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的新窑子：一个人开始的村庄

作者：黑明

- 『状态：连载中』

- 『更新到：后记』

- 『内容简介： 从1903年这里有了第一位村民到现在，新窑子已走过了100年的风雨历程。100年来，人们在这里开荒种地、在这里娶妻生子，也在这里生老病死；到2004年底，这里已繁衍为282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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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 让我们心里有谱

- 不仅仅是为了他们

- 新窑子：五代香火 百年孤独(1)

- 新窑子：五代香火 百年孤独(2)

- 白海生：新窑子的第一个婴儿(图)

- 白赵：白海生的儿子(图)

- 白有勤：生有一男二女(图)

- 白随勤：超生被乡罚了4500元(图)

- 白虎勤：掉了好几层皮也没留在部队

- 白整风：堪称全村首富(图)

- 贺家有：现在我有里外孙子68个(图)

- 贺志忠：老人同意睡到一起算结婚了(图)

- 贺建兵：结婚太早不懂男人和女人(图)

- 贺志强：挣了钱我先娶婆姨后还债(图)

- 张善宗：两口人存了2万元(图)

- 张鹏：每月能挣几千块(图)

- 张勇勇：有个丰满温柔能干的媳妇(图)

- 张怀岗：来到新窑子要饭(图)

- 刘胜利：火性大 打断老婆胳膊(图)

- 苏培富：他家成了新窑子的冒尖户(图)

- 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 武建华：每顿饭都是窝头和白水煮土豆(1)

- 武建华：每顿饭都是窝头和白水煮土豆(2)

- 王学志：那时我们毕竟还很幼稚(1)

- 王学志：那时我们毕竟还很幼稚(2)

- 后记

让我们心里有谱

吴思

在这本书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村庄所有村民的面目，读到关于他们命运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群体的梦想，以这些故事为基石，我们还能建立一套坚固的“中国观”。

新窑子人很穷，他们的一个梦想就是发财。务农不能发财，他们就当兵当出去，考学考出去，买户口买出去，打工打出去。这些路走不通，或者代价太高，支付不起，那就转身卖瓜贩菜，开车拉脚，养羊种树。纯粹种庄稼的人，无论在别人的心目中，还是在他们自己看来，都不能算作成功者。

我认为他们很正确。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我们辛劳一年，收入依然微薄，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我们将编织什么样的梦想？

2003年，据新窑子村的党支书说，该村的人均收入为500元。以当年的市场价计算，新窑子人每天只能吃一斤半玉米面。同样在这一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远多于这个数字。当然，村支书的数字照例有两套，我请黑明打听了，他们报给上边的数字是1200元，接近陕西省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即使按照这个比较漂亮的数字计算，新窑子人与城里人的收入也相差很远。

黑明写到一户人家，1998年花钱为儿媳妇买了城镇户口，户口的价格是3500元，等于一个村民好几年的收入。好几年的辛劳，这就是新窑子村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距离。不过，新窑子并不是最底层，这里距延安只有16里地，各种机会比更偏远的村庄多，于是绥德县和安塞县的两个外来户买了新窑子的户口，分别花了1500和2600多元。按照当地宣称的收入水平，这段距离意味着几年的艰苦攀登。

新窑子村民要变成城里人，常规通道是读书考学。新窑子出过一个大专生，那是全村人的骄傲。中专比较大众化，但这段路也要走三年，花费两万元，毕业后还未必找得着工作。如此巨大的代价与风险，一般村民应该望而生畏，然而，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宁愿背一身债也要供孩子读书。用他们的话说，这是为了孩子的前程。

还有一条路就是出去打工，每个月可以指望三四百元的工资。这个数字还不到正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一半，只能算小半个临时城里人，而这也需要信息和门路，需要背井离乡和更高强度的辛劳，同时还要冒拖欠工资白干一场的风险。这两年应该好一些了，在孙志刚案发生之前，如果预测进城打工的风险，恐怕还要进行更多的思考。

我很喜欢黑明这本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窑子很像我们村——我当年插队的地方。1996年，新窑子有58户人家；1976年，我当过指导员的那个山区生产队有57户。那时我们队的日值是三毛五分钱，当年新窑子的壮劳力每天也挣三四毛钱。看着黑明拍的照片，随着他在新窑子走家串户，我就想到了我们村，想到了我当年熟悉的人家，听见了他们的笑谑，闻到了烧秫秸和猪食混合的味道。看到新窑子知青的照片，我简直就像见到了自己。

我们村是我判别真伪的参照系。关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理论和叙述，关于中国人的种种说法，一旦让我迷惑了，我就拿来与我们村比较一番。说得靠谱，我就接受；离谱远了，我就不拿它当真。这个办法很笨，难免限制人的想像力，也无法帮助我领悟IT之类的高新产业，但可以保证我不脱离常识。我经常犯错误，但不至于错得太离谱。

读了黑明的这本书，认识了那些有血有肉的农民，我感觉更有底气了。在他们的经历中，我对共和国历史的许多看法得到了有血有肉的印证。他们今日的奋斗和挣扎，又为我补上了一段参照系中的空缺。作为一个有八亿农民同胞的中国人，心里装了一个完整的村庄，了解这个村庄与整个社会的基本关系，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感到心里塌实。

新窑子正在变化。在如此大规模的摆脱自身处境的努力之中，中国农民必将在未来数十年中左奔右突，直到普遍不安于位的原因消失，新的均衡局面形成。也许这将成为本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其结局和影响将大大改变世界的面貌。希望黑明通过他的村庄跟踪这种变化，让我们心里有谱，也让后人看到一个完整鲜活的故事。

2004年春于北京

不仅仅是为了他们

孙立平

黑明是一个着力用镜头去记录普通人生存状态的摄影家。在他的多部摄影集里，都给人们展示了普通人的生活和感受。而在这本即将出版的《100年的新窑子》中，他则将态度镜头长时间地对准陕西一个小山村那几百口人落后而又普通的生活。

《100年的新窑子》首先给我的一个强烈视觉冲击就是那几十幅标准的“标准像”。黑明告诉我，这是他用自己一台最大的相机拍摄的。也许我可以这样认为，这大概是迄今为止为农民拍摄的一组“质量”最好的标准像了。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来。在二十多年前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揭发出来王洪文的罪行之一，就是私自拍摄了标准像，以便为他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做准备。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也说明，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标准像，而且不是挂在自己家里的标准像，是一件多么郑重其事的事情，是一件有着多么重大政治和历史含义的事情，同时又是一件离普通人的生活多么远的一件事情。而黑明这组农民标准像的冲击就在于，他给那些似乎最没有资格照标准像的普通的农民拍摄了一组“高质量”的标准像，而且不仅拍摄了，还以醒目的位置和处理手法印在了书里，并且以书这种媒介，成为公众阅读的对象。也就是说，它们和那些领袖们的肖像一样，具有了公共性。

这种冲击意味着什么？我们当然不能牵强地说，普通民众要替代帝王将相或精英占据历史的舞台。就在黑明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就在照片中那些主人默默地过着他们普通生活的时候，这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大的事情。正如书中所说的，香港回归、申办奥运、加入世贸谈判等，在这些大的事件中，活动的主角无疑是那些精英们。但实实在在的事实是，在这些精英们从事那些活动的同时，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也在真实地生活着。不错，那些重大的事件影响着更多的人，但在那被影响的“更多的人”中的每一部分，他们的生活中都有着重要性与上述重大事件不相上下的小事情，比如，对于“新窑子”村的人来说，猪啃了地里的庄稼，就是比上述事件更为重要的事情。

当然，谁也不会说，农民的标准像、农民的生活情景、农民的命运上了正式出版的公共读物，就意味着农民社会地位的改变。黑明的书什么也没有改变，新窑子还会是那个新窑子，那些村民该怎样生活还会是怎样生活。几百张照片改变不了世界，甚至改变不了世界中哪怕很微小的一部分。

这本记录普通人生活状态的摄影集给人的另一种冲击，是人物的鲜明形象。当然我也知道，这是最俗套的话了。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另外的一种意思。记得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一个帖子——《人民日记》，用寓言的方式描绘了“人民”中的一个人是如何被作为“个别人”，十个人如何被作为“极少数人”，上百人如何被作为“少数人”的。是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民”都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复数概念而存在的，或者被称之为群众。于是，在最强调“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时候，群众的面目也被塑造得最千人一面；在最讲“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人民却最频繁地受到服务者“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服务的”、“你能代表人民吗”之类的揶揄。而透过黑明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新窑子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一个的人。卑微也好，普通也好，这一个就是这一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民只有从复数变成单数的时候，人民才能成其为人。

黑明说，几年来他一直在拍摄一部有关“右派”的影集。应当说，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个独特的人群：知青、右派、刑满释放的人、特殊背景下的离婚者、失业下岗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一些人就将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愿他们的身影和形象能够留在摄影家的镜头中，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们。

2004.夏于清华园

新窑子：五代香火 百年孤独(1)

八年前的一天晌午，我来到黄土高原中部的陕北新窑子村。

听村里老年人讲，本村的开山人叫白新富。早在上世纪初，他便独自从死亡之海的毛乌素沙漠，徒步逃荒来到这个小山沟，并用绳子将自己吊在半山腰，挖了一孔土窑洞落下了脚。据说，在半山腰挖窑洞主要是为了提防小偷。从此，他开荒、种地、娶媳妇、睡觉，过着山里人自给自足的生活。

20年过去了，白新富由一名少年成长为年富力强的汉子。1923年，33岁的白新富和比他小11岁的妻子张氏喜得贵子，取名海生。为了便于交流，白新富将自己居住的小山沟对外称之为新窑子。每当他走出小山沟见到人的时候，总会主动喊一声：“我是新窑子的！”

经过数年的繁衍和逃荒者的加盟，这个安静了千万年的小山沟逐渐兴旺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新窑子在方圆几十里的百姓中陆续传开，不知什么年代，哪个部门还把新窑子三个字正式确定为村名并沿用至今。

整整100年过去了，白家先后在那孔老土窑里居住了五代传人，生养了三十多个子孙。白新富早已离开了人世，而新窑子却活了下来。

不问苍天 偏爱谁多

这个小之又小的村庄不但在中国版图上找不到，就连本省的地图上也未标明。村民们在这个方圆仅有几百米的村庄里活着，相互都很友好，因为他们谁都了解谁，谁都知道谁家祖宗三代的事儿。就连谁家母猪跑到谁家公猪窝里去了，谁家公驴明儿要给谁家母驴配个种，谁家婆姨**声音大，谁家男人睡觉呼噜声音高，全村人都清清楚楚。

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新窑子不少人家虽然家徒四壁，但他们并不奢求城市人的生活，祖辈只求安逸，不闻村外的大小事情。无论迎回归、盼入世、迎奥运，还是美国被炸、萨达姆被抓、核武器被查，在他们心目中全没有老母猪跑到地里啃了青苗更重要。

现在，新窑子已成为二百多人赖以生存的地方，党支部、团支部、民兵连等机构完整而健全。虽说白新富的子孙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全村老少仍然挣扎在国家标准的“贫困线”底下。为了更好地活着，他们整天把东山的太阳背到西山，没明没黑地在那坡墚沟峁上抱挖着……

提高警惕 监视特务

1996年我初进新窑子时，正逢香港回归的前夕，当时全村人都提高了警惕，严防我对农业建设有什么破坏活动，并且怀疑我这个陌生的长发行者是香港派来的特务分子。于是，第一次拍摄却遭到了多数村民的敌视。

半年后，我再去新窑子时，香港已经顺利回归。此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对我进行了一次专题报道，碰巧被村民们看见。从那时起，全村人一改往日的怀疑态度。加之我将初次为他们拍摄的照片一一兑现，更让他们排除了我是坏人的嫌疑。后来村里人告诉我，我的行迹曾被党支部监视过。

往后的数次拍摄，一步步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每逢聊天，笑话必讲；每次喝酒，酸曲必唱。酒后的半夜三更，他们还经常拉我脱掉鞋，光着脚丫子轻轻走进人家的院落，趴在年轻人住的窑洞窗户下偷听炕上的动静。记得有一次二毛在关键时刻把我的手电突然伸进窗户，直射人家的动作，照得光屁股男人只好乖乖卧倒并钻进被窝。回想那种场景，逢老实人不声不响，反而像做贼似的；碰个不老实的后生，经常是脑袋伸出被窝，对着窗户笑骂“龟孙”。

在村里住久了，不少人把我这个传说中的北京下乡干部当成了朋友，许多年轻人和我无话不说。他们想看电影让我包场，想喝酒让我拿钱。对于他们的每一次要求我都尽力去实现，村民们自然对我露出了纯朴的笑容。记得有一次他们要看电影，我特意去延安城里请来了电影队，一晚上就为他们放映了三场，使得此后的好几天中，村里的婆姨女子们还陶醉在喜剧的情节之中，孩子们还在模仿着电影里的武打动作。

现在我去新窑子村，他们不但不会把我当成特务，反而把我当成了村里人，以至于几年前，村党支部书记白整风和村民们建议说：“还不如给黑明批一块地，给他打孔窑洞，回来照相方便些！”

书记主任 口头报告

1996年，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白整风向我介绍说：“新窑子位于延安市西南8公里处，海拔高度1200米，归属宝塔区万花乡管辖，居住着58户人家的236口男女老少（不包括黑户）。全村共有大家畜23头、简易公路公里、耕地500亩，地全是山地，村民吃的全是粗粮。村里没装电话，没订报纸，不通广播，不通邮路。自从1982年放过一场电影之外，多年来再没有过任何文化娱乐活动。1990年至今，也没有发展过党、团员。几十年来，新窑子最热闹的就是五黄六月老天不下雨时，信迷信的村民自发组织爬上村里最高的山头，在前几年新建的一孔不足三平米的土窑小庙进行祈雨祭祀活动。1996年新窑子人均年毛收入不足300元，最低的不足100元。村委会累计欠账万元。”

当年，29岁的村民委员会主任贺建飞认为：“新窑子离延安近，交通便利，信息也灵，多年来还吸引了不少外地移民户。目前，村民们的观念在不断更新，不久的将来，村民们肯定会告别一孔孔烂土窑，住进真正的新窑子。也许那时的新窑子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

新窑子：五代香火 百年孤独(2)

2003年底，村党支部书记郭为生对我说：“虽然这几年村里建起了希望小学，通了电话和自来水，但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和提高。1996年到现在，村里最明显的发展就是人口数量的增长。包括黑户，新窑子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282人。不过村民们的文明程度还是有所提高。”

现任村党支部书记郭为生口头报告，1996年至2003年新窑子村民农林牧副的毛收入统计：

1996年　人均年收入300元 最低不足100元

1997年 人均年收入600元 最低不足200元

1998年 人均年收入900元 最低不足500元

1999年 人均年收入800元 最低不足400元

2000年 人均年收入700元 最低不足300元

2001年 人均年收入500元 最低不足100元

2002年 人均年收入600元 最低不足200元

2003年 人均年收入500元 最低不足300元

2003年底止,新窑子村委会累计欠账为：万元。

红白事业　生死嫁娶

八年里新窑子村出生了19个人。

张萌，张锐，张波，王琪，王玉，王续，王豆，李星，李阳，白伟兵，白娜，高椒，苏文燕，屈欢，屈文庆，张雪，王好好，白甜甜，张秀秀。

八年里新窑子村死了1５个人。

张继民，王福成，李清兰，李长有，白炳宗，高怀玉，刘金虎，康玉莲，贺康富，柴丕莲，郝招香，宋应吉，房步清，王素琴，白随勤。

八年里新窑子村有4个女子出嫁。

高霞，白冬花，房娟娟，房静。

八年里新窑子村有6个年轻后生娶了婆姨。

李世宏，王红卫，苏培华，张友军，白小龙，王双红。

八年里新窑子村有３个年轻婆姨和男人不辞而别。

张红，马涛，刘梅。

八年里新窑子村有2个人加入了中国**。

贺建飞，王宁刚。

谁家子弟 谁家的院

1996年5月至2003年12月，我数十次走进新窑子。

八年过去了，我跑遍了新窑子的山山水水，拍遍了每户人家的生活状态，亲眼目睹了村民们缓慢的生活变化，在村里好几家的老土炕上度过了春夏秋冬的百余个夜晚。如今，村里年纪再大的老人我也知道是谁的爹，再小的孩子我也能认出是谁家的苗，再破的院子我也去过无数次。

在新窑子的日子里，感觉是轻松和愉快的，让我一次次流连忘返。每当回到北京翻开这些照片的时候，我都能够追忆起当时的快乐，但我却找不到轻松，内心中总有一种重返新窑子的冲动！

黑明

北京

白海生：新窑子的第一个婴儿(图)

白海生，1923年出生，文盲。他是新窑子的第一个婴儿，父亲是新窑子的创始人白新富，他在新窑子堪称最勤劳、最厚道、最本分的人。

1939年，白海生被父亲包办同邻村11岁的美貌少女康兰花结为夫妻，此后他们双双在这个安静的小山沟里承受着落后和贫穷，同时也享受着欢乐和**。

纯朴的白海生老人说：“我结婚时还没满16岁，结婚后的头两三年根本不懂得跟老婆睡觉，直到18岁那年，我才知道要老婆有什么用处。她15岁开始，几乎每年生一个娃娃，连着生了12个，只活了白赵一个。”

1946年底，23岁的白海生自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且奔赴前线参加了庆阳战役和华池战役。白海生说：“为了支援**的革命事业，当年我还号召父亲把家中的八石粮食都无偿送给了枣园和杨家岭的中央食堂。”

第二年，由于他所在的部队短缺粮食严重，在饥饿面前，不少战士都在夜深人静的时侯偷偷地脱掉军装，放下枪炮开了小差，此时的白海生也当了逃兵，并从甘肃跑回了新窑子。

回家不到一周，他又被国民党的部队抓为壮丁，并且成了胡宗南部队的一名正式军人。半年后的一个晚上，他和几个战友把自己所在**“保经队”的13支步枪和一挺机枪偷出来送给了解放军。接应他们的王政委告诉白海生，尽快离开延安，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杀，当天晚上他便回到新窑子接上康兰花徒步西行。他俩在甘肃华池县的一个深山沟里生活了整整两年，后来又回到了新窑子。

1958年夏季的一天，年轻漂亮的康兰花下地干活回家途中，恰逢一场瓢泼大雨，不幸的是随着一声怪异的焦雷，她和自己肚子里的第13个婴儿当时就被雷电击死在羊肠小道上。在父亲的帮助下，白海生把爱妻发焦的躯体安放在一个朝阳的山坡上。此后，悲痛欲绝的白海生带着康兰花留下的一个儿子和抱养来的一个女儿与父母亲艰难地生活在一起。

同年秋，他又和附近一条沟里的农家女吴凤英结为夫妻，先后生了七个孩子，死了两个。几十年后的今天，他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四世同堂和40人之多的大家族。

白海生笑着说：“那么多年我实在是把人养够了，养人又不来钱，还费钱、费力、费时间。好在这几年儿女大了，我们老两口也不用养人了。如今我养了80只羊、4头驴、2头猪，还有几十只鸡，这些生灵又好养活，又省事，还又来钱。”

白海生认为他心目中最伟大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另一个是开创了新窑子的父亲——白新富。 1996年

白赵：白海生的儿子(图)

白赵，1957年出生。初中毕业后被招收到当时的公社农机站工作了整整八年，在此期间，他学会了开拖拉机和不少手艺，成了新窑子有名的大能人。他1982年和赵玉芳结为夫妻。

白赵25岁那年，人民公社被撤销。在建立乡镇府的同时，农机站也随之倒闭，无奈的白赵顿时成了一名下岗人员。在乡上和延安城里游荡了几天后，丢掉“铁饭碗”的白赵只好无奈地背着自己的铺盖卷儿回到村里继续他的农民生涯。

老实巴交的白赵除了精通多种型号的柴油机修理之外，还有一手很好的焊接技术，经常被请到外村给人家干一些机械修理的活儿，不仅挣钱，而且还包吃管住。

这些年他的年收入最少都是上万元，他没想到回村后日子过得比在农机站还滋润。现在，他家除了建起七孔石窑洞之外，还买了拖拉机、电焊机、碾米机、钢磨和彩色电视机。

去年，大儿子宝军初中毕业后，通过城里的亲戚关系，在延安有名的窑洞宾馆找到一份临时工。宝军在城里不但穿上了工作服，而且还骑自行车上下班。全村人都羡慕宝军命好，天天能吃肉喝烧酒。 2000年

白有勤：生有一男二女(图)

白有勤，1962年出生，1980年高中毕业回家务农。他认为自己是弟兄几个当中最没有苦力、最为艰难的一个。多年来，他一直设法改变自己的境况，但是一次又一次没有获得成功。

1983年，他借来4000元买了一台东风牌手扶拖拉机，也是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台拖拉机。两年后，他1000元卖掉了那台赔本的拖拉机。

1985年，他开始放羊、种地。1987年，他又花2000元买了一台二手的东方红牌小四轮拖拉机，两年间基本没有找到什么挣钱的活儿，于是，赚了不到1000元，他又以原价卖掉了小四轮拖拉机。

卖掉小四轮拖拉机后,白有勤一直种地至1997年。同年，他又花2000元买了一台西北牌小四轮拖拉机，这是他买的第三台拖拉机。几年来，这台拖拉机一直闲置在他家的院子里经受着风吹日晒。

去年初，他终于在明白人的指引下懂得了揽活儿的窍门儿，现在他的拖拉机总算有了一定的利润。目前，他在延安拉沙子，平均每天纯收入可达60元，除去揽活儿花去的，最少每月还有上千元的收入。

白有勤26岁时和附近村里的马秀芳结婚，生有一男二女。

最近，他又花4000元在村里新建了两孔石窑洞，准备过几年给儿子结婚用。儿子白伟今年14岁，大女儿白雪今年16岁，小女儿白丹今年12岁。 2002年

白随勤：超生被乡罚了4500元(图)

白随勤，1964年出生，初中毕业。1987年和李连芳结婚，第二年生一男孩。日子本来过得不错，但今年4月超生了第二胎，被乡政府罚了4500元超生费。于是，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白随勤说：“我只有四亩山地，很难种,我也没有什么手艺，除了种地，没有任何来钱的地方。计划生育罚了我4500块钱，当时我一分钱也没有。人家限定时间让我交出罚款，我只好跑到几个亲戚家借钱，求爷爷告奶奶，总算在最后期限把窟窿给补上了，要不肯定得把我抓起来。现在虽然几个亲戚家的钱都不急着要，但这事在我心里总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给人家还清。”

李连芳接着说：“罚是罚疼了，但我没哭，这事我相信我一辈子也不后悔，因为我的老大是个男孩，我一心想要个女孩，没想到生出来正好是个女孩，当时我就高兴哭了。现在小孩还小，本身还没有什么负担，再说我的两个奶都鼓鼓的，奶水特别大，足够她吃，也不用买奶粉。当下我们只有种好庄稼，多卖粮食，赶紧把欠亲戚的账给人家还清，这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997年

白虎勤：掉了好几层皮也没留在部队

白虎勤，1970年出生，小学毕业。1988年应征入伍，在兰州服役三年后回村务农，现任新窑子村民兵连长。1995年他和外村纯朴善良的青年女子王改改结婚，同年生一男孩。

白虎勤说：“我一贯就看不上在村里受苦，好不容易穿上了军装，当时心想肯定不用回来受苦了，但没想到在部队没有文化照样不行。在部队的三年时间里，我和战友们整天站岗放哨，摸爬滚打，练得全身掉了好几层皮也没留在部队，等于白练了几年。在部队光靠练是练不出什么名堂的，现在是和平年代又不打仗，再练也不可能练成个英雄。加上没有文化就接近不了首长，接近不了首长，那什么好事都轮不到你。

“考军校更需要真本事，没文化不可能考上，那么提干自然就轮不到自己。所以，对于农民来说，没有文化当兵也并不是什么出路。”

白虎勤认为自己没闯出去失败了，但村里人却说，虎勤当兵回来像是变了个人，对村里老小都很有礼貌。

王改改说：“虎勤特别顾家，去年夏天他借了4000块贷款买了一辆“电三轮”，从万花到延安拉人半年多了，贷款也快还清了，三轮一年最少能挣三四千块。”

王改改对丈夫很满意，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丈夫每天能够安全返回新窑子。 1997年

白整风：堪称全村首富(图)

白整风，1956年出生，**员，1962年随父母从外地移民来到新窑子。他1974年高中毕业后回村当了会计。1980年经人介绍同枣园大队女会计、**员郭为生结婚，婚后郭为生辞掉枣园大队的会计并将户口迁入新窑子，生有一儿一女，儿子白小龙，女儿白莲花。

1986年他们率先在自己的10亩山地栽上了果树，白整风1996年被村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延安市十届人大代表。

郭为生说：“白整风和我都是1974年延安四中毕业的高中生，算是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他1975年当了大队会计，干了14年，还当过延安市的新长征突击手和乡上的优秀党员，1996年又当选为村支书，干了两年。两年当中他给村里建学校，修公路，装自来水，先后欠下12万多块钱，我家还垫付了6000多块。

“1999年白整风落选，又把我选上了。选我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当过延安市的九、十届妇女代表。选我的时候说每月补贴给我50块误工费，但至今我连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关键是村里没钱。

“其实村民根本没人想当我这个官，因为不给钱还要垫钱。我家条件算好的，还能垫得起，一般人垫都垫不起。再说当这官也没有什么意思，除了计划生育就是催粮收费，不但没有油水有时还惹人。”

白整风堪称全村首富。他家有15亩果树，6亩农田地，5孔石窑洞，每月生活费都在200元以上，家中存款3万元。５年前他家的年收入就曾达到2万元之多。2001年收入最低，不足5000元，2002年收入万元，大多是果树的收益。 2002年

贺家有：现在我有里外孙子68个(图)

贺家有，1920年出生，文盲。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那年他逃荒来到了新窑子村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他16岁便被父母包办和11岁的李清兰结为夫妻，并住进了一孔新挖的土窑洞。

贺家有说：“当时李清兰整天跟着我和村里的几个娃娃打土仗，玩一天回来，晚上睡得什么都不知道。结婚了好几年也没有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直到她15岁那年，我们才懂得了男女之间的事情。她从16岁开始，每年给我生一个，一连生了8个，其中6个儿子，两个女儿。还是**不让生，要是让生，我的孙子、外孙子早上百了！现在我有里外孙子68个，不过人多了也没好处，就是人太多，才过了这么多年的穷日子。

“几十年过去了，除了老五上吊死了，他们７个都有了自己的家。现在只有小儿子志平还没娶上媳妇，志平没念过书，不爱劳动，他平时去城里卖菜、卖粮得来的钱都逛歌舞厅了。志平找不到媳妇就是因为我家太穷，他明知道家里穷，还去逛歌舞厅，他没老婆他狗日的自己受着去，我这么老了，我是不给他欠账娶婆姨了。”过年了，我们坐在贺志平家的土炕上一边喝着白酒，一边听他讲述歌舞厅里的故事，他笑着说：“城里歌舞厅女娃娃特别多，都是四川来的，她们的嘴上都画着口红，手绵绵的，身上还有一股香味。跟她们一起手拉手唱歌跳舞特别好玩！”

我笑着问他和小姐睡过觉没有，他说：“一次最少200块，太贵！没睡过！”我说不信，他很认真地对我说：“真的，我没钱，你出钱我就睡！”在场的人都笑了。 1998年

贺志忠：老人同意睡到一起算结婚了(图)

贺志忠，1945年出生，小学毕业，**员。1960年接受老人的包办和冯秀英结为夫妻，当时他15岁，冯秀英14岁。他们成亲第三年生的小孩儿，第四年公社干部便按照非法同居的有关政策论处，将冯秀英赶回了娘家。几个月后，他们去公社补交了三毛钱手续费，并登记补办了结婚证明又住在了一起。

贺志忠说：“我们那时孩子都有了，哪里能让他们打开。再说那时没有人去办结婚证，只要双方老人同意就睡到一起算是结婚了，哪里像现在这么麻烦，不但要办手续，还要买东西、吃八碗、喝酒待客。

“我俩十七八岁开始生娃娃，总共生了三个女子，三个小子，除了小儿子，其他都成家立业了，两个女子都住在延安城里。”

贺志忠对儿女们的生活很是满意，对自己的晚年也充满了信心。他家现在有一台电视机、一辆自行车、一头毛驴、40只羊，银行还有2000元存款。

他的愿望是让小儿子考上延安农业学校，毕业后回新窑子发展养殖业。

贺志忠是贺家有的长子，也是村委会主任贺建飞的父亲。他的三个儿子一个是村委会主任，一个在延安打工开车，还有一个在延安城里上中学。三个女儿有两个都嫁到延安城里去了，村里人都羡慕他有本事，生下了好儿女。

1997年

贺建兵：结婚太早不懂男人和女人(图)

贺建兵，1971年出生，初中毕业回家务农。1991年认识了外村17岁的姑娘苏改琴并入了洞房。

苏改琴说：“我们结婚实在是太早了，那时我还不懂事，直到第四年才真正知道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第五年才怀上小孩。这几年改革开放了，正好我俩都不爱劳动，他一心想开车，我一心想当个营业员。去年建兵出去借了3000块钱，进城学到了开大卡车的驾驶执照，可是我们在城里没有门路，找不到开车的活儿，只好在村里胡溜达。”

贺建兵说：“小富靠挣，大富靠命。命不好，愿望很难实现。不过我们准备找机会进城碰碰运气，到时我开车，她开个食品店，不行的话再回来，反正自己没本事，回来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记得1997年我在《南方周末》发表图文介绍过新窑子村民们的生活状况，当时有一个浙江温州的私营企业老板特意写信给贺建兵，说让他俩速去温州，想安排贺建兵在他们公司开车，苏改琴去他们下属的一个商场当营业员。那个老板还在信中说，他俩可以带小孩去，小孩上学也不存在问题。而且还答应每年报销一次他们回家探亲的路费。

贺建兵收到信后打电话到北京问我怎么办，我催促他们赶紧动身前往，但他们害怕上当受骗，最终还是没敢去温州找那个好心的老板。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私企老板是温州的利税大户。

1997年

贺志强：挣了钱我先娶婆姨后还债(图)

贺志强，1973年出生。1987年初中毕业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回家。他不愿种地，平时在延安的一些建筑工地上靠苦力打工谋生。

1996年他父亲去世，家中失去劳力，当时为了四亩山地，他母亲把他从城里叫回了村里。为了照顾母亲和耕作那几亩几乎不可能丰收的山地，从此他再也没有出去闯荡江湖。

贺志强说：“我家这些年给老人看病和送葬欠了8000多块钱。为了还账，我今年通过熟人在银行借了1500块贷款，买了20头小猪儿子。按道理养一年卖掉最少能挣3000块，但不知自己能不能养活。要是挣了钱，我准备先娶婆姨后还债，让我妈也高兴高兴。”

我问他为什么不还完账再娶媳妇，他说：“我妈年龄大了，经常有病，加上前几年我姐姐招花让拖拉机碰死后，我妈的心情一直不好。所以，早点娶个婆姨好好伺候我妈。再说我也快三十的人了，没有老婆也不好受呀！反正贷款是公家的，大不了出利息就是了。”

贺志强喜烟好酒，爱穿西装，就是晚上劳动回来，也要换上他那套60元买来的西装待在家里。

我每次去新窑子，他都要找我聊天喝酒，在划拳和唱酒曲的空档中，他总在不停地问我北京好不好？飞机有多快？见没见过**？等等。

贺志强为人很热情，每次进城都要跑来问我捎不捎东西，至今我还记得他帮我买过牙膏、洗发水、方便面和二锅头。 2000年

张善宗：两口人存了2万元(图)

张善宗，1939年出生，小时侯念过半年书，1958年加入中国**，21岁结婚。在村里当过两年出纳，还干过三年会计。1967年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1995年换届选举退了下来，先后当了28年村党支部书记。

张善宗的三个女儿都在延安工作，两个儿子也在城里开车。他家的挣钱人在村里是最多的，生活水平在村里也是好的。现在两口人存了２万元，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他俩都希望多活几年，看着孙子们长大。

张善宗为人老实厚道，几乎在新窑子当了半辈子的村干部。他说：“新窑子人大多数都能吃苦，但也有少部分人好吃懒做，爱传闲话，要不然贺五怎么会上吊自杀呢！我在村里当过出纳和会计，还当了28年书记，每家每户我都打过交道，可以说新窑子的每一个人我都非常了解。总之，新窑子人还是很好！”

张善宗的老伴王忠英在一旁说道：“新窑子也有很坏很坏的坏松！有人眼红我家日子过得好，在背后地里坏我们的事。今年夏天，我家苹果还没熟，有个狗日的老汉晚上钻进我家果园，把几十颗果树上的红富士和黄元帅都给摇了下来，落得满地都是青果子，弄得我们损失了上万块！乡政府来人调查，那狗日的还不承认，所以说，再好的村子也有坏人！你不得不防！” 1999年

张鹏：每月能挣几千块(图)

张鹏，1971年出生。他说自己是村里小学三年级的毕业生。他10岁开始放羊、种地，在新窑子的那片黄土地里奋斗了整整10年。

在姐夫的帮助下，张鹏20岁那年扔下老镢头，去延安学会了开汽车。刚开始是给人家打工开车，每月200元工资。2000年他和大哥共同贷款买了一辆东风牌卡车，改装成油罐车运输原油，每天从安塞县的一个深沟里拉上原油送到设立在黄陵县的延安炼油厂。

张鹏说：“一趟来回三百多公里，每天早晨5点钟就得起床去发动车，冬天冻得要死，夏天热得要死。车很大，也不好开，加上路又不好走，全是山路，一路上经常能看见肇事的油罐车，而且有不少被翻死的。甚至有的车翻到沟里还有着火的，有时连车带人烧得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活儿也不好干。

“我每天出车父母都要为我操心，老婆也要为我提心吊胆。有时候晚上没做好梦，第二天我连车都不出了。说实在话，不为自己，我还要为父母和老婆儿子着想呢。好在每月能挣几千块，要不然实在是不想干了。”

张鹏的爱人高庆丽说：“我命好，找了个好男人，我们张鹏能干又顾家。他说再过两年贷款还完攒了钱，准备把我们全家的户口买到城里去，两亩山地留给老人去种，到那时我再也不用在这新窑子受罪了。” 2001年

张勇勇：有个丰满温柔能干的媳妇(图)

张勇勇，1970年出生，文盲。1997年和邻村的刘梅结婚。因为勇勇有个丰满温柔而又能干的媳妇，因此他笑口常开。可是在他们日夜幸福的时刻，不知是否想到父母为他俩操办婚事和购买三轮车、电视机、洗衣机所欠的万元何年何月才能还清。

张勇勇说：“因为村里有政策，来和走的土地都不变，所以我们全家三口人只有一亩半山地，靠着一亩半山地想发家致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能活着就不错了。”

今年，聪明的张勇勇蹬着老爹给他买来的三轮车进城贩卖水果，半年就挣了两千多元。因此，老婆对他更加温柔了，父母也对他今后的生活前景抱有很大的希望。

张勇勇的老婆刘梅高兴地说：“勇勇身体好，聪明，有苦！我们准备明年把地种完一起进城去挣钱，到时他卖水果我卖菜，因为我每次去延安看见路边那些卖菜的还没我顺眼，她们人又脏菜又脏，我要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话，人家肯定先买我的不买她们的。等干上几年要是真的挣了钱，我们就不种山地了，在川道上租一块平地自己种菜卖，那样肯定更挣钱。”

我们聊完之后，张勇勇要进城卖南瓜去了，刘梅嘱咐他：“人家一个南瓜卖一块，你就卖九毛，便宜一毛钱赶紧卖掉，快些儿回来给果树喷药去！”张勇勇咧着嘴笑着说：“我赶黑夜睡觉前回来你不就高兴啦！”刘梅也笑着对张勇勇骂道：“龟孙！你有本事黑夜睡觉也不要回来，看谁离不开谁。” 1999年

张怀岗：来到新窑子要饭(图)

张怀岗，1938年出生于横山县，文盲。他八岁那年因为父亲赌博不顾家，母亲带他离家出走并在外乞讨。

两年后，这对母子来到新窑子要饭，在好心人的劝说下，他们在宽容的新窑子落了脚。从此，母子俩住进了一孔即将坍塌的老土窑，每天上山开荒种地。

张怀岗说：“刚来新窑子时我们只有两个烂碗和一个装干粮的烂口袋，连开荒的老镢头和种子都是借来的。当时又要开荒，又要出去要饭吃，直到第二年我们才有了收成。记得那年我和我妈打了满满两麻包谷子，高兴得我妈彻夜睡不着觉。从此，我和我妈扔掉讨饭用的打狗棍，有了自己的光景。

“在我13岁那年，我和我妈一起打了一孔属于自家的土窑洞。后来听说我爸在老家病死了， 18岁那年我特意回去给他上过一次坟。那次回到村里认识了老家村子里的刘增芬，经过她父母的同意，我把她带到了新窑子成了一家人。”

50年过去了，他们依然耕作着当年开荒时的那块山地，住着自己亲手挖的那孔老土窑。

张怀岗高兴地对我说：“现在我也没有什么负担了，儿女们也都不用我管了，前几年栽了三亩果树，今年头一次挂果，没想到卖了八百多块。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收入。”

现在，张怀岗的女婿是万花乡的副乡长，村里人都说张怀岗的光景真是越来越好过了。 1998年

刘胜利：火性大 打断老婆胳膊(图)

刘胜利，1967年出生，小学毕业。1985年同郭有莲结婚，先后生有三个孩子。小儿子刘勤本应入学，但由于家中经济条件差，交不起近百元的学杂费，至今没有入学。

刘胜利说：“去年我老婆养了两头猪，卖了900块，交完农业税我去买了一头驴，结果又欠了二百多块。好在今年开春，二毛家的小公驴给我家老母驴配了个种，下了个小驴儿子，我准备秋天卖掉小驴儿子，让我的小儿子也去上学。”

我问他二毛家的驴配种是否要钱，刘胜利说：“给外人配一次要40块钱，给我配没有要钱，他知道我穷，没有钱。”

刘胜利虽然忠厚老实，但火性大，前段时间家中断了口粮老婆埋怨他没本事，他一动手便打断了老婆的左胳膊，刚开始老婆疼得放声直哭，胜利还说是装疼。几天后老婆疼得实在受不了了，自己便跑到延安去检查。拍完片子一看，医生说：“断啦！要住院治！”

郭有莲当时没钱住不了院，坐在医院大门口直流眼泪。她拿着x光片忍着疼痛回到家里告诉刘胜利后，刘胜利这才有些慌张。当天，他赶紧出去到处借钱，第二天就带着老婆住了院。住院不到一个月，刘胜利欠下了将近两千元。

我问胜利怎么打的，他笑着说：“我根本就没用劲，主要是她的胳膊不结实。”坐在旁边的郭有莲也笑着说：“你给老子用的劲大了，还说老子的胳膊不结实！”

我又问胜利三个孩子是否都有户口，胜利在一个很破的箱子里翻出户口本和身份证给我看，并且再三强调，全家都是“明户”。

我要离开他家时，刘胜利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份证送给我作纪念，我说不要时，他说：“你不要就是看不起我！”为了表明我对他的友好，我只好把他的身份证收进自己的摄影包，他这才说了一句：“黑明就是够意思！”于是，至今我还保存着他那张没有过期的身份证。 2000年

苏培富：他家成了新窑子的冒尖户(图)

苏培富，1968年出生，初中毕业。他18岁那年与和他同岁的康小院结婚，结婚12年来，他们除了种地就是生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一 直住在父母给他的一孔窑洞里。

苏培富憨厚老实，康小院精明能干。今年夏季，康小院做主去银行贷款8000元买了一辆三轮农用车，让苏培富在延安周边拉客人，使得每月都有1000余元的收入，突然间他家成了新窑子的冒尖户。

同时，不甘寂寞的康小院也抓住自己最后的青春，去延安一家建筑工地很快便找到了一份开卷扬机的工作，月收入450元。随后她不断跳槽，又在延安多家饭店干过，收入不断增加。两年后为了孩子读书，她不得不放弃城市生活回到新窑子。

康小院说：“在城里虽然挣得钱多，但花销也大，有时候一顿饭就要好几十甚至上百块。我爱穿新衣服，看见漂亮衣服就想买，可是毕竟年龄大了，挣点钱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攒了一些钱就回来了。”

康小院为人做事都很大方，平时我们什么玩笑话都说。有一次我问她在城里干过什么，她风趣地说：“端过盘子、洗过碗、擀过面、卖过馍、挖过灰、提过泥，就是没有干过坏事。”

我开玩笑说：“你真是大个傻瓜，漂亮女人哪有去干那些活儿的，你应该去歌舞厅陪跳舞才能挣到大钱。”

她说：“你进歌舞厅愿意搂我这么老的女人吗？我都30多岁的人了，也没有青春了，那种活儿只能是年轻女娃娃们去干，我们这些半老婆子只能靠苦力和自己的老汉挣点儿本分钱过光景。”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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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张凤琴，1981年出生。2002年毕业于延安卫生学校护士班。她认为自己家在城里没门路，虽然上了三年中专，还得回到村里受苦，和没读过书的人没什么两样。为了读书，她花去家里近2万元，父母至今还欠着7000多元的外债。她毕业后去了延安好几家医院，都说满员不要人，至今她还无法回报含辛茹苦的父母。 2002年

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当年，轰动世界的上山下乡运动对于新窑子来说，恐怕是她100年来所经历过的最大的一个历史事件。

1968年12月21日，随着**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北京92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班的部分同学也和全国3000万响应号召的知识青年一样，或自愿或无奈地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北京，翻山越岭来到了穷困的新窑子。在他们当中有：武建华、宋宪立、王学志、林爱军、王亚男、蒋凤玲、刘士荣等18名同学，他们在这里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为了了解他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状况，我费尽周折，终于在北京、河北等地寻找到了七名当年去新窑子插队的北京知青。在他们的热情配合下，使我在很短时间内便完成了对他们的采访。无论是叙述他们的文字故事，还是表现他们的影像资料，都和新窑子有着紧密的联系。你也可以通过他们的故事了解当今普通知青们真实的生活现状。

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依然平淡，甚至有的依然艰难，好在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平常心。于是，他们的身体和思想都是极其健康向上的。

武建华：每顿饭都是窝头和白水煮土豆(1)

武建华，男，1951年10月出生于天津，两岁时随家人移居北京。北京92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开始时，他们学校第一批只安排了三个班的同学去陕北，他是二班的学生，本来他不在去的范围之内，但由于他的父亲到甘肃支援三线建设去了，母亲在干校劳动，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之多，生活条件十分困难，而且当时传说如不去陕北，下批可能要去更加贫穷落后的宁夏山区插队落户。在困难和传说面前，17岁的武建华自愿报名跟随八班的17名同学去了黄土高原中部的延安，落脚新窑子村。

当年他写申请要跟着八班的同学一起去陕北时，校方表示整班行动，不予批准他的个人行为。一周后他突然接到通知，又同意他去了。他当时便翻出户口本，跑到永定门外派出所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并在公用电话亭给母亲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消息。第二天，母亲从干校赶回家中帮他收拾行李，两天后他带着父亲曾经在部队用过的一只木箱子，里面装了被褥和几件换洗的衣服以及简单的日用品，书包里还背着妈妈亲手烙的几张饼子和给他的20块钱，随妈妈和同学一起去了北京火车站准备出发。

武建华说：“我们是1969年2月3日坐专列离开北京站的。那天北京站人很多，一半是走的，一半是送人的。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很多人都哭了，有一种生死离别的感觉。在火车上，有哭的、有唱的，也有闹事和打架的，一路上我和谁也没有说话。

“第二天下午，我们乘坐的东方红号专列停在了铜川火车站。下车后我们被送到一个学校，在教室的地下睡了一晚上。第三天一早，我们又坐上了敞篷的军用卡车在寒风中继续北上。傍晚，我们到达延安。在延安师范学校的教室里又住了一晚上。6日上午，万花公社和新窑子大队来了几个人把我们18个知青一同接进了那个小山沟，我们这才知道村子的名字叫新窑子。”

他们来到新窑子时，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张善宗。当时他家的旁边正好有两孔破土窑闲着，于是，村民们奉上级命令，收拾好寒窑，将6名男生，12名女生一并安排住进去。从此，他们成为新窑子的正式村民。

那时的新窑子没有路，也没有现在那么多人，更谈不上学校、自来水和照明电。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出入村庄，全村120口人，家家户户吃糠咽菜。

武建华说：“到村里后，谁都没有想到那么穷，老乡说话也听不懂，当天晚上就有同学围坐在煤油灯下哭了，多数同学愁得吃不下饭。给我们做饭的叫白炳宗，是白整风的父亲，我们吃的每顿饭都是窝窝头和白水煮土豆。半个月后就是春节，伙食也没有任何改变，过年那天晚上，许多同学都落泪了。

“两个月后，14名同学扔下东西跑回了北京。当时只留下我和宋宪利、党生兰，还有另外一个想不起名字的女同学没有走，坚持在那孔老土窑里。我没有走的主要原因是知道自己回到北京也好不到哪去，并不是真想接受村里人的再教育。其实村里人不可能教育得了我们，我们是初中生，他们全是文盲。

“我们在新窑子插队时，饭碗里一年四季没有一滴油水，实在馋得不行了，就去延安城里花三毛钱吃一碗肉。那时的钱来之不易，虽然一碗肉只要三毛钱，但一般人一天还挣不到三毛钱，所以一般人不敢想吃肉的事情。

“我们在新窑子也没有好好劳动，虽然我是9分儿的劳力，但一年挣了还不到100个工分儿。到年底分红时，我才得了几块钱，所以整天睡觉、看书。记得我在延安新华书店还买过一本《中国通史》，北京的同学也给我寄过几次小说，同学们都很喜欢看。

“新窑子很穷，有些事情想起来很好笑。记得有一次我丢了一条裤子，几天后一个姓王的同学又丢了一件裤衩，一条皮带和一双袜子，有一天我们在山上劳动，那个同学发现村里一个女的裤子右侧的扣子没有扣好，还看见她里边穿的是他的花裤衩，一定要让我和他一起去那个女人家里搜查丢了的东西。我们几个同学闯入她家后，在炕上一个破箱子里真的找到了我的裤子，当时我就拿回来了。那个男同学的裤衩人家不承认，我们也不能让一个女人脱了裤子看，所以也没办法。后来，这件事情闹的全村人都知道了，公社还派来干部专门调查了这件事情。最终，裤衩事件不了了之。

“在新窑子还有一件事情印象也比较深。我们去的那年，村里贷款买了一匹黑色的小马，买回来后，全村人都很高兴。有一天，小马突然掉进山沟里去了，得知这一消息后，全村人都一边跑一边喊着快去救马，我们几个知青也放下饭碗，跟着村民向山里跑去。结果小马没有救活摔死了，全村人都围着死去的小马哭得很伤心，都说小马还没有成年。第二天，村里人冷静下来之后，大队党支部终于做出决定，并把小马抬上一座高山，埋在了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没想到当晚便有个老头儿偷偷地把小马刨出黄土，挖去五脏六腑，煮熟马肉后，第二天一早就去城里卖马肉去了。村里人发现后都骂那个老头儿不算人。

“还有一个人给我印象也很深，他的名子我忘了，他是从安徽逃荒来到新窑子落户的。我们去的时候他的背上和运动员一样缝一块白布，只不过写的不是号码，而是地主分子四个大字。其实那人很穷，也很老实，人也很好，村里人虽然不恨他，但也不敢理他，我们也不敢和他说话。总之，新窑子人都特别好，至今我还记得慧江、八姓和猴蛋们的模样。”

武建华：每顿饭都是窝头和白水煮土豆(2)

1969年底，武建华和宋宪立一起回到北京过年。他们本来想多待一段时间，但双方父母总是问他们什么时候走。因为那时的粮食是按人口供应，家家户户都不够吃。于是，他们一个月后匆匆返回了新窑子。不久，林爱军、王雅楠、刘士荣、蒋凤玲也回到了新窑子。从此，他们六个人一直坚守在村里，接受着所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0年初夏，公社为了照顾他们，并把他们集体调整转插到延安县柳林公社三十里铺大队和高坡大队去了。他们在那里耕种收割又是三年有余。

1973年初，武建华为了一个女同学，又转插去了山西省翼城县中卫公社南史庄大队。在那里，他们苦中有乐，享受着初恋的滋味。不久，他们先后招工进了县城，各自都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1977年，他们建立了美满的小家庭，度过了难忘的新婚之夜。1979年，他们一心想调回北京，苦于找不到单位，通过表哥的帮助，终于在河北永清县找到了接收单位，并在一家并不景气的县级工厂又干了整整三年。

1981年，他爱人去了河北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武建华按照母亲的意愿辞去工作，回到北京准备顶替母亲退休后的那份工作。没有想到的是，按工龄推算，母亲只能办理离休手续，而且国家规定离休不得顶替。当他得到这一消息后，迅速返回工厂要求恢复工作，无情的工厂却把他拒之门外，不予恢复。从此，武建华彻底丢掉了自己的铁饭碗，成为一名无业人员。

于北京永定门外郭庄头条

王学志：那时我们毕竟还很幼稚(1)

王学志，1950年9月26日生于北京，北京92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他父亲是一名参加过淮海战役的残废军人，插队开始后，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到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于是，思想激进的王学志身穿一件当时流行的棉猴，脚穿一双父亲穿过的皮鞋，背着行李，带着一只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思想”的大木箱子，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新窑子。

在王学志离开北京之前，92中的高音喇叭和其他学校一样，也在不停地喊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让我们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去”等等富有激情的口号，动员他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其实，**的目的是什么，让他们去干什么，恐怕王学志们并不清楚。虽然当时不少同学有着一种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豪迈精神，但那时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恐怕都是朦胧和盲目的，要不然知青们怎么会喊出个“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说法。

王学志说：“我们走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在16至19岁之间，那时我们毕竟还很幼稚，包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个什么东西，可能还没有搞清楚，大家却满腔热情地带着**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离开了父母。去的时候，说是让我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我们那代人当中的不少人却是带着一颗红心，想去陕北改天换地，去除那里的穷面貌。记得当时还有个口号是‘把贫穷的帽子扔到大西洋去’。

“到新窑子后，我们感觉到和宣传的以及想像的完全不同，所有的同学都认为上当了，当我们把东西搬进土窑洞时，所有的女同学都趴在箱子上哭了。好几天之内，谁也不愿意解开自己箱子上的草绳和保护箱子的其他物品，每个人都想着如何返回北京。很长一段时间，女生们在不停地哭，男生们却是骂骂咧咧，尽管如此，但谁也不可能改变现实。

“在村里待了一个月之后，大家都陆续逃跑回了北京，我也跑了。几个月后，我才被街道按黑人黑户督促回了新窑子。从此，我在那里放牛、放羊、犁地、割麦子、打枷、背石头、打坝，干着和村里人同样的农活儿。

“1970年秋，我被生产队派往延安的七里铺出民工打坝，在工地上，我认识了一起背石头的当地青年叶德武，我们性格相投，无话不说。有一天，工地上的高音喇叭突然通知让我赶紧回新窑子去，有要紧事。我当时也不知什么事，回去后才知道我被招工了。拿着通知去公社报到时，我见到了叶德武，我这才知道他是我们万花公社书记的儿子，是他帮了我的忙。几天后，我俩被招工的干部带到了铜川运输公司。

“到运输公司后，我被安排进了厨房工作，刚开始我的内心很激动，心想再也不用挨饿了。结果的确如此，别人要凭饭票吃，我们大师傅却交六块钱随便吃，包括猪肉在内也没有人给我们限量。做了三年饭之后，我要求去修理车间当了学徒，修理了整整五年汽车。

“1978年秋，我也随着大返城的知青开始联系调动工作。当时我家北京没有门道，我只好投奔在《张家口日报》当总编辑的叔叔帮忙，通过他的关系，我调入了距离张家口市20公里的崇礼县农机修造厂，我们厂主要负责修理全县的铁牛55和东方红28马力大型拖拉机。第二年，我又调入了县交通检查大队。在此，我认识了从东北转插到崇礼县宁远堡村蔬菜组的北京知青赵娟华，她是北京122中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她也有着八年的知青经历，于是，相似的经历使我们走到了一起。”

赵娟华说：“我们这一代人简直是太难了，那么小就被送到农村，大学也没有读过，几乎所有的不顺都让我们赶上了。我们结婚后，很长时间没有房子住，只好自己住自己的单身宿舍。回想起住房，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事情，我们租过农舍，住过大队部，睡过小卖店，也睡过库房，占过办公室，占过周转房。这些年总共搬过18次家，直到2000年，我们才有了属于自己的80平米福利住房。”

离开北京20年后的1988年，他们调回了北京。王学志在北京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作，赵娟华在北京塑料一厂招待所上班。1997年,45岁的赵娟华退休，月收入为730元。1998年王学志的单位转产，他也被划到了内退的范畴，于是，他的收入也降为597元。

为了贴补生活，供儿子读书，赵娟华去亿客隆当起了促销员，王学志蹬着一辆自行车在六里桥附近卖起了报纸。

几年过去了，赵娟华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位大妈，不适合做促销工作。王学志却在街头继续叫卖着每天早晨5点钟领来的几种报纸。就连最近的**死人期间，他依然没有休息一天。

王学志说：“卖报纸实为逼上梁山，刚开始卖报纸的时侯，的确磨不开脸面，一旦放开了，其实也就那么回事。我自从2000年6月13日开始卖报纸以来，从没有一个人小看过我，而且不少人成了我的老客户，天天买我的报纸。为了自己的信誉，几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去，每天早晨五点半到九点半之间，都在六里桥北里的1路汽车站牌下卖报纸，可以说是风雨无阻。”

王学志卖的报纸主要有《晨报》《信报》《京华时报》和《参考消息》，如果他每天早晨卖掉200份，利润可达50元左右。现在，他卖报纸的主要目的是供正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儿子王超完成学业。王超今年上大一，每个学期的学杂费最少也要8000元。其实王超非常理解父母的难处，因此，他每月的生活费从不超过300元。

王学志：那时我们毕竟还很幼稚(2)

于北京西四环南路30号院

后记

《100年的新窑子》终于要出版了。

这本书是我耗时最长最多的一本书。为了这本书，我在1996年至2003年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先后数十次专程前往这个远在黄土高原的普通村庄。

其实，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告诉大家我去了多少次新窑子，因为自己的确没有做出几十次应该做出的事情，于是，每当朋友问我去了多少次新窑子的时候，我只好含含糊糊地说去了好多次。

具体去了多少次，这不重要，事情做得好不好，现在也不去想它了，倒是新窑子那一张张极其熟悉的面孔却不时地闪现在我的脑际，至今我还经常给他们写写信，打打电话问问好。

这本书出版之前，我最想说的就是要感谢纯朴的新窑子全体村民，在他们的热情配合下，才使我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拍摄计划和调查任务。

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先生和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吴思先生，本书在出版之前，他们通读了此书的全部文稿，并为此书撰写文章，使此书增加了分量。

黑明

2004.秋于北京

100年的新窑子：一个人开始的村庄

作者：黑明

- 『状态：连载中』

- 『更新到：后记』

- 『内容简介： 从1903年这里有了第一位村民到现在，新窑子已走过了100年的风雨历程。100年来，人们在这里开荒种地、在这里娶妻生子，也在这里生老病死；到2004年底，这里已繁衍为282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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