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著名知识分子“自供状”――文化自白书

作者：张者

- 『状态：连载中』

- 『更新到：采访手记（后记）(1)』

- 『内容简介： 《文化自白书》是当代中国著名知识分子的一份“自供状”，牢骚满腹，故而“不打自招”。所收巴金、杨绛、张岱年、冯亦代、周汝昌、黄苗子、张中行、贾兰坡、茅于轼、王晓秋、冯骥才等名家的文化访谈录，其中张岱年和贾兰坡两位先生未及本书出版，溘然长逝。这或许是他们面对媒体的“最后一次访谈”，更见缅怀之意。访谈所涉及的人生际遇、生活态度、治学经历、爱情婚姻、兴趣收藏，无不浸润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情涵养与文化理想，编者冀此来展现中国知识面分子的心路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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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 巴金：一些说不出的随想(1)（图）

- 巴金：一些说不出的随想(2)

- 巴金：一些说不出的随想(3)（图）

- 巴金：一些说不出的随想(4)

- 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1)（图）

- 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2)（图）

- 张岱年：直道而行(1)（图）

- 张岱年：直道而行(2)（图）

- 冯亦代：相见时难别亦难(1)（图）

- 冯亦代：相见时难别亦难(2)（图）

- 冯亦代：相见时难别亦难(3)

- 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3)（图）

- 周汝昌：红与黑(1)

- 周汝昌：红与黑(2)

- 周汝昌：红与黑(3)

- 周汝昌：红与黑(4)

- 黄苗子：笑面人生(1)

- 黄苗子：笑面人生(2)

- 黄苗子：笑面人生(3)

- 黄苗子：笑面人生(4)

- 张中行：绝不宽恕(1)

- 张中行：绝不宽恕(2)

- 张中行：绝不宽恕(3)

- 张中行：绝不宽恕(4)

- 贾兰坡：怀念野外(1)

- 贾兰坡：怀念野外(2)

- 贾兰坡：怀念野外(3)

- 贾兰坡：怀念野外(4)

- 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1)

- 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2)

- 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3)

- 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4)

- 茅于轼：以直报怨(1)

- 茅于轼：以直报怨(2)

- 王晓秋：历史是一面镜子(1)

- 王晓秋：历史是一面镜子(2)

- 王晓秋：历史是一面镜子(3)

- 茅于轼：以直报怨(3)

- 陈为邦：五十年城市发展反思(1)

- 陈为邦：五十年城市发展反思(2)

- 王利明：中国民法典离我们有多远(1)

- 王利明：中国民法典离我们有多远(2)

- 王利明：中国民法典离我们有多远(3)

- 陈为邦：五十年城市发展反思(3)

- 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1)

- 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2)

- 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3)

- 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4)

- 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5)

- 《文化自白书》：知识分子“自供状”

- 采访手记（后记）(1)

巴金：一些说不出的随想(1)（图）

巴金：男，汉族，１９０４年１１月生，四川成都人，无党派，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３年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１９８３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２００３年３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一些说不出的随想　　在上海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里，巴金老人仰面而卧。五月的鲜花开满了房间，缤纷的千纸鹤在床头轻轻飞舞。身穿白色衣裙的护士小姐在病房里忙碌着，主治医生立在巴金的床头轻轻地喊：“巴老抬抬手，活动活动；巴老抬抬手，活动活动……”巴金便微微地睁开眼，听话地抬抬手，然后又无力地放下……　　这是巴金老人每天惟一的活动了，从１９９９年２月８日开始，巴金老人住进医院就再也没有出去。三年多了，他以院为家，整天躺在床上，过上了有口难言的日子。老人的神智是清醒的，而这种清醒对于一个善于思考的智者来说又是痛苦的，是一种折磨。活着不能活动，有思想不能表达，关心着外面的事情却又无法了解，一位年老、多病、体弱的老人，他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可是，无论你如何爱戴他、尊敬他，你却无法帮助他，只能任凭他和无尽的岁月作最后而又无望的搏斗。　　要说真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巴金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鲁、郭、茅、巴、老、曹……”现代文学史上的六位文学大师人们都耳熟能详。如今，六位中只剩巴金了，他成了硕果仅存的国宝。学术界公认巴金的创作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１９４９年前，巴金写出了诸如《灭亡》、《家》、《春》、《秋》、《爱情三部曲》等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影响了几代青年人，同时也奠定了巴金在现代文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１９４９年以后巴金却没有写出让人满意的作品，正如巴金在《作家靠读者养活》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在１７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　　巴金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是在“文革”之后，他用了８年时间写了１５０篇《随想录》，计有４２万字。巴金说：“五集《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学术界认为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学范畴。　　巴金在《随想录》（第二集）的后记中说：“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揭露、控诉、讲真话，构成了《随想录》的基本格调。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在“文革”后极左思潮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之时，巴金率先拿起笔来开始“呐喊”。　　如今当我们读五部《随想录》时，也许有人会说当年巴金所讲的“真话”只不过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的常理，在今天看来这些“真话”实在是太普通了，一点也不“酷”，一点也不慷慨激昂。如果把《随想录》和韦君宜《思痛录》相比较，也许《思痛录》更加深刻、更加尖锐。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状况和时代背景，要知道《随想录》写于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而《思痛录》却写于９０年代，在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非常犯忌的话，在９０年代已经不算什么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变化很快，不要说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比，就是每一年的情况都不一样。把《随想录》的第一集和第五集比较起来看，你会发现８年的跨度，第五集的文章比第一集的文章深刻得多。在第一集巴金曾写了两篇谈《望乡》的文章，八年后《望乡》简直就不是个事了。　　时代不断地前进，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进步。巴金比较早地提出“文革”不仅仅是“四人帮”的事，每个人不但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是推波助澜者，是有责任的。并且巴金首先拿自己开刀，认为自己在“文革”中也说了假话。所以巴金在《随想录》一遍又一遍地提倡说真话，认为“文革”的产生是说假话造成的。巴金说，说的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上产生的。　　最近，我有幸读到由陈思和等人主持编印的《随想录》的手稿本，原来当年出版的《随想录》只是删节本。我发现巴金当年所讲的有些真话，在今天看来也是惊世骇俗的。在《病中集》手稿本的第１９２页，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应当维护宪法，我们也有根据宪法保卫自己应有的权利。投票通过宪法之前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平时大吹大擂，说是‘根本**’，可是到了它应当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这一段话在定稿时被删除了主要的句子，这一段话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有可能被删除。这些段落在《随想录》手稿本中随处可见，比方在《长官意志》中，巴金说：“为什么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文学相当繁荣的局面……”　　巴金说：“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也就是说巴金是真想讲真话的，但是话到嘴边不得不又咽下一点，转换一点，使真话不能痛痛快快地说出。巴金觉得不吐不快却又不敢痛快，如骨梗喉。巴金身边的工作人员陆正伟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为了配合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巴老为《随想录》专栏寄去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当时责任编辑潘际正在北京度假，文章刊出后，巴老发现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并非原文，而是经过了多处删节。文章中凡是与“文革”有关的词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除了，甚至连鲁迅先生讲过的自己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此“牛”会使人联想起“文革”中的“牛棚”。过后才知道这是接到“指令”后才被删除的。巴老对此事感到极大的愤慨，为此他一连写了三封信给潘际，他在信中说：“……关于《随想录》，请您不必操心，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评判是非吧……对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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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一些说不出的随想(2)

当然，对不经作者同意就胡乱删改稿子的报刊来说，作者有理由提出抗议，但是，巴金当时的反应是十分过激的，这在他一生中也是少见的，这和他那温和的性格反差很大。我想巴金的过激反应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愤怒针对的恐怕也不仅仅是《大公报》，他的愤怒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政治气候。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做到完全的讲真话，是十分艰难的。当年虽然巴金不能完全的公开讲真话，他却实实在在地为中国文学办了几件大事。现代文学馆的建立如果没有巴金的奔走呼吁现在还不知在哪儿呢！他亲自创办的《收获》杂志在新世纪的今天也是公认的中国一流的发行量最大的能发表真正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刊物，而这一切和巴金提倡的讲真话是分不开的。巴金以《收获》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在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品。不久前张一弓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收获》当年发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曾遇到有关方面的反对，是巴金毅然拍板发表了它。对此，阎钢也曾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披露《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评奖也曾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反对，评委会不得不向评委主任巴金禀报。巴金不但同意该作品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的头一个。《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后来成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如果说巴金通过写《随想录》直接地讲真话，那么《收获》杂志便是巴金变相地讲真话的地方。这种讲真话的方式就是通过《收获》杂志发表真正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中国的文学树立了一个标尺。　　如今，躺在华东医院的巴金老人无论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了，不但不能讲而且也不能写，只能用点头和摇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巴金曾多次表示过不再当中国作协主席，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尊重他的意思。巴金已身不由己。　　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　　在华东医院的办公室里笔者采访了巴金的主治医生崔世贞主任，崔主任已为巴金看了十来年病了，她最了解巴金的病情。崔主任更像一位和善的大姐，一点也没有医生的严厉和凛然。坐在崔主任的对面我问：“你能谈谈巴老的病情吗？”崔主任顿了顿没有吭声。我又问“是不是要保密？”崔主任笑笑，说：“其实也没啥好保密的，巴老的病情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崔主任说：“巴老的第一个病是帕金森氏症，这是１９８３年确诊的，这个病已２０年了，主要症状是面部没什么表情，走起路来不稳，向前冲，手抖，突然身体不协调等。这个病治疗得比较好，病情得到了控制，病情进展较慢。”　　这个病的主治医生是华东医院神经科的邵殿月主任。１９８２年确珍后２０年来控制得很好，９８年前巴金还可以走路。现在巴金躺在病床上，两只手还可以动。我曾在电话中问邵主任：“巴老的这个病控制得这么好，你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邵主任回答：“我给巴老用的是‘复方多巴’和‘溴隐亭’，其实这两种药并不是最新的产品，在１０年前我曾征求过巴老的意见，用不用新药，巴老说这药效果挺好，不用换了。”　　邵主任说：“这个病能得到控制有几方面的原因，药虽然不是最新产品，但用药对路；再一个就是巴老的心态好，配合治疗；还有就是护理得好，单位、医院、家人大家共同配合，院长一周要来几次，部队上有两个小战士半年轮流一次。”　　崔主任说：“巴老的病都是常见病，比方巴老有慢性气管炎，这个病有几十年了，容易感染，这是巴老年轻时吸烟造成的。１９９９年２月８日春节期间，由于呼吸道感染，突然高热，出现了急性呼吸衰竭。抢救过来以后，病情反复波动。”　　“是不是从１９９９年的２月８号开始巴老就没出过院？”　　“是的。巴老还有高血压和低血压，高血压上去了很高，低血压下来了血压就量不出来了，这样忽高忽低，容易产生晕厥，也就是意识丧失。”　　“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　　“激动、兴奋等情绪波动时。比方某一件事发生了，某老友病故，或者朋友要来看他，在等待中都会使他情绪产生波动。”　　“所以任何人要见巴老都得特批？”　　“家里人和巴老身边的工作人员除外。另外，由于感染还引起了一些并发症，比方，甲状腺功能减退、低钠综合症、急性心力衰竭、心率失常、心动过速，有胸水、有贫血，还产生过白血症等。”　　我问：“巴老有这么多病，医院是如何治疗的呢？”　　崔主任说：“从１９９９年的２月８日开始，华东医院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医疗小组，我是这个医疗小组的成员。巴老的病情可以分两个阶段，１９９９年２月８日以前的５年中，巴老一半时间住院治疗，一半时间在杭州疗养，春去秋来。１９９９年的春节期间由于看望他的人过多，疲劳过度，抵抗力弱，感冒高烧，引起呼吸道感染，诱发一系列的并发症，痰咳不出来，呼吸不畅，缺氧，脑和一系列的器官功能衰竭，当时情况十分危机。经过抢救性治疗，病情得到了控制。为了吸痰，插管长期插在鼻子里，嘴合不拢，下巴脱了臼。这样我们就做了气管切开，用呼吸机呼吸使呼吸道畅通。巴老最主要的问题是呼吸道，这是一个关键，容易感染。反反复复地多次，抵抗力差。呼吸道里寄殖菌不容易清除，这就是个病因。一感染就引起其它并发症，所以多次病危。”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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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一些说不出的随想(3)（图）

我问：“巴老是怎样对待疾病的？”　　崔主任说：“非常坚强，非常配合。有些治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比方气管插管、胸刺等。特别是打针，他的血管很细、很难找，他从来不哼一声。只要他病情好转，他总是表示感谢。在１９９９年２月８日那次病危抢救过来之后，那时候他还能说话，他说谢谢华东医院，我愿意为大家活着。”　　巴金在为别人活着而不是为自己活着，要知道为别人活着，是要牺牲自己的，是非常痛苦的。这种痛苦巴金又是无法表达的，特别是对他的医务人员。　　巴金曾向家人多次提出安乐死，被拒绝后他还向家人发过火，说不尊重他。巴金曾说，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　　巴金的痛苦是多方面的，疾病缠身致使他无法工作，友人一个个先他而去。在《随想录·病中集》中，巴金曾说：“在病中想得太多，什么问题都想到了，而且常常纠缠在一两个问题上摆脱不开，似乎非弄到穷根穷底不可……例如生与死的问题，我就想得最多，我非常想知道留给我的还有多少时间，我应当怎样安排它们。而仰卧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眼看时光飞逝，我连一分一秒都抓不住。我越想越急。”《随想录·病中集》虽然写的是上一次病中的痛苦，但我们从中不难窥探巴金病中的内心。巴金把病中的生活称为“非人的生活”，噩梦和“文革”时的痛苦回忆交织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地向巴金袭来，在梦中巴金会受到魔怪的围攻，无可奈何地高声呼救。　　巴金的这种精神痛苦比病痛带来的**之痛强过百倍。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使巴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死。巴金在《病中集》中说：“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巴金曾说，要是真有一个鬼的世界多好，我在那里可以和我的爱人相会。　　巴金的爱人萧珊比巴金小十三岁，曾是巴金的一个读者，当时在上海读中学，１９３６年巴金和萧珊在上海相识，１９４４年相恋了八年的恋人在贵阳结婚。五十年代巴金夫妇有了一子一女，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好日子没过多久“文革”就来了，巴金挨整，萧珊为了保护亲爱的“巴先生”曾挨过红卫兵的铜环皮带。在最困难的时候萧珊总是在巴金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　　可是，萧珊在“文革”期间身患绝症得不到治疗，后来癌细胞扩散，由肠癌变成了肝癌，早早地离开了人间。巴金后来在《随想录》中写了两篇怀念萧珊的文章，情真意切，读了让人潸然泪下。　　在病中巴金思念最多的是萧珊，一次次在梦中相见，两人手拉手地痛哭，一直哭醒。醒来是漫漫长夜，巴金会在黑夜中唤着萧珊的名字：“蕴珍！蕴珍你别离开我……”这种思念之苦使巴金恨不能立即到另外一个世界和爱人相见。巴金在《怀念萧珊》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每夜每夜，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低声哭泣。……骨灰盒还放在我的家中，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　　在采访崔主任时我问：“你知道巴老曾向家人提出安乐死吗？”崔主任说：“巴老的病都是常见病，并不是绝症，作为医生我们有责任为他治疗，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弃。”　　想送巴金一百朵玫瑰　　巴金最喜欢玫瑰，因为玫瑰像征着爱，象征着友情。巴金的爱是博大的，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真理、热爱正义、热爱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巴金的爱又是细腻和缠绵的，对爱情忠贞不渝，对友情金坚玉洁，对人和蔼可亲，温和、善良、平易近人。　　在采访崔主任时，她说：“巴老在华东医院住了这么多年的院，他从来没发过脾气，没埋怨过什么。无论病痛和治疗给他带来多少痛苦，他都是默默地忍受。为巴老护理的护士一批又一批，刚来时心中都是忐忑不安的，恐怕护理不好。当她们和巴老接触之后，心情一下就放松了，巴老是一个让人亲近的人。护士们换岗时都是满含着热泪的，在临别时，默默地为巴老折叠纸鹤，护士们所叠的纸鹤已超过千只了。护士们有一个心愿，希望巴老恢复健康，希望他长寿。‘松鹤延年’嘛。”崔主任娓娓道来，她的叙述充满了真情。　　巴老的为人是随和也是真诚的，和他交往的人无不被他的真情所打动。由陆正伟先生摄影并撰写的《世纪巴金》大型画册，记录了巴金晚年的病中生活。巴金在病中引起文坛的极大关注，很多著名作家都看望过巴金。在这本大型画册里，除了和家人的照片外，有很多珍贵的照片，具有史料价值。我不妨根据画册的编排顺序列出一个名单。通过这个名单，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坛对巴金的重视。夏衍、王安忆、陈思和、李辉、王蒙、汪浙成、聂华苓、马识途、叶辛、黄源、黄裳、谌容、草婴、周梅森、张光年、周而复、贺绿汀、王元化、舒乙、王西彦、刘白羽、李济生、邓友梅、柯灵、赵长天、王辛笛、冯亦代、余秋雨、于光远等。来看望巴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朱 基、李瑞环、黄菊、陈至立、金炳华等。　　这本画册的第１３４－１３５页吸引了我。在这个跨页中，冰心的女儿吴青正在向巴金诉说着什么，有一个玫瑰花篮，满满一篮的玫瑰花正盛开在巴金身边。上书“巴金生日快乐，冰心敬贺”字样。巴金晚年和冰心交往最为密切，友情十分感人。晚年的巴金是孤独寂寞的，他渴望着人们理解，渴望沟通和抚慰。冰心的友情是巴金最大的安慰，它温暖了巴金的心灵。巴金曾给冰心写信说：“……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巨大的勇气。”冰心回信说：“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巴金在信中多次表达对冰心的感情。他说：“您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我仍然把您看似一盏不灭的灯亮着，我走夜路也不会感到孤独。”“我永远，敬爱您，记着您，想念您。”“我有你这样的一位大姊，是我的幸运。”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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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一些说不出的随想(4)

巴金和冰心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３３年，当时巴金在北平和郑振铎、靳以创办《文学季刊》，巴金和靳以去向冰心组稿。抗日战争期间巴金和冰心在重庆再次相见，巴金曾帮助过病中的冰心。“文革”后的１９８０年巴金和冰心一起访问日本，当时巴金已７６岁，冰心已８０岁的高龄，两人曾谈心到午夜１２点。　　冰心认为巴金是一位最可爱、可敬佩的作家。她说：“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他的可佩……就是他为人的‘真诚’。”吴文藻也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而且他们还认为巴金“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是“最可佩之处”。　　１９９９年３月冰心去世了，据说巴金至今不知，对他封锁了消息。据巴金的家人说，１９９９年２月８日巴金病危，通过２０天的抢救刚移到病房，巴金就坚持要给冰心打电话。当时是下午４点，后来才知道那正是冰心的骨灰迎进家的时辰。巴金的家人告诉我这件事时，我也不由一愣，难道在冥冥之中真有什么渠道使两位老人心灵沟通？这种心灵感应恐怕只有相互爱戴的人才有。后来，巴金再没问过冰心，也许他心里已经知道冰心老人走了，他只不过不想去证实，也不愿意去证实，他希望冰心一直活着，活在他的心里。　　对巴老“封锁消息”也不是第一次了。当年李健吾去世时，家人也没敢告诉巴金，当巴金知道后痛不欲生。在《随想录·病中集》中，巴金说：“我责备过女儿，也理解她的心情，相信‘封锁消息’，不说不听，就可以使我得到保护。”　　由于巴金病情的特殊性，医生认为对巴老封锁消息是必要的，巴老容易激动，一激动血压就上下波动，会引起昏厥，就巴老的现状来说昏厥是十分危险的。在采访崔主任时我曾问：“目前巴老的进食情况如何？”　　崔主任说：“他的进食是通过鼻管，一天分六次打入胃里，特配的流汁。目前巴老的营养状况是好的，每天的热量、蛋白质、脂肪都是根据人体需要配好的。巴老现在不能吞咽，吞咽会反流，会引起感染。如果没有这个管子，营养是不能保证的。”　　我说：“巴老的生命力真是太旺盛了，当然，这和你们的精心治疗是分不开的。你觉得巴老还能坚持多久？”　　“我们对巴老有几个心愿。”　　“哦？”　　“第一个心愿就是让巴老能够亲眼看到现代文学馆的建成。”　　“这个心愿达到了。”　　“第二个心愿就是希望巴老过千年。”　　“新千年也过去了。”　　“第三个心愿就是希望巴金跨进新世纪。”　　“这个心愿也实现了，那第四个心愿呢？”　　崔主任道：“在巴金的一次生日聚会上，我们医生给他送了一个玫瑰花篮，我们对巴老说，希望在你的生日送一百朵玫瑰。”　　崔主任说：“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期盼。”　　听了崔主任的话我很感动，真希望能实现这个愿望。那时候鲜花盛开．．．．．．　　后来，人们的愿望真的实现了，在巴金百岁生日的那天，人们手捧百朵、千朵的玫瑰向巴金老人敬献，巴金在玫瑰花的海洋里度过了百岁生日。　　可是，巴金却还有愿望没有完成，那就是“文革”博物馆还没有建成。巴金在《随想录》中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文革”博物馆也许正在建成，它在巴金的心里。　　（本章照片由巴金的家人提供）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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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1)（图）

杨绛：１９１１年生，原名杨季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我们仨》；译作有《１９３９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斐多》等。一位缄默的老人，可是她并不孤单　　万人如海一身藏　　钱钟书先生已去世两年了，杨绛先生近况如何？作为他们的读者有时便会掩卷自问。这种内心发问恐怕不只是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为此，笔者冒昧拨通了杨绛先生的电话，说想采访……得到的答复不出预料，杨绛先生婉言谢绝。说：“来日无多，闭门谢客，不接受任何媒体的记者采访……”放下电话，我虽理解先生的婉拒，但心中犹为不甘。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拨通了电话，我说：“想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见见您，就算是关心您的读者之代表如何？”杨绛先生在电话中沉了一会……未了，说：“好吧！你就算一个小朋友来做客，陪我老人聊聊天吧。”　　杨绛先生的确把我当成了她的忘年交。我们无话不谈，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后来，在我告别她时，先生送了我一本她刚翻译出版的《斐多》，在扉页上称吾为小友。回到家再翻那书，见那字迹圆润，工整有力，如硬笔书法一般，完全看不出是出自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之手。　　杨绛先生忙什么事　　杨绛先生的气色不错，银发丝毫不乱，穿着干净素雅，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红晕。整个家没做过多的装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水泥地在阳光下泛着一种青光，写字桌上的书籍资料也整齐有序，让人感觉特别清爽。杨绛先生说：“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时的旧样。”然后指着那个大写字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　　我问：“钱先生已去两年了，在他的忌日你是怎么纪念的？有什么仪式吗？”　　杨绛回答：“什么仪式也没有，他和我都不爱仪式。”　　“最近您正忙什么呢？”我问。　　“我不忙什么了。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　　对于杨绛先生的家事我不敢过多触及，我怕引起老人伤心。我连忙转移话题，问：“是不是准备以钱先生或者你的名义设立一个文学奖之类的？”　　杨绛说：“捐肯定是要捐的，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那么你最近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忙很多事呢。所以我不欢迎一切外来干扰。”　　“你的身体很好，能活到一百岁以上。”　　“那就太苦了，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我为什么要翻译《斐多》呢？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书，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这本书的第一版一万本已销完了，明年就是第二版了。现在我就算是休息过来了，开始做我份内的事。我不想活得长，活着实在很累。”　　不愿做名人　　在钱钟书先生在世时，他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也不参加。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也如出一辙。他们为什么拒绝媒体呢？虽然外界对此也有不少说法，杨绛先生甚至还出过一本叫《隐身衣》的书。在书中杨绛曾问钱钟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隐身于书斋，遨游于书海，即便出门最好是人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万人如海一身藏（苏轼）”。作为一个记者当我面对杨绛先生时，我不由问起这个问题。杨绛笑笑，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　　“你的信息来源是通过报纸来的多还是电视的多？对网络感兴趣吗？”　　“对于网络我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了，省省眼睛，我是新时代的文盲（笑）。”　　“除了《参考消息》还看什么报刊？”　　“都看看，看些新闻。报刊很重要，不过可以少一些，不需要这么多。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笑）！”　　虽然杨绛先生的这番话让我赧然，但我还是被她的坦率打动了。我说：“虽然您不想当名人，但您还是早早地出了名，据说比钱先生出名还早。”　　杨绛先生笑了，说：“这就证明出名没什么价值。”　　杨绛对当年轻描谈写地说：“当时我的剧本只是进步剧团用来掩护抗日运动的小戏。因为没有政治气味，还卖座。当时我怕出丑，广告上用了‘季康’两字的谐音。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我就用了‘杨绛’这个假名。”　　杨绛成了杨季康的笔名，一直用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杨季康这个名字消失了，杨绛这个名字却深深地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当年，杨绛声名雀起之时，钱钟书却还默默无闻。　　一次，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弄真成假》，回家后，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然后把主要情节告诉了杨绛。杨绛听罢大为高兴，催他快写。为此杨绛让钱钟书把大学的授课时间减少了，为了维持生活，杨绛连女佣也不雇，家里的杂活自己全兼了。杨绛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家庭里，哪里干过劈柴、生火的事，整天弄得满脸油烟十指黑的。她急切地等待着钱钟书完成小说，就是做“灶下婢”也心甘。终于，钱钟书一鸣惊人，小说《围城》凌空出世。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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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2)（图）

女人难　　杨绛先生是一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同时她也曾经是女儿、妻子、母亲，这么多角色杨绛先生是如何把握的呢？在不断的角色转变中她有何感想？　　杨绛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也不够好，女人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６０分。”　　“很多人都觉得你做妻子是最好的，否则钱先生在学术上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我说。　　“那钱先生做丈夫也是最好的！”杨绛骄傲地说。我不由笑了，没想到九十岁的她还反应这么快。　　“那么作为一个学者你认为自己如何？”　　“我不是学者，这一点我与钱先生和女儿钱瑗不同。钱先生是学者，女儿钱瑗再活下去也是学者，我不是学者。”　　据悉，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去世时将近六十岁了，可是在父母面前，女儿还是女儿，永远也长不大。杨绛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她认为自己只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杨绛先生可谓著作等身，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在九十岁高龄的今天还译了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的《斐多》。　　杨绛先生谦虚地说：“总而言之，是一事无成。”　　１９３８年，杨绛随钱钟书携带只有一岁的女儿回国。杨绛说：“回国后因为孩子的原因不能去内地，只有钱先生孑身一人去西南联大。作为妻子，我应该陪他一起去内地的。在上海我做了中学校长，还兼高三的英文课，作业都改不完，根本没时间陪孩子玩。作为女儿呢？在父母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在国外。我回国后，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我问：“您的专业好像和教育无关吧，怎么做了校长了？”　　“我开始学的主要是理工科，后来是法律和经济。”　　“从资料上看，您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他当时却反对你学习法律？”　　“我学法律主要是想帮助父亲，可是父亲坚决反对。因为那时候的女律师名声不好。所以我也没能帮父亲。一个女人的领域太广了，要做妻子、做母亲，还要工作，各个领域很难照顾。我看现在的女人也一样苦。的确，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　　杨绛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她心平气和地和你交谈着，语言简洁，娓娓动听，脸上的微笑像一缕和煦的阳光，让你觉得很温馨。可是，这样一个老人在“文革”中吃了太多的苦。社科院“文革”得比较晚。杨绛和钱钟书都被“揪出来了”，然后是无休无止地陪斗。在一次陪斗中杨绛被剃成了“阴阳头”，害得她整夜不睡，做了一顶假发，大暑天戴上，闷热不堪，也不敢外出，不敢坐公共汽车，上班只好步行。当时在社会上被剃了阴阳头的，就像过街的老鼠人人都会喊打。“文革”期间杨绛的主要任务是扫厕所，杨绛爱干净，把厕所打扫得一尘不染，连水箱的拉链都细致地擦干净，而且注意通风，没有臭气。这个女厕所成了她的“休息室”和“避难所”。红卫兵来了，她就躲入女厕。这一段经历，杨绛先生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讲得很详细。　　恋清华　　“在这一生中您最高兴的事是什么？”我问。　　“我说不出来，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没有什么让我得意的事情。”　　“那么，您一生中最痛苦的事呢？”　　“那就太多了，我失去了钱钟书，失去了钱瑗，现在剩下我一个人，这当然很痛苦。可是，我也撑过来了。”　　我问：“在这个世界上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杨绛回答：“我最留恋清华大学。在我的一生中和清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年轻的时候一心想进清华大学。我的表姐、堂姐都是清华大学保送出国的。我在念中学时跳了一级，赶上那一年清华开始招女生。可是，不到上海来招，我没法考，只有上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第二年清华到上海招生了，我原先班上的考取了两个。我当时真后悔，如果我不跳级肯定也能考取，因为我成绩比她们好。”　　过了一年，杨绛决定考插班生，名也报了，准考证也拿到了，偏偏在临考试的前几天她的大弟弟病危。作为姐姐的杨绛为了照顾弟弟哪里还能抽出空去考试。不久，杨绛的弟弟去世，考试的那些天，杨绛却正为弟弟办后事。　　我问：“您第一次进清华是什么时候？”　　“那是大四的时候，”杨绛说，“我去清华借读。我的朋友为我办的手续，我去借读了半年。这是第一次进清华。然后我决定考清华的研究生。当年考是来不及了，我就找了个自认为轻松的活，一边当小学老师，一边复习功课。也算是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圆了清华梦。”　　考入清华不但圆了杨绛的学业梦，也找到了她的爱情。在清华杨绛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当时钱钟书正读大三。杨绛母亲为此跟自己的女儿开玩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线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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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直道而行(1)（图）

张岱年：１９０９年生，直隶（今河北）献县人。１９３３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１９４６年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第一届至第三届会长。中国民主同盟盟员。１９８３年加入中国**。专于中国哲学史，尤长于中国哲学范畴研究。著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发微》等。　　直道而行　　作为“当代中国十哲”之一的张岱年先生２７岁便完成了洋洋５０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这是继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之后的第三部极为重要的中国哲学史专著。张岱年的一生可用四个字概括之，曰“直道而行”。据冯友兰为《张岱年文集》所作序中说，张岱年有个学生爱好篆刻，想送导师一枚闲章，问先生刻什么字好。张岱年说就刻“直道而行”四个字吧！冯友兰闻之感叹曰：“此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闲章也！”　　“直道而行”见孔子《论语》，就是耿直、刚毅、充满正气，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随风转舵，坚持原则。　　张岱年家住北京大学中关园一套十分普通的单元楼里。当我们按响门铃时，心也不由随着门铃声叮叮咚咚地跳得急了。听到有人答应，可是 半天没人开门，正纳闷，门被打开了，一位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不由吃了一惊，先生居然亲自为我们开门！在采访张岱年之前曾翻阅过先生学生的一些回忆文章，说家中来客先生必亲自开门相迎。果然如此。先生将我们让进他的书房兼客厅内，我们一下便被满屋的书包围了，书架对书已没有了约束力，四处都是。顺着书架码起一层层的书籍、报刊和杂志。在屋的正中央有一个不大的小圆桌。年代久了，手一按便咯咯作响。这时先生从门厅那边过来了，慢慢地挪着步子，鞋子和水泥地板摩擦着发出 的声音。不长的一段路挪了好一会。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等开门等了这么久，那 的声音正是他挪步的声音。我连忙起身去扶他，却见他坚定地向我摆了摆手，嘴里叨念着，我行，我还行。其实，我们知道先生病了一年了，刚刚病情好转归家不久。等先生坐下来，我便问了第一个问题，可是他却听不见，这样我只有对着他喊。我喊出的问题是：您是如何对待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被我喊出来显得十分怪诞。即便如此他还是听不清，于是我只有写成纸条让他看了。这样先生手中捏着纸条，开始回答问题。他的回答显示着哲学家的睿智和思辩，思路清晰，滔滔不绝。他始终盯着那小纸条，目光专注，仿佛所有答案都在那纸条上。为此摄影记者无论怎么转换角度也拍不出一张显示着他充满了智慧目光的照片。无奈中我只有从他的对面，移到他身边，趴在他耳边喊。他听到了，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我喊道：“一生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先生说：“咳咳……”我喊：“您可以点出他们的名字！”先生说：“咳咳……”于是我只有住口，也许他正进入一种回忆。果然，不久他便开口说话了。先生说：“在学术方面有两个２０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对我影响比较大，一个是罗素，一个是怀德海。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和怀德海的过程哲学一直影响着我。怀德海的过程哲学认为世界的存在就是一个过程，过程才是最根本的。我最佩服的哲学家是恩格斯，另外还有马克思和列宁。”　　“一方面我赞成罗素、怀德海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我又赞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辩证法，再结合中国的优秀哲学传统，来发展当代的中国哲学。”　　“那么中国当代学者谁对您影响比较大呢？”　　“一个是冯友兰，另一个是张申府。张申府是我的一个老兄，他赞同唯物论，又赞成罗素的分析方法。我同意他把唯物论和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的哲学观点。他常讲一句话，‘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他要把列宁、罗素、孔子三种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可惜他没写出书来。我这一生主要从事三项工作。一个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一个是研究哲学理论问题，另一个是研究文化问题。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所用的分析方法上，我和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比较一致。在哲学理论方面我和冯友兰先生有比较大的区别。他赞同心理学，其实就是客观唯心论。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后来他放弃这种思想，接受唯物论了。在哲学理论方面我和张申府比较一致。”　　“那么一生中您最遗憾的事件是什么？”　　“我一生中最遗憾的事就是在５７年多说了几句话，结果被戴了右派帽子，经过５年才摘帽儿，摘了也不行，到７９年才改正。”张岱年提起这段往事不由笑出声来，我正觉诧异，他脸上却露出了遗憾，“可惜呀？２０年中我什么工作也不许做。从５０岁到７０岁，２０年里光阴虚度。咳咳……从７０岁到９０岁又做了２０年的工作，可惜精力差多了。”　　“那么您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呢？”　　“那就是我早年从北师大刚毕业，经冯友兰先生和金岳霖先生推荐，到清华当助教，这是很幸运的事。一个大学本科生毕业就能上讲台，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我一生学术生涯的开始。所以我很感谢冯先生和金先生。”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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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直道而行(2)（图）

“您桃李满天下，那么谁是您最得意的门生呢？”　　“有好几个，一个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叫程宜山。‘文革’前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他家境贫寒，为人忠厚老实，学习十分刻苦。搞起研究工作不要命，４９岁那年就去世了。可惜……咳咳。”　　先生说到这里顿住了，脸上泛起黯然之光。“还有几个老学生，一个是清华的教授刘鄂培，还有一个叫李存山。李存山对我的思想比较了解，现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主编。另外，衷尔钜也不错，是我的第一位研究生。”在点了几个人名之后，先生又停了下来。末了，他说：“我有一个学生最让我放心不下。”我问：“谁呀？”先生说：“他叫范学德。”先生说到这个名字时，目光一下投向了窗外。先生说：“８９风波时，有人说他到了**，其实他没去**。当时他刚好从沈阳派到中央党校学习。后来他被开除了党籍。他本来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受了这个打击后，他到了美国，现在成了一个基督教徒了。他现在在美国四处传教。”　　“对此事您如何评价？”　　“我认为沈阳方面应把此事调查清楚后再处理，这是一个好党员。”　　“您弟子信了基督教，您认为是正确的吗？”　　“我认为他是无可奈何。为什么信教，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也不太了解，后来他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了，我认为这件事很可悲。”　　“为什么一个人无可奈何了就皈依宗教呢？”　　“宗教这东西，马克思说是鸦片。确实是的。我到现在还是相信唯物论，不相信上帝。”　　“既然宗教是鸦片，那为什么不禁止，却提倡宗教自由呢？”　　“马克思说宗教是鸦片，可他也认为宗教取消不了。人类一时还离不开宗教，还不能强制取消。”　　“为什么？”　　“人类本身有许多问题，这是人类的自身弱点决定的。从唯物论的观点来看，没有证据证明有上帝。俄国大文学家托尔斯泰，每天晚上要跪着向上帝祷告，通过祷告心里就有一种安慰。我的学生范学德也劝我信教，说祷告真解决问题。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如果真有上帝，这个世界就不会这么矛盾重重，乱七八糟，相信上帝没有社会的理由。”　　“您不信上帝，您信佛吗？您认为有轮回吗？”　　“我认为没有轮回。佛教的轮回是胡说八道。这一点我赞同孔子，根本不谈死后问题，不讲轮回，只讲人生的义务。这一点儒家比较高明。”　　“请谈谈您对生与死的思考？”　　“宋代有一个哲学家叫张载，他说：活着的时候，努力按着道理做事，死后就能得到安宁。我认为他这个思想很深刻。其实，也无所谓安宁，死了也就完了。有生必有死，这是一个必然，这是自然规律。庄子也说过，在生的时候尽力做好，死，顺其自然。反正一个人无论活到多大岁数早晚要死。”　　“您怕死吗？”　　这样问一个９０多岁的老人多少有些唐突。我正后悔，先生却爽朗地笑了。这是他第二次笑。他说：“我就是希望死不要太痛苦，平平安安地就死了，那就好了。北大有个老教授活了８３岁，得了肺癌受了半年罪才死。我的老兄张申府死的时候什么痛苦也没有，得了感冒才两天就死了，活了９３岁。”　　“谈一下您的老伴好吗？”　　“老伴对我帮助很大，我写起文章来什么也不管，生活全靠老伴来维持。原先身体好时我还帮助买菜。这一点和冯友兰不一样，他一辈子没有买过菜。他只看书、写文章、上课，家务全靠老伴。现在我也买不动菜了，全靠老伴了。老伴和我同岁，可身体比我好。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完全可以写文章和做学问。可她却为我放弃了。为我牺性了一切。说到这里他顿了顿，脸色歉然。”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大学毕业后。她还比我早一年毕业。在大学时我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学生。学分不够，后来就补了一年学。她是１９３２年毕业，我是１９３３年毕业。”　　据冯友兰在《张岱年文集》序中记录，张岱年中学毕业曾同时被清华和北师大录取，后因不习惯清华的军训，从清华退学到北师大就读。这样张岱年便成了冯友兰堂妹冯让兰的同学，两人由此相识。张岱年毕业后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系助教，后张岱年和冯让兰结婚。　　“您能谈谈爱情观吗？”　　“我认为爱情首先是专一，你不能同时去爱两个人，否则要闹矛盾。一个人一生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学问和事业上。”　　“罗素一生结过四次婚，可谓是不专一吧！可是他却成了大哲学家。如何解释？”　　“罗素是哲学家，但他又是文学家，文学家都是比较浪漫的，罗素最后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谈到这一点张岱年开怀大笑起来。没想到９１岁的老人还如此机智。”　　“现在已是网络时代了，您对这个时代怎么看？”　　“我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了。到现在我也没去买电脑。我是旧时代的人，不赶那时髦了。”　　我和张岱年先生的对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我和他靠得那么近，我时不时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檀香味。这种气味就像长期保存在图书馆里的线装书的气味，古色古香，给了人一种历史感。由于他耳背，每一次问话我都趴在他耳边喊，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不懂事的孙儿，缠着他问这问那的。我的这些问题在他看来肯定显得又幼稚又可笑，可是，他却十分有兴致地回答了我。他几乎是每问必答，显示了他的直率。这使我不由想起了他的人生格言——直道而行。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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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亦代：相见时难别亦难(1)（图）

冯亦代：１９１３年生，浙江杭州人。他主张以开放的态度译介当代外国文学，并在美国文学的评介研究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其代表译著有海明威《第五纵队》等近２０本书，著有《西书拾锦》、《湾流集》等多部著作。　　相见时难别亦难　　联系采访冯亦代时，天正热。北京连日高温，最高可达４０度。电话是黄宗英接的，说我们一家正处在临终关怀阶段。说他已五次脑血栓了，天热，又不能开空调，干耗着。采访就免了吧！我正歉然，电话中却有了另外一个声音。说没关系，我可以接受采访。那声音苍老而充满了孩子般的率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冯亦代的声音。结果他抢了黄宗英的电话，两位老人起了争执。黄宗英说，二哥你身体不好，不适合接受采访。冯亦代说，小妹别担心，可以的。我在这边却笑了，不由想起金庸笔下的一对老顽童来。真想见见这对恩爱老人。　　虽然冯亦代答应随时都可以接受采访，但时间我却迟迟定不下来。我必须找一个不热的天气。从此，每天的１９：３０我便打开了电视机，关注天气预报。这样等了一个多星期……没想到见他们这么难。终于，天降甘露，那天最高气温才２８度，我敲响了冯亦代的家门。　　七重天上谈文话书　　冯亦代家住小西天。因住七楼，冯称为七重天。作为著名文学翻译家、作家、文学评论家、学者，冯亦代一生中著作等身，曾组织编译《当代美国小说选》，与人合译欧文·肖的长篇小说《富人·穷人》，译海明威的剧本及短篇小说《第五纵队》及其他……另外他还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散文、随笔，已出《冯亦代文集》五卷。　　我不由要问：“是什么原因使您走上文学道路的？”　　冯亦代答：“是戴望舒给我开启了一扇进入文坛之门，我十分感谢他。”　　１９３８年冯亦代２５岁，在香港偶然结识了为浙江同乡的著名诗人戴望舒。　　“当时戴望舒看了我的散文、诗歌和翻译手稿后对我说：‘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你该把海明威那篇小说译完。不过，你成不了诗人，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戴望舒的这席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从而我确定了自己未来的文学发展方向。”　　不久，冯的散文在戴望舒所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发表，这对他鼓励很大。１９３９年，戴望舒受茅盾之托，在香港办一英文刊物《中国作家》。戴望舒约冯参加，共事的有叶君健、徐迟、袁小柏、郑安娜等。　　冯亦代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现华东工业大学校址），专业为工商管理。我问：“您的专业不是外语，怎么后来搞起了翻译了？”　　冯亦代笑了，说“这个和我的前妻郑安娜有关。”冯亦代说，“我在念大二时的一个夜晚，英文剧社在演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舞台上有一个女孩演得十分好，操一口流利的美国腔英语。当时我一见倾心。我结识了她，她叫郑笑容，又名郑安娜。后来我们便相爱、相知、结了婚。和一个英文天才结婚，不搞翻译才怪。在文学翻译上对我有帮助的另一个人也不能不提，那就是居留海外的董鼎山。我和鼎山兄是情同手足的半世纪老友，在美国文学方面，我得到他诸多的帮助。”　　家有贤妻，海外有老友，成就了冯亦代，使他成了中国的大翻译家。按黄宗英的说法，他半道出家靠自学，仗“远程僚机”董鼎山，“近程僚机”郑安娜相助。冯亦代说：“搞文学是个苦差事，你不但要通晓另一国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要十分熟练地掌握汉文字，还要有一定水平的文学修养。我虽然尽了努力，结果还是远远不能达到原著的水平。你想一次翻译成功是不行的，总是改了又改，出了书，再版时还要改。我译的海明威的戏剧《第五纵队》，推倒重来了五六次，现在还得修改，但现在我已没力气改了。因此，我曾苦恼、气馁，想改行，可翻译是我的爱好，我觉得既学了另一国文字，就有责任把他国的文学精华介绍到国内来，使我们的读者和作家有机会欣赏、借鉴。”　　“在您一生中，您觉得译得最成功、最满意的是哪一部书？”　　“那还是海明威的《第五纵队》。所谓满意是比较而言。海明威的语言简洁、明快，他有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译他的作品更困难。”　　江湖人称冯二哥　　在电话中我便听到黄宗英唤冯亦代为“二哥”，难道冯在家中排行老二？便问黄宗英，她答：“他是赵丹、黄宗江的至交，当年文艺界都称他二哥，在重庆文艺界谁没钱、没饭吃、没地方栖身都找他想办法。他和二嫂郑安娜俩人过日子，吃饭总是拉开八仙桌坐满。”　　据悉，冯亦代抗战时曾任国民党中央信托局重庆印刷厂的副厂长，也就是国民党的造币厂。当时冯亦代正在香港，临行前乔冠华曾嘱咐冯，重庆为另一个世界，一切事须小心谨慎，特别要提防国民党特务……到重庆，后冯亦代对左翼戏剧影业帮助很大，特别是以资助进步文化人士著称。冯亦代仗义疏财，人称“路路通”、“百有份”、国民党、军统、中统、青红帮、袍哥都能“吃讲茶”、“折肩胛”、“叙金兰”、“排名次”……一些受过冯资助的朋友受到四川袍哥尊称“龙头大哥”和“二哥”的启发，都称他为二哥。按黄宗江的话说“江湖人称冯二哥！”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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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亦代：相见时难别亦难(2)（图）

我问：“您能谈谈那时候的故事吗？”　　冯答：“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冯亦代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　　“文化大革命”期间，冯亦代被打成“美蒋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重庆二流堂黑干将”、“死不改悔的右派”。冯亦代被隔离审查４年，后来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从事力所不及的沉重苦役，使双脚变形，健康大受影响。在监督劳动中，冯患脑血栓塞症，抢救后，落下左上肢和下肢行动困难的伤残。　　对于“文革”时冯亦代的其他罪名一般人都耳熟能详，可能惟“重庆二流堂”不知是什么名堂。问之，冯答曰：“香港沦陷后，从香港撤退的大批进步文化人汇聚重庆。首先见到夏衍，他住黄角垭口的朋友唐瑜家里。不久夏衍夫人亦来。唐瑜便在山坡处另建一所三开间房子，人称‘二流堂’。重庆的文化人经常来这里喝茶、会友、商谈工作。”　　出入二流堂的均系名人，有剧作家、艺术家、记者。冯亦代是二流堂的常客。后来为了接济在渝进步文化人士的生活，冯亦代、徐迟、袁小柏在渝成立美学出版社。该出版社由香港业余联谊社负责人沈镛发起。　　“这‘二流堂黑干将’的罪名使您吃了不少苦头吧？”　　“是的！”　　“在‘文革’中，在您最忧郁痛若的时候，什么东西能分您之忧，排遣您的痛苦？”　　“读书可疗心疾，书是我的救命稻草。‘文革’时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间，牙齿全部动摇，就医结果，十天之内，拔尽了上下牙齿，成为无齿之徒。那时候除读小红书外，能买到《赤脚医生医疗手册》，这便是我的全部精神粮食。”　　“谈到读书不由让人想起《读书》杂志。人们称您为《读书》的家长，前２００期你发了２００篇文章吧？”　　“《读书》杂志创刊，我应陈瀚伯之邀，为该杂志发起人并任副主编，并辟‘海外书讯’专栏。前２００期我写了２００篇，发了１９９篇，有一篇在编辑部没来得及上。算起来我在《读书》发有２００多篇文章了。”　　“现在《读书》设了一个‘长江读书奖’，称为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首次评奖主编汪晖得奖，学界议论颇多，您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汪晖只是挂名不干事。《读书》评奖他应回避。”　　二哥与小妹　　二哥冯亦代今年８７岁，小妹黄宗英７５岁。这一对白发苍苍的“哥哥妹妹”在１９９３年结婚。当时这段婚姻引起轰动，许多亲朋好友前往贺喜，文化名流济济一堂。著名作家袁鹰当时曾以打油诗相贺。四句：“白发映红颜，小妹成二嫂，静静港湾里，归隐书林好。”“归隐书林好”这句话是“一对新人”一再向亲朋好友宣告的。据悉，黄宗英当时曾有一言语惊四座：“明年我们决定给你们看一个胖娃娃。”望着朋友们惊讶的神态，末了，才款款地说：“我们的胖娃娃是一本合出的文集，暂名为《归隐书林》。”　　在采访他们时，我便对黄宗英说：“能不能把你们俩的胖娃娃抱出来看看？”　　黄宗英会意，拿出了她与冯亦代合出的文集《归隐书林》，说：“送你一本！”让冯亦代签了名，然后自己也签了名。　　我问：“当时您怎么决定要嫁给冯老的？”　　黄宗英答：“我们认识几十年了，互相都了解。在二哥倒霉的时候，阿丹更是每到北京必带我去看他和二嫂，还告诉我没有冯亦代，当年上海、重庆、香港的左翼戏剧运动难以生存发展。嫁给他时赵丹已离世十五年了。二嫂去世后，对他打击挺大的。他老了，已经多次患脑梗塞，偏瘫了，身边也没伴儿。我属牛，他比我大一轮，二牛抬杠，老了再耕耘，爬田格子，相伴着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吧！”　　我又问冯亦代：“您娶‘小妹’为妻时都八十岁了，这个年龄再婚在中国传统上是很难被人接受的。这种勇气从何而来？”　　“这是她的勇气，不是我的勇气。她比我更勇敢。”　　“当时您是什么感觉？”　　“高兴呀！可以有老伴了。多一个人总是好的。”　　“当时双方家人支持吗？”　　“支持，两边都很熟。”　　“您能向现在还是孤身一人的老年人谈谈你的感想吗？”　　“可以找个老伴，但是不要因找老伴找出麻烦来。比方我的老友徐迟。他找的那个人是为钱而来。那个人以为徐迟有很多钱，其实徐迟一生清贫，当时只有２万块钱。徐迟死后，那个人把那２万块钱拿去了，把手稿也拿走了。当时徐迟一时冲动呀！”　　怎一个难字了得　　冯亦代一生多坎坷，按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没娘的孩子。其母楼文光曾留学日本，后在上海务本女校、爱国女校教学。生冯亦代时二十八岁，冯亦代出生后一个多月，母患‘产褥热’弃世。冯亦代说：“我从记事以来仅从照片上认识母亲。”　　在采访中我曾问：“对于人来说一生中最宝贵的是什么？”　　冯答：“是爱，特别是母爱，可惜我从来没有尝过母爱的滋味。不过，我这一生中有很多朋友，友情对我是十分重要的。谈到我的朋友话就多了，有一个人我不能不提，那就是邓散木夫妇。邓散木夫人在９６岁高龄时还没忘了给我送粽子。粽子是亲自裹的，她年年都送，每年她都乘公交车来。可惜，有些老朋友都去世了。”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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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亦代：相见时难别亦难(3)

“您今年也８７岁了，面对死亡是怎么看的？”　　“这是自然规律，像我这样的年龄，身体又不好，就是等死。”　　“您怕死吗？”　　“不害怕！我觉得自己活得太多了。”　　“现在您还有什么心愿？”　　“让我做我高兴做的事。我也没什么事可做了，希望你们年轻人多为社会做贡献。认识你们年轻人我很开心。”　　“只要没打扰您就好！”　　“没有，可是有人却一直在打扰我。他们自称是我的朋友，今天来要资料，明天又来取老照片，弄得我心里很不痛快。这些人不是我的朋友。”　　“噢？”　　对于老人这番话，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在快要告别时，我问：“你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你的一生吗？”　　冯亦代沉沉地说：“用不了几句话，用一个字就够了。”　　“哪一个字？”　　“难。”末了，老人突然怆然泪下。接着不间断地抽泣。我不知如何是好，居然找不出一句能安慰老人的话来，只有轻轻地、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冯老握住了我的手，不让走。说：“今天你来，让我说出了积在心中很久的话，谢谢你。”　　告别冯亦代的第二天清晨７点，电话铃声将我从梦乡中惊醒，是冯亦代打来的。在朦胧中，我听到他在电话中说：“谢谢昨天你能来看我，谢谢！”我在电话中说：“冯老，保重！”　　其实冯亦代是一个坚强的人，在１９９８年他第五次脑血栓，当他重新开始正规练习说话、行走、书写时，他写出的第一句话是四个字——“难我不倒”。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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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3)（图）

“在清华我读了两年，本来照规矩清华研究生毕业后要送出国留学。可是当时系里说清华外文系的学生不送。我听到这话后就决定提前毕业和钱先生一同出国。”　　“您的处女作也是在清华念书时发的吧？”　　“我当时选的是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课，大考的时候，我就交了一篇文章，叫《收脚印》。朱自清先生推荐给《文学季刊》发表了。这算是我的处女作吧！”　　“您当年和钱先生回国后好像是在清华任教吧？”　　“我们回国后，钱先生去了西南联大，我当时带着孩子去了上海。解放以后我和钱先生一起成了清华的教授。当时清华有一个老规矩，夫妻两个不能同时做正教授，我只有兼任教授。职称是教授，可是不能享受教授的待遇，不能拿教授的工资，按钟点算，一个钟头只拿几块钱。”　　不久，中国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开始，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耳朵嫩，觉得“脱裤子”粗俗，便称之为“洗澡”，相当于“洗脑筋”。杨绛先生的长篇小说《洗澡》就取材于这个时代。　　“当兼职教授很舒服，钱先生他们搞‘三反’整天开会，我就躲着不参加。如果是教授开会我说我是家属；要是家属开会我说我是教授。我躲起来可以看很多书，预备功课。所以我写《洗澡》是具体而为的。”　　１９５２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次年钱钟书和杨绛被调入刚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１９５５年北大文学所改隶属于中国社科院。杨绛和钱钟书就这样离开了清华。　　“我最留恋的地方是清华，可是我再到清华时，清华完全变了。不久前清华送我一个匾，叫‘寿与校同’。清华是１９１１年成立的，我是１９１１年出生的。”　　我爱我的祖国　　“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１９４９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大陆的，为什么留下了呢？”　　“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大陆有三个选择，第一个是去台湾，第二个是去香港，第三种选择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　　“为什么不出国呢？”　　“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　　“当时外国聘请你们，你们都拒绝了？”　　“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以出国为荣，有些家长在孩子上小学、中学时就送出国了，您对这种现象有何评价？”　　“出国深造留学我不反对，但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任何文化根基就出国，出国后就变成外国人了，已被异化了。我不赞成很小就把孩子送出国。中国已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不比任何西方文化差。出国留学可以学习人家的技术，但不能丢了文化根基。我十分爱我们的文字，几千年中国的统一靠的就是汉字。你流浪到广东去了，听不懂他们的话，只要用汉字‘告一个地状’，人家就会向你伸出援助之手，你就可以回家。这就是中国汉字的好处。假如是拼音文字，一个村两头的读音都不一样，发音随着时间也变化。中国地域广大，可能都说同样的语音吗？”　　“现在台湾又搞了一套拼音来给汉字注音，你认为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越南和中国以前用同一种文字。越南成了法国殖民地之后，法国人首先灭了他们的文字，改为拼音。我们出国时在船上碰到一个越南人，他痛哭流涕地说本来我们同用一种文字，现在不同了。那个人姓吴，可是拼音一变就成了‘鹅’了，我都不记得是什么声音了。我们中国的文字是统一全国的保证，因为文字的统一保存了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无论成吉思汗还是满清王朝，他们统治中国之后，都被中国文化同化了，这可以看出我们文化的生命力。现在台湾搞的这一套完全是在搞分裂。汉字现在已有了繁体字和简体字之分了，如果注音方法再不一样，那就完了。我们要想统一祖国，统一文字是非常重要的。”　　“我十分理解您的爱国之情，可是国内历来的政治运动让你们吃了不少苦，现在后悔吗？”　　“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就是为了挣钱享受。活着为什么？挣钱，然后花钱，花钱又挣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老一代有许多人活着不是为了挣钱，还有一种理想的追求。”　　“您已是九十高龄的人了，您是怎么看待生与死的？您怕死吗？”　　“生、老、病、死都不由自主。死，想必不会舒服。不过死完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我觉得有许多人也不一定怕死，只是怕死后寂寞，怕死后默默无闻，没人记得了。这个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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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红与黑(1)

周汝昌：1918年生于天津。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历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燕京研究院董事、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作家协会会员等。工书，其书法为世所重。传略载入多种辞书。　　主要著作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石头记鉴真》、《献芹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等十几部红学专著，200余万言著述，影响巨大，深受赞许。另出版有：《书法艺术答问》、《岁华晴影》、《脂雪轩笔语》、《北斗京华》、《天地人我》、《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等。　　周汝昌的红与黑　　周汝昌，红学家。人们都会这样认为。　　可是，周汝昌本人却说：“简单地把我当成红学家是外界的一种误会。我很不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　　这种回答让人大感意外。是什么原因使他把毕生的精力和时间都倾注在《红楼梦》这本书上？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８２岁高龄的今天，却矢口否认自己是红学家呢？面对这位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让人一时不知该问他些什么？　　一部《红楼梦》曾经给他带来过荣誉，因《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使他红极一时，成为当时的热点人物，因“红学”成了“红人”。这部《红楼梦》也曾经给他带来过厄运，使他因“红人”成为“黑人”。《红楼梦》影响了他的一生，“红”与“黑”的人生经历不断转换伴随着他。这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欣喜也有酸楚。他尝够了其中的苦与乐，悲与喜，荣与衰的人生大滋味。　　曹雪芹十年辛苦，滴泪为墨，研血成字，成了《红楼梦》。　　周汝昌却用了五十年心血，半只眼睛苦作，完成了几百万字的专著，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按他自己的话说，一生的精力与其说用在了研究《红楼梦》上，不如说用在了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所以，他说：“要说我毕生的精力都投在了‘红学’研究上不完全对，当然，一部分精力是用在了红学上，另一大部分精力主要用在了对诗词的创作、注释、鉴赏、理论以及书法和中华文化精神的研究上。”　　半只眼睛苦作　　走进周汝昌的书房，见他背对着门正写。瘦小的身躯趴在书桌上缩成一团，对我的到来充耳不闻。周汝昌的女儿走过去在他耳边大声喊道“客人来了”。他抬头用一只手搭在耳边却不解地道：“你说什么？”转过身见我，笑了。迎上来握住了我的手说：“不好意思，我耳朵不好使了。”“没关系，”我说，“我可以用纸条提问题。”她女儿说：“用纸条恐怕也不行，他一只眼完全看不到了，另一只眼只有０．０１的视力，只能算是半只眼。”我不由望了望他书桌上写的东西，见满是字，可我一个也认不出，每一个字都是身首异处的。周汝昌的女儿又说：“他的字只有我一个人能认。”　　我坐下后，开始为自己发愁，我不知用什么方法和他交流。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因为先生是一个十分有经验的受访者。他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顺手拉了一只小椅子，面对面坐了。膝盖刚好顶住我的膝盖。他说：“你问吧！你可以趴在我耳边嚷嚷，我基本上能听到。”这样，我一下就放松了，这哪里是采访，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促膝谈心。　　既然是谈心，我便把事先准备好的采访提纲扔到了一边。我问：“您的耳朵是什么时候听不到的？”　　“那是１９５４年，我奉调回京，住东城北面门楼胡同。我住了间正房，南有大窗，北有小窗。一日，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我正立窗边看雨，冷不防一声霹雳，一条火龙从北窗入，又从南窗出，这条火龙从我左耳边走过，相距不过一寸。我当时只觉得天崩地裂，脑袋嗡地一响，天地便一片寂静，从此非有雷鸣般之声我是听不到的。你想有龙从耳边过，我不‘聋’才怪呢！”　　听了老人的叙述，我不由露出惊异之色，望望先生的女儿，想从她那里得到证实，却见她笑而不答。　　我又问：“您的眼睛又是怎么失明的？”　　“１９７４年忽然两眼要失明，周总理闻知后亲切关怀，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周汝昌一定要找个好医院，不能让他失明。后来找到协和医院最有名的大夫。我现在还剩下这半只眼，要感谢周总理，感谢那个眼科大夫。眼睛总算保住了没有彻底失明，可再也不能做编辑工作了。医生连续给我开了三次证明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都把证明压下来了，我离不开那编辑工作。后来实在坚持不下来了，我只好辞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工作，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您从１９７４年开始眼睛就不行了，耳朵也听不见了，是什么原因使您把文化研究工作坚持到今日的？”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怎奈耳目虽可掩住，还有一颗心呀！心还不肯闲着，又要听又要看的。从１９７４年到今天，凭着这半只眼苦作，又写出了几百万字，出了十几本书。有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也有关于诗词书法的。”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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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红与黑(2)

面对这样一位老人，不由得让人心动。８２岁了，耳已聋，眼也瞎，心却充满了激情，思维依然活跃，声若铜钟。　　一次机缘 五十年心血　　“虽然您不认为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用来研究《红楼梦》了，但五十多年来，《红楼梦》的研究肯定用去了您很多心血，这一点我想您没有异议吧？”　　“是的，我的确用了很多心血去研究《红楼梦》！”　　“那么，是什么契机使您走上了《红楼梦》研究之路的呢？”　　“那真是机缘巧合，同时这也和胡适分不开。”　　“哦！请谈谈。”　　“那时候我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我本来是１９３９年考上燕京大学西语系的，理想是翻译中华文化名品向世界传播。抗战时燕京大学被日本鬼子关闭，教授关进集中营，学生被遣散。抗战胜利后，我又重新投考再进燕园，可对西文已不感兴趣，兴趣都集中在诗词文学理论上。１９４７年，一次偶然的机遇我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这是胡适先生多年以来为了考证曹雪芹想找而没找到的。我翻开一看大为惊喜，里面有六首直接咏及到曹雪芹的诗。这不单是文学作品，也是重要的史料呀！”　　周汝昌由此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此文引出了周汝昌和胡适先生的一段佳话。胡适先生看到周汝昌文章之后，非常高兴，主动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此信也在报上发表，这样一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周汝昌说：“我是十分感念胡适先生的，但是我们的学术观点有所不同。胡适先生的信，当时对我的考证只同意一半，另一半有所保留。我当时是一个少年，少年气盛，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言语轻重，就又写了一篇文章和胡适先生辩论。”　　胡适先生不久就回了信，一来二去，从１９４７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胡适先生共给周汝昌写了６封信，探讨红学问题。胡适先生也许没想到他的６封信给了一位年轻学生极大的鼓舞，使周汝昌从此走上了漫长艰辛、长达半个世纪的红学研究之路。我不由好奇地问：“这些信都还在吗？”　　周汝昌回答：“这些信都成了文物了。在‘文革’中，我所有的有历史价值的旧信件大都散失了，而‘胡函六通’（胡适的６封信）由于是极重要的政治罪证，反而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与胡适先生的书信往来成了周汝昌红学研究生涯的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周汝昌冒昧地向胡适借阅由胡适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　　周汝昌说：“当时我和胡适没有见过面，我只是燕京大学的一个学生，不知何许人。胡适先生就敢把那样一部珍贵的藏本借给我。当时由一位叫孙楷第的先生从城里带来，用旧报纸裹着，上面用很浓的朱笔写了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收。我当时是一个学生，胡先生很讲礼貌，用了先生这样的字眼，这张旧报纸我一直珍藏至今。”　　周汝昌看到这个藏本大为震惊，曹雪芹的原本和当时流行的本子有如此不同。１９４８年暑假周汝昌将这部世人未见的奇书带回了老家，周汝昌四哥周祜昌一见，惊呆了！原来曹雪芹的《红楼梦》被（指“程乙本”）高（鹗）歪曲篡改得如此厉害。可惜原本纸张已经黄脆，让人不忍翻阅。　　“这怎么办呢！没法研究。我的哥哥说，好！我下决心现在就用墨笔和朱笔工楷把书抄录一遍。当时没有影印本。可惜这个本子现在找不到了。１９４９年北平解放前夕，局势紧张，我想到“甲戌本”还在我手中，担心若有失损，无法补偿，觉得应将书归还原主，于是我专程赶到胡府——东城东厂胡同一号。当时未见胡适本人，有一中年男子开的门，称其为胡适公子。我便把书交给了胡公子，匆匆告辞。”　　据史料记载，胡适离开北平南下时，他抛下了家中的万卷藏书，只带走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周汝昌还给他的《甲戌本·红楼梦》，可见此书之宝贵。通过几年的研究，周汝昌完成了近４０万字的《红楼梦新证》。此书由家兄周祜昌用蝇头小楷清缮出来，交付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红楼梦新证》出版，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学界。当时周汝昌正在四川大学任教。书出来后，上海长风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队，书脱销了，三个月内赶出三版。在北京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部。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汝昌的书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新证》出来后，**也看了，在《**读评五部经典小说》中有两处提到《新证》。　　１９５４年周汝昌被中宣部三次特电从四川大学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一个编辑。后来批俞（平伯）批胡（适）运动逐步升级，周汝昌很快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周汝昌由“红”变“黑”，时年３４岁，有趣的是当时美国一个学家叫米乐山的，还在著作中称周汝昌为“红色红学家”。　　不谈红学 却说红楼　　“看过《红楼梦》的都知道，只有前８０回是曹雪芹的，后４０回是高鹗补的。您一直认为后４０回是伪续，您能大概地谈谈您的观点吗？”　　“这是红学研究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曹雪芹费了十年辛苦，为什么写这么一部大书。这在原著中说得很清楚了。在老残给自己的小说写的序中也谈得很清楚。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这是对旧中国那个时代天下女性（女儿家）的命运、处境、不幸、悲惨结局最深刻、最博大的悲叹，写了一个巨大的悲剧。而高鹗偷梁换柱、移形变质，引向了一个哥哥妹妹式的小悲剧。今天一般读《红楼梦》者，脑海里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印象——婚姻不幸、爱情悲剧、贾宝玉是一个叛逆者。这是对《红楼梦》最一般的理解，这种功劳确确实实是高鹗的。我说，那样伟大崇高的悲剧，不允许你变质、变性、缩小、庸俗化。”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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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红与黑(3)

“那么以您的观点，后４０回应该是一个什么发展脉络呢？”　　“对你这个问题我首先纠正一点，原著不是８０回之后４０回。８０回加４０回是１２０回，这是中国章回小说发展的最高峰。根据我的研究，曹雪芹要写１０８个女儿的角色，全书准备写１０８回。１０８是我们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代表数字，９是阳数，就是奇数，单数的最高代表；１２是阴数，就是偶数，双数的最高代表。９乘１２得出１０８来代表最多，是一种象征，不是实数。原著至７８回止，７８回往后笔墨骤变。”　　“谈到１０８，让人不由想起了《水浒》。《水浒》中有１０８将，曹雪芹是不是模仿？”　　“是的！《水浒》写了１０８个绿林好汉，写得好，曹雪芹非常佩服。强盗原先没人敢写，你居然敢写，而且写得这么好，曹雪芹深受其影响和启发。曹雪芹大才，不能重复你，你的绿林好汉都写绝了，我写什么呢？写红粉英雄，写脂粉英雄。这是秦可聊的话。《红楼梦》伟大的‘大’就‘大’在这里。我这样一说，也许你慢慢会明白了，我研究红学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谓红迷，认为这小说了不起，就是爱《红楼梦》等等……当然也包含着这样的因素，但实际上我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部著名的小说而重视之，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书中包含的中国文化。我想通过红学研究，看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精神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这种大精神就包含在《红楼梦》中。”　　这时他女儿在一边笑了，说我父亲对《红楼梦》和曹雪芹比对我们了解，他每年都为曹雪芹过生日，他却不知道我和母亲的生日。　　我笑了，问：“您说起《红楼梦》简直如数家珍，不愧是一个红学家，可是为什么您却不愿让人称你为红学家呢？”　　“首先，我已不是红学界的人了。我在海外住了一年，１９８７年回来之后，我就向当时的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凡同志谈了我的愿望，我不想在红楼梦研究所了，我退出。红学界的人事，种种复杂关系太费神，我是一个老书生，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我没有那种能力处理红学界中的种种利害关系，我何必在那方面费精力呢！我从１９７８年就脱离了红楼梦研究所，这就等于脱离了红学界。红学界尽管包了全国高校、社科研究者，但实际上掌握我们红学界的就是红楼梦研究所。还有，目前舆论界，一般的群众对红学不了解，认为你们这些人吃饱了没事研究些哥哥妹妹恋爱……这简直是糟透了。再者，所谓红学界的某些人和某些事让人起不了敬意，一般人有微词，我混在里面，什么事都扣在我头上，让我受不了。我退出不参与这其中的事，我做自己的学问。”　　“但是，大家都知道当年把您从四川调到北京，就是因为您的《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也算是组织上对您的重视吧！红学界的一些事是应该和您分不开的。”　　“可是，我调京之后，当年的１０月就是批俞批胡运动的开始，我一步步地成为了批判的对象。以后所有红学界的事情不但不是我主持，我连知道的权力都没有，我是靠边站的。可是，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学术界的一些人仍然认为我当初调来主持红学的一切。为此对我有很大的误解，有很多事认为是我干的，让我有嘴说不清。还有一点就是我和红学界的一些所谓红学家没有共同语言。”　　“一部《红楼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是和我们新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抛开对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影响就够让人深思的。您能谈谈这是为什么吗？”　　“红学的位置是由**提高的，这事人人皆知。没有**，这部所谓的爱情小说还不知道是什么命运呢！解放以后红学的发展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没有**那是不可想像的。当时批俞批胡也是**倡导的，但是运动扩大化了，有些一发而不可收。这已不是红学的问题了，这是学术思想的大运动，震惊了世界。”　　“《红楼梦》不但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影响深远，同时也影响到我们的文化生活。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能有这样大的影响。”　　“是的，《红楼梦》这种普遍地被重视、爱好、谈论、研究、表现、表演，这已不是简单一部书的问题了，这是一种现象，我们可称其为红楼梦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包含了对它的研究，还包含了许多红学研究者，也包含了红学界这个特殊的团体。这种现象的根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生命靠生命维持　　“刚才我们谈论的大多是一些学术性话题，我现在想问一点您个人的问题。您的一生可谓是大起大落，由红变黑，有黑变红，您能否谈一下在您一生中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　　“说实话，红学是一门悲剧性的学术，选择了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第一流的大学者不屑为之，对它有兴趣的又不够资格，于是就落到了我辈之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痛苦。当然这种痛苦只是我个人的小悲痛，真正的大悲痛是和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的。”　　周汝昌说到这里静静地沉默了，我望着他，默默地体会着他说的那种痛。过了一会他说：“你刚才问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是什么，我告诉你，那是在抗战时期，当时我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把燕京大学封了，把学生遣散了，当时辅仁大学登出广告招编，很多同学都去了，很多同学为了求学都去了！我坚决没去，回到了天津老家，回到老家也不安宁，当地有一个叫新民会的汉奸组织专门搜罗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为他们服务，我当时只有藏在地窖里。我的老家离天津市四五十里，属于一个大镇。有一天我亲眼看见当地惟一的一个小学，教师领着一队小学生打着新制的太阳旗去村口去迎接日本驻军。那小太阳旗是用白纸制的，就是一张白纸中间用红墨水画了一个红圈圈。当时在阳光下，小学生手中的小太阳旗刺痛了我的眼睛。当时我欲哭无泪，欲喊不能，一种绝望、一种痛让我无法言表。我觉得我当时的心在流血，心都碎了。所以今天你问我最痛苦的记忆，那伤口一下便被触动了。唉——”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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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红与黑(4)

周汝昌的痛是我们民族的痛，他的伤也是我们民族的旧伤，民族的大悲痛绝不能、也不会再重演。我触动了我们心**同的伤疤。眼前的老人几乎被一种痛苦的回忆攫住了，为了改变一下他的情绪，我连忙又问：“一生中让您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我１９６８年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差不多一年后，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去了１１个月。由于我的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让我看菜园子。夜里４点起，满天星斗，柱着一个竹竿，趟着过膝的水，到一个大湖堤上。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菜地的情况，当时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我站在堤上仰望东方，见启明星亮了，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太阳一点一点出来，充满了一种希望。当时我看到这个景象觉得十分特别，我突然对自己有了一种信心，觉得自己的前途也会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充满了希望。天亮后我被换回去，走在路上突然碰到一个同志对我说，队部让你去一趟。当时我心中咯噔一下，不知自己又犯了什么错误，害怕。去了队部，头头对我说，北京工作需要你，要调你回去。我当时一点都不敢相信。接着头头又对我说，从今天起你可以不劳动了，你收拾东西吧！愿意哪天走和我们联系。我一听这不是一步登天嘛！到总部去拿公函，走在路上晃晃悠悠地像在梦里，连人家给我打招呼也听不到了。公函拿到一看，天哪！是周总理办公厅给湖北军区司令的专电，调周汝昌回北京工作。你可以想像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这是我平生最高兴的一件事。至今我还保存着专电的复制件。由此我一下又从‘黑人’变成了‘红人’。在回北京的路上，连服务员都给我配好了。那是１９７０年９月５日，这是我的纪念日，是周总理调我回来的。当时我一点也不知怎么回事，外面风传我和周总理有联系，这不是胡说吗！我一个小民，当时哪能和周总理联系上呀！”　　我被周汝昌大起大落的经历弄得目瞪口呆，面对眼前的耄耋老人，我问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您今年已是８２岁的高龄了，你是怎么看待生与死这个问题的？”　　“我希望多活几年。不是贪生怕死。像我这样一个又聋又瞎的人积累一些学识很艰苦。刚积累了一些东西，人刚成熟，理解认识刚开始深刻了，可是已到了快结束生命的时候。这是人类的不幸，也是人类文化的损失。我认为人应多活几年，只有这样，才能给后人多做一些贡献。我对生命的理解是一个综合性的，主要是精神智力，而不是纯自然的生命。其实延长一个纯生理的生命是无意义的，因为任何生命都是靠生命来维持的。动物的弱肉强食是靠弱小生命来维持自己的生命的。人类也一样，我们吃的一切食物都是生命。米、麦、豆、蔬菜以及一切植物的根、茎、花朵都包含了生命力。肉食就更不用说了，都是动物的生命，这是很残酷的。你的生命是靠无数的生命来延续的，认为自己的生命宝贵，其他生命就该结束，这是最自私的认识。所以说活着就要做贡献，否则你是在浪费生命。说到我自己，我是留恋人间事的，虽然我的一生有那么多艰难困苦，有那么多不如意，特别是我现在耳聋眼瞎的，我现在半只眼睛拼命干，就是因为我还有没完的工作，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很健康，对于死我还没有想过，至少还没来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人的生命不是到他身体死亡为止，用另外一个方式还可以延续，还可以做贡献。因为他死后思想还存在，他还有弟子、子女作为他的继承人，他还有著作存于世。”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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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笑面人生(1)

黄苗子：1913年生，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协理事等。作品有《狐假虎威》、《国内古董》、《新傀儡图》、《哲学家四题》等。　　笑面人生　　黄苗子的笑是比较著名的。著名传记作家李辉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苗子爱笑，郁风也爱笑，笑得清脆，笑得爽朗，永远乐观的人。乐观的人总是微笑着面对一切，美好的，快乐的，甚至苦难。微笑的人眼睛里没有阴影，哪怕心里有过阴影，微笑的人眼是在发现美，哪怕丑恶环绕在身边。微笑的人，在大自然，在现实生活中感受美丽，因为他们有艺术家的心灵，有艺术家的热情。他们微笑着面对一切，微笑着用艺术充实生命，这样，艺术也就成了他们生命的景象。”　　黄苗子已是８８岁的耄耋老人了，说到黄苗子就不能不提郁风。这一对老夫妻风风雨雨几十年，一个书，一个画。他书中有她画配；她画中有他书和；书中有画，画中有书，成为中国美术界一对耀眼的“双子星座”。　　一对夫妻，书画合一　　在采访黄苗子时，他让我欣赏了他和郁风合作的一幅作品。画是郁风的山水，由黄苗子题书，整幅作品天衣无缝，浑然一体。我说：“书和画在中国美术中是合一的，你们一个为书，一个为画，正巧又是一对夫妻，从艺术到生活，你们是如何配合的？”　　黄苗子说：“在中国四五世纪就提到书画同源。也就是说书法和绘画是一个源流。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用的都是毛笔，这一点外国人不太一样。工具都是相同的，用笔的方法也通，都是讲线条、讲气韵的，用墨、用纸都是一样的，它的来源也通，都是从美的感受出发。中国画是半抽象画，不像西洋画是很工细的。这种半抽象和字的来源一样，汉字象形文字。郁风早年是画西洋画的，后来受父亲郁华和叔叔郁达夫影响，从西洋画转向中国画。郁风后来觉得中国画表达人的情感更细致，不过郁风的中国画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了，从构图到色彩都有了西洋画的特点。我的书法也不同于传统的书法，有自己的风格，也受到了西方及现代的影响，因为一个现代人不可能没有现代的感受。我对现代书法没有反感。”　　“也就是说你们的文化观念是相通的。”　　“是的，但是我们各有各的风格，我画中国画和郁风的完全不同，我多一些传统，她多一些现代。”　　“你们俩在事业上是一对很好的合作者，在生活中又是一对夫妻，这就有别于一般传统的中国家庭了。在中国如果先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那么妻子肯定要为此牺牲的，而你们一起成功了，您能谈谈其中的诀窍吗？”　　“这也没什么诀窍，主要是我们的艺术观点和观念比较一致，这一点是我们结合的基础。我们结婚后她画得多，我画得很少，我是在六十岁之后才完全把心思放在绘画和书法上的。最早我是搞漫画的，三四十年代我和叶浅予、丁聪在上海一起画漫画。”　　“您什么时候认识郁风的？”　　“我认识郁风是在漫画俱乐部，当时她也画一些漫画。那时候我们都是二十多岁，在艺术上有共同语言。”　　“就是说在漫画俱乐部产生了你们的浪漫故事。”（笑）　　“是的（笑）。”　　“两个搞艺术的生活在一起，日常家庭生活是如何处理的？在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你们的家务肯定要自己做，谁做得多？”　　“‘文革’之后，我们从监狱里放出来后，郁风要上班，家务活我干的多，经常买菜做饭的。这没什么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必须要解决这些家务事，她解决不了，只有我解决了。家务活大家分着干干就完了。”　　“那么您做饭是不是她就要洗碗？”（笑）　　“那不一定，哈哈，有时候她忙，我不能让脏碗老摆在那里不管呀！”　　黄苗子的笑十分有感染力，他的笑使昔日的苦难荡然无存。黄苗子和郁风在艺术上互相影响，在家庭生活中相濡以沫，简直是珠联璧合。可是在“文革”中他们又是互受牵连的一对。在１９５７年黄苗子因“二流堂”被划为右派，１９５８年被发配北大荒去伐木。黄苗子曾笑着打趣说，扛木头我不怕，我个矮，重量压下来先由高个子扛着。黄苗子被划为右派之后，郁风受到了牵连，每一次批判都少不了的，无论怎么革命都逃不脱当过国民党官太太的烙印。“文革”时，黄苗子和郁风曾坐牢七年，原来只是**一句话，说郁风是特务，郁风是特务黄苗子当然也受牵连了。　　我问：“当时让你们坐牢，告诉你们罪状了吗？”　　黄苗子又哈哈笑笑，说：“当时有人突然向我宣布，奉命逮捕。我问犯了什么罪，对方回答说你犯了什么罪自己最清楚，你等着吧，绝没有好下场。”　　“就这样您被关了７年，一般的受迫害最多是下放到‘五七干校’，您却真正坐了牢。”　　“直接关进监狱听起来当然严重，但可以少挨一点打，这反而因祸得福。当时我和郁风是一起关进去的，同在一个监狱互相却不知道。”　　无论在什么状态下，黄苗子那颗热爱生活的心都没有变，他总是笑着面对强加给他的苦难，在发配北大荒时，他居然在居住的马架子前开辟了一个小花园，把挖来的野花全都培植起来，并用树根木段做了桌椅，大家能坐在这个小花园里呼吸春天的气息。可是这一切都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花园被捣毁，黄苗子受到批斗。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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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笑面人生(2)

黄苗子说：“在那时候连刑事犯都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是政治犯。他们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才是敌我矛盾。”　　“现在说起这些挺滑稽。”　　“是呀！现在终于熬过来了，有好多人没熬过来，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呀。我这一生做过苦力，当过囚犯，什么苦都吃了。”　　“现在对这段历史您有何感想？”　　“没有什么感想，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没有一个知识分子逃过去，要是没有挨过整才奇怪了。”　　“解放的时候为什么不离开大陆呢？”　　“刚解放时爱国，所以不想离开大陆，当时国民党也太让人失望了，虽然我当时是国民党的官，但我却不愿和国民党走。”　　“当时您加入国民党了吗？”　　“我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我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做了大官，有花园洋房，上下班有车接送。”　　“您是一个书法家，当时学的也不是财经，怎么在财政部当了官呢？”　　“这是因为父亲的关系。”　　“当时不愿跟国民党走，您不怕吗？”　　“当时国共合作，我和一些左翼作家、画家都有来往，像夏衍等人，交往密切。解放时我已到了香港，在这之前地下党早就给我们讲了，不走，可以替党做一些工作。”　　“现在看来您留下来吃了不少苦头，后悔吗？”　　“这个无所谓啦，连陈毅都被整死了，我们算什么！没什么后悔的。在大陆知识分子倒霉，去台湾的知识分子还不是倒霉。像台静农先生他们也一样吃苦，江南还被暗杀了呢，这更加恐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苦难太多，无怨无悔了。”　　希望活着听悼词　　看过黄苗子散文者都知道他曾在７０岁时写一篇文章叫《遗嘱》，后来在７５岁时又续了一篇，在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一个老人对生与死达观的心态。如今黄苗子已近９０岁了，活得还很健康，对于生死不知他又有何新的参觉。　　黄苗子说：“我和几个老朋友，像丁聪呀，在一起时曾有过议论，我们现在还活着互相做个挽联，写几句纪念的话，趁我们都能亲眼看到的时候，大家互相欣赏一番。也可以互相写个悼词，互相对着念，这比死了之后听不到了会好得多。”　　在采访黄苗子时，他说：“死是自然规律，一定要来的，你忧心忡忡、害怕都没有用，还不如顺其自然，能够活多久是多久。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我当时正在澳洲，丁聪给我打了一个越洋电话，他在电话中对我说，我们能够进入２１世纪，那真是够本了。”　　“您现在快９０岁了，又有高血压，怕死吗？”　　“那当然不怕，死是自然现象，你怕也没用。我觉得我最大的幸福就是老年没有什么大病，要是老年生病还不如早点儿死。”　　“您一生本来就十分坎坷了，先是抗战，然后是内战，好不容易解放了又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然后是‘文革’坐了７年牢，该吃的苦已经吃完了，所以晚年时不会让您吃苦了。”　　“是呀！要是老年再让我得病那上帝就太不公平了。”　　“您和郁风谁大？”　　“我比她大三岁。”　　“你们身体谁好些？”　　“差不多，前几个月她住在医院中，是胃穿孔，现在又好了，出院了。”　　“在你们俩个中，你是愿意死在前头还是后头？”　　“我愿意死在前头，因为死在前头不用给老伴送葬就少一点痛苦，也少一点思念。钱钟书是幸福的，因为他先走了，留下杨绛一个人。一个人最惨的是晚年没有寄托，像杨绛有一肚子学问，她可以完成钱先生未尽的事业，痛苦会少些。文洁若也是一样，萧乾去了之后，她也可以继续写文章，有了寄托，痛苦就少些。我现在惟一的希望是多一些时间工作，还有一堆工作要做。”　　叶落归根，还是北京好　　“您先后在香港、澳大利亚长住过，如今，终于又回到了北京，今后您还准备飞来飞去吗？”　　“以后我不准备再飞了，将一直住在北京。”　　“您在全世界走了很多地方，在澳大利亚住了７年，是什么原因使您在近９０高龄的今天又回到北京的？”　　“我对北京最有感情，当然北京的缺点很多，交通拥挤，空气污染，还有沙尘暴。但是北京朋友多，有文化内涵，作为国际大都市已和世界接轨。爱看什么书有什么书，该有的都有了，加上网络、信息，和世界已经一体化了。”　　“您上网吗？”　　“上网，我每天在网上看新闻。我写稿子也用电脑，已经五六年了。”　　“这一点您和同龄人不太一样，他们绝大部分人都不上网，也不用电脑写作，认为老了没时间学了，相比来说您是很时髦的。”　　“用电脑方便，一篇稿子整整齐齐的多好，你涂得乱七八糟人家没法看。”　　“作为书法家，你的手稿是墨宝呀！你不留手稿说不定是一种损失（笑）。”　　“我没考虑这些，即使留下点手稿，早晚要销毁的，没什么意思（笑）。”　　“刚才您说喜欢北京，所以回来定居，您走了这么多城市，您认为更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是哪里？”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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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笑面人生(3)

“要从环境来说，更适合人类生存的是澳大利亚。那地方靠海，一年四季都是蓝天白云，气候适宜，没有酷热也没酷寒，更没有沙尘暴，我在那里前后住了１０年。那里十分安静，可做不少事，我晚年写的字，画的画，写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在澳大利亚。但是那到底不是自己的地方，你想进入他们的社会层比较困难。在澳洲生活虽然很方便，但无论是鸡、鸭、牛、羊肉都是一个味道；蔬菜也是一样，无论是菠菜、白菜、芹菜也是一个味道。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太现代化了，反而不好吃了。　　“还是北京好，在北京还可以吃到农民喂的土鸡。”　　“北京虽然交通拥挤，我出门的时间并不多，在家呆着还是不错的。”　　“您有几个孩子？”　　“有三个孩子，老大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现在美国的远洋公司；老二本来在澳洲教书，现在去了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他的专业是概率统计，是北大数学系的博士；老三在三联，毕业于北师大。”　　“您能谈谈对三个孩子的教育吗？”　　“孩子们比较自觉，在他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在挨整，根本谈不上对他们教育，只能说家庭氛围对他们有影响。”　　“现在你们没什么负担了，只需快乐地度晚年了。”　　“要说快乐也不快乐，欠债太多，今天为这个写字，明天那个约稿，后天又是采访……不好拒绝，不想得罪人，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得罪人干啥，尽力而为吧！”　　外国人也喜欢书法　　“您在澳大利亚前后住了１０年，在告别澳大利亚时，您和郁风在布里斯又搞了一个书画展，反映强烈。外国人不识汉字，他们是怎么欣赏书法的？”　　“除了这次展览，我和郁风在韩国、香港、台湾都有展览。大英博物馆藏有我们的作品。在德国科龙东方艺术馆我也搞过展览。在德国有艺术家也有普通德国人来和我谈对中国书法的感受。他们说虽然不懂汉字，但书法中有构图、有节奏感、有内涵。抽象派的画，大家也看不出像什么，但抽象派的画却能给人带来艺术感受，中国书法就像抽象派的画。所以外国人很喜欢中国书法。在２００５年大英博物馆有一个大型的中国现代书画展，从于佑任一直到现代比较年轻的现代派的画家。”　　“你们参加吗？”　　“也包括了我们，大英博物馆珍藏了我四、五张作品，以后我还要继续给他们。经常和我联系的是前英国大使馆的秘书，叫白若思。他经常找我，我曾陪他去看望启功先生。他说，我虽然不懂汉字，但我有感受，完全可以把书法当音乐、当舞蹈。外国人欣赏书法，靠一种感受，他们从笔锋和构图中去感受。力量、柔情都在那一笔一画中了。日本抽象派的画家，从中国书法中吸收了精神。书法看的就是线条、构图、气韵。”　　“外国人欣赏书法作品和欣赏美术作品有什么区别吗？”　　“没什么区别。毕加索后期的画谁也看不明白像什么，可是你却能感受到其中要表达的内涵。现代人可能也不认识隶书，但同样可以欣赏。”　　“外国人欣赏中国书法的历史有多久了？”　　“一百多年前有一个英国公使，叫戴岳尔，商务印书馆翻译过他的《中国美术史》，其中就谈到了中国书法。有些日本人现在也可以看内容了，你写一首唐诗，他们有时候也能看懂。不过外国人欣赏书法主要还是从构图、线条、气韵看的。”　　“现在很多东西都有假冒，您的书法作品有假冒吗？您是如何处理这种事的？”　　“有！但是毫无办法。虽然有版权法，可我们哪有时间和精力管这事。在这方面我非常佩服启功先生，他就是一概不管。人家问他潘家园卖的字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启功说，别管了，反正写得坏的都是我的，写得好的都是人家的。”　　“那您也是这种观点？”　　“是的，因为你管不过来嘛，你生气也没用。我们又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请秘书、律师替我做这些事。连启功都没有秘书，更不用说我们了。这种事最后只有不了了之。现在中国是一个转型期，法律还不健全，一切都不正规，还需要时间和过程。”　　“终其一生您如果做一次总结，您认为最不能原谅的事或人是什么？”　　“我认为没有什么不能原谅的，‘文革’时整过我的人现在又来看我，我也欢迎。因为那不是个人的过错，我把这些事都看穿了。只是希望我们国家将来不要再有这类事情发生。”　　“您不认为‘文革’中整人的人应该出来道歉吗？”　　“是应该道歉，可他不道歉又能怎么办？别说他们了，日本人在中国干了多少坏事，至今还不道歉你能怎么办？你还能出兵打吗？当然不能。”　　“您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痛苦的事很多，过去了也就不痛苦了。我是一个乐观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文革’后夏衍见了我，握住我的手说，苗子呀，我对不起你。在国民党时期，我们经常来往，替他做一些事情。解放后我从香港回来，他做了工作。后来我在‘文革’时挨整，他认为可能和他有关，如果他不劝我回来，我也许就挨不了整了。‘文革’中他自身难保，他的腿都被打断了。”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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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笑面人生(4)

“您一生最喜欢的事是什么？”　　“我喜欢看书。”　　“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我以前住团结胡同，我收藏了不少书，这些书确实值得留恋。可是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哪还有时间看那么多书。我下决心把一千本线装书都捐给了香港大学图书馆。我还有一批拓片，够一个人研究一辈子。没办法，孩子们没有一个是搞这个专业的，也捐给了香港大学图书馆。该捐的都捐了，走后一身轻，干干净净。”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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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绝不宽恕(1)

张中行：１９０９年出生，河北香河人。原名张璇。１９３５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副刊编辑、期刊主编。建国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注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　　绝不宽恕　　在燕园曾经住着４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４位先生实则住在未名湖的后湖，那地方叫朗润园。所以卞毓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又称这４位先生为“朗润园四老”。如今，四老中的金克木、邓广铭已经仙逝，季羡林和张中行也已９０高龄了。已经跨入新世纪的这两位老人近况如何，笔者首先访问了张中行先生。　　张中行先生在几年前已搬出了燕园。原来，张中行在“文革”时被逐放原籍，回京后和老伴长年借住燕园女儿家，在８５岁时才分到房子。这是一套极普通的三居，张先生说：“搬家前只是扫帚一把，顶棚一，墙四面，地一片，过一遍，了事。”整个家没进行任何装修，白墙灰地，屋里除两个书柜是半新的，旧书桌已旧成古董，破藤椅腿上打着绷带。怪不得有人曾说他这是“都市柴门”。　　小民要活　　张中行已不能亲自为我们打开他的“都市柴门”了，他近来一直在病榻之上。见我们到来，他在家人的搀扶下起身，然后步入书房。这个过程他用了至少５分钟……我一直随他身后，心下发紧，这就是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北大才子吗？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呀！张中行说：“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很少拿笔，几乎连信也不写，文章更不用说了。”　　我问：“那么您躺在病床上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张中行答：“不想什么了。整天躺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地想什么？不想，我现在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那么您怕死吗？您怎么看待生死的？”　　“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您有一本书叫《顺生论》，写得好，被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您在书中说，人类乐生，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您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成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　　“过分利生会不会成为贪生，过分避死会不会成为怕死。一个人贪生怕死，他会不会说假话？”　　“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但这有个限度，要有一个原则，‘文革’中你让我说假话，批斗之后还给饭吃，那种假话谁都说过。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这是不是一种软弱呢？”　　“这不是什么软弱，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如果在国家兴亡、民族危难之时呢？”　　“小民没有义务承担这些责任，作为老百姓，也就是小民来讲，不管是谁统治，大家都要活。你不能要求小民来为谁死。毕竟，小民只是完粮纳税，对国家大事负责的应该是统治者。”　　“那么周作人投敌当汉奸也是一种活着，您对周作人如何评价？”　　“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如果人生中有一个大污点，学问、文章难道都一文不值了？人即使有污点，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做伪官时已五十几岁了，五十岁以前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吧！解放以后还翻译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一文不值。我觉得现在印他的书是对的，还是值得看一看，他的学识、文章，现在还是没有人能比得上。”　　“那么什么时候牺牲个人生命才为善呢？”　　“这要看具体情况。土改时我妹妹为了救全家人的命，就曾亲手把女儿按在缸里淹死。她用一人之命救了全家之命。”　　张中行所说之事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过。这篇文章叫《伤哉贫也（二）》。说的是１９４７年搞土改，有些人把政策扩大化，搞筷子里拔旗杆，再穷的村都要找出地主来，只要有吃饱的那就是地主，成了地主就有可能被揪出来打死。张中行家在那个庄虽不富，但也能吃饱，这样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土改一开始村子被围了，一个也不让出，如果不出去被揪出来就可能被当成地主打死。张中行的妹妹刚生一个女孩，有残疾，便把孩子狠心按在水缸中淹死，谎称埋孩子混出村。张中行说：“这虽牺牲了一条命，却救了全家命。如果没出去真就活不成了——南院二婶未逃便被打死了。”　　张中行充满了对“生”的热爱。他认为如果为一时的义气，死则死矣，这是匹夫之勇。张中行的《顺生论》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的现代版。所谓“天命之谓性”也就是对于生命来讲，活着比死要好，这是天命。为什么？谁也说不清。快乐比痛苦好，这也是天命，天命如此，本性如此。“率性之谓道”，意思是说顺着本性做，这就是生活之道。本性由天命而来，我们的生活之道只能这样。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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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绝不宽恕(2)

一位９０高龄的老人，又在病中，“死亡”也许是他最忌讳的话题。可是他谈得那样坦然，那样深刻。我想只有把生与死彻底悟透了的“得道高僧”，才会有如此达观的心态。　　文人多情　　我问：“在死之前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张中行道：“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我没想过最留恋什么。说到生命结束时最舍不得什么？我这年岁的人也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有什么情人。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的是情人。老年人就没这个了。”　　“那您舍不得的是什么呢？”　　“舍不得的是生命，愿意活着，人都怕死。”　　“您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的是情人，您一生中有情人吗？”　　“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您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您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您这样看中男女之情，您认为男女之情靠得住吗？是不是主张从一而终？移情别恋了怎么办？”　　张中行认为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社会的要求是求安定，自然对于人的要求则是传种。由自然的本性来讲，雄性都是多妻的，雌性则不然。比如，一群鸡中，雄鸡总是追逐雌鸡。无论夫妻感情有多好，一生中女性不移情容易，男性就难了。这是上帝所定，不是人所能左右的。西方有哲学家讲，遇绝代佳人，如你不动心，你就对不起上帝，上帝造出这样的人，你竟然不动心？一般来说，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没有对妻子以外的异性动过感情的很少。远的不说，就说“五四”之后的。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胡适之等等。就连王国维这位大家公认的书呆子、十足的旧式人物却偏偏爱上了侄女。还有一首诗：“昨夜梦中多少恨，……停车不系相慰问。”很有感情。　　“在您２３岁时和杨沫相识，然后相爱，后来同居，再后来分手。这件事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后来杨沫成了作家，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书中的余永泽据说有您的影子，你认为呢？”　　“这你只能去问小说作者了，只有她最清楚。”　　张中行认为《青春之歌》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小说是可以编造大小情节的。后来，有人曾告诉张中行杨沫在追述往事之时，言及分手总暗示张中行负心、落后。张中行认为，认定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　　杨沫去世时，张中行并没有前往参加追悼会。据悉，在遗体告别仪式的头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曾打电话给张中行，问参不参加，张中行说不参加。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仪式后，张中行接到女儿来信，主旨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时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张中行在后来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那么感情呢？”　　“这是个人私事不能问。”　　“文革”时杨沫单位的人来外调，希望他说坏话。造反派还对他进行了威吓、辱骂，让他照他们的要求说。张中行写了一个材料，大概是说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真的相信她所信仰的东西，并为之奋斗，比那些口头主义者好多了。后来这个材料杨沫看到了，还写信表示感谢。　　“在您的一生中情感经历颇为复杂，据悉，你１７岁时受父母之命在家乡便娶了一位妻子，好像还在一起生活过，她一直住在您家乡，直到８０年代才去世，对于她您是否有话可说？”　　“那是一个大变革时代，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婚姻状况都复杂。孙中山、蒋介石、鲁迅等都先有一妻，后来才找到如意伴侣。一个人从农村出来到一个开化的地方变化会很大。这是我们这代人婚姻方面共同的问题。”　　“您能谈您现在的夫人吗？”　　“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待人忠厚，对谁都非常好，很难得。我们虽然没有卿卿我我的感情，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坦然处之。”　　“您有四个女儿，三代毕业于北大，您认为新北大和老北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二女儿、二女婿，四女儿、四女婿，三女儿的女儿，四女儿的女儿加我一共有７个人毕业于北大。我是老北大，他们是新北大。老北大和新北大最大的区别是老北大没有受到**的影响，新北大受**的影响比较大。”　　教人不信　　“您认为一个人影响一个时代这正常吗？”　　“当然不正常，不过古来如此。谁拿到政权了，谁就说了算。”　　“您认为教育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德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完全是德国人的力量；英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的力量。罗素主张把这两种小学教科书放到一块儿让孩子念。有人就担心，说你这样让孩子信什么呢？罗素说，你教的学生他不信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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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绝不宽恕(3)

“您的一生‘多疑’、‘存疑’，从来不信什么，一生无信仰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人什么都不信也很难。”　　“您信什么？”　　“有些不明确表示出来的其实也是信。比方活着比死好，每个人都相信。”　　“您相信‘生命的价值’，是吗？”　　“是的。其实不信很难。不说别的，不信宣传那就很不容易。我好像记得也是罗素说的，英国人问他谁最伟大，他回答得很简单，说谁能杀我谁最伟大。是呀，不只是英国人，哪个国家的人都是这样，相信伟大的人物都能杀人。”　　“您说的不信，首先是建立在有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吧！一个无知的人他无法去不信。因为一个无知的人无法对一切事物作出判断，不能判断他如何去不信？”　　“是的，要达到不信了，教育也就成功了。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教育是不成功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判断力，过于轻信。年轻人不要轻信宣传，多看书，要多看西方的书。”　　“您认为中国人有信仰吗？或者说有宗教信仰吗？”　　“中国人过去没有宗教信仰，严格按西方的宗教的定义来衡量，中国只有巫术，没有宗教。中国人讲实惠，让得到好处我才相信、才会感激，这是巫术，这和基督教不同。基督教认为得到实惠了，幸福是上帝赐予的；没有得到实惠，不幸，是上帝在考验我，还得好好修炼。”　　“您是**员吗？”　　“不是，人家知道我这思想不可救药，人家不会要我。”　　“您想过加入**吗？”　　“我是任何党派不加入，为保留自己一点自由。”　　“您是不是认为自由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　　“拿儒家的话说我认为最重要是‘心之所安’。信什么不信什么要受内心的指引，心里认为应该信那就信，这就是心之所安。如果你明明不信，只为了某一种目的，逼着自己去信，那就不是心之所安了。这种信仰是一种假信，为了个人私利。有些人也许不是为了私利，但他也不是内心真信，只是听到了宣传，盲目地跟着走。罗素有一本书叫《怀疑论集》，年轻人都应该看看。”　　“总结一生您认为给你戴一顶什么‘帽子’比较合适？比方：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等等。”　　“如果硬要戴一顶帽子，我想可能是思想家。这一生中我自认为不糊涂。”　　“您一生最满意的著作是什么？”　　“最用力的是《顺生论》。”　　“在‘五四’前后中国产生了一批文学大家，比方鲁迅他们。可是１９４９年之后却没有产生一位能望鲁迅之项背的，这是怎么回事？”　　“人若是只遵命，上面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当然就产生不了大家。特别在‘文革’时期，不允许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不允许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这怎么产生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　　“这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吴祖光曾当面跟我讲，曹禺有一次因病住院，打电话让他去。他去了，两人谈得很深。曹禺认为这些年没有一点成就，是混过来的。吴祖光说，我看你这些年就是太听话了。曹禺一听从病床上跳起来，拍案大叫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太对了。”　　“太听话了，说再明白一些就是太信了。”　　“所以我给现代年轻人一个忠告，这就是多念书，少信宣传。学问往上看，享受往下看。”　　在采访张中行先生之前，我曾见到由季羡林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称张中行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在谈到张中行的文章时，季先生用了这样一段话。“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就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季先生的这段话可用四个字概括之，叫“文如其人”。我曾读过张中行先生的文章，如今又有幸和张中行先生面对面交谈。我真正见识到什么叫文如其人。他平和，但平和中却有激情；他不信，但不信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之上的；他温情，却柔中见刚；他淡泊致远，却刚正不阿，耿直倔强。在采访张中行先生时，我曾临时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突然结束了我的采访。　　我问：“在您一生中你最不能原谅的人和事是什么？”　　他答：“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　　“如果他（她）忏悔了呢？”　　“忏悔应有具体表示呀？其实忏悔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已经死了，怎么忏悔？多少次运动给人家戴帽子，后来他说给人家戴帽子不应该。不应该就算了，你已把人家整得家破人亡了，你说不应该又能怎么样！”　　“除了这种因政治运动而整人之事，还有什么事不能原谅？”　　“有些事会影响一生，让你无法原谅和宽恕。”　　“什么事影响了您的一生？”　　“不好说……”　　“那您一生中有内疚的事吗？”　　“谈不上内疚。但人一生做那么事，哪能样样都对？如果做得不对，心里自然不会坦然。”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说说您认为比较内疚的一件事？”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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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绝不宽恕(4)

“我举不出来。我一生中在背后从来不说人坏话，也没干对不起人的事。”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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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兰坡：怀念野外(1)

贾兰坡：我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而攀登上科学殿堂顶端的传奇式人物。　　怀念野外　　贾兰坡说他怀念野外，怀念那些去过的地方和没去过的地方。贾兰坡说这番话是在２００１年的早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九十高龄的贾兰坡坐在他家的小会客室内接受我采访。当时，他的目光投向了窗外，他也许看到了青年时代的自己身背行囊，手提铁铲，在茫茫旷野中踽踽而行，寻找着古人类的足迹。后来，贾兰坡在周口店停住了脚步，在１９３６年的１１月，在１１天内连续发现了３个“北京人”头盖骨。贾兰坡的考古发现轰动了世界，使他从一个２８岁的青年，一举成为世界名人。　　家中无古董　　在采访贾兰坡之前还以为他家肯定有不少古董，那些闪烁着历史光辉的古物随处摆放在一些橱柜或者书架之上。为此，一进他家门我便四处张望，可是我没有发现一件散发着古色的东西，在他的小会客室见了几件摆设，但都新得可疑。为此，我不由问：“贾老，您是一个考古学家，家里怎么没古董？”　　贾兰坡爽朗地笑了，说：“我这些小摆设都是模形，有的是按比例改小了仿制的，都是人家送的。没有一件真正的古董。”　　“这是为什么呢？”我问：“按理说您收藏古董是有得天独厚之条件的，而且您又能慧眼识真伪。”　　贾兰坡答：“我是干考古工作的，家里存有古董，这到底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你说不清。干脆，我一件都不藏，避嫌。应当这样，如果我不是干这个工作的，我可以存一点。如果有朋友送我字画我可以保留，比方启功给我写个条幅，上面有我的名字，谁也拿不去，给谁也不行。”　　“考古学家不藏古董，这应当是一种职业道德的要求吧？”　　“我搞的是史前考古，也就是夏、商、周之前。出土的都是化石，一块化石在外人看来和一块石头差不多，一般人也不会收藏这些东西。不是通常说的古玩。”　　“一谈到古董，一般人恐怕都会想到经济价值。不要说古董本身了，现在连挖掘过程也可以卖钱了，前不久老山汉墓的挖掘就是一例。电视台搞现场直播，拉来了大量广告。弄一个千古之谜悬在那里进行炒作、提高收视率，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现在考古界有很多坏现象。考古是不能参观的，因为考古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工作，不能让任何人打扰。搞现场直播，那就没办法工作了。按理说这些挖掘工作应当研究之后再公布于世的，没有结论就公布了，这是怪事。现在考古界也搞起了地方保护主义，你这个省的我就不能去，我这个省的你也不能来，如果去就交钱。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如果某一地有考古价值，你本省不去挖掘，又不让别人挖掘，这工作不就耽误了嘛。考古应当由国家统一管。现在考古不是搞研究工作，而是拿去卖钱，比方，辽宁前不久出土的鸟，这是很重要的标本，现在就往外卖，归公安局管。这在世界上哪个国家也不这样干。这在国际上是要让人笑话的。这些东西国家必须保护好。现在考古界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还没研究先作结论。前不久‘王府井’那事也是这样的，说‘王府井’和‘北京人’一个时代，我看媒体炒得太厉害了，在《人民日报》发了一个短文，我就问这问题研究没有？测定没有？如果没有进行研究，怎么就敢把‘王府井’和‘北京人’拉到一个时代了呢？哪有先作结论后研究的。考古本身是一个安静的工作，我们过去做都是一点一点地挖掘，哪有什么人参观。就是有人来看也是远远地站在那里，连挖出的土都不敢踩。”　　“‘老山汉墓’您去过吗？”　　“我和斐文中一些人早就去过，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汉墓比较多，因为出土的汉陶片非常多。我们当时发现了一些非常完整的陶器，其中有一件非常有意思：两个陶缸中间装一个小孩，栩栩如生。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研究的范围，后来都送给考古所了。”　　“现在搞商品经济，什么都讲钱，很多东西都敢卖。”　　“现在考古不景气，管理混乱，考古没钱，就卖东西，由恐龙蛋开始的。先是５块钱一个，然后价格往上涨。如果恐龙蛋不这样处理，研究一下那么多恐龙蛋在一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原因，研究出来之后再开发成一个恐龙公园，把恐龙化石也复原，那比现在挣钱多了。现在真毁东西呀！”　　“现在有些公司为了升值也买古董。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有一次我和启功去香港，一个著名富商请我们吃饭，他给我看了一个陶罐，是彩陶，据说是花高价买来的。我一看就是假的。真东西是烧出来的颜色，他那东西的颜色是涂上去的，用手一抹就掉了。”　　“当时您告诉他了吗？”　　“没有，我看完就给他了，没言语，让他恶心干什么。他有钱，但买一个假的也别扭。”　　“现在他也不知道吧？”　　“不知道。所以有些公司买古董收藏想保值，很容易上当。现在假东西太多了。”　　“北京人”到哪去了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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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兰坡：怀念野外(2)

１９３６年贾兰坡在周口店发现了３个“北京人”头盖骨，当时轰动世界。可是，在１９４１年，由于日本人的入侵，“北京人”失踪了，这使世界再次为之震惊。“北京人”的下落至今是一个谜。　　我问：“‘北京人’失踪后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后来还写成了小说，拍成了电影，您认为最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贾兰坡说：“电影、小说里的都是胡扯。‘北京人’失踪后全世界都在寻找其下落，我本人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寻找。前不久英国人还为此专门到了我家。虽然我们从来没停止过寻找，但我认为找到的希望很小。日本人占领中国时是拿了我们不少东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专门去日本寻找被掠夺的文物，凡是有的都退还了，这其中有山顶洞人的化石，但惟独没有北京人的化石。”　　“是不是让日本人藏起来了呢？”　　“没有证据不好猜测，其实日本人至今也在寻找。”　　据悉，１９４１年日美关系紧张，美国侨民开始撤离。当时任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德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也决定离开中国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北京人’化石。他动身前让他的助手胡承志开始做‘北京人’化石模型。魏敦瑞还和当时的行政院长、地质学家翁文灏商量，最好把‘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等战争结束后再运回来。开始，美国大使詹森不同意，因为在发掘周口店时，中美双方有协议，不得把发现的人类化石带出中国。后来翁文灏以官方的名义委托詹森他才同意了。　　化石装在两个白茬木箱内，包装得很好。箱子先交协和医院总务长——美国人博文保管。不久被美国海军陆战队运往秦皇岛，准备搭乘美国哈里森总统号轮船。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条船被日本人击沉在长江口外，化石根本没上船。当时携带这批化石的是美**医弗利，他在秦皇岛被日军俘虏、‘北京人’化石从此失踪。　　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不久，日本就派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家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找北京人化石。当他们打开Ｂ楼保险柜时才知‘北京人’化石被转移。日本宪兵队为此到处寻找，很多人遭到了审训。　　贾兰坡说：“弗利后来给我来过一封信，大约谈了一下失踪的过程。”　　“当时日本宪兵队没审训您吗？”　　“我当时不在北京。‘北京人’化石失踪我有两个猜测。第一，当时弗利被捕之后，东西肯定被日本兵搜查。值钱的东西肯定被翻走，但一些几十万年前的烂骨头不是搞人类学研究的，根本不知道价值，说不定也就扔掉了。第二，当时这些东西包得十分精细，都是用擦镜头的纸包了一层又一层的，中间还塞上棉花。就是日本兵不知道这东西的价值，但见这样包装，也会引起注意的。他们可能往上交。往上交交到哪儿呢？只能交到天津。因为日本侵华时的总部在天津。后来有关方面都到天津找。美国人、日本人、中国人都去了。在天津有几十条假线索，到处刨也没找到。”　　“在天津找不到，是不是还有其他可能呢？”　　“这东西谁也不敢要，私藏了也没有价值。我认为它没有经济价值，只有研究价值。其实研究也已研究过了，美国人、德国人都研究过了，如果想再研究出一些新成果也很难了。模型也存在很多，有模型也一样可以研究。因为模型做得很细，非常逼真，几乎分辨不出真假。”　　“您家里有模型吗？”　　“没有。”　　“咱们国家有吗？”　　“有。”　　“您认为我们国家还有必要找吗？”　　“能找到当然好。它的价值就在于是中国有最古老的世界上都承认的人类的化石。在‘北京人’发现之前也发现了一些古人类化石，但是大家都不承认。‘北京人’发现之后就不得了了，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器、骨器，还有烧过的灰烬。这下世界上就不再怀疑有原始人类了。这是证明人是由猿变化而成的最早的证据，这是北京人最大的价值。”　　“‘北京人’距今有多少万年了？”　　“大约在２０万年至７０万年。”　　“中国还有比这更早的人吗？”　　“有，后来我又发现了公主岭‘蓝田人’，把直立人生存的时代往前推进了五六十万年。开始我提出还有比‘北京人’更早的古人类，曾引起了考古界长达４年的论争。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有报道。１９６１年是论争最热闹的时候。后来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北京人’到底值多少钱？”　　“（笑）无价。**的灯笼还卖一千多万呢，你说这东西卖多少！这是无价之宝。这东西藏不能藏，卖不能卖。无价之宝也就不是宝了。由于它的价值太大，反而失去了价值。如果你有一块宝石，你可以切割了卖钱。‘北京人’化石你无法公开卖，你卖也没人敢买。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中国的东西，你啥时拿出来啥时要交给中国。否则你就是小偷、强盗。”　　“在周口店发现的古猿人头盖骨为什么叫‘北京人’？”　　“原来也不叫‘北京人’，开始步达生叫‘北京中国人’。著名地质学家杨仲建认为这个命名容易和现代人混用，叫‘北京中国猿人’。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又改名叫‘北京人’。”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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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兰坡：怀念野外(3)

中学毕业的三院院士　　翻开贾兰坡的履历有这样的记录：贾兰坡，著名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１９０８年出生于河北玉田县一个农民家庭，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因家境贫穷未能上大学。通过自己不断努力，贾兰坡成了名副其实的自学成才的科学家。贾兰坡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贾兰坡说：“对于考古，我开始也没多大兴趣，后来越干越有兴趣。在周口店考古，当时的经费是美国洛氏基金会给的，只有６个月的经费，若６个月后再无新发现，洛氏基金会就可能中断对周口店的资助。”　　我问：“洛氏基金会怎么想到资助中国周口店的考古呢？”　　“早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斐文中先生发现了第一个猿人头盖骨，当时在世界上引起很大轰动。外国资助周口店考古是为了有新的发现。１９３５年斐文中先生去法国留学，由我接替他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当时经费眼看告罄，日本侵略军也正一步步向华北推进，很多单位开始南迁。我当时都想好了，到最后没钱了，我个人筹钱也要挖。”　　“您当时怎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我着迷了，根本没有想别的，至于升职称、评院士连想都没想过。”　　“您虽然没想到这些，可是您却从一个练习生干成了‘三院院士’，这对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来说，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当时钻进去了，着了迷，当时他们就注意到了我，认为我是一个搞考古的奇才，所以也很鼓励我，到时候就给我升级，当时管这个的是翁文灏。他是我国地球科学、特别是地质学、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和奠基人，是我国现代科学事业的重要倡导者、组织者、领导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名地质学博士。”　　“您是哪一年被评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　　“１９９４年，他们评出外籍院士必须让本人去签字。”　　“您去了吗？”　　“我儿子陪我去的，他们还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酒会。”　　“对现代年轻人来说，您是一个学习的榜样。现在每年都有大批高中毕业生上不了大学。是不是上不了大学就一辈子没前途了呢？”　　“应该鼓励这些年轻人，考不上大学也不要着急，只要是按自己的既定的目标不断努力了，你迟早会成功。这和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无关。其实一个人有才不努力就等于没才，没才只要努力就会成为天才。最要紧的是实干，一个人自认为什么都懂就等于不懂。对青年人只要有一点成绩就一定要鼓励，这样他们才上进得快，做长辈的一定要用一颗爱心对他们，不要打击他们的积积性和热情。”　　“如果犯了错误呢？”　　“如果出了错，一定要给他们指出来，如果指出来了还不放，那就要严厉批评。批评是批评，但不是打击和讽刺。我从来不赞成溺爱孩子，要严加管教。我小的时候母亲对我管教非常严，规定一不准骂人，二不准拿别人东西，如果违犯了这两条，我母亲毫不客气地会打我的屁股，那可是真打，用东西抽。”　　“您认为教育孩子是可以打的吗？”　　“我认为适当的体罚是必要的，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了，太溺爱，不舍得打不行，其实西方国家的学校现在也还有体罚。当然体罚不能是殴打。对孩子有伤害是违法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算是开玩笑吧！您对新新人类有什么看法？”　　“新新人类？是史前人类吗？”　　“不，出现在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还会有发展。”　　“这是什么人类？”　　“这种人类恐怕是独生子女，他们的主要外观特征是头发为金色的，眼皮是蓝色的，嘴唇是紫色的，鞋底是加厚的，裤子是裙式的，上身是遮不住的……”　　“咳——你说他们呀！哈哈……不是我的研究范围。其实这在西方国家也很少见，不知这些年轻人从哪学的。谁都看着恶心，整个是个大花脸呀！”　　“他们认为很酷儿。”　　“他们这都是表面的东西，一个人酷不酷主要看面部的骨胳。面部骨胳我有研究，黄种人有硬碗，也就是颧骨比较突出。还有就是鼻梁骨塌，外国人有一种眼镜没有腿，叫夹眉镜，他可以在鼻梁骨那儿夹住。黄种人的牙齿和西方人也不同，中国人门牙后有一个槽，像铲子似的。一个头骨我闭着眼睛用手摸，也能摸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由于这些骨胳的特点，人的长相就有区别了。一般说来外国人看着比较有轮廓，面部没有中国人柔和，这种有轮廓现在是不是就叫酷呀（笑）？”　　“现在流行酷。”　　“真不一样了，连人的长相也流行了。不过这是学不来的，光染个金头发有什么用。其实西方人还特别欣赏黑发的。”　　死过几回了　　“您一生中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最高兴的就是在野外，到野外去。现在不能去了，在家写一些关于野外的回忆。很想野外。”　　“您最留念的是什么？”　　“钻洞。这是一件冒险的工作。腰里系着绳子钻进一个神密的洞中，让人特别激动。”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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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兰坡：怀念野外(4)

“您一生中最痛苦的事呢？”　　“我是一个乐天派。”　　“‘北京人’失踪了，你痛苦吗？”　　“那当然痛苦。这恐怕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了。谁都痛苦，因为这不是一件个人的事。”　　“对于您可能更重要吧，因为是您把他挖出来的，得而复失。”　　“‘北京人’失踪成了我永远放不下的事。挖掘‘北京人’非常难。他本来都睡了，我们又把他从地下一小块一小块地抠起来，烤干，对接起来，成为一个头盖骨，然后又刷漆进行保护。这个过程实在不容易。可是如今他却失踪了，让我怎能放得下心。他在哪里呢？”　　贾兰坡自言自语地问。仿佛丢的不是已死去了几十万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而是活生生的人。可见生命在贾兰坡心中是不灭的。我问贾兰坡是如何看待生死的，贾兰坡呵呵笑笑说，对于死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已死过几回了。贾兰坡是搞考古工作的，野外是他的家，在野外，贾兰坡曾出了几次车祸。所以贾兰坡说他已死过几次了。　　“在内蒙出的那次车祸差点送了命。当时车子翻了个３６０度的跟头，车棚瘪了，车门掉了，挡风玻璃碎了，我的下半身在车里，上半身横在车外，嘴里叼着烟斗，戴着的眼睛飞出很远。不过那次我的头没伤，只是胸骨骨折了。当时车棚的横梁断了，断茬离我的头只差１．２毫米，只要再近一点我的头就会穿个窟窿。”　　“真是大难不死呀！那是哪一年的事？”　　“那是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那年。１９８８年我也差点过去，那年我８０岁。”　　“也是车祸吗？”　　“那年我检查出来是结肠癌，需要开刀。给我动手术的是何鲁丽的丈夫，是一个医道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在动手术前我做了各方面的检查，发现我的血液非常好，不像８０岁老人的，血像年轻人的。大夫说手术不长，最好别输血。当时大夫按着肠镜的检查结果在我右腹开了一刀，取出横结肠却没找到肿瘤。聪明的大夫想会不会记号左右弄错了，立刻把刀口缝合，又在左边开了一刀，这下找到了，切除了２５公分。这样手术原来只需半小时，结果用了６个多小时，失血过多，输了８００亳升的血。结果染上了肝炎。”　　“输血就是不安全。”　　“得了肝炎就把我送到中日友好医院。一直水肿，从脚一直肿到肚脐眼。要打胎盘白蛋白。虽然当时有美国、日本进口的，但却不敢用，怕有爱滋病。大夫让我自己想办法，到处托人，连九三学社中央都在帮忙，最后弄到了３３瓶。当时大家都以为我回不来了，我自己也不准备回家了。医院通知了科学院，也通知了家里，让准备后事，说不容易回去了，让做最坏的打算。”　　“后来怎么又挺过来的？”　　“躺在床上我就给自己算帐，自己一生中是否做过坏事，是否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我孝敬父母，善待儿女、子孙，虽娶过两个妻子，但她们都彼此谅解了。想来想去不欠人情债。惟有遗憾的是研究课题还没完成。”　　“你当时有那些课题？”　　“我提出了三大课题，即人类起源的地点、人类起源的时间、人类演化过程中先进与落后同时并存的‘重叠现象’。在当时这些课题完不成，也是天命难违吧。我躺在床上给自己的人生一算账，我就踏实了。一生中没有干对不起人的事，死就死、活就活吧。最危险的时候十几分钟就量一次血压，其实就是看我是不是还活着。后来慢慢好了，那年春节过后我能独立生活了！”　　“快能出院了吧！”　　“我也以为快出院了，可是不久我又染上了肺炎，高烧不退。一般药退不了烧，注射先锋５号，如果先锋５号不行，只剩下先锋６号了，后来烧退了，我终于好了。这次前后住了一年多的院。出院时主治大夫、护士长、护士来了一大群为我祝贺。问我是怎么好的？我说是你们治好的，怎么问我是怎么好的？大夫说这不单凭是我们的治疗，最重要的是你对疾病不畏惧，有战胜疾病的信心。”　　“您当时一点也不怕死吗？”　　“真不怕死，我当时８０岁，人活８０古来稀，都是老猫（毛）了。我还怕什么死。**那么伟大才活８３岁，我活８０岁就是老‘毛’了。（笑）”　　“您现在身上还有什么病吗？”　　“没什么病。”　　“九十几岁了？”　　“９２．３岁！”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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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1)

张开济：１９１２年出生于上海，１９３５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曾任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北京市政府建筑顾问、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１９９０年被建设部授予“建筑设计大师”称号，２０００年获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他曾设计**观礼台、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三里河“四部一会”建筑群、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济南南郊宾馆群等工程。　　一望无际叹古都　　张开济个子挺高，所以他站得高看得也远。他以一个建筑大师的眼光站在古城墙上看古都北京，他看到了绿树浓阴下的北京四合院鳞次栉比，四合院横向摆开，四合院与四合院之间由胡同连成一片；胡同与胡同之间又被街道并连成一个整体。故宫、景山、鼓楼、天坛、北海的白塔是纵向的，四合院建筑群烘托着宏伟的故宫，高高的天坛，耸立的白塔，形成了一个宽阔而又平缓的天际线，这就是老北京古都的风貌。　　如今，他站在自己所住的塔楼之上，看现在的北京，他看到高楼大厦隐天蔽日，“没有绿树，没有白色的水井，没有深蓝的苍穹”。 他再也看不见那宽阔而又平缓的天际线了，一望无际、一望无际……对于年近９０高龄的建筑大师来说，张开济只能一声叹息。　　张开济不想再看，他开始收集从古建筑、古家具上拆下来的木雕装饰，那些古建筑、古家具已被毁了，而那些木雕、木刻装饰还栩栩如生，仿佛是古建筑、古家具的灵魂。张开济把它们弄回家摆满一屋，挂上四壁。那满屋的木雕作品不知出自多少能工巧匠之手，每一件木雕制品都承载了太多的历史，那些剥离了母体的木雕默默地向这位老建筑大师诉说着昔日的辉煌。　　我爱北京**　　张开济是建设部于１９９０年第一批公布的国家级建筑大师，也是获得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的建筑大师之一。他主持设计了革命历史博士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北京科普展览馆四大馆，还有**观礼台等。张开济以天地为背景，以砖瓦、水泥、石头、土木为材料，完成了一件件宏伟的作品。这些作品将延续着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智慧，他的灵魂，乃至他的生命。面对已年近９０的张开济也许你不由会问，在这些建筑设计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个呢？　　“我最满意的不是四大馆，而是一个台，那就是**观礼台。”　　“为什么呢？”我问。　　张开济说：“**城楼上本来就不应当再搞任何建筑，可是又有这种需要，怎么办呢？当时搞了个小规模的设计竞赛，有的人把观礼台盖上了琉璃瓦，想和故宫配套。我认为这个设计越不显眼越好，所以我的设计高度不超过**的红墙，颜色是红色，琉璃瓦绝对不用，让观礼台和**城楼浑然一体，这叫此处无声胜有声。这不仅仅是一个设计技巧的问题，这是一个设计思想的问题。”　　“**城楼一般人的确没有感到有一个什么观礼台存在，好像本来就是那样的。”　　“这就是最大的成功。一个建筑师该当配角的就当配角，观礼台就是**城楼的配角。配角成功了也是贡献。建筑设计不能只顾自己的一个设计，要和整个城市的风格相和谐。”　　“可不可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您反觉得作配角的设计更让您满意。”　　“（笑）对对……”　　“您曾经公开说，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外观上尚有需改进之处，您认为不满意之处在哪里？”　　“我认为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广场周围的几个建筑设计中还是比较好的。问题是**广场本身的设计问题，是人民大会堂的设计问题。人民大会堂我认为在设计上是失败的。大会堂整个是‘古而西’，是西洋古典的设计。梁思成说建筑分几类，最好的是‘新而中’，既有创新又具中国风格；最坏的是‘古而西’。古而西的东西放在中国，时间地点都反映错了。”　　“您是不是认为当年**广场的建筑设计是有问题的呢？”　　“是的！”张开济肯定地回答，“首先，我认为当年的国庆工程用了短短１０个月不到的时间，建造了像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等规模很大、质量要求很高的工程，这是人类建筑史的奇迹，了不起，是咱们值得骄傲的地方。日本的国会大厦建造了约２０年，欧洲一个著名的大教堂用了１００年的时间。但是，**广场整个设计是错误的。虽然其中有我的设计，有我的心血，但我不应该护短，该是我们反思的时候了。”　　“请您具体谈谈？”　　“**广场的设计大而无当。早期我们受苏联的建筑设计思想影响较大，用建筑来表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广场要大，建筑要高大，老百姓见了觉得伟大、伟大，高山仰止，望而生畏。这种设计思想是非常落后的，现代的建筑思想是以人为本。让人觉得美，有亲近感，住着也舒适，人是为主的，建筑是为人民服务的。你看看**广场，大而无当，整个广场连个人坐的地方都没有，广场拿来干什么用。除了５年、１０年一次的国庆节举行一下活动外，平常根本没发挥作用，现在成了**闹事的地方了。我对现在王府井搞步行街非常赞成，我看到老百姓在步行街上散步、坐下休息、聊天，我非常高兴。”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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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2)

“您认为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也是失败的，请谈谈为什么？”　　“我曾经说革命历史博物馆设计不太满意，主要是针对人民大会堂来说。人民大会堂当时搞１３万平米，而革命历史博物馆只有６万平米，而每个设计又要求对称，我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内设计了几个院子，力图增加其纵深感，现在看来是搞对了。就是这样搞了也不行，太矮，只有两层，再高高不上去了。如果我们当时有现代的设计思想，广场稍小一些，人民大会堂按最初的设计是７万平米，人民大会堂和整个广场的建筑就和谐多了。现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不对称，我费了多大劲也无能为力，因为建筑面积和建筑高度限定了，你毫无办法。”　　“那么您认为现代建筑到底怎么搞呢？”　　“我想用几句话概括，‘认真保护古风貌，精心设计新建筑，坚决不搞假古董’。北京西客站那样的设计，和现代的设计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一个交通设施以什么为设计思想呢？那就是高效率。火车停在站台上，旅客能以最短的距离、最少的时间、最快的速度上车，这是一个火车站设计的原则。”　　细说建筑风水　　张开济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师不是偶然的。他和许许多多老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个爱国者，他希望中国繁荣富强，他愿意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同时，首都北京的古都风貌也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当年大学毕业后一不愿出国工作，二不想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北京。几十年过去了，张开济却十分落寞地说：“北京的建设今不如昔，没有保护好古都的风貌。”一个搞了一辈子的建筑设计师，到老了却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　　张开济说：“看一个城市主要是看其大的轮廓，北京一个代表性的轮廓就是城墙，全世界没有像北京这样的城墙。当年搞建设把北京的城墙拆除了，那是对文化的无知，也是对子孙的犯罪，是千古罪人。毁掉城墙后，北京水平的轮廓线没有了，从而使北京失去了标志，也失去了自我。现在到处都是塔楼，又使北京失去了天际线。”　　张开济现在住的是塔楼，对于一个建筑大师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哀。可是，北京要发展，要加快现代化的进程不搞建设是不行的。也就是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不盖高楼大厦是不可能的。四合院虽好，但占地太大，而且如今的四合院为了多住人，已成了大杂院。如何建设新北京又保护了老北京，这是摆在现代北京人面前的难题。　　张开济说：“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当年梁思成的建议，把党政机关移出去。可惜他的主张没有得到采纳。即便不采纳梁思成的建议，也没有必要拆除古城墙，古城墙和建设北京没有矛盾，完全可以在建设中保护好。但是我们不能破罐子破摔，现在我们还是要设法抢救。”　　“您认为我们重新修复古城墙怎么样？”　　“我认为重修城墙也没必要，搞一些假古董没有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对四合院应当保护。”　　“我听人说老北京大规模修建四合院是有讲究的，修建四合院很讲究风水。这风水是什么？很多人认为风水是一种封建迷信，作为一个建筑大师，您对风水是怎么看的？”　　“风水这东西有其科学的一面，只当是迷信可能有些片面。现在国外包括我国的香港在搞建筑设计时都讲风水，最著名的是香港汇丰银行为了风水，里头的一部楼梯都是斜着建的。现在外国人很讲究风水，这当然不能说人家无知了。我说风水有科学的一面，四合院是最好的证明。”　　什么是风水呢？《风水探源》一书中是这样说的：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是一种能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能满足的地形条件。新西兰学者尹弘基是东南亚颇有名气的研究风水术的专家，他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上撰文说，风水是为找寻建筑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与布局的艺术。　　其实讲究风水就是讲究一种环保。透风之地自然空气好、采光好；近水之地自然会有一个美好的环境。过去的风水书中说，门前有臭秽水，主女人崩漏，男子痔痿，门户衰落。虽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但门前有臭水沟有害健康是肯定的。　　谈到风水，张开济说，四合院方方正正，坐北朝南，大门不开在正中，而是开在一边，且是开在偏东的一边，进院还有一个影壁，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还有什么讲究呢？”　　“过去建房子修四合院时兴请风水先生看一下的。四合院方方正正有一种稳定感，坐北朝南不怕冬天的北风吹，大门朝东南开光线好，有充足的阳光，有了影壁可以遮挡闲杂人等的视线，让你一眼看不穿，这样内院就显得隐蔽、有安全感了。”　　“经您这样一说这风水完全不是迷信，是科学呀。”　　“四合院关键是院子，这是中国建筑和外国建筑一个最大的区别。中国建筑是由建筑包围空间；外国的建筑周围都是空间，由空间包围建筑。卢浮宫的建筑面积比我们故宫太和殿大，但却没有我们的故宫气势大。外国的一些著名建筑都是孤零零的，四周都是空间。中国的故宫空间被建筑围着，院子是一层一层的，收住了风水不让飘散了。四合院的建筑也是一样，越是有钱人家院子越多，所谓的深宅大院，有前院、后院，还有跨院。跨院里发生过很多故事，小姐私订终身就是在跨院中，这是多浪漫的事呀！四合院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院子。这个院子是整个家庭的多功能空间。到了夏天搭个凉棚，要结婚了搭个喜棚……”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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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3)

“四合院那么好，是不是可以大量地盖一些呢？”　　“保留一些过去的四合院是必要的，但大量盖四合院也没必要。四合院最大的问题是太占用空间。过去四合院只住一家人，住几家人就成了大杂院了。吴良镛曾搞了个胡同，在建筑风貌上是很成功的，是四合院的风貌。可是他把四合院搞成两层楼了，当中的院子几家合用，几家一合用，四合院的优点就没有了。底层的一家连一点隐蔽性都没有——楼下的人干什么，楼上的人一目了然。人的住处不仅仅是遮风挡雨，关键还要隐蔽，有自己私人的空间。四合院的精彩是独门独院，所以改良的四合院不解决问题。”　　“北京保留一些四合院还是有必要的吧？”　　“四合院要保留，一定要和胡同一起保留，相配套。最好是保留一个区域。北京最近几年对保护古都风貌很重视，这比过去好多了。”　　大师对大师的评介　　“中国要修建国家大剧院，请的是法国建筑设计师保罗·安德鲁先生，作为一个中国的建筑设计师，您有何感想？”　　“请外国人设计我认为没什么不好，世界上的好东西应皆为我用，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解决问题。法国是世界上的文化古国，巴黎是法国的中心，卢浮宫是巴黎的中心，结果在卢浮宫中心的‘中心建筑’是中国人设计的——由贝聿铭设计了一个玻璃金字塔。当时搞这个设计的时候，许多法国建筑师也反对，结果建成后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为什么呢？”　　“因为金字塔的体型简洁，比普通建筑面积少，加上是玻璃的，所以放在中间不影响空间。建筑设计很重要的原则是因地制宜。”　　“您认为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如何？”　　“我曾经和何祚庥、叶廷芳等４个人写了个东西，对国家大剧院提了些意见。这个意见不是针对设计的，我们提出目前要不要修建国家大剧院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家大剧院是一个不急之物，现在没有必要修建，讨论大剧院设计怎么样为时尚早。”　　“您和保罗·安德鲁先生认识吗？”　　“保罗·安德鲁先生我早就认识，他曾设计戴高乐机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建筑设计大师。对于大剧院的设计我不太赞成。”　　“您认为缓建国家大剧院的理由是什么？”　　“国家还不是太富裕，还没到歌舞升平的时候，中国人欣赏歌剧的文化水平还没有达到。中国人有听戏的习惯，而中国的京剧也好，豫剧也好，越剧也好，用的都是小舞台，你现在急着修建一个大歌剧院干什么？当然，国家大剧院可以修建，但不是现在修，现在可以把钱用在刀刃上，先搞必须的基础建设，将来更富裕了再修也不迟。”　　“您对保罗·安德鲁的设计不太满意的地方是哪里？”　　“最大的问题恐怕是歌剧院的内在结构问题，几个剧场放在一起恐怕不行，这一点我曾和贝聿铭讨论过，他也认为几个剧场放在一起没有必要。还一个就是，要建也不应建在人民大会堂附近。”　　“为什么？”　　“在国外一个国家的歌剧院是城市的中心，也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比方巴黎歌剧院、悉尼歌剧院等。人民大会堂那一片本来就是城市的中心了，有不少重点的国家级建筑。国家大剧院是一个主体建筑，建在那里不但显示不出大剧院本身的地位，也影响其他建筑的地位。再说**那一片的人流本身就十分密集，再加上一个国家大剧院，肯定要造成拥挤。可以建在另外一处，能带动所在地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刚才您谈到贝聿铭，您能谈谈和他的交往吗？”　　“我们是好朋友，我比他大几岁，他称我为老大哥。我说我这个老大哥只多长你几岁，成就比你差远了，你是全世界出名。贝聿铭说各人的环境和条件不同，如果你在国外，情况就不同了。贝聿铭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我年轻时处在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不敢说成为另一个贝聿铭，但我相信中国肯定也会出现贝聿铭之类的大师。如果贝聿铭当年也留在中国，说不定还不如我呢！（笑）‘文革’时期我们埋没了太多的人才。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准备出成果，‘文革’来了，一切都搞不成了，当然这不仅仅是建筑业，在各行各业都是一样。”　　三十元建筑的家庭　　建筑大师的家是什么样的？无论你想像力多么丰富恐怕也无法想象。当我走进张开济家时着实吃了一惊。他的家像一个宫殿，各种木雕、木刻作品摆满了一屋。在结束采访之后，张开济兴致勃勃地拉住我穿廊过厅，欣赏他收集的木雕作品。这些木雕作品都是从被毁的古建筑和古家具上拆下来的。有朱红的门楣，有金黄的窗棂，有油漆的箱笼，有铜油的柜面……每一件作品都散发着古色古香的气息。张开济后来干脆打开了卧室，他说：“你看这些，这些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卧室正对着床的那面墙已成了木雕之壁，各种精美的木雕又拼成了一个巨大的图案。这时我反而被床头的一群布娃娃吸引了，我指指问：“你些也是你搜集的？”　　“Ｎｏ，”张开济神秘地说，“这是老伴的宝贝，咱们赶紧出去，等会儿老伴就回来了，不让看的。”　　这时不巧张开济的老伴从户外归来，她说：“你看，他到处跑马圈地，我只剩下床头的一点地盘了，连四壁都占领了，要不是看得紧，早被他占了去。”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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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4)

我不由大乐。　　回到客厅我问：“您搜集这些东西要花不少钱吧？”　　张开济回答：“花钱是小事，现在越来越难找了，花钱也是买不到的。我不怕花钱，我有钱。我刚刚获得‘梁思成建筑奖’有１０万块奖金，我花了１万块给养狗的协会，１万块钱发红包给拜年的孩子，剩下的钱我花不出去。我已快９０岁了，最要紧的是心情愉快，这满屋都是我欢喜的东西。我年纪大了，活得差不多了，摆在眼前的能看见的是我的，钱存在银行里看不到不是我的。”　　“您可以为孩子留一点呀！”　　“我的孩子不需要我的钱，我一个月现在六、七千块钱，他们挣得比我多。我的大儿子毕业于美国加州博格里大学，现在他是美国某银行的高级职员，已做到副总裁了。老二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当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建筑研究中心。所以钱我不缺，我给老伴说，你尽量花，爱买什么买什么。她也买不了什么，整天和保姆去逛商场，经常从‘家乐福’超市大包小包地往家提。钱可以用来帮助别人，亲戚朋友的孩子要念书我愿意拿出来帮助他们。前不久保姆的一个亲戚在北京没办暂住证被抓了，要罚了款才放人，挺可怜的。我让老伴取了钱把人保出来。我帮助别人是有原则的，比方朋友亲戚结婚要钱我不给，我当年结婚才花了３０块钱。结婚成家立业应当自立，有多少钱办多少钱的事，铺张浪费不好。”　　“刚才您说到两个孩子十分骄傲。他们的成才您肯定花了不少心血，您能谈谈怎么教育他们的吗？”　　“一个家长教育孩子只需要在关键问题上指点指点。小时候我只带他们玩，没有怎么管他们的功课。”　　“那时候您带他们怎么玩呢？”　　“那时候在中国的确也没什么好玩的，我经常带他们乘公共汽车在城里兜圈子，就是溜达溜达。每一次我带他们溜达，他们都十分高兴，我也开心。我从来不管他们念书，但英文我有时候要教教他们，其他的不管。”　　“您刚才说对于孩子的教育只在关键问题上指点指点，您是怎么指点他们的？”　　“我两个孩子在国内大学毕业后，我坚决支持他们出国，他们俩在１９８０年都出国了。老大学的是经济，我没让他回来；老二学的是建筑，毕业后我坚决让他回来。他留在美国只能在大学里教书、当教授，外国人不盖房子了，国内正是建筑的高峰期，一个学建筑设计的，如果不把自己的宏伟蓝图变成建筑本身，那真是白学了。所以二儿子现在有所成就，在国际、国内小有名气，这和我对他的人生指点分不开。当年我让他出去，后来我让他回来，这都是对的。”　　“那他算是子承父业了。”　　“是呀，现在他忙得不得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能出国还是应当出去看看，见见世面有好处。当然不是不出去就不行，但有机会出去还是应当出去。出去后回来了还是不一样，见识不同了。”　　“您刚才说和老伴结婚才花了３０块钱，那么您能谈谈老伴吗？”　　“我老伴当年在辅仁大学上学，她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所以我们一辈子挺愉快。她有７姐妹，有３个在美国，就她福气最好。”　　“为什么？”　　“因为她嫁给了我呀！哈哈……”　　张开济的老伴在一旁说：“你又开始多话了。”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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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以直报怨(1)

茅于轼：现任国内外５种杂志的主编、顾问编辑和编委。最近被选入美国Ｍａｒｑｕｉｓ１９９３和１９９５年世界名人录，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的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度世界名人。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等书，发表了近百篇关于经济理论、经济政策、能源、环境、道德等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报告。　　　以直报怨　　市场经济是以交换为特征的，要交换人与人之间就会不断地交往。这种交往首先要平等，要讲妥协，这样才能双赢。　　在市场经济中出现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这需要互相尊重、彼此妥协。我们在处理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时要发挥孔子的思想，那就是“以直报怨”。所谓“直”就是正直，讲道德，“怨”就是怨恨。当别人干了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时你将如何处理？这其中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德报怨”，就是人家干了对不起你的事，你还是对他很好，相信能感化他。以德报怨是假定人性本善的，真正的坏人是没有的，每一个坏人都可以变成好人，只要你对他足够好。在小说《悲惨世界》中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囚犯因偷了个小东西被关了７年，放出后被神父收留，结果他老毛病犯了，又偷了神父的银器。被警察抓住后将要再坐３０年牢。而神父这时候却站出来了，说银器是送给他的，为此使囚犯免除了牢狱之苦，从而把囚犯感化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可是每一个人能不能真正被教化过来是未知的，假定每一个人都能被教化过来，在这之前造成的损害也是不得了的。如果他干了几十次坏事才教化过来，你说这个社会的损失该有多大呀！这个方法听起来很温馨，但是却不合理，成本也太大。　　第三种方式是“以怨报怨”，以牙还牙。这种方式也有其道理。如果所有干坏事的人都立刻得到坏报，就没人干坏事了，天下就太平了。王海知假买假然后去索赔就是典型的以怨报怨。你干了坏事我也给你使个坏，以坏制坏。如果对方不服呢！他再给你使个坏，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此整个社会的损失就会越来越大。冤冤相报是没办法和解的，解铃还需系铃人。　　以德报怨和以怨报怨都有其道理，但都走向了极端，只有以直报怨才是合理的。你尽管受到了不正确的对待，但你自己的原则不能破坏。不能因为他对你不道德，你也对他不道德；他骗你，你也骗他；因为别人做错了，所以我也做错，把别人做错事变成自己做错事的借口，这样对整个社会是极为危险的。以直报怨就是无论别人怎么错，我都保持正直，按正确的方法做。人家做错了要批评他，甚至制裁他，这叫做“直”。直气才壮。但是批评他、制裁他还要给他改正的机会，尤其要有爱心，帮助他改正。监狱把人关了起来是制裁，但是关进去了还要有爱心爱护他，要使他得到教育，给他出路，使他对生活产生新的希望。以直报怨就是整个社会要能容忍，要有包容性，但又不丧失原则。　　关于以怨报怨在中国很有市场。我们口里常会出现这些句子，坏人就叫他死无葬身之地，要让他倾家荡产，这种疾恶如仇的方式让很多善良的人也不寒而栗，试问在一生中谁不犯错误？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犯了错误要给人改正的机会。　　我们有些人缺乏宽容，缺乏爱。对坏人也要爱，但这爱不是纵容，而是从爱出发的教育，从爱出发的制裁。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如此，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也应这样。美国制裁伊拉克就属于以怨报怨，一点爱心都没有，让整个伊拉克人民都生活在苦难之中。美国人应当研究一下孔子，这样国际关系就会大大改善，世界才有希望走向永久和平。　　孔子的思想非常伟大，四个简单的字却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碰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何处理这些事呢？要宽容，有爱心，不纵容，要斗争，这就是以直报怨。　　搞市场经济如何面对“私”字　　狠斗“私”字一闪念，要斗“私”批修……在中国，“私”字一直被“反向放大”，像一片乌云悬挂在人们的心头。人们谈“私”色变，把“私权”和“私心”视为洪水猛兽，“私”字是见不得人的。如今我们搞市场经济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有“私心”不是坏事。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市场经济的推动力就是一个“私”字。市场经济中的丑恶并不是一个人追求自己的“私”造成的，而是侵犯了别人的私造成的。　　长期以来我们把私心看成是社会罪恶的根源，认定一个好人他一定是无私的。市场经济是允许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是允许有私心的。而且整个市场经济带来了繁荣，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我们生活富裕，身体健康，生命长寿，教育普及，交通方便，有各种各样的物质享受。这一切要有“私”推动。你有一个先进的技术，而这个技术必须能赚钱才能推广。　　那么“私”是不是就没有负面的东西了呢？不是的！在侵犯了别人的“私”的时候便产生了负面的东西。或者你把自己看成一个特权分子，你不尊重别人的私，只有我的私没有你的私。市场经济中的丑恶并不是一个人追求自己的私造成的，而是侵犯了别人的私造成的。所以我们并不否认私，否认的是侵犯了别人的私。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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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以直报怨(2)

人与人要平等，人有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我们通过分析发现损人利己和损己利人对社会来说是同一件事。比如我和某人交往，办成了一件事，我能够损己利人，而对方就是损人利己。如果双方都要损己利人或者都要损人利己，这件事就干不成。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人都是同样的人，人与人互相是平等的。这个模式是把人放在同等位置上来分析的。但是，在整个社会中人与人又是有差异的。比方我是富人他是穷人，我是一个健康人他是残疾人，我站在岸上而有人却掉在河里要淹死了，这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有区别了，这个模式就不适用了。我和别人就成了两个人。别人是有困难的人，我损己利人和接受别人帮助（损人利己）是很正常的，是可以的，一个社会需要这样的行为。我们讲牺牲自己应当有前提，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处于对称的关系之中，人与人不完全一样。　　假如这个社会人与人完全一样，是不是就不需要我们损己利人了呢？　　有时候也需要，比方在公共场合，我们要求个人克制自己的私，去遵守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比方过红绿灯时，你就需要克制自己，红灯停下不走，让绿灯前的人先走。在人与人完全对称的时候，在公共秩序、环境保护、遵守法律方面需要我们克制自己，要损己利人。　　也许很多人没有看到因为有私心才使我们的社会实现了均衡。两个都有私心的人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相反如果两个人拒绝个人的利益，就达不成任何协议，最后可能要打起来。这种结果可能是许多人绝对想不到的。在一般人看来，只有私心才会引起纠纷，引起冲突。　　《镜花缘》里的君子国有这样一个故事：买方要多出钱，卖的要少收钱，两人发生争执，无法达到均衡。最后来一个乞丐说你们两个把钱给我得了，结果两个人买卖做成了。这个乞丐不是无私的，是有私的，最后还要靠有私的来均衡世界。　　为什么市场经济使世界上的财富积累这么快，这是因为人们不断追求利益的结果。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追求利益，并且也允许他人追求利益，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特点。　　关于人的道德前景　　在采访茅于轼先生之际，得知他在北京大学有一个演讲，并且和学生有一个对话。以下为茅于轼答学生提问的部分内容。　　问：我们这个时代要“保尔”，还是要“比尔”？　　答：两种人代表了两种精神；两种精神都是很可贵的。如果中国受到外族的侵略，那么我们肯定要保尔的精神。中国现在正搞市场经济，还是多一些“比尔”好。　　问：你在大街上碰到所谓的乞丐会给他们钱吗？　　答：我经常给，但有时候感觉上当。如果一个人用同情心来欺骗人，这是对社会的最大反动。这样做使人们对真正有困难的也不敢同情了，这个社会就危险了。　　问：如何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答：道德问题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当然也有私德，比方勇敢、有创造精神、有毅力。但是，道德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公德关系。当然，为了道德更完善，需要比较好的私德，但最后终究还是要表现在公德上。仁爱的“仁”字，最后一定要表现为对人们的爱。　　问：爱是不是集中的道德？　　答：是。一个人不懂得爱别人，自然也得不到别人的爱，他一辈子也就没享受到道德。无论一个人有多少钱，有多高的地位，如果他没有爱的经验，就是白活一辈子。　　问：我们强调人人平等，为什么这个社会却一直有特权呢？　　答：我们反对特权，但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特权，我们反对贫富差异太大，但是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贫富差异。我们的理想是人人平等，但现实中是不可能有绝对平等的。　　问：中国老民姓有一句俗话叫“再穷莫作贼，再屈莫打官司”，你如何评价？　　答：前一句对，后一句不对。我认为有委屈应当打官司。我们的社会和“文革”时相比，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中国人开始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在“文革”时法院都关了门了，谁给你打官司呀！　　问：你说市场经济要讲妥协，那么在竞争中求生存是不是和妥协相矛盾的？　　答：首先我们要看竞争是不是道德的，是不是公平的，是不是有爱心的，是不是彼此尊重的。当然竞争不可避免地要勾心斗角，要出现一些遗憾，这和道德是有些矛盾的，但是如果没有竞争，我们这个社会就不会有进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一个健全的社会对竞争失败的人应当有所帮助，不管什么原因，不能让失败者一败涂地，让他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问：市场经济社会要求人与人平等，市场经济社会又提倡人们挣钱。可是有钱人和没钱人是不平等的，如何解释这组矛盾？　　答：的确，有了钱就可以享受。那么政府就要盯着那些有钱人，让有钱人不能有势。美国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美国的法院不断地和有钱人打官司，和比尔·盖茨打官司，和ＩＢＭ打官司。比尔·盖茨发迹之后官司没有断过。这就是警告你有钱可以，但别有势。政府要是傍大款那就糟了，老百姓就没有活路了。一个公平合理有正气的社会，政府必须看着那些有钱人，不让他们太有势，不让他们太出格。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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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秋：历史是一面镜子(1)

王晓秋：１９４２年上海市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作有：《近代中日启示录》、《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国人的日本观》等十几部。　　历史是一面镜子　　踏上２１世纪的航船，回眸２０世纪王晓秋为我们搬来了一面历史的镜子。面对历史这面镜子，你可以用过去对比现在，从现在观照未来。孙中山先生说：“世界的潮流浩浩荡荡，顺其则昌，逆其则亡。”了解历史的潮流，掌握历史的规律对今天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先要为史。”历史就是我们的老师。　　恩格斯说：“从来没有一个历史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来做补偿的。”中华民族有过很多历史的灾难，但是中华民族也是在苦难中进步的。甲午战争中国受到重创，但甲午战争也是我们觉醒的开始；梁启超说：“中国人４千年之大梦，在甲午战争中一夜觉醒。”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次灾难，但抗日战争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开始。　　有人说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但也应看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觉醒史、复兴史。　　过去：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中国的戊戌变法。　　王晓秋是研究近代史的。他说，过去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就中国论中国，这是很大的缺憾。近代中国已融入到世界中去了。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整个历史潮流推着中国往前走。为此才有清代的戊戌变法。　　王晓秋说：“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中日关系。中国和日本交流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从古代来看，日本一直在学习中国，学习了一千多年，把中国的文化、法律制度都搬回去了。到了近代刚好翻了个个儿，老师变成了学生，学生却成了老师，这是为什么？”　　“其实，日本和中国都是在‘两高’冲击下被迫开放的，两个国家是在一条起跑线上，跑了几十年后中国被甩在了后头。中国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苦苦挣扎，而日本却成为了亚洲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了帝国主义，这又是怎么回事？”　　王晓秋说：“日本的明治维新虽比中国的戊戌变法早一些，但总体上还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日本成功了，中国失败了。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基本上丧失了自主改革的机会，也丧失了在１９世纪的最后一次崛起机会。日本改革摆脱了殖民统治，走向了资本主义‘脱亚入欧’，和欧列强并驾齐驱了。”　　我问：“您能具体地谈谈这是为什么吗？”　　王晓秋答，“成败一个主要因素还是政权问题。中国的维新派没有真正掌握政权。光绪皇帝本人没有实权，他身边的人大部分是书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都是知识分子。真正掌权的人是慈禧周围的贵族官僚。再者就是旧的势力太大。按严复的话说，新旧势力之比是千与一之比。旧势力都反对改革，以慈禧为代表的官僚贵族反对就不必说了。当时改革要裁衙门，衙门的官僚就反对，有人造谣说康有为要把六部衙门全裁了。结果京城的官惶惶不可终日。军队也反对，当时要裁绿营呀！八旗子弟也反对，康有为认为八旗子弟整天玩鸟斗狗，是浪费国家财产，让他们自谋生路。还有书生也反对。康有为看到了科举的危害，他要废科举。可是那些旧书先生只会做八股，求功名，这就废了他们的出路。所以旧文人就喊出了‘杀康、梁以谢天下’的口号。还一个失败的原因就是变法急于求成。戊戌维新１０３天的改革，下了２００多项命令。把改革困难看得不足，太乐观。康有为见光绪皇帝时说，西方改革３００年成，日本改革３０年成，中国改革有你这英明的皇帝３年就可成。这一方面是吹捧，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太乐观，认为改革易如反掌。还有一个革新者不会找同盟军。洋务派那些人开始是赞成改革的，李鸿章、张之洞开始还捐钱。康有为却把他们拒之门外，说李鸿章名声太臭。张之洞是儒学大师，他最烦康有为大谈‘孔子改制’。这本来是学术问题你可以先摆在一边，康有为偏偏咬住不放，结果和张之洞闹翻了，后来张之洞不是写《劝学篇》反对改革吗？”　　“反过来看人家日本，维新派掌握实权，而且都是少壮派，年轻有为，曾经都是武士。核心人物全体出动到欧洲考察。康有为也劝光绪皇帝到西方考察，结果遭到骂名，说是想害死皇上。后来有个考察团出国，团长是个美国人，也就是游山玩水，走马观花，看看风景而已。日本考察团走了一年多，走了欧美十二个国家，详细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而且每个考察人员都有分工。日本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叫‘富国强兵，文明开化，资产兴业’，全面进行了改革，而中国呢？搞的是‘中体两用’。只接受物质技术的。康有为也提出了制度上的改革，但很慢，最初的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也只停留在物质上，最多搞了个海军。”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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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秋：历史是一面镜子(2)

“所以，我们应研究国外的改革经验教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回头再看看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现在：如何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改革开放？　　回顾历史再看看今天，时代不同了。我们要认清世界的潮流。现在是２１世纪了，国际化、全球化。我们如何用历史的眼光看清这一点呢？　　“过去我们讲近代史主要讲‘革命’，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好像统治阶级搞的变法、改革都是不彻底的，都是一种改良，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是反动的、落后的，而不去研究。其实，我们现在更应该关注历史上统治者的改革，因为现在我们也是统治阶级了。”　　“历史的车轮有两个轮子，一个是革命，另一个改革，缺一不可。革命是一时的，改革却是经常性的。革命成功了，打下了天下。今后主要要靠改革才能发展。历史上的教训成分要吸取，外国的改革经验我们也要学习。”　　“在改革中有些阶层有些人会有利益上的损害，有阵痛，过去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如今他们下岗了。这个时候要给他们补偿，改革是整个民族的事，不能让一部分人完全承担损失。要妥善安排他们，要给他们出路。当年康有为搞改革，一声令下让旗人自谋生路。当时，旗人都游手好闲惯了，怎么谋取生路，光靠救济也不行，要引导他们，发挥他们的潜力。特别是那些在改革中被抛到边缘的人和集团，要充分利用他们。世界是大家的。”　　“另外，要抓教育，我们的教育还很落后。二战的日本是战败国，在一片废墟中，他们首先抓的是教育。韩国在朝鲜战争后也是首先抓的教育。历史上康有为他们也抓了教育，提出‘变法以人才，人才以学校为本’，建立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看看作用多大，北大现今还在为中国培养人才。”　　“我们现在的改革出现的问题也不少。经济改革已搞了二十年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太滞后，这要和经济改革相配套才行。当然我们不能急于求成，要根据国情稳扎稳打。大跃进就是急躁，超英赶美，结果呢？改革要求实效，不要指标，上面一赶，下面就开始造指标，这对国家没好处。”　　启蒙：从新文化运动到人文精神重铸　　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在**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如今新的世纪来了，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的剑，在我们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一些人的思想却显得越来越贫乏，很多人没有精神支柱，信仰危机，面对这些问题，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也是救国运动。我们该怎么办？　　“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民族要前进，必须要有自己的指导思想，人民要有自己的信仰，精神要有支柱。发展经济，思想应当走在前头，这样才能发展在前头。”　　“新文化运动首先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当时世界上各种思潮都传播到了中国。这就面临着选择，最初连无政府主义也当成社会主义了。后来通过几次大的论战才弄清。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过去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认为就是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对立的。其实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他们也并不是完全抛弃传统的儒家思想的，他们还是提倡传统和外国的新思想结合起来。吸收外来的先进的，结合自己传统，进行融合、溶化，建立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新思想。”　　“如今，正是２１世纪了，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中华民族应当有一个新的精神状态。当然，马克思主义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是，其他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也应当吸收进来，就像当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国门开放、思想解放，各种思想都引进来，通过了解，通过选择，对每一种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寻找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先进的思想。”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的交替阶段，新的还没树起来，旧的已跟不上历史的潮流，被人们冷漠，思想上比较混乱。这就是所谓的新的信仰危机。老百姓思想贫乏，最后就是练**，信邪教。现在已是到了提倡一种新的中华文化精神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要倡导人的精神。”　　“‘科教兴国’这个口号提得好，但是要强调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不能只强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一种指导思想，是一种理论基础。人的精神、情操靠先进技术是无法给予我们的，而这些东西恰恰是铸造一个民族灵魂最重要的东西。”　　“在我们学习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我们的人民也出现了道德的滑坡，吸毒、卖淫这些在中国已绝迹的东西又泛出沉渣。现在是西方有邪教，我们也有了，**就是一例。”　　“‘五四’时期出现了一批大师，一批思想文化的大师，而今我们还没有大师。要有这样的土壤和环境才能培养出大师。要鼓励人们去思考，不能先教下一代去怎么做，还要教下一代为什么去这样做。”　　未来：２１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　　“２１世纪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发展的世纪。”　　“认为２１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种看法是对世界认识不足。中国是世界的一员，应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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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秋：历史是一面镜子(3)

“我们不应把自己提到一个过高的地位。从历史上来看，有几种倾向都是应该避免的。一种是盲目自大，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中心，有一种‘华夷思想’，认为中国是华，其他都是夷，以华夏为中心。在这方面是吃了不少亏的。英国人打进来时，道光皇帝还不知英国在何处？问大臣，英国有多大，是不是和俄国接壤。你看他一点地理知识都没有！”　　“但是，也不能自悲，洋务运动中，就有些人太自悲，亦步亦趋地跟着外国走。把人家不要的废品、过时的东西都高价买回来了，这样怎么能赶上人家呢！永远也赶不上。”　　“另外，盲目地排外也是要不得的，义和团就是盲目排外、禁洋。见洋人就杀，见洋货就烧。铁路要‘寸儿掉’，电线要割了。义和团在１９００年，刚好是１００年前。”　　“我们不能自大、自悲、盲目排外，我们还要做到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照搬日本的不行，戊戌维新就是照搬日本，结果失败。照搬苏联那一套也不行，由于过去我们照搬苏联，在一些方面我们至今还在吃苦头。所以说这各种倾向在历史上都是有教训的。中国特色这个提法非常好，我们的改革开放要找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来进行。”　　“我认为２１世纪不应该是中国的世纪，甚至说是太平洋世纪也不合适，大西洋也正在发展。前几年都说太平洋世纪到来了，亚洲出现了四小龙、四小虎，一场金融风暴，虎呀龙呀都消失了。历史的发展是起伏跌宕的，在发展好的时候也要有忧患意识。我有一次去韩国的时候，他们狂得很，狂呀！觉得自己了不起，根本看不起中国。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不吭声了，金融风暴后，他们头也抬不起来了，有的跳楼自杀。所以无论是从历史上纵向比，还是从世界上横向比，中国都应当保持一种清醒，扎扎实实地干自己的事。”　　“一个国家把自己搞好不行，还要为世界人类做出贡献。因为很多事已不是一个国家的事了，比方环境问题，我中国污染了，酸雨照样下到你日本去。你东南亚经济危机了，我中国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可以起到稳定作用。”　　让全世界的人民都牵起手来，共同努力，共同发展，２１世纪是世界人民的世纪。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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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以直报怨(3)

问：你认为贪污犯能达到物质上的满足吗？　　答：肯定达不到！在没被发现时可能可以达到一时的满足，成为贪污犯了，他后悔就来不及了。贪污犯成天提心吊胆，为那点物质享受花的代价太高、不值得。从功利主义出发，贪污是一个下下策。　　问：现在都去赚钱，那么我们的基础研究又不赚钱怎么办？　　答：这是一个问题。基础研究不能赚钱，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没有人肯出钱支持和投资，所以基础研究需要政府、基金会、慈善组织等市场以外的力量来扶持和帮助。　　问：你是否消费盗版的光盘（笑）？　　答：我不用特别的软件，一般的软件都是买的正版。不过，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在这方面德国人做得比较好，他们不用盗版的，这一点美国人就比不上德国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一方面靠广大消费者自己约束，另一方面也要求生产者把软件的价格降下来。我非常讨厌比尔·盖茨在中国卖这么高的价格。为什么能卖这么高的价格，因为他处于一个垄断的地位。我不能不用他的软件，否则我不能与他人交换信息，因为大多数人都在用，少数人不用也不行。对于垄断行业的商品定价，经济学中有一个定论，那就是由政府定价，比如水、油、汽，企业无权定价，对于竞争性的商品，企业可以自由定价。　　问：中关村道路拥挤，直行车道的红灯设计不合理，所以闯红灯的人多。这是道德与效率的矛盾，如何解决？　　答：一个社会要提倡道德，首先要创造一种条件。某市国庆时在马路上放了上万盆花，结果几天后花渐渐被偷光了。有人便写文章说这是道德沦丧的表现。我认为提倡人们讲道德，首先要防止人们不讲道德，而不是诱惑人们不讲道德。在街头摆那么多漂亮的花，分明是诱惑人们不讲道德嘛！　　问：爱心社的同学为了向广大同学们表达爱心，在教室里放了爱心墨水，以解燃眉之急，可是有些同学因此却有了依赖心理，对此你如何评价？　　答：如果设置爱心墨水付出的一点代价能使大家得到更多的好处，从整个社会的得益和损失比来说，是正的。损失小，得益大，那当然还值得做的。对道德判断的原则是对大多数人有利。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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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邦：五十年城市发展反思(1)

陈为邦：建设部原总规划师、教授、高级工程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五十年城市发展反思　　１９４９年，我们有１３６个市，现在有６６８个市。１９７８年有２０００个建制镇，现在有１８８００个。据不完全统计９０年代以来，全国有２亿５千万平方米的违法建筑。　　２１世纪是城市的世纪。２１世纪也是城市化的世纪。２１世纪中叶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城市化是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据１９９８年统计，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３０．４％，约为３．７亿。实现现代化城市人口要占总人口的７０％。我国人口峰值将为１６亿。那时我们的城市人口将近１２亿。这么多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其衣、食、住、行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难题。　　这样２１世纪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为此，我采访了建设部总规划师陈为邦先生，看他如何规划我们的２１世纪。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稳为快　　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不到５０％，发达国家在７０％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在３７％左右，我国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很多人都呼吁加快城市化水平。这种心情是好的，但是城市化水平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在五、六十年代我们也曾经大张旗鼓地搞过城市化。在１９５８年６月以前，全国各地招工要中央统一批准。后来放开了。１９５８年６月之后的３年中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了３１２４万人，城市化水平一下就上去了，当时达到１９％。到了３年困难时期，吃饭成了问题，１９６２年５月中央又决定精简职工，一年内减少１８８７万人，加上家属减少了２６００万人。这么多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当时《人民日报》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认为在城里就是吃闲饭的。老百姓有顺口溜，叫“城市老爷，卫生部”，可见当时人们对城市的态度是有逆反心理的。　　我们现在搞城市化要吸取过去的教训，目前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３０％左右，根据国际一般的经验，达到３０％之后，城市化会进入加速期，城市人口将急剧增长，达到７０％后又放缓。目前我国正处在这个临界点上，即将加速。我们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将达到５０％，这意味着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每年将有１３００万人口成为城市人口，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水平。在这样一个急剧增长的加速期，我认为最好平缓一点，每年增长达到０．８％就非常不得了。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外国领导人说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中国是一艘非常大的船，在航行当中要稳，就是快。在转弯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中国这艘船太大了，有１２亿人口在这艘船上，要城市化就会有五、六亿人口从农村走向城镇，特别在我们这个变革的时代，正是这条大船转弯的时候，这么多人从船的这边走向那边，如果来得太急不翻船才怪呢！　　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使我国的城市人口增加五、六亿，这将是２１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事件之一。我们要让这个大船平稳地行进，城市人口从现在的３０％达到５０％、６０％，不造成社会的大动荡，了不起！现在每年的民工潮政府这么重视，就是求一个稳定。　　另外，我们的城市化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集中在几个特大城市，比如：墨西哥，墨西哥城的人口是全国人口的一半，这在我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发展小城镇，叫“小城镇，大战略”，用小城镇容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我们的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中央现在提出开发西部，那么西部的发展要依托城市，要以城市为中心。　　中国城市建设成绩蜚然举世瞩目　　城市化过程表现为城市规模的发展和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人口比例只是一方面，同时还要看城市本身的现代化水平。这需要有一个指标体系。　　目前我国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很快。建国５０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在这个期间我们建立起了自己的城市规划体系，并把城市规划纳入到法制化轨道。　　１９４９年，我们有１３６个市，现在有６６８个市。１９７８年有２０００个建制镇，现在有１８８００个。值得提出的是深圳，人称“一夜城”呀！在短短的１０年里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大城市。１９７９年深圳只有两万人，３平方公里；１９９９年达到４００万人，３２０平方公里。深圳的城市总体规划在世界第２０届建筑师大会上获奖。还有一批城市得到了联合国人居奖，像大连、珠海、厦门等。　　９０年代后期，我国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是２万亿，有一半在城市建设上。也就是说我国每年有１万亿的资金用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了。在近２０年内我们建造了４７亿平方米的城市住宅。在９０年代后期，每年有３亿平方米的住宅竣工。１９９８年达到４．７亿平方米。我们建成了几千个住宅小区。有些住宅小区的规划是非常成功的，甚至成了城市对外的窗口。比方说北京的恩济里、上海的三林苑小区是我国参加伊斯坦布尔人居——Ⅱ大会的示范小区。最近反映不错的是浙江湖州市的白渔潭小区，环境是很优美的。很多小区还没有建成，就卖完了。北京正在兴建的回龙观的龙宛小区也是很不错的。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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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邦：五十年城市发展反思(2)

最关键的是我们群众的规划意识，对住宅的环境意识都增强了。“为了阳光、百姓告状”的事时有发生。人们越来越注意保护自己的居住环境。兰州的规划局长就成了被告。他先批准建一栋住宅，然后离住宅不到１０米的地方又批了一栋综合楼，综合楼起了两层居民不干了，说是遮挡了阳光，联名告状。这是一种进步。　　城市建设问题很多亟待解决　　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由于体制的原因出现了很多混乱的情况。首先是违法建筑，违法用地数量很多，屡禁不止。简直可以称得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据不完全统计，９０年代以来，全国有２亿５千万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北京市有７３０万平方米，在国庆５０年大庆时加强了治理力度，拆除了４３０万平方米，广州拆了２３０万平方米，上海拆了１００多万平方米。贵阳有一个违法建筑盖到城市主干道上面了，后来坚决拆除了，损失２０００多万元人民币，真让人心疼呀！西部贵州有多少贫困人口呀！把２０００万元的房子拆了，你说老百姓骂不骂呀？可是不拆不行呀！不拆整个城市建设布局就乱了。　　现在最难治理的是城乡结合部，我们称之为市区边缘部。这些地区有大批农民盖的违法建筑，这些房子租给外地来打工的，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藏污纳垢，成了犯罪分子藏身的地方。打架斗殴的、吸毒的、卖淫的，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我们称之为“市区边缘溃疡”。有些基层组织和企业之间有利益关系，去治理的时候交点罚款就算过去了，违法建筑就算合法了。利益趋动使一些基层政权组织不舍得下大力度管理。对于这个问题听说北京已把一些街道社区办工业和政府脱钩了。　　还有就是开发区的问题比较严重。开发区布局松散，用地浪费。全国有４千多个开发区，有一半以上都是随意搞的，有的镇上也在搞什么开发区。　　大城市的中心区建筑密度过高也是一个问题。东方广场作为国庆的成就向世人展示，猛一看是挺气派的，但是从规划的角度讲，这是一个不理想的成就。盖得太高太大，它的容积率是８，它超过我们的规划标准２．７倍。现在比原来的还好一点，原来设计得更高、更大，一直从麦当劳到菜市场。我们规划界不断反映，后来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成了一个集装箱，从西往东高一点，高一点，又高一点。这哪里是东方广场，这是东方大楼。　　还有就是交通不畅。特别是北京，汽车塞车的时候，排放氮氧化物最多，所以叫“交通不畅，环境够呛。”　　在北京人们批评最多的就是北京火车站那一片。妇女活动中心、交通部、海关大厦。什么原因呢？交通部、妇联、海关各有各的要求；建筑师要实现自我的价值；地产商要尽可能多地赚钱，这些要求交织在一起。这些建筑单独建立一个地方都不错，但盖在一起就要考虑相互关系。形象图出来后别的楼都是虚拟的，以自我为中心，其他楼都是配角。好啦，几个主角都站出来后就显得极不协调。这里面有长官意志，高科技领导不敢随便发表意见，建筑这种东西哪个领导都敢说话，就是用红的，就是用白的，你敢不听？搞东方广场时，当时的市长陈某人就一拍桌子说，就这样干，不赞成你回家。把我们北京市一个老总心脏病都气出来了，后来死了。因为城市规划没有绝对错和对的问题，只有好与不好的问题，而好与不好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好不好只有让大家评价，而大家看到效果后都建成了，可是建成后不好也没办法了，你不能去扒了它。现在我们的市长管得细，连垃圾箱的颜色也管。　　另外，我们的小城镇建设比较混乱。发达地区农民有了钱就盖房子，房子盖成什么样呢，有一句顺口溜叫：“室内大洋全，室外脏乱差，室内绣花鞋，室外穿雨鞋，新人进不去，死人出不来。”怎么回事呢！就是结婚时接新娘车开不进去，死了人连尸体也拉不出来。没规划、没路。在湖北有一个小城镇走了另一个极端，修了一条宽７０米的大道，号称“楚天第一大道”。　　区域建设也很够呛，长江下游３００多公里的地带有１００多个码头，江阴以下每公里就有一个码头。这都是浪费。有些地方没有水就靠路吃路，沿高速公路两边搞建设，还美其名曰“工业走廊”、“路边经济”。这也许只对那个具体企业有好处，但实际上是降低了交通效率，也不安全。把城市建设拉成条型，各种基础设施都无法跟上，同时也是一种浪费。　　我们的家园是花园　　如何建设好我们未来的家园，从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方面来讲有几个方面。首先要讲整体美，一个城市的设计是群体形象设计，一个街区，一条路，一个地段都要讲究一种整体美；然后是协调美，北京火车站那一片就属于不协调，所以难看；还有一种真实美，商业可以搞包装，城市不能搞单纯的外部包装，没有功能只是为了好看，这种设计非失败不可，所以要体现一个真实。　　最重要的是自然美，要尊重自然，有山有水，自然是美的，这是人的天性。北京花这么多钱治理水系就是为了使城市有水的滋润。　　还有就是道路，道路是城市规划的骨架。道路合理布局，交通才方便，人们的生存才方便。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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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中国民法典离我们有多远(1)

王利明：汉族，生于１９６０年，湖北省仙桃市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常务委员、法学院学务委员会副主任、《法学家》杂志社副社长、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北京市仲裁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并兼任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大学的兼职教授。　　王利明教授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１９８２年２月至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民法专业硕士学位，获法学硕士学位。１９８９年２月至１９９０年２月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法学院进修。１９８７年２月至１９９０年６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博士学位，并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　　１９９５年荣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１９９８年８月赴哈佛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　　中国民法典离我们有多远　　如果说１９世纪初的法国民法典和２０世纪初的德国民法典的问世，成为世界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那么２１世纪初中国民法典的出台，必将在民法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中国将有自己的民法典了，这是一件让人振奋的消息。虽然离真正出台还有一段时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毕竟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王利明办公桌放着两篇论文，一篇叫《论中国民法典的制订》，另一篇是《关于中国民法典制订的若干问题》。我不由肃然起敬。中国有１２亿人口，居然没有一部《民法典》！１９８７年１月１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仅有１５６条，这是不够的，这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中国民法典的早日出台，不知有多少法学家、学者正呕心沥血！　　张者（以下简称张）：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已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是这样吗？　　王利明（以下简称王）：是的，其实从合同法出来以后，我们就准备搞民法典了。１９９８年年初成立了一个起草班子，我也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有一部能全面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的民法典。这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颁行一部民法典将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是实行依法治国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　　恩格斯说：“民法准则上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民法是深深植根于商品经济、并作用于商品经济关系的民法的平等、等价、公平及诚实信用之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则，而民法的各项基本制度，如民事主体、所有权、债和合同、代理等是规范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市场经济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法律，特别是民商法规则的健全程度为标志的。　　张：提到搞市场经济，提到以法治国任何人都会举双手赞成。不过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我国不是已经有了《民法通则》了吗？而且还有不少单行的民事和经济法律、法规。现在《合同法》也出来了，还有必要费时、费力单搞一个民法典吗？　　王：《民法通则》的制订尽管也解决了一些基本规则问题，但毕竟内容过于简略，仅仅１５６条，而国外的民法典通常都是数千条。由于我们在立法方面历来主张宜粗不细，所以许多规定都非常原则，不便于实际操作。这样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同一个案子不同的法官会有不同的裁判。这固然有法官素质的问题，但是立法过于原则、简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制订民法典，有助于减少、克服司法**、裁判不出的问题。使法官裁判的正与否有了一个判定的依据和标准。　　另外，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有不少单行的民法和经济法律、法规，还有大量的司法解释、国务院各部委的规章、地方政府颁布的地方性规章等。仅《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就有２００条。《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也很多。这些司法解释与行政规章有的还极冲突。通过制订民法典，可以使民法体系化，有效地解决单行民事和经济法律、法规彼此间的冲突和协调。　　张：世界上是不是每一国家都颁布了民法典。　　王：迄今为止，不仅一些主要的大陆法系国家早已颁布了系统完备的民法典，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市场经济改革起步较晚的越南等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颁行了民法典。俄罗斯在经济改革以后也开始了民法典的制订工作。　　张：市场经济离不了民法典，民法典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也许有人会问，美国、英国等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搞的也是市场经济，他们也没有民法典呀？　　王：美国和英国一些西方国家，属于“英美法系”，实行的是判例法，法官的判例作为法律的渊源，法官等于制订了法律。而我国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法官只能适用法律处理各项纠纷。就民事、经济案件的裁判而言，法官所依据的基本规则是民法。如果缺少系统完备的民法典，必将会使法官处理案件时，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从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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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中国民法典离我们有多远(2)

张：中国民法典采取什么体例呢？一般人通俗的说法采取什么结构呢？　　王：民法典的立法体例大致可分两种。一是罗马法，又称法学阶梯式，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所采纳；另一种为德意志式，又称潘德克乔式，为德国及其追随者采用。被人称道的是后者。这种体例的最大特点是设立总则篇，规定民法的共同制度和规则，另有分则。就我国民法典而言，我认为有必要设总则，各项民事法律制度有共性的内容在总则中体现，从而可以达到立法简洁的目的。尤其像法律行为制度，可以以其高度抽象的规则来填补合同法等法律调整的空白。这种体例严格区分了物权和债权，对于民法分则体系的完整也有必要。　　另外，应当看到我国虽然受大陆法系的民法影响，改革开放以后，英美法系，特别是美国法律文化对我国影响较大，这点在合同法、侵权行为法、担保法中更明显。由此可见，无论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还有其他法系，我们都要兼容并蓄。在立法体系上可以坚持大陆法的一些传统，但也可以借鉴英美法的经验。　　张：您能谈谈中国民法典的内容吗？　　王：刚才我已说到了，中国民法典要有总则篇，另有债权、物权、亲属、继承等篇。在立法精神上应当十分注重对民事主体的权利的保护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张：据说法律界人士对一些问题争议很大。比方：人格权法的独立地位问题；侵权行为法及债法的相对独立问题；关于知识产权制度问题；还有婚姻家庭制度民法和商法的关系等问题。就这些争议很大的问题，您是什么观点？　　王：（笑），你一口气问了我这么多问题，我都不知道先回答哪一个好了。首先我谈谈关于人格权法的独立地位问题。我是主张“人格权独立”的。因为民法中两类基本权利，就是财产权和人身权（其中包括人格权）。这是民法的两大支柱。既然财产权可以分为债权、物权等各项制度，人格权为何不能独立，否认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制度存在，实际上受到了“重物轻人”立法观念的影响。再者，对人格权的侵害也会造成对公民人身利益甚至财产利益的损害，非单纯的主体制度所能概括。第三，人格权制度不能被侵权行为制度概括。　　关于侵权行为法及债法的相对独立问题。我认为侵权行为法应当从债法体系中分离出来。因为债的一般规则主要适用于合同之债，而不完全适用于侵权之债。　　关于知识产权有学者认为不应包括在民法中。我认为知识产权制度虽有其特殊性，但仍然是一种民事权利，本质上是财产权和人身权的结合。　　关于婚姻家庭法有学者认为也应从民法中独立出来。我认为婚姻关系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身份关系，也涉及到财产关系。民法关于主体、人格权、物权甚至合同法的规定对于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许多问题，例如遗赠、抚养协议等都是适用的。婚姻家庭法应纳入民法典中。　　关于民法和商法，有学者认为民法和商法分立。我认为民法及商法均有调整交易关系的内容。进入交易后无法分清是民事主体还是商事主体。民商分立在立法上将产生矛盾和重复。民商合一使交易规则统一化、国际化，有利于司法体系的调整。从我国情况看，把企业和公民分为商人和非商人也是行不通的。我们应当坚持民商合一体制。　　张：让您一下回答这么多问题实在是很辛苦（笑）。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民法典何时才能完成制订工作。　　王：考虑到民法典内容确实十分复杂，我们不应仓促颁行，但也无须用十年，甚至数十年。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更重要的是现实经济生活的急切呼唤，使我们无法长期等待。从国外的立法来看，法国民法典这样一部前所未有、带有蓝本意义的民法典的制订，只用１５年。而苏俄民法典仅用了５年。我预计从现在着手，到下世纪，也就是２００５年之后不久，中国应该能够完成民法典的制订工作。　　笔墨官司最好法院打　　笔墨官司是笔墨打还是法院打？我问。这是一个热点问题，由此话题而引发的讨论正在进行，有关报刊发表的文章不下百篇，那些文章大半都是文化圈内人写的。我想就这个问题问一下作为法学家的王利明，看他如何回答。　　王利明坐在办公桌旁沉了沉，道：“你所说的笔墨官司可能是指近几年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告记者、告作家热吧！这里涉及到新闻侵权、小说侵权、评论侵权等问题。这其实是两种权利的冲突而造成的。一方面我们要对新闻自由、创作自由、评论者的舆论监督权进行保护；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保护公民和法人的人格权。当这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我们在价值的评判和平衡时，要有一种倾斜。这种倾斜法律上是有一些基本原则的。”　　“是的，在您的著作中有这方面的论述，您是主张向舆论监督权倾斜的，也就是多些新闻自由，特别对公众人物、公共事务主张多一些舆论监督。”　　王利明点了点头说：“从另一个方面看，现在人们觉得受到损害后知道到法院打官司了，这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多年来我们一直缺少人格权这种观念。有人说这是一种权利的觉醒，这是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我很赞同。权利是什么？权利的主要核心在于法律，法律的主要内容在于权利。只有公民懂得了怎么去捍卫权利，才能说他的法律意识得到了提高。另外，通过司法裁判来解决纠纷也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必由之路，相对于过去一有纠纷找领导调处、行政解决要进步得多。这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我停下记录说：“您刚才谈得比较宏观。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现在也有滥用诉权的现象，在告记者、告作家的官司中，几乎８０％是判记者、作家败诉的，记者、作家在写东西时简直觉得危机四伏了。”“你说的现象确实存在。有些地方判记者、作家败诉的太多，这个问题让人感到忧虑。我曾和一些法院交换过意见。人格权毕竟是一种私权，舆论监督是一种公权，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我们不得不使个人的私权受到一些限制。从美国的纽约时报沙利文案件以来，美国在**权保护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就是**权和新闻自由相比，新闻自由的价值要高于**权。这个规则我们可以借鉴。不能不考虑到新闻、创作、评论的一些法律，就判作者败诉。要不然的话，新闻也好，创作也好，评论也好，确实是困难重重。我认为对这类案件的侵权构成要件要有一个严格的规范。同时要多听听行业部门的意见，每一个行业其实都有一个通行的标准。”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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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中国民法典离我们有多远(3)

我说：“由于一些判决没有充分听取行业部门的意见，加上某些法官的素质低下，有些官司判了，的确没起到好的社会作用。所谓输了官司、赢了理，就算官司输了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有些文化圈内人士为法官不懂行、根本没有资格判这类案子，为此才引出了笔墨官司笔墨打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您能不能十分肯定地回答我，笔墨官司到底该笔墨打还是法院打？”　　王利明十分肯定地回答：“笔墨官司一定要法院打，但是，要充分听取这个行业、阶层、圈内人的意见。同时也要充分地尊重创作、评论的规律。你不到法院，那么通过什么方式解决呢？”　　“双方论战呀！”我笑着接话。　　“论战到什么时间呢？可能论战到几十年都不会有一个结果。”　　“就像鲁迅那一代人那样？最后还是存疑，不了了之。”　　“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节奏飞快，日新月异。旧的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来了。再者，那个时代没有人格权法，这种权利的观念也很薄弱。”　　“论着论着就叫骂起来，所以鲁迅可以痛打落水狗，可以骂对方是‘走狗’。”　　王利明说：“在现代社会，没有其他的途径最能有效地解决纷争、纠纷，只有通过司法。有人说作家自己搞仲裁来解决，可是仲裁不服呢？还要找法院。最后仲裁要执行呀！执行不下去呢？也要找法院。过去我们都通过领导解决，那就是看哪一级领导说了算的问题。那当然是官大的说了算。”　　惩罚性赔偿：骂一句赔两千，打一拳罚五千　　“既在诉讼就会有判决，损害赔偿是自然的。就精神损害赔偿来说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就近年来的案例来看，法院的判决差别相当大，有判１０元，有判万元的，有判几千万的，给人感觉特别乱。”我说。　　王利明笑了，说：“精神损害赔偿，世界各国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本身是对精神痛苦的抚慰，而精神痛苦是因人而异的。同一种行为针对不同的人，其结果也不同。有人可能无所谓，有人可能痛不欲生。所以精神损害赔偿要参照各种因素来确定。比方：加害人的主观恶意、状态以及他的经济状况，总让他赔得起吧！另外，还要看受害人的受损害的程度等。”　　“但是，法律总得有一个差不多的标准吧！一个名誉权官司打了三、四年，最后法院判下来了，才赔１千多块钱，让人觉得胜诉和败诉都无所谓了，觉得一个人的名誉也太不值钱了！”　　王利明说：“在这里要区别一个概念。我们所说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对精神痛苦的慰藉，而不是某人名誉的‘标的’。对于精神损害首先是恢复名誉，这可能比金钱更重要。如果简单地认为是赔偿名誉的话就错了，名誉是无价的，人格也是无价的。１０块钱不少，２０万也不多。”　　王利明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资料，说：“上海有一个因非法搜身的案子，一审判决赔偿２０万，二审赔１万，引起了轰动。我说，这差异也太大了，显得不太严肃。”　　“是的。”王利明说：“这样是不严肃。有人大代表提出，搜一下身就赔２０万，那么事故压死一个人应赔多少？国家规定各种费用加起来才几万块钱。上海高院的副院长和我探讨这个问题，我说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个人的名誉就不值２０万元，人格是无价的，这和汽车压死人所支付的安葬费是两回事。”　　“那么，精神损害赔偿到底多少合适呢？法院判决时最终还是要给一个具体的数字。”　　王利明说：“我最近的确正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既然人格无价，赔多少都不合适，也不能得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数字，我建议可以采用一种惩罚性赔偿的办法，这就可以确定一个准确的数字了，通过惩罚性赔偿代替精神损害赔偿。广东规定侵犯他人人格尊严赔偿５万以上；而上海规定赔偿５万元以下。这些规定其实都带有惩罚性质，这里面也包含了对精神损害的抚慰，这种作法在美国比较流行。法官认为我没办法确定你有多大的痛苦，即使我能确定你有多大痛苦，我也没办法用金钱来衡量。我干脆对加害人进行制裁，对受害人进行抚慰，并且规定了明确的金额。比方：骂一句赔２千，打一拳罚５千。”　　“好！”我乐了，“是美元吧！换算成人民币就好了！不少了。”　　王利明说：“这钱就直接给受害人，这是对打人的人一种制裁，不要受害人证明什么，只要你证明被打了一拳就可以了。在中国有个案例，一个男人在大街上打了一位女士耳光，大家都可以证明。这位女士到法院告，法院说你得把医药费、医院的证明、伤害的证明拿来，否则我无法判，因为《民法通则》规定人身受到伤害是要根据这些进行赔偿的。在最高法召开的讨论中，我讲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打一耳光不可能住院，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医药费，如果有伤害证明就构成犯罪了。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一位妇女，是侮辱性的，侵害了人格权，这还不能承担民事责任吗？”　　我不住地点头，说：“在中国也应当搞惩罚性赔偿，那么多少才合适呢？”　　王利明答：“中国各地的情况不同，应当区别对待，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应当有所不同。但是，基本原则是既能补偿受害人，又能遏制加害人，起到惩戒作用。同时也要加害人能承受得了，要能拿得出来，可又让他感觉到心疼，这个数字才是合理的。”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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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邦：五十年城市发展反思(3)

另外，要有广场。现在我们的广场建设有点热，有些求大。山东有个小城镇，搞了一个广场和**差不多，连灯都是用的**广场上的那种华灯，显得不伦不类。广场要有绿化，否则人留不住。绿化不等于草坪，绿化是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结合的体系，在城市规划中叫点、线、面的体系。　　点就是公园，线就是街道绿化，面是指整个城市。花园在城市中，城市在花园中。要搞草坪，但不能只有草坪。草坪很重要，但是草坪只是绿化的一种。　　雕塑是城市的一道风景，在这方面有不少成功的例子。比方深圳的“拓荒牛”，珠海的“珠海渔女”。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失败的作品，成了雕塑垃圾。北方某城市搞了一个什么“明珠”。用４根不锈钢的柱子把一个不锈钢的球托起来。四周是政府、党委、人大、政协的办公所在地。由于这个城市经济搞得一团糟，老百姓就编着顺口溜骂，叫“四大班子顶个球”。在整个城市经济、文化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搞雕塑适得其反，雕塑是纯艺术化的东西，没有实际的用处，要搞就要是精品，拿出来就能站得住，否则只能遭老百姓骂。要画龙点睛，不能搞雕塑一条街、雕塑公园。我们要建设好我们的家园，搞城市的现代化就要和国际接轨。不能简单地把现代化看成是“高楼大厦，玻璃幕墙，立体交叉，汽车排成队”。要建立指标体系，从各个方面来考核。最终，我相信我们未来的家园一定会像我们小时候唱的儿歌那样——我们的家园像花园。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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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1)

冯骥才：当代作家，生于１９４２年，原籍浙江慈溪，生于天津。从小喜爱美术、文学、音乐和球类活动。１９６０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市书画社从事绘画工作，对民间艺术、地方风俗等产生浓厚兴趣，１９７４年调天津工艺美术厂，在工艺美术工人业余大学教图画与文艺理论。１９７８年调天津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后转入作协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作，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国笔会中国中心会员、《文学自由谈》和《艺术家》主编等职。著有长篇小说《神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歧路》、《啊！》，短篇说集《雕花烟斗》等。短篇小《雕花烟斗》和中篇小说《啊！》、《神鞭》分获全国优秀短篇、优秀中篇小说。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冯骥才以写知识分子生活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见长，注意选取新颖的视角，用多变的艺术手法，细致深入的描写，开掘生活的底蕴，咀嚼人生的况味。　　在空谷中呐喊　　冯骥才愿意人家称他为“大冯”，据说这是当年他在天津男子篮球队时队友的称呼。那时候冯骥才高大威猛，身手矫健，出任中锋，能像迈克尔·乔丹那样拔地而起，进行空中大扣篮。当时的天津篮球队可不得了，相当于今天的甲级队，拿冠军。那时候冯骥才刚１９岁，大冯这名字便透着激情，显得很体育。如今，冯骥才已６０岁了，除了在篮球上的成就外，他已成了著名作家、著名画家、著名学者，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并兼任两本刊物《文学自由谈》和《艺术家》的主编。在采访中我问：“这么多的头衔，您最愿意别人称您什么？”冯骥才一时没回答上来，吭哧了半天说：“还是叫我大冯吧！”望着他那已有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大冯这称呼别人可以，反正我不敢。他毕竟是我们的前辈，称他为“老冯”还可以，又显得不敬，称他为“冯老”，他又不干，那就称他为“冯老师”吧！　　城市文化保护比写一部小说更重要　　我问：“冯老师最近正忙什么呢？”我这纯粹是见面寒暄的问候没想到却引起了他极大感慨。冯骥才说：“忙，忙得要命，如果能‘克隆’自己，我恨不能再克隆出两个冯骥才来，一个去画画，一个去写小说，现在的我去进行城市文化的研究和保护。最近我有很多的小说灵感，我一直在克制自己，我不但没写小说也没有画画，现在的画都是９６年以前画的。在国外搞了几次大的画展之后，从９６年开始我把精力都投入到城市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上了。５年了，这方面的工作进行得很艰难，也很苦。对天津的老街和古建筑，５年拍了３万多张照片，请了１００多个摄影家，全部都是我自己提供的经费。印成大画册，画册从市委书记、市长开始挨个送，一人一套，一千三百多块钱一套，写上‘这是你最珍爱的城市’。对城市的保护用了我相当大的精力，我也不知道今后还会用我多少精力，但我会坚持下去。我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外的一些建筑师和文化组织的注意，他们主动和我联系，认为我做的事十分重要。我曾看到徐坤写的一篇文章，对我有很大鼓舞，徐坤讲在一个后现代的时期，媒体极为发达，知识分子不一定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　　在去年的１２月份，天津有一条有６００年历史的老街要拆了，冯骥才为这条老街奔波了３个多月。他先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结果报社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冯骥才的这类文章不能发了，连电视台也接到了这类通知。这时老街却在加紧拆，冯骥才急了，通过广播电台在别的节目中，穿插一段继续呼吁。仅有呼吁是不够的，冯骥才觉得该是行动的时候了。这时，冯骥才想到了邮局，通过邮局发明信片。天津市有３万多邮迷。这条即将被拆的街叫故义街，比北京的大栅栏还早，当年北京的大栅栏都是学的天津的故义街。冯骥才以故义街为画面通过邮局出了一套明信片，共印了２千套，然后在一个广播节目报上登了一个小新闻，说冯骥才将在某日签名售明信片。到签名售明信片之日，冯骥才心里也没有谱，不知有无人来，带了１千套去试试。到现场一看，冯骥才大吃一惊，购明信片的人群顺着马路排成了长龙。　　“那天刚好牛群来找我。我对牛群说，牛弟，你来得正好，你帮我，咱俩一起签名，你签得快。”　　牛群笑眯眯地答应了，两人干了一上午，签了一千三百套。在签之前邮局局长讲话说，愿意和冯先生合作，愿意和文化合作，提高文化品位。冯骥才却醉翁之意不在酒，把邮局局长装在套儿里去了，在队伍前大讲保护故义街。冯骥才的讲话在老百姓中产生了共鸣，明信片售完后，老百姓便在故义街开始贴标语，写着“龙脉不能丢，古街不能拆”。　　“我当时成立了几个组，第一组录像，把整条街录下来；第二组拍照，当时拍了几千张照片；第三组专门录音，采访原居民，进行口述实录。”　　最后冯骥才连续两次在中央电视台电视新闻节目发表谈话，呼吁保护天津故义街。《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冯骥才文章，大谈保护城市文化的重要性。这样，天津市政府压力很大，最后开会搞了一个保护性改造方案。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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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2)

“天津市副市长对我说，大冯这下你该满意了，这回房地产商赔了６千万。”　　这个房地产公司叫“万隆”，后来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冯骥才加谦祥义，万隆少了一个亿”。谦祥义是民国初年的建筑，是当时冯骥才呼吁保护的重点对象。北京大栅栏也有谦祥义，只不过是个分店。　　“当时我和市领导开玩笑说，你们要保护我，哪天被他们砍了怎么办？好家伙！人家少了一个亿呀！后来我和房地产商见了面，气氛还是比较友好。我首先向万隆公司表示敬意，宁愿赔６千万，也要执行保护性改造方案，这是为城市文化保护做了贡献。我还说，这也不是赔了６千万，只不过是少赚了６千万。我开玩笑说，如果计划拆故宫，后来又决定不拆了，你还少赚几百亿呢！”　　后来，冯骥才把这件事的全过程写了一本书，叫《抢救老街》，目前，该书即将出版。冯骥才说：“我认为这件事比我写一部小说还重要，因为它表现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关切，是一个重大的主题。”　　我问：“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为什么从城市建筑开始呢？”　　冯骥才说：“毫无疑问，一个民族的建筑是这个民族文化最直观、最具体的反映，这比书本形象生动得多，这是民族文化的精华。中国多元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的冲击中已趋于死亡，这一点从城市建筑中最能体现。我曾做了个试验，我在北京、天津、上海各拍一张照片，然后登在《文汇报》上。我在配文中声明，这三张照片谁要能准确判断出是哪个城市，我发奖。结果没人能分得清。可见我们城市建设已失去了文化特色。”　　“现在的拆迁很生猛，一片民居一瞬间就没有了。”我说。　　“现在全国都在旧城改造，把一片片街道、胡同、弄堂都铲掉了，变成一个个所谓的‘罗马花园’、‘香港国际村’、‘美国小镇’，这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在这一点上大陆不如台湾和日本，台湾的一些小区的名字用的都是中国名字；日本人也绝不会起这样的名字。包括台湾出产的文化品起的都是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名字，日本也是。只有我们连农村的理发店也叫‘威尼斯发廊’、叫‘蒙娜丽莎’。最可怕的是农村的小镇上到处是外观西化的小洋楼、尖顶。连农村生产队长贪污点钱也要盖‘别野’（墅）。可见，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情画画，去写小说。”　　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　　冯骥才出名是从文学开始的，虽然他从事绘画的历史要比写小说的历史长得多。在２０岁那年冯骥才因比赛受伤退出了体坛，转入天津书画社，专事绘画。当时以摹制宋代北宗山水及风俗画为主。“文革”期间饱受磨难，曾秘密写作，藏匿于砖底墙缝间。“文革”后文坛兴起伤痕文学，冯骥才以小说《啊》走上文坛。这“啊”的一声大喊使他一鸣惊人，成为后来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１９８５年后文坛开始寻根，冯骥才开始写文化反思小说，以一双《三寸金莲》，迷倒了无数读者。冯骥才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到目前为止，他已出版了各种作品集５０余种，各种译本３０余种。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冯骥才的兴趣渐渐从文学创作转向绘画，并在中国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地举办个人画展，他以中西贯通的绘画技巧和含蓄深远的文学意境，在中国当代画坛独树一帜，被评论界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　　１９９６年以后，冯骥才几乎从文坛和画坛消失，文化研究和城市文化保护成了他的中心工作。走进冯骥才在天津的工作室，就像走进了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各种出土文物摆满一屋，坐在那里一下便被五千年的历史包裹了，各种文明的碎片像不落的陨石，在空气中飞翔。关于文化的对话就这样开始了。　　张者（以下简称张）：从９６年起，您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您肯定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冯骥才（以下简称冯）：中国文化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思想文化，这其中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另一块是生活文化（包括民俗文化），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文化。而维护封建保垒的就是封建文化，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儒家的东西。儒家文化保护了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使中国社会２０００年基本不变。封建社会要保持超稳定，他必须要创造一种文化来维持这种超稳定。中国的文化不能把世界的一切都解释清楚，所以中国文化中就有很多虚伪、功利的自圆其说的东西。“五四”时期要变革，要激活中国这个沉睡的狮子，结束中国社会的停止不前，要找原因自然而然地要朝着封建社会去。代表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儒家文化“孔家店”便成了首当其冲要砸烂的对象。　　张：您的意思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再来一次“五四”那样的新文化运动。　　冯：我们今天的时代和“五四”时期不同。现在是中西文化的冲突时期。今天的变革我们对文化的态度很冷静，我们甚至把传统文化都忘却了。从媒体上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传统文化的存在，有的是流行和时尚的文化。现在看来“五四”时期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过于粗躁了。鲁迅就认为一切古代的“四书”、“五经”、“古塔”、“玉佛”，通通都应该踩在脚下。当然，这是那个时代的变革所需要的。需要一种激烈，一种激情，需要要解决单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相对平稳的时代对传统文化就不应该再采取这种方式。我们需要冷静的分析，需要批评，需要思辨。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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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3)

张：您刚才说我们今天处的时代和“五四”时期不同，这是对的。“五四”时期我们要砸烂封建传统的束缚，激活睡狮，然后去迎接现代文明的春风，如今我们需要保护自己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去“阻击”流行和时尚对我们的侵蚀。　　冯：现在我们正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过程。全球化是全方位的，从政治、哲学、经济、科技、传媒到文化。文化不可能单独地逃脱出来。全球化是高科技和市场相结合的产物，而随着市场与高科技的发展还在不断给这种全球化注入激素。虽然全球化潮流的兴起，不过是近２０年的事，但它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谁拒绝它，谁最终一定会被日益加速的地球甩掉。全球化是一种霸权。在这种霸权的制约下，一种全球性文化的雏形已然出现。我把这种超地域的文化称之为“地球文化”。简明又形象地说，便是球星＋歌星＋电视＋汉堡包＋快餐＋好莱坞大片＋超级市场＋牛仔裤＋一切衣食住行的名牌商品，再加上全知全能的因特网。这是一种在当今地球上最流通的所向披靡的文化。它具有强大生命力与活力。它乘驾着比上帝还神通广大的高科技，通过市场管道，流通于国际市场，并成为地球上最具强势的文化主流。　　张：在传统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撞击中，传统文化显然处在弱势，所以我们提出保护传统文化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冯：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文脉的衔接十分困难。我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外国老人，８０岁了，他在北京生活了６０年。这个老外说，我在北京认识了５代（一代１０岁）的中国人，一代不如一代。他讲的主要是文化人，指的是知识的视野、厚度、学养、个性魅力。５０年来，我们再也没出现像陈寅恪、王国维、梁思成……这样的知识分子，这种学贯中西的大师。“五四”时期的文气已断，所以中国文坛尽是些是非，报纸一登就是什么“胡风案”，“老舍之死”之类的。这和文化无关，对于一个迷恋中国文化的人来说这都是不屑一顾的事。　　张：现在媒体对文化仿佛也十分关注了，比如今年纪念敦煌藏经洞一百周年，前不久老山汉墓考古的现场直播，这一些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好处。　　冯：是的，完全可以利用电视的传播手段，利用互联网，但是要有一个主题。比方说纪念敦煌藏经洞一百周年，我们媒体做了很多报道，向老百姓介绍藏经洞是怎么回事。当然一些启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整个纪念活动没有主题。我认为敦煌学本身应当纪念。敦煌学将近一百年了，过去我们有一个观点，认为敦煌文物在国内，敦煌研究在国外，那么中国的敦煌学在世界敦煌学研究中的位置如何应当搞清楚。还有应当纪念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抢救敦煌文化中所做的贡献。中国所有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敦煌文化的保护。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们，他们那种可歌可泣的行为，体现了中国知识界强烈的文化责任感，他们才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他们真正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化正气和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情感。当代知识分子有吗？你现在去敦煌看看，搞临摹的开始向老外卖临摹画了，找自己的路子了。连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情感都没有了。　　张：这是另一种“卖国求荣”，出卖文化换取实惠。　　冯：我们这个民族是重物质的民族，作为精神层面上的思想文化很薄弱。我们所有的宗教都是追求现世报，今天磕头是为了明天抱孙子，儿媳妇生了个儿子，然后弄个猪头去还愿。佛教进入中国之后，讲参禅顿悟的小乘佛教，作为灵魂自我修为的在中国没有流行，只是在知识界里有些人去参禅。但是所谓普渡众生的大乘佛教，拜佛能得到实惠的却在中国大为流行了。中国人把佛教改了，因为改了，适合了中国的文化，所以有巨大的生命力。这么一个实际的民族，在当前面临以商品经济为后盾的流行文化的时候，正对胃口。因为流行文化是最实用的文化。　　张：听您一席话，觉得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很悲观。　　冯：是的，我十分悲观。为什么呢？２千年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有哪个朝代的变迁是思想的变迁？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后来儒家的思想变成儒教了，道家的思想变成道教了，和知识分子没有太大关系。所谓的魏晋风骨，无非是追求个人的旷达和潇洒，这潇洒和旷达只不过表达个人的气质，这和思想无关。中国知识分子是不追求自由的，只追求自在。因为自由是集体行为，是社会的，是要冒犯朝廷的，而自在是个人的。所以中国古代绘画中在唐之后就没有人物画了，都变成了山水，基本上是消极的、遁世的。知识分子能发挥的空间有限，思想影响的可能性也十分小。　　张：刚才我们谈的都是问题，悲观也好，失望也好，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谁也不会轻言放弃。您不就是一个例子嘛，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上了。　　冯：保护中国传统的文化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实际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人中也有很多光辉灿烂的东西，但问题也很多。怎么解决问题，怎么发扬我们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这个课题已摆在当代知识分子面前了。不久前我曾去过新加坡，新加坡有７６％的华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已无法解决新一代文化人的思想问题了。怎么办呢？他们搞了个新儒学，就是修改传统的儒家学说。比方：长尊幼卑，把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东西吸收进来。虽然要尊重长辈，但长幼之间又是平等的。让年轻人既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好的方面，又适应了新的时代。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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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4)

张：这是个办法，我们能这样做吗？　　冯：中国不行。新加坡的华人虽然在海外，但是儒家文化传统还是被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我们却把儒家的文化传统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对人的管理。几十年来我们基本上靠文化心理惯性来延续传统文化。这种东西没有支撑点，今天我可以听父亲的，明天我看了电影、电视，就可能造父亲的反，说电影里的“约翰”都不听爸爸的。　　张：那么该怎么办呢？　　冯：面对着传播方式给文化带来的负面问题，我想，文化交流首先不能完全被商业和市场而操纵，国家间高层次的、有计划的、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应起主导作用，同时对市场化的广泛的民间交流给予指导。在大众传播媒介日趋商业化之际，高层次的文化交流应该保留一席之地。这种文化交流甚至不能搞市场化。　　张：最近政府在美国搞了一个中国文化节，效果不错。　　冯：这种由国家主办的文化节将来应该多搞，大搞、特搞。　　中国文学正在梦游　　在采访冯骥才的过程中，他拿出了３本书，一本是他的大型画集，一本是他的文学作品集，另一本是关于天津老房子的摄影集。这３本书印刷都很精美，他让我们来访的三个人自选，一人送一本。当时，我毫不犹豫地把那本文学作品集拿在了手里。我告诉冯骥才，我是一个虔诚的文学爱好者。我说：“刚才我们谈论的话题是关于中国文化的。我认为文学是文化土壤中最茁壮的常青之树。可是，文学在今天似乎出了点问题，作为一个著名作家您对中国文学怎么看？”　　冯骥才说：“文学被市场收买，被书商操纵了。现在有很多书是书商策划出来的，不是作家要写的。书商弄一个选题约作家来写，作家也愿意被书商收买，因为写出来了能卖，能赚钱。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写，没有出版社敢出，卖不出去怎么办？这样一来，作家们写的东西都不是最想写的，而是可以写的。这样的作品越来越没有原创力，没有生命的激情。真文学越来越少。现在中国是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没有精神，也不需要精神，如果作家真有了精神，也不会对读者产生影响。中国人天天在做发财梦，都梦想着明天用２块钱买一张彩票，然后中５００万元大奖。作家也没有产生精神的激情，你从生活中找不到可能产生思想和精神的素材。在生活中采集不到火种，作家无法燃烧起来。如果作家烧点虚火，也无法点燃读者，读者都是金属了，脑子想的都是钱，成无机物了，根本不能被燃烧。”　　我说：“现在文坛还是十分热闹呀！每一年都有热点，作家也越来越年轻化。新生代作家还没火两年，７０年代后作家又产生了。现在刊物又准备推８０年代出生的作家了。美女作家更是层出不穷，书卖得也火呀！”　　冯骥才哈哈大笑，说：“现在是一个无文学的时代，中国文学正在梦游。根本不清醒，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念去走路，走哪算哪。所以书照样出版，排行榜时时在公布，各种所谓的作家也层出不穷。媒体搞一个排行榜，制造一些作家的新闻，找几个热点炒炒，文坛也热热闹闹的，显得很繁荣。一些作家也愿意被炒，好玩，也能出点伪名。”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文学创作无法和‘文革’过后的８０年代初相比。当时的伤痕文学曾风靡全国，每一部小说的发表都能引起轰动。一本刊物可以发行上百万份，一篇小说的读者来信可以装几麻袋。做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你是身临其境的。可是，当年曾轰动一时的作品，现在再看什么都不是。您对当年的文学轰动效益有何评价。”　　“文学为政治服务是我们的传统，包括伤痕文学，都是在政府的鼓励下才风靡全国的。那是为了拨乱反正，为了揭批‘四人帮’，需要控诉。要改革开放了，政府要求团结一起向前看，搞‘四化’，少揭伤疤。伤痕文学马上就过去了，跟着是改革文学。而现在政府关心的是经济建设，提倡创作自由。作家可以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了，可是文学一旦脱离了政治的牵引，自己便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　　“您认为文学在梦游时代，在这个梦游过程中，我们每年也出版了大量作品，在这么多作品中难道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吗？在梦游中哪怕是瞎猫碰个死耗子呢！”　　“我认为没有真正伟大的作品。我认为没有产生伟大作品的可能。我们现在都有事干，但是精神又很空虚。只有大家都需要思想的时候思想才能出来，只有需要伟大作品的时候，作品才能面世。我说的需要是自然需要而不是消费需要。在‘五四’时期，中国需要思想，‘文革’之后中国也需要思想，所以才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我们现在不需要思想。”　　“您对中国文学也十分悲观呀！”　　“在近一阶段是这样的，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现在的文学作品有不错的，都是貌似大作品的东西。作家最关键是视野，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才行。”　　“中国文学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品大家都很着急，特别是评论家，他们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呀，再也忍不住了，终于骂出了口，人们称这种评论为‘酷评’。您对‘酷评’是怎么看的？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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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5)

“酷评实际是一种消费。比方王朔骂金庸了，大家觉得新奇好玩儿，想看看大侠如何表示，是反口相讥对骂，还是稳住阵脚，绵里藏针。然后再看其他名人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报纸和杂志就卖出去了，这都是消费。现在的文化都带有消费性。”　　“您刚才说中国文学近一段时间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这一段时期大概要多长时间？”　　“我很难估计。但是我现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文化命运问题，比方城市文化保护问题。我关心城市文化保护问题实际也是关心全民的精神问题。当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城市生活基本条件的时候，我们牺牲了精神的只要物质的，牺牲了长远的城市文化来换取眼前设施的改变。”　　“虽然对您花大量时间和心血进行城市文化保护表示理解和敬佩，但是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还是希望您能写出传世之作。刚才您也谈到了中国文学近一阶段伟大的作品太少，作为一个作家您是不是也责无旁贷。”　　“文学作品我还是要写的。我有了一个长篇的构思，还没有时间写。其实我放下画笔也好几年了，一些美术界朋友也对我说，放下不画是一种损失。导演谢晋曾对我说，如果你全心全意搞文学创作，你的文学成就会大得多。”　　“一个人的兴趣太广泛，他会很累，他承担责任太重。”　　“画，我现在是不画了，等到晚年再画。一个人只要会了几种艺术表现手段，那么在心中就有了各种艺术门类的接收频道。有些是美术的，有些是文学的。每一个门类的频道是专门的，就像电台似的。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我对绘画的感觉特别好。连手在纸上的具体感觉都有了，技术上的问题也解决了。”　　“开始画了吗？”　　“可惜我没有这个时间，因为把所有的想法全画完最少需要３个月的时间，什么也不能干。我发现艺术是相通的，当我画画的时候，到了一种极致，我突然觉得有一篇散文就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要画呢，一下就到文学上去了。如果我写一部长篇小说，写着写着我突然停下笔来，觉得画一幅画不就直接表现出来了吗？这种来回的触类旁通是一种很甜蜜的往返。”　　“这么甜蜜的事业您为什么不马上开始，时间长了，这种灵感会消失的。您进行城市保护已经５年多了，是否可以进行艺术创作了。”　　“唉——在城市保护这条战线上我已无法离开了。”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你已是这条战线上的一面旗子了。”　　“有人这么说过。在城市文化保护方面人称‘南阮北冯’，‘阮’就是同济大学的教授阮依山。其实艺术这种东西需要距离感，一个人一辈子如果老写东西，就会写傻的，也很无聊。”　　“现在您已离开文坛５年了，无论如何关心您的读者还是希望您能尽快写出大作的。”　　“我肯定还会写东西，不过写的不会太多了，一两部还是要写的。我认为我将写的这部书太深刻了，过去写的东西都是皮毛，没写出自己生命的体验，人生的体验。谢谢你代表读者对我文学创作的鞭策！”　　“我们等待着您为心而诉的大作。”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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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白书》：知识分子“自供状”

《文化自白书》是当代中国著名知识分子的一份“自供状”，牢骚满腹，故而“不打自招”。所收巴金、杨绛、张岱年、冯亦代、周汝昌、黄苗子、张中行、贾兰坡、茅于轼、王晓秋、冯骥才等名家的文化访谈录，其中张岱年和贾兰坡两位先生未及本书出版，溘然长逝。这或许是他们面对媒体的“最后一次访谈”，更见缅怀之意。访谈所涉及的人生际遇、生活态度、治学经历、爱情婚姻、兴趣收藏，无不浸润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情涵养与文化理想，编者冀此来展现中国知识面分子的心路历程。

《文化自白书》　作者：张　者　　　修正文库策划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2004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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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后记）(1)

在一段时间里我走访了一批人，他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　　其实，我最初的计划比这大得多。当时有《英才》杂志、《东方》杂志、《红岩》杂志、《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多家报刊等待着我的访谈，还有多家媒体等待着转载……我当时的计划最少是５０人。可是，我突然结束了我的访谈，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或者说我已经不敢再采访下去了。因为每一次采访过后都会让我心力交瘁，加上整理录音，完成稿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会沉浸在一种氛围中不可自拔。这就像一个刚刚走上江湖的武林后辈，他走近了一个又一个的武学大师，他们修为精臻、内力浑厚、自成体系。他们周围有一个气场、一种气质，一种磁性，百步之内、他们的内力都会沁入你的身体。如此，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　　结束采访，那就划个句号。经过梳理，就有了这本书。在梳理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都是极具个性和充满人格魅力的人。但是，我还是在他们身上找到了共同的东西，他们现状孤独，一生苦难，悲天悯人，赤子之心。从他们的目光中我看到了那种对生命、对人生依依不舍的留恋。　　巴金正感受着爱的痛苦。１００朵玫瑰过后，天堂的门已经打开，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还紧紧拉着老人的手不放。如果长寿是一种惩罚，这种惩罚还不够吗？为了他人活着，为什么不能为了自己死去？　　杨绛的孤独无法向人诉说。我们仨在一起的日子只能是回忆，我们仨相会的日子只能是想像。想像对于一个９５岁高龄的老人来说是痛苦的，一切都是为了告别的聚会。真正和亲人聚会的日子还没来临，因为钱先生未尽的事业还没完成。好在上帝是公平的，给您一个好的身体。别担心人世间你没有亲人，我们都叫你奶奶。　　张岱年的寂寞从有哲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人守着一屋的书，寂静着。如果有客人，你肯定要亲自去开门，因为这会给你一个人生的惊喜。从书房走向门口你需要１０分钟，或者２０分钟，你的脚步声仿佛从遥远的天边来。为我们打开门之后，你就走了，去了天上。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　　冯亦代的痛苦无处诉说，也无法诉说一生的苦难，只能拉着我们的手哭泣。你的哭泣像伐木的锯齿声砍伐了我心中的绿荫。我知道你的哭泣不是因为孤独，因为你的身边还有你的小妹。你在为真理而哭泣，一个９０高龄老人的泪水比什么真理都珍贵。　　周汝昌的世界一派寂静，几尽黑暗。好在老先生的嗓子够宏亮，底气十足。８５岁的你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激情，声音可以化为雷电，震耳欲聋。其实你已经不需要去听，也不需要再去看什么，你一直都生活在梦中，一部《红楼梦》成为你一生不醒的梦。　　黄苗子的潇洒无与伦比，牵着老伴的手走天涯，一路风尘一路爱恋。归来后和爱人一起泼墨，一张宣纸成了你们的大世界，这个世界只有两个人。幸福的晚年使你不需要回忆过去的幸福，更不需要回味过去的不幸。如今一切都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包括死后的事，所以你敢在身体十分健康的老年，先为自己写好悼词。　　张中行的愤懑让我们这些正在歌唱青春之歌的年轻人不由住口。我们开始倾听着老人的诉说。老人对自己的青春之歌不满，那首不能再重唱的青春之歌，让老人耿耿于怀。所以老人一个也不宽恕，包括自己。更让老人耿耿于怀的不是一首青春之歌，而是人类的信与不信，这成了老人晚年的思考的哲学。人类的一切探索都是从不信开始的。　　贾兰坡的寻觅感天动地。“北京人”你到底在哪里？贾兰坡发现了北京人，可是又失去了北京人。于是，贾兰坡把最后的生命都用在寻觅上。如今贾兰坡已到了另一个世界，寻觅结束了，同时又开始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张开济望着天际叹息，那条由天女用彩袖挥舞而成的天际线到哪里去了？那是北京最美的图画，也是上天给北京最好的设计呀！张开济想把北京，把人间设计得更美，可是一切都被摩天大楼冲撞得支离破碎。张开济自己也住在那摩天大楼上。那双细腻的手已经画不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因为北京已经不是一张白纸。老人走下楼只能在北京四合院里搜寻一些碎片挂在自己家的墙上。　　茅于轼是那样心平气和，这是一种风格。他想用经济的方式建立一个世界的新秩序。老人一边比划着“茅式太极”，一边思考着投入和产出以及性价比的问题。谁敢给穷人借钱？只有茅先生。为此，茅于轼成了媒体最关注的人物。　　王晓秋敏锐地观察着一个东瀛岛国的动静，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其实历史是一面真正的照妖镜，那些披着和平外衣要建立大东亚王道乐土的矮子，在照妖镜下便现了原形，原来穿了一身黄军装。　　陈为邦忙碌着四处走动，去看人家的规划。陈为邦的理想是把我们的家园建成真正的花园。可是，无论陈为邦的脚步怎么快，一天跑一个城市，也没有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快。我们的家园像花园，这首歌好唱，可是实现起来太难。　　王利明的焦虑是伟大的，因为他焦虑的是如何为我们的子孙们建立一种法的秩序。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怎么能够没有自己的“民法典”。作为中国最知名的法学家，王利明焦虑是合情合理的。在焦虑中王利明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上课，我们希望王利明把这种焦虑的情绪带给当权者。因为他们的焦虑可以让王利明不焦虑。nbspnbsp[返]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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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著名知识分子“自供状”――文化自白书

作者：张者

- 『状态：连载中』

- 『更新到：采访手记（后记）(1)』

- 『内容简介： 《文化自白书》是当代中国著名知识分子的一份“自供状”，牢骚满腹，故而“不打自招”。所收巴金、杨绛、张岱年、冯亦代、周汝昌、黄苗子、张中行、贾兰坡、茅于轼、王晓秋、冯骥才等名家的文化访谈录，其中张岱年和贾兰坡两位先生未及本书出版，溘然长逝。这或许是他们面对媒体的“最后一次访谈”，更见缅怀之意。访谈所涉及的人生际遇、生活态度、治学经历、爱情婚姻、兴趣收藏，无不浸润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情涵养与文化理想，编者冀此来展现中国知识面分子的心路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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