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宿舍的枪声》

作者：亚历山大·彼得洛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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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严寒的早晨，莫斯科一幢大楼里响起了一声沉闷的枪声。但是，枪声没有传到喧嚣的街上，而被这座坚实的大楼吞没了。这是一幢墙壁很厚的楼房。墙上涂着厚厚一层泥灰，地基打得很深，地板也相当结实。楼房的窗户很象城堡的炮口，还有橡木大门。大楼是上一世纪八十年代莫斯科一位百万富翁出资建造的，后来交给一家慈善医院使用。

被枪声惊醒了的涅斯捷洛夫一下子跳下床，伸脚穿上拖鞋，看看墙上的挂钟，正指八点半。他推开放着一本尚未读完的书和吃剩下的晚饭的小桌子，披上睡衣，开门探出脑袋。走廊里一片寂静。他屏息静听，又向邻居的房门走了几步，当想到自己还穿着睡衣时，立即又转了回来。

恐惧心情缓和了一些，涅斯捷洛夫觉得这是幻觉，并没有人开枪，也可能是自己做梦。近来他常常作恶梦，醒来后好半天睡不着，一直到天亮才能忘记恶梦。恶梦使他心情烦躁，精神恍惚，有时感到非常苦恼，简直难以摆脱。这是在前线时严重脑震荡留下的病根，经常犯病，往往搞得自己很难自信。耳朵里哪来的枪声呢？他还很清晰地记着这一短促的声响。难道是做梦吗？在这条走廊裹住着他的朋友，法医教研室女助教季娜伊达和助教鲍里涅维奇。他们是应当听到这一枪声的，可谁也没有动静。难道还在睡觉？未必。再过半小时教研室就该开始工作了。他自己也该去上班。不管怎样，他还是应当去敲敲门，问问他们出了什么事，再道声“对不起”就行了。

半明半暗的走廊里寂静无声。从鲍里涅维奇房间半开着的门看到地板上有一线光亮。涅斯捷洛夫伸手欲敲门，但想到，鲍里涅维奇肯定会讥笑他的幻觉，弄不好要到教研室去讲，他又垂下了手。他刚想要回去时，突然闻到一股火药味。涅斯捷洛夫打开门迅速看了看屋子，猛地浑身颤抖起来，他看到鲍里涅维奇躺在椅子和写字台之间的地板上，右手拿着“那干”式手枪，脚边卧着他的爱犬——爱尔兰种小狗。

涅斯捷洛夫扑上去按按脉搏，摸不到；他俯身贴近胸部一听，吓呆了。他两眼盯着死去的朋友不忍离开。死神虽末改变朋友的模样，但已经打上死的印记。额头和双颊苍白无色，口微微张开，就象一句话尚未说完，两眼圆睁，但毫无光亮。这种目光要比他左太阳穴上的伤口更能说明他已死亡。

涅斯捷洛夫看到朋友尚未喝完的一杯茶、不久前还在冒烟的香烟和他亲手写的字。涅斯捷洛夫以观看宝贵遗物的心情看着这些东西。他若有所失地看着朋友生前周围的一切。他很想翻一翻格子封面的讲义夹，摸一模老式软椅的椅背，还有一个瓷器小摆设——吹笛子的小牧童。但他懂得，在侦查员到来之前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只好作罢。

他看到尸体感到惊恐，多少年来这还是第一次。他对死亡的惨象已司空见惯了。作为法医鉴定，尸体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无论是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外貌，还是死者的年龄，都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他只注意解剖的部位，死亡的内在原因。弄清死亡的原因是他唯一的目的。死者的家属，侦查员，还有站在解剖手术台周围的大学生都等待着揭示死亡的原因。在涅斯捷洛夫看来，鲍里涅维奇还不是尸体，就象科洛科洛夫教授说的：“不是尸体，而是长眠者。”他不是别人，而是亲人；不是死人，而是永远活在心里、记在脑中的人。只有在刹那间失去自己的同学，事业上的同行、战友的人，才能理解涅斯捷洛夫这时的心情……

那是在一九四二年。命运把两个医科大学生鲍里涅维奇和涅斯捷洛夫抛到了战场。他俩都在鲍里涅维奇的朋友安德烈·克连诺夫指挥的、在顿河罗斯托夫作战的连队中。那时鲍里涅维奇三十一岁，涅斯捷洛夫三十岁。

在战斗最艰苦的一天，部队不得不撤下来以后传出一个消息，说鲍里涅维奇失踪了。这个消息在战士中不胫而走。人们上午还看见他手持冲锋枪在左翼战斗。难道他负了伤，或是牺牲了？连长命令部队搜索。

鲍里涅维奇与部队相隔只有几百米，但没有找到他。撤退时他耽搁了，只剩下两盘子弹，在一个房顶已被掀塌的茅舍里与敌人周旋。当敌人出出入入时很难在干草堆中藏身。敌人把伤员抬进茅舍，运出弹虱干草堆旁边就是敌人架设的电话和通讯兵。

当德国人离开茅舍后，鲍里涅维奇爬上阁楼，从窗户向外朝敌人开枪，把炮火引到自己这边来。他一枪一枪地点射，给敌人造成不小的伤亡。当两盘子弹打完后，鲍里涅维奇才开始往回跑。他从茅舍中看到有一批敌人埋伏在山谷里，另一批敌人在迅速后撤。看来敌人撤退是要诱使克连诺夫的部队上当，以便歼灭。他想到应当及时报告自己的部队，以防误入埋伏。

分头找的里涅维奇没有结果，涅斯捷洛夫得到连长的允许，深入敌人阵地，希望找到战友，救他归队。涅斯捷洛夫在离茅舍不远的地方发现了手持冲锋枪的战友。他的子弹也打完了，于是，他俩一起往自己的阵地爬去。不巧一颗流弹打中了涅斯捷洛夫。负了伤的涅斯捷洛夫坚持不让战友管他，他只说：“快回去告诉连长，这里危险……别管我。”他还对鲍里涅维奇说：“每一分钟都很宝贵。你要是救我，同志们就会遭殃。”鲍里涅维奇没有同意，给他包扎好后背起他，爬回了自己的阵地……

现在救他的朋友已死，而涅斯捷洛夫却无法伸出援助之手使他免于死亡了。

涅斯捷洛夫想去打电话把这里发生的事报告值班侦察员，忽然想起邻居季娜伊达，她应当听到枪声，她就住在鲍里涅维奇隔壁，只隔着一堵薄薄的隔墙。他去敲她的门，开始轻轻地敲，接着又使劲敲，又拉动门把，门锁着，没有动静。涅斯捷洛夫俯耳在钥匙孔里听了听，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看来她房间里没有人。他又去打电话，这时突然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接着走廊里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

涅斯捷洛夫的心抨抨地跳着，冰凉的手握着电话筒呆住了。耳朵里听到电话里的响声，心跳得更厉害了，也没有听清楚走廊里的脚步声和楼下弹簧门的声音。

话筒里一直在喊：“喂，喂！”涅斯捷洛夫清醒过来，想起自己是给值班侦查员打电话，喘着气说道：

“我是涅斯捷洛夫。这里发生了一起自杀……赶快来人。”

他自信告诉了死者的地址和姓名后，才离开电话机。他忽然又想到赶快追上季娜伊达，不然她上了电车就追不上了。他肯定自己听出走廊里是她那皮鞋咯吱咯吱的声响。他敲她的门时她没有开门，她是为了不碰到他而偷偷溜走的。刚才出去的是她，一定是她……

涅斯捷洛夫没有戴帽子就往外跑。他知道她到电车站的路线。他跑下楼梯沿大街跑去。他不顾行人和他们对他的责骂，甚至民警吹哨要罚款也不理睬，一个劲儿地往前跑。离电车站不远了，能追上的。

在电车站上他没有看见季娜伊达。他无意识地看看几个门洞后，无精打采地往回走。到家后沮丧地一下子坐到椅子上。

自我怀疑又一次油然而生。是不是神经又在作弄他呢？根可能开门声、走廊里轻轻的脚步声都是他因高度紧张臆想的产物。他又想起了夜间的恶梦、头痛。他忽然想起，如果季娜伊达是在鲍里涅维奇发生不幸之前就走了的话，那她早已到教研室了。从这里到学院坐车只需二十分钟。他看了看表：差一刻九点。从鲍里涅维奇死到现在已过了十五分钟。他给教研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季娜伊达。涅斯捷洛夫轻轻地挂上电话，立即感到后悔，他可能听错了。马上又打电话，接电话的仍然是她。

一般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由某种原因和需求促成的。但难解释涅斯捷洛夫处在悲痛时刻却去干整理床铺，打扫房间，把散乱的书籍摆好等事情……是什么促使他如此仔细地盖好床罩，把散乱的完好的纸分开放到桌子上和书架上呢？他感到震动和痛苦，他弄不明白他是为什么？为什么又跑进鲍里涅维奇的房间？为什么侦察员还没有来他就画起房间平面图来？他详细画出尸体的位置，画出一切与他，涅斯捷洛夫无关的东西，而且在图上写出详细的说明，这是怎么回事？最后，又为什么要把狗牵离主人的尸体呢？

他在这里和在实验室里干得一样自信、轻松，和他日常工作一样具有求实的钻劲。涅斯捷洛夫画完图后，拿来照相机对手枪拍了照。他正调整镜头准备拍摄死者太阳穴上的伤口时，门外传来了电话铃声。话筒里响起法医卢茨基的声音。他不高兴地问，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自杀？

过了一会儿走廊里又传来刺耳的连续不断的门铃声，打断了涅斯捷洛夫的工作。来人是侦查员、法医，还有两位见证人。

侦查员和法医对鲍里涅维奇都很熟悉。他们对躺在地上的尸体看了半天，难过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卢茨基首先恢复了常态。他掏出手帕擦擦眼镜，他的近视眼眨了眨，拉长声调说了一句：“是啊……”

涅斯捷洛夫与卢茨基在一个教研室共事多年。他俩和鲍里涅维奇都是国内外著名病理解剖学家，是科洛科洛夫教授的学生和助手。涅斯捷洛夫很喜欢这个又高又瘦的同事。他心地善良，诙谐风趣，全心致力于物证技术的研究。他还是一个嘲笑别人，并能逗人发笑的行家。

侦查员科尔涅托夫慢慢地解开皮包，把一选纸摆到桌上。他严肃认真地记录下这一悲剧。

“这是怎么回事，涅斯捷洛夫？”卢茨基摆弄着放大镜、米尺和皮尺问道，“您在家吗？”

侦查员也等着这问题的答案。他的目光中流露出不满和不耐烦。看得出，他不满是由于涅斯捷洛夫的过错来晚了。

“是的，我在家……但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

他讲述了他怎样被枪声惊醒，怎样发现鲍里涅维奇躺在血泊中。

“您手里是什么？”侦查员突然指着涅斯捷洛夫手中的平面图问道，“您画这干什么？”

涅斯捷洛夫漫不经心地看了看他画的图，微微笑道，“不知道……习惯势力就是这样。”

“好啦，”法医打断他说道，“鲍里涅维奇那时已死了吗？要知道您是立即来到现场的，好象是这样的吧？”

“是的，是这样，”涅斯捷洛夫肯定地说道，“我来到时，他的脉搏已不跳动了。看来死得很快。”

侦查员又插话，他说话历来从容，谨慎，似乎担心吓坏见证人。

“您说枪响时您还在睡觉，为什么您断定这枪声在这里呢？”

问题本身和提问的口气让涅斯捷洛夫听起来感到非常委屈，他不想回答。侦查员本应更策略一些，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见证人，而不是被告。

“您为什么不回答？”侦查员又生气了，他想提醒涅斯捷洛夫，他打电话时的奇怪表现，“我还可以把问题再重复一次。

涅斯捷洛夫耸耸肩膀，转向法医，好象想得到他的同情。但法医忙着自己的事，什么也没有听见和看见。

“我发现房门开着，就朝里面看了一眼。”他话音颤抖，为了掩饰自己的难为情，他补充道，“我朋友的房间离我最近。”

侦查员点点头——他对这一点当然没有异议，马上又问道：

“除了您以外，楼里还有什么人吗？”

涅斯捷洛夫想起自己对季娜伊达的怀疑，想作一肯定的回答，但想了想，只随便说了一句：

“不知道。”

侦查员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他觉得对方好象担心说走嘴，或说出多余的话似的。谨慎小心的人都是这样讲话的。侦查员装出对回答表示满意的样子，沉默了一会儿，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

“您再好好想一想。你们这里一共住着三个人。”

涅斯捷洛夫的自信心开始消失，同每逢遇到难题一样，脸红了，并显出非常惊慌的表情。

“除了我以外，恐怕没有别人。”他企图挽回侦查员对他的信任，“当时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早走了。”

涅斯捷洛夫既恨自己，生自己的气，也恨侦查员，也生他的气。他觉得侦查员好象在取笑他。而他心里在责备自己说话时不适当的停顿和模棱两可的用词。

他同侦查员早就认识，不只一次和他一起值班。三十五年来侦查员曾当过公证人，法院审判员。不久前他才担任了现在的职务。他思想敏捷，才智过人，很快就掌握了新的专业。他钻研了各种条例和预审规则，他起草的罪行结论也相当不错。他的字迹工整清楚，书写快速，而且不费什么劲就能把自己和别人的想法写出来。他能清醒地、公正地评价证人的旁证材料和被告的供词、民警和刑警局的报告和情报。但他有时也作过冒险的结论和自作聪明的推断。侦查员的活动如果只限于预审记录、调查、审讯和研究物证的话，往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命运以流血和死亡的惨景考验他的毅力和勇敢的时候，事情就不同了。他也担心见到现场上可怕的情景。每当这时，他就鼓足浑身勇气以使自己的心情不表露出来。

法医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装得好象没有看到侦查员摆弄着皮包上的锁头、找不到表格而一个劲儿地削铅笔的紧张表情。

不久前侦查员刚刚侦破一起恶性案件，人们都在议论他，说他是很有前途的侦查员。人们一致公认，如果他能适度控制自己的急躁脾气和不切实际的想象，他是会高升的。

在鲍里涅维奇房中，他尽力增加勇气和保持冷静。他一反常态远离尸体，只在尸体周围绕了一圈，看了死者一眼。他对自己的镇定感到满意。他象孩子围着一个掉进捕兽器中的野兽一样转来转去，固执地打算没完没了地考验涅斯捷洛夫的耐性。

侦查员查看完尸体的外表后，开始检查衣袋中的东西。检查完衣服和桌子之后，他又干劲十足地在房间和床下查看。不时仔细端详一些小物件，或进行对比。勘查记录上记着，尸体躺在房间中央头对着院子的窗户。身体倒下时左手压在背后，右手伸向桌子腿，手心向上。没有搏斗和暴力行为的痕迹。死亡时没有别人在场。地毯没有移动，长条台布被勤快的主人熨得平展。整洁的床上摆着松软的枕头，漱洗桌子上整洁地摆着小瓶瓶和玻璃小摆设。尸体上未发现可疑之处；上衣纽扣全扣着，领带结得很艺术；深色头发整齐地梳成偏分头。

僵死的面容，照进苍白光线的透明窗帘，玻璃罩里面的雕塑和画着凋零花园里僻静小路的油画使房间里呈现出一片悲哀和肃穆的氛围。似乎尸体发出某种射线给室内的陈设蒙上一层毫无生气的薄膜。

在侦查员从烟灰缸里捡烟头、用米尺量地毯上脚印的时候，法医手拿放大镜在检查尸体。职业习惯使他开始心情缓和，忧虑代替了惊恐。卢茨基好象忘了自己就在尸体跟前，他冷静地查看死者太阳穴上的伤口，子弹穿过颞颥骨射入颅骨。血顺面颊流下，在地毯上流成了一滩。头向右歪斜。下巴边缘的一部分已被鲜血染红。开枪时枪口距离伤口只有几毫米。皮肤上伤口呈星状，周围有灼伤、黑烟和火药灰渗入肌肉组织，“那干”式手枪往往会留下这样的痕迹。他又查看了死者的手掌。法医认为自己的事已干完，用手绢擦擦手，坐下来准备回答侦查员提问。

侦查员还在收集物证。他取了写字台下面的一块石灰，从纸篓里取了一张纸，弄平整叠了起来，他还在似乎不可能有什么物证的地方寻找血迹，还不断地与法医交谈着。

“枪伤看来是偶然的……子弹卡在里面了……没有碰伤骨头……”

“不这么简单，”法医想缓和侦查员与涅斯捷洛夫之间的紧张气氛，说道，“骨头自己的弹性也并不亚于铜片，铜象生铁撞击一个样。”法医又恢复了一贯的好人心肠，他想使周围的人分散一下注意力。

“不是所有的骨头都容易被穿透，”他继续说道，“比如说颅骨吧。但最容易被击碎的是额骨。……我们人类没有坚硬的额骨……”

相反，侦查员聚精会神地站在棋桌前，看着摆在棋盘上的棋子说道：

“您不觉得生命中断得太突然了吗？这盘棋尚未下完，正在残局时就不下了，桌子上的材料也没有写完，钢笔就从手中滑掉了，纸上留下了不少墨水点。茶也没喝完，香烟刚刚点着就不吸了，可烟灰缸里的烟头都是抽到不能再抽才扔进去的。烟灰缸里这样的烟头很多。看来死者死前肯定非常不安。台历上记着他要办的事一直排到深夜。死神突然袭击，打乱了他的安排。”

“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涅斯捷洛夫心中在想，“他只和季娜伊达下棋。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经常下到深夜，有时要下到天亮才罢手。女助教的棋艺不亚于他，尽管她相当晚才学会下棋。”

法医对侦查员大胆的分析没有给予注意，而大部分也没有注意听，包括他所说的什么“死者”和“死神”等。

“您下结论是不是匆忙了一些？”法医稍稍暗示这位年轻侦查员经验不足，“台历上的记事可能是前一天写的，而纸上写的东西是在决定自杀前就中断了……冲动型的自杀者往往是这样：喝茶、下棋、抽烟、突然自杀。”

侦查员弯下身去掰开死者的手，用放大镜检查手掌，在手指之间发现了几根头发。

“这才对！”涅斯捷洛夫差一点流露出对这一发现的兴趣，“真想知道，这几根头发是什么颜色的？”会不会是棕色的？这可要给季娜伊达带来不少麻烦的。再说我们的头发也不都是一种颜色，是有细微的区别的。

“您怎么解释，”侦查员问法医，“死者手上既无烟黑，又无火药烟灰？谁都知道，用手枪射击是会在持枪者的手上留下痕迹的。”

“正确。”涅斯捷洛夫赞同这种说法，心里慢慢地在想，“季娜伊达是能对侦查员讲很多道理的。她的关于射击积炭沉积的论文是相当优秀的著作。”

侦查员的发现引起法医的不安。他没有想到鲍里涅维奇的死是他杀。发现的头发在法医看来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发现头发的应当是法医。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法医这种疏忽是不能原谅的。

“您注意到这点血迹了吗？”传出侦查员的问话，他正爬在地板上用放大镜观察椅子腿上的一点血迹，“这点血离尸体是不是远了一些？其实这很重要。这滴血可能不只是死者的，也可能是凶手的。”

侦查员又一次使法医感到惭愧。这滴血还很新鲜，这对侦破是会立下汗马功劳的。

侦查员为了不抹掉指纹，小心翼翼地拿起了手枪，仔细检查了一遍。在记录本上记了些什么，就用纸小心地把手枪包好。

“您忘了检查枪膛，科尔涅托夫，”法医利用了侦查员的这一疏忽，好让他晓得，疏忽的不只是法医。

“您再数一数里面还有几颗子弹。”他微微一笑，带着教训的味道补充道，“您说是他杀，可又没有开枪的罪犯在场。”

侦查员以目光对法医表示感谢，他看到枪膛里七粒子弹还剩下六粒后，用纸把枪包好。

“科尔涅托夫，您又疏忽了，”涅斯捷洛夫心中在责备他，“您没有看枪上的号码。卢茨基怎么什么也不说。应当看看枪号，侦查员同志，这样可不好。”

侦查员不知是想以自己的观察挽回面子使法医感到吃惊，还是他自认为他推断鲍里涅维奇是他杀而能使法医心服口服，他突然转向涅斯捷洛夫，对他提问道：

“请您谈谈您和邻居的关系如何？”

涅斯捷洛夫正在想自己的问题，一时没有听清他的问题。

“您是问我和鲍里涅维奇的关系吗？”

“是的。”

“他是我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我的一位良师。”

“你们俩人之间有无仇恨？和他吵过架吗？邻居之间有没有不和？”

直到这时，法医才意识到侦查员吹毛求疵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意思。看来他在怀疑涅斯捷洛夫。法医迷惑不解地看了侦查员一眼，耸耸肩膀。涅斯捷洛夫立刻抓住了这一眼神，顿时警觉起来。

“我已对您说过，我们是好朋友。”涅斯捷洛夫激动地说道，“他救过我的命……世界上再没有比他对我更亲近的人了，这一点，卢茨基可以作证。”他指了指法医。

“干什么我要拉出卢茨基，”涅斯捷洛夫立刻想到，“这简直愚蠢可笑。”他对自己很不满，这样他更加不安。

侦查员在纸上写了些什么，以目示意法医做谈话的见证人。

“当您来到这里时，这件东西就在这儿吗？”他指着安放在三脚架上的照相机问道。

“没有，没有，”涅斯捷洛夫马上答道，“这是我的照相机。”

侦查员意味深长地看了法医一眼：“证据越来越多，您想都不会想到要注意这一点。……还是请您注意一点，并好好学习学习吧。”

“为什么您要拍照？”他好奇地，同时又以宽宏大量的口气问道，而这种口气本身就充满了严峻的怀疑。

由于对方没有回答，他生气地重复了一次：“请问照相机干吗要拿到这里来！”

涅斯捷洛夫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他要画房间的平面图和对尸体照相。看来这是一名法医面对死亡不能袖手旁观的习惯势力作祟。他只好摊开两手，除了下面的话外，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我是想搞清楚这里出了什么事。这些照片，卢茨基，”他转身向法医说道，“对你可能有用处。”

侦查员认为涅斯捷洛夫在取笑他，但一个有经验的法医不能不懂，在侦查员末到现场之前，任何人不得进入出事的房间和触模任何物品的。

“案件的证人不能做法医鉴定人。”侦查员毫不掩饰自己的怒气，生硬地说道，“这一点您懂得并不比我差。对您的观察我们不感兴趣。”

侦查员错了。涅斯捷洛夫并不想取代法医，他的材料和其他不管是什么人手中的材料对案件的侦破都是有用处的。这些材料有无价值，这要取决于侦查员和法庭。

“您对我的指责是徒劳的。”涅斯捷洛夫带着自尊感反驳道，“作为一个医生，我有责任对自杀者给予帮助。当我发现鲍里涅维奇已死，我不允许我干多余的事，我只是在远距离拍了几张照片。”

“您确信这是自杀吗？”侦查员问道，“自杀与他杀不是容易区别的，您也不必坚持自己并不能站得住脚的设想……您好象还要让别人也相信这一点似的。”

侦查员没有能保持不偏不倚：他怀疑涅斯捷洛夫在鲍里涅维奇一案中有牵连，所以马上对他产生了反感。涅斯捷洛夫宽大的秃顶他也很不喜欢，好象他是第一次见到他似的。涅斯捷洛夫抚摸自己几乎盖住太阳穴的头发的姿势，在侦查员看来，也觉得滑稽可笑。涅斯捷洛夫的整个形象在侦查员看来都失去了正常的比例。一个低矮身材的人，干么要有发达的胸脯、宽肩膀和一双长臂呢？他的这副尊容也不配有腼腆的微笑，胆怯的嗓音，更没有必要遇到一点点小事就局促不安，脸色发白。侦查员自己可不是这个样的，他的个头令人羡慕，运动员的体型，一头深色的未鬈发。能控制自己的神经，思想藏而不露。他和涅斯捷洛夫同年，都年近四十。侦查员想到命运对自己很慷慨而自鸣得意，他微微一笑，朝一直卧在主人身旁的小狗走过去，想抚摸一下。狗叫了几声，但仍卧着不动。

“顺便再问一下，”侦查员好象是无意想起了什么，说道，“难道您没有听到狗叫吗？狗是不会让主人遭难的呀。”

“没，没有听见……再说这儿也没有生人……”涅斯捷洛夫停了一会儿，这一停顿侦查员也没有放过。“狗对熟人是不会叫的。”涅斯捷洛夫比较有把握地把话说完。

“当然啰，”侦查员意味深长地同意道，“狗对熟人是不会叫的。请原谅，涅斯捷洛夫，我想打扰您一下，检查检查您的衣服和手。我有责任考虑全面一些。”

涅斯捷洛夫感到一阵头晕，紧靠桌子站在那里。他脸色发黄，额上渗出了汗珠。

“卢茨基，”他几乎说不出话来，“请你到我这儿来……我觉得不舒服。”

法医走近他，摸摸脉，给他搬过一把椅子。

“安静一下，”侦查员说着，一边仔细检查他的手和衣服，“请坚待一下，谈谈您知道的有关案件的情况。”

这句话对涅斯捷洛夫来说是很熟悉的。他不只一次在预审和法庭上听到过，但现在听起来心里感到很沉重。

法医拍了拍涅斯捷洛夫的肩膀，对侦查员说道：

“涅斯捷洛夫在前线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您是不是把审问推迟到明天？”

他的话中包含着责备和人性的召唤。

侦查员似乎感到了什么，连忙表示同意，就坐下来写记录。

这时法医打电话叫车，然后坐下来伸出五指梳弄头发，梳弄了好半天。这表明他思绪纷乱，但应作出严肃的决定。他放下手开始翻动书柜中的书籍，随便拿起一本歌集，突然想说什么，但马上又止住了。

法医卢茨基早年与乐团的一位歌唱家结了婚。他喜欢妻子唱的歌，早已是她的崇拜者。无论是在家，还是走在大街上，甚至在解剖台前都在想着歌曲。朋友们知道他的这一毛病，经常开他的玩笑。他们一说他妻子的音乐会——这音乐会是相当成功的——演唱的一首歌很好，可是没有学会，卢茨基就会把他妻子在音乐会上演唱的歌曲重复唱一次，直到大家学会为止。

法医常说他妻子不喜欢谈论法医这个职业，一谈起它就倒胃口，但他很爱她，她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从陈尸所回到家从不谈使她感到难过的事，而总是和她淡音乐大师们的艺术，唱起妻子演唱的歌曲。但是他想总有一天要把妻子领到这里，迫使她对这个揭示生与死的秘密的科学产生尊敬。

涅斯捷洛夫这时一直未恢复常态。他脸色阴沉，心情抑郁地垂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不住地发颤。

侦查员已写完记录，他问法医道：

“您回去值班，还是和我一起走？车就在下面大门口。”

他的问题使法医感到奇怪，护送尸体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

“您是不是怕司机把货拉回自己家去，”他严肃地问道，“或者不相信他熟悉市内的道路？”

“我要参加解剖。”他没理会法医不加考虑而说的话，侦查员带着自尊心说道。

自以为获得成绩而冲昏了头脑的侦查员作出了轻率、同时也是令人不愉快的决定，但他也预感到将有不愉快的结果。

“我回去值班。”法医也很严肃地说道，“我建议让我的朋友涅斯捷洛夫和您一起走。您和他也认识，希望以后你们能成为朋友。”

当涅斯捷洛夫上车时，法医对他泼了不少冷水。

“您还想当福尔摩斯！什么平面图啊，拍照啊，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我对您说过，傻瓜，这不会有你的好，我知道，”他尽量模仿他的话，而不让涅斯捷洛夫回答，“一个优秀的法医应当善于分析情况。他不仅仅是一个咨询者，而应当是侦查员的好助手。”

车上，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俩都沉默不语。他俩并排坐着，一言不发，好象两人完全陌生，但两个人都感到不安和尴尬。都为想到刚才他们之间审问和受审般的谈话而难过。如果卢茨基自认为需要介入，但他也由于自己表现出软弱无能而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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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季娜伊达呯的一声把门关好，就飞快地跑下楼。她没有象往常一样走大街、穿小胡同向电车站方向奔，而是转向另一个方向。她一反常态没有顺路在面包房买夹馅油煎包。她一直沿楼边行走匆匆，不时回头看看。她本来个子高，平时走路昂首挺胸，而今天却勾腰缩背，低垂着有一头蓬松浓密的棕色美发的脑袋，缩进高高翻起来的大衣领子里，两手伸进皮袖口里。她头戴一顶很象古罗马军人头盔的细毡帽，一直压到眼睛上面，使人认不出她是谁。平时不论是早晨，还是忙碌一天之后，不论在教研室，还是在大街上，在家里，或是在朋友中间，她总是迈着坚定而自信的步伐。凡见过她一次的人今天都不敢把这个从头到脚里得严严实实、步伐慌乱的女人认作是季娜伊达。她一向讲究梳妆打扮，注意整洁；她总是及时把大衣腰带结好，把稍稍往下滑的长笛丝袜提好，鞋带一松，她急忙系上。如果在外省小城市里，每个人的特点，举止和衣着都很显眼，只要对自己的外表稍不注意，就会引起人们的奇怪。但是在几百万人口的莫斯科，大街上很难遇到熟人的，所以，不修边幅，衣着马虎，还是可以的。

在一个广场上，季娜伊达排队等公共汽车，但不一会儿她叫住一辆过路的出租汽车，立即打开车门要求送她到小皮罗戈夫大街。

早晨空气清新而寒冷。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城市好象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罩。

汽车穿过医学城。这里有很多医院、医学院、实验室等。在一条胡同里她让汽车停住。季娜伊达和司机算完帐后，就拐上了小皮罗戈夫大街。这时她又恢复了原来人们所熟悉的样子。化妆、衣着打扮丝毫不马虎，腰带结得恰到好处，鞋带也没有露在脚面上，长筒丝袜缩得紧紧的，大衣领子也翻了下来。帽子戴得很俏皮，一绺棕色的鬈发露在帽子下面。现在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似乎恢复了常态，但看得出不是那样自信。

她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但实际上要老得多。白净的圆脸上没有一丝皱纹，高高的鼻梁也很俊美，灰蓝色眼睛老是睁得很大，一双鲜红的嘴唇线条分明。但她面部表情呆板，嘴唇紧闭犹如一块令人不快的伤疤。相面专家从她的外表会发现她的性格严酷，甚至专横。

在电车到达终点绕过一个大街心花园的地方，季娜伊达拐进一条胡同，朝医学院高大的楼房走去。

一个首次来到这里的人，对这座医学城会留下某种难以捉摸的印象。现代化的宽广街道，优美的建筑、古寺院、雕像，从公共汽车和电车上下来的一群群大学生充满了宽阔的人行道。这一切都好象被某种令人产生忧伤情绪的东西笼罩着，这可能因为来来往往的总是带着不样之物的急救车，也可能因为，所见所闻都是疾病和痛苦之故。

季娜伊达穿过砖石围墙的门，走进了学院宽广的院子里。有个人轻轻挽住她的臂膀，带着责怪的口吻说道：

“小鸽子，您急着上哪儿去呀！”

面前站着的是科洛科洛夫教授。他身穿多年来人们已熟悉的皮大衣，头戴圆形贴边皮帽。岁月催人，老教授背已微驼，头发和小山羊胡都已斑白，但宽大而白净的前额和曾经使一些女大学生为之倾倒的慈祥而聪慧的眼睛却依然是当年的风采。

季娜伊达象男人似地紧紧握着伸过来的手，摇摇头撒娇地以稍带责怪的口吻说道：

“您看，又来了，老这样……我都跟您说过多次了，求您别再叫我小鸽子了。”

“这有什么法子呢，小鸽子？”他想改口，结果还是没有成功，“记性已不如从前了。年轻时什么都可以忘记，但漂亮女人的要求总忘不了。”

两人咯咯大笑起来，都对相见和开的玩笑感到高兴。他俩一起走了一会儿。后来教授停住脚深深吸了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

“您上哪去，小鸽子？您怎么不给老头子一点面子，不到我那里呆一会儿吗？”

教授六十五岁，但身患重病。由于长期辛勤工作，心脏不好。只好常常卧床养病。学院里已传说他要退休了。

“请原谅，”她抱歉地说道，“今天我要迟到啦。坐车瞎跑了半天。现在几点啦？”

她显得很焦急，看来她非常心疼失去的时间。

教授掏出装在黑缎表套里的银怀表，拿到近视眼前一看，耸耸肩膀。

“差一刻九点……您看，这怎么能说迟到呢。”

“不可能。”女助教自信地反驳道，“您的表不准。那我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呀？”

她心中计算了一会儿，不对，重新又想，直到教授提醒她：

“应当说您是在八点刚过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离开家的……绝不会再晚……您怎么坐车坐了这么半天？”

季娜伊达值得去为这点小事冥思苦想吗？她就不厌其烦地说道：

“我没有买车票，后来补了票……看我把月票忘在家里了。当售票员走到我跟前查票时，我才想起来。结果还被罚了钱。我惭愧地坐了一站就下车了。慌忙中又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因着急也就不看车往哪儿开。接着又换了电车。走了一会儿街上交通堵塞车开不动了，只好步行来上班。本来只要十五分钟，结果光坐车就浪费了近一个小时。”

她讲得那样自然和轻松，好象自己也觉得真是这么回事。脸上出现了窘态和难为情，教授也不能不为之同情。他说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人不会生活，责备地摇摇头，对她微微一笑表示安慰。她也以今后要注意的表情回报教授。然后她开门请教授走在前面，走进了大楼。

法医教研室的楼在院子的左角，楼的一面对着一条胡同。涂有红十字的汽车驶入铁栅栏的大门后绕过大楼停在院墙和大楼之间的后门口，卸下车上的尸体。楼的正门口老是拥挤着心情不安、泪流满面的人群。车身上涂着黑红条的汽车和卡车就停在这里。楼上是各专业科室、陈列室、教授办公室和教室。楼下解剖室旁边是接待室和助教办公室。法医们在这里翻阅材料和医院送来的病历，写解剖报告，交给死者家属必要的证件。地下室是陈尸间，里面放着准备解剖和安葬的尸体。陈尸间里有一股腐臭气味，无论是高水平的消毒，还是良好的通风设备都无济于事。

女助教和教授走进摆着皮罗戈夫①(①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1810—1881年)，俄国外科专家、解剖学家。)雕像的接待室，脱掉外衣走进解剖室。这里在大理石解剖手术台上正在进行解剖前的准备工作。深灰色的墙壁上高大的窗户都朝北，玻璃窗下半部全是毛玻璃，使人感到阴沉，好象凡来到这里的人都将扮演悲剧角色。

“已故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教授对女助教说，“在解剖室写下一句名言：‘这里死者教育生者。’应当向您指出，学生还没有使任何一位老师得到安慰。”

教授同陈尸间的工友打招呼：

“身体好吗，帕霍姆？大家都好吧？”他又转身对女助教说道：“您看他个子不高，太矮了。”

他的这种说法已重复了多年，看来并没有使被说的人感到不快。工友已上了年纪，他的两手皱皱巴巴，就象刚从水中抽出来似的，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眼下浮肿。他穿上白大褂，扣好扣子，一本正经地说道：

“给我一个限期，我还能再长高一些。死人比活人要高二到三公分。那有什么，我还想超过你们这些活人哩。”

季娜伊达对工友友好地笑笑，问道：

“现在几点啦，帕霍姆，我想证实一下科洛科洛夫的表已不中用了。”她想起工友耳聋，就大声重复了一遍。

“你啊，来得还正是时候，刚刚准备好。差一刻九点。”他看了看表答道。

季娜伊达睁大眼睛，一字一板地重复道：

“差一刻九点！”脸上现出真正的窘态。

“什么，小鸽子，”教授对她的窘态很得意，“您想把我的怀表送博物馆吗？为时过早，等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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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帝，”季娜伊达央求道，“把您也送博物馆吧！我说的是您的表。”

“反正我和这块表同年，我们一起去安息。”

女助教对回答感到满意，一字一板地说道：

“这么说我真的是八点刚过一点儿离开家的……科洛科洛夫，您刚才说十分钟至十五分钟是吗？”

季娜伊达走进助教办公室，正好涅斯捷洛夫给她打来了电话。

这时教授穿上白大褂，从一张解剖台走到另一张解剖台。这是他二十多年来每天进行的例行检查。

“您怎么，亲爱的，这样瘦啊……啊哟……哟，怎么不注意保养……”教授看着一个老太太的尸体心中这样想，同时也说出来了，“我看，您不怎么保重自己，剩下一把骨头了。这是哪个区送来的，帕霍姆？”

“从郊区送来的，将由鲍里涅维奇解剖，今天已给他排到第四个了。”

“季娜伊达，”教授把刚刚进来的女助教叫过来，“到这儿来，您看这个小老头怎么样？他很好！”他好奇地说，“他死去也很好……八十年好象一天似地度过，我还要把他的眼睛给闭上，反正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帕霍姆从抽屉里拿出用细绳捆的一本厚厚的登记簿。他在上面写着什么。他那歪歪斜斜地写字的样子说明了他的文化水平和书写水平。他搔搔后脑勺，深深地叹了口气。

女助教坐在桌子的另一头翻阅将要解剖的尸体的有关材料。工友的叹息声引起了她的关注，她把材料一推，问道：

“您妻子的健康怎样？您怎么好长时间都不对我说。”

看来帕霍姆也正好等着她问这个问题。他把登记簿放在桌子上准备送走，但又坐到椅子上，叹了口气。

尽管叹息有时也很富有表现力，但女助教并不满意，帕霍姆站起来要走，女助教留住她。

“等等，我要您帮帮忙。我负责的区有几个要解剖的？”

这问题对他来说是容易回答的。他随时都能讲出有几具尸体，哪个区送来的，哪位法医负责。

“您有两具尸体要解剖，还有一具是昨天在森林里发现的，尸体己开始腐烂了。”

“这么说共三具？先准备一下那个己腐烂了的尸体，我从这具开始……对啦，您还没有对我说清楚您妻子怎么啦。”

看尸员哀求地把两只满是皱纹的手抱在胸前，但女助教仍紧迫不放。

“她已差不多痊愈了，她没有什么。就是总不能让我安静，吵着为什么我不能把您带家来。以前要我代问您好，可是现在说，给我请来就行。我说：‘你疯啦，她是什么人？沾亲，还是带故？您尽想些什么？’”

工友说出自己老伴儿的要求后，冷静下来了。

她妻子患肝病已多年了。由于女助教的热心帮忙住进了最好的一家医院，并由该院的一位著名专家动了手术。女助教常去医院看望，出院后也到家里去看望过。纯朴善良的女人很喜欢这位恩人，几次三番要丈夫请季娜伊达到家里来看她。帕霍姆不愿意因这些小事给助教添麻烦。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没有满足妻子的要求。

季娜伊达听完后感到奇怪：“就这些吗？请告诉您的妻子，明天我就去看她，您别忘了。”

帕霍姆还没有来得及道谢，窗外驶过一辆救护车，传来不断的喇叭声。工友拿起地下室的钥匙，登记本，就出去了。在门口，法院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迎着他，由于尸体是由侦查机关人员陪同送来，工友就感到这绝非一般。他机敏的目光已发现，涅斯捷洛夫面色苍白，藏在衣口袋里的两手在发抖，涅斯捷洛夫与侦查员不说话，两人都避开对方的目光。帕霍姆以为涅斯捷洛夫值班时出了什么差错引起了侦查员的不满。干了三十年他什么没有看见过。

“从哪儿拉来的尸体？”他打开登记本，一边问司机。

“您去问涅斯捷洛夫吧，”司机答道，“是他要的车。”

几个卫生员打开车门抬出担架后，什么问题也不必提了，帕霍姆把登记本挟在腋下，他认为在侦查员在场的情况下问是不合适的，就吩咐把尸体抬到解剖室。把老太太抬到地下室，在原来的解剖台上摆上鲍里涅维奇的尸体。

帕霍姆面临着要将这一不幸消息告诉季娜伊达。当着他的面，她与鲍里涅维奇谈情说爱也从不感到不好意思。鲍里涅维奇对此很不满，虽然他知道工友耳聋也发现不了更多的事。

狡猾的老头儿早就认为耳聋是有好处的。这样无论同自己人和外人，还是死者探望者和亲属，都能处好关系。别人求他的事，能办的就办，捞个好；不能办的，因耳聋，就说没有听到，人家也不会怪他。因耳聋麻烦也少，在解剖室，法医们也很少要他干这干那，教研室的老师们也不对他讲什么大道理。他们当着他的面什么都好说，就当他是死人一样，从不避讳他。

最近一个时期热恋的一对儿关系不好了，不象以前那样互相总离不开，经常眉来眼去表达爱情，工友们见了都感到眼热。他能区别装假和出于真诚的言行。他敢肯定地说，他俩不久前已出现了裂痕和不和。偶尔听到他俩的一次谈话，使老头儿感到不安。这大概发生在一个月以前，中午两点钟，当老师们离开解剖室去助教办公室写解剖报告的时候。鲍里涅维奇写完死亡证明，分发给死者的家属后正打算走，他站在解剖室的窗户前，机械地解着白大褂的纽扣，好象是在等什么人。季娜伊达也完了事准备走。当她看到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人，她走到他跟前低声问道：

“晚上您在家吗？”

他作了肯定回答。

“晚上我在家等科尔涅托夫，”她继续说道，请您别来找我。这是为了您，也为了我们的友谊。”

鲍里涅维奇仍旧看着窗外，说道：

“好吧。”

“您答应我要作一个有理智的人，我对您寄予希望。”

“我已听过这些了。”他仍然冷淡地说道。

“我希望您别对我报复，行吗？”她尽力看着他的脸，说道。

他冷冷地看着她，稍稍想了想说道，

“我不能保证做到。”

第二天就有个自称科尔涅托夫的人打电话给季娜伊达，从那时起这人就开始经常给她打电话。

从助教最初来到教研室，帕霍姆就不喜欢这个人，由于要救自己的妻子才抑制使自己对她的不满情绪。她没真话——他心里对自己说——，她即使不说话也在骗人。这女人体格结实，性格顽强，她可以把尸体象摆动一件玩具似地从一张解剖台搬到另一张解剖台上，但只要有人在解剖室她就象一个软弱姑娘从不自己移动一下尸体：“……帕霍姆，请您……”在军事训练中她射击从不脱靶，但当着别人又说，她从没有拿过枪……她非常想让人说她人缘好：对工友的妻子和清洁女工，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表示关怀，拍拍肩膀，借钱给他们，还不让人觉得她记性很好。她似乎心肠很好，但你对她的善意又不能相信。她冷酷，从不容忍同她开玩笑，很少看到她面带微笑。只有一次是在教授生日的那一天，她兴致勃勃，跳舞跳到深夜，使大家感到奇怪。教授那天对她说道：“小鸽子，您可把我们骗了。您并不象我们感觉的是一个那样古板的人啊……”

而鲍里涅维奇则是另外一个样子，他喜欢开玩笑，也爱大笑。当人们笑时，他耸耸肩膀：“有什么可笑的？”他头脑清醒，文静，生气时说过的话，以后绝不再重复。他的耐心能顶上十个人的耐心，从不发脾气。他不象别人，从不浪费一点点时间，总是忙着什么，从不让自己的头脑休息一会儿。他和我们这些人一个样，总不缩起手什么不干。星期天他在别墅拿起镐和铁锨干活，出点力气就很高兴、很安心了。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非常能理解别人的痛苦，决断公正。欺侮这样的人是天理不容的！

别人心上的事是用不着见证人的，而需要的是没有全权的受托人，没有法律关系的同谋者，有义务为别人的轻率承担责任的人。

不管他们的关系怎样，帕霍姆有责任把这一悲痛的消息告诉季娜伊达。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上楼找教授去了，很快教研室就会知道，老师们要开会，他们是不会早一点告诉她的。

当激动的教授，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出现在楼梯上时，帕霍姆不再迟疑了，赶快去找季娜伊达。他在门口碰上了女助教。她一只手拿着一个文件夹，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硬纸盒子。她身着熨洗干净的白大褂，里面穿着大开领的黑绸连衣裙，再加上黑玳瑁大眼镜给她的脸上增添了阴郁而严厉的神色。工友叫住她，说道：

“请允许和您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儿不行。”

“那进来说吧。”她打开助教办公童的门请他进去。

开始，帕霍姆很惶恐，不知该怎么说起，他想到每一分钟都很宝贵，增加了勇气和决心。他想起他当年是怎样听到关于前妻死亡的消息的情景。他就象溺水者抓住救生圈似地把心中浮起的往事作为样板。

“出了不幸的事……这事真难以开口。”

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但帕霍姆坚定地抓住救生圈般的往事的例子，决心说出来。

“我不懂您说些什么，谁出了不幸？”季娜伊达已经看到窗外运来是谁的尸体，但她还是这样问道。

“不，您说我说得对吗？”工友要求她肯定地回答，“可能我说得不对，是吗？”

“对！对！”她开始不耐烦地说道，“那您说得详细一点，究竟是怎么回事？”

工友同情地看了女助教一眼，痛苦地叹了口气。

“不幸和不幸也不完全一样……有的真使人难过……”由于季娜伊达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安，他就决定大胆地说了，“我们迟早都要死去，都是一个结局——死亡。”

女助教警觉起来，有点惊慌地问道：

“是不是教授出什么事了？”

“不是，不是，不是他。”帕霍姆连忙安慰她道，“生死是不由人的，要死想躲都躲不脱……”

“谁死了？”她紧张地问道，“您倒是说呀I”

“人死只有一次，而还有人召唤死神。说得很对，是他自己动手的。可怜的鲍里涅维奇，”他叹了口气补充道，“他怎么会想到死呢？”

女助教好象疼痛难忍，浑身颤抖了一下，打开门，没有等工友阻拦，就跑了出去。她冲进解剖室的门，站在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前呆住了。她一点勇气也没有了。她那亭亭玉立，端庄的身材，下垂的双手和因痛苦紧绷着的面孔使人感到悲痛。她那瞪大的双眼现出极大的痛苦，好象她一闭上眼睛，悲痛也会从紧闭的眼皮下流露出来，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受到她悲伤表情的感染不由得低下了头。

她僵死不动地站了很久。又过了一会儿她用颤抖的手掏出手帕，把它撕成碎片。

她站了几分钟，一言不发，就离去了。她仍然和平常一样，昂首挺胸，坚定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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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当鲍里涅维奇的尸体送进解剖室之后，涅斯捷洛夫和侦查员去找教授。前者是要把这一悲痛的消息告诉教授，而后者是与教授商量解剖尸体的事。

他们看到教授正给法医鉴定短训毕业生上课。在这群年轻人中间教授讲话的声音宏亮有力，不断离开主题讲些有趣的事，不时还开句玩笑引起年轻人的喝彩和笑声。他的讲课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力。

最后一堂课结束了。教授把刚才用来在黑板上划出精彩图表的粉笔放下，两手按着讲台，沉默了一会儿。

“我希望你们合理运用你们的知识，”他声音不高、却充满深情地严肃说道，“要忠诚地为社会和祖国服务……绝不能对别人藏有坏心，记住人的伟大使命。”

接着教授谆谆教导学生避免自己的毛病，绝不要离开行善的轨道。他讲到了真理和公正，教导学生成为一个“不以夸夸其谈来掩盖自己不学无术”的正派人……这是父亲对不懂事的孩子的教导，很自然，显得有些守旧。他的宽宏大量的判断使人感觉不到他词藻的华丽，而对教授的豁达肃然起敬，因此，激起了一片掌声。

教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为刚才与学生们动人的道别和自己的讲话而感动的教授在同他们谈话之前首先擦了擦湿润的双眼，仔细地把手帕叠好放回衣袋里。

“说真的，人老了就容易多愁善感……”他好象是在为眼泪和激动对客人表示道歉似地说道，“我越来越相信这一点……你们能对我说些什么高兴的事啊？”

涅斯捷洛夫低下头在想，在侦查员没有开口之前他绝不抬头。侦查员心想，教授是在问涅斯捷洛夫，他也没有作答。沉默了半天，涅斯捷洛夫鼓起勇气说道：

“我们给您带来了悲痛的消息……我们是送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来的。”

“哪个鲍里涅维奇？”教授顿时感到莫明其妙，问道。

“就是助教鲍里涅维奇，”涅斯捷洛夫沉痛地说道，“他看来是自杀的。”涅斯捷洛夫觉得血往脸上涌，但仍平静地补充道：“是在他家里发现的，头部被子弹击穿。”

教授用手模摸宽大的布满皱纹的前额，双手抓住了胸口：

“我的上帝，”他几乎说不出话来，“这是怎么发生的？”教授好象忍受着极大的疼痛，夹紧下巴，无力地靠在转椅的后背上。他痛苦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用发抖的手捂着眼睛。

“怎么会这样？”他难过地自语道，“这是怎么回事？”

教授难过极了，他悲痛欲绝，摇着头，莫明其妙的目光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我还想要退休，”他大声说道，“我已为自己选好接班人，我教会他，使他站住脚。现在我把教研室交给谁呢！我是对他寄予希望的。难道真的是自杀吗？”

他沉重的眼皮垂了下来，为了不与侦查员的目光相遇，他专心致志地结着白大褂上的纽扣。

“不得不相信，”侦查员肯定地说道，“鲍里涅维奇是自杀。”

“这就不合逻辑，”教授带着责备死者的口气说道，“这个人从不承认世界上有自杀，他已为此写了论文。不合逻辑。好，去看看。”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喘了口气，虚弱地迈开脚步向楼梯口走去。

在教授检查自己学生的尸体时，季娜伊达用手势叫涅斯捷洛夫过来。她站在打开的硬纸盒子前，从里面拿出一个铜手把放大镜、皮尺、海绵和解剖用具。她的脸、动作和身材都透着冷漠。她慢慢地抬起眼皮，痛苦地看着涅斯捷洛夫。

“这是怎么发生的？”

她的嘴唇歪斜，眼中含泪。

涅斯捷洛夫随便耸耸肩膀，把对侦查员说的话都告诉了她。他说得肯定、平静，甚至对自己惊慌失措，以致引起侦查员的怀疑也感到莫明其妙都对她说了。女助教机械地盖上纸盒子，沉思起来。脸上毫无血色，她好象因痛苦而丧失了生气。

“几点钟的事？”季娜伊达低声问道，“您听到枪声没有？”

“八点半。”他肯定地答道。

“八点半？”她突然活跃起来，“这正是象命中注定的。我今天也是出了不少莫明其妙的事。今天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比哪一天醒来得都早，我还认为已经晚了，就挤命往电车站跑。”

接着她讲了她忘了带月票，换错车和电车遇上交通堵塞……”

“我好象是有预感，近来一段时期他尽讲关于死。只是我没有事先预防这一不幸……”

她睁大的眼睛，痛苦的微笑都在祈求他人的信任。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涅斯捷洛夫惊奇地说道，“鲍里涅维奇无论对我，还是对任何人从未淡过这些，也没有抱怨过什么……”

“他不是对所有的人都那么坦率，”女助教暗示出自己与死者的亲密关系，说道，“自从他肺部发现阴影后，他就变得不自信，多疑，他认为他得了癌症。您是了解他的，他是非常容易被人说服的。这还不是全部。”她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我不再想让您激动了，找时间再谈吧。您的脸色不好，要挺住，坚强一些。”她劝他，但没有说完，她不知为什么激动。

在这痛苦的一天，她是第一个同情他的，涅斯捷洛夫怎么能不同样对待她呢？

“坦白地对您说，季娜伊达，近来我也经常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我都为我的神经担忧。”

“我禁止您这样想。”她装出严厉的样子说道，“您不过是劳累过度，神经衰弱而已，早就应当休息休息了。”

微怒的神色和严厉的命令都没有使涅斯捷洛夫同意她的说法。

“不，不，季娜伊达，不能闭眼不看我遇到的事。如果要发展成幻觉，那就糟了……”

感受到的一切使他疲惫不堪，他渴望安慰，并想把一切都说个痛快。

她明显地表示出难过，眼神露出不安。

“别难过，涅斯捷洛夫，别去想这些吧，您是坚强的，您不怕考验……”

她知道涅斯捷洛夫的健康在战争中受到损害，而且越来越坏，她乐于让他讲出真话。她正在麻利地在桌上摆着手术用具，不相信地讥讽地笑笑，心想，涅斯捷洛夫应当明白，他的一切异议都是多余的。谁也不信他的幻觉，他最好还是把这些全忘掉。

“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病，”他还一个劲儿地想得到她的同情，“因为我自己没有发觉。昨天我以为有人敲窗户，我醒来了；今天楼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清清楚楚地听到脚步声。我曾想，这是您的脚步声。您想象一下我那时的处境——隔壁房里躺着鲍里涅维奇，而走廊里有人偷偷地溜过……”

季娜伊达只是点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她好象开始同意他所谈的话了。他为她的同情所感动，急切地要他相信，这脚步声及其它都是他幻觉的产物，更可能脚步声是从邻居房里传来的，再说墙壁很厚，但脚步声是听不清楚的。

“我要侦察员相信，”涅斯捷洛夫说道，“楼里除了我以外一个人也没有……”他停了停，微微笑着补充道：“侦查员好象在怀疑我……”

“倒霉的一天。”季娜伊达好象是从痛苦的思绪中清醒过来了，说道，“今天我们失去的太多了。”

这时解剖室里仍是按照常规在工作。解剖台上正在解剖，接待室里传来激动的声音，有时传来讲话和哭泣声。教授与侦查员在讨论问题。帕霍姆怀着极大的兴趣查看着鲍里涅维奇太阳穴上的伤口。他低头看看皮肤上的星状裂口，好象是想看清楚血管，并紧张地思考着什么。

在解剖昨天在森林里发现的那具尸体前，季娜伊达再一次翻阅了调查报告，然后放下文件，问涅斯捷洛夫：

“您检查过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吗？”

“是的。我还拍了照，画了平面图。”

“您得出什么结论？”

他想起了侦查员对他吹毛求疵，粗暴地检查他的双手和衣服，好象在给他带来不必要痛苦的人的面前辩解，肯定地说道：

“肯定是自杀。子弹射入颅骨，枪口顶着太阳穴开的枪，太阳穴上有火药灰，是‘那干’式手枪……”他受自己决心的鼓舞，说得更明确，“不管他侦查员怎样顽固，他不得不同意我的看法。”

她用手势要他不再说下去，同情地点点，说道：

“不值得回忆了，算啦，别再想啦。等解剖时再看吧。”她又压低声音补充道，“科尔涅托夫是一个缺乏经验的侦查员，再说遗憾的是这个人太急躁。他也不必归罪于您。他的证据是足够的：楼里除了您，一个人也没有。您自己太不谨慎，还有您的神经，在这种处境下，聪明的办法是不要引火烧身，让人家对您产生怀疑。侦查员可别受迷惑，谁也不会让他欺侮您的，再说也不会把您关进监狱。您要是不反对，我去向教授打个招呼……”

教授和侦查员向他们走来。

“科尔涅托夫坚持马上解剖。”教授说道，“您看怎样，涅斯捷洛夫？”

“您知道，我们应当等十二个小时。”涅斯捷洛夫答道。

“为什么？我们这里有足够的医生，”教授说道，“我们一起研究死因，一起签署报告。”

“正确。”科尔涅托夫同意道，“但解剖应当由别人来做……案件的见证人不能担任法医鉴定人。”

涅斯捷洛夫责备地看了侦查员一眼，讥讽道：

“今天是见证人，而明天就会成为被告，那时就可以关起来了。”

教授很不满意，他对法医的异议总是感到很痛苦的，但对涅斯捷洛夫的解释，教授感到既没有委屈，也没有戏谑，这使他平静多了。

“小鸽子，”他对季娜伊达说道，“科尔涅托夫坚持立即解剖，只好让步。您来承担这次解剖任务吧。您也很难过，这我知道，但有什么办法呢。”

他驼着背，心情难过地站在她面前，好象在忍受着重病的折磨。教授知道他们关系密切，鲍里涅维奇曾说过，他们打算结婚，应当把这一解剖任务交给别人，但教授对季娜伊达的技术评价很高，每逢重要的解剖任务他都是请她来做的。

“我想，这次解剖还是您亲自做吧，”她胆怯地说道，“鲍思涅维奇对您也是很亲近的人。”

教授已多年不做解剖了，季娜伊达也是深知这一点的，她相信教授肯定会坚持让她解剖的。

教授拉起她的手，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哪儿行呢……我是不能再解剖了……请您来做吧，亲爱的，您就帮帮我这老头子的忙吧。”

“科洛科洛夫，对我来说，困难也不少，您应当理解……我心乱如麻，说不定会出什么意外。如果……”她不敢肯定地说道，“您同意和我一起在解剖报告上签名。”

教授表示愿意和她一起承担责任——两人共同在结论书上签字。

帕霍姆把天平和铜祛码放在桌子边上，摆上各种规格的好几把解剖刀和剪、骨刮、镊子。与平时不同的是原来大学生和实习生站的地方现在是教研室的老师和工作人员站了。他们谅恐地看着面前摆着的尸体，好象仍然不相信，但他们明白，有天赋的同事确实已经死了。

“关于血管您是怎样想的呢？”教授关切地看着颞颥骨问道。

季娜伊达看了一眼颅骨上的窟窿，看了看伤口，子弹肯定卡在受伤的牙齿之间，她没有把握地耸耸肩膀。

“血管异常，几乎是垂直的，”她回答道，“手枪的子弹不象一般子弹那样滑行，因此枪筒与骨头之间的角度稍微发生一点变化，子弹射线就会移位。子弹穿过左太阳穴，看来经过颅骨底部，卡在打碎的牙齿之间。”

“您不觉得，”教授眼睛一直盯着探针继续说道，“在这种角度下用右手能扣动扳机吗？”

“是的，是的，当然能……”她没有把教授的意见听进去，一边说一边在胶皮手套上洒上滑石粉，开始解剖。

教授紧张地看着女助教的动作，不住地点头，默默地称赞着她的工作。第一次观看人体解剖的侦查员难过地皱着眉头，闭上眼睛背过身去。涅斯捷洛夫站得稍远一点，两颊发红，眼睛发亮，这是由于难过出现的组织病态反映。

只有季娜伊达一个人表现得很镇静。她的双手动作轻松，自信，有条不紊地分解着人体各部位。她犹如一个机械师置身于一架机器的零件之中，一会儿拿起尺，一会儿拿起圆规，一会儿又拿天平或锋利的剪刀。皮尺十字形状地摆在心脏上，在心脏的纵横两个断面横竖都量过；动脉、主动脉、无数的血管、心瓣、组织等什么也逃不过她的眼睛，一切都仔细检查一遍，摸一模，然后切开。

“真了不起！”涅斯捷洛夫心中对她给予应有的称赞，“多么熟练的解剖高手啊！她的技巧多么高超！在这方面谁也超不过她。”

“淋巴扩大，”她继续摆动骨刮，说道，“这是自杀者的典型结构。苍白的皮肤带有发达的皮下脂肪。淋巴器官增生。”

“判断过早，”教授说道，他是这一理论的反对者，“别急于下结论。”

他在这方面有他自己的观点。如果女助教不引用别的学者的理论的话，那教授可能还高兴。季娜伊达是知道这一点的，但不知为什么继续引用教授不愿意听的理论。

“牙腺扩大。巴特尔教授观察过大多数自杀者都有这种类似的偏向。”她从心包中把心脏取出来，拿在手上，继续说道，“这心脏比一般人的要小，主动脉特别细。本肯教授认为这是自杀者的特征。”

“为什么她引用巴特尔和本肯的观点，”涅斯捷洛夫遗憾地在想，“尽引用早已过时的理论？她好象是有意的，难道是想以此来刺激教授和侦查员吗？为什么总是强调关于自杀的说法。这会使侦查员生气的。”

侦查员脸色苍白，带着迷惘的眼神在剪刀咯嚓咯嚓声中颤抖，他几乎站不住了，头昏，浑身出汗，觉得阵阵恶心。涅斯捷洛夫发现了侦查员的神态，背过身去。侦查员再也支持不住了，无法看下去了，也顾不得背后人的议论，走近窗户。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扫了一遍墙壁、房间，最后停在涅斯捷洛夫身上。涅斯捷洛夫突然颤抖了一下，继续看了一会儿女助教解剖，然后转身站到教授的背后。

“甲状腺也扩大了，”季娜伊达继续说道，“肾上腺则很小……米格斯拉维奇教授断定，这种异常现象百分之七十可在自杀者身上发现。”

要是在另外的场合，或者不是女助教而是别人，教授早就下令制止了。但对季娜伊达可不能这样，她的心灵状态是需要对她宽容一些的。

“小鸽子，您不必这样。”教授抑制住自己的不满，以缓和的语气说道，“不要老重复这些错误的理论。我们中的任何人也会有这种异常。不能把自杀的原因归结为天生的组织缺陷。”

季娜伊达没有珍惜老师对她的宽宏大量，仍然莫名其妙地坚持说，天生的缺陷使生活对我们的考验更加敏感，导致悲惨的结局。女助教的固执更加使人感到惊奇，她从来没有暴露过自己祟拜这些理论。

季娜伊达对右肺特别感兴趣，她检查了好半天，弯下腰去用手摸，想弄清楚什么。她小心翼翼地切下一块组织，放在手上说道：

“这是畸形瘤吗？……不是，不是。典型的恶性肿瘤……就是这使他断送了自己的生命。自从X光透射出肿瘤后，鲍里涅维奇就很不安。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患了癌症。”她看了侦查员一眼，又解释道，“一句话，这是癌。他烟瘾很大，吸烟人是易患这种病的。他对我、对科洛科洛夫，都这样说过，而且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您生气了，坚决不听他的。”

教授沉思起来，停了一会儿想问她，但看到她肯定的眼神，赞同道：

“他肯定说道，他对我什么都不隐瞒。他抽烟很多，甚至很过分。”

季娜伊达对这种半承认的说法并不满意，她就谈起，鲍里涅维奇不听她的劝告，坚持认为他肺部长了恶性瘤，是癌，他命在旦夕。

“他对您，帕霍姆不也说过吗？”她以同样悲痛的语调对工友说道，“您问他的身体怎样，他就说他的右肺不让他活下去了。”

“好象说道，”帕霍姆吞吞吐吐地说道，“她说他有病，这是真的。”

“他对您，涅斯捷洛夫，也这样说过。”她看看涅斯捷洛夫说，但没有停下工作，继续回忆道，“他对您说，他每天早晨感到不舒服，一早起来就感到疲倦和浑身无力。”

“鲍里涅维奇是说过这样的话，但这是在他重感冒之后说的。他并没有说过由于右肺上有什么病而为生命担忧的话。”

“难道您忘了，”季娜伊达奇怪地说道，“您还对他说，别相信臆想出来的病，还是把它忘掉的好……瞧您多健忘！这一点对科尔涅托夫是很有用的。”

她回过头看着侦查员，好象是等他的肯定。他肯定地点点头，但说不出话来。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涅斯捷洛夫问，他想回忆起这事。已经不只一次记不住事了，要不季挪伊达也就不会虚构了，她的脑袋很灵。

“据我的记忆，鲍里涅维奇对我是说过他身体不好，”一贯讲实话的涅斯捷洛夫只能这样说，“但是详细情况记不起来了。”

内脏器官的检查即将结束，下面该帕霍姆解剖了。用锯锯，用锤子敲颅骨的声音使侦查员更受不了，只好退到了门口。他几乎昏厥过去，这时他才深深懂得，他轻易地过高估计了自己。

检查颅骨腔时出现了不少意料不到的事。

“你们看，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她把头盖骨拿给教授看，用手指着横竖的骨缝，说道，“颅骨已硬化。上面有血管的痕迹，象硬壳。骨缝过早地编织在一起，有明显的棱线和凹线。从这可以看出挤压的状态。骨头透明。”

“为什么她又援引科洛科洛夫的理论？”涅斯捷洛夫不解地想，“她是一向避免引用这一理论的。难道仅仅是为了安慰老头子吗？”

科洛科洛夫教授在自己讲授的法医课程中认为，自杀是颅骨骨头过早接合，头盖骨内部形成棱线和凹线的结果。大脑受到压迫、血液循环遭到破坏，压抑状态就逐渐发展起来。现在女助教对他的科学思想给予应有的注意，教授也就对刚才她引用他所反对的理论的离经叛道行为不过多计较了。

“是的，大脑比较大，”他着意地点点头，“有点受挤。因此脑血管弯曲交织在一起，血管硬化肯定无疑。”

“这是对命运的讽刺。”季娜伊达苦笑道，“鲍里涅维奇曾怀疑您的正确理论，他更多的是谈自杀的社会原因。结果，他自己的结局证明他错了。这里面的血管，还象您教导我们的，已濒临死亡，因想到疾病而不安，痛苦加速了他的自杀。”

教授以目光对她表示感谢。

“看来你是对的，”他同意道，“他的颅骨不正常，胃里的食物也不少，这使他产生了自杀念头，看来是突然想自杀的，尤其他是冲动型性格的人。”

教授把尸体的右手弯曲了一下，仔细检查起来。他摘掉眼镜，好象眼镜妨碍他更好地观察死者的手似的。

“季娜伊达，”他喊道，“请您看一看手上有无药灰，太阳穴上火药灰是够多的。”

她把手的两面都查看了一遍，没有把握地答道：

“难说。您来看看，涅斯捷洛夫。”

涅斯捷洛夫不满地耸耸肩膀：侦查员不是禁止他做鉴定人吗？

“什么也看不到，”他低声说道，“应当说没有药灰。”

“您仔细看看，”教授对他说道，“火药灰往往是非常细微的，您嗅一嗅他的手。”

涅斯捷洛夫按教授的要求嗅了嗅，但什么味也没闻到。

“通常是这样，有时也根本没有火药灰。”教授考虑了一下，说道，“什么情况都有，这要看具体情况。”

“您，涅斯捷洛夫，同意这种说法吗？”女助教很感兴趣地问道。

他和教授一样，同意她作出的结论。

“什么情况都有，”他逐字逐句地重复着教授的话，“这要看具体情况。”

帕霍姆这时正在查看死者的左手，他活动着死者的手指，仔细查看着。

“不是看那只手。”教授指出，“鲍里涅维奇不是左撇子。”

“他不是左撇子，这我知道，”工友平静地答道，“但是用左手开的枪。”

除了涅斯捷洛夫外，谁也没有对工友说的话引起注意，涅斯捷洛夫对他射出疑问的目光，没有得到回答，于是问道：

“您为什么这样想？”

帕霍姆善意地笑笑，耸耸肩膀说道：

“不知道……我想是这样的……右手对难左太阳穴开枪不顺手。”

“左手上有药灰吗？”教授问道。

“没有。”工友答道。

季娜伊达做出对这话不予注意的样子，她瞥了一眼，眼神中流露出与其说是沮丧，倒不如说是惊异。

解剖结束了，侦查员为能离开解剖室而感到高兴。他急忙问道：

“您的结论是什么？”

女助教用目光请教授先讲。

“没有任何暴力行为的特征。”看到女助教的这一目光，教授说道，“衣服整齐，也没有殴斗的痕迹，没有抓伤和擦伤，一切都与估计的情况一样。”

“您确认鲍里涅维奇是自杀？”侦查员问女助教道。

季娜伊达随便耸耸肩膀。

“我不能这样确定。我们认为是自杀，也好象是他杀。您知道，不是所有的罪犯都能留下证据的，这是您的事情，要收集证据。我们也不必过早下结论，等化验结果好了再说。”

她离开解剖台，脱下左手的手套，涅斯捷洛夫发现她的掌心和大拇指、食指涂着浓浓的碘酒。这是多么不祥的巧合呀！正是这几个手指在贴紧目标射击后会染上火药灰！涅斯捷洛夫吃惊的目光转到帕霍姆的脸上，他感到，工友正在得意地笑着。

“我回办公室去了，”教授对季娜伊达说道，“把报告拿来，我来签字。科尔涅托夫，化验室里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会把结果送给您的。您，小鸽子，”他突然想起，“又一次走运啦，据说，您的射击成绩超过了所有的人。我曾想到地下靶场去看你们的射击比赛，可一直没有机会。科尔涅托夫，季娜伊达是我们的女骑士，射击很准，左右开弓。顺便说说，她是能想象出关于贴近目标射击会留下药灰这一好奇的工作的。她花很多精力来练习，要不她怎能获得优秀射手的荣誉。”

“这算什么成绩，”她一边洗手一边说道，“满手都落上一层药灰，怎么也洗不掉，简直象刺上似的。手指也擦破了。这种‘那干’式手枪真差劲，象钝斧头似的后座力很大。您看，我更乐意使更现代化的手枪。”

她没有看涅斯捷洛夫，和侦查员一起走出了解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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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季娜伊达从助教办公室出来，上楼来到化验室送交解剖时切下的一块肺部肿瘤。她正遇到化验员普拉斯科维娅在桌子前工作。化验员是一个瘦小女人，身穿雪白大褂，桌上摆着各种染料、切片机、支架和各种玻璃涂片。她不时离开上下晃动的天平，冷淡地看着一个年轻的女研究生，和她交谈。

“我真不明白，您又来干什么？”她一边问，一边责备这个姑娘，但又替她作了回答，“您感兴趣的是标本化验得怎么样，这标本得准备几天，是不是？您说，别不好意思！数一数，搬起您的手指头数一数、不会吗？”化验员看她不说话，生气了，“可惜，很可惜。您是知道的，您太知道啦。”不知她怎么猜到了女研究生在想什么，又问，“您干什么来打扰？”

任何人听了这种口气后都会相信化验员是很喜欢这位女研究生的，在她遇到什么为难事时，化验员总是会帮忙的，而且会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她，给她提建议。在这种严厉的说话语气中一点责怪也没有。她向来同助教、副教授、甚至同教授本人也是以这种口气讲话的，但她绝不和季娜伊达这样谈话。关于这两位女同志之间捉摸不道的友谊和她俩接近的原因教研室里说法不一。一些人认为作为教授的助手，女助教从一开始就使人对她产生敬畏。因此，普拉斯科维娅相信，这位女助教很容易就能把任何一个化验员解职，没有必要得罪一个能对教授施加如此巨大影响的人物；另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女化验员的技术高明之故。季娜伊达曾经给予女化验员相当慷慨的赞扬，她说，普拉斯科维娅用肉眼观察化验标本时不比学者用显微镜观察逊色。人们开玩笑说，这两位女同志的接近是由于她们有共同的不幸，就是她俩在商店里都买不到自己合适的鞋穿。化验员只能在儿童鞋店买鞋，而女助教的脚要超过任何一双女鞋的尺码。

女研究生走后，季娜伊达把盛着一块肺组织的小盘子交给了女化验员，坐在椅子上，虚弱地说道：

“您准备一下这个标本，我自己来做。”

化验员把化验物放到瓶瓶罐罐之间的小架子上，用手势让她安静下来，而自己走到资料柜后面去了。她回来时端着两杯咖啡和一盘面包干。

“吃一点吧。”她说道，“要保重，不然身体会垮的。您别拒绝，这是非常需要的。”

普拉斯科维娅对咖啡的嗜好和她认为咖啡是具有疗效的饮料这一点，教研室都知道。教授头痛时也常来找她要杯咖啡喝。“喝一杯。”教授常说具有疗效的黑色液体。其他人也跟教授学。普拉斯科维娅的朋友很多，她煮咖啡的炉子一直烧到很晚。

季娜伊达挥手谢绝了，痛苦地叹了口气，低声说道：

“这真难过……我受不了……”

“我理解您的心情。”普拉斯科维娅满怀同情地说道，“您应当是有预感的，这种固执念头不仅仅驱使鲍里涅维奇一个人去见了上帝。我在这儿二十多年，己看够啦，您说是吗？”她预知对方怎样回答，立刻就表示出不同意的神态，问道。“我不会被人瞒过，我从他的眼神就看出来了。”她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好象也要看对方的眼神似的，戴上了粗大的角质厚玻璃眼镜。

“您说什么？”季娜伊达没有听懂她的话，“鲍里涅维奇跟您说过什么吗？”

“我也对他说过，”化验员自己想着，继续说道，“‘别尽想不愉快的事啦，对您没有好处。’他对我笑道：‘我怎么也不能不想。’”

她意味深长地伸出一个手指，从眼镜后面看着她，好象女助教没有立刻同意她的说法是眼镜的缘故。她把眼镜推到额头，下面还留着一绺灰白色的鬈发。

季娜伊达苦笑一声，挥了挥手。在这一手势和沉默表示的怀疑中谁也猜不出真正的目的——让化验员坦率地讲出一切。生活早就使她学会用沉默的怀疑比提问更能使对方乐意交谈。

“季娜伊达，您就别去老想您所了解的事情吧。”化验员感到她对自己不相信，坚持说，“您当着我的面曾不只一次对他说过：‘自杀已成了您的固定想法。’不是您要我保守他对自杀的看法的秘密吗？教授有一次也对他说过：‘又来您的那一套了，也不感到腻味。自杀不是法医课程的主要问题。’”

她想把眼镜戴回鼻子尖上，看来没有放好，想了想觉得眼镜也没有多大用处，就把眼镜放入衣袋里，好象终于有了结果，高兴地笑了起来。如果不是季娜伊达把她的思路引到这方面的话，心地善良的普拉斯科维娅是从来没有想到学者们经常探讨的关于自杀的科学理论在威胁着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的生命。现在看来，当女助教准备反对和更正她时，普拉斯科维娅就开始辩护起来。

化验员站起来，坚定地迈着两只小脚在室内来回走着，脚上穿着在儿童鞋店里买到的鞋。她引证着一个又一个科学论据，说明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

“好啦，我让步。”最后女助教同意道，“看来，您比我对他了解得多。其实也不是您英明，因为整个教研室的人都常到你这儿来，都对您，普拉斯科维娅很信任，您对别人好，对您也就会有好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朋友，”她痛苦而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我们，作为他的朋友和助手，是有责任的，不必隐瞒，就让老同志们的错误对年轻人有点益处吧。他们应当知道，我们为不健康的思想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季娜伊达可以毫不怀疑，命运促使来到化验室的人们都会知道“老同志们的错误”，到处也会听到普拉斯科维娅去说这一错误的，她会这样做的，尽管她对这种作法没有好感，也反对背后诽谤和谣传。有时因季娜伊达对她关注和表示友好而受宠若惊的化验员对她的绝对正确信服，但对她现在的看法也难于提出批评。

沉默了一会儿。化验员想起了肺部组织，问道：

“您要化验什么？”

女助教想了想，这问题好象使她有点措手小及，没有把握地说道：

“看看是否是恶性的。这块组织非常可疑。”

“我给您把这块组织保存好，”化验员说道，“我这里的罐子里有不少收藏品。”

往往一个普通的不复杂的概念会具有全新的意义。这要看是否运用在不平常的听起来不习惯的上下文中，或者是说话的音调引起我们的注意，突然间就产生了不寻常的想法。季娜伊达知道普拉斯科维娅在教研室每次解剖以后有收集带有某种特点的组织的习惯，二十多年来她保存着她未婚夫的心脏。她的未婚夫在一次车祸中不幸死亡。她说的“收藏品”都保存在密封的罐子里，女助教一时没有弄懂她说的意思，想了想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焦急说道：

“不，不，不用……毁掉算了。不论是给我还是您自己留着。”女助教对自己说话时那坚决而激动的语气感到很不安，她控制住自己，补充道，“鲍里涅维奇生前不赞成这样，他对您保存组织的嗜好也曾批评过。”

虽然普拉斯科维娅已四十五岁了，但也很容易脸红。每当她感到委屈时就会面红耳赤。教授曾说过，“她脸红胜过任何表白的言词。这样的人就象一本病历，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翻阅。”

“好吧，那我就把它毁掉好了。”她同意道。后来她还是把这块不寻常的组织保存在自己的收藏品中了。

女助教打算走，她痛苦地笑笑，感谢化验员的同情，这时化验员请她等一等。

“我的上帝，我还没有和您谈一件最重要的事呢。今天墙报编委会要开会，您没有忘了您白己答应的事吧？”

化验员在抽屉里翻找着什么东西，但她暗暗发现，女助教由她这一提醒而显得忐忑不安。

“您看，我给忘了。”季娜伊达说道，“现在不知还需要不需要。”

“怎么又想打退堂鼓了？”化验员仍然想着自己的要求，着急地说道，“我一直盼望着您写的稿子。”

“简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事儿真多。”女助教淡淡地致歉道。

普拉斯科维娅看到女助教脸上令人同情的表情，叹了口气，不悦地说道：

“又得抓别人赶写稿子了。我想出完这一期后就去疗养。您看，我这个工会委员干着多少事啊！签发病假条、收会费、探望病号、发休养证、还得出墙报。我自己的事也不少：培养标本、染色、冰冻、辅导大学生，这些学生，有的一教就会，而有的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跟上班。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真的一点空闲都没有吗？”季娜伊达神秘地微微一笑，笑得化验员面红耳赤。

“您尽开玩笑。”化验员高兴得连话也说不清楚了，“您承认是不是说笑话。求您别这样。”

“当然是开玩笑罗。”女助教从白大褂衣袋里掏出一张叠着的纸放在桌子上，“您要的社论，您看，已写好了。您可以放心去疗养吧，我来替您搞墙报工作，除了工会主席的工作外，我再把您的墙报工作也承担起来。现在您的时间可就多了，可别象我今天似地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她又对化验员讲起她忘记了带月票、换错车的事。最后又说道：“结果本来只坐十五分钟的车，却花了近一个钟头……”她再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所有关于女助教和化验员接近的猜测都不正确。无聊的观察和谈论从来都是不可靠的。她俩接近既不是化验员惧怕教授的得力助手，也不是女助教佩服化验员技术高明，而是某种别的原因。

人们都知道，人与人、强者与弱者、热情奔放与心平气和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吸引力。他们都同样渴望得到同情，并表达这种感情。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象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都因要弥补自身的不足而互相追逐，由此产生出爱情、友谊和义务这些崇高的感情。

普拉斯科维娅在季娜伊达身上找到了命运没有赐给她的精神支柱。她决定放弃夫妻生活之后，投身于自己的女友。女友的性格完全符合她的要求。

季娜伊达既不需要什么支柱，也不需要庇护。她可以依靠自己的机敏的头脑和坚强的神经。对于她这个不怕攻击的无畏而饱经风霜、富有经验的女人来说，缺少的只是精神上的眷恋，感到孤独而已。她可以对这个瘦小女人倾吐一些隐私而不必担忧。没有任何别人能够默默地听她诉说。这个瘦小女人为了对她表示信任而感激，听完就会忘掉，决不再提起这些事。三年来的友谊使两人都互相信任，她俩都坚信她们的友谊牢不可破，两人都觉得谁也离不开谁。

她俩三年来谈过不少事。化验员经常谈起惨死的未婚夫，还谈到一些追求她的人，她更乐意谈她对构成人类半数的男人的鄙视。

女助教却相反，她鄙视女人，她发现男人更富有人的尊严。有一次，教研室除了她俩外没有别人，她俩在喝咖啡时，季娜伊达说道：

“我不喜欢我们不幸的姐妹们。她们大都感情用事，缺乏理智，喜好强烈的情感，而且往往在自己和别人的痛苦中寻求安慰。她们对自己的自由和人类的不公平很敏感但很少超越自己口头上的不满。女人不善于抽象思维，比如说吧，只是由于喜欢猫啊狗啊，而成为动物学家；只是喜欢花啊草啊，甚至只是喜欢某种花而成为植物学家；有人醉心于拿破仑、沙尔洛特·克洛德①(①沙尔洛特·克洛德(1893—1956年)英国著名影星和电影导演。)或克罗莫维里②(②克罗莫维里(1599—1658年)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家。)才成了历史学家。男人善于创造，女人则长于幻想；男人掌握逻辑，女人则只靠直觉和内心的信念；男人能揭示论据，女人往往讲话不合逻辑。她们缺乏冷静和判断的气质。大多数女人不懂得起码的知识，经常把尤里·恺撤和克罗莫维里，十字军东征和特洛伊战争；国家杜马和全俄缙绅会议，巴黎公社和热月政变③(③热月政变，1794年7月27日法国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热月是法国大革命时共和政历的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日至8月18日。)混为一谈。女人大多数不喜欢哲学，不关心政治，仇视一切不习惯的新鲜事物。女人的思想超不出家庭范畴。为了家庭她们能忍受任何痛苦，并敢于同不可思议的恶势力抗衡。”

女助教的这一番表白使普拉斯科维娅产生了不快，她表示决不能苟同。她坚定地表示，一切不幸的根源绝不是女人，而是男人。战后的境况使女人减少了家庭欢乐的希望。男人们倾向于结成不负责任的婚姻和家庭，姑娘们白白地甘心屈就。她们缺乏分寸的举动和她们轻浮的外貌一样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幸福……在普拉斯科维娅痛苦的表白中包含着不满和对当时没有追求她和爱上她的男人们的指责。

季娜伊达坚持认为，现代妇女辜负了革命使她们坚强、赋予她们独立自强的可能性。一直忙忙碌碌、远离家庭生活的女助教不是一位奔忙于学院、厨房和托儿所的贤妻良母，她比无儿无女和无丈夫的女友略胜一筹。

“我永远不会当人的妻子，”女助教说道，“我倾向于利用男人的特权，更愿意要那些不牢固的‘婚姻和家庭负担’。”

她俩经常这样交谈，交换观点，但谁也无法改变对方……

当女助教结束工作时，时钟已敲过四点。她把写好的材料锁进抽屉，穿好大衣，戴上帽子就上了大街。开始时还昂首挺胸，走得坚定自信。她那挺直的身材、端庄的外貌充满着个性的尊严，吸引着行人的注意。她自己对路人并不理会，她目光朝上越过行人的头顶看着高悬于城市上空的电车线和电线网。

在皮罗戈夫大街上，季娜伊达突然脚步放慢了，身子也缩了起来，失去了原来挺直修长的线条。两眼灰暗，充满了紧张的神情。脑袋低垂，脸色呆滞。她不断地扬起头，好象要摆脱甩不掉的思绪似的。终于，她的动作稳定了，身子也挺直起来，她两眼盯着行人，似乎想在他们身上为自己忧心忡忡的思绪寻找庇护所。然而，时隔不久，似乎内心的支柱又坍塌了，忧虑和不安又涌上心头。如果说这位女人此刻更多的是注意自己外表的话，那她就不会让自己一头美发上的那顶象罗马军人头盔似的细毡帽歪到一边，就不会让靴子踩到已溶化了的发黑的泥雪中。

在公共汽车站，她放慢了脚步，但没有停下来。看到小卖部，她想起今天还没有吃东西，两脚已拐到熟悉的门口，但不知为什么又走开了。在祖鲍夫斯基广场上，助教整整帽子，抖掉靴子上的泥雪，看了看停在那里的公共汽车的号码，就跳了上去，坐到后排角落里的一个座位上。

季娜伊达往外看了一眼，城市已在后面，楼宇稀疏了，映入眼帘的是木栏围墙、荒地、弯曲的小巷和埋入地下半截的低矮房子。汽车在松软得象是沼泽地的积雪小路上移动着。一条不流动的弯弯小河静卧在山峦起伏的两岸之中，岸上立着一排排树木。闪过一个宽广的山谷，谷地上有几座低矮的茅舍；斜坡上有一座公墓，稀稀落落的几个十字架和几颗光秃的落满白雪的灌木。村庄周围是白茫茫的田野，上面有几个寒鸦窝。季娜伊达冷淡的目光停在那一片一直伸延到太阳沉落处的地平线的白茫茫的大地上。夕阳照着雪白的田野。星星点点的灰色房舍就象是无边无际的大海中的一块块冰块。

公共汽车减速慢行，最后停在一个小村庄边寒冷的松林空地上。这是终点站。售票员对乘客说，汽车不再往前行驶了。乘客都下了车。季娜伊达下车后马上又回到车里原来坐的那个位子上。一路上她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上哪儿去，去干什么。对她来说，往前行驶，还是返回城里都无所谓。

季娜伊达往家走时，天早已黑了。她从罗西诺——奥斯特洛夫斯基公共汽车上下来后，就步行向城里走去。这是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皎皎明月高挂天空，发出冰冷的寒光。周围一片漆黑，寒光照到窗玻璃上，透过护窗板的缝隙和门上的钥匙孔。月光照进地下室和黑暗的顶楼。楼房在月光下发出暗蓝色，大楼倾斜而黑暗的影子好象浮现在湖面上。院墙象是挡在道路上的障碍物，交叉栅栏的影子好象是拦路竿拦住了马路。无声的小巷在沉睡，满地白雪被笼罩在洁净的月色中。周围万簇俱寂。街道两旁满身皆白的小白桦树丛银光闪闪，远处是寂静无声的沉睡的森林。沉睡的大地在沉默，大自然象是在屏息迎接着天边来客。

季娜伊达在自己楼前停住脚时，已经是午夜了。这一晚上她几次走进这座大楼，站一会儿，然后鬼使神差地又走开了。她走上楼，走过了涅斯捷洛夫和鲍里涅维奇的房门口，打开自己房间的门锁，开了灯，迟疑地迈步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她的房间很朴素，松木小桌子，橡木衣柜，一张铁床，漆布面沙发和一个带镜子的梳妆台。她一双勤快的手把房间布置得非常舒适。几片小地毯盖满了地板，绸缎窗帘挂得很艺术，形成无数的褶子，窗帘下面垂着多彩的帘裙。房间里明暗色调匀称、文雅舒适。

季娜伊达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向前走了几步盯着挂在墙上的鲍里涅维奇的照片看着。她一动不动地在照片前站了一会儿，突然沉重地倒在沙发上，开始低声抽泣，忍不住，又哭出声来，最后，短促的埂咽变成了闷声的痛苦。此刻，蕴藏在她心中的巨大而深深的悲痛激涌而出。只有丧失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无法失而复得的人才有这样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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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季娜伊达真该悲痛的。鲍里涅维奇的房门上贴了封条。这门对她也永远封闭了，也把她的幸福与爱情的希望永远封闭在里面了。

三年前在论文答辩会上她第一次认识了鲍里涅维奇。他和其他几位评论人对她的论文大加赞赏，授予她医学副博士学位。她很快离开了工作十五年之久的研究所，来法医研究室担任了助教。

科洛科洛夫教授非常欣赏她的勤奋、智慧和她对自杀学说的潜心钻研。她同意教授早期提出的科学论断。她认为由于精神受到刺激在几小时之内头发会变白，右手指甲比左手指甲要宽(左右手工作能力相等者除外)。这一小小的观察无疑对法医是很有用的。女助教过高地估价这一意义，对此倍加重视。教授为此很受感动，对她充满了好感，经常表扬她，还不只一次地让她帮他照管教研室的工作。“本来不应该这样，”教授以他特有的幽默风趣地说道，“您也太听话了，不能把科学交给这样的人。鲍里涅维奇则不然，老提出问题，他也认真听我的，但按自己的想法干。一个学者的良心不允许他盲目同意我的观点。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如果学生总是重复者师的观点，那么科学将会成什么样子！如果那样的话，小鸽子，科学就不会进步。”

当大家已知道放授工作的时间不多了，而教授的位置将要由鲍里涅维奇接替的时候，季娜伊达就开始使他对自己产生好感。

他俩的接近开始于那座建于上个世纪，窗户象古城堡炮口的大楼里。两人住的房间只有一堵簿墙隔着。有一天晚上他不知怎么和她谈起晚上根无聊，就去串门，可因为他的棋友科洛科洛夫教授近来身体欠安，她就邀请鲍里涅维奇下棋。

“我下得不好，”她事先说道，“我真希望您能教我下棋。”

他同意了，过了一段时间，两位棋迷有时一直下到深夜。不爱说话的鲍里涅维奇很高兴默默地下棋。女助教也欣然模仿他。

有一次鲍里涅维奇说道：

“您的走法我感到奇怪。您选择了守势，总是守，干么不进攻呢？”

是下棋时的随机应变吗？他多么天真，她是怎么学会下棋的呢？要知道她一个星期就学会下棋，为了成为和他匹敌的对手，每天夜里苦练下棋。他早应当发现，她只掌握了两种防守的技术。

她对鲍里涅维奇说的却是另外的一套：

“主动进攻不是女人的本性，一切新鲜事物女人都害怕。从体质上来讲我和您不一样。在您的面前我简直无处可躲。”

他反驳了几句，同时又认为她很谦虚，不过高估计自己。

当她要和他一起去打猎时，他感到大为不解。这是出于好奇心还是别的什么？

“您说，这不是女人干的事吗？”她说道，“看来大自然原来把我设计成男人，可是这个设计直到很晚才改变过来。”

鲍里涅维奇善于观察，他早应发现这一点的。她的步伐，身材和脚的尺寸更接近于男性；宽宽的消瘦的肩膀使裁缝要费很大劲才能使衣服肩部的线条做得柔和一些，她的肩可以和体操运动员媲美。紧身衬衣裹着她小乳房的胸部，再加上肌肉发达的两条健壮的胳膊，显得极不相称。她的一双大眼睛既不是灰色的，也不是蓝色的，但仍放射出钢铁般的色彩。一对眼睛可表现出温柔，温暖如春，也可以冷若冰霜。下巴有点肥大，上唇唇面长着黑黑的细绒毛，浓密的头发好象是移植来的，一直披到两鬓。她低声说话，在温和的话音中也透着一股寒气。不能说这个女人不漂亮，她有多处很迷人，动作雅致而灵巧。

“您打过猎没有？”鲍里涅维奇问道，“这您要知道，必须喜欢，才去打猎，不然简直是浪费时间。”

“我会跟踪狐狸，”她答道，“您要相信这一点。”

鲍里涅维奇请女助教去打猎是不遗憾的。女助教不仅会在靶场上使手枪射击，而且会使用猎枪。她懂得野兽的癖性。根据几乎根不明显的踪迹她就能找到狐狸藏的食物和狐狸饱餐后睡觉的地方。她能一气滑雪几十公里而不觉累。鲍里涅维奇早就盼望能有一个伙伴一起打猎，但谁又能想到这个伙伴竟是季娜伊达呢？

从春天到深秋，鲍里涅维奇的假日都是在别墅度过的。他在花园和菜园里劳动，把一周来养足的力气慷溉地贡献出来。有一次，她把女助教也带到别墅，她表现出人们料想不到的技能。鲍里涅维奇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使他特别感到惊讶：是她如此灵巧地筑畦、剪枝，用把子搂树叶，还是她那样轻松地用小车推石子、沙子和修小甬道。

“您在哪里学会干这些活的？”鲍里涅维奇觉得奇怪，问道，“您不仅能顶一个男人，而且简直是一个顶两个……”

特别使他俩接近的是他们对鲍里涅维奇即将要作学术报告都极为关注。鲍里涅维奇根据法国和英国的统计资料准备自己的学术报告。这篇报告还没有完全考虑成熟，个别的地方还打算对自杀的性质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鲍里涅维奇要以用科学的理论填补迄今尚是教材里空白的工作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可悲的是，”他说道，“对生与死这样重大的问题科学还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什么是爱情？人们在问我们。文学艺术一直在宣扬，爱情是命运，爱情之路是无法预知的……人们学会预防火灾、水灾，但如何防止由于突然降临的痛苦而结束生命的不幸呢？如何使人们摆脱这种无意义的死亡呢？法医教科书中对这些问题竟没有阐述，这是不能容忍的。……”

季娜伊达听完他的这一番议论后在想：“这个人真不甘寂寞，依他的性子他会把什么都安排好，编出号码一一完成。他会强迫相爱的恋人分析自己的感情而使他们丧失欢乐和幸福。他要对自杀找到政治经济的解释。他会建议为了教育的目的，在中学里开设这门课程。”她想起她说道他不满意的社会观点时，他毫不妥协地瞪起双眼。她想到这个孤僻、沉默寡言的人还是一个令人惧怕的人。

为了不让他反对自己，季娜伊达只好客气地说：“您的看法很多是正确的，但有些问题还是有争议的，我很想听您讲完。”

他把自己学术报告的内容向她作了介绍，但有些问题没有解释明白而使他感到难办。她以惊人的逻辑性对他认为确信无疑的一系列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同时又指出他的理论是高水平的。鲍里涅维奇心中在想，逻辑和体力在她身上得到了非凡的和谐一致。

鲍里涅维奇可以确信，季娜伊达的美德是无限的，她表现出轻而易举地排除任何障碍的本领，有能力解决人们难以解决的困难，发现前人末发现的东西。她和他的爱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后，就把狗领到她自己的房间，她竟使狗感到她要比自己的主人还要好。以前每逢主人要把狗关进贮藏室时，狗总是反抗，而现在却能顺从地、自愿地让她关进去。鲍里涅维奇越来越感到需要她的帮助，如果她不在身边时就感到困难。

即将宣读的学术报告准备得很慢。女助教以惊人的洞察力发现在他的学术报告中哪怕是微小的错误，并给他提出一连串的批评和意见。用别的所需的论据代替原来的论据。这些工作仍然离不开她，创作上的帮助，使人们感觉不到丝毫的个人利害关系或是不怀好意的谋算。鲍里涅维奇也不是一下子就相信她的直爽。他记得她是那样竭诚地迎合教授的口味，支持他的任何说法，不由得在问自己：在她讨好的后面隐藏着的是什么？然而，一次偶然的，也是严肃的谈话使他对她的戒心烟消云散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前一天他俩说好要去别墅过星期天，但鲍里涅维奇后来不想去了，提议去参观美术展览。她同意了，但还附有一个条件，参观完后要从那里去奥斯塔金诺的舍列梅捷夫①(①舍列梅捷夫·鲍里斯·彼得洛维奇(1652—1719年)，俄国的一位军事统帅和外交家，彼得大帝的近臣之一。)故居参观。由于情况不允许，两个计划都没有实现。他们只好以别的办法度过星期天。鲍里涅维奇忽然想起，今天列宁图书馆为他保留的书已过期，他们就赶到列宁图书馆。拿到书以后，书中的一章引起了他俩的兴趣。他们就热烈地交谈起来，为了谈话方便需要换一个场所，于是决定去农业展览馆。

在养免馆和松鼠养殖馆之间的一个小湖边，在交谈之前他们把书打开。鲍里涅维奇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对女助教说起她对教授和对真理的错误态度。

“您可以不回答，”他好心地说道，“我并不坚持己见。”

季娜伊达没有否认，她说她有时支持教授的某些无根据的说法，迎合他的口味，并不是有意要这样的。良心不允许她使有生之年已不多的慈祥而善良的老师感到难过。鲍里涅维奇也应当考虑一下，值不值得同教授争论不休，使老人难受……

鲍里涅维奇应当记住这一教训，今后也会有人这样对待他的……

被中断了的关于书中一章的讨论又开始继续下去。

话题谈到了早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当鲍里涅维奇读大学时就注意到法医教材中有关自杀的一章。他觉得这一毫无意义的悲剧性死亡中的一切都令人感兴趣，并且是不可理解的。怎么能这样呢？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保护器官——自卫本能哪里去了呢？是什么力量促使人自杀呢？这些自杀者都是些什么人——为了道德准则而牺牲的英雄，还是战场上的逃兵呢？最后，这一不幸的规律何在呢？

自杀者是综合犯罪者。他触动了公共利益和思想广泛的范畴。自杀者违犯了民法和刑法、社会和宗教的准则、逻辑原理，打乱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的平静，动摇了生命法则的基础。法学家痛斥自杀为耻辱，拒绝承认他们的遗嘱，教会禁止在公墓安葬他们。中世纪时在自杀者尸体背后钉上一个白杨木撅子，肢解尸体，并象拖死狗似地拖着在大街上示众。法律对被肢解的死者毫不宽恕。迄今英国仍以王位的名义把自戕的人关进监狱。

人与自己命运之间的纠纷产生了大量的科学理论。医学家、内分泌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都在人的肉体和心理构造上探索自杀的原因。法国精神病学者宣称所有自杀者都是疯子；意大利罪行调查学家认为自杀者是潜在的罪犯。弗赖德证实，自杀者无能力杀死别人，却能自杀。德国社会学家在不完善的现代社会中看到了这一不幸的根源。

统计学家们首先接近了真理。他们找到了全人类共同的规律。他们统计过，城市居民中自杀率高于农村，穷人低于富人。自杀几乎都发生于成年人，而儿童是极其罕见的。自杀一般多发生在春天和夏天。更多的自杀者都是官吏、律师、学者、艺术家，而工人和农民则少见。在广大的地球上女性自杀要比男性少两倍。

在松鼠养殖馆旁的小湖边，季娜伊达首先开始讲话。

“讨论别人的理论，”她说，“是容易的，而困难的是以自己更深刻更成熟的理论来驳倒别人的理论。这些早已过时的思想对我们有何用？最好我们还是谈谈您的理论，并搞清这些理论的优越之处。”

这话听起来满有道理，鲍里涅维奇同意了，季娜伊达在长凳上坐好后，按照自己由远而近的谈问题的习惯自信地说道：

“我们假定自杀者丧失了自卫本能而决定自杀，没有遇到一般的反抗……这我们只是假定说。”

鲍里涅维奇认为有必要表示不同意她的说法，说道：

“为什么‘我们要假定说’呢？中枢神经系统中天生的与后天形成的能力不断进行着斗争。社会本能有时会战胜自我意识的感情，饥饿能压倒义务和荣誉的原则，痛苦、委屈、重大的不幸会使女人丧失天生的母性，使自己遭到惩罚。”

“这些冲突是永恒的，不可避免的，”她表示同意，“但同时这种牺牲是不多的。什么力量才能使一些人免于自杀和杀人呢？我同意您的看法，经受痛苦的能力使我们对痛苦变得不敏感；生活经验和阅历越丰富，充当客观环境的牺牲品的机会就越少。这样的人为了减弱自卫本能，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不够强烈，起码不会因为贫困而自杀；追逐妇女的人也不会因为女人拒绝他的求爱而自杀；被揭露的骗子绝不会因感到羞耻和受到侮辱而自杀；职业犯罪分子也不会因受到良心上的谴责而自杀；流浪儿不会因偷窃被抓而自杀；妓女不会因遭到强奸而自杀；监狱和苦役场所要比伦敦、巴黎的富翁住宅里的自杀少得多。看来，犯罪分子要比那些破产的银行家有更多的捍卫自己的能力。”

鲍里涅维奇忍不住微微一笑。他自己的想法和举例自己总觉得不是很有条理，但经过她一叙述却获得了逻辑的严密性，更富有说服力。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只好把手指弄得咯吱发响。

“有人反对我们说自杀者是不同年龄和有地位的人，”她不看对方，好象盯着前面的空间，可也未必能看清什么，继续说道，“饱经世故的男子和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诚实的、老奸巨猾的人们都成了牺牲品。有的从赌场出来赶忙去自杀；而还有的人用朋友的钱庆祝自己的失败。毫无血色的病人渴望活下去，而怀疑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的年轻人却开枪自杀。很多人为了金钱可以忍辱负重，而另一些人只因为挨了一记耳光而走入坟墓。”

她不说了，以询问的目光看了鲍里涅维奇一眼，好象在等他的反驳，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

“您可能这样回答我，我们的能力好象是适应一定的考验。凡是对贫困不敏感的人可能因家庭不和而自杀；追逐女性的人因失去地位；骗子因受到妻子的欺骗；职业犯罪分子因把朋友的钱偷光；不道德的女人因失去爱子都会自杀。能够忍受挚友背叛的人对破产、公开受辱、爱情失意可能很敏感。一个人对伤寒病有免疫力，可无法免患霍乱；同样，一个患过鼠疫的人也难保不患脑炎。任何对生命的冲击都不可能免疫，就象牛痘疫苗不是防治一切肉体和精神痛苦的灵丹妙药一样。

“您对比了预防传染病的免疫力和对生活中考验的神经中枢的稳定性，”鲍里涅维奇为自己从未想到达这一点而感到沮丧，他说道，“您关于这一点的论据是什么？”

她感到惊讶，看了他一眼，这目光是由于感到自己占了上风而射出的，同时也是温柔而宽容的。

“对毒品也有免疫力，”她提醒他道，“大剂量的吗啡或土得宁①(①士得宁，一种烈性毒剂。)在一般情况下是致命的，但如果小剂量长期服用就没有危险。那么一个人遭到强烈的刺激，就会导致神经创伤或自杀。这种强烈的打击如果在时间上是分散的，人是有能力承受个别痛苦的能力的，那这种痛苦也就不可怕了。”

鲍里涅维奇本应再一次承认她关于自杀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这种逻辑严谨的阐述是无懈可的。使他感到奇怪的是不久前她才熟悉他的报告，她怎么能了解得如此透彻。

“您不是也承认吗？”最后她说道，她转述别人的观点时也是那样冷静而逻辑性强，“被狂热的幻想，创作激情所控制并深信这些都是存在的人是不会自杀的。生活的沉重负担只能加强他们顽强活下去的决心。任何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对革命者、爱国者、改革者都不会成为负担；对创造着新理论的研究者来说，当他充满了创造思想时，他的全部感情是会从属于伟大的目标的。按这些观点，您的理论是正确的，还是称作‘免疫——劳动理论’为好。我觉得，”她稍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不能说更多的话，而只不过是想正确地转述您的观点。”

满腔激动的鲍里涅维奇忍不住紧紧握着她的手。不久前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

“您怎样解释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过了一会儿，季娜伊达问道，“女性自杀率要比男性低一倍？”

鲍里涅维奇想了想，含糊地说：

“这可能是因为女人不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主要的困难仍是男人承担。”

季娜伊达否定地摇摇头，突然提议去吃点东西，鲍里涅维奇欣然同意。谈话又在餐厅的饭桌上继续进行。

煎鸡蛋吃完了，咖啡也喝完了。这时季娜伊达说道：

“要是我处于您的地位，我绝不引用不符合自己构思的证据。”她好象是在谈起无意"奇"书"网-Q'i's'u'u'.'C'o'm"反对的某种东西似的，仍然以令人信服的冷静口吻说道，“如果您无法以‘免疫——劳动理论’精神来论证统计数字的话，那您的报告将不会获得成功。可能女人承担的重担要比男人少，”她以教训的、肯定的口气说道，“但您忽略了母性的意义！可这也是创造的目的，这丝毫也不比艺术家、研究家、改革者们逊色。母亲有她义不容辞的生活义务。一个产生了爱情的姑娘和没有孩子的女人能做的事，而母亲却不能去做。无论遭受多么大的痛苦，母亲是绝不抛弃自己的孩子的。”

鲍里涅维奇应当记住这一教训，今后也会有人这样期待着他……

鲍里涅维奇没有察觉，女助教是怎样在他的生活中巩固她的地位的。她本人城府很深，不安静的性格急需精神上的慰藉。没有人能象她那样使他心情舒畅。她对他坦率，深入探索他的创造构思，帮他解决一些疑难。他很喜欢她那有分寸的谈话——起决定性的一点小小论据。她不喜欢开玩笑和打趣、善于坚持己见、富有权威性的举止。他乐意原谅她的某些弱点——不喜欢花草和香水、喜欢在衣服上打上鲜艳的花结，使她干瘦的身材显得活泼一些。

他觉得季娜伊达善良，富有同情心。人们都说她喜欢孩子，体贴老人和病人。女助教确实喜欢一些人，也体贴一些人，但她这样做的原因谁也不知道。她自己也未必明确。

有一段时间，季娜伊达想要个孩子。她为此很苦恼，但她终于没有听从母性的呼唤。过了好多年，这种苦恼虽然也淡了一些，却一直记在心上。心灵深处常常被某种理智无法抑制的东西激动着。小孩子们的笑脸会勾起她强烈的抚爱孩子的欲望。她作为保健大夫经常去托儿所，她感到只有在那里才能寄托自己的感情。她相信自己渴望安宁，对孩子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孩子中间用不着施诡计，说假话，心口不一。在孩子中间，担忧、疲倦会一扫而光，会立刻精神焕发，充满活力。甚至孩子的哭声也会激起她心中同样的甜蜜之情。她无法躲避自己心中汹涌澎湃的母爱狂潮。

当季娜伊达外出休假一个月的时候，鲍里涅维奇真正感到她对他意义多么重大。家里、教研室、别墅里都离不开她。感到奇怪的是大大小小麻烦的事现在他自己都无法处理，好象自己才刚刚学习处理问题似的。他觉得她把他精神上的果断也带定了。他甚至这样想，哪怕她就在城里某个地方也不会使他感到没着没落。“她施妖法把我迷住了，”他自我安慰，“但她没有爱上我。”

鲍里涅维奇对自己大为不满，也笑自己又犯了幼稚无能的病症，并为此感到奇怪。他下决心要克服这个毛病，不管怎样，也不管什么人不满意。他这个不满四十岁，举止不凡而严肃的人很容易承认自己的行为有孩子气，但很难承认自己在谈恋爱，没有必要把一切都纳入恋爱的框框，他只不过是同女助教在一起感到轻松愉快而已，很自然地觉得常常离不开她。

没有比自己良心上的裁判更加严厉和更偏心的了。无论是他的表白，还是谴责都不能得到满足。任何司法机关也看不到良心上的被人赞扬的声音犯了多少错误。

季娜伊达的归来结束了鲍里涅维奇精神上的紊乱。第一次见面他就对她说：

“我一直眼光近视，对您估计不足。”

这就是他那沉默寡言的性格所能作出的表示。说更多的话对他来说是会受到更大的考验的。

“您知道，”她抑制住自己对他的好感，温柔而礼貌地说道，“近视是走向正常视觉的第一步。所有恍然大悟的人都近视，瞎子很长时间以为他所感兴趣的东西都在他的面前。”

有一天他们俩在下棋，鲍里涅维奇说道：

“您今天怎么啦，又疏忽了一步棋。”

她说她有点疲倦，一天下来真累，马上又要考查，工作真多。

“休息一下吧，”他说道，“我还有些问题想和您谈。”他迟疑了一会儿，急切地看了她一眼，这一眼增加了他的勇气，“您坦率地告诉我，您怎样看待我的这篇学术报告？如果现在不好说，那就另找时间。”

女助教既没有考虑，也没有急于回答。她早就等着这个问题，她早已胸有成竹。

“我曾考虑过，我的结论是，您的理论是唯一正确的。无疑，这一理论在法医学中是能站住脚的。”

鲍里涅维奇自己也这样看，但他想听听更明确的意见。

“您说说这一理论的优越性在哪里？”

她没有迟疑，好象是在重复早已想好的词句，轻松而涉及广泛地答道：

“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受着国际统计学的影响。欧美关于自杀的准确统计数字，其中附有自杀者的性别、年龄、宗教、民族、职业和出身，自杀发生的季节、城市和乡村，以及准确的自杀原因和数字的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学者搞糊涂了。请问，为什么自杀者有老人和年轻人，女人和男人，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市民和农民呢？这容易解释清楚吗？即使能勉强解释，但也没什么公式能阐明无休止的用各种方法自杀的原因。再说自杀者死后的证据又值几何？自杀者可能想以自己的死来报复不忠城的朋友，实际上他是被精神上的疾病所毁灭。一个被揭露的罪犯可能想以自己的死对把自己推上犯罪道路的放荡的妻子进行复仇，实际上这不是复仇，而是对恐惧的惩罚——悲剧式结束生命的根源。成千上万的人中途结束生命，多少直接和间接的原因，能一一解释明白吗？人们在问我们，这些不幸者都是什么人，是英雄，还是懦夫？谁能想到，不愿意充当精力衰竭的见证人的八十岁高龄的彼捷科费尔①(①彼捷科费尔(1818—1901年)，德国著名卫生学家，晚年自杀身亡。)是懦夫吗？而一个年轻人为了一个长得不错的姑娘而自杀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他们不是懦夫，也不是什么英雄，而是高级中枢神经系统的搏斗中无能的可悲的牺牲品。”

“您讲得真好。”鲍里涅维奇插话道，“您别说……我应当告诉您，季娜伊达，我决定不宣读这篇学术报告了。明天我就在学术委员会上通知大家。”

“为什么？”她已知道他会怎样回答，但还是问道。

“您猜不出来吗？”他问道。

女助教猜到了，也想了，但怕流量出自己的喜悦，仍然保持着莫明其妙的神态。

“我下次再给您解释。”他说道。

现在当鲍里涅维奇已察觉痛苦和担忧时，她就可以继续说：

“这一个月来我反复想过多次。用您的理论我对一些统计学上的问题找出了答案。现在我弄懂了为什么夏天和春天要比其它季节会发生更多的自杀，为什么在城里，特别是象柏林、伦敦和巴黎这样环境的大城市自杀数字这么大。”

鲍里涅维奇警觉起来，他正是在这些问题上论据不足。难道她能解释，为什么基督教居民要比天主教居民更加脆弱？这问题当然不在宗教，那么又在于什么呢？

“春天和夏天是爱情和失恋感情尖锐时期。年轻人和年轻的动物一样都受到大自然兴奋力的影响。这样三月到十一月是很容易受到影响的时期。城市好象是人体稳定的试金石。在城市里生命经受的考验要比在乡村更多种多样和更加有毁灭性。”她好象猜到了他的想法，接着说道，“关于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的脆弱性相比的神话是统计学家的故弄玄虚。在同一个德国，基督教的萨克森忍受着巨大的苦难和牺牲，而毗邻的天主教堡垒巴伐利亚则是全世界幸福生活的模范。生活稳定的德国人住在农庄和乡村，而挤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就不如住在乡下幸福。您的理论的优越之处在于，”她准备结束自己的话，“人类生活能力的尺度不是哲学家和评论家们模棱两可的观点，不是数学家们的一连串无聊的数字，而是人在为自己生存而斗争的考验中作为嘉奖而获得的习惯能力和免疫力。”

她不说了，但一会儿又想起了什么，连忙补充道：

“自杀的根源不存在于遗传学艰深、晦涩的理论中，而在于人在社会中扮演的丰富而复杂的角色，在于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在于我们对活着的目的和使命的认识。”

鲍里涅维奇仔细地听他讲完，推开棋盘，闭上眼睛，紧张地、一动不动地坐了半天。

“谢谢，季娜伊达，您真使我高兴。”他感动地说道，“我再一次深感佩服，理论在您的讲述中获得了胜利，您逻辑性强，我只能羡慕您。”

“问题不在于逻辑，”她不同意道，“我不过只钻研了一个月。我还有不少别的很有趣的想法。”

“您要很好地珍惜，这对您是有用的。”鲍里涅维奇感到满意，温和地说道，“我把资料给您，您来写博士论文吧。我除了您，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我确信我是把自己劳动成果交给了一个可靠的人。”

她意味深长微微一笑，顺手从棋盘上拿起“王”的棋子，掂了掂，不情愿地又放回原处。‘

她本来可以对这一富有表现力的动作补上几句这样的话：“我早就想到，不论是资料，还是学术报告对您都不需要，这倒会帮我写出博士论文来。您的严格处世之道是不允许您和我合作的。至于我，只要您承认在您的学术报告中有我的不小的功劳就行了。您这样一位信守原则和道德准则的人是应该作出唯一的抉择——把资料交给我。”

“您要把自己的劳动果实交给我，我要拒绝，”她以打算拒绝的口吻说道，“我从来没有利用别人为自己捞取名声和好处的习惯。”

“我也没有这种习惯。”他完全严肃地说道，“您对拙作给了很大帮助，使得我无法再宣读这篇报告了。”

“好吧。”她让步了，“但是我有个条件，有答辩时您要担任我的辩论人。”

他答应了。

季娜伊达最初并不喜欢鲍里涅维奇。他脸色苍白，性格孤僻，好象有股力量禁锢着他。她感到他好象总是在生气，令人生畏。他的一切都很有分寸——讲话简练，声音不高，动作从容，面部表情不多。但总是担忧着什么，沉思着什么，好象时刻在考虑问题，有些想法慢慢地思考成熟。他好象总是把自己的希望紧紧锁住，似乎什么也无法使他激动，无法对他献殷勤，更无法爱上他。只有当他说话时，他那一双敏锐的眼睛才放射出意外的光芒。平时他那一双冷漠和心不在焉、微微浮肿的眼睛引起人们的不安，尽管在这种目光中没有任何令人警觉和严厉的表情。从外表上露不出任何使人感兴趣的地方，而他的才干却使人惊奇和赞叹。他能发现和记住一切，不仅理解含义，而且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出于责任心他从不对人们的弱点宽容。对前不久还重视的人，很容易不再理他。

“我的很多精力，”有一次他肯定了她对他的疑虑，“都用在努力不使我的感情从自己的手中滑了出来。我一生气就控制不住自己……我有分寸的讲话就是控制自己脾气的龙头……我说话慢为的是在激动时不至于结巴。”

这些坦率的话引起了她的不安，她告诉自己与他打交道要谨慎从事。

她也不喜欢他的哲学和对义务、荣誉，对为祖国和人类服务的观念。他真诚地相信这些抽象的观念能使人得到幸福和精神上的安慰。而她的观念和生活的信条是这个世界，与自己无关。人们不是讲道德，而是在残酷地争斗，骑在马上为获得特权而厮杀，同时以马蹄践踏着对手。不管有多少条通向生活之路，它们都是通向为争地位，争统治别人的权力而厮杀的道路。她本人的争斗尚未结束，一旦取得胜利就能过舒适的生活，有时力不从心，那就只能把自己与人隔绝，强忍着等待时机。

鲍里涅维奇为先进的社会理想和科学思想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胜利的目的对他是亲切和明确的。教研室也需要这样的胜利，这样就能长治久安，可能有少数不学无术的人是在教研室这棵大树下乘凉。几十年啃着一些似是而非的邪说，奴性十足地翻来复去重复着先人的观点。女助教看透了教科书和一些名流的论文，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谁敢大声疾呼反对这些胡说八道？医学界有那么一个半瓶醋的人，他还是一个蹩脚的副教授、口齿不流利的蠢货，抓住一点可疑的想法就大做文章，吹嘘说想出了一贴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还把自己的名字与这一怪诞的处方连在一起，就这样出现了一位新的学者。据说要准备提拔为教研室主任。让这种发明得不到通过吧。人们要抗议，作为科学堡垒的教研室是不能交给这种人的。

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是一位平平常常的外科医生，他突然开始经常出席各种会议表现自己，还煞有介事地大谈人所共知的课题。报纸上出现了他的名字，在一些学术会议和学会年会上大出风头。眼看就要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了，用自己的著作捞取高级学位。尽管这样，教研室的大门不会对他开放，教研室不能交给他。

季娜伊达在斗争经历中悟出这样一个真理：在斗争结束以前她不需要丈夫、家庭。男人的一切，无论是勇敢，还是力量，以及刚毅的性格都无法满足她。就让那些漂亮的姑娘们赶快出嫁好了，她们需要的是舒适安静的家庭欢乐。

与鲍里涅维奇的友谊使她感到疲倦。他的一套逻辑就很难对付，对他施加影响就更难。这一切即将结束。她为意识到这一点而感到欣慰。朝思暮想的论文已有了底，这是登上早已渴望的教研室领导宝座的最后一步了。

鲍里涅维奇始终没有谈起自己的爱情。萌发这一感情的最初特征是突然开始想到这个问题。无论在家里、在街上，还是在紧张工作的时候，有时他的两眼忽然呆滞起来，脑袋歪斜着，脸上泛起微笑。只有在下棋时季娜伊达才敢打破他的沉思，提醒对手注意力要集中，胡思乱想分散精力在棋局刚开始是不明智的。打猎时他为自己笨手笨脚也感到奇怪。他平时打猎命中率很高，是一位优秀射手，现在变得手不听使唤了。每当开一枪毫无所获时，他只好耸耸肩歉意地笑笑……。

一下子无法表白。好几次都无法解释这类现象。有一次鲍里涅维奇问她道：

“季娜伊达，您为什么还不结婚？”

“没有人可嫁。”她答道。

“您看，”他停了停说道，“咱们俩结婚怎样？。

“不晚吗？”她问道。

“我想，不……”

夏天过去了。暑假结束后开始了新学年。两位朋友仍然形影不离。但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女助教在这场危险的游戏中自己没有坚持住。她也开始爱了。起初她还觉得无所谓，好长一段时间自己也不相信会这样。是她那时拒绝了鲍里涅维奇，而现在奇怪的是她也迷恋起这位助教来了。他老吸烟曾使她头脑发晕。终于他的烟味儿现在也感到好闻而离不开了。他激动时结结巴巴的讲话现在她听起来也不讨厌了。“一点也不难听。”她现在这样想，“相反，听起来真开心……”

她偶尔看到过他发脾气，她对这种大发脾气也曾害怕过。无法抑制住的怒火爆发出来了，看来他是难以自己。那时她吓得要死，也感到厌恶，赶快走开。而现在当他大动肝火时，她甚至感到开心的只有强者，只有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才会这样……

鲍里涅维奇很不善于讲话。让他鼓起勇气讲一段话就更加困难。他的话枯燥乏味，吞吞吐吐，催人欲睡。过去女助教对他的口才曾难以忍受，而现在听他讲话就象孩子们听勇士和仙女的故事那样全神贯注，她贪婪地听他的每一句话，还不断地提问，生怕漏掉重要的地方……

随着感情的变化，理智的防线也被突破了。多少年来她第一次感到无休止的争斗使自己精疲力竭。她现在想，最好将一部分负担转移到别人的肩上，以便自己也能象别人一样生活。有着使人无法忍受的孤傲天性的她现在和这位强者、刚毅的男子汉在一起，也成了一个需要人帮助的弱女子。女人所能得到的幸福在吸引她。她想成为一个被人宠爱的女人，同时也要爱男人，以使自己摆脱孤独。她一生都堤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但她也需要生活和别人的同情，得到别人对她的怜悯。鲍里涅维奇聪明能干，难道不能与她缔结良缘吗？虽然她已不年轻美丽，但两人都已成熟，在生活中都能自己保护自己。今后教研室将是他俩的，他们俩一定共同保卫这一堡垒。分隔他俩房间的薄墙也会消失，他俩会组成幸福的家庭。

但这需要作出牺牲。最初，当亲爱的人侵犯她的自由时，萌发的温柔感情曾不只一次遭到毁灭。她一点不谅解，丝毫不妥协。原来，她不需要任何人时，她感到自己是有力量的，但现在，为了和谐和爱情，她视为珍贵的习惯也都不得不放弃和收敛。鲍里涅维奇同样也是这样，因为他感到现在谁都离不了谁。当他俩想起对方时，就获得了完整和宁静……

季娜伊达真有所悲痛的。鲍里涅维奇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这门对她也永远封闭了，也把她的幸福与爱情的希望永远封闭在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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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帕霍姆和平时一样，早上七点钟就醒了。他悄悄地穿好衣服，提上胶底高筒毡靴，看了看帐子里正在睡觉的妻子，她头发剪得很短，面容苍白，身体肥胖，他朝她看了一眼就走了出去。

冬天刚来临，这时天还没有亮。发白的天空使大地布满了一片黎明前的蓝色。屋顶和晨雾也呈现出蓝色。

他开了灯走进解剖室，抽起烟，打着哈欠，在室内来回走了好半天。

帕霍姆一夜没有睡好，现在感到很不舒服。刚刚合上眼“急救”铃声就吵醒了他。他把暴病而死的老头抬进了陈尸间。后来又被叫醒两次。开始运来一个被火车轧死的醉鬼。清晨五点钟时又运来一个从房顶上摔下来死亡的电工。早晨当人们给死老头和醉鬼剥破衣服时，帕霍姆已在整理柜子，检查手术器具，仔细擦掉上面的污点和尘土。

接待室里陆续走进一些男人和女人。他们都是死者的亲属。在不寻常的环境里，这些人都是愁容满面，显得很窘迫。他们很容易互相结识，攀谈越来。女人们的哭泣和诉怨声不时传进了解剖室。

工友听着外面的嘈杂声越来越高，但仍然干着自己的事。他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对自己的职责和对周围的人都形成了固定的看法。这些看法似乎已成了他的生活哲学。他坚信，科洛科洛夫教授值得高度尊敬，女助教和化验员也应尊敬，而对来这里的人是宽容和蔑视。对那些为争夺还躺在解剖台上、尸骨未寒的死者遗产而争吵的人们是不能尊敬的。“每一个亲属都是为了私利。”帕霍姆常说，“有些人说出来，而有一些人是藏在心里……”

工友对死者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他掌握了一套尸体防腐的秘密，任何细节都能处理得很好，使尸体看起来不惹人反感。头发、眉须平整，衣服扣子扣得整齐。这些被工友们称之为“闭上眼睛的人”完全变了样。

接待室里的嘈杂声更大了。一个女人的声音盖过了男人的声音。她在咒骂男人该死，以后的话更难以入耳。工友放下手中的工作走了出去。接待室里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正对一个身穿棉袄的小老头挥拳头，喊道：

“闭上你的臭嘴！听见没有，死鬼，可恶的东西！”

帕霍姆满不在乎地挽起胖女人的胳膊，问道：

“您怎么啦？”

他的这一动作和表情丝毫没有引起女人的咒骂，女人放下手，两眼流出了泪水。

“你说，是怎么回事，要不我来说。”她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说道。这手势的意思很清楚。

在帕霍姆看来，这争吵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兄妹为了安葬父亲而争吵不休。晚辈们应有的崇高感情被算计老人留下的一座木头房子的企图所取代了。

工友维持好接待室里的秩序后，就请站在皮罗戈夫雕象前的两位妇女跟他走下地下室。他们走过了护窗板紧关死的长长的走廊和狭窄的过道，定进了一个三角形的小房间。房间里墙壁和长条石地板都是一片灰色。大理石台子上摆着鲍里涅维奇和一个演员的尸体。这个演员不小心从八层楼上摔死了。两具尸体清洗得干干净净，头发和衣服都很平整。

两位女人走近演员的尸体，开始了工友司空见惯的场面。两人在死者脸上喷上香水，还吻了吻浮肿的眼睛，然后弯下腰低声哭泣。这些直接表达哀痛的动作丝毫也没有触动工友。他相信自己能一眼看透人们的感情，从这两位女人身上看出，她俩是竞相表现出自己是权利的所有者。

送走两位女人之后，工友停在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前沉思起来。助教的死和由于死引起的一系列事件，使老人心里非常不安。惊慌不定的思绪煎熬着老人，使他无法摆脱。他一个劲儿地回忆死者生前的一切：偶然听到的一句话和他情绪的突然变化，对某种决定表示赞成和不赞成时的有力的手势。

就在助教死的前两天，助教带来两盒巧克力糖请同事们吃。他说这是朋友给他寄来的生日礼物。但是，再过半年才是他的生日，这是朋友鉴于他忘记向朋友祝贺结婚一周年给他的报复，因为朋友结婚一周年在半年前已庆祝过了。就是在那一天，大家才知道鲍里涅维奇获得出国科研出差的机会。他高兴地对大家说，最近一个星期天他将请朋友们到他家作客。

第二天，助教上班时沉默不语，脸色阴沉。下班前他把工友叫到一边说：

“帕霍姆，劳您驾，请帮个忙……请帮我换换房子。”

他惊慌不安的样子把老人吓坏了。为了安慰他，工友也装出不是害怕，而是更惊奇的样子。

“您干吗要这样？”工友感到莫明其妙，问道，“再没有比您现在住的更好的房子了。”

“这我知道，我知道。”助教说道，“我姐姐和外甥女要来……我今天已给他们打了电报。我们三口人住这房子太挤，而且也不方便。”

帕霍姆知道问题不在于此，但还是答应帮忙。晚上助教又说了一次，说任何条件都可以，只要能尽快搬走就好。他的脸上看上去很绝望。工友以为他情绪不好，不想在家呆着。

“他对谁不满意呢？”现在老人心里在想，“他同涅斯捷洛夫亲如手足，简直形影不离。那么是谁呢？难道是季娜伊达吗？不可能这样。他肯定是想避免不幸，但他可能没有躲脱。”

工友还想起一次发生在教研室的事。有一次，女助教发现一个姑娘在接待室里嗑瓜子。她向来对解剖室以外的事不管。这时她突然大发雷霆，说姑娘是不爱干净的人，并吓唬她说要把她带进解剖室去，那里正在解剖她弟弟的尸体。工友连忙走过去把姑娘位到一边。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老人在追忆往事时，他就想到了女助教的一切坏事和她暴露出来的残酷无情。

“这样的女人在杀人时，”他心里说道，“是不会手软的……”

涅斯捷洛夫走进地下室，看到了奇怪的情景。帕霍姆站在大理石停尸台前。他一会儿动动死者的右手，一会儿动动死者的左手，接着把两手都抬到左太阳穴跟前，好象对准太阳穴射击似的。老人没有发觉涅斯捷洛夫，仍在不停地干自己的事。

“您干什么，老人家？”涅斯捷洛夫奇怪地问道，“您对每具尸体都这样吗？”

“这要看情况。”工友装出一副很有精神的样子答道，“这很必要，什么事都会有……如果需要，干吗不量一量呢，买棺材不能只凭眼睛看……您怎么，要什么手术器具吗？”这回答没有使涅斯捷洛夫满意。他笑笑，想逗一逗老人，但当他看到老人的脸色阴郁时，才温和地说道：

“亲爱的，请给我讲一讲，为什么您总研究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呢？我都看到了，我明白。”

工友想借口耳聋保持沉默，但他按捺不住，大声责骂起来。

“我可能是老糊涂了。”他嗓门很高地叫喊起来，但马上又停住，压低声音继续说道，“您知道民警在登记表‘智力状态’一栏中写的是“半清醒”，这是指我。半清醒！真的！您刚才什么也没有看见，您什么也不明白。”

涅斯捷洛夫知道帕霍姆做了很多的事，也是一位行家，很有办法。他能把死者的面容恢复如生。

“对鲍里涅维奇之死您有什么疑点？”涅斯捷洛夫问道，“您就直说吧。”

涅斯捷洛夫与工友很熟悉，而且互相都有好感。工友把所有在法医教研宝学习过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学生。老人经验丰富的眼睛早在他发表一系列法医论著之前就看出了他的才智。老人特别喜欢涅斯捷洛夫的谦虚和平易近人。涅斯捷洛夫经常请工友到解剖台前当着别人的面向工友请教，也和别人一样地和他讨论问题，或是虚心接受他的意见。卫国战争结束后他俩的关系更加密切。涅斯捷洛夫从前线回来后在孤儿院找到了自己的两个妹妹，把她们送进了幼儿园。那时他正处在困难时期。为了使两个妹妹上学，几乎用去他的全部工资。更令人感到麻烦的是发现了在前线受伤后留下的脑震荡后遗症，不允许结婚和论文答辩。困难的岁月使工友和这位年轻朋友更加亲密。

这时工友不想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涅斯捷洛夫，因为自己也没有把握。

“您还记得我曾给您讲过的一位助教吗？”老人避开直接回答，“就是那个患脓毒病死去的助教。难道您忘吗？”

“您说的是洛斯库托夫？”

“对，对，”他感到高兴，“洛斯库托夫·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他对我说过：‘人的生命长短不一，就象一个东倒西歪走路的人，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是谁给人们划出这种‘8’字形的路线的？”

说话含糊不清不是帕霍姆的弱点，相反，他的话总是富有表现力和特点。

“我看不出洛斯库托夫与您摆弄鲍里涅维奇的尸体之间有什么联系。”涅斯捷洛夫忍不住说道，“我这样讲是因为，在鲍里涅维奇之死的案件中，我受到怀疑。侦查员一刻也不让我安静。我对他说一，他对我说二，我的神经已受不住了。我还遭到各种非议……”

“上帝是厚道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头脑可不能糊涂。稍一动摇，好，准备绳扣吧，上帝的奴仆，请进班房吧……您等着辩护吧。”

“帕霍姆，您知道，”涅斯捷洛夫痛楚地喃喃道，“我和维克多亲如手足。他两次救过我的命。是他使我这个病人站了起来。我怎么能这样呢？是他在敌人的炮火下把我救出来了。”

“可您为什么不去好好思想呢？”工友明显冷淡地说道，“困难再大也应当好好想一想。怎么能尽想别的呢。”工友白大褂上的带子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他一边换带子一边闷闷不乐地说道，“我不是顺便说说。我看的多了，听的也多了，什么糊涂的想法也往脑子里钻过。可是您看，这弹道很怪，我从来没有见过。”

“为什么您对我隐瞒自己的怀疑？”涅斯捷洛夫坚持己见地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把我的看法给您说说。”

他再一次仔细想了想关于子弹前进的速度、弹道、偏差以后，忽然胸有成竹地说道：

“这弹道确实很奇怪，我也从未见过。这只能是用左手从后面开枪，而右手是够不着的。人们常说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但是弹道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帕霍姆，您怎么不说话？”

涅斯捷洛夫等待着工友的回答，感到很难为情。帕霍姆开始迅速收拾房间，避开对方的眼光。

“怎么，咱俩怎么就谈不起来？”涅斯捷洛夫迫不及待地说道。

最后工友开口道：

“您把这些看法对侦查员说说吧。他就不再逼您了。”

当工友好象是在自言自语时，涅斯捷洛夫就不想再谈下去了。工友说道：

“我也是这样想，好象是从后面开的枪。”

“您也把这一点对侦查员说说。”涅斯捷洛夫满意地重复了一次工友的话。

“为什么不说呢？人们会说：不是侦查员侦破出实情，而是一个工友。再说我的把握也不大。现在听您一说，我的把握更大了一些。”刚才的提问使他没能集中注意力，一些想法想不起来了，“手枪总是会留下自己的痕迹的。手枪本身不会挪动，人们把它放在哪儿，都是能找到的。我是这样认为的，但请不要和我谈这个问题，而应当同手上有火药烟灰的人去谈。那个人要比我知道得多，懂得多。”

涅斯捷洛夫想起季娜伊达那涂着浓浓的碘酒的手掌和大拇指、食指，感到奇怪，又联想到教授在地下室陈尸间谈论射击时的讲话，惊慌地说道：

“您已知道，谁手上有火药烟灰。”

他和工友一样都不敢说出她的名字。

“听倒是听说过，”老人答道，“这都没有用。已经三个星期没有打靶了，没有必要在手上涂碘酒。

“照您看来，”涅斯捷洛夫兴奋地说道，“完全不必结案，一切证据俱在。只剩下起诉和判决谁该进监狱了。可是法医卢茨基……”涅斯捷洛夫停了一会儿，关于这最好不提，没有用，……只会使老人去和卢茨基争吵。

他今天看见过卢茨基。他仍然很愉快，开玩笑，哈哈大笑。他对电影制片厂各部门各行其是表示不满，特别责怪摄影师，说这些半瓶醋的摄影师把演员的形象都给歪曲了。他们只对布景供给充足的光线。椅子背、马车、窗外的背景，还有后景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光线都不错。但把演员的面部只看作是不重要的小零件，拍出来只是一般的镜头……难道人，人的面部，表达思想感情和传神的眼睛不重要吗？结果画面上中心人物不突出。导演对男女演员吹毛求疵。“她的面部上不了银幕。”导演们一致这样认为，还说要她们“丰富一下”面部表情。跑遍各演员学校挑选一些一年级女学生来，演技不好没有关系，只要脸蛋儿漂亮就行……

“对啦，您听说没有，”他说道，“椅子腿上的一滴血是另外一个人的……与鲍里涅维奇的血型不一样。这个侦察员真了不起！记得他说道：‘血迹不仅是死者的，还可能是凶手的。’我想，他说得对。真的是有人参与了这件案子。为了以防万一，涅斯捷洛夫。”卢茨基突然有些说不下去了，“您应当化验一下自己的血。侦查员坚持要这样做。”

他说完还笑了起来！就象开玩笑似地说走了嘴，他说：“朋友，您快去办吧，您的血型要是与凶手的血型相同，您可就完了。”

“是侦查员要这样，还是您的主张？”涅斯捷洛夫只能这样说，“我怎么轻率地卷入了别人的生活。”

卢茨基感到委屈，但他也不很坚持自己的说法。

“涅斯捷洛夫，最痛苦的是命运的打击。最难的是有一种减轻这种打击的力量。要是有一种优质的减震器也会给我们带来福音。”

卢茨基的行为使涅斯捷洛夫感到有双重意义。他对卢茨基愤愤地看了一眼，急忙离开了他。

涅斯捷洛夫这样是很不对的。卢茨基按职责不能无视侦查员的要求。他忽略了与案件有关的一系列重要的证据，相当一段时间坚持自杀的推断。这只能怪罪卢茨基做事不仔细，太着急。他告诉涅斯捷洛夫不愉快的消息和不正确的说法为的是安慰他。

帕霍姆委婉地咳嗽了一声，打断了涅斯捷洛夫的回忆：

“您还有话说吗？涅斯捷洛夫，上面还等着我呢。”

涅斯捷洛夫难过地笑笑，说道：

“侦查员一次也没有审问过季娜伊达，和她谈一淡也好啊。”

他把那天听到走廊里的可疑脚步声告诉了工友，还说他在电车站上没有找到女助教及其它情况。

“近来他们俩老吵架，”涅斯捷洛夫说道，“甚至当我的面也吵。鲍里涅维奇对她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侮辱性的暗示。可她倒很怪，一点也不驳斥。一次吵架时季娜伊达对他说：‘我要是能咬人也能成为一个凶恶的人。’他说，‘巴氏①(①巴氏——巴斯特·路易(1822—1895年)著名法国生物学家。)认为在家兔身上注入疯犬病毒毒性会加剧，在猴子身上则毒性会减弱。’‘您把我比作长尾猴是枉费心机。’她暗藏威胁地说道，‘加连②(②加连(约130—200年)古罗马医生和自然实验学家。)在这方面已有建树，’鲍里涅维奇声音更高地回答说，‘他教导说，病源只有在一定的肌体组织中才能体现。’他俩在门口争吵着，虽然他俩都知道我在家。奇怪的是当时我没有注意。有一次考查学生时，”涅斯捷洛夫继续回忆道，“鲍里涅维奇又一次刺激她，她也没有吭声。她向一个学生提问，问学生如何解释腐烂过程。学生回答完，鲍里涅维奇马上对坐在旁边的女助教说：‘腐烂过程对人来说是非常讨厌的，把腐烂变质说成发酵，那对人来说还容易接受。但世界上很多生物命中注定是处在腐烂过程中，发酵对生物也是致命的。’他以平时那雄辩的口才说着，我也没有认真对待。要是真的对周围事物视而不见就好了……可是，上一星期鲍里涅维奇突然来找我，他忧伤地笑着说：

“我真不走运，唉，真不走运，我还没有这样难受过。你别，问，问我也不对你说什么。’‘不！’我忍不住说道，‘你该和她分手了。她不是个善良的人，也不是你的好朋友。’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看来想说什么，但没有说。”

涅斯捷洛夫的这一番话使帕霍姆对他的坦率表示满意。他忘了解剖室还在等着他，毫无顾虑地开始谈出自己的疑点，没有忘记说鲍里涅维奇要他帮助换房的事。他还说女助教在原来的单位不知因为什么还犯过错误，并且大胆地提到了她的名字，最后说：

“让杀人凶手解剖受害者的尸体，这多么荒唐。她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沉默了一会儿，对刚才说的再没有什么补充了，他才向门口走去。当他已抓住门把时，涅斯捷洛夫叫住了他：

“您不觉得侦查员怜惜季娜伊达吗？他也不加考虑就让她解剖。”

帕霍姆考虑起来，这问题他感到惶恐，脸上显出为难的表情。

“您说的是侦查员吗？难道他能这样吗？”他平常每当考虑问题时总是眯起眼睛。手摸下巴，“您看您想到哪里去啦。”他好象以自己的想法来回答似地，语调缓慢、一字一句地说道，“可能把痕迹都抹掉了。”他又坦率地补充道。”侦查员和季娜伊达是好朋友。他经常给她来电话，也常到她家里去。谁晓得他怎么把病人看成是健康人了。”

帕霍姆没有按原来的打算去解剖室，而走进了化验室找普拉斯科维娅，等腾出手来，化验员才对他点点头打招呼。握过手，工友坐到椅子上。

“身体好吗？”工友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听说您的肝又不太好，再没有比肝痛和关节炎更糟的了。可一定找医生看看呀。”

化验员表示同意地说，得什么病也不好，接着又问起他的腿还痛不痛。

“谢谢，普拉斯科维娅，谢谢您给我的药膏。”他感激地低下头回答道，“涂上药膏见效。别的医生就没有象您这样给予帮助。”

对客气话，回答也是很有礼貌的。

“您可别这样说，一个化验员怎么也不行。可象您这样的行家少有，您比任何医生都有办法，更不说那些大学生了。他们望尘莫及啊！”

帕霍姆对这种夸奖摆摆手，认真地说道：

“化验员也不都一样，医生也不同。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

只有朴实单纯心肠的人才能如此尊重别人的劳动。受人尊敬的知识传播者都能向自己谦虚而无私的助手们学到更多的东西。

工友在女化验员来教研室工作以前就认识她，当时她还在结核病实验室工作。

在喝咖啡时他们谈起了鲍里涅维奇。女化验员谈的还是前一天和女助教谈话的内容。工友仔细听着。他呷了一口咖啡说道：

“人们对此众说纷坛。说得再好也不能全信，一些人觉得无所谓。有的人也许会编上几句，反正实话不多。”

“是啊，是啊。”她没有感到这话是说她的，也赞同地说道，“这样的人也只会这样干。”

“当然自杀不是好事，”工友坚定地指出，“但谁知道这实际上是怎么回事。这样和那样的事都会发生。”

“这不都是一回事。”女化验员仍然是以自己的想象来对待这一件事，她说道，“癌症是躲不了的，反正是要死的。”

“您说得非常对，说得好。”他仍然郑重其事地赞同她的说法，“但在这方面也可能会看错。”

“在劫难逃。”她象人们在对某人的厄运无从评论时常说的那样，轻松地说道。

“对，就是对嘛，在劫难逃。”他满意地重复了她的话，“但谁能识破命运呢？突然您的命运也受人摆布呢？可能也没有患什么癌症。有些人听到什么就到处传播什么。鲍里涅维奇没有对我说得了什么癌症，他只说他准备去疗养。他曾要您给他搞个疗养证。”

普拉斯科维亚看了工友一眼，感到不好意思。接着她也把握不大地说：

“您说得对，命运也常常暗中变化。”谈起鲍里涅维奇，她叹了口气说道，“我己忘了，他曾经向工会申请过疗养证，想去基什洛沃德斯克。他是想过，想过，我不同您争论。”

帕霍姆站起来，同她握手告别时说患病的妻子希望她去家里看看她。

“一定去……三月八日那天去。您就对她说，我要在您家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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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七天过去了。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安葬了。科洛科洛夫教授在墓前发表了充满感情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墙报上刊出。教研室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只有侦查员的电话和通知才使人们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不幸。

在安葬鲍里涅维奇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帕霍姆穿上最好的西服、新皮鞋，戴上呢帽。以前，这身衣服他只是过节到大皮罗戈大街上散步时才穿。今天这身打扮是要去阿尔巴特街看望教授。教授在一个旧楼房里，有三个房间。这座楼房一边对着街心花园，另一边对着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邻近两个房间裹住着人口众多的邻居。曾经是很宽敞的住宅现在显得很拥挤。客厅成了教授的书房。卧室里摆着贵重的日本花瓶。钢琴没有固定的地方摆，经常从一个角落移到另一个角落，最后只好摆在饭厅里。

教授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身体越来越虚弱，体重减轻，并在缓慢地衰老。但他从不说自己有病，还说自己健康，只不过需要休息而己。长年患肝病并没有给他造成不便，肌体组织似乎还比较正常，但老人已是风烛残年。大夫们感到棘手，请同行协助。而被邀请的大夫又同另一些大大会诊，都耸耸肩膀，认为是内分泌腺的毛病。但他们没有询问病人夜间都在想什么，哀伤是否使他苦恼，能否及时得到友好的帮助和慰藉。两年之内教授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的。鲍里涅维奇之死彻底破坏了教授的精神状态。只有这个没有文凭，职务是工友的“医生”还没有失去医治好他的希望。

工友经常来看望病人，他坐在教授床前并不询问病情，只是同他进行仔细准备好的谈话。

“科洛科洛夫，您看每天的日历吗？”工友一本正经地问道，“不看？真可惜。上面写着很多的道理。”

“是吗？”教授感到奇怪，“真的，我还不知道。”

“比如说五月虫吧，”工友说出早已想好的证据，“自己就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可据说能拖动比自己体重重一百倍的重物。如果要是我们人也能拖动比自己体重重一百倍的重物的话，那就需要十吨载重卡车。”

病人不想使老朋友失望，认真听他讲。

“甲虫还算不了什么，”没有文凭的医生继续说，“您看跳蚤能跳得比身体高一百倍。我们如果要跳这么高，那得要跳过四十层高的楼房……”

教授笑了，以玩笑来回答玩笑，特别认真地猜着谜语。

“科洛科洛夫，我来出几个医学方面的谜，您来猜，好吗？”工友善意而略带粗鲁地提议道。

教授欣然同意猜谜语。

“我们身上有多少块肌肉和骨头？”医学上的数学爱好者问教授。

教授故意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说出，肌肉是七百五十决，骨头是二百二十四块。

“我们六十年呼吸多少次？”

教授又一次猜对了。

“五亿次。这是精确计算出来的。那么，心脏跳动多少次呢？”

“不知道。没有计算过。”对手只好沮丧地承认道。

“两亿五千万次……六十年以后还要跳动。”他先是安慰，接着又劝道：“您还是读读日历吧，您还不知道这一点。”

他俩就这样在一起呆了两个小时，分别了。他们都等待着下次再会。

这一次帕霍姆情绪不佳，甚至有点心慌意乱。他也开玩笑，也猜谜语，但总使人感觉到他心里好象藏着什么心事。教授坐在桌子旁，两手支撑着脑袋。面前摆着一本翻开的书，但他并没有读。眼镜放在书上。两眼虽然闭着，但他已猜出工友出了什么事，并生怕不得体的问题引起他难过，只好沉默。工友没有谈他从日历上读来的新鲜事。一开始就抱怨自己的记性不好，说有一具尸体从另外一个陈尸间运来的。他一下就知道这是阿里道夫干的，但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直到第二天才想起来。

教授听着工友的话，心中却在想，他不必把事藏在心里。如果他能坦率地讲出来，那两人都会感到轻松一些的。

“您好象不舒服，”教授小心问道，“我看您很疲倦，是不是没有睡好？”

无论是满怀同情的语调，还是深表关怀的口气都没有奏效。不，不，他真的什么事也没有。他睡得很好，身体不错。

“我的老伴儿有病，这是真的。但另外一件事我受不了。”

经过再三询问，他才说，他不愿意打扰别人，良心上觉得过意不去。

“我很想和您谈谈，又怕影响您的健康。”

教授要他不必客气，他乐意和他谈。工友犹豫了一下，摸摸下巴说道：

“我一直在想鲍里涅维奇。他根本不必去死。”

教授点点头：他自己也是这样的看法。

“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工友与其说在提问，倒不如说他在回答，“您把他树为榜样，象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喜欢他，派他出国，把他的姐姐和外甥女都接来了，还要怎么样。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要这样。”

“帕霍姆，三十多年了，我一直觉得奇怪：“教授意味深长地笑笑，说道，“一个人吃饱饭到森林里去散步，好象是顺便给自己套上绞索的。冲动，我的朋友，这是个大谜。”

“对。”工友肯定道，“可日记总该留下吧。”

“有的人是不记日记的。没有时间。想起来就写一点”

工友不同意教授的说法。“没有想好也没有仔细考虑，”他心里在想，“那一文钱也不会给的，何况是自己的生命！”

“就照您的说，”他让了一步，“但为什么自己一个大活人要走向坟墓呢？”

教授怀疑地看了他一眼，有点不耐烦地说道：

“怎么？”

“什么怎么？”他接着是一个不很恰当的回答，“侦查员老在折磨涅斯捷洛夫，搞得他不得安宁。一次接一次的审问，又化验他的血，又查他的指纹。昨天又要从他头上取头发。您应该去对侦查员说说，涅斯捷洛夫和鲍里涅维奇没有吵过架也没有仇恨。”

教授感到惊奇，欠起身子。工友连忙扶他坐好。

“您冷静一些，您干什么……侦查员的幻觉还少吗？问题不只是涅斯捷洛夫受折磨，而是周围的人怎么什么也看不出。如果说鲍里涅维奇是他杀的话，那凶手也绝不是涅斯捷洛夫。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教授是鲍里涅维奇和涅斯捷洛夫亲密友谊的见证人。他从没有想到侦查员会有什么根据对涅斯捷洛夫产生怀疑。

“怎么办？”他无力地摊开两手，“要不要请求一下？……详细说明怀疑涅斯捷洛夫是愚蠢的……”

教授脸上显出痛苦的样子。工友转过身去以便掩饰自己的激动，闷声说道：

“应当对他讲清楚，这与涅斯捷洛夫没有关系，让他睁开眼睛看看，凶手就在他面前。”

教授一心在想如何帮助涅斯捷洛夫，对工友奇怪的判断没有注意，对侦查员闭目无视罪犯的表现更没有注意。

“明天我就去说。”教授下了决心，“侦查员是个明白人。他是能理解的。您也不必担心，帕霍姆，明天我就办这件事。您对涅斯捷洛夫说一下。”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季娜伊达。她在寒暄之前仔细看了教授和工友一眼，似乎心里已料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和他俩观点一致的程度。

“啊，您来得正巧，”教授对她的到来感到高兴，“我正需要见您，您就来了。您等等，好象是我叫您来的，当然是我请您来的。我想和您谈谈。”

她疑问的目光从工友脸上滑过，最后停在教授脸上。“难道要当着别人的面谈话吗？”她的目光在说。教授似乎没有明白这个无声的问题。女助教不好意思地转过了身子。

“昨天我来不了，请原谅。您好些了吧。今天看来您气色很好。”她随便说了几句。

教授不大相信她的话，看了她一眼，充满着爱抚地说道：

“您没有说错，我好多了。但总是不好，”教授抬起沉重的眼皮说道：“唉！该进养老院啦。”

这一变化不能怪自己，也不能怪别人。教授对生活是苛求的，他一向夸耀自己的养生之道。

“生活是严酷的。”他对女助教抱怨道，“生活过早地夺去了我们的欢乐，以欢乐和享受的代价换来我们遵守秩序和劳动。我们总是不情愿离开温暖的被窝，放弃诱人的玩乐，热闹的大街，为了事业牺牲了美酒、玩乐，甚至早饭、午饭。把娱乐放到了一边，去尽自己的责任，以得到社会的承认……一到老年，人生的欢乐瞬息而逝，而痛苦永存。心灰意懒地准备与任何困难妥协，与一切应当妥协的妥协……生活是严酷的，也是艰难的……鲍里涅维奇的死一下子使我倒下了。我想两眼一闭，一切都完了。可我真为你们感到遗憾。要不，是多好的一对啊。”

季娜伊达装出哀伤，难过地低下头，用眼角看了看工友。他坐在那里，两手放在膝上，对谈话没有什么反应。

“看到您我真想能再活上十年，”教授继续说道，“可是您看我的这块怀表，定是我的同龄者耍笑我，这块表昨天坏了，表已不走了，说明我也该安息了。”

从他严肃表情来看很难理解，他是真的这样想，还是开玩笑。

“您再买一块新表好了。”女助教的口吻就象一个好心的阿姨让小朋友把旧玩具扔掉，再换一个新玩具时一样。

教授从她的眼神中感到她的同情，激动地抚摸着她的手。

“教授，您应当在家好好休息两个星期，您会恢复健康的。”

而女助教心里确信，教授再也痊愈不了啦。再说己到时候了。谁还要这么一个一拿起书就打瞌睡的老家伙？疾病和死亡是解决这类特殊病例的最好办法。

“休息已晚了。”教授无可奈何地挥挥手，“已故的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谢功诺夫象我这样的年纪早已穿好衣服，坐上马车，后面十几个小伙子跟着跑。他整天研究氧气吸收。应当休息。”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要不请假休息？那教研室谁来接替我？谁去讲课、视察陈尸间、出席各种会议呢？”

他甩了甩头上的白发，感到疲倦，往后靠到椅背上。谈话使他疲劳，沉重的眼皮合上了。工友打个手势要女助教不要再说话，让病人休息一下。她装出好象没有看到他的手势，仍继续说道：

“您可以请一位副手。卢茨基还不错，不妨让他来干。”

教授睁开眼，眼神代表了他的回答。

“不行，他还需再成熟一些。小鸽子，我看您来干吧。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吧。”

季娜伊达心里很明白，教授为什么叫她来。她早就期待着教授叫她。她早已想到接替鲍里涅维奇的工作已是非她莫属了。

“我劝您，教授，还是再考虑考虑。”她表现出想避开早就梦寐以求的位置，“安东·安东诺维奇不久前已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您对他的印象不是也很好吗？”

一个又一个的人选提到学院里，他都否决了。这一切都有人告诉了女助教。

“不，季娜伊达，”教授不同意她的提名，“看来，您不是沽名钓誉的人。这是值得称赞的品德，我还是请求您让步好了。”

她知道今天的谈话教研室都会知道的。工友是会对他们说的，让大家都知道才好，省得教授再说服他们。

“您为什么不选别人单选中我呢？”她从容地同意道，“我应当了解，不对吗？在您的考虑中有没有什么误会？”

教授沉默了一会儿。他打起精神准备回答：

“对我来说打暗牌己晚了。人们都很好，可总有缺陷。缺什么也说不出。现在不是考验的时候，急需可靠的人出来工作，这样的人不会把事情办糟。我了解您，信任您，始终支持您。”

朝朝暮暮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教授不惜排除别人让她来工作，除了她没有别人。这越过了多少障碍，经过了多少争斗和痛苦的考验啊！一切困难和难堪都成了过去，她将成为教授、教研室的主宰，一切学术会议的参加者。她的一票将决定人们的命运。

“怎么样，您想好了吗？”病人问道。

她的目光仍然是倔强的。眼神表示出拒绝的样子，而内心里仍在犹豫。教授又问了一次。

病痛使他说不出话来了。他的脸色苍白，鼻子也好象拉长了许多，眼睛暗淡了，颧骨突起。病人站了起来，蹒跚走向床前躺了下来。白发在枕头上形成了一个银光圈。教授以目光请女助教坐到床边。

惊慌不已的工友想给病人盖被，但女助教已抢先给病人盖好了。她把床整理好，叫来女仆，指出房间哪里不整洁，立即帮女仆收拾起来。

“你看，这样就很好。”女助教俨然以女主人的身份看看房间说着。她还又一次把枕头拍拍松，把床单铺平。问病人：“您觉得好些吗？”

教授没有回答，脸上一阵抽搐。女助教俯下身用手摸模他汗津津的前额，教授从被子下面伸手推开她，而她撒娇似地摔倒了。

“别难过，小鸽子，”病人低声说道，“一个科洛科洛夫倒下去，人民会培养出一百个，不是象我这样瘦弱的人，而个个都是大力士。”

教授两眼含泪，工友也抽泣起来。女助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激动的时刻。

“我决定了，科洛科洛夫，听您的，”目光仍然是刚才的犹豫，但话音是亲切而真诚的，“您说怎么办，就按您的意见办吧。”

“这就好。”教授虚弱的声音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病痛过去了，病人恢复了正常：“您从今天起就把工作抓起来。我们到院里办一下任命手续。我听您的劝告，就休息了。您看，您答应得非常及时，也免得让别人无意义地再跑去找您啦。我既然找您，就是工作需要。如果不需要您，那谁也不会去麻烦您的。今后凡有争议的问题不要急于下结论，让问题搁一搁再说，也许会有变化。人的想法和酒一样，放得越久越好。”

教授的谆谆教诲好象临终嘱咐一样，充满了激情和庄严。

“我的教授在把教研室移交给我的时候也曾这样教导过我。多少年过去了，而我永远铭记着他的教导。”

老年人总是用往事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这是老年人的长处，同时也是短处。没有比实践检验过的事物更正确的了。但真理没有时代精神也没有什么价值。

“帕霍姆，”教授对工友说道，“您看我要休息了，这一去可能回不来了。别欺侮季娜伊达，她是一个天才。小鸽子，我交给您一位顶顶好的人，您可要多多照顾他。”

“帕霍姆，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女助教向工友伸出手，同时微笑道，“我们将一如既往友好相处下去。”

工友稍稍碰碰她的手，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希望您不要反对我，好吗？”女助教对工友坦率地说道，当着教授的面她难以说假话。

“我的妻子非常感激您。”他说得不很痛快。

教授对这种所答非所问的回答只认为是工友在这种情况下有点激动，他对工友笑了笑。

“对啦，还有一件事差点忘了。”教授忽然想起来说道，“帕霍姆要求替涅斯捷洛夫辩护一下。据说侦查员把他搞得很苦，您去和侦查员谈谈，以我的名义请他……”

女助教眉头皱起，好象抑制着内心里因某种严重问题需要与人交谈的希望似地神经质地紧咬嘴唇。天真的教授以为她内心很难受，问道：

“您打算和他谈些什么？”

“是的，倒霉的是科尔涅托夫是一个经验不足的侦查员，而且此人特别固执。我去和他谈谈，但谁知道他对这问题又怎么看呢。我知道，我们作为法医鉴定人，这您也知道，是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侦查员的。”

……又过了一天。关于教授的病情和马上要离开教研室的消息使他的朋友和助手们感到不快。人们只在化验室里谈论这一问题。涅斯捷洛夫即使没有这一消息情绪也不好。不久前他不得不去抽血，按指纹送去化验。昨天又拿头发去研究。这一切他感到很委屈，他心情很坏。当他和卢茨基谈起这些时，卢茨基沉默不语。

涅斯捷洛夫心情坏透了，但当季娜伊达在场时仍得强打精神，保持冷静。无论在解剖室，宿舍走廊，还是在大街上，她的出现总会不由得引起他的不安和喉头梗塞。为了恢复自控能力，他尽量避免看见她和听到她的声音。他埋头工作。可她翻书页、挪动椅子、钢笔在纸上书写的声音也使他难以忍受。他甚至觉得她老是在他的身后站着或是象幽灵似地走来走去。

只有卢茨基一个人仍保持着原来的情绪。他仍然那样乐观，和别人开玩笑。经常谈起妻子的成就，谈她演唱的美妙歌曲现在已流行，更重要的是妻子要上银幕了。她要在一部短片中扮演一个年轻姑娘，当然是谈情说爱的情节……妻子的成就是惊人的……

过了几天以后，教研室仍旧笼罩着一种压抑的气氛。而这令人窒息的气氛最终也使卢茨基失去了往日的乐天派劲头。他偶尔也开个玩笑，但缺乏任何开心的味道。经常是挖苦和冷涩的讥讽。在检查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时发生的一切，与侦查员关于死因的意见分歧，还有涅斯捷洛夫的痛苦都使他发生了病态反应，侦查员决定收集一切对涅斯捷洛夫有疑点的材料之后，避开了法医的干预。教研室面临的变化使卢茨基不安。他爱戴教授，不愿意看到别人接替他的位置。

由于这个和其他原因，解剖室里一片忧郁和沉静。

女助教今天迟到了。她是在女化验员那儿耽搁了。女助教对她谈工会的工作。她谈到为俱乐部购买广播器材，为图书馆添置书报和红十字会制作宣传标语的事。女助教几天之内完成了一个月的工作。女化验员可以安心地去疗养了。

“在您从疗养院回来之前，”女助教告诉她这些是想让她高兴，“我想办几件事，顺便说一下，这可都算作您的工作量。我想在教研室试试加强自己的社会工作能力。”

深受感动的女化验员要她再坐一会儿，喝杯咖啡，但女助教很着急，没有听完化验员说不久前她与工友的谈话，就走了。女化验员则追上她，和她一边走，一边把那次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她。“劳驾，我的朋友，”女助教对卢茨基说道，“请帮我卷卷袖子，我简直象个残废人。”

他的目光落在用新沙布缠的左手手指上。

“您怎么啦？”他问道，“创破还是被子弹打伤了？”

他的话语中带着讥讽。女助教带着责备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什么话也没说。涅斯捷洛夫机械地回过头盯着女助教。

“我说话是不加考虑的……”卢茨基抱歉地说道，“您怎么啦？”

“不知道，不明白。”她回答说，“一个星期了，老疼，可能是痹疸。这是咱们解剖医生的灾难，好象故意跟我过不去似的，手套破了。您知道外科什么时候看病？”

她解开纱布露出发炎的手掌和脓肿的手指。手掌里面也肿了，一道红线延伸至腕骨。

“这是什么？”涅斯捷洛夫在想，“难道左手上没有火药烟灰吗？我们的疑点还有吗？”

“帕霍姆，我只好请你来帮忙了，”她说，“请原谅。不得不麻烦您。您看见啦，我的手不能动了。”

工友斜眼看了看肿胀的手指头问道：

“您这是怎么啦，是不是搽碘酒搽的？那天我就想告诉您，碘酒不能涂得太多，您搽碘酒就足足搽了三分钟。”

“他偷看了。”她在想，讥讽地笑了一声。

工友拿来解剖手术用具，挽起袖子。看了女助教一眼就开始解剖。女助教站在一头从远处指点着，满意地不时点点头。认不出他是一个工友了。原来他是一位动作灵巧的解剖大夫：动作稳健严谨，面部全神贯注，目光紧张有神。他的一双经验丰富的眼睛能分辨出肺部的各种淤斑；心室里的凝血块；胃里的发炎部位、肠子粘膜萎缩。工友好象一位名副其实的解剖专家从肾脏上面剥下簿膜切开说道：“肾硬变。肝脏是肉豆蔻形状的，阑尾扩大，脾脏有肥大的症兆。

“好样的，帕霍姆，”女助教在他耳边说道，“您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解剖专家。您作的病理解剖诊断是可以信任的。”

这一赞扬使面临进一步考验的工友受到鼓舞。女助教听女化验员说过工友的医学知识，但没有去注意。现在，她暗下决心要使工友不要在教研室制造混乱。

“我常想，”女助教的声音吸引了大家，“我们对我们身边的助手——一些技术辅助人员应当表示感谢。对他们劳动的待遇是不公平的。已故巴甫洛夫经常把被学生疏忽的工友树为榜样。在病理解剖室，帕霍姆的同行伊万·格连鲍维奇·特洛费莫夫辛勤工作多年。不少著名学者都听取过他的意见和经过他的指点。他们都能讲出这位工友精湛的医术。大家授予他一个特殊的称号——‘科学师傅’。我提议，”这时，她稍稍停了一下，“在帕霍姆六十寿辰时，就是今年六月，我们也把这个光荣的称号授予他。”

“只授予他一个称号还不够，”卢茨基指出，“还应当授予他第二个……帕霍姆不仅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解剖专家，还是一位杰出的侦查员，比如说，他认为鲍里洛维奇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涅斯捷洛夫由于震惊，手中的解剖刀“当啷”一声掉到地板上。工友生气地看了卢茨基一眼，无声地耸耸肩膀。助教的脸刷地白了，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慌，她凑到工友前，装出莫明其妙的神情问道：

“他是被人杀害的？为什么您没有告诉我？”工友手中忙着，没有马上回答。

“没有，不管怎么说，不是右手开的枪，而是左手。”

女助教及时控制自己，装出没有听懂工友的话，说道：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是谁杀害他的？这可并不属于您拿手的病理解剖诊断的范畴，”她冷笑一声说道，“但我还是应当感谢您。”

沉默了好半天。工友使劲摆弄起解剖刀。看来他不想谈下去。卢茨基心中想到，这后面肯定隐藏着只有他一个人不清楚的严重的东西。他问道：

“你们怎么不说啦？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而在戏弄我们呢？”

老人仍然避开女助教的目光，手不离开刀，肯定地说道：

“是自己人杀死他的。凶手是在拥抱他，或是假装凑近他的耳朵想说什么悄悄话时开枪的。他自己是无法开枪的。”

女助教指出工友下刀不准确的地方，对他讲解该怎样用刀，接着对工友的话评论道：

“这种判断令人好奇，是不是，卢茨基？您不是坚持是自杀的吗？等一等，帕霍姆，”她又让工友停下来，仔细查看切开的组织，“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东西，希望您注意。对不起，卢茨基，请讲，我听您说。”

“我改变了看法，季娜伊达，”他轻松而简单地答道，“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自杀有很多矛盾。”

“完全可能。”她同意道，“但从您的鉴定书中看不出这一点，我坦率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别不高兴，您的法医鉴定书写得很不好。您忘了教授教我们的规则：‘罪犯的手是他自己最凶恶的敌人，手是会留下痕迹的！’指纹术是应当尊重的，这一科学比欧洲最古老的大学还要早五百年。您没有注意尸体的指纹，这是很重要而且也是必要的。您会说这是侦查员的责任。但您知道侦查员经验不足，您是应当帮助他的。您的结论他不满意，所以侦查员只好走自己的路，您要知道，对这些疏忽司法机关会追究责任的……”

卢茨基应当知道，他签署的法医鉴定是相当危险的。为了一个对谁都没有好处的虚幻的推测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未必是明智的。

解剖即将结束。女助教再一次称赞工友努力工作，马上又说：

“上星期在这里我们解剖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时侦查员和证人都在场。教授和我在结论书上签了字。您真的要推翻我们的结论吗？这样，我就不得不向教授汇报。”

这个女人简直是疯子！她想要干什么？她竟想惊动患病的老教授！打扰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工友放下解剖刀。好象马上谈话要他具有相应的姿势似地。干擦了擦手，动手解白大褂上的带子。

“以上帝的名义求您别惊动教授。您就当我胡说八道好了，没有关系。我怎么会反对您，季娜伊达。”

“如果您仍然坚持，”她好象没有听到他的话，继续说道，“那我请求教授召集会诊，您也出席，一起来讨论。我们再来一次掘尸检验。好在您也不惜辛劳，尸体也施了防腐剂，再次解剖研究一下。您可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她以谦恭的姿态说道，“我将乐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得对您说声‘谢谢’。”女助教对工友说着，内心里却千方百计坚持着自己的谎言。

她想，工友只求参加会诊，别的他都会放弃。她的这种想法得到证实。工友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只要“别引起喧嚷”就行。

“这一教授没有关系。”他肯定道：“我什么也没有对他说过，而且也没有想过。”

她示意他回去干自己的事，自己查看起笔记本，笔记本中她记下了教授的指示。

“对啦，”她好象无意中说出，“教授还要我去找侦查员，以他的名义要求他别再折磨涅斯捷洛夫了。这一点根据也没有。再告诉他教授仍坚持解剖结论。您看着办吧。”她看了看卢茨基和工友一眼，接着说，“我也许不去找侦查员，等会诊之后再说吧。”

这样一卢茨基忍不住了。他没有提及刚才的争论。他开始懂得，女助教要坚持其他人不同意的结论。这些人不管谁正确，但绝对不能因此而让涅捷洛夫蒙受不白之冤。

“您不必把教授对您的委托和我们的想法揽在一起。”卢茨基懊丧地说，“不论是您还是我，感兴趣的应当是重新研究一下调查和解剖材料。改正错误任何时候都不晚。我个人准备承担自己疏忽的责任。”

工友结束了解剖，缝合好后离开了解剖台。女助教看着他微微一笑。看来这微笑她是费了大劲才装出来的。她说道：“非常感谢您，帮了我大忙，我将很高兴地报答您。”

做作出来的戏剧为的是驱散不久前发生的不愉快，以是另一即将发生的冲突的前奏曲。

当工友出去关上门后，女助教在解剖室来回走了几次。突然在涅斯捷洛夫面前停下来。他感到她想说什么，但仍装作没有发觉她似的，他一直耐心等待着。当他俩目光终于碰到一起时，她问道：

“您说说，我们该怎么办？应不应当放弃鲍里涅维奇是自杀的观点，重新看待结论，还是同意教授和我的一致意见？”

涅斯捷洛夫一下子把缠在手上量尺寸的小绳扯断了，狠狠地瞥了她一眼道：

“您问我该不该维护表面的名誉，装着好象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还是摈弃虚假的羞耻找出杀害我们朋友的凶手吧！我主张把凶手关进监狱。”

女助教疑问地看了卢茨基一眼，想让他来回答，卢茨基不吭气。她的自制力使她成了一名乔装的侦查员。

“您认为鲍里涅维奇是他杀吗？”

“完全可能。”卢茨基答道。

“这一点倒也可以同意。”女助教说道，接着转向涅斯捷洛夫：“不是别人，而是您，涅斯捷洛夫是受害者死亡时的唯一见证人，您可以回忆起很多的细节。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观察和怀疑。可是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对侦查员讲呢？审问记录上没有这些。”这话的意思是让他知道，他是唯一可能被怀疑为凶手的人，并且在两种情况下说了假话：或是在审问中？或是对朋友的谈话中。

“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他生气地对她说道，“您的两面派我早就烦透了！你走开！”

“你怎么啦？”她恐惧地说道，“你的脸发白不舒服？”

这真的是她在说话。她真的害怕了。卢茨基搀起涅斯捷洛夫的胳膊安慰他：

“冷静一些，涅斯捷洛夫，难道这样就行吗？要控制自己。”

“您的脸色也不好，”女助教对卢茨基说道，“出去走走吧，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这是您的不对，卢茨基，”她轻轻地责备他道，“干么要提起这一话题呢，您不是往伤口上撒盐吗？您现在相信了吧，咱们中间是谁为这一悲剧感到痛苦。”

这儿句话女助教好象是对弱者庇护的语气，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意思，但激怒了涅斯捷洛夫。他拍了一下桌子，桌子上的天秤都震动起来，他气得话音都变了。

“你说什么？你在哪儿看见我脸色苍白的，你对卢茨基暗示什么？你是不是想说，是我杀死了鲍里涅维奇？既然这样，你也可以杀死他。不要忘了，咱俩都是他的邻居！”

现在他脸真的发白，气得站都站不稳。卢茨基抱着他的双肩往自己一边拉，涅斯捷洛夫顺从地被拉出了解剖室。

就在这一天女助教把工友叫来说道：

“您妻子住的房间不好，房间的空气和阳光都不充足。最好搬到窗户朝阳的房间去，我劝您今天就搬。”

工友想拒绝。他不需要她的帮助，但马上又想到，妻子知道了是不会拒绝的。女助教也会告诉妻子的，不这样可怎么对妻子解释呢？

“那房间里放着展览用的雕塑和陈列台往哪儿搬呢？”他问道，希望她改变主意或不再坚持这样做。

“让仓库保管员把这些东西都搬到仓库去。”她坚持道。

“那教授会同意吗？”

“教授再也不会来了。我主持教研室的工作，”她伸出指头友好地威胁他道，“我要告诉您的妻子说你的举动古怪，挑唆我和别人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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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侦察员科尔涅托夫有一切理由认为自己是个不走运的人。他幼年丧失父母，受尽艰难困苦才长大成人。一开始在皮革厂当学徒工，后来又在糖果厂当搬运工。还干过服装的售货员，大工厂的钳工。最后又在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他本人勤快聪明，很多技术一学就会。他的成绩引起周围人们的惊奇。然而，干了不久，他就放弃了这些工作，他对这些职业都不感兴趣。他固执好胜，过于自信，脾气急躁，有时会火冒三丈，然而他也有一副富有同情心的好心肠，还有一种病态的真诚。是那些背信弃义的朋友损害了他最善良的感情。对他们，他充满仇恨，他放弃一种职业，又转到另一个地方，而新的工作很快又成了他最讨厌的职业。

科尔涅托夫对他所爱好的东西可谓全神贯注。不管在什么地方，干什么活儿他总忘不了上夜校学习，提高文化。他是一名最勤奋的学生。他忍受着各种责难，忠实地完成各种任务。学校是他唯一不能发泄固执脾气和疯狂行为的地方。只有一次他怒火冲天，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把老师给臭骂了一顿。后来他后悔了，感到自己错了。他请求允许他改正错误。他得到了宽恕。

他象许多自觉含冤受屈的人一样，认为正义得不到伸张，于是决定献身法律。法律系毕业后命运把他抛到了公证所公证人的职务上。过了一段时间他被推选为审判员，由于他和州法院院长吵架而破坏了他审判员平静的生活。法院照章撤销原任命，还给了他处分。院长受不了他的粗鲁，他只好离开审判员的职务，担任了现在这微不足道的侦查员。接二连三的不走运使年轻人学到了不少东西，变得谨慎而小心。

不久前发生了鲍里涅维奇的案子。法医、教授和女助教都一致认为是自杀，而他固执地坚持自己对涅斯捷洛夫的怀疑，差一点没有把涅斯捷洛夫给关起来……现在化验证明涅斯捷洛夫的血型、指纹、头发颜色与收取的物证完全不符。他也只好同意法医的意见结案了事。

但是这却使侦查员更加坐卧不宁。他一页一页地翻阅调查材料，想深入看材料。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沉思。

帕霍姆走了进来。他穿的是那件逛大街、过节和探望教授时才穿的礼服，脸上带着一丝难为情的阴影，这说明他不喜欢和官方机关打交道，而不是说明他没有把握。他和侦查员相识不久，只是在解剖鲍里涅维奇的尸体那天才知道的。当时侦察员的病态曾引起他的同情和好感。

“对不起，科尔涅托夫，打扰您啦。”他下意识地看看衣扣是否都扣好，说道，“我来找您是有点事。也不是什么大事急事，小事一桩，要不等您有时间我再来？”

侦查员离开桌子，向他伸出手，指指沙发。

“请坐，帕霍姆，您是这样称呼吧？别客气，我有的是时间。”

工友坐了下来，叉着双手仔细地打量着对方说道：

“听说您是工人出身，是咱们的工人兄弟。这么说可以和您开诚布公地谈谈啦！”

侦查员肯定了自己的那一段工人经历。他的一双满是老茧的手说明他经受了劳动的锻炼。

虽然他现在社会地位变了，但他对自己原来出身的环境还保留着记忆。帕霍姆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是来为涅斯捷洛夫辩护的，”他向桌子俯过身去，充满信心地说，“您也别感到委屈，多听听群众的意见。凡是需要了解的，您下来走走，了解了解。我不想先说。不用管我说什么，您去调查研究好了。”

这不寻常的开场白使侦查员为之一震。为了不扰乱老人的思路，他没有提问。

“谢谢您，帕霍姆，您来了我就非常感谢。您的好心没有辜负您。涅斯捷洛夫没有罪，我也不再传讯他了。您就这样转告他吧。我自己对发生的一切深感内疚。请他原谅吧，鲍里涅维奇肯定是自杀，就要结案了。”

侦查员没有居心不正，他真诚地感到后悔。他感到满意的是他的这一番表白能传达给涅斯捷洛夫。可是帕霍姆怎么啦？他突然表现出焦虑不安，好象是为了不使自己跳起来双手紧紧抓着沙发的扶手抑制着自己。他对侦查员不满地看了一眼说道：

“什么时候结案也不晚，来得及。但到底是谁把谁杀了是会清楚的。”

沮丧担忧的侦查员沉思起来。他感到莫明其妙，这个人真怪，他来要求解脱对涅斯捷洛夫的怀疑，可看来他对结案表示不满。他说的话也很怪，话里有话。如果好好谈谈，他是会讲的。

这时工友站了起来向侦查员伸出满是老茧的手，不断地说：“谢谢。”侦查员没有去和他握手，稍稍带着几分责备地问道：

“我满足了您的请求，那您对我的请求该怎么办？要不您听我说说？”

工友坐回沙发上，好象考虑到了什么，表示歉意。

“您与法医工作结缘多年，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三十来年您什么没有见过，什么不知道？”

“三十五年。”工友纠正道。

“三十五年了！”侦查员特别严肃地说道，“那么好，请问，您要是处在我的地位该怎么办：是结案还是不放弃自己的打算？”

工友作出考虑如何回答的样子，但在思考另外一个难题——如何不讲多余的话离开这里。他有充分的理由不继续和他谈下去。

“您这是什么？”帕霍姆对桌子上垂着一根打着复杂的结的绳子感兴趣地问道。

侦查员作出好象也在考虑这一问题的样子。问道：

“您看什么职业的人使用这种绳子呢？我已为这伤了两天的脑筋了。怎么也想不出来。这绳子是从一具尸体上拿下来的，但死者不一定就是自缢。”

“我觉得，”工友竭力想着说道，“这绳子是消防用的。”

“消防用的？”侦查员感兴趣地反问道，“可能……完全可能……死者的丈夫是消防队员。”

“常常会这样。”工友满有道理地指出，“您想惩治坏人，但却总是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足。”

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推敲的，他说话的语调也没有引起侦查员的注意。他等他的回答，还想再说一次。

“我什么也不对你说，科尔涅托夫，”老人继续说道，“您也别指望我会告诉您什么，最好还是和涅斯捷洛夫好好谈谈，别吝惜时间。”

“您相信有用吗？”

“我相信。”

侦查员看到老人忧郁的脸色和看着空间的冷漠的目光，他明白了：某种原因奇$%^书*（网！&*$收集整理妨碍老人坦率地谈出一切。应当让他走。但怎么能让这位满腔热诚又了解重要情况的老人走呢？

侦查员没有听从心里想的话，还是留住他，采取一些不怎么高明的办法，希望能了解到一些情况。

“您刚才说涅斯捷洛夫对我很有用。是不是他对您说了些什么？”

问题提出没有回答，他只好又重复了一次。

“对不起，我的耳朵有点聋。”老人又想到了自己耳聋，“什么事都会发生。他是说过，但没有说全，再说我也记不住。”

“也不一定说全。”侦查员真诚地请求老人，“我只想知道一点，哪怕你开个头也好，帕霍姆，我请求您！”

老人站起来打算走。主人请他坐，他也不理会。

“不，我不能。”老人答道，“您先找涅斯捷洛夫谈，然后有可能咱们再谈。”

侦查员试图用文学哲学上的插话的手法掩饰自己坚定的要求和他谈也没有奏效。

“人们常说，人的罪过好比一条蛇。”侦查员说道。“您对它越温暖越没有好结果。”

工友向门口走去，侦查员紧跟在后面。

“这么说，您劝我不要急于结案？”侦查员在门口问道。

“我走啦，对不起，耽误了您不少时间。”工友又借口自己耳聋了，“再见。”

“您还没有回答我。”侦查员有点生气地大声说道。

“再谈吧。”老人毫不犹豫地走了。

我们不必对帕霍姆苛求责备，他不能不这样行事。前一天他和妻子有过一次不愉快的谈话。妻子在刚刚分到的阳光充足的新房里躺着，温暖的阳光照在她虚弱的脸上，妻子严厉地数说他。

“你敢对我发誓吗，你一句话也没有刺伤季娜伊达吗？靠她的关怀我才能活着。如果因为你，她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那我可受不了。”

他对她作了保证，暗下决心要让侦查员不从他的口中，而是从涅斯捷洛夫口中了解真相。

侦查员勉强挨到了下班就去找季娜伊达。两个月前她就请他到过自己的家。他开始是想找她谈点事，但他俩在一起一直呆到深夜。两人下棋、吃东西、聊天，什么事也没有谈。后来的几次和第一次差不多。好客的女主人了解到客人喜欢干馏葡萄酒胜过甜食，不喜欢浓茶，也不爱吃饼干。她都想法使客人满意。只是有一点女主人不客气——每盘棋都是客人输。

季娜伊达的殷勤并没有使科尔涅托夫高兴。他原来爱的姑娘半年前和别人结婚了。他很痛苦，下决心再不受女人的诱惑。经过最初几次见面后，他决定告诉她，她的选择不会成功的。他作她的伴侣是不合适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他还没有把这种想法告诉她。到这时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对她已产生了好感，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哪一次会面产生的也记不清了。现在也不想中断这种来往和相会了。

女助教允许他任何时候去找她。今天去找她事先也没有打招呼。相会的借口是打算和她谈谈与鲍里涅维奇案件有关的几个问题和一份化验结果。他不了解这份化验报告的意义。

他听到熟悉的“请进”声音后推门定进了挂满绸缎幔帐的阔气的房间。开始他生怕踩脏了地上铺的彩条地毯。每次总是他把其中的一条给弄皱了，接着又慌忙地弄平整。

季娜伊达正把手放在脑后，在格子布蒙面的沙发上躺着。她身穿大开领薄薄的睡衣，雪白丰满的脖子和直到肘部的胳膊都裸露在外面。

“坐吧，”她显得虚弱，请他坐下，“您不要想和我说话，我只能听您说。”

她给人一种疲惫不堪的印象。科尔涅托夫感到有些可怜她。

“您怎么啦，病了？”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点头表示肯定。

“没有请医生看看？”

她摇摇头，表示没有。

“感冒啦？”

回答又是表示肯定的点头。

科尔涅托夫感到不自在，没有事先打个招呼就来了。他想马上走，再找时间和她谈案子，反正也不很重要。其实不和她谈也可以。

“您怎么不说话呀？”季娜伊达突然打断了他的思路说道，“来找女人，可又坐在那儿不说话，嘴里含着水吗？说点什么也好啊。你觉得和一个病人呆在一起没有意思，是吗？”

他连忙表白，他乐意和她在一起，他需要得到她的帮助，还想和她谈几个问题。

“那就请说吧，”她立刻活跃起来，“您说，我听着。您先等一下，”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掩好睡衣开襟补充道，“我要换换衣服。请您背过身去，听我的命令。”

看到她情绪的变化，科尔涅托夫很高兴。他没有发觉这种变化快得不可思议，或许他认为这不过是女人的撒娇吧。

季娜伊达换上了白色连衣裙，光亮的皮鞋。这一身装束使她更具有一种纯洁温柔的样子。她在沙发上坐好并用手势招呼他坐在身边，表示准备听他讲。科尔涅托夫欣赏着她，想说几句恭维的话，但缺乏勇气说。

“您给我送来一份关于肺部肿胀的化验结果，”他开始说道，“并指出是一块癌组织。我不太懂，这与这个案子什么关系。”

这个人真糊涂！解剖时他的眼睛长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和没有听到吗？她为了表白自己，不是要教授、涅斯捷洛夫和帕霍姆都证明死者曾怀疑自己患了肺癌而自杀的吗？！

“您难道没有听见解剖尸体时我们的谈话吗？”她带着迷人的微笑问道。

原来当时他感到身体不适，什么也没有听清楚。

她责怪他粗心大意，又把解剖台前的一段谈话内容给他讲了一遍。特别强调教授和工友的肯定。

“您说说现在想和我交换什么意见？”

科尔涅托夫抱怨自己不知怎样办这个案子。

“我不想结案是出于爱面子，”他承认道，“可拖下去又没有必要。帕霍姆曾找过我，肯定要和我谈些什么，但他又什么也不谈。”

在听他说话时季娜伊达的注意力集中在手中的一串珊瑚珠上。不时抬头看看对方，仍继续玩弄着珊瑚珠串。当他说完后，她把珊瑚珠放在一边，好象再也不需要了。她友善但又严厉地说道：

“科尔涅托夫，使您感到困难主要是因为和您一起合作的法医。他的鉴定写得很马虎，解释部分也写得不好，整篇内容过于简短。关于涅斯捷洛夫在现场的事只字未提。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疏忽。法医没有取尸体的指纹和证据对比。您说这是您侦查员的责任吗？我不反对，但是一位有经验的法医是应当提醒您的呀。”

字字推敲，句句斟酌。这一番话没有污蔑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的名字，对任何人也没有怀疑。中心意思是要您侦查员自己明白，为什么没有办好这个案子。

“好，就算我考虑不周，疏忽了一些环节，”科尔涅托夫同意道，“但这个案子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小事。”

“不在于小事，您说得对。”她以让步对待对方的妥协，“但卢茨基是不能让涅斯捷洛夫受委屈的呀。他俩是好朋友。”

科尔涅托夫皱起眉头自责地摇摇头，“我只是不能瞎编胡造。”他的动作表示，“女人是多么容易受骗啊。”

“我自己也不能让涅斯捷洛夫受冤。”他苦恼地说道，“我们的怀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所有化验结果对他是有利的。指纹分析证明：手枪上的手印是女人的。您说这个手印是哪儿来的？”

科尔涅托夫观察力不强，否则很多迹象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他应当发现季娜伊达又把珊瑚珠串抓在手中紧紧攥住，还有她的上眼皮低垂下来了，充满恐惧地闭上了眼睛。原来绯红的脸色这时也消失殆尽，突然间一片苍白布满面庞。这些都应当提醒他，危险的信息触动了她的灵魂。

“噢，这可是一个意外的事！”她的嗓音突然变得嘶哑，“您说的这些是真的，还是开玩笑？难道真有女人卷入此案？”她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脸上现出了讥讽的冷笑，“认识一下这个女人倒是很有意思的。”

有人敲门。涅斯捷洛夫走了进来。他看见侦查员在座感到有点不自然，但还是高兴地伸出手来。

“请原谅，我就呆一会儿……我是来向季娜伊达道歉的……是我自己不好，我真为自己感到惭愧。我在人前也是这样说，为的是更能惩罚自己。”

她也伸出手紧紧握着。

“我不生气。咱们再也不谈这事了。朋友之间什么事也会发生的。”

科尔涅托夫想起帕霍姆要他和涅斯捷洛夫谈谈：“您最好和涅斯捷洛夫淡谈，别吝惜时间……”这是一个良机。他打算和他谈。他已把自己的女友和刚才中断的谈话忘到一边了，挽起涅斯捷洛夫的胳膊说道。

“请允许到您房间去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想和您谈谈。我不妨碍您，家里没有别人吗？”

侦查员得到同意，向女主人道声歉走了。他当时是无法想象到她心中升起的危险的乌云。

“请问，”刚一进涅斯捷洛夫的房间侦查员就问道，“帕霍姆向您转达了我的撤意了吗？我请他告诉您，您是无罪的。”

涅斯捷洛夫点了点头。

“帕霍姆还劝我，”侦查员继续说道，“来和您谈谈，不，应当说听听您的意见。请坦率讲讲吧。我有时间，讲到天亮也行。”

也用不著讲到天亮。涅斯捷洛夫要讲的再加上一些说明还不到两小时，他也只记下了十二页。

“除了我说的这些，”涅斯捷洛夫最后说道，“您还得了解一下存放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季娜伊达的人事档案。上面登记着她的血型。她的血型是罕见的。奇怪的是椅子腿上的那滴血的血型和她的血型一样。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告诉您。您要有意识地再去了解一些别的情况……我们的化验员普拉斯科维亚找过我，提出个人要求把肺部一块组织放在癌细胞中进行研究。但她拒绝说这块组织是什么人的。我进行了化验，不是癌细胞。化验结果对帕霍姆透露过，我说这块肺组织是在季绷伊达解剖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后交给她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您的责任，科尔涅托夫，应对她象对我一样地进行审查。”

科尔涅托夫回到季娜伊达的房间时已经很晚了。

他看见她仍然穿着原来的衣服坐在原来的地方，手中还在玩弄着那串珊瑚珠。她象一直在等他。

“您可回来了，”她轻轻地责备他，迎接他，“人们说我们女人爱多嘴。让我怎么说呢？一聊就聊了两个多小时，是不是太长了？坐下休息一下吧。要不要吃晚饭？我很乐意陪你用餐。”

没有等他同意，女主人就把酒菜摆到桌子上，请他喝酒。这一切是这样快，这样突然，科尔涅托夫本想谢绝，但还是举起杯碰了一下喝下去。接着吃拼盘。他为自己的动摇感到懊悔，暗下决心不吃也不喝了。

“您不必再让我吃了，季娜伊达。”他请求道，“不久前才吃过晚饭。我该走了。”

她好象什么也没听到，给他满满又倒了一杯，把香肠向他一边推了推。

“您对涅斯捷洛夫谈什么来着？”她装出无所用心的样子问道，“他刚才来我这里，我感到吃惊。今天上班时他不知怎么对我大发脾气，大喊大叫：‘你是不是想说，是我杀死了鲍里涅维奇！那你也可能杀死他！我们都是他的邻居！’真可怕，我都不敢看他。卢茨基费了很大劲才使他平静下来。”她不说了，想看看对她的这番话，对方有何反应。接着又带着伤感和深表同情的口气继续说道：“我们对他爱发脾气都习以为常了，都不生他的气。他也很可怜。战争中留下了严重脑震荡的病根，影响了他的神经。他常有幻觉。”

如果不是科尔涅托夫打断她的话，她还不知再说出些什么来。

“您是不是说涅斯捷洛夫神经不正常？”科尔涅托夫有点挑衅和冷淡的问话在提醒她，他听她讲不等于就相信她。

“我没有这个意思，”她缓和一些，想减弱他的对抗心理，“我们对他也不很了解。大家都知道他长期来不是去看神经病，就是住精神病院。当然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时战争刚结束。这次鲍里涅维奇的死使他受到刺激。有一阵子他总说要赎罪。后来又认定是您和卢茨基要陷害他。”

科尔涅托夫已忘了要走的事，越来越感兴趣地听她讲，同时又不时用涅斯捷洛夫告诉他的某些话来责怪她。她谈的这一切使涅斯捷洛夫提出的证据都失去了确凿性。那十二页的记录全给否定了。侦查员沉思起来：排除对涅斯捷洛夫的怀疑是否有点匆忙？一个精神病人的证词有何价值？血，头发和指纹的化验结果对他可是有利的，可很多方面又对他不利……在检查尸体时他说话又那么吞吞吐吐，还有他画的平而图、带到现场的照相机。是啊，凶手的帮凶都是这样的表现。帮凶就是要把侦查工作引上歧途，使凶手逃脱法网。对季娜伊达指控的事实反而对她是有利的了。他想起了那天在解剖室里，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旁，她的举止充满了哀伤，眼里流露出难以言表的悲痛。她痛苦而缓慢地进行解剖。她的看法和意见也是令人信服和质朴的。她阐述的观点精明而自信，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不行，不行，不能就此结案，结案是不行的。检察长会问他，全部案情查清了吗？尸体手中的头发、椅子腿上的血迹、手枪上的手印是什么人的？所有疑点查清了没有，进行过分析和化验吗？现在涅斯捷洛夫提出对女助教的控告，侦查员有责任审查她。

“请您原谅，”科尔涅托夫预感到公事公办有多么难，他说道，“我应当审问您。对您进行一系列的调查。这完全是走形式。要不检察长也会打回，重新调查的。”

尽管他说得很有分寸，但还是引起她生硬的、甚至是愤怒的回答。

“您想使我受辱吗？您到底要干什么？要是教研室知道了，那学术界会对我怎样想呢？您好好考虑考虑，能这样对待朋友吗？”

“这不是我要这样。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也会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要不我把这个案子交给别人办好了，您看怎样？”他突然建议道。这个主意很好，他把未干完的事交给别的区的侦查员干。让别人搞这个棘手的案子去吧。

“不，不，”她突然急着打断他道，“谁也不如您能办好这个案子。”

“这就好，”侦查员装着考虑她的回答，高兴地说道，“明天我就开始审问您。明天开始调查，我就放心了。”

接着是长时间的预示着不祥的沉默和沉思。科尔涅托夫没有发觉她的变化，没有看到她那全无光泽的脸由于紧张而绯红，双唇紧闭着。她两手紧紧抓着椅背迟缓地站了起来。侦查员也没有发现，她那既不是灰色又不是蓝色的大眼睛虽然阴沉，却放射出某种坚定的光芒。

“您不必这样。我决不允许。”她对科尔涅托夫毫无顾忌地说道，“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季娜伊达不是在乞求他，也不是说服她，那是命令的口吻。他也没有不知所措。她继续以挑衅的口气说道：

“您当然要拘留我。要两个警察押着走过大街。”

科尔涅托夫没有立刻作出反应。这个女人使他精神上经受着困难的考验。他不能粗鲁地回答她，不能因自己的面子下不来台而感情用事。这是在她家里，桌上还摆着酒菜，他不能对女主人不礼貌。但是，案子后面很多事情都还要取决于他自己的决定。要是她传讯不到庭，这会引起议论纷纷，人们会说他纵容证人任性胡来有损于法律的尊严。这要是传到检察长耳朵里，就会对他新帐老帐一起算，是会被撤职的。

不祥的担忧使他的勇气和坚定受挫。他赶忙站起来，好象由于靠餐桌太近影响执行公务似地离开桌子严肃地说道：

“明天早上九点我等着您。别迟到。”

“如果我拒绝呢？”她挑衅地问道。

他后退一步，好象要在他俩过去和目前的关系间划清界限似地，更加坚定地说道：

“那就走着瞧吧。”

“您先别走，”她挽留他，“明天我不去。您也别想拘留我。有功夫您好好想想，您这样干对不对？顺便说一下，您是否查看了手枪上的号码？这支手枪怎么会落在鲍里涅维奇手里的？您没有忘记吧，这支手枪是您办的另外一起案子的物证，本是与鲍里涅维奇无关，应当是属于您的。”她幸灾乐祸地讥笑道。

是啊，那支丢失的手枪呢，是她从他的皮包裹偷去的，他曾对她说过丢了一支手枪。是不是掉在她那里了，那时她闭口不谈搪塞过去了。

“您偷了我的手枪！”他气得喘着粗气喊道，“您不感到羞耻吗？”

“一点也不。”她承认道，“您还是好好想一想，是不是您把手枪留给了鲍里涅维奇。他对我说过这件事。那时您把手枪拿出来对他说：‘这玩意儿我讨厌透了，放在您这儿好了。’我知道这件事。那一阵子您表现得还不错，我也就宽恕了您。”

“你撒谎！”

“不。”她冷漠地说道，“奉劝您别引火烧身。鲍里涅维奇是自杀也罢，他杀也罢，都是用您的手枪结束生命的。您是逃不脱罪责的。我一定竭尽全力做到让您将和我并肩坐在被告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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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季娜伊达和鲍里涅维奇充分地尝到了爱情的欢乐。虽然爱情迟迟到来，但是极其热烈。他俩的感情已发生了变化。他俩对此觉得很有意思，并确信彼此都很满意。爱情使两人变得更聪慧，赋予他俩了解对方愿望的能力。爱情启开了他们的心灵之窗，使他俩感情有如急流奔涌。爱情使两人相信，言语、偶然的手势和动作都有互为对方理解的含义。他们温情脉脉，窃窃私语，柔情蜜意超出了想象。两人海誓山盟，心心相印。爱情从他们的记忆中挤走了前不久的追求、希望和幻想。季娜伊达不再想教研室、荣誉和支配别人的欲望了。漂亮而冷酷的女助教忘了自己的年龄和地位，忽然变得象娇滴滴的小姑娘似地用那挑逗男性的扭扭捏捏的举动和声调行事说话。她也忘了那一次自己曾经对“一心寻找家庭安宁幸福的可爱的小傻瓜们”的严厉训斥。她过去常说，“男人无论勇敢、力量还是性格都不能使她满足。这一切在自己身上都有。”

这对恋人在其他方面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俩都特别勤奋。和从前一样，女助教在狞猎中熟悉野兽的脾性、跟踪野兽的本领和知识使男朋友钦佩不已。她能根据树上蘑菇的分布、被破坏的鸟窝、树杆中储藏的松果准确地找到松鼠的巢穴。她懂得怎样引起野兽的好奇心，巧妙地引兽出洞。好奇而轻信的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咯嚓咯嚓地发出声响引起对自己的注意，直到一声枪响结果了自己的性命。

“谁教会您这些本领的？”他钦佩地问道。

“生活。”她因为不能对他讲出一切而感到难过。

她从小就养成了对任何人都不能相信和隐藏自己的感情和思想的习惯。生活——战争使她懂得，对付敌人要把武器隐蔽起来。应当让别人什么也不了解你：你的力量、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一切都会对你不利。她从不外露自己的思想，希望把思想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里。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想让鲍里涅维奇窥视一下她内心的秘密。

“当把您和您的躯壳分开时，”她问他，“您会感觉到吗？万念丛生，象蜜蜂似地飞来飞去，心中感到无比舒轻松。一切看来都是可望可及的，没有任何限制。突然心中升起一种不祥之兆，昏迷一阵散开了。思想仍然又回到狭小的身体躯壳里。”

没有，他作梦也没有这种感觉。

“您曾有过一种无名的恐惧吗？家里寂静无声，没有个。突然听到一声响动，你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就说现在吧，您站在衣柜旁边，而我却看不见……”

鲍里涅维奇想谈别的。他觉得他自己无论是思想还是说话都很轻松。他讲起自己到远方的旅行，谈起自己成功地猎取熊和狼的事。还讲了他曾有几年闭门不出的事。

“您在野地里露宿过吗？”他幻想似地问道。他如同往日，深沉而远眺、冷淡而心不在焉的目光从她的脸上掠过：“你躺在温暖的草地上凝视着天空。天空一片漆黑，只有星星在对你眨眼睛。突然一朵红云从树林后面腾空而起，射出光芒，燃烧起熊熊大火，好象烟雾一般散开了，满天都亮了起来。那火光燃烧着弯曲了。一把通红的镰刀高高挂在天空……午夜你一觉醒来，月亮又好象不见了……黑暗、露水、寒冷……”

他不说了，陷入了沉思。脸上泛着红光，眼睛温柔湿润，无忧无虑。

爱情没有影响一对恋人的日常工作。鲍里涅维奇给大学生讲课，考查，写论文。季娜伊达潜心钻研自杀的规律，为鲍里涅维奇的理论寻找论据。她以细心和机敏不断发现新的论据。他对此非常高兴，好象是两人在共同完善着这篇科学论文。

“您想想那些发生自然灾害的国家。”她举例说明新的看法，“河流上涨，淹没了城市乡村。忍饥挨饿和无法睡眠的人们在树上栖身。虚弱和生病的人们担心从树上摔下来，只好似自己捆在树上。但谁也想不到要自杀。面临危险的人的自卫本能不允许他们自杀。”

鲍里涅维奇同意这一正确的观点。接着她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有个国家鼠疫猖獗。老人儿童都死于这一瘟疫。每个人都自身难保。但没有人自杀。人有自己的目的——为生存而斗争时，是不会自动走向死亡的。”

鲍里涅维奇对这一论据也表示满意。

“战争爆发了，”受到鼓舞的季娜伊达继续说道，“人们处在精神和物质困扰中，有的人置身于敌人机枪扫射下的肮脏的堑壕里。周围是死亡和穷困，但没有人自杀。爱国者是不自杀的。崇高的理想加强了自卫本能，对痛苦也就不那么敏感了。即使面对敌人也不能阻止求生的欲望……”

爱情带来极大的欢乐，但也使季娜伊达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以前白天无论怎样忙得团团转，但一到晚上这一切就会结束。到了家，把自己的假面具和衣服都一起剥下来了，直到第二天天亮之前，她是真正的她。恋爱使她失去平静。她和鲍里涅维奇不论在教研室，还是在宿舍总是形影不离。疲惫不堪的季娜伊达心灵受到温暖，充满了对给予和唤起她这种欢乐的人的感激之情。她以狂热的希望冲刷着以往的阴影，在男朋友面前焕然一新。听他柔情的赞扬，接受温存，并给予回报，但这又不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真诚。这对于她来说真是太难了。想中止和抑制自己眷恋的想法是很不可靠的。她过去不允许自己有的一些看法和见解总是时隐时现

在一次与鲍里涅维奇坦率的交谈中她不知怎么说出想把自己的著作献给一位职位高的人，哪怕此人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也好。鲍里涅维奇指出，不应当让这种人无功受禄。

“以前我也是这样想。”她以一种饱经风霜的人的口气讥讽地说道，“我原来的教授曾说过：‘明智的学者将自己的成就奉献给不学无术的人，是为了博得信任后反过来反对他们。’我曾反对过。我说，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不会这样干的。他回答说：‘因此桂冠常常是摆在这些学者的坟墓上，而不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戴在他们的头上。’”

鲍里涅维奇哈哈大笑，称她的老师是‘怪人’。

另一次，当他对自己的爱犬温存，喂它吃美食时，季娜伊达对他嘲讽地说：

“您对一条狗如此温情，好象除了它之外在您的生活中没有更亲近的人了。”

“瞧您多么能夸大其词啊，”他认为这是开玩笑，“我还有人民。如果您还想知道的话，全人类都是我的亲人。”

“人类对您又能怎样？”她轻蔑地说道。他把她的轻蔑当成是在挑逗他，“有这么一个人说过，狗是唯一爱我们胜过爱自己的生物。”

有一次，类似的谈话使鲍里涅维奇动了火，这是在季娜伊达的房间里。她患流行性感冒已五天了，尚未痊愈躺在床上。她两肘支着在枕头上休息，说话时没精打采。谈到了婚姻恋爱和家庭，后来突然又谈起了生活中严酷的规律。她说有多少活人包围着我们，这些人是如何地残酷。幸运者是稳坐在马鞍上的人。有些人生怕从马上摔下来被自己的坐骑踩死。这些人其实是不幸者。

“您应当承认事实如此。”她坚持道，“阶级斗争的理论实质上也是如此。”

鲍里涅维奇哈哈大笑起来。

“您把互相仇视的哲学，人类的战争同工人阶级的斗争相提并沦吗？您怎么尽瞎扯一气？好一种哲理！但这种哲理既不公正又没有爱，这种邪说认为人与人是狼。这不是斗争，而是打架！”

他没把这种看法看得很严重，认为这种看法是种变态的胡言乱语。她连日发高烧说胡话，可能是不自觉地在胡扯。

季娜伊达对鲍里涅维奇的这种宽宏大量有自己的理解。“他和我一样，”她心中对自己说，“说的是一套，而心里是另一套。这更好，这就不会妨碍我们互相说真话。”

“您也不必装腔作势，装出不同意我的看法的样子。”她毫不注意地继续说，“只有上帝能够从无到有创造出世界，我们只能卑鄙地为自己造福。”

“有可能，”他忍不住气愤地答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可不要幸福。”

鲍里涅维奇认为她在嘲笑他今天说的话，生气地走了。女人由于固执什么话说不出来。

她因认为鲍里涅维奇心里同意她的看法而感到兴奋，就想对他撕下自己的伪装和两面派手法。她决定将自己过去和不久前的往事毫不保留地和盘托出。自己苦难的经历会引起他的同情，使爱情得到美满的结局，他会成为她的终身伴侣的。

先有难舍难分的眷恋和感情的交流才有真诚坦率的吐露。棋盘上卒子走动了，军官移位，那么……出现了意外的迟延——王，女王和几个侍从那天晚上却没有挪动。

接着是她长时间的自述。季娜伊达生于一九○○年。父亲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普洛特尼科夫是哥萨克骑兵大尉。那时他指挥着守卫中东铁路的骑兵部队。这队骑兵打着剿灭红胡子匪徒的旗号主要是对付中国的和平居民。哥萨克遵照军方的命令对居民残忍无比。有关同“敌人”冲突的战报不断送往彼得堡。彼得堡向邻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威胁派大军围剿。这位走红运的骑兵大尉受到嘉奖，士兵们也得到了半个银卢布的赏金。

骑兵大尉把白己十岁的女儿从首都接到部队。给她穿上男子的服装，教她射击。这成了这个女孩子生活中的大转折。在她的心目中男人服装是与女人趣味决裂的象征，说明她已加入了男人的行列，好象她已变成无愧于崇高使命的人。她学会了骑马，参加狩猎，亦翻山越岭行军。小姑娘接受了男人的生活方式。尽管讨厌，但也常常和男人们在一起喝酒，说假话，还经常打男孩子耳光。

有一天父亲把文书安德烈·雅宏托夫叫来抱怨上帝没有赐给他儿子，而是一个女儿。他为女儿学会喝酒感到后悔，要文书教她学文化。

这可是一件不讨好的差事。对军人生活更感兴趣的野丫头对读书和写字是格格不入的。使老师吃够了苦头。她不断地向父亲告状，她不择手段地说假话污蔑中伤老师。这种乖巧的告状闹得年轻文书无法再教下去了。但这位不久前的大学生又不敢提出不干。

后来母亲把小姑娘带到敖德萨，脱掉男人衣服换上了连衣裙。女儿为此大为不满，她把可恨的裙子撕成碎片。她瞧不起女孩子，仍然和男孩子在一起打闹。

父亲在白军中死去了。妻子为此伤心，但为时不久……

季娜伊达中断自己的故事不说了。她给自己和鲍里涅维奇倒上酒，一口喝完，又倒一杯。酒增加勇气，她说得更加自言，目光更加粗野，还处在回忆往事的兴奋之中。悔恨忧伤的口气消失了。骑兵大尉的女儿追求的不再是同情和怜悯了。而是在夸耀她的英豪气概。

那时那个大学生文书雅宏托夫帮了她的忙。是他把二十岁的季娜伊达带到了莫斯科，帮她找到了工作，并准备上大学。

“后来，”最后她说道，“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在我的任何履历表上您都找不到刚才我讲的这段经历。”

她在他面前摆出几张照片。他看到一个身着戎装的孩子，旁边站者高大的父亲——骑兵大尉，还有一个扭扭捏捏的瘦小女人。再有一张是身穿时髦连衣裙的十六七岁的小姐。

“您爱怎么评论我就怎么评论好了。”她说道，“但不要忘了，我们的命运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全部。”

这并不是全部。在她的记忆中有很多暗淡失色的东西。往事使她感到害怕。她有很多事没有讲出来。

他俩分别时已过了午夜。由于谈起往事而心情激动，她久久没有入睡。

鲍里涅维奇从季娜伊达的悲伤叙述中得到了经常使他困惑的问题的答案。他明白了她为什么把生活、社会看成是兽群。为什么她认为科学研究中只有弄虚作假才能站得住脚。悲惨的过去使她丧失了认清生活真谛的能力。她认为人的爱是不会使生活幸福。要获得幸福必须善于消除生活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她的谬误使她盲目。这将会残酷地惩罚她的。他有责任帮助她改正谬误，看到人生的真谛。

季娜伊达把鲍里涅维奇对她宽容的批评当作是宽恕她的罪过。他好象也承认是这样。他俩都有权有自己的信念：赞扬革命，为革命成果而欢欣鼓舞或是诅咒革命成果。观点的不同并没有影响他俩的爱情。学者是能同不同见解的人相处的，有时其至还要抬高他们。

季娜伊达认为白己的盘算万无一失。她让早先的软弱和秘而不宣的思想纵情流露出来。他常常看到她酗酒，越来越放肆地表白自己的内心想法。

“两千年前，”有一天她说道，“罗马人——文化传播者也和我们处在一样的地位。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被自认为是近在咫尺的地上天国的无知想法所迷惘。我认为我是野蛮人中的罗马人。广场上、大街上人们粗野地推挤我。电车上、公共场所，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使我喘不过气来。”

最后几句话她说得凶相毕露，她的脸变得狰狞可怕。

鲍里涅维奇反对她的观点，尽管目前的社会形式还不尽善尽美，但不能求全责备。成为人类希望的社会变革要经过几个世纪才能完成。最初几十年不可能令人一切都感到满意。

他的长篇大论和热情使她不悦，但又担心惹他生气。她装出很有兴趣地听他讲的样子，让他觉得他的说教很吸引她。否则，弄不好他会大发脾气，无法平息他的怒火。她没有忘了那一次他被激怒，头也不回地疯狂跑走的事。

鲍里涅维奇心中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仍然认为他爱她，和以前一样对她温存。他仍然幸福地憧憬未来；争论中他懂得了分寸；他默默地承受着怀疑和受屈的折磨。但是往日的信心被某种别的东西所取代了。他开始发现很多以前没有注意的东西。好象有人从内心里支使他的注意力转向过去从未注意过的地方。他不由自主地总是在观察，想不这样可越来越难。有一次打猎时当她猎获一只野兔时，她那凶狠的目光和残酷的表情使他感到惊讶。暗藏在她黑暗的心灵深处的残忍本性流露出来了。她同样冷漠地用枪托把山鹑的脑袋砸烂，把一只离开母兔的小野兔的头也砸得稀烂。

“别这样，”鲍里涅维奇推开她的手求她，转过身去不忍目睹这种残忍的举动。

“您作为一名法医也太有点伤感主义了，”她讥讽地笑笑，“您尽给飞鸟和昆虫唱赞美诗，喜欢天真可爱的生物。可您看长尾山雀，它把粉红色蝴蝶连翅膀都一起给吃了。”

她脸上轻蔑和幸灾乐祸的表情伴随着蔑视的说话口气。只有当偶尔什么龌龊不祥之物落到脚底时人们才这样说话。

在一次考试期间，一个女大学生向鲍里涅维奇抱怨季娜伊达老师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说她不喜欢学生。她讲起一次考试的情形。“您为什么给我打不及格？”女学生问助教。“这是因为男生太喜欢您了。”女助教回答说，“您不配有这样的幸福。象您这样的女孩子不会成为一位有才能的学者，也不会成为一位正派的医生。”

类似这样的话以前就有人对他说过，但他没有重视。她是善良的，爱孩子，爱老人和病人。在他的心目中她不可能会这样冷酷无情。女学生的抱怨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开始听人们怎样谈论女助教了。大家说她心肠不好，不关心他人的疾苦，而且还很厌烦。鲍里涅维奇企图为此寻找辩解，但这是徒劳。他的疑心加重了，他感到痛苦和烦闷。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而且来得如此突然。

鲍里涅维奇在法院遇到一位年轻的法医，他们谈起一起难以侦破的棘手案件。他查不清楚是挥金如土的出纳员开枪自杀，还是盗匪把他打死的。年轻法医请鲍里涅维奇帮助他。

“您去找我们的季娜伊达吧，”鲍里涅维奇说道，“她有一篇关于火药药灰痕迹的著名论文。她自己对各种武器也很在行。”

“谢谢，正派人是不应当同她这种人打交道的，”法医突然这样回答道，“请原谅我粗直的言词。是她害了我的父亲达里涅茨基教授的。父亲临死前写信告诉我的。”

鲍里涅维奇本想保持沉默，他觉得过于好奇是不应该的。但良心早就是他的严厉的审判法官，他不能沉默。

“我认识您的父亲，”鲍里涅维奇满怀同情地说道，“他的不幸真可惜。我们都坚信他是无罪的。请问，季娜伊达与您父亲的死有何关系？”

“不清楚。”年轻法医不说了。

偶然交谈引起鲍里涅维奇极大的不安。这是真的还是诽谤，或是企图使他俩闹翻的挑拨？但愿不是真的。如果这是事实，那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天季娜伊达回到家非常高兴和得意。她去找一天没有看到的鲍里涅维奇，并邀他一起去看歌剧。她有两张票，应当赶快动身。

他要她坐下，说道：

“您对我并不很坦白，您的过去没有全告诉我。我要您想一下有关达里涅茨基教授的事。我很想知道。”

他话语简短，声音不高，举止安祥平静，丝毫没有歹意。她妩媚地一笑说道：

“我一时很难想起来，咱们在幕间休息时谈吧。快穿衣服，时间不多啦！”

“晚不了。”他仍然平静地说道，“我想知道您上大学时出过什么事？您同达里涅茨基教授有什么关系？”

“他又不是我的情人。“她戏谑地说道，“我从来没有爱过七十岁的老头子。怎么样，满意了吧？现在快走吧。”

爱情是天真轻信的无穷的根源。季娜伊达没有想到，她是多么的不谨慎。

“我跟您说过了，”她越来越不耐烦地说，“咱们在幕间休息时再谈。得啦，您就让步吧，别和我争了。”

“我不去了，”接着是不友好的回答，“您说说您和达里涅茨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这是最后一次问您。”

季娜伊达气极了，粗暴地问道：

“您干么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干么要这样贬低我呢？谁灌输给您这种诽谤的，您说，说呀！”她越说越气，“您怎么不说话啦？”

她觉得再说一句不好的话，他就会火冒三丈，急风暴雨地向她劈头盖脑而来。“一生气我就把握不住自己！”她想起他的话，“为了不让自己发脾气我费了多么大的劲啊。”灾祸已临头，可她也无法自己了。

“达里涅茨基教授是告密的牺牲品。我没有必要对您讲这些。”

“谁告密的？”鲍里涅维奇紧迫不放，他已不再隐瞒他对她的不信任了。

她装出再没有什么可谈的样子打算回到歌剧的话题上。但他警告道：

“您还没有说是谁告密的。”

“安德烈·雅宏托夫。就是那个文书。”她装出冷静的样子。

“为什么？”

“我没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

“您有责任！”鲍里涅维奇大吼一声。根难相信这可怕的吼声竟是不久前对她还那样温柔可亲的人喊出来的。

她充满了恐惧和厌恶说道：

“好吧，我告诉您。是他包庇了我。达里涅茨基教授要我把隐瞒多年的情况填表。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他是怎么知道的。”

“什么情况？”他仍然激动地问道，“您说得明白一些。”

和盘托出她是做不到的。这代价太高了。不论是鲍里涅维奇，还是其他什么人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应当让他息怒，她只好向他吐露一部分！

“德国人占领时期我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她好象是从牙缝里往外挤似的……

“德国人占领时期？”他打断她问道。

“是的。是德国人。这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被俘的医生不是也在为人家看病吗？在我国不是也医治德国俘虏吗？”

他猜出在这半真半假的招认中还隐藏着某种更严重的事实。他仍穷追不放，继续问道：

“为什么您不同意把这一情况填进表里？”

“您干吗什么都要知道？”她意味深长地笑笑说道，“就说这是因有某种隐私之故罢了……我有这种权利吧？……找时间再和您谈。现在不谈……同意吗？”

“我在等着您的回答。”他迫不及待，又大声说道，“您是在考验我的耐心！”

她明白了，如果不把问题谈得一清二楚，他是不会冷静的。还是由她自己谈出为好，达里涅茨基的儿子是说不出好话的。

“达里涅茨基不满意我的解释。他暗示我与德国军官来往的事。”

“他暗示过您？”

“我和一个慕尼黑的年轻军官认识这是真的。我下班后他经常送我回家。他叫阿尔弗莱德，会讲俄语。我们常常一起交谈。”

“达里涅茨基怀疑您什么？”

没有马上回答。季娜伊达耸耸肩膀，扬起头，好象回想教授想给她加的罪名，看来什么也没有想出来。没有把握地说道：

“具体的说不上来……看来他是怪罪我和一个盖世太保交往甚密。”

“您知道他是盖世太保吗？”鲍里涅维奇继续问道。

“这我也是以后才知道的。阿尔弗莱德告诉我说他是一个步兵连连长。”

接着是长时间的停顿。鲍里涅维奇向门口走去，没有回身，默默地站在那里。

“您可为祖国帮了大忙。”他仍然避免看她，说了一句。

季娜伊达这时已丧失理智，对对方仇恨地瞥了一眼，恶毒地冷笑一声道：

“您知道祖国对我帮了多么大的忙吗？当我还不到十九岁，我的父亲不经审判和调查就被枪毙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饶恕！”

仇恨使她变了形：缩小了的瞳孔射出凶光，嘴巴歪斜。紧攥着拳头威胁地在挥动。鲍里涅维奇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个样子。看她这个样，鲍里涅维奇的火气反而平息了一些，便平心静气地继续严厉地问她。

“那么后来雅宏托夫怎么样啦？”

“不知道。”她回避答。

“后来雅宏托夫怎么样啦？”他重复了一遍。

“他好象后来被判了刑，”她回答道，“在流放地死去了。”

她本应当再补充说：“他乖乖地按我的意志行事：诬陷了达里涅茨基……我用不着他了。”

“怎么样，满意了吧，您这样审问自己未来的妻子，不觉得可耻吗？”她妩媚地微微一笑，和刚才判若两人。

“您永远不会成为我的妻子！”他坚决地回答道。

那天晚上他俩哪里都没有去。季娜伊达回到自己的房间，鲍里涅维奇阴郁地陷入了沉思。难以忍受的屈辱和痛苦在折磨着他，他突然感到孤独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幸的预感。他真的爱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吗？他真的不能缺少她吗？没有她就不能决定什么事，这是怎么回事？她从哪儿来的这种魔力？他视为宝贵的形象原来不过是卑鄙的伪装，而在这形象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另一种灵魂。天真无邪的少女就是这样爱上舞台上的演员的。演员头发稀疏的秃顶用华丽的假发盖住了。凹陷的胸部和干瘦的胳膊里上了缀满金线的衣服。扁平的脸上流着油彩。直到王子脱下戏装，抹去脸上的油彩酗酒时，少女的爱情也已够了。所有的人都戴着假面具——季娜伊达就是这样认为的。也可能是这样，但完全取决于使用的分寸。他将永远记住这个伪装巧妙的季娜伊达。一个人爱上一个幽灵，还对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人表示温存，这是多么可怕呀。尽管他的爱超出了理智，但他们是不会幸福的。“我把感情给了您，”他心中对她说道，“可是这感情是属于我的真正朋友的——我的一切希望之友的。你不是我真正的朋友。我们观点不同，那就各走各的路好了。我们分道扬镖就好。但还可能相遇。那怎么办，只好和您战斗，是吗？我的祖国有很多的敌人，我把其中的一个引进了自己的家。”

他象个傻瓜似的，被骗得好苦。他无法再去追求幸福，他仍然和从前一样孤独。无人可怀念，也无人可谈心里话……

季娜伊达一下子没有明白，他俩的爱情和她沽名钓誉的幻想一起破灭了。达里涅茨基的事早已忘却，可怎么会使鲍里涅维奇如此震惊？要知道不是她，而是别的人结果了老教授的。永远对过去的事负责是多么不幸啊……难道要让她永远不能安静地生活下去吗？

争吵不能再拖下去。她觉得只要她对他表示温存、忏悔，就会和好如初。但她又怀疑，这会长久吗？

第二天一早，季娜伊达敲鲍里涅维奇的门，还没有等他答应，她己走了进来。他象平时一样缩着头站在窗前。

“我们需要讨论一件重要的事，”她说道，“但首先应当讲和。您还生气吗？”

他没有转身，说道：

“是的。”

“您可以听我说吗？”

他没有拒绝她。她走近他，站在他的背后，低声说道：

“请原谅，别生气，别这样，亲爱的，您转过身来说一声：‘我都忘了，原谅你了，’好吗？”

每个字都很有分寸，都是仔细推敲过的。她叫他亲爱的肯定是想唤起他亲切的回忆，说话的口气也寄托着希望，再加上祈求的手势。鲍里涅维奇回过头来。她立刻发现他的变化。他脸色苍白，嘴唇发青，说明他的心灵受着残酷的折磨。

“我们俩不一样，”他说道，“完全不同。和好又有什么用？我俩的感觉和理解都不同。没有什么能使我俩接近的。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

委屈、痛苦和悲伤充满了他的话语。她可能还是第一次意识到他俩之间的分歧如此之深，如此之大。

“我不想听您说这些，”她用手捂住他的嘴，柔情地说道，“和好应当是彻底的……听见了吗？彻底的……过去的永远结束了。”

“我们应当分手了。”他坚定地说道。

“别说傻话。”她妩媚地说，“我没有必要离开您。”她两手搂住他的脖子吻了他一下说道：“别想这些了。我求求您。”

临走前她在门口回过头，微微一笑说道：

“再见。”

她本来是找他谈一件重要的事的，但什么也没有说。

季娜伊达明白了，鲍里涅维奇不会原谅她，他也不会改变主意，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她希望重温旧情，不惜一切追回失去的爱情，但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他已铁了心，绝不再爱，也不可能爱她这样的女人。

“您埋葬了我的感情，”有一次他对她说，“您还想要我失去精神上的平静。”

他的言词越厉害，她越感到难过；攻击越尖刻，她越爱他。她祈求他可怜她。

“我很不幸。”曾几何时还是不可一世的季娜伊达说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您就是我的一切。”

对自己一向要求严格的鲍里涅维奇没有可怜她。以前的爱他不去想了，昔日的欢乐也忘却了，对她那不久前还令他向往的形象现在很厌烦，曾对他放射过美好光彩的灰蓝色大眼睛现在也成了呆滞的蓝眼睛。在他的思想和感情中，一切都变了。那思想和感情曾经是爱情的源泉，现在成了压在心上的一块仇恨的石头。

侦察员两次传讯她，她都没有去。今天他对她发出第三次传讯通知。在公用信笺上他亲笔写上官方通知：“如传讯不到，您将被拘留。”到了十二点钟。传讯的时间已过了。他决定审讯她，并对她起诉。她的请求和威胁都没有用，她是不会使他满意的。他一直没有在自己这里见到她。

季娜伊达把传讯通知单撕了，她没有脱衣服就躺到床上。钟敲过三点，窗外冬天的阳光还照耀着。

过去的几天使她极端痛苦。她的行动不再象以前那样坚定和自信。她一直巧妙地戴着的牢不可破的假面具消失了。床上躺着的是一个嘴角边有着深深皱纹，脸颊和下巴上象蒙着一层灰色薄膜的垂老女人。挺直的身躯笨重而呆板，好象一具僵尸。

近来她很不好过，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鲍里涅维奇一个劲地在她身上发泄不满。他原来的温情和文质彬彬的劲头哪里去了。他动不动就贬低她。她打定主意，不管怎样，都要默默地对待。

“您的灵魂中只有一种坏东西，”他对她说，“您把这些坏东西都当成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了。您想错了。还有一种更有意义和更强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道德和我们的思维方法。”

她实在无法忍受，但仍然温情地责备他道：

“我对您哪一点不好？您好象看到我流血就满意啦。”

“毒蛇的血也是有毒的，”他讥讽地笑笑，这种笑使她感到特别不快，“对这种血也不必怜惜。”

季娜伊达按探不住了。她听到这粗暴的侮辱再也受不了啦。

“您真卑鄙！您懂得女人的心，懂得女人的智慧和感情吗！您这个粗野的家伙，只不过是不学无术，肮脏愚昧的无赖。永远也改不了本性，蹩脚的谋士。”她一下子骂了起来，还威胁道，“您可要自己保重！”

鲍里涅维奇两手一拍哈哈大笑起来。

“好样的，季娜伊达！嘿，原来您是这个样的……以前您把这种本事藏到哪里去了？还是第一次看到您这个样子！好样的！”

她本应清醒过来控制住自己，因为对手已看见她的假面具撕了下来。但她更加把握不住自己了。

“有人说您看上了我们的女打字员了。”她自己都不信，但还是说道，“祝贺您有个美妙的妻子！她会给您生下一堆蠢货。这些蠢货也会给您造出下流和腐败的新货色……女打字员的可敬的丈夫一定会成为三等庸才的父亲和祖父的……您要知道，”她又一字一句地说道，“您激起了我多么凶恶的感情！我真想杀死您！”

“象杀山鹑一样地杀死吗？”他嘲讽地问道，“用枪托将头砸烂？”

她的这种表白使他觉得只不过是一时气极之言。但这是她早已算计好了的。在她放肆威胁的同时，她在想，他或者能醒悟过来，或者带着这一威胁进入坟墓。

就是在那天，他找帕霍姆帮他换房。

季娜伊达仍然指望鲍里涅维奇不会离开她，争吵和相骂以后又重归于好。她抑制住感情，好象他俩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为了了解鲍里涅维奇与她的交恶走得多远。她对他说道：

“您曾答应我说要理智，我寄希望于您……聪明人是不应该记仇的。”

自以为解剖室没有别人，她说话的声音很高，也很随便。

“这我听过了。”他冷淡地说道。

“我希望您别对我报复，行吗？”女助教问道。

“我不能保证。”他答道。

又有一次，他对她说：

“按公民的天职我没有权利沉默……我对祖国不能隐瞒。”

这就决定了他的命运，他们两人中有一个人应当从生活中离去。这对她来说是痛苦的，因为她从未有过幸福。但他威胁着她，而他又不能依她的准则行事宽恕她。

后来她作了虚假的化验，从寻找肺部组织进行初步作假直到杀死他，一切都是事先周密计划好的。她与值班侦查员关系很好，并已博得他的好感，很多事都要取决于他。他有权使案件平息，就说鲍里涅维奇自杀，或者相反，排除这种说法。

她很快就与侦查员交上了朋友。女助教知道了他值班的时间和日期。可以在这个时间按自己的计划行事。鲍里涅维奇认为这个侦查员是她的新欢，看来他想错了。那时她是顾不上这个的……

有一次，在她舒适的小房间里，她和侦查员在一起喝茶时谈起了手枪，哪种类型的枪要比哪种类型的枪好。侦查员从皮包中掏出一支“那干”式手枪。这支枪是一起案件的物证。他对这支枪称赞不已。当时她就决定偷这支枪。让侦查员充当一名不自觉的帮凶要比他志愿充当的好，因为能否让他自愿充当这个帮凶还不是很有把握的。

第二天一早，她好象是偶然进了鲍里涅维奇的房间。当时他正在伏案备课。她默默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的床铺已整理好，到处都很整洁。鲍里涅维奇坐在桌前写东西。看来他是在赶写讲稿，不时地放下笔喝一口茶、咬一口面包。季娜伊达发现棋盘上的一局棋尚未下完。看得出黑子占先。过去鲍里涅维奇就喜欢独自下棋，自从他们争吵以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爱好。

季娜伊达在鲍里涅维奇背后一会儿走近，一会儿走开。她在考虑，怎样能猛一下接近他时，不使他感到突然。一只野兽虽然上过一次当而能保持警惕，但由于质朴和轻信，注意力也会分散。季娜伊达一只手上带着胶皮手套紧握着“那干”式手枪插在衣服的右边口袋里。她两眼盯着目标，应当在他站起来之前就开枪。

她突然走到他身边，鲍里涅维奇没有回头，仍在伏案疾书。她拿枪的手滑到背后连衣裙的一个褶子里。鲍里涅维奇放下笔站起来抽烟。他好象感到不对劲，起了疑心，也可能完全是偶然看见季娜伊达的右肘。她连忙在背后把枪换到左手，但戴手套己来不及了。这时鲍里涅维奇站起来想回头看看。她突然疾步上前把枪对准他的左太阳穴。就在这时他俩的目光相遇了。他抬起左手自卫，抓了她的几根头发。枪响了。钢笔从他右手中滑落，在纸上滚动。椅子也碰倒了。鲍里涅维奇倒在地板上。季娜伊达认为涅斯捷洛夫已走了，楼内无人。她把椅子摆回原位，把手枪放在死者的左手里。她突然想，这样不对，会引起疑点。然后又把他放到死者的右手旁边。这时她发观开枪时由于后座力她的食指被蹭了一块皮。她习惯的甩了甩手，没有想到一滴血溅到椅子腿上……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很快就听到涅斯捷洛夫的脚步声……。

急促的敲门声和不熟悉的说话声打断了她的回忆。这定是侦查员象他自己所说的来拘押她了。她抓起一件新连衣裙，使劲把上面的一条长长的腰带扯下来。把一端拴在床头，打了一个活结。她不能让敌人看到她用绳子上吊而感到满意。她只要把脖子往活结一套，一使劲就会死去的。她希望，当他们发现她时，她是死在自己床上的。

当她把活结套在脖子上时想起了鲍里涅维奇有一次对她说的话。他说：“您肯定要自杀的。追逐虚荣的人一旦丧失满足贪欲的希望，就会在死亡中寻觅安慰。”

“您对我的看法错了，”她痛苦地想道，“力量和虚荣要能维持长久一些该有多好啊。法庭吓不倒我，监狱也不可怕。对我这个一生都在深渊边缘上挣扎的人来说能临危害怕吗？只要是为了些什么就好。是为了早已失去意义的生活吗？为了苦恼和孤独？还是为了永不再有的痛苦意识？”

门又敲起来了。

季娜伊达回头看了看。沉重的身体往高挺了挺，使劲拉了一下脖子上的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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