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颜往事

作者：三闲

- 『状态：连载中』

- 『更新到：后记』

- 『内容简介： 当几十年过去后，这些红颜往事再度勾起我们对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群##的追忆：胡蝶、阮玲玉、王人美、孟小冬……一长串的名字，辉照得那段纷争的岁月如此夺目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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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 《上海红颜往事》前言

- 不朽的传奇--张爱玲(1)

- 不朽的传奇--张爱玲(2)

- 不朽的传奇--张爱玲(3)

- 不朽的传奇--张爱玲(4)

- 文化的暗香浮动--赵清阁(1)

- 文化的暗香浮动--赵清阁(2)

- 文化的暗香浮动--赵清阁(3)

- 文化的暗香浮动--赵清阁(4)

- 绝代风流――陆小曼(1)

- 绝代风流――陆小曼(2)

- 绝代风流――陆小曼(3)

- 绝代风流――陆小曼(4)

- 寻梦录――胡蝶(1)

- 寻梦录――胡蝶(2)

- 寻梦录――胡蝶(3)

- 寻梦录――胡蝶(4)

- 乱世侠女--小凤仙(1)

- 乱世侠女--小凤仙(2)

- 乱世侠女--小凤仙(3)

- 追寻生命--周璇(1)

- 追寻生命--周璇(2)

- 追寻生命--周璇(3)

- 追寻生命--周璇(4)

- 天冕影后――阮玲玉(1)

- 天冕影后――阮玲玉(2)

- 天冕影后――阮玲玉(3)

- 天冕影后――阮玲玉(4)

- 不谢的夜来香――李香兰(1)

- 不谢的夜来香――李香兰(2)

- 不谢的夜来香――李香兰(3)

- 不谢的夜来香――李香兰(4)

- 上海情感――许广平(1)

- 上海情感――许广平(2)

- 上海情感――许广平(3)

- 上海情感――许广平(4)

- 刹那烟花不再――孟小冬(1)

- 刹那烟花不再――孟小冬(2)

- 刹那烟花不再――孟小冬(3)

- 刹那烟花不再――孟小冬(4)

- 骄傲倔强的雏菊――Daisy(1)

- 骄傲倔强的雏菊――Daisy(2)

- 骄傲倔强的雏菊――Daisy(3)

- 骄傲倔强的雏菊――Daisy(4)

- “另类”的标准女性――丁玲(1)

- “另类”的标准女性――丁玲(2)

- “另类”的标准女性――丁玲(3)

- “另类”的标准女性――丁玲(4)

- 此生苍茫――浦熙修(1)

- 此生苍茫――浦熙修(2)

- 此生苍茫――浦熙修(3)

- 此生苍茫――浦熙修(4)

- 繁花落尽--王人美(1)

- 繁花落尽--王人美(2)

- 繁花落尽--王人美(3)

- 繁花落尽--王人美(4)

- 事业女人――苏青(1)

- 事业女人――苏青(2)

- 事业女人――苏青(3)

- 事业女人――苏青(4)

- 一代画魂――潘玉良(1)

- 一代画魂――潘玉良(2)

- 一代画魂――潘玉良(3)

- 一代画魂――潘玉良(4)

- 女掌柜――董竹君(1)

- 女掌柜――董竹君(2)

- 女掌柜――董竹君(3)

- 女掌柜――董竹君(4)

- 后记

《上海红颜往事》前言

缠绵梦呓有时尽，青发红颜不堪老。红颜只合随风逝，往事千古知多少？

20世纪初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一个纷繁复杂却又繁花似锦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地方，孕育了这样的一群女子。她们坚强、任性，追逐梦想却又不失方向。她们过着其他地方的女子所没有的小资的生活，却也经历着其他女子所没有的变革与起伏。在那样一个东方的梦巴黎，乱世红颜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远远超过了用手段谋取自己利益的政客、商人或者是黑帮的光环。当几十年过去后，这些红颜往事再度勾起我们对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群女人的追忆：胡蝶、阮玲玉、王人美、孟小冬……一长串的名字，辉照得那段纷争的岁月如此夺目耀人。

上海，在开埠以后，经过大约半个世纪，逐渐成为中国新兴城市的典型，并衍生出它特有的魅力。有幸逢此的人，是幸运的。

所以，上海女人是幸运的。

上海女人，并不完全是上海土生土长的，上海女人只是一群具备了上海性格的女人。她们被称为上海女人完全是因为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上海女人的性格。她们小资，却也吃苦耐劳；她们感情脆弱，却也性格坚强；她们出身三教九流，却也有着自己的信仰和追求……她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因缘际会巧遇了彼时的上海，于是与之产生了一段传奇。这段传奇，记载的是她们与上海的种种往事。她们或长袖善舞，或多财善贾，或巧舌如簧，或奔走八方，每一个人都影射出上海的风情万种、千姿百态。

风花雪月，历来是文人骚客所钟情的内容，却不是一个女人的全部。

所以，上海女人是生来的多面夏娃。

从来没有谁定义过女人天生就是水做的，可我们的思维定式却认定了这一规律。有幸的是，上海的红颜改变了这一切。她们从婚恋的失败中走出来，她们从事业的阴影中走出来，她们从迷茫的过去中走出来，她们从未知的幻想中走出来。每走一步，都带起风，随风起舞。艰辛却雅致至极，似乎她们天生就有着无与伦比的雅致之美。

所以，上海女人是雅致的。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乱世，更没有人愿意在乱世中奔波以求生存。但是，没有人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来逝去。于是，那群降生在上海的女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为这一场狂乱的世事变革作出牺牲，不管这种牺牲是大是小、是好是坏。

所以，上海女人是无辜的。

再回首，面对着这么多的传奇，这么多的故事，那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在上海女人身上所留下的神秘的风采依然震撼着今天的我们。当掩卷遐思，不仅是对这样一群女子的哀叹，更多的是对她们的一种景仰。这些本该是风华绝代的女人的传奇人生和上海的舶来文化聚集在一起，辉耀出一种绝无仅有的东方美丽。

她们是作家，是艺术家，是歌星，是影星；她们是本地文化的产物，是上海文化的崇拜者，是过客；她们是创造者，也是享用者。身份、地位与所有象征个人色彩的特征一起融入到上海的血液中，这就是上海的红颜。

烟云易逝催人老，春华秋实一刻消。

在众多人的回忆里，我们做的只是一小部分。我们希冀通过这一本书可以唤起更多人对上海的回忆，也希冀可以借此怀念那些曾经辉煌的红颜人生。当我们随着这些上海红颜的往事亦悲亦喜、亦苦亦甜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也就开始了另一种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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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传奇--张爱玲(1)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凄风苦雨，处处弥漫着沦陷区的寥廓凄迷。寂寞的文坛上，她是轰轰烈烈的满山杜鹃，灼灼的大红色，既突兀又自然；她是姹紫嫣红的罂粟，颔首低垂里，带着诱惑和神秘；她是开在阴暗角落里的玫瑰，凄红而妖艳，藏不住浮世的悲欢。她的小说集叫《传奇》，而她自己也正是上海瑰丽的传奇之一。　　冷暖人生　　1921年，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地处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她的爷爷张佩伦是晚清翰林院学士，外祖父更可谓大名鼎鼎，乃是稍微了解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就知道的李鸿章。可以说她是地道的贵族后裔，血管里流淌着“贵族的血液”。　　两岁的时候她随全家迁居北方，直至8岁才搬回上海。8岁以后的日子对于她来说是残缺不全、黯淡凄楚的——父母失睦离婚，不久父亲再婚。因为看过太多太多关于后母的小说，她认为世上最坏的事情莫过于此。“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和她想的一样，她的后母待她很不好。17岁那年，年少的张爱玲终于受不了后母的虐待，从父亲软禁她的黑屋中逃了出来，逃到母亲那里，从此和那个封建家庭断绝了一切联系。然而等待她的并非幻想中的幸福与美满。她的母亲是一个新式女子，颇受西方文化的熏染，几度与她的姑姑一起远赴法国留学。对于张爱玲，她的母亲一心想将她培养成一个淑女。但她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对于骤然要在窘境中学做人，而且是学做淑女，感到非常困难。因此，母女间也开始产生了隔阂。　　如果说她的情感世界里还有什么轻松愉快的部分，那就只有她的姑姑张茂渊和好朋友炎樱了。她在《姑姑语录》中说：“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我告诉她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在《炎樱语录》中她则记录了这个黑皮肤女孩的许多有趣的奇思妙语。正是由于她们的存在，她不幸的童年里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天真，偶然也有一丝生活的甜蜜。但过往的肃杀岁月已像极热的铁烙，印在她的心间，那些稀有的甜蜜仍是不足以抹去心底深处的悲凉。　　幼年的诸多苦难，使张爱玲过早地看透了人世的悲欢离合，养成了坚强、孤高的秉性，也因此成就了这个瘦削女子40年代的一段上海传奇。　　传奇文学路　　家学渊博的张爱玲多才多艺，对生存的无奈与悲哀更使她如云的才气成了不可仿造的奇迹。　　9岁,还在上海黄毛小学念书的时候，张爱玲的写作才华已初显端倪。她开始向报社投稿，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一幅漫画，刊登在英文大英晚报。大人们让她买些本子、字典留做纪念，但任**美的她用5元钱的稿费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及至中学时代，她已是颇具成熟写作才华的女中学生了。　　她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学校，国文老师是重视国教之道的教育家汪宏声。这一时期，她在校刊《国光》上发表了一系列习作：小说《牛》，历史小说《霸王别姬》，散文《迟暮》、《秋雨》，以及一些书评、论文，其文思、笔致、才情令人瞩目。当时，她喜欢读张恨水和张资平的小说，深受鸳鸯蝴蝶派的熏陶。14岁那年，她写了一部长篇的纯粹鸳鸯蝴蝶派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订成上下两册的手抄本，回目是由她父亲拟订的。这本书情节并不连贯，也没有什么寓意，是地道的游戏之作。但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功力已经是出手不凡，看不出有什么斧凿的痕迹。文字的老练、圆通远远超过了一个刚入中学的女童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人们只能称她为天才。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正如人们常说的，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剥夺一些就给予另一些。置身于那样的家庭，虽然令她苦闷不堪，却也使她很小就感受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体验到世态人情的冷暖，为她在文学创作上发挥自己的天才积累了许多素材。　　“当童年的狂想逐渐退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她是一个天才，天才都是早熟的，从而也是痛苦的。她的聪慧让她明白，要想成名就要加倍地努力。经过刻苦的学习，1941年，怀着“天才梦”的张爱玲终于挣脱了家庭的樊笼，考上伦敦大学（因最后受阻于战争，只进了香港大学）。大学期间系统的学习为她23岁的横空出世、一举成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为了生存，张爱玲被迫辍学，回到了令她倍感亲切的上海，和姑姑生活在一起。　　上海，这个“东方冒险家的乐园”，给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十分喜欢上海，称自己“到底是上海人”。她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的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她还说：“我为上海人写一本香港传奇……写它们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不知道是否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如此相克相生，上海，这个带给她所有痛苦记忆的地方也带给了她所有的辉煌与灿烂。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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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传奇--张爱玲(2)

最初回到上海，为了谋生，她开始“卖文”。在成为中文作者之前她是一位英文作者，她用英文为《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写过不少文章，以后又都自行翻译为中文发表，这些文章构成散文集《流言》的重要篇章。而她真正的创作高峰是从1943年开始的。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她经亲戚介绍，拜访了刚在上海复刊的《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先生，同时毕恭毕敬地拿出了她的两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这是两个关于香港的故事，仅看题目，周先生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张爱玲告辞后就细细阅读，一边读，一边为她的世故冷漠惊叹不已。于是，文章很快就分别在《紫罗兰》的创刊号和第二期上刊登了。从此这位传奇女作家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传奇写作生涯。　　随着“两炉香”的发表，她在文坛上声名鹊起。《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封锁》等陆续在《紫罗兰》、《杂志》等刊物上面世。一部《金锁记》更是使她成了文坛上的风云人物。三四十年代，几乎人人都读过她的文字。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成名要早啊，来得太晚，快乐也就不那么痛快了。” 从1943年５月至1944年底，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她共创作发表了１个长篇、６个中篇、8个短篇和40篇散文，总计50余万字，另外还有两部未完成的小说《连环套》和《创世纪》。　　这一年，她只有23岁，这么年轻的女孩面对众多的溢美之词，面对复杂的大上海，有些招架不住。张爱玲的师长和前辈柯灵先生以及许多左翼进步人士，劝她不要在政治背景复杂的刊物上乱发表作品；傅雷先生也对她的某些作品的创作倾向提出中肯的批评。可这时的张爱玲已经听不进去这些帮助和批评了。她认为要趁热打铁，“痛快地去享用，去欢快，去成功和出名”。　　然而，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时，她恋爱了，而令她神魂颠倒的对象偏偏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　　孽世情缘　　张爱玲在上海的公寓旧居，坐落在静安寺附近一个热闹的十字街头，常德路195号，当时被称为爱丁堡公寓。那是一幢被粉刷成粉色的大楼。这种粉色已经陈旧得有些发黑，像被遗忘了的，因为已经过期而显得发黑的粉饼。粉色的墙面上镶嵌着咖啡色的线条，使这幢大楼看上去愈发古旧。两边对称伸展出来的阳台仍然排列出一种平和的节奏感，楼前一排梧桐也长出了鲜嫩的绿叶，生机勃勃地在春风中摇曳。　　这楼里的第六层就是当年胡兰成求见张爱玲的地方。他当时的身份是汪伪政府的高官、《中华日报》的主笔，但他也曾经写过许多与汪伪政府意见不合的文章，并因此受到监禁。而他的这种复杂的身份恰恰增添了张爱玲情史的传奇色彩。　　1944年初，刚获释不久、在家闲居的胡兰成，百无聊赖地躺在藤椅上看书。恰好翻到了《天地》杂志第二期上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刚看了两节，他就不觉直起身来，连连拍案叫好。而且居然细细地读完第一遍后又读第二遍，仍然觉得意犹未尽，又介绍给他的画家朋友胡金人看。在这篇**千字的小说中张爱玲对人性的理解及其流畅的文笔，给文学修养颇高的胡兰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遣词的准确，构思的巧妙，宛若一个相识已久的朋友，他看着无一处不顺眼，满心都是喜欢。于是，他兴冲冲地去找苏青，从她口中得知文章的作者竟是一名女子。此后，他觉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同年2月初的一天，他第一次前往拜访张爱玲。她没有开门，因为她通常不见生人。胡兰成见敲门不应，便从门缝塞进去一张写有姓名的纸条。第二天，张爱玲很有礼貌地回访了他。她很感激他关注她的作品，他们一谈就是五个小时。及至张爱玲告辞，胡兰成送她归去时，两个人已宛若多年的朋友和无话不谈的知己。胡兰成说：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张爱玲笑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是她在如花的少女时代，纯洁的情愫开出的第一枝花朵。她说得那么欢喜，仿佛映衬出她一生的寂寞。　　从此，他们情书往来，沐浴在爱河里。胡兰成给予她的是成年男子的呵护和旗鼓相当的欣赏。他曾在《论张爱玲》中赞道：“她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和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有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和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她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溅生之泼辣，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她的心喜悦而烦恼，仿佛一只鸽子，时时要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远远的、远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处，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　　正是这种格外熨帖的赞美，让张爱玲可以在他面前更多地袒露自己，不论是幼稚还是与年龄不相称的世故。他们之间靠一见钟情建立起来的理解、信任和默契，心灵上的沟通与和谐，是任何理智的力量和道德的说教所不能压制的。1944年，在热恋半年后，他们终于在上海结婚。那时流行的是西式婚礼和集体婚礼，但他们却抛弃了一切仪式。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也为了享受一份恬淡的幸福，他们只有一纸婚书为两人的结合作证，而证婚人则是张爱玲的姑姑和印度籍的好友炎樱。张爱玲在婚书上写道：“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胡兰成在后面又加了一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张爱玲写的是明明白白的大实话，而胡兰成的话却是蕴涵深意的。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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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传奇--张爱玲(3)

在上海公寓里的日子是美好的。他们在这里相恋相爱，爱得如火如荼、如梦如醉，爱得伤心、伤情、不能自拔。以至后来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回忆道：“牵牛织女鹊桥相会，私语未完，忽又天晓，连欢娱亦成了草草。子夜歌里有：‘一夜就郎宿，通宵语不息，黄蘖万里路，道苦真无极。’我与爱玲却是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张爱玲为了这段感情也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即使在战后胡兰成逃往温州从而结识新欢范秀美时，她仍不远千里觅他而去。当抗战节节胜利，日伪政权的末日来临时，胡兰成对张爱玲说：“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找得见。”张爱玲依旧一脸信赖，沉迷地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牵你招你。”　　可惜，她所有的忍耐都未能挽救正在逝去的爱情。1946年11月，在人民高涨的反日声讨中东躲西藏的胡兰成悄悄回到上海，在这所公寓里住了一个晚上。当时，他们的感情已经出现了裂痕。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在张爱玲的床前向她道别。他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涕涟涟，哽咽中叫了一声“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或许她已预感到，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的确，他对她的爱情已经燃尽了。她没有能力再改变什么，她说，她将只是萎谢了。茫茫人海，修得千年万年才与他相遇，却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对爱的保留与自持，缘起缘灭，也只有她知其冷暖深浅。其实，她又怎会不明白呢？《金锁记》里的季泽，《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振保，《桂花熏阿小悲秋》的哥儿达……有的怯懦，有的薄幸，有的怯懦又兼薄幸，这些人偏偏外表看起来颇登样，可哪一个又有一点真心？对女人来说，真心都是来之不易的。　　张爱玲要的是婚姻的本义——不问缘由，不问经历，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阶级和信仰，世俗、坦然。她少年时代失去了太多人们通常轻易能够得到的爱，成年的她渴望的只是成熟男子的爱情。遇到胡兰成，她得到了理解和信任，滋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来。他成了她情感的栖息地，抚慰创伤的良药，因此她投入了自己，殊不知却付出了自己一生的骄傲。比起张爱玲的义无返顾，胡兰成在这段婚姻中，则左顾右盼，心中发虚。他以为她不在乎什么名分，什么婚姻，但他忘了张爱玲也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生活在滚滚红尘中心高气傲的女人。　　1947年，在得到胡兰成脱离险境的消息后，张爱玲给他写了一封信明确告诉他：“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这番话决绝中透出些许苍凉。张爱玲开过花了，她宁可重新回到尘埃之中，也不甘当假花。曾经沧海难为水，为他，她曾经几乎哭尽了毕生的眼泪，也几乎哭尽了她那些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却始终再没写出如《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的时代也随之结束了。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终究是一个难圆的好梦。许多年以后，胡兰成在晚年回忆起与张爱玲在一起的无数美好的时光时，引用了李商隐的两句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表达了他无限懊悔和感伤的情怀。一场传奇式的婚恋就这样降下了凄冷的帷幕。　　文如其人　　“长的是苦难，短的是人生。”张爱玲对于人生的态度无疑是冷漠、悲观的。她的作品洋溢着她传奇的一生，繁华而苍凉的文字，一寸一寸写的都是女性的感觉：漂泊，流浪，隔离，封锁，荒凉，伤痕累累……人生的悲剧是她永恒的主题。她习惯叙说女性卑琐的命运，语气平静得叫人战栗；她了解女性的全部弱点，一一将它们折射到自己的笔下。　　她说，她热爱写作如同热爱生命，只有在写作时她才感到思维的愉悦和生命的狂喜。她坦承自己是个俗人，热爱市民的俗美，编造都市男女们俗不可耐的婚恋离合，更称自己的名字为“恶俗不堪”。正是这个俗人，对于自己的文学艺术天分有着清醒的自知自觉，“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喜欢将生活艺术化。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却从不让外人窥测其内心。她的故事总是一面明亮一面灰暗，冷眼看花开花落、缘起缘灭，流逝的青春、老去的红颜，下一代一个个地被生出来，这一代一个个离去。而她永远是讲故事的人，总是那样隔着一层玻璃在其他人的故事外静静地注视着，带着一身冷淡的高傲和悲悯的温柔。如此精致的世俗自是叫人不得不喜欢。　　“文如其人”这个词有些绝对，但张爱玲的篇篇作品又确如对自己人生的诠释。《传奇》就是最好的明证，它的内容令人感到十分压抑。《倾城之恋》中的流苏，一个旧式人家的小姐，她穿着旗袍，说的却是现代话，追求的是自由的空气。她与柳原的恋爱就像一场锱铢必较的角力赛：一座城市沦落了，却成全了一段原本令人叹气的婚姻。《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对金钱的**使她身不由己地从被虐、自虐到大肆虐待亲子，像秋风一样带着凉意的描写看得人直把生离死别都抛开。《多少恨》里的男主人公宗豫似乎并不像她笔下的那些男人那么可恶，那个天真的女主角家茵也不卑不亢——她痴情，她爱，但她自制——但这样美的事是注定要成为传说的，所以，张爱玲给了它一个凄迷的结局：情是真的，是动人的，但他来送她，她已走了。惟有屋顶那灰色的天空好像是一声凄凉的船鸣。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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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传奇--张爱玲(4)

她是这样解释它们的：“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些作品反复而深刻表达的无非是这样的感受：人生是残酷的，人的渺小无知更映照出现实的不可抗拒性，而这些，正是我们每个人不断感受着又好像浑然不觉的。　　《传奇》出版几个月后，她的散文集《流言》出版。“流言”意思是水上的文字，即流传不了多久，但同时也喜欢它像谣言一样飞快流传。这本散文集流传的速度虽然比不上谣言，但也不是水过无痕。　　与她同时代的人相比，她的散文少有他们所着力经营的空灵、清丽、隽永的氛围，更多的是对世俗生活的细节描写，没有丝毫的诗意却也别样诱人，读罢总是回味无穷。胡兰成认为那是“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溅生之泼辣”。此后，陆续有一些以赞美为基调的文章出现，如许季木的《评张爱玲的》、柳雨生的《说张爱玲》等等，在一片赞美声中可见其文章在当时的影响之巨大。而张爱玲的反应是冷静平和的，她说，“人生安稳的一面是有永恒的意味的。好的作品就是以人生的安稳的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她喜欢“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传奇》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苍白、瘦削、忧郁、敏感的张爱玲，而打开《流言》，一个乐观、好奇又善于制造生活情趣的张爱玲又向我们走来。如此一动一静、一乐一悲，一同构成她融古典、现代于一炉的雅俗共赏的传奇艺术世界。她亦因而获得了大量的“张迷”，包括读者和后来的小说、散文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这些模仿学习她的人不无成就，但迄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她。难怪李碧华叹道：“文坛寂寞得恐怖，只出一位这样的女子。”　　逝去的浮华　　有人说：“就是最豪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碜。”　　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和极度的孤寂。”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迁，张爱玲的处境可想而知地尴尬起来。她从没考虑过政治，但早就凭自己的直觉预言到：“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夺去了爱。”与胡兰成的婚恋使她的政治立场蒙上了一层暧昧的迷雾，文化汉奸的嫌疑让她领教了时代不容分说的性质。对于各种各样的评论，她不屑于去辩解，仍保持一种超然、矜持的态度，把指责自己的人晾在一边，不予理会。她的创作不再引起人注意，但她依然笔耕不辍，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勤奋。　　在经历了大绚烂大哀愁之后，她蕴蓄了太多难以言明的人生感慨。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30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30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30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着凄凉。”30年前上海的月亮已经沉下去了，和30年前璀璨美丽的传奇一起,“两个尸身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受老作家夏衍的邀请，她于1950年参加了上海首届文代会。她坐在会场的后排，衣着典雅，神情沉静，仿佛透出一股“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沧桑感。这以后，她便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后又辗转到了美国，从此孑然一身，闭门生活，一待就是30多年，直至逝世。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个女子带着她在17岁写下的机智、幽默且不乏善意的自嘲，独自如流星般在天空中辉煌而过。也许真是应了那句“传奇在中国不算什么，但是都没有好下场”的俗话，张爱玲——一个40年代的喧嚣华丽、风流云散的传奇，转眼间，尘埃落定，斯人已逝。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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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暗香浮动--赵清阁(1)

在上海名人手稿馆里，那些无言的手稿流传着那些不为人知的感动。赵清阁——一位上海女作家的名字频频出现，徐徐透露出背后的万千气象。60余年前，她凭着一颗艺术家的良心进入文坛。她能诗能文，善小说和戏剧，更画得一手水墨国画。她伴着祖国的苦难与欢乐，沿着坎坷的道路，经历了个人与社会的动荡和转折。　　风雨童年　　赵清阁，笔名清谷、铁公、人一，1914年5月9日出生在河南信阳城内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里。她的祖父是一个清朝举人，曾当过学官，熟通古文韵律，能吟诗作赋。她的舅舅是进士，母亲是一个聪明而有才气的女子，不仅长于刺绣女红，还从小就自学文化，会作诗绘画。可惜红颜薄命，在她五岁的时候，年仅26岁的母亲就离开了人间。幼小的她从此成了孤女，被寄养在舅舅家中，开始与表兄妹一起受旧诗书的熏陶，直到8岁时进入省立女师附小念书。　　进入小学不久，她父亲续娶了一房太太。她不喜欢继母，她的继母也不喜欢她。父亲老是站在继母那一边，开始逐渐对她疏远，只有祖母是她相依为命的亲人。由于家庭环境的恶劣，她很早就养成了伤感、孤僻的性格，习惯在“孤孤独独，凄凄凉凉”中求学，在“孤孤独独，凄凄凉凉”中求生。女师附小的教员，蒋光慈的夫人宋若瑜注意到她后，给予她极大的帮助，诱导她学习文艺创作。孤寂中，她将书本当作做知己，虽然它们无法代替母爱，却帮助她找到了逃避之所。随着“五四”运动后的新文艺的深入，叛逆的念头开始在她的心中萌生，走出这个封建家庭的渴望也愈发强烈。　　这一切终于在她初中即将毕业时成为现实。有一天，她在父亲屋外的石榴树上无意中听到父亲与继母的谈话，当听到他们打算让她尽早退学嫁人时，她好似遭到了晴天霹雳，气得浑身哆嗦。她终于明白，这个封建家庭已经容不下她，他们连终身大事都要替她包办了，他们想通过这种封建婚姻，把她从家里一脚踢出去，以牺牲她来换取好处。她意识到出走是惟一的出路，她在心里疾呼：“不能容忍！我要读书，我要求学！”。　　1929年严冬里一个漆黑、寒冷的深夜，15岁的赵清阁终于下定了决心，怀揣慈爱的祖母仅有的四块银元悄悄逃出了信阳老家，搭上了驶往开封的夜车，结束了一生中仅有的家庭生活，开始独自面对背井离乡的颠沛漂泊的生活发出的挑战。　　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她居然考上了河南艺术高中，还得到助学金。离开家庭后一贫如洗的她，终于有了生活保障和较安定的学习环境。在艺术高中期间，她的主课是绘画和艺术概论，也同时学习音乐。经过两年扎扎实实的科班训练，她的西洋画、素描和国画都长进不少。她还常常随学校教务处处长谢孟刚学习乐理，并向校长焦端初借阅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她酷爱唐宋诗词及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作品，受他们的影响，她开始写诗，用它来抒发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抨击旧社会的黑暗。1930年，她第一次向开封《民报》投稿，稿件即被发表，那时她只有16岁。随后，她的创作**越来越强烈，创作热情也越来越高。　　此后，她一边在河南《民国日报》当编辑，一边到河南大学旁听，充实自己，同时还在救济院贫民小学校教书。在那里，她接触了许多下层人民，对他们产生深深的同情，也对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罪恶感到不平和愤慨。她朦胧地向往革命，渴望自由和平等。当时，她主编《新河南报》的文艺周刊和《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并常给《河南民报》、《新河南报》和上海《女子月刊》写“不拐弯抹角”的文章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揭露反动统治的黑暗。然而她这种稚气的仗义行为触怒了报社，使她在政治上受到威胁，并被视为危险分子而遭解雇。　　由于局势日渐紧张，在师友的鼓励和协助下，她离开了河南，于1933年奔赴上海，开始了另一段人生之路。　　上海人生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制造梦幻的地方。现代经济使上海空前繁华，而繁华的大上海更让许多中国女性充满了向往。赵清阁同样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在读了三年艺术高中后只身来到这里。18岁之前，因为幼失母爱，她变成一个孤僻的孩子；18岁之后，她在上海积极投入时代的洪流，在暴风雨中成长为一株坚强的劲草。　　1933年，她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班，师从既是画家又是作家的倪贻德教授学习西洋画。这时，她忧郁的气质、倔强的性格表现得更加明显。没有钱交学费，她宁愿勤工俭学也不向后母索取。生活的现实启发她思考，画笔则显露出她的思想。她在自己的小说集《凤》中自言“喜欢孤僻”，又说“喜欢寂静”。她在“寂静”中思索如何为自己杀出一条路来，于是，她的性格中又多了倨傲顽强的一面。　　身为美专学生的她，却更勤于写作，逐渐成了黄心勉主编的《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还兼任上海天一电影公司出版的《明星日报》的编辑，开始其半工半读的生活。最终，她成了作家，而不是画家，她愿意关注更为复杂的社会和人生。　　1934年春，她给鲁迅先生寄诗文求教，鲁迅很快就回了信，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并亲切接待了她。在她的文学生涯中，这虽只是短暂的一瞬，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给她的鼓舞力量更是永恒的。随后，由于受丁玲作品《水》的影响，她以家乡河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农民逃荒的悲惨景况为背景，写下了短篇小说《旱》，连同当时她创作的其他短篇小说，由上海女子书店于1935年结集出版。同时，她也向摩登剧社的左明，复旦剧社的洪深、田汉等左翼剧作家学习戏剧创作。他们是“天一”的导演，常鼓励她不但要做一个专业女电影编剧，最好也能做导演。这对她的影响十分巨大。这期间，她还结识了欧阳予倩、应云卫、陈凝秋、袁牧之、陈波儿、安娥、王莹等许多进步电影、戏剧家，从他们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在学校里，她参加了“美专”的学生会，继续深入下层群众中，亲身感受他们的苦难，逐渐对上海殖民地的生活有了进一步认识，为今后更好地创作打下了基础。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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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暗香浮动--赵清阁(2)

“美专”毕业以后，她离开上海回到开封，并受聘于母校艺术高中教书。那时正值暑假，她写了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因其中有两篇被认为有“**嫌疑”而被判入狱半年。出狱后，她甩掉特务的盯梢再回上海，先后担任女子书店总编辑和《女子月刊》编辑，还一度在电影公司担任编剧。　　虽然屡屡被特务威胁，生活在不安中，她依然不懈地为投身革命的理想而奋斗。刘以鬯先生在文章中说，她的国家观念特别强烈，有良知，愿意负起匹夫之责。抗战爆发后，她到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写剧本。她相信，戏剧所起的宣传作用远比其他的表现方式更大，希望借此唤醒群众的民族意识。后来，她又去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大后方重庆。虽然在深重的乌云下看不见光明，但几处灿烂的灯火却日夜照耀着她的心头。“那时在我的灵魂深处燃起了光明的火把，整个中华民族为历来对日本仇恨而抑郁的心都开始奔放了！没有人不是自然而然地站到一条战线上来，为同一个‘抗敌’的目标而奋斗，没有人不怀着最大希望与胜利的信念。”这是1938年她在散文《汉川行》中的一段回忆。在重庆期间，她还曾两次见到周恩来。　　1945年11月，抗战胜利后不久，她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了上海——这座阔别已久、千疮百孔的城市。虽然黑暗的统治使她的处境更加困难，她仍然坚持做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她担任《神州卫报》副刊主编，并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教，直至1979年调至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红楼梦》研究及改编工作。虽然1947年间许多革命作家相继离去，她也一直没有离开。　　佳作流芳　　长期的多地奔波和曾经冷酷的监狱生活使赵清阁的身心备受折磨，她患了初期肺病，思想也消极起来，这是她生活道路中的低潮时期。然而，她并没有由于缺医少药的条件而在与病魔作斗争时沦为悲观者，她用钢铁般的意志和毅力奋战，反而成为一个执拗的乐观主义者。　　许广平回忆说：她学生气很浓，缄默文静，和萧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因为从小习惯寂寞与孤寂，她喜欢把自己的所有情感用文字表达出来。在她还是个少女时，她就开始写作。每当她觉得画稿无法表达出她所目睹的一切惨剧时，她就将其变为文字。她的《打浦桥》就是这样写成的。从1933年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她写的短篇小说大都收在《旱》与《华北之秋》这两部集子里。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的烽火激起她更大的写作热情，使她找到了生命的积极意义。纵使疾病始终困扰着她，她仍然不懈地创作着。她到汉口为中国图书公司主编宣传抗日的文艺月刊——《弹花》。所谓“弹花”，就是说抗战的子弹必将盛开胜利之花。这正好圆了她亲近革命大后方的心愿。后来，武汉吃紧，为继续办好《弹花》，她不得不乘船在武汉和重庆间来回奔波。她在《汉川行》中描述了这段艰难的漂泊生活,表达了她坚持抗日宣传的决心：“我终究不忍心使之停顿，想到创办时的万般艰辛，自己遭受了种种的困难才干起来，虽然没有多大效果，可是至少出版以来，每期总有几百本轮流在加倍数目的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的前方战士们手里翻阅着，使他们在火线上还能得到些后方同胞从文字上所表现的鼓励和慰劳，这对于他们是精神上的食粮，是武力的后盾，可以令他们感到安悦、兴奋，更乐于去和鬼子拼了。只凭这一点，《弹花》就有必要生存在这个大时代里……我要继续扶植她成长，我不能放弃这个责任……”　　虽然发表了许多小说，但她感到自己热切的心情仍然得不到满足。她觉得只有把当时的情景完全抒写出来，用文字活生生地再现生活，才能使她得到满足。她认为小说局限了艺术形象的生动化，于是在洪深等人的鼓励下，她产生了尝试写电影文学剧本的**。　　1936年，她在《妇女文化》月刊上发表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模特儿》。1938年10月，她的戏剧集《血债》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随后，她陆续写出了《汪精卫卖国求荣》、《生死恋》、《清风明月》、《关羽》、《花木兰》等20多个多幕剧以及三本独幕剧作品集。一时间，戏剧工作者纷纷从事救亡演出活动，话剧成了最受欢迎的战斗形式。　　在她所创作的戏剧作品中，她最喜欢的是《活》（又名《雨打梨花》）。她说：“我喜欢《活》，并不敢说《活》好。《活》是一个偏于心理描画，文艺性稍重的‘温’戏。她既没有热闹的场面，又缺乏所谓‘噱头’，只是老老实实地表现了激发爱国思想与抗战情绪的主旨，而未在‘生意经’上有过分的着眼。这一点，假如你不用戏院老板的眼光看她，或许你会同我一样，也很喜欢她。”　　对现实的不满促使她的写作**一发不可收拾。除了这些宣传爱国思想的作品，她还有不少反映反帝斗争的话剧，如五幕话剧《女杰》、四幕话剧《潇湘淑女》和根据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呼啸山庄》改编的五幕剧《此恨绵绵》。在她的笔下，每个人物都富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轰轰烈烈的悲壮气质。她还与老舍合作创作了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震》）。她认为创作这个剧本是“旨在表扬教育者的气节操守、牺牲精神，并提倡尊师重道，多给教育者一点安慰和鼓励”。对于合作的过程，她也感到很满意，认为达到了取长补短的效果：“我不过‘草’写而已，文字上还是他偏劳整理起来的……老舍的对话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节虽嫌平静，对话却调和了空气，演出博得不少喝彩声。但假如你一半用欣赏艺术的眼光去看她，那么她能够使你发现两样珍贵的东西：一是人类最高的感情——天伦的、师生的；二是良心——教育的、生活的。”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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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暗香浮动--赵清阁(3)

尽管创作了许多作品，但文学上的成绩，并没有使她满足，她依然不断地创造着、前进着。她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如果我的病不再折磨我，我的生命还能延续下去的话，我倒愿意矢志终生献身文艺，永远学习，永远努力……”虽然病魔一直在威胁着她，甚至有可能夺去她的生命，她却仍然活得十分有劲，视文艺为最终目的。在这个时期，她还不断探索，创作了不少戏剧理论著作，如《抗战戏剧概论》、《抗战文艺概论》、《编剧方法论》等，并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　　抗战胜利后，她出版了独幕剧集《桥》、短篇小说集《落叶》，创作了中篇小说《江上烟》、《艺灵魂》，长篇小说《双宿双飞》、《月上柳梢》，以及许多杂文、散文。回到上海，她蛰居虹口，闭门谢客，但一直写作，从不辍笔。《几番风雨》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是她从事电影创作的第一部影片。第二部影片《蝶恋花》成了当时很卖座的电影，因为它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上海的妓女行业的状况。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真实、黑暗而又很少被人注视的角落。随后，她创作了《女儿春》、《自由天地》等剧本。打倒“四人帮”后，她又创作了《粉墨青青》，在《人民日报》、《读书》、《战地》等报刊发表了许多诗歌和散文，可谓是一位“多产”的作家。　　诤友情怀　　赵清阁一直独身，她和女佣吴嫂相依为命，常有文章见报，但拒绝为自己写传。即便如此，她的一生也不孤寂，她有幸结识了诸多的师友，并得到他们的友谊和关爱。　　她早年最景仰的是郭沫若，在中学时代就拜读过郭沫若的《女神》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译著。在上海的时候，因为钦羡、向往革命的大后方，她向郭沫若表达了投身革命的意愿。郭沫若在回信中问她：“我们这里是红帮，‘近朱者赤’，你怕吗？”她回答道：“就是近郭者宰，我也在所不惜，一定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1937年抗战爆发后她果真去了。她到武汉慰问苏联志愿军空军大队，还到重庆聆听郭沫若宣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演讲——《女子是人类的一半》，并将其整理成文，发表在由她主编的《弹花》月刊上。她在给郭沫若写信时尊称其为“沫翁”。郭沫若回信时，署名为“羽公”，他幽默地对她解释说：“你称我为翁，我还没有老呢。‘羽公’，就是‘翁’字上下结构的位置对调。你看我这个老翁还能在你面前翻个跟斗，你看我老不老？”后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首五言绝句：“豪气千盅酒，锦心一弹花，缙云存古寺，曾与共甘茶。”概括了她的性格、气质和她在文艺上的贡献。　　她与茅盾的友情维系的时间最长，也是最深的。他们相识于1937年，那时作为编辑的她常向茅盾约稿。虽然全国解放后，他们各居京沪，但笺问始终未断。只有文革时有一段时间彼此失去联系，直到1975年暮春，病中的她向友人打听茅盾的近况后，才略知一二。她还冒险给茅盾写了封信，简述近况以报平安，信后她抄录了一首《西湖忆旧》：“黄昏品茗西泠前，酒酣明月夜泛船；洪老求签卜解放，茅公知津笑书癫。”以此来询问“第二次解放”的到来。当时年已八旬的茅盾对她很是赞赏，写了长律《清谷行》赠她，后被收入到《茅盾诗词》中。　　长年历经劫难使她的胆子越来越小。1976年茅盾80岁生日时，她为他精心绘制了一幅山水小轴《秋江孤帆图》，即将寄出时又觉题句欠妥，怕招惹祸端，于是只留上下款。茅盾看后回信说：“秋江孤帆图，甚有飘逸之意致，鄙意原题倘若裁去，则于全布局有损，当珍藏之，不以示人也。”她这才作罢。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即书写《粉碎反党集团四人帮》和《过河卒》两首诗给她，以庆贺他们的“第二次解放”。　　雅舍主人梁实秋与她也私交甚笃，还有过愉快的合作。1943年，她为梁实秋翻译的英国女作家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所感动，将其译作收入她主编的《黄河文艺丛书》并出版。后来，她又与梁实秋相互切磋，将其改编为话剧《此恨绵绵》。此剧后来由当时的重庆国立歌剧学校演出，并获得好评。日本投降后，他们南北分手，各居旧地。1986年在哈尔滨的“红楼梦国际研讨会”上，她邂逅华裔美籍教授周策纵时，还曾探询梁实秋近况并托言问候。　　战时在重庆，她和老舍同在文协工作，她十分佩服老舍的才华，仰慕之情常溢于言表。她藏有老舍大量的手札，晚年她把书画捐给了国家，家里挂的都是复制品，惟一留下的真迹是老舍的对联：“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边上的小字是“清阁长寿”，落款为“老舍恭祝”。它被挂在她书案前方的墙上，与她朝夕相处。　　抗战后期，由于改编《红楼梦》的成功，她被誉为用话剧诠释《红楼梦》的最佳女作家，她说这和冰心对她的鼓励是分不开的，后来她和冰心还常就健康问题多次通信。　　晚年时她自制了一本精美的画册，收藏的多是自己的画作。每幅画旁分别有郭沫若、冰心、张恨水等人的题词。她和许多文化界人都有文字来往，这些文稿谈诗论画，纵论时事，才情横溢，十分珍贵，后来被她赠与上海图书馆。　　战后岁月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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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暗香浮动--赵清阁(4)

田汉曾写过一首七律：“从来燕赵多奇女，清阁翩翩似健男。侧帽更无脂粉气，倾杯能作甲兵谈。岂因泉水知寒暖，不待山茶辨苦甘。敢向嘉陵录画料，弹花如雨大河南。”认识这位多产的女作家的人，都说她“冷”，有男子气概。其实并不尽然。有男子气概不错，但她并不是个缺乏热情的作家。没有热情的人写不出扣人心弦的作品，她只不过更愿意将热情注在作品里，而非将它当做面具戴在脸上。　　1945后，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上海。她不仅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及上海戏剧家协会和电影工作者协会，还担任上海文联委员。在两三年内，她创作了许多部电影剧本，有《女儿春》、《自由天地》等。她还先后把许多优美的民间传说和古典名著以通俗文字写成小说和剧本，如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本《桃花扇》、五幕话剧《贾宝玉和林黛玉》等，让更多的劳动人民得以了解我国的优秀文学遗产。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千万知识分子深受其害，她当然也不能幸免。她被批斗抄家，过度的精神迫害使她患了脑血栓，瘫痪了几年，她后来回忆说：“真是九死一生！”。　　打倒“四人帮”后，她获得平反，创作的热情又重新被激发起来。她挥笔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粉墨青青》，生动地表现出新旧社会艺人的不同遭遇，同时还发表了不少诗歌和散文。　　20世纪80年代，她出版了散文集《沧海泛忆》、《行云散记》、《浮生若梦》、《往事如烟》及《红楼梦话剧集》等。1990年以后，她虽然没有什么大作品问世，却也在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老病不堪，脑子还好，笔耕不辍，写写小文，日惟三五百字耳。”　　“直以见性，柔以见情。”作为作家、剧作家的赵清阁，伴着多变的风云，颠沛流离在中国文坛上，辛勤耕耘了数十年，以她独特的艺术表现，向人民展示了独特的历史画面，写下了丰富多彩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及电影文学剧本，为中国新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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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代风流――陆小曼(1)

她是上个世纪20年代曾经火树银花的女子，亦是一个被千夫所指的女子。　　她的前半生，是一只美艳的蝶，肆意炫耀着自己光彩照人的外表。她的后半生，是一只平凡的蝶，安宁，平静。　　徐志摩说：“一双眼睛也在说话，晴光里漾起心泉的秘密。”胡适说：“陆小曼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小观音　　陆小曼名眉，别名小眉、小龙，笔名冷香人、蛮姑，1903年9月出生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据说这天恰巧是传说中观音菩萨的生日，而她恰又生得眉清目秀，肌白肤嫩，于是家里人又戏称她为“小观音”。　　她的父亲陆定，不仅是晚清举人，而且还留学日本，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在留学期间他还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并因此曾在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时被下令通缉。后被曹汝霖等营救，又在类似财政部的地方供职20多年，先后任过参事、司长等职，还创办了中华储蓄银行。她的母亲吴曼华出生于官宦世家，是当时少有的知书识理的妇女，她不仅文学功底深厚，而且还善画工笔画。他们先后共生育九个儿女，都不幸夭折或在中年时死去，只有排行第五的陆小曼幸存下来，因此对她宠爱有加，将她视为掌上明珠。因为生长在官僚家庭，父母望女成凤，家教极其严厉，陆小曼可以说是当时真正的大家闺秀，优厚的家庭条件使她受到了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　　她幼时在上海上幼稚园，两岁随父母迁居北京，6岁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附属小学读书，13岁转入法国人办的贵族学校北京圣心学堂学习法文、舞蹈、绘画、钢琴、礼仪等。其父还聘请英籍女教师在家中为她补习英文。她自小聪颖过人，在未踏出国门一步的情况下，十五六岁时，已精通英、法两国文字，英文论文、信札已能意到笔随，17岁时出落得亭亭玉立，仪态万方，能歌善舞，长于油画，同时还兼擅京昆两种唱腔，是当时交际场上一个聪明、漂亮、活泼、可爱的女子。顾维钧曾当着她父亲的面表扬她说：“陆建三（陆定）的面孔一点也不聪明，可是他女儿陆小曼小姐却那样漂亮、聪明。”她父亲听后，既啼笑皆非，又非常得意。　　可惜，才貌双全的她，虽然有锦衣玉食，却偏偏和病魔纠缠在一起，一生中饱尝病痛的折磨。苍白、病弱、常昏厥，她似乎暗合了西施捧心的中国式病态美学。病体让她对自己一筹莫展，也让她身边的人对她一筹莫展。徐志摩在《眉轩琐语》中多次提到：“曼昨晚又发跳病痒病，口说大脸四大金刚来也！真是孩子！”“曼的身体最叫我愁，一天24小时，她没有小半天舒服，我没有小半天完全定心。”她的表妹吴锦也曾回忆说：“陆小曼所受的病痛是常人无法想像的，从20岁到60岁，她每次大便都相当困难。在徐志摩死后，我和陆小曼生活在一起，就由我帮她用香油灌肠才得以排便。当时香油很紧缺，为了少排便，少麻烦，她尽量节制饮食，其中的苦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讲清的。”因为病，她不能用功做事业；因为病，她不能去国外发展；因为病，她逐渐学会了吸食鸦片——留洋归国时还抓了一艘贩毒走私船的徐志摩虽然对此稍有不满，也还是理解着，忍耐着。　　正所谓红颜薄命，一代才女陆小曼的人生似乎也如伴她一生的病痛般苦不堪言。　　北陆才女　　艳丽的容貌、富有的家世、出众的才情使陆小曼早在北京社交界就有了“南唐（唐瑛）北陆（陆小曼）”之誉。而她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更是让多数人觉得十分难能可贵。“她的古文基础很好，写旧诗的绝句，清新俏丽，颇有明清诗的特色；写文章，蕴藉婉转，很美，又无雕琢之气；她的工笔花卉和淡墨山水，颇见宋人院本的传统；而她写的新体小说，则诙谐直率……”（刘海粟）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上多才多艺的女子，她不是惟一的一个，但像她这样聪颖、美貌，集如此诸多方面的高评价于一身的才女却实在不多，故而更加令人叹为观止。　　她被誉为才女，确是实事求是的。由于健康的缘故，她无法肆意地游山玩水，只好将对大自然的满腔热爱倾吐到画笔之下。很小的时候她就开始学习西洋画，主攻静物写生和风景临摹。曾有外国人对她的作品赞叹不已，花了200法郎将其买去。但她对此却兴趣不大，后来拜刘海粟为师，改学一直酷爱的国画，到20世纪30年代，她在上海女画界已经小有名气。1929年她开始酝酿成立中国第一个女子美术家团体“中国女子书画会”。1941年，她在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货）开办了一次个人画展，展出100多幅作品，多为山水画。　　能画好山水的女人凤毛麟角，能作毫无匠气的山水画的女人更不多见。她的画秀润天成，总给人清新脱俗、飘逸潇洒之感。凡是看过她画的人，都认为她是个富于艺术天赋的女子。赵清阁称其画为“是文人画的风格”。　　除此之外，她在文学上也颇有成就。徐志摩生前，她很慵懒，没有动笔写过什么，最有名的要算他们共同创作的五幕话剧《卞昆冈》。剧本以“美、恋爱、死”为核心，崇尚唯美，充满悲剧色彩，后来由新华书店出了单行本。徐志摩死后，她开始兑现曾经对他许过的诺言：“我一定做一个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种人，我决心做人，我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她终于做到了，她真的成了徐志摩希望的那种女子：知性，富有才情。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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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代风流――陆小曼(2)

为悼念失去的爱人，她倾尽全力整理编辑《志摩文集》，但因徐志摩的许多文章流传国外没有寻回最终作罢。至今，充满她才气和心血的那八册文集清样纸型仍保存在北京图书馆中。她还出版了《爱眉小札》，其中都是她与徐志摩的情书。她的文字清丽自然，别具一格，单是《哭摩》一文的文采就足以与徐志摩相媲美。　　在此期间，她还完成了平生惟一一篇小说《皇家饭店》。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女子面对饭店里的纸醉金迷，出淤泥而不染，最终保持了自己高洁品质的故事。她在小说里揭露了旧上海的黑暗、罪恶，反映了她对现实的不满，表达了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的同情。赵清阁给的评价很高：“描写细腻，技巧新颖，读之令人恍入其境，且富有戏剧意味。”她却说：“敷衍了一篇，拿到出版社，竟还受到好评。”　　还值得一提的是她与泰戈尔的一段情谊。1927年，泰戈尔再次来到上海并住在她和徐志摩的中式小屋里。虽然他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对她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她后来回忆：“我们用英语交谈，彼此一点也不拘束，谈文学、谈诗歌、谈生活。他像一位学者，又像一位慈善的老人，非常坦诚，非常热情……在这几天中，志摩同我的全部精神都熔化在他一个人身上了。这也是我们婚后最快活的几天。泰戈尔对待我俩就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地宠爱……”泰戈尔临走时为表示感谢还曾赠与她两件工艺品，她一直珍藏着，至今仍留存世上。　　水与火的缠绵　　陆小曼一生真正的凄苦是从她的婚姻生活开始的。　　1920年，年仅17岁的她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无锡人王赓结婚。少女的情怀总是诗，年少的她满心欢喜地以为幸福的生活即将来临，却从没考虑过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所带来的危险。　　婚后不久，他们的差异便在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上显现了出来。王赓办事认真负责，为准备授课经常埋头研究，而她生性风流，喜欢游乐，三天两头就往外头跑；学军事出身的王赓为人刻板，不会取悦女人，对妻子也是“爱护有余，温情不足”，而她浪漫天真，富于幻想，渴望温存。于是王赓认为她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也没有守住妇道人家的本分；而她则认为王赓不够体贴，出过国、留过学还如此古板。　　就这样长期的寂寞使她愈加苦闷的时候，徐志摩，犹如天外来客，闯入她那孤寂、平静的情感世界，荡起一湖久也平息不了的涟漪。　　那是在一次偶然的舞会上，她与他共舞，充分领略了他的魅力；此后又与他长夜促膝谈心，倾诉了她的苦衷；随后还发现他与自己一样喜爱文艺、追求灵性，更加肯定他是自己所寻求的爱、美、自由的体现。她内心熊熊的激情，不由自主地就向外蔓延。“他那双放射神辉的眼睛照彻了我内心的肺腑，认明了我的隐痛，更用真挚的感情劝我不要再在骗人欺己中偷活，不要自己毁灭前程。他那种倾心相向的真情，才使我的生活转换了方向，同时也就跌入了恋爱的海洋。”当干柴遇上烈火，就像郁达夫说的那样，“志摩热情如火，小曼温柔如棉，两人碰在一起，自然会烧成一团，哪里还顾得了伦教纲常，更无视于宗法家风。”经过长达两年的努力与争取，她最终毅然决然和王赓离了婚，为了一个疯子一样的书生徐志摩，为了爱情，抛弃一切，成就了中国现代文人情史上最轰动的一章。那些平日里对她怜香惜玉的人全部倒戈相向了，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在那人言可畏的社会里，她成了社会所认为的不道德的女人。这恐怕也是个性淳厚的她始料未及的。　　与徐志摩在北京完成了轰轰烈烈的热恋并再次结婚后，1927年，她回到上海的弄堂里开始了她的又一段婚姻生活。　　从小的养尊处优使她过惯了豪华奢侈的生活。来到上海后，她在当时一个颇有名的弄堂里租下了一层楼，月租要100多块大洋，还雇了佣人，养了车。后来又搬到延安路上的四明村，也是上乘的房屋。她还渐渐爱上了上海的夜生活，每天总是跳舞、打牌、看戏或玩票，直到半夜三更，还频频光顾“大西洋”、“一品香”等地方吃大餐。她出手阔绰，热衷于结交名人、名伶，喜欢穿梭于各种社交场合，很快就成了上海社交界的中心人物。如此挥霍无度，自然使从事文学事业、没有过多财富的徐志摩窘迫不堪。他开始南北奔波，为多求一些收入，不得不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到处兼课，课余还赶写诗文，赚取稿费。除此之外，他还转手古董字画、做房地产掮客，不顾疲惫地去赚每一分钱。但如此辛苦所得的收入仍不够满足她的奢靡生活，两个对金钱毫无概念的人最终被金钱所困。　　陆小曼开始觉得徐志摩不如婚前对她好。她觉得婚后的志摩只是管她而不再爱她，她开始对他有些失望。她曾对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抱怨：“照理讲，婚后的生活应该比过去甜蜜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她还说道：“我是笼中的小鸟，我要飞，飞向郁郁苍苍的树林，自由自在。”随着蜜月的激情逐渐趋于平静，对现实过于理想化的想像使两个人性格志趣上的差异逐渐露出了端倪。　　对于夫妻感情出现的裂痕，陆小曼毫不在乎，依然昏天黑地地玩着。此时，徐志摩已经辞去了上海的职务，应胡适之邀北上北大任教。他劝她随他北上，而她留恋上海的花花世界，执意不肯离开。无奈，徐志摩只得上海、北平两处跑。为此，他常常搭乘飞机，从而为他的英年早逝埋下了伏笔。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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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代风流――陆小曼(3)

1931年11月17日，徐志摩从北平回到上海，晚上和几个朋友在家中聊天。陆小曼依然是很晚才回家，而且喝得醉眼朦胧。第二天，徐志摩耐心开导、劝说她，当时她正在烟榻上过鸦片烟瘾，突然发起小姐脾气，抓起烟灯就往徐志摩身上砸去。虽然没有砸中他的脑袋，却贴着额角飞过，打掉了他的眼镜。徐志摩彻底地绝望了，他悄然离家到了南京，准备19日搭乘飞机，飞往北平。后因故改乘邮政班机，结果飞机飞到济南附近的党家庄时，遇到漫天大雾，误触山头失事。一代风流才子就此逝世，死状极惨。　　得知噩耗，陆小曼悲痛欲绝，立刻就昏厥了过去，醒来后更是痛哭流涕，气若游丝。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受此一击，脑子都有些麻木了，有时心痛起来眼前直是发黑，一生为人，到今天才知道人的心竟是真的会痛如刀绞，苍天凭空抢去了我惟一可爱的摩，想起他待我的柔情蜜意，叫我真不能一日独活。我的眼泪也已流干，这两日只是一阵阵干痛，哭笑不能。”　　徐志摩之死使她变得冷静理智。她念念不忘她的爱人，“在她的卧室里悬挂着徐志摩的大幅遗像，每隔几天，她总要买一束鲜花送给他。她对我说：‘艳美的鲜花是志摩的，他是永远不会凋谢的，所以我不让鲜花有枯萎的一天。’她还在玻璃板下压了一张她用正楷写的白居易的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赵清阁）出版志摩遗文，编纂志摩全集，她从未放弃过自己志摩夫人的身份。她的不幸是在志摩的眼中她不是一个贤妻良母，她的“罪过”在于她没有给志摩生下一儿半女，而这正是志摩在乎和希望的。有人觉得她可恶，她也承认她是自私的。但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她的过错和不幸只不过是因为蔑视假道学，而过于注重自身的感受，重视“个体生命的自由”而已，所以她才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伦理，不见容于传统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规范。　　所以，即使她以这样大无畏的精神赢来了她跟徐志摩的婚姻，但是最终依然上不见谅于北平的文人，下不见容于老家的父母。徐志摩与她结婚五年，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更使后人大多带着一种批判、责难的眼光去看她，这也成为她后来自暴自弃的根本原因。徐志摩想改造她的决心让她厌烦，直到他死后她才愧悔交加，哭倒灵堂，以此来表达迟来的爱意。她曾对赵清阁说：“我没杀志摩，志摩为我而死。”言下不无深深的悔意。因此无论社会舆论如何沸沸扬扬，她从不自我辩解，默默隐忍着内外交加的痛苦。　　“小曼是爱志摩的，始终爱志摩。他飞升以来，小曼素服裹身，我从未见她穿过一袭红色的旗袍，而且闭门不出，谢绝一切比较阔气的宾客，也没有再到舞厅去跳过一次舞……”（王映霞）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的她最终洗尽铅华，谢绝一切的游宴，很快地憔悴了。　　对于这场两个已婚男女的爱情悲剧，兴许还是她母亲的一句话表达得最为恰当也最为沉痛：“小曼害了志摩，志摩也害了小曼，两人是互为因果的。”　　沉沦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陆小曼是一个奢华虚浮、颓废浪荡的女子。她确实与传统的女性不同，但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她也不过只是个最具勇气、毫不伪饰、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真女子，最平常不过。她也许有点骄慢，但最重的却是真情。她真诚待人，豪爽义气，既不追名也不逐利。甚至有人作出这样的评价：“男人中有梅兰芳，女人中有陆小曼，都是人缘极好，只看那见过其面的人，无不被其真诚相待所感动。”她的好友赵清阁也在书中回忆说：“我们是以诚相见、仁义相待的至交好友，因此成为莫逆知己。不像泛泛人海中有一种所谓‘朋友’的人，表面上和你亲亲热热，暗地里却极力中伤陷害，恨不得置你于死地。”由此可见她敦厚和率性的赤子之心。　　她一生所嫁的两个丈夫，都是极其出色的男子，有家世，有学问，有地位，有品貌。但她的可贵在于离开王赓来爱徐志摩时依然坚持不改变自己，无论这个“自己”被人议论得多么不堪，她都可以不在乎。她找寻真爱，并为此奋不顾身。真爱永逝，她便素面朝天，勤勤恳恳。她是一个情感的觉醒者，是少有的率性女子之一，因此一些人在赏识她的同时又诋毁她。因为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而她太令人眼红。　　徐志摩死后，29岁的她独自背负起所有的罪名，29岁之后的日子里所有的苦与罪，所有的寂寞与相思，所有入骨的痛与孤寂都将由她一个人担当。这对于一个仅29岁的女人来说是残忍的，于是，为了摆脱无边的寂寞，她愈加沉迷于“诱人”的鸦片不能自拔。　　鸦片烟不仅麻醉了她的灵魂，也深深毒害了她的健康。据苏雪林回忆：“小曼长年卧病，连见我们也是在病榻上。我记得她的脸色白中泛青，头发也是蓬乱的，一口牙齿脱落精光，也不另镶一副，牙龈也是黑黑的，可见毒瘾之深。”　　由于未能摆脱吸食鸦片的恶习，加上平日生活的奢华，家中开支很大，徐志摩家里也不再接济她，所以她的生活逐渐窘迫。继王赓和徐志摩之后，她开始与翁瑞午过同居生活。　　翁瑞午是徐志摩的好友，会唱京戏，昆曲也很拿手，深得梅兰芳赏识，被胡适称为“自负风雅的俗子”。他是个世家子弟，曾任上海江南造船厂会计主任，做房地产生意，严格地说是个掮客，家中相当富有。徐志摩生前陆小曼经常请他帮助推拿以除病痛，而她吸食鸦片也是由他引起的。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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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代风流――陆小曼(4)

也许对陆小曼来说被爱是她与生俱来的权利，接受别人的爱就好像接受别人的赞美一样自然，也许是翁瑞午只给不求的方式和徐志摩相比让她感到轻松愉快，也许是这种旧社会的男人才符合她对生活的期待，徐志摩死后，她一直同已有妻室的翁瑞午保持暧昧的关系。但她主动向翁瑞午约法三章，不许他抛弃发妻，也不和他结婚，宁愿保持不明不白的关系，因为一则她始终不能忘情徐志摩，二则翁瑞午的发妻是老式女子，离异后必无出路。尽管她说她对他“只有感情，没有爱情”，但她对待感情，也是认真而坚强的，决不三心二意。事实上，她与翁瑞午的同居生活很是凄苦，到最后，他们把家中的古董卖的卖了，当的当了，几乎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当时许多朋友不赞成她与翁瑞午的这种关系，但任凭怎样劝说，她都不为之所动。甚至胡适作为朋友提出，如果她不终止与翁瑞午的关系，就要与她绝交，她都真的听任胡适不再与之往来。或许，这就是她真性情的体现。　　海一般的回忆　　陆小曼的晚年过着远远谈不上富裕但却足以称为悠悠然的日子。她与人来往，但与世隔绝。　　新中国成立时，她已年过半百，久卧病床，但仍抖擞起精神，决心离开病榻，为国家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朋友的鞭策下，她还戒掉了鸦片，思想开朗起来，身体也逐渐恢复。　　1956年，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参观成都杜甫草堂后，看见她的一幅画，十分诧异于她的沉寂，于是安排她成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每月有几十块钱可拿，生活总算有了最低限度的保障。之后，她还成了农工民主党徐汇区支部委员，被上海画院吸收为画师。1959年，她被选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常常为政府筹集书画，作为赠送给外国友人的礼品，还为陈毅画过扇面，给杜甫草堂补过壁。同年，她还被全国美协评为“三八”红旗手，身兼农工民主党员、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美协会员数职。　　虽然有了工作，每月都有津贴，但因医药费用支出过多，再加上她素来手面很大，所以依然经常捉襟见肘。于是为贴补日用，她与王亦令以合作的名义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如《泰戈尔短篇小说集》和艾米丽·勃朗特的自传体小说《艾格妮丝·格雷》等。此外，他们还合作编写了通俗故事《河伯娶妇》（又名《西门豹治邺》）。可惜的是，只有《河伯娶妇》于1957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其余翻译作品交稿后，未及发排，“反右”开始了，最终未能出版，这些稿子也随之流失。　　比起年轻时的轰轰烈烈，现在的她过得平淡而舒心。不工作的时候，她喜欢整天倚在床上，百看不厌《红楼梦》以及各类的武侠小说。倒并非是她偏爱二者，实在是家中没有其他的藏书。但有两种书她是不看的，一是政治说教的书，一是简体字排印的书，前者是由于她不爱看，后者则是因为她不认识。回忆起20年来的经历，她说：“过去的一切好像做了一场噩梦，酸甜苦辣，样样味道都尝遍了……我没有生儿育女，孤苦伶仃，形单影只，出门一个人，进门一个人，真是海一般深的凄凉和孤独。”　　为了排遣生活的寂寞，也为了表达**给自己晚年带来新生的感激之情。她从1964年春天开始，用工整的楷书笔录《矛盾论》全文，准备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节日献礼。可是年岁不饶人，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同年10月，她住进医院以后就无法再执笔。没想到这件事竟成了她终生的遗憾。　　1965年4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到来之前，一代佳人陆小曼带着她难泯的幽怨默默长眠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63岁。她走得很安详，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临终的最后一个心愿就是与徐志摩合葬。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最后的心愿，至今也未能实现。后来，她的一个在台湾的侄儿在苏州为她建造了一座衣冠冢，总算为这位坎坷一生的不幸才女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40年后,回望她沧桑的一生，多少豪情与柔情，多少风采与文采，多少爱恨与艰辛，都变做一捧黄土、满目蒿草了。她敢爱敢恨、敢于离经叛道的种种个性与前卫却在并不漫长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虽不算浓重却独具个性的一笔，成了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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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录――胡蝶(1)

上海，一个诞生神奇和理想的地方，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里诞生了我国最早意义上的“影后”和“影帝”。对于不算太短的电影史而言，那么多的电影明星们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有那么一个女人，那么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我们却始终无法忘却她。她就是曾经的“电影皇后”胡蝶。　　胡蝶的一生是寻求梦想的一生，胡蝶的追求也正是现代许多少男少女所追求所崇拜的。在中国的电影发展史上有那么多的有意义的故事，弱水三千，却只取一瓢饮，自然因为她有很独特的地方。历史的演绎和记载成为现在我们走近这一代影后的惟一方式。　　辅庆里的新生　　1986年，定居加拿大的胡蝶在《回忆录》中这样叙述她的诞生：“我1908年出生在上海提篮桥怡和码头附近的一个什么‘坊’，名字记不起了，现在也无处查问。一个‘坊’可以有十来二十幢相连的房子，每幢房子阔气的住上一家，也可以往上好多家。这种式样的‘坊’，据说在今日的上海也还存在……”　　胡蝶撰写《回忆录》时，由于年事已高，对自己的出生年月和地点没有讲清楚。但是笔者手头却藏有一本1933年出版的《电影皇后胡蝶纪念册》，内有一篇题为“和胡蝶女士谈话”的访谈录。胡蝶当年曾详尽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各类问题。她说，她的出生年月是“前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旧历二月二十一日”，地点是“上海提篮桥辅庆里第一弄第三家”。　　为了证实以上的记载是否确实，笔者曾专程前往提篮桥附近的东大名路辅庆里进行实地探访。当我们走进辅庆里，眼前看到的却是一幢幢相连的石库门楼房，由于年久失修，房屋显得陈旧不堪。当走进“第一弄的第三家”进行访问时，屋主竟然不知胡蝶为何人。这时，正好有一位邻家妇女走来，当得知笔者的来意之后，她欣然告诉笔者，她曾经听到她的母亲说起过，电影皇后胡蝶就是在这幢房子里出生的。她的母亲和胡蝶同庚，是属猴的，现在已经去世了。　　根据胡蝶回忆，她在辅庆里只居住了四年。1912年全家就离开上海，开始跟随父亲“跑铁路”（她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　　蝴蝶翩跹　　由于政局多变，胡蝶他们一家在那段日子里经常搬家。　　胡蝶一家在短短的几年中，先后移居天津、东北、北京和广州。胡蝶16岁那年，全家又返回上海。他们先是在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德裕里赁屋暂居，不久又搬迁到北四川路余庆坊82号居住，这也是一幢石库门房子。如今，弄口已经看不到“余庆坊”的字样，挂上的是某酒家的招牌。　　胡蝶原名胡瑞华，16岁时考取了中华电影学校。中华电影学校实际上是一个演员短训班，胡蝶在该校学习半年后结业。次年，大中华影片公司吸收她为演员，取艺名胡蝶。处女作是徐欣夫导演，张组云、王元龙主演的《战功》，她仅是个次要配角。不久，徐琴芳介绍她到“友联”，担任《秋扇怨》主角。接着她去“天一”主演《夫妻的秘密》、《白蛇传》、《梁祝哀史》等，但都未受到重视，也未引起观众注意。　　直到1928年，因张石川在新片《白云塔》里需要一位美丽端庄、仪态大方的女演员，就请最理想的胡蝶来任主角。这部影片是胡蝶与阮玲玉这两位后来成为中国影坛巨星的演员初次合作，也是惟一的一次合作。影片完成后，胡蝶受到千万观众的称赞。　　继《白云塔》之后，胡蝶在五年内主演了武侠片《火烧红莲寺》、《离婚》、《黄陆之恋》、《爸爸爱妈妈》、《桃花湖》、《碎琴楼》、《红泪影》、《自由之花》、《落霞孤鹜》、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以及《啼笑因缘》（六集）等共20部影片，大多是郑正秋和张石川编导。郑正秋对她十分赏识，电影圈也公认她为当代红星。　　胡蝶加盟“明星”后，主演了18集《火烧红莲寺》。这是根据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的系列片，它为明星公司赢得了可观的票房收入。尽管由此引起影坛武打片的泛滥，并从而受到舆论的指责，但这也使胡蝶的名字家喻户晓。1930年，明星公司开拍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由胡蝶担纲主演。这部影片于1931年3月15日在上海新光大戏院首映。因为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片，不仅在上海以及全国各地轰动一时，而且引来南洋片商竞购拷贝。　　在拍摄《秋扇怨》时，胡蝶和该片的男主演林雪怀由相识而恋爱，遂于1927年3月22日在北四川路（离余庆坊不远）上新落成的月宫舞场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　　可惜这对令人羡慕的伴侣，却远没有人们想像中的那么完美和幸福。　　光华瑞气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胡蝶全家从虹口北四川路的余庆坊，搬迁到西区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光华里13号居住，这是一幢双开间的西式里弄洋房。虽然门牌号码在西方人看来是个不祥的数字，但胡蝶迁入此居后，却是频交好运，度过了生平最辉煌的时期。　　其间，令胡蝶感到高兴的有好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影片《自由之花》的获奖。胡蝶在片中扮演小凤仙，她本人认为这是“从影以来拍摄的比较有意义的一部电影”。1933年，该片被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评为优秀影片；同年，又被送往意大利万国电影赛会参赛获奖。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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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录――胡蝶(2)

1935年，胡蝶应邀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国际电影展览会。后又赴德、法、英、意等国考察。欧洲之行使她欣赏了世界电影艺术，也让世界认识到中国电影和她的表演艺术。胡蝶是中国参展四部影片中《姊妹花》和《空谷兰》的女主角，由此成为代表团中惟一的演员代表。《姊妹花》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展映时得到了好评。影展结束，胡蝶等又赴柏林、巴黎、伦敦、罗马等地考察。回国后，她应良友出版公司之约，撰写了一本《欧游杂记》。　　“影后”胡蝶　　不过在那一段时间里，让她最为开心的还是“当选影后”那件事。　　1933年选举电影皇后的活动，是上海《明星日报》发起的，宗旨是：“鼓励诸女明星之进取心，促成电影之发展。”　　选举自1933年1月1日（即《明星日报》创刊之日）开始。由于事属创举，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参加投票的观众不多。半个月以后，《明星日报》逐日将选票数字刊登在报上，将选举期限定为一个月，到1月31日为止，并准备在“电影皇后”诞生后，举行一次盛大的加冕典礼。后来因天气太冷，选举期限延长一个月。在选举过程中，三位著名的电影女明星（明星公司的胡蝶、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天一公司的陈玉梅）票数非常接近，竞争非常激烈。投票一直持续到2月28日下午10时。当天晚上，《明星日报》社揭晓选举结果。到会的有上海名流、电影界代表和著名律师等40余人。先由选举活动的主持人将选举经过和加冕典礼的筹备情况向来宾简单介绍，然后在律师监督下验票。结果胡蝶得21334票，陈玉梅得10028票，阮玲玉得7290票，胡蝶以多数票当选为电影皇后。　　选举揭晓后，原本准备举行一次盛大的电影皇后加冕典礼，因胡蝶本人一再谦辞，因此就将加冕典礼取消，决定将这一庆祝活动和“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结合在一起进行。　　大会于3月28日下午两点在静安寺路大沪跳舞场举行。由于事关救国，大沪的经理免费出借会场并免费供应茶点。会场门口悬挂着“庆贺胡蝶女士当选电影皇后，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的横幅，场内摆满了各界赠送的大小花篮200多只。还不到两点钟，门外车水马龙，门内人如潮涌，于是工部局派来了多名巡捕在会场门口维持秩序，救火会出动救火车一辆预防意外。各个名牌商店也纷纷送来礼物，一则表示祝贺，二则进行广告宣传。例如，福昌香烟公司将新出品的胡蝶牌香烟分赠来宾，中西大药房将明星花露水奉送大家，总统公司送来了“乖乖果”，冠生园食品店献上了巧克力糖……　　由于胡蝶正患眼疾，所以5时才到会。5时以前举行交谊舞会并穿插游艺节目。当新诞生的电影皇后终于在场上出现时，会场上立即出现了一个**。　　几位社会名流致贺词之后，大会即将“电影皇后证书”当场授予胡蝶。“电影皇后证书”全文如下：　　盖闻彩凤衔来，云里颁蕊珠之榜；丹虬献出，河中呈镂玉之图。胜事既成，良辰斯遇，不有佳证，何伸雅怀？电影选举，久畅行于列邦；此次提倡，实中国之嚆矢。而女士名标螭首，身占鳌头，倏如上界之仙，合受人间之颂，声华熠尔，舆诵翕然，足征殊艺冠群，有水到渠成之妙，灵心绝世，是花开见佛之才。今日者裙展联翩，香云馥郁，莫不欢从掌起，喜共眉舒。盖无皇后不能树银幕之先声，非女士不克居金屏之独座也。且秦暴方强，鲁难未已，飞机救国，日相喧呼，积款乘时，借资号召。蒙女士现毫端之艳彩，色相示人，舒口角之春风，歌音餍众。玲珑肝胆，与朱家郭解相期；旖旎光辉，岂小玉双成可比。红尘推戴，岂徒然哉！绣闼尊荣，从兹始矣。允垂嘉话，播世界于三千；竞仰芳姿，抚栏干兮十二。缅想昭阳昼永，日影方中；顿教合浦名高，花枝常好。此呈首届电影皇后胡蝶女士。”　　胡蝶是中国有史以来首任“电影皇后”。这事发生于“九·一八”和“一·二八”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的1933年。胡蝶当选“影后”，不是来自“自选商场”，而是出于“群众票选”，而主办者却是上海一家小报。胡蝶以21334票当选，按这家小报每份铜元三枚（折合大洋一分）计，“皇后”的身价不过元，实在低廉之至。　　胡蝶当选后，那时的“海上闻人”和阔佬吴铁城、杨虎、杜月笙、王晓籁、张啸林、虞洽卿、潘公展之流，曾在大沪舞厅举行庆典，名义很堂皇——“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这比“电影皇后加冕”自然来得光明正大。舞厅内挤满了“热心救国”的人们。在“救国”的牌子下，又有谁管古北口日寇的炮声隆隆！胡蝶来得很晚，被许多名人簇拥着进场，密密的人墙中隐约传出了她唱的《最后一声》：“您对着这绿酒红灯，也想到东北的怨鬼悲鸣……”真是绝大的讽刺。　　等到节目表演完了之后，有人提议请“皇后”当场募捐。当胡蝶捧着随手借来的男人呢帽“沿门托钵”募化时，只见这些“热心救国”的女士先生们一一沿着壁角，快步退出舞场，最后一算，仅募得300余元。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1932年明星公司胡蝶等人赴南京以“赈济水灾”义演为名，住高级的安乐大酒店，宴无虚席，票款收入除去一应开销，七折八扣已所剩无几了。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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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录――胡蝶(3)

永利村的婚礼　　胡蝶访欧归来，已是“姑娘虚岁二十八”。在四年前与林雪怀解除婚约后，她认识了在洋行做事的福建人潘有声，开始了一段马拉松式的恋爱史。这时，她的父亲身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母亲对她说：“趁你父亲在世赶快结婚！由他带你进教堂，将你交给有声，他就放心了。”胡蝶遵从母命，决定在年内和潘有声举行婚礼。吉期选定在11月23日上午11时，在九江路江西路口的圣三一堂（红教堂）结婚，晚上7时在南京路英华街大东酒楼宴客。新郎新娘的结婚礼服是在南京路上最有名的鸿翔服装公司定做的。上午9时整，新郎新娘驱车前往九江路教堂。这时候，等候在教堂门口的宾客以及围观的影迷已达2000人之多。　　在欢乐的《婚礼进行曲》中，胡蝶的父亲引领胡蝶缓缓步向台前。当牧师庄重地宣布“潘有声和胡蝶从此结为夫妻”时，观礼的来宾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明星公司的同仁们则齐声唱起了新创作的《胡蝶新婚歌》……　　当晚喜宴结束，已是夜深人静，新郎新娘又驱车前往他们的新巢——亨利路（今新乐路）永利村29号，去欢度他们的洞房花烛夜。　　坐落在亨利路上的永利村，当年是一条闹中取静、环境幽雅的弄堂，素有“影人村”之称。因为上个世纪20年代的电影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织云，就住在此弄8号，明星公司的著名影星高占非和高倩苹夫妇也住在此弄16号。　　朋友的祝福　　胡蝶很会做人，也懂得做人应谦虚的道理。胡蝶与阮玲玉这两位后来成为中国影坛巨星的女明星1928年在影片《白云塔》里初次合作。影片上映后，胡蝶受到了千万观众的称赞，很快就在中国影坛走红了。她在莫斯科时，上海发生阮玲玉自杀事件。有友人闻讯去告诉胡蝶。胡蝶先是怀疑谣诼，说道：“怎么会有这等事，又是小报造谣吧？”友人出示《申报》、《新闻报》的报道和照片，她长叹了一声，潸然泪下，喃喃自语：“我原以为不可能的。玲玉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多么好的演员，我比不过她。她见着人总是高高兴兴的，一脸和颜悦色，会自杀？真是的！”阮玲玉遇人不淑，内心十分痛苦，但她从不形之于色，表面看来总是笑嘻嘻的。她在最悲伤的时候，不是紧锁双眉、哭哭啼啼，而是笑盈盈的模样。　　胡蝶与宣景琳都是早期影坛的著名影星，她们曾有过一段“小摩擦”。　　20世纪20年代中期，宣景琳是明星公司“四大名旦”之一(另三位是王汉伦、杨耐、张织云)，红极一时；而胡蝶也由于拍摄了不少民间故事片而成为天一公司的“台柱”。1928年，“天一”改组，“明星”乘机就将胡蝶“挖”了过来。这样，两位红星碰在一起，难免就会产生一些“小矛盾”。宣景琳当时曾向公司表示：“伊拍一部，我拍一部，大家勿碰头(合作)。”　　后来，明星公司筹拍《姊妹花》，安排胡蝶一人兼饰姊妹两角，宣景琳扮演母亲。宣景琳起先不肯，后来经编导郑正秋再三劝说，终于答应下来。于是，两位红星在《姊妹花》中“碰头”了。　　1933年底，《姊妹花》拍成，在新光大戏院连映60天，轰动一时。胡蝶由于扮演了两个性格各异的角色而深受称赞，宣景琳也由于扮演老太婆角色惟妙惟肖而获得好评(她当时只有26岁)，两人之间的隔阂也由于合作从此烟消云散。　　50年后，定居加拿大的胡蝶在《回忆录》中曾经这样写道：“宣景琳在《姊妹花》一片中，是驾轻就熟，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有她及郑正秋的通力合作，我自己的演出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1987年5月，宣景琳80寿辰，上海电影界同仁纷纷前往祝寿。在这欢乐的时刻，宣景琳向大家说：“我现在正在思念一个人，她就是胡蝶。我和她两人同年，当大家向我祝寿时，我也想向她祝寿。她现在远在海外，希望她不久能回上海来看看，我们也可以见上一面……”　　胡蝶和戴笠　　戴笠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头子，胡蝶是著名电影皇后，他们两人的同居曾经有过许多街谈巷议。　　抗战期间，电影皇后胡蝶居住在香港。1941年香港被日本军队占领，她和她的丈夫仓皇出走，先到广东韶关，再由韶关到桂林，最后抵达山城重庆。　　戴笠是登徒子之流，不知糟蹋了多少女性。这时，他爱上了胡蝶，软硬兼施，终于把她占为己有。在这之中，戴笠钻了一个空子。原来，日本军队占领香港后，胡蝶因不想躲来躲去，疲于奔命，打算滞留在香港。不料日本人却找上门来，邀她赴东京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影片，宣扬所谓“中日友善”思想。胡蝶这才意识到继续留港的危险性，决定绕道回内地。行前，胡蝶夫妇将历年积存的财物装成30只箱子，托当时在香港秘密负责接送工作的杨惠敏女士代运回国。不料，当胡蝶夫妇抵达广东韶关时，却得到30箱财物在东江被劫的消息。　　胡蝶失宝，极为伤心，但戴笠却欣喜若狂，认为是天赐良机。为了赢得胡蝶的好感，戴笠先是百般安慰，然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要破案。于是他将杨惠敏和她的情夫抓来严刑拷打，得知的确是土匪抢劫之后，又派一批精干的办案人员赴广东全力侦破劫案。但由于兵荒马乱，劫匪如麻，任凭有通天之能，此案也无法侦破。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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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录――胡蝶(4)

戴笠情急之中心生一计，按胡蝶开的丢失珠宝、衣物的单子，派人去外国购置，然后谎称是追回了一部分。胡蝶是见过世面的人，一看这些“追回”的珠宝、衣物虽不是原物，但款色更新，价值更贵，于是对戴笠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1943年，戴笠和胡蝶同居于中美合作所内的杨家山公馆，布置得相当豪华。但胡蝶还是讨厌这个地方，屋前是山，屋后是山，连一个供散步的花园也没有。戴笠听见胡蝶这样一讲，立即下令在公馆前速造一座大花园，限一个月内完成。戴笠还亲自设计，在斜坡上用石块镶成了“喜”和“寿”两个大字，空隙处栽上各种奇花异草。胡蝶与戴笠同居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所以她一天到晚总是郁郁寡欢。戴笠是个杀人魔王，他要杀死一个人，比踩死一只蚂蚁还容易。因此，胡蝶表面上不得不应付他，心中却在思念自己的丈夫潘有声。而戴笠为了霸占胡蝶，特地送给潘有声一张特别通行证，让他在滇缅公路上运输货物，通行无阻。潘有声行踪不定，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因而使戴笠有机可乘。　　戴笠为博得胡蝶的欢心，又在附近的神仙洞畔，建造了一所更华丽的公馆，作为他和胡蝶的新居。为了让胡蝶不用爬坡，还把平坦的马路一直修到胡蝶的房门口。戴笠的部下沈醉为了讨好她，采用强制的办法，逼迫工人们通宵达旦地赶工。因为疲劳过度，精力不集中，有３名石匠被砸死，12名工匠被砸成重伤，轻伤则天天不断。潘有声从外地归来，得知娇妻已被“鸠占鹊巢”，当时非常恼火，就直奔中二路罗家湾19号军统局本部，但连去几次，都吃了闭门羹，又打听不出胡蝶的住所。有一天，他正在皇后饭店生闷气，戴笠的秘书王汉光去找了他，明确指出：“你要把胡蝶女士带回去，这点万万做不到，你还是拿些钱，做个官算了，聪明人不吃眼前亏。”潘有声知道鸡蛋碰不过石头，就独自悻悻地回到了上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戴笠准备与胡蝶正式结婚，嘱咐胡蝶飞往上海，与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潘有声迫于权势，同意与胡蝶解除婚姻关系。胡蝶掉着眼泪对丈夫说：“姓戴的只能霸占我的身体，却霸占不了我的心。有声，我的心永远属于你。”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于南京近郊，与胡蝶结婚即刻化为泡影。以后，胡蝶便与潘有声一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了。　　胡蝶的表演生涯，从20世纪2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60年代。然而，她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三四十年代。30年代初，她主演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把一个忍受丈夫虐待与压榨而毫无反抗、心地善良又有几分愚昧的女性刻画得相当成功。在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中，她塑造的秀娟不但富有反抗精神，而且内心世界十分丰富，受到好评。她主演的《姊妹花》是她表演艺术的高峰。在影片中，她一人饰演有着不同生活道路的双胞胎姐妹大宝、二宝，把两个身份悬殊、性格各异的女性刻画得非常成功。30年代，这部影片在国内创造了国产影片有史以来上座率的最高记录，后来到东南亚、日本、西欧诸国，也大获好评。胡蝶饰演过娘姨、慈母、女教师、女演员、娼妓、舞女、阔小姐、劳动妇女、工厂女工等多种角色，她的气质富丽华贵、雅致脱俗，表演上温良敦厚、娇美风雅。胡蝶横跨默片和有声片两个时代，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最优秀的演员之一。　　“蝴蝶要飞走啦！”这是电影皇后胡蝶的最后一句话。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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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侠女--小凤仙(1)

在上个世纪的兵荒马乱中，有几对患难夫妻是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比如孙中山和宋庆龄，廖仲恺和何香凝，又比如蔡锷与小凤仙。　　或许有人会说小凤仙的身份无法与前面二者相提并论，但是，我们所要讲的只是一段感情的矢志不移。对于感情，我相信是没有身份贵贱之分的，只要是人，只要是一个对感情执著的人，就算她或他的身份再卑贱，也是值得我们回忆的。　　所以，当我们想起那些为了革命而斗争一生的女人时，我们不能忘记小凤仙。她的存在，或许是一种巧合。但不管这是怎样的巧合，既然她与蔡锷能够在兵荒马乱中相逢，并且为蔡锷而坚守着自己的感情，那她就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女人。　　沦落风尘　　小凤仙19世纪80年代末出生在杭州，她是满族人的后裔，父亲是没落的满族八旗武官。在那清王朝彻底崩溃前的苟延残喘的年月里，那个八旗武官又突然被解职了。小凤仙的幼年，生活在一个日趋贫困，后母对她很冷漠的家庭中。　　大约在小凤仙十三四岁时，她的父亲故去，家庭生活更为艰难。后母意欲再嫁谋求生路，狠心地要将小凤仙卖掉。　　这一天，杭州的一条街上挤满一群人，围观一个身上被插了草标出卖的小女孩。一对男女走过来，仔细打量这个瘦弱的小女孩，见她虽衣衫褴褛，却浑身透着一股清秀和机灵，这对男女当即以80两银子将小女孩买去。　　这个被抛弃给陌路人的小女孩，便是后来闻名北京的艺妓小凤仙。可怜当时她被卖身时，连姓名也被卖得无从知晓，这对男女给她取名小凤。　　小凤没有落到正经善良人家的枝头。买回她当婢女使唤的这对男女中，据说男的是在宣统年间写过一本庸俗的自传体小说《鲁男子》的风流文人，叫曾孟朴，此人以寻花问柳为乐；女的叫彩鸾，是曾孟朴在上海清和坊“媚莲小榭”狎妓时宠爱的一个雏妓。后来曾孟朴花了一大笔赎身钱从鸨母手上赎她出来，娶回家中。这两个男女成婚后双双来到杭州，曾孟朴在官场上谋了一个差事。　　小凤在曾孟朴家里当了一年婢女后，已是一个15岁的少女了。尽管吃的是残羹剩饭，可干的却是又重又累的活，但是她仍然发育成熟了，而且出落得十分标致。当初买她时就不怀好意的曾孟朴，迫不及待地要摧残这朵刚刚含苞的小花。他时常拿贪婪的目光在小凤身上扫来扫去，天真淳朴的小凤尚不谙人事，对这些浑然不觉。　　这日一大早，小凤见主人曾孟朴和彩鸾梳妆打扮完毕，便有说有笑地出门去了，她料想他们一时半刻不会回转，便想把自己身上穿的衣裳换洗一下。她走进自己的小寝室，刚刚闭门解了衣扣，便听见男主人急促地敲着她的门叫她。她以为主人突然回来必是忘了带什么物品或忘了吩咐什么事，便急忙应声,掩了衣襟开门出去。谁知曾孟朴一头闯进门来，把她也拽进来，闩了门便行非礼之举。可怜小凤一个奴婢，哪敢有任何反抗，只得在惊慌和恐惧中任曾孟朴凌辱……偏偏这时彩鸾赶回家来，撞见了曾孟朴的丑行。　　原来，曾孟朴乃是故意骗彩鸾一同外出，然后借故甩脱彩鸾溜回家来的。但他却瞒不住彩鸾这个从风月场所里滚出来的泼辣女人，她早就在暗暗提防他的言行举动。当初她花银子买下小凤就是另有打算，想使唤她几年再转手卖给鸨母赚一笔银子。她自然不容曾孟朴去狎昵一个婢女而冷落她。她急急忙忙赶回家中，拿着了把柄便醋劲大发，又哭又闹。小凤也挨了女主人的痛骂。听了一番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后，她才知道自己宝贵的童贞被男主人强夺去了，不禁失声痛哭。男主人恼羞成怒，索性公开地一再蹂躏起小凤来。小凤的身心遭此摧残，从此形成忧郁寡欢的性情。　　正巧，这时上海清和坊“媚莲小榭”的那个鸨母忽然来杭州进香。她顺路到曾孟朴家看她过去的“女儿”彩鸾，撞见了这对男女的闹剧。　　鸨母见小凤姿色不凡，打算从这个年龄正合适的女孩子身上捞一把，便打定主意，用半真半假的语气对曾孟朴说：“当初老身为了成全你，狠狠心把老身最疼爱的女儿给了你，也是指望你们恩恩爱爱地过日子。你如今也该寻一个孝顺的女儿还给老身才好……依老身之见，不如让老身把这个小凤带回上海去。她一走，你们两口子也没事了。”　　彩鸾一听正中下怀，自然是抢先满口应承。曾孟朴也不便再说什么。　　鸨母回上海时，便像花钱买小羊羔似的把小凤牵走了。　　小凤被带到上海，从一个火坑被推进另一个火坑，被迫入了清和坊“媚莲小榭”为妓。她开始痛恨这人世间的不公正，性格更加忧郁和冷漠。鸨母给她易名凤云，逼她立即接客。尽管小凤哭泣不从，怎奈老鸨冷眼凶脸，威逼利诱，她已是身不由己了。　　从此，小凤(凤云)在上海沦落风尘。　　巧遇蔡锷　　蔡锷原名蔡艮寅，也用过“奋湖生”、“击椎人”等别号，湖南邵阳人，7岁启蒙，8岁订婚，妻子刘侠贞是武冈人。幼年时蔡锷的聪明便已显露，他读书兴趣广泛，15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一。光绪二十三年，蔡锷入长沙时务学堂，后来留学日本，学成归国后成为各方争相罗致的青年才俊。这年是光绪三十年，他23岁，最先跟随湖南巡抚赵尔巽，而后又得到继任巡抚端方的重用。李经羲任广西巡抚后，又把他召到广西，对他十分倚重，使他成为了广西麻军的头号人物。宣统元年，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蔡锷跟着担任云南陆军协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蔡锷和滇军将校起而响应，一举光复昆明而被推举为云南都督。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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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侠女--小凤仙(2)

这时，身在陕西巷云吉班的小凤仙只是个二流的姑娘，她姿色平平，又不懂献媚邀宠，还经常把客人气走。　　民国初年，蔡锷任云南督军，袁世凯为大总统，想方设法拉拢他为己所用，同时也秘密派人监视他。蔡锷的革命热情相当高涨，根本不愿当袁世凯的走狗，但碍于他的势力无可奈何，每日愁眉不展。这天，他扮成平常商人来到陕西巷云吉班散心，刚一进门就把小凤仙一眼看中。　　小凤仙问他以何为生，他谎称商人。小凤仙笑道：“你气度不凡，外欢内郁，绝不是商人。” 蔡锷突然对她欣赏起来，细看她模样，并无卖弄风情的妖娆气息，只是满脸诚恳和自信。初次相识，蔡锷尚有戒心，没有正面回答她。　　这次相识，二人心中都有些惊讶。小凤仙相信自己的眼力，断定他必定是个英雄人物，而蔡锷也觉得自己可能在垃圾堆中发现了宝。过了两天他再次登门，两人坦诚相待，商量了一计。　　没有多少时日，京城的官员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英雄难过美人关！一向踌躇满志、不近声色的蔡锷居然也有被妓女迷倒的一天。他在云吉班大张旗鼓地请客设局，应邀前来的都是当时官场上的红人。夜夜笙歌还不算，他又大兴土木，为小凤仙建屋造堂，建好之后，就把她娶过去做妾，每天过着醇酒美人的日子。他的妻子刘侠贞劝道：“你一向以天下事为己任，如今怎能贪恋声色，坐消壮志！”　　蔡锷不听劝告，反而斥责妻子，一家子闹得鸡犬不宁。连袁世凯都有所耳闻，赶紧派人前去调停，但无济于事。于是袁世凯这才放松了对他的警惕之心。　　蔡锷的妻子与老母气得搬出京城，去南方居住。袁世凯则加紧为称帝作准备。蔡锷知道北洋政府不会容他，就故意与小凤仙整日坐车游玩。一天，他找准了机会，便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第二天乘船逃至日本。袁世凯自然是气得火冒三丈，派人前去刺杀他。而此时蔡锷已到了香港，不久绕道越南，进入云南，组织了“护**”起义讨袁。　　知音难寻　　护国运动兴起。北洋军系的旧人，北洋第一代武将看不惯东宫太子袁克定的目空一切，认为这位大爷将来不好伺候，遂决计反对帝制，不动声色地猛抽袁世凯的后脚。袁世凯经不起内外夹击，从登基算起，只过了73天就在绝望中死去了。洪宪新贵们树倒猢狲散，大名鼎鼎的杨度晚年沦为大流氓杜月笙的门客。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代理总统，任命蔡锷为四川都督。由于带病操劳，蔡锷的喉疾更加严重。这时小凤仙天天都能收到蔡锷的消息，自是闭门谢客，静等蔡锷派人来接。她接到蔡锷写来的信，大意是说：自军兴以来，顿罹喉痛及失眠之症，现在都督四川政务、军务，实在是难却中央的盛情，所以勉为其难，等到大小事情布置就绪，就出洋就医，到时偕你同行，你暂时等一下。　　小凤仙天天在耐心地等待，可蔡锷已病情沉重，来不及也无法接小凤仙了。他急忙沿江东下，经上海到日本就医，终因病入膏肓而在福冈医院逝世，英年37岁。小凤仙等到的竟是蔡锷的死讯，顿时悲痛欲绝。蔡锷的灵柩运回上海，各方在上海为他举行盛大的追悼会。小凤仙托人寄来了两副挽联。其一：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其二：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小凤仙因受蔡锷的垂青而艳名大噪，一些人竭力趋走云吉班，渴望获得同小凤仙的一夜缱绻，从而赢得与蔡锷“同靴兄弟”的美名。但小凤仙总置之淡然，她决定对蔡锷从一而终，维护蔡锷的名声。可蔡锷的部属和学生却对小凤仙极力排斥，怕她有损蔡锷的清誉。小凤仙寂寞地守着对蔡锷的一份刻骨铭心的思念。　　据说，当北京官方与民间各界在中央公园公祭蔡锷时，小凤仙身穿蓝布大褂，亲自前往致哀。当她随民众步入灵堂向蔡锷遗像鞠躬时，被北京大学堂的学生发现。小凤仙察觉后随即快步走出中央公园，学生们追踪寻访，竟不可得。此后，小凤仙遂从八大胡同消失，隐姓埋名，无影无踪，对其去向众说纷纭，一直是个谜。　　最近，有人专门对她的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其中有一个观点，颇受大家的认可。　　小凤仙自蔡锷将军去世后，便离开八大胡同，隐姓更名。她先嫁给东北军的一位师长，从北京移居沈阳。后来可能是那位师长死了，她遂改嫁给一位姓陈的厨师，住在沈阳市皇姑区寿泉街三胡同的一座平房里。因为她丈夫姓陈，四周邻居们都称她“陈娘”，而对她不平凡的身世一无所知。人们看到的陈娘长得很漂亮，白皮肤，大眼睛，瓜子脸，个头儿至少在米以上，依稀可见她年轻时沉鱼落雁般美丽的姿容。至于她的实际年龄，她本人从不提及，又因她长相年轻，所以无人能猜得准。她没有工作，全靠丈夫的收入养家度日，生活很是拮据。两口子没有子女。她居住的房间是狭小的北厢房，室内面积只有10平方米左右。可室内几乎没有家具，因而并不显得十分拥挤。家里惟一像点样的摆设，就是那只天天上弦的小闹钟。陈娘也没有什么讲究的穿戴，只是平平常常的衣服，但洗得干干净净，穿起来显得与众不同。她惟一的爱好就是喝酒，几乎每餐都要喝两盅白酒，喝得很慢很慢。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去听戏，听得有滋有味、如醉如痴。这也可能与她早年的生活道路有关。她这样的生活习惯一直维持到晚年。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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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侠女--小凤仙(3)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11月，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这年小凤仙已48岁。她丈夫在东北人民政府的总务处工作，可能还是厨师。她自己也靠劳动吃饭了，先是进一家被服厂做工，以后到东北人民政府统计局出收部一位叫张建中的人家做保姆。她改名叫张洗非，不知此名是否有深意，但她此后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这一点是能肯定的。　　爱之弥深　　蔡锷在日本去世，噩耗传来，举国震惊，万众悲哀。在中央公园举行的蔡将军的公祭会上，摆放着小凤仙送的挽联。化了妆前来追悼将军的小凤仙哭昏在玉栏杆旁。曾朴的学生，她的好友苏芸把她扶起，此时的朋友如同岸边的野草，任何的安慰对于小凤仙都是救命的。于是两人约定在云吉班见面细叙。可是当苏芸来到云吉班找寻小凤仙的时候，见到的却是小凤仙留下的绝命书。原来，自从蔡锷去世之后，小凤仙就一直心存死意，只是要看着蔡锷入土为安之后，她才能放心而去。如今，蔡锷已经长眠，她对于人间的其它感情，是再没有什么可以眷恋的了。　　深夜，小凤仙踏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在车上，她反反复复地回忆着与蔡锷从相遇到相知一直到走到一起的点点滴滴，痛不欲生。她想服毒自尽，可是上天好像还眷恋她似的，一次意外的列车事故挽救了她。这样，心灰意冷的小凤仙来到了天津。她租得大院陋屋，靠替别人做手工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也许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过，她居然还会有感情!　　直奉战争在京津两地打响，奉军师长王玉魁部驻进小凤仙居住的大院。偶然的机会，王玉魁认识了改名为凤云的小凤仙。此时的小凤仙，已经从蔡锷去世的伤痛中恢复过来，过着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只是，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蔡锷以外的其他人，在她心里，蔡锷的地位是其他人无法取代的。不久，奉军兵败，王玉魁带着小凤仙回到奉天。他被小凤仙的美貌与传奇经历所打动，而小凤仙也再次被这种军人的气质所征服，这种军人的气质再次唤起了她对蔡锷的回忆。于是，她当了王玉魁的四姨太。结婚后不久，王玉魁因做鸦片生意，得罪了执法队，与张作霖闹翻，被革职下了大牢。王公馆树倒猢狲散，小凤仙为救丈夫四处奔走。后来,王玉魁虽出了牢，但已一无所有。他和小凤仙双双回到王家老屋，过起清闲的生活。王家老屋的生活虽清闲，但也不乏乐趣。然而，平静很快被打破。王玉魁的手下李副官告诉他们，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了。这一消息，勾起了王玉魁久卧思动之心。果不其然，张景惠出面，请王玉魁出任奉天城防司令。小凤仙识破了日本人“奉人治奉”的阴谋，对丈夫陈述充当汉奸的可耻。日本人恼羞成怒，将不从命的王玉魁关进了大牢，小凤仙也被软禁在王公馆内。　　李副官救出小凤仙，回到老屋。老屋已被日本人烧毁，她欲哭无泪。如果说蔡锷的死给她的打击还只限于情感的伤痛的话，那么这次，再次因为战争的混乱而将要失去她所深爱的人，几乎使她彻底崩溃。她找出手枪，决心报仇雪恨，救出王玉魁。乘着新任奉天司令的罗友杰筹办喜事之际，化装后的小凤仙潜入罗府，伺机逼罗放人。当得知王玉魁已在牢中不屈自尽时，小凤仙终于用尽了最后一丝勇气，她当场昏倒在地。幸好王玉魁的原部下耿副官及时赶到，救出了小凤仙，并把她安全送上南下的火车。　　奉天城如临大敌，到处追捕小凤仙。火车上，小凤仙被敌人的宪兵发现。情急之下，她被迫跳车，摔入路边煤堆中，被铁路烧水工救起。　　沈阳解放后，梅兰芳剧团在沈阳演出，默默无闻生活了十几年的小凤仙到省交际处会见故人。梅兰芳热情接待了小凤仙，友人们得知小凤仙的遭遇，深深表示同情。　　正当友人们思考着为小凤仙做些什么时，小凤仙再一次消失了。漫漫天涯路，她去向何处，留下了一个更深的谜。　　正如我们开头说过的那样，小凤仙其实并非一定是哪里的人，更遑论是上海的红颜。只是，我们却早已习惯把她归入上海的风尘女子当中去了。这里的风尘女子当然不是一概指沦落青楼的女子，而是指因为在战乱的年代里苦苦挣扎却无法脱身的女子。　　小凤仙就是这样的一位。　　翻阅一个人就像翻阅一本书，“小凤仙”告诉我的就是要如何学会关注自己的内心，成为自己！作为一个寻求者，我想这句话会让我受益终生。　　我想她的确是幸福的，那种幸福不带任何的阴影，就像她自己的质朴,她的没有城府一样。我想说她是个很有颜色的女人，她的一生犹如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浓重而热烈。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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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生命--周璇(1)

一个不能忘记的名字。　　一个不断寻求的灵魂。　　还有一副不可逾越的天才嗓音。　　周璇，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她的一生都在不知自己来自何处的痛苦中度过；她的一生都在光环和凄凉中交替；她的一生都在自己编织的梦想中展现着人世的五颜六色。　　我从哪里来　　周璇开始时其实并不叫周璇，而是经过好几次的周折，最后才选定了“周璇”这个名字的。关于周璇得名的原因及典故，有一篇题为《桃花太子忆周璇》的专访，它的记述基本上是可信的：　　“（明月社）为筹措解散费，黎锦晖决定在北京大戏院（贵州剧场）举行一次盛大告别演出，上演大型歌舞剧《野玫瑰》三场……《民族之光》是剧中一首爱国歌曲，其中有句歌词：‘周旋于沙场之上’ 。当时正值日军进逼上海，我十九路军与敌人决一死战的时刻，所以每演唱至此，必然掌声经久不息。黎锦晖由此兴奋地说：‘周旋，了不起！’忽然拉起周小红的手说：‘你不如改名周旋吧。’严华在旁听说，也感到‘周旋’比‘周小红’有意义得多，但‘旋’字看上去缺乏女性的感觉，建议在‘旋’旁加个‘王’字，从此周小红成了周璇。”　　现在的很多人之所以认为这个说法比较“可信”，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篇文章的作者“桃花太子”严华，当时是明月社的“台柱小生”，同时又是歌剧《野玫瑰》的男主角，也是《民族之光》的合唱者，周璇得名的过程他是耳闻目睹的，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一个“故事”是真实的。综合这个情节的叙述，可以确定，周璇这个名字乃是来源于一句歌词“周旋于沙场之上”，是由黎锦晖取的艺名，后来因严华建议，又把“旋”改为“璇”字。　　但是因为作者在谈到这个典故的时候已是老年时节，所以，又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说他已记不清个中缘由，而周璇的得名另有原因。比如说周璇应该是1920出生在年江苏常州一户姓苏的人家，学名苏璞，小名义官。苏璞3岁时，被舅父拐卖到江苏省金坛县一带，后来被一户姓王的人家收养，改名为王小红。不久，养母欧阳玉珍改嫁给上海一名工人，就将小红送给住在上海北京东路一户姓周的人家。当然，这些说法可信也不可信，因为直到周璇生命快终结的时候，她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来自哪里。　　任何人都无法面对一个没有母亲的结局和身世，周璇也不例外。寻了一辈子的母亲，尽管她认为“女人属羊，一世遭殃”是一种无聊而又荒诞的说法，而且在她的朋友圈子里，有好多属羊的女子，都幸福且快乐地生活着，但是这个传说对于属羊的周璇来说，无疑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且这个阴影在她的生活中隐含了种种灾难，使她终生都不得解脱。其中，最大的不幸恐怕就在于周璇苦苦探寻了一生却始终没有答案的问题——“我到底是谁?我的母亲在哪里?”　　在周璇的记忆中，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叫做周文鼎，而且他还有一个大太太，住在虹口，她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而自己的母亲邝太太是花旦出身，只是周文鼎的二房。可即便是这样一个少儿时的梦想，也因为一句话而被否决了。有一天，神经有点问题的傻傻的二哥跑到周璇那里让她给他一些零用钱时，无意中竟然说了这样一句话：“阿爸不喜欢你!你不是阿爸养的!”周璇当时就惊呆了。因为在她的记忆和思想里，自己肯定是父亲的女儿，可是自己的哥哥又怎么会平白地说这样的一句话呢？正所谓“无风不起浪”，小周璇急忙跑去问母亲。从母亲惊惶失措的掩饰中,周璇终于意识到自己或许真的不是父母亲生的。周璇陷入了痛苦的纠缠之中。她怎么也不能相信，自己居然没有父母，父母是谁自己居然都不知道。在她一再追问下，邝太太终于说出了周璇的身世，并希望她可以理解和谅解自己因为自私而没有告诉她真相。原来，周璇是她领养的。当年花旦出身的邝太太嫁进周家两年，却仍然没有自己的孩子，为了有个孩子做伴儿，也为了周文鼎死后她能多分一份家产，她毅然到虹口鸭绿江路联华庵(上海人一般称做“莲花庵”)请老师太为她找个被人家扔掉的孩子。后来老师太为她找到了一个尼姑的私生子，邝太太抱了回来，那个孩子就是周璇。　　邝太太的一番话仿佛一把利剑，把周璇那颗纯真的心刺得粉碎，使她受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惊讶和震动。从小到大，她都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对自己的父母充满了爱戴和崇敬，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孝顺他们，希望从他们身上得到温柔的慈爱和无私的庇护，然而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到头来居然是一场骗局，受骗的只是她的无知和幼稚。她一下子感到从未有过的茫然、孤独和空虚。那一瞬间她似乎突然长大了许多。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的父亲居然忍心要把自己推入火坑做妓，而姆妈又常常对待她像对婢女一般冷淡和无情。原来十几年来受尽的生活的煎熬和折磨，早已是前世种下的孽债。她对家庭彻底地失望了。　　不久，在周璇的一再追问下，她的养父周文鼎给她讲了关于她身世的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他告诉周璇，她的母亲不是尼姑，因为邝太太去莲花庵领她时，看到有一个女人抱着她。他同时还表示要帮周璇找回生母。周璇从养父这儿找到了能与家人团聚的可能，而且证明自己不是尼姑的女儿，这对她来说，犹如一个垂死的人有了复生的希望。从此，她将赚回来的钱大多数交给养父，请他帮自己找母亲。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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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生命--周璇(2)

然而令她想不到的是，周文鼎无休止地敲诈养女，却并未真的帮她找母亲。1941年，周文鼎被鸦片毒死了，没有留下任何给养女的交代，临死还只想着向养女要钱。周璇像突然跌进了冰窖里，浑身冰冷，禁不住一阵阵战栗。这如同一把利刃，割断了她和生母重聚的惟一纽带，割破了对未来天伦之乐的憧憬，也割碎了她已经受尽折磨的一颗心。找不到亲生母亲、无法证实自己的出身一直是周璇的隐痛，她始终没有放弃寻找。　　她无法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于是，为了不徒然增添郁悒的情绪和难以磨灭的内心创伤，她更加热爱属于她自己的舞台以及带给她希望的荧光灯下的生活，她更加热爱帮助她的艺术界的兄长大姐们。　　绽放野玫瑰　　周璇开始在舞台崭露头角来源于她小时候的一次偶然的机会。　　为了忘却那段不痛快的回忆，周璇和伙伴们在舞台上挥洒汗水的同时，也尽量地给自己寻求一些安慰。在演出救国进步歌剧《野玫瑰》终场时，周璇放声高唱了其中的主题曲《民族之光》，当时在场的明月社的发起人黎锦晖笑着鼓励她：“小红，你这一句‘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唱得真好，是你进剧社以来唱得最好的一句。你正好姓周，以后就改名叫周旋吧!”接着在场的严华又建议将“旋”字改为“璇”字。殊不知，这既是她新生命的开始，也是她艺术生涯的开始。　　周璇，这个自出生以来，空有名而无姓的女孩一直为自己的名字而悲哀。想想当年养母希望她在舞台上能走红从而成为自己的摇钱树,所以给她改名叫“小红”，她心里的辛酸的确不是其他人可以体会到的。这个女孩子终于有了一个充满长者的关爱和对自己成绩的肯定的名字——周璇。她含着泪，高兴地跳了起来：“是吗?我就叫周璇，叫周璇!”　　翻开厚厚的一本中国近现代电影史，我们不难发现，电影史上周璇演艺生涯的灿烂完全是与她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分不开的。根据有记录的史料显示，周璇生前一共拍摄了43部影片。　　关于周璇的电影处女作也有好几种说法。有的说周璇的“处女作”是《美国恩》，这部电影是由当时的天一公司出品的，陆丽霞主演，周璇只是在片中串演歌舞节目，也就是现在所俗称的“跑龙套”。所以她在回忆自己的电影生涯并向媒体宣布的时候，曾经说她的处女作是《花烛之夜》。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周璇的“处女作”是艺华影业公司出品的《女人》，然而根据当年曾经主演《女人》的老影星黎明晖的回忆，根本没有这回事。看来，任何一个故事的产生，都必然有它附和和考证的难度。　　周璇曾经在一些公众场合多次说，在她主演的电影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满意的，回首自己的演艺生涯，她认为只有一部电影可以代表她，那就是《马路天使》。　　1947年，上海出版的《电影杂志》记者曾经访问周璇：“很想知道你对过去所演影片中的哪一部最满意？”周璇谦虚地回答：“我都觉得不满意，不过……《马路天使》最值得我怀念，因为许多朋友都喜欢它，其次是《各有千秋》了。”《各有千秋》是1946年由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出品的。在朱石麟编导的这部电影里，周璇和黄河分任男女主演，影片描写一对青年男女大学毕业后失业的故事，很有现实意义（目前坊间有VCD影碟出售）。　　国外有媒体曾经将《马路天使》、《忆江南》、《夜店》和《清宫秘史》四部影片列为周璇的代表作。更鲜为人知的是，1939年，周璇曾经在艺华公司出品的《影城记》一片中客串歌唱节目。虽然这也是周璇日后的成名绝技之一，但在那个阶段，却还是一个尘封的故事。当年的《艺华画报》曾用大量篇幅宣传此片，并刊登了周璇的大幅照片，旁边的文字说明是：“影城中第一条金嗓子周璇客串，高歌一曲，绕梁三日。”至于周璇在片中唱的究竟是哪一首歌，笔者曾经走访过《影城记》的女主演路明，但她已经记不得了。　　拍摄于1945年的《凤凰于飞》，从电影中的情节和演员的选择上来看，恐怕是公司为周璇公开寻母。影片中，主角合家团聚；生活里，周璇还是孤凄地默默哀泣。据说影片公映后，很多人都来认周璇为女儿。可是此时的周璇早已不是那个幼稚的小女孩。面对这些眼红她的名声、地位和财富的人，她觉得很伤心。人世间最大的悲哀其实不是追求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是明知道有自己要的东西，却不知道在哪里。　　金嗓子　　周璇的光环除了在电影上表现出来的天赋之外，还有她那副与生俱来的好嗓音。　　根据现有的关于周璇歌唱事业的史料的统计，周璇生前一共演唱过200多首歌曲（其中有114首是电影插曲）。尽管这些歌曲因为所处的年代和当时整个社会欣赏水平的关系，染上了不少上海滩的**风气，但是这些歌曲和她主演的影片一样，也是瑕瑜互见，不能一概斥之为“靡靡之音”。　　周璇是于1932年步入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团的（和她同时加入“明月”的还有聂耳），也正是这个黎锦晖，给了年轻的周璇以希望和新生。在加入明月歌舞团之后，她以一曲《民族之光》崭露头角。不过可惜的是，她并没有与她的这位伯乐一起开创她的事业，在她有所成就的时候，她因为爱情而选择了新华歌舞团。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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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生命--周璇(3)

1934年，上海《大晚报》举办“播音歌星竞选”，此时的周璇已经“跳槽”到了严华主持的新华歌舞团，在严华的鼓励下她参加了竞选。选举结果连她自己都很震惊——她与当时上海滩上的红艺人白虹、汪曼杰共同获得了前三的名次。她以落后于白虹不多的票数而名列第二，获得了“金嗓子”的称号，这对于从未在歌唱舞台上有所收获的周璇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也是莫大的成功。从此，她以她 “金嗓子”的名号开始在自己的演唱事业中蓬勃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上海艺华影业公司接受了生产三星牙膏的中国化学工业社的资助，拍摄了一部“软性歌舞片”《三星伴月》。当时已红遍上海的周璇被挑选担纲主演，并演唱了该片的主题歌《何日君再来》。电影和歌曲中的缠绵成为周璇那副金嗓子最好的阐释。随着影片的上映以及唱片的播放，《何日君再来》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第二年，香港大地影片公司出品了抗日影片《孤岛天堂》，在描写舞场情节时引用了这首歌，引发了各个歌舞团竞相引用的热潮；1941年，日本影星李香兰（山口淑子）也将此曲灌制成唱片。由于歌曲宣扬了“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的“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在当时的上海滩，甚至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有人据此批评周璇的金嗓子只是一些软弱无力的俗声，但这种事实却又不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　　就在同一个时期，周璇还在影片《马路天使》中演唱了《四季歌》和《天涯歌女》，这两首歌留传至今，成为不朽的经典名曲，尤其是后者，在几十年后，还因为其中所蕴涵的深刻社会意义和不朽的歌曲调子而成为电影插曲中的经典之作。　　与对自己电影的评价一样，周璇对于自己的歌唱也有很多的说法。1948年，周璇曾经在《电影杂志》上回答读者说，她对自己的歌曲，最喜欢的是《难民歌》。这首歌是影片《七重天》的插曲，歌曲表达了沦陷区难民流离失所的痛苦，由徐半梅（即徐卓呆）作词，严华谱曲，而喜欢的原因则因为自己从小的流离失所以及对于痛苦生活的感悟，让她有些许的辛酸与感慨。　　与当下的一些演艺人士所走的路线相同，当时的周璇在上海那样一个烟花繁华之地，也开始着手经营自己的事业。1945年5月，周璇在上海金都大戏院举行了三场独唱音乐会，演唱了“银海三部曲”（《渔家女》《鸾凤和鸣》《凤凰于飞》三部影片的插曲）等歌曲，虽然票价高达3000元（旧币），仍然被歌迷抢购一空。　　其实周璇在明月歌舞团时也曾经灌制过一张唱片——《特别快车》，这是黎锦晖的代表作，后来“明月”的四大天王之一王人美也曾将这首歌灌成唱片。但与王人美的这张唱片相比，周璇唱的《特别快车》别有韵味，尤其是尾声中伴有“喀嚓喀嚓”的车轮滚动声，颇能引人入胜。　　璇之恋　　周璇和严华的恋情开始于明月歌舞团走下坡路的时候。在上海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时候，“明月歌舞剧社”被迫解散。这对于事业有了成绩并开始走上成功之路的周璇，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另一方面养父又来逼迫，一时之间，她无所适从。此时乐队里的严华挑起重担，成立了歌舞社。为了报答黎锦晖的知遇之恩，也为了应付养父的逼迫，周璇四处演出，又上电台播音，这是她后来以金嗓子成名的开始。不久，她就成为受人注意的歌星，还在竞选时获得亚军。人们称赞她的歌声如金笛吹鸣，沁入人心，予以“金嗓子”的雅号。正所谓患难之交见真情，当然，这所谓的真情在后来的日子里被批判的一文值，但是当时她与严华之间的合作的确是令她最快乐的。在忙碌和快乐的工作中，她与严华结为伉俪，此后，严华组建新华歌舞团，周璇也随着严华到了新华歌舞团。　　不过，这段当时人所共赞的婚姻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周璇和严华的婚变是1941年上海孤岛上的“特大新闻”。在他们两人一起为新华歌舞团奔走经营的时候，却有人认为，他们是一种为金钱而结合的婚姻，他们的结合是一种明显的目的性结合。两个本来就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和事业的人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流言的污蔑。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选择了分开。此时的周璇，正处在电影事业的顶峰，她在当时上海影后的评选当中夺冠。但她却坚持推却了，成为电影史上的一段佳话。所以当时的媒体多数是谴责严华，同情周璇。但是后来有人认为，“周璇和严华的分离，是受人圈套落入旧社会恶势力的深渊，变成了他们的俘虏和摇钱树，她和严华都是被害者，他们的离婚是那个制度残害的结果。”严华在和周璇分手后，也就没有了经营演艺事业的心思，从此与演艺圈脱离了关系，转而从事企业经营，直到1992年病逝于上海。　　周璇和严华分手后不久，结识了一名绸布商朱怀德。朱怀德并非是一个陌生人。他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和周璇认识，再加上当时周璇贵为上海影后，与朱怀德这样的上海富豪之间的交往也就在所难免。遗憾的是，周璇和他相交多年，却始终没有调查他的恶劣品质。周璇经不住他的花言巧语，同他一起到了香港，并与他同居。怀孕之后，周璇希望朱怀德和她一起回到上海举行婚礼，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但当她回到上海后，终于发觉他“始终是欺骗人，说谎”。此时她“才真的觉悟，正如做了一场梦，悔也来不及了”，于是只好在报上刊登启事，宣布与朱怀德“脱离同居关系”。周璇在上海生下孩子（周民）后，脑海里想的是：“所有宝贵的名誉也坏了，下半世等于完了，所安慰的是有一个小孩，才能生活下去。”这或许是周璇前两段婚恋中惟一的安慰吧。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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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生命--周璇(4)

在与朱怀德分开并生下了孩子之后，坚强的周璇决定继续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她接受了大光明影片公司的邀请，在上海拍摄了一部名为《和平鸽》的影片。在拍摄的过程中，她渐渐地与该片的美工人员唐棣熟识，并且开始走在一起。之后，他俩在枕流公寓度过了一段“像凤凰于飞在云霄”的岁月，并且很快又有了爱的结晶（周伟）。应该说，这段爱情是周璇本人最满意的一段感情，因为自始至终，他们都是以极大的热情去深爱着对方的。而且因为在工作中的熟悉和了解，使得他们之间没有因忙碌而盲目。然而直到1952年，他们才筹备正式举行婚礼。不料正当5月份他们准备举行婚礼的时候，唐棣却被指控犯有“诈骗罪和强奸罪”而被判刑三年。一年后，法院又撤销原判，予以释放。可是当他回到家里，才知道周璇早已住进医院去了，正是“人去楼空情枯等，两心相继不复存”。从此，唐棣再也未能和周璇重温旧梦，直到周璇离世。　　天地苍苍，人海茫茫，知音的人儿在何方？叫人费思量……她的婚恋有过欢乐，也有过幸福，就算是短暂的幸福，至少她曾经作为一个女人而享受过这样的生活。不过我们仍然不得不说，周璇的三次婚恋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其实，她一辈子所追求的，除了对于生命的来去之间的迷惑之外，还有她对于知音人的寻求。　　周璇的遗书　　1995年，广电总局等单位在北京隆重举行了“中国电影90年”的庆典活动，周璇生前主演的影片《马路天使》，被评选为“中国电影90年优秀影片”之一,周璇本人则荣获“中国电影世纪奖”。　　然而，这相隔了几十年之后的殊荣，就真的能够让那个在地下已长眠的周璇含笑九泉吗？　　在周璇病逝前的几年时间里，她曾经用自己的一些文字叙述了她的上海情结，并分别将这些情结写成九封信寄给了香港好友、作曲家李厚襄。 1957年，周璇病逝后，香港导演屠光启在筹拍《周璇传》的时候，听说有这么一回事，于是找到李厚襄，这才将这九封信完整地在展现世人的眼前。尽管后来影片未拍成，但屠光启却在征得各方同意后于1975年将这9封信公开发表于《万象》杂志。　　“上海的确很安静呢！一切都没变，仍有很好的西乐唱片听，都是最新的，衣服也随便穿，很是自由的。为什么那些人喜欢瞎说呢？真奇怪！什么东西都便宜，生活低。这次回来真是高兴，到底在家舒服呢！”　　——流浪的受尽煎熬的上海的女儿，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忘却的是伤痛，留存的是温馨。　　“很多家公司要我拍戏，我真想休息一个时期，能不拍最好！”　　——生命有时尽，快乐无处寻。累了的时候，我希望安宁。　　“我预想一年之后，等小孩长大一点……还是去南洋走一趟，既轻便又能赚钱，你的话不错，趁能赚钱的时候……别将来悲哀，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知道天机的人到了最后都因为洞悉天机而痛苦，上海的女儿，你的痛苦是否也来源于此呢？　　“现在我是在倒霉！痛苦万分，灰心！你不知道，真气死人了！他们有恶意。”　　——“他们”，又是指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揭开这个“谜”！　　自从周璇去世之后，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曾经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有关她的“故事”、“外传”、“小说”，还拍了电影、电视剧、沪剧等，如果周璇泉下有知，她一定会说：“滑稽来！”这是周璇生前的“口头禅”。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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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冕影后――阮玲玉(1)

“你走了，无声无息，不想惊动一切，这是你的本意。不过，太多世俗无聊的好奇充斥着这个世界。于是，众多的猜测探秘之类沿你的余光接踵而至。如果不是一道红尘之墙，可能你将永远也得不到你想要得到的安静和忘却。”　　* 悼阮玲玉　　幸福的丹凤眼女孩　　清朝末年，列强入侵，在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富饶的上海像一颗珍珠一样诱惑着虎视眈眈的列强。当时的上海人民，在洋人和政府官吏的双重压迫下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而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工人更是苦不堪言。　　1901年4月26日，一个美丽的小生命诞生在阴暗、拥挤的祥安里的一个小屋里。这家人姓阮，男主人阮用荣年近40，在浦东亚细亚火油栈当工人。女主人何氏25岁，由于生活的重压，显得憔悴而衰老。当这对一直想要个儿子的夫妻看着怀中漂亮的二女儿时，不知心中是喜是忧。望着她美丽的丹凤眼，父亲给她取了个有点儿男性化的名字——凤根。由于家里多了一口人，使得原本就贫困的生活更加愁苦艰难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凤根渐渐长大，变得更加可爱、更加美丽了，再加上大女儿的夭折，更使得父亲视她为掌上明珠。住在火油栈附近工人住宅的那段日子，给凤根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那时每天下午凤根都会准时坐在门槛上等着父亲下班回家，而父亲也一定会不顾工作的疲惫，陪她玩上一阵儿才休息。可是好景不长，一年后他们一家又被迫搬回了破房子。不过令凤根最难受的是父亲不得不每天早出晚归，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更少了。但即便这样，她仍然会每天等待着父亲回家，而父亲对她也是更加宠爱，即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每天带回些好吃好玩的东西逗女儿开心。每当看见女儿闪动着水灵眸光的眼睛和粉嫩的小脸，父亲一天的疲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幸福和欢乐对这个万分艰难的家庭来说毕竟是短暂的。一天深夜，父亲摔倒在屋前的积水中，就再没有起来，手中还握着给凤根的礼物——一对小耳环。那一年她刚刚才6岁。家中的支柱倒下了，只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赚钱养家，母亲给一个大户人家帮佣。凤根也跟随着母亲，给主人家当小丫头。母女俩一年四季辛勤劳动，总算能勉强维持生计。由于家贫及体弱多病，凤根8岁才进私塾念书，改学名为玉英。转年，进入崇德女子学校就读。虽然母亲向主人家苦苦求情，让玉英有了上学的机会，但每天放学后她还得像小丫头一样干活，而且要比往常干得更卖命。年幼的玉英，并没有被这种艰难的境遇压倒，她有种发自内心的精神的力量，使她自小就具有无穷无尽的求知欲。随着年岁的增长，知识的积累，她变得自信了，坚强了。她一心要念书识字，成为“自立的女子”。　　她喜欢读小说，在五花八门的小说世界里，她一次次体验了各种人、各种生活的酸甜苦辣。她嗜书如命，终生不变。这种爱好对她日后的发展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培养了她的艺术细胞，对她走上电影演员的道路有着莫大的帮助。母亲含辛茹苦地将玉英送进了学校，望女成凤，这为阮玲玉成为一代艺人铺下了最早的一块基石。　　致命的邂逅　　16岁的玉英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这年母女俩在张家帮佣。在一次崇德女子学校的晚会上，玉英的表演引来了张家三少爷张达民欣赏的目光，二人在此上演了一段看似美丽实则致命的邂逅。　　张达民是在阮玲玉短促的一生中第一个占有了她的男人。在她人生最辉煌的10年中，她为他付出了青春和用血汗换来的金钱。而他却愈来愈像魔影似的追随着她，笼罩着她，直至将她推给了死神。　　自从那次相遇以后，张达民见到玉英总是笑脸相迎，对待她们母女从来不摆少爷的架子。两个人从相识到恋爱，从恋爱到同居，都是闪电般迅速，甚至都来不及让玉英计划好将来的生活。玉英想的是先完成学业，然后找个工作，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做个自立的人。可在文化不多的母亲看来，眼前就有个很好的选择，那就是跟张达民结婚，早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面对着人生的第一次艰难的选择，一方面是自己的信念，另一方面是母亲的坚决，她感到前途一片迷茫，不知哪条路才会通向幸福。母命难违，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她终于顺了母亲的意，决定嫁入张家当少奶奶。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电影业的摇篮，云集着大批明星和才子，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同居后不久，玉英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产生了当电影演员的念头。张达民的哥哥张慧冲看过她的表演，知道她有表演的天赋，于是极力劝说，还鼓励她说考不上也没关系，试试也好。本来就对当演员有些动心的玉英，想到丈夫游手好闲，如果当了演员就可以贴补家用时，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张家跟电影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阮玲玉要当演员，张达民本来就没什么意见，再加上这又是一条挣钱养家的出路，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在1926年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玉英在张慧冲和母亲的陪同下，参加了《挂名的夫妻》这部默片女主角的应试。　　考试中玉英先是以她清新脱俗的书卷气赢得了导演的喜爱，后又用与生俱来的表演天赋过关斩将，最终得到了演出的机会。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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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冕影后――阮玲玉(2)

那场面试上玉英的表演使每一个在场的人都难以忘怀。当导演要求她做欢乐表情时，她便轻盈地把头一侧，薄唇轻启，嫣然一笑，眼睛显得更弯，也更妩媚，唇角边还浮出一个逗人的浅窝。当导演要她做悲伤表情时，原来留在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美丽的眸子顿时蒙上一层水盈盈的泪花，从泪眼中露出哀怨的神情。就连见过很多优秀演员的大导演卜万苍都被她的魅力征服了，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宣布她考取了。他兴奋地说：“你们看，她像有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　　她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一个演出的机会，改名为阮玲玉。她，终于跨出了第一步，开始朝着明星的梦想努力了。这是多么艰难的第一步啊!这一步中有自己的心血，也有卜导演的信任。阮玲玉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对于卜导演的知遇之恩从不敢忘；卜万苍也以一个艺术界的长者的身份关怀着阮玲玉的成长。阮玲玉待人接物极有涵养，对人也和蔼可亲，从不摆明星架子，对卜万苍在艺术上极为敬重，始终事以师礼，对卜之指点，无不唯命是从。后来，当她成为万众瞩目的大明星时，依然不改本色，联华公司主动提出给她加薪，被她拒绝了，因为她敬重卜导演，认为如果薪水高于卜导演便会心中有愧。　　阮玲玉在工作方面极为敬业，为了演好戏，她几乎每接到一个角色时都会把自己关在家里，专心揣摩角色的心理、语言、动作和眼神，并时而嬉笑，时而哭泣，宛若疯了一样。当别人问及此事时她还会高兴地解释道：“我就是疯子！”为了找对人物的感觉，她读了千余部小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探索到了各种女性的精神世界，逐步提高了塑造角色的能力。　　阮玲玉在拍摄她的第一部影片《挂名的夫妻》时，初露锋芒，影片公映后受到好评。此后，在明星影片公司的两年时间里，她又拍了4部影片，但都因为格调不高，才华难以显露。为了适应日渐低迷的市场，明星公司决定拍受小市民阶层欢迎的神怪武侠片，影片上映后大为轰动，进而掀起了拍武侠片的狂潮。阮玲玉早就感觉到自己在公司里受到了冷遇，再加上她原本就不喜欢演武侠片，所以为了自己的未来考虑，她决定离开明星影片公司，另谋出路。离开明星影片公司后，已经颇有名气的阮玲玉加入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第二年又转入了刚刚合并成立的联华影业公司。从此真正走向了她思想上、艺术上的新路程，向默片表演艺术的顶峰不断攀登。她主演了“联华”的第一部影片《故都春梦》，在这部戏中她成功地饰演了妓女燕燕一角。影片公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同年她又担任了《野草闲花》的女主角，这部影片使阮玲玉一举成名。这个楚楚动人的女子凭着她的美貌和演技红遍了整个中国，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她的演技代表了中国默片时期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　　阮玲玉和联华影业公司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联华”的众多著名导演，孙瑜、卜万苍、蔡楚生等都在阮玲玉艺术的成长上提供了许多帮助，甚至是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阮玲玉的艺术才能及她在影坛的成功也为这些名导演拍摄的作品增色不少，甚至对中国早期的电影事业都作出了名垂青史的贡献。　　演艺事业顺利发展的同时，阮玲玉的感情生活却并不顺利。早在她去拍《挂名的夫妻》时，自己的生活就陷入了有夫妻之实却无名分的境况。张家四兄弟中，大哥夫妇、二哥夫妇都是电影明星，四弟也勤劳肯干，开了家照相馆。只剩下张达民既没有固定工作，又不求上进，虽然是张家三少爷，但却没有拿一分钱供养阮玲玉母女。她曾几次为他找好了轻松又体面的差事，但每次的结果都是张达民逃跑，留下残局交给她处理。不过阮玲玉也并不在乎，她需要的不是他经济上的资助 ，而是爱情的忠贞不渝。她希望通过她一次次的感化，张达民可以浪子回头，就像电影《故都春梦》一样。　　可奇迹并没有发生，他不但未被感化反而愈发堕落了。在阮玲玉往北平去拍摄《故都春梦》外景时，张达民便在上海尽情地嫖赌，把家里财产分得的1万多元钱全部嫖尽输光了。显然张达民已经把他漂亮的电影明星妻子当成了钱袋和银行。当阮玲玉回到家发现他的不良行径后，与母亲好言相劝。但张达民对待阮玲玉早已不像刚认识的时候那样关爱顺从，两人先吵后骂，最后张达民竟然打了她一个嘴巴。　　自这次以后，阮玲玉与张达民之间的感情便如破镜，再难重圆了。面对张达民的百般纠缠，阮玲玉选择“断绝关系”，可张达民怎会轻易放弃这棵摇钱树？在那段时间里，阮玲玉被张达民纠缠折磨着。为了分手，她试过诉诸法律甚至以死相逼，但都没有什么效果。　　经过一番痛苦的斗争，张达民终于答应以“每个月贴他一百元，贴足两年”为代价，与她分手。阮玲玉答应了， 她甘愿用辛辛苦苦拍戏换来的血汗钱换取独立、快乐和未来。　　飞蛾扑火　　如果说跟张达民分手意味着阮玲玉脱离了苦海的话，那么她与茶商唐季珊相识就意味着她又跳入了另一个苦海。当时上海竞争十分激烈，就算是联华这种大公司如果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也很难立于不败之地。联华为了增强竞争力，就选择了让大茶商唐季珊入股，并常在公司或租赁场地召开联谊会和舞会，要求“联华”公司的女演员参加，陪他一起跳舞。自然，在这种场合，是不能缺少当时在演艺界声誉日高的阮玲玉的。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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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冕影后――阮玲玉(3)

和很多见过阮玲玉的人一样，唐季珊很快就被阮玲玉的美丽吸引了。他以自己受女明星张织云的骗为幌子，以温柔多情为掩护，使阮玲玉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依恋。再加上他风度翩翩，她的朋友们也纷纷说“他当然比张达民好。”就这样唐季珊很快就赢得了单纯善良的阮玲玉的芳心。为了防止夜长梦多，他为她在新闸路上的沁园村里买下了一栋三层别墅。他的这个举动正好实现了阮玲玉一直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的梦想，于是，阮玲玉对这份迟到的“幸福”颇感欣慰，沉浸在了被爱的幸福之中，准备以身相许，从此把他当成生命坚实的依靠。　　阮玲玉知道，唐季珊在最初热恋张织云时，两人曾订有契约，各执一份，契约上写道：唐如弃张，唐应赔偿张之损失费20万元。但是阮玲玉天真地认为：唐季珊为新居置办了上好的红木家具、特制沙发床、椅，选购了她心爱的首饰等物，这显然与当初他跟张织云结合时的性质截然不同。她深信他们有真正的感情，并且有独立的人格，不是彼此的依附物。她还暗自发誓：结婚后决不停止去摄影场拍片。但单纯的阮玲玉随后再一次陷入了重重危机。　　一天，阮玲玉正在家弹钢琴，电话铃响了，话筒的另一头是张织云亲切而又真挚的劝告。她说她跟了唐季珊两年，也被他玩弄了两年，他喜欢玩弄女性，而且喜新厌旧。她为唐季珊付出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到头来终究断送了自己。她告诉阮玲玉，他现在跟阮玲玉在一起，但也只会跟别人说他找到了一个比张织云更漂亮年轻的女明星。最后张织云动情地说：“玲玉，你我不熟悉，可我们是同行，希望你别再走我的老路。你戏演得好，比我有成就， 更要珍惜自己，千万要珍惜啊!”一声呜咽，电话挂断了。　　放下电话后，阮玲玉心乱如麻，她的美梦又被残酷的现实击了个粉碎。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随着吸血鬼张达民的出现，本来就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更加难以应付了。他开始在报纸上对阮玲玉大肆诽谤，准备利用社会舆论击垮她。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面对舆论的压力，阮玲玉觉得孤立无援。此时她想起了唐季珊——这个曾经深深地爱着她，给过她关心与依靠的避风港。可当她满怀希望地去找唐季珊时，他商人的那种虚伪和狠心立即暴露无遗。一次偶然的机会，阮玲玉发现唐季珊有了新情人，她再一次被抛弃了。眼看着那个女人戴着唐季珊送的首饰，两个人住在新买的别墅中，她的心仿佛被人摔了个粉碎。这次唐季珊的见异思迁给阮玲玉带来的打击不亚于张达民的堕落。事情闹大了，两个阴险狠毒的男人不顾阮玲玉的感受，不断在报纸上相互控告，事情闹上法庭，阮玲玉将独自站在被告席上聆听判决。当时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刚刚公映，这部片子中有无耻记者利用舆论害死女主人翁的情节，于是一些黄色小报记者即利用此案向阮玲玉大泼污水。一时间，流言蜚语几乎将阮玲玉淹没，他们的案件成为轰动上海的一大桃色新闻。　　脆弱的阮玲玉被两个她曾经深爱的男人逼得走投无路，于是死的念头再次袭来。阮玲玉曾向人诉说张达民把她当做摇钱树，唐季珊把她当做专属品，他们都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在阮玲玉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时，《新女性》一片使她和导演蔡楚生之间燃起激情爱火，萌发地下情。在这个当口，阮玲玉受到唐季珊的责难，便跑去找蔡楚生，要求一起逃离上海，“结了婚再回来”。懦弱的蔡楚生被吓坏了，他在乡下有老婆，岂能担当这样的风险？阮玲玉在他被吓得惨白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厄运。　　阮玲玉渴望在法庭上为自己讨回公道和尊严。在开庭的前一天，联华公司的经理黎民伟请客，祝福阮玲玉打赢官司，洗刷冤情。跟阮玲玉合作过的导演孙瑜、费穆、吴永刚、朱石麟都出席了这次宴会。在当夜的舞会上，阮玲玉快乐地翩翩起舞，好像要化做一只彩蝶永远飞离尘世的龌龊。那夜就是她飞蛾扑火前生命中最后的狂欢。一个逼迫，一个责难，一个逃避，她只有绝望而死。　　1935年3月7日深夜，一代影星阮玲玉服下预先准备的三瓶安眠药，平静地投入了死神的怀抱，与喧闹嘈杂的尘世告别，年仅25岁。她似乎和死神有着奇妙的缘分，这是她短暂一生中的第二次自杀，这一次死神接纳了她的请求。十几个小时后，医院抢救无效，阮玲玉终于永久地睡去了，再也没有醒来。电影皇后阮玲玉自杀的消息传开，整个上海为之惋惜。25岁的青春韶华，如一朵昙花，刚刚凄美地开了，却又匆匆凋谢。人们为她的美丽而惊叹，为她的死而扼腕叹息。遗体出殡那天，上海各界20多万人走上街头，抬着她的巨幅照片为她送行，这是当时上海滩最盛大的群众聚会场面。　　人们为阮玲玉送葬，为这个年轻美丽的生命的夭折而感到无限哀伤。《新女性》是阮玲玉主演的第29部电影，也是她一生所拍的最后一部电影，由于她成功塑造了韦明——一位追求独立人格的女作家的真实形象，结果让上海的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非常感动。这部电影叫《新女性》，这是个颇具象征意义的词，正好概括了现代上海一部分女性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她们应该是一批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时代女性。而黄色小报记者竟还把她的死说成是受《新女性》的教唆。出于义愤，《新女性》的编剧和一些正义的评论家据理驳斥，指出是社会的胁迫使她走向死亡。病中的鲁迅也写下了《论人言可畏》的杂文，怒斥黄色小报记者和报刊。但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年仅25岁的阮玲玉却再也回不来了。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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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冕影后――阮玲玉(4)

阮玲玉本不怕出庭，但告她的是她的男人，如今不珍惜她的是她的另一个男人，这令她情何以堪。她在遗书中说：“……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后悔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活着真的太难了，只有死是容易的！阮玲玉死后，唐季珊抛出了两封遗书。其中一封《告社会书》，谴责张达民的无理纠缠，结尾连书两遍“人言可畏”。　　除了官司等客观原因，她所遇到的感情挫折也是她自杀的重要原因。从16岁到25岁的短短9年间，一共有三个男人走进过她的世界。第一个是无赖的初恋情人张达民，第二个是自私的衣食情人唐季珊，第三个是怯懦的知己情人蔡楚生。在三重恶性包围之中，她被逼上了不归之路。　　艺术人生　　阮玲玉在9年的银幕生涯**拍了29部电影。她从《挂名的夫妻》开始，就在影片中饰演各类不同角色，塑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不管是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女学生、小手工业者、女作家，还是交际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和乞丐，这些人物都逃不过一个悲惨的结局，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有的被逼发疯，有的病死街头。　　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银幕形象，就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许多国外的评论家曾批评我国某些影片的表演还存在着虚假和模式化，水平落后，可对阮玲玉的表演却倍加赞赏：“当时拍电影根本没有预先写好的剧本，演员只是依靠导演简单的指示去演，而她却演得如此自然，无论是戴着草帽的农妇、干着活的工人，还是叼着香烟的妓女，阮玲玉的演技在当时的女演员中是出类拔萃的。”从没有受到过艺术上的专门培养的阮玲玉，之所以能够如此到位地把握悲剧人物的心理，作出出色的表演，除了因为她曾经看过千余部小说之外，实在是因为影片中这些角色的际遇，在很大程度上与她本人的身世暗合。　　在阮玲玉所主演的29部影片中，就她艺术上的成就高低来说，吴永刚导演的《神女》可以说是她的艺术顶峰。　　《神女》是一部悲剧作品，故事通过极其简单的情节，歌颂了伟大、无私的母爱。它写了一个城市底层的普通妇女，迫于要抚养她幼小的儿子，忍辱出卖**。结果一个流氓不仅占有了她，还要夺走她全部的“卖身钱”，她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将他打死，最后被法院判处12年徒刑。整部片子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贯穿始终的崇高、光辉的母爱。吴永刚对阮玲玉无与伦比的表演才能大加赞赏，称阮玲玉是“感光敏锐的‘快片’”，无论导演对表演有什么要求，只要向她提出，她都能马上表现出来，而且演得那样贴切、准确、恰如其分。有时她对角色体验的细腻和深刻远比导演想像和要求的还快。在拍片时，她的感情不受外界的干扰，表达得始终是那么流畅、逼真，犹如自来水的龙头一样，说开就开，说关就关。“在片中阮玲玉靠着对艺术的领悟将最不幸、最痛苦的情感和最崇高、最丰富的母爱揉和在一起，并从一个最下等的神女身上，发掘出最美、最无私、最纯洁的母爱之光，可谓从最寻常、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一种艺术美的境界。”　　早在1930年，由《影戏杂志》举办的“电影明星选举”中，阮玲玉就曾以6179票当选第一名，远高于得票3784张的胡蝶。在阮玲玉自杀前一年，她主演了《人生》一片，在片中她扮演了一个“路柳墙花”的角色，从少女演到老妪，使看过影片的人无不为她的演技所折服。该片当年曾被评为“最佳国产无声片”，阮玲玉自己也认为：“在我主演的所有影片中，《人生》是我最满意的一部。”　　1995年12月，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90年，电影界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动，并颁发了“电影世纪奖”。阮玲玉荣获“最佳女演员奖”，由她主演的影片《神女》也荣获“优秀影片奖”。　　如今，将近70年过去了，上海不再是那个物欲横流的夜上海，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改变了。几年前，一代影星阮玲玉的塑像在上海青浦县福寿陵园落成，这个美丽而又不幸的女子将永远长眠在“人生的后花园”。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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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谢的夜来香――李香兰(1)

“恼春风/我心因何恼春风/说不出/惜酒相送/夜雨冻/雨点透射到/照片中/回头似是梦无法弹动/迷住凝望你/退色照片中/啊，像花虽未红……”　　张学友的这首歌演绎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一个对于中国百姓多少有些神秘的名字——李香兰。40岁以下的人很难感受其中以慢板带出的既痴情又忧伤的氛围，因为当时的上海是中国一个在文化感情上从来未曾有过的缺口。蜂拥而至的舶来文化和中国的新文化都在这里碰撞冲击。然而，透过这位红极一时的歌手，我们或许可以窥探到当时一些耐人寻味的情境。　　生于中国的日本人　　为了在上海走红，李香兰很早就已经找到并且认定属于自己的那份闪烁气质。她原名山口淑子，家人称她为豆豆。她是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北烟台，不久举家迁往抚顺。她的祖父山口博自幼酷爱汉学，仰慕古老的中国文化，所以在明治三十六年（1906年）从故乡佐贺县来到中国，并长久地居住下来。她出生之时，伪满洲国打着“五族协和”的建国旗号成立了，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序幕，可事实却相反。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名义上是伪满洲国的元首，实际上却只是个傀儡，实权则由日本关东军掌握着，他们虐杀无辜以致民不聊生。目睹着中国大地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惨状，在沈阳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山口文雄和同样崇拜中国文化的母亲石桥爱十分哀痛却满是无奈，他们只能把中日友好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出生在中国的女儿身上。他们将她许给当时任沈阳银行总裁的好友李际春将军做养女，李香兰这个名字就是李际春起的，“香兰”是他自己曾经用过的笔名，后来李香兰就以此作为自己的艺名。　　1943年，年轻幼稚的李香兰满怀着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北平，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正是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她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上学时三人同路，放学时有时只剩我一个人。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由于她从小天生丽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当“李家有女初长成”时，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他们动员她入会，并决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为侵略政策鼓噪。年幼无知的她心中满怀对伪“满洲国”的无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大红大紫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当时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这也为她带来了以后的不幸。　　随着日寇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日本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深陷泥沼之中。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剑影中，她的歌声像搀和了**药的葡萄酒，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了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信上说：“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 这些话是耐人寻味的。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写这样的信。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又让人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它只能作为一种抵制，是不会成事的。　　流利的中、日文，令人惊艳的外貌，以及犹如当时好莱坞玉女红星狄安娜·杜萍的欧洲声乐唱腔，完全体现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女人的理想憧憬。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歌者岁月　　李香兰的经历是独特的。虽然她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伪中国演员，拍摄宣传日本的远东政策的影片来慰问日军，成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伪满、中国的对日亲善使者，但这些却不足以抹杀她在艺术上的全部成就。　　她的歌声婉转动人，歌唱造诣高深。学生时代，她曾经跟随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花腔女高音，后来就在广播电台担任歌手，这是她的歌坛生涯的起点。她的一生演唱了无数经典情歌，据她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半生》中说，最受听众欢迎的三首歌是《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和《夜来香》。《何日君再来》是30年代的影片《三星伴月》插曲，虽然原唱是周璇，但她的演唱却别具另种风情。就如她的几幅老照片，艳而媚的脸，穿着旗袍，是东方但又不是中国的，眉眼间有一丝暧昧。《苏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国的旋律为基础，参考了美国的爱情歌曲，专门为她编写的。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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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谢的夜来香――李香兰(2)

《夜来香》恐怕最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可惜这却是一首至今没有开禁的歌，虽然很好听，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她在为自己写的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不仅如此，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重庆政府或**政府回来。” 直到后半生，她还念念不忘这首歌的词作者黎锦光。1981年，她特地邀请他访日，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夜来香”迷则边唱边绕场一圈。　　在自传中，她还提到了另一首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的歌曲——《离别的布鲁斯》。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唱这首歌时，军官虽假装有事离开会场，却也流着泪，躲在一边悄悄欣赏。她的《三年》、《一夜风流》的插曲及《恨不相逢未嫁时》更是令歌迷听后眷恋不已。1945年6月，当她在上海演唱会表演此曲时，处于战争对立状态下的中、日歌迷都对她如痴如狂。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开演出，两个月之后，大战结束，她就因“勾结日军”的罪名被逮捕了。　　除了唱歌之外，她还曾经在伪“满映”、上海、日本、港台等地拍摄了不少影片。1991年4月，她亲自挑选了自己拍摄的七部影片，参加香港电影节展映。这七部影片是：《支那之夜》、《赛昂的钟》、《我的夜莺》、《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在拂晓里出逃》、《丑闻》、《白夫人之妖恋》。其中，《我的夜莺》是她在伪“满映”时代拍摄的片子，这部影片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拍成，耗资25万日元，相当于一般电影投资的五倍。影片描写的是父女二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她自己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片，也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乐片。”《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是她于战后回到日本后的代表作，由日本松竹影片公司摄制，描写一个舞女爱上了杀死她父亲的仇人，曾被评选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五名。《在拂晓里出逃》是由黑泽明编剧的一出爱情悲剧，曾被评为当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白夫人之妖恋》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改编的影片。《支那之夜》留给观众的印象则是一个美艳的中国女性及其甜美的歌声。　　她的歌声给人们以梦想，她出演的电影也轰动一时。她拍摄了《木兰从军》与《万世流芳》，在《万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中国影坛。她对这两部电影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它们完全可以被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不过，她真正的红火却是上世纪50年代继演出好莱坞电影及百老汇歌剧后，应香港电影公司之邀拍摄的几部电影，有《金瓶梅》、《一夜风流》、《神秘美人》等等，其中的插曲都由她亲自演绎并灌成唱片。虽然有人指责她出演的电影充满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但是，艺术不可能完全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此外，她还参与拍摄了“纪实性艺术片”《黄河》和俄罗斯风格的音乐片《我的黄莺》，并因后者而被苏、日两国的间谍跟踪调查。对于这些，她说：“日本肯定战败，但正因为战败，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艺术电影。当美军占领日本时，可以证明日本不只是拍了战争影片，也拍了不亚于欧美名片的优秀的艺术影片……”　　爱情和友情　　在一次为由日本人扶持的一份文学刊物《杂志》举办的纳凉晚会上，李香兰与张爱玲曾有过这样一段交谈。张爱玲说：“您就是到了30岁，一定还像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她说：“也是啊，这些年老演浅薄的纯情戏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倒想演点不平凡的激情戏！”于是，张爱玲后来说道：“她不要那种太平凡的、公式化的爱，而要‘激情’的。”　　据陈歌辛的儿子陈钢回忆，她与他的父亲或许曾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充满激情的上海之恋。陈歌辛为她创作了大量歌曲，如《夜》、《黎明》、《小溪》、《湖上》、《渔家女》、《恨不相逢未嫁时》、《忘忧草》及专为她写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海燕》等。当时， 上海交响乐团负责人草刈义夫先生和日本电视台访问上海时，她曾告诉电视台的记者，当年她差一点嫁给了陈歌辛。而当记者问她为何在出版的自传中只字未提时，她笑道：“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　　1992年，当她再次来到上海时，陈歌辛已经去世。她一见陈钢的面就迫切地询问陈歌辛在世时的情况，追忆他们47年前深深的情意。临别时，她对着陈钢哽咽道：“我和你爸爸很好啊……”后来在东京再次见到陈钢时，她还对他说：“你爸爸是个美男子，要不是因为有了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嫁给他了……”她一遍一遍地轻轻哼唱着陈歌辛为她写的《忘忧草》：“爱人哟，天上疏星零落，有你在身边，我便不知道寂寞。爱人哟，世界已经入梦，有你在身边，我就不觉得空虚。我在泥中默念你的名字，忘去这烦忧的日子。爱人哟，虽然那似水流年无情，有你在梦里我的叶便长青。”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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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谢的夜来香――李香兰(3)

不管怎样，出生在充斥日本侵略野心的伪满洲国，以中国女演员之姿向日本表示恭顺的她，绝对不可能成为爱情的咏叹调。1952年回到日本后，她嫁给一位比她大15岁的美籍雕刻家诺古其，4年后分手。谈到分手的原因，她说：“既不是因为第三者的问题，也没有经济问题，只是时间老不能凑在一起，才导致性格方面的分歧。”其实，他们在结婚前就约定了所谓的“离婚条件”：互相尊重对方，不影响对方的工作，一旦发生矛盾时，像朋友那样和睦地分手。而结婚的四年里，他们实际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足一年。　　和诺古其离婚后，她应邀赴纽约演出歌剧《香格里拉》。在演出期间，她结识了日本派往联合国工作的青年外交官大鹰弘。这位年仅28岁的日本青年每天都给她送一束鲜艳的玫瑰，还接连数次到后台来看望她。在如此大胆、热烈的求爱下，他们很快就双双堕入爱河，最终结为佳偶。为珍惜这份难得的感情，和大鹰弘结婚后，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大鹰淑子。不久，在丈夫的支持下，她退出影坛，成为日本国会议员（自民党参议员），并连任18年之久。　　虽然感情生活几经波折，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拥有一份珍贵的友谊。10岁时，在抚顺小学读三年级的她，在去沈阳秋游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位与她同岁的、住在沈阳的俄罗斯犹太裔的少女——柳芭。她十分重视这个朋友，她说：“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在柳芭的帮助下，她开始向苏联大剧院的著名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也是柳芭家的朋友，学习花腔女高音。正由于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在大和旅馆举行独唱音乐会，“奉天广播电台”的科长东敬三才发现了她，将她录用为电台新节目的专职歌手，使她从此走上了演艺道路。回顾这一切，她感慨万分地说：“不是吗? 没有柳芭，我不会去学唱，也就没有唱歌的李香兰!”不仅如此，柳芭对她还有救命之恩。在得知李香兰被囚禁且即将被枪毙后，柳芭回到她北平家中，为她弄来了属于山口家的日本户籍证明，才使她免去了汉奸罪。　　并不完美的爱情加上完美的事业和完美的友谊，就这样，她为自己的前半生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归去来兮　　历史常常使人变得尴尬，使人感到一种撕裂身心的痛苦。中途岛海战后，日本节节败退。随着日本战败日的来临，日本帝国所操纵的“伪满洲国”13年虚幻的历史也随之落幕，“伪满洲国”灭亡，全国上下一时兴起了讨伐汉奸的行动。李香兰这位红极一时的影星、歌星，也被押上了审判台。　　1946年2月，作为伪满洲电影协会的主要演员，她被大家认定有协助日本侵略者作宣传的罪行。检察官最后判处她枪决，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摄冒充中国的电影，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背叛了中国”和“使用中日两国语言，利用朋友关系搞间谍活动”。然而她心里清楚自己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更未协助过日本的大陆政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在法庭上出示了证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文件，法官宣布她无罪释放。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使法庭上的人们愤怒了。面对大家的怒吼，她流泪唱起了歌，用歌声表达对养育自己的中国的一片深情，同时对自己前半生的罪行作了深深的忏悔。歌声引起共鸣，所有的人也用歌声告诉她：“让我们以德报怨。”　　追踪她的一生，人们难以理解为何她仅仅由于不自觉地唱歌和表演就险些被判处死刑。她本人单纯善良，希望中日友好，却被人利用、愚弄，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受到中国人民的仇视。由此看来，她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牺牲者，后来的种种遭际，皆因时代所致。“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反思，或者加以解释说明，也是幸福的。”她对伪满“宫廷挂”兼关东军参谋长吉岗中将说的这些话，也可以作为她对于自己前半生的说明。　　1946年2月29日，她含泪挥别上海乘船返回日本。回到日本后，她开始以日本女演员山口淑子的身份在日本影坛上继续发展事业，并给自己起了个“香兰山口”的名字。她自称这个名字是“中日混合物”，是日本和中国的“精神混血儿”。这期间，她在导演黑泽明的指导下，再创个人影剧事业的新高峰，在美国的电影及音乐剧里扮演多个角色。1974年，她被选为日本的参议员，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社会舞台。同时她还与新闻撰稿人藤原作弥共同执笔写作《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通过这本自传，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挚愿。作为历史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她还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记：“这全都是事实呀！” 1989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了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再见，李香兰》。随后，浅利庆太先生又成功改编了音乐剧《李香兰》。自1991年1月在东京的青山剧场首演以来，该音乐剧已经演出了184场，观众人数超过18万。一个17岁的日本高中生高桥雅弘还曾写信给浅利庆太道：“音乐剧《李香兰》不仅告诉我历史上的事件和时代背景，还告诉我战争的事实并给我怎样与邻国——中国一起开拓未来的启示。”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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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谢的夜来香――李香兰(4)

1974年到1992年期间，李香兰连续获选担任国会议员，协助日本与中国重修旧好。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后期思想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对她展开了欢迎的双臂。而随着她的自传的发表以及经典专辑的复刻发行，她在新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又重新获得了倾睐。　　两个祖国，两个母亲　　李香兰称日本为祖国，中国为故国。她说，她有两个母亲——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她有一颗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国。生活、历史，包括关于中日关系的那一段回忆，并不因为它的“不幸”、“不愉快”而化为乌有。中国对她有养育之恩，而日本国籍对于她又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她的心一生都处于矛盾之中。　　1937年，她以中国人的身份随同学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为纪念“一二·九”死难同胞而举行的默祷会。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有的要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有的要去陕北参加红军，还有人表示要留下来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当被问及“假如有日本军侵入北京，该怎么办”时，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说：“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对于既爱祖国，又爱自己故国的她，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如她在自传中写的，“我只能这样说” 。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是日本炮火，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铅弹，不管被哪一方打中，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这种情绪困扰了她很久，她在自传中曾描述过面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无能为力和无比痛苦：“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她自己也几次下决心公布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但都没有勇气去做。尽管如此，由于从小生活在中国，她对中国的感情还是十分真实的。她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历史见证人。她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目睹了“平顶山事件”，在一些日本人矢口否认这段罪恶历史的时候，她敢于在日本右翼的重压下郑重而又沉痛地宣告：日本应该向中国人民谢罪！在自传里，她的语言表达也经常是“要去日本了”、“要回中国了”。　　1987年，她终于如愿以偿，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回到上海寻找她那散发着夜来香的中国心和魂系梦牵的故国、故土、故人。1992年11月，她又应邀来华参加在桂林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已经年逾古稀的她虽生活在日本，却依然说着一口京片子。在北京逗留期间，她寻访了当年的故居，虽然早已“旧貌变新颜”，但她仍能清楚地辨认出来。她还品尝了北京的小吃，满足了自己的浓浓思乡情。随后，她回到上海，在花园饭店再次见到了黎锦光，叙述起旧日情谊，两位老人都泪流不止。会晤完毕后，她小心地搀扶着黎老先生一步步走出饭店。谁知这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黎先生就谢世了。　　同年，为庆祝中日建交20周年，四季剧团的负责人浅利庆太先生也率剧团继1988年首次访华后，携音乐剧《李香兰》再度访华。在“李香兰”故事发生过的地方——北京、长春、沈阳、大连公演15场。这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出面邀请的演出活动受到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还专程到大连参加《李香兰》的首演式。四季剧团也派出最佳阵容，在战争结束47年后，又将“李香兰”送回了她的故国。　　该剧描写了她波澜起伏的一生，活生生地再现了那段日本侵华战争史，以此告诫人们莫忘战争，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剧团每次演出都受到了观众盛赞，累计已经公演了近500场。　　今天，四季剧团要继续通过《李香兰》的公演，告诉21世纪的主人翁们那段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历史。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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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情感――许广平(1)

上海的女人广义上可以分为两种：本地女性和融入上海的外地女性。相对来说，从外地进入上海的女性，大气，眼界开阔，自身素质极高。尤其是如今的国际女性人才大量流入上海，上海的本地女性如果不及时提升自身，就会被淘汰，失去价值。真正的上海女人会不断推动社会的发展、城市的进步，在各个领域发挥她们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在中国的早期，关于上海女人的情况和现在应该差不多，我们的许广平先生应该就是属于第二种。她是把自己和上海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位。　　她扬弃了上海女人“花瓶式”的招牌形象，也没有那些留过学、干劲十足、一脸严肃的 “女强人”行为，更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流行的“广告女性”的特征；而有任其自由呼吸的事业空间，有女性温柔、娇媚、精干的特质，有上海女性特有的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机缘巧合　　许广平, 笔名景宋, 广东番禺人。1898年2月1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广州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里。1918年, 许广平进入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科, 1919年，许广平投身“五·四”爱国运动，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编辑, 曾发表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意见。　　1923年，许广平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鲁迅的教育和启发下, 她的思想不断提高。她以学生会总干事的身份, 成为女师大学生运动的骨干, 曾与刘和珍等携手并肩战斗, 并写下了大量揭露和批判段祺瑞政府黑暗统治的战斗檄文。这时, 许广平还热忱支持鲁迅的创作和研究工作, 经常帮助鲁迅校对和抄写稿件, 并积极为鲁迅创办的《莽原》周刊撰稿。　　1925年10月12日,许广平以“平林”为笔名, 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 发表了《同行者》一文, 歌颂鲁迅“以热烈的爱、伟大的工作给人类以光和力”，使“将来的世界璀璨而辉煌”, 并表示她将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 压迫”，不畏惧旧社会卫道者的猛烈袭击, 与鲁迅携手同行, “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1926年8月, 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同车南下, 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1927年1月,鲁迅也到了广州, 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 许广平任他的助教。4月15日, 广州的反动派进行了反革命大屠杀。腥风血雨笼罩了广州城。鲁迅愤而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跟他形影不离的许广平也和他一起再度漂泊……　　上海新生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正式开始同居生活，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20年之后，他终于逃出来了。对于鲁迅和许广平来说，这是他们生命中最有光彩的举动。鲁迅于1934年12月在送给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上所题的“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正是他们爱情生活的写照。　　1927年10月3日, 鲁迅携许广平抵达上海。其实，对于上海，鲁迅从来都不喜欢，来到这里，只是在无奈中的选择。也许他自己都不会想到，正是这个自己一直排斥的城市，容纳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间。在这里，他获得了一个相对于其他地方的兵荒马乱来说比较安宁的环境进行自己的创作。他专心地从事自己的写作，继续用他那如匕首的笔揭露那个黑暗的社会。在这之前，许广平其实是有自己的工作的，许广平欲去大学任教，可又考虑到鲁迅昼夜伏案，身边离不开一个好帮手，遂放弃应聘，全身心地支持鲁迅写作。这样，她一方面照顾家里，一方面还从事一些社会活动。但是到了上海之后，她觉得自己应该更多地为鲁迅的创作提供环境和机会。于是，为了支持和帮助鲁迅,许广平毅然决定辞去所有工作，担起相夫教子的职责。这样的角色转型对于此时的许广平而言，并没有太大的难度，相反，她在这个过程中还从鲁迅的身上学到了很多面对生活的决心和信念。此后，她不但一边精心照料鲁迅的饮食起居, 还在空闲的时候替鲁迅查找有关资料, 抄写稿件,与鲁迅共同校对译著等。一个很具体的数据可以说明许广平的功劳：由于得到许广平的全力支持, 鲁迅后期10年的著作成绩, 远远超过了以前的20年。为了纪念许广平付出的默默无闻的辛勤劳动, 鲁迅在发表自己的译作时, 有时特意用“许霞”、“许遐”的笔名。鲁迅时常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在连年的白色恐怖和兵灾战祸中，许广平都坚定地与鲁迅站在一起，共同度过了那艰难的岁月。　　在上海的时间里，鲁迅忙里偷闲，陪许广平到杭州度过了迟到的蜜月，并趁机寻访了杭州的另一个“鲁迅”。假鲁迅对鲁迅的敬仰和模仿，使鲁迅既感动又悲哀，原先的愤怒最终化为怜悯。在西湖边，鲁迅和许钦文等巧遇正在写生的青年画家陶元庆。陶元庆将刚出版的个人画册送与鲁迅，鲁迅看后十分喜欢，并建议陶元庆推广版画，因为当下的形势需要这种“武器”。　　在上海生活的最初几年，鲁迅常对朋友说，许广平是他的校对助手。他还特意把自己的卧室设在2楼，许广平在3楼居住。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称的鲁迅，竟也害怕社会舆论，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给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生活投下了阴影。但上海的9年生活，虽然和睦下潜伏着冲突，相敬中有过伤害，却是鲁迅一生中除了童年之外的另一段美好岁月。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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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情感――许广平(2)

正是在那时的上海，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周海婴。　　社会活动家　　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这种夫妻合作、幸福美满的日子只持续了不到3年的时间。　　1930年, 鲁迅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参加“左联”成立大会, 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人士的高度紧张。鲁迅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许广平曾多次陪同鲁迅外出避难。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与世长辞。　　许广平悲痛之余，还要照顾年纪尚小的孩子。对于她而言，更多的是悲痛和愤恨。她自己也是一个革命活动家，她知道自己的爱人所从事的是刀口舔血的事业，但是她仍然不能很快接受这样一个惨痛的事实。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伤心之后，许广平终于从伤痛之中转醒过来。她决定要坚守鲁迅生前的使命，完成鲁迅的未竞之业。她将鲁迅1934年至1936年的杂文13篇编成《夜记》, 于同年4月出版。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了《鲁迅书简》的影印本及《且介亭杂文末编》等书。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许广平为了保护鲁迅的全部遗稿及其他遗物, 留在上海未走。1938年4月, 她编成了《集外集拾遗》。同年8月, 由胡愈之发起, 许广平、郑振铎等20人组成“复社”, 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 在中国**的领导和资助下, 编辑出版了600万字的《鲁迅全集》（20卷本）。同时, 许广平大无畏地投入了抗日斗争。她积极为抗日将士募捐日用品、药物和其他慰劳品, 还为《上海妇女》、《妇女界》、《上海周报》、《申报》副刊《自由谈》、《文汇报》副刊《世纪风》等报刊杂志撰稿, 并发表了大量纪念鲁迅的文章，以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宣传。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为了寻找上海抗日知识分子和出版家的线索, 日本宪兵于12月15日清晨逮捕了许广平,对她严刑逼供。在一无所获后, 1942年3月1日，又不得不将许广平释放。许广平遭此迫害，双腿已不良于行, 头发白了许多。　　1946年秋, 在中国**的关怀、资助下, 许广平将已经征集到的鲁迅书信手稿和抄件800余封整理出版了《鲁迅书简》。接着许广平又秘密北上, 整理鲁迅北平故居的手稿和藏书, 并会见了**驻北平办事处的叶剑英等人。1947年许广平担任上海妇女联谊会主席,积极为《民主》周刊等撰稿。这时,她与上海学联的**地下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不仅对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表示了道义上的声援, 而且还多次慨然捐款。　　外地女人的海似情缘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双方相差有18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21号寓所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佥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备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可陪着她作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这个自己虽然不爱但却无辜的女性。　　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许广平刚生下三天，被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劣绅家的子弟，后逃婚离家，北上求学），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当时，她跟鲁迅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许广平后来对此作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情投意合，像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过程和细节，大致是这样的——他们相识于1923年10月，那时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在每周30多小时的课程中，她最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坐位。在学校，鲁迅是一位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地提问的学生。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他们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个日期是绝对正确的，但笔者暂不准备披露材料来源）。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向许广平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接着，两人热烈地接吻。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彩的小说——《伤逝》。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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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情感――许广平(3)

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　　忘年之恋　　许广平不是在上海出生的女人，但是她的秉性里却似乎流淌着上海女人的血液，她的感情犹如上海女人的生活一样充满了神奇和不可思议。她和鲁迅不是在上海才认识的，他们曾经是师生。在那个年代她们之间的这种感情是遭到非议的，但是他们的这段忘年恋情却是上海这个当时的烟花之地所最熟悉的。因此，她的这段浪漫的感情故事也应该算是她上海情缘的一部分吧。　　许广平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她对这所学校很满意。当时的校长是许寿裳，由于许寿裳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同乡又是知交，因而女高师和北大关系十分密切：许多北大教师到女高师兼课，所发讲义也和北大一样，北大每有学术讲演也允许女高师学生参加听讲。在许广平就读的国文系，北大教师前来兼课的就有马裕藻、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等。　　许广平是在1923年二年级时，才开始学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门课的。　　开学第一天，对于这位写小说的赫赫有名的新先生，学生们都怀着“研究”的好奇心。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们还没坐定，在嘈杂声中突然一个黑影一闪，个子不高的新先生已走上了讲台。坐在第一排的许广平，首先注意到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她一向以为这成语有点夸大，看到这头发，也就恍然大悟了。先生那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成了同样的颜色。肘弯上、裤子上、夹袍内外的许多补丁，闪耀着异样的光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上也满是补丁。　　讲台短，黑板长，他讲课写字时常从讲台跳上跳下，那些补丁就一闪一闪，像黑夜中的满天星斗，熠熠耀眼，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然而，当他以浓重的浙江绍兴口音的“蓝青官话”开始讲课以后，全教室却肃静无声了。从不知道的知识，经他娓娓道来，把大家紧紧地吸引住了。他常常在讲义外，讲一些例子，而在关键之处，他又喜欢幽默地画龙点睛似的一点，引发全教室一片笑声。正听得入神，下课的钟声响了。同学们都感到这一堂课特别短。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他人已不见了，像刚才的一闪而进那样又一闪而去了。“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地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多少年后，许广平对于那第一堂课依然记忆犹新。　　后来，学生们逐渐察觉他并不“怪僻可怕”，才消除畏惧，不仅敢于和他亲近，还敢于对他“淘气”，乃至“放肆”。　　许广平就是敢于淘气和放肆的一个。她坐在第一排，好提问题，有时竟打断先生的话。但鲁迅认为她聪明，肯动脑子，有才气，对她颇有好感。　　听了鲁迅一年多的课，1925年3月，许广平很想给平时严肃而又亲切、熟悉而又毕竟陌生的鲁迅先生写信。学校里有些动荡，加上再有一年她要毕业了，有一些问题和苦闷，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指点。这事她与同学林卓凤说了，林君为她壮胆，很赞成她写。　　这第一封信她终于在3月11日写成。她用蘸水钢笔、黑色墨水、直行书写，认真地誊抄一遍，并郑重其事地设法在当天送到了鲁迅手里。她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课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罢，所以向先生陈诉。”　　信送出后，许广平很有点忐忑不安。26岁的她，平时晚上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而这夜她却辗转反侧。对于学校中的种种现象，她认为是教育的失败，是青年的倒退。她“希望先生收录他作个无时地界限的指南诱导的！先生，你可允许他？”对于这些责问和要求，先生或许不会恼怒，但他很忙，他会允许收下这么一个“无时地界限”的随时加以诱导的学生么？她还认为，“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不像嚼苦果、饮苦茶还有一点回味。信中她竟提出：“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对这样的问题，先生是否会一笑了之，不予回答……不意3月13日一早，许广平收到了鲁迅的复信。展开信笺，“广平兄”三字赫然在目。这个近乎玩笑的称谓使她绷紧的心弦一下就松弛了。鲁迅的信写得很长，谈了学风，谈了女师大校中的事，又着重谈了他的处世方法。关于“加糖”的问题，鲁迅也写到了：“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先生写得这么平易近人，使她的忐忑不安顿消。　　一看信末所署日期，和她发信是同一天——鲁迅是接到信后就连夜写这封长信的。她深为感动。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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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情感――许广平(4)

感动之余，许广平立即写第二封信。首先她要问的是“广平兄”三字的含义。鲁迅仍然很快就复了信，对她提出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但信的开头却是对于“广平兄”称呼的解答。他说：“旧日或近来所认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其余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　　鲁迅说过：他们的《两地书》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他们在开始时，就是那么地毫不生疏，那么地不需客气，那么地亲密无间……　　从许广平给鲁迅写第一封信之日起，已一个月了。一个月中，她给鲁迅写了6封信。鲁迅几乎是每接一信当天即复。当年北京城内一封信的邮递是三天，写信又得找空余时间或晚上，可见一月内6封信已是很高的密度。何况鲁迅每周去上课一次，许广平坐在第一排，必然见面。　　许广平希望老师“无时地界限”地加以诱导，鲁迅并不表示拒绝。　　她决定上他的家去。第一次去，她邀同学林卓凤同行。这就是鲁迅日记1925年4月12日所记：“下午小峰、衣萍来，许广平、林卓凤来。”　　许、林到西三条胡同鲁迅家时，由女工来开门。这是一座不大的四合院：正屋坐北朝南三间，中间一间是全家吃饭、洗脸和会客之地，后面向北延伸的10平方米左右的平顶灰棚，就是鲁迅的书房兼卧室。平顶灰棚的北面上半截全是玻璃窗，窗下是铺板搭成的单人床。床东边是几只叠着的旧箱子，再就是旧写字桌，旧藤椅，一只书架，书架前一幅旧针织品遮着。箱子上面的墙上，挂着司徒乔的素描炭画《五个警察和一个O》（O是孕妇的代号）。写字桌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张日本人（藤野先生）和一张俄国人（安特莱夫）的照片。床西边是茶几和木椅，墙上是一幅水彩画，一幅图书封面画，一副对联。正在灰棚内与鲁迅谈天的李小峰、章衣萍见有女学生到来，就告辞而去。　　往日想像中十分神秘的先生的工作室，原来如此！它与“满天星斗”的衣裤一样，是那么简朴和寒酸，但又有文化氛围，体现着先生的追求和爱好。北窗外是小园，她们去看了，那里种着花木，养着鸡；墙外的两株树，大概就是鲁迅在《秋野》中写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给她们泡了茶，又从那多层的书架上拿出一个灰漆的多角形的铁盒子，给每人一块沙琪玛。女学生第一次来，并不太拘束，谈了一阵学校里的人和事，就告辞了。她们还要赶回学校吃晚饭。　　从“广平兄”的称呼到信中的“智力测验”，使师生间的感情不断贴近。或许，老师正是有意或无意地给学生的生活增加她提出的“甜味”。　　在与许广平结识、相爱之前，44岁的鲁迅虽有名义上的妻子朱安，但一直过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打算陪着朱安这个“母亲的礼物”作一世牺牲。是许广平对他的敬仰、理解乃至热爱化开了他封冻已久的心田。从1925年3月11日他们开始通信，一直是许广平以自己的勇敢和坚定打消了鲁迅的种种顾忌。而最终，鲁迅也终于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这所谓“枭蛇鬼怪”，就是有“小鬼”、“害马”之称的许广平。　　蒋锡金先生所写《长怀许广平先生》曾经这样描写过许广平：她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是一种牺牲，是一种自愿的牺牲，并不是受了什么恳请或逼迫；作为一个追求独立人格的女性先锋，并不以牺牲为满足。因为牺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自己独立价值的否定。如果是完全的、绝对的否定，就与封建的妇道没有明显的区别了。但许广平毕竟是许广平，即使牺牲的意向已定，仍然要保留她自己的某种独立性。　　许广平与鲁迅也有普通夫妇之间的那些“非神化”的关系。虽然他们相爱甚深，然亦不无矛盾。但是他们至死都很平静，并不像一些浪漫主义的小说所描述的那样热烈。相对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许广平而言，这些资料是不够的。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印迹可以找寻。所以，对于许广平，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理解，永远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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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烟花不再――孟小冬(1)

在一本《摩登时代》的书中，有孟小冬一帧30年代的精巧小照。　　照片上的她：捧着时新的鲜花，前额是未婚女子流行的齐齐的刘海，眉目之间有股英气蕴藏，不能说有多妩媚，但是端丽二字，是完全符合的。书中是这样解释这位传奇女子的：“出现了上海著名女老生先嫁梅兰芳,离婚后又下嫁杜月笙这样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　　所以，对于这个新闻背后的这样一个女子，世人无论给她什么样的评价，本身都已经超过了她自身的意义。然而，在浮华如梦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她的确曾存在过，而且留下了自己的惊鸿之影。　　冬皇出世　　时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　　1908年1月9日，上海天气冷得异常，风刮得特别猛烈，天空还不时飘着雪花。行人个个紧缩着肩膀。中午时分，在靠近法租界的民国路(今人民路）同庆街观盛里(今观津里）一条弄堂中的普通楼房里，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这个刚降生的婴儿不是别人，就是日后大红大紫，被剧坛誉为“冬皇”的一代名伶──孟小冬。　　孟小冬出生于1907年农历冬月十六，因而取名叫小冬。她出身梨园世家，祖父老孟七文武双全，能戏很多，尤其是武戏有不少绝活，曾在太平天国时期英王陈玉成办的科班里教过戏。传说江南有不少独有的武戏，都是孟七带过来的。父亲孟鸿群，虽然是唱二三路小三的，但戏路很宽，曾与不少著名艺人配戏。孟小冬家学渊源，幼时就开始练功唱戏。启蒙老师是她的姑父仇月祥。他对她管教甚严，艺术上稍有差错，就会责打，这也促使她从小就打下了良好基础。她14岁就在上海搭班，在乾坤大剧场里唱戏。渐渐崭露头角，不久，她的名字就在上海传扬开来。　　孟小冬的一生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她的名字之所以能够在戏剧史上留名，并不仅仅在于她的戏唱得好，还基于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孟小冬的崛起，为女演员在京剧舞台上争得了应有的地位。她一跃而成为大演员后，深获舆论的赞扬;二是她与生命中的几个男人的离奇故事。　　天才是天生的，这句话对于孟小冬而言几乎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从7岁开始，她就曾两次搭班去无锡演出。第一次演出了《捉放曹》，第二次演出了《斩黄袍》、《辕门斩子》和《逍遥津》等剧目。到1916年，9岁时正式向姑父仇月祥学习孙(菊仙)派老生。此后，她开始走上自己的戏剧天才之路。先后在上海、无锡、天津、北京等地演出《空城计》、《南阳关》、《探母》、《武家坡》、《乌龙院》等剧目。对于习惯了传统戏剧中的陈腔滥调的世人而言，扮相英俊、嗓音宽亮的孟小冬带来了一股清新独特的风气。在北京定居下来之后，她拜京剧音乐家、名琴师陈彦衡为师学习谭(鑫培)派唱腔，拜陈秀华为师，并得到名票王君直的指点，又与言菊朋一起切磋表演艺术。她在北京三庆园、新明戏院演出的《探母回令》、《击鼓骂曹》(仍由名琴师孙佐臣伴奏)，声名大震，被时人称为“冬皇”。　　情到深处　　就在孟小冬在上海崭露头角的时候，她随着师傅等人到了北京。在这里，她认识了梅兰芳，也开始了她的那段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　　1926年下半年的一天，是当时北平政要王克敏的半百生日。　　当时王克敏担任财政总长，又兼银行总裁。既然是戏迷，他过生日当然要大唱堂会戏。这天，到会的可以说都是北平城内数得到的人物，其中也不乏名伶俊秀。风华正茂、名满京城的当红须生孟小冬，和举世闻名、众望所归的青衣花衫梅兰芳，自然均在被邀行列。　　在酒席筵前，大家正在商量晚宴以后的戏，座中忽然有个人提议，应该让孟小冬和梅兰芳合演一出《游龙戏凤》。提议者说：“一个是须生之皇，一个是旦角之王，王皇同场，珠联璧合。”众宾客听了纷纷鼓掌，全体赞成！　　这是一出生、旦对儿戏，唱做并重。梅兰芳常演这个戏，并多次与余派名家余叔岩合作。而孟小冬呢，虽然师傅曾经教过这个戏，但在此之前尚未演过。这次出乎意外，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事先不知，原以为还是唱一出《坐宫》。现在想现排也来不及了，只好“台上见” ！　　所谓“艺高人胆大”，18岁的孟小冬，在从未正式登台演出过此戏的情况下，居然敢和梅大师“台上见” ！连她的师傅仇月祥在台下也为之捏把汗，担心把戏唱砸！其实早先的演员大多有这样的本事：只要是按照老本老词演唱，循规蹈矩，一丝不苟，一句不改，双方都有一定的交代，再加上本身具有一定的舞台实践经验，也准能把戏演下来，绝不会僵在台上。　　这天孟小冬是由师傅仇月祥替她化的妆，他将她头上的网子勒得比较高，这样看上去显得长眉入鬓，又带有点武生气。眼皮上的红彩抹得稍重一些，带点浪漫气息，觉得像旧时的军官，但又保住了皇帝的身份。孟小冬演来显得落落大方，非常潇洒。　　演出的结果出奇地好，得到了在场的戏迷和观众的一致赞赏和欢呼。他们俩把剧中人都演活了，在当天与会的众多宾客朋友看来，却有着一种别样的情趣和想法，他们要看一看正值妙龄年华、情窦初开的孟小冬如何主动去调戏梅兰芳扮演的那个情窦初开的村姑。尽管小冬扮的皇帝戴着长长的髯口（胡须），而梅兰芳扮的是活泼天真的少女模样，但是观众心里还是把他们阴阳颠倒，当着舞台下的面貌来看待：正德皇帝就是那位二九年华、楚楚动人的美丽姑娘孟小冬；而当垆卖酒的小姑娘李凤姐，还是那位怕难为情的美男子梅兰芳。因此台上梅孟表演戏耍身段（动作）时，台下简直是开了锅，人人起哄，不断地拍手，不停地叫好。尤其是梅兰芳的戏迷中的一些中坚分子，更是极其看好他俩的这段假戏真做。当时就有那么两位向提议者说：“这确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成人之美，亦生平一乐，你要是肯做点好事，何妨把他们凑成段美满婚姻，也是人间佳话。”其他的梅兰芳戏迷一听，还真的是一件两全齐美的好事，说不定等他们结成了这段姻缘，中国大地上就会出现一出真正的鸳鸯戏了。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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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烟花不再――孟小冬(2)

当时在场的有一位叫冯六爷，是梅兰芳的顶级戏迷，而且与梅兰芳等名伶来往也比较密切。他见一些朋友不断地要求促成梅孟百年之好，也就不再坚持梅兰芳已有家室的己见，同意与大家一起促成这桩婚姻。大家还正式委托另两位戏迷齐如山、李释戡做大媒。　　梅兰芳一听自然高兴！因为已和孟在堂会上几次同台，配合默契，在心底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特别认为小冬是位难得的坤老生人才，又是个漂亮而不失灵气的女孩子，日后前途无量，将来必定是须生行的中流砥柱。心想，若能与之结合，台上扮着夫妻，台下也是夫妻，夫妇同唱，何等美好！　　再说孟小冬那边，见齐、李二位老先生笑嘻嘻地驾到，不等他们说明，也猜了个**，心里想着，却装样子上前问：“二老大驾光临，必有重要事情？”“当然是大喜事喽！”齐老先开了口，接着就说：“冯六爷邀我们二人替畹华做个大媒，让孟小姐和梅先生结为秦晋之好，也是梨园一段佳话，我们讨杯喜酒喝！不知小冬姑娘有何想法？”孟小冬听了这两位的话，不禁心潮起伏。　　她想：“梅兰芳”三个字，全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社会上不知有多少千金小姐、名媛贵妇暗恋于他而求之不得。我不过一个黄毛丫头，能和他在堂会上多次同台演出，已感到万分幸运。眼前居然有两位德高望重的名士充当大媒人，正式上门提亲，不觉为之心动。若真能与梅大师走到一起，朝夕相伴，同台演戏，在艺术上对我必定会大有帮助。　　本来孟小冬的姑父仇月祥对梅孟这桩婚姻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此时的孟小冬，正如树可摇钱，盆可聚宝，一结婚，肯定就不会唱戏了，而且即便唱，也肯定跟着梅兰芳去了。眼看着大把的雪花银到不了手，如何舍得？怎奈小冬本人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事情也就只好如此了。　　梅孟这场爱情，经过双方的努力，友人的鼎力撮合，已是水到渠成，铺平了婚前的道路，最终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　　经过几次酝酿，良辰吉日定在1927年春节过后的农历正月二十四，洞房花烛就设在东城东四牌楼九条35号冯裁的公馆里。梅孟均是新潮观念，头脑里没有封建意识，什么生辰八字，瞎子算命，一切全免。　　花烛之夜，红罗帐中，鸾凤和鸣，鸳鸯交颈。梅孟二人少不得山盟海誓，说了些愿白头偕老，终身无悔，永不变心之类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简单注定这段姻缘会因为简单而崩溃，还是简单本身就是一种疏忽。正像后来的孟小冬在回忆中提到的那样，当初的兴之所至，只是一种不太成熟的思想冲动而已。　　孔雀东南飞　　自古才子佳人都只是风月戏中的主旋律，而来不得半点真的。这句半调侃半事实的话怎么样也不会让人联想到梅兰芳和孟小冬。而事实是，他们的确是因为一件本该共患难的事情而分开的。如果说他们的结合是一段浪漫的姻缘的话，那么他们的分别则是一场痛苦的飞来之祸。　　其实在第一次遇见梅兰芳的那刻，孟小冬就已经知道了他是有家室的人，但是固执而坚持的她却始终抱着那份少女的单纯和对自己生活的理想与梅兰芳生活在了一起。并从此幻想着天长地久的生活。终于有一天，当偶然的事件在他们中间发生时，那本来就不是很稳固很坚定的感情终于因为这一点小缝隙而裂开。　　在中央文史馆，萧乾馆长主编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海上春秋》卷中，吴文漫先生写的《张汉举做了梅兰芳的替死鬼》一文是这样记叙当年梅兰芳遇刺事件的：“某晚张汉举在家宴客，梅兰芳也被邀请在内，席间忽报外面有人要见梅先生，张汉举自告奋勇地说：‘我去看看……’谁知还未出走到大门口，已身中数枪，当场死亡。”后来得知杀人者叫李志刚，并被官厅以“枪匪绑票”定案，然而过了不到一个月，有所谓“洞悉实情”者披露：李诈财是虚，真正目的是枪杀梅兰芳，这从何说起呢？还得从梅兰芳与孟小冬的结合谈起。　　孟小冬历经曲折终于与梅先生相爱同居，为了避开梅兰芳家里人的扰乱，他们另外在城东内务部街一条胡同里租了一个小屋子，这种事在旧社会里本是司空见惯，不足为怪的。　　然而孟小冬嗓宽韵厚，扮相俊美，台风潇洒，蜚声菊苑，不知倾倒了多少戏迷。李志刚就是其中一个，孟小冬的戏，他竟是一场也不落下，风雨无阻。最后，这种痴狂发展到了极点，他发现自己单恋上了孟小冬。眼见小冬嫁给了梅兰芳，知道自己的“玫瑰梦”破灭了，于是伺机报复，正所谓因爱生恨。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张汉举当了替死鬼！　　孟小冬和梅兰芳在一起不久，梅兰芳的嗣母就去世了。以为已是梅家一员的孟小冬前去梅家戴孝，却被梅夫人福芝芳羞辱。在外边挣够了面子，深得万千人喜爱的她怎能受如此的冷遇，以为丢了面子，于是便迁怒到梅兰芳的身上，再加上对于梅兰芳遇刺的事，还心有余悸，她决定和梅兰芳分手。当梅兰芳来到她家时，她听着门外如急雨般的敲门声，却始终不敢开门，她害怕自己的一时心软就会让痛苦延续。梅兰芳撑着伞在雨中等了一夜，才怅然离去。谁知道，这一离去，竟然就成了此生的永别。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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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烟花不再――孟小冬(3)

惊险的凶案和与孟小冬的关系破裂，是导致梅兰芳举家南迁上海的重要原因。　　然而就是这样的阴差阳错，或者说是造化弄人，使得本来的双飞燕成了陌路人。本似神仙眷属的两人，也不得不终告仳离。待到数年后梅兰芳重返京都时，孟小冬已视梅郎为陌路，一生再未与语半句。　　冬皇拜师　　之后的孟小冬情绪低落，于是决定暂别戏坛，休息一阵子，好好调养。　　传统的观念里，女伶无非就是以色悦人，然而孟小冬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这种错误的思想。从小，她就是一个刻苦的孩子，在梨园世家的背景下，小时候的孟小冬所体现出来的绝对是戏剧家的天赋。　　所以，在经过了感情的波澜和自己静心的思考之后，她重新走上舞台，毕竟，生活还要继续。不过，这一次，她选择了从头再来。她决定重新拜师学艺。刚来北平的时候，她跟着余派京剧名家余叔岩的琴师李佩卿学戏，并因此对余派的套路多有了解。所以她一心想拜余叔岩为师，而彼时的她因与梅兰芳有所牵连，因此余便以“小冬女性，教戏时免不了扶臂搀手等等，小冬曾婚（梅）兰芳，我与兰芳关系密切，类此诸多不便”为借口推脱。虽然他推说是从不收女弟子，不便开例，而婉言谢绝。然而在孟小冬看来，他只不过是害怕遭到世俗和礼仪的谴责而已。这位戏剧家丝毫没有为余的坚持而放弃，她一面刻苦用功，拜多位名师学艺，一面又请人说情，工夫不负有心人，经她托人一再恳求，并央求余的新婚夫人代为说好话，余叔岩终于答应，但约定教戏最多不超过10出。孟小冬终于在1937年的北平被余叔岩收做惟一的女弟子。　　那时的余叔岩早已是体弱多病，长时间地闭门不出。孟小冬程门立雪后，除了认真学习戏剧外，更奉侍师侧，执弟子之礼，颇得余的赏识，并亲授《搜孤救孤》、《御碑亭》、《武家坡》等戏。余叔岩习惯晚上工作练习，因此往往要到了晚上才开始说戏。她为把戏学到手，有时候彻夜不眠，居然渐渐养成了习惯。“有志者事竟成”，她终于得到了余叔岩的真传，并在其逝世后继承了这一派的衣钵。　　说起来孟小冬只能算是带艺投师，因为在学艺之前，她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冬皇”了。然而对于余叔岩，她还是保持了更多的尊重和敬意。　　在正式拜余为师后，小冬多次向余馈送礼物，余很受感动，于是将自己演《武家坡》中薛平贵的行头赠给她继承使用，以为纪念。在经过余的亲传亲授后，小冬戏艺进步得很快，在京的每次演出，场场座无虚席，而余叔岩则经常为她把场。当时喜欢小冬的观众赠给她绰号“冬皇”，意为须生之皇，足见小冬当时声势显赫，技艺超群，使观众为之倾倒。当时一些报刊，经常在小冬演完一个剧目后发表剧评。对小冬的唱白，甚至一举手一投足都推崇备至，可见其艺术的影响何等深远。有一次，孟小冬演《失街亭》，余在后台为她把场，演完卸装时，小冬友人某君对她说，你演到“斩谡”时，怒目瞪眼，白眼珠露出太多，不好看。小冬立刻问余如何克服，余随口指点说：“记住，瞪眼别忘拧眉，你试试！”小冬对镜屡试，果然，既好看，也不再露白眼珠了。事情虽然很小，但足以证明余在艺术上的深邃造诣。余对他人曾讲及他对小冬的评价，认为小冬的唱工可到七分，做工最多五分。而小冬的技艺，当时内外城无不称道，声誉极高，而余只给予如是评价，也足以说明余对徒弟要求甚严。　　后来余叔岩1943年在北京的公寓里病逝的时候，孟小冬正在香港，骤闻之下，惆怅不已。无奈已成事实，伤痛之下，写了一副长长的挽联：“清才承世业，上苑知名，自从艺术寝衰，耳食孰能传曲学；弱质感飘零，程门执赞，独惜薪传未了，心哀无以报恩师。”由此亦可见师徒之情的确非同一般。　　孽缘　　谈到孟小冬的感情，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结束她戏剧生涯的上海之行。　　在与梅兰芳的感情出现问题之后，孟小冬开始与梅兰芳以工作上的关系一起到各地演出，这次他们到的是上海，算起来也是孟小冬的家乡了。然而此时的上海，早已不复当年的安宁。他们这次的确是来错了。　　上海大亨杜月笙在上海法租界的新开河和陆家嘴两处码头建立起流氓割据势力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变成腰缠万贯的大流氓，在流氓帮中已出人头地。这位上海滩上说一不二的大哥平生豪赌好色，只要是他钟情的女人，非设法弄到手不可。　　当时上海有个规矩，凡是各地前来上海演出的红伶，不论是男伶还是女伶，首先要和演出戏院里的“按目”们联系，并在他们的陪同下，到有钱有势的官宦富商人家登门拜谒。所谓“官宦富商”，就是官僚、大商人、大流氓和各大报馆主笔等。否则，不但要给你的技艺抹黑，而且还要弄得你寸步难移。除了拜谒大亨，还要和演出戏院的“按目”们搞好关系。演出之前，先要摆上两桌丰盛的酒筵，邀请他们吃个酒醉饭饱。然后，他们就会把你演出头三天的戏票送到各“大亨”府上，保你演出时戏院的花楼和正厅座无虚席，满堂全红。　　京剧演员孟小冬这次来上海演出，是跟梅兰芳一块来的。梅兰芳这次是应共舞台戏院之邀来上海演出的。他没请共舞台的“按目”们吃拉场酒，这些“按目”自然也不会陪同他去拜谒各“大亨”，更不会给他们送戏票。旧社会极为重“面子”，尤其这些流氓“大亨”，宁愿倾家荡产，也不愿失去面子。这些“大亨”们眼看“按目”们不送票来，当然谁也不亲自来买票。各大报馆的主笔们说梅兰芳竟敢摆出“初生之犊不惧虎”的架势来，就放下红笔杆，握起黑笔头，轻轻一抹，在梅兰芳的脸上抹个黑痣。结果，头三天精彩的打炮戏，在上海竟然悄无声息，卖座寥寥无几，来自四面八方的抨击，也随之而至。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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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烟花不再――孟小冬(4)

梅兰芳演出还不到10天，黄金荣就借营业不佳为理由，强迫梅兰芳解除演出合约，并且拒付他的报酬。黄金荣手下的虾兵蟹将们更是助纣为虐，向梅兰芳无故寻衅，百般刁难，杜月笙还要梅兰芳从下榻的中南饭店搬出去。　　一天晚上，黄金荣和杜月笙谈起梅兰芳的困境时，黄金荣对杜月笙说道：“月笙，你如今还没有妻室，我也常在为你打算。这次跟梅兰芳来的女伶孟小冬，我看她品貌既美，举止潇洒，行动大方，而且戏艺又佳，这是一个难得的佳妹，不如将她设法讨了进来，纳为妾室。将来你开个戏院，她既给你为妻，又可给你唱戏挣钱，同管事务，这种一举三得的美事，你要趁他们走投无路的机会，设法及早下手，不怕她不入你的手掌之中。”杜月笙听了黄金荣的一番教唆，顿时动了强占孟小冬的恶念头。　　梅兰芳这时的处境十分困难，正想典当行头，返回北平。杜月笙就请黄金荣的老婆林桂生出面，把孟小冬叫到林家，先向孟小冬说了他们的想法，并对她百般劝解：“你若嫁给他为妻，比登台唱戏好得多呢！他如今还没有正式妻子，新的住宅正在兴建，将来开戏院，你可做戏院的老板娘，保证你能过一生的美满生活。不然的话，你要回北方去，恐怕也很困难，你要多想想。”　　孟小冬听了林桂生的一席软硬兼施的话，又看到杜月笙长相倒也生得不差，心中正在犹豫，再加上与梅兰芳的那段感情对她的打击也很大，心里不由得有些心灰意冷，心想若能度得此生，也就是了。与此同时，杜月笙暗使金钱打通了孟小冬身边老妈子的关节，在老妈子和林桂生的撮合下，孟小冬也打听到杜月笙真的没有正式妻室，于是就跟随了杜月笙。孟小冬就这样做了杜月笙的老婆，结束了登台唱戏的生涯。　　然而偏偏是造化弄人，当小冬自以为与梅兰芳的金石姻缘消逝的时候，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一生最华贵也最平凡的部分，居然是下嫁给一代枭雄杜月笙。在后来的生活中，她逐渐地了解到了杜月笙作为黑道老大的另一面：他不是一个粗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孟小冬惟一的知音。所以，在杜月笙去世之后，她表示不再公开演唱。　　曾经沧海　　“只是一切都过去了罢。”　　这句当年孟小冬时时挂在嘴边的话，到了最后，居然成了她惟一的安慰。　　当暮年的孟小冬一个人在香港守着那份宁静，并以自己的毕生心血教导着后辈们时，她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从上海走出去的名伶了。她的一生，继承了余派京剧的衣钵，而正是这衣钵，让她的一生有了不可磨灭的传奇。“冬皇”的故事，到最后只是一个余韵弥散的无奈终结。梅孟、杜孟的故事，到最后也如繁花落尽般只剩纤尘。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纷争时代和没有感受过那些悲欢离合的人而言，孟小冬的传奇永远值得在情感的世界里回味。但是，当她的时代过去之后，我们便只有在偶尔听到黑胶老唱片里那苍凉的唱腔时，才会想起那个特立独行的名伶，她曾经是一位雍容华贵的绝代佳人，然后是一名历尽辛酸的薄命女子。　　这，是不是一种遗憾，或者说叫做悲剧？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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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倔强的雏菊――Daisy(1)

Daisy，一种单叶雏菊，草本植物，有着细小的花瓣和同样纤细的枝叶，在明媚的阳光下她沐浴着阳光，优雅而高贵；在狂暴的风雨中她忍受着打击，坚忍而沉稳。它的花语是纯真。Daisy，一个雏菊般的女孩，在上海的风雨中生活了多半个世纪，用她的美丽与倔强写下了传奇的人生。　　郭家小姐　　1910年秋天，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家照相馆里，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在镜头前摆出一幅沉稳安详的样子。她有着娇柔的眼神、光滑的额头、粉嫩的脸颊、白藕般的手臂，再配上精致的白色蕾丝裙子、软底的小白鞋，宛如一个纯洁的小天使。　　她叫Daisy，中文名字郭婉莹，是一个雏菊一样纯真的女孩。她的爸爸郭标是靠倒卖水果起家的华人富商，妈妈是当时富商马氏家族的小姐。Daisy是家中的小女儿，就像很多小孩子一样，她总喜欢跟在哥哥的身后跑来跑去。在兄弟姐妹里，Daisy和二哥沃利是最要好的，到后来也只有这个哥哥肯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借钱给她。沃利也很喜欢这个天使般的妹妹，还极力想把Daisy培养成为一个标准的追求时尚的上海淑女。1947年沃利在宋子文的帮助下成了郭氏企业的继承人，一年后被蒋经国追杀，被迫逃往国外。乔治接替他的总裁职位后不久也被迫逃亡，当他清理总裁办公室时无意中触动了一个精巧的机关，发现了藏在其中的沃利留下来的一把枪。慌乱之中他一时没了主意，便将这把枪交给了Daisy处理。Daisy夫妇把它埋在了花园里，就是这把手枪成了害死Daisy第一任丈夫的间接凶手。　　Daisy从小就是个标准的淑女，但这并不代表她懦弱可欺。她在悉尼上小学时，也曾因为同学乱叫她名字而逃了学，并且理直气壮地对校长宣布，要是同学不改正的话，她就永远不去学校了。　　原本郭家可以在条件优越的悉尼一直过这种幸福富有的生活，但当时正值华人资本被大量引进，上海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Daisy的爸爸郭标作为华人富商，应孙中山先生的邀请，和弟弟郭杰举家来到上海，开办了后来最流行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　　骄傲的女生　　上海原本是个滩，而后成了村，成了镇，成了城……终于在20世纪开始风光起来。那时的上海就像一位淑女一样优雅精美。　　初到上海的Daisy还是个无知的小女孩，因为生活环境不同，上海的很多东西在她眼中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在住进延安路的大房子前，她住在永安公司对面的东亚酒店里。那是她妈妈的家族——马家的产业，马家当时已经在上海开了先施百货公司。透过酒店的玻璃窗,Daisy生平第一次见到了雪。洁白无瑕的雪从天空飘落，落到了上海这片土地上，然后融化，最后渗进了土里，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Daisy也如这融入土壤的雪花一样，从此与眼前这个陌生的城市结下了终生难解的缘分。　　永安公司的建成以及南京路上这些华人资本家的大百货公司的开张，标志着华人资本在上海的成熟。　　来到上海后，Daisy上的是广东的一所小学。可是从小就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她连一句上海话都不会说，更不要说广东话了，甚至连中文名字都没有。学校里的老师给她起了个中文名字，并且写在了纸条上。可是当她把纸条丢失在了回家的路上后，这个名字就被她彻底遗忘了。在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实在无法适应这个中文环境时，他们被父母送进了教会学校。从此，Daisy开始了她在中西女塾的新生活。　　Daisy正式在中西女塾读书那年，它已是一座有着28年历史的美国基督教女子中学，并在当时上海的新式学校里享有盛名。它主要面对上海上层阶级的女孩授课，宋庆龄和宋美龄都是从这里毕业的。它是一所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高额的学费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优良的校风使它成为培养淑女的首选地点。甚至很多中等水平的人家都愿意节衣缩食，让自己的女儿来这所学校读书，接受熏陶，以便以后可以“飞上枝头做凤凰”。　　中西女塾的校训是成长、爱人、生活，风格是贵族化的，采取美国式的教育方法，对学生的许诺是要让她们一生年轻和愉悦地生活。Daisy在这里不仅学会了音乐、科学，阅读了许多图书馆里的英文书报、培养了终生对体育运动的爱好，还学会了如何做个称职的宴会女主人，在这里就连Daisy只会说英文的缺点也成了优点。她的聪明，她的美貌，她的富有几乎让她成为了学校里最快乐的孩子。　　学校的英文剧是当时最有特色的，Daisy曾出演过莎士比亚的名剧《驯悍记》，还曾留下过模仿婚礼照片的有趣剧照。在照片中她那张稚气的脸上没有婚礼照片上新娘的媚态，而是流露出了小女孩儿少有的沉着和淡定。　　Daisy行事的一贯风格是比较随意、不受拘束的。上中学时候她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郭婉莹。她决定叫这个名字只因为喜欢当时走红的作家谢婉莹（即冰心），后来这个名字就成了她惟一的中文名字了。　　随着她父亲事业的蒸蒸日上，他们一家搬进了延安路旁一栋带花园的很美的西式大房子里。贵族家庭的孩子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劫匪绑架的对象。于是，为了预防绑架事件的发生，他们出门的时候不得不加强防范措施，并且只跟很少的几个家族来往，宋家就是跟他们家关系比较密切的家族之一。宋家的孩子从小就经常吃住在郭家，相约去游玩。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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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倔强的雏菊――Daisy(2)

那时的Daisy带着青春的笑脸沐浴在20世纪灿烂的阳光下，挥洒着灵动的光彩。中学毕业时的她已经完全出落成了一个站在上海时尚前沿的新式淑女了。她自信、公正、博学、自尊，从小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却并不鄙视东方文化。　　从中西女塾毕业后，Daisy性格中的倔强逐渐显露出来。因为不喜欢，所以她放弃了学习钢琴。她变得更坚持更独立了，她知道自己要走的路，并且有勇气按照自己的选择走下去。　　通常情况下在中西女塾读书的富家小姐们毕业后不是嫁入豪门就是赴美留学。Daisy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因为不想出国留学，她便在父亲的安排下与一个赴美留学的富家子弟订了婚，他叫艾尔伯德。但是最终Daisy不惜以死相逼也要解除婚约。原因是他在送给她美国玻璃丝袜的时候说：“这袜子真结实，穿一年都不坏。”她怎么能嫁给这样一个乏味的男人？　　解除婚约后Daisy有了更高的目标，她决定到燕京大学心理系深造。上大学后的她依然热衷于体育运动，还曾经是华北女子网球队的队长。这种爱好使她受益终生。　　郭家的女子有着家族遗传的美貌，姐妹几个都是受人追捧的美女。Daisy的三姐安慈是第一位美貌与智慧并重的“上海小姐”，她凭着来自家族的美丽与优雅和从新式学校里学来的先进文化获得了众人的肯定。中西女塾的教育给了她出众的气质和淑女的修养，她曾做过宋美龄婚礼的女傧相，许多年后她的美貌和那种安适而活泼的气质仍然没有消失。在安慈参加“上海小姐”选举的时候，Daisy正在燕京大学读儿童心理学，她并不喜欢姐姐这种做法，还写信回家劝姐姐不要参加这种无聊的游戏。也许很多人认为以她的思想，她很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以后的很多年中她却一直是被革命的对象。　　那时的Daisy不愿一味地追赶潮流，更多的时候她喜欢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做自己想做的事；她不愿再听从别人的安排，更多的时候她自己选择今后要追求的生活。她可以轻松地说：“没什么理由，因为喜欢，所以做了。”　　1932年1月6日，最疼爱她的爸爸去世了。因为病发突然，他没来得及留下遗嘱，所以全家人平静地按照郭标在世时的惯例按比例分了财产。后来她成了上海永安公司的股东之一。　　初为人妇　　25岁的Daisy在取得燕京大学毕业证书后，即将嫁给清华大学毕业的吴毓骧。　　吴毓骧是林则徐的后代，出自书香门第，曾经是清华大学的公派留学生。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主修机电工程，辅修工商管理。他是一个对玩各式新鲜流行花样儿无师自通的人，最爱棒球。　　如绝大多数待嫁的少女一样，Daisy在婚礼前半年就已经开始忙着准备礼服、采购物品、订购家具、布置新居，等到所有事情准备妥当时，自己也瘦得只剩88磅了。　　盛大的订婚典礼如期举行，郭家摆了几百张桌子大宴宾客，庆祝美丽富有的小姐即将嫁为人妇。她一生都不能理解为什么社会上的人把挣钱看得那么重要，更别说想到要嫁个有钱人了。婚纱照中的Daisy皮肤白皙，长长的眼睛优雅地扬着，眼中流露出欣赏和喜悦的神情，礼服的贴身裁剪衬出了她的凹凸有致的身段，像极了童话中的公主，手捧的鲜花和她的美相比也略逊一筹。　　他们夫妻俩都是重视追求生活中的快乐的人，这也许就是他们相互吸引的地方。　　婚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是相当幸福的。那时的Daisy是个会因为想尽量完美地做出婚后第一顿早餐而手忙脚乱的小女人。就这样，两个彼此还有点儿陌生的人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吴毓骧是个很有趣的人，有相貌、有才气，在当时可谓人见人爱，他可以让Daisy的生活充满乐趣。但通常这种男人都是那种不会只满足于居家生活的人。婚后不久他们的爱情就出现了危机，她生性风流的丈夫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寡妇。那个年轻的寡妇是Daisy一家的旧识，如今却成了破坏他们家庭的凶手。那晚在朋友的陪同下Daisy亲自来到了那个寡妇的家里，把她自己千挑万选的丈夫找了回来。但Daisy并未将此事声张出去，因为她有着旧式女子的温柔与体贴。　　已嫁为人妇的Daisy渐渐厌倦了只在家里当家庭主妇的日子，生来“不安分”的她选择了与姐姐们不同的生活道路。她和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张海伦合开了一间专门为顾客订做礼服的服装店，叫做“锦霓”时尚沙龙。这家由Daisy和朋友精心经营的小店开在了寸土寸金的国际饭店里，她们专门为客人量身定做独一无二的礼服。直到1937年“锦霓”时尚沙龙因为战争停业前，Daisy已经凭借自己的智慧把这家店经营得蒸蒸日上了。后来她丈夫也因为战争失业了，如果说先前开时尚沙龙只是兴趣使然的话，那么她现在不得不再找一份工作，为的就是用来贴补家用了。她的第二份工作是帮中医学会的杂志拉广告。她的很多朋友都已嫁人，过上了悠闲的少奶奶的生活，每天不是逛街购物就是闲聊打牌。在她们看来Daisy是不幸的，没有挑好丈夫，结了婚还要抛头露面挣钱养家。可Daisy却不以为然，在她看来工作也许比少奶奶的无聊生活更有吸引力。不久，她因不愿与日本人共事而再次失掉了工作。他们的生活每况愈下，直到1939年，她因交不出房租，带着全家回娘家住。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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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倔强的雏菊――Daisy(3)

吴毓骧是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他梦想着一夜致富，从此一劳永逸。他十分热衷于玩乐，甚至不惜抛下难产时的妻子，也要跑去跟朋友玩牌。Daisy的单纯渐渐被生活的挫折改变了。　　太平洋战争后，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毓骧通过负责德国人在沪资产的管理工作实现了自己快速致富的梦想，吴家的日子渐渐富裕起来。Daisy又做了家庭主妇，儿子被养得白白胖胖，还让漂亮的女儿静姝跟着白俄老师学跳芭蕾舞。日子越过越好，一家人又恢复了幸福富足的生活。　　39岁的Daisy是一个优雅高贵的中年美妇了，她的丈夫也已经是个持重的中年富商了。1951年到1954年是上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生意越来越红火，他们仍旧保持了多年前的习惯在周末举行聚会。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Daisy第三次成了职业妇女，她在公司担任英文秘书的职务。　　他们的公司——兴华科学仪器行与国家联营后，他们一家收入渐少。为了增加收入，吴毓骧与犹太人做起了非法生意。事发后他被捕了，Daisy也被找去问话。多年的生活已经教会了她处世的圆滑和随机应变，她开始用她的智慧与来自周围的威胁斗争。不久传来了吴毓骧被划为右派的消息。初听到这个消息时，Daisy几乎要晕倒了。尔后她被派到上海东北部远离市区的江湾正奔路外贸农场劳动，在那里喂猪。后来她甚至还在农场拌过水泥，吃尽了苦受尽了累，Daisy从此开始了炼狱般的生活。　　命运的转折　　1961年，吴毓骧由于心肺系统疾病，在提篮桥上海监狱医院去世，Daisy失去了这个曾经背叛过她却也给过她许多快乐的丈夫。她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劳动，还要靠微薄的收入独自抚养两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日子十分艰苦。后来她又被派到青浦乡下的劳改地工作。　　经过了两年的艰苦生活，已经快到法定退休年龄的55岁的Daisy又被派到了打字员的位置上。她本以为就快要退休了，可是事情并不这样，过了不久，她又被调到外贸职工业余大学去教英文。她的生活尽管艰苦但还勉强过得去。那时的她也一定不会想到她以后还会遇到更困难的情况吧！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持续了10年的浩劫给了Daisy前所未有的打击。从小家境富裕的她理所当然地成了“资本家”，成了革命的对象，即使她在公司只当过英文秘书。她的生活开始变得更加拮据，艰苦的环境迫使她学会了如何用24元钱养活自己和正在同济上大学的儿子。当她在路边小摊吃8分钱一碗的阳春面时，谁会想到她曾经是随手就可以给出5元小费的富家小姐？其实困难还远不止这些，她和儿子还曾在寒冬腊月被扫地出门，甚至连冬衣都不曾带齐，甚至连郭家的墓地都被捣毁了，所以晚年的Daisy决定死后把不能和父母葬在一起的遗体捐献给红十字会。　　这段时间几乎可以算得上她人生中最艰苦的时期，但即使这样她也没想到要放弃，没想到要轻生。人生的各种忧患往往是不能避免的，可贵的是能把自己从忧患中提升出来。幸好她有着天生的骄傲，她坚信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她压倒；幸好她有着被艰苦环境激发出的坚韧，她坚信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幸好她有从燕京大学学到的心理学知识，她凭着分析别人心理的能力一次次地摆脱了困境。Daisy因为有一颗不屈的心，所以能够不断追求，迎接挑战，苦中作乐。她在面对各种困难、打击的时候，往往能够发挥出最高的智慧，以无比坚定的毅力和信心，化阻力为动力，化干戈为玉帛。　　佛家说人生是苦海，成、住、坏、空为一劫，人生要经历万劫。Daisy的人生饱尝了忧患苦难，但苦乐原是相对的，有苦就有乐，苦在哪里乐就在哪里。尽管生活是如此艰辛，可乐观自信的她还是可以从繁重的劳动中发现乐趣。如果Daisy当初随亲人逃到国外，也许就不会经历万般苦难，而是过着她四小姐的生活一直到老。这种生活固然优越，但优越的生活也往往会使人变得浅薄。而且如果那样的话，她将一辈子也不会知道她原来是一个可以在腥臭的河塘里用她那双弹钢琴的白皙的手指挖河泥的坚强女人。　　在崇明农场的日子，清洗马桶是每天必做的功课。每天有一个同住的人帮Daisy把沉重的马桶抬到粪池边上去。然后，她要倒马桶，把它搬到小河边上去洗干净，最后把马桶搬回宿舍去。搬又大又重还没有把手的马桶对于Daisy来说真的很困难，所以有几个同在农场的年轻人很替她抱不平。但其实最可怕的还不是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也不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　　为了在凶险的环境中生存下来，Daisy决定做些事情来更好地保护自己。而且那必须是一件讨好干部，但不伤害任何人的事。于是，她向干部保证要好好学习中文，争取用中文学习**著作，看中文报纸，用中文写交代材料，以证明她不是“洋奴”。尽管她的材料中有近一半的错字，可她不放弃，仍然经常问干部一些生字，结果她的进步得到了干部的赞扬。　　1971年，Daisy终于结束了她那艰苦的劳改生活，从农场退休了，还拿到了一张同所有退休工人一样的光荣退休证书。原本有关部门认为她是资本家，不同意发给她代表正式退休工人的那一纸证书。她找到有关单位的领导，对他们说她在公司里一直都只是英文秘书，并不是资本家，并且从以前公司的同事那里得到了证明。她通过努力终于说服了单位领导，得到了这张来之不易的光荣退休证书。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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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倔强的雏菊――Daisy(4)

这时她辛苦抚养长大的一双儿女也已成家。在北京的静姝嫁给了一个出身在上海的平民家庭的足球运动员。儿子中正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凤阳当工人。因为他的师傅很同情中正的遭遇，也喜欢他的为人，所以就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了他。不久之后中正就跟他师傅的女儿结婚了。　　退休以后，Daisy花去大部分时间到凤阳去帮助中正照顾他的孩子媚，到北京帮助静姝照顾她的孩子锋锋和丫丫。当她到北京去的时候，常常也会把媚接到北京去，减轻中正的负担。在困难的岁月中一家人团结在一起，互相依靠。事实上，媚几乎是跟着奶奶长大的。虽然Daisy自己的孩子是由保姆照顾大的，但她的孙子孙女则是由自己亲手照顾长大的。温柔的Daisy像所有老祖母一样照顾孩子们的生活，陪孩子们玩，教他们学习英文。她赢得了他们的敬爱。在媚心中奶奶是与众不同的，她是那么亲切迷人。　　回归平静　　也许是上天对这个美丽的女子有所眷顾，Daisy在晚年的时候迎来了她一生中最后一段恋情。她与多年的老朋友、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生汪孟立结婚了。从此以后生活又开始有了乐趣，他们不停地聊天，日子比起一个人的时候要热闹得多。他们时常结伴旅行，时常与老朋友聚会。汪孟立虽然不如Daisy的第一任丈夫那样精通各式流行花样，但却更真实。可惜几年后，汪孟立不幸死于癌症。从此以后Daisy一直独身，直到去世。　　自从被打成右派以来饱受屈辱的Daisy，在68岁时被恭恭敬敬地请到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教英文。在这里她真正受到了一个优秀英文老师应有的尊重。　　社会的变迁和生活的拮据使她不得不放弃很多已有的习惯。她不再有机会骑马、弹钢琴、打网球，取而代之的是挖河泥、挑水泥、洗马桶；她不再有机会穿着做工精良的裙子、旗袍，取而代之的是街上随处可见的蓝色的粗布衣裤；她不再有机会坐在豪华的餐桌前用成套的刀叉吃家里厨师做的菜，取而代之的是小摊上8分一碗的阳春面。但这一切并未改变她的优雅和她的品位。晚年的Daisy梳着一头卷得很整齐的银色短发，虽然穿的是颜色单一、款式普通的布衣裤，还是掩不住她一举一动流露出来的优雅与高贵。没有了贵重的美式烤箱，她仍可以用铝锅蒸出美味的蛋糕，仍可以用铁丝烤出松脆的面包片。她一直保持着喝下午茶的习惯，她的朋友知道她的喜好，所以经常在看望她时给她带来国外带回来的蛋糕、巧克力。瑞士巧克力仍然是Daisy的最爱。　　经常有朋友劝Daisy写自传，记录下以前的生活，她也曾为此特意上了老年人写作班，规范自己的英文。但她最终也没完成那些回忆录，因为每每回忆起以前苦难的生活她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抱怨，而乐观自信的她不爱抱怨。　　晚年的Daisy独自生活在上海的一间小屋子里，靠给别人补习英语的微薄收入维持着清贫的生活。她没有依靠任何人——包括她在北京的女儿和在美国的儿子。她活得很庄严，这也许是她作为坚强的郭家四小姐的骄傲吧。　　她曾经三次被送进医院，医生认为她有可能中风，可什么也没有发生。她的儿子中正多次要求接她去美国，可她宁愿独自在上海的小屋里等待着中风，也不愿意接受儿子的照顾，住在收费昂贵的病房里，因为独立的她一直否认儿女对她有赡养的义务。　　她一生都没有成为别人的负担，一个人对别人要求得越少，才会越有尊严。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做自己的主人，能自己当家做主，生命才会有意义。　　1990年时，沃利曾经回来看望了她，不过宽容的她并没有提起自己的丈夫是怎么被他留下的手枪连累致死的。她认为沃利不是故意的，况且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天使离去　　Daisy的生命在她90岁的时候画上了句号。那天的黄昏，Daisy独自上完了厕所后，躺在床上，轻轻说了句：“我怎么这么累呀。”片刻后，呼吸困难，然后静静地离开了人世。只剩下墙上挂着的画中的雏菊仍然迎风开着。　　“上帝啊，请给我永恒的和平……”葬礼在《安魂曲》的伴随下平静地进行着。遗像上她的目光充满了慈爱和勇敢，记录着岁月的脸庞上依稀可见年轻时的美丽。墨汁未干的挽联上写着：“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这幅挽联和充满了整个房间的哭声，传达着亲友们对这位始终优雅美丽的郭家四小姐的恋恋不舍和无尽思念。Daisy，你听到了吗？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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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的标准女性――丁玲(1)

丁玲30岁那年，曾以其名作《莎菲女士日记》蜚声上海滩。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里，她出版了许多堪称经典的作品, 还参加左联主编了《北斗》，被誉为标准女性的楷模。　　逆水行舟　　1904年10月12日，丁玲出生在湖南临澧农村的一个姓蒋的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当过大官，也算得上书香门第。父亲叫蒋浴岚，中过秀才，辛亥以前曾一度留学日本。母亲叫余曼贞，常德人，虽算不上才女，但也会写诗作画，嫁到蒋家后也是温柔贤淑的好妻子。他们结婚6年后，丁玲出生了。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像很多农村家庭一样，蒋浴岚也一直希望能有一个儿子，所以虽然生的是个女儿，他仍然给她取了个男孩的名字。丁玲还不到10岁的时候，蒋浴岚就病逝了，家里也随之败落。不久，蒋浴岚的遗腹子降生了，遂了他生前的愿望，是个男孩。30出头的余曼贞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了常德，孤儿寡母，借住在丁玲的外婆家，日子逐渐拮据起来。住在外婆家时，舅舅的儿子成了年幼的丁玲最亲密的玩伴，他们两小无猜的亲密样子令外婆深为感动，说长大了就让他们亲上加亲吧。　　当人面对困境时，往往可以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斗志和勇气。待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余曼贞当起了小学教师，一来为了教育子女，二来为了贴补家用。她后来还跟著名的革命家向警予结为至交，共同为实现男女平等、倡导女子读书奋斗。幸亏有这么开明的母亲，丁玲才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也为日后接受新思想打下了基础。1918年，丁玲的弟弟因为感染热病夭折了。坚强的余曼贞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沉重打击，终日以泪洗面。这年适逢丁玲小学毕业，母亲为了女儿的未来考虑，送她到桃源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班读书。在学校里丁玲不仅成绩名列前茅，在思想上也很进步。她经常和同学们参加游行、演讲等活动，还剪了辫子，积极投身到“五四”运动中来。暑假过后丁玲就转到了更为进步的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学习，并得到了陈启民先生的教导，读了很多进步书刊。同时，丁玲的写作才能得以发展，第一学期就开始在长沙的报纸上发表短诗。不久，校方解聘了陈启民先生，丁玲愤然离校，跑到长沙读书去了。她有一个叫王剑虹的女友带来了上海的一些情况，向她传输了进步的革命理想。丁玲顿时有了一个影响她一生的想法：放弃即将到手的中学文凭，与王剑虹一同奔赴上海。　　受“五四”精神影响，进步的丁玲不顾舅舅一家的反对，靠着母亲的支持，于18岁的时候解除了与表哥的婚约，踏上了崭新的人生旅途。　　1922年，丁玲与几个同学乘轮船的三等舱冒险来到了上海。在沈从文先生的《记丁玲》中是这样描写的：　　几个人到上海的目的，似乎是入上海大学，那时节的上海大学，有几个教授当时极受青年人尊敬，目前还为世人所熟悉：瞿秋白，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她们一到了上海，自然在极短时间中就同他们认识了。如果不是年龄太小、程度不及，便是还有别的问题，她们当时却只入了平民学校。　　按照蒋家当时的规矩，孩子出省读书可由族里补给一些学费，但族长以“丁玲是女孩子”为由，拒绝给生活艰难的母女提供帮助。丁玲一气之下把名字改为冰之，废姓以蔑视传统意识。日后终因没有姓不方便而随意起了“丁玲”这个名字。不久以后平民女学被迫违背了早期**人的办学理想，丁玲甚感失望，半年后便离开了学校，和至交王剑虹去了南京。她们一直住在一起，勤奋自学，日子倒也平静。第二年，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闯进了她们的生活，并且和王剑虹恋爱了，成了她们宿舍的常客。思想进步的瞿秋白和她们谈文学，谈社会，谈人生。他的学识、思想、才华、文学造诣都给年轻的丁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后，丁玲与他们同住在上海慕尔鸣路。看着眼前这对幸福甜蜜的小夫妻，丁玲不可避免地产生忌妒心理。但这种感觉也并未对她产生太多的影响。她把王剑虹当成形影不离的挚友，对瞿秋白也是十分敬佩。然而，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她被迷茫、矛盾、痛苦纠缠着，特别是挚友王剑虹不幸去世，更是使她悲痛万分。对于未来，她怀有远大的梦想，却不知道怎样实现。“后来经过了许多波折碰了一些壁，一个青年人，有着一些糊涂的梦想，像瞎子摸鱼似的，找出路，却没有得到结果，不能说是灰心，也实在是消沉地住在北京了。”这是对她那段心理的真实写照。孤寂而迷茫的她不顾战事的激烈和白色恐怖的威胁，毅然北上……　　爱情之旅　　来到北京后，丁玲准备继续学业，投考美术学校。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从朋友那里结识了胡也频。虽然也曾用心准备考试，但她终究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回忆这几年的蛰居生活，她想起了已逝的亲友,远在湘西老家的母亲，抑制不住的感伤和惆怅涌上心头。正在此时，一个极富热情、正做着文学之梦的流浪青年向她孤独的心灵走近，并用一种很浪漫的方法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这个青年正是之前见过面的胡也频。他知道丁玲痛失爱弟后，就用一个纸盒装满一大把黄色的玫瑰，并在花下写着一个小小的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托人送给了丁玲。照理说如此浪漫又体贴的表白方式，本应是成功率很高的。可当时她正在为亲弟弟的夭折和命途艰辛而痛苦，对比她还小一岁的胡也频毫不动心，所以并没有接受他的爱。不久就回了湖南老家，同时也为这段感情经历画上了一个休止符。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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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的标准女性――丁玲(2)

折翅而归的丁玲心中是难以抑制的失落和忧伤，充满热情、满怀理想的青年在社会的重压下早已疲惫不堪了。但如果她如此轻易就放弃理想、放弃信念也就不会有日后的丁玲了。虽然现实生活不如意,未来的生活更是难料，但她仍像一艘准备就绪的航船一样，待到时机成熟仍要扬帆远航。　　胡也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送去花束但没有得到回音的他已陷入了痛苦的烦乱之中。但生性勇敢而执拗的他面对真爱怎会轻言放弃？他要用他的温柔、他的执著和他不懈的努力敲开丁玲紧闭的心扉。　　终于，这段温馨浪漫的故事在常德上演了。一天，当穷编辑胡也频蓬头垢面地站在丁玲母女的面前时，他终于开启了丁玲紧闭的爱情之门。他的不顾一切，他的不远万里，他的日夜兼程，他的勇敢热情深深打动了丁玲的心，他得到了丁玲一家的热情接待。也正是从这时，丁玲才了解到胡也频苦难的家世和一个漂泊者的痛苦经历。　　地处湘西的常德没有都市的烦闷和喧嚣，到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仿佛人间天堂、世外桃源一样，这里成了这两个漂泊青年理想的栖息之地。古老的常德城垣，迤逦的沅水河畔，都留下了他们相伴相随的脚印。他的开朗和热情给了丁玲无限的慰藉，同时，他的困苦和漂泊也激起了丁玲心中的怜惜之情。随着彼此了解的深入，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感情让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融为一体，他们的爱情也在这片自然淳朴的土地上茁壮成长。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丁玲和胡也频渐渐从失落、忧伤中振作起来。“翅膀的命运是迎风”，尽管常德的生活幸福而悠闲，但他们命中注定要为追逐理想而生活，所以，他们到了不得不离开这人间仙境的时候了。尽管对于这里有万千不舍，但他们还是毅然来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后，他们住在亭子间里，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靠着微薄的稿费，生活过得简单而又纯真，就像小孩子们过家家，虽然贫寒却过得十分温馨。她有着“五四”时代女性对爱情的理想色彩的精神追求和浪漫情怀。她与胡也频纯洁的爱曾被人误解，她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曾说：　　1925年暑假，胡也频到了湖南。我那时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意用恋爱或结婚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频做伴回北平。本拟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却遭到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能互相谅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慢慢变得似乎仍然应该要负一些道义上的责任。我后来认为那种想法是空想，不能单凭主观，1928年就决定和胡也频白首终身，断绝了保持自由的幻想。　　在丁玲放弃单身前，他们纯洁的爱情也出现过危机。　　“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冯雪峰）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丁玲语）　　她被这位才华横溢的“湖畔”诗人深深地吸引了。她面临着艰苦的抉择，一边是第一个令自己真正心动的人，另一边是与自己同居多时的，有深厚感情基础的人。是该向左走，还是该向右走？到底幸福在哪边？不久后冯雪峰离开北京南下，丁玲和胡也频也先后追随他来到了美丽的杭州西湖。　　经过了艰苦的思想斗争，她的理智战胜了情感。她最终还是选择守护那段来之不易的与胡也频建立起来的坚固的情感，而放弃了那令她刻骨铭心的爱恋。很多时候抉择固然痛苦，但总强过无休止的感情的纠缠和伤害。三人风波的平息，无疑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同时也缘于雪峰的退避和也频的谅解。　　这场感情风波结束后，他们的生活稳定下来，并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了追求理想上。回到上海后他们夫妇与沈从文在萨波塞路204号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名叫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与此同时，受普罗文艺和马列主义的影响，他们的思想逐渐左倾。　　好景不长，1929年底，他们辛苦建立起来的红黑出版社因为诸多原因倒闭了。为了偿还债务，胡也频经朋友介绍于第二年冬天，只身奔赴山东济南高中教书。年轻的丁玲虽然人仍留在上海，但心已经随着丈夫去了山东。一个月后，丁玲终于忍受不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来到了济南与丈夫一同在济南高中宣传普罗文学，宣讲马列主义。没想到他们却因为宣扬这些“反动思想”而被国民党山东政府通缉。好在有进步教师的帮助，他们离开山东，逃回了上海并且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当时的丁玲已有身孕，并没有参加“左联”的实际活动，但思想进步又怀有满腔热情的她用自己的笔为“左联”作贡献。由于胡也频献身革命事业，稿费微薄，这个时期是他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当她生下孩子胡小频出院时，他们已经身无分文了。可在他们看来，这种两个人相濡以沫的日子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快乐、更充实。　　革命的道路充满了危险。这天早晨，胡也频外出开左联执委会，并与丁玲约好回家吃午饭。可直到天黑，丁玲母子都没有等到胡也频回家的身影。她曾试着把一切情况都往好处想，可一切好情况又都不能使她的心镇定下来。她发疯似的跑出了家门，在被暗雾笼罩的街上狂奔。经过了几番周折，她还是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连确切的消息都没有得到。望着熟睡中的对即将发生的灾难一无所知的孩子，丁玲的泪水再也无法止住了。这一天是1931年1月17日。在这之后的几天，丁玲顾不得产后还没恢复的身体，在沈从文、王会悟、李达等朋友的帮助下四处奔走，想尽一切办法，但还是没能把胡也频救出来。其间丁玲只在一次探监时见过一次他的侧影。他们通过几次信，信中的胡也频坚强而乐观，还常常安慰丁玲不要为他担心。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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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的标准女性――丁玲(3)

由于胡也频涉及的“东方旅社”事件属重案，虽然丁玲多方求助，但各方均表示无能为力。2月7日是**党员、京汉铁路工人领袖林祥谦殉难八周年的纪念日，也就是在这一天，胡也频等30余位革命英雄在一阵枪声中倒了下去，上海龙华荒郊刑场上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国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这天丁玲正在赶往南京找营救的办法，三日后她收到了“年轻的爸爸”在殉难前写给“年轻的妈妈”的信，信中写到他在牢狱里的生活情况，并表示不会让青春在狱中白白度过，他要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他希望丁玲把孩子送回湖南，坚持写作，要她不要脱离左联，鼓起勇气，克服一时的困难……　　丧夫之痛对丁玲的打击很大，但坚强的她是不会就此畏缩的。她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能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与革命中去，她在沈从文的陪伴下狠心送走了年幼的儿子。回到上海后，丁玲冒着危险，出版胡也频的遗著，更显示了她复仇的决心。　　为了替亡夫复仇，她要求到江西苏区完成烈士的遗愿。不久，组织上找丁玲谈话，决定要她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　　在这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丁玲没有任何退却，她听从了组织的分配，她的笔带着复仇的怒火,像一把把尖刀刺向敌人。　　在胡也频牺牲后，冯雪峰来安抚过丁玲。随着丁玲参加《北斗》的编辑工作，她与冯雪峰又有了更多的交往，深埋于心中的爱情又复活了。然而当时，冯雪峰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又能理智地对待这种情感。丁玲写了两封信，但理智让她只把痛苦深置于心，没有将信递给雪峰。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　　从此以后冯雪峰总在关心着丁玲，关心着她的创作。他总会在丁玲创作的紧要关头，撰文给予极为中肯而又实事求是的品评，以便她能在创作的路上走得更顺利些。这种崇高的情怀和绝不以个人情感的满足为目的的态度令我们钦慕不已。　　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是这样回答的：“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纪念的是死者，而怀念的是生者。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肩负着赡养老母和照顾幼子的重担，生活的重压使她疲惫不堪。　　一次偶然的机会，丁玲结识了一位名叫冯达的年仅26岁的翻译。他身材适中、温文尔雅，是个不卑不亢的书生型青年。从采访中冯达第一次了解到这位知名青年女作家人生追求的艰难。丁玲谈到一年来的遭遇和现实的处境，冯达在流畅的翻译中，仿佛看到一位真实而伟大的女性屹立在一个崭新而富于传奇色彩的世界中。当丁玲坦诚而动情地谈到胡也频和她的情感生活时，在一旁翻译的冯达，内心几乎像火山爆发一样。　　无论是出于敬佩、仰慕还是爱恋与同情，此后，冯达常去看望丁玲，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丁玲一年来身心疲惫，而冯达的出现，帮助她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日子。日子久了，丁玲慢慢接受了这个沉稳而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冯达与丁玲只是一个自然而平实的组合，其间少有浪漫的故事存在，因为严酷的生活使人变得成熟而严肃。　　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丁玲对爱情有了更加深刻也更加成熟的认识：“爱情是一个可笑的名词，那是小孩的一些玩意儿，在我看来，感觉有些太陈旧了。一个25岁以上的人，若还毫不知道羞耻，把男女事看得那么神秘，男的终日只知道如何去媚女人，女的则终日只知道穿衣服、涂脂抹粉，在客厅中同一个异性玩点心灵上的小把戏，或读点情诗，写点情诗，消磨一个接一个而来的日子，实在是种废料。” 信任就是信任，怀疑就是怀疑。她认为是冯达出卖了自己才使得自己被捕入狱，就把自己的感知直面道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对于爱情也是一样。可以说，不敢于直面与正视惨淡人生与淋漓鲜血的人，也同样不敢于直面与正视自己的感情。应该说，丁玲是那个时代女子中的一个真的“猛士”。然而这次婚姻却结出不幸的果实，使丁玲由“文小姐”转变为“武将军”，在半个世纪中总被政治阴影所追随，直至离开人世。　　莎菲——丁玲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20世纪30年代是个新人辈出的时代。作为其中突出代表的丁玲被矛盾先生评价为“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作家。尽管当时的语境是如火如荼的“革命”，但丁玲早期的创作延续的仍然是五四落潮期“个性解放”幻灭的思绪，关注女性的命运。　　丁玲从1927年开始发表小说，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享誉文坛。1955年以前出版的作品有《跨到新时代来》、《延安集》、《欧行散记》、《到群众中去落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1980年以后出版有《丁玲近作》、《丁玲散文集》、《丁玲短篇小说选》、《丁玲中篇小说选》、《丁玲戏剧集》和文艺论集《生活·创作·修养》、《生活·创作·时代灵魂》以及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的代表作，初版于1948年。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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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的标准女性――丁玲(4)

在她的众多作品中，《莎菲女士的日记》算是比较特别的一部，因为这是她凭“**”和“冲动”写出来的成名作。莎菲是乘着个性解放的风潮走出家门的知识女性，走上社会后，她发现并不能寻找到自己的理想，甚至找不到可以“对话”的人。好朋友只能在生活上关照却不能理解她，异性的朋友又令她失望——苇弟这个大男孩只会每日将泪水洒在她的手背上，凌吉士漂亮迷人的外表下掩盖的是庸俗龌龊的灵魂。　　初登文坛时，丁玲就被认为是“另类”女作家，她写作只是因为“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了笔，抒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懑与反抗。因此，我很自然地追随我的前辈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和他们一样，不是为了描花绣朵，精心细刻，为了艺术而艺术，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才从事文学事业的。不是的。我是为人民，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写作的”。（选自丁玲著《我的生平与创作》）　　丁玲一生的生活和文学创作始终在“丁玲——莎菲——丁玲”式的“另类”命运中轮回着，以至于她自己也承认“莎菲就是丁玲，丁玲就是莎菲”、“莎菲是个坏女人，丁玲就是坏女人”，似乎丁玲真的是那个有表现欲、领袖欲还爱嫉妒的莎菲！　　她的另一部成名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曾得到冯雪峰艺术上的充分肯定，说它是由深刻的思想形象、诗的情绪性格和生活的热情所编织成的一幅完整、辉煌的美丽油画，是一部反映土地革命的史诗式的文学作品。丁玲因此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　　丁玲说过：“人不只是求生存的动物，人不应受造物的捉弄，人应该创造，创造生命，创造世界……写各种各样的人、事、心灵、感情，写尘世的纠纷、人间的情意、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兴衰，写壮烈的、哀婉的、动人心弦的，使人哭，使人笑，使人奋起，令人叹息，安慰人或鼓舞人的文章。”（丁玲著《我的自传》）　　似乎由《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再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过程，便是一个进步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成为真正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艺术上的标杆，也是革命现实主义“征服”的胜利，即她在小说中指出的“农民的真实的历史性的胜利”。　　人生无悔　　如今有人再走过虹口区昆山花园路7号那幢挂有“丁玲寓所”牌子的老房子时，还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个奋斗一生的另类女作家？与胡也频相爱，她投入自己的真情用心爱了，可惜竟落了个阴阳两隔；与冯雪峰相爱，她矛盾过、斗争过，还是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与冯达相爱好像一场噩梦，爱恨交织，终身为政治所累；晚年与陈明相爱是最成熟最深沉的情感，有此人相伴,一生无悔。1986年3月4日，82岁的丁玲在北京告别了人世。临终时，她向丈夫倾诉了最后的爱意：“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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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苍茫――浦熙修(1)

嘉定为文化之邦，重教重文之风兴盛，历代人才辈出。仅明、清两代就产生进士（其中有状元3名）、举人710名。近代以来，嘉定涌现出不少杰出人才。而谈到人才，就不得不谈到“浦氏三姐妹”之一的浦熙修。　　浦熙修的名字现在已经很少人提及了。繁华过去铅华落尽的时候，最易忘记。忘记是种错误，所以我们应该记住她。　　浦熙修是位记者。在中国近现代的新闻史上，浦熙修的名字是与几次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国共谈判。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有了浦熙修对那段历史的记录，才使得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呈现出完整的形态。　　转折前夕　　1910年10月29日，浦熙修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南门永康桥（今属上海市）的一个小吏家庭。　　浦友梧——这个家庭的当家人，在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庭那么多年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可是，当看着自己的儿女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责任感又油然而生。于是，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他独自一人来到北平，希望可以凭自己还算壮实的身板为全家操持一份简单的家业。他在当时的北洋政府交通部找到了一份会计科员的工作，作为一个读书人，在外边做个小官吏养家，对他而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已经别无所求了。　　黄庵岫是这个家庭当家人的另一半，是一位勤俭刻苦的家庭妇女。她的存在，似乎就只为了家庭。她不识字，也不懂任何的繁文缛节，她的心思都只在操持家务上。拮据的家庭，让她为了积攒几个零用钱而不得不常常在油灯下做针线直到深夜。浦熙修的到来，对于一个本来就拮据的家庭而言，是一种负担，但是对于一个安于贫困且从不失望的家庭而言，又是一种家庭的温馨。　　1917年，已经7岁的浦熙修在母亲黄庵岫的陪伴下和姐姐洁修一起到了北平。那时的北平，正是各种势力反复争夺的地方。开始的时候，父亲的薪水还可以维持一个小家庭的正常开支。但是到了后来，又添了弟弟通修和妹妹安修之后，一个小职员的薪水要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就显得不容易了。为了多赚点钱维持生计，父亲一度又舍妻离子，到唐山和友人合股开矿。但是一介书生的他毕竟不是生意场上的“状元”，不久就以失败收场，还背上了一身的债务。不得已，他只好把家乡的地产典押出去以填补亏空。　　不过，到了北平，对于从小就聪明的浦熙修而言，倒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毕竟，北平有着当时最好的教育条件。到北平不久，她就考进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简称女附小）读书。那时学校在西单南的东铁匠胡同，距她家住的西长安街六部口不算很远，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光里，她喜欢左看看，右看看，对所有的事情充满了新鲜感。她喜欢上前去问人家很多奇怪的问题。在同班同学中，她跟苏州来的一个比她大一岁的老乡成了好朋友，这对于在北平人生地不熟的浦熙修来讲是一种很大的鼓励。这份友情一直持续到她们的老年。小学毕业后，初中和高中她们又在女子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简称女附中）同学。那时高中文理分科，她们进了理科班。　　浦熙修念完高中一年级，家里为了供给她和洁修的学费，早已捉襟见肘，父亲母亲还为此吵过很多次，每次交学费都是家里的困难日。因此，有责任心而又倔强的浦熙修读完高一就辍学了。她觉得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学点什么，而且自己也想学得一技之长以谋生。她希望去学美术。对这件事情，父亲倒是很赞成，除了让她进了京华美术专科学校之外，还特别请了一个画家朋友来教她。学画的第二年，正好洁修的一个同学要离开北平，那人在女附小教书的位置要找人接替，就把熙修找去了。于是她就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学她的画。女附小是国立小学，她刚去时，月薪50元，第二年增加到55元。她实现了渴望的经济独立，这年她17岁。50块银元不是个小数目了，可是她用得很少，而是把钱存起来，准备考大学。　　1929年夏天，原来同班的那个好友已经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了。浦熙修非常羡慕，就也拿着京华美术学校的文凭去试着报考女师大。原来学的是理科，中间停了两年，怕不容易考了，就报考了中国文学系，居然考上了。然而不幸的是，当她进入大学的时候，母亲去世了。那时，父亲孤身一人在南京工作。就靠姐姐洁修负责几个姊妹的生活，经济非常拮据。熙修不得不一边上大学一边教小学。她累得害了很重的胃病。从大学二年级起，她辞去了小学的教职，只兼着教中学的几个钟点课。浦熙修从小就心灵手巧，姐弟几个的毛衣、裤、袜等都是她织的。　　1933年，浦熙修大学毕业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毕业也就意味着失业。后来几经奔波，她终于在北平私立的志成中学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当了一名国文教员，从此结束了她求学的历程，开始走向她人生的另外一个起点。　　一生的际遇　　浦熙修与袁子英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不过当时前者还是学生，而后者已是一名中学教员。经过朋友的介绍，她同当中学教员的袁子英谈起恋爱来了。1932年，大学还差一年毕业，他们就结婚了。浦熙修之所以这么早结婚，据她自己和好友后来的回忆，是因为她希望早点有个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这样既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又可以多一个人来照应本来就不太稳定的家庭。或许也正是这种没有太多感情基础的原因，导致了这段婚姻的失败。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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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苍茫――浦熙修(2)

从小学到大学，浦熙修上的都是女校，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跟男孩子同过学。少男少女的心思，再加上家庭的环境所迫，使浦熙修对于第一个有机会同自己亲近的异性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也寄予了自己最诚挚的感情。她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不太长时间的交往中，他们都没有去深刻地研究对方的性格、志趣等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在他们的眼里，对方无疑都是优秀的。这时的浦熙修，完全沉浸在一种婚姻的幸福感之中了。1933年末，他们的女儿冬林出世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她大学毕业了，当了私立志成中学的国文教员。那时姐姐洁修已经去德国留学，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落在了她的肩上，自然，弟弟妹妹也就住在了熙修家里。　　也就是在这前后，袁子英到神州国光社工作了。　　神州国光社原是一家以影印、发行历代碑版书画真迹为主的老出版社，因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一类书籍滞销，渐渐无法维持。1930年由陈铭枢出资40万元接办，托他的“莫逆之交”（陈铭枢语）王礼锡主持。王提出：“接办后的‘神州’须要翻译**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从经济上来支援作家。”陈铭枢完全接受了。从此，“神州”面目一新。鲁迅所译雅各武莱夫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小说《十月》就是这时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　　王礼锡到“神州”后，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原来的出版社进行改革，并“招兵买马”，聚集了在北平、上海、日本的许多友人以及各方面的人士到出版社担任一些职务，并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尤其是罗致了上海各方面文化人士，到出版社担任特约编辑。袁子英或许就是因为同王礼锡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进入了神州国光社并就近担任了北平分社的经理。　　当时的神州国光社虽然是由陈铭枢个人投资所办，但它始终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所以，当1933年11月22日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成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时候，神州国光社立刻受到了打击。11月30日，上海租界里的总发行所被当地的一些暴徒捣毁，外地分社也纷纷被查封，所有存书被没收焚毁。袁子英也因为是出版社的成员而遭到通缉。他匆忙出走，来不及拖家带口，逃亡到济南，当了个代课教员。后来由他父亲介绍，到南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工作。　　浦熙修是一个坚强的人，她希望自己可以支撑这个大家庭。而且，要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离开已经有些家底的北平到南京去，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但是，她又不能让丈夫一个人在南京过着艰难的生活。她不希望做一个依靠丈夫为生的家庭妇女，可是想要在完全陌生的南京找个职业，却又真的是毫无门路。再三思量下，她决定留在北平。1935年秋天，她的儿子士杰出世了。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她的弟弟妹妹，在北平艰难地生活。　　然而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一方面要教书持家，另一方面还要照顾那么一大帮孩子，她渐渐感到体力不支。所以1936年，袁子英坚持地把她和孩子接到了南京。浦熙修的妹妹安修此时已考上了师范大学，因此不得不与浦熙修分开,留在北平念书。而弟弟通修则一同到了南京，回到在南京工作的父亲浦友梧身边去了。这样，一起生活了数年的三姐弟终于因生活的缘故分开了。　　但是，生性好强又希望学有所用的浦熙修不能习惯家庭妇女的生活，她在南京四处托自己认识的人帮忙找工作，却没有结果。一天，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的消息，她赶紧去应试。更巧的是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这个问题她已经思考了很久了，而且有很多的思路可以解答。她觉得自己应该考得不坏，结果却没有被录取。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　　有时，一生的际遇，只因为一时的机遇。　　到了报社以后，她先做的是发行工作。估计是考虑到她是女性不适宜经常跑东跑西的原因，后来又转到广告科。对于这些工作她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她的志向是可以用自己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总不能因为这样的原因就不做了吧，还是得好好干。不过，她却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兴趣，有空的时候她就写一些小的文章，并积极地向副刊投稿。　　意外出现于几个月后。当时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决定要在中山陵旁边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可是记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来。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场”。不料她写的报道却远远超出了上司的想像，成为当期报纸上的一篇精品，受到各位编辑和读者的一致认可。以至于在多年之后，当时的报纸编辑们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还提到这次报道，说是“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可见印象之深了。这一次成功，使她从广告科调到了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正像毛遂对平原君说的，“锥处囊中，乃颖脱而出”。浦熙修就这样脱颖而出了。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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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苍茫――浦熙修(3)

初试锋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也成了战场。接着南京也遭到了敌机的大轰炸。战火已经越烧越近，越烧越大。11月27日，《新民报》在南京出完最后一张报纸，就把机器设备和纸张全部运到了重庆。　　此时的浦熙修没有随同报社西迁。她有两个孩子拖累着，走不开。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些许努力为抗日做些具体的事情。她瞒着家人报考了红十字会救护训练班，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救护训练，但结果还是没有能够上前线。最后，眼看着兵荒马乱，她无所适从，终于决定离开南京。先后在杭州和武汉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于1938年夏天带着两个孩子到了重庆。随后，袁子英和他的父母也到重庆来了。熙修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祖母，1939年1月就回《新民报》上班去了，并担任了采访部主任。袁子英也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找到了一个秘书的职务。就这样，他们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乱世的隔离之后，终于在重庆营造起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家。　　这时，全国的形势已经很明显，必须联合所有国内的力量，才能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报纸的报道也主要集中在战争方面，比如怎样振奋人心、动员人力，去争取胜利。重庆虽在后方，但不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还是社会生活，无不处处联系着战争。浦熙修这时也参与其中，先后报道了国民外交协会的几次座谈会以及一些抗日戏剧的演出。　　正像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说的：“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筵席。”当时的中国，当时的重庆，不也正是这样吗?浦熙修的一枝笔，把这两个方面都写到了。她热情歌颂了战斗的军民，同时也无情鞭挞了那些荒淫无耻的高官。这种以记者身份断然揭露两方面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日本势力和国民党势力的打击。在这种夹缝中，浦熙修坚持自己的原则，用自己的笔书写着事实的真相。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重庆的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了。邓颖超要浦熙修离开重庆躲避一时，并送了她一笔路费。她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工作，离开了再找工作就困难了，同时刚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她也不舍得离开。她没有接受邓颖超的钱，却用这钱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她积极地帮助那些需要离开重庆的同志，帮他们买车票等。在她做这些事的时候，袁子英也利用他自己的条件尽力帮忙。正是因为她坚持留在了重庆，使她不仅见证了重庆人民在日本投降后的狂欢，也为她日后采访国共谈判并写出精彩报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真正让浦熙修这位名记的名字在媒介中开始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她在1945年国共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出色表现。她对于整个过程的分阶段的采访和报道，真正体现了一个职业记者的水平。　　当时还身处重庆的浦熙修在得知即将在重庆举行这样一次会议后，立即意识到，国统区的很多人其实对**和民主党派不是很了解，如果能够对他们进行一次集中的报道，对于谈判的进程以及成功率岂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吗？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她策划了一个在会议期间采访38位出席代表的专题，并发表在《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在每篇不长的访问文章中，都客观地反映了被访者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前途的主张，并深刻而含蓄地刻画了一些人物形象。后来，这些对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真实素描，不仅成为历史的重要记录，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次成功的个案。　　在整个会议进行的20多天时间里，浦熙修一边写人物专访，一边参加会议写新闻，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她回到南京后，又积极参与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工作。轰动全国的“较场口事件”以及“下关事件”的真实报道成为当时这些政治事件的历史文献，深刻地反映出时局的艰难和新闻记者彼时的艰辛。在“下关事件”中，柔弱的浦熙修遭到了参与事件的暴徒的殴打。各界人士听说后，纷纷去探望她，给她以莫大的支持。用她自己的话说，“被打后眼睛更亮了，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觉悟和信念。”　　国共谈判失败后，许多与会人士都建议浦熙修离开南京，因为以她在各个派别之间的表现，当局肯定是不会放过她的。但她在考虑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以后，觉得留在南京应该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于是，她继续留在了南京，并成了国共新闻问题的专家。然而当局竟然严格控制新闻稿的发稿，使得浦熙修的很多时论文章不能及时发出。为让更多的人了解当时的形势，她将自己剖析时政的“南京通讯”寄往上海的一些杂志发表。这些杂志很快因为刊登“南京通讯”而热销国内外，由此也可见当时浦熙修的影响确实不是常人可比。后来，她因为坚持给香港的《文汇报》等写作“南京通讯”等文章被当局逮捕。　　婚哀　　直到1947年冬天，浦熙修的女儿才知道自己的父母因为某些原因而离婚的消息。　　袁子英其实是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不满国民党的贪污**，也同情**。比如在皖南事变后，他和浦熙修曾经帮助需要疏散的**员拿到离开重庆的证件和车票。甚至在解放前夕，他也曾冒险保护了正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下的很多关键人物。但是，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喜欢参与政治，愿意过太平的日子，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希望可以换得一个安定的生活。但是当他所做的并没有换得他所想要的生活的时候，他开始有些失望了。而浦熙修不同，她是将为民主、为社会服务的志向，贯穿在全部工作和生活中。她更注重精神生活，她热爱、信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到了痴迷的程度。她是事业型的女性，这在她进入新闻行业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注定，而不是袁子英所希望的贤妻良母，因此，他们因志趣的不同而分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为什么这种志趣的不同会在这个时候才体现出来，那是因为当初结婚时的仓促所造成的。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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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苍茫――浦熙修(4)

在后来的日子里，浦熙修和她的子女们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和全国的解放；在后来的日子里，浦熙修还因为某些个人的问题而在那场众所周知的运动中，成为一名受害者；在后来的日子里，浦熙修坚持了自己的新闻立场和信念，并将《文汇报》带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直到后来她因自己的信念而去世的时候，她仍然是自己信仰的忠实者。　　后来的《中国新闻年鉴》在辑录新闻界人物时，提出了很多的标准，其中有四条是这样的：第一，毕生从事新闻事业的名人；第二， 虽然不是毕生从事新闻事业，但亲自创办过新闻报刊的名人；第三，虽然不具备上述两点， 但曾经在新闻界担任过主要职务，并在新闻界有一定影响的名人；第四，某些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外国人。如果以此类条件来要求已经不在的浦熙修，似乎太苛刻，也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如果以此来作为她对于新闻事业的贡献的准则，则是对她一生工作和坎坷经历的最好阐释。　　桃花流水春去也，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功业化春风，世事皆练达，铸得名声在千古，何枉此世。　　浦熙修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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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落尽--王人美(1)

在上海的电影史上，由黎锦晖所开创的明月歌舞团绝对是一个奇迹。　　这个被称为“奇迹”的剧团不仅因为它开创了几十年前上海电影的新篇章，更因为它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中国电影史上的风云人物。这些人物，早已成为那个时代中国荧屏上的不朽神话。尽管明月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如意，但它所培养出来的人却是大放异彩。　　王人美就是其中一个。　　照片上的王人美并不是一个很标准的美人，但却绝对是上海滩上那种风情万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女人。有人说王人美的漂亮只适宜放在那时的上海滩，那是肯定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的美丽，这是不能强行改变和置喙的。正是这种时代化多样化的美丽，构成了美丽世界的新图景。所以人们对王人美的回忆应该也是对上海滩岁月的一种敬意吧。　　明月的四大天王　　1923年1月23日夜晚，上海广东路大来洋行屋顶上的奥邦斯电台开始广播。这是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次无线电播音，这新奇事物带给市民的惊喜可想而知。　　无线电波在空气中穿梭往来，造就了一批家喻户晓的红歌星，她们中大都是影、歌两栖明星。同时，由于职业的关系，她们的服饰打扮也是新潮的。她们是上海摩登女性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群体。 王人美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其实王人美并不是地道的上海人。　　王人美的父亲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数学教师，桃李满天下，**也曾经是他的学生。1914年12月，她出生在这个有着书香气息的家里，在她之前，王家已经有了6个儿女。王人美从小在长沙长大，原名庶熙，在家里，她是绝对的中心和父母的宠儿。兄弟姐妹7人，她最小，不过她却从来没有因为这样恃宠而骄。受到家庭的影响，他们兄妹7个都很有自己的看法，也不满于世俗的纷争。7岁时，母亲因脑溢血突然逝世，此时王人美已经进了小学。她于1926年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那时对数学特别有兴趣，满以为将来会像她父亲那样当个数学教师。没想到就在这年夏天，父亲被黄蜂蜇了一下，化脓成疾，竟然就这样去世。于是，没有父母的几个孩子遵循父亲以前的教导，开始加入了时代的队伍，也开始了人生的追求。尽管这追求还很幼稚，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努力和毅力却是别人所没有的。王人美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不过她好像不太受家庭的影响，对那些什么活动之类的事情不感兴趣，她只对自己的事情才会关心。她从小就有个好嗓门，经常在父亲面前表演一番。常年漂泊在外的兄长姐姐们也喜欢这个有些才气的小妹妹，经常带着她到处跑。就是这样，王人美逐渐养成了在外游荡学习的习惯。　　1927年前后，去德国留学的大哥结识了周恩来和朱德。受到这两位先进人士的影响，她大哥怀着一腔报国的热情回到了国内，积极投身于各种救国救亡活动。不过遗憾的是，他经常生病，最后终于一病不起，未能报效祖国就病故了。她的二哥王人路和三个姐姐都参加过北伐军。汪精卫在武汉叛变，屠杀革命党，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有些革命的家庭的，几兄妹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一起到上海去避一下风头。于是，二哥王人路就带了人美、人艺逃到上海，投奔曾经在中华书局同事的黎锦晖。此时的黎锦晖已经在着手兴办歌舞学校了。于是，人艺开始学弹曼德琳，人路经营布景服装，王人美则跟着黎锦晖学习歌舞。她进步很快，不久就进入中华歌舞学校，也就是后来组成的明月歌舞团，开始专业训练歌唱的技能。她学得快，嗓子亮，又能识谱，黎锦晖总是要她先试唱，然后让她当“小先生”。就这样，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兴趣终于在这时候开始崭露头角，充分显示了她在演艺和歌唱方面的天赋。　　1928年5月，黎锦晖组织的中华歌舞团乘船离开上海，用了10个月时间，在新加坡、吉隆坡、曼谷、马六甲、雅加达、苏门答腊等国家和城市表演。次年中华歌舞团解散，王人美回到上海，进南洋招商附属英文专科学校读了一年英语。不久，黎锦晖重整旗鼓，组织明月歌舞团到北平、天津演出，接着又远征东北。正是在这时候，王人美和她的姐妹们开始有了成就。　　1929年美美女校改为中华歌舞团，她从此开始歌舞演出。她杰出的演技和优雅的习惯在演艺圈里是独一无二的。她用自己从小就养成的习惯投入到自己的爱好中去，散发出上海滩上从未有过的清新和雅致，也成为当时上海滩一道新的风景。不久，黎锦晖将他的歌舞学校改成了明月歌舞团，在这里，王人美更加如鱼得水。她的一举一动，都代表了上海歌唱的一种新的时尚。很快，她就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明月歌舞团“四大天王”之首，其余三位是黎莉莉、薛玲仙、胡笳。　　当然，真正让王人美成为顶级的上海艺人并在此后风光无限的应该是她在电影中的杰出表现。　　1932年联华影业公司拍《野玫瑰》，孙瑜编导，孙瑜慧眼识珠，把王人美由明月歌舞团的“四大天王”之—变为联华影业公司新片《野玫瑰》的女主角。影片获得很大成功，因为王人美演得自然而真实。为什么会这样？导演说，因为她是在演自己。她饰女主角野玫瑰，一举成名。她和黎莉莉一起拍摄歌舞片《银河双星》后，又与金焰合作《大路》等片，继而拍了彩色歌舞片《芭蕉叶上诗》和故事片《都会的早晨》、《春潮》等。1933年明月歌舞团改体，她便正式参加联华影业公司，成了联华签约演员。她那泼辣粗犷的性格和表演，使她获得了“野猫”的美称。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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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落尽--王人美(2)

这之后，她真正开始了她这一生中的辉煌。　　《渔光曲》　　王人美的成功应该说是开始于当年的那部《野玫瑰》。待到《渔光曲》出现，小猫那个人物，实际是王人美自己演自己，因而又深化了一步。《渔光曲》是导演蔡楚生的成功之作，是王人美电影演技的一个高峰，也是中国电影艺术步入新阶段的一个里程碑。　　1934年蔡楚生筹拍《渔光曲》，其中“小猫”这个角色的挑选，费了不少的工夫。因为这个角色既要有成熟的演技，同时还应该有一点陌生的新鲜感。这种感觉是在成熟的基础之上的。当时的上海滩演员中，成熟的有很多，可兼具那份单纯的陌生感的则是少之又少。最后快到开拍的时候，有人推荐了当时已成名的王人美。谁知道导演一眼看中了她，因为她所透露出来的书香气正好掩盖了在上海历练出来的成熟世故。这样，就显得比较折中一点，同时，也让人觉得更加有亲近感，而不是所谓的不可接近的高贵。　　她的表现证明了导演的眼光，同时也证明了她自己的实力。在片中，她饰演的渔家小姑娘小猫，清新脱俗，与当时电影中所常见的成熟世故截然不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该片首映后，立即轰动上海。一夜之间，王人美的清新形象超越了人们传统观念中的上海女人的妖艳高贵，而成为平民化美人的代表。她那朴实的演技，强烈地表达出被迫害女性的坚强和反抗性格。同时，她还演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同样是震撼人心、广为流传，成为当时流行的歌曲之一。《渔光曲》曾突破放映纪录，并于1935年获苏联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现在，人们提到《渔光曲》便会想到王人美，想到那个清新脱俗的小姑娘“小猫”。　　之后的王人美，逐渐成长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艺人。她在为人处世上秉承了良好的家风，这是其他艺人羡慕不已的。由于受到家中其他兄长的影响，她所演绎的角色多数都是反叛的。　　这之后，她又先后主演了《风云儿女》、《壮志凌云》等影片，同时录制了《渔光曲》主题歌和《风云儿女》中《铁蹄下的歌女》等电影歌曲。1941年她在重庆拍摄了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的影片《长空万里》，此后她又主演了《回春之曲》、《保卫卢沟桥》等影片，和话剧《孔雀胆》。直至上海沦陷，她一直活跃在上海的影坛和歌坛上，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常青树”。日本人攻陷上海以后，对上海的文艺事业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上海完全丧失了以前的繁华景象。即便还有一些文艺活动，也都被日本人所控制。很多艺人不愿意在日本人的控制下委曲求全，纷纷选择逃亡或隐退。王人美的家人差不多都是革命人士，她从小受的思想就是坚强和爱国的。她不愿意在上海为日本人演戏唱歌，但是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又不能做些什么，于是，她去了香港，暂时离开了她生活的上海，直到1950年才回来。回到上海以后，她又积极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在影片《两家春》中饰妇女主任灵巧，影片获1957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53年以后，她在北影拍了不少影片，如《猛河黎明》中的军医苏红，《青春的脚步》中的淑芳，《青春之歌》中王晓燕的妈妈等等。　　是非转眼成空　　在王人美的演艺生涯中，她自小秉承的家风让她在纷繁复杂的上海滩中得以洁身自好，与所有人都交好。但是她却与当时的另一位演艺界明星周璇有一段说不清楚的纠葛。　　1951年，周璇从香港回上海后，心情极不稳定。她经常写信向熟悉的人倾诉自己心中难以排泄的郁闷。她也觉得自己与王人美之间的某种误会是难以解开的。这时候的她，尽管有些精神上的错乱，可是在写给李厚襄的信中，她还是以一种愧疚的心情解释了当年她与王人美之间的误会。当时的上海，说有多乱就有多乱，以至于周璇强烈意识到了有人在非难她。“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在香港拿惯高酬劳的周璇觉得上海的拍片酬劳较低，一直想到南洋去发展，但最后周璇还是没有走成。到了后来，这种压力居然让坚强的周璇开始失望。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当时的戏剧、影视协会组织的学习上，王人美检讨自己和周璇都在旧社会唱了不好的靡靡之音，演了不好的戏。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可周璇太多心，联想到自己当年在上海滩的那些困苦，一时转不过弯来，立即认定王人美就是当时非难自己的人。于是她也认为王人美的这句话是针对她说的，便一反常态，给了王人美一巴掌。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已经没有人说得清楚当时的是非，也没有人知道此后她俩的关系到底怎样。如今，她们之间的误会、嫌隙都已经成为过去。人世的很多事情不都是这样吗？人们在是是非非中纠缠不清，到了最后，也不过是简单地将自己交给未知。　　伤心的痛　　说到周璇和王人美的纠葛，也就自然让人想起王人美和另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影星——秦怡之间的关系。王人美和秦怡，一个是当时上海滩影帝金焰的前妻，一个是金焰后来的妻子。她们本不应该有什么纠缠，可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男女之间的事情绝对不是前后的关系可以说得清楚的。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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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落尽--王人美(3)

说起来，当年王人美和金焰之间的结合还是上海滩的一段佳话。　　在演出《渔光曲》并凭演唱其主题曲获得巨大的成功之后，王人美觉得自己已经有所成就，应该想想自己的终身大事了。以她当时的身份，自然不是一般人敢去高攀的，也只有她自己去发现了，于是，她开始在演艺圈里注意，结果发现了当时的影帝金焰。　　当时的金焰在上海滩也是个风云人物，因前后主演的几部片子都非常叫好，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封为影帝级的人物。当时的王人美也是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同时又是上海新近崛起的一颗演艺界明星。这样的组合理所当然是金童玉女的搭配。二人在认识之后不多久，就开始正式交往，并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不过正像很多人后来所说的那样，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在上海演艺圈的花团锦簇中诞生的，本身就绕上了光环。一旦这种光环因时间流逝而逐渐淡去，婚姻也就走到了尽头。后来这段婚姻的结局证明了这句话不是妄言。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从小家庭教育深厚的王人美希望可以去争取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然而仍然在传统的观念里不能跳出来的金焰则认为，他作为一个丈夫，有理由，也应该由他来养活妻子，因此坚决反对王人美独自参加当时的一个进步团体大鹏剧社，更反对她报考美军打字员来贴补生活。金焰不了解在颠沛流离中王人美的思想变化——此时的她又怎么可能安心当一只家猫？他认为王人美伤害了他作为一个丈夫和一个男人的自尊心。于是，在没有吵闹也没有泪水的平静中，他们开始思考这段婚姻到底有没有维持的必要。最终，这种无言的对抗促成了他们的分离。　　不久，金焰就与秦怡走到了一起。尽管婚姻的来来往往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年轻的王人美而言，这是一种致命的打击。从小受惯了良好家庭教育的她，对于自己第一次婚姻以这样的方式收场，觉得很失败，以至于在后来和叶浅予的交往中她差点因为犹豫而失去了自己一生的幸福。　　永远的安慰　　对于后来的王人美而言，惟一的幸福来源于那段大家所熟知的与叶浅予的感情。　　王人美后来出版过一本回忆录，书名是《我的成名与不幸》，最后一章写的是“我的丈夫——倔老头叶浅予”。她是这样描写她的这位丈夫的：“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家中里里外外的事全要我操心。如今我半身瘫痪，管不了那么多，你看这个家，搞得多脏多乱。哎，还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也别说了。我告诉你一句话，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叶浅予是著名的画家，生活肯定不至于如此落拓，不过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夫妇之间的恩爱。　　王人美并不是叶浅予的第一任妻子，在她之前，叶浅予已经有过三个妻子。虽然她们后来都和叶浅予离异，但是在他心里，始终还是有她们的影子存在的。尤其是这之前的最后一任妻子戴爱莲。刚离异那时候，叶浅予着实伤心了很久。以至于尽管自己很忙，也很需要别人来照顾，他仍然怀着那份思念和歉意一直单身了五年。　　叶浅予和人美的婚姻是朋友们有意撮合的。　　王人美与叶浅予的第一次见面还是当年王人美在上海当歌舞演员的时候。那时叶浅予去上海的一个熟人家里做客，偶然邂逅了也在那里做客的王人美。于是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之后，他们彼此都有意交往。朋友们的意思很明确的，希望他俩能够在一起组成家庭，一方面互相有个照应，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除各自这么多年来的寂寞。但是应该说，他们之间的开始是比较仓促的。想一想，一个结过三次婚的人，对婚姻早已失去了耐性；而长期在外漂泊和打拼的王人美，也是早就没有了当年的闲情逸致。因此，他们的开始是建立在对彼此性情、脾气都不甚了解的基础上的。但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有一定透明度，虽没有很多交往，但毕竟在那些圈子里都还是叫得出名字的。经过几个月的交往，叶浅予便直率、主动地提出希望和王人美结婚。当时正在长春拍片的王人美还处在犹豫当中。从下面这封她当时写的信里，我们或许可以更加容易地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觉。她这么写道：　　……想到北京的春天，我们的郊游，的确使人怀念呢。虽然当我们单独相处时，我总是沉默寡言，然而想你能感觉到我的紧张不安和激动，否则你也不至于那么快就直接提出问题。我的答复可能令你不满意，但是希望你能了解我是真诚和坦率的。的确，我不否认我有优点，但缺点更多，尤其是我的幼稚无知，它将带给你苦痛呢！你想到了吗？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让你提出任何保证——将来不能嫌厌我，而是更深了解，事先考虑、准备如何克服困难，以期达到更好的合作。　　“过去的环境、生活，养成了我某方面的依赖性，我也曾想到如果有个知心的人，能够在事业上帮助我、生活上关怀我，该有多好啊。因此形成了目前的恐慌。这是我的心情，也许你要批评我吧，我愿意接受。”　　信中反映的谨慎态度，隐藏着第一次结婚的幸与不幸。　　当然，他们后来的小吵小闹证明了他们之间因为不甚了解而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不过这也只是一些小插曲而已，正如王人美后来在谈到他们之间的生活时说的那样：“生活中带点幽默当然能使人轻松愉快，问题在于幽默和讽刺的界限很难划分。如果过了那个‘度’，是会使人难堪的。一般地说，我虽然对事物比较认真，但不至于完全不懂幽默。我本来就是不好说话的人，虽然拼命在培养自己多说，然而经常都感到话似乎都是多余的。我对事情比较认真，想得很周到，这在某些方面来说是好的，然而常得反效果。”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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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落尽--王人美(4)

繁花落尽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属于上个世纪的那段美丽肯定是不能延续到21世纪的。100多年过去之后，世界没有轮回，只是远远地还能看见那么一点熟悉的影子罢了。　　当年享誉上海滩的明月四大当家花旦如今都已先后作古。美人逝世兮，情难复。当残存的美丽终于因为生命的终结而被带走的时候，那种残忍是让人揪心的。　　有一个网站做了一个世纪名人回顾的页面，很古朴，也很庄重。你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喜爱的名人进入到这个名人的单独的页面上去。上面有一支蜡烛，还有清幽的音乐在响。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留言，也可以选择上一炷香以表示你的敬意或纪念。当我这篇文章快写完的时候，我进了那个网站，在王人美的名字下方上了一炷香，以略微表达自己对这位传奇女性的怀念。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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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女人――苏青(1)

她在人们追忆老上海的风花雪月的时刻再度登场。她是怀旧中的旧人。她比张爱玲迟到一些，张爱玲却说，如果把女作家分做一栏来评论的话，同冰心、白薇她们相比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她相提并论是心甘情愿的。她也说：“女作家里我只读张爱玲。”　　这个女人叫苏青。　　其人其事　　苏青，本名冯允庄，1914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宁波至今仍是浙东到上海的门户，浙东和上海的洋货对流，给了宁波的行家以兴起的机会。据说她的家庭十分富有，她祖父是举人，之后先是经商，接着由殷商变成地主，家里有几千亩田地，属于这个城市里新兴的市民群。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苏青是热情的，直率的。1933年她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外文系。然而，虽说出生于书香门第、大户人家，有幸受到正规的文化教育，但在她父母看来，这到底不是女儿家的正经事，所以她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女性一样，早早地就辍学结婚了。　　婚后，她与丈夫肄业移居上海。1935年，她为抒发生产的苦闷，写作散文《产女》投稿给《论语》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杂志），发表时署名冯和仪，后用苏青作为笔名。这是她创作的开始。　　20世纪40年代初，她与结婚10年的丈夫离婚，成为以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作品主要发表在《宇宙风》、《逸经》、《古今》、《风雨谈》、《天地》等杂志。1943年，她的代表作品——描述自己走上职业妇女的经历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开始在《风雨谈》上连载。标题和内容用得十分大胆，但真正读下去，却是写得很“干净”的。她描述了初婚的感受，写了生育的痛苦和欢乐，写了婚外恋，写了与各种男人打交道，最后写到一个千辛万苦的社会妇女的憧憬的破灭，独立入世之不易，以及在社会上始终寄人（男人）篱下的全部感受。但由于书中有许多关于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实描写，她一时被社会称为“大胆的女作家”，因而毁誉参半。这本书次年出版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了9次，到1948年底，竟已有18版之多。续篇在1947年出版，一年多的时间里也印了4版，毫不逊色于张爱玲的《传奇》。她同时还写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此外还著有长篇小说《歧途佳人》等。她同时还活跃于出版界，曾主办《天地》杂志，创办《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曾任汪伪政权要员陈公博的秘书。上海沦陷期间人们将她与张爱玲放在一起，称她们为“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　　抗战胜利后，她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专职编剧。曾编写《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剧目。其中《宝玉与黛玉》1954年曾连续演出300多场，创造了剧团演出的最高记录。　　但解放后，她却为她成名时期的经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55年，她与贾植芳先生就“胡风事件”通了一次信，探讨司马迁问题，因此被怀疑为“胡风分子”而进了监狱，从此在文坛上沉寂下去。文革中她又遭到多次批斗，身体受到很大的损伤。　　平反以后，她在一个区属的小剧团———红旗锡剧团当编剧。除了整理、改编老戏之外，她也写些新戏，但却没有再写小说、散文，也不再署名苏青，而用她的本名冯和仪了。正所谓“千古文章未尽才”，以后的日子，她再也没能发挥她的文学创作才能。　　1982年，她于贫病交加中在曾让她一度走红的上海寂寞离世，享年69岁。据说，当时灵堂里没有哀乐，没有花圈，前来送行的亲友也只有四五个，全部的送葬时间仅七八分钟，十分凄凉。　　结婚十年　　苏青一生中留下的小说不多，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恐怕要算《结婚十年》了。这也是她对自己并不美满的婚姻生活的真实描述，从中不难看出她泼辣的率真和对爱情、对自由的不懈追求。　　这场婚姻一开始就是一大段给人印象颇深的，旧式婚礼的繁文缛节和西方文明的合璧。在各种礼仪以及带着喜庆色彩的花轿里和宴会中，18岁的她成了20岁的徐崇贤的妻子。他们婚前在同一所高中念书，通过两年的信，却连个照面都没打过，美其名曰自由恋爱，其实不过是信中二人对对方的称呼逐步变得亲昵，这也恐怕早就为这段婚姻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新婚燕尔，徐崇贤对她恩爱有加。然而，那淡淡的浮华毕竟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很快便黯淡下来，显露出斑驳的本色。　　她虽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少奶奶，但由于从小在优越的环境中成长，对于生活低能得很；而且怀孕后生下的又偏偏是一个女儿，这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里是极其可怕的。果然，她的不幸由此开始了。因为没能给徐家延续香火，她受尽公婆小姑的冷嘲热讽，与此同时，她又与丈夫闺房失和，丈夫不久就另有所爱。更可悲的是，当她夏天回娘家省亲时，本欲向母亲哭诉一切，哪料嫁出去的女儿毕竟是泼出去的水，母女间竟也生疏、客气起来。为怕母亲伤心，也为了面子上好过，她把所有的苦衷从喉咙口硬逼回了肚子里。　　离开娘家的前一晚，母亲在为她整理行装时发现陪嫁的戒指不见了，便找她询问。由于经济窘迫，她早已将戒指卖了贴补家用，但为了怕母亲识破，她便谎称丢了。做母亲的总是怜爱儿女，为了怕她在婆家受人嘲笑，抬不起头，母亲竟将自己本来预备带进棺材的戒指悄悄塞给她。虽然她在诉说这一切时平淡而抑郁，没有流露出过多的大喜大悲，但身为女子的无奈和悲哀还是遮掩不住，由字里行间溢了出来。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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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女人――苏青(2)

上海沦陷以后，夫妻二人的裂痕加大了，人性自私的一面更加充分地膨胀、暴露出来。尽管她的叙述依然很散淡，没有过多暴力的场面，但那股血腥味还是浓郁地散发开来。本来上海就是一个花花世界，消费高得令人咋舌，再加上战争爆发，社会秩序破坏，所有的事情，通通都离不开一个钱字。她一个柔弱女子，没有地位也没有收入，而丈夫只顾在外花天酒地，不养家，也不负责任，碍于面子，还不许她在职业上发展。纵使她有再多的戒指也供不上这样坐吃山空。无奈之下，她向丈夫要钱以作家用，不想竟挨了丈夫一记耳光。从此以后，生性倔强的她开始卖文谋生，从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她到底还是个单纯的女子，即使最艰难的日子，她也能平常面对。在她的心中，始终点有一盏心灯，存着她对生活无限美好的期望，就像小女孩憧憬爱情时的那种柔韧的从容和热情。在那些独自写作谋生的日子里，面对生活的无助，她也会叹息，甚至发发牢骚宣泄心中的苦闷。可一旦拿起笔来，她便忘了自己。写作使她的生活有了保障，也使她自尊自强，有了独立的人格。她在散文《我的手》中通过描述自己手的变化，写出了自谋生路的幸福。文章的最后，写一位母亲将自己粗糙的手样印在纸上，寄给了她的孩子们，然后默默地将身后的乌云吹向一边，把灿烂的阳光留给她的孩子们。这正是她对自己心情的白描，以此保持着自己那份可贵的单纯。　　因为她的单纯，也因为她海阔天空的胸襟,大胆直爽的性格，婚姻带来的不幸很快被冲淡了。无论看到丈夫潦倒落魄，还是看到他意气风发，甚至听到他和自己的女友在她病中时一起在屋外合唱《风流寡妇》时，她都再没什么感觉。她喜欢不起来，而且居然连恨也恨不起来。虽然还和那个叫徐崇贤的男子共处一屋，却已是同床异梦。她的躯壳早已被摧残殆尽，只剩下空空洞洞的一颗心了。　　就在别人都以为他们会这么不痛不痒地耗上一辈子的时候，她提出了离婚。所有人都很惊讶，但回头想想也就释然——维系他们婚姻的爱情已经离去，还要这个名存实亡的家庭做什么！一向对男女之爱冷眼旁观的张爱玲在她的文章中这样评价他们的婚姻：“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样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不亦乐乎。”　　她理想中的夫君应该有男子气概，但不是小白脸；是有架子的，但不官派；有一点落拓不羁，但又负得起经济责任的人。她还希望有几个干净聪明的儿女，合得来的公婆、妯娌、小姑，此外还有谈得来的朋友。她可以自己动手做点心请他们吃，还可以在料理家务之余写写文章。而这些徐崇贤都无法给她。他不过是个生意人，自私精明，在连良心都不值钱的乱世，家庭、亲情对于他更是没有丝毫价值。　　由此看来，这对相处了十年的夫妇也的确没有什么理由继续待在一起。就如苏青自己所说的：“现代的社会太容易使得青年男女离婚了，于是他们便离了婚。相聚相离，一切简单得就像童年时候玩的过家家，区别大概只在于如何将中间的过程复杂化。”就这样，在结婚的第十年，两个“自由恋爱”的人分开了。　　独立的滋味　　虽然苏青果断地离开了那个令她不快的家庭，虽然她卖文为生，可以自立而无求于人，但她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也会感到寂寞，也会渴望热闹的人生。于是她身边走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他们和她谈文学人生，把她当做自己的红颜知己，但“结果终不免一别”。　　女人在乱世中生活本就艰难，单身职业女人更是难上加难。她是那个时代少有的独立女子，但她也渴望真爱、承诺，她也有所希冀，然而男人们只是欣赏她，却不能给她这些。“他们离开我，就回家休息了。他们有妻，有孩子，怎肯放弃他们的已经建筑起来的小家庭呢？他们对我说那是没有办法，那我的丈夫怎么有办法同我拆散呢？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虽然她努力寻觅一个温柔的归宿，却也意识到由于性别的差异，女子很难有独立的人格。于是，她向社会问道：“红颜若不薄命，这红颜往往不为人知；薄命若非红颜，其薄命也被认作平常……历史学家是最势利的，批评女人的是非曲直总跟着美貌走。难道不漂亮的女人薄命都是活该，只有红颜薄命，才值得一说再说，大书特书吗？”　　其实，她并非不漂亮，相反还很耐看，至少是符合张爱玲的审美观的。“她难得这样静静立着，端想她自己，虽然微笑着，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安静，一静下来就像有一种悲哀，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使人想到‘乱世佳人’。”于是每次男人们离她而去时，她就忍住眼泪说她也是玩弄男人的。但是，其实她很清楚在那个社会环境中“一个女人要玩弄男人是不可能的”。于是，“想到此处我不禁又气又难堪，用力揪自己的头发，恨不能把自己毁了。”当然，她并没有毁掉自己，她决心要用她有限的生命去“说我所要说的话，写我所要写的故事，说出了写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痛快地写，一字一句，说出女人的痛苦，有时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够应用”。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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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女人――苏青(3)

在这种背景下，她创作了《结婚十年》。这部印行了18版的作品立刻使她的创作高峰随之而来，包括中篇《歧途佳人》、短篇小说集《涛》以及多本散文集。她以女性的角度表现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表达普通职业女性务实而不避利的特点，充满了女性的自觉、迷惑和焦虑。她又适时地提出“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的观点，甚至毫不避讳大谈性问题，为此读者给了她“大胆作家”的美名。她的这种世俗化受到市民读者的大力欢迎。　　于是，报纸长篇正文的边角里，开辟了她的一个小专栏。她不说风月，只和市民一起谈男人女人，谈结婚离婚，谈子女家长，谈职业人生。读她的文章就好似听她发言，快人快语，却句句在理。她自己也当编辑，一本《天地》杂志办得红红火火。“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日开始发售，两天之内便卖完了。当十月十日早晨报上广告登出来时，书是早已一本没有，于是赶紧添印两千，也卖完了”。（苏青《做编辑的滋味》）胡兰成就是读了这上面发表的张爱玲的《封锁》，才成就了他们的一段情缘。　　她就是这样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上海马路上走着的一个人，独自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独来独往，却热热闹闹；脸上带着看透一切的讽刺笑容，却一如她的文字一样无矫无饰，天真感性，直抵人心。　　不仅文章如此，她做事也是“世俗”到底的。替她出书的人仅想赚她一个35％的折扣都不容易，她可以自己把书拿到马路上去贩卖，甚至不惜与书报小贩在马路上讲斤头、谈批发价。一个女子竟有这种大胆、泼辣的作风，或许是继承了宁波人的精明。　　虽然她的能干、独立不禁让人觉得她有女权主义的嫌疑，但有些时候，她也不免流露出小女人的意识。比如，为了孩子，她放弃了再婚的可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子之中，还写了《救救孩子》、《现代母性》等泣血之作。另外，她曾对张爱玲说，“女朋友至多只能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呀”，也说明她潜意识里还是习惯于依靠男人的。　　两个女作家　　王安忆谈到苏青，说她“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不错，虽然她们都是上海成为“孤岛”时走红的作家，很多人却是在张爱玲之后才知道她的，即使在她们一度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而后来张爱玲又终于走红时，她也没能红起来。　　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首先两人成长的环境就大不相同。虽然同是大户人家出身，但苏青是从上海里弄的洋房里走出来的，而张爱玲则是由沪西公寓大楼上望下来的。一个童年幸福美满，快乐无忧，一个从小冷漠自负，郁郁寡欢；一个写散文，满篇谈的是衣食住行，一个写小说，始终唱的是女性哀歌；一个露在面上，朴实亲切；一个藏在纸后，寂寞苍凉。　　看着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市民；读完张爱玲却还无法理解她洒脱寂寞的传奇。说到底，两人的差别便在这一近一远间。苏青是真实的，真实到随处可见，一口带着宁波味的上海话，一身极平常的衣服，要找她并不难。张爱玲则是虚无的，面上放开了手脚，骨子里还留着世故，没有颠覆的野心，却满是女性的聪敏和小心。她的“俗”是织进了“雅”里的，而苏青的“俗”则像白开水一样，清楚透彻。　　在苏青的眼里和笔下，人生是多么实际——浪漫和美丽不是没有，但是搀杂在世俗、辛劳和众多小龌龊里，往往并不显得那样美好。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同样能找到类似的表达：“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但由于其出身是清末仕宦之家，华美中无处不透出奢华靡腐的气息，苏青则不然。正如实斋在《记苏青》一文里所说的：“除掉苏青的爽直以外，其文字的另一特点是坦白，那是**裸的直言谈相，绝无忌讳。在读者看来，只觉她的文笔的妩媚可爱与天真，绝不是粗鲁俚俗的感觉。在她最近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警句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经她巧妙地标点一下，女人的心眼儿透露无遗了……”　　1944年，她们共同就当时关于妇女、家庭、婚姻等问题坦诚地进行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的珍贵记录代表了那个时代新女性的观念和思想，在60年后的今天所引起的反响依然是巨大的。　　尽管两个人之间不乏差别，但这样不影响她们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虽然两人很少见面，却彼此相知。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不腻。作为同行，她们都是当时文坛女作家中的前卫者。她们都用女性独有的细腻眼光写着身边的事情，她们有着相同的灵气。她们表面上和和气气，私下里也在相互嫉妒、竞争着，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又让她们惺惺相惜。“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于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张爱玲如是说。　　晚景凄凉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因与胡兰成恋爱而备受攻击，冷静而善于自我保护的她选择了沉默。最终，在昙花一现的风光日子后，张爱玲走了，在多少有点勉强地写完《十八春》和《小艾》后坚决地去了海外。她明白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她一定要走。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决定是正确的，使她最终没有受苏青的那份罪。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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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女人――苏青(4)

苏青没有走，她骨子里是个天真热心的人。在旧社会，虽然当过红作家，可也吃了不少苦，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她想像着一个新的社会总是好些。她留在上海和越剧尹派创始人尹桂芳合作，参加剧团编剧，到内地深入生活。因为古文底子好，编的历史剧还得到过政府的嘉奖。对于自己从事写作，她这样表白：“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我那时适逢其时，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国民。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样，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沦陷区的人民也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心中并不觉愧怍。”对于有些所谓正义文人和地下工作者，她还犀利地指出：“虽然在笔名的掩护下，我们也略能窥到他们的真面目。考查他们的工作成绩，除了钻过防空洞外，也并未做过其他的什么地下工作。” 一个个性那么强的人能做到这一步，可见其心之诚。然而她仍未逃脱后来的政治运动。　　1955年，她因涉嫌“胡风案”被关进了监狱。一年半后出狱，之后，她失去了工作，生活变得更为艰难。她疾病缠身，却无钱看病，不得已只好向自己的至亲骨肉们求助，而对方却与她划清界限，断绝来往。这真是应了她说过的似是无心的一句话：“他们（男人）都是骗我的，也许将来我还得受孩子们的骗，辛辛苦苦一场空呀。”面对亲人的无情，她闭门谢客，任由身体继续恶化，也不医治。她侍弄了些花草，她说，“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她对生活已经失望，惟一希望的只是快快死去。　　弥留之际的她躺在病床上，最大的心愿只是想找一本已被列入“**”的《结婚十年》，有个忠实的读者出高价复印了一册送给她。而那时她已是“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病症的苏青，病情突然恶化，大口吐血，带着深深的遗憾走完了自己的69个春秋。　　她死后被安静地火化，骨灰也于三年后被一位失散几十年、从大洋彼岸来寻她的亲属带出国。她临终时曾希望葬回老家，没想到的是，最终还是走上张爱玲的路——远涉重洋。不同的只是张爱玲在生前，而她在死后。 如此凄凉的结局，恐怕是她自己也想不到的。　　青山常在，绿水常流，我们却找不到文人苏青之墓。如果人死后真有灵魂，是否她的灵魂也会感到凄凉无依？　　她在《归宿》中对自己说：“三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常流，而我却魂归黄土……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在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不好，但我确是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写下去，预备把它当做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也许将来有人见了它说：哦，这就是苏青的坟吗？也许有人会说：苏青是谁呢？——是文人，她有什么作品？待我去找找看。虽然那时我已享用不到版税了，但我还是乐于有人买书的……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我真正的灵魂永远依傍着善良与爱。”　　今天，虽然我们看不到“文人苏青之墓”，但我们还是愿意去探寻这“事业女人”昔日的足迹。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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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画魂――潘玉良(1)

古今中外的经传中，她是民国初一个非常特殊的典型。她面貌虽丑，却画艺精湛；她屡遭世俗的重压，却从未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她曾两渡重洋，留下作品数千件，却最终客死他乡。她，一个出身青楼的女子最终成为让世人景仰的画家。这近乎神话，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她就是潘玉良，一个在男权社会中想成为男人的女人。　　历经苦难　　潘玉良，1895年6月14日出生于江苏扬州。她本名陈秀清，后来被亲属收养，改姓张。她两岁的时候，父亲和姐姐相继病故。8岁时，母亲也在贫困交加中去世。于是她成了孤儿，开始和舅父生活在一起。她的舅父是一个出了名的赌棍，一旦赌输就常常对她拳打脚踢。没有爱的童年生活是暗无天日的，没有丝毫的快乐可言。13岁那年，她那没有人性的舅父为了积聚赌资，将她骗到安徽芜湖，卖给那里的妓院当烧火丫头，不久被迫卖艺，易名张玉良。在妓院里，她开始学吹拉弹唱的技艺，学唱京戏中黑头、花脸的曲调，这些都为她后来拥有的良好艺术感觉打下了基础。　　整个妓院的氛围是女性化的，权力的主导却是男性。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出卖灵肉的女子们只能一味地温顺，而从小的苦难再加上生活的穷困，使玉良过早尝遍了人间的酸苦，也使她的性情格外刚烈、倔强，坚决不拿自己的身体作交易。因为拒绝接客，她逃跑过10多次，甚至毁容上吊过数回，却依然无法摆脱这个遭人唾骂的阴影。她知道当妓女不是自己的错，一切都是险恶的人世所带来的，她孤寂的心强烈渴望着开始另一种清新的生活。　　终于，4年之后，命运向她伸出了慈爱的手。一位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男人——潘赞化走进了她的生活。　　潘赞化当时是芜湖海关监督，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是同盟会会员，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他是那个时代多余的人，对于功名利禄他毫不上心，只向往有一个家，一个安定的、平和的生存环境。他曾参加过云南起义，极力宣扬自由时代的可贵，但自己的生活却总是事与愿违。矛盾痛苦中，他来到青楼之地放纵自已，却被玉良的身世和才情所打动，二人相知相爱并相惜。他最终用重金将她赎出。为表达对他的知遇之恩，玉良便将潘字冠在自己名前，改名叫潘世秀。　　1913年，由惟一的来宾——当时中国**总书记陈独秀证婚，她和潘赞化在上海成婚，从此成为他的第二位夫人。　　投身艺术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安，文化上变化多元的城市，旧与新，地理与人文，商业与文化都极发达。　　成为年轻少妇的潘玉良由于出身的卑微，常遭到潘赞化的原配夫人的恶语相向。潘夫人是一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女人，极为陈腐，对于这个突然闯入她的生活、与她争夺丈夫的女子，她睚眦必报，寸土必争。因此，虽然衣食无忧，玉良却成天闷闷不乐。她对平静、陈旧的生活感到索然无趣，对常常需要的忍气吞声感到不满，她向往做自己喜欢的事。于是，家务之余，她开始跟从潘赞化学习读书识字，有意无意间接触了许多艺术家，也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想。　　她天资聪慧，对色彩极其敏感，求知欲和上进心很强，在学习上进步得很快。1917年，在潘赞化的鼓励下，她跟随他们的邻居，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师洪野学画，开始了艺术启蒙。第二年，她又在他的建议下，报考了该校。入学考试时，她的成绩最好，可当时美专的教务主任考虑到学校因为人体模特风波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攻击，若再接受一个妓女出身的女子，可能会把学校的牌子砸了，就没有录取她。赞赏她的校长刘海粟得知后，连忙拿起毛笔赶到榜前，在第一名的旁边写了“潘玉良”三个大字，并亲自通知她被录取了。就这样，她改名潘玉良，进入专业学校，师从刘海粟、王济远、朱屺瞻等人，接受传统艺术教育和素描、速写、色彩写生等基础训练，开始了她布满荆棘、历经磨难的艺术之路，成为中国最早进入专业美术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艺术女性之一。　　她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十分刻苦勤奋，因此常受到教师们的鼓励。在这些具有开创精神的新一代艺术家的教导下，她认识到生活原来是可以更加高远、更加自由、更加自我的。她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心情：“不止一次地从梦中笑醒。”　　她的优秀很快招来了别人的妒忌，有人开始故意探听她的身世并四处散布，顿时，污言秽语漫天飞扬。据说，还有一个富家小姐竟为此退了学。然而，潘赞化一如既往地支持她。这种救助和支持，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的感情，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信仰和道义。他一向开明，主张男女平等，曾有人悄悄告诉他“潘玉良常和男同学出去写生”，他听了不以为愠，反而明白表示支持她这样做：“男女社交公开嘛！”　这对她是难得的理解。　　正是在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下，1921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美专毕业。恰逢当时留法勤工俭学兴起，为了使她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为封建势力所包围的恶劣环境，当然，也是为了让她艺术上有更大的长进，导师刘海粟建议她去法国深造。于是，潘赞化又通过安徽省教育厅为她取得了官费留学名额。在“法华教育会”安排下，她远渡重洋，开始了第一次欧洲之行。当时同行的还有苏雪林、林宝权、罗振英、杨润余等13名女生。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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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画魂――潘玉良(2)

在上海不足10年的生活就此改变了她的一生。她的成长虽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却也有不少幸福的成分——问茫茫人世又有多少人可以遇到这样的贵人，这样不嫌弃她，又这样无条件地提携她呢？　　异国学梦　　潘玉良来到法国后，先进入东部的里昂美术学院学习法文，两个月后考进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专攻油画。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各种艺术思潮融合的殿堂。从古希腊、古埃及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从法国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绘画，各种流派的思想在这里激荡、交融，纷呈在她的眼前，她如饥似渴地沉迷在小“花都”的艺术世界中。毕业后，她又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师从达仰·西蒙，与后来的一代画师徐悲鸿同窗。　　1925年是她留学生活中最为艰苦的一年。因国内动乱不断，留学津贴十分紧张，在巴黎生活愈加不容易。在许多人选择回国的时候，怀着对绘画的热爱，她毅然选择到意大利继续进修。同年，她考入罗马国立艺术学院，跟随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学习。她的绘画天赋深得其赏识，被破格直接升入该学校三年级学习，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两年间，她创作作品众多，凡意大利国家美术展，她的作品每必入选。1927年，她的作品《裸女》参加意大利美术展览获金奖和5000里拉的奖金。从此，她的艺术创作开始备受世人关注。　　1928年冬季，潘玉良学成回国。8年的留学生活使她大开眼界，也丰富了她的艺术世界。而此时的中国，外敌入侵，内乱不断，民不聊生，许多画家的艺术才华和艺术追求难以施展。面对国内的作风迂腐、理念僵化、封建自闭，她感到深深的失望，倔强的本性和完美主义的特点使她决心努力去改变这一切，却也因此招致很多世俗的恶毒中伤。　　回国不久，她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受导师刘海粟之聘，她回到母校上海美专任西画系主任、教授，除此之外，她还兼任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美术科教授，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1936年，她回到上海美专任西画研究所所长、教授，同时笔耕不辍，又随后举办了四次个展，并出版了《潘玉良油画集》。　　由于接受了欧洲画坛的先进思想，她的画独特新颖，这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一一反映出来。她的《春之歌》吸取了印象派绘画的光色变化，以自然抒情的笔调表达出生活中蕴涵的美的境界。而《仰卧女人体》则用笔刚劲，造型简洁，色彩浑厚，似乎又有19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的影子。然而她这一阶段更多的还是像《红衣老人》、《黑女像》等风格典雅、构图庄重的作品。其娴熟的技法，遒劲的笔力，充分展示了她师承古典主义的严谨作风和良好的学院派传统。据说，她的一幅《壮士头像》曾被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以1000银元收购，轰动上海滩，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她还有许多作品入选“首届全国美展”（解放前国民政府时期），被画界誉为“中国西洋画坛的第一流人物” 。　　抗战前，她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美术教学和研究上。这期间，她的作品多为油画、素描，也有少量的雕塑，题材十分广泛，功力扎实，同时又或多或少闪现出一些西方绘画流派的烙印。此时的她在艺术创作上已经如日中天，逐渐走向成熟，并在画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可惜她的现代主义画风并不被当时的主流文化所认可，也与当时在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艺术产生严重分歧，因而时常受到排斥和贬损。　　抗战期间，她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当时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倡导活动，与前辈和同僚们一起，成为中国现代艺术思潮的骨干力量。1931年，她协助蔡元培组织“中国艺术学会”。1934年，她捐赠玉雕佛像支援绥远军民抗日。同时她还参加了多次当时美术界的义卖活动，并多次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并因此受到一些诸如“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的诽谤攻击。但她不为所动，反而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她创作的油画《白菊》，就寄托了自己对艺术、对爱情无限忠诚的追求。　　　可惜的是，虽然她有志于献身国内美术教育，但早年不幸的出身，却使她难以在保守的中国社会立足。1937年，借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画展的机会，她终于再次离开生活了八年的中国，远赴欧洲继续深造，开始了她长达40多年客居他乡的生活，直至去世。　　旅居生涯　　自古以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女性要成功往往比男性困难，必须付出更多牺牲，才能成就事业，潘玉良也不例外。　　初到法国，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紧张，许多留法习画者正纷纷离去，她的生活也十分窘困。据当时正在法国留学的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回忆，她的住处就是在歌剧《波西米亚人》中所描绘的许多穷画家、穷学生聚居的“拉丁区”的一个小阁楼里。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她画的素描，线条非常流畅，而且很有力，多是**，其中还有她的自画像。　　在法国，画家属于自由职业者，要靠卖画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巴黎又是高消费的城市，为人忠厚诚实的她，没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也不会宣传“推销”自己。于是她的画卖出的很少，往往入不敷出，只能靠社会补助金勉强维持生计。然而，巴黎浓厚的艺术氛围很快使她忽略了一切的困难，依然孜孜不倦地创作。旅法画家贺慕群曾回忆说：“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生活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整天都不出来。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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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画魂――潘玉良(3)

此时的她比第一次赴法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她开始有选择地从众多艺术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广征博采，融合了后期印象派、野兽派以及其他流派绘画的某些风格和韵味。她在借鉴他人的同时还能明确地抒发自己的感受和创造，没有拘泥于一种风格、一种形式之中。　　1944年8月巴黎解放后，社会慢慢恢复正常，她更加积极地投入创作，每年定期参加在巴黎的一些团体展。1945年，她被选为中国旅法艺术学会会长，并于当年与同仁致电国内当局，要求追索被日寇掠夺和破坏的中国艺术品。1948年10月，她与刚从上海来巴黎不久的赵无极以及其他两位中国画家举行联展。随后她又先后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日本等国举办多场个人画展。　　在数十年的国外旅居生涯中，她不但在油画创作领域成就卓越，还尝试用中国画、版画、雕塑等艺术形式进行创作。主要的代表作有：油画《自画像》、《假面具》、《裸女》、《周小燕像》、《花摊》，雕塑《王济远像》、《张大千像》等。她参加过法国的第51届、55届、56届“法国独立沙龙展”，作品油画《裸女》还参加过1946年“秋季沙龙展”、联合国举办的“现代国际艺术展”，并且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巡展。她荣获的国际奖项共有21个。除了前面提到的意大利国际艺术展览会金奖外，还有法国国家金质奖章，法国艺术、科学、文学、教育促进会金奖，巴黎市“多尔烈奖”，比利时金质奖章等。除油画之外，她还创作了雕塑《格鲁赛头像》、《蒙德梭鲁头像》，后分别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　　虽然她才华横溢、勤奋有加，但因为她极强的个性，罗马、巴黎艺术殿堂大师级的位置始终与她无缘。认识她的朋友说，她有“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这样的想法，前两项对她似乎不难，但第三项不免影响了她在巴黎艺术界的利益。特别是战后，艺术家与画廊的合作更为密切，拒绝与画商合作，成功的机会就减少了许多。尽管如此，仍有赏识她才华的法国文化界人士，邀请她在巴黎塞努希博物馆举行展览。　　然而，她在赢得功名的同时也失去了心灵的自由，失去了心灵自由的最高结晶——爱情。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艺术家返回国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刘海粟也给她去信，希望她能回国。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的衰退，她也格外思念故土和亲人。1951年，她致信家人提及回国之事，1956年她申请回国，但法国当局却不准她将自己的作品带回。就在她迫切想抛开法国的一切荣誉返乡之时，她的大恩人潘赞化却活得越来越低迷。　　1960年，潘赞化在安徽病逝。闻此消息，她悲痛欲绝，从此染病，很少再提起画笔。他是她一生的至爱，他对她有再造之恩，而她却没能陪伴他，照顾他，哪怕是在他弥留之际。她的心开始苍老了，有人说她已经不爱潘赞化了，她只爱她的画。她不为所动，在关系到自己尊严、事业、爱好的问题上依然我行我素。几年前，她曾寄给潘赞化一首小诗，写道：“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身处繁华界，心涌故国情。何日飞故里，不作寄篱人。”怀着浓浓思乡情，她独自在法国勇闯一道一道的难关，在自省中攀登，在攀登中升华，追寻心灵的快乐，追求人生的真谛。终于，她成了才女，成就了自己，万众景仰，百世流芳。而这是否就是当她还是潘家二夫人时，就一直做的梦呢？　　1964年中法建交，她应邀出席中国驻法大使馆举办的首次“国庆招待会”。首任驻法大使向她介绍了祖国的发展情况。目睹这么多中国人聚在一起，她又萌发了回国的念头。于是，她立刻写信给儿子，要他办理回国探亲手续，可是就在她动身之时，却听到刘海粟被打成“大右派”的消息，她只得放弃了回国的念头。“四人帮”被粉碎后，她又重燃起回国的希望，却因百病缠身，医生最终不允许她出行。1976年，她给儿子潘牟写信说：“我的精神很痛苦，一接到家信，就老想回祖国。你喜欢吃我做的红烧肉，等我把身体养好了，就回来做给你吃……只要回去，我的病就好了。” 她自知病入膏肓，来日不多，回乡的心更急切。在她的枕头底下，总压着一张纸条：“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死了，烦朋友们将这封信寄给小孙潘忠玉留作纪念。中国，安庆市，郭家桥41号。”她是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作品运回祖国，给亲人一睹真面目啊！然而，她没能盼到这一天，带着凝聚毕生心血的绘画作品，她在巴黎的边缘地带度过了余生。　　1977年7月22日，巴黎众多的艺术沙龙，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在安眠着许多杰出艺术家的墓地里，新添了一座平滑如镜、悬挂着10多枚奖章的黑色大理石墓碑，碑上镶嵌着长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有一行用中国隶体字镌刻的碑文——“艺术家潘玉良之墓”。墓前鲜花遍地，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美的追求者，手捧翠菊和紫红色康乃馨花束，表情悲哀，泪流满面。可是，墓前独独缺少了她亲人的哭泣。这位艺术美的制造者，出生和死去都得不到命运的宠幸，最终只能长眠在异域的土地上。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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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画魂――潘玉良(4)

人格的魅力　　从小生活在尔虞我诈的怡春院，使潘玉良很早就意识到要拯救自己不能靠色情的诱惑，不能将命运托付给男性，而要靠另一条道路——自强不息。从一个没有受过最基本教育的青楼女子成为蜚声世界艺坛的艺术家，可以想像她所付出的艰辛和所经历的坎坷。当人们赞美她的生命和才华时，是否想到，这全是她靠自己的奋斗不息，孜孜不倦所得来的？　　虽自幼沦落风尘，她为人处世却绝不沾染风尘女子的习气，从不扭扭捏捏，也不卖弄风情。还在上海美专念书时，她和同班同学，后来的画家刘苇一起在杭州山上写生，她躲到雷峰塔墙圈里小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她快出来。她却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 她善于唱京戏，课堂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叫她唱一段，她毫不胆怯，立刻清了清嗓子，唱一段《李陵碑》。声调十分凄凉，老师和同学们都听得呆了，待她唱完后好久才想起鼓掌。真实的她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男子气质的女人，做事、说话都直来直去。　　当年旅居法国巴黎时，走在香榭丽舍的大街上，她就有很高的“回头率”。并非因为她十分漂亮，而是她狮子鼻、厚嘴唇的相貌十分奇特，甚至可以说很丑，穿着打扮也十分奇怪。但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为人善良、内心坚韧。也正是因为这些，她最终得以凭着出色的艺术成就获得人们的尊敬。周小燕回忆说：“潘玉良其实长得很难看，但人很善良、很朴实，这就是她当时给我的印象。”后人也许出于对她的敬慕，总愿意把她想像成一个美女。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她第二次到法国后的一段情感纠葛。当时她境况窘迫，生活十分困难，一位开餐馆的华人老板王守义常默默地接济她。王守义受惠于他的老乡李石曾所开创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于1920年去法国，后来在巴黎圣·米歇街开了一间中餐馆，取名叫东方饭店。他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他的接济使潘玉良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也抚慰了她“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给她带来了一丝温暖。有一阵她的画室漏雨，不能作画，王守义就立刻去买材料修理装修。潘赞化死后，她开始和他同居，直到去世。　　纵观潘玉良的一生，传奇性远远多于艺术性。她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她的传奇性成长经历，也展现了性别文化上的独特风景。当然，她在艺术史上也是不可替代的。她是20世纪初在社会变革和东西文化碰撞的融合下，经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女性，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使她的画风自成一家。她并未继承传统士大夫文人的绘画风格，而是很好地统一了西洋画和中国画的长处。她的绘画中有雕塑感，雕塑中又有绘画感。与她一样有如此好的写实功力，又不墨守成规，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不多见，女画家更是少之又少。　　人死如灯灭。潘玉良死后，她留在巴黎的大量绘画作品不为人所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她的学生、著名画家郁风与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吴作人借巴黎之行，顺便寻访她的生活踪迹，结果在她终老的拉丁区地窨子里发现了她的遗作。据资料记载，有油画、水墨画、版画、雕塑、素描、速写等多达4000多件。由于长期缺乏保护，有的已霉变腐烂。郁风对完好无损的油画、中国画一一进行分类。整理工作结束后，他请中国驻法大使馆代为保管这些作品。后来，这批作品由当时的美协安徽分会在文化部和驻法使馆的协助下运回国内，转交安徽省博物馆收藏。同时 “潘玉良纪念馆” 也开始筹建。　　40年后，这位细腻、刚强、坚韧的女画家终于圆了许久的愿望，得以魂归故里。经过时代的洗礼和锤炼，她用自己的精神品质和艺术才华抒写了一代中国女性的精神历史，铸就了中国女性艺术家新的精神灵魂和审美高度，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代女性画家的“画魂”。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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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掌柜――董竹君(1)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11月12日中**队撤出上海，不久锦江饭店即在大世界畔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开张，掌柜的就是董竹君。开始的时候格局真是很小，只有两开间门面，不过是楼上有许多仅容一个桌面的小间。如果仅仅是一家普通的酒家开业，那在当时的上海也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可是它的老板娘董竹君却是位传奇性人物，其身世和画家潘玉良及张伯驹夫人潘素相似，颇具才华，又善交际，和上海新闻界很熟，在未开张前已被广为宣传。　　许多年过去了，锦江饭店已经随着上海的发展淹没在高级饭店的丛林中，但是董竹君和她的传奇故事却仍然在这个丛林中亮出一点秀色来，不为世俗所掩盖。锦江饭店在今天或许已经归于平淡，但是董竹君仍然是上海女性自立自强的一个典范。　　三个条件的婚姻　　董竹君1900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穷苦家庭。父亲是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母亲是给人家做粗活的娘姨。在她13岁那年，由于家境贫困，父亲病重，万般无奈，只能向长三堂子(妓院)老板借了300元钱，条件是将董竹君抵押在妓院里两年，但是卖唱不卖身，只陪客人清谈。在当时的上海，这样的人称“小先生”或“清倌人”。小先生长大以后正式接客了，称“大先生”。　　长三堂子就是清朝的青楼，是指豪华精致的妓院，又称书寓。书寓里的姑娘称女校书，又称艺妓，懂得琴棋书画。长三堂子这种高等的妓院，姑娘未成年是不接客的。这不是老板心善，他们的目的是要等姑娘卖唱红了，接客时才能开出高价。这是老板的经营之道。　　由于心情抑郁，幼小的董竹君从来不笑，就连照相的时候也满面愁云。客人们给她的绰号是“不笑的姑娘”。但是她有自己的长项。她天生丽质，嗓音又好，水牌总是写得满满的。一张局票唱一曲，堂子收一块银元。第一天晚上就有30张，后来逐日增加，客人不断，她成了青楼老板的摇钱树，经常要唱到嗓子嘶哑。　　不过在那个烟花遍地、人心不古的年代，许多的客人只是慕名专门来看她。虽然不唱，但是每天上下楼不计其数，等客人走了，她也累得两腿酸麻、精疲力竭。　　堂子里的红姑娘有专门的人伺候，为她们梳头打扮。董竹君身边也有一位姓孟的、颇有见识的中年妇女。她经常给董竹君讲青楼女子的悲惨命运。她还告诉董竹君说，妓院不会放掉她这样的红姑娘，即使抵押到期，老板也不会轻易放手的，他们会利用黑社会的势力，让你回不了家。多少姑娘都是被妓院榨干了血泪，年老色衰，最后流落街头。即使是从良，当有钱人家的小妾，也会因为出身青楼，在家庭里没有地位。　　这位姓孟的女子还经常告诉董竹君，要尽快找一个好人，在接客以前嫁出去。这些话都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里。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暗暗地等待机会，跳出火坑。于是她开始仔细地观察那些来堂子里的人。　　可是这个地方好人太少了。偶尔会有革命党青年为避风头到这里来聚会。他们高谈阔论，使董竹君明白了不少道理，从内心佩服他们的救国志向。　　1911年的辛亥革命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但袁世凯窃取大权，暗杀了新党领袖宋教仁。大批革命党人遭到镇压，被迫转入地下，继续筹划讨袁的二次革命。现在上海的福州路就是当年上海红灯区的四马路，是当时革命党人经常出没的地点之一。灯红酒绿的妓院是他们举行秘密活动最安全的地点。　　当时的四川省副都督夏之时是这里的常客。他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以新军军官身份领兵起义，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为实现中国内地的政治变革立下了赫赫战功。　　于是，传说中才子佳人的故事在这里发生了。在这个嘈杂的花街柳巷，夏之时与少女歌妓董竹君相遇了，她的容貌和歌喉令夏之时怦然心动。面对着这个身材高大、英俊豪放的革命志士，董竹君也不禁情窦初开，心里满满的都是爱的幻想。　　不久，袁世凯以3万大洋悬赏夏之时的人头，他只能藏身于日本租界的旅馆，董竹君冒着危险前去看他。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时刻，夏之时十分渴望来自女人的关爱。1914年春末的一个深夜，董竹君终于不顾老鸨的阻拦和其他人的劝解，毅然丢弃了所有的珠宝首饰，从堂子里逃出，投入了夏之时火热的怀抱。　　有意思的是，在夏之时劝董竹君跟他一起离开这个烟花之地的时候，董竹君提出了三个条件。她说：“我不要这样，我又不是一件东西！以后做了夫妻，哪天你一不高兴就说‘你是我花钱买的’，那我可受不了。你一个铜板都不能花，要是花钱买，我就不跟你结婚。如果你答应我几件事，我会想办法跳出火坑。”　　她提出的三个条件是：　　1.不做小老婆；　　2.到了日本，要送她求学；　　3.将来从日本读书回来，组织一个好的家庭，夏管国家大事，她管家务。　　夏之时没有考虑就什么都答应了。之后，他冒险留在上海。由于董竹君出身青楼，他们的结合遭到了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但夏之时态度坚决。两周后，他们在松田洋行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当时，夏之时27岁，董竹君只有15岁。董竹君化了妆梳了头，还穿了一身洁白的纱裙，夏之时也穿了笔挺的西装，打了领带——从他们的服装也能看出当时他们思想是比较新潮的。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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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掌柜――董竹君(2)

独木难支　　结婚后没几天，董竹君就随新婚的丈夫去了日本。在樱花之国，他们兴奋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到了自由的无限美好。董竹君与夏之时在这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她终于实现了去学校读书的愿望，并有了几位十分要好的日本同学。为尽快地适应日本的学习和生活，董竹君开始学习日文。1916年，他们的长女国琼出世了，这给他们的小家庭带来了新的欢乐。董竹君相夫教女，苦中有乐，生活得十分充实。夏之时那时正从事推翻袁世凯的工作，董竹君就利用这个机会读书。董竹君真正的文化，还有后来她的很多开明的思想，应该说都源自在日本读书的这六年。应该说，这六年是他们婚姻当中最美满最甜蜜的六年。夏之时对妻子抛头露面稍有看法，他为董竹君请了家教，由松田先生和林惠子小姐教她文化和家政。董竹君对丈夫这一举动虽说不甚理解，但她爱丈夫，也就乐意地接受了下来。松田的授课，使董竹君学到了很多知识。她逐渐明白了应该怎样做人，怎样面对社会。因夏之时父亲病危，董竹君不得不与丈夫一同回国。而此时的国内，到处是军阀火拼的混乱局面。不久，董竹君又独自带着女儿经过五天的长途跋涉，由重庆回到了四川合江——夏之时的老家，从此卷入了旧式大家族的复杂生活。　　由于董竹君低贱的青楼出身，夏之时的家人起初对她冷眼相待。幸亏她早有准备，预先购买了大批洋货作为礼物，分送全家上下，笼络人心，这才换来了一些笑脸。此后，董竹君凭着自己治家的才干逐渐争得了尊严与地位，夏家为此决定重办婚礼，以确立她的合法地位。在一个精心挑选的日子，夏家张灯结彩、杀鸡宰羊，董竹君带着大女儿第二次拜堂，行了结婚大礼。　　1919年，夏家迁居成都。这时的夏之时突然被解除军权，意志的消沉使他逐渐由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守旧的乡绅。这个辛亥革命的老将不仅对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非常生气，还对董竹君热心社会事业深感不满。董竹君那个时候很能干、很有见识，可以说比他更好一些，在社会上人们对董竹君的赞扬比对他多，夏之时下意识地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比自己能干。董竹君容忍了这一切。一方面她希望丈夫能够找回当年那种革命青年的朝气，另一方面她也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毕竟是夏之时把她从火坑里拉出来，给了她重生的机会的。　　接着，夏之时开始以搓麻将和抽鸦片度日。后来，董竹君终于生下一个男孩，夏之时重男轻女，竟然不允许四个女儿读书。一次，为了一点小事，他竟然掏出手枪来威胁董竹君，使董竹君伤心绝望至极。这样的侮辱渐渐成了家常便饭，夏家的空气也越来越令人窒息。1929年，为了改变生活现状，董竹君毅然放弃了华贵和富裕，带着四个女儿来到上海。这个离家出走的壮举轰动了成都，成为当时各家报纸纷纷大炒的热门新闻。　　在上海的复兴公园，相约而来的夏之时和董竹君进行了一次长谈，最后协议暂时分居五年。当董竹君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谈判小屋的楼梯时，她想，假如五年之后双方谁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那么就跟他离婚。可走到一半的时候，她腿软了：假如真离婚了自己怎么办？孩子怎么办？转念又想，再不离婚的话，将来的生活就全完了，所以她又重新站起来。这样反复坐下又重新站起来之后，董竹君下定了决心，谈不好的话就和他离婚。就是在这次谈话中，夏之时说了那句话：你要跟我夏之时离婚，你将来如果在上海滩站得住，能把这几个女儿养活养大的话，不要说受教育了——我在手板里煎鱼给你吃。　　巾帼从来不易　　仰面求人，不如低头求土。离婚后的董竹君带着四个孩子苦度岁月，生活的艰辛有时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为了抚养孩子，她整天出入于当铺。夏之时仍不断写信劝说董竹君回来，甚至想出一些荒唐的谋害计划。他甚至找到上海旧社会比较有名的人物：如范少杰、戴季陶，希望他们把董竹君装在麻袋里扔到河里头。但恰恰戴季陶、范少杰这些人都很尊重董竹君，把这些计谋原原本本讲给董竹君听了。他们都批评夏之时，说他是一个糊涂蛋。　　夏之时孤寂地返回四川。不久，四川的报纸登出了“夏之时家中难都督，将军街走出女娜拉”的报道，令夏之时大为光火。董竹君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远远传来的女儿国琼的大提琴声给了她无限的慰藉。生活依然窘迫，但她也仍然乐观。邻居郑德英带董竹君去拜访了朋友伍振声，伍建议董竹君办一个纱管厂。可是资金却成问题，董竹君忽然想到小时候的朋友尤宝，决计跟他一起筹资办厂。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之下，群益纱管厂终于开工了。为了办厂，董竹君让孩子们去上寄宿学校，自己则没日没夜地苦干。然而产品销路并不好。戴季陶让董竹君去找荣德生，但是没有奏效。厂子只能勉强维持。正在这时，房东庄泉带着一批华侨前来参观，准备投资入股。一位叫陈清泉的菲律宾华侨见了董竹君，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钦佩董竹君的人格魅力，决定帮助她。　　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全国人民群情激愤。上海各界集会游行，捐款捐物，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地处闸北的群益纱管厂被日机炸弹击中，几乎成了废墟。为了筹集资金恢复工厂，陈清泉决定带着董竹君去厦门老家筹资。却没想到因为发表抗日言论，董竹君差点被抓，幸而这场天灾，最终被她躲了过去。一天，进步学生郑浩手持一包宣传材料来到董家，不巧被租界探子跟踪。探子本来是想敲诈一笔钱就算了，却想不到这位女子死都不肯给钱。在敲诈不成的情况下，恼羞成怒的探子将董竹君投入监狱。后来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她甚至搬出了自己前都督夫人的身份，才终于得以解脱。不过却因为这样，而使得本来就恼羞成怒的夏之时对她更加仇恨。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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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掌柜――董竹君(3)

五年分居时间到了，董竹君与夏之时正式离婚。临分手时，夏之时与孩子们见了面。看着四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亭亭玉立，夏之时感慨万分。此时，董竹君的父亲偏偏又病倒了，在弥留之际，他口中喃喃低语地念叨着他的阿媛。冥冥之中的他好像知道阿媛要转大运了。一年不到，董竹君连续失去了两位最亲的亲人。她欲哭无泪，仿佛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时柳品兴来了。他建议董竹君开家饭馆，并送上了一位义士托他带来的2000元钱。苦难到了极点，终于有了转机，董竹君从此开始了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创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1935年3月，锦江川菜馆正式开业了。开业这一天，鞭炮齐鸣，人声鼎沸，就连当时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杨虎和杜月笙也前来棒场。这似乎预示着锦江川菜馆日后的成功。　　陈清泉来探望董竹君，他对“锦江”的成功赞叹不已，真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然而，要想在上海滩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每天，董竹君除了要应付饭店里的各种事务，还必须面对当时上海滩的各种势力。一天，黄金荣的干儿子小金荣带了一帮地痞来饭店捣乱，并砸了店堂，引发了斗殴。面对这一局面，董竹君镇定自若，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原则，亲自造访黄府，感动了黄金荣，一场风波就此平息。同时董竹君自己也亲自下厨，曾三天三夜不下灶台。她又从四川老家请来和尚师傅掌勺，并以此为契机整顿店务，使“锦江”的面貌为之一新。　　“锦江”开业后，她虽然与黑社会势力在某些方面达成了妥协，但是她却并不依附于黑社会等地方恶势力。当时上海滩的很多头面人物都对她倾慕有加，希望可以将她纳入自己帐下或者家中，她却始终不为所动，保持着自己的气节和信念。应该说，她的这种坚持是与她年轻时在日本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她在日本和进步人士的接触有很大的关系的。在后来的多年中，她同时与国民党人、日本人等巧妙周旋，并且毫不犹豫地帮助革命党人和爱国志士，以自己“一介女流”的身份做出了许多血性男儿才能够做出的事情。另外，她也擅长把握时局。经过了前期在生活、事业上的失败之后，她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些东西使她能够准确地判断市场的行情，同时可以在多方的利益纠纷中找到平衡点，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扑朔迷离，柳暗花明　　“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郭沫若等人回国鼓动抗日。董竹君在日本时已听过郭沫若的大名，对他十分钦佩，她包下了郭沫若的一日三餐，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上海遭到日本人的轰炸，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一天，一个汉奸带着两名日本特务来“锦江”吃饭，对“锦江”的菜肴赞不绝口。他们邀董竹君到日本军部的虹口旅馆开个“锦江”分店，这使董竹君非常犯难。答应吧，自己马上就会背上汉奸的罪名，这是她所不愿意的；不答应吧，日本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难保他们不为难自己。　　看来上海是待不下去了，考虑再三，董竹君决定一走了之。1940年底，她登上了前往菲律宾的海轮。董竹君打算在马尼拉开“锦江”分店，便托上海的经理张进之物色到马尼拉的人员，张进之却趁机牟取私利。　　这之前到那里的两个孩子国琼、国秀的音乐演出获得成功，董竹君十分高兴。陈清泉来看望两个孩子，没想却见到了董竹君。久别重逢，二人沉浸在深深的喜悦之中。陈清泉爱上董竹君而不能自拔，他让好友桂华山劝妻子跟自己离婚，被桂华山所拒，不得已只好自己亲自去说。　　陈清泉的妻子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是菲律宾第二代华侨。为了捍卫自己神圣的婚姻，她徒步来到马尼拉，向董竹君摊牌，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董竹君在惊诧之余，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她自责自己原本就不该来菲律宾。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来的一切打算都化为泡影，董竹君母女被困马尼拉。远在上海的张进之知道董竹君一时无法回来，就不惜牺牲锦江饭店的利益，为自己大肆敛财。　　战火中的马尼拉郊区，董竹君带着两个女儿狂奔逃命。途中遭遇菲律宾宪兵，因被怀疑为日本人，差点惨遭杀害。留在上海的国瑛在她同学和恋人胡凯的影响下，倾向进步，积极从事革命工作，然而她对胡凯说自己的母亲不属于劳动人民而大为不满。几经辗转，董竹君母女终于又逃回马尼拉。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搜捕，母女三人被迫睡在屋顶上。陈清泉因不愿与日本人合作，被抓进了监狱。董竹君急忙凭借当年在日本学到的日语前往监狱探望。董竹君的到来，令陈清泉倍感欣慰。他觉得来日无多，因此大胆地向董竹君敞开了心扉。情缘不到头，寸心灰未休。面对此情此景，董竹君泪如雨下。　　为了生存，董竹君带国琼、国秀在马尼拉做起了小生意，以挣点差价，她们的生活倒也苦中有乐。考虑到张进之的唯利是图，为了锦江饭店的生意，董竹君决定先行回国。　　1945年1月，董竹君乘坐一艘日本红十字船，历经数十个日夜的漂泊辗转，终于回到了上海。　　战乱的年代，对于董竹君是个莫大的考验：一方面，要经营偌大的一个饭店；一方面，还要应付纷乱的时局，同时，她还是一个母亲，又要教育自己的子女。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几个子女都很争气，除了继承董竹君的信仰和秉性之外，也各有自己的成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她的子女教育观念感兴趣了。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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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掌柜――董竹君(4)

有一次，她让只有12岁的女儿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送一笔钱接济一位亲戚。当孩子到达南京下关时，城门已经关紧，她不敢乱花钱，就在城门脚下睡了一晚。听女儿回来告诉她这番经历，董竹君既觉得心疼又感到高兴。她对女儿的教育是费尽心机的，她常说孩子是洁白无瑕的，决不能让“风筝”断线，迷失了方向。女儿在外地读书，她书信不断，一次次教育她们：为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要光明正直；处理事情要有感情，同时还要有理智；对客观事物应全面分析研究，不要主观， 切忌任性……　　如今，一代传奇女子董竹君留下她心爱的“锦江”和世上所有她爱着的人，远去了。然而，当我们细细地品读完她传奇而又丰富的世纪人生，再次步入锦江饭店时，只见川菜厅的门楣依然挺拔，当日的店徽——竹，仍是随处可见；再次点上锦江烤鸭、银丝干贝、棒棒鸡、水煮牛肉等传统的特色菜，那鲜亮、震撼的感觉再次愉悦着我们的味蕾。而此时，更为震撼的却是我们的心灵。　　竹君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无比伦比的锦江川菜，更为我们留下了浓郁醇厚的百味人生，那菜中的麻辣、甜、咸、酸，或许就是竹君留给我们对于人生的回味和思考吧？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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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中所记叙的正是上个世纪初至四五十年代活跃在上海滩上的那群女性中的杰出代表。她们因为上海而更加美丽，上海因为有她们的身影而更加迷人。她们是上海女人的缩影。她们如烟似云的传奇经历和卓尔不群的风采让我们在整理这些故事的时候仍然震撼和痴迷不已。　　转眼已经过去了50多年，当我们踏入一个新世纪的时候，值得庆幸的是仍然有人没有忘记她们，仍然有人记挂着她们。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一次对她们的经历的整理，以使读者能够解读属于那个年代的传奇。　　为了突出上海女人的上海特色，我们没有按编年史的习惯来编排她们的故事。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不可能一辈子都在漂泊不堪的日子里度过，所以，我们选取了她们最有意义的事件加以描述。而这些事件，又主要发生在上海，用我们的一句话说就是“上海女人的人生传奇，外地女人的上海传奇”。她们并不都是在上海土生土长的，然而她们的一生却都因为有了在上海的一段经历而更加丰满，同时，她们也使上海增色不少。我们这样处理人物，也是上海女性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如果因为这样的处理而引起争论的话，我们希望广大读者可以和我们联系、探讨。　　本书的编写工作，由于资料繁多，未能尽述其来源，也请相关的作者、读者谅解。　　在本书的编写工作中，李星星、陈前进、叶钦、王懿等人为部分章节的编写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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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颜往事

作者：三闲

- 『状态：连载中』

- 『更新到：后记』

- 『内容简介： 当几十年过去后，这些红颜往事再度勾起我们对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群##的追忆：胡蝶、阮玲玉、王人美、孟小冬……一长串的名字，辉照得那段纷争的岁月如此夺目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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