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

作者：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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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骑兵】

抗日战争期间，冀鲁豫战场上曾经驰骋着一支被老百姓称为“黑马团”、“红马团”的队伍，他们的番号是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三团。

这是一支战功卓绝的部队，也是唯一一支以乘骑作战方式坚持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红军骑兵团。在华北平原敌后抗战的艰苦环境中，骑兵们付出巨大牺牲并迎来了最终的胜利。他们剽悍的骏马和闪亮的军刀曾经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象征。在他们飘扬的战旗上，大写着“胜利冠军”和“哥萨克骑兵”的光荣称号。1952年，他们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的成员，参加了国庆阅兵大典。

时光荏苒，随着骑兵这个古老兵种退出现役，当年英勇的骑士早已经离开了战马。今天，我们只有借着一位老战士的故事，回到八路军骑兵中间，重温那段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感受抗日战场上的艰难困苦，体会英雄们的悲愤和欢乐……

1937年，十九岁的刘春雷在石家庄木厂街①顺义饭庄当学徒。

他是河北南宫县人，家里有十多亩薄田，还开着一家豆腐坊，应该算是小康人家的子弟。京汉铁路、正太铁路相继通车以后，石家庄从正定县的一个小村子变成了繁华的大城镇。刘家老人瞧着眼热，就把孩子送到城里学手艺。

顺义饭庄是个半大不大的二荤馆子，虽然办不了鱼翅燕菜，但一般的山东口味还算地道。店铺里窗明几净，十几张桌子铺着台布，墙上挂着仿制的名人字画，伙计们也收拾得干净利落。刘春雷十六岁进门当学徒，头一年在伙房拉风箱；第二年上大灶蒸馒头；到第三年就跟着掂弄炒菜锅，什么爆炒双脆、滑溜鱼片、软炸里脊之类已学得有模有样，眼看就能出师了。

可就在这时候，“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那边打起来了。饭馆里的客人议论纷纷。有的说，宛平县刨出个石狮子，背上写着“东瀛人有二百年运道，天意难违”。有的说，小日本的腿粗，胳膊短；下盘厉害，手上功夫弱，二十九军大刀队正是鬼子的克星，专砍他们的脑袋……

顾客聊天，伙计们不能插嘴，只能在私底下犯嘀咕。饭馆的老板倒是满不在乎：“石家庄这里，奉军走了晋军来，北军过了南军到，各路兵马那么多，还怕几个小鬼子不成？”

转眼到了9月份。形势不对了，国军的人马确实不少，可都在往回跑。马厂丢了，沧县丢了，日本人眼看就要到石家庄。街上到处是溃散的败兵，个个垂头丧气，都说没办法、挡不住。饭馆老板这时候也慌了，赶紧收拾细软准备带着家人逃到西安去。西安是千年古都，能避鬼。当年八国联军打过来，慈禧老佛爷也是在那儿躲着的。

临走之前，老板给伙计们预支了三个月薪水。按他的估计，不出一百天，日本人就会撤走。“洋人就是要钱。到时候国民政府再签个倒霉条款，这事就算过去了。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什么没见过！”

饭庄关门歇业，学徒也就当不成了。于是，刘春雷收拾东西回南宫老家去。

南宫这地方属于直隶省，巨鹿故土，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三国时候出了个武将文丑，被关云长一刀给砍了；民国时出了个军阀刘珍年，又被蒋介石一枪给毙了；如今只有个唱京戏的尚小云还活得挺好，“四大名旦”里头武功第一，可惜中看不中用。所以，刘春雷回到家乡时也没有什么好的计划，每天跟着父亲四乡赶集卖豆腐，打算等日本人走了以后再接着学炒菜，然后自己开个饭馆什么的。

一天，胡彦明和几位师兄弟找来了。

河北乡间有练武的习俗，小伙子刘春雷也学过几招“太祖翻拳”、“三皇炮锤”、“赵子龙大枪”。这胡彦明算是他的师兄。胡彦明家里穷，从小在估衣铺（卖旧衣服的店铺）里做杂工。东家儿子的腿脚有残疾，由他每天背着去上学。先生讲课的时候他就站在外面听。放学的路上有人欺负残疾少东家，东家又叫他去练武当保镖。结果几年下来，少爷的本事没啥长进，当小伙计的倒学了个文武双全。

胡彦明进门就问：“梅花镇的事，听说了吧？”

1937年10月12日，日军在距离南宫县不远的藁城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梅花镇惨案。两千五百人的集镇，竟有一千五百多人被残杀。消息传开以后，老百姓都有点半信半疑的，因为谁也想不到天底下居然会有这么兽性的军队。

“是真的？”

“真的，”师兄弟们嚷了起来，“有人去看过，被吓成傻子了。尸首堆成了垛，脑袋挂在树上，血水都流到镇子外边了。……狗日的东洋鬼子，真是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呀！”

“小鬼子是想灭我们的种，窝在家里躲不了灾，要找靠山，要抵抗才行！”

“缩头是一刀，伸头也是一刀，咱们投军去！”

“精忠报国，精忠报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敢情这日本鬼子不仅是要钱，还要咱们的命呀！刘春雷也被梅花镇的消息激怒了。大家都是学武之人，能有这份志气，他也不能当窝囊废，当即击掌同意一起去投军。

可是，正规国军早就跑得没了影，眼下，去投哪支部队才好呢？大伙犯了难。

这时候，外面到处都在拉队伍。五花八门的纵队、支队招牌多得数不清，征兵的人在桌上摆着油饼筐，谁去报名就给几个大饼子。只是，这些“油饼部队”服装杂乱、军纪败坏，各路“司令”不带兵、不打仗，却忙着娶小老婆。结果弄得是兵比枪多、官比兵多、姨太太又比官还多，别说打日本不中用，就连老百姓也不待见。

服装整齐、声势浩大的队伍倒确实有一支，那是八卦教的“六离会”。领头的人物叫做“法师”，戴着法冠，穿着道袍，手里拿着青龙宝剑，口中念念有词，嘴里还能“噗噗噗”地喷火。“六离会”的喽啰们都穿红衣裳，戴红头巾，胸前还围着个红肚兜，上写“封枪不发，化弹为泥”两排字，据说可以刀枪不入。当时，相信这玩意儿的人还真不少，刘春雷他们也跑去参加。

到了“六离会”的香堂，走进一间小黑屋，里面烟雾腾腾，气味呛人，一个油头粉面、妖里妖气的女子正陪着“法师”烧大烟。刘春雷定睛一看，认识。抽大烟的这位外号叫做“小罗成”，平素玉面兽心，是个有名的二流子。大家心里一激灵，赶紧退了出来。

刘春雷的堂姐刘彩霞从街上路过，看见几个小伙子站在“六离会”的香堂门口，立刻变了脸：“春雷子！你要是敢跟着‘小罗成’混，今后就别认我这个姐！”

“为啥？”

“黑夜里摸香，跟着他学不出好样来！”

原来，“六离会”的“法师”一般是在晚上升坛讲经（因为这时候变戏法比较容易），男女信徒聚在一个黑屋子里，好色之徒就时常借着烧香祷告之际，行一些不规矩的举动，被称为“摸香”。因此，正经人家的女子不会到那种场合去，更不会和这些二流子打交道。

彩霞堂姐是远近有名的美人，她丈夫是南宫县头号商铺“生恒百货”的大伙计。小两口都是本分体面的人物，平日里最好面子最讲究礼节，自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堂弟与“小罗成”之类的痞子有接触。

找不到合适的军队，只好各自回家，刘春雷照旧推着小车卖豆腐。

当时，整个华北乡村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各种名目的地方武装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划分地盘，强取豪夺，和土匪军阀没什么两样。这些队伍一旦遇到日本人，不是望风而逃，就是卖身投靠，实在让老百姓非常失望，于是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就要亡了。

血性青年们不服这口气，可一时间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就在大家惶恐焦急、举棋不定的时候，一支新的军队出现在华北大地。

1938年，陈再道司令员率领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大平原，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也带着一支骑兵部队来了。随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老百姓知道了一个响亮的名称——八路军。

陈再道司令的队伍刚到，就在平乡县设伏，歼灭一个日军中队；接着，八路军骑兵团又在石家庄外的公路上打掉一个日军小队。百姓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如果你看见过几十个日本兵就把上千号国民党军队追得到处跑，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揪心；如果你看见一个日本人在街上走，所有的中国人都得向他鞠躬，你就会知道什么叫亡国奴；如果你东西被抢了、房子被烧了，这时候有人挺身站出来，哪怕他只消灭了一个鬼子，他也是咱们老百姓的救星！”

一时间，陈再道的名声在河北被敬若天神，八路军也在民间流传中成为了天兵天将。

1938年5月，一二九师骑兵团来到南宫县，刘春雷第一次见到了八路军。看见骑兵们策马驰骋的英姿，他羡慕极了，发誓一定要加入这支威武神气的抗日队伍。

骑兵团此番到南宫县，除了创建抗日根据地，还有另外的原因。

八路军初建之时，下属三个师的骑兵部队都只是营级编制。直到1938年2月，奉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之命，一二九师骑兵营才正式改编为骑兵团。编制升格了，上级所提供的却只是一纸命令而已，需要补充的装备和人员，都得由部队自己想办法——这是共产党军队的老规矩，以前都是这么办的。

可这事轮到骑兵头上就有点难了。枪支弹药可以向敌人要，新兵也可以在当地招，但战马却很成问题。靠缴获吧，一时半会儿也做不到，遇不上敌人骑马，上哪里缴获去？花钱买吧，马匹加装备每套需要一百多块大洋。刘伯承师长一个月的津贴才三元钱，土八路如何能有这么多资金？

想来想去，只有号召民众主动捐献战马。

可是，走捐献战马的路子也得有条件。一是要有时间。想鼓动老百姓把大牲口捐出来，非得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动员不可，仅靠战斗间隙的三言两语是办不到的。二是要选择比较富裕的平原地区开展工作。山区穷地方的马匹少，老百姓想捐也捐不出来。

一二九师骑兵团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地点进行休整扩编，而恰巧，南宫县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金南宫，银枣强。”南宫县是冀南平原上比较富裕的地方。抗战爆发时，南宫县县长刘必达（1951年被镇反处决）和手下的官吏逃得没了踪影，地方上顿时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南宫士绅组成了“市面维持会”，推举张紫绶为会长。1938年，“六离会”的头子李耀庭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又成立了一个“治安维持会”。这样一来，两个“维持会”之间就有了矛盾。

李耀庭当过北洋军的中将旅长，手下还有一帮“刀枪不入”的“会道门”教徒。乡绅出身的张紫绶打不过他，只好向八路军求援。东进纵队义不容辞，当即开进南宫县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一二九师骑兵团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南宫县，深入城镇乡村发动群众，联合各界统一抗战。“豆腐刘家”的大门外也贴上了安民告示，署名的是八路军骑兵团政委邓永耀。

刘春雷从布告上看到了“共产党”的字样。以前，他只听说这个“均产党”专门抢富人家的麦子，捉住了要被杀头，所以总以为“在党的”一定是一些凶猛强壮的绿林人物。现在才知道八路军就是共产党的队伍，领头的不过是一些半大小伙儿，宣传队里更是一群男女娃娃。

八路军来到镇上，大家都觉得好奇。一伙儿穿军装的外乡人，见面就喊“大叔”、“大娘”、“大哥”、“大姐”，从心里往外地透着和气；一有空就开讲共产党的主张、讲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民众奋起抗战，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日本鬼，矮矬矬，矮鬼心肝大如锣，抢了朝鲜抢台湾，抢了东北想黄河；

日本鬼，矮矬矬，矮鬼不如咱人多，大家团结一条心，鬼子难把咱奈何；

日本鬼，矮矬矬，不揍他不知道错，消灭日本侵略鬼，争得太平安乐窝。

……

小兄弟，正年轻，国家有难去当兵；

去当兵，真英雄，勇敢杀敌向前冲；

向前冲，打胜仗，父老乡亲得安康。

……

“那之前我们没见过这个，真觉得新鲜。唱歌演讲的，挺热闹，吸引人。”

“老百姓不是没有觉悟的人，谁是真抗战、真爱民，听一听看一看就明白了。只要真正是人民的队伍，砸锅卖铁也会支持你。”

民主政府建立起来了，战地动员会、抗日救国会成立了。百姓热情地拥护八路军，刘春雷也拿定主意：投军打仗，当八路去。

胡彦明是头一个参加八路军的，估衣铺陈家和卖木炭的秦家联合买了一匹马，敲锣打鼓地把他送到了部队。看见胡彦明骑着大马、披红挂彩地那么威风，伙伴们都羡慕极了。刘春雷更是整天吵着要买马，人家八路军的告示上写得清清楚楚——欢迎爱国民众自愿捐献战马，欢迎有志青年踊跃从军报国。

自备战马当骑兵，那是双份的光荣！

小买卖人家，添置一匹大牲口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刘家老人被孩子闹得没办法，只得向开车马店的本家大伯咨询。没想到，大伯二话不说，从辕上卸下一匹大红马：“别提钱！你舍得送儿子去打仗，我怎么就舍不得一匹好马！”

彩霞堂姐也觉得当八路军是件光荣的事，赶紧为弟弟准备了军服和挎包。其他亲朋好友有送腰带的，有送饭盒的，再加上刘小伙儿自己的漂亮马刀，真是除了没有枪，别的装备都齐全了。

马刀是刘春雷从石家庄带回来的。那是把好刀，俄国货，刀身是直的，比一般的军刀长，能砍也能刺。

还是在石家庄的时候，有个国军逃兵拎着这把哥萨克战刀去当铺换钱。当时兵荒马乱的，当铺不敢收凶器，于是这家伙就满世界叫卖。刘春雷练过武功，也喜欢刀，可是他没有钱。当学徒的工钱少，过年时老板给他置办了一套衣裳，其中有一双缎子面的布鞋，能值一块大洋，算是他最值钱的财产了。于是饭馆伙计和当兵的蘑菇了半天，终于拿这双鞋子换了马刀。

临出发的时候，刘春雷来到爹娘面前，双膝跪倒，口中念念有词：“父母大人在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孩儿此番告别，投军报国去了。”说罢站起来得意地直乐。他觉得自己的戏文跩得不错，却没注意到老太太已躲在一旁哭得跟泪人似的。

这也难怪，那时候，他才十九岁，年轻人还不懂得做父母的心。

在亲友们的鼓励声中，小伙子刘春雷翻身上鞍，策马扬鞭，欢蹦乱跳，投奔八路军去也！

001①木厂街：今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1938年5月，一二九师骑兵团驻扎在南宫县城。

刘春雷来到军营门口，站岗的哨兵拦住问：“干什么的？”小伙子见到当兵的还是有些发怵，吭哧了半天才说了句：“我……我找胡彦明，他是我师兄。”

哨兵也愣了：胡彦明是谁呀？不认识。

正不知该怎么办，从营房里面走出个背盒子炮的八路军干部，笑嘻嘻地打招呼：“小兄弟，是来报名参军的吧，欢迎欢迎！”

这个干部带着刘春雷去团部办登记，一路上问长问短：叫啥名字？多大了？家里有些什么人？……还找出大红纸，张罗着给捐献战马的家庭写感谢信，周围的人都喊他邓政委。

邓政委？就是那个在布告上签名的骑兵团政委邓永耀？这么大的官还这么和气，刘春雷顿时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可是，接下来遇到的人就没这么客气了。

到了新兵营，耿协福营长正和侯洪臣教官在屋里下大棋（象棋），看见新兵蛋子进来，上下打量了几眼，喊一声：“来呀！马牵走！”立刻就有人把大红马牵走了。两位领导又接着下棋。

没人发话，刘春雷只好在屋子当中傻站着，等了好一阵才怯怯地问：“那个……枪……我的枪在哪？”

“枪？不急。先训练再说，”营长一抬头看见马刀了，指指桌子，“把军刀留下！”

“不给！我不给。”小伙子急了。这把哥萨克马刀可是自己的宝贝，不发枪还想抢我的马刀，没门！

耿营长也没想到新兵会有这么大火气，愣了愣，挥挥手让他走了。

第二天，刘春雷就倒霉了。

先是在准备马料的时候挨了骂。当时，为了给战马增加营养，要在草料里添加料豆。这料豆是先用盐水煮熟，然后再炒干备用的。刘春雷干这活不在话下，他一边炒豆子，一边抓了一把搁在嘴里闲嚼（估计这是他当厨子时落下的习惯）。结果被侯教官看见，训斥一通，说他“跟牲口抢食”。接下来再去刷马，小伙子没留神，让战马把枣树的树皮啃掉了一圈，耿营长知道后又是一顿臭骂。

这下子刘小伙儿有情绪了，他觉得领导为这么点破事刁难他，摆明了是惦记着自己的那把好刀，于是拎着马刀去找耿营长，见面就说：“这把刀我不要了，请长官以后别再跟我过不去。”

耿协福没吭气，把刀收下了。晚上就召集新兵开会，营长和教官首先检讨了自己对刘春雷的态度，然后就宣讲部队的纪律和共产党八路军的群众政策，一条一条说得详细在理。刘春雷心想：这八路军当官的给当兵的道歉，规矩还真是不错啊！

八路军的规矩好，八路军的规矩也大。

当时，骑兵团的兵力只有三个连外加一个营。三个连都是正宗的红军老底子，战马配齐了，战刀却是五花八门；另外的这个营是新兵训练营，只有一百多人、四十多匹马，没枪也没刀。

新兵营和老连队是分开训练的，新兵们很少和老兵打交道。这里面有个原因是说话听不懂。

一二九师骑兵团的老底子是陕北人（甘陕红二十六军骑兵二连），后来并入了湖北人（鄂豫皖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改编成八路军后又补充进了四川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所以，来到冀南的时候，队伍里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河南、安徽……什么方言都有，就是没有说河北话的。别说当地老百姓听不明白，就连老红军自己都犯晕。

新兵营的战士大多来自河北，年龄、经历相似，又是同乡，彼此间很快就混熟了。只不过，大家都是新来的，不懂八路军的规矩，犯错误的时候也就没人能够提个醒。

新兵训练辛苦，部队的伙食又跟不上，到了晚上总觉得肚子饿。杜金波（1944年牺牲）和崔秉志（1942年牺牲）的家在县城，杜家是卖烧鸡的，崔家卖酱驴肉卷饼，大伙就掩护他俩溜出军营去找好吃的。可是，这俩小子回来的时候没把吃食带足，给了这个不给那个，结果就挑起了“人民内部矛盾”。

别人吃得香，胡彦明（1943年牺牲）看着眼馋心里窝火，数落了几句，两边就打了起来。既然是打群架，当师弟的当然要帮着师兄，于是事情闹大了，大家都被关禁闭。据战友们揭发：斗殴中，刘春雷曾经叫嚣“老子的马刀不在手上，不然非砍了你们”，为这句话，多关一天。

刚从禁闭室里出来，刘春雷又惹祸了。

当骑兵的当然要练马刀，但新兵练刀不能骑马也不能使真刀，否则挥起刀来，朝前撩了马耳朵，朝后劈了马屁股，弄不好还能把自己的脚剁下来。所以一般是先拿一条长板凳，前端竖捆着一根扫帚，大家举着木棍左右比画，什么时候狂挥乱舞都不会打到板凳、扫帚了，什么时候才能上马。

战士们都明白这门技术关系重大，练得十分认真。可是，人人都想多练习，到哪里找那么多长板凳去？

刘春雷四下张望计上心来，“噌”的一下跃上老乡家的院墙。这地方好，高大宽敞，而且骑着墙头比坐在矮板凳上潇洒多了。于是伙伴们纷纷效仿，爬上院墙，“嘿嘿——哈哈”地左刺右砍。

正玩得高兴，房东老头出来了：“你们干啥呢？骑兵不骑马，骑我家墙头？”

“大叔，稀罕吧，我们这是在练刀法！”

“倒霉孩子，这哪是练刀，你们这是拆墙吧！……”

话没说完，“轰隆”一声，院墙真的垮了。营长气急败坏地跑来赔礼道歉，灰头土脸的刘春雷只好又回到禁闭室里去了。

当骑兵，光练刀可不行。新兵训练的第一课是照顾战马，要学会刷马，给马洗脸，检查口腔，绑护腿，还要学习喂马。营长和教官守着大家铡马草，要求细碎均匀、草不过寸，草料里一丁点的杂物都要清理出来。把马匹伺候好了就交给班长，调教战马是老兵的事。

在骑兵的眼里，老百姓的马养得再好也只是牲口，要使它养成守“纪律”的习惯。马槽以外的东西不许吃，还要改掉乱啃东西、踢厩、咬人的毛病，让战马习惯套笼头，上嚼子，挂装具。驾过车拉过犁的马都带着毛病，先得“骝”、“压”、“吊”。老兵们每天骑着马慢走，把马匹弓马背的习惯压下去，再上鞍子练跑。等马一歇下来，赶紧把马缰绳拴在高处，让马头抬起来。

除了喂料饮马的时候，战马连睡觉都必须是抬着头的，这样的马反应快，爆发力也强。爱低头的马不敏感，也不容易兴奋，而且奔跑起来经常“走边”（跑着跑着就偏向一侧了），一旦把马脑袋吊起来，它就不低头了。还有，遇到惊吓就向后退，这是马匹的本能。现在把马头固定住了，它一退，缰绳就拉住嚼子，痛啊。以后再遇到情况，它要么纹丝不动，要么后腿撑住、前蹄抬起，这就像是战马的模样了。

老兵训练战马，新兵就踩高跷。高跷是自制的，一米五高，把它踩稳了，骑马没问题。

踩高跷这玩意儿好像需要些天分，有的人可以边走边吹牛，有的人就得始终盯着脚下。有一次，几个战士一起走，侯教官在后面喊了一声，刘春雷立刻就转过身来，可旁边的那位却摔了一个跟头。新兵营里有些人就因此被转到步兵部队去了，按说他们原本也是会骑马的，可领导说不行。这样的兵骑在马上，人家一碰就掉下来，再练也是白搭。

新兵在分配战马之前，先学习乘骑、卧倒射击、马后上鞍（这马后上鞍就和跳木马的动作差不多）。等有了自己的战马，再练习马上射击、马上劈刀、马上投弹（向后投）以及乘马越障、马上救护等等。这些技术是在战斗中逐渐掌握的，有许多战士还没等技术学全就牺牲了。

1938年5月，正在训练的骑兵们突然听到一个噩耗：“六离会”杀了我们的干部战士，抢走了八路军的电台！

事情是这样的：

共产党来到南宫县以后，原“维持会长”李耀庭就联合“六离会”各大头目，公然提出“只救民不救国”的口号，反对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禁止“六离会”门徒参加抗日组织，还扬言要“打进南宫城，赶走八路军”。当时，八路军的政策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因此处处忍让，竭力避免和当地武装组织发生冲突，这使得“会道门”教徒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5月11日，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和通信参谋黄立祥（又名黄萍，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从南宫到山东去。津浦支队是新组建的队伍，当时在鲁西北一带活动。王育民这次是到东进纵队设在南宫县城的总部领取电台设备的，随行的只有技术人员，骑兵团于是派了一个排沿途护送。

电台设备装在箱子里，外面还搭着毛毯，看上去有点像是什么财宝。一行人马走到小屯村、张马村附近，就被“六离会”的人拦住了。王政委命令战士们不得动武，自己上去说道理。结果七说八说，从四面八方跑来的教徒越来越多，把四十多个八路军团团围住。这时候有战士提出突围，可王育民政委又担心误伤了群众，始终没同意。“六离会”的“师傅”宋殿元、高大奎突然吆喝一声，数百名暴徒蜂拥而上，当场打死王育民和二十四位战士，黄立祥等人被俘，电台设备也被抢走了。

在这次“小屯村、张马村事件”中，只有七个骑兵侥幸突围，跑回县城报信。战友们得知这一消息，气愤万分，都憋着劲想报仇。

徐向前副师长当时就在南宫县城，他对事件的处理意见是“一分军事、九分政治”，以东进纵队的名义给“六离会”写信，提出：释放我被俘人员（黄立祥是电台队长，知道密码，万一被弄到鬼子那里去可就不得了），包赔我军损失，交出肇事凶手。

要求洽谈的信函送出去好几天，没人理睬。徐师长急了，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派部队追回电台，解救被俘战士，还向罪魁祸首发出最后通牒。这下子，“六离会”的高大奎说话了，要共产党赔偿他的名誉（因为八路军骂他是土匪），否则，血战到底！

5月16日一大早，陈再道司令带领骑兵团移营开进，路过一个叫孙庄的地方。这个村子北边的道路不大好走，马匹都堵上了，部队也停顿下来。这时候，陈司令发现附近的村子里烟雾缭绕，锣鼓喧天，就派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六离会’的好几百人，正在拜祖师爷呢！”

陈司令一听，怒了，命令骑兵团摆开队形，先在村外朝天放了几枪，然后呐喊着冲进村里。

刘春雷这时候没马也没枪，还是个空手兵。等他进了孙庄，“六离会”的门徒早跑光了，村子里空荡荡的，香案翻倒在地，神旗、头巾丢得到处都是。院子里有几辆自行车，车架上还绑着梭镖大刀。

老兵们搜查房屋，营长叫新兵清理院子。刘春雷偷懒不干活，弄了架自行车骑着兜圈子。这玩意儿他早几年就学会了，玩得溜熟。当了半个月的八路，没捞到战马骑，骑自行车也勉强能算是个“骑兵”吧。

他在村口骑车，伙伴们围着看。正玩得开心，迎面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个挂望远镜的瘦高个，看见一帮骑兵小伙子在土坡上耍车技，勒住马呵呵地笑。新兵蛋子们知道是领导来了，赶紧纷纷溜掉。过了一会儿有人告诉他们：那位瘦高个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副师长徐向前。

徐向前是从县城赶过来的。他让骑兵部队退到孙庄的后面，把七六九团（缺一营）布置在村口；刘春雷他们这些没马没枪的空手兵就和师长一起守在村子里。徐师长知道新兵们大都是本地人，就询问说：“你们家里有人参加‘六离会’么？”

有点头的，也有摇头的。

徐师长又说：“六离会中的坏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受骗上当的群众。要揭露敌人的阴谋，瓦解敌人……”

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尘土飞扬，人声鼎沸，一个个红点连成一片越来越近。那是一万多“六离会”门徒，头扎红巾，身穿红肚兜，手拿梭镖大刀，又吼又叫，又蹦又跳。

老红军悄悄问新兵：“那些人都在嚷些啥？”

新兵里有懂行的回答：“法师念的是‘周公祖，风火神，紧护身，无影踪’，门徒喊的是‘发光、明光、神灵光’。”

老红军听后都哈哈大笑。

老兵们笑，新兵却有点儿笑不起来。崔秉志一个劲地念叨：“赶紧去找些黑狗血来吧，要破了他们的法术才好办。”

刘春雷没说话，可心里也直打鼓。他亲眼见过“六离会”的法术，子弹打到肚兜上就变成了沙土，真是“化弹为泥”，天知道八路军的机枪对付他们管不管用。

守在村前的八路军七六九团指战员不停地向“六离会”的门徒喊话劝说，即使他们靠近了也只是放空枪。可是，这样的鸣枪示警，反而使会徒们更以为是喝了符念了咒，可以刀枪不入。他们大叫着冲上来，疯狂地挑死了几个八路军战士。

徐向前师长大怒，下令开打。

立刻，房顶上的机枪一阵扫射。狂徒们发现神符不管用，八路军的子弹也能打死人，刚才那股杀气腾腾的嚣张气焰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发光、明光、神灵光”也不会喊了，“光……光光……”地乱叫着四下溃逃。骑兵们在陈再道司令的指挥下，从侧翼冲过去，砍了守护神坛的神汉、法师，缴了会旗和法器——红僧衣、铜头箍，还有海螺号角和一个拴着铜片的大铁圈。

杀了领头的，徐师长就命令吹号收兵，不追了。

过了两天，八路军召开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并且公审枪毙了李耀庭、宋殿元和高大奎。政治部的刘志坚副主任也指导干部战士们开展政治攻势，贴布告发传单，动员受骗群众退出道会组织。

当时，南宫县“六离会”的成员有十多万，八路军总共只杀了一百多个就消灭了这个反动团体。徐向前副师长说得好：“对付‘六离会’，非打不可，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但是打又不能太狠，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大串，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不利于发展抗日力量。”

平乡县有个叫潘玉玺的乡绅，组织了个“红枪会”，自任坛主，也是搞烧香拜佛的那一套。他手下有一伙人，把持着几十个村庄，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队根本就进不去。共产党多次派民运干部去作宣传，这小子却回答：“我们是看家护院的，不问政治。”

陈再道司令生气了，派骑兵团开到村里。团部就设在潘玉玺家，里里外外放三四道岗，他家大院也成了马棚子。“红枪会”的人出去烧香拜佛，八路军并不阻拦，不过要派骑兵去看热闹。八路军骑着马围着神坛绕圈子，还时不时拔出马刀摆个造型，把大法师吓得直打抖。

这么一来，老百姓看见潘玉玺连自家大院都看护不住，渐渐地就不信他那一套了。骗术破产，家产也快被骑兵团“吃光”了，潘坛主只好宣布解散自己的组织，保证拥护抗日民主政府，[奇·书·网-整.理'提.供]不再私派粮款……他手下的那几杆洋枪土炮，也让八路军收编给了县大队。

1938年6月，也就是刘春雷参军后的第二个月，骑兵团开始给新兵配发战马和武器，头一批十个人，胡彦明是其中之一。他是属龙的，给战马取名叫“火龙”，还在枪托上刻了个龙头——号称“三龙聚首”。那步枪是阎锡山造的，只有六七成新，但胡彦明却把它当宝贝一样，恨不能睡觉的时候也抱着。刘春雷是胡彦明师弟，想摸一下也不行，搞得大家都骂他小气。

到了月底，第二批名单宣布了，头一个就是刘春雷！他简直乐疯了，跑到供给处去领装备。马鞍是新的。战马是一匹枣红色四岁牝马，虽然是母的，也不怎么高大，但看上去很精神，就叫她“狂风”吧！

下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来给新兵发枪。这些枪是骑兵二连从威县缴获回来的，邓政委拿起一支崭新的“汉阳造”递给刘春雷，笑嘻嘻地说：“大刘同志，好好干！”耿协福营长也把那把哥萨克战刀还给刘春雷，鼓励说：“大刘，好好干！”

“大刘！”还从来没有人这么称呼过刘春雷呢。他激动得头顶直冒热气，心里说：好好干，我一定跟着八路军干出模样来！

扛枪挎刀骑大马，大刘这回威风了。［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想当年，骑兵战士刘春雷，头戴“四片瓦”，身着灰军装，腰挂俄国刀、手横“汉阳造”，胯下一匹枣红马，臂上佩着“八路”章，二十郎当的小伙儿，一米七八的个头，那真是要多帅有多帅！

这时候，还有谁敢说他是新兵蛋子？

在南宫县，新兵营的战士都领到了步枪，配发战马的三十多人编为“乘骑分队”，其他的则属于“徒步大队”。

新兵中有不少人的家境都不错。比如崔秉志，家里天天送鸡鸭鱼肉来，吃得满嘴流油。其他人也经常收到各类包裹。刘春雷的堂姐住在县城，一个月来探望好几次，每回都给他零花钱。

1938年，普通八路军士兵每个月的薪金是法币一元；骑兵多一倍，两元钱，相当于银圆二角。当时一双布鞋就要卖六角钱，一条毛巾也要二角五分，虽然大家扛枪打仗不是为了饷钱，可这薪水也确实太少了一点。刘春雷私底下对师兄嘀咕：“我在饭馆当学徒，一年还能挣十多个大洋呢，这穷八路真够寒碜的。”他当时也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胡彦明记在心里了。

胡彦明是一班的，刘春雷和杜金波、崔秉志、王立贵都在二班，另外还有个三班。乘骑分队实际上是一个排，排长是李树茂。每个班除了新兵，还有几个老红军。

开大会的时候，总听见领导讲“二万五千里长征”。新兵们很感动，回到队里就向老红军请教长征的事，没想到班长、排长都摇头，说他们没爬过雪山，也没走过草地。

原来，虽然骑兵团长王振祥（开国少将）和政委邓永耀是从红四方面军来的，但团里的基层骨干却大多是刘志丹红十五军团的兵，乘骑分队的排长李树茂是延安人，三个班长辛明旺、郝传喜和苏昌太（1942年牺牲）都是陕西礼泉人，确实没参加过长征。

刘春雷他们班上只有刘金魁曾经走过草地，可是，他那时候还不是红军。刘金魁是四川人，三十多岁，外号“川老汉”。红四方面军长征时，队伍中跟随着许多干部家属，需要扛物资抬担架，“川老汉”就是苏维埃政府雇来当挑夫的，酬劳是每天一块大洋。别的民夫走上百多里地就闹着要回家，可刘金魁“贪财”，愣是从四川到甘肃跟了四十多天。最后光洋得了不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

红军也不可能再派人送挑夫过草地回四川呀，就劝他留下当兵算了，于是刘金魁就参加了红军，再后来就入了党。政委说：“你把生命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还成天揣着那些大洋干什么？”只好又把私房钱上交了。所以，问起这长征的事，刘金魁也是稀里糊涂——他当时成天挑着担子跟妇女儿童在一起，除了算日子就是数洋钱，别的统统不知道。

派到乘骑分队的老红军都是共产党员，大刘对他们的最初印象是——喜欢开会。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把大家召集起来，宣传组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重要意义。可是讲来讲去都是“革命觉悟”、“勇敢献身”之类的大道理，刘春雷就不耐烦了，每次开会都打瞌睡。

大刘的政治觉悟一般，可他师兄却学得很不错。胡彦明每次开会都做笔记，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刘春雷喊“师兄”，他都不肯答应了，说是要称呼“同志”。人家老红军是苦出身，胡彦明也跟着诉苦，说他以前受到东家的剥削呀欺负呀什么的。刘春雷很不以为然：“当伙计的替老板干活，天经地义。再说，估衣铺买战马送你参军，够仁义了，何必在外人面前讲东家坏话！”于是就和师兄闹了些小矛盾。

三连一排长韩永正却挺喜欢新兵大刘，原因是有一次玩“抢毛巾”游戏（就是两伙人骑着马，来回拽一个大麻袋，既能比赛力量，也能比一比身体协调能力），大刘把韩排长拽下马来了，一下子轰动了新兵营。

韩永正人称“韩猛子”，虽然是老红军，却比刘春雷还要小一岁。他是河南人，父亲是刀客，被地主杀害了。十五岁的韩永正就揣着一把关山刀投奔了刘志丹。1936年山城堡战役，“韩猛子”单人独斗白军一个排，成为红军战斗英雄；1937年北马村战斗，又是他第一个冲进村，刀劈七个日本兵，成为八路军甲级功臣。最神奇的是，打了那么多硬仗，他却从来没有受过伤。

新兵们都见识过韩永正的刀法——路旁立着十棵高粱，他策马挥刀，左右开弓，一截一截砍下来，刀刀都劈在梗结上——那准头，那功夫，真是没的说！

“韩猛子”性情生冷，倔犟不服输，说话干脆直接，“宁给个好心，不给个好脸”，叫人又敬又怕。那天他被大刘拽下马，别人都以为战斗英雄的脸面怕是要挂不住了，他却若无其事地显得挺开心，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刘春雷心里清楚，新兵中能把韩永正拽下马的人其实不止自己一个，不过是只有他才敢真的这么干。看起来，韩排长喜欢和直性子的人打交道。

当时，新兵的主要任务是熟悉自己的战马，别人遛马的时候找班长帮忙，刘春雷就去找韩永正。“韩猛子”的花斑马名字也叫“猛子”，也立过大功，它和主人一样勇敢，听见枪响就兴奋。打仗时，首长喊一声“猛子，上”，人和马就一起来精神。

两人原本想一起训练战马，可是韩永正的“猛子”暴躁，大刘的“狂风”又太温驯，新战马总是被老战马踢咬，搞了几天大家都没耐心了。“韩猛子”也觉得练不出来，还挖苦说：“什么‘狂风’？听见炮仗响就打哆嗦，可天亮时候听到公鸡打鸣却跟着瞎叫唤，干脆改名叫‘公鸡’算了。”其他战友也跟着起哄，结果是“狂风”的本事没练成，反而得了个“公鸡”的怪名号。

乘骑队战马的名字五花八门，最多的当然是“白云”、“火龙”、“闪电”、“豹子”之类，但也有独特的：崔秉志的战马又高又胖，走起路来四平八稳慢慢悠悠，叫做“大掌柜”；王立贵的马驹喜欢闻墨香，遇见标语、布告就凑上去东嗅西嗅，好像很有学问的模样，因而取名“小秀才”。

不管战马的名字多么怪，当骑兵还是很神气的。

当时有个说法：“上马团、下马连。”意思是骑兵骑着高头大马，相当于享受团级干部待遇；下马以后拎着军刀，又像是旧军队里的连长。刘春雷他们早上出城训练，傍晚列队回营，总是有许多小孩子们一边追着一边唱：

吹军号，骑大马；大马高，挎洋刀；洋刀长，使短枪；短枪响，打东洋；东洋鬼，最缺德，我把鬼子赶下河……

老百姓围着看热闹，战士们也因此有了虚荣心。再累再饿，军服一定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每当进城镇、过村庄路口，小伙子们总要赶紧检查一下马镫亮不亮、鞋子脏了没有，扎好绑腿，整理军刀，系紧腰带，挺直身体昂起头，再把脸蛋绷得紧紧的……你想啊，骑兵高坐在马上，人家大姑娘站在路边，眼光正好从马镫子往上瞄，所以必须从鞋底到下巴颏都经得起审视才行——这时候，谁都愿意把自己的形象表现到最好状态。

当骑兵神气，想当骑兵的年轻人真不少。新兵营门口经常围着报名的人群。记得有次来了个小伙儿，左手牵着匹骡子，右手拎着关老爷的大刀，死活就要当骑兵，把大家逗得直乐。

可是，骑兵团对扩充兵源很慎重，主要原因是战马的花费太大，咱们穷八路养不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1938年7月，一二九师骑兵团离开南宫县，王振祥团长带领骑兵一连护送陈再道司令去太行山，政委邓永耀和副团长梁俊亭带着二、三连和新兵营到肥乡县、成安县发动群众。

离开东纵总部单独行动，刘春雷才认识到骑兵部队筹措粮草的困难。战马的日常食量为粗粮八斤、草料十二斤，再加上人的消耗和烧饭的柴草，全团每天除了需要征集三千斤粮草，还要派一半人手到野外割青。四百匹军马在村子里驻扎三天，那地方就粗粮光、谷草光、饮水光，被老百姓戏称为“骑兵团的三光”。

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刚开辟不久，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骑兵走一村吃一地，事先没有计划，事后也没有补偿，群众负担很重，部队领导也很头痛。

7月中旬的一天，有人报告说公路上过去了五十辆鬼子汽车，好像是从邯郸到大名去拉物资的。邓政委一听物资、汽车，立刻来兴趣了。

邯郸是日军在平汉线上的重要战略据点，邯郸、大名之间的公路是敌人运送军用物资的主要交通线，以往也有日军车辆往来于各据点之间，但五十辆汽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确实少见。邓永耀马上派人去了解情况，摸清鬼子车队的行动目的。

下午，作战参谋侯洪臣和侦察员王新增回来报告：敌人汽车四十八辆、兵力一百人左右，是去大名拉粮食的。按以往规律，车队将在第三天上午返回邯郸。邓政委喜出望外，决定抓住这个送上门的战机，在交通线上设伏，打击日军嚣张气焰，解决物资供应的困难。

伏击地点选定在成安县以东的漳河店村。邯大公路在这里呈东西走向，村东路北，有一大片茂密的高粱地可以隐蔽我设伏部队和战马；并且青纱帐紧挨着公路，是实施近战、出其不意展开突击的良好地形。

刘春雷他们这一百来个新兵全都没有打过仗，邓永耀政委和耿协福营长反复叮嘱大家：近距离作战，关键在于事先隐蔽好，以迅猛的火力突然杀伤行进中的敌人。首长们还说：这次的战术是“舍头打尾”，确定尾部的二十辆车为伏击的目标。一旦达到目的就迅速撤离战斗，防止敌人增援部队纠缠。

7月21日拂晓，骑兵二、三连利用青纱帐的掩护进入了伏击阵地，新兵徒步大队在漳河店村放暗哨，控制战场周围环境，任何人许进不许出。而刘春雷他们乘骑分队的任务则是“守马桩”①。这一天的“马桩”在高粱地深处，距离伏击阵地只有四五十米远。

上午八点左右，日军车队排成一条长蛇从东向西开来，逐渐接近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听见由远而近的马达轰鸣，看见车队扬起的尘土，“守马桩”的新兵们十分紧张。“一听见汽车的声音就有些慌了，只觉得车子不是在路上开，而是要开到高粱地里来。”

战马是通人性的，士兵的异常情绪立刻影响到了马匹，马群也开始骚动起来。

一个人要拽几匹马，根本平息不住。马匹一个劲地动弹，青纱帐“哗哗啦啦”直晃荡……

新兵们控制战马的经验本来就不足，慌乱之下，高粱地里的动静越来越大，终于让公路上的鬼子发现了。顿时，日军汽车喇叭齐鸣，加大油门往前冲，最前面的几辆车子迅速地冲进了漳河店村口。

漳河店村里有徒步大队的战士，他们的任务是负责警戒，不让老百姓接近战场。由于事前没有打阻击的思想准备，看见日军先头部队冲到跟前，新兵们吓坏了，慌乱地四散跑开。十几个鬼子立刻下车、上房，在屋顶上架起机枪朝高粱地里打，掩护后面的车队通过埋伏圈。

子弹扫过来，高粱秆子成片地折断。有几匹战马被打中了。有个人被打断了腿，他第一次上战场，还没看清楚敌人就残废了。

伏击阵地上的八路军看见这情况，知道是暴露了，于是也开打。中间的几部汽车被打瘫在路面上，把日军车队堵住了，后面的鬼子就趴在汽车底下拼命开枪还击。二、三连不愧是老红军队伍，顽强勇敢，一声令下就全上了公路，二连向东冲向后尾车队；三连向西，往漳河店村子里冲。

这时候，对八路军威胁最大的是村口房顶上的那两挺机枪，邓永耀政委带领三连反复冲锋。他大腿中弹倒在公路上，仍然坚持着不往下撤，硬是指挥战士们把村子里的敌人给赶走了。

高粱地里，刘春雷攥着步枪，牵着四匹战马，既紧张又激动。这时，身旁突然响起了枪声——小鬼子接近“马桩”了！乘骑分队的班排长一边紧急上前迎敌，一边命令新兵们赶紧把战马拉走，转移到安全地方去。

那时候脑袋是木的，满耳朵都是枪声，也听见排长在喊话，可就是弄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吓蒙了。

新兵不挪窝，老兵们只好推着他们走：“别慌别慌！有我们挡着，鬼子过不来，赶快把马牵到后面去。”刘春雷一不留神被高粱秆子绊了一跟头。排长李树茂把拉他起来，随口骂了句“真笨”，大刘的脸腾地红了。

这一跤把刘春雷摔清醒了，排长的责备更是伤了他的面子，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把马缰绳塞到崔秉志手里，拎着枪就朝前跑，心想：“叫你当排长的看看，咱新兵打仗也不含糊！”

原来一伙日军正向我后方迂回，企图侧击我军主力，不料在青纱帐里撞上了“守马桩”的八路军战士。乘骑分队的战斗骨干立即还击。敌人摸不清我方情况，打了一下就撤退了。刘春雷追上去放了两枪，看见胡彦明得意扬扬地举着一杆“三八大盖”，听说他拼刺刀杀死了一个鬼子，心里对师兄佩服极了。

又打了一阵，八路军发现不对劲了。面前的这伙鬼子起码有两百多人，兵力比骑兵团两个主力连的人还要多。如果再打下去，不仅消灭不了日军车队，附近县城的敌人援军也会赶过来，再想脱身就难了。

因此，邓永耀政委果断下令撤出战斗。骑兵们烧毁汽车，趁敌人还不了解我军的虚实，骑上战马，走了。

漳河店伏击战是一二九师骑兵团战史上光荣的一页，也是刘春雷戎马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据战后统计，骑兵团阵亡战士三十多人，毙伤日军一百三十人，烧毁日军汽车二十七辆，战绩震动了成安、肥乡、大名、邯郸各地。人民群众称骑兵团为“神兵天降”，冀南广大地区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在这场战斗中，有个受惊吓精神失常的日本兵在漳河店村里哭哭啼啼，瞎躲乱跑，被村民打晕后捕获，送到县政府去了，成为当时的一大笑话。

但分析起来，这次战斗也存在颇多遗憾：首先是情报不准确，日军实际兵力为汽车兵队加一个步兵中队，比事先估计的一百人多了两倍多，而骑兵团战斗力最强的一连不在现场，缺少歼灭敌人的足够力量；其次，设伏时忽略了村口的制高点，导致日军占据房顶后，我方攻击很被动；第三，不宜由新兵单独组建作战单位，应该把新战士分散到各主力连队中去。

1938年时候的日本兵战术水平确实比较高，但我们八路军敢和他们打，我们的战斗经验是在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积累起来的。

在漳河店吃了亏的日本鬼子很不服气，他们宣称：“中共军队在押运部队的反击下主动退出战斗，这说明即使是八路军的主力团，也不足以抵挡日军一个中队的攻击。”消息传到骑兵团，指战员们愤怒了，都想找个机会再教训鬼子一次。

1938年8月，为适应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冀南八路军各部进行了整编。耿协福营长奉命组建冀南军区三分区，徒步大队也离开骑兵团，改编为三分区独立营（耿协福是冀南三分区的第一任司令员，但后来听说他和上级领导闹意见，脱离部队回家当老百姓去了）。

一二九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升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团长王振祥改任政委，副团长梁俊亭担任团长，三连指导员黄家景被提升为副团长。梁俊亭和黄家景都是骑兵团的老人，听说他俩当上了正、副团长，一些来自红十五军团的干部战士很高兴，连着庆贺了好几天，有的人还喝醉了。

原来，在2月中旬的时候，原骑兵团团长夏云廷（又名夏云飞，一二九师骑兵团的首任团长）被调到冀西赞皇县担任独立团团长。冀西独立团是个新组建的部队，夏团长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虽然刘春雷从没有见过这位老团长，但他知道，当时团长开小差事件给部下的思想打击是很大的。事隔半年，梁团长和黄副团长的提升让大家都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

也就在这期间，骑兵团组建了第四连。四连成员中除了乘骑分队的人，还有从主力连队抽调的部分老红军、从肥乡县大队参军的民兵骨干以及宋哲元二十九军的旧军队骑兵，连长是李树茂。刘春雷分在一排三班，班长是胡彦明。

整编结束后，冀南军区发起了漳南战役，一举歼灭“皇协军”与伪自卫团五千余人。

9月10日，骑兵团奉命奔袭大寒集，那里是“皇协第二军”军长李台的老家。其实，李军长这时候已经被八路军俘虏了，只是骑兵们还不知道，还在四处追捕这个大汉奸。

大寒集（今河南汤阴大寒泉村）位于安阳以东五十公里。骑兵团出动不久，日军的十辆汽车就追了上来，骑兵们穿越青纱帐，蹚过小河沟，想方设法甩掉敌人。刚进大寒集，鬼子的车队又追到了村子外边。

侦察员报告说日军有两百多人，团长和政委火了：“当真以为一个中队就能打我一个团呀，揍他！”

其他连队负责阻击，四连的任务还是“守马桩”。

四百匹战马圈在十多个院子里，刘春雷他们守在大门口。村外的枪炮声十分激烈，王立贵趁送午饭的机会去瞧了一眼，回来说：“村西头的日本汽车被打冒烟了，放心吧，鬼子打不进来。”

正说鬼子打不进来，大街上就听见叽里呱啦的日本话了。大家丢下饭碗就往屋里跑，大刘躲在门背后，还有的人钻到卧房里面去了。

连长李树茂在大门外喊：“大家快出来，把鬼子打回去！”

胡彦明第一个冲到街上打枪，并招呼道：“日本人不多，三班的快出来！”

刚跑到院子里，王立贵猛地惊叫起来：“鬼子，鬼子！”刘春雷抬头一看，可不是，一个日本兵正在房顶上一蹦一蹦地往前蹿呢。两人连忙开枪，也不知打了多少发子弹。小鬼子歪了一下，想站住又没站住，“啪哒”一声掉下来，躺在院子里直抽抽。

那鬼子正摔在大刘跟前，浑身血淋淋的，瞪着大眼睛张着嘴，一个劲地吐泡泡。刘春雷感觉有些恶心，一股凉气从小肚子直蹿上胸口，堵住嗓子眼说不出话来。扭头看看王立贵，发现这小子更没出息，天生的一张黑面孔居然被吓成了白脸，嘴巴一抿一抿的，都快要哭了。

冲进村子的日军小队被三连和四连歼灭了。自不量力、穷追骑兵的两百多个鬼子兵被打得只剩下六十人，丢下四辆被破坏的汽车，狼狈地逃回了安阳。这一次，他们再也不敢说凭一个中队就能攻击八路军一个主力团了。

战斗结束后，连长李树茂摆弄那具从房顶上掉下来的日军尸体，翻衣服口袋寻找战利品，发现鬼子身上只中了一枪，从左肋打进去，从前胸穿出来，就问是谁打的。胡彦明抢着回答：“刘春雷打的。”

大刘愣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谁打中的，班长当时又不在场，凭什么这么肯定呢？他正想解释一下，王立贵却也跟着说：“不是我不是我，是大刘打的。”

于是，这份功劳就算在了刘春雷头上。

这是刘春雷戎马生涯中消灭的第一个敌人，也是他立下的第一个战功。可是，直到晚年他依然心存疑惑，总觉得自己或许是冒领了战果，有点对不起战友。

020①守马桩：骑兵下马徒步作战，马匹必须集中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叫做“马桩”；还必须根据战场情况，派出部分兵力看管、保护战马，这就叫“守马桩”。

在班长的“帮助”下立了功，刘春雷却并不觉得开心。

胡彦明新官上任，对班长的职责看得很重，无论内勤外勤都是高标准严要求，从早到晚催促着做这做那，把全班人搞得手忙脚乱，大家都觉得不痛快。私下里，胡班长还要求大刘多注意战友们的言行举止，发现什么不良苗头就及时向他汇报。“这不是让我当奸细吗？”作为师弟兼部下的刘春雷觉得很别扭。

10月的一天，大刘在营地外面遛马，遇见了刘金魁。整编之后，“川老汉”就进了斥候队。这时候，他身穿便衣，手里捧着一把酸枣啃得津津有味：“大刘，我们那里缺人手，你愿意来不？”

“愿意，愿意啊！”

“那好，我帮你说说去。”

第二天团部命令就到了：抽调刘春雷同志担任斥候骑兵。

斥候，也叫“远端前卫”，任务是在部队行进时担任越前搜索，驻营时担任远方警戒。斥候骑兵兼有袭扰、钳制、侦察、通讯支援的功能，用大刘的话来说，就是“干骑兵游击队的活”。

刘春雷能当上斥候兵，首先因为他是冀南当地人，情况熟悉；其次是他骑乘技术好，上马下马一溜烟，有着“抢毛巾”把“韩猛子”拽下马来的成绩；再加上他刚立了战功，表现不错，够勇敢。

一般情况下，骑兵很少分散行动，但斥候兵就不同了，经常三五成群或者单枪匹马地在外游荡。当时有句话：“吊儿郎当通信兵，东游西逛侦察兵，吃香喝辣勤务兵。”这斥候骑兵的活动空间更大，出了营地就像是放了羊，如果管理不严可真不得了。所以，骑兵团在挑选斥候兵的时候就规定“五不要”：在旧军队当过兵的不要，干过土匪的不要，吸过白面的不要，有流氓习气的不要，身体弱、胆子小的也不要。

斥候队归团部直属领导，由团参谋长兼任队长、政治处主任兼任指导员，战士们出勤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汇报工作。出任务时必须遵守“六不准”：不准杀人，不准抓人，不准罚款，不准纳捐，不准缉私，不准没收东西。骑兵随时随地都要注意维护部队形象，对人民群众客客气气，否则就是犯了军纪，回来是要受处分的。

斥候骑兵通常是三个人一个小组，可刘春雷他们这个组却是四个人，除了刘金魁、颜胜才，还有个十五岁的小战士崔连喜。

还是在南宫县的时候，骑兵们去看“火线剧社”（吕正操部队的剧团）演出。开演之前照例是首长讲话。陈再道司令员满嘴的湖北口音，除了“打、打、打”，就是“抗战到底”，十句话中有五句半听不懂。

听不懂也鼓掌，鼓完掌就看戏。演的是话剧《雷雨》片段，台上的人激情投入，十分卖力；台下的人却看得稀里糊涂。这又不唱又不跳的，老爷、少爷、太太、丫鬟，搞的是什么把戏？

《雷雨》过后，总算有好看的了——舞台上挂着老大一张地图，一个日本鬼子气势汹汹地冲上来，把写着“沈阳”的一块撕了。有个小姑娘拦住说：“不许撕！滚出去！”鬼子用刺刀把她打倒，把“沈阳”咽了下去。接着又撕“东三省”，又撕“北平”、“南京”……每次都有小娃娃上来拦阻，每次都被鬼子打倒。不一会儿舞台上的小孩子就躺倒了一大片，日本兵把这些地方全吃了（这演员也够辛苦的）。眼看就要撕到写着“南宫县”的冀南一带了，台下的观众齐声高呼：“不许撕！小鬼子滚出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时候，台上跳出一个腰扎宽皮带，手拿木头枪，眉清目秀、精神抖擞、十分可爱的八路军小孩，大喝一声：“咄！住手！冀南陈再道在此！”然后三两下就把鬼子撂翻了——这小家伙就是崔连喜。

小崔干掉鬼子兵，把手枪往皮带上一插就开始作报告，讲的还是刚才陈再道说的那一套，字正腔圆，大伙都能听明白。讲话完毕，大家鼓掌，心说：“假司令讲得比真司令好听。”陈再道司令员也很开心，上台去和“小陈再道”握手。小崔趁机要求参加八路军骑兵团，邓永耀政委当即就把他收下了。

崔连喜是骑兵团“列宁室”①的干事，他跟随斥候队行动是为了更好地宣传发动群众。

共产党在敌后发展抗日力量，通常的模式是：进入一个新地方之前，先由敌工部开展工作，然后派部队寻机出击，打击一个日伪显要目标，唤起老百姓的抗战热情，树立威望，这叫“打开局面”；接着就召开大会，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委派县长、县委书记，这叫“开辟局面”；如果有哪个讨厌的家伙敢跟咱们共产党的新县长作对，八路就敲打他一下，这叫“巩固局面”；再如果作对的人多了，八路军就派来几支人马，驻扎一阵，这就是“稳定局面”。

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了咱们自己的政府，就可以开始搞宣传，征收军粮。

征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机构全跑了，冀鲁豫立刻出现了各种名目的杂牌武装，地方豪强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鱼肉百姓；随后，日伪政权也纷纷建立起来，鼓吹“东亚共荣”，实施“以战养战”；现在，当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三方力量就在同一块土地上交错争斗（以后还要再加上第四方——返回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大家打来打去，争夺的重要目标都是老百姓的粮食口袋。

人民群众当然是向着共产党八路军的，但日伪强盗和地方匪顽的欺压也让他们苦不堪言。抗日民主政府征收粮款，不仅要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还要带领群众和敌对势力作斗争。

根据地创立之初，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系还不完善，骑兵团的粮草征收工作主要是由斥候兵完成的。刘春雷最头痛这项任务。“征军粮就像光屁股打狼——一不要脸，二不要命，必须胆大、不害臊才行。”大刘胆量足够，过封锁线、深入敌后都无所谓，可他不会做宣传工作，向苦哈哈的穷兄弟要粮食，他开不了口。

开始的时候，崔连喜还帮助刘春雷练习口才。先编好说词，跑到高粱地里背得溜熟，接着扬鞭打马出发。可是到了地方，刘春雷见了人却一个字也讲不出来。没办法，他只好到老乡家的灶塘里弄点锅灰，用水拌了，拿草绳蘸着在墙上写标语。几次三番以后，说话的事就交给别人了，大刘只负责写字。

八路军对穷人张不开口，对地主老财却很能够下手。有一次，斥候骑兵和地方工作队去征粮，到了村里，老百姓说粮食已经让“维持会”收走了。工作队长说不可能，他们调查过，敌人还没有从这里拉走粮食。四处查看，伪保长早跑了，各家各户都是四壁空空，什么也找不到，于是大家留下来挨家挨户做工作。半夜里，有人在窗户外面小声通报：“村头老张家的屋里砌了一堵墙。”斥候队一听，明白了。

第二天八路军就去把张家的夹墙拆了，不仅先前征来的粮食都藏在里面，还有三千大洋、十多匹缎子。骑兵团派民运干事来运送物资，还把多余的粮食分给群众。老百姓高兴了，老人们说：“活了一大把年纪，只见过军队征粮，没见过当兵的给百姓分粮食，真是好队伍！”

农民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是有限的，八路军要，鬼子也要。想得到粮食就必须和敌人抢时间，这么争来争去，征收军粮的时间也就越赶越早。

1939年麦收的时候，斥候队二十多个人跟着团参谋长徐国夫出任务，半路上碰到个报信的地方干部，说是城里的日伪军出动了七辆卡车下乡抢粮食，可各村的粮食刚割下来，还都在麦场上呢。徐参谋长一听，立刻通知部队帮助老乡抢收、抢藏，自己则带着刘春雷他们赶往公路设伏。

伏击地点设在公路边的坡地上。徐国夫说：“大家注意，专打鬼子汽车。”等了一会儿，敌人车队来了，斥候队放了两排枪，把前面的汽车打趴下，后面的车子也堵住了。日本兵从车上跳下来，架起机枪“突突突”地扫，伪军也下车围上来。徐参谋长带着战士们上马，撤退了。

跑个七八里地，再找个地方埋伏着。等鬼子来了，大家猛甩一通手榴弹，又炸了辆车，骑上马接着跑。这么搞了两三回，鬼子不敢坐车了，派伪军在前面徒步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慢慢跟着。八路军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他们都要紧张忙活上好一阵。等日伪军磨磨蹭蹭到了村子里，粮食早就收好藏好了。老乡们对鬼子汉奸说：“没办法啊，土八路把粮食都征走了，太君来得太晚了……”

到后来鬼子也急了，麦子还在地里，他们就派伪军下乡，干脆自己割。遇到这种情况，骑兵团就实施奔袭，直扑麦田。

刚收割完的麦子地一马平川，伪军们还在挥舞镰刀苦干农活呢！骑兵队高举马刀冲过去，手起刀落，真像砍瓜切菜一般——这伙“可怜”的家伙，白帮老百姓干活不说，连枪带性命都交给八路军了！

那些年，日伪军与咱们骑兵团争麦收，从来就没占到过便宜，鬼子汉奸听说骑兵队就头痛。

刘春雷记得，有一年他护送物资到太行山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上交大洋两万块，粮食、布匹几十挂大车，光电池就是六大箱（电台要用电池），把刘师长乐得眉开眼笑。这样的部队，首长能不当宝贝吗？

其实，抗战初期的一二九师骑兵团只是个小团，全团四个连加一个团部直属队，每个连九个班，每个班九至十二人，这叫做“小团大连”。所谓骑兵也只是“骑马的步兵”，打仗的时候以下马步战为主，对敌人的精神威慑力远超过实际的杀伤效果。

战士们的军事技能普遍不高，原地列队、纵队行军还可以，可冲锋就是一窝蜂，撤退就更像是放了羊。虽然上级领导对军事训练很重视，但由于大家对骑兵作战的规律都不大了解，需要边摸索边总结。再加上骑兵战术必须人马合练，训练规模也只能从小到大，从干部开始，逐渐到战斗骨干，所以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成效。像大刘这样的新兵，开仗的时候能跟着班长跑就算不错了。

因此，在1938年、1939年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八路军骑兵对日军作战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破坏交通和通讯设施，牵制和消耗敌人。

八路军到平原打游击，一开始最不适应的就是日军的战术反应速度太快。他们通讯条件完善，运输手段完备，八路军在这个点刚一开打，周围几个县的鬼子就全围上来了。吃了几次亏，陈再道司令发话：“把鬼子电话线给我割了！”

割电话线的位置一般远离八路军营地，而且还应该选择距离村庄较远的地方动手。这一方面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另一方面也是免得事后老百姓受连累。这个活，在地方游击组织成熟之前基本上是由斥候骑兵完成的。

开始的时候动作简单。刘春雷他们拿着根长竹竿，上面绑着镰刀，跑到电杆下面，瞄着电壶底座一划拉，线就下来了。他们一晚上跑个几十里，收割的电话线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烧掉。可没想到，天亮以后鬼子开来摩托车，忙乎一阵，把电话线全都接上了。得了，第二天还要再去。

第二次去就认真多了，把一根杠子绑在电杆上，横着像推磨一样这么一转，电杆子倒了，电话线也扯断了，再把电线杆锯断。大家很得意：“哼！看你小鬼子怎么办！”等到天亮，坐摩托车的鬼子过来一看，不行，回去！又开来大卡车，忙乎好一阵，埋上新电杆，又把电话线接上——八路军骑兵傻眼了。

当时，八路军围攻一个据点通常要花四五天的时间，因此上级的命令是要让敌人的通讯中断五天以上。可是，这小鬼子的动作也实在是太快了，几个斥候骑兵玩命地锯电杆、割电线，日本人最多三天就能恢复；而且敌人还加强了巡查力度，发现有人在线路附近转悠就开枪。几个回合下来，大家的嘴上都急出了火泡。

一天，几个斥候骑兵到金滩镇（今邯郸大名境内）割电话线。天刚黑，卫河渡口上的电灯刷地亮了。“川老汉”刘金魁没见过这新鲜玩意儿，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刘春雷好心告诉他：这电灯和电话一样是用电线连着的，没啥了不起。……不料刘金魁气急败坏地说：“既然没啥了不起，你怎么不把电线破坏了？只会吹牛不会办事。”

这句话把大刘气坏了，闷了两天没言语，还真让他憋出了一个主意——再去割电话线的时候，其他人在电线杆上套绳子，用两匹马拽倒（这样搞虽然动作快，可是很伤战马）；刘春雷就不跟着干，他找个地方爬到电杆上，把电话线从电壶底座那里切断，再弄根黑色的弦线连接上，别人来明的，他来暗的。

天亮以后鬼子又来了，忙活两天抢修完毕，电话还是不通；于是继续检查，线没断，可电话就是不响。敌人急了，大鬼子骂小鬼子，小鬼子骂汉奸，汉奸骂线务员。这回好，电话足足断了一个礼拜。

割电话线的目的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可八路军也要让老百姓听到自己的声音，这就需要写标语，贴布告，发传单。

抗战时期，地方政府和军区各部队都经常张贴布告，散发传单，这些宣传品大都是手刻油印的，比较粗糙。而一二九师骑兵团的却不同，都是根据地大印刷厂印制的，样式精美，其中《告日军官兵书》还是日文的，一看就知道是大部队的正规东西。所以，每次鬼子汉奸一看见骑兵团的传单就认为是八路军主力部队来了，四里八乡也都传言附近埋伏着化了装的老八路。敌人立刻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好几天都不敢出动。这样，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在乡村开展活动就方便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刘春雷他们胆子小，把传单藏在袖口里混进乡村集市，趁人不注意就偷偷塞到箩筐里面；要不然，就是半夜在老乡家的院墙上贴布告。结果是影响不大后果却不小——鬼子下令发现谁的筐里有传单就没收东西，发现谁家墙上有布告就烧房子，搞得老百姓都怕了八路军的宣传品，见了传单就躲，见了布告就撕。

后来，斥候兵们就豁出去了，直接进城，把传单撒进伪军兵营，布告贴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墙上。干这事讲究的是胆大心细，先把马匹藏在城外，身着便衣进城，贴布告，散传单，出城打马就走。刘春雷一年里进过二十多趟县城，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有时候也大张旗鼓地行动。有一次去鲁西的东阿县贴布告，回来的时候还剩下两张。地方上的同志说，当地有个恶霸，倚仗着大汉奸李连祥是他亲戚，有十几个狗腿子给他看家护院，经常欺压百姓，报复抗日积极分子，简直坏透了，干脆把这两张布告贴到他家去。

崔连喜年纪小，刘金魁“没心没肺”，两人都爱凑热闹。小崔在布告边上写了个顺口溜：“狗汉奸，丧天良，不认爹，不认娘；帮鬼子，害老乡，日后没有好下场！”刘金魁说：“加一句：老狗日的不得好死！”

崔连喜说：“那样就不押韵了。”

“不押就不押，过瘾就行，就这么写！”

于是就添上了这句粗话。

骑兵们带上布告，穿戴整齐，全副武装，直奔恶霸大院而去。刚进村，地方干部就喊：“八路军骑兵团下战书来了！”老百姓于是都跑出来看热闹。恶霸家院门紧闭，刘金魁抬手朝着大门就是一枪。崔连喜把布告、顺口溜都贴在门上。

办完这事，向人民群众挥挥手，跃马扬长而去。嘿嘿，动作着实潇洒！

当晚，恶霸老头又气又怕，暴毙了。呵呵，果真不得好死。

斥候骑兵的另一项工作是乘骑侦察。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任务，稍不留神就会中埋伏，甚至让敌人活捉了去。通常情况下，八路军士兵作战时能携带三十发步枪子弹就算是很不错了，可乘骑侦察的出勤装备是八十发。因为要作骚扰射击、警戒射击、示警射击，弹药消耗特别大。

卫东战役时，刘春雷和刘金魁执行任务时要过卫河，刚到河边就发现不远处有一群敌人在吃饭。当时那个季节河水还很浅，刘金魁图省事。“冲，一下子就过去了。”说完，他打马就往河里跑。他冲在前面，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他就窜到对岸不见了，可跟在后面的大刘却倒了霉。

这个河段的河沙特别细，像淤泥一样，刘春雷的战马腿短、个子小、爆发力差，结果就被陷在了河中间。敌人嗷嗷叫着追过来。大刘平时是很少打马的，这时候也顾不上了，抡起鞭子拼命地抽。战马“公鸡”被打急了，挺了几下终于挣了出来，冲到岸上，这才跑脱了。

“好家伙，马一身水，我一身汗，全是急出来的呀！要不是敌人想抢马、要抓活的，我那回肯定玩完了。”

027①列宁室：相当于俱乐部。

刘春雷的第一匹战马有个外号叫“公鸡”，它其实是匹牝马。起这么个怪名字是因为这匹马有个习惯，每当天亮公鸡打鸣的时候，它也爱跟着嘶叫，好像自己也是公鸡似的。所以，遇到清早出任务的时候，大刘总得时不时地拉几下马嚼子，怕它乱叫唤暴露了目标。这匹战马在1942年反“铁壁合围”时牺牲了。为纪念无言的战友，刘春雷以后的战马也都叫做“公鸡”。

战马“公鸡”也立过战功。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回师华北，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十一个师团零九个混成旅团，并逐渐把军事重点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11月，日军对冀南进行了残酷的“四路大扫荡”。就在反“扫荡”斗争的紧张时刻，军区指挥部的电池不够用了。

那时候，八路军电台用的是干电池，由于敌人对无线电器材控制得极严，专用的大电池很难买到，只好使用手电筒上的那种小电池。最小的电台是二点五瓦的，发报机高压一百八十伏，要串联一百二十节电池；收报机四十五伏，要三十节。一部二点五瓦的小电台一次就需要一百五十节电池，常用的十五瓦电台就更不消说了。手电筒电池虽然在集市上买得到，但一次也不能够买得太多（鬼子侦缉队也知道这玩意儿能干什么用），所以必须先请地方上的同志零散地收集起来，再由骑兵团派人去取。并且，地方同志还得准备焊电池用的锡块（把锡酒壶熔化了）以及连接电池用的铜线（把铜脸盆化了）。

当时，河北、山东的邻近地区已打得烽烟四起，因为刘春雷熟悉当地的情况，就派他去收集电池。他穿越封锁线，两天三夜马不卸鞍，足足跑遍五个县才完成了任务，到最后人累瘫了，马也快累倒了。团里给刘春雷记功，他不要，把功劳算在了战马的身上。

那战马“公鸡”也知道立功受奖是件光荣的事，看见脖子上的大红花，兴奋得不得了，一直不愿意把花取下来。

立过功的战马有特殊待遇，即使战斗伤残了也不能杀，要由部队出钱出粮，交给老百姓喂养；万一“功臣马”牺牲了，还可以专门建坟。当骑兵的要处处为自己“不说话的战友”着想。

1938年12月下旬，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县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

为保证干部大会顺利召开，一二九师骑兵团担负了会议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师首长和师部机关的安全。

召开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想要完全保密是很困难的。日本人很快就发现一二九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先后调集了第十师团、一一○师团、二七师团、一一四师团和大批伪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十一路大扫荡”。八路军随即展开反击，与日军作战一百多次。其中，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指挥的威县香城固战斗，还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然而，也就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骑兵团的老政委、时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的邓永耀同志，在武邑县不幸牺牲了。

“十一路大扫荡”期间，一二九师骑兵团一直护卫着师部机关，和鬼子捉迷藏。穿插封锁线，把握时机很重要，走早了会被敌人缠上，走晚了又会被合围。就在首长们寻机跳出鬼子的包围圈的时候，刘春雷却在考虑要不要开小差回家去。

这是1939年的2月，大刘参军后的第一个春节就要来临了。往年，这正是穿着新衣裳置办年货、揣着压岁钱串门拜年的时候；可今年，却要在鬼子的“围剿”中东奔西走，每天都和枪炮声做伴，每天都会看到死去的人。当初，以为拿起枪打日本，鬼子就能很快被赶走；没想到现在师长、政委这么大的首长在旁边，却还是打不过敌人，小伙子就有些悲观失望了。

刘春雷参加八路军的时候，其实谈不上有什么革命觉悟，更多的是受到抗日荣誉的吸引，觉得从军报国光荣；再加上和伙伴们一起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既不受长辈的约束，也没有掌柜的催着干活，骑马挎刀扛枪十分痛快。可时间一长、新鲜劲一过，就有些想家。

本来嘛，部队再好也不如家里好。特别是换了新团长以后，有些基层干部的脾气立刻见长，对部下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踢屁股。老兵们之间认同乡，论交情，烧香换帖拜把子，开小灶搞聚会；连长指导员都不称“同志”了，要叫“大哥二哥”，谁和“大哥二哥”关系铁，谁就可以吃香喝辣、横着膀子走路。

刘春雷是斥候兵，直属团部领导。团长政委管得严，不许这不许那，大刘即使想和别人攀交情也没有机会，整天看着人家混得开心，只觉得自己有说不出的孤单。

春节的前两天，刘春雷在村口站岗，看见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哭哭啼啼地回家。那孩子大概是到哪里玩水，掉到坑里了，大冬天的，裤子破了，浑身是泥浆。小孩的妈妈拎着个小棍跟在后头，走几步敲打一下。那孩子咧着小嘴满

脸鼻涕眼泪，被敲一下走几步，然后站住大哭，再敲一下又走几步，又站住

哭……刘春雷一开始觉着好笑，可笑着笑着就突然想起自己的娘了，想家想得不行，于是把步枪挂在树上，准备开溜。当时部队的驻地离南宫县不远，他的兜里还缝着两块大洋，只要能骑上马，第二天就可以到家。

那天是崔连喜负责遛马，小八路年少单纯，丝毫也没察觉哨兵脱岗是想要开小差。他拿着两个大红薯，一个劲地央求刘春雷帮忙——小家伙不会烤红薯，而大刘是厨子出身，烧烤技术娴熟。

“幸好幸好，那两个红薯救了我一命。”

过了没多久，参谋长来查哨，发现枪挂在树上，哨兵却不见了，急忙四下寻找。看见两个战士在地头刨坑烤红薯，就把刘春雷骂了一顿，并没往别的上面想。大刘只好接着去站岗，逃跑的计划暂时取消。

1939年2月19日是农历新年，刘春雷起得很早。

那一天，一二九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莘县赵官村附近，不远处住着师部机关和师首长。因为头天晚上是除夕，老百姓放鞭炮整得挺热闹，把一帮骑兵小伙子也逗得心痒痒的。于是，天不亮大家就起床凑钱买鞭炮，准备白天也高兴一下。鞭炮要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张鲁镇去买，因为怕被领导发现挨批评，两个斥候骑兵换上便衣，四更天就出门了。他们必须在出操之前赶回来。

五更刚过，买东西的人回来了，鞭炮挂了满脖子，年货买了半口袋，可脸上却一点喜气也没有，喘着粗气直嚷嚷：“鬼子！鬼子来了……”大伙还以为他俩开玩笑呢——外面放了几道警戒，鬼子怎么来得了？

可是，这不是玩笑，他们回来的路上真的遇到敌人了，总数有多少尚不清楚，但是在前面作为先头部队的日本兵就两百多。大家连忙向团长报告。梁俊亭拿出地图仔细查对，才发现作战参谋把宿营地点和警戒位置都弄错了，师部机关居然在警戒圈的外面！

团长和政委都吓傻了。赶紧兵分两路，那一边，由王振祥政委带着两个连去保护师首长。当时，师部机关的人还以为四周的枪声是在放鞭炮呢，一点转移的准备也没有，刘、邓首长差点没被鬼子堵在村子里。邓小平政委为此大发雷霆，把王振祥臭骂了一顿；这一边，梁俊亭团长命令骑兵二、三连和斥候队紧急集合，带着队伍朝着鬼子来的方向迎上去。

走了不到二里地，遇上日军了。骑兵们立刻卧倒射击，把敌人挡在了路上。乘骑卧倒射击，人卧倒，马也得卧倒。有的战马训练不够，听见枪声就想跑，这就需要把缰绳放下来缠住马的前腿。大刘的“公鸡”倒是很沉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平原上的地形其实无险可守，八路军骑兵与敌先头部队的两百多鬼子趴在地上对打，一时谁也吃不掉谁。但是，这样的态势对我军很不利，因为很快就要天亮了，敌人的后续部队如果判明情况，完全可以绕道继续追击师部。

打了一会儿，天色渐渐亮了，可以看见远处的日军越来越多。梁团长急了，举着马刀高喊：“共产党员跟我上！”一群战士跟着他跳上战马，冒着弹雨兜了个弧线，斜刺里冲向后面的日军主力。他们是要用这种近乎于自杀的进攻方式，逼迫日军后续部队过早展开战斗队形，为师首长的撤退争取时间！

刘春雷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和崔连喜趴在地上进行掩护射击。看见颜胜才冲上去了，刘金魁也冲上去了，刘春雷心里十分羡慕那些能够冲杀在前的战友。

两百名骑兵战士阻挡了日军大队近两个小时，师部机关和首长们安全转移了。然而，为了这宝贵的一个多小时，有四十六名年轻的八路军士兵牺牲在了1939年农历大年初一的清晨。

这其中，也包括那两位渴望在春节里放鞭炮的斥候骑兵。

“他们俩都是从肥乡县大队补充来的民兵骨干，名字记不住了。但每当过年放炮仗，我就会想起他们。”许多年以后，刘春雷提起此事，依然感慨万千。

1939年3月下旬，敌人的“十一路大扫荡”已接近尾声，各路日军主力都开始往回撤，一二九师骑兵团依然护卫着师部在鲁西一带活动。

有一天，四连班长胡彦明在遛马的时候发现一伙鬼子。他也真够勇猛的，单枪匹马就和敌人干上了，当即打死领头的日军少尉，缴获了手枪、地图和望远镜。这下子他可就出名了，立了大功，戴着红花和刘伯承师长照相。《抗敌报》的记者还说要把他的事迹登在报纸上。

战友们羡慕极了。刘春雷也因此打消了开小差的念头——都是一起参军的，别人杀敌立功出风头，自己却跑回家去当逃兵，多没面子！

4月初的一个傍晚，骑兵二连突然炸了营，干部战士们舞刀弄枪地嚷着要出动，杀汉奸报仇。原来，他们的老连长被别人给打了。

当时，鲁西各县还没有成立抗日政府，但当地老百姓对八路军的印象不错，不仅自发捐款买猪肉慰问部队，地方乡绅也时常宴请骑兵团的连以上干部。趁着这个势头，八路军成立了“聊阳阿（聊城、阳谷、东阿）地区工作团”，并建立了“聊阳阿独立大队”。这个大队有三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三中队是收编的地方民团，二中队是新组建的。骑兵团给独立大队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派二连长王永元去担任大队长。

这一带，地方势力最大的豪强叫做陈玉怀。此人背景很复杂，有土匪的根子、“白极会”的底子、旧军阀的本钱，还有国民党的关系。他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坏，可就是拼命阻挠共产党发展地方组织，杀害我工作人员，强制解散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对抗日民主政权的危害很大。共产党多次派人去做统战工作，却始终不得要领。

3月下旬的一天，“聊阳阿独立大队”又被陈玉怀追得到处跑；大队长王永元也被他们抓住了，打了三十军棍才放掉。幸亏王永元装哑巴不说话，陈玉怀以为他是当地人，要不然，大队长的性命都难保。

王大队长遍体鳞伤地回到骑兵团，二连的战士们一看老连长被打成这副模样，哪里受得了，立刻自动集合起来要去报仇。王永元是陕西延安人，和四连长李树茂、一连长许得和是同乡；再加上王连长这人平时也挺豪爽，刘春雷手里的“汉阳造”就是他们二连送给新兵的。于是各连都吵着要为他出这口恶气，想拦都拦不住。

本来，骑兵团当时的任务是护卫师部机关，并没有打击反动地方势力的安排；况且，打陈玉怀这样的“灰色人物”，也应该先写申请报告，征得军区和政治部的同意。可是，各连长都不主张事先请示，说是申请能不能批准暂且不论；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能让骑兵团去打。梁俊亭团长也觉得应该教训一下反动地方组织，提出派两个连出击。王振祥政委看大家的情绪这么激动，只好建议由二连和团部的斥候队去打一下，适可而止，快去快回，其他三个连留下担任师部警卫。大家都同意这么办。

刘春雷参加了这次出击，随部队连夜急行四十公里到达了预定位置。

陈玉怀的据点设在一个大土围子里面，外面有寨墙、壕沟，里面有土楼，如果真要强攻还挺费时费事的。

一大早，独立大队派几十号人到了土围子外面，先是“当当当”打几枪，然后就“问候”陈玉怀的母亲；这还不过瘾，接下来又开始烧“白极会”的神道牌位。土围子里面的人急了，发一声喊，追了出来，独立大队的人转身就开溜。他们的速度飞快，不一会儿就跑了七八里地，一抬头，看见八路军的骑兵，排成横队，正等在那里呢。

二连是军事战术操练得比较好的连队，骑兵阵型也演习得挺熟练。面对近千人的土匪武装，骑兵们排成一列横队，先徐步前进，由两侧机枪进行压制射击。等距离较近了，连长把红旗一挥，大队人马策马冲锋，冲过人群之后，集体向后甩手榴弹，把敌人炸得遍地开花。

一个冲锋下来，骑兵的位置已处于敌人和土围子之间，挡住了他们的退路。土匪们慌得不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时，连长的旗子又挥了几下，骑兵列成三列横队，抽出了马刀。“冲锋！”随着一声呐喊，第一排冲过去，刀砍马冲，把敌人队伍冲乱了；接着，第二排、第三排也冲上去，把敌人分割成几块；再接着，一排又转头冲回来……这么杀了几个来回，土匪们就彻底混乱了，抱着头乱跑，惊慌得连马刀砍过来都不知道躲了。

这是大刘第一次参加摆队冲锋，他来回杀了几趟，兴奋得不得了。眼见一个高个子敌人向他砍来，他高举军刀斜刺过去。哪知刀尖卡在了骨头上，由于握刀的手型没来得及换过来，高个子一倒，把他也从马上给带了下来。

刚从地上爬起来，迎面就跑来两个土匪。还没等刘春雷作出什么反应，土匪却丢下武器、抱头跪地了。不一会儿工夫，大刘的身边就跪下了二三十个人。刘春雷纳闷了好一阵才想明白，原来这土匪要是跪在别的什么地方，保不齐还会被战马踩踏；若是跪在个八路军战士的旁边，倒确实是要安全得多啊！

消灭了野外的土匪，骑兵们立刻进攻大土围子。那帮家伙连寨门都没来得及关，八路军就冲了进去。敌人往房顶上跑、往土楼里跑，骑兵们就拎着马刀追，很快就占领了陈玉怀的老巢。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家当，让八路两个小时就砸了个稀巴烂。这土匪豪强闻讯之后，伤心得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叫。

这一仗，八路军骑兵威名远扬。老百姓纷纷传言：“八路的战马练过武功，一匹马顶十个人；骑兵一吆喝，战马还能跃到房顶上去……”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

一场战斗，消灭了恶势力土顽，八路军却只有两个轻伤，战果颇丰。“聊阳阿独立大队”的同志们很高兴，骑兵们也得意，大家就着土围子里面的物资，大吃大喝，庆祝了一番。

打扫完战场，骑兵们就往回赶，一路上兴高采烈。可谁也没想到，这时候团长正在家里挨训呢；更没想到，骑兵团这就要开往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政治整风了。

1939年3月，得胜回营的刘春雷他们刚到驻地，就听说部队要开拔。

那位王永元大队长本来是在团里养伤的，现在，职务免了，跟骑兵团一起走。不仅如此，师部还撤销了“聊阳阿独立大队”的番号，把他们交给先遣纵队改编。

一二九师骑兵团跟着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向太行山走。一路上，干部们的情绪明显有些紧张。刘春雷他们这些当小兵的反正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就无所谓。一些人照样逗乐子讲怪话，东一嗓子西一嗓子地吼秦腔，惹得大家瞎起哄。

行军途中，师部机关的几个人从骑兵队伍旁边经过。有个战士就故意高声问：“同志们啊，咱们抗日，应该向东边走，去济南府打鬼子呀。如今怎么向西，开到山里头去了？”另一个战士就接着说：“老哥你不懂，这是现在的新招数，打日本嘛，就是要讲究个日落西山，往西边走才显得高明，高明真高明啊……”大伙嘻嘻哈哈地哄笑，师部机关的人一句话没说，加快速度走远了。

连长刷白着脸跑过来：“我的祖宗哟，你们真是不让人活了。知道刚才过去的是谁吗？那是邓小平政委呀……”

4月，骑兵团到达山西黎城县，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亲自主持召开全团大会，下令就地驻营整军。

会上表扬了部队一年多来的英勇表现，肯定了战士们在开辟冀西、冀中和冀南根据地斗争中的成绩，称赞骑兵团不愧是抗日主力团队。

邓小平政委指示：“要坚决反对流氓习气，反对军阀残余，反对本位主义；要坚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把部队作风整顿好。”

可是，啥是“流氓习气”？什么是“军阀残余”？怎么“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战士们弄不明白。有人启发说：梁俊亭团长打人骂人，是军阀作风的表现。大伙满不在乎：那有什么呀？他是团长，发脾气是为了部队好。又有人说：政委王振祥爱喝酒爱说大话，是纪律不好的表现。大伙毫不在意：那算什么事，政委打仗勇敢，老百姓请他喝酒是应该的。

闲扯了好几天仍不得要领。骑兵们觉得政治部的人不想着打仗却惦记这些鸡毛蒜皮，纯属没事找事；政治部则认为骑兵团骄傲自满、思想涣散，真是无法无天。

思想作风还没整清楚，后勤又跟不上了。

黎城县位于太行山腹地，属于比较贫瘠的地区。现在猛地开来一个骑兵团，人吃马嚼的花费挺大，地方政府准备不足，粮草就供应不上了。

人艰苦点还好说，战马几天没喂好，立刻就变得虚弱，加上从平原到山区的不适应，一些马匹调养不当就开始生病。军马带病带伤，吃亏的是部队。于是，整军又临时改变了内容——整顿卫生制度。具体而言，就是磨豆腐、种菜、养山羊（黎城县的山羊比较多），帮老百姓干活。

政治处宣传干事编了首顺口溜，唱的是：

学习生产真紧张，地头田间当课堂；

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

羊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

人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

骑兵斥候队的工作是磨豆腐，这是刘春雷的强项，家传的行当，容易。在豆腐房里忙活了十几天，骑兵团又接到上级命令：到津浦路东给肖华（开国上将）的挺进纵队送弹药。

整军这就算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运送弹药的任务原本并不困难，可问题是制订计划的人太外行了。一次安排的运输量太大，每匹马都驮上子弹箱子、手榴弹箱子，沉甸甸地压得战马直哆嗦，搞得骑兵们根本不敢上马鞍，只能牵着马走。这样一来，骑兵团就完全失去了机动性能，成为一支目标庞大、笨重缓慢的运输队。四百匹驮马的“大马帮”在平原上游走于日军的封锁线之间，步步凶险，好不容易过了平汉线，却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津浦线。

从4月初到5月中旬，骑兵们在河北、河南转悠了一个多月，转到最后，师部发话了：任务取消，回太行山。

于是又驮着弹药往回走，走到河南汤阴县遇到了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杨得志（开国上将）。漳南战役的时候，骑兵团曾经和杨司令配合作战过，大家是老熟人。听说杨得志的部队也缺弹药（八路军就没有不缺弹药的），王振祥团长脑袋一热，又犯了说大话的毛病，自作主张把马背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分了一半给冀鲁豫军区。

这下子骑兵们轻松多了，王团长却倒了霉，回到太行山就被免了职。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都在随营学校当轮训队长。

王振祥调走，上级宣布了新任政委廖冠贤（开国少将），接着又派来了新的副团长、新的参谋长、新的政治处主任、新的政治处副主任……而且，还从师政治部“锄奸队”派来了特派员。他们个个都是生面孔，个个表情都很严肃。

骑兵团副团长黄家景被提升为团长，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严厉整顿部队作风，和不良倾向斗争到底。

骑兵们大眼瞪小眼，知道这一回是来真格的了。

整风的第一课是思想教育，每天开会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让大家很不习惯。大会开完开小会，你看着我，我瞧着你，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班长颜胜才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刘金魁发言。“川老汉”坐在门槛上寻思了半天，这才说：“首长讲得真好，一清二楚，咱们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得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讲得好，咱们思想落后了……”发言结束，大家热烈鼓掌。可接着想一想，不对呀，他刚才这些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呀。

上课的时候，领导讲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可战士们听不明白。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回家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的名堂太多，活遭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活像个念经和尚，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新来的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开国少将）有办法，他编了些山歌快板，“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之类，这才让许多人把一些名词记住，弄明白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确实，骑兵团以前存在着不少问题。

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吹牛皮，讲怪话，唱“野山歌”，缺乏严肃紧张的政治作风；阶级观念弱化，认老乡，拜把兄弟，党员干部说话没有“大哥”管用。在干部中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战士中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开小灶，大吃二喝，缴获交公不彻底，设立小金库；另一方面，个别干部体罚士兵，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还踢人屁股、骂粗话。

军阀作风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牲口与部队战马抢草料吃。战士们就把牛和羊都赶走，惹得房东大娘很生气，破坏了军民关系。

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骑兵打仗，追击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在那里打了半天，好不容易把鬼子汉奸打垮了，骑兵们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留着，淘汰不要的玩意才送给步兵。步兵有意见，骑兵还嘲笑别人：“要不是我们骑兵团，你们连这破枪也得不到！”这不是“骄傲自满、自私自利的本位主义”是什么？

说骑兵团本位主义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对此，刘春雷有保留意见。他说，别人只知道骑兵跑得快跑得远，却不知道战马也是会累的。有好多次连续转战，出现了马匹累死的情况，战士们心疼自己“不说话的战友”，就不愿意执行命令了。其实，即使是骑兵听从指挥，军马也难以配合。牲口这家伙，它要是累了病了，你再下死命令它也跑不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骑兵部队的模样经常是松松垮垮的，有道是：“步兵紧，骑兵松”，“步兵出发像蚂蚁，骑兵出动似蝗虫”，真是这样。

骑兵部队马匹多、装备重、勤务杂，管理相对困难。比方说，能驻扎一个步兵连的村子，换成骑兵宿营，最多只能住一个排。步兵部队以连为伙食单位，骑兵吃饭就只能以排为单位。开饭的时候，步兵规规矩矩围坐在一起，吃的是大锅饭；而骑兵手里抓着大饼子、窝窝头，一边遛马一边啃，一顿饭能吃出好几里地去。

大清早的时候，步兵出操“一、二、三、四”，整齐雄壮、气势非凡；而骑兵这里，铡草的铡草、喂料的喂料，“吁吁——哟哟”，全是吆喝牲口的声音。即便有几个早起锻炼的勤快人，也是你耍春秋刀我使六合枪，各练各的功；你唱“云长最忠勇，温酒斩华雄”，我吼“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各唱各的调。

说实话，骑兵早晨不出操也不是因为懒。在战斗频繁的战争环境里，如果一大早就把战马弄得太兴奋，等到真打仗的时候，马匹就不那么活跃了，这也是骑兵作战的规律。但是，邓小平政委明确要求整军期间骑兵必须按照步兵操典来进行训练，培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作风。结果，两个月下来，部队的组织纪律有了明显的增强。

一二九师骑兵团是红军底子的主力团队，各级干部也大都是具有战功的老红军，上级很爱护这支队伍。但是，发现部队中出现了政治管理、组织纪律上的偏差，刘、邓首长照样立刻大刀阔斧予以整顿，该撤的就撤，该换的就换，毫不手软。

八路军的政委、政治部、政治处是干什么的？是专门管干部的！“要游击，不要游侠”，亮剑不稀奇，再亮剑也不能亮成了个人英雄主义。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对共产党的军队而言，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骑兵团的政治风气发生了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刘春雷也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可是，就在开民主讨论会的时候，师兄胡彦明却揭发大刘，说他有嫌弃八路军的思想。

四连的胡彦明是整军时的大红人。本来，四连是作风整顿的重点单位，连里头新兵多，小商贩出身的人多，旧军队士兵也多，各种江湖习气五花八门。整军一开始，连长李树茂就被调到三连去当副连长了，由特派员徐青山亲自管理四连。杨特派员考察一番之后，把胡彦明提拔起来当了排长。

胡彦明有文化，有武功，思想进步，自觉性强，聪明好学，还立过大功，确实出类拔萃。他是刘春雷他们这一拨新兵中第一个立功、第一个入党、第一个当班长的，现在又第一个当上了排长。刘春雷万没想到师兄会揭发他。当初，他确实是因为八路军军饷少，说过“穷八路真寒碜”之类的话，但那不过是私底下开的玩笑，谁知胡彦明竟然会一直记在心里！

幸好，斥候队是由政治处主任况玉纯负责管理的。况主任在特派员抓人之前先找到大刘，问明原委，最后说了句：“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了，讲话办事都要动动脑子，要有政治觉悟。”他让刘春雷写了份检查，把抓人的命令挡了回去。

也有不肯写检查的人，四连先前的三个排长辛明旺、郝传喜和苏昌太，他们既是同乡，也是同时参加红军的战友，还是结义兄弟，平时形影不离，恨不能穿一条裤子才合适。整风的时候，别的拜把兄弟都散伙了，只有这三个人不答应，拍着胸脯跟特派员叫板：“要关关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块！”把徐青山气得不行。大会小会开了不知道多少次，好话坏话都说遍了，没用。最后只好把这三兄弟关了几天，分到连队当兵去了。

通过整军，一二九师骑兵团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明确了共产党是军队的领导、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明确了党支部是连队的核心战斗堡垒，战士中党员的比例也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对刘春雷而言，整风给他的最大收获是政治素质提高了。以前，他以为毛主席就是党中央，现在知道了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朱总司令和八路军都要听人民的指挥；还知道了冒险蛮干是“左倾主义”，胆小害怕是“右倾主义”，共产党主张的是“共产主义”……在整军中，大刘第一次接受了党的理论，懂得了“八路军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的道理——作为民族战士，就要打仗勇敢、抗战到底；作为阶级战士，就要爱护人民群众，听从党的指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不过，虽然大刘同志的思想进步很大，但几次讨论他入党的事，徐青山特派员都表示反对。

刘春雷是做饮食买卖出身的，养成了见人三分笑、讲体面爱干净的习惯；而徐青山在黄安①乡下，还不到八岁就给地主家放牛，从小受苦的泥腿子对城镇小市民的“假做派”很看不惯。按徐特派员的观点：“家中无米，抗战到底；银钱过千，意志不坚；家财万贯，熊包软蛋。”听说刘春雷是自带装备参军的，苦出身的老红军就把富裕人家的子弟看扁了，这让大刘十分窝火。从这以后，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吃完饭后不漱口，早晨起床不洗脸了。

1939年8月，骑兵团整军结束，刘伯承师长和李达参谋长特意赶到黎城为大家送行。骑兵们在口号声中告别太行山，他们的任务是：奔赴山东聊城地区，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045①黄安：今湖北红安。

黎城整军期间，骑兵团按马匹的毛色重新调整了战马，一连全是黑马，称为“黑马连”；二连是“红马连”；三连是“白马连”；其余的杂色马匹归四连，四连因此也被叫做“花马连”。骑兵从太行山下来，一溜黑一溜白，一溜红一溜花，怪好看的。

斥候队的战马没有调整，大刘继续骑着他的“公鸡”。

过了涉县就接近平汉铁路了，部队改为白天宿营夜间行军。有一天拂晓的时候，忽然听见前面喊“敬礼”、“敬礼”，排长、班长们都把手放到帽檐上。刘春雷也赶紧瞪大眼睛张望，看见黎明的曙光下，黄团长、廖政委陪着一个高个子军人站在路边土坡上，这位年轻的首长就是肖永智（1943年牺牲）。

肖永智当时是新上任的八路军先遣纵队政委，正准备前往鲁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奉命接受他的指挥。

鲁西北的形势原本是不错的，抗战伊始，国民党山东六区专员范筑先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和共产党紧密配合，守土抗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局面的安定。可问题是，范司令的部下成分很复杂，而他对组织纪律又不够重视，只是靠个人威望行使指挥权。1938年11月范筑先在聊城战败自杀，局势急转直下，部队散了伙，少部分跟着共产党，大部分跟了国民党。“摩擦专家”沈鸿烈再掺和进来挑动内讧，共产党领导的筑先游击纵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抗日县长都被杀害了。

到了1939年夏天，情况越来越恶化，不仅鲁西北的城镇相继丢失，冀南的枣强、威县、南宫、肥乡等县城也被日军占领了。一二九师首长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调整充实八路军先遣纵队，由李聚奎（开国上将）任司令员，派肖永智担任政委，重新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先遣纵队是旅级编制，下辖三个团，一团是卫河支队改编的；二团是范筑先的旧部；三团是县大队扩编的（团长赵晓舟）。虽然号称正规军，其实是支游击队。两千多号人马只有三四百条枪，战士们手里不是丈八长矛就是大砍刀，行军时红缨飘扬、刀光闪亮，煞是好看。

好看归好看，可带着这样的队伍去跟鬼子开仗恐怕有点玄。肖永智就向一二九师刘、邓首长提出：是不是派一支主力部队到鲁西北支援一下？正好，骑兵团的整军刚结束，于是就交给肖政委，带到山东聊城去了。

在刘春雷的印象中，肖永智当时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样子，笑嘻嘻的，待人挺和气。

骑兵夜晚行军，白天的时候就在村子里睡大觉。有一天，崔秉志不知从哪里弄了些驴肉，煮了一大锅，请南宫县的同乡们会餐。崔家是卖驴肉煎饼的，他弄这玩意儿最拿手。刘春雷听说有好东西吃，骑上马就跑去了，可到了四连，既是同乡又是排长的胡彦明却不许大家搞聚会，还说同乡之间吃吃喝喝是流氓习气。

正闹着，肖永智政委进来了：“驴肉是从哪来的？”

“买的……”大伙有点紧张，“这毛驴的腿摔断了。”

“买肉的钱是哪来的？”

“是自己的，从家里带来的。”

“有没有强买强卖？老乡愿意吗？”

“没有强迫，老乡们高兴着呢！”

“那就好。在鲁西北，老百姓把驴肉叫做鬼子肉。既然是吃鬼子的肉，我也参加一份，行不行？”

当然行，大家热烈欢迎。

前些日子，骑兵小伙子们成天开会学习，都快被政委和特派员给教育傻了，现在猛地见到个性格开朗的旅政委，心里真是舒服。

肖政委和战士们的关系很好，对群众纪律也十分重视，骑兵团的“满缸运动”、“清扫运动”都是由他倡导发起的。

骑兵的排场大，别说是宿营，就连路过村庄休息一下，都要松肚带、卸马鞍、饮马喂料，弄出好大动静。以前，部队不管打扫卫生的事，歇息完毕说声“开拔”就走了；现在改了规矩，要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把草屑、泥土、马粪清理干净才能出发。政治处还要派人来检查，发现有谁偷懒、有谁欺负老乡就要受处分。

刘春雷说，有一首歌是肖永智政委教给大家的，他一直都记得：

十八集团军，表现真是好，八项注意都做到，组织纪律好；

吃的是窝头，铺的是干草，穿的衣服谈不上，冷热就一套；

没有钱发饷，枪炮是土造，先苦后甜慢慢熬，大家辛苦了；

咱们先遭罪，幸福将来到，先苦后甜慢慢熬，同志努力了。

…………

从太行山前往鲁西北，要穿越被敌人严密控制的铁路线和公路线。斥候骑兵不但要进行越前搜索，还要向左右两翼放出游动警戒，特别忙。那段时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常发生斥候兵失踪事件（这一般就算是阵亡了）。过南宫县的时候接连有两个斥候兵没回来，团部着急了，就规定斥候骑兵再不许单独行动，每次出任务都要以小组为单位。

徐青山特派员不大相信失踪的战士都是牺牲了，亲自到斥候队来调查情况，还专门跟着刘春雷他们这个组。大刘知道，特派员这是对自己有些信不过。

傍晚，斥候小组照例向侧翼游动，刘春雷他们发现公路上有四五个日本兵正嘻嘻哈哈地吆喝着两头猪，一副肆无忌惮的样子。按以往的规矩，斥候兵发现情况之后不必打仗，回去报告就行了，可徐特派员却非要打不可，还说八路军就是“要游要击”、“游是手段，击是目的”。骑兵们怕被当做“右倾”，只好散开队形迎了上去。

打了不一会儿，从旁边的村子里突然冲出好几十个鬼子，原来，这周围有日军的一个中队，刚才在公路上的只是他们的尖兵。骑兵们见势不妙，边打边撤。

徐青山以前只在大山里打过游击，没在平原上打过仗。他不知道往青纱帐里跑，却绕着一棵大槐树转来转去地打枪，结果坐骑跑掉了，警卫员也被打死了。不过特派员勇敢异常，子弹打光了就掏出手榴弹，高喊：“同志们，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到了！”

斥候兵们心说：“献什么身呀？旁边就是青纱帐，趁还没被鬼子包围，赶紧开溜吧！”几个人拉着他就跑。

刘春雷把战马让给特派员，自己徒步走。他是当地人，地形熟悉，办法多。要是徐青山、刘金魁他们落了单，两眼一摸黑，再加上湖北口音、四川口音，那可就麻烦了。

大刘跳进道沟，一边跑一边打枪，等战友们走远了，敌人也快围上来了。他连忙脱了军服、丢掉步枪，跑进高粱地和避难的老百姓混在一起。当时正是夏天，刘春雷穿着小褂光着脚，谁也认不出他是个八路。鬼子过来验看每个人手掌上的老趼。用这方法搜查步兵还可以，对大刘却没用。当骑兵的成天握着铡刀铡草料，手上的趼子和农民一模一样。

刘春雷在外面转悠了两天，第三天追上了队伍。按道理，步枪丢了应该算是个事故，可这一回谁也没批评他。以后再讨论入党的事，徐青山特派员就明确表示支持：刘春雷同志在家门口和部队失散，能够克服困难坚决归队，这说明他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是个好同志！

1939年9月，一二九师骑兵团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到达山东聊城地区。骑兵们配合先遣纵队和鲁西八路军各部，利用快速、突然的战术特长打得日伪军措手不及，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12月，骑兵团挺进山东荏平县，配合鲁西七团打击伪军李连祥部（八路军在鲁西先后有两个“七团”，教三旅的七团被称为“老七团”，团长是刘正，1942年在山东鄄城县牺牲；现在说的这个七团是“新七团”，即后来的新八旅二十四团，团长徐宝山，1942年在山西姚门口牺牲）。在这次战斗中，骑兵团消灭了伪军一个营，缴获了三百多条枪，抓了两百多个俘虏。

照往常的惯例，抓到伪军俘虏不过是开个会、训几句话就放人了，可这次，肖永智政委却要求把俘虏带回去。他说这伙人是范筑先司令的旧部，有的曾经打过日本，要动员他们参加抗战；有的曾经搞摩擦、杀过共产党人，要进行甄别审查。

12月29日，骑兵团抬着伤员，押着俘虏，从荏平返回聊城的七集镇休整。中午，部队正准备穿越聊城至东阿的公路，担任越前搜索的斥候兵回来报告：“路面上有汽车的新轮胎印。”

黄家景团长举手示意部队停止前进，吆喝一声：“去看看怎么回事？”刘春雷他们立刻开始干活，七八匹马分成两路向左右两翼搜索侦察。(奇书网|Www.qinkan.net)

顺着公路往西跑，不远处有个村庄叫王小楼村。刘春雷在那里遇到个老头，老人家胡子花白、腰弯背驼，可精神矍铄，一看见八路军就主动上来搭话：“小伙子，你们是想问鬼子的事吧。这事不用问别人，我知道。”

“早上，有辆汽车，绿色的，从聊城开过来，说是到东阿去，晌午过后还要回来。车上有二十多个鬼子，还有个什么‘宣抚官’①。他们路过这里的时候下车在村子里走了一趟，说了好些混账话，叫我们在墙上写‘中日亲善’的标语。你说，我们能写那玩意儿吗？……”

大刘觉得老大爷挺明白事理的，干脆把他带去见团长。

这老头是个话痨，见人就说日军汽车的事，骑兵们一听都嚷嚷起来：“鬼子真是太横了，二三十个人就敢在平原地上乱跑……”就在这时，另一路侦察的斥候兵跑过来报告说：“有辆卡车从东边开过来了。”

肖永智政委也在队伍里，黄团长、廖政委和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打这一仗。

命令传达下来：三连在路南护卫伤员，看守俘虏；四连在路北“守马桩”；一连和二连在公路两侧设伏。刘春雷本来想把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大爷送回家去，可老头死活不肯走，非要亲眼看着八路打鬼子，大刘只好陪他蹲在路边上。

接下来一阵忙乱，战马刚牵走，二连正在设路障（当时的“路障”就是找一些钉耙子，铁齿朝上摆在路面上——这些农具要临时去借），伏击阵地还没弄好，汽车就到了跟前。参谋长徐国夫急了，带着一连的两挺机枪往公路上跑，直接把机枪架在路面上。那些鬼子也没想到会有八路在这里等着他们，毫无戒备地径直开过来。徐参谋长趴在公路上迎头射击，日本卡车一下子就冲到路沟里，翻了。战士们高兴得欢呼起来。

一连、二连的战士都顺着公路往前跑，想去抓俘虏。鬼子从车上跳下来，有的躲在汽车周围，有的跑向公路边的乱坟堆，一个日军军官挥舞着军刀“咿里哇啦”地直叫唤，指挥部下拼命还击。结果，敌人一开火，公路上的八路军接连被打倒了好些个，队伍就有点乱了。

徐国夫参谋长赶紧喊：“不要乱，一连的卧倒，火力掩护！”政治部主任况玉纯也喊着：“二连的离开公路，到路沟这边来！”

八路军的火力再度压制过去，敌人的机枪被打哑了，那个大喊大叫的鬼子宣抚官也被打死了。

二连的老连长王永元，这时候既不是官也不是兵，不知道是个什么身份，可他的威望还在，跳起来喊一声：“党员跟我上！”就冲了上去，二连一排长王元力（1945年牺牲）吼叫着“拼马刀！拼马刀！”跑在最前头，八路军立刻就把鬼子的汽车给围住了。

日本鬼子还真是有点武士道精神，他们愣是背靠着背和一大群八路军拼刺刀，不死不歇气。汽车边上趴着个日本军曹①，被翻倒的车门压住了不能动。王元力跑到跟前想看一眼，小鬼子突然拉响了手雷，崩起的弹片把老王的脸上划了个大口子，害得他从此破了相……可是，鬼子再凶悍也抵不过咱们人多。四班副班长马德元腿部中弹，带伤砍了两个鬼子；其他战士你一刀我一枪，很快把敌人消灭了。

几个鬼子兵躲在乱坟岗背后顽抗，小战士李茂林拎着短枪从后面绕过去，打死了鬼子的机枪射手。剩下的鬼子抱着个掷弹筒转身就跑，被八路军一阵排子枪撂倒了。

这场战斗，刘春雷从头到尾没放枪，一直陪着那个老头看热闹。仗打完了，他跑到汽车跟前一瞧，却看见二连排长王元力脸上缠着绷带，坐在地上不言语。警卫班的李茂林拎着一挺歪把子机枪，站在他旁边一个劲地抹眼泪。大刘觉得真是怪了：人家王元力受了伤都没有哭，小李子这么伤心是为了啥？

李茂林是政治处况玉纯主任的警卫员，当时况主任还没有马刀，警卫员当然就更没有了。战斗一开始，小李就盯上了鬼子宣抚官的军刀，心里稀罕得要命，可惜他动作慢了点，日本刀落在了王元力的手里。王排长嘴巴被弹片划开了，说不出话，可就是抓着军刀不肯撒手。小李子急得直哭，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唠叨：“凭什么你们能有马刀？凭什么况主任和我一把刀也没

有？……我拿机枪和你换马刀还不行吗？……”

最后，王排长被这小家伙闹得怪没意思，只好把刀让给他了。那军刀把上镶着三颗星，是日军大尉的佩刀。

半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日军二十六人，缴获掷弹筒一具、机枪两挺、三八步枪二十支。但骑兵团的损失也不小，包括王永元在内的八名干部受伤，而牺牲的战士中，竟然有七名红军骨干。总结下来，这次作战的不足之处是准备不够充分，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

这场战斗在鲁西北的影响很大，因为，自从范筑先战败自戕以后，当地的各路武装就没有谁敢直接和日军交战，鬼子在聊城一带耀武扬威、肆无忌惮，把人民群众压迫得喘不过气来。骑兵团刚来不久就消灭日军一个小队，再次掀起了对日作战的新局面。老百姓激动得奔走相告，八路军的威望也因此迅速提高。当时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一九三七年，鬼子进了中原，

先占了卢沟桥啊，后占了山海关。

那火车就开到了济南，哎咳哟，

鬼子就开大炮啊，八路军就拉大栓，

瞄了一个准啊，打死个日本官。

…………

当天，骑兵团在小冯村安葬牺牲的战友，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头和当地群众一道参加了葬礼。老大爷见人就说八路军的英勇，把骑兵团的伤员都接待下来，住上房，吃水果，精心照顾，还让女婿赶着大车去济南为伤员买药。老百姓的热情让八路军伤员感动得流眼泪，那些伪军俘虏在一旁看着也惭愧地哭了起来，当即有人表示：“如果八路不嫌弃，我愿意跟着你们打日本。”

第二天，日军出动二十五辆卡车到公路上兜了一圈，除了为同伙收尸，一无所获。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敢让小部队单独行动，小股日军下乡袭扰百姓的现象也很少见到了，广阔的乡村又重新成为骑兵团驰骋的战场。

051 ①宣抚官：到处开会讲演，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人，宣扬“亲日友善”的思想。

052 ①军曹：日军的军衔。

1939年底，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引发了抗战期间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冀南，充当反共急先锋的是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开始的时候，共产党以教育争取为主，一再忍让，结果使得石友三的一八一师、暂三师得以占据冀南，进逼冀中。于是，从1940年3月到7月，八路军集中十七个团，分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奇"书"网-Q'i's'u'u'.'C'o'm"，连续发动两次讨逆战役，歼灭石友三及其同伙六千五百余人，把这个老军阀赶回了鲁西南。

这期间，刘春雷和二十多个斥候骑兵被抽调到中央纵队的通讯队，在宋任穷、陈再道和新四旅的徐深吉旅长（开国中将）之间来回跑。

按说，八路军步兵的团、营单位也有骑马的通信兵，可真打起这种十多个团的大仗来，乘骑通信员就显得数量不够，战斗力也不强，需要斥候骑兵予以协助。打仗的时候，骑兵们聚集在首长周围，领导一发话，一个骑兵跟一个专职通信员，或者两三个骑兵跟上一个参谋，打马就往部队跑。乘马通信经常要穿越一些情况复杂的地段，斥候兵平时经常在外面转，见多识广，熟悉沿途环境，对周围的敌情也比较了解，能够提高安全性和准确性。

但是，战场上的情况多变，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有天晚上，刘春雷和新四旅的通信员去七七一团送信。黑夜里，他俩只知道大概的方向，跑了几个小时到了个村子。哨兵问“什么人”，这边答一句“送信的”，马也没停就进去了。

他们进了村就找马灯。那时候，部队的办公机关晚上都在院门口挂一个马灯，通宵亮着。他们走到马灯跟前喊声“报告”就往院子里钻。等屋里的人探出头来，他们这才发觉不对：“是敌人！”两人转身就跑。刘春雷动作快，打马从村子的另一头冲出去了；通信员的动作慢了点，被打死在路口。

有时候通信员和参谋不够用了，骑兵也单独送信。但由于毕竟不是干这一行的，对一些军事术语也就听不明白、说不清楚（为了防止意外泄密，骑兵传令大都是口信），特别是首长们大多是南方口音，就更让北方兵们犯糊涂。

有一次中央纵队派骑兵传令，四个人愣是传出三种说法来，把徐深吉旅长（他也是湖北人）气得要命。

1940年8月，刘春雷回到骑兵团，团部通知他到骑兵二连去当班长。

这时候，廖冠贤调到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当政委，黄家景①团长也调走了，参谋长徐国夫到新八旅二十二团去当副团长，由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升任骑兵团政委。

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骑兵团没有团长、副团长，也没有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只有新上任的况玉纯政委一个人管事。

当然，特派员徐青山也能帮着况政委，于是两个政工领导就接着“反对不良风气”，结果反着反着就出了个事故。

骑兵团有一帮陕北来的基层干部，战功大，脾气也大。这里面，新任四连长韩永正的性格最倔，没人敢惹；老的二连长王永元被教训过一次，老实多了；剩下的一连长许得和（1942年牺牲）、一连副连长米秀山和三连副连长李树茂（1948年牺牲）就成了典型。

这三个红军出身的连干部以往都是立功受奖励的角色，现在每天被战士们提意见、被支部书记批评，弄得灰溜溜的，怪没有面子；再加上老领导又都调走了，委屈之下就想起要逃跑。当然，他们不是想跑回家，也不是想投国军，更不是想叛变当汉奸，听说徐海东在新四军四支队当司令员，就想跑到安徽去找老军团长。于是三个人约好，趁夜晚开溜。

他们出了门就后悔了。别说不知道徐海东指挥部的确切地点，就算是知道，兵荒马乱、战火连天的也到不了安徽，路上不是被日本人杀掉就是被八路军抓住枪毙。三个傻小子在道沟里蹲了一夜，天亮就回来了。

许得和、米秀山和李树茂原本是十三四岁就参军的红孩子，1940年的时候都还不满二十岁，虽然久经沙场，其实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离开部队这个大集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实话，他们的这次“逃跑”举动，更像是我们许多人在青春期曾经尝试过的“离家出走”。

可是，与“离家出走”不同，连级以上干部携枪逃跑的行为在八路军中要算做大的政治事故，必须上报军区。三个连长回到营房就被押送团部，经骑兵团“军人大会”研究决定：判处许得和、米秀山和李树茂三人在“惩戒队”做两年苦工——这实际上是救了他们，如果直接送军区政治部，很可能是会被枪毙的。

发生逃跑事件的时候，刘春雷不在骑兵团；等他回到老部队，况玉纯政委虽然还在会上讲：“反对不良倾向一定要坚持，再跑也要反，跑得只剩一个人也要反！”但其实，整风运动已经雷声大雨点小了。这一方面是因为骑兵团的作风已经很不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百团大战”开始了。

1940年8月以后，八路军各部陆续转入“百团大战”。骑兵团主要在冀南和鲁西一带游动警戒，担任策应任务。

10月份，骑兵团来了个新团长，名叫曾玉良（1943年牺牲）。

曾玉良是河南固始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6年西路军失败后，曾玉良突围到新疆，化名“曾玉山”在喀什四十八团骑兵二连当少校连长，该团的另一位连长是化名为“周玉隆”的周纯麟（开国少将），两人一起接受过苏联红军哥萨克顾问的训练。1940年初，流落新疆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开着苏式大卡车回到延安。曾玉良被派到一二九师骑兵团，周纯麟则去彭雪枫部组建了新四军四师骑兵团。有意思的是，后来，这两个骑兵团又分别被八路军、新四军授予同样的称号——哥萨克骑兵。

曾玉良和况玉纯也是老熟人。在红三十军的时候，曾团长是军部作战参谋，况政委是军部书记官。西路军战败时，曾参谋突围跑到了星星峡，况书记官讨饭去了延安。现在再度共事，两人的关系自然十分融洽。

刚开始，曾玉良的职务是副团长（没有团长），主要负责部队训练。

在以前，骑兵的军事训练是“野”的，强调“乘骑冲锋快如风”，只要勇猛顽强动作快就行，怎么顺手怎么来。因此，骑兵们的劈刺动作各有门派，骑马姿势千奇百怪，进攻时不讲究相互保护，行军时的队列也不整齐。曾玉良说这样不行，要重新练。

按曾团长的要求，骑兵应该根据不同的任务采取不同的策骑步伐——巡逻侦察走“小步”，马蹄轻盈，骑手挺直身体观察情况（这姿态挺美的，看马术“盛装舞步”就知道了）；作战的时候用“小跑”，奔跑、跳跃、转向动作相结合（马术“场地障碍赛”就是这样）；另外，“常步”是行军步伐，“大跑”就是冲刺。

战马走的是什么步伐，听声音就知道：常步和小步走得慢，四蹄着地，“嗒嗒嗒嗒”四节拍（小步走得好的战马，后蹄子正好踩在前蹄印上）；小跑的时候速度快了，斜对着的两只马蹄同时起落，成了两节拍；大跑起来，战马四蹄翻飞，沾地即起，“嗒嗒——嗒”，感觉是三拍。

练了步伐还要练队形，比如横队、纵队、三角阵位、楔型阵位，还有转向保护、交叉掩护……都要练。大部队有大阵型，小单位有小队形，什么情况下战马的间距应该是多少，都用木棍比着尺寸，不能有差错。

口令也要练。过去，骑兵口令是随便喊，跟在家里吆喝牲口没什么两样。有时候部队行军，路上遇到个骑驴的老头，老头冲小毛驴叫一声“驾”，骑兵的军马全都跟着跑。曾团长说这样不行，重新练！于是两个月以后战马就都服从“前进”、“冲锋”、“立正”的命令了。

练习新技术，无论是新兵还是老兵都得下大力气。

大刘的班上有两个老兵——王占奎（1942年牺牲）和刘金魁。王占奎是投诚的俘虏，原先是西北军的马夫，而刘金魁是被撤职离开团部斥候队的。“川老汉”受处分的原因是他遛马的时候到河边洗衣服，结果战马偷跑进老百姓的菜地，吃掉了好一大片苜蓿。老乡们告到团部，刘金魁副排长只好卷起铺盖到二连来当兵。不过他好像挺无所谓的，还嬉皮笑脸地说：“老子洗衣服洗裤子，一不小心把官帽洗脱了。”

刘春雷成天和两个老兵一起练“乘马越障”。这个项目对战马是个考验，开始的时候，由骑手牵着缰绳、引导战马空鞍跨栏杆，等马匹跳习惯了再骑上马练习越障。大刘的“公鸡”个子虽小，却很听话，练了不到一个月就能跨坡坎、过壕沟了。可刘金魁的战马却不行，两个箩筐上面摆一根扁担，它跑到跟前就站住，死活不肯跳过去，气得“川老汉”直骂：“憨马儿，傻大个，只晓得偷苜蓿吃！”“你跳不跳？再不跳，老子处分你！”马儿还是不跳。

也许是老兵原先的技术已经定型，改练新动作反而比新兵慢，因此有好些人想不通：“照原来的样子就挺好的，何必再搞一套？别新的没学会，旧的又忘了……”曾团长的态度却十分坚定：“要练！练好一个兵算一个兵，练出一个连算一个连。”

于是大家叫苦连天：况政委的“整风”劲头刚下去，曾团长的“整马”劲头又上来了，真是累死人……

在骑兵团，四连的训练是最积极的。四连是新连队，当时全团四个连，一、二、三连是红军连，黑马、红马、白马，行军出动整齐漂亮；唯独四连的战马是杂色的。老百姓以为四连是杂牌，就不大看得上眼，遇见“黑马连”、“红马连”，赶紧拿出白面馍馍热情款待；而“花马连”一到，就把好东西收起来，换成高粱饼子，实在有些气人。

韩永正是个好面子的人，他到四连当连长，把他的犟脾气也带到了四连。战士们不好和老百姓生气，就和其他连队较劲。别人劈刺一百，他们就来一百五；别人练一对一，他们还练一对二。打仗嗷嗷叫，评功嗷嗷叫，就连唱歌、搞运动会也要争个面红耳赤。说杂色马不好，四连的战马就不和其他连队的拴在一起，自己调教，照看得特别有精神。而且还不许别人叫他们“花马连”，自称是“铁骑兵连”（这名字可比“红马团”、“白马团”响亮得多）。一来二去的，四连的军事技术就逐渐在全团遥遥领先，“铁骑兵”的名声也传出去了。

曾玉良坚持改练新技术，其实是想改变骑兵团的战法。

骑兵的分类五花八门，但简单说来就是两种：骑马打仗的和不骑马打仗的。一二九师骑兵团原先就属于“不骑马打仗的”，其基本战法是乘骑行军、下马作战，说好听点是“枪骑兵”（和现在“摩托化步兵”的意思差不多），说明白点就是骑马的步兵。在这类骑兵中，战马主要是作为运输工具，战士们也主要是趴在地上打枪。

这种战法不好看，但这种战法是符合潮流的。一战以后，各国军队都认识到：骑兵在机枪重炮的密集火力面前列队冲锋，纯属找死。因此大家都走了“枪骑兵”的路子——行军的时候利用战马提高行进速度、扩大活动范围，打仗的时候放弃乘马冲击，下马徒步作战。

在当时，不仅八路军骑兵是下马作战的，国民党骑兵也是。西北“青马”、“宁马”是“枪骑兵”，日本骑兵也是“枪骑兵”。所以，虽然中日双方都有骑兵部队投入战场，但在战斗中就极少能遇到骑马对杀的场面，因为大家都趴在地上打枪，谁想耍马刀格斗也没人肯接招。

“枪骑兵”担任追击、包抄、穿插任务，比步兵走得快也走得远，还能携带一些重武器参与进攻和防御。但是，“枪骑兵”下马作战的时候需要可靠的“马桩”，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保证后方基地的稳固。换句话说，对“枪骑兵”而言，行军时战马是重要的工具；作战时战马却成了沉重的拖累，一旦腹背受敌，就有被歼灭的危险——这在游击作战的环境下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曾玉良就想改变下马作战的风格，把一二九师骑兵团变成“轻骑兵”。

轻骑兵采用乘骑作战方式。如果说“枪骑兵”是“打了就走”，那轻骑兵就是“边打边走”。和“枪骑兵”相比，轻骑兵更加快捷、冲击力更大，但同时也存在着负重能力差、防御能力弱的缺点。由于自身无法携带重武器，缺乏攻坚手段和防御手段，轻骑兵更容易受到敌方重火力的打击。

在机动性和抗打击能力的取舍上，曾玉良团长选择了前者。他认为：“日军的火力虽然猛，但华北平原这么大，鬼子部队分散，不可能把机枪大炮集中起来对付我们。只要我们走得快，游动及时，就一定能战斗下去。”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1942年以前，在冀鲁豫敌后战场上活跃着四支八路军骑兵团，只有一二九师骑兵团改成了轻骑兵，也只有一二九师骑兵团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百团大战”之后，抗日局面一派大好。1940年底，日伪政府在其占领区搞了一次“治安综合评定”，评分标准包括四个大项、二十个小项。评来评去，“重要地区评比”中河北、山东的交界地区最差；“河北评比”中冀中最差；“山东评比”中鲁西最差。骑兵团当时在鲁西北，听说这个成绩，大家都乐了，纷纷表示要继续努力，争取“全国倒数第一”。

日本鬼子急了，制定了《肃正建设三年计划》，从华东抽调第十七、第三十七师团到华北搞“强化治安运动”，采取“囚笼政策”，企图用铁路、公路、封锁沟和据点围困住我抗日军民。

就在日军加紧对华北实施“强化治安”、大“扫荡”的时候，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为救援新四军遇难部队，冀南的新四旅不得不紧急南下，留在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就只剩下新七旅和新八旅，而新七旅在刚结束的“百团大战”中部队减员严重，新八旅（由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合并而成）的战斗力又比较弱，这就使得陈再道司令员在反击日军时难免捉襟见肘。因此，一二九师骑兵团奉命回到冀南、受军区领导直接指挥，担任战区的机动力量，承担起“救火队”的重任。骑兵们没有辜负首长的信任，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他们积极拔除据点，破坏封锁沟，袭击敌交通线，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1年初，骑兵团奉命夜袭山东阳谷县郝楼据点。当时，各连队在况玉纯政委的指挥下徒步攻坚，架起梯子硬冲寨墙，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八路军打了一晚上也没把主炮楼拿下来。突击队提出炸掉炮楼，可地方上的同志又不同意，说是楼里有我们的内线，结果一直打到天明也没看见内线有啥动静。天亮以后，由于担心日军增援，骑兵团就撤退了，而据点里的残敌也被八路军打怕了，跑到阳谷县城去再也没敢回来。

郝楼之战恢复了鲁西北根据地的东西交通，上级领导表扬了骑兵团，当地群众也杀猪宰羊慰问战士们。开完庆功会又开总结会，曾团长让各连的班排长谈看法，大家说：“打得不错啊，敌人不是被打跑了吗？”团长却说：“打得不理想，没把咱们骑兵的特点显示出来。”

曾玉良认为：伪军胆小，战斗力也差，但他们中间的骨干多为旧军阀兵痞，极有守点待援的经验。夜晚猛攻炮楼，等于是逼着伪军和我们硬干，这是以八路军骑兵之短搏伪军之长，如此拼消耗，实在划不来。

在后来的“破路”战斗中，骑兵团就很少搞强攻了。部队大白天在敌人据点附近运动，单列行进，拉大间距，五百匹战马排成十多里地的长队，远远望去尘土飞扬，没头没尾。敌人弄不清咱们到底有多少兵马，吓得不敢出门，老百姓就趁机破坏公路。

青纱帐长高了以后，骑兵团就选择合适的地形隐蔽起来，先由民兵把敌人引出据点，骑兵部队再冲出来截断退路，掩杀一番……几个月下来，“骑兵团先后配合五万多群众，破坏封锁沟墙一百二十多里，消灭大量日伪军，而我几无伤亡。”——这是当时的战报上记录的。

这战报上“几无伤亡”的意思是伤亡很小。其实伤亡还是有的，因为刘春雷就在这期间受了伤。

那是1941年5月，在朝城县（今山东省莘县）打伪三十一师文大可。

这位文大可师长是东北军出身，“西安事变”时曾经做过一些对我党有益的工作，而且他当时也才刚投靠日本人不久，上级领导的意思是最好能把文师长活捉回来，教育教育，争取让他改邪归正。于是，三十一师被打垮了以后，骑兵们就咬住伪师部，快马加鞭使劲追。可是那位文师长却不识抬举，快马加鞭使劲逃。

追到雷庄、郑庄附近，鬼子的一个大队前来增援了，王占奎勒住战马喊道：“大炮，有大炮！”

前面有日军的两门九二步兵炮。这种炮两百多公斤，能用一匹马拉着走；如果拆开来运输，两匹骡子就能驮走，虽然个头不大，但在当时要算是不得了的重武器了。刘春雷以前没见识过这玩意儿的厉害，马刀一挥，满不在乎：“怕个屁，跟我上！”刘金魁也喊：“跟着班长同志，冲啊！”

话音刚落，大炮响了，班长同志只觉得“嗡”的一声，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老百姓的炕上。那位文师长也跑回县城去了（1950年，文大可终于被抓住，这回共产党却不想再教育他，直接枪毙了）。

这一仗，刘金魁活捉了个日军机枪手，而刘春雷却被炸了个脑震荡，班长的职务就由刘金魁接替了。

脑震荡属于轻伤，浑身上下没有伤口，只是一个劲地吐，老想睡觉。

大刘在老乡家养伤，有个摔断了腿的女八路也住在村子里。女伤员比较受欢迎，因为女孩子们嘴甜、手脚勤快，见人就喊大爷大娘，还能帮着描花样、纳鞋底什么的，时间不长就认了个干娘，搞得人人都很喜欢她。可大老爷们就不行了，见了人只会嘿嘿笑。别人问“同志，哪里受伤了”，他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自己都觉得躺在别人家睡大觉不合适，待了没几天刘春雷就回部队了。

回到部队也不行，成天晕晕乎乎的，骑在马上直晃悠。连长张起旺（1944年牺牲）跑到团里帮他请假，新任团政治处主任徐青山答应得很痛快：“刘春雷啊，没问题！”批准他回家休息一个月。

这时候，南宫县城已经被日军占领，但大部分乡村还控制在抗日政权的手里。刘春雷家靠近县城，属于“两面负担”地区，既要给日伪军交税，也要向共产党纳粮。村长也是个“两面派”，皇军来了听皇军的，八路来了听八路的。所以刘春雷回到家里，爹娘虽然很高兴，却没告诉外人他是打鬼子负了伤，只说儿子不想在军队干了，回家来卖豆腐。

没过几天，崔秉志跑来找刘春雷。崔秉志是前几个月“整风”时跑回家的，他以为大刘也开了小差，就来约老战友一起做买卖。据他介绍，用骡马大车运棉花到石门（石家庄）去卖，收入不错。大刘应付了几句就忍不住了，道：“大家一起去投军，别人都还在扛枪玩命，你就有心把这买卖做下去？”

崔秉志眼泪汪汪的：“我也愿意打仗。可鬼子把我爹抓去了，逼着家里写信叫我回来；我在部队又天天挨批评，里外不是人，不跑怎么办？……”

“特派员整风是狠了点，可你想想，邓永耀政委待咱们多好，他打鬼子牺牲了，不替他报仇还算是个人吗？”

崔秉志现在知道大刘不是逃兵了，也就不再提买卖的事，临走时说了句：“兄弟，你是好样的，回部队替我给大家带个好。”

过了些天，“小罗成”也来找大刘。这家伙现在不当“六离会”的香主了，入了“天理教”，成了“在理儿”的。他弄了几条枪，拉起个小“锅伙”，想请刘春雷去当参谋，一起过“大秤分银，大块吃肉”的好日子。大刘早就听说“天理教”和日本人有瓜葛，当然不肯答应。

经常到刘家来的还有刘春雷的堂姐。年前，彩霞堂姐的丈夫到天津办事，半路上被乱枪给打死了，留下她和两岁的女儿。婆家觉得媳妇“克夫”，而且没生个男孩，对她的态度很不好。可这悲惨的变故却带给刘彩霞一个奇怪的经验：兵荒马乱的年月，应该赶快结婚生孩子，留下后代传递香火才是人生头等大事。因为这个，她把在铁路上当学徒的弟弟刘金树拉回来成了亲，现在又积极张罗着为春雷子找媳妇。

大刘没有成亲的心思。堂弟也悄悄揭发：“别听我姐的，娶媳妇一点儿也没意思。赶明儿，我投军当八路去！”

过了没几个月，刘金树这小子还真的丢下新媳妇跑去参军了。

055①黄老是1913年生人，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58年率领预七师在北大荒集体转业，任合江农垦局局长，现已九十四岁高龄。

休假期满，刘春雷回到南宫县的段芦头村，这是事先约定的集中地点，伤病员归队的时候都去那里报到。在村里，大刘遇见了崔连喜和骑兵团的医生李丹阳；还看见他俩的旁边跟着个神态慈祥的老头，穿着蓝布褂子，却戴着顶八路的军帽，说起话来山羊胡子一翘一翘的，那是新来的“老李医官”。

小八路崔连喜是因为生病而离队休养的。1941年开春，骑兵团流行起一种叫做“回归热”的急性传染病。得了这种病的人三天两头发高烧，迷迷瞪瞪神志不清，撕破衣服大喊大叫到处跑。战士们前脚刚把病人送进卫生队，后脚又有人撕衣服，吓得大家都把枪支和马刀藏起来，生怕从哪里窜出个“热疯子”，舞刀弄枪地伤了人。

“回归热”属于人畜交叉感染，要想断根就得先把战马的毛病治好。

当时骑兵团里也有个“马医生”，以前是在牲畜集市上做中介生意的，熟悉牲口买卖的行情。他平时给牛马看看牙口、治点小毛病还行，可一旦遇到大问题就没了招。曾玉良团长打听到山东德州有家姓李的兽医很有能耐，赶紧托人去求医。李丹阳是李家的独生子，听说八路军有事，扛起药箱就来了。可是曾团长却觉得李丹阳太年轻，担心他缺乏经验治不了病，又派人去吓唬他爹：“你家小李子在部队面前立了军令状，如果治不好战马的毛病怕是要被枪毙哦！”老头一听果然急了，赶着骡子大车也来到骑兵团。

治好了“回归热”，李丹阳也被动员参加了八路军。他老父亲一方面舍不得儿子；另一方面也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既然打鬼子需要医生帮忙，干脆也留下不走了。

李大爷上了年岁，不能算参军，属于受“礼聘”的。他也是骑兵团待遇最特殊的人物，可以吃小灶、不出操、不打仗，还有自己的骡子“专车”。老人家不穿军装，却找了顶军帽戴上，弄得半军半民，战士们就称他“老李医官”，喊他儿子李丹阳为“小李医生”。

老李医官是兽医，以前从不给人看病，可自从到部队以后就不分了，战马病了找他，战士受伤了也找他。战场救护的时候，老先生的方针是“先看个子小的，再看个子大的”，意思是先救人后救马。他的口头语是：“好孩子，别怕，有老李医官在呢！”伤员们听见这话就忘了他原本是兽医，不哭不叫，心里踏实多了。有的战士受伤以后就指定要这花白胡子老头治疗，宁愿相信兽医的技术，也不信任毛手毛脚的卫生员。

在段芦头村，刘春雷问崔连喜：“骑兵团上哪儿去了？”

“翻边去了。”

“啥时候回来？”

“不知道。”

所谓“翻边”，就是在敌人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时候，采取“敌进我退”的战术，奔袭日伪后方据点和交通运输线——这是骑兵的拿手好戏。

既然骑兵团执行任务去了，大家只好在村子里干等着，东游西荡，无所事事。大刘看见小崔好像整天都在吃东西，觉得有些奇怪：“你嘴里嚼的是啥？”

“山楂丸子，李大爷那里有好多呢。”

“那是人家老李医官的东西，小心他知道了骂你。”

“没事，李大爷整天打瞌睡，不会知道的。”

老李头爱打瞌睡？这是怎么回事？

问了小李医生才知道，这山楂丸是老李医官自己配置的消食药，也能当零食吃。老人家知道崔连喜大病初愈嘴巴馋，所以明知道小崔偷吃却从不声张，每当看见他来了就闭上眼睛装睡觉，等小家伙“得手”了以后才呵呵地笑着继续干活。

大刘心说，这老李医官可真是个好人。

在段芦头村等了十多天，终于接到通知：到清河县与骑兵团会合。

骑兵们这时候刚从高唐县“翻边”回来，还缴获了一个皮革工厂。

山东高唐是日军的所谓“治安模范区”。县城东北三十里有个吴官屯，是敌后方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据点里驻扎着伪军一个中队，中队长李洪儒原先是个卖烧饼的商人。这家伙很贪财，当了伪军官仍惦记着发展自己的产业，居然在据点里开作坊办工厂。

伪军的副中队长是王光照，当时虽然才十八岁，却已经是有三年党龄的“老地下工作者”了，并且还担任着唐北县委的敌工股长。于是，事情就好办了。

骑兵团按计划来到吴官屯据点。夜里十二点，二连从寨墙的东北角和西南角搭梯子往上爬，三连埋伏在路口等王副队长开大门。战士们着急了点，大门还没开，两边就已经上了墙，和岗楼里的哨兵打了起来。屋子里的王光照一看情况不对，立刻掏出枪顶着李洪儒。李队长哪经得住这般吓唬，连忙开寨门投降了。

接着，八路军又赶往二十多里外的固河据点，还是由王光照先开大门。骑兵们一拥而入，“乒乒乓乓”一阵打，拿下。

骑兵团一晚上拔掉两个据点，接下来又破坏了济南至德州的铁路。日本鬼子急了，出动三路重兵进行合围。可这时八路军早已西渡卫河，回到了河北清河。

还是在吴官屯烧炮楼的时候，曾玉良团长发现据点旁边有个小工厂，就命令战士们把作坊里的所有工具和物资都抢运出来，当时大家都还弄不清这是什么目的。等回到清河县，曾团长派人办了个皮革工厂，专门生产马鞍、刀鞘，大伙这才明白：汉奸李洪儒老板的产业，对骑兵团还挺有用的啊！

1942年4月初，骑兵团新上任的参谋长王永元从军区开会回来，向大家传达介绍各地粉碎“囚笼封锁”的战斗经验，其中讲到一个民兵队用“石雷”炸鬼子的故事。

自从当上了团领导，“陕北冷娃”王永元也能说几句河北话、山东话了。他比比画画地描述石头地雷有多大，怎么掏洞，怎么引爆，又是如何“轰隆”一响惊天动地、晴天霹雳、天女散花、鬼哭狼嚎、大快人心……正吹得起劲，曾玉良团长突然插嘴问：“那么大的石头可不是一般火药就能崩开的，他们的炸药是从哪弄来的？”王参谋长顿时傻了眼，他不知道啊！

恰好一起去开会的管理参谋万怀臣听别人讲过这事，他说山东武城县有个伪军的炸药厂，能制造炸弹，民兵队就是从那里偷的炸药。曾团长一拍大腿乐了：“民兵同志太客气，偷炸药不够意思。换我们去，干脆把那个工厂抢过来！”

于是各路侦察人员纷纷出动，没过几天，情况都清楚了。

这个炸药厂位于山东武城县的武官寨①，它原来的主人是军阀韩复榘。韩总司令跑了以后，厂子就归了汉奸郭金城。武官寨是个大集镇，据点里驻着日军的一个小队，还有伪军两百多人。这里扼守着冀南进入鲁西的要道，因此，当骑兵团提出拔掉这个据点，军区领导十分支持。

听说要打大集镇，各连队都按照惯例准备攻坚设备，可曾团长、况政委却吩咐用不着，说是这回要打个“巧”的。

部队连夜出发，一、二、三连把武官寨东南五公里的一个小村子控制起来，四连则连夜直扑东北方向的郑家口②。郑家口是运河边上的重要码头，素有“小天津卫”之称。那里有日军的征收所和物资站，如果受到攻击，周边的鬼子非去救援不可。

果然，一大早，骑兵四连在郑家口虚张声势，故城和武城的鬼子就全出动了，武官寨的日军小队也急忙赶往郑家口。四连就带着一大帮鬼子兵四处兜圈子。

吃罢早饭，一连留在村子里“守马桩”、充当预备队。二连和三连的战士就带着两个伪军溜溜达达地去了武官寨。这两个伪军是炸药厂库房的管理员，因为贪财，时常监守自盗（民兵的炸药就是这么来的）。头天晚上，他俩被地方干部骗到了骑兵团驻扎的村子里。曾团长递过一根烟：“今天请你们来，是想交个朋友。两位要是想当死朋友呢，好办，一人一枪就行；想做活朋友嘛，也好办……”那还用说，当然是想当活朋友。经过一番思想教育，两个伪军的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领到了八路军颁发的《同情抗日证》，决心改邪归正，从此精忠报国。

武官寨是每五日一大集，今天正是逢大集的日子。战士们化装成老百姓，有的推车，有的挑担，上街赶集去。在当时，八路军步兵为了便于分散行动，每个战士都准备有一套便衣，可骑兵们却只有军服，所以为了这次行动还得临时向老百姓借“道具”。刘春雷借了衣服，还借了五斤黄豆。他以前在豆腐店经常赶集买豆子，现在装做卖豆子的倒也惟妙惟肖。刘金魁用柴草掩藏着枪支，挑着好大一担柴火上了路，反正他是挑夫出身，不怕费劲。

集市上熙熙攘攘，打头的王永元参谋长装做算卦先生；组织干事李选贤打扮成江湖郎中的模样；突击组的战士把蔬菜、粮食和柴火摆在据点大门外，讨价还价，整得十分热闹。刘春雷手里拎着个半空不空的袋子正和“卖柴火的”刘金魁装模作样演戏呢；旁边来了一位大婶，扯开布口袋就要查看黄豆的成色。这豆子底下埋着手榴弹，大刘怎么敢拿给她看，结果被大婶骂得一愣一愣的。

大刘这边演砸了，旁边的“川老汉”更加狼狈。有个卖蒸糕的老头大概是想添几根柴火，伸手就把柴草捆子拆开了，险些没把机枪抖搂出来。刘金魁急了，一把推了人家一个跟头，闹得几乎要打架……曾玉良团长在人群里急得直挠头。据点的大门打不开，再这么赶集下去，这伙“做买卖的”非露馅不可。

伪军把大门关着，八路军进不了据点。两个领了《同情抗日证》的伪军就前去叫门，说是昨天晚上喝醉了没回来，请守门的放他们进去，免得长官知道了挨罚。可偏巧那守门的班长是个办事挺较真的家伙，死活不肯通融，于是门里门外地就吵了起来。

听见吵架，闲得无聊的其他伪军也跑出来凑热闹，围在门边帮腔插话，说什么的都有。这时候，有个和稀泥的家伙拉开一道门缝探出个脑袋，意思是想劝劝外面的两兄弟来个换位思考，大家保持和气。

看见大门开了缝，曾团长立刻发信号动手。王永元掏出短枪就打，二连长张起旺带领突击组撞开大门，刘春雷举着手榴弹冲进了炮楼，其他战士也掏出武器，在曾团长指挥下蜂拥而入。集市上顿时乱了套，老百姓这才知道是八路军来了。

敌人有的还在睡觉，有的在推牌九，根本来不及抵抗。八路军冲进据

点的时候，伪军营长还揉着眼睛站在院子里直嚷嚷：“谁打枪？怎么回

事？……”话没说完，他就被王永元一枪给撂倒了。

二连迅速占领炮楼，在三连的配合下把伪军压制在几座平房里。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七十多名伪军被击毙，剩下的一百多人在八路军的火力威慑和政治攻势下投降了。

战斗结束后，况玉纯政委带着一连也来到武官寨，经过宣传教育释放了大部分俘虏。接着，骑兵们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满载着军工设备物资，高唱凯歌而归。

这次化装奇袭得到了军区领导的高度评价，宋任穷政委表扬骑兵团“创造了一个无一伤亡，全歼敌人一个营的奇迹”。回去以后，曾团长又开办了手榴弹工厂，他把骑兵团的军事骨干、侦察模范王新增派去当厂长，还给他设了个职务——供给处处长。团长说：“办厂子，搞机器设备容易，可是找原材料就困难了，除了侦察英雄，谁还有这个本事！”

不过，也许正是因为侦察英雄的本事太大，皮革厂和手榴弹厂的名声太响了一点，过了没多久，上级一道命令下来，两个工厂连人带设备都归了军区。曾团长这回也无计可施了。

066①武官寨：今河北故城县武官寨。

066②郑家口：今郑口镇，新中国成立后为故城县县城。

1942年4月，一二九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故城县的兀兰屯。这个村子位于武官寨和郑家口之间。经过前些日子的战斗，八路军已经控制了除郑家口以外的附近地区，冀南军区机关也移营到刚被骑兵团收复不久的武官寨。这时候，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到太行山开会去了，部队按计划进入战时休整。

当时，武官寨周围聚集着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还有一些学校和群众团体；西南方向驻扎有新七旅二十一团（团长刘苏），北面有骑兵团、十九团（团长黄光霞）和新七旅的旅直机关（旅长易良品，1943年牺牲）。

四五月份正是北方的农忙季节，刚下过几场透雨，各部队一边进行休整，一边帮助群众搞生产。田野里满是身穿八路军军装的人，随便遛一圈就能知道哪里有军队，这使得八路军的兵力分布情况暴露无遗。

骑兵团的战士们也在休整，除了干农活，还忙着开“民主会”，做游戏。

这个阶段正在开展“民主建军运动”，上级说，以前整风时动不动就捆人的做法是“左倾主义”，需要纠正。现如今提倡官兵相互敬重，发现了错误就开个会民主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军区政治部的刘志坚主任还组织各部队开展“创造模范俱乐部”活动，也就是让战士们自己编排几个说说唱唱的小节目，还搞一些游戏比赛什么的，对消解疲劳有好处。

团部小干事崔连喜每天拎着一把胡琴到处跑，为各连队排练伴奏。老百姓也觉得八路军唱歌、跳舞、赛跑、拔河挺好玩的，男女老少围在旁边看热闹。虽然都知道不远处就有鬼子据点，周边的邢台、邯郸、衡水、武城都聚集着日军部队，可大家却一点也不担心，觉得自己很安全。

现在看来，在敌后环境下出现这样的松懈状态，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在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每年都要承受四五次大规模“扫荡”，历经大大小小一百多次战斗，人们长期紧绷着的神经也难免会出现麻痹甚至麻木的情况。

在反“扫荡”的过程中，根据地军民似乎已经掌握了一套规律：

鬼子“扫荡”前，八路军总是能及时获得情报，敌人从哪个方向来、兵力有多少，早两天就清楚了。各级干部大会小会地通报情况，布置任务，谁该干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等到听见日军的枪炮声，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后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则留在当地埋地雷、钻地道、打“麻雀战”；而老百姓就带上四五天的口粮，跑到野地里躲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坚壁清野、游击骚扰，日伪军的粮草就接济不上了，后方也被八路军破坏了，只好一边杀人放火抢东西，一边往回撤退。然后八路军主力又从外线回到根据地腹地，老百姓也回到村庄重建家园，大家一起庆祝反“扫荡”胜利。

鬼子这么折腾一次，就得消停一段时间准备军需，一两个月之内没事，两三个月以后又再来“扫荡”——像这样的多次重复，搞到最后大家都习惯了。地方政府事先把工作计划安排好，负责军事的干部和负责生产的干部像换班一样轮流忙碌。有时候眼看“到点了”，日军却没来，干部群众还挺着急：“这小鬼子怎么还不来‘扫荡’？早打早收场，我们好干活呀！”

在这样的情形下，骑兵战士刘春雷当然也预感不到任何危险。虽然听说华北的日军换了个新头头，也听说这个新来的家伙有什么“新战法”，可他和战友们都对此不以为然：日本人的怪名堂见得多了，什么“分进合击”、什么“捕捉奇袭”、什么“纵横扫荡”……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被八路军赶回去。别说新来个日军司令官，就是日本昭仁天皇来了又有啥了不起的？

然而，1942年的冀南“四二九扫荡”以及随后在冀中、太行山根据地发生的“五一大扫荡”，却使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一个恶魔的名字——冈村宁次，抗战历史上也因此刻下了一个残酷的名词——铁壁合围。

1942年4月29日清晨，刘春雷在禁闭室门口站岗。

禁闭室里关着王占奎和刘金魁。头天晚上，这两个老兵打架惹祸了。王占奎是山西人，平素最崇拜山西好汉关云长，开口闭口不离关公。而刘金魁却是个“碎嘴子”，偏偏要在他面前说关老爷比不上自己的老乡戚继光。事实上，刘金魁是四川人，和戚继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这纯属是和老王捣乱逗着玩。王占奎嘴笨，说不过人家就动了手。于是指导员张存有（1949年牺牲）就把他俩都关了禁闭，还派刘春雷睡在禁闭室的门外，防着他们再打架。

天刚亮，两个活宝睡够了，继续拌嘴。刘金魁这回不夸奖戚继光了，改说关羽肯定打不过他另外一个老乡岳飞，把王占奎气得没办法。大刘在门外“听相声”，嘿嘿地直乐。

禁闭室设在团部大院里，刘春雷看见连队干部们跑来向团领导请示工作，听说“没事，继续休整”，都哄笑着散了。四连长韩永正还嚷嚷着“谁不服气？继续比赛”。那段时间，连长和指导员分成两边比赛马，谁赢谁输不大清楚，反正好像彼此都挺来劲的。就在这时候，预警哨响了，一个斥候骑兵吹着小铜哨子疾驰而来，慌慌张张地报告说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部队。

大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斥候兵搞错了：前一次“扫荡”刚结束，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卷土重来。再说了，军区机关和几个主力团都在附近，敌人即使要来，也不可能事先不知道。

团长和政委也不大相信，曾玉良还说：“看清楚了没有？是不是新七旅在搞什么活动？”斥候兵急得满头大汗：“是鬼子部队，大部队！还有坦克！”几个团领导半信半疑地爬上房顶，拿望远镜一看，都喊“糟糕，糟糕！”郑家口方向真的出现了日军坦克和骑兵队——以往敌人大规模出动前八路军都能得到准确预警，而这次大“扫荡”，我方竟然一点情报也没有。

紧急集合号在兀兰屯响起来，团部的小电台也响个不停，可这时候，军区的信号已经叫不出来了。战士们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拔营，各连连长都跑到团部请示行动目标和行进顺序，场面显得有点乱。二连长张起旺看见刘春雷还站在禁闭室门口，赶紧命令：“把人放了，快集合去！”

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敌人越来越多了。战士们用肉眼就能看见鬼子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由东向西开，起初只是东北方向有敌人，后来西北方也发现情况了。一群群的老乡赶着牲口、扛着家什往兀兰屯这边跑。那时候，老百姓出门避难有两样东西是必带的：一是牛、驴、猪、羊，因为日本人见了家禽、牲口就抢，不藏起来不行；二是衣服、被褥，这是基本生活用品，也是老百姓的贵重家当。

看到这场景，用不着领导说明，骑兵们都知道是遇上了日军的大合围，要打硬仗了。大家紧张地整理武器，检查战马。刘春雷把口袋里的半个高粱面窝头掰碎了喂“公鸡”，一个劲地说：“好伙计，等一会儿可得机灵点，给我争口气啊！”战马似乎听懂了他的话，脑袋在主人的胸口上蹭来蹭去。

一组一组的斥候骑兵被派出去侦察情况，战士们在等待命令，指挥员则在考虑行动方案。

这个时期，由于缺乏通讯手段和必要的训练，长期在敌后打游击的抗日军民还不大习惯协同作战，遇到突发情况，经常是群众各自跑、民兵各自干、部队各自打，甚至八路军主力部队之间的相互联络也不多。比如这时，新七旅旅部、十九团和骑兵团相隔只有五里地，可是在没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各部队并没有协调共同行动，而是关起门来自己想办法。

曾团长提出，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以骑兵团的机动能力，直接向北穿插，就可以从东北、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突出合围（新七旅十九团就是这么冲出去的）。而况政委则表示，现在军区总部的情况尚不清楚，应该向南面的总部靠拢，配合总部机关突围。政委的意见更有全局观念，于是大方向就这么确定了。

但是，军区总部联系不上，他们正在采取什么行动？将向哪里运动？骑兵团也不知道。最后决定由曾团长和政治部主任徐青山带一连沿着卫河（古运河）西岸寻找，况玉纯政委和参谋长带三个连沿大路向南前进。

部队出发，刘春雷他们跟着况政委上路。四周围的田野一马平川，只在个别地方还稀稀拉拉地留着些长势不好的高粱；道路两旁，三五成群的老百姓背着包裹或走或坐，牛羊牲口啃着青草时走时停。四面八方都有逃难的人群，谁也不清楚哪个方向更安全一些。神情紧张的人们向骑兵团求教，八路军的回答也只能是“对不住，不知道”。

越往南走，撤退的人越多。冀南财政学校的两百多学生正列队行军，看见八路骑兵就“呼啦”一下跑过来，队伍全乱了，气得老师一个劲地吹哨子。小干事崔连喜遇见了新七旅文工队的十几个小娃娃，亲热得不得了，叫人家抓着马尾巴赶路。可是战马尾巴甩来甩去的，小家伙们揪不住，于是在马尾巴上拴上一个书包。有重物坠着马尾巴就不能动弹了，一群男女小八路你拉一下我拽一把，嘻嘻哈哈闹翻了天。

妇救会的六十多个干部也要跟随行进，王永元参谋长说了句：“你们女人跟着部队跑什么！换件衣服（她们穿着蓝黑色制服）到老百姓那里躲一躲就算了嘛！”结果被一大群妇女围住，批评他瞧不起女同志，是封建意识。王参谋长被骂得面红耳赤，又是敬礼又是鞠躬的，好不容易才脱身溜掉了。

刘春雷也觉得这么多人跟着部队跑不大妥当，如果由机动部队吸引住敌人，其他人员在群众掩护下分散突围，效果可能会更好（事实上，许多有游击经验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可是他当时不敢吭声，因为说这话就好像是嫌弃别人，弄不好是要破坏军政关系的。

骑兵队列中不仅有学生、小孩和妇女，还有周边几个县的上百名工作人员。在当时，不打游击的县区政府干部是可以不下乡的，七八个县的办事人员聚在一起办公是经常的事，他们平时和行署机关在一块，打仗时就和部队一起走。除此之外，地区医院用担架抬着几十个病号，公安队押着几十个罪犯，队伍后面还跟着一大串不知道什么单位的骡车和驴车。

队伍不停地向南走，这时候，不向南走已经没办法了。

派出去的斥候兵不断回来报告：“来了，来了！”意思是身后方向发现敌人。按规矩，其他斥候小组这时候就应该向发现情况的方向机动、主动进行牵制和骚扰，可是，今天却没有人出击了，因为除了西南方，各个方向都在喊“来了”。而且报告的频率越来越密，到最后都用不着报告，从队列里就可以清楚地看见老百姓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到处奔逃，还可以清楚地听见“三八大盖”“嘎勾——嘎勾”的枪声。

既然只有西南方向可以走，大家只好埋头向南行进。

中午十二点左右，骑兵团行进到武城县以西的十二里庄，刘春雷放眼一望，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天呐，这么多人！”

十二里庄附近的高粱全都收割过了，四周围一棵高秆植物也见不到。平展的旷地上聚集着冀南军区机关、冀南区党委机关、冀南行署机关、军区后勤工厂、军区医院、行署文工团、冀南报社、冀南银行、冀南党校、冀南财校以及从各地来总部培训、学习、开会的干部群众，足有两三千人。掩护这一大群男女老少的是特务团（团长宁贤文，1962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个团是由军区警卫营的三个连和行署保卫营的两个连组成的，只有轻武器，战斗力也不强。

总部机关向西南移动，原本是想和二十一团会合的，可走到这里才知道二十一团已经转移走了。军区政治部刘志坚主任和范朝利参谋长（开国中将）正在着急，看到骑兵团主动赶来支援，不禁十分高兴，其他人看见骑兵的高头大马也安心了许多。

和总部领导会合之后，骑兵们发现机关干部的觉悟确实是高，虽然身处逆境依然情绪高涨，演讲动员的、唱歌鼓劲的声音此起彼伏。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王任重站在个大石碾子上发表讲话：“日军发动的‘铁壁合围’，注定不能得逞，今天被我们碰上了，就一定会被我们粉碎……”

“铁篦子合围？”这是刘春雷头一次听说这个新名词，他觉得这次“扫荡”真的就像是被敌人用铁篦子捋过一样，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他都把“铁壁合围”误当成是“铁篦合围”。

王任重正在演讲，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几架日军飞机。冀南行署公安总局局长王光华（开国少将）用步枪打了两枪，又对骑兵下命令：“机枪射击，给我打！”于是几个机枪手就朝着天上打了几梭子，结果飞机没打着，反而把飞过去的敌机给引回来了。

日本飞机冲着地面一阵扫射，当场打死了好些人，打伤了几匹马。冀南银行驮钞票的骡子被打倒了，钱钞纸币飞得满天都是。一些没打过仗的机关人员吓得四处瞎跑，场面顿时十分混乱。幸好，这时候空中刮起了大风，弥漫的尘沙使飞行员的视野受到遮蔽，敌机转了两圈就飞走了，局面这才得以控制。

军区范朝利参谋长看到情况危急，大声呼喊：“敌人飞机发现我们了，不能在这里停留，大家赶紧走！”随即命令以骑兵团为前卫，继续向西南方向突围。

在十二里庄耽搁了一段时间，敌人的合围圈越来越小，我方人员也越来越集中。走到武城河西街①附近，发现敌人在这里利用壕沟设置了三四层火力网，担任前锋的骑兵三连冲击了几次，牺牲了二十多个战士[奇·书·网-整.理'提.供]，突破不了。这时听见有人喊：“北面走，往北面走，队伍向后转！”于是大家又乱哄哄地转过头向北边跑，刘春雷看见三连长吕兆清追上来问王永元：“部队掉头了，我们现在是前卫还是后卫？”参谋长摆摆手，好像他也不知道。

向北走了一段路，前面又叫了起来：“快回去！快往回走，有坦克。”果然，北面出现了日军的坦克车，并且，在东、西两侧担任掩护任务的特务团战士也被打了回来，所有的人只好又向南跑。

这下子，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被包围了！”

再往南走就回到了河西街，可敌人的阵地还挡在那里。况政委下令把部分战马让给没有坐骑的机关领导，然后由骑兵团带着大家冲击。

对骑兵而言，打仗冲锋没问题，可是把战马让出来就有些不愿意了。刘春雷和刘金魁是正、副班长，又是党员，只好带头，由团部的人领着去给首长们送马。

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一夫（冀南区党委委员）蹲在地上撕材料，枣南县妇救会主任韩芳宇在边上帮忙。这韩主任后来是中纺集团公司的老总，在当时是个挺俊俏的大姑娘。看见骑兵送马来，她表示自己已经有一匹马了。况政委的警卫员说：“你那匹马是驮东西的，换成骑兵的战马吧，不怕打枪。”于是韩芳宇就和刘金魁换了马，两人都走了。

王一夫始终埋头处理材料，因为风大点不着火，他就把纸撕得碎碎的，东撒一把西撒一把地让风吹散。刘春雷几次想把战马交给他，王科长都说不要。首长不接马缰绳，骑兵不好交差。这时候不远处正在枪毙犯人，大刘就牵着马过去看热闹。

大刘看完杀人，王一夫还在那里撕纸。

过了一会儿，冲锋号响起来了，骑兵们开始发动进攻，大队人马也跟着向前跑。王科长站起来望了一眼，对刘春雷说：“你上马，去战斗！不用管我！”说完又蹲下来接着撕材料，大刘只好骑上“公鸡”冲锋去了。

后来，听说王一夫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刘春雷心里十分懊悔。他觉得自己当时如果能帮着撕纸，王科长或许就可以及时处理完材料突出重围了。只不过，那些东西都是机密文件，领导没开口，他也不敢去碰呀。

王一夫烈士是河北威县人，1924年入党，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组织工作。他是为了保护党的机密而英勇牺牲的，时年三十四岁。

骑兵团的这次冲锋是突然展开的。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王永元参谋长听见河西街方向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他心里一动，赶紧让司号员吹联络号。过了一会儿，对方回号了——是曾玉良团长和骑兵一连！

原来，曾团长带着一连沿卫河河岸搜索，没看到机关的队伍，知道大家一定被围了，于是就斜刺里杀回来，从侧后方攻击卫河边上的河西街。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一连很快就占领了大部分阵地。

听说曾团长在外线进攻，况玉纯政委立刻命令骑兵团冲锋，军区首长也组织人员跟随突围。刘春雷正跟着大家往前冲，西侧的王行杖村突然有敌人开火射击，子弹像泼水一样猛地横扫过来。两百米的开阔地上立刻倒下了许多人，整个突围队伍都被打散了。好在“公鸡”是经过训练的战马，没有受到枪弹的惊吓，带着主人径直冲过了火力拦阻线。

骑兵冲出来了，跟在前面的一些骑马的干部也冲了出来，可是步兵却没有及时赶上，敌人从王行杖村那里把口子堵住了。

在河西街，妇救会主任韩芳宇激动万分：“哎呀，你们骑兵的马可真快，要不是我抱住了马脖子，差点掉下来……”

况政委问她：“首长在哪里？”

“李书记（李菁玉，冀南区党委书记）刚才和我在一起，现在不知道了。”

政委一听就急了，赶紧去问其他人。人群中有党委巡视团的，有行署建设处的、农林处的、文教处的、财政处的、秘书处的、总务处的……可是，军区、党委、行署的主要领导却一个也没跑出来。

这时，从河东方向开来了二十多辆日军汽车，还有许多骑自行车的敌人，这一带的河水很浅，鬼子和伪军跳下卡车、蹚过卫河就向河西街发起进攻。很显然，别说总部机关没有冲出来，即使出来了，从这里也过不了卫河。

现在，摆在骑兵们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是丢掉总部，沿卫河西岸向南撤退；二是重回包围圈，和总部机关一起另寻突破点。

曾玉良团长、况玉纯政委毫不犹豫地命令：回去！

下午三点，骑兵们再次和首长们会合。

在敌人火力下来回冲杀，各连队的损失都很大，刘春雷的班上只剩下了五个人。王占奎不见了，刘金魁看见他离开河西街向南面走了。当时，上级只允许机关干部分散转移，王占奎的这个行为应当属于临阵脱逃。

曾玉良团长撤销了团部，把行政后勤人员和斥候兵补充到一线连队。崔连喜被分在二连，他跑来问：“大刘哥、川老汉，我跟着你们班，好不好？”

当然好。

“那……老李大爷也跟着你们班，好不好？”

当然不好。老李医官是规定不参加打仗的，他骑着匹骡子想加入一线连队，却没有谁敢接受他。各位连长、排长、班长都知道，万一李大爷在自己手下出了事，非被大家骂死不可。

四面八方都被日军围住了。刘春雷骑在马上，能看见日本的膏药旗，看见鬼子下车、展开梳篦队形一步步紧逼过来。这时候，天空中又出现了敌人的飞机，盘旋、投弹、扫射，战场的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

曾玉良团长先前在外线转了一圈，对周围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向军区首长汇报说：在我军北面和东面的是独立第七、第九混成旅团，西面的是独立第八混成旅团，这都是日军野战主力部队；南面和东南面是从武城县赶来的日伪军，属于当地驻军。从总体来看，北面、东面的敌军强大，包围严密；南面的敌人伪军较多，战斗力相对最弱；西面的敌人刚加入合围圈，防线还比较松散。

曾团长建议说：根据战场情况，我军从河西街渡过卫河的设想已不大可能实现了。目前，只有从王行杖村突破第一层合围，作出强渡卫河的姿态，把日军的注意力吸引到东南方向的河西街一带；而我们则趁机掉头向西行进，甩掉敌人。

“西面的情况怎么样？二十一团在哪里？”

“不清楚。不过，日军第八混成旅团先前和二十一团交战过，现在刚转过头来参加合围，虽然第一层包围圈已经形成，但后面的防线一定松散。我们转到敌人后面，晚上再想办法渡过清凉河，到冀县、南宫县去。”

军区政治部刘志坚主任同意曾玉良的意见，当即命令他组织骑兵团向王行杖村发起进攻。

冲锋号再次吹响，三连打头，全团跟进冲锋。

王行杖村的守敌为一个日军警备队和一个伪军中队，有轻重机枪和掷弹筒，他们得到了东边卫河方向的火力支援。骑兵刚开始冲击，敌人的炮弹、子弹就铺天盖地打了过来，进攻部队的伤亡很大，不断有战士中弹落马，随处可以看见战马倒地挣扎。

三连长吕兆清的战马被打死，手枪也摔掉了。他爬起来，挥着马刀不知道在骂什么，三连通信员和几个战士赶紧把他拖上马。［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刘春雷跟在队伍中间，突然发现自己的坐骑有些跑偏。低头一看，“公鸡”的颈部被弹片打中了，鲜血直往外冒。可这时战马显得十分亢奋，跑得更加起劲。大刘知道这是马匹受伤后的应激反应，如果不能及时把它的情绪缓解下来，非跑死不可。他赶紧轻轻拍着马脖子，嘴里不停地喊着口令，“公鸡”的性情温驯懂事，很快就放慢了步伐，平静下来。

骑兵们接近了王行杖村，但是敌人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最前面的三连最终没能冲上去，掉头就往回跑。其他连队也跟着撤退。

也不知道是控不住马还是缺少战斗经验，只有小干事崔连喜还一个劲地向前冲。他跑到村口才勒住马缰绳，战马忽地人立起来，把他甩在地上，立刻被几个日伪军围住了。小崔的腿摔断了，一边哭喊着一边爬，最后被鬼子追得无处藏身，纵身跳进了村口的水井。

大刘和战友们在远处眼睁睁地看着，爱莫能助，强忍着眼泪悲痛莫名。

骑兵们无功而返，包围圈里，总部机关的人群一片肃静。

从远处射来的子弹，时而“嗖——嗖——”地从头顶掠过，时而打在地上引起一溜尘烟。

没有人躲闪，也无处躲避，光溜溜的平原上除了泥土就是风沙。子弹打在人身上，“噗”的一声闷响，中弹的人倒下去一声不吭。大家都知道，如果从王行杖村冲不出去，从其他方向就更突破不了，今天反正是要死在这里了。既然是死，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沉默、寂静中，可以听见“嘀里哒啦”的日军联络号，那是鬼子在逐渐收拢包围圈；风吹过处，传来伪军的阵阵喊叫：“抓……抓……陈……麻

子……”当时，骑兵们并不知道陈再道去太行山开会了，只看见陈司令员的爱人张双群在队伍里，而且还受了伤。张双群是南宫简易师范的学生，以前在南宫县妇救会工作，好些骑兵都认识她。现在只看到司令夫人却没见到司令本人，大家心里难免担心。

战士们情绪压抑，只有曾玉良团长暴跳如雷。他满脸铁青，见人就骂，把几个连长都训斥得抬不起头来。

“战斗人员，立刻上马，重新集结！”听见命令，刘春雷有点犹豫，他的战马颈部受伤，再跑恐怕会受不了，于是就准备牵着马突围。没想到被曾团长看见了，劈头就是一马鞭：“浑蛋！胆小鬼！给我上马！”

这是大刘头一回在大庭广众之下挨打，再被团长骂成是“胆小鬼”就更让他感觉没面子，他气呼呼地跃上战马，心说：“到底谁胆小，上阵就知道。大不了今天我死给你看！”

这时候，北面的日军坦克攻过来了，担任阻击的特务团伤亡过大，已经顶不住了。很多机关干部都觉得最后的时刻到了，纷纷开始撕碎文件，破坏器材。

悲壮的气氛之中，冀南军区后勤部的赖勤政委（1945年病故）掏出手枪，喊着：“共产党万岁！”准备以身报国。况玉纯拦住他说：“好同志，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冲锋。

况玉纯政委亲自充当旗手，他单手擎着红旗，在骑兵队列前面高声呼喊。

这就是那句后来响彻冀鲁豫的战斗口号——

“骑兵团！共产党员集合！”

“曾玉良到！”

曾玉良团长抽出战刀，第一个站在了政委身边。

……

074①武城河西街：今河北故城县建国镇。

“曾玉良到！”

“徐青山到！”

“王永元到！”

“张起旺到！”

“……到！”

干部们高喊着自己的名字抽出腰间的战刀，党员们高喊着抽出了战刀，普通战士也高喊着抽出战刀。有坐骑的机关干部上了马，徒步的、徒手的同志们也紧跟了上来。刘春雷听见有位领导喊着：“同志们，拼了啊！这里不能是倪家营子！”

后来，当刘春雷知道“倪家营子”的含义，他才真正理解了当时的悲壮。的确，像曾玉良、况玉纯这样有过西路军惨痛经历的将士，就是宁愿牺牲上一百次，也绝不肯再重蹈覆辙。

拼了，这是竭尽全力的最后一次冲击。拼了，骑兵的铁流，暴风般地涌向了王行杖。从进攻一开始，骑兵们就以冲刺速度狂奔。不必给战马预留迂回机动的体力了，如果这一次冲不进村子，谁也没准备撤回来。

敌人一面加强卫河渡口的防守，一面向王行杖方向增援。村庄右侧的坡地上出现了日军一个机枪小队。鬼子的重机枪响了，八路军的战马接连被打倒，摔下来的战士打几个滚，爬起来，满脸是血地举着马刀继续向前冲。

跟在骑兵团后面的，是握着手枪、攥着手榴弹的机关干部，是妇救会会员、文工团团员、后勤管理员，是县区干部、报社记者、印刷厂工人，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是医院的医生和伤员……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所有的人，都冒着弹雨，义无反顾，为撕破鬼子的“铁壁合围”，不惧死亡，向前冲！

“猛子！韩猛子！干掉机枪！”团长和参谋长都在喊。

“好的！跟我去砍机枪啊！”

四连长韩永正立刻扑向了右侧的机枪阵地，一标人马跟着他。没有时间调整进攻队形了，甚至没有组织射击掩护，三十多匹战马呈一列斜线疾驰，战士们抡着马刀踏上了日军阵地。

说起来，日军执行战术意图是十分坚决的。从头到尾，他们的重机枪一直侧击着通往村口的道路，没有顾及接近阵地的这一路骑兵。鬼子大概以为，凭借阵地上的二十来支“三八大盖”就能挡住几十匹八路军战马了，可他们没料到，带头冲上来的是八路军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

“韩猛子”可是从徐海东到陈再道都常挂在嘴边的勇将，是刘伯承亲自炒鸡蛋慰劳的豪杰。他是个左撇子，从小练就了左手刀右手枪的绝技，远打近砍，谁能抵挡得住？韩连长杀进敌阵，首先就把机枪手剁了，战士们一顿马踏刀砍，把残余的鬼子赶进了土坡后的小树林。

刘春雷冲上土坡时，机枪已经不响了，阵地上还有几个端刺刀的鬼子在顽抗。刺刀拼马刀，步兵不是对手。他稍一错身，就把一个小鬼子的肩膀给卸了。可是，敌人一倒，战马“公鸡”前腿一跪，也倒了。

先前在冲锋时，大刘就知道“公鸡”不行了。颈部受伤的战马经过长距离剧烈奔跑，血冒得跟涌泉似的。战马通人性啊，它也知道今天是最紧张的时刻，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虚弱得都开始打晃了，还在跑。现在，看着跪卧在地上发抖、奄奄一息的“公鸡”，刘春雷知道他的伙伴不行了。

“这是一匹立过大功的功臣马，它应该有功臣坟的！”大刘心痛万分，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二排长颜胜才过来喊：“大刘，快走快走，不能留在这里。”刘春雷抬头正想回话，却看见颜胜才在马上蹦了一下，接着就耷拉着脑袋栽到地上。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枪，把他脖子打穿了。

韩永正率领的这一路人马伤亡过半，捣毁了鬼子机枪阵地。他们来不及掩埋战友和战马，就匆匆赶往王行杖村与骑兵团会合。经过一番搏斗，日军警备队已被八路军全歼，院墙下、屋顶上、村子内外的死尸和血迹都证明了战斗的惨烈。

参与防御王行杖的伪军中队被激烈攻守的场面吓坏了，他们逃离战场，直接跑回了武城县城；那位中队长因为受不了这种刺激，干脆脱了军装，连夜回老家当布贩子去了。

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已经被撕开了缺口，曾玉良团长催促着赶紧整理队伍。骑兵的机动性强，战场集结的时间反而更长，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分秒必争，接着往外冲，趁着敌人后面的封锁还不严实，赶紧突到包围圈外面去。

司号员在村口吹召集号，一些跑散的战马听见号声就回来了。可战马虽然来了，昔日的战友却永远也回不来，大家的心情都很悲愤。有匹战马还带回一个伪军士兵。那原本是三连班长王立贵的马，不知道怎的让这家伙给骑上了，战马听见号声就往回跑，伪军控制不住就被带了过来。

王立贵是刘春雷的南宫老乡，新兵营乘骑分队的时候两人同在一个班，他是个不爱言语的好好先生，可这次却牺牲了。三连在先前的几次冲锋中损失最大，战友们红着眼把那个倒霉的伪军拽下来，拖到路边就是一枪。旁边过路的各级领导都看见了，谁也没说个“不”字。

紧急整顿好队伍，部队立刻出发。

我们的动作快，鬼子的动作也快，骑兵团向西南方向走了不到五里地，独立第八混成旅团就赶到王行杖村，把担任后卫的特务团给打散了。

骑兵二连奉命返回去救援，看见大队日军正自西向东开进，坦克车、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王永元参谋长摇摇头，说：“后面的战友完了。”

日军占领王行杖村，重新封住了缺口。

走在突围队伍后面的五百多人又被堵在了包围圈里。在这些人当中，除了行署保卫营的战士，大多是后勤人员、伤员和干校学员。他们或体弱或年幼，在敌人的重兵合围下反复冲杀，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冀南行署文工团的一位女干部，带着十四个小演员在枪林弹雨中东奔西跑，始终没有丢掉一个人。最后跑不动了，小八路们在大姐姐的带领下手牵着手唱起《国际歌》，一起牺牲在鬼子的枪口下。这群坚强的男孩女孩，年纪大的不到二十，最小的不过十二三岁。他们手里紧握着的“武器”，是二胡，是口琴，是小洋皮鼓。

冀南财校的五个学员也跑不动了，面对步步逼近的鬼子，同学们拥抱在一起，高喊着“民族自由万岁”，拉响了手榴弹……

包围圈里的人们在弹雨下奋力地奔跑着，终于，他们的奔跑停留在了王行杖东南方的霍庄。在这里，坚持到最后的一百三十四位勇士被俘了。

鬼子在这里挖了一个活埋人的大坑，逼问八路军领导的去向。行署保卫营的四十九个战士跳进坑里，没有一句回答。鬼子拷打干校的学员，要他们说出自己的名字和身份，男青年被火烧死，女青年被开水烫死；而敌人得到的，除了歌声，就是骂声。

在霍庄，一百三十多位干部战士和干校学员全部被杀害，这些烈士大多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在抗战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霍庄惨案。

包围圈里牺牲惨重，但总部机关大部分冲了出来，冀南区的主要党政军领导也全部突出了第一道包围圈。事后想来，如果骑兵团的突破延误半个小时，或者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早到王行杖村半个小时，这一切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突围人员向西转移时，是包围圈里的人们奋力向东突击才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也正是由于他们宁死不屈、坚守秘密，才使敌人无从判断总部领导的去向。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包围圈里的烈士是用自己的生命，为上级首长和战友们的脱险创造了条件。

1942年4月29日下午5点，骑兵团掩护着冀南区党政军机关继续向西突围。

负责实施第二层封锁的是日军机动部队。公路上有鬼子的坦克和汽车，在其他地方则是骑兵队和自行车队，敌人在外圈来回游动，遇到突围出来的八路军就进行拦截、追杀。为避开坦克装甲车辆，骑兵团没有走大道，而是选择道沟比较多的地方迂回前进。那些年，鬼子为搞“囚笼政策”，挖了不少封锁沟。这些东西被人民群众反复破坏，结果就形成了一些深浅不一的沟壑，坦克车辆开不过来，战马却过得去。

沿途经过的地方显然发生过战斗，随处可以见到一摊一摊的血迹和遇难者的遗体。大部分烈士的衣服都是被解开的。在当时，从八路军的军服上判别不出阵亡者的身份，敌人要靠检查身上有没有携带钢笔或者文件之类的物品，才能确认死者是干部还是士兵。

刘春雷和刘金魁被临时抽调担任斥候任务。经过先前的苦战，斥候骑兵已损失殆尽，他俩又干起了老本行。进行越前搜索的时候，除了判断周围枪声的疏密情况，还要观察四周有没有日军尸体。如果没有，说明敌人已经打扫过战场，走远了；如果有，则说明日军后续部队有可能马上会到，要提高警惕。

在路边，大刘看见两具八路军战士的遗体，前面的一个倒卧在地上，左手抓着一顶日军军帽，右手血肉模糊，显然是和敌人肉搏后牺牲的。后面的一个手里攥着一把刺刀，身后拖着长长的血迹，至死都保持着想要爬行上前去援助战友的姿态。刘春雷忽然认出后面的那位烈士，竟然是骑兵团的“逃兵”，曾经想拉他一起去做买卖的同乡崔秉志！从军服标志上看，他已参加了新七旅。

崔秉志终于没有留在家里苟且偷生，最终还是英勇地牺牲在了抗日的战场上。

走到大辛庄附近，斥候骑兵又遇到了二十多个新七旅的战士，他们是二十一团的后卫部队，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打散了。据他们说，这里是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前面有鬼子骑兵挡路，过不去。

刘春雷向领导汇报了这个情况。当时有首长提出，部队在原地隐蔽两三个小时，等天黑了再找机会过封锁线，但军区范朝利参谋长表示反对。他说这里离包围圈的核心太近，敌人随时有可能再追上来。现在的关键是行动要快，即使是白天也要硬闯过去。“突破的任务就交给骑兵团，让我们的骑兵去对付鬼子的骑兵。”

曾玉良团长到前沿观察地形，选择了一片两侧有道沟的开阔地作为战场。

他命令骑兵团在开阔地前端列好战斗队形，军刀出鞘、战旗飘扬，摆出准备列队冲杀的姿态。同时又把全团的十二挺机枪和二十一团的步兵都埋伏在两侧的道沟里，等待命令。

骑兵团只有轻机枪，而且骑兵乘马射击的时候是没有副射手的，可现在，团长给每挺机枪都配了两个助手。他的命令是：“战斗没结束，机枪不许停，用最猛烈的速度把子弹全部打光。”

过了不一会儿，鬼子骑兵来了。好家伙！全是白额头长耳朵的高头大马，足有一个大队、三四百号人马。

在平时，日军骑兵也就是担任侦察、追击任务，很少有机会和对方骑兵对着干，现在一看见对面是同行，立刻兴奋起来，再看见八路骑兵摆出了正规的攻击阵型，“哟西，哟西”，顿时更加激动。当官的“哇啦哇啦”一叫唤，当兵的“哗啦”一下与我军平行列队，意思是要和八路军比一比业务水平。

八路军的军旗是摆在队列中间的，而日军却不同，先导旗在边上。六个鬼子军官骑马站在最前面，戴着白手套，举着大马刀，上下左右地比画一番，率领身后的三列横队就开过来了。那架势确实要比咱们土八路正规得多。

这也难怪，骑兵是日本的贵族兵种，人家的骑兵中尉西竹一男爵还在1932年的奥运会上得到过一枚马术障碍赛金牌，做派当然十分讲究。

刘金魁的眼尖：“哎，哎，看见没有？鬼子骑兵冲锋是不戴钢盔的呀！”

还真是的，日军骑兵都把钢盔挂在马鞍上，戴着顶布帽子就上阵了，难道他们的脑袋不怕马刀？

“还别说，人家小鬼子排队就是好看。”八路军骑兵们议论纷纷，像是在搞业务观摩。

也有不服气的：“嘁！他们也就是马儿好，换了我骑上大洋马，比他威风！”

日军的马队从徐步行进转成快步行进，速度加快，冲击力逐渐提起来了，可是八路军这边却还没动作，都老老实实地站着。小鬼子以为咱们土八路不懂业务，他们捡便宜了，“杀，”一声喊就开始冲锋。他们刚一提速，曾团长就在这边大声命令：“机枪给我打，打！打！打！”道沟里的机枪、二十一团的步枪立刻开火了。

子弹像刮风一样扫过去，跑在前面的鬼子骑兵全部被打倒。战马在运动提速阶段很难实施有效的躲避，后面的马匹立刻被绊倒了不少，日军的队形没了，速度也没了，全乱套了。

“乘骑射击，徐步走！”现在，轮到我们启动了。而这时候最着急的是那些机枪手，他们要在我军接近敌人之前把子弹全打光啊！

“出刀，冲锋！”当骑兵团开始冲刺的时候，那些有武术道精神的鬼子也只有掉转马头，逃跑了。八路军顺势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据说，“四二九”合围结束之后，敌人在大营①开总结会的时候，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把鬼子的骑兵大队长骂得够戗，说他“不如八路军骑兵聪明”——这句话挺实在的。

天黑以后，骑兵团和总部机关的人马到了清凉河边，附近的渡口叫做军营村。斥候骑兵回来报告说村里没有发现敌人，这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军营村实际上是个围寨，有寨墙，还有寨门。当时，寨门马马虎虎地掩着，寨子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上级命令传下来：部队不进村，绕过寨墙下河滩。

过了清凉河就等于跳出了鬼子的最后一道封锁，骑兵团也用不着再担任前卫了。疲倦劳累的战士们相互搀扶着向河滩走去，首长们也在商议突破封锁后的方案，党政军各机关如何分开行动、部队如何组织保卫……

刘春雷和刘金魁在寨墙外边站着聊天，苦战了一天的“川老汉”依然兴致勃勃，俏皮话说个没完。

聊着聊着，刘金魁突然说：“喂，大刘啊，你说这村子里真的没有鬼子吗？”

“先前侦察过的，应该没有吧。”

“不对吧，我怎么瞧着那房顶上，黑糊糊的东西旁边，像是有面日本旗呀？”

大刘听见这话吓了一跳，赶忙转过头张望。刚巧现在起风了，只见寨子里面有一处比较高的房子，房顶上的一块布片被吹得飘了起来。因为天黑，也不大看得清是什么。也许是件衣服？也许……不过，还真是有点像是鬼子的膏药旗。

刘金魁提议去看看。大刘前后望了望没见着连长，又心想别报告错了惹人家笑话，就没再吭声，和刘金魁一起往寨门走。

刚走到跟前，听见村子里头“乒乒乓乓”地响枪了，七八个人慌慌张张地从寨子里跑出来，嘴里喊着：“鬼子！村里有日本鬼子！”

军营村里真的有鬼子兵。

这里原本驻守着日军的一个战车小队和一个步兵小队。后来不知道得了什么命令，两个小队的鬼子连同三辆轻型坦克匆忙出动，只留下六个日本兵在村里看守油料。天黑了，我们的斥候前卫没发现敌人；而留守的日军看到八路军人多，也没敢出来；村子里的老百姓大多跑出去避难了，剩下的一些人怕鬼子报复，躲在家里不吱声——就这么着，两边队伍挨在一起，居然弄了个相安无事。

冀南行署的干部经过村庄时想找点吃的，从清晨到黑夜，大家跑了一天粒米未进，确实有些饿了，于是进村就喊老乡，敲门，推门。结果就和鬼子照上面了，当场被打倒几个。

这伙日本鬼子也够凶狠的。开打以后，一不做二不休，派两个人上了房，架起机枪就往河滩上打，其他的日本兵则抢占了三间房子拼死顽抗。

房顶上的日军机枪打得河滩上的机关人员到处跑，而村子里鬼子占据的房子又是彼此斜对着的，正好构成了交叉掩护，一时间怎么也冲不过去。二连长张起旺急得大叫：“上房，上房顶！用手榴弹先把机枪炸了！”

刘金魁和刘春雷拖出一张大床立在屋檐下，踩着床架往房上爬。“川老汉”刚上去就栽了下来，一颗子弹从腮帮子穿到耳朵边。他伸出手，在大刘的胸前挠了几下子就咽了气。刘金魁这人嘴上没把门的，做事有点没心没肺，所以虽然是个老红军却没当上干部。其实，他打仗勇敢，人品好，知道的事情也挺多。

刘金魁牺牲了，刘春雷又接着往上爬。刚上房顶，对面一枪打来，他腿一软就掉了下去。子弹打到大腿根上了，下半身火辣辣地痛，鲜血灌满了两裤腿，战友们赶紧把他拖到安全地带。

据张起旺连长事后说：“大刘叫唤得嗓门都变了调，他可真是被这一枪给吓坏了。”老李医官跑过来，拿大剪子剪开裤子看了看：“小伙子放心，重要的东西都还在。”大刘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候，四连长“韩猛子”已经悄悄绕到了房子的另一边，他踩着马背跃上房顶，干掉了机枪手。接着，二连也一鼓作气把屋子里的鬼子给消灭了。

(插图)

“四二九铁壁合围”冀南党政军机关突围线路图

086①大营：今河北枣强县大营镇。

刘春雷被子弹打穿了大腿，没伤着骨头和动脉，虽然伤势不很严重，可是不能骑马也不能走路。他只好趴在马鞍上行军，那模样真是狼狈极了。

4月30日，突围出来的人们在瓦窑①召开“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追悼烈士大会”。在这里，大家听说冀南四分区也遭到了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和独立第一混成旅团的围攻，损失很大。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四旅副政委陈元龙、十团团长陈子彬、十一团政委桂承志……都牺牲了。新四旅是冀南军区的头号主力，听说他们被打得这么惨，战士们的心里又急又气，当时就有人嚷嚷着：“请首长调大部队来，咱们要报仇！”

冀南的老部队大多是从太行山或者冀中根据地过来的，骑兵团也是如此。因为当初的口号是“背靠太行山，面向大平原”，所以大家都把八路军总部当做自己的靠山。眼下，在平原上吃了亏，战士们自然就指望着太行山里能派人来帮忙。

刘春雷在医院里一边治伤，一边盼望着大部队的到来。可是，等来等去，却等来了一个噩耗——冀中和太行山都遭遇了“五一大‘扫荡’”的惨败。太行山的损失不小，左权参谋长牺牲了；冀中更惨，部队被打散，根据地全丢了，不仅帮不了冀南，反而还需要冀南的部队去援救他们……

听见这消息，两三天没人说话，大伙全蔫了。当时就想，这往后的仗还怎么打啊？对战士们而言，打了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受挫之后发觉自己孤立无援了。

从这以后，冀南区党委、军区、行署机关都换成便衣分散行动，医院解散了，伤病员们也被疏散到各地隐蔽治疗。

伤员疏散转移的时候，刘春雷提出：“我是南宫人，让我回家养伤吧。”地方干部却摇头说：“南宫的关系断了，去不了。”大刘这才知道局势有多么严重——南宫县曾经是冀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可现在竟然已经成了敌占区。

这是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以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华北的抗战形势跌入了最低谷。

拿冀南根据地来说，1938年以前，虽然大城镇被日本人占领着，但他们没有精力顾及交通线以外的地方，在许多乡村，既见不到国军也遇不到鬼子兵，成了“真空地带”；1939年，日军把军事“清剿”的重点放到了华北，八路军随即在1940年实施“百团大战”，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到了1941年，虽然日伪军的“扫荡”日益频繁，但抗日军民仍然能与敌人进行抗衡。当时，如果把冀南的地面分成十份的话，那么敌占区占两份，根据地也占两份，其他地方是游击区，白天听鬼子的话，晚上由八路军说了算。

1942年开春的形势还不错，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也来帮忙打小日本了，上级还传达精神说要准备进行反攻。那时候，儿童团站岗查路条，开口就问“今年是什么年？明年又是什么年”，你要是不懂得回答“今年是准备大反攻的一年，明年消灭小日本”，还真会被当做奸细给抓起来。

可是，“四二九大‘扫荡’”却使得局势急转直下，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都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冀南区党员数量从四万人锐减为两万人，大批区、乡、村机构变质成为资敌政权。除极少数地段外，根据地大部分沦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抗日救国活动陷入停顿，《冀南日报》、《救国》、《群众》等抗日宣传物全部停刊。

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流血拼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确实有点发虚，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因此离开了抗日队伍。

骑兵团的伤员被安排在枣南县，这一带也不安全。四周围，碉堡据点星罗棋布，封锁沟墙纵横交错，用“出门过道沟，抬头见炮楼；夜夜听枪声，天天跑敌情”来形容，真是一点也不夸张。白天，日伪侦缉队、便衣队来来去去，见人就查“良民证”；晚上，公路边的电线杆上都挂着马灯，鬼子发现人影就开枪。从5月份到10月份，敌人连续发动多次“清剿”，挨家挨户地搜捕八路军战士和共产党干部，田野上和道沟里经常可以看到遇难烈士的遗体。

刘春雷养伤的地方在小于庄①，这里属于游击区，除了保（乡）甲（村）长，还有伪维持会。保长、甲长是由当地“推举”产生的，伪维持会的人是日伪政权委派的。他们在表面上替鬼子办事，暗地里也时常帮八路军做工作，所以被称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过，既然是两面派，就难免有摇摆性，形势好一些，他们就靠拢八路军一些；而如果斗争形势过于严峻，他们就倒向了日伪一边。所以，八路军对待他们，要既利用又提防。

伤员是由“基本户”负责照顾的。这些人家并不一定是党员军属，大多是忠厚老实的普通百姓。那时候，真正的党员干部家属有的被抓，有的被杀，家门口被伪维持会挂上了红灯笼，鬼子、汉奸一天来八趟，根本就没办法收留八路军伤员。

刘春雷住在一户姓舒的人家，这家老小都是善良本分、胆小怕事的人，自从八路军伤员进了门，舒家的老人就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觉，成天担惊受怕、疑神疑鬼，稍微遇到一点动静就诚惶诚恐、心神不宁。大刘原本住在舒家的厢房，后来看见他们难受的样子，实在过意不去，就搬到村口的破庙里去了。

大刘很理解舒家老小的心情。在当时，鬼子对待收留八路军的人家，不仅要打要杀，还要烧房子。房子是老百姓的祖业，也是生活的基础，对农村人而言，一是怕没有土地，二是怕没了房子。刘春雷实在不愿意因为自己养伤而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

在村子里养伤，实际上是瞒不过村民的，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大刘住在破庙里，时常会有不知名的群众带着鸡蛋、馍馍到庙门口“烧香”，随便作两个揖，留下供品就走。有不懂事的小孩想拿鸡蛋吃，被大人打得哇哇哭。“那是给菩萨留着的，菩萨吃好了以后保佑我们。”大刘知道，人民群众是把八路军伤员当菩萨一样看待的。半夜里，伪保长也到庙里来，放一袋粮食在窗台上，悄悄说一句“招待不周，请多恕罪”，人就不见了。

养伤期间，军区的卫生员隔三差五地来换药。在当时，一个卫生员要负责十多个村子的好几十个伤病员，需要穿越封锁化装“巡诊”，风险很大，可医疗用品却很简单。清洗伤口用食盐水，治疗用碳酸，每次换药都把刘春雷疼出一身汗来。大刘说：“干脆你把药留下，我自己慢慢弄，这样你安全，我也少受罪。”可卫生员却说，“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任务。”真是没办法。

6月份，新上任的政治处主任赖达元（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也来探望伤员，他要求养伤的同志坚定信念、坚持斗争，并且宣布刘春雷为“政治战士”。

“政治战士”？这可是个新鲜职务。

“四二九”以后，由于环境严酷，条件恶化，有些人对前途失去信心，意志动摇了。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基层组织涣散解体、干部战士逃跑的现象，有些休养康复的伤员不肯归队，甚至有人叛变投敌当了汉奸……针对这种情况，八路军加强了政治建设，把连指导员改称为连政委，充实了党支部的力量。这个“政治战士”的岗位是新设的，大致相当于排指导员，任务是鼓励大家“咬紧牙关，渡过黎明前的黑暗”。

赖主任发给“政治战士”一把盒子枪，可刘春雷却不愿意要。因为，他在养伤期间发现，村里的群众虽然诚心诚意地照顾负伤的战士，但却很怕八路军在自己家门口打仗。如果发现伤员的手里有武器，恐怕只会增加老百姓的紧张情绪，对维护军民关系没什么好处。大刘说：“现在这种环境，手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要不然就给我一颗手榴弹吧，我肯定不当俘虏就是。”

赖主任接受了大刘的建议。临走的时候，他表示要加强对这一带的监护，保证伤员们的安全。赖达元以前是四分区的组织科长，和地下交通站的同志很熟。

第二天，交通员魏二民来了。这是个三十多岁的黑瘦汉子，黑礼帽、黑衣裳，全身的绫罗绸缎。可是，他裤子长了一截，褂子也大了一号，裤腰里掖得鼓鼓囊囊，好好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就像是偷来的一样，让人见了忍不住笑。刘春雷心说：“八路军里怎么会有这么一路货！”

正捉摸着如何打招呼呢，魏二民先开口了：“兄弟，你以前是当小伙计的吧？”

“是呀，你怎么知道？”

“饭馆的伙计见了我，都和你一个表情。”

这下子，大刘不但说不出话来，还不知道该怎么笑了。

破庙的屋檐下窜出一条野狗，魏二民冲着它喊：“二哥，二哥！”逗得那癞皮狗直摇尾巴。

大刘乐了：“你怎么叫它二哥？”

“嘿！炮楼里的家伙是大哥，这些狗儿当然就是二哥了，”魏二民指着日伪据点的方向说，“干我这一行的，白天听炮楼里的狗叫，晚上听野地里的狗叫。不喊几声大哥、二哥不行呀，哈哈……”

大刘觉得这魏二民真有意思。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的古怪打扮其实是个“障眼法”，别人只以为他有好衣服不会穿，却不知他那鼓鼓囊囊的裤腰里时常掩藏着文件、药品之类的“违禁物”。

一天下午，刘春雷正在破庙里睡觉，魏二民跑进来背着他就走，说是日伪军要来抓他了。原来，有个外号叫“文明先生”的家伙，本来长期在青岛做事，前几天回村探亲，不知怎的就知道了八路军伤员的消息。这位“文明先生”是被日本人洗过脑袋的，立刻就去报告了伪维持会。魏二民消息灵通，听说情况后立马就赶过来把大刘转移走。

出村不到两里地，迎面来了一队伪军，老魏赶紧背着大刘躲到道沟里。奇怪的是，那些伪军距离他们只有五十多米，大白天的却像什么也没看见，大摇大摆地就过去了。大刘白紧张了一回，心里直纳闷。魏二民说：“没关系，那些人是自治军一旅的。”

所谓自治军，是一支由土匪、兵痞以及“会道门”武装组成的伪军队伍，总共有四个旅九个团一万多人，全称为“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是王天祥。这路人马成员混杂、心思各异、战斗力有强有弱，军服也是这个旅的和那个旅的不一样。“自治军”里既有铁杆汉奸，也有良心未泯的人，八路军区分对象，开展统战工作，效果还不错。据说，刘志坚主任腿部受伤、宋任穷政委的爱人坐月子，都住在自治军长官的家里（1945年，“自治军”的军长王天祥带着一个团起义投奔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河北省体委副主任）。

刘春雷和魏二民遇到的这个“自治军第一旅”就是统战工作比较成功的部队。旅长名叫李成华，曾经是冀南二分区的支队长，1939年整风时从太行山跑回家，脱离了革命队伍。他现在虽然当了伪军，却对鬼子阳奉阴违，私底下帮助八路军，应该算是个“白脸红心”的人物（1943年，李成华在安阳被日军杀害，“文革”后被追认为烈士）。

自治军一旅的人睁只眼闭只眼，到小于庄转了一圈就走了。

魏二民把大刘背到乱坟堆，找了个假坟让他钻进去。

这假坟是给未亡人预先准备的空坟，墓口用土块和砖头堵着，里面其实是空着的，大致上和金庸小说里小龙女的“活死人墓”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没那么高档也没那么干净罢了。

空坟里面确实脏，蚂蚁、蝼蛄到处乱爬，稍微一动弹，顶上就掉土。不过，大刘觉得躲在这里还真是挺安全。过了几天，魏二民打算背他回村里去，还告诉他，手枪队头天晚上到了村里，用柴草把那个“文明先生”从地窖里熏出来，拉到村口处决了。刘春雷得知这消息很高兴，但他想了想还是决定继续住在空坟里——不管怎么说，藏在这里心里踏实点。

7月份，鬼子又要来枣南县搞“大清乡”了，交通站着手安排伤员转移。大刘觉得自己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归队。老是躲来躲去的，实在不如回部队打仗痛快。

七个伤愈归队的战士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踏上了归途。一路上，炮楼林立，公路和封锁沟交织如网，大家只好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彻夜赶路。

大“扫荡”之后的冀南平原，鬼子炮楼随处可见。这些炮楼小的两三层，大的有四五层高，不用钢筋也不用砖头，全用夯土垒筑，三五天就能建成一座。这样的土楼子当然不结实，一颗炮弹就能够轰垮，可咱们八路军偏偏没有重武器，硬是拿这简易炮楼没办法。

公路也是新修的，比周围的地面高出许多，路旁的电杆上挂着马灯，天一黑就全点亮了，行人一踏上路面就很容易被炮楼发现。公路两侧是路沟，深一丈，宽一丈，人马过不去，把乡村划成了相互不能联系的小块，逼得人们非走公路不可。而公路又在炮楼的视野之内，鬼子再在路口设上关卡，就把交通全部封锁了。

提倡这种歹毒办法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铁壁合围”和“蚕食战术”也都是这家伙的发明。

说起冈村宁次，华北军民个个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把冈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可蒋介石不但判他无罪，还聘请他担任国民政府的顾问。国共两党为了冈村该不该杀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原因其实很简单——冈村宁次对付八路军有一套办法。在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期间，华北抗日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最大。所以共产党恨他，国民党喜欢他。

攻打回隆镇的时候，刘春雷在汉奸程希孟的家里看见过冈村宁次写的一幅中堂——四存。当时在场的八路军谁也弄不明白这两个字是啥意思，只觉得岗村老鬼子还真是挺有学问的①。

冈村这宁次是个“中国通”。从日俄战争到抗日战争，除去在欧洲考察的短暂时间，冈村宁次的军事生涯一直和中国有关。他熟悉中国的文化，也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军队。

比方说，冈村宁次知道，国共两军相互很少交流军事情报，在战场上的合作也不积极，而八路军只能进行一般性侦察，只知道附近的情况，不清楚远方的动态。于是，他发动“铁壁合围”时就不动用当地兵力，而是从远处调部队来，封锁消息，长途奔袭，夜间集结，黎明攻击，首先“围剿”毫无防备的八路军，再进攻袖手旁观的国民党军，把敌后战场上的两路军队都打得措手不及。

除了“铁壁合围”，冈村也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八路军夜间活动，他也搞夜间袭击；八路军化装行动，他也搞便衣队侦缉；八路军利用“两面政府”开展工作，他也培植汉奸密探，四处侦察，谁家有陌生人说话，谁家夜里烟囱冒烟，都有人悄悄报告。鬼子汉奸们还在抗属和积极分子的家门口挂个红灯笼，整晚上亮着，害得交通员找人联系工作都不敢走正门。

冈村宁次最阴险的一招，就是拉拢人心。咱们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就说“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还把政治摆在前头。在他的指使下，日伪政府大力推行“爱护村”，发放“良民证”。对顺从他们的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还带着粮食去“慰问”，往孩子嘴里塞糖果；对不派联络员、不纳粮交税、不向他们通风报信的村庄，鬼子汉奸就一天几次地去骚扰掠夺，搞得老百姓有家难归，庄稼没法种，日子没法过，最后不得不屈从压力，成了“爱护村”。

渐渐地，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一些愚昧的群众甚至觉得日本人和伪军也不坏，八路军的活动就愈来愈困难。冈村宁次称这种做法为“蚕食战术”，就像是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地吞噬。经常是，今天这地方还是八路军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游击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再过上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那里已完全沦为敌占区……

“蚕食”的破坏之严重，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伤愈归队的路上，不仅刘春雷觉得触目惊心，就连熟悉情况的交通员也感到十分意外。

晚上行军，交通员对大伙说：“前面村子是我们的老地盘，到那里就有吃有喝，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刚走到村口，突然听到有人敲锣报警，交通员吃了一惊，连忙喊暗号：“大嫂大嫂，我是丫头。”

“丫”字头上是个倒过来的“八”字，和比画八路的手势一样，懂行的人一听就明白。没想到，听见喊话，对面的锣声越敲越急，“八路来了，八路来了”，一个劲地猛叫唤，附近的炮楼也响了枪。原来，这个村子已经变成“爱护村”了。大家赶紧转身就跑，那交通员一边跑一边伤心地大哭。

局势恶化了，不断有人叛变。但是，要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还非得找当地群众帮忙不可，八路军离开了老百姓的协助，就像离开了水的鱼儿一样没有办法。夜间行军，不知道要越过多少条封锁线。在情况不明的环境下，每次到村里联系工作，都像是一场前途未卜的生死赌博。

有的村民很好，听说八路军要过道沟，就悄悄把人带到相对隐蔽的地段，扒开沟沿，架上梯子，临走时还握握手；有的就差劲一些，关门闭户，不理不睬，漠不关心，不肯帮忙。

有天夜里，大刘他们经过一个村庄，看见场院里点着长明灯，停放着十多具尸体，这显然是日本鬼子造的孽。大伙心想，受害者的家属一定愿意帮助八路军，于是就上前去联系，谁知道刚一开口就被骂了回来：“滚开，滚开！都是你们招惹日本人，害得我们被打被杀……”一帮老少娘们连哭带号，泼闹得八路军委屈万分。原来，就在前两天，也有一群归队的八路军战士经过这里，因为找不到人带路，转悠了一晚上也过不了封锁线。等到天亮，道沟里藏不住人了，看见老百姓去帮鬼子修炮楼，八路军也混在里面跟着走。走到工地跟前，领头的干部掏出短枪就打，其他战士也抄起铁锹锄头扑了上去。敌人没有防备，五个鬼子兵和一个翻译官当场毙命，八路军小伙捡起枪支弹药就跑了。八路军前脚刚走，日军后脚就来报复，烧了房子，杀了十多个无辜百姓。村民们都被吓坏了，因此现在见到刘春雷他们就骂。

面对群众的指责，大刘和战友们并不还嘴。“扛枪打仗，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做不到这一点，咱们当兵的还有啥话好说！要打要骂都得忍着，有什么委屈只有去找鬼子拼命。”骂到最后，乡亲们的气消了。当天晚上，八路军在群众的帮助下接连越过三道封锁线，到了卫河边上。

夏天，水大浪急，卫河边的船只被鬼子拖走了。大刘的腿伤还没好利索，不能游泳，岸边的群众就找来高粱秆，扎成几个大捆子，让八路军趴在上面，由水性好的老乡推着，把战士们都送过了河。

089①瓦窑：今河北冀县窑镇。

091①小于庄：今河北故城县于庄。

095①“四存”是清代学者颜元的主张，包括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其中存治也叫做王道，核心思想为复井田、复封建、兴学校。

接近根据地，道沟少了，炮楼少了，可战场的景象更加凄惨。经过日军“三光”掠夺的乡村，满目断壁残垣，处处见坟幡，户户闻哭声。路边上、墙头上贴着鬼子的布告，说这个司令被砍了头，又说那个司令投降叛变了……搞得战士们心里十分郁闷。

在大“扫荡”期间，太岳、冀中、冀南、鲁西、豫东、豫北的抗日军队损失惨重。其实，受到打击的不只是八路军，与一二九师骑兵团同在冀南的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也被打散。高树勋司令长官带着新八军和六十九军残部逃过黄河，跑到后方去躲了起来。相对而言，逃跑的高树勋还算是好的，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在冈村宁次的面前选择了投降，从1942年到1943年，

华北的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赵云祥、孙玉田、荣子恒、孙殿英、杜

淑……一大堆上将、中将、少将都当了汉奸。从这以后，河北敌后战场上就基本上见不到正规建制的国军部队了。

八路军没地方撤退，更不能投降，只有咬牙坚持和敌人苦斗。可是，眼看着先前生机勃勃的根据地变成了一片废墟，大家的心里都有些没底：这抗战到底还能打多久呀？

有位好心的老乡劝刘春雷：“小伙子，你也是本乡本土的人，回家算了。日本的势力太大，拼不过就忍了吧！”

“我不回去！鬼子杀了那么多人，这口气我忍不了！”

“眼下这股鬼子太厉害，咱们打得过吗？”

“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

旁边交通员插话说：“要不，先把枪藏起来，等躲过了这股鬼子再接着干？”

大刘气坏了：“日本鬼子是什么人，老百姓不知道，你当交通员的还能不知道？不打鬼子，鬼子能走吗？再散布这种逃跑言论，就先崩了你！”

交通员晓得“政治战士”的厉害，立即不敢吭声了。其实，大刘虽然嘴上强硬，心里头也难免有些发虚。

穿越四个县，辗转三百多里，刘春雷和战友们终于回到了部队。

“四二九铁壁合围”之后的两个月里，曾玉良团长奉命带骑兵一、二连接应冀中突围部队；况玉纯政委则带着其他人打游击，白天隐蔽在老百姓家里，夜晚去收容战场掉队人员。这期间，冀南又经历了两次大“扫荡”，骑兵团减员严重，许多老战士都牺牲了。

局势严峻的时刻，每回来一个战斗骨干都是让人欣喜的事。团里派大刘担任二连二排的政治战士。这个职位比排长低一点，比班长高一点，所以又被称为“政治班长”或者“大班长”。

从河西街临阵脱逃的王占奎也回到了部队。他是老兵，班上的小兄弟都不愿意揭发他。刘春雷说：“老王，你自己想想，应该咋做才对得起刘金魁和崔连喜？”

“班长，我明白。”王占奎就去政治处坦白自首了。(奇书网|Www.qinkan.net)

王占奎进了骑兵团的惩戒队，许得和、李树茂却从军区的惩戒队回来了。由于劳役期间的表现好，再加上军区机关要分散打游击，他俩都获得了减刑释放。回到骑兵团，李树茂当四连的副连长，许得和担任一连的副连长。

这么安排是有原因的，因为四连有个疾恶如仇、刚烈如火的连长韩永正；一连有个文武双全、深孚众望的指导员孔庆忠，能管得住这两位副连长！

孔庆忠是新调来的干部，但骑兵们对他早有耳闻。还在地方游击队的时候，孔庆忠就以“一副眼镜一把枪，一袭长衫一身胆”而闻名遐迩，是个能写、善辩、会打仗的人物。他是大学生，还是孔子的七十几代后裔。孔家辈分排字是“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他比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孔祥熙还要高两辈，"奇"书"网-Q'i's'u'u'.'C'o'm"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蒋介石、宋美龄见了孔庆忠也要喊爷爷。

刘春雷弄不清孔老夫子的家务事，他只知道孔指导员的毛笔字很漂亮，经他手写的标语，不仅教私塾的老先生十分佩服，甚至连日本鬼子也跑去观摩，“哟西哟西”赞叹不已。

1942年下半年，骑兵团的驻地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元城一带①。这期间，冀南军区的干部战士大都换成了便衣，只有陈再道司令员还穿着军装。陈司令觉得军事首长穿便衣会影响士气，所以就军容整齐地带着警卫连到处跑。主力部队中，只有骑兵团还穿着军装。由于兵种的特点，骑兵无法分散行动，整个团都聚集在根据地。

机关团体和步兵化整为零打游击，骡马就成了累赘，各单位都把马匹送到骑兵部队来，搞得骑兵团头一次出现了战马比战士多的情况。虽然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但大家想起来却难免心酸。

元城附近是一分区的根据地，也是冀南军区现存的最大地盘。说它“大”，其实南北宽不过十公里，东西长不足三十公里，骑上快马抽两鞭子就跑出了界，骑兵在这个狭窄地段根本施展不开。当时，冀中军区的骑兵团被打垮了，一一五师骑兵团也退到太行山区改当了步兵。一二九师骑兵团该怎么办？一时众说纷纭。

曾玉良团长坚持认为骑兵不能下马，要主动出击扩大作战范围。可是，去哪里打仗呢？去群众基础不大好的地方打，老百姓埋怨八路军惹麻烦，每次打仗都有群众跑到敌占区去，仗打多了会导致游击区的人口大量流失；在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打，老百姓很支持，可打完以后部队转移，鬼子就残酷地进行报复，烧光杀光抢光，把群众祸害得很惨。晚上，村干部敲着锣喊：“乡亲们，不要寻死啊，要活下去呀……”八路军听了，比打了败仗还难受。

宣传队、政治工作队每天都去游击区搞教育动员，可咱们的思想工作比不上冈村宁次的治安措施更现实。经常是，辛辛苦苦讲了大半夜，鬼子汉奸一进村，宣传队就得跑，几个时辰的好话等于白说，老百姓还发牢骚：“成天抗战，把鬼子抗到灶头，抗战也该到头了。”下次宣传员再去，人家就不开门了。

地方干部也埋怨部队：“你们不打几场漂亮仗，害得我们没办法开展工作。”

打漂亮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部队化整为零了，最大的单位也不过是一个连，别说打不下坚固的据点，就是在野地里遇到敌人大部队也顶不住。八路军整天游击来游击去，除了骚扰还是骚扰，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事就去招惹日本，把鬼子招来了就赶紧跑。”到最后鬼子汉奸也肆无忌惮了，一出动就是五百一千的大队人马，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根本不怕八路军。

一二九师骑兵团是冀南军区唯一保持建制的主力团队，想要“打漂亮仗”只有指望这支大部队了。而且骑兵战士们也很想打硬仗，憋着劲想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再大的困难也不怕。“打大集镇去！打赢了扬眉吐气，打输了大不了是个死，再也不受这份窝囊气！”

在这种情绪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骑兵团连续进攻周边的日伪中心城镇。打下金滩镇，守了一天；打下回隆镇，守了一晚上；猛攻临漳县城一昼夜，却又功亏一篑。

进攻临漳县城的主力是新七旅二十团，他们虽然是主力部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散游击，临时集中起来打攻坚战，难免配合生疏、战斗力大打折扣。打着打着，骑兵团就不得不由助攻变成了主攻。临漳城里有日军第一混成旅团的一个中队，这伙鬼子兵十分凶悍，八路军打了一晚上才攻破城防。激烈的巷战从拂晓打到中午，最后还剩一个据点没能攻克。敌人的援兵到了，骑兵团只好撤出战斗。

一连指导员孔庆忠兼党总支书记带着惩戒队收拾东西，遇上了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头。在战场上，惩戒队的“犯人”不用打冲锋，但是要抬担架、搬梯子、运送攻城器械，这些工具是向老百姓借的，所以要在政工干部的监督下逐一归还。

卖冰糖葫芦的老头看见八路军来还东西，就问：“怎么回事？又要跑了？”

孔指导员说：“老大爷，我们是奉命令撤退的。”

“什么破命令！”老头火了，“舍生取义才是正经命令！”他指着街口工事里的日军尸体，“看看日本小鬼子，个个死在阵地上。那些龟孙能做到，你们为啥就做不到？”

战士们被骂傻了。孔庆忠惨笑着说：“骂得好，今天不死在这里说不过去了。”

惩戒队的三个战士愿意和孔指导员共赴死难。王占奎说：“老人家，明天请记着给我们收尸。”

老头回答：“这事跟我说不着，有人收尸就埋在一块，没人管就拉倒。”

于是，孔庆忠就带领三个战士和一个倔老头，守着磨房打了两个小时，最后，他们被葬在了一起。

对于孔庆忠、王占奎等人的阵亡，有人觉得值得学习，有人却认为是不服从纪律的表现。况玉纯政委说：“好战士要忍得住委屈，受得了磨难，要咬紧牙关坚持住。”

刘春雷心想：咬牙坚持，到啥时候才是个头？自古艰难唯一死，不如和鬼子拼了，敢牺牲就是大丈夫！

八路军接连攻击了几个大集镇，效果不明显。而鬼子却在加紧搞“蚕食”，把炮楼都建到根据地了。

8月底，一股伪军越过卫河，进驻了一分区旁边的孙甘店，加上先前被鬼子占领的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日伪军在元城以南的据点就连成了线。

在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已经丢失，冀南和太行山的主要通道已经中断，如果再让日伪军占领元城一带，冀南军区不仅要丢掉目前最大的根据地（也是一分区唯一的根据地），而且会被敌人将冀南、鲁西和冀鲁豫军区割裂开来，这是八路军绝对不能容忍的。曾玉良团长感觉到事态严重。作为军区唯一的拳头部队，骑兵团必须趁敌人立足未稳，迅速进攻孙甘店。

有消息说，孙甘店的敌人是伪军一个营三百多人，还有鬼子的一个“教育班”，由一个日军少尉见习官指挥。

这个情报是否准确，当时并没有认真核实。因为，一听说这股敌人是“东亚同盟自治军”，曾团长就认为把他们赶出孙甘店没有问题；以往，这帮家伙属于见到八路军就跑的角色，战斗力差得很，所以骑兵们也没把他们太当回事。

这时候，骑兵团的总人数不到四百人，经过连续的奔波作战，战士们都很疲劳。但团领导一声令下，大家还是斗志昂扬地出发了。

刘春雷正发着高烧，由于受伤期间没有休养好，他的身体一直比较弱，动不动就感冒生病，骑在马上直打晃。可他一声没吭，咬牙坚持着。他知道，战友们都看着他这个新上任的政治班长呢！

在军队当班长、当排长，兵头将尾，最忌讳两条毛病：一是娘娘腔，让别人觉得你是“二尾子”；二是打仗之前装病，让伙伴们以为你是胆小鬼。犯了这两条，没有人愿意跟着你冲锋陷阵。所以，在战场跟前，即使真病了也得硬扛着。

骑兵们接近了孙甘店，由于是夜晚，又是在平原的开阔地上，看护战马的力量必须加强，团长派三连和四连“守马桩”，命令一连负责主攻，二连尾随，从南向北进攻村子。这么一来，骑兵团实际投入战斗的兵力就只有两个连。

敌人进驻孙甘店不久，寨墙还没有修好，炮楼也只建了一半。战斗打响，骑兵一连就迅速攻占了南边的两座大房子，二连也顺势向纵深进攻。敌人抵抗了一下就往村子北面跑，八路军于是紧追过去。

那天晚上没月亮，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大刘本来就发烧头晕，这下子就更迷糊了。他先是带着几个战士顺着墙根跑，没留神前面蹲着个人，被绊了一跟头。起初还以为是敌人，他揪住就要打，再仔细一瞧：“嘿嘿，指导员！”

指导员张存有埋怨说：“你们瞎跑什么呢，注意敌人有埋伏！”大家趴在墙脚探头张望，果然，前面拐弯处黑糊糊的蹲着一大片人影子。于是开枪打，可打了几枪，敌人一动不动，不还击也不逃跑。大伙奇怪了，分头包抄上去，到跟前一摸才知道，哪里是什么敌人啊，是一些修据点用的石碌子。

大家松了一口气，指导员也乐了，手一挥，接着冲。刘春雷跑在最前面，猛然听见身后的战友喊“小心”，他还没反应过来，就“咕咚”一声掉到井里去了。

这口井挺奇怪的，没有井沿。大刘稀里糊涂栽下去，顿时成了落汤鸡。好不容易被人拉上来，才发现帽子、马刀和步枪都掉到井里了。当时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他想：等天亮以后再来捞东西吧。

把刘班长拉上来的战士是“好孩儿”。他本名郝二孩，原先是献县县委的通信员，从冀中突围出来以后被骑兵团收容了。刚参军的时候，“好孩儿”白天笑嘻嘻，晚上做噩梦，半夜醒来大哭大叫，搞得全班战友都睡不着，陪着他掉眼泪。

从井里爬出来，连队都已经冲过去了，刘春雷赶紧向前跑。看见他湿淋淋的狼狈模样，大伙都哈哈笑。二连长张起旺递过来一把“三八”枪，叫他和郝二孩先把俘虏押下去看管起来，并叮嘱道：“找个屋子把衣服弄干，你还正生病呢，别再受凉了。”

这时候，大半个孙甘店已经被八路军占领，敌人被逼到了北边的半截炮楼和几处简易掩体里。凭这样的工事，敌人肯定守不住。刘春雷和郝二孩把十几个伪军带进街边上的一户人家，“好孩儿”坐在桌子上拿枪看着俘虏；大刘脱得赤条条的，躲在门背后拧衣服。

屋子里的事情还没有整清楚，外面的枪声却突然激烈起来。刚开始，大刘还开导郝二孩：“这是敌人想突围，垂死挣扎！”可后来发觉不对劲了，枪声越来越猛烈，并且逐渐蔓延到村子南边去了。两人赶紧跑到院子里从大门缝往外看，发现街上跑来跑去的都是伪军，敌人反击了。

大刘心里说：“打了几年仗，从来没听说过伪军晚上敢搞反冲锋，真是想不到！”

不仅刘春雷想不到，骑兵团的干部战士也都没想到。原来，进驻孙甘店的敌人不是一个营而是一个团，有八百多人。这股敌人的指挥官也不是什么日军见习少尉，而是“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三旅的参谋长程兴华。这个程兴华原先是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八团的副团长，曾经也算是个敢拼能打的人物，可惜思想品质不过关，最终堕落为汉奸。程兴华毕竟要比其他伪军更了解八路军的战术，很快就发现我军的兵力不多，立即组织两路反突击。在黑夜里被打慌了神的敌人也重新嚣张起来，疯狂地进行反扑。在经验上先入为主的骑兵团对伪军的这个“非常规举动”准备不足，顿时被冲乱了，双方陷入了混战。

院子里的大刘感觉情况不妙，正琢磨着该怎么办，屋子里的俘虏们突然“咣”地把房门给拴上了。十几个家伙在屋子里面大叫：“弟兄们快来啊，这里有八路！”被关在门外的刘春雷和郝二孩气坏了，掏出手榴弹就想往窗子里扔。可这时候，躲在柴房里的房东跑了出来，一家老小抱住他俩哭喊：“大爷啊，可不能炸我们的房子啊！”两个八路没办法，只好跳院墙跑了。

由于敌人正在修据点，孙甘店里到处都是砖堆土沟，刘春雷借着各种障碍物的掩护七转八转，好不容易带着郝二孩找到了连队。伪军人多地形熟，八路夜战经验丰富，一时谁也奈何不了谁。打到拂晓，附近南李庄和大名县城的日伪援军快要赶到了，曾玉良团长只得下令撤出战斗。

这一仗打得不好。虽然也消灭了百把个伪军，缴获了几十支枪，但搞夜袭的祖宗反被伪军打了夜袭，大家的心里都堵得慌。刘春雷更郁闷，他的宝贝马刀还在那口井里面呢，这可真是吃了大亏。“好刀啊，养伤的时候，部队给我保存得好好的，结果丢了在井里头，可惜了。”

三连和四连“守马桩”，没捞着仗打。四连长“韩猛子”很不甘愿地说：“下回打仗，让四连上前头冲。你们一连只会赶鸭子……”

一连长万怀臣闷头不吭声。这是他从管理参谋调任连长后的第一仗，本想露个脸，却吃了锅夹生饭，气得说不出话来。

孙甘店没能打下来，但由于撤出战场及时，部队损失并不大。回到驻地，骑兵团照例进行讨论总结，大家认为攻击不成功的原因在于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不充分，没有预料到伪军的顽固态度。同时，也有很多人觉得是兵力不够，以骑兵团目前的力量最多只能是“赶鸭子”，要歼灭敌人实在很吃力。

况玉纯政委评价说，夜袭孙甘店应该算是一次胜利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第二天，陈再道司令和一分区的桂干生司令员（1945年牺牲）也来了。首长们说，骑兵团这次打孙甘店是“摸了个底”，成绩是相当不错的。

经过这么一表扬，战士们重又兴奋起来。

099①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卫河以东。

孙甘店战斗后，陈再道司令员召集骑兵团、一分区独立团以及冀鲁豫军区三分区（鲁西分区）基干团的领导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反击日伪军对元城地区的蚕食进攻。

形势是严峻的：大“扫荡”之后，冀南军区东面与山东军区的交通被切断了；西面，与太行根据地的通道也中断了，目前只能和南面的冀鲁豫边区依靠在一起。现在，日伪军又把元城以南的据点连成一线，企图再把冀南、冀鲁豫分割开来，这将直接威胁这两个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是八路军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军区领导决心把盘踞在孙甘店、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的敌人清除出去。

面前的日伪军有五个团、三个守备队近六千人。陈再道司令说：“现在我手里只有三个团两千人，要拔四个据点，你们看，怎么打？”

大家都没吭声。孙甘店、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相隔不远，无论先打哪一个，其他据点包括大名县城的敌人都会出来增援，一旦缠上了就难办，而且，越往后就越难打。

一分区的桂干生司令员首先表态：“先打南李庄。这是敌人最重要的据点，打掉它，有很强的震慑作用。”

军分区司令发了话，大家当然同意。可是，南李庄是个大集镇，有炮楼，有工事，还有暗堡，有守军一个团加一个守备队，防御强度和一个县城差不多。而八路军这边，除了骑兵团的四百多人，一分区独立团是个小团，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也不满员，三个团都没有重武器，让谁担任主攻都够戗。

已经查明的情况是，南李庄守敌一部为“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二旅的程坤团；庄里还有个日本商社机构，经理是个名叫志磨的毒品贩子，带着二十多个配有武装的日本浪人。可是，那个守备队是个什么性质，却让人弄不清楚。

有人说，守备队是日军的一个中队。理由是这帮家伙是由日军“部队长”松本大佐带来的，而且，南李庄的指挥官是岩乔秀男大尉。守备队的士兵穿日本军服说日本话。每天在军营里支起一口大锅烧热水，大家排队跳到桶里洗澡（那时候，北方老百姓一个月能洗一回澡就算不错了，像他们这么讲究卫生的实属罕见），不是日本兵是什么？

也有人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守备队相比其他日军服装破旧，而且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虽然他们会讲日本话，可是搞急了却还是用中国话骂人，好像不是正宗的小鬼子。

桂干生司令员问侦察员：“守备队杀猪的时候剥不剥皮？”

“只煺毛，不剥皮！”

“那就是‘皇协军’，”桂司令员笑着说，“正宗的日本鬼子杀猪和杀羊一样，是要剥皮的。”

原来，这个守备队是一支由朝鲜人、蒙古人和东北人组成的“皇协军”。这样的部队主要担任日军的后勤保障和战区治安任务。他们的装备和日军相似（只是重武器比较少），军装也差不多，受日军军官指挥，操练和作战的口令也都是用日语，所以稍不留神就会把他们当成日本鬼子。

守备队的情况弄明白了，可是南李庄应该由哪支队伍担任主攻，三个团长谁也没把握。

曾玉良团长结合头天打孙甘店的情况，解释骑兵团必须分出一半兵力“守马桩”、攻坚力量不足的困难。正说着，陈再道司令忽然插嘴：“如果把战马都留下，让老乡帮忙喂马，你们全团是不是就都可以上了？”

曾团长和况政委一听这话，知道陈司令是准备拼骑兵团了。俩人腾地站起来，当即表示骑兵团决心改成步兵作战，申请担任主攻任务。

陈再道很高兴，立刻部署：骑兵团主攻南李庄；三分区基干团负责防守孙甘店、龙王庙、大名县城三个方向；一分区独立团则阻击甘露镇的敌人援军。

桂司令员说：“我完全同意陈司令员的决心和部署。骑兵团在什么时间打响，从哪个方向突破，把你们的意见汇报一下。”

曾团长提出，从近期作战的情况来看，敌人也知道夜战是我军的特长，因此他们一到天黑就上寨把守，天亮以后吃饭睡觉，而我们正可以来个出其不意。南李庄的东门外有高粱地，我军可以利用夜色进入埋伏，到拂晓时，趁敌人疲劳麻痹，一举攻入据点。

陈司令高兴地夸奖道：“有勇有谋，方案就这么定了！骑兵团是红军团，现在各连队四分之三的干部是红军，还有红军战士、红军班长，战斗力强。你们必须保证完成任务，攻下南李庄。元城老百姓忘不了你们，根据地的群众忘不了你们！基干团、独立团的任务也很艰巨，要负责打援，要全力保证骑兵团攻坚。”听了领导的指示，团长、政委们都拍胸脯：请首长放心！

领导们开会的事情，战士们并不知道。

四连长在村口指导新兵钉马掌，陈再道司令的警卫排长周开树（1947年牺牲）站在旁边看热闹，他问韩永正：“我到你们连当骑兵，你要不要？”“韩猛子”说：“没问题，只要陈司令同意，我这连长给你当。”没想到，一言成谶，这句玩笑还真兑现了。

晚饭前，刘春雷去后勤处领取津贴储蓄，他的新马刀和原来的刀鞘配不上，想找个皮匠改一改。可后勤处长说账本都封存了，司、政、供、卫机关人员全部要下连队，有什么事过两天再说。大刘这才晓得要打大仗了。

吃饭的时候，团长宣布：上级决定发起“元城战役”，由骑兵团担任攻坚主力；还说这一次是下马作战，要把战马留在马棚里。战士们很兴奋，士气也很高，都说前两天孙甘店没拿下来不够意思，这回肯定是要杀个回马枪。吃完饭，炊事员发大饼子，说这就是明天的伙食，炊事班下一顿不管饭了，也要扛枪打鬼子去。大家都觉得好笑。

回到马棚，地方干部已经等着了，战士们头一次把战马交给老百姓喂养，感觉真有些怪怪的。接着，连级干部把装有文件和笔记本的图囊摘下来，交给政治处保管，各级干部挨着个安排自己牺牲后的代理人……

元城县的县长表示：有什么个人物品，可以交给地方政府保管。他保证把战马喂好，保证每个烈士都能睡上棺材，让大家放心。

刘春雷没有什么东西可上交保管的，就签了个字，表明如果自己牺牲，津贴储蓄和抚恤费归集体公积金。队伍集合前，他把大饼子啃光了。二十多岁的小伙，正是能吃的时候，他说：“谁知道能不能活到天亮，何必再饿一晚上！”

天黑，部队出发，一切都显得紧张而匆忙。

骑兵团徒步行军的本事不行，骑马的时间长了，大家都落下个罗圈腿；再加上战伤多，跛子瘸子也不少，越是老兵越走不快。大刘班上最灵活的是郝二孩，扛着两杆大枪，前前后后地来回跑。刘春雷的腿伤刚好，又正生着病，班里面领取作战物资、分发弹药的工作就都由这位新战士代办了。连长和指导员（当时叫连政委）也来回跑，确定突击组、火力组和梯子组，大刘负责梯子组。

团里的战术安排是这样的：拂晓前，骑兵埋伏在南李庄东面的青纱帐里；天亮的时候，游击队员在庄子里放火；火起之后，骑兵团趁乱攻击。三连担任主攻，二连和四连跟进，一连作为预备队。

可是，事情的开始并不顺利。

部队借暗夜到达了预设埋伏地点，发现东门外的青纱帐没有预想的那么大，藏不下全团人马，只好改变计划：三连和四连留在青纱帐里，一连绕到西门外埋伏，二连退到一里外的坟堆里。埋伏的过程中，又有战士踩到了毒蛇窝，还没开仗就损失了两个人。

梯子组的刘春雷发现自己没有梯子。骑兵团的梯子是由地方政府协助准备的，可负责这事的地方干部想当然地以为攻坚部队一定是步兵，于是就把梯子都送到三分区基干团去；而基干团是外来部队，和地方干部不熟，所以也没多问就收下了。结果，骑兵团等了一晚上也没有梯子，梯子组只好靠自己想办法。

拂晓，预定的攻击时间到了，南李庄据点里的火却没点起来。头天傍晚，五个游击队员就混进了南李庄，躲在关系户的家里。到了后半夜，游击队员在屋子里堆柴草，准备放火。关系户老乡大吃一惊，急忙阻拦。游击队就把他们家人都捆了起来。房东老头哭着说：“你们都是好汉啊！你们要军粮，我从嘴里省下来给你们送去；你们要打仗，我把儿子送到你们队伍里当兵，可你们为啥还要烧我的房子呀？”游击队员听到这话，下不去手了，于是松绑放人，火也没点成。

骑兵团等到天亮也没见动静，不敢再等了，怕再拖下去会暴露了埋伏，只好动手开打。

南李庄的四周由土寨墙环绕，有东西两个寨门，一条公路横穿全寨。路两侧的高房子改了据点，屋脚处掏了枪眼，成为暗堡。这些工事大都是石友三的部队建的，后来又经高树勋的队伍修了一道。说起来，国民党的部队在敌后也打仗，可他们搞得很“正规”，建碉堡修工事，把军火和粮草都存在仓库里。结果鬼子一来，他们就跑，现成的东西都便宜了敌人，实在是够笨的。

战斗一开始，骑兵团的攻击达到了突袭的效果。那段时间，为了便于夜间活动，防止狗叫声泄密，游击队开展了“打狗运动”，把十里八乡的看家狗全都打死了，因此，我军的行动完全没有被敌人察觉。三连来到寨门前，敌人的哨兵探出脑袋问：“干什么的？”八路军拿枪一比画，哨兵立刻就当了俘虏。

三连冲进东门，寨门边驻着伪军一个连，有的在睡觉，有的在生火做饭，还没怎么反应过来就被消灭了。四连也随即按计划向纵深发展。

二连的出发地是乱坟岗，比前面的部队要多跑一里地。当刘春雷冲进南李庄的时候，战斗已经打得很激烈了。东门营房里的伪军虽然被消灭了，可附近民房里还散驻着一些日伪军，曾团长和况政委正带着两个警卫班逐户清剿。二连长张起旺请首长后退。曾团长说：“不必了，这里的事情警卫班就能对付，二连赶紧去路南增援四连。”

当时的情况是：一连在西门外佯攻，吸引住“皇协军”守备队；其他三个连则从东门冲进了庄子。南李庄被一条公路分成了路南、路北两个部分，北边人多，南面人少。三连在路北以攻为守，压迫住敌人主力；二连配合四连集中攻击路南，首先消灭驻在这里的伪军。

路南的人家明显比路北穷一些，房屋也比较矮小破烂。伪军分散居住在民房里，八路军挨家挨户搜索攻击，边打边喊话。常常是八路在外面喊，老百姓在屋里劝，伪军想明白了就把枪丢出来，举着手跟在房东后面当了俘虏。有个大院里驻着三十多号伪军，他们打开大门，想穿过公路跑到路北去。八路军早准备了四挺机枪等着，一阵猛扫，上了路面的全部被撂倒，剩下的跪在路边不敢动了。

打了两个小时，二、四连顺着公路接近了西门；一连这时候在西门外也整得很热闹，“皇协军”守备队害怕被夹击，就放弃了西门据点，跑到路北的高房大院里去了。一连冲进来与大部队会合，共同解决了路南的敌人。

十点钟左右的样子，军区的作战参谋来通报：“陈司令员和桂司令员已到了寨门外。”曾团长和况政委吓了一跳，连忙跑出去迎接。

“报告，我团已攻入寨内，歼敌一部，将敌包围，正在组织进攻。刚才寨门里还有残敌未肃清，请司令员暂不要进寨……”

陈司令显得很不高兴，打断曾玉良的话说：“既然把敌人包围了，就想法赶快消灭他！我的安全用不着你操心，我们当军人的，有什么好贪生怕死的！”说完，陈再道和桂干生骑上马，去视察基干团的阻击打援情况了。

曾玉良和况玉纯连忙回来传达司令员的命令：“想法赶快消灭敌人！”

眼下，敌人已被压制在路北的区域里，曾团长决定由他率三连从东门向西攻，况政委带四连从西门向东攻，王永元参谋长指挥二连从路南向北攻。赖达元主任和一连控制住两个主要的街巷口，既防止敌人反扑，也担任总攻的预备队。

命令传达到各连：“中午之前拿下南李庄。”

团领导直接下到连队，战士们都很兴奋。从拂晓到现在，战斗进展得很顺利，大家都觉得再打几次冲锋，按时完成任务应该没问题。这时谁也没想到，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指挥部了，如果战况发生意外变化，作战组织将会出现问题。

南李庄的路北，是敌团部和主力所在。这一带高门大户比较多，敌人在房顶上建胸墙，垒掩体，在屋角掏射击孔，形成了一个个碉堡，易守难攻。如果采取逐个攻击的战术，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战斗，迫于任务要求，八路军开始实施三面强攻。

骑兵团每个连都配备了四挺轻机枪，有一定火力优势。二连和四连把机枪架在路南的房顶上，用正面火力压制住敌人，以排为单位迅速冲进了路北。刚靠近大院，敌人就实施火力反击，有不少战士被打倒。紧急时刻，干部们高喊着：“不要后退！冲进去打近战！”他们带头跑在了前面。

况政委在冲锋时被暗堡火力击中腿部和腹部，负了重伤。刘春雷看见两个战士把他抬下来。政委浑身是血，仍然努力地撑起身体向周围的战士们说：“同志们赶快消灭敌人！敌人已经动摇了。是共产党员，是好战士，就要勇敢冲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八路军冲进了路北，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二连开始的时候是以排为单位攻击，后来变成以班为单位，再后来就乱了。

实际上，骑兵并不擅长巷战。各级干部都带头向前冲，战士们也不停地跑，缺乏总体协调。几个回合下来，有的人冲到了前头，有的被堵在了后面，周围到处在开火，一时也弄不清哪座房子里是战友、哪间屋子里有敌人。有时候刚占领一个院子，从其他地方败退下来的敌人又稀里糊涂地跑进来，于是又接着开打；还有几次，大家掏洞推墙，打枪喊话，搞了半天，才发觉对方是自己的战友。

三面围攻，以乱对乱。八路军对地形环境不熟悉，各自为战；而敌人几经压迫，逐渐聚拢，从初期被袭击的混乱中恢复了指挥，我军就越来越攻不动。

打着打着，时间已临近中午，干部们都急了，一个劲地催促着、吼叫着，战士们就更加不得要领。

大刘跑到一个大院的外面，听见院子里有人“乒乒乓乓”地朝外打枪。他没敢从大门口冲，带着几个战士绕到侧面，把院墙推倒了。守院子的敌人都跑进屋子躲起来，八路军就扔手榴弹。

小李医生李丹阳是老李医官的儿子，这次后勤部门下基层参战，分在刘春雷的班上。只见他紧跑几步扔了颗手榴弹，可也奇怪，那玩意儿在门槛里滴溜溜滚了好久，等伪军们都闪开了，才“嘭”的一声在地上震了个小坑，就像是放了个炮仗一样。大刘急了，赶紧又扔了一颗。敌人这回大意了，没躲远。随着“砰”的一声，屋里有人惨叫起来，八路军立刻就冲了进去。

消灭了屋里的敌人，李丹阳却不肯走了。这屋子似乎是鬼子的医务室，里面的箱子柜子全都堆满了瓶瓶罐罐，穷八路的小李医生突然见到这么些宝贝，怎么能迈得动步子？他生怕别人糟蹋了好东西，非要留下守着不可。刘春雷也只好由着他了。

说起来，见到医药就稀罕得走不动路并不算什么，更稀奇的是还有人把铁锅当宝贝。南李庄的伪军有几个大伙房，里边的大铁锅着实不少。军需员老贾看见铁锅就搬，并且一、二、三四编上号，生怕少了一个。王永元参谋长拿他没办法，只好派战士跟着帮忙。原来，造手榴弹需要用生铁。那时候，部队必须上缴一定重量的废铁，才能领取足够份额的手榴弹，后勤部门收集采买废铁不容易，经常为这事发愁。平时打仗，战士们哪里会想得到这个，而这次刚巧是军需员上战场，内行识货，顿时就“发财”了。

不过，还有更“发财”的。医务室后面有个跨院，院子里有几个穿便衣、用短枪的鬼子负隅顽抗，八路军没费多大事就把他们消灭了。进到屋里，看见两个鬼子自杀了，地上有个火盆，仔细一瞧，满屋子都是钞票！刘春雷还是头一次见到那么多钱，头皮都麻了。

抗战时期，华北的各路政权都发行钞票，混着用。日伪票和国民党的法币是五块十块的大票；八路军的钞票是一元钱的辅币，只能在乡下用。骑兵团的战士每个月能有两元钱的津贴，可是这房子里的钱，事后统计居然有六万多块！敢情这里就是那个日本商社的办公室啊！

刘班长赶紧派人去向领导报告。

过了一会儿，副连长宋玉山来了，进门就发脾气：“你们几个不是梯子组的吗？怎么不上房顶，在屋子里躲着？”刘春雷刚解释说没有梯子，副连长就火了：“没有梯子不会想办法啊！你们这么怕死！……”接下来就是一通臭骂，意思是说梯子组拖了集体的后腿。

宋副连长骂人，刘春雷不敢还嘴。

宋玉山这个人素来口无遮拦。他是陕西米脂人，和李树茂同乡，打临漳县城的时候是刘春雷他们排的排长。当时，看见新七旅二十团攻不动了，这个小排长居然敢当面骂二十团的政委李汉英（1943年牺牲）“吃小米的，喝稀饭拉不出硬屎”。李政委急了，说：“有本事你去攻！”结果，宋玉山还真的就揣着四颗手榴弹冲上去了。打完这一仗，军区首长夸奖说“我军有个勇炸碉堡的宋同志”，宋排长也就成了宋副连长。不过，为了这说话不过脑子的毛病，宋玉山也没少吃亏。1943年，他转到地方单位，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北大名县政府工作。

刘春雷空欢喜一场，还挨了顿骂，心里窝火极了。

出了院门，外面到处在打枪，搞不清周围的情况。他贴着墙根走了一截，发现北面的路口很危险。敌人在对面的房顶用“神枪手”实施火力封锁，突击组的好些人都倒在了那里。大刘他们刚在墙角露个头，一个战士的肩膀就中了一枪，这才知道对方的枪法厉害，赶紧又退了回来。一时间，大家都傻眼了，既冲不过去，又没有梯子，怎么能够消灭敌人啊？

就在这时，感觉身后有人在砸墙，战士们都纳闷：这堵墙的背后是刚才已经占领的日本商社办公室啊，里面砸墙干什么？不一会儿，“哗啦”一声破了个大洞，外面的人赶紧喊：“别打枪，我们是二连的。”宋副连长满脸迷糊地钻出来：“咦？我还以为隔壁也是房子呢……”

愣了一会儿神，宋玉山又开骂了：“胆小鬼，停在这里算什么！没时间了，快跟我冲！”大刘知道前面凶险，一把拉住领导。还没来得及解释，后面的李丹阳却已经径自冲了上去。

小李医生刚跑到路口就牺牲了。中第一枪的时候，他身体一晃，借惯性又冲了几步；第二枪大概打在了膝盖上，人跪下了，步枪撑着地，好长时间没有倒。敌人为了炫耀枪法，就一枪接一枪地打，一直把他身体打断，把插在地上的步枪打倒。

李丹阳是独生子，性格上有些傲气。他本来是准备看守药品的，结果被宋副连长骂了几句，自尊心受不了，于是冲动之下就不管不顾了。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发现小李身上中了三十五弹，躯体都被打烂了。他的父亲老李医官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刺激，最后被曾玉良团长礼送回乡了。

小李阵亡后，宋玉山也觉得硬冲不是办法。他想了想，命令：“先上我们这边的房顶。”可是，房顶上砌了胸墙，太高了，梯子组没有梯子确实很难办。大家一直转到后墙根，才发现这里有个缺口没有砌胸墙。大刘对身边的战士说：“你们推一把，我上房顶！”

骑兵没怎么练过搭人梯，几个人费了好大劲也没把他弄上去。这时候，刘春雷听见上面有人说话，他觉得声音还挺熟的，就把枪往上一递，喊着：“快点，拉我一把！”房顶的人倒也爽快，伸手就把他拽了上去。

跃上房顶才发觉不对，是敌人！一时间，大家都愣住了。刘春雷两手空空，可他反应挺快，一把抱住拉他上去的家伙当盾牌挡在前面，嘴里大声喊：“都不许动！都不许动！”对面的七八个伪军蒙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紧接着，宋副连长也跃上来，他挥着短枪喊“缴枪不杀”，还咋呼着“一排、二排全部跟上来”。随着上房顶的战士越来越多，伪军们一慌张，就把枪丢下了。

房顶上横放着一架长梯子，这下总算是有工具了，梯子组的人好高兴。可就在这时，一阵猛烈的弹雨扫射过来，足足有五挺机枪的火力，把战士们压在胸墙底下不能动弹。砖墙被打得直颤。可更让大伙委屈的是，这些子弹明明是从南面的八路军阵地上打过来的！

原来，从路南房顶上的机枪阵地上看路北这边，最高大显眼的宅院就是日本商社（刘春雷他们自己在房子里面，倒没觉得它的特殊）。巷战打乱了以后，机枪手们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射击掩护。这下子，突然发现“重点目标”上面人影晃动，立刻来劲了！五六挺机枪全都打了过来。

刘春雷他们趴在地上叫苦不迭。旁边，缴枪投降了的伪军们也同样趴着，却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大伙这才明白，难怪八路军把下面房屋占领了，房顶上的守兵却什么也不知道，敢情他们先前一直是这么趴着的啊！隔了一会儿，宋副连长想了个办法，他拔出马刀在胸墙上晃，其他人也赶紧举着刀挥舞。机枪阵地那边看见了十多把亮闪闪的战刀，这才停了火。

宋玉山的耳朵被子弹崩起的砖块打破了。他捂着伤口直骂：“把刚才开枪的那些人叫到这里来！照着打我的样子，打路口对面的敌人。”

中午，机枪阵地正在向前移动，南李庄的西边突然枪声大作，跟着又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刘春雷他们知道，骑兵团没有炮，伪军也没有炮，有炮的是日本兵！

“是不是大名城的鬼子来了？”“是不是我们被包围了？”大家有些紧张。宋玉山副连长铁青着脸说：“怕什么，鬼子来了就消灭鬼子！准备战斗，不许胡说八道！”

战场局势恶化了。

上午九点的时候，龙王庙的伪军向南李庄增援，被三分区基干团堵住了。但是，随着孙甘店和大名县城的日伪军陆续出动，基干团不足千人的部队要阻击三个方向的敌人，实在力不从心。十点多钟，孙甘店的敌军的攻击很凶猛，基干团眼看挡不住，桂干生司令员赶紧回来调部队增援。

赖达元主任正带着一连充当预备队，接到命令立刻就出发，临走时派了个通讯员向曾玉良团长通报情况。可是，这个通讯员跑出去没多远就在巷战中牺牲了，于是，骑兵团各部都不知道一连已经离开了南李庄，都不知道没有预备队也没有人封锁路口了。

将近十二点，一分区独立团的防线被敌人突破，部队也被冲散，独立团政委袁振（后来担任过山西、安徽的省委书记）带着几十个人跑回南李庄。而与此同时，甘露镇和大名县城的日伪军也尾追了过来。基干团抵挡不住，被迫退至距离南李庄仅一公里的第二道防线。

南李庄的敌人听到了增援的枪炮声，顿时亢奋起来。路南的民房里关着一百多伪军俘虏，而看守他们的只有五个民兵（就是先前准备放火的那几位游击队员）。听见外边枪炮声近了，俘虏中的军官就哄骗士兵，说八路军撤退时一定会杀俘虏。于是，俘虏们发一声喊，撞开门逃了出来。这伙家伙跑到西门，正好遇到了陈再道司令。

陈再道司令是从防御阵地回到南李庄的，他想催促骑兵团尽快解决战斗，刚到走西门就碰见了脱逃的伪军俘虏。周开树连忙指挥警卫排开火拦截。可就在这时，路北碉堡里又突然冲出一百多“皇协军”，西门附近顿时一片大乱。就在这危急时刻，四连长“韩猛子”杀到了。

先前，到四连督战的况政委受重伤，四连在巷战中也打乱了。但由于他们的位置靠西边，所以较早地知道敌人援军的情况，“韩猛子”立刻把分散的部队尽量收拢。“皇协军”冲出来的时候，四连的人并不着急，他们以为有一连控制住了街巷口，正好可以利用敌人的反突击消灭其有生力量。可是，等敌人冲到了路口，四连这才发现一连不晓得到哪里去了，韩永正急忙带人杀出来。而这时候，只能进行肉搏了。

陈再道司令站在西门口。当时，前后都是枪炮声，四周还有许多哗变奔逃的俘虏，可司令员却不为所动，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肉搏场面。

仔细看了四五分钟，司令员旁若无人地向东门走去。肉搏战，关键在前几分钟，而最能体现部队精神和素质的也就在于这短暂的关键时刻。陈再道看到了他需要了解的东西，他放心了。

在骑兵团，四连的马刀功夫是最强的。可是，四连面前的这伙“皇协军”也十分凶悍，领头的军官全是伪满新京（长春）陆军军官学校的士官生（据说，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也是他们的同学），另外还有个四十来岁的朝鲜人独臂教官。他们刚到华北战场不久，还没受到过八路军的打击，所以十分亡命。

关键时刻敢不敢刺刀见红？肉搏场上最能体现部队的战斗精神。四连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一切——不知道一连上哪儿去了，近在咫尺的二连没有来帮忙，南边是逃窜的俘虏，西边是敌人的援军和打到跟前的炮弹，面前是拼命突围的敌人，身后是必须保护的军区首长……疲惫的战士，以一敌二地肉搏，六十多把马刀对一百三十多把刺刀，死战不退。

八路军的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在这场肉搏战中牺牲了。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连长牺牲了，为连长报仇啊！”战士们就没有从“韩猛子”的身旁后退一步，连长阵亡，指导员重伤，两个排长阵亡，一个排长负伤……副连长李树茂四处受伤，在昏迷之前用尽最后的力气刀劈了独臂教官。“皇协军”的十四名军官全部被砍死，敌人最终丢下五十多具尸体逃回了碉堡，而四连能够坚持战斗的战士也只剩下了三十一人。

四连击退了反突击的“皇协军”，一连也在西门外堵住了突破防线的日军。

一连接到增援命令后，先是击溃了孙甘店的伪军。他们和这伙敌人是死对头。前天夜间突袭没打好，现在野外阻击，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场恶仗下来，终于将程兴华的人马赶回了孙甘店。

返回南李庄的路上，战士们遇到支援前线的担架队。一问才知道，日军正在攻击基干团的防御阵地，有两处防线已经被突破了。一连长万怀臣心想：基干团是冀鲁豫三分区的部队，是来帮冀南军区作战的，不能让他们被敌人冲垮。如果基干团损失太大，那可是丢了八路军两个军区的脸。一咬牙，一连没有进南李庄，而是直扑突破口的日军。

一连的参战稳住了防线，但也因此承受了很大的损失。一连副连长许得和阵亡，两个排长和三个班长牺牲。至此，许得和、李树茂这两位刚从惩戒队回来的副连长一死一伤，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挽回了自己的荣誉。

在东门，桂干生司令员找到曾团长，告诉他说：陈再道司令发话了，一小时内拿不下南李庄，就不麻烦骑兵团了，他自己带警卫排上去打。曾玉良一听这话吓坏了，赶紧说：“桂司令员，请你去拦着陈司令。”说完，自己提着枪就往上冲，一边跑一边喊：“吹冲锋号！吹冲锋号！”

总攻开始了。

总攻开始了。

刘春雷还在那个房顶上，只是，二连的人这时候还弄不清战场的形势。按以往情况，仗打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可能要撤退的，所以王永元参谋长一边命令战士们牵制住正面的敌人，一边组织收容伤员、集中俘虏，还派了人去找团长……

就在这时，冲锋号响了。干部们立刻跳了起来，放开嗓门叫：“进攻，进攻，快进攻！”机枪在参谋长的指挥下一起开火，压住了对面敌人的阻击火力。大刘从房顶上跳下来，扛着梯子朝北面路口跑。既然冲锋号响了，前面即使是刀山火海也得迎着上啊！

总攻开始了。说是总攻，其实也是三个连队各打各的。

四连的损失太大，只剩下一个排长指挥着三十个战士。不过，他们对面的“皇协军”守备队在刚才的肉搏中吃了大亏，骨干和顽固分子死的死、伤的伤，其他人已失去了斗志，听见八路军的冲锋号就丢弃阵地乱跑。四连随即占领了守备队的队部。

三连在曾玉良团长的指挥下，一路掏墙打洞从东门打过来，清剿比较彻底。他们最后的攻击目标是炮楼。这个炮楼是日本人新修的，旁边挨着两座大房子，一边是仓库，一边是伪治安军团部。

总攻开始的时候，二连的队伍是分散的，军号一响，大家都从各处房子里跑出来，看见我们的机枪都“哗哗”地朝路口北边的那座大房子打，就明白那是攻击目标了，部队也就迅速集中。不过，这么一来，分散隐藏在其他房屋里的一些伪军却也就趁机逃跑，途中还杀害了我们的几个伤员和担架队员。

在机枪的掩护下，刘春雷带领梯子组冲过了路口，把唯一的梯子搭在了房沿上。突击组的战士立刻往上冲，可是，刚上去就被打下来，接连死伤了三个人。敌人在胸墙后面躲着，我们的人翻墙的时候，他们就开枪。

于是梯子给换个地方，把梯子搭得斜一点，首端不从胸墙上露头，让敌人一时看不见。这时，三个突击组长都已经伤亡了，谁带头冲？二排长辛明旺说：“我先上！”一排长苏昌太说：“行，我第二！”两人就上了梯子。其他的战士只好说：“排长，你们小心点！”

二连的排长苏昌太、辛明旺和四连排长郝船喜是同乡，也是把兄弟。为了烧香磕头拜把子的事，他们在太行山整军的时候还挨了批评。然而，这一天，1942年8月31日，在抗日的战场上，三个西北汉子终于实现了他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辛明旺在梯子顶上甩了颗手榴弹，人就跃进了胸墙，苏昌太和突击组的几个战士也上去了。郝二孩本来是梯子组的，可他手脚麻利，抢在其他人前面跃上梯子过了墙。这时候，房顶上胸墙后面枪声响成了一片。大刘听见动静，心说：“坏了！房顶上有机枪……”就在这时，上面扔下来四五个手榴弹，大家见势不好，翻身滚开，可还是有几个战士被炸倒，并且，梯子也被炸断了……接着，不断地有手榴弹扔下来。八路军东躲西躲，不能再上去增援。这时候，郝二孩突然从房顶上翻出来，反手钩着胸墙就想往下跳。指导员张存有赶紧喊：“别跳别跳，再坚持一会儿……”郝二孩一听，立刻转身又翻进了墙里。

事后，张存有说他当时的想法是让“好孩儿”吊在胸墙外，扔手榴弹掩护大家再次进攻，没想到这孩子性子急，没等话说完就翻回去了。

没过多久，郝二孩的遗体被敌人从房顶上丢了下来，同时被丢下来的还有一排长苏昌太。八路军战士的眼睛都气红了，可一时又没有办法。

梯子被炸断了，梯子组又搬来了桌子，可是把桌子椅子垒起来，离胸墙还差了一大截，只好拿桌子、棉被挡着。人躲在桌子下面掏墙洞，可这墙脚是石头筑的，根本掏不动！刘春雷他们是骑兵，只有手榴弹，没有炸药包，这一时半会儿的到哪里去找爆破材料！

情急之时，指挥机枪掩护的王永元也跑过来了。他随身带了几根长棍子，选定几个点，把捆着四颗手榴弹的棍子举得高高的，凑在胸墙跟前引爆。几次三番，终于把墙炸开了，八路军的机枪立刻从缺口打进去，消灭了房顶上的敌人。

刘春雷上了房顶，才发现这里有台阶通向后面的营房和院子。敌人从台阶下冲上来，企图趁我们立足未稳进行反扑，可八路军哪里肯再被打下去！房顶空间不大，双方肉搏起来。混战中，刘春雷和一个大个子扭在一起，那家伙力气太大了，拽着他猛甩，把他的马刀都摔丢了。大刘的头磕在马刀上，耳朵割去了半个，眼看就要快不行了。可就在这时候，大个子却突然痛得满地直打滚，原来，这家伙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大刘真是够侥幸的。

房顶上满是血迹和死尸，二连终于把敌人打了下去。

控制了制高点，一切都好办。机枪、步枪、手榴弹，围着营房和院子打，敌人无法还击也无路可逃，很快就被消灭了。大家随即配合三连进攻炮楼。

三连已经占领了炮楼旁边的军需仓库，当时库房里有许多被服和木头箱子，曾团长就命令把这些东西堆在炮楼跟前烧，并且不停地往另一侧的伪团部院子里扔手榴弹。在火焰、烟雾中，八路军战士高声喊着“赶快投降！不然我们要炸炮楼了”——其实，骑兵团哪里有炸药！

炮楼里除了伪军，还躲着一些军官家属以及南李庄的豪绅富户。看到各处的伪军都已被消灭，再听说八路军要炸炮楼，里面的人顿时惊慌哭号起来。有人喊道：“如果投降了，你们真的不杀我们吗？”

“我是八路军团长曾玉良，我保证八路军不杀俘虏！你们的援军已经被我们打退了，即便是他们以后能来，你们也早被我们炸死了。所以，奉劝你们赶快投降，留条活路。”喊话过后没多久，炮楼里的人缴枪了，团部大院里的伪军也跟着投降。西门外救援的敌人听见南李庄里面的枪声停了，害怕我军集中力量反攻，连忙撤退。

攻克南李庄之后，骑兵团当天就撤离了战场，而日伪军则是到第二天早晨才进到庄内的。他们动用了五辆卡车拉死尸，并且从此放弃了这个据点。

南李庄战斗终于结束。守敌一个团和一个守备队被全歼，日本商社机构被摧毁。同时，八路军也重创了前来救援的各路敌军，致使孙甘店、甘露镇的敌人不敢在原地继续驻防，连夜撤走。几天后，我军又相继进攻金滩镇、龙王庙和刘马寨。这时，周边的日伪军已无力增援，八路军以近一个月的苦战收复了元城县的全部乡镇，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而这个阶段的作战，也被称为陈再道司令指挥的“元城战役”。

在南李庄战斗中，八路军击毙了日本军事顾问、“皇协军”守备队长岩乔秀男大尉、经济顾问志磨，还俘虏了伪团长程坤。不过，准确地讲，这个伪团长应该算是被伪军自己俘虏的。当时，伪军士兵想投降，可这家伙不同意，于是部下们就把长官捆起来交给了八路军。

这个伪团长挺有意思。开始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骑兵们也懒得理他。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说“我要吃东西”，然后抓着大饼猛啃，吃完了就骂，满嘴的匪话。先是骂增援的部队怎么打不过来，骂手下的军官不得力，骂身边的士兵背叛他……骑兵们也都将就听着。

到后来，这家伙居然开骂八路军，说八路破坏治安，意思是如果大家不抗战，世界就太平了；还说要用日本人的办法才能解决中国的混乱。这下子，战士们怒了，都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可他把嘴巴一咧：“说卖国，要看是卖给谁。蒋介石卖给美国佬，你们卖给俄国老毛子，我卖给日本，好歹还算是个亚洲人。”八路军说不过他，上去就要开揍。伪团长却把眼睛一闭，说：“我是军人，战斗失败了是可耻的，我要自杀！……”战士们于是不再理他。没想到，到了晚上，这家伙还真的上吊死了。

元城战役，八路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决地反击了日伪军的蚕食，粉碎了其割裂冀南、冀鲁豫根据地的企图，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信心。无论在军事和政治上，它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这次战役中，一二九师骑兵团牺牲连级干部四人、排级干部九人，红军底子的班长几乎全部阵亡，再加上况玉纯政委等负伤人员，骑兵团伤亡过半。用刘春雷的话说是“一仗下来，就再也听不到有人吼秦腔了”。刘春雷班上的九个人之中，阵亡两人，重伤两人（其中因伤致残不能归队一人），轻伤一人。至于大刘自己的耳朵掉了一块肉，尚不能算受伤。

南李庄战斗结束后，下连队参加作战的十六名炊事人员只回来两个，部队连晚饭都没法做。全团头天夜里出动四百人，完好回来的不到两百人，当天的战斗总结会根本开不下去，战士们伤心地拿脑袋撞墙。第二天转营地的时候，一个人要牵几匹马，老百姓们更是哭声一片。

连续的未休整的作战，连续的重大伤亡，使战士的精神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特别是韩永正、孔庆忠的牺牲，给战士们的刺激很大。这两位干部的素质好、战功大、威望高，是有名的猛将和福将。大家感觉到，连他俩都幸免不了，眼下这个坎可能真的难以过去了。于是，有的战士就嘀咕：“看来这辈子是回不了家乡了，干脆和鬼子拼了！”产生了盲目拼命的思想。而出生在本地的战士，则开始想家了……

在这个时候，骑兵团迫切需要休整。的确，骑兵们太疲劳了，从反“扫荡”开始，部队一直在打仗。特别是元城战役这段时间，从打回隆镇、临漳县城，到打孙甘店、南李庄、金滩镇、龙王庙和刘马寨，牺牲了那么多战友，连追悼会也没有来得及开。连续的作战和重大的伤亡，让大家一时缓不过劲来，如果不及时地进行身体和心理上的调整，很有可能使得指战员的情绪失控，甚至导致部队的崩溃。

1942年11月，骑兵团转入休整。

这期间，骑兵团召开了阵亡烈士追悼会，并且进行了战功评比。开始的时候，大家边评边哭，结果选出来的功臣全是烈士。后来领导觉得这样对部队情绪不利，就规定烈士另外记功，战士们只评选活着的人。这样，四连副连长李树茂等人记大功；而刘春雷因为带头打下了日本人的办公室，也得了一个功劳。

地方群众也有受奖的，其中就有汪朝臣、汪朝服两位老汉。在南李庄战斗中，汪家四兄弟汪朝忠、汪朝臣、汪朝学、汪朝服，最大的六十二，最小的五十一，都参加了担架队。本来抬担架是六个人或八个人一组，轮班上去，可这四个老汉不服输，偏要四个人一组。战斗中，他们不等局势平稳就冲上去救人，老二汪朝臣直接跑到战场中去，一边喊着“不要管我”，一边往下面背受伤战士。一个小时内，送上去三筐手榴弹，运下来十三名伤号。由于劳累过度，他第二天病死了。老四汪朝服，在抬运伤员的途中遇到奔逃出来的伪军，敌人进行报复，他就用身体护住八路军，结果被刺刀捅死。汪朝忠也受了伤。战斗结束后，骑兵团派人为汪氏兄弟抬棺下葬，其家人也被评为烈属。

刘春雷虽然在总结会上被评了功，但最终却没有得到嘉奖，原因是部队发现他犯错误了。

在刘马寨战斗中，大刘在打扫战场时捡到了一件皮衣服，这衣服是大衣还是披风当时也没看清楚。他没有上交，而是立刻就把它割成了好些块。当骑兵的嘛，坐在马鞍上裤裆特别容易破，于是就把这块皮子缝在裤子上了。班上其他几个战士也有样学样，都缝上了，因此被别人称为“高级屁股”，大刘还挺得意的。

接下来部队到张鲁集休整。和回民支队联欢的时候，那边的一位班长送给刘春雷一个护身符，上面有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人家解释说是“动刀动枪，生死由天，怨命不怨人，屈死冤鬼别来找我……”大刘虽然不相信这个，但考虑到别人也是一番好意，礼尚往来，也就送了对方一块皮子，还告诉了他这东西的来历和好处。

没想到第二天，正好传达上级《关于严肃战场纪律的命令》。总共四条，第二条说“在敌人已被消灭或大部消灭时，应首先追击逃去之敌，然后组织少数兵力担任战场扫除队，其余部队迅速集结。不得乱抢胜利品和私物，丧失战斗意志……”，第三条又说“一切战利品，如……衣物，均应成为强化人民军队的资源……不得私自隐瞒或任意毁坏，以至转送变卖”。好家伙，四条中间，刘春雷就犯了两条。

回民支队的那个班长在学习讨论的时候把皮子拿出来说事，他们部队给上级写了个材料，刘春雷同志立刻就成了典型。一通批评下来，功过抵消，嘉奖的事情也就泡了汤。

其实还不止这些事，骑兵团连续作战，一方面有所缴获，另一方面严重减员，因此就显得装备比人员多。一个连只剩下四五个班，每个班都有轻机枪，机枪手在前面走，后面还有匹战马驮弹药；像刘春雷这样的“大班长”，也是马刀、三八枪、盒子炮，全身披挂。这难免让苦哈哈的回民支队看了眼红。

回民支队原本是冀中的部队，在大“扫荡”中损失惨重，装备丢失得差不多了。当时他们正准备加入冀鲁豫军区，马本斋（1944年病逝）也调任冀鲁豫三分区的司令员。张鲁集这里是回民区，又恰巧聚集着许多干部开大会，马司令一叫苦，领导们一商量，就决定从骑兵团抽调短枪、机枪和战马，支援回民支队。

王永元参谋长和赖达元主任不服气：“你冀中军区的队伍到冀鲁豫军区去，凭什么叫我冀南军区的部队出枪出马？”两人跑去找马本斋拍桌子，结果就被撤了职。桂干生司令员心肠软，找机会把赖主任调到自己的新九旅二十六团，可是对王参谋长就没办法了。这个王永元，1939年骑兵团太行整军也多少是因为他，这回只好再让他去太行山学习。王永元于1957年去世，最后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一军一八一师五四一团的中校团长。

元城战役后，许多从延安回来的领导都在冀南停留休息。于是，骑兵们每天听首长们做形势报告，从中知道了许多毛主席的指示。

上级也组织大家学习《论持久战》，这是毛主席在1938年就发表的文章，可好多战士以前都没听说过。直到这个时候，刘春雷和战友们才从理论上真正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一个长期消耗的过程，认识到“相持阶段”的残酷性，认识到党中央提出“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重要性。

在严酷的相持阶段，面对困难的局面，面对群众情绪的反复，怎么办？照毛主席的话去做。

从这时候起，根据地党、政、军合而为一，实施了“精兵简政、统一领导”。原先到游击区开展工作，党委派宣传队，行署派工作队，军区派手枪队，各干各的，现在统一组成武工队，效率大为提高；原先和鬼子打游击，民兵听行署的，部队听军区的，情报站听党委的，现在都统一协调起来了，力量更加强大。

先前，为迅速扩大局面，过快地发展了武装力量，导致过度使用民力，伤害了群众的利益。现在，共产党就从走“群众路线”入手，树立军民鱼水关系，通过开展“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运动，减轻根据地人民的经济压力。而与此同时，日伪政权却加大了对占领区的掠夺，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和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使得日本鬼子不得不撕去“亲善”的虚假面具，露出了“以战养战”的本质。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决心面前，冈村宁次的欺骗伎俩破产了。

在抗日战争最危险、最黑暗的日子里，党的指示就像一盏指路的明灯，照亮了根据地军民前进的方向。在当时，毛泽东不愧是中国抗日战场上最为睿智的领袖。

“毛主席真是神人啊！”和许多八路军战士一样，刘春雷对毛泽东的崇拜，是从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从这以后，“咬牙坚持”、“长期抗战”、“拥政爱民”、“为人民服务”，成了共产党人使用最多的字眼。

《论持久战》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别怕日本的枪炮狠，他们的国家小资源少，只要咱们坚持住，小鬼子磨不过咱们；别看鬼子现在凶，他们的人少底气不足，咱们和他拼消耗，最后还是日本受不了。战争虽然艰苦，可是不要慌，一要靠斗志旺盛，二要靠军民团结，坚持住这两条，和鬼子打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就是咱们的！

“咱们困难，鬼子也困难，豁出命和他们耗上了，看谁熬得过谁！”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理论，战士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不急躁也不慌张。大家看到，许多部队已经化整为零，换上便衣到各地去恢复县大队和区中队；地方组织提出“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口号，干部们都坚持在乡村发动群众，女干部也深入群众中间“认干娘”、“走亲戚”，重新建立农会、妇救会……军队和政府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为恢复局面创造条件。大家明确了胜利的方向，心里又充满了希望。

思想上的困惑解决了，可骑兵团的战斗减员仍然是个大问题。

骑兵的训练周期长，不是随便招人就能补充得上的。冀鲁豫这地方，有乘骑基础的青壮年比较少，连会赶马车的人都不多，就更别提能骑马打仗的了。为了这事，上级领导在骑兵团休整期间作了一些调整。

1942年11月，新七旅的骑兵连被合并到骑兵团，同时到任的还有政治处主任李庭桂（后任贵州省副省长）和参谋长王玉珂（1947年5月在安阳战役中牺牲）。

李庭桂主任原先是新七旅二十团的副政委，是河北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反帝大同盟”，有才气，喜欢写诗，高兴起来一会儿写一首，一会儿又写一首。

李主任一到部队就组织大合唱比赛，还搞运动会，跳高、跳远、拔河、赛跑，每次都邀请领导参加。赛场上，首长们讲话发奖，战士们玩得不亦乐乎，附近的老百姓也都来看热闹。一群群的小孩子在队伍里面跑来跑去，欢声笑语，真是军民一家亲。李庭桂还创办了《铁骑报》，这份不定期的八开两版小报专门宣传骑兵团的好人好事，还开展各项评比活动。首长们看到铁骑英姿，知道了战士们的蓬勃朝气，格外满意和高兴。

新七旅的骑兵战士编为骑兵团第五连，他们虽然打仗的技术比较一般，但搞文娱活动的水平绝对顶呱呱，个个能歌善舞。五连的支部书记马书龙是业余剧社的主角，马派老生远近闻名，一曲《王佐断臂》，不仅唱得台上的陆文龙投奔了大宋、唱得台下的伪军俘虏改邪归正，还把扮演陆夫人的女医生吴艺唱成了马夫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粉丝”真不少。

五连的秧歌队扮相英俊、动作洒脱，能踩着高跷在桌子板凳间跳上跳下。供给处的老舒处长也是从新七旅来的，快五十岁的人了还身段婀娜，翩翩起舞，把围观的群众都乐得不行。

以前，骑兵团的战士很少唱歌，因为骑马列队行军，一张嘴就吃灰。如今在五连的影响下，大家都唱起了《我们的铁骑兵》。

这首歌又名《骑兵进行曲》，是李劫夫在河北慰问演出时为八路军骑兵创作的，经夏风填词之后，在抗日战场流传很广，后来还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演奏过：

快快跨上战马，举起了战刀，

带着复仇的心，勇猛冲向前。

翻过高山越过平原挺进最前线，

侦察警戒步步留神驰骋敌后方。

粉碎日寇进攻，保卫边区，

机动灵活勇敢无敌，我们是铁骑兵。

冀中军区的骑兵战士也并入了骑兵团。冀中骑兵团的技术很好也很勇敢，可惜在大“扫荡”中损失过大，只有七十多人冲出了包围圈。到冀南以后，团长马仁兴调任二十七团团长（1947年6月在四平攻坚战中牺牲），其他人则编入一二九师骑兵团的特务连。

训练参谋边乔（1947年牺牲）也是这时候来到骑兵团的。边乔是东北讲武堂骑兵科的毕业生，东北军出身。他为人沉默寡言，对待军事训练和战马调养却十分严格，战士们既怕他又十分敬重他。

刘春雷第一次认识边乔是在刷洗战马的时候。当时马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乐意在水边待，老往旁边跳。一个战士急了，拿马鞭子好一顿抽打。边参谋正巧看见，他一下子冲过来抢过马鞭，煞白着脸训斥道：“你凭什么打马，它只是调皮！不爱护马的人凭什么当骑兵？它在枪弹面前陪你玩命，现在却要打它！你真不是个人啊！”他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把战士们全吓傻了。

那时候，边乔还不是党员。党员在团部开会，他就出去搬个小桌子小凳子，找块毛巾铺上，把外国怀表的零件拆开，左看右看，东摸西擦，再一件件装上。别人问他：“你老摆弄这玩意干啥？”他说：“这里面有文章。怀表的零件虽然多，却安装精密，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作用，还照样能成为一个运动整体。”大伙也就明白他的意思，笑一笑，不提动员他入党的事了。

政治处组织的文娱活动，边乔只是看看，很少参加。李庭桂主任找他谈了几次话，他才搞了一套马术体操，还分文的和武的两种，训练出来好看极了，弄得以后军区和地方上开大会，都来请骑兵团去表演马术。可表演时，边乔自己却又不去了，叫五连指导员王凤翔去指挥，反正五连的人都喜欢参加演出。可王指导员又客气，每回都要声明：“这是我们团训练参谋边乔发明的体操……”

领导高兴地问：“边乔同志呢？”

王指导员便说：“生病了，没来……”

元城战役之后，冀鲁豫三省的交界地区相对比较平静，许多部队和机关都到这一带来休整。闲暇的时候，大家就打篮球。这好像是延安那边传过来的活动，干部战士都爱玩，骑兵团也转着和不同的对手打比赛。

其实，团里面以前见过篮球的没几个，但政治处李庭桂主任搞过学生运动，有体育基础。边乔参谋在东北军中参加过篮球队，技术不错，这就使得骑兵团球队具备了相当的水平，见了谁都不怵。不过，曾玉良团长似乎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开始的时候，政治处把球赛赢了这个赢了那个的战绩都登在《铁骑报》上，曾团长看了不以为然：“破消息，有什么用处？浪费纸！”宣传干事以后就不写这个了。

篮球比赛的场地很简单。找老百姓借两架梯子竖起来，在顶上用柳条编成“米”字格当篮板，再用柳条圈个篮筐绑上，哨子一吹就可以开动了。不过这种“梯子球架”不容易进球，一场比赛能扔进五六个球就算是大胜利了，搞得篮球赛的比分和足球赛的差不多。

球场大小不一，凹凸不平，边线也不清楚，有时候拍着球跑出去好远大家还在抢。最有趣的是和二十一团比赛，他们输急了，把梯子扛起来就走，害得骑兵团找不到投篮的地方，只好哈哈一笑，握手言和。球赛没有赢，大家也挺高兴。李庭桂主任说：“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可是，乐了没多久就乐观不起来了。

1942年，华北遭遇了大旱灾。八个多月没下雨，土地龟裂，水渠干涸，冀南近九百万亩耕地未能播种，春苗枯死，夏季绝收，到了秋天仍然是荒芜一片，全区一半以上的村庄成为无苗区。

刚开始，大家还没有感觉到事情有多可怕。冀南这里的自然条件不错，是传统的农业富庶区。俗话说“金南宫，银枣强，叫花子不肯吃高粱”，连讨饭的乞丐都要吃馍馍的地方，饿肚子的情况很少见。

在冀南，八路军不设粮食仓库，公粮就存放在老百姓的家里。如果有“公家人”来到村里，乡亲们就赶紧把麦子磨成面，提供吃喝；干部则如数付给粮票，用粮票就充抵公粮。

军粮是只计数量不分种类的，可老百姓一则爱护八路军，二则也爱面子，如果有馒头，绝不会拿窝头招待子弟兵。八路军吃干的，老乡们自己喝稀的，还要出门去炫耀：“我家今天吃白面馍馍，每个足有海碗大，里面埋着大红枣……”

开始休整的时候，骑兵的定量是每人每天一斤十四两，没过几天就降为一斤半（当时是用一斤等于十六两的老秤）；月初的时候，伤病员的“休养餐”是每天两个鸡蛋，月底就变成了一碗面条。尽管标准降低了，老百姓还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慰劳八路军。有一天，病号刘春雷和一个伤员到老乡家吃“营养派饭”。进门的时候，人家婆媳正在闹矛盾，原因是家里的一只母鸡好些天没下蛋了，婆婆怀疑是媳妇把鸡蛋偷拿去换了东西。吵着吵着，看见伤员同志进来了，老婆婆转身就把这只母鸡炖成了汤，把两个八路军战士感动得直掉泪。

开始的时候是粗粮、细粮各一半，接着是粗八细二，到后来连高粱面也吃不上了。进入12月份以后，军队和老百姓的生活用粮都成了问题，部队走到哪里，地方干部都是搓着双手，满头大汗一脸焦急想不出办法。刘春雷他们这才意识到：大饥荒到来了。

这场饥荒，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天灾自不必说，1941年的洪涝，1942年的干旱，1943年的蝗虫……自然灾害接二连三，使老百姓断了收成。可是，往年间也有闹旱涝灾害的时候，日子却从来没有这么惨过。这一次，是日本鬼子的“三光”掠夺加剧了灾难的严重程度。

“四二九大‘扫荡’”之后，日军占领了冀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鬼子在根据地大肆烧杀抢夺，仅元城附近的四个区就有二十六个村庄被烧毁，被抢走粮食一万四千多石、牲口两千多头，直接造成大批群众破产；在敌占区，日伪机构强行征收“户口税”、“牲畜税”、“田赋费”、“电杆费”、“护路费”、“门牌捐”、“居住证捐”……仅1942年4月至8月，每亩耕地平均对敌负担就达二百五十元以上，四个月的捐税超过了老百姓全年的收入；为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日伪军还强迫群众挖壕沟、建炮楼，全区一半以上劳动力被征调劳役，使得群众失去了进行灾后补救的机会。

另外，由于日军强迫冀南各区多种棉花少种麦子，而抗日政府却没有能够及时察觉敌人的经济意图。结果，收获下来的棉花被低价收走，日军再封锁粮食供应、提高粮价，根据地的老百姓就只好吃棉籽了。

战争的破坏和敌人的掠夺，使根据地民众的社会积蓄消耗殆尽，因而在自然灾害面前完全失去了抗衡能力。冀中和冀南曾经是太行山根据地的粮仓，现在，冀中根据地丢失，冀南不仅不能向太行山供粮，反而需要其他根据地的支援。从各游击区调拨过来的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八路军不能眼看着老百姓挨饿，于是就不断降低军粮标准，从一斤半降到一斤，再从一斤降到八

两……

窝头没有了，只能喝稀粥，野菜和树皮也放进锅里煮，有人编了个顺口溜：“一顿二三两，颜色四五样，加水六七碗，八九十日粮。”真是十分形象。

每天喝两碗稀粥，走几步就消化光了。当时，无论步兵还是骑兵都取消了操练，大家闲躺着不动，保持体力，争取让肚子里的一点汤汤水水多保存一会儿。也有人听说延安在搞大生产运动，可大伙都觉得不可思议——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别说新八路，就连老红军也没见过要部队去种地的。

刘春雷问张起旺：“连长，当初你们没吃食的时候怎么办？”

“简单，打地主呗！”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这办法现在也不行啊，放眼四周，个个饿得眼发蓝，打地主？地主家也没余粮呀！

人饿久了就发傻。出太阳的时候，士兵和老百姓都在场院里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木木呆呆的。有的人随口闲侃胡说八道，有的人闭目养神胡思乱想。况玉纯政委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得给大家找点事情做，而且还不能耗费体力。政治处的李庭桂主任就想了个主意：学文化！

把战士们按文化水平高低分成好几个班，学问大的念报纸，学问低的认生字。

人数最多的是文化班，这实际上就是个扫盲班。负责上课的老师是刘春雷班上的新战士——人称“半截秀才”的李大鹏，他还有个外号叫“皮皮”。

大鹏其实并不大，当时才十七岁。他是个烈士遗孤，父亲是顺直军委早期的干部，搞地下兵运时被晋军陈长捷部杀害了。母亲改嫁后，年幼的大鹏就跟着舅舅和舅妈生活。元城战役后，舅舅老舒调到骑兵团当供给处处长，大鹏也跑来参加骑兵。

李大鹏从小就跟着长辈闹革命，颠沛流离，见多识广，特别能说会道，高兴的时候说“笑得不亦乐乎”，辛苦时说“累得呜呼哀哉”，活像个“半截秀才”。有一次聊天，他向大伙比画：地球怎么围着太阳转，太阳又是怎么转，月亮又怎么转，还说星星也都在打转转……在场的人都不相信，心说：天上星星那么多，要是都转圈岂不是乱套了，万一碰到一起掉下来怎么办？于是大家起哄不认账，把“半截秀才”气哭了，直到边乔参谋跑过来主持公道才算作罢。

“半截秀才”的文化水平也确实是半截。别看他说话挺“文”的，念报纸也能够从头到尾不停顿，可让他写字就完蛋了，很简单的一个字，握着笔半天写不对，他自己说这叫做“提笔忘字”。大家却很怀疑：“不对吧，你念报纸的时候，小嘴皮吧嗒吧嗒挺利索，那些字兴许是瞎蒙着读出来的。”因此，他又得了外号，叫“皮皮”，意思是说就只有嘴皮子厉害。

不管“皮皮”的嘴皮子如何，给“文化班”扫盲的资格是够的。开课第一天，他教的是“大小人，上中下，天下工人是一家”。二连三班长刘长生一听就不同意：“不对不对，我听说人家私塾先生上课，讲的是‘人之初，性本善’。”

“也行也行，那样正规些。”大鹏老师倒是好说话，马上就改学《三字经》。

可是，“半截秀才”就是半截秀才，才念到“苟不教，性乃迁”就忘了下一句，停在那里“苟不教……苟不教……”地嘟囔了半天。刘长生又不耐烦了：“狗都被武工队打死了，哪里还会叫？”

大家哄堂大笑。“皮皮”跑来找大刘说：“班长，你去教课吧，这个老师我可当不了。”

于是只好换成刘春雷当老师，李庭桂主任临时编了课本，第一课是“老大爷、老大娘、大哥、大嫂、小弟弟、小妹妹，我们是人民的八路军”。

认生字难倒了不少人，可战士都很认真。上课时借老乡的门板当黑板，下课后把门板还了，大伙就到人家门口蹲着，歪着脑袋看字迹，还拿木棍在地上学着画。房东老大娘乐了，说：“八路军给咱家派了好些个歪脖子门神。”刘长生一边刷马一边用手指头在马身上写字，写到一半忘记了，于是他的手就这么举着，冲着马屁股直发呆。大家看见了都笑，说这小子魔怔了。

被说成是“魔怔”的还有一连一排长胡彦明。胡排长文武双全，还很爱学习，一张报纸到了他手上，翻来覆去看上一天都舍不得放下。元城战役中，他捡到一本北平陆军大学的小册子，叫什么《航空判读》，高兴得不得了，一有空就抱着书看。

其他人看不懂内容，只认得封面上画着的飞机。大家就琢磨这飞行员是从哪里钻到飞机肚子里面去的，问胡彦明，他也不知道。

“那么，你这书里头讲的是啥？”

“是说怎么在飞机上看地形的。”

大伙都笑：“扯淡吧，连飞机的门都找不到，还看地形呢，简直魔怔！”

胡彦明也不反驳，自己又接着看书。

1942年12月，刘春雷被抽调到军区参加军事培训。当时，各部队的操练停了，可战斗骨干的素质提高却不能放松，军区因此抽调了部分战士进行轮训。

培训学校的学员来自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分成好几个队，根据队长的姓氏编代号，队长姓张叫“张庄”，队长姓王就叫“王庄”。刘春雷他们的“庄主”是被刘邓首长称为“三军楷模”的郭好礼（1943年牺牲）。

学校里除了射击、刺杀、爆破和工兵作业训练，也学习理论知识。上课时席地而坐，两个人合用一本书，用子弹壳改装的“钢笔”记笔记。政治课学的是《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敌工课，就是教大家说几句日本话；上统战课的时候，请来一个日本人作报告。这人是在山东莘县被刘金魁活捉的日军机枪弹药手秋山良照。刘春雷心想：要是“川老汉”还活着该多好，他的俘虏成了“反战同盟”的书记，他又有牛皮可以吹了……

大刘最喜欢的课程是游击战术和军事教练，看地图、认地形、排兵布阵，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很实用。

有一次搞战术演练，轮到刘春雷当组长。两边各十几个人，比赛看谁先占领一个小村子。大刘心想这还不简单，带着大家数完“一、二、三”就开跑，结果气喘吁吁还是慢了一步。他不服气，说对方的距离比他们的短，不公平。结果教员骂他是“猪脑子”，说：“你们地势高，他们地势低。如果你不急着往村里跑，先在那边坡上架几杆枪，他们还敢跟你比赛跑吗？在战场上哪里有什么公平可讲！”刘春雷顿时觉得这战术里面还真有名堂，兴趣更浓了。

还有一次练习攻城爆破，学员轮流当排长。对面坡坎上站着几个教员当裁判，他们说谁死了谁就算是死了。

有个“排长”设计的是两人组，连续派出了三个爆破组都没有成功，又接着派出第四组。刚冲到一半，裁决教员（现在叫“总导演”）郭好礼的旗子一挥：“把排长撤了，他不及格。”这排长想不通，说：“前面的人派了六组不成功都没事，我才派四组……”教员讲评道：第一，你连续派四组突击，走的都是相同路线，没有总结经验，不动脑子就不能及格；第二，你派出的前三组战士都已经牺牲了，到第四组你还想不到要自己上，不能身先士卒，你就不配当排长！

从此，刘春雷明白了八路军的指挥员应该怎么做。

学习结束时，陈再道司令来讲话。他说：战术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要多动脑子总结经验，要打得巧才能打得好；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有什么武器就打什么样的仗。机枪、大炮是武器，土枪、长矛也是武器，甚至毛笔、标语也是武器，要发挥我们的长处，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轮训毕业后再去锻炼，实际上就是参加武装工作队。

武工队是实施“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和“机关工作军事化”的具体措施。在当时，除一部分民兵参加县区武装打游击外，大批民兵在“不丢失一支枪”的原则下回到乡里开展生产自救。而八路军则抽调骨干力量和区干部一起深入敌后，给群众撑腰。

1943年初，冀南共有武工队二十一支，队员四百多人。

武工队里除了刘春雷这样的八路军，还有区干部，一个组七八个人，三个组合成一队就有二三十人。培训班学员组成的武工队是生力军，一般都被派往环境最艰苦的地区，有时候还被冠以这个“支队”那个“部队”的名称，虚张声势。大刘他们要去的是枣南、南宫、隆平、平乡一带。在这些地方，敌人的据点、岗楼、公路和壕沟已经形成了网络，不仅我军大部队进不去，甚至连地下工作人员也撤出来了。

到敌人的腹地去战斗，什么凶险的情况都可能出现（仅仅一个月后，刘春雷的教官郭好礼队长就在敌后牺牲了）。临出发前，每个八路军战士都向党组织发下了誓约：我宣誓，在任何情况下，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坚持工作，坚持战斗，有死在自己岗位上的决心，绝不动摇；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服从民族的利益，一切听从组织的决定……

跟随武工队一起行动的地方干部是不用宣誓的，可是，一位中年妇女也站起来举起了拳头。她不识字，对着党旗激动地说：“我也赌咒发誓，情愿牺牲也不投降。我保证努力工作，不泄露秘密，反正死也不屈服，说什么也不中。上有青天下有黄泉，说话不算，天打五雷轰！”

这位女同志是冯大姐，是个刚强果断、办事有条理的妇女干部。她多次和武工队在敌后活动，无论环境多么危险、条件多么艰难，从不示弱，甚至从来不会显得疲倦，大家都很佩服她。

冯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帮八路军跑交通。有一年鬼子“清乡”，正值河里涨大水，敌人把渡船封锁了。她十四岁的儿子知道父亲水性不好，就抱了一串葫芦泅到对岸去接人。结果这一去就没回来。几天后，在河边见到父子俩搂在一起的尸体，身上除了枪眼，还捆着那串葫芦……

冯大姐原本是家庭妇女，这以后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先是在村里工作，凭着自己出众的能力，逐渐到区里、县里，后来成为地方工委的委员。在敌后的日子里，冯大姐白天黑夜都揣着一颗手榴弹，随时准备牺牲，那种刚强的精神真是让人敬佩。可是，这么一个能力出众的女干部，在抗战胜利后却突然辞职不干了，原因是她仅存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商铺伙计，她要去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当时，许多领导都做了工作，拦不住。

解放后，冯大姐的很多同事都在河南省担任领导，可她住在开封的女婿家里，乐呵呵地当家庭妇女带着外孙，没提任何要求。她舍弃荣耀选择了天伦之乐，非常满足。

或许，历经战争的女人最能明白什么才是自己最大的愿望。身处战火中的女性，以各自的方法追求着自己的安宁。

除了冯大姐，武工队里还有两个编外的女成员，她们是队长张文亭的家眷。

张文亭（1945年牺牲）是冀南、豫北一带很有名的游击队长。他早年当过土匪，参加抗日队伍之后，勇敢顽强，机智多谋，打鬼子真是没得说。可就是有个毛病改不了，爱拈花惹草，每到外面转一圈，总要结识个把相好的。这当然也有好处，由他带队打游击，走到哪里都有个“办事处”接待，十分方便，可细想起来，似乎又对八路军的名声大大的不利。

上级教育了多少次也不管用，张家的女人只好亲自出马，实施贴身紧逼监视。在武工队的这两位老婆，一高一矮，不晓得谁大谁小，也不知是第几房姨太太。反正这两女人很有意思，对鬼子汉奸浑不在意，只为漂亮大姑娘担心。在敌后活动，她们不带枪也不带刀，每天收拾得整齐利索，时刻准备和别人家的小媳妇开战。那张队长也是奇怪，不怕枪林弹雨也不怕领导批评，却很惧内，任凭两个小老婆叽叽呱呱，平时的威风一点也看不见。

刘春雷他们当然不敢招惹这两位“监督员”，私下里给她俩起外号，个子高的叫“磨子机枪”（重机枪），个子矮的叫“二机关枪”（冲锋枪），都是火力凶猛的武器。

武工队活动的区域是相对固定的，队里安排有本乡本土的人，所以出任务时不必事先通知谁，也不用找人带路，说声“出发”就摸着上路了。白天住下研究工作和休息，夜晚行动，路上没人咳嗽说话，连喘气都得憋着点，经过敌人据点旁边才不会被发现。

武工队每次出动的任务不同。有时候是摸情报，就是到了目的地附近的村庄，找个地势比较安全的人家悄悄地进屋，先对房东进行教育，从对方的利害说起，使他容易接受，然后再询问当地情况，拿小本子记上。驻一村，只有一户人家知道，多走一些地方，再把情报对照起来，就可以画一个图表，标明敌人的据点、兵力、兵种以及群众基础和我们活动的条件，甚至还可以了解到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做到知己知彼。

更多的时候，武工队有宣传的任务。要教育群众克服和平幻想，坚信抗战一定能胜利；号召群众团结起来，监视坏分子，保卫自己的利益；在经济上，还要鼓励大家坚壁清野，反资敌。“如果资敌，就是把敌人养肥了，使他们更凶狠地来杀害自己。”

搞宣传采取的是“空讲话”的办法，很有效。武工队夜里摸进村子，四下警戒，宣传员选个高地方站好，拿个梆子敲几下，“老乡们，大家坐起来听消息……”，然后就开始讲。乡亲们不点灯不起床，趴在炕头上就能听得见。宣传员讲话简短、明白，说清楚一个问题，武工队就迅速离开。一晚上走几个村，第二天就传得神乎其神；若是再遇到赶集，那更是到处都知道了。

队里也有能写信的文化人，了解到谁在帮鬼子汉奸办事，就写一封信投到他家门上，严肃警告他不许死心塌地替敌人效劳，并且还要求他在多少多少天内，找到多少多少户人家担保，证明他没办坏事，然后再把联保信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收信人吓坏了，第二天赶紧四处讨好发誓，求人担保，因此对乡亲们也就不敢太欺压。有的保长、甲长吓得把收来的公粮还给农民（这叫做“倒粮”），有的人赶紧辞职不干了，说“八路没走干净，再干下去就没命了”。

武工队的工作方式是以宣传教育和军事打击相结合，在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日伪政权欺压的同时，也对伪军开展“良心大检查”运动，要求伪官兵“身在曹营心在汉，内外一心哄日本”。在游击区，连小孩子都知道“不信鬼子话，不念鬼子书，不上鬼子当，不帮鬼子干事，不对鬼子说实话”；伪军也知道八路军手里有个小本本，谁干了坏事就点黑豆，办了好事就记红点，“善恶簿上记得清，按照国法判罪行；生死本上写得明，多做好事保性命”。

但是，日本人也在加强攻心战，推行奴化教育。针对灾区的贫困环境，敌人一方面加紧了经济封锁，一方面又以物质利诱的方式蛊惑民众。鬼子的赏赐使一些汉奸瞬间暴富起来，这对部分民族意识薄弱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南宫县，刘春雷的熟人“小罗成”就由一个混混痞子变成了铁杆汉奸。他投靠了日本人，死心塌地与八路军作对，帮着鬼子搞“剔抉”、“宣抚”，还强迫抗属“检举”、“自首”，罪行累累。对这种“坏中坏”，武工队当然要坚决镇压、杀一儆百。大刘是队里的战斗骨干，杀汉奸除恶霸，责无旁贷。

“小罗成”也知道武工队要除掉他，整天东躲西藏。一天夜里，大刘他们打听到“小罗成”在一个小寡妇家睡觉，立即赶过去，翻院墙踹开门，把他给堵上了。一进屋，刘春雷就愣住了，这小寡妇是他的堂姐刘彩霞！彩霞堂姐原先是个多么爱面子的漂亮人啊！大刘参军时的衣服和挎包还是她送的呢！两年不见，她怎么居然和“小罗成”这混混痞子搅在了一起？

一开始，彩霞堂姐哭闹着不让拉走汉奸，还说“这是孩子他爹”，可她抬头看见堂弟，立刻就不吭声了。“小罗成”也认出了刘春雷，知道自己活不成了。这小子就泼口大闹：“老子到世间走了一圈，吃喝玩乐，享尽风流，不亏了！过二十年，老子还要再来一趟！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武工队把汉奸拉到村口，一刀捅了。其他人还在讨论如何处理小寡妇，刘春雷铁青着脸说：“放人！”

队长张文亭虽然不是本地人，但社会经验丰富，看见大刘气得浑身发抖，马上就把刘彩霞放了。张家的两个“机关枪”素来主张严惩犯错误的漂亮女人，这一回也难得地没有吭声。

第二天，张文亭把武工队带到刘春雷的家门口，让他回去看看。家门关着，屋里也是黑的。大刘翻墙进去，听见有人说话，知道是他父亲的声音，于是叫开了门。老人家激动得不行：“听人讲，你前几个月被打死在枣强县的一个道沟里，头朝南脚朝北，瞧得清清楚楚，我和你伯父还去找着收尸……”老母亲也哭着说：“你叫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咱们的孩子死得冤，阴魂回家了呢。”

张文亭在旁边问了几句，才知道是保长家儿子造的谣，立刻派人把那家伙抓来。一见面，张队长就把盒子枪拍在桌子上：“我是张老抬，知道吗？”

张文亭从十二岁起就“吃票饭”，冀南豫北有谁不知道这个匪号？保长儿子一看见他阴森森的脸和黑洞洞的枪口，立刻就瘫软了。

刘家老人心肠好，帮忙说人情。张队长这才把枪收起来，警告说：“今天先记上一笔，今后，咱们老人家再受到一丁点儿委屈，都算是你的错，连本带利，坚决枪毙！”

聊家常的时候，刘春雷讲到堂姐的事十分气愤。两位老人家却说：“她的事，我们也知道……孩子啊，你也别太怪她了，她那是饿的。……”

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是，战乱中的苦难，女人们又何尝躲避得了！在那个年月里，无依无靠的寡妇实在太多了，苦难中的人们又怎能苛求所有不幸的妇人都成为烈女呢？

有段时间，武工队在枣南县活动。半年前，大刘在这里养过伤。

这里的群众很好，虽然在敌人的严厉控制下，老百姓自己也缺吃少穿，但总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八路军。经常是几户人家凑上十多斤粮食和三五个鸡蛋，偷偷找到武工队，一定要他们带回根据地去。“休息好，养壮身体，早点打回来啊！”有一次，夜间宣传离开村子，一个老头追了好远赶上来，递给刘春雷一个小包后转身就走。刘春雷打开一看，里边是三个半窝窝头，这分明是人家明天的口粮啊……

当地有汉奸米先恩、米先盛两兄弟。他们无恶不作。临过春节，有户人家娶亲，米氏兄弟去喝喜酒，看见新娘子漂亮，就借口枪被偷了，把新人拖到了炮楼里。新媳妇第二天回来以后就疯了，新郎家也要死要活地过不下去。群众都很气愤，寄希望于武工队撑腰，可是又觉得“八路军只能在晚上活动，大白天的保不住人……”

八路军气炸了，立刻请求除掉米氏兄弟（大“扫荡”之后，因为有些战士急于报仇雪恨，出现了不分轻重乱杀人的现象，所以当时规定，除奸对象要由当地干部决定）。经当地政府批准之后，武工队就着手准备行动。

米家兄弟天黑以后都住在炮楼里，武工队还真不好下手。刘春雷不管不顾了，决心在白天开干。一天上午，他带着游击小组的两个民兵到米先恩、米先盛经常出现的地方去找人。大刘心想：反正我的伤是在这里养好的，上次大难不死，这回为了群众，把命丢在这里就是了。

中午，在一处干涸的河床边遇上了米先恩和一帮人，民兵指认清楚，刘春雷走过去就开枪。第一枪打在腰上，汉奸歪倒在地，接着再补一枪，那家伙就完蛋了。米先恩有一个带枪的跟班，可自始至终，跟班被吓傻了，没敢动。大刘缴了他的枪，宣布：“八路军武工队奉命除掉米先恩，谁再敢当汉奸，和他一样的下场！”然后扬长而去。

米先恩死了以后，米先盛小心多了，轻易不出门，即使出来了也带上一大帮伪军护驾，让人很难下手。有一天赶集，群众报告说米先盛在集上喝酒，估计伪军纪律差，散集时各走各的，米先盛有可能落单，武工队就决定动手。

观察地形以后，张队长安排刘春雷带四把短枪躲在路边的断墙后面，另外四杆长枪埋伏在百米外的院子里，预防敌人冲过去了再阻击。他带着几个人到集市上转悠，跟在敌人后面出来。

散集的时候，米先盛来了，慢腾腾地赶着一辆马车。他坐在车辕上，车上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坐着四个伪军。恼火的是，马车前后还有十几个老百姓一起跟着走，有的还把手里的东西搭在车帮子上，图省劲。这要是打起来，群众难免会受连累。

远远跟着的“二机关枪”很聪明，看见情况不对，就在后面喊：“喂！今天你们村里的几个半大孩子被疯狗咬了，有这事吗？”你说，哪家屋里没有个“半大孩子”呀！一听这话，老百姓全都不走了，呼啦围起来问个东长西短。张文亭他们借机把散集的群众和预设战场隔开了。

马车到了跟前，刘春雷扬手扔了颗手榴弹。巧的是，这手榴弹正好就落在米先盛怀里；可又不巧的是，这手榴弹没有响。米先盛反应快腿脚也快，跳下马车就往路边的地里跑，大刘不管别人，闷头就追，边追边开枪。打了两枪没打上，米先盛吓慌了，在庄稼地里摔了一跟头，爬起来再接着跑。大刘就离他近了，追到跟前，正想打枪，米先盛突然止步朝旁边侧身一滚。两人一错身，米先盛躺在地上，枪口就指着刘春雷。大刘心想：“完了……”

但是，枪没响。刚才米先盛摔跤的时候，手枪枪管插到土里，堵上了。事到如今，他也只有哀号一声，被刘春雷一枪给毙了。可这时候，大刘也是一身冷汗，说不清楚是因为跑步累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腿肚子有点哆嗦……

马车上的伪军也知道武工队是冲着米先盛来的，他们用不着陪着玩命。所以除了一开始就被打死的一个，其余三人都抱着脑袋蹲在路边，缴枪投降了。

武工队连续地在大白天活动，震动了日伪军。他们认为这次八路军的游击力量一定比较强，于是出动了搜索队。在一无所获之后，敌人要求每个村子晚上都要派“值更组”守夜，发现八路军就点篝火报信，哪里放走了武工队就处罚哪个村。

本来，武工队八九个人，队伍精干，要撤走很容易。但如果这么一走了之，有几个“重点治安村”的群众就难免会受牵连，必须想个办法。于是，那天半夜里，周边的村口都有了动静。先是“噼噼啪啪”地敲东西，再就是“值更组”的大呼小叫，接着，报信的篝火都点燃了……夜里，炮楼里的敌人看见周围十几个村都点了火，吓蒙了，不敢出来，只好朝着大马路上乱放枪了事。

第二天，各村都来诉委屈，“昨天八路从我们村口过，老总们怎么不出来支援啊……”

这次除奸活动，武工队里跟着个宣传干部，他以前没参加过战斗，初上战场很兴奋，回去后就写了篇文章发表在军区报纸上，题目叫做《战斗的喜悦》，很是把刘春雷吹捧了一番。

大刘当时并不知道这事，回到部队才看了文章。他心里虽然得意，却也难免有点犯嘀咕：战斗就是战斗，还喜悦？要不是运气好，当场就给报销了，喜悦个啥呢？

1943年开春，刘春雷从武工队回到了骑兵团，上级任命他担任骑兵二连二排长。曾玉良团长问：“你认为怎样才能当好排长？”大刘回答：“一是打仗多动脑子，二是带头打冲锋。”团长很高兴：“出去学习了一次，效果不错嘛！”

在团部，遇到伤愈归队的李树茂。闲聊的时候问他这是第几次受伤了，李连长说：“快二十次，习惯了。”曾团长就说，受过二十次伤的人，功德圆满，以后子弹都会绕着走。

回到二连，刘春雷先去看自己的战马。可是找来找去没找到，问谁谁也不说，他不由得有些冒火，嗓门也大了起来。指导员张存有赶紧把他拉到一边，叮嘱他不要闹情绪，还说军区保卫部的干事正在搞审查呢！

保卫部的人下连队，通常是来处理违法、叛逃和破坏事件的，骑兵团是红军团队，觉悟高、素质好，以往很少“麻烦”他们。所以大刘听说是“保卫部”就吓了一跳：“指导员，出啥事了？”

演义小说中经常描述“粮草断绝，军心大乱”的故事，其实，八路军若是缺了粮食，事情也难办。

1942年冬天，根据地军民是在饥饿中度过的，人们以糠菜为食，两斤红枣可以换一亩地，十来斤粮食可以换一栋房子，卖儿卖女的现象屡有发生。到了1943年，粮食更加紧张，除松树和柏树以外的树叶子几乎全被吃光，人们只好在野地里挖草根，掏地鼠洞。每天日出之后，饥饿的人群在墙角倚靠而坐，有些人就在昏睡中悄然死去。

1943年初，冀南的日伪军不怎么折腾了，这些把老百姓抢劫一空的坏蛋自己也失去了物资补给的基础。日本兵的米饭改成了高粱面，小鬼子急了，看见谁有猪肉白面就当做“经济犯”抓起来，是不是汉奸都不管了。伪军士兵每个月的定量降为四十斤杂合面，他们也开始饿肚子，也开始为粮食发愁。

粮食，粮食。一时间，粮食成为了各路人马、各级部门最棘手的问题，冀南党委公开强调，“粮食问题是目前一切工作的重点”，“粮食问题是抗敌斗争的关键”。彭德怀副总司令甚至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取得胜利。”

八路军没有粮食。由于缺乏营养，各部队都流行起夜盲症，白天眼睛还好好的，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八路军要靠打夜战才能生存，这种疾病对部队战斗力的破坏几乎是致命的。上级领导焦急万分。有人说，用羊肝炖汤能把夜盲症治好，可是，连窝窝头都没有，到哪里去找羊肝？

部队缺粮，步兵难，骑兵更困难。人饿肚子还可以勉强顶着，战马没东西吃，做什么思想工作也没用，塌背、拐腿、患软骨病，病倒了一大批。战士们成天守在马跟前，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蔫下去。

好容易开春了，粮食虽然没有，但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地里也长出了新草，骑兵们就牵马出去放牧，自己也挖野菜充饥。这时候，老百姓也把新嫩的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各种无毒的野菜、地果都拿来当饭吃。

几天以后，军区政治部下达命令：部队单位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树叶和野菜，要留给群众。战士们服从了命令，但心里却难过极了。“当兵打仗，到了要和群众抢野菜树叶吃的地步……”于是，当天就有人开了小差。

逃跑最严重的是一连的胡彦明排。有一天出去找食物，走了十几二十里地，旷野里满是挖取野菜的男女老幼，硬是没找到符合上级规定的采摘场地。胡彦明缺乏经验，就把人员分散了，结果，白天出去二十六个，晚上回来十三个，正好跑掉一半。胡排长急得满嘴是泡，找了两天也没把人找回来。要说，骑兵开小差的确是不好找，一是因为单独行动时像通讯员，不容易引起怀疑；二是骑上马跑得快，你上哪里追去！

骑兵团正在开会教育防止开小差，上面突然又来了命令，说是杨得志司令员恢复组建冀鲁豫支队，要从骑兵团抽调七十匹马。一开始，军区来的干部也太随意了一点，直接下连队去号马，看见合意的就系上布带子准备拉走。战士们顿时不干了，有的人拎着马刀坐在马槽里，谁拉他的战马就和谁拼命。四连更是炸了营，韩永正烈士的战马“猛子”也被做了记号，连李树茂都不愿意了，差点和人家打起来。

团领导一边稳住大家的情绪，一边去和上级商议，最后决定，马匹由骑兵团自己选送，军区不插手。于是，骑兵团编成四个连和一个徒步队，刘春雷的战马也就是这时候被调走了。

大刘回部队的头两天，二连出了事。本来，骑兵喂马时，各匹马的缰绳拴的长短应该要一致，因为缰绳拴得长，马的活动范围大，抢吃的食料就多；反之，拴得短的就吃亏了。晚上喂料的时候，有个战士偷偷把自己战马的缰绳放长，被别人发现了。这要在平常，最多也就是拌嘴吵架的事，可这段时间人们的火气太大，结果竟发展到动刀杀人——军区保卫部的干事就是为调查这个事故而来的。

刘春雷这个排长新上任，首要任务就是防止叛逃。晚上，各班长睡觉都把铺位安在门口，房门用绳子拴着，另一头系在自己手上。连长、排长一天要查几次人数，出任务时更是紧张得眼都不眨一下。有个战士偷偷对大刘说：“你让我走吧，我不带枪，不骑马，保证不去当汉奸。回家吃几顿饱饭就回来接着打鬼子。”刘春雷回答：“你讲的这些我都相信，可是如果你敢逃跑，我一样开枪打你……”

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又传来了一个让人沮丧的消息：一二○师的骑兵团在大青山解散了，一二九师骑兵团也要下马改成步兵！

这个消息是确切的，因为有领导认为骑兵的消耗太大了，养不起。

的确，养骑兵困难。算一笔账就知道：当时，八路军士兵的口粮已经降到每天六两杂粮；而由于没有草料补充，战马的豆料降到每天三斤（四十八两）就不能再减了。这样一来，一匹马的消耗是一个战士的八倍。解散一个骑兵团，可以供应四五个步兵团（步兵团的人多一些）。

还有个消息说，骑兵解散后，大部分战马都将被宰杀。这更让部队的军心大乱。团领导没办法向下面做工作，只好去找上级提意见，说明“骑兵团从红军时期保留到现在不容易；再说，把马匹都杀了也没有多少肉，解决不了大问题”。战士们也提出：“如果嫌骑兵消耗大，我们宁愿到敌占区去活动。到那里战马可以吃草，我们也能和鬼子拼一下。”

七七八八的意见反映上去，上级领导也犹豫了，正式文件就拖着没有传达下来。

开春了，战士们还穿着去年“五一”反“扫荡”时的军装，冻得直打哆嗦。一天，军区拿出一笔资金，叫骑兵团自己想办法换装。这事情倒是出乎骑兵们的意料之外。

刘春雷参加了军装制作组，在供给处老舒处长的带领下满世界收购布匹，可是转了好些天也没有多少收获，真是愁死人！

根据地的布匹棉花早就送到太行山上去了。当时，冀西和晋南山区不产棉，那些地方连纺车都没有，太行山部队的军服原先是由冀中根据地提供的，“五一大‘扫荡’”之后就要靠冀南军区来完成。冀南根据地的面积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物资本来就有限，再加上穿越封锁线运送布匹，十趟中能成功一两趟就不错了。等到把八路军总部的任务完成，自己的布匹棉花也差不多掏空了。

在成安县，听说漳河店有个叫“老严”的布贩子，三教九流都很熟，别人弄不来的东西他都有办法。漳河店是敌占区，老严是个什么背景也不清楚，可大刘他们这时已经是病急乱投医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就去找他。

漳河店，刘春雷刚参军的时候在这里打过伏击。到了老严家，八路军一亮明身份，他全家人都很紧张。老舒处长说：“老乡别慌，我们一不要东西，二不抓人，是来找老严帮助买棉布的。”对方听了，这才放下心来。

彼此一聊，才知道还是熟人。原来这个老严就是大“扫荡”时参与守备王行杖村的那个伪军中队长，当时他被惨烈的战斗吓坏了，连夜脱了军装跑回老家继续贩布。当他知道刘春雷就是英勇作战的八路军骑兵战士时，他对曾经的对手很是敬佩[奇·书·网-整.理'提.供]，一再表示要把事情做好。

老严说：“你们要我买棉布，不知给什么票子？若是银元、老头票就能买到，若是别的钱恐怕不中。”舒处长知道他是去敌占区采购，当即表示钱不成问题，但他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办完事。

老严又问：“每尺布咱们出多少钱？”老舒处长回答：“随行就市，公平交易。你看着办就行了。”老严很高兴：“八路军这么相信我，兄弟我跑路子，一定不让你们吃亏。十五天后各位到我家来取货，那是绝不会失望的。”

过了半个月，老严真的把布匹弄到了漳河店。在他家结账的时候，舒处长又问老严一天给多少佣金，老严说：“我自己就免了。这位老夏，带了十个人，每人算两块，一天二十吧。”

老舒说：“你们很辛苦，一天二十五块。”

那位老夏顿时就和八路军亲热起来了：“早听说八路军公平和气，还真是这样。要是给别的军队买东西，不给钱还要挨骂呢。”

刘春雷、胡彦明就和老夏闲聊天：“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棉布呀？”

“从河南辉县。”

据老夏说，日本人在新乡有个会社，既推销他们的工业品，也收购当地的土特产。辉县有一个经营点，很多交易都在那里进行。闲聊中，老夏吹嘘这趟帮八路军贩布买卖合算，原因是日本人要集中资金去抢购粮食，棉布反倒比平时便宜多了。

“那里有粮食吗？”

“当然，鬼子仓库正收着哪……”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胡彦明立刻去找老舒处长。

“老舒处长，有粮食！”

“哪里有？！”

“河南辉县。”

“哦，那里是敌占区。粮食太贵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没有钱，咱们还不能抢吗！”

对于到辉县去抢粮食的事，老舒处长和刘春雷都觉得挺玄的。可胡彦明却很上心，回到根据地，他就急着去团部汇报这个情况。况政委说辉县离这里太远，先请示军区吧。

过了两天，陈司令的警卫排长周开树带来了军区首长的命令，说是决定由冀鲁豫军区去打辉县仓库，冀南这边派一个骑兵连配合。周排长传达完命令以后就不走了，留在骑兵团担任四连的副连长。

原来，为减轻根据地的粮食负担，冀南军区的司、政、供、卫机构实行了大规模的精简，卫生部只留下十多个人组成巡回医疗队，供应部则全部撤往太行山，在“四二九‘扫荡’”中曾经和骑兵并肩突围的军区特务团也撤销了。陈再道司令员还解散了自己的警卫部队，把周开树等人派遣到了骑兵团。

周开树外号“周二虎”，在冀南也算是个有名的人物，他十四岁参加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45年从骑兵团调到二十旅五十八团任营长，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

曾玉良团长带着一连去河南辉县“抢粮”，大家都满怀希望地等待收获。可过了几天，一连回来了，人马没少，却只带回来三袋粮食，垂头丧气的。

原来，辉县那边是敌占区，我们的政权在当地已无法活动。这次，冀鲁豫军区派了四个步兵连出击，骑兵连的任务是掩护。过铁路线的时候，部队被敌人发现了，立刻引来了日军机动部队，步兵部队连忙跳到路西去，骑兵连则按计划在路东骚扰掩护。可是，由于路西是太行山方向，敌人似乎认定了过铁路的是太岳军区的部队，所以不受骑兵的吸引，始终咬着往西面追。骑兵一连只好又绕到路西去接应，除了发现一些被丢弃的大车，没有联系上步兵部队。再往西走就是山地了，那里对骑兵的运动不利。曾团长觉得在摸不清情况的条件下不能盲动，就带着队伍回来了。

回来的路上遇见一个乡公所，骑兵一连顺手就把那里端了，没想到还找到了几袋粮食。胡彦明美滋滋地告诉大刘，那乡公所可能是正在等着招待什么人，准备了三大桌酒席摆在屋里，有鸡有肉，还没有动筷子，结果都便宜了八路军。大刘问：“都有些什么菜？”胡彦明想了半天才说：“不知道，还没看清楚就全进肚子了。”……不过，这已经够羡慕死其他人了——跑了三百里，混了顿好伙食，值得啊！

新军服发下来了。衣服是老百姓帮着染布、缝制的，还絮了层棉花。只是式样不大统一，有的像中山装，有的像道袍，纽扣是布袢袢，看上去有些怪怪的。不管怎样，毕竟是棉袄，穿起来暖和多了。

有一天，冀鲁豫军区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开国中将）到骑兵团来转了一圈，东看西看，笑嘻嘻的。骑兵们也得到消息：骑兵团不解散了，但是要到河南去，加入冀鲁豫四分区。听说能保住部队、保住战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对未来的战斗环境充满了兴奋和好奇。

原来，上次骑兵一连配合四分区到河南辉县抢粮，虽然没成功，但给冀鲁豫军区领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国华政委就坚决反对将骑兵团解散，他认为：其他根据地都有山地作为战略依托，只有冀南和冀鲁豫完全是平原，在这样的地形开展游击作战，保留骑兵作为机动兵力是十分必要的。张政委还表示，他有办法解决骑兵的供给，如果别人觉得难办，四分区要。

1943年的2月至7月，冀南军区的大批主力部队陆续调到其他根据地。骑兵团和二十一团到冀鲁豫军区，陆军中学和第十团到太行军区，二十团到太岳军区，七七一团到陕北。这些部队都是开辟冀南根据地的功臣，是根据地的骨肉子弟。

军区领导给离开根据地的战友们配发了新军装，补充了缺额人员，让他们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地踏上新征程。而那些留下来坚持游击的部队，每个团只保留三到七个连，区中队只留二十人，县大队也只有五十人……

这是极度困难的形势下的无奈之举。抗日战争期间，冀南根据地在八路军各敌后战场中承受的损失是最大的，全区牺牲旅（地委、专署）以上干部二十七名、团（县）级干部一百二十八名，仅刘春雷的老家南宫县就牺牲了五位县长和县委书记。在惨重的伤亡面前，八路军没有退却。但是，当大饥荒威胁到群众的生存的时候，人民的军队却必须尽量减少民众的负担。机关精简了，后勤精简了，干部精简了，行政人员精简了……最后，除留下基本力量坚守阵地，战斗部队也实施了大分流。

离开驻地时，部队给每个战士分发了两斤玉米，可骑兵们只抓了一把放在兜里，其余的都留下了。根据地的老百姓在路旁含泪相送，一位老人家高举双手哭喊着：“为官不与民争利，贤达呀！军队不和民争食，义士啊！”如果说，通过几年的敌后战争，群众知道了八路军是坚决抗日的队伍；那么，大饥荒中的同舟共济，更使老百姓真正认识到：共产党是爱民的政党，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患难见真情，从这以后，华北民众和共产党人的心彻底紧贴在一起了。

刘春雷是冀南的子弟。当初参军，他只是想着要保卫家园、保护亲人，现在，当他离开故乡的时候，已经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一位久经沙场的八路军干部了。他知道，在党领导下的每一个阵营、在八路军抗日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是自己英勇献身的战场。

他想起前不久告别父母时的情形。当武工队离开刘家的时候，刘春雷已不能像十九岁那样洒脱地说出跩文的“戏词”，只能哽咽地请二老多多保重。刘家老太太照例是哭得说不出话来，刘老先生却说：“去吧，孩子。虽说忠孝不能双全，可我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打鬼子就是最大的孝。该保重的应该是你，打仗的时候处处小心点。孩子呀，不要死在老人的前头。”

“不要死在老人的前头”，这曾经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而如今，却又是多么难以办到的一件事。

离开冀南的时候，刘春雷忽然想到：当年在南宫县一起参加骑兵团的三十五位战友，现在连他在内，只剩下八个人了。

告别冀南，骑兵们来到豫北。冀鲁豫根据地和冀南相隔不远，两个军区多次并肩作战，所以骑兵团对这里并不陌生，杨得志司令员也是大家的老熟人。

不过，冀南的部队属于一二九师序列，而冀鲁豫军区属一一五师序列，虽然大家都是八路军，但是在一些习惯上还是有所不同。［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比如，冀南的部队番号是以“新”字打头的，叫做“新四旅”、“新七旅”；而一一五师这里是以“教”字开头，称为“教一旅”、“教三旅”……骑兵团到了冀鲁豫也不好再叫“一二九师骑兵团”，只能改为“冀鲁豫军区骑兵团”或者“四分区骑兵团”。

不过，当地老百姓弄不清这里面的名堂，看见黑马、红马、白马，一队队地开过来，就“白马团”、“黑马团”、“红马团”地乱喊。骑兵们也胡乱答应着，反正喊来喊去都是这支队伍。在当时，华北的八路军只剩下这么一个骑兵团了。

四分区的司令员是赵承金（开国少将），政委是张国华（开国中将），还有个戴眼镜的副司令员朱程（1943年牺牲）。这是个刚建立没几个月的新单位，活动区域主要在河南的北部，分区总部设在昆吾县（1949年被撤销，并入濮阳县）。

豫北这一带，敌我力量犬牙交错，周边的敌对势力除了日伪军，还有“会道门”武装和国民党顽固派。二十一团和骑兵团到来之前，四分区的部队是由河北民军改编的抗日武装，力量小，战斗力不强，老是受别人的欺负，只能在日伪顽军的包围中搞一些“小打小闹”。有一次，部队偷袭东明县的临濮集，击毙了十几个伪军官，分区领导就高兴得不得了；可骑兵们都觉得这动作太小，是武工队的把戏，没多大意思。

三月的一天，部队接到命令：二十一团和骑兵团到滨河地区侦察敌伪作战意图。战士们觉得很奇怪，滨河县是共产党在滑县和长垣县的交界地带设立的一个临时县，地盘很小，派两个主力团去那里侦察什么情况？

“半截秀才”李大鹏这时候是团部的通讯员，他向刘春雷透露了一个情况：

头一天，曾团长和况政委去四分区开会，在张国华政委那里遇到几个正在哭鼻子的地方干部。他们是长垣县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刚刚被国民党专员邵鸿基给赶了出来。除了两位女同志，其他的人都挨了板子，屁股都被打肿了。张国华政委还兼任着地委书记，地方上的事情也归他管，看见这个情况十分气愤。曾团长当时也提出要惩治邵鸿基。

如此说来，这次侦察活动的目的，也许是要找机会教训一下邵鸿基。

邵鸿基是骑兵团的老熟人了，他原本是国民党的南宫专员，是刘春雷家乡的父母官，在冀南的时候就配合石友三搞摩擦，经常和抗日民主政权作对。1939年，冀南军民反击石友三，邵鸿基也被打得一败涂地，从此被赶出了自己的辖区，只好扛着河北专员的牌子到河南来继续反共。现如今，他的身份是“冀察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自称是“反共专家”，还吹嘘说“共产党的那一套我都懂，都有办法对付”，专门和八路军的主张唱反调。

于是，骑兵团就开往滨河地区“搞侦察”，二十一团也心照不宣地同时开拔。

刚到长垣县，就听说邵鸿基的部队出来了，主力赵子安支队进驻大索庄，另一个支队将在小索庄宿营，总共有一千四百多人。这个情报不仅很准确，得来也十分容易。因为邵鸿基根本不知道八路军四分区新来了两个主力团，所以事先派人到村里拉条幅、搭戏台、预备饭菜，大张旗鼓，兴师动众，毫无防备。

邵鸿基摆在面前了，打不打？大家有点伤脑筋。

人家邵司令虽然很浑蛋，但毕竟不是汉奸，而且大小还是个国民政府的专员。先前，军分区领导派部队到滨河县来，明说的只是“侦察敌伪意图”。这“教训邵鸿基”的意思是大家自己猜测的，万一没猜对可怎么办？

骑兵团和二十一团刚到新地方，该打的仗不打，显得胆小怕事；可要是打了不该打的仗，一见面就给上级领导捅个娄子，那也不好交差呀！

二十一团的常仲连团长（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跑来和曾玉良商量这件事。当时，骑兵团有个小电台，可曾团长又觉得不能发电报请示，因为，首长没有明说的事情就是不方便说，硬要问个水落石出，岂不是让上级“坐蜡”吗！

况玉纯政委想了半天：“还是打吧。反正是打，不打则已，要打就把他打痛！”

于是曾玉良团长下达命令：“顽军邵鸿基侵犯我根据地，到大、小索庄抢粮食，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们要坚决消灭他！”其他人听了直乐，三四月份，青黄不接的，抢的哪门子粮食？

大家心里明白，这大索庄和小索庄都有“会道门”组织，邵司令此番大概是想去收编门派、扩大武装。“反共专家”邵鸿基一直以来就很惹人讨厌，现在要教训他，战士们都挺乐意的。

这一仗打得很轻松。

按照计划，骑兵团收拾大索庄的赵支队，二十一团打小索庄。等战斗打响后再去通知地方政府，免得人家担责任。

二十一团的侦察队化装成买柴草的，想偷袭搞掉小索庄的岗哨。没想到邵鸿基的兵大多是当地人，不像日本鬼子那么好蒙，八路军刚靠近村子就被顽军识破了。双方一交火，二十一团只好提前发起总攻。

大索庄这边，骑兵团还没准备好呢。

小索庄那边的枪声一响，大索庄里的敌人就乱哄哄地跑出来看情况，恰好遇见了正在移动的骑兵二连。二连立刻开火，机枪、步枪一阵猛打，把敌人撂倒了一片，剩下的赶紧往回跑，八路军顺势就跟进了村子。

早就在北边准备好了的三连和徒步大队看见这情况，心说：不对啊！我们才是主攻部队，怎么能让二连先进村了呢？于是马上吹号，也冲进了大索庄。

八路军进村快，可人家“冀察战区挺进第二纵队”的赵子安支队真不愧是主力，动作更快。一见八路从北面攻进来了，不用长官吩咐，立即就从南面跑出了村，这下子可把二连、三连和徒步大队都搞了个措手不及。

本来，为了吸取南李庄巷战的教训，骑兵团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事先准备了几套战斗方案。可现在，战士们下马、分组、抢占要点，正准备布置火力打攻坚战，突然发现敌人全都跑不见了，什么方案也用不上……蒙了好一阵，骑兵们才跑回去把刚刚归拢的战马又分开，气急败坏地直骂赵支队不给面子。

四连没得到主攻任务，在黄河大堤上坐着，一肚子怒气。听见村里响枪了，也只能够伸着脖子瞧热闹，没想到，大索庄里忽啦啦跑出来好多人，乱七八糟地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瞎跑。李树茂愣了一会儿，赶紧下令：“上马，杀啊！”大伙高兴坏了，连忙列队，从大堤上冲杀下来。一时间，战马奔腾，军刀闪亮，真是痛快极了。

不过，跑出来的敌人实在太多，四连来回冲杀也忙不过来。在平地上乱跑了一阵的赵支队也醒悟了些，急忙向东面大堤上冲，想抢占制高点。眼看敌人就要上大堤了，堤上突然又出现了一支队伍——那是况政委带领的一连！

敌人一下子就被压下来了。这时，二连和三连也会合赶到，把赵支队压到了一块洼地里，惊慌失措的顽军就在这里投降了。

刘春雷没有参加大索庄的战斗，当时，他正在外面扭秧歌呢。

滨河县是新开辟的根据地，这里的老百姓对八路军不大了解，好多人一见到部队就跑到荒野里去，即使没有跑走的，也是躲躲闪闪，搞得我们的工作很不好开展。要发动群众，就要先从消除顾虑、活跃气氛、加深了解做起，因此，八路军派出秧歌队，跟着宣传干事走村串户去演出。

秧歌队分男女两组。那时候骑兵团没有女兵，女角都由男的扮演，刘春雷面貌秀气，就装扮成了大姑娘。每次到了村口，就敲锣打鼓开始演出。男的挥舞霸王鞭，用一根竹竿系上两串铜钱，挥舞起来“哗啦啦”直响；“女的”就端着荷花灯扭来扭去。手舞足蹈一阵，大家开唱：

新年到，隆里咯隆！新年到，咯里咯隆！

男女老少大家好，嗨，大家好！什么好？身体好；什么好？团结好，团结好来打败日寇立功劳。

隆里咯隆，咯里咯隆！

新年到，隆里咯隆！新年到，咯里咯隆！

人人拥护抗日军，嗨，抗日军！什么军？新四军；什么军？八路军，八路军来打败日寇立功劳。

隆里咯隆，咯里咯隆！

…………

部队扭秧歌的时候，地方干部也跟着，县政府、妇救会和“青抗先”都借机发动群众。老百姓觉得八路军亲切可爱，也就消除了戒备心理，高高兴兴地从这个村尾随到那个村，不仅开心地看，有的也跟着唱跟着学。大刘脸上的胭脂口红被汗水洗掉了，还会有小媳妇嘻嘻哈哈地抢着帮他抹上。

骑兵团打大索庄，事先没有通知地方政府，秧歌队的人也就不知道。

那天早上，大伙化好妆刚开始表演，骑兵团派人来向县长报告情况，说是大、小索庄战斗已经打响。演员们一听这消息，哪里还顾得上唱歌跳舞，连妆也不卸，骑上马就跑。

跑到小索庄附近，发现几十个逃出来的顽军，骑兵立刻组队冲击。有个家伙刚把机枪架到沙丘上，就被大刘冲上去一刀砍了。其他的人吓得举手抱头不敢动弹。紧接着，又接连冲出来几伙敌人，八路军就摆成阻击线射击。打了一会儿，对面的敌军官从枪声中听出了名堂，说“没办法，遇到老部队了”，于是缴枪投降。

秧歌队押着七八十个俘虏赶到大索庄，战友们看见他们的模样都哈哈大笑。

俘虏兵们也觉得奇怪，这花里胡哨的队伍是些什么人物？涂脂抹粉，穿红着绿的，还很能打仗。

打扫战场的时候传来一个新闻，通信员李大鹏一个人抓了九十多个俘虏！这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李大鹏就是“半截秀才”皮皮。他曾经是刘春雷手底下的兵，因为有个掉马的毛病，被调到团部当通信员去了。

说起来，李大鹏骑马的技术原本不错，上马下马一溜烟，乘骑冲刺、越障的动作也很利索，可就是一听见枪响就从马背上掉下来。在骑兵看来，战场掉马是胆小惊慌的表现，可皮皮不承认，说自己是兴奋。

“兴奋是啥玩意儿？是害怕吗？”

“不害怕，兴奋是高兴！”

“高兴？你高兴了从马背上下来干啥？”

“……呜呜，哇哇哇……”

刚开始的时候，皮皮分在四连，后来四连不要他了，又调到二连刘春雷这个排。结果枪一响，他还是从马上掉下来。刘排长就跑去找领导：“你们把大鹏弄走吧，免得以后出了什么事，我对不起老舒处长。”团长没办法，只好把皮皮弄到团部当通讯员。

大索庄战斗打响以后，曾玉良团长派通信员去二十一团通报情况，说：“我们这边的敌人出村子比预想的要快，有可能会逃往小索庄方向，请他们有所准备。”皮皮接到指示，打马就走。

骑马赶到小索庄，二十一团也四处追击敌人去了。没找到团领导，皮皮就信马由缰在野地里乱转。

离河堤不远有一片瓜地，稀稀疏疏地长着些枣树，还有几处被水冲毁后废弃的房子，皮皮路过这里的时候听见里面有声音。要是换了别的战士遇到这种情况，起码要先侦察一番再作打算，可皮皮却不管这些，直接策马就过去了。到了跟前一看：呀！好多敌人……

好个小皮皮，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嘴皮子照样利索，大声宣布：“我们八路军，开来了十个团，现在已经把你们包围了。不投降没好处，投降才是聪明人！我们八路军是宽大俘虏的，现在我给你们讲政策……”

那些顽军倒也爽快，赶紧表态：“小长官，我们明白，我们投降……”

“急什么？不要吵闹，先听我把政策讲清楚！”

邵鸿基的兵只好老老实实坐着，听皮皮“长官”作报告。

“……都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我们把枪交到哪里？”

皮皮这才想起来，枪还在敌人手里攥着呢，连忙指了块空地作为缴枪地点。几个老兵油子带着大家把枪摆放整齐，指挥俘虏们排队坐好，还抽空告诉八路军的小长官：“缴上来的枪要把枪栓拆下来放在旁边，这样才算合规矩。”

有个糊涂俘虏手脚慌张，从裤腰里掉出一卷钞票，吓得站在旁边不敢捡。老兵拾起来帮他塞回去，还说：“共产党军队是最讲仁义的，只要缴了枪就行，私人钱物是不受侵犯的……”

皮皮觉得这几个家伙真不错，挺佩服地问：“你们怎么知道这么多？”

“以前，我们几个在路南被李先念的队伍抓过，这些政策都明白……”

噢，难怪，是老俘虏兵了，经验丰富。

缴枪完毕，俘虏们按规矩坐好，大伙就闲聊天。

“长官年纪不大，俨然已是骑马挎刀（通讯员使的是盒子枪），真是少年英雄，前途无量。”

“我不是什么长官，我在团部工作。”

“在团部，哦，那是副官，一样的，也是长官。”

“你们缴来的怎么都是枪，有没有炮啊？”

“我们没有炮……”

“哎呀，要是有炮就好了，缴获了炮我就能登报了。”

按当时的规定，缴获轻武器和五发子弹获表扬，缴获重武器记功，缴获火炮可以登报表彰。皮皮很想风光一下。

“真是的，装备不好，实在不成样子。我们支队没有炮，就连赵支队也没有……”俘虏们很替皮皮惋惜，好像他没能得到登报表彰，应该怪邵鸿基司令配合得不够。

正聊着，从外面跑过来一个小兵，“登登登”地窜进俘虏群，找了个空位置就坐下了。

这怎么行！不懂规矩，不打个招呼就想当俘虏？没门！

“出来出来，谁让你进去的？你的枪呢？”

“我是马弁，没有枪，只有根军棍……”

“那军棍呢？”

“丢在那边房子里了，我去拿来。”

小马弁“登登登”地又跑走了。

过了一阵他又回来了，问：“八路，那边还有人，也想投降，你这里还要人不？”

“要，你去叫过来吧。”

好家伙！一下子过来好几十号人，办完缴枪事宜再一数人头，总共九十八名俘虏！

小马弁坐在皮皮旁边，看见他老是摸头，就问：“八路，你老摸头干什么？”

“昨天睡觉把脖子给崴了。”

“来，我帮你捏捏。”

于是小八路就让小俘虏兵掐他脖子。别说，捏得还挺舒服。

“小马弁，你多大了？”

“我十七，你呢？”

“哈哈，咱俩一般大。你是怎么当兵的？”

“我本来是学剃头的伙计。有天来了个长官叫我去兵营里剃头，进去了以后就不许走了，就这么当了兵……”

“你来咱们八路军干吧。”

“行啊，你帮我说说，到哪里都是吃饭。”

两人聊着，旁边还有人插嘴。这些俘虏中有的是逃跑途中被打回来的，受了伤。哼哼唧唧地直叫唤：“长官哎，我挂彩了，怎么办啊？”

“别急，等一会儿我们部队有医生给你治。”

“长官哎，我口渴，有水喝吗？”

“呸！我今天从早晨到现在都没喝水呢，你还是忍着吧！”

“……”

这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有俘虏说：“是不是赵支队过来了？”皮皮赶紧喊：“都别乱，逃跑了对你们没好处！”

小马弁脱下自己的衣服给皮皮披上，说：“八路，穿上我们的衣服，别叫人发现了你。”自己跑出去看情况，回来报告：“是你们的队伍追着我们的人跑。”又叮嘱说：“八路，你可要指挥好，不要让你们的人把咱们给打了。”

皮皮赶紧骑上马跑出去喊叫：“喂喂！我是骑兵团的，这里面都是我们团的俘虏。”

皮皮把俘虏押送回大索庄，曾玉良团长问：“你把情况送到了？”

“我没找到二十一团的指挥部。”

“没找到人？那你都干什么去了？”

“报告团长，我带回来一个连！”

回头一指，九十多个俘虏正排着队过来，有的扛枪，有的拎枪栓，走得整整齐齐……曾团长的嘴都合不上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喊“皮皮”这个外号，大家都亲热地称呼这个小战士为——大鹏。

战斗结束后，县政府的人员才赶到大索庄，骑兵团把缴获的枪支都移交给了县大队。地方干部很激动，说：“我们没赶上打仗，却得了这么多战利品，真不好意思。”况政委解释说：“敌人想要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八路军就应该消灭他们，用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抗日政府！”

战士们也说：“邵鸿基的部队太窝囊，这些武器给他们拿着也是浪费，不如趁早交给县大队，对抗日民主更有帮助。”

话虽这么说，但干部们心里真有点犯嘀咕。这次打邵鸿基，事先没有请示上级，凭的是团长、政委的主观理解，既不知道该不该打，也没想到会打得这么大……唉，这也怪邵鸿基太没用，本来只是想教训一下，谁知道一不留神就变成歼灭战了。

大索庄战斗刚结束，骑兵团就给军区领导发电报报告了情况，大致是说：敌顽邵鸿基部进犯我索庄地区，骑兵团和二十一团配合地方政府予以还击，俘虏若干，击毙若干，缴获若干……我团受伤一人，阵亡一人。

这次战斗，骑兵团只牺牲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却正是一连的排长胡彦明。当时，一连到达战场后，立刻展开冲锋。敌支队长赵子安发觉大势已去，就保护着邵鸿基突围。胡彦明看见两个人骑着马拼命向南逃跑，知道一定是当官的，就孤身去追。没想到赵子安枪法很好，"奇"书"网-Q'i's'u'u'.'C'o'm"回头打了一枪，胡彦明当场就牺牲了。

得知这个消息，刘春雷非常难过。胡彦明是他的师兄、同乡，是立过大功的抗日功臣，大刘是在他的影响下参加八路军的。前段时间，胡彦明的排里有人开小差，影响了集体形象，他这个当排长的就一直惦记着挽回荣誉，结果这次抓俘虏心切，反而遭遇了不幸。

在胡彦明的遗物中发现了那本《航空判读》，大家都伤心地说：“可惜了，多好的一位干部，要是不死，说不定真能坐着飞机看地形呢！”

大索庄战斗之后，冀鲁豫军区通知骑兵团的政委去谈话，大家心想：坏了，这下子要挨批评了。

先到了四分区驻地昆吾县，军分区政委张国华请况玉纯吃早饭。况政委问：“军区领导找我谈什么事呀？”张政委不肯说：“你去了就知道了嘛。”搞得况玉纯心里七上八下。

当时，冀鲁豫军区总部在河南范县。到了那里，好家伙，司令员杨得志、党委书记黄敬、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开国中将）和参谋长阎揆要（开国中将）都在会议室里等着。大家望着况玉纯，只是笑。

司令员和书记推让了好一阵，黄敬书记才板下脸来问骑兵团政委：“中央对顽斗争的新方针，你们接到了没有？”

“没有啊，我们是刚从冀南军区过来的，没有接到文件。”况玉纯也不是傻子，知道什么可以承认、什么不该承认。

“这次去滨河县，四分区给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要我们到滨河一带加强侦察，我的理解是伺机打击敌人。”

“你们骑兵团有没有电台？为什么不向军分区请示？”

“有电台。但当时我们想打邵鸿基一个立足未稳，来不及请示了。”

“你们团领导当时是什么意见？”

“曾团长事先问过我的，我的回答是：不打则已，要打就消灭他。可是，我们真的来不及打电报向四分区请示了……”

黄敬书记笑了起来：“中央有个新精神，在对顽斗争中要加强团结。不过你们没收到文件，也怪不得你们。当然，你们的电台还是要经常使用才行，最好先请示再打仗。”

况玉纯汇报完情况，这一关总算是过了。几位军事首长也轻松起来，一致夸奖这一仗打得漂亮。

大家闲聊的时候，黄敬书记就翻看骑兵团带去的宣传材料，突然笑了起来：“知道吗？这篇文章是在把你们比做曹操呢。”

这让大家吃了一惊。原来，大索庄住着一个老学究。战斗结束后，地方干部希望当地老百姓写个文字材料，群众就推举了他。于是这老先生写了篇骈体文，咿咿呀呀的，满是“仁义之兵，吊民伐罪”之类的好话，大家觉得水平挺高，就送上来了。

黄敬说：“这文章是借用了官渡之战中‘河上老人箪食壶浆’的故事，地点差不多，意思也不坏。只是，我们八路军不是什么真命天子，也不会相信殷馗那样的神仙道士……”

大伙听得目瞪口呆。黄敬书记是浙江绍兴人，是共产党里有名的大才子，要不是他把关，这篇文章登到报纸上可就出洋相了。

这里一波未平，那里一波又起。

阎揆要参谋长以前在西北军的时候也带过骑兵，于是就和骑兵团的干部大讲骑兵战术。正说得高兴，作战参谋边乔反驳他说：“你的打法不对，骑兵应该回旋于内外线，主动寻找利害转变点；现在要求骑兵沿中心轴线向外推，只能是短促出击，效果不好。”

阎揆要参谋长是黄埔一期的，边乔参谋是东北讲武堂九期的，两个军校生辩论了一会就吵了起来，西北军和东北军互不买账。吵着吵着，边参谋昏了头，突然冒出一句：“现在的根据地就像鸡拉屎一样，东一摊西一摊，中看不中用……”

这句话可就惹祸了。

先前争论骑兵战术，首长就已经不耐烦了，现在居然敢批评到根据地建设上来。杨得志司令立刻就拍了桌子：“撤职！处分！”这边乔也真犟，敬了个军礼就出了会议室。

大家都觉得奇怪，边乔平时闷头闷脑的不爱吱声，怎么一开口就点这么大的炮仗！况政委说，还好是遇到了黄敬书记和杨得志司令员，这要是放在早些年的红四方面军，有那句话都够枪毙几回了。要知道，冀鲁豫的根据地建设是刚受到党中央表扬的呀！

不管怎么样，边乔的职务是没有了。当时，作战参谋是营级干部，边乔被一撸到底，去通信队背电台，摇发电机。

其实，边乔的火气这么大，多半是因为不愿意让骑兵团去开荒种地。职业军人出身的他，对八路军的“大生产运动”不理解，有抵触情绪。

在冀鲁豫军区的这次会议上，党委书记黄敬向骑兵团传达了一个新任务：到沙区去帮老百姓种地。原来，由于旱灾，许多老百姓都丢下土地逃荒去了，为了不耽误春耕，军区要派部队去参加生产救灾，帮群众补种庄稼。

黄敬书记告诉况玉纯：“执行任务之前要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犁地是要伤战马的。我在冀中工作时有体会，伤了马战士们可想不通了，是要哭鼻子的，难办啊！”

况玉纯政委当即表示：“豁上一个连的马也要完成生产任务。”

其他人都没接嘴。黄敬书记见状也挺明白，笑笑说：“任务要完成，也要做好思想工作。”

思想工作是在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是反对单纯依赖上级的错误思想，同时号召全体同志爱护病号、爱护身体、爱护马匹，加强生活管理，克服认为参加生产是“额外负担”的情绪。

至于犁地伤害战马，那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只有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低点。

骑兵团的代耕地在内黄县的沙区。所谓“沙区”，就是黄河改道后的故道。这里早已没有了滔滔河水，四周只剩下些大大小小的沙丘。听领导说沙区原来是群众基础很好的根据地，并且盛产花生和大枣，可战士们一路上只觉得人烟稀少，看不到有什么粮食作物。

部队出发前，准备了几大车粮食。马匹和战士的食物一样，全是黑豆。

黑豆这东西，虽说是杂粮，可比不了小米，也不如山药蛋和荞麦面，唯一的好处是个“懒庄稼”，种下去就不用管，收获起来一大堆，兵荒马乱的年月里种它挺合适。

黑豆一般是用来喂牲口的，在平常，即使最穷的人家也不会拿它当正经粮食。刘春雷当兵以前是开豆腐坊的，见到的豆子多了，可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要吃黑豆。这玩意儿炒着吃，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下锅一煮，出来的是黑红色的稀汤，气味难闻，本来饿得很，可一闻到那味道就猛反胃，简直吞不下去。

去沙区的路上，刘春雷担任收容后卫，远离大部队慢腾腾地走着。这时候，路边岔道上过来两个生意人，边走边开心地说着话。年纪大的那人带着顶礼帽；年轻的那位的头上包着白毛巾，穿着小褂。两人干净整洁，见人就热情地打招呼。这让大刘想起了自己在石家庄饭馆里当伙计时的情景。“如果不打仗，现在自己也在跑买卖了吧，也许成家了吧。……”一时间，他对战争前的安宁岁月充满了温馨的回忆，眼泪差点掉下来。

到沙区去的路越走越荒凉，部队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以往行军是为了打仗，大家对周围的景致并不在意；而这次是去搞生产，战士们对地理条件就比较关心。走着走着，四边全是荒地了，看不见路人。大风刮起，沙砾打在脸上一阵阵生痛，连眼睛都睁不开，大家于是愈加烦躁起来。

领导们也觉得气氛不对，一个劲地鼓动打气，可效果并不大。

到最后，大家都是阴沉着脸赶路。

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了沙区中心的井店集①，发现这里也是冷冷清清毫无生气。以往，八路军到老根据地，路口总有男女老少迎接，热情地张罗着安排住宿。可这次，等了好久才出来一个人，病歪歪的，有气无力。曾团长和况政委一面和他交谈，一面安排干部们分组探访百姓。

进了村，发现四处房屋破败，大门半掩，十室九空，院子里停着尸体没人管。即使有活人的屋里，也只剩下个把老人，灶里的火早熄灭了，人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有间房子里，床上躺着饿死的母亲，怀里还抱着死去的婴儿……

幸存的百姓看见八路军来了，就像见到了大救星，泪流满面，不停地作揖，好久都哭不出声音来。

打了几年仗，骑兵们早就习惯了生与死的场面，可是，村里的惨状还是让久经沙场的战士们禁不住捂住了眼睛。回到村口，很多人都哭了。

原来，就在去年，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在汉奸孙步月的配合下对沙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为制造“无人区”，敌人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无论男女老幼，只要遇上，无一幸免。仅在南张堡等十五个村子，就有一千八百七十二人被害。杨固村有七口水井，其中六口填满了被害的群众，很多人家因此绝户。

汉奸孙步月是豫北一带的大地主，挂过“千顷牌”。他不仅帮着鬼子杀戮抢劫，还把沙区的枣树都砍了，把木料拉走修据点，其他的就放火烧掉，以此断绝群众的生活来源，逼迫人们搬走。汉奸的手段和鬼子一样的毒辣疯狂，灾区的许多老百姓一听见孙步月的名字就发抖。

自然灾害和敌人的抢劫使得当地粮食断绝，大屠杀又使得许多村落成为了废墟。大批群众被迫外出逃荒，留下的老人和孩子身体虚弱，大多冻饿而死。昔日繁华的乡村，如今到处是残垣断壁，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如果不及时把春耕春播搞好，沙区也许就真的就要变成了“无人区”了。

日军的罪行是最有力的反面教材，惨不忍睹的现状胜过了千百次思想教育。骑兵团战士们的拳头捏紧了，满腔的激愤化成了无穷的力量，也化成了战天斗地的实际行动。所有的人，原先软弱的想法消失了，埋怨的情绪消失了，动摇的思想消失了。大家都明白，如果不坚强地战斗下去，就会当亡国奴，就会有沙区百姓一样的悲剧再重演。

《铁骑报》连续发出了动员号召，曾玉良团长说的是“洒尽全身血，还有硬骨头，拼死和日寇干到底”，况玉纯政委提出“变沙区为绿色原野”。政治处把标语写在了墙上——打仗勇敢杀日寇，生产勤劳救群众！

部队分散到了各代耕点。“无人区”赤地一片，满目凄凉，战士们先要清除杂草和灰土，还要清理床边屋角无人掩埋的尸骨残骸。尸体大多腐败了，有的尸骸已经风化剥落了，认不出模样来。工作没多久就有人病倒了，一检查才发现是霍乱。上级赶紧设置疫情观察哨，还送来了大批烧酒到处喷洒。

骑兵们打扫卫生、掩埋尸首、分发粮食、修理房屋，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把军粮支援给群众以后，战士们自己就挖野菜、吃树皮。由于先前敌人把死尸塞到井里，上面压上磨盘，使得生活用水遭到污染，所以吃水饮马也都要另建设施……这么忙碌了十多天，才开始耕种。

团里规定，每人每天耕种一亩地，但干部和党员都纷纷给自己加任务。政治处也开展了“看谁耕地多，看谁贡献大”的竞赛活动。刘春雷原先在家里时并没有种过地，团里像他这样的战士也不少，可大家都咬紧牙关、勒紧腰带拼命干活。每天，各班留一人挖野菜、准备饭食，其他的人则牵马下地，早出晚归抢种粮食。

为了保护战马，人和马一起拉犁；那些有战伤的干部战士，自动结成小组互相鼓励。每个人手上都打起了大血泡，每天都有同志因饥饿劳累晕倒在地里，但谁都没有怨言，依然你追我赶地进行生产。三连指导员赵有金（1943年牺牲）每天能耕两亩地，被评为模范；团长曾玉良天黑了还在地里忙活，被称为“铁汉”，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经过八路军的大生产运动，沙区的耕地补种上了粮食。外出逃荒的群众也陆续回来了。看见黄沙一片的荒地又蒙上了绿色，老百姓抱着八路军战士激动得直哭。地方政权组织也重新恢复起来，沙区的村庄又重新呈现出了生机。

在沙区，刘春雷第一次听到了《黄河大合唱》。

当时，边区行署的干部也到灾区参加生产劳动。傍晚收工的时候，宣传队的十多个男女排队站在村口，没带锣鼓乐器也没穿戏服，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准备要干什么。反正周围已经聚集着许多围观的战士和群众，大刘也就挤在人群里看热闹。

队列里，一个戴眼镜的青年走出来，用浑厚响亮的嗓音向大家发问：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听见这深情的吟诵，喧闹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刘春雷只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被揪紧了。

咳哟！

咳哟！咳哟……冲上前！

咳哟，冲上前！

咳哟，冲上前！

乌云哪，遮满天！波涛哪，高如山！

冷风哪，扑上脸！浪花哪，打进船！

咳哟！咳哟……

伙伴哪，睁开眼！舵手哪，把住腕！

当心哪，别偷懒！拼命哪，莫胆寒！

不怕那千丈波涛高如山，

行船好比上火线，团结一心冲上前！

咳哟！咳哟……

紧张激情的混声交错响起，在场所有人的面孔都涨得通红，无论是干部战士还是老百姓，全都被高亢的战斗呐喊震撼得泪流满面。

整整四五天，骑兵们的耳边都萦绕着这激昂的曲调，从此，刘春雷就坚定地认为：《黄河大合唱》是全世界写得最好的歌曲。(奇书网|Www.qinkan.net)

八路军的大生产活动是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中进行的。1943年，日伪在华北地区建立了密集的封锁线，仅在冀鲁豫边区就有据点一千零九十八个、封锁沟七百公里，把广大的乡村分割成无数的小块。

与八路军相对峙的，除了日伪军，还有国民党顽固派、地方封建势力以及见谁打谁的土匪。敌我势力犬牙交错，一些地方名义上有共产党的政府，实际我们只掌握了方圆几公里的地盘，被戏称为“一枪打穿根据地”。这些地方没有防御纵深，主力部队待不住，地方干部办事要化装，运送物资要武装护卫，骑兵团就经常充当保镖队、救援队，在敌后来回穿插。

1943年，骑兵多次担任护送任务，从没有出过事。

年底的一天，二连奉命护送一位干部过平汉路。以往，这种任务骑兵们干得多了，最多也就是出动一个排，这次却显得格外慎重，不仅全连出动，而且还由作战参谋李华珍带队。到了集合地点一看，整个护送队有穿便衣的，有穿军装的，加起来起码有一个营，把刘春雷他们吓了一跳，心说这一定是个不得了的大干部。跑去问李华珍，他还保密不肯说，直到任务完成回来才悄悄告诉二连长张起旺：那是新四军的陈毅军长，要到延安去开会。

当时，根据地实施精兵简政，机关规模缩小，有些部队的团部都被撤销了。干部们也进行了分流，有的转移去后方大根据地，学习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的知识，为将来的反攻做准备，所以被称为“反攻干部”；有的就留在敌后游击区坚持斗争，就叫“咬牙干部”。

骑兵团既要护送“反攻干部”安全过路，也要协助“咬牙干部”坚持斗争。

9月里的一天，五分区朱程司令员在山东曹县遭到日军合围，正在执行任务的骑兵二连得知情况，紧急前去救援。

刘春雷他们赶到曹县附近，五分区的部队已经被打散了，一路上不时能遇到蓬头垢面、满身血迹的伤员。骑兵们设置撤退拦阻线，收容了不少民军第一团的失散人员。据他们说，当天上午，民一团团长桑玉山、副政委何楚雄牺牲了，朱程司令员和鲁西南专署专员袁复荣、五分区政治部主任（兼民一团政委）魏明伦等人都被鬼子的快速部队包围，情况不明。

所谓“快速部队”就是日军骑兵第四旅团，他们专门在大“扫荡”中追击八路军的指挥机关。这时候天色已晚，骑兵二连转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打听到五分区机关的下落。第二天，遇到五分区骑兵连的指导员，他亲眼看到朱程和警卫员被打死在王厂村，袁复荣专员和魏明伦政委也同时牺牲了。

朱程是华北民军的抗日领袖，他先前是四分区的副司令员，刚调到五分区不久。朱程的日语水平很好，作战时常听见他向日本人喊话，四分区缴获了日军的文件也送去给他看。他的牺牲对冀鲁豫抗日战场的震动很大。刘春雷他们也感到非常懊悔。骑兵们觉得，如果当时的行动再快一点、情报再准确一点，没准就可以把五分区和鲁西南专署的领导救出来了。

朱程和袁复荣牺牲以后，曹县青集镇一带改名叫复程县。七分区政委赵基梅（1947年牺牲）接任五分区司令员，主力部队也加大了对五分区的支援。

158①井店集：今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镇。

在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咬牙坚持着，国民党军队却坚持不下去了。

19４３年５月，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在河南的陵川地区叛变投敌。他们当了伪军，番号不变，只不过把“国民革命军”的招牌换成了“和平建国军”，下辖第四十军、二十七军和新五军。

从1941年到1943年，国民党大批高级将领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纷纷叛国投敌，这也是汪伪“和平军”高速扩张的时期。如果说1941年以前八路军面对的敌人是日军多伪军少，1941年、1942年间是鬼子汉奸各占一半，那么，1942年以后的伪军数量就急剧增加，远远超过了日本鬼子。从那以后，日军越打越少，伪军却越打越多，到了1944年，冀鲁豫根据地当面的敌人，伪军居然是日军的十二倍！

国军变成了伪军，唯一不变的宗旨是“反共”。抗战期间，汪伪“和平军”加上“华北绥靖总署”的治安军，总数超过了一百万。这些伪军基本上不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几乎把全部的力量都用于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和国民党顽固派沆瀣一气，给根据地军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挑衅的矛头指向了共产党。6月，胡宗南部向陕甘宁根据地进攻，掀起了新一轮反共高潮。这使得国共两党的关系再度恶化起来。6月底，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在李仙洲的指挥下，经冀鲁豫边区的单县、曹县，向八路军山东根据地方向攻击前进。与此同时，已投靠日伪的庞炳勋伪第二十四集团军也向冀鲁豫根据地开来，军区立刻下达作战命令：“坚决阻击。截住庞炳勋，顶住李仙洲。”

骑兵团首先打击的是伪四十军三十九师，这是庞炳勋看家的老底子。

在战前的动员会上，领导再三强调，庞炳勋是历次反共摩擦的急先锋，现在又当了汉奸，是个双料大坏蛋。战士们群情激愤，个个都想杀敌立功。

7月2日，骑兵团奔袭东明县沙窝村，攻击三十九师特务营。

一大早，沙窝的敌人正在村口列队，准备出发，完全没有想到骑兵会突然打过来，惊慌之下，纷纷往村里撤。于是，冲在最前面的骑兵四连追着敌人就杀进了村里，其他人在曾团长的带领下也趁乱跟了进去。

当时村里面混乱极了，骑兵们抡着马刀砍，把膀子都甩木了。伪军们有的往屋里钻，有的就顺着道路跑。刘春雷听见连长在不断地提醒：“一路杀过去，不要往胡同里追。”胡同里的空间太小，战马转不开，骑兵容易吃亏。

从东口杀到西口，正准备再杀回去，发现敌人开始往街上丢手榴弹。团长喊着：“开枪压住房顶，大家出村去！”大家就退了出来，把村子围住了。

出来了才发现村子里面着火了。7月份，正是干燥的时候，不一会儿就火势冲天，还引起了爆炸。骑兵们守在村子外面，敌人几次冲出来都被打了回去。八路军战士不停地向伪军们喊话：“快缴枪！投降了就让你们出来。”“快点投降，我们帮着救火啊！”“都是中国人，别害了老百姓呀！”……这么喊了好一阵，敌人投降了。

在沙窝村，刘春雷再次负伤。不过，这次不是被枪弹打的。

伪军投降后，八路军就冲进村里，分派一些人收缴武器，大部分战士都去救火。大刘正在一户人家的厢房里忙着泼水，旁边的牲口棚子烧起来了。有个稀里糊涂的“二百五”就想用手榴弹把火炸灭。“轰隆”一声，牲口棚没动静，厢房却被震垮了，把救火的人全埋在里面。刘春雷的肩膀和手脚都受了伤，被抬了出来。

伤员们在村外的空地上等担架。大刘看见身边躺着一位，熏得黑糊糊的，认不出是谁，就问：“你是哪位啊？”那位回答说：“二连二排长。”

咦？不对呀！刘春雷心说，二连二排长应该是我自己呀，到底是他被烧糊涂了还是我糊涂了？

仔细一想，明白了，呵呵地笑了起来——敢情这位是三十九师特务营的二连二排长。当时，三十九师虽然当了伪军，穿的还是原来西北军的军服，被火一熏，看上去就和八路军的打扮差不多。

那个“二排长”也是在救火时受的伤，被大刘笑毛了，不高兴地说：“有啥好笑的？要不是为了救火，你们也打不进村子。”并且还说他当初打台儿庄战役，守阵地三天三夜不睡觉……刘春雷反问道：“你这么能打，怎么还当了汉奸？”那家伙就不吭声了。

没多久，担架队来了，把伤员们往后方抬。过道沟的时候，担架突然垮了，一家伙把刘春雷从坡顶甩到沟底。脑袋摔破了，轻伤变成了重伤。卫生员赶紧跑过来抢救，后勤队队长也气得直骂。

原来，这两个担架员为了图轻便，找了根细木棒子当抬杠，可搬运的战利品又太多太重，走路一晃悠，担架杠子就断了。

那时候，八路军打仗清理战场，除了武器弹药和文件资料必须由部队收缴以外，也允许战勤民夫拾捡衣物、粮秣之类的战利品，算是物质鼓励。

地方不同，担架员的性格也不大一样。河北人爱面子，一般先把战利品集中起来，搞个评比，戴上大红花再把东西领回去，弄得挺复杂的；山东老乡胆子大，部队在前边打，他们就在后面剥衣服翻口袋，搞急了还和八路军一起往上冲；河南的老百姓会过日子，看到什么东西都有用，什么东西都想扛，家具、农具、锅碗瓢盆，连门板都敢拆了搬回家。

当然，凡事也不绝对，哪个地方都有爱贪小便宜的人。南李庄战斗后，李树茂受伤昏迷躺在担架上，怀表和自来水笔都被人摘走，这就有些过分了。不过也总有手脚笨的老实人，转悠了半天，什么玩意儿也没捡到，怪可怜的，八路军也就酌情分给他们一点，安慰情绪。

比如大索庄战斗，部队伤亡小，担架队没事干，就漫山遍野去捡东西。有个姓傅的老头啥也没找到，很不情愿，骑兵团就把自己的战利品摆出来让他挑。傅老头选了个洗脸盆子，满意极了。没想到过几天，这老头背着两百斤电线到部队来还人情，原来他和家里人跑到几十里外去砍了鬼子的电线杆子，真够不要命的。

部队上报的缴获清单中，被服、布匹、粮油和生活用品的数量一般都不如实写，因为不是所有的战斗都能有战利品的，需要留出余额以备战勤。手榴弹和子弹也要留出一部分支援民兵，打仗的时候，这些东西可都是硬通货。说到底，咱们八路军总不好意思让民兵同志白帮忙吧。

沙窝战斗后，骑兵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况玉纯政委的带领下配合四分区部队打焦虎集，歼灭了伪二十七军杜淑的独一旅；另一部分由曾玉良团长率领，参加“鲁西南反顽战役”。

这些战斗，刘春雷因伤没有参加。在医院，他先是听说冀鲁豫军区七团团长和十一团政委先后阵亡。接着，竟又传来噩耗：骑兵团的团长曾玉良也牺牲了。

8月中旬，鲁西南战役已接近尾声。曾玉良团长得到个情报：恶霸汉奸孙步月给鬼子送慰劳品，正住在曹县的后张楼据点。曾团长恨透了这个残害沙区百姓的大坏蛋，立刻向上级要求攻打后张楼，除掉孙步月。

上级决定从骑兵团抽两个连，再调派五分区游击支队（王道平支队）一起去打后张楼。游击支队有四百人左右，熟悉地形，两股力量合起来打下一个据点应该没问题。于是曾玉良亲自带领一、三连出动了。

骑兵按时间到达指定地点，等了好久也不见游击支队到来。这时候侦察员报告说后张楼据点里有人马出来了。大家不知道那里面会不会有孙步月，都很着急。曾团长远远地观察，觉得后张楼据点是建在坡地上的几座高房大院，如果趁敌不备实施骑兵突袭，应该可以拿下。于是决定乘马直接冲进后张楼，一举夺取据点。

命令下达，一、三连立即出击。骑兵们冲到跟前才发现，地埂上长满了十多厘米高的红柳茬子，像刀子一样插在地上，乘马根本无法接近。两个连挤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人马都有伤亡，只好由一连“守马桩”，三连下马徒步攻击。

敌人关上了寨门，据点在五六米高的坡上，那土坡就像墙一样陡。三连的战士挖脚窝搭人梯往上爬，伤亡不小。曾团长说：“一定要打进去，占住一个角，游击支队到来就有办法了。”一连看见情况紧急，主动派出一个排支援，打了一个多小时，部队冲进了据点。

三连冲进据点占住两个角，就再也攻不动了。孙步月的卫队是他收买的一群亡命徒，特别凶悍，守住院子作困兽之斗。双方子弹飞来飞去，手榴弹也扔过来扔过去。我军的手榴弹是土造的，而伪军用的好像也不是正规产品，丢在地上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

打了一阵，先是三连长吕兆清受伤了，曾团长就顶到了第一线，和三连指导员赵有金在一起。

赵有金身材高大，力气足，投弹技术也好，能把手榴弹准确地甩到敌人的院落中。渐渐地，敌人也发觉这情况了，就找了几个人和他对投。对方有颗手榴弹落在地上，赵指导员捡起来准备扔回去，可动作慢了点，还在他手上就炸了，赵有金当场牺牲。接着，敌人又投来几颗手榴弹，曾玉良团长腹部中弹，很快就不行了。

一连长万怀臣、指导员张生义跑步去见团长。曾玉良听说游击支队还没有消息，就说：“来不及了，敌人增援快要到了。”随即命令部队立刻撤退，还对张生义说：“这次仗打得不好，部队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要做好思想工作。”

一个小时后，红军干部、久经沙场的八路军战将、年仅二十九岁的骑兵团团长曾玉良牺牲了。

由于当时部队正受到日军尾随追击，战士们只好把团长就地掩埋了。直到1944年，骑兵团才派部队穿越封锁线，才把曾玉良的遗体从山东曹县移柩到河南滑县的万古集烈士陵园。

1943年9月，骑兵团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曾玉良、赵有金等烈士，军区、政府机关、地方群众代表都来了。在会上，况玉纯政委哭得念不成悼词，在场的人也无不落泪。

四分区赵承金司令员随后宣布，况玉纯政委兼任骑兵团团长，原一连长万怀臣升任副团长。

过了不久，刘春雷送一批纸张到滑县去。当时，四分区的《先锋报》报社在滑县，各种宣传材料也在这里印刷，所以缴获了油墨纸张都往这里送。地方干部很热情，把刘春雷安排在县委招待所。这儿是个财主大院，有汽油发电机，还有电灯，亮堂堂的，把大刘兴奋得睡不着觉。

这家财主可不简单，两个少爷聂真、聂元昂都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当然，他俩还有个妹妹叫聂元梓，后来的名气好像更大一些。

晚上，四地委宣传部部长赵紫阳也来了，他询问了后张楼战斗的情况，并立刻起草文章声讨孙步月，说大汉奸又欠下了抗日军民的一笔血债，我们一定要报仇。

的确，孙步月的罪行使沙区人民愤恨不已。不过，客观地讲，后张楼一仗也确实打得不好，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损失了团长。上级指出其中的教训在于：一、战前对敌情地形侦察不够，打了“无准备之仗”，导致进攻路线选择不适当，使部队在接敌运动中为障碍地所阻绝；二、战斗中的指挥位置选择不当。

指挥员“不遵守指挥位置原则”是八路军部队的老毛病了，批评了多少回也不管用。从这以后，军区明确规定，营一级单位实施战场外追击要有命令，团级单位作战要设指挥所。还规定了指挥所里要有观察哨、参谋室、通讯站。

刘春雷他们这些基层干部也集中起来学习旗语。原来光看见日本鬼子打手旗，现在咱们骑兵团也会了。

八路军的作战经验是在战斗中逐渐丰富起来的，主力部队如此，地方团队也是如此。比如沙窝战斗中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的游击支队，后来编为八路军五分区十四团，1945年在收复菏泽的战斗中立下大功，可在1943年，他们还是名副其实的“土八路”。

土八路也是八路军。之所以说是八路军，是因为他们受八路军领导，有部队番号，可以穿军装、征收军粮；而说是“土”的，则是因为他们尚没有进入正规的战区部队序列。按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地方政权守土有责，可以颁发纵队、支队、独立团之类的番号，算做是地方部队，但只能在当地活动，出那个地盘就不认账了。

土八路是地方部队，老八路当然就是野战主力。其实，大家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也不指望蒋介石政府授衔、发饷，番号是什么倒也无所谓。可是，打仗的时候，这老的和土的有什么不同呢？

要说差别，首先是部队的作战任务有所不同。野战部队的任务是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歼敌。因此，老八路就避免和日军进行无谓的接触，经常采取大范围机动，适时跳到外线寻找有利战机；而地方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依靠根据地与敌周旋，这就使得他们必须经常处于内线与敌人保持接触。所以，土八路的作战与民兵的联系更为紧密，如果不能有效地袭扰敌交通线，内线作战就会极为疲劳和被动，时常有被合击的危险。

在战术原则上，老八路强调集中力量作战，而土八路则经常需要分散突围和游击，因此他们的大行李很少，也几乎没有重武器。在战争中，日军总希望捕捉到八路军主力部队进行决战，而每当这时候，地方部队就缠住他们进行袭扰。敌人若是搜索还击土八路，老八路就机动走了；若不还击，又被敲打得挺难受。小鬼子有劲使不上，对土八路真是十分头痛，不胜烦恼。

其实，土八路和老八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八路军就多次精简野战部队，充实地方武装。比如大青山、冀东等地，由于环境恶劣，难以实施外线作战，就干脆完全取消了野战部队，大家都当土八路去了。

在游击战争中，土八路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老八路。骑兵团和地方武装配合，最经常的是破袭作战，比方说，破铁路——老八路守在交通要道上警戒和打援；土八路就负责把附近的车站或者据点围困住，虽然一般都攻克不了，但只要围着打枪，吓唬住敌人不让出来就行了；民兵拆铁轨，其他的老百姓就去扛东西。正太路是小铁轨，好办，七八个人就能抬走一根；而平汉路是大铁轨，十几个人也难以搬动，只好烧掉。那铁路的设计倒也科学合理，下面的枕木架起来点燃刚好能够把上头的铁轨烧红，民兵们拿大铁锤砸几下就敲弯了，一点儿也不费事。如果敌人援军来了，老百姓就撤退，八路军死多少人也得顶住，坚决不能让群众吃亏。这不仅是军事任务，也是政治任务。

1943年下半年以后，日军的“扫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无力，根据地建设发展很快，八路军的作战样式也随之有所改变，以前的破袭骚扰转为了拔点攻坚战，地方部队也就经常参加大规模作战。土八路和老八路一起打正规战，差距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土八路的枪法不准，远射是浪费弹药，只能抵近射击。一般打上三枪左右，敌人就差不多到面前了，所以又叫“三枪八路”（电影里的董存瑞打阻击，能把子弹全放完，说明他执行的是老八路的标准）。1944年，骑兵团配合十一分区在湖西作战，看见一个鬼子兵抱着个电话机跑过直属团的阵地。土八路那边四十多杆枪“噼噼啪啪”响了好一阵，人家居然安然无恙地回到据点里去了，把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气得脸发青。

其次，土八路不大懂得利用地形地物。野战的时候喜欢往开阔地上跑，冲进村镇后又爱站在房沿边上东张西望，被别人一打一个准。

再就是夜战动作不熟练。晚上找不到目标，经常自己打自己。一个夜间穿插下来，营长找不到连，连长找不到排，战士全跑乱了。连通讯员都转迷糊了，见人就问：“看见我们团长在哪儿吗？”有一次骑兵团早晨集中，行李队发现多出来一匹马，原来是那边的土八路在路上打瞌睡，战马跑到骑兵团这边来了都不知道……不要以为八路军都是天生的夜精灵，夜战是最考验部队的组织能力的，不经过磨炼，没有严格的战术纪律，就不会有过硬的夜猫子部队。七八个人走夜路和成百上千号人搞夜间穿插作战，绝对是两码事。

前面这些，大都是由于训练不足所反映出来的缺点，土八路集中整训的机会少，可以理解，多练练就提高了。但有类毛病却难改，打游击的时间长了，无论是老战士还是新战士都带上一种游击习气，即使变成了正规野战军，不下大力气也改不过来。

举典型说：

一是时间观念不强。这一点在部队行军时就能看出来，老八路经常长距离行动，都知道走路就是打仗，不仅卡着时间往前赶，也懂得要节省体力，所以队伍走得既整齐又安静；而土八路往常总是在家门口打转，走哪歇哪，无所谓惯了，行军起来喊号子、唱歌、打快板，热闹非凡。可正规战是要长途行军的，走远了就散架，掉队的、走错地方的特别多。并且，这些土八路报告个时间也经常是“晌午”、“下午”的说个大概，没有几点几分的概念。不过，话说回来了，他们也缺手表。

二是爱瞎咋呼，乱报告情况。一看见汽车就喊鬼子来了，既弄不清敌人的来路，也不侦察其种类和数量，瞎估计，“三百”、“五百”地乱说。有一次，新四路（这是一支受共产党改编的地方武装）和敌军接触，刚一交火，迎面飞过来一炮，就咋呼说“敌人有炮队，是大部队”，立马就撤退，结果战斗伤亡才三人，匆忙过河却淹死二十多个。由于情况来得太突然，牵动得军区机关都准备转移，紧急派骑兵团驰援阻击，才发现那不过是从浚县出来的一个“清乡”分队。所谓“炮队”也只是几个掷弹筒而已，被骑兵们几马刀就砍回家了。

对上级乱咋呼，对友邻却不联络。比如，本来协同作战中二梯队应该主动保持与一梯队的联系，特别是夜间作战更要缩短距离，因为二梯队不是预备队，要把握时机、扩大战果。可经常是，老八路攻坚，好不容易冲上去了，土八路在后面欢呼却不及时跟进，结果遇到敌人反冲锋，大家又都被打回来，白辛苦一场。

再比如，不打招呼就自动转移、放弃阵地。老八路打仗，发现有利地形一定会抢先抢占以防万一，没有命令不会放弃。可土八路游击惯了，不喜欢守窝，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跑，想冲就冲，想撤就撤，也不打个招呼。1944年双村营战斗中，南面的村子里本来有一个连队协助防守，可他们看见主战场上情形惨烈，觉得自己没事干不合适，就自动转移阵地参战。结果敌人援军趁机跑过去架起几挺机枪，骑兵团的四连毫无准备，顿时被打在沟里动弹不了。

一般，运动战采取横宽队形，阵地战采取纵深队形，必须有秩序、有组织。严格遵守战斗分界线，才能够有利于战场观察判断，实现配合夹击。土八路单独守一个阵地还行，可就是对分界线什么的满不在乎。在滑县焦虎集，鬼子炮弹把柴草打着了，引起好大的烟雾。有人打了几个喷嚏，地方部队就嚷嚷“鬼子放毒气”了，一会儿上风口一会儿下风口地躲，带动着民兵也瞎跑，冲乱了友邻阵地。

还有一次，打伪四十六师师部，骑兵团忙活了一晚上，好不容易进入了预设阵地。敌人的尖兵刚靠近，却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几个游击队的战士，“噼啪”打了几枪就扬长而去，伪军立刻就往据点里缩。骑兵的伏击部队和迂回包抄部队都来不及动作，紧赶狂追才截住了两辆大车，其中一辆满载着雨衣，另一辆运着两台抽水机。况玉纯气急了，派人把大车和物资都给游击队送去，当做给他们的战利品。他们队长被臊得受不了，就找到越界捣乱的冒失鬼，罚这几个小子在操场上站着，穿着雨衣晒太阳。

其实，索庄战斗中，大鹏在小索庄抓的那九十多个俘虏也是越界收获，应该归二十一团的战果才对。当时大鹏不懂这个，人家二十一团看他是个小孩也没计较，反而帮着他送到大索庄这边来了。曾玉良团长知道了情况赶紧又把人和枪都还回去，于是二十一团那边又替大鹏请了个功。这就是老八路的做派，多少讲究点面子，要是换了土八路就不管这些了。

老八路总是自豪地说：“咱是老资格部队嘛，轻易不越界。即使越界也是看你有困难了主动帮助你，那些看见小便宜就往上抢的，都是土八路、新部队，没见过世面。”

说起来，土八路作战的勇敢精神一点也不比老八路差。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战士觉悟高、立功的愿望迫切，一听到冲锋号令就嗷嗷叫，挺着身子往前跑，比老部队的动作还要快。

有个现象，老八路冲锋时，起先也都是干部们带头上；可跑了一阵，在前面的多半就都是战士了。这是因为干部要观察环境进行指挥，老兵们遇到情况会本能地做躲避保护动作，都会改变冲击速度，而越是新兵越是一根筋地往上冲。新兵不会借助地形掩护，你还不能随便喊他。万一提醒的时机不对，他就站在那里了，反而更容易死。

一支部队能不能打，关键看班、排、连三级干部的水平。地方团队的经验不足，基层干部控制能力弱一些，就只能更多地发挥示范作用。冲锋前，先指定一个目标，跑到位置就算完成任务。冲锋号一响，干部们举着手榴弹跑在最前头，腰都不弯一下，给后面跟着的战士当榜样。这样一来，部队的作风硬朗了，但基层指挥员的伤亡也特别大。

追击的时候，老八路都尽量采取平行追击或捷径超越追击，因为这样既可以实施火力压制，也不容易遭到后卫阻击。可土八路偏喜欢尾随追击，在宽阔的平原上撵着敌人屁股到处赶，遇到阻击不在乎，甚至几个人追到敌人人群中去了也不害怕，勇敢极了。为什么这样？主要原因是尾随追击更容易缴获战利品。一路追一路捡“洋落”，越追兴趣越大。上级虽然多次指出单纯使用尾追战术，动作迟缓，总体上不利于战局，但有些部队就是不愿意改。现在想起来，那些所谓“两头冒尖”的部队，其实也就是沿袭了土八路的习惯。

在山东魏楼黄河大堤打击侯镜如的九十二军，骑兵们打扫战场时捡到一个机枪架子，却总找不到其他部件，正觉得奇怪。万怀臣说：“不用问，肯定是地方部队干的事。”把枪架子送过去，果然，是他们的两个战士发现了一挺高平两用机枪，自己搬不动，又不愿意别人拿走，就把枪拆散，光把枪管子扛上接着追，别的就不要了。结果，导致这把枪的零件始终也找不齐，最后还是没法用。

战场撤退的时候，老八路能熟练使用行进交替掩护或者后卫阻击掩护战术，像骑兵团这样的部队，事先通知好大集合地点和小集合地点，一般都能顺利地撤下来。而地方部队在不利情况下撤退，就不大注意相互掩护，比较容易分散，因此经常需要设置撤退拦阻线。

1943年9月，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在山东曹县与“扫荡”的日伪军遭遇。其实，开始的时候敌人兵力并不多，而跟随朱程行动的除了军分区直属机关，还有民一团五个连以及一个骑兵连，如果不慌乱，应该能够撤得下来。可是，朱程司令员率领后卫进行阻击，先撤出来的连队却不懂得交替掩护，一个劲地跑，结果就散了，骑兵连突围后也不作逆袭干扰，人马全部跑乱。朱程被闻讯赶来的日军快速部队堵在王厂村，守着一个土围子苦战八个小时，没能支撑到天黑就牺牲了。

冀鲁豫部队军事素质的真正提高，还要等到1946年大练兵以后，这之前的正规化水平都不高。

别的不说，抗日战争，好多人都弄不清参谋长到底是干什么的。依照大家的观察，平时行军吧，参谋长管着大行李，而军旗是跟大行李队在一起的，这参谋长就像是个掌旗官；打仗的时候，团长、政委都跑到前面去了，指挥部里留一个人，这参谋长又像是个守电话的；晚上，别的领导都休息了，参谋长四下里检查警戒情况，却正像是个放游动哨的。

主力部队好歹还有个参谋长，土八路部队里有许多根本就没有参谋长这个职位。经过1946年大练兵，大家才知道参谋长需要操心的事情也挺多的，这才又有了副参谋长。

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就是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1944年，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了新的冀鲁豫军区，宋任穷担任司令员，黄敬任政委，骑兵团所在的四分区也改称为第九军分区。

新军区成立以后，供给部给骑兵们打造了新马刀，刀身是日本样式；刀鞘是供给部部长傅家选（开国少将）亲自设计的，既合用又美观，战士们高兴极了。

5月份，冀鲁豫各部队开展“整风运动”，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思想。团参谋长王玉珂、参谋张玉臣、李华珍、边乔以及三连长、五连长等十多名连以上干部到太行山参加政治培训，骑兵团的各连队分散驻扎在河南滑县的几个村镇里，在团长兼政委况玉纯的带领下搞整风学习。

就在这时候，一股伪军突然窜入九分区的根据地。伪孙殿英新五军暂八师的一个营占据了双村营①，蛮横驱逐居民，把民房改建成据点。九分区张国华政委随即命令二十一团出击，消灭掉这股敌人。

按道理，这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攻坚战。当时，日军正集中兵力实施豫中战役，而孙殿英的其他部队还远在浚县和汤阴，只有这么个前锋营孤军深入我根据地腹地。由八路军的一个主力团去打一支立足未稳的伪军营，九分区上上下下都认为这一仗的问题不大。

但是，意外的情况却影响了战局。

进驻双村营的这支部队属于伪二十二团，号称是孙殿英的王牌部队，兵力足，武器好，意志顽固，战斗力较强。伪营长杨芝仑是副军长杨明卿的亲儿子、孙殿英的干儿子，素有“新五军猛将”之称，是“孙大麻子”的宝贝疙瘩。

6月20日白天，一位参加过支前会议的地方干部违反保密纪律，携带会议记录到游击区办事，结果被敌人杀害，随身物品也被搜走。孙殿英在得知我军的作战部署后，立刻命令浚县的暂八师各部驰援双村营。日军的一个炮兵小队也携带两门步兵炮前来增援。

5月20号夜里，刘春雷听见通讯员在外面喊：“紧急集合！团部命令，快到双村营去打阻击！”

当时，二连的驻地在高平集①，距离双村营大约三十公里。大家快马加鞭奔赴战场。刘排长一边跑一边心里犯嘀咕：“伪军夜间长途增援，真是少见，别是二十一团搞错了吧？”

到达离双村营不远的付集，况团长站在路口，通知部队把“马桩”设在这里。政治部主任李庭桂也抓紧时机进行战前动员：“同志们，一连已经上去了，表现得很好。大家要发挥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作风，坚守阵地……”正说着，一连连长廖振美的遗体被抬了下来。

一连和团部驻在一起，因此是最先到达指定位置的。他们顺着道沟摸黑往前走，心里却也不大相信伪军会在夜间搞长途驰援。

道沟里有些积水，挺滑。一位姓康的班长走在最前头，走着走着突然大叫一声坐在了地上。廖连长跑上去问怎么了，回答说是踩到了一只蛤蟆，惹得大伙都笑。副指导员王克说：“要不我陪你走前面吧。”走没多远，康班长又是一声大叫，王克紧跑几步想去扶他，却也跟着惨叫一声。战士们都嚷：“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没有回答。连长廖振美有经验，立刻掏出驳壳枪朝前面猛打，大家这才明白两人是被敌人刺刀给捅了。

夜间遭遇战，双方都不清楚对方的情况。一场混战下来，八路军把敌人打了回去，还缴获了一挺意大利造花眼机枪，可一连也伤亡了三十多人，其中就包括他们的连长。廖振美是接替万怀臣担任一连长的。由于是在黑暗中，没有人看清他牺牲的过程，但可以肯定，他是与敌人肉搏到了最后一刻的。

一连的重伤号陆续抬往绷带所，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二连留下部分人“守马桩”，其他人立即上前线。就在这时候，一群战马疾驰而来。跑在前头的是九分区的参谋长胡乃超。他弯腰向况团长问了几句话，就打马接着奔往双村营。胡乃超参谋长是二十一团的老团长，他是紧急从昆吾赶过来指挥部队的。

骑兵团的阻击线在双村营的西南三华里，旁边有座大庙。阵地的南面是朱照村，新四路（冀鲁豫的一支游击武装）的一个连在那里协同防守。

二连进入阵地以后，连长张起旺就去一连了解情况，大家看见阵地的后方摆着一排烈士遗体，一连在刚才的肉搏中损失不小。双村营那边枪声响得很紧，战士们一边挖掩体，一边期盼着二十一团赶快把敌人解决掉。

刘春雷检查完排里的工事，就在自己的掩体里架上枪，再把手榴弹和马刀摆在旁边。他是排长，虽然有支驳壳枪，但很少用。一则是因为那把手枪太旧，子弹出膛以后就开始翻滚，最后横着拍在敌人身上，没有多大的杀伤力；二则是子弹也少，手枪子弹本来就难缴获，再加上团里那些连长指导员和参谋干事们一见到小排长就问：“有子弹么，拿几颗来。”“孝敬”完领导，自己就没剩下什么了，所以打起仗来宁愿用步枪。

连长那头传话过来：“第一轮，打五枪！”这么黑的天，至少要放到五十米以内才能开火。在如此短的距离内连开五枪，射击频率是很高的，大家于是知道面对的敌人数量不少。

刘春雷把弹药准备好。子弹都是事先挑选过的，那时候弹药来源复杂，有缴获的也有自己造的，品相各不一样，平时要经常检查。打仗的时候，歪瓜裂枣先打，看上去靠得住的后打，因为前面的卡壳了不要紧，敌人还离得远，要是最后时刻出问题可就麻烦了。

夜里一点钟，敌人上来了。

黑暗里看不见人，只听见正西方向不断有枪打过来。枪声比较凌乱，能判断出是在行进中射击。隔了一阵，七十多米外出现了影影绰绰的人群。刘排长就对左右两边传话：“检查马刀和手榴弹。”

马刀、手榴弹应该放在身边称手的地方。夜间趴在工事里，人一紧张，这些东西就经常会滑落到一旁。即将开战之前提醒一下，一方面能够缓解战士们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也可以再熟悉一遍战斗程序。

敌人刚露了点影子就不前进了，接着就用机枪扫过来。老兵们都知道这是火力试探，想引诱防御阵地上还击。刘春雷赶紧吩咐：“别动，别打枪，等信号。”

伪军试探了一会就往前走，能看出大约是三四百人的一个营。他们走几米又趴下猛打一阵枪，看看没动静，以为阵地上没有人，就端着枪以密集队形往上冲。七十米、六十米、五十米……战士们手心都捏出了汗，连长那边的枪响了。

一百多条枪同时射击，伪军顿时像麦子一样倒了一片，接着又是第二排枪……敌人乱了一阵就退了。大刘刚打了四发子弹，听见连长喊：“冲锋，追上去！”大家就跳出掩体冲入敌群，抓了十多个俘虏，缴获了一挺意大利机枪。

往前追了百米左右，在夜色中看见前面有一片麦子地，有人问：“还追不追呀？”连长说：“不追了，回去！”刚往回走，从后面麦田里飞过来一排子弹，把张起旺打死了。

张起旺是二连的老连长，陕西清涧人，是个老红军。他头部受过重伤，所以说话有点结巴，耳朵也有些聋，要大声喊话才能听得见。有时候别人和他谈工作，他笑眯眯直点头，其实什么也没听清，只好去找指导员再说一遍。刘春雷自下连队后就跟着张起旺，和他感情很深。把张连长往回抬的时候，战士们都哭了。指导员张存有（1949年4月牺牲）说：“同志们，不要哭，守住阵地，多消灭敌人，为连长报仇！”

况玉纯团长也到阵地上来鼓舞士气。通过审问俘虏，知道当面的敌人是伪军的两个营，由于连夜急行军掉队了不少，所以人员并不完整。但据说，伪暂八师的其他部队也正在赶过来。况团长告诉大家：分区胡乃超参谋长正指挥部队攻打双村营，只剩最后两个堡垒了。骑兵团的三连和四连也马上就要到达，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守住阵地，保证二十一团完成攻坚任务……

就在这时，听见双村营那边“轰隆”好大一阵爆炸声响，大家都说：“好啦好啦，又干掉一个大堡垒。”

其实，这个爆炸并不是什么好事。当时，二十一团准备清除敌人工事前的鹿砦障碍，由于现成的炸药包填药量不合适，战士们就拿来四五个炸药包临时分包改装。不巧，遇到敌人冲出来反突击，扔过来一颗手榴弹引爆了炸药，当场把周围的指战员全部炸死，二十一团也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

凌晨三点，四连进入了防御阵地。四连的驻地距离双村营最远，所以最后才到达，在此之前赶到的三连被当做预备队；而五连是徒步队，没能赶来。况团长指定四连长李树茂统一指挥阵地上的三个连，并再三交代追击时不要追得太远，能消灭多少算多少，关键是要守住阵地。

四点多钟，天已蒙蒙亮了，伪军又开始进攻。这一次敌人很小心，采用了交替前进的方式，端着枪走几步就跪下观察，让后面的再往前走……机枪不停地掩护射击，还有特级射手朝阵地上打冷枪。不管敌人怎么弄，八路军依然是沉着冷静地等待着。

敌人靠近到五六十米左右，李树茂命令：“打！”机枪、步枪立即开始射击。伪军往后退了一段距离，又在督战队的压迫下返回来，八路军再次以密集的火力压制住了敌人。

刘春雷正在甩手榴弹，指导员张存有跑过来对他喊：“快到一连那边去！”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急忙带着人就走。跑了一截才看见，西南方向又攻上来一个营的伪军，正以密集队形向一连冲击，已经接近了阵地前沿。

团长况玉纯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了最前线，挥舞着手枪高喊：“不能退，不能退！共产党员带头冲上去，把敌人打回去！”

二连和一连拼命与敌人搏斗，手榴弹扔光了就跳出战壕拼马刀，马刀插在敌人身上来不及拔出来就用驳壳枪打，手枪子弹打光了又捡起步枪拼刺刀……等到终于把敌人打退了，刘春雷才发现自己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来，回头看见指导员张存有也累得吐了血。

清点人数，阵地上一连和二连加起来只剩下六十三人。李庭桂主任问团长要不要把三连调上来，况玉纯摇了摇头，只是命令后面的连队送一些弹药来。

四连也把敌人打退了，李树茂见了团长还说：“就是你吩咐的不让追远，结果害得我们连没缴获到机枪。”大家都笑了。

战士们立即进行伤亡人员的救护和后送工作，后勤支援没有上来之前，这些工作都要靠自己完成。轻伤员可以不下去，但重伤号是一定要送走的，否则会影响部队情绪。那时候有个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下火线容易做到，受伤不哭就可难了，死罪好忍，活罪难熬，再不怕死的人也害怕当残废，连疼痛带紧张就难免呻吟起来。

这期间，双村营那边的枪声一直很激烈。骑兵们嘴里不说，心里却的确有些着急，觉得二十一团进展得太慢了。不过，通过刚才的战斗，大家也意识到孙殿英的这个王牌二十二团，确实比普通伪军的战斗力要强。

早晨六点多，天已大亮，敌人又开始了新一轮进攻。这次，从西面和西南面同时上来了两个团的兵力，敌人还是老一套，用机枪掩护着，走几步蹲一下地往前拱。八路军依然是不动声色，放近了再打。

就在这时，日军的九二步兵炮响了。这完全出乎八路军的预料，当时大家根本没想到敌人有炮兵，所以没有做防炮的准备，把机枪全都集中在了侧面。鬼子的大炮打得很准，“咔——啌”一声就掀翻了机枪工事，连续“咔啌”几下，我军的火力点就没有了。

败退下去的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反攻回来。一连、二连抵挡不住，逐渐后退。伪军一步步追上来，越过了四连的前方，把八路军的防线压成了个“Ｌ”的形状。看见伪军已经冲上了阵地，日军的炮火就转而轰击双村营去了。这时候，四连迅速冲杀出来，把伪军切成了两截。一、二连也立刻实施反冲锋，用仅剩的一挺机枪压制后面的敌人，夹击住前面的敌人进行肉搏战。激战之后，伪军丢下尸体四下逃散了。

日军的炮火持续炮击着双村营。七点过钟，况玉纯团长召集干部们开会，他说：双村营的敌人除小股还在固守以外，大部分已被消灭，但分区胡乃超参谋长也受了重伤。军分区首长已命令攻坚部队撤出战斗，要求阻击部队进行掩护，保证胡参谋长和二十一团安全转移。

团长还说，在攻坚部队顺利撤出前，我们不能让敌人越过阵地，但阻击部队也要分批撤退。他命令一、二连先撤，四连负责阻击。

四连把阵地收缩到大庙附近的道沟里，因为南面的朱照村有新四路的部队，可以进行交叉掩护。四连的干部说：“放心吧，团长，无论用枪打用马刀砍，我们绝不能让敌人通过阵地。”

刘春雷和一、二连的战友撤退到马桩的位置待命，绷带所和重伤号已经转移到后方。八点过钟，四连的阵地上又响起了枪炮声，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二十一团那边的消息。九点钟，李庭桂主任在电台边上喊：“可以了，任务完成了。”大家都很高兴。

可就在这时，四连通讯员马珠捂着受伤的肩膀跑过来，交给团长三个公文包，说：“我们连被敌人包围在道沟里了，李连长受重伤昏迷。马副指导员要我向团长报告情况，四连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况团长急了：“不行！一定要通知他们撤下来，一定要把他们撤下来！”

四连被困在道沟里了。

四连的阵地在一座大庙的西侧，是一段南北走向，不到百米长的道沟。上午八点，敌人展开了新一轮攻击。战士们顽强阻击，给伪军很大杀伤。但敌人也察觉到我军防守兵力不多，所以受到打击之后并不退下去，而是黏在前沿附近打枪，不断地发起进攻。四连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只剩下不足三十个人，逐渐退到道沟的尽头。

道沟的尽头是大庙前的广场。穿过这个广场向东不远，可以进入另一条道沟。四连的计划是，如果在庙西顶不住了就撤到庙东防守。正准备往下退，突然打来一阵机枪，把道沟口的几个战士打倒，连长李树茂起身观察情况，也被子弹击中头部，立刻昏迷过去。

子弹是从南面的朱照村打来的。朱照村本来有新四路的一个连，那是新编的地方部队，缺乏战术协同观念，竟然没有通知骑兵团就转移了阵地。敌人乘机迂回到朱照村，在一座小楼上架起几挺机枪，用侧射火力居高临下地封锁住南北道沟。四连毫无准备，顿时被打得趴在沟里难以动弹。

班长李元海想把受重伤的李连长送下去，才到大庙广场边上就中弹身亡。战士白冒又赶紧跑过去把连长抱回来。刚回到道沟，他没来得及放下伤员也被机枪打倒，牺牲了。副指导员马书龙说：“同志们，退路已经断了，现在我们只有一条道，就是横下决心、死守阵地、寸步不退。”战士们都喊：“和敌人拼了！”

马书龙把连干部的公文包交给通讯员马珠，嘱咐说：“向团长报告这里的情况。四连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阵地上集中了全部火力压制住小楼上敌人的火力点。通讯员马珠趁机往外冲，他肩部受伤，突了出来。

况玉纯团长立刻派三连进攻朱照村，要求他们拼死攻击架设机枪的小楼，无论如何也要给阵地上争取五分钟时间，他自己则带着警卫和通讯员进道沟去接应四连。刘春雷和几个战斗骨干也赶紧跟在后面。大家都清楚，如果担任后卫的四连今天真的覆没在阵地上，给骑兵团士气和声誉的打击将会是致命的。

到了大庙的东面，听见四连正在对面道沟里激战，况团长命令警卫员张致新通知四连抓紧时间往下撤，还特别强调一定要把李树茂带下来。这位小警卫员，因为发型怪异得了个“小钢盔”的外号，非常聪明灵活。他趁着战友们开枪吸引敌人火力的当口，一溜烟就跑到西面道沟里去了。

三连在朱照村那边打响了，小楼上伪军的机枪立刻熄了火。刘春雷他们迅速向四连靠拢，一顿手榴弹把接近阵地的敌人打退，再交替掩护着往回撤。这时候，四连阵地上只剩下十四个人了。

李树茂被抬了下来，大刘看见他头部右侧流着血，在耳边喊了几声。他睁开眼睛，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话来。团长赶紧派人往下送，还派卫生员专门跟着李连长：“要保住他的命，他是四连的老人。”

听见这话，刘春雷不由得心里一缩。他想起四连是在漳河店伏击战之后成立的新连队。算起来，四连初创时期的干部，到现在真的只剩下李树茂一个人了。

四连撤下来之后，大刘先通过，马书龙和“小钢盔”张致新跑在后面。马副指导员刚跳进道沟，身边的“小钢盔”却被一颗子弹打中后脑，一头栽到沟里，当场就牺牲了。

团长正在前面等着，见面问：“背的是谁？”刘春雷说：“小张牺牲了。”况玉纯立刻就要背他，大家抢着不让。况团长说：“他跟我两年了，让我最后送他一次吧。”于是况团长一直把张致新背了下去。

骑兵团回到高平集，这里已成了骑兵团和二十一团的伤兵站。

场院上躺着二三百位伤号，担架队还在不停地往里送。轻伤员还好办，救治以后就可以分散转移到群众家里；而重伤员却不行，老百姓不敢收，必须由卫生队照顾。没有病床，伤员就成片地躺在露天场地上，鲜血染红了身体下面铺着的麦秸，染红了土地。有的战士不声不响就牺牲了。

乡亲们烧水，洗绷带，抬伤员，儿童团的小孩也忙着抱麦秸，运柴草，到处是鲜血和眼泪，气氛十分悲伤。这时候又听说，二十一团的老团长、军分区参谋长胡乃超也因伤势过重，牺牲了。

二十一团损失很大，骑兵团也被打惨了。虽然战士们很不服气，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一仗，八路军的两个主力团确实是败在了孙殿英的伪军手上。

174①双村营：在今河南滑县城关镇东南。

175①高平集：今河南滑县高平镇。

双村营战斗后，骑兵团开到黄河西岸休整。团部特务连被撤销，人员补充到一连和三连，二连和四连的损失太大，一时间无法补充。

6月中旬，团领导宣布将骑兵二连和四连合并。二连没有了，新的四连就成了红马连，也成为了红军连。周开树担任四连连长，刘春雷也到四连当二排排长。

一天，营地里来了一彪人马，大刘认得领头的是十分区骑兵连的连长李明德，就问李连长来这里干什么。他回答说：“来参加骑兵团呀，欢迎不欢迎？”当然欢迎，大伙顿时高兴极了。

这以后的一些天里，到骑兵团来报到的人络绎不绝，有成编制来的，也有零散来的；有骑马来的，也有步行来的。很快，团里就有了上千号人马。骑兵团以往一直是五个连的小团，这一次终于成为了货真价实的主力大团，人员一千五，战马上千匹！

扩编后的团队包括：

团部：特务连（第七连，原骑兵团徒步五连，现在上马了）；

第一营：一连（原红一连，黑马连），二连（原十一分区骑兵连），三连（原红三连，白马连）；

第二营：四连（原红二连、四连，红马连），五连（原九分区骑兵连），六连（原十分区骑兵连）；

第三营（步兵营）：八连，九连（原军区直属队一连、二连）。

改编后的骑兵团，由况玉纯任团长，李庭桂任政委，万怀臣任副团长。刘春雷所在的二营，营长为吕兆清（原三连连长），教导员为王凤翔（原五连指导员），副营长是李树茂。

骑兵团兵员增多，战马增多，武器装备也增多了。新编进的部队中装备最整齐的要数十一分区骑兵连，一色的蒙古马，一色的新马鞍，一色的八一式步枪。这种枪是咱们的军械所自己造的，比日本马枪长点，又比普通步枪短点，刺刀还可以折叠，无论乘马射击或是下马步战都挺合适，这让大家都羡慕得不行。不过，后来又发现这枪有个毛病：开始的时候射击精度还可以，可把它那个折叠刺刀打开合上一番，再打枪就没谱了。

新来的人员都没有马刀，于是就赶紧通知供给部，指定要做成日本军刀的样式。没想到这回军工厂弄糊涂了，他们找了把普通尉官军刀当样板，结果做出来的比马刀短了一截（日军骑兵军刀全长一百零二厘米；普通军刀九十三厘米）。于是，骑兵团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挎长马刀的是三个老红军连，其他连队则挎短军刀，这无形中给老连队的战士们增添了不少荣誉感和使命感。

部队扩编后，需要通过实战进行磨合，领导们正琢磨着找谁练手呢，有人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6月底的一天，骑兵团在长垣县灰池村召开全团干部大会，总结整编工作。下午，因为天热，就改在村外的一片柳树林里集中。会议刚开到一半，两个侦察员从南面疾驰而来，报告说邵鸿基的部队正在南岳集大、小金寨一带抢粮。况玉纯问有多少人，回答说有四五百。

况团长李政委商议之后，决定停止开会，准备打仗。大家听说要打仗，喜得一蹦老高，都上马回驻地去带各自的部队。南岳集在灰池村西南二三十里，况玉纯叫住二连的连长，说你们连队在南边，先过去把顽军抓住，不要让敌人跑了。二连长全福盛答应着，连忙跟着一营长黄斌去做准备。他俩都是刚从十一分区来的，当然想让二连打个开门红。

到大、小金寨来的顽军是邵鸿基部何冠三的六支队。这个何冠三是西北军出身，以前在高树勋那里当团长，后来带着几十个人投奔邵鸿基，被委任为六支队长。原先，邵鸿基部队的兵权在赵子安手上。索庄战斗中，骑兵团痛歼了赵支队，搞得赵子安十分郁闷。这何冠三就假意安慰赵子安，陪他抽大烟，派卫兵把赵支队长打死在炕上，夺了他的赵支队。

何冠三曾经袭击过长垣县日军警备队，也算得上是条好汉。可他受邵鸿基的影响，坚决反共，号称要“打走日本人，赶走共产党，成为华北领袖人物”，所以，八路军逮着机会也要教训他一下，让这小子别太狂了。

刘春雷赶回驻地带队伍上战场，可到了金寨，却看见战斗已经结束了，各连队正在四处抓俘虏。

原来，二连最先赶到小金寨的北边，本来也是想等后续部队到达再动手的。可是有个战士的下马动作不熟练，枪管子戳到了马脑袋上，那战马顿时惊了，嘶叫着朝前面乱跑。八路军眼看情况不对，立刻展开进攻。邵鸿基的队伍是见识过骑兵团的厉害的，看见战马就望风而逃，从小金寨一直跑到大金寨。这时候，骑兵三连也赶到了，举着马刀一路砍过去，敌人哪里跑得过战马，很快就投降了。

四连没捞着仗打，很不甘愿，就分开来抓俘虏。刘春雷在树林边遇到一个老乡，说是邵鸿基和何冠三往东跑了，他急忙向连长汇报。周开树一听就乐坏了，命令二排赶紧去追：“不顾疲劳一定追上，把他们歼灭掉。”

刘春雷带领全排催马加鞭猛追了一个小时，不见敌人的影子。几个班长都说：“连长他们没有跟上来，会不会是情况有变呀？再说，我们追了这么长时间，人累马乏的，天也快黑了，干脆算了吧。”刘排长也有些犹豫，但又一想：任务没完成，到时候挨骂的肯定是自己这个当排长的，可不能轻易就算了。于是商量了一番，决定再追一阵，到天黑才回去。

又狂奔了二十多分钟，前面有人向骑兵开枪。这下子大家可高兴了，都说：“天老爷，总算是追上了！”于是迎着枪声冲上去，战马奔腾，枪击、刀砍，不到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毙敌十人，俘虏三十二人。这些顽军一路逃跑，累得都站不住了，实在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八路军挨个辨认邵鸿基和何冠三，没找到。发现一个人背了个大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钢笔、毛笔、书籍、本子，还有一把银色的左轮手枪和邵鸿基的私章。刘春雷看这家伙年纪轻轻的不像是邵老头子，就问他是什么人。他说是邵鸿基的勤务兵，刚才邵司令和何支队长命令他们在这里顶住，自己却骑马跑远了。这时候天色已晚，骑兵们也就只好就此收兵。

收兵回营，可是却迷路了。这一片是黄河的河道。1938年蒋介石命令扒开花园口以后，黄河改了道，这里就成了一片河滩荒地，到处是黄沙堆、芦苇丛、柳树茬子，四周见不到人烟，天黑了以后分不清方向，怎么走也走不出去。叫俘虏带路，他们也跑糊涂了，同样找不到路，这可把八路军急坏了。

人和马又累又饿，俘虏也捣乱，躺在地上喊走不动，拽也拽不起来。刘排长急了，说：“起不来，那就地处理。”这么一讲不打紧，俘虏们立刻一骨碌爬起来求饶，说：“能走，能走，这就走。”

缴获的长枪，把枪栓卸了以后交俘虏扛着，可一两百颗手榴弹实在太重，就分几批引爆销毁掉。接着摸黑往前走，走着走着发现远处有火光。大家高兴极了，立刻向有光亮的地方前进。

晚上九点多钟，走到火堆跟前终于看见连长了。接着四连、二连和特务连的人都出来，把刘春雷他们“包围”了。周开树说：“先前听到炮响，认为你们遇上了大股敌人，可是又没听见枪声，不知道怎么增援，实在担心得很。”

刘春雷说：“我们迷路了。那炮声是我们销毁带不了的手榴弹。……”

回来的路上，刘春雷把邵鸿基的银色左轮手枪拿出来炫耀。那把枪实在太漂亮了，通体锃亮，枪把子镶银，还画着一只白头老鹰。大伙都说：“好啊大刘，你这一趟不白跑，算是捡着了。”

第二天，大刘拿着左轮手枪去团部，况团长一看见这玩意儿就眼睛放光，立刻夺了过去，大刘请求多玩两天再上缴都不答应。况玉纯说：“这么高级的宝贝是你能玩的吗？这把枪连我都不敢用，估计到军区也留不住，要送到中央首长那里去。”

不过，况团长给了刘春雷一把崭新的九四式手枪。这手枪也不错，日本货，顶上膛能装七颗子弹，指哪打哪，骑兵使用起来很方便，比大刘原先的二把盒子强多了。

大、小金寨战斗，邵鸿基又送给八路军二十挺机枪、三十架马车，外带许多武器弹药，解决了骑兵团扩编后的燃眉之急。大家都表扬这老小子的表现真不错。

1944年7月，团部下达命令，要求各连上报留守人员和病号名单。大家立刻知道又要进行长途机动作战了，虽然不清楚要去哪里，各连队都已着手进行出发准备。等了好几天，上级发了防暑药又发防病药，军医也把战马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没有动身的消息，大家都觉得奇怪。

7月18日下午，刘春雷出去遛马的时候遇见区政府的文书，听说军区的几个主力团已经向东边开拔了，他立刻回驻地把用不着的东西全都送到留守处去。连里的战友弄不明白，大刘就解释其中的玄机：“步兵先走一两天，说明战场肯定很远。大热天长途行军，带那么多累赘干什么。”听的人都觉得有道理，于是就跟着照办。

把东西送到营部，李树茂说：“咦？我正要去通知各连轻装呢，你们的动作倒快。”大家哈哈一笑：“都是老兵了，谁能不懂这个？”

果然，第二天一早，团长就宣布：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打击顽军，要求各部队保持行军军容和速度，路上如遇敌情，不可恋战，要勇往直前地冲过去。李庭桂政委也讲话：天气炎热，长途行军，要保证人马健康。穿越封锁线，通过游击区时，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部队出发，穿过长垣、东明、定陶、成武、单县、丰县，一路向沛县方向前进。三个红军连交替担任团队的前锋。每经过一个地方，老百姓都走出来看热闹：“哇！好多红马。呀！好多白马。啊，好漂亮……”骑兵们于是十分得意。

行进途中，骑兵团追上了步兵部队，骑兵在步兵面前总是装成一副轻轻松松、满不在乎的样子。就算是屁股磨得生痛、腰背累得抽筋，也得端着肩膀，斜着脑袋，装出十分逍遥自在的表情。人家步兵其实也不爱答理骑兵。本来嘛，大热的天，正火急火燎地赶路，身边偏又来了这么些尘土飞扬，装模作样的家伙，谁能不心烦呀！

也有爱说话的会打个招呼：“喂，骑马的，你们行军一定挺凉快吧。”骑兵们就谦虚地回答：“哪里哪里？还是比不上你们走路实在啊！”

又走了两天，骑兵团由后卫变成了前卫，于是就展开战斗队型，四连也和敌人零星交火，迅速突破了封锁线。可打仗的时候，刘春雷却不在作战队列里，他被罚到炊事班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

八路军夜晚住宿在老百姓家里，第二天部队开拔时，团政治处要派人逐户进行调查，如果群众反映有违反纪律的情况，部队必须把责任人叫回来赔偿并道歉。一天上午，宣传干事追到队列里，说四连二排昨天住宿时把房东家的锄头弄断了，要赶紧派人回去赔。

刘春雷问是谁干的，大家都摇头，说我们挑水、扫地、睡大觉用不着使用锄头，那老乡肯定是在讹人呢。刘排长也就不理睬这事了。

团部总支书记张存有在村里等了好久也不见二排的人回来，只好自己掏钱赔了锄头，气呼呼地追赶队伍。

部队仍在行进，路边有个小孩，张着嘴瞪着眼看骑兵，傻呵呵地看呆了。大刘觉得挺好玩，掏出颗玉米粒顺手丢过去，没想到正巧扔进他嘴里。那孩子一惊慌就吸进了气管，差点没憋死。孩子家长围着八路军又哭又闹，恰好被赶回来的张存有看见，总支书记气不打一处来，当即就罚刘排长去了炊事班。

据说，步兵的人被罚去炊事班，干的活是背大铁锅。骑兵不用背锅，刘春雷要干的活是担水磨面。到井里担水和推碾子磨面都是最重的家务活。过去北方人说“缸里没面打婆娘，瓮里没水骂汉子”，表明这活确实没人爱干。

村里的水井是公用的，要排着队一桶一桶地提。有的地方干旱，一口井老深老深，半天摇不上一桶来，等得不耐烦了先去趟茅房，蹲够了出来一看：咦？那家伙还在那里摇辘轳呢！

磨面也是这样，全村就一个石碾子，白天老百姓要用，部队只能晚上磨面。战马是不能干这活的，全要靠人工，转得头晕眼花还磨不出一斗面。你想，全连那么多人，一天得喝多少水、吃多少面，真是累死人。刘春雷打小就没干过这种活，才干了一天就琢磨着要换个工作，上灶做饭去。

那时候，河南老百姓的家里是“一天两冒烟”，可部队不同，一日三餐。早饭喝“糊涂”。这“糊涂”也叫“俩头”，因为端着饭碗低头一看，清汤寡水，能照见人脑袋。午饭吃“疙瘩”，晚饭喝面汤啃窝头，一般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一个星期吃一顿“高头饭”，也就是小米干饭加上点菜浇头，如果能再配上碗蒸菜，有盐有醋有猪油，大伙简直就高兴坏了。像电影里演的炊事员担着肉包子喊开饭，八路军那时没见过。

不过行军打仗的时候，伙食确实好一点。好在哪里呢？早上加几个菜馍，晚上面汤改面条，中午没变化。不过窝头做得比平时多，可以管饱，有时还有菜窝头，于是不饿的人也揣两个，留着慢慢吃。

刘春雷毕竟是在正规饭馆学过的，懂得配菜，试着做了一顿，战士们反应不错。于是免去了其他苦力活，专做菜馍菜窝头。这菜窝头之类的东西，就是在面粉、高粱、玉米面里头加上些红薯、萝卜、南瓜、葫芦、豆角之类，使它变得很大，吃起来有味；看上去也挺好，其实不顶饿。

做菜馍必须有菜，刘大厨子拎着两个大筐出门了，正琢磨着先上哪家去访一访，迎面跑来几个小孩。于是就问：“小孩，你们家有新鲜菜吗？”

“有啊，要多少？”

“把这两个筐装满。”

小孩各自跑回家了，大刘就坐在旁边等。不一会儿，娃娃们来了，搬个南瓜放进去，看看不够又去抱葫芦，再瞧瞧还是不满又去拿别的，一直到把两个大筐填得严严实实才住手。

刘春雷问：“多少钱？”

“不知道。”

刘厨子也不知道，只好去问炊事班长。班长看了看，说给一块大洋吧，孩子们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跑了。为什么要给大洋呢？因为这里是游击区，给边币等于是欺负小孩，人家没法用嘛。

第二天一早，小孩们又哭哭啼啼跑来了，说是钱不见了。原来一块大洋没法分，他们就把它埋到河边滩地里，还做了记号。没想到，晚饭后骑兵去刷马，把那一片踩得乱七八糟，于是钱就找不到了。刘春雷陪他们到河滩去转了一圈，还真是难找。眼看部队就要开拔了，只好偷偷摸出一块大洋，说：“在这里了，拿去吧。”

其实那是他自己的补助费。在当时，伤员归队后可以享受一段时间的营养伙食，如果不吃小灶，就可以换成钱。

小孩欣喜地接过大洋，看一眼，嘴又撅起来：“不是这个，我们那个比这个大。”原来这光洋有大小之分，袁大头、孙小头，虽然价值一样，但外表个头不同。

“都是一样的，没关系。”

“不一样，就要大的那种。”接着孩子就哭起来。

哎呀，没办法。只好回去找遍全连，好不容易才换了个大个头的。

白天行军过单县的时候，刘春雷知道这里的羊肉好，就和副连长王元力（1945年牺牲）商量，两人凑钱买了几斤。晚上大家都歇着了，刘大厨子就支起锅开始炖肉，王元力搬个板凳坐在边上眼巴巴地等着。过了没多久，也不知道连长周开树是真查夜还是鼻子好，反正就摸到厨房里来了。他进来就说“好香”，要掀锅盖。两人赶紧拦住他说：“连长别掀别掀，再等半小时，现在掀了就不灵了。”周开树说：“好嘛，我过半小时再来。”不一会儿，听见连部通信员快马加鞭出村去了，王元力直喊“完蛋完蛋”，大刘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半小时过后，连长来了、指导员来了，住在邻村的营长、教导员、副营长……都来了，统统自带碗筷。进来他们就揭开锅盖猛整，连说“好吃、好吃”。刘春雷这个正主忙活了半天却没捞到两筷子。

大家都说：“大刘啊，你这手艺不当炊事员真是太可惜了。”

“那好啊，我就留在炊事班算了。”

“想逃避打仗？没门！赶紧再弄两顿好吃的，等到了集结地，马上就回二排打冲锋去！”

7月28日，骑兵团到达沛县，8月1日，其他各部队也都到达了集结地点。刘春雷一看，嗬！冀鲁豫军区的好多主力部队都来了，七团、八团、九团、十团、十九团和骑兵团，加上十一分区的部队，这回是要在湖西打大仗了。

这些部队中，七团、十团和骑兵团都是红军团。十团资格最老，前身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就是王佐、袁文才的那支部队；而那个老七团就更不得了，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队伍，井冈山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后来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林彪当过他们团长，陈毅当过党代表！

这么多部队聚集在一起，把原本是游击区的湖西整得比根据地还热闹，周围的敌人都慌了，不知道谁会先挨揍。八路军战士们也都急不可耐。

8月的夜晚，闷热得很，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宿营，各单位都抢着去占村里的戏台，抢不到宽敞凉快地方的人就在老百姓的院子里打地铺。

湖西是游击区，情况复杂，部队进村就放双岗，还放游动哨，对陌生人一般是许进不许出。刘排长半夜查哨回来，看见房东还没睡，在门口探头探脑的，问有什么事他也不说，就起了点疑心，悄悄告诉哨兵注意点。

第二天是8月4日，天刚亮战士们就起来做马厩勤务，打扫卫生，清理马蹄，给马喂料。早上时候战马除了喂草料，还需补充些豆料和食盐，另外还要饮马。马匹比人类需要更多的饮水，水分不足是会引发马匹腹痛的。

把马匹都喂饱之后，战士们才能够吃早饭。这一天，团里又通知部队要整理军容，大家就知道要有上级领导来检阅了，于是赶紧擦皮具、磨刀、擦枪，用碎石块把马镫和马衔铁磨亮，再换上干净衣服。

刘春雷正忙着，那房东捧着床毯子过来，说是要送给他搭马鞍子用。刘排长哪里敢要，没想到房东就哭起来了：“老总，你行行好，把我的牲口留下吧……”把大刘弄得莫名其妙，赶紧去调查情况。

原来，这房东家有匹骡子。头天晚上部队给军马喂料时，为避免骡子和马打架，就把它牵到外面去了。由于是晚上，战士们没有及时向老乡做解释，结果就闹出误会来了。刘春雷连忙把骡子拉回来，登门赔礼道歉。

一进屋看见房东一家人的模样，不禁乐了。大热的天，他们把所有的好衣服都套在身上，塞得臃臃肿肿的，这是怕当兵的抢东西呢。刘排长知道他们对八路军不了解，于是就给他们讲了一番人民军队的规矩。

吃完早饭打扫场院挑罢水，骑兵就出发了。刚出村，那房东兜着些鸡蛋追上来，死活硬要送给子弟兵。战士们不肯要，房东说：“这是送给你们喂马的，让军马更有力气，使劲打耿聋子、刘黑七那些土匪龟孙！”

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杨勇（开国上将）在一个坡地上检阅部队，骑兵团以小步姿态列队行进。这时候，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一匹半大儿马，枣红色、白耳朵，看见大群马队高兴坏了，欢叫一声扬起尾巴傻乎乎地钻进队列，前头闻闻后头拱拱。骑兵们吓唬它一下，这不懂规矩的家伙还以为是逗它玩呢，跑来跳去东磨西蹭地更来劲了，结果把骑兵步伐和队列全都弄乱套了。

战士们尴尬极了，杨勇司令却笑着说：“这小马儿有觉悟，它是想参加八路军骑兵团呢！”大家哈哈大笑，这才算是解了围。

杨勇做了简短的动员讲话，他说，国民党顽军多次进犯我抗日根据地，威胁冀鲁豫、山东和南方根据地的咽喉地带，八路军必须坚决反击，把敌人赶出去。这次军事行动是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实施的，叫做“湖西反击战役”。杨勇还告诉战士们，新四军也在津浦路一带西进作战，他号召大家要开展杀敌竞赛，勇立新功。

阅兵动员之后，部队开赴沛县魏楼。在这里，八路军已经把顽军张开岳三十六纵队的主力围住了。

魏楼据点有坚固的寨墙和两道外壕，设置有鹿砦、木桩和地雷，深沟壁垒，易守难攻。为此，八路军采用了新战术——坑道作业。

从距离据点两百米开外的地方挖掘坑道，挖到据点跟前就用黄色炸药把寨墙炸开，再从坑道内运动兵力展开攻击。在适当的位置上，八路军还修建了轻重机枪阵地，集中优势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步兵攻击。用这样的办法进行围寨攻击，能够使敌人的坚固工事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作用，造成守军心理上的恐惧，逼着其他顽军前来救援，我军则可以达到围点打援，一举歼灭的目的。

路过阵地外围时，骑兵们看见步兵战友正在进行土工作业，实在是辛苦。

由于坑道太长、氧气太少，人在里面待不了多久就憋坏了，只得在腰上拴一根绳子，干上一阵就七手八脚拖出来休息。坑道口的边上铺着几张席子，叫做什么“还魂席”。从坑道里出来的人都晕晕乎乎的，在那席子上躺一会儿，“还魂”之后又爬进坑道接着挖，真够可怜的。

刘春雷观摩之后感慨万千：看起来，还是咱们当骑兵的好啊！

几条坑道已经弯弯曲曲地延伸到了据点边缘，十团负责主攻，九团佯攻，他们正准备把三口装满炸药的棺材往前面送。敌人守军要想突围，外面还有八路军几个团在等着，无奈之下只得死守，拼命呼叫援军。

挺进军司令冯子固果然从沛县、丰县、砀山、铜山邀集了各路人马前来救援。敌三十四纵队和保安旅拼命冲击十九团的阻击阵地，其前卫已进至魏楼据点不足两华里，与担任佯攻的八路军九团发生了接触。这时，七团、八团趁机迂回敌后进行包抄，指挥部随即命令骑兵团向程楼方向运动，打击从铜山县方向过来的耿聋子部队。

骑兵立即开始行动，四连是团队的前卫，而刘春雷带着四个战士又作为连队的前哨，实施突前搜索。

那天刚开始行军，刘春雷就发现战马的前掌快要掉了，走起路来拖拖拉拉的很不得劲。他担心一旦发生情况自己跟不上别人，就决定单独走在前头，让其他战士呈扇形尾随。

前哨小组通过一片洼地，刘春雷打马从斜坡冲上去，这时候他感觉自己左脚甩空了，就本能地弯腰去找马镫。等他重新踩进马镫里，战马已经跑上了坡顶。大刘挺起身来，愣住了：呀！迎面过来了五六个骑兵。这是敌人的一个乘骑侦察分队。

几个国民党兵看见坡底下突然冲上来一个人，也愣了一下，犹豫着不知是该围上来还是该逃跑。刘春雷立刻知道自己不能转身，因为，这时如果往回退，一定会被敌人追着打，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接近敌人进行缠斗。于是他大喊一声，拔出战刀，策马跃入敌群。

短距离遭遇的紧急时刻，正宗骑兵和骑马步兵的战斗经验差别立分高下。

敌人侦察兵没有马刀，慌忙间去摘取挂在马鞍上的枪，可大刘已经冲到跟前了，一刀砍过去，领头的军官一缩脖子，马刀正砸在他钢盔上，这家伙吓得怪叫一声，拨马就跑。其余的几个国民党兵拎着长枪近距离没法招架，也跟着逃跑，八路军骑兵拍马就追。

敌人埋头猛跑，刘春雷和他们马头接马尾，却总是差一步。他急了，就用马刀去刺前面的马屁股。扎一下，敌人的马跳一下，弄了几次，搞得那匹马的屁股血肉横飞，终于使劲一蹦把马背上的人给颠了下来。那家伙被摔得七荤八素，脑子倒还清醒，看见刘春雷兜马回来，立刻把两只手举得高高的。

被这匹马挡了一下，就再也追不上前面的人。正好，这时后面的战士也赶到了。于是大家站成一排，左手挽住缰绳，右手单臂举枪射击，姿势帅呆了。可是一排枪过去，敌人照样跑，一个也没打着。得，还是下马来打吧，接着再打两排枪，敌人终于全部摔倒了，国民党侦察兵一个也没跑掉。

审问俘虏，得知当面之敌为耿继勋（耿聋子）部的关玉平支队和穆伯仁支队。况玉纯团长立刻命令部队转向大蔡家方向，决心在敌人行进过程中将其歼灭。

中午，二营按照指令到达了大蔡家和程楼之间一片树林。休息了好一阵，敌人来了。大家站起来张望。远处的大路上，两千多号顽军正踏着尘土赶过来。战士们一边忙着给战马系紧肚带，一边急切地等待着命令。

不一会儿，副营长李树茂跑来了，喊着：“四连跟我来，三路纵队。”

“好咧！四连先上，四连先上。”

刘春雷招呼着排里的战士，自己也兴奋地跳上马去。

四连以排纵队出了树林，大家一边走，一边从马镫上站起来张望。骑兵们早就听说过丰县虎关玉平的大名，听说他打仗的时候让人抬着一口棺材跟在后头；还听说他有个卫队是赤膊上阵的，胸前画着个老虎头，手里拎着把鬼头刀……

“哪里有棺材呀？”

“没看见打赤膊的人呀！”

“这是不是关玉平支队哟？别是穆伯仁支队吧……”

骑兵们正议论着，看见指挥旗摆了几下，向南面一指，于是队形就向南运动，转个直角，就由排纵队变成了排散兵线。战马左右间隔五米，前后间隔十米。这时候，敌人也看见骑兵了，虽然还在行军，队伍已经有些混乱，有的人甚至跑了起来。而骑兵队列正好斜对着他们的行进方向。

副营长李树茂亲自担任四连的指挥长，他从队列前面跑过，战刀出鞘指向攻击方向，意思是说准备进攻。刘春雷回头看看，这时候五连和六连才刚走出树林呢。他赶紧对排里的战士说：“打起精神来，李营长今天要拼命了。”

没等五连和六连集结，指挥旗就由垂直变成四十五度角，进攻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骑兵散兵线的队形呈马蹄状，两侧是突前的轻机枪。六挺机枪不断地打长点射，目的是不让敌人集中起来。骑兵们在距敌一百五十米处超越火力组，这时候指挥旗放平，战马由小跑变为大跑。

对骑兵而言，距敌一百米左右是最危险的区域，必须迅速冲过去。冲刺的时候，有人喊“杀”，有人念数字，其实大家满耳朵都是风，什么也听不见。刘春雷的习惯是跟自己的战马说话：“伙计，跑快点！”“没关系，打不着我们的。……”

等冲到跟前就是骑兵的天下了，这时候应该用小跑步伐进行战术格斗。只不过，提速冲刺容易，从大跑改回小跑就难得多了，因为战马这时已经跑起了性子，要想再控制住它，就得看人和马的熟悉程度和训练水平了。有的人继续狂奔，一溜烟就冲出战场，有的甚至被绊倒或者和别人撞在一起。

敌人的行进队列已经乱了，刘春雷追上一个扛“三八大盖”的。那家伙知道跑不掉，转身就用刺刀对上了。一交手，大刘就知道对方是个老兵，有经验，因为这家伙总是有意识地闪到战马的左边。

骑兵右手持刀，一般习惯把对手放到右边砍杀，因为如果敌人在左边，就要扭着身体、隔着马头去砍，不仅劈刺角度差，战刀还容易脱手。当然，这事要放在以前的“韩猛子”身上，换只手就解决了，他是左撇子，双手都能来。可刘春雷没有这本事，一着急，就把枪掏出来了。那国民党兵一看见这把崭新的南部九四式手枪，立刻不玩了，把“三八大盖”一丢，举起手来，嘴里还嘟嘟囔囔的不服气，把大刘逗得直想笑。

四连这么一冲，顽军分成了几段，有的朝大蔡家跑，有的跑往程楼方向。这时候，一营从大蔡家村子里冲了出来，二营的五连、六连也压了上去，雪亮的战刀把敌人围住了。

骑兵团扩编以后，各连队挥舞战刀的方式不大相同，远远一看就知道是哪个连的。有的连队是按照骑兵操典的样式，把马刀高举过头，一排排亮晃晃的像刀林一样，特别好看。而三个红军连却是跟曾玉良团长学的新疆方式，马刀出鞘后斜摆在身体侧下方，这样不仅可以用刀的平面拍马臀，省了用马鞭，而且骑姿也比较低，能够伏在马鞍上，冲得快，着弹面少。骑兵操典的样式适合在马上格斗，施展推、挡、劈杀动作比较顺手，从道理上讲比较正规，但事实上当时骑兵作战的对手很少是敌方骑兵，对付步兵，使用上撩横抹和刺杀动作比劈砍更方便。当然，无论什么样的动作，最熟练的就是最好的，所以骑兵团也没有刻意要求统一标准。

骑兵们在大蔡家附近围住了大股顽军，这时候，四连只要右旋半圈就能加入战团。于是大家都看指挥旗，只见旗子向右划了一圈，再刷地指向左方——左旋追击！

“好嘛！老连长这回是想捉大鱼了。”战士们想起出发时杨勇司令员号召开展杀敌竞赛的事，明白李树茂是想让四连立新功夺锦旗呢，顿时兴奋极了。

四连向左兜了个圈，再次以散兵线队形杀向奔逃的顽军。敌人彻底乱了，公路上、原野上，跑得到处都是，跑不动了就把枪一丢，抱着脑袋坐在地上喘气。有个小子被骑兵追急了，“噌噌噌”爬到树上去。刘春雷喊他下来，他还讲条件：“我下去，你不能拿刀砍我！”

“行，保证不砍你！”

于是就下来了，看一看，枪啊，手榴弹啊，什么武器都没有，早丢光了。

“你是干啥的？”

“吹号的。”

“你们当官的呢？”

“不知道，都跑了呗。”

“骑马跑的吗？”

“没骑马，我们长官不骑马。”

好消息！当官的徒步跑，一定能追得上。

于是赶紧追。追了一截，看见前面有一个军官，背上背着个大包，身后一把手枪晃来晃去的挺显眼，听见刘春雷喊站住，头也不回地猛跑。大刘策马从左边抄上去，本来是想砍一刀的，可不清楚他那包里装着什么，怕硌了马刀，就顺手在他脑袋下撩了一下，再兜马从正面劈。

这动作是连贯的，平时练了不知道多少次，转过身来时战刀已经举在空中。那军官半跪在地上，一只手撑地一只手遮着头，脖子上猛向外喷血，一张小脸煞白。大刘定睛一看：哎呀，女的！

赶紧收刀，由于动作过猛，把马鞍都带动了。

真是个女军官。刘春雷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一时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女的挺年轻，看见骑兵不再砍她，还讨好地笑了一下，但大刘知道她肯定活不成了，战马的力量加上骑兵的刀法，她脖子上的伤一定很重。

果然，战斗结束后经过这里，发现这女军官就死在路边，军帽盖在她脸上。大刘没有下马去看，只觉得自己右手不大舒服，有点后悔刚才那一刀下手太重了。

敌人跑进程楼，四连也跟着追进村子，刘排长本来准备带人搜查房屋的，听见李树茂在街上喊：“不要在村子里停留，追出去，咬住敌人就是胜利！”于是立刻打马冲了出去。

村子西北面有一片坟地，一伙顽军躲在那里阻击骑兵，副连长王元力正指挥着机枪和他们对打，刘春雷见状也下马步战。打了一会儿，大刘看见一队骑兵冒着弹雨，斜刺里硬冲上去了，领头的正是副营长李树茂和连长周开树。

王元力说：“坏了坏了，要挨骂了！”赶紧爬起来往上冲。刘春雷也回头喊：“把马带上来！”

负责照看战马的是四连文书孙志林，他自己骑着马，两边还带着王元力和刘春雷的战马。大刘他们刚跑到跟前，旁边飞来一枪，孙志林摔下马来当场牺牲了。他的马一惊，跑开了，带着其他两匹马也跟着瞎跑。王元力手快，一把抓住马尾巴，翻身上去就冲锋。刘春雷没办法，只好徒步前进。

战斗很快结束了，抓了四十多个俘虏。李树茂却还在不依不饶地批评王元力：“敌人已经乱了，一冲锋就会垮，你和他们对打什么，难道要让敌人聚集起来吗？”又问刘春雷：“叫你们二排不停顿、追出去，怎么反倒趴在地上了？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

刘春雷被训得张口结舌，这时候，有战士把战马找回来了，他急忙上马出发。没想到，先前孙志林把马肚带松了几个扣，大刘没注意，一踩马镫，马鞍子就垮到了马肚皮上，害得他栽了一个踉跄。周围的人都乐了，连长周开树也笑着说：“大刘今天有点犯迷糊，像个新兵蛋子。”

他们哪里知道，刘春雷是为了那女兵的事，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呢。

连队调整一下继续追击，追到张双楼，又赶上两百多顽军，一阵砍杀，敌人四散逃跑了。这回刘春雷不敢停留，一直冲下去。出了村南口，看见二十多个人跟着一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正边打边退。副指导员马书龙说：“他们要进道沟了，快开枪打！”旁边的七班长和八班长都端着机枪，立刻开火，其他人也用步枪打，那大胖子应声倒下了。

骑兵追到跟前下马查看，大胖子手握盒子炮，肩挎黑皮包，背部中了三弹，已经死了。问俘虏：“他是谁？”答：“一二○支队队长关玉平。”

战士们取了他的手枪和皮包，这才发现他穿着一身士兵的军装。马书龙问：“他为什么穿士兵的军装？又怎么没看见抬棺材？”

“关队长平时就只穿士兵服。棺材是仪仗队。这次是长途急行军，没带仪仗……”卫兵问：“长官，我们能先把他埋了吗？”

“埋吧，好歹他也打过鬼子，曾经是条好汉。”

打死了关玉平，四连又接着追，直追到沛县，追上了一二○支队的军需处，抓了军需处处长，问他们：“前面还有多少人？”“我们是后尾，撤退时在最前头，前面没有人了。”于是，骑兵们拨马转回来。

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一伙顽军围着高马村打枪，看样子是村子里有我们的部队。骑兵立刻冲上去，敌人没敢抵抗就缴枪了。这时候，从村里出来几十个沛铜游击大队的战士，嚷嚷着说战利品应该是他们的。

原来，这些游击队员本来是准备实施伏击任务的，看见敌人垮了，就不再打埋伏，跳出来跟着追。可没想到，溃败的顽军越逃越聚拢，越跑人越多，回头一看，跟在后面的就只有这么几个土八路啊！于是转身就把游击队包围，差点把他们给杀了。

李树茂和四连长也觉得人家沛铜大队不容易，就让他们把俘虏和枪支弹药都带走了。对骑兵来说，抓俘虏并不难。往回走的沿途，不断可以遇到三五个或者十来个溃兵，只要喊一声“缴枪不杀”，他们就乖乖投降了。

部队到张双楼集结，清查人数和马匹、登记缴获的武器弹药。盘点下来，四连光顾追击了，只缴获了四挺机枪，可一连却缴了十六挺，大家都很不服气。周开树说：“不要紧，我们打死了关玉平，这可没的比。”

大家这才想起了关支队长的皮包，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份作战计划。从计划上分析，顽军有两千多人，而且沛县狼穆伯仁也应该在这支队伍里。就在这时候，有人跑来说：“沛铜大队从高马村的俘虏里找到了顽军支队队长穆伯仁！”这下子，可把四连的战士们搞郁闷了。

这么大的一个战果，稀里糊涂地送给了游击队。

这一仗打得痛快，半天时间就消灭了耿聋子的主力。一连冲得猛，四连追得凶，都立功受到了表彰。

四连的人员伤亡不大，但由于奔跑时间过长，战马的损失不小。王元力骑垮了两匹马，刘春雷也骑垮了一匹。通常情况下，战马跑累了，就要慢慢牵着遛，让马把身上的汗收回来；但如果战马累过了头，怎么遛也恢复不了，脚打软，跳不起来，这是伤着了，以后就不再适合作战。

1944年的时候，骑兵团条件已经比较好了，后勤处有备用马，基本上能够保证干部的换乘，用刘排长话说，“这就是当官的好处”。

魏楼战斗之后，又经过陈楼、孟寨、常庙、大屯等多次战斗，八路军连连取得胜利。骑兵团拥有上千匹战马，行进的时候十多华里尘土飞扬、首尾不见，敌人见了，军心混乱、士气低落。他们说：这次遇到的是老八路，攻城用的是掘子军（坑道作业部队），冲锋用的是铁甲兵；还说骑兵的红马会咬人，黑马会踢人，弄得神乎其神。

10月中旬的一天，骑兵团在沛县休整，刘春雷拉着副营长李树茂、供给处老舒处长去集市上看马。这是一匹三岁儿马，灰白色，比大洋马矮、比蒙古马高，身段矫健，漂亮极了。可是，军需员却不主张买。他说这匹马是西洋马和蒙古三河马的混种，血统太复杂，将来也许很好，也许很差，有可能得点小毛病就死掉了，买这匹马就跟赌博似的，太玄。

军需不想买，刘春雷就守着马儿舍不得离开。李树茂牵着马走了几圈，觉得步子、身段都不错，也喜欢上了。大家都盯着舒处长看。

老舒犹豫了半天，说：“要不，这马……你们自己训练……”大刘高兴得跳了起来。

当时通货膨胀、钞票各式各样，因此做买卖的时候老百姓不要钱，只要粮食。这匹马要换三千斤小麦。老舒心疼得不行，当战士的却不在乎。李树茂抱来一床毯子搭马背，再三提醒这马驹现在不能上鞍子，不能跑伤了，还说他要来帮着吊马、压马。刘春雷多了个心眼，他怕营长“见财起意”，就没敢麻烦别人，一直把这匹马带在身边自己训练，还给它起了自己老战友的名字——公鸡。

半年以后，这匹新“公鸡”就成了刘春雷戎马生涯中素质最好的一匹战马。

就在刘春雷忙着给新“公鸡”剪鬃毛、打烙印的时候，部队接到紧急通知：骑兵团编入南下支队，在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开国中将）的指挥下，跨越陇海线作战。

南下支队由冀鲁豫七团、十团和骑兵团组成，这三个红军团都是军区的宝贝疙瘩，现在一家伙全用上了。根据命令，南下支队火速从砀山、黄口之间越过陇海路，沿途不许恋战。“突破作战时，一梯队不准救护伤员，行军途中不准等待掉队人员。任何人不得以救助为名擅自脱离队列，否则按临阵脱逃处置！”

此令一出，全团惊悸。这是最紧急状况下的行军纪律，大家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都在想：南边的新四军遇到大麻烦了！

老兵们都听说过“皖南事变”，所以当时都以为又发生了类似事件，大家焦急得不得了，准备豁出命去救援。战士们纷纷表态，即便累死也不拖部队的后腿。有的人还向战友们打招呼：我受伤了不要你们管，赶紧去接应新四军，千万别给咱们红军团丢脸。

其实，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44年9月，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在八里庄战斗中牺牲了，但这消息当时严格保密，并没有被透露。

10月，国民党以三个师、六个纵队的兵力对新四军四师实施南北合击，四师参谋长张震（开国中将，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担心自己抵挡不住，就向正在湖西地区的冀鲁豫军区杨勇、苏振华求援，电报落款使用了已故师长的名字——彭雪枫。

杨勇和苏振华都是彭雪枫的老部下。彭师长当红三军团五师师长的时候，杨副司令员是五师十四团政治处主任，苏副政委是五师十三团政委。所以，两人接到这个求援电报，当然不敢怠慢，立刻派出精锐主力火速驰援。

骑兵团不顾疲劳日夜兼程，一路不断突破顽军的拦阻。

行军越紧张，就越需要把战马调理好。部队停下，人不吃饭也要先给马匹筹粮筹料。战士们的眼睛熬得布满了血丝，困得经常从马背上掉下来。刘春雷他们这些当干部的还必须时刻留神观察，发现前面的哪匹马停住了，就去捅一下，弄醒睡着的战士。徒步大队的人拽着马鞍绳跟着走，也是边走边睡。夜里赶路，大刘听见旁边的一位班长哼哼唧唧、嘟嘟哝哝，接着又嘿嘿嘿地笑，正想问他乐什么，却见他一头撞了上来，原来是睡着了说梦话呢。

敌人察觉八路军冀鲁豫部队快速南下，顿时乱了手脚，新四军四师随即进行反攻。骑兵团开赴永城时，一路上看见顽军丢弃的辎重和伤兵，知道仗已经打完了。四师副师长韦国清、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前来欢迎南下支队，先是宣布：下一步的任务是歼灭涡阳、蒙城的敌人，可过了两天又说不打了。

原来，顽军方面提出要停火谈判，新四军就根据毛主席“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同意谈判。于是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冀鲁豫的三个主力团万分紧张地跑到淮北，没打什么正经仗，每天只是看演出，开大会，参观交流。新四军四师倒是挺忙的，打土顽，搞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却一点儿也用不着八路军帮忙。

新四军和国军谈判，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实际上充当了谈判的威慑力量。想想看，七团是当年的“红军三虎”之一，十团是井冈山的老红军，骑兵团是从陕北杀到冀鲁豫的铁骑兵。有这样的老牌部队兼模范主力守在谈判桌前，是够顽军们胆战一阵的。

不过，对八路军而言，南下会师变成了“南下旅游”，长途奔波一场却没捞到仗打，这让大家多少有些不自在。本来嘛，部队开的是打仗的买卖，放着涡阳、蒙城都不让打，整天看戏喊口号的算是怎么一回事！交流经验的时候，领导们讲得很起劲，底下的人却觉得挺无聊。当时，新四军还没有使用过坑道作业，所以每次开会都要求介绍这个新战术。次数多了老八路就有些不耐烦，说：“光说不练有啥意思，还不如下个命令，看我们把涡阳城打下来就明白了。”

有些人还埋怨新四军小题大做，把老八路喊来喊去的。有一次，冀鲁豫十团的一个营和新四军某部一起看戏，不知怎的就吵了起来。十团这个营长也是个二愣子，跳起来喊一声：“十团的起立，上刺刀！”硬是把别人赶了出去，害得骑兵团以后参加联欢会都不许带马刀了。

其实，骑兵团和兄弟部队的团结友谊搞得还不错。开会的时候，那边喊一声“欢迎坚持华北抗战的八路军”，这边就回一声“向善于斗争的新四军学习”；那边喊一声“向八路军老大哥部队致敬”，这边就答一句“向英雄的

新四军致敬”。大家手拉手、肩并肩，参观访问、交流经验、听报告、看演

出……忙得不亦乐乎。

11月中旬，南下支队返回沛县、丰县。

临走之前，当地财政干部拖了几麻袋钞票来，不仅发战斗津贴，还按照当地公务出差的标准发放补助，每人每天一角钱。这可是冀鲁豫以往从没享受过的待遇，刘春雷领到了三块六。[奇·书·网-整.理'提.供]当时，涡河一带的工业品紧缺，农产品却很便宜，五角钱可以买一斤牛肉，十个鸡蛋才一角钱，于是大家吃了牛肉又吃鸡蛋，开心极了。

战士们吃得高兴，干部们却有点发愁。主力部队都是有年度任务的，比如骑兵团，1944年有一项指标是缴获重武器一百件。现在眼看要到年底了，还差十多件没完成，本来以为南下作战能“捞一把”，没想到又弄成了“旅游”，这可怎么办才好？

回湖西的路上，支队一直想找机会打一仗，可是各路敌人都躲得远远的，八路军遇不到对手，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到了沛县。

不过，刘春雷倒是有点收获。部队经过永城的时候，找了个大户人家住下。大刘大概是住在了别人的书房里，满架子的各类典籍他看不懂，翻来翻去，突然就翻到一本有许多插图的书。这本书是讲怎么做西洋体操的，字不多，可画了不少示意图，男的肌肉强壮，女的曲线妙曼，十分好看。那时候，成天打仗的农村小伙子没见过这个，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大家抢来抢去地看图画，结果就把书扯破了。怎么办？当排长的掏钱赔偿呗！于是，刘春雷也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本书。

可惜的是，这个体操课本没过多久就被五马分尸，大家一人一页地瓜分了；大刘最后一个体操动作也没学会，真是浪费了教材。

回到沛县，湖西这边的战役也结束了，南下支队的使命完成，宣布解散。

九团团长匡斌（开国少将）神秘兮兮地来找况玉纯，约他去单县打仗。原来，国民党山东挺进军二十九纵队（时锡久部）进驻了单县东北的插花楼。匡斌的意思是想要骑兵团先快速过去把敌人监视起来，九团再随后赶到，两家一起把时锡久消灭掉。

匡团长约骑兵团当帮手，一方面是因为骑兵动作快，能追逃也能打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骑兵不擅长攻坚，真正打据点还要靠他们九团，他的算盘打得倒挺精。反正有仗打就是好事，况团长立刻答应了。不过，匡斌敢不打个招呼就把部队拉出去打顽伪军；况玉纯可不敢，于是就请示了上级领导。

骑兵团急行军九十华里，赶到单县插花楼西南五里的大朱庄村，敌人派到村里催粮款的人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八路军俘虏了。时锡久的小老婆跑到村里来玩，也被骑兵抓了起来。

几个步兵团也相继赶来。最先到达的是七团和八分区独立团，八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开国中将）指挥他们迅速把插花楼据点包围起来。等九团匆匆赶到时就只剩下看戏的份了，把匡斌气得哇哇叫。那时候，打游击是个零打碎敲的苦差事，攻城拔寨的油水要大得多，九团好不容易订下的菜，却让七团先上了桌，难怪匡团长要发脾气。

插花楼这里，时锡久的千把号人多是些土匪流氓，装备和战斗力不怎么样，据点工事也很一般，八路军的主力团一个冲锋就能拿下来。多余的部队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匡斌团长就决定带部队回巨南（巨野）去。

“怎么？你们骑兵团还准备在这里等分红啊？”当时，冀鲁豫军区的团干部之间有个民主协议，叫做“战场缴获奖励分红”，差不多就是见者有份的意思，主要用意是照顾小编制团队和地方部队。

况玉纯笑着劝匡斌别急着走，按他的看法，时锡久被围之后，单县的日伪军就会出来帮忙，到时候打援一样能发财。

“二十九纵队可是国民党顽军，如果单县的敌人不出来支援呢？”匡斌有点不信。

“再等等吧，如果敌人出来支援，就一定会有日本鬼子参加。”

匡团长听说日本兵要来，就去组织部队准备打阻击。

骑兵团也一门心思地想打援。李树茂告诉大家：“单县的伪军警备大队总共五百多人，没多大意思，关键是日军守备队有炮有机枪，咱们一定要把大家伙搞过来。”战士们摩拳擦掌，兴奋得不得了。

在插花楼阵地，七团和独立团按部就班挖坑道。

刘春雷跑去看热闹，发现他们有的在挖坑，有的在休息。几个神枪手闲得无聊，对据点里喊：“喂！你们有胆量就冒个头出来啊！”顽军们倒也有趣，不敢露头却伸手在墙头上摆了一块砖，这边立刻开枪，把那砖头打成几截。于是，外边的八路鼓掌，里面的顽军也喊好，接着又摆上一块砖……八路军在阵地上唱：“晴天呀晴天，蓝个莹莹的天……”顽军也在据点里吼：“我站在城头观山景，耳听见楼下乱纷纷……”大家就好像是在做游戏一样。

看样子，插花楼这里也在等着单县的日伪军。

等来等去，11月24日，终于把日伪军等来了。

单县的日军宇贺中尉、森方小队长带领鬼子守备队和伪山东警备总队第一大队前来增援，在常老家村附近遇到了八路军九团的阻击。

骑兵们关心的是日本兵来了没有。李树茂拿起望远镜一看，高兴地喊：“来了来了，带了两门步兵炮！”接着就听见团长下命令：“出发！出发！”

刚从大朱庄出来，就听见插花楼那边“咚咚”的炮响。那是七团的人知道鬼子出动，连实施坑道爆破都等不及了，直接用迫击炮平射轰击寨门，想赶紧解决掉时锡久，再回过头来打日伪军。骑兵们心说：想得美，哪有那么好的事！鬼子的这两门炮我们预定了，任谁也抢不走！

插花楼那边开打了，时锡久的人马抵抗了一阵才发觉不对：“不好了！真的是老七团打上来了。”其实，从包围插花楼开始，战士们就一直在喊：“我们是八路军八分区七团，赶快投降。”可时锡久的二十九纵队根本不相信。

顽军不上当的理由倒也很充分。首先，老七团的名声太大，以往随便哪个土八路都喜欢借这块招牌吓唬人，游击队动不动就喊“我们是老七团”如何如何的，次数多了敌人也就无所谓了；其次，时锡久也知道八路军七团、十团、骑兵团都南下打仗去了，他可没想到南边的顽军那么不经事，七团这么快就能回来打他。

更重要的是，插花楼的顽军没有看见“老七团的行头”。

七团有个炮兵连，这个炮兵连有一门九二步兵炮。这门炮是1941年缴获的，直到1944年，冀鲁豫军区装备有大炮的八路军步兵团只有七团这一家，威风得很。每次打攻坚战，炮兵连都把大炮摆在显眼的地方吓唬人，所以见到九二步兵炮就等于遇见了老七团。

不过，虽然有炮，却缺少弹药，军区兵工厂一个月也造不了几发炮弹，七团的大炮也是摆样子的时候多，开火的机会少。这次南下，七团干脆把大炮零件拆散埋在土里了。没了行头，也就难怪时锡久的手下不认账。

八路军在外面挖坑道，二十九纵队不急不慌的，还以为对手是独立团的土八路。等仗打起来，冲锋号一响，那队形、那战术、那火力、那气［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势……霸气十足啊！顽军这才发现不对头，赶紧往回缩，直喊：“完蛋，真的遇到老七团了。”

七团猛攻插花楼，骑兵团就从大朱庄出发，向敌侧后方迂回包抄。大朱庄的老百姓挺有意思，也许是距离敌人较远，他们不害怕。也许是没见过骑兵打仗，觉得稀奇，反正男女老少都端着板凳椅子上房顶瞧热闹，嘻嘻哈哈、开开心心的，像是看大戏一样。

远处，敌人正在进攻九团阵地。伪军在前面拱，日军炮兵小队在后面助威，炮兵和伪军之间是日军步兵小队，伪军有四五百人，日本兵有六十多人。骑兵团的计划是迂回到日军背后，先解决掉炮兵，再冲击步兵。

炮兵是骑兵的克星。虽然步枪、机枪火力也会给骑兵造成很大杀伤，但在冲锋的时候，只要不打到要害，战马即使多处挂彩也能保持进攻姿态，这倒不是战马的觉悟高，而是因为受伤的马匹不离群，会主动跟着大队跑。但遇到炮火就不行了，炮弹一爆炸，马就惊慌得乱奔乱跳，骑兵能不被甩下来就算不错，根本顾不上进攻队形。

可炮兵也怕骑兵。炮兵移动速度慢，如果没有步兵的有效保护，很容易受到骑兵的冲击。所以骑兵进攻时，应该避开炮兵阵地的正面，从侧后方发起攻击。

骑兵团绕弧线迂回，大队战马踏起漫天尘土，被日军发现了，他们立刻实施干扰，接连几发炮弹打了过来。说起来，这日军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枪打得准，炮也打得准。

况团长命令一、三、四连作为第一拨实施进攻，三个红军连就以纵队阵型运动接敌。刚跑了没多远，又看见旗语指示：改向西南方向的贾庄快速前进！

原来，日军看见骑兵迎击上来了，就迅速向贾庄靠拢。贾庄是个有寨墙的村子，控制着通往单县的道路，如果让鬼子的步兵和炮兵占据那里可就麻烦了。于是，双方开始比赛速度，鬼子步兵拼命跑也比不上骑兵的马快，八路军的三个连冲进贾庄时，敌人离村子还有半里地呢！

骑兵进了村，鬼子却占据了村外的一片坟地，“噼噼啪啪”地打枪。李树茂立刻命令：“冲出村去，到敌人阵地拼马刀，消灭鬼子的时候到了。”三连防守住村子，一连和四连跃马杀向坟地。

马踏敌阵，一连的机枪手石双友来不及换梭子，就用机枪猛砸。不料被鬼子抓住机枪，一把拽了下来，两个人就在地上滚来滚去。刘春雷赶到跟前，骑在马上不好下手，只得跳下来帮忙。大刘先拿手枪抵着鬼子扣扳机，卡壳了，气得石双友又哭又骂，他只好再用马刀在鬼子的腰上戳一下。鬼子瘫了，石双友也晕了过去，不知道是被累晕的还是被气晕的。

那鬼子挺倔犟，八路军卫生员给他包扎，他把绷带扯开；炊事员问他要不要“米西米西”，他咧嘴笑笑，摇头，当天晚上就死了。后来才知道，这家伙是日军的小队长森方。

一连缴获了两门步兵炮，连长匡永盛赶紧指派了六匹马拉走，生怕有谁抢了他们的战果。有了这两门炮，骑兵团的缴获任务可以算是超额完成了。其他骑兵连队也都冲了上来，剩下的三十多个鬼子撤到了朱老家村。朱老家是个只有十一户人家的小村庄，老百姓早跑光了，鬼子钻进民房里躲着。骑兵把村子包围起来，刘春雷用马刀在土墙上掏洞，准备先弄个窟窿再丢手榴弹进去。就在这时候，听见有人喊“鬼子放毒气了”，一群人被熏得满脸眼泪鼻涕，纷纷往外跑。

其实，这毒气是八路军自己放的。特务连的一个小伙，南下作战时捡到个花花绿绿的罐子，弄不清是什么玩意儿，就当做宝贝藏起来。他发现这罐子底部可以打开，还露出一截导火索，就觉得一定是个炸弹（还好他没以为是罐头），现在看见鬼子躲在房子里，小伙子就决定用炸弹把门炸开。他把罐子点着了丢在门槛上，瞧了半天，炸弹不响，却“突突”地冒绿烟。过了一会儿，它把房子里的鬼子熏晕了，也把围攻的八路熏得到处跑。

好不容易毒气散去，正准备再进攻，九团的团长匡斌来了。匡团长一到，就命令骑兵们撤下去休息，把最后消灭鬼子的任务交给九团。说话间，九团三营端着刺刀“忽啦啦”就把朱老家村围上了。

骑兵们很不甘愿，可人家匡团长的官大脾气也大，李树茂也不敢惹他。大家只好重新上马，去找伪军出这口恶气。（九团三营后来用逐房逐院攻击的办法，歼灭三十多个鬼子，捉了六个活的。三营九连还有个战士一人拼死了三个鬼子兵，被评为“拼刺英雄”。）

战场上，到处可以看见跑来跑去抓俘虏的骑兵，各连各排都跑乱套了。刘春雷听见马书龙说：“我们往南边追，把那些跑得快的捉回来。”大家都同意：“好啊，好啊！”

追出去三四里，看见有零零散散的伪军了，骑兵们一边喊“缴枪不杀”，一边收容俘虏。这时，二营教导员王凤翔也来了，他提议：“再接着追，绝不让敌人跑回单县城去！”

于是又追，一直追到离单县县城只有两公里地，已经可以看见北城墙了，终于追上了最后的十几个人。这些家伙也确实跑不动了，趴在地上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骑兵们都觉得好笑。

有个伪军军官，也许是觉得辛辛苦苦跑了那么远，眼看要跑到家了却被抓回去，实在气不过，再加上刘春雷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伤了他的自尊心。这家伙本来都已经交出手枪了，却又突然发疯似的冲上来抢夺骑兵挂在马鞍上的马刀，把大家吓了一跳。幸亏教导员王凤翔抢先一步，抽刀把他砍倒了。

询问俘虏，这才知道他就是伪山东省警备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吴振海。王凤翔的这一刀挺厉害，直接把吴大队长的肩膀砍断，结果没走多远他就因流血过多而死掉了。

回去的路上，刘春雷发现路边有一口十二印的大铁锅，大概是伪军们逃跑时丢下的，他立即捡了起来。其他人都弄不清这大铁锅有什么用，可大刘自有主意。当时，骑兵团的炊事员都是用家常的普通铁锅炒菜，每次做饭都要借用好几户老百姓家的灶台和炊具，不仅麻烦，而且动作慢。刘春雷是当过厨子的，会炒大锅菜，知道这口大锅对部队开饭有好处。

打下了插花楼，消灭了日伪军，领导们都很开心，于是就轮流会餐。刘春雷的这口大铁锅和他炒大锅菜的技术立刻就派上了用场，其他连队的人到四连来会餐，觉得四连上菜又好又快，实在佩服，纷纷把刘大厨子连人带锅请去传授经验。于是大刘就从这个连吃到那个连，又从这个团吃到那个团。

缴获九二步兵炮的几个战士只吃了连、营、团三顿庆功宴，可刘春雷却吃了十几顿，搞得几个功臣直犯妒忌，嘀咕说：“嗨，咱们的两门炮还抵不过他的一口锅。”

1944年11月底，骑兵团奉命归建。

这一次作战出去了小半年，如今要回根据地了，大家都很高兴。当初开拔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会离开这么久。回去的路上，连长有点担心放在留守处的一窝小鸡会不会已经成了鸡骨头，指导员却挺乐观地计算回去以后每天能捡几个鸡蛋。

二排长刘春雷很久以后都还记得，在行军途中一个景色优美的傍晚，他们一帮年轻人——连长周开树（1948年牺牲）、指导员蔡修仁（1945年牺牲）、副连长王元力（1945年牺牲）、一排长高奎先（1945年牺牲）、三排长赵玉亭（1945年牺牲）……从鸡肉的烹饪手法谈到办婚宴酒席，最后再讨论到成家过日子，个个兴高采烈。当时，这伙人中只有周开树有对象，大家一边听连长“介绍经验”，一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走着走着，快到吃饭时间了，远处的村庄升起了炊烟。王元力说：“你们发现没有，在河北吃饭，端着大碗到处跑；这次到南边去，他们坐在门口吃，把好菜堆在碗口上；而咱们河南这里，家家吃饭关着门，吃好吃孬全看不见。”大家都说：“没错没错。”“有趣有趣。”

正说着，队伍进了村。忽然看见道路两旁蹲满了吃饭的村民，面前又是碗又是碟的，一伙八路都愣了——这才出去几个月，怎么当地人吃饭就改规矩了？

原来，各村都成立了村委会，开展减租减息和“讲理运动”。以前，冬天打场垫土、通渠修路都是白干活没报酬的，现在经过协商决定：穷人出力干活，富裕人家管饭，还规定要有四碗（炖菜）四碟（炒菜）。为防止地主耍赖，干活的人都在路边吃饭，由干部们来回检查：“张家的，怎么只有碗没有碟啊？”“老李家的！你家的碗这么小，太抠门了吧！”众目睽睽之下，地主富农也顾及面子，赶紧回去补足补齐，于是碗越来越大，碟子也越来越多……这情形，让路过的骑兵们看得直乐。

1944年底，冀鲁豫边区的面积比1943年扩大了一倍，军区腹地的清丰、内黄、濮阳、范县、观城等十个完整县（包括县城）都已被八路军控制。长垣县和滑县虽然属于敌、我、匪、顽争夺的地带，但这里是传统的豫北粮仓，农业基础好，粮食产量高，老百姓生活能得到保障，供养人马上千的骑兵部队也不成问题。

到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日本鬼子快完蛋了，虽然不能确定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但很多人已经开始考虑今后的生活。一些政治觉悟高的同志还明白“革命的道路还很长，任务仍然很艰巨”，可更多的人则认为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于是，找对象就成了很现实的事情。

当时，冀鲁豫八路军找对象结婚虽然也要经过组织批准，但似乎并没有二五八团之类的明确规定。

以前，打游击环境艰苦，年轻女子一般也不愿意嫁给当兵的，特别是像土八路这样又穷又玩命的干法，的确很难成为结婚的对象。但现在不同了，冀鲁豫各地都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八路军的干部战士待人和气，做事勤快，不抽大烟不赌博，没有坏习惯，怎么看怎么惹人喜欢。特别是骑兵团的年轻老八路们，功劳大、名声响，背短枪、挎长刀，来去一阵风，浑身上下透着精干和帅气，更是好女婿的不二人选。

年轻人做事喜欢一窝蜂，找对象也是这样。骑兵团以往的集体生活比较单纯，很少有机会考虑个人问题，而在这个阶段突然出现了找对象的风气，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进入局部反攻之后，根据地面积和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地方人员大量补充进正规部队，有家室的干部增多，家属探亲慰问现象增多，部队的协同活动中有女性参与的情况也逐渐增多，这都给指战员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刺激。特别是这次骑兵团南下，不仅仗打得轻松，还长了见识。新四军的婚恋状况比老八路开放一些，女兵也比较多，这更给了大家很大鼓励。

另一方面，豫北乡村经过1942年、1943年天灾人祸的磨难，1944年终于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再加上共产党实施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措施，更使得群众的生活大为改善。于是，前两年民间里被耽误的婚嫁事宜纷纷又被提上了日程。在当时当地，最好的小伙子都在军队里，最好的军队是八路军，而老八路中最威风的莫过于挎刀跃马的骑兵团了，小姑娘大闺女都眼热热地瞧着白马连、红马连，自然也就给刘春雷们的成家计划创造了条件。

那段时间，骑兵团干部找对象的人不少，只是有的承认有的不承认，其实承不承认没关系，别人也看得出来。骑兵们平时经常要夹着草料，半跪在地上铡马草，所以军服的胳膊肘和膝盖部位总是很容易磨破。以前都是男子汉自己粗针大线缝几下了事；现在，如果发现谁身上的补丁突然变得美观起来，此人的婚姻大事多半就有谱了。

刘春雷排长也有了对象。

四连二排的驻地在长垣县赵村，马厩设在村口的玉皇庙，当时庙里面还住着个年轻妇女和她的孩子。这女子是本村人，出嫁好些年都没有生养，后来不知怎的就跟别人私奔了。1944年冬天，她突然抱着个私生子回到家乡，婆家气恼地把媳妇赶出家门，娘家碍于脸面也不肯接纳女儿，结果，她只好在这破庙里安身。出了这种事，连妇救会都没法调解，八路军就更不好插手了。好在这女子时常帮骑兵照料战马，刘排长也就因此接济她一点粮食。

落难女子称孩子的亲爹为“先生”，可她自己也弄不清那位先生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女子对大刘的印象不错，她有个妹妹时常到庙里来探望姐姐，姐妹俩就为了八路军排长而嘀嘀咕咕。终于有一天，姐姐跑来替妹妹做媒，刘排长考虑了一会儿，就答应了。

妹妹的模样很俊俏。但刘春雷之所以答应这门婚事，主要还是因为她干净清爽，能吃苦、很勤快。老刘家是开豆腐店的，干豆腐买卖，总是夜里推磨白天赶集，还得抽空选豆子，没个休息的时候，不爱干净、不勤快、不能吃苦是不行的。刘排长当时的人生理想是战争结束之后回家继续卖豆腐。通过观察，他认为这位妹妹具备当豆腐店老板娘的潜质，于是决定和她携手共同发展家传的食品加工事业。

婚事定下了之后，刘排长的马鞍子有了新布垫，军服上的补丁也美观起来，战友们很高兴，女方家里也很满意。老丈人原本为大女儿的事情感觉挺丢脸的，现在来了个八路帅小伙儿当小女儿的未婚夫，不仅面子回来了，还能够享受军属待遇，有一亩半耕地可以免纳公粮。

那段时间，一排长高奎先也经常找刘春雷商量成家计划。

高奎先是河北安平人，1942年反“扫荡”时从马上摔下来，落下了个外伤性癫痫的病根。南下作战前，他的癫痫病又犯了，部队考虑到他的身体难以适应长途驰援的要求，就把他留在湖西休养。高排长住在个村干部家里，骑兵团南下“旅游”一个多月，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和房东家闺女沟通交流起来。等骑兵团班师凯旋，他也随即归队，跨上战马就走。谁知道，部队刚到长垣不久，人家大姑娘就追到驻地来了，声称非要参军不可。骑兵团这时候还没有女兵，自然不能同意她的要求。于是大姑娘就揪住高奎先不放，说是高排长先前答应过她的。

这位姑娘名叫贺娟子，是个很能干的女孩，就是太泼辣了一点。高奎先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愣是被她收拾得没了脾气。于是战友们纷纷替老高出主意：“看起来这女子挺拥护八路军的，干脆你代表部队收编她得了。”高奎先也是穷急无路，只好施展甜言蜜语；而贺娟子或许觉得既然当不了军人，当个军属也还可以将就。这么一来，两人就好上了。

谈婚论嫁的时候，大家并不觉得组织上有可能会不支持。高奎先和刘春雷都是1938年入伍的老八路，几年来从河北、山东转战河南，算得上是开辟根据地的功臣了。这批抗战之初就进入主力部队、历经艰苦环境锻炼出来的战斗骨干，到1944年底已留存不多，上级领导平时对他们也很关心，一般情况下都会尽可能地提供方便。

可是没想到，1945年1月，分区一个批示传下来，除了同意红军出身的四连连长周开树的婚事，其他的十多对鸳鸯都被亮了红灯。

刘排长、高排长们有点发蒙，但他们毕竟是久经考验的八路军战士，虽然感觉莫名其妙，还是坚决执行指示。连长周开树觉得自己被弄得挺例外，心里一烦也不乐意结婚了。

可是，女人们就没这个觉悟了。刘春雷的那一位，以为是姐姐的坏名声影响了自己的婚姻，委屈得整天躲在屋子里哭；高排长的贺娟子更不得了，直接跑到团部去吵架，搞得团长和政委也狼狈不堪。小伙子们只好赶紧安慰大姑娘：“凡事总要一步步来，这次没同意就再等等，下次一定能批准。”周连长的未婚妻也十分坐蜡，面对气呼呼的未婚夫，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

哭……

194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针对部队中对战争形势过于乐观而产生的松懈情绪甚至希望解甲归田的思潮，上级明确指出：我军在反攻夺取交通要道及最后驱逐日军出中国的同时，应准备应付国内可能的突然事变。除继续对敌作战、加强地下工作外，要加紧训练现有军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

10月底，中央军委再次发出关于《加强全军练兵与部队大整训的决定》，要求全面整训主力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冀鲁豫军区随即颁发整训令，命令“各部队基层骨干要确立继续战斗的信念，增强内部团结，奠定军事整训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可能干扰军心的因素都会被排除，基层干部结婚的事情自然也就变得很难获准了。(奇书网|Www.qinkan.net)

可在当时，刘春雷排长并不清楚这里面的道理，他只是知道上级命令狠抓军训，要准备打大城市、打大仗；只是知道自己必须在部队继续战斗下去，未获最后胜利之前不能回家卖豆腐。对于上级不同意他的成家计划，他只知道自己有满肚子的委屈。

他的那个妹妹哭哭啼啼地问：共产党不是号召妇女解放、婚姻自主吗，那为什么八路军首长要管别人成家的事？为什么先前能够结婚而现在就不允许了？为什么民兵班长可以结婚而八路军排长却不行？为什么娶妻生子的人可以参军而单身老八路反而不能结婚了？……

刘排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正在伤脑筋的时候，骑兵团奉命赴滑县作战，刘春雷终于能够借打仗的机会摆脱目前的烦恼，顿时觉得松了一口气。

1945年1月20日，四连二排离开了长垣县赵村，刘春雷也从此离开了那位曾经与他订立过婚约的姑娘。

骑兵宿营比较分散，所以一般不会像步兵一样的先集合再出发，通常是开拔令下达之后，各部队在行进中陆续加入队列。

清晨上路，战马很兴奋，战士们也很活跃。全团逐渐汇合在一起，上千匹战马排成长龙，人马欢腾，惹得乡村里的老百姓们驻足观看。

行军队列连绵十多里地，如果听见后面喊“辛苦了”，那意思就是需要超越前队，于是前面的连队一边让道一边回答“加油干啊”。有时候听到喊“敬礼”，那是领导的战马过来了，当排长的要赶紧把手搁到帽檐上。如果嘻嘻哈哈的吵闹声突然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保持队列，注意纪律”，则肯定是遇到了戴红袖箍的政治处值勤组……

这次赴滑县作战，一排的行军位置应该在二排的前面。可走了二三十里地，刘春雷才看到高奎先垂头丧气地带队赶上来。原来，早晨临出发时，贺娟子突然堵住马厩，拽住高排长的战马死活不让走。组织股长李选贤带值勤组去检查住宿纪律，发现一排还没动身就发了脾气。未曾想，李股长刚训斥高奎先几句，就被扑上来的贺娟子抓了个满脸花。政治处的领导在战士们面前很有权威，可对付贺娟子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正当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副连长王元力赶过来解决了问题。

王元力在1939年的王小楼伏击战中脸部受了伤，从此面目狰狞，一般人都挺害怕他的模样，泼辣的贺娟子也不例外。老王虚张声势吼叫一通，唬得贺大姑娘惊慌失措，四连一排这才得以“突围”，赶上大部队。

骑兵们向滑县方向挺进，刚进入卫南（这是抗战期间共产党在滑县与长垣交界地带设立的一个县），突然传来消息说卫南县大队正在与敌激战，上级命令火速增援。当时，分区方面把情况说得很严重，搞得骑兵团也紧张起来，连忙派了四个斥候分队出去摸情况。斥候骑兵来回跑了几趟都没发现敌人大部队，况团长还不相信，赶到焦虎集战场一看——可不是吗，哪有什么大批敌人？不过只是两三百个土匪，正撅着屁股和县大队对打呢。

这伙土匪是“李小孩”的人马。“李小孩”本名李荣卿，因为头大个子小，看上去像是个小孩，所以得了这个绰号。李土匪平时守着自己的地盘，日军来了打日军，共军来了打共军，是个遇鬼杀鬼见佛灭佛的角色。有时候土匪性格发作，他就派人到外面抢粮食，结果这一次正巧遇上卫南县大队，两边就干了起来。

李土匪的手下都是些兵痞流氓，单兵技术比较高，卫南县大队虽然有四五百人，却是第一次打正规战。民兵们越打心里越没底，赶紧向八路军求援，还把情况说得挺严重。

就这么些个土匪，还不够骑兵团塞牙缝的，二营、三营没动手，一营没费多大力气就把他们消灭了。骑兵们不觉得这一仗有多大意思。县大队却兴高采烈，他们自己夺了三十多条枪，还想索要老八路缴获的三挺机枪和百来支步枪。况玉纯表示要先请示军分区才能决定，民兵立刻说：“好的好的，我们一起去何庄。”

“我们骑马你们步行，能赶上吗？”

“没问题，刚才在冰天雪地里趴了半天，现在跑跑路，正好可以暖和暖和。”

何庄离焦虎集战场三十多里地，卫南县大队跟着骑兵一路狂奔而去（这支游击武装就这么跟着主力部队向前跑，最后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一七八师五三二团，自己也成了响当当的主力）。

刘春雷这时还弄不清等一会儿要和谁打仗，县大队的人边跑边说：“到何庄还能打谁？王泰恭呗！这个坏东西，我们早就盼着收拾他了。”

王泰恭是国民党滑县县长，还是所谓“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指挥官”，他的独立一支队下属三个团和一个训练大队（团），大本营就在何庄。

骑兵团急匆匆赶到何庄附近，却看见好些步兵坐在路边啃干粮。步兵见到骑兵就笑：“四条腿的现在才来啊，回去吧，这里没什么事了。”

一问才知道他们是新四路，又问：“你们怎么在这里吃上了？仗是不是打完了啊？”

“打没打完都一样，人家十六团包圆了。”原来，最先到达的十六团趁敌人防备松懈，已经收拾掉王泰恭的骑兵队和迫击炮连，把寨门堵上并包围了整个村子。新四路来晚了一步，只好蹲在路边休息啃干粮。

新四路没事干，骑兵团就更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十六团团长杜海林（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对着况玉纯直打哈哈，一副十分得意的样子。

况玉纯和李庭桂去找领导请示任务，分区张国华政委听说卫南县大队也跟着跑来了，十分高兴，就吩咐把缴获“李小孩”的那些枪都给了他们，并命令县大队归骑兵团指挥，任务是围点打援，消灭王泰恭部训练大队。

晚上，骑兵们埋伏在冯付集到何庄之间的路上，准备打伏击。

冯付集周围驻扎着王泰恭部第三团和训练大队，其中训练大队的队长王三祝是王泰恭的儿子。本来，骑兵们估计小王队长不会丢下他爹不管，一定会来救援。谁知道等到凌晨两点也没看见援军出来，战士们都急了。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训练大队住在冯付集里面；而那个第三团则稀稀拉拉分散在周围的几个村子，从夜里十一点到现在，没见他们有什么动静。

敌人不出动，八路军就直接攻坚了。二连和四连打冯付集的王三祝训练队，其他连队则对付周边分散居住的三团。

凌晨四点左右，战斗打响了，四连没费什么力气就突破了寨墙。可进村以后却遇到了难题，冯付集里面只有两个小碉堡和一个矮炮楼，其他的建筑全是民房，训练队的人穿的是便装，他们丢掉武器到处乱跑，还真的分辨不出是兵还是民。再加上这里是王泰恭经营多年的老巢，群众不仅不对八路军讲实话，还帮着掩护顽军官兵，搞得八路军不知道谁是匪军谁是百姓。

有人出了个主意：“训练队的人都是些财主少爷，咱们看见脸蛋白净、身材肥胖的就抓起来，肯定没错。”刘排长觉得这个办法挺好，一路搜查过去，搞到天快亮才逮了十多个。大刘正带着一帮人忙活的时候，况玉纯团长突然从后面跑过来，劈头就是一顿臭骂。

原来，况团长看见部队打进去一段时间了，就带着警卫员进村来看情况，没想到正好和漏网的顽军碰了头，对方看见穿军装的就开枪，况团长的警卫员当场牺牲。幸亏况玉纯有经验，没有往回跑而是翻过院墙向前冲，这才遇到了正在分析脸蛋身材，凭相貌抓人的刘排长。

挨了一顿骂，刘春雷慌了，赶紧回头重新搜索。这回无论胖瘦，看见年轻的通通先关起来再说。

天亮以后，刘春雷和指导员一起清点战果。听见战士们讲四连一排长不见了，接着又有人报告说井里面有具八路军尸体。大家心里“咯噔”一下，捞起来一看，果然是高奎先。高排长的身上没有伤，显然是淹死的，但那口井并不深，当时也没人听见他呼救，所以估计是夜里癫痫病发作，失足跌落下去了。

经过一夜的战斗，王泰恭和他的副司令、参谋长都被击毙，王部顽军也被全歼。这一仗打得挺容易，但大家却不大高兴得起来。

部队返回长垣，在离驻地三十多里外的路口，四连的战士们忽然发现了贺娟子的身影。谁也没想到她会跑出这么远来找人，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慌。

贺娟子张望了一阵，没有找到高奎先，就径直拦住了王元力的马头。王副连长吭吭哧哧了好半天，最后只得老实承认：“死了，埋在滑县了。”

这一次，泼辣的贺娟子没哭没闹，她只是盯着王元力，一字一顿地说：“你害死了他，就是你！”

这之后，贺娟子就回家乡去了。王元力十分郁闷，见人就唠叨：“怎么能说是我害了老高呢？这妮子讲话没道理嘛。”

战友们劝慰王连长：“她那是急糊涂了，胡说的，你别往心里去。”

多年以后有人分析道：女人的心思是很敏感的。贺娟子曾经照顾过生病的高奎先，或许她已经察觉到未婚夫有可能犯病，所以才会在部队出发前努力阻止他上路。可惜，王连长、刘排长甚至高排长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刘春雷回答说：即使意识到了，又能怎么样呢？

1945年1月，何庄战斗后的骑兵四连二排没有回到原驻地，这以后，刘春雷再也没有去过长垣县的赵村。

1945年初，冀鲁豫根据地形势一派大好，局部反攻连连告捷，政权建设成效显著，部队整编有条不紊。《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已经传达下来，毛泽东主席明确指示：把一切防守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

眼看要过农历新年了，上级给骑兵团的每个战士都发了新军装、新棉袄，还配发了统一的床单和棉被。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好事，大家高兴极了。但紧接着，军区就派人来“指导内务”，还要求战士们起床后把被子叠得有棱有角，刘春雷他们觉得很奇怪：这本来是日本军队里的规矩，怎么咱们八路军也要学着做？教员说：“部队要扩大、要向正规化发展，所以这些制度都必须实行起来。”大家只好照办。不过，棉被叠整齐以后，确实好看多了。

叠完被子，部队就开始大规模整训。

整训分为两部分。其中政治整训也叫做“第三阶段整风”，当时的口号是“不仅要从组织上入党，还要在思想上入党”。整风的办法是由组织部门甄别个别人的“历史问题”，其他战士则每天听课、讨论、学习。

教员上课的时候，反复讲解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区别，还讲中国革命以工人、农民为主体、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只是这些大道理，一般战士不太搞得懂，也不怎么感兴趣。

以前总是提倡全民族抗战，宣传打走了日本鬼子就能有好日子过，可现在却又突然强调革命性和领导权的意义，大家一时间就有些转不过弯来。华北的老百姓原本就对蒋介石就没有多大印象，并且这时候冀鲁豫附近的国民党军队都跑光了，当地人自然也就不大相信国民党会再来捣乱。红军干部意志坚定，每次开会都要痛骂国民党、白匪军。其他人听了半天，虽然同意反动派十分浑蛋，但对蒋委员长还是恨不起来。

周开树急了：“蒋介石会让你过舒服日子？别想好事了，这仗早晚还要打。告诉你们，要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军队，我坚决赞成；但如果听龟儿子蒋介石的调遣，砍掉脑袋也不干，老子上山打游击去！”

排长、班长们赶紧安慰他：“连长，老蒋是南方人，北边的事他管不了。”

“连长，等打完仗，把你家里人接到北方来，到我们冀南享受共产主义！”

大家嬉笑吵闹一番，十分开心，都觉得那个从没见过的蒋总裁和自己没多大关系，为他生气实在是划不来。

上政治课多少有点儿稀里糊涂，军事练兵却效果显著。

那段时间，部队的规模迅速扩大，各种基干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地方民兵和游击队大批地加入正规军。根据军区的整训命令，各部队掀起了大练兵的高潮。

骑兵团主要练习分队机动。也就是在迂回、包围和追击运动中，前出到有利方向，向敌翼侧和后方实施攻击。

骑兵以往的机动方式多属于小规模突击，强调坚决、迅速和出敌不意，冲击的时候也主要凭借马刀。现在练习大纵深机动，则需要和友邻分队在时间、地点、目的上进行多层次的战术协同，还要实施正面射击、侧射、交叉射击、拦阻射击等火力配合，这就要求骑兵必须更加精通武器，提高观察战场、发现目标、控制局面的能力。通过几个月的大练兵，骑兵团的战斗骨干都能做到在快速行进中双手脱缰、熟练使用轻重武器，射击精度也大为提高。

骑兵训练的时候到处跑，顺便也可以瞧瞧别人怎么练。

新编成的部队主要练习队列、射击和拼刺，老资格团队则练习进攻、防御、协同。如果远远看见一群人平端着锄头，大头朝前纹丝不动，好像是在修理农具的模样，那肯定是基干团在锻炼瞄准臂力；若是看见一伙人扛着梯子跑来跑去，又滚又爬地递炸药包，这准是十六团在练攻城爆破。

骑兵们自己很少挖掩体，所以也就最喜欢看别人刨坑。

上午出门的时候，瞧见步兵一声令下就地卧倒，把枪放在右侧够得着的位置上，然后翻转身子向左边刨，一边挖还一边观察情况。把土堆在自己的前面和两侧，用野草伪装起来，这就成了一个卧射掩体……这时候，骑兵喊一声：“喂，你们先忙着，我们出去逛逛。”就上马走远了，步兵们则继续挖土。下午回来的时候，那些掩体已经深到能跪射、立射，甚至连成了战壕，当然，那些刨坑的人也都变成了泥猴。

骑兵得意扬扬，步兵很不服气。于是，搞协同练习的时候就有步兵嚷：“神气什么呀，我家的大骡子比你们的瘦马壮实多了。”

“骡子再壮也不能打仗。”

“那你们的牲口也不能炸碉堡攻寨墙啊！”

“那倒也是，还是你们步兵实在。”骑兵竖起大拇指表示佩服。

骑兵们很少和步兵斗嘴。不仅因为团里面管得严，不许与兄弟部队争吵，还因为谁也保不准自己哪一天也会下马当步兵，所以没必要太张狂。

1945年春节刚过，骑兵团况玉纯团长就上调九分区，担任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四连长周开树去了步兵团当营长，而刘春雷也被抽调到军区交通处去支援工作。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军队和政府的机构增加了很多，再加上正值冀鲁豫政治整风和边区筹备群英大会，于是大量机关文书、宣传材料、公私信件都被积压在邮局。原来的交通站已不能满足需要了，军区就成立了军邮队，分为走路的、骑马的和蹬自行车的几个分队。

乘骑军邮队经常要长途奔波，通过敌伪顽匪混杂的地区。刘春雷的工作是辅导军邮员们合理使用马匹，学会观察判断敌情，及时摆脱危险。如果去比较复杂的地方执行任务，他就亲自带队。

军邮队设在河南濮阳，这里是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地，可以说是大后方了。刘春雷自参军以来，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前线，很少和后勤机关打交道，也很少有机会过这么安宁的日子。他每天按时上班，讲解要领、做几个示范动作，然后就吃饭、聊天、睡觉，不用上岗查哨也不担心敌情，心情轻松，人很快就胖了许多。

大后方的环境和游击区确实不一样，这里的群众觉悟高，还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虽然条件依然比较艰苦，但每个人都神采飞扬、兴高采烈、干劲十足，处处是笑脸，处处可以听见歌声。一辆大车陷在路上了，立刻就有许多人跑过来帮忙；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都互相热情地打招呼；如果前方传来了反攻作战胜利的消息，庆祝的人群即刻间就涌上街道，集会、游行、唱歌、呼喊口号，欢乐的情绪洋溢四方。

在后方，参加革命工作的女同志比较多，男女之间的交往也少了许多封建拘束。根据地办喜事，没有花轿也不放鞭炮，只是在新房门前贴一副对联，上联是“妇女解放要自由”，下联是“手拉着手找对头”，横批是“婚姻自主”，真是新鲜有趣。

乘骑军邮队的驻地在濮阳城外，这附近有医院的休养所、被服厂，还有个兵工车间。军服厂的女工大多是军属，身穿黑蓝色制服，上班唱着歌儿缝军装，下班依然唱着歌纳军鞋；兵工车间里造硫酸的锅炉日夜不停地冒烟，女军工们穿着杏黄色的工作服，据说拿炸药当染料用，结果就能弄成那种颜色；休养所里的女卫生员也不少，不过好像每天都在忙着洗衣服。只有乘骑军邮队里全是大老爷们，年龄大小不一，穿着也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

有一天，刘春雷和军邮交通员魏二民在河边清洗装邮件的包裹皮。魏二民是老交通员，1942年反“扫荡”的时候救过大刘的命。可惜他搞地下工作的时间长了，染上了个抽大烟的坏毛病，所以给人的印象总是不大好。

这时候，有两个女孩也在濮水边上洗衣服。冬天的河面冷飕飕的，可她们嘻嘻哈哈好像并不在意。听见一个南方口音的说：“你们兵工厂的人真勇敢，成天守着炸弹也不怕，换了我可不行。”

另一个回答：“你才是勇敢呢，我到医院里去看见那么多血，还有断胳膊断腿的，都快吓死了。”

小姑娘唧唧喳喳，弄得大刘和老魏也笑了起来。于是魏二民逗她们：“你们说，这位骑兵排长够勇敢吗？”

“八路军骑兵是英雄，当然勇敢啦。”

“那我这个老头子呢？”

“你……也勇敢。”两女孩看见魏二民嬉皮笑脸的样子，回答得不很干脆了。虽然刘排长介绍说老魏是老革命交通员，可小护士和小军工瞧着老革命的满脸坏笑，总有点半信半疑。

听说他们是军邮队的，小军工高兴了：“你们能替我捎封信吗？”

“你有立功奖状吗？有表扬通知也可以。”

“还没有呢……”

“赶紧努力吧，有喜报的话军邮队就能帮你带信了。”

“我有奖状！”旁边的小护士充满了期盼。

“你家在哪里？”

“贵州遵义。”

“哎呀，那可难办了，军邮只能到各个根据地，去贵州可不行。”

“再等等吧，再打几个胜仗，说不定就能往你家捎信了。”

虽然最终没有能够寄信，但大家仍然十分高兴，因为这时候，每个人都对即将到来的胜利充满了希望。

“那是最复杂的时期，那是最单纯的时期；那是最苦的年代，那是最好的年代。”——许多年以后，年老的刘排长和吴军工员回忆起往事，依然感慨万千。

1945年3月，冀鲁豫边区群英大会在濮阳城隆重召开，骑兵团第四连被推举为英雄团体，李树茂作为代表参加了大会。群英会选出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工作模范、劳动模范及学习模范二百五十八名，八位一级战斗英雄中又有三人被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的称号，"奇"书"网-Q'i's'u'u'.'C'o'm"李树茂名列第一。

《冀鲁豫革命史》中这样记录：著名战斗英雄李树茂，陕西延安人，1921年出生，十四岁参加红军，一人缴获轻、重机枪四十九挺，掷弹简六个，步枪五百余支，毙伤敌伪顽军七百多名……

群英大会后，获得表彰的英雄们披红挂彩绕街游行，围观欢呼的群众堵得水泄不通。李树茂骑着高头大马走在英雄行列的最前面，肩上扛着骑兵团荣获的三面奖旗——中共平原分局授予的战旗上写着“哥萨克骑兵”，冀鲁豫军区授予的旗帜是“艺高胆大”，冀鲁豫行署授予的是“胜利冠军”锦旗。

刘春雷也得到了“战斗模范”的表彰。由于他当时就在濮阳，所以直接就领取了奖品——一只大铁皮杯子。这东西可以用来喝水也可以盛饭，但它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帮助大刘养成了刷牙的好习惯。

其实，刘春雷学刷牙还和另一个人有关。

群英大会后不久，有一批宣传材料要送到淇县去，由于目的地靠近交通干线，情况比较复杂，刘排长就决定亲自带队。出发的时候，边区文联有个创作员（那时候不叫作家）也要去采访，就跟着军邮队一道走。

这位文化人二十多岁，笔名叫豆子，真名不知道是什么。他瘦瘦的一个人，很客气，使用一枝小棒槌一般粗的自来水笔。当时的创作员享受团级干部待遇，配备马匹和勤务员。豆子的随从是个瘦瘦小小的孩子，像棵豆芽菜一样，和豆子配搭起来倒挺合适的。

豆子这人很热情，见面就问：“多大年纪了？做过什么负责工作？打过哪些仗？”还说：“你身强力壮能驰骋杀敌我好佩服呀。”他抽空又给刘排长画了一张素描，并且在底下写了些字。大刘夸他画得好、写得好，豆子说：“我本来就是学画画的。不过，那些字不是我说的，是鲁迅先生说的。”

刘春雷早就知道有白求恩学校和鲁迅学校，而且从油印小报上看，老白是大鼻子，老鲁是大胡子，所以以为他俩都是外国人。于是豆子赶紧解释白求恩和鲁迅、加拿大和上海、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才算是给刘排长扫了盲。豆子还说，自己和鲁迅先生一样都是搞创作的，这顿时让八路军排长对创作员平添了许多敬意。

路上，刘排长和创作员住在一起。有天早晨洗漱的时候，豆子突然问：“你怎么不刷牙呢？”没等大刘回答，他就跑出去找了根红柳棍，再从马尾巴上剪了一缕毛缠在上面，得意地挥舞着这把创意牙刷，把大铁杯子塞到大刘手里。从此以后，刘春雷就开始用那个奖品杯子刷牙了。

从没打过仗的人上前线经常会有两种表现，一种特别害怕，一种特别不怕，豆子创作员就属于胆大的那一类。

军邮队进入游击区之后，刘春雷决定白天休息晚上赶路。夜里行军，豆子骑在马上吸烟，刘排长连忙劝他灭掉。

“为什么不让抽？”

“四周一片漆黑，火光容易把敌人招来。”

“噢……”于是把烟头掐灭了。

走了一截回头看，他又点上了。“怎么回事？”

“哎呀，不好意思，习惯了……”

真拿他没办法。

夜里过道沟，其他人都忙着搭跳板，只有他环顾四周，指着这边问是什么地方，指着那边问有没有敌人。正想催他走，他却跳进了沟里，用手量量有多深，用步子测测有多宽。刘春雷急坏了：“同志，很危险呢，还是快走吧。”

“好的，马上就好了。”

“这道沟的情况我都清楚，等一会儿告诉你，保险不会有错的。”

创作员却不急不慌地回答：“我想具体了解封锁沟是怎样的，自己了解的比较好一些。你说对吧？”

“……”

好容易到了目的地，军邮队忙着交递、受理邮件，创作员则四处去调查访问。临要返回濮阳的时候，豆子突然提出要和游击队一起去搞飞行爆破。

当时，敌人虽然已经很少进行大规模“扫荡”，但还是经常派小部队、便衣队进行突击袭扰。为反击敌人，民兵游击队就出击到敌占区，把地雷埋到日伪据点附近。这种远距离、主动出击的地雷战就称为“飞行爆破”。执行这项任务很危险，需要丰富的游击作战经验，刘春雷劝阻过豆子，结果当然是没有效果。

创作员兴奋地跟着游击小组出发，没过几个时辰就被抬了回来，他牺牲了。

游击组的计划是在夜间埋设地雷，所以到达距离敌人不远的卫河边就停下来休息。冬天水位浅，袒露的河床上有些贝壳和石子，豆子和勤务员就跑到河岸边去捡东西，谁知道对岸的民房里住着鬼子的便衣队。敌人看见这个穿军装、带“马弁”的干部就立刻开枪，当场把两人都撂倒了。民兵拼死才把尸体抢回来。

烈士的遗体在当地掩埋了，刘春雷把遗物带回濮阳，其中包括他尚未完成的稿件。豆子为刘排长画的那幅素描在挺进大别山的路上丢失了，但写在上面的文字，刘春雷始终都记得：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大后方比较安全，可刘春雷在濮阳却并不安心。

这两三个月，前方部队一鼓作气，在郭小砦战斗和南乐战役中歼灭了汉奸孙步月和杨法贤。捷报传来，大刘觉得战友们流血打仗而自己却在后方送信，有些不合适。再加上这时候各基干团经常跑到后方机关来要干部，有的想调他去当队长，有的想请他去当参谋，刘春雷不大愿意当步兵，就想着赶紧回到骑兵团去。

跑去找交通处长刘鸣九，道：“军邮队训练得差不多了，让我回部队吧。”

“军邮队的水平确实提高了，可是，你还有个任务，帮助魏二民把抽大烟的毛病改掉。”

“你自己怎么不管？”

“我忙嘛。你和他熟悉，这事就交给你了。”

说刘春雷和老魏熟，其实刘鸣九和魏二民更熟。刘鸣九是抗战前的老地下党。他给直鲁豫特委组织部部长王从吾当警卫员的时候，魏二民就是特委的交通员，两人打交道的时间很长。不过也许就因为彼此太了解，刘处长反而拿魏交通员没办法。

刘处长没办法，刘排长就更没办法了。想当初，刘春雷在敌后养伤的时候被汉奸告密，是魏二民最先得到消息，赶在敌人搜查前把他背到空坟里隐蔽起来的，老魏是救命恩人，大刘怎么可能对他下得了狠手？再说了，人家魏二民是地下交通出身，刘排长把烟具藏起来，地下党转眼就发现了；反过来，地下党藏东西，当骑兵的就死活也找不到。

说实话，即便是把烟具都扔了也没用。魏二民的工具都是些代用品，油灯做烟灯，棉线做捻儿，蛋壳做灯罩，再削根筷子当烟扦，借着茶壶嘴就抽上了……这样的玩意儿随时都能弄来一整套，想要釜底抽薪就得把大烟膏给没收了。魏二民的烟膏是从哪里弄来的？平时又放在什么地方？刘春雷十分奇怪。搜查了许多次也没有效果。有次被问急了，老魏嘿嘿笑着解下棉衣，原来垫肩上有个假补丁，烟土就藏在里面呢。于是，晚上趁他睡觉的时候实施“突然袭击”，夺过破棉袄翻了个遍。谁知道，烟膏又不知跑哪儿去了。魏二民满脸奸笑，再逼问就打死也不招了。

禁烟不见成效，刘春雷就晚上守着他睡觉、白天陪他散步，想帮他把烟瘾缓过去。魏二民这人见多识广，会测字算命、说书唱戏、抓中药治牲口、分辨真假古董，还会讲各地的方言，跟他一起散步聊天倒还是很有意思的。

有一天正闲逛着，前面看见一群被服厂的军嫂。魏二民就开始跌跌撞撞地装扮瞎子，女工们以为他是休养所里的残废军人，连忙丢下手里的针线活搀扶着他。老魏一本正经装得像模像样，大刘只好傻笑着不言语。走到休养所门口遇到了周所长。周所长说：“老魏你又在搞什么鬼？”魏二民的眼睛立刻就睁开了，一把拽着所长跑进了医院，只剩下个刘排长在后面受妇女们的批评。

那时候，八路军医院里自己也制造一些卫生用品，比如“新华”香皂、“新华”牙粉什么的，但产量不大，能得到的机会也很少。魏二民一次就给大刘捎回来两大包，果然面子不小。不过刘排长看他的精气神就知道肯定又在什么地方吸够了大烟，未免就有点生气。魏二民也不辩解，只说自己要出去一趟。交通任务的规矩是本人不讲别人不问，当天晚上他就走了。

过了些天，老魏驾着辆横车子（一种独轮车）回来了，卸下来几罐手术麻醉用的哥罗仿，医院的同志十分高兴。魏二民却累得满脸发黑，进到屋里一句话不说就开始抽大烟。刘春雷这回没有阻拦他，这么多特别物资，起码要到济宁或者开封之类的日据中心地区才能弄到，不是一般人有办法的。冒这么大风险办了这么大的事，怎么好意思不让他吸烟呢！

禁烟行动一再受挫，刘春雷就有些灰心了，可魏二民却无所谓，依然一起散步，得意的时候还唱唱酸曲。大刘是在城里的饭馆里干过的，什么曲子没听过，只不过自从黎城整军以后在骑兵队里就没敢再唱这个了。现在换了个宽松环境，一高兴起来也就犯了糊涂，于是跟着瞎哼哼。

光天化日之下，两个八路在大马路上开唱《李才能倒驴》，惹得一大群人看热闹：

祖上本是买卖人，别人夸我有才能，

有才能我果然能，四面通来八面精，

倒骡卖马贩驴子，坑蒙拐骗都能行，

三教九流有来往，八店十行样样成，

蒙古包里卖骆驼；喇嘛庙里贩羊群，

烟台卖过黄花鱼，济南贩过落花生，

杭州闺房卖绒花，耍着戏班上天津，

云贵药材高丽参，如今又把金丹崩。

嗨——说我能来我就能……

大买卖，干不成；小买卖，日弄人，

担韭菜，卖小葱，贩瓜子，卖花生，

剪毛煽蛋开脚店，杂货铺里满腾腾。

说我能来我就是能。

…………

再往下的曲词越来越那个，刘排长就不好意思再唱了，只剩下魏二民一个人还仰着脖子肆无忌惮地干号。周围的男男女女听得正起劲，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怒吼：“什么乱七八糟东西！是哪个单位的？！”

大家扭头一看，妈呀，是后勤部的政委傅家选（开国少将）！顿时吓得四散逃跑。傅家选是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谁晓得他会到休养所来看病，正巧遇上了这一幕。

第二天开党员会，魏二民首先站起来把自己的“罪行”交代一遍，然后把头一低说：“我犯错误了，请各位批评吧。”看样子，他出现这类状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刘春雷也站起来承认错误，可他是八路军排长，刚获得“战斗模范”荣誉不久，大家还不大好意思指责他，于是就把教育的主要方向放在了魏二民身上。

过了两天，刘春雷又去找交通处处长要求回部队。刘鸣九考虑了之后终于答应了。

战争年代，聚散是经常的事情。离开军邮队的时候，刘春雷只对老魏说了句：“我回去了，你以后最好把烟戒了吧。”魏二民笑笑没做声。

刘春雷知道，魏二民的大哥曾经是直鲁豫早期的地下党员，二民就是由他大哥带上革命道路的。后来，他大哥叛变投敌，魏二民就亲手把哥哥打死了——那时候，警卫员和交通员有责任处决叛徒和意志不坚定者，包括自己的首长和亲人。大义灭亲之后，魏二民就再也没有回过家，长期在外搞地下交通。为开展工作，他当过青帮弟子，参加过“红枪会”，入过“相士班”（算命的），从此落下浑身的伤病，并染上了吸大烟的恶习。

魏二民的工作很出色，可毒瘾总是戒不掉。50年代初他被开除了公职，跑到芜湖去找当时担任军代表的一个战友，居然还是想要鸦片。那个军代表把他赶走了，刘春雷知道以后很生气，说：“一点大烟土就会杀你的头了？大不了撤职，我给他！”后来没多久，魏二民就自杀了。

回到骑兵团，刘春雷就急着去看自己的新战马“公鸡”。这两个月，副连长王元力一直在帮他训练从湖西买来的这匹混血儿马。王元力这人办别的事有些马虎，可调理战马绝对是一把好手。他那张满是伤疤的脸，人见了有些害怕，可马匹见了却觉得十分亲热。不过，混血马的品质很不稳定，能不能练出来谁也说不准，所以大刘对这事始终挺担心的。

见到大刘，王连长笑着说：“回来了？再不回来，这匹马就不还给你了。”

把“公鸡”从马厩里带出来，慢步、常步、小步、小跑、大跑、跨越、卧倒、负重全都试了一遍，从力量、敏捷、反应到指令服从，真是无可挑剔！王元力得意地说：“怎么样？了不起吧。”也不知道是夸战马还是夸自己。

“了不起，真了不起！”刘排长抓住缰绳不敢撒手，生怕这位副连长兼训马师起了贪念，把战马要过去。

这时候，老连长周开树调走了，四连的工作由副营长李树茂代管着，等于是还没有连长。以前八路军提拔干部的办法挺简单，谁能打仗、谁立功多就是谁；1945年整风以后有了些变化，开始注重政治背景、历史情况、思想表现，还要看看文化水平什么的。

骑兵团总体比较单纯，红军团的底子，政治方面基本上不存在问题，大家的表现也都不错，这么一来，学历就显得很重要。刘春雷早年进过两年正规学堂，虽然只是小学生，大小也算个文化人，于是很多战友都认为他是主要候补人选，吓得大刘赶紧声明：“我那点文化只够开豆腐店写水牌的，别把我扯进去。”

领导也找他谈话，问他到特务连当指导员有什么意见，大刘急了：“当指导员我可不行！”

“为什么？”

“我刚在军邮队犯了错误……”接着就把自己和魏二民唱酸曲的事情坦白了，最后还说，“我哪也不去，我就留在四连！”

政委李庭桂火了：“到哪里干也由不得你，滚蛋！”

刘春雷是真的怕当指导员，因为指导员经常要写战斗日志、鉴定评语什么的，而他那时候写文章超过二十个字就觉得脑袋痛。

在大后方干了几个月，刘排长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

早晨起来，骑兵们十分忙碌，给战马铡草配料、喂食饮水、刷毛整鞍、检查马嚼口马蹄子……事情很多。弄完这些工作，大刘就开始刷牙修面，还用“新华”香皂洗个脸。每当他讲卫生的时候，总有一帮子人围在旁边看稀奇：

“排长，大清早的，拿根小棍捅得满嘴冒泡，恶不恶心呀？”

“大刘，别愣装城里人了，脸上弄得再香，一看还是个卖豆腐的……”

刘排长被大家奚落得有些丧气，幸好有李庭桂政委帮他说话。李政委是搞过学生运动的，对刷牙洗脸挺支持：“讲卫生没错啊，学着当城里人也不错，将来大反攻还要打下开封、济南，我们到大城市去。”

政委表态了，大家只好同意。于是就当城里人的前景展开讨论，最终一致认为，进城的事情总的来说比较好，美中不足的是部队遛马不方便。

五一节期间，根据地军民举行了庆祝活动，反攻的胜利鼓舞着人们。老百姓担着蔬菜，赶着猪羊，到部队驻地慰问八路军。当时骑兵团驻得很分散，一营在滑县杨庄一带，二营五连在高陵县帮助群众搞生产，①而四连则驻扎在南乐县的芦里村。虽然离敌人据点不远，但只要警戒组织得当，部队照样可以休整。

5月9日上午，刘春雷在村里看老乡们宰羊，王元力通知他一起去团部开会，大刘不乐意：“宰羊好玩呢，你们连长开会，我不去。”李树茂张口就骂：“放屁！少啰唆。”没办法，只好跟着走了。

骑兵团在大屯村召开作战会议。刘春雷到了团部，看见各位营长、连长、参谋，还有几位县大队的干部挤满了一屋子，他这个当排长的赶紧在犄角旮旯里躲着。

万怀臣副团长首先宣读了军分区的作战命令：“5月10日发起滑县姜庄战斗。决定由十六团围歼姜庄据点之敌，高陵县大队、卫河县大队配属骑兵团，在前后赵户村一线阻击敌援军。”签署命令的是九分区政委张国华和副司令员赵东寰。

姜庄位于滑县北部，那里是反共自卫军贾席珍和王树林部的据点，大约驻守着一千多人。当时，汤阴、淇县、浚县和滑县县城都有日伪军，如果姜庄不能迅速拿下，浚县、滑县方向的敌人就会出动增援。为此，军分区指示在前赵户村和后赵户村设置打援防御线，阻击这两路可能到来的援军。

宣布完命令，李庭桂政委拿出个小本子，说了些“守如磐石，攻如猛虎”的话，就让大家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讨论发言。

况团长到九分区以后，团里的军政工作由李庭桂负责，李政委实际上也就是团长了。骑兵团的几任军事主官领导风格各不一样。早先的曾玉良团长打仗之前很少开会商量，他拿着根马鞭，指着人派任务，一点含糊也不能有；后来况玉纯当团长，时常开会讨论一下，不过人家发言的时候他半听不听的，等讨论结束后把手一摊：“大家讲得很好，现在听我的……”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好像别人先前都是胡说八道一样。

李庭桂政委是抗战以后才进部队的，作战经验确实不如前几任团长，但他组织作战会议很认真，不仅每一个人的发言都认真听、认真记，接下来还要和大家反复讨论，比照过去的战斗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搞得特别仔细。这样一来，所有开会的人都在动脑筋想办法，使得每一次会议都变成了一堂实用的战术研讨课。虽然讨论时间经常拖得很长，但一旦形成决定之后，大家都非常清楚任务的要求，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也都有所准备。

提到打援阻击，骑兵团的干部们自然就想起了惨烈的双村营战斗，侦察参谋边乔突然说：“这一次，孙殿英部二十二团很有可能会出来，我们可以报去年的仇了。”

“打它！打二十二团！”一听这话，骑兵们全都激动得跳了起来。

1944年5月，就是这个伪二十二团死守双村营，八路军和他们打了十多个小时，指挥作战的军分区胡乃超参谋长牺牲，冀鲁豫二十一团损失过半，骑兵团的四个连长阵亡两个、重伤一个，到最后也没能把据点拿下来。这以后，二十二团就一直叫嚣他们一个团能打八路军两个主力团。事隔一年，终于有机会再度交手，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暂八师二十二团，号称孙殿英的精锐之师，素有“能攻善守，训练有素”的名声。“孙大麻子”的部队多是从民团扩编的，唯独这个团全部由加入“庙会道”（孙殿英任道长的迷信组织）多年的老兵组成。保定军校毕业的团长王鸿勋是孙道长的亲传徒弟，三个营长也都是孙殿英的义子。该团配备迫击炮四门、轻重机枪五十挺、其他枪械一千余支，是孙军长的宝贝疙瘩。

据边乔参谋分析：孙殿英的军部远在新乡，伪二十二团驻守在滑县县城，归副军长杨明卿指挥。如果是老奸巨猾的孙麻子，在目前八路军大反攻的局势下，绝不会冒着损失精锐的风险来帮助地方伪顽，但杨副军长讲义气、头脑比较简单，他有可能把最能打的部队派出来救援贾席珍。

骑兵团的一连和四连都争着要上滑县方向的防御阵地。双村营战斗中，一连牺牲了连长廖振美；而四连更惨——四连是原二连和四连合并的，那一仗，二连长张起旺阵亡，四连长李树茂重伤。由于人员损失严重，竟使得这两个连不得不并成了一个连！

现在，一连是一营的拳头，四连是二营的尖刀，这两个红军连抢任务实际上也就成了两个营之争。李庭桂政委让两位营长谈谈想法，一营长黄斌和二营长吕兆清就各自表示怎么防御、怎么反击……参谋长刘子明听了一阵就打断他们：“一个营的力量不够。”

刘参谋长以前当过特委教导队队长和濮阳公安局局长，对伪军的内部情况很熟悉，他解释说：如果把二十二团拖在阵地上打，孙殿英为保护自己的精锐嫡系，就一定会把周围各县的日伪军全调来参战。骑兵团如果用一个营的兵力进行阵地反击，既打不垮敌人也赶不走敌人，到时候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弄不好就难以收拾了。

副团长万怀臣一拍桌子：“不分兵防守！全团上去对攻，一拳头把他们打趴下！”这个主意实在太大胆，整个团都上马攻击二十二团，如果兜不住，让敌人冲进姜庄怎么办？再就是，万一浚县方向的援军来了怎么办？大伙一时间都愣住了。

高陵、卫河两个县大队的领导站起来表态：“你们进攻，我们守！打垮孙殿英，保证拼到最后一人一枪也不放敌人过阵地。”大家对地方部队干部很感激。不过，狠话可以说，能不能做到却不大放心，要知道，增援的敌人除了伪军，还可能有日军呢！

边乔参谋也赞同万副团长的意见，他提议说：分区预设的防御阵地在前后赵户村，这里离姜庄包围圈太近，如果在这里打对攻，确实有被敌人突破进姜庄的危险。但如果我们把战场往滑县县城方向前移，既可以把伪二十二团隔远一些，也可以提早向敌人发起攻击。全团攥成一个拳头，先集中力量重创滑县方向的敌人，再利用骑兵机动能力强的优势，回过身来反击浚县方向的援军。

阵地前移，不在前后赵户村设伏，那就是要改变上级的作战指令了。大家都看着政委。李庭桂拿钢笔敲敲笔记本，笑着说：“继续谈，如果办法可行，我去跟分区领导解释。”

提前攻击二十二团，意味着战场将更靠近滑县县城，如果县城里的敌人派出后续部队怎么办？如果进攻战打成了僵持状况怎么办？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大家各抒己见，热烈讨论。万副团长提醒干部们：“这一仗的关键是头一拳不能出差错，一定要猛要狠要快，要把敌人的士气打下去。敌二十二团和其他伪顽不同，不仅人数比我们多，作战经验也很丰富，大家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刘子明参谋长说：“从以往情况来看，二十二团的前锋多半是杨芝仑一营，前锋对前锋，这头一拳是个硬碰硬。”

骑兵团由谁当前锋？一营和二营又争上了，最后李庭桂政委表态：“二营作前卫，李树茂带四连担任先锋，”他接着又说，“团部跟随前卫营行动，冲不上去的话，当心我用马鞭子抽你们。”

“政委放心吧！保证能冲上去。”

228①这个高陵县是抗战时期在豫北设立的临时县，不是现在的陕西高陵。

散会后，刘春雷回到驻地，看见周开树正在和战士们嬉笑谈话。咦？老连长怎么回来了。原来，基干团的周营长前两天刚结婚，上级给他放婚假，可这小子不好好地在家陪老婆，却跑回骑兵团来和他的战马亲热。

见到他，战友们很高兴，他以前骑的那匹军马也兴奋得不得了。

四连紧急集合，周开树听说要打二十二团，还要当先锋连队，激动得一蹦老高，说什么也非要参加不可。李树茂不答应，他就去找营长吕兆清，说：“老部队在前方打仗，却叫我在后方守老婆，这样做明显不符合共产党员的身份嘛。”吕营长吃闹不过，只好答应他随四连行动。

5月9日黄昏，骑兵团二营按照作战命令的要求进入姜庄以东的前赵户村，等待团领导向军分区汇报请示的结果。夜里，李政委回来了，他对战士们说：“孙殿英是个大汉奸，是人民的冤家对头。我们和他较量过，他不服输，这次我们要狠狠教训他。同志们！有决心没有？”

官兵齐呼：“有！”

“去年双村营战斗，我们分区胡乃超参谋长和我团廖振美、张起旺等同志英勇牺牲了。这个血债我们还没有讨还，这个仇我们还没有报。同志们，这个仇要不要报？”

官兵齐呼：“要报！”

李庭桂政委把写着“哥萨克骑兵”的战旗交给李树茂，作为先锋引导旗，又向大家说：“群英大会上，军区首长还授予我团‘胜利冠军’、‘艺高胆大’奖旗，各营连、各班排要比一比，看看到底是谁艺高胆大，谁是胜利冠军。大家说，好不好？”

官兵齐呼：“好！”

半夜里，骑兵团拔队前移，开进到徐营村附近。徐营位于姜庄和滑县县城之间，团部的指挥所设在村里，四连则借着黑夜在一片高粱地后面隐蔽下来。

5月10日拂晓前，姜庄方向枪声大作，十六团的攻击开始了。刘春雷他们一边听动静，一边猜测着战斗进展的情况。枪炮声紧一阵慢一阵的，到天亮时逐渐沉寂下来。有经验的老兵感觉得到：这枪炮停得太快了，估计是攻击行动没有奏效。果然，八点多钟的时候，军分区传来通知：十六团拂晓进攻没有成功，但现在已经把敌人包围起来，准备今天晚上再进行攻击。分区命令骑兵团坚决打击敌人的援军，保证十六团的胜利。

上午十点左右，李树茂从团指挥所赶到四连，通知大家：“侦察员报告，敌二十二团出来了，没有发现有后续部队。徐营这里是敌人的必经之地，等他们接近以后，我们先锋连就立刻发起攻击！”

四连文书夏武杰扛着“哥萨克骑兵”大旗，激动得满脸通红，不停地叮嘱交代：“同志们要注意看旗啊，同志们跟着光荣的旗帜冲锋呀！”好像大伙都是新兵似的。不过也难怪，以前都是用三角旗作引导，第一次追随这面充满了荣耀的战旗前进，战士们都十分兴奋。

过了一会儿，有人喊：“敌人来了！”

刘春雷抬头望去，一长溜敌人正从滑县县城方向开过来。前面是步兵，中间是驮炮驮弹药的骡马，后面又是步兵，有一千多人。可走着走着，敌人突然一拐弯，没有继续接近骑兵团的阵地，而是转向徐营西北，朝着秦辛庄方向去了。

这一下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有人嘀咕：“什么必经之地，敌人这不是掉头了么？”“哎呀，是不是我们被发现了？”“怎么办啊，现在打不打？”……

敌人离秦辛庄越来越近，他们现在还在野外，但如果大队人马进了村，骑兵攻坚难度势必会增大，万一打成僵持就麻烦了，李副营长和四连的干部们都非常着急。就在这时，冲锋号响了，万副团长从徐营指挥所里冲了出来，不停地用旗语指示——向西北方进攻！

“四连冲锋！抢占秦辛庄！”

李树茂大喊一声，第一个跃马冲了出去，紧随着他的是那面“哥萨克骑兵”战旗。二营四连冲在最前面，五连在侧后方，六连出击时被沙沟挡了一下落在后面，和团部、特务连一起紧随追赶。这时候，一营、三营的人马也从两翼杀了出来。

骑兵“三箭齐发”，对敌人的“一字长蛇阵”展开了攻击。宽阔的平原上，鲜红的战旗一马当先，后面是成千匹战马踏起的漫天尘土和上千把战刀的阵阵寒光。马蹄声、喊杀声伴随着枪声，气势磅礴，咄咄逼人，一股复仇的铁流从青纱帐里、从徐营村里冲出来，杀向增援行军中的敌人队列。

换了其他伪军，突袭之下多半就涣散了，可这个二十二团果然不一样。面对骑兵团的突然冲击，他们的队伍没有乱，军号、哨子不停地响，走在前面的先头部队丢下背包辎重不顾一切地向秦辛庄跑；后面的人在军官指挥下排成横队向骑兵开火，机枪手匆忙架起武器进行拦阻射击，迫击炮也从驮马上卸下来开打……

敌人的火力使骑兵的进攻受到了迟滞，不断有人被打落马下。这时候，敌人的前锋已经差不多跑进秦辛庄了，可骑兵四连距离那里起码还有五百米。有的战士犹豫了，带住缰绳向敌人的方向打枪，不知道是不是还应该继续前进。刘春雷也在看引导旗的指示……

李树茂的战马被打瘸了，他换了匹坐骑又冲到了前头：“冲啊！不能停留，把敌人赶到野地里去！”

“哥萨克骑兵”战旗再度挥舞起来，四连冲了上去，五连跟着冲上来，但其他的连队却被敌人火力阻隔在了后面。这时候，前卫骑兵已顾不上后面的本队，大家只想着赶紧冲到秦辛庄去，赶紧接近敌人，冲到跟前拼马刀，把村子里的敌人赶出去！

大刘的新战马“公鸡”脚步轻捷跑得飞快。刘春雷打马狂奔，看见二排四班副和几个战士摔下马了，看见李树茂的战马又被打倒了。还看见举着战旗冲锋的夏武杰，他的坐骑受了伤，鬃毛上淌着血，却还在继续奔跑……不一会儿，刘春雷和他的“公鸡”就冲到了队伍的最前面。他看见一伙敌人正聚集在秦辛庄南街口，用两三挺机枪和十几支冲锋枪疯狂地向快速逼近的骑兵扫射。

这个时候，只有勇猛冲锋、快速接敌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距离只有二三十米了，刘排长举起战刀……可就在这时，他好像被什么力量推了一把，战马从身子底下跑了出去，他摔到地上；接着又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整个人都腾空飞了起来……

这情形被团领导们看见了。团部、特务连和六连都被敌人的拦阻火力隔断在了后面，参谋长组织火力还击、压制敌人，政委和副团长都焦急地观察着前锋部队的情况。眼看着一匹灰色的战马冲在四连（红马连）的最前面，李政委觉得很奇怪：“那是谁啊？”万副团长仔细瞄了瞄：“二排长大刘。”

那匹灰马就是“公鸡”，当初挑选它的时候，本来是准备留给李树茂的，因为他是营长，什么马都能骑。可李营长的工作忙，就由刘排长负责调养，养来养去，人和马就有了感情；再加上“公鸡”又是一匹素质出众的好马，所以调养成功以后刘春雷也没告诉李树茂。他心想反正也骑不了多久，多骑一次是一次。一起训练战马的王元力比较缺乏原则性，大刘说“先瞒着，别吱声”，他也就没吭声，结果就出现了“百红之中一点灰”的战斗景象。

这是“公鸡”第一次上战场，团领导虽然弄不清红马连的阵容里怎么窜出来一匹杂色马，却对它的速度和勇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战马逼近秦辛庄，敌人终于乱了，四连撕开一个缺口杀了进去。领导们眼看着刘春雷中弹落马，又看见他被后面的马匹撞得飞起来，倒地之后一动不动，大家心想：“大刘完了……”

刘春雷知道自己躺在地上，也看见许多战马从身边冲过去，但他又觉得浑身软绵绵、轻悠悠的，仿佛要随着马蹄踏起的尘土飘起来一样。他想：“我这是死了吗？”记得有人说过，如果听得见喊自己名字就没死，如果听不见就是死了，于是试着喊一声，张了张嘴，没听见声音。

“没听见……可是，我喊出来了没有？我到底死了没有……”

还没想明白，刘排长就昏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大刘，大刘，你醒了吗？你哪里痛哪里不舒服？刚才有好多人来看你，你一直在睡觉，现在医生都走了你却醒过来，真是稀奇……”

不知道过了多久，刘春雷听见有人在旁边说话，可是他眼睛睁不开，舌头也好像被什么东西捆住了一样，只能用鼻子发出点呻吟声。

“喂喂，大刘，我俩这是在军区三所，是在濮阳的医疗所里，你哪里不舒服可以喊医生，我帮你喊，没关系的……”那人继续说着。

“喂喂，你怎么光哼哼不说话呀，你是不是不能说话呀？你能听得见吗？你说啊……”

可怜的大刘只能再哼哼两声。

“哦，你看不见也说不出话来了。那我告诉你吧，你受伤了，知道不？你胸口中了一枪流了很多血，你那件棉袄可能要换新的了，上面全都是血，肯定没法穿了。你头上也受伤了，你现在脑袋就像个南瓜一样。喂，喂喂，大刘，你头上受伤脑袋不会坏吧，你现在脑筋还清醒吗？”

“喂喂，大刘，我是夏武杰，连部的文书小夏你还记得吗？记得就哼两声。”

于是大刘哼两声。

“那还好，你还记得我表示你脑袋还好用，还没影响到脑筋，你说是不是？”

刘春雷连忙多哼几声，表示十分赞同他的判断。

“大刘，我跟在你后面我看见你受伤的，看见你手一挥就摔下来，后来你又打了几个滚又被马撞到了。你要是不打滚就好了，就不会被撞到。”

大刘这回没哼哼，心里想：又不是我自己愿意打滚的。

“大刘你真厉害啊，你跑最前面领先我们起码三十多米，李营长说要不是你带头冲那么快，敌人不会乱，那么我们四连的伤亡还要大……告诉你，这一仗打得可痛快了，分区表扬了我们，军区还要表彰我们团呢！李政委说，你猛打猛攻开了个好头……喂喂，你又要睡觉了？”

“大刘你没牺牲真好，当时我们以为你牺牲了，李营长还喊为刘排长报仇呢；政委一开始说大刘可惜了，后来知道你还活着，他也好高兴……喂，喂喂，大刘，知道你受伤以后是谁指挥二排的吗？告诉你是我呀，是周连长叫我接替指挥的，他说……喂喂，你睡着了啊……”

大刘又睡着了。

在秦辛庄，四连动作迅猛，没等敌先头部队做好防御准备，骑兵们就从南街口冲了进去。伪二十二团疯狂极了，他们的突击队人手一把鬼头大刀，在“打将”杨芝仑的带领下迎着八路军的战马反扑，双方在大街上对砍起来。

不一会儿，骑兵五连也赶到了，由于街道狭窄，马匹施展不开，骑兵们就下马徒步参战。五连三排长李恩波集中了五挺轻机枪，堵住街口一通狂扫，把正向秦辛庄靠拢的敌后续部队挡在了村外。五连长司家荣高喊着“拔刀跟我冲”，率领战士们杀入战团。

大街上的二十二团前锋部队顿时抵挡不住了，有的跟着杨芝仑退进民房，有的四散各自为战。

分散抵抗的敌人也十分顽强，他们遇到骑兵人多时就丢下武器抱住头，过一会儿趁八路军混战时不注意，又捡起刀枪继续反抗。接连有几个战士受到伤害，李树茂急了：“都是些死硬分子，全给我砍了！”于是，秦辛庄里一个俘虏也没有留下。

伪营长杨芝仑带着几个部下跑进一所民宅，房东赶紧把正屋的房门顶上了。伪军来不及找掩体，就在院子里倚靠柴房、牲口棚继续顽抗。李树茂命令四连二排上房顶攻击，可二排的刘春雷排长这时候正躺在村口人事不省，周开树就让文书夏武杰接替指挥。

文书、通讯员平时经常跟领导们在一起，对如何进行战斗动员如何组织突破见多识广，因此临时指挥突击行动往往比一般的班长、排长更有办法。周开树本人是警卫员出身，自然也懂得这个道理。

夏文书果然聪明能干，不带马刀不拿长枪，拎着一口袋小号手榴弹就上了房。1945年，冀鲁豫的军工生产已粗具规模，兵工厂的同志们也经常琢磨点技术革新，比如手榴弹，除了正规型号的以外，还造大号、小号的。其中这小号的是一种手雷，圆头、无柄，揣在衣兜里也看不出来，民兵值勤放哨，便衣侦察行动，干部出门壮胆……携带比较方便。骑兵们也喜欢这种手雷，觉得甩起来比普通手榴弹更灵便。夏武杰拿的就是这种小家伙。

小夏带人上房顶甩手雷，炸得院子里满地开花，柴房崩塌了，牲口棚也起了火。敌人没地方躲，就发一声喊往外冲。有个端机枪的家伙咋呼得挺凶，夏武杰举起驳壳枪就朝他打了一梭子。事后查明，击毙的正是二十二团一营营长杨芝仑。

杨芝仑是伪新五军副军长杨明卿的二儿子，素以勇猛好战闻名，有新五军“打将”之称。1941年，新五军和日本人在辉县作战（那时候他们还没当汉奸），杨芝仑杀得兴起，不听团长的命令，从十八盘阵地一直追到县城，结果被日军一个回马枪打得损失惨重。他亲爹杨副军长为严肃军纪，下令把儿子拖出去责打四十军棍。干爹孙殿英听说此事，亲自跑到前线指挥部为义子求情。孙军长说：猛将犯错，情有可原，要打军棍就连孙老殿一起打。这搞得杨副军长无可奈何。

杨芝仑最后被训斥几句了事，从此打仗更加玩命。不过这一回撞到骑兵团的手上，他算是玩到头了。

杨芝仑和先锋队被堵在秦辛庄，隔在外面的二十二团其余人马就拼了命地往里冲。骑兵五连李恩波排长把机枪打得像刮风一样，好不容易堵住了街口。可这帮家伙真是凶悍，愣是打通了几间民房，狂喊着：“杨营长在哪？弟兄们来了。”他掏洞破墙，又从街上窜了出来。幸亏李树茂早有提防，迅速指挥火力把突破口封锁住。敌人顽强地冲击了几次，尸体堆得像小山一般，最终也没能冲过来。

这场战斗结束以后，军分区领导专门考察了秦辛庄战场。看见一个突破口，临街的外墙掏出个一人多高的洞，墙根下的血浆积了有半尺深；破洞外侧四周弹痕并不多，但里面的内墙却被打成了筛子，弹头摞弹头，密密麻麻。这说明当时机枪实施交叉射击的时候，子弹全是从洞口灌进去的，在如此火力下，敌人有多大能耐也冲出不来。

大家惊叹骑兵团射手的水平，张国华政委也评价说：“这样的射击精度，说明大练兵是有效果的。”

孙殿英二十二团一营终于被骑兵团二营打趴下了。六连、特务连和团部也从秦辛庄北面进了村子，敌人争夺村庄无望，掉头撤退。

李庭桂政委一进村。就把李树茂喊来训话：“杀俘虏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执行政策的？”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快就打了小报告。二营长吕兆清也是刚进村，刚开始莫名其妙，等弄明白怎么回事，就叫周开树代理指挥四连，留下李副营长挨骂。

这时候，三营已经按计划向滑县县城方向机动。这个迂回的目的，一是截断敌人退路，二是防止县城敌后续部队的接应。可是，等团领导们爬上房顶拿望远镜一看，发现伪二十二团并没有向滑县退，而是转个弯朝浚县方向去了！这样一来，三营的机动就失去了意义。

一营看见伪军开始撤退，三个骑兵连就排成“品”字突击队型展开进攻。在一般情况下，骑兵冲击败退中的步兵并不困难，可这一次却怪了：骑兵一冲锋，二十二团就摆出个大方阵，用密集火力还击，逼得一营向左右两侧闪开；骑兵让开路，二十二团就接着跑。搞了两三次都是这样。一营冲不进去，又不能放弃，只得在前后绕着放枪，伪军则埋头赶路。

敌人受挫之后不回老窝，反而舍近求远向浚县撤退，是不是浚县日伪增援已经出动了？团领导十分紧张。

就在这时候，高陵县大队跑来了，民兵们在阵地上守着没事干，又知道骑兵这边正打得欢，就跑了十几里路过来帮忙。李政委和万副团长一看见他们就急了：你们县大队这时候离开阵地，要是浚县援军来了怎么办？要是滑县和浚县的敌人会合了怎么办？要是姜庄敌人趁机往外突围怎么办？

可这时说什么也没用了，县大队的人马已经四下分开，抓俘虏的抓俘虏，救伤员的救伤员，忙得不亦乐乎。即使叫他们回阵地去，一时半会儿也收拢不了。

既然如此，只好由高陵县大队接管徐营和秦辛庄，骑兵三营立即折回姜庄阵地，防守赵户村一线。二营的两个连再度投入战斗，配合一营追击敌二十二团，留下一营一连和二营六连当预备队。

一连没当上先锋，本来就不甘愿，现在又听说要他们撤下来当预备队，战士们顿时气得哇哇叫。

其实，团领导也是没办法。现在战斗才刚刚过半，骑兵团必须保留两个完整的连队以防万一。否则，如果出现意外情况让敌人冲破了包围圈，打援再多也是有罪无功。

二营四连和五连在营长吕兆清的带领下杀向奔逃中的二十二团。这时候的敌人约莫还有八百多人，虽然丢盔卸甲却并没有溃散。骑兵试图截断他们，分成两个突击集团进行冲杀。伪军又立即结成密集方阵进行抵挡。

二十二团的重武器和辎重已经在逃跑途中丢弃了，一旦组成方阵，他们就靠在一起采用卧姿、跪姿、立姿齐射。骑兵三连是第一集团的先锋，连续冲击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排长程中桂负伤以后被马拖着跑，几个战士拼死上前才抢救下来；副班长靳士敬想用手雷炸开缺口，带领几个战士强行冲上去投手榴弹，结果马中枪、人中弹，英勇牺牲，连武器都被抢走了。

二营的攻击集团受到的火力威胁要小一些，但即使能接近方阵也没有用，面对密密麻麻、亮晃晃的刺刀，战马根本就不肯往前跑，四连也只好丢几颗手雷就闪到侧面去。看样子，孙殿英的这个二十二团接受过步兵打骑兵的专门训练，难办！

打了不一会儿，骑兵团的几个连长都喊：“这么打不行，这么打不行！”的确，冲击了几次，各连的战马都损失过半，再冲下去的话，骑兵恐怕就要改步兵了。

于是骑兵停止冲杀，伪二十二团呼啸一声，丢下伤兵拔腿就走。

再往前走就进了沙区，这时候刚好起了大风，狂风卷起黄沙铺天盖地，弄得徒步逃跑的步兵狼狈不堪。身体壮的在前头顶风猛走，体弱有伤的在后面一瘸一拐地跟着，加上八路军骑兵在他们前后左右不停地开枪“护送”，掉队的伪军就越来越多。

周开树带领四连绕着敌人转，他说：“照这样打，再走上十几里地，只要不和浚县敌人碰头，起码能把二十二团搞掉一半。”

李政委早就把骑兵团特务连派到前面警戒敌情了，斥候兵回来报告说：“浚县出来一个日军小队和四百多伪军，遇见骑兵袭扰，小鬼子打了两炮、伪军一枪没放就退回县城了。”听到这消息，大家乐疯了：“二十二团落单了！干掉它，干掉它！”

万副团长赶上来向营连长们布置新战术，团部参谋边乔在风沙中使劲喊：“各连机枪手，过来集中！”

骑兵们停止绕圈骚扰，在二十二团的侧后方集结跟进。

边乔指着敌人正在翻越的一个沙丘下令：“实施拦阻射击！”十多挺轻机枪“哗哗”地扫过去。伪军前边的大部队没受影响，加快步伐继续逃命，但沙丘后面的一百多“尾巴”被火力网挡住了。万怀臣副团长手一挥，一营和二营四个连的骑兵一起冲向落后的敌人，面对人数、气势占绝对优势的骑兵，这尾巴上的百把号伪军知道再搞什么阵型也没有用，很快就举手投降了。

把这些俘虏看管起来，再重复刚才的动作——每次都让前边的先走，把后面的“尾巴”收拾掉，步兵跑得再快也甩不掉骑兵。这尾巴多斩几次就差不多要杀到“脑袋”上了。

还剩两三百人的时候，伪二十二团终于撑不住了，“哗啦”一下彻底崩溃。当官的当兵的都开始乱跑，骑兵随即以班排为单位分散追击。三连追得最远，把跑在前面的几十个人也歼灭了。

二营长吕兆清不停地喊：“抓俘虏，要活的！”他听说三连砍死了个当官的，赶紧去询问，得知那不过是个副营长，连说，“还好，还好。咱们接着找。”

四连战士彭文通拖着个尸体向连长表功。周开树听说这死军官就是孙老殿的另一个干儿子、二十二团二营长李兴川，顿时暴跳如雷：“谁让你把他杀了的？”

“他不肯缴枪，我就砍了两刀……”

“他顽固，你也不能弄死他啊？为什么不抓活的？”搞得彭文通莫名其妙，心说：周连长这是犯了什么毛病！

不一会儿，五连那边欢叫起来：“抓住敌人团长了。”二营长这才松了一口气，赶紧派人押送到团部去。

从上午十点开打，到下午两点多钟，号称“精锐之师”的孙殿英二十二团就被冀鲁豫军区骑兵团全歼，从团长到勤务兵无一落网。

二营通讯员向团领导报告：“首长，我们送俘虏来了。”然后照着营长的吩咐说：“俘虏是敌人的团长。他放下了武器，我们就优待他了。”

李庭桂政委很高兴：“好，好，你们执行政策好，要表扬你们，要给你们记功。”接着又对伪二十二团团长讲：“你看，我们的战士多好，不打不骂优待俘虏，你不要怕。”

倒霉的王鸿勋只好回答：“这个我知道，我不怕。我只是没想到败得这么快……”

团部门外，五连长司家荣缠着团政治部主任周家鼎（后任国防大学纪委书记，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问他：“政委表扬我们二营执行政策好，你听见了吧。”

“听见了，怎么样？”

“那么，秦辛庄的那件事应该不要紧了吧？我们李副营长也应该没事了吧。”

周家鼎只是笑，不说话。

骑兵团全歼伪二十二团，俘虏团长以下七百人，缴获迫击炮两门（有一门是坏的）、轻重机枪四十一挺以及其他大批军械物资。有意思的是，骑兵们追击逃敌的时候，民兵担架队也捡到了一门迫击炮。那时候民兵缴获是有奖励的，他们把战利品上缴，从军区领回一万元冀南币，高兴得不得了，说是一枪没放就能有丰收，真是打心眼里喜欢八路军骑兵。

精锐嫡系全军覆灭，孙殿英伤心得抱头痛哭。孙老殿先后经营过三个骨干团，头一个是四十一军时期的，1933年长城抗战，在赤峰打光了，事后被何应钦取消了番号；第二个是新五军时期的，1942年初太行山抗战时在林县被日军包围，部队没了，带队的师长刘月亭也被俘虏（后来叛变投敌）；而第三个，就是“和平建国军”时期的这个伪二十二团。

孙殿英曾经多次提醒杨明卿：二十二团是用来保命的，不能轻易派出去。可杨副军长觉得他和贾席珍关系实在够“铁”，不下大力气帮忙不好意思，于是就瞒着军长调动部队，结果，朋友没救成还把儿子搭上了。据说，杨芝仑下葬的时候，老孙跑到灵堂哭干儿子：“芝仑啊，这事要怪你爹呀，是他不听我的话呀……”把杨明卿臊得想自杀。

伪团长王鸿勋被俘以后，得知攻击他的八路军只有一个骑兵团，十分惊讶，连说：“贵军指挥灵巧，士气高昂，骑兵英勇神速，兄弟实在佩服！”

据他交代，二十二团行进途中，首先是前卫营感觉到了异常。当时正是农忙时节，杨芝仑却发现徐营、小营附近悄无声息，一片沉寂。再看西北方向，地里有农人劳作，村口有鸡鹅觅食，于是决定先行占领秦辛庄，待稳固阵地之后再派部队搜索前进。没想到八路军反应很快，立刻展开进攻，使他们的计划没能得逞。

先头部队被赶出秦辛庄之后，王鸿勋判断，骑兵单独作战不可能有如此胆量和战斗力，自己面对的肯定是九分区的几个主力团，于是下令撤退。他考虑到滑县方面留守兵力不多，在八路军的追击下，进攻部队可能会跟着撤退部队突破防御，打进县城。为保护副军部的安全，就决定舍近求远，向浚县方向的日伪军靠拢。直到这时候，王团长仍然对自己的战斗力很有信心，也对日军的救援抱有希望。他觉得跑上几十里路应该没问题，结果才走了大约十八里地，就被八路军骑兵消灭干净了。

李庭桂政委说：“王鸿勋很狡猾，从战斗情况上看，这股敌人也是有战斗力的。但他们是伪军部队，注定经不起人民铁骑的巧打穷追。”

其实，王鸿勋并不聪明。他没有想到，在1945年5月的抗战局势下，日军大势已去，只图自保；伪军人心涣散，各谋出路，谁也不会为救助这支私家嫡系部队而拼命。反过来，八路军经过局部反攻战役的磨炼和大规模正规化整训，部队精神面貌、政治素质和军事技能都有了极大提高，正是枕戈待旦、士气高昂的时候。此消彼长，杨明卿、王鸿勋却还用老眼光判断战场形势，焉有不败之理？

骑兵团把俘虏送到军分区。当时，冀鲁豫军区正在做孙殿英的统战工作。经过研究，八路军释放了伪团长王鸿勋和其他一些被俘军官，还把杨芝仑、李兴川的尸体也用棺材装好送了回去。孙殿英对王团长依然重用，可他的那支宝贝看家部队却已经不复存在了。

骑兵团的战绩得到了中共平原分局、行署和军区的表彰。地委、专署、军分区也组织各种活动慰劳骑兵团，人民群众杀猪宰羊迎接凯旋的战士。在地方政府和民兵的帮助下，受伤的军马也得到了较好的救治和补充。

更重要的是，姜庄之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士气。几天后，孙殿英派人向八路军“道歉”，不但从豫北撤走部队，撤销了设在滑县的副军部，还把他那“不懂事的兄弟”杨副军长也免了职。这么一来，豫北残留的各路伪顽失去了主心骨，有的放弃据点，龟缩到县城里；有的赶紧派人向抗日政府联络示好，有的干脆就把帽子一丢，请求八路军收编……余下的日伪军收缩到县城一隅。从此，共产党八路军在滑县的各乡镇畅通无阻。

刘春雷的右胸部中弹，流了很多血。他头部的伤势看起来很吓人，其实主要是因为撞击造成的淤血肿胀，多敷几次药就好了。那敷料也不知是用什么东西做的，金黄色、黏糊糊，涂得满脑袋都是，难怪夏武杰说他的头像南瓜。

刘排长能睁开眼的时候，看见夏武杰躺在他旁边的床上。这小伙子在冲锋时把腿摔断了，虽然左脚打着绷带夹板吊得老高，精神却是十分好，张牙舞爪、咿里哇啦地说个不停，姜庄打援战斗的情况全是听他讲的。

大刘一开始还弄不懂他的话怎么那么多，可过上几天自己也明白了：外边是春天里来百花香，自己却躺在床上不能动，不找人闲聊天又能干什么？

伤员住院的这个军区三所，实际上就是军邮队旁边的那个休养所，刘春雷等于是离开半个月又回来了。当初在军邮队的时候，他很少到休养所来，因此也不认识什么人。有一天刘春雷躺在病床上和小夏找不到话说了，就想起魏二民，托人把他叫来。

魏二民果然水平高。他一进屋，这病房就成了个小俱乐部，嘻嘻哈哈地，弄得隔壁的病友和路过的护士都来看。有个小护士也站在门边咯咯地笑，大刘觉得她有些面熟，想起就是在濮水边洗衣服的那位，却又记不得她姓什么了，于是就搭讪着问：“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蔡志兰。”小蔡护士显然没认出大刘。

“她叫‘菜篮子’！”夏武杰得意地揭发。

“你们愿意，叫我‘菜篮子’也行。”小护士倒是挺开朗。

魏二民这时也认出小护士了：“哦，你是贵州遵义的！”

“你怎么知道？”

“你忘了？前两年我见过你的。想想看？在什么地方……”魏二民正准备拿出他那一套江湖骗术继续忽悠，却见小蔡脸色突变，眼眶红红地跑了出去。这到底是说错什么话了？大家一时间有些莫名其妙。

赶紧把休养所的周所长请来询问，才知道蔡志兰原本是个爱国学生，年纪很小就离家参加抗战，前几年在国民党军队干过，进过集中营，吃了不少苦，所以提到以前的事情难免会难过。

“不过，没关系，”周所长说：“小蔡同志哭起来快，笑起来也快，过一阵就好了。”

还真是这样，几个人还在商量如何赔礼道歉，小蔡护士又跑了回来，指着老魏和大刘咯咯直笑：“骗人的，我想起来了，你们是军邮队！”

这以后蔡志兰就经常到大刘的病房里来，有时还把家里情况和自己的经历讲给大刘听。她依然还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病房里也因为有了这女孩的情绪，变得生动起来。

刘排长和夏文书很长时间都弄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住大病房，而他俩却住在这比较安静的小房间里。小蔡说：“这是给高级干部和立功伤员的休养房啊！”

“我们立功了？谁说的？”

“咯咯咯，自己立了大功都不知道，真傻！”

小护士觉得和两个傻瓜在一起聊天也挺开心的。

躺了半个月，刘春雷能够起床走动了，可邻床夏武杰的脚却依然吊得老高，动弹不得。眼看着先前要死不活的大刘如今四处转悠，始终精神气儿十足的小夏简直嫉妒死了，发誓说下次打仗宁愿伤脑袋也不愿意伤脚趾头。

能走动就能看见更多有趣的事情。休养所里有伤号也有病号，休养员也来自各个单位，有的军事干部在游击战中把生活规律搞颠倒了，白天睡大觉，夜晚来精神，天一黑就点起油灯到处邀人下棋、打扑克。可是玩不了一会儿就要到院子周围转悠一圈，回来以后还嘀咕：“边上没岗哨，心里不踏实。”

医院规定，所有的休养员都不许带武器，这是防止有谁情绪激动或者生病以后脑筋糊涂，擦枪动刀的，发生伤害事故。可偏偏就有个病号不习惯，他在敌后作战时间长了，非要摸着枪才能睡着觉，折腾了好几天都改不过来，最后没办法，只得弄了把榔头垫在枕头底下。他握着那铁疙瘩立刻就打呼噜了。

6月中旬，骑兵团政治处周家鼎主任带队到军区学习，顺便到三所探望伤员。

周主任通知大刘：因为一营长黄斌和一连长匡永盛调到军区工作（后来他俩去了东北），组织上决定由四连二排刘春雷排长调任骑兵团一营一连连长，一连（黑马连）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希望他能带领红一连把革命荣誉发扬光大。

当连长不当指导员，这挺符合大刘的心思。他心里高兴就想着要归队。周主任见他身体恢复得还不错，也同意回头派通信员来接。骑兵部队流动性大，如果没有人接应的话，找到驻地很不容易。

说到通信员，周主任还讲了个有趣的事。

姜庄战斗后，团里给“公鸡”也记了功。因为刘春雷不在，李树茂就把战马骑上了。前些天团里宣布了一营一连长的任职命令，一连的通信员小吴立刻跑到二营去拉马。这小吴是刚从公安大队分来的新兵蛋子，年纪不大，胆量可不小。他直接找到李树茂说：“把我们连长的马还给我。”

李树茂愣了好半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笑着说：“这可是匹灰马，你们一连的战马应该是黑色的吧。”

“黑不黑的我不管，反正这是我们连长骑着立大功的马。”

新任一营营长张存有（1949年牺牲）正好从旁边经过，于是就被拉来当仲裁。张营长评判道：“说是灰马不错，说是浅黑也可以。”

“你这指导员真够滑头的，”李副营长哈哈一笑，把“公鸡”还给了小吴通讯员。

张存有是大刘在二连当战士时的老指导员，偏袒部下当然是情有可原，可实际上，李树茂自己也乐意把“公鸡”送给刘春雷。

李副营长不愁没有战马，打二十二团缴获了敌人团长的坐骑。那也是匹好马，从钢印上看曾经是日本军马，灰色底子带着白色斑点。听说它原来的名字叫“军长”（因为孙殿英军长是个大麻子），挺响亮的，李树茂也就决定沿用老称呼。于是，这以后骑兵团的宣传队有了个新段子：“李树茂，装备好，营长骑着‘军长’跑。”

过了两天，通信员到休养所接连长来了。这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背着驳壳枪，挎着大马刀，全身上下公文包、挎包、水杯、手榴弹挂得琳琅满目，一看就知道是个新兵。骑兵的马刀比较长，真要挎在腰上就会拖到地上去，非得用手提着才行，所以一般老兵都是把这些东西搭在马鞍上的。只有刚上马的新兵爱显摆，才会全部披挂起来。

小伙子的名字挺文雅，叫吴立然，可做派却像个老行伍。见面熟，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好似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大干部。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开口就是一大通，弄得刘连长直纳闷：这小家伙到底是什么来路？

通信员把上级的命令传达完毕，携带的文书交代清楚，然后就表决心谈计划抒发革命理想，最后问：“首长还有什么指示？”

没指示。大刘心说，能讲的都被你讲完了，我这个连首长还有啥好指示的！

“要是现在没任务，我想回家看看我娘，可以吗？”

“可以的，反正今天走不成了，明早回来就行。”

吴立然一溜烟走了，夏武杰拍着巴掌大笑：“这小孩真是个人物！不当政委可惜了。”

过了不久，小吴又陪着母亲来到休养所。和老人家一交谈才知道，吴立然的父亲是参加过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老党员，很早就牺牲了，留下孤儿寡母在郑州艰难度日。1940年，听说豫北来了共产党，母亲就带着子女一路跋涉来到根据地。三个孩子先是由组织上安排在学校读书，后来都参加了革命。现在，老人家自己在被服厂，大女儿在兵工厂，老二就是吴立然，还有个小女儿在行署电台工作。

到这时候，刘连长才明白为什么小吴说话显得挺有水平，敢情真的是受党教育多年啊！

吴家的住所离休养所不远，老人一定要请连长到家里坐坐，百般推托不掉，只好答应晚上过去聚一下。

根据地实行供给制，大家的津贴都十分微薄，请客吃饭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刘春雷不希望别人破费。当时他比较“富裕”，一是津贴发下来了；二是这段时间没在连队吃饭，节余了些伙食尾子；再加上部队给伤员的营养补贴，这些钱刚由通信员带来，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于是大刘找到了魏二民，托他采办了一只鸡，又买了些面粉小米什么的，估计时间差不多就出发了。

到了吴家，门开着，灶上摆着千层大饼、窝瓜菜馍，却一个人影也没见，莫名其妙等了好一阵，吴家人才满头大汗地回来。

原来，吴立然的妹妹下班回到家，对哥哥牵回来的战马产生了兴趣。小姑娘闹着要学骑马，当哥的教了几招觉得效果还不错，就放她自己出去遛遛。骑马沿着河岸走，春风得意马蹄疾。眼看前面有棵垂杨柳，小姑娘一哈腰低下头，意思是别让树枝刮破了脸。谁知道，这“公鸡”是受过严格训练的，骑手一拱背，它还以为是要加速，立刻撒开蹄子狂奔起来。小女孩哪吃得住这个劲头？三两下就被甩在了河滩上，爬起来一看，人没事，可是马儿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好哭哭啼啼回家报信。

家里人一听全急了，小吴通信员跳着脚嚷：“那是我们连长立过大功的战马！”于是大家顾不上做饭，都跑出去找马。好在根据地帮忙的人多，找了快两个小时，总算把“公鸡”带了回来。

惹事的罪魁祸首是个十五六岁、眉清目秀的小丫头，犯了错误似乎倒也满不在乎。她拉着八路军连长看了看，又去观察魏二民，忽然指着他说：“我认识你，你是那个卖柿子的！”这个结论真是出乎大家的预料。

原来，魏二民每次到山区出任务，回来总要捎带贩运点山货（要不然，他的大烟钱从哪里来）。他怕在军区遇到熟人，总是跑到行署附近摆摊，赚那些爱吃零食的小姑娘们的私房钱。

刘春雷得知内情之后哭笑不得：“魏二民，你就不能少丢人现眼一点呀。”老魏却是乐呵呵的：“买卖人童叟无欺，这位是老主顾了，鄙号下回准保奉送一打上等的柿饼。”

回过头又见到吴立然的姐姐，大刘和老魏都乐了：“这不是濮水河边那位勇敢的小军工吗？”熟人见面，小吴军工也很开心，赶紧跑到休养所，把小蔡护士也拽到家里来了。

这下子大家全没了拘束，吃饭聊天气氛十分愉快。魏二民对大刘说：“想想看，三年前你受伤的时候，我背着你东躲西藏，听见枪声就得钻进坟包里，最多只能有几个蚂蚁长虫陪着你养伤。现在可好，小病房住着，小护士伺候着，小通信员带着，鸡汤鱼肉滋润着，形势真是大变化，形势越来越好啊！”

大家都说是呀，眼看快要胜利了，苦日子就要到头了。

吃完饭，小吴军工和小蔡护士帮着大娘做针线活。那时候被服厂的任务重，锁袖口、钉纽扣之类的工作都要带回家接着干。大家围坐着听老魏讲江湖典故，听通信员和他妹妹谈论国际国内形势。

小吴妹妹是行署电台员。她的电台工作其实就是听收音机，先把广播里的内容记录下来，然后再刻上蜡纸印成小报。魏二民逗趣说：“这工作舒坦呀，每天守着戏匣子听大戏！”“小电台”把嘴一撇：“我们才不听戏呢，我们收听中央精神和重要社论。”

到底是收听重要社论的，不仅讲话的时候高级名词一串一串，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党中央的指示。当然，也有卡壳的时候，实在想不起来了，就把小脸一板宣布：“后面的内容保密！”

大伙全乐了：“收音机里都广播了，保的哪门子密？”

高兴了一晚上，第二天回前线。

吴家的人都来送两位骑兵，小蔡护士也来了。当时大家都觉得小护士对八路军连长有点儿那个意思，小电台员还直对大刘做鬼脸。可是，谁也没能想到，五年以后，正是这个满脸稚气的淘气小姑娘自己，最终成为了刘春雷的妻子。

姻缘这东西呀，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这次回家，吴立然收获不小，翻翻挎包里的东西：吃的、穿的、笔记本、书籍……什么都有，全是姐姐给他准备的。物品之丰富，搞得当连长的在旁边看了也十分羡慕：有个姐姐真不错呀！

“不过，要那么多鞋子没用，咱们骑兵不费鞋，还不如多做条裤子。”

“可是我姐只会做鞋，妹妹只会缝鞋垫，没办法。”

“你妈是军服厂的劳模，她肯定能够做得好啊。”

“正因为她在军服厂工作，反而就不能为我做军服了嘛！”

刘连长想一想，也是，不能假公济私。那时候根据地的人都挺自觉的。

1945年五六月份，冀鲁豫军区实施了东平战役，相继收复山东东平、东阿两座县城，消灭了附近地区的日伪军和顽军孙秉贤部。这次战役以八分区和十一分区部队为主力，其他分区提供支援，九分区骑兵团也被“借”去担任警戒、打援任务，在鲁西南一带活动。

刘春雷和通信员赶到山东东明县，半道上遇到了二营的人马，战友们告诉他，战役已经结束了，部队正陆续归返原建制。王元力这时候已经是四连连长了，他得意地拿出一把蒙古刀。这小刀是在刚结束的巨野战斗中缴获的，大约有半尺长，牛角刀柄，刀鞘上镶了个银质的马头，十分漂亮。指导员蔡修仁说：这是四连集体送给大刘的纪念品，刘排长在四连期间负伤两次、立功三次，配得上这把锋利的钢刀！

走到东明县官寨附近，看见路边上坐着俘虏兵，远处还有骑兵分队在搜索警戒，一连指导员张凤翔和战士们正在清理被战马踩踏过的庄稼。见到新连长，大家都很高兴，告诉他说：刚才“搂草打兔子”，在行军途中消灭了一个伪军警备大队。

原来，东明县有个伪警备大队。队长姓封，外号叫“三截棍”。他早年在济南当过镖师，江湖上人称“一对骡子一对枪，一对夫人一对娃”，意思是说这家伙腰间一把盒子枪，手中一杆红缨枪。本人是骡子脾气，坐骑也是匹大青骡子。家里有两老婆，还有俩双胞胎儿子。

“三截棍”带部队如同开镖局一样。手下三百多号人来自三教九流，从二三十岁到五六十岁的都有，拖家带口，各有副业。当兵的每天早晨出操练武，跟着长官“混——哈！唬——哈”地比画一番，然后就牵着孩子回家。轮上值勤的时候，士兵在城门站岗，他老婆就在边上摆摊，一人握枪一人拿秤，当差做买卖两不耽误。这样的汉奸队伍，除了祸害百姓就没有其他本事了。

到了1945年，“三截棍”觉得再替鬼子办事靠不住了，就联系上国民党山东二区专员孙秉贤。于是，孙专员（兼二区保安司令）送给他十把德国造快慢机，还委了个国军的番号。东平战役开打以后，东明县的日军都出动去和八路军打仗，城里就只剩下一家日本买卖人，“三截棍”一看时机不错，就把这倒霉的小鬼子抓来杀掉，然后扯掉伪军旧徽章，换上“山东第二行政区警备团”的新胸标，宣称是起义了。

不过，虽然起义当了国军，这小子干的却还是老本行——不上战场打仗，专门下乡抢粮。谁知道运气太差，正忙着翻箱倒柜的时候，偏巧遇上了路过的八路军骑兵。

巨野战斗打垮孙秉贤主力之后，骑兵团奉命归建。一营当天的宿营地是东明县吴屯村一带，部队经过官寨附近，有群众报告说伪军正在抢粮食。营长张存有、教导员张剑东随即命令部队暂停行军，先把这帮家伙消灭了再说。

一连主攻，二连、三连迂回两翼，骑兵策马冲杀过去的时候，“三截棍”的部下指着自己胸口的新标牌大叫：“别打，别打！是友军。”

骑兵们一开始也被闹蒙了，搞不懂这“第二行政区警备团”是什么意思，等弄明白原来是孙秉贤的部下，又挥起马刀继续砍：“打的就是你这个友军！”

警备队被撵得东逃西窜，跑进一片果林，又躲在里面喊：“别打了，别打了，双方休战，你们赶路，我们回家。”

“先缴枪投降，再放你们走。”

听说要缴枪，林子里就有人骂开了：“破骑兵！别太得意了，刚才是没认真打，小心把老子惹毛了，你们一匹马也剩不下。”

这一下子先把骑兵们惹火了，集中火力朝着树林里一阵射击。里面又猛喊起来：“八路别打了，真的别打了！我们打不过，愿意缴枪。”

“知道打不过八路军，为什么刚才不投降？”

“刚才骂人的是我们队长，现在被你们打死了。”

这一仗，从变换行军队列到结束战斗不过半个小时，三百多人的伪警备队就被骑兵一营消灭干净。“俘虏”中还有个三岁的小男孩，赤条条一丝不挂的，手里抓着把枣子，浑身又是汗又是土，好像个泥猴子一样。原来，这孩子的娘死得早，当爹的站岗值勤"奇"书"网-Q'i's'u'u'.'C'o'm"、行军打仗还得把他带上，是个随军娃娃。

张教导员训了几句话，留下当官的送地方政府甄别，其他的喽啰兵都放了。骑兵没有伤亡，缴获了一百多条枪和十多挂大车，当然还有“三截棍”的那匹大骡子。

当天夜间，一连驻扎在吴屯村，刘连长正式上任。虽然是到新连队任职，但大家都是骑兵团的老人了，彼此并不陌生。晚上，指导员张凤翔抱来几把刚缴获的盒子枪，刘春雷选了把八成新的快慢机。要在以前，德国造二十响手枪必须先上缴军分区，再由上级统一分配；如今缴获增多，政策也就放宽了。

按当时的习惯，连长和指导员可以有一支备用枪。这枪平时是由通信员背着的。有时候，判断一个连队的战绩如何，看通信员的装备就能知道一半。

红军出身的干部喜欢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做“小鬼”，到刘春雷他们这一拨已经不这么称呼了，但干部和通信员的关系依然十分亲密。身边有个能干的通信员，当连长的能省不少心。吴立然是个爱整洁、有条理的小伙子，平时总挎着两支匣枪、两个公文包，外带挎包、急救包、水壶、饭盒子，身上鼓鼓囊囊，满是东西，从文件、地图、铅笔、记录本，到香皂、牙粉、香烟、茶叶，应有尽有，把连长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开始的时候，两人住在一起并不习惯。通信员是学生出身，有读书写字的爱好，可当连长的却拿起笔就头晕。所以，别人都是领导熬夜办公，随从陪着犯困；只有他俩是倒过来，通信员看书写笔记弄到半夜三更，当连长的守在边上打瞌睡。不过，刘春雷从来没有反对过吴立然的学习，虽然自己不喜欢看书，但他知道爱学习是件好事，很希望小通信员今后能有大出息。

刘春雷当排长的时候只要带头打仗就行，当连长以后，需要管的事情就多了。

安排警戒放哨，组织行军作战，这些工作对大刘来说都好办，比较头痛的是后勤管理。骑兵连一百多号人、一百三十匹马，无论走到哪个村都是惊天动地的，“号房子”首先就是个大问题。群众觉悟不同，经济条件不等，有的很热情有的需要做思想工作；谁家房子大、谁家女眷多，事先也要调查清楚；还要考虑马厩设在哪里、伙房设在谁家、连部在什么地方办公……稍有差池，不仅影响连队宿营，还会破坏军民团结。

这些事，吴立然办得挺好。行军时派他打前站，连队到达目的地，早就有干部在路口迎接了。一大群小孩也在村口挥着手喊：“一排一班的叔叔到我家来。”“二排一班在哪里？我给你们带路……”有的人家没安排住宿，那家的孩子就羡慕死别人了，哭着喊着非要拽几个战士回去不可。

连长、指导员和通信员住的地方也就是连部，一般屋里能有张大方桌，屋前有个比较宽敞的院子。干部们安顿下来就要准备吃饭。当时，骑兵的粮草主要依靠就地征集，每个连一天大概需要八百斤粗粮、两千斤草（包括烧饭用的柴草），筹集粮草的工作就在连部办理。

把大方桌在院子里一摆，儿童团员们就纷纷跑来向吴立然报告：“俺爹说拿一百斤干草。”“俺娘说交五十斤玉米。”“我家有二十斤面粉。”……小吴根据各家的情况开具收条，再由连长盖上章。这些物资就算是八路军借用的了，凭这个收条可以向地方政府领款或者抵偿公粮。

小吴通信员把条子交给儿童团员，然后一本正经地敬个军礼：“同志，谢谢你！一定要小心保管好八路军的收条。”小孩们顿时激动万分，赶忙立正敬礼，捂住口袋撅着屁股跑回家去了。

原本麻烦的事，让通信员轻轻松松地解决了。连长到各家去感谢群众，发现妇女儿童们对小吴都挺拥护的。这也难怪，吴立然从抗敌中学毕业后就在公安大队工作，公安队的任务是教育群众、肃奸锄恶、维护治安，他是个小八路，一直负责联系妇救会和儿童团，当然对如何发动女人、孩子很有经验了。

时间一长，骑兵团的干部们都知道一连通讯员是个孩子王，能指挥着小娃娃到处跑，也曾经有好几个指导员来打小吴的主意，刘连长当然不肯放他走。

1945年6月底，骑兵团回到根据地训练休整。

29日上午，濮阳方向开过来一辆小汽车。那时候这玩意儿比较少见，战士们都围上去看稀奇。车上坐着九分区副司令员赵东寰（开国少将），他遇到骑兵很高兴：“你们正在训练啊，那好，来一个冲锋表演，看看谁威风。”

一连排成两列纵队，把小汽车夹在中间。赵副司令员一按喇叭，大家就开跑。汽车在黄河故道上开得“咔嘣咔嘣”直响，扬起漫天黄沙。刚开始，战马对旁边的铁壳怪物还有点害怕，过一会儿就放开了，越跑越来劲，纷纷超越了汽车。比赛结束，赵东寰操着东北口音说：“不错不错，冲锋速度够快的，到战场上也能这么快吗？”战士们回答：“比这还要快呢！”司令员很满意，开着车子往团部去了。

刘春雷估计：分区首长到骑兵团来，绝不会是为了赛跑比威风，肯定是又要打仗了。果然，过了不多久就得到通知，让各连通信员到团部领命令。

吃过晚饭，通信员小吴带来了行军指令：一连夜间拔营，担任团队前卫，控制蔡村（在河南省南乐县）渡口后等待团部命令。另外还有两条：一是行动要保密；二是行军时，白马在右边。

一连都是黑马，刘春雷以为“白马在右边”是指三连（白马连）在一连的右翼，所以也就没在意。不过，既然是担任前卫秘密开进，就要封锁行动消息，行军线路也要尽量避开村庄。他向各排长传达行动计划，强调了行军纪律。天黑以后，刘春雷先派出伪装成便衣的斥候分队，然后全连集合，上路出发。

这一仗，是刘春雷当连长以后的第一次上阵，可这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要去哪里打仗。

从驻地赶到蔡村渡口，需要穿越整个南乐县，沿途有敌人的据点。乘骑秘密开进需要严格执行行军纪律，尽量避开村镇，减少休息次数，而且不能向战士们传达任务内容。

这个时期，冀鲁豫八路军进行了大规模扩充。当时步兵团有个“新三三制”的说法，即部队成员中的老战士占三分之一、入伍民兵占三分之一、投诚伪军也占三分之一。骑兵团尽管单纯一些，[奇·书·网-整.理'提.供]同样也补充了不少当地的同志，这些来自本乡本土的新战士打仗没问题，却存在着容易泄密的缺点。平时，驻地附近的亲朋好友往来不断，部队一旦有行动，十里八乡很快就传遍了。鉴于以往的教训，保密行动首先就要从内部封锁消息做起。

黑夜里，虽然不知道行军目的地，但战士们一直朝着敌占区走，自然也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气氛逐渐紧张起来。

凌晨四点，一连抵达蔡村。斥候骑兵报告说村里没有敌人，只有一家农户因为母牛产崽还没有休息。刘连长立刻布置了伪装哨和暗哨，把战马隐蔽在青纱帐里，命令一排“守马桩”，二排进村，三排监视河滩渡口，把附近的道路都封锁住，发现行人就扣留起来。

村子里静悄悄的，战士们守在各个路口。那个忙着接生小牛犊的老头儿出门打水，正迷迷糊糊地摇辘轳，忽然看见旁边蹲着两个人，水桶“哐当”一下就掉到了井里。八路军帮他把水挑回家，这一家人也就暂时不能出门了。

河滩上情况正常。有个战士躺在地上哼小曲儿：“说声汉奸不长久，日本打猎你当狗。赶走鬼子吃狗肉，看你还有啥奔头！……”扭头发现连长在背后，吓得吐了吐舌头。

“唱得不错嘛，是你自己编的？”

“他会编个蛋！人家儿童团唱的，他跟着瞎哼唧。”三排长杨继录在旁边揭发。

“管谁编的呢，好听就中，是不？”那战士笑嘻嘻的无所谓。

这是个新兵，刘春雷以前不认识他，问：“你叫啥名字？”

“刘合根。”

“是本家呀，和气的和？还是合作的合？”

“随便，都中。”

“字辈不一样，咋能够随便？”

“反正俺也不识字，可不是都中嘛。”

大伙都笑了。

刘春雷寻思，既然控制了渡口，那肯定是要过卫河了。这一带水面看起来比较平静，不知道乘骑泅渡有没有困难，于是想派几个水性好的战士先试一下。刘合根说：“不用试，我是在本地长大的，知道从这儿能游过去，再往上走两三里地，骑着马都能过河。”

“那好，三排渡过河去，把河对岸控制起来。”

安排完这些事，忽然村口响起了枪声。刘春雷连忙跑过去，却遇到团部参谋边乔。他手臂负了伤，脸色很难看，劈头就问：“为什么不按命令佩带标志？”

原来，当天传达命令时，况玉纯副司令员要求：“一连控制蔡村渡口，动作要快要秘密，行动时把白毛巾扎在右臂。”可是，通信员吴立然以前没见过况玉纯，也听不懂他的南方话，结果把“白毛巾扎右臂”误当成“白马在右边”。再到刘连长这里，就干脆理解成“三连在右翼”，所以，谁也不知道佩带识别标志这件事。

侦察参谋边乔带着先遣分队接近蔡村，发现村外的便衣游动哨没带白毛巾，不知道是哪部分的人，就决定先拿下再说。正动手的时候，又被一连的暗哨发觉了，哨兵立刻开枪，导致一个侦察员阵亡，边乔也挂了彩。枪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惊醒了河边的村庄。幸亏一连提前控制了卫河对岸，要不然这动静会传得更远。

祸闯大了！吴立然弄明原委，顿时吓得哭了起来。刘连长也挺自责的：只觉得小通信员聪明能干，怎么就没想到他不熟悉首长的口音呢！

一时间也顾不上批评谁，赶紧布置战士们安抚老乡，防止奸细出去报信。［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东方发白的时候，团部到达蔡村。听完刘连长的汇报，带队的况玉纯副司令员说：“其他事情先别管，现在最重要的是动作要快。既然一连已经有部分人马过了河，那就赶紧出发，骑兵本队随后跟上。”边乔请求随前卫连一起行动，李庭桂政委看他伤势不重，也就答应了。

一连徒涉过河，边乔对大刘说：“咱们这次是要去打程道合。”大家都觉得诧异：“咦，怎么改规矩了？”

程道合是自治军二师第三旅的旅长，手下有两个团外加一个特务营，总共三千多条枪，长期占据着安阳以东、卫河以西、大名以南、故城以北的几十个村庄。前几年，八路军和他打过几仗，各有胜负，后来双方经过谈判约定：程道合开放冀鲁豫到太行根据地的通道，九分区部队不攻击卫河以西的第三旅，三旅也不到河东来骚扰。所以，这两年骑兵团很少在河西活动，也没和程道合打过仗。

行军途中，边乔参谋向大家说明了情况：

鲁西东平战役结束后，冀南军区准备发动“成（安）临（漳）安（阳）战役”，定于当天（1945年6月30日）发动袭击，围歼魏县、回隆的日伪军。但就在头一天（6月29日），九分区接到内线送来的紧急情报：冀南军区的作战计划已经被敌人掌握，日伪军正在楚旺镇集结，准备北上支援。

楚旺位于内黄县西北，与魏县、回隆相距不远，目前集中了日军一个中队、程道合“自治军”第三旅，还有伪军铁德震的一个巡防团。如果让这股敌人顺利北上，势必对冀南部队形成夹击，给“成临安战役”的实施带来极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九分区当然也就顾不上什么协议了，决定先派部队把敌人援军截下来再说。

情况来得太突然，由于楚旺和冀南之间的交通比较方便，一旦我军的打援意图暴露，有可能使得敌人提前行动。所以，军分区强调部队行动要快、要保密。驻内黄的十六团已经连夜急行军穿过敌占区，插到楚旺以北的桐梧村设置阻击线。骑兵团的任务是赶过去和他们会合，共同把敌人援军挡住。

任务明确了，一连长和指导员一边行军一边向战士们做思想动员。刘春雷发现通信员小吴的情绪不高，就命令他说：“从现在起，注意跟着我行动，你的任务是保护我的侧翼。”吴立然赶紧点头。

其实，刘连长的目的只是想让小吴放开手脚。新兵头一次乘骑作战难免会紧张，总是盯着马脖子看，总是担心战马不听话，顾虑一多，身体就发硬，做动作也比平常更使劲。这么一来，不仅真的会弄得战马乱跑，还不能发挥自身的战斗技能。大刘让通信员跟随自己，实际上是帮助他把注意力从马匹转移到人身上，更好地观察战场环境。

从南乐县蔡村渡口到内黄县的桐梧村大约有六十多华里。上午十点多钟，一连听到了枪炮声。可奇怪的是，从声音上判断，战场似乎不在桐梧方向，正在纳闷的时候，看见前面有一群散兵。

这些人是十六团的战士，路边蹲着七八个，田埂上还坐着十多个，有的受了伤，有的没受伤，看上去都比较慌张。边乔问他们：“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们阵地在哪里？”

“我们是昨晚到的，一开始在桐梧，后来敌人改道了，阵地就转到代宋村。”

“敌人太多了，有鬼子，还有大炮，早上就攻了三次，我们团长也牺牲了（实际上是负重伤）……”

边乔打断他们：“部队还在战斗，你们就要逃跑了吗？”他指着枪响的方向，大声喊着：“集合！跑步走！回到阵地上去！”

听说战斗局面比较被动，现场的情形有些混乱。这时候，一连的队列里响起了歌声。本来，骑兵行军是很少唱歌的，可这一次，却是指导员张凤翔领了头：

弟兄们，弟兄们，上起刺刀来，

这是我们的国家，不挂免战牌！

弟兄们，弟兄们，上起刺刀来，

这有我们的祖先，住了几百代！

弟兄们，弟兄们，上起刺刀来，

这地方是我们的，绝不让出来！

…………

激昂的歌声中，那几个惊慌的战士也重新振作起来，拿起武器和骑兵们一起奔向了战场。

一连接近了代宋村。

这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公路，代宋村就位于马路的西侧，是个只有四十来户人家的村子。十六团在公路两侧设置了阻击线，在西侧的村庄里凭借寨墙防守；在另一侧的旷野上临时挖掘了步兵掩体。这时候，阵地前沿密密麻麻地聚集着三个团的伪军。东侧旷野上的散兵线尚处于对峙状态，枪炮声十分密集，穿黑色制服的程道合的“自治军”正撅着屁股一边打枪一边往前拱；而西侧的代宋村，铁德震的部队已经把防线撕开了一个缺口，身穿土黄色制服的伪巡防团踏过崩塌的寨墙，突破了八路军的简易工事，进到村里和十六团拼刺刀。

刘春雷和几个干部在两三里外的青纱帐里，能够看见阵地上激战的情况，听见一阵阵手榴弹爆炸声和肉搏时发出的嘶喊声。

一连副连长郎宝会去找团部请示汇报了，可等了好久也没见人回来。侦察参谋边乔急了：“那边在拼命了，不知道还能顶多久？”他只是个侦察参谋，没有权给一连下命令，只好盯着大刘看。

刘春雷当然知道边乔的意思是想冲上去帮忙，但他自己却有点下不了决心。头一次当连长指挥打仗，在没有得到团部指示的情况下，擅自带着百来号人马往两三千人的人堆里冲，这可不是小事。再说了，上级原本是命令到桐梧村集中的，可他这个前卫连却跟着枪炮声跑到代宋村来了，心里也难免犯嘀咕。

“真急人，不晓得桐梧村那边有情况没有？”

没想到，边乔一听这话就火了：“睁开眼瞧瞧！敌人的三个团全在这里，桐梧村还能有啥情况？骑兵团的本队肯定是走错了地方，等一会儿都得跑到这里来……”

刘连长不敢顶撞团部参谋，也不敢立刻下命令冲锋，只好由着边乔发脾气。这时候，高粱地里的人都盯着连长看。大刘被盯毛了，一赌气就走出了青纱帐。

一连的人马聚集在青纱帐的背边。因为隔着狭长的高粱地，大家看不到战场上的情形，正一边啃干粮一边抽空喂马。炊事班的战士瞧见刘连长，连忙笑呵呵拎着个大筐子屁颠屁颠跑过来。通讯员吴立然没心没肺地在食物筐里东翻西拣，嘴里还说：“连长，先垫垫肚子吧。”

大刘一肚皮怨气正找不到地方发泄，抬脚就把筐子踢翻了，熟鸡蛋、窝头、菜馍馍滚了一地。他气道：“都火烧眉毛了，还吃个屁啊！”

头一次看到新连长发脾气，大伙全都吓傻了。

战士们赶紧丢下手里的干粮，忙不迭地收拾马具，系紧马肚带。几个排长急匆匆跑回各自单位，嘴里不停地嚷着：“检查马具，检查武器，上马，上马！”副指导员耿仁玉也前蹿后跳地挥舞拳头：“党员同志团员同志，好钢用在刀刃上，战场上比一比，看哪个党小组更有朝气！……”

其实，刘连长并没有说要投入战斗，可战士们对他的性格不熟悉，误以为那一脚就是作战命令。事到如今，大刘也只有豁出去了。开干！大不了再犯个错误，老子这个连长不当了。

“轻装——突击准备！”

“排单位——横队——”

命令下达，战士们把乘骑冲击时用不着的马具、行囊、水袋、饲料包……全都扯下来，“噼里啪啦”甩了一地，全连迅速排成了三列横队。机枪手把子弹袋挂在脖子上，轻机枪卡在马脖子的托架上，拿二十响的干部则把驳壳枪的弹夹子塞满了上衣口袋……只有炊事班的人牵着马傻站着，很不甘愿地等着收拾东西。轻装突击行动没有他们的份。

连长一挥手，队伍进了高粱地，等再从青纱帐里钻出来，刘春雷回头看了看：不愧是红军老连队，队形一点也没乱。

“目标——左前方——火力预备——”

西南一公里外有鬼子的炮兵阵地。从战场形势看，虽然铁德震的巡防团已经冲到了村口，但对八路军威胁最大的实际上是日军的那几门炮。十六团的防御工事都是被炮火破坏的，并且，如果不迅速捣毁敌人的炮兵阵地，一旦小鬼子掉转炮口，还会对骑兵部队造成更大的威胁。

“全连都有——队形散开——徐步——走！”

远处的鬼子看见八路军骑兵逐渐逼近，急忙调整部署，掉转炮口。

关键的时刻到来了。面对即将来临的生死考验，刘春雷反倒觉得松了一口气，他看看指导员，张凤翔早已经带着机枪手跑到前面去了；再看看身边的团部参谋边乔和通信员吴立然，都是一副毫无畏惧、勇往直前的样子。

好吧，咱们就冲上去，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骑兵一连，出刀！冲锋！”

刘连长拔出战刀指着鬼子炮兵阵地的方向。

随着号令，队列前的机枪手一边射击一边向两翼闪开，骑兵们在马背上弓起身子，战马不断加速，冲击队列在漫天的尘土中由整齐的横队逐渐拉成了扇面。

冲刺距离越长，骑兵的队形就越分散，刘春雷提前下令冲锋，就是想把队形尽快散开一些。根据以往的经验，鬼子炮兵阵地前经常会摆几挺重机枪，要是这玩意儿朝着密集的横队开打，骑兵们还真吃不消。大刘打马狂奔，嘴里一个劲地念叨：“重机枪不要响，重机枪不要响，等老子先冲上去砍你两刀再说……”

“公鸡”被打得发了性子，四蹄翻飞跑得像腾云驾雾一样。大队人马被甩在了后面，只有两个人能紧紧跟着大刘，一个是边乔，一个是机枪射手石双友。

边参谋跑得快那是理所当然的。他是军校骑兵科班出身，无论骑马的技术还是调教战马的本事都是一流。可石双友也能跑这么快，实在是让人意想不到，他那匹战马瘦瘦的，驮着机枪和弹药跑起来居然十分迅猛。小石一手扶着枪托架一手抓住机枪把子，军帽都被颠掉了。虽然那挺“拐把子”机枪天一梭子地一梭子打得毫无准头，但在双手脱缰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高速冲击姿态而不摔下来，这本事可真不容易练。

五百米开外没听到敌人重机枪开火，三百米时机枪也没响……等冲到一二百米距离，才感觉有子弹“嗖嗖”地从旁边飞过。刘春雷乐了：小鬼子没布置机枪掩护！

可以看见阵地上摆着一门山炮和两门八二迫击炮，大炮前面不仅没有机枪，甚至没有设置防御工事。八路军骑兵冲杀上来，伪军吓得四散奔逃，只剩下日军小队长指挥着部下用手枪和步枪疯狂射击，还有几个鬼子兵正忙乎着搬运大炮。

“好家伙，三门炮，这回算是捡着了！”刘连长心里万分激动。边乔吼叫着：“杀鬼子，夺炮啊！”他迅速跃到了最前面。大刘紧跟着他，看见边乔身子晃了一下，知道他是受伤了，连忙大喊：“机枪！机枪掩护！”侧后方的石双友抬手打了几梭子子弹。

本来，高速奔跑中的机枪射击，准确度根本就没个谱。这时候下令让机枪掩护也只是希望起到骚扰、压制作用，可是，也不知是小石技术高还是他运气好，随手的这几发点射就像是点名一样，精准地把半跪在地上开枪阻击的几个鬼子兵撂翻了。那日军小队长原本是蹲在大炮后面直叫唤的，也被一枪打得跳起来，扑在炮架子上不动弹了。

刘连长和边参谋大叫：“打得好！”“神了啊！”趁势冲上了阵地。

可就在这时候，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日本人自己把山炮炸毁了。

眼看就要到手的大炮变成了废铁，刘春雷的头都气晕了。要知道，那时候缴获山炮的连队是可以立集体功的呀！气急败坏的他挥着马刀猛砍鬼子兵。有两个小鬼子手里没枪，跪在一起咿里哇啦的不知道在说什么，刘春雷正准备策马过去，这俩家伙就拉响手榴弹自杀了，倒把“公鸡”吓得一蹦老高，差点没把大刘摔下马来。

大刘没摔下马，石双友却掉下来了。阵地上有十多个老百姓抱着脑袋蹲在地上，一个日本军曹拎着根铁棍子跑来跑去地顽抗。小石怕开枪误伤了群众，就举着枪托去砸。没想到鬼子兵躲得快，战马又闹别扭，猛一使劲却抡空了，“拐把子”机枪（九六式轻机枪）加上弹匣足有二十八斤四两，带得石双友一头栽下马来。老百姓“呼啦”一下全闪开了，那日军军曹就扑过来抢机枪。刘春雷看见这家伙居然这么猖狂，冲上去当头一刀，把小鬼子的脑袋砍下半个。

冲上阵地的骑兵越来越多，战士们纷纷跃马追杀敌人，蹲在地上的老百姓抱着脑袋哭喊：“别杀我们，我们是被鬼子抓来干活的。”八路军赶紧安抚住群众的情绪，吩咐他们把阵地上的大炮零件以及炮弹、弹壳什么的都用沙土掩埋起来。

边乔的左臂先前就挂了彩，现在左膀子上又被穿了一个洞，他正让通讯员吴立然帮忙包扎伤口，突然间大叫起来：“嘿！大刘，你们一连的马怎么是这个德行啊！”大伙回头一看，哈哈！石双友的那匹马正在对边乔的战马“耍流氓”呢。

小石满脸通红，拼命地往回拽缰绳。可那匹马却居然不屈不挠、无视战场的险恶环境，在光天化日之下，全副武装地就硬要往“女战友”的背上爬，这可真是色胆包天了！石双友的这匹马名字叫“大喷嚏”，平时除了爱打个响鼻也没见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其实它是匹没骟过的公马。五六月份正是马儿发情的季节，“大喷嚏”周围的“战友”不是被骟过的就是公的，平时憋屈得够戗，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了匹漂亮的牝马，顿时就不管不顾了。

到这时候，刘春雷才明白“大喷嚏”今天为啥跑得这么快，原来不是因为勇敢而是为了追求爱情呀！

一连的出现动摇了敌人的攻势，但日伪军很快就发现八路军骑兵的人马并不多，他们一面组织警戒火力拦阻骑兵，一面继续加紧猛攻代宋村阵地。

当务之急是要抓紧时间从侧后方冲击，把向前进攻的敌人拽回来。可是，敌人有两千多人，对于骑兵一连这把钢刀来说，伪军的肉太厚了，如果插得过深就有被陷住退不出来的危险。刘连长一边召集队伍一边和指导员张凤翔、团部参谋边乔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协助十六团反击是主要目的，敌人不后退，骑兵就猛往里打，直到敌人开始溃退再穿插出去。

话虽这么说，但几个干部心里都知道，一旦真的冲到敌群当中，情况凶险，战场形势是很难把握的。张凤翔提出由他在前面引导前进，刘连长不答应，副指导员耿仁玉当即表示：“我来当先锋，你们压阵指挥。”说完就把引导旗抢过去了。

通讯员小吴跟在连长身边，一会儿摸摸马鞍子，一会儿摸摸刀，神情有些沮丧：“打仗的时候我跟不上你，这可怎么办啊？”刘连长安慰他说：“刚才是打冲锋，你当然跟不上了，这回我跑慢点，你可得跟紧了。”

通讯员连忙点头。

“笛——笛——”

队列里响起了铜哨的鸣叫声，前端的引导旗指向了前方。

抽刀，催马，又一轮冲锋开始了。

摧毁日军炮兵阵地之后，骑兵一连转了个九十度的直角，从侧后方攻击正在向代宋村进攻的日伪军。敌人不断地进行拦阻射击，骑兵只能在敌人的骚扰中实施迂回作战。

经过刚才的长距离冲刺，人和马都十分疲劳，现在再度发起冲锋，有的战马就不大愿意奔跑了。一连的队形也因此显得有些混乱。马儿的“思想”其实和小孩子差不多，若是一直向前冲，它还挺来劲的；可如果猛跑一阵停下来，转个圈、磨蹭一番再叫它接着跑，它就有些不大乐意了。这时，即使是经过训练的战马，策骑反应能力和敏捷程度都会大为减弱。

一连的干部们事先已经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在进行第二轮冲击前就试图维持好队形。副指导员耿仁玉在带领三排在前面引导，指导员张凤翔在一排后面压阵，连长刘春雷则在外侧监护。可是，实施战场转向，骑兵队列运动幅度大，受干扰严重，许多战士都是在奔跑过程中克服阻碍陆续归队的，还没来得及调整好马匹的状态又再度发起冲刺，队伍很快就跑乱了。

看见骑兵从敌人后方杀来，代宋村阵地上也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九分区十六团趁势展开了全线反攻。在八路军的打击下，东侧的程道合“自治军第三旅”纷纷败退下来。可是，西侧的铁德震巡防团却咬住村口没有后撤，于是，十六团纷纷扑向继续顽抗的伪军，骑兵们也杀向代宋村参加巷战。

可这时，刘春雷却陷入了困境。

刘春雷和边乔在骑兵队列的外侧，这个位置处于程道合和铁德震两股伪军之间的结合部。冲锋发起后，十六团和骑兵一连都不约而同地扑向代宋村口，夹击铁德震的巡防团，而程道合“自治军第三旅”趁机从阵地上退下来，一窝蜂地朝公路上跑。

程道合是想通过公路逃回楚旺镇去，他逃跑的方向正好就是第三旅和巡防团的结合部。面对蜂拥而来的敌军，刘连长当然不能让两股敌人会合了。他和边乔迅速召集起身边的几个战士，对伪第三旅的败兵进行拦阻。

连长、团部参谋和通信员，还有二排的三个战士，六个人分成两个组来回驰骋，拼命阻击从田埂上、菜地里窜出来的敌人。伪军们见八路军的人少，竟不顾伤亡前仆后继地夺路而逃。眼看漏网而过的敌人越来越多，几个骑兵就快要被包围上了，刘连长只得带着大家边打边撤。

边乔一个劲地吹哨子，挥舞信号旗，想多招呼些人马过来帮忙，可代宋村口正在混战之中，谁也没注意到这边的旗语。

通讯员小吴第一次参加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斗，他紧紧地跟着连长。大刘也很注意保护他，觉得不能让这孩子刚上战场就吃了亏。

正跑着，路边突然窜出几个伪军，吴立然挥舞马刀劈头就砍，那家伙举起步枪向上一挡。“咔啦”一声，小吴的刀就脱手飞了出去。伪军吓得魂飞魄散，钻进庄稼地连滚带爬逃走了。

马刀被磕飞了，吴立然看上去有点发蒙。刘春雷知道，头一次拿刀砍人难免会心理紧张，见小通信员没受伤就松了一口气，安慰他说：“不错不错，比我强。我头一回用刀的时候，还被整下马了呢。马刀不好使，就先用手枪吧。”

“使枪……我跟在你后面，我怕打了你……”

“没事，放心，打不中我的。”

吴立然的神情慢慢地缓了过来。

这时候，听见手炮（掷弹筒）发射时“嗵嗵”的声音，接着就不知道从哪里打过来一颗榴弹，刘春雷喊了一声“快闪开”，催马跃到了旁边。榴弹在他和通信员之间爆炸了。

这榴弹的杀伤力并不大，可也许是受到了爆炸的惊吓，战马猛地人立起来，把缺乏思想准备的吴立然甩下了马鞍。乘骑作战的时候，老兵通常只会把半个前脚掌踏在马镫上，这样遇到突发情况时起身离马比较容易；但是新兵乘骑作战时却唯恐不稳，总是不自觉地尽量踩得更结实牢固一些，结果一旦出现摔马就容易被马镫套住脚。吴立然也是这样。

那马儿拖着小吴向代宋村方向狂奔，刘春雷只好跟在后面喊：“把鞋子甩了！”可是小吴哪里办得到呀！……眼看着前面有一片低矮的红柳树丛，如果马匹从那些横七竖八的树岔子中间穿过去，非把拖在地上的通信员撞死不可。刘连长当机立断，朝着惊马的头部连打几枪，处决了这个“叛徒”，才把吴立然解救下来。

吴立然被摔得七荤八素的，满脸是血，跌跌撞撞爬起来就要去找丢失的手枪。刘春雷没让他去。这个模样往回走，不是去找枪而是去找死。小吴只好懊恼地掉眼泪。

其他战士看见连长这边突然退下去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跑过来策应。边乔留在最后掩护。从刘春雷这里望过去，总觉得边参谋的乘骑姿势有点奇怪，见他耷拉着肩膀直晃悠，战马踏着小碎步不停地兜圈子，立刻就知道情况不好。刘春雷急忙打马赶过去。

边乔受伤了，他已经无力控制马匹。在战场火力对射中，战马匀度游走是很容易被击中的，大家边跑边喊：“快掉马，快掉马！”

骑兵掉马固然是件比较丢脸的事，但在特殊情况下，选择主动掉马也不失为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比如这时候，边乔只要身子一歪就能从马上摔下来，绝对不会有谁嘲笑他。可是，边乔真是倔犟，硬撑着不肯掉下来。而他那匹战马也是训练有素，纵然枪炮子弹在身边飞来飞去，却还是根据骑手的身体姿势，遵从指令不紧不慢地小步转圈，真是急死人了！

大刘策马飞奔——接近边乔时转换成侧骑姿态——调整战马的步幅——二马错身——大刘就势跃上边乔的马背——左手护住边乔右手带马——“公鸡”转过身子，空鞍跑回来——这就是骑兵的高级技术动作：乘骑救护。

边乔的右肩被打穿了，前胸后背都是血，加上先前左臂上受的两处伤，整个人都不能动了。被战友抱住之后，他一声没哼就晕了过去。这个钢铁汉子，终于还是坚持住没有掉马。

几个人交替掩护着退进一片红柳丛，刘春雷把边乔往树岔子后面拖。二排战士叶克成说：“连长，我来帮你。”他跑过来抱住边参谋的腿，刚直起身子，就听“噗”的一声，笑容还留在脸上，后脑勺却被打没了。刘春雷后来说，“叶克成同志是替我牺牲的，他若是晚站起来半秒钟，那一枪就正打在我脸上了。”

刘连长和身边的战士凭借红柳树的掩护不停地开火，四面八方都有奔逃的伪军，靠这几杆枪根本挡不住敌人，可是，正是由于他们不间断地拦阻射击，才使得夺路而走的程道合第三旅跑得七零八落，始终无法形成战斗队列。

这期间，没了战马、丢了手枪的通信员吴立然一直在挥舞旗子。

先前，边乔骑着高头大马，又吹哨子又打信号旗，搞得那么显眼都没人注意；可这小吴却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在树丛里面比画一番，居然让一连的三个排长和好些战士都看见了旗语。于是，原本在代宋村口的骑兵们得到指令，纷纷朝着信号旗这边跑过来。

陆续聚集到刘春雷周围的有六十多个战士。虽然指导员张凤翔身负重伤，但三个排长都还在，副指导员耿仁玉的战刀断了，弹药也没了，见人就伸手：“给几颗子弹吧，要不然给个山药蛋（小手榴弹）也成。”一副可怜模样。

昨天晚上在卫河边上唱小曲的新战士刘合根跑过来，咋咋呼呼地嚷：“我把铁德震砍死了！我把铁德震的脑袋砍了。”大伙都不相信，人家铁德震可是有名的“铁头将”，据说步枪子弹打在他头上也只能砸起个大青包。

“子弹都穿不透的铁脑壳，能被你砍了？少吹！”

“真的真的，不信问我们排长。”

代宋村口混战的时候，刘合根一直和三排长杨继录在一起。他俩打着打着，看见了通信员吴立然的信号，于是就往红柳树丛这边跑。一路上败兵很多，杨继录的命令是不得恋战，直接赶往集结地，可忽然听见刘合根嚷嚷：“看呀，那个人是铁德震！”杨排长就改主意了。

伪军团长没穿军服也没带枪，一身绸缎，下黑上白，手里拎着把大蒲扇，跑得气喘吁吁。八路军从他身边经过，谁也弄不清这是个什么人物，也就没人理睬他。这也难怪，骑兵团和十六团以前都很少到河西活动，战士们基本上都不知道“铁头将”是什么模样。原本，铁德震有可能就这么溜了，可活该这家伙倒霉，偏偏遇到了本乡本土的新兵刘合根。

小刘参军前曾经在村里听过“铁团总”训话，对这个大胖子印象深刻，立刻就把他认出来了。三排长杨继录本来还有些半信半疑的，跑到跟前，见这胖子边上有个穿便衣的老头，一边走一边“嘛西，嘛西”的不知道喊些什么。咦？还是个东洋老鬼子！杨排长顿时不再怀疑，冲上去对着日本老头就是一马刀，回头看见刘合根也把铁德震砍了——这“铁头将”的脑袋根本不结实，一刀下去照样开瓢。

铁德震完蛋了，伪巡防团残部也被十六团追着猛揍，可是，伪第三旅却趁机逃往楚旺镇。

一千多伪军在公路上、田野里拖成两三里长的队伍，顾头不顾腚。开始还能使劲跑，后来没力气了就拖着枪走。三五成群的败兵被几十个八路军骑兵来回驱赶着，就像是放羊的一样。

公路上的伪军比较密集，意志也顽固一些，远远看到八路军还敢放几枪抵抗一下；而分散在田野里的就没这个胆量了，看见骑兵过来了连跑都懒得跑，把枪一丢往地上一坐，一副傻乎乎、可怜兮兮、听天由命的滚刀肉样子。

骑兵们也不想为难他们，讲话挺客气的：“兄弟，有子弹吗？拿几颗来。”

伪军倒也大方，浑身上下地掏口袋：“给你给你，都拿去！”

“就这么几颗啊！找找看还有没有？我们急等着要用呢！”

“对不住，真的没了，子弹袋早就丢了，谁还背着那玩意儿逃命

呀？……”

“行了行了，你们今天的任务就算结束了，坐在这里别乱跑啊！”八路军收缴了俘虏的枪栓，接着去打仗。等骑兵离开以后，无人看管的伪军们又扛起破枪继续朝楚旺镇走。这帮家伙都是些混军饷的老油子，反正只要回到据点就能领钞票，打赢打输都无所谓。

俘虏逃跑了，刘春雷也没办法，他身边只有六十多个人，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又追了一阵，副指导员耿仁玉指着前面说：“连长，那里好像是敌人的指挥部。”果然，百米开外的公路上，一群伪军簇拥着十多匹骡马，看见骑兵追上来，就挤在一起护住中间的人，长枪短枪一个劲地乱打。刘春雷立即命令战士们拉开间距，瞄准对方骑马的进行交叉射击。几排枪过去，伪军官们不敢骑马了，混在士兵中间走路。

连长和副指导员断定这里面一定有伪军头子，当即决定先不理睬其他败兵，集中力量咬住这堆人，想办法揪住敌人的头头再说。于是，骑兵们就一会儿近一会儿远地绕着这百来号伪军打枪，搞得这帮家伙一会儿上公路，一会儿进庄稼地，不敢散开也跑不快，来回折腾了几趟也摆脱不掉八路军的干扰。

走了一阵，前面快到车固庄了。这个村子距离楚旺镇只有不到十里地，骑兵们又抢先占据了村口的要点，不让这伙敌人通过。这时候，聚成一堆的伪军突然停下不走了，还“哒哒——嘀呖——哒呖——嘀哒”吹起联络号来，使用的居然是八路军的号谱。

骑兵们正莫名其妙，从伪军中间跑出一个没带武器的中尉军官，找到八路军连长，一本正经地说：他叫杨德荣，是冀鲁豫军区敌工部的干部。一连拦阻的这伙人是伪第三旅的旅部机关，而八路军目前正在做程道合部的策反工作，如果这时候把老程打死可就不好办了。因此，他要求骑兵们把伪军官们放走。

这无凭无据的一番话，把骑兵们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杨德荣虽然说自己是谁谁谁派来的、他们的领导又是谁谁谁，提到的那些人物确实挺有名，可大家只听说过名字没见过真人，谁也闹不清这个“地下党”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正在犹豫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嗵”地打过来一颗手榴弹。

程道合的部队里配备了不少“满洲国”制造的小掷弹筒。这种手炮可以发射手榴弹，近的能打个几十米，远的能打到百米开外。当时，四周围有不少分散逃跑的伪军，他们看见八路军骑兵突然不打仗了，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像是在开会一样，有个捣乱的小子就趁机偷袭了一家伙。

用掷弹筒打手榴弹，准确度其实很差，骑兵们早早就闪开了。可不承想，这颗榴弹崩起一块瓷片正扎在三排长杨继录的大腿上，起初看上去好像问题不大，杨排长自己把伤口扒拉了一下，鲜血一下子喷出来两米高，他“哎哟”一声栽倒在地就不行了。这下子，骑兵们怒了，拔出战刀吼叫着要砍了面前的伪军中尉。

杨德荣吓得小脸煞白：“我，我，我真的是地下党，你们这样搞，是，是要犯错误的……”

通信员小吴根本不信他那一套，道：“你小子是共产党，老子就是昭和天皇！”

大刘可以断定吴立然不是裕仁皇上，可他真不知道杨德荣是个啥人物。指导员张凤翔和侦察参谋边乔都受伤了，身边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新任连长觉得实在头痛：今天怎么尽遇到这些棘手的事情？他心里没主意，干脆踢皮球：“我没权力答应你，有什么事去找团领导说吧。”

最近的团领导离这里起码也有十多里地，在混乱的战场上，枪子可没长眼睛。杨德荣满脸为难：“叫我一个人去呀……你们可别打我的黑枪……”

“给你三分钟考虑，时间一过我可管不着了。”

杨德荣还想再提什么要求，旁边的吴立然已经“一、二、三……”念起数字来，可怜的“地下党”只好撒腿朝代宋村方向跑。那时候大家都没有闹钟手表之类的工具，所谓三分钟也就是用嘴巴数两百下，不抓紧时间可不行。

其实，老杨真的是冀鲁豫军区的干部。当时程道合的部队里既有国民党特务，也有共产党的卧底。国军军统方面的头头是副参谋长程碧之，而八路军敌工部的负责人就是这位旅部中尉书记官杨德荣。

共产党的意图是通过开导副旅长程道生（程道合的弟弟）达到统战策反的目的，可没料到程道合这老狐狸平时装得稀里糊涂，实际上对各人的身份背景早已一清二楚。代宋村战斗刚打响，程旅长就把旅部的几个地下党全控制起来，跑到车固庄这里被骑兵缠住脱不了身，就对杨德荣说：“老二（程道生）和共产党联络我是不反对的，可现在八路想要我的命却不行。快去和你们的人说说，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才会有场地下党找到连长谈判这一出。

杨德荣和骑兵谈话没有结果，去代宋村找十六团的路上更是凶险万分。后来，老杨在一次开会的时候遇到了老刘，说起当初的情形还颇有抱怨。刘春雷呵呵直乐：“有意见？你该烧高香才对！当时要不是我拦着，砍了你也是白砍！”弄得老杨哭笑不得。

唉！干哪一行都有受委屈的时候啊！

这时候，守在车固路口的刘连长也觉得挺委屈的。杨德荣刚离开不久，三排长就断气了。杨继录是一连的老排长，很有威望，虽然大家嘴里没说什么，但大刘看得出来，因为放走了“伪军中尉”，战士们对他这个新连长挺有意见。副指导员耿仁玉板着脸问：“你说，现在怎么办？”

新官上任头把火就搞得这么不顺畅，刘连长心里十分窝囊，可他这时也确实不知该咋办才好。程道合旅部的人还在不远处的公路上等消息。有几个伪军试探着向前走了几步，被大刘看见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跃马扬刀冲到路中间大吼：“都给我滚回去，谁敢上前砍死谁！”

通信员小吴也跑上来喊：“滚回去，滚回去！”那几个家伙吓得赶紧跑回人群里蹲着。

一连的战士看见连长如此英勇，立刻都来劲了，策马举刀整整齐齐排成两队分列左右。烈日下，战刀闪闪发亮，夺人心魄，伪军们都吓得不敢再动弹。其实，在这么近的距离上，骑兵的战马发挥不出冲击力量，如果步兵围攻上来，一连的这点人马就十分危险了。但是，人少力薄的八路军战士硬是用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震住了伪军，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当时的场面真是说不出的怪异——敌我相距四五十米，六十多个八路在路口摆开仪仗队，一百多号伪军站在对面傻看，双方大眼瞪小眼，不打枪也不挪窝，谁也不表态，谁也不动手。

在周围野地里散乱逃跑的伪军看到这奇怪的情形，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也停下来不走了。有的人坐在田埂上喘气休息，有的人慢慢靠过来想问个究竟……

据说，程道合这时候也傻了。有的部下建议赶紧突击，有的劝他不能再冒失了，而他却只是一个劲地抱怨参谋长：“不应该听你小子的话，今天不该出门的，害得老子吃这么大的亏。”参谋长是他堂弟，被骂急了顶嘴说：“是你自己不敢得罪日本人，关我什么事！”两人差点没动手打起来……就这么着，还没等程旅长拿定主意，骑兵团的本队人马赶到了。

东北方向尘土飞扬，八路军骑兵大部队终于来了。

战旗猎猎飘扬，四连在前，二连和五连在两侧，大队骑兵摆出三角翼形冲锋阵型，伴随着震天动地的呐喊，凶猛的浪潮涌向呆立在道路和田野中的敌人。

眼见大部队冲过来，刘连长顿时有了主心骨，战刀挥舞，高呼着：“抓住程道合！”带领战士们杀向敌群。这时候，伪第三旅旅部的卫兵也顾不上保护长官了，“哗”的一下炸了窝，纷纷四下逃窜。

战马猛冲，敌人乱跑，人和马很快绞在了一起。骑兵们一会儿砍杀，一会儿捅刺，或者干脆策马冲撞，嘴里喊着：“缴枪不杀，抱头蹲下！”刘春雷一心惦记着要抓程道合，他知道伪军将校制服是米黄色的，于是就四下寻找军官打扮的人。冲杀了一阵，发现前面有个穿浅黄衣服的胖子正越过公路向西跑，身后还跟着个拎手枪的壮汉，周围的伪军看见他俩都纷纷让路。刘连长顿时觉得这俩人不一般，一边喊“站住”，一边追了上去。

那伪军官身穿黑狗皮，动作还挺敏捷，大刘撩一刀被他闪开了，只割下半边耳朵。大刘本来想就此罢手饶他一命的，可那家伙居然捂着脑袋“啪”的还了一枪。子弹在“公鸡”的腹部擦出一溜血槽，惹得八路军连长大怒，当即侧身挥刀划出一道弧形的寒光，从他的下巴颏一直砍到了脖子根。

米黄色短袖衬衫的胖子还在野地里逃命。他身上背着个大水壶，裤带松了，裤子垮到了屁股上，跑着跑着就绊一跟头。骑兵没费什么劲就追上了他。通信员小吴跳下马将这笨家伙摁住，刘连长问：“你是程道合吗？”

胖子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我不是军人！我是文艺人，我是文艺人。……”

“程道合在哪里？”

“他……就是……”他指的正是先前被刘春雷砍翻的那个家伙。

战场上，骑兵团近千匹战马排成横队如暴风一般猛扫过来。

突然，车固庄西面的乱坟地里响起了猛烈的机枪射击声。那里聚集着日军的一个机枪小队和一伙伪军，十挺轻重机枪形成密集的火力拦阻着骑兵的攻击队列。四连连长王元力的战马被打倒；指导员蔡修仁落马；三排长赵玉亭手持先导旗冲在前面，不幸中弹牺牲……进攻队形被迫散开了。

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骑兵三连呈二列纵队向敌阵地冲杀上去。三连是今天的团预备队，当主攻部队遇到挫折的时候，白马连临危受命担当了重任。

指挥红三连冲锋的是老团长况玉纯。敌人集中火力疯狂射击，队列中不断有人中弹落马。但是，三连终究是红军连！虽然攻击途中伤亡了十位班排长，一群白马勇士还是顽强地杀进了敌人的机枪阵地，三连长郝竞第一个打掉敌人的重机枪，班长杨金玲砍死了指挥射击的日军军曹，排长李永怀劈杀了鬼子高野大尉，指导员杜连达剁了伪营长……三连有个全团年纪最小的战士谷云才，技术嫩，胆子小，还挺爱哭鼻子，平时站岗都要班长陪着。可在这场战斗中，他和班长冯秀林互相配合，各缴获了一挺轻机枪，双双被评为功臣。小战士“后进转先进”的事迹还被登上了军区的《战友报》。

攻克机枪阵地，敌人彻底垮了，八路军杀向敌人老巢。这时候楚旺镇已经空了，只有程道生带着两三百人在那里把守，骑兵团用不着费多大力气就能顺势把据点拿下。

一连和大部队会合，迅疾占领了楚旺西关，正准备向纵深发展，突然接到了停止进攻、撤出战斗的命令。大家对此都有些莫名其妙。好些年以后才知道，当时是况玉纯打电报向九分区请示，张国华政委回电说：程道合死后肯定是由程道生接任伪三旅旅长，城里面有我们的关系，敌人不出来就不要打了。

程道生确实和共产党的联系比较密切，八路军也曾经通过他得到了很多日伪军方面的情报，所以张国华政委决定放他一马。谁知道抗战胜利后程道生又和共产党闹翻脸，投靠老蒋当了师长。结果直到1947年的豫北战役，解放军一顿猛揍，先俘程道生，再抓孙殿英，才算是了断了这层关系。

楚旺打援（也称车固战斗），骑兵团配合十六团全歼伪军三个团和日军两个小队，其中骑兵团击毙日伪军六百余人，俘虏近七百人，缴获迫击炮、重机枪等三十件、其他枪支一千多支。战斗结束后，九分区领导非常高兴，连着搞了好几天的庆祝活动。况玉纯副司令员到一营来说：这次战斗，突击队一连临机应变干得漂亮，预备队三连英勇顽强表现出色，都是好样的。

过了些天，分区召开万人祝捷大会，三连长郝竞代表骑兵团在立功人员会上发言。刘春雷没去军区开会，这时候，他在一连驻地玩得挺开心的。

在车固庄俘虏的那个穿米黄色短袖衬衫的“文艺人”，是汪伪政府派来的摄影师。他还带了一套放电影的设备，也被骑兵缴获了。于是大家就把老百姓家的院墙刷白，请这“文艺人”来放电影。虽然只找到一卷电影拷贝，没头没尾，电影机的喇叭也摔坏了，没有声音，但土八路们都是头一回见识这新鲜玩意儿，翻来覆去看了一晚上依然兴趣盎然。

那“文艺人”倒也听话，叫他放几遍就放几遍。不过，骑兵们始终也没搞懂电影里演的是啥意思。刘春雷只记得有条街道上有很多人有很多店铺，而且男男女女总是围着一辆奇怪的车子，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过一会儿又上去又下来，不知在忙乎些什么。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到首都北京出差，才明白那怪车的名字原来叫做有轨电车。

1945年的七八月份，骑兵一连在河南淇县、浚县一带活动。

楚旺战斗之后，冀鲁豫根据地扩展到了河西地区。卫河以西是日伪顽势力长期盘踞的地域，在这里，形形色色的汉奸武装打着各种旗号替日本人搜刮粮草物资，守卫交通干线。各路伪军虽然背景不同、心态各异，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愿意看到抗日根据地的扩大，竭力阻挠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活动，反对农村土地改革和民主运动。

针对这个情况，冀鲁豫军区要求在河西地区采取有效行动，震慑敌人、拓展局面，以“打拉结合”的方式分化伪军，巩固抗日政权。为此，九分区决定派出主力部队深入敌后。

骑兵团组建了两个游击分队，一连为第一分队，任务是配合民兵破坏卫河沿岸的日伪据点，破袭平汉交通线，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工作。

骑兵具有机动能力强的特点，军事训练以进攻战术为主，实战中强调“短促接敌，迅猛进攻”、“有利就打，打了就走”，再加上过硬的军政素质和轻便有效的武器装备，完全具备实施游击作战的经验和能力。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骑兵也存在着不适宜化装隐蔽，兵力分散之后难以发挥战斗效能，在敌占区和游击区筹集给养不便等问题，长期在敌后游动的困难较大。

在通常情况下，骑兵团在敌后不分散、不长时间滞留，而是采取集中兵力远程奔袭的方式，主要担负牵制袭扰和战役支援任务。

但这一次不同了，在游击区维护政权建设，协同民兵作战，不可能大规模集中使用骑兵部队，所以，骑兵团只派出了一连和四连，分别组建为黑马、红马两个分队。团领导要求深入敌后的战士们积极摸索经验，做好长期游击斗争的准备。团长兼政委李庭桂同志对深入敌后的骑兵战士们讲了三点意见：“一、没有人是生来就会打仗的，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二、要依靠党组织、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在战争中获得主动；三、情况越是复杂，越要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点和时间’这五大要素，否则，‘五行不定，输得干净’。”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确实管用。

担任游击分队的两个红军连得到了补充，机枪和冲锋枪多配置了一些，另外还增加了一个通信班。一连指导员张凤翔负伤尚未归队，连里的事务只能暂时由连长一个人负责。刘春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反复琢磨过去的战斗经历，想到一点经验教训就赶紧记下来，一晚上居然写了十几页纸。就这么着，原本最头痛写字的他，从此开始做笔记了。

河西一带是新区，这里的群众对八路军还不太了解。“黑马连”刚开到的时候，老百姓都躲了起来，村里不仅看不见家禽和牲口，甚至连一个青壮年也没有。老人和孩子坐在床头以惊恐的眼神看着骑兵，向他们问好打招呼没有回应，想征集粮草得到的是摇头。至于动员担架、搞后勤服务就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了。

越是在复杂的环境里，八路军就越要注重群众纪律。

有一次，一连白天驻进一个村子，想要就地征集些粮草，老百姓都摇头，说是没草料也没有粮食。战士们不搜查不埋怨，高高兴兴帮老乡扫院子挑水，然后牵着战马到野外吃青草，顺便采点野菜回来。

出了村，发现麦田里聚着一群人，远远望见部队就一哄而散；接着，斥候骑兵又在一个大土坑里找到了十几头牛和驴，显然是刚才那些村民藏在这里的。骑兵就帮着喂牲口吃草，连队的马医生还给驴子治了腿，然后一一拴在村口的树上。

开饭的时候，八路军吃的是用自带的粮食和着野菜做的菜馍。通信员吴立然帮连长打饭，一手端着疙瘩汤一手拿着馍。正走着，路边突然窜出个傻子，一把将馍馍抢走了，小吴和连长只好喝汤。那傻子脑筋不行，胃口倒还不错，三两口啃完了菜馍又跑过来盯着大刘的碗看，刘连长干脆把菜汤也分给他一半。结果是傻小子撑了个肚儿圆，八路也觉得挺开心的。

那傻子的老娘得知这情况，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流泪，浑身哆嗦着硬拉着儿子要给大刘磕头。

天黑以后，骑兵开拔了。村民们拿着自家烙的饼子，拎着喂战马的黑豆送出村来。那些跑出去躲避的青壮年也回来了，解下拴在村口的牲口，有点害羞地诉说自己的苦衷。八路军借机向群众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从此以后，骑兵连在附近征集粮草就容易多了。

开辟新区，工作重点是变“两面负担”（既要向日伪交粮，也向抗日政府交粮）为“合理负担”。骑兵连和八路军各部在民兵的配合下频频袭扰交通线，打击日伪抢粮队，保护群众财产。这样一来，不仅使根据地的物资全部掌握在抗日民众手中，就连游击区的粮食也不能流入敌占区。1945年河南夏粮大熟，可开封、洛阳等日伪中心地区却出现了物资紧缺、粮价高涨的情况，这和八路军采取的封锁措施是密不可分的。

开始的时候，群众对参加抗日活动并不热心。有的小伙想当民兵，家里人却哭着喊着往回拽；部队需要征用民夫，老百姓也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了，一家老小就都围着连长、排长、班长，递香烟说好话，千拜托万嘱咐，又是眼泪又是鼻涕的，好像八路军是要拉他们去送死一样。

而八路军对群众却是有求必应。只要得知日伪军出动抢粮，或者是老百姓诉说受到了威胁，无论部队多疲劳，路途有多远，骑兵总是立即出动，对小股的敌人坚决消灭掉；如果敌人太多，就层层阻击袭扰，反正不能让敌人把抢来的东西拉走。这么打了几仗，百姓的胆子壮了，有事就向八路军报告，对日伪势力的掠夺也敢于反抗了。

淇县卫河渡口驻着三十多个伪军，还有个日本工程师①。据点的头目叫马德传，每当群众经过渡口，他总是搜查盘剥，征粮索款，还嚣张地宣称：“当日本的差就要按日本人的章程办，八路有意见，让他们上炮楼来说！”于是老百姓就向骑兵诉苦，骑兵连当即决定拔掉这个据点。

行动的当天，八路军化装接近渡口，两个侦察员扮成卖山货的在据点跟前吆喝。那日本婆子看见水果高兴坏了：“卡几卡几（柿子），拉西拉西（梨）。”跑出来挑柿子选梨子，她男人也在旁边看热闹。

部队准备就绪，大刘掏枪就把鬼子打倒了，十挺机枪随即架上周围房顶，八路军冲进了据点。守门的伪军根本没敢抵抗，只有那日本女人还抱着老公一个劲地哭。

刘连长站在院子里喊：“马德传，你叫八路来说话，现在我们来了！是你下炮楼还是我上去？”那马德传连滚带爬跑到跟前，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地猛抽自己嘴巴，哪里还讲得出话来！

接下来就拆检查站，拆炮楼。那时候，八路军打下敌人据点之后就拆掉，拆下炮楼、围墙和房屋的砖瓦木料都归参加劳动的群众所有，所以只要八路军打了胜仗，周围的老百姓早就拿着锄头、铁锹等着了。两个月也盖不起来的大据点，一天时间就能拆得干干净净。

干完这些，骑兵们扬长而去。伪军领教了黑马团的厉害，都说：“有日本人的地方都是说拿下就拿下，咱们这里恐怕更靠不住。”从此就老实多了。

老百姓是最现实的，没见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说多少好听话也没用；老百姓也是最仗义的，一旦八路军维护了群众的利益，他们就能豁出来跟着共产党干。

从根据地来了宣传队、工作组，调来了民兵骨干，各乡各村成立了救国会、民兵队，河西地区的民主民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树林边、原野上，庙宇外、河套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戴草帽、拿着武器的“青抗先”，有的在上政治课，有的在会操，个个生龙活虎、精神焕发。

军民关系也日益融洽。在路边，一个老农扛着锄头从田里归来，后面跟着个扎羊角小辫、挽着野菜篮子的小姑娘，看见骑兵就招手。八路军和他俩打招呼，这一老一小也满脸喜悦地回应。那小女孩的模样十分可爱，每当看到有战士对她做鬼脸，就蹦跳着发出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引得骑兵队伍也是欢声一片。

各村都开展了参军动员工作。群众组织踏着“隆咚呛、呛咚呛”的鼓点，扭着秧歌挨家挨户地给军属送荣誉牌和光荣花，“青抗先”、妇救会和儿童团的男女载歌载舞地唱着：

模范爹，模范娘，

快快送儿上战场。

…………

好丈夫，志气强，

参加八路在前方。

我在家中搞生产，(奇书网|Www.qinkan.net)

抗日军属真荣光。

其他群众看了十分羡慕：“现如今，参加八路真比当年中了举人秀才还荣耀哩！”家里再有人去当民兵打鬼子，就十分支持了。

民兵队伍普遍建立起来，敌人抢粮的阴谋就更难以得逞了。1945年8月，浚、汲两县的日伪军联合出动“清乡”。以往遇到这类情况，老百姓只有“跑反”，可如今不同了，各村民兵纷纷组织起来抵抗，一边操起土枪、土炮和敌人对着干，一边向八路军报信。

得知消息，黑马连最先赶到，三个排轮番奔袭，不断骚扰。接着，红马连来了，十六团来了，分区独立团也来了……伪军立刻崩溃，日军也丢下大车仓皇逃跑，民兵们漫山遍野地追俘虏、捡战利品，乐得合不拢嘴，说：“日本是那个庙不是那座神了，小鬼子不行了！”鬼子汉奸也哀叹：“八路一来，土包子也成精了！”

1945年的夏天，冀鲁豫边区已经发展成为共产党在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全区东起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南至新黄河，北到德石路。纵横千余里，人口超过两千万，除交通干线和一些孤立的大据点之外，日伪军都被驱逐到了边沿区。

从当时的总体形势来看，根据地周边环境呈“南松北紧，东缓西急”的态势。“北紧”，是指北面冀南军区的攻势作战不很顺利，受到了日伪势力的阻碍；而“西急”则是因为王树生、戴季英领导的河南军区（豫西）刚成立不久，正在伏牛山一带与敌人酣战。

九分区的作战区域在豫北，但为了策应豫西战事，骑兵们也经常向西机动，到平汉路一侧打击日伪交通线，这本来是豫西部队的任务，但他们这时候有点忙不过来。作为兄弟部队，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因此，刘春雷率领的骑兵一连就在卫河与平汉铁路之间驰骋。

“卫水清，通天津；卫水长，出皇粮。”自从三国时曹操治理水利起，卫河就成了河南省重要的水运枢纽。历史上，卫水还曾经有个响亮的名字——永济渠。到了抗战时期，卫河沿岸虽然堤防残破、洪涝频繁，但依然出产有名的卫河银鱼，航运也能直达天津。

从卫河岸到平汉线一带，是古时候的牧野和朝歌。据说很久以前，有个叫妲己的狐狸在这里变成了美女，还有个叫卫懿公的国王在这里养过仙鹤。而1945年的夏天，刘春雷和他的战友们就在这个地方学会了玩地雷。

地雷是游击队的重要武器，但骑兵们很少使用。

在一些电影电视里，民兵们成天都带着地雷，这里炸了那里炸，其实没有这么夸张。鬼子并不是天天进村，地雷也不必一年四季都挂着弦；并且，抗战时的民兵使用的大多是自制的土地雷，没有多大杀伤力，能不能炸死人都难说。

民兵使用的地雷，厉害的有两种：一种装填黄色炸药，这是兵工厂生产的，偶尔能给游击队发几个，如果打了胜仗立了功也能再奖励几个，总之十分难得；另一种是特大号地雷，可这玩意儿不仅成本高，而且容器不好找，还不容易伪装，所以用的也不多。

最常见的是装黑火药的“铁西瓜”，实际上就是个大鞭炮，主要靠混在爆炸物里的铁片、石子伤人，崩得好能打中要害，崩得一般也就是个烧伤。因此，在真正的地雷战里，那种“地雷一响，鬼子就飞到天上”的场面其实不多，更常见的是，“轰”的一声之后，鬼子突然变成个黑不溜秋、浑身冒青烟的灶王爷，怪叫着又蹦又跳。

一连初到淇县的时候，当地民兵组织刚建立不久，规模小，人数少，对开枪打仗的事情还有些害怕，八路军就带领他们打游击。但是，骑兵们自己对地道战、地雷战也不太内行，所以当起这个“师傅”来多少有些心里没底。

有一天，听说上级派人来办民兵训练班，刘春雷觉得机会难得，就带着全连的班长、排长们去参加学习。

训练班的教室在河神庙边上，教师是太行学校（二野军政大学的前身）的一个学生，瘦瘦小小，二十岁不到。小伙子突然看见这么多骑大马、挎短枪的老八路来听课，顿时有点被吓蒙了，手里拿着本《论联合政府》，吭哧了半天才说：“各位好，我叫雷震天……”

底下有人接了句：“雷震天？听不见，说话大声点。”惹得全场大笑。

骑兵们听了半天课，别的没记住，倒是把雷老师的山西方言学了个韵味十足——笨蛋叫“憨憨”，漂亮叫“溜溜”，勇敢叫“猛的太”，大爷叫“老牙牙”……大家一边学一边笑，还纷纷自称是“雷震天的徒弟”。

干部们说话变了腔调，战士和民兵也都跟着学，这样过了没多久，淇县一带的游击武装就有了个统一的代号：“雷震天的队伍”。消息传到军区，首长弄不清是咋回事，还专门派人来询问：雷震天是哪个单位的领导？

既然是“雷震天”的徒弟，就应该学会摆弄地雷。老师没教，骑兵们就自己研究，毕竟都是久经战阵的老战士了，一通百通，琢磨一番就能玩出花样来。

夏粮熟了，老百姓忙着抢收抢藏，鬼子汉奸也下乡抢粮，骑兵的任务是打击敌人的抢粮队。开始的时候，大家还照老规矩做，埋好雷，把新土运走，撒上旧土，还盖上鞋印车辙印什么的。可日本鬼子也不傻，派出工兵在前面探路，埋下去十个雷被他们起出来八个，剩下一两个还没能炸响。八路军火了：“狗东西，既然这么能刨，那就让你们多刨点。”

第二次，八路军组织民兵在公路上挖了好几百个坑，只求数量不图质量，有什么就埋什么，马蹄铁、破瓦罐、草绳子、烂布条……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坑里填，完了以后还在路中间立一个稻草人，身上挂着大海报，上写着：“小伙真坚强，誓死把路挡；要是敢惹我，叫你见阎王。”

群众一看这场面，知道路上有地雷，就绕道从田埂上走。

敌人来了，照旧是工兵开路。几个人蹲在地上，这里挖出个碗，那里刨出个锅，搞了两个小时也没能前进一公里，一不留神还被打冷枪的斥候骑兵给击毙了。

死了工兵，太君也有办法，找来好多把榔头，拴上绳子让伪军甩着朝前面的地上砸。好家伙！七八个汉奸舞得尘飞土起、乒乓乱响，好像是耍流星锤的一样，把路旁的老百姓逗得直笑。

就这么着也走不快，鬼子急了，决定绕道。可是，人可以走田埂，大车却不行，只好兵分两路，大队人马走庄稼地，留下车队在公路上。看到这种情形，刘春雷连长就命令骑兵列队：准备战斗！

夏日炎炎，收割过后的麦子地空荡荡的，日伪军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得乱七八糟。正在疲惫的时候，八路军骑兵冲过来了，机枪扫射、马刀砍杀，再加上大喊大叫的民兵，伪军们哪里挡得住这个阵势，丢下枪就逃。骑兵队伍旋风般冲上公路，消灭押车的敌人，把大车也烧毁了。

抓回来两个鬼子兵，军区交通站的王站长讯问之后差点没笑岔了气。他说，有个日本俘虏兵的名字叫做千种一二三，“真他娘的军国主义，取个名字都像是喊口令。”

8月初的一天，一连沿卫河向西运动，经过浚县和安阳交界地带时，看见路边有条电话线，就顺手破坏一番。骑兵办这种事情很容易，马刀砍，战马拉，别说是电线，就是电杆子也能拽倒。大家高高兴兴，一路连扯带割。走到安阳火龙岗附近，忽然看见九分区十六团的几个通信兵正在田野里跑来跑去，忙得满头大汗。刘连长心说：坏了，大水冲了龙王庙，八路把八路的电话线剪掉了……

十六团到这里是为了破坏汤河上的一座桥。汤河是卫河的支流，平汉铁路从中间经过，路东是平原，路西就属于山区了。这铁路桥并不高大，但桥头有日伪军把守。十六团的计划是先打掉敌人的据点，再把桥炸掉。

晚上宿营以后，刘春雷想起白天的事情，真是过意不去，就和夏武杰商量着怎么弥补一下。小夏是大刘的战友兼病友，腿伤好了以后调到一连来当副指导员，依然是那么活泼开朗：“好办，帮他们把汤河桥炸了就是。”

“说得轻巧，桥上有鬼子据点，怎么炸？”

“没关系，有办法！”

小夏真的有办法，他先找来门板做了个木筏子，到了铁路桥附近，又在木筏上十字交叉地绑了两根长竹竿，把地雷和炸药包捆在上面，然后插上线香，就要把这“大水雷”往河里放。

大刘看看那座桥，有些不放心：“这水雷的力量够吗？”

“不知道，试试看吧。”副指导员原来是个“二百五”。

点燃线香，让木筏子从上游往下飘。木筏到了桥跟前，长竹竿杵在桥柱子上过不去了。等了一会儿，“轰隆”一声，火光闪亮。鬼子据点顿时热闹了，机枪对着桥上桥下一个劲地扫射。当然是一个人影也打不着。

几个八路赶紧借着亮光朝前看，咦？黑黝黝的大桥还在。

桥没炸断，遗憾遗憾！可是也没办法，炸弹已经用光了，只好回家睡觉去。

谁知道，第二天中午，侦察员乐滋滋地跑回来报告：天亮的时候，那座桥突然自己垮了！

自从搞了这次“漂雷炸桥”，骑兵们对水上爆破的兴趣大增。

那时候，卫河沿岸的大据点还控制在敌人手里。天黑以后，陆地上的日伪军不敢出门了，可卫河上的运输船队却依然肆无忌惮，实在猖狂。刘春雷就想收拾这些运输船。

这事有点难办。鬼子的拖船是有马达的，遇到岸上打枪就往船舱里一趴，船队“突突突”地朝前开，河岸上的八路军纵然是骑着马也没法追。于是，大家就琢磨地雷改水雷——把地雷装在一个木桶里，底下拴上石头当做“锚”，就能在河道中间固定住了。木桶四周安装有“触角”，船体碰上“触角”，捅翻了里面的硫酸瓶子，地雷立刻就炸。如果再在桶里装上火油，炸了之后还能燃烧。

用这玩意儿对付木头船很管用，即使是铁皮船，吃上两三个也受不了。在航道里布置七八个“水雷”，鬼子船队一艘连一艘地晃晃悠悠老长一串，这个碰不响，那个也碰响了。十天时间里，骑兵们制造了三十多个“水雷”，炸了六条船，鬼子的夜间航运也中断了一个星期。

遗憾的是，这种“水雷”只能晚上用，白天容易被破坏。可是，还没等八路军想出改进办法，日本鬼子就投降了。

刘春雷是在一个木头箱子里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的。［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1945年8月15日，一连驻扎在白河村（这地方当时是“淇汲联合县”的根据地，现在属卫辉市）。头两天，一连的战士们就听说苏联红军对日宣战了，这消息对其他人也许无所谓，但对骑兵而言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号称是中国的“哥萨克”呀。于是干部战士们就纷纷猜测：苏联红军会不会开到咱们华北来？人家“正宗的哥萨克”是个啥模样？

这一天，从第四专署来了文艺队，宣传党的“七大”精神，还要演戏。刘春雷见他们没带锣鼓乐器，知道又是“表演说话”，就不想去看了。大刘看戏图热闹，喜欢看唱歌跳舞，对光说不练的话剧、诗朗诵什么的不感兴趣，再加上那段时间晚上要去卫河埋水雷，白天难免犯困，于是他就决定趁别人去看戏的时候好好睡一觉。

白河村这里什么都好，就是蚊虫多。白天在亮处睡觉太阳晒得慌，在暗处睡觉又被蚊子咬毁了。刘春雷转了一圈，找到个好地方——当时老百姓家里都有个装杂粮的木柜子，房东把牲口饲料拿出去翻晒，那个大木头箱子就空着。

这地方好，大刘一头钻进去，盖上盖子，既不怕晒也不怕蚊子，真不错。

正睡得香呢，通信员吴立然“咚咚咚”地敲木头盖子：“连长，连长，鬼子投降了。”

刘春雷以为他说的是演戏的事，“投降就投降呗，别吵我”，翻过身继续睡。

连长超然镇定的态度让通信员觉得十分钦佩，于是小吴就跑出去自己玩了。

又睡了好一阵，副指导员夏武杰来了，掀开箱子盖大声喊：“别睡了，日本鬼子投降了！”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分区和专署都来通知了。”

大刘“嗷”地叫唤了一声，鞋子没穿就蹿了出去，村里村外地瞎蹦乱跳，狂吼大叫。这时候，其他人的兴奋劲差不多已经过了，突然看见这疯子一样的八路军连长，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一直疯闹到天黑，通信员问：“连长，晚上你还在粮柜里睡吗？”

“不睡了不睡了，老子三天三夜不睡觉！”

“那好，我去睡！”小吴就钻到那宝贝柜子里去了。

半夜里，吴立然从木头柜子里探出头，迷迷瞪瞪地问连长：“我记得，白天……鬼子投降了，没错吧？”

“没错没错，你不是做梦，抗战胜利了！”

276①当时，日寇为维护河南到天津的水运，在豫北实施了“引黄济卫”工程。

与抗战胜利喜讯同时送达到一连的，还有返回骑兵团的通知。

1945年8月，冀鲁豫行署和军区联合发布命令：“全区军民总动员，解除盘踞在边区的日伪军武装，进占大城市。”并迅速组织了南、北、中三路反攻大军，向日伪军发动全面进攻。

根据军区指示，大反攻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占领大城市。中路军是反攻的主力，由三个纵队组成，任务是消灭伪庞炳勋部，攻占开封市和新乡市。骑兵团属于中路军的第一纵队，这个纵队还包括十四团、十六团、军区特务团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武装。

一连回到内黄驻地的时候，大部队已经出发了。刘春雷连长得到的命令是：担任纵队的后卫。

听说这次纵队的前卫是二营四连，一营一连的战士们顿时很不满意：都是刚从游击区回来的主力连队，凭什么让红马连跑最前头，让黑马连在最后？这要是进了开封城，等人家都高兴够了我们才赶到，多没面子。

本来，一连的人觉得自己这两个月干得挺不错。人马壮大到了两百多，新补充的战士都是在河西选了又选的人尖子，个个精干强壮。战士齐装满员，战马膘肥体壮，就连炊事班也添加了六头大青骡子；全连配备机关枪、冲锋枪、长枪、短枪、盒子炮……这装备！一般的主力团都不一定比得上。大家正寻思着在兄弟连队面前显摆一下呢，谁知道——后卫！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后卫也不是好当的。

从8月12日开始，行署就下达紧急通知，要求全区民兵、自卫队员武装起来，参加大反攻。各县大队和独立营都升级为丙种团，民兵们成班成排地集体入伍，整连整营地加入八路军。15日，边区救总会又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救国会会员、儿童团员、姐妹团员纷纷响应，支援八路军。8月17日，行署再次发出《各级学校参加进军总动员工作的训令》，要求中学教员、学生立即参加前后方工作，甚至部分小学生也参加了战地服务。

经过长期抗战，冀鲁豫根据地青壮年的参军比例本来就已经很高，这次紧急动员，标准更是大为放宽，小至十五岁、大到四十五岁的壮丁都可以入伍。许多人扛着梭镖，拎着大刀就当了正规八路。他们无论是身体素质或者训练水平都难以适应长距离行军的需要，因此，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大批人员掉队。

跟随部队前进的不仅有支前的男女老少，还有好些返乡回城的难民。推车挑担、牵牛撵羊、扶老携幼、前呼后喊的，更给行进队伍增添了许多混乱。

一连走在纵队的末尾，既要维持秩序，又要帮助收容队，进入敌占区以后还要防止汉奸特务破坏，忙得不亦乐乎。骑兵们虽然对担任后卫工作不痛快，但看见乡亲们喜悦的神情，也不由得高兴起来。不管怎么样[奇/书\/网-整.理'-提=.供]，胜利了，反攻了，总是值得庆祝的大好事啊！

“怎么样？老乡们，能坚持吗？”

“放心吧，能坚持！过去鬼子逼着咱们‘跑反’，啥样的苦没吃过？现在跟着八路军大反攻，打到开封府去，再大的困难也能坚持！”老乡们虽然走得一瘸一拐，情绪却十分高涨。

大军兼程行进，接近敌占区，环境也变得复杂起来。路旁有许多半人高的杂草丛，为防止敌特埋伏打冷枪，骑兵们就时不时地进行巡查。

路过一片滩地，刘春雷听见前面有人喊叫：“抓住了没有？抓住了没有？”他急忙跃马过去看情况。赶到跟前，发现几个小八路挤在草丛里不知正忙乎着什么。还没来得及询问，有个人跳了起来，冲着大刘的战马欢叫：“公鸡！公鸡！”

呵呵，认出来了，这是吴立然的妹妹，那位“收听重要社论”的小电台员。

“小广播，你怎么在这里呀？”

“我们掉队了。”

“那你们刚才喊什么？”

“兔子！我们抓兔子！”

兔子钻进洞，早就跑掉了，几个憨憨的小八路还守在洞口傻等。

掉队的小八路不愿意进收容队，非要跟着骑兵走。刘春雷只好把炊事班的骡子牵过来，两个人合骑一头。几个小战士高兴得不得了：“骑马进大城市喽！”

“说说看，进大城市有什么好？”骑兵们一路上总在议论这事，都知道大城市一定挺好，可谁也说不清它到底好在哪里。

“告诉你，进大城市，就能吃上机器做的面条了。”“小广播”一副经验老到的样子，“不用和面，一摁电钮，想要多细就多细，想有多长有多长！”

这个理想非常实在，的确值得大家神往。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当过厨子的刘春雷也只吃过手擀的面条，猜不出机器做的食品会是什么样的美味。

太好了，加把劲，进开封府，品尝高级面条去！

再往前走就进入了敌占区，沿途老百姓摆上茶水瓜果欢迎子弟兵。有的群众还主动为八路军带路，报告敌情，帮助运送物资。每当遇到这种场合，就是一群小八路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蹦蹦跳跳又说又唱的，搞得热闹非凡。

“小广播”和她的伙伴属于中路军的宣传队。这些从机关、学校出来的小孩们没有经过磨炼，长途行军自然就有些吃不消。他们每天跟着前卫部队第一批起床出发，大清早的时候，鼓动宣传，摇旗呐喊，十分起劲；到中午就开始不行了，越走越慢；结果是每天傍晚，就铁定落到大刘他们后卫连的手里。

不过，虽然是老掉队分子，却依然精神抖擞。腿脚迈不动了，嘴皮子照样利索，叽里呱啦的大道理说开了就没个完。骑兵们戏称她是“小政委”。小吴姑娘还不同意，说是已经有首长封她为“三军总政委”了，因为从早到晚，她可以从前锋、中军，一直宣传到后卫，功劳大得不得了。

8月19日，十六团和据守延津县城的日伪军打起来了，这是中路军出发后第一次作战。跟随行进的群众有的停顿下来，有的绕道前进，负责维持秩序的骑兵一连也就更加忙碌。可这一天，到了傍晚也没有看见小吴姑娘，“难道她今天没掉队？”大刘正纳闷，遇到了宣传队的人。小伙伴们说：“她今天走不动，早就落在后面了。”刘春雷一听就急了，赶紧带着吴立然返回去寻找。

天色渐渐黑了，几个骑兵手里拎着长竹竿，遇见深坑就捅一捅，看到草丛也捣一捣，好不容易才在一片草地上发现了这小八路——人家头枕着背包，睡得正香呢！也难怪她犯困，每天最早一批起身行军，最后一个回到宿营地，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辛苦了。

吴立然揪住妹妹好一顿埋怨，而“小广播”却揉着眼睛四处找她的挎包。那里面有干粮，换洗衣服，还有书本文具。旁边的老乡说，刚才有个“罢战”的伪军从这里经过，挎包准是被他偷走了。

那时候，共产党对日伪军开展了“罢战优待运动”，办法是在敌据点和交通线附近设置“罢战接待站”。伪军们只要到那里登个记就算是“罢战”成功，愿意留下的欢迎入伍，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如果上缴了枪支弹药还能得到张“收到条”，凭条子可以到县政府领取相应的奖励。日本宣布投降后，路上经常可以遇到这类拿着“罢战条”、“收到条”的返乡士兵。

在敌情复杂地域行军掉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在当时，受到胜利大反攻形势鼓舞的年轻战士似乎并不感觉到害怕，更多的是觉得新奇好玩。

刘连长的心情也很放松。十六团攻打延津县城，三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俘获伪军一千五百多；隔天，又顺利攻占阳武、鲁岗；8月21日，八路军围攻封丘县城，全歼守敌两千余人，城内的日本兵没有进行抵抗，全部自杀。有伪军交代说，开封的日军已经把武器按五支一捆的标准集中起来，准备投降了。骑兵们于是认为：伪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手里只有一个团，根本挡不住八路军，开封城指日可下。

然而，就在8月21日的晚上，一连突然接到紧急命令：立即移交后卫任务，连夜赶往团部报到。

当时，骑兵团主力正在开封以北二十公里的荆隆宫地区破坏新汴铁路（这条铁路解放后废弃了）。刘春雷在路上就听说二营长受了重伤，接着又看见四连二排的十几个人坐在铁轨上。

战士们看见老排长就哭了起来：“日本投降是假的呀，咱们这次吃亏了。”

“哭什么！你们排长呢？”

“死了。”

“王连长呢？”

“也死了”

“蔡指导员……”

“死了，都死了。”

接连问了七八个老战友的名字，得到的全是不幸的消息，大刘也被惊呆了。

荆隆宫位于封丘和开封之间，新汴铁路从这里经过。21日上午，骑兵团占领火车站，切断了开封（汴梁）与新乡之间的联系。下午的时候，从开封城里开出来一列铁甲车，径直停在了荆隆宫站台上。当时驻守车站的是担任前卫的四连，他们见鬼子不开枪不打炮就以为是来投降的，还没弄清是咋回事就糊里糊涂上前“受降”了。

大反攻的路上比较顺利，这给部队带来了能够轻易获胜的错觉；并且，上级多次强调要注意俘虏政策、注重部队形象，所以四连没有做太多戒备，整装列队迎向了铁甲车。刚走到跟前，敌人突然开火了，百来号鬼子端着刺刀冲杀出来，骑兵连顿时伤亡惨重，指导员蔡修仁当场牺牲；连长王元力倒在战友怀里，只说了句“为什么……”，就咽气了。

小鬼子诈降！四连被激怒了。

火车站附近的环境对骑兵作战极为不利。二营长吕兆清命令战士们撤出来，可红马连的汉子受不了这个窝囊气，硬是抗命不退，抡着马刀与敌人肉搏死拼。双方近战厮打、胶着在了一起，全都杀红了眼，谁也退不下来，吕营长只好带领五连加入白刃格斗。直打到一营的二连和三连赶来支援，才终于炸毁铁甲车，消灭了残余的鬼子。但这时候，吕兆清已经身负重伤，生命垂危。

这一仗给许多人造成了很大疑惑。王元力的那一句“为什么”同样也萦绕在战友们的心里，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小鬼子到底投降了没有？别是耍了个调虎离山计吧？”有的猜：“咱们是不是中了鬼子的埋伏？”

一连接替四连担负荆隆宫车站的防守任务。在团部，领导再三要求连长和指导员一定要认真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可到了阵地上，刘春雷发现根本用不着做动员，大伙的情绪高昂：“鬼子不投降，咱们就接着干！”“见到鬼子，动手打就是！”

中午的时候，开封的鬼子又来了。这一次出动了十二辆坦克，没看见步兵。日军在远处打了一通炮又吹了一阵军号，大概是想探听火车站里的日本兵死光了没有，没得到回应，就掉头朝东北方向开走了。

骑兵们一时疏忽，没能把这个情况及时通知友邻部队，后来才知道，这些坦克一直窜到了封丘县城，二纵队的老七团也因此吃了亏。

当天晚上，十六团上来接替防御，骑兵团随即离开火车站朝西南方向进发。

8月23日，冀鲁豫反攻部队的中路军进至开封以北二十公里的荆隆宫，南路军也已进至开封以南的陈留、朱仙镇地区，先头部队离城仅十五公里，八路军已对开封形成夹击之势。

开封西面的郑州驻扎着日军十二军军部，骑兵团的任务是切断陇海铁路郑州至开封段，确保我军顺利围攻开封。当晚，骑兵们星夜行军越过黄河（花园口决堤之后，黄河夺淮入海，中下游河道是干涸的），于24日清晨抵达中牟火车站，切断了陇海线。

中牟县驻扎着日军警备队，八路军下马攻坚，首先把炮楼炸了，扫清外围障碍，再从东西两面同时进攻车站。鬼子兵知道大势已去，就聚在礼堂里大哭号叫，一个日本军曹挨个杀死其他人，然后又给了自己一枪。

一连最先冲进火车站，发现站台上堆积着成捆的棉花、柞蚕丝，还有些麻袋和箩筐，里面装的大多是当地的土特产。通过讯问伪铁路职员，得知车站旁边还有个日本商社的大仓库。刘春雷跑去一看，库房内外尽是些焦炭、烟叶什么的，连一杆枪、一颗子弹也没有，觉得失望极了。

刘连长对民用物资不感兴趣，政治处宣传股长韩祥鳞却仔细地在屋子里东翻西拣，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宝贝——印刷机和印刷纸。印刷机有好多种，韩股长觉得，机器嘛，个头越大的越好，于是弄了两台最重的驮在马背上，把战马压得直哆嗦。那些印刷纸他更是一张也舍不得丢，分成一摞一摞地塞进战士们的行囊里，硬是全部带走了。也别说，这些东西日后都派上了大用场，印课本，印传单。骑兵团印刷的《铁骑报》，比军区的《战友报》还漂亮。

李庭桂政委吩咐一连把车站上的物资集中起来，还说要进行登记。大刘干这个活可不拿手，他带着战士们跳上跳下，翻箱倒柜，忙得晕头转向。

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传来命令：“全团拔营，向滑县方向前进。”

大伙蒙了：“怎么向北走？怎么回去了？开封城不打了？”

站台上的物资怎么办？团部的回答是：丢掉不管，立即出发！

这是咋回事？到手的东西不要了，开封城里的机器面条也吃不成了。中牟县的群众前来慰劳八路军，敲锣打鼓地刚走到营地边上，却看见骑兵团急匆匆地上马而去，领头的人举着写着慰问信的大红纸愣在当场。

这时候，不仅老百姓觉得莫名其妙，就连骑兵们也是一肚子的窝囊。

关于冀鲁豫军区8月大反攻，党史资料上是这样记载的：“自8月14日到24日，我军攻克县城十八座、大小据点数十处，歼灭日伪军八千六百余人。至此，第一阶段任务胜利结束，边区大反攻进入第二阶段。”

这样的叙述当然没有错。但事实上，当时，开封城和新乡城仍在敌人手里，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并没有完成，八路军就掉头北上，返回根据地了。

开封是当时的河南省会。日本投降以后，开封城里的最高军事长官是“中将加上将衔”的庞炳勋。这位伪河南绥靖公署主任此时已成了“国军新编第一路军总司令”。只不过，他的手里只有一个保安团，其他的“国军精锐”都还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8月15日这天，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因“以德报怨”而闻名于世的抗战感言。在这段广播讲话中，他除了号召大家“感谢仁慈的上帝”，还大谈和平、大讲如何按照《基督宝训》的要求去“爱敌人”，要求中国军民原谅日本人。

对这番言论，八路军的看法是：“和平是假，勾结日寇是真。”

《杜鲁门回记录》中有这么一段话：“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因此，我们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的确，蒋委员长需要美国人撑腰，自然十分“感谢上帝”；他需要日本鬼子帮忙阻挡八路军，当然就要“爱敌人”了。

8月21日，国民党政府命令开封日军接管防务，何应钦接连向日军发出电令：“未奉受降主官之命令及通知之部队，日军应拒绝通过，并防止其强迫占领城市，否则各该地日军指挥官应负其责任。”“如果各地在指定之国军接收前，被共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受部队”……

因此，从8月21日起，日军与八路军围绕开封城的争夺越来越激烈。8月25日，国民党军队也相继赶到开封、新乡一线，八路军面临着被反包围的危险。

针对这种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8月22日指示各军区：“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这个指示是非常及时的。当时，晋冀鲁豫军区刚刚建立（8月20日，由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军区合并而成），太行山上只有参谋长李达一个人在家守摊子，缺乏有效的指挥调度。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好多将军不在，都在延安开会”，部队并没有做好进行大战役的准备。

到1945年8月底，国民党军不仅逼迫八路军放弃了开封、新乡，还夺走了刚刚收复的封丘和延津。更可气的是，冀鲁豫周边的伪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国军，庞炳勋（新一路）、蒋希斌（新七七师）、秦润普（陕州先遣军）、康伯英（先遣第五军）、李英（中央先遣军）、王自全（安东先遣军）、郭井泉（临漳先遣军）、程道生（四县保安总队）……全都闻风而动，趁着八路军主力外出之际，向解放区腹地发动进攻，给冀鲁豫根据地带来了极大威胁。

八路军各主力团队都经过长期战争的磨炼，见势不对，说走就走。但是，那些新编的部队、那些支前的民兵和那些跟随大军行进的群众可就吃大亏了。

骑兵团回到黄河北岸的时候，战场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路上一片悲凉，到处是匆忙赶路的人群，到处可以听到召唤亲人的哭喊声。许多熬过八年抗战的家庭，却在这时候失散分离。在路上，经常可以遇到掉队的人员，也能看见逃兵。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有的人慌乱了，先前整营整连入伍的新战士，这时候成班成排地逃跑。

骑兵团没有人逃跑，但是，通信员吴立然却在这时候失踪了。

1945年8月29日，骑兵团在新乡城外的西台头村打了一仗。当时，国民党新乡县保安团看见八路军撤退，以为有机可乘，居然主动攻击行军途中的十六团。由于敌军大部队逼近，步兵部队不能恋战，上级就派骑兵团快速出击。激战两小时，[奇/书\/网-整.理'-提=.供]敌保安团被歼灭，团长贺兰亭化装逃跑了（1950年被新乡人民政府处决）。

战斗结束后，骑兵团继续进发，一连受命担任前卫。刘春雷连长派通信员去和前面部队联系夜间口令的事，结果吴立然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等骑兵们追上十六团的后卫，人家都说没见到小吴。刘春雷知道坏了，别人或许有逃跑的可能，但吴立然绝不会当逃兵，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了麻烦。可当时的新乡是敌占区，联络不上地方干部，根本没办法寻找失踪人员，部队只能继续前进。

吴立然参加骑兵团还不到四个月，带到部队的新鞋子还没有穿完，就不知长眠在哪一片黄土之下了。那一年，他十八岁，他的生命也永远停留在了这个美好的青春时刻。

部队撤回根据地之后，冀鲁豫九分区转而围攻仍被日伪军占领着的滑县县城和长垣县城。骑兵团没有参加这些战斗，他们奉命到淇县打击“官老抬”武装。

淇县位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区的交界处，历史上是个出绑匪的地方。国民党的一位姓张的县长不知做了什么“招安”工作，居然将各路土匪纠合成一支不伦不类的队伍，当地人称“官老抬”。

这“老抬”就是绑匪，即便是官办的也没有多少战斗力，动用正规八路军主力团打击这些乌合之众，简直就是“雷公劈豆腐”，大材小用。可没想到，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和王晓参谋长（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还亲自带队作战，对敌情非常重视。

这伙“老抬”都是当地惯匪，打起来容易抓起来难。八路军成天撵得鸡飞狗跳，一时半会儿的效果也不明显，这可把首长们急得不行。骑兵一连在淇县打过游击，熟悉环境，张国华就经常带着黑马连行动。有一天，老百姓报告说什么地方有把“磨子枪”（因为重机枪能转着圈射击，所以老百姓就这么称呼这玩意儿），张政委急忙率队连夜出击。把人抓起来以后才知道什么“磨子枪”，是盗墓用的洛阳铲。

几趟下来，骑兵们就有点犯嘀咕：“别人在打县城，我们却在这里对付蟊贼，真没意思。”

9月20日那天，冀鲁豫军区作战科长赵晓舟（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骑兵团的组织股长李选贤来到骑兵一连，对照花名册挑选战士，曾经当过伪军的不要、和地主有关系的不要、政治表现不好的也不要……连战斗任务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先就剔除了五十多个人。

刘春雷不干了：“我们一连的人个个靠得住，天大的难事，要上一起上，要不去都不去。”

赵晓舟一拍桌子：“这是命令！懂不懂？再啰唆把你捆起来。”

大刘只好不啰唆了。

精选出来的人都换了新枪，全团数得着的好马也都补充到了一连，甚至团领导的坐骑也牵来当备用马。刘春雷顿时明白这趟任务非同寻常。要知道，调换新枪还好说，可要是叫骑兵们把自己的战马让出来，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淇门，是卫河与淇河的交汇处。

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诗人陈子昂曾经在这里写过一首《征东至淇门答宋十一参军之问》：“南星中大火，将子涉清淇。西林改微月，征旆空自持。碧潭去已远，瑶华折遗谁。若问辽阳戍，悠悠天际旗。”在这首诗中，讲述了自己告别朋友、踏上征程时的心情。

时光流转，1945年9月21日，九分区政委张国华、军区作战科长赵晓舟带领骑兵团一连也来到这里，迎接参加延安“七大”归来、重返前线的共产党将领们。

下午四点左右，在渡口担任警戒任务的骑兵一连遇到了从太行山下来的护送部队，领头的是个叫周泉的团政委。互相通报身份以后，张国华政委就跑去迎接首长们。

过了一会，大队人马到了。刘春雷认出走在前面的有陈再道司令和杨得志司令，赶紧敬礼。结果这手一举到帽檐上，就再也放不下来了。

陆续走近渡口的有男，有女；有穿军装的，有穿便衣的；有单身一人，也有带随从带警卫的。刘春雷既不认识也没人给他介绍，只好就趁着大家登船的时候胡乱猜测：像杨得志司令这样的首长只带一个警卫，那些跟着十个八个秘书参谋的该是啥级别的领导？

过了卫河，太行部队就回去了，由冀鲁豫军区接替警戒任务。到濮阳以后，刘春雷才知道，人群中的这些干部包括：林彪、陈毅、肖劲光、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滕代远、林枫、邓华、李天佑……

“老天爷，这要是出了半点差错，搭上我十个脑袋也赔不起呀！”

那一天，有位领导在淇门渡口留下一首《如梦令》，正可以与陈子昂的诗句遥相唱和：

深沟，炮楼，铁卡；

事实，嘲讽，笑话；

日寇此封锁，

怎挡我过如梭？

寇贼今降，

风展红旗如画。

从延安返回各战略区的“七大”代表很多，他们由太行军区护送过平汉铁路，再由冀鲁豫军区接到濮阳驻地休息，然后又安排护送到下一站。冀鲁豫军区这里由副参谋长潘焱（开国少将）担任总负责。接人的时候，先和太行军区约好联络点，有时候到淇门等候；有时候则需要深入到铁路以西接通关系，但无论如何都要保证代表们的安全。

冀鲁豫比太行山“富裕”一些，“七大”代表来的时候行囊简单、随从寥寥，到了濮阳，军区就要给过路的领导配备警卫人员。那时候，战士们的观念是“一切服从组织需要”，被选中的人没有二话，领一支新驳壳枪，牵上马就去报到，指定跟谁就跟谁。骑兵一连就这么被调走了二十多个党团员骨干。

代表们还需要增配坐骑。马匹和走骡是从军区各部队抽调来的，但也有领导愿意选择骑兵的战马。

喜欢高头大马的是聂鹤亭；喜欢骑快马的是肖锋；王从吾则愿意骑稳妥听话的老马；张际春脾气好，骑大马笑眯眯，骑骡子还是笑眯眯；湖西军区的邓克明司令脾气大，马匹过道沟时稍微犹豫了一下，他就生气要换成战马：“老子最讨厌胆小鬼。”

骑兵一连在濮阳的时候，驻地旁边是山东代表团。有一天，山东行署秘书长周纯全（开国上将）过来看马，还问刘春雷这里有没有牝马，大刘就把边乔的“二小姐”牵了出来（边乔给战马起名字总是“三公子”、“二小姐”之类的）。周纯全当时挺满意，谁知道，晚上又把“二小姐”送回来了，还说了一件事，把刘春雷吓得不轻。

周纯全是想帮林彪的夫人叶群挑选马匹，当时叶群正怀着孩子（也就是后来的林立果），周秘书长以为牝马就一定老实，骑起来肯定比较稳妥，再加上这匹马很漂亮，于是就送过去了。但叶群骑上这匹马后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潘焱参谋长把骑兵连长骂了一顿，大刘以后再也不敢随便调用战马了。

在军区司令部，刘春雷经常看见陈毅军长和别人下棋。据说陈军长的棋艺很高，只有曹里怀参谋长能和他过招。1943年底，大刘在二连当排长的时候曾经参与护送陈军长去延安，那时候离得远，没看清人，现在总算有机会瞧个仔细了。

当时，濮阳城里也有走江湖的艺人，什么打小鼓的、弹三弦的、唱河南坠子的，都在河边划地摆摊。艺人们也懂规矩，在解放区表演的内容都比较健康。其中有一种说书戏是专唱“李岩红娘子”的。李岩是开封人，所以河南人唱李岩就和山东人演武松一样合理。这种戏是两人合作一拉一唱的双档，热闹，大刘最爱听。

有一天，陈毅军长也溜达到河边去，搬个板凳听得津津有味。警卫人员得知以后连忙赶过去保护，因为这些江湖艺人中说不定就有特务，出了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演说书戏的看见来了这么多背盒子炮的，顿时吓得不敢唱了。陈军长站起来说：“唱李岩很好嘛，李岩关心老百姓，老百姓也就记得他，可惜李岩最后被坏人杀害了。现在也有坏人想杀我们，我们要吸取教训，要准备斗争！”

的确，要准备斗争。

这时候，在根据地的北面，上党战役已经打响，太行、太岳、冀南的八路军各部正和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激战；在南面，国民党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十一军正沿平汉铁路北上，悍然进攻冀鲁豫根据地，邯郸战役一触即发。

针对国民党当局挑起内战的态势，冀鲁豫军民紧急动员，做好了应变准备。宣传队和工作队走遍大街小巷、田野乡村，号召群众打消和平麻痹思想，勇敢地站起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10月初，骑兵一连接到了回团归建、重返战场的命令。

临出发的那天，在濮阳城外，刘春雷又遇见了吴立然的妹妹。“小广播”正站在一个高台子上做宣传鼓动：“乡亲们！咱们才要和平，蒋介石又向咱们进攻了。他是全中国的恶霸头子，祸害百姓比村里的地主厉害多啦。

“咱们可不是好欺负的，日本军阀都叫咱们打败了，还怕老蒋啥？蒋介石有三条大困难：一是人心不顺，犯了全国的众怒，人民不赞成他；二是士气不振，枪炮虽好，兵不能战也不愿打内战；三是钱粮短缺，连国民党的财政部部长都说没办法。而咱们有三大有利条件：一是人心归齐；二是士气高涨，一个兵顶几个用；三是粮草充足。再加上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得好，大家只要齐心加劲干，就一定能打退蒋介石的进攻。

“眼下，蒋介石正在调兵，眼看就要大仗。这个大仗打得好坏，关系很大。咱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大家齐心有组织，后方巩固了，前线才能打胜仗。

“为了保卫咱们的家乡、保卫咱们的边区、保卫咱们的胜利果实，为了争回和平，咱们一齐起来干吧！胜利一准是咱们的！”

转过头，小吴姑娘看见骑兵了，她向哥哥的战友们挥挥手：“喂！骑兵同志们，我们动员起来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刘春雷用力地举起拳头：“放心吧，准备好了！”

附近骑兵团之后的命运［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故事的叙述结束了。但事实上，骑兵们的光荣业绩还仍然继续着。

解放战争时期，骑兵团被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一纵、七纵合并后成为第一纵队骑兵团），参加了鲁西南会战，并且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征途中担任刘邓大军的后卫，立下了赫赫战功。

1947年9月，骑兵团奉命北渡淮河，脱离主力单独在外线活动。指战员们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转战新蔡、息县、正阳、平舆，创建了淮西（淮河以北、沙河以南）根据地，从而一举打通大别山和豫皖苏区之间的联系，有力地配合了大别山区的内线作战，得到了刘、邓首长的高度赞扬。

淮海战役期间，二野一纵骑兵团担负着钳制、阻挡敌黄维兵团东援徐州的任务。在洪河防线被敌先头部队突破的紧急关头，骑兵们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迎击敌人的装甲铁流，确保了中原野战军各部按时到达预定伏击地点。但是，骑兵团副团长、特级战斗英雄李树茂同志却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由于骑兵部队不适宜南方水网地区作战，骑兵团没有参加渡江战役，而是于1949年3月被编入河南省军区，担负起剿匪护路、保证第四野战军顺利沿平汉线向南挺进的任务，部队也因此改称“河南军区骑兵团”。

1951年4月，骑兵团抽调两百多名骨干到西南军区，组建进藏骑兵部队。

1952年4月，骑兵团三营调归河南地方公安部队。同月，骑兵一营、二营北上察哈尔，被编入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骑兵一营被编为高射炮营，二营被编为挽拽炮兵营，团机关被编为炮兵司令部。

1952年10月1日，骑兵第一师参加了天安门国庆阅兵。

1962年，新疆发生“伊塔事件”，骑兵第一师奉命进驻新疆。

1964年，骑兵第一师被改编为摩托化步兵。由此，红十五军团骑兵团、一二九师骑兵团、第二野战军一纵骑兵团、骑兵第一师炮兵团最终发展成为了新疆军区摩步第八师炮兵团。

现在，这支部队还保留着三个红军连，他们是——炮兵一连（红一连，黑马连）、二连（红四连，红马连）、四连（红三连，白马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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