥补财政收入之不足。于是造成了各地赋额不一，各种附加逐年增加，农民的负担也逐年加重。为了稳定农业生产，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起草并通过了“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该决议案规定，各省田赋划归中央管理以后，所有田赋收入交中央指定的金融机构专户储存由中央统筹支配，各省具预算内的田赋收入，由中央如数拨给，需要时，中央可将田赋的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以满足军用之需。田赋划归中央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农业税收的混乱状态，对保障粮食的军需和民用有积极作用。然而田赋采取征实、征购、征借政策，从农民手中拿来了收获物的绝大部分，形成了对农民的掠夺，严重地损害了农业的发展。

坚持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主要表现在继续推广农业合作社运动和鼓励增加耕地面积。由于国民政府在1941年以后加强了推行农业合作社运动，因此各地合作社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加。据统计，1942年6月，仅西南各省就建立了农业合作社6.3万余个。由于合作社的建立，贷、产、销渠道得以畅通，国家和银行给予农业的贷款也逐年增加。据统计，国家和银行给合作社的贷款，1941年为4.65亿元，1942年为6.83亿元，1943年为15.27亿元。

农贷的增加对农业生产无疑是一种促进，只是相当大的部分被地主富农土豪劣绅所垄断，而没有落到农民手中。除坚持农业合作社运动外，国家还采取免收田赋等措施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据统计，水稻的种植面积1941年为2164.9万亩，1942年增加到2553.2万亩；棉花种植面积1941年为1261万亩，1942年为1529万亩。

第三是进一步强化战时金融统制体制。国民政府的战时金融统制体制在1939年9月以“四联总处”改组为标志已初步形成。它统制了全国货币的发行、贴放、汇兑和物价调整等。但货币发行仍未集中。

1942年5月，“四联总处”理事会通过了“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规定中央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发行钞票、代理国库、统管外汇、汇解军政款项及调剂金融市场；中国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受中央银行的委托办理国外款项收汇和发展国际贸易与投资；交通银行主要办理工矿、交通及生产事业的贷款与投资；农民银行主要办理农业贷款与投资。经过这次业务划分，为把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打下了基础。1942年6月，“四联总处理事会”又通过了《补充办法》，进一步规定银行存款准备金只能由中央银行收存，为中央银行独家发行货币完成了最后准备。1943年3月，国民政府发布“限制四行发行钞券，改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指示，标志着战时金融统制的最后完成。这种战时金融统制体制，为稳定国家金融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发行权的统一，又为国民政府依靠发行新钞来弥补财政赤字大开了绿灯。

第四是继续强化战时财政税收措施。由于岁出的增加和连年的战争消耗，国民政府财政危机加剧。财政赤字每年成倍增长，1940年接近40亿元，1941年即上升至87亿元。

这种严重局面，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继续强化战时财政税收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在税收方面，国民政府从1941年开始将地方田赋收归中央接管，并改征实物，对盐、糖、火柴、卷烟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同时进一步扩大货物税的区域和范围，并实行从价征收办法，以避免因战时物价上涨而使实际税收减少。1942年，国民政府又开征战时消费税，并对财政收支系统进行改革，将省财政收入划入中央财政收支系统，这样，原来属于地方政府的印花税和营业税即被中央政府接管。国民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对增加悦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单靠税收款项并不能填补战时高达80％的巨额财政赤字。为此，国民政府仍大肆举借和增发纸币。特别是增发纸币越来越成为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筹措战费、平衡收支的主要手段。

据国民政府官方公布的数字，1940年底法市发行额为79亿元，1941年底为151亿元，1942年底为344亿元，1943年底即增至754亿元。[《中国财政简史》，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255页。]

通货膨胀的结果，使人民遭受灾难，官僚资本迅速扩大，使财政经济预伏着新的危机。

第五是在商贸方面放弃限制进口政策，转而采取鼓励进口政策。1941年以前，国民政府主要采取限制进口政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外贸易的水陆通道均被日军切断，进口贸易只能靠空运解决。但空运仅能解决军需品进口的运输，民用物资进口困难。日军的封锁造成后方必需品紧缺，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所形成的压力，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进口贸易的种种限制，并转而实行鼓励进口的政策。1942年5月，国民政府还解除了对敌货进口的禁令，同时颁发新的《战时管制进出口办法》，规定：

只要是后方所必需的物资，不论来源如何，均可进口，政府并对进口者予以运输上的便利或资金上的资助。这对抗战后期扩大贸易进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国民政府在1941年、1942年的困难阶段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从而保持了战时经济的运转，使大后方的抗战得以坚持。国民政府在抗战困难时期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是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保护官僚资本的利益为前提的。但为了抗战，广大人民甘愿作出牺牲。正如《新华日报》报道的那样：

“工人们是明白大义大理的，在这抗战的紧急关头，从没有半句怨言，从没有片刻时间松懈自己的工作。他们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自由，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驱逐日本法西斯强盗出中国，他们象前线抗敌兄弟一样的英勇，冒寒褥暑，日夜工作着。”[《新华日报》，1939年9月4日。]

全国各界人民与工人阶级一样，都是怀着抗日的同样心情而不计自身的利益，以自身利益的牺牲来换取抗战的胜利。正是有这样伟大的人民的支持，国民政府的抗战局面才得以维持，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三、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的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

（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文化领域采取强制高压和钳民之口的文化专制政策，压迫和摧残抗战文化。1941年2月7日，国民党以“履行思想领导责任”，“统一各地文化领导机构”为借口，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内分文艺、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等组，还有设计委员会。任务是“规划全国文化运动之各种方案”，“协助策进各地文化事业”，进行“有关文化运动之调查设计”。[交天行：《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

文运会成立后，相继在各省成立分会，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加强了文化专制。

1942年9月1日，张道藩在文运会主办的《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提出“六不”、“五要”的文艺政策，就是：“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强调：“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苦痛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而写作”，“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这实质上是钳民之口，要文艺为国民党的统治效忠。

为实行文化专制，国民党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如“杂志送审须知”、“图书送审须知”、“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等等，加紧对进步文化文艺作品的压制和摧残。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至1942年就被查禁书刊1400余种，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不准上演的剧本160种，修改后始准上演的7种。国民党还利用种种借口解散或整编抗日的文化团体，关押甚至杀害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白色恐怖下，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受到严重摧残，抗战前期兴起的抗战文化运动，再度走向低落。

（二）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的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

早在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他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根据各地情况将口号具体化）是能够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领导抗战文化运动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决贯彻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把坚持抗战与争取民主结合起来，组织和领导国统区进步文化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各种迂回曲折的斗争，使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在艰难的环境中得到了坚持和发展。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加强文化专制，国统区的文化运动暂处于低潮。如何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专制，成为当时推动和发展抗战文化运动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采取新的方式开展斗争。

一是组织名人寿辰和创作纪念会、悼念会，以联系和团结广大文化界，加强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其中最隆重的纪念活动是纪念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1941年10月上旬，周恩来来到天官府郭沫若的家，意味深长地向郭沫若提出：“为你祝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进步民主力量来冲破顽固派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25周年和50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周恩来责成阳翰笙主持这一工作，并嘱托阳翰笙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把庆祝活动搞成全国性的，并代南方局起草一份通知，电告成都、昆明、佳林、香港和延安等地党组织，说明这次纪念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等。

纪念活动的筹备组织几乎包括整个文化界、新闻界，其中有“文协”的老舍，救国会的沈钧儒、陶行知，中苏文化协会的王昆仑、侯外庐等，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著名人士邓初民、翦伯赞、黄炎培、许宝驹、黄滇翔、罗隆基、屈武、章伯钧等。发起入中还有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等。新闻界除《新华日报》外，还有周钦岳主办的《新蜀报》，陈铭德、邓季惺主办的《新民报》。《大公报》和《商务报》也参加进来。充分表明了这次活动的广泛性。

11月16日，为祝贺郭沫若寿辰，《新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周恩来《我要说的话》的文章，并出纪念特刊。特刊上载有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潘梓年、田汉、欧阳凡海、沈尹默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日本友人绿川英子等的贺同贺诗。周恩来在文中指出：“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文章赞扬了郭床若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精神。

16日下午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话会，社会各界名流及各报记者800余人济济一堂，情状热烈，会场充满团结的气氛。冯玉祥在致词中说，纪念郭先生，就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忠心爱国、永远和青年们在一起的高贵品德。

周恩来到会祝贺，称郭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从他的著作上和行动里，都燃烧着那烈火一般的感情。勉励大家向郭沫若学习。当天，延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也分别举行庆祝纪念会，新加坡华侨社会文化界亦为郭沫若祝寿举行大型聚餐会。此后，国统区进步文化界还相继举办了一系列名人祝寿会、创作纪念会、悼念会及各种纪念活动。实际上，无论是对生者生日的祝贺，还是对死者的悼念，都是对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推动，对顽固派文化专制政策的打击。

二是以戏剧为中心，推动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在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的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影响比较大。周恩来和徐冰、阳翰笙等仔细进行了研究，决定用话剧来打破重庆死气沉沉的局面。于是，重庆文艺界发动了雾季戏剧演出运动。

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为第一个雾季演出。在此期间，连续演出了30多出话剧，其中大型话剧29出，而且大多数是好剧。《天国春秋》是阳翰笙以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的史实为题材，于1941年9月写成的一出历史悲剧，其目的是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屠杀新四军将士的罪行。该剧共演出25场，场次居第一个雾季演出的各剧之首，观众达2.2万余人。评论家欧阳凡海说：《天国春秋》“是奠定中国历史剧的一块主要基石，一个纪念碑。”

郭沫若的《棠棣之花》酝酿于20年代初。抗战爆发后他整理成五幕历史剧。

1941年11月在渝公演，演出8场，观众达万人。该剧主题是主张联合，反对分裂，借古鉴今。该剧上演后，《新华日报》开辟了由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棠棣之花>剧评》专栏，发表了许多剧评文章，肯定了历史剧借古鉴今，服务现实的地位和作用。

郭沫若创作的《屈原》五幕大型历史剧，只经过3个星期的构思，一经动笔，“就像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的涌出”，竟在10天之内即告杀青。

郭沫若是借屈原的爱国之情，鞭挞现实的黑暗世界。《屈原》由中华剧艺社演出，参加演出的都是全国有名的演员，可以说是集剧坛之精英。《屈原》的演出，把第一个雾季戏剧演出推上了高潮。重庆各报刊都纷纷发表评论及作家的剧评，热情赞扬，充分肯定。就连国民党中央社和中央日报也不得不承认《屈原》剧本“是一篇‘新正气歌’”，演出时“上座之佳，空前未有。”

然而，人民所喜爱的一出好剧，竟被国民党当局禁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潘公展说，剧本“成问题，不该鼓吹爆炸”。“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这是造反！”屈原骂楚怀王昏庸，潘公展说：“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

周恩来对《屈原》从创作到演出都十分关心，全力支持，充分肯定，把它当作在文艺战线上同顽固派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于1944年11月在延安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6部历史剧除《棠棣之花》、《屈原》外，还有《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

第一个戏剧雾季演出，除上述几出戏外，还有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陈白尘的《大地回春》，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夏衍的《愁城记》，老舍的《面子问题》，曹禺的《北京人》、《原野》和《日出》等等。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第一个雾季演出是成功的。它从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使重庆抗战文艺运动从低沉走向活跃，开始出现高潮。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重庆文艺界又进行了第二个戏剧雾季演出，共演出22出戏。其中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长夜行》，郭沫若的《孔雀胆》、《虎符》，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正气歌》，陈白尘的《石达开》，宋之的的《祖国在召唤》，曹禺的《北京人》、《家》、《蜕变》等。这些史剧对打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发展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对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还派出一批共产党员以合法的身份与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联系，广交朋友，如张颖、陈舜瑶、张剑虹等，或以《新华日报》记者，或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身份与作家、演员、诗人、音乐家等联系。1941年6月底，为了加强对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等到桂林组成直属南方局领导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由李亚群任书记。同时还建立了由邵荃麟、张锡昌等负责的文化工作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部署，团结了当时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在文化、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桂林的抗日文化事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总之，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白色恐怖中，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不是停滞和退步，乃是在更沉着、深入的工作中，使抗战文艺运动有它更深一层的基础。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在困境中得到了坚持和发展，并且成为争取民主潮流的有力组成部分，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黑暗统治。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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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

第一节 日军进攻缅甸的战略计划和中英军事同盟的成立

一、日军进攻缅甸的战略计划

（一）缅甸的战略地位和日军进攻缅甸的战略企图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北部，它的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的西藏、云南相邻，东部和东南部与老挝、泰国接壤，西部和西北部与英属印度交界，面积67万余平方公里，是中南半岛上面积最大的国家。缅甸地形复杂，以高原、山地为主，北接高原，南临大海，除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下游有盆地平原外，大部系山岳丘陵，峰峦纵横交错。境内山脉为中国横断山脉之余脉，主要有野人山脉、东加亲山脉、怒山山脉，均山势陡峻，部队行动困难。河流多由北向南，主要有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锡唐河、仰光何等，均不能徒涉。

全境大部分系热带季风气候，最大之特点为潮湿与炎热。全年气候主要分为干季和雨季，自11月至翌年3月为干季，4月至10月为雨季。雨季来临，数月连绵，瘴雨蛮烟，行军作战，均感困难。缅甸系多民族国家，以缅族为主，其他有克伦族、掸族、钦族、克钦族等，此外还有少数印度侨民及华侨等。大部居民信仰佛教。缅甸控制着由马六甲侮峡进入印度洋区域的要冲，且为陆上通往中国和南亚次大陆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缅甸自19世纪80年代起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势力范围内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英国以此巩固着它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进窥中国，挟制泰国，并以此作为英国在远东第一军港新加坡和马来亚殖民地的后方基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短时间内，日军就席卷菲律宾、泰国、马来亚、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由于同盟国在这一地区接连失利，使得缅甸成为东南亚唯一未破日军占领的国家，战略地位显得日益重要。

对日本来说，缅甸是南方占领区的西侧屏障，占领缅甸，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大陆屏障，防御盟军从西侧反击，而且可以缅甸为跳板，西进印度，直下中东，与德军会师；北上可对中国西南大后方进攻，切断滇缅公路。另外，占领了缅甸，就可以控制印度洋，取得制海权，以有效地支援太平洋的海战，并从海上对印度和中东构成威胁。对于同盟国特别是英国来说，在丢失了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据点后，如再失去缅甸，就会失去在亚洲大陆的南翼屏障，危及印度的安全，动摇英国在亚洲的根基。同时，中国也将失去滇缅公路。

对此，丘吉尔在1942年2月16日给缅甸总督的电报中指出：“我认为，缅甸以及同中国的联系在整个（东方）战区中是最重要的一环。”[〔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18页。]

因此，对于英国来说，必须“守住缅甸……用它作为保卫印度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中国来说，确保缅甸安全，保持住西南的国际交通线，“使租借物资能继续通过仰光畅通无阻地运送中国”，[〔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30页。] 并打破日军从西南包围并进攻中国的企图。缅甸已成为同盟国与日本法西斯所必争之地。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时，虽然由于兵力不足，未能从一开始就进攻缅甸，但在其大本营的作战计划中，缅甸都是必须攻占的至关重要的目标。早在1940年日本就明确将缅甸划人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其大本营对指导南方作战的基本构想是：“攻占远东英美重要军事据点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再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重要资源地，尽量控制下来，以确保能进行长期作战的态势。为了防备将来盟军可能进行反攻，更必须在外围确保必要的反击地区。”并确定其“西面大致以缅甸作为重点保卫区域。”因为“缅甸不但是为了切断援蒋路线，从保卫西面的角度来说，也是特别应予重视的地区。”[〔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旬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12～13页。]

所以日军大本营在南方作战计划所确定的攻占范围中，缅甸也明确地包括在攻占范围内。日军大本营在决定对缅甸作战时，就明确其作战目的是：

“一、保障马来半岛作战的侧背安全；

二、切断援蒋路线；

三、加大对印度和中国的压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74页。]

（二）日军进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及部署

缅甸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虽然日军大本营从开战时就企图进行缅甸作战，但因兵力不足，不得不将重点放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方面。日军大本营关于缅甸作战的设想是：“开战时只攻占缅甸南部一部分地区，俟初期作战取得进展后，只要情况许可，再攻占缅甸的其他重要地区。”其具体部署是：“先以进驻泰国、负责确保该国安定的第15集团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迅速作好进攻缅甸的准备，在作战初期相机摧毁南部缅甸的敌空军基地，保证马来方面作战军的侧背安全，然后攻占仰光附近，摧毁英蒋合作的据点，待作战告一段落后，再增加兵力击溃驻缅甸的英蒋联军，加强对中国和印度的压力。”[〔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265页。]

同时还决定暂以第33师（师长樱井省三中将）和第55师（师长竹内宽中将）主力作为新成立的第15集团军的基干兵力。

1941年12月9日，饭田祥二郎到达曼谷后，为准备进攻缅旬，对陆续到达的部队作了部署，令暂归该集团军指挥的近卫师于12月11日后归还第25集团军建制：令第55师主力在达府、麦索一带集结，以其一部在北碧西部地区集结；令1942年1月10日由海路在曼谷登陆的第33师在达府附近集结。另外，为适应作战地区的地形和交通状况，将部队车辆编制改为驮马编制。

1942年1月上旬，饭田祥二郎在曼谷确定了迅速夺取缅甸南部空军基地的作战计划，决定开始进攻缅甸，占领萨尔温江的重要防线，准备对仰光作战。遂令第55师第120团之一部（冲支队）作为先头部队，从泰国北碧方面向缅境上瓦一带进攻，以牵制盟军；令第55师主力突破麦索附近泰缅边境，占领毛淡棉附近；令第33师随后跟进，向拔安方向进发，以遮断英军南下对毛淡棉的增援。

日军冲支队于1月4日从泰境出发，19日占领缅南战略要地土瓦，夺取了丹那沙林地区的3个主要机场，阻断了英军从印缅对马来亚的支援。20日，第55师主力突破泰缅边境守军防御，于22日占领高加力，30日进至毛淡棉附近，与英缅军激战。

此时，日军大本营获悉英军增援部队已在仰光登陆，中国军队正在迅速南下，遂于1月22日命令：“南方军总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攻占缅甸要域。”

同时发布“关于缅甸作战之陆海军中央协定”，并对作战要领作了具体指示： “缅甸作战之目的，在于击渍缅甸之敌，占领并确保其要域，兼以加大对华压力”。

为此，应以第15集团军进驻毛淡棉附近萨尔温江一线，完成作战准备后，以主力由毛淡棉——勃固沿线地区占领仰光。占领仰光附近后，再遣调必要兵力，占领曼德勒附近要地及仁安羌附近油田地带，此时，力求在攻占上述要地前后歼灭敌军，特别是中国军。陆军航空部队阻截援敌，密切配合集团军的作战。海军掩护海上运输外，确保陆军部队之海上后方联络。“协定”还规定作战使用的兵力，陆军为第15集团军（2个师基干，预计视情况再增加约2个师）和南方军直属航空部队之一部；海军为第1南遣舰队之一部和联合舰队之一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75～76页。]

2月9日，日军南方军命令第15集团军：“继续现在作战，尽量歼灭敌人，进到仰光地方，且务必在其以北取得地盘，以准备对曼德勒和仁安羌附近的作战。”[〔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267～268页。]

此时，日军第15集团军方面，第55师主力于1月31日攻占毛淡棉，第33师于2月4日占领了拔安。于是，饭田祥二郎于2月17日在毛淡棉决定，以攻占仰光为目的，先向锡唐河畔前进。命令第33师和第55师于20日通过比里河一线，一面消灭正面之敌，一面向锡唐河挺进，准备以后的进攻。至此，日军对缅甸的进攻全面展开。

二、中英军事同盟的成立

（一）中英军事同盟的酝酿

1940年10月，英国重新开放了滇缅公路，接着又派出一批从敦刻尔克撤退下来的英军官兵到中国来学习游击战。

1941年1月，任命支持中国抗战的丹尼斯少将为驻华武官。丹尼斯代表英国政府向重庆方面提出中英结成军事同盟共同抗日的建议，得到重庆方面的赞同。中英建立军事同盟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通过中国方面对缅甸、印度、马来亚的军事考察，共同商定保全缅甸的具体军事计划。

1941年1月2日，丹尼斯正式邀请中国派军事考察团前往缅、印、马进行军事考察。中国方面组成了以商震为团长、林蔚为副团长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考察团于2月出发，对缅、印、马进行了长达3个多月的军事考察，收集了有关缅、印、马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资料，编写出共30余万字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其中最主要的是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

草案综合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日军对于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将会配合它对亚洲的政略战略整个策划来处理。一旦日本与英国开战，势必先击败英军，进而侵占马来亚、缅甸，以达到既击败英军，夺占英属殖民地，又可以封锁中国的目的。草案提出，中国军队的作战目的应是将主力集结于缅泰边境，以确保仰光港。草案对未来共同防御及乓力部署提出了以下设想。

共同防御意见：中英两军为确保仰光海港之目的，应集结主力在缅泰边境毛淡棉、登劳山脉、萨尔温江沿岸及景栋以南地区，预先构筑阵地，采取决战防御，并将重点指向毛淡棉方面。另以一小部在中缅边境车里、临江间担任持久防御，以一部配合舰艇在仰光及仰光海面警戒。

兵力部署：

（1）预定英缅军2～3个师，中国3～5个军。

（2）布置中英两军主力（2～3个军）于毛淡棉、克那邦、景栋间地区，并在毛淡棉附近形成重点，构筑半永久性的纵深据点式堡垒群，形成坚固的主阵地带，在主阵地前选择要点，构筑据点式前进阵地，吸引敌人于我主阵地前，以强大之火力摧毁敌人攻势，不失时机转移攻势，将敌人包围歼灭于我主阵地前。

（3）以一小部（1个团至1个师）位置于景栋亘临江、车里以南地区，构筑据点式野战堡垒群，形成纵深的主阵地带，在主阵地前构筑星罗棋布的前进阵地，采用游击战与阵地战相配合的战略战术，依据中缅交界山岳地带的特点，以主阵地为根据地，用小部兵力警戒，以大部兵力担任游击，适时深入泰缅境内袭击敌人后方。（4）仰光及仰光海面由英军及舰艇担任警戒。

（5）控制强大预备队（1个半军至2个半军）于东吁（东瓜、同古）、彬文那、漂贝、敏铁拉间地区，不失时机增援第一线与敌决战。

（6）其他：构筑工事材料及交通、通讯器材等由英方筹备；详细作战部署待双方政府协商后另行拟定。

以上述草案为基础，经过补充修改，中国方面于l941年6月正式向英国方面提出《中英缅共同防御意见书》，策定了中英共同防御缅甸的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能够付诸实施，中英在缅甸的联合作战可能出现一个良好的局面。

（二）中国军队人缅援英作战的准备

中国在同英国共同防御缅甸方面、态度是积极的，在与英国酝酿成立军事同盟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及时派兵入缅协同英缅军防御缅甸。

1940年9月，日军进占越南北部，直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危及西南门户和滇缅公路。为保卫云南及滇缅公路，稳定西南大后方，中国政府开始陆续调集精锐部队向滇越、滇黔、滇川、滇康、滇桂边境集结。

1941年中英酝酿成立军事同盟以协力防御缅甸。为此，中国又作了进一步的准备，军事委员会从所属部抽调人员，在昆明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以军令部次长林蔚中将任团长，萧毅肃中将任参谋处长，作为军事委员会的派出机构，策划有关中英协调作战的一切业务。11月，又令第5、第6军等部，分由贵州境内向云南开进，准备动员入缅，与英军并肩作战。其他集结各部亦准备动员。同时给准备远征的部队充实了装备，并令加紧集训。

还成立昆明防守司令部，以杜聿明兼任司令，令第6军第93师率先开赴中缅边境的车里、佛海布防。随后又将新编第28师、新编第29师、新编第38师编组为第66军，以张轮中将为军长，作为先期入缅的机动部队，准备参加远征。

此次中英军事同盟虽首由英国方面提议，并得到中国方面的积极响应，但英国在中英合作防御缅甸问题上却始终持消极态度，对中国军队入缅布防问题犹豫不决，乃至出尔反尔。

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拟定以后，英国最高军事当局认为这种形式上的结盟就足以保证缅甸的安全；他们认为要中国军队帮助防守缅甸有损于大英帝国的威信，并害怕中国军队入缅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助长缅甸人民的反英情绪，危及英国在缅甸的殖民统治。因而他们否定了中国军队及早入缅布防的意见，错误地判断日军若要切断滇缅公路，必然会先从中缅或中老边境进攻，而决不会轻易向缅甸冒进，一再强调中国军队应在中缅、中老边境布防，以防止日军切断滇缅公路，而以时机未到为由，不同意中国军队入缅布防。这样，中英合作共同防御缅甸的计划，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双方酝酿讨论了将近一年之久，仍限于纸上谈兵，进展十分缓慢，从而使中英在缅甸的军事合作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不协调的阴影。

（三）中英军事同盟的成立

1941年12月8日，日军愉袭珍珠港，进攻美、英、荷在太平洋的其它属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在亚洲坚持了4年半之久的单独对日作战，变成了中、美、英、荷、澳等国的联合对日作战。

珍珠港事件的消息刚刚以闪电般速度传到重庆，蒋介石立即（8日上午）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立即对日宣战；建议太平洋反侵略各国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下午，蒋介石分别召见美、英、苏等国驻华大使，声明：“中国现决定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英、美、苏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溃。……中国政府建议，各友邦（中、美、英、苏、澳洲、荷兰、加拿大、纽西兰）应成立军事同盟，并推举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之军队，实为必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1页。]

同日，蒋介石还约见各国驻华使馆武官，说明中国军队已准备对香港、越南、缅甸采取行动，配合各国友军作战。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建议在反轴心各国间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协调作战。10日和11日，蒋介石邀请英、美等国大使和武官商讨中、英、美、荷、澳5国联合军事计划，并请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准将将下列4点意见电告罗斯福：

“（一）由华盛顿建议五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并以华盛顿为政治与军事中心点。

（二）在苏联未宣战前，由美国建议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荷印区域问之四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

（三）四国初步谈判集议地点应为重庆，其永久地点再行讨论决定之。

（四）由美国建议五国军事互助协定之协定。”[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7页。]

罗斯福很快接受了这一提议，电复蒋介石：“立即发动步骤，准备一致行动，以抵御井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为达成此项目的起见，本人敬建议：由麾下最迟于12月17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对外交》（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66页。]

罗斯福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建议，主要是美国为了实现“先欧后亚”全球战略，迫切需要中国积极行动，在远东担负起阻止日本的责任。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明了指出了美国对中国的企图：“在英美总战略中，对德作战居第一位，位居第二的是横跨太平洋对日本岛国的大规模‘陆海空，行动，中印缅战区处于可怜的第三位。但是，就其战略和政治意义而言，世界的这一地区是极其重要的……它持续不断地提供以异常低廉的代价取得惊人的军事和政治胜利的可能性……从战略上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因此要加强它，使它能够迫使日本入侵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同时，罗斯福也十分关心缅甸的安全，因为在“英美总战略”中的远东部分设想了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防止日本进一步扩张的防线。这条防线一端的支撑点计划设在澳大利亚，另一端的支撑点设在印度和缅甸。因此，罗斯福希望借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之机促成议而不决的中英军事同盟，支持并力促中国派兵人缅作战，以保卫缅甸和滇缅公路。丘吉尔也认识到中国战场和缅甸的重要战略地位。1942年1月20日，丘吉尔在给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的电报中指出：“作为一个战略目标，我认为使滇缅公路畅通无阻要比保持新加坡更为重要。”[〔英〕温所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4页。]

次日，他又电伊斯梅指出：“缅甸如果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当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新加坡一旦沦陷，科里凡多尔必将相继沦陷，这将使印度大大震惊；只有强大的部队的来到和缅甸方面战事的成功才能把印度支持下来。”[〔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9～80页。]

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支持下，联合军事会议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只有中、英、美3国代表。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他原本希望这次会议应该为太平洋的作战行动制定一个全面计划，既要包括共同保卫中国的计划，又要包括共同保卫新加坡、菲律宾、香港、缅甸、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计划；并制定陆海空部队的作战计划和租借物资分配计划作为补充。

因此，在联合军事会议上，中国主张规划足以兼顾整个亚洲地区的战略。但是，英方却只重视自己的利益，只关心其在亚洲的殖民地特别是缅甸和印度的安全。因此，会议伊始中、英之间就发生争执。英国代表韦维尔上将的态度十分明确：英国在东南亚对日作战，为的是保护自己的殖民地。他认为远东盟军的当务之急，是防止日军进攻印度和缅甸，并且要求加强在缅甸的空军力量；在此之前，英方已公开将缅甸境内的一批美国援华物资据为己有，对此，蒋介石十分气愤，让何应钦发言声明：中国愿将所有在缅甸的租借物资全部退还美国，停止中、英、缅合作。美国代表马格鲁德当即出面调停。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联合军事会议终于达成协议，将美国军事代表勃兰特少将提出的草案修改为《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其主要内容是：

（一）首要的是防止敌人进攻缅甸，它对于中国的继续抗战和从中国向外扩展的任何联合作战都至关重要。

（二）通过继续以物资供应中国的办法为中国军队能为对日最后进攻进行准备和训练。

（三）中国军队继续牵制在中国战线上的日本军队。

（四）一旦人力物力允许，即转为用可调集的全部中、英、美军队进攻日本。

（五）设在重庆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将召开会议，并提供建议和情报，使盟国最高作战委员会能够制订东亚战略。

（六）希望尽早在美国设立永久性组织。

1941年12月23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遂告成立。

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对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亦即《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正式形成。

同时，蒋介石就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的史迪威中将被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形成盟军共同对日作战。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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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

第二节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经过

一、英方阻挠中国军队人缅布防及英罩在缅甫的溃败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蒋介石就召见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少将，指出中英有协调行动以保卫缅甸的必要，并询问需要多少中国军队人缅作战，丹尼斯回答可能需要1个团，也许过不了多久还需要2个团，总共1个师。蒋表示准备提供更多的兵力，立即提供3个师，不久再提供另外3个师。丹尼斯没有进一步响应这项提议。10日，丹尼斯晋见蒋介石，请派中国军队入缅布防，蒋于11日令第6军第93师开赴滇南车里，原驻车里和佛海的第93师加强团入缅进驻孟洋，接替景栋附近英军防务；令第6军第49师以1个加强团即开畹町，归英缅军总司令胡敦中将指挥，准备向景栋前进。同时派侯腾率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团飞缅，筹备中国军队入缅事宜。

15日，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准将向蒋介石转达了美国陆军部关于希望中国尽速派兵入缅布防的建议，蒋当即首肯，于16日令第5、第6军向滇西保山、芒市等地集中，编组远征军，准备入缅作战，但韦维尔借口滇缅路运输不便，拒绝中国军队迅速入缅。24日，蒋介石告诫韦维尔：“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以派遣八万人入缅作战。”韦维尔立即答称：“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我们只要请贵国能惠允拨借美援物资就可以了。”[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中央日报社译印，1978年版，第13页。]

这使蒋介石大怒，并于26日发电：“昨会议英方表示第五军及第六军主力（欠九三师及四九师之一团）暂时毋庸入缅……该两军停止前进井分段在昆明及滇缅沿线上集结待命”[《中国入缅军参谋团团长林蔚缅甸战役作战经过及失败原因与各部优劣评判报告书》，中国军事图书馆存，以下简称《林蔚报告书》。]。至此，中国军队动员入缅遂告停顿，中英关系趋于紧张。

同时，印度英军统帅部错误判断敌情，认为日军将由泰国北部进攻缅东掸邦高原，然后分兵攻占腊戍和曼德勒，故而断然否定了中国方面“关于中英联军缅南会战的建议”。1941年12月15日，侯腾率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团随丹尼斯飞抵腊戍后，即会晤了英缅军总司令胡敦，并提出了“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主张集中英军主力和中国第5、第6军在勃固至毛淡棉地区与敌决战，只以一部兵力置于景栋、兰柯等地向泰国苔戒，但被否定。因而胡敦仍将防御重点置于掸邦高原，在缅南的防御却十分脆弱。

1942年1月初，英印第17师由印度来援，该师以第48旅接替毛淡棉及其以南防务，主力置于仰光。2月初全部集中拔安地区布防。而英澳第63旅和英装甲第7旅于2月下旬才赶到缅甸。

1942年1月4日，日军第55师冲支队率先突破泰缅边境，于19日占领缅南战略要地土瓦；1月20日，日军第55师主力突破泰缅国境，于22日占领高加力，31日占领缅甸第二大港口城市毛淡棉。英印第17师师长斯迈思少将决心退守萨尔温江西岸及米邻地区。2月3日，日军第33师一部攻占萨尔温江东岸的拔安。8日，日军第55师强渡萨尔温江，突破仰光以东第一道天然屏障。9日，日军南方军向第15集团军下达了合围仰光，并准备北进曼德勒和仁安羌的命令。17日，饭田祥二郎在毛淡棉决定第15集团军全军出动以攻占仰光。日军第33师和第55师两路并进，于20日渡过比里河，全力围攻米邻，迫使英印第17师于22日向锡唐河后撤。锡唐河是一条宽450多米的大河，河上只有一座大桥。英印第17师主力尚未撤至河岸，守桥英军即遭日军快速部队的攻击，于是炸毁大桥，以阻止日军渡河。23日，英印第17师打开出路抵达河岸时，发现桥梁已被炸毁，前面只是滚滚流水，以致陷入绝境，遭到日军追击部队的重创，仅有师长以下3300余人逃回勃固地区。

英军在锡唐河的惨败，使英国军政界充满了辛酸的感情。即便如此，英国仍将救援缅甸的希望寄托于英联邦成员澳大利亚身上。丘吉尔甚至罗斯福都曾亲自出马吁请澳大利亚将正从中东返回澳大利亚途中的澳军改调增援仰光，但均遭拒绝。

3月4日，日军第55师击溃英装甲第7旅的抵抗，突破仰光以东最后一条防线勃固河，于7日占领仰光东北100公里的佛都勃固。开战仅仅两月，英军未作重大抵抗即濒于崩溃，缅甸战局危殆。至此，其阻挠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态度才有所改变，但起初仍要求中国军队一团一师地分散入缅，以便控制。土瓦失陷当天，胡敦即要求中国的刘观龙支队开赴景栋以南60公里处的孟帕亚地区布防。22日，他又电呈韦维尔，请求同意中国第6军第49师全部入缅，以担任泰缅边境守备，但遭到拒绝。为此，丘吉尔于23日电告韦维尔：“我对你拒绝中国帮助防守缅甸和滇缅公路的理由，依然困惑不解。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接受中国第49、第93两师，但是中国第5军和第6军的其余部分就在边界那一边驻扎着……我必须把美国人的看法告诉你，在许多美国人的心国中，中国显得同英国一样的重要。”[〔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91～192页。]

但韦维尔依然拒绝中国远征军主力入缅。直到日军轻取毛淡棉等地，进逼仰光，英国当局才慌了手脚，胡敦于2月5日匆匆赶到腊戍晋见前往印度访问途经该地的蒋介石，要求中国远征军主力火速入缅。

2月16日，蒋介石在印度电告重庆军事委员会，令停留在中缅边境的中国军队出动：“据英方代表之请求，仰光情况紧急，请速派第5军入缅，……第5军大约使用于东吁仰光附近地区。”[《林蔚报告书》。]

此时，仰光的形势已非常危急，而英国又无兵可派，以致丘吉尔悲叹只能派出一个人到缅甸。3月5日，曾指挥英军进行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亚历山大上将被派飞往劫数难逃的仰光，接任英缅军总司令（胡敦改任参谋长）。

他在到任的第二夭即下令炸毁仰光的大炼油厂及进行其他破坏后，全军撤出仰光，沿通往卑谬的公路向北突围。8日上午，日军第33师几乎兵不血刃就进占了仰光。仰光的失守，标志着缅甸防御战第一阶段的结束。

二、中国远征军入缅及作战方针和部署

中国远征军人缅由于英方的阻挠，失去了最有利的时机，直到1942年2月，英方才迭次吁请中国远征军入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乃于1942年2月16日命令滞留于滇缅边境待命的第5、第6军依次入缅，紧急向缅南、缅东地区开进，并预定第6军使用于垒固（乐可）、东枝（棠吉）、莫契，亘景栋地区；第5军使用于塔泽、漂贝、彬文那、东吁地区，均受胡敦指挥。

同时以第66军作为总预备队，并于3月12日正式成立“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原定第2路使用于越南方面，后因情况变化未成事实），以卫立煌为司令长官 [卫立煌因故一直没有到任，4月2日，蒋介石改派罗卓英中将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在司令长官未到任前，由副司令长官代理之。中国远征军序列如下：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卫立煌（后罗卓英）?? 副司令长官：杜聿明

第5军：军长 杜聿明（兼）

第200师：师长 戴安澜

新编第22师：师长 廖耀湘

第96师：师长 余 韶

第6军：军长 甘丽初

第49师：师长 彭壁生

第93师：师长 吕国铨

暂编第55师：师长 陈勉吾

第66军：军长 张 轸

新编第28师：师长 刘伯龙

新编第29师：师长 马维骥

新编第38师：师长 孙立人

以上总兵力约10万人。

1942年2月24日，中国驻英军代表侯腾从腊戍向驻滇参谋团报告英缅军总司令胡敦对中国远征军的部署及有关意见：

1、第6军以暂编第55师位置于垒固地区，第49师位置于孟畔地区，第93师位置于景栋地区，任泰缅国境之守备，军直属部队位置于雷列姆，军部位置于东枝；

2、第5军以1个师位置于东枝，为第6军预备队，1个师位置于东吁，1个师位置于良礼彬，任英缅第1师和英印第17师撤退时之掩护，军部与直属部队位置于东吁以北地区；

3、胡敦拟即令第5军派兵两团，先至东吁占领阵地，掩护后续部队之集结；

4、塔泽附近之敏铁拉与漂贝两地，第5军不含，归英方防守；

5、胡敦总司令不同意派遣联络参谋分驻英军师、旅部，经再三交涉，只允向英缅第1师派一员；

6、第6军与英缅第1师之作战地境，为东吁、莫契公路之线。

通观英方对中国远征军人缅后的部署意见，可以看出完全是一个利用中国远征军掩护其撤退的部署。英方以第6军的3个师分置于景栋、孟畔、垒固，实力掩护其长距离撤退路线侧背的配置，且犹虑不能确保，再以第5军的1个师位置于此侧背的交通要点（东枝）作为第6军的预备队。正面掩护则以第5军的1个师位置于良礼彬构成第一掩护阵地，再以该军的另1个师置于东吁，使之自然构成第二掩护阵地，同时还以英军防守正、侧面两个主要交通交汇点敏铁拉和漂贝，以构成最后掩护阵地。此时仰光尚未失守，英方即作如此部署，足见英方已丧失在缅作战的决心，且英方拒绝中方派联络参谋于英军师、旅部（英方在中国远征军人缅各军、师都派有联络参谋），是不愿让中方了解其行动，以便达到安全撤退的目的。

2月27日，蒋介石在昆明对中国远征军下达命令之要领：

1、敌为夺取缅甸，威胁中印国际路线，将企图占领仰光，并继续向缅甸北部曼德勒进攻。

2、我以摧毁敌人企图之目的，第5、第6两军应即全部入缅，协同英军作战。

3、关于入缅部队之指挥系统及输送程序暨集中位置，综合规定如次：

（1）第5、第6两军暂归杜聿明军长统一指挥，杜军长受胡敦总司令指挥。

（2）第5军应不待第6军输送完毕，即开始输送。

（3）第5军之第200师，应于3月1日由现地开始输送，急行入缅，在彬文那、东吁间地区，占领阵地，掩护该军主力之集中；第5军主力应继第200师之后续行入缅，集中于塔泽南北地区，准备协同英军迎击进攻之敌。

（4）第6军应以第93师及刘支队，任景栋方面之守备，以第49师任孟畔方面之守备，以暂编第55师为军预备队，控制于南桑附近地区，军部及直属部队位置雷列姆附近。

4、中英两军之作战地境，协定为恩冥村、敏乌里（敏建东南地区）、巴尼托特（彪关与明塔林之间）、密雅内特（勃固西北侧）相连之线，线以东属中国军，曼德勒以南至东吁间之铁路，应协定归第5军防守。

5、第66军之新编第38师及宪兵第20团第1营在第5军之后输送入缅，任第5、第6两军后方联络线之维持。第66军主力，即移驻保山附近，并准备入缅作战。

蒋介石的命令，规定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目的和作战方针，但对英军如何协同没有规定，而且对英方意见十分迁就。第6军仅暂编第55师未担任垒固地区防守，其余两师均按英方意见配置。第5军各师虽未分配于东枝、东吁、良礼彬各地，但己如英方之期望，规定该军全部越过曼德勒以南，而且规定先头师推进到彬文那、东吁地区。

3月1日，蒋介石由昆明飞赴腊戍，2日与来见的韦维尔会晤，3日主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对中国远征军的作战作了如下指示：

1、英方韦维尔将军以为敌军不攻仰光，系因锡唐河渡河困难，我判断敌军迟迟不动之原因，在于调查我军行动。

2、3月10日为敌军之陆军节，敌将企图于10日前占领仰光，故我军之作战指导，应视敌情变化策定如次：

（1）第5军之集中尚未完成，敌即己占领仰光时，我应视敌兵力之大小以决定我是否反攻。若敌兵力小，我可即行反攻；若敌在2师以内，我仍可反攻；若有3师，则我反攻不易，故第5军主力仍应在后方集中。

（2）第5军在集中期间，敌毫无行动，仍停滞于锡唐河两岸时，则我应对勃固河左（东）岸之敌攻击而歼灭之。

（3）第5军主力业已集中，而敌对仰光进攻时，如敌兵力为1师，我应对其反攻。

（4）第5军主力尚未集中，敌即进攻东吁时，第200师应固守东吁，一俟第5军大部集中，即行反攻。

次日，蒋介石回国，令参谋团团长林蔚留驻腊戍，并续调该团参谋处长萧毅肃率一部分人员到腊戍工作，指导中国远征军部队，与英方协调作战事宜。

正当中国远征军兼程挺进缅甸时，英军却于3月8日轻易放弃仰光。蒋介石于9日晚召见史迪威，严厉抨击英国没有与中国真正进行合作，指出：“英方作战于撤退时，事前每多不通知在同一战区内活动之友军，更不欢迎我方参谋加入其总部中工作。例如最近在仰光，我方有一参谋在其总部工作，英方部队何时撤退，彼竟一无所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仕，1981年版，第225页。] 他认为英方没有在缅甸认真作战的打算，不能与中国协调作战，因而不同意再让英方指挥中国军队。并向史迪威指出：“余建议中英两国军队皆由将军指挥之，向例联合军队，部队较多之国家指挥较少者，今我国不愿重提此议，惟主张由一第三国将领如将军者为我联合军之指挥者……余当电请罗斯福总统劝丘吉尔首相接受余之建议。”[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25页。]

随后，蒋介石就史迪威统率中英缅军队之事，电令在华盛顿的宋子文与罗斯福接洽，并转丘吉尔。但罗斯福因有顾虑，并未向丘吉尔提出。

3月10～11日，蒋介石两次召见即将以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国远征军总指挥身份赴缅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的史迪威，向他介绍了他对今后缅甸战局的设想，指出：“余最近遣五六两军入缅之目的，原在固守仰光。今仰光沦陷，全部战局顿改旧观。”中国远征军的“主要任务是为保卫曼德勒”，“如欲克复仰光，我必反攻”，而“我方欲反攻，必另有策划，其最妥善者，厥惟集结主力于曼德勒附近，诱敌深入，待与交锋之后，再反攻突破之。”

此外，他还交待：“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余欲派国军入缅，英方阻之，因此，余已另定防御计划，拟固守八莫与纳巴之线，以保持密支那至伊洛瓦底江之交通线，我军并准备在保山附近沿怒江作坚强之抵抗，而以澜仓江为第二道防线，拟于此堵击敌军之进犯。”[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38～241页。] 并称：“业已下令第5、第6两军归将军指挥”，“林参谋团长以下如第5军、第6军军长已奉命绝对服从将军之命令。”[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52页。] 11日晚，吏迪威飞抵腊戍。

此时，以林蔚为首的中方参谋团和以马丁少将为首的英方军事联络组在腊戌举行联席军事会议。会上，英方通知中方，英军在丧失仰光后，决定以卑谬至彪关河一线为主阵地线，以确保仁安羌油田及中部产米区，并掩护莫契铜矿。同时，亚历山大还希望中国远征军尽快向甫推进，接替英军防务，等第5军集中接防后，英缅第1师即向西撤退，尔后仰曼铁路方面，由中国军守备。

为迅速进至预定地区，中国远征军正加紧向缅甸输送。第6军先遣第49师由保山出发沿滇缅公路经腊戍等处进入盂畔地区，接替英军防务；军部及后续部队，续运至雷列姆、南桑、东枝等处，部署作战。英军陆续移至缅甸西部，以仰曼铁路以东至泰越边境地区，划为中国远征军之防区。远征军又划东枝、垒固、亘莫契以东亘泰缅国境至老挝循公河右岸地区，为第6军防区。第5军不待第6军后续部队运输完毕，即先遣第200师、骑兵团及工兵团等，推进至东吁拒止日军，并掩护当地英军撤退及远征军主力集中。3月8日，该军先遣部队如期到达，占领阵地，主力在加紧运输中。

迄止3月16日，中国远征军的部署概要如下：第5军直属骑兵团在彪关河附近；第200师在东吁及其周围地区；军部及直属部队在塔泽、漂贝地区；新编第22师及第96师于23日后在曼德勒东北地区集结。第6军暂编第55师第1团在垒固、保勒间地区，其主力在南桑地区；第49师在孟畔地区；第93师在景栋地区；刘观龙支队在孟勇、芒林、大其力等地，沿泰越国境布防；军部及直属部队在雷列姆。

18日，中国远征军总预备队之第66军新编第28、新编第29师，正由国内分批向腊戍运送中。同日，英方通知中方已将英缅第1师、英印第17师、英装甲第7旅合编为英缅第1军，由斯利姆中将任军长，担任伊洛瓦底江方面作战。

史迪威抵达腊戍后，对中国远征军设防的东吁、东枝、曼德勒和腊戍等地进行了视察，并于3月13日飞返重庆，向蒋介石建议远征军主力应尽量南下，集结于南线的东吁，以便乘日军兵力分离之机，举行反攻，收复仰光。

但蒋不同意，他认为东吁一线已有第200师设防，主力仍应集中在中部城市曼德勒，称：“我在缅甸作战，应切记两大纲要，第一、应选择与敌最后决战之场所，此场所应在曼德勒以南之近郊；第二，应固守曼德勒。

此次在异邦作战，余至感关切，盖危机有二：第一、当地民众倾向敌人，对我并无好感；第二、缺少统一指挥。历史上之联军，因指挥不统一而失败者数见不鲜。……故彼等绝对不能挫折，苟有挫折，其影响将为整个中国不可挽救之损失。再者我深知应尽量予英方以精神上及事实上之援助，然我入缅部队作战之时，不应信赖英方的援助，此余所以主张将第5军之两师驻守曼德勒。”[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耍吏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55页。]

反复商议后，蒋介石同意史迪威的建议，并指出，切盼英方能守卑谬，我方当守东吁。3月25日，亚历山大飞抵重庆晋见蒋介石，感谢中国对保卫缅甸所给予英国军事上的援助，并告知英缅军已集中卑谬地区布防，表示英军一定要坚守卑谬。蒋介石要求亚历山大信守诺言，亚历山大信誓旦旦，还表示“阵线稳定之后，我人当即准备反攻，以克复仰光为目标。”[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62～264页。]

至4月上旬，中国远征军先后输送完毕。第5军沿仰曼铁路布防，警戒曼德勒至东吁一线，第200师坚守东吁要冲。第6军部署于第5军左翼，沿萨尔温江布防，其第93师于景栋向泰越边界警戒，第49师于孟板向泰国边境警戒，暂编第55师守备东枝、垒固、莫契地区。第66军为总预备队，布防于曼德勒及其以北地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战略指导是：“远征军以支援英军确保缅甸国际补给线之目的，即深入缅甸境内，力求于曼德勒以南地区，击破日军，状况不利时，主力以密支那、八莫为基地，一部以景栋为基地，策划持久，以确保国境。”[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83～184页。]

三、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经过

（一）日军进攻缅甸中部

尚在日军占领仰光之前，日军大本营陆军部鉴于缅南作战进展顺利，于1942年3月4日发布实施缅甸中部作战命令。3月7日，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上将命令第15集团军司令官在继续执行当前作战任务的同时，依照以下各项要领，准备歼灭曼德勒方面之敌：

“1、进一步抓住战机，以大胆果敢的作战，迫使曼德勒方面之敌特别是中国军队进行决战，务于短期内将其歼灭。本项作战应争取大致于5月末以前完成。

2、为进行上项作战而在仰光地方所作的进攻准备工作取得进展后，可不待增援兵团集结即开始行动，将曼德勒方面之敌捕捉歼灭在该地附近或其以南地区。

3、追击时要坚决将败逃之敌远远赶向缅中边境方面，并肃清缅甸境内之敌。

4、在上述作战期间，要占领仁安羌附近的油田地带和勃生，如情况许可，以一部迅速占领若开机场。”[〔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268页。]

同时，日军南方军将日军第18、第56师编入第15集团军序列，参加缅甸作战。

3月15日，日军第15集团军根据上述命令，确定了作战方针：“大致于5月末以前，在曼德勒附近（广泛包括曼德勒为中心的缅甸中部地方）捕捉、歼灭英蒋联军主力，随后将残余之敌从缅甸境内一扫而光。”[〔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269页。] 并据此制定了具体作战计划。

日军占领仰光后，不待其后续增援部队到达，即开始分路向北的作战行动。西路以第33师由仰光地区沿伊洛瓦底江向仁安羌进攻；中路以第55师由勃固地区出发，向东吁进攻，然后向曼德勒发展；随后，又命令即将在仰光登陆的第56、第18师在东吁附近集结，以第56师向东路进攻，经莫契、垒固、东枝、雷列姆，直插腊戍，切断中国远征军的回国路线，第18师加入中路主攻方向，进攻曼德勒。

正当日军分路北进时，中国远征军适时赶到前线，以第5军担任日军主攻方向的曼德勒正面作战，以第6军担任东路莫契、雷列姆方向作战；第66军集结于曼德勒附近地区待机。西路伊洛瓦底江沿岸作战，由英缅军担任。

（二）曼德勒方面作战

1、东吁保卫战

在曼德勒正面方面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5军，决心以先遣第200师在东吁及其以南地区，阻敌前进，掩护军主力于彬文那附近集结，准备与右翼英缅军协力实施会战，击破当面之敌后，收复缅南地区。

3月8日，第5军第200师进抵东吁，接收了英缅军的防务，并掩护其撤退。3月10日，日军第55师由勃固出发，向东吁推进，沿途英缅军向北撤退。

18日，远征军第5军骑兵团前卫分队在彪关河以南地区接应英军，与日军激战，掩护了英军安全撤退。19日，日军第55师以1个营轻敌冒进，进入彪关河骑兵团预设阵地。当其汽车行至大桥北端时，大桥被炸，敌车尽覆，大部被歼。彪关河前哨战，是侵缅日军第一次受到中国远征军的打击，同时也拉开了东吁作战的序幕。

从在前哨战中缴获的日军文件，证实了日军第15集团军以曼德勒力主要目标，分3路进攻的作战企图。据此，杜聿明决定集中主力击破当面之敌，进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这一决定得到了史迪威的支持。于是，杜聿明亲赴东吁，指导第20O 师固守东吁，掩护主力集中，准备东吁会战。

18日，日机40余架分3批轰炸东吁，全城终日大火，毁成瓦砾。20日，日军第55师以1个团的兵力在飞机、火炮掩护下，以坦克、装甲车为先导，开始向东吁地区进攻。战至21日，日军伤亡300余人，仍被阻于东吁守军的鄂克春前进阵地。

21～22日，日机数十架狂炸马圭基地，英机共计全毁28架，重创8架，轻创21架。至此，英在缅空军几乎全部丧失战斗力，日军掌握了缅甸战场的制主权。

22日，日军继续攻击，并以一部迂回前进阵地，均被击退。日军乃增加兵力，于23日以2个团的兵力在20余架飞机掩护下，实施连续进攻。中国远征军第200师以步骑兵相配合，向日军侧翼反击，并用集束手榴弹、燃烧瓶与日军坦克、装甲车展开搏斗，炸（烧）毁日军坦克、装甲车多辆，日军进攻受挫。日军承认自代库北进以来，“还是第一次与强敌遭遇，由于轻敌致使进攻受挫。”[〔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旬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294页。]

24日，日军继续以陆空联合向鄂克春前进阵地攻击，同时以1100余人向东吁以北的克永冈机场迂回，且迅速攻占该机场。第5军以在彬文那的补充第1团紧急增援，但机场已失，第200师亦派1个团向机场日军反击，未能凑效。日军切断了第200师与后方的联系，东吁守军陷入日军三面包围之中。是晚，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立下遗嘱：“如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团长代之。”[《缅甸作战时期戴安澜日记》，贵阳中央日报社印行，1942年版，第4页。] 全师各级纷纷效法，表示了誓死保卫东吁的决心。

25日，日军第55师全部出动，由南、西、北三面围攻东吁，守军依托阵地顽强抵抗，激战至26日，东吁西北角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与敌展开激烈争夺，双方伤亡均重。此时，日军以一部进至东吁以北的南阳车站占领阵地，企图阻止远征军增援部队南下。

是日，蒋介石电令中国远征军：“侵缅之敌，似有以主力向东吁、曼德勒进攻之企图。我军在目前应以第5军之第200师、新编第22师及军直属部队，在东吁、彬文那间与敌作第一次会战。如会战不利，应行持久抵抗，以逐次消耗敌人；务期在此期间，迅速将第66军全部及第96师与暂编第55师，集中于曼德勒、塔泽间地区，使第二次会战准备完成，以期一举击破深入之敌。”[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95页。]

杜聿明奉今后，决心攻击当面之敌，将其压迫于喀巴温柯右岸而歼灭之。当晚部署：以第200师为固守兵团，固守东吁城；以新编第22师为攻击兵团，攻击仰曼公路以西地区当面之敌的左翼；以军直属补充第2团及第1团之1营为右侧支队，由东吁右侧山地推进，向敌左侧背攻击；第96师以火车输送至那达谢附近集结待机。

27日，日军继续猛攻东吁，守军顽强固守。当夜，新编第22师全部到达南阳车站附近，乘夜完成攻击准备。28日拂晓展开攻击，但进展迟缓。攻击东吁的日军，得知远征军增援部队到达，亦加强攻击，并施放糜烂性毒气，守军伤亡虽重，仍顽强坚守，阵地屹立未动。此时，日军后续部队第56师也已赶到东吁，该师先遣团于28日抵达东吁南面，与第55师取得联系后，即以主力向锡唐河东岸移动，攻击东吁守军的左侧背。

29日拂晓，远征军新编第22师攻克南阳车站，但在日军顽抗下进展缓侈。东吁守军弹粮缺乏，陷于苦战。第96师在运输途中被阻于彬文那附近，无法前进，使中国远征军的整个作战计划受到影响。

杜聿明鉴于已不能迅速集中主力与敌决战，以解东吁之围，遂果断决定放弃东吁，保全军力，再伺机与敌决战，于是命令第200师于29日晚突围，东渡锡唐河，在耶达谢集结归还第5军建制。是晚，该师主力突围。30日晨，包括伤病员均有秩序地安全渡过锡唐河，转移至耶达谢附近。至此，历时12天的东吁保卫战结束，中国远征军共歼灭日军5000余人。

东吁保卫战，中国远征军以1师劲旅，深入缅南，与数倍于己，拥有强大空中支援的日军血战12夭，然后主动地安全转移，不仅粉碎了日军企图在东吁聚歼中国远征军主力的计划，而且重创日军第55师，有力地支援了英缅军。日军战史供认：“当面之敌是重庆军第200师，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收容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命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297页。]

4月1日，亚历山大驱车来到中国远征军第5军司令部所在地漂贝，会见杜聿明，赞扬东吁中国军队英勇善战，并对中国军队在东吁掩护英缅第1师安全撤退表示感谢。然而，由于东吁会战计划未能实现，又放弃了该战略要地，失去了对东吁至莫契公路的控制，致使日军可以分兵从东路长驱直入，威胁中国远征军的后方战略基地腊戍。

2、彬文那会战的准备和放弃

中国远征军第5军因未能及时集中主力于战场，不得不放弃东吁会战计划。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缅参谋团提出以第5军主力在彬文那附近会战击破日军的作战计划。3月31日，杜聿明在漂贝军司令部下达作战命令，“当面之敌，为第55师主力，似有北进企图。军决以有力之一部，利用斯瓦河东西之线（斯瓦南侧）及其以北之森林狭长地区拒止敌人，以主力在彬文那占领阵地，依火力摧毁敌人，转取攻势，将敌包围而歼灭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98页。] 并决定以新编第22师利用斯瓦河沿岸的南北狭长地带，逐次阻击，迟滞日军，掩护主力完成会战准备。

4月5日，蒋介石飞赴眉苗，主持召开了第5、第6两军高级将领会议，要求集中主力在彬文那与敌决战。同时，要求英军固守亚兰谬，并要史迪威转告亚历山大，必须不借代价，据守约定地区。9日，中国远征军长官部制定了彬文那附近会战计划。作战方针是：“军以决战之目的；即以阻击兵团逐次阻击消耗进犯之敌后，次以固守兵团吸引其于彬文那附近地区，待其胶着时，再以机动兵团转取攻势，将敌夹击包围于彬文那附近而歼灭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00页。]

兵力部署是：

以新编第22师为基于组成阻击兵团，扼守斯瓦河沿岸，逐次阻击日军、掩护主力准备会战；

以第96师为基于组成固守兵团，坚守彬文那地区；

以第200师为基于，配属特种兵一部。为机动兵团，待机采取攻势，夹击围歼日军于彬文那地区。

4月2日，蒋介石决走以罗卓英接替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11日，罗卓英在史迪威指挥之下，正式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统一指挥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

日军占领东吁后，日军第15集团军司令部鉴于会战正在有利发展，于4月3日确定其曼德勒会战计划：“本集团军以精锐兵团切断腊戍方面敌人的退路；以主力沿东吁——曼德勒公路和伊洛瓦底江地区向曼德勒方面前进，包围敌军主力的两翼，在曼德勒以西、伊洛瓦底江地区压倒并歼灭该敌；然后，在腊戍、八莫、杰沙一线以西捕捉、歼灭残敌，同时，不失时机地以精锐一部向怒江一线追击。”[〔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269页。]

据此，日军继续以主力沿东吁、曼德勒轴线实施进攻，同时以东西两翼的进攻为策应。

4月5日起，日军第55师依次向新编第22师防守的耶达谢、斯瓦等阵地实施猛烈攻击。11日，日军第18师到达战场，亦加入该方面的攻击。新编第22师阻击部队逐次抵抗，并以两侧埋伏的分队不断反击，使日军伤亡甚重，不敢冒进。激战至16日，新编第22师完成阻击消耗日军的任务，安全进入彬文那既设阵地。

正当中国远征军主力第5军彬文那会战准备大体就绪，即将向进至预定地区的日军转取攻势作战的关键时刻，两翼相继告急。在西路，英军已决意放弃缅甸，退守印度，全然不顾与中国远征军协调的作战计划和配合作战，于4月1日放弃卑谬，5日放弃亚兰谬，并要求中国远征军到西路英军方面的沙斯瓦、马圭接防，掩护其撤退，14日，又放弃马圭，17日，仁安羌油田沦入敌手，英缅第1师和英装甲第7旅一部在仁安羌以北被围，急忙向中国远征军呼救。

由于英军在西路方面的全线撤退，18日，日军迅速突进到宾河以北，并向皎勃东进攻，直接威胁中国远征军第5军的右侧后。在东路，中国远征军仅有第6军暂编第55师分兵防守莫契——垒固——东枝广大地区，力量薄弱。日军第56师起初将主力控制于东吁，以1个团向东路作试探性进攻，于9日攻占莫契后，即以主力组成快速部队长驱直入，4月17日便推进到南帕，威胁彬文那远征军主力的左翼。中国远征军在两翼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史迪威、罗卓英只得于18日下令放弃彬文那会战北撤，向敏铁拉、敏建之线转移，以准备曼德勒会战。

（三）援助西路英军作战

4月14日，日军第33师进攻仁安羌之荒木部队击溃宾河南岸英缅军，原田部队夺取了沙斯瓦、东敦枝等地。下午2时，亚历山大面告中国远征军代表侯腾，英军方面情况紧急，要求远征军迅速予以援助。17时，中国远征军长官部即令第66军新编第38师第113团，由副师长齐学启指挥赴皎勃东地区增援。16日，日军作间部队推进至仁安羌以东5公里处，以1个营的兵力直趋凯敏，主力向仁安羌东北挺进。17日，日军荒木部队攻占马圭，切断了马圭至仁安羌的公路，直趋凯敏的作间部队1个营攻占了宾河北岸渡口。

在正面，第33师主力亦迎面逼近，致使英缅军第1师全部及坦克营一部被包围于仁安羌东北地区。英缅军惊恐万状，不断向中国远征军呼救。15日，亚历山大感到远征军仅1个团，难以解围，要求再增派援军。远征军长官部遂令新编第38师另派1个团增援。以1团至纳特曼克（东敦枝以北），以1团至皎勃东。17日11时，先期到达皎勃东地区的远征军第113团，按照斯利姆的命令，迅速进至宾河北岸，乘夜完成攻击准备。18日拂晓，在英缅军轻型坦克12辆及3门火炮的支援下，向该地日军展开攻击，激战至中午，将日军击溃。该团右翼营随即渡河追击，但为宾河南岸日军所阻。此时，被围的英缅第1师师长向斯利姆报告：“本师饮水及食粮断绝已经两日，困难万分，官兵无法维持，势将瓦解。”[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20页。] 为解救英军的危急，已抵前线的远征军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立即连夜调整部署。

19日拂晓，以第113团逼近日军阵地，发起攻击，右翼部队迅即攻占日军部分阵地。日军不断实施反冲击，经反复冲杀，至14时，攻击部队终将501高地攻克，击溃日军，将油田区全部收复，救出被围的英军7000余人、汽车100余辆、战马1000余匹，以及被俘的英军、美国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接着又掩护英缅第1师向宾河北岸陆续撤出。“三天的苦熬，已使他们狼狈不堪”，他们“个个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眼眶中竟都含有感激的泪水。”[孙克刚：《缅甸荡寇志》，时代图书公司，1946年版，第8～9页。]

仁安羌援英之战，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一部连续英勇作战，以少胜多，击溃优势日军，解救出被围困数日的英缅第1师，战果卓著，受到盟国的赞誉。中国远征军在仁安羌的英勇战绩轰动了英伦三岛，为此，英国政府后来向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第113团团长刘放吾等多人颁发了勋章。

仁安羌战役后，孙立人准备集中全师兵力，反攻当面日军。于是命令在纳特曼克的第112团和警卫曼德勒的第114团主力迅速开赴前线。但英缅军由远征军掩护撤至敏建后，亚历山大认为确保曼德勒已毫无希望，决意放弃缅甸，退守印度，于是违背中英共同防御计划，命令斯利姆立即开辟一条跨过钦敦江向西撤退的路线，[〔英〕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上，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

向印度撤退，致使日军重新占领仁安羌，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的结果付之东流。孙立人奉命放弃进攻马圭作战，于21日夜率部撤出仁安羌，作为英军的后卫，随其向曼德勒方向转进。

（四）缅东方面作战

中国远征军入缅之初，由第6军担任景栋至孟畔之间地区的守备。当第5军在东吁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时，为掩护该主要方面的左翼侧的安全，遂将第6军暂编第55师第1团推进至东吁以东的莫契、垒固地区。东吁失陷后，由该地经莫契、垒固、东枝、雷列姆至腊戍之间的公路受到威胁。

4月1日，日军第15集团军令第56师逐次前出垒固附近，并准备突进腊戍方面。随后又规定：“第56师4月20日左右从垒固进发，沿垒固——莱卡——腊戍大道地区向腊戍附近突进，在切断敌人退路之同时，准备尔后的机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19页。]

据此，日军第56师确定的作战方针是：“首先捕歼前出到垒固以南地区的（暂编）第55师，然后超越此地北进。接着尽力从东方包围和榜、东枝的敌人，要将敌击退到其退路以外，再进行攻击，继而向腊戊疾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由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30页。]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远征军长官部除令该地守军暂编第55师第1团严密防范、积极备战外，将调赴塔泽的暂编第55师主力调回垒固，同时调守备景栋地区的第93师1个团，准备西移东枝，部署纵深防御。

4月6日，日军先遣部队向莫契进攻，中国远征军部队在进行顽强阻击后，逐步退守克马俾附近。8日，中国远征军第6军决心乘日军兵力分离之际，将其各个击破，以掩护远征军主力在彬文那会战左翼的安全，遂命令暂编第55师第2团推进至垒固，第3团留塔泽、东枝构筑工事，同时电令第93师第279团迅速开至东枝以东的和榜。4月9日起，日军增加兵力向暂编第55师克马俾阵地展开攻击，守军顽强抗击，直至防御阵地全部被毁，始于11日退守吐昌河以北地区，12日退守保拉克及其以西之线。12日，中国远征军第6军为加强垒固防御，令驻塔泽的暂编第55师第3团主力、军直属工兵营驰援垒固。15日，日军逼近吐昌河阵地，并由东西两翼向守军阵地攻击，暂编第55师向日军反击，在保拉克一线阵地与日军争夺数日，给日军以一定的打击和消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后撤。日军以坦克、汽车组成快速部队，向垒固方面突进。守军未能以有效手段阻敌前进，致使垒固方面阵地被突破，暂编第55师后方补给线被切断，并与军部失去联络。20日，第6军军长甘丽初见局势难以挽回，命令部队破坏垒固至和榜一线的公路，并率第6军司令部和军直属部队北撤至和榜，垒固遂陷。日军第56师占领垒固后，分兵两路向北挺进：一路由和榜以西指向东枝，一路由和榜以东指向雷列姆。

为应付危局，中国远征军长官部于21日令第6军军长甘丽初率一部在雷列姆附近构筑防御工事，另由该军参谋长林森木指挥退守和榜附近的部队阻击向该方面攻击之敌：并令第5军军长杜聿明率领第200师及军直属部队，立即由敏铁拉乘汽车向东枝前进，攻击向东枝进犯的日军。21日，日军先头部队即进至和榜，守军与敌激战至22日，阵地被摧毁，伤亡甚重，被迫乘夜转移至后方孟旁既设阵地。

24日，孟旁阵地遭日军猛烈攻击，日军后续兵力亦大量到达参加战斗，守军虽奋勇抵抗，阵地终被分别突破，守军被迫向孟昆突围，雷列姆失陷。

在东枝方面，当第5军先头骑兵团于23日抵达东枝西侧时，日军已攻占东枝。

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立即决定：主力在骑兵团的掩护下展开，由正面和两翼同时向敌展开攻击，以迅速击破该敌，收复东枝。据此，24日拂晓，第200师展开攻击，战至25日，将日军击溃，收复东枝。此时，第5军司令部决定集结兵力继续巩固东枝，向雷列姆攻击前进，以切断北犯腊戍之敌的后路。在此关键时刻，史迪威、罗卓英命令除留第200师向雷列姆继续发起攻击外，第5军直属部队和正在向东枝集结的新编第22师和第96师均折向曼德勒，准备曼德勒会战。是夜，杜聿明遵令率部西移。26日，东枝再度失陷。

第6军被迫于24日放弃雷列姆后，向后撤退，26日，甘丽初率司令部人员及收容残部，到达孟杉附近，各部队继续向萨尔温江左（东）岸转移。日军第56师占领雷列姆后，乘第6军后方兵力空虚，继续分两路北犯，一路经丙隆北进，迅速夺取了莱卡，向西保逼近，一路经南桑东进，于25日挺进至孟囊，并迅速向腊戍迂回。两路日军对腊戍形成钳形攻势。为此，蒋介石急忙从重庆电示：“新编第28师主力可速运腊戍和雷列姆方面，当先以保守腊戍为主，并尽可能求该方面之敌而击灭之。”[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99页。]

然而远征军长官部未能清醒地权衡整个缅甸的战局，执意要在曼德勒会战，未调有力部队增援腊戍，致使守卫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腊戍仅有新编第28师4个步兵营。

（五）中国远征军全线撤退

4月24日，蒋介石就缅甸战局电示远征军：“腊戍应有紧急处置，万一腊戍不守，则第5军、第66军应以密支那、八莫为后方。”[《林蔚报告书》。] 但远征军长官部仍执意坚持在曼德勒会战。

28日，蒋又电令“如可能应抽调瓦城（曼德勒）有力部队增援腊戍，先击破其袭腊一侧背，则以后该易为力。如此瓦城不守亦可。盖此时保腊戍为第一，而瓦城之得失无甚关系也。”[《林蔚报告书》。] 而驻在腊戍的参谋团已经匆忙撤离，5天跑了1000余公里，退到滇西保山，未能及时收到并向部队传达此电。

4月28日，日军攻陷西保，第66军新编第28师4个营、新编第29师2个营仓促布防，被敌击溃，日军攻抵腊戍城下。29日，日军在10余架飞机、30余辆坦克的配合下，向腊戍发起攻击，缅北重镇腊戍终于陷落，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屯积在该地的大批战略物资也落入敌手。

中路日军自4月18日从彬文那向曼德勒进攻。第5军第96师利用原准备彬文那会战的阵地进行了8天阻击战。然而，曼德勒地区的英军却以中国远征军的英勇作战为掩护，于26日向印度英帕尔撤退，一路上丢弃装备，包括全部坦克，才赶在雨季来到之前逃至印度边境。此时，远征军长官部也因以第5军主力驰援东枝，未能实现在彬文那地区歼敌一部的计划。在形势已不利的情况下，又于27日正式下达了进行曼德勒会战的命令。而此时远征军的实际情况是，在西线，英缅军正向印度退却，新编第38师正担负掩护英缅军撤退的任务，第96师在中途阻击日军，战况已十分艰难，第200师正向雷列姆进击，第66军新编第28、新编第29师在腊戍及滇缅公路布防，兵力十分分散，难以形成决战的态势。28日，日军第55师向皎克西推进，威逼曼德勒。同时，日军第56师攻占腊戍后，立即派遣一支快速部队包抄曼德勒。

在此情况下，史迪威和罗卓英急忙下令放弃曼德勒会战，各部队先后西渡伊洛瓦底江，沿曼德勒至密支那铁路线向密支那方面转进。5月1日，曼德勒失陷。

4月30日，日军南方军总参谋长转达了日军大本营给第15集团军的电报：“大本营希望不失时机，更加扩大第15集团军的结果，确立积极向重庆进攻的姿态，为更有利于以后的措施。力争在国境内歼灭敌军，同时，以有力的兵力越过国境，向龙陵、腾越附近怒江一线追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89～390页。]

据此，日军第56师由腊戍向中国滇西进犯，驻守滇缅公路沿线的第66军新编第28师、新编第29师未能有效阻止日军的进攻，致使日军在5月初接连侵占滇西边境城镇畹町、芒市、龙陵等地，并推进至怒江惠通桥西侧。守桥部队匆忙炸桥，使敌主力未能过桥，但隔在桥西的大批车辆、物资落入敌手。中国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奉命从滇西和昆明急调部队前往怒江前线阻击日军，在惠通桥一带与日军激战3天，将渡过怒江的日军数百人歼灭，依托怒江天险档住日军，自此形成持续两年的隔江对峙。同时，日军第56师主力一部又于5日攻占八莫，8日攻占密支那，将原计划沿曼德勒——密支那大道北撤，然后取道八莫撤回滇西的中国远征军主力的回国退路完全切断。

4月30日，史迪威、罗卓英率长官部由瑞波转移至甘巴罗，旋又转至英多，5月5日晚，继续转移至班卯克，徒步西行，于7日到达苗西。史迪威率中美少数人员徒步西行，于24日到达印度的丁苏基。罗卓英则率长官部人员断后，收容散兵，继续西行，于23日抵达印度英帕尔。

在远征军长官部西行前，史迪威、罗卓英鉴于畹町、八莫失陷，遂决定全军向印度境内撤退，并电告杜聿明，要求第5军（含新编第38师）也随之撤往印度。但社聿明于6日电复罗卓英，希望率部返回国内，不愿入印。同时又发电请示蒋介石。7日，蒋则不顾情况的变化仍电示：“我军应即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勿再犹豫停顿。”[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28页。]

杜聿明于是决定率部经密支那向片马、腾冲方面撤退。9日，第5军在向密支那方向撤退时，在杰沙地区与日军第56师追击部队遭遇，同时获悉八莫、密支那均已失陷，遂决心迅速脱离敌人，由曼密铁路以西地区，向孟关、大洛之线转进。12日，第5军各部抵达曼西，13日开始徒步向北转进，取道孟关、大洛、葡萄之线返国。

5月至7月，第5军各部均在撤退途中。新编第38师13日摆脱日军后向曼西转进，18日抵达曼西。孙立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脱离第5军，而奉史迪威命令向西折往印度，新编第38师未受重大损失，保持完整的建制，安全抵达印度英帕尔。仕孝明率军部直属部队及新编第22师，冒雨徒步在森林中艰难地向胡康河谷的大洛和新背洋退却。行军途中，时值雨季，山洪爆发，暴雨连日，部队粮尽药绝，在新背洋附近，绝粮八日，草根罗拙皆空。官兵饥病交加，死亡累累，仅新编第22师就因饥、病死亡2000余人。5月31日，第5军军部直属部队及新编第22师奉命改道入印，在美空军空投粮药的支持下，至7月25日才抵达印度利多。

第96师和第5军炮兵、工兵各一部，奉命经孟拱、孟关、葡萄返回滇西。部队于6月14日到达葡萄，转进至山高路险，毒蛇、蚊蚋遍地的野人山区，粮药断绝，死亡惨重。副师长胡义宾在全师后卫行进，途中遭日军埋伏，在督战时阵亡。余部历经千辛万苦，翻过高黎贡山，于8月17日陆续抵达滇西剑川。

第200师自4月下旬东枝地区战斗后，奉命向北转进，沿八莫、南坎间撤退。5月10日，与第5军补训处、第66军新编第28师等余部汇合，5月18日，在穿越西保、摩谷公路的封锁线时，遭受日军伏击，师长戴安澜在率部奋战中，身负重伤。26日晚，在缅北茅邦村，戴安澜因伤重殉国。第200师官兵由师步兵指挥官郑庭笈率领，扶棺向云南继续前进，于6月17日抵达腾冲附近，29日，转到云龙，全师所剩官兵仅2600余人。

同年秋季，国内为戴安澜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高度赞颂了戴安澜将军的英雄气概和壮烈业绩。毛泽东赠送的挽词是：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周恩来的挽词是：

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朱德、彭德怀的挽联是：

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

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10月16日，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同年7月20日，美国总统授予戴安澜将军以军团功勋章，以表彰他在缅甸战役中的显著战绩和为中国陆军建树的卓越的声誉。

第66军（欠新编第38师）自4月下旬担负西保至曼德勒及腊戍的阻敌任务。腊戍失守后，该军主力沿滇缅公路逐次在维新、贵街、畹町、芒市等地拒上日军，并向龙陵、惠通桥方向撤退。在国内部队接应下，辗转至永平。

退至昆欣、塔科、昆孟一带的第6军于4月30日获悉腊戍失守，遂向景栋附近的缅、泰、老边境转移。5月8日，第6军第49师撤至大高，暂编第55师先头部队抵达孟色特，沿缅泰边境部署。随后，第49师撤至南峙，暂编第55师及刘观龙支队撤至车里，军部撤至佛海，第93师担任后卫，最后撤至打洛。

远征军各部队撤退所经之地，都是高山密林，时值雨季，泥泞难行，加之给养不足，部队饥疲交困，疫病流行，撤退途中伤亡甚重。远征军动员入缅总兵力约10万人，到8月初先后撤到印度和滇西的仅有4万人。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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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

第三节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的影响及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

一、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的影响

中国远征军应英方的请求，紧急入缅支援英军对日作战，从3月初先头部队到达东吁参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近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缅军以有力的支援，取得了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中外人士莫不表示钦佩。中国远征军的苦战虽未能挽回缅甸防御战的颓势，但中国远征军首次出国与盟军协同作战及其在缅甸防御战中的重要作用，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它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不仅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需要，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需要。它虽然未能阻止日军侵占缅甸，但起到了救援友军、打击敌军的作用。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英勇作战，在实际上防止了印缅战局的进一步恶化，使缅甸英军免除了危机，平安撤往印度，并为尔后组织印度防务赢得了宝贵时间。中国远征军通过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以至于仁安羌等役使日军遭到相当的打击，从而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速度。日军侵缅虽然得逞，但其势已是强弩之末，再无力实现向东西两面的扩张。其有限兵力的一部从此被牵制在缅甸战场上，使它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更加捉襟见时，从而又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第二、支援了国内正面战场的作战。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西南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而滇缅公路是中国重要的一条陆上国际通道。日军进攻缅甸，不但要切断滇缅公路，而且企图从缅甸北上对中国西南大后方实施进攻。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军进攻西南大后方的企图，配合国内部队保卫了西南边陲。

第三、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英勇作战，对亚太战场以至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1942年上半年，当同盟国家在亚太地区遭受一连串的失败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出色表现，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民。在纽约各大电影院里，放映的中国远征军入缅的影片与美国麦克阿瑟统帅下的美，菲军队的新闻片，“同博观众之欢呼”。美国《克利夫兰公报》进而提出：“以远东战争全局论之，幸有中国坚忍之抗战，英方今日乃有获胜之机会……”[《新华日报》1942年4月15日。]

第四、弘扬了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和民族牺牲精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在异邦打击侵略者，自甲午战争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中国军队装备落后，训练不足，以至于中国远征军在抵达缅甸后，盟军首脑仍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表示怀疑。韦维尔就曾在给丘吉尔的电报中称：“他们对抗日军的丛林战，能否比我们打得更成功，尚难肯定。”[〔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40页。]

但中国远征军用出色的战绩证明，他们的英勇顽强不在盟军之下。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为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签署颁布勋章的命令中写道：“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达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戴安澜将军》，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

罗斯福总统在为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授勋的颂词中指出：“中国孙立人中将于1942年缅甸战役，在艰辛环境中，建立辉煌战绩，仁安羌一役孙将军以卓越之指挥，歼灭强敌，解放英军第1师之围，免被歼灭。后复掩护盟军转进，于千苦万难之中，从容殿后，转战经月……其智勇兼备将略超人之处，实足为盟军楷模。”[孙克刚：《缅甸荡寇志》，时代出版公司，1946年版、第29页。]

中国远征军人缅作战之英勇战绩，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中国远征军人缅援英作战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

1942年，为支援盟军对日作战，保卫滇缅公路，应英方邀请，中国派出远征军第1路第5、第6、第66军约10万兵力紧急入缅参战，创造了扬威异域的战绩，但终未能挽回缅甸的被动战局，而以盟军的失败和缅甸的陷落而告结束。中国远征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中国与英、美之间有关全球战略目标的分歧和中英之间有关具体战略目标的分歧，是导致中国远征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英、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全球战略是“先欧后亚”，亦即英、美首要的战略目标是在欧洲击败德国，其次才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击败日本，而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又以太平洋上的海空军对日作战为主。因此，英、美虽然联合中国共同对日作战，但却要求中国在战争中承担主要任务。而早在中国全国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国民政府就曾确定了“运用英美之力解决对日问题”[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第973页。] 的战略目标，希望英、美首先集中力量对付日本。

以上两种战略目标的分歧，使中、英、美三国对缅甸战事的态度产生差异，造成了盟国对战争准备不足的状况。

美国援华的态度是积极的，对缅甸战事也是重视的。但是，美国“失欧后亚”战略的实施就意味着美国“在制定战略和分配援助物资方面是可以牺牲中国的”[〔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4页。]，在缅甸战役中，美国始终没有派地面部队直接参战，只是派遣了有限的空军力量、少数的军事作战指挥官员、少量的武装突击队和一批工程技术人员等。这就必然决定了美国对缅甸战事的态度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英国始终将其主要的军事力量投入欧洲战场。丘吉尔曾对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说：“英国的唯一目标是先把欧战打赢。”[《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6页。]

英国从保卫本国和欧洲的利益出发，将其战略的重点放在地中海地区，然后才是亚洲太平洋地区。而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其重点又放在新加坡和印度方面。相对而言，英国对“防守缅甸和维护对华物资供应均未置于重要地位。”[〔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3页。]它在缅甸的防卫力量十分薄弱，在军事力量和战略态势上处于明显的劣势。

蒋介石从自己的战略目标出发，曾要求英、美以相当的陆、海、空军部队投入中印缅战场，一直希望英、美改变“先欧后亚”战略。1942年4月17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和丘吉尔指出：“缅甸在今日决不能认为一个支战场，而实为远东作战一重要之基地，且为吾人攻击日本必须掌握巩固之主要枢纽，如果缅甸不守，则日军在陆上即可向印度长驱直入，而中国与盟邦英、美之交通运送与联系即因之阻断，如此我盟军陆上进攻日本之根据地全失，自必更增加困难，而敌人向东、向西之进展则更无顾忌矣。”[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31页。]

尽管如此，也无力改变英、美的既定政策。中国政府顾全大局，对出兵缅甸的态度是积极的。太平洋战争刚爆发，中国就向英、美明确表示，一旦条件允许就将出兵防守缅甸，随后，又逐渐加快了入缅作战的准备工作，并于1942年3月正式组建“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司令部”，而且用最好的装备武装中国远征军，使中国远征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日军进攻缅甸后，英国虽然已将远东的战略重点由新加坡转向缅甸，但其着眼点却是印度。因此，英国的基本态度是“弃缅保印，保存实力”。“其所取政策似为可能保护则保护，如不能亦不必尽最大之努力，以免因此消耗可留以用于另一重要战区之军队。”[《林蔚报告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军遇到日军攻击就是撤退，始终未能进行有效的抵抗，而中国远征军不断向南推进，孤军深入，英军始终未能有力地配合中国远征军作战。

第二，英美对远东殖民地看法的分歧和对中国态度的分歧，引起了英美之间的矛盾，更引起了中英关系的冷淡，造成了中英矛盾尖锐突出的局面。

英国在远东参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其殖民地的现状，因此，英国一再压制缅匈、印度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井将中、美作为其殖民地竞争的主要对手。美国从其本国利益出发，宣称不准备为英国的殖民地而战。罗斯福认为大英帝国早已残败、并对东南亚与印度等英国殖民地的独立要求表示同情以求逐步渗入。在英国人看来，这是美国对英国的粗暴干涉，是蓄意要破坏英国的殖民统治。英、美之间的矛盾、分歧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美国为实现其战略目的，迫切需要中国积极对日作战，在远东担负起阻止日军的责任。同时，美国对战后的中国也抱有政治目的，而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却是消极冷淡，它不愿意将中国作为大国对待。丘吉尔说：“我不能把重庆政府看作代表一个世界大国。”[〔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英国渺视中国的态度，危害了中英关系，并对缅甸战局产生了严重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英国拒绝中国政府主动出兵的要求。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蒋介石就主动提出派中国军队出征缅甸，协助防御缅甸，并与韦维尔就中国出兵问题进行过磋商。但均遭到英方的拒绝和冷淡对待。

（二〕英国拖延中国军队入缅，贻误战机。从1941年11月至1942年2月，由于英方的犹豫，使中国远征军不能及时入缅布防。随后，又请中国军队协助景栋方面防御，为此，将远征军第6军置于该方面。直到仰光告急后英国才向中国求援，请中国远征军第5军迅速入缅，中国即将该军使用于东吁、仰光方面，“由于第5、第6两军之间发生甚大之隔离，尔后在事实上，我遂不得不随情况之演变，使第6军向西延伸与第5军相毗连，以保障我主力决战之安全，……敌直冲腊戍，既隔断我第5、第6军之联系，复截断主力军之退路，使我不能在缅继续作战。”[《林蔚报告书》。] 中国远征军入缅未能掌握先机，战役部署陷于被动和不利态势，这正是英方拖延阻挠的结果。

（三）英方缺乏与中国联合作战的诚意，只要求中方掩护其撤退。英国对缅旬作战准备不足，既没有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制定同中国军队联合行动的统一计划。英方对中国远征军布防和行动的建议，仅由其派驻中国远征军各军、师联络参谋转达，但又拒绝中方派联络参谋于英军各师、旅中，其目的在于使中方不明了其意图，以便利其自由行动。因此，常常造成英军单方面撤离防区后，中国远征军仍在坚持自己的战线，以致不知不觉陷于险境。英方吹嘘亚历山大的撤退为“军事成就之奇迹”，[〔英〕兰威廉：《缅甸军事成就之奇迹》（译稿），中国军事图书馆存。]

其实是在联合作战中的利己主义行径，毫无光荣可言。英方在不通知中方的情况下放弃仰光，转而利用第5军作为其撤退的掩护。在第5军组织东吁会战时，英军不顾中方的要求擅自撤离卑谬；当中国远征军准备彬文那会战时，要求英军固守亚兰谬，英军又不加理会，轻易放弃该地，屡屡造成中国远征军的被动。

第三，盟国方面指挥系统的混乱是招致缅甸作战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起初，中国因缅甸未划入中国战区，不得不尊重英方的指挥。中国远征军陆续入缅，实际上已成为缅甸作战的主力。蒋介石在名义上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但联军统帅部未赋予他在缅甸作战的全盘指挥权，中英双方也未能就此达成协议。蒋介石出于对英国的反感和对美国的信赖，任命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身分全权指挥中国远征军入缅部队，并于1942年4月5日向中国远征军将领宣布史迪威有支配中国远征军的全权。但是，实际上史迪威的指挥权也是有名无实，史迪威手中没有直属的美国军队可供指挥，而且他既未与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明确指挥关系，也未与中国远证军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杜聿明确立相互间的地位。

直至改任罗卓英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后，才明确规定了罗卓英受史迪威指挥。但是，史迪威很快发现他并没有指挥中国远征军的实权。其主要原因是蒋介石并不情愿将自己的军队交给一个外国人，况且他对史迪威并非完全信任，因此，史迪威下达的所有命令一律须通过林蔚转给蒋介石批准执行。蒋则直接同林蔚和杜聿明联系，进行指挥，甚至支配团一级的调动。在几个月的作战中，中国远征军仅在缅甸就有林蔚的参谋团、史迪威和罗卓英的长官司令部以及杜聿明的前敌指挥部三个指挥中心。而中国远征军的一切作战方针、计划、部署和调动，都要等待远在重庆、不了解实际情况和变化的蒋介石亲自决定，下达指令。这就使远征军不能独立自主地抓住战机，进行有效的作战。

第四，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中的失误，也是原因之一。对缅甸的敌情、地形等了解不够，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不足。特别是未能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地集中和使用自己的兵力，以求保持战役的主动，避免战役的被动。当东吁失陷后，日军由两翼向远征军后方突进，远征军长官司令部既未搞清西路友军的行止和进退，又未顾及东路莫契、雷列姆阵地的巩固。当感受到日军包抄的威胁时，又未能当机立断，加强东路，一举击破该路冒进之敌，并给以歼灭性的打击，以巩固后方扭转不利形势。相反，不顾情况的发展变化，仍在一厢情愿地组织曼德勒会战，终于失去挽救战局的机会。

第五，英军得不到缅甸人民的支持，也是导致中国远征军失败的原因之一。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引起缅甸人民的普遍反感。一些群众在日军的策动和蛊惑下，协助日军攻击英军。这不仅给英军造成被动，也给中国远征军作战造成很大的困难。

中国远征军此次入缅作战，虽然未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未能避免战局的被动和失利，但广大官兵英勇奋战，流血牺牲，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其一，出国作战，心须作好充分准备。首先，要制订周密的作战计划。缅甸作战不但没有制定联合作战计划，也没有制定远征军的独立作战计划，先战后谋，其败必然。其次，要注意作战地区情报的搜集掌握，敌情、友情、天候、地形、民情的了解熟悉，以及战前的模拟作战训练，方能进退有序，应付自如。再次，要做好部队的后勤补给和交通通讯工作，这是军队的生命线，异国作战尤为重要。

其二，国际联合作战，既要有统一指挥，也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参加联合作战的各国军队，面对共同敌人，统一指挥，方可发挥综合战力。纵观缅甸作战，中英联军既无统一指挥，又缺乏密切协同，导致迅速失败，损失惨重。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是在一种极为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中国远征军在作战中常常受到英国人的制约。这就决定了中国远征军无法把握缅甸战场的命运，只能尽其努力而已。当英方决定弃缅保印后，缅甸战场的命运实际上已基本被决定了。于是，中国远征军的主要使命变成了掩护英军撤出缅甸。在缅甸作战中，固然中国远征军也存在着不少失误，但从根本上讲，丢失缅甸的是英国人，而不是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英勇战绩，是无可否认的。

史迪威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后指出：“我们从缅甸逃出来，这是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原因，然后打回去，收复缅甸！”[〔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29页。]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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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与中国战场的变化

第一节 欧洲、北非及太平洋战场先后转入反攻

一、苏军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与苏德战争的根本性转折

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位于伏尔加河下游、顿河大弯曲部以东约60公里处，是苏联欧洲部分东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也是重要的军事工业基地和来自高加索的石油转运站。

德军在莫斯科会战失败后，被迫于1942年夏，在苏德战场上由全面进攻改为在南翼实施重点进攻，企图攻占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夺取石油资源，占领富饶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切断苏军的战略补给线，然后北取莫斯科，南出波斯湾。希特勒甚至妄想在消灭苏军主力后移师西线，对付英美，夺取中近东和印度，沟通德日在军事上的直接联系，以争取法西斯阵线的胜利。

1942年4月5日，希特勒下令集中主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突击。5月德军占领刻赤、塞瓦斯托波尔和哈尔科夫。苏军接连失利，南翼形势急剧恶化。7月中旬，德军B 集团军群前出到顿河大弯曲部，逼近斯大林格勒。德军第6集团军（保卢斯上将任司令）受领了攻占斯大林格勒的任务。该集团军共辖13个师，约27万人，火炮和迫击炮约3000门，坦克约500辆。由第4航空队（作战飞机近1200架）担负支援任务。在会战过程中，德军又先后调坦克第4集团军、第2集团军、匈牙利第2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和意大利第8集团军，加强该方向上的兵力。

苏军最高统帅部为保卫斯大林格勒，于7月12日组建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铁木辛哥元帅任方面军司令员（7月23日起由戈尔多夫中将担任）。其任务是固守巴甫洛夫斯克至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长约530公里，纵深120公里的地带。方面军能与德军对抗的，起初实际上只有第62、第63集团军的12个师，约16万人，2200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近400辆坦克。空军第8集团军仅有飞机454架。此外，远程航空兵有150至200架轰炸机，及防空航空兵第102师的60架歼击机支援战斗。方面军的基本兵力集中在顿河大弯曲部。苏军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斯大林格勒远接近地构筑了2道防御地带，在近接近地构筑于纵深60公里的4道防御围廓，即外层围廓、中层围廓、内层围廓、市区围廓。这些围廓在会战开始前未及构筑完毕，但对城市防御起了重要作用。先后参加会战的部队，除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外，还有东南方面军、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部队、伏尔加河区舰队及斯大林格勒军级防空地域。

斯大林格勒会战，从1942年7月17日开始，至1943年2月2日结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苏军防御阶段和苏军反攻阶段。

苏军防御阶段从1942年7月17日到11月18日，苏军先后进行了两次战略性防御战役。

从7月17日到9月12日为第一次防御战役。在此期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在城市远接近地和近接近地大量消耗德军突击兵团，打破了德军从行进间夺取斯大林格勒的计划。苏军预先构筑的防御工事在阻止德军进攻、减慢其前进速度上发挥了作用。

从9月13日开始到11月18日结束为第二次防御战役。其中包括东南方面军在市区和城南实施的防御交战，以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城北实施的进攻行动。B.N.崔可夫中将指挥的苏军第62集团军和M.C.舒米洛夫少将指挥的第64集团军担负保卫城市的任务。9月13日，德军第6集团军组成两个突击集团，分别从东方的亚历山大罗夫卡地域和从东北方向的萨多瓦亚车站地域实施进攻。苏军进行英勇抵抗，市区战斗极为激烈。德军13日攻入市区，14日攻占市中心的马马耶夫岗。在这紧急时刻，苏军近卫第13师于9月16日夜渡过伏尔加河，增援保卫城市的战斗，并于当日夺回了马马耶夫岗。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逐街逐屋反复争夺，对火车站的争夺，反复达13次之多，损失很大，德军始终未能占领整个城市。苏军在防御交战中，大量消耗了德军的力量，不仅守住了斯大林格勒，在高加索山脉山前地带挡住了进攻的敌军，而且通过顽强的防御作战争取了时间，集结了预备队，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苏军反攻阶段从1942年11月19日开始到1943年2月2日结束。

1942年夏秋，德军对斯大林格勒久攻不克，为增加东线作战兵力，利用美英盟军尚未开辟第二战场的机会，向苏德战场增调67个师并组建16个新兵团，使东线兵力在11月前增加到620余万人，火炮5.1万余门，坦克和强击火炮5000余辆，作战飞机3500架，再次在苏德战场集结了强大的作战力量。

在此期间，苏联国民经济已转入战时轨道，军工生产业已恢复并有所发展，为部队提供的武器装备数量增多，质量改善；同时还得到了美英战略物资和武器装备的援助；苏联的敌后游击运动更加活跃；中国的抗日战争消耗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和部分海军；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消耗和分散了日本海军主力和部分陆军兵力，使苏联减少了后顾之忧。苏军兵力已增加到约660万人，50毫米以上火炮7.7万余门，坦克和自行火炮7300余辆，作战飞机4500余架。苏军总参谋部在9月开始制订反攻计划。11月13日，苏军最高统帅部批准了代号为“天王星”的反攻计划。苏德双方一场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就这样开始了。

1942年11月19日和20日，苏军西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从绥拉菲摩维奇和克列茨卡亚一线，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从萨尔帕湖一带先后发起大规模反攻，于11月23日在卡拉奇以东的苏维埃茨基会师，合围德军第6集团军全部和坦克第4集团军一部，总共22个师，约33万人。德军为援救被围集团，临时组成了两个突击集团，即科捷利尼科夫斯基集团、托尔莫辛集团。12月12日，科捷利尼科夫斯基集团沿铁路北上，遭到苏军的顽强阻击。12月19日，德军增调1个坦克师再度发起进攻。23日前，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坦克第57军进至梅什科瓦河，一度与被围德军集团相距不到40公里。但德军在进攻中损失惨重。12月24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梅什科瓦河一线转入反攻。近卫第2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分别从北面和东北向科捷利尼科夫斯基方向实施突击，第5突击集团军从顿河西岸向南突击。

12月29日晨，苏军攻占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德军向西和西南退却。至12月底，苏军歼灭了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并重创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的坦克第57军，将合围的对外正面椎到距德军被围集团200泵250公里以外，为彻底歼灭德军被围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苏联最高统帅部制定了代号为“圆环”的作战计划，决定由顿河方面军负责歼灭被围之德军第6集团军。1943年1月8日，苏军指挥部向被围德军发出最后通牒，令其停止抵抗缴械投降。

但德军仍坚持顽抗到底。1月10日清晨，苏军发起进攻。10日至25日，德军死伤10万余人，仍负隅顽抗。26日，苏军从东西两翼发起强大攻势，将德军整个防线分割成南北两部分。1月31日，南部德军被苏军彻底击溃，保卢斯元帅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北部德军残部于2月2日在斯大林格勒近郊被苏军歼灭。至此，斯大林格勒会战以苏联的胜利而告结束。在整个会战中，苏军共歼灭德军150万人，占苏德战场上德军作战总兵力的1/4。其中，从1942年11月19日至1943年2月2日，在斯大林格勒一带即歼灭德军80多万人。在交战的个别阶段，双方参战兵力在200万人以上，火炮和迫击炮2.5万门，坦克2000余辆，各种飞机2340架。从1943年1月10日至2月2日，歼灭德军22个师。顿河方面军俘虏德军官兵9.1万人，其中军官2500多名，将军24名。

斯大林格勒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场上的一次决定性战役。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标志着苏德战争的进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德军遭到苏军的致命打击后，元气大伤，已不可能对苏军发动全面进攻，而只能转入防御。这样，苏德战场的主动权就开始转入苏军之手，希特勒德国则开始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坟墓。正象毛泽东所指出的：“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因为象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页。]

苏军为发展斯大林格勒反攻的胜利，于1943第一季度在北高加索、顿巴斯、列宁格勒等方向发起总攻，收复罗斯托夫、库尔斯克、哈尔科夫等地，并打破了德国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完成了苏德战场上的战略转折。

二、英军阿莱曼战役与非洲战场的转折

意大利在北非战场与英军作战连连失败。墨索里尼向德国求援。1941年2月，希特勒命令E·隆美尔带领两个师的兵力前往非洲增援。隆美尔利用英军装甲第7师刚回埃及、第6澳大利亚师已调往希腊，而接防的第9澳大利亚师战斗力较差的有利时机，率领德、意军4个师的兵力，于3月31日对阿盖拉发动进攻。隆美尔的部队于4月8日攻占德尔纳，10日包围了托卜鲁克，15日攻占了埃及西部边境上的塞卢姆。隆美尔两周的闪击，使英军前两个月的战果丧失殆尽。因此，隆美尔被称为“沙漠之狐”，而英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则不久被解职。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的主要兵力集中于东线，英军却加强了对北非的增援。1942年6月，英军退守亚历山大港以西100余公里的阿莱曼防线。七八月间，德、意军进攻受挫，转入防御，与英军在阿莱曼地区形成对峙。

1942年8月4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到达开罗，决定由亚历山大接替奥金莱克任英军中东总司令，蒙哥马利任第8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反对继续后退，力主以进攻把德、意军驱逐出北非。他到职后，立即着手补充兵员和装备，加强部队训练，为发动大规模进攻作准备。经过补充后，第8集团军辖3个军（第10、第13和第30军），共11个师、5个旅，约23万人，其中包括4个装甲师和2个装甲旅，共装备坦克1200辆、火炮2800门、飞机1200架，士气高涨，补给充足。

当时，德军主力陷于苏德战场。在北非，德国只有5个师、意军7个师，其中包括4个装甲师和2个摩托化师，拥有坦克540辆、火炮1219门、飞机350架，因人员缺额高达40％，所以总计约9.3万人。德、意军的补给十分困难，在兵力兵器对比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且在战役开始前夕，隆美尔因病回国治疗，由施图梅将军代理指挥。在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施图梅便因心脏病猝发而死。于是，隆美尔应希特勒的要求，于10月25日傍晚重返北非前线指挥作战。

蒙哥马利经过一番周密准备后，决定于10月下旬在阿莱曼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役，行动代号为“捷足”。其作战企图是，在突破德意军的防御地域后，迅速向西推进，占领利比亚的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全境，配合即将在法属北非登陆的美英联军，将德意军全部逐出北非。为此，第8集团军计划：以其北翼第30军从阿莱曼西南地区向西迪、阿米德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南翼第13军实施佯动，牵制当面的德、意军队；在突破德意军的防线后，集团军的第二梯队第10军随即进入战斗，配合第13军发展胜利。

英军在连续3天实施航空火力准备后，于10月23日晚，又以1000多门火炮进行了猛烈的炮火准备。接着，英军第30军在北面沿海附近的特勒埃萨岭和米泰里亚岭之间发起强攻，周密巧妙的伪装达成了战役突然性。但是，德军防守严密，英军在通过敌人密集布雷区时损失很大。与此同时，在南翼担任助攻的英军第13军也遇到同样的困难，攻势一再受挫。英军装甲部队在北面展开楔形攻势，遭到德军反坦克炮的强大包围圈的扼制。蒙哥马利见状，立即调1个装甲师前往增援，并决定仍按原计划继续强攻，终于在德意军防线北部第31号高地以南攻占了部分阵地，还击退了德军第15装甲师的反扑。

但是，一直未能突破德意军的防御。鉴于这种情况，蒙哥马利决定中止进攻，调整部署，改变作战计划，即在德意军的结合部给予决定性的打击。这次行动代号为“增压”。

11月2日凌晨1时，“增压”行动开始。英军凭借优势兵力和制主权再次发起进攻、英军的新西兰第2师在300门火炮的支援下猛烈攻击，终于在德、意军结合部打开缺口，第9、第1装甲师随即投入战斗，乘胜突入纵深。

当日下午，德军调集全部残存的坦克，对进攻军队的两翼实施反突击，但因缺乏空中掩护，遭英国空军的袭击，损失严重，大部分坦克被击毁，有生力量只剩下1/3，反击遂告失败。在此期间，战线南部的英军第13军亦突破德意军的防御，并于4日前进了8公里，使德意联军的滨海集团面临被包围的威胁。隆美尔为保存德军实力，决定向西撤退，并将意军的淡水储备和汽车全部带走。英军未及时追击，使其免遭全歼。4个意大利师向英军缴械投降，阿莱曼战役随之结束。从11月5日起，英军开始对隆美尔率领的德军进行追击。1943年2月，德军退至利比亚与突尼斯交界的马雷斯防线固守。

在此次战役中，德、意军伤亡2万人，被俘3万多人，损失坦克450辆、火炮约1000门；英军伤亡1.35万人，损失坦克500辆、火炮100门。英军在阿莱曼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德意法西斯在北非战场的军事力量，使北非和整个地中海的形势发生了对西方盟国有利的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洲战局的转折点，从此战场的主动权完全转到英军方面。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在阿莱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败；在阿莱曼战役以后，我们是战无不胜。”“阿莱曼战役将永远成为英国战史上光辉的一页”。[〔英〕温斯顿·丘吉尔：《不需要的战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页。]

阿莱曼战役结束后，盟军开始实施北非登陆战役。1942年11月，在艾森豪威尔指挥下，美英盟军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随后向东推进，直逼德意军后方。德、意急忙从法国和意大利调集兵力，配合隆美尔防守突尼斯。1943年2月，隆美尔率部在突尼斯南部地区对美军发动突然袭击，占领若干据点后，据守马雷斯防线。3月20日，盟军对德意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突破马雷斯防线，迫使德意军撤退至突尼斯北部。

三、美军中途岛海战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与太平洋战场的转折

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转折，开始于1942年5月上旬的珊湖海海战。这次作战是美、日航母编队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首次交锋，虽然双方损失大致相当，但它却是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第一次受挫。日军被迫中止对莫尔兹比港的进攻，南进势头受到遏制。

发动中途岛海战是日本对美作战的又一重大步骤，是策划已久的大规模进攻行动。1942年4月18日，美国杜立特中校率领16架B—25型轰炸机编队，从日本以东500海里处的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了东京、横滨、川崎、横须贺等城市，引起了日本的震惊。日本企图夺取中途岛，作为海军航空兵的前进基地，将海上防线推进至中太平洋，迫使美军退守夏威夷及美国西海岸，同时诱歼美国太平洋舰队，以保障日本本土和日军南进翼侧的安全。战役的主要方向是中途岛，为了迷惑和分散美军兵力，以阿留申群岛作为次要方向提前行动。5月5日，日本海军军令部下达占领中途岛——阿留申群岛的命令。为实施这次战役，日本联合舰队动用了包括运输舰、辅助舰在内的各型舰艇共200余艘。其中航空母舰8艘（舰载机400余架）、战列舰11艘、巡洋舰23艘、驱逐舰56艘、潜艇24艘。上述兵力编成6个战术编队，即：主力编队，中途岛进攻编队，第1机动编队，北方（阿留申）编队，先遣部队和岸基航空部队，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统一指挥。预定于6月4日对中途岛发起进攻。5月26日～29日，各编队先后由日本本土启航。

5月中旬，美国军事首脑从截获破译的日本海军密码电报中获悉，日本准备在太平洋中部与美军决战，同时准确地掌握了日军的主攻方向是中途岛而不是阿留申群岛的作战企图。于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迅速调集3艘航空母舰（舰载机230余架）及其他作战舰艇共40余艘，组成第16特混舰队（由斯普鲁恩斯少将指挥）和第17特混舰队（由弗莱彻少将指挥），预先展开在中途岛东北海域，隐蔽待机；19艘潜艇分别部署在中途岛远近海域，监视日舰动向；100架岸基飞机部署在中途岛，以加强中途岛的防御。

6月3日（当地时间，下同），细直戍子郎海军中将率领北方编队，对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发起突击，战役开始。6月4日凌晨，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第1机动编队进至中途岛西北240海里海域。4时30分，派出第1波飞机108架攻击中途岛。此时，美国航空母航编队群立即向日本第1机动编队接近，当接近到相距150海里时，于7时02分开始接连派出第1、第2波飞机200余架，乘日本航空母舰编队群接受第1波攻击中途岛的飞机返舰、第2波飞机卸下炸弹再挂鱼雷的混乱时机，对日各航空母舰实施连续攻击，日军虽有部分战斗机临空迎战，但已无济于事。战斗结果，日军损失航空母舰4艘（“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飞机285架及水上侦察机数架，人员3500名；美军损失航空母舰1艘（“约克敦”号），人员307名。山本五十六鉴于日本海军损失惨重，于6月5日下令停止中途岛作战，率领联合舰队向西撤退。美军乘势追击。6月6日，美军舰载机3次出击，击沉日军重巡洋舰1艘，击伤巡洋舰、驱逐舰数艘。同日，美军停止追击，中途岛海战遂告结束。日军进攻中途岛遭到失败，在太平洋战区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战局出现有利于盟军的转折。

中途岛海战后，日军为夺回太平洋战区的战略主动权，进逼美军的反攻基地澳大利亚，仍企图攻占新几内亚的重要海空军基地莫尔兹比港。占领图拉吉岛的日本海军部队，为扩大航空作战区域，早就在研究如何将陆基飞机基地推进到所罗门群岛中部，遂于1942年6月底开始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下简称瓜岛）修建机场，8月5日基本完成。

在此期间，美军也积极准备在南太平洋发动攻势。为确保美澳交通线的安全，为阻止日军从腊包尔方向发动攻势，为使盟军向所罗门群岛和像斯麦群岛发动反攻时有个根据地，金海军上将命令在新赫布里底群岛建立基地。

接着，他又决定组建一支在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统辖之下的南太平洋部队，任命戈姆利海军中将为该部队的司令（后改为哈尔西海军上将）。南太平洋部队，下辖第61和第62特混舰队，共有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31艘、运输舰23艘，还有海军陆战第1师，以及基地航空兵飞机约300架。1942年7月4日，美军发现日军在爪岛加紧修建机场，决定在其建成投入使用之前，攻占瓜岛，以遏制日军进一步扩张。

当时，日军第17集团军（司令官为百武晴吉中将）、第8舰队及第11航空舰队一部正在进行巴布亚半岛作战，占领瓜岛的日军只有2000余人的施工部队和警备队。8月7日，美陆战第1师约1万人在瓜岛登陆，8日击溃守岛日军，占领瓜岛，并同时占领图拉吉岛及另外两个小岛。

美军占领瓜岛后，把日军修建的机场改称亨德森机场，并进一步加以完善。日军的作战重心也已逐步转为夺回瓜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率领联合舰队主力第2舰队和第3舰队支援作战。

8月10日，日军决定派步兵第28团（一木支队）增援瓜岛，其先头部队约1000人于18日在瓜岛登陆，向美军发起进攻，至21日几乎全部被歼。

20日，美军亨德森机场投入使用后，逐步掌握了制空权和昼间制海权。24日以后，日军改在夜间利用驱逐舰等高速舰艇，将川口支队和一木支队后续部队，陆续运抵瓜岛增援。日军还将弹药和给养装入特制的橡皮袋里，由驱逐舰或潜艇等运到瓜岛附近岸边，投入海中立即返回，然后由驻岛部队派人收集这些橡皮袋进行补充。日军的这种行动很有规律，因而被美国海军陆战队称为“东京快车”，日军自己则叫作“鼠式输送”。9月12日夜，日军为夺取亨德森机场发起第一次总攻，激战两天，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战斗。

10月，日军第2师主力和第38师一部在瓜岛登陆，岛上兵力增至2.2万人。

24日夜，第17集团军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将，亲自指挥部队从三个方向对亨德森机场发起第二次总攻，由于美军1个陆军师也己运抵岛上，日军又一次遭到失败。日军作战当局认为，瓜岛是美军反攻的第一仗，一定要击退敌人，否则对战局影响甚大，因此，新征用运输船62万总吨（陆军37万总吨，海军25万总吨），占日本船舶总量的10％以上，企图实施大规模反击。11月14日至15日，日军用11艘运输船运载第38师主力增援瓜岛，遭到美军袭击，10艘被击沉，1艘遭重伤返回。从此，瓜岛日军全面处于守势，补给困难，疾病流行。12月，美军陆战第2师、步兵第25师到瓜岛接防，兵力扩大到5万人。12月3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停止瓜岛作战。1943年2月1日至7日，1万多名日军秘密撤出瓜岛。

在此次瓜岛争夺战中，美军约有6万人先后投入地面战斗，伤亡5800人。日军参加岛上作战的部队共有3.6万人，伤亡2.5万人。围绕着瓜岛争夺战，美、日两国海军共进行了30余次海战，其中规模较大的6次海战是：

1942年8月8～9日，萨沃岛海战（日称第一次所罗门海战）；

8月24～25日，所罗门群岛以东海战（第二次所罗门海战）；

10月11～12日，埃斯佩兰斯角海战（萨沃岛海夜战）；

10月26～27日，圣鲁斯群岛海战（南太平洋海战）；

11月13～15日，瓜达尔卡纳尔海战（第三次所罗门海战）；

11月30日21时，塔萨法朗加海战（伦加海夜战）。

在上述海战中，日军共损失作战舰艇30余艘，美军损失22艘。从此，美军海、空力量取得决定性优势，太平洋战场的战略态势出现根本转折，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美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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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与中国战场的变化

第二节 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渡过困难，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一、八路军全面贯彻“敌进我进”方针，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经过1941年和1942年的艰苦斗争，粉碎了敌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接连战胜了敌人的5次“治安强化运动”，使日本侵略者日益陷入了困境。从1942年冬，冀南、冀中、冀东等抗日根据地开始恢复，至1943年，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均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当时，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已逐步转入对法西斯阵线的反攻与进攻，整个战争形势对日本侵略者越来越不利，其华北方面军的处境也日益困难。1942年12月26日和1943年1月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先后召开了所属各兵团长和参谋长会议，贯彻1942年12月26日大本营制定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

1943年1月11日，该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讲话中宣称：“华北地区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就担负起兵站基地的任务”。今后“要更进一步发挥野战军的本领，除对重庆军加大压力外，同时要与中国战士合作，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312页。]

1943年初，日本陆军共有58个师，除留守日本国内5个师、驻朝鲜1个师、用于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15个师之外，在中国战场上仍有37个师，占其师的总数的64％；其中华北9个师，华中13个师，华南1个师，东北14个师。3月24日，华北方面军下达了1943年度《作战警备纲要》，确定将作战重点指向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并促使伪军积极配合作战。

在此种形势下，华北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作准备的指示，决定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按照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相结合，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斗争密切配合的原则，派遣千百支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占区，积极打击敌人，除奸反特，宣传群众瓦解敌伪军，改造伪政权，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同时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恢复和扩大根据地。（见附图4）

晋察冀军区为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决定以主力军的1/3或1/2、地方军的全部，分别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北岳区重新划分了部队的活动地区，许多支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后，宣传和动员群众，镇压汉奸特务，争取和瓦解伪军伪组织，建立两面政权，开展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北岳区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是日伪军1943年“扫荡”的重点地区之一。1～3月，敌军对行唐、平山、灵寿、曲阳、唐县一线逐步侵袭。在该区主力部队与敌后武工队、小部队的夹击下，敌人的计划遭到失败。4月19日，敌华北方面军第110师、独立混成第8、第3、第4旅各一部共1.2万余人，分别从平山、灵寿和五台、灵丘同时出动，向阜平以南的陈庄为中心的北岳弟4军分区进行合围，企图消灭第4军分区部队。第4军分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就地分散游击，不断阻击和侧击敌人，并在与敌争夺白花山、九龙山等制高点的作战中，给敌以重创；同时，以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分别袭击桃林坪、白家河，陈庄、大湾等敌人新建立的据点，杀伤敌人。到28日，粉碎了敌人对第4军分区的“扫荡”。

4月29日，日军将“扫荡”重点转向阜平东北的军城地区，企图消灭第3军分区部队。第3军分区部队在民兵配合下，以分散作战、冷枪射击、地雷战等打击敌人，迫使其于5月15日撤退。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北岳军民共歼敌1700余人。至1943年底，北岳区共恢复和发展了2000多个村庄，建立了5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争取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冀中区为执行武工队的任务，将连队改为小连大班制，全面展开了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冀中根据地的许多地区，不仅形成了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地道网，而且还形成了房上、地面、地下三通、能打能藏的立体战斗地道体系。冀中区军民充分利用纵横交错的地道，同敌人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极大地发展了地道战、地雷战，创造了“院落伏击战”、“化装奇袭”等新战法。满城民兵配合游击队，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42处。活跃在白洋淀的雁翎队及大清河上的水上游击队，利用河川湖泊、芦苇草荡，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仅在王寨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即毙伤日伪军50余人，截获大货船数十艘。冀中军民经过各种斗争，使许多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大大改善了斗争的环境。冀东区也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派出大批武工队、小部队，深入到丰润、宁河、滦县、遵化、玉田等敌后地区，开展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攻克敌据点40余处，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基本区，并开辟了北宁铁路以南、滦河以东的部分新区。与此同时，蓟（县）遵（化）兴（隆）游击队和长城工作团再度出关，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逐步恢复和重新建立起了热南山地抗日游击根据地。

晋冀鲁豫边区各军区遵照1943年1月太行分局高干会的精神，积极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全区共派出近1000支武工队和小部队，开展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及在敌占区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日军第1集团军在完成对驻晋东南地区的国民党第24集团军诱降之后，于5月6日，以日军3个师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的兵力，分别由潞城、武乡、左权、林县、陵川等地出动，对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梳篦式“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总部及第129师主力。当敌人开始行动时，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已判明敌之企图，乘敌尚未形成包围之前，总部和第129师主力适时转移到外线，向敌交通线展开破袭战。第129师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及1.5万多名参战民兵，坚持内线斗争，以冷枪射击结合地雷战打击敌人，保卫群众利益。太岳和冀南军区部队分别对本区内的白晋和平汉铁路展开破袭战，有力地配合了太行军民的反“扫荡”作战。在太行、太岳、冀南3区军民的联合打击下，“扫荡”太行区的日伪军被歼灭2500余人，并于5月下旬撤退，太行军区将平汉路西侧的广大地区，大部恢复为游击根据地。太岳军区争取和瓦解了部分伪军，打开了高平、晋城以北，及长子、青城、沁水、曲沃、翼城、沁县等边沿区的斗争局面。冀鲁豫第1军分区恢复和发展了1140个村庄，并在齐河、茌平、禹城间开辟了一块新的游击根据地。冀南军区在伪军伪组织中，建立了“抗战复仇同盟”、“回心社”、“忠义社”等秘密组织；冀南第2、第3、第6等3个军分区，在敌占区秘密建立了573个民兵自卫队等组织，打击伪乡、村政权及汉奸。经过一年的斗争，冀鲁豫、太行、太岳和冀南等根据地，由武工队和小部队恢复和扩大的面积，约占全年恢复和发展总面积的3/5。其中，冀南军区拔除和逼退敌据点140余处，恢复和开辟了10个县，约占冀南全区面积的1/10。

晋绥军区遵照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于1943年初，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和战士，加强地方武装的领导和民兵建设；又从部队和地方抽调320多名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加强武工队，使每支武工队都有营以上干部负责。武工队由15支扩大到37支。同时，还派出39个主力连和49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进行对敌斗争。武工队根据晋绥军区的对敌斗争计划。进入离石至岚县、忻县至静乐、五寨至三岔堡公路沿线及交城以西的山区，发动群众，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向敌人挤出地盘，主力部队与武工队，民兵相配合，根据不同情况，对敌伪据点采取不同办法，例如：包围孤立，造成敌人供应困难、生活不便，被迫撤走；相机乘虚袭击占领；策动伪军反正，里应外合占领；集中兵力强行夺取。第8军分区派出的武工队依靠群众，在交城西北地区，摧毁了一个由40多人组成的特务网。2月7日，又在岔口以西的石沙庄伏击歼敌28人，并将13具尸体送进岔口据点，对敌人震动很大。30日，又袭击岔口据点，歼敌40余人。仅3个多月时间，晋绥区军民即摧毁了800多个村“维持会”，在500多个村庄恢复和建立了抗日政权，争取并改造了近400个村“维持会”成为两面政权。在1943年上半年，已基本上将日伪军挤到据点和交通线附近；全军共拔除敌据点58个，收复村庄1000多个，使整个晋西北变为我进敌退的主动局面。

山东军区于1943年初，决定继续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即运用“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以600多名干部组成43个武工队，深入铁路沿线和被敌人“蚕食”的地区活动。这些武工队积极战斗在敌占区，采取灵活多变的办法和战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反抢粮、抗苛捐杂税，保护群众利益，解除群众对敌负担；锄奸反特，打击日伪武装和政权；采取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等办法，瓦解和争取伪军，开展和繁殖游击战。一年中，山东军区的武工队、小部队共拔除日伪据点340多处，开辟村庄7000多个，还在伪军和伪组织中建立了1000多个内线关系，促使7000多名伪军溃散、逃亡，有力地配合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3年春季，日军的大规模“扫荡”首先从山东开始。1月10日，日军第12集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中将）以7000余人的兵力，分别由广饶、羊角沟、利津、滨县、蒲台、博兴等地出动，向小清河以北八路军清河军区驻地北隋一带合围。清河军区机关立即由蒲台、博兴之间转向敌后。1月14日，清西军分区独立团第7连遭敌合击，与敌展开激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清河军区令其他军分区部队在外线广泛开展破袭战，内外线部队密切配合打击敌人，迫使其大部退集到津浦铁路沿线。1月17日，日军8000余人和伪军4000余人对八路军冀鲁边第2军分区进行合围“扫荡”。该军分区部队采取分散作战的办法，使敌人的3次合围全部落空。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统一和加强山东抗日武装的领导，1943年3月，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的山东军区，下辖鲁南军区、鲁中军区、清河军区、冀鲁边军区、滨海军区、胶东军区等6个二级军区。第115师与原山东军区所属各旅及各支队的番号撤销，统一整编为13个主力团，实行了主力军地方化，加强了地方武装。

4月22日至29日，日军又以独立混成第5、第6和第7旅以及伪军各一部共2万余人，再次对清河区进行“扫荡”。敌人在8天内连续3次搜寻并合围清河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均未得逞。尔后，敌在清河区北面以三里庄为中心，部署日伪军2500人的兵力，控制黄河沿线；在南面以7000余人的兵力，沿小清河由东向西展开，以夹击之势步步向内“蚕食”。清河军区遂以一部兵力与民兵相配合，对敌展开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日伪军“蚕食”活动；同时，集中直属团及特务营于5月28日，以袭击手段攻克北线敌三里庄据点，歼灭伪军1个团大部。6月4日，日伪军南北两线同时出动，占据广（饶）博（兴）蒲（台）中心区，并建立据点20处。清河军区主力转移到利津以北垦区，7月利用青纱帐，乘敌换防之机发起反击。至9月，该军区不仅歼灭伪军3个团，收复被占的中心区，而且恢复了小清河以南部分地区。

在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中，山东各地民兵和游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把衬落战和三五成群、忽聚忽散的“麻雀战”结合起来，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而且还根据敌活动规律，创造了敌人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车轮战”，同敌人兜圈子的“推磨战”，以及一村打响四处驰援的“蜂窝战”。他们制造了铁雷、石雷、瓦罐雷、瓷瓶雷等，并以日益巧妙的方法进行埋设，有拉雷、绊雷、滚雷、水雷、连环雷和真假结合的子母雷等。民兵们不仅以地雷阵保卫村庄，还把地雷作为进攻性武器开展“飞行爆炸运动”。他们把大量地雷埋设在敌人交通线上、据点周围，甚至敌军的操场、办公室、浴池等场所及敌人可能行动之处，只要敌人触动连着地雷的树枝或其他东西，都会引起地雷爆炸，使敌人到处都有触雷丧命的危险。活跃在鲁南铁路线上的铁道游击队，炸火车，截给养，大显神通。胶东区军民及沿海民兵在海上进行游击活动，不断截获和击沉敌运输船只，俘获押船之敌。山东军民经过艰苦斗争，使鲁中区和滨海区得到了发展，清河区和鲁南区基本上改变了被严重分割的局面。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在八路军全面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对敌斗争，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武装工作队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它在1943年得到了重大发展，对打破敌伪军的“扫荡”、“蚕食”和经济封锁，对进一步扭转抗日根据地退缩被动局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新四军粉碎日伪军“扫荡”、“清乡”和“蚕食”，扭转华中敌后抗战局面

1943年，华中敌后抗战依然处于严重的局面。日本从总的战略需要出发急于安定华中，加强其对东部沿海重要港口的控制，确保其苏北和南京、上海、杭州之间的占领区及在长江下游的交通安全。为此，敌中国派遣军根据日军大本营的《对华新政策》和1943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一面调整日军在华中对新四军作战的兵力部署，使其仍保持在11万人左右；一面加强汪精卫伪政权，大力扩充伪军，使其由18.5万余人增加到22.8万余人，准备对华中特别是苏北、苏中和苏南抗日根据地实施更加残酷的“扫荡”、“清乡”和“蚕食”。针对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华中应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的指示精神，对部队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号召咬紧牙关，坚持敌后两年最艰苦的斗争，要求做好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的准备。

1943年初，日伪军对苏北等地区发动春季“扫荡”。1月底，华中日军第13集团军和伪军各一部共1.4万余人的兵力、分别由徐州、海州、如皋等地，向淮阴、涟水、南新安镇（今灌南）、响水口、盐城、兴化等地推进。2月12日，日伪军对国民党军韩德勤部所控制的淮安以东地区进行“合击”，并迅速占领了凤谷村、车桥，曹甸等地。随后，韩德勤部在新四军部队的掩护下大部退入淮海地区，一部分投敌。新四军军部判断敌可能首先“扫荡”韩德勤部，然后再转移兵力“扫荡”盐阜区，遂于2月16日向第3、第4、第1师发出反“扫荡”作战指示。为粉碎敌人的春季“扫荡”，苏北党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动员群众，坚壁清野；肃清匪特奸细，开展对伪军伪组织的争取和瓦解工作；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及民兵，按照反“扫荡”计划进行分工合作，以一部兵力开展游击战打击和钳制敌人，集中一部分主力选择敌之弱点，不失时机地予以打击。

2月17日，日军第17师、独立混成第12旅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分别由阜宁西南的东沟、湖垛、沟安墩、陈家洋（阜宁东）和新安镇（阜宁西北）等地出动，向盐阜区的东坎和八滩地区合击，企图围歼新四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已于1942年底自苏北的盐阜区转移到淮南的盱眙县东南之黄花塘地区。新四军第3师除留一部在内线与敌人周旋外，师部和第7旅主力及第8旅一部，分别转向阜（宁）东和淮海地区。敌合围扑空后，于2月2l 日又以“梳篦拉网”战术，对阜（宁）东和滨海地区连续进行“扫荡”。新四军第3师第8旅配合游击队和民兵，坚持内线斗争，师的主力在外线攻击日伪军据点和运输线，积极打击敌人。与此同时，第1师在苏中、第2师在淮南、第4师在淮北积极打击当面之敌，有力地策应了第3师的反“扫荡”作战。“扫荡”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日伪军，在到处扑空、挨打和遭受内外线夹击的情况下，于2月26日被迫停止了全面“扫荡”。

2月27日，日伪军改全面“扫荡”为全区“清剿”，在阜宁东、西及射阳河东地区构筑据点、公路，建立伪政权，企图长期控制该地区。但在新四军第3师内外线部队及游击队与民兵的有力打击下，顾此失彼、不得不于3月初开始收缩兵力，准备撤退。新四军军部令第3师适时集中兵力，准备追歼撤退之敌。3月11日，各路“清剿”之敌开始向新浦、淮阴、盐城等地撤退。坚持内线斗争的第8旅立即集中兵力，自3月14日起以伏击、袭击等手段实施反击，先后歼灭日伪军500余人。3月18日，第7旅第19团第4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遭反扑之敌数千人合围。这个连82名指战员，冒着敌人炮火，顽强抗击，反复肉搏，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毙敌170余人，苦战竟日，全部壮烈牺牲。3月25日，第3师各部以“围点打援”和伏击、袭击战术，展开全面反击。至4月14日，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

这次反“扫荡”作战历时50余天，新四军第3师及盐阜、淮海人民经20余次较大战斗，共毙伤俘日伪军1800余人，攻克据点50余处，挫败了敌消灭苏北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并控制该地的企图，为坚持长期斗争及尔后恢复和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43年4月1日，华中日军以第60师及伪军一部共1.5万余人，采取先军事后政治以及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手段，开始对新四军苏中第4军分区的南通、如皋、海门和启东地区进行“清乡”。苏中区军民根据苏南区军民反“清乡”斗争经验，特别是陈毅在《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中所指出的：“‘清乡’是长时间的精密的篦梳，其目的不仅在于打击我军之主力，而且要使我之地区彻底伪化，故集中力量软硬兼施以彻底破坏我地方党及民众团体为敌伪‘清乡’之特点，”进行了坚持艰苦斗争的准备，为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作了相应的部署。

日伪军首先进行“军事清乡”，在根据地中心区的南通县中部和海（门）启（东）以北地区，大量增设据点，并依托据点，日夜出动部队，采用“梳篦”、“拉网”战术，分区进行反复“搜剿”，企图消灭抗日武装和党政军领导机关。同时，在“清乡”区的边缘，沿河川、道路设置了封锁竹篱笆200多公里，并派兵分点扼守，盘查来往行人，企图以此隔断内外联系。

针对敌人的“军事清乡”特点，苏中抗日军民密切配合，积极开展斗争。在敌人开始合击时，苏中第4军分区的大部主力转移到“清乡”区边缘线上，在双（甸）岔（河）、马（塘）掘（港）和林（梓）白（蒲）等公路沿线，袭击敌人据点，破坏封锁篱笆，断敌交通，积极打击敌人。同时，组织广大群众，多次进行破击，烧毁敌人用于建造封锁篱笆的竹竿500万根以上。当敌深入中心区进行“清剿”时，坚持内线斗争的部分主力、地方武装及民兵，在敌空隙中灵活穿插，避敌主力，专打敌“清乡队”；并大量组织锄奸组、狙击队，捕杀敌“清乡”人员。苏中的其他部队也在东台、兴化等地进攻敌人，先后攻克安丰、富安、钓鱼庙等10余处据点，有力地策应了内线的反“清乡”斗争。至5月底，敌“军事清乡’即告结束。

6月初，日伪军转为“政治清乡”，集中大批军、警、宪、特和保甲人员，开始对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先后进行“和平编查保甲”和“武装编查保甲”，清查户口，实行“连保连坐”；建立“反共自卫团”、“爱乡会”等，企图建立和加强其伪化统治。苏中第4军分区采取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合法斗争的方针，继续以短枪队等和民兵打击小股敌人和“清乡”人员，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并动员和掩护群众进行反对编查保甲的斗争。

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伪军大批反正，伪职人员纷纷自首，敌人建立的伪组织名存实亡，从而打乱了敌分区“政治清乡”的计划。8月以后，敌人进行“机动情乡”被挫败。接着又进行为期3个月的“延期清乡”，企图以更加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在此严重情况下，苏中第4军分区采取了在中心区相对减少公开的军事活动，加强秘密和合法的斗争；主力部队则到“清乡”区边缘和敌占区积极打击敌人的方针，至12月底又粉碎了敌人的“延期清乡”计划。在9个多月的反“清乡”斗争中，苏中军民共摧毁敌据点49处，歼灭日伪军和“清乡”人员2400余人，争取伪军、伪行政人员1700多人反正，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苏中反“清乡”的同时，苏南和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也展开反“清乡”斗争。两区军民采取游击战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经过艰苦斗争，粉碎了日伪军的“清乡”，坚持了抗日根据地。

华中日军为巩固和扩大占领区，在苏北、淮北、苏中和鄂豫皖边区，加修公路，广设据点，并依托这些据点，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区进行“蚕食”。

为粉碎日军的“蚕食”政策，淮海区军民自1943年春开始，积极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反“蚕食”斗争。首先，军民结合展开破路斗争，切断敌各据点之间的联系。接着，在敌孤立据点周围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打冷枪，围据点，争取和瓦解伪军。从5月开始，该地区新四军主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向沐阳东南之塘沟为中心的地区展开反击战，攻克据点10余处，歼灭日伪军5000亲人，基本上恢复了淮海抗日根据地原有的态势。

在淮北地区，日军“蚕食”了淮（阴）泗（县）和邳（县）睢（宁）铜（山）地区的东陈集、顺河集及土山、叶场等地。淮北区军民自1943年春开始，展开了以武装斗争为主、以泗宿地区为中心的全面反“蚕食”斗争，从夏季开始，新四军第4师一部进行反击，拔除罗圩、顺河集、叶场等日伪据点26处；派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恢复与开辟13个区、70多个乡的游击区，从而稳定了边缘区的形势。

在苏中地区，日军在对南通、海门、启东等地实行“清乡”的同时，又对苏中其他根据地的边缘区进行“蚕食”。苏中区军民一面进行反“清乡”斗争，一面抽调干部带领群众打击敌人的“蚕食”活动。经过春夏两季的连续斗争，不仅粉碎了敌之“蚕食”计划，而且还扩大了根据地。

在鄂豫皖边区，日军自6月下旬起，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区进行“蚕食”。新四军第5师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对敌展开群众性的破袭战，打击敌之“蚕食”活动；同时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变伪政权为两面政权，从而遏制了日军的“蚕食”活动。

华中军民春、夏季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有效地制止了日军的扩张，恢复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1943年是华中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一年。华中敌后军民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共作战4500余次，粉碎了日伪军30多次千人以上的“扫荡”以及“清乡”和“蚕食”，歼灭日伪军达3.6万余人，扭转了困难局面，为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三、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华南抗日根据地主要分布于东江、珠江和琼崖地区。1943年，这三个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东江地区，从1943年1月开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梁鸿钧）所属各大队，向日伪军展开广泛出击，1月和2月，惠阳大队攻占伪军的重要据点王母圩。5月，游击总队的主力大队攻占虎门东南的伪军据点福水。7月，又袭击了伪军据点公明圩，使东尧、宝安两县和广（州）九（龙）铁路以西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从1943年1月至11月，东江地区的游击队共作战70余次，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缴获武器500余件，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另有民兵近1000人，对敌占广九铁路运输线构成了威胁。11月18日晨，日伪军集中近万人的兵力，在航空兵配合下，从平湖、樟木头、常平、东莞等地出动，以分进合击战术，开始“扫荡”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企图确保广九铁路的交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部队在莲花山、怀德、百花洞等地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后，撤回大岭山区。当日11时左右，日伪军向大岭山区实施进攻。将游击总队压缩包围在方圆仅10公里的地区。游击部队利用有利地形，顽强抗击敌人，坚持到黄昏以后分三路突围，转移到大进埔、温塘、桥头等地区。日伪军“扫荡”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扑空后，又将“扫荡”重点转向主安地区。

11月20日至12月4日，日伪军10D0余人分两路“扫荡”龙华、乌石岩等地，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游击总队第3大队袭击东莞县城，炸毁城外公路大桥，并以一部兵力破击广九铁路东莞至宝安段，攻占了广九铁路线上的日军重要据点常平车站，有力地策应了宝安地区的反“扫荡”作战。12月5日，日伪军全部撤退。为了进一步发展东江的敌后游击战争，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部队改编力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7个大队。尔后，东江纵队向东江北岸发展，建立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在珠江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部队，到1943年初已有300多人。为统一领导南（海）番（禺）中（山）顺（德）地区的斗争，同年4月成立了珠江指挥部，林锵云任指挥，罗范群任政治委员，下辖禺南大队、顺德大队、中山抗日义勇大队（1944年1月1日成立）。根据珠江指挥部确定的以五桂山为基地向平原发展的方针，该部一面在五桂山内锄奸清匪，建立政权，一面以主力向五桂山周围的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到1943年底，巩固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500余人，另有民兵500余人。

在琼崖地区，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根据1942年7个多月反“蚕食”、反“扫荡”的经验教训，于1943年1月17日作出“坚持内线，挺进外线”的决策。第1支队由琼山、文昌地区向西挺进，到琼山、澄迈两县交界的儒万山地区，建立儒万山抗日根据地。第2支队第1大队和琼山基干大队向琼东、定安转移，与在当地活动的部队一起，扩大琼东南抗日根据地。仅留第2支队主力在琼山、文昌地区坚持内线斗争。

1943年夏秋之交，日伪对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的“蚕食”、“扫荡”

被粉碎以后，立即转向儋县、临高、澄迈地区进行“扫荡”。琼崖游击部队除以一部兵力在内线坚持反“扫荡”斗争外，以主力转移到外线，直接威胁敌在琼岛的工业区北黎至石碌铁路沿线，转战月余，逐渐恢复了琼文抗日根据地，开辟了万宁、陵水和保亭广大游击区，创建并巩固了绿现山、儒万山抗日根据地，并使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等县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连成了一片，部队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尔后实施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3年，中国敌后战场的形势有了明显的转折。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清剿”、“蚕食”，战胜了敌人的“总力战”，渡过了最严重的困难，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敌后军民取得艰苦抗战的胜利，不仅使日军以主力进行的保守占领区的战略彻底破产，使中国抗战的局面发生了有利的根本变化，而且对1943年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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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与中国战场的变化

第三节 正面战场陆空作战的变化

一、中国空军的建立与独立作战

在抗击日本侵略的各种力量中，空军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国空军与陆军地面部队密切配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对作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空军是一个极具科学化的高技术的军种。保持空中优势，不仅要有性能良好的飞机，而且要有优秀的飞行员，还要有雄厚的后备力量。所以，它与综合国力和整体军事实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抗日战争中，空中战场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正面战场的变化。

在全国抗战前夕，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一支空军部队，但是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机种繁杂，又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与日本相比差距十分悬殊。

日本在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初期，陆军航空乓有飞机约1000架，用于侵华的有29个战队，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有飞机约1200架，用于侵华的有7个航空队、3艘航空母舰和5艘水上飞机母舰，共有飞机约550架，陆海军合计共有各式作战飞机850架。其飞机性能优良，飞行员受过严格训练，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日本航空工业比较发达，能研制性能先进的战斗机，并进行批量生产。1937年，日本生产飞机1500余架，到1944年，年生产飞机量剧增为2.4万架，这使日军的飞机在消耗后能够得到迅速补充。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中国空军奉命全部转移至京沪杭各地区，以轰炸机部队全力轰炸上海日军据点及舰船，驱逐机主力则防卫首都南京及杭州、南昌等地区。经创光荣战绩的“八·一四”空战，8月15～16日对敌鹿屋、木更津航空队的歼灭战，8月17～19日轰炸上海日军阵地和白龙港日舰，以及9月19日保卫南京的空战，给日军航空队以沉重打击。中国空军在3个月作战中，战绩卓著，使日军损失飞机230架、飞行员327人，其中大部分是空军的战果。但是，中国空军自身也受到严重损失，到1937年10月底，原有的300余架飞机，仅剩下81架。

11月初，中国空军转入了休整阶段。

二、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支援中国空军作战

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后，中国曾试探获得苏联军事援助的可能性；当时苏联也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拖住日本，以减轻其对苏联的军事压力。1937年8月21日，中国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苏联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并决定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10月，开通从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的航线，随即由254名飞行员和机械人员组成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由马琴率领21架CS 轰炸机、库尔丘莫夫（途中殉职后改为普洛柯非也夫）率领23架11—16战车机来华。10月21日，由447人组成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二批人员，又在阿拉木图集中，出发来华，与第一批人员共同组成4个大队，拥有飞机124架。11月，由波留宁率领的第二批CS 轰炸机来到中国，驻扎汉口机场。12月底，由布拉戈维申斯基率领的11—15战斗机大队分三批来中国，驻扎南昌机场。后来，汉口和南昌就成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中心基地。苏联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不定期地由国内派人替换，到1939年2月中旬，曾来中国参加过对日作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共达2000余人，牺牲在中国的苏联志愿人员达200多人。1938～1939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三笔共2.5亿美元贷款，中国用这几笔贷款向苏联购买了600架飞机，以及其他军用物资。中国以重要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作价偿还。

1937年9月21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将剩余的飞机交给第5大队，11月又派遣飞行员赴兰州，陆续接收从苏联购买的飞机。从此，中国空军又获得了新的战斗力。11月底，首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到达南京。

12月1日，苏联飞行员在南京5次升空作战，击落敌机3架。中国空军经过整训并装备苏制飞机后，重新投入战斗。

1938年初，中国空军共有飞机390架，其中轰炸机160架，战斗机230架。日军航空兵则保持着600架的数量优势。随着日本陆军地面作战不断向前推进，其航空兵的活动范围也由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中国腹地。但是，由于苏联飞机性能较好，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并肩作战，以各种方式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其一，迎战敌机，保护后方。

中苏空军投入很大力量用于后方城市与战略要地的防空作战，给来袭日机以有力打击。1937年12月9日，日轰炸机数架，在14架驱逐机掩护下，袭击南昌。中苏空军出动4架飞机迎战，击落日驱逐机1架。1938年2月25日，日轰炸机35架、驱逐机18架之大编队再次袭击南昌。中苏空军出动30架飞机，分3个队群迎战，击落日机1架。

4月13日，日驱逐机17架，掩护8架轰炸机袭击广州。中苏空军出动飞机18架迎战，双方激战30分钟，共击落日机7架。

1938年在保卫武汉的4次大空战中，中苏空军共击落日机58架。其中，2月18日，日轰炸机12架、驱逐机26架袭击武汉。中苏空军出动29架飞机迎敌，经激烈空战，击落日机14架。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天皇诞辰），日军出动54架飞机大举侵袭武汉。中国空军第4、第3和第5大队出动19架飞机，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45架飞机迎战，经30分钟激战，击落日机21架。“四·二九”空战给日军航空部队以沉重打击，此后的1个多月，日机未敢再侵武汉。

其二、充分发挥空军作用，积极配合陆军作战。

1938年3月，中国空军撤消前敌总指挥部，另设3路司令部：第1路司令部驻南昌，协同第3、第5战区作战；第2路司令部驻广州，指挥驻广东、湖南的空军部队，协同第4战区作战；第3路司令部驻西安，指挥驻河南、湖北等省的空军部队作战。

1938年1～2月间，中国空军经补充后，即集结主力，对华中战场和津浦铁路南段的日军机场和阵地及在长江内活动的日舰实施轰炸，并截击破坏粤汉铁路之日机，给敌以重大损伤。3～5月间，中国空军支援陆军参加台儿庄大战及徐州等会战。在“三·一八”、“三·二五”和“四·一○”空战中，击落日机15架，击毁3架，并多次轰炸日军阵地、车辆及集结与溃逃部队；其中仅3月18日，即向日军阵地投弹67枚，毙敌甚多，炸毁坦克、装甲车10辆。另外，还轰炸了黄河以北的安泽、灵石、风陵渡等日军据点，攻击了日军渡黄河的部队。9月21日，中苏空军出动飞机，协助第17军团进行武汉外围战，连续轰炸罗山、柳村一带，迟滞了日军在豫南的进展。

其三，深入敌后，攻击日军占领区的军事目标。

1938年1月至6月，中苏空军轰炸日军机场20余次，炸毁敌机100余架。7月8日，中苏空军出动5次，轰炸安庆、芜湖日军机场及湖口日舰，炸毁日机20余架，重创日舰10余艘。8月，中苏空军继续频繁出动，轰炸九江、安庆一带日军舰艇及登陆部队，炸沉大小舰艇9艘，炸伤23艘，迟滞了日军向武汉方面的推进。中苏空军自保卫武汉以来，前后5个月，共计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311页。]

其四，远程奔袭日军后方及日本本土。

1938年2月23日，中苏空军从汉口起飞，跨海袭击日军在台北的松山机场，炸毁日机12架、兵营10座、机库3座，给敌人造成很大损失。5月19日至20日，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升及僚机俗彦博驾驶马丁轰炸机两架，首次远征日本，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精神上的一次打击。日本随即加强了本土的防空力量。

从1938年1月至10月的10个月中，虽然中苏空军在力量上处于劣势，但他们英勇作战，以弱胜强，共击落击毁日机264架。武汉、广州沦陷后，中苏空军的根据地西移四川的成都、重庆等地。11月，苏联空军志愿队又奉命暂停作战，集中到兰州对飞机进行大修。日军掌握了中国广大地区的制空权，对中国大后方的战略要地重庆、成都、兰州等地进行了多次猛烈的轰炸。

1939年初，中国空军拥有飞机不到100架，无法与保持约700架飞机的侵华日军航空兵相抗衡。在这一年里，虽然中国空军补充了200架新机，苏联空军志愿队新机队来华参战，但始终是在困境中坚持抗战。1940年夏，日军集结陆海军航空队297架飞机，联合发动代号为“一百零一号作战”的空袭作战，对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中国大城市和空军基地进行持续轰炸，给中国后方造成巨大损害。同年9月，日军使用了新研制的零式驱逐机以后，空中战场的形势更加严峻。1940年底，中国空军仅存飞机65架。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飞行员陆续回国后，中国空中战场的作战更加艰难。

三、美国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美国对日本多年奉行绥靖政策。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美国一面向中国提供援助，一面向日本大量出口战略物资。随着日本对中国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加剧，使它与美国的矛盾日益加深。美国为了自己的战时利益和长远的战略目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采取了从经济、政治上支持中国，联合中国，共同抗日的政策。

1941年初，中国空军从苏联购买轰炸机100架、驱逐机148架，但苏制驱逐机性能仍远逊于日军的零式驱逐机，所以很少主动出击。4月，中国成立空军总指挥部，负责作战训练工作，5月又在昆明设立第5路司令部。罗斯福总统签署“租借法案”及允许美国预备役军官和从陆海军航空队退役的人员参加美国志愿航空队到中国对日作战的命令后，6月间中国从美国购买到P—40驱逐机100架。7月，由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陈纳德组建的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首批队员从美国启程，经澳大利亚、新加坡抵达缅甸。他们是由110名飞行员和150名机械师、医生等地勤人员组成的。8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下辖3个驱逐机中队，在缅甸的东瓜（同古）开始了训练。1941年12月20日，10架日本三菱轰炸机袭击昆明。这时，美国志愿队已完成训练，第1、第2中队起飞24架P—40型飞机迎击日机，将其击落6架，首战告捷。美国志愿队仅有100架美制P—40型驱逐机和少量轰炸机，但他们主动出击，机动灵活地作战，打破了1940年秋季以来日军航空兵独霸中国空域的局面。1942年7月，美国志愿队纳入现役，改称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1943年3月，再次扩编为美国第14航空队，装备了一批新式驱逐机并组建了一支B—24型重轰炸机队。据统计，从1941年12月至1943年6月，美国志愿队共出击102次计512架次，击落日机193架，击毁日机75架、卡车112辆、仓库15座。[《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战史纪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787～16908。]

同一时期，中国空军在美国援助下得到新的发展。至1941年底，作战部队为7个大队（第11、第12大队和1个独立中队因全训未计入在内），共有各型飞机364架。P—40型新机10O 架，拨交美志愿队使用。1942年3月开始，从美国购买的新机陆续到达，中国空军各部队抽派人员分批赴美国和印度受训及接收新机；7月以后，训练完成，相继飞返国内，到1942年底为止，共接收美制B—29型轰炸机19架、P—40型驱逐机27架、P—43型驱逐机41架、P—66型驱逐机82架；作战部队仍为7个大队、1个侦察中队及1个美国志愿大队，备型飞机总共337架。

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战线拉长，将驻留在中国的飞机大批调往越南、泰国及缅甸一带，以应西南太平洋方面作地的需要。

1942年全年在中国的飞机平均仅有270架，最多时为370架，其中主要是陆军航空队飞机。因此，日军航空队对中国的作战，也由原先的政略轰炸为主、战略轰炸为辅，改为以战略轰炸为主、政略轰炸为辅；轰炸范围集中于湘、桂、浙、赣及滇西等地；轰炸目际主要为军事设施。

由于日军航空队改变了作战策略，减少了空袭和空战，中国空军的主要任务转为支援陆军作战。1941年12月，日军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作战。中国空军为支援陆军守卫长沙，于1942年1月8日从成都起飞9架苏制轰炸机，至长沙以北长乐街轰炸，切断敌军退路。在返航时遭8架日机攻击，中国轰炸机编队边战边退，激战20分钟，以损失两架的代价，击落日机1架，击伤两架，创下了以轰炸机击落驱逐机的先例。在5月的滇西战役中，为防止日军强渡怒江，确保云南的安全，从5月7日起，中国空军连续出动20多次，轰炸扫射滇缅边境地区的腊戍、芒市、惠通桥、龙陵等地日军。美国志愿队也派出8架P—40型飞机，携带570磅炸弹，连续3天轰炸扫射怒江峡谷和狭窄山道上的日军，使其无法架桥而退回龙陵。此后两年中，中日双方长期在怒江对峙，日军始终未能越过怒江天险。为配合美、英盟军，钳制日军在东南亚的活动，中国空军和美国志愿队并肩作战，于1942年1月28日和24日两次飞赴越南，轰炸日军机场。中国空军当局获悉，日军为加紧攻占南洋，以越南的嘉林机场为主要基地，集结陆海军航空队飞机共450架，遂决定以中国空军第1、第2大队轰炸机18架，以美国志愿队P—40型机9架担任掩护，对该基地进行袭击。飞抵目标区后，因云雾遮蔽，轰炸成果不详。第2次以同样兵力轰炸该机场，仍有云雾遮蔽，使用计时轰炸法投弹后返航。此次前往越南轰炸日军机场，是中国空军的创举，计时轰炸法亦属首次使用。

在中国空军和美国驻华空军力量加强之际，日军航空兵则呈衰败之势。

1942年5～6月间，美日在珊湖海和中途岛进行两次大海战，日军共损失了5艘航空母舰、385架作战飞机和大批飞行员。[《简明日本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182、186页。] 其优势已不复存在，制空权和制海权也逐渐丧失。太平洋战场的变化，也对中国空中战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年7～8月间，中美空军联合开辟了飞越驼峰的中印航线，使中国有了一条从西方国家获得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中美空军不断得到补充，空战日趋主动。他们除了担负所驻地区的防主任务外，不断出击汉口、九江、南昌、临川、广州、香港及越南海防等地的日军机场、码头、军舰等。10月24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出动12架B—25轰炸机，在10架P—40驱逐机掩护下，从桂林起飞轰炸香港，日军起飞26架飞机迎战，被击落20架，美方仅损失轰炸机：架。10月27日，中国空军第2大队出动B—29型轰炸机9架，第4大队出动P—40、P—43型驱逐机16架担任掩护，袭击山西运城日军机场，炸毁其跑道、营房多处，并击毁其侦察机1架。以后，又先后轰炸了江汉关及沙市日军机场、码头等处。

1943年1月10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P—40、P—43型驱逐机13架，由四川梁山机场起飞前往湖北荆门，袭击日本陆军航空队第44战队机场，炸毁日机3架及机库、营房等。

四、鄂西会战及空军的有力配合

日军为了改善在中国战场日趋不利的战略态势，1943年2月，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1943年度帝国陆军对华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大致确保并稳定现已占据地域，粉碎其继续抗战的企图，制止敌之反攻，并扼制敌空军的猖獗活动，尽力防止敌空袭帝国本土。并规定于1943年春季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向中国派遣军增加战斗机、重轰炸机各两个战队，目前先从满洲方面抽1个飞行团增强关内航空作战，以协同南方军击破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方面的中国空军势力，尤其是在华美空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10页。]

这一作战指导计划表明，在华日军除在地面力图以攻为守，稳住占领区，防止中国的反攻外，在空中战场力图保住即将丧失的主动权，并以防止中美空军迸袭日本本土为重要任务，航空作战实际已由攻势为主向防御为主转变。

1943年4月，日军第11集团军于4月抽调第3、第13、第34、第39、第40、第58等6个师和独立混成第17旅，共约10万人的兵力，分别集结于宜昌、枝江、弥陀寺、藕池口、华容一带地区；并在汉口、荆门等地集中航空兵第90、第45、第55、第16、第25、第23和第44等7个战队，及1个独立中队，共有各型飞机248架，准备协助陆军，向中国第6战区发动新的进攻。日军的战役企图是，在长江南岸发动攻势，打击鄂西中国第6战区主力和中美空军，打通长江上游航线，夺取停泊在宜昌的船舶，占领洞庭湖区谷仓，以挫败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中国第6战区为抵御日军的进攻，在宜昌西北之石碑至石首以南之南县，沿长江一线及其纵深地区，部署了4个集团军，共计14个军的兵力。以第10集团军固守公安至枝江之线，以江防军固守宜都至石碑要塞，以第75、第77和第59军固守三游洞至转斗湾阵地；并以中国空军第1、第2、第4和第11等4个大队及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共计各型飞机165架（轰炸机44架，驱逐机121架），协助陆军作战。计划先依托既设阵地给进攻之日军以消耗，待日军进至石碑及其以南渔洋关一线时，再以反击将其击败。（见附图5）

日军占领长江北岸的沙市和南岸的石首以后，5月5日，又从藕池口、华容、白螺矶等地向洞庭湖北岸进攻。8日，南县和安乡沦陷，中国守军向洞庭湖南岸撤退。

12日，日军从枝江渡江南下，西进日军亦向新安发起攻击，守军第87军已四面受敌，遂于13日放弃公安。至15日，日军进至宜都以南之刘家场、暖水街南北一线。

19日，日军围攻宜昌和宜都间的中国守军。中国空军第4大队出动8架P—40E、4架P—43型飞机，轰炸湖北枝江洋溪镇附近长江中的日舰。22日，日军又从宜都渡过长江，配合茶元寺和枝江的日军攻击，23日推进到长阳附近，占领渔洋关及其附近地区。在宜昌附近待机的日军第39师主力也发起攻势，突破了宜昌西面中国守军阵地，守军被迫退至长阳西北及清江北岸。

24日，宜昌西岸的日军向中国军队阵地攻击。25日，日军又在飞机的掩护下，连日向守军第18军阵地猛攻，一部突入偏岩、津洋口间，受到了中国守军的南北夹击。中国空军第4大队由四川已县起飞P—40E 型飞机15架，分两批轰炸扫射了湖北长阳及宜昌一带的日军。

27日，日军将停泊在宜昌的大小轮船约2万吨全部驶往沙市。在中国江防军同日军激战的时候，中国空军和美国第14航空队出动飞机，攻击了日军阵地和日军的后方交通线。28日，中国军队终于挫败了江防正面日军的攻势，并且攻克了渔洋关，切断了日军的后方交通线。第6战区正面各军，从30日起发起全面反攻，中国空军也以大编队机群支援作战。

这时，日军集中各种火力，分别向长江南岸的石碑要塞和曹家畈附近强攻，并从天柱山向木桥溪迂回。中国军队坚守石碑要塞，沉着应战。日军一部突破曹家贩阵地右翼，但迂回到木桥溪的日军已被阻止。31日，日军伤亡很重，全线动摇，开始后撤。中国军队转入追击，第74军及第29集团军先后克复暖水街、三家厂、新安，并进逼至公安附近，江防军正面亦进展顺利。同日，中美空军联合轰炸了荆州（江陵）和宜昌两地飞机场，击落日机23架，击伤8架。

6月3日，中国江防军完全恢复了战前的态势。中国追击部队迫近宜都城郊，炸毁日军的渡河器材，并夜袭了日军第13师的司令部。6月6日，中国空军又派飞机协助地面部队作战，机酵往返频繁，防空情报网很难鉴别，日本轰炸机8架、驱逐机12架乘中国机群返航的时候，利用云层掩蔽，偷袭四川的梁山飞机场，毁伤P—40型飞机15架、车辆10部，官兵阵亡6人。中国空军第23中队长周志开在日机投下炸弹时冒险起飞，击落了日轰炸机3架，创造了个人1次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6月8日，中国军队克复宜都，9日收复枝江城，11日收复松滋城。6月10日，长江南岸的日军从沙市和石首附近渡江，全部撤退到北岸。

鄂西会战历时月余，中国第6战区以14个军的兵力，依托要塞工事和凭借长江天险，抗击日军6个师和1个旅的进攻，挫败其进攻锐势后，发起反击，收复失守的阵地，追歼撤退的日军共毙伤敌1万余人。

在鄂西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自5月19日起，对汉口、荆门、沙市、宜昌等地的日军机场及前线阵地，进行了猛烈攻击，共出动驱逐机326架次、轰炸机80架次，击落日机41架，炸毁日机6架，破坏日军机场5处，炸毁日军阵地及军事设施6处，炸沉炸伤日军舰船23艘，毙伤及毁坏人马车辆甚多。[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320～321页。]

总之，在鄂西会战中，已开始出现敌我空中优势易手的征兆。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五编 小结

从1941年初开始到1943年上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后期，也是解放区军民抗战最艰难困苦的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为了尽快解决“中国事变”，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绞尽脑汁，动员其侵华的大部分兵力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对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以“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为主要内容，以“扫荡”、“清剿”、“蚕食”为主要手段，以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配合的“总力战”。1941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达到空前的规模，1000人以上至1万人以下兵力的“扫荡”60次，1万人以上兵力的“扫荡”9次，总共69次。

1942年的“扫荡”又超过1941年，1000人以上至1万人以下兵力的“扫荡”62次，l 万人以上兵力的“扫荡”15次，总共77次。而且每次“扫荡”持续的时间增长，各次“扫荡”之间的空隙时间缩短，并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企图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在敌人的猖狂进攻下，抗日根据地面积和人口迅速缩小，抗日武装力量锐减。1941年10月统计，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只剩1300余万人，抗日根据地的县城只剩涉县、黎城、平顺、范县、观城、阜平等6个。八路军由1940年的40万人减少到1941年的30万人。由于根据地面积和人口缩小，生产生活条件遭到严重破坏，再加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及生活必需品极端缺乏，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难最困苦的阶段。能否战胜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粉碎其“扫荡”、“蚕食”，不仅是敌后抗日根据地能否长期坚持和继续发展的——问题，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能否渡过最困难的相持阶段，能否长期坚持和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这一时期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和对敌全面斗争达到最激烈和最惨苦的程度，中共中央根据严峻的形势、提出关于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领导解放区军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终于战胜了敌人的“总力战”。不但遏制住敌人进攻的势头，改变了根据地退缩的局面，而且使解放区逐渐恢复，走向新的发展阶段。经过最艰苦阶段锻炼和考验的解放区军民，更加团结巩固，成为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而日本侵略军由于“扫荡”作战的不断被挫败，士气和战斗力进一步衰退，占领区再度急剧缩小。由于敌我力量消长的变化，解放区战场即将渡过相持阶段，向日军展开局部的反攻。抗日战争的实践再次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主力军与地方军、游击队、民兵相结合，在亿万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战争，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使其任何新战略战术都遭到可耻的失败，并使人民武装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和发展。

正面战场在这一阶段抗击日军的局部进攻中，取得了上高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及鄂西会战等后期反攻的部分胜利，恢复了原态势，给日军以较大的消耗。特别是从鄂西会战开始，中国空中战场日趋主动活跃，中国空军夺取和掌握大陆制空权的趋势日渐明显。但由于正面战场在进入1940年后，作战相对沉寂，该年只有一次枣宜会战，统帅部无积极作战的指导，第一线国民党军队疏于戒备，因此，在1941年日军向豫南、晋南等地的进攻中，中国军队遭受严重损失。特别是晋南中条山的作战，丧师失地，成为中国军队的耻辱。由于国民党指导军队作战的失败，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抬头，经济和文化方面统制的加强，国统区要求改革的民主运动正在兴起。

自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12月3日，日本法西斯袭击珍珠港，向美英等国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法西斯的侵略战争达到最猖獗的时期。反法西斯的苏、美等各国部经历着败退和困难的时期。中国解放区战场粉碎日军的新进攻，稳定了中国战场的局势，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苏德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作战。由于中国战场始终牵制住日本陆军的主力和海军的一部，使日本的北进、南进战略难以顺利实现。一方面使日本难以抽调足够兵力，趁德国从西面进攻的有利时机，向苏联远东地区发动进攻，从而为苏联避免陷入两面作战作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使日本向太平洋发动进攻的时间后延，在太平洋方面使用的兵力大为减少，这就为美、英争取了宝贵的备战时间，减轻了美、英所承受的压力，为尔后较快地改变被动局面、转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还派出远征军10余万人，进入缅甸南部直接抗击日军向缅甸的进攻，有力地支援了英印军的作战。

1941年德、日法西斯的猖狂进攻，把苏、美两个大国也牵进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扩大到最大规模。毛泽东在全国抗战前夕，曾提出中、美、英、法、苏5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的建议，中国政府后来也提出中、美、英等国联合对日的倡议，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发起和组织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中国的抗日战争实际上已形成了早期的反日本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这些对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终于最后形成。反侵略国家的大联合，预示着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走向胜利。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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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

第一节 对日本不利的国际环境

1943年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经历了6个年头之后，终于发生了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转折，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侵略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同年秋天起，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区的敌后战场开始展开攻势作战，实施局部反攻，在正面战场还取得常德战役的胜利，130余万人的庞大日军部队（包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被困在中国大陆，与此同时，同盟国军在东西方各个战场加强对日、德，意侵略军的反攻，促使意大利统治集团分裂，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下台，意大利政府投降。

从此，欧洲法西斯阵线瓦解，日本法西斯也面临着彻底灭亡的命运。中国抗日战争已胜利在望。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曾精辟地指出：斯大林格勒一役，迫使希特勒转入战略防御，“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页。]

历史正是如此发展的，日本侵略军从它转入战略防御那天起，它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也就日益枯竭，国际环境一天一天不利于日本法西斯，而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

一、同盟国军在东西方各个战场加强反攻中国军队展开的局部反攻，将在下一章作专门叙述。同盟国其他国家军队主要在下述三个战场展开反攻。

（一）苏军在苏德战场开始全面反攻

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从此，苏德战场的战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入侵苏联的德军主要战略集团军已被消灭，战略主动权从德军手中转到苏军方面，苏军从数量到质量都开始占有优势，总兵力发展到640余万人，飞机、火炮和坦克等装备也超过了德军，德军在苏德战场的总兵力只剩下520余万人。这就使苏军有可能在广阔的地段上实施战略反攻。

7月5日起，苏军首先在库尔斯克地区对企图扭转战局的德军进行了全面反攻，战役中，苏军从防御转到进攻，历时共49天，苏军称，这次战役共击溃德军30个精锐师，德军损失50余万人、坦克1500辆、火炮3000门、飞机3700余架。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德军企图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和再次进攻莫斯科的计划。斯大林曾作过这样评价：“如果说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会战，预告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覆灭，那么，库尔斯克附近的会战，就使得它已经处在覆灭的边缘。”[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195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14页。]

在库尔斯克战役后期，即8月7日起，苏军在斯摩棱斯克、顿巴斯、布良斯克、基辅和克烈缅楚格方向，共长达1500公里的战线上向德国侵略军发动进攻，历时5个月。据苏军统计，共重创德军118个师，相当于1943年夏初苏德战场德军兵力的50％，[〔苏〕普·普拉托诺夫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下册，中国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 把战线向西推进300～600公里，收复了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地区和北高加索，并开始进入第聂伯河右岸鸟克兰地区和白俄罗斯东部。

1943年夏秋两季苏军在苏德战场反攻中取得的胜利，粉碎了德军企图通过库尔斯克战役击溃苏军的计划，德军企图扼守第聂伯河左岸马克兰地区、以持久的阵地战挡住苏军前进的计划未能得逞，德军用来阻止苏军前进的所谓“东方壁垒”，在从维利基卢基至黑海的战线上已被苏军打垮，驻在克里木地区的德军也已孤立无援。与此同时，整个苏联境内德军占领区里的苏共领导的游击战争十分活跃，这就为苏军下一步消灭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和克里木地区的德军集团，并把德国侵略军赶出苏联领土创造了条件。

苏德战场上德军必败的形势日益明显，这无疑是给已经穷途末路的日本法西斯又一次敲起了丧钟。

（二）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攻势作战

1943年1月14日至23日，美、英两国首脑曾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协调军事战略。会议讨论了非洲、地中海和太平洋的战局，以及对轴心国作战的方针问题。关于太平洋战场的作战，美、英两国签订了协议：在太平洋及远东方面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保持对日本的压力，一旦德国战败，便立即对日本发动全面攻势。会后，由于盟军在补充兵力、协调具体作战计划和其他后勤准备工作方面占用了大量时间。相当一段时间内，太平洋战场一度处于相对的沉寂状态。

1943年5月12日至25日，美、英两国首脑再度聚会华盛顿，协调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事战略，根据北非、苏德和太平洋战场的战局，确定美、英新的战略和军事行动计划。首脑会议决定：1943年7月1日实施西西里岛登陆战役；1944年5月1日实行“霸王”，计划，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英国首相丘吉尔后来回忆说：华盛顿会议最后确定：

“1、同俄国和其他盟国合作，尽早促成欧洲轴心国家的无条件投降。

2、与此同时，与太平洋的其他有关国家合作，维持并扩大对日本施加不懈的压力，以便继续削弱日本的军事力量，达到可以迫使日本投降的地步。……

3、在欧洲轴心国家失败时，与其他太平洋国家合作，如果可能的话，并与俄国合作，充分发挥美国和英国的力量，尽早促成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伦敦1971年英文版，第722页。]

华盛顿会议结束时，英国正式接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备忘录所阐述的太平洋战场作战方案：

“（1）由潜水艇封锁日本向东印度群岛输送石油的航线；

（2）一旦得到在中国和太平洋的基地就立即实行对日本的持续轰炸；

（3）进攻日本本上。”[〔英〕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下册，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并协议，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进行太平洋的进攻战。[〔美〕波特、尼米兹合著：《大海战》，1960年新泽西英文版，第278页。] 但是，待到战役实施时，由于英国没有从地中海战场抽调兵力，主要是由美军在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军队的协助下，发动有限的攻势作战。战役的主要目的是夺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权，进一步消耗日军兵力，夺取战略阵地，准备以后的全面反攻。

日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败北后，名噪一时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又被美国空军击毙。太平洋上的制空权、制海权开始落入美军手中。

日军大本营估计到：总的战争形势，轴心国已处于不利地位，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反攻正在加紧准备，日本与同盟国家之间战争实力的差距正日益悬殊。日本决心采取“确保并稳定要域”的防御战略，以岛屿基地群为支柱，由陆军进行独立持久的防御作战，确保海军能集中兵力，在有利的要地实施决战。

1943年5月中旬起，盟军先后在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方面对日军展开反攻和进攻。掌握了制空权的盟军，攻势凌厉，并逐步改逐岛作战为越岛作战，避开日军坚固设防的岛屿，大胆地向后方日军防守薄弱的岛屿发起进攻，从而使前方岛屿失去作用。这种避实击虚的战术，很快使盟军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日军由于失去了制空权，兵力分散，防不胜防，处处被动，加上兵力运输、粮弹补充都十分困难，屡战屡败，伤亡极大，许多残兵败将被迫逃往岛内密林里困死于饥饿中。8月初，日军不得不撤出阿留申群岛的全部陆海军；至11月初，曾经企图坚守的新乔治亚群岛、所罗门群岛和新凡内亚的东南部，也相继被盟军攻克。至此，日军在北太平洋的防卫线被迫撤至于岛群岛：西南太平洋上的主阵地被彻底摧垮，俾斯麦群岛防线的主要堡垒腊包尔完全处于盟军海空控制之下；中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特鲁克群岛也失去屏障，从而，使盟军打开了向菲律宾进军的通路。在这些战役战斗中，日军损兵折将，伤亡惨重，仅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战役中，日军就“损失了13万生命和70艘、21万吨舰艇，同时参加战斗的飞机8000架也被全歼了。”[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7页。]

盟军在太平洋战场有限的攻势作战，基本上达到了战役的主要目的。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几个重要方向开始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日军大本营里昔日不可一世的狂妄气焰被抑制了，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者也开始产生隐优。

（三）美、英联军在北非——地中海战场的进攻

1943年4月20日，美、英联军集结20个师和4个旅的兵力，开始对被驱至北非突尼斯北部境内的德、意侵略军发动猛攻，经几度廖战，盟军终于突破德、意军防线，于5月7日攻占突尼斯市和比塞大港。13日，退至波尼半岛的德、意军队25万人全部投降。至此，残存于北非的德、意侵略军全部被肃清。

盟军全面占领北非后，地中海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意大利本上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袭击之下；英、美军队夺取了地中海的制海权，盟军可将北非作为空军基地和陆军集结地，对侵入南欧的德、意侵略军发动进攻。盟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于7月10日发起对西西里岛的进攻战役。西西里岛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位于亚平宁半岛和北非之间，隔墨西拿海峡与意大利本土相望，是意大利南部的重要屏障。岛上驻有意大利军队9个师、德国军队2个师，共25.5万人。意军由于在北非的惨败，士气十分低落，恐战、厌战情绪日益严重。战役由盟军第15集团军群负责实施。该集团军群辖英军第8集团军和美军第7集团军，共13个师，总兵力47.8万人，作战飞机4000余架、战斗舰艇3200艘，战役发起后，防守海岸的意军迅速瓦解。此后，盟军连续向北推进，于8月18日占领西西里全岛。此役，德、意军共损失16.7万人，其中德军3.7万人。近10万名德军和意军经墨西拿海峡撤至意大利本土南部。

德国和意大利侵略军在北非、地中海和西西里岛的连续惨败，孕育着日、德，意轴心的解体。

二、意大利投降，日、德、意轴心解体

（一）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危机和墨索里尼的下台

意大利侵略军在欧洲战场和北非、地中海战场屡战屡败，军力消耗很大，加深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1943年，意大利全国工农业生产普遍下降，国债累累，通货膨胀，国家预算赤字猛增，入不敷出，与1939年同期相比，工业生产下降35％，农业生产下降20％，国债从1460亿里拉增加到4050亿里拉，货币发行额从280亿里拉增加到790亿里拉，预算赤字从120亿里拉上升到870亿里拉，国家总收入只敷总支出的36％，全国物价飞涨，食品匮乏，黑市猖撅，民不聊生。广大工人为了争取民主，改善生活，不断举行示威和罢工。1943年夏天，罢工浪潮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都灵迅速蔓延到意大利各个城市。农民、商人也纷纷支持罢工。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也日益发展。工人们不仅提出经济要求，而且还表示要和平，要自由，提出要打倒墨索里尼的口号。

意军虽与德军联合作战，但备受德军歧视。德军傲慢粗暴，任意侮辱意军官兵，战场上最危险的任务经常分配给意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22万入死伤过半，仅剩8万余人。德军还在意大利境内横征暴敛，为所欲为。意军上下，怨声载道。意大利军队士气极度低落，反战情绪日益增长，已无法再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了。

意大利统治集团决定抛弃墨索里尼，以摆脱这场危机，维护资产阶级政权，国王埃曼努尔与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商量解决的办法。意大利法西斯党内一些元老也研究把他们的领袖赶下台的方案。1943年7月17日，盟国空军轰炸了罗马等城市，这就加速了墨索里尼下台的进程。7月24日，意大利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举行会议，该党元老迪诺·格兰迪提出一项提案，要求恢复君主立完制度，把军队指挥权交还国王。经过激烈讨论，25日凌晨，通过了该项提案。25日下午5时，墨索里尼被召进王宫，国王宣布解除他的一切职务。不久，他被隔离软禁。国王任命前总参谋长巴多里奥组织新政府。

至此，墨索里尼在意大利21年的独裁统治宣告结束。

（二）意大利投降，投入同盟国一方

巴多里奥掌权后，立即宣布解散法西斯党，全国实行戒严。虽说战争尚未停止，但巴多里奥的密使已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与盟国代表就意大利政府投降问题进行秘密谈判。8月中旬，美、英两国首脑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商定与意大利的停战条件，授权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接受意大利投降。

9月3日，在西西里岛的锡腊库扎附近举行受降仪式。同日，英国第8集团军强渡墨士拿海峡，向意大利南部进军。9月8日，双方宣布停战。29日，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在《意大利投降书》上正式签字。

希特勒在意大利发生政变的当天，就下令占领德意边境和法意边境的阿尔卑斯山的全部山口；同时，迅速集结8个师组成B 集团军，越过边境各山口，占领意大利北部领土，解除意军武装，并向意大利南部进军。与此同时，被拘禁的墨索里尼由德军党卫队救出，在希特勒扶植下，组成“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傀儡政府，企图继续与盟国对抗。

10月13日，意大利巴多里奥政府退出法西斯轴心，对德国宣战。同日，英国、美国和苏联三国联合发表宣言，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一方。

墨索里尼的下台和意大利退出法西斯轴心，并对德国宣战，标志着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实际上的解体，这是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一大胜利。从此，日本法西斯更加孤立无援了。

三、同盟国加强合作，进一步协调军事战略

1943年秋后，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场消耗和钳制了大量日本法西斯陆军主力，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逐步开始了局部反攻；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苏德战场和北非、地中海战场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从全局看，战争的主动权已经从法西斯轴心国手中转入反法西斯的同盟国手里。然而，处于穷途末路的德、日法西斯军队尽管在退却中也仍要顽强抵抗，企图拖延战争时间，苟延残喘。

形势的变化，给同盟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首脑都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同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协调军事战略，加速击败法西斯轴心国，推动这场空前的世界大战早日结束，并就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一）莫斯科外长会议，协调对德、日的作战计划

1943年8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名打电报给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建议举行三国首脑会议。8月24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可先举行三国外长会议，以便为首脑会议作实际准备。

10月19日至30日，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莫洛托夫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会议，与会的还有一些高级军事参谋人员。会议的议题主要有：关于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迫使德国东西两面作战，加速其灭亡问题；关于加速战争的结束及战后建立安全制度问题；关于建立盟国问磋商与战争有关的机构问题：经过讨论，会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和4项《宣言》。公报指出，美、英、苏三国政府保证“在有关共同作战努力的一切问题上紧密合作”，并“一致认为在战争结束后期内继续目前在进行战争时的紧密协力和合作。”发表的4项《宣言》中，最重要的是《普遍安全宣言》。由于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四大同盟国家之一的国际地位受到了重视，被邀加入了这一《宣言》，由当时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受权与三国外长一起在《宣言》上签字。

《宣言》庄严声明，四国政府决心继续对法西斯轴心国作战，“直至各轴心国在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放下武器时为止”；四国保证在受降和解除法西斯侵略军“武装等一切事项，将采取共同行动”；四国准备“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四国准备在战争结束后，除了经过协商和为实现本宣言所预期的目标以外，“它们将不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其军队”，并就控制军备达成一项实际可行的全面协议。[《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01页和第403～404页。]

《宣言》为战后和平的缔造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制定，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

会议还就意大利国家民主化和消灭法西斯残余、建立民主制度问题，以及奥地利的自由与独立问题，进行了协商，分别发表了《关于意大利的宣言》和《关于奥地利的宣言》。为了战后依法追究与惩处战犯，会议发表了经美、英、苏三国首脑签署的《关于德国暴行的宣言》。会议还决定在英国首都伦敦建立“欧洲咨询委员会”，尽快向美、英、苏三国政府提出战后欧洲安排的建议。

外长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盟国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和协调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0月30日，在会议结束时的晚宴上，斯大林同美国国务卿赫尔谈话中第一次正式表示：在同盟国打败德国法西斯以后，苏联将参加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

（二）开罗会议，中、美、英三国首脑讨论联合对日的作战计划

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邀请蒋介石共同商讨进一步联合对日的作战计划。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的问题。经过协商，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签订了《开罗宣言》。宣言庄严声明：

“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表示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陆海空诸方面加诸残暴的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的宗旨是：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把日本从其用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所有土地上驱逐出去；使朝鲜自由独立。宣言宣告：“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07页。]

会议还对打击入侵缅甸日军的部署进行了商讨，计划于1944年1月，由中国军队从缅甸北部发动进攻，英国从孟加拉湾出动海军，从缅甸南部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对入侵缅甸的日军实施南北夹击。

会议还就战后成立国际和平组织，及早建立中、美、英、苏四国委员会以筹备组建国际和平组织建议，进行了磋商。

开罗三国首脑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家之间举行的首脑会议中，唯一有中国参加的一次。它显示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团结一致，加速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心和意志。《开罗宣言》严厉谴责了日本法西斯对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弱小民族的野蛮侵略，明确而具体地肯定了中国收复失地的神圣权利。战后，《开罗宣言》成为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法律依据。

（三）德黑兰会议，美、英、苏三国首脑商讨联合对德作战的计划

在莫斯科外长会议和开罗三国首脑会议基础上，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三国首脑会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三国首脑第一次会晤。参加会议的还有三国外交顾问和军事参谋部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制订对德国的联合作战方针和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会议一致同意。1944年5月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物资与装备等手段支持南斯拉夫游击队；争取土耳其1943年底前参加同盟国方面作战；三国军事参谋人员保持密切联系，就即将举行的战役进行具体协调。会议还就战后波兰的边界，战后德国的分割和战后建立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苏联表示：一旦欧洲战争结束，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

会议结束前，三国政府首脑签署了《德黑兰宣言》、《关于伊朗的宣言》和《德黑兰总协定》。《德黑兰宣言》宣称：关于战争问题，三国已经议定了消灭德军的计划，并就从东、西、南三面对德国法西斯采取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达成了一致协议；关于和平问题，三国的同心协力将导致永久的和平，苏、美、英三国和所有联合国家负有创造和平的至上责任。宣言强调，“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由陆上消灭德国军队，在海里消灭他们的潜艇，并且从空中消灭他们的兵工厂”，“我们的进攻将是毫不留情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的。”“我们怀着信心瞻望着那么一天，那时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过自由的生活，不受暴政的摧残”。[《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旅，第4D8～409页。]

莫斯科外长会议、开罗三国首脑会议和德黑兰三国首脑会议的召开及其发表的《宣言》表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三个会议关于加强合作，进一步协调对德国、日本作战的军事战略，对于彻底打败法西斯，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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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

第二节 日本对华新政策的破产和“绝对国防圈”的崩溃

一、日本对华新政策的破产

1942年冬，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遭到惨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于11月2日、4日、7日连续三次开会，紧急磋商对策。

日本估计：美、英将密切合作，联成一体，逐渐加强对日本的攻势作战，这种攻势将于1943年下半年达到高潮：中国由于得到美、英的支持和支援，抗战力量将不断得到加强，抗战意志将更加顽强；认为必须采取积极手段，应付今后相继到来的严重形势。日本决心采取的“积极手段”之一，就是对中国实行一种所谓新政策，以对付1943年给日本带来的厄运。

1942年12月18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详细讨论了对华新政策的具体内容，有3个重点：一是缔结日汪基本协定。二是进一步扶植汪伪政权，力图加强其政治力量，主要采取5条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财政；调整汪伪政权与地方伪政权的关系，消除磨擦；将日本专管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厦门公共租界及北京使馆区“移交”给汪伪政权管理；“撤销”治外法权；处理在华“敌”产。三是强化掠夺战略物资的措施，以取得为完成其侵略战争所必要的更多物资。对华新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加紧扶植和强化汪精卫伪政权，企图以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并让其参加太平洋战争，以便实现蒋汪合流。同时，逐步将与作战无关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权及其伪军担任，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较多兵力和物资投入太平洋战场，夺回战争的主动权。

12月21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提出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在第九次御前会议上审议通过。东条英机在会上作了说明，他强调：“本案与以前御前会议所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方针》（1938年1月11日），即在大东亚战争发生前的形势下制定的各方案所考虑的情势有显著不同。在大东亚战争发生以前，帝国处理对华问题，力求避免与美英冲突，如有可能亦考虑利用美英以解决事变。另一方面，美英尚在中国蠢动，处理事变亦不得不讲求方法，考虑处理事变的策略，自然亦必须与今日有所不同。然而，大东亚战争发生后的今日，情势激变，鉴于帝国处理对华问题，与完成对美英战争的关系，以及现阶段中国和其他各种情势，已有重新构思的必要。”[［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96页。]“东条的说明”，反映了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日本日趋不利。

根据这个根本方针，日本政府加紧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加速“以华制华”的进程；进一步在占领区内有重点地开发资源；采取以所谓“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让其向美、英宣战，参加太平洋战争。

1943年1月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手策划下，演出了两出丑剧：一出是所谓汪伪政权参加太平洋战争，由汪精卫伪政府向美国、英国宣战，并发表《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日华共同宣言》；另一出是日本政府煞有介事地与汪精卫伪政府签订所谓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的《日华新协定》。

3月1日至3日，日军大本营在东京召集中国派遣军、关东军及南方军的总参谋长举行会议，传达关于1943年度《陆军综合作战计划》和《兵备实施要领》，宣布要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甲种野战师投入太平洋战场。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大本营于6月17日、9月11日、10月20日、12月1日先后下令从中国战场调出第15、第27、第17、第36和第32师等5个师，其中第27师后来编入关东军序列，其余4个师投入太平洋战场。

5月3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根据这个大纲，日本政府于10月30日派出“特命全权大使”谷正之到南京与汪精卫签订所谓《日华同盟条约》，妄图一方面巩固汪伪傀儡政权，一方面加强对重庆政府的诱降，但进展甚微。

在对中国实行新政策的同时，日本政府还于1942年11月1日设置了“大东亚省”的新机构，将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外务省东亚局等均并入该机构，以加强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统治，竭力搜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为继续进行侵略战争服务。然而，日本的上述对华新政策和各项举措，对挽救它的败局命运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当对华新政策尚在拟议中，中国派遣军就有存疑，认为“以扶植加强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作为对华新政策的中心不适合现状。”总司令官烟俊六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对内的以及对重庆的对策，都是行不通的穷途之策，实行起来不会那样简单。”[［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299页。] “关于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参战问题，主要是企图扭转最近的消沉气氛，取得内政方面效果的一种措施，可以说是未加权衡其利害的轻率的应急政策。”[［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83页。] 1942年12月16日，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落合甚九郎向日军大本营汇报时再次提出：“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内情不太可靠，如使之协力而放手不管则是危险的。该控制的必须继续控制。如不改变现在软弱的性质，不仅阻碍作战，甚至有崩溃的危险。”[［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83页。] 1943年1月，对华新政策出笼后，由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汪伪政权的所谓“参战”丑剧，犹如狂犬吠日，由于它十足的欺骗性和虚假性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

1943年春天起，侵华日军虽遵照其大本营的命令，积极贯彻对华新政策，把部分地区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府及伪军执行，但汪伪傀儡政权既无军力又无财力，内部派系争斗还很激烈，政治腐败，民心丧尽；新成立的日本政府大东亚省驻中国各地机构也软弱无能，与各方关系矛盾重重。因此，实际上侵华日军根本无法“拔足泥潭”，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决定，以独立混成旅和刚补充的新兵，先后编成5个师（即第61、第62、第63、第64和第65师）填补调出的5个师的空缺。原想以汪伪政权的参战作为打开中日战争局面的一大转机成为泡影。

1943年夏天，中国战区的日本占领区物价暴涨，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于7月14日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华紧急救济措施”，以挽救更悲惨的结局。原来打算从中国窃取更多的战略物资投向太平洋战场的美梦也破灭了。

10月，所谓《日华同盟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随即发表《帝国政府声明》，汪精卫也发表长篇声明，无耻地大谈中国依赖日本比依赖英、美更好，企图再次对重庆政府实施诱降。但是，此时蒋介石已应邀准备去埃及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联合对日本的作战计划了。

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和其他同盟国军向日军不断展开反攻、中国战区敌后战场也开始向日军发起局部反攻的形势下，日军已处于穷途末路的境地，哀叹“自存自活能力也受到了影响”，已根本不可能夺回战争主动权，对中国实行的所谓新政策也就注定地破产了。

二、日本“绝对国防圈”的崩溃

1943年9月，意大利的投降，欧洲战局的骤变，太平洋战场盟军攻势作战的加强，中国战区敌后战场中国军民局部反攻的展开，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方针，考虑建立所谓“绝对国防圈”，企图借以挽回败局。

9月25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就“世界形势”、“战略方策”和“对外方策”三项内容进行讨论，并分别作出决定，最后形成《今后应当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于9月30日提交御前会议审议通过。《指导大纲》确定，以“急速增强决战力量”、“谋求对苏关系好转”和“确立国内决战态势，加强大东亚团结”为今后的战略方针，同时决定建立所谓“绝对国防圈”，把日本在太平洋、印度洋方面的侵略防线后撤至“包括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内南洋（中、西部）群岛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群岛、缅甸的这一圈子”[［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84年版，《文书》第588～589页。]，缩小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确保要区”的范围，企图争取时间，逐步充实空军力量，与美、英决一死战。这是日本政府面对战争形势的重大转折，试图排除对德国的依赖心理，以独自力量对付美、英反攻势力而制定的国策。

为了贯彻《指导大纲》，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以确保“绝对国防圈”内悔、空、陆运输的安全，阻止美、英军队对日本本土及“绝对国防圈”内重要资源地域和政治、产业等致命的中枢部位的袭击，遏制并击破美、英军队的大反攻。紧急措施包括：征用与补充陆、海军所需船只共28，5万吨；重新制订以航空军事力量为中心的增产计划，规定1944年内必须完成500万吨普通钢材、100万吨特殊钢材和21万吨铝的生产任务；断然实行增强军事力量所必需的一切非常办法；连续下令从中国战场和日本国内向“绝对国防圈”的前卫线派遣陆军兵力共5个师。

然而，日本政府采取这一战略决策也是无济无事。原因是：自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1942年8月）以来，日本损失的战斗力相当严重，与盟军空军兵力对比十分悬殊，己无法抗衡；所谓“绝对国防圈”的前卫线，西从新几内亚东部的马丹地区，往东经丹皮尔海峡、腊包尔，连结布干威尔岛一线、已受到盟军挑战，芬什哈芬很快被盟军占领，布干威尔岛也已孤立化，陷于腊包尔和新几内亚的日军30万人无法撤退，等于“死棋”；日本国内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以生产飞机为中心的增产计划根本无法落实；太平洋中部地区的前卫线马绍尔、吉尔伯特群岛也受到美军的威胁，被紧急派往前卫线的陆军部队，在几乎是到达的同时，还来不及修筑工事，就遭到美军的攻击，已处于挨打的被动困境。

1943年11月20日，美军在中部太平洋发起攻势作战，首先攻取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和塔拉瓦两岛、建立了空军基地。尔后，于1944年1月进攻马绍尔群岛，岛上日本海军航空队约200架飞机在未能实行任何反击以前就被全歼。2月初，美军两个师占领凯塞林岛，并以此岛与阿德米雷耳提群岛为基地，用B—24型轰炸机对加罗林群岛的日军中部太平洋战略要点特鲁克岛进行猛烈空袭，两天之内，炸沉日本战舰9艘、运输舰只等34艘，炸毁飞机270架，炸死炸伤日军1700余人。[［日］赐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5年版，第519页。]

2月10日，日军联合舰队司令部被迫从特鲁克岛迁到加罗林群岛西部的帛琉群岛。4月初，美军第58快速航空母舰突击队向加罗林群岛西部的日军守备部队发起进攻，尔后，于6月中旬又猛烈袭击马里亚纳群岛南部的日军守备部队，并相继攻占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

至此，日军在内南洋地区的防御体系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日本本土也彻底暴露在盟军的直接打击范围。在缅甸方面，中国驻印军在美军一部的配合下，由印度向缅北日军发起反攻，于8月初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日本的“绝对国防圈”从东西两个方面都已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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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

第三节 危机四伏的日本国内形势

一、战时经济体制的崩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经济已完全走向战时体制化。但是，时间仅隔两年，战时经济体制就崩溃了。

（一）军需工业的超重点生产

1942年初起，日本政府根据国家动员法，对军需生产发布了一系列统制令，从原料、资材的分配，生产的部署，劳务的安排和利润的分配，进行全面统制；同时，逐年削减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工业的投资，兼并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从而形成了拥有绝大部分资金、原料和劳动力的军需工业体制。

1943年秋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军事上不断失利，对军需产品的需求更加突出。11月1日，日本政府决定撤销商工省和企划院，设立军需省，由首相东条英机兼任军需大臣，力图借此加强军需生产的统一规划，实行超重点生产，并调节陆、海两军在军事订货和资材争夺方面的对立。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颁布“军需企业法”，强制与飞机、船舶生产有关的金属矿业、煤炭、瓦斯、电力等共671家公司列为军需企业，尔后，又采取进一步兼并、关闭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颁布金融统制的种种法令等手段，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军需工业。

1944年1月起，日本政府开始实行“军需企业指定拨款制度”和军需订货预付价款制度，使军需企业随时可以从指定的特定银行得到拨款和预付款。据统计，1944年度飞机、造船、机械等3个超重点军需工业部门的流动资本总额中，预付部分经常占50～70％。这样，各军需企业接受的军需订货实际上已远远超过它们的生产能力。依靠这种超重点生产的手段，日本陆海军兵器的产量一度急遽上升。与此相反，人民生活必需的轻工产品的产量，却逐年减少，棉布的产量，1943年比1941年减少30％，生丝的产量，1943年比1941年减少44％。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预示着日本战时经济体制的必然崩溃。

（二）强迫劳动制度的发展

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除集中资金和原料于军需生产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劳动力被大量征用到军需工业部门，并将已经实行的强迫劳动制度扩大化。征用到军需企业的劳动力主要是农村中的广大青壮年农民和城市中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的职工，以及下层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被征用的青壮年劳动力，都被安置在指定的军需企业里，在宪兵监视下从事强迫劳动。全日本被征用的劳动力逐年增加，1941年是31.1万人，1942年增加到62.3万人，1943年猛增至132.3万人，1944年又增加到155.2万人。

由于可能征用的劳动力人数已接近最大限度，1944年4月起，日本政府采取了另一个措施：废除关于动员学生到战时劳动部门从事劳动的禁令，把成百万学生分配到军需企业从事武器生产劳动，一天劳动时间长达10小时，劳动报酬不仅低于一般工人，而且不直接支付，实行强制储蓄，待到毕业时通过学校一次付给。动员妇女到军需企业从事生产劳动，日本政府本来有一些保护性法令，禁止妇女从事夜间和危险性劳动。

但是，1943年以后，这些法令逐步被废止，通过发布“劳务调整令”，规定17种特定职业可以由妇女代替男子，并成立“女子勤劳报国队”，强制妇女从事军需生产劳动。1944年起，将“女子勤劳报国队”改称“女子挺身队”，强制12岁至39岁的未婚妇女全部加入，与男劳力一样，被固定在军需企业里从事劳动。

此外，日本法西斯还从其在中国、朝鲜的占领区内掳掠大批青壮年劳力，强制驱赶到日本的煤矿等地，从事劳动强度最大，最脏，最险，类似奴隶的劳动，直至被折磨致残、致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掳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去当苦力这一事实，直至1994年6月22日，日本政府才首次公开承认，这一天，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川岛在国会参议院答复议员质询时承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受其政府指示，强掳大批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当劳工。据日本外务省在日本投降后向政府写的一份远被缩小了的“中国劳工”问题的报告书中记载：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强掳38915名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6830人惨死在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据新华社东京1994年6月22日电讯。]

强迫劳动制度的发展，是日本法西斯、日本军需垄断资本家在军需生产过程中对本国的征用工、学生、妇女实行强迫劳动和对被掳去的中国人、朝鲜人实行残酷奴役不断加强和酷苛化的过程。随着这个过程的深入，劳动者对日本法西斯和垄断资本家的抵抗也逐步发展和扩大起来，缺勤和怠工现象普遍出现，劳动生产率日益低落。《朝日新闻》1944年10月19日报道：爱知县的全部飞机制造厂工人的平均缺勤率达65％。这种劳动生产率的严重低落，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长年对外侵略和它在军需生产过程中采用强迫劳动制度，残酷剥削工人的必然结果。

（三）农业凋敝

由于侵略战争的延续，日本农业受到的破坏一年比一年严重。

首先，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

由于连年征兵，军需企业征闲工人，大批劳动力从农业生产第一线被调往军营、军需工厂，到1944年底，全日本农村劳动力从1940年的662万余人减至667万余人，锐减近百万人。当时，日本农业机械化程度还相当低，绝大部分农业劳动还是靠人工操作。劳动力锐减，就严重影响大部分农田的耕作。

其次，由于日本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农用肥料和衣机具的产量大减。

农村对农田肥料和衣机具的需求量远远不能满足，化肥的配给量逐年减少，从1941年至1944年，氮减少20％，磷酸减少25％，钾减少90％，农业机器供应量严重不足，碾米作业因缺乏动力燃料、无法运作。到1944年底，全日本农作物单位商积产量逐年减少，耕种面积也不断缩小。据《日本统计年鉴》记载，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1944年比1942年减少25.6％；耕种面积（町），1944年比1942年减少5.839％。

第三，海上运输线断绝，从海外进口粮食发生严重困难。

据《日本统计年鉴》中《生产》、《需要》两部分记载：1941年全日本进口稻米15681千石。其中从中国台湾掠夺1702千石，从朝鲜掠夺5235千石），1942年降至7226千石（其中队中国台湾掠夺1638千石），1943年降至4800千石（全部是从中国台湾、朝 鲜掠夺所得），1944年降至1572千石（全部是从中国台湾、朝鲜掠夺所得）。

粮食危机日益严重。日本从1941年起就实行粮食配给制，当时规定成年人每天每人330克。到了1943年，这个定量已难以维持，不得不掺以杂粮，稻谷的春米率也由最初的七分舂，下降到五分舂，甚至二分舂，最终只售给去壳的糙米。由于粮食短缺，副食品也随之减产，蔬菜、鱼、肉十分匾乏，1944年起也全部实行配给制。

农业调敝，日本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军队士气越来越低落，工人出勤率越来越低下。

（四）战时经济体制的崩溃

军需企业的超重点生产，一时间虽曾使日本的煤炭、生铁、电力、钢材、铜材以及铝等产量骤然增长，于1943年底达到顶点。但是，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同步增长，同时达到了顶点。进入1944年，缺乏资源、没有基础工业支持的军需工业的产量开始锐减。以钢材为例，1943年的年产量为782.4万吨，1944年降到591.6万吨，锐减24.39％；生铁的产量降得更多，1943年的年产量为441.6万吨，1944年降到279.6万吨，锐减36.88％。[联合国：《统计月刊》第6期，1950年，盟军总部：《日本经济统计》1948年3月。]?? 其他，如铜材、铝、水泥的年产量，以及发电量也出现锐减。

日本原来就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一直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依靠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力来发展和支撑日本的战争经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又巧取豪夺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由于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抗日战争和反侵略斗争，日本法西斯的掠夺计划不断遭到破坏。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个战局越来越不利于日本法西斯，日本从中国和南洋各国的搜刮和掠夺也急遽减少，更加无法解救日本战争经济层出不穷的困难。据统计，1943年日本从国外掠夺的煤炭是603万吨，1944年减至314万吨，锐减47.93％。铁矿石减少更多，1943年掠夺367万吨，1944年减至167万吨，锐减54.49％。原油和精制石油也减少很多，1943年掠夺1456万桶，1944年减至704万桶，锐减51.65％[［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第52页。]。基本原料的严重减少，使不少军需企业的产量一落千丈，有的不得不关闭或停产。

与基本原料严重匾乏相关连的是日本战时经济体制本身的痼疾。日本法西斯依靠掠夺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的资源，搜括本国人民的血汗来不断地扩大武器的生产，又不断地在战场上消耗掉。随着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持续时间的增长，这种消耗也越来越大。军需产品消耗在战场，不可能回收资金扩大再生产。消耗越多，要求投资也越多。日本法西斯不惜极度压缩民用工业，抽调资金、原料和劳力来填补军需工业，甚至连国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基础都被挤垮。1944年度日本直接军费竟达735亿日元。这种“竭泽而渔”的办法，最终使日本的财源枯竭，通货极度膨胀，财政经济一败涂地。

与上述病疾同步发生的是，无休止的征乒，日本大批工人被征集而脱离生产岗位，走进侵略战争的行列，1944年全年大约有900万人离开劳动市场，工厂劳动力，特别是熟练工人严重短缺，劳动生产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全日本农业调敝，垄断资本相互间、陆海两军之间又为确保自己利润和作战必需的军需产品而发生的矛盾不断加深。上述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终于导致战时经济体制的全面崩溃。

二、国内人民反抗斗争的发展

（一）垄断资本家大发战争财，劳动人民遭受战争苦

日本法西斯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垄断资本家就对本国劳动人民以及从中国、朝鲜掳去的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大发战争财。

战时，日本垄断资本财阀主要是4家，即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他们通过资本和生产的不断集中和积聚，越来越有力地使国家机构成为自己的附庸。他们在日本的国家权力支持下，利用国家军需订货预付价款制度，领取政府发给的各种奖励金、补助金等财政资助，并采取其他各种办法，巧取豪夺，倾吞战前根本无法获得的巨大利润。四大财阀在战前已经掌握了日本全国股票资本的6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攫取了巨大的战时利润，地位更加得到加强。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控制了造船业股份的50％，造纸业股份的100％，制粉业股份的70％，制糖业股份的100％；三菱财阀还控制了飞机制造业的绝大部分股份；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还掌握着煤炭和铜总生产量的50％以上，商船生产总吨数的50％和对外贸易总额的33％。

在金融系统，到1944年底，全日本普通银行数由245家锐减至88家，帝国、三菱、住友、安田、三和等五大银行占据着垄断地位，他们控制着全日本银行存款中的70％，贴现放款中的78％，证券投资总额中的61％。到日本投降前，四大财阀已拥有周转资本达120亿日元，控制了银行存款和银行资产达1120亿日元，在日本战争经济中处于霸主地位。

日本的国家财政支出，绝大部分也是用在军事方面。军事费用的支出在全日本年度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升高，1937年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13％，1941年占75.56％，到了1944年竞达85.32％。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除来自日本在中国和南洋各国占领区的掠夺外，在日本国内主要是依靠发行公债、增税和大量发行货币等手段，对劳动人民进行无情的榨取。

1937年日本公债发行额是15亿日元，1941年为91亿日元。

在垄断资本家积累巨大财富的同时，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劳动人民生活则越来越苦。日本劳动人民一方面被迫从事强制劳动和农奴般的耕种，一方面又承受着苛捐杂税、强迫购买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的压榨。日本工人每天被强迫劳动时间最少的是12小时，多的每月450小时。工人的工资，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实际收入不断减少；每月领工资时，还要按一定比例扣除购买公债的款项，回到居民区，还得被强迫储蓄和再次购买公债。许多家庭不堪忍受，难以度日。

日本的几个主要城市从1941年春季开始，实行主食配给制，但配售的粮食质量越来越差，并且逐渐在米中掺以高粱、玉米、麦片、土豆和白薯，1943年以后，甚至掺入野果。按日本政府计算，每人每天配售的粮食，其含热量应是106卡，这是包括白薯皮在内的热量，实际热量则要少得多。肉、砂糖和蔬菜的供应量也越来越少，1943年，东京居民每人每隔一天才配给青菜150克。民用棉织品供应量也逐年减少，1943年的供应量比1942年减少50％，1944年的供应量又比1943年减少63.4％。当年每户居民能买到的棉布连做婴儿的衬衣都不够。食品奇缺，人民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死亡率不断上升。

（二）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强化，人民的厌战和反战

日本是世界上实行严密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之一。日本法西斯为了加强对国内人民的统治，从1937年9月起，就在国内实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日本人民灌注“八纹一字”、征服世界的反动思想。1939年10月，又加强了思想文化统制，对出版、文艺等部门建立审查制度，严禁进步倾向的作品发行，并扩建神宫、神社，极力宣扬军国主义思想，镇压思想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还解散全国各地工会组织，取缔工农运动。1940年9月，日本各政党也被解散，而由日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官僚、军阀等的代表人物组成所谓“大政翼赞会”，作为御用政治组织。全日本的道、府、县和市、町、村各级都有翼赞会、翼赞壮年团，以及警防团，法西斯的御用机构遍布全国上下。1940年10月起，根据日本内务省的命令，又在全日本各地的基层成立“邻组”，每10户左右组织成一个“邻组”，属街道会、自然村会领导，实行连带责任制的控制，从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日本人民进行监视和统治。与此同时，在全日本的各工作场所，则建立各种“报国会”，工厂、企业有“产业报国会”，文化界有“美术报国会”、“音乐报国会”等等。

1941年1月，日本法西斯在实行“军事机密保护法”、“新闻法”、“国家总动员法”等各种统制令基础上，又颁布施行新闻刊载限制令和“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绝对禁止发表“反对国策，以致阻碍进行战争”的消息。

1942年9月，日本法西斯又建立由议员组成的“翼赞政治会”，禁止其他一切结社。东条英机说过：“三人相聚而谈，其中必有间谍”。法西斯分子以此为指导思想，从各种不同渠道对日本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实行严密的统治。1943～1944年间，大批有才干的言论界知识分子被当作反战主义者逮捕下狱，施以严刑拷打；许多报刊被勒令“自动停刊”，有些书报还遭到绝版的厄运。剧场、电影院被实行严格管制，成为专门从事歌颂侵略战争，鼓舞“士气”的场所。各种体育设施，特别是摔跤场、武术馆和游泳馆，都以“锻炼体质以便为战争服务”作为开展活动的宗旨。

恩格斯在1874年夏天写的《流亡者文献》的第一组文章《波兰宣言》中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 日本法西斯在发动侵略战争过程中，对本国人民的统治越是强化，日本人民的厌战、反战斗争越是炽热。日本全国虽然成了军事监狱，但日本工人反对统治者战争政策、经济政策的罢工运动却持续不断。1941年至1944年间各地罢工浪潮接连不断，总次数达130余次。1941年8月，名古屋三菱飞机制造厂发生大罢工，工人们把一些飞机的部件砸毁后抛掉，实行破坏性罢工，给飞机制造增加了严重困难。

10月，横滨的重工业区鹤见发生大规模工人罢工，连职员也参加了罢工行列。

除了有组织的罢工运动，工厂中无组织的抵抗运动是工人的缺勤。

1943年10月至1944年9月，全日本工厂的缺勤率平均达20％，造船业和飞机制造业更为突出，缺勤的工人竟达半数。此外，工人们还用怠工方式表示反抗。1940年在神奈川县一个工厂中发生工人把秘密武器制成废品的事件。1942年夏天，日立制作所举行有组织的总工，全厂生产率降低70％。1944年，全日本发生的较大怠工事件共达216起。日本农民也不断开展反对征购和增加地租的斗争。从1937年起，七八年间，全日本发生租佃纠纷共达2.9万余次，参加斗争的农民约14万人。日本的工人和农民对统治者发动侵略战争的这种反抗斗争，对日本战争经济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打击。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延续，日本人民的厌战、反战斗争越来越活跃。在神户，曾发生新兵家属哭送新兵登船开往中国时呼叫反战口号的事件。在中国山西战场上，从伤亡士兵的衣袋内发现有《致出征士兵书》之类的反战宣传品。日本社会上流传更多的是种种反战、厌战的小道消息。到了侵华战争后期，日本人民愈发表现出对东条英机为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不满，有人公然喊出：“击落英机”这句影射性的反战口号。

日本军人中的厌战、反战斗争，突出的是士气低落。侵华日军士兵中装病、自杀、哗变、逃亡，以及携械投降等事件屡有发生。1943年初，在山东馆陶地区，侵华日军部队曾发生士兵暴动的事件。

1944年4～6月，在缅北战役中，日军第15集团军所属两个师的师长在进攻英帕尔作战中，因公然违抗命令率领部队退却而被免职，英帕尔战役遭受失败后，从缅甸方面军至第15集团军各师长全被撤换。这种军心涣散，指挥失常，以致败退时陷入不可收拾局面的出现，正反映了日军士兵，乃至指挥官的厌战、反战的心态。

反战斗争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很快形成了反战组织。早在1939年，部分侵华日军士兵被俘后，经过教育、帮助，组织了在华日人“觉醒联盟”的反战组织。此后，又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这些反战组织逐步扩大，经常到前线向侵华日军士兵开展反战宣传。

1942年8月，“觉醒联盟”改建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同盟成员与各地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工人员组成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后，印发传单、报纸，或者进行火线喊话，对日军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战宣传活动。1944年1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更名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将“反对战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的日本”作为同盟的斗争目标。此后，该组织的活动进一步发展，参加的人数不断增多，显示了日军士兵的觉醒和斗争精神。

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最后失败的内部因素之一。

三、东亲英机政权的垮台

（一）日本史上最反动的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者

东条英机出生于军阀家庭，16岁就在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接受正统的军国主义教育和训练。

1920年东条毕业于陆军大学后，历任驻德国使馆武官、陆军大学教官、参谋部作战科长等职，1935年起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曾以他的“剃刀效率”，残暴屠杀中国东北地区大批抗日军民。“七·七”事变后，已升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率领察哈尔派遣兵团大举进犯华北承德、张家口、大同等地，铁蹄践踏中华锦秀河山。1940年7月起，东条两次连任近卫内阁的陆相，协助近卫文磨对内开展所谓“新体制运动”，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继续侵华战争，同时，与德国、意大利结盟，推行“南进”政策，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1941年10月18日，东条登台组阁，一个多月后的12月8日，东条下令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海军重要基地珍珠港，从此，太平洋战争爆发。

与此同财，日本陆军、海军还兵分多路，大举进犯东南亚各国，连续入侵马来亚、菲律宾、缅甸、荷属东印度，以及香港等地。为了支撑和扩大对外侵略战争，东条不断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一方面颁布《战时犯罪处罚特例法》，在全国实施白色恐怖；一方面又以《战时行政特例法》和《战时行政职权特例》等法律，强化首相权限，先后兼任陆相、内务相、军需相及参谋总长等要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日本史上最反动的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者。

（二）内外交困的日本政局与战局

1944年6月，日本国内的战时经济体制已经濒临崩溃，人民厌战、反战斗争持续高涨，军队士气不断低落。在中国解放区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攻势作战日益加强，已将日军压缩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点”和“线”上困守，敌后战场的反攻已经不可阻挡；在欧洲战场，盟军集结36个师已经开始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实施登陆战役，开辟第二战场；在苏德战场，苏军在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境内开始实施两次规模较大的进攻战役，德国法西斯的战败命运已见分晓；在太平洋战场，被称为日本“珍珠港”的特鲁克岛海军基地在美军轰炸之下已经溃灭，日本在战略上准备确保的、作为“绝对国防圈”的重要环节而防备的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已被美军突破登陆，日本全部本上已完全落入盟军轰炸范围以内；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朝鲜、越南、马来亚等国的抗日武装也正在沉重地打击入侵的日军。

日本军事上的退败局面和世界战争形势的迅速转变，导致日本政坛一片恐慌，东条政权的命运炭发可危。

（三）东条英机下台

1944年7月，塞班岛上美、日军队双方进入殊死决斗阶段。塞班岛是遭到盟军进攻的第一个日本战前就拥有的属地。它是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德国子中夺取并受国联托管而据有的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岛上除驻有4万余名日军外，还有2.5万名日本平民。7月2日，日军兵力消耗殆尽。4日，登陆的美军冲人日军的最后防线。6日夜，日军守岛部队全部被歼，其中近2000入被俘。

塞班岛的失守，进一步激起日本各阶层以至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对东条英机政权的不信任。7月13日，东条会见内大臣木户幸一，商讨稳定政局的对策。木户根据重臣们的意见，提出与东条预期完全相反的三点意见；“把总长和大臣分开：更换海军大臣；邀请重臣入阁，组成举国一致内阁”[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4页。]，采取提出重臣人阁而实际又拒绝入阁的手法，逼迫东条下台。18日，东条英机在无可奈何之下实行内阁总辞职。

东条法西斯独哉政权的垮台，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已完全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正如毛泽东预言的那样，已在“向它的墓门跨进”，顶示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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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一节 局部地区的攻势作战

1943年秋，敌后战场出现了明显的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经过6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所发生的变化。侵华日军在1941～1942年，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以“扫荡”、“清剿”、“蚕食”和经济、政治、文化的“总力战”，以及普遍实行的“三光”政策，曾使抗日根据地军民一度处于极端困难的局面，但终于遭到了失败。从1942年秋季以后，“华北治安战”即“一蹶不振”。[［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15页。]

1943年日军在华北进行的秋季“扫荡”，成为强弩之末，该次“扫荡”以失败告终后，日军在华北除局部地区外，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在同一时期，侵华日军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扫荡”、“清剿”为主，进行了多期的“清乡”。然而，至1943年6月，“清乡”也遭到彻底的失败，“清乡工作终于陷入了分裂瓦解的结局”。[［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14页。]

在与抗日根据地军民数年较量遭到惨败的日军，已再找不到出路。在太平洋战局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日军大本营1943年2月27日对侵华日军的作战指导方针是：大致确保现占据地域，努力摧毁对方的反攻，遏制对帝国本上的空袭。防止对方的反攻，第一次成为日军“新的战略设想”。[［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72年版，第310页。]

另一方面，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渡过严重困难，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全面增强，自1943年春夏以来，由于深入贯彻“敌进我进”方针，已把斗争的焦点逐渐引向敌占区，主动进攻的作战愈来愈占有重要地位。如晋绥军区在1943年春夏的3个月作战中，主动发动的战斗即占78％。从1943年秋开始，日军在敌后战场特别是在华北敌后战场，已逐渐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华北八路军已在若干地区逐渐占有局部的优势。

一、卫南、林南战役

太行山南部，以陵川、林县为中心的地区，曾是国民党军第24集团军的防区。该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下辖第27军（驻陵川地区）、第40军（驻林县地区）、新5军（驻临淇地区），共2万分人。1943年4月下旬，该部在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第12集团军各一部大举进攻下，新5军军长孙殿英和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先后率一部分部队投敌，被编为伪暂编第24集团军，部署于新乡至安阳问平汉铁路上各要点及两侧地区。与此同时，日军在5～7月，继续“扫荡”国民党第24集团军未投降的部队（第27、第40军），迫使这些部队在8月4日前全部退出太南。

在太北的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一直密切关注着太南形势的急剧变化，4月25日，太行区党委、第129师政治部即发出指示，部署组织南援游击支队与随军地方工作团南下，支援太南友军作战。此后，又派出1个主力团南下豫北汲县、淇县西北地区，1个主力团南下太南陵川地区。7月10日，伪第 24集团军暂编第5、第7军和太行保安队共2万余人，在日军配合下，开始向平汉路西太南地区伸展，占据点线，八路军太行区的休县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亦为伪军侵占，一度进入太南的八路军、地方工作队北撤；同时，伪暂编第6军及独立第1、第2旅共约8000人，向平汉路东地区伸展，侵占八路军卫河以南滑县、长垣间的焦虎集、瓦堽集地区，并企图继续东犯，以便与驻东明、濮阳地区的伪第2方面军孙良诚部勾通联系。

为粉碎日伪军在太南扩张的企图，扫除建立太南新抗日根据地的障碍，八路军第129师计划实施林南战役。八路军总部同意实施林南战役的计划并指示冀鲁豫军区配合。于是冀鲁豫军区同时实施卫南战役。（见附图6）

冀鲁豫军区以第4军分区之第16、第21团、人民自卫军新4路、卫河支队和骑兵团一部，由军区副政治委员苏振华、参谋长阎揆要指挥进行卫南战役。7月30日，八路军发动攻势，在官桥营一带歼灭正向八路军作试探性进攻的伪军1000余人。7月31日袭击驻焦虎集的伪暂编第6军第7师师部，将其全歼。8月2日，又突袭瓦堽集，战至3日上午，全歼伪独1旅1600余人。尔后，八路军撤回根据地内休整。8月18日晨平汉路西太行军区发动林南战役。为配合作战，次日，冀鲁豫八路军再次出动，奔袭驻袁庄之伪第7师残部和独2旅，迫其投降。当晚乘胜攻击驻大范庄之伪暂编第6军军部，伪军残部逃回卫河以西。卫南战役，八路军共歼灭伪军5600余人，收复和开辟了卫河以南地区。

八路军第129师于8月2日制定了《林南战役纲要》，次日，召开作战会议，传达战役纲要。计划以太行军区部队、冀南军区准备赴延安途经太行的两个团（第20、第771团）、冀中军区警备旅（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途经冀鲁豫退到太行区），由师参谋长李达统一指挥，实施林南战役。师决心集中优势兵力，首先分割包围和各个消灭林县城伪军指挥中枢及其周围据点，尔后扩大战果，继续消灭林县以南各据点伪军；对掩护伪军驻止或进扰之日军，在有利情况下，坚决予以消灭。具体部署是：以第13、第771团全部和第1、第10、第34团、警2团各一部为东集团，由徐深吉、高扬、皮定均指挥，向林县城北之姚村、城东之横水、城东南之东姚等地伪军进攻，重点指向东姚；以第769、第20、警32团全部及第2、第3、第32团各一部为西集团，由黄新友、何成柱指挥，向原康及其附近村落之伪军进攻，重点指向原康；另以主力一部及地方武装对平汉、白晋路之敌加强警戒，策应主力作战。

林南战役于8月18日零时30分发起进攻。东集团避开敌前哨据点，以主力部队从东、西两面钳击包围林县城东北的南北陵阳、蒋里、东西夏城等伪军据点，以吸引林县城伪军的注意力。西集团则乘势集中主力向林县城及城西、城北伪军外围据点发起进攻。激战至12时，除伪第2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刘月亭负伤潜逃外，林县城伪军全部被歼；林县日军退集头遁营据点，亦被包围。当夜，八路军集中力量对头道营日军展开攻击，敌不支溃窜南关固守待援。19日，日军飞机数架轰炸竟日，八路军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西集团连克马圈、西坛等伪军据点，全歼守敌，东集团也先后攻占南北陵阳、曲山、姚村等据点。至此，除南关日军据点外，林县城及附近据点，全部被攻克。由于南关日军兵力较大，凭坚据守，一时难以攻克，八路军乃于20日移师南下，扩大战果。东集团收复东姚，鹤壁、西侄楼地区；西集团收复合涧、原康及西平罗、临淇等地。八路军发动林南战役的第2天，8月19日，日军即出动航空兵，步兵救援林县一带的日伪军，至24日，由安阳出动的日军1000余人进抵林县，从辉县出动的日军400余人到达临淇。25日，日军从林县、临淇出动，南北对进，26日占原康，并西进至连家坡一带。西集团实施反击，将敌击溃。日军以一部在小安村抵抗，掩护主力撤退；日军大部当晚渡淇河向林县撤退，渡河时正值山洪暴发，被淹死冲走100余人。27日，战役结束。

林南战役历时9天，共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攻克与收复据点80余处，解放了林具以南，辉县以北拥有4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林南战役后，林南、辉北广大地区被八路军控制，日伪军被压缩在沿水（冶）林（县） 公路至临淇，四寨、南村等主要城镇和据点。

1943年9月8日，太行军区在太南建立第7、第8军分区。第7军分区辖林县、汤阴、淇县、汲县、新乡、辉县、获嘉，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高扬，以第1、第3团为其基干武装。第8军分区辖陵川、晋城、博爱、修武、沁阳，司令员黄新友，政治委员江明，以第2团及决死队第7团为其基干武装。到1944年3月，太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8000平方公里，人口近100万，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县区地方武装均已建立。

二、山东军区的攻势作战

1943年11月9日，日军第12集团军集中日伪军1万余人“扫荡”八路军鲁中军区，重点是“扫荡”北沂蒙山区。11月18日，“扫荡”沂蒙山区的日伪军大部突然越过胶济路，向北进入清河军区，并将兵力增加到2.6万余人，“扫荡”八路军清河军区。当日伪军“扫荡”鲁中时，11月14日，山东军区发出指示：为配合鲁中军区打击敌人“扫荡”，缩短“扫荡”时间，尤其打击伪军吴化文、张步云两部向八路军新开辟的东部沂鲁山区伸展，滨海、胶东、鲁南、清河军区应积极活动，拔除某些薄弱据点，打击参与“扫荡”的伪军的侧后方和老巢；滨海、胶东军区同时还应作好反“扫荡”的准备。当日军主力转向“扫荡”清河区后，11月21日，山东军区又指示，各部应该继续扩张战果，策应清河、鲁中反‘扫荡’，目前仍应按前令积极活动。在配合策应鲁中、清河军区反“扫荡”的斗争中，山东军区进行的主要攻势作战有：歼灭惯匪刘桂棠部、解放赣榆县城、第二次讨伐吴化文作战。

刘桂棠，又叫“刘黑七”，惯匪出身，作恶多端。抗战初期投敌，1939春反正，所部改编为国民党新编第36师。

1943年秋，他在配合李仙洲部入鲁失败后，再度投降日军，被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10军（军长荣子恒）第3师，驻鲁南费县城西南东砫子村一带。

11月15日，鲁南军区以主力第3、第5团全部及地方武装和民兵一部，分路隐蔽急进，远距离奔袭，突然将刘桂棠部包围，经3小时激战，击毙刘匪，全歼刘部1000余人，并击退梁丘日军和伪军荣子恒部的增援。此役为人民除一大害，对改善鲁南抗日斗争形势有着重要意义。

赣榆处于滨海军区东南边沿，由伪第71旅李亚藩部2000余人驻守，是日伪军“扫荡”和“蚕食”滨海军区的前哨阵地。11月19日晚，滨海军区第6团，第23团，利用该伪军第142团刘副官以催粮回城为名，打开城门，突入城内。在八路军打击和争取下，李亚藩率官兵1600余人缴械投降，赣榆解放。为扩大战果，八路军又将赣榆周围的海兴、兴庄等13个日伪据点全部克复。11月22日，驻赣榆以南新浦、青口的日军600余人反扑，八路军当日下午撤出赣榆城。26日晨，日军偷袭驻赣榆西北旦头村的滨海军区机关，军区政治委员符竹庭在组织部队反击时，不幸牺牲。

吴化文，1943年1月公开投敌，所部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3方面军，盘踞鲁山山区，共有万余人的兵力，是山东最大的一股伪军。7月，八路军鲁中军区曾进行过第一次讨吴战役。在日军冬季“扫荡”时，吴部亦向北沂蒙“蚕食”。为巩固和扩大鲁中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冬季“扫荡”之后，鲁中军区于12月4日夜发起第二次讨吴战役。参战的部队有主力第1、第2、第4团全部，基于武装第11、第12团各两个营及沂北独立营、鲁中军区第1军分区一部，共约5个团的兵力。经过4昼夜激战，攻克东里店、大张庄、岱崮、石桥等20余处伪军据点，歼伪军800余人，使鲁中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

卫南、林南战役和山东讨伐伪军刘黑七、吴化文等的战役，都是八路军主动发起的较大规模进攻战役。各役集中主力5～12个团的兵力，在二级军区的统一指挥下，以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始终掌握着战役的主动性，实现了战役的预定目的，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些战役与1944年各解放区军民普遍展开的攻势作战紧密相连，成为其前奏和序幕。它标志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根本转折的同时，中国战场由于日军的衰败和敌后军民的发展壮大，也出现了新的转折，解放区战场正逐渐由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过渡。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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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二节 局部反攻的展开

一、1944年初敌后解放区战场的形势任务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惨败，其在东南亚、南太平洋战场作战的南方军与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日益困难，濒临断绝。1943年底，日军大本营着手研究打通一条从朝鲜釜山，经过中国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以挽救危局。1944年初，日军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开始筹划该项作战。

1944年4月18日，日军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这一作战一直持续到1945年2月。日军陆续从华北、华中、华南抽调参战的兵力共约51万人，约占侵华日军的半数，这样，1944年4月初起，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日军兵力减少。加之这一作战准备和实施过程中，日军大本营又从华北方面军抽调第26、第32、第35、第62师等部队赴太平洋战场，使华北敌后战场日军兵力进一步减少。为了弥补其占领区兵力的不足，日军将一些独立混成旅、独立步兵旅扩编为师，组建新部队，但兵员减少，战斗力更远不如前。

日军乃加紧扶持伪军，由伪军接替一些次要据点的守备。经过1943年频繁战斗而遭受惨重失败的华北日军，其锐气进一步衰竭，防守的地区亦日趋缩小。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日本法西斯日暮途穷的形势下，日军士气低落，悲观绝望厌战情绪上升；伪军更加动摇，一些伪军考虑后路，军心趋于涣散。总之，1944年初以来，敌后战场的客观形势空前有利。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到1943年底，都已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尤其八路军在1943年秋即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在长期的战略相持阶段中，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相反国民党由于存在种种弊端，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它执行的一些政策遭到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威信下降，广大群众日益把希望寄托于中共身上。

顺应历史的要求，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召开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中共及其抗日武装“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5页。]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抓紧有利战机，从1944年开始，对日伪军普遍展开局部反攻，同时注意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和巩固，进行整军，大力加强民兵建设，积蓄力量，加强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积极为大反攻作准备。

二、八路军在华北展开攻势作战

194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下发了关于1944年的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指示。指出：“团结全华北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是1944年全华北的方针”，1944年应着重完成下述中心任务：强化对敌斗争、开展全军的生产运动、贯彻完成整风、强化时事教育。

1944年4月起，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相当大的兵力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其中主要有第37、第62、第63、第110师，坦克第3师、骑兵第4旅、独立步兵第9旅，以及第1集团军的12个步兵营。7月4日，上述部队中的第62师以及驻蒙军第26师受命开赴太平洋战场。日军中国派遣军为迅速补充兵力，在8月份以独立混成第7旅、独立步兵第3、第4、第9旅为基干，分别改编成第115、第114、第117、第118四个丙种师，将第115、第117师编人参与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12集团军，第114师编入第1集团军，第118师编入驻蒙军。在华北敌后军民普遍展开春季攻势后，华北敌后战场日军兵力的减少，为八路军局部反攻的胜利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和条件。

山东军区

1944年，原驻山东的日军第12集团军主力赴河南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留在山东的日军只剩下第59师、独立混成第5旅及临时编组的独立步兵第1旅，共约2.5万余人，为抗战以来日军在山东兵力最少的时期。同时，山东伪军增加，达到20余万人，伪军数量虽多，但战斗力较弱。山东的日伪军统由日军第59师师长细川忠康中将指挥。由于力量减弱，日军转而采取重点主义、相对集中配备的方策，放弃某些次要的及孤立突出的点线，或交由伪军守备，以减轻自己分散性的消耗，避免被八路军各个击破。这给了八路军乘势打击敌人、摧毁伪化治安更有利的条件。

日军为了巩固占领地区，乃以攻为守，不断出动“扫荡”，但每次“扫荡”的规模不很大，持续时间一般是几天，至多十几天。

1944年，山东军区在反“蚕食”胜利的基础上，针对日军收缩兵力、重点守备的特点，大部采取了主动的攻势。不仅一般地反击敌人的“扫荡”，一般地反击敌人的“蚕食”，而是在敌人实行重点主义配置收缩之际，进行出击，迫近包围歼灭伸入与突出孤立在抗日根据地的日伪点线；在敌人“扫荡”溃败之际，尾敌展开攻势，扩大战果；或乘敌“扫荡”此区，在彼区立即发动进攻。这种攻势，从春季到冬季，此伏彼起，持续不断。

1944年春季，山东军区对日伪军多次发起攻势作战，其中最主要的有鲁中军区与滨海军区进行的第三次讨伐伪军吴化文部战役。

伪和平建国军第3方面军吴化文部，共1万余人，分布在鲁山南麓之鲁村、南麻、悦庄及其周围地区，隔断八路军沂山、鲁山、泰山、蒙山各根据地的联系。3月25日，山东军区以鲁中军区6个团及滨海军区1个团发起第三次讨吴战役。根据伪军防御地域广、主力用于第一线、纵深兵力弱的特点，八路军以一部监视第一线伪军，主力直接由伪军防御空隙神速插入伪军纵深，中间开花，打乱了伪军指挥系统，至27日将吴化文嫡系第6、第7两个军残部压缩至以鲁村、悦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

29日，日军2300余人分由莱芜、临胸前来增援，八路军主力乃转移至机动位置待机，并以小分队与来援之敌周旋。日军出击未能奏效又遭不断袭扰，遂于4月8日撤走。4月15日，八路军再次转入攻击，至20日收复悦庄地区，吴化文率残部退缩鲁村一带。第三次讨吴战役，歼敌7000余人，攻克据点50余处，吴伪遭到毁灭性打击，八路军控制了鲁山大部地区，打通了沂、鲁、泰、蒙各山区根据地的联系。

山东军区为准备继续扩大与恢复某些地区，缩短与巩固各战略区之间联系，以进一步改善根据地条件，在1944年3月23日即提出了各军区的作战方案，并要求对可能收复与克服的据点，不应坐失时机。6月22日，山东军区指示：鲁中军区应相机攻下沂水，滨海、鲁南军区相机攻下郯城、马头，还必须打击伪军李水平部；清河军区应乘青纱帐起采取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争为辅的方针，改善对冀鲁边与淄博的联系线。胶东军区力求改善与清河、滨海军区的联系。

5月上旬，山东军区各部夏季攻势陆续展开，到了7月下旬，更利用青纱帐盛起之际，发起青纱帐战役。

5月1日，鲁南军区以两个团另8个独立营及民兵一部，向盘踞费县以南崮口山区的伪暂编第10军荣子恒部发起进攻，战至5日，荣子恒残部在援军掩护下，分向费县、临沂逃窜。八路军全部解放了崮口山区，结束了鲁南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

鲁中军区在第三次讨吴战役后，积极准备拔除沂水县城据点。沂水县城驻有伪军1000余人，南关驻有日军50余人。8月15日晚至17日晨，鲁中军区以主力4个团及地方武装、民兵一部，攻克沂水县城，全歼日伪军（内俘日军20人）。沂水攻坚战的胜利，巩固了沂、鲁山区根据地，并打通了鲁中与滨海军区的联系。

日军为了阻止八路军攻势的发展，并打击山东军区指挥机关及后方，8月下旬，集中驻山东的日军第59师、独立混成第5旅、独立步乓第1旅、伪军吴化文、荣子恒、济南治安军各一部及驻江苏北部的日军第65师一部，共1万余人，在军舰3艘、汽艇10余艘的配合下，“扫荡”滨海军区。8月20日，日军第59师在莒县方向，独立步兵第1旅在临沂方向、独立混成第5旅在日照方向、第65师在赣榆方向，在边沿区分别隐蔽集结。21日开始分路向滨海区中心区分进合击，使滨海根据地受到相当损失。

为了配合滨海军区粉碎日军大“扫荡”，山东军区指示其他军区抓住敌兵力不足，顾此失彼的弱点，积极行动。据此，鲁中、鲁南军区积极伏击、截击“扫荡”滨海区回窜之敌，予敌沉重打击。胶东军区从8月中旬至9月下旬，展开1个多月的攻势作战，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收复文登、荣城两座县城，攻克与逼退日伪据点138处，进一步打通了胶东4个军分区内部的联系及胶东与渤海、滨海区的联系。渤海军区从8月中旬至10月下旬，发起攻势作战，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攻克乐陵、临邑、南皮三座县城，进一步打通了渤海区内部各军分区的联系及渤海区与胶东、鲁中区的联系。

1944年1～9月，山东军区攻克与迫退日伪据点共1000个以上，日军兵力减少，伪军由20万减少到15万（津浦铁路以东）。7～10月，山东军区召开军事工作会议，系统总结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统一了作战指导思想。

10月12日，山东军区下达1944年冬至1945年春的作战部署，要点是争取迅速打通胶济、津浦、陇海三铁路线内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使之成为一片。为此，首先收复莒县、郯城，尔后，彻底破坏台潍路临枣段与诸莒段，孤立临沂，是鲁中、滨海、鲁南三军区从1944年冬到1945年春统一的战斗目标；各军区继续向接近的敌区伸入，发展新的游击区。

在1944年冬季攻势中，山东军区于11月中下旬组织实施了莒县战役。

莒县位于滨海、鲁中两区之间，是日军进攻鲁中、滨海两区的重要基地之一。

自1944年8月八路军攻克沂水县城，及沂河两岸大部分地区被八路军控制后，莒县陷入愈益紧迫的包围中。该城驻有伪保安大队莫正民部3500余人和日军1个连。莫部经八路军争取，准备反正。山东军区集中滨海军区第4、第6、第13团。鲁中军区第1团，山东军区特务团两个营，独立第1旅等，共1万余人，编成攻城、打援两个梯队参战。

11月14日，八路军一举攻入城内，莫正民部反正，并引导八路军攻击日军，将日军压缩于最后两个碉堡内。

16日诸城日军南下救援，约800人进入莒县城。八路军为争取主动，撤出县城，在城郊对敌围困，29日夜，日军弃城北窜。莒县战役，歼日军一部，接应莫正民部3500人反正，扩大根据地7000平方公里，使滨海、鲁中两区连成一片。

1944年，山东军区进行主要战斗3514次，其中进攻战斗占73％；攻克与逼退日伪据点1265处，占原有敌伪据点半数以上；毙伤日军4580余人，俘日军292名，歼灭伪军5，4万人，争取伪军1.1万人反正；解放国土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930万：主力部队与民兵都比1943年扩大1/3，军队发展到15万人，民兵游击队发展到37万人。

晋冀豫边区1944年，太行军区部队在日军兵力减少，收缩点线的有利形势下，乘机在春夏季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重点攻击伸入根据地内及边沿区的日伪据点、交通线。2月，太行军区部队收复已围困达8个月之久的、伸入根据地腹心的日军据点蟠龙镇；3月收复榆社县城，拔除临淇等日伪军据点；4月1日发起水（冶）林（县）战役，14日收复林县县城。入夏，太行军区部队围困辽县、陵川，攻击新乡、辉县地区之敌，并出击平汉铁路西侧敌第三道封锁线邢（台）沙（河）段、临（城）内（丘）段，摧毁其大部，根据地向平汉线平均推进了10公里以上。

1944年春季，太岳军区部队收复了沁水县城。为开辟济源、孟县以西的豫北地带，太岳军区于6月上旬派原第386旅第18团进入济源，继于8月中旬增派基于第2团到豫北，到9月底，攻占敌伪据点13处，迫退敌伪据点15处；促使伪军1100余人反正，改编为两个支队；解放人口10万以上，建立6个区政权，开辟了东起坡头镇、西至垣曲城附近长75公里，纵深约35公里的地区，同时控制了黄河芮村、蓼坞等渡口。

七八月间，参加豫中、豫西作战的部分日军返回华北，9月起，日军开始对太行、太岳区进行局部“扫荡”，同时在边沿区实行奔袭和抢粮。针对日军“扫荡”的特点，太行、太岳区军民以主动进攻的行动予以反击。有力打击敌人特务活动和抢粮活动，还特别深入敌后之敌后，袭击敌人后方城镇据点和交通线，以先发制敌的行动钳制敌人。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先后袭入平汉线上的石家庄、内丘及邢台等车站，正太线上的马首、上湖及微水等车站；两次袭入同蒲线上的太谷城关，并炸毁火车6列；在白晋线上，地方武装及民兵在虒亭至南关镇段展开破击战，毁铁路20余公里。

冀鲁豫军区

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通称平原分局），统一领导冀鲁豫、冀南两个区党委，黄敬为分局书记。两个区党委一致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1944年5月11日，两个区党委机构撤销，各地委改由冀鲁豫分局直接领导。随之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黄敬兼任政委。冀鲁豫分局直属北方局领导，新的冀鲁豫军区直属八路军总部领导。1944年7月，黄敬去延安治病，中共中央决定由宋任穷代理分局书记及军区政委。

1944年，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分局的指示，抓紧有利时机，在粉碎日伪小规模的“扫荡”的同时，展开局部反攻。

5月11日至17日，第8军分区胜利地进行了昆（山）张（秋）战役，以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拔除靳口、张秋等日伪军碉堡、据点50余处，消灭伪军1200余人，彻底摧毁了寿张至郓城日伪军封锁线，全部解放了昆张地区，打开了东平、汶上局面，使中心区向东扩展50公里以上。

昆张战役后，第8军分区又乘胜进攻了清丰。5月13日，日伪军弃城逃跑八路军第一次收复清丰。伪冀南道道尹薛兴甫带伪警备队2000余人，在日军一部的配合下，实施反扑，于5月23日再度侵占清丰县城。5月29日晚，第8军分区以第7团等突然袭击清丰城，至30日晨将日伪军歼灭，第二次解放清丰。

为进一步将小块游击区扩展为大块根据地，冀鲁豫军区在1944年夏季展开了积极的攻势作战。在湖西，八路军收复了单县、鱼台、丰县、沛县之间的广大地区，将敌人伸人湖西腹心区的“丁”字形封锁线全部摧毁，恢复了湖西中心区。在鲁西北，八路军于8月8日收复莘县县城，并解放莘县全境。

尤其是运西八路军讨伐郓城伪军刘本功部战役，规模最大，对打开冀鲁豫边区中心区的局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郓城是敌人在旧黄河以南、运河以西的中心据点，伪军刘本功部（5000余人）长期盘踞于此，另驻有日军1个营。敌人沿黄河大堤一线构筑封锁线，阻止八路军向东发展。8月5日夜至11日，八路军以主力4个团和地方武装、民兵一部进入郓城地区作战，攻克敌伪据点37处，毙伤俘伪军2600余人，摧毁了刘本功部的黄河大堤封锁线，使抗日根据地向南扩展20公里以上。

1944年冬，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兵团大部整训，以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民兵展开冬季攻势，攻克县城两座，据点10余处。

1944年，冀鲁豫军区共作战3604次，攻克据点、碉堡395处，毙伤日伪军1.6万余人，俘日军27人，俘伪军32929人，收复清丰，内黄、朝城、莘县、寿张、丘县、濮阳等7座县城，连同过去已有的濮县、范县、观城3县，共占有10个完整县。

晋察冀军区晋察冀军区根据北方局指示及本区实际，确定一方面巩固根据地的基本区，一方面积极向游击区和敌占区伸展，扩大根据地。

北岳区部队1～5月主动出击，攻克日伪军据点350多个，并先后袭入忻口车站和定襄车站。6月，部队向敌纵深地区发动攻势，连袭保定、望都、完县、涞源、灵丘等城，并于6月6日再次袭人定襄；与此同时，察南部队越过桑干河，在深井堡以西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雁北部队开辟了桑干河北部分地区；平北部队开辟了张家口东北崇礼县的大部地区。在秋季攻势中，北岳区部队于7月间攻克平山以西回舍区日伪军据点14处，对日伪建立的冀晋封锁线、唐县至曲阳间封锁线进行了破袭；在平北活动的平北支队逼近北平近郊，攻克高丽营，收复香堂、八家、半壁店，袭人十三陵之长陵据点，9月粉碎了日军对平北大海陀地区的“扫荡”。

坚持冀中区的部队，遵照晋察冀军区关于利用日伪军收缩，乘机攻击逼退敌伪据点的指示，用各种方法压缩敌人，扩大解放区。1月上旬至2月上旬，冀中部队乘敌合击高阳、任丘地区和“扫荡”白洋淀以南地区时，以主力深入敌占区，先后拔除肃宁东北朱家庄等据点40余处，袭人肃宁、安新县城。接着，又在赵县东北和安国、定县地区对敌发动攻势，连克大马圈、西伯章等据点40余处，并一度袭入赵县城，开辟了赵（县）元（氏）宁（晋）地区。5月，冀中部队乘任丘日军撤走，包围任丘，在政治攻势和内线关系配合下，迫使伪军500余人投诚，一度收复任丘县城，同时再度攻克肃宁县城。6月，为打击抢粮之敌，冀中部队在大城、深县、藁城、赵县、宁晋地区展开攻势，攻克日伪据点40余处，使日军抢粮计划未能完全实现。在秋冬季攻势中，冀中部队攻克肃宁、武强两县城，攻入深泽、安平、献县、饶阳等县城，恢复了藁城、无极地区，长途奔袭了北平西南长辛店车站，并一度袭入保定西关和天津市区。

冀热边抗日军民采取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与敌展开积极艰苦的斗争。1～5月间，日伪军集中1.5万余人对热南地区进行“扫荡”并对遵化、玉田地区进行合击，八路军在粉碎日伪进攻的同时，以一部穿插于敌纵深地区，消灭了大量敌人，并先后袭入宁城、昌黎县城，袭击北宁铁路上的敌人火车。秋季，中共冀热边特委确定采取以恢复蓟县基本区等地为重点，同时向北平、天津郊区和长城以外敌占区发展的方针，对敌展开攻势作战。8月下旬，担任恢复蓟县的部队，攻克太平庄、新庄子、三岔口等21处据点，收复蓟县、平谷、三河之间的大片地区。向平津郊区发展的部队，开辟了三河、通县公路以南和武清、宝坻、宁河三角地区，与冀中进入武清的部队会合。

10月中旬，日军进行反扑，集中1万余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八路军经两个月的艰苦斗争，迫敌于12月底撤出抗日根据地。但中共冀热辽特委、行署机关（1944年9月30日，由冀热边特委、行署改称）在丰润县杨家铺村开会时，10月17日遭日伪军合击，牺牲特委委员、组织部长周文彬以下干部战士400余人。

晋察冀军区在1944年一年中，共歼灭日伪军4万余人，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1700余处，解放人口758万。

1944年9月，中共中央鉴于晋察冀根据地恢复和扩大以及形势的需要，指示晋察冀分局和军区成立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4个区党委、行署和二级军区。冀晋区以王平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赵尔陆任军区司令员，杨耕田任行署主任；冀察区以刘道生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军区司令员，张苏任行署主任；冀中区以林铁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杨成武任军区司令员，罗玉川任行署主任；冀热辽区由李运昌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张明远任行署主任。冀晋、冀察、冀中三个区的领导机构在10月上中旬组成，冀热辽区到年底就绪。

晋绥军区

1944年，晋绥军区部队与边区人民群众继续深入贯彻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展开了连续的对敌攻势。1～8月上旬，先后拔除头马营、蒲阁寨、孝子渠、津良庄等58处据点。其中尤以挤走蒲阁寨日伪据点的斗争影响为大，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和军区司令部特颁令嘉奖参加围困蒲阁寨斗争的部队和民兵，推广经验，进一步促进了围困敌人据点斗争的开展。

8月中旬，根据军委指示，晋绥军区全面展开秋季攻势，至9月底，相继攻克汾阳之岩头、协和堡，宁武之杨家林、坝上、李家山、榆树坪，静乐之娄烦、东马坊、东六渡、利润，离石之南梁上、上白霜，文水之信贤、西社，五寨之风子头，方山之马坊、峪口，等等，共收复国土110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万余。秋季攻势中最大的一次战斗，是9月14～16日第8军分区进行的汾阳战斗。汾阳是日军楔入山西西部的重要交通线汾离公路上的重要战略据点，城内驻有日伪军700余人，其周围罗城、协和堡等据点驻有日伪军500余人。经过3天战斗，八路军烧毁了汾阳城外围据点火柴公司的哨楼，破坏了火车站、飞机场、电灯公司重要设备，全歼了协和堡据点日伪军。当时前来晋西北参观访问的外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武道，美军观察组军医梅尔文·卡斯堡少校等，亲眼目睹了汾阳战斗的过程，深为感动，表示要把看到的真实情况报道给全世界。日伪军在八路军秋季攻势打击下，为挽回其失败的影响，于9月9～12日，14～16日，先后“扫荡”第6军分区忻县、崞县地区，第8军分区方山屹洞地区。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日伪军集中5000余人，“扫荡”兴县、临县、岢岚、保德、偏关地区，历时25天。在这次反“扫荡”中，八路军内外线相结合夹击敌人，广泛开展群众地雷爆炸战，大量地杀伤了敌人，迫使敌人狼狈退出抗日根据地。

1944年，晋绥边区军民共收复敌伪据点92个，收复村庄3108个，扩大面积2.4万余平方公里。全年中，斗争形势是不断向敌进攻，群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显著的发展。

三、新四军在华中展开攻势作战

1944年，华中敌后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华中敌后军民从1943年冬渡过最困难时期，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时期。这一年，日军从华中抽调原有大部分老部队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与投入太平洋战场，临时新编独立步兵旅和野战补充队等部队接替华中占领区的警备，华中日军数量由1943年底第11、第13集团军共14个师、1个独立混成旅约21万人，减少到1944年底第13集团军、第6方面军第34集团军共5个师、1个独立混成旅、5个独立步兵旅、5个野战补充队、2个支队等约17万人。人员减少，兵员素质降低，特别是日军已处于全军崩溃的前夜，士气大大下降。日军为弥补自身兵力不足，进一步利用伪军，为此，加强对伪军的控制与掌握，积极调整和编组伪军，强化其战斗力，分别调离其原属地区，使其逐渐脱离地方性。

如日军于1943年12月24日将李长江的第1集团军撤销，李长江调伪参议院副院长闲职，所属部队改为第5集团军，由项致庄任总司令。伪军数量由1943年的20万人增至35万人。日伪军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继续进行“扫荡”、“清乡”，在沿海继续推行“屯垦”计划。

1944年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的次数虽未减少，但每次“扫荡”的兵力均较少，时间也不长。

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结合华中敌我形势的新变化，决定进一步恢复原有地区，争取新的发展，主动地有重点地对敌展开攻势作战。（见附图7）

苏中军区

1944年春，日伪军在对苏中第4军分区继续进行“高度清乡”的同时，积极布置对江都、泰州、海安、李堡、栟茶一线以南地区（第3军分区范围）进行“扩展清乡”，及对东台沿海地区（第2军分区范围）进行“强化屯垦”。

为坚持苏中斗争，2月苏中区党委决定发动车桥战役，夺取淮安、阜宁、宝应三县交界的淮宝地区（车桥、曹甸一带）作为后方阵地。车桥驻有日军七八十人，伪军500余人。苏中军区集中5个团组成3个纵队，以1个纵队攻车桥，两个纵队打援，以保证夺取车桥。3月5日凌晨1时50分，战役开始，攻坚部队一举突入车桥镇内，至当日晚，攻克碉堡33个，将500伪军全歼，日军残部退守独立瓦房继续顽抗。当日黄昏起，日军援军逐批赶至，新四军阻援部队将头三批援军共500余人大部歼灭，后因敌援军增多，部队经一日两夜之苦战，过于疲劳，乃于6日拂晓前安全转移。6日晨大批日军进占车桥，但慑于新四军声势，于7日放弃车桥，撤回淮安，尔后又放弃车桥周围的一些据点。从8日至13日，新四军又收复和逼退曹甸、泾口、塔儿头、张家桥等日伪据点12处。是役，共歼灭日军上校以下460余人和伪军500余人，淮安、室应以东纵横100余里全部解放，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的联系。一个月后，苏中区党委、行署、军区由东台县东南三仓一带移驻车桥附近主应县的固津一带，车桥战役显示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从1月开始的春季攻势的凌厉有力。

车桥战役后，苏中区提出第4军分区“坚持反清乡”，第1、第2、第3军分则“打破清乡、屯垦”。6月中旬，苏中区党委提出反据点斗争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要用一切办法逼迫敌人放弃小据点，并使敌人据点孤立。

于是苏中全区对日伪展开了夏秋季攻势作战。通过这次攻势作战，苏中全区局面进一步好转，最困难的第4军分区也基本恢复了在“清乡”中被侵占的地区，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最后胜利。

11月，苏中区党委、行署、军区决定调整行政区划、军分区，在江北撤销第2地委、专员公署、军分区；在江南以原丹北中心县委为基础新建第5地委；以澄锡虞中心县委、苏常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第6地委，同时相应成立第5、第6专员公署、军分区。[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苏中史编写组：《苏中杭日斗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181页。]

苏北军区

1944年1～3月，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第3师第10旅兼）发动春季攻势，攻克日伪据点30余处。

4月19日，苏北军区集中淮海军分区（第10旅）主力和第7旅一部，发起高（沟）杨（口）战役。高沟、杨口是灌云、新安镇之敌伸向西南的主要据点，高沟位于新安镇西南20公里处，杨口在高沟西北5公里处。这里由伪军2000余人固守，控制盐河、前后六塘河，割裂了淮海军分区与盐阜军分区的联系。苏中军区采取各个歼敌的战法，经16天血战，终于于4月25日、5月4日先后攻克高沟、杨口坚固据点，附近10余处伪据点亦被攻克。是役，共歼敌2000余人，收复了六塘河两岸地区，使淮海、盐阜两区完全连成一片，改善了苏北抗日斗争局面。

5月，苏北军区攻克灌河口淮盐重地陈家港，缴获食盐40万吨。日伪遭严重损失后企图报复，6月上旬日伪军4000余人、飞机12架、汽艇多艘分途向淮海、盐阜区进犯，旋即被分路击溃。7月苏北军区攻克沿海交通要镇大兴镇。9月，宿迁日军一部88人、地方反动武装90余人，南下到泗阳县城西北20公里处、运河南岸的林公渡村建立据点。淮海军区当即集中主力第 1、第2、第4支队于9月7日晚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拂晓前拔除林公渡据点，击毙日军连长全并以下66人，俘日军5人，毙伤俘伪军9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确保运河交通联系、隔断新四军苏北、淮北两区联系的企图。同月，盐阜军分区主力攻克沿海通洋港等据点7处。10月又攻克沿海棉花出口重镇合德镇。

淮北军区1944年3月中旬，日伪对淮北军区之淮（阴）泗（县）地区进行了3天“扫荡”。3月27日，日伪军2000余人“扫荡”泗阳，遭新四军沿途袭击后，于30日窜回洋河据点。为配合反“扫荡”，淮北军区其他各部从3月16日起，发起攻势作战，持续50天，至5月5日，共拔除据点46处，破坏并控制宿（县）灵（壁）公路之大店集至灵壁段及泗（县）宿（迁）公路，使泗县、灵壁外围除前后张楼等据点外，其余全被扫清；邳（县）睢（宁）铜（山）区除运河沿线、陇海铁路、海郑公路及睢宁城北之魏集、车甸外，己无敌踪。

从6月上旬起，淮北军区部队再次发起攻势，先后拔除张楼外围朱场、三周家等据点，7月5日起，强攻前后张楼，至11日将其攻克，使泗县北部地区获得解放。

淮南军区淮南军区津浦路东军分区之盱嘉支队于1944年1月24日夜（农历腊月29日，除夕夜）袭入盱眙县城，一举歼灭了伪县政府、伪警察局，消灭伪保安队一部，共歼敌200余人，缴枪120支，自己未伤一兵一卒。2月，浦六工委武工队夜袭六合县瓜埠镇伪区公所及伪军，歼俘伪区长以下200余人。

12月22日，来六支队在六合县城北之羊山头，伏击伪首都第3师1个营及随行日军小分队，毙伤日伪军120余人，俘伪营长以下200余人，受到新四军军部通令嘉奖。

在津浦路西地区，5月，日伪军3000余人，分三路合击中心区藕塘镇。

新四军第2师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攻克敌后方凤阳县殷家涧等日伪据点，攻进了定远县城。日伪军遭内外线的沉重打击，被迫撤退。11月9日，日伪军六七千人再次向路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扫荡”，在师长谭震林亲自指挥下，新四军第2师积极作战，迫使日伪军于11月16日撤退。

鄂豫边区

1944年，驻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集团军在四五月份曾以一部北上配合华北日军打通平汉线，5月以后，其主力参加湘桂会战，原有兵力除第39师、独立混成第17旅外，全部调走，武汉地区由新建立的第34集团军警备。

1943年冬季起，新四军第5师一面整训部队，一面以部分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开展反“扫荡”反“清乡”。陂孝县陂四区的武工队在反“清乡”中，积极打击零散敌人，破坏公路，收割电话线，一直活动到日伪占据的黄陂县城边，使敌不敢出城门。1944年2月、5月，第5师击退了国民党顽军及鄂东土顽武装对大悟山的数次进攻，但付出了很大代价。

1944年下半年，边区部队加强了对敌斗争。第3军分区于8月围攻日伪军新设立的监利县汪家桥据点，迫其逃走，9月5日在沔阳之管家棚进攻伪定国军残部，俘其副军长汪步青、参谋长张维蕃等20余人，并于同月在潜（江）沔（阳）边歼灭伪军刘明辉部。同时，群众性对敌斗争日益活动。从1944年8至12月，仅接敌区地方武装先后对日伪作战即达70余次。

1944年10月，为适应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即将南下挺进湖南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湘鄂豫皖军区（后来通称鄂豫皖湘赣军区），由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兼军区领导机关。

皖江军区（新四军第7师）、浙东地区的部队，在1944年，也对日伪军进行了积极的作战。

1944年，华中敌后军民，积极开展攻势作战，共歼敌5万余人，解放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人口160余万，制止了日伪军对解放区的进攻，沟通了津浦路东各根据地的联系，各地斗争局面得到进一步改善。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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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三节 向河南、湘粤边、苏浙皖边敌后进军

一、发展河南

1944年4月18日，侵华日军开始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步——平汉作战，于5月9日打通了平汉铁路，5月25日攻占河南省政府、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洛阳，河南大片国土沦入敌手。 5月27日，日军第11集团军向湖南发动大规模进攻，战事重心南移。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加紧了开辟河南敌后战场的部署和准备。6月23日，刘少奇、陈毅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郑位三，指出：“目前敌全盘战局重心在攻略粤汉路，长沙陷落，衡州亦将不守，敌由广韶向北进行夹击，亦计日可待。因此我5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提高，5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由于新四军第5师提出本师有相当的困难，没有多少力量发展河南，只拟以巩固现有根据地为主，中央同意了第5师的请求，于是部署由太行、太岳、水东八路军及新四军第4师为主发展河南，第5师配合行动。7月25日，中共中央就进军河南的政策发出指示，指出：此次向河南发展与以前发展华北和华中的情况均有不同，情况更复杂，我军政策应照顾敌伪友我诸方面，更灵活地去适应具体情况，成功关键取决于此。为此，应该注意：

1、我军要善于插入敌顽之间的空隙地区，在敌伪区建立抗战秩序。

2、对当地不反我的地方自卫武装，应建立同情友善的外围关系，长期帮助耐心争取使其自觉自愿走我军的道路；对遭人民反对的土匪武装，如争取无效，应坚决解决之，但对俘获者不问首从一律宽大处理。

3、迅速发动群众抗日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严禁各部队往来重复向当地人民摊派粮草。以三大纪律做得好和筹粮有秩序作为我军与河南人民的最初见面礼，使痛苦最深的群众感到有了好日子，人人都有来苏之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292页。]

1944年7、8、9月，新四军第5师、第4师，八路军太行军区各一部先后向河南推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邓小平、滕代远，指出：由于国民党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半年来丧师失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与最后解放事业，将完全依靠我党我军与全国人民自己担负起来，我们必须了解上述责任之重大，才会了解此次深入河南不仅是理直气壮光明正大，而且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为着确实准备反攻，使八路军新四军南北连成一片，以便利将来反攻，集中力量，我们必须发展与建立河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大胆改造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开辟豫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太行军区第3团、新编的第35团和豫西地方工作队共1500余人组成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即第1支队）首先挺进豫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以太岳军区第18、第59团等部组成豫西抗日游击支队（即第2支队）随后南下。

第1支队在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徐子荣率领下，于9月6日由林县出发，22日在济源西南之蓼坞渡口击退敌河防部队，胜利渡过黄河，从新安以西越过陇海铁路，涉洛河、伊河，进到临汝以北之大峪店后分兵：以第3团主力进入嵩山地区，第35团主力进入箕山地区，第35团一部进至宜阳西南之东赵堡活动，支队直属部队活动于大峪店及登封以南的东、西白栗坪地区。11、12月间，1945年1月，日伪军连续两次“扫荡”第1支队，均被粉碎。

第2支队在司令员韩钩、政治委员刘聚奎率领下于1944年11月6日渡过黄河，进入陇海铁路新安至渑池段南北地区活动。12月底，中共中央党校干部100余人、晋绥军区第6支队3个连奉命来到新安以北之园山与第2支队会合。

为增强豫西八路军力量，中共中央决定以驻陕甘宁边区的第385旅第770团和警备第1旅第2团组成豫西抗日游击第3、第4支队（第3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先瑞、第4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才千），共约2200人，由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挺进豫西。该部继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之后，1944年11月28日，经过垣曲以东15公里处的马蹄牢冰桥顺利跨过黄河，于1945年2月中旬进抵宜阳西南之东赵堡，除留一部兵力与当地抗日武装组成伊洛独立支队外，主力继续南下，进至登封南之东、西白栗坪与第1支队会师。2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河南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

王树声任军区司令员，戴季英任军区政治委员，统一领导豫西的抗日斗争。

1945年3月下旬，太行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又以第13团主力为骨干组成第6支队，进入豫西。至此，八路军在豫西的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

加强水东，开辟水西

1944年6月，中共冀鲁豫分局和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加强水东、开辟水西，扩大豫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从军区警卫营和各军分区共抽调300余人，组成南下大队，7月1日从兰封、内黄车站之间越过陇海铁路，于7月4日，与水东独立团会师，随即合编为新的独立团，共2200人。1945年1月，冀鲁豫军区调第8团开赴水东，随后并划水东为第12军分区，第8团改称第28团，独立团改称第30团，余克勤任军分区司令员，袁振任军分区政治委员。

5月14日，第28团从扶沟东北的吕潭渡过新黄河，进入水西。6月20日，冀鲁豫军区为统一水东、水西领导，贯彻执行八路军总部关于加强水东，向东向南发展的指示，决定成立豫东指挥部，王秉璋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同时，调第9军分区第15团加强水东，将党校警卫团改称第29团调水西。7月5日夜，第29团由吕潭西渡新黄河。随后与第28团配合，在西华、商水、上蔡之间地区，扫除日伪军据点，扩大了水西根据地，并成立水西军分区，司令员汪家道、政治委员李士才（均未到职）。

恢复豫皖苏边

为了恢复新四军第4师原开辟和创建的豫皖苏边区。1944年8月15日，第4师师长彭雪枫率第11旅第31、第32团，第9旅第25团和师属骑兵团及萧（县）铜（山）独立团1个营，从泗洪县东南的半城集等地出发西进，20日在宿县以北越过津浦铁路进入萧县以南地区。国民党顽军极力阻止新四军西进，新四军在反击作战中，师长彭雪枫于9月11日在夏邑以东八里庄牺牲。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张爱萍为第4师师长，韦国清为副师长，并令韦国清先赴津浦路西指挥反顽作战。10月，新四军第4师在第3师第7旅及八路军冀鲁豫军区3个团的协助下，大举反击，将进犯顽军赶回涡阳县城。11月，又开辟了商丘、毫县、永城之间地区。至此基本上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发展豫南

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关于发展河南的指示，鄂豫边区党委和第5师决定以1000余人组成豫南游击兵团，以黄林为兵团指挥部指挥长，向河南敌后进军。

1944年7月29日，豫南游击兵团先遣队5个连从罗山西北的陡沟附近渡淮河，进入确山、正阳、信阳三县边界地区，以胡冲店为中心开展工作，8月中下旬，转至正阳西南的张仪店一带分散游击。8月29日，豫南游击兵团指挥部率第38团第3营及信应独立第25团、淮南支队，夜渡淮河北上，再次进占胡冲店，将淮南支队与正阳常备队（刚加入新四军）整编为挺进第3团，将信应独立第25团改称挺进第2团。

为巩固路东，开辟路西，兵团指挥部决定成立路东指挥部，留挺进第3团坚持淮河南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兵团主力则挺进路西。9月，兵团主力进至平汉路西确山西北的沙河店、大乐山、板桥一带活动。10月，第5师派第45团第2营进入豫南。游击兵团指挥部遂以第38、第45团进入豫南的各一个营为基础扩编为挺进第1、第4团。

9月，太行军区派出的皮定均、徐子荣支队南渡黄河，开创以嵩山为中心的根据地。10月14日，中央军委致电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指示：“你们派到豫南的部队应坚持进行活动，建立据点，发展地方武装，并设法与皮徐部队取得联系。”为与八路军皮徐支队取得联系，游击兵团以挺进第1、第4团向豫中挺进。这两支部队日夜兼程，从遂平县嵖岈山经舞阳西南的庙街，于11月初进至叶县西南的三皇庙、罗冲一带。部队北进途中，与敌伪土匪不断作战，难以占领稳固的立足点，经中央军委同意，游击兵团暂缓北进，集中力量巩固已占地区。

11月，鄂豫边区党委决定将豫南工委扩大为河南工委，豫南游击兵团改称为河南挺进兵团，黄林任兵团司令员，第5师副政治委员任质斌兼任工委书记和兵团政治委员。12月，任质斌率第39团1个营和抗大十分校一批干部，到达河南确山孤山冲兵团指挥部。

1945年3月，第5师第13旅旅长周志坚率第38团后续部队进入河南平汉路西与挺进兵团会合。

1945年4月间，边区党委和第5师决定以淮南、信罗、信应、信随等县成立第6军分区，陈刚任司令员，方正平任政治委员。不久又以豫南之信确、信桐、泌阳等县成立第4军分区，韩东山任司令员，夏忠武任政治委员。此外，以挺进第2、第4团组成豫中兵团，黄林任司令员，栗在山任政治委员，活动于西平、遂平、叶方舞等县。1945年8月上旬，豫中兵团与河南军区陈先瑞支队合并，成立河南军区豫中军分区，陈先瑞任司令员，黄林任副司令员，栗在山任政治委员。

发展河南，是中共中央统一部署的战略任务。经过八路军、新四军的共同务力，开辟了豫西，发展了豫南，扩大了豫东，恢复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打通了华北与华中的联系，基本达到了“绾毂中原”的战略目的。

二、进军湘粤边

日军打通平汉线后，集中36.2万人的兵力于1944年5月27日开始实施湘桂作战，6月18日攻占长沙，8月7日攻占衡阳，到9月13日，占领广西北部重要门户全县。中国第9、第6、第7、第4战区的部队作战接连失利，湘、赣、粤、桂等省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华南、西南局势日趋严重。

为了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9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重要会议，正式决定以在延安东南黄龙山南泥湾地区屯田开荒的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组成南下支队，分批南下。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山为依托的、以衡宝（宝庆，今邵阳市）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尔后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造成南方一翼，以便配合将来全国的战略反攻。同时，中共中央还电令东江纵队向粤北发展。

10月，八路军第359旅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挑选4200人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辖4个大队。南下支队由第359旅旅长王震任司令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第359旅除南下支队外，留下的部队由副旅长苏进等领导，继续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屯田任务，并准备作为南征第二梯队，待机南下。中央派往鄂豫边区工作的干部900余人，编为两个大队，第1大队由贺炳炎、廖汉生带队，第2大队由文建武、张治台带队，随同南下支队南下。

南下支队经过充分动员准备后，于11月9日从延安出发，经绥德螅蜊峪一带东渡黄河，过同蒲铁路。侦察南渡黄河地点时，幸运地发现垣曲以东15公里处的马蹄牢黄河渡口已结为厚两尺宽1公里的冰桥，12月27日南下支队人马辎重顺利地通过冰桥跨过黄河。尔后越陇海铁路进入八路军豫西部队新开辟的地区。又沿熊耳山、伏牛山山麓南下，在新四军第5师河南挺进兵团接应下，通过平汉铁路，于1945年1月27日进抵湖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会师，随行干部大队安全抵达鄂豫边区。

南下支队在大悟山地区休整17天后，1945年2月14日继续南下。为保证南下支队安全渡过长江天险，新四军第5师派熟悉长江沿岸情况的第4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体学率领所属第40、第41团配合南下支队，一起挺进湘鄂赣边。2月19日至23日晨，南下支队和第40、第41团从黄冈以东分批渡过长江，26日在大冶以南的大田贩击退尾追的日军独立混成第84旅，歼敌100余人。这次战斗的胜利，给鄂南人民以极大鼓舞。随后南下支队向湘赣边前进。

南下支队南下期间，华南、西南正面战场继续发生重大变化。日军打通了湘桂铁路，占领了桂林、柳州、南宁，至1945年1月26日打通了粤汉线，湘南、粤北也成为敌后。鉴于华南战局发生的上述变化，中共中央对南下支队究竟在何处创立根据地有了新的考虑，并多次征询南下支队的意见。当南下支队尚在长江以北大悟山新四军第5师处休整时，1945年2月11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原定9旅以湘、资间之衡宝地区为中心似须再加考虑，此事待你们进到株、醴地区时再行决定”。[9旅即第359旅，湘、资指湘江、资水、株、醴指株洲，醴陵。]

3月26日，南下支队进占湖南乎江县城。在乎江，南下支队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由4个大队扩编为6个支队。同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先在湘鄂赣边建立立脚点，而后再继续南进。3月31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中间根据地，然后再南进”，并再次指出：“但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4月15日，南下支队撤离平江，返抵鄂南通山、崇阳地区，再次与留在鄂南的张体学批挥的第40、第41团会合。5月，成立了湘鄂赣边区临时党委、行政公署和军区。王震任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任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体学任军区副司令员，王恩茂任军区副政治委员，聂洪钩任行署主任。

6月18日，由第359旅第2梯队和警备第1旅一部组成的八路军游击第2、第3支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张启龙、文年生率领下，由延安出发，兼程南下。湘鄂赣军区准备等这两个支队到达后一同南进。

湖南抗日救国军自过江后滞留湘鄂赣边区的几个月时间里，正是欧洲战场发生大变化的时期。5月8日，法西斯德国投降，预示着日本法西斯也行将崩溃。6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湘鄂赣边区党委和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指出：“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时间很迫促”。并明确指示，放弃在湘中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湖南抗日救国军主力及张启龙、文年生率领的后续部队均应取道敌占区向南（取道敌顽接合部走之字路），直至湘粤边界，与广东部队连接，创立五岭根据地。

湘鄂赣边区党委和军区遵照上述指示，决定留两个支队配合新四军第5师部队坚持湘鄂赣边区抗日斗争，主力南下湘粤边。

7月7日，主力部队3000人由大幕山出发，经10日行程进抵平江西南的桃花山，留湘阴、长沙、岳阳、平江地区一部，其余部队于7月24日夜至25日拂晓，由长沙北面的铜官、下洞子湾之线西渡湘江，27日进抵宁乡县所属的新田湾。在这里，收到毛泽东7月22日发来的一份电报，毛泽东指示：

“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甫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并询问估计多少时间可到五岭山脉。30日，部队到达湘潭西南25公里处的上桥，王震、王首道当天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称：若由湘潭、衡山间东渡湘江，沿粤汉路南下，两星期可到湘粤赣边。8月4日，毛泽东指示将这一报告转发广东及张启龙、文年生，并指示：“请广东区党委速筹划向北江、小北江发展，[小北江指广东怀集、连县、连山、阳山地区。] 迎接二王。请文、张部争取迅速南下。”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东江纵队即派遣1000余人由罗浮山地区兼程北上，以接应八路军南下。

8月6日，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从湘潭与衡山之间的龙船港东渡湘江，沿粤汉铁路东侧南下。28日，部队到达粤北南雄县西北的百顺地区，因受国民党大军围攻，难以立足，同时判断东江纵队将被迫不能北上。鉴于日本投降，时局迅速变化，原定任务难以完成，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于9月7日奉令北返。9月27日在鄂城地区北渡长江。

10月上旬，在礼山（今大悟县）地区与新四军第5师再次会师，10月中旬奉命恢复第359旅番号，归第5师指挥。

张启龙、文年生指挥的八路军游击第2、第3支队，进到河南新安地区时，正值日本投降，旋即奉命转赴东北。

南下支队向湘粤边进军，历时近一年，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7省，克服了严寒酷暑和山河险阻，到达了目的地，由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虽未能实现创建五岭根据地的战略企图，但是，南下支队勇敢地挺进敌后，推动了所经地区的人民抗日斗争，对巩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起了积极作用。

三、南下苏浙皖边

日军在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同时，为了确保京沪杭三角地带，防止美军在浙江东部沿海登陆，谋求沿海海上交通和舰艇基地的安全，1944年8月至10月实施浙东作战。8月22日，日军第13集团军以第70师从武义附近进攻中国第3战区，占领丽水，9月9日占领温州。9月27日，又以独立混成第62旅，在海军协同下，在福州沿海登陆，10月4日占领福州。

这时，美国有在中国东南沿海实施登陆作战的设想，并希望将来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时能得到中共的配合。1944年8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代政治委员饶漱石、参谋长赖传珠：新四军第5师地区美军已派人去，我们已允许其设无线电网并向其供给情报，还答应允许他们派人来新四军军部井在上海及沿江沿海设无线电网，其目的不但目前便利美军轰炸日军，而且准备将来登陆作战取得配合。

9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为此，中央建议除浙东游击纵队、苏南部队积极发展外，派叶飞（新四军第1师副师长）、朱克靖等率两个主力团，并由华中局抽调苏南、浙江籍一批干部，随同南渡长江，汇合江南第16旅共同担任南进浙江的任务；中央还建议恢复新四军第6师师部。

10月9日，华中局表示“我们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发展苏浙皖与浙江的方针。”并根据熟悉浙江情况的第1师师长粟裕的请求，决定由他率领苏中第一批主力部队，执行南进任务，24日中央回电同意。

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并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11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请他们考虑下列步骤：成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将来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准备再从第1～第4各师共调5～6个团南进；准备抽调大批干部南下。

11月26日，中央进一步指示：“新四军西进、南下两个任务中。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南下”，并通告“八路军暂时没有部队抽调南下”，要求新四军独立自主地处理好发展新区与巩固原有根据地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中局确定计划先由江北暂派12个团分批南下（含第一批粟裕率领的3个团8000余人），必要时再抽调兵力南下。

新四军第一批南下部队——第1师第7团、特务1团、特务4团等3个团8000余人，在粟裕率领下，于1944年12月27日分东、西两路渡江南下，1945年1月6日于浙江长兴地区与第16旅会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1月13日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未到职）。军区司令部驻长兴西北的仰峰（4月移至孝丰）。随即对部队进行整编：以原在苏南的第16旅为第1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下辖第1、第2、第3支队（支队相当于团）；以原浙东游击纵队为第2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谭启龙，所属部队原番号不变；以苏中首批南下部队为第3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阮英平，下辖第7、第8、第9支队。同时，确定了进军部署：以第一纵队进至安吉、递铺以东，余杭以北，控制天目山东北侧莫干山和杭嘉湖地区；以第3纵队两个支队进至誓节度、广德、泗安公路以南，配合第1纵队行动，1个支队在广德、泗安公路南北地区掩护后方交通；第2纵队除继续巩固四明山山区外，逐步向西发展，策应主力南进作战。2月12日，第1纵队向莫干山地区挺进，沿途打击日伪军，粉碎了安吉、梅溪等地日伪军的出拢，占领了杭州西北的递铺、三桥埠之线，控制了武康、德清两城，全部进入莫干山区。

正当新四军积极向日伪军进攻时，第3战区令苏浙皖挺进军指挥5个团的兵力，由天目山、孝丰地区向新四军第3纵队发动进攻，企图切断第1纵队后路，消灭南下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被迫自卫，经两次天目山反击作战，击退国民党顽军的进攻，控制了东、西天目山和临安县城。

4月中旬，叶飞、金明（新四军第3师政治委员）率苏中两个团南渡长江，安全到达江南，4月26日，与苏浙军区领导机关在孝丰东南的吴家道会合，叶飞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金明则担负地方党的领导工作。叶飞所带部队编为第4纵队，司令员廖政国，政治委员韦一平，下辖第10、第11、第12支队。

5月29日，顽军再次开始进攻，进占天目山。苏浙军区部队被迫退至孝丰城后，伺机反击，至6月23日将来犯之敌大部歼灭。新四军南下苏浙皖边的部队，克服困难，英勇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胜利地反击了顽军的进攻，巩固和发展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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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四节 发动“扩大解放区”的新攻势

一、1945年初敌我形势变化与方针任务的确定

1944年，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发动了凌厉的战略反攻。6～8月，美军攻击马里亚纳群岛，占领塞班、关岛、提尼安等重要岛屿，取得了B—29远程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的基地。马里亚纳是日本“绝对国防圈”的重要环节，它的失守给日本政府以极大打击，重臣们的倒阁运动日趋高涨。结果，东条英机内阁被迫于7月18日总辞职，7月22日成立小矶国昭、米内光政联合内阁。

10月20日至12月25日，美军在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登陆，控制了该岛。

1945年1月9日，美军又在菲律宾最大的岛吕宋岛登陆，在由岛上大步跃进逼近日本本土的同时，以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为基地的美军B—29远程轰炸机于1944年11月24日实施了对日本东京的首次空袭，其后轰炸日益猛烈。

到1945年初，日军，尤其是海军、陆军航空兵已受到严重打击，武器、技术人员（尤其是飞行员）十分缺乏，难以补充，制海、制空权基本丧失，日本本土受到来自空中日益猛烈的打击，日本军国主义者没顶之灾为时不远了。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大本营开始重点筹划以日本本土为中心的防御，命令在日本本上以外的部队尽力持久牵制美军的攻势，以利本土作好作战准备。对于中国派遣军，从防卫日本本土的目的出发，日军大本营从中国派遣军调出一些部队开赴日本本土、朝鲜、中国东北；考虑到美军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急需加强中国沿海对美战备，大本营对中国派遣军的作战方针、任务作出新的重大调整。

1945年1月22日，大本营对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和指示，改变了基本任务，命令中国派遣军“迅速加强中国大陆战略准备，击败从东西两方进攻之敌，特别是击败美军，粉碎其企图，确保日本在大陆的国防重要区域。为此，要以确保华中和华南，特别是长江下游重要区域为加强战备的重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要以促使重庆势力衰亡为主要任务。同时为了封锁敌在华空军势力的活动，要组成许多个小部队对中国内地长期进行有组织的挺进、奇袭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532页。]

1944年，日军中国派遣军以大约51万重兵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虽然在战役上取得相当进展，到年底打通了与日军南方军的陆上联系，到1945年2月初又打通了粤汉铁路，最终完成作战任务，但是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先天兵力不足的日军，兵力更加分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适时实施有力的反攻，日军在中国总的态势更加被动。日军企图通过摧毁大陆交通线沿线的中美空军基地，以阻止美军飞机轰炸日本本土，也由于美军夺取了太平洋上的塞班岛，美军B—29远程轰炸机由中国成都飞赴塞班岛，而未能实现。在日军全局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日军中国派遣军不得不匆匆忙忙变更部署，以作最后挣扎。

1945年1月29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召开方面军及集团军司令官会议，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根据大本营1月22日的命令和指示，下达改变各方面军及各集团军基本任务的命令和有关实行摧毁中美前进空军基地老河口、芷江作战的命令。中国派遣军的命令要点是：华北方面军大体上要确保现有占领区，尽可能加强对国民党势力的压迫，准备在第6方面军一部的配合下，向老河口一带进攻，摧毁这个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并预定于夏初在山东青岛方面，大致完成对美作战准备，在绥远、察哈尔方面尽可能完成对苏作战准备；

第6方面军确保粤汉、湘桂铁路沿线新占领区和武汉周围地区，保持与南方军的联系并向湘西芷江一带的国民党军进攻，摧毁这个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

第23集团军由第6方面军改归中国派遣军直辖，要大体上确保现占领区，并预定在3月底大致完成闽粤沿海方面对美作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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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集团军确保京、沪、杭地区，并预定在夏初大致完成江、浙沿海对美作战的准备；

第5航空军要以一部协助地面部队，并努力扼制中美空军活动，同时以主力在沿海口岸进行对美作战准备。

为此，日军中国派遣军加紧调整部署，整编部队。从1944年至1945年春，先后新组建了6个师、13个独立混成旅和13个相当于旅的独立警备队，使中国派遣军总兵力达到100余万人。同时，伪军数量也增至100余万人。

国民党军在从1944年4月至1945年2月的豫湘桂战役中，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损兵失地，由此，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在全国和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影响急剧下降，招致各方面接连不断的指责。

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缅北、滇西的反攻获得重大胜利，打通了陆上与外界的联系，此外，在美国的帮助下，在云南、贵州、四川大后方加紧进行美械装备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准备抗战后的争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十大政策的深入贯彻，特别是经过1944年的局部反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已拥有9000万人口和200多万民兵、78万军队。军队不仅数量扩大了，而且经过攻势作战的锻炼和冬季大练兵运动，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通过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军政、军民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重要演说，他提出：明年“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指出了1945年敌后解放区值得特别指出的15项工作，其中第一项工作是“扩大解放区”。他说：“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417页。]

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与任务的指示》中提出，“各地应按照自己特点部署工作，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33页。]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指明了1945年解放区的工作方向，各解放区据此制定了本区1945年具体的方针和计划，对日伪军实施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二、八路军在华北发起大规模攻势作战

1944年底，日军华北方面军主要部队有：第1集团军（第69、第114师、独立混成第3旅，驻山西），第12集团军（第110、第115、第117师、坦克第3师、骑兵第4旅，驻黄河以南河南省新占领区），驻蒙军（第118师、独立混成第2旅），直辖部队（第59、第63师、独立混成第1、第5、第8、第9旅、独立步兵第1、第2旅、第12野战补充队、华北特别警备队）等。根据中国派遣军的命令，1945年，华北方面军除确保现有占领区外，尚须对老河口国民党军进攻，对美、苏进行作战准备。另外，依据中国派遣军下达的《沿海方面对美作战准备纲要》，预定从华北方面军现有9个师中抽调7个师开往上海方面，第12野战补充队改编为独立混成旅调往徐州。为此，1945年初开始，日军加紧整编部队，充实预定对美作战的部队，为接替预定调出部队的防务新组建了第3～第7独立警备队（独立警备队编制定员8857名，相当于旅）。为在山东半岛准备抗击美军登陆作战，1945年3～4月间，在济南新建第43集团军，下辖第59师、独立混成第5、第9旅、独立步兵第1旅。1945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警备兵力约125个营，19万人，另有伪军50余万人。日军兵力明显不足，士气下降，忙于部队编组和调动，基本处于守势。

八路军为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从1945年春开始对日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反攻。

山东军区

1945年1月17日，山东军区下达1945年作战部署，提出：1945年山东我军作战主要方向，是求得开辟胶济路东段南北两侧宽大地区，使我胶东、渤海、鲁中、滨海互相联系进一步缩短和巩固，而对1944年所开辟之地区，主要争取巩固。继续开展攻势，拔除某些突出孤立据点，继续扩大解放区。

为此，确定1945年的作战分为两步。第一步，各军区拔除各自周围孤立突出的日伪据点，同时为第二步作好各方面的准备；第二步，总的战役行动准备在4月开始，主要作战目标是：胶东军区向西、向胶河上游一带发展，鲁中军区向安丘方向发展，滨海军区向北配合上述两区行动，求得共同完成开辟胶济路东段南北两侧地区、进一步打通相互联系的任务，渤海军区以消灭伪军张景月为主，求得歼其一部。

1～3月，山东军区实施第一步作战，主要战役战斗有：讨代伪军荣子恒部战役、讨伐伪军赵保原部战役和蒙阴战役等。

伪暂编第10军荣子恒部，原驻临（沂）费（县）边，1944年底，日军因其在原防区多次遭八路军打击，难以支持，为对其进行整补，调驻临近津浦铁路的泗水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以加强对津浦铁路的防护。2月1日晚，鲁南军区主力奇袭泗水城，一举攻入城内，至2日19时，击毙荣子恒及其参谋长和日本顾问，全歼城内敌人，同时，八路军还攻克泗水城外围的故县、杨庄、杨公村等据点，击退日伪援军。这次战役，八路军共歼敌2000余人。

赵保原，原是鲁苏战区暂编第12师师长，1944年8月公开投敌，所部被编为伪“剿共第7路军”，总兵力约达1.8万人，盘踞于胶东胶济铁路以南以玩底（今万第）为核心的五龙河及大小沽河中游地区，鱼肉人民，一贯与八路军为敌，是胶东军区巩固与发展的严重绊脚石。胶东军区集中主力5个团又5个营（含1个迫击炮营），并动员5万民兵和群众，于2月11日夜，首先向伪军指挥部驻地玩底发起攻击，至12日夜将其攻克，赵保原率残部向南窜入即墨。14日八路军又攻克另一重要据点左村。2月19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毙伤敌2000余人，俘虏7370人，击溃2000余人，给予赵部毁灭性打击，消除了胶东军区执行第二步作战计划、向西发展的后顾之忧。

蒙阴日伪据点，伸入鲁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腹地，孤立突出，驻有伪军12个中队和日军1个排。鲁中军区集中主力4个团和地方武装、民兵各一部，于3月8日夜攻击蒙阴县城，至10日全歼守敌，并歼灭新泰援敌一部，共歼敌1300余人，拔除蒙阴城敌据点，使得沂蒙与泰南联成一片。

4月12日，山东军区下达执行1月17日指示中关于第二步作战计划的具体部署，确定从5月初开始，用5～7三个月时间实施第二步进攻战役，歼灭盘踞在胶济路南北大股伪军之主力或一部，并控制该地区，俾求胶东、渤海、滨海、鲁中4个战略区相互联系进一步巩固与缩短，使胶济路沿线之敌进一步孤立和暴露，为将来大反攻准备更有利条件。军区确定酋先置重点于胶济路南，集中约10个团的兵力，先后歼灭张步云、厉文礼部；再将重点转向胶济路北，集中约6个团的兵力，歼灭李德元、张景月、王豫民部；军区领导，除罗荣桓外，黎玉、肖华等均赴前线亲自指挥。

正当八路军准备发起攻势之际，日军为准备在沿海地区对美军作战，突然大举增兵山东，集中其中的3万余人，从4月底开始对山东实行全区性的“扫荡”，重点指向鲁中、滨海区。5月4日，山东军区决定讨张（步云）战役暂停，立即转入反“扫荡”，参加讨张战役的各兵团立即疏散。

大举“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年初以来日军预谋已久、积极筹划的战略行动。日军大本营、中国派遣军命令，华北方面军应在1945年夏初在山东沿海作好抗击美军登陆的作战准备。为此特在山东新组建第43集团军，山东日军兵力猛然增加。日军企图占领山东沿海地区及临近沿海的山地，作为抗击美军登陆的战场，并在济南集结重兵，以作反击之用。打击八路军是其作战准备的首要步骤，日军第43集团军判断美军的主要登陆点在青岛。

4月25日至5月26日，日军实行名为“秀岭1号作战”，第43集团军各部为确保其占领区，进行为期1个月的“扫荡”，重新占领了1944年、1945年春八路军攻占的一些重要地区，如蒙阴、莒县县城。“扫荡”结束后，日军将独立混成第5旅部署于青岛附近，独立步兵第1旅部署于日照海岸附近，第12独立警备队一部部署于海阳县海岸，构筑工事，作对付美军登陆的准备。

反“扫荡”结束后，山东军区分析新的形势，认为山东敌兵力（日军及由东北调来的伪满军，山东原有伪军不计在内）增至10万之众，但日军主要集中于铁路沿线及沿海地区，在其他地区守备兵力并未增强，渤海地区还有所减弱；尤其法西斯德国已经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已是日薄西山，灭亡在即，由于反法西斯战争总形势极为有利，山东日军又忙于准备抗击美军登陆，故此，争取完成原定3个月作战计划之大部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因此确定整个攻势作战由原计划的军区直接指挥，改为军区统一部署下的各区独立作战，并指示各二级军区适应情况变化，根据军区的指示，具体考虑其执行部署。按照这一原则，各区先后发起攻势作战，其中主要有讨伐伪军厉文礼、张步云、张景月等战役。（见附图8）

厉文礼是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所部共万余人，盘踞在以潍县（今潍坊市）、昌乐、安丘为中心的胶济铁路两侧地区。鲁中军区集中主力5个多团和地方武装一部共万亲人的兵力，于6月5日黄昏发起讨厉战役，先后攻克包括夏坡、景芝镇等重要据点在内的日伪据点60余处，歼灭日伪军7300余人，27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解放了安丘以南、临朐以东、景芝以西17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了胶济铁路东段南侧的重要地区，为进一步向敌占重要交通线、城市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步云是伪山东国民自卫军第1集团军司令兼第1军军长，所部共1万余人，盘踞在滨海区北部的诸城地区。其西北部的厉文礼部遭到鲁中军区沉重打击后，侧后失去屏障，被迫收缩防御。滨海军区和鲁中军区共集中4个团的兵力，于7月15日夜发起讨张战役，攻克相州、双庙、郑公、双羊店、朱马等据点，歼敌500O 余人，30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解放了诸城、高密、胶县之间2500平方公里的地区，使诸城敌据点更加孤立。

伪第3方面军张景月部盘踞寿光南北地区，掩护胶济铁路，阻断八路军渤海军区与胶东军区之间的联系。7月31日，渤海军区在胶东军区一部配合下发起讨张战役，主攻寿光以北张部坚固设防的前哨据点田柳庄，至8月12日将其攻克。尔后乘胜扫荡残敌，又攻克据点12处，张景月率残部逃进胶济铁路线上的日军据点内。此役歼敌2540人，解放了寿光外围大片地区，进一步打通了渤海东部与胶东、鲁中之间的联系。

山东军区部队在重点实施胶济铁路东段作战的同时，对其他地区的日伪军也进行了攻势作战。5月中旬开始，鲁南军区在鲁中、滨海军区各一部配合下，先后发起临（沂）费（县）边、郯（城）马（头）等战役，共歼敌7700余人，收复邳县、郯城、费县等县城，进而进一步逼近陇海、津浦铁路。渤海军区从6月上旬开始在小清河以北进行了蒲（台）滨（县）等战役，共歼灭日的军3400余人，收复蒲台（今滨州市）、滨县、南皮、沾化、德平、庆云等6座县城，进一步孤立了敌在渤海区的中心据点惠民。

晋冀豫边区晋冀豫边区的两个军区——太行、太岳军区的作战行动直接由八路军总部指挥。两个军区各自提出自己的作战计划，由总部定夺，而后分别执行。

1、太行军区

太行军区接到毛泽东关于1945年的任务的指示后，即制定了1945年的作战计划，以书面形式分别送延安和总部，太行区党委亦于1945年1月6日作出《关于1945年工作方针的决定》。太行军区、区党委确定1945年作战重点为豫北和平汉铁路沿线。在豫北（黄河以北）之温县、孟县至原武、阳武地带，求得在麦收前全部扫荡所有敌伪势力，变为游击根据地或根据地。

沿平汉线则组织不断的出击，求得摧毁日伪第三道封锁线，迫敌缩到距平汉线10公里左右的狭窄地区内。此外相机夺取昔阳、和顺、辽县、陵川等县城，并拔除其他深入根据地的某些据点。在作战实施步骤上，第一步着重打击与消灭伪军（注意策动内应和反正），同时对出扰的日军予以坚决打击；第二步则相机夺取日伪合守和日军单独守备的薄弱据点。

按照上述作战计划，太行军区各部在1945年春发起了攻势作战，其中重点是在南线的豫北（黄河以北）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道清战役。

1944年春夏之交，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南越黄河进攻豫中、豫西。

秋季起，八路军为收复国土，解救豫西人民，派遣太行、太岳军区各一部南渡黄河，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打通与拓宽豫西八路军与太行、太岳八路军的联系，开辟黄河北岸的豫北地区就成为太行、太岳军区一项急待完成的任务。太行、太岳南下部队均经太岳区入豫西，为此，太岳军区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为了配合行动，太行军区早在1944年11月8日，即命令临近豫北的第7、第8军分区主力南下，由第8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第7军分区司令员张廷发统一指挥，开辟道（口）清（化，即博爱）铁路以南地区。

盘踞道清铁路南北地区的是日军第117师和伪兴亚巡抚军、第5方面军独立第14旅。

1945年1月21日夜，太行军区发起道清战役，参战部队除第7、第8军分区主力外，还有冀鲁豫分局党校警卫团，共4个团又3个独立营。当夜，八路军由修武以北的九里山地区突然南下越过道清铁路，攻击道清铁路以南、平汉铁路以西、沁阳以东地区日伪军，战至1月31日，连克小东、宁郭镇、武阁寨、程风、徐营镇、郇村、中和镇等日伪据点18处。日军第117师1个营分3路出动，企图合击八路军在大油、樊庄一带的部队。八路军集中3个团在樊庄设伏，全歼其中一路，粉碎了日军的企图。樊庄战斗后，八路军北返，准备转攻道清铁路以北日伪军。为迷惑敌人，全部转移根据地纵深辉县以北的南平罗地区待机。2月20日，八路军突然向道清路北的日伪军发动攻击，此时参战部队增加了第3军分区第769团。战至3月6日，先后攻克陆村、马坊、焦庄、五里源、赵固、峪河、百泉等日伪据点，并曾一度攻入辉县城关。3月22日，道清战役转入第3阶段，第7军分区主力东越平汉铁路，挺进原武、阳武（今原阳）地区，第8军分区主力向西南进军，渡过沁河，挺进温县、孟县地区，均取得重大进展。4月1日，道清战役结束。

此役共歼日伪军2500余人，收复国土20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75万。经过此次近3个月的辗转进击，黄河以北、道清铁路以南除平汉铁路和原武、阳武、温县、孟县城外，所有地区全为八路军掌握，太行军区胜利地完成了开辟豫北地区的作战计划。

太行军区南线实施道清战役期间，东线3月中旬第5军分区组织实施了安阳战役，因各种原因致未收预期成效。道清战役结束，时近夏季，太行军区下达夏季攻势作战方案，确定：为继续执行毛泽东扩大解放区的指示，特组织与发动对于汉线、道清线全面出击之夏季攻势；这一大攻势作战，按规模分为安阳战役之主作战与元获战役、武沙战役之支作战，以及其他沿平汉尤其是道清线之多处配合作战；拟由6月30日开始，预定时间第1期1个星期，第2期拟延续到10天或半个月；安阳战役由军区设战斗司令部直接指挥。

安阳战役按预定计划于6月30日发起。安阳城由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2个连驻守，外围据点由伪“剿共”第1路军李英部驻守，共约7000余人。

太行军区安阳战役的目标是攻击平汉路以西、观台以南、鹤壁以北地区之伪李英部，争取彻底消灭与肃清该伪军及该地区的少数日军，解放与巩固这一地区。参战兵力有第3、第4、第5、第7、第8等5个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及八路军总部警卫团，一共9个团，另有民兵、自卫队3万余人参战。

安阳战役经历3个阶段。第1阶段，采取“掏心战术”，八路军7个团直插伪军防线中央纵深。攻克伪军两个旅部驻地水冶、曲沟，使敌失去指挥中枢，造成敌人恐慌混乱，便利战役顺利进展。第2阶段，八路军分向北面的观台方向、南面的鹤壁方向发展进攻，将安阳城以西、观台镇以南、鹤壁集以北范围内日伪据点、碉堡全部摧毁。第3阶段，八路军主力及民兵、自卫队近万人，在北线大举破袭由平汉铁路丰乐车站向观台延伸的铁路支线——观丰铁路，将观丰线上除观台、丰乐外的全部据点、碉堡摧毁，与此同时，八路军一部在南线继续发展攻势，攻克鹤壁集、赖家河、时丰、唐仲等据点。

7月10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毙伤日伪军800余人，俘虏及反正、投诚日伪军2500余人，击溃伪军900余人，攻克据点30余处，扩大解放区15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5万，压迫日伪军进一步向平汉线退缩。

2、太岳军区

太岳军区遵照毛泽东“扩大解放区”的指示，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制定了1945年的作战方案，并于1945年3月25日向中央军委和总部作了报告，太岳军区认为，本区尚有大块敌伪区急需开辟，确定1945年的作战方针是：

采取更主动的作战，不放松每一有利时机展开大小不一的攻势，置重点于消灭或削弱豫北、晋南日伪武装，拔取或逼退某些突出的薄弱据点，打开条西、豫北、汾南局面，扩大根据地。作战步骤是：从3月份起开辟豫北；5月底至6月初，集中主力于同蒲、白晋线作战，置重点于同蒲线：8月底以后，基本上以分区为单位，对守备薄弱的敌伪据点采取各种手段尽力拔除。

按照上述作战方案，太岳军区在春夏展开攻势作战，其中最主要的有豫北战役及同蒲路南段作战。

太岳区以南的豫北沁阳、孟县、济源地区，有日伪据点50余处，兵力达6000余人。太岳军区调集第2、第4军分区近4个团的兵力及地方武装，于4月3日夜由阳城地区出发，南下沁阳、孟具、济源地区，4日发起豫北战役，相继攻克杨庄、毛庄、义庄、西向、紫陵镇、尚庄等大量据点。在八路军攻势威慑下，伪军纷纷反正和投诚。4月底战役结束，此役攻克据点40余处，歼灭日伪军2800余人，反正与投诚的日伪军1700亲人，打开了豫北局面，肃清了沁（阳）孟（县）公路以西除济源、柏香镇、冶戍镇外的所有日伪势力。

为打开条西（中条山西部地区）局面，太岳军区按预定计划于5月下旬至6月中旬进行了同蒲线南段作战。5月下旬，太岳军区集中第1、第5军分区主力南下，首先解决了闻喜附近一股土匪武装。6月上旬，向祁（家河）夏（县）公路及其以南地区的伪军张同文部发起猛烈进攻。张同文部有3个中队，约570人。八路军连续攻克祁家河、杨家窑、下涧、黑虎庙等据点20余处，彻底瓦解了张同文部。与此同时，第2、第4军分区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了在曲沃、绛县、翼城间的大神殿、梅村堡、南樊镇等据点9处。通过这次作战，使祁夏公路以南地区与第5军分区中心区完全联成一片。

太行、太岳军区

1945年夏季攻势到7月底基本告一段落。至此，两区从长治至沁阳间联成一片。

冀鲁豫军区经过1944年的局部反攻，冀鲁豫军区力量进一步壮大，已控制边区中心区11座县城，区内日伪军力量进一步削弱。到1945年初，冀鲁豫全边区有日军7000余人（不含津浦、平汉、陇海铁路线上守备之敌），伪军9.5万余人。在八路军的打击下，日伪军曾不断放弃一些小据点，以增强大据点的机动力量。冀鲁豫军区八路军主力发展到甲种团14个，乙种团6个，丙种团3个，经常可以集中使用多个甲种团。地方武装的60％也可以集中使用，以配合正规军作战。

遵照毛泽东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冀鲁豫军区结合本区的实际，制定了1945年的作战计划，其方针是：

（1）开辟豫东，打通水东与新四军第4、第5师的联系；

（2）开辟运东，使运东第1军分区与运西第7、第6军分区联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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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灭伪自治军杨发贤及伪绥靖军第4集团军陈治平部；

（4）肃清解放区内突出的据点碉堡，大量歼灭伪军，并相机占领南乐、阳谷、鱼台、单县、冠县、堂邑、鄄城、汶上、东平、郓城、西华等11个县。

作战计划对预定实施的各个战役，作了具体的部署和安排。按照上述部署，冀鲁豫军区部队在1945年春夏两季对日伪实施了攻势作战，取得重大进展。其中，主要的战役有南乐战役、东平战役、阳谷战役等。

南乐位于卫河以东，城内驻有伪自治军杨发贤部等伪军约1300人及日军一部，其外围的朝城、清丰已为八路军解放，南乐陷于孤立。1945年4月24日，冀鲁豫军区统一指挥第8、第9、第7、第3军分区各一部，发起南乐战役，经3昼夜激战，攻克南乐城；与此同时，打援和钳制部队，亦将敌外围据点全部拔除，并击退了由安阳、大名等处出援之敌。此役共歼敌3400余人，使卫河以东大片土地成为解放区。

东平城位于东平湖东岸，城内驻有伪山东省警备队第1大队和日军一个排。冀鲁豫军区调集第1、第8、第11、第9军分区各一部，于5月17日夜发起东平战役。部队分3路行动。中路由军区直接指挥攻东平城；左路攻东阿，右路攻金（乡）济（宁）路之日伪军，并负责打援。战至19日，中路军全歼东平守敌；左路军攻入东阿，歼灭城内伪军，迫使日军逃往泰安；右路军也取得攻克喻屯敌据点等胜利。此役，共歼敌近2000人，使冀鲁豫边区之泰西、运东、运西、湖西等几块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

阳谷县城位于东平湖西北。1945年5月以来，八路军连续攻克了阳谷城东的朱庄、古柳树及冠县，使阳谷城除向北可与聊城联系外，陷于三面受敌的境地。守卫阳谷的伪军约3000人。冀鲁豫军区调集第8、第7、第4、第1军分区部队，于7月20日发起阳谷战役。其中第8军分区主攻阳谷城，其他部队在外围进行钳制作战。战至26日，第8军分区全歼阳谷城守敌（内毙伤300余，俘虏2000余），其他部队攻克堂邑及临清外围据点多处。巨鹿、广宗、馆陶之敌慑于八路军的强大声势，纷纷弃城逃窜，上述县城遂被八路军收复。

1945年春夏季，冀鲁豫军区在攻势作战中共收复县城19座，攻克据点240处，解放人口250余万，取得了重大胜利。

晋察冀军区

1945年初，晋察冀边区的日军减少到4万人左右。为弥补兵力不足，日军将伪满军约8万人调到晋察冀边区，驻守冀东等地。日军的企图是：在北岳区主要依托山阴、应县、灵丘、涞源一线，阻止八路军向雁北、察南地区发展，以利准备对苏作战战场；在冀热边区则企图将“无人区”扩大到长城以内，控制冀东地区，以确保华北与东北的联系。在冀中区仍实行所谓“面”

的占领。

关于晋察冀扩大解放区的方向，1944年12月18日，毛泽东指示“努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1945年2月中旬，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召集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4个区党委和二级军区领导人开会，讨论1945年的任务，会后于2月28日确定了《1945年扩大解放区方案》，确定1945年主要是开辟雁北、察南、绥东、热河、子牙河东、大清河北和津浦路东等地区：方针是一面主要用多数武工队经常向敌占区积极伸展，把武工队作为开辟地区的经常的主要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又要适合情况和利用有利时机，以主力配合多数武工队组织较大规模的游击战役行动，进行开辟工作；在实施步骤上，在5月以前是挤退边沿区某些点碉，加强察南、雁北、北宁路等敌后的武工队，同时为大的战役作准备，5月起展开大的战役，持续到青纱帐倒后，共进行5个月左右。

按照上述部署，晋察冀军区各部在1945年春夏，实施了连续的攻势战役。（见附图9）

冀中军区从4月中旬起，连续举行了任（丘）河（间）战役、文（安）新（镇）战役、安（平）饶（阳）战役、子牙河东战役和大清河北战役。4月13日，第9军分区发起任何战役，首先攻克任丘、河间之间的日伪坚固据点辛中驿，继于4月30日攻克任丘县城，5月9日攻克河间县城，从而切断了北（平）大（名）公路。5月初，冀中军区集中第8、第9、第10军分区主力发起文新战役，5月17日解放新镇县城，31日占领文安县城。文新战役发起后，为使敌首尾不能相顾，冀中军区以第7分区主力和第8军分区一部，发起安饶战役，于5月13、24、29日先后占领饶阳、安平、武强3县城。6月3日，第8、第9军分区发起子牙河东战役，至7月初，收夏大城、献县两座县城和子牙河岸据点37个。从7月12日至月底，冀中军区又实施了大清河北战役、德石路战役和安（国）博（野）蠡（县）战役，收复交河县城和其他据点70余处。

冀晋军区于5月12日，以第2、第4、第5军分区共6个团及6个县支队等，发起雁北战役。盘踞雁北地区的日伪军共9000余人，分布在山阴、应县、浑源、广灵和桑干河沿岸两道封锁线的87个据点。冀晋军区以第4军分区攻击山阴、应县、浑源间日伪军；第5军分区攻击桑于河沿岸日伪军，并北越桑干河、平绥铁路，伸入绥东；第2军分区在繁峙、代县、崞县、五台等地主动出击。经过50多天的战斗，攻克与逼退日伪据点40多处，歼灭日伪军960余名，为进一步开辟平绥路北和绥东地区创造了条件。

冀察军区在冀晋军区发动雁北战役的同一天，5月12日，发动了察南战役。参战兵力为第1、第11、第13军分区的6个团和部分县游击支队。第1第13军分区4个团及4个县支队进攻平绥铁路以南的怀安、沫源、广灵地区之敌，收复怀安、诛源县城。第11军分区进攻平绥铁路以南怀安、涿鹿地区之敌，攻克和逼退了岔道、石门、倒拉咀等据点。至5月27日，共歼灭日伪军670余名。

冀热辽军区在粉碎日伪军于2～5月进行的“扫荡”后，为开辟热河和辽宁西部地区，夺取进军东北的前进阵地，于6月中旬，派遣3支挺进部队，分3路北出长城，发起热辽战役。第14军分区为西路挺进支队，于6月27日由古北口附近越过长城，向热河西北部进军；第15军分区为中路挺进支队，于6月中旬自喜峰口等处出关，进军热河中部；第16军分区为东路挺进支队，向热河东部及辽宁西部的绥中、朝阳方向挺进。冀热辽军区部队向北进军，严重威胁敌东北与华北的交通要冲，7月中旬，日伪军3万亲人由北宁、锦承铁路南北对进，夹击八路军，中路、东路挺进支队于7月底暂返回长城附近。

晋察冀军区在1945年春夏季攻势中，从1月到7月，共作战2700多次，歼灭日伪军2.8万余人，拔除据点碉堡790多处，收复县城15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扩大解放区面积13.5万余平方公里。至7月末，晋察冀军区八路军发展到11万余人，民兵数十万。

晋绥军区进入1945年，晋绥区日伪兵力减弱，机动力进一步降低，许多日伪据点陷于孤立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晋绥军区确定；本区的作战指导力求在备方面保持连续的进攻，以挤退敌人，扩大解放区，为大反攻准备有利条件，并计划第一步首先逼退离（石）岚（县）公路之敌，预定2月18日正式展开攻势；第二步进逼忻（县）静（乐）和神（池）五（寨）公路沿线之敌，准备连续组织三四次战役攻势，以主力军、游击队、武工队、民兵、群众相结合对日伪实行总体战，以进攻和围困达到最后消灭敌人的目的。为便于实施上述计划，晋绥军区将原军区直属的兴县、岚县、神木、府谷改组为第1军分区，将军区直属的第27团拨归该军分区指挥；将第21团调第2军分区。

按照上述计划，2月中旬，晋绥军区发起以攻袭离岚公路为重点的春季攻势。军区以第3军分区特务团和第17团各一部、第1军分区第27团一部和军区直属的第21团在离岚公路以西，第8军分区第5支队在离岚公路以东对离岚公路日伪据点展开围困和袭击；第6、第8军分区各一部在忻静公路沿线积极活动，钳制敌之机动兵力，配合离岚线的攻势。主力军、武工队、游击队、民兵、群众密切配合，打敌出扰，伙击增援与退却之敌，埋设地雷围因敌据点，并利用伪军内线，里应外合，拔除日伪据点。至4月8日，长达110公里的离岚公路，除大武至离石的15公里外，全被晋绥军区收复，晋绥军区第1、第3、第8军分区连成一片。（见附图10）

当离岚公路上的攻势发展到最后阶段时，离岚公路北面、突出于抗日根据地内的五（寨）三（岔堡）公路线上之敌恐慌异常，准备由三岔堡向五寨收缩。在此情况下，晋绥军区及时调整部署，把攻势重点移向五三线，并将第21团调往第2军分区。4月7日，第2军分区攻占五三线中点的小河头，迫使日伪军遗弃粮食50余万斤，于12、13日从三岔堡和旧寨匆匆撤回五寨。 25日，日伪军继由五寨逃向义井。

在从2月17日至4月25日的春季攻势中，晋绥军区共毙伤日伪军1590人，俘虏和瓦解伪军810人，收复方山、岚县、五寨3座县城和其他据点54处以及离岚、五三公路。

自晋绥军区部队发动春季攻势以来，日军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后撤，因此，陆续撤退一些据点，所撤据点主要交由伪军守备。在这种新情况下，晋绥军区认为必须采取放手发展与扩大解放区的方针，对日伪加重压力，迫其退守同蒲路与平绥线。为此，军区决定6月中旬发动夏季攻势，主要是力求挤退静乐及其周围据点，争取占领忻静公路西段，挤掉神池至义井之敌，把敌人逼到同蒲路沿线。

为夺取忻静公路西段，晋绥军区指示第6、第8军分区在忻静公路以南共同组成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区部队向忻静线进攻，并以第1军分区和第6军分各一部，分别由静乐以西和静乐以北向静乐推进。6月19日，进攻部队开始围困静乐县城，同时时静乐外围和忻静公路两侧之敌展开攻击，先后袭击静乐以东的石河村、利润，静乐以南的丰润，静乐以北的宁化堡等日伪据点，伏击运动之敌；小部队、武工队、民兵亦积极活动，先后炸毁桥梁20余座，击毁汽车多辆。

为挤退神池至义井之敌，第2军分区以一部围困义并之敌，以一部结合武工队、民兵在神义公路线上以地雷战和伏击战打击敌人。7月2日在洪福寺、7月24日在凤凰山伏击日伪，歼敌一部，使神义线之敌补给困难，交通瘫痪，惶惶不可终日。

三、新四军向华中守备薄弱之敌大举进击

1945年1月22日日军大本营确定：中国派遣军以确保华中和华南，特别是长江下游重要区域为加强战备的重点，防备美军在华中沿海登陆。为此，大本营将关东军第6集团军司令部调到杭州，日军中国派遣军亦将兵力逐步向华中尤其是京、沪、杭三角地带和沿海集中。1945年春开始，华中日军兵力大大增加，在原有两个集团军司令部、5个师和6个独立步兵旅的基础上，新增1个集团军司令部，并新组建了3个师、7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独立誓备队。华中伪军方面，除原有第1方面军和第4方面军一部及徐州、武汉、杭州绥靖军外，1944年底日军将原驻河南开封一带的伪第2方面军孙良诚部调至苏北、苏中地区。但是，由于日伪军忙于调遣，重新配备，日军主力多集中沿海地区进行抗击美军登陆的作战准备，在内地仍有收缩，一些据点不得不交由伪军守备。新四军在1944年得到了大发展，并以江北主力一部南下，扩大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1945年，新四军一面发展，一面向日伪薄弱点线主动出击，取得了重大胜利。

苏北军区方面，1944年，伪军孙良诚部初抵苏北阜宁、盐城后，在伪军潘干臣、吴漱泉、徐继泰等部6000余人的配合下，向苏北抗日根据地进犯。

新四军苏北军区部队立即反击，奋战1个多月，歼伪军2000余人，连克日伪军据点数十个，给孙部以沉重打击。1945春起，苏北军区部队对日伪军连续进行了反攻。从1月下旬至3月中旬，又歼灭伪孙良诚部1200余人，解放了灌河以北广大地区。2月12～13日，苏北军区部队经连续两夜战斗，攻克日伪据点叶圩子，歼日伪军270余人，经过多次战斗，将苏北日伪军分割孤立于阜宁、盐城、淮安、淮阴、涟水、沭阳6个县城和新安镇等几个主要据点。三四月间，日军为增强长江下游防务，再次收缩兵力，将阜宁等地日军先后撤走，改由伪军单独守备。阜宁城及城北各据点共有伪军5个团，3400人，4月24～26日，苏北军区集中第8旅全部、第10旅主力和师特务团及5个县独立团共11个团的兵力，发起阜宁战役，共毙伤伪军330余人，俘伪副师长以下2073人（伪军残部逃往盐城），攻克阜宁县城及其外围据点22处，解放村镇560余处，控制了（南）通（赣）榆公路中段，扩大了苏北解放区。

5月13日，苏北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攻克淮安县石塘、赵徐两伪军据点；7月28日，又收复合德镇，至此射阳全县（抗日政府划分的抗日民主县）解放。

苏中军区方面，由于处于长江三角洲，是日军准备对美作战的重要阵地，1945年春以来苏中日军兵力增强；而新四军苏中军区主力6个团，南进苏浙皖边，兵力减弱。粟裕、叶飞各率主力一部南进后，华中局调整了苏中党政军领导班子。苏中区党委以陈丕显为书记；苏中军区以管文蔚为司令员，陈丕显兼任政治委员，苏中行署以季方为主任。1945年2月开始，苏中全面展开扩军运动，除主力得到补充外，各县还组建了新的独立团或警卫团，全苏中仍保持兵力2.7万余人。苏中军区部队在扩军、整训的同时，抓住战机歼敌。2月22日，苏中第1旅突袭高邮、宝应、兴化、盐城之间水荡之中的沙沟、崔垛日伪据点，一举将其攻克，毙俘伪副团长以下900多人，兴高宝地区2400平方公里的水网地带全部解放，联成一片。4月下旬，苏中军区侦悉伪第5集团军独立团由日军两个连护送，将由宝应经高邮、三垛、河口调往兴化以南的周家庄。苏中军区迅速调集第52团、江都独立团、高邮独立团、兴化独立团，组成河南、河北两个纵队，沿北澄子河三垛至河口的河道两侧，设置了3.5公里长的伏击圈。28日中午，日伪军进入预伏地带，新四军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全歼日伪军1800余人（内毙日军240人，俘日军7人）。

淮北、淮南军区方面，2月上旬起，日军为控制淮河下游与三河水上交通，先后占领了天长以北的龙冈、金沟、蒋坝，五河以东的双沟、浮山，以及淮阴以南的顺何集等地，新四军淮北、淮南军区部队相互配合，积极打击进犯之敌。到4月中旬，日伪军被迫放弃打通淮河、三河交通的企图，从蒋坝、金沟、浮山等地向高邮、五河撤退。在此期间，仅淮南军区即进行战斗24次，毙伤日伪军26O 人，俘日伪军529人，淮南军区伤亡84人。淮北军区从4月15日开始，对洋（河）众（兴）、固（镇）灵（璧）和泗（县）灵（璧）等公路展开破袭战，尔后向北进击灵璧、睢宁之间的日伪军，同时围攻涡阳、永城地区之日伪军据点。在近1个月的时间，淮北军区共歼敌3000余人，攻克泗县县城及大店、丘集、虞姬墓等据点21处，使睢宁等地之敌进一步孤立。

皖江军区方面，1945年执行华中局关于向江南发展的指示，继续得到较大发展。2月，第7师皖南支队及地方武装粉碎了日伪对铜陵、繁昌地区的进攻。3月，皖南专员公署和铜陵县、繁昌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铜陵、繁昌、芜湖、宣城抗日游击区基本联成一片。是年春，中共东至县委成立，从贵池、东流、至德直至江西省的彭泽的抗日游击区基本联成一片，第7师沿江支队经彭泽再次打通了与新四军第5师鄂东部队的联系。4月，新四军第3师独立旅由旅长覃健率领从苏北南下，归第7师指挥。26日经过和含地区，在当地军民配合下，收复石村庙、绰庙集等地，恢复了第7师与淮南第2师的联系，5月14日胜利到达皖江抗日根据地中心区。5～6月，第7师沿江支队三渡巢湖，攻打桐荫镇、张家疃等日伪军据点，歼日伪军200余人。为适应战略反攻需要，6月20日，第7师以沿江支队独立团、白湖团与师属“巢大”团为基础，重新组建第19旅，林维先任旅长，黄火星任政治委员。7月25日，第19旅第56团对巢湖南岸巢（县）盛（家桥）公路沿线日伪军据点发起攻击，经一昼夜激战，连克散兵、长岗井、盛家桥等据点，歼灭日伪军600余人。

鄂豫皖湘赣军区方面，1945年2月，中共鄂豫边区党委、新四军第5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湘中根据地等问题的指示，确定第5师地区的任务以发展为主，同时照顾原有地区之巩固工作。发展以南方（鄂南）为主，并向其他方面发展。为了向南发展，第5师张体学部两个团配合八路军南下支队进到湘鄂赣边，一起创建湘鄂赣边根据地，八路军南下支队南下湘南、粤北后，张体学部继续坚持鄂南、湘北斗争。边区党委和第5师师部还任命随八路军南下支队由延安南下的原红2方面军将领贺炳炎返回洪湖任第3军分区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同时分配一批南下红军干部到第3军分区工作，指示第3军分区以襄南洪湖为依托，首先以桃花山根据地为基点继续向南发展，创立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湘北鄂西根据地，并与湘鄂赣边根据地相连接。4～5月新四军第5师经多次作战，消灭当地反动武装，恢复了四望山抗日根据地；扩大了泌阳、桐柏、信确、信随等县部分地区，重新开辟了信（阳）应（山）随（县）边区。

八路军新四军在1945年的春、夏季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攻克与收复县城61座，扩大解放区24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把敌人进一步压缩到大中城市周围和主要交通线及沿海重要地区，获得了运动战、攻坚战、城市战斗的宝贵经验，为转入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华南游击队加强攻势作战

东江、珠江、南路、韩江抗日游击队的攻势作战1944、1945年，日军为了打通湘桂、粤汉铁路及防备美军在广东沿海登陆，陆续增强驻以广州为中心地区的第23集团军的兵力，由1944年初的1个师、3个独立混成旅增加到1944年底的2个师、2个独立混成旅、2个独立步兵旅。这两年，日军打通了湘桂、粤汉铁路，占领了海、陆丰沿海地区，在华南一度加强了攻势，占领区扩大了。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积极打击日伪军，开辟新区。（见附图11）

东江纵队成立后，继续向广九铁路及其两侧的敌人出击。1944年1月袭击了常平车站，歼灭伪军1个连，尔后又连续袭击了东莞、寮步、横沥、宝安等地及平湖车站。2月袭击了林村车站日军的物资搜集队，2月13日奔袭宝（安）太（平）公路的霄边，全歼伪军1个重机枪连。3月袭击了广九铁路的石滩。4月中旬，对港九地区全面出击，先后在大埔、元塱之间和吉坳地区打击敌人，并袭入九龙市区，炸毁铁路大桥。日军遭打击后，图谋报复。

5月7日，驻樟木头车站的日伪军远道奔袭东江纵队领导机关驻地东莞梅塘，东江纵队毙伤日伪军100余人，迫其撤退。

1944年夏，日军进攻湖南。7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林平转广东军政委员会与广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指示中指出：“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仍势在必行，你处工作应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加紧进行”，“凡敌向北侵占之区，只要其有久占意图，即应由你处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至该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同时敌向北行动，三角洲及其以西地区亦有可能扩大我现有武装，希望广东我党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在广九市上的武装斗争有成绩，但不宜常做，免致引起敌人对我过多报复和进攻，并妨碍我城市秘密和抢救工作”，还指示与国民党余汉谋部减少磨擦，以利专心发展力量，并与琼崖、潮梅闽西南沟通联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297页。]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这一指示，1944年8月，中共广东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巩固现有各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的同时，东江纵队应创立罗浮山以北、翁源以南、东江、北江之间的抗日根据地，并向东江、韩江之间（潮汕在内）伸展，然后准备向闽粤边、粤赣湘边、粤桂湘边开展工作；中区部队则首先求得普遍发展，然后向西江、粤桂边及南路前进。东江纵队和中区部队要互相配合，构成对广州的包围形势，将来会台于粤桂湘边。要大力发展武装，到1945年上半年，东江纵队应扩大4倍，中区部队应扩大6倍。

根据联席会议的决定，东江纵队以东芜地区的部队及在增城的部队一部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由邹强率领，向粤北挺进，其主要任务是侦察敌人的动向，采取敌进我进方针，相机进入北江。该部由东芜出发，经博罗、从化等地北进，沿途打击日伪，截击日军进攻广西的后续部队，一度解放清远县城。后因国民党军进攻清远县城，北上抗日先遣队乃决定退回增城。

1944年9～10月，东江纵队对部队进行整编，建立支队编制，将部队整编为第1、第2、第3支队，独立第l（即港九大队）、第2、第3、第4（即护航大队）大队，以及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后又陆续组建了第4～第7支队、北江支队和西北支队。

1944年12月，驻湖南、广西、广东日军相配合，夹攻粤北，1945年1月，日军占领韶关，打通了粤汉铁路，粤北沦入敌手。日军同时占领惠、宝沿海，再次占领惠州。2月10日，中共广东临委鉴于日军订通粤汉线，占领沿海，广东处于全面沦陷状态，为打开广东的新局面，作出开展全省工作的决定：以珠江纵队派出之武工队挺进清远、四会、广宁，打好基础后，继续向连阳及湘桂边推进；以东江纵队第3、第4、第5支队巩固以罗浮山为中心的增城、龙门、博罗根据地，进一步建立南昆山根据地，同时派出武工队北上佛冈、英德、翁源，打好基础后，再向曲江、南雄及湘赣边推进。3月6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这一部署，并指示应“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

按照临委的指示，东江纵队派出部队北上开辟了罗浮山根据地。5月下旬，广东临委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及直属队进入罗浮山抗日根据地。

战斗在珠江三角州的人民抗日武装，在1943年2月挺进中山县五桂山后，积极向日伪军出击，在战斗中壮大了部队，巩固和发展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1944年10月1日，根据中共广东临委和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在内部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员罗范群。

10月中旬，中区纵队主力400余人在林锵云、罗范群率领下，越过日伪区，于新会荷塘西渡西江，抵达新会五区，与中区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开辟粤中敌后抗日根据地。11月在鹤山县靖村公开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以梁鸿钩为司令员，罗范群为政治委员。珠江三角洲部队主力随司令部西进后，中山留下的力量比较薄弱，五桂山周围只剩下主力50余人。后将已挺进粤中的林锵云、谢斌调返珠江三角洲，于1945年1月15日，在中山县五桂山公开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以林锵云为司令员，梁嘉为政治委员。1945年春。日伪顽进攻珠江三角洲，珠江纵队难以坚持，乃将一部挺进西江，开辟以广宁为中心的游击区，一部转移到东江与东江纵队会合。

在雷州半岛，1944年春中共南路特委负责人周楠到重庆接受了中共南方局指示，明确了斗争方针，决定组织党直接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武装部队。6月在雷州半岛成立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在各地普遍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1945年1月，成立了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改称南路人民解放军，亦称南路纵队），周楠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韩江地区1945年7月，在潮（州）汕（头）地区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林美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谢育才任军事顾问，下辖3个支队，共2000余人。

日军大举进攻湘桂粤赣以来，中共中央积极部署创建湘粤赣边以五岭为中心的根据地，为此命令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第359旅南下支队南下，并命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北上协同行动。194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区党委[1945年3月6日中央指示，将广东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合并，改为广东区党委。该区党委于7月正式成立。]，“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华南战略根据地不可能以目前之东江地区为中心，依今日敌情及将来变化，均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你们应即派遣大的有力部队由负责同志率领，随带大批干部，迅向北江地区发展，直至坪石、南雄之线，扩大游击根据地，以便在数月后和王震、文年生各部打成一片，并接收干部”，“琼崖不划入广东区党委管辖”。[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47页。]

为了贯彻中共“七大”和中央上述指示，中共广东临委于1945年7月6～22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广东区党委，林平任书记；东江纵队司令部负责研究指导全省军事工作，政治部负责研究指导全省军队政治工作；迅速北进，创立战略根据地。会议期间，7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指示广东区党委：“你们要以极大注意力执行北上任务，派往北面的兵力与干部愈多愈好，并必须有强的党、政、军领导人前去”，希望迅速与王震、王首道部取得电台联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8月4日，中央军委继续来电催促：要用极大的速度向粤北发展。据此，广东区党委命令东江纵队西北支队由清远北渡小北江，迅速向始兴、南雄推进，与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师。8月16日，东江纵队第5支队等部组成的粤北支队1000余人从博罗县横河出发北上。上述两支北上部队9月上旬抵达始兴，但八路军南下部队，在8月28日抵达南雄西北的百顺地区后即已北返，创造五岭根据地的设想未能实现。

琼崖纵队积极打击日伪扩大新区1944年春，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独立总队改编为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下辖4个支队，4000余人，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时，第1支队活动于琼东北琼山、文昌、澄迈等县，第2支队活动于琼西南昌江、感恩（今感城）地区，第3支队活动于琼东南乐会、万宁等县，第4支队活动于琼北儋县、临高等县。各支队积极寻机作战，打击日伪。第1支队在澄迈县的福山至花场、永兴至新桥公路和才坡等地伏击敌人，袭击敌据点。第2支队袭击了根板、东号、港门等日伪据点。第3支队在万宁的南桥、六弓等地伏击敌人，并袭人小南据点。第4支队在憎县东城乡南眼村一带击溃了国民党顽军的进犯。除五指山中心区外，琼崖各地都有琼崖纵队的活动。

1944年春，第4支队在反“蚕食”斗争中，根据琼崖特委和总部的指示，主力挺进外线，打击日伪，建立新区，在建立儋县四里新区取得胜利后，派出第1、第2大队进入白沙县的阜青、龙头乡、建立阜龙乡文头山根据地，派第2支队第1大队等进入那繁村、来苗村一带，配合地方党组建了县政府。

为创建五指山根据地，1944年秋，琼崖特委和琼纵领导机关向白沙县的阜龙乡转移。

琼崖纵队在白沙县阜龙乡立住脚后，于1945年7月初，以第1、第2、第4支队的各1个主力大队组成挺进支队，由纵队参谋长李振亚兼任支队长，符荣鼎任政治委员，南下开辟了以白沙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琼崖纵队于1945年夏，即广泛开展群众性歼敌活动，迅速扩大了解放区。第1支队解放了琼山、文昌、澄迈三县1/2以上的土地，第2支队在昌江、感恩地区解放了大片土地，第3支队向陵水、保亭、崖县挺进，解放了该3县2/3的土地，第4支队在临高、儋县积极打击日伪军，扩大了解放区。

华南抗日游击队，从1938年10月广州夫陷起，陆续创建，到1945年8月将近7年的时间里，英勇作战，艰苦奋斗，从数百人发展到2万余人，开辟了华南敌后战场，建立了东江、珠江、粤中、琼崖等抗日根据地，成为坚持华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和打击华南日伪军的重要力量。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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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五节 加强全面反攻的准备

一、加强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当敌后抗日根据地渡过困难，转入局部反攻，迎接全面反攻，人民力量显著增强，而日伪军被迫收缩点碉，日益局促与龟缩于城镇和交通要道的时候，中共中央把握时局，把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5页。]

中共中央紧接着于6月5日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的责任来..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各局各委必须..改变过去不注重和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为实现这个伟大任务，中央指示中还对有关思想、组织计划、工作方向、工作方法、干部和经费等具体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其中在思想上要求干部了解：“在目前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比过去有完全新的目标：在以前进行这种工作，只是为了保存组织，渡过黑暗，或是为了获取情报与购买物资；现在则是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52页。]

为了加强对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领导和组织，中共中央于7月建立了中央城市工作部，彭真任部长。9月4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新四军第5师：“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他任务。”“凡本地有城市或交通要道工作可作，或有可能进行其他区域城交工作之县委，应指定专人负责进行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页。]

中共中央北方局、华中局、南方局及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神，积极开展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这一工作，由各级党组织的城市工作部和军队的联络部（或敌工部、情报部）互相配合，具体负责。

中共中央北方局为贯彻执行中央6月5日《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于7月25日，致电各分局、区党委，要求各分局、区党委除对中央指示作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外，还必须有准备地召开一次与城市工作有关的干部扩大会议，专门进行对城市工作作较广泛深入的检讨（指总结过去工作，得出经验教训）及传达，并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订出具体的计划，切实执行；克服本位主义，保守主义和不愿作敌占城市工作的观点，“必须下最大的决心从各单位各部门中，抽调出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去开展城市工作。”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指导各分局、各区党委、各军区开展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同时，还直接组织对华北大城市、大股伪军开展工作。

山东的城市工作，是从1939年开始的，有些城市和工矿区已有相当的基础。但在1942年前后，各主要城市的工作，由于对秘密工作注意不够，几乎全部被敌人破坏。

1943年下半年，山东分局对过去的城市工作进行检查，重新加以整顿，至1944年初，建立了济南、青岛等几个重点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有了恢复。根据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山东分局于7月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分局和区党委建立城市工作部，渤海区建立济南工委，胶东区建立青岛工委，8月发出《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的指示》，9月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会后，渤海、胶东、鲁中等区党委根据会议决定，以济南、青岛、烟台等城市和胶济、津浦、陇海铁路为重点，抽调大批干部（占根据地全部干部的5％）建立和加强城市工作机构，并向城市和交通要道进行了打入工作。开展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一项重要的内容是争取伪军伪警。

1944年山东伪军发展到20万人，成为全国伪军人数最多的地区，因此争取伪军伪警对开展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准备大反攻具有重要的意义。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领导各级党组织和部队有关部门，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认真宣传和切实执行对伪军的三项保证（即对自动反正者不缴枪、不编散和帮助其抗日发展），经过大量艰苦而周密的工作，成功地争取了大量伪军反正。渤海军区在1944年夏季攻势中，7月争取伪灭共建国军第8团团长王道率部1600余人反正；滨海军区在1944年冬季攻势中的11月宫县战役中，争取伪宫县保安大队大队长莫正民率部3500余人反正；1945年春季攻势中，滨海军区争取伪诸城保安大队大队长张希贤率部1300余人反正；1945年夏季攻势中，鲁中军区争取伪鲁东和平建国军独立第10团团长韩寿臣率部1800余人反正。这4大股反正伪军共8500余人，先后分别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1、第2、第3、第4旅。此外从1944年7月至1945年7月一年间，还争取千人以下小股伪军将近150股、共7000余人反正，其中胶东之刘公岛、龙须岛反正的两股伪海军共600余人，编为胶东军区海防支队。

冀鲁豫军区于1944年3月在濮阳召开全区第二次日伪军工作会议，决定将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和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合并，成立冀鲁豫军区联络部，同时决定继续在几个地方设立敌工办事处。中共冀鲁豫分局于1945年1月作出《关于大城市工作的决定》，要求全区各地委、县委抓紧当前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大城市工作，提出将城市工作的重点放在伪军警及工人、苦力身上，并确定济南的城市工作归第1地委直接领导，徐州归第11地委、开封归第10地委、新乡归第9地委直接领导，边区周围其他大中城市亦规定有相应的地委直接领导开展工作，一般城镇的工作则由县委领导。在冀鲁豫边区，开展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重要机构有豫鲁敌工办事处、徐州地下工作组等。

1944年7月，冀鲁豫分局、军区抽调党、政、军干部60余名（其中县团级以上20余名）建立豫鲁敌工办事处，李苏波任办事处主任，办事处设于菏泽县大杨湖村（1945年6月迁陇海铁路以南水东地区太康县轩庄、杨集一带，改称豫东办事处，并增派第21专署副专员牛连文任副主任），任务主要是打入日伪军内部，对伪第4方面军张岚峰等部进行争取瓦解工作。经过长期细致的工作，日军投降前后，张部第56、第18、第55师等官兵共12000余人，相继起义。

中共太行区党委在收到中央和北方局指示后，在1944年10月前，主要在于部中进行思想动员，同时配备了城工干部：10月以后强调打入工作，年关经过总结，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有了进一步改观。中共太行区党委及各地委城市工作部向太原、石家庄、郑县、长治、焦作、新乡、安阳、邯郸、邢台、阳泉、榆次等大中小城市都派出城工人员，利用各种关系建立党组织，扩大联络网点，特别注意打入敌伪领导机关和机要部门，争取广大群众，争取伪军伪警。这一工作紧紧围绕准备里应外合解放城镇进行，对拔除马坊据点、围攻蟠龙镇、夺取磁县峰峰煤矿等均发挥了重大作用。1945年6月22日夜，中共大行区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发动伪“兴亚工作队”起义，在元（氏）获（鹿）独立营接应下，把这支80余人的部队拉出，进入太行抗日根据地。

太行区第4地委城工部派人打入石圪节煤矿，组织矿工地下军，在大反攻中，于1945年8月17日夜举行起义，获得胜利。

中共晋察冀分局于1944年5月1日发出《关于伪军工作的指示》，强调在地方性伪军中的方针，应当服从逼退点碉、扩大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总任务。对伪正规军的策略则是长期埋伏，以待将来战略反攻时的需要。根据这一指示，特别是中央、北方局关于加强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晋察冀边区瓦解伪军的工作发展为里应外合夺取敌占城镇的新局面。在1944年，用里应外合的方式，成功地攻克和袭入了任丘、肃宁、深泽、定襄、武强等县城。

晋绥区、太岳区，也都加强了敌工机构，以铁路沿线城镇为重点，多方面地开展争取瓦解日伪军工作，收到显著效果。

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4年8月26日发出《关于开展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要求必须切实讨论和深刻研究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要在全党全军干部与同志中普遍进行思想教育与政治动员；强调指出华中敌后大城市特别多，因此认真布置华中敌后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对将来粉碎敌伪的抵抗与驱逐日寇出华中和全中国都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指示“各区党委、地委须立即成立城市工作部，并根据中央指示原则，研究办法，配备训练干部，总结各地城市工作与沦陷区工作的经验。各根据地除将中小城市与次要交通线分别委托所属地委、县委切实进行工作外，至于各边区主要大城市与重要水陆交通要道，应由区党委直接负责布置和督促，务求在最短期内，收到确切成绩”，1944年8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等致电华中局，指示华中局应研究如何开展上海、杭州两城工作和京沪路、沪杭路工作，如何组织沿海、吴淞口到沙市的长江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为此，8月29日，华中局专门发出《关于开展沪宁杭鄞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特下令苏中、浙东、苏南、淮南4个区党委，来特别担任这伟大而光荣的任务”，规定：上海由苏中区党委主要负责；南京、浦口及南京至镇江一段长江和铁路，由淮南区党委负责；宁波及从吴松到宁波沿海与浦东沿海、杭甬铁路（杭州至宁波铁路）一带，由浙东区党委负责；苏南区党委除加强南京城内与近郊工作外，应设法开展上海城内与近郊工作，派遣精干武装部队，向苏、嘉、沪、杭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鄂豫边区党委、新四军第5师方面，1944年8月，边区党委建立了中共平汉铁路工委，苏星任书记，统一领导郑县以南平汉铁路工人的斗争，并做伪铁路保安大队的争取工作。

上述这些有关开展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为解放区军民实施大反攻，争取更多的伪军伪组织人员起义、反正，解放城镇，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整训部队和民兵

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全军目前47万，民兵210万，欲以此在大反攻时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是不够用的，“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根据目前人力、物力、财力等条件，目前除若干条件“优越地区外，一般地不可能与不应该采取扩大军队的政策”，因此中央决定“在一年内，主要是今年秋冬两季，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条件下..轮番整训部队”，同时对民兵、自卫队进行整训，以准备将来使八路军、新四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267页。]

遵照中共中央这一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利用作战和生产间隙，从1944年10月开始，陆续展开了以改进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和提高军事技术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冬季大练兵运动。在政治整训中，部队深入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和1944年4月11日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反对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广泛开展尊干爱兵和拥政爱民运动，并总结模范连队的建设经验和奖励英雄模范人物。在政治整训中，还发动广大干部战士开展要不要练兵，怎样练兵的讨论，进行自我教育。经过讨论研究教育，干部战士端正了思想认识。

通过政治整训，改进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也为整个整训任务的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在军事整训中，部队执行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学用一致的方针，苦练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和爆破、土工作业等技术以及近战、夜战、攻坚战等战术。在方法上，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即开展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互教互学活动，使广大指战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军事训练中，涌现下一批特等射手、特等投弹手、特等刺杀手，他们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八路军经过政治、军事整训，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和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技术战术水平，为尔后军队的大发展与实行大反攻作了切实而有效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分为主力军、地方军、自卫军三大类。

自卫军是不脱离生产的抗日人民自卫武装组织，主要担任保卫自己家乡的任务。民兵是自卫军中的骨干，一般包括青年抗敌先锋队（16～23岁自卫队员组成）和模范自卫队（24～35岁的自卫队员组成）。根据对敌斗争需要，各村还在民兵中选择精悍分子组成游击小组（一般三五人至十余人），它是党支部直接领导下的战斗组织。

1944年当敌后战场展开局部反攻，迎接大反攻的时候，中共中央从抗日根据地的客观实际出发，指示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对民兵进行整训提高，中共中央在1944年7月1日《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中指出：民兵与自卫军“不但是现在坚持与发展根据地配合主力军与游击队作战的决不可少与极为有效的力量，而且是将来使我军扩大一倍至数倍的主要兵源”，“一年大整训期间，不但要整训全部主力军与游击队，而且要整训全部民兵与自卫军”，“在整训民兵与自卫军中，应总结民兵与自卫军的斗争经验，重新整理其编制，不足者扩大之，落后者提高之，缺乏干部者补充之，在不违农时及劳动与战斗相结合的原则下，达到全民皆兵之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区党委、人民武装委员会，都对民兵、自卫队的整训工作作出了具体指示和安排。如太行区确定：干部整训时间一般是20天至1个月，民兵一般整训7天至半个月，自卫队一般整训5～7天；整训内容，政治上主要是进行时事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军事上民兵以训练射击、投弹、地雷（石雷）爆炸和利用地形地物在敌火力下运动等为主。中共华中局根据中央关于新四军准备将工作中心由江北移至长江以南、新四军主力一部将调往江南的指示，对民兵建设提出了高标准和要求。1944年底1945年初，华中新四军主力与县区武装，已达30万人。华中局提出：“今后主要任务，应强调整训及发展民兵”，“发展整顿民兵，充实提高地方兵团，要做到主力机动抗敌，可以就地坚持的目的”。遵照各级党组织的指示，民兵、自卫队普遍进行了整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练武热潮。经过整训，民兵、自卫队的政治觉悟、军事技术显著提高。当大反攻来临之际，广大民兵响应党的号召，掀起参军热潮，使主力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形成浩浩荡荡的反攻大军。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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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六节 解放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一、解放区经济的发展

1943年底，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渡过了极端困难时期，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阶段。大力发展经济，为迎接全面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行物质条件的准备，成为各解放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各解放区军民在加紧进行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解放区的同时，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发展解放区经济。

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齐动员，大力进行生产运动，使边区的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首先是扩大了耕种面积，粮食、棉花产量不断增长，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边区部队1944年耕种面积达99.1万亩，产粮9万余石，占部队和机关每年所需粮食的1/3。

1944年，中直机关粮食生产总量达6400石，自给率达到65.6％，边直机关粮食生产总额达2880石，机关经费自给达到51％。陕甘宁边区人民开荒128万余亩；耕种面积迅速扩大，1944年已增至1415.7万余亩。由于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边区粮食产量已完全自给，并有部分余粮出口，棉花也基本满足边区的需要。边区的畜牧业到1945年，牛、驴已繁殖到45.3万余头，羊195.4万余只，边区出现了六畜兴旺的景象。由于经济发展，很多贫农、雇农上升为中农，很多中农变为富裕中农。工业方面亦有大的发展，截止1945年9月，公营大小工厂达120余家，职工1.2万余人，已能炼铁、炼油、制药、修理机械。公营企业的工人实际工资，较战前提高58％到84％。私营企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工厂：作坊多达1400余家，仅纺织工厂就有50家，共有职工4500余人。工业产品仅土布即达15万匹，可自给1/2，纸烟、毛巾、袜子、肥皂等已做到完全自给。陕甘宁边区的军工厂也发展到有1000余职工的10余个厂，为部队生产大量弹药及部分军械和无线电通信器材。

晋察冀边区军民在1944～1945年连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经济建设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1944年扩大耕地面积43万余亩，旱地改水浇地11万余亩，仅此两项即增产粮食25万余石。此外，在精耕细作方面，也使粮食产量普遍提高，据北岳区42个先进村的统计，1944年粮食产量比1943年增产43％。边区政府于1945年提出了“争取工业品逐渐自给自足”的大生产口号，各地普遍掀起了开展手工业、副业、兴办生产合作社的热潮。边区部队、机关和学校，也积极投入了大生产运动。1944年，边区部队共开垦荒地3.8万余亩，挖井开渠变旱地为水浇地、700余亩，连同租种和伙种的耕地共6.1万余亩，共收粮食2000余万公斤，收菜蔬平均每人60公斤以上。同时，建立了11种作坊，组织了42种手工业生产。部队、机关、学校还帮助群众生产，平均每人助民劳动10天。在游击区，部队实行劳武结合，在战斗的间隙进行生产，如活动在山阴、代县、崞县一带的第2军分区第4区队，利用战斗间隙开荒1345亩，连同和群众伙种的耕地，共收获小米69万余公斤。并开设了油坊、磨坊、卷烟厂、毡帽厂及小型军工厂等。

经过两年的大生产运动，晋察冀边区保障了军需民用的供给，为抗日战争的反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晋冀鲁豫解放区，1944年太行区部队和群众即开荒33万亩，仅此一项，就增产细粮1200余万公斤。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先进经验和科学方法，使农业产量一般提高15～30％。水利事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太行区1944年就修成14条水渠，增加水浇地1.3万余亩，仅涉县王堡、黎城大寺和上遥3条大渠，每年就使灌溉区增产49万公斤细粮。大生产运动带来大丰收，1944年夏秋两季，太行区共收获粮食6.15亿公斤，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丰收年。棉花产量也创抗战以来最高记录，据太行区24个县的统计，种棉9.1万余亩，产棉花75万公斤。农业生产大发展促进了副业生产的大发展。工业方面，至1945年，已有制造枪弹、火药、手榴弹、地雷等军工工业和纺织、造纸、卷烟、采矿、染料、熬盐、文具、肥皂等日用工业，边区日用必需品均可自给。

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部队、机关带头参加生产，实现生产自给。继1943年秋季垦荒运动后，1944年春，各部队又继续开展了垦荒运动，太行军区部队每人平均垦荒超过3亩，太岳军区部队平均每人达2.8亩，冀南军区部队，平均每人也在2亩以上。副业万面，除普遍饲养猪、羊外，不少单位开办了油、粉、豆腐等作坊，有条件的单位还开展了手工业生产，建立了纺纱、织毛衣、编草帽、缝纽，做鞋等小组和造纸、制革及铁、木、瓷、瓦等工场，有些部队还参加了短途运输，节省了民力，减少了政府开支，也增加了部队的收益。部队生产取得了突出成绩，如太行军区机关部队自己生产了2至3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计算起来，减轻了人民10万石公粮的负担。太岳部队也减少群众负担约30％。党政民机关生产也获得了好成绩。

1944年，太行区党政民机关共种地1万余亩，其中新开荒地7000余亩，生产细粮10.5万余公斤，蔬菜75万公斤。每人平均自给2个月的粮食，蔬菜全年自给。

山东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明显效益，1944年，农业生产方面，扩大耕地面积34.6万余亩，打井1.3万余眼，疏通河流600公里，开渠20条，总长31.5公里，植棉15.4万余亩。山东军区部队贯彻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针，仅胶东、鲁中军区部队1944年即开荒1.1万余亩，渤海军区部队达到人种1.5亩地。鲁南军区部队自给半个月的粮食，由于发展了生产，部队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经费全年可自给50％以上。山东解放区军民大生产运动，不仅保障了供给，而且储备了大量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为全面反攻、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晋绥解放区，1944年全边区共开荒75万余亩（其中机关、部队开荒19万亩），增产细粮16万石，产棉715万公斤。全边区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

1945年，全边区所生产的标准布，即达30万匹，已解决了全体军民3/4的穿衣问题。军工生产仅手榴弹的产量，即比1943年增长5倍。

华中各解放区党和政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领导全体军民广泛开展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并把发展生产作为根据地建设工作的中心，作为准备大反攻物质力量的主要环节。在生产运动中，各解放区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大量开垦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如苏中解放区于1944年由苏中行政公署颁布了《苏中区垦荒条例》，大大调动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1944年，东台县即垦荒2.51万亩，增产粮食1.5万余担。备解放区军民还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据不完全统计，华中解放区在1944年共修建和改建较大水利工程30余处；又据苏北、淮北、淮南、皖中几个地区不完全统计，1944年兴修水利的灌溉面积就达120余万亩。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华中解放区的粮食达到了完全自给自足。华中新四军各部队，遵循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的指示，进一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各部队根据所处环境和斗争任务的不同，制定了以农副产品及日用品的自给半自给为指标的生产计划。生产项目多种多样，有开荒种粮、种菜，饲养家畜、家禽，种植青麻、烟草，开办作坊、工厂等。生产方法也因所处环境不同而有差异，少数单位（如第2、第4师）采取办农场的办法，多数单位是发动指战员利用早、晚时间，在群众无力耕种的闲散土地上种粮、种菜。在夏收、秋收季节，各部队在接敌区积极行动，扫击日伪的抢粮活动，并组织力量帮助农民抢收庄稼。各解放区政府和军队还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办起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卷烟厂、毛巾厂、化工厂、炼油厂、皮鞋厂等，这些工厂的产品主要是解决军需和民用，部分产品出口外销。新四军有小型军工厂50余个，能生产迫击炮弹及各类枪弹，手榴弹已达到全部自给。仅苏中军区各厂即月产枪弹4万发，手榴弹1.3万个，小炮弹1200发，地雷4600个。

各解放区军民通过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使解放区的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解放区文化的繁荣

全国抗战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抱着抗日救亡的愿望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在前线和农村参加工作和斗争，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艺运动得到迅速发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统区的许多文艺工作者也相继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的到来，给解放区的文艺工作增强了力量，创作了许多密切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这对于他们接近工农兵，扭转长期存在的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倾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42年5月2日到5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数次到会讲话。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自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论述了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在斗争实践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分析了普及与提高、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革命、继承与借鉴等问题，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开展了整风运动。经过文艺整风，解放区文艺界出现了一片新气象。首先，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群众性文艺运动的高潮。

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西北战地服务团”、“太行山剧团”、“抗战剧社”、“烽火剧团”等，奔赴抗日前线，为前线军民服务，在部队广泛开展了“兵演兵、兵唱兵、兵写兵”的群众性文艺活动。

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还把文艺的种子撒向农村，在他们的帮助下，农村的文艺活动蓬勃发展，农村剧团、秧歌队如雨后春笋。他们运用民歌、小演唱和各种曲艺形式，及时反映现实，紧密配合了抗战和劳动生产。文艺与群众结合以后，解放区便成为新文化的海洋。

其次，取得了文艺创作上的丰硕成果。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现实斗争的生活为源泉，创作出许多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各种文艺作品，在文艺的百花园里，出现了大量新题材、新人物，文艺战线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这些文艺作品中，反映生产斗争、民族斗争新题材、新主题的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真正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在这些优秀文艺作品中，其代表作主要有：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等的新歌剧《白毛女》；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小型秧歌剧《兄妹开荒》；丁玲的长篇报告文学《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艾青的诗作《毛泽东》和《雪里钻》等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的文艺走上了全面繁荣的道路。

解放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教育和新闻出版事业也得到大的发展。各类学校根据教育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抗战服务的精神和教育与生产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与用结合的原则，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进一步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陕甘宁边区增设了军政研究院、行政学院、中国医科大学、民族学院、自然科学研究院、延安大学、中央研究院、军事学院等。中、小学校发展迅速，陕甘宁边区中学学生人数1944年比1941年增加24％。各解放区除大力发展干部教育外，中小学教育都有很大发展。

晋察冀北岳区1943年统计，32个县有完全小学46处，初级小学2655处，学生达41586人。晋西北地区1945年7月小学数由上年8月的676所猛增至1096所。太行区1944年一年就增加中学18所。华中解放区1945年5月已有大学1所，中学130余所，初小5500余所。解放区夜校、冬学发展更快。

晋绥解放区1944年冬学已有1000余处，入学人数5万以上。太岳区1945年冬学增至5000所以上，入数达到30万。各解放区都发行了多种报纸，陕甘宁边区有大小报纸48种，华北各根据地出版报纸150余种，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有各类报纸近70余种，华南抗日根据地亦出版若干种报纸。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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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

第一节 盟国反攻缅甸的决策

一、中、美、英对反攻缅甸的不同态度

缅甸失守，首先给印度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1942年上半年，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直接威胁印度东部边境。印度是大英帝国在亚洲殖民统治的心脏，是英国在远东的最后一道防线和最后一块基地，同时也是盟军在东方的战略物资集散地。印度一旦失守，日军可以直趋中东，控制印度洋，切断盟国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并与德国、意大利在军事上直接呼应。这将直接增加盟军在北非战场和欧洲战场的压力，影响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能力。

缅甸的失守，对中国战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滇缅公路被切断，西南的国际交通仅靠飞越高耸的“驼峰”（喜马拉雅山）航线维持，这使中国战场的处境比以往更加艰难。丘吉尔担心：“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也许会有20个师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66页。]

日军攻占缅甸，还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美国，干扰了美国的太平洋战略。

美国根据“先欧后亚”的战略，在亚洲的目标便是确保通往中国的运输路线畅通无阻，以使“中国军队能逐步采取攻势牵制日军”，“使日军无法进行新的冒险”，[〔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09页。] 进而使“中国成为一个从那里能极大地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年，中国》，华盛顿1956年版，第139页。]

在此目标中，缅甸作战是在中国建立有效基地的先决条件，也是盟军牵制日军在太平洋行动的必要措施。但是，由于缅甸失陷，美国的战略不能不受到影响。

缅甸的失守，对远东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美、英三国都认为必须反攻缅甸。但在如何反攻、何时反攻缅甸的问题上，三国从不同的利益和战略目的出发，屡争不休，长时间不能统一。

中国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中国在远东单独抗日的局面。蒋介石力图争取英、美等盟国将主要力量放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利用英美的对日作战迅速结束抗日战争。但事与愿违，英美实行的是“先欧后亚”战略，将对日作战放在次要地位，仅仅是希望通过一定的援助，维持中国抗战的局面，以牵制和拖住日军。这使蒋介石大失所望。因此他认为，要反攻缅甸就必须中、美、英三国海陆空军全力以赴，否则中国军队不能再冒第二次失败的危险。

美国对反攻缅甸的态度虽然比较积极，但是，“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把欧洲放在首位，对亚洲战场的战略尚未确定。”[〔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戚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31页。] 特别是由于对德作战的限制，美国不可能派出足够的部队参加反攻缅甸的作战，也不可能保证充分供应攻缅作战所必需的各种物资，而只能通过派任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及敦促英印军来发动进攻。

英国方面虽然在“先欧后亚”这一战略基点上与美国一致，甚至更为迫切，但在具体战略问题上则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都与美国存在分歧。英国人普遍认为：“英国本土是一切的枢纽和中心”，即使丢失马来亚和印度，战争仍可以打下去。[《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第71页。]

因此，欧洲战场是英国的战略中心。至于缅甸，完全可以等到对日大反攻时再一举收复。而且，丘吉尔根本不赞成美国要将中国作为最后进攻日本的基地，认为盟军完全可以在海上决定性地击败日本，因而拒绝在远东发动大规模的对日作战，同时也反对在反攻缅甸问题上求助于中国。

中、英、美三国的战略目标存在根本分歧，使得反攻缅甸方案迟迟不能最后确定。

二、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形成的曲折经过

（一）反攻缅甸作战计划的提出

缅甸的失守，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进攻达到高峰。与此同时，盟军却在欧洲及北非战场陷入困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为了牵制住亚洲太平洋的日军，保证盟军在欧洲和北非战场对德、意法西斯作战，美国陆军部制定了一项支援中国作战的计划，其内容之一就是要收复缅甸，打通滇缅公路，以加强对中国的援助。

1942年5月，史迪威从缅甸北部退到印度后，为了重开滇缅公路，即开始拟定一项收复缅甸的计划，并要求美国派部队参加收复缅甸作战。他在5月25日发给美国陆军部的电报中说：“我坚信中国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此，我认为美国不向这一战区派遣作战部队是犯了个严重错误。”[〔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31页。]

5月26日，史迪威又拟具一项“改造中国军队之计划”。6月3日，史迪威由印度返抵重庆，面见蒋介石，汇报他的关于在印度训练10万中国军队和在云南装备训练30个师与收复缅甸的计划，得到蒋的赞同。

7月18日，史迪威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反攻缅甸计划”，其要点是：由英国出兵3师、美国出兵1师、中国出兵2师，由印度阿萨姆渡亲敦江人缅，向曼德勒出击：另由中国出兵20师由滇西出击腊戍，与由印入缅之上述中英美联军在曼德勒会师，挥师南下仰光：陆上部队开始进攻后，英海空军应进攻安达曼群岛并在仰光登陆。7月29日，史迪威进一步提出“西南太平洋攻击日军计划”，内容是：在云南完成30个师的装备训练后，于1942年11月15日至1943年4月间分5路攻击日军：由英军3个师、美军1个师、中国军队2个师从印度阿萨姆分经加里瓦、达木、霍马林进攻曼德勒，同时由滇西出动中国军队12个师进攻腊戍、八奠，与由印人缅的中英美联军在曼德勒会师，然后成扇形展开南取缅甸南部，此时英军空降及两栖部队应夺取仰光，再集结以上各军全力向东夺取泰国和越南，达到沿海。与此同时，滇越边境的中国军队9个师应即进占河内、海防，尔后再夺取香港、广州、海南岛或最终在该地发动进攻。另由美军分两路向新几内亚、帝汶、新不列颠岛以及西南太平洋其他岛屿进攻，阻断日军增援，摧毁台湾、菲律宾日海军战斗力。

10月15日，史迪威再去印度和韦维尔商讨收复缅甸计划。韦维尔表示：英国海空军能否南调以及能否控制孟加拉湾的海权空权都不可知，实在难谈收复仰光之事。他主张：先收复上缅甸，再沿亲敦江东进，然后再谋收复全缅甸。他还拒绝中国在印度的军队经达木和加里瓦向缅甸推进，只同意将缅甸北部的胡康河谷规定给中国驻印军。经协商，双方同意：“史迪威的使命在于占领密支那——八莫，以便使用密支那机场，并与从云南进军的中国军队取得联络。”[〔美〕查尔斯·F·罗马纳斯：《史迪威在华使命》，华盛顿1953年版，第229页。]

11月3日，吏迪威再次返回重庆面见蒋介石汇报在印商谈结果：

（1）收复缅甸之开始日期，定在1943年3月1日左右；

（2）使用兵力，英军1师、印缅军6师，共7师；

（3）中国军队若干师，自云南出击腊戍，夺取曼德勒，经雷列姆攻占垒固；

（4）在印之中国军队，以利多为根据地，经胡康河谷与孟拱，夺取密支那，与英军在杰沙会师。

此外，利多方面须建筑道路、储备粮食、弹药。蒋介石表示中国由云南方面参加此役者可有15师，皆可于1943年2月底前布置妥贴，准备行动。蒋介石还告诫史迪威：“余意此次缅甸战役之中心问题，实在英方是否能拨调足量海空两军力量，俾得夺取孟加拉湾及缅甸全境海陆双方之制海权与制空权，并阻止敌人由马来亚新加坡等处增派援军由仰光入缅接济。倘英方能为之，则缅甸战役甚简单，胜利自可操券，倘英方不能为，则失败亦可预卜。惟此次不反攻则已，一旦反攻，非胜不可，绝不能再受第二次之挫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355页。]

中国对于史迪威与韦维尔商定的反攻缅甸方案，虽然是有条件赞同，但其准备却不遗余力。驻印军两师（新编第22师、新编第38师）在印度兰伽加紧训练，准备反攻。国内预定各参战部队，也纷向滇西方向秘密集结，进行部署。史迪威亦于12月2日致电马歇尔，请美国履行援华诺言，速调驱逐机两队、中型轰炸机一队来华，并将中印空运量由每月3500吨增为1万吨。

经过中、英、美三国的磋商，三方同意在1943年春季发动代号为“安纳吉姆”的作战行动，进攻缅甸。这一行动的目标是从印度阿萨姆的利多打出一条通道，同滇缅公路连接起来，以打通进入中国的补给线。整个反攻缅甸的攻势由中国军队负责的从印度的利多和中国云南进攻缅甸北部的攻势，以及由英军负责的从西部进攻夺取缅甸的实兑（阿恰布、若开）再进军亲敦江的攻势组成。两栖作战行动则未予明确，也未完全否定。上述协议，使收复缅甸的目标变为只是收复缅北。尽管如此，韦维尔仍于12月7日突然通知史迪威“取消缅北作战”，英军将只用3个师攻占实兑和在亲敦江组成一条防线以保卫印度，对反攻缅甸则不愿作任何承诺。

与此同时，马歇尔则给史迪威增拨6.3万吨物资和派遣6000人从事筑路等任务的勤务部队，以示对缅北攻势的支持。

（二）卡萨布兰卡会议与收复缅甸计划

1943年1月14日至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及美、英军首脑在北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由于战胜德、意法西斯已大有希望，英美双方遂将亚洲太平洋的对日作战列入重要议程，而反攻缅甸乃被列为对日作战的主题之一。但是，讨论亚洲对日战略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竟没有邀请中国参加。会上，美国陆海军负责人马歇尔和欧内斯特·金上将坚持主张在11月开始实行强大的缅甸攻势。他们认为：“由英国在缅甸南部和中国在北部的联合进攻将牵制南太平洋的日军调往缅甸”，“这可以防止太平洋的一场灾难，否则就会断送欧洲第一的战略。缅甸攻势还能打通进入中国的陆上通道，以便集结空军部队打击日本。”[〔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0页。]

美国军事首脑决心要让英国承诺在1943年秋季发动缅甸战役。因为此时太平洋上的美军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的丛林中与日军进行旷日持久而代价高昂的争夺战，这使他们认为，经过从澳大利亚向北伸展的一系列岛屿来进攻日本，远比从以中国为基地攻击日本困难，击败日本的唯一经济的办法就是动员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来对付日本。正如马歇尔所说：“美国‘吃不消再来一次巴丹战役’。如果使日军在中国处于被动，我们就可以减少在太平洋的危险，发动对德作战。”[〔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冬年版，第509页。]

但罗斯福决定优先考虑从中国发动空中打击，然后才是缅甸攻势。

英国方面仍对这样一次战役的消耗补给和所能收到的效果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无法提供在缅甸南部进行两栖攻击的舰艇，而且怀疑盟军在北部能否克服补给和医疗保障的能力。他们还担心这样的一场战役可能成为一次全面规模的作战，从而要抽调和分散其他战场的供给。

在美国方面的强烈要求和答应从太平洋的美国供应机构提供登陆舰艇的情况下，美、英最后达成了关于“安纳吉姆”作战计划的决定：

（1）备攻日期，暂以1943年11月15日左右为目标。

（2）反攻日期，俟1943年夏间决定。

卡萨市兰卡会议一结束，罗斯福和丘吉尔立即派遣由美国陆军航空司令阿诺德上将、美国空军补给司令萨默维尔中将和英国联合参谋代表团团长迪尔爵士组成的特别代表团火速飞赴中国，向蒋介石通报会议情况，并谋求蒋介石对会议决定的对缅甸和中国作战计划的支持。

阿诺德等在途经印度时，与韦维尔、史迪威等就缅甸作战计划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决定：预定作战时间为1943年11月至1944年5月，陆军以占领曼德勒为目标，云南远征军11师，向腊戍前进，驻印华军两师，向利多前进；加里瓦的印度军3师向英帕尔沿亲敦江前进，海军封锁仰光。

2月5日，阿诺德等飞抵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同意英、美的方案。

2月9日，中、美、英三国最高幕僚人员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开会，宋子文和何应钦代表中国参加，美国参加的人员有阿诺德、萨默维尔和史迪威；英国参加的人员是韦维尔和迪尔。何应钦在会上首先说明，反攻缅甸，中国将使用10个师主力从滇西向密支那、八莫进攻；中国驻印军从胡康河谷向密支那攻击，如果胜利，就向曼德勒前进；本年10月底可以出战。韦维尔报告说：英国将使用9个师的兵力，两师为英军，其余为英印混合部队，其中3师从亲敦江进入曼德勒与中国军队会师，5师进攻下缅甸，1师为预备队。但是，1943年3月，英军在实兑地区惨遭失败，英国方面借此反对按计划实施“安纳吉姆”作战行动。罗斯福也赞同英国的意见。至此，反攻缅甸计划再次遭受挫折而被搁置一边。

（三）“三叉戴会议”与“茶碟计划”

1943年5月12日至23日，罗斯福、丘吉尔以及英、美高级军事幕僚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代号为“三叉就会议”。这次会议还邀请了中印缅战区指挥官韦维尔、史迪威、陈纳德列席，中国代表宋子文也应邀出席，这是首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盟国战略会议。欧洲战场的战略作战计划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会议还对“安纳吉姆”计划进行了讨论。中国坚持实施以收复全缅甸为目标的“安纳吉姆”计划。但英国则持反对态度。

在远东问题上，丘吉尔一如既往，心里考虑的是政治目的，“英国人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在战争结束时取得日本曾经拥有的那种强大的地位。如果中国居于强大的地位，英国的旗帜就不能长期在香港上空飘扬。”[〔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30页。]

因此，英国方面强烈地反对实施缅甸战役。英国主张绕过缅甸，进攻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最终收复新加坡。美国军事首脑尤其是马歇尔和金，力主实施缅甸战役。

美国的参谋长们警告英国轻视支援中国抗日的努力：“‘安纳吉姆’行动计划应予实施并贯彻到成功结束。如果因英国反对而使这个计划无法执行，那么美国就要扩大和加强太平洋的行动以支援中国。”[〔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6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1页。]

基于英国方面的态度，罗斯福和美国的高级军事幕僚们一起研究了反攻缅甸计划，认为：反攻缅甸之案如付取消，亚洲战局将见严重；而全力攻缅，供应欧洲之物资，又将不给，两全之法，惟有缩小缅战范围，先从北缅开始，如果得手，则太平洋战略既可配合，滇缅路交通亦可打通。

蒋介石在得知英、美对反攻缅甸问题的态度后，立即电示宋子文：“反攻缅甸计划，必须照卡港会议及重庆会议完全实施，倘仅占取缅北至曼德勒为止，不特无补中国战场，且徒牺牲兵士，中国决不再蹈去岁覆辙，望以坚决反对之意，通知英美当局。”[梁敬■：《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28页。]

宋子文在5月17日的美英联合参谋团会议上力促履行“安纳吉姆”行动计划，吁请同盟国实践诺言。但是，宋子文的陈辞，仍未能改变英、美方面的决心。5月20日，美国参谋团在英国参谋团的影响下制订出第220号“击败日本方案”，方案着重于中国军队从印度与云南出击，打通滇缅公路，也就是只收复缅甸北部。很少使用英国海军作战。

宋子文据理力争，丘吉尔仍坚持说，反攻缅甸只有计划，并无决议；如果英国军官曾作保证，也是越权。他还宣称：“目前考虑进军缅甸是非常愚蠢的”。[〔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6页。]

经宋子文晋谒罗斯福进一步阐述中国方面的意见后，在美国的压力和推动下，丘吉尔接受了实施有限的缅甸战役的计划，同意把“1943年雨季结束时在缅甸北部发动的战役作为打通滇缅公路的基本措施”，并同意“在印度继续进行行政准备，以最终发动相当于‘安纳吉姆，行动计划的规模的海外作战”。[〔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7页。]

5月25日，罗斯福将已经会同丘吉尔核定的反攻缅甸方案交宋子文转呈蒋介石，其要点如下：

一、尽先集中可用物资于阿萨姆、缅甸区域内，以建立（及加强）通达中国之地面设备，期干秋初达到每月1万吨之运量，同时扩大阿萨姆航空设备，以加紧在缅对日空战，增强驻华空军补给物资。

二、陆空有力攻势之作战，将于1943年雨季结束后开始，中美军队，由阿萨姆经利多、英帕尔进攻缅甸。中国军队，同时由云南进攻，作为打通滇缅路之一重要步骤。

三、以海陆军攻击缅甸海岸。

四、阻遏日本在缅海上交通。

五、采取有效手段，以获取孟加拉湾之制海权。

上述方案没有对“仰光登陆、南北缅水陆两路同时夹击”作出部署。这就在实际上缩小了“安纳吉姆”计划的作战目标和范围。这个缩小了的反攻缅甸计划被称为“茶碟”计划。“茶碟”计划大大削弱了英国在反攻缅甸战役中承担的义务，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负担，使反攻缅甸的作战任务主要由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担任，英军只担任助攻。作战目标主要是收复缅北和打通由利多经胡康河谷、密支那、八莫连接滇缅路的中印公路；同时扩大并加强中印空运。为了使蒋介石同意不包括仰光的缅甸作战，罗斯福提议授予蒋介石和何应钦荣誉军团勋章，以此作为对他们的抚慰。7月12日，蒋介石表示同意参加“茶碟”作战计划行动，并以书面形式答复罗斯福。但他仍希望美国派遣强大的地面部队从印度一侧参战，期待英国的陆海力量能够控制盂加拉湾，并取得缅甸沿岸的控制权。

（四）魁北克会议和缅甸作战方案

1943年夏，为研究盟军的战略，英、美两国首脑和军事当局再次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召开会议。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再次被列入议程进行商讨。会上，英国仍坚持其在“三叉戟会议”上已被否决的绕过缅甸、夺取新加坡的作战计划。英国认为中国并非战时必不可少的伙伴，中国战后的强盛，也许就是大英帝国远东厄运的开始。同时，英国也不再相信印度军队愿为英帝国打仗。在此情况下，英国不愿作出重大努力，仅仅为支援中国而冒险在缅北的荒山中作战。

美国则认为，要迫使日本投降，必须攻人日本本土，而欲攻日本本土，则必须利用中国基地与人力，这就必须打通中国国际通路，充实中国军备。如果中国不能在大陆牵制住日军，日军必然出扰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美国必将无暇顾及欧洲战场。因此，反攻缅甸之役，并非只是关系亚洲一隅，且关系欧洲与太平洋全局。

最后，英、美在共同的政治利益下，统一了欧洲作战战略计划，同时就攻日战略达成一致，作出两项决定：一是打败德国12个月内必须击败日本；二是美国向中太平洋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作战。在反攻缅甸作战问题上，英、美两国也达成妥协，决定反攻缅甸之日期，定在1944年2月中旬，以夺取密支那、实兑与兰里岛为目标，至于南缅水陆夹击的两栖攻击行动，须视北缅的战事进展及准备程度而定。成立东南亚战区统帅部指挥之，以蒙巴顿为统帅，以史迪威为副统帅。

10月2日，蒙巴顿、萨默维尔等经印飞渝，向蒋介石转呈罗斯福、丘吉尔致蒋介石密函及会议决议案。10月19日，蒋介石召集何应钦、商震、刘斐、林蔚与蒙巴顿、史迪威、萨默维尔开会，决定：

（一）攻击日期于1944年1月15日开始；

（二）中国驻印军在到达甘马因以前，可由英国将领指挥，并以蒙巴顿为反攻缅甸的总指挥。

同时蒋介石还指出：

（1）对于敌人军力之估计不宜过低。

（2）利多方面之华军，须有预备队之配备。

（3）孟加拉湾必须有绝对优势之海空军，实行水陆夹击。

（4）中印空运无论何时总应维持每月1万吨之运量。

蒙巴顿称大批英国海军增援舰艇不久可到。萨默维尔表示维持每月1万吨空运量大概没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对收复缅北作战，中、美、英均持积极态度，且都有具体准备，三方都愿密切合作，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但是，对南缅水陆夹攻之实施，英方尚在游移之中。

（五）开罗会议对反攻缅甸作战计划的定夺

1943年11月23日至27日，在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以及三国高级军事幕僚参加的开罗会议上，关于对日作战方面首先讨论了蒙巴顿提出的北缅作战“锦标保持人”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提出的反攻缅甸的作战方案为：

（1）阿拉千方面：英印第15军，预定1月15日进至孟都及布迪当之线，视情况进攻实兑。

（2）英帕尔方面：英印第4军预定1月15日进至亲敦江西岸，其中1师，预定2月15日由尤瓦附近渡河，另以突击队3队进至帕克库与英多之间地区，另以伞兵于3月中旬攻密支那，与中国新编第1军会师，再以伞兵1师占英多，与利多方面之中国军队会师。

（3）利多方面：中国驻印军于3月15日进至孟拱与密支那附近。云南远征军则于3月15日进至龙陵、腾冲。

（4）美国突击队：3月初机降于杰沙东南及八莫南侧之伊洛瓦底江南岸，向眉苗、腊戍中间地区活动，协助远征军作战。

蒙巴顿的这一作战方案，既不提南缅水陆两栖夹攻，也没提占领英多、杰沙、密支那以后的进一步行动，战役目的不明确，也和中国企待打通中缅海陆通路的目标相距甚远。

随后，中、英、美三国幕僚，开会审议北缅反攻计划，商震和史迪威一再提及蒋介石所坚持的3点意见：

（1）南北缅海陆同时夹击。

（2）同时占领安达曼群岛。

（3）英军应进至曼德勒。

但因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中国代表出席审议会前已有“此案暂缓决定”的预约，自然没有结论。

24日晚和25日上午，蒋介石与丘吉尔两次会谈。丘吉尔说：海军登陆将在1944年5月。但仍没有说明登陆地点。蒋介石力劝提早海军登陆，丘吉尔未作明确答复。

26日，蒋介石又与罗斯福会谈。罗斯福向蒋介石保证：北缅作战时，南缅海军必须同时行动。因此，蒋介石在英国海军在孟加拉湾掌握控制权及水陆两栖同时作战的两项条件下，接受了蒙巴顿提出的北缅作战计划。

反攻北缅方案表面上是为打通中印交通线，实际上只是夺回密支那，建立飞机场，以配合美国太平洋战略而已。

27日，蒋介石及随行人员离开罗回国，罗斯福、丘吉尔飞赴德黑兰与斯大林举行会议。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坚持盟军应于1944年横渡英吉利海峡发动解放法国的攻势（“霸王”作战计划）以及在法国南部登陆（“铁砧”作战计划）。同时，斯大林还答应：在打败德国以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

德黑兰会议结束后，罗斯福、丘吉尔又飞返开罗，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进行讨论。英国方面认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改变了整个战略计划，东南亚的军事行动已失去意义，因此，他们主张取消在安达曼群岛实行两栖作战的“海盗”作战计划，全力实施“霸王”作战计划，并集中登陆舰只供应在法国南部登陆时使用。美国方面则认为开罗会议已对蒋介石作出承诺，如果放弃缅甸作战计划，势将引起不良后果。在会议上，英美双方争执不下，分歧较大。最后，罗斯福于12月5日接受了丘吉尔的意见，决定取消“海盗”作战计划。

12月7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鉴于明年晚春在欧洲有一大战，故不能供应足量登陆艇于孟加拉湾实行两栖作战，阁下是否仍照原定反攻缅甸计划进行作战，或将该计划延至明年11月。蒋介石接受了罗斯福提出的第二种方案。

当时，中国驻印军为掩护修筑利多公路，已于10月开始进入缅北对日作战。罗斯福在其军方的影响下，悄悄地放弃了上述第二种选择，实际采用了第一种选择，于是致电蒋介石要求派中国远征军人缅作战，配合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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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

第二节 中国军队反攻缅甸的准备

一、中国驻印军的整训

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率少数人员退到印度。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奉命掩护英军撤退，并由缅甸提定以北向印度撤退，于5月底到达印度英帕尔，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杜聿明率军部直属部队和新编第22师（师长廖耀湘）由缅甸大洛、新背洋向印度撤退，于8月初到达印度迪布鲁加尔。

1942年4月中旬缅甸战役急剧逆转之际，史迪威令助手格鲁伯准将赴重庆向蒋介石呈送《在印度组织训练中国军队计划书》，提出经缅甸通往中国的陆空运输线很可能被日军切断，武器装备难以运送中国，建议精选中国官兵10万人，到印度去训练，拨用中国所得祖借物资中的装备，由美国军官训练，组成2个军，每军3个师，另加1个师及伞兵6个营为后备，并另训练若干炮兵部队和坦克部队。这个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原则同意。

1942年6月3日，史迪威自印度飞返重庆，4日，晋谒蒋介石，再次提出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蒋介石原拟令转入印度的中国官兵在印度休息几个月后，从西藏返回国内，在听取了史迪威的计划后，批准了他的计划。

随后，又同意空运5万军队到印度进行训练。美国方面也同意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美国陆军部作战司还建议，援助中国租借物资应取决于中国先从事军队整改，而中国的军事成就则是继续祖借法的唯一可接受的保证，从而使训练计划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兰伽训练基地可容纳2万人，史迪威原设想在此训练装备中国军队10万人，并提出在此训练中国军官，作为回国教练30个师之用。后经蒋介石决定，除在兰伽训练基地训练中国军官外，中国驻印部队亦留此训练补充，并由租借器械内配给装备，并规定，中国驻印部队的整训、管理、纪律方面，由中国军官负责；装备、教练方面，由美国军官负责。卫生、伙食、营养、医药、运输等方面由英印军官负责，限1943年2月完成之。教练营以史迪威任长官，罗卓英为副长官，波特诺为教育长。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撤销“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任命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波特诺为参谋长，温剑鸣为副参谋长。

8月4日，史迪威飞抵兰伽，主持兰伽训练。中国驻印部队已先后入营。

26日，兰伽训练营正式开始工作。自9月以后，每月利用货运飞机返程时由昆明空运中国士兵到印度，使中国驻印军不断得到补充和加强。兰伽训练营以训练步兵和炮兵为主，学习使用美械装备和若干专门的训练课目。随后为了适应缅北丛林作战的需要，又进行了丛林沼泽地区作战的训练。

在中国驻印军整训的过程中，中、美之间在军权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史迪威曾提出营以上军官均由美国人担任，并且先由美国调来了300名军官，准备接替中国军官的职务。但史迪威的这一企图，立即遭到全体中国军官的反对。史迪威在同军政部谈判时坚决要求至少有权处决少校以下不服从其命令的军官，解除少校级以上军官的职务。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成立后，这种矛盾便更加突出，致使1942年10月底，蒋介石被迫调罗卓英回国，并撤消副总指挥部。

1942年9月，史迪威曾擅自将新编第38师改为10个炮兵营，以孙立人为炮兵指挥，将新编第22师改为5个步兵营，长官部所属宪兵均编入步兵，以廖耀湘为步兵指挥。这样就实际上取消了师的建制。中国方面为巩固中国驻印军的建制，以撤换罗卓英为条件，将驻印军改编为新编第1军，下辖新编第22师和新编第38师，任命郑洞国中将为军长。史迪威调到印度的300名美军军官只好一部分留在兰伽任教官及管理人员，另一部分于1943年1月被派到昆明建立训练基地，训练远征军及驻滇部队干部。

兰伽训练营于1944年1月完成训练工作。受训结业的中国官佐有2626人，士兵29667人，按照由美方建议经军政部核准颁发的《中国驻印军编制装备表》补充、装备新编第22师、新编第38师和新编第30师以及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直局部队。中国驻印军各师由3个步兵团和榴弹炮营、山炮营、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教导营等组成，每师约1.5万人，各种车辆300余辆，骡马1000余匹，榴弹炮12门，山炮24门，各型迫击炮234门，防坦克炮36门，轻重机枪468挺，火焰喷射器85具，火箭发射筒108具，冲锋枪、卡宾枪各约400支。通讯能力、机动性能、火力均大为增强，官兵体质、战斗技能，都明显提高。

二、第二批远征军的编成和整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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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1集团军滇西整训

1942年5月3日，日军第56师占领滇缅边境要地畹町，并连陷遮放、芒市、龙陵，直逼怒江。4日，蒋介石急令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宋希濂率部西进，在怒江东岸布防阻敌。

当时，由缅甸撤至滇西水平地区的第66军，经整顿将新编第29师的番号取消，保留新编第28师的番号，以收容的5000余人编成，并将其编人第71军建制，将第71军第36师改为独立师，归第11集团军直接指挥。由缅甸的景栋退到云南的思茅、普洱一带的第6军余部编入第93师调车里、佛海一带整训，并守备国境；取消暂编第55师番号。同时，军事委员会任命黄杰为第1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军军长，第6军以预备第2师、新编第39师组成。1943年秋，第54军（军长方夭，辖第14、第50、第198师）亦由昆明开到永平、祥云、云南驿一带，暂归宋希濂指挥。至此，滇西战场中国军队的兵力有第71、第6、第54军及第36师。滇西部队以一部守备怒江各要点，一部至怒江西岸游击，大部分驻在保山、水平、大理、弥渡、祥云一带整训。此外，将流散于滇西的华侨青年和青年学生收容进行一个时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然后派到各地去从事地方工作，以配合远征军作战，定名为“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由宋希濂主持，1942年8月正式成立，招收学员1100余人，编为1个总队，下设3个大队，学期为1年。至1945年3月共开办了两期，培训学员2000余人。

（二）第二批远征军的编成和整训

1943年2月，蒋介石任命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仍兼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负责训练部队，筹划反攻方案。3月10日，陈诚与史迪威在重庆会晤，洽商训练计划，决定在昆明训练基地调集各部队干部8000～9000人分批训练，其中团以上干部在昆明集训后，空运到印度兰伽训练营，接受6周的美械装备和战术训练。23日，蒋介石核定军政部呈送的云南练兵具体计划，命令有关部队向云南集中。按照计划有11个军31个师参加训练，预计按新编制组成24个新式攻击师、2个旧式攻击师、6个调整师，总计人数412600人。

1943年4月，陈诚在云南楚雄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其时，进入云南接受美械装备的有第2、第5、第6、第8、第53、第54、第71军等8个军，以及卢汉所属第60军，关麟征所属第52军。

为了使部队尽快掌握美械装备，蒋介石于1943年4月在昆明设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亲兼团长，龙云代之，陈诚兼任副团长。训练团的地址设在昆明的北较场营房，先后举办了步兵、炮兵、工兵、通讯、战术等训练班。训练的对象主要是部队副团长以下的营、连、排级干部。训练一般以6周为一期。在1943年、1944年两年中，先后约有1万人接受了训练。

团长以上军官则是先到昆明干训团报到，然后分批空运到印度兰伽接受训练。

1943年10月19日，蒋介石召集蒙巴顿、史迪威等在黄山官邸开会，讨论了魁北克会议关于反攻缅甸问题的议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在此会议上，蒋介石再次要求远征军在1944年1月份准备齐全，同时同意在反攻缅甸战役开始时将昆明行营统率的担任昆明防守任务的部队归陈诚统一指挥。1943年11月，陈诚因病辞去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为远征军司令长官。

在统一编制的基础上，远征军各部队逐步换发了美械装备，同时，每军成立1个榴弹炮营（榴弹炮12门）；每师成立1个山炮营（山炮12门）；每个步兵团成立1个防坦克炮连（防坦克炮4门）；每个步兵营成立1个迫击炮排（迫击炮2门）；每个步兵营成立1个火箭排（火箭筒2具）；每个步兵营的重机枪连配备重机枪6挺；每个步兵连配有轻机枪9挺，“汤姆森”式手提机枪18支，迫击炮6门（每排2门）及火焰喷射器1个。每个军部和师部都配备有设备完善的野战医院一所。自军、师至每个营、连都配有完整的通讯设备，其他还有工兵器材和运输工具等。远征军部队的装备较以前大为改善。至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反攻时，远征军的编制序列如下：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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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集团军：总司令 宋希濂

第71军：军长钟彬

第87师：师长　张绍勋

第88师：师长　胡家骥

新编第28师：师长　刘又军

第2军：军长王凌云

第 9 师：　师长　张金廷

第76师：师长　夏德贵

新编第33师：师长　杨宝毅

第6军：军长黄杰

预备第2师： 师长　顾葆裕

新编第39师：师长　洪行

第200师：师长高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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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集团军：总司令　霍揆彰

第53军：军长　周福成

第116师：师长　赵镇藩（后刘润川）

第130师：师长　王理寰

第54军：军长方天

第36师：师长　李志鹏

第198师：师长　叶佩高

第8军：军长　何绍周

荣誉第1师：师长　江波

第82师：师长　王伯勋

第103师：师长　熊绶春

第93师：师长　吕国铨

另外，远征军还辖重炮第7、第10团和重迫击炮第2团；工兵部队1个团又1个营。

三、反攻缅北、滇西的方针部署

（一）反攻缅甸的筹议和规划

1942年7月18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收复缅甸的计划，蒋介石批交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军令部核议。随后，军令部提出“中、英、美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纲”，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作战准备

（1）中国陆军以15至20个精锐师准备以主力由滇西、一部由滇南攻击敌人。英美陆军以5至7个师及所要降落伞部队与中国留印部队联合准备以主力由印度陆地正面，一部由仰光上陆攻击敌人。

（2）英美联合海军以主力舰3至4艘、航空母舰6至8艘为基干，特须编入多量潜水舰，准备确实控制孟加拉湾，掩护陆军在仰光上陆。

（3）英美联合空军以能击破敌人1个空军师为对象而准备之。

（4）美国应设法加强中印空输力量，尽先输送中国出击部队所要之装备及其他必要物资。

（5）英国应迅速准备并开设印缅边境之交通路。

关于作战指导大要

（1）英美联合空军先攻击敌空军根据地，夺取制空权，以掩护海陆军作战。

（2）英美联合海军先以有力潜艇舰队进出中国海及爪哇海，截断敌海上交通，尔后以海军主力攻略安达曼群岛，控制孟加拉湾，掩护陆军在仰光上陆。

（3）中国陆军在盟国空军掩护下，主力由滇西，一部由滇南向缅北之敌攻击。

（4）中英美联合陆军以主力渡亲敦江向斯威堡、曼德勒方向，一部沿吉大港海岸向实兑、仰光方向攻击敌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1册（七一四—～一）。]

在就上述大纲与史迪威取得一致意见后，11月28日，军令部即颁发了“关于部署联合英美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及训令”。训令规定：“以联合英美反攻缅甸，恢复中印交通之目的，应于英美由印发动攻势时，先行攻略腾冲、龙陵，整备态势，尔后向密支那、八莫、腊戍、景栋之线进出，保持主力于滇缅公路方面，与印度盟军协力歼灭缅北之敌，会师曼德勒。作战准备须于明年（1943）年2月底以前完成之。”

部署概略如下：

滇西方面，以3个军又1个师沿滇缅公路及其以北地区攻略腾冲、龙陵后，以一部分向密支那、八莫，主力向畹町、腊戍方面攻击前进；以1个军沿滇缅铁路便道协同主力向腊戍方向攻击前进；以1个军沿车里、佛海大道及双江、孟脑道协同主力向雷列姆、景栋前进，威胁敌之侧背。

滇南方面以3个军守备国境，桂南方面以1个军守备国境，昆明方面以2个军担任防守。

作战计划规定：

保山方面：以主力依怒江前岸部队之掩护，自右翼逐次由双江、虹桥、马料铺、惠通桥附近渡河，一举攻略腾冲、龙陵，扼守曰襄、宋关、放马桥附近要隘，整备态势，尔后以一部分向密支那、八莫与驻印远征军会师，主力向畹町、腊戍方向攻击前进。

马面关、泸水方面：应派出一部警戒搜索，以掩护主力部队之侧背。

镇康方面：以1师对滚弄之敌，掩护我主力之左侧，另以一部破坏龙陵、芒市间交通，阻敌增援，俟保山方面之主力部队攻取龙陵后再驱逐滚弄之敌渡过萨尔温江，整顿态势，向腊戍方面攻击前进。

车佛方面：先以主力置于双江、车佛地区，采取守势，俟保山方面攻取腾龙后，以1师沿车景大道向景栋，另以1师进击萨尔温江西岸，向雷列姆方面攻击，威胁敌之侧背，并掩护我之侧背。如敌由滚弄方面出击，企图威胁我主力之侧背时，我镇康方面部队应极力拒止，必要时则以双江控制之部队夹击之。

滇南方面：应加强战备，如敌越境进犯时，即依预定计划实行作战。

桂西方面：应加强第一线守备，并控制有力之机动部队，阻击越境进犯之敌人。

兵团部署：

第11集团军以第2军由双虹桥、马料铺附近渡河，与预备第2师协力，一举攻略腾冲，尔后扼守腾冲以西诸要隘。第71军由惠通桥附近渡河，一举攻略龙陵，尔后扼守放马桥附近要隘。第93军随第一线攻击部队之进展，适时向龙陵附近推进。第32军以一部向龙陵、芒市间游击及破坏交通，并对滚弄附近之敌严密监视。第6军以1个师控制于双江附近，准备随时策应镇康方面之部队。第11集团军攻取腾龙后应先扼守曰襄、宋关、放马桥之线，整顿态势，尔后依下述之部署行动：预备第2师以主力向密支那，一部向片马、拖角攻击前进。第2军向八莫攻击前进。第71军、第93军先向畹町进击，尔后向腊戍攻击前进。第32军驱逐滚弄附近敌人后，协同第11集团军主力向腊戍攻击前进。第6军以控制双江之部队，渡过萨尔温江，向雷列姆方向攻击前进，车佛方面之部队应攻略景栋，尔后向泰境严密警戒。与盟军会师曼德勒之部署依状况另订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1册（七一三八一一）。]

军令部策定这项计划后，第2军王凌云部（下辖第9、第76、新编第33师）由四川泸州经昆明，开人滇西，第32军及第93军，因故未按计划开入云南。

这个反攻计划原定于1943年夏季开始实施，但因英、美绝大部分陆海军用于欧洲战场，不能抽出必要的兵力，而中国方面关于兵力的集结、装备的充实以及后勤设备等，亦均未准备就绪，因而延期实行。

（二）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的方针和作战计划

1943年春，中国驻印军的补充、训练大致完成，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的时机业已成熟。中国驻印军以新编第38师第114团，独立工兵第10、第12团，以铁路运至印度东部的利多，协助美国工兵2个团零3个营，自利多东南方进入人烟稀少、崇山峻岭的野人山，开山架桥、辟筑公路，逐步向缅北推进，以为反攻缅甸的准备。3月20日，新编第38师第114团进入缅北。时值原防守卡拉卡、唐卡家一带的英军1个支队约1000人，遭受日军袭击，不支后退。第114团急往驰援，击退日军，并接替该线防务，继续掩护工兵部队筑路。5月，新编第38师以第112团接替第114团的掩护任务。

1943年9月，缅北正值雨季，胡康河谷河水泛滥，日军因补给困难，大部分撤回新背洋以南地区，双方仅保持少数部队活动。9月上旬，中印公路的修筑，已接近南阳河，需要更大规模的掩护兵力。此时盟国己预定于1943年秋季反攻缅甸。9月底，雨季将止，中国军事委员会依据盟国魁北克会议的决定及东南亚战区攻势计划，与盟军联合参谋部一再协调，于10月协定：先由中国驻印军主力，附英美军一部，向缅北进攻。并制定了如下作战计划：

第一、方针军以协同友军歼灭敌人之目的，于1943年12月中旬，先向缅北进攻，夺取孟拱，密支那要点，然后经八莫，向曼德勒前进，将敌压迫于曼德勒附近地区，包围而歼灭之。

第二、指导要领

1.攻势前，集中于利多附近地区，俟利、新（背洋）公路完成后，即向新背洋附近跃进。

2.集中时，派有力部队占领新背洋以北各山路口，掩护集中，至筑路跃进时，应增强掩护兵力，推进至孟关东西之线。

3.集中后分遣有力一部，至葡萄附近，扫荡该地区以南及孙布拉蚌附近之敌，并与滇西兵团连络。

4.应先发动攻势，将敌兵力吸引于缅北方面，使友军由缅南登陆容易。

5.攻势作战分期实施，第一目标为盂拱、密支那之线。第二目标为杰沙、八莫之线，第三目标为曼德勒。

6.攻击前进时，应与左右军密切联系，严防敌之渗人及扰乱，确保侧背之安全。

7.敌如以重兵东攻，应极力拒止而抑留之，俟友军攻势得手，再勇猛前进，期与友军包围敌人而歼之。

8.敌如以少数兵力拒止我军，或企图脱离战场时，应迅速南下，作参加曼德勒会战之准备。

9.要求美空军对缅北各要点尽量予以轰炸摧毁，并配属有力空军，协助本军作战。

10.作战地区内之游击队，应不断扰乱敌之后方。

第三、搜索及防空防毒（略）

第四、兵团部署

1.左侧支队，兵力约步兵两个团，及山炮兵1营，由利多空运至葡萄，扫荡该地区以南及孙布拉蚌之敌后，即向密支那前进。

2，右纵队以步兵1团、山炮兵1营为基干，由大洛经隆康，向孟拱西侧地区前进，并派遣一部掩护右侧背之安全。

3.左纵队（军主力两个师）沿利（多）、新（背洋）、孟（拱）路，由新背洋向盂拱前进。……[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66～168页。]

上项计划被核准后，中国驻印军于1943年10月，令新编38师第112团向大洛、新背洋、于邦之线进攻。同时以一部在新背洋地区掩护中印公路及新背洋前进飞机场的构筑；主力续向利多推进。

（三）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

1943年12月，在中国驻印军发动缅北反攻之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曾拟定远征军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其方针是：“国军以恢复中、印交通之目的，以远征军一部，攻略滚弄敌桥头堡，并固守车、佛现阵地，掩护左侧；以主力强行渡过怒江，重点指向龙陵，攻略腾冲、龙陵一带敌阵地，进出曼允、畹町之线。整顿态势，再与驻印军会师八莫，攻略腊戍。开始进攻之时期，预定1944年3月上旬。”[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70页。]

但此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1944年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1军击溃日军第18师的顽强抵抗，突破缅北夭险杰布山，继续向孟拱河谷扫荡前进，直逼孟拱，然而此时，日军第15集团军子3月8日发动“乌”号作战，分向科希马和英帕尔进攻，英印军遭日军围困，战况紧急，英国方面要求中国远征军发动滇西反攻，牵制日军，以减轻日军对英帕尔方面英印军的压力。在此形势下，发动滇西反攻问题，成为中美商谈的一个重要问题。

1944年3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趁“新编第1军正给日军第18师以沉重打击，日军缅甸方面军主力已被拖在英帕尔和实兑方面，英空挺部队（即温盖特部队）正威胁着第18师背后”的有利形势，命令“云南军司令长官发起攻势，以促良机更趋发展。”“盟军倘若失此良机，日军恐将重整旗鼓再度进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伊洛瓦底会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版，第68页。]

3月20日，美国中印缅战区副司令霍恩少将衔罗斯福之命，由缅北飞往重庆，以第163号备忘录一件，呈送蒋介石。其内容大致如下：

“1.史迪威将军指挥之中、美盟军，由利多开始反攻以来，刻已进达缅北之杰布山区，在利多路线上重创敌军第18师。

2.敌军攻印，在阿拉干、英帕尔，遭英军重大打击。

3.英国远征军挺进队，与美国工兵队，由空军运输，深入敌后，在杰沙、英多着陆，敌补给线已受意外奇袭。”

备忘录要求：

“1.请求滇西方面之远征军，及时开始攻击，牵制当面敌军第56师，使驻印军作战容易。

2.远征军若能推进至腾冲或龙陵，则驻印军可乘机推进至密支那。”[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71页。]

蒋介石出于政治考虑，对使用中国军队投入决定性的进攻极为谨慎，只同意先后派遣第50、第14师增援缅北战场，对于罗斯福关于实施滇西反攻的请求，在3月27日给罗斯福的复电中明确予以拒绝。4月4日，罗斯福总统又致电蒋介石，指出英帕尔方面日军之攻势，实即打击通华物资路线之战事，如其目的达到，则日本即可对付利多方面之部队，而转击远征军，强烈要求中国远征军开始反攻。4月10日，马歇尔电令霍恩将拨给远征军物资暂时停拨，俟远征军出动后再予恢复。于是，霍恩命令将远征军4月份应得之734吨物资移拨美第14航空队使用。在此情况下，军事委员会决定先以远征军一部，攻击腾冲，策应驻印军的作战，尔后依状况将远征军主力投入，协力围歼缅北之敌。遂于4月13日电令远征军：

“一、以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之目的，着以第54军为第一线，第36师、第198师于栗柴坝、双虹桥问地区，超越防守部队，渡河攻击当面之敌，向固东街、江直街之线进击，相机攻占腾冲。

二、各部队作战准备，限4月底以前完成，待命开始攻击。

三、怒江防守部队（第11集团军），除第一线师各派一营以上之兵力，加强怒江右（西）岸游击，牵制当面之敌，使攻击部队易于进展外，其余仍负原任务。

四、着第8军赴祥云、云南驿地区集结，限6月5日前到达，归卫长官指挥。长官部速拟渡河攻击计划呈报。”[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71～172页。]

远征军长官部奉今后，迅即拟定渡河攻击计划，于4月17日被核定施行。

远征军作战计划如下：

第一、方针

一、远征军为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以第20集团军为攻击军，由栗柴坝、双虹桥间渡江，以腾冲为攻击目标。

二、第11集团军为防守军，负怒江左（东）岸防守之责。另以该集团军之新编第39师、第88师、第76师、新编第33师各派一加强团渡江攻击，策应第20集团军之作战。

三、攻击准备限4月底以前完成。攻击开始时机，另命之。

第二、指导要领

甲、攻击准备

一、渡河攻击军准备如下：

1.第一线兵团：依守备部队之掩护，迳行展开于栗柴坝、勐古渡、双虹桥间地区，准备渡河攻击。

2.第二线兵团：集结于漕涧地区，准备随第一线兵团进展，参加作战。

3.炮兵部队：抽调3个山炮兵营及重迫击炮1个团（欠1个营）先在攻击渡河地区进入阵地，准备掩护强渡。

乙、攻击实施

一、防守部队第一线师之游击营，最先开始渡河；其次新编第39师加强团，在惠仁桥开始强渡；再次第2军之加强团，向滚弄进攻，然后攻击军之第一线兵团，在预定之攻击正面，突然开始强渡。

二、第2军之加强团，于攻略滚弄我岸之敌桥头堡后，即行停止，但仍作佯渡以欺骗敌军。新编第39师之加强团，于惠仁桥强渡后，向橄榄寨挺进，以吸引腾冲附近之敌军。特别游击区之部队，于攻略拖角后，一部向西警戒，主力向茶山河（明光北方）、明光南进，威胁腾北敌军之侧背，协助攻击军之攻击。

三、攻击军第一线兵团，于开始渡河前，务极力秘匿行动，以主力于栗柴坝、双虹桥间各渡口，施行强渡，并于占领桥头堡后，立即架设军桥，向马面关、江直街之线攻击前进。另以一小部，由西郎渡（栗柴坝北方）附近渡河，驱逐当面之敌，迂回桥头街之侧背。攻击军于第一线兵团攻略桥头街、江苴街各据点后，再以第二线兵团加入扩张战果，以一部向明光前进，以主力作迂回，向固东街、江直街之线前进。此时须保持重点于左翼，占领固东街、江苴街后，整顿态势，准备进攻腾冲。

四、炮兵部队，于步兵部队强渡成功后，第6军山炮营归还建制，留置怒江我岸，其余随攻击军渡河前进。

五、攻击军渡河成功后，战术方式须多用渗透战术，并须先扫荡其据点外敌之野战部队，然后再对敌各个据点各别攻击。

第三、兵团部署（略）[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比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72～176页。]

第20、第11集团军遵照上述计划，调整部署，准备于1944年5月上旬，先由右（北）翼发动攻势，强渡怒江，攻占腾冲；继以左（南）翼渡过怒江向龙陵攻击，击灭滇西方面之敌，使驻印军作战容易。尔后以有力部队向芒市挺进，与驻印军会师，围歼缅北方面之敌。

4月25日，蒋介石分别致电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指示渡江出击任务，强调：“此次渡江出击之胜负，不仅关乎我国军之荣辱，且为我国抗战全局成败之所系，务希各级将领，竭智尽忠，达成使命。”[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72页。]

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对蒋介石已令中国远征军参战而“深为欣悦”，因为“此种来自中国方面之努力，将激励其在缅甸丛林间作坚韧奋斗中之中国部队之士气也。现所计划之联合作战，必将使吾人对于重开通华路线及供给中国作战部队物资之努力，得有进步之实效。”[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74页。]

在印缅作战的英军亟需滇西反攻作战的支援，因此，英国首相丘吉尔对中国决定发动滇西反攻作战，致电蒋介石表示“无任欣慰”。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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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

第三节 缅北、滇西反攻作战及其胜利的影响

一、日军在缅甸的作战方针和部署

日军占领缅甸，标志着它在东南亚的战略进攻达到了顶峰，随后即开始转入防御态势。

1943年2月，日军大本营为应付盟军在西南方面的反攻，制定《昭和18（1943）年度帝国陆军西南方面作战指导计划》，该计划由以往实行军事管制和维持占领地区治安为重点，转为主要着眼于击退盟军反攻的作战准备方面，并决定将作战和防御的重点放在缅甸方面和重要资源要地。该计划的“作战指导要领”中规定：“缅甸方面需要确保的要地，定为怒江以西、密支那、甘马因、加里瓦、甘高、实兑一线的地区和丹那沙林地方。”“预定在缅甸方面进行的主要作战及作战要领，大致确定如下：

（甲）实兑附近的反击作战：

（一）令以第55师为基干的部队尽速击败进攻实兑正面之敌，大致进到布迪当、孟都一线。

（二）为便于确保实兑，迅速修建陆上补给道路；加强海上补给与掩护，增强城堡工事，整修航空基地。

（乙）对敌人主要攻势的反击作战：以一部分精锐兵力确保国境方面要线，主力大体集结于曼德勒——东吁公路周围，随时迅速时所需方面采取攻势，各个击破英印军和重庆军，尤其主要力求与英印军决战，将其歼灭在阿拉干山隘路口附近。为此，要注意整修和确保交通、城堡设施。此次作战的时间预计在本年雨季结束（10月）以后，可用于缅甸的总兵力预定为6至7个师。”[〔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417～418页。]

同时，日军大本营考虑到盟军可能在缅甸方面发动反攻，仅凭第15集团军来抵挡已显势单力薄，遂于1943年3月27日新设缅甸方面军，隶属南方军。同时，更改了第15集团军的战斗序列。缅甸方面军的编制和各兵团的任务概要如下：

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下辖第15集团军、第55师和方面军直属部队，基本任务是确保缅甸的安全尤其要把怒江以西、密支那、甘马因、加里瓦、甘高、实兑之间地区及丹那沙林地方作为必须加以确保的重要区域。

第15集团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下辖第18、第33、第56师和集团军直属部队，任务是担任缅甸中、北部的作战。其中又以第18师（师长田中新一中将）担任缅甸北部方面的作战；以第33师（师长柳田元三中将）担任缅甸中部方面的作战；以第56师（师长松山祐三中将）担任云南方面的作战。

第55师（师长古闲健中将）担任缅甸西南沿岸方面的作战。

为加强缅甸防御，日军大本营还决定向缅甸增加兵力。3月22日，将新编的第31师（师长佐藤幸德中将）编入第15集团军战斗序列；此后，又于6月27日将驻南京的第15师（师长山内正文中将）划归第15集团军统辖。

第31师于5月在曼谷编组完毕，9月在缅甸北部集结。第15师于9月后陆续在泰国集结，但被南方军作为总预备队留驻泰国。

通过这次调整，缅甸方面军将缅甸中部和北部作战的任务交由第15集团军担任，该集团军担任的防线从怒江正面起，经过北缅的密支那、甘马因、明京山脉，直到中部缅甸的加里瓦、甘高，长达1000余公里，但兵力只有3个师，计划增加的第31、第15师不能及时到达。

此时，盟军己对该集团军形成三面包围的有利态势。西南面，有英印军第14集团军部署于印度东部英帕尔、科希马地区和南部阿拉干地区；缅北胡康河谷，有以利多为根据地的中国驻印军；东面怒江方面有中国远征军，分别正在准备反攻。

新任第15集团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认为，在如此广阔战场，面对四面绝对优势敌人的反攻，以守势战术完成防御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与其如此，莫若在敌人反攻之前先发制人，急袭并摧毁敌军反攻的根据地。1943年6月，日军大本营、南方军、第3航空集团军的幕僚以及在缅日军首脑在仰光缅甸方面军司令部举行了图上模拟演习，主要探讨第15集团军今后应当采取的战略。讨论的结论认为，为了完成缅甸中、北部的防御任务，有必要乘敌人反攻准备尚未完成之际，急袭并摧毁其反攻根据地英帕尔，然后把防线推进到英帕尔以西的险峻山区，但前提是在怒江及缅北方面的局势在本战役期间需要设法保持不变。

7月上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上将派稻田副总参谋长赴大本营，陈述英帕尔战役的必要性，同时向大本营申请增派这次战役所需要的部队。9月初，大本营对英帕尔战役发出指示，南方军即令缅甸方面军进行作战准备：

“一、缅甸方面军为加强缅甸的防卫，向英帕尔方面采取攻势，并将防卫线推进到该线。其他方面设法保持持久态势。本战役以后称为‘乌’号作战。

二、‘乌’号作战准备完成后即主动实施之久攻势发动时日预计为10月以后。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三、如敌在我行动以前发起进攻，即在所在准备进攻地点予以迎击，然后继续进到英帕尔附近一带。

四、如敌在我发动‘乌’号作战之前，从海上对我进行正式反攻，则暂停‘乌，号作战，集中方面军主力，在海岸方面摧毁之。”[［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588页。]

接到上述命令后，第15集团军即向各师传达己研究过的作战计划，进行作战准备。预定在年末或来年年初开始作战，以1个月时间达成任务。作战要领的要点为：

“一、怒江方面的作战：10月上、中旬之间，歼灭盘踞在怒江两岸的中国远征军之一部，夺取其反攻据点。此次战斗由第56师全部会同第18师的一部进行。以后由第56师单独阻击重庆军对本地区的反攻。

二、胡康河谷方面的作战：由第18师以孟拱为据点，单独在河谷中对中、美的反攻进行持久战。

三、进攻英帕尔作战：由第31师长驱直入占领科希马，阻止英印军来自阿萨姆方面的进攻。在这中间，由第33师、第15师从南北奇袭并歼灭英帕尔盆地的敌军。……”[［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588页。]

第15集团军各部开始向尚未渡过雨季的前线调动兵力，第18师向密支那、盂拱地区；第31师向明京山脉北部两侧地区；第33师向加里瓦附近的亲敦江两岸到加包山谷地区集中主力，加紧进行攻击准备。第56师和第18师的部分兵力转入怒江作战的准备。

1943年10月，日军第56师及第18师一部首先对怒江西岸的中国远征军前哨部队发起进攻，占领西岸的前进据点后，第18师部队按计划返回密支那方面，第56师于怒江西岸凭险固守。

与此同时，为掩护筑路并准备反攻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8师第112团于1943年10月29日攻占宁边、新背洋、拉家苏各要点，打开了胡康河谷的北面大门，与日军第18师在大奈河畔展开激战。印缅国境方面英印军也步步向印度东部靠近。根据上述情况，日军第15集团军判断：“盟军企图以一部在实兑方面发动攻势，以其主力由英、美、中三军互相策应，首先向曼德勒合围进攻，俟进攻进展后再在海上正面扩大反攻，进而夺回整个缅甸。”[［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592页。] 遂加紧进行“乌”号作战准备，同时命令第18师在胡康河谷组织防御性进攻，尽量长时间阻止中国驻印军于北面，以掩护“乌”号作战。

1944年1月7日，日军大本营以大陆指第1776号发出指示：“南方军总司令官为了防卫缅甸，得适时击溃当面之敌，占据英帕尔附近印度东北部重要地区。”[［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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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下旬，缅甸方面军对第15集团军发出了进行“乌”号作战的命令。其作战计划要点是：

“一、为了隐秘‘乌’号作战的企图，保证作战顺利进行，在发动这一战役的前两、三个星期，对实兑方面采取攻势（称‘哈’号作战），牵制敌第14集团军干该方面使其不得脱身。

二、胡康方面，令第18师在甘马因以北，令第56师在怒江西岸，分别保持持久态势。

三、第15集团军以一部（第33师）从甘高方面发起攻势，尽量将英帕尔方面的敌第4军牵制在这一方面，同时集团军的主力（第15、第31师）奇袭渡过亲敦江，一举攻占科希马，切断敌军的增援路线，并以主力（第33、第15师等）包围并歼灭英帕尔之敌。”[［日］眼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594页。]

同时，河边正三鉴于第15集团军完全没有预备兵力，要求南方军将从瓜达尔卡纳尔撤退后在菲律宾整编中的第2师迅速调往缅甸，并增派第53师，同时坚决要求第15集团军以1个月的时间神速圆满地取得“乌”号作战的成功。为使第15集团军专事“乌”号作战，将云南方面的第56师改由方面军直辖。缅北方面的第18师由于同“乌”号作战的地区毗连，仍隶属第15集团军。1月15日，又设立第28集团军，以樱井省三中将为司令官，统辖第54、第55师和第2师，担任孟加拉湾沿岸的防御。根据作战计划，缅甸方面军还与第5飞行师订立了陆空作战协定，规定第5飞行师以消灭盟军空军势力为主，以直接支援地面作战为辅。

日军第15集团军于1月25日先对各师下达进入“乌”号作战位置的命令，于2月11日发出了发动“乌”号作战的命令，决定第33师于3月8日开始行动。

正在日军发动“乌”号作战之际，中国驻印军在缅北的反攻已取得重大进展，中国远征军也正在积极地准备反攻，以配合缅北反攻。为了使日军第15集团军集中兵力进行“乌”号作战，缅甸方面军特别抽出担任丹那沙林防御的独立混成第24旅，改由方面军直辖，前往缅北增援，随即又令属于方面军战略预备兵力的第53师赴援缅北。4月18日，又下令成立第33集团军，任命本多政材中将为司令官，统辖第18、第53、第56师，担任缅北和云南方面的作战。

到1944年4月，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辖3个集团军共9个陆军师又1个独立混成旅，另有1个飞行师配合作战。其部署如下：

第15集团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辖第15、第31、第33师，另附“印度国民军第1师”约7000人，位于曼德勒西北地区，专任“乌”号作战，遂行对印度英帕尔的进攻。

第28集团军司令官樱井省三中将，辖第2、第54、第55师，位于缅甸西南及沿海地区，专任“哈”号作战，遂行对实兑的进攻。

第33集团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辖第18、第53、第56师，担任阻击中国驻印军于缅北，阻击中国远征军于滇西的持久作战。

第5飞行师师长服部武士中将，共有5个战斗机队、4个轰炸机队、1个侦察机队，配合缅甸方面军作战。

1944年5月，日军南方军将第49师编入缅甸方面军；7月，缅甸方面军将第2师转隶于第33集团军。

二、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作战经过

（一）进攻目标与作战路线的选定

前已述及，史迪威在1942年7月18日和29日所制定的反攻缅甸计划中，是以印度东部重镇英帕尔为前进基地，中、美、英联军由霍马林、加里瓦等渡亲敦江，进攻曼德勒，与由滇西反攻的远征军会师后成扇形展开，取道南下，与由仰光登陆及由实兑东进的英军汇合，收复全缅甸，并挥师东进，攻占泰国及印度支那，达于沿海。这条由英帕尔进攻曼德勒的作战路线，既占地形、交通的有利条件，又便于后方补给、空中支援，可以充分发挥盟军的火力和机动性的优势，并且可以一举切断日军的交通线，收到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敌人的效果。但遭到英国方面的反对。在美国的压力影响下英国方面才同意让史迪威率中国驻印军去攀越被称为“死亡之路”的野人山，经过被英国人看作“无法通过的谷地”的胡康河谷和盂拱河谷反攻缅甸，致使中国驻印军常处于背绝地以攻天险的困境，招致众多伤亡，大大延缓了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的进程。并且只以夺取密支那、八莫为作战目标，把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的作战局限于缅北一隅，把美国坚持要修建的中印公路和输油管道，限制在利多、新背洋、胡康河谷、孟拱、密支那、八莫、南坎、畹町一线，以防中国军队深入缅甸。

攻击路线决定后，中国驻印军即开始为反攻缅甸作准备。1943年春，史迪威先后派出美国的两个工兵团和中国工兵第10、第12团作为基干的中美工兵部队，开始修筑利多和野人山区的中印公路。3月初旬，又派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8师第114团进入野人山区，掩护筑路。5月中旬，派出第112团接替掩护。9月上旬，中印公路通至南阳河附近，警戒部队也推进到大沙坎和秦老坎之线。此时，中国驻印军除新编第30师留兰伽继续训练外，新编第38师和新编第22师，已全部集结于利多附近。10月下旬，雨季结束，中国方面执行魁北克会议决定，以驻印军为主力，联合英、美军一部，正式开始缅北反攻作战。（见附图12）

（二）胡康河谷作战

胡康河谷位于缅甸最北部，与中国、印度接壤。它既是中印公路的首端，又是印度通往密支那的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胡康河谷又称胡康盆地，由大洛盆地和新背洋盆地组成，山高林密，河流纵横，雨季泛滥，有绝地之称。

防守胡康河谷和密支那的是日军所谓的“常胜师”第18师。1943年初，第18师担任着密支那、胡康河谷及包括榜宾以北亲敦江两个正面北缅的广大区域的防卫。1943年9月以后，即开始专门担任密支那和胡康河谷的防卫。

第18师师长田中新一中将自1943年3月到任以后，即就如何防卫缅北，多方设想，并确定了防卫缅北的基本任务和持久作战方针。即：基本任务是保卫缅北，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要特别确保密支那、甘马因一带要地，以配合在英帕尔和云南方面的作战。

1943年10月24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8师第112团，由缅北野人山区的唐家卡、卡拉卡一线，分3路向缅北的新背洋、于邦一线前进，当面之敌为日军第18师搜索团和第56团第2营。29日，第112团攻克新背洋。

11月2日，新编第38师第114团向新背洋推进担任警戒。11月6日，第112团攻克于邦日军的前进阵地，日军固守于邦核心阵地进行顽抗。双方激战至22日夜，日军第18师以第55、第56团主力增援于邦，第112团以众寡悬殊，反被日军包围。新编第38师以第114团及炮兵1营，向于邦方面增援，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和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亲临前线指挥，在美空军支援下，终于12月28日攻占于邦，日军第56团第2营被歼，其残部向大龙河左岸地区撤退。此时新编第38师全部已先后到达大龙河右岸，新编第22师先头部队第65团到达新背洋附近地区。

中国驻印军攻克于邦，是缅北反攻作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日军方面承认：中国驻印军“和第18师过去在中国大陆上接触过的中国军队，在素质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惊。……此次在胡康的中国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训练，都完全改变了面貌。尽管第56团奋勇猛攻，敌军圆形阵地在炽密的火力网和空军的支援下不仅毫不动摇，而我军的损失却不断增加……

使全军不禁为之愕然。”[［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590～591页。]

12月28日，驻印军令新编第38师为左纵队，向太白家、甘家之线攻击：

新编第22师第65团（加强）为右纵队，向大洛攻击。1944年1月31日，右纵队攻克大洛，日军第56团第3营营长冈田少校以下700余人被歼，残部向孟关方面退去。此时新编第22师主力，已全部到达战场。新编第38师于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家。两路兵锋直指盂关。

孟关是缅北军事重镇，地当胡康河谷之要冲。日军第18师在孟关地区集中了第55、第56团主力，计有7个步兵营、2个山炮营、1个重炮营和1个反坦克炮营，并在孟关及其外围据点构筑了坚固防御阵地，企图据险固守，作持久抵抗，阻滞中国驻印军的进攻，以掩护其第15集团军行将对英帕尔发动的“乌”号作战，破坏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的计划。

占领大洛、太白家后，史迪威决心乘日军新败士气受挫，驻印军初胜士气高昂之势，不待英军从英帕尔发动进攻，也不等远征军强渡怒江西进，立即挥师南下，捕捉日军第18师击歼之。

2月18日，中国驻印军以新编第38师为左纵队，新编第22师主力为右纵队，以大奈河为作战地境，向缅北门户盂关攻击前进。以第65团为右侧支队，掩护主力右侧安全，向伦京敌后作远距离纵深迂回。日军第18师师长田中新一亲自到孟关指挥作战。中国驻印军新编第22师主力除由正面向孟关攻击外，并以第66团第1营协助独立坦克第1营，自孟关东侧经过原始森林地带，迂回至孟关南面，切断日军补给线，并向孟关攻击。

3月3日，驻印军总指挥部以美军第5307支队，由孟关以东外围迂回向瓦鲁班攻击前进，新编第38师主力向东作大纵深迂回，先后攻克于卡，拉树卡等孟关日军的外围据点，楔入瓦鲁班以南地区，对盂关日军形成纵深包围。

新编第22师主力随即向孟关发起猛攻，日军据险顽抗，激战至3月5日，攻克胡康河谷日军的核心据点——孟关。日军第18师两个团主力大部被歼，仅一部突围向瓦鲁班方向溃败。驻印军当即南下追击，于9日攻克瓦鲁班，15日攻占丁高沙坎。至此，胡康河谷日军已被驻印军肃清。日军第18师残部退守杰布山隘口，阻止驻印军南进。

当中国驻印军新编第22师攻克孟关时，受史迪威指挥的英军远程突击队司令温盖特少将率第14、第77、第111旅在杰沙附近空降（对外称印度第3师）后，即切断了孟拱西方的铁路交通，并向日军进攻。日军遂调独立混成第24旅和第53师围攻温盖特部。双方在孟拱西方激战中。英军另以第16旅从明辛偷渡亲敦江，于3月14日挺进至因道歧湖附近建立据点，并向铁路线进击，其一部到达伦京附近与新编第22师右侧支队取得联系。温盖特于3月24日在因道歧湖飞机失事殒命，由第111旅旅长龙腾少将继任，该部改称英印军第36师。

杰布山是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的分水岭，自丁高沙坎起至沙杜渣止，全长约10公里，山间羊肠小道，形成隘路。隘路两侧高地，均有日军坚固工事。

日军第18师残部退守此地后，已获得装备与兵员的补充，并配有各式火炮30余门。

3月9日，驻印军攻克瓦鲁班后，史迪威立即下达向杰布山攻击前进的命令，要求以最大速度，由瓦鲁班继续南下，攻取沙杜渣及其两侧之杰布山高地。攻击部署：以新编第22师主力，沿公路向杰布山推进。另以约1营之兵力为军右侧支队，沿大洛、伦京道向甘马因方向攻击；新编第38师主力，先担任巴班与孟关间地区之警戒，尔后与美军第5307支队主力协力，沿大奈河谷经拉巴卡向杰布山隘东南方攻击前进；另以美军第5307支队之1营及新编第38师第113团，沿中印公路东侧，向杰布山隘南侧之拉班攻击前进。

各部随即行动。新编第38师第113团在隘阻重重的山区披荆斩棘辟路前进，于3月28进抵沙杜渣以南之拉班，立即向北攻击杰布山日军的侧背。新编第38师主力，沿大奈河谷前进，到达大克里后，续向高利前进。新编第22师以第66团附坦克两排，沿公路正面向杰布山隘攻击。自18日起，经过激烈战斗，逐次击破隘路内日军的抵抗，该团伤亡甚大，至26日，由第65团接替，继续攻击。另以第64团，由公路以东的高山峻岭，袭击日军的侧背。新编第22师在新编第38师第113团策应下，南北夹攻，于29日夺取沙杜渣，杰布山遂为中国驻印军全部攻占。至此，中国驻印军打开了通向孟拱河谷的门户，把战线推进到孟拱河谷。

4月3日，史迪威从杰布山前线飞往印度阿萨姆的乔尔哈特机场，会晤蒙巴顿和斯利姆，在得到他们关于英军能确保英帕尔，收复科希马，并拒绝史迪威调兵增援（实际上已派去新编第30师第89团和独立坦克第2营）的坚决表态后，即回到沙杜渣前线指挥部，果断决定以梅里尔准将率美军第5307支队和新编第30师第88团、第50师第150团组成中美突击支队，自大克里秘密穿过库芒山区，奇袭密支那，期于5月12日攻占密支那。

（三）孟拱河谷作战

孟拱河谷纵长约110公里，平均宽度不到10公里。孟拱城位于南高江与孟拱河、南因河汇合处，有铁路、公路通向密支那和曼德勒，与密支那、甘马因互成犄角，是军事上的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每逢雨季，平地一片汪洋，易守难攻。日军为阻拒中国驻印军前进，除对第18师残部实行装备和兵员补充外，又调集原在滇西的第18师第114团和第56师第146团前往增援，全部配置于盂拱河谷，企图凭借山川有利地形，逐次抵抗，以待雨季来临。

中国驻印军决心于雨季前迅速歼灭当面之敌。以新编第22师附独立坦克第1营沿公路突破日军纵深阵地，夺取甘马因：以新编第38师由东面向敌后迂回，进行夹击，夺取孟拱。中国驻印军于4月初开始进军，于4月下旬，新编第22师进抵英开塘北侧地区，与日军形成对峙。5月3日，新编第22师和独立坦克第1营在美军飞机36架配合下，对驻守英开塘的日军实施猛烈攻击，将英开塘日军阵地全部摧毁，5月4日，攻占英开塘，日军沿公路南逃，退守马拉高。同时，新编第38师已先后攻占高利、马兰，于5月初占领曼平。

进入5月，缅北雨季开始，中国驻印军为求迅速打通中印公路，在恶劣的气候下，以新编第22师主力沿公路向甘马因挺进，于5月下旬攻占了马拉高等日军据点。此时由中国国内空运入印的第50师的第149团已到达战场，驻印军总指挥部遂将该团配属于新编第22师。至6月上旬，新编第22师主力进抵甘马因附近。新编第38师于攻取马兰等日军据点后，其第113团于6月9日攻占支遵，其第112团在崇山密林中开道前进，向甘马因以南实行纵深迂回，于5月26日渡过孟拱河，秘密迂回到甘马因南面的西汤，突袭守敌，于27日攻占该地，切断了甘马因到孟拱的交通，使甘马因日军陷入包围。日军调集其第2师第4团一部、第53师第128团进行增援，先后实行14次反扑，均被击退。至6月上旬，新编第22师各团均已迫近甘马因西、北两侧，第113团攻抵甘马因以东及东北侧地区，完成包围。日军据险死守，作困兽之斗，双方展开激战。至19日，驻印军在重炮兵和坦克支援下，攻入甘马因。

日军第18师师长田中新一率残部向南溃退。

此时中国远征军已开始滇西反攻，进入高黎贡山，正向松山、腾冲攻击。

在中国驻印军尚未攻克甘马因前，驻印军总指挥部为策应中美突击支队对密支那的进攻，决心不待甘马因攻克，即以新编第38师（欠第112团）协同英印军第36师第77旅，奇袭孟拱日军。6月11日，驻印军总指挥部下达作战命令：

“一、着新编第38师（欠第112团），由西北方面向孟拱攻击，并占领之，与正在东南方进攻孟拱之英印军会合。

二、着英印军第36师，以其第77旅由东南方攻击孟拱并占领之，与我新编第38师会合。”[蒋纬国，《抗日御梅》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97页。]

此时据守盂拱的日军，为其第18师残部，及第2师、第53师、第56师各一部，总兵力约2个团。新编第38师奉命后，即以第114团为先头部队，沿公路东侧之孟拱山秘密急进，并沿途击破日军警戒部队，于6月15日进抵孟拱东北侧的康堤及其以南地区，一举攻占巴陵林。第113团主力即由支遵南下，协力第114团围攻孟拱。第112团继续由西汤南下，肃清孟拱至甘马因之间残敌后，从孟拱西北进行侧击。6月18日，第114团正准备由孟拱东侧向南迂回时，适英印军第36师第77旅遭日军独立混成第24旅追击，在孟拱南方约35公里处的南克塘被围。该旅旅长卡尔弗特准将即派员向第114团求援。经电告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即令第114团强渡南高江，前往救援英军第77旅，使其转危为安，并歼灭日军独立混成第24旅第6营营长河边中校以下300余人。孙立人即指挥所部于23日完成对孟拱的包围。

24日攻克孟拱外围各据点，并突入城垣一角。经两昼夜激战，于25日将孟拱日军大部歼灭，日军残部分向密支那及沙貌方面撤退，孟拱城乃为新编第38师攻占，并以第113团沿孟密铁路东进，于28日攻占南堤。

7月11日，新编第38师和新编第30师会合，打通了从甘马因经盂拱到密支那的铁路、公路交通，从而为驻印军攻克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取得缅北反攻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四）密支那围攻战

密支那是缅北重镇，曼德勒、密支那铁路的终点，中印公路必经之地，同滇西重镇腾冲只有一山之隔。中国驻印军若攻下密支那，中印“驼峰”空运就有一条比较安全的航线，中印公路和中印输油管道也可在此与缅北交通线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援华物资的最大中转站。鉴于密支那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日军自3月上旬瓦鲁班败退后，即加强了对密支那的防守。

1944年3月8日，日军发动了“乌”号作战，4月上旬，日军攻占科希马，包围了英帕尔，印度和伦敦都大为震惊。蒙巴顿向中国紧急求援。史迪威曾于3月27日飞往重庆，请求蒋介石火速向印度增兵，并由远征军发动进攻，以解英军之危，趁机打通中印公路。蒋介石当即命令第54军第14师、第50师于4月初紧急空运印度，集结于阿萨姆东部待命，并令远征军于5月中旬开始进攻。

在驻印军主力积极沿中印公路向甘马因、盂拱进攻时，驻印军总指挥部即令新编第30师第88团、第50师第150团，与美军第5307支队混合组成中美突击支队，由美军梅里尔准将为支队长，于4月29日由胡康河谷出发，经库芒山区，深入日军后方，向密支那突击。突击支队一路击退日军的警戒部队，其第2纵队（第150团、美军1营等）于5月16日进抵密支那以西地区；第1纵队正在向密支那以北地区推进。另由孙布拉蚌南下的英军喀钦族部队，也正在密支那以北地区活动。

此时，驻印军总指挥部为支援中美突击支队袭击密支那作战，决定以新编第30师第89团、第14师第42团，编组为空中突击队，由印度空运密支那参加作战。17日，中美突击支队第2纵队向密支那西机场发动突然攻击，一举夺取机场，掩护空运部队着陆。

第89团、第42团和炮兵部队，相继于18、19两日空运到达密支那。中美突击队第1纵队正与日军在密支那北侧对峙。

17日，中美突击队即以第150团向密支那市区发起攻击，其余各部队分向密支那市区外围攻击。密支那日军其3000余人，分置于4个防御区，纵深配备，凭借坚固工事，据守顽抗。由于梅里尔准将指挥失当，兵力分散，缺乏周密的计划和组织，未能乘敌不备一举夺取密支那，反而使日军从容备战，得以各个击破驻印军的攻击部队，使得驻印军攻击部队伤亡重大，但无进展。

有鉴于此，史迪成立即命令参谋长柏德诺准将由利多飞抵密支那，接替梅里尔准将，组织前方指挥所，重新部署攻击，并于23日下达命令，解散中美混合突击支队，各部队归还建制，以美军第5307支队的麦根少将，负责密支那地区并指挥该区内所有部队；以新编第30师师长胡素少将，负责指挥该师第88、第89团，第50师师长潘裕昆少将，负责指挥该师第149团、第150团及第14师第42团，中美混合突击支队第2纵队长韩特上校负责指挥美军第5307支队。

自5月下旬至6月下旬止，进攻仍处停滞状态，史迪威又以韦赛斯准将接替柏德诺的指挥，驻印军在空军支援下数次攻击，因天雨及日军阵地工事坚固，仍进展甚少。在此期间，日军先后从八莫及滇西两地抽调其第18师第114团及第56师第148团各1个营前来增援。

7月6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1军军长郑洞国、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后任军长）抵达战场，直接指挥第30、第50师及第14师一部继续进攻，并于当晚下达为纪念抗战7周年的总攻击命令。随即改进陆空连络方法和炮兵的射击指挥，使空炮支援与攻击密切配合，并组织突击队，隐蔽接近和摧毁敌坚固火力点，逐块夺取敌阵地。从13日起，驻印军重新进行攻击，连战3天，于16晚迫近市区。18日，驻印军在强大的空军、炮兵火力支援下，向密支那市区攻击，与日军展开逐巷逐屋的争夺战。至26日，接近密支那中心地区。是日，新编第30师第90团空运到达，第50师第149团在攻克盂拱后，驰抵密支那，并归还师建制。

8月5日，驻印军全部占领密支那，困守密支那的日军大部被歼，残余日军乘竹筏及泅渡沿伊洛瓦底江向八莫撤退。此役，驻印军共计毙日军2700余人，俘日军70余人。日军第56师步兵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战败自杀。

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缅北反攻作战告一段落，由加尔各答经利多、胡康河谷、孟拱通往中国的输油管道，也于9月29日通到密支那。

（五）围攻八莫与攻占南坎作战

自发动缅北反攻以来，驻印军各部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下，与日军连续苦战，伤亡较大，亟需休整。攻克密支那后，驻印军决定利用雨季进行整补，并奉军事委员会命令，将所属各师编组为2个军：新编第1军，军长孙立人中将，辖新编第30师、新编第38师；新编第6军，军长廖耀湘中将，辖新编第22师、第14师、第50师，郑洞国中将升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

在此期间，指挥缅北反攻取得初期胜利的史迪威因同蒋介石矛盾激化，被召回国，魏德迈将军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索尔登中将继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印缅战区美军司令。

自8月中旬至10月上旬，新编第1军集中于密支那整训，新编第6军在孟拱附近地区整训。此时英印军第36师正在盂拱以南的平堡附近与日军时峙。

10月1O 日，驻印军总指挥部下达第二阶段作战命令：“本军分三纵队，于10月15日开始，向南攻占英多、杰沙亘瑞姑之线而确保之；并准备尔后继续推进。”[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05页。]

部署是：

以英印军第36师为右纵队，于10月19日以前肃清和平之敌，占领杰沙、英多地区而确保之；并准备尔后继续推进；

新编第6军新编第22师（欠炮兵1营）为中央纵队，于10月19日到达和平，22日前肃清和平之敌，经摩西前进，占领伊洛瓦底江以南之瑞姑地区，并准备继续推进；

新编第1军为左纵队，迅速向八莫推进，击歼或包围八莫至曼西地区之敌，并准备继续推进；

第14师（欠两营）、第50师及美军第143团为总预备队。

新编第1军奉命后，立即以新编第33师向丹邦阳推进，为第一线兵团，新编第30师仍在原地区为第二线兵团，并决定以主力沿中印公路南进攻击，另以一部由左翼迂回策应主力之作战。

八莫是日军侵略中国滇西的重要据点，是伊洛瓦底江域仅次于密支那的第二大城市。日军自密支那失守后，即由南坎抽调其第2师搜索团、第16团第之营、混合炮兵1个营以及由孟拱、密支那溃退的日军残部，总兵力约5000人，在八莫周围部署防御，加强工事，并向密（支那）八（莫）公路之那龙等处及伊洛瓦底江各支流配置警戒部队。以第2师主力于8月28日推进到芒市（今潞西），第18师由英多移守南坎，企图阻止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会师。嗣又改令第18师主力移守蒙米特，留第55团防守南坎，并令第2师主力移向曼德勒。

10月21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8师以第113团为前导，向南攻击前进，主力分两路纵队前进。其右纵队于10月29日攻占庙堤，肃清太平江右（北）岸之敌。左纵队向山地迂回南进，在太平江上游的铁索桥渡江，于11月1日抵不兰丹，3日攻占柏抗和新龙卡巴。师主力右纵队因江势险阻，仍留于北岸。于是，孙立人当即变更部署，以右纵队的第112团转移至左翼方面，自新龙卡巴向八莫南方的曼西进击，以切断八莫日军的后方交通线，同时以第113团协同第114团向莫马克及八莫正面攻击，在空军支援下，经10日激战，于14日攻占莫马克，17日攻占曼西，日军残部约1500人附炮30余门，轻型坦克约10辆，仍固守八莫，企图等待南坎方面日军增援。

与此同时，驻印军中央纵队新编第6军自10月下旬肃清和平附近的日军后，即分兵两路，主力新编第22师自和平指向瑞姑，第50师自和平经杰沙，协同新编第22师围攻瑞姑的日军。两师先头部队以凌厉的攻势，于11月上旬，歼灭瑞姑日军第之师第16团之后，新编第22师于11月12日连克曼西及大曼两地，立即以一部向八莫进击，协同策应新编第38师围攻八莫。

新编第38师2个团和新编第22师约2个营的兵力，于11月上旬对八莫完成包围，并逐渐压缩包围圈。日军凭借有利地形及坚固工事顽强抵抗。新编第38师围攻部队在空军和炮兵的火力支援下，激战至11月24日，连克八莫日军外围据点，并突入城内。日军伤亡惨重，除60余名残余日军泅水逃往南坎外，其余自城防司令原好三上校以下官兵悉数被歼。25日，新编第38师全部占领八莫。

此时、右纵队英印军第36师未遭抵抗，已进抵纳巴附近。滇西方面远征军于12月1日攻占遮放，正沿滇缅公路向畹町推进。

南坎位于瑞丽江南岸，其附近为一狭长谷地，西北通八莫，东北达龙陵，南至腊戍，有公路与滇缅公路连结，交通十分便利。日军自入侵缅北以来，即在此储粮弹，修筑公路，并构筑半永久性工事。此时南坎驻有自滇西撤退的日军第56、第2师各一部，总兵力约1个师，统由第56师师长松山祐三指挥。

在新编第38师围攻八莫之际，新编第1军为迅速夺取南坎，即令第二线兵团新编第30师绕道攻取南坎。该师分3路沿八（莫）南（坎）公路及两侧山地向南坎急进。11月30日，日军派遣其第18师第55团团长山崎四郎上校率所部及第49师第168团并另附炮兵、工兵、辎重兵各1营（称一山崎支队）由南坎北上，救援八莫。

12月3日，山崎支队与驻印军新编第3D 师主力遭遇，在拜家塘、康马附近地区展开激战，双方呈胶着状态。新编第1军乃由八莫抽调新编第38师第112团，自拜家塘东侧，向日军后方截击。17日，新编第30师击退日军抵抗后，18日攻占卡提克，21日乘胜攻占南开，此时新编第38师第112团正于公路左侧，向南坎西北急进。

此时中国驻印军中央纵队新编第22师于11月13日攻占曼大，14日攻抵西口，24日进抵东瓜，29日该师先遣部队偷渡瑞丽江，先后攻占芒卡、拉西各要点，该师主力正准备渡江，忽奉命集结，不久即与第14师于12月间紧急空运回国。第50师以第148团守备拉西、芒卡一带，主力于1945年元旦由东瓜南下，8日与日军激战于万好，至14日将日军击溃，并于占领万好后，继续追敌南下，进攻南渡。右纵队英印军第36师正向马赛推进，该方面日军抵抗微弱，英印军第36师进展顺利。另外，缅中战场英印军第14集团军主力正与日军缅甸方面军有力部队在曼德勒附近对战。

12月底，新编第30师已进迫南坎外围。新编第1军军长孙立人鉴于南坎西北外围为狭长隘路，正面攻击困难，于是命令左侧支队（新编第38师第112团）全力向劳文攻击，支援正面主力新编第30师前进。左侧该支队沿南王河两岸并进，于27日攻占劳文及其附近机场，28日再攻占般康。同日，新编第30师各团相继攻占瑞丽江右（北）岸各要地。

1月5日，新编第1军以新编38师第114团自纳康向老农攻击，以新编第30师第89团自丁卡向南坎西南郊攻击，对南坎形成双重包围。两师其余部队和独立坦克第1营，在炮兵支援下沿公路两侧向南坎正面攻击。至14日，所有包围部队均已进抵南坎西南侧的古木蔽天森林地带。1月15日，驻印军新编第1军各部队在坦克、炮兵、空军火力支援下，对南坎日军发动猛烈攻击。据守南坎外围据点及城区的日军，虽拼死抵抗，但仍难阻止驻印军的攻击，日军在驻印军炽盛的火力轰击下，死伤惨重。当日，新编第30师全部占领南坎。日军残部向南坎东北及东南溃退。16日，新编第30师与日军在汤康、巴松附近对峙。

南坎战役，驻印军共击毙日军官兵1780人，俘虏12人。南坎攻克后，中国及盟军方面均极为重视，蒋介石在接获攻克南坎捷报后，立即电令远征军司令官卫立煌，命令远征军迅速攻占畹町，以打遁中印公路的最后障碍。

（六）中国驻印军打通中印公路，缅北反攻胜利结束

1945年1月15日，中国驻印军攻克甫坎后，日军退守南（坎）芒（友）公路沿线之傍山险道，以及南坎以南之老龙山地区的既没阵地，凭险据守。

驻印军为迅速打通中印公路，决心乘胜继续攻击，于1月16日命令新编第38师进攻芒友，命令新编第30师围歼老龙山地区日军。

新编第38师（欠第114团）自17日开始沿滇缅公路攻击前进，同时以一部由右侧山地，向敌后挺进。19日攻占包伦、般和，21日攻克曼伟因，并与滇西远征军第116师第348团取得联络，于是芒友西南外围日军据点，悉予攻占，并击退日军的反扑，乘势于22日直逼芒（友）腊（戍）公路。此时向南攻击的新编第30师正围攻南（坎）腊（戍）公路上的老龙，与残余日军在老龙以北激战，新编第38师第114团越过老龙向南巴卡突进。日军第56师残部已自滇西撤至芒友，企图固守该城。24日，新编第38师对芒友核心阵地发动猛烈攻击，于27日攻取芒友，打通了中印公路，并与滇西远征军会师。1月28日，驻印军、远征军在芒友隆重举行会师典礼，中美将领卫立煌、索尔登、郑洞国、孙立人等参加了这一历史性的盛当新编第38师攻取芒友时，新编第30师正在围攻老龙山区的日军，同时向南巴卡突进的新编第38师第114团已进至康梭。28日，日军以第2师第4团附坦克8辆，联合困守者龙的日军第56师残部，向第114团反击，激战到29日，该团将日军击退。

此时新编第38师主力已自芒友沿芒（友）南（巴卡）公路南下夹击该敌，血战至2月2日，将日军第56师残部大部歼灭，松山枯三中将率残部向南溃退。

2月8日，新编第1军进占南巴卡。据守贵街、新维及其两侧山地的日军，企图依山河之险及坚固工事，迟滞新编第：军前进，力求固守腊戍。此时该方面的日军除第2师第4团外，还有自南坎撤退下来的第18师第55团残部。

新编第1军研究判断当前状况后，即以新编第30师主力沿公路及两侧地区向新维进攻，另以新编第38师第112团自公路东侧经曼文一带高地，钻隙向新维方面突进，并掩护军主力左侧背之安全。

新编第30师于2月8日自南巴卡发动攻击，主力沿公路击破日军抵抗，于14日攻占贵街，15日进抵南约温，公路两侧部队也攻占了曼文和曼爱。

19日，新编第30师主力一举突破并攻占日军新维主阵地。

攻占新维后，新编第1军重新调整部署，以新编第38师主力担任主攻，沿公路前进；另以该师1个团沿公路西侧前进；新编第30师第88团沿公路东侧前进，当时，腊戍方面日军为第56师残部，均系由南坎、滇西撤退至此，虽获得部分补充，但战斗力已大为减低。

23日，新编第38师分3路纵队开始前进，于26日攻占闹亨。28日，正面部队在炮兵火力掩护和坦克支援下，攻占纳秀。3月2日，将腊戍外围日军据点完全攻占。日军将由各方面撤退的部队集中于腊戍地区，向新编第38师反击，终因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而被击退，伤亡惨重。7日，新编第38师正面部队突人老腊戍火车站，8日冲入腊戍市区，日军大部被歼，残部向南溃散。新编第38师于占领腊戍后，各以一部分向腊戍以南的猛岩及以西的康沙追击。

在新编第38师自南坎向腊戍攻击时，驻印军中央纵队第50师，沿拉西、西徐道路攻击，于2月23日攻克南都，3月6日攻克西徐，然后分兵两路，向东、西方向攻击，东路与新编第38师追击部队会师于康沙。西路于3月30日与自纳巴南下的英印军第36师会师于乔梅。至此，中国驻印军胜利完成了反攻缅北、打通中印公路的作战任务。随后，中国驻印军各部队相继奉调回国。

三、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经过

1944年4月中旬，中国远征军为策应缅北方面中国驻印军反攻作战，打通中印公路，颁发作战计划，以第20集团军为攻击军，强渡怒江，向高黎贡山及腾冲的日军攻击；第11集团军为防守军，固守怒江东岸原阵地，并由第一线各师分派加强团强渡怒江，以策应攻击军。同时以美军第14航空队（3个战斗机中队、2个中型轰炸机中队）配合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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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20集团军高黎贡山作战

第20集团军奉命任攻击军后，当即以第54军为第一线兵团，以第53军为第二线兵团，各在指定地域展开积极准备，并于5月6日制定了集团军作战计划，其方针是：“集团军为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于怒江左岸之栗柴坝、双虹桥间地区集结，主力保持在左，强渡怒江，攻击当面之敌，进出固东街、江苴街之线，攻击腾冲而占领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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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第20集团军下达攻击命令，定于5月11日开始攻击。

是时，日军第33集团军以第18师据守密支那地区，以第56师全部和第2、第53师各一部防守滇缅公路沿线之腾冲、龙陵、松山、芒市、遮放、畹町等地，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企图凭险固守，阻击中国远征军反攻，屏守缅北。

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反攻作战。11时，攻击军（第20集团军）首先以第54军第198师第594团于栗柴坝、孙足渡口渡过怒江，与原在怒江西岸之预备第2师游击营配合，攻占那瓦寨，并向北斋公房之日军警戒。19时，第一线兵团（第54军）之第198师主力由劲古渡、水井渡；第36师（配属第53军第116师第346团）由康郎渡、励獭渡、缅夏渡、大沙坝、龙潭渡，在强大的空、炮火力和工乒支援下，分别强渡怒江。至12日拂晓前，第一线兵团各部队均已渡过怒江。同时，防守军（第11集团军）

方面，为策应攻击军作战，以新编第39师加强团由惠仁渡、第88师加强团由打黑渡、第76师和第9师联合编成之加强团由罕拐渡，分别渡江，因行动秘密，均未遭日军抵抗。渡江后，新编第39师加强团于13日攻占红木树；第76师和第9师联合编成之加强团与第88师加强团合力夹击平戛街。13日，日军大部退向芒市，仅以一部（步兵1营、炮兵1连）固守平臭街。新编第33师业已以1个加强团向滚弄方向攻击前进。

第54军右翼第198师主力渡江后，连克大寨、茶房，向北斋公房攻击。

北斋公房位居高黎贡山险要地区，日军工事坚固，据险顽抗，第198师久攻不克，遂以一部正面监视，主力由两侧绕越，向马面关、桥头攻击。16日，该师在炮、空火力支援下，一举攻占马面关和桥头。21日，第198师主力对北斋公房再次发起攻击，日军第56师第148团1个营据险死守，双方形成对峙。

第54军左翼第36师（附第116师第346团）渡江后，即向大尖山、唐习山、鸡心山方面攻击。日军利用外围据点凭险固守，经3日苦战，第36师曾一度攻人大尖山，但又被日军击退。13日10时，第20集团军令其第二线兵团第53军渡江，接替第36师之任务。第53军第116、第130师于13日午夜，自第36师原渡江位置渡过怒江，至14日接替第36师向大尖山、唐习山等地攻击。第36师则北进至回恒山北侧集结整顿，原配属之第346团归还第116师建制。14日晨，第53军对大尖山、唐习山日军发起攻击，在优势炮、空火力支援下，于15日晨将上述两据点攻克，并续向江直街前进，沿途遭各据点日军阻击，战斗甚为激烈。日军每一据点均地势险要，第53军实施仰攻，牺牲甚大，遂在优势炮、空火力支援下，先以人力摧毁日军工事，再以步兵迂回敌后，包围攻击日军之据点。苦战至6月21日，终将南斋公房、江苴街等地攻克。该军除以一部扫荡龙川江东岸残敌，另以一部进出龙川江西岸警戒外，主力则于江直街附近整顿，准备与第54军合力攻击腾冲。

右翼方面，第54军第198师主力久攻北斋公房不克，陷入苦战。6月9日，日军第56师调集主力向北斋公房方面增援，突破第198师马面关、桥头阵地，与北斋公房日军取得联络，第54军急令第36师以一部监视瓦甸之敌，主力北攻桥头，协力第198师反击增援之敌，将日军击退。此时，第11集团军第6军预备第2师奉命赶来增援。6月14日，第198、第36、预备第2师合力攻克北斋公房，16日再克马面关、桥头。残敌分经明光、瓦甸向腾冲退却。上述各部继续猛攻，预备第2师先后攻克明光、固东街，第36师攻占瓦甸。随后，第54军遂于龙川江东岸集结，准备向腾冲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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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1集团军渡江攻击作战

在渡江各兵团展开攻击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中国驻印军已开始攻击密支那，日军难以调兵增援滇西，遂于5月22日命令中国远征军：迅速攻占腾冲、龙陵与驻印军会师缅北、打通中印公路。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奉今后，当即命令：第20集团军（辖第53军、第54军、预备第2师）为右集团军，仍照原计划攻击腾冲；第11集团军（辖第6军欠预备第2师、第71军、第2军）为左集团军，攻击龙陵，并限5月底以前完成攻击准备。

第11集团军奉今后，立即变更部署，进行攻击准备，并于5月22日制定了渡江攻击计划，其方针是：“集团军为攻略龙陵、芒市，决以主力由惠仁桥、迄七道河间地区各渡口，渡过怒江，重点置于右翼，向龙陵、芒市包围攻击。”[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25页。]并以第71军为右翼攻击军，第2军（欠新编第33师）为左翼攻击军。该集团军于5月30日在怒江左（东）岸，完成攻击准备。

第11集团军当面怒江西岸的日军，为第56师主力，以龙陵为核心，在其前方配置两大据点：一为滇缅公路上的松山；一为镇（康）芒（市）公路上的平戛，松山据点最为坚固。日军配置于松山、龙陵之间的兵力，为该师第113团主力，平戛、芒市间，为第146团主力。各个据点均储备有大量粮食、弹药，可作长时间独立作战。高黎贡山地势险峻，尤其松山附近地区，扼滇缅公路的要冲，山高坡陡，其间多处悬崖峭壁，无法攀登。日军在此盘据两年，在大小松山、阴登山、大垭口、滚龙坡等地，以圆木及钢板等修筑了据点群及独立据点，准备长期坚守。

第11集团军各部队，于6月1日全面发起攻击。第71军（配属第6军新编第39师）自6月1日至3日，各部队分别由惠通桥、毕寨渡、三江口各附近渡过怒江。其新编第28师（欠第84团）于6月4日攻克腊勐，向松山进攻，久攻不下。第71军主力第87、第88师并配属新编第28师第84团，沿毕（寨渡）龙（陵）道路南侧地区向龙陵突进，于10日进抵龙陵近郊，并向龙陵日军发起攻击。龙陵日军据守城内、外据点，顽强抵抗，双方陷入苦战。此时，日军约1500人自腾冲方面，沿腾龙公路，向龙陵增援，15日越过龙川江。第71军以第87师主力迎击，双方激战于龙陵北侧地区，反复肉搏，双方伤亡重大。同时芒市方面日军约600人，也向龙陵增援，与新编第28师第84团激战于放马桥附近，该股日军主力虽被第84团阻止，但其一部仍进入龙陵城。于是，第11集团军下令停止攻击，并向后转移阵地，准备尔后再次攻击。又令新编第39师由龙江桥经三甲街向龙头街进出，掩护军的右翼。18日，日军由各方集中于龙陵的日军，约有5000余人，并于21日分向第71军各师反击，战斗激烈，双方陷入对峙。

第11集团军左翼攻击军第2军（欠新编第33师和第9师第25团）于6月上旬，自三江口南北地区渡江后，以第76师围攻平臭，其余部队向象达前进。6月中旬当龙陵战况紧张之际，集团军令第76师第227团向龙陵推进，策应第71军作战，但第71军战局仍未好转，继缤后撤至黄草坝南北之线。

远征军总预备队第8军于6月初推进至惠通桥附近，并在新编第28师掩护下，逐次渡江，其荣誉第：师在6月中旬渡江完毕，向励外街推进。22日，该师加入第71军对龙陵的攻击，龙陵方面的战局才靠稳定。28日，第71军再兴攻势、激战至7月7日，于日军沉重打击，日军被迫逐次向龙陵城郊撤退，第71军乘胜迫近城郊，与日军形成对峙。龙陵方面的日军共计有第56师主力第113团、第146团、还有增援的第53师第119团主力和第2师第29团1个营，企图固守龙陵。

（三）腾冲、龙陵攻坚作战

6月下旬，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得知：缅北的中国驻印军正增加兵力向密支那攻击中。第8军主力则继续由惠通桥、七道河渡江，向尤陵方面增加，以加强对龙陵的攻击。腾冲方面的日军已以一部增援龙陵。第20集团军己进抵江苴街、固东街、大龙井，并已完成对腾冲的攻击准备，即电令第20集团军分兵3路，主力保持在右，向腾冲攻击。为避免日军利用既设工事阻击攻击部队前进，应先以一部由左翼迂回奇袭腾冲。

腾冲及其外围据点的日军，大部分是从江苴街、明光等处撤退下来的第56师第148团主力，另有第18师第114团一部。腾冲扼滇缅公路要冲，位于大盈江东岸，西、南面均有大盈江及其支流，四面环山.控制城区谷地及滇缅公路，地势天成。城垣构筑，下为巨石，上为巨砖所砌，抗力甚大，城区内工事极为坚固，外围各据点也是半永久性工事。腾冲、龙陵、松山、平戛为日军在滇西高黎贡山四大据点，其中尤以腾冲最为险固。第20集团军奉长官部电今后，立即调整攻击部署，令第54军（欠第198师）附预备第2师于26日前到达顺江街及其以东地区，再沿顺江街、腾冲道推进，驱逐日军警戒部队，先攻占宝凤山、来凤山，再协同第53军对腾冲实施包围攻击；令第53军立即派兵一部占领杭励山，其余各部队于26日前，在千榨山、打豆山、龙川江右岸地区沿打豆山、观音寺向蜚凤山攻击，再以1个团沿龙川江左岸南下，渡过龙川江后，随军主力进展，向飞凤山攻击，攻略各该据点后，再协同第54包围腾冲，攻击而占领之。第198师为集团军预备队，先在瓦店集结，俟第53军挺进后，再进至江苴街待命。

6月25日，第54军和第53军分别自龙川江西岸、清水河南岸向腾冲推进。26日，第36师之先头部队越过老祖坟，继续向南推进，预备第2师已到达那寨、宝华寺之线（宝凤山北端），准备向宝凤山攻击。左翼第53军仅进至千榨山、杭勐山之线。

28日，第20集团军令已进至宝凤山北端之线的第54军，主力沿公路以西地区，先攻占宝凤山、来凤山，再协第53军攻击腾冲城。29日，集团军各部队己迫近腾冲外围据点，7月2日，集团军以左翼为重点开始攻击。日军固守外围飞凤山、观音堂、来凤山等各险要坚固据点顽抗，使攻击进展迟缓。至16日，集团军以第36师主力向来凤山方面增加，并增加炮兵火力。

在空军支援下，经10天激战，终于27日将来凤山攻克。日军大部被歼，仅少数退入腾冲城内。第53军方面己将飞凤山攻占，随即向腾冲城进迫。至此，腾冲外围据点全部夺取，残余日军退入城区固守，作最后之抵抗。

7月27日起，第20集团军进行攻城准备。8月2日，空军对腾冲城开始轰炸，各攻城部队在炮、空火力支援下，向城垣发起攻击，经两日激战，夺占城垣及城外堡垒7个，未能攻入城内。此后，攻城部队进行坑道作业，实施敌前爆破，空军不断对腾冲城垣进行轰炸。8月15日，第20集团军调整部署后，再次对腾冲城发起总攻，战至21日，将城垣之日军大部歼灭。城南方面第36、第198、第116师先后攻入城内，自南向北，逐巷逐屋攻击，与日军展开激战，寸土尺地，反复争夺。直至9月14日，城内日军全部被歼。日军代理团长及部分官兵，于弹尽援断后绝望自杀。

左集团军（第11集团军）方面：由远征军总预备队第8军接替围攻松山的新编第28师的任务，第11集团军再度向龙陵发起攻击。

龙陵为日军在滇西的防御体系中4大据点之一，且为滇缅公路上的要点。龙陵的地形虽无腾冲之险，却为滇西日军主力之所在。

第11集团军第71军，在新编第28师增加到龙陵附近后，于7月13日再次向龙陵日军攻击，至25日，又进迫龙陵市区。此时芒市日军约1000人，经象达东南进入平戛，会合平戛日军，向西北出击。第11集团军因第71军左侧背受到威胁，于是命令第之军向该股日军东西夹击，出击的日军被迫退回芒市。至此，平戛、龙陵的日军均固守顽抗。第11集团军虽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因日军工事坚固，攻击没有进展，又成对峙状态。

松山方面，自第8军接替新编第28师后，攻击力量加强。于7月下旬连续发动5次攻击，将松山外围各据点全部攻占，但松山核心据点，屡攻不下。

由于松山不克，滇缅公路不通，补给困难，大大影响第11集团军各部攻击龙陵。在此情况下，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传达蒋介石命令，限第8军于9月上旬内收复松山，如违限不克，军、师、团长将以贻误战机论处，依军法从事。第8军遵令浴血攻击、同时命令工兵营在松山峰顶日军阵地垂直下约30米处，进行对壕作业，掘进两条地道，构成两个炸药室，装进10吨梯恩梯炸药。经过不到10天时间，完成爆破准备工作。9月8日晨，实施爆破，一举成功，将整个松山顶峰炸翻，日军第56师第113团全军覆灭。经过3个多月的苦战，中国远征军以高昂为代价，终将松山攻克。

8月14日，第11集团军第71军再次向龙陵发动攻击，激战至26日，一部突入龙陵市区。城内日军约三四百人仍死守核心各据点，拼死顽抗。第2军对平戛的攻击也进展甚微。芒市方面的日军，自8月中旬以来，由其国内得到补充兵约2000人，并由腊戍、南坎方面调来第2师第16团及第4团各一部，其兵力达6000人。自27日起，芒市日军主力沿芒（市）龙（陵）公路突进，打通了由芒市到龙陵的交通线。龙陵日军获得补充后，进行反扑，企图夺回部分外围据点。9月上旬，中国第5军第200师从昆明适时赶到，立即加入战斗，同时在腾冲方面作战的第36师也由腾冲南下，参加战斗，经3昼夜激战，日军被迫退回芒市。23日，平戛日军向芒市撤退，第76师收复平戛。滇西残余日军，固守龙陵、芒市顽抗。

此时，围攻龙陵的远征军部队除第71军外，第200师、第8军荣誉第1师、第20集团军第36师，均已参加该方面的作战。上述部队统由第71军军长钟彬指挥。10月25日，远征军再向龙陵发动统一攻击，至11月6日，龙陵外围据点及市区，全部被攻克，日军大部被歼，仅少数向芒市方面退去。

腾冲、龙陵作战，远证军总计毙伤日军1万余人，俘日军260余人，缴获步枪1700余支，轻重机枪160余挺，火炮16门。

（四）中国远征军向畹町、芒友追击作战

中国远征军攻克龙陵后，远征军长官部鉴于滇西日军已大部被歼，其溃退之部已成强弩之末，并且驻印军正向南坎进逼，日军已无余力向滇西增援。

为迅速打通中印公路，与驻印军会师，于是以第2军、第71军（附第200师）及第53军，沿滇缅公路及其两侧分3路向芒市、遮放进攻。

第71军（附第200师）于17日开始攻击，经3日挺进，进抵芒市近郊，据守芒市的日军，为滇西日军各师、团残部，芒市工事虽然坚固，但日军士气低落，毫无斗志。当第71军逐渐形成包围圈时，日军分向遮放、励夏撤退，芒市遂被收复。21日，远征军以第6军接替第71军，于11月底进至遮放。

第2军方面，连续击破勐戛、蛮牛坝日军之微弱抵抗后，于12月中旬进抵勐古街附近。第53军于11月15日，由河头街附近地区，沿芒市、遮放道路西侧向遮放挺进，18日进抵来劳山附近地区，稍事整补，旋即经遮放继续向畹町推进。1945年1月上旬，3路攻击军进抵畹町附近，并展开围攻，24日击溃残余日军，攻占畹町。第11集团军当即越过国境，分途追击。1月27日，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芒友胜利会师。中国西南国际补给线中印公路遂告完全打通。滚弄方面的日军撤回缅甸中部，新编第38师遂将滚弄收复。1月28日，中、美两军高级将领在畹町举行会师典礼。至此，滇西反攻作战胜利结束，中国远征军陆续回国。

四、缅北、滇西反攻胜利的影响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历时17个月，在复杂的地理气候条件下，挺进2400余公里，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解放缅甸领土13万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基本歼灭日军第18、第56师，重创日军第2、第53、第49师等部，共毙伤日军4.8万余人，俘日军647人，缴获步枪1.1万余支、轻重机枪600挺、火炮160门、坦克12辆、汽车606辆、飞机3架。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伤亡官兵约6.7万人。

缅北、滇西反攻的胜利，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缅北、滇西一隅：

第一、它支援了国内正面战场的抗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缅北、滇西反攻的胜利，对稳定正面战场的抗战局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重新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使国际援华物资在抗战末期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但是美援军事物资的增加，没有给对日的反攻起多少作用，却使蒋介石得以加速抢夺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成果。

缅北、滇西的反攻，揭开了正面战场反攻的序幕。反攻的胜利，把日军赶出了中国西南大门，收复了大片国上，粉碎了日军从西南封锁和进攻中国大后方的企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当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各大报纸竞相刊登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进行热烈的祝贺，中共中央通过《新华日报》热烈庆祝这一“辉煌胜利”。[《新华日报》1944年8月8日。]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入缅之战，开创了大陆反攻的新阶段”。[《纽约时报》1944年5月16日。]

第二、缅北、滇西反攻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国军队在异邦国土打败侵略者，胜利归国，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空前的。

它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具有伟大的国际主义和民族牺牲精神。1944年11月号的美国《皇冠》杂志刊载了一位战地记者的评述，他认为“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缅北战斗“表现出中国军队忍受无限艰难的伟大，世界上任何军队都望尘莫及”。[何铁华、孙克刚：《印缅远征军画史》，上海时代书局，1947年版，第10页。]

曾经参与缅北反攻作战的美军布朗上校这样说道：“中国人是我看到的最勇敢的军队，我必须向他们脱帽致敬”，他并表示“我愿意追随他们到任何地方”。作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的史迪威的评价是：“中国军队是极好的。”[《中国现代军事史》，普林西顿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88页。]

第三、缅北、滇西反攻的胜利，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盟军在印缅战区和太平洋地区的作战。

缅北反攻前，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分别在印度东北部和云南怒江以东，厉兵秣马，对驻缅日军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和钳制，使其不敢贸然向印度深入，进而实现与德国法西斯会师中东的迷梦。中国驻印军首先揭开了盟军反攻缅甸的序幕，为收复全缅甸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英军对英帕尔的坚守和对缅中的出击，都因中国军队牢牢钳制和重创了缅北、滇西日军，大大减轻了对它的压力而终于获胜。从1943年冬开始的反攻缅甸作战，同亚洲、非洲和欧洲盟军的反攻作战遥相呼应！使轴心国在东西方都陷入战略被动。到1944年7月，抑留于缅甸的日军达到10个师又1个独立混成旅，这显然给美军在太平洋的反攻减轻了压力。对此，美国《纽约时报》载文说，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从侧翼牵制了太平洋战区，可巩固印度，完全打破了轴心国会师远东之企图。”[《纽约时报》1944年5月16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的胜利，不仅对东方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四、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胜利，使日军对缅甸的统治瓦解，为缅甸人民的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大量的日军被拖在缅甸战场，减轻了东南亚人民抗日的压力。缅北、滇西反攻的胜利，也增强了东南亚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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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正面战场

第一节 击退日军对常德地区的进攻

一、进入反攻阶段正面战场的形势

1943年春，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开始了战略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阵线的转折。5月13日，北非战场上最后部分德意法西斯军队向同盟军队投降。7月10日，美英联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8月16日占领全岛，并威胁意大利本土。这一形势加速了意大利统治集团的分裂，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赶下台。9月3日，意大利政府向同盟国投降。至此，欧洲法西斯阵线土崩瓦解，世界人民看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

太平洋战场的形势也朝着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美军于1943年2月攻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从而转入战略反攻，迫使日军转入了战略防御。

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在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特别是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有力打击下，受到很大消耗与削弱，其部队士气低落，厌战反战情绪日益增长，士兵投降自杀者日益增多，战斗力下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上的失利，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争消耗，加剧了日本国内矛盾。

1943年4月和10月，东条英机内阁连续两次改组，内阁成员频繁易人，反映出日本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人对战争前途失去信心，政局不稳。同时战争经济也濒于破产。日本士兵和人民的厌战反战情绪激增，这就从内部动摇了日本帝国主义赖以进行侵略战争的基础。

日本侵略者，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改变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不利态势，阻止美军反攻，急欲尽快结束对华战争，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更多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日军大本营制订了1943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并发布了《大陆命第757号命令》。规定中国派遣军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其占领区，首先力争蒙疆地方、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北部，以及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迅速安定。在作战指导上，要求把日军分为守备部队和机动部队，井以伪军接替部分日军担任守备，以便抽出日军用于太平洋战场和在中国占领区内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同时，加强航空兵作战，摧毁中、美的空军基地。此外，还决定以由国内调来的1个旅和在华的部分独立混成旅为基础，扩编成5个师，以接替准备调出的5个师的防务。这样，敌中国派遣军所辖兵力仍有24个师、12个独立混成旅和13个航空兵中队，共60余万人。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自1943年1月至7月，多次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表谈话。他指出：世界战争的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巨大胜利，美英盟军在北非的胜利，美军在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国的6年艰苦抗战是这一根本转变的主要因素。现在法西斯侵略阵线已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同盟国已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今后的问题是彻底打垮法西斯。中共中央于1943年7月2日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以纪念抗日战争6周年的宣言形式，向国内外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继续坚持抗战的方针、政策。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坚决地认真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加强自己的责任心，发扬自己的创造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与一切努力和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团结一致，支持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943年，在国际形势日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然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既抗日，又反共和“上山”、“观战”政策。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对内加紧反共，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同时，在“曲线救国”的幌子下，又有吴化文、孙殿英、庞炳勋、荣子恒等部共4万多人先后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进攻。由于在华日军仍在全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正面战场作战的次数大大减少。

1943年内，除中国驻印军在缅北反攻作战中取得一定胜利外，在国内正面战场上，仅在鄂西和常德地区进行了两次防御作战。

二、常德会战

（一）中日双方的作战企图、方针、部署

1943年秋，太平洋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军已被迫转为守势。在印缅战区，盟军也在计划反攻缅甸。日军为了策应太平洋战场和印缅作战，牵制中国军队由四川、湘南调滇、印，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向日军大本营提出：“必须割断重庆同英美的关系，为此，除了付诸于武力，别无其它方法可寻”。日军杉山参谋总长认为，对中国采取攻势，“杀出一条血路是能最迅速地解决中国事变的唯一重要方策。”

1943年8月28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制定了《1943年秋季以后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其作战方针为：“派遣军务确保现占领地区之安定。特别在华北方面，本年秋季，以实行有组织地歼灭共产党军队为目标，并以第11集团军及第13集团军的主力，分别实施常德和广德作战。于明年春季，以华北方面军及第11集团军实施打通平汉线作战。全面加强防空，以第3航空兵师配合地面作战外，迅速恢复和提高作战能力，以灵活的战术摧毁中国的航空兵作战力量。”《大纲》要求华中方面军的第11集团军对湖南常德发动进攻，作战企图是：“进攻常德附近，搜索并消灭中国军的主力，摧毁中国第6战区的根据地，削弱中国军继续抗战的企图，牵制可能调往云南的中国军兵力，以策应南洋方面的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50页。]

日军大本营根据战场形势，同意其中国派遣军进攻常德的作战计划。日军认为：“湖南素有‘湖南丰收，四川饥馑’之称。而常德则是湖南省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与东部的长沙相对，为重庆军补给命脉所在。我军将该地占领，东南可监视长沙、衡阳，西方可顾及四川东部，成为足以威胁重庆的战略要冲。”[〔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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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会战日军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指挥，调集第3、第13、第39、第58、第68、第116师等部，总兵力约10万人。

1943年夏，日军第11军实施鄂西会战后，已进至江陵、监利间长江右（西）岸宛市、石首、华容之线，对洞庭湖西侧地区构成威胁。1943年10月，日军第11集团军以湘北、鄂西的第40、第13师，集结华容、石首、藕池口等地区，并从安庆、九江、南昌等地区调第39、第3、第116、第68师，分别集结于江陵、郝穴、石首、监利等地区，并在监利、沙市问江面，泊集舰船30余艘，滨湖河议泊集汽艇300余艘，民船千余艘。在武汉地区集中飞机约50余架。于10月31日完成作战准备。

中国第5、第6、第9战区，于1943年夏鄂西会战中止后，与武汉方面军日军形成对峙状态。此际，国民政府先后由第6、第9两战区抽出兵力转移于云南及印度，准备打通中印公路。迄至1943年9月，日军开始频繁调动，第6战区根据情报，判断敌企图对本战区发动进攻。立即修订防御计划。规定作战方针是：“以巩卫陪都为目的，兵力重点配置于石牌、廓河两要塞，先以第一线兵团依纵深据点逐次打击敌军，最后固守常德、石门、渔洋关、资丘、石牌、廓河等地区，再以第二线兵团，协同第一线兵团对敌实施机动作战，歼灭进攻之敌。”

常德会战中国第6战区第10、第26、第29、第33集团军，江防军及王耀武兵团，第9战区李玉堂兵团、欧震兵团，总共30个师约20万人参战。

中国军队于1943年10月10日完成常德会战计划的策定后，于月底完成作战准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于10月27日，电令中国空军对岳阳、沙市地区集结的日军进行轰炸，并致函第14航空队，准备配合常德会战。

中国军队常德会战的部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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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战区以第10集团军之第79军及66军一部，守备宜都、松滋、新江口（不含）之线；

江防军以第30、第18、第86军守备石牌要塞、宜都（不含）、榮家店、玉山各附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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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集团军以第44、第73军守备甘家厂、宫墙、南县之线；

第6战区直辖部队第87军、第94军集结于秀山、建始地区；

军事委员会直辖第74军及其所属第51、第57、第58师，集结于常德、桃源地区待命。

（二）战役经过及影响

1943年11月2日，日军第11军发动常德作战，开始向第6战区第10集团军、第29集团军防御的一线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日军第39、第13师、宫胁支队、佐佐木支队、第3师，从沙市、石首地区向西渡江，对第10集团军防御（2个军计5个师）的仁和坪、暖水街、桐子溪、公安、石门等地发起进攻。日军第116师、第68师、第40师及混成第17旅及伪军4000余人，从石首、华容地区向第29集团军防御（2个军计6个师）正面的津市、安乡、白蚌口地区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利用沿江湖泊的障碍与工事，予日军以消耗。

11月5日，第10集团军转移至聂家河、棉马城、暖水街、王家厂之线主阵地。第29集团军转移至永河镇、新马头、安乡之线。

第10集团军于11月5日至13日，以暖水街为中心，坚守阵地，奋力阻击日军进攻，予日军以沉重打击，但自己伤亡甚重。第29集团军从11月6日至17日，与优势日军先后在澧水两岸战斗，伤亡较大。11月21日，日军第13师、第3师各1部向中国守军第51师七柴山、明月山阵地猛攻。驻善溪港日军南进渡过黄石河后，向桃源前进。日军飞机载伞兵于桃源空降，支援其步兵围攻桃源，中国守军遭伤亡严重，撤守沉水南岸，桃源遂陷。

11月21日，日军第3师进至漆家河以东，配合其空降部队袭取桃源后，向常德南面突进。日军第116师、第68师进抵常德外围，与中国守军第57师在德山以东地区展开激战。

中国空军与盟军第14航空队于11月10日至21日，先后出动百余架次轰炸机与战斗机，袭击澧县、津市、石门、王家厂、澧水、藕池口等地日军集结部队、日军仓库与江南运输船只，击沉日军木船40余艘。并与日机展开空战，配合地面部队战斗，击落日机4架。中国空军亦损失4架飞机。

11月22日，第10集团军所属第66军向王家厂、仁和坪地区日军发起攻击。第79军由石门以西渡遭水，向慈利东南攻击日军侧背。第29集团军所属第44军、第73军、第74军在道水、黄石河地区抗击日军进攻。

日军第68师、柄田支队、第116师、第3师，于11月21日夜渐次迫近常德。当日军西进之初，中国第6战区即令第29集团军第74军第57师守备常德市，于10月中间完成常德城防工事及其附近防御工事的修筑。

11月22日，日军第11集团军第13、第3师主力，与守军第29集团军第74军在道水、黄石河、慈利以南地区展开激战。日军第39师、古贺支队及宫胁支队，仍留置于枝江、宜都及其西南石门以北地区，阻扰中国第18军、第66军、第79军等军南援常德。国民政府军委会为歼灭日军于常德附近地区，令第74军第57师以常德为核心竭力抵抗日军进攻，另调集第6战区主力及第9战区一部，以第10、第100、第74、第73、第99、第44、第79军等7个军为一线兵团，以第18军为第二线兵团，于沉水南北地区，由南、西、北3方面采取包围攻击，并令中国第9、第5战区对驻岳阳及其以东、荆门、大洪山地区及怀宁等地区日军加紧攻击，以策应常德决战。

国民政府军委会并于22日电令第6、第9战区：“第57师固守常德与该城共存亡。”

11月23日，日军由甲街市渡沅水窜入常德城南面的蔡码头，另一部由马峰领进入南站，开始围攻城南。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向岩桥子、杨家桥地区中国守军阵地连续发动猛攻，战至黄昏，中国守军阵地被毁，奉命向卓安桥、半铺市、沙港之线阵地转移，继续战斗，日军步兵第116师第109团团长布上照一上校被中国守军炮火击毙。[〔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98页。]

日军第11集团军原定由第116师进攻常德，但因自22日该师步兵第109团由北面进攻遭中国守军坚强抗击，损失严重。日军第11集团军遂于23日部署：“第116师队北面、西面全力攻击。第3师以1个团为基干由南面进行攻击。第68师以1个营为基干从东面攻击。预定25日夜为进攻常德开始时间。”[〔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502页。]

24日拂晓，日军航空兵与炮兵对落路口、卓安桥、白马庙、沙港等地集中实施火力准备，步兵以密集队形向落路口、卓安桥猛攻，至当日下午，守军阵地被毁，官兵伤亡甚重，被迫退守落路口、鱼文中学、兴隆桥一线地区。

24日晚，常德守军第57师接第6战区代长官孙连仲电示：“常德存亡，关系全局，着激励官兵坚守待援，赞扬革命军人牺牲之精神，努力战斗为要。”[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第76页。]

25日，日军向七里桥、卓安桥、三里港等地猛攻。中国守军与敌展开白刃格斗。第57师顿挫敌锋，牺牲甚多，退城垣坚守主要阵地。

25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11大队，及盟军第14航空队，先后出动各型飞机袭击常德外围敌增援部队，击毙日军第3师第6团团长中畑上校。并击沉江河水面敌汽艇5艘，木船40余艘，毙伤大量日军。

27日，日军围攻常德。以飞机与火炮轰击中国守军阵地，并向城内施放毒气。日军向常德城垣猛攻，与中国守军激战至午夜，日军第102团伤亡甚重。此时，常德会战已进入决战阶段，中国在常德外围作战的各军正分别向常德挺进。第10军于27日抵达德山地区。第74军、第100军分别向陬市、河伏挺进。

28日，日军集中百余门火炮，向常德实施猛烈火力袭击，步兵在飞机支援下发起全面进攻。守军第57师经连日激战，战斗部队遭严重消耗，遂将师部勤杂兵、夫役及常德县警察队等编入战斗部队，与敌展开血战。此日战斗最为惨烈，激战至午夜，日军攻势顿挫。

12月1～2日，守军第57师仅凭少数残破碉堡与屋壁拼死抗击日军进攻，坚守阵地。

12月3日，日军对常德继续猛攻，并施放毒气。守军被迫突围，常德遂陷。

中国守军防守常德，作战16昼夜。日军先后投入约3万兵力，300余门火炮。中国守军仅为1个师，兵力仅9000余人，在敌我兵力兵器悬殊情况下孤军奋战，达到吸引与牵制敌军的目的，并击毙敌团长2人、营长4人，及大量下级军官，予日军以沉重打击。

12月初，第6战区常德外围部队，向常德之日军发起攻击。8日，在常德陷落6天后，重新收复该城，并向撤退之日军展开追击。至22日，先后克复南县、安乡、津市、遭县、公安、松滋、枝江等地。在此次会战中，中国和美国空军以恩施、芷江、衡山等基地，集结轰炸机和驱逐机约200架，支援作战。先后出动261架次，使用轰炸机280架次，驱逐机1467架次，对常德、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之日军实施攻击，并在空战中击落日军飞机25架，在地面击毁日军飞机12架。

此次会战，日军以6个师及伪军一部约10万人的兵力，飞机约130余架，分4路进攻，每路不超过两个师，其中以3路合击常德。第6战区以12个军30个师在第9战区兵力一部的配合下阻击日军进攻，收复失去的阵地，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在历时50余天的作战中，第6战区也付出重大代价，师长阵亡即有许国璋、孙明瑾、彭士量等三人。

在常德会战中，中国军队依托阵地节节阻击，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并以反攻恢复了原态势，给日军以相当的损伤消耗，较重地打击了进犯的日军，部分地破坏了日军南下的作战企图，在战略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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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正面战场

第二节 豫湘桂作战

一、中日双方的作战企图、方针、部署

1944年初，反法西斯战争在世界各主要战场节节胜利，日本侵略者被动挨打，处境困难。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日本的反攻与进攻不断增强，日本与南洋的海上交通线已被切断，它在中国的长江补给线在中美空军的监视下也受到严重的威胁。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决定发动豫湘桂战役。

1943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就已开始酝酿对华实施作战的计划。当时任作战科长的真田穰一郎，汇集了大量的“长期战争计划资料”，经过认真研究之后，感到难以看出日本有胜利的希望，于是，他设想太平洋方面战局恶化，如果在中国大陆占有牢固的立足点，同南方（东南亚）战场连成一气，就能坚持长期战争。不久，真田升任作战部长，服部卓四郎就任作战科长。

11月中旬，服部到所罗门群岛的腊包尔了解战况，他观察了西南太平洋的作战形势后认为，太平洋战线也许会被突破，制海权可能会转至盟军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只有依赖亚洲大陆，这就要打通中国大陆南北地区，使其成为通向南方地区的大走廊。这样，就可以通过中国，将日本本土与南方战线联系起来。11月25日，从中国起飞的美机空袭台湾的新竹，轰炸日本海军航空基地，引起了日军大本营的重视，参谋总长杉山元向服部指出，美国在华空军基地位于中国东南地区，很难抑制，是否可以在华中、华南发动作战，打通粤汉线，抑制美机的猖狂活动？杉山的提问，使服部等人设想的打遁大陆交通线作战目的中，加进了抑制在华美国空军活动的内容。接着，杉山、真田、服部等人就此项作战开始了具体研究。

日军大本营把这次豫湘桂作战称作“打通大陆交通作战”，代号为“一号作战”。1944年1月初，日本中国派遣军制订《指导一号作战的基本方针》规定战略目的是：“把1943年夏秋作为应付美国反攻所设定的‘绝对国防圈’[即千岛、小笠原、内南洋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缅甸在内的范围内。]，向纵深加强的一项战略措施，这是为了打通中国大陆确保和南方区域之间的交通联络，防止从中国大陆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和对本土与南方之间海上交通的破坏，而要摧毁美国的空军基地。”“不仅必须在中国大陆上与中国野战军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野战，而且趁此时机要给中国军队主要战斗力以沉重打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湖南会战》上册，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1页。]

1944年1月2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一号作战命令和《一号作战纲要》，明确指出：击溃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地，以摧毁敌空军主要基地，从而制止其猖獗活动。

日本中国派遣军按照日军大本营命令，制订的一号作战计划是：约在1944年4月左右，由华北方面军出动4个师及第5航空军（原第3航空师改编）一部，实施平汉作战，时间约为1个半月；约在1944年6月左右，第11集团军从武汉地区发起湘桂作战，在1944年7～8月，第23集团军从广东发动湘桂作战，参战总兵力约为10～12个师及2个飞行师，时间约为5个月；如战局发展顺利，在1945年1～2月，由第23军攻占南宁附近，打通并确保桂林至越南谅山的交通。[〔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8），朝云新闻社，东京1974年版，第32～33页。]

为保证一号作战的实施，日本大本营决定，日本南方方面军，在中缅、中越边境发动攻势，牵制中国军队；从关东军抽出第27师及其他部队编入中国派遣军，还将原准备调柱太平洋战场的4个师留在中国。为了在兵力集中后，确保占领区的“治安”，日军大本营又新编14个独立步兵旅编入中国派遣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之际，日本侵略者使用如此庞大的兵力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可以说是困兽犹斗，孤注一掷了。

在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前，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作战指导方针是：“在战略指导上，仍采持久战略，并力求打通国际交通线，俾大量接受援助，借以充实战力，准备尔后之总反攻。”[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第2页。] 以实现与盟军争取共同胜利，连续实施局部攻势，使日军不能抽兵南进，以减轻敌人对盟军之压力；同时派兵入缅，协助盟军作战，待获得物资供应后，实施总攻，歼灭入侵之敌，收复失土之目的。当时中国军队共有321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总人数约为650万人。

二、豫中、长衡、桂柳作战经过

（一）豫中会战

1944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按照大本营的《一号作战纲要》，开始研究制订打通大陆纵贯平汉铁路南部沿线地区的计划，即豫中会战计划。其作战方针是从1944年春季起，先突破对方正面阵地，将主力集结于黄河南岸，佯作沿平汉线南下，进至许昌或僵城地区后，向西迂回，围歼第1战区主力，并打通平汉线。

1944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在深感兵力不足、难以维持占领区的情况下，进一步调整部署，抽调兵力向豫北集结，进行豫中作战的准备。在豫中方面，首先抢修黄河铁桥，重建邙山头据点，并将平汉铁路北段由小冀修复至黄河北岸。至4月初，日军先后抽调东北及华北地区兵力，共约4个师、4个独立旅、1个坦克师及1个骑兵团，总计约15万人，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至4月中旬，日军第62、第110、第27师、坦克第3师及独立步兵第9旅集结于博爱以东、新乡以南黄河北岸地区，第38师、独立混成第7旅及骑兵第4旅，集结于开封附近地区，第69师、独立混成第3旅集结于垣曲地区，并将郑州以北黄河大铁桥完全修复。为配合豫中作战，日军另以第11集团军独立第11步兵旅由信阳北犯，从南北沿平汉线对进，分路向豫中进攻。

中国第1战区在汜水、广武、郑州、中牟、尉氏河防一线和许昌、遂平之平汉铁路沿线以及密县，临汝、襄城、洛阳等纵深地区，部署有8个集团军共17个军。第1战区在察觉日军的大规模进攻企图后，进行了一定的准备。

计划以沿河防及平汉铁路线地区构成守势地带，凭借据点工事阻击日军，以纵深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待机向深入像中之日军实施反击。其作战指导与部署是：以广武、汜水及其以东河防守备部队，先阻止日军渡河，若敌人渡河成功，则以荥阳、郑州、洧川、长葛、许昌一带据点工事，消耗疲惫日军，同时汤恩伯兵团一部及第4集团军于登封、密县以北山地，形成自密县至汜水间之防御地带。另于临汝、密县、禹县、叶县等纵深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并以第78军、第89军、固守许昌、郾城、遂平、舞阳四个据点，以第72、第13、第29军秘密集结于攻势地区，统归副长官汤恩伯指挥与日军决战。4月18日零时，日军第37师及独立第7旅于河南开封以西中牟一带渡过黄河，向中国第1战区河汜守备部队发起猛烈进攻，经激战后突破暂编第15军阵地，分路向郑州、新郑、尉氏、洧川等地突进。至21日，新郑、尉氏被日军攻陷，中国守军暂编第15军及第2旅、第3旅退守许昌西北地区，24日密县失陷，中国第85军转守西方山地，阻击日军进攻。

豫北方面日军第110师、第62师，于4月19日晨向防守邙山头阵地的中国第85军发起攻击。

21日突破河防阵地后，侵占广武、汜水，22日又陷荥阳。24日，由荥阳南下之日军第110师与由郭店西进之日军第37师占领密县，并继续向西南方向进攻。此时，中国第1战区第4集团军防守该地部队退守荥阳、密县以西之虎牢关至马驹岭一线，阻止日军西进。26日起以第31集团军主力向密县附近之日军实施反击，迫敌改取守势。激战至30日，日军后续兵团（第27师、坦克第3师及骑兵第4旅）等，已集结于密县、郑州地区，迅速向禹县、襄城、许昌等地猛攻，与中国军队第28、第31集团军展开激战。5月1日，日军攻陷许昌，并以坦克第3师及骑兵第4旅向襄城、郊县突进。3日，侵占郊县、禹县，4日陷临汝。6日，再陷登封、宝丰、鲁山，并以其先头一部进抵洛阳以南龙门附近。为阻滞向龙门突进的日军，第6战区急调刘勘兵团进至龙门、伊川、嵩县一带防守，暂时稳定了态势。

5月7日，由许昌南犯之日军第27师攻占郾城、漯河。同日，由信阳北进之日军独立步兵第11旅攻占遂平。8日，日军南北会攻夺占西平，终于打通了平汉铁路。此后，日军即集中主力向洛阳进攻。以第110、第62师、坦克第3师、骑兵第4旅及独立混成第7旅，分别由登封、禹县、郏县及宝丰地区，向龙门、洛阳实施包围迂回。同时，日军第69师及独立混成第3旅，由晋南垣曲南渡黄河，9日侵占渑池，威胁洛阳的侧后，完成了对洛阳的3面包围。洛阳为中国的文化古都，日军为保障平汉铁路安全通车，防止中国军队由潼关向河南反击，急欲夺取洛阳。中国第1战区遂调整部署。除仍以第15军及第94师固守洛阳外，令第4集团军和刘戡兵团分别撤至洛阳西南之韩城、宜阳地区集结，准备侧击由渑池向洛阳、洛宁进犯之日军。5月13日，郾师、龙门各路日军会合于磁涧地区，向集结于洛阳外围的第1战区部队攻击，第36集团军等部遂先后由渑池附近向西转移，日军随即尾追，沿陇海路及洛、卢道向西突进，于17日占洛宁，18日陷陕县，20日占卢氏。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作战中以身殉国。此时洛阳守军已陷于孤军苦战。中国军队为挽战局，击破日军的攻势，以第5、第1O 两战区部队，与第1战区各兵团协同，对日军实施反突击，先后一度克遂平、鲁山、嵩县，进迫宝丰，截断平汉线。西进日军侧背受到威胁，不再继续向纵深进攻，乃放弃卢氏，退守洛宁，以其主力东调，巩固已占领地区。

5月19日，日军集中第63师、坦克第3师、骑兵第4旅等主力部队开始向洛阳发动进攻。22日，日军3次突入城关，均被守军击退。日军又以后续部队投入战斗，守军英勇奋战，坚持至25日，弹尽援绝乃分路突围，洛阳古城沦陷，豫中会战结束。

（二）长衡会战

1944年5月，日军依照其“一号作战”计划，在向豫中大举进犯的同时，以日军第11集团军开始准备对湖南的进攻，企图击溃中国驻湘中军队，贯通粤汉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将前进指挥所推进至汉口。5月25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由南京抵汉口前进指挥所，亲任对湖南作战的指挥。同时，日军第11集团军的8个师已集结于岳阳及其附近地区。为加强作战部署，日军自1944年春即开始在鄂南湘北一带集结兵力，并从东北、华北及滨海地区抽调部队，组成一支庞大的作战集团。日军自称这是侵华日军自“七·七”事变后，进攻中国一个地区所使用规模最大的重兵集团，其兵力共约17万人，分别部署于华容、岳阳、崇阳地区，并分为两线：其第一线5个师，部署于华容、崇阳之线；第二线3个师，部署于监利、蒲圻一线。

中国第9战区根据3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策定以第30集团军、第27集团军、第24集团军等部，各以一部利用既设阵地，节节予日军以打击，迟滞其前进，主力集结于后方，诱敌于有利地区实施包围攻击，然后乘其疲惫而予各个歼灭，粉碎日军打通粤汉铁路之企图。

5月26日，日军第11集团军分3路发起进攻。其左翼第13、第3师，由湖北崇阳南下，向中国守军第72军防御阵地实施攻击，攻占通城后，于6月1、2日先后侵占长寿街、平江；正面之日军第68、第116师，由岳阳东南地区发起进攻，突破中国守军第20军新墙河南岸阵地后，于30日直趋泪罗江北岸；其右翼第40师及独立第17旅由华容渡洞庭湖向沅江第99军阵地进攻。6月3日，日军第2线兵团相续加入粤汉路正面作战。至6月6日，日军进至沉江、捞刀河、永安市之线，一部攻占湘阴城。

6月7日，日军左翼第3师、第13师进抵古港附近，遭到中国守军第72军、第58军、第44军及第20军攻击，毙伤其一部。日军向第58军实施反击，11日，突破石湾附近中国守军阵地，继续向南突进。中国军队第72军及第58军协同向日军实施尾追截击。第20军及第44军则转向创阳阻击日军进攻。

6月11日，日军右翼第40师及独立第17旅一部，分两路渡资水，一路进攻宁乡，一路南攻益阳。与中国守军第73、第99军展开争夺战。14日，中国军队第73军尾击南下之日军。同时，第24集团军对宁乡之日军展开攻击，连续激战4日，歼日军一部。正面日军主力以优势兵力进攻浏阳，与第44军激战9昼夜。中国守军退至浏阳南郊。同时，日军右翼之第34师及第58师渡浏阳河，直逼长沙。6月16日，日军第34师由湘江以西向岳麓山开始攻击。随后，第58师由长沙东北至东南部，对守军第4军展开围攻。17日长沙外围红山头、黄土岭失陷，岳麓山主阵地亦破日军突破。18日长沙失陷。

日军攻占长沙后，继续向粤汉、湘桂铁路交点和重要战略基地衡阳逼进。

日军左翼第3师、第13师，由醴陵地区南下，于6月24日攻占攸县，直趋安仁，并向衡阳东南实施迂回。中国第9战区急调第20、第26、第37、第44军等部队，赴茶陵南北地区迎击日军。7月2日完成西进部署，开始攻击，8日克复攸县，并包围耒阳日军。同时，第58军亦克复醴陵。日军第11集团军随即以其第27师等部加入战斗，7月10日再陷茶陵、耒阳。7月29日，占领醴陵之日军东陷萍乡，南趋莲茗。中国军队再次实施反击，夺回萍乡，对耒阳附近日军加强围攻，并以一部挺进渡过丰河，策应衡阳近郊之作战。

日军实施正面进攻之第116、第68师，在两翼策应下，沿粤汉铁路南下，迅速向衡阳市郊突进。6月26日，第68师占领衡阳机场，主力进至衡阳以南，与第116师形成由西面和西南围攻衡阳的态势。6月28日拂晓，日军对衡阳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守军第10军（辖第3、第190师、预备第10师及野炮一营等）英勇奋战，顽强抗击。至30日战斗愈加激烈。日军连续发起进攻，均被中国守军猛烈炮火击退，日军伤亡惨重，第68师师长佐久间中将亦负重伤。中国军队步、炮、空协同作战，大量杀伤日军部队，日军地面攻势受挫，以航空兵对衡阳实施昼夜轰炸，并投下大量燃烧弹。7月3日至6日，衡阳城内昼夜燃烧，中国守军的粮弹仓库大部分被焚毁。7月11日，日军开始向衡阳发动第二次进攻，并将主要突击方向改向衡阳西南方向，逐步紧缩包围圈，但进展仍不顺利。日军遂在空、炮火力支援下，连续攻击，并施放毒气，但守军寸土必争，阵地形成犬牙交错，战斗至为惨烈。日军夺占了部分阵地，双方伤亡均重。日军难于发展进攻，遂于7月20日再次停止进攻。

在此期间，奉命驰援衡阳之中国第62军，其先头第151师，已通过何家桥、许家冲之线，向欧家町攻击。19日第157师亦攻抵黄泥坳，日军第40师渡蒸水增援，经激战后，第62军先头攻抵衡阳火车西站，惟第79军进展缓慢。第62军受日军集中优势兵力的反击，且弹药缺乏，于22日又撤退至硫子坑地区。

8月4日，围攻衡阳之日军开始第三次进攻，在航空兵和炮兵连续实施火力袭击后，实施昼夜轮番攻击，激战至6日，日军由西北郊突入城内，守军与日军展开巷战，不断击退其进攻。在此关键时刻，守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令全军放下武器，于8月8日率所属各师长向日军投降，长衡会战宣告结束。中国军队为保卫衡阳的广大官兵流血奋战48天的成果，被可耻的投降行动所出卖，实为痛心。

此次作战，中美空军集中轰炸机68架，驱逐机113架，夺取制空权支援陆军作战，并攻击日陆、海军，共出动各种飞机4500余架次，击落及炸毁日军飞机120余架，毁敌船1000余只。使日军损失严重。

（三）桂柳会战

1944年8月上旬，日军攻占衡阳后，为贯彻其打通大陆交通并破坏中国空军基地之目的，乃继续发动桂柳作战，依照其“一号作战”计划，开始桂（林）柳（州）的作战准备。日军大本营为加强对湘桂作战的指导，统一对第11、第23集团军和防卫武汉附近的第34集团军的统一指挥，8月26日，新设立了第6方面军，由冈村宁次任司令官，并将司令部置于衡阳，随即开始集结部队，储运物资。日军以其第11集团军（辖第3、第13、第50、第58师等部），约10余万人，集中于湘桂路沿线及其以南地区。以其第23集团军于江西方面，集结第104师、第22师及独立第22旅等部，约3万余人，另于雷州半岛方面，集结独立第23旅4000人，准备以分进合击，向桂、柳地区发动进攻。日军第11集团军作战设想是：按照战备进展情况，尽早开始进攻，先以速战攻下桂林，再向柳州方面挺进，与第23集团军策应，围歼敌军于柳州附近。

中国第4战区以第16、第27、第35集团军共9个军担任桂柳等地区的守备，并策定在湘桂铁路方面迟滞日军之进攻，在西江方面先采取攻势，各个击破进攻之日军。因日军主力使用于湘桂路方面，第4战区乃决定以湘桂路方面为防御重点，阻击日军推进。先以李玉堂兵团第62、第79军等部于湘桂正面，迟滞日军行动，并以前来增援之第53军向全县推进。以第27集团军取道湘南，侧面阻击日军前进。以第35集团军迎击西江方面之日军。桂南方面由地方团队担任守备，另以第31等军，于桂柳附近，构筑工事，准备固守。

9月上旬，在日军第6方面军指挥下，第11、第23集团军分别从湖南、广东向广西桂、柳地区发动进攻。日军第11集团军以第3、第13、第37、第40、第58师等部队沿湘桂铁路及其两侧进犯，突破第93军防御阵地，9月11日占领黄沙河，14日占领广西东北要地全县，打开了广西的东北门户。

中国守军沿途已无险可守，日军可直插桂林。接着，日军连陷兴安、灌阳，于10月底进至桂林以南之良丰、阳朔等地，对桂林侧后构成包围态势。

自1944年8月22日至11月9日，中美空军为支援中国地面部队作战，主要以桂林、柳州、昆明为基地。其出动1386架次，在空战中击落日机34架，击伤10架，炸毁停在机场的飞机6架，炸毁车辆400余辆，大小木船578艘，破坏阵地、车站、库厂、指挥机构50余处，桥梁11座。

9月下旬，日军第23集团军以第104、第22师及独立第22旅由广州附近之清远、三水、佛山、江门及台山等地，沿西江及其两侧向西进犯，连陷怀集、肇庆、云浮，德庆等地，9月24日占领梧州。日军第23军另以独立混成第23旅，由雷州半岛廉江北犯，进占陆靖、容县，9月28日，与由西进之第104师占领丹竹、平南，由东南方面对桂、柳形成攻击之势。此时，第4战区调集第35集团军之第64军及桂绥第一纵队，对桂平、蒙墟之日军攻击；以第27集团军之第37军（一个师）由蒙山向平南攻击，予以策应。

10月20日，在空炮火力支援下，对桂平地区日军独立混成第23旅开始攻击，突破其阵地，至28日，突入蒙墟街区，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为稳定其态势，以第104师突破金田村掩护阵地，对攻击部队左翼构成威胁，反攻被迫停止。

11月4日，日军第58、第40师对防守桂林的第31军之第131师、第46军之第170师等部阵地发动进攻。5日，日军多次使用毒气，攻击城东郊七星岩阵地，守军伤亡惨重。7日，日军在炮、空、坦克支援下，由西、北、东三面攻城，突破城防阵地，守军与日军展开巷战，至11日，守军部分突围，桂林失陷。

柳州是日军攻击的另一个重要目标。11月上旬，当桂林战斗正激烈之际，日军第13师由良丰南下，4日占领永福，并向柳州西北方面进逼。日军第3师由恭城南犯平乐后，与第27集团军之第20军在荔浦附近激战，并继续向柳州东郊突进。日军第104师突破东乡第62军的阻击线后，进占武宣、象州，向柳州南郊突进。中国第4战区第27集团军所属第26军担任柳州城区防御，第37军担任柳州南郊防御，第20军部署于西郊待机。

11月7日晚各部到达指定防御地区。与此同时，日军第13、第3、第104师先后进抵柳州北、东、南郊。11月9日，日军由三面发起进攻，守军经激烈战斗后，11月10日，奉命弃守柳州，向柳州以西山地转移，继续阻止日军西进。

正当中国第4战区部署第27、第16、第30集团军，在宜山南北一线构筑阵地以阻击日军进攻时，日军第3、第13师由柳州西进，于11月15日夺占宜山。22日，又突破第97军于车河、南丹附近的防御阵地，继续向贵州重镇独山方面突进。12月初，日军第3、第13师先头部队进至独山地区，12月2日攻陷独山和八寨。中国军队第98军、第29军等部向日军实施反击，日军一再增援，终于不支，纷纷后撤。中国军队第98军第169师和第29军第11师乘胜追击，6日收复八寨，8日收复独山。此后继续南追日军，至13日，克复南丹。

14日，日军再次反扑，经激战双方伤亡均重，在车河一线形成对峙状态。

11月中旬，日军第22师沿湘桂路南犯，11月21日攻占宾阳，并与独立混成第23旅分路并进，于24日进占南宁。在此期间，日军驻越南之第21师，由谅山分3路乘势北上策应，接连攻占龙州、宁明、明江等地，并于12月10日与由南宁南下之第22师一部会师于绥渌。至此，打通了中越交通线。

广西省内重大战斗，暂告结束。

三、豫湘桂作战的结局与影响

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在华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即一号作战，历时8个多月，是日军在侵华战期间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军事当局对日军孤注一掷的冒险进攻估计不足，以致前方兵力薄弱，作战准备欠周，因而在日军向豫、湘、桂各区进犯时，显得仓促应付。同时，邻近各战区未能以大部队向当面之日军发动攻击，积极策应友区和钳制日军的进攻，使日军得以逐次集中兵力，实行各个击破。加之各战区临危慌张，指挥失当，未能以顽强持久的作战打击日军，破坏其进攻计划，以致日军从1944年4月至12月中，向前推进近2000公里，侵占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的大片地区，形式上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当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损失近60万军队，丢失大小146座城市，失去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总计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人民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使贵州告急，重庆吃紧，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令人遗憾而又痛心的一页。

在这次大败退中，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所受的损失是无法统计的。河南损失88家工厂；湘桂粤3省的工厂占大后方工厂的1/3，全部落入敌手；湖南著名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全被日军攫夺；豫湘桂是重要农业地区，也被日军掌握。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烧杀抢掠，仅萍乡一地，被杀害者1.9万余人，被虏者2万余人，妇女被侮辱者6000余人，房屋被毁700余间，农具被毁值4700余万元，米谷被劫5万余担，棉花被劫9500余担。战争中几十万难民颠沛流离，每天数百人死于疾病冻饿。

豫湘桂作战的大败退，是国民党长期消极抗战和政治、经济、军事腐败的结果。但是，参加豫湘桂作战的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付出巨大牺牲。他们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载史册。

中国军队在豫湘桂作战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发人沉思的。

豫中会战历经30多天，虽给予日军一定的伤亡损耗，中美空军击落和炸毁日军飞机160余架，毁日军汽车、坦克约70辆，但未能破坏日军打通平汉铁路南段和占领沿线要点及洛阳的企图。第1战区守军以轻装步兵武器，与日军坦克搏斗，击毁其10余辆。然而战区部队未能利用有利地形及天然障碍并构筑人工障碍，以顽强之抗击有效阻滞日军坦克、骑兵部队的突进，同时以有力之部队向日军侧后攻击，断绝日军交通补给，钳制其进攻行动。加之汤恩伯军与民众关系恶劣，在作战中一再败退，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导致会战失利。

在长衡会战中，中国第9战区以16个军对抗日军9个师的进攻，虽在局部反击中给日军一定的损失，但未能破坏日军占领衡阳，控制粤汉、湘桂铁路的企图。在战役部署上，未能针对日军采取二线兵团的部署，并以有力的左翼掩护保证其主力沿粤汉铁路夺取长沙、衡阳的作战计划，将战区机动侧击部队主力控制于长沙、衡阳以西地区，向日军兵力薄弱的右翼攻击，威胁日军主力之南下，从而有力地支援长沙、衡阳的保卫战。同时，未能机动灵活地指挥，避实就虚击敌要害，终于陷于被动，招致了会战的失败和湖南大片国土的沦陷。

在桂柳会战中，中国第4战区以3个集团军共9个军以及策应部队共10万人的兵力，对日军8个师作战，虽在桂平方面曾以有力之一部向沿污江西犯之日军实施反击，但未能击溃或阻滞该路之日军，解除从南面对柳州的威胁。桂柳地区中国空军基地共有7个，已明显掌握了作战中的制主权，在作战中，曾频繁出动飞机实施空中掩护，阻绝日军交通，轰炸敌机场，击落和炸毁日军飞机40余架，摧毁日军船只、车辆甚多，但是，未能充分发挥空军的优势，取得陆空协同配合的最理想成效，迟滞和破坏日军的进攻。桂柳地区有险要地形及既设阵地，利于坚守，但既没有配备较强兵力，扼守战略要点，又无有力之预备和机动兵力适时侧击进攻之敌，致使桂柳要地数日即陷，实为痛借。

日军在豫湘桂战役中，侵占了中国大片地区，形式上虽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但日军在此次作战中，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损失惨重，战略态势进一步恶化。侵华日军经长期战争的消耗，在战略上已处于被动；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已开始攻势作战，日军己陷入穷于应付。在这种总的形势下，日军硬拼凑兵力，进行深入大西南的远距离作战，就使日军战线拉得更长，兵力更为分散，占领区守备兵力更为薄弱，战略态势更为不利。这就使敌后战场抗日军民的反攻更处于某种有利形势。日军集中50余万兵力，进行长达10个月的进攻，企图实现的“一号作战”的战略目标，并没有给它带来重大的利益和足够的实际价值。所谓大陆交通线，只不过是根本无法保障通行的一条空线。日本官方战史也不得不承认：“虽攻占了中国西南方面的桂、柳两大空军基地，以及比预期更早打通了法属印度支那连结线，但在全盘战争指导上的意义和价值又将如何？”“在策划‘一号作战’当时所考虑的，要摧毁向我本土的前进基地，因敌在马里亚纳基地的完成而完全失去了意义，并且不能指望利用南方陆上交通代替海上交通。中国派遣军本身的消耗也决非轻微，如今明显暴露出由于我战场过于偏西，而在美军新的进攻时，处于极不利的态势。关于全盘一号作战，尤其是第2期的向桂柳地区挺进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是否适当，值得今后深思和检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广西会战》下，朝云新闻社，1985年版，第225页。]

总之，日军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全面陷于包围的困境中，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集中侵华日军主力的相当部分，进行的突破战略包围的垂死挣扎，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相反，加速了它在中国战线的崩溃，加速了它的最后失败。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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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正面战场

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文化危机加深

一、国统区的独裁统治

1943年初，世界大战的形势正在向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发展。但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并没有改变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方针。关于这一点，日本当局在1943年初的形势判断中清楚地指出，国民政府在“继续进行消极的抗战”，“不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6）第7、第5页。]

在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形势下，蒋介石集团更多地是考虑自己的统治能否维系下去，担心中国共产党及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会危及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1943年9月6日至13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十一中全会，当时国际形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在世界法西斯覆灭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趋明朗的时刻，国民党开动了宣传机器，一方面鼓吹自己抗战的“丰功伟业”；一方面大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所谓“罪行”，同时提出了所谓“政治解决共党问题”和“准备实行宪政”的议案。五届十一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中说：“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这实际上也是一句空话，自1932年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拟定于1934年3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实施宪政的那时起，到1943年五届十一中全会重提实施宪政止这近十年的时间里，没有进行任何一点实施宪政的准备工作，过去决定的实行“民权”和“地方自治”也成为空中楼阁。这次全会又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条文》。条文规定“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还规定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师”，独掌军政大权。会议还于13日“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的主席，并兼任行政院院长，继续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样，蒋介石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使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进一步强化。

国民党为了加强一党专政，除压迫和打击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压制和破坏民主运动外，还提出了“全国党化”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大量征收党员，千方百计拉人入党，在机关、学校、军队、工厂等部门进行“集体入党”，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成了国民党进行反动统治的工具。国民政府的人事考试制度、铨叙方法，都是为其一党专政服务的。国民党当局公布的《国家总动员法》规定：政府对罢工、怠工及其他妨碍生产之行为“严行禁止”，政府在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信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令其为一定记载”；政府“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

国民党为了加强独裁专政，建立了许多特务组织，加紧特务活动。国民党规定，国民党军、三青团员随时都有加入特务组织、接受特务训练的义务。

他们甚至以招考技术人员的名义，将一部分社会青年骗来，加以训练，然后把他们安插到机关、学校、团体、工厂，搜集情报，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破坏人民的抗日活动。国民党还加强特务组织对政府和地方的控制，通过CC 组织操纵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各级官吏的任职、考试等。国民党每年支出巨额的特务经费，用来增设特务机构、训练特务和开展特务活动。另外，还在上饶、綦江、西安、贵州等地设立了一些集中营。这些集中营是囚禁和残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魔窟。国民党特务不仅在国统区横行无忌，造成黑暗恐怖的特务世界，而且还派特务潜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

随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和特务活动的加强，农村中的保甲制度也日益强化起来。这是国民党在农村基层实行专制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1940年1月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会同公布的《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同年8月行政院通过的《各县保甲整编办法》，1941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的《乡（镇）组织暂行条例》等文件中，都对保甲制度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这些文件从不同的角度加强了保甲制度。要求对保甲长不仅进行政治的、军事的训练，而且施以警察、特务活动的训练，在保甲组织内建立“通讯网”。在保甲组织中实行“三位一体”制，对民众实行独裁统制。国民政府在1939年9月19日颁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第47条规定，保长、校长、壮丁队长都由一个人兼任。这样，一保之内大权集于保长一身，成了一个小独裁者。

这就为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独裁统治提供了社会基础，也使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部处于保甲组织的禁锢之中。

一党专政、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三者相互结合、相互渗透，构成了中国的封建专制独裁制度。这种制度的不断强化，造成了政治上的更加暴戾、腐朽和黑暗，国民党的各级官吏，就是依靠这一反动制度，大发国难财的。至抗战后期，国民党大官僚在美国冻结的存款就达3亿美元，加上在瑞士、巴西等地的存款，则达5亿美元。如果动用这部分存款，就可装备300个机械化师。国民党各级官吏还勾结奸商，囤积居奇。官吏们的贪污更是无孔不入。仅1944年1月至11月，在粮食部范围内破获的贪污案件就有1243起之多。

各战区军官一些贪污现象也极严重，如就地抽捐抽税；利用兵役敲诈，虚报兵员名额，克扣军饱，以至经营商业，包运私货等等。官僚们在贪污和搜刮中聚集大量财富，过着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生活，社会风气由此更加败坏。

在这种情况下，“党治”统治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人民被剥夺了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和政治权利，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抗战初期曾一度出现的短暂的希望曙光又被黑沉沉的长夜代替了。

二、国民政府战时财政和大后方经济的凋敝

据概略统计，大后方约占全国半数以上的人口和耕地，水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5％，小麦产量近40％，但工业却十分落后。全国抗战开始后，部分工厂内迁以及大量军、政机关向内地转移，对各类工业需求量猛增，再加上进口减少，通货膨胀等临时因素的刺激，使基础薄弱的大后方的工业与抗战前相比有了较大发展。1943年，向政府登记的大、小厂家，达到5000多个，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抗战后开设的。1942年大后方工业生产达到最好的年头后，即开始衰落。

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却与年俱增，其中大部分用于军费，约占总数的60～80％。在财源紧缺、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采取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靠外援，大量借债和发行国内公债。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等国借债并约10.478亿美元、1.5亿英镑、10.3亿法郎、1.2亿法币。同时，政府以外债为担保，大量发行国内公债。

从1937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共发行了19笔公债，总计有法币150多亿元，关金1亿，英镑2000万，美元2亿。但发行公债绝大多数是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由银行垫款给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公债的发行又成了官僚资本发财的手段。

第二，垄断金融。实行外汇管制，是国民党官僚资本大发横财的另一条途径。国民政府从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管制。国家规定，20元法币折合一美元，为官定外汇比价；一切外汇收入必须售予国营银行，不准私人买卖。还规定了一套繁琐的手续，造成骇人听闻的外汇黑市交易。例如，抗战八年，外汇中的美元与法币的官价对换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85.4，1944年12月为1∶542.2，超过官价27倍以上。

旧中国的银行资本是同外汇紫密连系在一起的。少数权势者在这种情况下，以官价买进，用黑市价格抛出，大做倒买外汇和黄金生意，顷刻之间即成为腰缠万贯的暴发户。重庆政府对外汇的统制，进一步促进了银行资本的集中，形成它对整个金融市场垄断。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美元、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了惊人的暴利。

第三，扩增捐税。由于沿海经济繁荣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收入大为减少。因此它便采取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了的税收。另外它还把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货不税的状况。至于苛捐杂税，更是不计其数。如保安捐、壮丁捐、保甲捐、兵役捐等多达上百种。从1941年下半年起，在农村实行了田赋征实的办法后，1943年又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息，也不还本。从1941年到1945年6月，通过“三征”，共收粮食2.4亿多石，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第四，实行专卖制度。

1941年3月，国民党八中全会通过了“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消费品专卖以调节供需平准市价案”和“粮盐专卖制度基础案”，这实质是官僚资本对商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财政部依此掌握了六类物品的专卖权。他们采取低价买，高价卖的办法，使官僚资产阶级大发横财。但却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第五，实行统购统销。

继1937年9月，对外出口的丝、茶、桐油、猪鬃等由贸易委员会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3年2月，又成立了物资局，对棉纱等许多物资也实行统购，各棉纺厂按平价统购棉纱，制成品不得自行出售，然后由物资局低价强制收购，高价出售。

1942年重庆纱厂一包棉纱的成本为1.3万元，而收购的官价只有8580元。再以桐油为例J942年收购价比市场价每担差价为100元。1943年差价竟达1100元，以后差价越来越大，其结果迫使民营工业关门倒闭。

第六，滥发纸币，通货膨胀。

抗战8年中，国民政府共发行纸币10319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一倍左右。从法市发行数额来看，1937年6月为16亿元，1945年8月则达到5569亿，增加了几乎400倍。大量发行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结果使国民经济遭到破坏。

通货膨胀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速上涨，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以重庆为例，如1937年的工人的工资指数为100，1944年即只有41了。大、中、小学教师和一般职员的工资指数，则从1937年前后的100下降到1943年的21。而生活指数却在飞快上升。1943年11月，昆明的生活指数比1937年7月增加了410倍。

国民政府的上述政策，虽然对增加收入、解决战时财政开支，起了某些临时性作用，但也是非常有限的。1943年，政府的财政收人才占其支出的一半左右，有时甚至不足一半。这就使大后方的经济陷入极其严重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为了战争的胜利，实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实行某种统制，以应付非常时期经济的需要，本来是必要的和有利于人民的。但由于官僚资产阶级从其私利出发，把它当成难得的发财机遇，大饱私囊，这就使战时经济政策的积极方面受到极大损害，并使它最终成为损害人民利益、阻碍生产发展和破坏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首先，它使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家有了巨大的发展，财富更加集中。抗战头4年，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存款数额约增加6倍，平均每年约占全国银行存款的80～90％。又据《中央银行月报》公布的数字，四行、二局在抗日时期外币与黄金的储蓄，1940年占：％，1942年占16％，1943年占26％，1944年占32％。1945年6月占75％。外币与黄金是被认为比较稳定的财富代表物，这些数字表明外币与黄金一年一年地迅速集中到四大家族手中。

其次，在这种不堪重负的沉重压迫下，民族工业困难重重，大批停产、关闭和面临破产的威胁。据统计，抗战时期大后方5266家工厂，其中民族工业4764家，在数量上占90％以上，但其资本只占全部资本总数的61％；而仅占10％的“官办”企业，竟占到全部资本的39％。在官僚买办企业统治市场、资源、运输等条件下，经营分散、设备落后、实力单薄的民族工业难以生存。

1943年重庆871家工厂中，停工、减产者即达270余家。桂林、昆明等地的私营工厂大都濒临绝境。针对民营工业被官僚资本兼并侵吞的情况，有人感慨他说：“各迁川工厂可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归，尤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甚，实力抗战时代的一页伤心惨史。”[《成都工商导报》，1946年7月25日。]

再次，农业生产萎缩和农村经济遭到破产。农业产量逐年下降。粮食总产量1938年为172175万担，到1941年，只有153656万担，减少了18500万担1941年以后，大后方的农业生产状况虽然也时有起伏，但总的困境是日甚一日了。再加上地主阶级名目繁多的高额地租和可怕的高利贷剥削，水旱灾荒，兵匪祸连，在这种沉重的负担下，落后、贫困的农村经济不能不日益破产。大批农民因此失去土地和基本的生活手段，在绝对贫困的死亡线上挣扎。濒于破产的农民无力抗御灾荒。1944年，四川灾民3000万，鄂北200万，陕西300万。河南饿死300万人，流亡他省300万人，等待救济的1500万人。同年因灾荒而请求减免田赋的有13个省区。

三、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

抗战初期，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文化艺术战线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相应建立，无数爱国知识分子，文化、教育和艺术工作者，踊跃地投身到抗战实际斗争中去，推动了抗日初期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但是，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随着对抗战转向消极，对进步的抗战文化也采取了控制的措施。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更对文化界以政治手段来压制和摧残。主要是：

第一，加强文化专制。国民党通过成立的文化运动委员会，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加强文化专制，向进步文化和进步作家发起进攻。

1943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运动纲领》，鼓吹一个主义，鼓吹唯心主义的民生哲学。接着，制定一系列的反动法令，对进步文化作品进行压制。1943年仅查禁书刊即达500余种。

第二，迫害进步报刊。国民党对进步报刊实行严格的审查，将所有宣传革命的、进步的、抗日的内容进行删改、扣压、不准发表。国民党强迫改组了重庆的《新蜀报》、《国民公报》，排斥进步记者，杜绝抗战的进步舆论。

《新华日报》是他们的眼中钉，蒋介石几次进行干预。如1944年7月15日他勒令战时新闻检查局彻底检查《新华日报》：“本日新华日报第3版下栏登载《谈中原战事血的教训》及《河南大学生的遭遇》，如何此种通信任其登载，……是否该报有意违检刊登？以后关于此类故意损害我军誉之新闻，务须彻底检查，如报纸违检刊登，并应切实执行处分，切勿玩踪为要。”[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新闻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新华日报》仅一个月被禁止刊登和删改的言论与消息竟达33篇之多。他们不准宣传抗日，禁止刊登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斗消息，甚至连“百团大战”、“延安边区”等字样都“绝对禁止登载”。[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新闻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所以许多宣传抗日、宣传民主的进步报刊被查禁。仅在1941年到1942年之内，就被查禁1400多种。

邹韬奋等人在全国各地建立的55个生活书店的分店和支店，全部被非法搜查，强行封闭。为了粉饰太平，连各地灾荒消息也被禁止登载。

第三，控制舆论，垄断新闻。国民党军通过特务组织，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的报刊。《中央日报》、《民国日报》、《扫荡报》、《扫荡简报》等各大报都掌握在CC 和复兴社特务手里。他们还强迫收买进步报刊，如CC 曾以13万元收买上海《立报》，迁至香港，加以人事变动，取消了它的进步性。对拒绝收买的则用打砸抢的办法加以摧毁，成都的《华西日报》被纵火焚烧。

另外，训练大批特务记者，分配到各地报社，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国民党的中央社垄断一切新闻消息，国统区的所有报纸必须登载该社的稿件，而解放区的消息特别是抗日情况一律不准报导。

在国民党文化专制的逆流下，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喧嚣一时。战国策派宣扬莫管正义不正义的谬论，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者张目，为蒋介石的独裁主义辩护。张铁君写的《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一书，竭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狂妄地提出必须放弃共产主义，解散共产党。陶百川写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主义》小册子，歪曲孙中山的在民主义，胡说马列主义没有在中国实行的可能，等等。

国民党在对进步报刊查封的同时，还迫害坚持斗争的文化工作者。邹韬奋被迫出走香港，成都《时事新刊》被封后，记者李亚凡被枪杀，原《大声》周刊总编辑车耀先被国民党特务公开杀害。

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周恩来是其杰出的代表。他和文化界的人士广交朋友，支持他们的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在与反动派作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四、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兴起

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和祸国政策，日益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力争取生活权利，各地群众不断掀起抗捐、抗税斗争。在西南、西北地区先后爆发过多次回、汉、苗、瑶等民族起义。

1944年7月，河南桐柏、遂平等县农民举行起义，反对第1战区军队敲诈勒索、抽丁抽税，举行了大暴动。进入1945年后，这种斗争在各地更为普遍地展开。工人为了生产和国家兴亡，不得不起来斗争。如1944年11月，成都人力车工人集会罢工，抗议国民党特务行凶打死拉车工人。1945年2月，重庆工人及市民20余万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工人胡世合。这次示威对大后方的群众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也蓬勃地开展起来。爱国学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锋。1944年，成都、桂林、乐山等地大学生举办演讲会、座谈会，要求民主与自由，并以斗争的实际行动来争取。1944年5月4日，李公朴、闻一多等著名教授创办的《自由论坛》，是反对专制独裁、鼓吹民主自由的喉舌。它大声疾呼：“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号召青年“闹起来”，“打破可怕的冷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校的昆明西南联大是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堡垒。该校和昆明中法大学、云南大学等校学生3000多人，举行“时事座谈会”，邀请闻一多演讲，他痛斥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号召学生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1945年五四纪念日，昆明学生1万多人集会、游行，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

在抗日战争后期，民族资产阶级也对四大家族的垄断、统制政策感到不满，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感到不满，特别反对官僚资本对经济的垄断。这种斗争，从1944年开始比较明显起来了。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5个工业团体，共同草拟了《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送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随后，一些工业资本家应宪政月刊社的邀请，在重庆集会，发表政见。他们共同要求国民党改变政策，实行民主政治，给予自由，保护民族工商业，取消统制政策。

黄炎培、张澜等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19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等声明，他们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制定宪法；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等等。民主同盟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对争取民主自由和推动抗日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4年6月，各民主党派掀起宪政运动。李济深首先在广西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发表广播演说，要清除国民党的失败主义，实行民主抗战。张澜等民主人士在成都组成了“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对国事10项主张，包括切实实行约法，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刷新政治，革除征兵、征税中之弊端，政府用人要选贤与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等等。

7月初，在重庆的沈钧儒、郭沫若、张申府等20人及在成都的黄炎培，致电响应桂林文化界的呼吁。9月，各民主党派数百人在重庆集会，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一党专政，尽快召开国民会议制订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

10月召开了由宋庆龄、张澜、郭沫若发起的追悼邹韬奋大会，会议痛斥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号召向反动派开展斗争。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响彻中国大地。

美国政府中的某些人物，从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独裁专制的立场出发，也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不满。他们本想通过对蒋介石的援助，推动国民政府进行改革。但实际正同他们的愿望相反，在国民党顽固派看来，有了美元就不需要改革了。因此，美国报刊也不断出现批评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文章。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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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正面战场

第四节 豫西鄂北、湘西作战

1945年初，日本中国派遣军进行南部粤汉线作战，打通粤汉线后，又接连发动老河口和芷江作战，向豫西鄂北和湘西地区发动进攻，即豫西鄂北和湘西战役。因为从鄂西北老河口和湘西芷江两个机场起飞的机群，不断对平汉线、长江下游等重要交通线进行轰炸，大大影响了日军的后勤供应与后方的安全。日本中国派遣军决定由华北方面军第12集团军进行老河口作战，第6方面军进行主江作战，企图摧毁当地的机场，破坏中美空军的力量。

一、豫西鄂北会战

1945年3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为解除中国湖北省老河口地区空军基地及豫西部队对其平汉铁路南段之威胁，以12集团军指挥第110师、第115师、坦克第3师、骑兵第4旅及独立步兵第11旅等部，向豫西鄂北进犯，企图一举夺占南阳及老河口空军基地，并控制其西北战略要点浙川、西峡及重阳店等地。日军第12集团军决定，进攻部队首先集中于遂平、叶县、鲁山附近地区。于3月22日开始向南阳进袭。并以快速部队突击老河口机场，一部集中洛宁向卢氏进攻，掩护侧背。为配合豫西鄂北作战，日军以第69师等部由豫西陕县向灵宝、卢氏方面进犯，以第39师、独立步兵第5旅、第11旅等部，由湖北荆门及其以北地区向襄阳方面进犯。

日军第12集团军根据方面军攻占老河口的命令，制定了作战计划大纲： “军决定以主力急袭突破大概鲁山至舞阳、沙河店一带之敌阵地，神速向西峡口——老河口之线挺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粉碎日军进攻企图，令第5战区（辖第2、第22、第33集团军等部共10个军），以主力确保南阳东南地区，以有力部队于泌阳、方城地区进行抵抗。令第1战区（辖第4、第31集团军等部共8个军）以主力于南召至李青店之线及其纵深地区，阻止日军进攻，破坏其攻势。令第10战区部队以有力之一部向平汉铁路线活动，进行策应。

在豫西方面，3月22日，日军第110、第115师、坦克第3师、独立步兵第11旅及骑兵第4旅，分别由鲁山、叶县、舞阳及沙河地区，分3路西进。

23日，日军右路向李青店、南召之新编第8军阵地进攻，中路向保安砦、独树镇守军第68军阵地进攻，左路向春水、小史店以西第55军阵地进攻。24日，第1战区、第5战区放弃李青店至象河关之线，退守南阳。25日，日军以一部进攻南阳，主力继续西犯。27日，日军骑兵第4旅猛攻老何口，与中国守军第125师激战后，占领了老河口机场，随后，在日军第115师到达后，4月8日攻占老河口。与此同时，由李青店、南召西犯之日军第110师主力，占领镇乎后，突破新编第8军逐次抵抗，越过内乡，向西峡口方向中国守军第15军防御地区进攻。3月28日，日军第115师一部6000余人经南阳西南向邓县、文渠猛攻，遭中国守军第22师阻击，转向西北推进。此时，第5战区以第22、第2集团军向老河口外围日军反击，遭受损失，反击未能奏效。

29日，内乡之日军第110师及坦克第3师一部向浙川、西峡口进攻。第5战区之第68军、新编第8军及第1战区之第15、第85军各一部顽强阻止日军进攻，双方伤亡均重。30日，日军约4000人攻占浙川。南阳守军第143师与日军激战一周后，由城东南突围，南阳失陷。

4月3日，迂回进攻重阳店之日军5000人，经第31集团军第85军主力及第78军一部，在西峡口、勉门关等地遂次抵抗，未能得逞。5日拂晓，第85军与第78军之一部实施反击，激战至7日晚，克复魅门关，先后歼日军第110师4000余人。4月28日，日军第110师再以一部兵力向重阳店地区实施突击，遭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沿途各阵地的顽强阻止和反击后，多处陷入被包围的局面，粮弹补充困难，只得喝小米粥，甚至断炊，伤亡惨重。

日军被迫转入防御态势。在老河口方面，中国军队第22集团军之第41军、第45军各一部，于4月12日向光化、老河口实施反击，将日军逐出该地。

第47军于13日向李官桥、挡贼口等地实施攻击，激战至15日，日军第115师退守邓县。4月28日，中国军队第22集团军再次攻入老河口。至5月1日，与日军隔襄河对峙。在洛宁方面，日军第110师一部4000余人，自3月23日向长水镇展开进攻，中国守军第38军、第96军奋勇抗击。战至4月9日，日军被击退转向西峡口地区。5月中旬，日军第69师之一部约5000人，由陕县分别向灵宝、官道口进犯，经第1战区第4集团军主力及第40军配合向日军实施夹击，至25日，将进犯日军击退。双方伤亡均重，至29日逐恢复原态势。此次作战，日军虽进占豫西并控制了老河口空军基地，但损失甚重。

在鄂北方面，3月22日，日军第39师主力及独立步兵第5旅、第11旅，由荆门地区北犯，23日黄昏进占宜城，28日突入南漳城内。第5战区之第33集团军一部向进占南漳之日军实施反击，于29日收复南漳。但日军另一路却于29日攻陷襄阳，次日占领樊城。此时，日军以一部西犯谷城，策应其老河口方面的作战，以另一部再攻南漳。4月2日起，第77军及第59军等部，与进犯南漳之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给日军以相当消耗后，于4日放弃南漳。

10日，该两军再协力向日军反击，迫使日军退出南漳。

12日，第22集团军以一部节节抗击日军后，主力向进占茨河之日军反击，收复茨河，随即向襄阳、宜城方面追击，于4月16、18日，分别收复襄阳、宜城以及樊城。至此，襄河以西恢复会战前态势。

豫西鄂北会战时，日军航空兵出动各型飞机106架，支援其地面部队作战。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11大队及中美混合团，直接支援地面作战和攻击日军及其后方，在西坪、西峡口作战中，实施超低空射击，杀伤日军甚多。

对地面部队以较大支援。对日军后方新乡、郑州、许昌、南阳地区实施的空中打击，亦取得了显著战果。此次会战中，共出动各型飞机1000余架。

此次会战，日军虽达成进占豫西鄂北控制老河口空军基地的目标，但遭到相当的打击，伤亡1.5万余人。

二、湘西会战

1945年4月，日军为了侵占芷江空军基地，掩护湘桂、粤汉两铁路交通线，以第20集团军指挥第116、第47、第34、第68师等部，由益阳、邵阳、东安之线向湘西地区发动进攻。（见附图13）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4方面军以一部守备新宁、邵阳、益阳之线，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抗击，以主力部署于新化、武冈之间地区，待机与日军决战。并令第3方面军之第27集团军所辖第26军守备龙胜、城步各要地，阻击桂、粤方面日军之增援，以利主力决战。另以第94军向武冈以东挺进，第10集团军向新化以东挺进，新编第6军空运芒江为总预备队。待机于新化、武冈之间歼灭进攻之敌，以确保芷江空军基地。

在新宁方面，4月上旬，日军第68师之第58旅和第34师主力由东安和全县向新宁方向展开进攻。16日，两路日军合击攻占新宁后，继续西犯。其第34师主力于22日攻占其良，23日以一部西犯梅江、长铺子，以主力北犯水东、关峡，29日攻陷武阳、白家坊后，5月1日向水口进攻。此时，中国守军第58师和第193师在空军支援下对日军进行反击，予以重创。日军第68师一部，4月19日向小麦田、峡口进犯，25日进抵武冈城郊，为守军第58师所阻。

4月30日，中国军队第3方面军之第94军主力（第5师、第121师），由长铺予（今绥宁）向武阳地区日军第34师实施反击，5月1日夺回武阳。

3日，日军增援反扑，但力不从心，经与第5师激战后，向东南溃退。同时，中国军队第74师第58师与第73军第193师亦向日军猛攻，日军向武冈以北、花园市方向溃退。第94军第5师沿武冈北侧大道追击日军。12日，第94军第121师收复高沙。日军残部3000余人向东溃退，遭到第94军跟踪追击、包围，16日全部被歼于茶铺子地区。第3方面军之第26军，以第44师击溃强渡巫水之日军后，分别向武冈和新宁实施反击。该师一部于5月6日进至武冈西南，遂与坚守武冈之第4方面军第58师，内外夹击日军，日军损伤甚重，向东北方向溃退，武冈之围被解。该师另一部于5月6日攻克新宁城。

16日，日军第34师一部约3000人，由全县向新宁反扑，被阻止。此后，中国军队以全力向东追击。

在邵阳方面，4月9日起，日军第47师、第116师由邵阳地区分4路向西进犯。一路4000余人由黑田铺向三口关进攻，遭到三口关守军阻击后，于29日进抵洋溪桥附近，伤亡甚重，进攻受挫。其第2路约4000人于4月12日由邵阳向巨口铺突击，28日突破中国守军第63师的防御，28日进至上查坪，30日再向现江等地进攻，遭中国守军第57师及暂编第6师的协合抗击，进攻受阻。第3路约4000余人，4月11日，由邵阳向小塘攻击前进，16日进至白马山，17日突至放洞附近，遭中国守军第51师抗击，攻势受挫。日军第4路约3000人于4月13日强渡资水后，18日侵占桃花坪，26日进抵洞口附近，遭到守军第58师的有力打击，进攻停顿。

中国军队第4方面军对日军实施的逐次阻击，已将日军之进攻阻滞于巫水以东之江口、洞口、武冈一线地区。为向日军实施反击，第4方面军遂令第18军星夜由常德地区南下，令新编第6军于芷江地区集结待命。第3方面军令第94军由湘黔边境向武冈以西的武阳地区快速前进。各部队于4月底至5月初，先后到达指定地点。

5月6日，第4方面军挫败日军第116师主力约6000人向江口、青岩等地的进攻后，在空军的有力支援下，于8日向日军实施全线反攻。

10日，第74军向半江峰、洞口之线突进，日军残部约3000人仓惶向金龙砦附近地区撤退。第4方页军乘胜以第18、第73、第74军等部，向日军展开截击、追击。日军伤亡惨重。19日其残部1000余人向东突围，在龙潭铺附近地区遭第18军第118师与第73军第193师截击，伤亡甚重。5月8日，进至放洞地区之日军遭中国军队第100军转歼，伤亡较大，残部700余人突围至白马山附近，再次遭到包围。至16日，该股日军全部被歼。至6月7日，日军所占地区全部收复，第4方面军恢复了会战前的态势。在此次会战中，中国空军以驻湘西、滇东、川东的芷江、陆良、梁山（今梁平）等地之第1、第5、第2、第3大队各一部，联合美国空军频繁出击，仅第5大队即出动942架次。由于中美空军掌握了制空权，紧密配合陆军向日军突击和追击，使敌伤亡惨重。同时，广泛袭击日军汉口、岳阳、湘乡、长沙、邵阳、新市、归义、衡阳、羊抽司、新宁、湘阴、零陵等地空军基地、仓库桥梁及重要交通线，部分地瘫痪了日军的运输补给，对会战取胜起了极重要作用。

湘西会战，日军第20集团军在整个战略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以冒险的进攻开始，以狼狈的溃逃告终，遭沉重的打击和彻底的失败，伤亡达2.4万余人。中国第4第3方面军作战指导得当，反攻行动有力，基本上实现了预定作战计划。作战中，陆空军协同密切，空军对地面作战有效地实施直接火力支援，大量歼灭和击溃了进攻的日军，使敌遭严重损失，对双方军心士气，影响甚大。日军防卫厅防卫研修所之战史，对此次日军之惨败有如下叙述：

“5月13日晨，第109团的先头两个营进入了马胫骨，其余主力进入其北侧，但后方的两个营被望乡亭附近之敌切断进路而陷于孤立，并遭到包围攻击，陷入苦战。部队因缺乏弹药，只好进行白刃战，粮食也已吃完，只能以杂草和水充饥。连日激战，损失极大，战力显著减退。”“5月15日，步兵第109团，当时处境危殆已极，据副官生沼逸大尉回忆，5月14日弹尽粮绝，四周皆敌，团已准备‘玉碎’。”“当时，师（第116师）已处在敌军的完全包围中。师长向各部队发出训示，说明当前只有杀出一条血路，以完成撤退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70、苇281页。]

日本战史叙述日军第116师泷寺团在1945年4月25日记载该团的伤亡情况：

“团经过连日激战，各营均有不少军官伤亡，士兵亦相继阵亡，尤其缺乏弹药，战斗力逐渐下降。而重庆却增强了兵力，在活跃的空军呼应下，反复而执拗地进行了反攻。我方伤亡如下：第1营军官以下合计伤亡125名。第2营军官以下合计伤亡246名。第3营军官以下合计伤亡175名。”[〔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9页。]

1945年5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给第6方面军下达中止芷江作战，适时回到原来态势的命令。官崎参谋对日军被迫中止芷江作战的情况有如下回忆：“第20集团军自4月15日开始了芷江作战，而出乎预料的是敌人把美式装备的新编第6军空运到了芷江。中国派遣军方面，期待着在第20集团军进至沅江一线后能很好地指导作战，为此一直注视着战况的发展。但由于敌空军的妨害，雪峰山脉的险阻，第47师主力前进缓慢，敌人的战斗力及集中速度之大等原因，第20集团军的攻势终于在雪峰山脉受挫。”[〔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58页。]

日军第34师独立第115营5月5日的情况是：“5日凌晨，在敌军奇袭攻击下发生混乱，结果被优势之敌包围而成溃乱状态。6日，各队逐次逃向龙烟山方向，但到该地又被包围。7日～9日，各队逐次向花园市退去，但又被敌人分割包围在万福桥——湾头——李溪桥——牛角岭一带。侥幸脱出者向武冈及花园市方向溃走，被包围的各部队到10日己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营长小笠原上尉虽然逃到了泡洞，最后还是战死了。”[〔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96、301页。]

这就是1945年上半年，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溃败的一个侧面。

在豫西鄂北、湘西会战中，日军虽取得局部战役战斗的一些胜利，给中国进一步造成严重损失，但日军的兵力更加分散，战线更加延长，处境更加困难。日军对芷江的进攻，被迫半途而废，在中国军队的反攻下，陷入被包围歼灭和混乱溃逃的狼狈境地。侵华日军已处于战略全面被动的局面。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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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正面战场

第五节 日军实行战略收缩，中国军队收复广西

一、日军实行战略收缩

1945年初，苏美英等同盟国军逼近德国本土，德国法西斯即将覆灭。日本法西斯由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连续失利，以及在中国战场上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消耗了大量兵力，尤其在解放区战场军民局部反攻的打击下，占领区日趋缩小，已进入了最后崩溃时期。日本早在1944年就采取种种对策，企图扭转其崩溃之势。孤注一掷，动用数十万兵力打通了大陆交通线，虽然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并未能实现预期战役目的。相反，解放区战场连续发动猛烈的攻势，更缩小了日军占领区，使其防线日趋崩溃。因此，一号作战后在华日军便立即开始了战略收缩。日军在中国战场进入了总退却。

解放区的局部反攻是中日战争战略转折的一个主要因素。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1944年攻势作战的基础上，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春季攻势，日军只有招架之功了。据日本战史称：到1944年7月，“由于全盘战局的恶化。社会民心的不安，治安也因之恶化了。近来共产军力量越来越大，治安警备的困难也越大。”[〔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04页。]

在印缅战区，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与盟军的反攻作战取得了胜利。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展开反攻作战，迅猛向前推进。1945年2月19日，美军在硫黄岛登陆，3月17日攻占硫黄岛。4月1日，美军发动冲绳战役，5月初控制全岛，打开了通向日本本土的门户，清除了日本本土防御的第一个屏障。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的美国重型轰炸机，就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到1945年初，日本重工业区、军事基地大多遭到严重破坏，日本战争经济进入最后崩溃时期，已完全瘫痪。

在此不利形势下，日本为挽救其面临之危机，不得不缩小在中国的占领区，并抽调兵力加强对中国沿海地区和日本本土的守备。由于日苏中立条约将在1945年4月满期，从2月开始，日本焦虑地向苏联打听条约的续订问题，苏联一直避而下答。4月5日，苏联发表声明，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期满之后不再延长，为苏联对日参战扫清了障碍，对日本又是一个严重打击。这样，日本要求中国派遣军除对美对华作战外，还要准备对苏作战。在华日军承担着对中美苏3国作战任务，当然力不从心。为此，日军大本营决定在中国战场采取收缩方针。4月中旬，日军大本营鉴于美军已在冲绳登陆，便命令中国派遣军将对美作战重点从东南沿海转移到上海和山东方面。

1945年4月14日，日军大本营秘密指示中国派遣军：“把第3师、第13师、第34师调往华北”。4月27日，中国派遣军下达了调动上述师的命令，并指出“第6方面军要适时撤回湘桂沿线的兵力，确保武汉地区以及粤汉线要地”。[〔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页。]

日军第6方面军根据中国派遣军的作战命令，拟定自7月下旬起开始向西江两岸及南宁撤退，8月底前先完成全广西省的撤退，并预计撤出南宁、宜山、柳州的时间，分别为5月上旬、6月、7月。5月28日，日军大本营在《大陆命第1335》中指出，中国派遣军应进一步加强华中、华北地区的防御力量，为此，要从湖南、广西、江西地区的湘桂、粤汉沿线地区撤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6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制订的作战计划大纲决定： “派遣军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重要地区，在对苏、对华进行持久战的同时，粉碎从沿海进攻的美军，使皇土决战容易进行。”对美战备的重点先是华中三角地带，然后是山东半岛。为此，第23集团军将一部分军队撤退到广东境内，防御广州、香港地区，完成对美、英作战，其余兵力调往南京；第13集团军从福州、温州地区撤军，固守京沪杭地区；华北方面军于9月末在山东做好对美作战准备，并与关东军配合做好对苏作战准备，并从河南省及山西南部撤军；第6方面军以剩余兵力退守武汉，阻止重庆军的总反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听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37～439页。]

从此，侵华日军为构成东主西从的战略态势，日军开始了全面收缩。实际上，这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全面溃败的开始。

二、中国军队收复广西

1945年春，德军在欧洲已濒临崩溃，印缅战区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告捷，美军在太平洋占领硫黄岛，登陆冲绳岛，直指日本本土。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为适应军事形势的发展，与盟军协同作战，策定中国战区总反攻计划，代名为“白培计划”，预定于是年秋，开始对盘据中国大陆之日军实行总反攻，以遮断在华日军与越南及其以南地区之陆上交通，使印缅战区盟军便于作战，并迅速夺取中国西南沿岸诸港口，以增加中国战区陆、空军之物资供应，充实战力，以便在对日作战之最后阶段，有最大之贡献。

同时，中国陆军于1944年冬再次调整了战斗序列：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代），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6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10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冀察战区总司令高树勋，驻印军总司令萨尔登、副总司令郑洞国。

同时，为了便于协同盟军对日军转取攻势，于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的统一指挥及整训，总司令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并将所辖部队编为第1方面军、第2方面军、第3方面军、第4方面军共4个方面军，总兵力共计28个军，8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1945年春，中国陆军总部所编练之35个步兵师，业已完成，部署于湘桂至滇、越边区。

1945年4月，桂境之日军第22师、第58师及第13师一部，依据撤守计划，缩短防线，谋求集中兵力，以防中国军队的反攻。4月21日，日军第13师一部向广西都安及其西北之保平，九圩攻击，24日，即分别沿进攻路线撤退。日军撤退时，都安方面中国第一线守军即尾敌前进。

27日，中国第2方面军乘日军撤退之际，以第46军攻占都安后，主力即经都阳山向南宁迫近，在民团配合下，进展迅速，5月27日，第64军收复南宁。日军第3师向柳州撤退。第2方面军以第64军一部向龙州追击，以第46军主力向柳州东南迂回攻击。向龙州追击之部队，于6月7日收复思乐，8日收复明江，在地方团队协助下，于7月3日先后攻占龙州、凭祥，将日军驱逐于国境之外。第46军主力于6月上旬向柳州攻击前进，先后攻克桂平、武宜。6月19日其175师迫近柳州。

第3方面军于5月初以担任河他西北地区守备的第29军，向河池、黎明关攻击，并以预备第11师攻取天河，至5月21日，收复河池县城，并沿黔桂铁路追击，于23日攻克德胜。6月6日收复宜山。此时，日军由柳州增援宜山，与第29军展开反复争夺，激战至6月14日，第29军击退日军的反扑，再次收复宜山，日军第13师遂向柳州撤退。第3方面军以第20军向日军跟踪追击，在第2方面军第46军自柳州南侧的配合下，向柳州之日军展开总攻，6月30日收复柳州，日军向桂林撤退。

第3方面军克复柳州后，分兵3路，第20军第133师在左，经百寿，第91师在古，沿桂柳公路，第29军（两个师）居中，沿湘桂铁路，向桂林急进。同时并以第4方面军攻击宝庆、衡阳，以为策应。至7月24日，第3方面军第29军连克中渡、黄冕、阳朔、白沙，并经激战夺占桂林南方门户永福，直逼桂林近郊。是时，第3方面军主力第27集团军以第26军、第94军等部，自越城岭向桂林推进。7月10日攻占南圩，26日克义宁，在各路包围总攻下，27日收复桂林。日军仓惶向全县方向逃窜，又被迫歼一部，8月17日收复全县。至此，中国军队向前推进350余公里，将桂柳地区全部收复。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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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政，争取困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斗争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为改善国共关系，争取团结抗战、民主建国的努力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日益临近胜利和国内抗日战争局部反攻阶段的到来，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命运问题再度引起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注。

国民党在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更多地是考虑自己的统治能否维系下去，担心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会危及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于是，蒋介石集团就乘此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 掀起新的反并逆流。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及时地揭露并制止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企图，为改善国共关系，争取团结抗战，民主建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一、反击国民党的反共逆流

抗日战争进入1943年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来看，法西斯德国在苏联红军和盟军的打击下，正节节败退，失败已成定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开始崩溃，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在全国抗战的形势下，蒋介石国民政府也逐渐得到强化。从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至1943年8月林森去世，前后五年多的时间，蒋介石身兼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等职，通过法律形式完成了集党政军一切大权于一身的集权统治。正在这时，美、英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抗战国际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中国人民的力量，帮助其在太平洋地区战胜日本，以减轻自己对日作战的损失，乃于1943年1月，分别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平等新约》，即《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同时宣布承认中国为世界上四强之一，应与美、英、苏平起平坐。这空前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然也抬高了蒋介石的身价。

在这一形势面前，国民党顽固派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国际形势空前有利，忧的是解放区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发展，会冲击其封建独裁统治。

为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仍能维持以至扩大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蒋介石集团又密谋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撰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蒋介石集团为发动新的反共逆流作的思想和舆论准备，也是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人们关注的抗战问题谈论很少。在全书213页中，只占了12页半。全书的中心是谈内政问题，宣扬买办、封建、法西斯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书中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对所谓“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等一系列问题，均作了歪曲的论述。它是一部比较完整地表达蒋介石专制独裁主义立场、观点及内外政策的书，其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从理沦上为买办、封建独裁统治辩护，也为发动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在论述中国历史时，大肆赞扬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说封建时代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家族、保甲、乡社是最完备的社会组织；说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是“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中国古有的人生哲学”，“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42～43页。]

蒋介石利用封建的糟粕作为推行其独裁统治的手段，其目的在于说明蒋介石集团是过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

《中国之命运》极力歪曲中国近代的历史。它把“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大害”，“建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只归结为列强与中国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往昔的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单独把废除不平等条约说成“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蒋介石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把英美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国民政府订立“平等新约”，渲染成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并说中国从此开了“新机运”。但是，中国民族独立的任务是否因此而完成且不说，蒋介石这样说还是另有用心。他接下来在谈“平等新约的意义”时继续写道：“要知道撤废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回想百年来，全国国民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雪耻国强为一致的要求，然而各种的主张，各种的运动，或因见解偏颇而失败了，或因时代错误而消灭了，或因民心背弃而失败了，或因动机不正而淘汰了。……惟我国民革命，其主义出于大公，其动机本于至诚，而精神完全发于民族的正气。所以其中心组织之国民党，乃能兼容并包，以集中整个民族全体国民之中的革命分子。其行动的试炼，乃至五十年以上的无数之艰难困厄，由事实演变证明，而始能内受国民之拥护，外为列强所认识，以达到今日初步的成功。”大肆自我粉饰，自我吹嘘。

在这本书里，蒋介石又一次提出了所谓五项“建设”。“心理建设”最重要是“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伦理建设”“以培养救国的道德建设为基础”，“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即以忠孝为根本的封建四维八德。

“社会建设”把封建时代的乡社说成是“建国的根本”，目的是要强化保甲制度。“政治建设”就是他念念不忘的“训政”，竟公然说道：“要知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经济建设”则是空谈“工业化”和“保障”每个国民的生活生存。

蒋介石在书中还大肆攻击共产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益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的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这样的学说和政派，“以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为立场，以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为利益，几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学何为和所为何事。”

在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同时，蒋介石极力兜售经其阉割、篡改的假三民主义，说“惟有三民主义”才是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唯有中国国民党是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45～46页、第66页。]

为此，他呼吁：“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乃是实行革命建国的总指挥部。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才可以顾全民族全体的幸福，保障国家整个的利益，策划国家民主永久的安危。”无耻地吹捧“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与国家民族凝为一体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124页。]

在这本书的后部分，蒋介石提出了一个中国命运“决定的关头”问题。他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之手。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中。”[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121页。]

公然诬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割据地方”，“破坏抗战”，“妨碍统一”，除了国民党之外，“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为，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是变相的军阀的新式的封建。“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这在实质上是蕴含了他反共反人民的行动计划，为发动新的反共磨擦埋下了伏笔。

《中国之命运》集中反映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命运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是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言书。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新的形势下，鉴于“各个国度底内部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一个别国度工人运动底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并估计到各同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与政治上的成熟，提议解散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因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代表大会决议所负的义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446页。]

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宣布自5月15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力量削弱的表现，是反对共产党的大好机会，遂加快了其反共的步伐。

6月12日，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召集西安“文化团体”开会，到会者虽仅9人，不到被邀请团体的1/3，却以大会名义发表通电，叫喊第三国际已经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趁机扩大反共宣传，当即在中外报刊发布这条电文，并发动全国各地的所谓“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一时间反井声浪甚嚣尘上，一些御用报刊大叫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从新改编各地之‘红军’”，“解散一切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1943年7月26日《西京日报》刊登文章《中共应善谋自处之道》，狂叫“中共既系自外生成，今第三国际已告取消，各地支部全行解散，则中共失所秉承，自应乘此机会，宣告解散。”

戴笠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了国民党应把握此有利时机求中共问题的彻底解决，其对策是：以迫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取消边区政治、组织，听候中央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政工人员至该军工作，对其在特定区域以外之部队，相机予以解决；加强军队之准备，以为政治解决之助力；在宣传工作方面强调第三国际之解散，中共再无独立组织之必要，以证明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理论最适合世界潮流；派赴延安组织中央通讯社分社，使消息更加灵通，以适应政治解决之需。

随后，蒋介石便加紧军事部署，6月初，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与胡宗南在耀县商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方案，部署兵力，视察阵地。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他按照5月23日曾电呈蒋介石经蒋介石批准的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准备分三期逐步进占边区，第一期，划分关中、陇东两区，分别由陶峙岳、范汉杰担任总司令，其主要任务是完成攻防、封锁的准备；第二期，加强关中兵团的实力，恢复关中囊形地带；第三期，在前两期任务完成后，保持重点于咸榆公路，协力恢复关中、陇东全部，一举彻底解决陕甘宁边区的问题。

根据蒋介石的反共军事部署，第8战区所属的3个集团军，除原屯集于陕甘宁边区周围的2个集团军外，又从执行河防任务的3个军抽调两个军，进驻洛川、宜川、耀县、三原、旬邑、淳化、彬县、平凉、固原等地。到7月间，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队，连同原有的2个集团军近50万人，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随后，国民党军便进行军事挑衅。7月7日，胡宗南部首先炮击边区鄜县柳林区。7月9日，炮击关中分区。在7、8两月，共进行了几十次试探性的挑衅进攻。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危机非常严重，中国抗战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局面。

对国民党准备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力争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制止。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奇书网—wＷw.QiＳuu.cＯm］

各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7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团结一切抗日民众，迅速地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宣传攻势。6月14日，延安各界召开庆祝联合国日大会，数万军民参加，发表了致蒋介石电，要求“国共两党团结起来，打击敌人的进攻”，“停止反共内战”。自7月1日起，延安《解放日报》连接发表社论和宣言：7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社论，7月2日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7月9日的《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社论，7月11日的《全体人民动员起来，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社论，7月12日，毛泽东写的《质问国民党》社论，7月13日，博古写的《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这些社论和宣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进行了充分的揭露。7月9日，延安民众3万人举行大会。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主持大会，朱德、刘少奇、贺龙等领导人在大会上讲话，号召边区人民为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斗争，要求边区军民严阵以待，给进攻者以迎头痛击。大会向全国发出《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指出“目前国内政治上许多反常事件，我们长久地忍隐不言，以期相忍为国，渡过难关。不料反共分子的欺压毒焰，继长增高，暴行虐政，有加无已。今竟敢冒天下之大不匙，调抗战之将士，肆内战之阴谋；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一党至上，专制集中；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异盗卖法西斯；放弃团结原则与统一战线原则，无异置民族死地。”呼吁“认清日寇第五纵队的阴谋策动是不利于国家民族的，是帮助日寇侵略的。我们请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命令抗日军队仍返原防，保持团结，避免内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90～492页。]

这次集会还特别请了国民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出席。会后，他们给重庆报告了延安作好反击准备的情况，劝阻不宜进攻边区。其他各解放区军民也纷纷集会，发表通电，要求坚决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军事冒险。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方面还直接向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7月4日，毛泽东打电报给驻重庆的董必武，让他立即将国民党要发动反共战争的消息“向外间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为章交涉制止”。[《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同日，朱德致电胡宗南，指责他为何“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边区？7月6日，朱德再电蒋介石、何应钦，指出：“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电文历数了自5月以来，边区周围友军，不断向八路军进逼，八路军一再退避的事实，指出边区的形势自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对此形势，“谨电奉陈，敬乞明示方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0页。] 要求蒋介石立即制止进攻边区的反共阴谋。

7月6日，陕甘宁边区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包围陕甘宁边区的20个国民党将领，呼吁“当此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际，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宋明覆辙，不容重袭。”[《坑战时朝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

中国共产党在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的同时，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各县自卫军枕戈待命，延安所属分区紧急备战，各部队调住前线，第358旅从晋北调往边区南线，第359旅也作了反顽进攻的部署。为了进一步应付内战的爆发，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已调晋西北四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六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7月10日，蒋介石令胡宗南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11日，蒋、胡均电告朱德说：“无意进攻，纯属误会。”12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澈退两个军部及一个师。这样，蒋介石集团不得不停止其反共的战争阴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解放区军民反击国民党反共磨擦的同时，对蒋介石公开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专制独裁理论，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亲自组织领导开展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以进一步肃清蒋介石散布的独裁主义思想的影响。参加会议的有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王学文、何思敬、齐燕铭、陈唯实和吕振羽等。

在刘少奇的具体领导下，在1943年的七、八月间，中国共产党以延安的《解放日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如毛泽东的《质问国民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道路》，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等等。《解放日报》

还发表了许多社论，如《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等等。这些文章和社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全面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通过批判《中国之命运》，在理论战线上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使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进一步陷于被动和孤立。在阴谋败露、形势被动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9月13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承认中共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1页。]

在中国共产党有力的反击下，蒋介石不得不派出王世杰、邵力子找董必武会谈，提出双方停止互相刺激，表示无意对边区用兵，主张政治谈判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对顽固派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于10月6日发出指示：6日起，《解放日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至此，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就彻底地被制止了。

二、1944年的国共谈判

还在1943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蒋介石就提出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由于蒋介石是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企图通过谈判“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其提议未予理睬。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后，中国共产党鉴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局的发展，为了团结和集中全国力量抗日，并准备对日反攻，决定继续与国民党谈判。

1944年1月16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告以中共拟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中择一人或三人同行，到重庆会见蒋介石，井同国民党重开谈判。2月2日，国民党中央复电延安，表示同意周、林、朱三人同去重庆。为试探国民党的态度，17日，毛泽东告知郭仲容，决定先派林伯渠为代表与国民党谈判。

国民党为准备谈判，由何应钦在3月提出一份《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其主要内容：关于军令军政问题，要求中共绝对服从军令严守纪律，人事应遵照中央法规办理，参谋及政工人员应由中央派遣，军队教育应遵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检阅；关于第18集团军间题，可准增编为两个军（每军3师每师3团），不准在编制外另设支队及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一律取消；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名称改为陕北行政区，行政机构称陕北行政公署，隶属行政院，行署主任由中央简派等等。其核心是所谓的“政令统一”。

1944年5月2日，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同时到达西安。5月4日，国共双方代表开始会谈，至11日，先后进行了五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以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所作的《关于宪政和团结问题》讲演中提出的五点要求作为谈判的基础。

这五点要求是：

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

三、承认中共领导的一切抗日军队；

四、恢复新四军番号；

五、撤销对各根据地的包围和封锁。

国民党代表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先谈军事问题和边区问题。林伯渠表示同意。在谈到军事问题时，林伯渠提出，经过7年多的抗战，中共领导的正规军已有477500余人，本应编为47个师，但为问题易于解决，先编6个军18个师。而国民党代表只同意4个军12个师。

在谈到边区问题时，林伯渠提出，边区辖区及民主制度不变。国民党代表提出，把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实行国民政府的法令。在第五次会谈时双方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经双方代表签字后各自向中央报告，请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会谈记录凡4项17条，全文为：

甲、关于军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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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十八集团军暨原属新四军之部队，服从军事委贝会之命令；

二、前项部队之编制，最低限度照去年林彪所提出四军十二师之数；

三、前项部队经编定后，仍守原地抗战，但须受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之指挥，一俟抗战胜利后，应遵照中央命令移动，以守指定集中之防地；

四、前项军队改编后，其人事准由其长官依照中央人事法呈报请委；

五、前项军队改编后，其军需照中央所属其他部队同样办法，同等待遇。

乙、关于陕甘宁边区者

一、名称可改称陕北行政区；

二、该行政区直属行政院，不属陕西省政府管辖；

三、区域以原有地区为范围（附地图），并由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四、该行政区当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可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五、该行政区预算，当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六、该行政区及第十八集团军等部队，经中央编定发给经费后不得发行钞票，其己发之钞票，由财政部妥定办法处理；

七、该行政区内，国民党可以去办党办报，并在延安设电台；同时国民党也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并允许在重庆设电台，以利两党中央交换意见：

八、陕甘宁边区现行组织，暂不予变更。

丙、关于党的问题

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推进民治，立即释放新四军事件而被捕之人员，及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如廖承志、张文彬等，并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军之军人家属。

丁、其他

一、中共表示继续忠实实行四项诺言、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并领导建国；国民党表示愿由政治途径公平合理解决两党关系问题；

二、撤消陕甘宁边区之军事封锁，现在对于商业交通，即先予便利；

三、敌后游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问题，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一切按有利于抗战的原则去解决。[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台北1985年版，第258～259页。]

显然，中共代表对国民党的要求作了很大的让步。尽管如此，当林伯渠按约首先在记录上签字后，国民党代表却违背前约，拒绝签字[《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98页。]。

5月17日，国共双方谈判代表一起飞重庆继续谈判。

国民党方面对中共代表来渝谈判作了精心准备。早在2月中共决定先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方面就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制定林伯渠来渝后的对策。梁寒生、吴铁城、张厉生、陈布雷、陈立夫、潘公展，何应钦、徐恩曾等军政要员，多次聚会嘉陵新村4号，研究“关于林伯渠来渝对策”和“对中共政治解决方案”。关于谈判的原则，决定“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其成功”，“在大的原则上坚持，俾中外人士易于理解”，“对具体细目表示无不可以商量之态度”。[《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之要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月15日，蒋介石就林伯渠来渝与外籍记者赴延安作专门指示：“此次林祖涵之来渝”，“我方应首先提出之最重要者，为军政、军令之统一，中共方面必须遵守。”“我方与之谈判，所持军事与政治之根本要求，两相比较，政治方面可酌予放宽一步，但于军事方面之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之统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束渝之准备注意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民党为执行上述方针，同时也为了防止林伯渠到重庆后扩大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制订软化、监视林伯渠的活动计划：

（1）即电西安注意林到西安后之活动，并派员随车到渝，注意其在途次之动态与表现。

（2）到渝后，借招待之名，指定住所，派宪兵担任警卫，借以监视其行动。

（3）发动与林过去有友谊关系之党国元老与之往来，以感动之，设法使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

（4）派精通外语及有政治修养之干部，充任对林招待，经常随林出入。

（5）控制其与外人接近，其与外人谈话，事先予以劝导，发言不得违背国家民族之立场，

（6）请其到中政校讲话，摘予发表并予以评论。

（7）运用各党派对我抱好感之人士与林谈话，表示劝告中共放弃军权政权以谋国家之统一。”[《林祖涵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甚至在公布谈判的消息问题上，国民党也费了一番苦心：“在商谈已有不成之见端时”，应由国民党中宣部向外公布。“若《新华日报》披露谈商不能成就时，扣留其消息，而先由（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如中共以大局为重，此次谈商必有适当之结论’之乐观消息，以混乱《新华日报》之报导。”[《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之要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由于国民党没有谈判的诚意，所以当22日林伯渠将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共二十条，交给张治中、王世杰后，他们认为所提条件太多，拒绝转呈蒋介石。中共中央6月3日复电林伯渠、董必武，决定将原提案的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小问题改为备忘录。

中共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

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抗日各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共军队应编为16个军47个师，目前至少给5个军16个师的番号；

中共军队的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

在物资上充分接济八路军和新四军；

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撤销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和经济封锁；

释放各地的被捕人员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343页。]

上述各条合情合理合法，但仍遭拒绝。

6月5日，张治中、王世杰向林伯渠面交了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这个《提示案》对于中共提出的有利于抗日和两党合作的要求一字未提，反而要借谈判达到其削弱中共力量的目的。其主要内容：在军事上，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4个军10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在根据地政权问题上，规定把陕甘宁边区的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实行中央法令，根本没有提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对中共的合法地位等问题也是只字未提。[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台北1985年版，第269～271页。]

这个提示案正如周恩来所揭露的那样，“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哪里就必须到哪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页。]

这样的条件，中共当然无法接受。6月11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指出张、王拒绝中共提案，又不转报国民党中央，只片面要求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提示案，阻碍了谈判的进行。6月15日，张治中、王世杰复信林伯渠，称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但解决办法仍照国民党提示案不能变动，谈判遂成僵局。

国民党为隐瞒国共谈判的真相，把未达成协议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于7月26日，由其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国共关系已有改进，并将继续改进”，“政府的观点和共产党的观点事实又无严重分歧”，“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是在于中共党人一方面宣称他们有意合作，但事实不然，他们所作的事情和他们的说话相反”，并宣称国民党中央“始终以最大诚恳，宽容与忍耐，谋谈判之成功”[《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等等。为了澄清是非，8月12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用事实逐条驳斥了梁寒操的种种谬论后严正指出：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根本障碍在“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只有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

9月5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指示林伯渠，要他在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时，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另一方面公布国共谈判的文件，使全国人民了解此次谈判的真相。9月15日，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4个月来的经过，以及迄今还无结果的原因，提出了挽救危局，准备反攻的办法。他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正式提出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备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9页。]

林伯渠的报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得到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在继林伯渠的报告之后，张治中代表国民党作了关于谈判经过的报告。至此，国共间的谈判告一段落。

这次国共谈判历时半年多，虽然因为国民党顽固地坚持反共立场而未获结果，但通过这一谈判，缓和了因反共军事磨擦而造成的两党关系的紧张，避免了国共的内战与分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随着美国政府代表和第三方面民主人士的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标志着国共谈判和斗争进入以“建国”为中心的新阶段。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一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胜利。日本为挽回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从4月起，发动了以打通中国东北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为目的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官兵虽不惜牺牲进行了抵抗，但并未能阻止日军的长驱直入，稳住正面战场的局势。到12月初，在8个月时间内，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数十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分，丢掉了140余座城市和数十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人民沦于日寇统治之下。这次大败退，暴露了国民党军事上的腐败与无能。

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失利，政治上、经济上的危机也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国民党在政治上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推行党化政策，所谓“集体入党”、“举手入党”的怪事层出不穷。作为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重要手段，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被大大强化了。在国统区，特务机构林立，监狱、集中营遍及各地，农村的保甲制度森严。这种封建和独裁的政治制度，使整个国统区呈现出吏治腐败、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局面。因此，随着军事上的溃败，从1944年，全国民主宪政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挽救国家的危局。

在国统区，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再度组织各种团体，开展多种活动，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统治机构，开放党禁，保障人权，走民主建国的道路。1944年1月，民主宪政座谈会在重庆召开，并创办了宣传民主宪政的大型刊物《宪政月刊》。宪政杂志社每月在重庆召开一次宪政座谈会。5月，“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大后方许多报纸，如重庆的《新蜀报》、成都的《华西日报》、昆明的《云南日报》，西安的《秦凤日报》等，都连续不断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立即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政治民主，以挽救严重时局，主张“非民主不能动员国力，非民主不能强化团结，非民主不能澄清吏治，非民主不能激扬士气，非民主不能增加外援，非民主不能准备进攻与反攻”。[《中国当前的民主运动》，《华西日报》，1944年5月22日。]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指导全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揭露国民党在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的承诺的虚伪性，并决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讲，重申了中共要求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重选国大代表的主张。

在随后举行的国共谈判中，中共鉴于国民党没有谈判的诚意，于9月4日电示林伯渠、董必武等：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成熟，其方案是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9月15日，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在《如何解决》的讲演中，进一步阐明了召集各方代表召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

第一，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

第二，国事会议应于最近期间召开。

第三，在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原则，通过切合时宜、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

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一党专政的政府。

第五，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

第六，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365页。]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得各民主党派、各界人民的拥护，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9月19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认为要获得真正的团结和统一，“唯一的途径，就是先实行民主。”

《华西日报》在同一天也发表社论说：“抗战若要胜利，必须团结。团结若要坚实扩大，必须民主。”“一切问题靠民主解决，一切危机靠民主克服。”[《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0日。]

在重庆的各界社会人士张澜、沈钧儒、郭沫若、冯玉祥、李济琛、陶行知、柳亚子等纷纷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9月24日，重庆各党各派各界代表500余人，在迁川大礼堂集会，要求彻底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各党各派民主联合政府，并通过了沈钧儒等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提议。10月4日，成都各界2000余人举行国是座谈会，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迅速成立联合政府。

1944年11月和1945年初，中国共产党先后两次派周恩来与国民党商谈具体实现联合政府问题，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毫无结果。

到1945年初，国民党统治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声势越来越大。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时局宣言，提出诸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开放党禁”等十项主张。[《新华日报》，1945年1月26日。]

2月，重庆文化界300余人，妇女界87人，3月，昆明文化界340多人，4月，成都文化界100余人，先后发表联合宣言，一致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国事会议，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同时，集会的规模越来越大，斗争的形式也发展到示威游行。昆明学生于五四纪念日举行了1万多人的游行示威，喊出了“立刻停止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组织！”“召开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口号。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使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为迎接抗战胜利准备了有利条件。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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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政，争取困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斗争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七大”和国民党“六大”的召开

虽然国共谈判一年多来毫无结果，但到1945年春夏之交，整个国际形势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希特勒法西斯即将被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也行将败亡，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己成定局。中国抗日战争亦处于大反攻的前夜。在历史转折关头，各阶级、各党派都对时局表示了极大关注，都对战后安排、战后中国命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先后召开的。

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酝酿已久，经过了充分的准备。

早在193S 年10月六中全会就决定召开七大，1944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正式决定于1945年4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是在1944年5月21日召开的。会议进行了11个月，在这期间召开了四次大会。六届七中全会的第一次会议，听取了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七大”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

1945年3月31日的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准备向“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和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1945年4月20日的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准备向“七大”作的军事报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了“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及会议日程。

所有这一切，都为七大的召开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45年4月21日，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阐明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做急躁，全党要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19页。]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121万党员。

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等也作了发言。

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大会经过详尽的讨论，一致通过关于政治、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大会认为，经过长期战争的锻炼，中国人民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觉悟和团结的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又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有利的国际形势。因此，同中国近百年来历次人民斗争的失败和挫折相比较，这一次不同了，已经存在着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大会同时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在抗战以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将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使抗日战争在有利的形势下又潜藏着极大的危机。这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大会尖锐指出：由于国民党继续反动独裁统治，拒绝进行民主改革，由于它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2页。] 这就是一个黑暗的前途。

在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大会确信“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这也就是七大的任务。

大会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既不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民主主义的国家，也不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大会强调指出，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主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又是内战的祸胎。只有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才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达到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目的。民主联合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是全国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大会还拟定了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前和之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两个具体步骤。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也作了全面的说明。大会的文件、报告和发言，还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规律，对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4月25日，朱德在会上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报告分五个部分，中心问题是根据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军事路线。朱德首先论述了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创造、发展过程，及其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指出：“这种解放区的力量，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所有的力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力量，使中国人民有了胜利的展望，有了民主和光明的展望。”[《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页。] 现在抗日战争已处在大反攻的前夜，解放区战场乃是大反攻的战略出发点和大反攻的最前面的战略基地。

随后，朱德又论述了抗战中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系统地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与此相反，从全民总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打击日寇出发，从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出发，从团结一切友军出发，从积极打击敌人增强自己的战略战术出发，就构成了一条中国人民的抗日军事路线，这是解放区胜利的关键。[《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朱德在报告中概括为：实行内线与外线的灵活作战；对于敌人的包围实行反包围，对于敌人的“扫荡”实行反“扫荡”；以我之集中，歼灭敌之分散，以我之分散，袭击敌之集中；基本原则是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最后，朱德根据大会政治报告提出的总任务、总路线，指明了共产党在三种不同地区的军事任务：在全国，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帅部，成立民主的联合统帅部，改造国民党军队；在沦陷区，加强对人民的政治争取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对敌伪军警的政治影响；解放区的军事任务是，扩大解放区，扩大人民武装，提高军事技术，准备好大反攻的物质基础等，中心的战略任务是，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转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

大会在听取了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偏向。”还规定必须在党的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坚持民主集中制。所有这些，使全党能够在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候，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制度上得到正确的指导，团结一致地去争取胜利。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大会选举的中央领导班子，是经过充分酝酿产生的。在选举中坚持了三个原则：

（1）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

（2）对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

（3）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名单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以这样的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1945年6月19日，举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七大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中共七大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召开的。它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是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的。此次大会为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抗战后期的战略转变，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在理论、思想、组织等各方面作好了准备，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础。

二、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全国民主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为谋对策，抵制联合政府，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正式代表600人，列席代表162人，前届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委员149人也出席大会。会议根据蒋介石提名推选居正、于右任等36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吴铁城、狄膺为正、副秘书长。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主持开幕式并致词，谓本次大会有三项任务：

（一）加强战斗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二）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

（三）增进入民生活，贯彻革命终极目标。

大会听取了吴铁城的党务报告、吴鼎昌的政治报告、程潜的军事报告、白崇禧的续军事报告、翁文灏的经济报告、潘公展的特种问题报告、何应钦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组织情形及湘西战役经过报告以及几个省的党务报告。大会通过的主要议案有：关于政治报告、党务报告、军事报告、外交报告的决议案、《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关于民众运动之决议案》、《关于健全党务及党的组织活动等之决议案》、《促进宪政实施各种必要措施案》、《中国国民党党章》、《确立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纲领案》等。

大会对关系到中国前途的宪政问题、联合政府问题根本予以抹杀，公然诬蔑“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21页。] 断然拒绝中共提出的深得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欢迎的“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决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然而，参加“国大”的代表依然还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包办“选举”或圈定的，所要通过的宪法，“仍以国民政府公布之五五宪法草案为讨论基础”，且“国民大会职权问题，以及其他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之各项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慎重研讨后酌定之”。[《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60～961页。]

实际上，这种由国民党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只不过是用来抵制联合政府，维护独裁统治的又一块盾牌；而大会通过的“宪法”，也不过是给一党专政披上合法的外衣。

至于所谓的“还政于民”，正如新华社评论所揭露的那样，不过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把独裁的大权由左手‘还’给右手”的把戏而已。而大会期间，冯玉祥等人提出的《加强民主措施，促成国家统一案》、《确立重新推选国民大会代表，以便实施宪政案》、《请修正国民大会组织法案》等真正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议案，却被国民党当局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常会慎重研讨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562页。]。一句话打入冷宫。国民党民主派的意见遭到大会的压制。

对中共问题，大会坚持蒋介石的观点，即：“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潘公展在“特别报告”中称：“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与环境。当前对中共之争论，应集中于反驳联合政府，反驳抗日战争中有两条路线的论调，反驳中共具体纲领，与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225页。]

5月17日，大会就中共问题通过了两个决议案：一是对外公开发表的《对于中共问题的决议案》，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因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此时尚不敢公开反并，遂打出“政治解决”的幌子，指出：“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淡解决。”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22页。]

另一个是不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诬蔑中共武装割据，破坏抗战，要求“凡我同志均应提高警惕，发挥革命精神，努力奋斗，整军肃政，加强力量。”为此，提出了大量吸收工农党员、吸收知识分子、加强国际宣传、加强党员政治训练，加强党团组织、加强敌占区工作等具体的方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60页。] 试图先与中共打一场“政治”战。根据确定的反共方针，大会决定成立特种委员会，专门进行反共活动。

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第三项内容，是通过旨在政治上维持一党专政、经济上发展官僚资本的政纲政策。例如《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农业政策纲领》、《劳工政策纲领》、《工业建设纲领实施草案》、《确立民生主义之经济建设纲领案》、《本党政纲政策》等。

最后，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章》并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大会以代表“起立方式”推选蒋介石为总裁，并将原来总章中国国民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改为“行使”总理职权，再次加强了蒋介石的独裁地位。大会选出六届中央委员会222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90人、中央监察委员104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44人，组成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又修正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增加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推举戴传贤、于右任等25人为常务委员，推举吴敬恒、张继等7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批准蒋介石、孔祥熙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另选宋子文、翁文灏接任。

这次大会，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支配下，决定拒绝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确定了实行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政策。大会闭幕后不久，国民党就调派10余个师兵力，进攻苏浙地区的新四军，7月，又调兵遣将向陕甘宁边区进攻。

这一切表明，国民党坚持独裁，准备内战，要把战后中国引向黑暗。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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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政，争取困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斗争

第三节 中美关系的演变

一、史迪威事件

在抗战后期，随着中国国内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美国的对华政策也逐渐发生变化，即由扶蒋联共转向扶蒋反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第一是有效地进行战争。第二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国际）组织以及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承认并促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国。”[〔美〕赫尔：《赫尔回忆录》，纽约1948年版，第2卷，第1583页。]

从这一原则出发，美国执行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政策，为此，罗斯福政府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援助中国的措施。1942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6月，又根据《租借法》签订了《中美互助协定》。为了利用中国军队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的进攻，并把中国作为将来反攻日本的基地，美国政府还大大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1941年12月成立了中国战区，并派史迪威将军来华。在滇缅公路被日军截断后，美国又开辟了一条从印度东北飞越喜马拉雅山险阻到昆明的“驼峰”援华运输线。罗斯福向中国保证，不管仰光是否失守，不管从印度经缅甸到中国的陆路运输线能否保持开放，这条空运线一走要维持，以便使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9页。]

在政治上，罗斯福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1942年1月1日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把中国同美、英、苏并列于宣言签字国之首。

1943年1月11日，美国与中国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放弃了它在中国享有近百年之久的特权。10月，美国不顾英、苏的反对，坚持中国应成为《普遍安全宣言》（“四强宣言”）的签字国，作为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

12月，中、美、英发表《开罗宣言》，保证自1895年以来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中国。同月，美国国会应罗斯福要求，废除了1882年～1913年间制订的一系列排华法，给予中国移民与其它国家移民一样平等的入境限额。

在对待中国内政问题上，尤其是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罗斯福也希望蒋介石同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高级会议时，罗斯福对蒋介石多次表示，美国不会陷入中国内战的陷井里，希望中国各派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并要求蒋介石在战争尚在继续的时候，与延安“共产党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美〕埃利奥特·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纽约1946年版，第164页。]

为促使国民党政府改善国共之间的关系，1944年6月，美国政府决定派副总统华菜士访华。华莱士出访时，以考察农业为名，取道莫斯科，了解苏联对国民党的态度，以便与蒋介石商谈有关中苏及中共问题。当获悉苏联支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和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后，华莱士一行即于6月20日到达重庆。从21日开始，以国共问题为中心，同蒋介石举行了5次会谈。华莱士转达了罗斯福总统对国共关系的基本立场，即国共两党的党员都是中国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他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来调解，“他可能充当那个朋友”。[《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73页。]

进而指出，同民党的出路在于实行民主改革，接受中共合理建议，允许中共代表参加政府。但蒋介石不同意上述建议，说“中国人民并没有把共产党看作是中国人，而把他们看做是服从第三国际命令的‘国际主义者’”。[《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76页。]

因此，他坚持对中共的方针只能是：

“（一）中共军队接受政府指挥，归政府管辖，不准另有其他名目之军队。

（二）陕北区域，不得擅设违背中央之特种制度。”[《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第146页。] 否则不予中共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这种态度令华莱士失望。

随后，华莱士将中国之行向罗斯福总统作了汇报。他主张国并双方建立统一战线，建议美国政府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途径对其施加影响，使其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的起色的政策。而美国对华政策应当具有灵活性，以便能在更有希望的中国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华莱士还估计到，蒋介石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美〕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但是，罗斯福政府援助中国继续进行有效的抗日战争的政策，同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战、保存实力，准备反共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不仅华莱士访华未达到预期目的，而且不久又发生了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陆军中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罗斯福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而派到中国的。其使命是贯彻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并监督加强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战斗效能”。但是，蒋介石要求美国派一名高级官员作参谋长，本来的目的是希望获得更多美援，装备他的军队，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这样，围绕吏迪成的指挥权限问题、援华物资的分配权问题以及由史迪威统率全部中国军队等问题，美国的政策与蒋介石的立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1942年5月，第一次缅甸战役失利时，史迪威痛感中国军队“劣等装备”、“军火不足”、“愚蠢的指挥”及蒋介石的任意干预带来的不良后果，提出改革国民党军队的计划，要求撤换国民党的某些中、高级军官，并要求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除答应对个别军官进行“撤查”外，对史迪威的要求均未同意，史蒋矛盾加剧。

对于史迪威控制援华物资的分配权，蒋介石一直也是不满意的。这个问题的矛盾首先在美国空军调运问题上暴露出来。缅甸失守后，中东局势又由于德军的进攻而随之紧张，美英联合参谋委员会“不经预告”就把原来支援中国战区的重轰炸机和运输机调往埃及助英作战，削减了对中国战区的空运吨数和作战力量。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这是“无视中国利益”，质问英美“是否尚以中国战区为同盟国之战区”！蒋介石向美国提出三点要求：调派美军打通滇缅交通线；保证每月空运五千吨援华物资；并要求免除史迪威对租借法案的控制权。对此，罗斯福一方面向蒋介石作了解释，同时也有条件地作了让步，答应出兵共同打通中印公路连接滇缅交通线，增加空运援华物资，但仍要保持援华物资的控制权。罗斯福的缓解并没有消除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

随着战争的发展，史迪威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史迪威早在20年代就在中国工作过。1935至1939年曾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通过长期的在华观察，了解到国民政府“是个腐败残暴的政权”，政治上不民主，军事上消极抗日，经济上贪污腐化，囤积援华物资。而共产党军队虽然装备不良，但坚决抗日，成绩显著。史迪威等人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张采取联共方针。

1943年9月6日，史迪威首次提出使用和装备中共军队的建议。为了了解中共并与中共建立联系，1944年1月15日，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拟定了派遣美军观察团到延安的计划。2月4日，史迪威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用50万军队在华北围堵中共军队。对中国抗日战争有大损害。对此罗斯福颇感忧虑。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到延安的要求，遭到蒋的拒绝。3月22日，罗斯福再次致电催促蒋介石。在罗斯福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4月22日表示同意，但在具体实施时，却又以种种理由进行拖延。

1944年夏，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之下，国民党战场出现了大败退，美国政府担心影响美军在太平洋方面作战的胜利。7月6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中国的情况是那样危急，如果不立即采取根本的行之有效的挽救办法，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挫折。”他强调指出，日本的进攻“不但威胁着你的政府，而且威胁着美军在中国的一切建树。”[〔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的对外政策（1932—1945年）》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1页。]

罗斯福竟强烈要求由史迪威指挥“统帅中美一切军队，授以全责与全权，以调度和指挥必要的行动而阻遏敌军的深入。”同时派出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赴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是华莱士访华时确定下来的，其宗旨是“考察共产党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在团长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分两批飞抵延安。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考察。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极为重视。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8月18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问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此后，在8～9月间，毛泽东还向解放区发出10余次电报，要求各解放区在军事情报、修建机场、沿海登陆等方面配合美军。8月21日，毛泽东在给华中局的电报中指示：“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五师地区美军已派人去，我们已许其设无线电网并供给情报，……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己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9月9日，毛泽东再电华中局，更加明确地将与美军的合作定力党的方针：“机场修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4页。]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与美国合作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中国必须工业化，这只有通过自由经营和借助外国资本帮助才能做到。

因此，中国与美国能够而且必须合作。[〔美〕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美军观察组通过在延安、山西等抗日根据地的实地考察，也相信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现实性。7～10月间，美军观察组先后发出50余份报告书，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作了客观的分析。戴维斯在他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党已经历了十年的内战和七年的抗日战争。他们经历了不只是比中国中央政府军队所曾受的更大的压力，并且也经历了蒋的严密封锁。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壮大了。……具有这种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了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下，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第509～510页。]

因此，戴维斯认为：“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美国“必须放弃它对蒋介石公开承担的义务”，“在即将到来的争取中国的斗争中‘倾向’共产党人”，“支持共产党人是‘使我们自己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站在一起，的最好办法。”[〔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2年版，第192、195页。]

他们还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会见观察组全体人员及与他们作过多次重要谈话的情况及内容报告美国政府，给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形势表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正朝着涟康的方向发展。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活动，使蒋介石感到巨大压力，他担心史迪威使延安获得部分援助物资。蒋与史迪威的矛盾更加激化。

8月8日，衡阳失守，正面战场战局日趋恶化。此时，美国已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可以直接从该岛轰炸日本，中国空军基地的战略价值也随之下降。

但罗斯福仍担心美军攻占日本本土后，日本可能会利用中国大陆继续战争。

为敦促蒋介石积极对日作战，8月21日，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了涉及中国主权的不适当的要求：“我强烈要求你采取必要的措施，尽早地委以史迪威将军指挥你领导下的中国军队，我要求对此事付诸行动，……进一步拖延就可能为时太晚，从而中国和盟国早日打败日本的计划在军事上不可避免地遭到灾难性的悲剧。”[〔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年）》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4页。]

9月6日，赫尔利到达重庆，8日与蒋介石进付会谈。蒋拒绝了罗斯福的提议。9月18日，罗斯福再次电蒋，措施强硬，指责其迟迟不任命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行为。这封电报第二天由史迪威递交蒋介石，蒋十分恼怒，“引为平生耻辱”。[《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第157页。]

9月25日，蒋介石把一份备忘录送请赫尔利电转罗斯福，说明不能委派史迪威统率全部中国军队的重大责任，指责史迪威漠视“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合作基础，“不适合承担新的指挥职务会加在他身上的重大而复杂的责任”，对他委以重任将会给中美军事合作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美〕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19页。]

史蒋矛盾白热化，使罗斯福在对中国政策上面临一个新的选择：是否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

此时，作为罗斯福总统特使赴华的赫尔利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来罗斯福交给赫尔利的任务是：

1.促进蒋将军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和谐关系，便利后者时归他指挥的中国军队行使指挥权；

2.在执行任务中，要同驻重庆的高恩大使保持密切联系，并随时把你的活动通知他。[〔美〕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但是，赫尔利对他的任务有自己的理解：使中国留在战争中；使中国保持在战场上；将一切中国军队统一起来进行对日作战；必须使蒋介石政权控制中国政府。[〔美〕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

他把支持蒋介石当作了自己的主要使命，并将解决国共两党的矛盾寄希望于苏联。为此，在来华之前，他特意绕道苏联，试探苏联的态度，在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保证后，他轻易地相信，国共两党的政治解决不难实现。

自9月6日到达重庆后，他就把注意力集中于调解史蒋矛盾。但是，由于他是以支持蒋介石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当他得到了蒋介石承诺为了同共产党达成一项政治办法可以作某些让步的时候，他就向罗斯福建议解除史迪威的职务。[《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692—693页。]

10月10日赫尔利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进一步肯定了蒋介石，称：“除史迪威外，在你和蒋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议中支持吏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也就很可能会失掉中国。”[《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726页。]

赫尔利的活动产生了作用。

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并任命魏德迈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的职务。随后，赫尔利又接替高思为美国驻华大使。史迪威于10月22日离华，途经缅甸、印度返美。史迪威事件，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标志，从此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扶蒋反共。

二、赫尔利使华

1944年9月，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以调解史迪威同蒋介石的矛盾名义来华。在经多次与蒋协调之后，他建议罗斯福召回史迪威，从而把美国对华政策由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援蒋抗日变为扶蒋反共。

11月初，执行史迪威路线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辞职，赫尔利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美国政府给赫尔利的使命是：

一、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

二、支侍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

三、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间的关系和谐；

四、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

五、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页。]

显然，赫尔利使华的主要使命已完全不同于史迪威的使命，抗日已降为次要事项，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军事”，稳定其政治和经济，成了主要任务。

为了实现其帮助蒋介百统一中国，压制和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赫尔利在史迪威离职后，马上介入国共关系的“调停”。11月7日，赫尔利携一份经王世杰、张治中修改过的与中共谈判的草案飞往延安，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愿意调解国共关系。尽管中国共产党对赫尔利的真意抱有怀疑，但由于中共此时对美政策仍是希望与美国建立反日的统一战线、并将开展对美外交作为中共当前外交工作的重点，因此愿意同美国进行军事和政治的合作。

直到1944年12月，毛泽东在同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的谈话中，还表示不管同国民党人的政治决斗结果如何，共产党人和美国人也许仍旧能够通过军事合作来挽救双方的关系，共产党人愿意在联合军事行动中进行合作，而且愿意与美军并肩战斗。[〔美〕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91～98页。]

基于上述原因，赫尔利的延安之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欢迎。经过两天两夜，正如他向罗斯福总统报告的：“我们以最紧张热烈、最友好的方式，争辩，一致，不一致，否定，承认，对我的五点方案来回讨论，直到最后加以修正……。”[〔美〕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页。]

这样，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经过四次协商，双方于11月10日在延安王家坪达成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军事统帅部和承认中共之合法地位的五项协议：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冶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字）

北美合众国大总统代表：赫尔利（见证人）（签字）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时四十五分毛、赫双方在延安王家坪签字）”[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竞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394页。]

上述五条协定，尽管与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但当时如能实现联合政府方针，对抗战事业和中国的进步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签字之后，赫尔利感到自己使命成功在望。同一天在致毛泽东的信中不无兴奋地称：“我感谢你的光辉的合作与领导。这种合作与领导表现在你率领你的政党提出协定上，这一协定你已受权于我带给蒋介石主席，我同样感谢你要我转交美国总统的卓绝的信件。阁下，请信赖我对于你用以解决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智慧和热忱的品质，深感愉快。你的工作，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贡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395页。]

但是，国民政府却坚决拒绝了五项协议。蒋介石认为如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他的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195页，1944年，第6卷，第699页。]

1月22日，针对五点协议，蒋介石又提出所谓三点“反建议”，主要内容是：

“（一）国民政府，因欲有效完成所有国内武力之统一与集中，俾能从速战胜日本，且对中国之战后复兴，寄其厚望，故愿将中国共产党之武力，于改编后收为国军之一部分，此后该共产党武力，在薪饷、津贴、军火及其它配备方面，即取得与其他部队之同样待遇，井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

（二）中国共产党应在抗战建国方面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经由军事委员会将其所有部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国共产党之高级军官中，遴员参加军事委员会。

（三）国民政府愿遵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并经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并愿采取政策，以策进步而促进政府之民主程序。”[《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

这三点“反建议”只字不提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其实质是以合法手段达到灭共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背叛他在延安说过的话，竟然置双方庄严签字的“五点协议”于不顾，硬说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有积极因素，劝说中共接受。

赫尔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恶劣行径，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抵制。11月22日，当他将国民党的三点建议交给周恩来的时候，为周严辞拒绝。12月7日，周恩来、董必武等返回延安。

随后，赫尔利多次电邀中共代表到重庆继续谈判。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留在重庆的王若飞：“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4页。]

12月28日，周恩来复信赫尔利：在联合政府问题上中共不愿“继续进行抽象的探讨”，请他转告国民政府先要解决四个具体问题，即释放一切政治犯，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诅出版社，1957年版，第145页。] 但上述起码的民主要求，也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此时，赫尔利还不敢关闭与中共谈判的大门。中国共产党也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派周恩来于1945年1月24日再次赴渝与国民党谈判。国民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是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赫尔利应双方邀请列席了会议。

会谈中，国民党方面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原三点“反建议”的基础上，又提出三项办法，即：在行政院下设一容纳中共及其他党派的战时内阁；由军事委员长委派国共军队军官各一人、美国军官一人组成三人混合委员会，负责拟定中共军队整编及待遇之办法；指派美国军官一人直接指挥中共军队作战。三项办法的实质依然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迫中共交出军队。中国共产党拒绝了国民党的三项办法，2月2日，提出了《关于党派会议的协议草案》，主张先解决民主，后解决军队，但再次被蒋介石拒绝。至此，谈判陷入僵局。2月16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就在赫尔利协助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演双簧戏的时候，赫尔利己准备公开与中共摊牌，开始清洗主张联共政策的美国在华军政人员。1945年2月28日，艾奇逊、戴维斯等五位美国驻华官员起草给国务院的报告，主张不要无条件对蒋承担义务，遭到赫尔利的拒绝，其后戴维斯等一批客观反映情况的外交官开始遭到清洗。进入1945年后，欧亚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更加明朗，美国世界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争夺势力范围方面，在中国便公开实施扶蒋反共的政策。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未放弃与美国合作的努力，1945年1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延安美军观察组提出了访问华盛顿的建议。内称：“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正式团体去美国，向对中国当前局势感兴趣的美国人民和美国官员进行解释和说明。下面是该政府严格限制不加公布的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希望将他们作为中国主要政党的领袖予以接待，毛和周即愿立即单独或一同去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议。”[〔美〕巴巴拉·塔奇曼：《假如毛和周来到华盛顿：如何抉择》，载《外交》，1972年10月。

但赫尔利把这个建议说成是美国驻外军官所策划的“共产主义阴谋”的一个部分，扣压了美军驻延安观察组1945年1月9、10日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希望访问美国的电报。罗斯福采纳了赫尔利坚决反对邀请中共领导人访美的意见，从而关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与发展外交关系的大门。此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完全站到了蒋介石一边。新任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认为，如果国民党同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就会“为更强有力、深得民心的共产党人……铺平道路”，使中共力量一天天壮大，甚至可能控制政府。[〔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45页。]

2月15日，就在周恩来发表离渝声明的同一天，魏德迈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有他签名的一份文件：“我们美国军事人员”“奉命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我们将不给中国战场内任何个人、任何行动、任何组织以任何支持。”[《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军7卷，第233页。]

这无疑是美国抉蒋反共的一项政策声明。

1945年3月4日，赫尔利和魏德迈从重庆回到美国，就美国对华政策向罗斯福总统汇报，进一步取得了罗斯福的支持。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号院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政党”，攻击中国共产党为封建军阀，阻止中国统一，“只要（中国）武装的政党和军阀还有足够的力量敢于反抗国民政府，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联合”，并无耻吹捧蒋介石说：“在中国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蒋运用了他所有的权力；然而他不是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把他所有的权力交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7卷，第317～320页。]

赫尔利的这番讲话，是抗战以来美国第一次带有官方性质的反共声明，它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已完全转向扶蒋反共。正如新华社在评论中所揭露的：“赫尔利将军着重说明：‘美国政府不能以武器援助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而只能援助国民党政府所领导的军队。要努力帮助国民党达到全国军事之统一’。‘美国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它，但并不会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解放日报》，1945年5月8日。]

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病逝后，新任总统社鲁门继承了扶蒋反共政策，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史给予美国改善中美两个大国间关系的机会就这样为美国方面断送了。非但如此，美国扶蒋反共政策还加剧了中国政局的动乱。毛泽东在此后不久撰写的《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文中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5页。]

三、美国加紧扶持和控制国民党

随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美国加紧了从各方面支持蒋介石的活动。

在军事方面，1944年12月，美国帮助蒋介石在昆明设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原任中国战区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鲁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司令，负责训练地面部队”并统一指挥美国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切人员。美国供应部队司令齐夫斯被派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后勤司令。控制美国援华军用物资的分配。魏德迈则以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的名义，直接掌握“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与后勤两个部门。

与此同时，美军在华人数大量增加。1945年1月，在华美军已达32956人，到日本投降时，又增加到60369人。1945年初，魏德迈以蒋介石参谋长的名义，同意帮助蒋介石训练和装备36个师的兵力。为此，在桂林设立中国军官参谋训练班，培养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在云南，美军帮助国民党军设立了参谋、步兵、炮兵、摩托、工兵、译员等大批训练学校，在兰州等地成立训练与供应装备中心等。通过这些活动，到日本投降时，美国共帮助蒋介百训练和装备了20个美式机械化陆军师，成为后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骨干队伍。此外，美国政府还大大加强了陈纳德率项的第14航空队及其运输能力，并在1945年2月，在昆明成立中国第之空运大队，由美军上校勃郎里任司令。

到1945年5月，一个月的空运总额已经增加到7万吨。美械师的装备和巨量军事物资的支援未被用于对日反攻，却变为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军事实力。

经济上，美国也加强了对国民政府的援助。1944年11月，以纳尔逊为首的美国战时生产代表团帮助国民政府建立了“战时生产局”，由翁文灏任局长，美国人杰克逊任顾问。不久，又在“战时生产局”下面设立了一个以生产军需品为主的机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以翁文灏为主任，纳尔逊为副主任。纳尔逊通过调查，拟定了一个中国战后经济发展计划。计划规定，战后中国不能发展重工业，只可发展一些纺织等轻工业，美国给予中国以广泛的“技术援助”。1945年3月，美国又派国务院财政顾问查理士·雷麦到中国，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商讨财政金融问题。同时，经由纳尔逊介绍，宋子文请美国政府派亨德逊担任国民政府特别顾问，协助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在交通运输方面，美国在1945年1月帮助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运输管理局”，以交通部长俞鹏飞为局长，美国麦克鲁兼任副局长。此时，中印公路和中印输油管已先后建成，美国对外经济处长克罗莱发表“促进对华供应与租供物资运输方案”，准备在中国建立集中运输制度。美国政府在租借法案下指拨15000辆卡车供蒋介石使用，并派遣技术团450余人来中国，帮助蒋介石建立独揽中国运输的制度。5月，美国同意国民政府取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并将4000辆卡车和4500万码棉布运往中国。据统计，1945年2月至10月，美国仅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输物资的卡车就达25783辆，运输总量达161986吨之多。仅7月份，美国运到中国的援蒋物资就达91183吨。

为了帮助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美国改变了战时中美在情报领域合作的方向和性质，帮助国民党训练反共特务，收集中共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搜集对日作战情报，于1943年4月15日同中国达成了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协定，规定美方同意向军统提供武装和其它电讯、气象、交通、医疗等器材和装备，帮助国民党训练特务。7月1日，该所在重庆市郊的磁器口正式成立。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少将梅乐斯任副主任，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在中美合作所建立初期，其主要任务是：扩大搜集与交换情报，布置东南沿海的敌后情报网和全国气象网，侦译敌方电讯，展开心理作战等。但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任务发生转变。其主要着眼点变成为抗战结束后培训维持治安的特务。美方为军统训练的特务主要包括刑事警察和保安警察两类，主要课程是学习如何对付政治犯和实施有效的镇压手段。特别到抗战后期，“中美合作所的基本方针是帮助国民党准备内战”。[〔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页。]

到1945年8月，中美合作所已在全国20多个地方举办特务训练班，训练出特务1万余名，并派出8000多名特务到全国各地进行阴谋活动。这些特务在日本投降时，充当了国民党抢占胜利果实，进行反共活动的急先锋。

此外，美国从控制中国的目标出发，还不断地派遣大批人员，以各种名义参加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为国民党最后抢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果实，支配战后中国命运，在各方面作了积极的准备。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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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实行全面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第一节 日本法西斯面临最后崩溃

一、雅尔增会议，德国投降与盟军战线东移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临近最后胜利。1月中旬，苏军从维斯拉河一线向奥得河一线发动了强大攻势。从2月下旬起，美英联军以渡过莱茵河为目标开始了进攻，德军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因此，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和处理战后的欧洲事务，已经摆到苏、美、英等盟国议事日程上。

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日军虽然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但日本法西斯还在继续顽抗，日本在中国战场和国内还拥有相当数量的陆军；美国政府认为，要最后消灭日本军事力量，尚需大约一年半时间及付出100余万人的伤亡代价，因而要求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

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及其外长在苏联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了欧洲战后处理和对日战争问题。会议决定了对德国作战，直至无条件投降，解散纳粹党和德国国防军，以及苏、美、英、法四国对德国进行分区管辖、惩处战犯、赔款和成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等问题。2月11日，苏、美、英三国代表签订了关于日本问题的秘密协定（亦称雅尔塔协定），具体内容如下：

“苏美英三强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

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246～247页。]

从上述条文中可见，美英以牺牲中国主权等作为条件，换取苏联政府同意在战胜德国法西斯两个月或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雅尔塔协定直至6月14日美国才通知中国政府，且在没有四大盟国之一的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有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协定。这是少数大国主宰世界、推行强权政治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然而，雅尔塔会议的功绩是主要的。会议协调了苏美英三大国最后打败德日法西斯的战略计划，对尽早结束反法西斯战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渴望迅速结束战争，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望。

雅尔塔会议后，欧洲战场上的苏、美、英等同盟国军队继续从东西两条战线加速向德国逼近。1945年2月，苏军进达奥得河，3月12日陷科斯钦。

至3月底歼灭德军60个师。4月19日，苏军又从奥得河开始发动全面攻势。

与此同时，在西方战线，美英军主力跟着后退的德军前进，3月初旬到菜茵河，遇到当面德军的抵抗，逐次渡河后，疾向德国中部平原进攻，在鲁尔区展开激战。4月25日，苏军和美军的先遣部队在易北河河畔托尔高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此时德国法西斯想单独向英美投降，而继续同苏军作战，但遭到同盟国的拒绝。4月28日，墨索里尼被处死刑，并暴尸米兰。4月30日下午3时30分，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2日，苏军完全占领柏林市。8日24时，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代表德国政府宣布向苏美英法四国无条件投降，并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欧洲战争结束。

德国投降后，盟军的作战重心迅即东移，全力对付日本法西斯。

早在雅尔塔会议刚结束时，苏军就拟订了增兵苏联远东地区的计划，特别是在。月5日苏日中立条约废除后，斯大林便下令增派指挥、参谋人员前往后贝加尔高级司令部、远东方面军和滨海部队。德国投降后，苏军加速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大规模地重新部署了兵力，将其从远达9000～11500公里的西部战区调往远东。1945年3月～4月，远东部队进行了换装，调运到远东的有570辆T—34坦克和其他技术兵器。4月底，大本营最后决定井批准把具有在类似远东自然条件下作战经验的部队从西线调到东线。苏军向远东集中兵力期间，沿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发送了2500列列车，其中1666列运送军队，1000余列运送装备和物资器材，共计13.6万个车皮。从5月6日到7月底止到达远东的有4个集团军（第5、第39、第53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共27个师、12个旅及特种部队。到远东战役开始时，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和第2方面军，共有4个坦克和机械化军、80个步兵、骑兵和坦克师、30个旅等，兵力超过15O 万人，火炮和迫击炮2.6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5000辆，作战飞机3800架以上。[〔苏〕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50，第665页。]

总之，至1945年8月初，苏军在兵力和兵器方面，特别是在火炮、坦克和飞机方面，形成了对关东军的绝对优势。

在此期间，由于欧战胜利陆续东调兵力，美、英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优势日益增大。1945年2月下旬，美军攻占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控制了吕宋全岛。接着，占领硫黄岛，并逼近冲绳岛，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登陆，6月30日攻克全岛，直逼日本本土。日本法西斯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

二、日本政治、经济危机加剧，外交求和处处碰壁

法西斯德国的崩溃，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连遭惨败，己使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1945年初，日军大本营估计：日本能够有组织地进行战争的时间，“即便竭尽所有努力，大概也只能以1945年中期为限。”[〔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732页。]

日本国力枯竭，矛盾与危机日益加深。长期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经济走向崩溃。日本是一个岛国，幅员狭小，资源贫乏，难以支持大规模长期的战争。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很大，由侵华战争不断扩大，嗣后又发动太平洋战争，随着在侵略战争中的夫利及长期战争中大量物资消耗，使军费开支逐年增加，发展到无限膨胀的程度。1937年，日本军费开支32.7亿日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234亿日元的14％。1944年，军费开支735亿日元，占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745亿日元的98.5％。[日本统计研究所八：《日本经济统计集》第35l 页。]

日本的庞大军费开支是靠在国内大量发行公债、增加税收和对占领区资源的掠夺来偿付的。到1937年，日本政府发行公债累计118.92亿日元，1945年为1295.60亿日元。滥发国债，也远远填不满侵略战争不断扩大所需军费开支的无底洞。因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费开支53％靠发行公债，27％是靠对占领区国家的直接掠夺，其余20％主要是靠增加税收。[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

公债、税收的逐年增加和扩大，直接导致的是日本国内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以日本1936年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37年上升到125.5％，1945年上升到350.3％。[《日本统计年鉴》第634页。]

物价上涨，使日本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饥寒交迫，衣食无着的困境。到1945年7月，每人每日供应定量仅有280克，其中尚有17.8％杂谷、薯类等代食品。其他生活必需品更是匮乏非常，因而黑市泛滥，人民怨声载道。

总之，1945年春夏，日本“人民处于饥饿、寒冷、囚首垢面的状态，象奴隶和囚犯一样地朝朝暮暮过着忐忑不安的生活。城市住宅由于军需生产的膨胀而极度不足。征用工挤在就地搭起的窝棚里仅仅能够容身而已。”[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

日本的战争经济体制已经面临总崩溃的败局。据联合国和盟军总部统计，如果以1937年为100，日本的生产总指数在1944年达到144，到1945年则降到57。换一句话说，战争末期日本的生产比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减少近50％。到1945年3月底，由于日本海军已彻底被击溃，飞机、舰船遭到毁灭性打击，特别是日本从南太平洋占领区域掠夺战略物资的运输线被切断，国内资源枯竭，储备告罄，其石油储存量仅有40万吨，海主作战已难以保障，汽车所用燃料和重油至二季度即将全部用空。和1943年相比，钢材生产量下降35％，储备仅26万吨，造船业下降27％。飞机制造业的生产在1944年最高时为28392架，到1945年则降到11000架。轻武器的生本下降50％。到1945年7月，日本“燃料保存量，陆、海军加在一起，也只有79800千升（其中海军约20800千升），而当时每月的消费量，即使限制训练和航空战斗，也需要约24600千升；但每月的生产量还不满10000千升。海军的控制量，还不够计划拥有飞机出击一次的用量。”[〔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825页。]

日本战争经济的破产，加剧了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受战祸深重的广大工农群众，构成了反战厌战、罢工和闹租佃纠纷等各种斗争的主力军。当时的日本虽然整个成了法西斯统治下的军事监狱，但工人的罢工斗争并未中断。1941年至1944年间，即有53443人参加罢工。工人公开反抗困难较大，斗争主要采取了合法的缺勤怠工等方式。据1943年10月日本厚生省的调查，全国重要工厂的缺勤率为14.2％，其中新征用者为17.1％，工人一万人以上的缺勤率为14.8％，有时达24.5％。而且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人民生活的极端恶化，日益增大。在开始遭空袭后高达49％，也就说，有一半的工人不上班。造船业的缺勤率在日本投降前一年从24％，增至52％，飞机工业则从21％增至51％。[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81页。]

日本农民为反对军国主义统治强征粮食和地主剥夺实物的佃租纠纷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1937年，租地冲突共发生4638次，参加者达41000余人。1941～1944年间的租佃纠纷有10648次，参加的佃农91425人。[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82页。]

日本政治危机加剧的另一突出反映，是日本人民普遍存在的反战厌战情绪，明确表示相信战争已失败，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国内出现了广泛地“对现存制度的不满”。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统计，1944年6月，日本国内对战争抱绝望情绪的人比1943年12月增加了一倍。对战争胜利抱怀疑情绪的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1944年6月～12月从17％增至为32％，1945年6月则达55％，即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此时，日本广大人民群众反战厌战情绪已经发展到“诅咒和怨恨天皇”的地步。据1945年8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保安科的一份报告书承认：“最近发生的对天皇失敬、反战反军及其他不轨言论，匿名投书和张贴匿名传单等情况，概括起来是这样：自1942年4月到1943年3月，总计308起，每月平均近25起。而1944年4月至1945年3月，则总计607起，平均每月51起，一直在急剧地增加。”[〔日〕藤原彰：《太平洋战争》，载《日本历史·现代史》第185页，东京岩波书店，1963年7月版。]

如此普遍的反战厌战情绪，无疑是日本法西斯统治土崩瓦解的先兆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政策彻底破产的突出反映。

日本政治危机的加剧，还表现在统治集团内部之政府、军部、重臣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难以调和。从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的六届内阁如走马灯似的先后垮台，其中平沼、米内、第三次近卫等四届内阁，都成为任期三至八个月的短命内阁，可见其内部矛盾之严重。1941年10月18日，日本天皇敕令组阁的东条内阁，由东条英机兼集政府各要职于一身，实行法西斯独揽一切的军事专政，全力推行侵略战争政策，并多次改组，但也未能避免垮台的命运，于1944年7月18日垮台、小矶内阁在1944年7月22日上台后，又因内部矛盾激化无法解决当前危机而于1945年4月5日辞职。

日本统治集团在内外交困，特别在战争全局越来越不利的形势下，于1945年4月7日推出前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组织所谓“和平内阁”，逐渐转入公开寻求结束战争的出路，因此，又把议和问题提上了日程。

早在1944年9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议和条件，希望争取国民政府停止抗战，借以从中国摆脱困境，全力进行对英美的战争。日本急欲与中国国民政府直接会谈，为此竟要南京汪伪政府去为它创造这种直接会谈的机会，由此可见日本统治集团处境之窘迫。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日本后，陈公博继承“汪位”，伪政权内部矛盾重重，自顾不暇，益加不可能为日本开解与重庆媾和的渠道。此时，南京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诡称，可充当中日议和之说客，“受重庆政府的委托，愿为日华和平谈判而尽力”。[《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日本小矶国昭求和心切，竟于1945年3月邀他前往东京商讨中日和平问题。此举遭到日本朝野许多人的指责，而缪斌的活动实际上表演了一场政治行骗的丑剧，结果日本的求和又一次落空。小矶国昭被迫于4月5日辞职。

4月7日，铃木贯太郎内阁成立，东乡茂德出任外相。此时，日本政府则企图利用苏联与英美的矛盾，把求和的希望寄托于苏联的斡旋。东乡起用前首相广田弘毅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举行会谈，在6月间会谈了4次。因苏联政府早在2月间美英苏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上已承诺对德战争结束后二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于4月5日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所以对日本的谋和反应甚为冷淡。5月11、12和14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要努力防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并请苏联从中斡旋，同英美进行和谈。6月22日，美军全部攻占冲绳岛，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天皇亲自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提出迅速谋求结束战争的途径，确定通过苏联驻日大使和日本驻苏大使向苏方交涉，希望苏联以“中立国”的身分在日本和西方盟国之间进行调停，沟通谈判渠道。接着，天皇下令，派遣近卫文麿为特使，携带天皇的亲笔信，赴莫斯科请苏联出面斡旋和平。

另一方面，日本通过各种途径挑拨英美与苏联的关系，致使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于1946年7月10日发表正式声明，否定所谓美日接触之传闻，保证：“美国政府的政策将一如既往，立足于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从而戳穿了日本的阴谋行径。7月12日，东乡电告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要求苏联接见近卫特使，并说在避免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下，日本愿意和谈。而苏联却迟迟不予答复。

与此同时，7月上甸，日军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奉命秘密到河南省周口的新站集，会见中国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何柱国，提出：“日本希望日华两国的直接和平谈判，不知中国方面是否有接受的打算？”何柱国强调说：“日华单独和平在《开罗宣言》以后的今天，无论如何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日本如果希望同中国和平，那么必须同时要把世界和平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事项。”[《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204页。]

中日单独议和的幻想完全破灭。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受到毁灭性打击，从而完全堵住了日本有条件求和之路。

三、日本“本土决战”的破产

1944年10月下旬，美日海军在菲律宾莱特湾展开海空大决战。日军大本营决定，在这里投入全部海军力量与美军进行最后决战。此役，日本海军被击沉战舰3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8艘。日本联合舰队主力损失殆尽。自此，日本海军一蹶不振。在这次战役中，日军开始运用“特攻队”战术，即由飞行员驾驶一种特别装置的飞机，去攻击或撞击对方的军事目标，最后同归于尽。这充分表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绝人性的野蛮性和垂死挣扎的疯狂性。但是，这些都无法挽救日本的失败。

1945年3月初，美军攻占马尼拉。3月底，攻占琉黄岛。4月，美军在冲绳岛登陆，6月占领全岛。日军在冲绳岛一役损失9万多兵力和2300多架“特攻队”飞机。战火已临近日本本土，日本法西斯已处于败降的前夕。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仍不甘心失败，一方面幻想在有利的条件下谋求妥协“和平”，以保住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另一方面则极力准备在本上实行决战，妄图进行最后挣扎。

1945年1月20日，日军大本营即制订了《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预定计划在日本本土动员240万陆海军部队，组织大量国民义勇队，生产飞机1.6万架，特攻船舰9000艘，并从中国大陆抽调大量兵力和军需品转用于日本本土，以便进行所谓“本土决战”。2月，通过包括临时军费850亿日元在内合计1119亿日元的预算。4月13日，日本政府决定成立国民义勇队。

25日，大本营陆军部向全国颁发了《国民抗战手册》，要求国民要有参加作战的思想准备，还决定把人民群众组成“国民义勇战斗队”，协同军队作战。

为了进一步加强本土决战准备，6月8日，日本御前会议就下一步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作了如下决定：

御前会议决定第一号“方针以七生尽忠的信心为力量的源泉，利用地利人和，战斗到底，以此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决心达到征战之目的。

要领：

一、迅速加强本土战场的备战阵势，将皇军的主要战斗力量集中于此。在其他疆域上的战斗力量的配置，应考虑我国的实力，主要着眼于进行对主要敌国美国的战争，同时也要考虑北边形势的突然变化。

二、利用世界形势转变的微妙之处，灵活而有力地推行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对华政策，以利于进行战争。

三、在国内，要准备好可以适应举国一致的本土决战，贯彻国民战争本质的各种体制，尤其要以国民义勇队的组织为核心，更加巩固全体国民的团结，日益提高战斗意志，充实国家的物质力量，特别要把国家政策的重点指向确保粮食，以及生产特定的武器。

四、以本人纲为基础的实施措施，要按各自分工，具体规划，力求迅速促其实现。”[〔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84年版，《文书》第615～616页。]

日本实行本土决战的战略企图，就是利用现有残存的陆海军实施特攻作战，力求在海上挫败准备登陆的盟军；尔后将日本本土全部地面兵力，集中于主要方向，实行纵深配置，对上岸的盟军部队进行坚决抵抗，以挽救军国主义者失败的命运。日军参谋次长河边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叫嚷，实行本土决战对美军不利，而对日军“绝对有利”。他宣称要把“皇国的万物众生统统化为战力”，“发挥一亿国民玉碎精神”，以保卫国土。

根据6月8日的战争指导大纲，日本内阁6月22日召开的帝国议会第78次会议，通过颁发了“义务兵役法”，规定凡属15岁至60岁的男子和17岁至40岁的女子，均须服役。23日，公布实施“国民义勇战斗队统率令”，明令规定凡属上述限定年龄内的男女国民均为国民义勇战斗队员。据此，日本全国组织起来的“国民义勇战斗队”队员，包括男女老少在内，总人数竟达2800万之多。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本土决战的需要，日军大本营还重新调整了战时组织体制，撤销了原东部、中部和西部军司令部，成立了专门担负本土作战任务的5个方面军司令部和专门负责地区警备任务的5个军管区司令部。另外，日本还进行了三次扩军运动，在日本本上除原有的和从关东军调回的21个步兵师、2个坦克师外，又新组建了42个步兵师、4个高炮师、7个独立坦克旅、17个独立混成旅。至6月中旬，日本在本土共有步兵53个师、25个旅、2个坦克师、7个坦克团、4个高炮师。陆军航空兵编为3个军，共有待攻机2100架，其它飞机1100架。海军仅有驱逐舰19艘、潜艇38艘。至7月底，组成特攻突击队33个、特攻艇2593只。海军飞机共有5200架，大部为特攻机。陆海军总兵力最后达370万人。但是，“这是一项在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下，被迫大胆制定的人力断难做到的计划”。[〔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751页。] 因为，“对新军备部队所需武器、器材的补充，是更为重大的、令人担心的事情。以武器为例，当时拥有的数量同需要比起来，步枪仅及所需的50％，轻机枪为23％，步兵用火炮为28％……不足数量的相当部分，只能依靠从满洲抽调来的以及海军转让的武器，特别是有待此后至9月底以前国内预定生产的武器。”[〔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753页。]

因此，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也不得不承认，“今后恐怕将使战时经济难以进行有组织的管理”。[〔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1390页。]

所以，所谓“本土决战”计划原本就是先天不足的死胎，因而，它的破产也就早已注定的了。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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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实行全面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第二节 苏美盟军加强对日进攻

一、波茨坦公告的发表

德国法西斯灭亡，欧洲战争结束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

在亚洲、太平洋战场，盟军已占领硫磺岛和冲绳岛，并在亚洲大陆各战场发起了反攻，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此时，在主要同盟国苏联与美英之间，美、英、法三国之间，原已存在的矛盾日益表面化，而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如如何分享战争的胜利果实，如何使世界和平的安排对自己有利等问题，就成了美国、英国和苏联几个大国特别关注的问题，从而迫切需要主要同盟国首脑再次聚会协商，予以适当调整和解决。

为此，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以及三国的外长、参谋长和顾问等，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会议，就一些共同关心和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的第三次首脑会议，波茨坦会议有时又称柏林会议。罗斯福己于4月12日因脑溢血逝世，杜鲁门第一次代表美国参加会议。会议进行期间正值英国大选，因此丘吉尔于7月25日返回英国等候大选结果。由于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丘吉尔下台，新任英国工党首相艾德礼借新外长贝文于7月28日参加了最后几天会议。

波茨坦会议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从7月17日至25日为第一阶段，共开了九次会。7月26日至27日因等候英国大选结果而休会两天。第二阶段，即7月28日至8月2日，共开了四次会，在会下展开了紧张的活动和磋商。在整个会议进行中，苏、美、英三国各有企图：苏联主要考虑巩固胜利果实，确定德国赔款数额，并让美英承认在东欧各国建立起来的新政府和领土变更；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如何使苏联实践对日作战的诺言，并确立自己在战后世界的霸权地位；英国则力图同苏联争夺胜利果实，并设法阻遏苏联社会主义在欧洲的扩大与影响。为此，苏、美、英三大国在会上与会下展开了尖锐的明争暗斗。但由于日本法西斯这个共同的敌人仍在远东负隅顽抗的现实，迫使三国首脑在会上进行尖锐斗争的同时，也互相作了让步，以保证大战最后阶段的团结与合作。美国首先采取了主动妥协的步骤，苏联也作了一些让步。所以，三国首脑对一些主要问题基本上达成了协议，有些问题分歧意见一时还不能完全统一，只好暂时搁在一边。

会议通过了两个主要文件，一是《柏林会议公报》；二是《柏林会议议定书》。两个文件都由斯大林、杜鲁门和艾德礼分别代表苏、美、英三国政府签署。当时只发表了包括14项内容的公报。议定书则有21项，内容比公报多。此外，会议期间还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柏林会议议定书》，就成立中、苏、美、英、法五国外长会议进行缔结和约的准备工作、在盟国管制期关于处置德国的政治及经济原则、德国的赔偿、德国舰队和商船的处置；对待意大利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的政策；波兰西部疆界，控制黑海海峡，哥尼斯堡地区的归属问题，以及对战败国某些领土的“委任统治权”等，都载明在三国政府首脑的协议。8月1日签署的这个议定书是苏、美、英三国在波茨坦会议期间达成协议的最后结果，为战后处置德国和欧洲问题打下了初步基础。

波茨坦会议着重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方针问题。美国为避免在日本本土进行登陆作战，迫切希望苏联能对日参战。

这一愿望在雅尔塔会议上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美方估计彻底打败日军须牺牲100万人，美军要到1945年11月在九州登陆；如果失利，要到1946年春才能在本州登陆；美军仍至少牺牲30万人，而且基点是苏军在美军进入日本本土前参战，以牵制关东军；如果关东军能撤回日本，美军伤亡将会增加更多。因此，杜鲁门直言不讳：“我去波茨坦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我的思想里，最迫切的是得到斯大林个人重申参加对日作战的决心，这是我们的军事领袖最急于要得到的。”

美国原子弹的试验成功，推动了波茨坦公告的发表。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荒芜沙漠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原子弹爆炸成功。此后，杜鲁门迅速作出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一方面指望以此应付国内人民出现普遍厌战情绪的压力，促使日本尽快投降；另一方面则企图以此来对苏联施加政治压力，认为美国不象以前那样需要苏联参战了。但由于斯大林不为原子弹所动，美国没有达到其目的。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社鲁门在每天交叉议论对日作战问题时，都念念不忘原子弹。7月21日，当他新收到一份进一步描述原子弹威力的报告时踌躇满志。7月24日，他又收到关于准备用于日本的原子弹即将装好的报告，便认为向日本发出劝降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与丘吉尔计议，决定将美国有了“一种破坏力异常大的新式武器”这个所谓“支配大局的伟大的新事实”，透露给斯大林时，斯大林听后并没有表现出异常的兴趣，只是微笑说：“希望好好地用它来对付日本人”。杜鲁门和从旁注视的丘吉尔猜测斯大林没有懂原子弹的意义。斯大林的反应使杜鲁门和丘吉尔大失所望。

其实，苏联从1942年6月即开始研制原子弹。据朱可夫回忆：当时斯大林并未显露出丝毫异常的表情，而是装作未从杜鲁门的话语中发现任何别的东西。当天回到住处后，斯大林说：“让他们抬高身价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美英事先未就波茨但公告事宜与苏联商量，苏联在7月26日公告签字当天才收到副本，苏联要求把公布日期推迟三天，遭到拒绝。

美国想利用原子弹争取会议的主动权并作为结束战争的手段，另一方面又放宽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没有把废除天皇制的条款写进波茨坦公告中，这反映了美国杜鲁门政府为了对抗苏联在远东的影响而出现了在某种程度上保存日本势力的对日政策的变化。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会议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但公告》，敦促日本法西斯立即投降。当时中国政府虽然没官参加讨论，但在公告发表前曾征得了它的同意。由于苏联尚未对日宣战，故未以四国名义发表。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亦正式加入公告，所以公告最后成为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

波茨坦公告全文共13项内容。公告指出，中美英三国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决心以绝对优势兵力对日作战，给日本以最后打击，直至停止抵抗为止。

德国的顽抗已被盟军所摧毁，遭到覆亡，日本如若顽抗，也不能逃脱与德国同样的命运。公告最后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公告还就同盟国军占领日本本土、实施开罗宣言条款、日本的主权范围、惩办战犯等提出了条件要求。

中美英促今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同意对日本发表公告，促其立即无条件投降，公告原文如下：

“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公告

（一）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

（二）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彼等之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三）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此种力量当其对付抵抗之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全体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残殆尽。但现在集中对付日本之力量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摧毁。

（四）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之境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六）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

（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上经盟国之指定地点，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十）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建立。

（十一）日本将被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须及可以偿付实物赔款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可准许。

（十二）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十三）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国际条约集》（1945～194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77～78页。]

波茨坦公告表达了反法西斯各国政府和人民，团结协力，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者，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决心，对日暮途穷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波茨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国政府首脑继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之后，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历时17天，也是最后的一次会议，它的成功具有重大意义。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之时，在反法西斯阵营中，不同社会制度的大国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苏联与英美之间的尖锐矛盾甚至有酿成新的军事冲突的潜在危险。在美、英、法大国之间，利益也不一致。波茨坦会议及时地调整了三大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对大战结束时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边界问题、对德国和其他战败国的处置等问题和对日作战的战略计划等，基本上达成了协议，这对彻底击败日本军国主义，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积极作用，为建立战后世界的新政治战略格局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美对日加强轰炸

1944年12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曾拟订在日本本土实施登陆作战的计划。1945年5月2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下达了在日本九州和本州的关东地区登陆的时间和要求的指令。据此，美军太平洋战区指挥部即着手拟汀了在日本九州和关东地区登陆的具体计划：在登陆之前，要以驻马里亚纳群岛、硫黄岛和冲绳岛的全部美军航空兵与太平洋舰队相配合，摧毁日本的海空基地和工业设施，瘫痪其海陆交通，消灭日本本土和亚洲大陆上的全部日军飞机，摧毁上陆地区的日军防御设施，切断本州与九州等本土岛屿之间的联系，以及本州南北的陆上交通，以便彻底孤立九州、特别是上陆地区的日军。此外，战略空军还要担负对一些战略目标（如大城市）的轰炸任务，以瓦解日军的士气。

为了实施上述作战计划，美军首先加强了对日轰炸，企图使日本无法利用本土的库存物资制造飞机和其他武器装备，中断武器的生产和补充，以利尔后的作战。从1944年6月中旬起，美军开始了对日本本上频繁的战略轰炸。

6月16日，美国战略空军第20航空队所属驻中国成都空军基地的B—29重型轰炸机编队47架，首次袭击日本九州北部小仓，集中轰炸日本钢铁工业城市八幡制铁所（今新日本制铁公司）。

1944年7月至1945年1月6日止，美第20航空队从成都基地出动40至80架次B—29型飞机的编队，对满洲、朝鲜、台湾、北九州前后共实施10余次空袭。1944年7月6日，美军占领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后，即在该岛抢修航空基地。随后，驻中国的B—29型轰炸机逐渐转移到马里亚纳基地。

11月24日，美国战略空军第20航空队B—29重型轰炸机编队110架次，第一次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基地起飞，分别对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和神户地区的飞机制造厂，集中进行高空精密轰炸。至1945年2月，美军出动B—29重型轰炸机1100架次，共袭击14次，使日本的武器总产量减产16％。从1945年3月起，美战略空军B —29重型轰炸机改为2000～6000米的低空投掷燃烧弹，对日本大中城市全面实施地毯式轰炸。自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14日的9个半月中，美航空兵共出动B—29重型轰炸机17500架次，投弹16万吨。

与此同时，美军从1944年3月后，在关门海峡两侧和神户、广岛、佐世保等港湾进行大面积布雷，封锁水道。美第20航空队对日本的空中布雷持续4个半月的时间，出动飞机1.7万架次，共投水雷1.2万枚，击沉击伤日本船只670艘，共139万余吨，使日本海上交通陷于停顿。

总之，美军对日加强轰炸和封锁以来，使日本战时经济进一步陷于崩溃、瘫痪的境地，其炼油工业生产下降了83％，飞机引擎生产下降了75％，飞机骨架生产下降了60％，电子装备生产则下降了70％。 600多家主要军事工业工厂不是被炸毁就是遭到严重破坏。到1945年春夏，日本驶向南方的船队被迫停航，向北航行的船队几乎大部分被击沉。海外交通陷于瘫痪，原料无法运输，工厂遭到破坏，石油、粮食进口已不可能，各种物资极端匮乏，日本法西斯已面临绝境。

三、苏对日宣战，出兵消灭关东军主力

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辰高战争指导会议于1945年7月27日开会，讨论波茨坦公告与苏联调停的问题。以军部阿南惟几陆相、梅津美冶郎参谋总长等主战派以种种条件为理由主张全面拒绝波茨坦公告；以东乡外相等人则认为：苏联政府未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名，因此苏联对日本仍然保持着法律上的中立，且盟国对过去所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有所缓和，所以应当先看一看苏联的态度，然后再最后决定日本的态度。7月28日，铃木首相屈服于军部首脑的强烈要求，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明说：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旧调重谈”，“政府认为（公告）并无任何重要价值。只有对它置之不理。”[〔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发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920页。]

日本公开拒绝波茨坦公告，盟国只有对日本法西斯进行最后一战。美国杜鲁门政府为了争取掌握占领日本的主动权，急欲想单独迫使日本投降，以便获得在战后同苏联对抗的有利战略地位，遂于8月6日抢在苏联出兵之前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9日，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毁灭性武器——原子弹的两次轰炸，使日本两个城市遭到空前灾难。当日，广岛市民死伤17万人，长崎居民死伤6.6万人。由于日本统治集固执意拒降和顽抗。致使日本国民遭受了灾害。美国对日本本土使用原子弹，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迅速投降。

8月8日17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滕尚武，交给他一份苏联对日宣战书，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并当面宣布，苏联从8月9日起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书的具体内容如下：

“在希特勒德国失败与投降后，日本是依然坚持战争的唯一强国。美、英、中三大强国今年7月26日，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被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已失去了一切根据。鉴于日本拒绝投降，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使战争结束的时间更加接近、减少牺牲者的数目，并加速一般和平的最早恢复。苏联政府忠实于其对盟国的义务，接受了盟国的建议，并参加盟国今年7月26日的公告。苏联政府认为苏联政策的这一方针，是能使和平更加接近，解除各国人民进一步的牺牲和苦难，并使日本人民避免德国在其拒绝无条件投降后所遭受的那些危险与毁灭的唯一方法。由于上述各点，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1945年8月8日。”

与此同时，苏联驻东京大使马立克将苏联政府这一宣言通知日本政府。

苏联对日作战，既是履行在雅尔塔会议上所承担的在德国投降后两或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义务，也是苏日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苏联对日宣战，大出日本意料之外。日军原来判断，苏军对德作战结束后，需要体整，对日作战时间可能在1946年春，最早也要在1945年9月上旬；苏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可能由苏联远东滨海地区向中国东北实施。关东军根据这一判断，把防御重点定在中国东北的东部方向。

8月9日零时，苏军发起对日作战，到9月2日日本投降，历时24天，战斗行动约占其一半时间。

关东军的防御计划和兵力部署1945年7月5日，日军大本营确定关东军的对苏作战方针是：“利用满洲广阔地域粉碎敌之进攻；不得已时，也要扼守长春——大连线以东、长春—图们线以南要地，坚持长期作战，以利于遂行大东亚战争。指导要点：

1.尽晕利用北朝鲜东部山地、牡丹江流域西侧山地、大小兴安岭和四平——齐齐哈尔线外沿地区的地形和工事，力争粉碎敌人；为阻滞敌人进攻，预期以一部兵力玉碎。

2.尔后，利用满洲广阔地域和地形，阻敌进攻，以期持久，同时广泛开始游击战。

3.关东军主力适时集中在长大线以东、长图线南山地，诱歼进攻之敌；不得已时，也要扼守通化、临江周围要地，以图长期坚持。”[〔日〕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关东军》（2），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368页。]

关东军辖第1、3两个方面军，6个集团军和第2航空集团军，计24个师又12旅，70余万人；伪满、伪蒙军8个师又12个旅，约20余万人；日伪军总兵力近100万人。作战飞机150架（另有可用于作战的教练机约500架），坦克160辆，[〔日〕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中译本第170页。] 各种火炮5000门。此时的关东军绝大部分是刚组建的新部队，其装备和战斗力已远非当年的面貌。由于在中国关内作战和太平洋方面的消耗，其精锐的部队大部已不复存在。为了应急，关东军于1944年新编4个师，1945年2月新编8个师，在7月的“全体动员”中，又新编成8个师另7个旅，使关东军迅速膨胀，达到上述师，旅的总数。

关东军的部署如下：第1方面军担任东部正面防御，主力集中在牡丹江、延吉一线，司令部设在牡丹江；第3方面军担任西部正面和南满的防御，司令部设在沈阳，其44集团军配置在阿尔山、洮南、通辽地区，第30集团军配置在长大线以东地区；第4集团军担任北部正面防御，司令部设在齐齐哈尔。第34集团军为关东军的预备队，配置在朝鲜咸兴地区。

关东军的防御由三道防御地带组成。第一道，由边境筑垒地域及二线主阵地组成；第二道，沿长大和长图线设置，成据点式防御；第三道，以通化为中心，沿中朝边境山区设置，是最后抵抗地域，纵深工事在开战前刚刚动工。

苏军的进攻企图和兵力部署1945年4月，华西列夫斯基奉命开始制订对日作战计划。并确定了进攻关东军的方案。其总的企图是：以三个方面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进攻，东西对进，以西为主，北面为辅助进攻方向，切断东北日军与华北、朝鲜的联系，分割围歼关东军主力于中满地区。苏军统帅部在训令中强调：“尽速夺取胜利，避免与日军在满洲陷入持久作战。”[弗诺特钦科：《远东的胜利》（中译本）第39页。]

为实行统一的指挥，在伯力成立了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总司令，希金上将为军事委员，斯·帕·伊凡诺夫上将为参谋长，并赋予全权的远东苏军总司令部。下辖三个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区舰队，共有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3个航空兵集团军、3个防空集团军。计陆军80个师（其中6个骑兵师、2个坦克师），火炮2.6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550O 余辆，作战飞机3800余架，海军各种舰船500余艘，海军航空兵飞机1500余架。总兵力达150余万人。确定战役部署如下：

后贝加尔方面军：辖1个坦克集团军、4个合成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l 个航空兵集团军和1个防空集团军，约65万人。任务是分割围歼关东军第3方面军主力于长春、沈阳地区，切断关东军与华北的联系。主突集团从外蒙古的塔木察格布拉克向长春、沈阳方向实施主要进攻，左翼集团军向海拉尔、齐齐哈尔方向实施辅助进攻，右翼机械化集群向承德、张家口方向实施辅助进攻。当前任务是越过大兴安岭，前出至索伦、突泉、鲁北一线，尔后向氏春、沈阳进攻。

远东第1方面军：辖4个合成集团军、1个战役集群（辖2个师）、1个航空兵集团军和1个防空集团军，约58万人。任务是在太平洋舰队的配合下，分割围歼关东军第1方面军于牡丹江、敦化地区，切断关东军同朝鲜和日本的联系，尔后向哈尔滨、吉林、长春进攻。主突集团向壮丹江方向实施主要进攻；左翼集团军从向汪清、延吉方向实施辅助进攻；右翼集团军向密山方向实施辅助进攻。当前任务是突破日军边境筑垒地带，前出至牡丹江、汪清一线，尔后向哈尔滨、吉林进攻。

远东第2方面军：辖3个合成集团军、1个航空兵集团军和1个防空集团军，约33万人。任务是在黑龙江区舰队的协同下，歼灭日军第4军。以主力沿松花江向佳木斯、哈尔滨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以另一部分别从右翼向齐齐哈尔实施辅助进攻；从左翼向宝清实施辅助进攻。以1个集团军在太平洋舰队协同下，于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实施登陆作战。

太平洋舰队：以潜艇和航空兵在日本海域行动，切断关东军与日本本土驻军的联系；支援地面部队的濒海翼侧防御；协同陆军在北朝鲜东岸诸港口、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登陆作战。

战役经过战役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8月9日至14日），苏军突破日军边境防御，前出到东北平原。

8月8日夜，苏军三十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区舰队的部队占领进攻出发地域（阵位）。9日零时，各先遣支队越过国境。拂晓，主力先后发起进攻，航空兵分两批袭击哈尔滨、长春、吉林和沈阳，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积极行动。

在西线，后贝加尔方面军各先遣支队利用夜暗，同时在所有方向越过国境。4时30分，方面军主力开始进攻，基本未遇日军抵抗。坦克第6集团军在相隔70多公里的两个方向上成两路以疏开队形快速前进，战役第一天前进150公里。10日下午，又前进100多公里。坦克第5军当夜登上大兴安岭，占领了台日黑达坝。8月12日，坦克集团军全部越过大兴安岭，其先遣支队已于11日占鲁北，12日占突泉。左翼第36集团军于11日攻克满洲里筑垒地域，坦克部队在海拉尔筑垒地域，遭日军顽抗，主力实施迂回。右翼骑兵机械化集群分两路开进，一路14日攻占多伦，另一路15日占领张北。

在东线，远东第1方面军先遣支队于9日1时偷渡乌苏里江，袭击日军边境筑垒地域。8时半，主力发起进攻，左翼第25集团军和右翼第35集团军分别遭到日军东宁、虎头筑垒地域的顽抗，主力被迫迂回，留一部兵力继续攻击。第5集团军以先遣支队消灭日军火力点后，主力迅速前进，于战役第2天攻占绥芬河，14日攻入牡丹江市区，与第1集团军协同，同日军展开巷战，并以主要力量从牡丹江市南面迂回，直插吉林。

在北线，远东第2集团方面军于9日1时发起进攻，独立第5军强渡乌苏里江，14日占宝清。第15集团军在黑龙江区舰队的协同下，强渡黑龙江，于14日经激战攻占富锦筑垒地域，打通了去佳木斯的道路。第2集团军先担任黑龙江北岸海兰泡沿线的防御，11日转入进攻，于14日包围了孙吴和爱辉筑垒地域。

经战役第一阶段的6天交战，后贝加尔方面军越过大兴安岭，前进450至500公里，前出到东北平原；远东第1方面军前进150至200公里，前出到牡丹江平原；远东第2方面前进50至100公里，前出到佳木斯的接近地；太平洋舰队协同陆战队，占领了北朝鲜雄基、罗津等港口，切断了日军从海上的退路。关东军的部署被割裂、打乱，失去统一指挥，只有部分兵力仍在牡丹江市和海拉尔、孙吴、虎头等筑垒地域继续抵抗。

第二阶段（8月15日至9日2日），苏军继续进攻，关东军投降。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但关东军并未停止抵抗。苏军继续进攻。

后贝加尔方面军于16、17日相继攻占扎兰屯、洮南、通辽、赤峰、张北等地。

由于道路泥泞，坦克集团军只能沿铁路路基运动，每昼夜前进速度平均40至50公里，主力在先遣支队后面跟进，没有进行战斗。部分兵力继续围攻海拉尔筑垒地域。

远东第一方面军的第1和第5集团军于17日攻占牡丹江市，俘日军4万余人。当日，方面军右翼第35集团军进占勃利，左翼第25集团军进占图们，并向北朝鲜推进。部分兵力仍在虎头和东宁筑垒地域同日守军进行激烈争夺战。

远东第2方面军的第15集团军于17日攻占佳木斯后，沿松花江追击退却之敌。第2集团军在航空乓和炮兵支援下，对孙吴筑垒地域展开猛烈攻击。

8月17日，关东军下令停止抵抗，日军开始投降。鉴于各兵团离战役目标尚远，华西列夫斯基要求关东军从8月20日12时起停止一切作战行动，并于18日命令各方面军派出快速支队，迅速进占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从18日起，苏军以临时编组的小分队，先后在13个重要城市（内有朝鲜4个）实施空降，控制机场和市区重要目标，接受日军投降。

20、21日，东西对进的苏军快速支队分别在哈尔滨、长春、沈阳会合。

驻守虎头和东宁筑垒地域的日军，直到8月26日才停止抵抗。

与此同时，8月11日至25日，苏军第16集团军在太平洋舰队部分兵力的协同下，实施了南库页岛进攻战役；8月18日至9月1日，远东第2方面军一部在第16集团军一部和太平洋舰队的编队协问卜，实施了千岛群岛登陆战役。

远东战役，苏军歼灭关东军、伪满军和伪蒙军的全部，日军损失官兵约70万人，其中8.3万人被击毙，60.9万人被俘。苏军伤亡3.2万余人。

苏军发动远东战役，不仅是正义之师，而且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昂，兵力雄厚，与日军相比，占有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的全面优势，运用了他们在苏德战争中的作战经验，导致对日作战的迅速胜利。

日本关东军迅速崩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深陷于中国14年的长期战争中，在东北军民和全国军民持久抗战的打击、消耗下，不断死伤，不断补充，老部队基本消耗殆尽。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已使它疲惫不堪，经不起多少打击。对于关东军当时的屠弱情况，服部卓四郎写道，“关东军的兵员又膨胀起来，拥有以24个师、9个独立混成旅为基干的约75万人的兵力。可是，这些部队的实际战斗力怎样呢？即使是最老的师，也只有昭和19年（1944年）5月编成的第107师。其他都是在那以后新建的兵团，编制、素质、装备都很差，训练也不够。在7月份的彻底总动员中，人员勉强补充够了，但武器很缺，计缺：野炮400门，机枪236挺，掷弹筒4900个，刺刀约10万支。”“如果把拥有24个师、9个混成旅的关东军的实际战斗力，换算成过去的驻满常备师，实际上仅为8个半师。所以关东军的增强，可以说是一种表面膨胀而内容空虚的浮肿。”关东军仍然“果敢地挥起它的螳螂之臂来面对最后的血战，……实在不无悲怆之感。”[〔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856页。]

具有如此实力的关东军，在整个法西斯轴心土崩瓦解的总形势下，在苏军强大攻势的打击下，一周多时间即告覆灭是不足为奇的。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发起的远东战役，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缩短了盟国对日作战时间。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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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实行全面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第三节 中国敌后战场举行全面反攻

中国战场的大反攻，实际上即是中国敌后战场的全面反攻。

中国战场之正面战场，自1944年豫湘桂作战后，大片国土沦陷，全国上下怨声载道，国民政府面临着政治、经济危机。1945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摆脱困境，决定“开始使用中国战区内所有之陆军空军及后勤机构，对在华之日军予以强烈紧密之进攻。”企图切断在华日军“与越南及其以南地区之陆上交通线，并夺取中国西南海岸之港口，以增加中国战区陆空军之物资供应”。[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台北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72页。]

中国国民政府判断日军随时有投降的可能，因此准备在日军投降时，速派军队先行占领上海、大沽、广州、青岛、汉口等地。但是，当时国民党军正规部队大多偏处西南各省。上述战略要地非唾手可得。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远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预计快得多。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处于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境地。

1945年春夏期间，日军大本营为坚持所谓“本土决战”，被迫在中国战场采取战略收缩，放弃湘桂铁路及粤汉铁路大部，将在华南地区的日军主力向华中地区集中，再准备转用于上海、青岛、朝鲜沿海，及用于确保华北、华中和东北；在上海以南沿海，除在广州、香港留置少数日军外，其他日军部队亦同时北调。4月，广西日军为隐匿撤退企图，采取佯攻掩护撤退的湘桂撤退作战。5月下旬，中国第3、第4方面军尾追日军收复南宁，6月底收复柳州。7月初，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制订了反攻广州的计划，打算“先以有力部队攻略桂林，夺取雷州半岛，再分别攻击衡阳、曲江，井牵制越北之敌，以主力沿西江流域攻略广州。”[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台北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73页。]

8月上旬，中国第2方面军先头部队进入梧州以西地区；第3方面军进至全县附近：其他参战部队也计划陆续向前推进。

然而，没有来得及部署就绪，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原定反攻计划未及实施。

中国战场的大反攻重任历史地落在中国敌后战场肩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在苏联红军于8月9日开始实施远东战役的同时，即将持续近两年之久的局部反攻，发展成为全面大反攻。

一、毛泽东、朱德发布反攻命令

8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着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音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成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9页。]

10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而日军大本营仍命令各地日军坚持继续作战。为歼灭拒降的日军，中共中央于10日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区党委，“应立即布署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破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在日本投降实现时，我军对日军应令其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投降缴械，缴械后可予以优待。否则应以各种方法迫其投降缴械。对伪军，则应令其立即反正，接受我之委任与改编，并指令防区驻扎，否则应即消灭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同日24时，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第一号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218页。]

11日8时、9时、10时半、11时、12时和18时，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第2、第3、第4、第5、第6和第7号命令：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以及在华北之朝鲜义勇队，各以一部兵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抗拒的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严，维护秩序，保护居民。

二、解放区军民向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及配合苏军解放东北

为了确保大反攻的胜利，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示各区党委：“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12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区党委，确定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大小城市：

“1.太原（含）以北之同蒲路，2.归绥（含）以东之平绥路，3.北宁路，4.正太路，5.道清路，6.白晋路，7.德石路，8，郑州以北之平汉路，9.郑州以东之陇海路，10.津浦路，11.胶济路（美军如在青岛登陆，将占去其东段），以上应力争占领之。平绥路西端（包头），太原以南之同蒲路，郑州以西之陇海路及以南之平汉路，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而置重点于占领广大乡村。”[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233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利用自己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态势，迅即对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日伪军占领的大中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反攻，并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见附图14）

（一）晋察冀军区部队进逼北平、天津，攻占张家口等城镇，控制交通要道

正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于8月10日致电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其他领导人，要求全区部队立即向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石门（今石家庄）、大同、张家口、唐山、秦皇岛、承德，山海关等城市前进，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冀东军区抽出3个主力团挺进东北，协同苏联军队和东北抗日联军作战，收复东北国土；冀晋军区尽可能抽出两个团向太原逼近，配合晋绥军区部队夺取太原城及其附近地区。

据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立即作了部署：以冀察军区主力在冀中、冀热辽军区各一部的配合下夺取北平；以冀察军区一部兵力夺取张家口、张北等城镇，配合南下的苏军作战；以冀晋军区部队夺取大同、丰镇、集宁、商都等城镇，并配合晋绥、冀中军区部队夺取太原、石门、保定等城市；以冀中军区主力夺取天津、塘沽等地；以冀热辽军区主力进军东北，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夺取唐山、秦皇岛等地。

11日，晋察冀军区向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出通牒，令其缴械投降。同时，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建正规兵团的指示，先后将38个小团扩编为大团，将地方武装编成62个团，共约11万人，另有民兵63万余人，参加反攻作战。

8月12日，大反攻作战开始。晋察冀军区所属各部队。迅速逼近指定的进攻目标。冀察军区第1、第11军分区部队及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和冀热辽军区第14军分区部队一部，由冀察军区统一指挥。从东、西、南三面向北平逼近。第14军分区部队一部于8月20日攻占通县飞机场，另一部攻入顺义县城，经一夜激战，歼灭日伪军500余人。尔后又掩护民兵破坏了从古北口至通县的铁路。第1、第11军分区部队主力从西南面向北平攻击前进，推进到长辛店、丰台附近。第10军分区一部进至南苑等地。至此，对北平构成了包围态势。在进军北平的同时，冀中军区集中第8、第9、第10军分区等部队共13个团的兵力，于8月19日夜以天津为主要目标，对北起杨村（今武清）、南至唐官屯一线城镇之伪军同时发起进攻。第9军分区1个团攻入天津西火车站。第10军分区1个团攻占杨柳青、韩柳墅，2个团攻占杨村、北仓等车站及杨村西北的飞机场，切断了平津间日伪军交通线。第8军分区2个团一度攻占静海县城，并配合地方武装攻克了天津以南的陈官屯、唐官屯火车站；另一部挺进天津南郊地区，迫使伪军津南自卫团400多人缴械投降。随即进攻天津外围据点，向市区逼近。冀中军区部队使天津陷入包围之中。与此同时，向德石铁路进军的第6军分区部队，攻克束鹿县城，全歼守军。向平汉（今京广线北段）铁路和保定进军的第7军分区部队，攻克明月店据点，占领张登等地，一度攻入保定中，切断了日伪军平汉铁路交通。

与进军平津相呼应，冀察军区第12平分区察蒙骑兵支队北上接应南下的苏军；第12军分区1个团及第13军分区1个团和1个支队向张家口市进攻；第12军分区1个团和1个支队破坏怀来至沙城间铁路，阻止张家口的日伪军东逃。同时，第12军分区主力停止围攻赤城，向张家口开进，参加夺取张家口作战。8月16～19日，各部队从东、西、南三面扫清张家口市外围，阻断日伪军退路，20日晨，开始攻城。战至23日，占领张家口及万全县城，共歼日伪军2000余人，缴获步枪1万余支、轻重机枪20余挺、炮50门及大量军用物资。冀察军区策应作战的部队先后收复涿鹿、尚义、康保、崇扎等县城，使晋察冀解放区与晋绥解放区相连接。并为进军东北创造了条件。

在此期间，冀晋军区第2、第3、第4军分区部队，分别占领了行唐、盂县、平山县城，一度攻入石门和阳曲县城，切断了正太（今石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北段，向太原市逼近。第5军分区部队于8月13日攻克兴和县城，22日收复集宁、丰镇等城镇，歼灭日伪军一部，并向人同推进。冀热辽军区8个多团的兵力会同地方干部共1.3万余人，分西、中、东3路向热河、辽宁、吉林等省进军。西路从兴隆和围场地区出发，向承德方向前进；中路从喜峰口出长城。向赤峰方向前进；东路，（又称挺进东北的前梯队）在攻克抚宁东北的双旺镇、海阳镇等据点后，于8月12日从义院口、九门口越过长城。经都山（今青龙）、平泉、凌源，向辽宁省西部地区攻击前进，配合苏军作战。在冀东的部队，攻克唐山外围的古冶、赵各庄等据点，一度切断北宁铁路交通。

晋察冀军区所属各部队经半月余作战，夺取县城29座，切断战区内日伪军控制的铁路交通，日伪军被迫龟缩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太原等孤城。河北、山西两省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二）晋绥军区部队逼近太原，攻入归绥，夺取日伪军占据的城镇据点

8月11日，晋绥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在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统一指挥下，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促令晋绥区境内的日伪军立即停止作战行动，将全部乒员、武器装备、运输工具及其他作战物资，开具清单，交予八路军，不得毁坏，若在限定时间内拒绝缴械，八路军即以违反命令予以军事惩处。同时，决定集中主力在冀晋、太行军区各一部配合下，分南北两线对太原、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及同蒲铁路北段平绥铁路西段日伪军发展进攻。

北线大反攻由雁门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副司令员许光达指挥。第120师骑兵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于8月中旬先后攻占武川、陶林（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县城及归绥以东的旗下营、白塔寺车站。与此同时，第9、第27团于18日攻克归绥，包围日伪军300余人。此时，国民党军傅作义部沿平绥铁路东进，逼近归绥。八路军因腹背受敌，遂撤至归绥东北的哈拉沁地区，归绥被国民党军抢占。第2、第5军分区部队于16日攻占有玉城，18日收复平鲁及其以北的败虎堡据点。右玉、平鲁等据点日伪军向大同、朔县撤退，第5军分区部队乘胜追击，连克井坪镇，朔县城及其外围据点。至此，同蒲铁路被拦腰斩断，晋绥与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

19日晨，独立第2旅第36、第32团全歼驻清水河县城伪军1000余人，俘300余人，缴马450余匹。20日，第2军分区第5支队在民兵配合下，收复五寨境内的义井、李家坪据点。南线大反攻在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指挥下，调集第3、第4、第7、第8军分区部队，以太原为中心展开。

8月15～19日，第8军分区部队先后收复汾阳附近的协和堡、太原市以北的思西村、皇后园、南寨等外围据点，并一度攻入太原市以南的太原县（今晋源镇），并在冀晋、太行军区各一部配合下对太原形成包围之势。为策应攻取太原，第6军分区部队攻占奇村、忻口等据点。第3军分区和第8军分区一部分别攻克离石以东的吴城镇和以西的李家垣等据点，并协同第358旅第716团于21日在芦家滩歼灭由离石撤退的日军第114师一部。至此，晋绥军区部队已逼近归绥、太原两城及平绥、同蒲铁路两侧，日军被迫放弃中、小城镇据点，北向大同一带集中，南向太原、汾阳、平遥等地集中，以逃避各个被歼的命运。

（三）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向太原、开封、安阳等城市逼进，切断同蒲、陇海、平汉等铁路线

驻晋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第129师所属部队立即向日伪军发起了全面反攻。参加反攻作战的有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冀鲁豫军区等共26个军分区的部队，计72个团、7个支队约19万人；另有民兵40余万人配合作战。

1945年8月，八路军驻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当面敌军为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第12、第43集团军及方面军直辖部队各一部，伪华北绥靖军一部和伪第5、第6方面军等共10余万人。主要部署于平汉、道口至清化（今博爱）、白圭至晋城铁路沿线城镇。8月10日，在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的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致电晋冀鲁豫边区各军区，区分了作战任务：太行军区、大岳军区主力集结于沁源以北地区，并以太行军区一部相机夺取榆次、太谷，保障和协同晋绥军区部队夺取太原；冀鲁豫军区主力相机夺取开封、新乡、归德（今商丘）3城，解除该地区日伪军武装；冀南军区主力相机夺取安阳至元氏沿平汉铁路线城镇，并以一部兵力北上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相机夺取石家庄。各军区随即进行动员，扩充部队，制定计划，进行部署，集中兵力向上述地区的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

8月10日起，太行军区主力7个团组成的西进部队，向山西省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进攻，后因第2战区国民党部队抢占上党，遂转兵北进沁县、武乡地区，歼灭日军独立第14旅及伪华北绥靖军第12集团各一部，控制白晋铁路一段。第7、第8军分区部队组成道清支队，于14日起向道清铁路沿线日伪军发动进攻，17日占领河南省博爱县城，歼灭日军第6独立警备队及伪军共800余人，19日攻占辉县等地，并切断了道清铁路。该军区其余各部队分别攻占河北省赞皇、梅花、彭城和山西省潞城、襄垣、昔阳及马坊、长凝、范村等据点数十处。太岳军区主力5个团，向山西省平遥、介休进攻，进至平遥以南的东泉镇地区。该军区邻近同蒲铁路南段沿线的各军分区部队分别攻克运城盐池、夏县、平陆及茅津渡、石哲镇等大小据点50余处。冀鲁豫军区13个团组成的中路军，分3个纵队向河南省郑县、开封地区攻击前进，攻占延津、封丘、阳武（今原阳）等县城，歼灭日军第6独立警备旅及伪第5方面军各一部共3500余人；另3个团组成的南路军，向开封、兰封（今兰考）地区的日军第12集团军和伪第5方面军发动进攻，一度占领开封两侧陇海铁路。冀南军区11个团及地方武装组成的北路军，主力收复了河北省平乡、鸡泽、曲周、广平县城，尔后向平汉铁路逼近，一部兵力攻占冀县、武邑和景县等县城，同时向山东夏津、清平方向发起进攻。该军区其他各部队在民兵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分别收复山东省西南部的东阿、沛县、平阴、鱼台、金乡等县城和许多据点，继向济南、徐州逼近。

（四）山东军区部队向济南、青岛、徐州等地进军，切断津浦、胶济、陇海铁路交通

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后，驻山东日军第43集团军以及伪军共20余万人，拒绝向八路军缴械投降，纷纷向铁路沿线及城镇收缩集中。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于8月中旬进驻济南，大量收编伪军，与日军一起对抗八路军。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于8月11日召开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和部署占领德县、济南、徐州、青岛、连云港及其他交通要道的任务。同日，山东军区司令部发布向城市进军的命令。

15日，将全区主力及基干部队计8个师、12个警备旅和1个海军支队，共21万人，编成5路野战部队，执行全面反攻任务。其部署是：由鲁中军区指挥第3、第4师和警备第1、第2、第3旅（后增加第4旅）向济南及胶济铁路西段、津浦铁路济南至滋阳（今充州）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夺取济南，围攻益都、安丘、泰安、临沂等城市。由滨海军区指挥第1、第2师和警备第10、第11旅，分南北两线作战，北线部队向胶济铁路东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配合胶东军区部队夺取青岛；南线部队向陇海铁路东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收复沿海地区，进占连云港等地，并沿陇海铁路西进，策应鲁南军区夺取徐州。由胶东军区指挥第5、第6师和警备第4、第5旅及海军支队，主力进军青岛，一部向胶济铁路东段沿线、胶东半岛沿海各城镇的日伪军进攻。

由渤海军区指挥第7师和警备第6、第7旅向津浦铁路济南至沧县（今沧州）段和胶济铁路西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主力配合鲁中军区夺取济南，一部收复津浦铁路沧（县）德（县）段沿线各要点及寿光、潍县（今潍坊市）等地。

由鲁南军区指挥第8师和警备第8、第9旅主力夺取徐州，一部向徐州东北外围地区及津浦铁路徐州至滋阳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同时，山东各地由10万余名民兵组成数10个“子弟兵团”开赴前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还动员10万余民工支援前线。

8月中旬起，5路野战部队在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挥下，向敌占城镇和交通要道展开反攻。

鲁中军区部队于8月11日～16日，首先攻克磁村等23个据点。19日～25日，攻克临胸、博山，并突入胶济铁路中段，解放益都、莱芜和淄川。尔后，第4师越过胶济铁路，协同渤海军区第7师解放章丘。第3师于27日～31日解放周村和新泰，共俘伪军5000余人，切断了胶济铁路西段，从东南方向逼近济南市。

滨海军区部队8月21日解放赣榆、青口，切断陇海铁路东段，逼近海州、连云，控制了日照以南、新浦（今连云港市）以北海岸线，并向胶济铁路东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19日，第1师与滨海支队解放胶县，俘伪军2000余人，迫使700余人投降，切断胶济铁路东段，保障了向青岛进军的胶东军区部队的翼侧安全。

胶东军区部队8月17日攻克威海卫（今属威海市）和牟平。18日～20日，攻占石岛、福山和龙口。

21日～23日收复招远、黄县、莱阳和蓬莱。24日解放烟台。26日突破崂山防线，攻占流亭机场和即墨，俘伪军2000余人，威逼青岛。

渤海军区部队8月17日至23日解放寿光、临邑、高苑（今属高青县）、桓台、广饶、博兴，昌邑，攻克长山、阳信、吴桥、临淄、辛店、淄河店等车站，毙伤俘伪军4800余人。

29日至31日，克齐东（今属高青县）、惠民、邹平和青城。切断了胶济铁路中段，从东北方向逼近济南市。

鲁南军区部队，8月18日攻克滋阳以南的官庄车站，切断津浦铁路。

19日攻占泅水和曲阜。25日解放台儿庄。从东北方向逼近徐州市。

（五）新四军各部队夺取苏、皖、浙地区敌占乡村和县城

8月12日，中共中央鉴于华中地区敌兵力较大，新四军难于夺取大中城市的现状，遂决定：“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扩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江北力量全部留江北，不再派兵去江南，任务为力争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同日，中央军委在《关于执行中央坚持江南斗争方针的具体部署》中又明确指示华中局：

“（一）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分路发动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及太湖西岸各地及浙西敌区各县各地，并立即在以上各地造成一整片的（包括城镇）统一的广大农村局面，……

（二）江北方面，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237页。]

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第2、第3和第7师主力迅速出动，巩固占领津浦线西；以第4师一部配合八路军歼灭陇海路东段之敌；以各军区武装迅即向本区内敌占城镇进攻。

在江北，第4师兼淮北军区部队首先攻克安徽省宿县西南孙疃集、五河东北双沟等据点。歼日伪军一部，并收复宿迁、泗县、泗阳3座县城。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攻克安徽省定远、来安、嘉山、天长、盱眙和江苏省六合诸县城，在嘉山以南切断津浦铁路，并迫使浦口、六合地区伪军3000余人投降。第7师兼皖江军区部队于8月17日攻克无为县城，尔后占领襄安、运漕等据点，歼灭伪军2000余人。第3师兼苏北军区部队于18日攻克沭阳县城，21日夺取涟水县城，共歼灭伪军600余人。苏中军区部队攻克黄桥、姜堰（今泰县城），金沙、（今南通县城）、掘港（今如东县城）等据点30余处，19日占领扬中县城。

在江南，苏浙军区第1、第3纵队和第4纵队主力，首先攻克郎溪以北东坝、梅渚等据点，并乘敌收缩之机，于8月19日占领长兴、溧水、溧阳、金坛县城，同时攻占宜兴西南和句容东南集镇50余个。第2纵队攻克余姚以北据点数十处，并逼近宁波郊区。第7师兼皖江军区驻皖南部队，一度攻入芜湖市区，并威胁南京翼侧。

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第5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占信阳、武汉之线的指示，以第13旅由大悟山东进，攻占了安陆东南的魏家店、晏家河及花园车站。尔后沿平汉铁路南进，在孝感东北三汊埠伏击并歼灭撤往汉口的日军一部。同时，各军分区部队向当面之敌进攻，仅在确山、黄陂、天门、咸宁等县即攻克据点12处，共歼灭日伪军3500余人。

河南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相机占领平汉、陇海铁路，迅速与鄂豫皖边区和山东区打通联系的指示，以主力一部组成陇海、平汉支队，分别向铁路沿线之日伪军进攻。8月18日，攻占密县县城，22日夺取登封县城。尔后，攻克了偃师东南的回郭镇、大金店等数十个日伪军据点，歼灭伪军数百人。

（六）华南抗日游击队攻歼当地日伪军

华南各抗日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以主力继续向粤北发展，同时以一部乓力进占广九线及某些小城市的指示精神，迅速攻歼盘踞本地区的日伪军。8月13日，东江纵队主力一部攻入北栅、太平，歼伪军一部。

17日，收复宝安县城，攻克常平、西乡、固戍等据点，歼伪军第30师及日军各一部。20日，占领厚街、赤岭和深圳等据点，切断了广九铁路。21日至22日，又先后攻入博罗、增城县城，并收复长洲岛和大屿山等地。珠江纵队、中区纵队，南路纵队等，也分别向当面之日伪军发起进攻，收复了一些集镇。

（七）解放热河、察哈尔省全境，挺进东北，收复大片国土

热、察两省北靠蒙古，南临河北，东接辽宁，西连晋、绥，是连接东北和西北的枢纽。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在第2号命令中即令晋察冀军区部队进军热、察，配合南下苏军作战；令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和山东军区各以一部兵力迅即进军东北，配合苏军解放东北。8月20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连续向各中央局和各军区发出指示，要求派出组建100个团所需要的干部及主力部队陆续进入东北。9月11日，中央军委根据进军东北的需要，指示晋察冀军区大量消灭分散孤立的日伪军，控制热、察全境。

晋察冀军区决定集中主力巩固察南张家口方面的同时，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冀察军区主力一部在攻克宣化后，于9月19日攻占平绥铁路东段重镇新保安，随后“追歼溃逃之日伪军，收复怀敌区各具各地，并立即在以上各地造成一整片的（包括城镇）统一的广大农村局面，……（二）江北方面，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237页。]

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第2、第3和第7师主力迅速出动，巩固占领津浦线西；以第4师一部配合八路军歼灭陇海路东段之敌；以各军区武装迅即向本区内敌占城镇进攻。

在江北，第4师兼淮北军区部队首先攻克安徽省宿县西南孙疃集、五河东北双沟等据点。歼日伪军一部，并收复宿迁、泗县、泗阳3座县城。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攻克安徽省定远、来安、嘉山、天长、盱胎和江苏省六合诸县城，在嘉山以南切断津浦铁路，并迫使浦口、六合地区伪军3000余人投降。第7师兼皖江军区部队于8月17日攻克无为县城，尔后占领襄安、运漕等据点，歼灭伪军2000余人。第3师兼苏北军区部队于18日攻克沭阳县城，21日夺取涟水县城，共歼灭伪军600余人。苏中军区部队攻克黄桥、姜堰（今泰县城），金沙（今南通县城）、掘港（今如东县城）等据点30余处，19日占领扬中县城。

在江南，苏浙军区第1、第3纵队和第4纵队主力，首先攻克郎溪以北东坝、梅渚等据点，并乘敌收缩之机，于8月19日占领长兴、溧水、溧阳、金坛县城，同时攻占宜兴西南和句容东南集镇50余个。第2纵队攻克余姚以北据点数十处，并逼近宁波郊区。第7师兼皖江军区驻皖南部队，一度攻入芜湖市区，并威胁南京翼侧。

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第5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占信阳、武汉之线的指示，以第13旅由大悟山东进，攻占了安陆东南的魏家店、晏家河及花园车站。尔后沿平汉铁冀、晋冀鲁豫、山东和华中解放区派到东北的干部约2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大批部队挺迸东北后，与东北抗日联军一起，在东三省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收缴日伪军武装，摧毁伪满各级政权，剿灭土匪特务，建立人民政权，为东北的彻底解放奠定了基础。

三、美蒋勾结抢夺胜利果实

正当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之际，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并互相勾结迫不急待地与中国人民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苏联参战后，日本投降已指日可待，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却远在西南大后方，别说参加反攻作战，就连派兵接受日伪军投降也来不及。美国总统杜鲁问清楚，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2页。]

所以，他要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令在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投降，还要求日军守住所占地区，阻止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受降。8月10～11日，蒋介石发布三道命令：令“第18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令“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令各战区“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台北1984年版，第309页。]

8月13日，朱德电告蒋介石，“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杜鲁门在当日发布的第一号通令中，竟指定唯有蒋介石政府才享有中国受降权。与此同时，蒋介石电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他命令在华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第3册，第613页。]

8月18日，冈村宁次通令所属各部，只向蒋军投降，不向其他军队缴械。尔后，他又下令所部，除蒋介石有命令外，对中国其他方面的要求，“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71年印，第15页。]

面对美蒋日伪互相勾结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严重局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在致美、英、苏三国政府“说帖”中指出：“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下，有权根据波茨但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页。]

同时，他还电令冈村宁次：“应下令你所指挥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但由于美蒋的支持和纵容，在华日军公然违背波茨坦公告，拒不接受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继续同中共军队作战。

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以主力挺进”的指令下，在前往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地各大城市受降的同时，并向解放区进逼。胡宗南部以其主力3个军向山西推进，其一部已过黄河；阎锡山在晋中集中8个师准备进入太原，另一部拟东进争夺晋东南地区；傅作义部进入包头，2个步兵军及1个骑兵军由绥远沿平绥路东进，与晋绥部队争夺归绥；李品仙、何柱国等部向徐州，蚌埠进犯，争占津浦路；王仲廉、高树勋、刘茂恩等部已向郑州、洛阳、许昌一线推进。此时的中国战场，出现了美、蒋、日、伪加紧勾结，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复杂而严重的局势。

四、解放区军民夺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歼灭拒降之敌

面对国民党军加紧向大中城市推进，夺取人中城市的计划难于达成的现实，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8月22日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指示各党委、各军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望各地按具体情况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8月26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今后我军应尽可能夺取平绥、同蒲路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兵力广占乡村和中小城镇。据此，各大战略区迅即调整部署，以一部兵力继续威胁大城市，主力立即转向夺取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歼灭拒降的日伪军。大反攻作战进入第二阶段。

晋察冀军区即以一部兵力继续破击边区周围各铁路线，威胁大城市之日伪军；以主力广泛夺取日伪军占领的县城及据点。8月24日起，各部队积极向日伪军占据的中小城镇发起攻击。冀中军区部队分3个方向攻击。在南线，第6军分区部队于8月28日攻占深县县城，9月1日占领赵县、宁晋县城，同时还攻占磨头、王家井等火车站，控制德石铁路70余公里。在北线，第9、第10军分区部队攻占霸县城后，于27日夺取永清、容城县城，29日占领安次县城以及旧州镇、牛驼镇等据点20多处。在西线，第7军分区部队至27日连续收复博野、安国，蠢县等3座具城，29日攻克安新县城。并攻占高阳城外围据点。

10月，第6军分区部队攻克石门外据点藁城，歼日伪军700余人。第10、第7军分区部队又攻克固安、高阳县城和据点多处，并肃清了北平东南地区之日伪军。冀察军区一部由张家口沿平绥铁路东进，迫使沙城伪军投降，并攻入宣化城；另一部占领柴沟堡（今怀安县城），地方武装解放了满城、涞水、易县等城。冀晋军区部队先后收复了阳高、灵寿县城，破坏正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北段，其地方武装收复完县、行唐、曲阳等城镇。冀热辽军区进军东北的前梯队，于8月30日在前站、绥中迫使伪满军1000余人投降，尔后在苏军一部配合下，攻占山海关，毙伤日伪军一部，俘2000多人，同时收复临榆县城，为八路军后续部队进军东北打开了通道。在冀东的部队攻占开平，收复秦皇岛。9月9日，攻击蓟县城，经三日激战，全歼日伪军4000余人。

22日，攻克玉田县城，歼日伪军1850余人。随后又攻占香河、宝坻、迁安等县城，逼退乐亭、宁河、卢龙等地日伪军，收复冀东广大地区。至10月，晋察冀边区中小城镇之日伪军已基本肃清，解放区连成一片。

在8～11月的大反攻中，晋察冀军区部队共歼灭日伪军7万余人，全区野战部队发展到21.5万余人，地方部队发展到10.4万余人，基于民兵扩大到90余万人；解放热察两省全境，河北省大部和山西、绥远、辽宁省各一部，收复了张家口、承德、秦皇岛、集宁、丰镇、山海关、绥中等70多座城市；建立了察哈尔、热河2个省政府及191个县（旗）政府，拥有人口近4000万，形成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纵横千里的晋察冀热辽解放区。

晋绥军区鉴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已占归绥，阎锡山部已入太原等情况，决定以主力夺取绥南、绥东和太（原）汾（阳）公路上的中小城镇及广大农村。北线部队独立第2旅在攻占陶林、武川、清水河后，其第32团于31日解放左云县城，歼伪军500多人；其第36团收复和林格尔、凉城等地；第2、第6军分区部队连克神池县城及东寨镇等5处日伪军据点，直逼宁武城下。9月初，南线部队在向太原至汾阳公路沿线上的县城离石、柳林、大武等城镇展开攻击时，贺龙、李井泉率独立第1旅、第358旅第8团由陕甘宁边区东渡黄河，与第8军分区部队会合，直接指挥大反攻作战。9月1日，解放文水县城。5日，收复柳林，全歼伪军300余人。9日，全歼离石城内伪军1000余人，并攻克离石城外的凤山底、卧牛墕两高地；大武镇、上芦桥、张子山等据点伪军纷纷缴械投降；在离石县城内全部肃清日伪军。12日，静乐日军在抗日军民的围困下弃城而逃，八路军相继攻克康家会、宋家庄、三交镇等据点，占领忻（县）静（乐）公路全线，使北起左云、右玉，南迄离石之晋西北地区全部获得解放。

在大反攻期间，晋绥解放区人民群众碾米磨面，赶制军鞋，保障部队供应。晋绥行署开展群众性参军运动，组织民兵参战队，1.5万余人开赴前线，并组成1000余人的随军工作团，进行战地服务。大反攻作战中，晋绥军区军民共毙伤日伪军1.6万余人，俘5100余人，收复10余座县城，解放大片国土，使晋绥区与晋察冀、晋冀鲁豫区连成一片。

为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中共中央于8月20日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同时，恢复冀南军区。25日，刘伯承、邓小平从延安乘飞机抵达河南省涉县（今属河北省）赤岸村，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决定以部分兵力威胁开封、新乡等城之敌，以主要兵力夺取中小城镇，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

8月下旬，太岳军区主力由山西省东泉地区向平遥逼近，攻占了平遥东南的邢村镇、张兰镇等据点。该军区邻近同蒲铁路南段沿线各军分区部队先后攻占灵石、霍县、赵城、洪洞、翼城、绛县等城的外围据点，控制数段铁路，造成了阻止临汾、运城等地日军北撤的态势。该军区第4军分区部队协同由陕甘宁边区南下路过的八路军游击第2、第3支队攻占济源、垣曲县城。

太行军区主力部队攻克武乡县城后，向长治地区逼近。该地区道清支队先后攻占河南省获嘉、武陟、温县，包围厂焦作、沁阳地区的日伪军。该军区邻近平汉铁路各军分区部队，在冀南军区一部兵力配合下，攻克许多据点，破击了河北省元氏至邯郸段铁路。其余各部队分别攻占山东省长清、清平、临清及河北省隆平，尧山等县城。冀鲁豫军区中路军攻克河北省长坦县城（今属河南、及河南省道口、新镇等据点，并围攻滑县；南路军回师新黄河以东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收复河南省通许、杞县、民权等县城，迫使伪第4方面军独立师投降。

晋冀鲁豫解放区周边的日军在反攻部队的连续打击下，为避免被各个歼灭，纷纷收缩兵力，道清铁路及安阳以南平汉铁路沿线的日军撤往洛阳、郑县、郾城等地。日军兵力收缩后，伪第5、第6方面军及地方部队更加惊恐不安，连夜加修工事，企图固守所占城镇。晋冀鲁豫军区依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积极集结与扩大力量，夺取中小城市，扩大解放区，破坏交通，封锁与围困大城市，大量消灭伪军及分散的日军小部队，迫使部分日军投降的指示，在反击沿铁路线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的同时，继续攻歼拒绝投降的日伪军。

为歼灭新乡至元氏间平汉铁路沿线伪军，从新乡附近沿平汉铁路北进的冀鲁豫军区中路第1、第2纵队，太行、冀南军区靠近平汉铁路线的各军分区一部兵力，同时在平汉铁路沿线向伪军展开了1个多月的进攻，先后攻克河南省滑县及河北省内丘、高邑、邢台、汤阴、磁具、邯郸等19座县城，控制铁路50余公里。为收复道清铁路沿线地区，太行军区道清支队和太岳军区一部兵力在八路军游击第2、第3支队配合下，先后攻克河南省焦作，修武、孟县，沁阳等城，占领道清铁路及黄河北岸大片地区。为肃清鲁西地区的日伪军，冀南、冀鲁豫军区各一部兵力连续作战，先后攻克齐河、夏津、高唐、曹县、菏泽、宁阳等县城。

在大反攻中，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广大群众支援下，共歼灭日伪军10万余人，缴获步枪7万余支、轻重机枪1600多挺、各种炮130门，收复县城80余座，使太行、太岳与冀南、冀鲁豫边区连成一片，整个晋冀鲁豫解放区得到大发展。

当山东军区5路野战部队取得大反攻重大胜利之际，进入山东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国民党军，除占领主要城市外，还在日伪军协同下，夺占八路军收复的城镇。至9月中旬，相继夺占了胶济铁路沿线的即墨、益都、淄川、周村、王舍人庄、胶县和博山等城镇。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山东军区修改了作战计划，调整了反攻部署，决定以一部兵力封锁和围围济南、青岛、徐州等主要城市，以主力攻占大部分中、小城市，夺取津浦、胶济、陇侮铁路沿线的车站，继续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控制交通线。

鲁中、滨海军区部队各一部，于9月10日对临沂发起强攻，以2000公斤炸药炸开城墙，迅即攻入城内，与负隅顽抗的伪军进行激烈争夺，11日攻克临沂城，歼灭伪军2000余人。该城的解放，使鲁中、鲁南、滨海三个地区连成一片。9月6～8日，滨海军区第1师占领诸城、日照。胶东军区第5师及警备第5旅于9月7日发起平度战役。经3日激战，毙伤俘伪军5700余人，拔除了日伪军在胶东腹地的最大据点。渤海军区部队于9月1～17日相继收复惠民、济阳、齐东、盐山、宁津和无棣。

26日，在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配合下向商河发起总攻，全歼逃至该城的德平、临邑、济阳等县伪保安队，俘4500余人。至此，渤海腹地县城全部收复。9月8日，鲁南军区第8师全歼徐州外围孤立据点峰县城（今属枣庄市）伪军1500余人，为进击津浦、陇海铁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10月初，罗荣桓率山东军区主力部队进军东北。新四军军长陈毅到山东工作并组成野战指挥部，统一指挥津浦铁路线两侧的作战。为了控制济南以北铁路线，渤海军区部队于10月16日发起平（原）禹（城）战役。至31日，渤海军区部队一部在地方武装和民兵万余人配合下，攻占恩县（今属平原县）及黄河崖、李家庙、米凤龙等据点，攻克平原城。另一部攻克南皮县城及许官屯、桑园车站，控制铁路30余公里。11月1日，济南日军l000余人、伪军万余人重占平原城，并加强平原至济南段铁路的守备。渤海军区部队经连续作战至20日，攻克平禹段铁路两侧据点74处和张庄、林庄车站，控制铁路40公里。接着向陷于孤立的平原、禹城日伪军发起攻击。12月10日夜攻入禹城，歼灭守城伪军大部。同时，歼灭从济南驰援禹城的日军300人。31日，禹城日军弃城南逃，渤海军区部队将其围困于车站以南的大沟内，激战3小时，毙日军145人，俘613人。平禹战役历经月余，攻克4座县城及津浦铁路北段沿线许多据点，歼日军约2000人、伪军近万人。在济南以南铁路线，鲁南军区部队于10月17日向邹县城发起进攻，战至19日，全歼城内日伪军，迫使邹县车站日军缴械投降。尔后，鲁南军区部队解放滕县等重要城镇，控制铁路线130余公里。

至12月底，山东军区部队在大反攻中共歼灭日伪军12万人，解放城镇、港口54个，切断胶济、津浦和陇海铁路线，山东境内除铁路沿线及西部几座城镇外，均获解放。

新四军为歼灭华中地区拒绝投降的日伪军，继续展开反攻作战，并以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连成一片为目标，将作战重点置于江北，第4师兼淮北军区部队8月24日在津浦铁路以东占领五河县城，逼近蚌埠；24日在津浦铁路以西攻占永城，歼灭伪军1000余人。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攻占蚌埠西南部分地区。9月，该两军区部队攻克津浦铁路宿县以北、滁县以南9个车站，切断了徐州至宿县和浦口至滁县两段铁路。第4师兼淮北军区部队还攻占灵壁、萧县县城及宿县东北据点多处，歼灭日伪军4000余人，迫使伪军4000余人投降。第7师兼皖江军区部队解放巢县以南地区，攻克淮南铁路沿线部分车站。苏中军区部队8月23日攻占宝应县城，俘伪军2000余人，9月1日攻克兴化县城，全歼伪军1个师5000余人，并先后攻占东台、海门等县城及盐城西北、如皋东北集镇100余处。苏北军区部队9月发起两淮战役，6日攻克淮阴城，22日攻克淮安城，共歼灭伪军近1.4万人。同时，苏中军区部队先后攻克泰兴县城及海安、安丰等集镇，歼灭伪军9000余人。10～11月，苏中军区主力会同苏北地方武装发起盐城战役，攻克盐城，全歼伪军2个师，俘其1万余人。12月，刚由新四军主力组成的华中野战军，以第7、第8纵队及地方武装共15个团，发起高邮战役，攻占高邮县城，歼灭日军100Q 余人，伪军4000余人；配合作战的苏中军区部队在扬州至泰州和泰州至口岸公路沿线歼灭伪军4000余人。

在江南，第7师兼皖江军区驻皖南部队扫清了芜湖外围据点。苏浙军区部队解放了浙江省安吉、安徽省郎溪、广德和江苏省高淳、句容等县城以及江阴、无锡、常熟三角地带内的全部集镇，并在攻占宜兴县城及附近据点时歼灭伪军1000余人。

在大反攻中，新四军共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迫使伪军7000余人投降，解放县城30余座，攻克据点400余处，扩大了华中解放区。

华南各抗日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华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决定分散坚持斗争，积极寻机打击敌人。9月3日，东江纵队活动于广九铁路南侧的部队围攻元■日军、迫其投降。另一部在惠东地区于9月8日收复白芒花和稔山墟，控制平海盐场，10月10日攻占平山。活动于海陆丰地区的部队于9月20日和26日，分别攻克海丰西南的马鬃港及以北的高潭等地。庄这期间，琼崖纵队一度收复儋县、感恩县城，并攻克100多个大小据点。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在1945年8月9日至年底的大反攻作战中，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余人，缴获步、马枪24.3万余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炮1300多门，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并一度攻入归绥、天津、保定、石家庄、芜湖等城市，切断平绥、北宁、同蒲、平汉、津浦、正太、德石、胶济、陇海、广九等铁路，取得了全面反攻的重大胜利。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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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实行全面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第四节 日本投降

一、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

1945年7月27日晨6时许，日本政府获悉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的促令日本投降的彼茨坦公告。同日10时30分，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波茨坦公告问题。最后，会议同意外相东乡茂德的意见：首先，为给今后和平谈判留下后路，对三国公告不予正面拒绝；其次，应该看苏联的态度，然后再最后决定日本的态度。这显然是借口拖延接受波茨坦公告。

27日下午，日本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是否发表波茨坦公告问题，争论相当激烈。最后，内阁会议终于同意决定发表，但决定删除“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以及“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等词句，且在各报刊“尽量用小字，降低它的调子”予以发表，官方不作任何解释。日本政府仍在隐瞒事实的真相。

28日下午，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

“我认为那份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并无任何重要价值，只能不予理睬。我们只能力战争到底向前迈迸。”[〔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920页。]

铃木的“不予理睬”的声明通过新闻媒介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它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仍坚持继续顽抗的态度。在此期间，日本外务省还在幻想着苏联的斡旋，希望采取避免无条件投降的体面方式。据此，盟国决定对日本法西斯进行摧毁性打击的最后一战。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拒降的结果是使日本人民群众蒙受更大的牺牲。8月8日子夜（莫斯科时间8日下午5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将苏联对日宣战通告交给他。至此，日本想以苏联为居间人结束战争的最后一线希望，终成泡影，彻底破灭了。

8月9日l0时30分，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战与降的问题。

铃木首相根据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等新形势发言说：从周围的形势来看，日本已经到了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地步。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部、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也不得不沉默而承认严峻的事实。海相米内光政则提出了接受公告的四个附加条件：

（1）保证维护国体；

（2）战犯由日本自行处理；

（3）自主地解除武装；

（4）避免盟军占领日本本土，如不可能，则让盟军只有在东京以外较少范围、以较少兵力和较短时间实施占领日本领土。外相东乡主张只提维护国体一个条件，否则，将导致谈判破裂。两个方案对立，双方相持不下。

10日凌晨2时30分，天皇采纳了外相的一个条件方案即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作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附带条件。御前会议终于以日本天皇的决断作出了结论。3时左右，日本临时内阁会议再次复会通过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

8月10日7时15分，日本外务省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电报，拍发给驻瑞士公使加濑和驻瑞典公使冈本，令其转达给中、美、英、苏四国，同时要求尽快得到对方答复。其电文如下：

关于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公告的照会

“日本天皇希望促进世界和平，早日停止战争，以使天下生灵得免持续战争而陷于浩劫。日本政府遵从天皇意旨，已于数星期前请当时居中立地位的苏联政府出面斡旋，以便同诸敌对国恢复和平，而此促进和平之努力，不幸归于失败。日本政府为遵从天皇恢复全面和平的意旨，希望尽快结束战争造成之惨祸，作出下列决日本政府准备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经苏联政府赞同的联合公告所列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即上项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有损天皇为最高统治者权利的要求。日本政府竭诚希望这一谅解获得保证，且切望迅速得到关于对此的明确表示。帝国政府请求瑞士及瑞典政府将上述情形转达给美国、中国、英国及苏联政府，不胜荣幸。”

8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送交瑞士公使馆代办葛拉斯理托其转达日本政府对于日本投降建议的复文，全文如下：

“代办阁下：八月十日之照会奉悉。兹覆者，美国总统已嘱鄙人代表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致函阁下，俾经贵国政府转达日本政府。关于日本政府来电接受彼茨坦公告之条款，然有下列一点‘附以一项谅解，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日本天皇陛下为高统治者之皇权。’我们所采立场如下：

“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最高统帅将采取认为适当之权力，实施投降条款。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能签字于必须之投降条款，俾波茨坦公告之规定能获实施，且须对日本一切陆海空军当局以及彼等控制下之一切部队（不论其在何处）实施号令停止积极活动，交出武器，此外并须发布盟国最高统帅在实施投降条款所需之其他命令。日本政府在投降之后，应立即将战俘及所扣侨民运至指定之安全地点，俾能速登同盟国之运输船只。按照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同盟国之武装部队将留于日本，直到达到波茨坦公告所规定之目的为止。国务卿贝尔纳斯。”[《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319页。]

8月12日零时45分左右，日本军政要员从美国广播中听到了中美英苏四国对日照会的答复。日本参谋总长梅津和军令部总长丰田得知后，上奏天皇，表示坚决反对接受同盟国公告。是日，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反复召开内阁会议、皇族会议和13日9时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讨论同盟国复文时，外相东乡等人主张接受四国复文。但陆相阿南等人仍以难以维护国体力名坚持原来的四个条件，要求再次照会四国进行交涉。8月14日10时50分，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天皇鉴于大势已去，作出接受盟国答复的决定，并要政府起草“停战诏书”。是日23时，日本政府通过驻瑞士公使加濑，拍发了致同盟国的通告电报，全文如下：

略第354号（加急）

“致美、英、苏、中四国8月14日帝国政府通告关于8月10日帝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以及8月11日由贝尔纳斯美国国务卿发出的美、英、苏、中四国政府的复文，帝国政府对上面四国政府，荣幸地通报如下：

一、天皇陛下已经颁布关于接受波茨但公告条款的诏书；

二、天皇陛下授予其政府及大本营签署为实施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必要条款的权限，并有保障这种权限的准备。再者，陛下准备命令所有日本国陆海空军官指挥下的所有军队，停止战斗行为，交出武器，准备发出为实施上述条款盟国最高司令官所要求的命令。”[〔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940页。]

正当日本政府准备接受盟国投降条件事宜时，少数最顽固的法西斯分子，阴谋发动政变，妄图以武力阻止日本政府的投降。

14日午夜至15日凌晨，一些少壮派军人发动兵变，枪杀近卫师师长，下达假命令，包围皇宫，搜索天皇的诏书录音盘，想阻止录音的播出；另一些人则搜寻并图谋软禁木户内大臣和石渡宫内大臣，镇压所谓主和派，但终因日本的投降大势不可逆转，没有得到军部上层的赞同，立即被镇压下去了。

阿南惟几于15日凌晨1时30分左右被迫畏罪自杀。15日正午，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

“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终以日本天皇的“玉音广播”正式宣告而结束。同日，铃木内阁总辞职。17日，成立了以陆军上将东久迹宫捻彦王为首的新内阁，重光葵任外相。当日，天皇还向国内外的日本陆海军人颁布一项敕谕，命令他们遵照“终战诏书”投降。从这时起到9月上、中旬，远东、东南亚各国、南太平洋地区和太平洋诸岛的300多万日本军队，先后陆续向同盟国投降。

二、盟军受降并占领日本，蒋介石垄断中国战区受降

日本政府向同盟国签署投降书的先期准备工作，是由麦克阿瑟上将的司令部（设在马尼拉）、以同盟国最高司令官名义负责进行的。8月16日午前，麦克阿瑟通告日本政府命令日军大本营：“立即派遣授予充分权限能就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所发指令进行磋商的使者到该司令官处”，“将具有以天皇、日本政府及日军大本营的名义实行投降条件所必需的各种要求的权限的代表，派遣到马尼拉。”[〔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959页。]

19日，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全权代表一行16人于当晚到达马尼拉。20日，河边受领了麦克阿瑟有关进驻日本本土的要求文件、投降签字后应予公布的天皇的诏敕、投降文件和盟军最高司令官陆海军一般命令第1号。由于8月22日夜日本关东，25日本州西部和26日九州南部海面连续有台风侵袭，盟军原定进驻日本本土和投降签字的日期，分别推迟48小时。

8月27日10时30分，美国海军第3舰队一部进泊相模湾。28日8时20分至11时许，美陆军部队一部150名乘飞机在厚木机场着陆。30日，美第6、第8军，第3、第5舰队和太平洋空军等部，总兵力约40万，先后陆续开始在东京附近和横须贺、佐世保等地登陆，实施对日本的占领。麦克阿瑟于8月30日14时5分在厚木机场着陆，美军对日本的占领，以8月28日美军先遣部队占领厚木机场为开端，到10月初占领整个日本的工作大致完成。为了掩饰单独占领，美国要求盟国派遣占领部队。从1946年1月起，英联邦派了少数部队到广岛县的吴市，中国荣二师先后被分派进驻名古屋（后因故未派），苏联因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置于美军司令官的指挥之下，未派出占领部队。可见，所谓盟军占领日本，实际上是美军的单独占领。

9月2日9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签降仪式。首先；麦克阿瑟发表简短宣言。他说：“……以今天这个严肃的仪式为转机，从过去的流血和蛮行中，奠定更美好的世界——建筑在信赖和谅解之上的、能为人类的尊严和人类最理想的愿望即自由宽容和正义的实现做出贡献的世界——才是我最大的希望，也才是人类真正的希望。做为同盟国最高司令官在此声明，我将在我所代表的各国的传统之下，以正义和宽容来完成我的职责；同时，为了彻底、迅速而且忠实地遵守投降条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是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961页。]

日本投降书分黑色封面的日文本和金绿色封面的英文本两种，投降书长1.5尺，宽1尺，放置在铺有青色台布的长桌上。9时4分，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9时8分，麦克阿瑟以盟国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签字。然后是接受投降的9个盟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依次签字：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九国代表。签字结束后，数千架美式飞机越过“密苏里”号军舰上空，庆祝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纪念时刻。

日本投降书全文：

“（一）余等兹对合众国、中华民国及大英帝国各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宣布及尔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参加之宣言条款，根据日本天皇、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令，代表接受。上述四国以下简称为同盟国。

（二）余等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与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以及日本国支配下任何地带之一切军队，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三）余等兹命令：无论何地之一切日本帝国军队及日本臣民，即刻停止敌对行为，保存所有船舶、飞机及军用民用财产，防止损毁，并服从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或在其指挥下之日本政府各机关所课之一切要求。

（四）余等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对于处于任何地区之一切日本军队及由日本支配下之一切军队之指挥官，立即发布使彼等自身及其支配下之一切军队无条件投降之命令。

（五）余等兹对所有官厅、陆军及海军之职员，命令其服从及施行同盟国最高司令官为实施投降条款认为适当而由其自己发布或根据其权力委任发布之一切布告、命令及指示；并命令上述职员，除由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或根据其权力委任被解除任务者外，均应留于各自原有岗位，继续执行各自之非战斗任务。

（六）余等为天皇、日本国政府及其后继者承允忠实履行波茨坦宣言之条款，发布为实施该宣言之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或其他同盟国指令代表所要求之一切命令及一切措置。

（七）余等兹命令：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立即解放现在日本控制下之一切联合国战俘及被拘平民，并负责采取对彼等之保护、照顾、给养及即速运输至指定地点之措置。

（八）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应置于为实施投降条款而采取其所认为适当步骤之同盟国最高司令官之下。

1945年9月2日午前9时4分于东京湾签字。

重光葵——受命于井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

梅津美治郎——受命于并代表日本大本营

麦克阿瑟——同盟国军最高司令官，代表中、苏、美、英及所有对日作战国家接受。”[《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12～114页。]

2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命令日本臣民“速停敌对行为，放下武器”，着实履行投降书之一切条款。同日，日本首相东久迩宫也向全国发表文告，要求日本国民“秉承天皇圣旨”、“正式投降唯有顺从”。

至此，正式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肚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9月3日，定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各战区分别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在中国战场，由于麦克阿瑟以远东同盟军最高司令官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国民党军投降，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缴械；蒋介石利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合法地位垄断受降权。

8月15日，蒋介石电今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国战区所属日军应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到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地，但长江内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不得向任何非暂定受降部队投降缴械、交出地区及物资；绝对不能将行政机关移交非指定之行政或代表等。[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1982年版，第357页。]

何应钦受命于蒋介石的受降权限是：

（一）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

（二）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批办理一切接受敌军投降的实施事宜。

（三）对中国战区之敌军最高指挥官发表一切布告命令。

（四）与中国战区美军人员合作办理美军占领区、盟军联合占领区交防接防敌军投降后之处置等。

随即，何应钦下令凡中国战区之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立即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国防部史政局：《中日战争史略》，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519～520页。]

这就剥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

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包括：中国（东北除外）、台湾、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全部日军。洽降地点为玉山，后因玉山机场雨后跑道损坏，临时改在湖南芒江进行。8月20日，何应钦率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等30余人，乘两架美制运输机抵达芷江。参加受降工作的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及中国战区各地受降主官也先后抵达芷江。21日11时15分，日本乞降使节、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8人受冈村宁次指派，乘机到达芷江。

2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设受降前进指挥所受理日伪军受降事宜。何应钦因指示各战区司令长官抢占战略要点，先后飞往湖北、西安、江西、昆明等地区面授机宜，于9月8日飞抵南京。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内举行。应邀参加的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代表和驻华武官，以及中外记者、厅外仪仗队和警卫人员近千人。

8时52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1路司令张廷孟等5人步入会场，随即就座受降席。8时57分，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上将率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中国派遣军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等7人，脱帽由正门走进会场。冈村宁次解下所带佩刀，交由小林浅三郎双手捧呈何应钦，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此时恰好是9时正。然后，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受降仪式约20分钟。

中国战区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书内容全文如下：

“一、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

二、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十六度以北地区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三、吾等在上述地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

四、本官当立即命令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各级指挥官，及其所属部队与所控制之部队向蒋委员长特派受降代表、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及何应钦上将指定之各地区受降主官投降。

五、投降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立即停止敌对行为，暂留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当暂时保管。所有航空器及飞行场一切设备，舰艇、船舶、车辆、码头、工厂、仓库，及一切建筑物，以及现在上第二款所述地区内日本海陆空军或其控制之部队，所有或所控制之军用或民用财产，亦均保持完整，全部待缴于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指定之部队及政府机关代表接收。

六、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日本陆海空军所俘联合国战俘及拘留之人民应立即释放，并保护送至指定地点。

七、自此以后，所有上第二款所属区域内之日本陆海空军，当即服从蒋委员长之节制，并接受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颁发之命令。

八、本官对本降书所列各款，及蒋委员长与其代表何应钦上将，以后对投降日军所颁发之命令，当立即对各级军官及士兵转达遵照。上第二款所述地区之所有日本官佐士兵均须负有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

九、投降之日本陆海空军中任何人员，对于本降书所列各款，及蒋委员长与其代表何应钦上将嗣后所授之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犯命令者愿受惩罚。

奉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命，签字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上将冈村宁次。

昭和二十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分签字于中华民国南京

代表中华民国、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并为对日本作战之其他联合国之利益，接受本降书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分在中华民国南京，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138页。]

9月9日，蒋介石把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并任命了受降长官，分别接受日军投降，具体区分如下：

（一）第1方面军卢汉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38集团军（第21、第22师一部及独立混战第34旅）等部集结越南北部，日代表投降部队长为土桥勇逸，办理投降地点河内。

（二）第2方面军张发奎为受降主官，日投降部队为第23集团军（第129、第130师，独立混成第23旅，独立步兵第8、第13旅）等，集中广州，第23旅一个大队集中雷州半岛，海南警备队集中海南岛，日军投降代表为田中久一，办理投降在广州。

（三）第7战区余汉谋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04师、潮汕支队及第130师之炮兵一大队与步兵两大队半集中汕头，日军投降代表为第23军田中久一，办理投降地点在汕头。

（四）第4方面军王耀武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20军第64师，独立混成第81、第82旅，第2独立警备队集中长沙，但第68师集中衡阳，第116师、独立混成17旅集中岳阳，日军投降代表为第20军坂西一良，办理投降地点在长沙。

（五）第9战区薛岳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独立步兵第7旅集中南昌，但第11军第13、第58师，独立混成第22、第84、第87旅集中九江，日军投降代表为第11军笠原幸雄，办理投降地点在南昌。

（六）第3战区顾祝同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33师，独立混成第62、第91旅集中杭州，海军陆战队集中厦门，日军投降代表为松井太久郎，办理投降地点在杭州。

（七）第3方面军汤恩伯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3军第27、第60、第61、第69师，独立混成第89、第90旅等集中上海，但第6军3、第34、第40、第161师，第13飞行团集中南京，日军投降代表在南京为第6军十川次郎，在上海为第13军松井太久郎，分别在京沪办理投降事宜。

（八）第6战区孙蔚如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6方面军第132师，独立混成第83、第85旅，独立步兵第5、第11旅集中汉口。但独步第12旅，独混第86、第88旅集中武昌，日军投降代表为冈部直三郎，办理投降地点在汉口。

（九）第10战区李品仙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65师集中徐州，第70师、第1独立警备队集中蚌埠，独步第6、第13旅集中安庆，日军投降代表为第6军十川次郎，办理投降地点在徐州。

（十）第11战区孙连仲为平津地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18师，独混第9旅及华北特别警备队集中天津，华北及蒙疆方面坦克第3师，独混第2、第8旅，第3独警队集中北平，第7独警队集中保定，独混第1旅、独步第2旅集中石家庄，日军投降代表为华北方面军根本博，办理投降地点在北平。

（十一）李延年为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受降主官，日投降部队为独混第5旅、第12独警队及海军陆战队集中青岛；第43军47师，第9、11独警队集中济南，日军投降代表为第43军细川忠康，办理投降地点在济南。

（十二）第1战区胡宗南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10师集中洛阳，第6独警队及第22师大部集结新乡，第12军第10独警队集中郑州，日军投降代表为鹰森孝，办理投降地点在洛阳。

（十三）第5战区刘峙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15师，第14独警队集中郾城，独混第92旅、第13独警队集中许昌，第4独警队集中商邱，日军投降代表为第12军鹰森孝，办理投降地点在郾城。

（十四）第2战区阎锡山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军第114师，独混第3旅，独步第10、第14旅，第5独警队集中地点由阎锡山决定，日军投降代表为澄田■四郎，办理投降地点在太原。

（十五）第12战区傅作义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21独警队、第24独警队两大队及热河省内部队，集中地点由傅作义决定，日军投降代表为蒙疆军根本博，办理投降地点在归绥。

（十六）台湾、澎湖列岛陈仪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0方面军第8飞行师，第9、第12、第50、第60、第71师，独混第75、第76、第100、第101、第102、第103、第112旅及澎湖守备队，集中地点由陈仪决定，日军投降代表为第10方面军安藤利吉，办理投降地点在台北。

从上可见，坚持八年抗战之久并已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主战场的解放区战场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被排除在受降之外，蒋介石国民党利用合法地位完全垄断了中国战区受降权。

从9月11日至10月中旬止，在华日军除因拒降被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等部歼灭外，其余均投降缴械。由国民党军接受投降的日军共有1个总司令部、3个方面军、10个集团军、33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2个飞行师、41个独立旅，以及警备、守备、海军等部队，计1283200人。还有伪军146万余人。另有日侨779874人，韩侨50935人，国民党军接收日军的武器装备和马匹有：步骑枪685897支，手枪60377支，轻重机枪29822挺。主要火炮12446门；步机弹180994000余发，手枪弹2035000余发，各种炮弹共2070000余颗，炸弹6000吨；坦克383辆，装甲车151辆，卡车15785辆（包括特种车）；各种飞机1068架，飞机用油1万余吨；舰艇船舶1400艘，共54600余吨，其中军舰19艘，驱逐舰7艘，鱼雷快艇6艘，小型潜艇3艘，小炮艇200艘；马匹74159匹。

三、遣俘和审判战犯

侵华日军投降后，日军战俘约1255000人，日侨78.4万余人；韩俘及韩侨6.4万余人，计2105000余人。加上后来沈阳日侨联络总处统计的东北侍遣返日侨约1100000人，共计3100000多人。将这些日俘、日侨遣送回国，是一项十分繁杂的任务。据此，中国战区先后于1945年9月、10月25日至27日、1946年1月5日，在重庆、上海召开中美联席会议，讨论部署遣俘遣侨工作，制订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这项计划从负责指挥遣送组织、任务区分、政策措施、地点，以及日俘日侨登船回国应遵照的种种条款，均作了明确规定。1946年1月15日，盟军总部在东京召开中国战区遣俘遣侨会议，对中美双方之任务、责任、财政管理、补给办法、所需船只数量及地点，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

为了搞好日俘日侨的遣送工作，中国战区制订了战俘管理计划纲要（草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战俘管理委员会，由军政部、政治部、军令部共同组织。战俘组织委员会设上将主任1人，中将副主任2人，委员7人。下设教导组、编运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下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战俘管理委员会，由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各派2名代表组成。中国各战区、各方面军司令部增设战俘管理处。

1945年11月17日，第一艘遣送日俘之船从塘沽启航。此后，散在中国战区各地日俘日侨从各港口登船回国，至1946年6月底，全部遣送完毕。东北百万日侨的遣返工作是从1946年5月开始的，虽然比关内迟了半年时间，但进展顺利，前后历时7个月，最后一艘遣返日侨的航船于1946年11月底，离开了辽东湾的葫芦岛港口。

根据波茨坦公告第10项规定：“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我们的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 ”1945年12月2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驻日盟军统帅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惩办日本战犯，以实现日本的投降条件。

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同年4月26日修正）。同时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法庭宪章共5章17条，规定了任务、组成、诉讼程序及其管辖权。1946年2月18日，麦克阿瑟任命澳大利亚的韦伯为首席法官，另外任命了中、苏、美、英、法、荷、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印度等国的10名法官。美国律师约瑟夫·B·基南被任命为首席检察官，其他30名检察官大都来自在日本投降书上的签署国。

日本投降后不久，少数死不悔改的法西斯战犯自知难逃法网，不愿接受审判，接连畏罪自杀。1945年8月15日，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在官邸剖腹自杀。此后，海军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次郎中将，原参谋总长、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元帅、陆军上将田中静壹、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上将、前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及吉本贞一上将等人相继自杀身亡，9月11日，远东盟军最高司令部下令逮捕前首相东条英机等39名战犯，9月12日，东条自知恶贯满盈，罪重难逃，便在东京寓所于盟军到达后向自己的胸部开枪，但未击中要害，自杀未遂。10月7日，东条伤愈后被盟军拘留，11月19日，又宣布逮捕前首相小矶国昭陆军上将等10名战犯。12月2日，宣布逮捕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等59名战犯。12月6日，逮捕前首相近卫文麿、前内大臣木户幸一等9名战犯。近卫于12月16日在获外庄寓所服毒自杀。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法庭设在原日本陆军省，庭长室设在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5月3日，法庭在军事会议厅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开始审理东条等战犯的罪行。

审理采用美、法法律，分立证和辩证两个阶段。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长达42页的起诉书。起诉书历数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被告的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和违反人道罪等，即“以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或同谋者的资格，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其接壤各国或邻近岛屿之军事、政治、经济的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单独或其他国家合作，对任何一个或一个以上之反对此项目的国家从事侵略战争”。起诉书列举出55项罪状。被告中罪状中最少的也有25项，最多的达54项。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前后持续2年半之久，共开庭818次，法官内部会议131次，有419位证人出庭作证，779位证人提供述书和宣誓口供，受理证据4336份，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1948年4月16日，法庭宣布休会，以作出判决。从1948年11月4日起宣读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到12日才读完。整个审判计耗资750万美元之多。判决书分三部分。

第一：

一，法庭的设立和审理。

二，法庭的职责

甲，法庭的管辖权；

乙，对俘虏的战争犯罪的责任；

丙，起诉书。

三，日本的义务和权利。

第二：

四，军部控制日本，准备战争。

五，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六，日本对苏联的侵略。

七，太平洋战争。

八，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暴行）。

第三：

九，起诉书中罪状的认定。

十，判决。判决书肯定日本的内外政策在受审查的时期（1928—1945年）内都是旨在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

被告最初是28人，但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和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为日本侵略炮制法西斯理论根据的大川周明因发狂而诊断为精神病中止受审。最后只对25人进行了审判和判决。对7人处以绞刑（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材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对16人处以无期徒刑（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屿田繁太郎、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判处2人有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重光葵7年）。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等7名战犯的死刑在东京巢鸭监狱（即半岛区东池袋三丁目旧东京拘留所，现东池袋中央公园内）执行，东条等人被绞死在死刑架上。

除东京审判外，盟国还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以及伯力等地，对乙、丙级战犯进行审判。据统计，被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总数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被判处死刑者941人。[〔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1015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作出的合乎正义的公正判决，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第一，通过这次审判，它根据许多第一手原始资料和1000多人的证词，核实了大量吏实，揭发和列举了战争贩子们的许多战争罪行，肯定了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所进行的是侵略战争，并惩办了战争的策划者，这有利于保障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宁。

第二，远东盟军最高统帅总部的《特别通告》和《远东国际军筝法庭宪章》与欧洲军事法庭判决书一样，是世界各国公认的关于战争的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它肯定了如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等都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等等。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第95（1）号决议确认了上述原则为国际法原则。

这在国际法上开了先例，促进了战争法规的发展。

最后，尚须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明显地转向反苏、反共，反对中国革命，急欲把日本变成反共的东方前哨阵地，美国占领当局竟不顾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对日本战犯竭力庇护或大批释放。判决书只强调日本军事在实行侵略战争方面的罪行，而减轻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为天皇、重臣、高级官僚、财界领导者等的责任。1947年8月30日，美国就释放了大资本家站川和航空卫业巨头中岛等人。这些人没有受到审判，也就使日本侵略的真正根源没有得到彻底揭露。

1948年12月24日，即对7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次日，麦克阿瑟总部宣布，释放仍在巢鸭监狱中的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

1949年10月19日，宣布对乙、丙级战犯也结束审判，不再逮捕、搜查战犯嫌疑犯。

1950年3月7日，更悍然颁布“第五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刑的战犯都可以在刑满前按所谓“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这实际上废除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1950年5月15日发表声明，指出：“中央人民政府认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违法越权的行为，不仅破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远东同盟国关于设立国际军事法庭的协议，不仅破坏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惩治日本战犯的庄严判决，同时，这种狂妄行为必然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以八年血战换来的制裁日本战犯的基本权利，损害中国人民防止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复兴的基本利益。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于麦克阿瑟以单方命令擅自规定提前释放日本战犯一事，绝对不予承认。”1950年11月21日，远东盟国总部又非法释放判刑己太轻而且刑期未满的重光葵，他不久就当上了外务大臣和副首相，荒木贞夫、畑俊六等也被释放，贺屋兴宣甚至重新回到政界。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战犯未服满的刑期都最后得到了赦免。

1944年5月16日，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伦敦总会通过决议，在中国设立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并由中国政府担任分会主席。同年11月29日，由王宠惠主持在重庆正式成立分会，邀请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法国、印度、荷兰等10余国代表参加。

1945年12月，根据国民政府决定，由军令部、军政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等单位，与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组成战犯处理委员会，并制定审理与执法的规定。从1945年12月中旬起，相继设立保定绥署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东北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国防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广州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济南第2绥靖区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武汉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太原绥署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国防部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台湾警备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从1945年底至1947年12月底，上述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已判决的318件，不起诉的661件，经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110件，其中包括对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6师师长谷寿夫，判处死刑绑赴中华门执行枪决，判处徒刑的208件，宣告无罪的283件。由于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出于利用日军力量进行反共内战的考虑，对侵华日军战争罪犯的审判竭力施加影响，从轻从宽处理，甚至免于追究和无罪释放。如前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时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

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日本战犯名单，冈村被列为首要战犯。但蒋介石却让他作秘密军事顾问，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在全国人民的愤怒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对其进行“审判”，结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1949年1月26日竟然宣判他无罪。判决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对此，连自认为死刑在所难免的战犯冈村宁次本人也觉得太失体统。

根据195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于沈阳、太原开庭，对在押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公开审判。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9～19日开庭，对前日军第117师中将师长铃木启久等8名战犯，根据近2000人的控诉、检举和证词，庭审调查证实上述罪犯有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肆意践踏国际法，犯有违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分别判处13～20年有期徒刑。太原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10～20日开庭，对战犯富永顺太郎等8名罪犯进行审判。庭审调查证实上述罪犯在侵华期间指挥特务进行间谍活动，刑讯、残害中国人民，日本投降后，又勾结汉奸、特务，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法庭宣布判处该8名战犯8～20年有期徒刑。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六编 小结

1943年秋至1945年9月，是中国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阶段。

1943年春夏以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反法西斯盟军在各条战线展开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2月2日胜利结束的斯大林格勒会战，成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苏军开始了战略反攻。5月13日，美英联军胜利结束北非的军事行动，9月上旬在意大利登陆，迫使意大利投降。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2月7日取得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胜利，从此日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美军开始战略反攻。中国敌后战场军民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并于秋季开始了局部的攻势作战。世界东西方战场的整个形势表明，反法西斯战争已不可阻挡地正在走向胜利。为了协调盟国之间的作战计划，尽快战胜德日法西斯，并商讨战后的有关问题，同盟国于1943年10月至11月，接连召开了莫斯科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就开辟第二战场和盟国联合对日本作战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签署了《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和《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等有关重要文件。这些对进一步联合盟国的力量，彻底打败法西斯，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敌后战场军民在与日本侵略者的长期战斗中，经历了1937～1940年的上升阶段，1941～1942年的下降阶段，1943年起的再上升阶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第一阶段是伸开的手掌，第二阶段是缩回的拳头，第三阶段是再伸出强有力的拳头。第三阶段的拳头，是经过积蓄力量发展壮大并在艰苦战斗中锻炼出来的，是向敌反攻的强有力的拳头。而日本侵略军从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以近90％的陆军和近1/3的海军与中国决战，未能实现战略目的。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后，以主要兵力对付占领区的游击战争，但又未能阻挡住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扩大。

1941～1942年，日军几乎倾全力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然而，除使抗日根据地军队、人口和面积有所缩小外，恢复和巩固占领区的战略企图彻底破产。为打开中国战场僵局而冒险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又使它腹背受敌，兵力更加分散。以全力与中国一个对手的决斗，已使它精疲力竭，进退维谷。现在却分兵于太平洋战场、东南亚印缅战场和中国战场三个方面作战，必然要陷入全面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中国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正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转折的有利形势下展开的。敌后战场军民在自己力量恢复壮大的基础上，针对日军相当兵力调住太平洋和南方战场，日军占领区兵力相对减弱，而且久战疲惫，战斗力不断下降的情况，由华北晋冀鲁豫地区发起的卫（河）南、林（县）南攻势作战开始，发展到1944年华北、华中、华南解放区军民，普遍向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

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军发起更为猛烈的春季和夏季攻势，华南抗日游击队也广泛向敌占城镇和交通线出击。解放区战场经过近2年的局部反攻，歼灭日伪军48万余人，收复城市70余座，收复国土32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200余万人，将日伪军进一步压缩于大中城市及交通要道附近。

中国正面战场在日军为摆脱战略被动而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由于战略指导失误，作战方针消极，第一线兵力薄弱，战备松弛，又得不到人民的支援，招致了豫湘桂作战的严重失败，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引起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危机和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但由于中国抗战的重心——解放区战场的强大攻势作战锐不可挡，日军孤注一掷的冒险挣扎，不但未能改变整个被动局面，相反使它在中国的战略态势急剧恶化。与此同时，正面战场在1944年进行了滇西反攻，中国驻印军于1943年冬开始了缅北的反攻。东西两线配合打通了中印公路，给日本缅甸方面军第18、第56师等部以歼灭性打击，使日军的印缅战线开始崩溃。

1945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临近最后胜利。5月8日，法西斯德国签字投降，欧洲战争宣告结束，盟军作战重心东移集中对付法西斯日本。

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解放区军民从各方面准备大反攻，要求人民武装力量实行由抗日游击战争向抗日正规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由以游击战为主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向一切被日伪军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进攻。随后，中共中央又指示各解放区迅速集中大部兵力，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形成超地方性的野战兵团，并加强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这就为迎接大反攻作好了思想、组织和军事上的准备。在日本拒绝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的《波茨坦公告》，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和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后，中国解放区不受外国的无理干涉和蒋介石的阻挠，按照延安总部的命令，以10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在数千万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从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向拒降日伪军展开了全面大反攻，共歼日伪军39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座，取得了重大胜利，使敌后军民坚持长期艰苦抗战的成果得到巩固。中国解放区战场的大反攻与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和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形成鼎足之势，使120余万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战败投降，为最后埋葬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结束语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有5000年悠久的历史。在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和火药等方面的发明，曾对世界科学技术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出现过许多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拥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和历史遗产。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称著于世，同时又是勇于反抗民族侵略和阶级压迫、酷爱自由和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长期反抗侵略、压迫的斗争中，曾出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民族英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向中国开刀，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使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一次次遭到失败和挫折，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血泪斑斑的灾难和屈辱的历史，也是一部反抗、斗争和寻求拯救中国出路的历史。

中国抗日战争是100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这次民族解放战争的规模是空前的，它除6年的局部抗战外，在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广阔的领土上，举国上下，几万万人浴血奋战了整整8年之久。抗日战争取得的胜利也是空前的，它使中国收回了由于不平等条约而失去的一部分主权，也收回了除香港、澳门以外的大部分失地，被强割出50余年的台湾、澎湖列岛等地，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成为26国宣言的四大领衔签字国之一，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再次振兴的转折点，它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树立了光辉的旗帜，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下进行和取得胜利的。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开始实行完全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政策。这就使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变得特别尖锐突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险。然而，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国，已不同于过去，有了进步的人民，进步的政党，进步的军队。中华民族的觉醒已达到空前的阶段。“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号召中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的侵略，领导和支持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倡导和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和社会各界参与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可以说是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华民族觉醒的最集中表现，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它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保证，它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齐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四万万五千万人同心协力，气贯长虹。工人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他们流血流汗，以血肉之躯为抗日战争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在全国抗战的8年中，征募壮丁达1335万余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兄弟。解放区战场的近100万主力军和220余万民兵，也是以农民为主体。工人农民又是工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社会生活和战争所需物资的供应者，他们对抗日战争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量的知识分子，是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最积极最活跃的一部分力量，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高度的爱国热情，为抗日奔走呼号，在文化教育、宣传鼓动等各条战线起了重要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也表现了巨大的爱国热忱。沿海地区及长江下游的民族资本家，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下，下愿资产被敌利用，将工厂业大批迁往内地和大后方，为支持国家战时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在抗战中所得国际援助又甚少，能在如此长期的战争消耗中，保证数亿人口的生活必需和数百万军队作战的维持，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英勇不屈的优良传统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56个民族，虽然居住地区不同，人数多少各异，但几乎部为神圣的抗日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北起黑龙江，南到五指山，东至台湾，西抵青藏高原，汉、满、蒙、回、藏、维、苗、瑶、黎、壮等各民族，都以自己民族的方式参加着不同的抗日斗争。成千上万支各民族的游击队、自卫队在和敌人作战，难以数计的担架队、救护队、运输队等，在日以继夜地辛勤奔忙，形成各民族人民支援战争的滚滚洪流。

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中国所有的党派都先后参加到抗战的历史大潮流之中，发挥了各自的不同作用。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国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会等各党派，都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对抗日救国事业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各地方实力派抗日前都存在着较浓厚的地方主义，在抗战中都能从民族大义出发，同舟共济，积极出兵、出粮。四川军队参加抗战者达100余个师，四川省1941～1945年出粮达8443万市石。其他如云南、广西等各省军队，都在抗战中作出了贡献。中国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在日本法西斯给中国带来的空前浩劫中，纷纷起来声讨侵略者的罪行，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他们组织救国同盟、难民救济会以及各种形式的僧侣救护队等，号召教徒为反对民族侵略尽心尽力。宗教徒联谊会还组团到国外揭露日本的罪行，取得了世界宗教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同情。身在国外的1000余万华侨，与祖国的抗战事业休戚与共。他们组织各种华侨救亡团体，创办多种报刊，积极宣传祖国英勇抗战的业绩，争取国际社会对抗战的支援。他们积极捐款、认购国债，将辛勤积蓄的金钱寄回祖国，捐赠大量急需物资。一些华侨优秀儿女还回祖国直接参战，不少人将鲜血洒在抗日疆场。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调动起来的力量，使日本帝国主义感到震惊。他们自知对抗不过这一强大的力量，便采取了离间和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一时间，日本的政治诱降和国际绥靖主义者的劝降，以及远东慕尼黑阴谋活动接踵而来。国内投降主义者，在抗战的困难面前，悲观失望，蠢蠢欲动，汪精卫等少数民族败类叛国投敌，顽固派则不断加剧国共磨擦，制造分裂和对日妥协的条件。然而，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不可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不容倒转。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以及坚决反对远东慕尼黑的方针，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实际行动，特别是解放区战场军民牢牢掌握着中国抗战的命运，终于使国内的分裂、妥协企图未能得逞，使国际绥靖主义政策遭到失败，使中国抗日战争渡过最严重危机，得以继续坚持到底。显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急风暴雨的冲击下，岿然不动，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也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抗战的实际作用使自己的国际地位迅速变化，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国。

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北伐战争。

1937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使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历史的经验证明：国共两党合作，国家兴旺发展；国共两党分裂，民族元气必伤。“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目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正是顺应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热切盼望祖国统一，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局面的历史潮流，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必将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繁荣昌盛。

抗日战争是在先进的军事理论、军事战略指导下取得胜利的。在全国抗战爆发的前后，为提出符合同情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及爱国的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理论的探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站在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研究的前列。毛泽东根据中日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基本情况，以及战争性质的进步与退步，国际社会的多助与寡助等特点，在1936年7月16日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即提出了以持久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思想。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提交国防会议的关于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中，明确提出：日军以速战速决为原则，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战，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并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接着，中共中央又提出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在作战指导计划中，确定了以持久战为主旨的战略方针。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与中国相比，国小、人力物力资源不占优势的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依恃其优势武器装备和充分训练的陆海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几个月打败中国军队，一举灭亡中国。它急于和中国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它最怕战争旷日持久，更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深知敌我双方特点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对付日本侵略者的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以全面全民族战争的优势，对付日军现代武器装备的优势；以开辟敌后战场的积极战略行动，与正面战场的防御相配合，破坏日军的全面战略进攻，夺取战略主动权。中日战争是两国综合力量的竞赛，也是战略指导正确与否的较量。经过你死我活的10个月搏斗，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几个月灭亡中国的目标，并没有达到。在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有力抗击下，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在不断地遭到破产，战略进攻的势头在衰减。与此同时，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八路军已完成在晋察冀等省山区枢纽的战略展开，创建了山区抗日根据地，并正向华北平原地区实施战略展开，新四军亦正开始向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大片沦陷土地被收复，敌人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正以燎原之势发展。根据这一时期抗日战争的实践，毛泽东以军事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总结战争的经验，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全面系统地深刻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战略原则，持久战必经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以及普遍深入的全民动员和政治动员等有关战争胜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准确地判断日军进攻总的目标是武汉，并将在占领武汉、广州后告一段落。他具体地指出，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应当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达到内线的防御的战略持久，不断歼灭和消耗日军，逐步改变敌我强弱、优劣形势，从而逐渐改变总的力量对比，使其走向平衡，再由平衡走向我优敌劣。他着重指出，漫长和困难的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转弱力强的枢纽，熬过这段艰难的路程，就可依靠自己发展壮大起来的力量，在国际有利形势的配合下，举行战略反攻，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战局的发展不出毛泽东所料。日军在攻占武汉、广州后，不得不被迫停止战略进攻，并将主力转用于后方，进行巩固占领区的治安作战，集中力量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游击战争。从此，日军在敌后战场陷入了战略被动地位，解放区军民担负起抗日的重担，成为贯彻执行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原则，给日军以致命打击的主力军，这就注定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必败命运。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日战争的实践，正是按照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理论和战略，一步一步走向了胜利。战争的实践证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军事战略的指导，对弱国战胜强国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

抗日战争中游击战充分发挥了巨大的战略作用。抗日游击战争是发挥中国地广人众优势，弥补武器装备劣势的最有利的形式，也是发挥反侵略自卫战争的正义性，组织广大群众参战的最有利形式，又是使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转变敌我力量对比，逐步担负起抗日重担的最有利形式，还是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的最有效作战形式。在正面战场作战中得意忘形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在其后方占领区对付人民抗日武装的游击战中，却变得处处被动，穷于应付。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由于有先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坚强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主力兵团为骨干，并积极扶持各地发展群众性的抗日斗争，这就造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性和持久性。在短短的两年内，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蓬勃发展起来。

在这浩大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被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团团包围。在犬牙交错变化不定的战线上，抗日军民以普遍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以极其灵活巧妙的伏击战、袭击战、破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层出不穷、千姿百态的奇妙战术和作战手段，打击日军，使其围攻、“扫荡”、“讨伐”、“蚕食”、“清乡”等频繁的进犯，一次次遭到失败。

数十万日本侵略军，陷于敌后战场，狼奔豕突，疲惫不堪，欲打不得，欲罢不能。年复一年的庞大战争消耗，使日军主力被拖垮，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而中国宏大的人民游击战争却发展到高级阶段，从长期游击战争培育和锻炼出的千百支游击兵团和正规兵团，则成为担起决定战争命运的重担，向日军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主力军。这是杰出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艺术，与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民武装结合的产物。

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使具有优势装备的日本侵略军，在它面前一败涂地，这不能不使国内外很多人震惊和折服。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一文中写道：“在第二次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日本人的评价是从切身体会出发的。曾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任过参谋的将领塚本政登撰文说：“中共八路军对日本军进行的战争，是一场任何条令都未写过、也从未体验过的特殊战争。”“他们擅长于夜间和山地进行远距离机动，因而日军常常处于内线被包围的境地。”“从当时的情况看，可以说夜间是八路军的天下”。“他们受过训练，其体力和脚力高我一筹”，“同样的时间日军只能爬过一座山，八路军能爬过三座山。”“日军在千百次大小围剿作战中基本上没有给中共军队以重大打击。与此相反，在围剿中日军司令部、小部队和后方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事例却不胜枚举。”毫不夸张地说，雄伟的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尽了自己的伟大责任。日本法西斯是世界人民的第二号敌人，它利用各大国之间的矛盾，于1931年9月即开始向中国进行武装侵略，首先形成东方的战争策源地，不断地扩大侵略战争，并于1937年7月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最早举起反法西斯战争的义旗，并以举国奋战最先开创了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这个地域和规模都十分浩大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只有中国单独地和日本侵略者进行着决斗。在国内外重重困难的条件下，中国承担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全部压力，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坚持全国抗战长达4年之久。中国战场是东方战场的主要战场，它对稳定东方反法西斯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中国抗战对日本侵略者的沉重打击，使其战略、政略都遭到惨败，则盟国“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根本无从谈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个进程将被改变。苏联副人民委员C·A·洛佐夫斯基在1939年6月即曾指出：“刻下正在中国解决世界性问题：日本是否将成为太平洋和太平洋沿岸的主宰者。人类好几十年的命运将取决于中国和日本斗争的结局。”应该说，他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

先征服中国，取得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有利的战略基地后，再南进南洋地区，北进苏联远东地区，这是日本法西斯既定的世界战略，也是轴心国德日双方制定的在东方的战略协同计划。1940年德国法西斯横扫北欧、西欧时，日本急欲乘德国大胜的良机向太平洋方面进攻，由于中国战场的积极作战钳制了日军的行动，使其南进计划被迫推迟，直至次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也因大部陆军和相当的海军陷在中国，太平洋方面的兵力受到限制，与德国在中东会师难以实现，这些都为在太平洋方面战备不足的美英等国争取了巨大的战略利益。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进攻后，日本法西斯立即以“关特演”为掩护，实施大规模战略调动，准备向苏联远东发动进攻，然而从中国关内抽调兵力的计划却始终难以完成，进攻计划被迫搁置，使苏联不仅避免了两面作战的严重威胁，而且使东线力量得以抽调到西线，集中对付德国法西斯的进攻。由于中国抗战较长时期地束缚住了日本法西斯的手足，也为亚洲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开始参加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东方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两个战场，即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太平洋战场以海战为主，日本的70％陆军和近1/3的海军仍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因此，中国战场始终是对抗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1942年上半年，日本在太平洋的进攻甚为得手，而在中国战场的处境却并不美妙。直至1945年，拥有100余万兵力的日本陆军最大战略集团中国派遣军，在中国军民多年的打击消耗和最后的全面反攻下，既不能回援太平洋和日本本土，又无力进行大陆决战，不得不在中国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盟国陆军没有参加对日本中国派遣军的作战，相反，中国远征军却以10～20余个师先后两次入缅，参加了印缅战区对日军南方军和缅甸方面军的作战，并担负了缅南防御和缅北反攻的主力。

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签字，历时14年之久。特别是在1937年“七·七”全国开始的3000个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中，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接受投降日军128万人，接受投降伪军146万人。据近年调查研究的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中国财产损失600余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下同），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等方面的作战，也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援了中国战场的作战。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从人力、物力等方面支援中国。朝鲜、越南、美国、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也用各种方式给中国抗战以国际主义的支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地区对日本关东军作战和美英盟军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对日反攻，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的进程。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

抗日战争的历史昭示我们：国内分裂，外敌乘虚而入；经济落后，就会被动挨打。日本法西斯敢于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就是利用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国弱民穷。我们要铭记这一教训，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加速发展经济、文化，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使中国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永远不再受人摆布。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在历史上有过2000余年的友好交往，也有几十年不愉快的历史。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也使日本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历史是无情的，穷凶极恶地发动侵略，使亚洲人民饱受侵略战争惨祸的日本战争罪犯们，终于受到了历史的严正的审判，并且将永远受到世界人民的唾弃。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已经建立。这是两国政府和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历史的悲剧不容重演。我们都应珍视中日友好关系，坚决反对少数人为日本侵略战争及其罪行辩解，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竭尽全力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后记

在本卷编写过程中，得到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的指导。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解放军出版社及本院有关部门，给予了支持帮助。齐世荣、彭明、王淇、张注洪、王桧林、丁守和、王振德、吕永和、何理、马仲廉、莫阳、沈宗洪、傅吉庆、吴春秋、刘代文、谢钢、王楚英等同志参加了下卷史稿的评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本书还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各部分的执笔人：

绪论、第五、八、十一章、第二编小结

及协助上卷统稿　　柳茂坤研究员

第一、六、二十三、二十六章　　徐　勇副教授

第二、三、十七、三十一章、第一编小结、

上中下卷大事记及日文资料引文校审　　高　培研究员

第四、九、十六、三十、三十四章　　彭玉龙助理研究员

第七、十四、十五、三十五章　　王天成研究员

第十、十二章，第三、五、六编小结、

结束语及全书槁统改　　罗焕章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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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耿成宽 副研究员

第十八、二十九章　　韦显文研究员

第十九、二十七章及参加中、下卷统稿　　支绍曾研究员

第二十、二十八章　　贺新城助理研究员

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三十二章、

第四编小结　　周小宁助理研究员

第二十四、二十二章　　王明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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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接培柱助理研究员

第二十七章　　刘庭华副研究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94年11月

大事记

1931年

6月19日 日本关东军制订征服满蒙的方案，后经陆军中央修改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成为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

6月25日 日本为人侵中国制造了“中村上尉事件”。

7月1日 日本警察在万室山地区镇压中国农民，制造“万室山事件”。

△蒋介石率大军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3次“围剿”。

7月23日 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攘外应先安内”的反动方针。

8月16日 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一体遵守。

9月15日 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3次“围剿”。

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东北军奉命不战而退。

9月19日 日军占领沈阳、长春、四平、公主岭、铁岭、抚顺、安东、凤城、本溪、辽阳、海城、营口等地。

△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就柳条湖事件向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中国代表施肇基向国际联盟大会报告日军侵占沈阳情况。

9月20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9月21日 日军侵占吉林市。吉林省府代主席、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投敌，26日 宣布成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

△北平各校东北藉学生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

△驻朝鲜日军第39混成旅越境侵入中国东北。

△苏联《真理报》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9月22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国联在英、法代表操纵下，通过两项决议：（1）停止一切冲突；（2）双方撤退军队。

△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要坚定沉着，信任国联之公理处断。

△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演说，谓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9月23日 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作相代理司令官。

9月24日 苏联表示在道义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

△美国政府以内容相同的照会，分别致中日 两国政府，对“九·一八”事变表示“遗憾”、“忧虑”。

△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 大罢工。

9月26日 上海100多个工会和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抗日救亡大会。

9月27日 张景惠在哈尔滨成立东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

△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

9月28日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表《告全国学生书》，谓对日宣战与否，政府自有决断，学生不得相率罢课。

△北平各界3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29条决议案。会后分三路出发游行。

△南京、上海请愿学生愤怒殴打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

9月30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

△国联理事会作出9项决议，呼吁日本撤兵。

10月1日 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投敌，宣布脱离东北军当局“独立”，就任伪“东北边防保安总司令”。

10月2日 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表《告世界各国书》。

10月初 东北抗日义勇军第3纵队在辽宁省北镇县组成。

10月6日 日本军舰4艘（陆战队400名）到上海挑衅。

10月8日 日本关东军飞行队轰炸锦州。

10月16日 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发表“独立”宣言，公开降日，成立“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自任总司令。

△叛军张海鹏率部向嫩江之江桥进犯，守军将其击溃。

10月20日 马占山就任黑龙江代理省政府主席兼黑省军队总指挥。

10月21日 日本军部法西斯“樱会”激进派同右翼团体头目策划“十月事件”，因事泄失败。

10月24日 国联理事会作出7项决议，要求日军于11月16日 以前完全撤退。

10月29日 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对满洲事变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

11月4日 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开始，到19日结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1月6日 英、美、苏各国报纸披露《田中奏折》内容。

11月8日 土肥原策划“天津事件”，组织汉奸便衣队大事骚扰，制造混乱局面。

11月10日 溥仪在日本特务接应下秘密离开天津，前往东北。

11月19日 日军攻占齐齐哈尔，马占山率黑省军政人员退往克山、海伦。

11月25日 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全国舆论纷起反对。

11月30日 蒋介石发表讲演，声称“攘外必先安内”。

12月5日 南京军警镇压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学生，制造了“一二·五”事件。

12月8日 国联理事会决定放弃设锦州中立区的计划，但同意保留日本在该地区的所谓“剿匪权”。

12月10日 国联理事会决定派遣以李顿为首的代表团调查中国东北事件。

12月12日 国民党政府准张学良辞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降日，就任伪奉天省长。

12月17日 南京军警制造“珍珠桥惨案”。

12月26日 日军向辽西、锦州发动进攻。

12月下旬黄显声、熊飞组织起“辽宁抗日义勇军”，后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

12月31日 苏联向日本提议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1932年

1月1日 东三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叛变投敌。

1月3日 日军侵占锦州。

△关东军司令部下达命令，集中主要力量攻击义勇军。

1月4日 黄显声在辽宁北票设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月5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帝国主义占领锦州号召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宣言》。

1月7日 汉奸张景惠在齐齐哈尔就任伪黑龙江省政府主席。

△美国政府照会中日 两国，就所谓满洲的新事态，发表“不承认主义”的声明。

1月8日 美国国务院表示：“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

1月9日 英国照会日本，要求满洲门户开放。

△义勇军刘存起部在锦西伏击日军骑兵第27团，毙伤团长古贺传太郎以下60多人。

1月20日 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指使暴徒，借口日 僧被殴，袭击三友实业社，制造事端。

1月28日 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第19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开始。

△日军进攻哈尔滨。

l 月30日 国民党政府发表迁都洛阳宣言。

△宋庆龄、何香凝等在真如慰问抗日将士。

1月31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再次号召武装群众，保卫上海。

△李杜、丁超等组成吉林自卫军，联合抗日。

本月 中共满洲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饶河中心县委组织的反日 会，已发展会员300多人。

2月1日 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

△日本决定向上海派遣陆军。

△华侨义勇军通电全国。

△吉林自卫军在双城附近全歼伪军刘宝林旅，并袭击进攻哈尔滨的日军。

2月3日 国联调查团从欧洲出发，绕道美国去日本。

△英、法、美、意、德五国公使建议上海为“中立区”，中国表示同意，日方拒绝。

2月4日 中国吴淞守军击败日军进攻，日军更换主帅。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通电》。

△日伪军分兵两路向哈尔滨进犯，丁超、李杜、宫长海、冯占海等部奋起抵抗。马占山派苑崇谷部往援。

2月5日 哈尔滨失守。吉林自卫军各部向宾县、依兰等地退却。

△日 关东军司令部自即日 起至25日，连续召开10次“建国幕僚会议”，密谋建立伪满洲国。

△日军全力进攻闸北，又被中国守军击退。

2月13日汪精卫在洛阳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

△日军调第9师增援上海，并二易主帅。

2月18日 张治中率第5军抵吴淞前线参战，归蒋光鼐指挥。

2月24日 日本编成上海派遣军，白川义则为司令官。

△马占山变节投敌，在龙江任伪黑龙江省省长。

2月26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为取得上海战争的胜利告全国民众宣言。

2月29日 国联调查团到达东京。

△日军对上海再度发动总攻，守军在八字桥、天通庵与敌激战。

3月1日 日军在江湾、庙行镇一线进行全面攻击，并在浏河强行登陆，蒋光鼐令极沪守军撤至黄渡、方泰镇、嘉定、太仓一线。

△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成立伪满洲国。

3月2日 第19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电文。

3月3日 国际联盟特别大会决定，要求中日 双方停止战争。

△日军占领浏河、嘉定、南翔、真如一线，并发表停战声明。

3月5日 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伪满洲傀儡政府成立发表宣言，号召人民武装起来，驱逐日 帝，打倒伪满洲国。

3月6日 蒋介石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3月9日 溥仪到达长春，在关东军导演下，就任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充任伪“国务总理”。

3月10日 溥仪与本庄繁签署密约。日本帝国主义据此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一切大权。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照会日 驻华大使，绝对不承认日 前成立之伪满洲国。

3月12日 日本内阁通过《满蒙处理方针纲要》。

3月14日 国联调查团由日本抵达上海。

3月18日 李延禄率救国军补充团在宁安县墙缝一带伏击日军上田支队，毙敌百余人。

3月19日 李海青部救国军攻克扶余县城。

3月31日 苏炳文在海拉尔通电就任黑龙江省自卫军总司令。

本年春张平洋、张文藻、赵尚志组成巴彦游击队。

△李红光、杨佐青等成立盘石游击队。

4月2日 马占山反正，再举抗日旗帜。

4月3日 吉林自卫军和吉林救国军将领在宁安召开联席会议，成立吉林抗日联合军，推举李杜为联合军总司令兼吉林自卫军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指挥，王德林为救国军总指挥。

4月5日 中共满洲省委提出反日战争的10条纲领。

4月7日 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

4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

4月21日 唐聚五、黄宇宙等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

△国联调查团到沈阳。

本月 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杨林到磐石，领导创建抗日武装。接着，又派继任军委书记周保中到吉东地区指导抗日斗争。

5月5日 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

5月7日 东北抗日自卫军李杜部袭击日军。吉林救国军攻克和龙县城。

辽宁抗日军攻占辑安（今集安）县城。

5月9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漱沪协定通电》。

5月15日 日本发生“五·一五”事件，首相犬养毅被杀。

5月18日 日军侵占汤原县城。

5月21日 蒋介石兼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赴汉口策划对中央苏区的第4次“围剿”。

5月26日 日本斋藤内阁成立。

5月27日 辽宁义勇军项青山等部攻占辽中县城。

6月4日 日军在呼海路发动总攻，海伦失守。

6月9日 蒋介石在庐山召集豫鄂皖赣湘五省“剿匪”会议，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

6月11日 抗日救国军王德林部袭击吉敦线蛟河镇。

6月12日 日军第14师对马占山部发起总攻。

6月13日 日军对奉海铁路沿线开始大“讨伐”。

本月 崔石泉、金文亨建立起饶河反日 游击队。

7月1日 邓铁梅指挥所部攻克凤城县龙王庙，毙伪军100余人。

7月11日 李海青部救国军攻占通北县城。

7月13日 冯占海部自卫军攻克舒兰县城。

7月18日 东北义勇军攻营口。

7月31日 日军袭击安固镇，谎报马占山战死。

8月1日 东北义勇军进攻长春。

8月8日 日本任命武藤信义接任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伪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实行所谓“三位一体制”。

8月16日 国民党政府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

8月17日 国民党中政会撤销北平绥靖公暑，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

8月28日 抗日义勇军一部进攻沈阳，占东塔机场，烧毁飞机多架。

9月4日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北平签字。

9月15日 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双方签订《日满议定书》。

9月16日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为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事提出抗议。

△日军制造平顶山惨案。

9月24日 吉、黑抗日义勇军联合进攻哈尔滨。

9月28日 苏炳文中东铁路护路军反正，占领满洲里。

10月1日 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

10月2日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 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

10月4日 中国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要求一致猛醒，誓死抵抗，全力自救。

10月5日 《中共中央告全国民众书》谴责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共管中国的具体计划。

10月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

10月7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

10月9日 冯玉祥、李烈钧、柏文蔚、程潜等15个国民党中委通电全国，指摘国联报告书之谬误，要求全国动员，以抗暴日本而收复失地。

10月27日 国民党政府训令国联代表，原则接受李顿报告书。

本月 初中共满洲省委派杨靖字到南满巡视工作，指导抗日斗争。

11月11日 日伪军对东北抗日武装开始第2次全面“讨伐”。

12月1日 国民党政府由洛阳迁回南京。

12月4日 苏炳文部弹尽粮绝，退入苏联境内。马占山也随同退入苏境。

12月12日 中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12月17日 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2月29日 日伪军对南满三角地带开始第3期“讨伐”。

1933年

1月3日 日军攻占山海关。

1月5日 日军侵占绥芬河。

1月7日 日军占领李杜军根据地密山。

△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

1月9日 吉林自卫军一部在李杜率领下，自虎林附近退人苏联境内。

1月10日 抗日救国军王德林部被迫退入苏联境内。

1月16日 热边义勇军进攻通辽。

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在东北建立反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月27日 蒋介石到江西督剿中国工农红军。

本月 童长荣、王德泰组成东满游击队。

2月21日 日伪军10余万人，兵分3路大举进犯热河。

2月24日 国联大会通过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日本代表当即退席。

2月25日 中国守军在朝阳、凌南一带与日军激战。

3月2日 日军侵占赤峰。

3月4日 日军侵占承德，并向长城各口推进，遭中国军队抵抗。

△日军占领冷口。

3月6日 日军向滦平推进。

3月7日 商震部黄光华师收复冷口。

3月9日 第29军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激战。

3月11日 中国守军在古北口与日军激战。

3月12日 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准张学良辞去本兼各职，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

3月24日 蒋介石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与何应钦商谈对日妥协办法。

3月26日 蒋介石在南京与汪精卫会商，决定全力“剿共”。

3月27日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3月30日 日关东军间岛辎重队日共党员伊田助男，用汽车送给中共抗日游击队10万发子弹后自杀身亡。

4月10日 蒋介石在南昌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11日 蒋召集七省治安会议，布置对中央苏区的第5次“围剿”。

4月11日 日军侵占冷口。

4月16日 日军侵占北戴河、昌黎。

4月17日 日军侵占滦东地区。

4月23日 滦河西岸中国守军全线反攻，收复卢龙、迁安等县。

4月26日 南天门已激战5昼夜，双方伤亡惨重。

4月28日 汉奸李守信建立察东特别区，自任行政长官兼军长。

4月29日 何柱国所部攻克北戴河。

△多伦失守。

4月30日 北平军分会调傅作义部由张家口开赴昌平集结待命。

5月4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设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黄郭为委员长，与日方谈判停战。

5月6日 日军参谋部制订《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

5月13日 日军渡过滦河，大举西犯。

5月16日 唐山失陷。

5月21日 傅作义部在怀柔城西与日军激战。

5月22日 日军相继占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

5月23日 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19路军赴福建“剿共”。

5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

5月26日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建立，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

5月31日 《塘沽协定》签订。

6月1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通电反对《塘沽协定》。

6月13日 国民党政府派庞炳勋、冯钦哉部准备进攻冯玉祥率领的抗日同盟军。

6月25日 苏联不顾中国反对，与日本就买卖中东铁路问题开始正式谈判。

6月30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8月1日 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蒋介石电令冯玉样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即日 离部赴平。

7月1日 吉鸿昌指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宝昌、沽源，伪军纷纷反正。

7月6日 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

7月7日 何应钦下令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三路进攻抗日同盟军。

7月16日 关东军参谋部炮制出《暂行蒙古人民指导要案》。

8月6日 冯玉祥在蒋介石派兵逼迫下，宣布即日 起将察省一切军政交宋哲元负责办理。9日，冯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冯离张家口赴泰山。

8月21日 方振武、吉鸿昌部集结张北一带，继续坚持抗日。10月16日，在日军和国民党军围攻下失败，方、吉离部赴天津。

9月16日 海伦游击队成立。

9月18日 以盘石游击队为基础的东北人民革命第1军独立师成立，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红光任参谋长。

9月25日 日本海军省提出《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策动分离华北的活动。

本月 蒋介石纠集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5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10月2日 日本陆军提出《帝国国策》，要求在华北设“缓冲地带”。

10月4日～23日 日本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大会，策划建立“蒙古国”。

10月26日 冲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第19路军，在瑞全秘密签订《反日 反蒋的初步协定》。

本月 赵尚志等成立珠河东北反日 游击队。

11月9日 吉鸿昌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24日 在北平就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

11月20日 第19路军将领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本年冬夏云杰、戴洪宾组成汤原反日 游击队。

本年末吴义成越境入苏。周保中率部到敦化、宁安一带活动。

1934年

1月1日 蒋介石下令对驻福建的第19路军发动总攻击。1月21日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

2月19日 日伪军在东边道、辽东、辽南向三角地带实行大讨伐。

3月1日 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4月1日 日军在唐山沿线举行野战演习。

4月10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

4月17日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声称要排挤英美在华势力，独占中国。

4月20日 毛泽东就天羽声明发表谈话，指出此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

△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

5月20日 中共宁安县委决定正式建立宁安游击队，白殿贞任队长。

6月8日 日本借口驻南京副领事藏本失踪，酝酿事变。12日，藏本在明孝陵被寻获。

7月7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7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江西瑞金出发。

7月8日 日本冈田启介内阁成立。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8月13日 驻山海关、秦皇岛日军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9月7日 日本内阁决定废除《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10月10日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10月20日 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为粉碎冬季“讨伐”给全党同志信》，提出要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和第2军以及第3军独立师的任务。

10月27日 日军借口宋哲元第29军在张北盘查过境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一行8人，挑起张北事件。

11月7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成立，杨靖宇为军长。

12月7日 日本内阁制定《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指导分离华北的活动。

12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成立，军长李延禄。

1935年

1月15日 ～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1月18日 日本关东军发表文告称“断然扫荡”察省中国驻军宋哲元部。

1月19日 蒋介石表示日军进攻察东系“地方事件”，应“就地解决”。

l 月28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成立，赵尚志为军长。

2月2日 中日 代表在热河丰宁县大滩就察东事件正式谈判，达成“大滩口约”。

2月10日 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军长周保中。

2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联名向全国各机关团体发布命令，严禁排日 运动。

3月23日 苏、日 、伪满签署中东铁路转让协定，议定路价为1·4亿日 元。

4月16日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决定5年内由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300万人。

5月2日 天津日租界《国极报》社长胡恩溥被枪击，次日 毙命。

5月3日 天津日祖界《振报》社长白逾桓被杀。

5月20日 关东军追击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侵入长城以南。

5月29日 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会见何应钦.借口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无理要求。31日，南京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妥善办理”。

5月30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正式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魂拯民任政委。

6月1日 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往保定。

6月4日 何应钦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

6月5日 日军再次制造张北事件，要挟国民党政府。

6月11日 梅津就华北问题提出备忘录，7月6日，何应钦复函全部承认日方要求。实际形成《何梅协定》。

△国民党政府发布《邦交敦睦令》。

6月27日 《秦土协定》签订。

6月28日 丰台事件发生。

7月25日 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提出《对内蒙措施要领》。

本月 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8月1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吉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8月5日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

8月12日 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离东京来华赴任。

8月28日 国民党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29日，下令撤销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9月24日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宣称“必须对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团体的工作予以指导。”

10月2日 国民党政府在西安设西北“剿匪”司令部，蒋介石兼总司令，张学良兼副总司令。

10月19日 红军抵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10月22日 在日军策动下，河北发生香河事件。

11月1日 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

11月4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币制改革”、“白银国有”令。

11月13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11月18日 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

11月19日 蒋介石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11月25日 日本策动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

11月26日 国民党政府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

11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

12月6日 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文告，表明“美国对于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

12月7日 国民党中央决定设冀察政务委员会。

12月9日 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

12月16日 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再度举行示威游行。

△全国各地学生游行，反对冀东伪政权。

12月18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为援助北平学生救亡运动告工友书》，呼吁全国工人奋起救亡。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

12月20日 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备界青年同胞宣言》。

12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法局瓦窑堡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2月26日 平津学生联合会在北平成立。

12月27日 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1936年

1月5日 蒋介石令平津各学校放假，强迫学生高校。

△北平朝阳门发生日 兵枪击中国守军事件。

1月9日 日军参谋部写出《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作为扩大侵略的参考。

1月13日 日本政府向在华日军发出《处理华北纲要》。

l 月14日 冀察绥靖公署在天津成立，宋哲元就任主任职。

1月15日 日本宣布退出伦敦裁军会议。

1月21日 日本外相广田在议会发表演说，再次阐明所谓“对华三原则”。

1月25日 中国工农红军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月26日 乌兰夫率领德王警卫队2000余人起义，捣毁“蒙疆政务委员会”。

1月28日 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即“汤原会议”），在黑龙江汤原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后改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选举赵尚志为总司令，李华堂为副司令，张寿篯为总政治部主任。

2月1日 北平各校学生代表在师范大学开会，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

△德王盗用“蒙政会”名义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公署”。12日，德王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

2月10日 中共中央下达《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

20日，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2月17日 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军委联合发表《东征宣言》，组成红军抗日先锋军。20日，开始渡黄河东征。

2月23日 蒋介石下令调重兵堵截红军东征抗日。

2月26日 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导致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形成。

2月 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成立，周保中任军长。

3月9日 日本广田弘毅内阁组成。

3月29日 苏联宣布已与外蒙订立《互助条约》。4月17日，国民党政府向苏联提出抗议。

3月 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成立，王德泰任军长。

4月9日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陕北延安举行联合抗日会谈。

4月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成立，李延禄任军长。

5月1日 日本命令田代皖一郎继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红军抗日先锋军开始撤回黄河西岸，回师陕北。

5月5日 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5月8日 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发表《对时局宣言》。

5月9日 日本拟定《向满洲移住农业移民百万户计划》。

5月12日 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市成立。

5月15日 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又增兵华北。

5月25日 毛泽东致书阎锡山，争取共同抗日。

5月31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通过了《抗日救国初步政策》。

6月3日 日本新的《帝国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修订完毕，并经天皇批准。

6月20日 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

6月30日 日军参谋部决定《国防国策大纲》。

7月15日 国民党国防会议成立，蒋介石兼任议长。

7月16日 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指出中国战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预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7月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成立，杨靖宇任军长。

8月1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成立，军长赵尚志。

8月7日 日本内阁制定《国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

8月11日 日本政府确定《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

8月14日 毛泽东致书傅作义，表明举国抗战主张。

8月25日 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8月日军参谋部制订《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

△日伪军开始进犯绥远，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部抵抗。

9月1日 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9月3日 日 侨中野在广东北海被杀，即“北海事件”。

9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9月18日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

△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成立，军长谢文东。

9月19日 日军侵占丰台。

9月22日 毛泽东写信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阐明联蒋抗日的意义。

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成立，军长夏云杰。

10月22日 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宁静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蒋介石飞抵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10月薄一波、杨献珍等受中共北方局委派，接办了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日本中国驻屯军以北平为目标开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11月5日 绥远抗战爆发。

11月9日 国民党第29军举行演习，以对抗日军演习。

11月20日 冀东保安队哗变。

11月23日 “七君子”事件发生。

11月24日 傅作义部队收复百灵庙。

11月25日 日德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1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成立，军长陈荣久。

12月1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致书蒋介石，促其当即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12月4日 蒋介石再赴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12月5日 毛泽东写信给冯玉祥，赞扬其“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

12月7日 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8日，杨虎城去劝蒋，均无结果。

12月10日 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12日 发布第6次“围剿”红军的命令。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邀请派员共商大计。

12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

△何应钦以国民政府名义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并派飞机到西安侦察。

12月14日 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日本陆军省制订《西安事变对策纲要》。

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称：“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

12月15日 中共中央以红军高级将领名义给南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两次发出通电，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12月16日 国民党中央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20个师的兵力对西安进行威胁。

△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通电全国，反对内战。

12月17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飞抵西安，同张、杨商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12月18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五项抗日救国主张。

12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确定并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20日 端纳陪宋子文到西安，张学良向来讲述了自己的意图。张、杨发表《告东北军、17路军将士书》。

12月21日 中共代表团同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决定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与刘峙决战的方针。

12月22日 宋美龄等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24日，会谈达成6项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6日，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留。

12月23日 日本广田首相称：“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

12月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

冬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成立，军长汪雅臣。

△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成立，军长李华堂。

1937年

1月7日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的保安（今志丹县）迁到延安。

1月8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敦促蒋介石实行诺言，下令停止进攻西安。

1月31日 周恩来、叶剑英同东北军主和主战派和17路军举行三方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对南京采取和平方针，派李志刚赴渲关与顾祝同签字。

2月1日 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2月7日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制定《1937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纲要》，加紧对东北抗日武装的“讨伐”。

2月8日 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

2月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四项保证。

2月15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22日结束。全会通过了实际上接受国共合作的决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2月20日 日本政府发出《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

本月 中旬至3月中旬，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一次谈判在西安举行。3月下旬，蒋介石与周恩来在杭州谈判，4月初 结束。

3月24日 日舰20艘来华，拟在青岛大演习，以中国为假想敌。

4月16日 日本外、陆、海、藏四相会议决定《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指导华北方针》。

4月25日 华北日本驻军开始在津郊、平郊及通县附近演习。同时，策动伪军进犯绥远。

4月3O日 杨虎城被蒋介石革职，后被迫出国考察军事。

5月2日 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举行，14日结束。毛泽东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察北伪蒙军在商都增兵南犯。

6月4日 日本近卫文麿内阁组成。

6月9日 日本关东军向军部呈报《关东军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

6月25日 连日来，日军在卢沟桥一带不断举行夜间演习。

6月28日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朝鲜总督府、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及满铁总裁等各方人士，在大连举行会议，侵华形势日 趋严重。

7月初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7日 日军在卢沟桥回龙庙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随后，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7月8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7月9日 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

7月11日 日本首相近卫文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立即向华北增兵。

7月12日 蒋介石电示第29军军长宋哲元，以下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就地抵抗日军。

△伪宁安县三道河子森林警察大队150人，在大队长李文彬率领下反正，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编为警卫旅。

7月15日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17日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准备应战”。

7月23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同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

7月25日 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部发布《为响应中日 大战告东北同胞书》。

7月28日 日军猛攻北平南苑，守军将领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次日 北平失陷。

7月30日 天津沦陷。日军侵占大沽。

7月31日 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

△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君子获释出狱。

8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成立。

△宋美龄等发起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南京成立。

△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党委作出《关于军队中党的工作问题》的决定。

8月2日 日军第二次动员的第5、第6、第10师陆续到达天津。

8月6日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到陕西三原地区，整装待命。

8月7日 中国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及国防联席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于9日 赴南京出席会议。

8月9日 日军在上海制造“虹桥机场事件”。

△日军参谋部命令中国驻屯军及关东军对察哈尔省作战。

8月13日 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

8月14日 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8月15日 日本政府发表《帝国政府声明》。

△日军下令编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上将）。

8月16日 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划全国为4个战区，建立战时体制。

8月21日 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月22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5日结束。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作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

8月23日 日本上海派遣军在吴淤登陆。

8月2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主力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相继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发布《关于抗日救国宣传运动的紧急通知》。

8月31日 日军编成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上将）。

9月4日 国民政府修正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9月6日 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9月12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进一步阐明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基本原则。

△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对日本侵华提出申诉书。

9月13日 日军侵占大同。

△中国军队同日军展开太原会战，至11月8日结束。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力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9月25日 八路军第115师于平型关前线伏击日军，首战告捷。

9月29日 毛泽东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周保中在四道河子联军密营主侍召开吉东省委常委会议。

10月1日 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四相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

10月5日 日军攻占德县。

10月6日 美国国务院宣言，斥责日本在华侵略行为实际破坏《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

10月10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筹备委员会成立，周保中任总指挥。

△日军占领石家庄。

10月12日 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10月13日 忻口战役开始。同时，中国军队进行正大路防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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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 日军编组第10集团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参加上海方面作战。

10月16日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成立，任弼时为主任。

△刘少奇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10月19日 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袭击代县阳明堡机场。

10月26日 日军上海派遣军占领大场镇。

10月27日 在日本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10月29日 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作《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的报告。

本月 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军长祁致中。

△八路军第115师一部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

11月3日 《九国公约》参加国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日本和德国拒绝参加。

11月5日 日军第1O集团军从杭州湾的金山卫和全公亭登陆，包抄上海。

11月6日 意大利参加日 、德防共协定。

11月7日 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日军组成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上将），辖上海派遣军和第10集团军。

11月8日 日军占领太原。

11月9日 中共中央军委向八路军发出分兵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准备反围攻的指示。

11月12日 日军占领上海。

△毛泽东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11月18日 日本发布大本营令。

20日，设置日军大本营。

11月20日 日军逼近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

11月22日 在关东军策划下，伪“察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于张家口联合成立“蒙疆联合自治委员会”。

11月24日 日军首次围攻晋察冀边区。

本月 山西新军进至晋东南等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日伪军开始对活动在伪三江省的东北抗日联军发动大规模“讨伐”。

△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

12月1日 日军大本营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

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实现中日 和平”。

12月9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路线及组织问题，14日结束。

12月13日 日军占领南京并开始进行大屠杀。

12月14日 日本指使汉奸王克敏等，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2月17日 蒋介石在武汉发表《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

△全国抗日大同盟成立，总部设在汉口。

12月18日 日军命令华北方面军进攻山东。

12月24日 中共山东胶东特委书记李滇领导胶东人民在文登县天福山举行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3军第1大队。自11月至翌年3月，山东各地人民举行了10次较大的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

12月27日 日军占领济南。

秋、冬东北抗日联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钳制与打击日伪军，配合全国抗战。

1938年

1月5日 苏联志愿航空队百亲人抵武汉，加入中国空军作战。

1月6日 新四军军部由武汉移驻南昌。

1月8日 日军编成驻蒙兵团。

1月15日 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

1月16日 日本近卫首相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建立能与日本合作的新政权。

本月 东北抗联第2路军成立，所属第4、第5军主力西征。

2月3日 徐州会战开始。

2月4日 和5日 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出破袭同蒲、平汉、正太等铁路和邯（郸）长（治）公路的作战命令。各部广泛展开破袭战，有效地钳制和打击敌人，支持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作战。

2月18日 日军飞机空袭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配合中国空军第4大队与日军激战。

本月 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开创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晋西北军民粉碎日军首次围攻。

3月2日 中苏签订《关于使用5000万美元贷款之协定》。

3月6日 毛泽东电示八路军第120师，集中主力攻击日军一路，打破其对晋西北根据地的围攻。

3月27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并通过《宣言》、《告世界文艺作家书》及《告日本文艺作家书》。

3月28日 日本扶植汉好梁鸿志等，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4月1日 日本公布国家总动员法。

4月7日 台儿庄战役胜利结束。

4月21日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

4月27日 晋东南军民反日军“九路围攻”作战胜利结束，历时23天。

本月 八路军第129师和115师各一部向豫北、冀西和晋南发展。

△白求恩率领医疗队来华援助八路军抗战。

△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

5月5日 蒋介石致电斯大林，洽商军火货物交换方法。

5月19日 日军占领徐州。

5月20日 中国空军飞抵日本长崎、佐世保市上空散发传单。

本月 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和雁北支队东进恒山和北平以西地区。

△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6月1日 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守军向豫西转移，同时决定决黄河堤坝放水。9日，花园口决堤。

6月12日 武汉会战开始。

本月 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冀东，冀东人民随即举行武装起义。

7月1日 新四军军部北移至皖南泾县云岭。

7月2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

7月4日 国民政府规定每年7月7日 为抗战建国纪念日。

7月6日 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开幕。

7月上旬滇缅公路建成通车，畹町至昆明全长959公里。

7月29日 日 苏两国军队在中国吉林珲春县境的张鼓峰发生冲突。

本月 八路军第115师、第129师各一部挺进冀鲁边地区。

8月5日 第9战区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

8月6日 毛泽东、张闻天等发出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

8月21日 宋庆龄在广州发表广播演说，斥责美国向日本提供军火。

本月 八路军冀甫地区部队发起漳南战役。

△新四军苏南部队粉碎日军首次围攻。

△八路军第120师一部创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9月1日 武汉保卫战之瑞昌前线获胜。

9月7日 中国政府向国联揭露侵华日军多次使用毒气。

本月 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在汾（阳）离（石）公路三战三捷。

△日军在进攻武汉、广州期间，对晋察冀边区五台和冀西地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围攻，晋察冀边区军民和第120师主力展开反围攻作战。

9月29日 至11月6日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10月5日 据日方公布：7～9三个月东北抗日联军1.6万余人，在三江地区与日伪军作战321次。

10月8日 台湾爆发反日 暴动，遭到镇压，200人被杀，四五百人被捕。

10月12日 日军3万人在广东大亚湾登陆。

10月21日 日军占领广州。

10月27日 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本月 广东东江地区抗日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1月3日 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日 、“满”、华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

11月5日 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会会发出《给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

11月12日 蒋介石密令焚毁长沙全城，实行“焦土抗战”。

本月 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在东江下游、珠江三角洲、雷州半岛等地区，积极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

12月5日 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开展海南岛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2月18日汪精卫自重庆叛逃，19日 抵河内。

12月31日 美国照会日本重申不承认所谓“东亚新秩序”。

本月 八路军第129师师部率第386旅主力进入冀南。

△八路军第120师主力东进冀中。

△八路军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

1939年

1月1日 国民政府重申严惩民族叛逆令。

1月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

1月7日 冀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春季反“扫荡”。

1月21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开幕。

本月　 新四军创建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2月7日 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委员长。

2月10日 日军在海南岛登陆。

2月23日 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方针。

本月 八路军第115师一部东进，发展和巩固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

3月1日 日军开始进攻八路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3月8日 国民政府军委会部署南昌会战。

27日 南昌失陷。

3月30日 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治安整顿纲要》。

4月5日 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秘密签订亡华协定阴谋暴露。

4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

5月1日 随（县）枣（阳）会战开始。

5月3日 日机对重庆进行大规模空袭。

5月5日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庐江东汤池成立，张云逸兼指挥。

5月11日 日苏军队在中国东北诺门坎地区发生冲突。9月15日 达成停战协定。

5月26日 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沿海区域。

5月30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成立，张寿篯（李兆麟）任总指挥。

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等由上海去日本，洽商成立伪政权事。

6月1日 鲁中沂蒙山区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6月6日 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方针》。

6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

6月8日 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

6月16日 《中苏通商条约》在莫斯科签订。

6月30日 国民政府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7月初?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7月中旬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开赴华北敌后。

7月24日 日英达成《有田一克莱琪协定》。这是“远东慕尼黑”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7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

8月1日 八路军第1纵队在山东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

8月28日 日本平沼内阁辞职。30日 阿部内阁成立，宣称：处理中国事变，建设“东亚新秩序”乃日本基本国策。

9月1日 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欧战爆发。

△在日本策划下，伪“蒙疆联合自治委员会”改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9月4日 日本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官西尾寿造上将），统一对华北、华中、华南侵华日军的指挥。

9月5日 日本政府声称，正全力解决“中国事变”，对欧洲战事采取不干涉态度。

9月14日 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

9月25日 八路军第120师开始进行陈庄战斗。

本月 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第3纵队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

10月1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原第9战区划分为第9、第6两个战区。

10月5日 东北抗联第1路军决定分散在长白山地区坚持艰苦斗争。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10月25日 晋察冀边区军民展开冬季反“扫荡”作战。

10月30日 重庆至仰光的空中运输线开通。

11月7日 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在涞源黄土岭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歼灭其所部第2混成旅主力。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陈毅任总指挥。

11月8日 新四军第3支队在皖南繁昌展开反“扫荡”作战。

11月12日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在重庆开幕。

△白求恩医生因医治伤员中毒，在河北唐县逝世。

11月15日 桂南会战开始。

本月 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由延安抵达津浦路西淮南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署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

1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12月8日 晋冀豫边区军民发动邯长公路破击战。

12月9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晋西南事件及我们的方针的指示》。

12月20日 蒋介石秘密颁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

12月23日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成立，作家鹿地亘任主席。

12月30日汪精卫卖国密约《中日 新关系调整纲要》在上海签字。

本月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确定华中新四军的战略任务为：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

1940年

1月5日 日机轰炸滇越铁路。

1月8日 日本内阁批准制造汪伪政权的计划。

1月22日 日军在浙江萧山登陆。

1月24日 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在伯力举行会议，确定将东北抗联第1、第2、第3路军缩编为10个支队。

1月25日 中共中央给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发出《关于在阎锡山继续反共情况下对山西工作的指示》。

2月6日 八路军第2纵队成立，左权兼司令员。

2月10日 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

2月21日 日军大本营决定把对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命名为“桐工作”。

2月23日 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在濛江地区与日军激战中英勇牺牲。

本月 琼崖地区独立总队开进澄迈县美合山区建立根据地。

3月9日 平西、冀中军民开展反“扫荡”作战。

3月12～22日 八路军第115师一部三战白彦镇，巩固鲁南抗日根据地。

3月12日汪精卫发表所谓《和平宣言》，要求重庆方面抛弃成见，立即停战。

3月15日 八路军、新四军将领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表《讨汪救国通电》。

3月30日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

△林森发表广播演说，斥责汪精卫卖国罪行。

4月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

4月7日 冀南军民发动平汉铁路破击战。

4月14日 鲁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4月26日 新四军皖南部队展开反“扫荡”作战。

4月30日 八路军、新四军发出讨汪救国通电。

5月1日 日军进攻枣阳，枣宜会战开始。

5月4日 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

5月5日 八路军第129师进行白（圭）晋（城）铁路和武（安）沙（河）公路破击战。

5月10日 皖南新四军克复繁昌。

5月18日 日机对重庆等地实施大规模战略轰炸。

6月1日 冀中八路军展开保卫麦收战役。

6月5日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夏季反“扫荡”。

6月12日 日军攻陷宜昌城。至24日 枣宜会战结束。

6月23日 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大行支部”成立。

本月 中共中央对八路军、新四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

7月12日 日海军宣布封锁闽浙沿海交通。

7月16日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并通过《关于陕甘宁边区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

7月17日 英政府正式宣布封闭滇缅路3个月。

7月23日 日军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43号》，要求迅速处理“中国事变”。

本月 毛泽东发表《团结到底》一文，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

△八路军第4纵队成立，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

8月1日 日本政府公布《基本国策纲要》。外相松冈鼓吹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8月20日 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

8月25日 周恩来自延安飞抵重庆，提出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办法方案。

本月 八路军第5纵队成立，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下辖第3、第5大队，大队长分别为曾生、王作尧。

9月3日 中国广西部队收复龙州北关。

9月5日 皖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新加坡、爪哇、英、法、美等地归国华侨，成立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

9月18日 日军“扫荡”沂蒙山区。鲁中八路军展开总破袭战。

9月23日 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9月27日 《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

10月4日 黄桥战役开始。历时5天，打败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打开了华中抗日新局面。

10月6日 日军对华北备抗日根据地开始进行大规模“扫荡”。太行地区八路军展开反“扫荡”作战。

10月10日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与八路军第5纵队于东台以北白驹镇会师，胜利完成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

10月13日 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展开反“扫荡”作战。

10月14日 英国重开滇缅公路。

10月30日 国民党军队收复南宁。

本月 第3战区部队粉碎日军“七月攻势”。

△广州市区游击第2支队，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1月7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

△晋西北军区（第120师兼）成立，贺龙兼司令员。

11月13日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

11月14日 国民政府军令部拟定《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

11月15日 冀中八路军展开攻势，配台北岳区反“扫荡”作战。

11月17日 太岳地区八路军展开反“扫荡”作战。

11月中旬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11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

11月30日 日本与汪伪正式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

△国民政府外交部声明：日汪所订非法条约完全无效。

12月9日 蒋介石发出要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的手令。

12月14日 日军调集重兵对晋西北地区进行冬季全面“扫荡”，实行“三光”政策。

12月23日 日本海军宣布加强封锁中国南部海岸。

12月28日 新四军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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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 国民党第32集团军颁布“进剿”新四军计划。

本月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和第2路军一部，移向中苏边境地带并陆续越境入苏。

1941年

1月4～11日 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奉命北移，在茂林地区遭国民党顽军7个师的围攻，“皖南事变”爆发。

1月5日 中共吉东、北满省委负责人周保中、张寿篯、冯仲云等在伯力开会，研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极端艰苦阶段的对策。

1月6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对敌开展交通战的指示。

1月11日 日军7000余人“扫荡”鲁西抗日根据地。

1月13日 朱德、彭德怀通电全国，抗议皖南包围袭击新四军事件。

1月17日 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通缉副军长项英。

1月18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反动实质。

△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1月20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l月25日 豫南会战开始，至2月10日结束。

△日军在冀东丰润县推行“三光”政策，制造了潘家峪惨案。

1月29日 东北抗联第3路军第12支队由三肇地区转移到呼兰庆城等地活动。

2月2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发出《关于今后华中战略任务的指示》。

2月4日 日军一部在大亚湾登陆，侵占淡水，切断了香港通往韶州的运输线。

2月5日 中国军队在中山县上空击落海军飞机1架，日海军上将大角岑生等9人毙命。

2月7日 中共中央军委颁布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条例》。

△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成立，加强文化专制。

2月15日 美国成立租借法案，中国将获得租借物资。

△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

2月18日 新四军第1师讨伐伪军李长江部，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2月26日 日军大本营下达封锁中国沿海的命令。

本月 下旬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奉命由鲁南挺进苏北，编为新四军独立旅。

△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会议，制定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

3月1日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鉴于“皖南事变”问题，中共参政员未出席。

3月3日 日伪军1000余人“扫荡”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濮阳东南地区。

3月9日 东北抗联北野营临时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

3月15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敌占区及接敌区工作的指示》。

△上高会战开始，至28日结束。

3月17日 八路军山东纵队为粉碎敌之“囚笼政策”，进行反“扫荡”战役。

3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的指示。

3月19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黄炎培任主席。

3月24日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在重庆开幕。

3月30日华北日伪军开始实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

△东北抗联第3路军总指挥张寿笺由苏联返回东北总部。其第3支队重返东北黑嫩地区活动。

△新四军淮海军区成立。

4月1日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将全省划分为胶东、清河、冀鲁边、鲁中、鲁南、鲁西6个战略区。

4月初 在苏联伯力和双城子野营中休整的东北抗联部队，准备分批返回东北，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4月9日 日伪军5000余人“扫荡”苏中泰州、泰兴、靖江地区。

4月12日 日军集中1万余人兵力，向冀鲁豫地区八路军第2纵队实施合围“扫荡”。

4月13日 《苏日 中立条约》在莫斯科签订，有效期5年。

4月14日 王宠惠外长发表声明，重申中国东北四省及外蒙古主权不容第三国妨害。

4月16日 日、美两国代表在华盛顿秘密会谈，提出“日 美谅解方案”。

4月17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第一批价值4500万美元的援华军用器材。

4月20日 新四军苏中军区成立。

4月25日 美、英与中国签订平衡基金协定。

本月 淮南津浦路东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5月1日 滇缅公路管理委员会成立。

5月4日 八路军总部组织冀南破击战，发动7万民众配合部队行动。

5月7日 晋南会战开始，27日结束。

5月20日 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

△华中军分会成立。

5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揭破远东幕尼黑新阴谋》的党内通知。

本月 中共浦东特委决定，新四军浦东游击队第5支队挺进浙东，创建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晋冀鲁豫八路军在群众配合下，平毁日伪自大营至冀县的封锁墙，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

6月5日 日机夜袭重庆，较场口大隧道发生窒息惨案，市民死伤1万余人。

6月9日 中共中央军委向八路军发出反“蚕食”斗争的指示。

6月22日 苏德战争爆发。

6月2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

6月25日 日军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关于推行南方政策事项”。

6月28日 日伪军5000余人，“扫荡”八路军泰西地区。

△东北抗联第3路军第3支队进入大兴安岭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7月1日 日伪军1.5万余人开始对新四军苏（州）常（州）太（仓）地区实施“清乡”。

7月2日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

7月7日 中共中央发布《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

△日伪军在华北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

△日本开始代号为“关特演”（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对苏作战准备。8月9日 决定放弃1941年解决北方问题的企图。

7月14日 中国政府公布中英两国关于撤销不平等条约之换文，宣布战后取消“治外法权”。

7月20日 日伪军1.7万余人分4路对苏北盐城地区新四军进行“扫荡”。

△蒋介石接见陈纳德，商谈组织美空军来华事宜。

7月21日 晋南国民党军队展开局部反击，先后收复中条山西部的永济、芮城、虞乡和解县。

7月22日 八路军在冀中发起“青纱帐”战役。

7月26日 英美宣布冻结日本在英美的资产。

8月1日 美空军志愿队（飞虎队）成立，陈纳德任总指挥。

8月9日 日本制订《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决定在11月底前完成对英美作战准备。

8月10日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开始秋季反“扫荡”。

8月14日 日华北方面军集中日伪军7万余人，向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平西地区展开大规模“扫荡”。

△罗斯福、丘吉尔会谈后，发表《大西洋宪章》8款。

8月19日 中共中央代表《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

8月31日 八路军第129师发起邢（台）沙（河）永（年）战役，以配合晋察冀军区的反“扫荡”。

△八路军冀南军区部队连续发起破击战役。

9月3日 中国军队收复福州、连江、长乐等地。

9月6日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遂行要领》，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

9月7日 日军进犯大云山，揭开第二次长沙会战序幕。

9月22日 冀鲁边与清河区第4次打通联系的战役开始。

9月25日 晋察冀军区部队在河北易县狼牙山区反“清剿”斗争中，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

本月 东北抗联野营总部分派王效明、崔贤回吉东、南满，领导小部队开展游击活动。

10月4日 日军占领郑县。

10月5日 日军出动约3万人，对晋冀鲁豫边区岳北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

10月10日 美国借给国民政府5000万美元，即“中美外汇平准基金”。

10月11日 冀南军区第3次秋季破击战役开始。

10月14日 新四军发起陈道口战役，陈毅亲临前线指挥。

10月16日 蒋介石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检讨第二次长沙会战。21日闭幕。

10月18日 日本东条英机内阁组成。

10月26日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30日 通过提案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总盟设在延安。

10月29日 日军出动5000余人，对太行区实施奇袭性“扫荡”。

10月31日 第5战区部队收复郑县。

本月 赵尚志率小部队由苏联返回萝北、汤原、鹤立一带活动。

11月1日 日军在华北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至12月25日结束。

11月2日 日军以5万兵力，开始大举“扫荡”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11月5日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于12月初 对美英荷开战。

11月6日 日军大本营下令组建南方军，宣布南方军战斗序列。

11月7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

△新四军淮北军区成立。

11月9月八路军开始进行黄崖洞保卫战。

11月16日 中、英、美三国协商决定共同保护滇缅路。

11月17日 新四军第5师发起侏儒山战役，扩大鄂中抗日根据地。

11月21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教育委员会，以整顿所属各军事院校。

11月24日 中、美、英、澳、荷五国外长会议在华盛顿继续举行，首次披露将形成联合对日战线。

本月 东北抗联第3路军总指挥张寿镶率指挥部和第6、第9、第12支队主力，转移到苏联北野营进行整训。

12月1日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次日，决定12月8日 为开战日。

12月2日 日军大本营给中国派遣军下达攻占香港的命令。

12月3日 日军大本营给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明确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基本任务。

12月8日 日军袭击珍珠港，轰炸菲律宾，登陆马来亚，发动太平洋战争。

△日本公布对美、英宣战的夭皇诏书。美、英同时对日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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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第23集团军第38师为主力，开始进攻香港。

12月9日 中国国民政府发表对日、德、意正式宣战的文告。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发表宣言。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

12月20日 陈纳德指挥的美空军志愿队在昆明首次与日机空战告捷。

12月23日 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中英军事同盟，筹建中国远征军，准备入缅作战。

12月24日 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至翌年1月15日结束。

12月25日 日军占领香港。

1942年

1月1日 中、苏、美、英、印、加、荷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共同宣言（即《26国公约》），后称《联合国宣言》。

△日伪军8000余人对冀鲁边地区进行“扫荡”。

1月3日 反法西斯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任中国战区（包括泰越）盟军最高统帅。后美国调任史迪威将军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该区美军司令。

1月31日 日军万余人开始对晋西北进行“扫荡”。

本月 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八路军普遍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

2月1日 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报告，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2月2日 美英分别给国民政府贷款5亿美元和5000万英镑。

2月3日 日军对太行、太岳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时进行大规模“扫荡”。

2月12日 赵尚志在袭击敌人时重伤被俘，英勇牺牲。

2月25日 中国远征军第5军（军长杜聿明）开始进驻缅甸，不久第6军（军长甘丽初）也开进缅甸。

3月1日 冀鲁豫军区召开第二次军事研究会，确定增强边沿地区游击支队，开展反“蚕食”、反封锁斗争。

3月4日 史迪威到达重庆就职。

3月6日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派他指挥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

3月8日 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第200师到达东吁（东瓜、同古）。

3月12日 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未到职），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

3月17日 刘伯承、邓小平签发《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工作指示》。

3月21日 中美借款协定在华盛顿签字。

3月30日 日军在华北开始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本月 美国按租借法案补充提供给中国空军的飞机开始到达。

春 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军民，以内外线相结合的广泛游击战，打破日军的“蚕食”、“扫荡”。

4月1日 日伪军3万余人开始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4月6日 陕甘宁边区召开政府委员会议，讨论精兵简政问题。

4月8日 由美机试航开通驼峰航线。它成为中国获得外援的最重要的航线。

4月18日 中国远征军以新编第38师一部驰援仁安羌，救出被围英军及其司令亚历山大等人。

中旬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由苏北到山东，主持召开山东分局与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主要领导干部配备问题。

4月24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山东省主席孙良诚率部6000余人降日。

4月29日 日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开始大规模“扫荡”。

5月1日 日伪军开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拉网大“扫荡”。

5月4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联合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

5月8日 日军占领缅北密支那，并占领缅西阿恰布。

5月9日 新四军第5师一部渡江南下，发展鄂南抗日游击战争。

5月15日 浙赣会战开始，至8月31日结束。

5月23日 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5月25日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指挥部队与日军作战中牺牲。

5月31日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一部退往印度，一部退到滇西边境，形成与敌隔怒江对峙局面。

6月1日 抗日军政大学华中分校成立。

6月2日 中美在华盛顿签订《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

6月4日 美日 中途岛战役开始。

6月10日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正式成立。

6月29日 史迪威就任中国驻印军司令长官，罗卓英为副长官。

本月 新四军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7月4日 美空军志愿队（飞虎队）改组为美驻华空军特遣队，陈纳德任指挥官。

7月7日 八路军冀南区部队趁青纱帐期发起夏季出击。

7月17日 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1943年2月2日结束。

7月22日 东北抗联南北两野营及在东北活动的抗联人员，统一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任政治副旅长。

7月25日 日驻蒙军对晋绥抗日根据地大青山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

8月1日 日伪军1.3万余人对冀东迁安、卢龙、滦县、丰润地区进行“扫荡”。

8月7日 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1943年2月7日，打败日军，转入战略反攻。

8月15日 华北日本士兵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决议成立统一的反战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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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第18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发布《关于教育部队爱护国际战友训令》。

9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问关系的决定》。

9月6日 蒋介石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10日闭幕。

9月13日 抗联教导旅成立中共东北特别支部（即东北党委员会）。

9月17日 盛世才在新疆以“阴谋暴动”为名，逮捕陈潭秋、毛泽民等中共党员。

9月27日 日伪军分8路突然对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

本月 晋察冀军区提出“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

10月8日华北日伪军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10月10日 美英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

10月12日 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发表。

10月23日 英军发动阿莱曼战役。1943年2月结束，非洲战场实现战略转折。

10月26日 日军1.5万余人大举“扫荡”山东沂蒙山区。

11月1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其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为疏通国际交通线，中美英三方合作自印度利多开始修筑中印公路。

11月4日 中共晋绥分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贯彻落实“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

11月12日 日伪军共2万余人对山东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11月15日 淮海、淮北和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冬季反“扫荡”作战。

11月27日 日本东条内阁作出《关于中国劳工遣入日本国内的决定》。

12月1日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派出大批武装工作队，开展打击敌伪组织的政治攻势。

12月12日 八路军开展垦荒大生产，第120师第359旅大力开垦南泥湾。

12月16日 日伪军万余人分4路向大、小悟山分进突击，新四军第5师展开反“扫荡”作战。

12月21日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对华处理根本方针》。

本年冬日伪军1.5万余人在坦克和飞机支援下，对海南岛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了反复“扫荡”。

1943年

1月5日 毛泽东、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华中敌后斗争的指示。

1月9日 日本与汪伪政府发表《共同作战联合宣言》，签订所谓《关于交还租界及废除治外法权之协定》。

1月11日 中美、中英分别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

1月18日 国民党军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吴化文等率部投敌。山东伪军达18万人。

1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

本月 八路军进一步贯彻“敌进我进”方针，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2月17日 日伪军开始对苏北盐（城）阜（宁）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扫荡”，苏北军民展开全面反击。

本月 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积极开展大生产及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

3月10日 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延安《解放日报》对该书进行批判和揭露。

△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美国第14航空队，仍由陈纳德将军指挥。

3月11日 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下辖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等6个二级军区。

3月16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向苏中、苏南和浙东军民下达开展反“清乡”斗争的指示。

3月20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粥时组成。同时，决定刘少奇任军委副主席，井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

4月1日华中日伪军1.5万余人，开始对苏中地区进行“清乡”。苏中、苏南和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相继展开反“清乡”斗争。

4月19日 日伪军1.2万余人，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辗转扫荡”。

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

4月22日 日伪军共2万余人，对山东清河地区开始进行三次合围，在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日伪军于月底向胶东铁路沿线撤退。

本月 中国远征军（又称滇西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成立，陈诚为司令长官（10月由卫立煌接任）。

5月5日 鄂西会战开始，至6月7日结束。

5月6日 日伪军2万余人“扫荡”太行抗日根据地。

5月22日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公布《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5月26日 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

6月4日 日伪军万余人开始“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滨海区。

6月16日 国民党军李仙洲部第92军向冀鲁豫根据地的湖西地区发起进攻。

6月18日 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调动部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6月29日 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成立，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

本月 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主力奉命到葫芦河地区集结，准备对付国民党军进犯边区。

△八路军冀东部队发起第二次恢复冀东根据地基本区的作战。

7月4、6、9日 朱德连续致电蒋介石、胡宗南，要求制止进攻边区。

7月30日 冀鲁豫军区集中近5个团的兵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发起卫（河）南战役，至8月19日 胜利结束。

本月 苏中军民在敌伪“清乡”区内开始大破袭战。

8月14日 新四军在淮海区，利用青纱帐期发起攻势。

8月18日 八路军太行和冀南军区部队，发起林（县）南战役，至26日胜利结束。

本月 八路军山东清河区自5月下旬开始的夏季反“蚕食”斗争，8月底胜利结束。

9月8日 意大利宣布投降。

9月16日 史迪威建议蒋介石调动西北方面国共两党军队共同打击日军，并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拨一些武器。

△日伪军4万余人对北岳区抗日根据地进行长达3个月的“毁灭性扫荡”。晋察冀军区军民广泛开始破击战、游击战，取得秋季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9月18日 中国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27日结束。

9月21日 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9月30日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

10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

△太岳区抗日根据地军民，针对日伪军多梯队反复“清剿”的新战法，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取得重大胜利。

10月10日 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史迪威令中国驻印军向大龙河西岸敌据点进攻，随军派出工兵部队，修筑中印公路。

10月15日 八路军山东军区向各战略区发出反“扫荡”部署的指示。

10月19日 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反攻缅甸作战计划会议。

10月24日 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在秋季反“扫荡”中，于韩略村伏击歼灭日军战地参观团军官120余人。

10月30日 日本与汪伪政府签订《同盟条约》。

本月 新四军第16旅积极打击敌伪军，开辟了郎（溪）广（德）等广大敌后根据地。

11月2日 常德会战开始，至12月22日结束。

11月4日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成立，由陈纳德指挥。

11月15日 山东军区部队对伪军发动攻势作战，有力地策应了鲁中和清河地区军民的反“扫荡”。

11月22日 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至26日结束，作出了在缅甸发动对日作战的决定，并签署了《开罗宣言》。

本月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粉碎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

12月1日 中、美、英《开罗宣言》发表。

12月2日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

12月下旬中国驻印军第一次反攻作战取得胜利。中印公路亦修通至新背洋。

1944年

1月1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1944年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相继发起春季攻势。

1月11日 山东军区决定将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

1月15日 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延安召开，决议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1月24日 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攻占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地的命令。

本月 华南各游击队向日伪军出击，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2月1日 八路军总部发布命令，要各战略区适时组织向日伪军据点出击。

2月10日 蒋介石在南岳主持第4次军事会议。

2月25日华南东江纵队开始向广九铁路全线出击。

本月 华中新四军对敌作战200余次，取得重大胜利。

3月4日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袭击海南岛击毁日机30架。

3月5日 新四军第1师在淮安东南进行车桥战役获胜。

3月10日 日军中国派遣军制定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

3月21日 新四军第4师对日伪军发动军政攻势。

3月25日 八路军鲁中军区部队展开第3次讨伐伪军吴化文部战役。

3月29日 中国驻印军开始进入孟拱河谷作战。

春琼崖游击队独立总队改编为“琼崖纵队”。

4月1日 八路军大行军区部队发起水林战役。

4月18日 豫中会战开始，至6月16日结束。

4月19日 新四军第3师发起高沟、杨口战役。

4月24日 新四军第3师发起阜宁战役。

4月28日 自月初 起北岳军区军民收复据点50余处。

5月1日 八路军鲁南军区部队向崮口山区伪军荣于恒部发起进攻战役。

△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相继发动夏季攻势。

5月8日 八路军总部命令太行、太岳军区开展豫北游击战争。

5月11日 冀南与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

△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战役，配合中美联军缅北作战。

5月25日 日军占领洛阳。

5月26日 长衡会战开始，至8月8日结束。

6月2日 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发起济（源）垣（曲）战役。

6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新四军第4师解放江苏睢宁和安徽泗县之间的广大地区。

6月9日 中外记者参观团一行21人抵延安。22日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他们介绍敌后战场的军事情况。

6月18日 日军占领长沙。

6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辟河南控制中原的战略方针的指示。

6月27日 山东军区对日伪军全面展开夏季攻势。

6月30日 中共中央指示太行、太岳区准备派遣两个小团挺进豫西，以开辟河南敌后根据地。

本月 八路军相继收复武强、定襄、涞源、河间、获鹿、灵丘、徐水等城。

△新四军第3师在淮海地区发动攻势。

7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

7月23日 八路军渤海军区发起讨伐伪军李永平部战役。

7月25日 八路军、新四军各一部向河南敌后挺进，创建抗日根据地。

8月4日 日军决定废止“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设立“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8月5日 中国驻印军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

8月7日 东江纵队挺进广州城乡，捣毁番禹县伪保安警察所。

8月8日 衡阳陷落。

8月15日 新四军第4师主力及地方武装一部，进军豫皖苏边地区展开攻势作战。

8月19日 八路军胶东军区部队发起大规模秋季战役。

8月28日 八路军晋绥军区部队发起秋季攻势战役。

8月29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开展京、沪、杭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

9月6日 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抵重庆。

9月8日 日机对重庆开始连续进行大规模轰炸。

9月14日 中国远征军攻克腾冲。

9月15日 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9月18日 八路军山东军区发布为粉碎敌人“扫荡”，加速大反攻准备的紧急动员令。

9月19日 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成立，张澜任主席。

下旬 桂柳会战开始。

本月 至11月晋察冀军区所属之冀晋、冀察、冀中和冀热辽4个二级军区成立。

10月9日 中、美、英、苏同时公布《联合国组织草案》。

10月18日 罗斯福复电蒋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并请以魏德迈将军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同时将中缅印战区分为两个战区，印缅战区由索尔登将军指挥。

11月3日 中国远征军各部协力攻克龙陵，继续向芒市推进。

11月9日 由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主力组成的第1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由延安出发，挺进湘粤边。

11月10日 日军占领桂林、柳州。

△江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陈公博代理南京伪政府主席。

11月14日 山东军区部队发动冬季攻势。

11月24日 日军占领南宁。

11月29日 美驻华大使高思辞职，由赫尔利继任，开始推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

12月15日 毛泽东发表《1945年的任务》的演说。

△中国驻印军攻占缅甸的八莫。

12月18日 中美空军轰炸武汉。

12月26日 中共中央对华中局发出关于发展江甫的指示。

12月27日 粟裕率新四军第1师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

12月31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专论，题为《敌后战场伟大胜利的一年》。

1945年

1月1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争取胜利早日 实现》的新年献辞。

△八路军各部为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相继发动春季攻势。

1月13日 苏浙军区成立，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

l 月24日 日军打通粤汉铁路交通线。

1月28日 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和盟军于畹町举行会师典礼。蒋介石播讲《中印公路开辟之意义》；宣布该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本月 新四军各部展开春季攻势作战。

△华南抗日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指示，相继展开春季攻势作战。

2月4日 苏、美、英三国酋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11日结束，签署了有损于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

2月11日 八路军胶东军区部队发起讨伐伪军赵保原部战役。

2月12日 苏浙军区第1纵队向敌后莫干山地区挺进。

2月24日 中共中央向华中局发出关于向皖南、浙东、苏南发展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月底八路军河南军区成立，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治委员。

3月12日 东北抗联教导旅制定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军训计划，并开始紧张的训练。

3月21日 豫西鄂北会战开始，至5月21日结束。

3月29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加强边沿区的对敌斗争》的社论。

4月5日 苏联通知日本，《苏日 中立条约》到期后不再延长。

4月6日 董必武由延安赴重庆。12日 赴美参加筹备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

4月9日 湘西会战开始，至5月16日结束。

4月12日 中共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准备配合苏军对日作战的指示，继续以热河、辽宁和雁北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

4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6月11日闭幕，号召解放区军民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和准备全面反攻。

4月25日联合国大会召开。6月26日闭幕。

5月5日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21日闭幕。会议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坚持独裁统治。

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

5月13日 据《解放区收复城市概况》一文载，解放区战场至此已解放县城55座。从5月开始，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夏季攻势。

5月29日 八路军总部发布应进行更积极的攻势作战的命令。

6月6日 日本制订本土决战方针。

6月10日 日本中国派遣军决定，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要地，在对中国进行持久战的同时，准备阻击进攻沿海要地之美军。

6月14日 日本关东军制订对苏作战计划。

6月中旬八路军实施热辽战役。

6月30日 ～7月初 日本当局制造花冈惨案。

6月30日 ～7月9日 八路军实施安阳战役。

6月30日 中苏开始谈判《雅尔塔协定》的实施方案。

7月7日 延安总部公布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队1945年上半年主要战绩。

7月上旬～8月上旬华南抗日游击队展开夏季攻势。

7月12日 八路军冀中军区部队发起大清河北战役。

7月17日 ～8月2日 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波茨但举行会议。

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7月27日 正面战场中国军队收复桂林。

7月28日 日本政府表示，对《波茨坦公告》不予理睬。

本月 东北抗联教导旅以独立步兵第88旅番号编入苏联远东第2方面军。

8月5日 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王世杰飞抵苏联。7日 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举行会议。

8月14日，中国政府被迫接受《雅尔塔协定》的条件，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附属协定。

8月6日 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1颗原子弹。

8月8日 苏联对日本宣战，并于9日 发起远东战役。东北抗联教导旅主力分批返回东北50余个市县。教导旅分遣伞降小队随苏军空降部队行动。

8月9日 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2颗原子弹。

8月10日 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等国发出乞降照会。

8月10日 ～11日 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7道进军命令。

8月10日 蒋介石下达3道命令，要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令国民党军积极推进，今日伪军维持地方治安。

8月12日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纵队展开大反攻。

△八路军、新四军各一部开始进军东北。

8月13日 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其错误命令。

8月14日 日本照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但公告》。

8月15日 日本天皇裕仁广播投降诏书。

8月19日伪满洲国皇帝傅仪等人在沈阳被苏军逮捕。

8月22日 日军大本营命令海外日军于25日 零时前停止使用一切武力，但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时可就地实行自卫。

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

9月2日 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9月3日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9月9日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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