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作者：迟宇宙

- 『状态：连载中』

- 『更新到：后记：因为时代在变(2)』

- 『内容简介： 《联想局》为什么被废掉？它说了太多企业不希望公之于世的史实？还是它提出的观点与企业的需求产生了剧烈冲突？在《联想风云》之后，《联想局》的奇特命运是否为我们把握中国20年来的经济脉搏提供新鲜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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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 关系万千重

- 绪论：局的精神与联想局(1)

- 绪论：局的精神与联想局(2)

- 绪论：局的精神与联想局(3)

- 绪论：局的精神与联想局(4)

- 绪论：局的精神与联想局(5)

- 爆发

- 一场被诟病的豪赌(1)

- 一场被诟病的豪赌(2)

- 成长故事的瞬间(1)

- 成长故事的瞬间(2)

- 柳传志要愤怒

- 20年不过蓄势而已

- 自始至终都如临大敌(1)

- 自始至终都如临大敌(2)

- 自始至终都如临大敌(3)

- 重返1984(1)

- 重返1984(2)

- 重返1984(3)

- 【注释】

- 入局：诞生(2)

- 入局：诞生(3)

- 入局：诞生(4)

- 入局：诞生(5)

- 局中人：李天福(1)

- 局中人：李天福(2)

- 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1)

- 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2)

- 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3)

- 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4)

- 历史从侧面进出(1)

- 历史从侧面进出(2)

- 历史从侧面进出(3)

- 历史从侧面进出(4)

- 历史从侧面进出(5)

- 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1)

- 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2)

- 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3)

- 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4)

- 局中人：袁保玑(1)

- 局中人：袁保玑(2)

- 局中人：袁保玑(3)

- 一个局的作为(1)

- 一个局的作为(2)

- 一个局的作为(3)

- 局中人：袁保玑(4)

- 一个局的作为(5)

- 一个局的作为(6)

- 一个局的作为(7)

- 瞻前顾后的基点(1)

- 瞻前顾后的基点(2)

- 瞻前顾后的基点(3)

- 瞻前顾后的基点(4)

- 瞻前顾后的基点(5)

- 瞻前顾后的基点(6)

- 瞻前顾后的基点(7)

- 瞻前顾后的基点(8)

- 局中人：张祖祥(1)

- 局中人：张祖祥(2)

- 局中人：张祖祥(3)

- 交锋、试验、牵连(1)

- 交锋、试验、牵连(2)

- 交锋、试验、牵连(3)

- 交锋、试验、牵连(4)

- 交锋、试验、牵连(5)

- 交锋、试验、牵连(6)

-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1)

-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2)

-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3)

-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4)

-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5)

-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6)

-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7)

-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8)

- 风 暴(1)

- 风 暴(2)

- 风 暴(3)

- 风 暴(4)

- 风 暴(5)

- 风 暴(6)

- 平凡一年的插曲(1)

- 平凡一年的插曲(2)

- 平凡一年的插曲(3)

- 平凡一年的插曲(4)

- 平凡一年的插曲(5)

- 转折年代(1)

- 转折年代(2)

- 转折年代(3)

- 转折年代(4)

-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1)

-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2)

-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3)

-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4)

-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5)

-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6)

-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7)

- 改变命运的选择(1)

- 改变命运的选择(2)

- 改变命运的选择(3)

- 改变命运的选择(4)

- 改变命运的选择(5)

- 决战(1)

- 决战(2)

- 决战(3)

- 决战(4)

- 决战(5)

- 决战(6)

- 残 局(1)

- 残 局(2)

- 残 局(3)

- 残 局(4)

- 残 局(5)

- 残 局(6)

- 曾经局中人：吕谭平(1)

- 曾经局中人：吕谭平(2)

- 倪柳或者逆流(1)

- 倪柳或者逆流(2)

- 倪柳或者逆流(3)

- 合 并(1)

- 合 并(2)

- 合 并(3)

- 合 并(4)

- 合 并(5)

- 寻找突破口(1)

- 寻找突破口(2)

- 寻找突破口(3)

- 完美或不完美的分拆(1)

- 完美或不完美的分拆(2)

- 完美或不完美的分拆(3)

- 完美或不完美的分拆(4)

- 完美或不完美的分拆(5)

- 完美或不完美的分拆(6)

- 完美或不完美的分拆(7)

- 新局：命运之路(1)

- 新局：命运之路(2)

- 新局：命运之路(3)

- 新局：命运之路(4)

- 后记：因为时代在变(1)

- 后记：因为时代在变(2)

关系万千重

柳传志 联想创始人，是本书的第一主角。联想盘根错节关系的胶结之点，一个传奇人物。他的身份既有联想控股总裁，又曾有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人们形容他为“联想教父”、“国内管理学的代言人”。

李 勤 联想的缔造者之一，是本书的第二主角。一个奇特的人物，他扮演了幕后英雄的角色，是联想的“总理”、执行官和部队长，联想控股的常务副总裁及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

曾茂朝 某种意义上他是联想真正的缔造者。他曾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如今则是联想控股公司董事长。他在为计算所布局的时候设计出了联想，为计算所留下一条“后路”。他是柳传志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是联想最执著的庇护者。

周光召 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对联想颇多关爱。他曾提出著名的“一院两制”。

倪光南 曾经是联想的离奇人物，柳传志10年的“生死之交”，被柳传志塑造为技术神。其身份从总工程师、董事变成与联想分道扬镳的人。

王树和 联想的创始人，第一任总经理。有时口无遮拦。1986年离开联想。

张祖祥 联想创始人，最早的副总经理，后来出任副总裁，是联想最为典型的无名英雄。

李天福 联想最早的11个人之一，是其中“混得最差的人”，他是一个符号。

曹之江 曾经是联想的副总工程师、副总裁。他善于讲述联想的历史。

杨元庆 历任联想集团总裁、CEO、董事长。中国IT业的领军人物。他在联想的经历就如同一出戏剧。柳传志每次提及他总会说“感谢元庆”。

郭 为 神州数码总裁，曾任分拆前联想集团副总裁，与杨元庆一样，其命运如同一出戏剧。

马雪征 联想集团副总裁、CFO，联想上市、整合、分拆的策划者及执行者之一，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朱立南 联想控股公司常务副总裁及联想投资公司总裁，联想分拆的策划者及执行者，柳传志的“忘年交”。

王晓岩 联想集团副总裁，被称为联想实施ERP的第一功臣。

孙宏斌 一个曾经是联想的人。他曾因挑战“大船思想”的权威被柳传志送进监狱，后又获得柳传志资助开创事业并且成功翻案。他宣称“是柳传志造就了我”。今天，孙是天津最大的地产巨头。

陈国栋 融科智地总裁，其经历纷繁芜杂，与孙宏斌有业务合作。

王 建 金白领总裁。

吕谭平 香港联想总经理，1997年出局。在联想的“瞎子背瘸子”战略中，他和他所领导的导远公司扮演了“瘸子”的角色。

吴礼益 香港联想副总经理，1997年联想整合后出局。

周晓兰 联想的11元老之一，其性格豪爽，是巾帼中的杰出人物。她曾与倪光南发生剧烈矛盾，因为柳传志袒护倪光南，至今不肯原谅柳传志。

胡锡兰 联想典故中“研究员站柜台”的主角。一个可爱的老人。

许国兵、赵令欢、袁宝玑、严义埙、唐旭东、刘耀、李致洁、贾绪福、胡靖宇、曹效业、蔡树永、毕显林、白慧敏……他们都曾在或将在联想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胶结于纷繁芜杂、千错万综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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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局的精神与联想局(1)

不少人认为联想是一个奇迹，一种标志和一座象征的纪念碑。它有丰富的内涵，深邃的心灵，悲悯的胸怀。它是民族工业的骄傲和高科技产业的代表——

20年来，对联想的赞美和溢美之辞汗牛充栋，凡有印刷品和无线电波的地方，就留有联想的影响；凡电力文明所能覆盖之地，便刻有联想的印痕。

不少人认为柳传志是中国企业家的典范，是“中国企业教父”，是“国内管理学的代言人”，拥有“几乎完美的企业战略家生涯”——

他是为数不多登上哈佛讲坛的中国企业家之一，是中关村第一代企业领袖中硕果仅存“没有在改革中犯错误”的人。不惟如此，他还成功引领一家作坊式的公司，缔造为一家看起来可艰难踯躅着与跨国巨头一较高下的领袖企业。

一个“局”可以涵盖联想史

联想为什么？1996年初冬，一个叫陈惠湘的人发问。他是联想办公室年轻的官员，他打开了一个思维方向——联想，可以作为中国企业发展的样板。

研究联想的管理和文化、演绎联想奇迹和神话、总结联想经验和规律的出版物旋即接踵而至，充斥于图书市场，遍布于大街小巷。

有人说联想成功缘于柳传志的个人魅力，有人则谓之成功缘于“以惠普为师”，有人说联想管理独树一帜、标新立异，也有人说联想崛起是因为它储备了大量人才，还有人说联想靠的是创新精神。大家莫衷一是，各执一端。

然而，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杨元庆曾评价：“柳总是政治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柳传志曾说“联想前面做的这些年，蓄势而已”。更很少有人注意到，柳传志曾经有一段时间闭门钻研《雍正王朝》，并且感慨地说：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康熙皇帝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些被忽略的微妙，这些被熟视无睹的细节，恰恰是柳传志和他所执掌的联想赖以成功的特质。这些特质，累积于联想历史之中，沉淀平复于20年之内，慢慢地变成了一种典型的中国智慧，一种谋略的智慧，一种“局”的智慧。

历史已经证明：自有组织诞生，便有管理附生。一位管理史学家阐释说：“管理的历史……跨越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无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他们的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富足，承担着组织和运营工商业企业的任务。大企业的创造者也是伟大的梦想者。”［1］

管理的历史，就是政治的历史。政治的历史，就是谋略的历史。所以，联想的历史，是一部管理的历史，是一部政治的历史，更是一部谋略的历史。谋略，是中国智慧的典范；而“局”，则是谋略的完整过程。有一本描述中国智慧的书《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则如此诠解“谋略”和“谋略的产生”：

“我国最丰富的历史遗产是谋略，特别是减法谋略。两个因素决定了我国文化的这种特点。其一是我们社会长期处于纯减法环境……其二是我们的祖先聪明智慧。并非只有中华民族长期生活在纯减法环境中，只有高度智慧的民族生活在减法环境中，才能发展出谋略。”［2］

既然管理和谋略追求的目标都是“利”，既然管理的历史就是谋略的历史，那么以谋略的眼光来观测联想历史，我们就会发现，20年的联想是一个“局”，一个充满无尽幸福和辛酸、快乐和悲伤、成功和失败的“联想局”。

局，一个字，涵盖了中国的智慧；局，一个字，涵盖了联想20年的历史，并将涵盖它此后整段整段的历史，涵盖它从开局到结局的全部故事。

局的精神就是中国智慧的精神

局，《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促也，从口在尺下。复局之一曰博，所以形棋象形。”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博”的一条解释是“古代的一种棋戏，后来泛指赌博：博徒，博局。”《辞海》的释义更显丰富。其对“局”的解释有十条，与我们所要论述之“局”义近者有六。其一是“部分”。其二是“棋盘”。其三是“形势”。其四是“人的胸襟器量”。其五是“指某种聚会”。其六是“骗人的圈套”。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局”，正是基于“博”而衍生、发展下来的“局”，亦即带有博弈色彩的“局”；“局”的精神，也就变成了博弈的精神和谋略的精神。

“局”代表中国的谋略智慧。谋略，则是“在活力对抗中，寻求制胜之法的思维过程和结果”；也有人定义为“非程序、无规则、前契约条件下的人类竞争”。

许多人相信谋略与道德是死对头，认为谋略无道，有道之士不讲谋略。汉朝的刘向在《说苑》中却说：“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所以，《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这本书中提出：“道是理想，谋是桥梁……道与谋的统一，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3］

真正的大谋便是道，是战略上的谋略，以人心向背为依归；至于中谋则是孙子所谓“诡道”，是战术上的谋略；至于智巧性谋略，则谓之小谋。大谋要考虑的因素，《孙子兵法·计篇》说：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五者之中，道为先，是不尚诡计而尚民心民意的。大谋用好了，就是民心民意到了极点，也就不需要战术性谋略了，所以孙子说“上战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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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局的精神与联想局(2)

真正的大道就是谋，要刑赏并用，加减分明。大道相通，中国最古老的智慧《老子》和《孙子兵法》，讲的都是谋略，是真正的大谋；前者讲减的艺术，后者谈加的艺术，是谋略文化的精髓。

博弈论和谋略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研究人类竞争和在竞争中的行为。但就像竞技一样，博弈论考察场内有规则、有裁判的竞技，谋略论研究场外无规则、无裁判的竞技。博弈之局是事先布好，局中人、博弈规则都已给定。局中人仅在可供选择的几种策略中进行选择，参与各方所要进行的只是“对局”和“破局”而已，谋略之局则是单方布好，对手并不知晓，也毫无应对的准备。［4］

“局”是中国智慧，其精髓便为谋略。《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一书说谋略论的精髓在于“作局”，完整的谋略过程包括局前分析、设局(作局)、对局和结局。阴阳(察势)和生克(度数)是局前分析，加减是设局和对局，成败和回到阴阳是结局。而博弈论只研究对局和结局。

“在谋略论里，一个谋略局一般不产生于几项规则和局中人的协议，而产生于设谋者单方面的设计。局面、局限(人限、时限、区限、事限)、局中人和对局规则都是设谋者自己选定的，而且越出乎其他局中人的意料越好。”［5］

在本书作者看来，“局”的圆满过程，应该包括局前、布局、对局、破局、结局、局后和局外。只是因为具体事件不同，参与者也不尽相同，时间、空间都发生改变，所以在不少局里，有些过程可以省略，或可忽略不计。

所谓“布局”，《辞海》的释义有三，一曰：“全面的规划安排。”二曰：“围棋术语。指一局棋的开始阶段，双方抢占要点，布置阵地，准备进入中盘。”三曰：“象棋术语。即开局。”

所谓“对局”，《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下棋。也指球类比赛。”

所谓“破局”，《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均无条目。本书作者的解释是，在对局过程中寻找克敌制胜的方法，打破对峙局面，以求进入“收官”阶段。

所谓“结局”，《辞海》的释义有二，一谓：“结束。”也指最终的结果。二谓：“叙事性文艺作品中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的最后阶段。即矛盾冲突已经解决，人物性格已经完成，事件有了最后结果，主题思想得到了充分展示。也有没有结局的‘结局’，即把矛盾或问题悬置不顾，交给读者或观众去思考。”

“局后”寻求结局的后果，“局外”则寻求看似与此局无关之人的反应。都是一“局”结束之后所需观测和反思的现实，同时也是新局开始的参照。

《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说，察势和度数的结束，就是作局的开始。在加减谋略里，作局就是编制一道加减算式或一个加减方案。所有新设的局都是在既定局的条件下设的。“谋略必定包括设局(新局)和入局(入新旧两个局)。”［6］

也就是说，所有的局都是关联的，所有设局的人都是局中人。旧局的结束意味新局的开始，一个局内人的退出意味其他局外人的加入。

在“局”的运行中，布局与入局奉行不同的原则，布局要求布局者看到并寻求各种优势，入局要求入局人看到并利用诸多劣势。既然入局是加盟别人的组织，是被加，那么被别人加的入局者就必须看到别人对其需求程度，看到加数越小，被加数越大，被加数在和数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大，位置就越重要。

“在同等条件下，越处于劣势的组织对你的需求程度就越大。成功的组织对新成员的欢迎程度总是不高的……加盟一个组织要在两者之间作出权衡：一是组织在社会中的地位，一是你在组织中能获得的相对地位。越是劣势组织，越是危难中的组织，对你的需求程度越大的组织，越可能使你处于很高的地位。”［7］

在联想局的各个环节里，曾经有无数人成为联想历史上的过客。他们的离开各有缘由，有人因为触犯了“联想天条”，有人把联想当作了跳板，也有很多人至少因为作为入局者进入了需求程度和“对新成员的欢迎程度”并不很高的组织中，最终在对局中为文化的冲突付出了代价。

从技术层面上看，加减法是完成一“局”最切实有效的方法，“天之道好生恶杀，好加恶减。人道有加有减，友我相加，敌我相减；加以求利，减以避害；战争是竞争的互减，和平是合作的互加”；“加减法，用于物的探究是科学，用于道的询问是哲学，用于利的追求产生了谋略学……千谋万略，一加一减。”［8］

打个比方，人们下棋的时候，罕有和棋，是因为竞技的共同特点是你死我活。这种状态有两个特点：没有合作的可能；除了对抗的双方，没有第三方介入。在博弈论中，这种境遇叫做“零和博弈”，是一种纯减法谋略。

博弈论中还有一个最大最小原则，指的是博弈者所采取的策略能使自己获得的最小收益最大化。一“局”的运行，其目的就是利益最大化，亦即正效用的最大化和负效用的最小化，加法或减法只是技术手段而已。

从中国局到联想局

联想无疑是一个局，也是一个迄今无法明晰的谜。要理解联想局就必须理解：

◎中国企业为什么必须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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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局的精神与联想局(3)

◎中国企业到底要做强还是做大？

◎怎样去做？

第一个问题探究联想创业的意义；第二个问题解读联想的战略取向；第三个问题研究联想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是联想？为什么是柳传志？

世界是一个局，在这个局中，作为经济体的国家和跨国公司是其主角，它们以其决定性力量掌握了世界局的命运。中国曾经扮演一个因其“红色”而受关注的角色，虽然地位举足轻重，经济实力上却易遭到忽视。自1978年12月，“中国局”发生转折，这个国家的命运发生了变化，闭关锁国变成了改革开放，思想既已解放，活力便可迸射，才有了20多年来奇迹一般的发展。

“中国局”在“世界局”中的角色转换为中国企业成长提供了机会，联想从中国的变化中获得空间，经历不知凡几的磨难后，演变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象征与中关村的标杆。它成为“中国局”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中国只有一个联想，只有一个曾高呼“扛起民族计算机产业大旗”与跨国巨头风雨角逐中不落下风的联想。柳传志因之成为中国企业家的领袖，其一言一行均极受关注，或被引据为经典，或被嗤之以鼻，或被不加节制地赞扬，又或受到刻意地质疑与批判。

这一切声音曾经影响了人们对联想某个切面的观测，却改变不了联想及柳传志在“中国局”及20年历史中所标榜的口号、演出的戏剧。柳传志之于联想，联想之于中国，中国之于世界，就像是一个演员之于他的舞台，在什么样的舞台上表演，就决定了他最终会获得怎样的历史地位。

在联想历史上，柳传志无数次提到船，管理上传说是从“平底快船”开始，经历“大船结构”抵达“舰队模式”，文化上则倡导“大船文化”；表扬一个人则说其具有“大船思想”，斥责一个人则谓之“违背大船思想开小船”；说改革要使一批人先下船，等把船修好了再上船，说联想的蛀虫就是早早准备好了救生艇，上了船就凿洞，又或者痛斥他们整天打洞撒尿，想破坏联想大船……

船似乎是柳传志心中的一个标志，他从来未曾提及“船”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冒昧揣测，其内心是否要为联想描绘一张“联想海图”。

柳传志一代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知时间的宝贵及贫穷的可怕。他们渴望中国富强，赢得与时间的战争，追回失去的美好时光。他们大部分人是理性、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对强权和霸权深恶痛绝，渴望中国在“世界局”中翻身得解放。他们中具有经营天赋的佼佼者，如今演变为出类拔萃的企业家，其通晓中国企业成长的意义，不仅为国家发展贡献了力量，更可提供一种可能，使中国实力及地位得到提高，亦可为中国经济发展及企业成长提供管理与改革的样板。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有一个500强之梦。他们并非空想，而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有人曾问柳传志：未来联想是想做强还是想做大？柳传志犹豫了半天说：“那还是做大吧。”他知道，很多企业因为掌握了一两项核心技术，在某个人们容易忽略的领域几近垄断，它们不追求上市及扩张，而追求直接的利润。他们同样是杰出的企业，人们称之为“隐型冠军”。柳传志不希望联想变成“隐型冠军”，而是要成为“中国局”中值得尊敬的一个数字，希望作为经济体本身联想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数字。所以，联想的战略取向便是做大，其布局本身便体现了做大的欲求。以此判断，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柳传志希望联想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快速前进？为什么他脑海中是一幅“联想海图”？

既然布置了一个联想局，那么柳传志及其搭档李勤则对战略的制定和执行颇费心机。他们十几年来所进行的“入模子”培训大都希望能够观念相同、步调一致，像斯巴达克斯的方阵，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赢得与跨国巨头们的较量。

仅有好的战略及执行力尚不足以完成上述之历史使命，联想的幸运在于其拥有一对“黄金搭档”。在联想，柳传志精神领袖的地位不可动摇，李勤就像柳传志的影子；有时他们的位置则颠倒过来，柳传志似乎又像李勤的影子。他们是联想的灵魂，尽管多年来他们一个被印刷术、无线电波和数字技术塑造为神，另一个则长隐于幕后扮演着无名英雄的角色。他们发出不同的声音，吩咐出不同的指令，最后却引领联想走向相同的结局。

与柳传志“代言人”和“仲裁者”的角色不同，李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官”和“部队长”，他从不允许他的队伍打仗的时候少，撤退的时候多。他习惯于论功行赏，严苛地解除懒散者的职务。这一点他与柳传志不同，后者喜欢看到一个人能否最终成长为“领军人物”，前者则希望经他手造就的人甫一出场便能立即有意愿改变现状。这两个人性格互补，恰好成为一对传奇的搭档。

与所有“黄金搭档”一样，他们肯定有过吵闹、抱怨、唉声叹气，或许还曾腹诽与指责，但他们从未放弃一个信念：联想是他们的孩子，他们要带领联想成长为中国企业的典范，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当联想真的成为参天大树之后，他们又萌发了各种各样的梦想，继续奔波在尘土飞扬的命运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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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局的精神与联想局(4)

不幸的是联想史不是一部人物的传记，柳传志和李勤的功绩亦不能以七三、六四或五五的形式截然分开。他们之于联想史，其功绩往往合二为一，不可分割。

一个影子所投射的阴影是另一个影子所讲述的故事，一个影子所发出的声响则为另一个影子所掀动的风向。多年来，他们互相遮蔽，彼此依靠，他们的存在是联想之幸。他们缔造了联想成为中关村的风向标，尽管联想几乎每时每刻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砥砺和磨难。

联想是一个超级大局

透过谋略的镜子，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联想20年不啻一个超级大局，我们称之为“联想局”。这个超级大局之中，又有若干大局。大局之中，又有若干中局，局局相扣，事事相合，人人相连，息息相关。中局之中，又有若干小局，或独立，又或局局相扣，环环相衔。大中小局错综复杂，始有今日之局面。

1999年，柳传志在联想15周年的时候将这15年划分为5个战略发展阶段：1984～1988年、1988～1994年、1994～1997年、1997～1999年、1999年之后。

柳传志自有其划分解释，但倘若我们用大“局”概念来看，就不难发现：1984～1988年可算是局前的观测和分析；1988～1994年当是布局的过程；1994～1997年联想正与国外电脑巨头进行对局，寻找破局之术；1997～1999年属于结局阶段。在1999年，在柳传志的眼里，接下来的事情，是局后，是重新布局，是走出旧局和进入新局，于是便有了联想分拆和大量子公司的诞生。

将联想放诸20年的背景之下，则1997～2001年年则是真正的结局，因为在2001年联想完成分拆，其业务模式及整体框架均已设计完毕，柳传志、李勤与各子公司CEO们都走上了各自尘土飞扬的命运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也许会出现新鲜的花朵、离奇的诱惑及致命的瞬间，但历史以其螺旋上升所指明的方向及前进动力却不会发生改变。

溯时间之流而上，观20年之联想局，称得上大局的，不过海外扩张、权力过渡、柳倪之争、京港整合和联想分拆。

海外扩张的结局是京港合并，京港合并的结局是权力过渡，权力过渡的结局是联想分拆。至于柳倪之争，是柳传志在自为而非自觉的阶段，为自己及联想种下的恶因所结出的恶果，是一个又一个小局累积而出的大局，它的结局是倪光南自联想彻底出局，变成联想史上的一个名字、一个符号。这是博弈论中典型的“零和状态”，是一次真正的纯减法行为；在这个“纯减法”之局中，又有柳传志加N减一的加减联用谋略。

柳传志的一段话证明了一个联想20年大局的存在：“20年，对于历史来说，只是一瞬间，但对于联想等中国企业来说却是奋斗进取，拼风搏雨的漫长岁月。在这样的20年里，经过不断的磨砺，联想与国际强手直接交锋并初战告捷；经过不断探索，走出了一条高科技产业化的道路；经过不断学习，在结合西方企业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了具有联想特色的企业管理理念并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20年中，联想从IT这一业务领域不断走向风险投资等全新的业务领域，以寻求更大的进步与发展。”［9］

放诸20年或更长时间段的“大局观”下来看，联想的历史就是唯一的超级大局，15年的联想有15年的“联想局”，20年的联想有20年的“联想局”，50年的联想有50年的“联想局”，百年联想则有百年的“联想局”。

各个历史阶段或可独立成局，甚至涵全一“局”运行的全部要素，但置于联想局中，充其量不过是唯一大局的一个环节、一个点缀而已；就像一滴水置于江海，像倏忽瞬间置于漫漫历史之中。

中国企业既然生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就不可能脱离中国智慧而得以孤立发展。这就如同一个生态系统，脱离了自己赖以循环成长的生态系统的生物是无法获得生存权的。偶或有生存能力超强的个案，也不过是异数而已。

在中国智慧环绕下，在谋略局包围中，在加减法测算内，可以说，每个中国企业的历史都不过是一个局而已，只是有的局精彩纷呈有的局黯淡无光罢了。

大多数中国企业，并不了解“局”的智慧，有些对“局”一知半解的，又往往陷入到“诡道”和“智巧”中不能自拔。并且中国企业之局，大多全神贯注于布局、对局和结局阶段，罕有企业真正关心局后和局外。

真正关心局后和局外的，是那些有资格成为领袖企业的家伙，它们关心局后是为了企业“做一个长久性的公司，做百年老字号”［10］；关心局外是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只有领袖企业才清晰：这两点关乎企业生存的根本，不可忽略。

本书作者描摹的这部联想的企业史，不仅仅要研究联想的历史，还要研究联想这家领袖企业身上的中国智慧，研究它和中国本土企业之间的共性以及它自身的特性，以之作为样板，为中国企业获得更多的谋略智慧、解决更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却会重复自己的规律。历史不会改变已经发生的往事，却可以指导未来的判断。所以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说：“历史是时间流逝的见证。它阐明现实，激活记忆，指导生活，带给我们古老年代的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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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局的精神与联想局(5)

历史也不仅仅是一段被复原的往事，它还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有的人看到了大道和大谋，有的人看到了“诡道”和“智巧；有的人看到了加法哲学，有的人看到了减法谋略；有的人看到了蓄势，有的人看到了结局；有的人看到了完整的人生，也有的人看到的只是被减掉的自己……

细细品味联想的一段历史，暗暗揣摩联想的一个谋略局，深深感悟中国智慧以及它所给予一家领袖企业的滋养，我们或可得到对中国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成长更多的理解，而这理解不仅会影响我们对于大道的追求，还可改变我们内心的孤单，使我们的内心不再顽固。

现在，是联想局开局的时候了。

【注释】

［1］《管理的历史》，摩根·威策尔，美国，中信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2］、［3］、［4］、［5］、［6］、［7］、［8］《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吴稼祥，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3月第1版。

［9］柳传志为“入模子”教材《公司领导重要讲话选编》写的题记，2003年8月。

［10］柳传志语，199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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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

刚刚过去的那段时光几乎教人绝望，战争和灾难、瘟疫和混乱笼罩整个世界，到处是爆炸和血腥，到处是痛苦和叫喊，到处是欺骗和谎言……曾经激动兴奋的人们不得不从幻梦中醒来，继续无序和讽刺性的生活。

柳传志刚刚拥抱了60寿辰。联想刚刚庆祝了20周年。象征性的片段已经结束。神话般的“柳联想”时代已经结束。现在，一切都已重新开始，用一场豪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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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被诟病的豪赌(1)

2004年12月8日。星期三。

柳传志为其孤注一掷下了最终的筹码。

在北四环的五洲大酒店，他颇为庄重地宣布：“联想集团以亿美元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事业部。”当他说到收购的业务包括IBM全球台式及笔记本电脑的全部业务，甚至还涵盖了研发和采购时，他赢得了新闻界久违的掌声、欢呼和口哨。

可以想象，他不免有些飘飘然，继而夸耀“联想集团将成为年收入超过百亿美元的世界第三大PC厂商”，收购实际上是“中美两家IT厂商的战略合作作为”了。

的确是一桩战略合作行为，IBM甩掉了一个大包袱，联想赢得了一种假象——“五年内有权根据有关协议使用IBM的品牌，并完全获得商标及相关技术，这就使得联想的产品在全球PC市场上具有了最广泛的品牌认知。”

在两家国际顾问公司的斡旋下，他们的谈判持续了将近13个月。他们像一对恋爱的男女，彼此引诱又吵闹不断；有时候他们还进行冷战，看到底谁先向对方屈服，但有时候他们又暗送秋波、互抛媚眼。

家长们的态度也不断变化，早期甚至试图搞砸这桩算不上门当户对的姻缘。据说联想集团尚属暗恋阶段，杨元庆向董事会提交收购方案时，曾遭到大多数董事的反对。

他们恋爱和婚姻的小道消息也恰如其分地被泄露出来，到美国时间12月7日IBM首席执行官萨姆·帕米萨诺宣布最终结果时已算不上过于震惊的消息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12月8日的北京。我们得细致地观测柳传志在其舞台上戏剧化的表演。

柳传志忌讳新闻记者称其为赌徒，但他何以在2004年的最后一个月下了亿美元的大赌注？

他在何以代表联想集团宣布以亿美元现金、6亿美元普通股为代价收购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及高达5亿美元的负债，同时还宣布了一连串与这桩并购相匹配的人事变动，使杨元庆交出了联想集团CEO一职转而出任新联想董事长，使原IBM高级官员史蒂芬·沃德则获得了前者遗留的权力？

柳传志颇为得意地夸耀，“本次收购是联想在国际化进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是一个“冲天之举”，“是联想用进取精神取得的战略突破，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探索了道路”。但媒体却不全买他的账，一些媒体认为联想成为中国IT业第一家真正的跨国公司，另一些媒体则诟病柳传志“花钱买包袱”；还有人揶揄说联想穿上了“皇帝的新衣”，就以为自己是皇帝了。

竞争对手当然也不会给柳传志好脸色，戴尔公司的董事长迈克·戴尔说：“这将是一次失败的收购。我不看好这次收购，戴尔公司对IBM的PC部门甚至丝毫没有兴趣……我并不认为联想收购IBM的PC部门和以前那些失败的并购有什么不同。”中国惠普公司则发表声明宣称联想的收购行动“不会对全球范围内的HP PC业务造成大的影响”。

一些分析机构也并不看好联想的“冲天之举”，美国IT咨询公司首席分析师罗伯·恩德利说：“(这宗交易)是给惠普和戴尔两家公司的圣诞礼物，我从来没见过这两家公司如此兴奋。IBM即使在美国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公司，文化整合本身非常困难。惠普和康柏合并时调动了上千人的队伍参与整合事宜，联想显然并不具备同一水平的资源。”

柳传志显然并不在意他们的表态，他掌握的联想现在已跃居世界第三，联想集团也将在纽约设立总部，在北京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设立主要运营中心。他的孤注一掷至少可以在某些时间和空间内造成一种假象——联想电脑等于IBM电脑；联想品质等于IBM品质。毫无疑问，这有利于联想成长为一家真正的跨国公司，赢得世界范围内的褒扬；更为重要的是，它缩短了联想成长的时间，使其在一个夜晚便完成了从婴孩到成人的角色转换。

对于中国电脑制造业和联想集团来说，它们正面临着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全力反击的“临界点”。迈克·戴尔似乎已下定决心要将联想拉下中国市场第一的宝座，惠普也枕戈待旦、虎视眈眈。现在，联想需要一场大冒险，赢了，他们将赢得时间；输了，他们会输掉一切。就像四通总裁段永基的判断一样：“不买是傻瓜，买了风险很大，不做又不行。不做联想怎么冲出去？别想踏实。”

至少目前来看，柳传志赢得了时间，尽管赢得并不怎么漂亮。尽管并不踏实，却丝毫不能遏止其志得意满地到处宣扬他的功绩。据说他在12月8日一个晚上安排了好几场专访，还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新闻会客厅》里与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人沈冰闹了小小的不愉快，原因是后者不停地质问他如果失败了呢。

大部分报纸还是愿意恭维一个60岁老人的努力，12月9日《新京报》的文章叫“新联想：日不落”，说是“新联想号启航彰显老帅威力”，“立意高远，隐忍以行，审时度势，与政治经济环境和谐共鸣，当是老柳魅力的内核。”同一天英国《金融时报》评价说：“该交易带给联想的远不止‘蓝色巨人’的个人电脑业务。联想已成为首家收购全球驰名品牌的中国国有控股公司，且这样一桩交易引人注目，而且在心理上也意味着一次冒险。”

12月11日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则在一篇文章中暗示联想的成功：“中国电脑制造商联想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业务。中国人可以使用5年IBM的品牌名称，产品品牌则完全为其收购。当‘蓝色巨人’现在变成了‘红色巨人’的时候，2万名（注：实为9600多名）IBM员工的新雇主叫做了联想。”“如果说迄今为止联想在西方只是二流品牌和企业的话，那么在联想收购IBM之后就没有人再会这么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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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被诟病的豪赌(2)

美国《华尔街日报》可不这么看，收购完成前它说“联想集团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暗藏风险”，收购完成后它则说“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遭质疑”。

投资者似乎也不愿给柳传志面子，收购完成后两天，12月10日，星期五，香港联合交易所，表现最差的蓝筹个股联想集团()股价下挫，迄止1月5日已至少下挫16%。虽然这笔交易被认为是中国公司进行全球并购的一座里程碑，但投资者的忧虑却不断增加，他们担心这座里程碑最终会变成一座墓碑：利润受到拖累不断下降，股东的股权权益会被稀释。

但令人惊讶的是，IBM并非像媒体揶揄的那样单纯地“嫁”了一个老姑娘，事实上在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帕米萨诺宣布将包袱甩给联想集团的时候，他们还动员2400名销售代表展开声势浩大的挽留客户的行动。

不过，与其说是IBM一种善意的举动，倒不如说是其姿态性的表演，主旨是向成千上万的大客户及几百家合作伙伴做一次群体性告别；当然，更重要的目的是挽留其声雀，就像IBM的PC部门产品市场营销副总裁罗伯特·加拉什所标榜的那样：“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工作的确是压倒性的。重要的是，客户很快就明白了还是IBM的产品、服务和财务，没有什么改变。”

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在线活动，使用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络更多的客户。他们之后还主持了网络会议，鼓励客户和合作伙伴畅所欲言，向其表达心声。显然，他们迫切地需要迅速敲定这桩买卖、完成过渡，顺便也说兑现其婉转的承诺：“不给竞争对手戴尔和惠普抢夺客户群的可乘之机。”

他们干得算不上出色，但也不坏。IBM用户组Share公司的总裁罗伯特·罗森有一次就说：“IBM刚刚宣布出售PC业务之后的短时间内，客户们开始有各种担心和议论，但是从那时之后客户中很少发出这样的声音。”

引导和安抚客户的工作还得持续很长时间，至少是坚持到联想完成收购的第二季度。所以技术商业调查公司的分析师吉姆·加登说：“IBM留住客户能够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想集团如何执行本次交易合同。”

诟病与赞美同时到来的时候，柳传志似乎沉浸于个人设想的未来图景中不能自拔。一个星期后的下午，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又做了一场一如既往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从2003年联想更名lenovo，到今年3月作为奥运的TOP赞助商，再到今年IBM的PC并购案，能够看出，这是一次战略实践，轮廓清楚。从中可以看到联想管理层在战略中的进取创新和深谋远虑。”

面对他们的领袖和心中的半个神，联想的员工们一如既往地热情澎湃，几近癫狂。但柳传志构建一个“联想大家庭”的目标进展却不大，他赞扬郭为功绩的时候，只听到半场的掌声；他赞扬杨元庆的时候，同样只听到半场的掌声；他激励新CEO史蒂芬·沃德的时候，六千多人中据说只有一百来号人鼓掌。

但柳传志需要的似乎只是一个纪念，一种象征，一份内心的自我满足，一次人生的不甘寂寞。我在《新京报》12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描述说：

12月15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将点燃一个内心的火炬。那是他一手缔造的“新联想”，一个他梦想中的“联想大家庭”。他要为这个“大家庭”庆祝20岁的生日，并努力使之看起来具有象征意义。这场被诟病的盛宴则是“纪念秀”的预演和**。

然而，2004年最后一个月份里所发生的一桩桩稀奇古怪的事件，使无论赞美者抑或诟病者都相信：柳传志爆发了。他们从柳传志匪夷所思的行动中看到了一场豪赌的开局，嗅到了孤注一掷的味道。但他们并不知道，柳传志早在2003年秋天就已经爆发了。

在柳传志开始爆发的那个秋天，他像他所经过的之前20年一样，以一桩悲剧结束了上一场表演，以一桩喜剧开启了新的序幕。彼时彼刻的联想集团正承受着“三年规划”不能完成的压力，其与戴尔亦胶着于经营的战场；神州数码则迎接来了第一桩亏损，还出现了一个贪污犯。一切看起来真的像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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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故事的瞬间(1)

此时，我们是在北京。一个紧张的时刻。一个紧张的时代。这个时代始于2003年8月23日。那是个星期六，在怀柔一座叫做“双阳”的山庄宾馆里，这宾馆处于喧嚣和寂静的缝隙中，联想的平静生活即将结束。柳传志将作一次可怕的演讲，他在头一天已经暗示，他的演讲会使一些人难堪、痛苦、惊惧。

“我明天有话要说！”他阴沉着脸说。每当他阴沉着脸“有话要说”，总会有人心悸，也总会为联想带来新的刺激，开创一个联想的新时代。

直到今天，外界也并不知道那次高级会议的后果。它本应给联想带来新的刺激，使之更适合扮演一个风云际会的主角，毕竟人们对它的平静、安详已经厌倦透了。然而，接下来的依旧是平静和安详，随后是从香港联合交易所传来的不利消息，司空见惯的交易、收购、创新、技术革命，以及流言蜚语的压力。

现在，8月23日，联想的领袖已经开动一个程序，他责任明确，希望自己在19年前点燃的火把能够继续燃烧下去，好宽绰从容地决定数以万计人的命运。

那一天中午，有一百来个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他们的领袖出现。他们都身着正装，男人们清一色的白衬衫，打着领带，女人们则穿着正式的套装。他们并不都是联想的高级官员，恰恰相反，大部分人是进入联想不久的新员工，有很多人是第一次与柳传志如此接近。

在14∶00到来之前，他们交头接耳、指指戳戳、议论纷纷。他们从未见到过柳传志爆发，也从未阅读过任何一个柳传志愤怒的故事，不安的内心难免颇感好奇。等到柳传志瞬间爆发，在他们面前上演了一幕愤怒的戏剧后，他们惊恐了，有一个人形容说“就像天要塌下来了”。

这一百来号人是来参加“联想控股/子公司2003财年第一期‘入模子’培训”的。从8月21日开始，他们将在双阳宾馆度过残酷的四天。他们参观了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学习了《联想之歌》、《歌唱祖国》和《团结就是力量》，分成了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推选了组长和副组长，还设计了队名、口号和标识。有一个小组叫“混凝土”，口号是“混凝！混凝！混凝土！”有一个小组差点叫“暗黑破坏神”，但最终未获通过。

在接下来的四天中，除了听课之外，这四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讨论“我眼中的联想”、“联想的企业文化”，合作参加“背摔”活动和歌咏比赛，最后还要参加一次考试。说是要选拔最杰出的一支队伍，但并未说明最后的奖赏。

8月22日，“联想控股/子公司2003财年第一期‘入模子’培训”开学典礼开始。一百来号人坐在那里，悄然无声。空调器虽然开着，但他们的内心依然燥热无比。突然，有人点名。突然，有人喊“起立！”他们开始合唱《联想之歌》。反反复复了“啊联想联想联想……”之后，他们坐下。一切归于平静。

柳传志出现在讲台上，他要对这一百来号人进行动员，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入模子’”。十几年来，柳传志不知多少次出现在相同的讲台上，每一次他都面对不同的听众，每一次他内心都发出不同的感慨。十几年来，有无数人入了联想的“模子”，有无数人从联想的“模子”中走出，走上了各自不同命运的道路。柳传志这一次要讲的，与他十几年前讲过的东西并无二致——

1990年的时候他说要造就一个真正的斯巴达克方阵，即使某个局部出了毛病，整个方阵也不会乱。“公司是一个模子，我们要通过制度的作用，把外面进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按联想的模式塑造成我们需要的人。”［1］

1991年的时候他说要从强化管理制度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行，调动职工积极性，真正做到“百年树人”。他把它归结为“入模子”。“入模子”是联想高层说惯了的一句话，他解释说联想要形成一个坚硬的模子及进入联想的职工必须进到联想的“模子”里来，凝成联想的理想、目标、精神、情操行为所要求的形状。

“我们对联想一般职工有个人‘入模子’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按照联想所要求的行为规范做事……执行制度是对一个联想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他说。［2］

事实上，早在1990年，在著名的“孙宏斌事件”之后，柳传志就在考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我们的骨干”，“选拔的标准是什么；怎么样进行考核；什么样的人，适合在什么样的岗位工作，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待遇”。有一次他说：“我们希望我们公司将来能发展成一种类似于日本式的管理模式，而不是英美式或香港式的，也就是希望公司能吸引每个成员，使他们热爱公司，以公司为家。而公司呢，也能认真地把职工看成联想家庭的一员。”［3］

关于“入模子”，杨元庆和郭为都说过差不多的话，这是他们从柳传志身上学到的东西之一。这些训诫很清晰，然而在《联想喘息》中，它们却变成了一个秘密。曾在FM365工作过的吕彤说“入模子”是新员工进入联想的第一步，“不进入联想的老君炉，被联想的企业文化同化的人，是不能成为联想人的。”

依照吕彤的说法，亦即按照联想的传统，每一个联想员工，在入职以后3个月的试用期内，都必须参加“入模子”培训，否则不能够如期转正，“入模子”的成绩记入新员工档案成为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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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故事的瞬间(2)

事实并非如此，在8月下旬举行的这次“入模子”培训中，有不少人已在联想工作了一年多。所以吕彤说“这是联想从1991年开始坚持不懈的，联想的各级干部，也有自己的‘模子’，得到提拔的新任经理、总经理，必须参加相应的培训班”，虽非有大出入，却也算不得精确。

说“入模子”是典型的柳氏语言风格，说“入模子”培训地点一般都选在山清水秀的郊外，大抵是不错的。不过这是题外之话，容不得计较。倒是吕彤的另一个判断，却是精确无比：“如果以为公司花钱是让你上那儿玩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甚至超过平时的工作。清晨天不亮就要起来跑操，像军训一样，然后高唱联想之歌，开始一天的课程……总之，从这个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应该是像联想计算机一样成为一名合格的联想人。”［4］

8月22日那天，柳传志解释完毕“为什么要‘入模子’”，告诉那些充满期待的人：“我有话要说。明天我有话要说！”稍早前联想控股的副总裁唐旭东和公关部的人都多次劝说他不要“有话要说”了，可他不理。他愣要这么干。

看起来他自有他的道理，似乎洞悉若望·德·拉封丹的名言：“人对真理是一块冰，对谎言是一团火。”风趣的寓言家善于观察，知道文字的确切价值、形象的影射，特别是动物形象的影射，以及委婉的说法。但这位将近60岁的老人却清晰愤怒的价值，善于总结，特别是人的内心的总结。

在阅读柳传志的愤怒之前，这一百来号被激动、好奇和忐忑不安包围的年轻人有机会阅读其他的故事。曹之江，联想控股即将退休的副总裁将向他们讲述联想历史，让他们在两个钟头里快速温习一家作坊式的小公司如何成长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象征，如何屹立于中关村顶峰，在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呼风唤雨。

那是一个成长的故事，是一个20岁的企业和一位60岁的老人成长的故事，是一群曾经年轻过的人激动人心的创业故事，是一群依旧年轻的人追逐梦想的故事。关于他们如何走在尘土飞扬的命运道路上的传说曾经充溢于中国所有有影响力的电视台、广播、报纸、杂志和图书中，通过数字技术、无线电波、印刷术以及电力的力量，传播到这个古老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曹之江要讲述的这个故事，正是我们要讲述的故事。它事实上由无数个故事构成，每一个故事似乎都是一个传奇，但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传奇最终成就了那群热情洋溢的人，成就了一家20岁企业的光荣与梦想。

在那个或者那一连串故事中，有的人成为英雄和领袖，笼罩在夺目的光环之下，也有人成为小丑和卑微的人。他们曾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他们曾拥有共同的命运和权力剧场，但是现在，他们各执命运之一丝，抗争各自渺茫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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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要愤怒

8月23日下午两点，双阳宾馆一片寂静，听不到一丝杂音。闷热的空气使人窒息，空调器即使开到最大功率，也阻止不了人们急速耗费智力和体力。

人们看到柳传志坐在前排翻阅他的讲稿，那是他花了好几个晚上写完的讲稿。从背影看，他依旧神采奕奕，但幻象掩饰不住时间给他的印痕。并不仁慈的岁月除了给予他事业、财富、声望外，也给了他皱纹、白发和失聪的一只耳朵。

“他老了，”有人叹息。相同的感受在这一百来号人中瞬间扩散，他们内心处处闪耀着他的影响，遍及整个会议大厅，并且会从这个大厅遍及整个联想，遍及整个中关村，遍及整个中国。

柳传志是一个实干家，务实、坚毅，处处闪耀着从1984年起就表现出来的勇气。总之，他像一个巨人。他具有与他所代表的惊人的内心力量相协调的热情和出类拔萃的中国智慧。在8月23日下午，柳传志事实上只想影响这一百来号人，只想让他们知道，在他的六十岁即将到来的时候，他依然有能力使整个联想走向一个更好的方向，为他的“联想大家庭”布置一个好局；至少他对联想的挚爱和他的经验还可以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一线光亮。

他59岁了，内心的焦虑丝毫不输于任何一个年轻人。19年来，联想就像他的孩子，他注视着它，抚慰着它，体贴着它。他们一起成长，一起经受考验，一起度过所有的难关。他为它布局、对局和破局。他决心要看到他用尽全身之力为之呼唤的伟大的联想的结局，所以他走上了讲台。他愤怒了。他使一百来号人的内心失去了平衡，而整个联想开始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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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不过蓄势而已

又是一阵整齐而嘹亮的“啊联想联想联想……”持续了整整五分钟时间。然后，人们坐下，抬头向前。前面是站在讲台上的柳传志。他要讲的是“联想管理”，讲稿的题目叫做“天将降大任于联想　联想是年轻人的联想”。

两边的投影仪，一个清晰，一个略显昏暗，都显示出“联想控股/子公司2003财年第一期‘入模子’培训”，时间显示的是“2003年8月23日”。

“今天听课的除了学员以外，各子公司的领导也全都被请来了，有不少同事正在外地出差，还有些同事有私事要办，我们也惊动了他们，把他们请来。近几年来，我在公司内部没有比较长的讲话，大多数都是表态性的，最长的不超过30分钟。今天，实际上，我是跟各位子公司的领导有话要说，当然更重要的是学习这期培训班的课程。”

柳传志的“跟各位子公司的领导有话要说”使空气再次骤然紧张。

幻灯片接着就跳到了下一页——“为什么要讲管理？”

“按照培训班的讲课方式，先说说为什么要在培训班里讲管理。在我们这个培训班里，有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同事，有很多是专业人士，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讲管理呢？有三方面的原因。”他说。

第一个原因是想让大家对联想的长期发展更有信心。柳传志说他办公室里有一只铜牛，那只铜牛是联想控股公关外联部在他搬进新办公室时专门为他做的。他形容这只牛是“前腿弓，后腿绷，脑袋微微下沉，有上扬的架式”。显然，这头牛给予了他太多的联想和感慨，以至于他还给这头牛起了个名字叫“蓄势”。

“蓄势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是说联想前面做的这些年，蓄势而已，希望后面的年轻同事，对联想的未来充满希望，希望你们能把它做得更好。不是说新同事来了，我有豪言壮语，你们大家就相信联想能做得长久，更重要的还是要对联想有深入的了解，比如联想的历史、联想的文化，以及联想是怎么管理的，或者说我们将怎么进行管理。”

事实上，20年来柳传志就一直在布局，他把“联想大家庭”的发展当作一个超级大局来对待，在他看来，这20年只是“蓄势”，所以才有那头铜牛的名字。很多人评价他善于借助势能，是说他善于察势，亦即人势、地势、时势、事势和名势这阴阳分析中的“五察”。说他善于察势是有意而为，或许是一种误解，说他无意而为之，却也不大符合事实。但他拥有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他说第二个原因是想给大家讲清道理，不仅是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他觉得就管理课程本身，很难说什么是好的管理课程。“各个学校MBA的教程都不一样，GE有GE的说法，HP有HP的说法，就好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从南坡上，从北坡上，怎么走都能到山顶”，他说，“你把哈佛的管理学通了，能登到山顶，他把沃顿的学通了，也能登到山顶。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说，不能一部分人上南坡，一部分人上北坡，大家没法交流。”

他要求他的下属们与做得好的子公司一起交流经验，与有问题的子公司一块总结教训。他相信语言是相通的，他也相信他们得有一套统一步调的说法。“特别是联想的员工，都是高智商的，不像部队里的战士，人家怎么说怎么做……”

他说第三个原因是听他讲课的人肯定有很多未来会大有作为，有的人很可能就变成了领军人物，一定会对管理本身有兴趣。他颇为谦逊地表示，他要讲的其实谈不上是什么理论，只是一种实用经验而已。“将来，多少年以后，你们能说：多少年以前，2003年8月某日，我曾经跟柳传志一块切磋过管理，当时我对他的某些观点，提出过挑战，他的观点对我还甚有帮助。这样我就很高兴了。”他笑嘻嘻地说。［5］

照例，柳传志又讲起了他的“屋顶图”，这是他所总结的管理的架构。但这一次他没有画一座房子，因为有一次一个记者问他：“为什么盖房子？先盖哪儿？”他觉得很可笑。他的本意是探讨管理而非为什么和怎么盖房子。他后来索性说：“屋顶图分三部分，画不画个房子，其实问题不大，下次我们干脆不要画房子，就画个积木分三块。”

回想起来，柳传志的“屋顶图”似乎是老生常谈，各个媒体的记者、慕名而来的企业家和所谓的管理大师们大都已了然于胸，觉得没什么出奇的地方，用一位记者的话来说，简直“老土得很呢”。

尽管“老土得很呢”，但那一百来号人还是听得津津有味，这一面是因为他们渴望从柳传志身上得到更多，另一面则要完全归功于柳的演讲能力，口齿清晰，不疾不徐，抑扬顿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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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都如临大敌(1)

讲了一个多小时，一切倒算得上正常，柳传志态度和蔼，言辞平和，那些心惊胆战的CEO如临大敌，似乎纯粹由于心慌意乱，小题大做。不过，有谁如果放松了警惕，那他一定会被柳传志吓一跳。

“浮躁！”

他们突然听到柳传志愤怒地一声喊叫。他当然有足够充分的愤怒理由，联想控股的一个叫金白领的子公司惹得他老大不高兴。这家开了两年左右的餐饮公司主营团膳，它那雄心勃勃的CEO王建制定了2010年要完成100亿营业额的指标。柳传志觉得他们的指标有些离谱，不过还是被他们说服了，心想“那么你们就往下做吧”。谁料想王建他们遇到了不少挫折，指标一改再改。柳传志终于无法忍受，勃然爆发了：

“改的时候，开始我还可以笑着听，到后来，再做不下来的时候，你就得考虑考虑是什么东西在作怪？！浮躁！你们别怪我激动，我是什么出身？报纸上说我是卖菜的，菜，我是没卖过，但是确实是做小买卖出身。不能说我没有大志，但是事情本身，一是一，二是二，不能说点大话，事做不到！”

事实上，若非王建当时被一年翻一番的良好业绩冲昏了头，就是他根本不懂得数目字管理，才定出一个2010年100亿的规划。或者是他的二乘方学得太好，以为2003年可以达到一个亿的营业额，如此乘方下去，2010年营业额就可以达到128亿，100亿还算是一个保守数字哩。

其实，用数学上最简单的四则运算计算一下就可发现其中的问题——以每个盒饭售价10元计算，100亿就是需要金白领在一年中销售10亿个盒饭；乐观估计，北京常住有500万个家庭，10亿个盒饭就意味着每个家庭一年中要吃掉金白领200个盒饭。简直是天方夜谭。

还有另外一个天方夜谭。我们姑且不计较北京人民对盒饭的需求，假设他们真能吃掉金白领的10亿个盒饭，假设一个“金白领”一天可以送100个盒饭，那么王建得指挥将近3万个“金白领”，每天来来回回送个不停。

柳传志当时发现了这是个天方夜谭，但只要子公司们的CEO经营上不出现大的问题，他就不适合再去介入纵横交错的经营道路中。不幸的是王建CEO不消久等，便使自己的战略成为一纸空头支票，就连诚信也出了问题。金白领的信用被透支了，柳传志的愤怒也就乘势而起，大喊“浮躁”了。

他在讲台上脸色颇为难看地说他今天为什么请各位子公司的CEO来还脸色稍重地说这段话，就是想说明实事求是一点马虎不得。他说新来的同事有很强烈的上进心，想做大事，有说大话开空头支票的做法不足为奇。“是不是老人这方面就行了呢？”他喊道，“联想、神州数码，我不说，就说说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大概也未必！”

事实的确未必，所以他才说“我今天不高兴”。作为联想控股公司的总裁，作为所有子公司的控股股东代表，他事实上没有义务再三再四地反问他那些年轻的CEO们：“你们对客户，对员工，甚至对股东，诚信上都有出了问题的地方吧？”他不能老是这样地反问，这样会让他觉得愤怒，让他觉得他们所显现出的问题绝非一般问题，而是触动了联想根文化的问题，触动了根本神经的问题。

“这么多年，大家知道，做投资的，做房地产的，联想集团，神州数码，出去谈什么事都好谈，为什么？”他说，“是因为有品牌在这儿。品牌怎么形成的？这18年如一日，要防止人家蒙咱们，咱们坚决不能蒙任何人，真是不容易，就这么形成的这个牌子。”

他曾经很多次跟一起创业的老兄弟们说，有的事真是挺麻烦你说年轻人为什么会有时候做不诚信的事呢？他的那些老兄弟们也跟他一样苦恼。所以他感慨地说，诚信由小做到大，尤其由没人注意到有人注意你得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很不容易。有的人看到了他们做得好，就想抢他们的生意，抢完之后做一件不诚信的事，商誉就毁了，连续做下去就没了前途。

“而我们真的做到后来，真的诚信了，我们也老了，也该退了，这是感到很遗憾的地方，”他说，“咱们下边得有人接着呀，杨元庆，郭为，朱立南，陈国栋，还有咱们新来的这些同事，你们得接着呀，你做个小买卖做多大？把这事情都毁了行吗？我能不跟你们红眼吗？”［6］

柳传志朝王建红了脸，他已不准备给这位年轻的CEO留任何面子。他还朝老何红了脸。被他叫做“老何”的何其庆是金白领的董事长，他原来是联想小食堂的负责人，王建原来是联想小食堂的一个火头师傅。现在，老何也难得幸免，因为王建的“100亿战略”遭到柳传志的诘责。柳传志说：

“老何我还得说你，你是跟着我出来的老人了，王建是你推荐的，我信的是你。王建我跟你说呢，姑且念你年轻，另外念你上进心强，我权当你是初犯，下次：第一，不可以有完不成的指标；第二，不能有丝毫失诚信的地方。如果还有发生，不必跟我说什么对不起联想，对不起我，你先对不起老何！老何反复推荐保举，下次再发生，何其庆先受罚！”

没有人知道台下的王建与何其庆内心作何感想，是否感到恐慌和压抑，是否头脑中一片空白，或者干脆跑了神计较着如何才能把盒饭做得更好卖得更多，年底的时候拿出一个漂亮的报表来。所以，他们或许根本就没听清柳传志下面的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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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都如临大敌(2)

“在制定战略的时候，你们把如何执行，如何制定，一招一式都想明白了，把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全想清楚了，然后再定。”

在镁光灯的照耀下，柳传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性情中人，他的很多说法都让联想控股的公关部感到头痛，也让不少人以为他已习惯于“作秀”。他颇感到委屈，所以那天他私下里还讲：“我就是要让人看看，我在自己公司里和在外面是不是一个样子。”

说是完全一样，要做到也不大可能；要说差不太多，有很多人会表示认可。8月23日他已做到了足够克制，就像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对话》的现场有个咨询公司的小伙子说他还是中国的老一套还是人治，说像他这样的人应该下台时所保持的那种克制。他后来笑说：

“那天话说得真是不太客气，其实我觉得他们主要是不懂，大概自己没有直接管过这样的公司，像他们这样，写个评论，还是可以的，要是真的就这么去做咨询，也是很危险的。就是不懂得具体打仗，那是活的，不是一套固定的战法，按照这个‘模子’这么打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

8月23日，有人形容说王建被柳传志狠狠地剁了一菜刀。但那天挨刀的还不止王建一个，至少还有联想控股的一个“海归”副总裁赵令欢，幸运的是他那天没有出现在双阳宾馆，更幸运的是柳传志只是拿一把小刀轻轻地刺他一下，刀见了红，让他感觉到痛，又不至于伤到筋骨。

柳传志说他负责的投资事业部战略路线本身不知道研究了多少回，他质问他们：“回来以后，你们是不是真的就按照这个做了呢？”

他说：“我不放心！”

在联想完成分拆之后，柳传志一直在布局，为整个“联想大家庭”布一个弥天大局。在他的这个弥天大局里，联想集团局势稳定，神州数码虽显局促，短期的业绩并不让人开心，却也步步为营，远景可期。然而，他已经下了重注并且将继续豪博的投资事业部(日后将变成一家叫弘毅投资的公司)和赵令欢却成为他弥天大局中脆弱的一角。

在弘毅投资开局前的一次行业分析上，柳传志发现赵令欢他们很轻易地就把要介入的行业选定下来。他忍不住问：

行业这么就定下来了？

认为这几个行业就行？

然后我们就敢往里边投？

你们进了这个行业以后，选企业怎么选？

另外什么叫行，还是不行？

表面上他依旧坦然自若，事实上他忐忑不安，紧张得半死。他是吃过大苦头的，以前联想集团在香港做QDI，“规律没掌握，前几年赚个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一个跟头栽下去就个亿，根本没把规律弄清楚”。现在他担心赵令欢也栽上一个大跟头，坏了他的好局。

他跟那些子公司的CEO们说，跟听他讲课的一百来号人说，主要还是要让赵令欢知道，“朱立南他们做有难处，是因为他们要投小的风险投资，是没有历史的公司，你们将要投的是有历史的公司。”

他告诉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有历史的公司怎么能够通过历史看它到底行还是不行，有没有投资价值。

“你们得通过报表看。通过三张报表，你们能看得出来，这个团队是行，还是不行？地基行，还是不行？”他说，“我相信，也许你们某些人是行的，但是我绝对相信，你们大部分人是不行的！”

他要求他们大部分人不行就要对此有所研究，就要像打鱼一样“往下撒开了去找企业”，然后收网回家研究。他担心赵令欢他们没有认真研究就这么疯狂上马，这样不但会搅了他的弥天大局，也会使整个联想大家庭走进一个彻头彻尾的“大败局”中。

“这是多少数量级呢？！”柳传志责问他们，“联想集团，一万多人，极其努力，敲锣打鼓一年的利润也无非就是十几个亿而已。咱们投进去的钱数呢，3年之内，相当于是同样的数量。事情不研究透做，会不会成功呢？我相信会成功。不少民营企业家，哪里有咱们这么研究，投了也成了。我信，能投成，还能投成第二个，第三个，怕就是怕下面有一个很大的不成，这个不成的数很可能比所有成功的都大！”

杨元庆有一次说柳传志是“政治家”，说明柳传志有超出常人的谋略，他们则不具备。“局”要达到的两个目标，一个是制胜，一个是安全，在大多数时间里，安全甚至比制胜更为重要。

这就如同军事谋略一样，有像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样的“战胜策”，它寻求的是交战双方的“互相消灭”，也有像《孙子兵法》一样的“全胜策”，寻求的是交战双方的“相互保全”，全我以存，全敌以降，不是要减掉敌人，而是要将敌人加入自己，追求利益最大化，“合于利而动”。

在柳传志所布置的弥天大局中，在他准备开局的时候，他必须分析他所要进入的行业对他的需求，如果需求不足，那么联想的介入只能是一次自我娱乐的游戏；如果需求过剩，联想又要与其他巨头火并，无论何种不安全的局面，都是柳传志所不愿见到的。

赵令欢没看到“安全”，没有学会“求中”，至少没有看清楚这一点，他只看到了制胜，只看到了“求功”。所以柳传志要告诉他到底该怎么做：“当前最主要的是，你把行业给我分析透了，把企业到底行不行弄明白了，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但柳传志对他依旧不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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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都如临大敌(3)

“如果不行的话，有没有相对行啊？有啊，我，我相对行，我也不敢说绝对行。跟我讨论过吗？！其实这话，上次我们在研究投资，到底投多少钱的时候，我讲过，就是关于我们投资的时候，问题在哪儿？讲完了以后你们理我了吗？原因就是大家对联想的作风，求实求到什么程度，可能理解上还有偏差。”［7］

事实上整个2003年夏天，柳传志过得并不轻松；似乎所有人所有事都在与他的布局作对。孙宏斌来找他，说是公司想在香港上市需要翻案，吕彤写了本书，说“联想喘息”；联想集团有个员工的女朋友得了**型性肺炎，一下子隔离了一大片；神州数码出了一个贪污犯，搞得一个广州平台鸡犬不宁；神州数码财年的第一季度还亏损了将近亿，抵得上2002财年的全部利润了。

但是，更不幸的事情还在后头。在他向8月23日的一百来号人做一个告别后不久，他便得到了那个不幸的消息。

“联想是个了不得的企业，因为是天将降大任于联想，这个天就是中国的机遇。联想是年轻人的联想，你们一定不能辜负联想创业者对你们的期望，不要辜负中国历史对你们的期望！”

他说了一声“谢谢大家”，合上讲稿，匆匆走下讲台。在双阳宾馆的大门口与学员们仓促合影之后，他坐上了回家的车。没有人知道他一路上在想什么。

他会想起1984年吗？他会有“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感慨吗？他会想起曾经有那么多诱惑，那么多蛊惑吗？他会想起诞生联想的那一瞬间吗？

那是怎样的一年啊！在那风云际会的一年里，他开始了他的梦想，开启了一条坎坷却让他感到幸福的道路。他学会了布局，学会了如何用中国的智慧为他的联想找到一条活路并活得更好。

事实上，他也许什么都不会想起。他只是想赶回去，看一眼自己的老父亲。他知道，父亲与他一起聊天的日子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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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1984(1)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虚构了一个荒诞可笑的《一九八四》。在他的幻想中，有那么一个世界，有那么一个年头，人们压抑、空虚、集体无意识。现实虽然也有诸多荒诞可笑成分，“大洋国”和“欧亚国”确也领导着冷战挑动两个阵营的对抗，也发生了不少千奇百怪的事情，但1984年毕竟还算激动人心。

激动人心的1984年是从一场连续的惊喜和混乱中开始的。所有人都有理由遗忘那一连串的惊喜和混乱，但柳传志却不行。他有足够的理由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年头，记得那个世界到底怎样开始转折，记得那一年的中国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并且在回忆的时候能够重返1984的内心。

多年后，他或已理解，1984年的大局势是联想局诞生的天时，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他和他所掌握的联想只不过做了一个顺应者而已。他并没有明察时势，却在不自觉中走进了一个局。

中国正努力成为一个重要角色

那是征服和漫游太空的一年，也是“星球大战”加剧冷战的一年。

美国国防部长说要采用在太空中破坏洲际导弹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挑战者号载着5名太空人上了天，康斯勒切断了与航天飞机的联系，在太空中漫步。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如此宽阔的舞台上表演。苏联的威特拉娜在7月25日成为第一位在太空中漫步的女性。一切似乎干得不赖，但美国人将两枚人造卫星放在新飞行轨道的试验就宣告了失败。

表面看是航天飞机和人造卫星扮演了主角，但那些科学家和政客们都明白，“电脑为王”的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真正的主角不是他们而是计算机。

在整个1984年，“大洋国”和“欧亚国”冲突连连，在一个“冷战”的超级大局中，他们互相对峙、冲突、对抗，互相指责和谩骂，连续不断地派人上天入地，试图在一个更广袤的空间里包围对方，绞尽脑汁地想减掉对方。

看起来他们几乎操纵了整个世界的大局，可是他们忽略了一支正在慢慢上升的力量。这支力量不声不响，却在“世界局”中罕见地保持稳定和快速上升的势头；看似游离整个大局之外，事实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局中人。如果没有这个稳定的“中国局”，很难说联想和柳传志日后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在中国发生的转变殊为惊人。北京。在金黄的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基本方针政策，强调了增强企业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企分开等重大问题。

邓小平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十二届三中全会前20天，正是共和国建国35周年。邓小平进行了国庆阅兵，向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展示改革和开放以及国防现代化的成果。那天游行队伍中的几个北大学生打出一条横幅：“小平，您好。”这条横幅后来成为一个象征，这个时刻也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4月22日，深圳蛇口304名干部对区领导层9名成员举行信任投票，达不到半数者下课，结果4人离职。邓小平来到广东，肯定了深圳、珠海特区的经验。他题词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回北京后他立即提出开放14个沿海城市。

6月30日，邓小平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

要消灭贫穷，就要进行改革。那一年中国开始老年保险改革。5月10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决定从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价格、机构设置扩大企业自主权。

那一年７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共和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5个月后，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发行了价值40万元的股票，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首次发行正式股票，中国企业全面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苗头初现。

外资也纷纷进入中国，试图从这个神秘而庞大的市场中获得巨额利益。在阔别中国市场35年以后，花旗银行又悄悄返回上海。它并非上海这个“中国最西方化的城市”在1984年迎来的唯一一家跨国公司，与它一起到来的还有德国大众。10月10日，中国与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人民大会堂签订共同生产汽车计划，这是中国汽车工业首度与外国合资。两天后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李鹏副总理和科尔总理还出席了仪式。

对外贸易干得也不赖。那一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1400万美元，出口了亿美元货物，进口则达到了亿美元，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不幸的是，那一年还刮起一股“公司热”，人们以为只要组织起公司，经济问题就能立竿见影药到病除。于是各种公司拔地而起琳琅满目；今天还是“局”的，明天就变成“公司”了。表面上热闹非凡，事实却并非如此。许多人不是把公司当作经济实体来经营，而是作为行政机构的一个层次来管理，“局——公司——厂”就是他们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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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1984(2)

“公司热”的出现还有另一重背景——由于行政机构设置受到限制，有些人就把一些管理部门改成公司，实行事业编制。这些典型的“腐朽智慧”一面强化了政企不分，一面为扩大编制，为向企业摊派费用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在变化，但意识形态领域依旧在交锋。尼克松仍在1984年出版了《真正的和平》，他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战略。

中国没有成为被强烈演变的对象，因为美国人以为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了。一向**的里根总统在4月26日访华后的一次演讲中就称中国为“所谓的**国家”，以示区别于苏联，作为他对华采取较友好态度的依据。

中国不能落后，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要成为强国，就必须在最尖端的科技领域获得成功。邓小平在那一年看到了信息化的重要，他知道中国要在“世界局”中打开局面就必须进行信息化改革。

那一年，邓小平曾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年初的时候，邓小平参观上海科技十年成果展，他摸着演示计算机的学生李劲的头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这个被摸过脑袋的李劲后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在那里得到博士学位后，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

4月8日，中国发射了第一颗实验同步卫星。中国成为第五个用本国火箭发射同步卫星成功的国家，它标志着中国的运载技术已达世界先进水平，将引起中国通讯体系的深刻变化。那颗卫星发射成功再次证明了计算机的重要，因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的大型机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

在那个6月，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银河亿次计算机”获得了国防科技成果特等奖。获得奖励在今天已司空见惯，然而当日却是重大事件。

9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到了11月国务院批转《关于我国电子和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的报告》，指出：“电子和信息产业要实现两个转移：第一，把电子和信息产业的服务重点转移到为发展国民经济、为四化建设、为整个社会生活服务的轨道上来。为此，必须把电子和信息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应用放在首位；第二，电子工业的发展要转移到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和通信装备为主体的轨道上来。”

整个中国看到了未来的方向，她曾经落后于整个世界，如今她想迎头赶上。她知道她已不能按部就班地徐步前进，在一个“电脑为王”的时代里，她必须高速狂飙，赢得与时间的战争。

一个叫步鑫生的家伙

除了要记住那些风云人物外，我们至少还应记得一个叫步鑫生的家伙。他曾从平凡中走出，成为大时代的主角。不幸的是，他只是棋局中的一颗棋子，他曾举足轻重，但最终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一个。他不断地自加，终于到了被减的地步，不了解“中国智慧”，不熟悉“局的精神”，是他失败的主因。

步鑫生是从1983年11月16日开始成为时代主角的。那一天《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说：

“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全厂推行了一套独特的经营管理方法，使这个小厂的产品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成为浙江省一流的专业衬衣厂……”

新华社的“编者按”写道：“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其主要经验是：甩掉产品包销的拐棍，自己到市场上创牌子，闯路子，以三新（款式新，衣型新，装潢新）、一快（转得快）取胜，大胆改变现行制度，创造一套治厂方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激起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

《人民日报》的报道使步鑫生成为1984年最知名的新闻人物，“甚至从解放以后我国报刊电台所发表的人物报道来看，步鑫生也算是继焦裕禄、雷锋之后的又一重点人物。”这篇通讯的作者、新华社记者童宝根不会想到，是他的笔将一个风云人物推上历史舞台并深刻影响到城市经济改革的步伐，也是他的笔改变了步鑫生的命运，使之经历了命运的高峰又回到低谷，返回平庸与寻常。

多年后，童宝根回忆说：“经过一个星期的采访，我觉得步鑫生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他对于过去那种‘大锅饭’、‘铁饭碗’的旧体制深感不满，利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机会，作了一些大胆的改革尝试，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他对外努力搞活经营，到市场上去竞争，以品种多，花色新的优势在大上海取得了一席之地。在企业内部，他改革了分配制度，按职工劳动实绩进行分配，并从生产实际出发制订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生产现场管理也颇具特色。”［1］

童宝根的报道首先作为内参送到了胡耀邦总书记案头。胡耀邦当即批示：“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来自中南海的支持使步鑫生成为一个榜样，一个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可供借鉴的样板。他的大胆探索，使人们隐约看到改革的方向。新闻记者们蜂拥而入海盐县城，写下了各种各样长篇累牍的报道，数十天之间，“造星机器”使步鑫生成为这个国家最知名的工厂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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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1984(3)

“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团挤满海盐县城。自海盐建县以来，人们从未见到那么多的外地人，他们操着各地的方言，往来于海盐县各条街道。口头词是：步鑫生，市场竞争和企业自主权。而步鑫生本人则匆匆地往来于祖国各地，在掌声与鲜花之间，他一次次地演讲改革的经验……”［2］

步鑫生成为新时代的偶像，但他和童宝根不曾想到“偶像的黄昏”来得如此之快。新闻的倾斜和失衡，以及瞬间的光芒使步鑫生完全陶醉。他开始像个皇帝而非厂长一样出现在工厂里。他开始深藏于一间许多道门后面的豪华办公室里孤独思考，还规定不提前约定，副厂长也不能随便见他。

步鑫生终被市场抛弃，辉煌瞬间破灭。“改革厂”招牌和中南海的支持未使海盐衬衫厂永立不败之地，仅仅过了一年，海盐衬衫厂效益就开始大幅下滑，上海和杭州城里的海盐衬衫厂专柜，产品开始蒙上了薄薄的灰尘，而他投资600万元兴建的西装厂，生产线刚铺完，西装热已烟消云散。又过了一年，海盐衬衫厂“生产流水线停产，下水道、厕所堵塞，生产萧条，人心涣散，走掉了近一半职工”。步鑫生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

然而，没有人忘记步鑫生最早完成从厂长到企业家的过渡，也没有人忽略他的影响。人们记得，正是在步鑫生改革背景下，那一年4月22日，福建省55名厂长、经理写信给省委领导说“现有体制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处在只有压力，没有动力，也谈不上活力的境遇，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求下放包括“厂长负责制”在内的十个方面权力。

在叹息中拉开的序幕

从1978年冬天开始的希望又开始出现新的局面。在一个崭新的“中国局”里，中国正在寻找破局的新技巧并期待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

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一定还记得，邓小平那一年有一次在会见外宾时说：6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这次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移到城市进行改革，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改革。

中关村。北京西郊的一条街。起点是今天黄庄路口向北300米左右矗立那座雕塑的地方，终点则是北大南门附近海淀路与中关村大街的交叉口。后来被称为“中国硅谷”和“骗子一条街”的喧嚣之地。

1980年代初，中关村慨然长叹——虽然在这条街上行走的人有大量知识分子；虽然你走路一不小心就可能撞到一个“国宝”；虽然这里人才云集，被誉为科学城……可是它依旧在长叹。“不仅在夜深人静之时，就是在熙熙攘攘的白天，仍然能听到这条街一声声的叹息。”［3］

叹息是1980年代初期整个中关村的呼吸节奏，无论高级职称还是普通职称的，无论搞数理化还是搞天地生的，无论年老还是年轻的，在这个封闭体系下，在这片充满叹息的土地上，纵有惊天动地的能量都得不到充分的释放。

然而，时代的大潮已经涌动，它将以浩浩荡荡之势席卷整个中国。那些后来被称为“弄潮儿”的风云人物此时正蠢蠢欲动。他们不甘于平庸和碌碌无为的命运，他们要拉开中国的强国之梦，要按下启动“中国硅谷”的回车键，要在中关村纪念碑的基座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序幕已经拉开，渐渐扩大为一个崭新的“中国局”。在这个“中国局”中，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人物叫柳传志。许多年后，整个中国都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变成了一个象征，一个熠熠闪光的神，一个布局的人，一个局中人。

【注释】

［1］、［2］《人民记忆50年》，宋强、乔边，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3］《大潮交响诗：中国硅谷》，陈放，选自《中国的要害》，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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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联想档案，《造就一个真正的斯巴达克方阵》，1990年10月6日。

［2］联想档案A01-1991-8《联想道路的回顾与展望》，1991年4月7日。

［3］联想档案，《造就一个真正的斯巴达克方阵》，1990年10月6日。

［4］《联想喘息》，吕彤，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5］、［6］、［7］《天将降大任于联想　联想是年轻人的联想》，柳传志，2003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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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局：诞生(2)

当年的报告文学家们描述说，科学城和高校那十几万绝顶聪明的脑袋，拥挤在科研与教学现行的封闭体系内，必然要互相碰撞。“就像许多人拥挤在一辆公共汽车里，你踩我的脚，我撞他的头；互相牵制，互相磨耗，互相抵消。”

“你和你的大脑处在分离状态，大脑想干的，你干不了，大脑不想干的，你只好去干，你不是自己的主人；你的自我意识分文不值，你的智慧与知识的价值抵不住个小小的科级官僚从鼻孔轻轻发出的一声‘哼’，他不满意地一哼，你的科学提案便化为尘埃化为零。”［1］

轻蔑的鼻音使人内心冰凉、希望下沉；无奈的叹息化为无穷沉寂，笼罩着中关村，笼罩着科学城，笼罩着一代人的心灵。有人已经麻木，有人乐此不疲，也有人努力挣脱樊篱，在对着天空喊出了愤怒的一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

正是这无奈的一阵阵叹息，愤怒的一声声呐喊，打破了中关村的萧条和安详，预示着中关村正在发生一场悄然的巨变。这场巨变的意义在当日尚无法展现出来，如今则演变成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肇始。

第一个发出这声呐喊的人，叫陈春先，他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等人组成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探索类似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热核扩展”模式。这个服务部，放在20多年的历史中，就变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

有了“中关村第一人”就会有“中关村第二人”。有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就会从中关村的地平线上，一夜之间冒出林立的各种公司，彻底改变中关村的格局，改变整整一代人的内心。

接踵陈春先“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的，是科学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这样的比喻似乎有些蹩脚，不足以映射他们的内心的焦虑和对命运的关注，但“铁饭碗”没了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后来的传说中，王洪德递交了一份“四走报告”要求调走，如果不能调走，无论“聘请走”、“辞职走”还是“开除走”他都要走，只要能走出科学城就行。很多人以为他疯了，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一个封闭科研系统中工作，距离生产实际远远的，天天过着一种懒洋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一项任务那么多人分，一人一点点，人人吃不饱；真是欲干不能，欲罢不忍。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办一个我国还没有的计算机机房公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死了也不后悔。”

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程师万润南也辞职了。他说这样他们就不怕被打倒了，因为大家本来就躺倒在地上。在科学院的很多人看来，又多了一个疯子。可是这个“疯子”有些与众不同，在1989年他与众不同地在政治上栽了一个大跟头。但在1984年，他还是特立独行、出类拔萃的一个“疯子”。那时候他就发现，中国不乏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文学家，但缺少企业家。

“在传统体制中，企业都是国家来投资兴办的，企业领导人受命于政府，对企业的利益并没有直接担当责任。这种传统体制不改变，中国的经济起飞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明确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不仅会与传统的体制发生摩擦，更要与传统观念发生碰撞。”

“摩擦和碰撞”得付出代价，王洪德说“死了也不后悔”，但他后来差点就后悔了。他开办公司不久之后，就收到了一张传票，变成有关部门的重点审查对象。他们问：“王洪德，你捞了多少钱？”王洪德不理睬他们，第二张传票便又来了。他还是不予理睬，有关部门就只好找上门来。

1983年，对王洪德长达一年半的审查终于结束，他没有任何问题。看似他毫无损失，他却损失了一年半时间！而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一年半中，有800多万篇科学论文发表，超过50万件发明创造专利登记。而在中国，在中关村，流传的却是一句话：“王洪德搞改革？让他等着吧，等着挨枪毙吧！”

在科学城，在王洪德身边，万润南野心勃勃。他想将四通公司变成“中国的IBM”。“成为中国的IBM，这意味着什么？”有人问。万润南告诉他们，IBM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高技术跨国公司。

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万润南、沈国钧和王安时等十几个辞职的工程师，从海淀区四季青乡借了两万元，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开启了梦想。今天，万润南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四通依旧存在，却再也没有可能实现万润南的勃勃野心了。

历史给予了无数人机会，真正抓住机会的是勇敢的人。但成就伟大梦想不仅仅是一个“勇敢者游戏”，最终赢得游戏的人，一定是智慧的人。在中关村，在1984年，人们还看不出谁是那个智慧的人，那个人至少要再等10年才能从一群勇敢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关村的领袖。

许多年后，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在1984年浪潮中屹立不倒的，不是当年无限风光的“两通两海”，而是一家叫联想的公司；硕果仅存的“没有在改革中犯错误”的企业家，也不是王洪德、万润南、金燕静，而是柳传志，一个在1984年毫无名气也未展示出伟大前程的40岁的“年轻人”。

那时候的中关村已经有了王早已成立的京海和1983年5月4日成立的科海，以及在1984年突然出现的四通和信通。因为有了四通打字机，万润南也已开始布道说：“我们公开承认企业的目标是赢利，是赚钱……开发与赚钱是统一的。企业要想赢利，要想持续稳定增长……就必须有自己的拳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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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局：诞生(3)

陈春先的华夏公司依旧不温不火地盘踞在那里，但年轻的力量出现了。1985年1月1日，周明陶等18名研究生组建希望电脑公司，他们一度成为中关村最年轻的入局者，今天也依旧不温不火地盘踞在那里，就像当时的华夏一样。

这些中关村新的“统治者”在未来将拥有各自的命运，几年后有人开始记录他们，说他们是时代的巨子，是新兴的企业家集团，他们能把“中国硅谷”放在纵向历史与横向世界的交叉点上，分析它的现状，预测它的未来；调整它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位置，设计走向下一个目标的最佳态势。

“变革的时代造就了一批民办企业家，并把他们推向改革的前沿。也许，有的经营失当，在竞争中覆舟；有的意识衰退，因压力过大而精神崩溃。未来什么都可能发生，发生了什么都不必惊奇。一路坎坷，一路风雨，历史不能超前，也不能退后，它有它的逻辑。中国硅谷将在历史的逻辑里走向成熟。”［2］

联想的诞生与11个人

真正使“中国硅谷”在历史的逻辑里走向成熟的，只有一家创办于1984年11月1日的企业，它当时拥有一个19个字的长长名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多年后，这19个字被变更、被浓缩为两个字——联想。

旅游者从中关村到上地所看到的联想已经不是20年前的那个，现在的联想庞大、宏伟，令人设想有伟大的未来，可以长时间地堆积在这片土地上。它有不少飞扬跋扈的子公司，可能都是受了柳传志性格的影响。

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对柳传志表示谢意。也是他运气好，成为一个典范。但柳传志也有不好的一面，譬如那些林立的高楼正在消亡联想存在于现实中的记忆，使之变成幻灯片中的图画。

这个人被中国记者极度地恭维，因为他是中关村罕见的现实。柳传志曾是中国科学院里一个地位卑微的工程师，他杰出的搭档们都没多大机会成为闻名的科学家。他们创业之初，各领域内的“科学贵族”力量便已被完全地摧毁了。他们倒是仰慕那些“贵族”，后来他们果真也请来了一位叫做倪光南的，以为能亲密无间，树立一个企业家与科学家合作的典范，最终却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结局。后来有人把这个毫不完美的结局叫做“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

究乎1984年的现实，柳传志并非为最早为联想布局的人，那个布局的人名叫曾茂朝，当时是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今天是联想控股公司董事长。他的简历说他是广东潮阳人、计算机专家，被认为是中科院有名的“开明所长”。

说曾茂朝如何有先见之明显然不大符合实际，现实的背景是，中国正面临一个改革的拐点，而他恰好被那个拐点带动，成为一个被争议和歌颂的人物。

柳传志后来说：“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国策的确立、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科研经费拨款制度的变革，民办科技企业的兴起，继而中科院‘一院两制’的实现……曾茂朝所长提出‘两个拳头出击’的口号。曾所长召集几个骨干组成一个班子，赋予我们经营、人事、财务三个自主权，要求我们开辟一条新的生路。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成立。”［3］

正是有了中国大局，科学院改革的中局，才有了计算所改革的小局，才有了联想的诞生。曾茂朝不曾有过布局的念头，现实却造成联想摇身而变为他所布下的一个局。如今联想的布局者柳传志，那时候不过是一个入局者而已。不同的是，在当年的11个入局者中，他是唯一变成布局者的人。

柳传志后来回忆说：“记得曾所长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院里要削减事业经费，五年之内要削减为零，成还是不成，现在都说不清楚，不如咱们先埋伏下一支军队，你们先做这件事，不行我再把你们接回来。万一这条路能走通，将来我们所里也不至于没饭吃。当时我们这些人，包括比我们年岁大的人，毕业以后一直在一个单位工作，没有换工作的，换工作比离婚还难，人人到一个地方就扎下去了，不要说出来办公司，连离开这个事业单位，那时也根本不敢想。所以回想起曾所长说的这番话和我们当时的实际行动，觉得是一种壮举。”［4］

20年后，即使当年的入局者自己，也很难记得最初的11个人到底是谁。在他们心中，柳传志、王树和和张祖祥是不能被忘记的。王树和的被记住，是因为他担任了第一任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是当时的副总经理，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联想。

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

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王世英、贾婉珍、李天福、谢松林、马文豹、庞大伟、周晓兰，贾绪福。11个人站在那里，他们要开一个串联会。

这些文化革命时期正年轻的“年轻人”激动万分。他们要成立一个公司。在这个公司里，他们将开始新的生活，开创新的局面。王树和与柳传志都是善于鼓惑的人，他们的煽动，不免使那些人意气风发，觉得大好河山，大有可为了。

贾绪福有一次说：“我们开过几次串联会。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公司？当时所里怎么想的？大家就串联。那个时候，对所里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生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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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局：诞生(4)

的确，对于那些搞科研的人来说，突然间要做生意了，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他们又有些担心，觉得虽然开放改革，但中国的事情往往政策一来大家便一哄而上，过了两三年突然就失败了。

虽然曾茂朝承诺他们，如果公司办不成依旧可以回计算所，但他们每个人都明白，回去之后什么都没了。“科研的工作，你比人家差了两三年，提职、提薪就没有你的事情了……去了公司，事实上什么都已经没有了……”贾绪福说。

在1984年秋天，要责备这些“年轻人”缺乏勇气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刚刚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过对知识分子最残酷的迫害，经历过他们生命中最窒息的青春，要他们突然恢复血性和勇气只能是一种幻想。

而在这时候，斯坦福大学教授列昂纳德·波萨克和桑德拉·勒纳夫妇创立了思科；19岁的迈克·戴尔退学后以1000美元创立戴尔计算机公司；小贝尔的成立解放了ATT，使其有机会进入计算机业；美国苹果计算机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多媒体计算机；康柏公司成立第三年，推出了台式PC；惠普公司成立第45年，上市第23年，它开始进入打印机商业领域；日本开始研制“第五代计算机”；拉·甘地着手制订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

说是11月1日成立的计算所公司，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多年来约定俗成，就用注册的日期而非成立的日期，做了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纪念日。

在9月开了几个串联会，讨论了怎么做公司后，他们便开始调研。名为调研，无非就是调查一下公司怎么办手续？没有人去研究市场，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市场的概念。“那个时候我们主要的目的不是做买卖，而是搞题目，”贾绪福说，“你有什么要开发的题目，我们就去给你做一个题目。”那个时候到处在开各种各样的会，有些与他们毫无关系，譬如青岛开一个破会，他们居然也派人去听了。

1984年10月11日，计算所向中科院提交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报告，在公司宗旨中提出“通过办公司可以摸索出科技成果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同时也可以支持工资改革，稳定科研队伍”。［5］

10月17日，贾绪福接到了贾婉珍的电话：“贾绪福，今天咱们要开业了，就在传达室那儿，所里把那地方给咱们了，叫咱们去打扫卫生。”

那时候贾绪福还在做实验，他并不知道那个小破房子里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板凳。即使知道，他也将义无反顾了。他扔下了手中实验，对组长说：“对不起，我不在你这里工作了。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组长说：“不行！因为我们这是个大课题，曾所长是课题祖的组长，你得跟老曾打一个招呼。”

贾绪福道：“对不起，我是组员，我只跟组长说。至于你跟谁说，我不管。”

然后，他便大摇大摆地走了，仿佛前面便是黄金一般的坦途。他后来回忆说：“我就这么去了联想，打扫卫生，去拿后勤不要的破凳子、破椅子……”

11月1日，联想集团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法人代表兼总经理是王树和，柳传志与张祖祥干上了副总经理。在那一个月，计算所与另外两方采用内部股份合作方式成立了信通计算机公司，董事长是曾茂朝，金燕静任总经理，多年后这位叱咤风云的女人因信通参与走私而锒铛入狱。

1984年11月，联想成立时提出了“信誉和效率”的口号，其标榜的任务为“开发推广国外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所的科研成果，培养和造就一批掌握先进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人才，促进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力量”。计算所给予其经营自主权、财务管理权、机构设置和人员任免权、条例制定权。他们自己还颇像那么回事地制订了相关的内部管理和财务制度。

关于联想的成立，联想的档案中只有简短的记录：

1984年11月，中国科学院同意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王树和时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总经理。［6］

民间有一个联想诞生的版本，出现于柳传志独掌联想大局之后。说是联想诞生前夜，柳传志站在窗前月光下沉思，还不停地踱来踱去。秋夜渐凉，他的妻子龚老师给他披上一件外套，问：“决定了吗？”他说：“决定了。”

事实并非如此，有一次柳传志的妻子龚国兴说那个人的描写“太艺术化了”，说他们在家里，一般是随意聊天，不存在这么艺术化的生活。不过，她还是支持柳传志离开科学院的大院，去外面开创新的局面。

她觉得柳传志比较适合做公司。“从他的能力来讲，他还是有比较好的凝聚力……他周围不缺少朋友，他做人还是挺讲义气，也能够团结别人，一直人缘比较好。包括在计算所里面，像陈大有那些比他年龄大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殊为关键的是，柳传志与龚老师那时便已洞悉了“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们计议了一番后，决定柳传志先去公司干，龚老师暂时留在计算所里。龚老师说“这样可以让他更安心一些，更敢去冲”。事实是以防万一公司败落了，还有个养家的人；毕竟，生活的压迫也不容忽略，那时他们一个孩子正在读书，另一个孩子只有6岁，即或为“营养”计，也需要龚老师有稳定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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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局：诞生(5)

排除了艺术化的细节，多年后，柳传志说他创办联想的动机只有两个，一个缘于证明自己的冲动，另一个便是为改善生活。其真实性不容忽视，也令不少报告文学家颇感为难，觉得他和伟大理想之间，似乎缺少了某种机械作用。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让龚老师给柳传志披上一件外套的原因。

联想在1984年的诞生，现在看来，是中国IT业重要的里程碑。毫无疑问，这种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可是无论是柳传志还是与他同行的10个人，在特殊的环境里，也不过是风云际会，碰巧被那个大时代选中罢了。

王树和扮演的角色

传统的评价者在遇到王树和这种人物时，褒贬品评，总觉得头绪繁杂，牵涉之多，不容易随便处置。他既然有离奇的勇气去开创一家新的公司，何以又缺乏勇气做进一步的努力？他有望将一家毫无历史的公司培植得欣欣向荣，为何反不能与他一手培植的繁荣相始终？

他既然缺乏长远的目光设计，何以能与柳传志精到的手腕并行不悖？他既然是联想最早的创始人，何以不能像柳传志一样被人所不加节制地仰慕？

联想最初的11个入局者可能为他的突然离去感到苦恼困惑，又为他留下超过一般人敢于想像的空间，让柳传志能够冒着无限危险不折不挠地布局而庆幸。

总之，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平凡的人，风云际会的不经意之间，被命运派去执行一项任务。等历史到了转圜之点，他便自动离去或被取而代之。

历史记载中的王树和，显示他心思复杂，有时尚且行止古怪；他富有幽默感，总结报告却又写得官腔十足；与他同事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有时他却被认为是个“破嘴”。

他自己解释离开联想的原因是计算所强制调回，协助曾茂朝管理各家所办公司。柳传志觉得公司困难之时，多一个人顶着便多了一份希望，所以他离开的时候，柳传志眼圈含泪。有人却提及他的离开是因为“害怕”，觉得这小小的公司没甚前途，怕自己的饭碗砸在里面。而他则强调公司当时已有起色他的离去是种“遗憾”。

他离开联想后，到计算所做所长助理兼科技处处长和办公室主任。

他有时以联想的创始人自居，表彰自己在联想历史中的地位，似乎他一手缔造了联想。今天看来，联想的诞生与其说是他的一种独创，毋宁说是大时代选择的结果，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是时代选择了柳传志而非他王树和，更非他和柳传志选择了时代。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背面，说王树和毫无功绩显然有失公允，他虽稍嫌优柔，却也不独断专行，这毕竟为柳传志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在关系公司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也能够做到事必躬亲。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统治联想的一年多里，联想毕竟获得了发展，虽然他们的第一笔生意，就整整地被骗走了14万。

柳传志后来说王树和在其心目一直是个老大哥。“当年创业的时候，有一年多特别困难，压力基本上是我和他承担。他位置在那儿……别人没有我体会深。”

他遗留下的位置，很快被柳传志接替。这个人显然比他更具领袖气质，也更适合被选中担任“仲裁者”和“代言人”的角色。在之后的十几年中，联想所经历的磨难不知凡几，这个人的地位却从未真正被动摇过。

【注释】

［1］、［2］《大潮交响诗：中国硅谷》，陈放，选自《中国的要害》，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

［3］《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公司》，柳传志，1989年12月。

［4］《柳总在第三期高级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柳传志，1996年6月3日，怀柔雁栖饭店，联想档案，A01-1996-3-1。

［5］联想档案D01—1984，公司历程。

［6］联想档案D01—1984，联想沿革、公司历程、人事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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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人：李天福(1)

1984年秋天，李天福参加了好几次串联会。召集这串联会的，是计算所的同事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说是想成立一个公司，问他们愿不愿入伙。那阵势看起来，像是晁盖问各位头领愿不愿上梁山一般。

他们讨论了几个月，还做了各种调查研究，有的人答应入伙，最终又退出了；有的人起先没有出现，公司成立的时候却来上班了。最终，有11个人聚集到了一起，他便是那11个人中的1个。

1984年的李天福不大能够想到自己在联想历史中的地位，同样，他也不大能够想到柳传志在中关村的地位。他只是厌倦了原来的生活，试图逃离自我的封闭，寻觅一个稍显广阔的空间。

今天，20年后，柳传志成为中国IT“教父”，联想成为中关村的标杆和高科技产业的象征，而他则湮没于芸芸的人流中，在联想集团谋了一个不高的职位。人们总是说，创业元老中他混得最差，变成一个“看仓库的”，只有他自己明白，每天能看到阳光，看到联想在阳光下熠熠闪亮，对他是多大的一种幸福和满足。

“看仓库的”家伙曾经忍受着计算所单调、乏味，生命缺乏活力的生活。但这一切终会变成往事，沉淀为历史，演变为劫波中的刹那，海洋中的滴水。当改革和开放的需求出现时，整个中国改变了；当科学的春天到来时，科学院和计算所改变了。李天福随之改变，他说这种改变是“环境的需要”：

“任务不饱满，大家坐在那儿就有点烦，想找点事干。正好这时候，科学院提出‘一院两制’，要将一部分人分解出来办公司，把科研成果转换为产品直接为生产服务。我们这代人，经过各种磨练，对国家有使命感，想多做一点事。所以闲着没事还不如出来做点事。”

李天福最初想到京海或信通，王树和与柳传志听到消息后，马上找到他，说：“你先等一等，我们还要办一个公司。你要去的那些公司不是计算所直接办的，而是跟别的部门合办。我们计算所也要办公司，你能不能等一等？”

李天福决定等。他开始参加碰头回，会上柳传志开始吹风，向他们灌输新“思想”，描绘一个伟大前景。于是，他变成了一个入局者，一个联想局中人。

许多年过去，联想变成了一个标志，柳传志变成了一个神，而他，李天福，依旧默默地在那里观测着中关村发生的巨变。50年来，40年来，30年来，20年来，10年来，中关村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改变，这些改变造就了英雄、枭雄，也造就了各种卑微的小人物；这些改变掩埋了一些人的梦想，也膨胀了一些人的野心。没有人不为中关村的巨变震动，尽管大部分时间他们事实上熟视无睹。

李天福有一次感慨地说：“中关村的模样跟以前简直是两个世界。整个道上……1958年种的杨树长得很高很大。那边是四环，那条道也是小道……都是大树，参天大树。我记得的模样现在简直没法形容了。现在……中关村的道路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叹息的中关村开始巨变，而李天福恰好是这巨变的见证者，尽管未必是最准确的讲述者和最重要的代言人。1984年，联想成立的时候，中关村所有的街道都狭窄、坑坑洼洼。路两边的树倒是长势喜人，但树下的房子却很破，不忍卒睹。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房子被推倒了，盖起了新的房子，牌子被摘掉了，挂上了新的牌子，人离开了，走来了新的“统治者”。

又过去了10年，房子又被推翻了，变成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在马路上投下厚厚的阴影；狭窄的、坑坑洼洼的马路不见了，变成了宽阔的四环路和白颐路（有一段如今叫做中关村大街了）；北大的围墙拆了开满了公司和餐馆，如今又把公司和餐馆拆了，说是要重新圈起围墙；那个燕园食品店不见了，一排排的小门帘不见了，从现实中消失，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变成一种虚无缥缈的往事。

有谁还记得今天大恒光盘中心原来是海淀交通队？有谁记得海龙的地底曾经是一个大冰窖？有谁记得中关村一街、中关村二街，记得320路公共汽车曾经穿行在那片中国最智慧的土地中？一切都已改变。

李天福刚到联想时，主要负责信息收集和培训，偶尔也卖卖测试仪。20年过去，他来到分拆后的联想集团，变成了外设事业部的一名老员工，监督打印机生产。2002年4月，他又去监督电脑生产，管理备件，“干最艰苦的管理工作”。

在很多老员工眼中，他是一个“看仓库的”。与大部分“看仓库的”有所不同，他持有市值几十万的“一点点联想股票”。而且，只要不篡改历史，1984年的11个入局者中，一定有这个卑微的局中人的位置。

尽管卑微，尽管是个“看仓库的”，尽管是混得最差的一人，但他并不郁闷，也从不抱怨。在这20年中，有人负气出走，有人争权夺利，有人反目成仇。他们得到的东西也许很多，却绝对得不到他所拥有的快乐。

20年里，他平静地看着这一切，平静地安抚自己的内心，努力使自己保持内心的安宁。有一次他说：“我可能是这11人里面（职位）最低的。这也可以说是能力有限，只适合做这些事情……你处在这个环境，心态就一定要平衡。”

有很多人问他：“你是最初的11个人之一，怎么还在这儿？”有些人说他应该坐到办公室里“吃吃花花”。他说要把自己的位子摆正，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太好。“我就是普通人，我进公司就是找工作，”他说，“这样想心情就舒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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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人：李天福(2)

他经常能在街道上遇到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依旧像20年前那样与他打招呼。曹之江见到他的时候，也依旧与他很亲热，并且在私底下说他“很热情”。

他关心联想，也关心柳传志和杨元庆。他曾经测算过柳传志与杨元庆的距离，是公里，如果算直线距离则只有7公里。他距离上班的地方是10多公里。他说他从大钟寺的家出发骑自行车上班，要超过一个小时，到上地一般差10分钟到8点。如果从中关村的家骑自行车上班则方便得多。

他每天这么周而复始，从未抱怨，坦然面对这触目惊心的剧烈差别。20年过去，他从未在联想扮演过重要角色，也从未有过成为“仲裁者”和“代言人”的理想。在他眼中，柳传志还是当初那个乱叫他“老李”、“小李”的兄弟，而不是塑在他心中的一尊偶像。20年过去，他不曾为联想留下什么光辉业绩，如果留下了什么，只是一线光亮。一线照亮无数人内心的人性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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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1)

公元1984年的冬天，柳传志和另外10个人创建了联想。20年后，那个冬天被附会上了特别的内涵，变成了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开始，变成一个中国真正融入全球化的象征。有时候人们不免夸大其词，过分地渲染了那个偶然的冬天；但我们回头来看，又不免为中关村感到幸运了。

“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

柳传志于1944年4月29日生于上海，他的祖籍江苏镇江。美国《商业周刊》说他“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意即他出身富贵，其家庭又富有革命传统——他的父亲柳谷书彼时周旋于上海金融界，与**关系密切。

1949年，**取代了国民党，开始掌握这个国家的命运。威廉·曼彻斯特说：“孙逸仙五十年前要建立民主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指望蒋能成为非**世界的东方支柱，现在也成泡影了。”［1］

柳传志随其父亲来到北京。他在北京25中读书时有机会实现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梦想。但就在高考前夕，他被通知取消当飞行员的资格。后来他才知道他有一位亲戚是“右派”，正是这层关联，改变了他的人生。

沉湎于飞行员梦境中的柳传志不得不重新拿起书本，为自己的前程做计算了。他的情绪不太好，父亲见状便与他谈话，告诉他：“只要你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人，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我们一样喜欢你。”

如果现存资料全部可信，则柳传志受到了父亲的巨大激励，将一腔热血全部抛洒在了复习功课上。他的如何努力无须赘述。他后来终于考上了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并有望在那里成长为一名军事工程师。

在整个风云际会的1960年代，柳传志亲历了中国的变乱和动荡。

“惊心动魄”的改变

柳传志抵达西安，在那里他将接受军事化管制、严格的体魄训练和思想教育。这些倒难不倒他，他本来就喜欢锻炼，足球踢得不错，思想方面，因为“衔着红色银勺子诞生”，自然耳濡目染受到熏陶，成为先进分子，还当上了小组长——相当于军队中的班长。

他要求进步，有一年为了学习贫下中农，“磨练自己的工农感情”，他放假回到北京，还约了在北京的几个同学去掏大粪，整整掏了一个礼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年后爆发了，其爆发前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对柳传志的性格“产生了巨大考验”。

1965年，21岁的柳传志以军人身份下乡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说是去搞社教，最后往往变成“修理”农村干部。编制方面，有工作团，下设工作队，工作队下又设工作组，工作组下面有时候还设工作小组，到村子里面“整农民干部”；说农民干部有四清四不清问题的，都是工作组和工作小组。

柳传志到了宝鸡县的一个生产大队。那个大队有一个流氓，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骂人，村里人都怕他。工作组来斗村干部，流氓便跳将出来。他表现勇敢，把村干部们骂得一无是处，工作组就管他叫“勇敢分子”。

“勇敢分子”不久便名声大噪，就连公社书记也对他表示欣赏。社教运动很快向纵深发展，不但批斗村干部，还可上去揍他们了。这时候“勇敢分子”便带头上去揍他们。又因为勇敢，公社里便要求柳传志他们发展“勇敢分子”入党。

本来“勇敢分子”变成党员顺理成章，可就在此时，几个年轻农民悄悄向柳传志哭诉：这个人真够恶，是个流氓。柳传志所在的那个工作小组共有3人，他们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应该坚决抵制“勇敢分子”入党。柳传志告诉那些哭诉的农民说他们会向上反映，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

几天后，工作组在村中的庙里开会。柳传志走到会场，发现气氛森严可怖。工作组领导问他们对贫下中农政策和坚决走贫下中农路线有什么看法，他们说坚决支持。领导问他们为什么反对那个人入党，为什么上告？他们说反映情况是他们的权利，为什么不能上告？领导怒道：“你们为什么还要煽动农民上告？”

他们一下子呆了。柳传志知道，煽动农民上告的性质有多么严重。他就没敢承认自己的确说过“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但是领导立即把证人找了出来，正是那些向他哭诉的农民。农民们说：“他要我们向上反映情况。”

气氛顿时极其紧张，柳传志突然变成不支持走贫下中农路线的阶级敌人。就在那时，他们工作小组的另外两人倒戈相向，说：“老柳比较坚持这事。”

领导开始要求柳传志承认错误，然后听候处分。柳传志非常紧张，他知道自己如果真被定性为不走贫下中农路线，这一辈子就完了。好在他亲眼目睹过“反右”斗争，所以他不说话，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有人威逼利诱他说：“你承认算了，承认之后只给你工作团内的处分，不给你更大处分。”他依旧不吱声。

会在沉默中散了。柳传志拔腿就向公社驻地跑，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跑了多远，许多年后他估计至少有5公里。他一路狂奔，一路恐惧、委屈、迷惘……

在公社驻地，他找到了在宝鸡县社教运动中担任工作队副队长的指导员，其级别比工作组长正好高一级。柳传志就告诉他工作组怎么开会怎么收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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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2)

指导员一直没有说话，等到他说完才问：“你反映情况属实吗？”柳传志说：“句句属实，没有一点虚假。”指导员说：“那你回去吧，你不要随便承认。”

柳传志心头石头落地，又是一路狂奔，回到了村庄。此后面对种种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反对贫下中农路线，直到这件事突然静止，烟消云散。

后来社教的风向发生了转变，开始反对“勇敢分子”打人，柳传志一下子变得无比正确。再后来回到学校，出卖他的人为自己的出卖行为付出了代价。

“说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柳传志后来有一次说，“一个是我经受过暴风雨的考验，另外一个我确实不是一个心胸多宽阔的人。”

没有人知道，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奔跑究竟对柳传志的未来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进而影响了联想的成长。但在1965年柳传志以一连串的奔跑为自己找到了出路。多年后他创办联想，始终能在“黑暗时刻”中保持奔跑的清醒，始终未尝宣布放弃，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为联想找到了光明出路。

“对一切事物都另有看法”

运动比比皆是，然后文化革命便势不可挡地到来了。“当时我在学校进行毕业设计，”柳传志说，“我们都以政治敏感自豪，谁跟随**谁就政治敏感。”

然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政治敏感出现了问题。学生们开始分裂为两派，一派“造反”，一派“保皇”，两派经常辩论，柳传志是造反派的领袖之一，联想控股后来的副总裁曹之江则是保皇派的核心。

“我当时脑子好使，是辩论团的核心，那个感觉你们很难体会，”柳传志说，“两派，一边是我的，上去的时候，这边人哄哄高叫。曹总那帮很小，人数和规模跟我们没法比。他们是以教员为主的，学生挺少，厉害的全在我们这边。”

柳传志他们最初经常干些不讲理的事说些不讲理的话，自己还挺得意，后来他突然发生了转变，令许多人莫名惊诧。他们始终未尝明晰，到底什么力量驱使其领袖退隐江湖，变成了逍遥派的代表人物。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串联到西安，他们在西军电讲话，将北京造反的情况告诉这些远离首都的年轻人。他们说**称阶级斗争已经到了他们家，一个张文秋的政治骗子想方设法把女儿嫁给了**的儿子毛岸青。

柳传志听到这话，顿时吓了一跳。“张文秋是我爸爸的老领导，我去过他们家。张文秋是老革命，当年两次结婚，都是丈夫被杀时她被陪绑。她是一个非常豪爽的老太太，而且对**真是忠心耿耿……”他开始觉得文化革命不太对头。

他们开始琢磨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把门一关，两个同学一议论，他也这么想，”柳传志后来说，“西军电有一些军队**，他们熟悉北京的动向。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受到批判，但是他没写信跟我说，我还真不是因为他……”

冬天到来，柳传志脱离了文化革命运动。为了排遣内心压抑，他边踢球边搞对象，顺便还设想毕业后的人生。他后来很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说：“如果我昧着点良心，在那时候出头的话，文化革命完了后一定会被当成‘5·16’抓起来，因为我的能量比他们大。政治良心还是很重要的。”

转眼到了大学毕业分配，他和同班一个叫龚国兴的女孩子到了成都，在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那个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

柳传志正是从那时开始“对一切事都另有看法”。到了成都后，他对文化革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多年后曹之江回忆他们在成都的生活，说：“柳总那时候找到我说，我们不要再参加什么斗争，不要再斗来斗去了。我们要好好工作，要对得起国家这么多年对我们的培养。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曹之江当时既震惊又感动，他从此抛弃文化革命，开始了庸常而怡然自得的生活。

那一年，柳传志27岁。他对局势做出了清醒的分析与判断。他对未来没有任何想像，只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父亲所希望的“正直的人”。

白藤岛：往事并不如烟

1968年，柳传志离开成都，开始了新一轮的颠沛流离。他到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接受人民解放军对他们的考验。他依旧没能扮演一个“驯服者”的角色，反而给人民解放军惹了不少麻烦。

白藤农场在白藤岛上，生活在那里是一种痛苦记忆。除了与龚国兴结了婚，收获了李天福、老贾和曹之江几个创业老兄弟外，柳传志几乎没得到什么。

“当时那个情况，真的惨不忍睹，”他后来回忆说，“像我穿的衣裳全都破成一条一条的。脖子上挂一个口袋，里边装着饭碗，走起路来叮当响。腰上拿绳系了块破塑料布，一下雨好把塑料布挖个洞，头套进去，拿绳子系起来……”

都是些刚离开校园不久、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他们一起接受锻炼还算愉快，但他们内心感到压抑、愤懑，感到前途无望、政策冷漠。很多人在白藤岛入了党，但柳传志没有。他叛逆，他反感，他无法接受文化革命的现实。

多年之后，柳传志对自己敢跟解放军作对而洋洋自得。“我真的跟他们作对了，”他说。广东的冬天异常阴冷，水沟中几乎冰彻骨髓，挖完了水沟，腿上便沾满了湿泥巴。傍晚收工，解放军叫他们赶紧回家洗干净腿换上干净衣裳（事实上他们并无什么干净衣裳），再按惯例排队向**“晚汇报”。有一天柳传志终于遏止不住愤怒，厉声呵责他们：“干嘛你叫我这样？你这样对**不尊敬。**就愿意看我们这样？”接下来就是司空见惯的争吵，有时候还有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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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3)

柳传志说，哪里会有什么乐趣？在广东的大夏天里劳动，无论插秧，还是割稻子，都是痛苦不堪的事情。没有希望的生活整整持续了两年，它改变了柳传志，改变了一个青年的一生。在那里，那个青年结婚了，然后在绝望中等待奇迹降临。

1970年，奇迹似乎真的降临了。北京的国防科委愿意接纳他们。曹之江说，他们能够到北京，纯粹是偶然的结果、命运的安排。当时隶属国防科委的计算所与部队“统一口”，急需人才，成都那边既愿放人，北京便接纳了他们。

柳传志的父亲那时已被定为“阶级分子”，国防科委并不知道这情况，所以柳传志告诫自己：“千万别惹事，赶紧给我弄过去再说。万一中间知道我家里有‘阶级分子’，就不要我了，给我再教育。”他果然开始保持缄默，直到回到北京。他后来说，他两年“劳动改造”的最大收获，就是又回到北京。

多年后，没有人知道白藤岛上的生活如何改变了那个骄傲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时候他与曹之江、李天福、龚国兴一起忍受非人的生活，李勤则在另一处承受自己的命运，曾茂朝已然是计算所里前途无量的干部，张祖祥开始成为工程师，倪光南因其出身，在计算所的生活也并不幸福……

杨元庆和郭为还是不懂事的“小屁孩儿”，命运垂青他们还要等上20年，吕谭平还是香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蛊惑仔”，整天令其母亲担心……

很多后来出没于联想局的局中人彼时都未展示出其未来风云际会的征兆。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谁又敢预想自己的未来？

计算所来了一个小伙子

1970年，计算所来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张祖祥记得，六室那个特别英俊的小伙子见了谁都笑嘻嘻的，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他还喜欢踢足球，喜欢踢前锋。

这个年轻人丝毫没有争取进步的迹象。不久之后，他的父亲就从干校回来了，“阶级分子”的帽子摘了。有一天，老人告诉他的儿子说：你还应该努力、积极，还要相信**。**是执政党，你们真要想有作为的话，就应该入党。他还告诉儿子说：你老婆入不入党关系不大，她是典型的技术型人才，你一定要入党。他相信自己的儿子，日后一定会有所作为。这个年轻人说：“后来我就听了他的话，努力靠拢……入党对我后来当总经理极其重要，因为是国有企业，不入党当不了。”

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生活越来越压抑。有人后来回忆说，这个英俊的小伙子经常叫上几个朋友，一起喝二锅头，喝得醺醺然时大骂“**是个婊子”。

这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说：“酒没喝过，我不太会喝，经常一块说这些话那是真。不说你说活得了吗？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在说，只有少数人不说。到了1976年‘四五’之前还看不明白事，那就是傻蛋；还有人不说，是怕。那时候，真的像一间黑屋子，里面没有氧气，不是少数人醒了，而是绝大多数人都明白过来了。那空气缺氧，怎么办？大家的屋子，要为它冒什么风险？都已经到那时候了……”

这个叫柳传志的年轻人，在压抑的生活中被埋没。他在计算所的人流中并不奇特，他的技术能力并不特别出色。他成为伟大科学家的机会微乎其微。但有一次，他让有1500多人的计算所都认识了他。他后来很得意地说：“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我在大会上的一篇发言极其精彩，全所的人都认识我了。”

事实上，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让计算所感受到了他的能量，只是在一个压抑的年代里，人们缺乏激情，对生存或者死亡都视而不见，更何况他瞬间爆发出的灿烂的人性光芒。

1976年4月4日，柳传志记得是个礼拜天。他召集六室的同事们去**。他想去悼念周总理。他要在那里朗诵自己为周总理写的悼词，以表达自己的爱戴和悲痛。有些人跟他去了，一些老成持重的人留了下来——那时候纪念周总理也需要胆子。那些随他决然而去的，有刘金铎和老蔡，他们后来都变成了联想的高官。

在**，他跳上了台，开始激情澎湃地讲话。台下是密密麻麻的人，有人回忆说还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柳传志朗诵完了，献上了花圈，就回到了中关村。“后来就抓人了，那是4月5号出的事，”他后来说，“4月4号晚上就开打了。”

不久之后工作组便开始四处搜集材料，计算所六室“真的是叫恐怖”。柳传志说：“纪念周总理的人，讲过话的，上面都要开抓。当时计算所是个重点，派了一个工作组，开始抓人。斗啊，弄得非常紧张。我当时写过匿名信支持**运动。反正也折腾了……当时实际上对我自己的信念是个很重要的考验。”

在**，柳传志搜集了很多照片。工作组到来后，要收缴所有的“罪证”，要依靠这些“证据”抓人。柳传志与龚国兴商量了一番，就拿油毡纸把照片包起来，藏在房顶木板下面。

“我们怕若干年后真的说不清楚了，这些纪念周恩来的人，真的就变成了反革命，”他说，“我们把那个藏起来了。那时候抓人抓得很厉害……真的压力很大。他们原来不知道，打倒‘四人帮’后的那次大会讲话是我自己要求上去讲的，他们谁都不知道我对这个事早有极大的预谋，要把这个放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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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4)

柳传志喝酒骂娘藏照片的那所房子，是由自行车棚改建，每到雨天，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就是这样一所房子，也是努力争取而来。他们原来都住在集体宿舍，六个人住一间。柳传志和龚国兴分居两处，生活甚是不便。

1972年前后，他们开始住在一起。先是住在机房里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屋中只有一张床，床下是地板，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后来他们才分到了一间12平方米的自行车棚改建的宿舍。刚搬进去的时候，柳传志和龚国兴都激动万分，“感觉那叫满意，觉得部长的房子也就这样。”

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他们便开始“盖房子”，今天看来就是违章搭建一个小厨房。很多人来帮忙，有一个叫马文豹的，后来成为联想11个人之一。柳传志和他一起骑车上班的路上总是讨论那些压抑的生活。盖房子时马文豹做饭，李勤干难度最大的把角。还有很多人，为了柳传志家的小厨房，裤腿子上也沾满了水泥。

好多人的宿舍下雨时漏雨，最厉害的是周晓兰家。“他们家有八个地方同时漏，”柳传志说，“我们家还能弄点水泥修修。”修房子的水泥是偷来的，是从一个叫戴明发的人管的料厂里偷来的。那时候计算所院里有一个料厂，里面堆放着水泥、砖头和木头，各种各样的材料，戴明发负责看守料厂。柳传志他们去偷木头和水泥的时候，大多约好两三个人，他先去跟戴明发搭讪，跟他一起抽颗烟，然后李勤他们去帮他拿点油毡、木头和水泥出来。

很多年后，联想已成中关村明星，柳传志摇身变为“民族英雄”。有一天他回家，发现门口站着不少计算所里有头有脸的人，他没跟他们打招呼。突然，他抬头看见戴明发，顿时满脸堆笑上前招呼老戴，把戴明发紧张得不得了，就连龚国兴看了都觉得挺奇怪。后来回想起来，柳传志发现那是一种条件反射，是对自己当年偷木料、油毡和水泥的回忆。一想起这些，柳传志就偷偷地乐。

李勤他们帮柳传志盖好的小厨房有4平方米，原来的自行车棚有12平方米，又另外违章搭建了4平方米，柳传志这下拥有20平方米的住房了。说是20平方米，可以住人的，依旧是原来的12平方米。最多时住了八个人。

生活如此，现实折磨他们，他们却没有怨言。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即或那些大知识分子、著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周晓兰的先生1956年大学毕业，他们住的房子与柳传志并无二致，想到这些，他们也就坦然了。

偶像的诞生

就这样浪荡了十几年，1984年，柳传志终于等到了机会。那一年，他40岁。他开始创业。他此前在六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研究。“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

柳传志已经“憋得不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突然来了个机会，特别想做事。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2］

柳传志已经40岁了。他串联办公司的背景是：中关村已鳞次栉比，办起一片公司，计算所也开始有人走出去帮人验机，取得每天三四十元的验机收入。

曾茂朝想让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上缴点钱给所里解决急需。柳传志则要改善生活，他迫切地需要富裕和改变。他已不在意是否会失败，他说：“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最糟了，还能怎么糟？”

他们互相都有需求，他们都要借助对方的势能。

1984年11月，柳传志出任“联想”副总经理，1986年7月正式接任总经理，从实质和形式上双重取代了王树和。后者事实上在1986年初便已失去联想，只是柳传志拥有总结1986年和展望1987年的权力还要象征性地等夏天到来罢了。

他从此成为一个偶像，一个奇迹，一个“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他被认为是一个创业的传奇。有人说，这个传奇的意义不仅在于他领导联想由11个人20万元的小公司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更重要的是，他的传奇故事对许多立志创业的青年人来说，是一种激励，这个传奇让每一个中关村创业青年都可以怀有这样一个希望——“如果我足够地努力，也可以像柳传志那样地成功。”［3］

【注释】

［1］《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美国，商务印书馆，1979年5月第1版。

［2］、［3］《知识英雄：影响中关村的50个人》，刘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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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从侧面进出(1)

莫里斯·迪克斯坦说：“一个时代的情感可能是统一的，但从不千篇一律。回顾历史的观察家能分辨出主导观点和各种影响的主要线索。如果他做得过于粗略，他就易于抹杀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而将它们混合成一个虚假的整体。”［1］

我们不难发现，那时候，虽然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生机勃勃的1980年代，但对于中关村来说，1984年依旧是一个随大流和消沉的年份，一股股保守和恐惧的臭气不时地从科学城的毛孔中冒出来。但局域的保守和恐惧，阻挡不了时代前进的洪流，也阻挡不了一种新情感的兴起。

现存资料显示，柳传志认同一个“大时代”，似乎也可接受乔治·艾略特的格言：“没有一个人的个人生活不被一个更为广阔的公共生活所限定。”

所以，在1984年冬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被时代选中的中关村“仲裁者”和“代言人”，抛弃了梅勒所描述的那种思想上的**主义：“一种随波逐流带来的缓慢的死亡，使一切创造和叛逆的本能遭到窒息。”他不再靠当一名激进派而得意地把自己看作社会的精英一员，他知道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寻找成长之路

当联想成长为一个民族工业的象征和中关村的标杆后，有人曾描述联想最初如何寻找成长道路：

夜已深了，计算所两间小平房灯却还亮着，公司全体11个人正在沉思。20万元的开办费，不了解市场，不熟悉经营，更缺少人才和资金，在这种条件下，公司该如何发展呢？“倒卖钢材吧，这样能挣大钱”，“出售小商品吧，这样稳妥些”，大家都在出主意。这就是创业之初的联想；这伙人的首领就是柳传志。［2］

1984年开始的故事，在传说中有无数个序幕。很多人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仿佛他们身临其境，目睹了联想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一幕。事实并非如此，所有的合理想像，后来都被证实为善意的谎言。

1984年冬天，被命运不经意之间选中的11个人彷徨无着，不知道前途到底通往哪里？他们肯定有过热烈讨论，有过激情冲动的吵闹，也有过电光石火的灵感，然而那些一刹那的创意，后来都胎死于慢慢被耗掉的流水时光中。

他们的景况并不让人看好，计算所投资的20万元一个月后方才到位，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阴冷潮湿，端着计算所铁饭碗的11个人心猿意马。柳传志在2001年底有一次回忆说：“小平房是寒冷的，张总的那条腿就是在那里冻坏的；但小平房又是温暖的，因为注定要成长出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参天大树。”

尽管豪言壮语，但与中关村很多公司相比，除了有一块计算所的牌子和20万现金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更不能与“两通两海”相提并论了。

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三人，实在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他们眼花缭乱、意兴阑珊，又迷惘无助、内心恐惧。有时下班后他们还在路上讨论不停，聊得兴起时就来来回回送对方回家，这就是联想有名的“十八相送”。他们的公司实在太小太不起眼。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更不知道努力的风向标会指向何处。

那时候他们只能凭运气找项目。柳传志记得，有时候政府部门开会，他们总是早早地到场，坐到第一排。如果获得参与讨论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抢着发言——他们觉得，只有如此方能引起领导注意，才能为日后获得支持埋下伏笔。

他们四处打探消息，四处参加会议，连青岛和呼和浩特的会议都不放过，觉得那样似乎可以找到一丁点机会，为公司探索出一个光明前景。

然而，他们的努力差一点在瞬间破灭。在1984年，电视机是紧俏商品，他们觉得倒卖彩电可以赚钱。倒霉的是，他们遇到了江西的一个女骗子，她信誓旦旦地向联想的业务员说有电视机批文能让他们做彩电。业务员没有经验，女骗子一说也就信了，没与柳传志他们商量便欢天喜地把钱打了过去，等准备提货时才发现人已失踪，也根本没有什么电视机。

后来柳传志回想往事，唏嘘不已，说是中国当时的技术人员，真是一脑门子的书呆子气，初入商业领域闯荡，不受骗几乎不可能。

那一场被骗，使他们损失了整整14万元。出师不利，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陷入了信任危机中。贾绪福后来分析：“对我们一般员工来讲，那时候14万是很大一笔钱，钱没有了，资金来源没有了，是怎么去做买卖和个人信誉没有了的问题；对领导来讲压力更大了，是怎么向所里交待的问题。”

压力的确很大。要知道他们当时每月工资不过几十块钱。以当日的收入水平计，要让他们用工资弥补亏空，可能终他们一生时间，也力有不逮。

很多人听到联想创业之初卖菜（柳传志后来说：“菜，我是没卖过，但是确实是做小买卖出身。”）、卖电子表和旱冰鞋的故事，曾经怀疑联想创业遭遇磨难的真实性，他们并不知道，联想的第一笔“大生意”，就让14万打了水漂。20万元创业，在经历了残酷的“电视机骗局”后，事实上已变成6万元创业。

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知道自己惹了大麻烦。曾经为找不到突破口为苦恼的11个人，现在顿时觉得天昏地暗，前途惨淡无光。

挫折使他们满腔热血冷却下来，他们开始认真思考：突破口到底在哪里？挫折也使他们想到了戒烟。“联想”诞生时，11个创业者中6人吸烟，他们工资不高，若是公司来了客人，自己掏钱请人抽烟不太现实，用公款买烟又非他们所愿，所以柳传志他们干脆把烟戒了，“后来大家戏说起往事，都说最有效的戒烟方法，一是得病，一是穷苦。”许多年后，当年的戒烟者里，张祖祥烟瘾复发，终于没能坚持下来，王树和偶尔会抽上两支，只有柳传志和李勤果真从此与烟草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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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从侧面进出(2)

他们拼命节省每一分钱，有时却因过分节俭而耽误大事。

周晓兰记得：“当时只有一个内线电话，想要安个外线，需要200元钱。当时我们一是还没认识到电话的重要性，二是钱实在太少，200元钱觉得是个相当大的数字。我记得柳传志把眼睛一瞪：‘什么？200块！不能装。’过了一段儿生意开展起来，好家伙，电话打不进来，打不出去，好多生意都被电话卡住了，这下柳传志后悔了：‘糟糕，那200块钱是该花的！’”

1985年春天，让那11个人感到高兴的，除了3月13日在计算所西门挂上了招牌外，便是稍早前倪光南的到来。这个联想的功臣和联想历史的敌人的到来，开启了联想史的另一条线索，使联想得以从历史另一个侧面进出。

“第一桶金”

在后来的很多描述中，说是柳传志他们遭遇到挫折后，便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电脑。当时电脑渗透中国内地，不若今天这般普及，还被排入奢侈品的行列。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尚未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电脑陌生得很，只有一些效益不错的单位，购上几台，或者装潢门面，或者用来打印工资单。

那时候，中关村的电脑公司已经鳞次栉比，数量超过百家，不过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像今天的联想、方正，拥有令整个民族骄傲的名称，而是大多以贸易为主，销售进口电脑谋求利润。从国外进口一台286电脑再加价至4万元人民币卖出去，便可净赚两万多元，端的一本万利的买卖。因此，“一直到1988年以前北京很多人都习惯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称作‘骗子一条街’。”

柳传志他们还未来得及从这一本万利的电脑买卖中获益，便已淘到了联想的“第一桶金”。王树和与柳传志他们的运气实在不坏。就在他们为“电视机骗局”折磨得焦头烂额之时，中国科学院进口了500台IBM电脑配给各家研究所。

张祖祥说，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柳传志和李勤就直扑科学院设备司，天天跑去游说，最后总算把这500台电脑的验收、培训和维修业务揽到手中。所谓验收、培训和维修，就是从设备司得到1%的硬件备份，对各个研究所讲课，讲完课后把机器交付给他们，等机器有了问题的时候再给他们维修。

这500台IBM电脑运到公司验机时，堆满了两间小房子。场地既小，不可能把所有电脑一字儿排开，所以他们只得腾出一间房子验机，其余人马则搬到另一间房中办公。一批电脑检验完毕，装箱后搬走，再验下一批。“为了这笔大业务，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等人蹬着三轮车，周晓兰、贾婉珍等人在后面推着，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大汗淋漓地卖着苦力。回想起这段经历，真可谓‘艰辛’。”［3］

胡锡兰在1985年到了联想，她在到来之前见证了这个被叫做“蚂蚁搬家”的故事：“我看到李勤把裤子撂到大腿上面，蔡书记也是这样，连车子也没有，就是接力赛。所以当时我就感觉挺好，他们挺实干的。这些人都不说空话……”

每当那些退休的“老联想”回忆起“蚂蚁搬家”的故事，他们就会感慨创业的艰辛。他们的眼前也会浮现出一幅图画：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李勤……他们大汗淋漓，一路小跑，颠仆于搬运电脑的路上。

他们最终也收获了超过他们预期的服务费。项目结束的时候，扣除3%的成本，他们的所剩已不超过500台IBM总价的1%。但他们的努力赢得了尊重，由于服务干得出色，科学院最终把服务费上涨至7%。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在1985年赚到了70万元的“第一桶金”。

柳传志他们兴奋不已，他们发现自己终于可以运用知识获得巨额利润了。一切都已改变，“电视机骗局”所密布的阴霾一扫而空，苍穹上依旧是熠熠的太阳。曾经曲折坎坷的道路，终于展示出方向，联想历史开始向一个侧面进出了。

选择的勇气

一群白蚁要爬到树顶去看阳光，它们向上爬，遇到第一个分岔口的时候，它们分成了两群，遇到第二个分岔口的时候，它们又分成了两群。它们又遇到了无数个分岔，最终，只有那些从未做出错误选择的白蚁在树顶看到了最美的阳光。

迄止今日，联想能够号令中关村，其唯一理由便是他们从未做出错误选择。1985年底的某个夜晚，他们面临着第一个分岔口。在联想的两间矮平房里，20多个创业者要做出一个艰难选择。他们赚到了70万元。他们从来没见到过如此巨大的财富，也从未对金钱如此触手可及。他们可以将这笔钱分掉。他们并不富裕。可以想象“分钱”是多么巨大的诱惑，是多么现实的选择。

“这是一个并不寒冷的暖冬，屋内热烘烘的。在10年以后，很多创新企业最难召开和最为沉闷的会议大多数依然是财富的支配。然而，1985年这20多名创业科技人员并没有表现出那般沉重。他们想选择现实，想富裕，意见也有分歧。但是最后大家的意见都得到了统一：把资金投向未来的事业。”

每个人都需要说服自己，每个人都需要抵制第一次“分钱”的诱惑。他们沉默、痛苦抉择。最终他们没有做出错误选择。

陈惠湘在《联想为什么》开篇记录的这段历史让人感动。“选择未来”需要勇气，没有勇气就不会有那种幸福感觉：“傍晚，他们结伴走出那个熟悉的院子时，每个人都两手空空，每个人都心里充实，脸上洋溢着微笑，心中满怀着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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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从侧面进出(3)

1985年底，柳传志他们选择了未来。那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当初的选择到底为他们赢得了什么。他们当时也并不知道，第一次“分钱”对一个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当联想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时候，当他们最终找到充足理由为自己赢得35%股权的时候，他们才明白，他们用勇气为自己赢得了什么。

布局前的寻觅

联想获得“第一桶金”之后，柳传志他们便不得不开始思考：接下来干什么？

柳传志在1988年开始自觉地为联想布局，因其布局联想才得以“曲线救国”，生产电脑，成为民族工业的宠儿。在1985年，柳传志并不知道联想该去向何处，那一年他与香港之间的种种关联，只是为他日后的布局深埋下了浓浓的伏笔。

柳传志总是感慨钱挣得实在不容易，直到2004年，直到他掌握两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大公司，他也总是强调自己是做小买卖起家的。挣钱不容易的时候，一直强调“诚信”二字的柳传志也会干出一些不诚信的事情来。

多年后，柳传志忏悔往事，说起联想早期在挣钱和道德间的冲突：“在1986年前后，我们代理香港一家公司卖机器，结果这个机器卖给客户后出了问题。当时代理的公司找不到了，如果马上赔钱也赔不起，后来赖了两年的账，在1988年前后我们又碰到了这个客户，这个时候我的副手主动找到他们退了2万元，了结了这件事，当时在赖账期间心里确实是挺难过的。”

联想代理的那家香港公司，便是香港中银集团电脑部办的四维公司。“联想做IBM PC，但没有IBM代理资格，是通过关系从香港中银集团电脑部办的四维公司那里‘拿货’……在1985年，IBM代理就是钱。联想和四维的合作方式是：联想在国内为四维找客户，利润两家对半分。柳传志亲自负责这项业务。”［4］

多年后，联想在中国击溃IBM成为市场新的主人，柳传志与美国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接触，碰巧其中一位高官便是IBM当年全美的第三把手。他告诉柳传志说1984年他来过中国：大概那个时候您还没有资格见到我。柳传志盯着他，很坦诚却又底气十足：“那当然，那当然，肯定是那样。”

柳传志第一次和IBM接触是作为香港四维公司代表参加IBM代理会，香港四维做IBM代理本来就没地位，他又只是其代表，更不被重视。柳传志记得那天他特意穿上父亲送他的老式西装，但是一整天他都坐在最后一排，没任何机会说话。那时联想还很小，日后的中国“IT教父”在IBM眼中根本不值一哂。

往来北京与香港的文件显示，联想与香港四维的合作并不愉快。有一次，联想在轻工业部捞到一个100台IBM电脑的大单子，联想代理这批电脑可赚4万美元；轻工业部又要联想提供全套的服务，联想又可从中赚到3万多美元。

4万美元代理利润按约定要与香港四维平分，但3万美元服务费则与香港四维毫无瓜葛。这些约定事先均已达成默契，只是没有立下明确字据。

柳传志他们没想到，正因为没有一张字据，麻烦事便接踵而至。四维是国营单位，一纸行政命令便中途更换了总经理，新上任的总经理不知道事先有所约定，业务结算时将3万美元服务费也给平分了，联想派人前去交涉，对方爱理不理。

万美元，对于联想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数目。金钱损失并不可怕，但想到3万美元挣得不容易，平白无故被人分去一半，柳传志大感伤心。他赶到深圳，要去与四维交涉。

在深圳，柳传志给香港四维公司写了一封信，“写到痛处，泪流满面”。那封信字字发自肺腑，真挚动人。可能是柳传志的这封信感动了香港四维新任总经理，没过几天，四维便从香港那边派人来解决此事。

联想和柳传志为赚钱付出太多。柳传志记得1985年的一天，他听说国家体委要购置14台IBM电脑，就立即找到对此事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国家体委器材处。器材处开头不同意把项目交给柳传志，但柳传志态度诚恳，又使出了他著名的“磨嘴皮子”功夫，磨了一整天，最终让对方点头同意。柳传志当时几乎乐坏了，他知道当时代理一台IBM电脑有5000多元的利润，14台电脑便是7万多元。

国家体委购买电脑的外汇存放于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按中国当日之政策，后者拥有从哪家公司购买这批机器的真正决定权。柳传志从国家体委获得首肯后，便直奔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在那里，日后的“中国IT教父”遭一位最底层业务人员的盘诘：“我们有自己的进货渠道，这批机器凭什么给你做？”

柳传志知道轻重，忙向他耐心解释，说自己已得到国家体委首肯，说公司是科学院计算所所办，哪料这业务人员丝毫也不买他的账。听柳传志嗦了半天，他便冲柳传志嚷嚷：“你到底是计算所的？还是四维的？”

柳传志知道此时多说无益，“再说自己是计算所公司的就和代理IBM PC更搭不上界了”，于是便告诉那人自己是香港四维的代表。那人顿时异常得意：“四维的代表？那就是外商了，这个楼不准外商进，你给我出去！”房间里有很多人，他们都带着嘲弄的眼光看着他，他尴尬异常，不声不响地从房间里退了出去。

走出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大门，柳传志内心极不舒服。公司很小，也四处碰壁，但他还从来未曾遭遇这样的污辱。不过片刻之后，他便“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理由——‘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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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从侧面进出(4)

不跟这目光短浅的人一般见识，但生意还是要努力去做。他最后找到了此人的同学为他说好话，最后终于做成了这单生意。多年后，想起自己是做小买卖出身的柳传志多次回忆这段往事，每次都唏嘘感慨。

很多人今天诘责联想，有时难免会令柳传志委屈。他记得自己第一次求人送礼时，都不知道该怎样敲门，怎样开口说第一句话。他有时会想：当初受到那么多委屈到底为了什么？如果不是为了远大理想，他们到底为了什么？

打开通往香港的那扇门

1985年，柳传志第一次去香港。那时候的香港在内地人眼中，与美国的硅谷没有什么区别。殖民地的香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快速的变幻让柳传志目不暇接，有人形容说，“柳传志第一次去香港，比现在中关村小老板去硅谷还寒酸。”

柳传志很寒酸，联想还很小，他没什么钱，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服装。他只是一个平凡却又充满雄心壮志的人，不甘被庸常生活埋没。“能走就走，不能走，柳传志就坐电车，电车六毛钱，汽车要一元钱，地铁太贵，柳传志一次没坐过。”

在香港，柳传志看了吕谭平的公司，当时吕谭平的导远公司也就十几个人，有个自己的货场，公司虽然不大，但“像个办公司的样子。”［5］

在去香港之前，柳传志便已与导远公司总经理吕谭平见了一面。1985年下半年，张祖祥与导远公司谈一个网卡产品的项目合作时，在北京民族饭店见到了导远副总经理吴礼益。后来吕谭平来北京时想见柳传志一面，张祖祥问柳传志见不见，柳传志说当然要见。于是张祖祥牵线，他们忙里偷闲见了一面。

我们已无从想像当日他们吃饭聊天的场面，即使当事人自身也无法复原彼时彼刻的景象。但毋庸置疑，那一天的觥筹交错，宾主双方给彼此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好印象。虽然联想尚小，名气较“两通两海”要弱，但吕谭平觉得与柳传志颇谈得来。“可能都是搞技术的吧，”他说，“我和柳总都是单纯的工程师生意人。”

1985年的匆匆相逢无从断定柳传志和吕谭平是否一见倾心，也不能用来争辩他们如何切中肯綮地折服对方，赢得钦敬。迄今我们所知道的还不过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戏剧化外围，但其结果业已确定他们的合作将在炫人眼目的宏伟中收场，最终以喜剧的结尾写完一个大时代的注脚。

虽然有些猜测如今已无法证实，以仅有资料，我们也可断定：吕谭平不是一个杰出的生意人。他也是被命运不经意之间选中，扮演一个与他能力不相称的角色。在1980年代，他尚能执行命运安排的任务，待到联想壮大他便显得捉襟见肘了。

如果研究联想历史的人稍有想象力，即可闭目展现出一幅命运的图画，用以解释联想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之际的感觉和现实。柳传志与吕谭平的相逢无非是展开一个序幕，日后这两人将在联想的历史中长久地胶结，没有一方可以失去另一方，直到历史再次出现转圜关口。

有时候我们可以将柳传志与吕谭平的故事形容为利益的选择，但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可描述为两个男人之间的友情。贸易中的赢利为数几何虽然重要，有时却并非关键之选。

能够证实这种判断确切无讹的，是1986年4月柳传志从吕谭平那里拿到500台IBM电脑的代理权。他将给吕谭平的利润压低到5%，吕谭平认了。联想从吕谭平手中赚到了第一笔“大钱”。后来柳传志又与吕谭平做了一单50台兼容机生意，因为机器质量不好，柳传志找吕谭平换货，吕谭平二话没说就给换了。

吕谭平是否因他的豪爽和重然诺、讲信用而赢得了柳传志的信任？历史不容我们给出如此简单的结论。即在双方合作进入**之际，柳传志也不曾放弃同时与多家香港公司交易。他知道联想必须在香港拥有窗口，“在香港没有窗口的企业只能在中关村内倒来倒去，处在食物链的底层，永无出头之日。”［6］

但吕谭平最终赢得了柳传志的信任。柳传志知道“信用”对于相互的合作多么重要，他也知道那一单生意使吕谭平亏了很多钱。吕谭平同意给联想换机器时，他并未想到日后会与柳传志合办香港联想，但命运不经意之间回报了他的信用。

与香港人合作，柳传志遇到不少骗子，这使他建立的“香港窗口”广泛而脆弱，无从合理维持这庞杂繁芜的局面。通过无数矛盾与暧昧，气魄和胶结，吕谭平从骗子们中脱颖而出，赢得了柳传志的尊重，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不坏的未来。

对于柳传志来说，打开香港这扇门，就意味着联想在瞬间又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曾经凝固的历史已开始向各个侧面进出。联想的历史只有到了此处，才开始变得有声有色，联想局只有发展到这里，才算开始了前戏。

从此联想在命运的征讨之中，渐渐树立了无上权威和无限骂名。现在，我们得回到从前，看那个叫倪光南的人是如何扮演一个联想历史中最离奇角色的。

【注释】

［1］《伊甸园之门》，莫里斯·迪克斯坦，美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2］《企业导师》，路晓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柳传志谈联想经验》，任新编著，线装书局，2003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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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从侧面进出(5)

［4］、［5］、［6］《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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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1)

倪光南是联想历史上最离奇的角色，他的出现为联想历史扯出另一条纠缠的线索。他一方面被恭维为理想主义者和技术先驱，甚至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科学领袖，另一方面又被指斥为联想历史的敌人、伪君子和莫名其妙的诬告者。好在我们研究联想历史，并非品评其功罪是非，而是以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归纳和演绎这个离奇人物为联想历史开启的种种线索。

一个离奇的角色

这个离奇人物1939年8月1日生于浙江镇海，1961年从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后，就来到了中科院计算所。现存资料显示，他最初囿于家庭出身，生活和工作颇不顺利，但他的才华挽救了他的命运。

他从1974年开始参与研制的“111”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手写文字识别机获得成功，赢得了奖赏。一篇报告文学形容他若沿着“课题—论文—成果—鉴定”道路走下去，也能博个成名成家。“而联想式汉字技术却就可能尘封在萌芽状态。”

倪光南1981年作为访问学者受聘于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他在那里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最新的微处理器技术和C语言。其后两年里，他还设计出了高性能图形显示系统样机，并开发出三维图形软件包。“他的成果已达到当时最先进的图形工作站水平，”威声在《联想之光》中写道，“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也是慧眼识英才，一再挽留他都被倪光南婉拒。他似乎感到实现自己计算机汉化夙愿的机遇就要到来，而且只有在生他养他的神州厚土才能产生这种机遇。”

柳传志后来曾评判说：“倪光南从加拿大归来，本可在计算所搞世界尖端的模式识别课题，来个‘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以博尊重。可倪光南却选择了最有应用价值和市场最急需的汉字处理技术。”

1979年，“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竺乃刚、倪光南和他们的研究组开发出了“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人看了上文就可以知道下文。既然计算机有智能，为什么不能让它像人一样产生联想，帮助人推断下文呢？”他说。于是，联想输入法就诞生了。

他们给一台大型机配上汉字显示器、键盘和打印机，让它来处理汉字。据说那时候倪光南经常拿光笔，一个偏旁、一个部首地用拼形方法给人表演汉字是怎样输入的。每当倪光南看到他的光笔输入“中”字后，“国”字就会自动联想出来待选，他就兴奋不已。

与他一起研究汉字输入的小组负责人竺乃刚不久后出了国，再未回来。共同的努力随即为倪光南一人独有。多年后，当倪光南被柳传志塑造为技术神，竺乃刚曾写回一封长信对联想的“造神运动”表示不满，说倪光南并非联想汉字输入的唯一创始人。他还提供了厚厚一套字库，意在说明汉字输入，至为重要的是字库本身。

被柳传志称为“假书呆子”的这个离奇人物，在联想成立后不久便开始以总工程师身份辅政。当日联想籍籍无名，如果倪光南能在此时振衰去弊，为联想觅到一个好的前景，他的功业便可被刮目相看。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旧交

1984年底，就在倪光南努力试图把LX80技术浓缩到一块汉卡上时，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找到了他。威声在《联想之光》中，不免有些夸大其词地说：

“时代创造了联想集团，命运之神又安排倪光南加盟联想。

“……牵头组建公司的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早就看准了这群出类拔萃者中的顶尖人物倪光南。他时年45岁，已是计算所最年轻的‘正研’（注：事实并非如此，倪1986年才被评为正研）。”

柳传志与倪光南是旧交。倪光南有一次曾说起自己与三位联想创始人之间的关系：“我和张祖祥从1962年在119机一起倒班工作时就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了；和柳传志曾是1974至1975年‘五七干校’同学，又同在一个研究室，感情很好；王树和原在所业务处工作，是我的老上级，所以彼此之间都能充分信任。”

柳传志与倪光南最初并不熟悉。1974年到“五七干校”劳动时他们两个住同一房间。劳动之余一起谈论变幻世界和无常人生，他们的关系竟比在研究室里亲密了许多。那时候倪光南身体不太好，体力也差，但他发烧39度时照样坚持打场；吃东西时，苍蝇在旁边嗡嗡叫，也满不在乎。柳传志觉得倪光南和他一样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倪光南也恰如其分地表示出了对柳传志的欣赏。

柳传志会讲故事，很多年后他依旧凭借自己讲故事的能力征服了很多人，为联想赢得了无数的机会。他2002年夏天甚至有机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的国际管理学会年会上讲联想成长的故事。

在1974年，他讲故事的能力折服了倪光南。倪光南一直无法忘记，有一天晚上，熄了灯，大家躺在床上，柳传志给他们讲《基度山恩仇记》电影。倪光南读过大仲马的这部名著，对故事情节了然于胸，本不会对电影故事有什么兴趣。但他不曾料想，柳传志竟将整个电影讲得绘声绘色。将近两个钟头里，倪光南听得津津有味，从此对柳传志的文学功底和表达能力佩服不已。

柳传志则钦佩倪光南的谦逊、聪明和业务能力。“老倪业务能力很不错，人也谦和，我们跟他讨论技术问题，他都站起来跟我们说话。”柳传志说，“有一段时间我学习英语口语，经常练习英语对话，老倪口语不错，也愿意跟我们一起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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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2)

柳传志曾听人说倪光南记忆力好，能够背得出麦克斯洛方程。那是无线电基础里的一个基本公式，非常长。有一次柳传志他们想考一考倪光南，他假装不会这个方程，向倪光南请教。“我说老倪，你能写出麦克斯洛方程吗？老倪说：干吗呀？我说：你给我们写一下。”倪光南提笔就写起来，除了前面常数项没写，剩下的全部都写了出来，一点差错也没有。

19年后，柳传志带人参观4万亿次计算机，他掀起计算机后盖向来访者展示其工业化水平，说计算所当时做大型机，一般人只能记住10条连结线，稍好一点的工程师能记住二三十条。“老倪能记住一百来条。”他说。

1984年冬天，两个互相仰慕的人走入一个纠结的局中，被命运安排去执行一项任务。他们并未知道，在这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将分道扬镳，各自东西。他们更不曾想到，他们将在未来人生中反目成仇，彼此播种下对方心头“永远的痛”。

新欢

站在联想控股的新办公楼里，或者坐在自己位于10楼的办公室中，柳传志可以眺望整个中关村，可以看到十几年来一个村庄、一条街道、甚至公交车的一站，是如何令人惊奇地转折为中国的“硅谷”。白天，这里熙熙攘攘；夜晚则显得有些死气沉沉，三三两两的人群散落在那里，他们有的坐在角落里，有的仰望着巨大的广告牌，静静地等待第二天的改变。

多年之后，当年的恩怨为时间消弭、抹平，内心回复安宁，柳传志有时会回想起在1984年冬天是如何邀请倪光南变成联想最离奇的角色：“我们……决心选用自己的产品。因为他跟我们一个室，我们早知道他的汉字系统……我们后来就想：能不能做这个产品？后来我就去找老倪谈，又和老张一块去请。”

威声在他的《联想之光》中记述了倪光南“出山”时的迫切，说：“计算所公司成立没几天，柳传志等抱着‘三顾茅庐’的恒心来请倪光南出山。其实公司才是茅庐初创。他们未料到倪光南不需三顾，一请便欣然走出计算所大楼，钻进计算所公司平房担任总工程师。倪光南加盟使公司同仁欣喜万分。”

柳传志他们的确欣喜万分，但说倪光南“一请便欣然走出计算所大楼”却又不尽属实。1984年12月，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来到了计算所主楼322房间。那里是汉字系统研制组办公室，倪光南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前。柳传志他们敲开322的房门，满脸堆笑地走到倪光南桌前，坐下，紧张地说明了邀请倪光南加入公司的来意后，就忐忑不安地等待倪光南最终的回答。

倪光南并未犹豫，就接受了邀请。他后来说自己没有犹豫的原因，不外是LX80汉字系统迫切需要强力市场推广，他也信得过面前的这三个人。他开出条件，说不参与任何行政事务，专心搞科研；公司要认真经销汉卡产品。后来联想将其条件总结为：“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

柳传志他们自然明白，倪光南提的条件无非是要尽量减少参加与研发无关的事务。他们乐观这样的结局，便满口答应了倪光南的“价码”。

倪光南“一请便欣然走出计算所大楼”，毕竟教柳传志不大放心。他告诉张祖祥：“咱俩再去倪光南家请一次，倪光南看来问题不大，关键是他太太，太太工作做不好，倪光南也不会来。”后来两人又去倪光南位于和平里的家中，再次倾吐对倪光南的仰慕。倪光南的太太开始并不同意，后来终于勉强答应了。［1］

柳传志他们终于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总工程师。他们知道，从此这失望的阶段，尽可变成复兴再造的机缘。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局外人将从十年后开始极尽褒贬之能事，而他们当日的间架性设计也将在那时瞬间坍塌。

“地球上最强大的汉卡”

倪光南被塑造为神后，很多报告文学都说倪光南“下海”上任，立即将研制联想式汉卡作为公司背水一战的战略课题。事实是倪光南到联想之前，其LX80产品便开始转让，不过前后只卖了600套。深圳中航技和信通公司都支持他移植LX80为联想汉卡的工作。金燕静的信通当时比联想规模庞大，他们给倪光南的移植投了七八万元，用于购置开发汉卡的计算机。

柳传志知道，倪光南脚踏三只船，游弋不定。他“和信通点头，和深圳中航技点头，和计算所公司也点头”。所以，柳传志要“夺心”。他说：“只有我们自己多卖了汉卡以后，才能让老倪觉得只有我们和他一条心。”

当日国外电脑渗透中关村，以前所未有之势攻城掠地。中国电脑界面临三种选择，一是研制完全运行于汉字环境下的电脑与世界主流机型绝缘；二是将汉字技术植入软件中，但在硬盘只有16M、内存只有几十K的电脑“黑暗时代”，运行速度既慢，操作又显繁琐。似乎只有软硬结合一路，才是唯一正途。“联想式汉卡不仅是汉字输入法。它是由硬件支持与软件结合而成的汉字系统。”

1984年冬天，雪花不时在天空中飞舞，气候阴冷如常。在联想一间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中，倪光南他们的一型汉卡研制全面铺开。倪光南负责总体设计，助手是秦梅芳等人。他们没有微机，做试验的机器是秦梅芳从别处借来的。传说中，他们“没有资金，靠公司同仁为别人验机、维修兼做点生意来筹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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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3)

倪光南的开发组在1985年春节做出了联想汉卡的样卡。那一年5月，他们推出了第一块正式的联想一型汉卡。它由三块印制板组成，各板之间用扁电缆互连，在今天看来臃肿拖沓，丑陋不堪。但在当日，它却以其突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倪光南后来说，一型汉卡之所以丑陋，是“因为要赶时间，市场不等人，所以，把工作量减到了最小，只做最必要的，当时还来不及把三块卡缩成占一个槽位。三块卡虽然在工艺上不太好，但它的功能很强……现在看一型卡是只丑小鸭，但是没有它，也就没有以后的二型、三型……”

6月，联想汉卡试销。为夺倪光南之心，柳传志承担了第一批200套汉卡生产，却将元器件采购让给信通。当日生产汉卡极其困难，仅制作印制板便需跑很多工厂，做很多次才能合格。刘韧写道：“在那时谁掌握了生产，谁就掌握了汉卡的命脉。柳传志急于为汉卡多做事，通过为汉卡做事和倪光南紧紧地绑在一起。”

“汉卡做出来后，按协议，不管是谁卖的，利润都要平分。信通是大公司，业务多，没拿汉卡太当回事，也没好好卖汉卡，而计算所公司是整个公司扑上去，做推广，200套汉卡大部分是计算所公司卖出去的。”

柳传志强调“产供销一条龙”，他和倪光南一起去推销汉卡。他们推销汉卡，不免要遭遇挫折和磨难，但他们之间本就亲密的感情，变得更加无间。柳传志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深为感慨：“联想汉卡作为试销品一推到门市部，倪光南同志就是第一任推销员。汉卡第一次上展览，倪光南同志又是第一任解说员。”

1985年10月，联想一型汉卡通过了中科院的鉴定。第二年1月，在北京举办的汉字系统对口赛上，联想汉卡的夺魁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那一天，为求保险，倪光南亲自上机操作。“因为我最熟，我第一个交卷，并以最高分得了一等奖。”

开启“新时代”

1985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300万元。王树和就在此时离开了联想，去赴计算所所长助理之职。柳传志在第二年春天成为联想名义上和事实上的双重领袖，李勤变成了副总经理。柳传志的联想自始便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起来像一个大家庭而不像一家大公司，而这恰好是柳传志所希望看到的结局。

柳传志做总经理，倪光南开始喊他“柳总”而非惯常的“小柳”。他说这是为表示他对柳传志支持：“我资格非常老，在公开场合叫他‘柳总’，是很大的支持。我不摆老资格，很快改口，开始还有些别扭，因为已经习惯当他是年轻人。”

倪光南长柳传志5岁，进计算所比柳传志早10年。他在计算所资格既老，又是有名的技术尖子，其技术辈分较柳传志要高出许多。所以，此前在公司中，尽管柳传志是副总经理，他也很自然地称呼柳传志为“小柳”。

因为汉卡诞生而开创的这个“新时代”，多年之后方才展现出它的真实面目——它并非柳传志的“新时代”，而是联想总工的“倪时代”，至少名义如此。

几乎现存所有资料都意在说明：“联想汉卡在技术上具有明显优势，可兼容市场上各种品牌计算机，再加上良好的售后服务，很快打开市场，产量迅速增长，联想声誉日渐提高。”“联想汉卡的开发成功，解决了当时西文汉化这一计算机难题，是联想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产品，对联想初期的发展功不可没。”［2］

肯定有人试图抹杀倪光南“联想功臣”的身份，但至少那个人并非柳传志。联想的得名，柳传志曾在多个场合描述过，无疑得益于其所开发的联想汉字系统。1988年的时候，柳传志还说：“联想汉字系统自投放市场三年多以来，共销售了二万套，创产值6000万元，1988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有时候倪光南也当仁不让。多年后联想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倪光南则希望人们“全面理解联想以20万元起家之说。“这种说法固然反映了股本是20万元的事实，也反映了联想的发展速度，但最好不要理解为：联想就是靠这20万元发展起家的，因为起家时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起了更大的作用。”

只是有时倪光南对自己在联想史上的地位难免夸大其词。柳传志后来有一次很不客气地说：“当年的汉卡，据我回忆，大概卖了几万套。几万套能有多少营业额？主要是宣传讲出来的。后来汉卡就变成了软汉字，方正的汉卡就厉害了，新天地那个汉卡就厉害了。把汉卡插在PC机上卖PC机，反而变成我后面的发展方向，微机就是这么卖出来的。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清楚。科学家考虑问题的时候，太工程师……他没太想明白，在这个企业里面技术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倪光南可不这么认为，与柳传志分道扬镳后他有一次说：“联想汉卡在公司成立的头三年里，营业额占整个公司营业额的38%，利税占到了，除了这种直接的经济效益外，正如柳传志同志所说：‘联想式汉卡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拳头产品，至今已销出的一万套联想式汉卡，不仅取得了明显的直接经济效益，而且其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相当可观的。’1985到1996年，联想汉卡8个型号，共销售出了16万套。”

从1985年开始，柳传志启动的“造神运动”为“柳倪之争”埋下了祸根，后来很多联想的元老都说，是柳传志把倪光南“惯”成了一个神，这才有了后来的“心中永远的痛”。倪光南的悲剧为其性格悲剧，柳传志则扮演了加速放大器的角色，尽管其自始至终考虑的是企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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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4)

当日柳传志有自己的算盘，他知道联想既无资金，机制上又不如四通灵活，唯一可打的牌是高技术。他得告诉别人，公司和产品都源出计算所。

“高技术公司得有一个技术形象，所以我们就坚决要求树立老倪作为宣传形象。”他说，“第二、在办公司的过程之中，我觉得公司品牌宣传挺重要，得去讲。一讲企业总得宣传个人，我在外面宣传的已经挺多，但宣传我本身不合适。在当时我希望有一个具体领导的形象出现……我不希望在当时过多地在外面冒出来，但是我希望在实际运作中，有充分的权力，这是我想做的。”

柳传志还特别强调，在公司里面要宣传就宣传倪总，他知道倪总没权力，在“总经理负责制”的背景下，权力系于他一人之手。“宣传倪总外人不会反感，”柳传志说，“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科技形象。另外老倪本人比较谦虚……”

但老倪后来似乎不那么谦虚起来。在他离开联想总工程师位置之后，有一次他对记者强调“技工贸”道路的正确，说四通的拳头产品是打字机和四通利方，联想是汉卡和微机，方正是排版系统和中文之星，所以它们都得到了发展。但是信通和科理高没有了，“因为实在想不出它们有什么拳头产品。中关村如果只是靠做贸易中心就长久不了，硅谷不是贸易中心，硅谷是新技术的发源地。”

联想汉卡逐渐成为一时之风尚，柳传志为倪光南开创了“倪时代”。1986年7月，联想汉卡获得了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的应用支持系统奖，在当日这是一个莫大荣誉。一个月后，他们在香港开发的只占一个槽位的二型卡问世，“汉卡就这样一个型号接着一个型号向前发展，走过了10年。”

10年后，柳传志与倪光南的缘分走到了尽头。被柳传志的“造神运动”塑造的神和“倪时代”瞬间走到终点。胶结的联想史线索，又开始了新的分岔。

1986年

1986年，就在一型汉卡通过鉴定后不久，二型汉卡的研制在香港开幕。倪光南的目标是将其作为“增强型”，缩小体积，装在机身内。

秦梅芳先行到了香港，住进了一家小旅馆。她的房间很小，只能容下一张单身床。倪光南随后抵达，研制便宣告开始。威声在其报告文学中描述说：

“30几个日日夜夜，窗外霓虹灯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香港在倪总和他的助手脑际几乎一片空白。此时香港的价值在于内地达不到的工艺开发水平。30几个日日夜夜，他们对板卡做了几次大改动。有的板一次改动就达上百处。在密如蜘蛛网的电子线路板上，倪光南和助手毫厘必争，‘丝丝计较’。留着‘发辫’的一型三块板汉卡变成了二型，终于能跻身在微机体内。”

联想汉卡跻身微机体内，的确是一个里程碑。它的成功使人忽略了诸多细节。当所有人都关注倪光南“思维的火花在不断迸射”时，柳传志正在承受磨难。

有一次联想做汉卡，从香港进了一批零配件。货还没到，柳传志就先给港商开了信用证。他哪里想到这个港商竟是个奸商，从香港发来的元器件都是次品，就连做汉卡用的插针也全都磨过。

柳传志要找奸商算账。但信用证已经开出，奸商哪里还肯与他理论。况且当日之规定，信用证在到货之后，不论货物品质，马上即可兑现。柳传志到中国银行寻求帮助，他们倒很同情联想，便在文字上找了点小问题，说是可争取到推迟10天兑现信用证，除此之外，爱莫能助。

柳传志得到10天拖延，便即令人电告香港奸商：“这是在中国，你以为信用证到手了就可以拿到钱，没那事！”奸商半信半疑之余，便携信用证去银行兑钱，被告知不能兑现。奸商顿时惊慌失措，急找律师与联想谈判，最后赔偿联想2万多美元了事。那个奸商哪里知道，柳传志事实上除了10天时间和强装出来的自信，一无所有。10日之后，无须任何赔偿，信用证亦能兑现。

风雨苍黄，往往有人能够因其简单淳朴的性格和单刀直入的风格而建事功。初创时的联想，全无日后大集团的官僚习气，每当一个项目开始之际，其动员及于公司中任何一人。有时耗费巨大的工程，亦能短时间内完成。

那时候的柳传志也未尝料想到联想勃兴的遽速。1986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1800万元，是上一年的6倍。命运开始对一家中关村的小公司表示垂青。没有人知道，此时居于计算所所长助理位置上的王树和作何感想，也没有人在意他的感想。他的时代，仅仅不足一年，已为时间所湮灭了。

而多年以后，柳传志当年对倪光南深情夸赞：“像倪总这样的人，就好比阿拉伯有效数字。一位这样的数字，后面跟上一串儿零，就是成千上万，我们的力量就无可匹敌！”当日一位“现代女青年”更为透彻的表述，说：“嘿！现在找对象，就得找倪老师这样的——脾气好，又能赚钱的‘书呆子’！”［3］也都渐渐为时间所淡忘。

【注释】

［1］《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2］《联想发展战略研究》，金占明、张海良。

［3］《迷人的“联想世界”》，孙晓旭等，《联想世界》，1988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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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人：袁保玑(1)

一个平凡的人，一个与世无争的科学家，一个对人宽厚的长者。1963年，21岁袁保玑大学毕业后来到中科院计算所。阴差阳错地分到第九研究室后，一直在复旦数学系学计算数学的她便糊里糊涂地搞起了计算机。

1958年6月的中国才有第一台仿苏电子管式计算机诞生，定名为103型计算机。1965年中国开始研制第三代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当日算是起步较早的国家，不幸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很快便席卷了整个国家。

在混沌和无望中度过了青春，“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了。1980年代初的中关村开始有各种公司诞生，微机渗透进来，袁保玑便对微机感了兴趣。陈春先办了华夏，又有了“两通两海”，接着柳传志他们的公司也成立了，一派热闹景象。

A·D·钱德勒在《计算机业50年：成长的轨迹和关键》中说计算机业在上个世纪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50年代初，第二阶段始于1960年代中，第三阶段始于1980年代初。“那时，作为新产品的微机已开始挑战大型通用系统。这种挑战来自70年代计算机业的两项重大进展。其一是计算机（特别是IBM系统及其克隆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增多。结果，半导体、外设、软件包和相关产品进入批量生产，成本和价格急剧下降；其二是微型处理器商业化。微型处理器使芯片的处理能力大幅提高，大规模生产使芯片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1984年底联想成立时，在美国由于微机产量终于跟上了需求，计算机行业出现了重大重组，许多新兴公司消失了。IBM开始面临来自各方的挑战。在1980年的时候，IBM的管理层还不知道微机批量生产将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但有些职业经理人已感觉到个人计算机将对IBM的核心业务产生真正的威胁。

在中国，人们依旧无动于衷。经历了10年“文革”后，中国计算机业已经脱离了世界轨迹，也无法靠近每一个关键时刻。人们只能观望、羡慕，然后自怨自艾。

袁保玑1987年到了联想，经过三年苦斗，联想那时已经展示出新的气象。进联想前的几年，她一直研究软汉字系统，有时也给一些公司做软件汉化的“外活儿”。有一天她在路上遇到了柳传志，柳传志问她是否愿意到联想来。她当时已不想留在计算所，觉得有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希望有一个环境，能够全心全意地做一些事情；而且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够真正地被用上去。”她的爱人与柳传志在同一个研究室，觉得柳传志可以干大事。于是，她便到了联想。

那时候倪光南的硬汉字系统已成规模，袁保玑的到来可以加快软汉字开发。后来曹之江从国外回来，也加入联想，又有一心做研究的陈大有，联想汉字研发能力，达到鼎盛。倪光南依旧是总工程师，袁保玑和曹之江做了副总工程师。王平生曾评价联想的三个上海人总工，说倪光南对老同志严格对青年人宽松，曹之江对青年人严格对老同志宽松，袁保玑则因其性格，对老同志和青年人都宽松。

硬汉字发展的背景是早期计算机性能差、配置低，内存非常宝贵，硬汉卡并非占用内存资源，而是硬盘资源，如此便可提高运算速度。到了1987年，计算机性能已经提高，内存既已扩大，速度便即加快，一部分内存资源便可空闲出来，用以使用汉字软件；而且当日软汉字系统成本既低，价格又便宜，已有流行趋势。

袁保玑和曹之江做了两种软汉字，其中之一是纯软件系统。联想后来的六型汉卡，便是软汉字汉卡。在开发的过程中，曹之江向袁保玑学到了很多，他后来说袁保玑是他的老师，他对袁保玑特别推崇。

不久之后，袁保玑、曹之江和陈大有开发的软汉字系统便被倪光南枪毙，柳传志向倪光南妥协，这便是联想史上有名的“硬汉字枪毙软汉字”事件。有人曾经猜测，倪光南之所以枪毙软汉字，其本质原因，或为倪光南做硬件出身，对做软件的人有天生的心理优越感。

因为这件事，柳传志对曹之江、袁保玑和陈大有深感愧疚，觉得自己对不住他们。“我不是很计较这些事，”袁保玑说，“后来不让做软汉字，既然上面决定不做就不做，我觉得上面肯定有他们的考虑。”袁保玑记得当日李勤跟她说：“袁老师，你们不要再做了。”对于他们的工作，李勤倒也肯定，还给他们发了奖金。

多年之后，传说倪光南四处宣讲，幸亏他当时枪毙了软汉字，要不然联想就坏事了，光盗版也把联想盗得倒闭了。袁保玑倒无所谓，但曹之江老大不高兴，他说他当时已在系统中做了加密，盗版的难度很大。

联想史上还有一个可笑的传说，说是当日很多电脑已经使用了汉字软件，但联想硬是将机器拆卸，插入联想汉卡。

既然做不了软汉字，袁保玑便去开发软件。后来成立了一个软件中心，袁保玑是负责人。有一次他们与代理惠普激光打印机的杨元庆合作，为打印机设计了一个软件，其中就使用了六型汉卡中的一些特殊程序。“我们利用原来的软件储备，一个礼拜之内把这个软件给做出来”，“这好像是汉卡的最后一笔了。”

1994年4月1日，联想微机事业部成立，杨元庆出任总经理，曹之江和袁保玑给他做了副手。杨元庆正是从那时获得机会，从此再未让机会从手中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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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人：袁保玑(2)

那时的杨元庆是一个很年轻小伙子，在他们看来稚气未脱，做事却大刀阔斧，极有魄力，而非在1984年戴着一副破眼镜、推着自行车傻笑的家伙。曹之江和袁保玑都夸他尊重老同志，这使他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他是计算机硕士，业务能力既强，管理上又有一套，袁保玑说他“思考问题，都会超前一步。他会想到一年两年之后。他们有人形容，他是想好了再做，确实如此。”

有一件事对袁保玑影响深刻。有一次杨元庆给微机事业部定了一个目标，他们都觉得有些高了。杨元庆说他就是要做，最后果然完成。“我认为他不是随便说的。”袁保玑说。在联想生死存亡关头，他们冲在第一线。在柳传志的布局中，他们是敢死队，但柳传志不是要他们去赴汤蹈火，而是让他们顽强生存。

她1996年离开了微机事业部到联想北方系统集成公司做总工程师，一年后的一场整合使北方系统集成成为历史。后来联想分拆，她又变成了神州数码员工。

2002年，她到了退休的年龄，但神州数码需要她，便返聘她回到公司。她现在工作忙，她的丈夫席克也清闲不下来。席克就是当年将杨元庆招聘进公司的人。

1999年是联想15周年，联想的公关部搞了一个新老员工座谈会，很多退休老员工去了，在那里流下了激动、感慨的泪水。柳传志和李勤去了，杨元庆和郭为去了，他们内心的波澜，动荡于风云际会的15年中。她没有参加，她后来平淡地说：“联想一些老员工，确实为联想呕心沥血……这些人确实敬业。”

1984年冬天的联想只是计算所众多公司中很不起眼的一个，但袁保玑觉得柳传志“确实非常有魅力”。人们总说柳传志胆子很大，她说：“其实柳总是非常小心的一个人。他说杨元庆胆子大就是说他自己胆子小，什么事他想得很周到。”

柳传志有很多地方折服了袁保玑，袁保玑记得有一次，柳传志跑到她面前说：“哎呀，老袁，好些事你为什么不来找我？”袁保玑平时沉默寡言，见到领导来了便躲得很远，但她内心却是异常感动。

她这一生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没有博得青史留名。她以前只是一个平凡的科学家，如今只是一个平静的老太太。在联想历史上，无数人最终被湮灭，她也许就是其中之一。她从不抱怨，也不后悔。联想正是有了他们，才最终成为联想，也正是有了他们，联想的历史才会有时闪耀出人性的光辉。

荒野中的一线亮光

现在，我们回到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在往事与现实之间是一片深谷，好几千年，历史就在这深谷之中游荡。“这多么令人悲哀。”一定会有人说。

联想是一个小小的公司，有不多的几项业务，那里的人努力经营。那里如今有汉卡，有电脑服务，还有一百多个人。他们之间还没出现日后的互相嘲笑、彼此嫉妒，而是和睦相处。他们心无旁骛，不谋求一种安逸的生活，而是谋求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谋求一种死后可以留下点什么的人生。

他们谋求的生活就是造电脑。柳传志在1988年4月16日做报告说：“我们三年来所做的工作只是一个开局……周光召院长明确地向我们提出了开创外向型高科技产业，形成规模经济的奋斗目标。而我们公司全体同志的想法和愿望就是：‘我们希望能造出机器来，能造出我们真正的国产机器来，能造出我们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从性能价格比上和国外的机器相竞争的机器来！’”［1］

勃勃雄心甚是可爱，但他们似乎还没等到机会。他们挣了一些钱，但他们无法拿到电子工业部的生产许可，他们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技术支持。他们梦想“作为联想新世界的主人”，有时候仅仅是一种梦想而已。

但柳传志之造电脑，以长远计划遂行。至少在彼时，他已经明白，三年努力只是“开局”，联想已到了蓄势待发的时候。

变化

早在1986年的时候，国家的各种管制就在发生松动。这种变化在今天似乎并无特别价值，但对于1980年代的联想来说，意义非凡。

曾任电子工业部高官的于致田记得：1986年9月电子工业部在山东石岛召开计算机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四条发展方针：建立以四代机为基础的计算机产业；以微型机、软件、小型机、外部设备为重点；以“两微一小”（微机、微电子、小型机）建立核心产业；发展软件和外部设备，重点搞好微、小型机产业。

在北京，国务院召开了第112次会议，听取了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考察美国电子工业后《关于我国电子工业发展方针与战略若干思考》的汇报，认为加快我国电子工业任务艰巨，各级政府应从政策上、资金上给予支持。决定把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软件和程控交换机列为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品，在“七五”期间对这四个行业实行如下优惠政策：免征产品税；减半征收所得税；免征关键设备、仪器的关税；按销售收入提取10%的研究开发费；对重大引进项目免征进口税。为了招聘优秀人才，允许在试办的小型创业企业中，实行工资从优的政策。另外还决定，在“七五”期间每年拨付1亿美元电子发展基金。［2］

第一批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事业单位有151家，它们从1987年元旦起一直到1990年底将被优惠政策包围，联想也是其中的“幸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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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人：袁保玑(3)

使用计算机还有补贴，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在1986年的确存在。就在那一年，国家开始了计算机应用补贴政策，每年拿出2亿元作为计算机应用专项款。

以上事迹见于官方历史中，种种传奇成分因为时代并不久远，见证者尚存，得以保持真实性。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重大演变，好像国家意图建立一个电脑的新局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0年，要追赶美国，有些迫不及待了。

代理的革命

冬天很快过去，皑皑白雪开始融化。春天转瞬到来，一眨眼工夫，青草便绿了整个京城。春天到来的时候，联想似乎也赢得了自己的春天。

1987年，联想开始代理AST电脑。那时候中国电脑市场上只有四五个美国品牌。他们给AST电脑装配了联想汉字系统，导致了AST电脑在中国市场上经常脱销。在美国只是一家小企业的AST因为有了联想而获得了成功机会，它曾一度成为中国电脑市场中的霸主，一直到1995年还在处于领先地位。

由于当日电脑价格高得惊人，利润也高得离谱儿，联想自然大发其财。那一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7014万元，柳传志终于有足够的资本实力为联想布局了。

“联想与AST的合作对联想电脑的发展意义重大，通过代理销售AST电脑，联想了解了电脑的内部构造，了解了微处理器和各种组件之间的关系，培养了一批联想的工程师队伍，为联想90年代大举进军电脑领域奠定了基础。”［3］

“对联想来说，代理业务在其发展史上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代理业务，就没有今天的联想电脑和联想激光打印机，就没有出色的联想管理和成功的渠道管理。”［4］联想走上了自己最早的多元化之路，其结构虽显简陋，意义却非凡。

AST并非与联想合作的第一家国外厂商，惠普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它与联想合作，其目的无非寻求联想为其代理产品。联想代理的第一个惠普产品是绘图仪，从此便与惠普水乳交融，结下了不解情缘。

联想那时候成立了代理部，柳传志亲自抓代理，他学会了如何做贸易。杨元庆以惠普为师，从惠普那里得到了他日后管理PC事业部的经验，最终他赢得了权力，也赢得了IT领袖的声望。

就在联想为AST和惠普做代理的时候，柳传志已开始了他的布局的思考。在1987年，联想面临着无数种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可改变历史，使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同时产生不同的结局。

一种选择是继续推广汉卡，但其市场毕竟有限；二是开发自由品牌电脑，虽然有利可图，但一无资金二无实力，又不可能得到电子工业部的生产许可，即使偷偷摸摸地干了，也会落下先天不足的毛病；三是代理国外电脑积累资金，顺便了解最先进的技术，为自己建立起可靠的销售网络。

柳传志开始看到一个清晰的未来，他曾设想通过代理将优秀产品引入中国市场，然后水到渠成地引进生产线，最终完成技术转移。他后期计划最终没有实现，生产线及技术转移因为AST的傲慢与偏见始终不能成为现实。然而却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使联想史走上了另外一个路口，所遗下的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

那一年

1987年的1月24日，周光召给柳传志发了封贺信，祝愿他能办出一个“中国的IBM”。他肯定了联想的道路，还赞扬其为科技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柳传志看到贺信不免有些飘飘然，又不免要进行更多的改革了。

他在6月颁布了联想的章程，说要按一定比例提取企业发展资金、职工福利资金和利润分配资金。稍早前，他与海淀供销合作社签协议，要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计算机技术公司”，联想出资120万元，海淀供销社以1400平方米场地作价出资80万元。他们最终在6月签订了“联营合同”，一个月后获得了中科院的首肯，要他们“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变化总是那么快，仅仅过了一个月，联营公司的注册资本便变更为3000万元，联想以2680万元持股89%，海淀供销社以320万元持股11%。到了1989年，公司又变成了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8年后他们提前终止了“联营合同”，联想又变成了联想自己的联想。

那一年，就在这不停的变动中度过。那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这个冬天过去，一个新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将带给他们新的震荡，而这震荡甚至影响了他们中很多人的一生，改变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荒野之中的管理

关注联想的人总是冀望获得联想创业时的管理经验，他们大半要失望而归。曾经给联想做过诊断的专家认为早期联想“惊人的混乱创造了惊人的效益”，柳传志虽然很不高兴，却又不得不承认那是事实。

自1984年冬天联想诞生到1987年冬天走过“自为年代”，联想及柳传志都雄心壮志，生气勃勃，但视角转移到管理，当中是一段长期的混乱和令人失望。

然而，将之定义为联想的“黑暗时代”则不正确。虽说这段时间管理处于无序状态，各种会议若断若续，但大规模的扩张和决定性“战役”都取得了胜利。若非如此，则以后的联想便会面目全非，局面将会杂乱无章。好在历史不能假设，旧事不会改变，纵然有些此起彼伏，如今看来也无关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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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局的作为(1)

2003年，在河北徐水县发生了著名的“孙大午事件”，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被公安部门以“非法集资”的名义抓将而去。10月31日，柳传志给孙大午的儿子孙萌发了一份签名传真，以示支持。他告诉“尊敬的孙大午先生”，他是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他看了中央电视台有关孙的报道，对其境况很同情。

“希望你在这个时刻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因此乱了方寸，我在当年创业时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虽然没有你现在所遭遇的困难大），但是都挺过来了。只要你保持你的这种奋斗精神，就一定能渡过难关。”

这封被孙萌“不慎”泄露给媒体的传真迅速引起了互联网上的争论，对孙大午的褒贬瞬间转变为对柳传志行为的赞赏或质疑。有人说柳传志借机沽名钓誉，也有人说他对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暗指他进行个人炒作。

只有柳传志自己知道，他是多么理解孙大午，他多么清楚创业的艰难，他多么深刻地体会到，做一个有良知的、清白的企业家要付出什么代价。

在1988年，柳传志曾经伫立于香港的荒野雄心勃勃，他试图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却不知自己要经历的磨难到底凡几。

香港联想的诞生

1988年初，柳传志开始布局。他不知道自己的局到底会如何作为，却知道布局是实现“造电脑”梦想的希望。他遭遇了一段段插曲，去迎接一种既成事实、不可逆转的趋势。

1987年，联想开始在中关村拥有自己的“大门市”，他们因之与四通产生种种恩怨。为与四通一比高低，联想曾在楼顶树了一块大牌子，四通气愤不过，就树了一块更大的牌子，横亘于整个楼顶，占据了联想“地盘”。为了牌子，双方先是扯皮，然后争吵，不可开交时便诉诸上级，冀望官方力量来维护己方利益。

既是两家大公司，又都有中科院背景，官方既不敢得罪也不敢怠慢，便协调商议和起稀泥。只是联想和四通积怨日深，刚消停几日便又吵将起来，惹得官方烦恼不已，就连周光召也忍不住讽刺他们比阔就像美国黑人戴粗大的金链子。

到了1989年，四通的万润南出逃国外；联想的柳传志则未在改革中犯错误；联想占了上风；四通低调起来。

吕谭平到北京时，柳传志刚把“大门市”租下来。他兴奋不已，硬拉着吕谭平去看。一边看，柳传志还一边手指正在装修的门市对吕谭平说：“一年租金要70多万人民币。”吕谭平连连点头，说：“相当不错，相当不错。”

快到年底的一个下午，柳传志给吕谭平打了个电话，说：“吕先生，你考虑一下，咱们两家可以合作办一个公司，将饼做大。”

吕谭平撂下电话，就去和自己的合作伙伴吴礼益、章立基商量柳传志的提议，没用多长时间，吕谭平们就决定和柳传志们一起干。“饼干”与“比萨饼”之间的“大小”道理谁都明白，关键是能否信任对方，信任对方的人品与能力，吕谭平通过和柳传志的生意和交往，信得过柳传志。［1］

吕谭平后来在“联想走向世界”报告会上夸赞联想“与内地其他单位有很大不同”，“他们讲究信誉，说到做到，并且效率很高”。他恭维柳传志，说以他为首的联想管理层在电脑领域很具战略头脑，“办事认真，计划周密”，办公司的目标是“创办电脑产业，要生产自己设计的机器，到世界各地去比比高低”。

“我们感到和他们志趣相投，思路吻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1987年夏天，我与柳传志接触频繁，我们共谋合办企业，走向海外的大计，真是一拍即合。反复磋商以后，1987年底，计算所所长，也就是联想集团的董事长曾茂朝先生带领王树和先生、李勤先生，到香港与我们签订了合作协议。”

虽然“信得过柳传志”，但吕谭平还是不准备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们想留条后路，与柳传志搞个合资公司，同时把导远做下去。柳传志坚决反对，他怕吕谭平他们意志不坚定，怕他们分心，怕两个公司利益上分不清。

吕谭平记得1988年大年初四，柳传志从北京给他打来长途，要求他将香港导远合并到香港联想，敦促他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请我们充分考虑。“我第二天便回复柳总：坚决合作，完全同意。”［2］事实却非如此，虽然柳传志主导行动，但他与吕谭平谈判多次，才说服后者放弃“脚踩两条船”的计划。

一份记录显示，柳传志曾到深圳与吕谭平详谈合作，他住在深圳的沈阳宾馆。吕谭平经常早上从香港赶到深圳，与柳传志一起吃“一毛钱”的免费早餐，一边吃一边谈判。有一天他实在不想吃了，就对柳传志说：“柳总我请你吃回饭。”吕谭平带柳传志去了一个度假村，柳传志记得那次吃了冬瓜盅。

柳传志知道“磨嘴皮子”的功效，懂得如何游说别人赞同自己的意见。他与吕谭平推心置腹，谈生意也谈做人。他知道吕谭平在内地接触过很多公司，有的公司瞧不起他们，有的公司不讲信誉，有的拒付货款，害得吕谭平四处追债。与联想合作之前，因为收不回钱，吕谭平的内地生意亏损超过100万港币。

有一次，吕谭平他们与上海一家单位合作，对方四处宣传自己很有技术实力，但他们办事效率极低，也不讲信誉，百般无奈，吕谭平他们只好终止了合作。在最糟糕的1985年，吕谭平卖了内地一批货，收账时却赶上内地银根收紧，很多单位付不出钱来，使得他们几乎破产。在之后的半年，他们坐着硬板火车一趟又一趟分头跑上海、甘肃、四川等地挨家挨户讨账，“样子狼狈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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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局的作为(2)

想到可悲往事，吕谭平就会想到柳传志的气度和人品。最终，他答应了柳传志的要求，放弃了导远，彻底将自己与联想捆在了一起。

IT行业的观察家刘韧在一本书中记录说：“创办香港联想，吕谭平没钱，联想也没钱，必须靠银行贷款，而银行的钱从来不借给没有钱的人，吕谭平贷不到很多钱，柳传志也不太行，想用银行的钱办香港联想，必须拉一家能从银行贷到钱的大公司参股进香港联想才行。柳传志父亲80年代初到香港创办中国专利公司……柳传志想将中国专利公司下属的中国技术公司拉进香港联想。”［3］

柳传志找曾茂朝代表联想与父亲谈判，后者认为“没有老子和儿子办公司的”。后来柳传志一干人说服“新华社香港分社表示支持”，最终才使北京联想、导远公司和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各出资30万港币，各占1/3股份组成香港联想。

柳传志与柳谷书随即因为总经理人选而产生分歧，后者坚决反对吕谭平出任香港联想总经理。父子二人争得面红耳赤。柳母上前劝道：“你们父子俩……”

柳谷书在港工作多年，他知道很多香港人唯利是图不可靠。他怕柳传志不在香港，香港人捣鬼。他坚持张祖祥当总经理，吕谭平做副手。柳传志了解吕谭平，知道吕谭平出身既苦，少年时做苦工挣钱去英国留学，十几年来一直在奋斗。

柳传志告诉父亲，吕谭平并非唯利是图的那种人，他们也不是要看住中国技术转让公司的钱而是要开展业务，让钱赚更多的钱。柳谷书诘问他：“你对香港了解多少？你在北京，不在香港。我贷款担保，钱真出了事，谁负这个责任？”

父亲的固执让柳传志很沮丧。父亲一向是个固执的人，他因其固执获得成功，后来也因其固执而走向事业低谷。柳传志清晰父亲的性格缺陷，知道多争无益，徒伤感情而已。他当天便想出另一“计谋”，给父亲写了一封声情并茂的长信。

他劈头盖脸地夸奖了父亲一通，赞颂自己的家庭民主和睦，兄弟姐妹从未为任何物质利益发生摩擦。他恭维与父亲的不愉快争论，说明父亲的民主作风。但他依然要说服父亲：“你很有经验，在宏观上你都懂，但是在和这个香港人的接触上，你可能没我了解，我已经和他做了很多笔生意……”

他说与父亲相比他经验差得很远，但他毕竟已40多岁。“办公司前三年中，吃尽了千辛万苦”，现在对工作有了成熟的了解，希望父亲能够支持其工作。［4］

没有人知道是柳传志的声情并茂打动了柳谷书，还是柳谷书舐犊情深，为儿子牺牲了“理智”，总之柳谷书放弃固执，同意吕谭平出任香港联想总经理。

毫无疑问，柳谷书对香港联想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亲自出面请香港各界头面人物参观联想，请自己的朋友支持儿子。后来张祖祥出任香港联想副总经理一职，面对港人的傲慢，他最为自傲的是，吕谭平从不敢见柳谷书，因为中国专利公司是大公司，吕谭平有些怕。张祖祥不怕。

1988年4月1日，香港联想公司在柴湾的一栋破旧的大楼中诞生，它的英文名字叫Legend，中文的全称是“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这个香港联想诞生之日，后来成为联想新财年开始的日子。

6月23日。黄道吉日。吕谭平记得那天他们在香港怡东大酒店举行开业典礼。“当时香港金融界和新闻界的朋友纷纷赶来祝贺，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亲临香港为我们剪彩并发表贺辞。当时仪式隆重，气氛热烈，我感到梦寐以求的事业从此开始起步了，内心十分激动。”

三步曲

多年来柳传志挣扎着戮力布置一个局。在1988年香港联想的诞生使他的局有了眉目，正是他后来屡屡提及的海外发展三步曲。

1989年12月他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时讲起了他的三步曲。第一步就是在海外建立一个贸易公司，进入国际流通领域。他标榜其目的是了解海外市场，探索商业规律，积累资金，找开发外向型产品的突破口。“我们在香港成立了联想电脑有限公司，开业时仅仅投资90万港币。香港联想公司现有102名职工，营业面积达3000平方米。香港联想的发展速度已超过我们的估计。”

他的“二步曲”，是要建立一个包括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国际营销网络的跨国公司，将于1991年完成。他吹嘘联想在处于第二步的中间阶段，其标志**件乃是1988年8月香港联想并购Quantum公司。Quantum公司与北京联想仅用半年时间就研制出四项“海外新产品”，并在世界计算机博览会上“一炮打响”，“拿回每月4000台订单。”他毫不脸红地说：“现在Quantum公司正以每月3500套的生产量将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286机器（注：实为主机板）销往欧美市场……我们在香港正在筹建研究中心，贸易、生产、开发三个部分合为一体，称为香港联想集团。”

柳传志的“三步曲”，是联想集团海外上市，“形成规模经济，努力跻身于发达国家计算机产业行列之中”。“三步曲”将于1993年实现。［5］

柳传志在1987年曾有“技工贸”一体化之设想，但究其1989年12月的夸张演说，不难发现历史的蛛丝马迹。他提及“贸易、生产、开发三个部分合为一体”，第一次含混地表达了“贸工技”的概念。他的思维发生了转折，这为联想史接下来的铺陈贴补了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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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局的作为(3)

联想的海外战略“三步曲”最终变成打了折扣的现实。可是纵有以上准备，联想还是面临挫折，它要等待机会，才能使自己的军旗在中国电脑市场上四处飘扬。全联想前十年的记录，正是柳传志从自为到自觉布局的纪录。

就在柳传志洋洋自得的时候，联想遭遇一系列的困顿，先是“孙宏斌事件”，接着是“黑色风暴”和大亏损。开启联想史另一条线索的离奇人物倪光南也从一个侧面向柳传志发动了攻击。倪光南的攻击持续了多年，最终没有成功，却好几次差点毁灭了柳传志开创的大好局面。

郭为和杨元庆到来

1988年，联想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郭为、杨元庆和孙宏斌都在那时候出现联想。他们后来或者成为一时风云人物，或者最终赢得了权力。

郭为比杨元庆他们到来得稍早了几个月，后来联想确立“创业基金”人选，郭为此变成1988年6月1日前到联想工作的“元老”。

席克是杨元庆进入联想的主要审核人之一，联想招聘时他也入局联想不久。“柳总要人事部门招一批素质好、学历高的人进公司，”他说，“几个人组成招聘组，因为我懂专业便主持了一下。”那是联想历史上第一次对外招聘，时间跨越了1988年的3月和4月。很多应聘者尚未毕业，杨元庆也是如此。

招聘委员会面试后对杨元庆评价极高，说此人系自动化所计算机专业研究生，专业好，谈吐也不错。但杨元庆说话总是磕巴的毛病直到今天都未改变，这不免教人想像他当年如何骗过了联想的面试官。

席克似乎尤其钟情于杨元庆，传说柳传志当时授命他组建编制4人的技术支持部，他考虑到公司的整体平衡并未邀请杨元庆加入，但他对其印象非常好。15年后席克的爱人袁保玑回忆起面试结束后，席克因为没有看到杨元庆出现在公司，就找了一个女孩子给杨元庆捎话：“杨元庆，你到哪儿去了？”若她未尝出现差错，那么杨元庆找到席克说：“你如果叫我到联想来，我就来。”

郭为高调加盟与杨元庆平淡入局，这些戏剧化情节，只是联想史的注脚，这样的故事，无乃一种幻觉，不过昙花一现。此时历史的成分，尚不能展现郭为和杨元庆的能量，等到联想遭遇多次挫折，发现文化的冲突已经剧烈，新老的交替不可避免，他们才真正获得机会，赢得权力和尊重，也为联想赢得了年轻的未来。

但我们今天回顾联想史，不难发现：1988年春天的这次招聘，是联想局的另一个侧翼，这种大幅度的进出，超过了联想元老院的想像。

从这个历史侧翼出发，我们便易于得到一些戏剧化细节，其中之一便是“郭为追奖”。话说郭为甫一出场便受重用，跟随柳传志身边。当日国家评选科技进步奖，联想得到线报说联想汉字微机系统仅获了二等奖。柳传志大为不悦。当日获一等奖之项目，市场化程度既低，又无甚经济效益。联想汉卡市场反应极为热烈，其又代表最新技术，为何不能获一等奖？他便派郭为前去追讨。

评选已经结束，名单业已内部公布，想更改结果可谓艰难。郭为逐个评委公关，居然获得成功。最终公布的名单中，联想汉字系统也捞到一个一等奖。

“郭为追奖”的成功，使柳传志发现了郭为的才华，也使联想自此有了“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之典故。联想稍后组建公关部，毕显林成为首任经理，郭为则负责日常事务，他在联想青云直上的日子到来了。那年12月30日，郭为为《联想世界》（即《联想报》）上写下《“联想”的呐喊》，又激动了一次：

“当我向公司的全体同仁报告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联想汉字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我不得不说这是联想的呐喊！在经历了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道路之后，我们终于把5%的希望变成了100%的现实……”

少年意气的背后，是他强烈的自负。当日追奖成功的郭为可谓“双喜临门”。7月30日的《联想世界》刊登了一篇《广而告之》：“公司将于8月6日晚6:30在颐宾楼舞厅为四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婚礼上我公司将有三位小伙子成为新郎，有位姑娘成为新娘。他们是公关部的郭为、李华、办公室的王帮楚，16室的李晔。总经理将主持婚礼。”

写这篇文章的“本报记者”叫李岚，他成为分拆后联想集团的助理总裁。

扯出马雪征的线索

1988年6月，中科院院长周光召访问香港，马雪征是其特别助理。柳传志获知后便吩咐王晓琴：“你的任务是盯住马雪征，让周院长给咱们剪彩。”

王晓琴是联想的外事负责人，如今业已亡故。“这个人的韧性就是联想的特点，”马雪征说，“她请我们去剪彩时，我还不想去。”马比香港人清楚，联想只是一家小公司，而非外界纷传的大集团；在等级森严的科学院中，联想总经理也顶多算个处级干部，离部级的周院长隔着遥远距离。

周光召在见了威尔逊总督后，就开始见各大学校长，然后见贸易发展局局长。行程安排既满，联想名气又小，马雪征不愿周光召去为柳传志的小公司剪彩。

王晓琴黏糊在那里，她不理会马雪征“行程安排很满”和“没时间”的借口。她笑眯眯地站在门口不走，马雪征拿她没辙，只好让她坐下。王晓琴坐下后就开始诉说联想现在怎么困难但前景如何光明。马雪征居然被她说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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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人：袁保玑(4)

从1984年底至1987年，这一时期的总体特点是产品少，人员少，经营额小，资金短缺。这一时期联想采取的是“平底快船”的管理模式，即总经理直接指挥，权力高度集中；人员和部门一专多能，只要是市场需要什么事都要干；资金则分批量投放然后快速回笼，联想称之为“小步快跑”。这种管理模式对规模很小，处于创业阶段的联想十分有效。［5］

好事者说那时的联想处于“平底快船”结构之中，联想元老及柳传志本人都不记得曾有这种总结。彼时他们忙于开创新局面，少不得独辟蹊径，将所创局面布置妥当，其间费时虽多，但管理的印象却不深刻。若确有管理，亦只是人事上的纠葛，及以盲人骑瞎马般的勇气纵横于荒野。

然则局面已经打开，就会出现气象一新的捭阖，就像黄仁宇形容的一段历史：“两岸的绝壁既已垂直的掉入水中，其下一段景物本来也是别有洞天，经过一段耽搁，越是意料之外，出其不意的展开，越能令人寻味。”［6］

我们检讨联想的这段历史，发现当中浪漫事迹远远超过后来被媒体夸大渲染的高速发展阶段。逻辑成分又少，出色的男男女女，在青史上留下了名字，却很难综合出更为深远的意义。

柳传志既已完成联想的“自为年代”，观测到清晰远景，则他告别“黑暗”，突袭光明，开始布一个“联想局”，便是顺理成章的故事了。在他的布局中，他将面临的磨难不知凡几。

【注释】

［1］《联想》，第1期（试刊），1988年6月17日，联想档案案卷号Z04-1。

［2］《中国计算机工业发展概况及其相关政策研究》，于致田。

［3］《联想集团发展历程》（1984—1998），联想提供。

［4］《企业导师》，路晓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5］《联想集团发展历程》（1984—1998），联想提供。

［6］《中国大历史》，黄仁宇，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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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局的作为(5)

柳传志他们去香港不太方便，吕谭平就将包括AST在内的多款电脑送到深圳，柳传志带着工程师在那里看机器。他选中AST，送到北京验完机后，就决定代理这款没甚名气的美国二线电脑。

联想代理AST极其成功。香港联想既已诞生，柳传志便谋划将代理AST业务变成“金矿挖掘机”。他底气十足：香港联想负责进货，北京联想负责销售。刘韧描述说：“香港联想有北京联想保底市场撑着，就敢向AST多定货，开始一个月订1000台，后来一个月订3000多台，反正北京联想能卖掉，一个月卖不完，就卖两个月，当时PC不存在价格老跌的问题，不太怕压货。”

香港联想在内地疯狂扩张，几乎垄断了AST在内地的销售。利润既高，毛利超过20%，第一年便赚了1200万港币。柳传志后来说：“头一年1200万利润主要是吕谭平他们挣的，关系都是他们的关系，我主要是贷款，在销售上面没起什么作用。”柳传志带给吕谭平他们的是自信，因为AST市场扩张迅速，吕谭平和章立基他们狂妄不已。他们倒也有狂妄的资本，因为“直到1992、1993年，电脑巨头康柏都被AST压在底下”，全球低迷的AST在中国一枝独秀。

那一年冬天，柳传志和胡靖宇去了趟美国。他们是被经贸部国际技术交流中心邀请去的。他们在美国转悠了26天，足迹遍布于拉斯维加斯、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和纽约，却只干了三件事。

柳传志回国后告诉总裁室，他们干的第一件事，是准备在美国办一个软件公司而非输出技术劳力。他说这取决于美国到底软件市场有多大；能否找到既能做软件系统分析和设计，又能做市场开拓的美国人与其合作；联想的人去那里后，能否从程序员做起一直上升到管理层。

柳传志发现美国软件市场之大令人惊叹，仅西雅图就有一百多家软件公司。但问题的关键是他能否很快选到可靠的合作伙伴。在美国他不停与人握手，有两家公司对其表示了好感。“在他们选定负责市场业务的每个经理后，倪总将前去审定。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明年春天软件公司就能打出去。”

他们还参观了拉斯维加斯的计算机展览，参观后柳传志感慨美国计算机市场的庞大，他发现了商业机遇：“墨西哥人和台湾人做的机器在性能上、设计上均不如我们，但他们生产批量大，成本低，价格便宜……我们在技术上能超过他们，只要把价格、利润做些调整，就能和他们在美国市场上争个高低。”

他们干的第三件事，是初步选择了几项高技术产品，“将像介绍AST产品那样引进国内”。“总的印象，打开国际市场绝非轻而易举，但也不是根本做不到的，”他说，“只要我们有‘争’和‘挤’的劲头儿，凭我们公司的力量，一定能在美国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8］

美国之行对柳传志的刺激，散见于后来的种种叙述中。陈惠湘在《联想为什么》中说，柳传志发现美国很多企业写字楼豪华气派，大多为好几个欧美国家的股东合资兴办。一些寒碜的小公司多由亚洲人兴办，股东通常只有一人。“尽管这个亚洲老板纯就个人财产而言也许要超过那些合股的欧美人，但亚洲人不愿意大家合作盖一栋摩天大楼。很多年后，柳传志对此事耿耿于怀。”李勤也耿耿于怀，他抱怨亚洲文化不愿做“牛后”，只愿做“鸡头”。

柳传志曾将联想比喻为一个贫穷的黑人。他后来也明白，作为一个贫穷黑人的联想在美国快速办公司似乎不太现实。他最终将全部精力投入香港联想而非在美国办软件公司。香港联想开业时，很多人惊异于柳传志“大举进军海外”的行动，以为联想资本雄厚，只有柳传志明白他们是“黑人穿西装”：“因为你穷，如果再不穿好一些显出一派信心十足，谁还敢与你做生意呢？”

就在柳传志对进军美国软件市场雄心勃勃之时，联想已开始在香港操弄硬件。联想涉足硬件制造源于吕谭平对其位置的忧虑。吕谭平曾留学英伦，他聪明过人，嗅觉灵敏，知道自己的附加值是对海外电脑市场的熟稔。

他的忧虑促使他采取行动。有一次他偶遇板卡生产商蒋国辉，后者试图与香港联想合作生产板卡，而板卡业务则需要强势的海外市场拓展。吕谭平见机遇到来，便向柳传志提议进入板卡制造业。他说：“单靠国内市场，有经销商的风险，光靠做贸易，一条腿站不稳……要把业务分成海外和中国两块。”

已动抛弃“技工贸”改投“贸工技”之念的柳传志正中下怀，他委托吕谭平与蒋国辉进行谈判。谈判一帆风顺，于是联想便与蒋国辉的Quantum公司合资组建新公司。蒋国辉以自己的板卡厂作价出资，持有45%股份，香港联想持有30%股份，北京联想持有25%股份，“大联想”以55%股份控股了新公司。

多年以后观察者可轻易察觉出柳传志耍的小小诡计，他既知香港联想有吕谭平等人股份，北京联想与吕谭平无涉，便使用“蚕食政策”增加北京联想的股权比例，要在里面“说话算数”。

倪光南随后带了十几个工程师来到香港，开始设计板卡。他既迷恋硬件，设计板卡正合其胃口。吕谭平与倪光南开始磨合。倪光南最初不愿使用韩国和台湾生产的元器件，而喜欢用美国件，吕谭平就耐心告诉他们做企业和做研究不一样：“不用台湾元器件，怎么跟人家拼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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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局的作为(6)

还有一次，他对倪光南说：“对商业来说，用最好的元器件，做出最好的产品不能算成功，用最便宜的元器件，将它做到最好才算成功。”作为商人，吕谭平明白，他必须将成本降低到极限，如此才可保持利润的最大化。他知道研究用的元器件差一点没关系，只要核心和原理正确就足以开发出新品。只要产品保证质量，不会让用户觉得差劲，无法使用，便算是成功。

倪光南设计板卡时，问题接连不断地发生，“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一套系统性的测试。”吕谭平与倪光南他们一起制定了联想QDI（板卡）的第一个测试标准，他后来形容自己相当于半个RD的副总裁。“早上10点钟开会一直开到晚上，天天在开会。北京的工程师技术都非常好，但我要向他们灌输商业观点。”

倪光南作为总工程师并无市场概念，他讨厌在重压下工作，柳传志则信奉“将树上的果子摇净”，其当日未见冲突龃龉，却为日后深埋祸根。

两年之后，联想的QDI开始赢利。柳传志为找到出路，开辟了无数条道路。他最后才发现，他开辟的条条道路，居然都通向了同一个终点。

没有人知道他回忆开辟道路的往事时，是否会庆幸自己没有以粗蛮的方法去冲破种种困境，更没有公开凿穿众所共信的神话。在真实生活中，他刚傲而强硬，有时脾气急躁，但在1988年，穿越无数条道路之间，往返于错综复杂的各种利害，他竟然谨慎周详，向四面八方显示出他复杂人格的机动力。这不能不令人对其性格的转变萌发兴趣，既而窥探到其管理思想的雏形了。

“大船结构”

综合来说，1988年的柳传志不可能一眼看穿他自己在联想史上的作为。即使16年后，要想洞悉全部，仍至为不易。在讨论他们当日行为与个性时，人们不免扬善隐恶，为尊者讳。扬隐之余，很少人曾提及的则是，柳传志获得的成果，无乃是一个大时代所合理维持的一种选择。既属时代选择，必然充满种种偶然，却又似是而非，放诸历史之中，又是必然之结果。

柳传志以“做小买卖起家”自居，不时发出通告，表示对旧事的不忘，要求他的下属们摒弃矫揉造作，而要以理想而务实的态度，及严格评判的道德是非，去管理联想所赋予他们的权力。

自从杨元庆和郭为自立门户，柳传志在联想就变成了半个神。他对潮流的判断和对纠纷的仲裁，有时会露出神权判断的痕迹，不容置疑，无从更改。在联想，他创造了一种政治传统，以现实的功业和自身的道德为是非的判定。完美的人物自然并不多见，有时不免出现一两个叫他颇为头痛的家伙。有一个叫孙宏斌的，有一次甚至教他惶惶然了。

用不着多说，历史已经证明，柳传志在1988年的布局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当他的经济政策发挥效用时，联想的“大船结构”开始成型。

柳传志有一次说起联想提出“大船结构”的背景：“什么叫做‘大船结构’企业模式？1987年底1988年初之际中关村街上几百家公司发展起来。这些民办的、官办的、半官半民的科技企业究竟如何发展？建立什么样的企业模式？众说不一。当时有的提出分散经营、小卫星制、小诸侯制，我们觉得也有道理，管理上灵活，容易调动下面的积极性，领导上比较超脱。但我们也看到，兵力分散，正是我国多年来科研管理上的一大弊端，而且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趋于协作、大联合。同时我们注意到当时的一些新兴企业内部出现脱钩现象，小摊贩、小山头儿思想导致企业停滞不前。我们认识到，没有一支组织严密、战斗力很强的队伍，企业就成不了气候，形不成产业，也就无从谈起进军海外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大船结构’管理模式。”［9］

柳传志所谓“大船结构”，首先是企业内部管理方法和结构，其特点是“集中指挥，分工协作”，包括5层意思——

集中指挥，统一协调；各“船舱”实行经济承包合同制；逐步实现制度化管理；公司实行集体领导；思想政治工作与奖罚严明的组织纪律结合。

柳传志后来基于“大船结构”又总结出了包括6方面的“大船文化”，即：

灌输全面的价值观；树立事业上的共同理想；筑造集团公司的整体意识；塑造高技术企业的社会形象；弘扬拼搏创业的公司精神；培养以企业为家、以集团为荣的自豪感，倡导亲密和谐的内部关系。

柳传志之提倡大船结构，缘于当日中关村大大小小的企业均奉行开小船之原则，其机动、快速的优势虽然尽现，但若遭遇危机，一条小船便可毁掉整个公司。信通后来走私事发，金燕静锒铛入狱，引发事端的，亦不过是其中一条“小船”。

柳传志提出其大船结构的哲学思想，我们在绪论中揣测其可能有“联想海图”情结。他无数次提到作为一个具体意象的“船”，的确耐人寻味。哲学体系的提出简单，执行却难。虽说是建立了“大船结构”，创造了“大船文化”，但直到1988年冬天，联想依旧一片“惊人的混乱，惊人的效益”。

那是北京体改咨询中心11月12日为联想做出的诊断报告，说联想“明显的优势与明显的劣势并存，需要把继续创业的重负与体制改革统一起来”，公司有三大劣势：职能分化不到位；运行方式不到位；公司主体不到位。又说联想创立至今，“始终处于打天下的高速运转状态”，市场机遇、血缘制约与管理意识、管理水平相互作用，导致长期以来管理体制只能被动调整，无力全盘改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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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局的作为(7)

那一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亿，较之去年的7014万元，简直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奇迹。高速增长掩盖了太多东西。至少掩盖了联想管理上的缺陷。

柳传志所戮力创建的管理体系，因为背景变动既快，他又缺乏足够时间，似乎进境一直不若想象中顺利。在一个全新的“联想局”中，柳传志只能将自己偶然间的灵光一现记录下来，作为联想“大船结构”的一个底本。

柳传志乘势

所谓局势，《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政治、军事等）一个时期内的发展情况。”孟子曰：“有智慧，不如乘势。”开创新局，期待一个新局有所作为，必定要借助势能。很多人评价柳传志时，总是强调他特别善于借势。

在《智慧算术》中吴稼祥先生说：“借势是别人和社会有需求，你满足别人和社会的需求……借势的关键，是准确判断人心向背和社会需求。有需求，坏事也能干成；没有需求，或需求不强烈，好事也可能干不成。”

柳传志借助了国家对高科技的重视，借助了中央对发展计算机产业的需求。1988年1月15日，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到联想视察时对他们说，中央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国家看来动了真格的。那一年成立的机械电子工业部，邹家华担任部长，计算机业由该部的计算机司管理。

联想4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开创外向型高科技产业”大会时，邀请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6月23日周光召为香港联想开业剪彩；11月8日，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科院科学家，名单中有个人叫倪光南……

开会与参观，讲话与题词，是1980年代企业所能借助的最大势能，它们既为企业提供了人气与支持，亦可使公众相信其实力。当日柳传志借足了势，他开创的新局孕育着新的希望。若其记忆力足够出色，他一定记得那些新希望包括：

联想在3月注册了“联想牌”商标“LX”，注册证为第334693号。4月20日的总经理室会议讨论了成员分工与工作安排，将宣传组变成了公关部。他们还约定每周六下午总经理与职工对话，第一个出来对话的人是柳传志。

他们在6月17办了一份叫《联想报》的小报。柳传志在8月27日提出了亿元营业目标。李勤在11月17日与业务部经理恳谈，要他们转变经营策略，克服疲沓情绪。他们恳谈的时候，北京体制改革咨询中心刚对联想完成了诊断。

然而，这些代表“大传统”的联想官方“大事记”，其任务即或不为“褒贬”，也很难从逻辑上提供为什么“白者愈白，黑者愈黑”。它们往往因其自身单调枯燥，使其所烘托的历史细节愈加珍贵。

柳传志在1988年为联想布局，当日虽未有明确表达，其腔调也不辉煌，实际上却为一种“小传统”的激动和民间的野心勃勃的氛围所笼罩，不若后来遭遇大亏损，整个氛围又瞬间转折为失望和堕落。

柳传志强调联想要有斯巴达克方阵一般的纪律，在“惊人的混乱”年代，似乎因为“惊人的效益”阻隔，并未收到特别效果，有时不得不寻觅另外的途径。但他所总结的“大船结构”管理模式与“大船文化”，因其后来的半神地位，则得以永久性地流传下来。只要联想不老，那些人创业的雄心未灭，那些颇显效果的仪式和做作，就仍然派得上用场。

中国人之接受柳传志布下的一个“联想局”，当中尚需一番周折，但联想集团的诞生和柳传志迎来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却是转瞬即至的事情。1989年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开始面对一个既残酷又别出心裁的转圜之点。

2004年，已经是杨元庆执掌分拆后的联想集团。柳传志和杨元庆已发现，联想集团没有完成自己的三年规划。后者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愤怒地诘问：3年过去了，我们的野心哪里去了？我们的创业精神哪里去了？

是的，那些美丽的花朵哪里去了？

【注释】

［1］、［3］、［4］、［6］、［7］《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2］《中港精诚合作，共同走向世界》，吕谭平，1990年7月，联想档案。

［5］《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柳传志，1989年12月，联想档案。

［8］《柳总归来谈美国市场》，《联想世界》，1998年12月15日。

［9］《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柳传志，1989年12月，联想档案。

［10］《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咨询报告之一》，北京体制改革咨询研究中心，1988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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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前顾后的基点(1)

1989年，对于柳传志来说，是联想史上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联想局”在那一年成型，柳传志在那一年被传“逃到海外”。他遭遇了商业上的风暴，但他最终赢得了那场“联想局”的战争。

汉诺威并不遥远

1989年1月30日，联想集团在海淀影剧院召开了成立大会。正是马雪征记忆深刻的那场：柳传志在会上声嘶力竭，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他告诉联想的员工：从1984年到现在，联想的累计营业额达到了亿，固定资产超过了5000万。联想现在拥有360名员工和16个国内外的子公司和有2个研发中心、1个培训中心、3个生产基地和1个位于新加坡的销售服务中心（新加坡），以及遍布全国的34个维修站，已经变成一家外向型计算机集团。

柳传志信誓旦旦地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美丽前景，台下的人热血澎湃，觉得理想中的新世界似乎即将到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似乎加深了他们的幻觉。

1989年3月，联想设计的286微机准备参加德国汉诺威国际博览会。那是世界计算机行业最高规格的博览会。从3月10日开始的10天里，40个国家的3300个展团将在汉诺威展示最完整的办公室、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于制造商来说，汉诺威因其特别地位而成为新产品、新系统进入世界市场的大门。

联想携Q286电脑和1套随机软件、诊断盘和测试卡、XT微机、联想FAX传真通讯卡参加交易会。在电脑厅进行展示的联想赢得了尊重，他们提供的电脑达到了世界主流微机水平，较之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同类产品，性能既优越，价格又低廉。仅仅10天博览，他们就收到大量订单。《人民日报》记者费伟伟后来写道：

“在电脑厅，一家中国公司的仅30多平方米的小展台引起了各国客商的注意。这里展出的一种新型微型计算机，以其优异的性能、便宜的价格，把人们从参展的同类产品前吸引过来。为期10天的交易会降下帷幕时，这家首次在国际市场亮相的公司竟一举获得来自欧美等20多个国家客商的订单：整套微机2073台，联想核心的主机板2483块。”

联想的一份宣传资料说很多外商看到联想产品就兴奋，连演示都不看就要订货，因为台湾的FAX卡卖700多美元，联想才卖四百多。

联想在汉诺威获得了成功，“当汉诺威的好消息传到计算所公司时，许多人喜极而泣”。既能为国争光，又使公司声名大振，那么对成功的宣传瞬间不可避免地铺天盖地，倪光南于是以技术神的身份再次粉墨登场，承接光芒的笼罩。

光环圈耀之下，对倪光南的褒扬成为一种习惯。威声在《联想之光》中说：“倪光南属于联想集团，联想集团属于改革时代中国计算机事业，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烘托出倪光南的人生价值。联想人从总裁到库房管理员无不以倪总为师表，他超群的智慧，令人折服的人格力量可以从几个传奇小故事中凸现。”

1989年1月，联想Q286微机开发进入样机最后调试阶段……倪光南急得满嘴起泡，带上样机急奔机场……大年初一，刚回到北京的倪光南就和十几位同事一起，一清早就扎进测试室，不分白天黑夜地赶……他们知道，假如赶不上今年3月份汉诺威的计算机交易会，就会失掉半年时间。半年，果真就那么重要么？计算所公司的人回答：如果我们不比别人加倍努力，那就永远无法弥补我们和世界的差距，如果是别人快步走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快步跑。［1］

就在汉诺威交易会开幕前3天，3月7日，柳传志向中科院递交了报告，说是想成立联想集团公司。公司名称暂定“北京中国科学院联想集团公司”，下设13个经济实体；联想集团与子公司以资金技术为纽带，实行控股管理。

一场新的变化不可避免，在过去的4年多时间中，柳传志一直维系的“计算所公司”现在将被“联想集团”所取代。放诸联想史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次变动是一个基点，一个“技工贸”向“贸工技”转折的基点。

2004年春天，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再次引发了对于联想道路的讨论，有人说该走“技工贸”，有人表示理解“贸工技”。许多人扯出旧年恩怨，过多地渲染了个人恩怨在联想局中的作用。但如果我们站在企业的立场之上，如果我们站在企业家的立场之上，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一封信和一封回信

1989年4月5日，柳传志给胡启恒写了一封信，他请胡启恒“并转光召同志”。头一天，柳传志向他们做了汇报，但他觉得由于时间关系没把想法谈透。

在4月4日的汇报中，柳传志对胡启恒他们说：“院领导是公司的老板，我们是伙计。”胡启恒和张弘同志都笑着暗示他们：“此刻有事了，你们找院里来了，等过去以后，还是你们照样当老板。”

“虽说是笑话，但实质上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我们已思考良久的问题。这牵涉到资产关系，牵涉到我们拼命工作的动力，牵涉到公司发展的方向。”柳传志说，“我们不打算作万润南，不想成为个人富翁……如果我们之间谁有了天灾**，其他人将对他和家属一保到底（因为我们没有把握这种超负荷运行能坚持多久）。但是我们谁都不许有成为一个资本家的要求，如果我们之间谁改变了初衷，可以好来好散，但计算所公司总经理室工作动力的出发点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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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前顾后的基点(2)

柳传志发现几年来，在“民办”公司和“官办”公司运行机制的较量中，“官办”明显占下风。他觉得是责任心的原因。民办公司的领导者拼命工作，敢于冒风险，关键时刻“他们也会像话剧《日出》中的潘耀亭一样手拿着电话打哆嗦，这可能是因为资产关系在起作用，他们算过了利弊得失以后，觉得冒险值得”。

但官办公司的领导者干劲儿就差了许多。“因为他们也把利弊得失算得很透彻。累出病来只能吃劳保；出了漏子自己要承担责任。因此在为了工作而致使个人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们就不肯挺身而出，不顾工作会受多大损失；而如果和自己私利有关的时候，适当地冒些风险则在所不惜了。”

柳传志曾分析为什么香港那么多中资公司，即使规模很大，与当地企业竞争也居于下风。他觉得至少一个原因是中资公司从职员到领导花了太多的精力去考虑如何买到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考虑存款用哪国货币利息风险小；如何将自己的家属调港工作等等。而他们的对手则全力经营企业。

“我们向院领导表明了心迹，我们不当资本家。那么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这几年，为了公司的兴旺，我们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李勤同志始终带着严重的心房显（纤）颤去工作。由于我们做的事情都有明确的目的，所以时时刻刻总是逼着自己达到预定的效果，这样人就老是处于一种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状态，仿佛经常在心中压着一块石头。”

柳传志说他们常在最困难时互勉：解决难题就像是喝不放糖的清咖啡，可以说很苦，也可以说很香。如果只为改善一下生活，那就绝对不值得他们这样拼命，如果有明确的动力和目标，那么克服困难就不觉得苦。

“那么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柳传志写道，“当公司创建的时候是为了求生存；当基本能站住脚了，我们希望能成为科研成果转为产品的桥梁，同时我们以为得到了难得的机会，也想施展一下，看看我们到底能挑多重的担子，使个人的事业心得到满足。”

柳传志表白说1988年香港联想的成功，使他们的动力有了质的飞跃，大涨其外向战略之信心。他们想实现高科技跨国公司的梦能，“有机会把自己的生活、生命和整个中国科学院的事业联系起来，甚至和国家科技改革的方阵联系起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第一件事是要院领导看到我们的能力，相信我们的能力。”他说，“第二件事是要让院领导相信我们的忠诚——对事业的忠诚，做人的忠诚。昨天的汇报实际是忠诚的一种体现。”

他暗示其试图了解中科院领导如何看待他们？他们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否被当作一厢情愿、自说自语？他委婉地表达了其担心：院领导不相信他们的能力，或者认为其此番剖明心迹是在玩弄权术。他想要一个“明确的回答”，以安慰自己的内心：这么干到底对不对？到底值不值？有没有可能干成？

在信的最后，柳传志写道：“光召同志、启恒同志：您们是我们信赖的领导。‘士为知己者死’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感情因素的重视。正因为如此，我才冒昧直率地写了这封信。我们殷切地盼望着您们对我们的指示，只要是直爽的，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们都会认真地体会并用行动去贯彻。”

周光召很快见到了这封信，他在柳传志的信上写了：“请启恒转达传志同志，我们完全信任他们，并全力支持他们。相信他们在中国历史这个转折关头，能像一个真正的**员那样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终身奋斗，以智慧和胆略去征服国际市场，为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作出重大贡献。”

胡启恒提笔给柳传志写回信，也是4月5日。写下了“传志”二字，她说：“读你的信，我流了眼泪。对祖国、人民，对党的赤子之心永远是我们最珍爱的东西。尽管世风日下，我们这些人心里的这一块绿洲希望能永恒地保持生机。”

胡启恒向柳传志讲述自己1978年访问了美国一些高技术跨国公司以来，就一直梦想着中国有自己的高技术产业。“无疑这是我们民族的历史要求，也是我们几代人的共同梦想。”现在周光召在中科院竖起了一杆旗，旗帜上写着：中国必须有，我们决心创办高技术产业。她看到尽管中科院内已出现了几百家公司，但其目的和动机各式各样。“看到你柳传志向我们表明心迹，原来你们的动力真正是我们共同的梦想、理想。要说知音的话，我看你们才是我们的知音！你们自动地走到这面大旗下，甘愿冒枪林弹雨去冲锋陷阵，这对擎旗的人是多大的支持！所以，我们是同生共死的战友，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上向同一个目标进军。”

有时候胡启恒会问周光召：“在中国社会的现状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一些理想主义者，想得太好了，离现实太远？”但联想和其他公司哪怕是小小的胜利，都使她感到无比的快慰，“好像在黑暗中，在荆棘丛生的没有路可走的荒原上看到我们预定进军的方向果然升起了几颗照明的信号弹那样。”

“中华民族已是无路可退了！”她说，“在我们共同的路上，来自各个方面的明枪暗箭障碍险阻还不知有多少……你们的公司，和你们这些人一起成长，将成就大事。放眼历史长河，20年后定会出现新的天地。创业者的艰辛定会伴随着最美最甘甜的成功之果。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们苦难的祖国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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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前顾后的基点(3)

写完了信，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胡启恒突然又准备再写点什么：“你和倪光南的配合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需的条件。在许多企业的创业史中都有这样的配合。你们已具备了起飞的条件。这是我的认识。”［2］

1989年4月4日，一定发生了某些事情。可以确定的是，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似乎与梳理产权关系并无直接关联。柳传志汇报组建联想集团的设想，胡启恒他们似乎对其设想兴致不高，对其“老板说”亦不以为然，觉得联想在利用科学院。柳传志颇感委屈，便写了长长的一封信。

究乎历史的蛛丝马迹，我们隐约感觉，那是“联想局”的某个转圜之点。写给胡启恒的信中，柳传志已经提出公司与中科院的资产关系问题。这或可成为联想梳理产权关系的第一步，也是柳传志“拐大弯”的开始。出乎柳传志的意料的是，他这大弯却拐了十几年。

如果没有这两封信，以及从4月7日开始的3天中，中科院批复同意组建注册资金3000万元、性质为全民（集体联营）的北京联想高科技集团公司，迄今无能力窥测出在1989年4月4日，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往来的两封信中，我们可窥测历史的某个侧面，隐约看到那一代人的内心。他们既从文化革命的潮流中脱身而出，觉得时间珍贵，便只有大刀阔斧地行事。周光召提出的“一院两制”沉淀于大时代中，便使中国科学院诞生了数百家公司，使中关村成为中国的硅谷。这些公司经过时间砥砺，有的变成了死于荒野的时尚，有的则高高屹立于中关村，屹立于中国IT业潮头，成为象征或标杆。

周光召时代的科学院在中关村和联想史中留下来的痕迹，带有无穷的戏剧性，其影响所至，迄今未衰，当中最大的特色，乃是外界看来不加节制地支持。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的精英分子们无法理解前代人之间的“战友”感情，也就无法推及联想所获支持是鉴于前代之覆辙所产生。

内心

1989年3月，柳传志不停地开会。讨论汉诺威的会议自不必说，3月23日他还召集联席会，说要讨论加强公司党组织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二天，他又受委托给15室、16室党支部全体党员、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讲话。

那天，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近年来，我们党的局部形象是苍白的。党的组织生活不能按期召开，开会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发展党员，此外，就是发牢骚，拉闲篇，小组长的主要职能就是收党费，等等。”

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不可能产生出柳传志一代的感情。后者清晰地记得他们是带着一种如何神圣而崇敬的心情填写入党志愿书。“我们四十多岁的人可能有过这样的切身体会：1960年我上高三，17岁，正是困难时期，到晚上饿得能抓一大把药丸子塞到嘴里。但那时候团支部号召说，一人捐两斤粮食支援灾区，马上就捐，眼儿都不眨！好多同学个儿头、块儿头比我大，也都这样。这是什么？这就是党的力量。我们看电影《上甘岭》时，前面一排倒下去，后边跟着扑上来，我们是要流眼泪的，而且真心相信，一点儿都不假。”

那时候，**在报告中说国家正处于历史大转变的时期，一些人开始研究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国家兴亡对个体的直接影响。

“那么，公司需要什么？”柳传志问。“请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每一个部门，是不是都多多少少地有些不健康的、不利于公司发展的风在吹？是不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会产生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意见、隔阂？甚至不顾大局，影响工作？另外再想想，当部门经理出差一个月的话，你们那儿的工作是不是还一切井然有序地照常进行？再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如果公司受到大的挫折，比如说影响大家的奖金，一下子降到50%的时候，我们的队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柳传志说他希望有一支队伍，像小说《斯巴达克斯》描述的那样，结成一个方阵，当前面的人倒下，后面马上有人补他的位置，阵脚不乱，气势不减。“要能做到这样，那么再大的风浪，我们也会遇险不惊了。”

“我们的前途还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坎坷，”他说，“尽管我们在香港这一炮打得很响，倪总今天从汉诺威带回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但是，我们是不是就能放心大胆地往里扔钱了？稍微有点闪失，就会给公司带来极大的麻烦。”

柳传志的担心不幸被言中，不久之后，吕谭平他们果然给柳传志带来了极大麻烦。香港联想开始第一次大亏损。这是后话。

3月24日的柳传志激情澎湃，却又语重心长。他把自己的内心袒露在他的下属面前。他很罕见地讲了一个多钟头。他推心置腹，说倪光南设计的286微机在汉诺威取得了至少每月1500台的订单，但4月份马上拿出一批样机却非常困难。他说不敢提前把样机做出来，“钱在手里没看得很准的话，攥出水来也不敢投下去”。“假如我们是那种‘败家子’的单位的话，这钱早就扔下去了。但是我们手里是什么钱？不仅仅是血汗钱，万一有个闪失，公司的根基就会发生动摇。”

他在那天说到了“三种人”，他后来又多次说到“三种人”：“我们怎样判断一个人呢？我们把人的能力分三个层次：1.能做成事情的人。2.有组织能力的人。3.有高一层审时度势和分析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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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前顾后的基点(4)

朱立南的出场

联想控股常务副总裁和联想投资总裁朱立南是“联想大家庭”第二代领军人物中唯一不惧柳传志的人。他的工作推进既快，便深受柳传志重用。工作之余，他与柳传志则保持朋友般的关系，偶尔还谈论一下生命中的私隐。有人形容他生活上对柳传志仿若幼子之于老父，撒泼耍赖，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他自己则形容柳传志关心他，是希望他多干活，变成联想的一头“主力驴”。

朱立南在联想局中第一次出场，是1989年4月14日。那天联想与深圳华星及Quantum合资成立深圳联想电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90万元，三方各占三分之一。柳传志出任董事长再次掌握权力，华星的孙秀珍及吕谭平出任副董事长。孙秀珍担任了总经理，华星的朱立南和联想的刘耀担任副总经理。

苏州人朱立南在**耗费了自己从1980到1987年的7年时间，他得到硕士学位后便南下深圳，加入了深圳华星。他最初去为华星做软驱研究，上班后却干起了统计。朱立南在华星花费很长时间却没弄清楚公司结构。这种混乱和复杂加深了他的记忆，使他多年后仍然记得华星有生产线、线长和车间主任。

朱立南最初未获任何职位，但老板孙秀珍试图培养他，便赋予他特权，让他拥有公司唯一一台电脑的使用权。朱立南倒也没有使电脑变成一种装饰，他用电脑进行生产信息统计，核实每天的设备使用情况和生产及销售的变化。后来老板见他余勇可嘉，便让他干起了调度，不过是统计每天配置多少料上线和生产多少。他又干得似乎不坏，于是在一年后他干上了总经理助理。

1988年底华星开始与联想谈判，华星首席代表朱立南与柳传志对局。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柳传志，对柳传志印象不坏，觉得其人还算坦率，做事风风火火，“谈事情就是谈事情”。柳传志对他没有特别印象，后来才觉得他是个人物。

他发现当日联想要成立生产基地，但其既无经验，又异常谨慎，不愿独冒风险。他以华星制造型企业之优势比较联想需求，发现联想需要一个生产基地。于是，他与柳传志一拍即合。

刘耀对这段经历记忆清晰，他记得真正筹建深圳联想是他与朱立南两人。他们的生产基地，只有600平方米，因其是联想第一个工厂而具有象征意义。

朱立南在后来的人生变乱中经历了不少风霜，但命运似乎为了表彰他生命的活力，教他后来因与吕谭平龃龉离开了联想，又因缘分重新与柳传志握手。他在1989年扮演的角色无关大局，可是当他后来隐于幕后导演联想分拆，他以前的规划好像全部被他自己否决了。

1989年4月，朱立南的出场无乃为联想开启了一条重要线索，这条线索所展示的问题迄今仍无确切答案。他奉柳传志之命，以优雅和高尚对付联想侧面的危机。在此情形下，2001年的联想完成分拆并非一个联想局的分裂点，它恰恰像1989年一样，成为联想史上又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关键时刻

5月29日，柳传志为联想1988年总结大会讲了《开拓进取，自强不息》，说公司的“大船结构”和“小步快跑”完全正确后，就收拾行装准备去香港。

那时北京已陷入混乱。6月3日，开始戒严。那天下午，联想总经理室召开干部会议，柳传志要各部经理一定要抓好青年职工的思想工作，“不要上街，不要围观，不要传播谣言，严格遵守戒严令，保证不出问题”。接下来的两天，联想的职工“没有去**和其他出事地点，无一伤亡和损失”［3］。

在此之前不久，联想公布了一批中层干部的任命，后来的风云人物孙宏斌成为企业发展部副经理，郭为被任命为公关部经理。他们在当日并未展示出指点江山的气魄，但元老们都知道未来归其所有，因为他们谁也斗不过时间。

柳传志试图与时间斗，他在6月5日惊慌失措地登上去香港的飞机。四通的万润南见大局已定，也一跑了之。因为时间相差无几，所以中关村到处传说柳传志和万润南一起逃跑了。

过了很长时间，当柳传志重新出现在中关村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柳传志没有出事，当年惊慌失措的行动也迥异于万润南一般的逃跑。他的确去了香港，他的确面临危机，却不是逃跑。他要去香港“打吕谭平的屁股”！

吕谭平让柳传志恼火：1988年底与Quantum成立的合资公司开始大亏损。1989年6月，时间仅过半年，柳传志的100万美元贷款便“亏得快没有骨头了”。面对前所未有之挫败，柳传志焉能不怒！

吕谭平后来描述那段历史说：“Quantum公司初办时由于缺乏经验，产品质量不好，致使资金积压、军心动摇。Quantum是被联想买下来的公司，它原来的老板拥有股份，同时也在Quantum管理层任职。此时对公司的前途大感怀疑，所以公司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4］

离开北京前，柳传志打电话给在香港的张祖祥，令其不要向吕谭平泄露自己的行踪，更不要让吕谭平接机。他怕自己一见吕谭平便无法遏止胸中怒火，在机场便对其进行痛斥。他并非照顾吕谭平面子，他可不想在机场发一通火了事。他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发作”，教吕谭平从此不敢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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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前顾后的基点(5)

柳传志将所有人都叫到面前，他满腔怒火。他咆哮着，几乎语无伦次：“我今天是个要跳楼的人了，这100万美元是我在国内的全部资产，如今全丢了，我没脸面再在世上活了。”“一个要跳楼的人说起话来百无禁忌，但我说什么，你们必须听着，不听不行。”“吕谭平，今天也要打你的屁股！”［5］

柳传志不仅想咆哮，不仅想“打吕谭平的屁股”，他要行使董事长的权力。借助愤怒，他宣布撤了蒋国辉的职。蒋国辉大感委屈，说愿意就此退股不干。吕谭平见蒋国辉要走，急忙要他按比例清偿债务。柳传志摆手道：“蒋国辉是一个老实人，就让他走吧。”未让蒋国辉还账，即或放在今天亦属国有资产流失，但若蒋国辉不曾退出，以他在联想所持股份，至少可摇身而变为百亿富豪。

吕谭平的导远已于柳传志逼迫之下关张，他已无出路，唯有与柳传志一条路走到黑。他说他佩服柳传志，当他发现柳传志“能关在房间里，早上9点到晚上六七点，几天几夜，一路总结经验教训，直到找到答案和出路”时，简直要把柳传志奉为神了。他后来心绪颇为复杂地说：

“1989年6月5日，柳董事长从北京赶来，改组了董事会，调整了管理层。任命我担任Quantum公司总经理。为了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我愿以全部家产做抵押，进行贷款。由于柳董事长和我们齐心协力地狠抓产品质量，加强管理，建立制度，很快使生产走上了正轨，产品一次合格率由30%提高到95%。”［6］

其所回忆的这段往事，正是柳传志后来多次说起的“捆手榴弹”，意即要同生共死，活下去便一起活，爆炸了便同归于尽。柳传志的凶狠，尽显于此。

柳传志觉得他们在内地赌的是政治前途，如果输了便全盘皆输；香港商人没什么政治前途，真正关心的是现实利益，他们最要紧的东西便是身家性命，所以他便要吕谭平拿出最重要的东西抵押给银行贷款，彼此付出，共同承担风险。

吕谭平起初犹豫得紧，抵押全部身家毕竟不比生意场上的打打闹闹，若是输了便一无所有。他后来心有余悸地说：“对我个人来讲，这第二次投资确实是一步险棋。第一次投资是我们几个同伴解散导远公司，完全并入联想公司，当时真是毫不犹豫。但这一次就不同了。香港联想有固定的收入，经营前景很好，财源不断，而Quantum公司是办产业，有很大的风险。我从联想转入Quantum，很明显在经济上要受到很大损失。对我和我的几个伙伴来讲，原来的家庭并不十分富裕，眼看就要到手的几百万港币分成确实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是当我们回顾起当初创办公司时的初衷，便再一次坚定了信念。”［7］

尽管吕谭平他们“再一次坚定了信念”，柳传志依旧采取了非常手段。他怕香港人欺负大陆人，来香港的时候便带上了周晓兰和陈恒六。一到香港，先是撤了蒋国辉的职，接着便任命周晓兰为香港联想副总经理。周晓兰在北京的职位不过是部门经理，离高层位置尚有一段极难逾越的距离，她之获副总经理的职位，与她“厉害”、“嗓门儿大”有莫大的关联。

周晓兰后来离开香港，也是因为她“厉害”和“嗓门儿大”。倪光南在香港设计286主板时，柳传志曾叮嘱周晓兰：“设计出来的主板一定要再三审查清楚，再去生产，批量生产后，再发现错误，损失就太大了。”有一次倪光南急不可耐，强令周晓兰投入批量生产，结果出了大错。柳传志要追究责任，周晓兰和倪光南大吵了起来。周晓兰执意要求给个说法——到底谁该为此负责。

柳传志知道周晓兰委屈，但他依然狠着心肠对周晓兰咆哮：“和老倪发生的任何矛盾，都是你的不是。做这件事情，出了成绩，是倪总的，有错的话，你就得担着。不行，将你调回北京。”

最终，周晓兰回到了北京。在1989年往来于北京和香港的传真中，有一份柳传志写给她的道歉信，它代表了柳传志对事实的清晰，也代表了联想史曾在此处发生过一个小小的偏差、一段小小的插曲。这封道歉信如今沉埋于联想档案中，为那一年柳传志与李勤的众多决定和擘画所湮灭。

尽管收到了柳传志的道歉，周晓兰却始终不肯原谅柳传志，她从此呈现给柳传志的都是一张冷若冰霜的面孔，让柳传志每次见了都感到内疚。

十几年后周晓兰有一次拿出了在香港写下的厚厚一本笔记，指着其中的一个记录说：这就是倪光南当时做的板子。她的很多笔记本都已遗弃，唯独这本保留了下来，每次拿起来，她的记忆就变得异常清晰。

主角的粉墨登场

1988年10月，柳传志把倪光南送到香港，他要倪光南在那里开发属于联想的286电脑主机板。为了“生产出自己的电脑，拿到市场上跟国外的产品一比高低”，联想投入了340万元研发经费，后来又投入了亿进行生产，多年来积累的血本全部作为赌注，扑到了286电脑上。

联想1989年或可出自郭为之手的一份材料说起这场赌博：“一个新产品的最佳效益期也许只有几个月……1989年上半年，286SIM效益期刚过，公司紧跟着又推出新的286DIP微机，继续占领着市场。公司领导紧紧盯着国际市场的细微变化，始终前台卖一个，后台搞一个，脑子里想一个，吃着拿着看着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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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前顾后的基点(6)

1980年代的倪光南的确是联想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联想史上最离奇的角色，他为联想贡献出了一个梦想，后来也制造出了一个悲剧。

吕谭平对倪光南心存感激：“当时我们的286主机板是按照一种称为SIM的RAM芯片设计的，因为价格便宜，很受用户欢迎。但等我们投入生产时，海外市场风云突变，一种用DIP的RAM芯片设计的主板大受欢迎，使我们设计的主板销不出去……幸亏公司有倪光南这样一支过硬的技术队伍托底，他们重新设计、改线、做CAD，然后又生产样板到小批量测试、大批量生产，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生产出DIP芯片的主机板，使我们度过了一次小小的难关。”［8］

联想的286主机板既已开发成功，与华星合作的生产基地业已建成，又在汉诺威拿到了订单。诸因素的结合，使联想走到一个转圜之点。这是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似乎前途未卜，又似乎一片光明。多年之后，经历了不知凡几的磨难，柳传志才洞悉了这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到底对他、对联想象征着什么。

但联想史绝对不是一首美丽的诗，不愉快的事情时常发生。1989年9月，大量的主机板生产出来，有的已经销售给客户之后，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当中。这时，一家比利时公司驻香港办事处打来一个电话：“你们的主机板子装上日本OKI生产的RAM为什么不能运行？”

柳传志和吕谭平赶紧派人去检查，发现其他厂商的RAM都能通用，唯独在OKI却慢了几毫秒。他们设计的286主机板应属“公板”，插上任何RAM都应同速运行。当时联想已生产了4000块主机板，印制线路板的改动只能用软导线“飞线”，其行为在国际市场上无疑为“自杀”——外加元器件是产品不标准、不成熟之表现。这样不但十几万美元血本无归，柳传志他们进军国际市场的梦想也将成为一个空花的泡影。

“进退维谷，联想集团怎样经受这承重打击？倪总不在香港，柳传志知道，如果还有一线生机的话，就得看倪总的了。下午3点钟，电话打到北京，倪总心中也惊起狂澜，但他未露声色，只说，让我想想，等我电话。

“‘世界上最快也是最慢的就是时间！’联想人如今尝到了这‘最慢’的滋味。

“23400秒后的深夜11时，柴湾，香港联想总部电话铃振响，大家猛然惊起。

“‘问题解决了，我在板子上找到了一个空门’，倪总就这么平静地挽狂澜于即倒。在这个空门上，倪总在电话里稍加点拨，加了点‘绝活儿’，泰山压顶的打击便化为轻柔柳絮随风吹。”［9］

柳传志当日惊喜异常，据说还喊：“天助我联想，倪总真神人也！”但其真实性却不可考。关于倪光南鬼斧神工的传说铺张于“柳倪之争”前的大量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它们依靠印刷术和无线电波的力量，扩散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柳传志刻意制造的“技术神”最终与他分道扬镳，在各自尘土飞扬的命运道路上，他们一次次地交叉，最终彼此的背影越来越模糊。

联想的擘画

虽然人在香港，但柳传志的擘画却未停止，反而加快了节奏。他把事情的结构简单化，把联想整肃为一个严密又均匀的体制，借以推行行政上的管理。他的布局之意，大凡对联想稍有研究之人，均能领会。

先是在6月，联想变更了与海淀供销社的联营合同，更名为“北京市联想高科技集团公司”，柳传志总裁是法人代表，注册资金则变更为3000万元。幸运的事情接踵而至。8月9日，联想在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上展出的三项产品获得两个金奖和一个银奖；两天后，13位专家来到联想调研，李勤做了汇报。

柳传志和李勤在1989年的9月27日干了一大把事，先是委托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在美国花了3000美元注册了“LX”联想商标，接着报请计算所同意创办南京、长沙、成都、兰州和青岛5个分公司，还与广东科学院试验工厂联合成立了联想电脑设备有限公司，与解放军测绘学院训练部合资创办了“河南联想电脑技术联营公司”，李勤出任了河南联想董事长。

那年的11月14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先是联想的“奖金发放原则”出台实行，规定利润的20%作为奖励基金，接着便在海淀剧院搞了一个场面宏大铺张的联想集团公司成立大会。

联想集团公司成立大会上宣布了科学院11月10日的任命，成立了联想的8人董事会，曾茂朝、王树和和张大刚是国有资产代表，柳传志和李勤是公司职工代表，倪光南是科技专家，吕谭平是港方代表，佟柏华是财经专家，后者身份颇类似今天的独立董事。曾茂朝担任了董事长，柳传志成为副董事长。

那一天还宣布了对联想集团高管的任命，柳传志出任总裁，李勤出任常务副总裁，吕谭平、张祖祥、胡靖宇干上了副总裁，倪光南依旧是总工程师。在未来岁月中，他们之间将出现错综复杂的关系，出现视同路人如仇隙，但在联想史尘土飞扬的命运道路上，他们之间的一切似乎都不值一提，都会为历史所湮灭。

周光召说柳传志他们“为解决科技和生产密切结合的问题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希望他们“能够带头走出一条道路来，去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锻炼成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一条钢铁大船”，说联想是现代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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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前顾后的基点(7)

成立大会在海淀剧院举行，柳传志一定记得一年前联想曾在此处召开过创办外向型高科技产业誓师大会，他记得当日他在演讲的结尾说：“我希望，在一年或者两年之后，还在这个地方，我能高声地告诉大家，我们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实。”

柳传志结出了一个联想集团公司，这是北京联想第一次拥有了“联想”这个名字，第一次变成了今天已被抛弃的“Legend”。柳传志多年擘画终获成功，他现在拥有了联想，拥有了北京的357名员工和香港的102名员工，他还拥有散布在中国及海外的17个分公司。

柳传志那天信誓旦旦地说要在1993年海外股票上市，要“跳龙门”。1991年，当联想在香港遭遇“黑色风暴”，巨额亏损降临的时候，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否会感慨：龙门不知何处去，泥淖深处看落红。

然则，中国IT业的主角既已诞生，联想的擘画到了一个关键基点，柳传志便无法在大时代中选择自己的命运。他在被命运安排执行的这项任务中，将面临无数挫折灾难，他要付出友情、牺牲亲情，甚至要付出一半的听力，才能使联想成为一种标志，一个象征。多年后，当那些人斤斤计较、喋喋不休争论“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时，他们并不知道柳传志为了道路的选择到底付出了什么。

也有一些琐碎的音符，颤发着尖锐的噪音。它们并不影响联想在1989年开创的大局，而是成为一个零星点缀，使人们更能理解1989年的中关村往事。业务部的金刚有一次提醒人们“提高警惕，谨防被盗”，说是：

“近几个月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出现了一伙盗窃集团，罪犯们流窜于各家公司，乘人不备，偷窃作案。我们公司新门市自10月初以来，已5次被盗，先后丢失20MB硬盘二个，40MB硬盘一个、三型汉卡一套，VGA卡一块，虽然这个盗窃集团已被侦破，但我们只追回了一个20MB硬盘和一套汉卡，还有三件未找到，使公司蒙受了经济损失。”［10］

瞎子和瘸子的故事

1989年11月14日是柳传志的一个总结，是他管理体系的一次完整提出。他此前面对各种媒体，零星地说出了“大船结构”和“大船文化”，有时候还会提到“瞎子背瘸子”，说起联想的“天条”，但从未如此系统地进行总结。

这是一次转折。他从自为年代向自觉年代的转折，他从“盲人骑瞎马”向“走马观花”的转折。这次转折确定了联想局的游戏规则，多年后依旧是联想“入模子”培训开篇的学习资料。

“大船结构”和“大船文化”已无须赘述，至于联想的“天条”，不过是延续公司初创时的某些约定，确立为：不许谋取第二职业，不许吃回扣，不许收“红包”，不许利用工作关系牟取私利等等。

柳传志所得意的海外战略三步曲，夸张而乖戾地说，是一种“体制创新”。

“瞎子背瘸子”则是其为联想确定的产业发展策略。所谓“瞎子背瘸子”，意即优势互补。柳传志说香港联想能够成功，即为综合3家公司优势：导远公司熟悉当地和欧美市场，有长期海外贸易经验；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能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和稳定的贷款来源；联想则可提供技术和工程师。“如果不是这样的合作，我们在既缺少资金又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贸然伸向海外，必然要受挫折。”

“……香港是国际贸易窗口，信息灵敏、渠道通畅，适合于搞开发和贸易，而生产基地则需要建在内地，因香港地皮、劳力昂贵……我们决定派一批高技术人员去香港成立研究开发中心，而把生产基地主要放在内地。我们把公司本部作为大本营，作为向海外进军的基地，海内外公司统一指挥，人员、资金统一调配。海内外互为依托，连成一体形成竞争力抗风险力很强的企业阵容。”［11］

柳传志他们进军海外，有时不仅需要顾及攻势力量，还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所以，任何假说都不能以一种力量做主，缺乏众多色彩，继而造成无法贯彻到底的压力。他们也不能保持一种雍容的气度，等待被打破的瞬间。他们必须通过自减来获得最大的加。

“田忌赛马”是柳传志为联想确定的研发策略。说是战国时，齐威王与田忌赛马，田忌三战三败。他后来找到孙膑，孙膑提供了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以下马对上马的策略，最后三战两胜，以局域的失败换取了整体的胜利。

“我们过去总想以自己瘦弱的小马，去追赶人家膘肥体壮的快马，结果越落越远，”柳传志说，“……286从技术上说在国际市场上属于中马、下马的范围，但我们一定要拿出上马来和他们对阵。就是说，公司拿出较为充裕的资金，拿出以倪光南为首的第一流的技术人才，在认真分析了国际上各种类型的286之后，我们运用先进的设计思想，选用国际通用的、集成度最高的、最新生产的元器件，使我们设计出的机器成为上乘产品，性能远远优胜于台湾地区、韩国和香港地区当地的产品。这样，我们终于挤进了国际市场。”［12］

“茅台与二锅头”策略是其为联想确定的市场策略。柳传志最初将其总结为“汾酒与二锅头”，后来为了突出联想产品的品质，将“汾酒”变成了“茅台”。

柳传志参加了好几次欧美的计算机展览会，他几乎没看到中国产品。“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毫无地位，”他说，“因此，要想挤进去就必须优质低价。由于国内劳动力便宜，生产成本低，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联想286可以说达到了‘汾酒’的质量，但我们卖‘二锅头’的价。这就是我们的产品在海外具有竞争力的原因。现在我们用优质低价的产品已经在紧闭着的国际市场大门上凿开了一条缝隙，并且插进去了一只脚，最后一定会抢上一块地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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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前顾后的基点(8)

1989年11月14日，在修改讲稿的时候，柳传志删除了以下文字：

总之，我们既吸取了过去不讲经济效益，全面赶超的历史教训，又克服当年国内流行的“追赶无望”的悲观主义，以我们高超的技术、灵活的策略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了进去。当然，进军海外市场不过刚刚拉开战幕，更激烈的搏斗还在后面。只是回头看，一年多来，我们在国际市场上试探着下了几个棋子儿，眼下兵马未伤，棋势相当好看，令人跃跃欲试。［14］

有时候柳传志会想起他们在香港“准备卖掉汽车退掉房子，捋起袖子，重打鼓另开张”。他们曾如此压抑，不确定自己的命运到底是把手榴弹捆绑起来一起生存下去，还是一声巨响、同归于尽。

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带着唯美的色彩，过度地追怀过去，沉湎于感情化的记录中，表彰我们生活范围之狭窄。在1989年这个适宜的瞻前顾后的基点，我们重新反思一遍，会发现经过重新梳理的联想局，有着独特的价值。

我们今日来看柳传志布局时的联想充满生气，又兼种种宣传造成了莫大的影响力。当时所见事实或许有所出入，放诸20年的历史当中，则发现迄无一个环境可以永恒不变。正以其不停变化、互为表里，联想局才充满了危险与机遇，也才得以深刻改组，获得更大的空间。在20年的历史之中，必须有一个富有想像力的人出现，将刹那的光阴编制成永恒的光辉。

【注释】

［1］《走向汉诺威》，费伟伟，《人民日报》，1989年。

［2］两封信均来自联想档案。

［3］《学习邓小平同志讲话，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计算所公司党支部，《联想世界》，1989年6月30日。

［4］、［6］、［7］、［8］《中港精诚合作，共同走向世界》，吕谭平，1990年7月，联想档案。

［5］《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9］《联想之光》，威声。

［10］《联想报》，1989年12月30日。

［11］、［12］、［13］《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柳传志，1989年11月14日，联想档案。

［14］同上，原始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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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人：张祖祥(1)

张祖祥在香港听到一个笑话：一个人每天都开车到山顶锻炼身体，每天他都要爬一个山坡。有一天他开车往那边走，对面过来一辆车。“猪！猪！猪……”他气愤异常，大骂一声：“你才是猪呢！”等他拐弯时路上突然蹿出一头猪来，他来不及反应，把猪给轧死了。原来人家提醒有猪小心，他还以为人家是骂他猪呢。

给他讲这个故事的人叫柳传志。“反正守着柳传志，你耳朵不会清静，他不断讲，”张祖祥有一次说，“他讲的所有事情，除了偶尔会有一段两段笑话，剩下就是公司的事。可以说他的心血整个都倾注在这里。”

张祖祥1939年出生于山东烟台，在大连长大成人。他1962年在计算所开始其工程师生涯。离开计算所前他是八室副主任。八室搞微机，有时还搞机房维护。说是搞微机，但真正的计算机他们难得见上一眼。

张祖祥的运气还算不错，1980年国家科委进口了一批微机，他第一批接受了培训。培训完了，回到计算所后他就变成了“先知”，在国内到处讲课。有时候他还会给别人翻译一些资料、开发一些系统。

这时的中关村，“两通两海”已小有名气。更早的华夏，是系统物理所陈春先教授访问硅谷后创办。陈教授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但他的华夏始终没有变成一家大公司。张祖祥曾在华夏做过技术顾问，他对陈春先还算推崇：“他应当属于办公司的一个先驱，现在好多民营企业开会，都把陈春先老先生请去。”

柳传志有一天找到张祖祥，他递上了烟，抽了两口说：“所长要拿20万办一间公司，老张，咱们一起干。”张祖祥记得柳传志那天与他一起坐在小楼梯旁，拿出的是带锡纸的“香山”。他知道这烟三毛七一包，很贵。他们平常抽不起这烟，两毛七的“八达岭”都觉得奢侈，有时候还只能拿烟丝“卷大炮”。柳传志的邀请既然发出，又抽了人家带锡纸的“香山”，张祖祥便“欣然答应”了。

作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计算机专家，他曾收到无数邀请。信通曾希望他去做副总经理，但他感到畏惧。他惧于与外界打交道，满脑子全是机器与程序，不知道人际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它代表三家股东利益，它们各出100万。既要有一个团结的集体，还要维护投资方利益，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处理？我没法处理。”

他知道金燕静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女人，但他内心已存顾忌，便不再动摇，金燕静再三邀请，他再三婉拒。有一个寒冷冬日，金燕静推着自行车游说他，他们在中关村转了三圈，他都未尝动摇。

“后来信通走私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我想走私是整个总经理室的决议。”如果张祖祥做了信通副总经理，他肯定会跟随金燕静锒铛入狱。他有时会感到万幸，有时则为金燕静鸣不平，觉得那是大时代造成的结果，却仅由金燕静来承受。

“当时市场转型，游戏规则却没更改，只有按旧规则来做。当时管得松，好多公司都走私。走私违法，不走私便得退出游戏。这是一种改革下的冲突。”

但是，信通跨了，金燕静入狱了，张祖祥到了联想，在那里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后来有一次说自己欣然应承，还因与柳传志的熟稔。他记得柳传志小他5岁，他属兔，柳传志肖猴，刚到计算所时是一位英俊少年，“看起来非常邪乎，见面就笑嘻嘻的，两个大虎牙，特好”。“四人帮”倒台后，柳传志在台上做的一次发言极为精彩。

“柳总年轻时就善讲。我觉得这个人是个人才。见面我们打个招呼说说话，越混就越熟。”他说，“我想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可以不考虑人际关系。我可以逐渐学习市场，不会在这个过程里被人打倒，弄得我最后什么事也干不了。”

事实上，张祖祥早已厌倦了研究室副主任的生活。他一天到晚要忙些与技术无关的事务，有时一些工程师为了分一个煤气炉也要在他面前哭闹半天。“我那时候一天到晚忙于这些事情。我觉得有些烦心，觉得时间不是真正用在业务上。”

既然三人达成一致，他们便开始招兵买马。计算所拨了20万元，买马是买不起了，好在计算所兵多，随便拉来一个，在1984年冬天都能派上用场。技术骨干虽然不会轻易到联想来任职，但没甚前途的人则或许动心。“这样好不容易凑了11个人，”张祖祥回忆说，“我们开了一次会，就决定要成立公司了。”

张祖祥与柳传志一样，知道那因循苟且的中关村，非经过一番革新整饬，不足以应付艰难危局。但他们找不到方向，更无法为自己的希望重新厘定疆域，划分沟洫。他们只能踯躅于“十八相送”的路上，来来往往地寻找出路。

他们后来终于捞到了为科学院500台IBM微机验机、培训的生意，付出“蚂蚁搬家”的辛苦后狠狠地赚了一笔。汉卡也很快研制了出来。李勤倒是聪明，他动员科学院的500台IBM电脑全部都装上联想汉卡。他召集人马到科学院里宣传，做演示。那些人都懂技术，见汉卡技术不赖，便全部配了联想汉卡，使联想又小赚了一笔。一直没发奖金的联想，也在1985年6月第一次发了30块月度奖。

公元前522年，郑国著名的子产临终前说：“唯独非常有才德的人才能靠宽纵。其次莫若使用猛力。你看那火，因为它猛烈，所以人人见而畏惧，因此死于火的人很少。但水，因为它看似柔弱，人人都去狎弄，故而死于水的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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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人：张祖祥(2)

联想早期管理，人情上宽纵，人事上却使用猛力。张祖祥记得公司初创时柳传志有一次说：“大家办公司，一定不能吃里扒外，不能拿回扣损害公司利益，这是公司天条，谁违反了天条都请出公司去；我们的子女不能到自己公司来；有问题都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谈，不能在下面搞小动作。”

但柳传志后来对倪光南不惟人情上宽纵，人事上也宽纵起来，终于酿成大祸，差一点断送了联想和自己的前途。这是题外之话。

柳传志曾问过张祖祥他们：“我们是船长还是船主？”那时候他们都默然不语。柳传志说：“我们是船长，那船主是谁呢？是国家。既然是这样，违法的事情我们不做。”张祖祥对柳传志的这句话记忆犹新，他知道若无当日的这条铁律，联想难免走上信通老路，柳传志、李勤和他难免落个金燕静的下场。

在联想，开会迟到要罚站一分钟，以儆效尤。张祖祥是联想第一个被罚站的人。那时公司没什么纪律，张祖祥有一次开会迟到，柳传志虎着脸说：“你怎么坐下了？不能坐下，你迟到了得罚站一分钟。”张祖祥马上就站起来，他觉得委屈，只是为柳传志权威计，他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命令。

会议停止了，讨论变成了安静。有人在看表，看够不够一分钟。张祖祥站在那里，异常严肃。一分钟到了，柳传志说：“请坐吧。”他们便接着开会。

开完会后，柳传志找到他说：“张大哥，你不介意吧？”张祖祥说我不介意。柳传志告诉他，办公司总该有个规矩，以后不管任何人开会迟到都要罚站一分钟。后来柳传志也被罚了几次，其中一次电梯出了故障，大家都准时去开会，没有人知道他被困电梯里，他叫了好长时间才有人把他揪出来——可他照样还得罚站。

罚站只是联想的特色管理之一。张祖祥说，柳传志当日还严令，下属找到他们总经理室，他们要先问一问：这件事有没有跟其他总经理讲过？他是怎么决定的？柳传志担心由于渠道不畅，信息不对称造成总经理室成员的矛盾。

1987年，联想在中关村大街上谋了一个门脸，柳传志叫它“新门市”。新门市的装修由张祖祥负责。楼上挂了一个牌子，用的是郭沫若的字体。与四通比牌子的故事由此拉开序幕。张祖祥说：“四通那个牌子搞得太大，把我们的二楼窗户都挡住了，为这事我跟四通那个副总还吵过架……搞得周院长反复协调。”

他们早期做汉卡时通过一个香港人进口元器件，后来也进口了一些微机。柳传志想：海外微机的价钱到底是多少？代理商的成本和利润到底有多少？他告诉张祖祥：“我们假如能够走出海外信息畅通的话，我们的利润就可以扩大一些。”

他给张祖祥举了个例子：他们从代理商那儿买机器，代理商拿15%利润，他们再加价15%卖出，那总利润就超过30%。假如他们在海外办一间公司，代理商15%的利润便由海外这家公司获得，联想的总利润就可扩大。

“我们还可以制造一些产品拿到国内来，”柳传志说，“为将来我们走向海外铺垫一个基础。”他们觉得柳传志的主意不赖就讨论起来。柳传志因为天天思考，每次给他们“洗脑”都要增加点内容，补充些细节。

“他先给你讲一遍，过两天他再给你讲一遍，他就像热水器、粉碎机。他把话零零碎碎地给你讲，给你讲热了，就开始执行了。”张祖祥说，“最后讲到什么程度？他最后讲了三步曲，越讲越像那么回事。”

张祖祥对柳传志的嘴皮子功夫大感钦佩，他说柳传志总是通过“磨嘴皮子”把别人磨倒，达到目的。“他走路讲，到哪儿都讲。有一次王树和要到香港，李勤知道柳传志爸爸爱吃小米，就弄了一包小米，跟柳传志俩骑自行车到王树和家。他们路上聊得起劲，到了王树和家一看：小米没有了，骑到半道丢了。”

既然柳传志提出了海外战略三步曲，联想便开始准备。张祖祥想到了香港导远，那是吕谭平、吴礼益的公司，在柳传志、张祖祥他们心中留有不错的印象。

张祖祥讲了一个故事。最初吕谭平他们在民族饭店有一间驻内地的办公室，张祖祥因为业务上的往来就跟他们混熟了。吕谭平到了北京，柳传志就与吕谭平在联想的小食堂见了个面。“刚一坐下，柳总眼尖，一眼看到筷子上粘了个死苍蝇，马上就把这个苍蝇拿掉了，换了一双新筷子。就这样我们见了第一次面，互相都有了解，觉得这人还不错，大家就合作起来了。”

有一天柳传志在路上拦住了张祖祥说：“老张，给你谈点事。咱们要去香港建公司，想派你去。”张祖祥说：“柳总，那可不行。我这个人不精灵，又不懂香港话，弄不好叫人给骗了。”柳传志说：“没关系，你去。有事大家一块商量。派你去我们才放心。”张祖祥数了一下公司的人头，知道柳传志跑不开，李勤负责内地业务也渐入正轨，公司只能派他去了。

1988年1月8日，张祖祥离开北京到遥远的香港筹建香港联想。那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将在那里度过多长时间。

柳传志在春节前也到了香港，他与张祖祥和吕谭平一起去为新公司找房子。他们最终选择了破败的柴湾，在那里买了一套200平方米的办公区。他们之选柴湾，是因柴湾系偏僻的工业区，房价便宜；别处他们也买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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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人：张祖祥(3)

他们将柴湾的办公区稍微装修一下，便正式成立了香港联想。他们装修的时候还请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给他们设计的桌子比裁缝的桌子还高，全部弄成了白色，怪模怪样。中国的风水学上有讲究，说什么“面水背山”的风水最好，财源会滚滚而来。那个风水先生说：“今年你不会低于500万，低于500万你砸我的牌子。”第一年，香港联想的营业额果然超过了500万。后来柳传志再也不敢请风水先生，他害怕搞不清楚到底是战略起作用还是风水先生起作用。

既然生意兴隆，吕谭平和张祖祥便开始买房子。他们在柴湾一层一层买，最后把柴湾的房子买了一大半。他们运气不坏，每次买下房子，柴湾的房价就会暴涨。有一段时间，吕谭平和张祖祥他们每天干的事情就是又拜天又拜地又吃乳猪。

他们先做AST的代理，到了1988年底便涉足制造业。他们与Quantum合资生产线路板。当日他们每卖一块主机板就要亏损一个美金。他们忍了。在那段“联想史”中，张祖祥明白了研究出成果和真正出产品不一样，商品要保证质量好。“为什么现在的联想能生产如此质量的机器，那是经历了一种痛苦过程。”

板卡生意越做越大，联想的形象慢慢高大起来。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上市了。“上市那年不错，挣了8000多万，上市以后第二年就出现了问题。”

那是联想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亏损，那一场大亏损直接导致了联想整合。张祖祥说大亏损的原因“主要是领导班子决策失误”。他推卸不了责任。

张祖祥有时会想起1980年代末期的时代背景，说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游戏规则有时还是计划经济。生产计算机必须得拿到许可证，没有“批文”什么都干不了，联想绕了好大一个弯才“曲线救国”成功。

那时候走私普遍存在，如果不走私，微机价格便会高得离谱，企业无法生存。柳传志严令联想不得走私，不能犯法，但他从不说不能使用走私货。所以联想有时会采用非常手段——“不管你从什么渠道进来的，我从你手里买回来，起码不违法。”虽然也冒风险，但至多遭受经济损失，不至于像金燕静锒铛入狱。

柳传志在涉足计算机制造后开始提出了完整的“贸工技”思路，但倪光南很快使其陷入痛苦之中。柳传志给予倪光南极高的地位，甚至将科学院奖励给他的房子也让送了倪光南。柳传志还为倪光南争取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工程院院士的头衔，正是这些头衔为倪光南告状大开便利之门，使一桩恩怨演变为“惊天大案”。

张祖祥从1994年开始鄙夷倪光南。那时联想要上市，倪光南提出要做董事。联想原定的董事有柳传志、李勤、张祖祥，倪光南的要求令柳传志极其为难——合资公司上市，各方董事名额已经确定，增加倪光南一人势必要改变董事会结构。

张祖祥不忍柳传志为难，便将自己的董事名额让给了倪光南。虽然争端以其牺牲结束，但他感觉倪光南权位**开始增强。不久之后，倪柳之争便公开化了。

1993年是联想史上唯一没有完成任务的一年，张祖祥回北京与柳传志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估计“里边有些事情”。倪光南与李勤的矛盾也开始展现出来，张祖祥说作为公司2号人物的倪光南不太认同李勤是3号人物。“他是搞研发那一块，对研发人员管理太松，只要他批过的，别人都不能干预。”他还曾对柳传志说企业必须由企业家而非科学家来管理。柳传志深以为然。

1996年，柳传志开始整合香港联想，张祖祥回到了北京。他在香港度过了八年半的时光，度过了联想最为艰难的岁月。2001年张祖祥退休，那年他62岁。

有时他会想：为什么是柳传志？他觉得幸而王树和离开，“要他在这儿，柳传志有再大能耐恐怕也难出头，毕竟位置和角色都不同”。他以为王树和并非极有魄力之人；“柳传志也谨慎，但他的想法每次都不断有新的高度。”

张祖祥钦佩柳传志对事物看得比较透，他说联想做AST代理每年都几千万利润。联想决定造自己的机器时，柳传志坚持将AST剥离出去，以免造成自相矛盾的后果。他们承受了很大的损失，却开辟了在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大好局面。

“他经常讲拐弯要拐大弯别拐小弯，开车拐大弯不容易出事，拐小弯反而容易出事故。所以他每做一件事情，预先总要摸索，不断地去想，自己想完善了，大家也都一点点地理解了。”他说，“GE公司CEO把改革的事情跟下属不断地沟通，下属知道怎么改制。他也是一样，不断地跟这个讲跟那个讲，不断地讲，越讲越深刻，最终使大家理解了，他也成熟了……”

他年长柳传志5岁，对柳传志却极为佩服。他从来不以兄长的姿态去显示自己的威权，却像一位真正的兄长，在背后默默支持自己十几年的兄弟。他们的确是兄弟，也只有他们可以把联想看得如同自己的生命一般珍贵。联想就像他们的孩子。联想就是他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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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试验、牵连(1)

好消息总会伴随坏消息一同到来，他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不时地出现在瞻前顾后的年代中。历史往往因为它们接踵而至充满戏剧性，而权力者们的表演剧场也因它们的不期而遇令人啼笑皆非，不知所措。

就像2003年冬天，柳传志一面要谋划如何在新一轮的国资改革中分一杯羹，又一面要应付突如其来的新一轮“贸工技”和“技工贸”路线的争论。很多人忽略了现实中存在3个联想，一个是杨元庆的联想，它的名字叫“联想集团”；一个是柳传志的联想，它的名字叫“联想控股”；另外一个，则是柳传志一直刻意描摹的“联想大家庭”，但人们并不知道，在柳传志退休之后，“联想大家庭”会不会分崩离析，变成一段如烟往事，一段如泣如诉的回忆。

批文

一个决定联想命运的时刻。一个柳传志梦寐以求的结局。联想在1990年获得机电部批准，可以生产自销联想系列微机。联想也在那一年推出了第一台自有品牌电脑。联想获得批文实属不易。在整个1980年代，电子部有许多直属生产厂，因其“嫡出”而获生产许可及政策优惠。联想是“庶出”，自然受到歧视。

当日电脑暴利，谁拿到批文，谁便得到了拾金子的机会。1990年，联想终于捞到这样一个机会了。那一年，“中国政府官员考察了香港联想，肯定了联想的生产能力，给联想发了生产许可证。”［1］柳传志“曲线救国”终获成功。

正是从那一年开始，中国降低了关税，取消了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外国计算机开始大量涌现在中关村。它们的出现既推动了计算机的普及与应用，也使那些一度靠批文生存的中国计算机厂面临巨大压力。

既然要做自有品牌电脑，为避免自相矛盾，联想不得不宣布放弃在内地代理AST电脑。柳传志做出这一决定的勇气如今无法估量，但其损失却令人咋舌：头一年，香港联想代理AST电脑的营业额超过2亿，利润几近2000万港币。

若现存史料全部可信，那么在1988年底和1989年初那段时间，柳传志与李勤曾与AST高层谈判，他们试图说服傲慢的美国人接受一项建议——生产“AST联想”联合品牌电脑。但AST表现出的傲慢摧毁了那桩谈判，他们说：“我到中国来，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在技术上和AST合作。”

李勤当日对AST的回击是：“我不管别家公司怎么样，联想要做包含自己品牌的PC，首先和AST商量，是因为同AST合作了两年，合作得非常好，所以，先找你们，即便你们不愿意，我们也必然要出我自己品牌的电脑，所以，我们可能找别人合作，也可能独自做——这对咱们未来的合作可能会产生影响。”

AST并非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但其傲人气焰却丝毫不弱，他们并未太将李勤不卑不亢的回答视作威胁，反而以为对方只是为面子计较的一种姿态。等到联想推出自有品牌电脑并宣布在内地放弃与其合作时，他们才感受到震动。

柳传志与李勤既然遭到AST拒绝，便洞晓与跨国公司合作并无出路，即使成功也只能扮演陪衬角色。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反而找到了出路，也看清了那些跨国公司可憎的面目，李勤说：“他们当时找联想，就是想让联想多卖他们一些机器，没别的目的。”

柳传志和李勤找倪光南讨论联想是否能够推出自己的电脑，迷恋技术的离奇角色自然拍手同意。他们便再分析与AST之间的关联，觉得脚踏两条船，最好不过是“联想品牌打了出来，AST也能接着做”，其最坏之情状当是AST觉得他们非其族类，不再对他们及时供货，“联想品牌没打出来，AST也做不成了。”

既然李勤与倪光南均极坚定要做自有品牌电脑，柳传志也以造电脑为梦想，那么分步骤抛弃AST便成为一个“阴谋”。AST当日并不清楚联想的“阴谋”，等到柳传志动手，AST在中国市场迅速衰落时，他们才痛感当日的傲慢与偏见。

联想安排不多人成立一个部门负责代理AST电脑，其千军万马均将“造自己的电脑”作为真正事业。AST初时并未感到压力，1990年夏天终于气馁示弱。他们找到李勤，低三下四地问能否重新讨论制造联合品牌电脑。李勤告诉他们：“市场，你们比我清楚，时机特别重要，时过境迁，这事再谈也没有什么意义。”

联想在整个1990年才销售了2000台电脑，到AST屈尊降纡与他们谈判的那个夏天，他们的销售量也刚超过1000台。但李勤感觉前途光明，所以他才那么嚣张地说“非常感谢”，将AST的谈判代表打发出门。

没有人知道AST代表离开中关村时内心作何感想，没有人知道当联想成长为中关村的象征和标杆时，AST会不会感到懊悔。他们渐渐远离了中国市场，渐渐地失去了勇气和魄力。他们被自己曾经抛弃的人抛弃了。

李勤尽管看到了光明前景，但他依旧忐忑。他知道当日联想板卡每卖一块亏一个美金，柳传志2003年在中央电视台某期《对话》中说是“拿金子当银子卖。”汉卡因倪光南枪毙了软汉字已近式微，江河日下，真正赚钱的唯有代理业务。柳传志有时会担心——要是联想电脑做不出来，“盈利从哪里来啊”？

在3月的一次培训会上，李勤代表公司管理者下决心不再推销AST电脑，而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到市场上去。“尽管我们联想在国内有一定的知名度，有一定的声誉，但你自己的286产品并没有拿到用户当中去，让人家好好去用。人家对你有个接受的阶段，你的质量也有个不断完善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要想让用户大量地接受，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到底质量怎样？能不能过关？柳总是在香港下了死命令的，要求一定要把质量关。在推销过程中，你要让用户认可你的机器……推销联想286得做大量的艰苦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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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试验、牵连(2)

李勤说他们想了各种办法，希望低姿态进入，取得高效益的结果。柳传志似乎并不着急，他已认准“做开发，做自己品牌”的道路。他不怕赔钱。几年来他的生意都是靠先赔后赚做起来的。他知道“贸工技”道路总会面临“将来贸易一定不好做”的困局，到那时再做工业，联想几乎毫无希望。

“如果当时不是咬牙挺住了，哪有现在的联想微机啊。这就是比四通稍微高出来一点的地方。”有一次柳传志颇为感慨地说。

现存证据显示，那是他为数不多未因生意而头疼的一年。他开始筹划“鲤鱼跳龙门”，给联想做长长的一段规划，甜甜的一个幻梦。到后来，联想遭遇“黑色风暴”，龙门没跳过去，反而一头扎进泥淖中，灰头土脸；柳传志颇为恼火地斥责吕谭平，而他的美尼尔综合征也恰如其分地爆发了。这是后话。

联想电脑初时质量不很好，惹了不少麻烦。但那时柳传志并不担心电脑生产，他担心一个人，一个叫孙宏斌的年轻人。他在香港已经接到不少电话和信件，都是一些老同志向他告孙宏斌的状。他慌了。

他后来说联想在“黑色风暴”中一败涂地，几近崩溃，是因为“外国品牌厉害，自己能力上也差点劲。我在香港为北京这边着急，接着就出孙宏斌事件，老同志能力上不来，没有新的战略想法出来”。

等柳传志为香港联想把好脉、开出药方，亲自灌汤喂药将香港联想从“鬼门关”上拖了回来，倪光南又开始告状了。他似乎总是背负悲剧性格，人生中从不缺乏波折和挫败，从不缺乏痛苦与劫难。他穷困时没钱抽烟，有钱抽好烟时却已戒烟；他为了倪光南付出了10年友情，得到的却是兄弟反目、亲痛仇快……

分裂与交锋

柳传志慌了。3月中旬，他匆匆地从香港赶回北京。他摸不清底细。他感觉北京联想要出大事情，却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

他一回北京便着手进行联想集团第一期干部培训。3月19日，他问被培训的家伙：“我们联想集团到底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是办一个长期的、永久的公司呢？还是办成一个短期的尽管能够闪烁光芒的昙花一现的公司？”［3］他要给他的干部们搞思想教育，建立一套明确的意识形态。

两年来，柳传志过得并不开心，虽然联想发展得够快，但管理制度却不健全，“思想教育工作跟不上，已经有种种危害公司利益的现象发生了。如用非法手段索取私利的；严重泄露机密的或传播流言、动摇军心的，纪律涣散、不服从指令的。”他颇为愤怒地宣告：“上述现象有害……对大船结构思想的贯彻，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4］那些人大多不曾见过他的愤怒，不免惊恐失措起来。

他的愤怒来源于孙宏斌的“小船思想”，也来源于贾绪福与孙宏斌不可开交的矛盾纠结。多年后他依旧不肯承认孙宏斌与贾绪福之间的交锋是联想文化上的冲突，但他的内心总会隐约显露他对那些“老兄弟”们的不满。

柳传志在3月19日“剖析”了孙宏斌，那时他并没有将孙宏斌“拿下”和送进监狱里的想法。他只是希望他能重新走回他所布置的联想局中，成为一颗至为关键的棋子。但孙宏斌最终拒绝了他的倡议，使自己变成了一出悲剧的主角。

那一天柳传志威胁说，“谁要破坏了大船结构原则，不管你是什么人，发现一个，处理一个。”［5］孙宏斌被发现了，然后被处理了。在联想史上，他变成了一个过客，一个与联想关系胶结不清的过客。

4月8日，柳传志给各个分公司发了一封公开信，他先是感谢他们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接着便告诉他们：

“孙宏斌……有严重问题，且已对公司的营运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为减少公司的损失、整肃企业的内部思想、纪律，理清分工司与总公司的各项往来，集团公司总裁室决定暂时封存有关分公司的账号及库存物资，门市暂停营业，并派代表来了解情况，组织学习。”［6］

柳传志随后与孙宏斌进行了一场接一场的交锋，在一场联想文化的纠结与冲突中，他必须做出牺牲孙宏斌的决定。不久之后，孙宏斌他们在北大勺园开了一个会，有人建议卷款潜逃，内线向柳传志告密。在进行了充分准备之后，柳传志“三下两下就把孙宏斌拿下了”。

孙宏斌先是被刑拘，秋天时被判了5年徒刑，罪名是“挪用公款”。13年后，同样的秋天，孙宏斌申诉成功，海淀区法院撤销了1990年对他做出的刑事判决。

孙宏斌引发的这场文化冲突出乎柳传志之预料，几乎以其离心的力量和牺牲自我的决心在给联想局冲决出一个缺口。在“孙宏斌事件”之后，文化的冲突连亘不断，朝以继夕，若非柳传志以“拐大弯”的深谋着手准备产权改革，以联想创业元老的群众性参与及他们对公平合理的要求，难免要发生一场观念上的械斗，使新一代的接班不能顺利进行，使柳传志的设计成为联想史上的一个败笔。

柳传志和李勤已看到矛盾不可调和，既已牺牲孙宏斌，短暂结束了两代人观念上的肉搏，则以猛力征服“老干部”便成为联想局转折成器的唯一解决手段。

李勤有一次在公关部全体会议上说：“有些老干部要放下包袱，打消怨气，把全部精力投入各项工作中去。”“要求年轻干部要学会尊重人，尊重别人的劳动”。他把传播小道消息的人形容为一种病毒，“虽然人数不多，但对周围的空气是一种污染，影响很恶劣……必须清除。”“禁止在下面传小话，散步小道消息，犯自由主义……我们会抓典型的，顺藤摸瓜，一抓到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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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试验、牵连(3)

当柳传志与李勤花费数年之力顺利解决了“老干部”，使其自动让出“交椅”，顺势扶植郭为及杨元庆掌握联想命脉时，不知他们是否会想起那个叫孙宏斌的人。然而历史既已转折，悲剧既已成事实，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救火队长”

郭为又一次获得了在舞台上表演的机会。他又一次扮演了“救火队长”。在联想局中，他曾无数次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没有人知道他的频繁出场对他到底算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他在联想做到了不可或缺，也因为自己的不可或缺最终丧失了掌握联想集团的机会。

郭为受柳传志委托出任业务二部主任经理，柳传志要他“整顿第一，经营第二”，梳理各地分公司及子公司的线索，保证它们在“离心力”得到遏制前不致爆发，使“孙宏斌事件”的后遗症成为联想局中微弱而短促的一部分。

郭为干得不错，在后来的一次总结中他说整顿工作在士气、财产关系及损失和制度建设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分公司及业务二部的员工“初步认识到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联想人”。［8］

郭为以其干才使柳传志得以从容不迫地解决“孙宏斌事件”所遗之种种问题，他既已“拿掉”了孙宏斌，使年轻人感受到“大船结构”之压力，通晓脱离大船“开小船”的悲剧下场，便只有大刀阔斧行事。

7月14日，柳传志召集了全国分公司经理训话，他“见景生情”，感到高兴。而4月份他与孙宏斌的人马对话时还充满了火药味，弥漫着“一种战斗气氛”。

“当时大家……还感到迷迷茫茫，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他说，“两个月后的今天，我在这儿又见到大家，感到一种新的气氛……我感到大家已逐渐对公司产生一种信任感，说明大家已逐渐地把自己和联想大船联系在一起。”［9］

柳传志始终觉得孙宏斌的企业部有浮夸作风，他记得企业部提出一亿元营业额时他就很怀疑，因为这些指标没有进行分析调查，“有些年青人涉世不深，没有经验，容易把话讲满，主观臆断，不知道按实际情况办事。”

13年后的夏天，在一次“入模子”培训中，他以同样的口吻斥责了金白领的总裁王建，斥责的理由竟然与13年前斥责孙宏斌毫无二致！

就像13年后他在愤怒中告诫听课的人一样，1990年7月14日，他也苦口婆心地劝说他的下属：确定指标应经过反复研究，要调查市场情况，反复分析市场形势以及工人人员的能力，然后再留余地，这样定的指标才有基础。

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明联想如何评价员工——

“以打桥牌为例，我们把人分为三种：一种人叫多少分就能打多少分，这种人应当打满分；第二种人叫得低打得高，应当给90分；第三种人叫得高打得低，那实际上就是不及格。按中国人的习惯，按公司情况，我们提倡做第二种人，凡事留有余地，因为我们办公司是实实在在的事，多个环节共同完成一件事，需要好几路兵马在同一个时刻达到同一个地点。如果有一支兵马出了错，那就要影响全局，这种教训在办公司的过程中也很多。”

他给那些人讲了一件事。1989年9月，他问进口部经理刘赤峰机器能否按时到达，后者回答说没问题。“然而进入销售**时机器没能购进，10月份还未到货，到11月份机器来时又是锣齐鼓不齐，到了12月份我们全部人马拼命工作，才使公司度过危机，又运转起来。如果不是我们有很好的信誉，很强的销售能力的话，就会造成库存大量积压，资金呆滞，公司就有可能垮掉。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情况办得不好，实事求是地讲清楚我们还可以想其他办法。如果答应下来，就必须办到，否则你一方面出了错，就会打乱全局。”［10］

在这种条件下，那些听课的家伙们一面会为刘赤峰的命运担心，一面又为自己的幸存感到欣慰了。这些人从性别上来看，只有男人和女人；从职业上看，也大致无二，均为联想的经理；亦即在社会学意义上，他们扮演着差不多的角色。但他们的内心使其有了明显分野，有懦弱者、幸灾乐祸者、野心勃勃者……他们现在盘踞在同一条“大船上”，要让这些人同心协力，朝向柳传志布置的联想局努力，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唐旭东的线索

1990年3月，唐旭东来到了管理部。他的到来正逢柳传志“拿掉”孙宏斌，因其为法学专业背景，便参与了“解决”孙宏斌的整个过程。这是他来到联想之后“主要做的第一件事”。

唐旭东记得他当日陪同检察院侦查，既与孙宏斌谈话，也曾赴孙宏斌所辖的武汉、青岛、郑州好几个分公司调查。他们查阅档案，也查阅财务账册。

孙宏斌遭刑拘，对其进行面对面询问，唐旭东大都参与并做记录。他对孙宏斌印象不坏，觉得孙宏斌一个记忆力非常好，脑子特别清楚，特别聪明。

多年以后，唐旭东又以联想控股副总裁身份，在孙宏斌翻案过程中向法院表示联想对再审此案无甚异议。他们出示了一份说明。孙宏斌在2003年秋天重获清白之身。命运真是太离奇了，当年对峙的两方如今坐在一起把酒言欢，回忆起往事来，怎能不唏嘘不已？

唐旭东干的第二件事，是协助清查公司账目。他们发现不少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行为，有人报销了私人出租车票，有人报销了私人餐费……他们清查了大量历史单据，甚至清查了每天定点上下班的车票。有人为此付出了代价，一位有名的部门经理因其给以工作名义动用公款在家中装了部电话而写出深刻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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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试验、牵连(4)

唐旭东干的第三件事，就是参与制度建设，为联想提供一份《管理大纲》草案。“公司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将公司原有部门的接口制度做统计。”

公司尚小时并不存在太多矛盾，就那么几个人，三两句话便打发过去。然而1990年的联想已经壮大，在4月成立了10大部，部门既多，各部均是人强马壮，相互之间，非有人事上的纠葛不可，以人情协调部门关系，显然已不现实，唯有出台制度，以猛力推行，才可以使公司秩序井井有条。

“部门越来越多，作为一个组织，部门内部之间怎么衔接和协调的问题就出现了，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接口制度。”唐旭东说。

当日的“接口制度”颇为零散，接口过程繁琐无比，足以令任何管理者神经紧张。柳传志试图为接口确定通用而简洁的纲领，他令唐旭东组织各部门讨论，使每个部门都清晰自己的定位，知道出现问题该如何解决，怎么协调。

他们又遵照柳传志的命令开始系统研究：联想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联想的文化理念是什么？联想对人的要求是什么？他们将这些问题厘定完毕，便为总裁室提供了一份《联想集团管理大纲》的草案。

《管理大纲》出台后，各部门便依照其所确定之基本原则，出台财务、人事、仓储管理、行政后勤诸制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时职工评定的一些制度、考核制度、工薪激励方案，都在大纲里面，”唐旭东说，“大纲之后又有《联想集团制度汇编》，我记得是活页的……管理转入一种正常的运作状态。”

在联想史中，唐旭东不是一个离奇人物，其所经手种种事务，也以繁琐细碎居多。当日他年纪轻轻，不会日日夜夜策划实现自己的毕生计划。他只是作为联想局的一个细节出现在联想，但命运显然对他足够垂青，不到10年，他便已成为联想局中一条不可忽视的线索了。

有时他会想起自己确定加入联想时的选择。似乎可以印证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一些判断：“在生命中，我们似乎遇到无数做决定的机会。但后来再回顾时，每一转折其实都是一座桥，选择缩小到要不要过去。个人的倾向也已由若干因素来决定，无法由自己全然控制。”［11］

斯巴达克方阵

乔万尼奥里因其在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斯》中塑造出一个奴隶出身的角斗士的光辉形象而成为伟大作家，库布里克将乔万尼奥里的小说拍摄成电影，使之在1960年的第33届奥斯卡评选中获4项大奖而成为经典影片。英国电影杂志《Empire》曾选出了五十个令男人动容流泪的经典电影场面，居首位的便是《斯巴达克斯》中柯克·道格拉斯饰演的斯巴达克斯向群众自称是斗士的一幕。

柳传志迷恋库布里克的《斯巴达克斯》，他为斯巴达克斯勇敢的悲剧所感染，更为一个个斯巴达克方阵所震撼。那是一个个无坚不摧的方阵，是一个个战无不胜的方阵，是一个个永远不会出现混乱的方阵。它强调序列和自我牺牲，强调共同的理想和道德的约束。它是柳传志的梦想。

柳传志曾在很多个场合表达过他对一个斯巴达克方阵的渴慕，1990年10月6日，在联想讨论《管理大纲》草案的时候，他终于有机会将他的斯巴达克方阵梦想修葺一新，进行一番总结了。

那一天，柳传志以船长姿态对其员工说上半年国内市场继续疲软、公司内外环境都很不利，但联想取得了颇为惊人的成绩。他赞扬公司全体员工的努力，也夸耀其为“整个领导班子遇变不惊、快刀斩乱麻”。［12］

柳传志年初提出1990年的三项任务时，感慨“要把管理上档次”。这是其首度如此强调管理，“把这项任务提到了一个特殊的高度”。在6月，他召集超过250人次开了10次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

在7月24日，他则宣布“公司发展到今天，确实要有自己的行动准则了”。“我们要树一面旗帜，非常鲜明地写清公司要干什么和怎样去干。愿意跟着一起干的就站到旗帜下来，不愿意干的就离得远一点。”［13］

他告诉那些人，其召开会议之目的是要讨论《联想管理大纲》草案，讨论之后还要唐旭东他们进行修改，“并制定出一系列和公司每一个同志都直接有关和整个公司的兴衰密切相关的具体制度”。他因之而将讨论所涉内容确定为“关系到公司性质、方向和制度的根本原则”。

他回顾往事，说到创办公司时他们并无宏伟目标，只是确定将研究成果变为商品，而非“办成一个倒来倒去、挣几个钱大家一分算完的公司”。他形容其时如同年轻的父母，“刚生下一个小孩，不知道忙着给小孩弄什么是最主要的。”

有很多人曾对柳传志提出各种建议，有的说先捞点钱，有的说先挣外汇。当时他们都有点迷糊了，后来慢慢弄清楚了：他们需要资金，要企业，还要办成一个大公司。“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停下来整理，集中精力抓好我们内部的管理呢？”

联想从公司创办时就开始争论管理问题，迄至今日还在讨论。柳传志曾比喻抢市场好比在玉米地里抢棒子，内部管理好比收棒子。联想准备海外扩张时，力量薄弱，当时柳传志为避风险而奉行“以抢为主，抢住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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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试验、牵连(5)

可是时间空间都已改变，棒子业已抢到，收棒子已“刻不容缓”。如果不能把棒子摆好，“联想大船就会严重地锈蚀，两三年内就有可能受到致命的伤害。”

柳传志觉得联想虽则混乱，但责任心和比较优势使联想效益比对手显著。“和有些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不善的状况相比，我们是一艘由有责任心的船长驾驶的大船；和一些集体或私人企业相比，我们有以院、所为坚强后盾的人力、资力、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尽管我们管理上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碰撞，但是整个事业依然在前进。这就像一句话说的‘一白遮十丑’。”

如今“一白遮十丑”的时代已经结束，联想已经到了成长的关键时刻，柳传志要和海外公司比高低，他已无法容忍联想继续使用这种效率、宽纵如此混乱。

“如果我们真的准备向海外冲锋，如果公司里绝大多数同志真心希望联想做一番事业……那么非常深刻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再不抓好管理工作，让那个‘一白遮十丑’的‘十丑’再继续下去的话，这个联想大船就不是停顿的问题，而是可能沉船。”［14］

自从将孙宏斌“拿下”并送进监狱之后，柳传志就开始关心“队伍的建设”，关心自己能否拥有一个斯巴达克方阵。他从毛时代走过来，知道**当初在抗日战争时期最为重视持久战和队伍建设两个问题。

“如果有支很能打仗的队伍但是战略整个不对，那肯定是一无所成，但是如果有正确的战略思想，没有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的话，这事情也做不成。”

他要《联想管理大纲》确定选拔何等人作为骨干？其标准如何？怎样进行考核？何等人适合在何等岗位工作，应该得到如何的待遇？

“公司应该有自己的德、才标准，也应该使员工有各自的进取渠道。而在处理上，能够单独完成任务的，就应该受奖；能够领兵打仗的，就应该升迁。”

他说制定的制度要有可操作性，能明确地分析工作能力和对公司贡献的层次，层次分明后再推及个体。至于分配问题，有了层次后就有了差别。“分配制度应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能够增加公司凝聚力，另一个是能够使之变成公司前进的动力。”“既看现实贡献，也承认历史功绩，一定要克服原有体制的弊病，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还有奖惩，奖什么，惩什么，都要有硬指标，不能靠评，不能来软的，要使大家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奖就是荣誉，惩就是耻辱。”［15］

“孙宏斌事件”使很多被亲情化管理掩盖的问题浮出水面，某种意义上它已动摇了总裁室的威信。年轻人开始恐惧，元老院里的创业者们也觉得不再被信任。有一次，一位员工提意见说他在联想工作缺乏安全感，不知道自己万一得罪了部门领导，那将会怎么样；他要真的得罪了总经理，一句话就把他开了怎么办。

柳传志知道这便是联想很多人关心“是什么样的领导层，能决定什么样的事情”。他说那位提意见的人缺乏安全感，实际上是制度管理上的不健全，“也就是说，我们公司还没能做到从上到下完全进行系统的制度管理。”“我们公司的管理制度就该是：听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商量，核心说了算。”［16］

我们早已知道，柳传志这个人拥有无限大的自然魅力，他无须通过制度亦可使“每个职工都能明确自己所在岗位的职责”。这样的描写并没有错，看看他在联想“半个神”的角色就可得知。

但个人魅力永远不能高估，必须使各人能够明确自己是何责权利及如何对其进行考核。对待每一级的干部，亦是如此，“他做得好的时候，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奖励，做得不出色的时候，应该受到怎样能使他心服口服的处置。”

黄仁宇曾经说过：“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家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有战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形成的过程。”

所幸联想的成长距离我们的时代既近，又因其多受关注而史料得以最大化的保存。这便使我们能够像历史学家一样延展时间段落，来探讨过去发生的某个事件，或者建立一种宏观的视野。

我们今天面对关于“贸工技”和“技工贸”道路铺天盖地的争论，不免或受感情因素的折磨，或受民族情绪的影响，有时亦会为表示见解独特与众不同而故意唱反调，但商业史毕竟不能依循情感的逻辑，呼应某种人群的感情。商业史上是**裸的利益的等价交换，就像柳传志所说的那样：“公司的特点是什么呢？你每拿一分钱，你就必须创造你那相对一分钱的价值。”

共同的宏观视野下，唯一的差别是价值实现的途径，柳传志说起联想个人所创造价时，总是首先承认员工自己的努力。但是，他提醒说：“另外一条，千万不可忘记，就是我们大船结构的结果！”

“我们要造就一个真正的斯巴达方阵，即使某个局部出了毛病，整个方阵也不会乱。公司是一个模子，我们要通过制度的作用，把外面进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按联想的模式塑造成我们所需要的人。”［17］

有一次国家科委副主任李绪鄂会见吕谭平时说，你们公司的什么上马、中马、下马这一套销售策略，并不新鲜，人人都会说。关键就是别人没做到的你们做到了。柳传志听后深以为然。对于制度的制定，他始终明白，必须经过再三斟酌和充分讨论，一旦最终确定，则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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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试验、牵连(6)

制定制度的智慧遍及于宏观的国家史中，但我们往往发现某种方式未必胜过其他方式。在商业史中，制度制定者所需勇气远不及制度执行者。制度只有经过毫无折扣地执行，才有机会成为一项好制度，商业领袖的视野也才得以扩展。

在一长串漫漫旅程中，时间和时代最后造就了柳传志。我们今天无从想像其在勇敢果决背后的恐惧、孱弱、愤怒和紧张，但若我们假装一切都没发生，显然是有意忽略了历史的细节，过分美化了已经变成半个神的人物。

我们只能猜测，曾受到**主席接见的这位商业领袖是如何度过了他的1990年，如何因需面对一个无足轻重的孙宏斌而感到内心惊慌时，我们就会理解一个企业的成长到底要经过多少偶然及挫败。

【注释】

［1］《联想发展战略研究》，金占明、张海泉。

［2］《李勤常务副总裁在干部培训班总结会上的讲话》，李勤，1990年3月22日，联想档案，绝密。

［3］、［4］、［5］《柳总在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柳传志，1990年3月19日，联想档案，绝密。

［6］《总裁致子公司员工的公开信》，柳传志，1990年4月8日，联想档案。

［7］《李勤常务副总裁在财务部全体人员会议上的讲话》，李勤，1990年9月，联想档案。

［8］《继续加强分公司建设，开拓全国各地市场》，郭为，1990年11月17日、18日，联想档案。

［9］、［10］《柳总在联想集团全国分公司经理人员培训班上的讲话》，柳传志，1990年7月14日，联想档案。

［11］《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黄仁宇，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

［12］、［13］、［14］、［15］、［16］、［17］《造就一个真正的斯巴达克方阵》，柳传志，1990年10月6日，联想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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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局中人：孙宏斌(1)

“老的那种领导人像丘吉尔、罗斯福，年轻的网络经济先锋像杨致远这些人，其实都是某一个机会促成了他们的成功，一下子，偶然的一下子……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偶然一下子，就变成了今天这样子。每个人都有一个关键事件、一个关键时刻让他成长，那个事件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事件……”

一个男人节奏舒缓、语气柔和地说。这是个其貌不扬的男人，个子不高，微胖但不影响给人的干练印象，面容倒也和蔼，只是总显得很忧郁。

他经历过难堪和痛苦的生活，如今已放弃了愤怒、压抑和自怨自艾，坦然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然后平静得近乎冷漠地讲述着往事。

有时候，如果心情不坏，而他又愿意陷入回忆，他似乎又看到了自己在监狱中的孤独、绝望和正在进行的漫长一生，前面是清晰的、混乱的道路，后面则漆黑一片。我们可以略微想像一下，一个习惯于演讲的鼓动者突然失去了听众，他到底会是孑然屹立的英勇形象，还是寂寞无助的一个可怜虫？

“一天一天，在里面度日如年，但是又度年如日。你每一天都完全一样，你往回看的话，一年过去和一天一样，但是过一天也跟过一年一样。我觉得度日如年，度年如日，高度统一了……那两年，我每天，每天画日子，一天一天地画……”

十年前，没有人知道孙宏斌还能干些什么。熟悉他的人都以为他将从此开始庸常而漫无目的的人生。如今即使他自己也可能相信，他是偶然造就的一个时代英雄；在一些人眼里，他依旧庸常而神秘，但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却高大而伟岸。柳传志说他“不住楼上楼就到楼下搬砖头”，他则称“是柳传志造就了我”。

他优柔寡断、感性永远多于理性、脾气急躁、懒惰……他承认他曾走入局中，也曾被别人减掉，但现在他是加法哲学最忠诚的奴仆。正是加法哲学，正是并不出色的性格，正是这个充满无数偶然性的大时代，让他成为出类拔萃一代的代表。

山西临邑人孙宏斌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曾经对人大喊大叫，如今已极少失态；他的激情曾使他失去过自由，也给予了他声望和财富；他曾经飞扬跋扈地生活，如今则像个平凡的生灵，平静地生活在尘世中。

在武汉水电学院读完合流力学动力学后，他到清华大学水利系读计算流体力学专业。经常性陷落到高精度紧致方法、网格技术中的生活并不有趣，但至少可以为他提供一份体面的工作。在清华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后，他在中国环境科学院工作了3年，每天依旧与计算流体和计算气体互相依靠。在学术上他已经干得不赖，但他总觉得不甘心，他相信“这个东西，再做10年20年也就这个意思”。

那时候的中关村已经开始成为鱼龙混杂之地，猪还在村庄周围嚎叫，杂草依旧覆盖着街道，英雄和懦夫已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权力者们正在自己的剧场上踌躇满志，信通的金燕静尚未东窗事发，四通的万润南亦未潜逃海外。“那是真正的冒险家乐园。”有人说。

“下海”成为一种时尚，也成为那个时代改变命运的不多选择之一。孙宏斌说：“其实下海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说的，那是真正的下海。那时候包括我、郭为、陈恒六，包括郭为、元庆这一批人，下海还是学做生意……在我们前面下海的那些人，老人多，学历低的多，计算所很多人下海是因为在所里做得不好，联想下海的这帮人，也主要是六室搞外部设备的。做大型机的人，不会走的……”

无论如何，在那时候“下海”，依旧需要点决心。能够让孙宏斌放弃乏味但体面的学术生活，开始冒险家生涯的，不是一种证明自己能力的**，而只是一种对未来人生的焦虑：“我觉得做生意最起码看不到头，而做学术能看到头，最多就是高级工程师，或者弄个教授当当，一眼就能看到头。你基本上能看到你60岁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你当了所长，当了院长，都能看到头。但是你要做生意，你却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前面都是未知的。在当时那种情形下，谁也不知道如果做生意将来会怎么样……”

是的，孙宏斌几乎不会想到他日后将拥有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也不大可能想到，通往这巨额财富的，是一条坎坷的道路，至少要越过一道监狱的大门。

偶然入局所造就的冲突

“我最近看了本书分析领导人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是很多偶然事件造就了领导人……时势造英雄，就是因为时世充满了无穷偶然。一家企业的发展，甚至一个人的发展，也有很多偶然性，我去联想事实上也是挺偶然的……”有一次他说。

1988年5月的某一天，偶然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他看到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招聘广告。他此前并没有关注这家公司，那时候真正一时风云的是“两通两海”。他拨通了招聘电话，接电话的人叫陈恒六。他们在电话里聊了一会，陈恒六似乎对其背景颇感兴趣，于是，他来到还未叫作“联想”的联想，加入了柳传志布好的一个局中。他踌躇满志，却不能预测自己的命运，而招聘他走进这家公司的陈恒六也同样不能预测自己的命运，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与这个陌生人产生丝丝缕缕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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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局中人：孙宏斌(2)

1988年开始的大规模招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泾渭分明的现状，柳传志在内部会议上描述为“在我们公司整个人员结构当中，以年龄划线的话，简单地分成老同志和青年同志，老同志多数是所内的，青年同志多数是招聘来的”。［1］年龄差异、教育背景的不同、观念上的交锋，最终演变为新旧两种文化开始交织、碰撞、冲突。这种交织、碰撞、冲突，最初还潜藏于地表之下，等到1990年春天，它就压抑不住地爆发了。引爆它的导火索，是一份叫《联想企业报》的内部小报。

3月19日，联想集团召开了第一期干部培训班，说是要思考“联想集团到底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事实上，柳传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孙宏斌的问题。在那天的讲话中，柳传志说他要从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情来分析，“首先以这次震动全公司的《联想企业报》和企业部主任经理孙宏斌来作为剖析的对象”。他说“小孙”有三条突出的优点：

“第一条，他有非常突出的实干精神，勇于克服困难，拼命想达到自己的目标，要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第二条，能把自己的工作分析得比较透彻，尔后制定工作方针，也就是说能够审时度势，懂得退出画面来看画的工作方式；第三条，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属下同志的积极性。”

但是，柳传志也相信孙宏斌身上存在着不可原谅的问题：“第一，不注意公司大船结构的统一原则；第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比较强烈，管理方式上简单幼稚，有帮会行为。由于涉世不深，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必须积累工作经验，这是目前的问题。孙下边在公司工作就四种可能：第一种是可造就之大才；第二种是公司的危险人物；第三种是被磨练成庸才；第四种是愤而出走。”［2］

柳传志用他一贯的手段表扬了企业部和孙宏斌，说“他们部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有一种‘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觉，这一点我自己亲眼看到了”。这预示着孙宏斌将面临更为严厉的指责。

柳传志说他在香港同时也看到了企业部出版的《联想企业报》，看到了企业部的章程，看到了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也看到了主任经理主持企业部发展工作具有总裁赋予的所有权力，诸如进人、裁人、分公司经理的任命等提法。“这使我着实吃了一惊。”他说。于是他“及时”赶回京和李勤、胡靖宇商量对策。十几年后，柳传志承认，这是唯一让他感到“心里有点发慌”的关键时刻，而其发慌的原因，“主要是不了解局势”。

与李勤、胡靖宇商量了半晌之后，他们达成了妥协：

“第一，企业部不能有自己的章程，只能有总裁室批准下的管理制度；第二，企业部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无疑是荒唐的；第三，李总代表总裁室就企业部授权的问题是这么说的，就是在企业部工作急需扩大时，人事部没有能力对他们的人员进行确定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定人，然后到人事部办手续。另外，分公司经理的任命权是在总裁室，像这么大的问题要登在报上的话，一定要经总裁室的批准，但他们没有经过，这样做也是非常错误的；第四，一个部没有经过总裁室的同意，不能办自己的报纸。这是一件大事，因为下属的各个分公司只看《联想企业报》，不看《联想报》，只知道企业部，而不知道联想集团，对我们的事业是怎么发展的，我们的全局进展到什么程度，是一无所知。”

的确，柳传志可以容忍孙宏斌做各种出格的事，却不能容忍他破坏其布局。他不是牧羊人而是耕农，他不能容忍孙宏斌成为田中的稗草。有时候他不停地诘问：“在你们招聘新人的诸多问题之中，有没有问过联想集团为什么发展得这样迅速？有没有问过1988年、1989年公司的几件战略大事是什么？”

他有些担心下属的分公司感受到的只是有声有色的企业部，有血有肉的孙宏斌，而非有声有色的联想集团，有声有色的总裁室。“那对远离总公司、不熟悉总公司的分公司同志们建立大船结构思想肯定是不利的，是不能允许的。”

柳传志希望联想集团强调统一性，对有能力的人，只能形成“条条”，不能形成“块块”。所谓“条条”，意思是互相制约地、互相协作地朝着一个总体目标前进。“孙宏斌非常敞开地向总裁室表明自己的心迹，他们在为联想大船拼命地工作，这一点我们当然非常信任，但是如果说我们给了他各种成块的条件，比如说有财务、进口的各种权力，就很难说他们不由自主地不开小船。”有一次柳传志说。他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证实他的担心：

“比如讲，公司里面一切营运都很正常，但就缺货款……总裁室就特例批了一次，后面又一次，总裁室又批了，到后来假若一切条件都成熟，只是差货款，那么假若总经理不批准，就必然要形成矛盾。形成矛盾后由于该部门在其他方面‘成熟’了，不给提供支援，就会出现反感，这也是必然的，再加上还有一个‘企业部高于一切’的工作纲领；假如《联想企业报》自己就能够说，公司还给了我们什么权力，不经总裁室认可，这报纸能行吗？！”［3］

尽管对《联想企业报》的出现大光其火，感到“造小船”的危险已经密布于联想集团之中，柳传志还是对孙宏斌评价颇高：“《联想企业报》第二期孙的讲话我认真看了，确实很有思想……”然而，所有的评价都无法阻挡他对孙宏斌和整个企业部含混地传递出信号：他决不会容忍他们造小船。他要查账。他要端掉这个窝点，消弭内心的隐患——“对企业部提出有两点：第一是统一原则的问题；第二是考核和检查分公司营运的情况，然后再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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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局中人：孙宏斌(3)

孙宏斌没有感觉到这危险的信号，或者说他没有发现柳传志暧昧表达背后的强硬。多年后，他回忆往事说，他们开会时一切都还没有迹象，“当时柳总讲完以后，大家在一起吃饭，我来得有些晚。后来胡昭广也去了，说这就是孙宏斌，说咱们现在就缺这样的人，年轻人就得有闯劲”。

3天后，那场著名的干部培训结束了，李勤在总结会上又对孙宏斌和负责业务部的贾绪福各打了20大板，说是他们“开小船”，说他们“偏离大船结构的一些思想和行为，不是几天内形成的”，说会议当中大家纷纷表示“谁违背了大船结构思想，谁就是违背了我们公司的天条，那么违背了公司的天条就要按公司的纪律行事。谁敢于造小船，那就会受到公司的制裁……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砸烂”。

李勤说孙宏斌“造小船的思想也是很明显的，出的问题也是冒尖的，影响的面也是很大的”时，柳传志插话说：“说准确点，造小船的潜在意识是很明显的！”

李勤又说如果各方面造小船的条件再给孙宏斌他们准备好一点，这种潜在意识发展下去，最后这条小船它必然要造出来。

“这不是说孙宏斌或者企业部本人怎么样，不是说这年轻人思想上怎么就那么坏，它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事放在我的身上，我也要往造小船的方向去发展……因此就冒出了《联想企业报》等等这样非常突出的偏离大船结构思想的思想问题，使公司上下都引起了震动，甚至使有些同志思想上都产生了点混乱。”

李勤对孙宏斌印象不坏，他认为孙宏斌之所以成为“批判对象”，固然有他本人的原因，但也少不了贾绪福的煽风点火。所以李勤又颇严厉地指斥老贾很多方面都有问题，说老贾在这次培训班上态度不端正，没有认真检查自己。他稍早前本想跟老贾谈一谈，但他和柳传志分析了一番，觉得这些问题早就与老贾谈过，再谈就没什么意思了，“谈完后嘴里承认，在下边还是这么干就更没意思”。

李勤说他们想在这次培训班上彻底解决老贾的问题，说老贾应当看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却并未看到；因为老贾开会的时候反驳对他的批评说：“领导上知道我的问题，下边也知道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问题，我希望领导能给我摆个十几条出来。”这种死不认账的态度叫李勤和柳传志很生气，觉得这是老贾的“叫板儿”。李勤说：“叫板儿的方式到这儿来谈，我认为绝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参加会议的所有人没一个这么说问题的。”

事实上，老贾一直在叫板儿，李勤发现与孙宏斌对局的过程中，“老贾在一些言论和行动当中，就是坚决不支持企业部的工作，而且也不同意别人支持”。

“这个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李勤说，“老贾始终没把这问题说清楚，到底思想根源是什么？是不是企业部发展起来就认为自己饭碗没了？就从这种狭隘的个人或本位主义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些问题呢？……总之我们希望老贾一定不要辜负我们的一片心。老贾你也不能逼着我们做出‘挥泪斩马谡’的事。”［5］

孙宏斌对李勤的各打20大板已无印象，他甚至不记得自己在随后的讨论中，面对各种各样的或严厉或温和的批评，信誓旦旦要“来一个急转弯，来一个猛醒”。李勤常务副总裁后来说“这是必要的”，否则“肯定会捅出大漏子”——

“作为孙宏斌本人和其他同志对这问题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就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应该猛醒……要不然你这个年轻人老是自我感觉这么良好，老是自我意识这么强，（老是觉得）你干每件事都是无可非议的。由于你的资历，由于你涉世的深度，（我）肯定你逐渐会捅出大漏子。”［6］

一切看似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事实上暗流依旧汹涌，只是短暂平息而已。几天后孙宏斌果然捅出了“大漏子”，正是这“大漏子”使他失去四年自由，成为著名的“孙宏斌事件”的主角。而当年被李勤威胁要“挥泪斩马谡”的贾绪福则稳稳地变成了联想功臣，至今依旧端坐于“元老院”中，细细回味自己零零碎碎的一生。偶尔，他也会谈到孙宏斌，忍不住炫耀自己当年对局成功：

“每一个人进公司的目的不同，联想有计算所170～180个老职工，他们现在大部分都退休了。他们受到的是党的教育，把联想当成自己的事业。年轻人就是临时观点，好像不分白不分，不捞白不捞……”

局中人的选择

使孙宏斌成为联想罪人的“大漏子”碰巧捅在了柳传志身上，说它碰巧是因为干部培训班结束后，柳传志去企业部给孙宏斌及其下属训话，孙宏斌碰巧不在，便演化为一场剧烈的吵闹。

柳传志依旧是干部培训班上的那套话，说孙宏斌还是干得挺好，但管理上有帮会成分；说企业部成绩很不错，但有“造小船”的潜在意识，而且还很明显。

他刚说到这里，底下便有几个人站起来说：“柳总，我们不是帮会。我们没有帮会成分。我们管理机制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人说完了，便有另外的人跟上，逐条逐字逐句地反驳。柳传志没怎么搭理他们，接着讲了下去。底下的人见柳传志颇为顽固，就不停地站起来解释和反驳。秩序一时混乱，会议也就无法持续，戛然而止。柳传志阴沉着脸离开会场，他已经确信他到了必须动手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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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局中人：孙宏斌(4)

这次不愉快的会议后不久，周玲秀找到孙宏斌，诘问他：“怎么能这样？！”孙宏斌反问：“我说怎么了？”相互的诘问也以不愉快收场。

柳传志随即便与孙宏斌进行最后一次“交易”。孙宏斌说，柳传志跟他谈要他把那几个家伙给开除了。“我不能开除，”他说，“柳总我不能开除！”

在孙宏斌的记忆中，柳传志跟他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跟他谈的时候，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那几个‘青瓜蛋子’？”他的潜台词很明显：你到底选择“加我减他们”还是选择“减我加他们”？

孙宏斌沉默了半晌之后，说：“我要那几个‘青瓜蛋子’……柳总，我把他们开除以后，我在这个部门威信何在？我没法管了，我干不了。如果他们真有问题，我肯定会开除他们。我对他们评价不坏，你并不了解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给你提了点意见。现在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要开除他们，这叫我以后怎么管？”

那时候，20来岁的孙宏斌并不知道那是柳传志对他的暗示，最后一个暗示。孙宏斌最终的选择是告诉柳传志：“坚决不开除！”他并不知道柳传志对他们寄予了多大的希望，直到后来他才略微清晰：“我一直觉得他在那个环境里面身不由己：包括他对整个局面的把控和与老同志的沟通，包括他的位置。到了元庆那时候，柳总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对老同志的处理，都已有了非常成熟的想法了。”

多年以后，孙宏斌颇为感慨地说：“我性格还是比较刚，所以我跟柳总这种碰撞，其实很多地方现在看来是误会，很多地方是性格上的碰撞。如果我要是稍微……就没这事了。柳总可能也没这事了，性格的碰撞啊……”

他相信，正是他最后的选择，为他打通了通往监狱的道路。“其实那件事情最大的冲突就在这里，最终就激化在这个地方。”而那一场情感上的抉择，那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那间会议室，那戏剧化的场景，那种种矛盾和冲突，那内心的痛苦，如今仍时常找到他，使他对那片刻的记忆清晰如昨。

也只有到了那时候孙宏斌终于才明白，他并不仅仅是为了几个“青瓜蛋子”做出了牺牲。事实上，他可能是为自己的性格和文化的冲突做出了牺牲，为一个“联想局”做出了牺牲——为了大局，柳传志请他出局了。

他相信，所有矛盾的爆发都因为文化的冲突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他记得郭为刚到联想时也很横，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就是要当元帅”之类的话，很是让一些人不快。现在，所有连续性的矛盾都聚集在这一刻，它们迫使柳传志做出最后的决定，而这决定几乎毁掉了孙宏斌的整个人生。

柳传志动手

自从1988年来到联想之后，孙宏斌确实干得不赖，这使他赢得了柳传志和李勤的信任，也使他的职位和权力迅速飙升。没有人怀疑，在柳传志布下的“联想局”中，他将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事实也是如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从普通员工变成了主任经理，而在他被柳传志端掉前夜，他还获得承诺将出任业务一部和业务二部合并后的业务部的总经理——尽管这事实上只是柳传志端掉他之前的缓兵之计。

孙宏斌权力的迅速膨胀至少让一些“创业者”不安，这个新的“入局者”使他们感到威胁。孙宏斌说有一些人始终对他不放心：“柳总他不知道实际的情况，而老同志一直在向他反映我们的‘问题’。我想肯定有人向他反映了，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柳总肯定对我有些不信任，但是我干得还行……”

在孙宏斌的记忆里，柳传志因为不信任他，有一次就亲自跑去了长沙跟当地员工交流。他们交流的效果似乎不错，那些人都说分公司和孙宏斌的管理挺好。柳传志后来也承认他们干得不赖：“从（1989年）10月份起，企业部建立了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据报达到了2400万。在解决干部的配备问题上，他们有创新思想，敢于进有能力的人，这对于我们有震动，有思想突破。”

但孙宏斌和他的下属们实在太强势，在与元老院对局中，他们赢得了权力也赢得了被减的危险。他们权力之大让总裁室感到难以控制，而他们的行动又给总裁室种下了“太独立”的坏印象。这一切逐步地累积，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孙宏斌似乎很有一套手段来驾驭他的下属，这点令柳传志也佩服不已：“那些人的确都很听他的话。我听说后来在监狱里，别的犯人也都很尊敬他；到了他后来办公司，据说很多女员工都暗恋他……”

毕显林记得他陪柳传志去参加孙宏斌部门的会议，他与柳传志刚一进门，整个屋子里的人“腾”一下起立，等着孙宏斌的口令。等柳传志他们进来以后，孙宏斌喊“坐下”，他们才一起坐下。“孙宏斌一呼百应，我很佩服，这小子这么年轻就管理得这么好，真是跟部队一样，而且他们口径又特别一致，心又特别齐，弄得挺好，”毕显林说，“不久以后，我就听说他出事，说他们要拉出去另立山头。”

尽管没有另立起山头，这个人还是让柳传志感到些许恐慌。在“孙宏斌事件”之后，柳传志给孙宏斌的下属们总结出三句话：“只听孙总的，假装听李总的，不知道有柳总。”“不知道有柳总”是因为从1988年开始，“柳总”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只听孙总的”使“柳总”相信孙宏斌的管理有帮会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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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局中人：孙宏斌(5)

1990年3月下旬，干部培训班后几天里，事态发展渐渐地脱离了孙宏斌的控制。最终促使柳传志下手的，是孙宏斌及其“兄弟”们不冷静的一次聚会。

有一天，整个企业部的人在北大勺园餐厅开会。他们的情绪异常激烈，就连孙宏斌也十分激动，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自从柳传志要他开除那些“青瓜蛋子”以来，他就被这种委屈包围了。那天有人激动地说应该卷款逃跑，也有人说要赶紧独立，把货款转移走。有一个“密探”向柳传志告了密，所以当天晚上柳传志便约孙宏斌进行最后一次谈话。

柳传志与孙宏斌谈话的地方在科学院南路老联想的办公楼，平常孙宏斌他们办公的地方在中关村大街，与四通在同一栋楼上。孙宏斌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并不知道孙宏斌的几个下属也尾随而去。柳传志告诉孙宏斌，他已经知道了北大勺园餐厅聚会的事情，也知道了他们激烈的态度。孙宏斌记得：“柳总说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人。他说我领导不了你，咱们俩都受到冲击。他说在香港的时候，看到你们企业部的小报写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你能弄得出来，别人都弄不出来。”

孙宏斌在他们的“小报”上写的文章是讨论“当前的形势下业务该怎么干”，但有了勺园的聚会之后，再讨论怎么干已经毫无意义了。

“后来他说咱俩当不了同事，他说咱俩好合好散，做不了同事做朋友。他说你自己随便选一个分公司，你愿意干哪个都行。当时我理解是无论哪个分公司让我选一个自己去干。后来我说不必了，我说柳总我还年轻，我才20几岁，我自己再去干。我说不必了，我自己走。他最后一次跟我谈，第二天就……”

端掉孙宏斌

事实上，在与孙宏斌推心置腹地进行最后一次谈话前，柳传志已开始着手布局，安排各色人等秘密行动，以求一举端掉孙宏斌。他已经绞尽脑汁想出了端掉孙宏斌的办法。多年来，每次遇到让他感到棘手的问题，他都要殚精竭虑老半天，从他所深谙的中国智慧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谋略。

最初他想先把孙宏斌控制起来，可那样算是非法拘禁；后来他派人去找公安局，公安局的答复是没有任何证据，不能抓人。于是柳传志就与派出所商量了一下，以其他借口将孙宏斌“软禁”了。这便是柳传志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而这“非常时期”，就是他所谓的联想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柳传志召开了一次会议，住在清华大学的孙宏斌也参加了会议。柳传志在会上宣布，他自己担任企业发展部经理。孙宏斌被解职了。

会议结束的时候，孙宏斌的脑子中嗡嗡乱叫，他甚至记不清后来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太突然，一切都出人意料。更令他意外的是，他被“软禁”了。

“开始在西苑宾馆，有一堆人看着我。我在睡觉时，每天晚上床边坐两个人看着我，怕我自杀，我却呼呼大睡。”

负责看守他的那几个对他很是佩服，态度也还和蔼。一个叫郭华的说：“看来你还真是个人物，还能吃能睡，呼呼地睡。”孙宏斌说：“我是累的，天天都累。”

从那时起，孙宏斌就失去了自由。但孙宏斌还是整夜整夜地沉浸在平静中，他有时会忘乎所以地感到事情并不严重，浮想联翩，眼前出现自己恢复自由后要描摹的蓝图。他相信自己会得到安全和自由。“我一直坚信我没有事，如果有事的话，我可能就逃了”，他说，“当时要走还是有机会走，可是一直坚信我没事。”

戏剧化的场景不断上演，先是一个人要拿走他的BP机，他们发生了冲突，七八个人差点上演一场暴力游戏。几天后，当他被转移到西北郊的东北旺时，又上演了他的几个下属“劫狱”的戏剧。看守者和拯救者手持家伙对峙，他站在房门口厉声呵斥，要他们马上离开。他们果然听话，乖乖地离开了。

即使被送入看守所，孙宏斌也未曾想到他的幻想将告毁灭；即使拿到海淀区法院的判决书，他也从来没有相信他会有罪，会被判刑。但是现在，他不再欺骗自己了。他知道，一切的反驳和反抗终将变成毫无意义，唯一可以安慰他的，是联想集团最终还为他求了点情，少判了他几年。

很多年之后，已经东山再起的孙宏斌与柳传志聊天时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将他推进了监狱的大门。是柳传志，是许多个柳传志，他们都把这当成了联想集团生死存亡的大事。在柳传志看来，联想是一个肌体，而孙宏斌是骨刺，是肿瘤。肿瘤对于其细胞来说是有益的，其发展速度也快，却使肌体感到不适，产生伤害。柳传志不能容忍他的存在，就只有忍痛剜掉他。被同时忍痛剜掉的还有陈恒六，他虽非肿瘤，却是肿瘤培养基，它的存在照样会使机体出现问题。

孙宏斌那些情绪失控的下属是讲义气、重感情的“青瓜蛋子”，他们要拯救他，却差点毁灭了他。“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帮人在做事，其实当时前前后后就那么几天时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过激的话，可能柳总都知道了……仅仅过了几天时间，我就已经无力控制局面了。”

有时候孙宏斌会感到沮丧，他觉得他们那些话若是在1年内，甚至两个月内说，他都能控制局面。但是在局势最混乱的几天里，在每个人内心都充满愤怒的几天里，在他被“控制”起来的几天里，他已失去了控制局面的一丁点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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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局中人：孙宏斌(6)

然而所有一切最终会归咎于他个人，这是他必须承受的宿命。事过境迁，他自己倒也坦然。他从来不相信自己手下那些年轻人有多大坏心，更不相信他们是黑社会。“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比我还年轻”，他说，“当时那种气氛下，他们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再加上当时联想老同志又比较多，于是便促发了这件事。”

那段历史于是就变成了一段苍白的记录：“1990年5月28日，孙宏斌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10天后，被正式逮捕，案由是挪用公款。1992年8月22日，在海淀看守所经过漫长的27个月后，孙宏斌接到了刑事判决书，他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罪名是挪用公款13万元。1994年初，孙宏斌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1年零2个月，1994年3月27日刑满释放。”［7］

是太多的偶然性促发了这件事，是太多内心的冲突促发了这件事。传说中的卷款潜逃并没有发生，但山西分公司被划走了一笔账；孙宏斌依旧被判了5年徒刑。或许在1990年春天，必须有一个局中人站出来解决当时正在交锋的两种观点，以自己的出局来抚慰两代人的内心，而这个人碰巧是孙宏斌罢了。

而对于柳传志来说，一面是当年的“老兄弟”，他们无力驾驭这批年轻人带来的新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一面是一个叫孙宏斌的“刺儿头”，要他做出一个加减法（加N减1）选择，几乎无须耗费任何时间。

“我是把很多本该发生在3年里面、10年里面的事情，集中在1年里面，或者3个月里面发生了。”有一次孙宏斌说。现在，孙宏斌变成了一个囚犯，他的生活场景已经改变。一间牢房里面住了30多个人，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画日子，一天一天地画，一天一天地想离开这无限漆黑的生活，想出去大吃一顿。

即使缺乏油水，他依旧没有瘦下来。他吃什么都长胖，主要是因为不怎么运动。他在号子里面也挺受尊重，可能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的硕士生，在号子里面属于超级知识分子。在那里，他学到了一些流氓的黑话，譬如“走的是面儿，玩的是腕儿”，懂得了“在江湖上，在流氓的江湖从来不是靠腿、胳膊粗”。

寻找未来

1994年3月27日是孙宏斌永远忘记不了的日子。在这一天，他刑满释放。那天他走出监狱的大门，看到了自由世界的第一抹阳光，呼吸到自由世界的第一缕空气，开始设想自己的未来。他在监狱中得到的一切，平和、冷静、像个哲学家一样思考问题，看起来马上就要派上用场了。

他没有在北京逗留，没有与那些期盼与他见面的人喝酒、聊天，讲述监狱中的生活。他要告别过去，告别1990年春天的世界，一个残酷的人的世界。他当天就回到天津，不久后便开始做房地产代理。办执照时费了一番周折，不过这难不倒他。他的公司名字最终确定为“顺驰”，英文意思是姓孙的人的公司。

在孙宏斌走出监狱大门前的第18天，他与柳传志见了4年来的第一面。那一次，一位教官（他们都叫“政府干部”、“队长”或“干部队长”）派他出去买个软件，他就找了个人与柳传志联系，说是想见一面。

中午的时候，他跟柳传志在新世纪饭店楼顶上的那家川菜馆吃了午饭。他告诉柳传志自己准备做房地产代理，柳传志问他：“你行吗？有什么优势？”他便将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柳传志说：“如果要什么的话，我个人，包括李总，包括张总，我们以个人名义入点股，投点钱……”尽管他婉拒了柳传志的提议，他依然很感动，其实当时已经有一些朋友愿意出钱帮他东山再起，也都被他谢绝了。

他们不可避免地谈起往事，谈起1990年的春天。已经从绝望中走出的孙宏斌对柳传志说：“我反思这段经历，更多地找自己的问题。我当时比较年轻气盛，比较急躁，其实还是太嫩，很多事情想得太简单，出了这些事还是在自己。我不希望被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怎么能从前面吸取教训，怎么将来走得更好……”

事实上，多年来，柳传志的心中始终没有放下这块石头，在内部会议上他总是把“孙宏斌事件”当作一个公司的关键时刻来描述，将孙宏斌作为一个反派主角来刻画，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呢？

“我想柳总也一直在想这件事，这件事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小事，不是可以随便放得下的”，孙宏斌说，“这是我当时的基本判断……柳总还是愿意让我，还是愿意帮我，对过去如何判断，当时没有说太多。”

他回到天津筹备顺驰时，老婆听说了他与柳传志聚会。她哭了，说你忘了受的苦吗？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沉默。四年时间改变了太多，中关村已经不再是昔日的中关村，联想也不再是昔日的联想。杨元庆开始获得广袤的空间，他将挽狂澜于即倒。柳传志也不再是当年的柳传志了，他猫在号子里的四年，柳传志开始被剧烈的美尼尔综合征折磨。

他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些朋友去东四十条桥保利大厦里的“伊甸园”喝酒，他看到那里灯红酒绿，看到漂亮的保加利亚女招待，感到不适应。一个人问他：“你跟柳传志是不是使的缓兵之计？”他说：“不是。”

“如果真使缓兵之计，磨刀以后再怎么着的话，那么你就永远没戏了……如果想不开，我出来以后拎着把刀子就把柳传志给宰了，但是你拎着刀子，谁也不敢跟你打交道了，你这一辈子就永远没戏了。但如果你把这件事划得开的话，有什么事还能划不开呢？所以你必须划得开。有了这种心态以后，你做事可就一定是正的，一定不能去假装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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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局中人：孙宏斌(7)

他的朋友听完之后就开始沉默、喝酒，而他却知道自己获得了新的生活，一种超越1990年春天的境界，一种“特别正面的、一直往好处想”的充满希望的生活。他开始通晓中国智慧，看到加法哲学在大部分时间里优于减法哲学。

有时候他会回忆起自己接受审讯时的场景，想起那些检察官们问他：“你还不说？”他总是记得自己当年的回答：“我说什么？”他后来说：“我这个人不是很爱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过多少事，我也懒得理会他们知道什么，因为这不重要。我是一个不太爱往后看的人，我一直往前看。”

9年来，他一直往前看。他与柳传志相逢一笑泯恩仇。他还与联想控股的子公司融科智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合作，一起在天津、在北京房地产市场上搏杀。

9年来，顺驰已经在天津家喻户晓，坐上了天津房地产界的头把交椅。他的胃口不止于此，他带领顺驰北上，他许下了获得北京房地产市场前三名的承诺。

因为跟联想合作，联想派人到了顺驰以后，很多人感觉跟在联想一样，文化很相近。孙宏斌曾对柳传志说：“这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但他的内心却在想——“我离开联想的时候，联想还非常小……”

尽管那时候的联想非常小，但是联想对孙宏斌的影响依旧很大。那一段联想之旅让他刻骨铭心。他相信那一段漆黑的人生使他的胸怀更宽广，他不再是一个较劲儿的人，既不再跟别人较劲儿，也不再跟自己较劲儿了。

他更加理解柳传志：“其实我从柳总身上学得最多的，是他做事坚决，另外他又很宽容。这两方面对我影响很大。柳总在反思这件事的时候，他实际上也在提高。但要从头再来一次，我估计他还这样做。也许我碰到这样的问题，也这样做。没有对错。当时柳总说，他把这件事当成联想生死存亡的大事，在那种情况下的那种坚决，是柳总骨子里的东西，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就不是柳传志了……”

他有一次还说：“当时的情况肯定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严重，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必须那样判断。因为环境在那里，周围老同志都那么说，那些年轻人确实说过那样的话，他只能做那样的选择。柳总还是为企业负责。他是一个要求过于严格的人，他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严格。他对这个企业的感情如此深厚，我想他为联想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后悔。”

然而除非柳传志确信孙宏斌在联想历史上的地位，否则孙宏斌永远不敢相信，他曾站立于联想分水岭的潮头。是他点燃了联想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冲突，是他促使柳传志改变了联想的管理风格，是他的牺牲成就了联想的权力转移。

他曾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一个入局者，最终却从一个局中人变成一个局外人。所有人都只关心1990年春天他与联想集团博弈的结局，而局后的那场变革才是他屹立潮头的唯一证据。

他总是说他从柳传志身上学到了很多，但他不大可能明白，他给予柳传志的远远超过他从柳传志那里得到的。如果说今天的柳传志是一个巨大光环，那么他就是那个无意中点燃光焰的顽童。

特别备注：

2003年2月19日，孙宏斌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取消原判决，改判无罪。2003年10月22日下午，孙宏斌申诉成功，他收到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撤消1992年8月22日判决，改判无罪。

拿到判决书的那天，他恨不得打电话告诉全世界的人。他用十三年半的时间守望到一个清白的四年，守望到一个与1990年春天完全不同的世界。顺驰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也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

在改判过程，孙宏斌得到了柳传志及联想的全力支持。联想就“孙宏斌事件”出具了一份说明，说：“公司了解到孙宏斌在服刑期间有着很好的表现，对自己错误的做法有了很好的认识。在孙宏斌出来后初期创业过程中，给了积极的扶持和鼓励。目前联想控股旗下子公司与孙宏斌在业务上有很好的合作。我们希望孙宏斌的业务能够得到顺利发展。事过十几年，对于孙宏斌申请再审的诉求，联想控股公司不持异议，对于法院依法重审改判，我们认为是国家审判机关独立行使法律职权的行为。我们予以尊重。”对于“孙宏斌事件”，他们则依然认为：

“孙宏斌和他领导的团队在管理理念上与集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乃至发生了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试图独立掌控资金，使其所管理的业务独立于公司的监控体系之外，也确实造成了资金在公司财务体系之外的运行缺乏监督监控的事实。而且，当时在孙宏斌的团队中有一些人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放言要将公司的款卷走，这样的行为已处于法律边缘，由于难以判明孙宏斌的主观动机，为了控制事态发展，防止损失，公司采取了果断措施，请求司法机关立案查处。孙宏斌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注释】

［1］、［2］、［3］、［4］《柳总在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柳传志，1990年3月19日，联想档案，绝密。

［5］《李勤常务副总裁在干部培训班总结会上的讲话》，李勤，1990年3月22日，联想档案，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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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局中人：孙宏斌(8)

［6］同上。括号内文字为作者所加，以使口语化之会议记录书面更为通畅。

［7］《孙宏斌首次披露10年前入狱往事：“是柳传志造就了我”》，袁一泓，《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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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暴(1)

作者有机会与柳传志谈论一个“十年再造”的问题。这是作者在写作《海信史》时所总结出的一个循环模式。出于礼貌，他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轻轻地笑了笑，显然他对“十年再造”的提法不以为然，认为过于强调“十年”这一时间段并不准确，事实上可能存在20年、30年或12年、13年的阶段。

这便是研究历史的人和研究企业经营的人之间的差异。通常历史研究者会以20年或者更长、更短的时间段作为一个小循环，以一个朝代作为一个大循环，探索其中的共通之处，但商业领袖们尽管也寻找规律，却并不十分关心历史的重复巧合，而是关心历史有何独特之处。

这也说明，为何联想元老院的元老们总会抱怨倪光南如何野心勃勃，主动地向柳传志发动了攻击，柳传志本人也只能说“倪光南事件”是他心中永远的痛。而我们则可轻易发现联想汉卡的走势与倪光南在联想的命运之间曲线的重叠。我们可称其为偶然，但历史不正是由各种偶然瞬间形成的吗？

黑色风暴

1991年，在IT业爆发了著名的“黑色风暴”。那是一场血腥的火并，一场灾难，一段令很多电脑厂商不寒而栗的往事。香港联想第一次体验到了芯片巨头“价格战”所带来的风险，目睹了一家家电脑厂商倒毙于别人争斗的路上。他们无辜而无助，但没有人理会他们。

那场风暴持续了3个月，风暴过后，一片萧条，香港联想付出亏损1700万的代价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柳传志那时候才明白，只有成长为巨头才能赢得话语权，才不会受人宰割，任人鱼肉。

柳传志后来感慨地说那一年对全世界计算机厂商来说很不寻常，排名前几百位的电脑厂家绝大多数亏损。号称电脑界泰斗的“蓝色巨人”IBM为了保证年终获得1%的利润而裁员4万多人，“微机之王”康柏的股票年底比年初下跌了70%，其创始人、总裁也被迫辞职。“在香港和台湾做板级产品的厂家，像我们在香港联想的同行，在很短的时间内垮了40多家。黑色风暴也不可避免地冲击到了我们香港联想，在四五六七短短三四个月之内，我们赔了1700万港币，一度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严重的……”［1］

英特尔和AMD掀动的这场风暴可谓是一场灾难。柳传志说联想在黑色风暴中赔钱的直接原因是他们从黑市上大量购入了CPU芯片。他们疯狂采购芯片的那几个月，全球的CPU芯片供应商只有英特尔一家。其为获得最大利润，通行的做法是把芯片生产量控制在常规需求以内，然后通过代理给电脑厂商以配额。一些小电脑厂商得不到配额便只有到黑市上去买。联想开始生产自己的386/SX主板时，曾经邀请英特尔前往考察，英特尔倒是去了，看了半天却没看上他们。

1991年初，吕谭平从黑市上买了一万多片够一个月用的386芯片。“但是到了这年3～4月份，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这时杀出了一个AMD公司，也能生产各种芯片。英特尔想把它赶快扼杀掉，就拼命地降价，结果AMD也相应降价。两家都急于降价，在黑市上芯片由195美元在一二个月内突然降到50多美元。这本来是好事，但因为我们有库存，如果一片赔100美元的话，加起来几个月之内1700多万港币赔出去了。”［2］

芯片采购是吕谭平犯下的致命错误。周晓兰说吕谭平参加订货会，客户将其意向进行备案他便以为是采购订单，以之为标准采购，最后造成了巨额亏损。

柳传志后来说，是“恪守信誉、用户第一”使他们走出风暴眼。这是幸存者的骄傲。这位幸存者后来分析说风暴到来时，他们一直思考要不要顶住，能不能顶住。他们考量了贷款和流动资金，觉得3000万港币内的亏损“可以稳得住”，超过3000万便只能“刹车”，因其当日海外资产总计不过3000万港币。

1991年9月，柳传志、李勤和吕谭平在泰国开会，商讨如何应对黑色风暴。他们开会的间隙，听说泰国“四面佛”甚是灵验，三人便去各自烧了一炷香，许下了自己的心愿。柳传志的心愿是请“四面佛”帮助他解决黑色风暴带来的大亏损。事后他笑谈说“四面佛”果然灵验，不到三个月，局势便开始好转，积压的板卡重新赢得了市场，财年结束时，QDI业务居然赚了1300万港币。［3］

后来柳传志有一次对人炫耀说：“情况一度相当紧张。但是，几个月以后，在1991年的圣诞节联欢会上，香港联想集团宣布，我们不但已经平安度过了这场全球性的灾难，而且营业额超过预定5亿港币的年营业额的60%，达到8亿港币。年初每月生产销售2万块板卡，年底每月销售了近10万块板卡到欧美各地，数量增长之快超出预料。12月一个月的营业额高达亿港币。这些数字表明，香港联想集团在一场来势汹汹的竞争风浪中，已经初步站稳了脚跟。”［4］

不惟如此，香港联想最终的年度营业额超过了9亿港币，他们用数字向英特尔示威，亦使香港电脑界与香港政府生产力促进局感到震惊。当日全世界PC机销售量约为1500万台，若以联想每月板卡产销超过10万块计算，则全世界每10台电脑中，便有一台使用了联想的主机板和扩充卡。

形势似乎不错，但柳传志却要迎接新的痛苦。从1992年圣诞节起，美尼尔综合征开始折磨他，使他终日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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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暴(2)

历史曾经出现切面

3月3日对于3个人来说是个不错的日子。他们是贾绪福、郭为和王平生。他们在那一天成为联想集团的助理总裁，与柳传志、李勤、刘金铎、毕显林、胡靖宇、蔡树永、倪光南并列为总裁室成员，跻身联想高层之列。后来要扮演“关键先生”的杨元庆尚未出现任何入局的迹象，马雪征也还未听到柳传志对她说要“从扫地做起”，朱立南依旧晃荡在Quantum，但似乎并不受到重用。

稍早前柳传志有机会在科学院科技开发工作会议上做《既作“船主”，也当“船长”，办好高技术企业集团》的报告。他向周光召承诺用10年左右时间达到台湾宏电脑集团当日的水平，“如果不发生大的意外的话”。宏在台湾电脑公司中排名第二，营业额是亿美元，联想营业额恰为其零头，正好相差9倍。柳传志说：“我们认为10年左右达到亿美元这个目标是实事求是的，是有可能实现的。”他们果然实现了这个目标，只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以至于他们后来不得不加快修改目标的脚步，才能使自己看到更远的远景。

尽管郭为获得了权力，但李勤显然不认为他带领的业务二部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在4月的一次培训中，他开场便劈头盖脸地训斥他们不是按照联想的模子做，而是按照自己的模子做。他说早上大家一起去吃饭，他坐的那桌零零星星，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走一个。那一桌坐的都是业务二部的管理者，李勤形容其吃饭与众不同之处是“饭桌上东一块西一块，这啃半截，那留一半”。

“我们的这支队伍是不是就这么发展？大家是不是认为这是小事，认为因为前一天晚上谈心谈工作了？但我觉得更多的原因好像不在这，是在我们心中到底是把自己归置成什么样。就说说今天的吃饭和作息时间，再想想前几天的开会，第一天第一次开会，业务一部、二部在一起，当时柳总点的睡觉的人，实际上咱们二部最多；就是前几天开一、二、三部的全体人员大会，二部都有睡觉的，刘副总讲话时下边讲话的也是二部最多，这就是我们的作风。那么什么叫模子呢？我们应不应该按照一个什么模子来做？”［5］

李勤常务副总裁遵循管理的惯例，希望以严格和步调一致来约束联想，把联想“办成一个半军事化的企业”。事实上，多年来他始终如此。在“孙宏斌事件”发生前，他极其严厉地训斥了孙宏斌和老贾。孙宏斌出事后，他亦毫不犹豫地站在柳传志身边，尽管他欣赏孙的才华并曾适时地表示出他对孙的好感。

在联想，李勤就像柳传志的影子，有时他们的位置则颠倒过来，柳传志似乎又像李勤的影子。他们是联想的灵魂，尽管多年来他们一个被印刷术、无线电波和数字技术塑造为神，另一个则长隐于幕后扮演着无名英雄的角色。

与柳传志“仲裁者”的角色不同，李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官”和“部队长”，他从不允许他的队伍打仗的时候少，撤退的时候多。他习惯于论功行赏，严苛地解除懒散者的职务。这一点他与柳传志不同，后者喜欢看到一个人能否最终成长为“领军人物”，前者则希望经他手造就的人甫一出场便能立即有意愿改变现状。这两个人性格互补，恰好成为一对传奇的搭档。

就在他训斥业务二部高级经理们前，郭为已经说过要明确作息制度，“是几点熄灯就几点熄，是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到哪吃饭围成一桌就围成一桌，像个吃饭的样子。然后工作时整整齐齐地来工作，这样的工作才有一个精神头。”

作为一个天生的实践者，李勤相信联想先前的所有策略都是正确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它成功了”。他反感那些谴责其生硬、老土、理论性不够强的家伙，他告诉他们，那些策略为公司发展立过功，他们无论如何都觉得特别亲。

他要求那些家伙们必须相信他们说的话。“为什么非常关心这个？实际上这就是模子。你们信总裁说的，总裁说了你们就办，这也是做了一个表率，等你对总裁发牢骚，下边就对你发牢骚，这就形成不了一个核心，上行下效嘛！”［6］

对业务二部和分公司的训斥持续了至少3个月，如果以训斥孙宏斌的1990年3月计，则整整持续了至少15个月。直到1991年7月26日，李勤还指责那些分公司总经理。他说他们不会过日子，“一个家庭过日子，最怕的是不会过日子，糟蹋东西”；说孙宏斌“是组织一批人有目的、有手段地挖公司的肉”，现在则是有些人千方百计从公司挖点东西、占公司的便宜；说分公司费用漏洞很大，已经形成一种不吃白不吃的气候，“原因主要在干部，有积极性，但欠缺经验，一不懂管理，二不知如何创的家业。”

他的指责有数字为依据，子公司各项招待费在第二季度已占营业额的8%。他感到震惊：“利润又有多少？预算时都争费用，好像不花白不花，没感觉到花多了是危险，是耻辱，会培养一批蛀虫！”

郭为似乎应该为此负责，他自己承认“签字时看都不看”，因为费用的问题，他此前此后多次遭到柳传志和李勤的严厉斥责，其中有一次李勤暗示他执法者自身出问题是对制度本身最大的讽刺。

李勤老是觉得分公司实际上是在吃贷款，本没创造出什么利润。究乎个体似乎不怎么对头，整体上看来却又确实如此。他警告那些“吃货”说：“公司没钱，大家也没好处，只能减人、减工资。”他要“吃货”们清查费用，“有问题的自己要主动说，要以教育为主……但对执迷不悟、要挖公司肉的人也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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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暴(3)

如果郭为对那一场训斥记忆足够清晰，那么他一定还记得李勤推心置腹地说出了联想面临的严峻形势。“黑色风暴”使他们痛苦不堪，好多公司倒毙、清盘；在中关村，金燕静因为信通走私而锒铛入狱，这是一个对“战略失误”的警告；政策、商业和管理的风险依旧存在，他们就像夜空中的乌鸦，不时地盘旋于联想的头顶；库房开始出现积压，有人推诿说是孙宏斌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和柳总认真研究过，公司如由于积压和管理出现危机，我们决不会冒犯法危险，宁可裁人，”李勤说，“并不是风险已到崩溃地步，但也决不能再发展，要把库存闸口关住，谁把库存推出去，谁就是英雄。”［7］

郭为有机会成为英雄，事实上他已经多次扮演英雄一角。但分管业务二部的漫长岁月，他虽然获得了权力，却并非生命中愉快的经验。他干得不坏，但最终成为英雄的，是比他晚几个月进入联想的一个同样年轻的家伙。

后者的登台表演，还要等3年时间。3年后，那个叫杨元庆的家伙剖开了历史的切面，使联想史朝着一条似乎无法更改的线索走去。他同时也成为联想局中的关键人物，人们总是喜欢称呼他为“中国IT业的领袖”。

该毙人的时候就毙

柳传志和李勤在7月13日召开过一次联想的全体职工大会，8月31日他们又折腾了一场。空气炽热如火，他们停顿了全部业务。所有人都感觉到一定有大事发生，柳总一定有话要讲。

柳传志的确有话要讲，他不曾料想“黑色风暴”竟如此可怕。他在4月7日的1990年总结会上说，管理公司就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绳之以法”。他还援引周光召为《联想之路》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激励员工：“进军国际市场，绝非易事。但我相信，你们这条用理想和意志铸成的钢铁大船，一定能够越过激流险滩，达到胜利的彼岸。历史将证明：联想之路是成功之路，联想精神是时代的精神。祝联想走向世界，事业兴旺发达。”

他的话音刚落，黑色四五六月到来了，所有电脑厂商都赔得一塌糊涂。仅有一个“黑色四五六”尚不足为惧，可怕的是长江又发了洪水。那一年是“八五”计划的关键一年，很多单位将增加经费，联想的销售网络可以渗透进去，但夏天到来后，柳传志不知道“水灾到底会形成多大的规模，对国民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失，特别是财政部门的拨款有什么样的变化”。他所看到的不是数字，而是一片凄惨景象：“逃难的人们携家带口、背井离乡、身无分文，纷纷在破损的江堤上、水闸旁、黄土高坡、老树枝头，在汪洋之中拣个可以栖身的地方住下，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抱头痛哭，一边庆幸死里逃生，一边哀叹顷刻之间一无所有……”［8］

更可怕的是公司出现了一些**分子。多年来他们对**者从未手软，他们曾经开除一个又嫖又赌的，刚开除不久那人便去另一家公司工作。可是那家当年声名显赫的公司如今濒临死亡边缘，连参加科学院里的院管公司会议的资格都没有了，还有一些彻底垮掉，变成了中关村史的一个个可悲哀的注脚。

但联想今天呢？已经有人开始冒用经理的签字拿钱了，要是有人冒用柳传志的签字，没准儿也能蒙混过关；也有人在外地出差的时候把北京的票据拿出来报销，居然还能审核通过。

周光召有一次因为看了《大决战》而深有感触，就拿电影中的情节与联想进行对照。柳传志恰好在看《血红雪白》，其内容正可与《大决战》的背景相印证。

“我有什么体会呢？就是觉得在东北战场上，**和卫立煌一战打下来，固然是打胜了，但是国民党垮台主要不是在这儿，以后还有可较量的地方，主要是后面的这个**……上面贪污，上行下效，老百姓一片民怨沸腾，就这样，造成他们自己打自己，垮台了。像这样的事情，确确实实值得我们好好借鉴。”

4月7日的总结会开完后，那些被柳传志感染的家伙们欢欣鼓舞，可是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发生了太多黑色故事。“这说明什么呢？”柳传志说，“光说是没有用的，你就得有法，就得有查，就不能往天上放空枪，该毙人的时候就毙，要不然会攀比，拣最坏的去比：既然他能够在别地儿去吃饭，他们那部门可以自己去联欢，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当然能做。比完了年轻同志，就该比老同志，大家就一锅烂下去。其实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心疼公司的……还有一些人上了这条船以后，就把救生艇准备好了，来了就凿洞，凿完洞以后，自己就上救生艇就走了，这样的人也不见得没有。这种人是我们要极其警惕的……”［9］

在柳传志和李勤的联想局中，已经出现了太多的离心倾向，太多的“缺乏大局观”。那些人卖机器就如同廖耀湘和范汉杰。范汉杰守锦州，蒋介石要求廖耀湘自西、傅作义自东增援锦州。如果他们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可能将**的部队围歼于锦州城下，但廖耀湘为保存实力，只做了象征性的增援。**赢得了时间，拿下了锦州之后便回头来收拾他，最后范汉杰死了，廖耀湘做了俘虏，运气最好的傅作义，几个月后在北平反水，国民党在长城以北崩盘了。

柳传志觉得联想的业务部门里，很多部门经理都在争费用、争用户，牺牲他人以衬托自己的英勇，就连一些资历颇老的重要角色也不例外。他们固然热爱自己的工作和部门，但他们的争斗无疑会伤害“联想局”。争斗的结果在1991年被柳传志和李勤稍稍压制下去，但到了两年后终于彻底地爆发——1993年，所有部门似乎都完成了任务，但联想却没有完成自己的年度任务。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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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暴(4)

柳传志知道对这些人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不停地讲到两个人，一位是张姓的研究员，出差从未坐过出租车，住宾馆都挑最便宜的；另一位是甘洪，他是元老院里的人物，也是一个传奇的角色。几年前与IBM商谈代理时，有一天下着瓢泼大雨，联想门前马路刚修好，下水井都未来得及封盖，李勤与甘洪边走边谈，李勤一回头突然发现甘洪不见了。他慌忙伸手向水下去捞，从下水井里把他揪了出来。除此之外，他还几乎被刻意宣传为一个道德完美的典范，晚上加班，偶有公司派车送回家，多为乘坐公共汽车，也是从来没有搭乘出租车。

也许柳传志那时并未洞晓中国智慧中维持向心力的道路无乃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模式，将之标准化，使每个人都能效法。他知道那时焦头烂额的联想能够维持战斗真是个奇迹，虽然现实的问题并不在如何改进，而是如何避免进一步恶化，但柳传志还是迫不及待地要消除那种弥漫于空气中的死亡气味。

他喜欢郭为。他想郭为真年轻啊，28岁。但是这位年轻的助理总裁已经多次遭到了柳传志和李勤的训斥，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柳传志总是说郭为奠定了联想的公关部，使联想有了足够的名气，“不然的话，我们进不了国家的大盘子”。

他喜欢重复三句话，亦即“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能说能练真把式”。他觉得正是公关部使联想成为真把式，而公关部“当初垫底的时候是郭为同志在那儿垫的底”。衬托郭为的另一个功劳，是他在“孙宏斌事件”后所扮的角色，柳传志褒赞他人聪明、肯学习，在困难的时候挑起了业务二部的担子，也正因为如此，柳传志和李勤他们才选择郭为为年轻的助理总裁。

“然而今天，郭为坐在这儿，你确实应该惭愧，”他说，“二部费用最大，给其他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郭为不仅是管理意识的问题，思想意识上也要认真深刻地去考虑，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些毛病，我们是非常痛心的。总裁室……没看你28岁的一面，我们看的是你助理总裁这一面……你垮下去了，我、李总都负直接的责任。不让你垮只有更严格的监督，而决不会是任何包庇。”［10］

坐在总裁的交椅上，柳传志时常会感到紧张、空虚和失落，有时他对自己都不放心。他每遇大事反而冷静，眼睛发亮，劲头十足，却时常因小事而失态。有一次联想外出开会，会快结束时宣布会后有小礼品赠送，他们马上不开会了，纷纷向门口涌去。柳传志怒斥他们不顾联想的荣誉。还有一次玩保龄球，联想有人不按规则来，把球道砸坏了，管理员抱怨“联想集团，你们还能做什么”，他听到后心里异常难受。

更令他痛心的，是联想这家企业正在慢慢失去其社会责任感。夏天的洪水需要捐款赈灾，联想的个人捐款比计算所里的人平均略高几毛钱，后来他才知道是蔡树永把党员的学习费补进去了，要不然联想连平均值都达不到。即使如此，计算所里都有人说：“反正越有钱的人越抠门儿。”

他刚从香港回到北京，在香港他看到的一切令人热泪盈眶。电视中一直在播放灾民水深火热中的生活。那时的江苏、安徽气温高达38度，热得就像蒸笼，灾民们喝的水发污，上面浮着死鸡死鸭。香港的电视观众都觉得惨不忍睹，街上到处可见捐款的人。工业界里，李嘉诚捐了5000万港币；一些演员发起了义演，成龙、梅艳芳能够从晚上8点唱到早上5点，一百条电话热线等待捐款，不捐到50万不能收场。一位老艺人当众给大家磕了九个响头，头都磕出了血……

但是联想的人却只捐献了那一丁点儿。联想还不是最差的，科学院办的公司，有一家一夜的卡拉OK就花了几万块，却不拿钱捐给灾民；还有人收入很高，捐款尚不足一盒烟钱。而在江淮沿岸，猪、狗、猫、牛、羊、鸡、鸭、苍蝇、老鼠、蜈蚣、蚊子、蚂蚁、蛇……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逃生，它们与人拥挤在一起，有时会相安无事，有时则在人身上狠狠地来上一口。

1991年夏天，联想和整个国家一起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雨没完没了地下，风暴没完没了地吹，坏消息没完没了地到来，悲观的念头没完没了地出现在人们头脑中。柳传志无聊得要命，他要找点刺激的事情来做。

刺激1991

在那个灾荒的年头里，很多喧嚣一时的企业家已经步入穷途末路，浙江的步鑫生早已失去了权力，河北的马胜利无力扭转乾坤，他摘下了工厂大门上“厂长马胜利”的招牌，安徽的年广久在监狱里回忆往事，天津的禹作敏很快也将迎来自己无期徒刑的监狱煎熬……

也有一些“新星”出现，譬如刚刚组建成都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但更多的“新星”那时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出路在哪里。王志东在方正做“视窗”系统的汉化，丁磊还在成都科技大学读二年级，张朝阳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读博士……他们谁能看到自己未来的方向呢？

整个国家都在过“紧日子”，联想集团也要过“紧日子”。作为联想史的“男一号”，柳传志偶尔能够意识到命运的干涉。他或许会明白生命中许多事件的真实意义，但也不能确定。很多事情由于涉入太深，用情又专，难免变成无法评估，更不用说事发的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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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暴(5)

那一年9月11日发生在联想的事情，放诸整个世界局和中国局中都嫌琐碎而不值一题，对于联想局和联想史来说却又是纯粹的“大历史”。有时历史并不在于最终的结局，而在于权力人物们干了什么，说了什么，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下场，但视角既然各异，结论便不尽相同。

对世界局和中国局产生深刻影响的9月11日要再等10年才能出现，那是漫长的一段岁月，在1991年柳传志并没有这种神奇的预感。在1991年的9月11日，他只想办个学习班，为他的“干部”们洗洗脑子，把他们捆绑在联想的大船之上，而不是随时准备好救生艇，偷偷摸摸地给联想的大船凿几个小窟窿眼儿。

很多事情当日便有预料的结局，譬如柳传志所谓的“管理学院是不是要办下去，和我说的公司十年后是不是能够很好地交班，这两件事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这么想，我们会把它像活命一样去争取”。［11］

这是柳传志第一次于公开场合提出10年后亦即2001年交班，也许当日他传递的只是交班信息，但2001年联想完成分拆，杨元庆和郭为各自走上命运的路，模糊的信息最终变成了清晰的现实。

“目前，我们是大写意，靠大写意就能赢人家，”他颇为感慨地说，“就像打桥牌一样，我们会打，属战略型，对手不会打，就靠这个赢；到香港，对手也会打，而且每张牌都记得清，并不只靠大的格局。我在海外有这个感觉，如果这个地方赚钱，你往那儿一站，马上就有人跟过来。多数的情况是，你以为只有你在那里赚钱，实际上那儿已经站了一大片人。我们在香港的职工‘入模子’比这儿更难，难的原因是IBM待遇比你们高，HP待遇比你们高，凭什么到你这儿来‘入模子’？只要在你这儿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员工就行了……我们不要把现在的难处看得难得办不到，在中国没有办不到的事。”［12］

在9月11日，柳传志说“香港最近要有一个大动作，我15日一定要回香港”。他们的大动作就是到泰国商讨如何应对“黑色风暴”的后遗。

柳传志来不及回忆这些，在那些如烟往事中有一些往事并不如烟。譬如那一年很多人到联想参观。体改委副主任张彦宁在3月13日考察了四通和联想时，四通提出了完善股份制的要求，李勤则代表联想提出给予其进出口权和列入国家重点企业集团的要求。

张彦宁告诉李勤：“按道理，高技术企业进出口与别的老进出口企业不打架，无矛盾，应给其自主权。国家搞重点企业集团，主要目的是搞活大中型企业。除了国家重点企业集团，其他集团也可以搞好。联想集团不一定要列入国家重点，但可以考虑做国家体改委的试点。”［13］

4月中旬，国家计委和机电部的几个司长又来到联想。技贸中心5月11日开业时，宋健参观了联想营业厅，宋健询问了联想的生产情况，对李勤说：“新华社分社认为联想是，第一的称呼，他们给了你们很多爱护和支持。”胡昭广说**市长是很支持这件事，在常委会上经常表扬这点，说，“好，打外向型！”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本事的。

宋 健：是有本事，他们说我们不会做买卖，学啊。

胡昭广：他们还不够大，在我们这儿（注：海淀试验区）排第二，要争老大，他们有信心。［14］

可能为了应付“黑色风暴”，联想邀请中国银行行长王德衍和副行长雷祖华带了8名下属7月3日到联想访问。那一天，周光召告诉来访者IBM主要靠银行系统的应用开发得以长期发展，王德衍则告诉他们，联想要发展，只要有“信誉第一”四个字，银行一定会全力配合。

5个多月后的12月28日，机电部副部长胡启立在技贸中心会议室里对柳传志、李勤他们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胡启立鼓励他们：“你们整个的目标很好，我很赞成。你们在2000年赶上宏，我看是应该这样做。中国应该有自己的IBM，有自己的跨国公司。你们走这个路很有志气。”

胡启立并没有以官员的身份与柳传志他们对话，他事实上更像在谈心。他推心置腹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苦恼和困惑：

“我们计划工作的同志们常常苦恼，机电部的同志也常在一块探讨。计划工作经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经常有计划半天，定点支持，然后定了，下面是政策倾斜，给优惠，给资金，结果越做越起不来，而这边根本没人意识到，没人管它，结果它自己发展出来了，冲破了重重困难，面向市场起来了，生命力还田鳖旺盛，长起来了，联想集团就是这么个例子。我们这边政策倾斜，注入了资金，为什么还是飞不起来呢？原因是有靠山，反正这碗饭是给我们的，我们一个人吃，别人不能吃，没有竞争意识，也没有危机感——保了，这边我们给保起来了，那边我们没有保，它就拼命地挣扎。它要自己去自我奋斗，否则的话没人给它做底。它就要拼命干。”［15］

那一天胡启立告诉他们以后支持发展比较好的企业一定要用新办法。这个新办法不是去管企业，恰恰相反，而是不管它们，“不要过多地干预企业”，因为“一管起来就管死了”。他告诉他们，机电部再也不会有“亲儿子”和“干儿子”，说要采取一些新的手段来保护民族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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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暴(6)

“比如一个小孩。我们希望他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获得者，将他放在恒温间里，一点冷风也不吹，结果长得挺好，但一出门就感冒。那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出去锻炼，让他经风雨见世面。但这是有限度的，为防止他淹死还要给个救生圈，这样锻炼才能成长。”［16］

柳传志今天已不能回忆起当日的激动心情，但他肯定隐约感觉到中国要发生巨变。没有人知道这巨变将在哪一天发生，但它似乎一点都不遥远。他们一代人为之努力的一切，似乎因为时代和观念的冲突被放大了千万倍，分成了若干个层次，在理智与情感、附近与遥远、内与外，和平与暴力之间徘徊，现在它终于能够获得一次新的机会的遮蔽，去迎接一个新的命运了。

联想局似乎要发生转折，似乎又要发生冲决。柳传志似乎应该兴奋不已，也似乎应该无动于衷。多年来他经历了太多，他知道国家一定会走向这个方向。但这个方向到来的时候，谁又能明白他内心的真实念头呢？

【注释】

［1］、［2］《什么力量使我们冲过黑色风暴？》，柳传志，联想档案A01-1991-8-7。

［3］参考《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4］《在海外打市场的一点体会》，柳传志，联想档案，A01-1991-8-8。

［5］、［6］《李总在91年业务二部高级管理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李勤，联想档案，A01-1991-8-16。

［7］《李总在业务二部落实岗位责任制、消灭库存积压总经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李勤，1991年7月26日，联想档案，A01-1991-8-19。

［8］《变化》，凌志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9］、［10］《柳总讲话》，1991年8月31日，联想档案，A01-1991-8-5。

［11］、［12］《柳总对管理学院全体工作人员的讲话》，柳传志，1991年9月11日，联想档案，A01-1991-8-6。

［13］《经济改革》第13期（总第135期），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1年4月5日。

［14］、［15］、［16］联想档案，A01-1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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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一年的插曲(1)

官方资料显示，联想史上的1992年全年都无大事可叙，各个公司歌舞升平，虽然也不时会有坏消息传来，甚至能使柳传志和李勤感到烦恼。联想重要的史料汇编中都不曾出现1992年文献的只言片语，有的只是柳传志和李勤为1992年画下的蓝图和事后对于1992年的评价。1992年，在联想的历史上只是平凡的一年。

然而，既然中国局在那年发生重大转折，那不平凡的一年一定会为联想局深埋下转折的种子。它们就像一团团地火，压力无法阻挡时，它们便会喷薄而出。

中国局的转折

柳传志在1月17日安抚联想老同志说要从个人角度去考虑其房子、劳保和职称诸方面的想法，从公司角度考虑个人与公司之关系及区分骨干与一般员工。

柳传志说这番话那天，农历是腊月十三。这个日子之所以清晰，是因为一位叫邓小平的老人，他两天后出现在深圳。一篇著名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形容那一天说：“一月的鹏城，春意荡漾。”这个故事也就变成了“春天的故事”。

《南方周末》的创始人左方有一天经过广州的一座幼儿园，他听到有几个小朋友在练习“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和“欢迎邓爷爷”。他立即意识到邓小平可能出现在广东。他虽然没敢贸然行动，却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将发生重大转折。

后来中国局果然发生了转折，因为邓小平说出了咄咄逼人的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在去珠海的一艘快艇上，他又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大人南巡”自此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开始成为一句口头禅。我在一本书中写道：

一首叫做《春天的故事》的歌曲绘声绘色地表达了某种热烈的情绪，当年高考的时事政治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目，中学和大学的政治教科书旋及进行了修改，一切都按照邓小平既定的计划前行。

那一年，国务院出台“股份公司管理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条例”，开始有了现代企业的游戏规则。

那一年，比尔·盖茨的软件帝国落户于北京新世纪饭店511房间，从此对比尔·盖茨创业传奇的万众传诵，对一个微软拓展其全球帝国时所显现的强大与光荣的尊敬，和“起来，抵抗微软”的某种民族情绪始终笼罩在软件业。［1］

这场由伟人发起的形势逆转，其背后是广泛的社会情绪，是民众的势能。这场观念上的逆转迅速演变为一场思想上的解放，继而演变为生产力的解放。中国局开始转折，开始向一个看起来似乎更美妙的方向行进。

重压下的一个春天

1992年春天看起来很美。2月下旬，柳传志有机会大谈其创业体会，3月12日，联想则在龙泉宾馆开了一个“务虚工作会议”，联想历史上叫作龙泉会议。

柳传志告诉那些年轻人联想面对全球化所要采取的策略，就是要抢碗里的饭，做软件和激光打印机，还要搞房地产，实行股份制。他还特意分析了股份制的好处。联想“公司大事记”后来总结说其在公司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它标志着公司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内部管理上，都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总结倒也没什么不妥，却忽略了柳传志最关键的关键词——“股份制”。那是柳传志第一次抛出“股份制”之说，他从此再未改变他的初衷，在经历了“拐大弯”之后，终于在2001年拿到了产权证，明确了科学院持股65%，员工持股35%的比例，成为股权改革的典范。后来很多国企进行股权改革都试图参照“联想模式”，迄无成功之案例。他们垂头丧气，但若他们知道柳传志为此耗费了10年精力，步步为营地推进了无数次之后，也许便不会感到那么沮丧和悲哀了。

3月28日那天，柳传志在1992年干部工作会上说起要实现销售方式、管理形式和激励方式的三点突破。他第一次谈论联想上市的意义，不过是解决资金问题、扩大影响、对内部运行机制的影响和做大海外市场。

柳传志谈论联想要上市的背景是那一年中国又开始了加入WTO的努力。海外普遍认为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了，终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希望中国加入WTO。柳传志看到了中国加入WTO的可能性，也预测了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风险，他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10年后才完成对WTO的最后跨越。

李勤也提到了国内外形势，他说“关贸协定打破了国家封闭状态，逼着我们走向国际竞争这样一种险境”。他给联想定下了微机销售万～万台，汉卡销售万～万块，代理产品营业额达到亿，确保可分配利润达到2000万的任务。他说：“我们就像象棋的小卒子一样，只有勇往直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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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一年的插曲(2)

令柳传志和李勤开心的事情接踵而至，4月3日那天他们与惠普公司在香格里拉饭店举办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告诉那些记者他们要合作开发和生产汉字喷墨和激光打印机。两天后，他们在深圳的出口基地正式开工投产。李勤从北京赶到了深圳，在典礼上他意气风发，提出了联想的奋斗目标是：

到本世纪末达到10亿美元营业额，形成若干有影响的产品；1995年国内外股票上市；1992年国内外总营业额20亿人民币，深圳联想出口基地完成5400万美元出口额。他暗示联想希望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柳传志和李勤他们来不及松一口气就要面对新的问题，它们琐碎但困扰他们太久。他们在4月中旬的西郊宾馆再次教训那些年轻干部，使后者明白联想处于危机之中，他们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才可摆脱持续的“黑色风暴”，实现龙门一跃。

柳传志告诉他们，自3月28日以来，总裁室里人人心情紧张。他们自觉龙泉会议上进行了透彻剖析，定下了活命指标，拿出了整套方案，此刻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心情应当比较平静。但他们又惧怕这平静，希望有一种类似陈毅在黄桥战役前坐在那儿下围棋的劲头。他们却又做不到。

他们现在紧张而烦躁，而非陈毅那样对整个战局有把握：“对客观情况，对今年市场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看不到底；对主观情况，对我们内部队伍的状况还很不放心。所以能不能按预定部署，打个漂亮仗，能不能度过今年的风险，我们心里还是没有把握。就是说金色鲤鱼在这个阶段能不能跃上龙门，我们依然是担心的。跃不上，将会元气大伤，后果如何，现在确实还不好设想。”［3］

形势的确逼人，联想的利润既然来源于自制产品，那么中国开放市场便会对联想构成致命威胁，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的、韩国的微机将大举入侵，国内计算机企业也要“搞活”，内忧外患一起到来了。柳传志其实并不担心内忧外患的威胁，他和李勤为联想制定了“跃龙门”的计划，觉得只要挺过两年一切风暴都将无法吹倒他们。但是，他现在担心他的队伍是否能够执行他的计划，是否能够拼命抢住市场份额，是否愿意付出主动降低利润率和甘冒风险的代价。他看不清楚。

他已经感受到了海外电脑的入侵，几天前他们派去参加银行工作会议的人告诉他，他们给银行系统的电脑报价比台湾的品牌机高出了2000元，昨天他又拿到了机械电子部的通报，说是计算机行业2月份较之1991年总体利润下降了26%，其中长城公司下降了53%。他有些庆幸地说：“营业额上升了，利润大大下降了，是多卖了东西，多赔了钱。这点充分说明风来了，打到的不是我们。”

但是联想早晚会被打到，柳传志在香港时听到一位台湾电脑商说决心到大陆争一争，“用北京话翻译过来讲就是要来搅和搅和。”他感受到了压力，他知道内地的计算机利润厚，本来进不了内地市场的厂商现在冲进来每台挣100美金他们就感到满意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每天都有香港和台湾电脑公司的办事处出现，他们一下子就给内地的计算机市场造成了价格混乱。

柳传志感到不安。联想电脑至少得获15%毛利才勉强可以活命，其中包括的税，5%的维修费用，1%的培训费，1%的宣传广告费，发工资、吃饭、坐车开销也少不了。“这就让大家也感到海外的黑色风暴刮进来的那种滋味。有可能今年内地整个计算机市场将呈现一片混乱的场面。”

价格战终于到来了，长城这样机制不灵活的企业首当其冲，损失将更严重，但市场才不在意你到底损失有多严重，超过了临界点就得完蛋。龙泉会议才过了半个多月，刘金铎就告诉柳传志说确实没有想到风暴真就这么快地来了。但有人认为柳传志对形势估计得有些严重、危言耸听。他们说：“柳总说得跟真的一样。”

的确跟真的一样，只是他们没长上敏锐的触角。他们不知道柳传志已怀抱背水一战的念头，不知道柳传志担心“闯不过这个关，就会窒息而死”。

柳传志给他们出了主意，要他们打主动进攻仗，“抢在前头，减价在前面，扩大数量力求保证利润的绝对值”。他告诉他们不必去力保利润率，其目的是为了抢1992年的利润和市场份额。“这是唯一选择，怕是没有用的。”他说。

吕谭平在那天早晨给柳传志打了个电话让柳传志稍微宽心，因为前者从芝加哥的展览会上拿到了6月份超过20万的板卡订单。所以他稍为兴奋地安慰北京联想的干部们，说去年香港联想赔了1700万主要是为保住市场份额和供应渠道。“今年带来的结果，形势之好简直说不清楚……也就是说把困难顶过去以后，后面前景如何很难预料。”［4］他暗示他们，北京也要这么干。

柳传志是动员，李勤的任务则是安排和部署，多年来柳李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形而上的事务由柳负责，形而下的行动由李来部署。种种因素结合而形成的罕见压力，才最终造就了这一切。

李勤告诉“干部”们，现在已不再是紧迫感和危机感的问题了，“残酷竞争的黑色风暴已经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想躲也躲不了”，他们必须找到制胜的手段。

他们面临的竞争对手已经不仅是内地的大企业。如果说1991年他们在国内竞争对手还是长城和浪潮的话，那么现在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变成了台湾公司。台湾企业的比较优势是其价格，联想的比较优势是其服务。但一切都在转折，已经有台湾公司与内地公司进行合作，以彰显其价格优势改变其服务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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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一年的插曲(3)

内地的大公司此前的优势还包括各种行政干预等特权，但邓小平南巡后其急于改变运营机制的诉求爆发了出来。有一次机电部常务副部长曾培炎希望联想去搞活机电部的一个下属厂，承包它后挂联想牌子也行，当总经理也行，只要能搞活。李勤还听到消息说，机电部领导称AST机器那么好卖他们也要卖。“这说明企业只要赚到钱，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如果把这些机制真正放活，我想大企业的优势就等于原来的大企业又添了翅膀，所以人们把它形容为猛虎下山。”［5］

李勤的目的是给联想的干部们打气，他安慰他们说联想最大的优势是有一支他们这样的队伍，他们有能力去贯彻总裁室制定的策略，他决心“让大家都担担子，都担风险”。他承诺总裁室会进行管理突破和权力下放，但他希望那些人从发挥新运营机制的角度去看权力的转移，“可不是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你弄不好，有了权力的同时，也是你丢失这些权力的开始。”

照例是大家的一番发言和争论，照例是典型的联想风格，道德感极强，凝聚力则看似极其旺盛。第二天，在会议结束前，李勤和柳传志照例要各自进行一番总结，通常李勤的较为繁杂细致，柳传志的总结则简短感人。

李勤给那些人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周晓兰从厦门打来电话，厦门的工商银行机器选型，原来根本没有联想，她听说这个消息后马上就去了，不但争得了参会的资格，捞到了发言机会，她通过公关还赢得了协议。周晓兰为了赢得协议，从晚上7点跟人跳舞到12点，从最高领导跳到普通办事人员。刘金铎打电话说她是公关小姐，她说自己是公关老太太。还有一位陈姓小姐，在中关村一家香港公司的办事处工作，销售业绩很好，她的手段就是不论白天黑夜地去游说。

“我们今年要完成指标取得胜利，没有这种拼搏精神是不行的，”李勤说，“这种锲而不舍的公关态度，这种拼搏精神，应当是我们最核心的东西。如果这个会后，有这样的精神，我想这个风暴来得再猛我们也能度过。”［6］

在柳传志进行总结之前，我们有必要说明，柳始终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人，他的道德判断往往凌驾于大多数人的道德判断之上，更严酷苛刻。他用道德约束将各种背景下联想局离心的倾向拉回来，使过分向心以致保守的力量重新回到开放的视角上。在联想，柳传志是一个人，却又像一个神话人物；是总裁，却又像一双控制整个联想局的手。这是不大符合历史潮流，却又似乎先前早已注定好了，要让他来解决很多问题。

“7年多的历史之中，我们总裁室这个班子迎战各种风暴，大大小小不知多少次，有时来势很凶猛。风暴过去之后，都有一种筋疲力尽的感觉，有时候觉得跟后面的部队离得很远，好像主要是前面几个人在拼，跟大家讲的时候觉得好像不是特别近。今天这个会，使我们感到大家是紧紧团结在一起，销售系统同志勇敢往前上，后方的同志说，你们上，我们在后面顶住。有了这样一种精神，使我们在做决策或者是和大家共度难关的时候，劲头就大大不一样了。”［7］

有人说联想有福气，逢山有路，遇水有桥，柳传志则相信联想每遇问题便会调整步伐，每遇风险，便能提前行动。他建议他的干部们，迈步子时每走几步调整一下。能调整就不简单，很多国企遇到问题不能调整，发现问题不能解决。

他说联想之前的调整，他们大多是被动调整，他形容其为大船中的各个齿轮有点发轴，但他们还在拼命摇这船，使它加紧转。现在并没给每个齿轮装个小发动机，而是联想大船有油了，齿轮光滑了，运转灵活了。这使他相信黑色风暴的到来会坏事变好事，促使联想像那条金色鲤鱼一样跃过龙门。

一个星期后，4月25日，联想在海淀工人文化宫开了1991年度总结大会，李勤总结了1991年后又展望了1992年。柳传志则谓办长久公司必须孜孜以求带队伍，他介绍了老同志如何处理年轻人接班的思想问题，又对年轻干部提出要求。

他以他惯常的语气说：“前一段，四通的总裁段永基在会上讲，在国内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如果不从内部垮，那就垮不了。当时我就立刻表示异议。如果国内形成国际竞争的环境的话，就是2个四通，3个四通也一样有风险。在国外许多比我们大得多的公司，并不是由于内部原因垮的，也不是由于运行机制不好，就是由于技术跟不上，战略指导方向出了错误，马上公司就垮。”［8］

他又说起了电影《大决战》，说整个辽沈战役首先打的是战略，但在局部譬如打锦州时，这边是解放军堵截黑山，那边是赶快要把锦州打下来，那时候局部的偶然性能解决很多问题，个人能够左右全局的命运。柳传志试图以此告诉员工，他之所以反复强调公司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就是让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都知道联想已到生死关口，任何一个人的努力或懈怠都可决定联想局的成败。

他说起了1991年在香港承受“黑色风暴”时的痛苦，说起了在香港赔了1700万，负担沉重，挂在脖子上的不是奖章而是绞索。

“如果情况发生了，公司怎么办？”他说，“我们此刻还不到认真去想的时候，我们是要拼力高举着旗帜和大家一起背水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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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一年的插曲(4)

跨国公司采取的手段也不尽相同，美国公司通常会裁员，IBM一次可裁员4万人；日本公司不习惯裁员，它们通常会降薪以减少亏损；联想在香港的Quantum公司亏损1700万时，既裁员也降薪，还将生产厂房搬到深圳。

柳传志不详谈论联想遇到危机时会如何去做。“我不想谈，也确实无法谈，因为没有认真考虑过，现在感到紧张的是满脑子装的是如何使整个公司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都有背水一战的决心；想的是如何发掘最大的潜力，如何发挥我们最大的优势去取胜。但首先要大家明白后面就是河。”［9］

但是柳传志从来不会忘记从形而上的角度去鼓励那些颇为沮丧的员工，他给他们做了一个预言，说5年之后的1997年，联想会令整个世界计算机工业感到惊讶，让中国为其感到骄傲。“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大气候已成定局，由于联想集团总裁室有宏伟的金色鲤鱼跳龙门的计划，由于今天已经有了一批既有能力胆识又有为联想事业献身的骨干，如果我们咬住牙关顶过今年的风暴，我们这些联想集团忠诚的老兵一定会高兴地看到……”［10］

5年之后，柳传志似乎真的做到了。命运似乎总是垂青于他，使他当年形而上的鼓动总是能够按时完成。但5年后的柳传志、李勤和5年后的联想集团又要面临新的磨难。这是他们的宿命。

平凡一年的插曲

历史往往带有宿命的印痕，这不是说历史必将沿着命定之轨迹运行，人类所做之努力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历史之所以充满无尽之魅力，正是因为它的宿命，但无法判定谁将被命运选中扮演历史的代言人和某一段落的仲裁者。

历史是由无数个偶然瞬间构成，正是这些偶然瞬间形成一条曲线，而这曲线便是历史命定之轨迹。似乎冥冥之中一切都被决定，但控制的手却掌握在当事者自己。各种关键要素的综合、高明的手腕，最终形成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结局。

1992年联想史上的偶然瞬间似乎应该包括**和李鹏在5月对联想汉字系统大加赞赏，联想召开了首届代理商会议；郭为在12月6日说公司发展很快，管理体制应由直线管理向事业部管理转变，倪光南则提出未来业务7个方向……

那一年，联想完成了亿元的营业额，利税超过了3亿元；柳传志接受黑色风暴的教训，首次正式提出“贸工技”的道路，说要贸易先行，以贸养工；经国务院经贸办审批、核准，联想获得自营进出口权。

这些偶然性的历史瞬间在当日尚未展示出其本来面目，但在今日看来，它们几乎决定了历史。那些极易被忽略的一抹抹灰色，往往能够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历史有时需要忽略细节，但更多时候我们应该关注主角的命运，以及他们在尘土飞扬的命运之路上所做的种种努力与妥协，痛苦与欢乐。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性格与命运，几乎可以左右历史的线索。

1993年1月16日，柳传志给“亲爱的联想大家庭的兄弟姐妹们”写了一封信，他说：“去年的联欢会上，当我哑着嗓子滥竽充数地跟着唱《西游记》的时候，心里就悄悄立下宏愿：一定要学一支歌，下一个春节好有所奉献。当我一本正经地这么做了，而且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五音也全了，嗓子也亮了，直一个劲地想上卡拉OK喊一通的时候，我却被倒霉的美尼尔氏病逼到了南方的一个角落去静养，失去了和大家一起欢度春节和露脸的机会，真是遗憾极了！我多么愿意到各个部门去参加小型的联欢会和大家一起享受那暖融融的家庭气氛；我多么愿意坐在台下为公司同仁的精彩演出拼命鼓掌，使劲地叫好啊！此刻我虽然人不在北京，但我的心，总裁室全体成员的心永远和大家紧紧地贴在一起！”

4个月前。1992年9月16日。“香港青年工业家奖”颁奖晚会。

因为香港联想的骄人业绩，吕谭平得以当选。柳传志为他感到高兴，专门做了一套礼服去参加晚会。就在那场晚会上，柳传志突然感到天旋地转，他的美尼尔综合征第一次爆发了。他需要耗费多年才能挥去的梦魇终于到来了。

美尼尔综合征爆发使柳传志看到自己的虚弱，也使所有人明白，这个52岁的老头儿已不再是年轻时那个意气风发的英俊小伙子了。他为联想殚精竭虑，已经耗费了他的青春，透支了他的健康。究乎联想史，这段往事只能算作一段小小的插曲，但历史中的插曲容不得忽略，他们恰恰是官方文件所未能体现的真实。

就在被美尼尔综合征折磨的那段时间，柳传志依旧要做各种各样的报告和部署。12月1日那天他还演讲说“尽管国外大公司占一定优势，也不是说就可以平铺直入中国市场。我们在汉字技术、售后服务以及开发应用软件等方面的优势，足可抵挡一阵。问题在于我理解入‘关’的意义是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赚外国人的钱开路。如果一味死守，消极防御，就失去了入‘关’的意义”。［11］

历史显示那一时段的插曲还包括稍早前杨元庆出任了CAD部总经理，郭为稍后出任了企划部总经理，马雪征即将获得为联想筹划上市的机会，朱立南意兴阑珊，似乎要离开深圳到别处去闯荡一番了。

柳传志在那一年对科学院副院长严义埙提出了股份制改造的要求，遭到了严义埙的痛斥。档案记录便已显示出严义埙的怒火，足见当事双方碰撞之激烈。但为大局计，严义埙还是给予联想大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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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一年的插曲(5)

尽管如此，1992年依旧是平凡的一年，它似乎只是为未来设下的一个埋伏，播下了种子，但它不负责收获。研究历史的人容易忽略这样的年份，他们并不清楚，那些没有大事可叙的年份，事实上往往掩盖着正在酝酿着大变革。

当联想史在1993年走上一个残酷拐点时，1992年所蕴涵的能量彻底爆发了。尽管没有人希望它以一种残酷形式爆发；尽管没有人想到它彻底改变了联想局。

【注释】

［1］《海信史：十年再造的关键时刻》，迟宇宙，海南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2］《李总在干部会上的讲话摘要》，李勤，联想档案，A01-1992-2-18。

［3］、［4］《柳总在公司1992年干部工作会议上的动员讲话》，柳传志，1992年4月18日，联想档案，A01-1992-2-2，机密。

［5］《李总在公司1992年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李勤，1992年4月18日，联想档案，A01-1992-2-16，机密。

［6］《李总在公司1992年干部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李勤，1992年4月19日，联想档案，A01-1992-2-17，机密。

［7］《柳总在公司1992年干部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柳传志，1992年4月19日，联想档案，A01-1992-2-2，机密。

［8］、［9］、［10］《柳总在1991年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柳传志，联想档案，A01-1992-2-1。

［11］《以“打出去”对付“挤进来”》，柳传志，联想档案，A01-19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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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年代(1)

有人曾将1993年作为联想史上的18个“拐点”之一，以之判定联想所进行的转折。1993年的联想是其历史上唯一没有完成预定计划的一次，以之判定它为“拐点”固然不能算错，只是颇为牵强，未能准确地映射联想的转折。

10年后，杨元庆及其联想集团没有完成三年规划，其所面临的处境，与1993年柳传志所面对的困局如出一辙。

1993年之转折，今日来看，倪光南与李勤之矛盾激化，最终在下一个年度将柳传志牵扯入“倪柳之争”中。这场争斗旷日持久，前后持续了6年时间，倪光南每次似乎都恰如其分地选择了发动攻击的时机——

1993年与李勤之“斗争”，恰逢柳传志在香港为忙上市而焦头烂额；1994年的那一场，又恰逢柳传志美尼尔综合征爆发；1997年夏天的那一次，又恰为联想整合的紧要关头。倪光南差点改变了联想的命运，但他事实上与一段命定的历史斗争，最终没能也不可能获得成功。他和柳传志一样，以其悲剧性格获得了命运安排的结局，只是稍有不同而已。

北京 勃勃野心

柳传志一直想让联想上市，这是他“金色鲤鱼跃龙门”计划的最后一步，他不能半途而废。1992年春天，中科院、体改委、新技术区、科委的人连续不停地找柳传志和李勤，他们希望能够促成联想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上市肯定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柳传志说，“第一它可以解决我们公司的资金问题；第二个好处是扩大影响；第三点是公司对内部运行机制的影响。”

巨额贷款已给联想和柳传志、李勤“带来非常大的压力”。联想的业务靠贷款维系，1992年的时候，他们的流动资金不过4000万，贷款却达到两三亿。柳传志有些担心：“这么大的比例做事，稍有风险就会有不测，我们得非常小心加小心。”他设想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别人投资”，“大家风险共担”。

愿意对联想进行投资的人已经多不胜数，他们无一例外地遭到柳传志的拒绝。有时候联想的那些“干部”们会觉得奇怪，只有柳传志和李勤他们知道：

“凡是要投资的人认为他们投一块钱和我们的一块钱一个价，我们可不这样认为，我们要的是我们投一百万，最起码等于你投一千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公司的声誉在那，经验在那，这些东西国外非常理解，只要股票一上市，一块钱股票外边要二十块钱的时候，大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现在咱们怎么舍得我拿一块你拿一块咱们对半分？”

柳传志他们赖以与投资者谈判的资本，除了联想的业绩与声誉，还有其与银行间的密切关系。他有时候会教育那些“干部”说：“我们跟银行贷款又不是贷不下来，而且我们目前没有冒很大风险。”他告诉他们，等联想股票上市，资金立刻会有“大量繁殖”。

他们曾设想让国家投资，但中关村的现实有时却让他们不寒而栗：“……国家投资，投资不好，钱花糟了国家也不问，国家历来如此，钱花大了花赔了一点办法没有，你要赚了钱，国家不但要要，而且要派检查组之类的，那咱们就别干了，所以按股票上市你占多大席位那都好说。”

1992年，因为邓小平的南巡，《粤港信息报》说“改革无禁区”，《中国经济时报》呼吁“让思想冲破牢笼”，《变化》描述说“普通百姓从银行中取出几十年的存款去买股票，摸奖券，赌赛马，”当时的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在股票的旺火热浪之中”。

柳传志和李勤都明白，一旦联想在深圳上市，其知名度会远远超过广告所能达到的效果，而公司影响力“对公司来说确实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柳传志曾说：研究成果再好，如果公司名字没人知道，人家就不信你，产品就卖不出去。

“所以公司的知名度确实是一种非常大的财富。一个科技公司股票能上市，感觉会大大不一样，而且会促进香港股票上市，还内外互相呼应，公司的气势一下子会跳上来，”他说，“实行股份制以后，公司职工还可以根据贡献，根据具体情况分股，这样就会更好地将个人利益跟公司结合起来，说5∶3∶2分成叫核裂变，这个就是核聚变。”［1］

仅仅让股票上市显然不是柳传志最终的目的，让鲤鱼跳过龙门只是联想成长中必经的一站。他一直想使联想变成真正的龙，变成能够与IBM比肩的“蓝色巨人”，至少“动一动就要对中国的计算机行业本身产生点震动”。

有一次他说：“我们将把自己比作鲤鱼，这个比喻确实不错。说鲤鱼是什么意思？说鲤鱼是龙种，跳过龙门就成龙了。我们的运行机制，我们现在的这个班子，说明我们是鲤鱼，不是胖头鱼，那些鱼个再大它也跳不过龙门去。另外，我们现在身上带有金鳞，个头也够大，不是一般的小龙种。如果我们开出了一条新路，跳过了龙门，我们谦虚点说，我们确实是‘小龙崽’，跳不过去金色就会慢慢褪掉，水再一干，鲤鱼同样会枯死。”

四通早就扬言要做中国的IBM，联想始终没有张口说过这句话。柳传志说：“我们不敢说，说那话叫自不量力，但我们如果把自己认为是龙的时候，那就确实是我们要对中国计算机事业、对高技术产业、对中国外向型企业的兴办真的要起点历史性的作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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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年代(2)

1992年，柳传志多么希望联想这尾“金色的鲤鱼”能够跳过第一个门槛，但历史却发生了转折。在深圳，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却意外地在香港跃过了龙门。

那是惊险的一跃。那一跃改变了联想及柳传志的命运，其后联想与柳传志前途中的种种磨难，大多与这惊险一跃关联，有几次还差点要了他们的老命。

然而，无论如何，联想“跃龙门”计划之获成功，其意义不仅为联想实现了新的跨越，获得了更广阔的成长空间，更为柳传志及联想获得一个与世界对话的机会，赢得与IBM、HP等跨国巨头进行一场场挑战赛的资格。尽管当日它只能“持外卡参赛”，直到今天也算不上第一流的“种子选手”。

香港 艰难上市

马雪征有一次说起吕谭平的性格，说吕谭平想做大事，“但是他不是按照做大事的方式方法去做大事”。吕谭平出身穷苦，依靠自己的勤勉与奋斗而成为香港有名的青年企业领袖，“所以他很想能够发达，很想能够发达的时候买游艇，把大家都请到船上去开落水仪式。”

柳传志对吕谭平的排场颇为不屑，他曾经批评吕谭平：“你这是做给谁看？你请的都是底下的经理级，经理级心里肯定很不舒服：老板你有钱，都把我们的钱给了你。他们并不是心态很好。”吕谭平虽然不置可否，却也不得不佩服柳传志的谨慎小心。

还有一次，柳传志说吕谭平在办公室拿出几万股个人所持股票私下分给其下属，而非公开奖励。柳传志虽未做出评价，却暗示吕谭平不懂得现代化、制度化的管理，而是以“收拢人心”的方式，以求获得其部属的信任与支持。

马雪征从吕谭平的行动中看到其管理能力之缺憾，她评价说：“这跟内地人不一样。你看柳总从来没说，我个人买个什么东西要请你。他不是建立团队，他是一种香港老板式管理，不是一种规范化管理；甚至文化理念上，都不是同一种理念，所以导致了后来在业务策略上的种种失误。”

1994年2月的香港联想上市，终于完成了柳传志“金色鲤鱼跃龙门”的心愿。马雪征后来猜测，柳传志坚持香港联想上市，可能牵扯若干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香港联想如果上市便成为公众公司，任何行政命令都不能随便插手其内部业务，“联合交易所上市”及“我们有股东大会”是最好的挡箭牌。

“第二个想法，确实想规范化管理一间公司。他觉得像吕谭平这样管不行，他又北京香港两处跑，必定不能走向大公司的规范化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上市会起到很好作用。”

马雪征有时候会揣测：柳传志是否试图将公司的股份变成不能够由个人意愿随便进行调动的股权？“否则，大股东想抽一千万回去给不给？如果说抽钱就抽钱，抽回钱就盖大楼，那么创业者的利益是完全没有办法体现的。”柳传志事实上的身份是职业经理人，“可是柳总实际上把自己当成了主人，这是一种很矛盾的体制。在中国当时的状况下，上市确实能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柳传志肯定深思熟虑过，他似乎觉得上市是国有民营企业解决自己顾虑的好办法。联想最困难时，外界纷传科学院帮了大忙。事实虽也如此，只是总靠科学院的能量解决问题毕竟不是长久之道。

种种不同动因驱使，最终促使香港联想上市。一个关键因素不容忽视，据《变化》记载，1992年夏天发生了“认购表事件”，8月11日这天深圳股市大跌，上海闻声跟盘。上证指数报收854点，下跌110点，次日又跌破600点大关，第三天继续下跌，三天缩水。

联想当日虽谋划在深圳上市，见到这阵势自然也不敢逆风飞扬，试想连“股民的信心被彻底冲垮了”，股票上市还有什么价值？后来其在香港成功上市，而非香港、深圳两地齐头并进、双管齐下，气势虽然减弱，却未遭到两地股市同时下挫的双重打击，至少可使柳传志规范公司管理而不必每日焦头烂额。上市之后，吕谭平等人“做大老板”之愿望自然得到满足，其权力亦受限制，毕竟其目的不过“想威风，想多赚钱，想发达”而已。

1993年，香港联想规模尚小，上市时只有六亿多资产。柳传志及吕谭平又面临政策限制，这使他们理想主义的行动突然受挫，而大感上市并非想像中的一帆风顺。1993年，很少有红筹公司在联合交易所上市，更没有“红筹”这个概念。当日上市的香港联想，是注册于香港的公司，上市的资产也只牵涉包括主机板和分销代理业务的海外资产，完全与北京联想的PC业务无涉。

然而，中国突然有了个证监会。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旨在监督中国并不发达却漏洞百出的资本市场，使极不规范的现实得以改善。不幸的是，这个机构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资本市场所面临的盘根错节的问题，直到今天依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面对关键的“全流通”手足无措。

1993年，证监会炙手可热，其权力之大足以使人眼界为之一开。联想向联合交易所递交上市材料时，北京的证监会认为，香港联想控股股东为内地企业，其在海外的控股资产上市便等于内地资产上市，须要经过严格审批。

马雪征他们当日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后者认为香港联想上市无需征求北京同意，因为香港联想在港已经注册6年，其上市部分又全部为海外资产，根本无需报批。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向联交所反映情况后，联交所表示同意，但要求香港联想报备案。马雪征他们便给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报了备案，后者将其返回证监会。马雪征他们以为万事大吉，结果在北京却突然被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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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年代(3)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去找证监会。证监会认为我们要从头报完整过程，”马雪征说，“非常不幸的是，我们Quantum公司成立的时候没有报批经贸部，需要补报经贸部。”除此之外，北京联想在香港的代表公司也没有报经贸部批准。两间公司的“非法”身份卡住了香港联想上市之路。

资料显示在那年8月13日，马雪征起草《香港联想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发行股票的请示》上报中国证监会。她请示说，联想拟于1993年9月向联合交易所提出上市申请，并对公司进行结构重组。其中，新技术发展公司与技术转让公司持股比例不变，导远公司4名股东吕谭平、吴礼益、张力基、郑国立分别持股。上市以发售新股为主，向公众公开发售占公司发售扩大后发行资本25%之新股。

联想最终通过周光召之关系给朱基打了报告。朱基做了批示，但还是拖延了许久。最后走投无路时，周光召约时间专门与朱基见了一面，香港联想才最终得以上市。

证监会和证监委的审批耗费了联想整整半年的时间，计划中的1993年上市变成了1994年2月14日才挂牌。那一天是西方的情人节，也是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香港联想一路走跌，股民都觉得它“挂牌开了黑盘”。香港人从来迷信，觉得开市一定要升，叫“开红市”。那段时间恒生指数一路攀升，香港联想上市那天却突然下跌，开了“黑市”。联合交易所已经好多年没开过“黑盘”了，于是香港联想一下子变成了新闻主角。

马雪征后来抱怨说：“其实是错过了1993年股市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错过的主要原因，是突然出了一个新的政策……我觉得当时是没有商业思维的人在管商业……”

复杂的关系和盘根错节的要素综合，使香港联想上市便开了“黑盘”，从此其股价始终未有大的起色。柳传志很希望能有一个好一点的股价对投资者进行回报，他和李勤、吕谭平等人几乎拼了老命在1994财年将香港联想业绩做了上去，方才使其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完成了自己上市当年的承诺。

新的转折

1993年的联想面临着新的转折，除了李勤与倪光南的矛盾激化外，那一年联想没有完成自己的销售指标，说是要销售3万台微机，事实上只卖出了2万台。贾绪福后来说那一年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有外国的环境，有政策的环境，加上我们自己管理上当然也有问题。”

一场管理思想大讨论不可避免。他们管理上的确有问题，似乎每个部门都完成了指标，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联想却没有完成指标。他们看似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运行，其内部却受高度的计划经济影响，部门之间各自为战。

这个苦恼人的结局使联想的权力现状不再是一场引人入胜的喜剧，而使新老交替的话题再次炽热起来。其自“孙宏斌事件”之后，始终未出现年轻人集体性获得权力，那些年轻人大多经过“入模子”的洗脑，已经显示出其对联想文化及“大船思想”的认同，“孙宏斌事件”又使其对“开小船”的下场心有余悸。他们似乎愿意接受唯唯诺诺的现实，但历史自有其内容，年轻的冲动与活力并非一场“孙宏斌事件”所能遏制，在那些无关紧要的时刻他们接受平凡人生，却隐藏着不可压抑的郁气，需要爆发的契机。

1993年，联想未能完成指标及李勤与倪光南之间的博弈使联想局势错综复杂，那些年轻人趁势而起，他们成为点燃联想的一颗火星，亦可谓1993年的联想是点燃他们的一颗火星。在接下来的那个春天，他们将会爆发，并且革命性地改变联想的权力结构，使新陈代谢速度加快，肌体恢复10年前的活力。

事实上，1993年发生了太多事情，足以证明那一年可以成为一个时代风尚的航标。《变化》说：“个人计算机的大举进入中国还要等一年以后，不过，文人们已得风气之先。第一批用电脑写小说的作家在1993年诞生了，有杨沫、谌容、张洁、张一弓、赵大年、陈建功、范小青，还有王蒙。‘现在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坐一坐’，这位前文化部长说，‘否则心中觉得有所失落。’”那些名字都曾在中国文坛风云一时，他们对电脑的迷恋展示出对个人电脑的需求正在形成。

虽然联想在1993年没有完成指标，却也得到了足够之重视。那一年的4月28日惠普全球总裁造访联想，显然他对与联想的合作颇感满意。一个月后，联想与微软签定了总代理协议。9月14日，联想又签下了苹果电脑的总代理协议。两个月后，联想推出了中国的第一台586电脑，这是中国第一台使用英特尔奔腾微处理器的高档微机，它的出现使联想获得了在中国计算机界的象征性地位。

那一年联想开始实行事业部制，最终在第二年设立了14个业务事业部。一份资料说：“在公司总体战略部署和统一经营计划指导下，事业部对产供销各环节实行统一管理，享有经营决策权、财务支配权和人事管理权。公司……对事业部进行‘目标管理，过程监控’。”［3］

杨元庆在那一年开始有获得权力的迹象。《中国电子报》发表了《杨元庆接印》，说联想集团9月16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微机板卡海外销售突破500万在世界同类产品中占据10%市场份额的庆功会，会后柳传志向他们“吹风”时将一名年轻人推到了前台，突然用加重的语气介绍：“我们联想向进口名牌挑战，市场销售这个担子，我们已决定放在杨元庆肩上。”杨元庆被任命为联想集团销售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这或可被认为是他个人崛起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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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年代(4)

那一年计算所持有的联想股权部分上收到中科院，中科院同意联想创业老职工拥有35%的分红权，正是这35%的分红权为联想日后完成股权改革打通了道路。

这些事件在传统史学中都是联想史的重要事件，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联想史。然而我们所追究的历史，不是以单一时间与事件作为线索，而是试图从关乎大局的人物的心理演变中找到联想的成长轨迹。

与他们喜欢把联想作为一家独立的、没有生命的公司相比，我们更愿意将联想视为一个有血肉、思想、个性的生命，有变化、冲动、新陈代谢、细胞分裂与斗争的肌体。这不免使一些传统的历史爱好者感到颇为不快了。不幸的是，联想丝毫来不及顾及他们的内心感受，就得迫不及待地走进一个新的转折中。

新的转折开始，在一场痛苦的争斗中，在一场莫名其妙的失败中，联想局进入了对局的状态。一切似乎都未改变，但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注释】

［1］、［2］《柳总在92年干部工作会上的讲话》，柳传志，1992年3月28日，联想档案，A01-1992-2-3。

［3］《联想集团发展历程》，联想控股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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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局中人：倪光南(1)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起中国的长期革命，谓其“犹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使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文字，强调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事情前后连贯，用超过人生经验的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1］

我们把黄仁宇的判断放诸联想局中也会发现相同答案。自2004年初发起的关于联想“贸工技”和“技工贸”道路的争论，不时地将方向转移到柳倪的个人恩怨上。“技术论者”不能理解，为什么是倪光南而非柳传志出局，他们颇有些忿忿然。他们又兼对倪光南遭遇充满同情，不免对联想今日艰难转折幸灾乐祸了。

“技术论者”显然忽视了联想局的一个细节，便是倪光南在联想局中的命运与联想汉卡在联想的命运是相同的，它们拥有一条相同的曲线。如果他们发现这眩惑的史实，到底会作何感想？

联想汉卡自1985年诞生，成功实现商品化，至1989年共销售了2万套，其直接收入约占公司同期收入的10%。“由于芯片性能和PC机操作系统的汉化，尽管联想汉卡销售量1993年仍有万块之多，到1995年已降为万块，第二年停止生产汉卡。这个时期北京联想迅速发展，销售收入从1990年的2亿元急升到1996年的25亿元，净利润则从889万元上升到3476万元。”［2］

离奇角色

倪光南是联想的离奇角色，他始终不认为他有义务遵守联想的一切制度。柳传志成为联想的一号人物之后，他开始喊“柳总”，但他从未停止对技术的偏爱。他曾承诺既不参加事务性的管理工作，也不参与决策的讨论，他有足够的借口。柳传志曾因开会迟到罚站过自己，但倪光南从未因此遭到羞辱。

“从根本上说，倪光南可以认为柳传志很能干，但柳传志的能干要是和自己的技术比起来，柳传志的能干又算得了什么……办公司以前，柳、倪两个人地位太悬殊了，这种地位的悬殊其实是柳、倪后来产生矛盾的根源。”［3］

柳传志曾经说：“只要我能将公司调动得住，为了表示对倪光南的一种尊敬和礼貌，可以将他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倪光南也说：“从1984到1993年以前，柳传志是全部信任我的，绝对信任我，基本上，我说的他都支持。”

但是很多副总裁已经认为，10年来柳传志已把倪光南“惯”得不成体统。他们并非毫无意见，只是出于利益的较量而不愿或不敢发作而已。他们知道柳传志试图为联想树立一个技术神，但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个技术神在联想扮演的角色似乎离奇得过分。但他们无法反对，在倪光南告状之前，他们反对倪光南就是反对柳传志。所以某种意义上，倪光南告状成为一个各方重新入局博弈的契机。

柳传志将倪光南的形象塑造得无以复加，他并非想将其扶到神坛后再拉下来。他倒宁愿倪光南老老实实地在神坛上呆一生。他教联想拿50万元以科学院名义奖给倪光南，然后让其以个人名义捐出，作为其光辉形象的一个注脚。他还教联想和计算所推荐倪光南为第一届工程院院士。他告诉曾茂朝：“联想需要树立一面旗帜。”曾茂朝妥协，但他警告倪光南说：“在学术上，并不是你在天上，别人都在地下，问题是联想需要你作为一面旗帜，陈大有就不比你差。”

在香港，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总是拿新华社标准的1000多港币的工资，但柳传志教张祖祥“给倪总多加5000元”；科学院1990年奖励给优秀企业家柳传志的一套房子，也被柳传志转手送给了倪光南。柳传志后来说：“我当时考虑了一下，不是做思想斗争，关键是我老婆这关要过得去。”［4］

都是李勤“惹”的祸

汉卡慢慢衰落的时候，正是倪光南的权威慢慢衰落的时候。这位迷恋硬件技术的神已在“硬汉字枪毙软汉字”过程中展示出科学家或有狭隘一面，等到硬汉字系统从鼎盛走向衰落而其研究又无重大成果出现时，作为总工程师的技术威权其内心的恐惧、迷惘、沮丧、愤怒我们可以想像。

从1991年开始，联想汉字系统走上了下滑曲线，倪光南的研发项目亦开始遭到李勤质疑，后者与柳传志均已知道“技工贸”道路如何不切实际，“贸工技”道路对联想多么重要。他们不再迷信技术神倪光南。他们清晰地发现倪光南立项太多的致命，知道联想根本无力纵容倪光南几十个项目一起上的“乱来”。

1992年春节，负责北京联想运营的李勤与倪光南起了第一次正面冲突，他并不知道这将为未来联想种下祸根。李勤要改组一些部门，说要设总工办，建立立项制度，定出研发的指导思想。他暗示工程师们必须分清研发是种“西瓜”还是种“芝麻”？“是不是应该有重点？一年是不是就做有数的一两个重点项目？”

没有人知道，李勤的行动在倪光南眼中是不是一次挑衅。倪光南之反应为不同意“芝麻”“西瓜”之说，觉得科学分不清“西瓜”与“芝麻”。李勤说：“怎么不好分？就按投入的资金的规模分。”最后大家都默不作声，心中各怀鬼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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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局中人：倪光南(2)

那天晚上，倪光南给柳传志打电话威胁要辞职，因为他反对立项审批和成立总工。他第二天早上又知会了李勤。柳传志与李勤迅速妥协，他们本已宣布曹之江任总工办主任，也只好找个搪塞的理由收回任命。“辞职事件”作为一种试探，以柳传志与李勤的妥协告终，“但李勤还是坚持住了研发立项审批权。”［5］

在接下来的时光流转中，李勤开始不断地向工程师们灌输他的观念，说研发人员的考核标准是能否开发出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的好商品，能开发出创造高效益商品的研发人员就会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开发人员，在激励上就是最高档。

“如果让我们在诺贝尔和得诺贝尔奖金的人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目前我们公司就会选诺贝尔，因为诺贝尔能产生效益；至于那些奖金获得者他也挺伟大，但是目前在咱们公司发展阶段我们还用不上。比如陈景润和倪光南来比，我们当然要倪光南，倪总是我们的宝贝，陈景润就另当别论了。”［6］

李勤对倪光南含混的赞扬反倒像一种清晰的暗示，他不在意甚至根本没有时间在意倪光南的反应。他比倪光南更能清晰地看到“黑色风暴”的威胁。

在1992年4月的一次总结会上，他说：“来势凶猛的黑色风暴降到了我们的头上，想躲是躲不掉的，那么我们怎么办？狼来了，不是把狼打死，就是被狼吃掉，我们只能横下一条心和狼拼了，结局可能有三个：一个是被狼吃掉；二是把狼打跑了；三是把狼打死。为了活命必须拼出第三或第二结局。”［7］

1993年，因为研发中心屡屡无法成为“第三或第二结局”的支撑，投入800多万元的多口卡项目又遭失败，李勤与倪光南矛盾激化。倪光南认为失败原因是“速度慢了”，李勤则认为管理基础和公司能力不足；倪光南要求继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给技术人员更好的待遇，李勤则认为加大投入也没有用。［8］

李与倪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是一个企业的运营官、部队长与总工程师之间的矛盾，是利润与成本的矛盾。但是倪光南却不这么想。那一年北京联想第一次没有完成营业指标，倪光南便到科学院告李勤的状，罪责是：一、1993年没有完成任务主要责任在李勤；二、李勤不务正业学跳舞。

对于没有完成销售指标，李勤在责难逃，但其繁杂背景和深埋的祸根，早已播种；至于“跳舞”说，李勤说：“跳舞是工会组织的，我一共去过四次。原因是，1992年年底，联想和科委、计委联欢，联想的领导班子既不会唱，也不会跳，没法接待别人，躲在一个角落，特别尴尬，就决定也学一学。”

事实上，多年来联想始终鼓励员工们跳舞，《联想报》曾经批评不跳舞的男青年是“吃货”，“公关老太太”周晓兰正是靠跳舞才一次次为联想拿来了订单。

科学院未贸然结论，他们征求柳传志意见，后者回答说：“如果你们要听倪光南的，将李总撤了，也把我一起撤了，我们班子集体都不做了，因为没法做。”

1994年3月的北京联想已经混乱不堪，总裁室里的矛盾已经激化，明显的两派开始较量，一派支持李勤，一派支持倪光南；只是后者在数量上居于完全的劣势。柳传志从香港赶回北京，随后他在北京掀起了“联想思想大讨论”，以群众运动的形式稳定了局面。

“我1993年为忙香港上市咬牙不回来，非把联想拱上去不可。这个矛盾后来全积累起来了，”柳传志后来说，“老李没错，认准了，但是老李态度上跟老倪挺牛，极大的火山爆发。老李麻木，他不知道，实际上老倪在向我这儿猛攻他，之所以后来老倪跟我像今天这样，看我坚决护着老李，他就连我一块……”

多年之后，柳传志偶尔会抱怨一下李勤，觉得李勤那时候没有稳住倪光南，没有稳住局势。事实上他知道，倪光南的爆发并非李勤惹的祸，祸根在他多年前便已种下，它早晚要发芽，要破土而出。他扮演了倪光南的“加速放大器”，是倪光南的沃土。他对李勤的偶然抱怨，只是无奈的一声叹息罢了。

转移和爆发

柳传志回到北京，美尼尔综合征又来折磨他。多年来它就像一个梦魇，始终围绕他不肯退却。他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战争要持续多久，他只想取得最后的胜利。

倪光南与李勤的矛盾无疑是诱使柳传志美尼尔综合征复发的主因之一，在承受梦魇折磨时，柳传志还要绞尽脑汁考量如何调和倪光南与李勤之间的矛盾。他以为依照惯例可以顺理成章地完成“和稀泥”，却不知道倪光南爆发了。

倪光南1994年5月3日给“李总并总裁室成员（呈报董事长）”写了一封信，联想档案中叫做《倪光南关于车队问题给李总及总裁室的信》。在信中，倪光南指责一个叫王威的家伙（似乎是车队队长）在车队造谣说赵明漪（倪妻）曾找老蔡反映说：“小侯给倪总开车不安全。”倪光南认为这完全是捏造。

他愤怒地责问李勤道：“如果要捏造我的‘意见’，把小侯给我开车认真遵纪的优点说成缺点，以便达到精简他的目的，试问这是想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为什么要把总裁室成员引入车队的矛盾中，甚至不惜用捏造的手法？”

倪光南谓其历来认为，公司车队出现的问题，第一责任人是分管的总裁室成员老蔡，第二责任人是车队主管。他对总裁室有一肚子牢骚，他将矛头指向老蔡，同时也指向了柳传志。他说在一个管理良好的车队，谁给他开车他都感到安全。他显然认为联想车队是一个“管理不好的车队”。他说：“三月份以来，车队换了小何给我开车，事先并未征求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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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局中人：倪光南(3)

仅对李勤愤怒责问还不够，他还要求王威澄清事实，“在多大范围内散布的，在多大范围内澄清”。他还要王威交代其“散布谣言”的动机。“王威这种捏造构成了对我名誉的毁谤，我保留采取其他行动的权利。”

这封信成为导火索，使柳传志被引入了爆炸范围。柳传志要给倪光南换司机，是因为原来的司机连续出了4次车祸。倪光南因之而大发雷霆，无疑是向柳传志暗示自己的愤怒。“柳传志原本认为倪光南只是对李勤有意见，万万没想到倪光南会对自己有这么大火气，柳传志连夜给倪光南写了一封信。”［9］

“看了你给我的传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处理司机的问题，我表示过非常明确的意见，当我知道他4次撞车，还在值班时喝酒时，我是坚决要求车队将他挂起来的，而且，我要求他们立即换司机给你开车……”

他颇为激动地质问倪光南：“这就是你在传真中写到的‘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但我并未表示同意’，难道我不是像你自己身上的肉似的关心你的安全吗？难道像侯海滨这种情况不该坚决处理吗？我实在弄不懂，你为什么要给总裁室成员发这么一封含沙射影的传真，我实在弄不懂，你到底要冲着谁来？要干什么？”

柳传志与倪光南已经合作了10年，每当他想起这10年风雨，他的内心就不能平静。“这10年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多种原因之中，我们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你在到公司来之前就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在所里是一个无名小辈，你能那样信任我，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工作，这使我永远铭存感激。”

他想起联想汉卡赢得了科技进步一等奖，想起当1989年中秋节倪光南在北京彻夜不眠解决技术问题，想起1990年春节倪光南在香港测试286板子要到年三十才能回来，他在公司的春节晚会上提到倪光南仍在香港不由得热泪盈眶。“我们有时间在一起谈谈心，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谈对人的看法，谈谈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这些随便的谈话，使我们在尊重之中，又增添了感**彩。”

“进一步讲，我们可以作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讲，我们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纯洁，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个君子，但为人很固执，有时也很偏激，当你看谁好的时候，就什么都好，当你看谁不好的时候，又可能觉得这个人处处不好。”柳传志写道，“从我内心讲，我对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当作是一种光荣，我把和你的关系放在了10分的位置之上，当然，也可能有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们10年相处的信任和友谊都一风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于众，我对你的最大意见就是性格太内向，话一定要憋在肚子里，而且，一定要积存够了再讲，有时候，明明是误会，早讲早解决，也一定不讲，而且，一定觉得自己对。”

他告诉倪光南，如果有可能他希望当面将话谈透，把心里话全倒出来，真正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他说倪光南是个君子，他信得过倪光南，联想现在正处紧要关头，“如果核心部分锣起鼓不起，则结果很难设想。”

倪光南与李勤的矛盾表面化使柳传志预感到他与倪光南极有可能说再见。“如果觉得恢复以前的感情有一定的难度，信不过我，不愿意讲透，那我们毕竟是10年的朋友，我们不必将矛盾公开化，我坚决退出核心组。”

虽然柳传志觉得“因为有病，这样做还是很体面的”，但显然联想无法离开其而独立生存。这是柳传志表达其意愿之手段。他说：“如果……公开冲突就实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气，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结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对我来说，就更可悲了，因为我历来很想将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发展成一种恶性关系，到底是为什么呢？”

柳传志说：“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尽管与柳传志有10年交情，但倪光南显然不了解柳传志，他不知道柳传志是那种遇柔则柔遇刚则刚的人。多年后他才知道，柳传志给他写完那封信后便已做了决定。“如果他不理我，还胡闹，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他果然就不理我，果然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我生病，李勤主持开会，会照样开不成，他在找各种各样的茬搅和。”

柳传志自以为如果倪光南回信他尚可与其沟通，但历史不能假设，倪光南不可能重新回到1994年做新的选择。历史学家说：“在生命中，我们似乎遇到无数做决定的机会。但后来再回顾时，每一转折其实都只有一座桥，选择缩小到要不要走过去。个人的倾向已由若干因素来决定，无法由自己全然控制。”［10］

看似宿命的结论事实上将柳传志这悲剧性的一生做了总结，而在他“心中永远的痛”的骨节上，他似乎也别无选择。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有一次他说：“我总体上给人感觉很好斗，不吃亏，原来我爸爸老早跟我说到，让我外圆内方。我就是外面太方，不肯吃亏……”

一个月后，6月5日，倪光南要在上海建立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柳传志最后时刻否决其提议，10年来第一次对他说“不”，使倪光南感到空前的伤害。

柳传志给吕谭平和倪光南写了个便条说，他已向倪光南表达过自己的意见：板卡是长期业务方向，所以建立设计芯片开发中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应该积极推进，但联想是企业不是研究所，所以做这件事大体要具备有销售市场、能引进最先进技术、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形式、有资金条件和高水平开发人员4个条件。柳传志说上述4条缺一不可，目前条件尚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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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局中人：倪光南(4)

“请吕总再认真考虑。我本人意见不同意仓促合资，最起码要对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向后，再考虑和上海进行形式上的紧密合作方式。”

多年后倪光南颇为心酸地对一位来访者说：“柳传志10年里面第一次向我说‘不’，是以便条的方式，没让我下不了台，没得罪我，没开会否定我，他可能是怕伤我，别人不知道此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10年说一个‘不’，可以了，只是散伙的形式不好。”“这个‘不’以后，永远都是‘不’了，不会再有‘是’了，也可以了，10年得一知己也不易。我离开可能是销售的大解放，但绝对不是开发的大解放。一个人走，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公司整体不会有影响。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1］

他们的矛盾因之开始激化，柳传志曾经感觉李勤“麻木”，现在他终于知道李勤的愤怒为什么那么容易爆发了。他要撤换财务总监，倪光南威胁他“你要是这样做，我永远和你没完”；他因为程控事业部亏损严重而不同意倪光南将其改为子公司，倪光南便指责他不能提拔年轻人、不肯放权；柳传志对其提议无动于衷，倪光南便要“坚决和你干到底”……

倪光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量，尽管他在总裁室中获得了少量的支持，但那些力量只能在1993年抗衡李勤，在柳传志面前则不堪一击。柳传志懂得如何利用民意来摧毁联想内部的贵族力量，使其变得毫不足论。

柳传志要削弱倪光南很简单。6月，柳传志出院第一件事，就是讨论确定联想议事规则，讨论清楚，多大的事情总裁定，什么事情集体讨论。柳传志摆出了自己的意见，大家表示同意。倪光南在会上和柳传志吵了起来，倪光南称，“应该董事长说了算，董事长是法人代表。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这是柳传志和倪光南第一次在会上正面冲突，两个副总裁吓得哭了起来……

倪光南以前的意见都能通过，那是因为他是通过柳传志来做的，当柳传志不同意的时候，没人能同意他的意见。倪光南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12］

多年来，倪光南始终是联想制度的一个楷模，他以为联想宽阔而又均匀，可以使自己任意驰骋。他忘记了联想是一个公司，忘记了1994年已经不再是1984年，邓小平南巡都已经两年了，市场经济的提法都甚嚣尘上了。企业家不再是“个体户”，科学家也不再是“神”，他们的位置即使未发生颠倒，也已然不复从前了。

柳传志后来说：“倪光南当时有个错误估计，就是认为联想没有他不行。但没有他我也能成，他就开始到院里告我。院里做了一番调查，老倪挨了8棍，我挨2棍，当时我内心实际上是不平衡的。既然调查了我总要有点缺点吧，后来我就说，是不是我个人意见太第一了？其实我一点都不个人意见第一。真到我要动手的时候，他有什么还击能力啊。”

出局

倪光南开始不停地告状。他要坚决和柳传志干到底，要告倒柳传志，只有这样他才可以重新获得扳平比分的机会。他此前对局势的分析出了问题，现在他似乎决心再搏一次。然而，这一次他又输了。他的输导致了他的彻底出局，这是联想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人事风暴，也是最长久的一次，对以后的影响也最深远。

柳传志以倪光南的出局确立了自己在联想意识形态的立场，其立场经过综合，则为“贸工技”。实际上这是他将多年经验的扩展之后又延长，以利于联想蓄积与跨国巨头对抗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资本。

联想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柳传志也不出于李勤，而是出于一种习惯形成的道德约束。柳传志的很多讲话所暗示的意识形态，其根源出于中国典籍中的传统智慧，其谋略的部分一面得益中他的聪明，一面又得益于他的学习能力。正是这些聪明与能力使他挪开了倪光南，开始在早已夯实了的泥土上狂奔。

倪光南出局于1995年6月30日上午9时。那一天的中关村科学院南路10号联想集团总部六楼会议室里坐满了200多位联想中层以上干部。他们屏气凝神，忐忑不安。只有少数人知道马上要发生什么事，多数人只是感到气氛不对，又不敢随便乱问。刘韧描述当日场景说：“会议室主席台仅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大家全坐在台下，柳传志坐在这边，倪光南坐在那边。”

曾茂朝主持会议。他面无表情地走上台说“会议开始”，便将话筒交给了科学院代表李致洁，后者将宣读《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的情况通报》：

“1994年初，倪光南同志认为联想集团内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提出了关于决策、用人、1993年公司效益滑坡等方面的意见。1994年夏，倪光南同志把公司改变财务总监职务人选的决定，认为是一种对年初提意见人的打击报复，进而对资金运营等问题提出了怀疑……”

“今年4月双方在技术中心的管理和运行模式以及其他一些工作安排方面，重又发生分歧，而且趋于公开化。接着，柳传志同志向院说明了他在管理上的原则；倪光南同志也不断向院反映他的意见，逐步升级，又提出了涉及柳传志同志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的怀疑，并要求在中层干部会上公开二人的分歧，调整联想的领导班子。在此情况下，柳传志同志向董事会和院领导写了信，向公司级干部写了公开信，表示不能继续与倪光南同志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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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局中人：倪光南(5)

科学院的《通报》说分歧主要表现在：一、公司怎样进行研究开发？二、研究开发怎样立项？最后由谁拍板？三、资金运行有没有问题？四、内部机构调整。

“倪光南认为柳传志做很多事不透明，院里和董事会都不知道，资金运行上、产权关系等经济方面，可能有重大问题……认为今年联想工作会上把‘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为‘软件事业部’是‘取消汉卡’，是‘打击’他。问题的核心是在研究的战略上谁说了算，柳传志同志在经济方面有没有重大问题。”

调查结果显然对倪光南不利，胜利天平更向柳传志倾斜。调查组认为香港联想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了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调整了另两方的股份关系的做法不存在问题；大亚湾的资产产权关系是清楚的；联想重大投资决策，都向董事长做了口头汇报，并在总裁室做过商议；“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不是柳传志提出的，是原汉字系统事业部的负责人和集团办的人……共同提出来的，不存在“打击”的问题；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柳传志最终赢得了与倪光南的博弈。《通报》确定在公司怎样进行研发和怎样立项方面，不能由科技人员最后说了算，要由企业总负责人根据市场和公司的情况做决策，“柳传志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倪光南同志对联想领导层之间在工作上的分歧，简单的归结为柳传志同志个人品质问题所造成，我们认为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在具体的做法上倪光南同志又采取的是一种自己进行调查推论的方法，造成了他所提出的意见，大部分都没有确切的根据，与事实不符……为使联想更好发展，院将对董事会进行调整，加强董事会的工作。”

李致洁宣读完毕，李勤旋即宣读了联想“董事会文件”［联董字（95）001号］《关于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总工程师职务的决定》：“鉴于联想集团公司总裁柳传志向董事会提出不再提名倪光南同志担任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报告，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柳传志发言。他从口袋中掏出4页A4打印纸写就的讲稿。那是4页字迹潦草的讲稿，存诸联想档案中的柳传志手稿，那是字迹最潦草的一份，能够看得出其内心复杂缭乱。他在手稿上进行了大量删加，以求使其演讲更加理性而有力。

柳传志先感谢科学院调查组为其问题花大量精力和时间进行多方面调查后给其一个清白的结论，表示出现的问题思想起来让人感到“刀剜一样的心痛”。

他在手稿中说1994年3月他给倪写了一封长信，建议其珍视总裁室的团结。写那封字迹潦草的信，他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百感交集，无数的往事涌上心头，以至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我的眼睛。”“在发生今天这一切突变之前，我待老倪一直如良师，如挚友”，“近乎教徒一样的虔诚”。

他说起其对倪光南的优抚与尊敬，声称在给倪光南写信前，他不曾在任何一个场合讲过一句对倪光南不满的话；他说起倪光南与周晓兰发生冲突，他硬着心肠谴责周晓兰时，周晓兰两眼含满泪水；他说起倪光南反对设立总工办，他便仓促修改决定收回成命，并将原因揽到自己身上……

他在手稿中夸奖倪光南在业务上的过人能力及特殊敏感，恭维其对年轻技术人员从不保守，工作刻苦执著。但他还要苛责倪光南研发观念及粗放式管理。他坦陈自己的可悲之处系高估了与倪光南的关系，不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是我对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反思，然而我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倪光南同志内在形成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证明他的正确的这种可怕的性格。”

他说给倪光南的信犹如石沉大海，前后的一个多月之中，他为互相不能理解而痛苦万状。“当用心用自己的一片诚心筑建的东西遭到损坏才会感到痛。”当他逐渐清醒而倪光南又将矛盾升级到对抗性领域，向院领导告状说他在香港联想上市时有意让利给港方，他的痛苦就转成无以名状的愤怒。

“倪光南主攻的是香港联想方面。香港联想日常主持工作的是香港人总经理吕谭平。吕谭平是个事业型的香港资本家，他也是用120分的身心执著地投入他的工作。但是长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的两部分人融合在一起有相当的困难。”柳传志写道，“作为香港联想董事局的主席要以香港联想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保证北京联想利益的同时，要真诚考虑合作方的利益……香港联想的事情我几乎每一件都及时和曾茂朝、李勤两位董事商量（当时倪还不是董事），大事还及时向北京总裁室介绍。因为我知道北京的同志很难设想在海外推进每一件事时的艰难。”

他觉得自己以坦荡胸襟、奉献精神以及果决和沟通，赢得了合作者的信赖和尊敬。他考虑的是“先把饼做大，再考虑如何分饼”。“我在香港的工作，倪光南同志是看得到的，我和他以前从工作到事情都是有交流的，我认为他是了解我的。我不能相信倪光南同志是由于主观推断的怀疑导致了向上面告恶状的结果。”

在那天的陈述中，柳传志说：“从去年到今年，两次，当倪光南同志和我在工作中意见分歧尖锐的时候，他就向院领导告我经济方面有重大问题的状，一个问题调查清楚了、解释完了就又来一个问题，不把我打入监狱绝不罢休。院调查组认为他是主观推论得出的怀疑，我则认为他是有意的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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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局中人：倪光南(6)

对联想集团的技术开发方向和路线及具体管理方式，他与倪光南看法有分歧，他认为这种分歧非常正常和平常。“当总工不能服从总裁的决定，并用激烈的方式反对，就不正常，但能理解；但因为这种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发展到对人的品质进行恶性中伤，试图打倒对方，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令人愤怒，使矛盾的性质转成对抗性的，以致无法调和。”

他说他作为公司法人代表工作很艰难，最难之初在于冒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联想曾两次受到冒政策风险的惩罚，有一次柳传志都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他还得到了李勤负责送饭探监的保证。幸运的是那次最终以罚款200万元结案。

“即使我们极其小心……也照样有可能导致锒铛入狱的结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你不放，不断从工作中找出各种上纲上线的毛病，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只有两条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柳传志说1995年科学院调查组又一次对其进行调查时，他一度非常消极。“这是痛苦和气愤之后的消极。痛苦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真心尊重的人的理解而痛苦，是怕因为不团结影响了联想的发展而痛苦，气愤是为受到意想不到的中伤而气愤；消极则是因为又一次对我进行背靠背的调查，我感到不理解、感到委屈，搞不清楚自己在给谁干，还值不值得再干。”

在科学院领导和调查组给他做了工作、明确表示对其信任，又获得总裁室成员支持后，他又表示联想的事业是科学院、国家和大家三方的事业，事关重大，“要么就不做，要做就义无反顾，不犹豫、不彷徨，坚决把总裁的工作做好”。

演说快结束的时候，他提请大家的原谅，说他今天的发言是最不像总裁的一次。“11年了，让我的泪忘情自由地流淌一次吧！”

他还颇为慷慨地表示分手以后，如果倪光南开办企业或研究所需要从联想要人，谁愿去他都表示支持，董事会和总裁室讨论后经费方面也将尽力支持。如果倪以个人身份开展工作，董事会将把他作为主要创业者来考虑他的生活待遇。

在整个演讲过程中，柳传志数度掏出手绢来擦眼泪，很多人为柳传志的流泪震惊和感动，倪光南则认为“那只是表演”，没什么好痛哭流涕的。“6月30号，将我免职，他应该高兴才是——倪光南上告没告倒我，我反而将倪光南弄倒了。”

或许有表演成分，因为从柳的手稿中可以看到“让我的眼泪尽情自由地流淌吧”是提前写好的准备；或许是真情流露，毕竟10年朋友一朝分道扬镳，各自东西。没有经历过兄弟反目之痛的人无法理解柳传志当日矛盾复杂的心情，也永远不会体会到他心中的珍宝遭到损坏时“感到痛”的切肤。

无论如何，他吓倒了台下的两百多人。他们目瞪口呆。他们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的职务，既然争斗已经白热，联想和科学院里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他们的内心便早有了准备。他们从未见过柳传志流泪，他们从未见过柳传志如此脆弱。倪光南是联想的技术神，他的头顶有着科学家的光环，然而柳传志则是他们心中的神，他那顶熠熠闪光的桂冠镶嵌于他们的内心。

而现在，它那么脆弱。

似乎是作为一种回复，倪光南发言的时候异常镇定，刘韧描述说“仿佛刚才宣布的调查结果和撤职决定都和他无关”。他没准备讲稿，语调科学家一样冷静，逻辑缜密，思维清晰。他说：“我这次因为免去了行政职务，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研究工作。这可能对自己还要认真适应改变的环境做一些事情。”

他还宣称他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发展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大目标。“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

他与柳传志的矛盾在中关村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很多人向他探听谜局的答案。他说只有三句话：“第一，倪光南还在联想，这是事实；第二，我还在工作，这也是事实；第三句话是，请董事长反映到院里去，务必请院领导能够知道……如果我还能工作的话，我始终将为联想工作。”

倪光南的发言只获得了零星掌声，大多来自他的学生。“倪光南此前曾提出不要开这个会，愿意以健康原因辞职，理由是，这样处理社会影响比较小，对联想有好处。联想董事会没同意倪光南的意见。”“此次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开完会，10点多，柳传志回506继续工作，大家也都回去正常工作，未出现什么波澜，甚至都避免议论此事，这是联想的文化。”［13］

倪光南又回到了他在计算所的那间办公室中，那是联想为他配备的办公室。在他出局之后，联想始终未尝将他的办公室收回。在那里他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告诉他们“这个事情现在不能谈”，日后会出现一个大结局。

他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告状之路，在那条充满辛酸苦楚的道路上他顽强地走着，直到有一天他彻底被道路抛弃。他正式出局的文件还要等4年才能下发，但是他事实上已经被联想局抛弃了。

多年后，当倪光南行走于日新月异的中关村，看到昔日凌乱肮脏的街道变成北京最豪华的一片区域，看到他将中关村变成中国硅谷的梦想已经实现，他到底会如何感想？无论他内心如何酸楚感慨，从1995年6月30日开始，联想已经成为往事，对于联想局来说，倪光南已经变成了历史。他后来曾试图改变历史，但联想史的系统却从不曾因他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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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局中人：倪光南(7)

他与柳传志之间的争斗为彼此都刻下了深深的伤痕，时间或许会抹去这道伤痕，或许永远留在他们心里。无论如何，他们彼此的内心都为对方筑造了一座长城，绵延几千英里横亘在双方心中，没有人去翻新修补这段城墙，但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它恐怕都不会坍塌。

【注释与鸣谢】

说明：本章所引述文件均来自联想控股公司档案，未加特别注释。

［1］《中国大历史》，黄仁宇，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

［2］《联想发展之路：渐进创新》。

［3］、［4］、［5］《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6］《李总在公司1992年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李勤，1992年4月18日，联想档案，A01-1992-2-16，机密。

［7］《李总在91年度全公司总结大会的讲话》，李勤，1992年4月25日，联想档案，A01-1992-2-15。

［8］、［9］《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10］《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黄仁宇，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

［11］、［12］、［13］《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鸣谢：本章写作部分内容参考刘韧先生《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一文，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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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命运的选择(1)

几乎在任何场合，柳传志都毫不掩饰他对杨元庆的偏爱。他总是以长者的姿态站在杨元庆身后微笑着看杨元庆在舞台上表演。不熟悉柳传志的人以为杨已彻底赢得了柳的信任，但有熟悉柳传志的人认为他对杨有一种复杂的感情。

我们早已得知，柳传志拥有强大的个人魅力，但却令人敬畏而不敢靠近。同样的说法几乎可加诸所有商业领袖。就像朱立南一样，杨元庆最初并未从柳传志那里获得权力，1994年他的突然发迹使整个联想史显得更加深邃。我们有必要猜测，在1994年的险恶背景下，柳传志选择杨元庆是否有盲人骑瞎马的成分，或者干脆病急乱投医、死马当活马医？“感谢元庆，”多年来他总是这么说。

中国语言的广博内涵使我们能产生诸多想像，但历史既然不能假设，我们便无法恢复当事人彼时的思想。杨元庆这人充满激情，现存的档案显示他虽然有时磕磕巴巴，但头脑却清晰。他若经过深思熟虑表达他的思想，语言上的障碍反倒容易成为其显示真诚的优势。

柳传志是否为杨元庆的真诚及其性格的耿直所打动如今不得而知，但杨元庆最终获得了权力、赢得了未来。对于柳传志，对于联想，对于杨元庆，对于郭为，对于无数人来说，柳传志这一选择，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选择，表层展示不过是联想局多了一个入局者，事实上新入局者打破了原有的均衡格局，使所有局中人因要素的打乱、整合而获得了重新布置新局的博弈机会。

梦魇中的布置

1994年整个春天，柳传志都被美尼尔综合征的梦魇包围。恰逢北京联想陷入大混乱，李勤与倪光南矛盾激化，总裁室里泾渭分明，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总裁室的混乱使柳传志更加焦虑、紧张，美尼尔综合征的梦魇更加挥之不去。

“当时真是心里急：这个事要怎么处理？不好弄。”柳传志说，“香港那边刚上了市，几头牵着。要开会了，出矛盾了。睡不着觉，头疼得一塌糊涂。后来实在不行了就开会中间说：你们接着开会吧。我一走马上闹起来了，根本开不了。”

即使被美尼尔综合征梦魇折磨，柳传志也必须绞尽脑汁为联想安排好退守之路。他把两个年轻人赶到了外地。“一个是王平生，一个是郭为，他们俩是助理总裁，他们弄不好要卷进去，所以我把他们俩提前支走了。”柳传志说，“俩年轻人要裹进去了……这俩家伙能量大，又有别的矛盾裹在里头。给他俩先撤开，然后我再来处理这件事。”

柳传志的调整在10月22日方才凸显，那一天组成新总裁室，成员包括柳传志、李勤、倪光南、张祖祥、刘金铎、胡靖宇、李树贻、蔡树永、毕显林、贾绪福。王平生和郭为消失了。

1993年的芜杂局面引起的混乱，对于联想还要不要高举联想微机大旗、联想电脑还能撑多久的争论四处弥漫，久久不能散去。

使柳传志痛苦不堪的美尼尔综合征，其症状包括周期性头晕（眩晕），有时伴有恶心、呕吐、面色苍白和虚脱；听觉出现问题，包括听力逐渐丧失，耳鸣（铃声、吼声、蜂鸣声），对大声很敏感，感觉到两耳听到的声音不一样；一种耳内装满东西的感觉，有时发生在头晕之前；头疼。

美尼尔综合征会因为超时加班变得更加严重，常常与恶劣的工作环境、事故和心理疾病有关。96%以上的患者都有眩晕或头晕发作，这种眩晕症状从重到轻大约要持续一个小时到两天时间，呈不规则发作，大约每年一次或几次。患美尼尔综合征可能是因为焦虑、压力大或摄取食盐过多。科学家们至今仍对此病的确实成因争论不休，他们只是知道它与内淋巴过多、液体充满内耳或迷路有关。防止美尼尔综合征的最好方法就是减少生活压力，做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1］

“天旋地转，呕吐，晕，晕得很厉害”，这就是柳传志所承受的痛苦，除此之外，他还发现自己“日夜睡不着觉，早晨起来去锻炼，做什么也做不了”。

他并不承认是“四面佛”的怒火使他被美尼尔综合征折磨，而是觉得1994年春天复发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次发病时他只休息了几天，没休息好。

柳传志住在海军总医院，他因为早上起床什么也干不了就只好看老头儿老太太跳交谊舞。在1992和1993年，跳交谊舞曾一度十分流行，那时请人吃饭，吃完饭都得跳舞，联想曾经还进行过交谊舞培训，很多订单都是靠跳舞跳回来的。柳传志不会跳舞，有时陪一些高官吃饭，吃完饭人家要跳舞了，他只好坐在那儿给人家拍巴掌。他后来也努力学了一下，稍微入门，但比起李勤逊色许多。

在海军总医院，他看他们在那里跳舞。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很胖的老太太，他形容其“腰有三尺多”。他上前请人家教他跳舞。有一次他把老太太的脚踩了，人家就不给他面子再也不教他了。后来他又央求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因为有人介绍说他是联想的，人家才肯教他。

“这一跳舞才知道，原来不同拍子是不同跳法，还得会听这个拍子到底是3/4还是4/4，于是戴着耳机听音乐，”他说，“认真听音乐以后，才能把注意力分散开，要不脑子里静不下来……”

10年后柳传志依旧怀念海军总医院的一位李姓大夫，他在那里住院时，李大夫给他做了一个治疗计划，让他进行个人锻炼，李大夫还陪着他锻炼。“我住了两三个月就是那么治好的，先去跳舞，后来去跑，每天围着八一湖跑，加大这方面的训练，另外看有关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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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命运的选择(2)

美尼尔综合征最终还是给他留下了伤痛印痕。经过多次反复之后，柳传志“耳朵的听力越来越低，就聋了”。在很多人眼里，柳传志是一位坚强的人，但面对美尼尔综合征，柳传志回忆说：“那段时间极其痛苦，有点像拳击手被人打倒了再爬起来，又被人打倒再躺下，歇会儿，再爬起来，真的很像，很惨……”

杨元庆就在此刻给柳传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了联想管理体制的问题。柳传志对杨元庆大加赞赏，说“我估计别人谈不出来”。多年后柳传志和杨元庆的记忆都已模糊，但“元庆上书”的典故却在联想史上流传。

联想已经陷入混乱，至少思想的危机已经到来。活力被压抑了几年的很多年轻人开始蠢蠢欲动，这是柳传志最担心的。他会不会想起4年前的孙宏斌？年轻人没有经验，做事毛手毛脚，但他们的能量一旦爆发，便不可遏制。他赶走了郭为和王平生，却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小伙子。他要引导他们向他的方向，利用他们的“民意”，平衡总裁室的纷争，为联想制造更多、更大、更高的假想敌，使所有能量的宣泄都指向同一目标。

他开始利用住院的时间找人谈话，总裁室的争斗依然如火如荼，没有人在意一位时常神志模糊的病人跟人谈话，即使他是一位商业领袖。柳传志后来说：“我如果上班了以后，那就公务缠身，就不行了，在那边我愿意找谁就找谁。所以在海军医院对我做整个的布局极其重要，我那次在那儿，把事全都给布置好了。”

看似轻描淡写地谈话，事实却是殚精竭虑地布局。李大夫怕他毁了自己的治疗成果，就强令他每个季度休息一次。柳传志倒也遵守了。“那段时间，我突然间就到大连，突然间又到别处，因为我会突然间头疼，头疼出去休息一个礼拜，回来再接着干。那时候真的是强撑。”

谈话、讨论、争论、斗争、批判、引导……柳传志以其智慧，用多种手段掌握着总裁室及联想的观念走向。他不能使其出现大规模混乱，他不能纵容使联想“大船文化”遭到致命打击的任一可能。

那一年春天，经过一番“思想大讨论”，联想的意识形态得以统一。《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报道，说联想集团面对世界一流企业的强大竞争压力，明确提出坚决扛起民族工业大旗。

“这是中国企业界第一次有人提出这样的目标，在整个市场各个领域都普遍面临民族工业发展与进口品牌和外资企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时候，联想喊出这样的口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中国计算机工业的代表企业，作为全球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联想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至少对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最终可能的结局具有典型的启示作用。”［2］

一切准备就绪，意识形态得以统一，文化上的认同发挥了功用，柳传志以其领袖魅力折服了多数人……一切因素综合与均衡，出现了理想的结局。

接下来，该杨元庆出场了。

改变杨元庆命运的一天

1994年3月19日改变了杨元庆的命运。联想微机事业部在那一天成立，杨元庆出任总经理；他的副手，曹之江和袁宝玑，此前的身份都是联想的副总工程师。柳传志或许想用两位元老协助其来摆平依靠其个人力量摆不平的错综关系。

杨元庆从3月19日开始掌握了联想未来的方向，也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从此将其牢牢地抓在手中，谁也不曾再将其挪开过分毫。

联想的“三巨头”尽管已经貌合神离，却在那天共同出现在杨元庆的面前，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有义务为杨元庆打气，也似乎觉得自己至少应该给联想的年轻人制造一个“团结的班子”的假象。他们都做了简短的演讲，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他们都兴高采烈，内心却又各自计较；他们都在打量对方，却无法猜测对方的真实意图。那一天，开心的只有杨元庆，联想的“三巨头”，他们很累。

李勤说：“联想要把微机这面大旗撑下去必须实行事业部体制……联想人能否把联想微机的大旗举起来，不仅是联想的问题，也是全中国计算机工业的发展问题。能够取得胜利，这对中国的微机事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所以，我们成立微机事业部。联想微机对公司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前几年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是微机，公司高技术企业的形象，也是由于微机的成功。微机使公司的无形资产不断增值。微机将永远是联想的一面旗帜。”

柳传志说：“实际上公司已确定没有退路。如果微机打不好，后边的所有战术动作都做不出来。今年各个事业部都能上缴利润，香港联想也做得不错，但如果没有自己的机器，其他一切都不行。二三年以后我们要有高难度动作，有大的举动，争取在国内计算机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如果微机做不好，后边就很难说发展成什么形势。去当完全是买卖性的公司是不行的。”

倪光南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提出主要的对手是我们自己。与其说去年未完成任务主要是客观原因，不如说主要是主观原因、体制不顺，把大家手脚束缚了……成立了事业部，束缚没有了，就要靠拼命干，不能再怪体制。”

李勤说：“目前能与国外微机抗衡的也只有联想一家了，如果我们不把大旗扛下去……中国市场就会被进口机所淹没……现在一是体制不顺，二是战斗力不强，作风有些涣散。今年工作的重点是解决体制问题。成立微机事业部，实际上是要组织起一支精兵强将，以销售为龙头，把产、供、销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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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命运的选择(3)

倪光南说：“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比设想的要严重得多。现在都在和外商合作，长城和IBM，方正和DEC，四通和康柏，浪潮、天津等和AST，如此下去，再过几年不知道还会有谁在真正做国产机。长城、浪潮很可能就剩下一块招牌。电子部的领导说，一个外国公司加一个中国公司可能打败中国一个行业，很有道理。AST在天津建厂，产量将超过我们全部国产机。”

李勤说：“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只是外国大公司，还要面对大大小小的外国公司代理商，增加了竞争的残酷性……管理上也有些问题。内外多种原因，使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所以精心挑选了你们这支队伍去打一场硬仗。”

柳传志说：“今年打仗就要靠大家，公司把希望放在你们身上。难度在于不是田径比赛，目标是死的，而是球类比赛，是动态的，对手也在拼命。大家是大渡河十八勇士。公司感到很幸运，还能挑出这样一批精兵强将……”

李勤说：“尽管形势严峻，我们有信心取胜。因为已具备了取胜的条件。最关键的是开拓市场，这是考虑一切问题的核心。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市场策略，研究如何调动代理和分公司的积极性，如何开拓地方市场……我们公司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敢于承认错误，找出毛病，不断自我调整……”

倪光南说：“我们国家还要不要自己的计算机工业？都说要，那谁来做这件事？事实上，客观上这个重任已落在联想身上。只有联想还有能力继续承担，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我们感到很光荣。”

李勤说：“今年的体制调整核心是微机的产供销要有统一指挥，统一决策……去年的价格政策不灵活和体制有关，管理效益低。今年要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全方位地降低成本，使价格有与进口名牌机竞争的能力……销售要多渠道、多行业、多地方、多公司，条条块块一齐上……大力扶植发展代理。”

倪光南说：“对公司来说，如果没有能力就不要当这个旗手。我们有没有当旗手的条件？技术跟得上跟不上？我们认为跟得上。”

杨元庆没时间理会“三巨头”的貌合神离，他不经意之间得到了权力，赢得了未来方向。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朝向这方向狂飙了。

他从整个联想里挑选了18个业务骨干组成销售队伍，这就是柳传志所谓的“大渡河十八勇士”，后来有人形容他们为“十八棵青松”，总之他们是杨元庆赖以成功的“群星”之一，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仍牢牢盘踞着联想集团的重要位置。

现存史料显示，微机事业部成立之后，柳传志与李勤针对此前各部门之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及各大区常为争夺客户而争斗的症结，决定将微机产供销各环节统一由杨元庆管理，提出“精简队伍，精简组织结构，减少原来由于协调困难所导致的大企业症”的口号。此前与微机相涉的部门被压缩，超过300人的队伍缩编至125人，超过100人的销售系统被缩减为18人，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

联想微机此前既做直销又做分销，效率既低又难获得代理商信任，销售不畅在所难免。杨元庆考量再三决定选择分销模式，以最快速度建立全国代理网络。

1994年的联想微机，品质既不高于国外品牌，价格却不便宜，若不改弦更张，唯有死路一条。杨元庆他们最终接受了低成本战略，推出E系列微机，价格下调至与兼容机相当的水平。

这一年的4月～7月，联想微机销量有了突破性增长，与1993年同期相比增长152%，利润也颇为可观。柳传志和杨元庆赢得了自己命运中的关键一战。

7月29日，联想召开了“高举联想微机大旗”动员会，再一次以集体的道德要求覆盖个人的意愿，说要“让联想品牌微机在中国大地越打越响”。

那一年，联想完成了预定的销售万台微机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杨元庆使联想微机的销量几乎每年都保持100%的增速。他帮助柳传志赢得了尊重，自己则彻底赢得了未来。

擘画北京

杨元庆接过权力棒，使劲地向前。他并非道德上毫无瑕疵的一个人，有时他也暴躁、苛刻和急功近利。总之，他有些像柳传志，没有一般商业领袖身上的狡诈，也还不是完人。

从1988年开始，迄止今日，联想始终有很多年轻人刻意地模仿柳传志，模仿他的神情语态、管理风格。杨元庆没有刻意模仿，最后他反而成为唯一获得柳管理的精髓与柳传志“神似”的家伙。

既然杨元庆戮力狂飙，柳传志心神稍定。他与倪光南的矛盾随即爆发。“我跟老倪发生矛盾以后，在北京这边开了一次会，我决心收缩回北京，想把香港放开让吕谭平自己管，我的名义是董事长。我告诉他我不再管香港这边的事，你们这边自己做。”柳传志说，“原来我是两头兼顾，两头耽误，香港吕谭平那边，他做的事情我管不到底。吕谭平有些做法我并不同意，但是我不能管。我的原则是我不能都管，要管就管到底，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北京有事我就得回来。这边也是李总管事，我基本上也管不到底，我都是特别支持李总。就是到了1994年，上市完了以后，我下决心把香港放开，只管北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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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命运的选择(4)

柳传志回到北京，倪光南便开始失去权威。虽则偶然，却也是联想史时势使然。柳传志性格既刚烈，也会冲动而有时不能掌握自己，那么倪光南的执著在他盛怒之下便只有一种结局可以期待。

与李勤及倪光南不同，柳传志习惯于以抽象的观念笼罩事务，这使很多人忽略他“要插就要插到底”的能力，忽略他可以对真人及实事发挥的勇气。因为他的直爽，他可以直截了当地处理很多棘手之事，一面显示气魄，一面显示自信。

他既已回到北京，将杨元庆扶植到微机事业部总经理的位置上，那么杨元庆便有机会获得最高权力的支持。

“杨元庆今天才越来越有感觉。当时那么多老同志，我把特权全给他。杨元庆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库存问题。我们原来有库存积压，算在杨元庆头上？怎么算？要让杨元庆基本上不背包袱，甚至让他占一些便宜，老同志他肯吗？还有就是一些折价方式；还有杨元庆卖机器的时候直接用代理，不通过我们其他事业部卖，每个老同志几乎都掌管下面的事业部，这样大家肯定都不干；还有一个就是待遇，分配奖金相对要提高……就是说在别人都穿草鞋的时候，杨元庆这支部队要穿皮鞋，最起码是布鞋，不管别人接受得了接受不了。我冒的风险是什么？如果做不成，我这边跟老曾没法交代；如果做成了，那当然越做越好。”

联想头一年的库存并未算到杨元庆头上，一些元老认为这是给予杨元庆特别的权力和照顾。杨元庆有时并不清楚柳传志的苦衷和他所面临的压力，他不断地跟柳传志提要求，也不断要求柳传志帮助他解决各方矛盾。他曾与副总裁刘金铎龃龉，情况“已经对他很不利”；他后来还跟曾茂朝和李勤产生了矛盾，柳传志说是“为了一个具体问题，董事长跟他拍过桌子”……

“那时候我很紧张，”柳传志说，“我把杨元庆说哭了。我根本不是为了具体问题，而是为了整体，要让老同志有个感觉：实际上我并不偏袒杨元庆。另外也让杨元庆放明白一点，杨元庆当时真的是有点不太明白。”

柳传志是处理公司政治的高手，杨元庆后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也有人说他是谋略家，都是对他操控大局能力的赞扬。但杨元庆不擅处理公司政治，不懂得妥协，至少在1994年不会。他耿直的性格有时驱使他钻牛角尖，额外面对重压之力。然则他对方向判断清晰，依仗柳传志的支撑，采取最直截了当的突破手段，才最终在变乱的联想局中先向历史伸展了一步。

柳传志则无力超越联想局向历史额外伸展，因为此局为他一手布置，局面为他一手造就，局势为他一手擘画。他既是布局者又是局中人，他既是推进历史的工具又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目。他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只有全力苦撑才得以全联想局而退。我们说柳传志身上有悲剧性的一面，正是他必须执行命运所安排的任务，奋尽全力开创一个新局面，自己付出的多得到却少。

整整两年时间，柳传志几乎将所有精力放诸北京，又将半数精力放诸杨元庆身上。他在北京重置企划办，试图将之设计为自己的“总参谋部”，完全听命于他的指挥棒。“企划办的建立非常麻烦，因为人选老不合适，”他后来有一次非常感慨地说。那时候他又想起了郭为。

新的线索

就在杨元庆赢得了微机事业部，郭为被赶到大亚湾的同时，那一年10月，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路甬祥为联想史的侧向找到了一条新线索，他做了一个就计算所改革试点问题的讲话，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方案，让联想管理计算所：

“我想院里以后对计算所只负责两方面的事：班子的考核、任免和监察；班子既然委托给联想集团管理，可以由联想集团提名，当然也可以采取招聘等办法……第二是对所的资产，院里负责审计、监督与评估……让联想集团来管理计算所，充分发挥计算所的同志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走出一条发展之路。”［3］

11月7日，他又告诉联想集团全体干部：“联想集团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取得了第一步也是比较辉煌的成绩。我是讲第一步，还应该有第二步、第三步，现在和国际上的微软公司比，和IBM比还差得很远……为什么选择这个产业、这个学科领域？……这个学科领域竞争最激烈，更新速度最快，如果不进行大幅度的结构性调整，采取大幅度高强度的改革措施，光依靠现在计算所这样的渐进性改革，恐怕很难应付今后几年市场的挑战和技术方面的挑战……”［4］

路甬祥的提议多年后得以成为现实，却也使联想成为矛盾的焦点。虽然是“院里让我们干的”，但那时候“联想吃掉计算所”之说甚嚣尘上，柳传志和李勤一面要照料那些年轻人按其擘画好的路径进出，又要拿出大量钱物及人力平衡计算所老科学家与年轻新秀间的关系。直到今天，联想控股公司依旧存在一个怪异的“二部”，其使命便是处理其中所产生的种种关节问题。这是后话。

1994年11月15日下午，一批客人访问了联想，他们是邹家华副总理和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这是胡启立那一年第二次面对联想，之前的9月13日，他就已经与他的副部长和司长们迎接过前去汇报情况的柳传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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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命运的选择(5)

9月13日那天，胡启立告诉柳传志，他们对联想集团寄予厚望。“计算机没有几个大企业，联想是其中之一，是计算机行业最大的集团。”所以胡启立想和柳传志“共商如何来支持我们国产品牌的发展，来加强我们自己的竞争力”。胡启立对联想提出的要不要发展自己的产业、要不要保护民族工业的问题颇感兴趣，他回答柳传志说：“当然是要的。”

曲维枝副部长则表达了对联想的理解，暗示联想是在夹缝中生存。“在这种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如何生存，确实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他还说计算机行业遇到了水货和走私货冲击，“走私的冲击，已经变成恶性循环，不仅使硬件产业无法发展，而且影响中国的合资环境问题，这也是政府该做的事。”

胡启立还提醒柳传志如何做长远的规划，怎么来发展个人电脑。“我认为，这个市场还是很大的，现在电脑基本上机关单位使用居多，个人还很少，一部分作家开始用，但是也不多……我碰到一些人老跟我打听，说要买计算机，但是一点也不懂，问我买什么牌的好，打印机什么牌的好，用什么软件合适，我也讲不清楚。不是干这个的，也没法给人弄这个……（互联网）这个东西我认为要做，如果产品内容就是一个老的计算机，386、486、586，光做这玩意儿，我认为不行的，是要研究到底有怎样一个市场。现在的市场是系统的，是集成的，连计算机带通讯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搞对了，战略决策对了，公司就发展。战略决策出了问题，很难扭转，几年都翻不过身来。”

他告诉他的下属，要他们同联想保持密切联系，对联想的要求要“开绿灯，及时反映，尽力支持”。“联想现在是计算机行业最大的公司，还有浪潮、长江、长城，你们觉得政府应该做什么，应该给企业提供什么样的好的环境，你们可以提出来，帮助我们做这方面的工作。”［5］

柳传志显然很激动，他说：“今天一是想领将令，一是想拿给养……做事的人，总得有点动力，我们是国有民营企业，做事情希望得到国家的承认，人民的承认。今天听了这些鼓励，我们往前冲就有了极大的动力。”

无论他是否有意使用谋略，他都达到了借势与借名的效果。他借助了中国政府对于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忧心忡忡使联想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势能；又以“民族大义”借助了民众意愿，独力扛起“民族计算机产业大旗”，使联想扮演了“民族工业先驱”的悲壮角色。他甚至无意识地辨析了借势乃是综合了自身与社会的共同需求，至于借名则是应和了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古训，以“大义”的名义获得了自身成长的空间。

很多人并没有清晰，柳传志造就了一个多么缜密的“局”，政府的势能既为他所用，又以民族之名义树立了自身的伟岸形象。民众的意愿既被调动，潜意识中难免会有一种情绪：购用联想微机，则为支持民族工业，是爱国的表现；不购用联想微机则显出不爱国的面目。它相当于逻辑学中的三段论：我们爱国；联想代表中国。最终的结论便是：爱联想便是爱国。

情绪的铺张，智慧的渗透，使联想局中的某些选择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了一家中国企业成长的磨难和一位中国企业领袖带领其内心珍宝成长的苦心。

1994年，线索既然开启，离奇角色既已扮演，又没有经过责难和批判，柳传志他们获得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在这个新的舞台上，他们要演好自己的角色，以便有更自然的机会赢得天候和地理力量的支撑。

【注释】

［1］《家庭医疗百科》，61位医学博士，美国，中国人口出版社/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1月第1版。

［2］《联想为什么》，陈惠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3］《中科院路甬祥常务副院长就计算所改革试点问题的讲话》，路甬祥，1994年10月，联想档案，A01-1994-5。

［4］《路甬祥常务副院长在联想集团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1月7日，联想档案，A01-1994-7-3。

［5］《电子部领导在听取联想集团公司工作汇报时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1994年9月13日，联想档案，A01-199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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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1)

多年后，杨元庆因为在2003年没有完成联想的3年规划便开始反思联想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柳传志曾说联想的核心竞争力是管理，他也曾亦步亦趋地追随柳传志之说。如今，因为遭遇失败，他似乎突然发现联想集团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运作管理”，尽管依然是管理。

早在1997年春天，他并未发现“运作”之妙，而是凭借一腔热情及成功营销便赢得来自跨国公司的尊敬。那时候，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写道：

“在中国，IBM成功的同时，它并没有更多的余地去为此骄傲。厂商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使IBM的优势很小。价格在不断下降，价格下降的压力还会增大。最新的挑战来自联想公司，在1996年最后三个月IDC市场份额排行榜上，联想公司已跃居首位。”

几乎所有研究中国IT史的人都知道，1996年是中国IT业的决战之年，它最终也成为转折之年。正因为在那一年成功狙击了IBM，联想成为中关村的标杆，而杨元庆则彻底为自己赢得了未来“中国IT领袖”的位置。

联想在那一年终于洞悉了赢利的秘密：科研成果+规模生产+规模营销=可观的规模经济效益。一个联想新时代开启了。

“One Plus One”

联想涉足电脑领域之后，除提供商用微机外，也开始向家用电脑市场突袭。他们看到那个充满诱惑的市场，知道在美国超过30%的家庭持有电脑。在1990年代，大部分电脑厂商都在打家庭用户的主意。有一个先驱推出了价格逾千元的学习机，那是一种不能存储文件、不能打印，也不能运行最简单的电脑软件的“怪物”，除了提供录入法训练和玩游戏外，它什么都不是。

联想在1992年开始筹划“家用电脑”的概念，他们在1993年正式喊出了一个伟大的口号——“让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拥有一台电脑”，这就是著名的“1+1”行动。在美国和欧洲，电脑并无家用和商用的区别，它们统称为个人电脑，但联想煞有介事地推进最终使“家用电脑”在中国大行其道。

到1994年底，中国电脑用户和主流厂商都接受其概念，就连美国人也承认了联想的创举，接受了“One Plus One”，他们甚至办了一份杂志，其中文译名便是《家用电脑》。曹之江有一次不无炫耀地讲，在中国市场上，“1+1”成了家用电脑的代名词。

联想的第一代“1+1”电脑零售价只有三千多元，它既无硬盘，使用的又是黑白显示器，目的不过使家庭用户运行软件和学习电脑的**得到满足。它的性能与价格都与商用机有天壤之别，但它让消费者能够买得起和用得好，使电脑不再是神秘的怪物，变得简单和便宜。于是它便成功了。

1994年联想推出第二代“1+1”电脑，它保持了使用便捷的特点，但配置及性能方面均已与商用机相差无几。第一代“1+1”满足了家庭的试探性购买**，第二代“1+1”则满足其购买更完善、高档产品的**。于是，联想又成功了。

尽管第二代“1+1”电脑与第一代保持同样的番号，但杨元庆认为它与第一代“1+1”所谓的个人电脑或家用电脑有本质区别，其意义亦不可同日而语。杨元庆标榜他们为“1+1”注入了新的概念和使命，使其成长为真正的“家用电脑”。

无论如何，“1+1”都获得了成功，其成功是加法谋略的成功，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联想看到了一个虚空，它渗透进去，开辟了更大的市场。

然而市场的博弈往往以减法谋略推行，既然联想要“高举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大旗”，那么与IBM、康柏和惠普等跨国巨头们进行一场“零和游戏”则势所难免，而这游戏的开局，顷刻便横亘于柳传志、李勤的面前。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时间既已推进到了1995年，柳传志便看到了“非常大的变化”，形势已然不同，联想较之当年亦展示出极大的差异。他说：“比如说吸引外商投资，有一些大工厂都卖一半给外国人，甚至有些资源也卖给外商，这在过去绝对是卖国的事情。另外还有股票市场、股份制问题，所谓股票市场无非是让更多的人持股，也就是个人私有财产之中生产资料的成分，这在过去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做法。观念的改变感觉非常之大。”［1］

1994年的香港联想上市使柳传志感觉到联想虽然跃了“龙门”，但其依旧只是个“小龙崽子”，尚未变形成龙。很多问题阻碍联想变身成龙，跨国巨头们想把它打回鲤鱼的原形。除此之外，柳传志还为苦恼“联想员工缺乏联想人应有的荣誉感和组织纪律性”。他有一次指责说，在1995年联想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起初井然有序，到后来便乱成一团了。

“为什么呢？”他质问说，“因为后面开始发礼品……就这50元的礼品把整个的气氛给搅乱了！让台上演员看着台下目瞪口呆，上面唱着歌颂我们的歌，下面咱们就乱成一团。乱到什么程度呢？乱到剧院的经理和保卫人员出来要我们赶快进行干涉，不然要出事。说到这里，我确实是很气愤。”［2］

使其更感恼火的是，那天联想所有头头儿均在现场，李勤还巡视了两次。他诘问道：“如果一个公司的最高负责人在那，队伍都能乱，它还是支队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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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2)

柳传志的愤怒由来已久，因为争抢礼品而导致场面混乱的事情在联想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每次他都感到脸上无光。除此之外，部门之间的协调也出现了问题。在1994年，微机事业部和汉卡事业部曾经出现矛盾，柳传志、李勤他们调和了杨元庆和皮卓丁，至少表面上使他们形成了“协同作战的配合”。

柳传志知道联想该去向何处，10年来他从未像今天那么清晰过。他内心沉郁了太多的梦想、痛苦和羞辱。他记得1993年DEC总裁到中国，有一位记者采访时问：“你到中国来和联想签约，都是世界上的大公司，你有什么感想？”他听到了，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下去。

“人家听了后，想了半天。大概人家从来没有想过……因为DEC按当时算是100亿美元的公司，联想当时CAD方面的营业额大概顶多是1000万，可能不到，1000万和100亿是1000倍。1000倍是什么概念？好比咱们公司是10亿人民币的公司，下面某个代理是不足100万的买卖，然后还牢牢记住对这个代理的印象如何如何，这不太可能吧。这相差是非常悬殊的，只是咱们中国人自己不太清楚，以为联想与别人差不多，我们自己可得明白，国外大公司确实是巨轮，我们现在是只小帆船，出了海了，但是要非常小心地行驶……”［3］

柳传志素来谨慎，但杨元庆正值血气方刚、一腔热情之时，在那年微机事业部的春节晚会上，他跳上台去高唱了一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既委婉地抒发了胸臆，台下便群情激昂，大有“人士从而附之”的气势。

杨元庆经营微机事业部的事业，向来大刀阔斧，通过在广泛的区域逢山开道，硬生生地打出一条通路来。而且他的队伍既精练机动性又强，一经离散又能迅速恢复。现在他又托以民族理想，自然便得到更多拥戴了。

那是一场管理的战争

尽管柳传志不太愿意提及杨元庆曾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但他从不否认与跨国巨头们之间的较量是一场战争。那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敌强我弱，敌众我寡……

陈惠湘在《联想为什么》中描述说：“英特尔公司从1995年开始，几乎365天天天都在通过电视台喊，要‘把大千世界演给你看，说给你听’，排名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结婚典礼跑到军队封锁的海岛还不过瘾，还要坐豪华专列火车在中国大地风光一圈儿，从北京一直跑到广州。还有‘蓝色巨人’IBM的总裁郭士纳不远万里飞到中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愿望是向**主席表达想为中国三金工程建设多做一些事。”

更为致命的是，在1995年，整个世界电脑市场出现了“无利繁荣”之局面，一面是全球电脑销量超过6000万台，美国家庭电脑拥有量超过30%，IBM、康柏、惠普及台湾宏都有快速的成长，联想电脑的销量亦由上一年度的万台突破至10万台，一面是电脑毛利率由3年前的40%下降为20%，电脑制造业开始变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挣苦力钱”的行业。在中关村，已经开始有公司只要能获得100块钱利润就出手售价超过1万元的电脑了。

柳传志想起了一本叫《血红雪白》的书，说书中写的1945～1946年，**的力量并不强大，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正规军，一是战略正确，二是兵练得好。战略正确方面无须赘述，和谈、挺进大别山、抢占东北。但是，只有战略正确还不够，兵能不能打仗非常关键。

“战士根本无心打……没战斗力没情绪，没这个需要。于是搞两忆三查，忆苦思甜，分田地……这一搞部队的劲头很不一样。那么是否有觉悟就行了呢？还不行，于是组织如何打攻坚战，学习架梯子、爆破，有了大炮练打炮，这些事使部队成了正规军，在后来的大规模的战争中起了作用。所以战争分为两个方面，一个如何制订战略，一个如何使部队能打。我们办公司也一样，一是公司本身要有战略……将战略分解成一个一个具体的行动，队伍要能做得上去。”［4］

为了准备这一场战争，柳传志和李勤他们在广东惠阳建立了一个联想科技园区。因为担心其卷入“倪光南事件”而被柳传志赶走的郭为在那里建造了这个大园子，后来出任融科智地总裁的陈国栋在那里获得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这个大园子在1995年11月29日正式落成。落成典礼上，李勤感慨万千。他回忆起了两年前的夏天，他们如何与惠州市副市长李洪钟等人顶着烈日挖了第一锹土。现在，那片荒野上诞生了一个有500万块板卡生产能力的基地。

柳传志同样感慨，在上百人面前他阐述了联想的发展目标：“我们想做一个长久性的公司，要做百年老字号，不急于一下子很出名，利润很高，然后很快就垮了，这是第一条最重要的目标；第二是我们要做一个有规模的公司，要有国际性的市场地位；第三是要做个高技术的公司，不想什么赚钱做什么。”

他为联想找到了制定战略的三个指导思想，说是坚决不受“做成一个产品一举成功”的诱惑；发挥优势，做外国大公司所不能或不愿做的事；做一般小公司或短期行为的公司做不了的事。

尽管踌躇满志，他依旧对联想未来充满忧虑。他说：“中国的计算机工业要……学会在世界无法预料、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这就是21世纪的进行曲。如果我们等到那时才听得懂这首曲子的话，我们连20世纪90年代都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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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3)

他看似忧患于中国计算机工业，实则忧患于联想。他知道联想尚小，容不得一个错误。然而偏偏此时，吕谭平犯下了致命错误，几乎将联想拖入死亡的深谷。

20天后，柳传志出现在上海“第六届世界企业家精神大会”的讲台上，向那些第一流的行业领袖介绍联想和他个人成长的秘密。他又说起了10年前他第一次到纽约，在一家百货公司的鞋架上看到美国、意大利皮鞋一两百美元一双，但中国制造的布鞋却堆在一个筐子中，一双只卖一块钱。他讲到了联想的成长，讲到了战略三步曲，讲到“考虑如何制定和执行战略，很像指挥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指挥得好，才能使乐章充满感情，从这个角度说管理是艺术”。

他觉得管理就是艺术，他说：“在这个交响乐团中的每一把小提琴，每一把小号都必须严格按乐谱演奏，丝毫不能出错，从这个角度讲管理是科学。”［5］

那时候的柳传志就像一个“空中飞人”，半个月后他又必须出现在香港联想的圣诞晚会上。那不是一个令他开心的晚会，吕谭平他们在香港制造了数额惊人的大亏损，但他依然要装模作样地去稳定军心，去跟他们讲“联想集团的战略指导思想”，为那些记者和政府高官们讲故事：

“近来，在计算机领域内正发生着剧烈的碰撞，业界的几个巨人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因而要取得霸主地位，通过互相结盟，推出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在争个你死我活。在这一片战火硝烟弥漫之中，刚刚因为置身于信息产业而觉得幸运的联想集团和行业内其他中等规模的公司一样，又同时感到了莫大的压力。”

“记得一个外国童话故事里讲一个小男孩替父从军，在出征打仗前要贴在地上拥抱大地母亲，每拥抱一次，力量就长大一些，身体就魁梧一些，很快就长成了巨人。我们联想就是那个小孩，大地母亲就是中国的市场。改革开放使大批的信息产业界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这对促进中国市场的现代化建设应该讲绝对是好事，我们中国的企业不希望用闭关自守的方式寻求保护。”［6］

杨元庆的成功使柳传志可以跟他们解释联想为什么在国内市场竞争中至少有“局部的优势”。他还讲联想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抓好管理，使其“能跟上联想上市后的规模”。他说管理这两个字在联想的含义与大学课本上不同，“绝不是一门给人贴金的学问”。“它是钱！”他说，“是股民集资的钱，是我们从银行贷款借到的钱！它是信任……此刻联想的成败、发展、腾飞的关键全在管理上。”［7］

一年后1996年12月23日，柳传志在香港联想周年招待会上检讨说：“去年香港联想的圣诞讲话是我最尴尬的一次讲话……当时内部却已潜伏着极大的危机，作为上市公司的主席，我既不能提前披露这个事实，更不应该继续粉饰太平，蒙蔽股东。所以我在这篇尴尬的讲话中通篇强调的是加强管理力度的决心。”

尽管柳传志片刻不曾让“管理”二字脱离嘴边，但他自己也明白，十几年来，联想打仗的时间多，总结的时间少；被命运推进不由自主的行动多，推进命运把握前途的机会少。在面对无数偶然的时候，他和联想都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面前只有一条路，要么走到黑，要么撞到南墙倒毙。但命运垂青他们，使他们获得了足够的幸运，一切结局看起来都不坏。

联想为什么？

就在柳传志奔走于北京、上海和香港之间的时候，《华尔街日报》记者汉·密尔顿正在中关村诡异地行动。在12月的一天他到了联想集团，陈惠湘接待了他。后来，在《联想为什么》中，陈惠湘描述说：

“1995年12月，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汉·密尔顿采访联想集团，在此之前他已采访了四通集团公司和长城集团公司。他希望的采访内容是了解中国信息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表现和打算，我在位于中关村的公司办公楼六层接待室与他进行了交谈。汉·密尔顿采访之前，《北京青年报》的段钢先生刚刚发表了一篇名为《联想还能撑多久》的文章。这两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世界优秀电脑厂商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电脑企业或者合资，或者转向其他领域，一些从前名声显赫的企业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用一件事可以说明形势的严峻。1990年中国还不习惯公布年度市场份额排行榜，直到1994年才开始使用。1990年，初步估计中国电脑市场70%以上份额由国产电脑占有，销售排行前10名中至少有7个中国企业。到1995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份额60%以上被外国品牌电脑占有，销售前10名中只有联想一个纯正的中国牌子。而国际上通行一种说法把中国叫作全球最后一块电脑市场处女地。全世界所有优秀计算机软、硬件厂商都进入到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市场，激烈角逐，争夺十几亿中国消费者……电脑市场还有一个中国牌子联想坚守着10%以上的中国市场份额……

“汉·密尔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联想。大概也因为这样的背景，光头锃亮有一双深邃眼睛的汉·密尔顿在采访的过程中，始终关心联想集团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以保证自己在与美国巨人企业的竞争中保持不败。我相信这其中有对联想集团善意的关心，但是有没有一个美国人对美国企业的关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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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4)

“汉·密尔顿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始终表情严肃。他不断地问，联想为什么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取得成就。”［8］

与《华尔街日报》充满疑惑的记者汉·密尔顿一样，那些跨国巨头也在不停地问相同的问题。没有能给他们清晰的答案，但他们感受到的压力愈来愈强，到了1996年，他们发现世界颠倒了，一切都已改变；秩序被打乱了，权威遭到了挑战。他们惶恐不安，却又手足无措。

在1996年夏天，柳传志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已隐约泄露了联想成长的真相。他给他的年轻干部讲他去香港请南洋商业银行总经理李继文吃饭的故事：

“李总原是中国银行营业部的总经理，北京联想的人民币贷款都由她批准。她是个女同志，50多岁。1988年公司小的时候来访问过一次，现在回忆起来，她说：‘当时你们的规模非常之小，但说话口气很大，柳总两眼炯炯有神，带她（我）到处参观，看营业楼，看仓库，看货，恨不得连厕所都要去看……’听了李总的话，我一个感觉是，这是我们自己信心的体现，尽管当时很小，但一定可以办大；另一个感觉是，从11个人、一间传达室发展到当时的规模已非常之自豪。今天我们的感觉反过来了，我们反而觉得公司很小，在同国外大公司竞争时，就像一叶小舟在大海中航行，随时会遇到风浪，心中不踏实。事过境迁，感觉截然不同，说明我们的目标真是变了。”［9］

柳传志的目标已经改变。他一再修订联想的“2000年之梦”，不再以当初的亿美元为目标，而是变成20亿美元，如果不是为自己留一点余地，他甚至想变成30亿美元——事实上2000年联想营业额的确超过了30亿美元。他告诉他的部属，20亿美元相当于当日的10个北京联想，那就需要10个能管理北京联想的总经理。他要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成长，否则20亿美元便是纸上谈兵。

他相信他们可以帮助他完成20亿美元的联想局，尽管他要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尽管所有媒体记者都诘问他“联想还能撑多久”，尽管倪光南依旧锲而不舍地告状，发誓要把他“送进监狱里”……

他已经为联想确立了三个利润支柱，这就是后来路人皆知的微机、代理业务和系统集成。后来有人苛刻地评价联想为“攒机商和二道贩子”，正是因为它的微机与代理业务的快速成长。

他开始要求那些年轻的“领军人物”们要“想着打，不要蒙着打”，也一再强调他几年前就提出的“跳出画面看画”。他不相信《红顶商人》中所描述的胡雪岩，不再相信文人所安排的巧合与浪漫设计。他相信管理的力量。

在后来的多次描述中，柳传志都将管理作为联想的“核心竞争力”。现实尽管如此，却使听者感到虚空。事实上，20年来联想最大的成功就是它的学习能力，就是它锲而不舍的坚持，就是它身上的中国智慧，而这一切都与它的领袖身上的个人品质不可分割。

他们一代人对共和国有着特殊的情感，柳传志总是说：“我们这代人是解放前出生的，知道受人家欺负的滋味不是好滋味。”“你们大家爱看足球，真正爱球本身吗？球本身是一回事，同时要看中国人赢，中国人能不能在世界上占点地位，无非是这个。联想想干什么？联想就是想做这些事情。”

他总是觉得，他们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丢失了时间的钥匙，现在钥匙在自己手中，却感觉到时间流逝如飞。他们的梦想就是联想，但他们要同时间赛跑，才能抓得住联想的命运。他们是宿命的一代，悲剧化的一代，然而正是他们为中国带来了无数的Legend。

破局

1996年6月，有不少风险投资公司约柳传志聊天，为他分析IT业的产业链和联想应该在产业链上占据的位置，以及联想怎样做才能与其他环节配合得更好。他们承诺柳传志，如果联想做到了，他们就会把大把大把的钱投进来。

柳传志很兴奋，他后来说：“这件事确实会让大家感到高兴，我们一边说着自己小的同时，我们真的要扬帆远行去做更大的事！”

4个月前他还没有这样的底气，那时候分公司又出了大事，南京一位叫杨健的年轻人“在南京分公司负责的时候自己出了很大的问题，到分公司管理部后自然会出毛病。他的前任也有问题”。［10］传说中，杨健当日被柳传志和李勤当作“领军人物”进行培养，其犯事使柳传志与李勤倍感挫折。

柳传志说起他与李勤一起到分公司考察，发现分公司的办公条件与办事方法都与总部有极大之差别。“主要是因为我们既没有给分公司作为主力军的责任，也没有给它这样的装备……我们实际有钱就是不敢往里面投，这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你做不好，我不信任你；你越不信任我，我越做不好。根在哪里？根在我们。”［11］

他说他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信”，希望领导、员工和用户信任他们。他说联想在银行的贷款全部靠信用贷款，北京联想的额度是亿，香港联想的额度是14亿，不需要任何抵押，是其他公司享受不到的待遇。这一切全部是靠按期给银行还每一笔贷款赢得的。

比起两个月前，柳传志已经底气十足。自从1995年11月2日联想推出中国第一台基于奔腾Pro处理器的“奔月”电脑后，联想的计算机产品已与世界同步。那是全世界第一批问世的奔腾微机，联想“奔月”的发布与英特尔在美国推出芯片同时进行。半年后，1996年5月22日，联想推出了第一台自有品牌的笔记本电脑。这一切都使联想赢得了破局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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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5)

春天时联想已经降低了微机价格。在刚刚进行第二次微机降价行动中，柳传志分析联想微机两次降价是否会把联想拖垮，他自然给出否定的答案。他还告诉媒体，联想这种高科技企业在中国充满了生存空间。

第一次降价，联想微机事业部两个月卖了超过万台电脑，月利润超过930万。柳传志不太相信，特意问其中有没有以前的递延利润，结果发现只是当月利润而已。他顿时兴奋起来，说“这不是实力的体现么”！

在1996年，联想先后6次率先降低电脑价格，其推出之“万元奔腾”使家用电脑彻底告别“奢侈品”行列而成为生活必需。“万元奔腾”的能量不可估量，其以急风暴雨的势头超越了IBM电脑，使联想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电脑市场上的领先地位。联想那一年12月6日发布消息称：

联想微机销售万台，位居中国台式机市场第一，市场份额达；第二年3月，IDC公布，联想电脑在1996年以10%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市场首位，联想自己公布的数据则为。联想赢得了一场决战。

在1996年夏天，柳传志曾踌躇满志地讲：“我们也要打到外面去，如此你来我往，起码比完全被压着打要好嘛！并非每个企业都能奢谈发展民族工业……第一要有机制，有了机制才能提到志向，然后还要有好的战略。在电子行业中，与之有关的如四通、方正、长虹、TCL等等，都是很好的、有志向、能为民族工业扬眉吐气的好的企业，这是大家的榜样，也是同我们并肩作战的盟军。我们联想，自然要成为民族工业电子行业中的主力军。这次，微机降价竞争中的成功，确实令我们大为兴奋。”

杨元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联想的狂飙猛进是一种实力的体现，说不仅是联想，其他各大公司，像长城、方正都联手降价，这是民族工业的胜利。柳传志评价道：“我想这话说得非常之好，因为这是实力的竞争。若没有以前的管理，我们能有今天吗？若不是每个部门、每个员工对自己的工作特别清楚，特别有把握，特别有积极性的话，我们能做得这么漂亮吗？做不到。”［12］

在北京，柳传志的确应该意气风发，国务院副总理**1月9日专程到联想考察，勉励联想要勇于争创世界一流。一个星期后，柳传志被评为“全国商界十大风云人物”之首。

3月14日，联想集团公司召开董事会讨论公司领导体制调整，做出决定：所有权与经营权进一步分离；让更多的年轻干部承担重要工作；调整领导体制有利于促进管理的规范化；对退居二线的老副总裁和对公司做出贡献的骨干的待遇和工作妥善安排；核心组定名为执行委员会（下属于董事会），由柳传志、曾茂朝、李勤三人组成，柳传志任主席，具有最终决定权。［13］

4个月后，计算所与联想集团签署了“关于设立联想集团公司的投资（入股）协议”。这是一份明确责权利的协议，是一场利益博弈。在这场利益博弈中，联想得到了自己一直想得到的权利，在“拐大弯”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在7月30日Internet接入工程完成后，9月8日，联想集团迎接了宏总裁施振荣，第二天就与宏联合推出了“全民电脑”双子星系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造访的客人还包括东芝株式会社社长西室泰三和英特尔副总裁奥特里尼。

联想已不再是被跨国巨头们冷眼相看的小角色，它开始成长为一位让跨国巨头们感到压力的大人物。柳传志已不再是没有资格朝拜跨国领袖的小企业家，他开始获得与他们平等对话的资格。尽管在香港，他依旧要面对无穷压力。

在北京，在春节晚会上，李勤得意洋洋地演讲：“1996年的大好形势，使我们兴奋，使我们浑身发烧。最近的超负荷工作加上发烧，把柳总和董事长的嗓子都烧哑了，只好由我来代表柳总讲话。形势这么好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从经营情况看，截止12月底，贡献利润亿，提前一个季度200%地完成了全年利润指标，比去年增长了150%；经营收入达到40亿，比去年增长130%。”

胜利者总是这样得意。他们配得上如此得意。

接班人出场

1996年6月3日，经柳传志提名、联想执委会讨论及董事会批准，郭为、杨元庆和曹之江被任命为联想集团公司副总裁。年轻的权力人物终于集体登场了。郭为早已赢得柳传志的信任，杨元庆则是初次进入总裁室。

杨元庆此人钟爱文学，大学时写过小说，虽然没有人知道他的写作流派及水准。他第一次做干部召集开会时，都不知道怎样讲话，他后来颇为尴尬地说：“开完那次会，他们一定认为我不是一个好领导。”

他后来说是父亲和柳传志影响了他：“父亲培养了我严谨、坚韧的性格以及勤俭节约的习惯。而柳总则对我能力的培养和思想境界的提升帮助很大。另外，柳总关于‘站出画面看画’、‘鸵鸟的理论’以及‘如何顺利完成新老交替’等对我影响都很大。”［14］

1997年4月25日，杨元庆做了一个演讲，那是联想史上最著名的演讲之一，叫做《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杨元庆告诉科学院和联想集团的头头儿们：“1997年已注定将会是一个极其不同寻常的年轮，它将是被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铭记在心、载入史册的1997，同时也是充满希望、扬眉吐气的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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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6)

他为听众朗诵了慧聪商情公司发表的1996年中国台式电脑调查报告中的一段：“这是中国电脑第一次把众多的国际电子巨擘抛在后面，在中国市场上占据了领先地位，因此意义可谓深远而巨大，它标志着我国的民族计算机业终于收复了失地，走向了成熟，真正具备了与世界抗衡的实力……它是我们国人的自豪与骄傲。辉煌的1996年，不仅可以作为联想重要的发展阶段和转折点而载入它的历史，而且在中国民族计算机业的发展史上也将留下浓重的一笔。”［15］

郭为和杨元庆，这两个经过联想磨砺的年轻领袖最终从无数有望成为“领军人物”的群落中脱颖而出。他们将在未来人生中多次碰撞和纠结，他们将聚合和分裂，他们将成为中国IT业的两个主角，他们将走上各自不同的命运的路，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一路奔跑，一路呼号，一路喘息，一路对未来心存感激。

【注释】

［1］、［2］、［3］《柳总在公司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柳传志，1995年2月14日，联想档案A01-1994-6-1，机密。

［4］《柳总在’95第一期新职工班上的讲话》，1995年6月21日晚，《联想企业文化建设专刊》（第二期，1995年7月13日），联想档案，A01-1995-10-7。

［5］柳传志在第六届世界企业家精神大会上的讲稿，联想档案，A01-1995-10-2。

［6］、［7］《联想集团的战略指导思想——柳传志总裁在1995年香港联想圣诞晚会上的讲话》，1995年12月26日，柳传志，联想档案，A01-1995-10-3。

［8］《联想为什么》，陈惠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9］《柳总在第三期高级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柳传志，1996年6月3日，怀柔雁栖饭店，联想档案，A01-1996-3-1。

［10］、［11］《柳总在联想集团第一期分公司骨干员工培训班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柳传志，1996年2月14日，联想档案，A01-1995-10-6。

［12］《柳总在第三期高级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柳传志，1996年6月3日，怀柔雁栖饭店，联想档案，A01-1996-3-1。

［13］联想档案，D03-1996-3

［14］转引自《知识英雄》，刘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15］转引自《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杨元庆，联想档案，A01-199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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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 局(1)

1995年以来北京联想遽兴，柳传志好像引领联想进入了新时代，市场占有率和营业额的提高由此展开。电脑之普及，较前大为改观。技术层面，也能与世界同步。管理的改进及杨元庆、郭为的崛起，使赢得联想局成为可能。利润的三个支柱业已确定，种种Legend一般的数据及评价都从IDC和《华尔街日报》传出。联想的前途光芒万丈，较之跨国巨头们亦不逊色。

然而柳传志及联想，多年来均为命运所推动，少有自主地决定未来方向。在无数次不由自主、身不由己地闯入广阔天地后，在1996年，柳传志又要面对一个残局。这一次与以往不同，这个残局不再抽象，而具体到数额逾两亿港币的庞大亏损。没有人知道多年后柳传志回忆往事时，是否依旧会心跳不已，但在当日他的确已心力交瘁——他又一次被命运选中了。

检讨

1996年12月9日，香港联想1996年的周年招待会。往年是大家坐下共进晚餐，但那一天所有人都站在那里，“品尝”柳传志提供的鸡尾酒会。

柳传志站在台上，他要向“尊敬的周光召院长、尊敬的乌兰木伦副社长”做检讨。对于自己和香港联想要做的检讨，他下了很大的决心，甚至断然拒绝了吕谭平等人希望他向外界粉饰太平的建议。他说：“去年香港联想的圣诞讲话是我最尴尬的一次讲话……我在这篇尴尬的讲话中通篇强调的是加强管理力度的决心……而今天，在1995年出现较大亏损，联想集团受到重创的业绩宣布以后的第一个圣诞庆祝会上，我应该向大家说什么？”

他试图以他的真诚来赢得信任和尊重，但毫无疑问那些听众再次被他巧妙的演讲技巧所利用、所蛊惑。他太懂得如何将自己的意图贯彻于他人心中，他太清晰中国智慧，清晰什么是“以退为进”，什么叫“自减就是最大的加”。

“我想朋友们关心的是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失利的原因，二是采取的措施，三是是否已见成效，四是展望未来。”他说。

他坦陈身为董事局主席，香港联想的失利他要负相当的领导责任。他告诉听众，跨国公司在1993年大举“入侵”，竞争的加剧使北京联想业务严重受挫，历史上第一次未能完成预定指标，人事管理也出现严重问题。那时候，中科院和北京联想董事会强烈要求他集中精力整顿北京联想。他为此花了整整两年时间。

他将香港联想董事局主席之权力授予吕谭平，即使香港联想连连告急，他依旧坚持“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军事战术，“未能及时赴港救火”。

“所以1995年香港联想的失利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由于我的过失使股东蒙受损失，我感到非常的惭愧；由于我的过失使香港的员工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了影响，我感到十分的内疚。”他承诺将以实际之行动将功赎罪。

“在明确了董事局主席应负的领导责任以后，失利的具体原因究竟是什么？”他自问道。在想像的空间中，他应该抬起头来，满脸严肃地看了看台下充满期待的一张张脸，然后颇为沉重地说：“我想在说明是什么以前，先说明我们失利绝不应该归咎于我们的行业，我们从事的信息产业是最值得自豪的，最有发展前景，虽然竞争激烈，实际上依然是有相当丰厚利润的行业。”

他告诉他的听众，最好的例证莫过于北京联想的变化。当日国际上重量级的电脑公司均极重视中国市场，它们攻城掠地如入无人之境。尽管中国PC产量每年递增75%，但资金、技术、管理诸方面的差距使中国电脑公司处境极为艰难。联想集团1993年业务较1992年停滞不前，自有品牌微机市场份额大幅度缩小。

1994年的大幅度整合及在杨元庆身上的孤注一掷，使柳传志赢得了北京联想。联想PC机的销量在1993年不过万台，到1996年至少将达到20万台。3年增加8倍，与IBM、HP逐鹿中国市场的现实使柳传志感到骄傲。1996年4月、11月联想两次大幅降价改变了市场格局，其间还有几次试探性的降价。前几次降价时，媒体还诟病联想赔本大甩卖，以牺牲利润换取市场，是饮鸩止渴。当联想以其策略赢得市场认同，在11月份再次宣布降价时，媒体转而赞美其为“中国民族工业一次嘹亮的进军号”，说中国自己品牌电脑已经有实力、有魄力开始转守为攻了。

柳传志清晰当中的简单奥秘，他相信若联想能保证机器性能、质量和外国品牌相差无几，竞争将归为价格和服务。构成管理成本的人员工资、销售费用，联想无疑大大低于国外企业；因为电脑核心部件CPU和存储器发展飞速，供应商竞争激烈，市场起伏极大，联想部件成本高的状况一去不返了。柳传志举例说，1995年7月至9月的，4兆DRAM价格由16美元降至4美元，一台电脑最少用8片DRAM，一台电脑仅此一项成本就差100多美元。如果跨国公司三个月前装好机器运到中国销售，较之联想现装现卖，在DRAM的成本上就高出至少100美元。

“这就是我们制胜的诀窍。”他说。既然在北京身为胜利者，柳传志不免夸耀起北京联想的努力。他说他们花了一年时间苦练内功，这些内功包括：怎样保证市场预测的准确？怎样保证供应和销售渠道的通畅？怎样保证生产的高效和质量？怎样保证研究开发部门的前瞻性？怎样保证庞大服务系统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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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 局(2)

柳传志大幅介绍北京联想，其书面之用意，一为说明电脑行业是好行业，关键是怎样做；二为向香港联想员工说明亏损责任全由领导者一力承担。其真正用意，无乃暗示香港联想员工，大股东发展迅捷，有美好之前景，诸位切莫失去信心。

“你们有敬业精神的传统，有开阔的视野，有求实的作风，”他说，“这两年香港联想工作没有做好，使你们从精神上到物质上都蒙受了损失，我再一次代表董事会和总经理向你们道歉。”

香港联想的头头儿们从3月起连续开会，不带遮掩地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了公司的大幅度亏损。他们最后总结为对变化的不适应。“具体地说，是最高层管理人员不做战略研究和分析，非常随意地决定重大问题；不能明确主要部门的岗位责任，高层人员不注意管人而过于注意抓具体事务，责任不清，将帅不和；总经理室对财务的审批松散无度，新购进的公司严重亏损而始终无得力措施。”

柳传志所谓之香港联想亏损理由，听则空洞无物，实则付出过极为惨痛之代价。1995年DRAM大幅度降价，北京联想借此大幅盈利，然而香港联想则由于将帅不和、责任不清，积压了大批库存，仅此一项损失近亿。

“这我们难道还能埋怨市场变化快吗？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管理所致。”柳传志怒道，“老老实实地讲，香港联想就像是一辆跑在路上的汽车，绝不是由于道路太窄，或是汽车太多致使我们翻车，我们翻车的原因，完全是我们自己开车往马路崖子上撞所造成的。”柳传志告诉参加周年招待会的访客，香港联想董事局已决定主要成员减薪25%作为惩罚，以观后效。

柳传志说，从1996财年（4月1日起）他们便采取了有力的整合措施。由其本人总指挥，吴礼益、马雪征辅助并执行，重要问题开会讨论决定；重点抓好4个子公司，其余子公司进行财务监控；大力压缩开支，提高工作效率。

效果似乎还不赖，半年过去后，的确整合出了眉目，4间子公司中的3间完全按预定计划进行。尤其QDI公司去年亏损亿，今年从4月份每月平均亏损800万到8月份逐渐打平，10月、11月已经每月有近千万盈利。柳传志承诺，在1996财年的下半段，QDI将会有不俗的业绩。他相信QDI由1995财年亿亏损到1996财年数千万盈利，无论从各个视角总结都有一篇大文章可做。他还相信QDI是联想集团进入世界市场的突破口，未来两年将会“大跃进”。

那个“倒霉蛋”叫LTL，主业为国内代理。其自香港联想成立，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由于不认真进行在中国做代理的优劣势的分析，近两年随波逐流，漂到哪，做到哪的现象严重，内部财务、库存管理混乱，致使1995年利润大幅度降低”。第二年，它又因为主要供应商本身业务下降等原因再次亏损，但柳传志不想埋怨供应商，埋怨也毫无意义，他只能从内部找原因。

对于LTL亏损，柳传志并不惊慌，他和李勤“这方面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在柳传志进行演讲时，他早已将郭为调任香港联想副总经理，让他来整合LTL。“一年后LTL不能转亏为盈，郭为先生将负全面责任，”柳传志又许诺说，“郭为在开展工作时如缺乏应有的权力或必要的条件保证，我将负全面责任。”

在那个夜晚，柳传志想感谢很多人，他应该衷心感谢郑国立及其主导的财务部门在融资和财会监控方面的努力，使“公司能够有序地、有节奏地进行改革”。

他也必须感谢吴礼益和马雪征，是他们率领行政部、财务部，转移了公司的办公地点，大量地节省了房租；他们还通过把工厂运作中心迁往广东惠阳去而减少了开支。柳传志估计，到1997财年开始时，节流费用将超过5700万。

联想的优势在哪里？人们不停地问。很多人曾经疑惑，很多人依旧疑惑。面对巨额亏损和看不到前景的未来，他们曾努力使自己清晰，却发现徒劳无功。

柳传志试图使他们不再疑惑，他伸出手，为他们指点迷津。他说联想的第一个优势是在大陆已经有了深厚的根基，其凭12年来建立的信誉赢得了政府及民众的支持。香港联想摔了跟头，资金出了问题，“国务院机电进出口办公室、外汇管理局基于联想高举民族工业大旗，板卡出口海外的业绩，已正式批准了2000万美元的境外融资权，国家进出口银行批给了联想亿人民币的贷款额度”。

柳传志说，联想电脑已赢得市场，“几乎是当日出，当日销”。“无论做系统集成，无论做代理业务，联想集团都已经牢牢建立了基础，形成了竞争的优势。”

11月的时候，柳传志带着联想的一帮人到美国与IBM、惠普、英特尔和微软谈判，作为联想最重要的四家供应商，他们都与联想达成了协议，“关系将向纵深发展”。北京联想独家代理的东芝笔记本干得也不坏，柳传志还幻想着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中国幅员广大的市场就是联想的根基，无论是香港联想或是北京联想都将最坚实地立足在这个基础之上以求发展。”

但是柳传志相信，联想根植于中国，眼睛却看着整个世界。他知道2000年的联想营业额会超过20亿美元，但依旧是小公司，远较跨国巨人弱小得多；但他相信“中国人的雄心不是挂在嘴上，而是付诸于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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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 局(3)

检讨到了最后，也展望了未来，描述出一个灿烂前景，柳传志照例要做出一个姿态。他几乎是一种宣誓。“1997年对香港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年，联想希望能借这股东风在1997年取得优异成绩，报答诸位对我们的支持。”他高声说道，几乎是喊叫，“感谢诸位在联想困难时期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1］

柳传志站在台上演讲了30分钟，所有的人全都静静地拿着杯子在听，有的人听明白了，也有人听到最后还不明所以。

“在香港，从来没见过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会将自己公司亏损的内部原因，包括管理层的原因剖析得这么清楚，而且公布出来。柳传志讲话第二天，香港联想的股票开始上涨。柳传志之所以要做此番讲话，一方面是想增加股民对香港联想的理解和信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拉开南北整合的序曲。”［2］

事实上，此时联想整合已经进行，只是关键的角色尚未出局。柳传志此人不习惯于说大话，若无确切之把握，他绝不轻易做出任何承诺。在经历了香港联想生死存亡之后，他已看到清晰的光亮，说任何话似乎都已底气十足了。

存亡关头

香港联想在1996年4月公布了上一财年的业绩：亏损亿港币，库存严重；上一财年盈利逾8000万的QDI亏损亿。联想股票发行价为元，此前曾有反复，却无太大波折，1995财年年报公布当日，股价便开始下跌，自此一路狂跌至元；10亿港币的市值缩水为2亿。

业绩公布两个月前的2月12日，联想集团公司董事会在京的董事曾茂朝、柳传志、李致洁和李勤（张祖祥在香港）召开临时会议。柳传志刚从香港回来，向他们介绍了香港联想近期的亏损情况。他们开始研究怎样扭转败局。

最终他们获得了一致的意见：1.筹措资金，2.制止进一步亏损，3.稳定队伍，4.清查原因、分清责任、总结经验、提出处理意见。［3］

柳传志后来说，他到了香港后大吃一惊：“好家伙！突然间，也是很大的压力，暴风雨般。因为我一年多不管他们，不向我汇报，结果库存积压等等这些事，造成了越来越大的亏损，个亿在当时可就不得了。”

1994年春天柳传志回京应付倪光南，离港前对吕谭平说：“今后一段时间，我要将全部精力放到北京，香港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坐在总部的位置上，QDI另选人专门负责。你可以采取帮助的方式进行管理，不能事无巨细亲自去管。”

吕谭平此前名为香港联想总经理，却仅行QDI总管之实。柳传志以董事局主席之身份全面操控香港联想。1991年大亏损以来，柳传志对吕谭平的管理能力始终不放心，若非倪光南北京发难、北京的业务又不争气，他哪里肯将香港联想的操控大权交于吕谭平之手。

有人形容说，QDI乃吕谭平一手做大，有父子之情，柳传志怕他放不下。他也果然没放下。柳传志说：“从美国分公司调回来的David容，他能力很强，个性也很强，而吕总他的习惯是凡事一定亲自管，于是……将帅不合。”［4］。

1995年，柳传志说是“大风大浪的年代”。微软发布了Windows95，整个世界几乎天翻地覆，美国、法国和台湾等地甚至出现深夜排队待购之景象。比尔·盖茨为其准备5亿美元广告费，要在全球都为其留下班驳痕迹。

Windows95既然先进，其对内存要求便高，内存的需求瞬时膨胀，价格不断攀升。吕谭平以为机会到来，便趁高购入大量内存条。不久之后，比尔·盖茨宣布Windows95因其漏洞推迟发布，内存条价格又一路狂泻，两月之内从16美元跌至2美元。彼时吕谭平与David容交战正欢，“打了两个月架”，16美元购入的内存条堆放于库房无人理会，这便是柳传志后来愤怒指责的“责任不清，积压商品，仅此一项损失近亿”，“将帅不合是这里面的主要原因”。

柳传志既已离港回京，吕谭平独揽大权，其管理缺憾便毕露无遗。与David容的较量只是其中之一，其处理业务随意而为的毛病始终未改，虽然此前他曾屡遭柳传志斥责：“管大公司不知道把几块事情分清楚，给下面人责、权、利，然后，进行评级检查奖惩，而是事事管到底！”

马雪征曾任香港联想副总经理，她指责吕谭平“什么事情都亲手指挥，从来不会用人，不会做战略。”“他要大家都围着他团团转，他一个人玩10个陀螺，等他抽到第十个发现第一个不转了，再跑回来抽第一个。就看他一个人在那忙。”

1995年，香港联想购入一家叫Techwise的PCB板厂，吕谭平一高兴便头脑发热，要求香港联想所有主板均要使用Techwise生产的PCB板。柳传志说：

“这东西它成熟了吗？不少的下面责任人，马总（马雪征）、Aders都提出强烈的意见，他不听，还火特大。反映到我这儿，我也没敢直接说行还是不行，我只是把问题告诉他，因为我再插上去，直接指挥，那指挥就全乱了，我就没办法撤他，大家就乱作一团了。我只是提醒他，但他火到任何人不能提这件事。”［5］

Techwise以其产能最终无法满足QDI需求，吕谭平突然发现生产力不够，板卡生产吃紧，又贸然添置大型设备扩大产能，“仅在线测试仪就买了10台，每台几十万元，而实际上四五台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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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 局(4)

柳传志那时已知吕谭平在香港乱搞，然而他军校出身的背景及对战争电影的深刻研究使他坚守“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之策略，依旧猫身于北京，指挥杨元庆对IBM和HP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顺便承受与倪光南最终破裂后对方的不断告状。只是他不曾料想吕谭平竟然如此胆大，差一点使他在断掉敌手一指之前，先被自己人斩断了一只手掌。

救火队长

2月12日张祖祥缺席的董事会上，4名联想的权力人物都已明白，联想已步入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知道，如果银行对香港联想失去信心，一面拒绝贷款，一面派员逼债，香港联想资金周转吃紧，毙命弹指一挥间。

无奈之下，曾茂朝与柳传志到中国科学院“求救”。周光召与严义埙两人亲自陪柳传志去中国银行，以中国科学院名义担保，以联想股票抵押贷款6000万元，再加上中国银行的特别支持，获得了1亿人民币的“救命钱”。

柳传志带着钱匆匆赶往香港。他后来描述说：“当时我赶紧到那边去，成天救火。到了那儿以后，先到银行借钱，要不然银行资金流一断……我已经决心把吕谭平给调了，我不要他当总经理。当时吕谭平他们还是像过去老一套那样，又是说外边什么行情变化，什么市场变化，还是找客观原因。那时候我不让了。”

让吕谭平他们低头认错容易得很，但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就那点破原因”，赢利就说“市场好卖，板子也做得好”，亏损就说“市场不好卖。”赚钱时一切好说，现在大亏损，手掌都快被斩断了，柳传志哪里容他们文过饰非。他发作了：“市场年年都会有**和低潮，这还用说吗？年年分析总结，就是些生意好做与不好做，总是就事论事地谈事，你们就不能从战略上考虑一下问题？”

他希望吕谭平讲联想为什么做板卡？联想板卡到底在全球占什么位置？最后落实到怎样从现有层次向上发展？他要他们不再推诿，从自身找原因。吕谭平则不习惯从战略角度思考，他喜欢硬干。但柳传志这次不再纵容：“我已经要跟他们拍桌子了：你指挥怎么失误的，你得深抠。到最后的时候，才分析出来……”

事实上，柳传志在香港救火，干的第一桩事并非找银行借钱，而是先卖掉豪华汽车，接着指挥马雪征他们把公司搬出高档写字楼挪到廉价写字楼中。有人说“这些措施省不出多少钱，但能造气氛”，事实则是为香港联想节省了上千万。在那时候，每节省一笔钱就能使公司多看到一份活下去的希望。

柳传志既然回到了香港，重新独揽了权力，吕谭平便失去了指挥棒。他名义依旧为总经理，但柳传志已剥夺了他统帅的资格，而是亲历亲为，一插到底。他叫郭为、马雪征和吴礼益辅佐他，去执行他定下来的战略。

吕谭平倒是可以回去经营QDI，但柳传志只让他负责销售，其他事情不准他插手，柳传志后来承认，他对吕谭平“实际上用一种挟持的方式”。他以总部的名义安排吕谭平、马雪征到QDI支持工作，以马雪征节制吕谭平。

吕谭平秉性难易，依旧胡乱插手，但很快遭到马雪征召集会议，以“集体领导”实行的节制和抵制。初时吕谭平使用强力，柳传志知道后便加入其中，以强易强，以暴易暴，最终迫使吕谭平接受了“集体领导”的现实。

吕谭平对柳传志的钦敬源于他个人的魅力及董事局主席的身份，他人既然没有这特殊身份，他素来都看不起。他只信任香港人。柳传志描述说：

“生产在1995年是几个香港先生管，是一塌糊涂，乱不说，丢东西的现象极其严重，工人不但不心疼，反而有对立的心理。香港先生管成什么样子？连厕所也要分成高级员工厕所和一般员工厕所。我要强调这是工人，这对立的情绪就相当大。那时候去看工人，劳资关系相当紧张，我觉得他们是很不对了。比如工厂里有个负责人，他用了几个内地的工头，也不在于奖金给他们多少，而是给他们特权，他们人随意怎样，这完全是不文明的旧中国管理模式。”［6］

王平生是与郭为同时被任命为助理总裁的“领军人物”，他受柳传志之托出任香港联想助理总经理，分管工厂，在QDI稳住吕谭平。上任前柳传志反复叮嘱：“这是一个总体业务，你还没有能力统领全局，你给我忍着，千万不要造成香港和北京的关系不好，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但是王平生最终并未老老实实听柳传志的话，而是整天说北京如何香港如何，最后被吕谭平赶走了。他既未完成稳住吕谭平的任务，反被吕谭平借机清理，使柳传志长叹他“坏我大事”，其头顶“领军人物”的光环顿时黯然失色，最终未能与杨元庆和郭为一起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

马雪征不同。

“马雪征沉得住气，她则一面和这些香港人谈怎么和内地人合作，一边布置自己的力量，在关键部位摆了一些棋子。QDI亏损，为了开源节流，吕谭平亲手炒了两个工资最高的香港人，趁此机会，马雪征将QDI指挥中心移到了内地，全面接手QDI生产制造业，全用自己的人管理，仅此一项就节省费用2000多万。”

没有人知道马雪征是否因此而成为柳传志心目中的“领军人物”，总之在后来联想的执委会中，她的地位之高，有时甚于杨元庆与郭为。与之对应的是，沉不住气的王平生则再无机会进入联想的布局者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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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 局(5)

1996年，在柳传志的召唤下，郭为从大亚湾来到香港。当日香港联想有14个子公司，郭为一人管了11个。柳传志交给他的任务是，既要给这些子公司“止血”又要与吕谭平、吴礼益他们协调好关系。这是一个监军的角色，使郭为极为不适，他觉得自己像个“地下工作者”。他后来说：“有时候，我和吕谭平、吴礼益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还是一把手，我要听他们的意见，我还要对事情的成败负责。明明不是我的想法，我还要去做，而且还要做好，太难了。”

郭为善于学习，这是他一直深受柳传志器重的原因之一。他向吕谭平学习，向吴礼益学习。吴礼益无意中教会其如何与外商周旋，使郭为明白“做生意其实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互理解沟通的过程”。郭为还学会了做生意的“太极拳”，“人家给抛过来一个球，不直接去接，需要迂回。”这些无意中得到的“珍宝”将对他此后的人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郭为从柳传志身上得到的“管理三要素”开始发挥作用，他做单桩的生意不如吕谭平和吴礼益，然而他善于制定战略，后者虽然虚空，但立意高远，是商业领袖所应具备的真正素质。他整日设想联想应该怎么进入世界500强，吕谭平则试图从日常的行动中得到证明自己的乐趣。他们的追求，实在太不一致。

郭为有一次说，他以“透明”与吕谭平和吴礼益相安无事，而不似王平生以暴躁应对暴躁，以权力应对权力：“所有的合作都处在‘信’与‘不信’之间……但怎么才能做到信任，信任的前提是透明的环境。”

“联想和吕谭平、吴礼益他们的合作本意不是等联想长大了，将他们踢出去，而是大家为了共同成长，将各自的优势往里扔，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很希望了解他们，我们也很Open，让他们了解我们。”［7］

郭为为柳传志赢得了时间，使其能够从容出手，而非激化矛盾使柳传志迫不得已应对更大的麻烦。多年后柳传志想起这一点，似乎也应说一声“感谢郭为”。

出局者

柳传志来到香港。他身上有一半的军人素养，他没有打算妥协下去，而是大刀阔斧地设计蓝图。柳传志剥夺吕谭平权力之后，就在香港联想进行了大调整。他的调整立竿见影，让人很容易产生神话般的联想。

有人形容柳传志处乱不惊，事实上他也曾心惊肉跳。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从不将自己的惊慌失措展示给他的部属，也许他知道，如果连他都坐立不安，他的部属会更加六神无主。曹之江形容说：“我最佩服柳总的是，他面对问题的时候从不焦躁。像1990年香港联想第一次大亏损，他头一天还没有主意，回去睡了一觉，第二天就拿着几张纸说我有办法了。”

柳传志这次也有办法了，QDI赢利了，PCB板厂赢利了，AST业务预计亏损2000万，但到了财年结束时郭为硬是把它变成了赢利2000多万。

一切按部就班进行的时候，11月，联想最高层在美国旧金山开会商讨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整合。柳传志突然说，“我已经下决心了，请吕谭平出局。”吕谭平在香港联想的命运，就此被决定了。

传说中柳传志在公司办公室与吕谭平回忆了往事，叙了叙感情，接着便称赞吕谭平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工作也很勤奋。他慢慢切入正题，说香港联想在银行欠下4个亿贷款，“背这么大包袱，公司办不下去”。他说甩掉贷款包袱的现成办法就是配发新股，从股市上融资。“但是，”他说，“现在香港联想的股票很不值钱，再发新股，股数再变大，股票会更不值钱，公司从此很难见天日。”

他诱导吕谭平进入其谈话思路，对其建议频频点头。然后他指出一条光明道路：“将北京联想整合进香港联想，将北京联想好的业务，有利润的业务全都装进香港联想，如此一来，可以让香港联想的股价起来，再进行融资，还银行贷款。”

“但是，”他犹豫半天，终下决心说，“如果将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整合在一起，统一指挥，这种情况下，香港的同事就不能再在公司里面占重要位置了。”

吕谭平终于明白了他的用意，他不得不佩服柳传志设下一个好局。他避重就轻不从正面回应其建议。他说起自己多年来辛苦遭逢，亏损后自己在香港花两个礼拜拜访每家银行，将个人股票全抵押给银行，还以个人全部财产作为担保……

柳传志并未打断他吕谭平讲述往事，他仔细倾听，“让吕谭平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消化一下前面讲的内容，为下面的谈话做好心理准备”。“等吕谭平诉完了自己的苦，话题还要转回来……其实，在柳传志提出要找吕谭平谈一次前，吕谭平已经多少知道些柳传志的意思了，但是他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8］

柳传志劝吕谭平留下来当董事，可以独立开辟一块新业务，譬如投资之类。吕谭平平淡地说考虑考虑，实则委婉地拒绝了柳传志的提议。他又说起了遥远的往事，说起了自己为香港联想付出了太多……

到了被请出局的正式会议上，吕谭平尽管早已做好心理准备，还是忍不住掩面而泣。他告诉柳传志他信任柳总为了联想他什么都愿意付出。他只是觉得委屈，觉得亏损恶果不应由他独自承担，说柳传志的建议是为联想好并不等于为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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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 局(6)

柳传志对吕谭平深为同情，多年来他和吕谭平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深知吕谭平为香港联想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在大亏损后以飞机为家，从美国到欧洲飞来飞去，深入第一线指挥作战。但是，吕谭平必须出局。柳传志后来说：“吕先生在管理方法上有很大问题，既然让我负责整个公司，我对QDI的想法和他不同，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让他作出牺牲。”

曾茂朝、李勤也对吕谭平深为同情，无论从人情上还是从人事上他们都希望吕谭平能够留在公司开辟新业务。他们的挽留未尝没有私心，怕吕谭平翻了脸，纠结散户与他们抗争到底。那时候北京联想持有香港联想42%股份，吕谭平和吴礼益等人则持有1/3股权，不是轻易便能请出局的大股东。如果他们阻挠北京和香港的业务整合，公司便会清盘，香港联想只有分家，联想必然元气大伤。

柳传志与吴礼益的谈判颇为顺利，几乎没有进行任何交锋。柳传志刚说完，吴礼益便道：“这么做对，我表示支持。”吴礼益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柳传志评价他谈判很有技巧，宏观判断也很准确，在AST业务上居功至伟。但柳传志始终认为吴礼益更愿意做投机性、赚大钱的业务，不愿搞工业。

吴礼益在香港联想压抑个性，毫无保留地按联想方式工作。他又兼重人情，轻人事，对下属宽纵，对联想又充满责任，即使聪明如他也感到无法左右逢源，痛苦不堪。柳传志的提议使他顺水推舟完成了退出。

多年后，柳传志说起吕谭平和吴礼益的出局时，颇为感慨。他相信是自己的信用、公正及主人的感觉使吕谭平等人和平退出。当吕谭平向其提出加薪请求，他总是与吕谭平关门吵架，谴责他们虽为公司主人却不考虑利润。

“我跟吕谭平打仗，能让香港人心里面全都服起来，这样奠定了我在香港人心目中的主人地位。后来我把北京和香港合并，如果吕谭平他们三个股东联手不同意，这个事就有问题，因为他们当时毕竟还占着相当大的股份比例。后来吕谭平明确表态说：我出去。这就说明吕谭平以大局为重，确实觉得我这个人公正，我肯定不是为了我自己。他们本来以为是批评他们，后来没想到给撤职了。”

这段离奇的事迹，是联想局中的插曲，是选择的矛盾。联想的发展远超过吕谭平等人的管理能力，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两者都受挫折——事实已受挫折。

吕谭平和吴礼益的出局，使柳传志获得了足够的空间；香港联想的整顿，使柳传志赢得了足够时间。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将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并为一体，使联想的国际化从传统之抽象转移到脚踏实地，以新气象打破沉闷作风，从被动的态势转化为争取主动，从而产生新观感以别开生面。

我们可以断言，柳传志接下来进行的合并是一种试验，也是一种奋斗。这是他的试验与他的奋斗，是从一种风格过渡到另一种风格，从一种状态演化为另一种状态，从一个角落渗透到另一个角落。

而在角落的阴影中，倪光南依旧等待着他。他们两个人的博弈，是一出性格的悲剧、命运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注释】

［1］《在香港联想1996年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柳传志，1996年12月23日（成稿于12月9日），联想档案，A01-1996-3-3。

［2］、［7］、［8］《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3］联想档案，D03-1996-1。

［4］、［5］、［6］《柳总在公司骨干员工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柳传志，1997年1月30日，联想档案，A01-1996-3-7，“需要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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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局中人：吕谭平(1)

在联想史上，吕谭平是一个耐人寻思的人物，在香港联想创立之初，他曾因其香港人的身份遭到柳传志父亲柳谷书的质疑，迄至柳传志，时而褒奖他有大局观和开阔的眼界，时而指责他管理能力有缺陷，时时将香港联想带入死胡同中。至于联想的其他高级官员，也都对吕谭平有着复杂的感情。我们的好奇心不能因为柳传志的褒贬得到满足，幸而吕谭平距我们不远，信息既发达，便有足够资讯可以使之的神秘形象曝露于光天之下。

1997年吕谭平从联想局中出局，柳传志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是联想历史上的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实意义，在当日并未明确展示出来，也只有到了我们在今日跨越了20世纪，有了联想史的错综芜杂，再考较大时代中的小细节，才得以看得比当事者更加清楚。

吕谭平发迹之前，已展示了其商业天赋。柳传志说他做生意讲信用，是来大陆做生意的商人中罕见的诚信之人。诚是说其待人以诚，信是说他讲求信用，这些都是做大生意的前兆性格。

很难说不是出身影响了吕谭平的性格，他出身既苦，便懂得自我奋斗的艰难，更明察信誉积累之不易，容不得半点欺骗。他祖籍广东惠州，他的父母在上世纪50年代移居香港，栖身于新界。父亲的早逝使家道突然中落。他少时不知勤奋然天赋尚可，故而考入一所不错的中学。家境的贫苦使其数次转学，中学毕业考试失败后方才思考未来。他打零工积攒了一些盘缠，又向母亲讨要了吕家的积蓄换了一张机票到了英国。正是那张机票改变了吕谭平的一生，那是1975年，吕谭平18岁。

1980年，吕谭平以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计算机科学专业第三届毕业生的身份进入英国一家公司从事应用软件开发工作。彼时他已成婚，年轻而充满浪漫情怀，不时会有观赏舞台剧和歌剧的举动。

吕谭平既有才华，又获得当日世界最尖端科学的培训，便试图走出童年时的贫苦阴影，过上富有的上流生活。多年后马雪征批评他一意求发达，管理方面有缺憾，毫无疑问这是他童年阴影的影响。

他在1982年底回到香港，纠集友人成立了一家名叫导远的软件公司。以其特别身份及奋斗精神，导远迅速开辟了局面，以至当日香港各大企业和全日本百货商店最早使用的电脑应用系统均出货于导远。这家小公司成立一年后便获IBM授权，成为第一批中国业务代理。IBM的授权使吕谭平有偶然的机会被命运选中，在中关村结识影响他终生的柳传志。

吕谭平很早便与联想合作，彼时他的公司叫导远公司。他曾与柳传志在联想小食堂吃过一次饭，正是柳传志拍掉筷子上的死苍蝇的那次。他们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对彼此的抱负了然于胸。他们后来有机会将合作关系更进一步，共同组建了香港联想。

香港联想曾经遇到不知凡几的磨难，柳传志与吕谭平从未想过放弃。最为艰难的时刻，柳传志抵押了政治前途，吕谭平他们则抵押了房产，像手榴弹一样捆绑在一起，赌一赌到底是赢得一个清晰的未来，还是同归于尽。他们赌赢了，香港联想不但挺过难关，还在联合交易所上市，就如同它的英文名字Legend，成为一个传奇。

说吕谭平充满报国之心显然不合历史之实际，但说他唯利是图毫无理想化的追求只能是一种诋毁。我们今日以稍远的距离判断他当日的心态，一面是想证明自己，另一面则想为自己赢得丰富的人生；如果能因此而为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带来益处，我想他可能毫不推辞。

但吕谭平的确有短视和不思进取的毛病，他因此而多次受到柳传志的指责。他佩服柳传志的能力，钦敬其为人，但没有人知道，同样作为投资方的他为什么吃柳传志那一套，仿佛打心里认为柳传志就是香港联想的老板。

5年导远伴随着香港联想的诞生而告终结，那些坐着硬板火车在内地四处讨债的行动也成为如烟往事。从香港联想诞生之日起，吕谭平就被派去执行一项推进香港联想的任务，他扮演一个主角，10年后又成为局外人。

1987年，当柳传志向他提出“瞎子背瘸子”时，他未尝犹豫过。1997年，当柳传志建议他离开香港联想时，他痛哭一场，便告别了总经理的交椅。他没有什么抱怨，也没有什么遗憾，柳传志后来说，如果吕谭平坚持不退出，他也毫无办法，而且整合之路将艰难无比。但吕谭平钦敬柳传志的气度与才能，柳传志则赞颂吕谭平的敬业：“吕谭平是个事业型的香港资本家，他也是用120分的身心执著地投入他的工作。”

吕谭平曾经干过一件事，后来多为柳传志称道。柳传志说：“那是1989年的时候，刚往国外卖板卡，一共4个销售员，因为当时公司小，工资也给得低，所以能请个人不容易，其中一个销售人员别的都不错，毛病就是迟到，天天非迟到不可。后来吕谭平坚决把他开了，不能为这件事坏了整个大局。”［1］

联想史正在推进，作为一个今天的局外人，吕谭平迟早会被遗忘。他从来没有扮演精神领袖的角色，但香港联想的纪念碑上却始终深嵌着他的名字。在香港联想的发展史上，无论代理IBM、HP还是开发微机、生产板卡，吕谭平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柳传志与倪光南角斗的时候，他始终站在柳传志的身边。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因何选择了支持柳传志，但历史证明他的支持使自己赢得了尊敬。柳传志与倪光南矛盾的胶结缘自1994年，彼时香港联想欲在上海成立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尽管香港报纸对此已展开报道，但柳传志却在最后时刻刹车。柳传志给吕谭平写了一个条子，吕谭平思索半天后接受了柳传志的建议。他后来说：“当时香港联想一年的利润也就几千万港币，如此大规模地投入到研发上显然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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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局中人：吕谭平(2)

1995年，香港联想上市后第一年便出现大亏损，前后逾两亿的亏损使柳传志痛下决心逼吕谭平出局。1996年底，柳传志对吕谭平说：“你不能再当香港联想总经理了。”他后来又对别人说：“吕谭平逢人便说和我学了很多东西，经常将我的话拿出来引用，但实际上，他真的没向我学到多少东西。”

“柳传志用吕谭平，柳传志不用吕谭平，吕谭平都不怨恨柳传志，也不是出于个人的感情，而是因为柳传志无论用不用吕谭平，吕谭平都是联想股东，联想无论由谁干，只要能干得好，吕谭平都有份，吕谭平都获利。

“是柳传志们在1997年之后的艰苦拼搏，让吕谭平的个人资产暴涨，成为超级亿万富翁，所以，每次见了柳传志，吕谭平都会表示感谢。”［2］

多年后吕谭平回首往事：“我记得柳总有句话——听多数人意见，和少数人商量，最后一个人说了算——我也是绝对服从柳总的领导，但是在业务进行之中，我和柳总肯定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工作中有矛盾是正常的，没有矛盾肯定不正常，单一的意见，没有参考价值，业务也比较危险。”但是“我在合作之后，没有派系概念，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公司，香港联想就是联想，没有派系。”

他的出局虽为柳传志强逼，形式上却是主动选择，时至今日吕谭平依旧认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他说：“今天联想很强是在内地，让我去领导，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内地市场不是我所强，让我领导海外和香港，我有这个能力。我考虑过听柳总的，去尝试一些新的业务，考虑过创业投资公司，但当时可能一时激动决定离开，这个决定有复杂的感情在里面。”

他说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条：“我做事情，做人也是，会分清楚事情的好坏，我不是只看我自己的利益，我不是首先考虑我当不当董事会副主席，或者总经理，我考虑的第一条是，南北整合对整个企业好不好。”

1997年，柳传志进行两地联想的整合，以香港联想购买联想集团资产的形式，使北京联想获得了对香港联想的控股权。吕谭平离开了联想，他抛售了部分股票以抵开支，但持续拥有的联想股票则使他成为资产几十亿港币的富豪，也使他保留了与联想之间亲缘关系的实物证据。

离开香港联想后，吕谭平怀揣2000万美元在硅谷创立了华美科技创投公司。后来他又回国在深圳建立了香港翱科公司。当年柳传志为新公司取名“联想”，吕谭平则在英文中选了“Legend”（传奇）。今天的联想已经变成了一个传奇，吕谭平则转身去执行命运所派的另一项任务了。

吕谭平有艘名叫Icruiser的游艇，是香港联想上市时购入的，闲暇时它静静地泊在浅水湾。它与它的主人一样，都曾经历过人生中的喧嚣，都曾经历过生命中的起伏跌宕，但他们都没有放弃。

如果联想有机会成为一家百年企业，他们或许在一个百年联想中只能扮演默默无闻的角色，甚至会像时间的沙砾一样被遗忘、被掩埋，但那些被记录的时间和空间，那些曾经绚丽、苍白的往事，那些曾经疯狂、脆弱的灵魂依旧会记得他们所承受的命运之重。

【注释】

［1］《柳总在公司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柳传志，1995年2月14日，联想档案A01-1994-6-1，机密。

［2］《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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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柳或者逆流(1)

在联想局中，倪光南曾扮演过一个至为关键的角色，但是1993年开始胶结的矛盾由争斗在1995年夏天演变为一场战争，倪光南以失败者的身份告别了联想。他的弱者形象容易引起同情，而他坚忍不拔和锲而不舍的告状行动，又给人以英雄的幻象。

历史已经给出结论，倪光南不是英雄。倪光南通过组织告状，能告之处他几乎全告了。1997年，倪光南的状纸递到了朱基和**那里，朱基和**均做了批复，**的批复是：“采取有力措施查清有关问题并向国务院报告查处结果。”

7月，中科院配合国家审计署和监察部，组织了院相关司局，配备财会人员共13人，赴香港对柳传志和香港联想进行了调查。路甬祥常务副院长21日在赴港调查组预备会上要求调查组“把事实彻底搞清楚，向中央写个报告”。

“审计不是像内地，完全靠专案组，调查组要通过当地有资格的审计机构开展工作，要遵守当地的行为规范，避免引起不利影响。要对股东负责。”他暗示处理及发布均要慎之又慎。“不要因为打苍蝇就把坛坛罐罐都打碎。”

“调查组只调查，不作处理，但可以提出处理意见……这次希望依靠法律，按照香港的审计会计制度和程序查清，查清事实后，就要及时给结论，给中央报告，使企业和当事人解脱，使企业能正常运行。否则在激烈的竞争中，一定会影响发展，影响军心的凝聚，当事人也不能集中精力抓好工作。”［1］

柳传志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气急败坏：“一个调查没事了，又换个新内容调查，如果他老是瞎编，你们老要调查吗？我还干活不干？”李致洁对柳传志说：“老倪这事，你还是做好思想准备，将事情查清楚对你有好处。”

香港联想是香港上市公司，按规定，不能接受内地调查，每次查到香港联想，香港联想港籍财务总监总会气冲冲地问柳传志：“这个调查你清楚吗？你要对这个调查负责任。”柳传志每次都有气无力地对财务总监说：“我清楚，我同意调查，希望你们好好支持。”［2］

1997年8月22日，中国科学院做出了呈报“**同志并呈基同志”的《关于香港联想有关问题调查结果的报告》。在这份“秘密”文件中，科学院结论是：

调查报告中所提之问题，均系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并未发现个人（包括港方人员）违法违纪问题；对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管理中的问题提出的意见是中肯的，确实有必要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和改进企业的管理。

**9月10日在呈报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中科院党组的调查报告中对联想集团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加以改进的意见。对联想集团要继续给予支持，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和监督，使联想集团更加健康地发展，为我国计算机工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请基同志阅示。”第二天，朱基批示：“同意**同志批示。”

而在此前的8月31日，联想董事会出具了一个“机密件”《对倪光南同志反复举报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同志一事的说明意见》，说：“倪光南同志的做法，出于个人目的，已超出正当行使公民权利的范围。在倪光南同志离开北京联想领导班子以后，公司的营业额和利润连续3年均超过100%地增长，也进一步说明了联想的领导班子以及柳传志同志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对国家对公司的突出贡献。”

这份文件就几方面进行了逐一说明：关于倪光南同志与柳传志同志的工作分歧；倪光南同志告状的真实动机；倪光南同志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倪光南同志的做法给公司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近3年来北京联想获得了快速发展；企业在探索发展过程中需要理解和支持。

早在1995年，柳传志曾获得一个自辩机会，他宣称其所做事情，无论动机与效果都经得起检查。“如果有了不同意见以后，他就用这种‘文化革命’的方式处理问题，我除了辞职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道路。用这样的方法折腾联想集团，用不到两年就会彻底垮台。因此请倪光南同志离开联想是唯一的办法。”

倪光南最终离开了联想，但他持续的上告不仅让柳传志委屈、羞辱、痛苦和愤怒，也打乱了整个联想的布局。1994年倪光南的爆发使柳传志匆忙离开香港，直接引发了香港联想的大亏损，1997年的上告则使联想南北整合因“老问题没有查清”而遭到证监会的抵制。最终北京联想向香港联想注资整合推迟半年多，整合之后股市狂跌，损失惨重。

凡事有其弊必有其利。正是因为细致调查，中国科学院对“倪光南事件”有了清晰认识和判断，曾经对联想颇为反感的一位副院长也因调查柳传志，逐步了解联想和柳传志，从一个怀疑者转而成为其坚定的支持者。

倪光南1997年的告状先遵守组织原则，他先向曾茂朝递了状子，说柳传志在上市时逃走了亿资金。曾茂朝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曾与倪光南对话。

“这条你不是要让他掉脑袋？”

“我就是要将他送进监狱去。”

“联想发展到今天不容易，罪与非罪的界限国家是清楚的，他够不上犯罪。你将柳传志搞下来，联想怎么办？”

“联想好办，找个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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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柳或者逆流(2)

“你来搞也不成，你没有柳传志那几下子，仅向银行借钱，你就借不来。”

曾茂朝说他曾试图通过倪夫人劝倪光南收手，但没有成功。

倪光南后来并不承认曾有这场令闻者胆战心惊的对话，他“不会这样说”。

传说中，倪光南告状期间，柳传志曾约他在钓鱼台公园谈过一次。倪光南后来暗示柳传志要与他进行一笔交易。他说他后悔那次谈话没带录音机：“如果我录了音，柳传志就麻烦了。没录音，我就不说当时的内容了。”［3］

倪光南近乎偏执的告状牵连了太多人。1997年9月22日，他给朱基写信说：“据我了解，周光召同志本人亦卷入了柳传志给港商负债持股的行为”，“就拿港商负债持股这一个问题来说，这里就包含着周光召等同志私设小金库、柳传志挪用巨款等违法行为，对这样明显的问题都不触及，很难说没有包庇之嫌”。

他后来又给多位院士写信，有一次还获得了8位两院院士给中科院党组的联名信支持，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希望“使倪光南同志获得比较公正的对待”。

似乎永远胶结不清的“倪柳之争”最终演变为一场逆流，在这场逆流中，谁都未尝获益，他们两败俱伤。倪光南显然不是一个洞晓中国智慧的人，他使用了一种“零和博弈”的减法战略，使彼此双方都留下了心中永远的痛。

他们的“零和博弈”在1999年出现了最终的结局，并且在那结局之后诞生了一段小小的插曲。在那段插曲中，倪光南似乎愿意以加法谋略来获得柳传志的谅解，但他并不明白，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他的那位朋友。

1999年9月2日上午9时30分，在中国科学院7楼会议室里，联想集团公司董事长曾茂朝宣布：联想解聘倪光南，赠予倪光南新单位500万元人民币。

当事双方，柳传志和倪光南都没参加解聘会。倪光南说他没料到9月2日会对他公开解聘。他对记者说：“联想无权解聘我”，“联想想搞臭我”。

4天后，倪光南通过互联网向外界发了一封题为“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的致“联想董事会”的公开信，要求给他申诉机会并请不要“解聘”其工作成果。

倪光南后来对媒体历数了他的历史功绩，暗示他在联想不可或缺。被激怒多年的柳传志则说：“如果早知道倪光南会如此地告状，我后悔请他进公司。”

第二天，插曲突然发生了。倪光南又通过互联网向联想董事会发布了《我的自我批评》，说解聘事件促使他深刻反思，觉得自己负有重大责任。50大庆已近，不能对节日气氛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他决心作自我批评，尽快结束这一事件。

他宣称接受中科院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他将遵循这个报告不再上告。为自己的行动辩解了一番后，他表示愿意向柳传志公开道歉，从此停止上告并承担赔偿。他建议科学院领导对其结论稍作调整，还表示出与柳传志继续合作的意愿。

柳传志躺在北京**中，秘书把《我的自我批评》打印出来送到他手上。他在灯光下看了良久，往事一一浮现。他提笔写了一封信，四易其稿，最终作罢。公关部随后送来一份“官方文件”作为柳传志回复倪光南的参考。其欢迎倪光南的积极态度，以冠冕之语调鼓励倪光南积极向前看。柳传志看完后愣了半晌，最终点头同意：“就它吧……”于是它便成为最后对倪光南的回复。

一段插曲就此宣告终结。一段往事画了一个句号。它成为他们心中最疼痛的一角，却不时地被时间翻开。他们曾经亲如手足，最终却形同路人。他们曾经志同道合，最终却分道扬镳。他们留下了太多故事，太多辛酸的记忆。没有人知道多年后他们偶然相逢于街头，很不幸地面对面站立，会是怎样一种景象。

倪光南一直纠缠不清的“负债持股”，当事人之一吕谭平后来作出解释：“1994年香港联想上市，港方我们几个人要增资，我们个人没钱，柳总说，好吧，先给你们垫着，但你们要付利息。柳总要我们签好所有的文件，到时候还钱。”

其时若非柳传志的借债，吕谭平等人则不可能增资，规模既不够则不可能有香港联想的上市，联想日后的发展则只能是一种空想与空谈。倪光南是科学家，科学家思维缜密，是一条直线，其数据、理论均不可妥协，所以他不大可能领会柳传志思维的曲线及其为联想必须做出的妥协与退让。

吕谭平说：“1997年，我离开联想，当时联想股价一块三，我按一块三，将股票兑换成现金，还清了欠柳总的钱，我不是等到今天股价20元才还的。借钱持股的时候，联想股价也是一块三，我付了好几年利息啊。”

“我和柳总没有什么。我和柳总合作之初，在香港，我执意要送他女儿一件礼物，柳总推辞不过，对我说，吕总，你送我可以，但你个人付钱，我当场将发票撕了。从此，我再没送柳总礼物，太麻烦。”［4］

吕谭平在其离开联想以后、“倪柳之争”宣告终结对他已毫无意义。对于一个历史的当事者来说，历史只存在于当下的瞬间。联想史有如大块文章，以长远的距离观测，它属于内心的神学。宽大的美德于历史并不相符，历史自有它的逻辑，它承受相当的压力，最终可贯彻出彻底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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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柳或者逆流(3)

作为联想局的过客，倪光南曾经扮演的角色和如今表演的舞台都不是一个基点，他只在联想史上留下匆匆的、惊鸿一瞥的身影，令我们作稍微的逗留，感情化地追怀一下过去。仅此而已。

【注释】

［1］《路院长在赴港调查组预备会上的讲话》，路甬祥，联想档案，A01-1997-10-23。

［2］、［3］、［4］《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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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并(1)

1997年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的整合是一种创造，海外媒体形容为“联想真是个奇迹”（Legend is Legend）。奇迹般的整合为一个“大联想”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此后联想获得了黄金一般的三年，确立了自己无可动摇的地位，像一根标杆，牢牢矗立于中关村。它和后来的联想分拆都应验了《三国演义》开篇的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第一个建议柳传志整合香港联想与北京联想的人是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1994年3月，柳传志为倪光南问题在海军医院住院的时候，周其仁去医院看柳传志，对柳传志说：“老柳，两下分开，你怎么做都不是。”柳传志一皱眉头：“合不起来，太困难了。怎么合啊，两边互不服气。”

1996年初，香港联想大亏损事实暴露，柳传志一面要向银行借款救火，一面谋划趁机进行南北整合。有一次他在北京联想的职能部门半年总结会上谈公司的大好形势时分析：1.香港失利坏事变好事，回升稳定；2.获得境外融资权；3.北京和香港整合。

整合南北联想，已经不容任何人更改了。

研究形势

1996年11月，联想最高层在美国开会商讨整合，柳传志宣布他将请吕谭平出局。马雪征则介绍了整合的各种技术操作。“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于用股票来买北京联想的资产，那使得大股东控股，一口气上调到将近74%，因为75%是顶限。吕谭平他们一下摊薄了，甚至两个点都没有了。”

柳传志在香港迅速“解决”了吕谭平和吴礼益。1月22日他在香港联想骨干员工会议上慷慨陈词，说：“我觉得联想要发展，有必要进行整合，整合的做法就是把北京联想的业务装到上市公司，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国联想，来开展我们的业务，这样做，第一是要彻底解决指挥中心的问题……第二是要解决发展中资金短缺的问题……”

那一场讲话几乎是香港联想多年来最为机密的一次讲话，多年后其功过是非已无关宏旨，只有一份联想档案通过两段话展示了其沉重：

“兹将1月22日柳总在骨干员工会议上的讲话整理后发给CFO、CAO和CEO供内部传达，请大家注意保密。”

“下文乃根据柳传志主席讲话整理，属于需要严格保密的内部讲话，仅限与会者传阅，若因消息外泄引致任何问题，泄密者将承担一切责任。”［1］

一个礼拜后，1997年1月29日晚上，柳传志和曾茂朝急匆匆地从香港赶回北京。李勤先他们一步，早在两天前就已回来。第二天，这些“身上都还带着浓烈的南方战场的硝烟味”的权力人物便召集联想的骨干员工开会。

照例一通套话。柳传志说：“形势很好，挺激动，大家看到我和董事长的脸都挺红，有点像职业军人马上要打大仗以前的那种兴奋的感觉。”他要为那些骨干员工分析公司的形势，尽管那几天他“觉没睡好，思路还不是很清楚”。

他说起了1984年以来的风云人物，这些风云人物包括步鑫生、万润南、禹作敏、牟其中、史玉柱、周冠五、金燕静。四通创始人万润南1989年在政治上栽了大跟头，其命运是逃到国外；信通总裁金燕静是中关村最早的企业家，1990、1991两年因为走私问题而锒铛入狱；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不读书、不看报也不真懂经济，作为大邱庄的政治领袖，他“忘了国法，打死了人，要坐16年监牢”；南德公司的牟其中据说是犯了诈骗案，正在被通缉……

至于巨人公司的史玉柱，“现在固然未对他怎样”，柳传志也恰如其分地表示出了对其的厌恶。他指责其说话、做事极不负责。其理由之一便是巨人电脑、巨人汉卡在1991和1992年威风一时，但其广告费比他的营业额都高，更遑论利润。

“接着就转到珠海，开始建巨人大厦，这个巨人大厦的广告做到什么程度？香港的各大报纸，头版有一排头像，有马克思的，叫思想巨人，拿破仑叫军事巨人，孙中山是政治巨人等等，最后经济巨人没说是谁，变成了巨人大厦，巨人大厦居然承诺到三年之内不能回本的话，不能拿到百分之一百八十以上的回报的话，我就赔你多少钱，这在报纸全部都公开登出来。当巨人大厦楼还没盖出底来，就不行了，就改去做黄金……巨人果然现在出了问题，当初巨人大厦募集款项时，有不少的香港人，还有当地的老百姓、工厂的女工等，都把自己的一两年的积蓄拿了出来，现在这些人当然不答应了，报纸上也不断地报道这件事，虽然他还没有受到法律上的处分，但也很惊心动魄了。”［2］

多年后，史玉柱重新崛起，他承诺还债并付诸行动，以证明自己是个负责任的企业家。柳传志修订了对其的评价，甚至还邀请他到联想讲述他惊心动魄的往事，继而对其表示出赞许。

柳传志又说起了储时健在个人经济上犯了错误，说起万润南确实有一定的能力，“对如何管理企业有思想，有理论，思路很清楚，开创了民办企业的先河”。但万润南办企业的目的，是为自己介入政局搭梯子，在1989年他错误地分析了形势，最终落下了奔逃异乡的结局，四通当日的辉煌当时成为旧年往事。柳传志说万润南不看大的局势，头脑膨胀，史玉柱则是抢在局势的前头，“对大的形势没有分析清楚”。“我觉得像金燕静、史玉柱，他们大概觉得自己真的懂得管理，其实通过我跟金燕静和史玉柱接触，我觉得他们对管理的精髓理解得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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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并(2)

柳传志不希望联想那些充满雄心壮志的年轻人摔跟头，而要他们从别人摔的跟头中汲取教训。他要他们研究历史，不仅研究中国历史中的智慧，还要从其他公司的成长史获得智慧。他说：“我们自己不摔跟头，我们总得看人家为什么摔跟头。我们总得把这些问题分析清楚。”

“不断去研究形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宏观中，所谓形势，就是看别的公司发生的情况，他们的经验教训，那就是历史。我们公司发生的情况，那也是历史。也就这些历史，使得自己一定别要犯了错误、摔了跟头才知道疼痛。我觉得摔跟头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会摔，进入商海中没摔过跟头的人绝不可能成功，能不能摔得少，摔得小，小摔一下，立刻就能进行总结，是可以避免摔大跟头的。还有，要通过研究别人，才知道管理的难度，这样以后就不会个人膨胀。”［3］

有一次，柳传志在香港学打保龄球，连续打了两盘190分，他觉得自己水平很高，回北京后与高手一较量，就变成了80分。他开始明白，运气是一种偶然，事实上很多时候国家大势亦即“中国局”帮助了企业，有的企业漠视了其中的偶然，有的企业看到了清晰的前程，柳传志试图领导一个睁大眼睛的联想。

研究局势可以使柳传志和他的联想不迷失方向，也可以使他们审时度势地制定战略。他不会像其他企业一样设想会畅通无阻地游弋于行业之中，赢得来自跨国公司的足够尊敬。“我们能够按自己想的这个路子去做吗？”他有一次说，“肯定不行的。这里面的世界大战火药味足得很。”

柳传志1996年曾到英特尔访问，一位英特尔高官向他炫耀自己明年将推出这个那个产品。他心里想：我刚刚访问过IBM，IBM会允许你这样做吗？他们肯定不同意。他后来对其下属们总结说：

“今天我们在做这种PC机时，日本的东芝、松下他们在想把家电和PC机结合，想从家电这条路再去做，你能敢说他一定不成功。如果他一成功，是不是逼得我们连销售方式都得改变？假如他们真的和现有的计算机厂商合作成功以后，他们在中国将以什么销售渠道去销售，还是我们这种销售渠道吗？所以这些形势不分析不行，另外Internet出现后，NetPC、NC的出现，还能让我们沿着以往发展道路走下去吗？”

柳传志想到了英特尔总裁安蒂·格鲁夫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觉得确乎只有整天感觉生活在危机之中的人和公司才能生存下去。其实这便是孟子所谓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又想起了蝴蝶掀动风暴的理论，他联想到了互联网的出现，整个信息产业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电脑为王”的时代已经到来，联想必须在新时代中生存下去并且活得更好。

柳传志对他所生活的国家和时代充满了感激之情。他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过非人的折磨。1977年他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介绍怎样养牛的文章感动得几欲落泪。他已经多年没看到怎样养牛的文章了，报纸上整天是政治和整人。他感觉到新鲜，他后来第一次看到广告是感到同样的新鲜。他知道曾经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完全扭曲的时代，中国的生产力完全束缚在那里。

现在他总是看到时代更好的一面，心想很多问题跟以前比已经好多了，以前更糟呢！中国的形势好，市场繁荣了，微机就会好卖，家用电脑就会普及到家庭中去，“1+1”的梦想才有望实现；中国的地位提高后，联想的地位也会跟着提高，供应商就会给予联想更大、更多的支持。

“吃土”的兔子

柳传志在1996年12月23日香港联想的周年招待会上做了演讲。在他演讲前发生了太多的变化，验证了一个自由资本市场的残酷。

“香港联想股票在公司大亏后跌到元，由元跌到元确实是惨不忍睹。后来我们稳住阵脚后，股票就往上升，上升到元多，中期亏损公布后，又跌到，香港联想圣诞招待会我作了讲话分析了香港的形势，话讲得很重……话讲出的第二天，股票开始回升，到今天涨到元，当初有人以元买了100万股，就这几天挣了70多万……总体上香港的形势应该是稳住了阵脚。这次香港的失利，如果因祸得福的话，应该是给了我们彻底整顿的机会……要不也难下手。因此从形势好来说，从硬指标来看，北京联想形势大好，香港联想为形势好转打好了基础。”［4］

柳传志说大亏损时，若非久经沙场他早就跳楼了，之所以没跳楼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将香港联想“弄好”，否则他将无颜见香港股民。“吃了这个亏以后，我们在业务上要既相关联，又要保护，这种业务上的安排，我们是费了心思的，”他说，“另外在地域上重点越来越在内地，这次整合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柳传志已为联想设计了到2000年营业额达到30亿美元的目标，他甚至想到了2005年联想拥有100亿美元营业额的可能。他有一次说IBM换了郭士纳做总裁之后，股价从40多块涨到了160多块，可是比IBM规模小很多的英特尔的利润也超过了30亿美元。微软亦如此，因为它们掌握了核心技术。

“所以我们公司要狠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在后面‘吃土’，吃土就是我们赛跑的时候，跑在前面的人就说，你在后面吃土吧，他跑得快，我在后面吃土，这没错。我们现在必须踏踏实实地做工业，搞好销售渠道，但我们心里希望是领跑的，最起码不要老跑在别人后面。但是如何切入是我们要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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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并(3)

香港媒体说联想股价上涨是因为电子部支持，柳传志很反感。他觉得是“人”起了关键作用，“主要是看第一把手的领导能力，能不能派出一大堆的第一把手来”。杨元庆会培养干部，马雪征干得也不赖。柳传志相信只要有了更多“第一把手”，他就能带领联想赢得与跨国公司的“龟兔赛跑”：“咱们是一个不停跑的兔子，他们是龟，他们爬得慢，咱们不睡觉就行，到2005年他们等着咱们呢！”

他解释北京联想为什么要与香港联想整合，说：“整合的根本目的还是如何在正确的方法下去解放生产力，把生产力解放得更彻底，这就是我们的首要目的，要能够把我们的潜力完全发挥出来。”他还为整合总结出五大好处：

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业务碰撞变成业务互补；获得更好的融资手段；便于在国际上进行比较；解决员工入股问题。

柳传志说以后联想要使用更好的融资手段，通过股市去融资。“内地股票市场目前比较混乱，好坏不分，香港的股市则比较好，我们在那可能得到应该得到的那块利润。”“公司以后的目标是一方面做业务上的事，一方面做股市上的事，要把市盈率保证一下打起来，这时候公司才会有好的发展。”

既已确定以“吃土”的“兔子”为目标，不打盹、不睡觉，以狂飙的速度追赶跨国公司，柳传志及李勤便要快速地设计出整合联想的擘画蓝图。

怎么办？

1997年1月30日，柳传志向他的骨干员工老实交代了他将如何整合北京联想与香港联想。他说整合之后北京联想是大股东。大股东要干三件事：

在香港上市的是中国联想，运作均由中国联想完成。中国联想所得之利润，要依照股份上缴大股东，大股东要使用好这笔钱；北京联想要不断产生好的业务卖给中国联想，以增加大股东所持股份；大股东要有董事会。如果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大股东北京联想的股权结构是：科学院占20%，计算所占45%，员工占35%。

柳传志向其骨干员工解释，作为上市公司的“中国联想”（即后来联交所恒指成分股“联想集团”）要把自己的业务、待遇及财务状况向股民公开说清楚。而作为大股东的北京联想则无须如此，因其并非上市公司。然则北京联想的董事会至为关键，其作为大股东之最高决策机构，几可决定上市公司之命运。

作为上市公司的“中国联想”其最高权力机构亦为董事会，董事会里分为干活儿的执行董事，和代表小股民利益的非执行董事。董事会下面应该有一个总经理室或总裁室，他们是董事会决策的执行者。

“第三块更重要的是股市联想。股票市场上怎样联想？就是以后的业务是两条线进军了，一条线是你能把工作做出多少利润，另外还有一条是你能得到多少钱的股票，以后我们定指标不仅是定今年能完成多少利润，还要使得股票价格达到一定要求，这你非做不可。”［5］

柳传志说他在香港特别看好德昌电机和震雄两家企业，它们的股票价格都很高，其原因就是它们的业绩连年稳定。柳传志说：

“我们将来一定能做成这样，而且还能稳定。有一个具体技巧，我们一定得做到说了话总算数……德昌电机……人家是10年20年老说话算数，我们就得把一年当成10年，比如你今年年初宣布一个年底要达到的利润，但过两个月宣布一个消息，消息说我们跟谁谁要合并，因此公司利润将增加2%，再过两个月又有消息，我们PC要降价，利润又要再增加2%，此后第二次时回顾第一次我曾说过什么话，不停地回顾，然后到半年一发表业绩，果然我们达到了。你把一年当成10年，老发表消息说我说话算话，两年就能赢得信任，这样我们就能早点进入稳定。稳定了，市盈率就一定能上去。”［6］

柳传志告诉他们，整合后的联想，业务主要有6大块：“第一大块是PC，就是我们北京看家的这块。第二大块是板卡，是香港看家的这块。第三块是系统集成，是大家一起做的。第四块是代理业务，把所有的代理业务建成一个大平台。第五块是新开展的工业项目。第六块是工业园区。”

柳传志为这6大平台设计了事业部制，而非此前曾设想的若干年后独立上市。柳传志相信，公司之间必须要整体配合才能进行大会战，如果彼此为独立的上市公司，就会有若干个董事会纠结，战略上永远不可能融合到一起，再次出现香港联想几近崩溃的险情亦非不可能。

他向他的“骨干”们发出命令：“要站在更高的角度，以昂扬的态度，进取的心态，务实的态度去对待这次整合；要站得高，主要是高角度，一定要局部服从全局，个人服从整体。不能从自己的当前利益出发考虑大局，是不允许的，而且自己非碰壁不可。大局看清楚以后，一定要识大体，有的部门的负责人还是不能理解，但你非做不可，要不然只给自己添麻烦。有时候我们自己以为是利益的，其实未必是利益，有时反而是泥坑。”

马雪征后来记得，在1997年元旦到春节期间，联想没有与已定出局的吕谭平协商便紧锣密鼓开始私下策划整合。方正的张旋龙为他们介绍了汇丰银行的一位高官，“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跟他谈怎么操作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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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并(4)

重组并非外界后来宣扬的那般顺利，郭为接手代理业务时，其库存和坏账之多令人发指，但郭为挺了过来。马雪征说：“可能交接过程中对方队伍不配合，也由于郭为要处理一些问题，应对遗留的一些磕磕绊绊，就使得当时报废库存和报废应收账损失还是挺大。在1997年3月，我们仍然有8000多万的亏损……”

合并最终成功，北京联想的利润进入香港联想。“联想集团”再次活了下来，虽然其命运多舛，令人唏嘘不已。马雪征后来说：“整合是1997年11月真正完成，历时一年。不知道是不是联想命不好，又撞了两次黑。第一次撞黑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前红筹大升，联想股票也非常之好，从五毛钱一口气升到两块多，上涨了这么多大家都觉得神了，所以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我们得争取7月1号回归之前能够上市。结果5月底出现了‘红筹指引’说：如果国内资产被海外红筹公司收购，要3年以上才能注入。我们哪有3年？资产注入必须要经过批准，又是一圈折腾。这圈折腾就顺利很多了，直接报给朱基，在11月份做成了。当时香港股市已经开始往下走，所以我们只做了合并而没有做配股。”

联想南北整合的确曾获朱基支持。1997年9月2日，路甬祥和严义埙向朱基汇报了联想的注资整合计划。朱基表示了对联想的关心和支持，希望联想尽快发展成为几百亿元营业额的大公司。他认为联想整合注资是好事，应该支持，他会批准办理。他还提醒联想：通过股市融资发展速度还是慢，而采用兼并方式，公司的发展速度会更快。

马雪征说他们当日心态极为矛盾：若发新股购买北京联想资产则希望股价偏低，因为股价低而北京联想资产不变，以其21亿资产，若香港股价为一块钱则可获21亿股票，大股东持股比例便会大增；若三块钱发新股则只能获得1/3的股票。

“股价便宜点买，大股东值。但是上市公司当然觉得这么便宜不合适。”马雪征说，“因为我们想收购的同时发新股筹资。当时负债率160%多，根本做不下去。北京业务也需要大量资金。我们不怕借不着钱，重组之后马上就会盈利。问题在于这么高的负债率借这么多钱，风险还不说，利息把利润已经吃掉一大半了。我记得当时利息甚至能占到利润的1/3，比如说一个亿的利润，3000万都是利息。”

整合与配发新股筹集资金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成为联想的致命诱惑。它们均为联想的第一次。马雪征及柳传志一面希望股价低而增加大股东持股比例，一面又希望股价高而多筹资金。他们心里极为矛盾，最终他们选择了分开处理。

他们先完成香港联想收购北京联想资产，待资产购入便进行配股。然而大势不可预料，他们没想到资产购入后联想股价便开始下跌。股价下跌倒非整合所致，而是“红筹风暴”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作祟。“合并完成之后是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两头都需要资金，我们就要借大量银行贷款去支付利息。”马雪征说。

他们在进退维谷时合并北京与香港的业务，相互取暖，度过了1997年11月到1998年3月“最艰苦的一段时间”，等待发新股的时刻到来。1998年4月16日“联想集团”发行新股，以3块钱股价融到亿资金，大股东持股比例降为67%。

“1997年整合，最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是我们给员工拿到了认股权，”马雪征说，“以后股价再没便宜过。”联想以5毛钱每股获得7000万股认股权，当时股价已近两块钱，“7000万股乘4，等于亿，”马雪征说，“后来对联想员工真正的激励确实靠这个。当时真是做了非常冒险也是非常果断的决定。”

整个1997年，柳传志除了要应付倪光南告状而吸引来的调查组外，完全沉湎于他所设计的北京联想与香港联想的整合之中。马雪征说：“在这个整合当中，不断有消息走漏，说什么王晓春对外怎么讲，刘晓林对外怎么说，柳传志怎么说，就搞得联交所给我们停牌三次，每天乌烟瘴气地处理这个关系。”

柳传志似乎满不在乎，他说停就停怕什么。马雪征害怕，她知道停牌是印象很差的一件事情，而且一停牌如果不能及时复牌，复牌那天股价就会大跌。公众既然不知公司因发生了什么事情，哪里又会对股票充满信任？

4月29日，柳传志在联想集团1998年誓师大会上志得意满地说起4月16日在香港扩股集资成功。他应该志得意满，整合操作虽为多人执行，擘画却出自他手。他称其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改善了公司的资产负债的结构，降低了负债比例，减轻了利息压力，还开始在香港股市上建立了良好信誉。他们计划筹资时，对外宣布要扩亿股，然而前来购买联想股票的基金要超额认购4倍，柳传志的理解是计划买6亿股的人群来竞买其亿股。“所以第二天我们的股票不但没降，而且还大幅度攀升。”

除此之外，联想还“合理地改善了我们公司股东的结构”。配股前联想股票大多为非理性的中小投资者掌握，配股中他们选择将超过60%的股票交给基金掌握，以保证联想股价的稳定。他说：“最近这几天，香港的股市是大跌的，但是我们的股市却是基本稳定的，这就说明了问题。”［7］

多年后，马雪征回忆往事，充满了无限感慨：“在1997年，在1998年2月之前，确实是很混乱，很紧张，但也是很振奋的一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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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并(5)

时间和空间都已改变，往事尽管并不如烟，却成为遥远的记忆。在1997年那个芜杂烦琐的年份里，联想完成了关键的一次跳跃，随后进入了他们所称为“黄金时代”的3年。在接下来的3年中，他们赢得了最为快速的发展，他们实现了自己所许下的所有诺言。他们就像机器一样，井然有序、按部就班地运转，而对于联想史的研究者来说，却进入了一个毫无故事的3年。

“见小敌怯，见大敌勇”的柳传志，以其联想“教父”的身份在中关村号令群雄，李勤则以部队长的身份使联想萌现勃勃生机，杨元庆的未来光明在前，郭为的事业前程远大，一切看起来很美，一切又那么相次缓和，等待重建。各种装潢远景的文物，也在等待齐备……

【注释】

［1］联想档案A01-1996-3-6，“需要严格保密”。

［2］、［3］、［4］、［5］、［6］《柳总在公司骨干员工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柳传志，1997年1月30日，联想档案，A01-1996-3-7，“需要严格保密”。

［7］《柳总在联想集团’98誓师大会上的讲话》，柳传志，1998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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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突破口(1)

柳传志习惯于布局，1997年香港联想整合是他布置的一个奇局。事实并非如此。从1995、1996两年的局势分析到1997年的布局，到整合破局成功，最终到1998年4月16日配发新股完成结局，柳传志就像下完了一盘棋。在这盘棋中，“方如城池，圆如百氏，动如求功，静如得势”，附会来说，则能看出棋道、人道和世道之间的共通之处。

柳传志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一盘棋局，但整个联想局依旧在行进，它依旧需要不停地分析、布局、对局、破局和结局，而每一个结局都是新局的开始，每一个新局的开始都为一个久远庞大的联想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注脚。计算所改制和联想ERP项目誓师则无疑是提供了这种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注脚。

为计算所改制支付成本

计算所改制，无论中科院、计算所和联想均已酝酿多年，所以1998年8月3日的中科院党组扩大会上，路甬祥为计算所确定了前途丝毫不值得人们惊奇。

“现有计算所大部分科技人员进入面向市场、自主竞争的二部，委托联想集团管理。同时，新组建一个以高层次优秀年轻科技人员为主、从事计算机前沿研究的精干研究所……第二要完成联想集团与曙光公司的整合……形成一个有科技创新能力和完整产品结构的新的计算机高科技企业集团。”［1］

柳传志给出的答复是：“实际上完全可以把新所作为联想的一个中央研究机构，这对联想非常重要。”超前的理念在现实中遭受了挫折，在合并失败之后，柳传志后来又抱怨说是“院里非让我干这件事”。他暗示联想作为一家企业，其作为一位企业家，并不愿接计算所这“烫手山芋”，只是出于对科学院的责任才最终承受了这使命。

IT行业变化既迅捷，知识结构老化便快，计算所的大部分工程师在1998年恐怕已无法适应新的变化，其年轻时所学一切大部分荒弃，很难再产生市场价值。中科院建议联想改造计算所，无非想优化其自身科研结构，让联想支付改革成本——如果改革成功，联想获益，则两全其美。只是难度之大，几无实现之可能。

计算所改革推进既快，便迅速成为媒体焦点。10月6日中科院举行了发布会，说是计算所与联想集团保持紧密关系。新华社只发了消息，但敏感的记者却发现蹊跷。迫于局势，中科院、计算所和联想集团在11月4日再次举行记者座谈会，一轮关于“科研走出象牙塔”、“联想吃掉了计算所”的争论甚嚣尘上。

多年后，柳传志不得不独自面对“计算所改制”所遗留之种种烦恼。在联想控股，一个怪异的“二部”用以应对芜杂的“计算所烦恼”，其行动的中心，以平衡各方利益，安抚老科学家失衡的心态为目标。

柳传志是否因他的头脑发热而使联想脊椎骨受压弯曲，历史不容做出如此简单的结论。但联想提供之科研经费不可能均摊至每一人，只能集中于几名年轻新秀身上，他们的存在便是对老科学家们的威胁，使之心态极为微妙而又非常脆弱。

“计算所改制”成功与否，时间尚未来得及进行验证，毕竟历史只走过5年，而将之放诸联想史中不过1/4，几可忽略不计。然而我们却可以思考——

计算所改制后到底为联想提供了多少新技术？其中有多少转化为可产生利润的商品？有多少人会成为足以令自己骄傲的科学先驱？

历史不容我们轻易做出结论，但企业不能等结论诞生方才形成独立之判断。柳传志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又懂得中国智慧中的妥协之术。他以联想为中心，愿意为之支付任何个人成本；在生活中他也不能脱离联想之外……柳传志为能帅，其既得人心，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在当日貌似欣然地接受了为计算所改制支付成本的使命？仅仅是责任感使然抑或出于对中国科学院复杂的情绪及微妙的心态？

这些情绪及心态如今都不可考，其影响所至却成为联想纠纷的一个中心。然则历史不能假设，柳传志亦不可能回到1998年做新的选择。在当日，计算所改制的讨论归于平静之后，一个新的注脚诞生了。

在1998年11月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柳传志说：“联想财务控制好，报表清楚，能准确反映库存，还花了1000多万买ERP软件，进行资源管理、物流管理和和资金管理，对此我们引以为荣。但美国企业不以为然，他们大多数企业都用SAP的ERP软件，他们企业的内部管理成熟到不用提。”

一门心思关注“联想吃掉计算所”的记者们没有在意SAP和ERP两个关键词，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两个关键词将成为联想的“跨世纪工程”，成为联想真正走向成熟化、官僚化和“正规军”的第一步；他们更不会知道，2003年联想控股“入模子”的《联想历史》教材中，ERP被寄予了多大的希望。

从ERP中找到希望

联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关节，是ERP的实施，其故事容易触动西方记者的好奇心，以为在中国不成熟的市场环境下竟然有如此严谨的管理，不免叹为奇迹。中国的记者则因ERP实施之难而多为质疑ERP之于联想的功效。

ERP是企业资源计划的英文缩写，作为企业管理思想，它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而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它同时又是一套先进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它的实施本身对企业的管理基础、领导的能力和企业文化都是一场深刻而严峻的考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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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突破口(2)

早在1998年3、4月间，联想集团完成整合上市之际，香港、北京两地之磨合已不足为柳传志及李勤之严重威胁，他们便开始寻找新的突破。

联想寻找突破口，由受到邀请的德勤顾问公司及SAP展开。德勤1998年春天在联想进行了一个月ERP项目评估，其目的为使联想更好地了解SAP公司和德勤管理咨询公司的实力和联想ERP项目实施成功的可能性。

德勤之评估虽然无法把持，可是通过柳传志及李勤的组织，其行动便可影响联想每一环节。半年后的11月9日，联想召开ERP启动会议，23日他们在海淀工人文化宫进行主题为“做好跨世纪工程，迎接21世纪的挑战”的ERP项目誓师大会，翌日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暗示了他们“只许胜不许败”的决心。

一份记录誓师大会演讲的档案显示，联想最高层始终担心习惯会成为ERP推进中的最大障碍：“ERP要改变人们习惯的工作方式、管理方式，一些部门、岗位的职责、权力等都有可能需要调整，而这种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非常剧烈的，因为这种调整可能会与部门的利益、个人的利益相碰撞，因此会遭到习惯性的天然的反抗。如何解决呢？我们必须以大局为重。”［3］

习惯性力量的天然抵抗不久便即到来。作为项目总监的朱立南当日管理联想十数个部门，无暇渗透到ERP的推进中，副总监龚国兴在推进中则遇到极大之困难，尽管整个联想都知道她是柳夫人，但习惯性力量依旧不买她的账。

朱立南“琢磨来，琢磨去”，终于想到了解决之道。他决定到业务部门找一个执行能力既强说话又有分量之人强势推动ERP实施，“尤其是把原来的负面因素当成积极因素”。他找到了王晓岩，后者亦有此意，然而杨元庆却始终不同意，王晓岩是其能将，彼时他又正值用人之际。

朱立南知道杨元庆是安徽人，他便在深圳专门请杨元庆吃安徽菜。他跟杨元庆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我说无论如何你要支持我，这件事情你不能不支持，我们俩处得还不错，所以被我真情打动了。王晓岩来了以后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最得意是挖王晓岩来，真正的ERP项目总监是王晓岩。”

王晓岩回忆说，她曾经告诉朱立南：“元庆可能不会轻易放我。他说这事由他来策划。也不知道朱总怎么去策划的，反正元庆给套进去了，其实元庆不是特别心甘情愿。”王晓岩不知道，朱立南用一顿安徽菜就解决了杨元庆。

如今身为联想集团副总裁的王晓岩在1998年便已洞晓ERP内涵，尽管没有参与ERP项目前期决策，却依旧不折不扣地实施着。她后来说：“我总是对未知的东西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潜意识冲动，当时很快就答应了。我心里想，都说ERP很难，它难在哪儿呢？怎么就做不好？我就不信它做不好。”

王晓岩觉得自己特别擅长做ERP项目之类的事，她相信自己的思维模式“很善于在错综复杂中挖出重点东西来”，而且也有能力将这个“重点东西”用柳传志能听懂的语言介绍给柳传志。

“我只是抓住了主要矛盾，而且在主要矛盾该解决的时候解决了。ERP上线不能求100分，原来ERP推进时，总是说不做到100%就不能往下一步走，可是谁都不知道100%是什么样。我知道我们企业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要看清楚方向。”

ERP项目组成员来自各个部门，王晓岩要整天哄着他们干活。那是一桩辛苦的差事，有人忍受不了就撂挑子。等到王晓岩建立起信任和权威，她就顿时严厉起来，仿佛变了一个人。很多人替王晓岩担心，因为他们觉得ERP“可是要命的事”，他们担心她在联想的良好业绩记录里突然多了一个败笔。她自己倒不介意。

她猜测柳传志推行ERP之动机，不过因为联想账算得太慢又老是出现误差。其实经营企业就是算账，“老板的需求就是这么简单”。她说：“让老板真正知道，就像一个人一样，没有ERP你虽然有一个很好的大脑，但是你的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虽然你有嘴巴，但是你发号施令可能是错的。因为你没有看到整个数字核心系统，你要数字核心系统放在神经中枢里面，你的决策才是科学的。”

SAP曾在很多中国企业里推行过其ERP系统，但联想是罕见的成功者。王晓岩相信联想文化是成功的动力。“比如说我们动过组织，动过流程，根本没有像在其他企业里遇到那么大障碍。联想就是两年一大变，一年一小变，柳总说折腾惯了，改一点对联想不会伤筋动骨。”

1999年1月26，由于德勤和SAP双方在付款条件方面未达成一致意见，咨询顾问撤离联想，项目处于停滞状态。3月最后一天，咨询顾问与联想ERP项目组共同提交了第二阶段交付成果报告，才标志着目标确定阶段正式结束。

王晓岩在4月初成为替代朱立南的项目总监，她被要求投入50%以上的时间，增加对项目的推进力度。她在5月带领人马到处巡回演讲，试图改变子公司对ERP项目不了解、不认知的现实。

那个月，在联想集团助理总裁以上干部和项目组动员会上，柳传志以一段媒体报道为引子：“（联想ERP项目）实施到年底，就会发现，旧的已破，新的难立，媒体跟踪，苦不堪言……”他一字一顿地念给全体干部听，他激动地再次表达了联想必须将ERP做成的决心。李勤则代表执委会决定，如果ERP做不成，从执委会开始，各级干部都要受到处罚，扣奖金、扣工资、甚至降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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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突破口(3)

媒体压力和习惯性势力的反动使柳传志痛下决心，他的怒气产生强大震撼不可避免地使那些人惊惧，“促进了高层领导和子公司对ERP项目的关注和投入。”

2000年1月5日，联想ERP系统正式上线。5日早9∶00，李勤、朱立南、王晓岩举行了简短的ERP上线仪式。2月14日，联想ERP系统正式独立运行。“业务的顺利进行和财务结账的结果与预期相符标志着ERP系统上线的成功。”

在一份138507字的ERP的总结报告中，那些在辛苦中熬过一年半的人说：“2月14日，参加ERP实施的每个联想人都忘不了这一天。”

王晓岩后来觉得联想上ERP系统是柳传志对管理的认识：“柳总很奇怪，联想其实不是很张扬，特别是ERP这样的事，还没做成就开发布会，还大规模实施。当时也问为什么，柳总说不做ERP等死，做了ERP，做不好，可能是早死，死得更快，做ERP必须做成，就是在悬崖边上，联想没有退路，只能成，不能败。上ERP的企业，不管怎么样，它一定会遇到困难，关键是领导者的信念、信心。”

ERP使王晓岩得到很多，其中有赞美和掌声，也有怨恨和口水，是其“心灵路程上很痛苦的一件事”。ERP刚上线不久，王晓岩特别怕别人提到ERP，他们总跟她说：“连保安今天说那事做不好都会说：都是ERP给闹的。”她回到“电脑公司”，每次开总裁室会议，都怕听到ERP这个词，因为她知道“绝对不会有好话，什么事都说是ERP上线造成的”。半年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若是王晓岩提出撤除ERP系统，那她一定会像ERP刚刚上线时一样，成为整个联想的敌人。

心理学家调查的结果是，一种变革出现时，拼命反对和拼命拥护它的人，各占5%，一般反对和一般拥护的各占25%，无所谓的占40%，然而一旦变革发生动荡，那些无所谓的人便会投靠反对者的队伍中。

ERP刚上线，王晓岩觉得所有人都以她为联想罪人，等到ERP实施成功，她则又成为联想功臣。2001年秋天联想已经完成分拆，那时候很多人才真正理解ERP到底为联想带来了什么。他们那时候才相信，信息化是联想的竞争力之一；联想不再是“土八路”，而是正规军了，不再靠鸟铳打仗，而是装备了真正的冲锋枪。

“柳总也好，元庆也好，都是希望看到企业问题在哪儿，好找出解决方案，”王晓岩说，“等于假如你现在你觉得你胖，但是你不知道你到底体重多少，你也不知道你采取的方案是不是起到了减肥的作用。怎么办呢？其实ERP就是那个体重计，你到底比标准体型胖了多少，你知道了，你就开始采取措施。”

王晓岩总是担心人们将ERP理解为官僚化的、死的系统，而非有生命力的管理思想。她说：“它是大量的参数。简单一点说，它是布料，它不是成衣。ERP本身做出衣服合不合适，是你裁缝的本事。裁缝就是管理者，别指望拿来布料就漂亮了，但是没有布料不行。”

外界很少知道ERP到底为联想带来了什么，但数据可以说明一切。在一项关乎未来的斗争中，柳传志赢得了观念，王晓岩赢得了信任和权力。他们永远也赢不了时间，但奇怪的是，他们真的曾与时间较量，并且将时间牢牢控制在手中。

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行动，联想推行ERP为其成长赢得了空间。我们今日很难判断ERP到底能够为联想带来什么，但几年来ERP为联想节省的近10亿资金却使联想有实力面对足够芜杂的历史局面。照这样的逻辑推衍，则ERP虽未达到设计时尽心竭力的完美，却至少在今天被证明发挥了功效。

就在ERP推进的时候，柳传志开始策划一个惊天动地的行动。多年后，他依旧觉得自己将联想集团分拆的行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个创举解决了杨元庆与郭为的冲突，曾一度被认为是“完美分拆”，直到杨与郭重新面对各自的难题。

【注释】

［1］《中科院党组扩大会议审定试点实施纲要，联想集团与计算所的整体改革成为1998年试点工作的重点》，《计算所改革工作简报》第三期，1998年8月27日。

［2］参考《将ERP进行到底》，联想控股公司ERP项目小组。

［3］联想档案，A01-199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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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或不完美的分拆(1)

早在1997年春天的时候，柳传志便称赞杨元庆是个“发动机”。“他驱使下面的每一个部门的头头是小发动机，而这些头头驱使下的小部门的头头是小小发动机，一直驱使到每一个员工。”他说杨元庆同志“功不可没”，“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上能经得起批评同时也经得起表扬的干部了”。［1］

因为杨元庆成为“发动机”，柳传志得以在1997年联想集团的圣诞讲话中宣告：“现在联想集团经过了一年的努力，内地和香港两部分业务有机结合在一起，五千多员工精神抖擞，准备大干一场！”

联想集团组成了新的董事会，香港著名律师曾宇佐和香港中银集团港澳管理处的高官赵建平成为非执行董事，李勤、曾茂朝、杨元庆、马雪征、郭为与柳传志一起成为董事会成员，柳传志是主席，李勤是副主席。柳传志说李勤“和我一起经历无数次的惊涛骇浪，也一起共享登上一个比一个更高山峰的欢乐”，介绍曾茂朝“现在公司负责监察、审计工作”，说杨元庆“主管联想品牌电脑业务战功赫赫。1996年担任北京联想集团副总裁。前天股东通过，担任香港联想控股执行董事”，说马雪征“是公司的大管家”，郭为“有丰富的管理经验”。［2］

细心的人从他们的排名中看到了杨元庆的成长轨迹，他事实上已经成为联想新一代的“代言人”和“仲裁者”，他甚至超过了联想集团的CFO而成为最受镁光灯偏爱的年轻人。这些处心积虑的细节在后来得以证实。

成长

1997年8月下旬，李勤访问了韩国，他回国后说他感触很深：“在每个城市都能在显著的位置看到三条标语，上面的韩国字念成汉字的音就叫做：‘身土不二’，‘农都不二’，‘劳资不二’……‘身土不二’是说要买国货，‘农都不二’是说要吃国粮，‘劳资不二’意思是劳资团结一致。通过观察和接触，我感到韩国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我被韩国人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所深深地感动。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氛围中，韩国的民族工业才得以迅速腾飞，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并且造就出三星、现代、LG、大宇这样的世界级大公司。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管国家大小，资源多少，有了这种精神，就能创造出奇迹，就是不可战胜的。”［3］

自联想诞生之日，柳传志就为联想借“民族”之势，到了联想危机四伏的1994年，他更是要“扛起民族计算机产业的大旗”。联想的借势使杨元庆获得了机会，在一场场角逐之后，他牢牢地盘踞了自己在联想的位置，不可动摇。

1997年4月10日，马雪征出任企划办主任，杨元庆出任电脑公司总经理，郭为出任联想科技发展公司总经理，吴民伟出任LAS总经理兼北京事业部总经理，曹之江出任工业投资部总经理，陈国栋出任联想大亚湾科技园区总经理。5月7日，外经贸部同意联想成立进出口有限公司，许国兵成为总经理。5月19日，重归联想的朱立南出任业务发展部副总经理。

未来联想的权力人物悉数出场，联想的权力分配案就此拉开序幕，马雪征和杨元庆赢得了最为炫目的未来。

1999年3月27日，联想集团召开了总部职能系统总结会。一个星期前的3月20日，柳传志给杨元庆写了一封信：

元庆，3月27日集团总部将要召开“职能系统总结会”，我觉得很重要。这不仅是为了职能系统本身的总结和提高，更重要的是就未来“992”和“993”如何使用职能系统进行决策支持和营造正常经营大环境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统一认识。这对未来子公司的核心骨干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开展管理工作是必要的。我希望两间子公司的骨干都重视这个会，专门写这封信是要引起对这个会的高度重视。请把此信给核心骨干传阅，然后返还给宁。”［4］

那一年6月23日下午4时30分，联想集团开始以元/股配售亿股股票，一个半小时内，超额认购三倍。配售之后，大股东股权由68%降至60%，共获筹资亿元港币。柳传志对此次配售的解释是：提高股份流通量；优化股东结构；为研发及园区建设筹措资金；使公司的负债结构更趋合理。

6天后，联想公布了财年业绩，柳传志和马雪征开始了为期两周的国际路演，经由汇丰、嘉诚和高盛之安排，他们分别在英国及美国6城市举行了50多场座谈。彼时中国已成国际关注之焦点，海外财经界反应热烈，路演期间联想股价始终保持大幅上扬态势。

分裂之家

柳传志和李勤赢得了南北整合之战，赢得了联想的快速发展，但他们又面临其他转折之痛。杨元庆和郭为之间的冲突成为联想成长的暗礁，他们彼此心中的角力，他们有意无意的较量开始变成昭彰事实。

联想分拆的策划者之一朱立南后来说：“其实很早就开始谈，谈的不是分拆，而是如何解决内部业务冲突。冲突当时已经蛮厉害，因为同一个企业，既做自己的产品，又卖代理产品，两个不同的事业部，都有自己的渠道，分销是分销的渠道，代理是代理的渠道，都打着联想的名号抢客户，人员方面也会有一些冲突。”

朱立南说他最初并不赞成分拆，与柳传志私下讨论时他曾提出“强总部”的概念。国外很多大公司都是如此，一个强势总公司硬性地取消一些业务，把其他相矛盾的业务出售，进行人员的大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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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或不完美的分拆(2)

多年后，另一个“分拆者”马雪征回忆往事，说她自己觉得郭为和杨元庆可能会认为现在的结局更好，因为他们各自分领一军，指挥自由，“可能会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阶段”。她说联想分拆前的那段时间里发生了太多偶然，柳传志的指挥游刃有余、称心如意，最终策划了联想分拆：

“第一，1998到2000年这段时间，他自合并之后，再也没有香港联想和北京联想的顾虑了。

“第二，当时朱立南调回来，我们一起把整个集团的后系统全部管理起来，就有很强大的企划办做这个工作，而且这个企划办，柳总认为在他做联想这么多年里是最到位的一个企划办。这个企划办虚可以虚起来，实可以实下去，大可有大战略，细可细到具体操作。他认为他有一个称心如意的指挥班子。

“第三，我觉得赶上了一个好时候。1998年之后的3年，不管是因为互联网泡沫还是中国的PC市场扩大，联想PC上得非常之快，1998、1999两年冲到20多的市场份额，使联想在中国的位置，一下子就变得非常之高。由于股市发生变化，联想在集资、股市评价、员工通过认股权所得获益方面都有好的势头，使得情绪非常之高涨。但是这个阶段也孕育了很多麻烦，作为当时集团的企划人员来看比较清楚：没有了京港之间的麻烦，却有了两支队伍之间的麻烦。”

柳传志无意将联想变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他最称心如意的3年里，他无意在联想衍生出兄弟相争的现实，这一切“由于各方面的发展……而非驾驭出来”。

马雪征说，柳传志“这么管一管，那么管一管，就合就合这个形式，就合就合那个形式，最后路只能这么走”，而非事先设计“先往左拐，再往右拐”。

马雪征解释“为什么联想局面非柳传志所设计”时曾说整合之后郭为获得整个代理队伍领导权，那时联想微机还未进入最佳状态，代理业务利润极为可观，其利润超过整个联想利润半数。当日QDI板卡业务“一直不太灵”，杨元庆便受命管理QDI。原来称联想PC、分销代理、LAS系统集成和QDI为“四个方面军”，马雪征说：“如果这四个方面军都能够齐头并进去发展，局面可能会不一样。”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现实的一切都不能按照假设行进。QDI既然举步维艰，柳传志便要杨元庆将QDI合并了事。多年后马雪征相信，并吞QDI是正确选择：

“虽然它是一个部件级的制造业，但是它能够共享联想PC在制造业方面的一些竞争力和管理长处。生产线跟PC制造业一样，不同的是他的客户方式，PC面对成千百万的最终客户，主机板只是面对10几个、20个OEM客户。本来这种不同客户会使企业有不同的路、不同的竞争力甚至不同的文化，但因为联想PC机是QDI的一个强大用户，你卖不了，我可多拿50万台，所以它的互补性相当强。”

联想PC业务与QDI互补性既强，便掩盖其在文化与竞争力间的差异。“QDI本应努力开拓OEM客户，和联想这种做售后服务、消费电脑不一样，因为它只做主机板，只要非常小的市场但非常强的大客户，它需要成本节约的管理方式，绝不能在深圳联想的大楼里而应该进入惠阳的沟里面，因为它是很苦的一个行业。”

当日柳传志与杨元庆以为QDI与联想PC之间共性大于个性，便操纵它们合并。合并之后的两年，联想赶上了好年景，PC业务大增。“所以杨元庆接管QDI之后非常成功，不仅盈利，而且管理水平提升，QDI一下子就上了一个高峰，”马雪征说，“其实元庆心里清楚，QDI确实有它特性一面，但任何业务都有个性、共性，联想电脑跟联想主机板共性大于个性。”

杨元庆并吞QDI使四军对垒之局面分化、瓦解为三足鼎立，“吃了QDI”的感觉“确实有点一马平川，感觉非常之成功”。如果三足鼎立倒也算得上稳定，只是柳传志又对LAS的系统集成业务产生异议。马雪征以为柳传志之整顿LAS，一面是其对业务的分析与判断，一面为平衡人事，“QDI归了杨元庆，LAS就归你郭为”。

LAS并未出现类如QDI的近乎崩溃，郭为接手之年依然赢利8000万，然则柳传志既然多方考虑，对LAS文化与赢利增长速度颇为不满。他固执地认为LAS赢利增长应与PC业务保持一致，每年翻一倍甚至两倍。马雪征颇不以为然，然而其先生吴民伟是LAS负责人，为避嫌计她也只好附议联想执委会，将LAS交与郭为处断。

杨元庆既已鲸吞QDI，郭为又已蚕食LAS，联想之局便从三足鼎立演变为两军对垒。马雪征并不认为郭为蚕食LAS之后，LAS获得成功。“我觉得也是共性掩盖了个性，但是它的共性和个性与QDI跟电脑恰恰相反，比如说QDI和联想电脑的共性和个性是七三开，七成共性、三成个性；LAS跟分销是倒过来，三七开，三成共性，七成个性。我并没有说LAS原来就成功，但起码合并不成功，这点柳总也要承认，最后甚至说烂摊子他（郭为）得收。”

仅需平衡关系尚不足以促使联想分拆，业务之冲突愈演愈烈，已近水火之势。一边代理东芝笔记本，一边生产昭阳笔记本，本为一家人，却动辄恶言相向，一边说“千万别买昭阳，买了就遭殃”，一边回击道“千万别买东芝，小日本欺负中国人”。郭为和杨元庆倒还和睦相处，其部属却已火并于街头，怨恚于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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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或不完美的分拆(3)

马雪征说：“到了1999年底2000年初的时候，大家的业务都蓬勃发展，蓬勃之后接壤就多……”接壤，就意味着冲突，就意味着火并，就意味着联想开始变成分裂之家。柳传志头痛欲裂，刚刚过上省心日子又要面对新的命运选择了。

1998年底，柳传志和李勤便开始酝酿联想的分拆，他们的酝酿持续了整整一年。2000年春节，柳传志和马雪征、朱立南在深圳的一间小屋里第一次正式策划联想分拆。马雪征后来说：“我记得很清楚，一块小破黑板，画了半天图研究怎么分。我相信朱总跟我一样，我们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这不是一个业务拓展为导向的分拆，这是一个人事的分拆。”

他们将以自己的猜测向柳传志印证，柳传志告诉他们：任何生意都是人做出来的，如果完全依靠业务来分拆，可能会使大家认同分拆确为“业务发展导向”，实际上却可能会毁了业务。“因为很多中国企业的麻烦，都因为人事出现问题而折腾坏了，尽管本来是个好业务。所以你不能不从人的出发点考虑，从人的出发考虑也许能够搞活两个业务，而不是搞死两个业务。”

三个策划者设计了很多方案，马雪征曾提议杨元庆做总裁，郭为做副总裁，如果郭为不同意则将其调回控股公司总部。但他们最终还是妥协了。他们觉得郭为确是难得人才，若让他做杨元庆副手，便可能在中国IT业20年回顾时突然发现损失了“一个人物”，“因为你没有舞台让他去做了”。马雪征说：“不能只看短期，还得看历史长河。做得成不成是一回事，但给不给机会是另一回事。况且一山两虎，两败俱伤，所以当时屡次做一正一副的考虑都觉得不行。”

当策划者们发现让郭为委曲求全为杨元庆甘当陪衬并不现实后，他们开始策划分拆。他们当时觉得，最理想的分拆是分拆系统集成业务，因为系统集成业务相对独立。但是最后，他们又考虑到人事平衡。他们再一次妥协了。

他们不得不做出妥协。他们不可能像跨国公司那样，一旦业务冲突，便迫使一人辞职，或者将其所辖业务整体出售。“柳总心疼，都是联想的子弟兵，手心手背都是肉，”朱立南说，“最后我们谈到分拆。这是一个创举。”

这的确是一个创举，只是并不伟大。它不是为了解决业务上的纷争，而是为了解决人事上的角力。就像朱立南说的那样，“都还是联想控股的子公司，在联想大家庭，大家都未成年，都是儿子”。

然而，杨元庆跟郭为已经“没法在一个屋檐下抡大勺”。矛盾蓄积太久，已经不可调和，矛盾又引发其他矛盾，层层纠结，缠绕为一团乱麻。“有总部跟子公司之间的矛盾，公司内部也有冲突，还有柳总自己规划的问题”。朱立南说。

分拆可以一举三得。但他们的美好设计很快便被高盛泼了一瓢冷水。朱立南与高盛谈判，高盛的财务专家对其动议不屑一顾，说：“人家20个Billion的公司还没有分拆呢，你们两个Billion就分拆了。”朱立南不能告诉高盛，他们为解决杨元庆与郭为的冲突才选择分拆，柳传志更不可能站出来将其设计昭告天下。

2002年8月，柳传志去美国丹佛演讲前，见分拆后业务并未受损，便壮起胆子冒着被股民指责的危险承认了“因为人的因素而分拆”。在他袒露心迹之前，他并不开心，朱立南说：“柳总他喜欢说大实话，所以他也挺憋屈的。”

柳传志最终决心分拆，是多方利弊权衡的结果。当日最敏感的话题，是柳传志进行规划时最终将权力交给谁？若是交给杨元庆，郭为的反应不可预知，反之亦然。柳传志曾与郭为谈话，要求他支持杨元庆，郭为曾经答应，但他们的配合并不默契，甚至像同床异梦的夫妻。柳传志也要杨元庆善待郭为的业务，后者为联想PC利益计，自然也无法做到。

分拆，成为不得不做的选择。几年后依旧有记者揣测神州数码是柳传志埋伏的奇兵，只有柳传志知道，为埋伏这“奇兵”他经历了多少痛苦的权衡。

动手

柳传志在2000年对联想集团动手。他先进行了业务分拆，试图给杨元庆和郭为一个心理的过渡，也给自己留下转圜之余地。整个联想都知道，他为人事而牺牲了自己所坚持的太多东西。

朱立南说，若非考虑人的因素，柳传志会将联想直接交给杨元庆，“但是这两人他不舍得”。“毕竟是联想的子弟兵。郭为虽有一肚子怨气，但是不管怎样，他也明白这是柳总给他一个好的平台，一个独立的平台，还在一个大的屋檐下。”

郭为既要面对分拆之压力，又要面对感情之纠葛。他知道自己从此不能再使用联想品牌，当年香港联想和北京联想整合时，北京联想已将品牌作价注入到上市公司中。朱立南他们为此多分给郭为几千万元去做品牌，郭为嫌钱少，但柳传志最终也没有给他更多。

整个2000年都是一场过渡，联想内部已确定分拆，一个叫联想集团，由杨元庆执掌，一个叫联想神州数码，归到郭为名下。一年后联想完成分拆，神州数码失去了“联想的前缀”，完成了上市，郭为哭哭啼啼地跑到知春里的一间写字楼里，给自己找到一个办公室。他们从此再也没能拥有使用“联想”品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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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或不完美的分拆(4)

马雪征后来说，若是“联想”品牌让两家公司同时使用，联交所绝不会批准联想分拆，因其不可能创造出两间竞争性公司。杨元庆及郭为都以拥有联想品牌为无上光荣之事，一旦考较财务，顿时又觉负担无限……

柳传志、马雪征和朱立南策划分拆，他们开了无数次会，有时一天要开好几次。他们要分头与郭为和杨元庆谈话。当时联想控股总部有1000多人，他们还要为这1000多人设计出路。“每一个人都要落实，”朱立南说，“既然是战略性调整，就要对公司员工负责。我们的原则是不主动裁掉一个人。”

朱立南他们要去做杨元庆的工作，要求他善待联想控股总部分拆去的任何一人。他们还要分头与各部门负责人谈话，幸运的是一切顺利，以至于朱立南后来总是感慨：“联想人大局观真不错，尤其总部同志，大局观最优秀。”

当日与郭为和杨元庆谈话，柳传志迫于特别之身份不便出场，朱立南便与他形成默契，代柳传志前往“摸底”。柳传志往往根据他“摸底”的情报制定下一步计划，决定是否与郭为或杨元庆进行正式的、不容动摇的谈话。

朱立南记得杨元庆曾经抱怨总部，抱怨郭为，郭为则抱怨杨元庆，抱怨自己没有获得“联想”品牌的支持。就在他们互相抱怨时，马雪征已将香港联合交易所规定调查清楚，知道一个阶段内若有业务冲突，联交所绝不同意分拆。

朱立南与郭为和杨元庆去打网球，他网球打得好，就变成了他们的老师。他的球技越来越差，杨元庆的网球兴趣越来越高，后来甚至搞起了“网球公关”；郭为则因其对网球毫无兴致而遭朱立南放弃。朱立南的“网球外交”效果不赖。

“球类公关”似乎是联想传统，人人都有“拿手活儿”：柳传志从当年的足球、乒乓球过渡至后来的高尔夫球，李勤除高尔夫球外则迷恋篮球和桌球。朱立南擅长网球，但其人生目标之一，则是在桌球上击溃李勤，因为有一次他连球都打不准，遭到了李勤奚落。

2000年春天，联想试行分拆，柳传志留在联想控股，他开始设想联想控股要开辟的新业务。他想到了风险投资，便教朱立南搭建一个团队试做了一年。

联想控股所有子公司的CEO们或许没有想到，在2000年他们的命运操控于柳传志、朱立南和马雪征之手。朱立南说，那时候他们除了考虑郭为和杨元庆的角力，亦要考虑到底如何安排陈国栋和许国兵，是将他们并入郭为或杨元庆的公司还是让他们经营独立的业务。

对于朱立南来说，2000年是要命的一年，柳传志要他对所有干部进行妥善安排，联想控股公司最终只留下50来人，其余人马则被调整至联想集团或“联想神州数码”。分拆之局，郭为和杨元庆是最大的“局中人”，柳传志筹划的方案对他们保密，他要将整个方案设计清晰，将所面对之风险分析清楚。他担心筹划泄露，联想人心惶惶，兼之联想集团又是上市公司，向外披露任何信息都要遵循联合交易所的游戏规则。

他们既不征求杨元庆的意见，亦不与郭为商讨，他们觉得无论郭为和杨元庆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他们则需要站在总部角度去思考分拆，以求保证相对的公正。具体方案实施时，郭为和杨元庆都希望得到更多利益。郭为因神州数码所得利益小尚有报怨，其未来业务方向亦是争论焦点。

杨元庆和郭为并未时常找朱立南谈判，倒是朱立南要不时与他们沟通。“在分拆以前我就比较注意跟他们沟通，跟元庆去吃饭，喝酒。原来企划办做得不好，他们怕，越怕对自己越不自信，越没有平等对话的基础。不能跟郭为、杨元庆平等交流，你怎么管？他们没有为分拆特别找我，但有时也会探听消息。”

更多时候郭为和杨元庆直接找柳传志“上访”，然而他们基于不同目的寻求不同倾诉对象，抱怨柳传志的时候他们便不会与柳传志直截了当地对话，而是辗转于朱立南。他们知道朱立南与柳传志无话不谈，所以有时希望他作为“传声筒”将他们的意见反馈于柳传志，若是柳传志追究起来，他们又可死不认账。

郭为和杨元庆既有分拆的需求，便竭力赞同分拆，其分歧之处无非利益分配。分拆之于联想，在跨国巨头们看来，是最坏的方案，需要大动干戈，极有可能使公司元气大伤，但柳传志要创造条件，他向来如此，所以分拆虽是创举，倒也不见得是柳传志于自己的管理有任何突破。

柳传志早已看到杨元庆的高歌猛进，也知道联想未来向何处去。他知道联想的代理业务成长性已大不如前，将其出售是最好选择，只是他一手创建联想，自己摸手心手背，失去哪块都觉肉痛，其情绪的复杂凌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说联想的分拆是一个创举，是因为大凡分拆都是垂直分拆，以联想分拆为例，即是将神州数码分拆为联想集团的子公司。但联想分拆最终乃是平行分拆，分拆的结局是出现两个平等公司，股票亦分拆为两部分，分别上市，各自独立。

高盛绞尽脑汁为联想找到平行分拆的方式，使神州数码上市顺理成章。朱立南他们因之而感觉高盛了解联想，能够提供合适方案，若是其他投行的分析员，未到联想调查便会批评联想，得出不准确结论。朱立南说：“他不花时间了解你的业务，你让他做财务顾问，他在卖股票过程当中，起不到很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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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或不完美的分拆(5)

难题

联想之分拆，柳传志提供了思路和框架，朱立南解决了人员安置，马雪征则从财务角度为联想分拆找到了突破口。她后来说他们当日面临无穷压力，面前摆满难题，其中之一便是要说服股东：

“投资者接受你的决策，前提必须是对他们有好处，因为人家是投资者，你做任何动作必须以股东利益为大前提。股东投钱给你做业务，首先要给他们回报。另外，你对社会应该做什么？如果你的决策不是以给股东和社会最大回报为出发点，而是为某个几个人考虑，你绝对说服不了投资者。这是第一个难题和挑战。”

柳传志的擘画所面临的第二桩难题，则是分拆过程中员工心态尤其管理层员工心态的变化。被分拆到神州数码的人从此不再拥有“联想”，他们到底能否接受？柳传志不能再去做他们的董事局主席，他们的感情会有如何变动？“像郭为他们为联想品牌创立做出巨大贡献，最后不许他们用‘联想’了，你说这怎么算？

第三桩难题是业务竞争的风险，分拆前的业务冲突尚在联想的平台上行进，分拆之后则变成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对垒。柳传志他们不知道杨元庆和郭为到底会形成良性竞争还是两败俱伤。他倒是希望他们“解放生产力”，做出比分拆前的联想更大的两个集团来。

一桩桩难题纠结使马雪征颇为头痛，但她最终找到了解决的通路。她后来颇为得意地说，当最终决定了分拆模式后，他们就开始了说服和准备。“天底下的事就是这样，你要定了，什么办法都能找出来，什么也都能找到解释。”

马雪征梳理了线索后开始行动。她先要说服联想的财务顾问及股票承销商，使其同意分拆，否则他们写出的招股书便不会具有说服力。“到时谁还买神州呢？”她说，“我们去跟他们解释说，分拆对公司有好处。”

她不能说分拆是为了给各个“领军人物”提供更好的舞台，而是告诉他们：由于历史原因使得联想有两项业务，即自有品牌和代理业务，它们相互矛盾，业务上冲突。业务上既然冲突，股东利益便会受损。分销代理业务在资本市场市盈率低，至多10倍，但联想品牌电脑则能提供30倍市盈率，这样便会使很多投资者不能用独立眼光去评估两个不同业务。有人愿买分销业务的股票，有人则爱买品牌业务股票，结果两批人都无所适从。将业务分拆则可使他们有不同选择。

马雪征告诉他们，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日后不会有竞争，她举例说：“像香港有7/11代理店，7/11里面有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橘子水，什么都卖。它的特点就是全世界有不计其数的7/11。”郭为听到这个比喻后很不高兴，他问马雪征：“我怎么是7/11呢？”他不明白，马雪征说服财务顾问和投资者时，必须有另一套说辞。

马雪征接下来要来考虑联想分拆的财务方式。联想素来照顾小股东利益，分拆若要继续使小股东利益得到保护，则必须有建设性的财务架构，这架构的设计又极为困难。她说小股东不希望垂直分拆，造成杨元庆在上控制郭为75%股票，那样便使杨元庆成为郭为的老板。联想分拆当日，无论郭为抑或杨元庆都希望获得柳传志之领导，若是垂直分拆，则变成马雪征所担心的危机四伏、矛盾重重。

有人曾问马雪征：“要是垂直分拆，杨元庆会不会把郭为那块业务卖了？”

马雪征说：“何止是卖了。他成了他老板，联想变成了三级，爷爷是柳传志，爸爸是杨元庆，郭为成孙子了。这么做肯定不行，比让郭为做副总还困难。必须让柳总是爸爸，他有俩儿子，俩儿子谁有本事谁做大哥，不可能谁是柳传志的儿子，谁是柳传志儿子的儿子，一定不能这么分拆。”

事实上，垂直分拆亦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分拆之后神州数码独立上市，联想集团若是作为大股东持有其75%股票，事实等于依旧没有完成分拆。那些人听到马雪征的解释，觉得颇有道理，便同意联想进行平行分拆，亦即在联合交易所采取简单措施，把一张股票分成两半。“就是同一个股东，原来拿一张联想股票，现在拿一张联想一张神州，没有减值。”

尽管马雪征拼命说分拆后投资者所持股票没有贬值，但没人相信她。联想市盈率是20倍，神州数码市盈率是10倍，分拆之后怎会没有贬值？有人给她算了一笔账，说本来郭为做一亿利润我可以乘20，现在一亿利润只能乘10，当然贬值了。马雪征说，遇到这样的人，“那就不能理他，只能如此去拆了”。

柳传志他们分拆的方式为10张联想股票送4股神州数码股票。马雪征说：“比如联想股价是三块钱，神州数码股价是3毛钱，3毛钱乘10，也是3块钱，不是10送1，而是等于他的市值是联想的1/10。但是在股票价格上，还不能让郭为觉得特寒碜，所以只能说联想是3块钱，10股送1股。”

尽管采取了很多手段，马雪征还是遇到一个难题，她发现神州数码股价太低，小股东倒可接受，但那些只买恒生指数成分股的投资基金则限于只能买大市值股票的规定，便不能持有神州数码这样的小市值股票。所以当联想将神州数码的股票送给他们时，他们会尽早出手。若是他们都急于出手，则会导致神州数码股价大跌，而一直期待买小市值股票的散户又因当年买不起联想股票而无法获得神州数码股票。马雪征想了个办法，他们找到投资基金，告诉他们谁若不想持有神州数码股票，则可把股票还给联想，联想负责将其出售套现，偿还投资基金以现金。他们费了无数周折，进行了无数解释才得以将股票收回，转手卖给愿意持有神州数码股票的人，使神州数码得以在上市当日股价不会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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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或不完美的分拆(6)

若是所有小股东都不要神州数码的股票将如何？马雪征他们预想到这最坏的结局，他们向股民承诺说，如果没有人要神州数码的股票，大股东全要。

她后来感慨地说：“神州上市专业费用非常之贵，如果不创造这些先河它不会这么贵，但这确实考虑了小股东利益，考虑了神州股价不会下跌，考虑了种种因素。”

神州数码上市之初，郭为曾唠叨说若非母公司非要在香港分拆，神州数码愿意回内地A股上市。马雪征对他的唠叨极为不满，觉得他的说法不符合当日情形：“这个事情不是郭为想在哪里上市的问题，柳传志才有权说，因为他是大股东。你回A股上市是可以的，首先得把神州卖回给大股东，然后拿到内地上市。当时大家都反对，郭为也反对，因为他说：如果这样子就没有员工认股权了，激励就没有了。而且上得去上不去也有风险。”

马雪征对郭为的唠叨耿耿于怀，她觉得郭为不客观，觉得自己当年花费了那么多心血却得到他这样的评价，内心遗憾无比。

当日神州数码上市，其因历史原因不能使用联想品牌，自然亦不能带走联想三次融资所获资金。分拆由此进入最为技术性的细节层面。联想以配送股票之形式将神州数码股票送出，实则为10股派3块多港币股息。联想并无足够资金派送股息，即使有足够资金亦不可能全部交于神州数码，柳传志他们需要思考：过去那么多年，利润是由谁贡献？

“在过去的5年当中，联想电脑贡献多少利润？代理业务贡献多少利润？”马雪征说，“差不多是八二开，或者是七三开，七成是联想电脑贡献，三成他贡献。元庆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把联想当时可分配利润的八成全部分给神州。所以你们可能都不知道，现在如果给大股东派息，联想都要靠每年利润去派，之前是无息可派的，因为我们把神州用利润派息的方法分拆了。”

这是马雪征所面对的“烫手山芋”，其所面对不止为财务问题，亦有感情问题：联想既不让郭为带走品牌，又不让他带走资金，只能在派息时把联想电脑过去的利润贡献派送出去。

命运之路

柳传志要分拆联想，他自己要过“感情关”。他要他的部属们也要过“感情关”。有一天他与郭为一起挨个找人去谈话。那些没有经历过1984年的年轻人并不知道，分拆等于让他们重新创业；柳传志也不知道他们对未来是否还存有丝毫之信心，跟郭为一起去闯出一片新天地的行动能否成功。郭为花了整整半年时间才过了“感情关”，此前他一直强调其为“打造联想品牌的主力军”。

曾经有一天晚上，柳传志他们的谈话搞到11点多。马雪征说：“我们把元庆叫来，我、元庆，朱立南、柳总，就坐着谈怎么办。柳总说：元庆你觉得怎么办？不行的话，咱们还是回到最初，一正一副怎么样？大家对于感情因素，当时还是有过这样的反复。我想神州的同事都挺不容易，今天觉得不错，当年什么都没有。而且柳总是标志性人物，联交所规定不能一人做两个主席……”

他们当日还担心兄弟间的竞争。柳传志在联交所保证第一年进行协调，保证只要联想控股对两间子公司绝对控股，他便负担协调的责任。

“其实这个是内部的规定。批准能管什么用？”马雪征说。柳传志于是便又要搞“加强联想大家庭的感情沟通”，说如果要打架，则要“良性地打”。马雪征做了法律上的安排，却依旧困惑不已。她说她当日并不知道自己将被分拆到何处，事实并非如此，她作为联想集团的CFO，如果被分拆至神州数码，对于一家千亿港币市值的上市公司来说，是一件惊天动地之事。

马雪征所做的法律安排，包括柳传志向联交所做出的承诺：“他承诺大儿子不能打小儿子。因为把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时，他就在联交所做过第一次承诺，说我把它们俩合在一块了，但人家哪知道你还有没有其他儿子？当时柳总说没了，我保证不去侵犯我这个儿子的利益，只要我还持有这个儿子10%的股份。那意思是说大股东根本不可能把持有的联想股份比例降到10%以下。当他做第二个承诺时候，发现第一个承诺还有效。这事麻烦了，等于说我承诺任何人都不能打我大儿子，神州永远都不能打大儿子。于是柳传志就千方百计地修改自己的承诺，改成说我大儿子不打小儿子，小儿子不打大儿子，只要我持有这两个儿子超过50%的股份。低于50%我就不控股了，当然管不了他们。”

柳传志和马雪征花了大量时间说服联交所，直到他们最终同意联想的分拆上市计划。柳传志所做承诺中有一条是分拆第一年联想集团无论如何都不能侵犯神州数码利益。当日联想集团规模已很庞大，神州数码则新上市，若柳传志不做补充承诺，大股东一高兴将所持神州数码股份比例降至50%以下，则联想集团可以合法地进攻神州数码。

但是，柳传志很清醒地看到，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的竞争不可避免，他所有的承诺只是提供暂时的稳定。他只是希望分拆第一年不要火并，日后即使火并，亦要良性火并，“要文斗不要武斗”。马雪征说：“元庆和郭为还是很规矩，在第一年都没什么动静。”

2001年6月1日，在进行了一年的心理过渡、完成了所有准备后，神州数码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李勤成为其董事局主席，郭为则成为其总裁。“此后，在‘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从47支减至27支的情况下，神州数码被纳入为新增成分股。”［5］它的股票代码是0861HK，联想集团的股票代码是0992HK。两个数字符号开始画出各自不同的命运的K线，杨元庆、郭为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命运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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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或不完美的分拆(7)

神州数码官方网站描述分拆往事，说是：“2000年4月，原联想集团进行战略拆分，神州数码正式成立，由原联想科技、联想集成和联想网络整合而成，媒体对此评价‘柳传志将联想的未来交给了郭为领导的神州数码’。”［6］

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神州数码的自吹自擂，还是令柳传志哭笑不得的自我安慰。“联想”是无形资产，合法的联想只有一个，合法的联想未来也只有一个，它现在属于那个叫杨元庆的年轻人。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联想的历史在继续，单调、乏味的故事转瞬即逝，不再代代相传。收购、受挫、出卖、裁员……一场场蹩脚的戏剧，演绎了太多的“联想传奇”。

【注释】

［1］《柳总在微机事业部’96工作总结会上的讲话》，柳传志，1997年4月25日，联想档案，A01-1997-3-8。

［2］《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圣诞讲话》，柳传志，1997年12月19日，联想档案，A01-1997-10。

［3］《我国民族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机遇》，李勤，1997年10月23日，联想档案，A01-1997-10-19。

［4］联想档案，D04-1999-1。

［5］、［6］来源于神州数码官方网站之“关于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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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局：命运之路(1)

柳传志完成联想分拆，郭为和杨元庆各自的命运K线呈现出不同的轨迹。但自2003年开始，他们都要面对各自的压力和考验。他们是这个行业中出类拔萃之辈，他们萃集于“联想大家庭”，使柳传志拥有了“精英的聚会”的表演。在这一幕幕的戏剧中，有的人表演得惟妙惟肖，似乎足以演好自己未来的角色，有的人则颇为蹩脚，不知道什么时候便会应验了人们的担心，从舞台上摔下去。

显然，为了使自己的戏剧演得更好，杨元庆、郭为、朱立南……他们都在拼命舒展肢体。而在不经意之间，他们的行动已为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和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李勤所观测。他们以其行动赢得了主席们的信任或斥责，为自己赢得了各异的人生。

“拐大弯”的成功

中国科学院政策局局长曹效业有一次说：“不管曾茂朝承认不承认，我认为无论是院，还是所，对联想的支持都是很有限的，这是一段历史真实。因为科学院当时各个所都没有钱……光召手上没有多少钱，他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经济上支持联想。应该说联想对科学院支持很大，至少对计算所改革支持很大。”

科学院得到了联想的支持，联想则因科学院支持而完成了梦寐以求的股份制改造。2001年，联想拿到了产权证，这是一份值得骄傲的产权证，其标明国有股为65%，联想职工持股为35%，联想职工持股会代表了35%的股权。柳传志的“拐大弯”获得成功，其多年擘画终于变成了现实。

柳传志为联想找到了“国有民营”体制，他知道这是一个“怪胎”。为了突破“怪胎”之限制，联想自1993年开始启动改制，历时8年终于初步完成，其最终结局迄止今日仍无明确答案。他有一次说：“联想现在是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股占65%，虽然这种体制对联想的市场行为已无太多影响，但这只是暂时的，联想改制还要继续往前走，直到完全变成一个市场型公司。”

柳传志是从联想获得分红权开始其股份制改造努力。中国科学院科技局局长李致洁说柳传志在1993年底、1994年初提出了分红权问题。那时候他们有一次与柳传志、李勤和曾茂朝开会讨论联想下一步怎么发展，柳传志提出了分红权。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联想缓慢拐弯，推进其股份制改造，其间遭遇了各种挫折。有一次，一位高官还斥责他们想私分国有资产，在那个年代里，“私分国有资产”的帽子足以使很多企业家感到惊惧。

柳传志曾对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说：“我不仅面临转型，还面临改制，如果我被捆绑着怎么快速前进，如果体制理不顺，内耗就抵消我所有努力，不改制不可能转型。”高层最终同意联想进行股份制改造，但必须有偿购买股权。

柳传志他们研究了半天，突然发现他们虽然获得了35%的分红权，但多年来他们一直没有进行大规模分红，大部分应得分红都被他们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中去。他们以最原始的数据进行了统计与核算，发现其金额与购买35%股权相差无几。他们用这笔钱买下了属于自己的股份。

新局终于开始

一个局的结束意味着另一个局的开始。结局并不是我们所要看到的一切，当我们发现局后的秘密时，我们会突然感觉到联想的中国智慧到底提供了什么。

2003年，联想集团已经度过了一年的承诺期，尽管如此，联想控股作为大股东依旧有协调双方竞争之义务。然而，神州数码突然在秋天宣布全面代理长城PC，如果柳传志的承诺依旧有效，那么联想控股一定失去了对神州数码的绝对控股。

马雪征说，联想分拆后，联想控股持有神州数码57%的股份，后者囿于资金压力发行新股，使联想控股持股比例被摊薄至不足51%。所有人都以为只要这个比例保持不变，联想控股依旧可以保持对神州数码的绝对控股地位。但一件令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李勤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员工认股权的变现再次摊薄了联想控股的持股比例，几乎一夜之间，联想控股所持神州数码股份比例跌破50%。

“居然没人知道，还是我发现的。”马雪征后来说，“神州刚上市，经验不够，我就让秘书帮我盯着。我说你得看着神州，一出现问题你赶紧告诉他们……因为它的股票是送的，所以很多员工拿去卖。结果大股东就变成了不到50%。”

从到50%，只是一个微小的数字变化，对于联想控股来说却几近难以逾越的鸿沟，除非联想控股启动特别程序向联交所申请全面收购，否则再也无法突破这个鸿沟。今天，即使联想控股“入模子”培训的教材中，依旧标明其所持神州数码股份为51%，事实并非如此，只是“现在没有太多人知道这件事”而已。

马雪征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立即打电话给联想控股董事长曾茂朝，说这可是件大事。马雪征后来又打电话给李勤，李勤顿时急了。他知道，50%的竞争之线已破，尽管联想控股依旧是神州数码的相对控股股东，一切还是要听天由命了。

不过，一切看起来并不严重，因为神州数码的一些零散股份还散落在“联想大家庭”内部，只要离心的倾向不会发作，事实上联想依旧可以对神州数码绝对控股。只是，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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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局：命运之路(2)

马雪征说：“理论上，神州是可以打元庆了。元庆的承诺是一年。现在都已经过了期。现在在法律上，出现任何竞争问题，都不犯法了，都过了期了。”

的确，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是两家独立的上市公司，它们各有自己的股东，为各自的股东利益负责。“它怎么扩展业务有好处？买长城对它有好处。你不能说不准买长城，因为我有一个儿子是做PC的，那是你那个儿子的问题。这没有办法。”

马雪征相信竞争已不可避免。“谁知道，20年之后谁和谁结合了？如果联想现在万一做电视，没准10年之后电视和电脑搁一块，不又打起来了吗？员工感情上，不算激烈但还是很敏感。元庆专门在高层会上讲：我们的品牌是一路打出来的，当年几乎是零的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IBM，是HP，大家集中精力跟这帮人竞争。事到今天，我们已经获得当年IBM在中国的地位了。你该怎么做怎么做，你不要人为地或者行政的方式去抑制任何人。他还要求所有人不许在外面乱说。”

马雪征那天开完总裁室会，她没有觉得那是一个大问题，她早就看清了这两家公司的本质：“因为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分拆三个问题：第一，财务怎么分，怎么说服股东？第二，怎么说服员工？第三，以后打起来怎么办？我当时就知道，肯定是这样的。这就是神州发展的过程了。”

各自的路，各自的局

传说中的杨元庆是一个严厉到连公司内鸡毛蒜皮小事都管的人，他看到员工把茶水直接倒在地上、口香糖乱吐都会愤怒。中国抽烟风气很盛，杨元庆特别发出命令，禁止员工在办公区抽烟，有人就躲进厕所去抽，杨元庆竟直冲到厕所逮人。有媒体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联想这个责任太过重大，杨元庆求好心切使然。”

杨元庆曾说：“柳总真的是放权放得很充分，给年轻人宽广的施展舞台。最大的感受是没有退路、没有依赖、也没抱怨。”联想很多人形容杨元庆耿直，其做事以魄力见长，决断快速，但有时不近人情；郭为则较杨元庆老成持重，以说服属下达成目标为目的。他们二人相互竞争、学习，郭为私下希望员工学习杨元庆的效率，而杨元庆则试图学习郭为与属下和谐相处的技巧。

另一个传奇人物是朱立南。联想分拆大局已定时，柳传志暗令朱立南寻找一支队伍渗透进风险投资领域。2001年4月，联想投资公司成立，柳传志任董事长，朱立南以联想控股副总裁之身份兼任联想投资公司总裁。

就在巨头们获得成长机会时，陈国栋受命进军房地产业，担任了融科智地的总裁，许国兵则成为物流公司志勤美集的总裁，王建成为餐饮公司金白领的总裁。

2003年12月2日，中国银行副行长张燕铃在中银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银11月与花旗和联想签订了不良贷款处置协议。尽管张燕铃既未透露所售资产的账面金额，亦未透露任一细节，但敏感的《华尔街日报》还是发出了消息。

外界始终猜测不定的购买者“联想”其实便是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若是参加过2003年8月下旬联想的“入模子”培训，则不会存在任何疑虑。

联想控股所购中银的不良资产本为设在香港的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所有，其所出售的亦只是一个资产包，账面价值约7亿港币。这是内地资产管理公司和商业银行对不良资产打包处理中，第一次获得国内投资者买包。

2003年12月8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说：“美林方面有消息透露，美林已与中行成立合资公司处理所购不良资产，由美林控股。参照美林模式，联想也将与中行成立合资资产管理公司，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是联想80%，中行20%。两家合资公司都属于阶段性运营，不良资产一旦处理完毕合资公司就自动终止。”

尽管联想控股始终讳莫如深，但本书作者却有机会清晰其图谋：他试图在新一轮国资改革浪潮中分一杯羹。收购中银不良资产，只是他将联想控股投资事业部孵化为一个投资性质的子公司的试水。在柳传志原来的规划中，这家叫弘毅投资的子公司本应诞生于2003年9月，显然，柳传志对其准备并不满意。

在2004年4月26日，一个叫赵令欢的年轻人终于获准登台表演。柳传志在那天的翠宫饭店会议厅里宣告弘毅投资公司的成立，那是一家投资性质的公司，柳传志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对其前景的看好。

在柳传志等人象征性地传递了其希望和祝福后，赵令欢登台讲话。他回顾了筹备弘毅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所承受之巨大压力，说到动情之处，声带哭腔，几近哽咽。在感动他人之前，他已使自己感动，但其夸张的讲话，不可避免地使一小部分台下听众感到做作和表演。

不过赵令欢还是展示出坚强的一面，他向柳传志承诺，一定会全力以赴，给弘毅投资公司带来一个美妙的前景。但有人怀疑道，赵令欢持有美国绿卡，像柳传志这样一个温和的中国鹰派企业家，怎么可能完全信任一个美国人呢？

然而，当2004年12月8日联想宣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时，怀疑论者突然发现，温和的中国鹰派企业家已开始信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但信任他们，他将他们一个个推上了执行官的位置。他们都将在联想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都是柳传志为一个新的联想局布置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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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局：命运之路(3)

没有人知道这些“海归”和“洋娃娃”将成为多么重要的棋子，没有人知道他是否会与杨元庆、郭为、朱立南一样，成为联想局中的“关键先生”。但毫无疑问，他将与杨元庆、郭为、朱立南、陈国栋、许国兵与王建一起，走上一条尘土飞扬的命运之路。他们还来得及回头，但他们也许永远不会回头。

然而现实依旧残酷和扑朔迷离。先是在1月下旬传出联想集团并购案可能流产的流言，联想在香港股市上的股价依旧小幅下跌，因为投资者对该传言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

1月27日，联想集团召开了特别股东大会，其与IBM的交易获得了99%股东成员的支持。也正在那天，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上，有人就“美国国会很担心中国公司购买美国公司会影响到美国的安全”进行提问，但外交部发言人孔泉给出的答复是：

“关于IBM的事，我认为这是两个公司的事。两个公司具体的合法项目、并购内容等都是外界无法揣测的。如果你一定要了解中国政府对此的看法，我建议你询问信息产业部。也许他们能够提供准确答复。”

中国政府至少不会反对联想的孤注一掷，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则未必——联想对IBM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要经过其调查批准。

那是一个由美国财政部设立的机构，负责审核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收购行动，主席由美国财长担任；其成员还包括美国司法部等11家联邦机构，拥有调查和批准所有外国公司出资1亿美元以上收购计划的权力。虽然其调查往往只是例行程序而已，但此前和黄收购环球电讯未获成功便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从中作梗。

1月29日，美国传来消息。联想与IBM的交易被延长调查。

在未知的岁月里，这两家性格、文化、背景各异的象征公司又要迎接各自的宿命，走入或走出各自的新局、旧局。

在一个伟大而残酷的联想局中，柳传志、李勤及其联想，用一种附生于中国文化之上的智慧赢得了20年的尊重。在这20年里，他们一次次布局，一次次破局，一次次结局，又一次次重新走回局中。

他们曾拼命演习国外最优秀的管理智慧，但他们最终发现，在中国这片泥土上，只有中国智慧可以真正引领他们走向通往跨国公司的道路。

因为联想是中国企业。这是他们的选择。

补记：2005年3月9日，联想、IBM宣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已经批准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

3月10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北京代表团驻地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联想控股总裁、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代表没有掩饰获悉联想并购案顺利通过审查后的喜悦之情。同时柳传志透露，一个多月后他将不再担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

后记：因为时代在变

2001年11月12日，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发件人是联想控股公关部副总经理张涛，一个我从未谋面亦未有任何往来之人。头一天，我的老师和好朋友钱钢向我提到张涛会与我联系，让我对联想正在进行的事情提点建议。

张涛的邮件介绍了一套“丛书”，说：“联想……在17年艰苦创业的历程中，联想突破了‘四道关口’，走通了高科技产业化之路，并且在管理与运营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此，联想高层领导经讨论决定，出版一套关于联想的丛书……对内进行历史性总结，对联想发展史中的某些重大问题定性。”

张涛介绍了“丛书”的进展，说准备邀请几位顾问（其中包括钱钢），“拟订邀请业界知名的，拥有IT背景并了解企业实际运营、文字功底扎实的记者在充分了解联想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撰写相关文稿。”

我收到邮件后，遵照钱钢的“指示”迅速与张涛进行了联系。我们约了一个傍晚在联想的小食堂里碰面。张涛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们似乎有类似的阅读背景，对于写作有近乎一致的判断。印象中那天我们聊得很投机。

当日受邀请的记者除我之外还有《环球企业家》主编李甬和《中国青年报》的熊波。前者是我在《南方周末》工作时的老同事，后者则是新朋友。

后来机缘巧合，李甬因为工作忙早早宣布只看档案不写书，熊波坚持到了7月，2002年7月，因为到了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工作被委以重任，工作亦是忙碌不堪，考较之后亦选择了退出，于是我便成为唯一选择了。

最终我到了青岛，以海信作为写作蓝本，进行了我个人商业史写作的训练。《海信史：十年再造的关键时刻》完稿于2003年2月，7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海信史》完稿之日，我才对自己写这本书多了一点信心。

整个2002年迅速地被耗费了，其中大量时间被《海信史》的写作占用。2003年到来，我短暂地移居到上海，回到北京到联想看档案时，正逢“**”，虽非幸事，却使我能够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阅读联想档案，与朋友们一起讨论写作。

那一年夏天，我完成了对联想档案的阅读，也完成了对关键人物的采访。8月下旬我参加了联想控股公司的“入模子”培训，培训前柳传志总裁辗转传递我一个信息，要我身着正装混入受训者内部。我干得还不坏，甚至参加了他们的拓展训练及最终的考试，因为阅读了联想档案，考试得了99分，据说与志勤美集的许国兵总裁并列第一名，只是传说，我并未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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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局：命运之路(4)

9月我到《新京报》社工作。在忙碌、兴奋和理想主义的状态里，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我开始动笔。写作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每天可以安静写作的时间太少。

2004年3月，我终于写完了最后一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内心郁结之气终于得以舒展。天空很高很蓝，春天很温暖，这样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在2004年初春，我从互联网上看到了对联想道路的争论，我无意介入这场争论，即使我反对他们的意见，我也要捍卫他们表达的权利。但是，那是一场毫无价值的争论，一种王莽式的争论。

一个与联想毫无干系之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意见，却又怎么会设身处地、站在企业的角度思考成长？不联想到中国局、中国大历史，不思考历史本身的偶然，就不会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而只会像《周礼》所规定的那样，设计出天圆地方的思想。

我的书写完了，任务既已完成，心中便觉轻松；虽然此前联想似乎对我颇不放心，又邀请凌志军先生写作另外一书。

事实却并不让人轻松，接下来与联想的交涉异常艰难。有一次与柳传志总裁及联想控股若干官员对书稿的内容，双方就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分歧：我主张“以史实带观点”，力求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柳传志总裁则希望“以观点带史实”，寻求证据以佐证既定之历史观点。我猜测柳总裁对我使用“局”的概念并不太高兴。总之，联想众官员一并附议柳总裁之倡议。我既坚持我的观点，便只好答允另写一书出版，以保证《联想局》的完整性。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联想控股一位官员请我吃饭，席间委婉地问我能否放弃写作，其提出三个建议，大意如下：比较名气、以往的成绩，凌志军老师更具竞争力，能不能我写的书后出，凌老师的书先出，以免两本书冲突；能不能补偿我一笔钱让我放弃写作；能不能用一笔钱把我的《联想局》买下来，永远不出了。我拒绝了其建议，在给柳传志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后宣布放弃写《联想局》之外的“御制书”。柳总裁回信对我的心情及选择表示理解。

后来与联想又颇多交涉，终于获许在《联想局》中使用联想档案（因此前曾签署保密协议），条件是凌志军老师的书出版之后再出版《联想局》；除此之外，联想还给予我一笔小额的补偿，其中一部分用于兑付事先约定的采访中间产生的交通诸费用，另一部分则用于补偿《联想局》晚出版所造成之损失。

2005年1月，凌志军老师的《联想风云》业已出版，我遵照口头之约定将书稿交予联想“核定史实”，并试图获得《联想局》使用联想档案之授权。因为仅限于核定史实，《联想局》故能保证其独立性而非一本“客户”定制的书；我也至少保持一个写作者最起码的良心——对自己及文字本身、对历史及事实本身的良心。

虽然中间因为与联想对内容的评价不一而放弃了合作，基本上处于分道扬镳的境况。

我依然要感谢无数人，作为我书中的主角，柳传志、李勤、杨元庆、郭为诸位风云人物都应是我感谢的对象，所有接受我采访的联想和联想之外的朋友都是我感谢的对象。联想控股公关外联部所有在职和离去的人都是我该感谢的对象，三年多来的交往已使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好朋友。

我要特别地感谢张涛和黄明雨，他们是我的好兄弟，前者总是为我提供他所能提供的认知，使我对写作的把握更到位，他的妻子温运娟则是一位理想的、近乎完美的读者。黄明雨是我的发行商，与他相识是我自广州回到北京来最大的收获，为了提高我的写作水平他总是把他认为有帮助的一切读物介绍和提供给我。

我还要感谢只有一面之缘的陈惠湘和刘韧老师，他们的著作是关于联想的出版物中罕见的能够称为“史料”的作品，它们给我的写作提供了大量帮助。

感谢从未谋面的威廉·曼彻斯特、白修德和茨威格，他们的《光荣与梦想》、《中国的惊雷》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为我的写作指明了方向。

感谢钱钢，他是我的好老师，也是我的好兄弟。他是我见到的最宽厚之人。再次感谢柳传志总裁，我理解了他所谓的“立意要高”，也希望这本书中“局”的概念会给他提供哪怕微弱的一丝帮助。

除此之外，我想我极有可能会写另一本以联想为研究对象的书。联想作为一家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中国制造业的明星，无疑极为优秀。其成长过程坎坷曲折，其管理及文化错综复杂，其人事之变动、观念之更迭，无一不值得关注。但是，多年来对联想的研究，大多落于若非无理性的诘责及谩骂便是无原则的褒扬与吹捧，这对联想及公众都是一种不小的伤害。对联想进行善意的分析、建设性的批判，敦促其经营更趋理性、其管理更加完善、文化更加健康，完成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或许正是我该做的事情。在阅读了联想各种密级的档案、写完了《联想局》之后，我更认为这是我不可推卸之责任与义务。

这是我对自己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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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因为时代在变(1)

2001年11月12日，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发件人是联想控股公关部副总经理张涛，一个我从未谋面亦未有任何往来之人。头一天，我的老师和好朋友钱钢向我提到张涛会与我联系，让我对联想正在进行的事情提点建议。

张涛的邮件介绍了一套“丛书”，说：“联想……在十七年艰苦创业的历程中，联想突破了‘四道关口’，走通了高科技产业化之路，并且在管理与运营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此，联想高层领导经讨论决定，出版一套关于联想的丛书……对内进行历史性总结，对联想发展史中的某些重大问题定性。”

张涛介绍了“丛书”的进展，说准备邀请几位顾问（其中包括钱钢），“拟订邀请业界知名的，拥有IT背景并了解企业实际运营、文字功底扎实的记者在充分了解联想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撰写相关文稿”。

我收到邮件后，遵照钱钢的“指示”迅速与张涛进行了联系。我们约了一个傍晚在联想的小食堂里碰面。张涛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们似乎有类似的阅读背景，对于写作有近乎一致的判断。印象中那天我们聊得很投机。

当日受邀请的记者除我之外还有《环球企业家》主编李甬和《中国青年报》的熊波。前者是我在《南方周末》工作时的老同事，后者则是新朋友。

后来机缘巧合，李甬因为工作忙早早宣布只看档案不写书，熊波坚持到了7月，2002年7月，因为到了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工作被委以重任，工作亦是忙碌不堪，考较之后亦选择了退出，于是我便成为惟一选择了。

最终我到了青岛，以海信作为写作蓝本，进行了我个人商业史写作的训练。《海信史：十年再造的关键时刻》完稿于2003年2月，7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海信史》完稿之日，我才对自己写这本书多了一点信心。

整个2002年迅速地被耗费了，其中大量时间被《海信史》的写作占用。2003年到来，我短暂地移居到上海，回到北京到联想看档案时，正逢“**”，虽非幸事，却使我能够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阅读联想档案，与朋友们一起讨论写作。

那一年夏天，我完成了对联想档案的阅读，也完成了对关键人物的采访。8月下旬我参加了联想控股公司的“入模子”培训，培训前柳传志总裁辗转传递我一个信息，要我身着正装混入受训者内部。我干得还不坏，甚至参加了他们的拓展训练及最终的考试，因为阅读了联想档案，考试得了99分，据说与志勤美集的许国兵总裁并列第一名，只是传说，我并未求证。

9月我到新京报社工作。在忙碌、兴奋和理想主义的状态里，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我开始动笔。写作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每天可以安静写作的时间太少。

2004年3月，我终于写完了最后一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内心郁结之气终于得以舒展。天空很高很蓝，春天很温暖，这样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在2004年初春，我从互联网上看到了对联想道路的争论，我无意介入这场争论，即使我反对他们的意见，我也要捍卫他们表达的权利。但是，那是一场毫无价值的争论，一种王莽式的争论。

一个与联想毫无干系之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意见，却又怎么会设身处地、站在企业的角度思考成长？不联想到中国局、中国大历史，不思考历史本身的偶然，就不会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而只会像《周礼》所规定的那样，设计出天圆地方的思想。

我的书写完了，任务既已完成，心中便觉轻松；虽然此前联想似乎对我颇不放心，又邀请凌志军先生写作另外一书。

事实却并不让人轻松，接下来与联想的交涉异常艰难。有一次与柳传志总裁及联想控股若干官员“对”书稿的内容，双方就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分歧：我主张“以史实带观点”，力求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柳传志总裁则希望“以观点带史实”，寻求证据以佐证既定之历史观点。我猜测柳总裁对我使用“局”的概念并不太高兴。总之，联想众官员一并附议柳总裁之倡议。我既坚持我的观点，便只好答允另写一书出版，以保证《联想局》的完整性。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联想控股一位官员请我吃饭，席间问我能否放弃写作，其提出三个建议，大意如下：比较名气、以往的成绩，凌志军老师更具竞争力，能不能我写的书后出，凌老师的书先出，以免两本书冲突；能不能补偿我一笔钱让我放弃写作；能不能用一笔钱把我的《联想局》买下来，永远不出了。我拒绝了其建议，在给柳传志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后宣布放弃写《联想局》之外的“御制书”。柳总裁回信对我的心情及选择表示理解。

后来与联想又颇多交涉，终于或许在《联想局》中使用联想档案（因此前曾签署保密协议），条件是在凌志军老师的书出版之后再出版联想局；除此之外，联想还给予我一笔小额的补偿，其中一部分用于兑付事先约定的采访中间产生的交通诸费用，另一部分则用于补偿《联想局》晚出版所造成之损失。

2005年1月，凌志军老师的《联想风云》业已出版，我遵照口头之约定将书稿交于联想“核定史实”，并试图获得《联想局》使用联想档案之授权。因为仅仅限于核定史实，《联想局》故能保证其独立性而非一本“客户”定制的书，；我也至少能保持一个写作者最起码的良心——对自己及文字本身、对历史及事实本身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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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因为时代在变(2)

虽然中间因为与联想对内容的评价不一而放弃了合作，基本上处于分道扬镳的境况，我依然要感谢无数人，作为我书中的主角，柳传志、李勤、杨元庆、郭为诸位风云人物都应是我感谢的对象，所有接受我采访的联想和联想之外的朋友都是我感谢的对象。联想控股公关外联部所有在职和离去的人都是我该感谢的对象，三年多来的交往已使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好朋友。

我要特别地感谢张涛和黄明雨，他们是我的好兄弟，前者总是为我提供他所能提供的认知，使我对写作的把握更到位，他的妻子温运娟则是一位理想的、近乎完美的读者。黄明雨是我的发行商，与他相识是我自广州回到北京来最大的收获，为了提高我的写作水平他总是把他认为有帮助的一切读物介绍和提供给我。

我还要感谢只有一面之缘的陈惠湘和刘韧老师，他们的著作是关于联想的出版物中罕见的能够称为“史料”的作品，它们给我的写作提供了大量帮助。

感谢从未谋面的威廉·曼彻斯特、白修德和茨威格，他们的《光荣与梦想》、《中国的惊雷》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为我的写作指明了方向。

感谢钱钢，他是我的好老师，也是我的好兄弟。他是我见到的最宽厚之人。再次感谢柳传志总裁，我理解了他所谓的“立意要高”，也希望这本书中“局”的概念会给他提供哪怕微弱的一丝帮助。

除此之外，我想我极有可能会写另一本以联想为研究对象的书。联想作为一家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中国制造业的明星，无疑极为优秀。其成长过程坎坷曲折，其管理及文化错综复杂，其人事之变动、观念之更迭，无一不值得关注。但是，多年来对联想的研究，大多落于若非无理性的诘责及谩骂便是无原则的褒扬与吹捧，这对联想及公众都是一种不小的伤害。对联想进行善意的分析、建设性的批判，敦促其经营更趋理性、其管理更加完善、文化更加健康，完成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或许正是我该做的事情。在阅读了联想各种密级的档案、写完了《联想局》之后，我更认为这是我不可推卸之责任与义务。

这是我对自己的期待。

迟宇宙

2004年3月13日

200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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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作者：迟宇宙

- 『状态：连载中』

- 『更新到：后记：因为时代在变(2)』

- 『内容简介： 《联想局》为什么被废掉？它说了太多企业不希望公之于世的史实？还是它提出的观点与企业的需求产生了剧烈冲突？在《联想风云》之后，《联想局》的奇特命运是否为我们把握中国20年来的经济脉搏提供新鲜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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