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

作者：[美]迪・莱曼 卡罗尔

- 『状态：连载中』

- 『更新到：后记(2)』

- 『内容简介： 希特勒最后龟缩在地堡中一段日子的恶行和最终的结局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纳粹的罪恶和暴行跃然纸上，它无情地吞噬了无数珍贵的生命，无数和作者一样的青少年被欺骗被愚弄而横尸沙场，成了牺牲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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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 译者前言

- 序言(1)

- 序言(2)

- 序言(3)

- 序言(4)

- 序言(5)

- 恶兆(1)

- 恶兆(2)

- 恶兆(3)

- 恶兆(4)

- 战争(1)

- 战争(2)

- 战争(3)

- 恶兆(5)

- 战争(5)

- 战争(6)

- 第一滴血(1)

- 第一滴血(2)

- 第一滴血(3)

- 第一滴血(4)

- 第一滴血(5)

- 第一滴血(6)

- 初恋(1)

- 初恋(2)

- 初恋(3)

- 第一滴血(7)

- 初恋(5)

- 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1)

- 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2)

- 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3)

- 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4)

- 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5)

-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1)

-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2)

-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3)

-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4)

-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5)

-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6)

- 希特勒的孩子们(1)

- 希特勒的孩子们(2)

- 希特勒的孩子们(3)

- 希特勒的孩子们(4)

- 希特勒的孩子们(5)

- 地堡里的疯狂(1)

- 地堡里的疯狂(2)

- 地堡里的疯狂(3)

- 地堡里的疯狂(4)

- 最后的道别(1)

- 最后的道别(2)

- 最后的道别(3)

- 最后的道别(4)

- 最后的道别(5)

- 最后的道别(6)

- 深入地堡(1)

- 深入地堡(2)

- 深入地堡(3)

- 深入地堡(4)

- 深入地堡(5)

- 疯人院(1)

- 疯人院(2)

- 疯人院(3)

- 疯人院(4)

- 最后的背叛(1)

- 最后的背叛(2)

- 最后的背叛(3)

- 最后的背叛(4)

- 最后的背叛(5)

- 婚礼(1)

- 婚礼(2)

- 众神的S昏(1)

- 众神的S昏(2)

- 众神的S昏(3)

- 婚礼(3)

- 众神的S昏(5)

- 众神的S昏(6)

- 地堡中的杀戮(1)

- 地堡中的杀戮(2)

- 地堡中的杀戮(3)

- 地堡中的杀戮(4)

- 地堡中的杀戮(5)

- 突围(1)

- 突围(2)

- 突围(3)

- 突围(4)

- 希特勒的幽灵(1)

- 希特勒的幽灵(2)

- 希特勒的幽灵(3)

- 希特勒的幽灵(4)

- 后记(1)

- 后记(2)

译者前言

阿尔敏·迪·莱曼，在德国西里西亚长大，父亲在纳粹党卫军任职。后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二战结束前夕被选送进了德国元首府的地堡，担任了希特勒的信差，接触到了希特勒纳粹集团中一些最为臭名昭著的人物。1945年二战结束后，成了少数幸存者之一，因年龄太小，被免于起诉。1948年， 成了一位记者和旅行作家。1967年，加入美国国籍，1969年获得美国社会活动家奖。莱曼曾出版过回忆录《希特勒最后的信差》，剖析了自己在一个纳粹主义的狂热信徒家庭中的成长经历。

蒂姆·卡罗尔，是一家全国性报纸的记者、电视制作人，现居伦敦。

《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用第一人称的手法，通过一双天真的眼睛，将希特勒最后龟缩在地堡中一段日子的恶行和最终的结局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纳粹的罪恶和暴行跃然纸上，它无情地吞噬了无数珍贵的生命，无数和作者一样的青少年被欺骗被愚弄而横尸沙场，成了牺牲品。这本《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就是莱曼亲眼见证纳粹垮台的实录，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见证了希特勒末日的全过程和他必然灭亡的下场。书中也记载了莱曼是如何一步步认识到了纳粹的罪恶并开始记录下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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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1945年1月16日，柏林）

1945年1月16日下午，阿道夫·希特勒正式撤离了他位于柏林威廉姆斯大街具有新巴洛克风格的正式官邸——老德意志大臣花园。在盟军猛烈的炮火轰炸下，柏林市中心几乎被夷为平地，位于大臣花园一层的豪华官邸已不再安全，希特勒被迫撤入他的地下城堡。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来，大臣花园就一直被作为元首的官邸。希特勒曾多次站在官邸楼上的小阳台上，接受聚集在街上的人群的欢呼敬礼。1940年，当德军从法国凯旋归来后，也就是在这个阳台上，希特勒和他的空军中将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ring）检阅了狂欢庆祝的人群。然而现在，除了建筑的一翼尚且完好无损，这座一度无比辉煌的建筑已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建筑内到处都是弹孔和燃烧弹熏黑的痕迹。1945年初，再也没有欢呼的人群在这里向阿道夫·希特勒致敬了。

或许在这样的多事之秋，离开大臣花园并不是最让希特勒感到失望的事情，因为他曾经告诉过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他的这座官邸给“肥皂厂”用还差不多。希特勒于1938年下令斯佩尔重修了大臣花园。新大臣花园是一座足有一个街区长的巨大的低层建筑。元首指示要将其建成一座不朽的建筑，让每个参观者都折服于第三帝国的伟大和威力。斯佩尔没有让希特勒失望，这座建筑成了日耳曼力量的宏伟象征，野兽派的建筑线条和比例设计折射出了希特勒强制推行纳粹事业的钢铁意志。设计者希望它能够像第三帝国的千年基业一样永存不朽。当参观者从弗斯大街宽阔的台阶拾阶而上时，迎面而来的4个巨大石柱立刻反衬出人身形的渺小，柱顶盘踞着的一只雄鹰，双翅展开，鹰爪上抓着一个纳粹十字。门的一侧，耸立着一个高大的士兵雕像，迎接着每位来访者。

新大臣花园象征着纳粹运动及其对德国的强权控制。但是，在1945年，这个庞大建筑成了盟军轰炸的主要目标，让希特勒尝到了纳粹暴行的苦果。有几枚炮弹正中目标，建筑的长屋顶因此部分坍塌，多面墙壁被燃烧弹的黑烟熏得面目全非，很多窗户也被炸碎了。斯佩尔建造的这座庞大建筑，在炮火的洗礼后，如一座幽灵城堡般耸立着。

希特勒原本豪华气派的办公室就在这座曾经富丽堂皇的建筑中，他的办公室大约有400平方米，盟军轰炸后居然奇迹般地完好无损。这间办公室铺有厚重而华丽的地毯，落地窗上挂着冷灰色的丝绸窗帘，光是这些东西就需要一大队勤务兵和仆从们精心打理。尽管外面的世界满目疮痍，然而宽大而舒适的扶手椅和沙发仍然让希特勒的书房看上去像酒店的大堂一般豪华。1945年1月16日，元首最后一次坐在他那光可鉴人的大书桌旁，在检查了新办公室装置的清单（当然新办公室不如现在的气派）后，希特勒慢慢地走出房间，穿过铺着厚重地毯的走廊，走向他那不太豪华的新家，也就是希特勒最后的住所。当纳粹政府在1933年夺取政权时，希特勒曾经发誓，绝不自动离开德意志大臣花园。他宣称，世界上没有哪个政权能够驱逐他，但是，他的誓言落空了。

希特勒这时已经患上了慢性疾病，虽然只有55岁，但病痛的折磨让他看上去足足有70岁那么老。他那头精心修剪的褐色头发变得稀稀拉拉，颜色发灰，那双曾经湛蓝的眼睛也已黯淡无光。在非公众场合，他不得不长时间佩戴老花眼镜。他的副官发现，他即使在白天也很难看清楚周围的景物。他形容枯槁，身形佝偻，腰身弯曲，病态十足。在二战最后几年，希特勒的身体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特别在1944年7月险遭暗杀以后，他的身体更是大不如前。那次暗杀是陆军上尉克劳斯·冯·施道芬伯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策划的，他将一个装满炸弹的公文箱安放在希特勒东普鲁士地堡的会议桌下。炸弹爆炸时，在场的24人中有4人被炸死，十几个人严重受伤。希特勒本人也伤得不轻，他的裤子被爆炸冲击波撕成了碎片，但是他还是幸存下来了。但是这次爆炸却让希特勒本人和他的支持者更加坚信，希特勒得到了神的庇佑，是天意要让希特勒领导德国人民，实现他所有伟大的理想。

不过，这次爆炸损害了希特勒的耳膜，造成了平衡感失调。希特勒的左臂也严重受伤，很难控制左臂的动作。希特勒以前就有胃绞痛的毛病，现在绞痛更加频繁了。他的皮肤开始明显发暗。而他那曾经高亢有力的嗓音也变得嘶哑低沉，近似喃喃自语。希特勒几乎是靠着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Theodor Morell）的药物鸡尾酒疗法在维持能量（不过，希特勒身边很多人都坚持认为，这些药物反而加剧了他病情的恶化）。

希特勒缓步走向地下城堡。他现在慢慢走过的建筑也经历了和他类似的变化。盟军的轰炸一开始，这座建筑的许多华丽装饰就被摘掉了。华丽的织锦和地毯、精美的艺术品，大多数是从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抢夺来的，现在这些装饰物只好被收存起来。现在的新大臣花园不过是一个阴森而凄凉的地方，一度光洁无暇的大理石地面上到处都是灰尘和水泥碎屑，气派的接待大厅和曾经吊在这里的树枝形的装饰灯被炮火烧过以后，比凡尔赛宫的镜宫还要惨不忍睹。这座辉煌的建筑现在简直就是一个阴沉的洞窟，一地残垣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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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2)

在大臣花园的一层驻扎着希特勒的警卫部队——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LAH）。他们身着漂亮的黑色制服，佩戴着白色手套和纳粹十字肩章。警卫旗队是党卫军的精锐部队，而且是惟一一支以希特勒全名命名的部队。无论希特勒走到哪里，警卫旗队都会跟随陪同。在大臣花园，警卫旗队还有自己永久性的军营。但是现在，警卫旗队的士兵再也不能在纳粹帝国（西起英吉利海峡群岛、东至高加索地区，南临撒哈拉沙漠、北濒挪威北极圈的）的心脏耀武扬威了，纳粹的铁蹄再也不能践踏欧洲受压迫的人民了。纳粹分子很快就要遭到大规模军事进攻，就像他们曾经肆意消灭过很多民族一样，现在他们自己也将遭到灭顶之灾。要不了多久，第三帝国的疆域就要缩小到柏林动物园附近的范围。

1945年1月，元首身边专横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写道，希特勒是“千年以来最伟大的人物”。当希特勒在1945年1月16日凌晨到达柏林时，却没有受到太隆重的迎接。他乘坐的火车悄无声息地驶进总站，然后，希特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乘专车前往老德意志大臣花园。他刚刚离开在阿德勒霍斯特的战地指挥部，这个战地指挥部掩映在马祖里湖边的松树森林中，也是希特勒最后的一个战地指挥部。希特勒这时已经意识到，西线战役徒劳无功，德军的所有精力必须转到东线上。希特勒抵达柏林的消息没有对外宣布，绝大多数柏林市民直到二战快结束时，才从德意志广播中得知希特勒就在柏林。而那时，绝大多数人只希望希特勒能马上离开柏林，越快越好。

希特勒现在踏上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旅途。既然历史无情地将希特勒推进最黑暗的日子，希特勒也就只能退守到这座代表辉煌过去的建筑物的地下。希特勒离开了在地面上的官邸，走过了警卫旗队战地指挥所，走进了大臣花园的地下室，并且再也没能离开。这时的大臣花园地下室由纳粹党卫军元首护卫队的威廉·蒙克（Wilhelm Mohnke）把守，蒙克在希特勒最后的悲剧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跟随元首的还有他忠心的男仆海因兹·林奇（Heinz Linge）、警卫队队长汉斯·拉登胡伯（Hans Rattenhuber），以及一些德意志保卫部（RSD）的警卫。

元首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两支截然不同的队伍担任，这两支队伍都隶属于纳粹党卫军，其中德意志保卫部归拉登胡伯指挥。德意志保卫部的成员都是经受过考验，值得信赖的纳粹分子，有纯正的德国血统，受过专门的警探训练，负责希特勒的贴身保卫工作。德意志保卫部分成不同的小组，听从不同的纳粹领导人指挥。希特勒的这支德意志保卫部小组代号为第1分队，由来自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秘密警察部队的警探组成。元首禁卫队（FBK）的成员则是从警卫旗队抽调的精锐分子，这支禁卫队只有40人，不仅负责元首出入通道的警备，而且还担任元首的信差、贴身男仆和勤务兵。

拉登胡伯和林奇从这时起就时刻不离希特勒左右，直到战争结束。随后到来的还有希特勒的“四人秘书小组”，他们也一直熬到最后时刻。其中，特劳德尔·琼格（Traudl Junge）和葛达·克里斯蒂安 （Gerda Christian），即使在希特勒的请求下仍然拒绝离开。而另外的两个人，克丽斯塔·施罗德（Christa Schroeder）和乔安娜·沃尔夫（Johanna Wolf）则听从了元首的命令离开了。这些人都是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最后，这一小批人到达大臣花园厨房那个通往不幸的入口。他们从这个入口下到希特勒男管家阿特·堪恩伯格少校（Artur Kannenberg）宽大的食品储藏间。

这个储藏间摆满了大架子，架子上堆满了各种美味食物，绝大多数柏林人在过去的6年中可能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食物了。堪恩伯格的储藏间从未缺过美食。当然，希特勒是个素食主义者，而且滴酒不沾。在最后的日子里，希特勒除了喝点清汤，吃点土豆泥，偶尔用掺有沙拉菜丝的意大利面条汤送服私人医生开的混合药丸，就几乎没有碰过这里任何东西。无论怎样，德意志大臣花园的食品储藏间和地窖从没缺过最精美的鱼子酱、最新鲜的意大利腊肠、红烧牛肉罐头和德国香肠。堪恩伯格的储物架上排满了各种板条箱，箱子里装的都是上好的法国葡萄酒和香槟。外面，德国人正在忍饥挨饿，这里，纳粹政权的高层从未断过美味佳肴。

接着，希特勒被引导穿过储藏间一侧的一扇不显眼的门。门后是一小段硬石铺成的台阶，台阶往下是一段昏暗的走廊。那些知道这个秘密通道的人将其称为“堪恩伯格小巷”。希特勒在这段灯光昏暗的走廊途中碰到了两个端着机关枪，穿着灰色军服的禁卫队卫兵。这些士兵是护卫元首驻地的纳粹党卫队警卫旗队的成员，他们站在一道坚固的钢铁大门前，看到元首经过大门时，马上肃然立正，敬礼致敬。有了上次暗杀未遂的教训，这些卫兵得到了特别授权，甚至可以对一些高级将领搜身。当然，卫兵们也会搜查来人的公文包。即使是希特勒的秘书也不例外，他们的手提包都要接受检查。

希特勒正在走入元首地堡，这个怪诞的地下世界就要见证第三帝国的没落和灭亡了。这个地堡是一个人工建造的地下建筑，不是所有希特勒的高级将领都有资格进入这里。不过，元首自己似乎很适应在这个地堡的生活。随着战争局势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德国的方向进行，希特勒开始避开阳光，转入各种各样的地堡中继续指挥作战。不幸的是，这个元首地堡恰好是希特勒的第13座地堡。这是一个荒唐怪诞，是非颠倒的世界，在这里，一个需要对数百万人的大屠杀负责的暴君却被他的勤卫兵、秘书和仆人们尊为至高无上的首领。这个几乎使欧洲陷入黑暗世界的罪人却被认为是一个好上司、一个和蔼而仁慈的人，在这里他最喜欢的事莫过于和他的狗一起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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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3)

希特勒绝对有理由请求避难。他所谓的“千年不朽”的第三帝国实际上只存在了12年，而且就在希特勒模糊的双眼前土崩瓦解掉。美军在白天进行轰炸，强大的第8空军部队的“解放者”战斗机和银色“飞行堡垒” 就好像盘旋在德国上空的秃鹫。英国皇家空军（RAF）则在夜晚展开空袭，“惠灵顿”和“兰喀斯特”轰炸机的咆哮声是许多一度不可一世的德国城市上空熟悉而可怕的午夜咒语。在盟军连续而无情的进攻中，成千上万枚炮弹和数不清的燃烧弹倾倒在德国的土地上。在几次最恐怖的空袭中，德国上空聚集了1000架，甚至1500架美国和英国的重型轰炸机编队。在希特勒躲到地堡不到1个月之后，就是盟军最大的一次空袭：毁灭德累斯顿。但是现在，柏林市中心仍然是这场似乎永无宁日的轰炸的目标。

德国海军几乎已经全军覆没，仅有尚在作战的潜艇舰队，但是这支舰队正面临着燃料短缺和腹背受敌的窘境：空中有英军“猎人”号轰炸机的扫荡，海上有盟军军舰的攻击。在陆地上，由英国、法国和美**队组成的力量在西线迅速推进，直逼德国的心脏地带。南面英军和美军的联合部队正铺天盖地地席卷意大利半岛。但是，对纳粹德国最不利、最致命的还是苏联人，他们正在东线一条很长的阵线上推进，逐渐摆出了钳形运动的阵势，很快就会全面包围柏林。纳粹德国和希特勒最害怕的还是这些苏联人。纳粹分子曾经将痛苦强加给了苏联人民，现在他们得到了报应，德国人无法想像苏联人会怎样报复他们。他们制定了应急方案，计划将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们用飞机送到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的布彻斯加德，在那里希特勒的山地别动队坚守着一个巨大而错综复杂的地下防御性工事。但是，希特勒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计划。就像阿尔伯特·斯佩尔在几个月之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希特勒要选择自己可以接受的死法，那么他宁可选择柏林大屠杀这样纯瓦格纳风格的死法，而不是死在阿尔卑斯山区宁静的度假屋中。

到了最后，希特勒常常与随从们谈起激动人心的纳粹反攻计划，宣称要将入侵者赶回他们来的地方，希望籍此振奋人心。但是，在那个1月的下午，他不得不躲进了地堡。从此，希特勒再没看到柏林的日出和日落。事实上，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希特勒还时不时地从地堡中探出头来，有时候，他会和秘书们在旧官邸的餐厅吃吃饭。只不过，那曾经气派的餐厅现在只剩下空洞洞的回响。从大臣花园往外看，是一片满是碎石瓦砾的废墟，无数坑坑洼洼的弹坑。

如果希特勒变得沮丧也是情有可原的，然而，他丝毫没有沮丧的表现。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坚持要回到新德意志大臣花园，检查一个精美的建筑模型。那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城市模型，希特勒长久以来希望在林茨建立一个这样的美丽城市。林茨是一个漂亮的奥地利小镇，坐落在多瑙河畔，希特勒称那是他的家园（实际上，希特勒就是出生在离这不远的一个小镇上）。即使柏林被轰炸得面目全非，苏军的大炮不断地轰炸着德意志大臣花园，希特勒仍然思考着“伟大林茨”的蓝图，不时测量建筑物的比例，长久地凝视着模型。到这个时候，希特勒应该非常清楚，他的梦想已经很难再实现了。但是，希特勒是一个善于描绘各种幻想和神话的人，这也许正是他之所以能够登上权力宝座的重要原因。这些幻想和神话虽然不过是一些自欺欺人的狂想，但却在很长时间内牢牢地控制了许多不切实际的人的思想。

这个地堡只是一个地下避难所而已，尽管它的设计几近豪华，结构牢固而且环境比很多防空洞要舒适得多，但是也只能用来暂时躲避空袭。地堡里没有一套完整的通讯系统，只有一部靠接线生党卫队军士罗切斯·米格接听的总机和一台无线电，这台无线电的信号完全依赖于一个漂浮在地堡上空的气球来接收。到了后来，希特勒纯粹依靠信差在地堡和位于威廉姆斯大街另一头的纳粹党部之间传递信息，因为那里有一台海军军用电台，可以收发海军和纳粹党的所有密电。

不管希特勒怎么美化这个地下防空洞，它至多也只能被称为地堡。元首在柏林还有其他几个可以藏身的地下掩体，那几个处所结构要坚固得多，而且都配备有最先进的通讯仪器，足以指挥战斗。约瑟夫·戈培尔自己在威廉广场的宣传部有一个豪华的防空洞。希特勒的机要秘书马丁·鲍曼在纳粹党部地下也有一个坚固的空袭防空洞。在南面35公里外德意志最高军事指挥部的驻地还有一个巨大的双层地堡，希特勒的军事指挥官们不止一次请求他移驾到那个双层地堡。希特勒的空军上将赫尔曼·戈林有两个空军的地堡，其中一个地堡离柏林不远，另外一个在柏林郊外的加图空军基地。在冯·施道芬堡刺杀希特勒事件之后，希特勒不再信任这批军事官员，而且在德国空军节节败退之后，希特勒开始认为戈林是个小丑。希特勒只相信由忠心的警卫旗队看守的这个小地堡才是安全之地。

大臣花园地下实际上有两个地堡，这两个地堡连在一起就是一个设备齐全的综合体，它们各自拥有一套供暖和照明设备，都由一台发电机供电。新鲜水源取自地下20米处的一个自流井。地堡内有厨房、卫生间、储藏间和卧室。第一个地堡离地面不算深，这也就是尽人皆知的上层地堡。上层地堡呈椭圆形，中间是一个比走廊宽不了多少的房间，房间四周围绕着十几个小房间，分别是厨房、储藏间和仆人以及副官们的住所。中间的那间房间被称为公用休息室，也有人称其为餐厅走廊。这一层的墙面被刷上了灰色或褐色的阴暗图案，也有的墙就是光秃秃的水泥颜色。上层地堡的空间高度不高，灯光昏暗，让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希特勒走过的那条昏暗的走廊就是这条餐厅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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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4)

最初，这条餐厅走廊仅供级别不高的军官使用，因为他们几乎从未进入下层地堡。不过，由于勤务兵和卫兵们在这里轮班休息，这里也就成了地堡谣言蜚短流长的中心地带。绝大多数在元首地堡工作的人员都是希特勒当政以来的老资格人员，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谈论从前在慕尼黑的好日子，以及在希特勒的布彻斯加德山区度假屋度过的好时光。希特勒走进上层地堡时，在他左边是一个小厨房和碗碟储藏室，受希特勒的营养师康斯坦茨·曼扎利（Constanze Manziarly）的监督。在希特勒的右边是一些卧室和轮岗士兵的休息室。所有房间都很狭小，不过9平方米见方。希特勒在1月进入地堡时，这些房间都还空着，不过后来就成了玛格达·戈培尔（Magda Goebbels）和她6个孩子的新家，而那条餐厅走廊就成了孩子们的游戏室。

希特勒接着走到了走廊的尽头，其实这段距离也不过4～5米而已，他经过了另外一道门，门后是一段成直角盘旋而下的混凝土台阶，下面一片阴暗。台阶尽头有一队禁卫队士兵把守着一扇牢不可破的大门，这里就是通往下层地堡的入口。（从实际上来讲，这里才是希特勒的地堡，但是大多数地堡的工作人员常常将上层地堡和下层地堡混为一谈）

下层地堡大约在大臣花园地下15米的深处，其钢筋混凝土墙就有2米厚。下层地堡的天花板是一道4米厚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天花板顶上还有大量松软的淤积沙，用来缓冲炮弹的冲击震荡。希特勒地堡的房间结构布局和上层地堡相似，同样采用了简洁、干净的装修风格。由于最近刚刚匆忙完成加固工作，下层地堡的一些墙壁隐隐约约透出潮湿的光亮。

和上层地堡一样，这里也有一个宽阔的中心走廊。这条走廊的前端相当于一个前厅（也有人称这一段走廊为等候间或门廊）。这个门廊似的等候间是下层地堡惟一的“公共”区域，希特勒在这里接待来访者。等候间的地上铺着红色地毯，摆放着直靠背座椅，这些都是从地上的大臣花园搬下来的。这些家具和墙上的油画还是能够为来访者营造出文雅的氛围。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这个等候间接待了无数纳粹高级将领。通常当他们在这里等候时，面前总有一个小餐车，餐车上摆满了曼扎利为款待他们特别制作的各种新鲜三明治。等候间的一侧还有一个客人专用的卫生间。勤务兵们把这个等候间收拾得相当干净，当然他们也让希特勒住所的其他地方保持了同样的整洁。

等候间的尽头是一道薄薄的隔断墙，墙上开着一道门，门内是一间相当宽敞的屋子，中间摆着一张大桌子。这就是希特勒的主要会议室，每天他都在这里召集将领们开会，一起分析越来越惨淡的军事局势。但是房间仍然很小，大部分将领只能站着开会，长达数小时地忍受着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闷热。这时，希特勒狂暴地命令德**队展开对苏军的反攻，他的要求只能加剧高级将领们的尴尬。因为实际上德**队早已荡然无存，但是没有哪个将领有胆量将真相告诉希特勒，这些军队的战地位置仍然用大头针钉在他们面前的地图上。

走廊的右侧是接连6个房间，里面安放着负责照明、通风、电话交换机和希特勒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博士专用手术室电力供应的发电机。希特勒的秘书们和马丁·鲍曼的秘书们也会用到其中的一些房间，他们有时候在右侧的一个客厅工作，还有一些时候在医生的治疗室和罗切斯·米格的总机室之间挤进挤出。希特勒的秘书们使用的是元首专用的打字机，希特勒不用佩戴老花眼镜也能看清楚打出来的特大字体文稿。

在走廊的左侧是希特勒的私人区域，希特勒的这个地下生活起居室与他在老德意志大臣花园里的雅致住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会议室走廊的一侧开着一扇门，门后是一间长4米、宽3米的起居室，屋子里摆着1个长沙发，1个咖啡桌和3把椅子。屋子里还立着一个巨大的保险箱，用来存放希特勒所有的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他那本硬皮装订A4纸大小的记事本。这间房间通往希特勒的书房，书房也不大，除了一幅腓特烈大帝的肖像外，没有太多的装饰物。希特勒常常凝视着这幅画像，这是他最大的享受，有时他甚至会举着一支蜡烛欣赏半天。在书房尽头就是他的卧室，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希特勒的起居室和书房都有通道，可以走到一个小浴室和一间卧室兼起居室，他的情人爱娃·勃劳恩就住在这里。爱娃的房间里有一张硬橡木制成的梳妆台，那是阿尔伯特·斯佩尔在1938年专门为她打造的，她名字的缩写EB雕刻在四叶苜蓿图案上。

会议室走廊的另一头是另外一间所谓的等候间，这间屋子更小，与外面那间等候间相比，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和家具。房间里有两组台阶，在左边的第一组台阶通往大臣花园上方的一个没有任何家具的瞭望塔。另外一组台阶是混凝土材质的，台阶相当陡峭，通往地面的紧急入口。这个地面紧急入口位于一个外形丑陋的混凝土碉堡中，当然，把守碉堡的还是希特勒自己的禁卫队士兵。这些卫兵站在一道巨大的钢铁大门前，大门上方有一道遮篷，正对着大臣花园。碉堡外部盖着用作伪装掩护的带花纹的地砖。

靠近门的地方是一个遛狗场，希特勒偶尔会在夜里带着他的宠物狗阿尔萨斯和布隆迪遛上几圈。希特勒说，带着布隆迪散步是他最惬意的放松活动。戈培尔有一次故意恶作剧地写道，布隆迪或许是惟一真正爱戴希特勒的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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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5)

这就是希特勒一生的最后一幕，故事情节简单而平淡无奇，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节中，曾经将数百万人推进火坑的希特勒被他自己点燃的诅咒烈焰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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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兆(1)

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们家还住在慕尼黑郊外的沃尔德鲁德林，和海因里希·希姆莱办的养鸡场挨得很近。希姆莱原本只是个肥料推销员，后来爬到了党卫军秘密警察头子的位置。在1927年时，他娶了玛格莉特，并办了这个养鸡场，随后定居下来。希姆莱并不擅长养殖家禽，和他后来在组织人手大肆屠杀犹太人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才能”相比，他的养鸡手段实在是很一般。不过，这个养鸡场后来曾一度被纳粹党徒们奉为“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圣地”（希姆莱曾在党卫队内部搞“人种培育场”，让党卫队男人与日耳曼女人结合，以保证日耳曼民族的血统纯正性，好培育出优秀的日耳曼精英）。希姆莱是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沉迷于神秘主义、玄学、超能力等各种唯心理论，他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占星卜算。 他的妻子玛格莉特也是一样。沃尔德鲁德林有一家面包店，一个自称有超能力的人经常在那儿为人预测未来。生我之前，我母亲有一次去找这位“高人”算命，想测一下我是男是女，正好遇上了希姆莱夫人。母亲除了想测一下我是男是女外，和希姆莱夫人一样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假如阿道夫·希特勒执政，德国会不会繁荣昌盛。预言家告诉母亲，我可能是个女孩。这让她非常失望，因为母亲知道父亲肯定希望头一胎是个儿子。预言家还说，如果希特勒执政，希姆莱和莱曼家族都将兴旺发达，而且德国也会繁荣昌盛上千年。这个预言让两个女人大受鼓舞。几个星期后，1928年5月23日那天，我出生了，母亲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是，我是一个健康男婴的事实证明了第一个预言不灵验。我不知道，生了男孩的喜讯能不能减轻他们对第二个预言也无法灵验的担心。

1933年，希特勒上台，当时我只有4岁，对第三帝国以前的德国知之甚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几乎充斥了我童年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出生在慕尼黑，这里是纳粹党的发源地。不过，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西里西亚静谧的乡村里。在今天看来，我住的地方离柏林并不远，但在当时，这两个地方却有天壤之别，相差之大有如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之上。我们住在森林中的老房子里，我们的见识和100多年前的乡下人相差无几。直到我父亲加入了希姆莱率领的纳粹党卫军后，我们家才搬到布雷斯劳城里。父亲为德意志帝国电台工作，这个电台是约瑟夫·戈培尔重要的宣传机构之一。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我最初的快乐记忆都是关于乡村和森林。我的童年时光就像格林童话一样美好。我有3个姐姐安吉（Anje）、奥娣（Ute）和多尔特（Dorte）, 我很爱她们，后来我又有了2个小弟弟乌尔夫（Wulf）和乌尔里希（Ulrich），1个小妹妹安吉拉（Angela）。纳粹党积极鼓励德国女性多生孩子，为帝国生儿育女被视为一种爱国行动，国家出台了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奖励措施，生孩子多的家庭还能得到特别徽章。我母亲就曾得到过一个圣母十字架，而且，作为对她的奖励，帝国还专门为我们家指派了一个保姆，帮助母亲带孩子。我祖父与马丁·鲍曼（后来的纳粹党秘密警察头子）的妻子娘家是朋友。鲍曼太太生了10个孩子，最大一个孩子也起名叫阿道夫，与他的教父希特勒同名。每当祖父想到葛达成人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生儿育女上，他总是会说：“这可怜的女人”。

有一阵子，我们家住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堡里，周围数公里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树。这个城堡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高墙围绕的带庭院的庄园。不过，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这所房子实际上属于一个在外任职的军官，我们只是暂时借住而已。后来，我们搬到森林里更远的地方。我早年记忆最多的事就是和母亲一道摘浆果，或是和我最喜欢的狗索妮娅——一只瘦瘦的红棕色爱尔兰塞特种猎狗——一起在林中散步。我们家还有两只波音达猎狗, 叫做托尔和托勒夫。

有一阵，我甚至养了一只宠物鹿。它在某个下午出现在我们家院子里。我先是听到一阵柔和的铃声，于是跑到窗口往外看，一眼就看到了它——头上长着长长鹿角的雄鹿。铃声是挂在它脖子上的一个金黄色项圈上的铃铛发出来的。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我从未如此近地看到过一头活鹿，而且还是在我们家院子里！而且它还带着一只金色的项圈！我走到屋外，雄鹿安静地注视着我，它没有跑开。我伸出手抚摸它。后来这头鹿成了我的宠物，甚至我们家的狗都不驱赶它。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从那以后，这头鹿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分子。

我非常爱我的母亲和祖父母。我的祖父和我们一起生活，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老人，睿智而且知识渊博。他一生有两大热爱：其一是蒸汽机车——这种热爱虽然比较幼稚，但是蒸汽机车的出现仍然是他所在时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二就是腓特烈大帝。伟大的弗雷德里克是祖父的偶像，而且我发现，不仅是我自己，很多德国人也很崇拜他。在孩提时代，这个未来的普鲁士国王由于柔弱似女性的气质而受到父亲的轻视。但是后来，伟大的弗雷德里克用过人的领导才能征服了所有人。他是一个仁慈的君主，非常有远见，积极推进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弗雷德里克的思想对祖父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祖父经常背诵这位国王在1757年洛伊滕会战前的著名演说给我听。弗雷德里克的演讲慷慨激昂，非常鼓舞人心， 面对高地上围攻的两倍于己的敌军，他通过演讲将勇气灌输给将士们。在演说词的末尾，国王宣布：“明天这个时候，我们要么击败敌人，要么光荣牺牲！”纳粹党人，特别是纳粹神话的缔造者约瑟夫· 戈培尔经常引用弗雷德里克的传奇生涯，特别是当德国的敌人在实力和规模上变得越来越强的时候。我深深地爱戴祖父。他从来不会因为我提的问题而生气，相反，总是用一种我幼小的脑袋能够理解的方式回答我提的问题，他点燃了我对知识的长久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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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兆(2)

另一方面，我与父亲的关系却很不明朗。父亲非常暴躁，总是认为我太怯懦。我总是试图讨好他，却总是失败。我记得，母亲总是把我的摇篮放在祖父汽车的前排座椅上。那时，我已经有3岁了。父亲开着祖父的车，我们一家子打算去乡下郊游。突然间，就像每个孩子都会做的一样，我哭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父亲很显然被激怒了。他命令我闭嘴，我没有做到。父亲于是停下车，下车走到我母亲座位一侧，试图从母亲手中夺过我。母亲竭力阻止他，没让他得逞，母亲的眼里满是泪水和痛苦。于是，父亲把我俩都拖下车，然后径直上了车，重重地关上车门，开车扬长而去。汽车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我还站在原地，呜咽着，喘息着，惊惶失措着。不过，父亲最后还是回来了。

“现在你知道了吧，这就是爱哭男孩的下场！”他冲着我咆哮道。

我试图停止哭泣，但是没能做到。我继续抹着眼泪，母亲则把我搂得越来越紧，试图盖住我的抽泣声。于是，父亲开始朝着母亲发火了，“如果你不能让他停止哭泣，我马上再把车开走！”父亲的确那样做了，我和母亲只好步行回去。父亲的心肠很硬，我这一生一直让他失望，直到终老。他经常会因为我撒谎和其他小事情而鞭打我。

我很爱祖母，她总是故意做一些让父亲冒火的事情，还很爱吹嘘家族的贵族血统，不过我猜想，她可能只是贵族的远房旁系，但是祖母很为自己拥有哥达年鉴（欧洲贵族的“圣经”，能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是非常势利的一种价值体现）而自豪。每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或者在和人谈话中听到一个新的名字，祖母总是要翻一翻哥达年鉴。当希特勒任命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为外交部长时，祖母不以为然地说，他不过是一个香槟酒推销员。

“嘘，”她轻蔑地说，“他只不过是个暴发户。”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安静一点！”父亲按捺着嗓门提醒她，生怕别人听到。

祖母类似的评论经常让父亲恼火。我以为，父亲生怕祖母那张嘴把他卷进和纳粹党的纠纷中。贵族论在纳粹时期完全不时兴了。贵族们被视为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论的头号阶级敌人。尽管父亲经常喜欢吹嘘，但是他很少提到我们杰出的祖先。

父亲是汽车推销员，业余时间还兼做驾驶教练。他和祖父曾经有过奔驰汽车的经销权，但是他们接手不到1年以后就破产了。父亲将生意失败怪罪于一个犹太商人，说对方欺骗了他。父亲从未明确解释过事情的经过，但直到临死前他还坚持认为被这个犹太商人骗了。

一天， 我听到祖母斥责父亲：“犹太人也是人！”

我不太清楚这次对话的全文，也从未遇到过一个犹太人。当我问祖母，这场争论是怎么一回事时，她只是说，“我不想再提这件事了。”直到几年后的“水晶之夜”，我才意识到犹太人在德国的命运。争论还是关于父亲的奔驰汽车经销权，父亲愤愤不平地责怪犹太人，祖母于是说，“犹太人的确是经验更丰富的生意人。”她的评语让父亲火冒三丈。母亲在战后告诉我，“他当时资金不足，时局也不稳定，加上他没有多少生意经验。”

慈祥的祖母教会我祈祷并且带我去教堂。我喜欢上教堂，听大家一起说“阿门！”听上去很像在念我的名字。一天夜里，我念完了晚祷词，祖母问我祈祷的内容。圣诞节就要来了，我告诉她，我祈祷得到很多礼物。她批评了我，说我不应该只为自己祈祷，而应该为他人祈祷。祖母说，上帝抚育了我们，让我们生长并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用完全依赖于他的存在。我将永远记得祖母给我上的这一堂课。

家里失去汽车经销权后，日子更艰难了。父亲再次成为了汽车推销员。在当时，推销员要负责将汽车开到顾客家里，所以，父亲经常不在家。不过，他不在家时，我一点都不想念他。

父亲还应该对我的一个记忆创伤负责。一天早上，我醒来后，发现那头鹿不见了。我四处寻找也不见踪影，最后，我们发现它被人杀死在树林里，偷猎者为了鹿角杀了它。我深受打击。鹿脖上有铁丝勒过的痕迹，鹿角已被人砍走。偷猎者还拿走了它的金色项圈和铃铛。当我把父亲带到鹿的尸体旁时，我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父亲让我帮他一道，一人抬一条鹿腿，把鹿拖回家。第二天，这头鹿被挂在地窖的屠宰钩上，肚腹已被剖开，内脏也已经被清除掉了，父亲预备教我如何剥鹿皮和切分鹿肉。我看到这幅场景，恶心得呕吐起来。父亲骂我太懦弱，他告诉我，屠宰动物是很有男子气概的一件事。为了好好地教育我，父亲预备让我杀一次鸡。

我十分害怕，但父亲坚持要递给我一把切肉刀，命令我开始干活。结果，我把差事搞得一团糟。我左手使劲捏住鸡翅膀，右手努力将鸡头按在案板上预备剁下去。我根本捏不住鸡，非常害怕，以至于在斩鸡头的时候闭上了眼睛。这只鸡的肌肉猛烈抽搐着，翅膀抖动得非常厉害，我吓得松开了捏着鸡翅膀的手。这只没头的鸡从我身上掠过，然后掉在地上断了气，从断头处流出的血洒了我一身。我吓得不轻，迅速跑开了。因为我的胆小，父亲再次训斥了我，他轻蔑地说我像女孩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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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兆(3)

这堂关于刚毅的教训发生在1934年，正好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二年。

我就读的学校有一个驼背小孩，名叫鲁迪。我和另外两个同学经常捉弄他，以欺负他为乐。他没有一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和他打了起来，根本没料到他会反抗，但是他不仅反抗了，而且还打赢了我们3个人，把我们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上到处都是抓痕。我的鼻子还被打出了血，衬衫上沾满了血迹。我们的老师是一位脾气温和的中年男子，他不是那个时代期望的标准老师形象——强硬的独裁者。老师将一枝竹鞭递给鲁迪，而且命令我们3个俯下身去。

“在每个人屁股上打12下。”他对驼背小孩说。

“我不能这样做，”鲁迪说，“他们还会再打我的。”然后，他把鞭子还给了老师。

我感到非常窘迫，至今仍然记着鲁迪的话。后来，老师把我们都送回家。当我把经过告诉母亲后，她急忙骑上自行车出门，到鲁迪家去道歉。当我父亲得知这一切后，他再次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因为我参与了一场三对一的打架。他骂我是个懦夫，然后命令我早点上床睡觉。

鲁迪和我却因此成了朋友。他也喜爱小动物，他的房间就好像一个动物园一样，摆着金丝雀、热带鱼、小白鼠和一只金色的小松鼠。他还有一个养着几条蛇的玻璃容器。鲁迪的理想是当一名兽医。但是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他的父母虽然为他买了这么多宠物，还帮他饲养，却一点也不赞成他的这个理想。我至今都记得鲁迪的父亲如何激烈地反对他的想法。鲁迪的父亲加入了冲锋队，冲锋队俗称“褐衫队”。

当时在德国有大约50万人是褐衫队成员。冲锋队是在德国一战战败后发展起来的众多准军事力量之一，受恩斯特·罗姆（Ernst Rohm）上尉领导，而且得到了纳粹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激烈反对犹太人，宣称要“为德国的革命事业”奉献力量。希特勒曾经试图将褐衫队完全纳入纳粹党，但是他很快就看到，罗姆的这个组织对希特勒自己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希特勒于是转而拉拢希姆莱的党卫军，党卫军曾经隶属于冲锋队，在臭名昭著的“长刀之夜”最终取代了冲锋队的地位。身着黑衫的党卫军最早是一支不到200人的希特勒私人卫兵队，在希姆莱的领导下，这支卫兵队迅速发展成纳粹帝国中的庞大组织，他们鼓吹“捍卫纳粹民族主义思想的具体化体现”，并且将该政权对其他种族的嘲弄转化为积极的行动。

鲁迪的父亲告诉他：“你最好呆在学校，学一门合适的手艺。”这在当时是很奇怪的想法，因为绝大多数蓝领工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高等教育，当时纳粹民族主义积极宣传打破阶级差异。但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鲁迪的父亲大概已经预见到，那些身体不合格、肢体不健全和智力发展不完全的人都得不到继续深造的机会。或许，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将被送进专门机构。我们这些孩子对1935年开始执行的《遗传健康保护法》一无所知。但是身为冲锋队员的鲁迪的父亲，应该已经听说过这个法案，他觉得，鲁迪能够幸免于难的惟一途径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个手艺人。但是值得讽刺的是，所有人都知道，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就是一个瘸子。畸形的背部并不是具有破坏性的遗传疾病，但是一个高耸的驼背相当引人注目。

我的父母参加了“漂鸟运动”，这是一场回归大自然的运动，类似于登山联谊活动，是由一群爱国者发起的，希望藉此将欧洲的德国人团结起来。这场运动恢复了各种民间舞蹈的仪式和节日，大举庆祝夏至和冬至的到来，后来这场运动发展成20世纪20年代德国最盛大而浪漫的青年活动，吸引了未来的军备部长和希特勒御用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的加入。早在希特勒式敬礼盛行德国之前，漂鸟运动的成员们就已经开始呼喊“嗨”来相互问候，“嗨”表示欢迎或欢呼。

这个组织的成员最初在德国境内徒步旅行，后来逐渐拓展到几个有德国人定居的欧洲国家。这个组织的年轻人和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德国青年一样，将联络祖国以外的德国人作为一种使命，拓展文化交流并推行民族主义。由于几个世纪的移民，德国人在国外的定居地有些以前就是德国的属地，而另外一些定居地则散布于苏联、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和巴尔干半岛国家。我的父母拜访过罗马尼亚境内的撒克逊人和斯瓦比亚人，这两个民族的人早在12世纪就已经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两地定居。尽管这些在海外定居的德国人仍然保留了对德语、德国文化和习俗的坚持，但是他们对祖国的奉献精神和对民族主义的感情并不是像想像的那么明确。后来，许多海外定居的德国人也支持了希特勒的行动，借此来加强自己与德国的联系，他们把这种支持看作是一种荣誉和对传统的尊重。他们认为，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事实上，希姆莱在20世纪30年代解散了很多民间组织，并将其整合成像希特勒青年团那样的公开纳粹组织，漂鸟运动只是其中之一。希姆莱也逐渐成长为最有影响力的纳粹领导人之一。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出现在1934年，在这一年，他打垮了罗姆的冲锋队，为党卫军成为第三帝国最主要的军事组织以及实行纳粹主义铺平了道路。1936年，希姆莱成为了国家警察部门盖世太保的头目，在国内法律实施方面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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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兆(4)

希姆莱最臭名昭著的行动，就在于让党卫军担负起将纳粹种族主义理论转变到实际行动上的使命，换句话说，就是除掉德国境内所有的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让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种族。他推行《种族法》和《遗传法》，这两项法律都旨在确保优秀种族的生息繁衍，并消灭所有劣等种族。自1933年希姆莱在达豪成立第一个集中营以来，他不断扩大了拘禁到集中营的人种范围。希姆莱声称，集中营所拘禁的“残废人”和“劣等人”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纳粹《种族法》和《遗传法》的英明。

我十分畏惧父亲。当家里来客人的时候，父亲是家里最热情好客的一个人，但是单独和我在一起时，父亲就变得冷漠无情。他总是希望我无条件地听从他的命令，他不断给我灌输诚实的重要性，但是，我慢慢地发现，父亲有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会歪曲事实。

我的父亲不是一个高明的生意人，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追逐政治潮流的好处。父亲在备战时期加入了党卫军。根据纳粹政权新的种族教条，党卫军成员为了证明自己的资格，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有“纯正的”血统。种族主义在德国得到了普遍认可，并且很快演变成了民族主义。《纽伦堡法》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地位，只有德国人或者德国血统的人才能享有德国公民地位。第三帝国的目标之一就是鼓励对鲜血与祖国（纳粹口号）的意识。很快，确定自己的出身成为了德国人最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必须持有一份家谱记录卡。每个人都要根据所能获取的全部教堂和市政记录填写这份家谱记录卡。这份记录还必须得到官员签字确认，再盖上纳粹十字记号的印章。但是这套记录家谱的体系完全被滥用了，它的可靠性不取决于记录卡主人的祖先是谁，而是取决于记录卡的主人在纳粹党内认识谁。

我的父亲也下功夫追溯了家族的血统，不幸的是，父亲似乎忘记了一个略有不便的事实：他的母系血统不像他希望的那么“纯正”。家里每个人都知道，祖母是斯拉夫后裔（奇怪的是，慈祥的祖母却是家里北欧日尔曼民族外貌特征最明显的一个人）。我父亲的血统也值得推敲，他看上去并不像日尔曼民族的人，他的面貌特征非常像斯拉夫人，有着亚洲人似的颧骨，胡须不那么浓密，只在上唇上部和下巴上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根胡须。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认为，所有斯拉夫民族都是劣等民族。我的父亲也意识到了，可疑的血统是家庭的耻辱。事实上，我们家的血统比较混杂，甚至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血统。我们家的祖先中曾有人是都柏林的市长（他名叫丹尼尔·维博兰特，1599年出生在爱尔兰，他后来被教皇势力赶下台，于1657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逝世），但是，父亲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让当局相信我们家是“纯正的”雅利安人。

我的父亲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他具备过人的“社会大学”才智。父亲非常善于判断形势，并且对新的制度和人物加以利用。父亲加入党卫军不久以后，曾经问过我长大后想做什么人，我回答说“伐木工人”，片刻迟疑后，我又改口说，“或者，当个诗人。”

“诗人？”父亲轻蔑地反问我。他看着我的眼神让我羞愧不已，活像自己是个低级动物。

几天以后，我们家收到一封厚厚的挂号信。父亲告诉我，他为我的将来做了新的打算。他认为，如果我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从精神上和身体上接受严格的训练。父亲事先根本没有知会我，就自作主张地替我报名参加国民政治训练军事组织（NAPOLA）的考试。这个军事组织是一个新近成立的寄宿学校，专门培养未来的纳粹领导人。学员需要接受传统普鲁士士兵的培训课程，该学校的宗旨就是为希特勒的新帝国选择和培养年轻接班人。该学校的学籍被认为是跻身纳粹最高统治阶级行列的敲门砖。离我们家最近的一所NAPOLA坐落于萨克森和哈勒附近的蓝堡安德萨鲁。那份标志着绝对重要性的挂号信注明了我具备参加考试的资格，并且解释了入学考试的一些规定。事实上，入学考试需要花费整整一周的时间。每个参加考试的申请人都必须接受严格的体能、智力和学业方面的测试。父亲党卫军成员的身份让我在申请中获得优先。

为了这次考试，父亲加强了对我的辅导。晚上，我们一起唱德国国歌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霍斯特·威塞尔是一名纳粹党突击队员，死于柏林的巷战。这首歌歌颂了他的英勇精神，成为了纳粹党的党歌）。当时父亲竭力向我灌输上帝的神威，后来回想起来十分可笑。如果我写错了一个字，唱错了一个音符，父亲就会咆哮着斥责我。父亲为我设计了一些考试论文题目，其中一个是：“我为什么为身为德国人而自豪？”我写了洋洋洒洒的大篇文章，描述了我们生长的这块土地和茂密的森林。父亲对此大为光火，他将这篇文章撕成了碎片，然后逐字逐句地教我重新写了一篇文章：我为身为德国人而自豪，因为我成长在希特勒领导的时代，伟大的希特勒很快将带领德国成为世界强国。我为身为德国人而自豪，因为我是日尔曼民族的后裔，我拥有纯正的雅利安人血统。这篇文章简直就是他自己在自吹自擂，我暗暗地想，这样算是欺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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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1)

不久，我们家就搬到了布雷斯劳，父亲则开始在德意志广播电台工作。这家电台是约瑟夫·戈培尔宣传网络的一部分，能够为德意志广播电台工作是很光荣的一件事。父亲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参加了纳粹党，自然，父亲是不会承认这种关联性的。显然，父亲根本不具备为电台工作的资质，也没有受过相关的培训，他在电台的职责就是做监察员，密切关注电台播出的内容，确保电台的宣传与纳粹党的纲领高度一致并且留意颠覆分子的行动，诸如此类。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住在城市里。布雷斯劳当时是下西里西亚的省府城市，它斜跨奥德河两岸。布雷斯劳的老城区还保留了许多狭窄的街道和旧时的教堂，有颇为浓重的中世纪城市风格。内城区的所有街道最后都汇集到市场广场，广场上坐落着哥特建筑风格的市政大厅，市政大厅最早于16世纪开始修建，从中世纪以来很多西里西亚的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圣诞节的时候，街道被皑皑白雪覆盖，整个城市显得非常美丽。不过，我们在这次搬家中无法带上家里的狗，我时常地会想念它们。很快，我就腻味了这种住在公寓楼二层的生活，而且附近也没有去处，只有一小块公共场地可供孩子们玩耍。

搬家后父亲经常早出晚归地忙工作，我不常能看到他，这是这次搬家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了。父亲现在挣钱比以前多了许多，但是他并没有多给母亲家用的钱。他把大部分薪水都用来购买漂亮的外套、和纳粹党内的朋友下餐馆，或者去参加周末狩猎活动。最让我母亲生气的是，父亲偶尔还会带一帮朋友回家吃饭。母亲往往会在开饭前1个小时左右接到父亲的通知电话，他要带客人回家吃饭，母亲得在他们到家前准备好一桌饭菜。母亲会抱怨说她没有足够的买菜钱，但是父亲根本不予理会。

常常来我们家吃饭的有弗里茨·瑙约克斯（Fritz Naujocks），这个人后来因为捏造进攻波兰的虚假理由而声名扫地（瑙约克斯将一群集中营关押的犯人穿上了波兰军队制服，上演了一出对格利维策广播电台的“进攻”。这为希特勒制造了借口，指责波兰挑起敌对行动）。父亲也开始接触卡尔·汉克（Karl Hanke），汉克是一名热情的纳粹分子，他当时担任着西里西亚纳粹党的党主席，曾经与宣传部长漂亮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有一段私情。当然，父亲从没有对我提过这件事，但是我经常能在起居室听到他对亲信的人谈起纳粹党新近的流言蜚语。

父亲对这份新工作很上心，一周总有那么一两次他会穿上崭新的黑制服和光可鉴人的大皮靴，兴冲冲地去上班。不过，公寓的管理员却认为父亲像一头蠢驴。公寓的管理员是一位年约40岁的中年妇女。有一次，父亲又穿上黑色党卫军的制服在她面前炫耀，父亲还对她抱怨公寓的一些问题。然后，父亲就离开了，恰好我还呆在大堂里，听到管理员说：“制服挺漂亮的，可惜连一枚军章都没有。”在纳粹德国时期，军章是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在战争时期，只要参与运动就能获得军章，连受伤的人都能得到奖励的军章。一个人受伤的次数越多，得到的奖章越多，就越光荣。事实上，父亲甚至都没有得过最起码的“运动参与奖章”，因为他连游泳都没有学会，而很多十几岁的小孩都能获得这枚奖章。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才意识到父亲在外面的形象有多么可怜。不过，公寓的管理员也是差不多可怜的一个人，她也没有什么好吹嘘的。她的丈夫是这幢公寓楼的“监督员”（一个地区负责向纳粹党通风报信的人），主要的工作就是监督大楼里是否有人造反和捣乱。他们家为此可以得到额外的配给量。但是，这个男人是个酒鬼，经常喝醉了和人发生口角。最讽刺的是，因为他就是这幢楼的监督员，没有人能够去告他的密，哪怕是党卫军的人也不能告他！

1938年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就是在这一年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那是在世纪大厅，大厅里挤满了希望得到希特勒接见的人，等候的人一直排到了大街上。我记不清具体是怎么见到希特勒的了，或许还是和父亲在德意志广播电台的那份工作有一点关系——他们肯定要广播这次活动。我无法用语言形容出希特勒在人群中掀起的那种狂热的情感浪潮，即使站在离希特勒很远的地方，我也能感受到他那种催眠般的魔力，我情不自禁地欢呼着。

在那个时代，希特勒的成就让绝大多数德国人感到振奋，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慈善的独裁者和天才的形象。当时的经济处在繁荣阶段，几乎不存在失业的现象，每个人似乎都能得到一份工作。汽车高速公路的网络不断扩大，大众汽车价格低廉，受到人们的好评。希特勒许下的一切承诺都逐一实现了。

1938年，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年班。德国的小孩只要满了10周岁，都可以加入青年团的少年班。加入仪式在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那天举行。现在，我获得了为社会工作的光荣角色，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荣誉。我们班共有48个人，每周三的晚上在当地学校集会，如果有特殊活动，也会在周末集会，我们还一道去郊外露营。希特勒青年团的一条原则是，青年人才是青年团的领袖，班上的成员也因此结下了同志般的友谊。田径比赛、郊游、篝火晚会，还有运动会都是我喜欢的活动。我还全神贯注地参加了军事训练和历史教育。我没有发现自己和士兵相比有什么不同，青年团少年班受的训练和士兵一样，而且我们在早年就学会了无条件地服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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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2)

那个时代所有的德国少年从出生开始，无论是在家还是在青年团少年班，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忠诚、诚实、细心，并且乐于助人；我们的理想就是要时刻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奉献；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人人互相关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我要响应元首的号召，将祖国建设得更美好。我是青年团少年班的一员，我和我的伙伴们都对指定的活动充满热情。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还能质疑什么呢？

我还记得，我们在少年班露营的恳谈会上也讨论过集中营这个话题。我们得到的说法是，这些集中营是关押持不同政见者的劳动营。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树立强硬个性、强烈意愿和自控力的重要性。虽然是父母生养了我们，但是我们的生命属于国家，这是少年班经常强调的观念。德国以前从未有过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伟大的领袖，这在我们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我们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我们自己有义务消灭所有劣等民族根深蒂固的坏习惯。犹太人怀着消灭德国的野心，然而，我在当时并不认识任何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是不知名敌人的统一指代称谓。直到“水晶之夜”，我才知道，我常常在糖果店碰到的那些和气的人都是犹太人。

差不多就在那段时间，父亲从书架上抽取了两本书，告诉我是时候读一读这两本巨著了。这两本书分别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阿尔弗莱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所著的《二十世纪的神话》。父亲习惯提一些与我看过的书内容有关的问题，我一目十行地跳读了这两本书。在希特勒的书中，我漏读了关于他明确自己政治目标那些骇人听闻的部分，因为我觉得，一度潦倒的艺术家在维也纳苦苦挣扎那部分的描述和希特勒在一战中的经历更引人入胜。那就是我对这两本书的惟一印象了。我懵懂的头脑丝毫没有意识到，希特勒关于种族理论的荒唐观点和独裁统治原则有多可怕。罗森伯格的书则完全超出了我的兴趣和理解力范围。万幸的是，父亲从来没有就这两本书提过任何问题。

1938年，我成为了一名高中生。伊利莎白高级中学是城中最有名的古典大学预科学校之一。该校的人文主义传统在学术界久负盛名。尽管在纳粹意识形态统治下学校不得不改变治学标准，但是仍然做到尽量不背离道德标准的是与非。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我非常喜爱在这所学校遇到的第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发现了我对诗歌创作的兴趣，而且鼓励我坚持下去。他告诉我母亲，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天赋。这位老师名叫博比（Poppe），是个非常热心的人。他坚持所有用词的德语化，严格控制我们运用外来词，他像训练一队士兵一样训练我们。一旦他走进教室，我们立刻要集中注意力。

1938年5月23日那天我迎来了10岁的生日，我的弟弟弗莱德里希·乌尔夫也在这一天出生。母亲说，如果弟弟恰好早10年同一天出生就好了，她就有一对双胞胎了。不过，在这之前，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这个消息在国内引发了难以形容的情感狂潮。同年10月1日，德国攻占了捷克斯洛伐克西北部的苏台德区。类似的许多大事件都是通过德国宣传部控制下的德国官方新闻影片——“德国战时新闻纪录片”播出的，约瑟夫·戈培尔是德国宣传部的主脑，也就是父亲事实上的最高上司。戈培尔是个天才，但却有着丑恶的灵魂。

戈培尔是作为知识界驱动力和煽动政治家的形象出现的。他创造了纳粹民族主义的口号、形象和神话，使得纳粹从默默无闻的小党派一跃成为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组织。他受过罗马天主教的正统教育，在海德堡大学潜心钻研过历史和文学。一战时期，由于幼年患过小儿麻痹症跛脚的缘故，戈培尔未能加入军队服役。戈培尔个子矮小，一头浓密的黑发，脸上总是一幅咧嘴大笑的表情，他这样不同寻常的长相因为容易临摹而颇受讽刺画家的欢迎。

但是，戈培尔善于言辞，加上知识广博，是再好不过的沟通资讯人才。他是一个不知疲倦而且顽强的煽动者，善于运用恶毒攻击、诽谤、暗讽等狡诈手段打击对手。戈培尔冷酷、老谋深算而且爱嘲讽人，他的声音低沉有力，经他之口说出的花言巧语对社会底层的广大失业群体有着很强的煽动力。有时候他只需要有选择地运用一些谚语警句，就能激起听众充满仇恨的怒火。他设计海报、组织集会并指挥了纳粹分子与反对派展开巷战。亚瑟·阿克斯曼是戈培尔早期的追随者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还是少年的他就与戈培尔一道，在柏林的大街小巷上作战。阿克斯曼后来成为了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还在希特勒统治的后期任命我作为他的信差。事实上是戈培尔一手创造了元首化身德国人民的弥赛亚（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主）的神话，他将希特勒捧成了一个超人类的半神。

德国对苏台德区和奥地利的占领原本是可以引发一场战争的，但是这两次侵略性的行动却为希特勒赢得了无上的荣誉和声名，他简直就是一个天才！我至今还记得在电影院观看新闻影片的情景。我还记得他那辆黑色的奔驰车在轰轰响的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威武地行驶着。德国绝对不会被分裂！眼前闪烁银幕上的人群在激动地鼓掌，热烈的掌声得到了影院观众的响应，掌声久久不绝。所有的人都狂喜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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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3)

1938年11月10日清晨，电话响起的时候父亲还在家里。打电话的人和父亲一个部门。父亲听电话的时候显得很兴奋，然后他挂断了电话。他的双眼满是喜悦，“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给犹太人点颜色瞧瞧！”他说的就是著名的“水晶之夜”。我以为，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代号了。在我上学转乘电车的街角有一家犹太人开的鞋店，已经成为了这次行动的目标。人行道上散布着被砸碎玻璃窗的碎片，鞋店的展示橱窗用木板盖上了。我和其他许多人透过木板的缝隙看到，两个身穿黑色有腰带的长袖衣服、带着黑帽子的长胡子男人正在紧张地盘点货物。稍微年轻的那一个在点数，稍微年长的那一个可能是他的父亲，正在计数，看看到底损失了多少。

几天以后，我路过那家糖果店，我曾经在那儿买过糖果和巧克力。糖果店要么幸免于难，要么店主就是已经更换过了平板玻璃窗。反正在我看来，糖果店没有任何遭到破坏的迹象，但是店堂内空无一物，彻底关门了。乘电车去学校的途中，我还看到一座烧焦了的犹太教教堂，废墟上还冒着浓烟，着火的建筑被人用绳子拉散了架。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有多少人会因所发生的事情感到羞愧呢？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每个人都愿意把这段记忆埋在心里。我的祖父母就是这样，我是后来才发现的。但是 “水晶之夜”事件发生后，我没有产生同情的感觉，我原本应该记住第一位老师所说的话，他总是告诉我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但是在当时，我丝毫没有萌发出为他人着想的念头。

1939年的暑假，祖父带我去了趟慕尼黑。我们参观了警察车站附近的希特勒故居，并且在一个意大利艺术家开的客栈就餐，据说以前希特勒也常常来这里用餐。这样的旅行在当时的德国是一种普遍的英雄崇拜行为。8月的时候，德国宣布开始发放配额卡。“那就是说，战争快要爆发了。”我母亲肯定地说，父亲却只看到了多一张配额卡的好处。8月31日，我第二个弟弟乌尔里希·乔治出生了。他出生的第二天，战争爆发了。那天是1939年9月1日，我看见大批摩托车队在布雷斯劳城里来来往往。我朝着摩托车手挥手，他们也会挥手回应。希特勒发起了闪电战后，我成天坐在收音机旁听战况报道。大家都尝到了报复的甜头。

新闻报道每天都要通报国防军总部（OKW）的战况。此外，重要军事公告不断传来，完全打乱了电台正常的节目顺序。嘹亮的号角声不时响起，随后报道的往往是军事上的又一次胜利。1939年9月4日，捷报再次传来，德**队已经席卷过波兰，并且开始踏上东普鲁士的土地。东普鲁士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脱离了德国的统治，现在终于重回帝国的怀抱。

9月6日，我们的军队攻下了克拉科夫和比得哥什两座城市。据说，在战争爆发以前，克拉科夫的波兰人杀害了许多德国人。9月8日傍晚发布的一份胜利捷报向德国人宣布，我们的军队已经抵达了波兰首都华沙。捷报频传，德军大获全胜，举国上下都在欢庆。

但是，有一个人让我不禁停下来，反省我们的行为是否正当。舒斯特·斯蒂芬是住在附近的补鞋匠，是一个典型的汉斯·沙驰类型的人物（汉斯·沙驰是15世纪时期德国的一个补鞋匠，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剧作家和诗人）。斯蒂芬在修补我们家的鞋子和父亲的大黑皮靴时，总会让我坐在他身边的三脚凳上。他那朴素的哲学观很让我受用。他告诉我，在波兰动荡不安的历史上，这个国家一直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他指出了很多德国人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他告诉我，除了那些居住在其他国家的德国人以外，不少波兰人也具有德国人的血统。他还说，居住在罗兹城的波兰人尽管都有斯拉夫人的名字，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德国人后裔。

他让我认识到，就像过去那些战争一样地微妙，即使在波兰人当中也有种族融合的现象，很多西里西亚人的家族名起源于波兰，但是他们却是纯粹的德国人。不过，也有不少西里西亚人具有波兰人的血统。斯蒂芬列举了几个邻居做例子，不过我后来都记不起这些人的名字了。然后，我又想起了我一二年级时的同学鲁迪。他的名字听起来是波兰人，但是他的父亲很高大，和鲁迪一样长着一张有十足日耳曼人特征的脸。

舒斯特·斯蒂芬在过去的1年里为我父亲的黑皮靴换过无数鞋底和新鞋跟，他知道父亲是党卫军成员。我有一种预感，虽然没有明显的证据，但是我能感觉出他不赞同父亲的工作。斯蒂芬或许也不喜欢我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年班，我和其他孩子对军事胜利产生了极大热情，对波兰军队的溃败不屑一顾，斯蒂芬对我们的这种态度很不以为然。

后来，舒斯特·斯蒂芬问我一些关于波兰天文学家尼克拉斯·哥白尼的问题，哥白尼的学说证明了地球围绕着太阳转。斯蒂芬问我是否知道化学家玛丽·居里夫人，他说，居里夫人是法国人，但是却嫁给了波兰人。他还提到了著名的作曲家和钢琴家弗雷德里克·肖邦。斯蒂芬的提问甚至还提到了波兰民间英雄马歇尔·普拉斯基，普拉斯基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

或许，斯蒂芬希望我意识到，既然有这么多杰出的波兰人，那么将波兰人贬称为“波兰猪”是不妥当的。但是，我无法接受斯蒂芬的观点，我只相信那些我被期望相信的东西。波兰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憎恨德国人，残害德国人，现在是他们应当接受惩罚的时候，他们活该被英勇的德国士兵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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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兆(5)

第二天，父亲送我去车站。在开车送我去车站的途中，他又教育了我一番。

“机灵点！”

“是的，爸爸。”

“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要努力啊！”

“我会的，爸爸。”

“记住，你是我的儿子，你一定要成功！”

“嗯。”

“这是你一生才能遇上一次的大好机会。”

“是的，我明白。”

父亲不断地提醒我，是希特勒一手促成了NAPOLA的成立。如果没有希特勒，就不会有我这次出人头地的机会。父亲让我牢牢记住这一点，用行动去证明。在火车站，父亲说，“再见。”

“再见。”我回答道。

父亲和我握了握手，然后他伸手从衣兜里掏出个小盒子，“祝你走运！”父亲对我说。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转身离开，开着车慢慢远去。

我打开了小盒子，让我万分震惊的是，盒子里装着一块崭新的手表——这是我少年时代收到的最贵重的一份礼物。这份礼物不是母亲送给我的，也不是祖父母送给我的，而是父亲送给我的，是那个总是对我失望至极的父亲送给我的。一时间，我既高兴又困惑，我是走到了人生的转折点吗？我是否应该从此改变对父亲的看法呢？

我立刻把表戴在手上，反反复复地欣赏起来。和我同一个火车车厢的人都注意到了这块表，“是我父亲送给我的。”我解释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

我在NAPOLA接受了一周的密集考试和教育，自我感觉还不错。

等待考试结果的时间是那么漫长。当考试结果通知书邮到我们家时，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父亲迫不及待地撕开了信封，仔仔细细地阅读起来。从他脸上的表情，我都可以看出考试的结果不理想。父亲好像遭到当头一棒，在迟疑了一会儿后，父亲拿起电话拨了学校校长的号码，他在电话上称呼校长为“党卫军中尉先生”。我在门口等候着，浑身发抖。父亲一言不发，沉默地听着电话那头校长的谈话。似乎只有校长一个人在讲话，父亲非常安静，但是明显地十分沮丧。最后，他恭恭敬敬地说道，“向希特勒致敬。”然后放下了电话。他没有对我说一个字，走进了隔壁房间，母亲在隔壁等着，我能听见他沮丧地对母亲说，“我们的儿子是个软蛋。”他的希望跌到了谷底。

我自己也深受打击，而且迫切地想知道自己在哪方面没有考好。我问父亲，校长都告诉他什么情况。从表面上看，我缺乏精神上和体力上的持久力。（母亲后来告诉我，校长的原话是，我太弱不禁风，而且太容易生病了。我或许无法承受作为纳粹领导接班人必须接受的精神上和体力上的高度压力。如果和后来的实际情况相比，这个评语实在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不过，校长安慰父亲说，我或许可以就读新成立的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他们接收年满12岁的孩子。父亲这次并没有打我，但是他抓住我的手臂，一把将那块他送给我的表摘了下来。他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了，我不配拥有这么昂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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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5)

不幸的是，我又一次让父亲失望了。我没有获得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入学考试资格。父亲对我无休止的指导和训练又一次白费了，我又一次失败了，依然是一个“虚弱的家伙”。不过，我的一位男同学迪特·海因里希（Dieter Heinrich）被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录取了。我在失望之余，将兴趣和精力放在研究德国英雄人物的造诣上，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国英雄人物的数量迅速激增。

在战场上，我们的军队所向披靡，连获胜利的新闻不断传来。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略有顿挫，德**队很快又会发起反攻。我们从没有听到过被打败的消息。是否真的没有被打败过呢？如果新闻报道了我们损失的战斗机和军舰数量，也会将我们损失的数量和敌人的损失进行比较，听起来，我们的损失总是微乎其微，而敌人总是伤亡惨重。

1941年6月14日，德**队开进了巴黎，人们兴高采烈的势头简直难以置信。6月22日，德**队入侵了苏联。这既是开始又是结束。我在当时并不知道，希特勒的千年帝国也有毁于一旦的时候（确切的说，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只存在了12年4个月零8天）。

1941年，我第一次与犹太人有了个人接触，这是我在纳粹统治时期的惟一一次结识犹太人的经历。在这以前，我偶尔看到这位双目失明的女人在导盲犬的陪同下过马路。她的年纪相当大了，看到她我就会想到自己的祖母。我的祖母有一只眼睛失明了，她用黑布条盖住失明的眼睛，不过还可以用另外一只好的眼睛看东西。这位双目失明的女人牵着一条非常漂亮的德国牧羊犬，靠着狗的引导过马路。当然，我所说的情形是在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星形标记的规定出台之前。这一次或许还是那条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到那个盲女人佩戴着黄色的臂章，上面有3个巨大的圆点，表明她失明了。

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个盲女人的时候，看到她戴着黄色星形标记，而且这一次她没有牵着那条狗，显得惶惶不安，她似乎迷路了，在空中来回挥舞着她的手杖，试图探测行走的方向。她看起来不得不过到马路的另一边，我于是走过去协助她并且问道：“你的狗呢？”我至今都记得她的回答，因为她用德语回答说“被征用了”。她解释说，她非常依赖那条忠诚的狗，但是军队征用了狗做军事用途。在战争中眼睛失明的士兵也需要导盲犬的协助。她也提到，她希望求助于盲人协会，再找一条导盲犬，上年纪的导盲犬不适合再在军队服役。

她流泪了，问道：“我现在能过马路了吗？”于是，我搀扶着她的手臂，一同走到马路的对面。这时，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陌生男孩骑车经过，看到此情景，他停下了自行车，冲过来照着我的脸就是一拳，然后他咆哮着喊道：“不许帮助犹太猪！”我为了自卫而反击。这时，周围已经围了一小圈人，那个盲女人机警地离开了，骑自行车的男孩衬衫上沾满了我的鲜血，他也骑车离开了。我的鼻子一直在流血，止都止不住。尽管我当时带着青年团少年班专用的登山刀，但是这场打斗是拳脚交加，我根本没有用上登山刀，而且我还是惟一一个受伤的人。

我丝毫没有察觉到纳粹集权统治对待敌对者和被压迫群体的苛刻和冷酷。我不了解，我不怀疑。我们的老师甚至提都不提集中营，更不用说介绍集中营的目的和功能。我知道集中营的存在，但是我的母亲解释说，普通罪犯关押在监狱中，危险的罪犯会关押在国家监禁所，而敌人才被关在集中营。母亲认为，集中营就像一个劳教所，我也就相信了她的说法。当时，集中营的拘禁被称作“保护性看管”。我记得，那些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被描述成反动的敌人和对德意志构成威胁的恐怖分子，他们将在集中营接受再教育。我以为，只要他们转变思想，接受了国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可重获自由。

当然，战争并非我生活的全部内容，我更多的时候在创作，特别是写剧本和诗歌。我对语言的热爱可以追溯到孩提时代。母亲还记得，我还不识字的时候就喜欢拿一本厚厚的书做道具，把书放在阳台的栏杆上，假装发表一篇演说。我会大声地念念有词，有时反复地重复一些词句，好像在模仿电台里经常听到的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演说一样。我经常大喊的口号包括“我将是你们的领袖！”、“跟随我吧！跟随我吧！”或者“胜利！胜利！”不过，我没有一个听众，大多数时候都是对着树林在喊。

我回忆起1933年5月10日，纳粹党在这一天举行了公开焚书的活动，几乎所有伟大的历史巨著都化为了灰烬。我从那以后再也读不到伟大的文学作品了，我所能接触到的都是御用文人吹捧纳粹统治的文字，这些人为 “回归土地”运动欢呼。直到战争结束后，我才读到了《西线无战事》，那些在德国遭到禁印的书籍又恢复了出版。《西线无战事》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客观描述这场战争而不是讴歌吹捧的书籍。当时，和平主义者的小说被认为不适合德国青少年阅读，这包括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罗曼·罗兰、阿诺德·茨威格、利昂·费奇瓦格纳和海因里希·海因等人所写的许多著作。所有的这些书都在1933年被送进了焚化炉。

我开始学着写诗歌和一些短剧，对写作的兴趣越来越高。我长时间地阅读文学作品，常常在深夜打着手电筒躲在床上看书，因为每晚10点以后，我的房间必须熄灯。我还记得，有时候看书看到凌晨2点，然后在6点钟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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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6)

德国最伟大诗人当然是约翰·沃尔夫岗·冯·歌德，他是举世公认的天才。他早期的剧作之一是根据格茨·冯·伯利琴根的论文集改编而成，是第三帝国时期德国最受欢迎的舞台剧之一。他随后还陆续推出了舞台剧《埃格蒙特》、《在陶利斯的伊菲洁妮亚》以及最伟大的剧作《浮士德》。但是，在我幼年时代，还没有哪个剧作家的作品能够像弗雷德里克·冯·席勒的剧本一样给我留下深刻而令人激动的影响。席勒是仅次于歌德的德国文学巨匠，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憎恨暴君统治。

席勒在《强盗》一剧中借用了他自己少年时代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并反映出当时生活的艰辛，这一切都是由于滥用强权造成的，席勒借此剧来表达自己的强烈抗议和不满。该剧毫不留情地控诉了一个罪恶的社会，它使得一个原本性格高尚的人以为干坏事可以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一个理想主义充斥了青年人头脑的时代，读到这样的剧作是多么震撼人心的一件事啊！它令人精神为之一震。该剧所折射出的不堪一提的过去，恰恰与希特勒改变的一切相吻合，这恰恰也是我们接受的教育强调的内容。

在我拜读了《强盗》不久以后，我写了一篇《席勒颂》。1年以后，我再读完了《纺织工》后，写了一篇《哥哈特·哈普曼颂》，献给哥哈特·哈普曼这位高产的剧作家和小说家。《纺织工》戏剧化的表现也很能振奋人心，它讲述了一次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最后遭到了军事镇压，反映出了下层劳动者的穷困和不幸。

希特勒青年团的前任领导人巴尔杜·冯·席腊赫为青年团写了3首歌，第一首是《前进！前进！》，第二首是《团结在旗帜下》，第三首是《旗帜率领我们前进》，第三首歌后来成为了希特勒青年团的团歌。冯·席腊赫负责填词，由同一时代的音乐家鲍格曼（Borgmann）和布鲁曼萨特（Blumensaat）谱曲。我的校长认为我的诗写得不错，曾经瞒着我悄悄地寄了一些给他，可惜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但是，我在巴伐利亚的青年团少年班营地执行特殊任务的时候，的确接到过巴尔杜·冯·席腊赫的一封信。在拆开信封的时候，我激动得手发抖。席腊赫在信中提到了他觉得我写得不错的4首诗，并且鼓励我坚持写下去。他还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创作更多的诗歌，他所担负的职责不允许他把时间花在写作上。我当时甚至在想，我是否应该写信告诉父亲这件事。不过后来我放弃了这个打算，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或许是怕父亲认为我在挑衅。因为父亲一直反对我写诗，他认为诗歌一文不值，但是，巴尔杜·冯·席腊赫却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可惜的是，当时我写的诗都没能保留下来，不过我现在回忆起了部分诗歌。我着迷于自然和人类的相互关系，我所写的诗歌大多以河流、海浪、云的倒影以及我对自然的感受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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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滴血(1)

德国入侵苏联后，帝国的运势从最高点迅速下滑，1943年更是跌到了谷底，盟军的力量开始盖过第三帝国的势头。1943年2月18日，约瑟夫·戈培尔通过广播电台宣读了他关于“全面战争”的声明。在一个由大批纳粹党拥护者组成的群众集会上，他问道：“你们想打全面战争吗？”集会的人群中有各界名人、纳粹党员和挂了彩的伤兵，“当然想！”这些人齐声回答道。那次演说时，我大约15岁了。在我看来，所有德国人都已准备好为元首牺牲生命，但是，在全面战争宣言发出不到1年后，战争局势急转直下，以至于鲍曼、希姆莱和戈培尔不得不联合呼吁“人民的献祭”。

1943年，从希特勒青年团抽调的志愿者组成了武装党卫队的一个新的军团。巴尔杜·冯·席腊赫的继任人亚瑟·阿克斯曼最先产生了组建这个军团的想法。青年团少年班的一些小头目出生于1926年，比我大几岁，也在鼓动下加入了这个精英军团。这个被称为希特勒装甲训练师的军团组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精锐部队。

这个军团的士兵，在战争结束前共有15人荣获了骑士十字勋章或者铁十字勋章。在诺曼底战役中，该军团表现出了英勇，但是他们依然没能够抵挡住盟军势如破竹的攻势，盟军的优势突出体现在空军力量上。诺曼底战役后，一批更为年轻的少年班志愿者也被征召加入了这个军团，这些志愿者大多出生于1927年。该军团接到的命令是夺回布达佩斯，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后来被盟军赶回了奥地利。

我非常渴望加入这支希特勒青年团的精锐部队，但是我年纪太小。等到1928年出生的志愿者加入该军团的时候，我已经加入了山区别动队。我有丰富的登山经验，而且擅长滑雪，这些成为了我加入山区别动队的资格证明。加入别动队还需要接受体格检查，我全身**地接受了医生的检查，他问了我几个问题，听了听我的肺音，然后就在检查报告上签上了“体检合格”的字样，我于是被录取了。我向母亲要来了父亲的地址，以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要告诉父亲的是，我注定要成为战士，为他的国家和他的元首而战斗。

我们的准军事化训练计划从1945年1月开始。与此同时，我在青年团少年班的资历让我成为了一所郊外训练营的辅导顾问，当时为了躲避空袭轰炸，大批城市少年被转移到这类郊外训练营藏身。KLV训练营的辅导顾问负责组织这些孩子们的业余活动。我辅导的那个营靠近沃德佳特·霍卡，我就是在那附近的尤勒斯托弗城堡长大的。我盼望能再次见到老校友鲁迪，自从我加入青年团少年班以来，我一直在猜想鲁迪的生活状态。

我再次来到尤勒斯托弗城堡时，距离我第一次见到鲁迪已经有9年时间。我很快就要成为战士了。鲁迪现在过得好吗？我凭记忆找到了他从前住过的地方，但是那里已经完全变了副模样。房子的前门挂着锁，我敲了敲门，但是没有人出来应门，周围看起来也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我于是去敲了隔壁人家的房门。

“鲁迪？”开门的女子轻蔑地瞅着我，“你说的是那个跛子吧？他好多年前就去了一个公共机构。”

我接着问她是否知道那个机构的地址。她摇了摇头。我又再问她是否知道鲁迪父母的下落，“鲁迪的父亲在打苏联的时候死掉了。”

“那他母亲呢？”

“她难道不是红十字的护士吗？”

“我在哪儿可以找到鲁迪？”

“我也不知道……没准他和他的宠物都进了天堂了。”

我彻底灰心了。

我骑着车来到了从前我们家住过的旧木屋。沿途的道路坑坑洼洼，当我接近那屋子的时候，听到一条狗咆哮的叫声。当我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看门的狗总是激动地叫着，友好地欢迎来客。我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我还记得以前老师对鲁迪的评语，“可怜的家伙！”老师解释说，是上帝让鲁迪成为驼背人，“如果换成你们是他那幅样子，你们会有什么感想？”我当时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鲁迪的下落，或许他真的和他的宠物们一起上了天堂。

战争继续进行着，我的父亲成为了战地记者，从前线为电台发新闻报道。在我父亲当战地记者的2年中，我就听过一次他的报道，是关于意大利前线的新闻。新闻的标题叫《阿卡托山的十字架》，讲述了在意大利战役中牺牲的一个英雄的事迹。我父亲在新闻中介绍说，那次袭击的目标是父亲他们位于农舍中的军营总部，父亲和一名中尉正通过军事望远镜观察敌情，一枚炮弹击中了中尉，中尉当场毙命。军营的司令官命令大家坚守农舍，直到他们将牺牲的中尉埋葬在房后的空地。我父亲用农舍的棚架木头搭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插在了中尉的坟头，十字架上还顶着中尉的头盔。这个新闻报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为父亲而自豪。

1944年的圣诞节，我们全家人居然聚在一起庆祝，这简直就是个奇迹。我兴冲冲地从尤勒斯托弗回到了家。我们家过节的时候总是很喜庆，即使在战争的第5个年头，我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居然想方设法地让节日变成了难忘的活动。我过完节就要随军开往巴伐利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在那里的准军事训练营开始训练。我感到，这个节日具有特别的目的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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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滴血(2)

当时在家的有我最小的妹妹多尔特，她已经9岁了，而我的两个弟弟乌尔夫和乌尔里希分别为6岁和5岁，母亲和我们家的胖女佣汉娜（Hanna）在照顾他们。我的两个姐姐安吉（14岁）和奥娣（11岁）从布雷斯劳东南部的小镇斯塔赫伦回来了，她们在那里的奥古斯塔高中上学，由于战争的缘故，她们全部被疏散开了。我的两个姐姐都会吹长笛，她们经常练习。在圣诞夜前夕，当全家人唱起德国圣诞歌曲时，两个姐姐就在一旁伴奏。此外，在圣诞节假期里，姐姐们还和电台表演团一起去当地的军队医院慰问伤兵。

圣诞节快来的时候，母亲在女佣的帮助下，不停地烤着各种食物：饼干、姜饼、杏仁蛋糕和葡萄干甜面包。我的父亲也从地中海战地回来了，带回了杏仁、桔子和柠檬。

圣诞节那天，我终于决定给父亲看巴尔杜·冯·席腊赫写给我鼓励我继续创作诗歌的那封信。现在父亲终于认可了我作为希特勒青年团小头目的成绩，我猜想，他应该不会再反对我写诗了，只要我不指望靠写诗过日子。我还打算让母亲也读读这封信，我想她会感到欣慰的，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是应该让父亲先读到这封信。

父亲显然很吃惊。信的内容很简短，我觉得他可能读了两遍。他看着我的眼睛说，“好好留着这封信”，他并没有说别的。

不过，这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带上了一顶桂冠，没有人能够把它从我头上拿走。

这次聚会是我们家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次聚会。不久以后，我前往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参加准军事化训练。当我登上火车离开的时候，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布雷斯劳就快被苏联军队全面包围。纳粹的宣传具有可悲的欺骗性，我很快就尝到长久以来期待的战争的滋味，我的家人也一样。

假期结束了，我在元旦前夕返回了巴伐利亚。我们的山区军事训练将持续3个星期，而且是在让我赞叹不已的阿尔卑斯山中进行。我们学习滑雪和基本的登山技巧，还在训练中学习使用小口径的来复枪。这还不是山区作战入门训练的全部内容。3个星期的时间飞快地过去了，在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苏联红军进攻的消息，我几乎不敢相信，布雷斯劳就要落入敌人的手中，我不顾一切地想回到家里，与家人在一起。我决定在训练结束前3天提前离开，我在天亮前跳窗逃跑了，搭上了一趟开往布雷斯劳的火车。在返家的途中，我第一次目睹了战争制造的混乱场面，到处都是难民。最后，我换乘了两次火车才回到了布雷斯劳家中，绝大多数火车都被迫往西开，当我进入布雷斯劳城中时，看到的仍然是一片混乱的场面。惊恐交加的人群在大街上四处乱窜，大喇叭高声播送着新的通知。我好不容易才回到了我们家的公寓，但是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了，我站在令人窒息的沉寂中，房间里一切看上去整洁有序，但是看不到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影子。我冲了个澡，换了内衣裤，仍然穿着制服，然后打开了收音机，我听见广播说，“现在到了全力以赴的时刻，我们要解救祖国。” 播音员说，布雷斯劳现在成为了一座堡垒。卡尔·汉克是布雷斯劳当时的防务官，他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坚决号召城里的所有男人和男孩为保卫布雷斯劳而战。我觉得自己的嗓子像被人堵住了一样。

我躺在了床上，仍然穿着制服，试着理清思路。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很快就疲惫不堪地睡着了，但是没过多久，我就被噩梦吓醒了。在梦中，我遭到了少年班同学们的审判，因为在大家英勇抵抗苏联军队的时候，我却在家蒙头大睡。刚醒过来的几分钟里，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家里。我的心怦怦乱跳，吓出的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打湿了。收音机还在广播，播音员宣称，逃亡者将遭到行刑队的处罚。女人、孩子和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到规定的地点集合，其他人则要到最近的民兵站报到。我思索着接下来的行动，但是紧张不安、自我怀疑和恐惧占了上风。

我最后还是去报到了，并且被安排去另外一个地方。我脑子里乱极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需要在离开前找个朋友聊一聊。我在布雷斯劳城中四处寻找以前的朋友，但是一个都没有找到。我到今天都在奇怪，那一天我为什么没有去电台找我的父亲。无论我走到哪里，总能听到大喇叭的广播：“不惜牺牲生命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这一刻到来了，我就快要面临死亡了，我开始意识到情况的严峻性。

我不想做一个懦夫，但是我准备好牺牲了吗？我突然间冒出了一个想法。由于健康的原因，我没能加入地对空的高架炮队作战，而是加入了KLV做训练营辅导顾问。虽然我被吸收为山区别动队的志愿者，但是还没有真正地经受过考验，我在训练中出现过头昏眼花的情况，于是我决定不理会广播，直接去KLV办公室报到。或许他们会把我送回到尤勒斯托弗的学校。但是，我和谁商量呢？大家正在街上忙着架设坦克障碍物。我又一次回到家中，给母亲留了个便条，然后我就出发前往KLV办公室。我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呢？

我的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因为我在KLV的上级卡尔·库茨克（Karl Gutschke）透过房间的窗户看到了我。他现在穿着一身中尉的军服，“莱曼，你能赶来太好了，我们正在组建一支精锐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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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滴血(3)

我敬了一个礼，立刻又感到迷惑不解。库茨克是一个残疾老兵，他的肺在战斗中受过伤，现在，他和另外两个残疾老兵接到命令，要率领能够扛起武器的孩子们加入战斗。很快，我们就要开火了，用我们的武器和精神与敌人拼搏。现在，是我们接受考验的时候了。

库茨克和那些从军队医院出来的编外士兵一起，组建了一支名为库茨克训练营团队的队伍。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民兵队伍，队伍里包括了KLV的成员、训练营的辅导顾问，还有瓦尔塔的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学生和准军事训练营的学员。

我们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受过第三帝国教育体系的熏陶。新发给我的民兵野战服实际上是一套没有勋章的军服，这套衣服并不合身，肩膀的部分太宽松，腰部又太肥大。靴子也太大了些，我多穿了两双袜子后，才勉强不让靴子掉下来。

我们以前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大多数人以前接受的准军事训练也不过是使用小口径的来复枪。现在，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卡宾枪甚至机枪做武器，而且不再用手榴弹练习投弹，而是学习发射火箭筒。

我们是希特勒青年团布雷斯劳要塞团的一部分，马上就要投入到真刀实枪的战斗中。库茨克已经接到前进的命令，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占领了布雷斯劳东南方向一个村子的苏联人。因为战斗将在开阔场地上进行，我为自己不必局促在碉堡中抵抗而感到庆幸。我在潜意识里也希望自己能活下去，那是毫无疑问的事。我已经开始觉得度日如年了，昨天好像已经是1年前的事情了，而明天却似乎遥不可及。我迫使自己写点东西，强烈的求生**充斥了我的脑海，作为一个士兵就应该这样。我后来回忆起，自己在写下面这首诗时，内心其实相当矛盾。

战争是自由的挣扎，

通往胜利的道路遍布坟墓。

而我必须奋力抗争，

为了活着，为了回到故乡，为了自由地生活。

我把这首诗藏在了胸前的衣服口袋里。现在回头来看，它其实算不上是一首诗，那只是我在仓促间寻找苟且活下去的借口罢了。我要想活下去，就得按照指令杀人。

当然，希特勒是一个无情而残忍的**统治者。戈培尔或许比伊亚·埃亨伯格要含蓄一些，但是他的宣传口号也号召德国人视仇恨为天职，以报复为美德。戈培尔煽动我们大肆杀掉苏联士兵，在这种大环境下，我的求生愿望绝对是见不得光的想法。如果我是一名货真价实的纳粹分子，我应当公开宣扬自己的好战热情、杀戮思想和光荣赴死的决心。

库茨克想收编我，让我做他的信差，“我需要你做我的信差，”他安慰我说，“你还是会跟在我身边的。”

1月29日那天，我们一大群人搭上了卡车，开往前线，去夺回一个被苏联人占领的村庄。进攻计划在凌晨5点开始。尽管我们在头天晚上几乎没有睡好觉，但是第二天一早全都早早地起了床。我们的纵队在一个谷仓集合，库茨克首先发言，他的声音低沉，不带任何感情。到了我们完成使命的时刻了，我们有一份任务要做，为了德国的存亡，我们必须保住西里西亚。

库茨克像对着一群士兵发言一样对我们说了一番话。他希望我们为帝国增光，鼓励我们胆大心细。“你们面对的是苏联人，”他说，一只手指着村庄的方向，“他们只想干掉你们，你们只有杀掉他们才能活命。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肯定不好对付。你们必须拿出实际行动，证明你们是更英勇的战士，你们要不屈不挠，坚定不移。”库茨克说，我们的两翼将有3支泰格装甲坦克分队支援，而且还有两个连的步兵跟随其后，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地行动。

我们从未接受过步兵进攻的训练，我们归近距离进攻坦克旅管辖，是一支配备了火箭筒的尖兵分队。我们装备的火箭筒是便携手握式的，带有可刺穿坦克装甲的火箭头，可以在近距离攻击坦克。我们在进攻之前花了很短的时间来学习如何使用这种火箭筒。按照这天的进攻计划，我们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袭击这个村庄，我们必须占领并夺回这个阵地。如果苏联人有坦克做掩护，那么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穿山甲”粉碎掉他们的武装。

我的胃开始抽搐，突然间，我记起来了，早上我们还没有吃早饭呢。我记得以前读过的小说中提到一战期间的士兵生活，他们的口头禅是，“只要早餐吃饱吃好，能叫敌人鬼哭狼嚎。”现在，我的胃里空空如也，手上攥着一块**的配给干粮，这让我回想起从前参加野外生存训练的经历了，几年前，我会为自己那组人在野外生存训练中获胜而沾沾自喜。

我对于行军打仗最初的体会来自瑞勒·玛里亚·冯·瑞克（Rainer Maria von Rilke）的小说《康尼特·克利斯托弗·瑞克的生平》，我以为就好像一个夜以继日骑马的马夫的生活。这本小说以炽热的笔调娓娓讲述了一个战士的故事，他将军旗挂在敌人的军刀上，高举旗帜冲锋陷阵。这样的战斗场面只会发生在200多年以前的战场上，然而，这个悲怆如史诗般的传奇故事深深打动了我，小说主人公的死在我看来既荣耀又有传奇色彩，我认为，所有为战争献出生命的战士都和他一样。

两天前的晚上，有人在谈论中提起，现在的战争不一样了。现在，只有仪仗队才佩带军刀，军刀不会出现在战场上。不过，我们配备了刺刀，可以装在卡宾枪上，与敌人展开近距离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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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滴血(4)

破晓时分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间，苏军不容易发现我们，除非他们派出了野外侦察小分队。我们行进的前方看不见敌人的动静，坦克分队在我们刚出发的时候并没有跟着，这样我们的行动才能尽可能地神不知鬼不觉。稍后，坦克分队会从两翼包抄。现在正是冬天的寒冷季节，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雪，冻结的土地像石头一样梆梆硬，寒风凛冽。我们沿着崎岖的小路缓慢前进，排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列阵，库茨克和我在最前头。库茨克猫着腰跳跃前进，我紧紧地跟随其后。

一开始，我们这一翼平安无事。天色已经大亮了，第一声枪响从我们身后传来而不是发自前面苏联人占领的村庄。库茨克低声骂道：“蠢货！”

很快，我听到坦克开动的轰轰声，而且是从东南翼传来的。

那些应该支援我们这一侧的坦克怎么没有跟上？

突然，枪声四起，机枪声大作。

一切开始得太快了。

薄薄冰层覆盖下的地面摇晃着，震颤着，让人发抖。库茨克捂着肚子倒下了，我也一样。我们被包围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炮弹在我们周围落地开花，子弹从我们耳边嗖嗖地飞过，爆炸的手榴弹散成无数碎片。

出于本能，我爬到了库茨克身边，他用尽可能大的声音喊道：“我们暂时在这里避一避，让他们白白浪费子弹吧。等坦克部队跟上来后，我们再前进。”

我们的坦克车并没有跟上来，敌人的火力却越来越猛烈，苏军在教堂的塔顶上安排了神枪手。一枚炮弹在我身边爆炸开来，冲击力把我重重推倒在地，我的头撞在了积雪覆盖的硬地上。我的左腿弹了起来，一阵火辣辣的锐痛迅速穿透我的身体。我用手探了一下伤口，手上很快沾满了鲜血。

“倒霉！我被打中了！”

库茨克匍匐到我身边，把我拖到一个雪堆后面，“你留在这！”然后他继续向前爬。

时间好像静止不动了一样，敌人的火力越来越强。我试着在地上挖坑，好让自己躺到雪里。地上冰冷刺骨。我的脸却火辣辣地烫手。敌人似乎没有停顿地射击，嘶嘶作响的子弹不断从我头顶飞过。我根本无法还击，视线里根本就看不到敌人的影子。

出发前负责携带急救包的下士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在这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我还听到了受伤士兵的惨叫，我的身边不远处躺着一些负伤的同志。尽管库茨克命令我呆在原地不动，但是我自己不能停下了，我必须把一些受伤的战友拖到较为隐蔽的低洼地带。我懂得一些急救常识，知道最要紧的是包扎好伤口。

我随身总是带着一把小刀，现在派上了用场，我用它割下了一片衣服。我碰到的第一个受伤战友看似没有伤口，我几乎不知道他哪里被打中了，血从他的口中流出。另外一个伤者被炸掉了一只手。我用割下来的衣服布条做了根止血带，牢牢地绑住他的上臂，希望能够止住流血。

我把几个伤者拖到了一条小沟里，到最后我完全没有气力搬动人的时候，沟里已经躺了4～5名受伤的战友。其中的一个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闭上了眼睛。他的动作让我突然想起了上帝，我想，上帝不可能时刻看顾所有的人，上帝无法控制子弹的射击方向，也不能削弱炸弹或手榴弹的威力。

我抬起头，能够看到钟楼上一个敌人隐隐约约的身影，他在窗台上架着来复枪，瞄准我们射击。这个神射手成为了我第一个瞄准的目标，我冲着他举起了枪，可惜没有打中，不过万幸的是，他也没有打中我们。我的伤口还在大量流血，我只好放下枪，用手按住伤口。我觉得左侧身体好像裂开了拳头大小的一个洞，我身边的积雪都被染成了红色。

又一枚炮弹落在了我身边，我的头再次撞在了雪地上，尖叫声已经变成了呻吟。

尽管我受了很重的伤，但是我不想等着受死，我决定向前爬一段。我再次检查了大腿的伤势，破烂的裤腿已经被血浸透了。我们的前方升起了阵阵浓烟，村庄里的房子着火了。

突然，我觉得一阵头晕，人也失去了平衡。阵阵伤痛刺透大腿肌肉，迅速传遍我的全身。不过我还能忍痛往前爬行，时不时地停下来喘息。

终于，炮火似乎弱了下来，不过还是能够听到零星的机枪发出的“啪啪”声响，两边仍然在交火。我的伤口越来越痛了，但是奇怪的是，我反而因此恢复了几分气力。我用右手按住伤口，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前挪动着。

现在，村庄离我越来越近了，起码有6座房子在燃烧着，熊熊大火伴随着阵阵浓烟。这时候，连机枪声和来复枪声都弱下来了。就在刚才，尽管四周都是炸弹爆炸和燃烧的烈火，我却保持了冷静，但是现在，哪怕只是一声枪响，也让我吓了一跳。

苏联人撤退了。我身后的伙伴已经纷纷倒下了。现在躺在我面前的是一具苏联士兵的尸体，尸体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脑浆溅得到处都是。他为什么没有戴个头盔呢？这个场面让我痛苦万分，我几乎恶心地呕吐起来。我强忍住喉咙泛起的酸水，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我命令自己不能崩溃掉。

后来，我终于昏倒了，直到幸存的NCO赶来一辆马车我才苏醒过来。那辆马车好像是当地农民用来拉煤的车，车板上还落着一层黑灰和几块煤渣。两个看起来不像医生的国防军士兵来收拾伤亡士兵，他们将受伤士兵和尸体重重地摔到马车上，就好像在扔沙丁鱼一样。我的意识一片模糊。出发前我们都戴上了滑雪帽，以便在深冬的雪地里掩护自己。我曾经给帽子起了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叫作“灵魂的帽子”。那些倒下的士兵是否因此能够升上天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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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滴血(5)

又一个士兵被抛到马车上，打断了我的白日梦。“我的上帝啊，”我认识这个英俊的金发碧眼少年，他是我儿时的好友迪特·海因里希。他的身上看不到任何伤痕，但是他好像已经死了。

“迪特！”我的声音哽咽着，为了抑制住想哭的冲动，我紧紧地咬住了嘴唇。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不可以哭！我是一个士兵。

我心底的绝望之情无可言状。

接下来扔上来的一个士兵脸被炸掉了，只能从模糊的血肉中判断出那是被炸烂的鼻子。他的眼珠已经没了，眼眶中流出丝丝血水。我的恶心感加重了，终于在马车上忍不住吐了起来，脏东西落在我身边的两个战友身上，他们中的一个已经死掉了，另外一个还活着。

尽管眼前的情形非常令人作呕，但是我还是为自己的失控感到惊讶。虽然我们已经受过很多锻炼，但是我还是没有准备好接受战争那令人憎恨而且恐怖的冷酷性。我为自己的无助而感到手足无措，我觉得自己无法控制住局面，不仅控制不住局面，而且还是马车上惟一一个面对残肢断臂忍不住呕吐的人。

马车上没有毯子可以裹住那几具血淋淋的头，我面朝下躺在煤灰里，不停地咳嗽和呕吐。最后，大概有10～12个士兵被抛到马车上，而且其中至少有5个已经死了。除了迪特，另外两个似乎没有生还的迹象，他们身上没有伤处，但是面部肌肉已经僵硬了。

现在，我的胃因为呕吐已经彻底空了，这时我已经不那么恶心了，但是仍然控制不住神经，我的身体在颤抖。无论多远处传来的枪声，都能吓我一跳。受伤的士兵被送到当地的客栈，那里已经被临时改建成急救所，死亡的士兵在确定身份后被运到墓地埋掉。

迪特死了，一路上我对着迪特的尸体不断重复着“再见”。

再见？

在哪里再见呢？

迪特的死惟一能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他死前没有受太多的折磨。在天堂里，这些死者的伤口会复原吗？

那个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死者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恐怖的场面，据说，他死之前正预备投出一枚手榴弹，但是略微迟疑了一下，结果手榴弹在他脸上炸开了花。有人甚至说：“这就是懦夫的下场！”不过，我并不相信。

我后来听说，苏联人发射的是冲击燃烧弹，我宁可相信，他的脸是被这种冲击燃烧弹炸烂的。

我又惊又怕，死亡比我的想像更可怖而且离我更近，我觉得自己落入了恐惧的深渊中。我的一个战友后来告诉我，我当时看起来毫无生气，但是他看到我手臂的肌肉在抽搐，而且我还在呼吸。当时他很怀疑我是否还活着。

我躺在客栈的地板上，已经没有气力呻吟或者抱怨，但是我能感到身体的痛楚，也意识到周围有很多呻吟的人。我控制不住自己发抖的身体，地板很冰冷，一开始没有毛毯，没有任何保暖的东西可以减缓我们的痛苦。客栈里甚至没有任何止痛药，能够提供的只有装在杯子里的水，有人绝望地喊着救命。

客栈的人告诉我们，医生很快就来了，但是，他一直没赶到。

我们被装上一辆铺着稻草的卡车，转移到一家大的急救医院。那时，我的腿已经僵硬了，而且变青了。有人说，我可能不得不做截肢手术。我们到达了那家大的急救医院，这里条件稍为好些，有一点药，不过仍然没有医生，麻醉剂也用完了。我还记得，当他们为我清理伤口的时候，我又一次感到了钻心的疼痛，为了让我不尖叫起来，负责清理伤口的医护人员把皮带塞到我嘴里，他说：“如果觉得疼，你就咬皮带吧！”

一个伤员为我点燃了一支烟，我抽了几口，觉得伤口好像不那么痛了。因为咬住皮带，我的嘴唇有些破了，于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抽烟，直到最后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旁人告诉我，医护人员拿走了我最后一支烟。如果当时那支烟掉进草垛里，可能我早就被烧死了，那人还数了数我扔在地上的烟头，我一共抽了17支烟。

那个帮我点烟的伤员只是上臂受了点轻伤，他是一个机灵的家伙，爱小偷小摸。他后来甚至为我搞到些荷兰产杜松子酒，我抱着酒瓶就开始喝，酒大大减轻了我的痛楚。这酒相当烈，我的喉咙似乎烧着了，但是我还是吞了几大口酒。然后，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酒精和尼古丁的混合作用似乎削弱了伤口那绵绵无尽的疼痛。

好多天来，我头一次读到了报纸，那是一份《西里西亚日报》。我还清楚地记得，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粗体字通告：现在，不仅是逃跑者会受到死刑的处罚，就连行动中不遵守命令的士兵也会被处以极刑。

这份报纸还引用了希特勒最近一次演讲的部分内容，在演讲中再次强调了他的信念，他认为是上帝的保佑，让他逃过了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行动，因此，他将带领德国获得胜利。他鼓励所有德国人，加强抵抗的决心，坚定地完成各自的使命。

希特勒又一次在显著位置提出：每一个有战斗力的德国人都要投入战斗，只有这样，伟大的德国才能取得决胜。我现在躺在一堆伤员中，之前已经接受了战火的洗礼，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在希特勒的演说中，他提到，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人。尽管我当时知道，苏军距离柏林只有几百公里远，但是我丝毫没有想到战争的总体局势已经急转直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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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滴血(6)

报上另外一条消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克勒敦托弗是附近的一个村子，我们家以前就住在那附近，当地有个用甘蔗榨糖的糖浆厂。我的父母认识糖浆厂的厂长和当地的纳粹党官员（其中包括该选区的政党候选人保罗·格鲁克尔）。我惊讶地了解到，格鲁克尔被处死了。据报纸新闻报道，他不仅没有组织村里的男人进行抵抗，反而逃离了克勒敦托弗。他后来被搜出来，当场被打死了。一个我认识的人被处死了，我又开始发抖了。

报纸上还登了一系列关于死刑的报道，这无疑能够震慑那些企图退缩的人。除了格鲁克尔，我并不认识其他被处死的人，但是我也注意到，在处死的人中，并非只有格鲁克尔才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希特勒曾经的追随者在战争的最关键时刻却背叛了他，这是多么令人叹息的一件事啊。现在最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地为扭转战争局势而战斗。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我觉得这种所谓的警戒措施坚定了我的决心。

几天以后，一趟火车来送我们去德累斯顿。当时的德累斯顿城已经成为了收容伤兵的“大医院”，在空袭不断的时期，这里相对要安全些。我们开始放心了，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安心养伤了。那些修女还留在原地，我在救护站结识的战友也留下了，他的伤不严重，不需要做手术，用不了一周时间就能痊愈，他还得再次回到前线参加战斗。

我们中只有不到30人被转移到后方，随行的有一个初级战地医生和三四个年长的医护人员。当然，留下来的还有那些死亡的战友和奄奄一息的伤员。我们离开的这批人怀揣着一丝希望。德累斯顿有“德国的佛罗伦萨”之称，我对这座城市最早的记忆是在孩提时代，我曾经搭乘火车到那里旅行过两三次。我曾经在德累斯顿过个一个周末，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德累斯顿的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都被征用做了临时急救医院，数以千计的难民聚集在这里。在2月13日和14日盟军的连续空袭轰炸中，炸弹引起的大火包围了整座城市，至少杀死了3万名无辜市民。盟军对德累斯顿城的连续疯狂轰炸载入了史册，成为了盟军对德国复仇行动的见证。

2月13日和14日对莱曼家族来说却是值得纪念的幸存日。我们差点也葬身德累斯顿城的火海中了，值得幸庆的是，我们一家子都逃过了这一劫。轰炸开始前，我本来是在德累斯顿城养伤，正在中央火车站候车，等待搭乘军事医院的列车，转到一所学校临时改建的医院。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们都在德累斯顿，而且就在我候车的时候，他们也在同一个车站，他们是随着难民的大部队逃到德累斯顿来的。更凑巧的是，父亲也辗转来到了德累斯顿，他是为了执行电台的一项秘密任务（不过他从未提过任务的具体内容），他被困在火海中，但是活了下来。

1945年2月12日，当那趟军事医院的列车抵达德累斯顿中央火车站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和家人近在咫尺。我们要搭乘火车去那所学校，学校已经被改建成临时急救医院了——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做法。据通知，我们将前往的这所学校已经暂时收容了一群从东面逃来的难民。很多难民上年纪了，或者已经病重，不适宜再次迁移。我们需要到另外的地方安顿，这样，装载我们的军事医院列车无法开走，我们必须等待新的指示。但是，没有人知道谁会发出新的指示，我们的医护人员开始烦躁不安，我们的供给快耗尽了，我们饥肠辘辘，但是缺少食物。呆在火车上的人们开始绝望了，我们中绝大多数人身受重伤，车厢里充斥着痛苦的呻吟声和怨气冲天的叫骂声。

更糟糕的是，一些经过长途艰苦跋涉的难民被允许住进了我们已经拥挤不堪的车厢。在这批难民中，有两个失去了母亲的小男孩和一个年轻的孕妇，她痛苦不堪，似乎快要生孩子了。医护军士长惶然无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每说一句话，都以“糟糕透了”开头。

“糟糕透了，我们没水了。”

“糟糕透了，我们的食物吃光了。”

“糟糕透了，我的上帝啊，这些孩子没有母亲了。”

“糟糕透了，这女的快生了。”

糟糕！太糟糕！糟糕透了！他那嘶哑而粗暴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我们的医生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我们猜测，他或许还在城里与纳粹党或军队的官员一道，寻找适合安置我们的地方，或许再搭建一所军事急救医院。我们在拥挤的车厢中逗留了太长的时间，我们绝大多数人深受伤痛的煎熬，毫无进展的处境让我们有些气馁。我们快没水了，餐车早就关门停业了。就在我们迫切期盼医疗供给的时候，我们的军士长却在那里重复“糟糕透顶”的总结性用词。

其实，军士长既希望给我们更好的照顾，又希望帮助那几个可怜的孩子。他把那位孕妇移送到另外一列车厢，那里有张小床，是一名刚刚死去的士兵腾出来的，一些当地消防站的孩子来收拾了他的尸体。据说，那名士兵死前伤口已经腐烂了。

最后，一名医护人员按捺不住，他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他离开火车，向我们保证一定回来。他的离去让我感到不安，我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他离开的时间越久，我的这种感觉就越强烈。那天深夜，他终于回来了，安慰我们说，很快就会有水和食物了。2月13日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被车厢的晃动摇醒了，火车终于出发了，车厢的颠簸让我们的痛楚明显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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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恋(1)

两天以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塞耶河畔的霍夫，到达后最严重的事情是如何离开这列火车。我们得知，当地市中心的一所小学被改造成了紧急军事医院，我们将被送到那里接受紧急看护。当我们到达时，学校里一间教室腾空，老人们将学校的长椅子集中到走廊上，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就有了坐的地方。走廊上不时传来痛苦的尖叫声，阵阵穿堂而过的冷风引得等候者喋喋不休地咒骂和抱怨，我们都冻得直打哆嗦。我们首先被要求脱去外套，这让我们感到很尴尬，尤其还要面对年轻的护士。我被直接送到了临时凑合成的手术室里，后来我一点都不记得手术的经过了，但是，医疗队显然已经到达了，因为他们在手术中给我用了麻药。

我苏醒过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检查我的腿还在不在。还好，医生没有把它切掉，只是清除了肌肉里的榴弹碎片。一个年轻的红十字护士在病房里做自我介绍：“早上好，我是安妮·玛利亚修女。”她穿着蓝条长裙，戴着一条白围裙，手中端着一壶咖啡和一盘切好片的面包，面包上还涂着果酱。她从一个伤员身边走到另一个伤员身边。

当她走到我身边时，我伸手拿了一杯咖啡，双手控制不住地颤抖着。

“不来点面包吗？”她亲切地问我。

做完手术后，我仍然没有胃口，“不用，谢谢了。”我回答说，不小心洒了一些咖啡。

她深深地望着我的眼睛，问道：“你多大了？”

“16岁。”

她抚摸着我的头，我感到阵阵的温暖。

我想我是在恋爱了。

我所在的病房是教室改建成的，安了16张病床，显得十分拥挤。负责我们病房的NCO士兵都很喜欢安妮·玛利亚，似乎我们病房里的所有人都爱上了她。安妮·玛利亚19岁，长得很漂亮，无论她和其他护士遇到多大的困难，她总是非常体贴，非常富有同情心。

其实大多数护士都长得很漂亮，其中一个更是美得像个妖精，有着修长的双腿，很爱和士兵们**，另外一个护士在不当班的时候总爱穿一件非常紧身的毛衣，胸部丰满地高耸着，诱惑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但是，我最渴望见到的还是安妮·玛利亚，从看见她的第一天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慢慢地，她似乎也更多地注意到了我，有时候无意间碰我一下，用深情的目光望着我，或者对我说上几句悄悄话，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到。这些都让我感到喜悦无比，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局促不安和尴尬。

做完手术一周后，我不得不听从医生的指示，在床上躺着静养，只能用便盆方便。安妮·玛利亚当班的时候，我尽量不提出用便盆的要求。终于，我恢复得差不多了，医生允许我到楼下的卫生间上厕所。那天晚上，我穿上了自己的裤子，和病房的战友借了一件制服外套（我自己的那件可能忘在火车上了）。尽管我的腿在刚开始走路的时候还很痛，但是我还是忍着痛走到学校的操场上，呼吸着新鲜空气。

第二天一早，我兴奋地告诉安妮·玛利亚，我能自己走动了。

安妮·玛利亚起先以为我在骗她，于是我约她晚上和我一道出去走走。那天晚上，安妮·玛利亚交完班后来找我，我没有食言，我们一直走到塞耶河边。这条河成为了“我们”的小河，我还为此做了好几首新诗，突然间，我再次找到了创作的冲动。我们的“远足”成为了晚间的固定节目，我回病房的时间越来越晚了，直到一天早上，NCO的主管直截了当地责备安妮·玛利亚：“你怎么能和一个孩子混在一起呢？”

安妮·玛利亚的脸一下就红了，她一言不发，我感到羞愧而气愤，不过也没有说一句话。

病房的其他人也不赞同一个孩子和活泼的年轻女性恋爱。我们病房几乎所有人都被安妮·玛利亚的美貌吸引了。NCO的主管一定向安妮·玛利亚的上级汇报了这件事，因为我接到命令，在没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不得离开医院。安妮·玛利亚受到了严厉的责骂，她后来向我转述的时候，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气不打一处来，立刻跑去找NCO的主管，当着一屋子的人大声地说：“我还没年轻到不够去死的资格!”

“但是你还太年轻，不够结婚的资格！”他回答说。

他说得对吗？虽然我只有16岁，但是我是一个士兵。我在战场上受过伤，在来这家医院的路上又再次负伤。我抽烟，喝酒，而且我能控制住自己，不会喝醉了闹事——这已经经过了几次的验证。我还需要做什么来证明自己是个成年人？无论对方的级别是不是比我高，他都没有资格限制我和护士的交往，更何况，这位护士也在为帝国效忠。如果我想娶安妮·玛利亚，而且她愿意成为我的妻子，为什么我们还非得等到我年满18岁呢？我是否有机会活到那时候还是个问题。

很快我就要回到前线了，我能生还的机会很渺茫。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应该有一个后代，我不仅要用戎马生涯来证明自己人生的意义，而且还要延续生命传宗接代。安妮·玛利亚也想为我生一个孩子，我想她的这种想法是出于对我的爱和对帝国的忠诚。

即使我很快在战争中死去，但至少我的血脉在孩子身上得到了延续。我充满激情地写作，我强烈地渴望在生命的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我的描述中，生命的长河中流淌着倒下士兵的鲜血，或许有一天我的血液也将汇流到这条长河中。安妮·玛利亚被我的文章深深打动了，在为帝国和元首奉献出我们的生命之前，我们两人都愿意享受片刻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在成就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属于国家，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在生活，我们是在为了祖国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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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恋(2)

一天，一个高级军官来到医院，我们得到指令准备迎接他的检阅。这位高级军官来了以后，称呼我们为“同志”，这让我们很感动。他说道，我们的英勇行为值得赞许，他代表元首给我们颁发奖章，我也是接受奖章的人之一。库茨克后来找到我，他下令除了颁发黑色光荣负伤的奖章之外，还要颁发一枚铁十字勋章（二等功）给我。我高兴极了，现在我是一名少年英雄了。

从那以后，同病房的人对我客气了许多。我还是青年团少年班的成员，但是经常被人称为那个戴着铁十字勋章的“勇敢孩子”。

现在，我几乎完全康复了，是时候回到前线了。当时，我仍然坚定不移地要为元首和帝国奉献一切，重返前线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而且，因为和安妮·玛利亚的恋爱事件，我更加迫不及待地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一个真正的男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新伤员被送到这家医院。医生仍然认真对待每个病人，但是面对周遭的苦楚和不幸，他也忍不住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谴责这场“可恶的战争”。

“他最好小心点，如果纳粹党官员听见他的牢骚，他可能会被关进福伦森堡！”

“福伦森堡？”我还是头一次听见这个地名。

“福伦森堡是一个集中营，是用来关押所有叛徒、失败主义者和其他人民公敌的地方。”

我虽然属于国防军的编制，但是从来没有领到过军饷，安妮·玛利亚常常掏钱为我买杂志和报纸。有一次，她得到一份旧报纸，她确信我会对此感兴趣的，报上介绍了在布雷斯劳前线的战况。我一直盼望得到关于家乡的消息，我的同学和朋友们正在那里展开英勇的战斗，苏军还没能够攻下这座城市。护士们每周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我申请在安妮·玛利亚休息那天的通行证，这样我就可以离开医院一天，我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我脸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手臂上的伤口还没有完全好，不过不影响我伸缩胳膊。医生清除掉我肌肉里的绝大部分榴弹碎片。但是我的体温在39摄氏度居高不下，仍然需要大量的药物治疗。

那几次我能连续几天偷偷溜出医院，是因为医院的守卫不在。其实我的室友和夜班护士都知道医院没有夜间卫兵，但是NCO主管后来决定告我一状，于是他们就加派了守卫。我们一早已经计划好在安妮·玛利亚休假那天到马科特雷维兹去玩，那是我祖母的家乡。

虽然我的通行申请没有得到批准，但是我仍然打算离开医院去玩。一位年纪稍长的病友支持我和安妮·玛利亚，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多享受生活中的乐趣，不过他还是劝我不要没得到批准就和安妮·玛利亚一道离开，“你们可能被拦住接受检查，而且你没有通行证，他们会认为你是叛徒，可以开枪打死你的！”他还说，我们不能在酒店登记入住，也不能租住私人出租的房间。无论是谁，只要收留了我们，都会因为“助人为恶”而被判刑。NCO还暗示说，我可能会被关进集中营。叛徒的最终结局都是被关进集中营，接受死刑处决，我不确信他说的是真有其事还是他杜撰出来的。

安妮·玛利亚和我开始觉得事态严重起来了。

我们没有离开城里，但是走出了学校的范围。在空袭期间，能够走动的人都不会呆在楼里，而是集中到附近一个中学的地窖中。那个地窖不仅是我们的藏身之地，而且还是储存甘蓝的菜窖。这所中学楼上的教室没有被占用，而且门都是开着的。在傍晚的时候，呆在这样的教室里让我们暂时避开了外界的干扰。

“我们爱着彼此，”她说，“我想为你生一个孩子，你很快又要上前线了。”

我们的感情迅速升华了，因为彼此都意识到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虽然我的伤势在转好，但是安妮·玛利亚的工作量却增加了很多。

我新近在战场上的经验犹如幻影一般，噩梦一次又一次地侵扰我。被炸掉一张脸的死者的面容不断地在我眼前浮现，那张脸没有鼻子和眼睛，血肉模糊，白骨隐约可见，粘糊糊的液体从伤口慢慢地流出来。

我终于接到重返战场的指令，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个噩耗。安妮·玛利亚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也有想哭的冲动，拼命地忍住不掉眼泪。安妮·玛利亚看到我戴着母亲留给我的戒指，她除下自己手上的戒指，套在我的小指上，那是一枚带有珊瑚石的金戒指。我们发誓终身忠于对方，等战争一结束就再团聚。她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是“你不能丢下我！”但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我不得不离开她。

安妮·玛利亚设法调了班，送我去火车站。行李自然不成问题，事实上，我根本没有任何行李。我所有的东西只是身上穿着的制服、一小袋漱洗用具、两个我用来记录写作点滴的笔记本以及一个装着我还在服用药品的药丸盒。安妮·玛利亚为我做了一些三明治，我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网兜里。

然后我们就出发去火车站，一个红十字的护士挽着一个年轻士兵的手走着，士兵的脚还有些跛，两个人都低着头默默地走着。安妮·玛利亚后来打破了沉默，她说：“你一定会回来的！”

“是的，一周以后就回来了。”我回答说，尽管我知道回来也只能呆几个小时。我们最后还是走到了火车站，安妮·玛利亚用手绢抹着眼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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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恋(3)

我很想再次告诉她，我有多么爱她，但是我害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毕竟我们在一个公众场合，而我还穿着制服。我不得不克制住，“我们能笑着说再见吗？”我问她，捏了捏她的手，她和我都试图挤出一个微笑。

“我已经开始想念你了，”她说，“在你还没有走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拥抱在一起。

“坚强一点！”她说完后就转身离开，手在空中挥舞着说再见，但是再没有回过头。

我挤进拥挤的车厢，靠在门边，等待她最后再回头看我一眼，但是她始终没有回头。我不停地挥手说再见，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视线外。我在看到她告别的背影时，突然想到以前学过的一句拉丁谚语，“命运总会找到它的方向”。

破旧的火车摇摇摆摆地从城区驶过，进入郊外后开始慢慢加速。我一直在想着安妮·玛利亚，想着她个性中的温暖和光辉，想着她明亮的眼睛和那头波浪起伏般飘散的褐发，她的动人不仅在于那妙曼的身影，更发自那张秀丽的脸庞。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爱的不同类型，并且发现不同类型的爱有着不同的情感表达法。

我回忆着，从我开始记事起，无论是在家，在学校还是在青年团的少年班，教育要培养的是我们对元首根深蒂固的热爱。我的确做到了热爱元首，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份很虚伪的情感，只不过是一个孩子对一个众人顶礼膜拜的领导形象的崇拜。

再大一些后，我也没有意识到男孩子之间的那种喜爱。我们的理解是，虽然我们只是一群孩子，却培养出了同志般的深厚情谊。我们相信，这种情谊比爱更牢固，结识一个同志意味着找到一个可信赖的人，战友的情谊则是更高层次的同志关系。我从未想过（或有过）爱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权威的形象，而我只能仰望他。我一直都很怕他，根本不记得是否对他有过一丝温情的表现。我想，父亲也不希望我婆婆妈妈的。在希特勒的设想中，下一代的德国士兵应该“冷酷如铁”。

我觉得自己对母亲的爱是一种自觉而长久的强烈情感。

但是现在，狂热的爱情占据了我的身心，一种新的力量点燃了我的灵魂，照亮了我的思想和身体。一个年轻士兵和一个红十字护士之间的爱情是否是混合了朦胧爱意的同志情谊呢？

我最后还是归队了。因为我的归来，部队还举行了庆祝会。库茨克说，他没有料到我会这么成功，所以他强烈要求霍夫的军事司令官为我颁发铁十字勋章。现在，他想在众人面前宣读那段引用的评语——“在受伤以后，他还将其他受伤的伙伴拖到雪沟里隐蔽起来，尽管流了很多的血，他还是冲在前面，是最先攻进村庄的勇士之一。”

台下一片欢呼和鼓掌声，人们在期待着我发表一段演说。我还记得将战场上受伤的战友拖到隐蔽的雪沟，不过，我在好不容易接近村庄边缘时就昏过去了，然后我只记得被装上那架装载着其他伤员和死者的马车。我有什么可说的呢？

当初一道上战场的120人的队伍，只有不到40人现在还坐在台下，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撤退或者退让。我们消灭了试图攻占布雷斯劳的苏军，依靠便携式火箭筒击退了64辆敌人的坦克。这是很了不起的战果，要知道这种便携式的火箭筒射程很短，我们只能在离敌人很近的距离开火，这显然不是适合胆小鬼的武器。

复活节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给安妮·玛利亚写了一封信。但是惟一能够写字的纸是带有希特勒青年团徽章（衔着HJ宝石的老鹰和纳粹十字标记）的信笺，不太适合用来写情书。不过，没有关系，那封信的内容洋洋洒洒，充满了我诗般的炽热情感，但是她没有收到这封信。我后来发现，我写给安妮·玛利亚、母亲或者姐妹们的信没有一封寄到她们手中，我也从未收到她们任何一个人写给我的信。据说，盟军的战斗机轰炸了邮车，但是我一直怀疑是否真的如此。

现在，我们将计划投入到法兰克福的战斗中。青年团的领袖亚瑟·阿克斯曼号召我们这群经过战争锤炼的老兵再次投入新的战役，鼓励那些少不更事的同志们。不久，传来了更为让人振奋的消息。

亚瑟·阿克斯曼是纳粹高级将领中较为年轻的一个，但是他迅速地成为了希特勒的心腹。亚瑟·阿克斯曼负责希特勒青年团，他成功地将男童子军运动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政治性和军事性组织。阿克斯曼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胜利或者毁灭，二者只能选择其一。” 他视斯巴达为偶像，经常引用斯巴达的生平故事。就像希特勒一样，阿克斯曼相信，血祭是光荣的，弱肉强食是天理，他本人自诩为战斗英雄。阿克斯曼曾经在东线战场上英勇作战，他的一只手也在战争中被炸掉了，后来安上了一只木头做的假手，而且在这场战争最后的血腥时刻，阿克斯曼更是坚定了决心，要让希特勒青年团为了元首和帝国战斗到最后一刻。希特勒昔日的无数同盟者正在离他远去，阿克斯曼的无比忠诚和誓死精神自然赢得了希特勒的青睐。他很快就成为了希特勒身边核心集团的一分子，这个纳粹的小圈子包括了约瑟夫·戈培尔和马丁·鲍曼。而其余的人，由于不赞同将少年们送上战场，被排除在希特勒核心圈子之外，并且因为怯懦而遭到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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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滴血(7)

那位医护人员解释说，我们的火车还挂了另外一列军事医院列车。由于敌机的轰炸，那列火车的机头坏掉了，也可能是被火烧毁了，结果所有车厢的伤病员都被困住了。由于他们的车厢挂在了我们的车后，火车经常前移或倒退，猛然间的牵引和拖拉影响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伤势。只要火车震动或急刹车，车厢里就是一片骂声。

最后，所有的车厢都挂好了，医生也回来了。我们被转移到德累斯顿郊外的一个铁路枢纽站，离城大约有15～20公里远。我们得知了火车前进的方向，或多或少地有些不安。火车正开往开姆尼斯，那里是一座工业城市，一直是盟军轰炸的空袭目标，但是事实上，这次转移却把我们所有人救出了火海。

在火车朝南开出大约20公里后，我彻底醒过来了，而且清楚地听到持续不绝的空袭警报声，警告市民敌人的飞机正在逼近。

“那是不可能的！”车上的一个伤员高喊着，“他们不能轰炸德累斯顿！”

“可能是苏军！声音是从东面传来的。”另外一个人补充说。

但是我以为，“他们在袭击德累斯顿之前一定会先炸掉布雷斯劳。”

“布雷斯劳没准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我可不希望那样，我有好多同学还留在布雷斯劳呢！”

我焦急地聆听着，觉得自己身上的肌肉也绷紧了。很快，远处一片飞机引擎的嗡嗡声很快变成了让人颤抖的轰炸声。我几乎可以想像得出，德累斯顿城上空一定布满了敌机组成的方阵，同时，我还听到一些高速飞行的飞机交错飞行时发出的声音。我们猜想，德国战斗机一定已经起飞了，正在空中顽强地抗击敌人的进攻，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飞机的迹象，也没有听到交火的声音。我注意到空中有无数亮点，有些亮点甚至组成了小圣诞树的图案，这些亮点正从空中落下来，几乎照亮了小半块天空。有一些亮点在落地前就熄灭了，地上有零星的火花。他们投放的是燃烧弹吗？

突然间，我听到了“噗噗噗”的声音。但是这些响声并没有加强，反而逐渐消失了。为什么没有阻击敌机的火力攻击呢？天空中不断有炸弹投落下来。我觉得，我们所处的地方离被炸的中心地带不超过20公里，或者距离还要更近些。天上到底有多少架敌机？忽然，从几个方向传来“嗞嗞”的声音，打破了轰炸机的咆哮声。

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地面上并没有太多爆炸引起的冲击和震荡。我并不知道，这些燃烧弹并不会像破坏弹一样爆炸，而是像火焰喷射器一样，遇到强力冲击才会引燃。我们车厢里另外一个伤员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外面，他不断地大叫着：“燃烧弹！燃烧弹！”

这时，已经快深夜11点了。透过车厢脏乎乎、模糊不清的玻璃往外看，前方的天空似乎都烧红了。我们一直呆在火车上，完全体会不到火光冲天、热浪炙人的情景，但是，透过我旁边的小窗户，我看到无数火舌腾空而起，伴随着阵阵盘旋升空的浓烟。毫无疑问，那座美丽的城市，那座我们以为安全而且挤满了难民的城市正在被煎熬，渐渐消失在烈火中。我被火海的景象震住了，那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恐惧——被烧死。我相信，烈火能给人造成最大程度的痛楚。那座城市现在变成了一座熊熊燃烧的大火炉，烧焦了活着的人，让他们在化为灰烬之前备受煎熬。我如果在那时知道父亲也在那个炼狱的话，我一定会痛苦不堪的。

火灾引起的爆炸震颤着大地，我即使躺在床上，也能感到地面的摇晃。火海四处蔓延，很快就逼近我们所在的地点，这让我益发害怕了。我们的火车为什么还不开走？敌人有没有伤亡？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巨大的火球从空中直冲地面撞来。那是被击落的敌机吗？对方会有好几百架飞机吗？

恐惧占据了我的心灵，我坚持向外观望着，但是车厢里的其他人打算冲出去。一些能够走动的伤员从床上爬了起来，打开车厢门走了出去，没有人阻止他们，他们跑到开阔地带，扑倒在泥地里。有好几个人浑身站满了泥巴，手上还不停找可以掩护的东西。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在第二次袭击开始前，我的同伴回来了。值得幸庆的是，火势没有蔓延到车厢，而且敌机没有击中我们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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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恋(5)

街道两旁的大批建筑化为了瓦砾堆，少数没有完全坍掉的建筑看上去阴森可怖，窗户成了敞着口的大洞，透过屋顶的缺口能够清楚地看到天空。侥幸完好的窗户则钉上了厚厚的木板。我们全都沉默地坐着，看着眼前这幅希望渺茫的画面，车里的气氛显得十分低沉。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位于凯撒大道的青年团总部。我们的军车司机似乎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友好地和我们挥手告别，“你们一定要记住，”他喊道，“告诉元首我们很需要那些‘神奇的武器’！”当时流传着关于“神奇武器”的种种说法，据说纳粹的科学家们正在加紧研制。不过，人们没有谈到这种武器的具体形式，只是说德国很快就要研制出一种威力无穷的新式武器，一旦这种武器投入到战争中使用，就将扭转战争的局势。

我到达柏林一天以后，阿克斯曼带着我和另外一些希特勒青年团的代表，去参加一个在德意志体育馆举行的希特勒青年团大联欢。阿克斯曼创建了青年团，而且就在附近的德意志体育馆对团员们进行坦克军事训练。我看到一群10岁左右的男孩和女孩排成方队，正在宣誓加入青年团的男童少年班和女童少年班，这让我联想起6年前自己在布雷斯劳加入少年班的情景。他们让我回忆起往日的快乐时光，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老兵了。阿克斯曼走上台发表讲话，他解释说，参加聚会的年轻人是德国的未来，“胜利或者毁灭，二者只能选择其一。”他说话的强调语气就好像一个正在发表誓师讲演的司令官。他的声调配合得很好，激发了在场的少男少女对帝国的满腔热爱和对敌人的无穷仇恨。阿克斯曼号召少年班英勇地抵抗，不让敌人有前进的机会，借此展示出对元首的无比忠诚和热爱。阿克斯曼的演说非常精彩，至少我这样认为，要是在以前，他的演说总能引起听众经久不衰的掌声，但是这一次他的演说只换来了稀稀落落的几下巴掌响。在阿克斯曼演说结束后，是青年团成员演出的舞台剧。阿克斯曼和他的随从离开了我们，我们回到了寄宿处，然后，我自己前往德意志电台。

在希特勒生日那天，纳粹党的高级将领有一个传统庆祝项目，就是在午夜来临时向元首表示祝贺。将领们相互之间竞争非常激烈，都想成为第一个向希特勒道贺的人。通常，希特勒最亲近的随从会在他门外排成长队，而戈培尔这样的高级军官则将在广播中发表贺辞。在这样的特殊场合，宣传部长的生日贺电可算是发自他黑暗内心的肺腑之言。

生日贺电真实地揭露了这位第三帝国神话创造者的性格，以及他对希特勒的狂热崇拜，并将这种狂热盲目的崇拜传播开来。戈培尔在贺电中忠告柏林人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并且坚信希特勒的“幸运星”，他谴责敌人“是巧舌如簧的国际犹太人，他们不希望和平，他们的罪恶目的是摧毁这个世界”。戈培尔要求德国人民，“不要向敌人屈膝投降，而要自豪地让纳粹十字旗帜在敌人的头上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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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1)

1945年4月20日是一个星期五，这一天是希特勒的生日。德国人把生日看作是重要的里程碑，习惯用狂欢来庆祝生日，希特勒也不例外。纳粹党将希特勒的生日变成了一个国庆日，要人民在这一天向这位注定要带领德国走上复苏之路的“伟人”致敬和祝贺。1945年，希特勒迎来了他56岁的生日。我们接到命令，要在中午的时候向希特勒表示生日祝贺。那天早上，我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吃了罐头装的烤鲱鱼和新煮的土豆，这在当时勒紧裤腰实行配额制的德国可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我们激动万分地期待着和希特勒的见面，但是见面的时间一次次地往后推迟，等我们终于被带到大臣花园的时候，已经快到傍晚了。我后来才知道，希特勒昨晚彻夜不眠地批阅各种急件，如雪花般飞来的急件向他汇报了各处兵败如山倒的颓势。

下午5点钟左右，我们被带进老大臣花园，穿过了外交部，直接走到后面的花园。这个花园曾经繁花似锦，当初绿草茵茵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英军和美军空袭留下的累累弹坑。那一天阴云密布，我们都不曾料到天空中那些厚重的黑色或黄色烟雾会在日后成为这个城市的“特色景观”。在希特勒和他的随从到来之前，我们都能闻到燃烧发出的焦味。我还清楚地记得，早上看到一些市民在大街上忙碌着，打扫最近轰炸造成的碎石瓦砾。他们显然是外国劳工，让我觉得奇怪的是，这样的人显然会给希特勒的安全造成威胁。我后来还发现，这里的警戒相当松懈，任何人只要拿着来复枪和望远镜，就能从附近的建筑楼上射杀希特勒。

我们是面见希特勒的3个代表团之一，另外2个团来自党卫军和民兵队。所有的代表团成员都是经过一番挑选才能够接受希特勒的接见。被接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有9个人，站在我们右边的是佛伦兹堡的武装党卫军代表。在柏林东南部的一次战役中，佛伦兹堡的武装党卫军司令拒绝向进攻的苏军投降。在我们左边站着12个来自克兰的武装组织代表，尽管波罗的海地区陷入苏联人的重重包围，他们仍然在东海岸地区负隅顽抗。正是因为克兰人拒绝投降，希特勒才在这一天邀请他们做代表。我还得知，希特勒本来还想见一见布雷斯劳前线的代表团，由于代表团无法乘飞机离开该地区而不得不作罢。

3个代表团总共有25个人，一些纳粹党高级将领、党卫军军官和国防军将士在我们周围走来走去。我在他们的脸上搜寻，希望看到一两张熟悉的面孔，但是，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一个军官正在准备记录整个接见过程，他拿着一架新闻电影摄像机。

在有些低沉的气氛中，我看不到丝毫希特勒过去庆祝生日的盛况。带领我们来到花园的纳粹军官们正在为希特勒的到来做准备，他们中却呈现出一派不同寻常的安静气氛。在场的所有人似乎没有一个愿意承认德国所面临的军事惨败。现场的气氛就好像在探访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病人和为他祝福的人微妙地围绕在一个悲伤的原因周围。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神勇的武装党卫军”和将苏联人赶回莫斯科的大反击。我还听到一些谣言，说英国人和美国人与苏联人闹翻了，他们将和德国结成反布尔什维克的联盟。

最后，希特勒在一大群高级随从的簇拥下驾到了。他穿着短军夹克和黑色长裤，在人群中非常显眼，在他左侧的胸袋处别着铁十字勋章和纳粹金制徽章。陪同希特勒的人有德国第二号强权人物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这位臭名昭著的宣传部长要算是除了希特勒之外曝光率最高的纳粹党领导人，他在担任柏林市市长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视察被轰炸摧毁的地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特勒很少在柏林市露面，以至于没有几个柏林人知道，希特勒在战争的这个阶段还住在柏林。我非常好奇，希望走近了看清楚戈培尔本人。我曾经无数次在广播中听过他的声音，而且他还是我父亲的顶头上司。身为纳粹党传奇的编造者，戈培尔在幕后指导和操纵着，将希特勒塑造成德国人的救世主。戈培尔的演讲技巧超群，他不停地发表演说，要求德国人抵制布尔什维克和国际犹太人。但是，在柏林逗留的最后日子里，我彻底看穿了约瑟夫·戈培尔的空洞谎言，他的演说再也不能左右我年轻的思想。

围绕在希特勒身边的还有一些著名的军事将领，其中包括陆军元帅威廉姆斯·凯特尔(Wilhelm Keitel)和约德尔·阿尔弗莱德上将 (Jodl Alfred)，在场的还有陆军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将军、威廉姆斯·布格多夫（Wilhelm Burgdorf）将军，在这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在场的面孔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我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将在即将展开的戏剧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帝国的末日，希特勒只信赖那些顺从他心意回答问题的将领。他最信任的人之一是陆军元帅凯特尔，直到最后关头，凯特尔仍陪伴在希特勒左右。在去年的暗杀事件之后，凯特尔深得希特勒的青睐。那次暗杀中，在爆炸引起的一片混乱中，希特勒被绊倒而跌进了凯特尔的怀抱，从那以后，希特勒就认为凯特尔是一种幸运的象征。即使其他军队将领认为凯特尔只是个会阿谀奉承的傻瓜，但是希特勒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凯特尔总是讲希特勒乐意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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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2)

希特勒的两个副官站在他左右两侧。这两个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军队人物：尤里乌斯·肖布（Julius Schaub）是党卫军的中将，他是希特勒的高级副官，很早就开始担当希特勒的护卫；奥图·甘什(Otto Gunsche)则是希特勒的下级副官，拥有上校军衔。我在未来的日子里要和奥图打很多交道。奥图比其他人高出许多，具有典型的军人体格。他总是在胸前挂满各种勋章，其中一枚是他在青年团时荣获的。后来在希特勒的地堡中，奥图认出我就是曾经在希特勒生日庆祝会上接受接见的那个男孩，他总是给予我鼓励。

经常围在希特勒身边的纳粹党领袖马丁·鲍曼则是个截然不同的例子。鲍曼是当时的纳粹党秘书长，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兼司仪长，也是纳粹政府中的重要角色。鲍曼负责希特勒的日程安排，相当于元首办公室的把门人。后来我也发现，鲍曼利用他对希特勒私人办公室的掌控，对希特勒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就连党内的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也发现了，他们要想见到希特勒，必须先过鲍曼这一关。

鲍曼有一个做普鲁士军士长的父亲，他中途退学，曾经是梅克伦堡州一个臭名昭著的右翼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与几起谋杀案有牵连。1924年，鲍曼因作为帮凶参与了对前小学老师的报复性谋杀而被判入狱1年。鲍曼辩解说，这名老师向鲁尔地区的法国占领当局告密，出卖了一名重要的纳粹党激进主义分子。

刑满释放以后，鲍曼加入了纳粹党，并且逐渐上升到权力中心，在担任了一连串无关痛痒的职务之后，他终于担任了纳粹党的领导人职务，成为了副总理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的左右手。赫斯在1941年飞到英国执行他那项构想拙劣的任务后，鲍曼开始接任纳粹党秘书长职务。鲍曼不仅控制了纳粹党，还掌管着希特勒的私人财务大权，负责采买和管理斯佩尔、希姆莱、戈培尔等高级纳粹将领家眷们居住的物业。鲍曼还负责修建和管理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巨型地下堡垒。在希特勒政权垂死挣扎的最后日子里，鲍曼成为了仅次于希特勒的第二号重要人物。

鲍曼是一个冷酷而粗俗的家伙，缺乏文化素养和品位，既不浪漫也不具有传奇色彩。鲍曼五短身材，臃肿粗笨，看上去像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官僚主义分子。希特勒身边很多将领和党内人士都认为鲍曼只不过是希特勒身边一个安着显赫头衔的秘书，然而，正是鲍曼看似无足轻重的外表和粗俗让他的敌人低估了他。无论他为人如何，鲍曼终究是一个勤奋而高效率的人，他就是通过巧妙运用这些技巧，成为了希特勒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

我或许是当时德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居然知道存在鲍曼这号人物的人。鲍曼并不是一个公众知名人物，但是我的祖父和他的妻子娘家是朋友，经常会提到鲍曼家和莱曼家的一些事情。我的祖父总是说，鲍曼是希特勒纳粹政权核心的“灰色影子”，这实际上是一种侮辱。祖父要是称呼一个人是“褐色影子”，就已经是相当高的评价，但是，这个灰色的影子很善于运用权谋。人们还常用“金色的野鸡”来称呼鲍曼之流，这些都是掌管生杀大权的纳粹党领袖，在面对自己的死亡时却都成了懦夫。鲍曼获得了希特勒的绝对信任，他的影响力很大，而且善于无情地利用这种影响力。我在后来的几周里对这一点有了深刻的体会。

无论如何，这次会面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忘的经历：一个16岁的纳粹青年团成员，能够亲眼见到无数在建立新德意志帝国中担任重要角色的纳粹党关键人物。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能够站在这个历史大看台上。那时我以为，能够跻身“伟人”身边是无上光荣的一件事，而且我也将在第三帝国的“光辉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我的确将在第三帝国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只不过这段历史并不光荣。我后来回忆起，1945年那个4月我在大臣花园度过的一天，我或许见证了这帮臭名昭著的刽子手、精神病患者和狂热分子的最后一次集会，他们的滔天罪行让德国屈辱地抬不起头来。

希特勒沿着人群慢慢地向我走来。我们严格遵守着规定，双眼平视前方，我挺胸抬头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但是，希特勒正朝着我走来，我还是忍不住斜眼偷偷地瞄着他。我所看到的情景让我大吃一惊，希特勒看上去非常苍老，我的祖父母都年逾70了，可是看上去也要比希特勒精神许多。我还记得7年前在布雷斯劳见到希特勒的情景，那时候，他身上的那种力量、气概和活力甚至感染了他周围的人；当他发表讲话时，他用催眠般的号召力征服了所有听众。但是，现在，他看上去佝偻了许多，头似乎缩在肩膀中，他的声音几乎低得听不见，他的肌肤呈现出病态的苍白。他的步伐有些乱，好像喝醉了似的，他险些被自己给绊倒了。他整个身子都在发抖，连头部都哆嗦着。不过，最明显的还是他那颤抖的双手和双臂，他双手背在背后衣服的下角，竭力控制着不要抖动。

希特勒穿着一件灰色的制服式夹克，他胸前依次挂着金色纳粹党徽章、铁十字勋章和黑色光荣负伤奖章。他在一战中担任过信差，因为负伤而荣获了黑色光荣负伤奖章。尽管健康状况不佳，然而希特勒看上去还是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

我透过眼角的余光，看到希特勒颤抖的双手。现在他走到我的身边了，我仍然无法相信，眼前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就是那个富有想像力的领导人，将会带领着德国走向辉煌。现在希特勒注视着我的眼睛，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希望眼睛里不要流露出震惊的神色。假设阿克斯曼也对希特勒的外表深感失望的话，他至少没有显露出来。阿克斯曼举起左手行了个纳粹礼，然后直视着希特勒的眼睛，他声音洪亮地喊道，“元首！我代表德国所有的少年向您致敬，祝您生日快乐。我非常荣幸地向您介绍这位年轻的战士，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恰好体现出希特勒青年团誓死为国效力的决心。他们站在保卫祖国的前线上，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还用钢铁般的意志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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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3)

阿克斯曼说到做到，这位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一次又一次地向希特勒承诺，他的“孩子们”将为帝国战斗到底。但是，在保卫柏林的战斗中牺牲的不光是十几岁的男孩子，无数十几岁的少女也在战斗中死掉了，她们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是，那些信誓旦旦的“金色野鸡”（纳粹将领）们却在战斗白热化阶段逃得远远的——然而，恰恰是那些丑陋的逃跑者一手酿成了这场残忍的厮杀。难怪希特勒要感激阿克斯曼，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这位新的导师成为了希特勒核心小组的一分子，这个核心小组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还忠心耿耿地为希特勒效力。那些质疑将孩子们送上战场的德国领导人，则被冠上了懦夫的罪名，受到刑法处置。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最震惊的是，我居然和这群丧心病狂的人同流合污。不过，在那个4月的一天，我所感到的只有无上的荣光。

“谢谢，谢谢你，阿克斯曼，”希特勒回答说，“希望在战场上，所有的人都像这群孩子们一样英勇顽强。”于是，阿克斯曼放下了手臂。希特勒走到我的面前，我以为阿克斯曼会介绍我，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这让我感到有些失望。希特勒的右手抓着我的左上臂，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袖子，过了一会才放开。来之前，我们被要求在希特勒面前报出自己的姓名、所在青年团的部队以及曾经参加过的战役。

现在，这个时刻降临了，我却颤栗着说不出话来。希特勒不自觉地抖着，颤抖带动他整个身子晃动着。即使他在放开我的手臂转而和我握手的时候，我仍然能感到他身体的颤抖。希特勒实际上用两只手握住了我伸出的右手，他离我很近。突然，他的眼睛似乎闪烁出一丝智慧的光亮。

除了稍纵即逝的那丝光亮以外，他的眼睛看上去非常湿润，好像蓄满了眼泪。双眼下的黑眼圈为那张皱纹密布的脸平添了几分衰老的苍白。我结结巴巴地报出自己的名字，还没等我说完，希特勒突然用亲切的口吻向我发问，我感到受宠若惊。

“你在哪打过仗？”他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声音柔和。

“是在布雷斯劳南面的西里西亚，元首。”我回答道。

他希望知道具体的地点。我于是接着描述，渐渐地，我的紧张感消失了。“你很勇敢，而且得到了铁十字勋章？”他说。

“我受了伤，但是将其他伤员拖到雪沟里隐蔽起来，然后坚持继续作战。”

我还没有说完，希特勒又提了一个问题，“你伤在哪里？”

我没有料到他会提这个问题，而且也不知道该怎样具体作答。在医院的时候，我的病友们总是说我的屁股被打中了，一念之间，我以为希特勒会欣赏他们这种嘲弄的说法，但是我想错了。

“我被射中大腿上部，元首！”

当时希特勒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左上臂，然后看着站在我旁边的阿克斯曼说道：“不错，勇敢的孩子！”我本以为他会夸奖我是个“勇敢的战士”，而不是“孩子”。很显然，在希特勒的眼中，我只不过是阿克斯曼手下的孩子。

希特勒已经56岁了，而他的第三帝国还只有12岁。在近60年前的那个天色阴沉的早上，我绝对不会知道，这些令少年时代的我敬畏万分的人物居然没有一个能活着庆祝下一个周年纪念。但是在当时，我望着希特勒，脑子里却在想，父亲要是看到他16岁的儿子能够受到元首的接见，他该多么自豪啊。

希特勒在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开始走到台上讲话。现在，他的声音变得强硬了，他用的全是短促而且声调强烈的词语。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摄住了，专心致志地聆听他所说的每一个字。

“所有前线战场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柏林，我们也面临着一场伟大的决定性战役。德国的命运取决于德国战士们的表现，德国的命运维系在他们堪为楷模的坚定和不屈的战斗精神上。你们将见证一个光荣的时刻，哪怕敌人的数量远在我方之上，只要你们进行顽强抵抗，我们就能打败他们。

我对取得柏林战役的胜利坚信不移。我觉得，目前的境况就像那些看似奄奄一息的病人，但是他们不会死去。只要获得新药，只要得到及时医治，他就能得救。这种新药正在研制当中，我们必须挺住，直到这种神奇的药物降临，帮助我们赢得最后的胜利。成功指日可待，让我们继续以钢铁般的意志投入战斗中！”

希特勒发表完演说后，本来打算要敬一个军礼，但是他的动作看上去却像一头受伤的海豚在挥舞它的鳍肢，“敬礼！”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出人意料。希特勒的敬礼没有得到人们的响应，台下静寂无声。尽管我们在事先得到指示，在希特勒敬礼告别的时候行礼回敬他，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人做出反应，不仅我们的代表团没有人反应，就连佛伦兹堡和克兰两个代表团的人也保持了沉默。希特勒的随从中也没有人响应。

是什么让我们感到无比惊讶呢？毫无疑问，当然是希特勒的外表。他的状况看上去像一个垂死挣扎的人，或许，我们对他引用的神奇武器和奄奄一息的病人的比喻法感到迷惑不解。如果当时在场的人觉得被他所说的话欺骗了，那么我不在他们之列，对于我来说，希特勒强化了我的信念。

在战后，我曾经长时间地和阿克斯曼谈起那段黑暗的日子。阿克斯曼辩解说，他将我们呈现在希特勒面前的本意是希望让希特勒看到，我们已经疲乏得不堪一击，他希望希特勒意识到，垂死挣扎没有用，即使牺牲了我们年轻的生命也无法改变什么。这可不是他当时留给我的印象，当时，我清楚地记得，阿克斯曼千方百计地迎合元首，向他展示希特勒青年团的忠诚和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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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4)

究竟希特勒愿不愿意见到我们，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观察着他的神色，看起来，整场见面会对他来说是种痛苦的经历。和我们一样，阿克斯曼也被希特勒镇住了。后来，即使柏林城在我们身边化为瓦砾，阿克斯曼仍然荒唐地相信，神奇的武器的确存在，之所以不能在柏林城使用，是因为它的威力足以让我们两败俱伤。然而，传统武器已经给双方造成了庞大的死亡数字。

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降临了，但是，我从未想过，自己是站在代表邪恶的一方。我是后来才发觉，这位所谓的国家“一号战士”（指希特勒）对他的“最后的战士们”撒下了弥天大谎。我逐渐意识到谎言背后的真相，神奇的药物和武器根本不存在。其实，希特勒也被困在他自己编织的谎言中，但是，在我意识到这一切之前，我还是坚定不移地准备为保卫元首和帝国奉献一切力量。

当时，希特勒还能够对他的手下特别是年轻人施加影响，他那经过精心设计的神勇非凡的形象渗透了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我从未接触过其他的资讯渠道，丝毫了解不到其他真相。这个让我们崇拜的偶像，最后虽然被证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和刽子手，但是，在1945年4月20日那一天，他仍然在我的胸中激起了无穷的希望和重新战斗的意愿。

阿道夫·希特勒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且发表完演说后，海因里奇·希姆莱上前来慰问佛伦兹堡的代表团。我听到他和我身边的代表团成员的只言片语，希姆莱告诉他，自己已经让元首相信，武装党卫军一直在英勇作战，而且准备好做出必要的牺牲。

“上帝保佑元首！”代表团的成员回答说。

希姆莱然后来到我们代表团跟前，他伸出手臂，用正式人称“您”称呼我。他告诉我，我很快将成为武装党卫军的一员。于是，我告诉他，自己已经是武装党卫军成员了，希姆莱显得有些惊讶，“什么？难道你不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吗？”

我继续解释说，当我被授予铁十字勋章的时候，我的确是青年团的成员，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被吸收到武装党卫军中了。

“那你为什么不穿着武装党卫军的制服来这儿？”

我告诉他，原因是我们在德意志青年团总部的时候只发了一身希特勒青年团的制服。

“我得和阿克斯曼谈谈这个问题。”

阿克斯曼和希姆莱之间有严重的冲突。但是在那个战争阶段，阿克斯曼的地位正在上升，而希姆莱的影响逐渐削弱。希姆莱后来在担任军事指挥官的时候遭受了惨痛的失败，在他担任维斯瓦河军队司令官的时候，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希特勒撤了他的军职，改任戈萨德·亨利奇（Gothard Henrici）为司令官。可惜希特勒没有意识到，亨利奇根本没打算保卫柏林。就像希特勒的许多高级将领一样，亨利奇盘算的是如何保存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的性命，避免流血牺牲，而不是拼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

希姆莱或许曾经是德国重量级的军事人物，但是在那一天，他看上去女气十足，柔软的皮肤呈现出光泽。他的外表既不英勇也不气概，我们这帮孩子后来忍不住议论纷纷，因为希姆莱和鲍曼除了纳粹党徽章以外，都没有佩戴任何军事奖章。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希姆莱这个人，我还以为他是个娘娘腔的同性恋者，那就是希姆莱给人留下的印象。我的一个同伴称他为“德意志的奶油小生”，但是，他在这一天的神色和举止恰好与希特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身体语言反映出健康与活力，甚至显得有些傲慢自大。或许，正是他暗中与盟军进行的秘密和谈让他有了冷静和乐观的理由。

4月20日之前，希姆莱两次会见了瑞士红十字组织的代表福克·伯纳多特伯爵（Folke Bernadotte）。希姆莱的计划是取代希特勒，成为新德国的元首并与西方盟军展开公开的和平谈判，伯纳多特就是穿针引线的人。假如希特勒有一丝察觉到希姆莱的谈判计划，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希姆莱送上绞刑台。但是，希姆莱信心十足，元首再也不能阻挡他前进的野心。希姆莱从来不会在未征求星相家之前采取大的行动，这一次也是，不过，希姆莱得到了很多吉兆。1年以前，希姆莱最信任的星相家预言，希特勒在7月20日那天将遭到致命的威胁，但是能够幸免于难。果然，希特勒逃过了暗杀的劫难。这个星相家还预言说，元首在11月时会得重病，结果，预言又得到了验证。现在，这个星相家告诉希姆莱，希特勒活不过5月8号，希姆莱对此深信不疑。那天夜里，他驱车60公里前往位于柏林东北面泽森的城堡，继续和盟军的秘密谈判。

不久以后，希特勒的所有随从消失在水泥混凝土筑成的碉堡中，这个碉堡有一个小塔，在大臣花园雄伟建筑的映衬下显得丑陋而笨拙。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进出希特勒地堡的紧急入口。但是，随着阿克斯曼对元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我俩后来有不少的日子逗留在柏林这座地下城堡里。阿克斯曼此时跟随希特勒消失在地堡中，从那以后，因为“他的孩子们”在战斗中扮演的角色，阿克斯曼得以列席了希特勒每天的军事汇报会。

早在阿克斯曼将我们呈现给希特勒，让希特勒看到我们的“精疲力竭”以前，他已经在积极策划让希特勒青年团投身这场没有结果的战争。两天以前，阿克斯曼未经预约就去拜访了黑尔姆特·魏德林(Helmuth Weidling)将军。魏德林将军的总部当时位于柏林东面的一个地窖，他所率领的第56装甲坦克师归西奥多·伯西(Theodor Buss)的第9陆军管辖，他们曾经为保卫柏林东南面的防线而拼死抵抗。就在阿克斯曼不期而来的那一天，魏德林在苏联人的进攻之下已经两次迁移自己的司令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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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5)

战争已接近尾声，但是阿克斯曼不认为如此，他告诉魏德林将军，他的“孩子们”将随时听从将军的调遣，他们将誓死证明自己对帝国和元首的忠诚。阿克斯曼讲述了一个例子，孩子们用从敌人那里抢来的来复枪和手榴弹武装起来，在首都郊外的一场战斗中支援了民兵连。（事实上，这群孩子兵们“吓退”苏联军队的惟一武器是孩子们的火箭筒，这种火箭筒能够穿透最结实的T-34坦克的钢甲。）

魏德林被激怒了，他认为，无论有没有火箭筒的武装，将一群12岁的孩子送上战场对于战争的结果于事无补。他告诉阿克斯曼，战争大局已定（他的这句断言足以把自己送上刑场，在纳粹德国，承认战败是一种犯罪行为），“你不能牺牲一群孩子的性命来挽回颓势，”他说道，“我绝对不会调遣他们，我要求取消让孩子们上战场的命令。”阿克斯曼这次学乖了，他承认孩子们没有受过足够的军事训练，而且答应回去后就取消命令。然而，阿克斯曼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他没有从战场上召回过任何一个孩子。

阿克斯曼试图将德国少年推进大屠杀的决心给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有下达给希特勒青年团的命令都直接来自阿克斯曼或希特勒本人，完全不经过任何军事指挥官。

我们这群留在大臣花园的孩子被解散开来，虽然在这场战争的最后4个月里，有近3万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还在作战，但是在这一刻，我们这群孩子暂时远离了那场大屠杀。随后，我们被送回了在城西面那个舒适的寄宿处，离加图的飞机场不远。我仍然兴高采烈，为亲眼见到了元首而沾沾自喜，为自己出现在历史舞台而沾沾自喜，虽然我只不过简短地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我洋洋得意，因为在我看来，大反击战即将拉开帷幕，但是，出席那天盛会的每个人都不会料到，我们对这一难忘事件的期望将被彻底改变。

这天晚上，阿克斯曼找我私下谈话。我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一上来就问我元首给我留下的印象。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他，在看到希特勒苍老的面容时，我非常吃惊。

“但是，他周身仍然散发出一种强烈愿望，难道这不让你感到惊讶吗？难道你不觉得他的思路非常清晰吗？难道你不觉得，他的决定能一一得以实现吗？”阿克斯曼反问我，“他考虑得非常周全，没有漏掉任何小细节。”

在我看来，希特勒置身在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里，或许他的全副身心都投入了对新式神奇武器的关注上。我一言不发。

“你难道没有被演说感动吗？”阿克斯曼继续问道。

“不，我被感动了！”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心里不确信自己是否相信这一点。

“我也被感动了。”阿克斯曼激动地感叹着。

然后，阿克斯曼希望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没有人响应希特勒结束演说前的敬礼。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也许，其他人也和我一样吧。”

阿克斯曼接着说，在1个月以前希特勒对青年团发表演说后，立刻赢得了孩子们热烈的“向元首致敬”的欢呼。

我问阿克斯曼，元首在那次演说中讲了什么内容？

“基本上和今天说的差不多。”阿克斯曼回答道。

然后他摇了摇头，换了个话题，问我是否会开摩托车（我当然会开），然后他还问我是否熟悉柏林城（我当然熟悉），然后，他带着询问的神色指着我左手带着的两枚戒指。

“那是我母亲和女朋友送给我的。”我解释说。

我不太愿意继续谈论这个话题，但是阿克斯曼显然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我女朋友的事情。

“她是红十字的护士，在霍夫的军医院工作，我是在那里养伤的时候认识她的。”

“在战争期间，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阿克斯曼暧昧地回答。

在这次会谈快结束的时候，阿克斯曼告诉我，他将让我做他的信差，为他决定建立的阿克斯曼之师效命。我的工作是穿梭于近20个希特勒青年团小分队的营地之间，传递消息。这些小分队奉命保卫柏林城，主要驻扎在桥头和主要道路。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被挑中担任如此重任。阿克斯曼手下有无数能征善战的士兵，但是他却挑选了我做他的一名信差。我来自布雷斯劳，并不了解柏林。为什么他没有选择一个来自柏林的士兵呢？我不禁自问，为什么呢？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将会递送希特勒自杀前的最后一批急件。我写信给安妮·玛利亚，告诉她这个消息。我预备在信尾签上名字的时候犹豫了片刻，我应不应该在信里告诉她我爱着她呢？我觉得自己可以这么做，于是在信尾签上了“深爱你的莱曼”字样，一股温暖的爱意涌上心头。然后，我上床睡觉，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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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1)

在那个宿命的星期五,德意志大臣花园中人来人往。不过那天早上来柏林的绝大多数纳粹党高级官员和军队指挥官们，来大臣花园见希特勒最后一面的成分多过向他致以生日祝贺。这帮鼓动德国人民誓死捍卫祖国的纳粹高级将领，没有几个愿意将自己的性命搭在即将沦陷的柏林。希特勒躲进了他的地下城堡，让留在大臣花园的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几分钟后，大臣花园的院子里乱作一片，大批的仆人和勤务兵匆匆忙忙地将行李箱和板条箱装上卡车和小汽车，预备冲出柏林，逃到安全的地方。柏林城几乎已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只有一条路通往南面的巴伐利亚，苏联军队即将攻进柏林城。

这天早上，高级将领们请求希特勒从那条路逃出去，也有人建议他飞到南面的贝尔格夫，退守到位于布彻斯加德的阿尔卑斯碉堡。贝尔格夫处在这座纳粹民族主义屏障的中心地带，占地约3万平方米，四周围绕着绿茵茵的群山，南面的湖泊地区与慕尼黑交界，并且延伸到奥地利。这个地区纵横密布着军事基地、雷达站、武器军火库和油料堆放处。希特勒的许多高级顾问将希望寄托在这个最后的碉堡上，希望这座民族主义屏障能够抵挡住盟军的攻势，并且成为他们最后的避难所（事实上，盟军没有对包围中的柏林展开全面进攻，因为他们的军事参谋认为，最后的战役将在阿尔卑斯山中打响）。鲍曼、希姆莱、戈林和斯佩尔都在贝尔格夫附近靠近布彻斯加德的地方安了家，他们的住所也都挖了地堡。按照希特勒的指示，鲍曼正在监督在奥巴萨尔斯堡进行的一个巨型地下城堡的修建工程。

按照计划，希特勒将在这些地下城堡中指挥战争的进行，他的一些核心参谋官早在十几天前就已经转移到了地堡中。但是在过去的几天中，希特勒固执地不肯做出决定，他时而宣布会在最后时刻离开柏林，时而又认为，苏联人会被自己的军事天才们打得落花流水，四处逃窜。

直到最后一刻，希特勒一直处在这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症状态下，他在等待着“全盘皆输”的最后时刻，而且不时谈及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但是一转身，他又开始和身边的副官谈论起在奥地利林茨建立一座新城市的计划，或者声称德国的大规模反击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希特勒的许多支持者对他突然间改变想法的行为大为光火，或许莫雷尔医生开出的镇定剂混合兴奋性的药物鸡尾酒疗法给希特勒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他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举止。）

但是，在最后的10天中，军事局势严重恶化，希特勒明白大势已去，自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德国就要面临战败的命运了。最后几天里浮现在希特勒脑海里的头等大事是，应该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应该逃跑并死在斯佩尔称赞的“周末度假小屋”呢，还是应该留在柏林，与这座沦陷的城市一道走向灭亡？他终于做出了决定，那天早上，希特勒暗示说，他不会去巴伐利亚。不过，如果其他人愿意到巴伐利亚去，他不会阻拦。接下来的几天里，几架飞机搭载着希特勒的私人随从，他们将离开柏林，飞到布彻斯加德。

在希特勒的生日那一天，赫尔曼·戈林成了第一个逃出柏林的纳粹党人。在那天早上面见希特勒时，这位德意志空军上将没有穿上他那身绣有肩章的标志性银灰色制服，他穿着一身普通的橄榄绿制服，看上去像一个陆军军官（希特勒的一名侍卫不屑一顾地评价说，他活像一个美军的陆军军官）。戈林早在几个月前就把妻子艾美和女儿艾达送到了布彻斯加德的安全地带。在这天早上，他告别了位于柏林东北面斯霍勒夫海德卡林宫的官邸。这座有无数房间富丽堂皇如宫殿般的大厦装饰着很多精美的艺术作品，其中有不少是从犹太人和被德国占领国家的人民手中巧取豪夺而来的。那天早上，戈林醒来后发现苏联人已经跨过奥德河，离柏林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因为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戈林把他收敛来的所有艺术品打好包，随时预备撤退。现在，他正在指挥人将这批宝物装上24辆卡车，预备运到巴伐利亚。

等他们全部离开后，戈林亲自引爆了数千公斤的炸药，整座大厦就这样毁于一旦了，“这是一个人一生中不得不经历的一件事。”这位德国空军最高司令官居然还有心情开了一个自以为诙谐的玩笑。他不打算让斯大林得逞，绝对不能让苏联军队占领赫尔曼·戈林喜爱的房子。就在戈林祝贺希特勒生日的时候，这支押宝车队正等在柏林郊外，只等戈林返回，就径直开往南部。戈林再没有见到希特勒，德意志空军上将将他的两名高级将领留在了希特勒身边，由他们去应付元首的狂怒。从这时开始，希特勒的参谋长卡尔·科勒（Karl Koller）将军，这个装模做样而且优柔寡断的人成为了希特勒期望中挽救德国空军的救星。埃克德·克里斯蒂安（Eckard Christian）曾经是前德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他娶了希特勒的秘书葛达为妻。

阿尔伯特·斯佩尔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建筑艺术家，也是当时的军备部长，他也在希特勒生日这天拜见了元首。斯佩尔和希特勒有多年的交情，希特勒就像斯佩尔的父亲一样，斯佩尔对希特勒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就像一对父子，只不过没有血缘关系。斯佩尔从未丧失过对这位一手扶持他成长的人物的热爱之情，但是，在最近几个月里，他越来越觉得，他这位导师的行为正在把德国引上无法回头的绝路。希特勒命令实行“焦土”政策，无数的桥梁将被炸毁，他宁可让德国所剩无几的工业被彻底摧毁掉，也不愿意敌人坐享其成。斯佩尔难以忍受这样血淋淋而且彻头彻尾的毁灭论调，他认为这样只能对饱经战争摧残的德国人民造成更多的伤害。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斯佩尔四处游说各地的地方领袖，试图让他们不实行这项残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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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2)

斯佩尔也采取了预防措施，他秘密地将家人从布彻斯加德的房子中转移走。斯佩尔有6个孩子，孩子们是他最宝贵的财富，斯佩尔不希望孩子们的性命葬送在一项完全丧失理性的事业上。斯佩尔将孩子们送到北方波罗的海的亲戚家，虽然那里仍然处在苏军的严密控制下，但是相对安全些。那一天下午，斯佩尔见过希特勒后就消失了。斯佩尔甚至没有和希特勒正式告别，这让他自己觉得有些良心不安。在离开大臣花园后，斯佩尔驱车前往柏林西北面的布达·威尔士纳克，那里有他的新住所。布达·威尔士纳克的地理位置相当理想，既与柏林保持了适当的一段距离，又离苏联人的阵线较远，相对比较靠近英美两国的阵线。

斯佩尔像海因里希·希姆莱一样，暗地希望元首快点死。不过斯佩尔不像希姆莱那么坚决，他的情感复杂得难以形容。和希姆莱一样，斯佩尔自动背叛了元首，但是斯佩尔没有像希姆莱那样竭力掩盖。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数次拜访各地地方领导人的行踪很快会传到希特勒的耳朵里。他料得不错，马丁·鲍曼将他的一举一动毫无遗漏地汇报给希特勒，当然，他也提到了斯佩尔将家人从布彻斯加德转移到波罗的海地区的行径。

如果说盟军打算在进攻后将德国一分为二的话，那么在柏林的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将德**队分归两个司令部管辖。事情正在悄悄进行着，海军上将卡尔·邓尼兹（Karl Donitz）将成为北部的总司令官。邓尼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党人，正如希特勒希望的那样，他在将战争进行到底这一点上是值得信任的。北部司令部位于什勒斯威格-荷尔斯坦因的普隆。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瑟林(Albert Kesselring)则负责南部的军事指挥。希特勒生日那天在他的地堡中举行的会议上，希特勒确认了邓尼兹的地位，但是没有对凯瑟林予以肯定。或许，希特勒还在思考是否将他的总部挪到南部并且自己掌控军事大权。又或者，希特勒还没有完全信任凯瑟林，认为他不具备将战斗推行到底的实力。实际上，希特勒没有看错，在这关键的时刻，凯瑟林自己所想的是向盟军投降的可能性。

那天下午，希特勒照例在地堡中的私人起居室摆上茶点，招待他的秘书们。希特勒非常喜欢女性围绕在他身边，而且越年轻漂亮越好。在这一点上，希特勒遗传了家庭的传统，他的父亲阿罗伊斯（Alois）就和许多非常年轻的女性发生过关系。年轻的女性容易控制而且容易满足。在希特勒的圈子里，女性从未享受过平等的对待。希特勒喜欢用一种老派的巴伐利亚态度对待女性，俨然以恩人自尊。他喜欢称她们做“我的孩子”或者“亲爱的”，夸张地亲吻她们的手背。希特勒偶尔也会和这帮女子们调**，但是虚情假意的成分居多。他和自己多年的秘书克丽斯塔·施罗德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施罗德总是称他为“AH”或“老板”。1938年施罗德有一次生病住院了，希特勒带着鲜花去探病。“人们会想，我在与秘密情人幽会呢！”他解释说，而施罗德也承认，她非常崇拜希特勒，但是，仅此而已。施罗德已经三十几岁了，在希特勒地堡的所有秘书中，她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个。为希特勒工作年头最长的秘书是乔安娜·沃尔夫，她也已经三十几岁了，从1924年起就开始为希特勒工作。希特勒尤其喜欢沃尔夫，总喜欢用兄长般的口吻称呼她为“沃尔夫尼”。

秘书中较为年轻的是特劳德尔·琼格和葛达·克里斯蒂安。琼格只有25岁，金发碧眼，身材苗条。那天下午，让琼格非常震惊的是，希特勒第一次承认德国可能会失败。在这之前，琼格一直对希特勒所说的神奇武器和大反击深信不疑，然而，现在，希特勒说话的语气好像大势已去，他们的性命危在旦夕。但是，琼格认为自己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她虽然不动声色地呷着茶，心里却在盘算，她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活下去。

托德·琼格在1942年成为希特勒的秘书，之前她向内务部秘书资料库投递了申请材料，然后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被选中在元首办公室工作。她曾经在罗森伯格的希特勒东普鲁士总部工作过，并且嫁给了希特勒的副官汉斯·琼格，汉斯在1944年的诺曼底战役中牺牲。希特勒很喜欢汉斯，听到他的死讯还难过了一阵，元首很少在听到他认识的人的死讯后感到难过，并且他亲自将这个噩耗告诉了琼格。

希特勒称琼格为“孩子”，由于琼格在所有秘书中年资最短，所有打杂的事情都是她来做。琼格在希特勒垂死挣扎的期间还常常代笔为希特勒撰写政治遗书，常常要工作到凌晨4点钟，而其他人此时却在享用蛋糕和香槟。琼格在战后形容说，希特勒是一个“有魅力的人”，非常喜欢和他的宠物狗布隆迪嬉戏。“布隆迪如果比上一次跳得更好，希特勒就会十分开心。他还说，和布隆迪出去散步是最让他放松的休息。”琼格后来承认，她或许太过于敬畏元首，“我为阿道夫·希特勒着迷，”她说，“他是一个温和的老板，是一个慈父般的朋友。尽管我的内心在不断警告自己，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呆在他身边，直到最后一刻。让我着迷的不是他所说的内容，而是他说话行事的方式。”

葛达·克里斯蒂安也比较年轻，和琼格一样长得很漂亮。克里斯蒂安快30岁了，希特勒的核心集团的不少人都为她着迷。克里斯蒂安曾经和党卫军陆军上尉艾利赫·凯姆普卡（Erich Kempka）订过婚，艾利赫负责管理柏林城的司机和交通。在战争的最后时期，艾利赫是在大臣花园度过的，听从希特勒的调遣，他作为油库的保管员，将在希特勒的最后时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他的未婚妻也将留在希特勒身边。“我们分道扬镳了，”她在战后回忆道，“我无法原谅这样的背叛。” 他们在1946年离婚，像打发“蠢货”一样解除了他俩之间的夫妻关系。有一件事很奇怪，希特勒的所有秘书在战后都没有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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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3)

列席这次下午茶的还有希特勒的营养师康斯坦茨·曼扎利，她身材矮小，长得像老鼠一样，来自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曼扎利负责在上层地堡的小厨房中为希特勒烹饪特殊的素食，她经常和希特勒一道用餐。事实上，希特勒年轻的秘书托德·琼格后来坦白说，这位奥地利厨子认为“食不可无肉”，她偶尔会偷偷地在希特勒的食物中加一勺肉汤或油脂。“绝大多数时候，希特勒都能发现这种欺骗行为，他会非常生气，然后就会胃痛。”琼格回忆说，“到后来，他让她只做些清汤和土豆泥。”

那天出现在希特勒私人住所中最神秘的女性是一位迷人的金发女郎，她就是爱娃·勃劳恩。绝大多数人在知道爱娃的存在后，都非常震惊。除了希特勒核心小组的人以外，几乎没人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爱娃·勃劳恩三十几岁，但是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要小，为人坦率，操着洋洋得意的巴伐利亚口音，十分天真。她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29年，当时她是希特勒摄像师海因利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的助手。她在1931年成为了希特勒的秘密情妇和贝尔格夫的“女主人”，但被严格地排除在公众视线之外。

希特勒从不允许爱娃出现在任何外交或新闻场合，更不会让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即使是在贝尔格夫，只有希特勒的心腹斯佩尔、戈培尔、鲍曼和希姆莱等人才能见到希特勒和爱娃一起。戈培尔一手导演了对爱娃的低调处理，因为他希望希特勒被视为德国的救世主。当然希特勒自己也希望这样，或许元首自己也为爱娃的巴伐利亚口音感到尴尬。爱娃还有两个姐妹，希特勒总是称爱娃是“一个朋友”。虽然他自己常常在众人面前羞辱爱娃，但也会在玛格达·戈培尔公然蔑视爱娃的时候发怒。爱娃两次试图自杀，第一次是在1932年11月，她被人发现时，脖子上中了一枪。这或许是她在受到希特勒漠视后的一种强烈抗议。直到1945年4月，希特勒才在公开场合表示对爱娃的爱意。当时他们已经身陷地下城堡，爱娃明确表示了和希特勒在一起的愿望，表示愿意陪希特勒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希特勒当众拥吻了爱娃，这让旁观者大吃一惊，备感尴尬。

但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向爱娃示爱。海因利希·霍夫曼曾经说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希特勒曾经对爱娃·勃劳恩动过真情。“对于他来说，爱娃不过是个可爱的小玩艺，她缺乏逻辑性，头脑愚笨，只是长得漂亮而已——但是，或许正因为如此，希特勒才能在她身上找到了一直以来都在追寻的宁静和放松。”1943年，希特勒告诉斯佩尔，很快他身边就只会剩下2个忠实的朋友了——他的宠物布隆迪和爱娃·勃劳恩。

在纳粹党执政的早期，希特勒最喜欢的是坐在他喜欢的慕尼黑餐馆和啤酒窖里，面对一群亲信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偶尔他会让一些女性参与这样的聚会，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宁可选择一个纯男性的谈话环境。霍夫曼回忆起，这样的聚会偶尔也会邀请一位女性参加，“偶尔，她也能参加男人们的谈话，但是被绝对禁止抵触希特勒或滔滔不绝说个不停。”

而在这个下午，第三帝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元首几乎不和将军们或他曾经最信赖的纳粹党领导一起就餐了。据说，希特勒从来没有单独和约瑟夫·戈培尔一起吃过一顿饭，尽管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将希特勒打扮成德国传奇人物。但是，希特勒非常愿意和秘书们以及厨师呆在一起（偶尔也会和他的秘密情妇在一起）。一些尖锐的观察家对此有很好的解释，希特勒在席间闲谈的话题单调无比，只有那些听命于他的人才能勉强忍受一二。他谈论的话题通常都很沉闷，说的都是国际犹太人的“邪恶”、对精妙建筑艺术的鉴赏和复杂的种族理论。曾经有人说过，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无法容忍和希特勒谈论这些话题。

但是，希特勒一生迷住了无数女性，他的性取向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声称，希特勒是一个心理扭曲的同性恋者，他将自己同性恋的冲动发泄到战争中。很多人怀疑希特勒是否和爱娃·勃劳恩或者其他任何女性发生过关系。一位布彻斯加德的仆人在后来接受审讯时承认，爱娃在希特勒来访的时候需要服食避孕药，他的证词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是，没有人能够摸清希特勒的内心世界，更不了解他的性取向。

许多猜测都是因希特勒侄女吉莉·拉包尔(Geli Raubal)离奇的死亡引起的。吉莉是希特勒同母异父姐妹安吉拉·拉包尔（Angela Raubal）的女儿，她和母亲住在奥巴萨尔斯堡。吉莉肤色偏黑，长得迷人，生性活泼，有一大堆追求者。1929年，希特勒将她召到身边，一起住在慕尼黑普令茨雷根坦广场的公寓。她当时21岁，而他已经40岁并且成为了令人敬畏的政治人物。希特勒与很多比他年轻的女性发生过关系，但是吉莉却是个特例。

吉莉当时就读于慕尼黑的一所音乐学院，但是大多数时间都没有用在学习上，而是和“阿道夫叔叔”（她对他淘气的称呼）四处游玩。希特勒带着吉莉去听歌剧和看戏，还带着她开车去郊外。希特勒甚至允许吉莉参加他和纳粹党亲信在咖啡馆的讨论，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特殊，引起外界的纷纷猜测。吉莉的一个追求者曾经是希特勒早期的保镖兼司机，一天，希特勒发现吉莉和这个保镖混在一起，希特勒怒气冲冲，以至于这个保镖认为希特勒会一枪打死他。从那以后，希特勒禁止吉莉在没有女伴陪同的情况下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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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4)

1931年9月19日，吉莉被发现死在希特勒的公寓里，她的身上有枪伤，身边放着希特勒的手枪。希特勒的反对者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希特勒要么是在和吉莉发生恋人间的口角后杀了她，要么就是找人杀害了她。不过，这两种推测都不太可信。的确，吉莉在死前的一段时间总在抱怨，她试图逃离希特勒的控制，“叔叔简直就是个魔鬼，外人很难想像得到他对我的要求。”不过，她没有明确指出，究竟希特勒对她有什么严格的要求。希特勒显然迷恋于吉莉，曾经有谣言说，吉莉身上有遭到希特勒殴打的痕迹，但是，这个谣言没有得到证实。希特勒不太可能杀了她，吉莉的尸体被发现时，希特勒正在前往纽伦堡的路上，而且他听到死讯后非常吃惊。如果希特勒安排人杀害吉莉的话，他根本不会用自己的手枪在自己的公寓里干掉吉莉，这太不合情理了。希特勒的支持者提出的惟一解释是，吉莉在玩希特勒的手枪，不小心走火杀了自己。这个解释当然也不太可信。战后，吉莉的母亲安吉拉提到，吉莉曾经说过想离开希特勒，她打算和一个男朋友前往林茨，但是遭到希特勒的反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希特勒曾经阻止吉莉离开。种种说法，莫衷一是，吉莉·拉包尔之死依然是个谜。最可能的说法是吉莉·拉包尔是自杀的，这是她摆脱希特勒禁锢的惟一方法。希特勒身边的女性有不少人不惜自杀以摆脱他的情感束缚，吉莉并不是惟一的一个。

这段关系最有趣的地方在于，这是希特勒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依赖一个女性。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是性依赖，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希特勒在吉莉·拉包尔死后陷入低沉，这充分说明这段关系积聚了希特勒很深的感情。希特勒把他在慕尼黑普令茨雷根坦广场的公寓改成了祭祀吉莉的神殿。希特勒以前从未与女性结下如此深厚的关系，以后也没有过（或许除了对自己的母亲克拉拉以外）。对于希特勒的秘书和厨子而言，希特勒算是一个不错的老板，他对她们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偶尔还和她们调**，尽管只是虚情假意。而对于玛格达·戈培尔、汉娜·瑞奇（Hanna Reitsch）以及威妮弗蕾德·瓦格纳（Winifred Wagner）这样的狂热崇拜者而言，希特勒冷酷无情，对于她们的仰慕不屑一顾。但是，这些女性都是坚决而强悍的人物，她们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一个男性希望女性千依百顺地匍匐在脚边，那么他自然对坚决而强悍的女性不屑一顾。

威妮弗蕾德·瓦格纳是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儿媳，她的丈夫是齐格弗里德·瓦格纳（Siegfried Wagner）。威妮弗蕾德和希特勒关系密切，一度如胶似漆，希特勒甚至想过娶她为妻，建立一个希特勒-瓦格纳王朝。电影制片人兼演员莱妮·瑞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也迷恋希特勒，英国贵族姐妹尤尼提·米特福德（Unity）和戴安娜·米特福德（Diana Mitford）也是希特勒大胆的爱慕者。汉娜·瑞奇是纳粹德国数一数二的试飞员，德国空军的王牌试飞员，瑞奇上尉对纳粹政权和希特勒同等热爱。柏林沦陷时，瑞奇英勇的飞行事迹为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添上了几笔传奇色彩。

但是，最仰慕希特勒的还是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妻子。地堡中一个仆人（党卫军电话接线员罗切斯粗俗地说，希特勒总是和玛格达鬼混。或许罗切斯有些夸张，玛格达·戈培尔并非真地爱上了希特勒。当然，玛格达多年来一直仰慕希特勒，不过她的仰慕之情不同于爱娃的盲目崇拜。玛格达有时也不能忍受希特勒的论调，“只有希特勒自己在说个不停，”她这样对朋友抱怨着在布彻斯加德举行的午餐聚会，“他能成为元首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也不用重复一些陈词滥调，让客人感到厌烦。”

玛格达·戈培尔是一个活泼迷人而且善于**的女人，她非常懂得操纵男人，并且制造了一系列绯闻。她一边与憎恨犹太人的约瑟夫·戈培尔同居，一边和一个犹太人谈着恋爱。玛格达热衷于上流社会的生活和一切奢侈品，在嫁给戈培尔之前，玛格达迷倒了一个年纪两倍于她的实业家。她当时在哥特式寄宿学校遇到了富有的实业家古恩特·昆德(Quandt Gunther)，昆德邀请她和她的朋友们带着孩子出去吃茶点。很快，玛格达便答应嫁给昆德，并与昆德生了个孩子，起名叫哈拉德，玛格达非常溺爱这个孩子。1930年，玛格达结束了和昆德8年多的婚姻，开始约会戈培尔。这两个是奇怪的一对儿，玛格达相当漂亮，而戈培尔安着假腿，一脚高一脚低，平时都要穿着特制的鞋子来弥补两腿长度的差异。戈培尔长着一张似笑非笑的脸，非常像某种动物，便于政治讽刺漫画家进行模仿。

玛格达在约会戈培尔的同时，还陷入了与犹太人维克托·阿罗索夫的一段罗曼史。阿罗索夫发现玛格达脚踏两只船时，显得相当失望。当他发现玛格达约会的是柏林著名的纳粹党头子时，阿罗索夫吓得心惊胆寒。戈培尔在1931年娶了玛格达，希特勒是婚礼的见证人之一。纳粹党在2年后开始执政，反犹太人成为了公开的行为，社会风气很快朝着不利于犹太人的方向发展。理查德·弗雷德兰德尔是玛格达·戈培尔的继父，他很宠爱玛格达，可惜却是个犹太人。当反对犹太人的情绪走向白热化时，弗雷德兰德尔觉得自己惟一的靠山就是身为宣传部部长的女婿。弗雷德兰德尔来到位于威廉姆斯广场的戈培尔的办公室，而戈培尔只是对副官下了道命令，“问问这个犹太人来干什么？”1938年，弗雷德兰德尔遭到纳粹党的逮捕，他的继女并没有搭救他。弗雷德兰德尔于1939年死在布亨瓦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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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5)

由于希特勒没有妻子和孩子，戈培尔家庭便成为了第三帝国家庭生活的典范。玛格达、约瑟夫还有他们的一大堆孩子被当作第三帝国的“第一家庭”向外界展示，玛格达实际上是“未加冕的第一夫人”。戈培尔共有6个孩子，玛格达给他们取的名字全部以“H”开头，就这一点也足以证明玛格达对希特勒的崇拜。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戈培尔夫妇各有奸情，他们俩不情愿地绑在了一起。玛格达最出名的一段婚外情是与戈培尔的副官卡尔·汉克通奸，汉克在布彻斯加德戈培尔的别墅附近有套房子。戈培尔则与一系列著名女演员厮混，这些女性拜倒在宣传部长的头衔下，以结交这位掌管着德国艺术、文化和电影事业的高官为炫耀的资本。1936年，戈培尔见到了22岁的捷克斯洛伐克女演员琳达·巴洛瓦（Linda Baarova），他们迅速开始了一段恋情。琳达与德国UFA电影公司签署了一份油水大的合同，她能够签这份合同与她的情人有莫大的关系。希特勒在威妮弗蕾德·瓦格纳位于拜罗伊特的家中过夏季的时候察觉了这段恋情。希特勒暴跳如雷，德国一直宣传捷克人是劣等民族，如果德国人民知道他们的宣传部长和一个捷克女子混在一起，他们该怎么想呢？慕尼黑危机隐约逼近了，元首面对着更多的阻力。除此之外，希特勒也无法忍受暴露出的事实真相：戈培尔的家庭与第三帝国神话里的快乐家庭相去甚远。

希特勒非常喜欢戈培尔的孩子们。孩子们在布彻斯加德拜访希特勒的时候，总是称呼他为“阿道夫叔叔”或者“元首叔叔”。玛格达承认，她自己与卡尔·汉克也有一段私情。汉克自己曾经写信给希特勒，请求他同意自己娶玛格达为妻。与此同时，戈培尔沉迷在与琳达的爱情中，甚至威胁要离开德国，一度请求希特勒委派他担任驻日本大使的职务。他的请求遭到了希特勒的拒绝，希特勒警告戈培尔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将琳达遣送回捷克并且在德国和捷克禁演琳达拍的电影。戈培尔的第6个孩子也是他和玛格达最后生的一个孩子，他们为她起名为海蒂，海蒂常常被人称为“和解的产物”，但是戈培尔夫妇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和解。1941年5月，玛格达试图带着孩子逃出德国前往瑞士，她在德瑞边境被抓住了。玛格达的这次逃跑恰好发生在鲁道夫·赫斯架机飞往苏格兰的时候。直到完全确信两起事件没有任何关联之后，希特勒才原谅了玛格达。其实，她不过是想逃离这段让她尴尬的婚姻。

希特勒的秘书托德·琼格后来说，她是“带着负罪感”为希特勒工作的。很多人好奇地想知道，一个人要着迷到什么程度才会为一个20世纪最可怕的恶魔（他一手制造了对600万犹太人的大屠杀）效力。和许多曾为希特勒工作过的人一样，琼格坚持说，她从未听到希特勒在他们面前提起过最后的结局。希特勒早期的副官之一，党卫军上尉理查德·苏泽-克森（Richard Schulze-Kossens）也声称，即使在与希姆莱召开的绝密会议上，希特勒也从未提过要消灭犹太人。表面上看或许希特勒是清白的，他非常善于伪装。但是，希特勒成天将对“国际犹太主义”的谩骂挂在嘴边。他在集中营的设置上暴露出自己的野心，而且，在希特勒最后的一份政治遗嘱（就是琼格协助打印的那一份）中，体现出希特勒意图消灭犹太人的明显迹象。

如此多的女性拜倒在希特勒的魔力下，其实并不希奇。历史上，有很多漂亮而聪明的女**上了其貌不扬的强权人物，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为希特勒所折服的女性或许是被希特勒“催眠般”强权势力的光环所吸引，就好像那个时代无数着魔的女性一样，她们没有丝毫的踌躇和怀疑。战争结束后，这群女性才意识到自己做出了多么不光彩的惨痛抉择，至今仍然不肯承认这个事实。

那个下午，希特勒在和秘书们共享下午茶的时候，无论最后结局如何，他仍然坚持自己会留在柏林。爱娃·勃劳恩已经表达了自己追随希特勒的意愿，但是希特勒坚持要爱娃躲到相对较为安全的布彻斯加德。爱娃的盲目奉献赢得了往昔对她不屑一顾的情夫的赞许，事实上，爱娃的确陪着希特勒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喝完下午茶以后，希特勒宣称他要思考一场战争，不过秘书们可以休息一个下午。于是，爱娃·勃劳恩带她们去了希特勒在老大臣花园的起居室，她们开着唱机，品尝着香槟。不久，马丁·鲍曼加入了她们的行列，鲍曼的酒量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而变大了。希特勒的医生——鬼鬼祟祟的西奥多·莫雷尔也加入了秘书们纵情声色的队伍。苏联人的炮声在城东面此起彼伏地响着，这群女人们伴着战前流行歌曲《红玫瑰带给你快乐》的伤感曲调开始跳起舞来。

纳粹不断地掩盖着事实真相，殊不知，但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清事实的真相，但是，我就是那群一再盲目相信的人之一。希特勒的生日带来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那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正好听到广播报道，所有战线上的盟军都被打败了，德国通过不懈努力将战线推到了敌人一方，德**队的大反击终于开始了。在经历了让人灰心丧气的一天之后，这个消息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并不知道，占领霍夫的行动早在5天前就开始了，到4月20日时已经结束了，我在军事医院里的同伴到那时都做了战俘。科隆已经落入盟军手中，法兰克福也未能逃脱同样的命运。意大利境内的所有德军已经缴械投降了。苏联第5军正在迅速包围柏林。4月13日，维也纳落入了苏联人手中。4月17日，大约万名德国士兵，其中包括30个将军，在南部投降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的那天早上，苏联军队在南面（距离柏林城只有不到30公里），已经拿下了距柏林东北面不到5公里的布雷斯劳，并迅速地向前挺进，大炮已经架在了哈弗尔河畔。苏联人的炮弹已经落在柏林东北面大片郊区的土地上，现在，苏联人夺过了我们那些能够发射半吨弹药的武器，已将枪口对准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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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6)

我在希特勒的生日那天丝毫没有意识到，德国的抵抗组织在前一晚已经开始行动，虽然该组织在二战期间遭到希特勒的残酷镇压，但是那天晚上，德国抵抗组织再次站了起来，他们代表了德国人民对强加在他们和首都头上的命运进行的抗议。抵抗组织的几十个人昨晚在柏林城的墙上写满了“绝不屈服”的字样。这是193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反法西斯行动，人民公开反对希特勒和戈培尔，拒绝把德意志首都葬送在火海中。盟军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支援，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抵抗的勇气和力量。漫天飞舞的传单上，希特勒被称为“狂人”，希姆莱则是“走狗”。在几个月前，散布这些“叛逆的侮辱性”用语的人还可能被送上绞刑台，但是，现在柏林人觉悟了，他们开始抵抗。然而，纳粹政权内部还有许多执迷不悟的顽固分子，就在那天早上，10个营的民兵向西出发，支援几乎丧失了战斗力的第9军，企图开辟新的阵线。他们出发的消息传开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猜测，柏林实际上已经崩解了，他们的努力徒劳无益。

在苏联人的装甲坦克和火箭炮的双重攻击下，第9军也正在瓦解。苏联卡车上发射的一枚火箭炮就足以夷平足球场大小的区域。在苏联人低空战斗机的扫射下，一队队撤退的士兵纷纷被击倒。在前进的途中，民兵组织的下级连队与困乏不堪的正规军队不期而遇，后者刚刚逃离前线。双方讲述的都是一个同样的事实，“伊万大叔来啦”。我们称苏联士兵为“伊万大叔”，称英国士兵为“汤米”。路上挤满了运载伤员的马拉车和半履带卡车，混乱一片，士兵们困顿的脸上布满恐慌的神色。士兵们很多天都没有分到配额供给了，只好开始抢夺民财。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士兵混做一片，根本区分不开。路边横躺着无数士兵的尸体。疲乏的士兵闯入民宅，倒头就睡，不愿意前进，市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不少人在柏林城内痛苦地寻找着避难所。一些军官用枪指着逃跑的士兵，希望藉此整顿军威；另外一些军官则奉劝士兵们解甲归田，远离战争。德国战败了，所有人都害怕地躲避着党卫军，他们正在城里搜寻叛徒并处以死刑。流动军事法庭随处可见。士兵被吊死在路边大树上的情况也时时可见。很快，在苏联军队英勇的呐喊声中，这些行刑队成员的末日也来临了。

那天夜里，希特勒号召发起了又一次“反击”，他认为将击退敌人。这一次的目标是阻挡苏联军队坦克和大炮部队势如破竹的攻势，一群来自德意志劳工部的男孩组成了这支决心扭转战争局势的队伍。东面的战斗徒劳无益地进行着，阵线离我们睡觉的地方只有几公里之遥。英国皇家空军还在对柏林进行最后的空中轰炸，炮弹落地的巨大冲击力让我从睡梦中惊醒。就在希特勒生日那天夜里，纽伦堡失守了，那座见证了希特勒累累恶行的城市现在落到了盟军的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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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孩子们(1)

第二天早晨，阿克斯曼向我介绍了一个人，她就是格特鲁德·胡恩（Gertrud Huhn），在以后的几天中她给了我很多帮助。格特鲁德是一位内科医生，在位于恺撒大道的希特勒青年团总部任职。她是医院病房的负责人，工作地点在一个地窖中。实际上，病房的条件非常简陋，甚至还不如一个普通的急救站。地窖位于防空洞的下层，里面可能有10～12个病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火灾中受伤的救火队员。房间里的病床数量很少，医疗设备和补给严重匮乏，红十字急救箱里仅有一些最基本的绷带和药品。

我们都叫她格特鲁德医生。虽然她比我们年长不少，但和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年轻人一样，她也受到了纳粹的欺骗和蒙蔽。她是一个善良温和的女人，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了她的病人（后来一位受伤的苏联士兵也来到了这里，她同样给予他关心和爱护）。格特鲁德医生非常聪明，对身边的每个人都很体贴关照，同样，她也狂热地崇拜着希特勒，随时愿意为希特勒和纳粹献身。

在恺撒大道的病房中，还有几个年轻的女孩担任格特鲁德医生的帮手，她们同她一样，都是德国少女军团的成员。有几个女孩看起来只有14岁左右，她们都穿着统一的制服，格特鲁德医生也不例外，这让她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在希特勒统治的最后几天里，有3个女孩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雷娜特（Renate）是格特鲁德医生的助手，与她形影不离。从医学院毕业后，她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真正的医生，虽然她还是个小孩子，却常常装得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看到新来的伤兵她就会情绪激动：“那些人都对你做了什么？”然后就会无奈地摇摇头。对于那些重伤患者，她会轻轻地把手放到他们的额头上，温柔地抚摸着他们的脸颊。她也会紧握住那些死者的手，暗自伤心流泪。

来自不来梅的谷德伦（Gudrun）具备出色的医护能力，是一个严肃谨慎的人。最后一位就是洛特（Lotte），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另外还有几个女孩，都是刚刚度过童年时期的孩子，却被该死的战争无情地卷到这地狱般的地窖中来。

尽管灾难即将降临到这个城市，阿克斯曼依然保持着对纪律的高度服从。在前一天晚上他问我是否会骑摩托车，我说会，我向来对自己的驾驶技术非常有信心。但他显然忘了问我是否有驾驶执照，等到周六晚上他发现我没有执照时，立刻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他不会去做“违法的事”，于是他告诉我准备为我另找一个司机。我想他一定是发疯了，因为当时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另找一人谈何容易。难道阿克斯曼认为在子弹炸药横飞的大街上还会有警察把我拦下检查执照不成？不过最后，我还是很为这个决定感到高兴，因为我和那个司机成了很好的伙伴。我想没有他的帮助，单凭我一人之力是绝对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的。直到今天我还时常想起他，想起那位消失在柏林废墟中的同伴。

这位同伴的名字叫哈尼斯，典型的柏林人，没有什么幽默感。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忠实成员，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却是一个出色的司机。在接下去的一周中，我们要避开层层关卡、路障和街垒，将信息传递到柏林的每一个角落。虽然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工作，但每每坐上哈尼斯的摩托车飞奔时，我总会产生一种陶醉的快感，一股强烈的刺激和兴奋。我告诉他我曾在战场上受了伤，由于现场没有麻醉药，年轻的医护兵就把我的皮带塞进我嘴里，让我“咬住这块皮！”然后直接取出了我身上的榴弹片。后来，“咬住这块皮！”就成了我们在遇到困境时相互鼓励的话。我们还常常这样说：“来吧，让我们一起挺过去。”

还记得第一次接受送信任务的那天早上，我们被告知要和卡尔·库茨克的部队取得联系。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因为那里有我以前的同伴，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重逢了。当时，他们负责驻守一条通往柏林东部的交通要道，那条路位于雅各布斯多夫与彼得斯多夫之间，战略位置相当重要，苏联军队正在对其进行猛烈攻击。我盼望着早日能和库茨克团聚。这支部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骄傲，凭借顽强英勇的战斗表现，他们被树立为学习的榜样。阿克斯曼告诉我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库茨克都不能撤退，“我们不会让元首失望的”，他说道。

当然，我并不知道同苏联军队相比，当时我们的实力是多么的虚弱。希特勒的狂妄至极让他不能容忍任何失败，对于失败的第一反应就是叱责指挥官的懦弱无能，甚至视他们为叛徒，却丝毫无视国内缺兵少将、弹尽粮绝的现状。不过，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库茨克的部队竟然还幻想着蓄势以待，后发制人以卷土重来。

哈尼斯和我迫不及待地坐上摩托车，从恺撒大道出发直奔彼得斯多夫。短短几天之内，整个柏林城显得比我刚来时更加残破不堪，那些之前没有被苏军炮火摧毁的建筑现在都已经坍塌了。我们驶出市区的时候感觉地面都在震动，每隔5秒钟就能听到一阵巨大的撞击声和榴弹发出的爆炸声。

我对哈尼斯说：“如果我们两个都被杀了，我们还会在地狱里重逢的。”

哈尼斯回答道：“我们已经在地狱里了。”

几分钟后我们遇上了第一个麻烦。公路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难民，汹涌的人潮带着巨大的悲惨、沮丧、痛苦缓缓地向前移动着。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恐惧，饥荒和严寒摧残着他们的身心，许多人看上去都无力继续支撑，甚至连那些马匹都已经精疲力竭。路两边堆满了毁坏的卡车和马车，到处都有婴儿的哭声，母亲们绝望地抚慰着自己的孩子。我们被围困在人流中，一步也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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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孩子们(2)

当我们正在考虑如何脱身时，在我身边的一个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似乎是刚从路边爬起来，伸出双手乞求似的看着我，脸上写满了疲惫和痛苦。他已经油尽灯枯，再也无力承受这份苦难了。

“我求求你，年轻人，让我得到解脱吧，我不行了。”

他希望我能给他一个痛快的了断。

“我再也受不了了。”他继续到，“求求你，我求求你，帮我解脱痛苦的折磨吧。”

“哦，我的上帝！”我对哈尼斯说，“我不能这么做。”我们的口袋里都有枪，但我根本下不了手。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一位军士出现在老人面前，冷冷的表情中透着一丝麻木。他说道：“老人家，我不能杀你，但你可以用我的手枪自己解决。”

我神情麻木，和哈尼斯一起默默走开了，我们不愿目睹接下去将要发生的事情。枪声响起，哈尼斯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架。我转过头，看见那位士官取回自己的左轮手枪，老人的躯体已经瘫倒在路上。这时，从后面马车中冲出一个年轻的女人，尖叫着扑倒在老人的尸体上，似乎是要保护他。我看见她的衣服上沾满了血迹。

“相信我，这样对他更好。”那位军士一边把手枪放回枪套，一边轻声对我说。他脸上显出同样精疲力竭的表情，让人感觉他好像也产生了同样的念头。

我对着哈尼斯吼道：“我们走！”我只想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哈尼斯发动了摩托车，带着我迅速离去。我们离开了人群，沿着高速路向前行驶，很快，周围再也看不见任何人或车辆，只剩下我们孤零零的一辆车。战争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转瞬之间就有天壤之别，但目前的情形却让人感觉诡异。我们停下车，抽了口烟，商量一下究竟是继续沿大路走，还是另外选一条乡村小道。

哈尼斯掏出随身携带的酒瓶递给我，里面装满了杜松子酒。我喝了一口，马上又递还给他，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他举起瓶子说道：“敬那个可怜的老人。”然后猛灌了几口下肚。我的脑子里不停浮现出那个女人痛苦的表情和那件带血的外衣，这真是一种折磨。

突然间，一阵猛烈的机关枪声打断了我的思绪，一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的苏联战斗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在我们左右两边留下了两排清晰的弹孔。这也促使我们迅速转向更加隐蔽的小路。路上，我们还遇到一些设置坦克路障的老人，但他们并不知道库茨克的部队在哪里。情况万分危急，苏联军队就在身后，我们的部队随时都有被包围的危险。

4月21日，星期六。那个早晨对柏林来说意味着厄运和灾难。我们在出城时所经历的那阵炮击只是整个进攻的序曲，苏联军队随后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狂轰滥炸，持续不断的袭击不仅要摧毁这个城市，更是要瓦解柏林人残余的士气。猛烈的炮火一直持续了11天，漫天炮弹如雨点般倾泻在柏林——第三帝国的心脏上。苏联人还将俘获的古斯塔夫重炮调转炮口对准柏林，这些形如巨兽般的杀人工具重达145吨，每次发射半吨的炮弹，射程达到50公里，杀伤力巨大无比。

此时，每一个步出家门的柏林人都有被杀的危险，死亡随时可能降临。但有些人还是抵御不住生存的诱惑，特别是在那个星期六的早晨，为了庆祝希特勒生日，当局发放额外的定额食物。数以百计的人涌上库尔菲尔斯滕大道，却不知“希特勒的慷慨”给他们带来的只有诅咒和灾祸。伴随着食物而来的是苏军狂风暴雨般的轰炸，昔日优雅宁静的林荫道被接二连三的轰炸所摧毁。同样的惨剧也发生在菩提树下大街、威廉姆斯大街和恺撒大道上，这些昔日美好的柏林街道在苏军炮兵和喀秋莎大炮的致命打击下变成了一堆堆碎石瓦砾。炮火的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回响在城市上空，成为了每天生活的背景音乐，用柏林人的话说是“斯大林的唱诗班”。

这次袭击给了希特勒当头一棒，因为苏军的炮弹第一次落在柏林禁区中，这让他倍感疑惑：苏联人真的离得那么近了？答案是肯定的。德国空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根本无力阻挡苏军前进的步伐。分布在全国的空军机场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几乎没有几处能够正常起落飞机。这让希特勒暴跳如雷，怒斥空军的最高统帅戈林，并扬言要将他革职查办。但当时戈林远在巴伐利亚，希特勒也无可奈何，戈林的回应只是催促希特勒尽早离开柏林。

当天破晓时分，苏联人的表演刚刚结束，美国人又接着登场，给希特勒送上一首死亡交响曲。近1000架太空堡垒轰炸机飞抵柏林上空，银色机身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飞翔在晴空中，如同复仇的雄鹰一般。这也是西方阵线最后一次轰炸柏林，未来的天空将由苏联人全权掌管。

对于眼皮底下的柏林人来说，由苏联人掌握制空权无疑是一个福音，因为苏联空军没有美英战队那样强大的破坏力，造成的危害自然要小很多。实际上，苏联空军的第一次“攻击”没有任何伤害，他们只是投下了数以百万计的传单，敦促柏林人放弃抵抗。苏联人把宣传重点放在女人身上，保证她们不会受到侵犯，她们的孩子会得到足够的食物，并请求她们说服自己的丈夫停止抵抗，不要再做无畏的牺牲，战争已经结束了。这也是纳粹第一次没有对斯大林的游说进行反击，戈培尔昔日隆隆作响的宣传机器已经瘫痪，柏林帝国电台也是一片沉寂，许多市民都开始收听BBC的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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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孩子们(3)

当天，从南线传来了更坏的消息，苏军大批T-34坦克出现在离市区南部仅有35公里远的措森（Zossen），离纳粹最后的巢穴仅有数小时行程。突然涌现的敌军坦克部队让措森到地堡的电话热得发烫，负责指挥的汉斯·克雷布斯将军向总部寻求增援，但却得不到任何支持。希特勒只是命令他原地固守，而他全部的资本仅仅是一些轻型装甲车。

作为德军大本营所在地，措森建有规模巨大的地下军事堡垒群，其设计之精妙堪称德国建筑史上的奇迹，它也是希特勒帝国野心的象征。该地堡群由两座混凝土加固的建筑组成，表面上用网线和迷彩帐篷伪装起来，依靠树木和铁丝网隐没在乡村阡陌之中。不仅普通行人，甚至敌军的侦察机都无法发现隐匿在地表下、装备先进设施的这两座巨型地堡。在距离地面22米下还有一个大规模的通信中心，负责联络分散在各处的德军作战力量。

措森地堡对德国东西两线的指挥作战至关重要，当时德军的两大军事指挥中心——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H）和国防军最高司令部（0KW）均驻扎于此。前者作为德国陆军总部，主要负责指挥东线战场，后者则统领陆海空所有武装力量，具体负责除东线以外的所有战场。

同时，措森也是希特勒发号施令的地方，过去他曾多次前往那里指挥作战。但在发生了去年的暗杀事件后，他已经不再信任德国正规军里的那些军官。希特勒特意将克雷布斯安插到措森指挥部，要他直接听命于自己的亲信“马屁精”威廉姆斯·凯特尔。当天清晨，克雷布斯孤注一掷，下令装甲部队对苏联军队展开进攻。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安排紧急撤退的后事。

随着盟军对柏林轰炸的不断升级，死亡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大，人们开始寻找一切可能的掩体来保证安全。公寓的地下室里挤满了人，那些挤不进去的纷纷躲到了公共防空洞中。主要的政府办公楼都成了避难所，3座巨型防空炮塔经过改造也变成难民聚居地，混凝土防护层厚达2米。柏林最大的难民营位于动物园防空炮塔的地堡中，共分上下6层，地上4层，地下2层，墙体厚度达米。数以千计的难民涌入了这座建筑，里面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没有厕所，没有持续的生活用水，没有食物供应。为了活命，人们必须铤而走险，冒着生命危险到外面去寻找食物。

除此之外，柏林的地铁也成了难民集中的地方。尽管有传闻说苏军计划淹没这些地方，成千上万的民众还是涌入了地下。而在地上，街道的十字路口布满了宪兵设置的反坦克路障。有关叛逃士兵被吊死在路灯上的传闻正在人群中迅速蔓延，但这依然不能阻止越来越多的人脱下军装，混入平民之中。随着各种烧杀抢掠的传言愈演愈烈，人们心中的恐惧感日益加重，难以名状的恐怖正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由于战乱，柏林许多街道都成了露天的臭水沟，成群的老鼠开始涌现并四处逃窜。戈培尔（当时的柏林市市长）严令禁止任何有战斗能力的人在帝国最需要时擅自离开，他指出，元首不会前往巴伐利亚，那些企图逃跑的人都是懦夫和叛徒。对于这一命令，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但只有一个部门例外，那就是黑尔姆特·雷曼将军的总指挥部，当时他负责柏林全城的防卫工作。那个星期六的早晨，指挥中心大楼就被纳粹党的文职官员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想获得军方的豁免权以出城保命。在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军事失利时期，正是这些人在不停地指责军队的懦弱无能，如今他们却要看军官的脸色行事。对于雷曼来说，这种掌控别人生死的感觉想必很好，不过他也很高兴看到这帮家伙从自己眼前消失，一旦打起仗来，这些人都是只会抱头逃命的废物。当天早上，他一口气签发了2000份豁免令，把这些“金色的野鸡”全都打发走了。

不同寻常的是，当这些“金色的野鸡”纷纷逃离时，来自党卫队国外军团的纳粹狂热分子却如潮水般从各地涌入柏林。但也并非所有的党卫队成员都如此忠心。当天早晨，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再次拜会瑞典的勃纳多特伯爵（Count Bernadotte），寻求与盟军进行和平谈判，并实现自己取代希特勒的野心。

在南线措森，苏军迅速击溃了前来狙击的德军装甲部队。至中午时分，逼近德军最高指挥部，而此时的德军防御力量实质上已经形同虚设。令人惊奇的是，苏军坦克此时却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原因是燃油耗尽！这给了国民突击队和希特勒青年团以可乘之机，他们用铁拳式反坦克火箭让苏军遭受一定损失。直到下午1点，克雷布斯才接到命令撤出地堡。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转移到位于柏林西面临近波茨坦的橡树空军基地，而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则移至克朗姆尼兹附近的一个坦克基地，在人员向西北撤退过程中，还被德国空军当作苏军坦克部队而误击。当天下午，苏军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开进了措森地堡，门口只有4个喝醉酒的德国士兵在欢迎他们。进入地下后，苏联人立刻被眼前的这个超级堡垒惊呆了，他们四处游览一番，欣赏这个完美的杰作。恰巧此时电话铃声响起，一位苏联军人拿起了电话，电话另一头是一位德**官，他焦急地询问着措森的战局发展，“伊万来了。”苏联人高声回答。

当柏林城里的希特勒已经看到末日来临时，哈尼斯和我还在向东努力找寻库茨克的部队。一个现实问题是摩托车的燃料即将耗尽，我们无法再继续往前。于是我让哈尼斯留下，躲藏在田边的一个地窖中。而我则独自上路，徒步前往寻找库茨克。库茨克的部队驻扎在雅各布斯多夫，那里正遭受着苏军炮火的猛烈攻击。库茨克带领着一排士兵埋伏在一个花园内，透过树篱缝隙向苏军士兵进行射击。呼啸而来的炮火击中了花园的墙壁和旁边的农舍，现场一片狼藉。库茨克拿着一把MP-40自动冲锋枪，拼命向前方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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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孩子们(4)

“你来这儿干什么？”他乘着下来重新装子弹的间隙问道。

我大声吼出了指挥部的命令：“不许投降！不许撤退！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线！”

库茨克表情严肃地看着我说：“我们需要增援。你先吃点东西，再睡一觉。”

哈尼斯还在地窖里待着，我不想让他等太长时间，但库茨克的命令我不能违反，所以我必须留下。所有阵亡和受伤的士兵都被集中起来，有几个姑娘拿着新鲜的牛奶和用刚出炉面包烘制成的三明治。我不知道这家农舍的主人都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回来。为了表示尊重，我没有睡在他们的卧室里，而是躺在谷仓的草垛上睡着了。睡觉的时候，我摘掉了头盔，手里紧握着枪，不多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迷迷糊糊中，我突然感到背上被人用靴子踢了几脚，我一下子惊醒了。是一个苏联士兵！他正试图把我翻过身来，难道他以为我已经死了？很显然，我的身躯已经变得僵硬，就像死人一样。我紧闭着眼睛，不动声色。他拿走了我的枪，我以为他会一枪毙了我，心里想着自己离死期不远了。

当时，虽然我闭着眼睛，但神智却非常清醒，感觉也极其敏锐。不一会儿，我就感到周围开始变热，听见**燃烧时的劈啪作响。我立刻意识到谷仓着火了，那个苏联人肯定会杀了我，然后再把我烧成灰，一点都不留下！这些可怕的念头在我脑中涌现，让我变得思绪纷乱。我死了，就没人能去通知哈尼斯，库茨克和阿克斯曼也不会知道我的死讯。安妮·玛利亚，我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朋友和同学，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的命运，永远也找不到我。除非我的身份牌不被烧化，同我的骨灰一起被发现，否则“失踪”就会成为我最终的判决。我陷入了绝望，不再奢求偷生，只希望立刻得到解脱！快扣动扳机！开枪！开枪！结束这可怕的一切！

周围的温度不断上升，快要烧焦我的皮肤了，嗓子就像着了火一样。我无法继续坚持，从僵硬的状态中转过头来，睁开双眼，那个苏联士兵已经离去，周围浓烟密布，令人窒息。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了火焰和浓烟的包围，正准备跨出门口，突然一颗子弹掠过我的左上臂，划破了我的制服。难道苏联人还在屋外等着杀我？

这时，从滚滚烟雾中走出几个身影，为首的第一个人并不是苏联士兵，而是我的同伙，苏军已经被击退了。在第二天黎明前，库茨克交给我一封急件，嘱咐说：“敌人已经被打退了，我们会继续坚持，但需要紧急增援。”

库茨克最后对我说的3个词是：“增援！增援！增援！”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我想他肯定是与手下的众多青少年战士一起阵亡了。面对装备精良且数倍于己的苏军，他们显得如此势单力薄，失败是必然的结局。

在柏林，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人们陷入了更大的恐慌之中。苏军在攻克措森之后，并未做过多停留，而是马不停蹄地向柏林进发。先头部队已经逼近柏林西南郊区，另一部则向西直取波茨坦。至4月21日晚，当我还受困于谷仓烈火中时，苏军已经突破城郊防线，对柏林形成了合围之势。在东面，苏军已经控制了从吾斯特豪森到伯纳的环线公路。陷于钳形攻势中的柏林，正一步步被苏军的钢铁洪流所碾碎。

迅速恶化的军事形势让地堡的夜晚充斥着疯狂和恐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苏联人准备给纳粹最后一击时，整个柏林城却失去了负责防御的军事指挥官。希特勒撤销了雷曼的职务，并指责他办事不力，难当大任。希特勒转而任命一位纳粹的党政工作人员接替其职，但很快又将他撤职。事实上，当时柏林的防御体系非常混乱，毫无组织性可言。这样的局面无论谁出马都于事无补，结局只能是失败。

当时，阿克斯曼和魏德林将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魏德林认为应当解散国民突击队和希特勒青年团，让他们回家以挽救更多的生命。而阿克斯曼却坚决反对，不管结局如何，他都要率领希特勒青年团战斗到最后一刻，以死来向他的元首表忠心。阿克斯曼经常在我面前宣称：“希特勒青年团是元首最可信赖的队伍。”在他看来，我们的命都捏在他手中，不管他让我们干什么，我们都必须坚决完成。尽管阿克斯曼也知道，事已至此已经不会再有奇迹出现，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耻辱和痛苦。但他还是赢得了一个“胜利”，因为在他和魏德林之间，希特勒最终选择了他。

在发泄完对空军和雷曼的愤怒不满后，希特勒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苏军为了实现对柏林的包围，冒险将自己的阵线拉开，使得自己薄弱的右翼完全暴露出来，这给了希特勒反击的机会。希特勒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武装党卫队的菲利克斯·施坦因纳（Felix Steiner）将军。施坦因纳作为最杰出的党卫队军官之一，在正规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当时，他统率着党卫军第3装甲兵团。

从理论上说，该兵团的据点在柏林城西北的艾伯斯瓦尔德附近，但实际上，此时的施坦因纳正待在奥兰尼恩堡，所谓的第3兵团只是名义上的称谓。凯特尔向希特勒隐瞒了真相，导致希特勒还沉浸在美梦中，以为施坦因纳的部队表现出色，成功击退了苏联人的进攻。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施坦因纳抽调了绝大多数的装甲师前往东线，支援西奥多·伯西的第9军，而残余的部队基本都被消灭殆尽，最后只剩下几辆坦克和1000多名饥寒交迫的士兵，而且还是一支由国民突击队、警察、正规军、海军和空军组成的杂牌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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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孩子们(5)

但希特勒并不知道这一切，他高度赞扬了施坦因纳的“军事调度”才能，并命令他对南线的苏军发动反击，实现与伯西的汇合，从而在柏林东南方向重新构筑一条德军防线。同时，希特勒还授权他调用戈林的空军警卫队。听到这样的命令，施坦因纳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问题，就连在希特勒身边的空军参谋长科勒也感到大惑不解。戈林的警卫部队早已跟随戈林前往巴伐利亚，事实上，这支部队已经不复存在。在绝望中，施坦因纳拨通了克雷布斯的电话，试图弄清楚真实情况。当电话铃响起时，希特勒恰好就在克雷布斯身旁。他一把夺过电话并告诉施坦因纳，为保证军事行动顺利进行，会给予他一切可能的支援。在结束通话时，希特勒还警告说，凡是不遵守他命令的指挥官，都会在5小时以内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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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堡里的疯狂(1)

此时，我正在柏林城东绝望地搜寻着哈尼斯的身影，手中还拿着库茨克交给我的求援急件。当我找到他原本藏身的那个地窖时，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突然间，我听到了一个令每个德国人颤栗的词。

“Stoi!”

这是个俄语词，每个德国人都知道它的意思——“站住！”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人来说，面对这样的情形，最好的做法就是乖乖举起双手。虽然长官教导我们不能做俘虏，要战斗到最后一刻直至牺牲，永远不要屈服。但我不是作战的军人，我只是一个送信的。由于粗心我没能发现眼前的陷阱，我也没有手枪，独自一人，看不到希望，心中充满了极度恐惧。现在死亡真的要降临了，我不敢去想像这有多么的残酷。

又一阵俄语声传来，似乎是在下达什么命令。我听不懂俄文，现在该怎么办？继续站着？还是举着手朝声音源头走去？听声音好像不止一个，但周围却看不到任何人。部队的长官曾经反复告诉我们，苏军有多么的野蛮，永远别指望他们会人道地对待俘虏。现在，恐惧的阴霾再次涌上心头：他们可能不会让我马上死，但却会拼命折磨我，让我生不如死。正当我绝望时，从树林中突然钻出2个敌人。令我万分吃惊的是，他们看上去竟然和我一样大，好像还喝了不少酒，摇摇晃晃几乎站不稳脚跟。难道我赶上苏军的庆功会了？

我注意到不远处有一堆刚刚熄灭的篝火，还冒着袅袅的青烟。显然，他们俩昨晚在这里露营。难道他们已经抓住了哈尼斯，并且杀了他？

其中一个上来抓住我，使劲地撕扯我的领子，拽掉了几粒钮扣。他用俄语对我大吼大叫，嘴里散发着伏特加酒的味道，另一个也是满身酒气。他们搜查了我全身上下以及我携带的背包，在一阵推搡踢踹之后，他们从怀中掏出了一瓶酒，并邀请我喝一口。这实在是出人意料，但我并没有喝。后来，这一举动被证明是愚蠢的，因为很显然他们被激怒了。其实我是出于害怕才不敢喝，但由于语言不通却无法解释，而这个错误则差点要了我的命。他们把我扔到地上，狠狠地踢我，其中一个还拿着冲锋枪朝地上射击，激起的尘土飞溅到我的全身上下。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把我打晕或杀死，只是在那儿不停地咆哮，我不懂俄文，只有静静地躺在地上。过了不到1个小时，喧闹渐渐平息了下去。

其中的一个人可能发现了什么状况，他们开始在小树林边缘架起一挺机枪，并进行了伪装。难道是德国部队出现了？紧接着，我就听见机枪开火的声音。或许是由于带着醉意，他们显得格外冷酷无情。除了眼前的机枪我没有看到别的武器，但从声音上判断，还有一些人操着冲锋枪朝同一方向射击。没有子弹向我这边飞来，于是我意识到机会来了。

苏联士兵们忙着战斗，没有人顾得上我，我立刻爬起身，以最快的速度向后逃跑。敌人的子弹随时都可能击中我的后背，对此我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过很幸运，我顺利地跑到了一堆干草垛前，一个俯冲就跳到了草堆后面。我落下的时候差点砸到了哈尼斯和他的摩托车，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哈尼斯已经在那儿待了一整夜，他并不知道苏联人的营地就在几百码之外，真要感谢战争的混乱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我又把安妮·玛利亚的戒指戴在了手上。

“让我们离开这儿。”哈尼斯发动起摩托车，急切地对我说道。

在返回的途中我们又遇上了同一拨逃难的百姓。放眼望去，成群的难民、四轮马车、手推车组成了一幅悲凉的画面。有些婴儿车里装着一两个孩子，其他一些都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物。绑在手推车上的羊咩咩地叫着，还有许多狗在人群中穿梭，不停地发出各种叫声。苦难、悲伤、荒凉充斥着世间的一切。

我默默忍受着剧痛，身上的每根肋骨都像折断了一般。我忍不住吼叫起来，恳求哈尼斯停下车歇会儿。我们找到了一家比较幽静的农舍，一位老太太正站在院子里。她直接问道：“你们是要找藏身的地方吗？”很明显，有一些难民正躲在屋子里等待战争的结束。

“不，”哈尼斯断然回答道，“我们还要去柏林。”

她无奈地耸了耸肩膀，但还是坚持让我们吃点东西再上路。她为我们准备了一小块熏猪肉，几片面包，还有一些热牛奶。她打开了收音机，机器的收音效果很差，里头播放的音乐我都没注意听，只顾着埋头吃饭。后来，音乐被中断了，主持人播报了一段针对守城部队的宣言：

柏林的保卫者们！敌人已经纠集起来，准备对德国的首都进行致命打击。他们不择手段，只为了实现最终的野心：攻克柏林！

向柏林进军！这样的口号甚至能令死者复生！“再攻下一座城，战争就结束了，你们就可以回家！”国际犹太人指挥官用这样的语言来煽动他的士兵。

帝国首都形势危急。

无数的德国妇女和儿童面临着危难，他们期待着柏林的保卫者，他们期待着你！他们期待着你用满腔的仇恨去同敌人进行斗争，让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让每一座房屋都变成一座堡垒！让每一条街道都变成一座坟墓！埋葬野蛮的侵略者！

用仇恨来压倒一切！

战斗到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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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堡里的疯狂(2)

对于敌人在我们的国土上犯下的累累罪行，我们要以牙还牙，加倍奉还给那些侵略者！

对于从帝国电台里传来的这些狂热谎言，人们早就已经听腻了。很快，我们又重新出发，前往柏林。抵达目的地后，我直接前往阿克斯曼位于恺撒大道上的指挥处报告。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开始询问我们一路上的经历，我一一如实禀报。他派人将我送往地下病房进行医治，但是那个女医生看了我的伤势说我伤得很重，必须转移到正规军事医院进行治疗。这个消息真让我感到高兴，因为我急切地渴望好好休息一下。但我也必须要取悦一下阿克斯曼，于是我表示自己不能走，因为他需要我，而他也立刻证明了这点！

阿克斯曼给我布置的新任务是到奥兰尼恩堡向施坦因纳传达命令，希特勒仍然指望他能发动一次有效的反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命令。我实在是累坏了，极度疲惫，伤处又疼痛难忍，但我无从选择。已经有几十个人被派去给施坦因纳送信，现在又多了哈尼斯和我，我们要去寻找那支并不存在的“装甲师”，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不知道施坦因纳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必须出发。在一家乡村小旅店里，我们遇到了来自帝国劳动力量组织的一群女孩，她们已经整装待发，但负责接她们的车却晚点了。于是，人群中出现了混乱，有些人开始大喊大叫，有些则痛哭起来。每个人心中都有着难以名状的恐惧，害怕自己落入苏联人手里，惨遭蹂躏。她们纠缠着哈尼斯和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人甚至给我们香烟和巧克力，难道她们以为我们可以帮助她们摆脱目前的困境？很遗憾，我们无能为力。在旅店里睡了几个小时之后，黎明前我们又再次出发。

走了没多远，苏联的火炮就开始在周围炸开了花，子弹从我们左右两侧嗖嗖地呼啸而过，突然间，我们陷入了敌人进攻的火力中心。我们试图寻找掩护的地方，但还没等反应过来，又一排子弹飞过来，击中了我们的摩托车，发出“砰砰砰”的金属撞击声。霎那间，我感到从手上传来一阵刺骨的疼痛，一颗子弹击中了我握着后车把的右手。我本能地把手举到眼前，发现右手的小指头已经被打断，断掉的部分依靠筋腱和表皮的牵连还晃晃悠悠地悬在空中。安妮·玛利亚的戒指不见了，大量的鲜血从伤口涌出。哈尼斯立刻停下了车，我用一根绳子紧紧地捆住手腕，试图减少血液的流失。

我们决定立刻返回柏林。在敌人强大的攻势面前，众多士兵和平民都涌入了撤退的洪流之中。宪兵们到处驱赶着士兵返回前线，去坚守最后一道防线，并威胁要将那些叛逃者就地正法。哈尼斯和我与一队逃跑的士兵走到了一起，当宪兵上来盘查时，我们表明自己是信差才得以安全撤离。毫无疑问，其他士兵不是成为了苏联人的炮灰，就是死在了宪兵的枪下。当我们最后抵达总部时，已经完全筋疲力尽。

我马上冲到格特鲁德医生的房间寻求治疗。她为我重新接上了断裂的小指头，两边用木夹板捆绑作为固定，还给我打了止疼针和破伤风预防针。由于我失血过多，医生认为需要输血，但病房里已经没有任何血液储备，只能转到军用医院治疗。而阿克斯曼已经明确表示需要哈尼斯和我的帮助，为了不让他失望，我坚决否定了转院的请求。“我没有任何问题！”我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阿克斯曼脸上露出了微笑，眼神中带着由衷的感谢和钦佩。但格特鲁德医生却坚持说按照我目前的状况，绝不能再出去执行任务，不能从事任何重体力活动。经过一番讨论，阿克斯曼同意让我留在病房中接受治疗，不过同时也给了我另一项任务。由于苏军已经逼近恺撒大道，阿克斯曼不得不将指挥中心转移到老大臣花园对面的纳粹党总部中。格特鲁德医生和她的医疗所也要一起搬过去，我的任务就是监督搬迁工作的顺利进行。虽然这并不是最危险的任务，却可以为我赢得铁十字勋章（一级），而且也让我有机会目睹了格特鲁德医生手下这些姑娘们的英勇表现。

当我和哈尼斯在竭力寻找施坦因纳的部队时，地堡里的混乱正愈演愈烈。希特勒歇斯底里的疯狂怒吼让德军将领们相信，他们的元首已经走到了神经错乱的边缘。4月22日的整个早晨，希特勒都在不断询问施坦因纳的反击情况。凯特尔、克雷布斯和约德尔都不敢告诉他真相，事实上，德军已经组织不起任何的反击。此时的施坦因纳可能正带着他那些残兵败将绝望地守候在某个角落中，或者面对着敌人摧枯拉朽般的攻势，早已逃之夭夭。

不断有电话打入地堡，可是内容却相互矛盾。有些将军告诉希特勒德军正在进行反击，而有些则报告没有任何施坦因纳的消息。这种混乱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随着时间的流逝，希特勒变得越来越激动，越来越不耐烦。当天下午3点，他还组织了一次特别会议，参加者包括鲍曼、布格多夫、约德尔、凯特尔和克雷布斯等人。在会议桌的另一边，还坐着他们各自的助手，包括党卫军联络官、爱娃·勃劳恩的妹夫赫尔曼·费格莱因（Hermann Fegelein）。很快，费格莱因就将成为地堡里的主角。

会议先由约德尔和凯特尔总结目前的战局情况，结论是形势不容乐观：苏军已经攻入柏林北郊，柏林市区已完全处于苏军火炮范围之内。希特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不依不饶地询问着施坦因纳的情况。约德尔和凯特尔支吾地道出实情，告诉他施坦因纳的大部分兵力都已被抽调到南线救援，他根本无力组织任何反击来遏制苏联人的进军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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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堡里的疯狂(3)

希特勒已经被军队的无能气得晕头转向，他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发泄胸中怒火，首当其冲的是身边“恶毒”的保健医生西奥多·莫雷尔。希特勒认为他一直在用慢性毒药毒害自己，以实现一个卑鄙的目标。希特勒相信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目的是要把他劫持到巴伐利亚。希特勒把莫雷尔叫到书房里，当场解除其职务并将他赶出地堡，接替他的是高高瘦瘦的党卫军上校路德维希·斯达姆普菲格（Ludwig Stumpfegger）。

接下来，希特勒又将怒火转向了魏德林。魏德林已经将指挥部转移到了柏林东郊，但希特勒却命令他即刻把装甲部队撤回城内。魏德林觉得希特勒是疯了，如果把坦克全都聚集到市区，无异于自掘坟墓，但希特勒却警告说如果不服从命令就要枪毙他。与此同时，魏德林的上司伯西正命令他率部与第9军会合，同样，不服从的结果也是枪毙。虽然伯西的命令更为合理，但魏德林也有自己的苦衷，苏联军队的强大攻势逼得他节节败退，想同第9军会合难如登天。魏德林最终选择了折衷的方案，他把指挥部再次移到了距市中心仅有6公里的地方，但并没有派出自己的装甲部队。魏德林的公然抗旨让希特勒大发雷霆，他严厉地斥责其为懦夫、第三帝国的叛徒，同时还派了一名高级军官前去逮捕他。

正当局势迅速恶化时，希特勒突然想到了“名人组织”，该组织由数百位知名的战俘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与盟军领导人关系密切。纳粹将他们关押在柏林城外的集中营，作为战争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不过现在希特勒又有了新的主意，他准备将他们全部枪杀，一个也不留！凯特尔被他的想法惊呆了，这将招来盟军最为可怕的报复。他极力劝阻希特勒不要采取如此激进的行动，希特勒最终同意了，情绪也渐渐趋于缓和。但是没过多久，希特勒心中满腔的怒火又要再次被点燃。

现在，希特勒已经清楚地知道施坦因纳的部队一直待在原地，没有前进半步，也没有任何反击的意向。在听闻真相后他变得暴跳如雷，把与会的一些助手惊得浑身战栗。他脸色铁青地痛斥施坦因纳的背叛和周围所有人对他的不忠，军队将领一直在撒谎欺骗他，没有人值得信赖，没有人告诉他真相（这句话倒是真的）。空军不可靠，陆军不可靠，现在就连最忠心耿耿的党卫军也靠不住，“我们输掉了战争！我们输掉了一切！”希特勒哭丧着脸嚷道。这是在座的人第一次听到他亲口承认战败，在此之前，任何人胆敢发表这类失败主义言论，都会招来杀身之祸。

希特勒对着会议桌周围的将领们大吼大叫，他那歇斯底里的责骂声穿透了墙壁和走廊，连地堡上层的人都能听到。他的脸因为极度愤怒而变得扭曲可怖，还一度瘫坐在座位上像个孩子般痛哭流涕，“全完了，全完了……”他不停地喃喃道。渐渐地，怒骂和哭泣都停止了，希特勒回到书房中，把约德尔和凯特尔也叫了进去。

人们当然无法知晓希特勒在他的书房中都谈了些什么，但从战后对约德尔和凯特尔的审判来看，他们的证词都相当吻合。察觉到希特勒对战败的结果不再有异议，凯特尔冒险地提出了和谈的建议。这个在以往被认为是叛国的主张得到了希特勒的默许，他同时还授意由戈林来负责谈判工作。约德尔和凯特尔均认为戈林难以服众，但希特勒却坚持戈林是惟一有资格代表纳粹同盟军进行和谈的人。

在这次谈话结束后，希特勒又从宣传部招来了戈培尔，他们在书房密室中探讨了德国战败后的情况。这几个月来，戈培尔一直苦苦思索着一个问题：一旦德国战败，包括他在内的纳粹高级官员都会用随身携带的毒药自尽，可他的家人孩子怎么办？

戈培尔曾想到让妻子带着孩子前往德国西部，那里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戈培尔对英国人有一定好感，认为他们会善待自己的子女。他最不愿看到的是家人落入苏联人手中，经过“洗脑”后反过来仇恨他这个父亲以及他所代表的罪恶事业。戈培尔同样也憎恶美国人，但在当时，他和妻子都已经意识到孩子们的前途凶多吉少，因为“他们是约瑟夫·戈培尔的孩子”。

戈培尔向希特勒发誓，他和他的家人孩子都会追随元首，共同以身殉国，希特勒称赞了他的忠心耿耿。戈培尔从书房中出来，立刻返回办公室向全国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说，宣称元首依然还在柏林，他将同将士们并肩战斗，誓死保卫首都。这是几周以来，人们第一次听到希特勒的下落。随后，戈培尔又主持销毁了纳粹的主要宣传报纸，然后返回赫尔曼戈林大街附近的官邸与家人团聚。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下令让约德尔和凯特尔前往巴伐利亚，继续负责指挥德国南部的战斗。约德尔和凯特尔纷纷劝说元首一同前往布彻斯加德，以图日后东山再起，但希特勒却表示他决心留在柏林，以身殉国。他已经放弃了继续战斗的希望，更不愿自己落到苏联人手里饱受凌辱。他要在最后关头终结自己的生命，其他人的去留由他们自己决定，他不会多加干涉。

随后，希特勒又在会客室召见了秘书们和营养师康斯坦茨，并告诉了他们自己的决定，他的情妇爱娃也在场。“我们战败了，一切都结束了，”希特勒说道，“你们走吧，各自逃命去吧。”爱娃告诉他自己会永远留在他身边。希特勒命令年纪较大的两位秘书乔安娜·沃尔夫和克丽斯塔·施罗德共同前往慕尼黑，负责处理那儿的相关事务。他同时还询问了另两位年轻的秘书是否愿意一同前往，但葛达·克里斯蒂安和特劳德尔·琼格都表示要留在元首身边，曼扎利也是一样的表态。其他自愿留下的女人还包括马丁·鲍曼的秘书艾尔斯·克鲁格（Else Kruger）。希特勒不禁哀叹道：“要是我的将军们能像我的女人们那样勇敢就好了。”他接着品尝了蛋糕和茶水，其他人都在一旁静静地喝茶，没人再提起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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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堡里的疯狂(4)

在戈培尔的官邸门口，两辆豪华轿车正等候着戈培尔一家的出现。过了一会儿，戈培尔夫妇带着他们的6个孩子上了车，每个孩子手中都拿着一个玩具。他们还带了一些剩余几天，也可能是几个小时内所必需的用品。汽车载着他们很快抵达了目的地，当孩子们一个个跨进地堡上层的大门时，给这所地府里的人们带来了久违的快乐和兴奋。对于希特勒的秘书们而言，孩子们的到来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安慰，天真无邪的童声和灿烂纯洁的笑容将几天来的阴郁、狂躁和压抑一扫而空，为她们濒临枯竭的内心注入了一丝暖流。

地堡上层的餐厅过道成了这些孩子们的游乐场所，曼扎利很高兴地负责起他们的饮食，为他们准备三明治和蛋糕。当戈培尔太太不在时，特劳德尔·琼格临时充当起母亲的角色，负责看管这些孩子。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患有心悸，在接下去的几天中她都在上层的一间屋子里休息，由斯达姆普菲格医生为她进行治疗。为了表彰她的忠心，希特勒将自己的金质纳粹徽章授予了她。（令人好奇的是，当我几天后见到希特勒时，那个徽章却依然在他胸前挂着。战后，希特勒的助手奥图·甘什很肯定地告诉我元首共有两个相同的徽章，当戈培尔太太不在场时，他就会取出另一个新徽章佩戴）

最后的几天中，克丽斯塔·施罗德奉命处理希特勒的一些私人信件。希特勒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她，命令她取出信件并交由他的高级助手尤里乌斯·肖布焚毁灭迹。克丽斯塔领命行事，当她打开保险箱时，发现信件上面摆放着一把华尔瑟手枪。这位秘书为了给自己留个纪念，并没有交出所有的信件。她挑了几张明信片，上面有希特勒的亲笔画。有一张上面画了汉堡的易北桥，还有一张是一个女孩的头部和肩部画像，据猜测可能是希特勒的侄女吉莉·拉包尔。第三张上画了一个流浪的犹太人，还有些卡片上则出现了他最喜欢的好莱坞电影明星查理·卓别林。克丽斯塔把剩余的信件都交给了肖布，后者全部将其焚毁。完事之后，肖布兴冲冲地闯进希特勒的书房向他汇报，却发现希特勒正在细心擦拭着自己的佩枪。肖布立刻退了出去，惶惶不安地等待着那个最终时刻的降临。但在接下去的几分钟内，他并没有听到任何的枪声。

希特勒允许部下自由选择的决定让许多人都暗自松了口气，工作人员开始大批撤离。在4月22日晚到次日凌晨的这段时间内，许多党总部职员都离开了柏林，希特勒不停地同前来辞行的人们握手告别。这次撤离工作代号“后宫行动”，由希特勒的飞行机师汉斯·鲍尔（Hans Baur）负责主持。整个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波折，共有10架大型运输机从柏林西郊外的机场加图起飞，但最后抵达巴伐利亚的只有9架，另有一架飞机在飞行途中坠毁并发生爆炸。令希特勒倍感心痛的是，里面装着他的谈话记录等一些最珍贵的文献资料，现在全都化为了灰烬。那些离开的人称留在地堡里的人为“行尸走肉”，不过他们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巴伐利亚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自由，美国第7军很快占领了那里。

此时，苏联军队几乎已经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西线的苏军离波茨坦仅有10公里，而在北面、东面和东南面，苏军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逐渐收紧包围圈。柏林北部位于奥兰尼恩堡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已经被解放，苏联人在那里目睹了骇人的景象，地狱般的惨状让人毛骨悚然。苏军已经做好了最艰苦的准备，他们知道，越是接近柏林中心，战斗会变得愈加惨烈，双方必将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街区展开你死我活的肉搏战。

在听闻了希特勒的境遇后，希姆莱主动要求将他的仪仗队派往柏林参加战斗，希特勒充满感激地接受了这一请求。希姆莱没有食言，将这支部队送往了柏林。很快，希姆莱又将见到瑞典的勃纳多特伯爵，这是他们第四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到了这个时候，希姆莱还在幻想着只要赶希特勒下台，建立一个由他领导的新政府，盟军就会做出让步和妥协。而此时，盟军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摧毁纳粹势力，迫使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

当天晚上，凯特尔元帅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计划，由他前去寻找温克（Wenck）将军和他的第12军，从西南方向冲破苏军的包围圈，拯救柏林于危难。希特勒对他的计划大加赞赏，他特意让曼扎利准备了一碗豌豆汤和一些三明治为他的元帅饯行，还赠送了白兰地酒和巧克力，场面好不温馨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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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道别(1)

那天晚上，柏林城里人流进进出出，一派热闹场面。4月23日凌晨，凯特尔和约德尔一同离开柏林，前往西南方向寻找温克军团。半路上，约德尔与凯特尔告别，独自前往位于克朗姆尼兹的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希特勒已经昭告他的手下：“愿意走的人都可以走！”4月22日整个晚上，连绵不断的车流从大臣花园和纳粹党总部驶出，开赴柏林西部的加图机场和东北部的雷赫林（Rechlin）机场。希特勒命令两个秘书乔安娜·沃尔夫和克丽斯塔·施罗德前往巴伐利亚，同时被送走的还有他的前任保健医生西奥多·莫雷尔。克里斯蒂安将军也离开了柏林，但他的妻子葛达却撇下丈夫，坚决留在希特勒身边。

在雷赫林机场，克里斯蒂安将军遇到了阿尔伯特·斯佩尔，后者正决定返回柏林。在之前一天，斯佩尔还同希特勒见了面。在听闻希特勒打算自尽的消息后，斯佩尔感到深深的愧疚。他能有今天全靠希特勒一手提拔，但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却公开背叛了希特勒，他周游德国各地，积极劝说当地领导人不要执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对于这些，希特勒全都了如指掌，马丁·鲍曼负责向他汇报斯佩尔的一举一动，可能斯佩尔自己也知道这一情况。

斯佩尔的所作所为，如果放在其他纳粹分子身上，必定难逃一死，就地枪决已经算是运气，若是倒霉的话还会被挂肉钩活活折磨死。但此时的斯佩尔却主意已定，他要重返纳粹狼穴，当面向希特勒解释他的行为，即使因此丧命也在所不惜。如果可能的话，他还要向希特勒致以最后的道别。

同一天晚上，希姆莱与勃纳多特伯爵进行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4月22日之前，希姆莱一直在犹豫是否要与瑞典红十字会代表进行谈判，出于对希特勒的忠诚和敬畏，他始终没敢跨出这一步。但现在，元首的命运已经临近终点——用他最信赖的巫师的话来说，不能再错失良机。于是，在位于吕贝克的瑞典领事馆里，希姆莱再次见到了勃纳多特。为了保证安全，房间里的灯全部熄灭，只留下几盏蜡烛照明。在昏暗的房间里，希姆莱告诉勃纳多特：“元首伟大的生命已经临近终点。”他向面前的瑞典贵族承诺，德国会向西方盟军投降，同时也幻想着盟军愿意和他进行交易。在这条路上，希姆莱并不缺乏同伴，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戈林，也正处心积虑地想要分一杯羹。不过很快，无情的现实就会把这两个魔头的幻想击得粉碎。希姆莱和勃纳多特的谈话持续了1个小时，会谈结束后，瑞典伯爵立刻飞往了斯德哥尔摩。

在空军护卫队的陪同下，斯佩尔从雷赫林飞到了加图。在那儿，他又坐上前来迎接他的“斯托尔赫”轻型机，一直飞到位于柏林东西轴线上的勃兰登堡门。接着，斯佩尔亲自驾车穿越险象环生的街区，最后抵达地堡。斯佩尔深知自己是希特勒最钟爱的门徒，希特勒待他亲如骨肉，但在过去的24小时中，从地堡内传来的坏消息令他也感到非常担忧。不过等他到达时，希特勒已经恢复了往日的镇定。（一些地堡里的人发现在莫雷尔医生离开之后，希特勒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怒无常，令人恐惧了）

现在，偌大的地堡内已经空旷得能听见回声。在上层餐厅的走廊里，戈培尔孩子们的故事书杂乱地扔了一地。厨房里依然透着亮光，曼扎利还在忙碌地准备着每天的三明治和鲜汤。许多官员、秘书、勤务员和佣人都已经永远地离去了，剩下的人除了希特勒和爱娃，还包括他的两个秘书葛达·克里斯蒂安和特劳德尔·琼格、助手奥图·甘什、佣人海因茨·林奇、私人医生路德维希·斯达姆普菲格，另外还有戈培尔一家以及他的助手昆德·施瓦格曼（Gunther Schwagermann）。在以后的几天中，每日来访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主要是一些纳粹顽固分子如鲍曼、阿克斯曼等人，以及克雷布斯、布格多夫、魏德林、蒙克等德军将领，还有希特勒最忠实的飞行机师汉斯·鲍尔。

在进入地堡时，斯佩尔第一个遇到的是马丁·鲍曼。鲍曼之所以留在希特勒身边，并非出于其忠心，而实属无奈之举。他所有的权利和威望都是希特勒赐予的，离开了希特勒的保护，鲍曼的名头就变得微不足道，即便是低级别的纳粹文职官员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过去的几个月中，鲍曼一直在希特勒耳边说斯佩尔的坏话，现在斯佩尔主动出现更令他感到惊诧万分。不过，他很快意识到在目前的情况下，斯佩尔或许是自己惟一的救命稻草。一番寒暄之后，鲍曼请求面前的军备部长说服希特勒尽快离开柏林，前往布彻斯加德暂避。斯佩尔静静地听着，心里却并不打算这么做。

当斯佩尔进入希特勒办公室时，希特勒显得非常冷漠和疏远。他没有同他的部长握手，也没有招呼他就坐，不过至少有一点斯佩尔应该感到幸运，希特勒没有任何要杀他的意思。两人的谈话非常冷淡，斯佩尔试图解释自己抗命行事的原因，不过希特勒显然对此不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斯佩尔对海军司令邓尼茨的看法，此时斯佩尔马上意识到希特勒正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希特勒还让斯佩尔在柏林和布彻斯加德之间选择一处作为自杀之地，斯佩尔回答说如果自己要自杀，肯定会选择柏林，而不是一个“度假胜地”。希特勒还谈到了爱娃，爱娃希望能死在他身边。希特勒对斯佩尔说：“相信我，斯佩尔。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很容易的事，只要短短几秒钟，我就可以彻底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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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道别(2)

在随后的8个小时中，斯佩尔同地堡内的其他人一一道别。他看望了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并主动提出要把她的孩子转移到安全之处，但戈培尔明确表示拒绝撤离。看着眼前的这对夫妇，一切都已无需多言，斯佩尔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但一想到那些天真的孩子们，他还是感到无比的恐惧。斯佩尔还拜访了爱娃，她拿出一瓶香槟，两人开始坐着聊起来，而此时的希特勒正在隔壁屋子里睡觉。

第二天一早，凯特尔元帅就在离美军阵地不远处找到了温克的部队。虽然温克一贯看不起凯特尔，但面对元首的命令，他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他向元帅保证会去解救柏林，但等到凯特尔一走，他立刻向手下疲惫不堪的将士传达了另一个命令。温克以近乎道歉的语气告诉他的部下，他们又将面临新的艰巨任务。他强调说，第12军会开赴柏林，但绝不是去救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帝国，而是要在易北河与柏林之间开辟一条通道，让士兵和平民可以安全撤离，逃往西方盟军处。温克的计划是兵分两路，一路直取波茨坦以打通一条逃亡之路；另一路则向东挺进，突破苏联人的包围圈，与伯西的第9军实现会师。他再次向士兵们重申，他们的任务不是营救希特勒，而是去拯救深陷苦难的士兵和民众，避免更多无谓牺牲。

在那天晚上逃离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显得格外行色匆匆，那就是卡尔·科勒——赫尔曼·戈林在柏林的联络官。当希特勒前天在地堡内大发雷霆时，科勒并不在现场，但克里斯蒂安将军向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包括元首歇斯底里般的怒吼，他对军队的痛斥并誓言要死在柏林。当然，还有一条最为重要的信息，即希特勒有意让戈林负责与盟军进行和平谈判。科勒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不宜通过电话传达机密，他匆匆登上一架飞往慕尼黑的空军飞机，直奔戈林在奥巴萨尔斯堡的住处。

在听到科勒的汇报后，戈林惊呆了。虽然早在1941年6月，希特勒已经发布法令，任命他为元首继承人，但突如其来的变化还是让戈林大感意外。很显然，希特勒已经流露出退位之意，这是否意味着帝国元首的宝座马上要落到他戈林的手里？希特勒还宣称戈林比他更善于谈判，很明显是要求他的空军元帅与盟军展开和谈。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戈林感到高兴了，他早就盼着能和美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和谈。但戈林还想进一步证实消息的可靠性，他明白他的死对头马丁·鲍曼一定会竭力阻止他登上王位。

4月22日，戈林决定往柏林拍发一封电报。这封电报用词十分小心，避免出现任何对希特勒的不敬。在征求了法律顾问的意见后，最终形成了如下文字：

我的元首：

惊闻您决定留守柏林的消息，令我感到万分意外。为了维护帝国的千秋基业，我请求您允许我根据1941年6月29日的法令，代表您掌管国家和人民，并在国内外享有自由行动的权力。如果在今晚10点之前依然没有得到您的回复，我将认为您已经丧失了自由行动的能力，该法令的生效条件自动满足，我将正式代理行使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这个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我为您的处境深感担忧，言语已经无法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愿上帝保佑您，期望您能早日平安归来。

您忠实的奴仆：赫尔曼·戈林

当这份电报抵达时，斯佩尔正在希特勒身边。马丁·鲍曼把报告呈给希特勒，脸上难掩欣喜之情。尽管戈林的措辞已经非常注意，但鲍曼还是找到了几个把柄，他特意把晚上10点前回复那段递到希特勒眼前。戈林竟然向元首发出最后通牒！希特勒立即怒不可遏，他似乎完全忘了自己曾亲口对约德尔和凯特尔说，戈林是惟一能够代表纳粹同盟军进行和谈的。鲍曼提议严惩戈林的叛国罪行，将他就地正法，但希特勒想了想，还是决定回复一封电报给他的空军元帅，声明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构成了叛国罪，应当被执行死刑。考虑到他过去对纳粹党的贡献，可以免去死罪，但他必须立刻辞去所有职务。4月24日午夜，戈林、科勒以及其他奥巴萨尔斯堡的纳粹官员全都遭到了软禁。当天晚些时候，当局宣布戈林由于个人健康原因，正式辞去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同戈林相比，斯佩尔的叛逆行为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因此这个小插曲也让他感到有些可笑。不久之后，斯佩尔就向希特勒做最后辞别，气氛依旧很冷淡，希特勒还是没有和他握手。“再见！”希特勒冷冷地说了一声，旋即转身离去。斯佩尔走出地堡，重新穿过混乱的柏林街头抵达勃兰登堡门。他坐上飞机，再次开始一段危险的航行，只不过这次，他要永远地告别柏林了。

当纳粹帝国的末日即将到来时，哈尼斯和我仍然穿梭在柏林城中传递信息，但是我们的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柏林大大小小的街道上都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和动物，我们每次出行都会遇到极大的阻碍。无家可归的难民带着所有能拿上的家当，许多孩子都成了孤儿，无人看管的动物满街乱跑。人类发动的战争残酷地折磨着这些可怜的动物，一些残忍恐怖的场景深深地刺痛了我这个动物热爱者的心灵。我曾亲眼看到一匹马被活生生地残杀，那个可怜的生命被榴弹炸伤，无助地躺在马路上。人们因为饥饿过度而又没有任何武器，就直接围着它用刀和锯子一块块割下它身上的肉，直到今天我还会想起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母亲屠宰了一条狗，然后用狗血来喂她的孩子们。这种可怕的场面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而最常见的就是被坦克履带碾过后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尸体，每每想到这些我都想作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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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道别(3)

我们还曾见到过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一个十几岁左右的男孩被晾衣绳吊死在柱子上，尸体晃晃悠悠地悬在空中，右耳被扯掉了一半，鲜血浸透了整个右半边身体。他穿着一件过于肥大的国民突击队制服，脖子已经明显被套索扭断了。他的双手被捆住放在身后，双腿在脚踝处被捆绑，眼睛直直地望着天空，显出一种恐怖扭曲的神情。他的袖子上并没有希特勒青年团的臂章，可能是已经被摘掉了。周围没有张贴任何布告来说明他的罪行，如果我猜得没错，他应该是一个逃兵，一个“懦夫”，这种人都会被活活绞死。

我们不禁盯着这个可怜的灵魂看了好久，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我们又向前走近几步，但马上，我们就发现自己成了可疑人物。一位年轻的武装党卫队军士拦住了我们，要求说出口令，可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任何的口令。在他后面还站着一个年纪稍大的人，穿着一件不带任何徽章标志的外套，在我们看来，那似乎是普通警官的衣服。但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件外套上却挂着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这显然有违常理，因为一般人都不会把勋章戴在外衣上。连哈尼斯都开口说：“他可能是从阵亡的人身上偷来的。”除此之外，他身上没有其他任何勋章，也没有二级铁十字条纹。一般而言，只有在得到二级铁十字勋章之后，才有资格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这就让我们怀疑他是个冒牌货。此外，他的举止表现更令人生疑。整条街的街边窗台上都悬挂着白旗，他疯狂地朝这些旗子射击，但精准度却差得好远，显然，他以前从未使用过枪械武器。他转过头来，恶狠狠地威胁道：“要么重新回去战斗，要么我就把你们这些胆小鬼全枪毙了！”

“我们是大臣花园元首府的信差。”我向他解释道。

那个年轻的士兵推了我一把，嚷嚷道：“你别撒谎！”

“我没有！”我坚定地回答。

他显然被激怒了，这下麻烦来了。他长得人高马大，而且从脸色上看吃得也比我好。身上穿的制服崭新笔挺，我这套肮脏破旧的军装跟它相比简直就像一块臭抹布。我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好地方熬过了这场艰苦的战争。

哈尼斯身上只带了希特勒青年团摩托兵成员证和驾驶执照，他向那个士兵解释自己是我的司机，受命于希特勒青年团总指挥部，但对方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你们是从前线来的逃兵，”他的语气中带着施虐的快感，“毫无疑问！”

接着，他又转而盘问我。我随身携带了两份证件，分别是武装党卫队的征召证明和国民突击队的资格证。他一看完，立刻得出结论：我是武装党卫队的叛逃分子，现在又假扮成国民突击队的成员。他认定我们没有合理的身份证明，坚决不允许放行。我给他看了一封信件，收件人一栏清楚写着阿图尔·阿克斯曼的名字，可他还是不为所动。难道他不知道阿克斯曼是德国青年军团的头面人物吗？他脑子出了什么毛病？这时，哈尼斯终于看出了其中的奥妙。

“这小子眼睛盯着我们的摩托车呢。”他小声对我说道。在战争期间的柏林，任何交通工具都显得那样宝贵。事实上，想逃跑的人并不是我们俩，而正是他，他才是真正的懦夫，真正的逃兵。

当时，我们随身携带的武器只有口袋里的手枪，而他们正拿枪对着我们。我的使命是去传达来自阿克斯曼的命令，而且这个命令据我所知很可能直接来自希特勒，事关重大。我也曾经两次从苏联人的手底下逃脱，可现在呢，瞧瞧我们，被谁抓住了？一个举止可疑的老警官和一个身体健壮的武装党卫队士兵。真见鬼，他应该到最前线去保卫柏林的妇女和孩子！我暗自气愤。

“跟我来！”这位年轻的军士下令道。

我们被带到了街角的一间屋子，并一路走到地下室。那里有几个妇女，在她们身后有一张破旧的书桌，上面乱糟糟地堆着一些文件、一部军用电话机和一个公文包。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大胖子，这真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在那个战争年代，整个德国都很难找到如此肥胖的人。更让人奇怪的是，他脸部的神情非常像马丁·鲍曼。他也穿着一件在我看来十分“神秘的”制服：深灰色裤子，双排扣上衣，再加上天主教牧师式的衣领。这不是一战时的军装吗？这个人难道是执法官员？是他下令吊死了外面的那个男孩？

我把同那个军士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眼前的这位军官，让我颇感惊讶和安慰的是，他竟然拿起桌上的电话直接拨通了青年团总部。电话那头的人告诉他我没有撒谎，很明显，这让他吃惊不小。他答应放我们走，但同时警告道：“苏联人肯定监听了刚才的电话，他们已经知道你们的企图。”他显得有些幸灾乐祸。那个年轻军士极不情愿地交出了我们的摩托车，我估计他是经过一番掂量，觉得不值得为了一辆车而去冒犯鼎鼎大名的阿图尔·阿克斯曼。

那天发生的一切只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戈培尔和鲍曼早已发布了严惩逃兵的命令。人人都知道，任何在盟军面前露怯的行为都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纳粹甚至公然宣称，保卫柏林是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至高无上的职责。在一份名叫Panzebar（按字面意思叫做“坦克熊”）的报纸上，有如下文字：“值此非常时刻，任何不能恪尽职守的人都是叛徒，整个民族的叛徒……弱者总是悲天悯人，只有强者才能坚持到底，获得胜利……元首在哪里，哪里就有胜利！让我们把个人的命运抛到脑后。你可以选择勇敢地战斗然后牺牲，或者向敌人屈服成为可耻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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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道别(4)

后来有一次，我曾问过阿克斯曼，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会不会被自己人处死。他没有听出我的言外之意，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的孩子？当然不会！”可我并不明白谁才是“我们的孩子”？按照法律规定，任何德国青年都接受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但哈尼斯和我已经看到，那个在敌人面前胆颤的“我们的孩子”遭受了怎样的命运。我们也看清了那些残酷执法者的真实嘴脸，他们才是真正的懦夫。

第二天早晨，恰逢列宁诞辰，苏联军队在这天发动了24小时不停歇的进攻。为了准备庆祝即将到来的胜利，一面面崭新的红旗被分发到各个部队中，苏军将领要求他们的战士将旗帜插到每一座柏林的主要建筑上。这里顺便提一下柏林的滕佩尔豪夫机场，这座机场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在面临苏军包围的情况下，还一直保持着日常的商业服务。但到了那天早上，最后一个航班从该机场起飞，带着9名乘客飞往瑞典。当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时，可以看到周围一堆又一堆福克·乌尔夫战斗机的残骸。

此时，苏军已经逼近恺撒大道，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连夜转移病房。因为如果拖到白天的话，不仅是病人甚至连其他的医护人员都可能会丧命。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总共有14名病人和医护人员需要转移，所有的病人都无法独立行走。希特勒青年团总部抽调了几名人员来协助我，但显然没有人心甘情愿接受这样一项危险的任务。他们的级别都比我高出不少，因此这让我又多了一份额外的使命感。我们当然不可能找到任何救护车，手中最好的工具就是一辆烧木炭的旧式卡车。格特鲁德医生嘱咐我们带走所有剩下的医疗用品，包括几瓶药水和一些绷带。和少得可怜的药品相比，我们带走的冲锋枪和“巴祖卡”火箭筒倒是规模庞大，注定了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辛的撤离行动。

黄昏前，病人们都已经做好准备。我们为每个人安排了特定的担架，整齐地摆放在大楼背后的出口处。当夜幕降临时，我们立刻开始转移。我们前后共跑了6个来回，每一回都分成两步走：首先将病人转移到警察局总部，然后再把他们送到纳粹党总部大楼。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就在运送最后两个病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麻烦。

麻烦的来源正是我们的上级部门曾许诺派一辆军用救护车来帮忙转移，但这辆车迟迟没有出现，而我们却为此耽搁了整整1个小时。等到最后决定离开时，形势已经变得非常危急，苏军进入了大楼的正门，我们必须立刻撤退。哈尼斯建议由他在前面带路，我和司机一起坐在卡车前排，其余的病人和姑娘们都躲在后车厢。我们按照他的计划开始行动，但很快，猛烈的炮火封锁了前进道路，一时间我们难以突出重围。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先躲到路边一座坍塌过半的房屋中，把病人安顿下来暂保安全。我让司机同病人和护士们待在一起，随后拿起一把冲锋枪和一个火箭筒冲出屋外。接着，真正的麻烦来了。

一出门我就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两辆苏军的坦克，而且还是宽履带、倾斜装甲设计的T-34型坦克，后面跟着一些步兵。打头的一辆正隆隆地朝一座房子开去，那真是一个让人吓破胆的场景。我发疯似的撒腿就跑，穿过一排房子的后院，躲到了一个地下室里。这时，那辆坦克已经拐了一个弯，冲进了病人和护士们躲藏的那幢房子。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受伤，但愿上帝保佑他们平安。不一会儿，坦克又朝我躲藏的这间房开过来，我迅速下到了地下二层。那里的窗户很小，高度基本与街道持平。窗玻璃早已被打碎，只留下窗框周围一些锋利的边角。透过窗户，我看到那辆T-34一边向前推进，一边开炮轰倒一座座房屋。我没有看见一个苏联士兵，估计他们都隐蔽在坦克后面。周围没有出现任何的德**队。

坦克正一步步逼近我藏身的房子，地下室的墙壁和地板都开始不停震动，发出像搅拌机一般的声音，真令人感到恐怖。不一会儿，坦克和我之间的距离仅剩下7米左右了，我害怕到了极点，同这个钢铁巨兽相比，我的血肉之躯显得那么可怜卑微。没有时间去考虑结果了，我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我迅速架起了火箭筒，瞄准前方目标，摁下发射按钮。几乎同时，我闭上了眼睛，心里默默祈祷。

轰！！！

没有巨大的后坐力，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是一声沉闷的炸响。火箭弹残余的弹壳从发射筒中向后弹出，轻微灼伤了我颈部的皮肤，烧焦了几根头发。从发射口冒出的浓烟让我一阵咳嗽，还流出了眼泪。等硝烟过后，我看到眼前的苏联坦克周围弥漫着一股黑烟。这个大家伙安静地停在原地，不再动弹了。我击中它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我第一次用反坦克火箭筒进行攻击，竟然一举成功！（后来我才知道，苏联军队对这种简单、方便而有效的手提式火箭筒大感头痛，为了对付它，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整套坦克进攻战术）坦克车上燃起了熊熊火焰，一名苏联士兵从里面跳出来，飞速地越过街道逃走了。欣喜之余，我竟然也生出一股同情之心，这让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我只看到一个士兵的身影消失在烟雾中，但没有看见其他人从里面出来。我不知道一辆T-34型坦克能装多少人，那么大的家伙装3个肯定是没问题的，4个甚至5个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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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道别(5)

从小到大，纳粹向我们灌输的思想就是仇恨敌人，尤其是苏军，这么说丝毫不夸张。但在我心中，对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仇恨。即便是对那两个把我狠揍一顿，差点要我命的苏联小战士，我也永远不会有半点仇恨，因为他们同样也是人。当我看着那辆熊熊燃烧的坦克车，惟一想到的是里面那些可怜的战士，想到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女友。我体验过那种被火烧死前的痛苦，那是最令人恐惧的回忆。我只能祈求上天尽快结束他们的痛苦，让他们少受折磨。

我重新跑回了其他人暂避的那间房子，准备取一个新的火箭筒。一进屋，发现到处都是坦克炮火所留下的浓烟和尘埃。由于担心哈尼斯和其他人的安全，我迅速地跑向地下室。房间里硝烟弥漫，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隐约中前方出现了出3个身影，仔细一看原来是医院里的3个姑娘。她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火箭筒，正准备出去向敌人开火。

“不！”我惊呼道，“快回到地下室去！”

她们不听劝告。我转向哈尼斯寻求帮助，但他却说：“如果她们想战斗，就让她们去吧！”

“可她们是医护人员！”我激动地叫起来。

哈尼斯默不作声。

我们开始向楼上攀登。我拿着突击步枪在前面带路，哈尼斯在后面拿着2只火箭筒。经过炮火蹂躏后，楼梯已经变得破烂不堪，踩上去摇摇欲坠，有几级甚至不见了踪影。

从楼上透过墙壁的窟窿往下看，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街道上的动静。在马路的另一端，几个苏军士兵正倚靠着一堵墙壁，向街角处的一幢房子进行猛烈射击。我悄悄地瞄准他们，开枪射击，枪声响起，那几个人立刻就消失了。我想他们是找个地方隐蔽了起来，或者也可能是撤退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并没有撤退。不一会儿，第二辆坦克出现了，缓缓地从被击毁的同伴身旁开过，由于路面太窄，还差点撞上了同伴。在它后面跟着一队苏联士兵，由于距离太远，我无法用我的步枪射击。我向哈尼斯示意，让他把火箭筒递给我。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洛特突然出现在楼底下，她扛着一个火箭筒，径直跑到了路中央。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快退后！”我以最大的声音吼道，但显然还不够大到吸引她的注意。

她停在了坦克的正面火力线上，我一下子紧张得咬紧牙关，但洛特似乎还是像在格特鲁德医生的诊所里一样平静。她迅速地瞄准目标，开火，然后立刻跑到街道的另一边，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废墟中。她没有回头看一眼自己是否命中了目标，我也没有，我的注意力全在那个飞奔的小姑娘身上。一直等她安全逃离后，我才转过头，目瞪口呆地看到了她的战果：直接命中目标！第二辆坦克也开始燃烧起来，相似的身影从里面跳出来，迅速逃离了现场。但这次，我没有再去想坦克里面的人的命运，我的思绪全都集中在异常勇敢的洛特身上。

接近黎明时分，我们才完成了这次转移工作。阿克斯曼的指挥中心已经搬到了纳粹党总部的地堡中，而格特鲁德医生的诊所就在他的办公室隔壁。新的病房由防空洞改造而成，除了几把木头长凳，没有别的任何设备。我们随身带来了担架、木板床、椅子和桌子，还有一些药品和绷带。依靠这些东西，格特鲁德医生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医疗帮助。以军事标准衡量，这样的医疗设施仅仅达到野外急救站的水准，和新大臣花园中的急救医院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在那个诊所中，拥有一个手术台，附带用于手术照明的太阳灯，面积虽小但却设施完备。但是那儿的医疗负担也非常沉重，伤员多达数百，主治医生却仅有两位。跟他们相比，格特鲁德医生这儿只能勉强提供一些基本的急救措施。格特鲁德医生只有一个带着红十字标志的小箱子，里面装着她所有的家当，当然还是少得可怜。在起初的两天里，我们收到一些需要进行手术的病人，但格特鲁德医生却根本无能为力，一方面是由于设备的短缺，一方面是专业技能的欠缺。这样的病人只能把他们送出诊所。随着苏军的不断推进，大量的炮弹和手榴弹碎片像冰雹一样倾泻到德军头上，伤员的数量每天都在急速增加，一时间，诊所里进进出出的人流越来越繁忙。

鲍曼已经离开了他的党总部，和希特勒一起待在地堡里。其他几个高级的纳粹军官和文官也追随他的脚步，在大臣花园中苟延残喘。现在，党总部地下的防空洞已经成为了阿克斯曼的指挥部，同时也是我的新家，他的两个助手海因茨·波特（Heinz Boldt）和根茨·格雷姆（Gunther Weltzin）也在他身边。

虽然和高级官员住在一起，但我的精神却越来越消沉，越来越低落，沮丧、麻木的情绪快要让我崩溃了。常常这时候，阿克斯曼就会说一些好话，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在多年以后，我才弄清楚他说的那些都是骗人的鬼话，根本没有什么神奇武器即将问世。早在3月底，那些所谓的复仇武器V-1（“V”型飞弹）和V-2（战争期间首种投入使用的弹道导弹，也是惟一一种）都已经停止了生产。这些武器都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生产的，劳动力多数来自奴隶工和集中营里的囚徒。在盟军解放了这些地方后，武器的生产已经全部停止，而那时恰恰是希特勒生日前3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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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道别(6)

此时，鲍曼已经成了希特勒身边的大红人。除了担任陆海空军的总司令，他还是希特勒的贴身秘书，负责安排其工作行程。如此特殊的职务使得鲍曼成了希特勒最重要的挡箭牌，他把所有的坏消息都屏蔽在外，他也有权决定哪些人能面见希特勒而哪些人不行。进进出出的报告都要经过鲍曼这关，经过他润色修改后才能上报给希特勒。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总管”，风头压过戈林和希姆莱。所有人都要对他俯首称臣，但阿克斯曼却是个例外。阿克斯曼的希特勒青年团由于誓死效忠希特勒而获得嘉奖，希特勒特许阿克斯曼直接向其汇报，阿克斯曼因此也将“无条件效忠元首！”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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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堡(1)

1945年4月26日，星期三，苏军动用榴弹炮和喀秋莎火箭炮对柏林市区进行猛烈轰击，持续不断的炮火落到了威廉姆斯大街上，将我从党总部的地下防空洞中惊醒。我和阿克斯曼的两个助手一起住在他的地下指挥中心里，说它是指挥中心还真有点抬举了，里面的房间非常狭窄简陋，弧形的天花板快要碰到头了。我们只有两张军用帆布床，几个人就轮流睡。几乎所有人都很多天没有换衣服，也没有刮胡子。格特鲁德医生的医务室就在我们隔壁，那里总是挤满了人。地下室的走廊里堆放着许多死尸，有些已经开始腐烂，还有些被烧焦了，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味。即便在地下，还是能听见喀秋莎火箭巨大的轰鸣声。每当炮弹击中头顶上的地面，都会传来一连串令人胆战的爆炸，让人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颤抖。伴随着每次炮击，天花板上掉下一层层灰，房间里的灯光忽明忽暗，炮火带来的硝烟似乎也穿透了厚厚的墙壁，弥漫在整个地下室中。在党总部楼顶上有一挺四管防空机枪，不时地朝苏军方向进行猛烈开火，子弹划破天空发出的嗖嗖声回荡在头顶上。

哈尼斯说得没错，这里的确是人间地狱，我的生命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耗尽，所剩无几。我的衣服上布满了尘土和烟灰。每天的伙食非常糟糕，我们依靠厨房里堆积着的罐头食品过日子。掌管厨房的是一位很慈祥的妇女，我们都亲切地叫她“莱曼妈妈”。多数的罐头上面都没有标签，只有打开以后才能知道是什么东西。里面多半装的是肝泥香肠和红血肠，掺杂些咸肉末或者咸猪油，还有些罐头里装着黑面包，但不管是什么都很难吃。防空洞里没有生活用水供应，但却不缺少酒，这主要归功于鲍曼。纳粹官员们迅速洗劫了酒窖，源源不断地从里面搬出整箱整箱的葡萄酒、香槟和烈酒。我们用葡萄酒和香槟来泡茶，甚至连洗脸都离不开它们。

幸运的是“莱曼妈妈”还珍藏了一些奢侈品，例如沙丁鱼和法国吐丝等等，不过数量都很少。我们可以在她的小餐厅里分享这些美味，那个餐厅由两三张桌子拼凑而成。有一次，哈尼斯还从地堡专用的面包房里弄来许多刚出炉的面包，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的。“莱曼妈妈”把这些面包均等地分给我们，包括格特鲁德医生病房里的那个苏联士兵也有份。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几乎所有人都出现了腹泻，但由于药品短缺我们只能强忍病痛。我吞咽了一些法国吐丝和烈酒，希望能杀灭体内的病菌，但这显然起不了什么作用。

党总部内的厕所污秽不堪，淤积的粪便堵塞了下水道，使得整个厕所臭气熏天。更要命的是，餐厅就在离厕所不远处，不时传来的阵阵恶臭令人倒胃，在那种环境下吃饭简直是痛苦的折磨。造成这种环境的主要原因除了过多的人员外，还有冲洗用水的缺乏。当时，只有地堡还能保证冲厕用水和清洗用具的供应。

从表面上看，鲍曼是为了陪在希特勒身边才搬到地堡，但我也怀疑，他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自己个人安全的考虑。许多党卫队和纳粹党的文职官员都和他一样出不了城，他们都纷纷逃离了危险的地上办公室，潜入帝国党总部地下室和其他一些防空洞、地堡、避难所躲藏起来。有些幸运者还挤进了专为军队将领准备的更为幽静的地堡中，每当夜幕降临时，地堡的大小走廊里就会横七竖八地躺着众多和衣而睡的纳粹军官，他们全都被白天繁忙的战事搞得疲惫不堪。党总部的地下室里充斥着大量的纳粹文官，他们终日酗酒，让自己陷于酒精麻醉中，从而暂时摆脱战乱的阴影。

4月26日，这一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前往元首地堡。不仅如此，我还将前往元首地堡内的纳粹最高军事指挥部。阿克斯曼要求我陪同他离开威廉姆斯大街，一起前往元首地堡。当时我正睡得迷迷糊糊，脑子里一片茫然，根本分不清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我已经疲乏不堪，没有力气再做思考，本能地接受了阿克斯曼的命令。等到我能够思考时，脑子里只剩下一些模糊的记忆，我勉强爬起床，跟着阿克斯曼出去了。我们的脸上围着泡过酒的手帕，在街道间急速穿梭奔走。威廉姆斯大街早已被苏军的喀秋莎炮火所覆盖，而且由于现在敌人逐渐逼近，我们还面临着狙击手的威胁。那些可怕的狙击手很快将这儿变成了最好的表演舞台，只要有人从地下冒出头来，就会马上成为他们的猎物。

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狙击手盯上，或是被火箭炮送上天，我只是不顾一切地向前狂奔，尽量不去想自己的命运。神奇的是，我们最终活了下来，并且顺利抵达大臣花园。经过府邸正门的时候，那里早已没有任何守卫。我们在大臣花园里面遇到了一位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的士兵，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穿过如迷宫一般的走廊来到元首地堡外的入口。在入口处有一间小房子，那是希特勒的安全警卫头子约翰·汉斯·拉登胡伯的办公室。拉登胡伯和阿克斯曼是老相识，他很快为我签发了通行证，还带我到武器库去领了一把华尔瑟手枪。我把枪放到口袋里，跟着阿克斯曼继续向前走。我们来到了厨房的食品储藏室，穿过一个隧道，来到地堡的大门口。大门经过层层加固，外面有两个卫兵把守。卫兵们依然穿着整洁，精神抖擞，但身上的制服已经不是帅气的黑色军礼服，而是一套普通的军装。他们只向我们敬了个礼，没有更多的盘查，这令我非常惊讶。要知道，我的兜里可揣着枪，却没有人上来搜查。我之前一直听说，由于希特勒地堡周围的安全局势非常紧张，即便是高级军官都要求进行搜查，并没收随身携带的武器。而且按照规定，任何人都不允许带着手枪面见希特勒。但显然，我的第一次访问就打破了这个规矩，这也反映出当时元首地堡内部的混乱局面。为了通风的需要，地堡里的门经常敞开着。后来，随着我去的次数多了，连门口的卫兵都不再向我打招呼。我甚至还经常从花园里的紧急出入口直接进入元首地堡，因为那儿离党总部的距离比常规路线至少缩短一半，而减少一半路程就意味着减少一半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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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堡(2)

许多年来，一直有人问我是否后悔没有亲手杀死希特勒。确实，我是有这个机会的，好几次我离希特勒仅有数米远，但我的回答是我不后悔，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今天的人们也许不能理解这一点，但这的确是事实。作为一个成长在纳粹德国的16岁少年，我早就被纳粹彻底洗脑，在我的思想中，纳粹是世界上最神圣完美的政府，我从来都未曾质疑过这一点。和多数德国人一样，我狂热地崇拜希特勒，即便是到了战争末期，希特勒虚伪、罪恶的魔鬼形象已经表露无疑时，我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崇敬。你可能会问：“难道你没有听过犹太人的遭遇吗？你没有听说过集中营吗？”我的回答是我从未听到地堡内外的人谈起过任何有关犹太人和集中营的事，当时我所理解的集中营与真实的情况完全相反。直到多年以后，我再回忆起这段过去时，才意识到自己当时已经陷入怎样的恐怖和罪恶中。

从一个更加实际的层面上来说，我也不后悔没有杀死希特勒，因为如果当时我真那么做了，可能的结果不是被当场枪毙，就是被立刻吊死，甚至还会被挂在肉钩上慢慢折磨而死，我也就不可能坐在这里向你们讲述这段往事。

进入地堡上层，我首先来到一个被称为“公共休息室”的房间，有时候它也被叫做餐厅走廊或者餐厅过道。房间很狭小，屋顶很低，里面摆放着一张栎木桌。地堡内的多数低级员工、警卫士兵、传令兵和秘书都会在这里用餐，食物主要是来自地堡上的食品储藏室。我来的时候，这儿已经成了戈培尔的孩子们的游乐室，桌子上地板上到处都散落着儿童图书。他们同其他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也会围着餐厅的桌子坐成一圈，相互嬉戏打闹，还会捉弄一旁的卫兵。年纪较小的孩子会趴在地板上玩耍，稍微大一点的就在屋内屋外捉迷藏，快乐温馨的场景让人感受到家庭特有的和谐气氛。起初，我一直以为特劳德尔·琼格是他们的保姆，因为大多数时间她都陪着这些孩子，喂他们吃饭，和他们玩耍，后来我才知道她原来是希特勒的秘书。戈培尔一家的卧室位于地堡上层入口的右侧，工作人员在楼上为高级官员们准备好饭菜，然后再送到地堡下层的房间中。

现在，地堡已经成了戈培尔夫妇的新家，但这个家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好。不知是出于何故，他们彼此都难以容忍对方。虽然每次我看见他们时，这对夫妇都表现得相敬如宾，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两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虽然在个性上格格不入，但两人却都效忠纳粹主义，尤其是玛格达·戈培尔，更是疯狂地崇拜希特勒。

戈培尔的办公室在地堡下层，那也是他的卧室。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住在上层。6个孩子共住一个房间，分别睡在3张双层床上，而玛格达自己有一间卧室。孩子们喜欢在地堡上下层的走廊里玩耍，和他们的“阿道夫叔叔”关系亲密。作为回报，希特勒也让曼扎利为他们准备了充足的糖果、糕点以及新鲜可口的三明治。对于10岁的赫尔穆特来说，这一切就像一场大游戏，在孩子中，他并不是最聪明的一个，但却是最爱吵闹的，尤其喜欢扮演士兵。每当地堡随着外面炮弹的爆炸猛烈颤动时，他总是兴奋得大喊大叫。最小的海蒂仅有4岁，长得非常可爱，每个人都很喜欢她。其他还包括11岁的席尔德、8岁的霍尔德、6岁的海达和12岁的海尔格，他们都是些可爱、天真的孩子。其中最大的海尔格天资聪颖，显示出超越实际年龄的成熟，她是戈培尔最喜欢的孩子。

戈培尔非常疼爱他的孩子，在那最后的几天中，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来陪伴他们。这一家子的到来让地堡中弥漫着一种复杂交错的情绪。一方面是同情，因为很显然这对夫妇已经为他们的孩子安排好了未来的命运，而这些孩子却还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又觉得安慰，孩子们的天真快乐将长久笼罩在心头的战争阴霾一扫而空，也让这个希特勒控制下的充满独裁**气息的地堡有了一点温馨可亲的气氛。特劳德尔·琼格肯定是所有人中最高兴的，和每天听希特勒喋喋不休地谈论犹太人的罪恶相比，成为这些孩子的保姆显然是一种莫大的解脱和快乐。

在很多母亲看来，玛格达当时的想法简直可怕至极，但她却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她曾私下对朋友说：“一旦德国战败，戈培尔肯定会被视为罪大恶极的战犯，那样的话，我的孩子们每天都会受到别人的折磨、鄙夷和侮辱。他们那么善良，那么可爱，可未来的那个世界却容不下他们。我不会让他们忍受这样的苦难，我会让他们永远陪在我身边。” 玛格达·戈培尔不像爱娃那样温顺听话，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希特勒非常信任和喜爱她，还特意给她颁发了金质纳粹徽章以表彰她的忠诚。

虽然玛格达很受希特勒宠爱，但在这段最后的时间里，她的丈夫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曾几何时，两人曾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在其他纳粹官员纷纷逃离柏林的时候，戈培尔毅然搬入地堡，这证明了他对希特勒的忠心，而希特勒也曾在他与玛格达的婚礼上担任过伴郎。但现在时过境迁，两人之间的冷淡与隔阂日益深重。希特勒很少正眼看他的宣传部长，更不同他单独用餐，甚至连戈培尔打来的电话都要通过鲍曼转接，才能到达希特勒那儿。事实上，戈培尔和希特勒的卧室之间只隔了一条会议室过道，但他打来的电话必须先转到隔壁的总机房，然后再接到鲍曼的办公室，最后才能和希特勒通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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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堡(3)

我们穿过餐厅，沿着水泥阶梯下到了地堡底层，看见门口处站着两个卫兵。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有好几次我来的时候就发现大门敞开，门口一个人影都没有。我们进入的第一个房间就是等候室，余下的几天里我多数时候都要待在这儿。房间里有好多人，基本都是些等候传唤的副官、传令兵和秘书。也有些人和我一样是信差，但他们的级别都是高级军官，年龄也比我大不少。从等候室里可以看到会议室的大门，每次开门时都可以瞥见里面的情景。希特勒总是身体前倾，双手支着桌子，而戈培尔和鲍曼则喜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即便空间狭小，也总是乐此不疲。希特勒始终身穿一套军装，这么多天都没改变，从衣服上的褶皱可以看出，他晚上一直是和衣而睡。

有一次，我正和其他几位军官一起坐在会议室的过道上等候，突然间，希特勒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从地图室中走出，进入了过道。当时走廊里有好多人，看到他走过来，人人都立刻起身，像沙丁鱼一样紧贴着墙壁。希特勒走到我们这儿的时候，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没有注意身边的任何人。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直接走向了公文信件的收发室，迅速消失在我们眼前。

由于长久居住在狭小拘束的地堡中，许多人都开始表现出幽闭恐怖症的倾向。人造光长期照射再加上通风机不停地嗡嗡作响，让人们的神经陷于崩溃的境地，在那种地方生活实在是一种煎熬。我曾看见一帮将军从那间小小的地图室里涌出，他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快窒息了，真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呆了多久。希特勒还严令禁止他的部下在地堡内吸烟，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痛苦。

我第一次去元首地堡时，在水泥楼梯左侧发现了一排厕所，全都冲洗得非常清洁干净，着实让我大感安慰。这也许是专门为那些在等候室里苦苦等候的纳粹官员们准备的，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每次都借机享受一番。除此之外，地堡里还能供应日常的生活用水，这些水全都来自一口地下20米深的自流井。实际上，在整个大臣花园中，除了希特勒地堡以外，其他所有地方的用水供应都已经被切断或者被污染。

在地堡里，让我最受刺激的场景就是看到等候室内堆放着一车车的食物。所有三明治都是用新鲜面包做成的，这些面包来自于威廉姆斯大街的一个面包房。这家店在那种环境下依然正常运营，而且总有源源不断的新鲜原料：意大利腊肠、烧牛肉、新鲜奶酪和腌菜等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每次看见，我都忍不住想冲上去大吃一顿，但最后还是不敢造次。最让我感到痛苦的场景就是看见鲍曼走进了等候室，抓起一把三明治将他的外衣口袋塞得满满当当，然后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从那时起，我开始非常讨厌鲍曼。

当时，元首地堡和党总部之间的通信线路已经被完全切断，因此任何从地堡发出的指令都要由专人送到威廉姆斯大街（也可以通过宣传部的无线电设备进行发布，但只有党总部内的海军无线电室才能收发海军和党政信息密码）。于是，在之后的几天里，我不得不每天十几次地往返于威廉姆斯大街和地堡之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这是一场俄式轮盘赌的游戏，每次一跨出防空洞，就等于把自己的脑袋拴在裤腰上。幸运的话只是尝尝燃烧弹带来的浓浓磷烟和有毒汽油的味道，要是不走运就会直接被苏联火箭削成肉泥。在威廉姆斯大街，到处都有被火焰喷射器烧焦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甜味，这种气味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如果你很倒霉地赶上了一枚喀秋莎火箭在附近爆炸，立刻就会引发突然的失明和方向知觉的丧失。这是最为凶险的时刻，你必须迅速移动双脚寻找掩护，否则下一枚火箭就会如期而至。

在苏军的持续打击下，平日通行的街道已经成了一个乱葬冈，到处都可以看见死尸，有些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位于威廉姆斯大街另一头的党总部花园也成了一个大墓地，空中弥漫的战火硝烟让人无法看清地上的尸体，我就曾两次被僵硬的死尸绊倒。每当我们以为敌人的火力已经到顶时，迎接我们的总是更为猛烈的炮火，钢铁洪流如雨点般倾泻在道路上，一时间火星四溅，留下一个个白炽斑点。有些人被子弹和爆炸后的弹片击中，立刻被撕成了碎片。我们把一些身受重伤的人拖进了格特鲁德医生的病房，有些她根本无力医治，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急救措施。阿克斯曼要求我们尽量避开敌人的火力点以减少伤亡，但据我所知，在短短的四五天内，就有至少20个人死于苏军炮火之下，其中还包括柏林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奥图·哈曼。

不论何时前往地堡送信，周围总是充满着令人窒息的厚厚浓烟。炮弹击中目标后发出的轰鸣声几乎将我的耳膜震碎，更糟糕的是一时间耳朵还难以恢复，持续的嗡嗡作响折磨着我脆弱的神经，让人几近崩溃。

在地堡紧急入口的外面从来不会出现卫兵的身影，他们都躲在门背后的安全之处。在入口处还有一个小小的顶棚，可以稍稍抵挡一下从天而降的炮弹。每次我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门口，那两个警卫总会调侃道：“幸运的小伙子！你又成功了！”，或者说“怎么又是你，小伙子！你怎么还好好的？”曼扎利厨房里的助手们常常称这些卫兵为“地堡士兵”，有一次其中一位还对那些士兵喊道：“为什么你们不出去和苏联人战斗，却躲在这儿让一个孩子去替你们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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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堡(4)

在所有卫兵中，我最熟悉也是最喜欢的是军士长哈里·门格撒森。记得有一次，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地堡门口，却意外发现大门紧锁着。在平时一般情况下，大门都会留出一道缝隙，绝不会上锁。我重重地敲了几下，希望里面的人能听见，过来帮我开门，但结果却没有任何反应，外面隆隆的爆炸声压过了一切，没有人听得见我的敲门声。最后，我不得不绕到大臣花园的正面，冒着枪林弹雨进入了地堡。当我向哈里抱怨时，他很幽默地说道：“老天爷，这可是个秘密地堡，难道你还想让我帮你配一把钥匙吗？”

在最后几天中，哈里和我一有机会就开始聊一些热点话题，例如苏联人现在离我们有多远等等。当然，我们谈论的最多的还是温克的第12军，我们都想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开到柏林来救援。

此时，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仅限于柏林市中心若干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苏联军队的炮火几乎全部集中到纳粹的统治中心。该地区已经成为希特勒最后的立足点，其中包括了所有的政府办公大楼，而它的中心就是希特勒的官邸。该建筑整体呈正方形，周围被其他建筑群紧密包裹起来。东面是威廉姆斯大街街上的旧帝国大楼，西面是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的大本营，南面的新帝国大楼将上述两座建筑沿弗斯大街连接起来。该地区周围还有一些辅助性建筑，例如西边的柏林动物园，它被称为柏林“绿色的肺”，不过现在那里有一座重要的军事医院，并且为艾利赫·凯姆普卡的地下汽车厂提供燃料支持。

在这片建筑群下面遍布着如迷宫一般的地窖和地堡，它们多数通过复杂交错的地道相连（在柏林的政府区还有其他5个相互独立的地堡，分别位于几个部门的大楼底下，戈培尔在位于赫尔曼戈林大街的官邸下面就拥有一个非常豪华的地堡，另外还有十几个防空洞和难民营）。斯佩尔位于弗斯大街的办公大楼下面有一连串的防空洞和地下室，里面早已经挤满了满面愁容的党卫队士兵、伤员、护士、医生和平民。

党卫队军官的指挥部和起居室也位于这些地下室中，其中有一个防空洞原先是专为200名孕妇准备的，可等我赶到那里时，里面却已经塞了近500名平民，整个环境惨不忍睹。在这个地下建筑群中间有一所急救医院，那儿原来是政府的医药房，经过改造后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外科手术室。持续恶化的局势导致医院的医疗条件不断下降，已经快要沦落到普通地下室的水平了。

我对这个急救医院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帮助格特鲁德医生从这里取药，再送到她那个小诊所里。医院主要由两位外科大夫主持日常的工作，维纳·哈思（Werner Haase）教授是希特勒的第一任私人医生，几年前他离开希特勒到柏林著名的查理特医院开办了私人诊所。在这最后的几天中，他又重新回到了希特勒的身边，希特勒也对他格外信任，但此时的哈思自己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已经病入膏肓，常常感到呼吸不畅，因此每隔20分钟必须稍作休息。另一位大夫是恩斯特· 根茨·申克（Ernst Gunther Schenck）教授，其实他并非是真正的外科医生，而是一位营养师，因此动手术刀的技术还不算过硬，必须由哈思教授在一旁指点。整个医院的条件也非常糟糕，特别缺少绷带、麻醉剂等基本医疗用品。有时候，甚至不得不从堆放在旁边的死尸身上扯下绷带以满足需要。最忙碌的时候，几位医生在7天内完成了370多例手术，申克教授曾说：“我的手臂一直都陷在肠子、动脉和血块中。”

在这个地下堡垒群中，还隐藏着几座地下车库，停放着一些装甲运输车。另外还有一个1500平方米大的地堡，里面装着所有纳粹高官的豪华轿车和他们的司机，包括希特勒的奔驰车。在德语中司机被称为Fahrer，恰好与希特勒地堡（Fuhrerbunker）相匹配。位于这些建筑中间的是元首官邸花园，我就是在那儿被引见给了希特勒。从花园里能看见地堡惟一的地上部分：水泥碉堡状的紧急入口。碉堡上覆盖着带图案的帐篷垫，最顶上有一个党卫队炮台，再加上一排实弹机枪和聚光灯。

现在，希特勒和他的纳粹余孽进出柏林的空中通道只剩下勃兰登堡门附近的一个飞机跑道。在苏军炮火的紧逼下，这条跑道的使用空间被大大压缩，飞机的降落或者起飞都变得险象环生。多数进入柏林的官员都会像斯佩尔那样选择“斯托尔赫”轻型教练机作为座机，因为它是少数几种能在小范围内降落的飞机之一。如此危险的飞行对驾驶员的技术和胆量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必须以很快的速度飞抵柏林以躲避苏军炮火的袭击，然后再骤然减速下沉，落到这条短短的跑道上。由于难度太高，许多人都因此而丧命。此时，苏联军队也已经开到了跑道的另一端，猛烈的炮火不断威胁着这条纳粹最后的生命线。

之前，纳粹大本营的防御工作由党卫军少将威廉·蒙克负责，此人年仅34岁，是当时德军中最年轻的将军。在战后他被起诉犯有多项战争罪行，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获释。由于不满德军的节节败退，希特勒一怒之下撤销了蒙克的职务，并任命黑尔姆特·魏德林担任城防总指挥一职。其实当时的德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无论换谁都难以挽回失败的命运。蒙克实际可用的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数量不到1200人，魏德林比他稍好些，手下拥有万名正规陆军士兵和万名国民突击队队员。另外，阿克斯曼还控制着2700名希特勒青年团战士，他们大多都被部署在外围，负责守卫施普雷河与汉克河上的两座桥梁，这两座桥也是纳粹最后的陆上通道。海军司令邓尼茨还为魏德林提供了5400名海事军校生，但这些水兵对于城市攻防战实在算外行，仓促上阵的结果只能是换来巨大的伤亡。而这些残破不堪的德国部队所要面对的是苏联250万人的大军，德军指挥官称之为“惊魂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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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堡(5)

正如地堡算不上真正坚固的地堡一样，纳粹最后的大本营区域也远远谈不上固若金汤（但在布雷斯劳，卡尔·汉克却构筑起一个较坚固的堡垒。汉克是一个残酷无情的纳粹分子，为了阻止苏军攻陷布雷斯劳，他下令将城内所有年老的妇女和孩子都赶出城外，致使数以千计的人被活活冻死。在城内，连年仅10岁的少年都被投入到前线作战，如有违抗一律处以极刑）。明眼人都能看出，柏林的防御工事薄弱得就像一层窗户纸，根本不堪一击。

在所有城防设施中，最显眼的是分布在柏林东、西、北方向上的3个巨型高射炮塔。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能称之为“塔”，它们只是一些巨大的水泥墩子。斯佩尔最初是想模仿中世纪的城堡风格，但拙劣的设计水平让它们看上去就像一块笨拙的大石头。柏林动物园里的那座炮塔直接被叫做“动物园”（其实际占地面积非常大，远远超出动物园本身的范围），它是3座炮塔中最大的一座。我个人更喜欢称它为一座地堡，因为在战争末期，它所发挥的作用正如同地堡一般。动物园地堡的地上建筑共分5层，每层的高度非常惊人，叠加起来整个楼比动物园里的树木还要高出40米。其墙壁为2米厚的混凝土防护层，窗户配有不锈钢窗板保护，可以根据受攻击的情况来开启或关闭。

动物园地堡总体呈正方体形状，在4个角上分别竖起一座高塔，如同中世纪城堡一样。每座高塔上都有一组128mm的防空机枪，总数一共是8挺，交织而成的火力网能够有效阻止敌人轰炸机的进攻。在机枪下面的城墙中，还部署着12门大炮，分别位于4个方向，主要用来阻止低空突破的飞机。这5层从上到下依次为：机关枪士兵的营房；一座拥有两位外科医生和100张病床的医院；存放着博物馆珍品的储物室；能够容纳万人的两层防空楼。在地下还有另外3层建筑，分别包括厨房、厕所、电力供应和军火弹药等设施。

另外两座高射炮塔，一座位于菩提树下大街北面，靠近地铁站的地方，另一座则在兰茨伯格大道东边。这两座不如动物园地堡那么庞大，但同样都被武装得牢不可破。通过这几座炮塔，德军将领可以清楚地看到苏军的推进情况。流离失所的平民纷纷逃入炮塔中寻求庇护，塔内防空楼和医院的实际人数都远远超过了设计标准。每一条走廊、每一个房间里都挤满了避难的人，人们就像罐装沙丁鱼一样相互紧贴着。由于过度使用和缺乏冲洗水，厕所很快就被堵死不能用了。医生和护士们都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去塔外掩埋尸体，因此医院的过道很快就成了停尸间，随处可见大量的残肢断臂和其他腐烂的身体器官。

除了这几座高塔外，我在柏林城内几乎看不到其他的城防设施。在每个主要路口，疲惫不堪的国民突击队士兵将燃烧的汽车、装满水泥的油桶和其他能够找到的一切废墟都拼凑起来，组成一个个临时的坦克路障。这些路障几乎起不了任何作用，要想对付苏联军队的T-34坦克，最有效的武器还是铁拳式火箭筒。这些致命杀手主要被希特勒青年团布置在大楼的地下室中，用以阻止苏军的进攻。尽管这种火箭筒威力非凡，但由于数量有限，根本无力延缓苏军的步伐。苏联军队在短短十几分钟时间内，就迅速突破了施普雷河、汉克河、哈韦尔运河一路防线，矛头直指纳粹的最后巢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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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人院(1)

从元首地堡返回后，我直接去了格特鲁德医生的病房。她一看到我，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地堡里的情况，还问我是否见到了希特勒，我回答说“没有”。虽然我偶尔从门缝里瞥到了几眼，有几次还半路遇到了他，但我始终觉得那不算是真正见面。在地堡的这几天里，尽管很多时候都看不到希特勒，但我依然能感到他鬼魅般的身影无处不在。接下去，格特鲁德的问题让我一下子愣住了。

“你见到爱娃·勃劳恩了吗？”

“爱娃·勃劳恩？她是谁？”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当时大多数德国人都对她一无所知）。

“你不知道？”她显得有些吃惊，“她是元首的情人。”

“不可能！元首怎么会有情人？！”我盯着她的眼睛说道。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不符合我印象中那个孔武有力、充满男子气概的领袖形象。二战中，所有德国人都被纳粹欺骗，笃信希特勒是个一心为国操劳，不会为儿女私情这等琐事牵扯精力的真英雄。我妈妈甚至还对我说过，希特勒，承担不起结婚所付出的代价。

格特鲁德医生坦承，当她刚听闻此事时也和我一样的惊愕万分。“我那时也不敢相信。”她说道，但格特鲁德把爱娃看作心目中的“女英雄”，她告诉我爱娃特意从布彻斯加德赶到希特勒身边陪伴他。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否可信，长久以来人们早已习惯于将希特勒看作超脱凡俗的救世主，突然之间出现了情人一说，当然令人难以接受。我又跑去问阿克斯曼，他当然知道爱娃·勃劳恩是谁。于是，我惊呆了。

每次到地堡里送信，接收的军官总会友好地跟我打招呼：“好样的，小伙子！办事真让人放心。”他虽然嘴上那么说，却从来没赏给我一杯水或者一个三明治什么的。我每次的任务并非都和军事相关，有时候也要帮格特鲁德从哈思医生那儿取些医疗补给回来。当然两者之间的优先级毫无疑问，永远是军事情报第一，医疗补给第二。

有一天我从紧急出口进入地堡，路过前厅的时候意外地遇上了希特勒。当时他正斜靠在墙上，听着鲍曼在那儿手舞足蹈地讲些什么。大厅另一端还有一位党卫队军官，一些士兵正在紧张地搬运各种箱子。在地堡最后的那段时期，我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一个个装满机密文件的纸箱子被搬到花园中付之一炬。只是在那样的天气环境下，这种销毁方法效果并不太好，许多文件被风刮得满地都是。

同一天晚些时候，我沿着帝国大楼的过道前往防空洞。一路上，我看到走廊里挤满了人，里面有许多女兵，看上去她们的样子都差不多，一样肮脏不堪的军服，一样污秽不清的面容。但我马上认出了其中的一个人，汉娜·瑞奇，传说中那位迷人的女试飞员，不过她现在看上去精疲力竭，更像一个从散兵坑里爬出来的士兵。她身上到处都是泥浆、尘垢、油污和灰土，看起来有点神志不清，但精神却依然亢奋。让她如此亢奋的原因是她身边那位躺在担架上的空军军官，那个人依然穿着一套空军制服，外面盖了一条军毯。我立刻注意到他衣领上别着的军章：橡树叶镶钻剑骑士铁十字勋章！他有一张俾斯麦式的脸庞和大大的鼻子，看情形他伤得很重。毯子的下半截已经被鲜血浸透，一位医生正用夹板和绷带小心地医治他的右脚。我不知道那只右脚还能不能保住，那个人始终闭着眼睛，看样子，他可能已经昏迷了。

在他们身旁有两个党卫军士兵，其中一个说：“这个女人不愿意离开他。”瑞奇一直紧紧握着那个男人的手，不停地抚摸着他的额头。我挤开拥堵的人群向她走去，等到靠近时，我发现她的情绪非常激动。我立刻敬了个礼并说道：“瑞奇夫人，我们在赫兹伯格见过面。”（我的祖母认识瑞奇的父母，多年前她曾带我去过瑞奇家，在那儿我第一次见到瑞奇）

没等我说完，她就愤怒地打断我：“我不是什么瑞奇夫人，我是空军上校瑞奇！”

究竟是什么让她如此暴怒？

凑近一看，我发现她的手上和脸上都沾了不少油污。她上身穿着一件飞行员夹克衫，但衣服的尺寸有点过大，套在她娇小的身躯上显得松松垮垮，里面的白衬衣已经变黑，有些地方都扯烂了。她激烈的反应让我有些吃惊，我不敢再多说话，更不敢继续提问。

事实上，担架上躺着的那个人是德军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空军上将冯·格雷姆（Ritter Von Greim）。他是德国空军在整个东线战场上的总指挥，而瑞奇则是他的妻子。这是一对不同寻常的夫妇，男方高大、成熟，具备大将风范；女方娇小、美丽迷人、风姿卓绝。两人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誓死效忠希特勒，无怪乎瑞奇会对格雷姆的伤势如此紧张。对于希特勒来说，这对夫妇抵达柏林是这段日子里最不寻常的插曲之一，他们的到来也证明了虽然希特勒迷信自己的军事天才，但他的疯癫狂乱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

希特勒还在为戈林的公然叛变感到怒火难平。阿克斯曼起初也认为戈林应当被就地正法，但后来当他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时，马上意识到这是鲍曼设下的圈套，他立刻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希特勒依然还在苦苦寻求他的接班人，他认为格雷姆是个不错的人选，不仅战功卓著，广受尊敬，而且还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的妻子瑞奇作为希特勒的老朋友，同样是纳粹最忠实的拥护者。希特勒决定任命格雷姆为空军总指挥，并晋升为帝国元帅。希特勒本可以通过电话或电报的方式下达命令，可他却固执地让格雷姆亲自到柏林来接受封赏，结果这一固执就差点让这位倒霉的将军白白丢了一条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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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人院(2)

当时，柏林上空几乎完全被苏联封锁，勃兰登堡门附近的那条小跑道也已经被苏军团团围住。几天前斯佩尔之所以能从这里全身而退，一是走得比较早，二就只能说是运气好了。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格雷姆夫妇还能死里逃生，活着抵达柏林，实在只能说是奇迹了。在出发前，格雷姆的副手卡尔·科勒曾经劝过他，让他不要前往柏林。科勒认为，盟军的空中轰炸已经将位于奥巴萨尔斯堡的南方指挥中心夷为平地，同时，希特勒、鲍曼、戈林等人的官邸也遭受严重损毁。在各条战线上德军节节败退，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再打下去只会徒增不必要的牺牲。但是格雷姆根本听不进部下的劝告，他的本性让他无法违抗希特勒的旨令。瑞奇更是个坚定的纳粹主义分子。如果第三帝国真的要上演最后一幕绝唱，那她肯定会义无反顾地跳上中心舞台，第一个成为“殉国者”。

第二天，这对夫妇从原驻地出发飞往柏林东北部的雷赫林机场，那里停放着一架直升机，他们希望能开着它直接飞到大臣花园的花园里。但他们的美梦落空了，那架飞机由于严重受损难以正常飞行，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找到了一架福克·乌尔夫190飞机，甚至还请来了将斯佩尔安全送往柏林的那位飞行员。但很快，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福克·乌尔夫190机舱狭小，除了飞行员，无法同时搭载瑞奇和体形硕大的格雷姆。瑞奇当然不愿被单独抛下。她发现在飞机尾部有一个紧急出口，虽然很窄，但由于她只有米高，身材纤细娇小，因此还能够勉强挤进去。准备完毕后，他们开始以较低的高度向市中心飞去。为他们护航的是40多架空军战斗机，这些宝贵的战机面对着苏军严密的火力网一架又一架地送了性命，以此为代价所执行的却是一个连格雷姆自己都一无所知的秘密任务。

当格雷姆夫妇抵达加图机场时，随行的护卫战机已经所剩无几，连他们自己的座机也损伤严重，无法继续飞行。剩下惟一可用的飞机就是一架两座的小型教练机，无奈之下，格雷姆只有亲自驾机，带着瑞奇一起飞往勃兰登堡门的飞机跑道。正当他们向柏林市中心进发时，灾难开始降临。在地面上进行巷战的苏军发现了飞机，立刻集中火力猛烈射击。子弹穿透了薄薄的机身防护层，直接命中格雷姆的右脚。撕心裂肺的疼痛让他无法继续驾驶，一旁的瑞奇见状立刻侧身紧握方向盘，艰难地控制着飞机。经过一连串惊心动魄的疾行、闪避、穿越、翻飞后，飞机终于降落到勃兰登堡门的跑道上。一辆早已等候多时的汽车带上他们，飞一样地驶向希特勒的党总部。

当格雷姆抵达地堡时，他才终于知道这个“非常”任务究竟是什么。当希特勒眉飞色舞地宣布任命他为空军总司令时，格雷姆痛苦地躺在斯达姆普菲格医生的病房里，捂着那只严重受伤的右脚哀号。但希特勒却依然情绪亢奋，在那间小病房里走来走去，喋喋不休地斥责部队将领、党卫军、戈林甚至德国人民的懦弱无能。他不停挥舞着愤怒的拳头，脸色铁青地说道：“现在我一无所有，所有的忠诚都成了背叛，所有的誓言都成了谎言。德国人民丧失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德国士兵都是懦夫，明明知道自己的妻子会遭苏联人蹂躏，还是临阵脱逃。戈林白白糟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力量。”希特勒重复着这些陈词滥调，越说越兴奋。

这真是个可笑而又奇怪的场景。为了护送格雷姆安全抵达柏林，许多战斗机连同它们的飞行员都成了苏军的炮灰。而这位新任空军总指挥官还严重受伤，至少3天不能动弹。一些飞机被派往柏林准备接回格雷姆夫妇，在中途也被一一击落。面对自己引发的这些荒唐事，希特勒还极力狡辩。他责备他的空军元帅应该学会灵活变通，不该亲自冒险。即便是普通士兵，面对不合理的命令也会拒不执行。希特勒大概忘了，自己刚才还在没完没了地强调所有人都要坚决服从他的命令，不管是怎样的命令，都必须无条件执行，否则会被处决。

当格雷姆还在地堡中接受治疗时，地堡外的局势正迅速恶化。我永远也忘不了在旧帝国大楼外面看到的场景，那儿放着一个巨大的洗衣盆，里面装满了浸没在血水中的残肢断臂，周围还有许多腐烂的躯体。这个盆原来放在医疗室里，不知谁把它拿出来搁在了露天。或许他们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可怕的人体残躯，或许他们根本不屑于此，或者也可能他们自己都被苏联火炮击中，直接被送进了鬼门关。

随着战火的蔓延，照料伤员的任务正变得越来越艰巨。在纳粹党总部，原本仅能容纳15人左右的病房里已经挤进了30多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越来越多的伤员涌入。除了空间紧缺，必要的医疗绷带和药品也面临着严重的不足，但最令格特鲁德医生感到头痛的问题是缺水。

“快拿水来！”她经常这样绝望地呼喊。

如果想弄到水，就必须冒险前往威廉姆斯大街的另一端，在那儿会有临时供水车。刚开始我们使用大口果酱瓶装水，但很快发现效果不佳，首先是瓶盖密封不好容易漏水，其次在剧烈奔跑时那么多瓶子也不好拿。后来，我们得到了一些10升装的金属盆，这样每天来回取水的次数就大大减少了。真是感谢上帝，大大减轻了负担，要知道那时候我每天还忙着送急件呢。但到最后那一两天，取水的危险任务都交给了年纪更小的孩子们，不幸的是很多人都为此丢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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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人院(3)

当时，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装尸袋和毛毯，所有的死尸都被堆积在地下室的楼梯旁，等到苏军的炮火稍稍减弱时，再把这些尸体拖到后院中。有一次，苏军的进攻出现了短暂的停歇，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就决定冒险将他们年轻同伴的尸首挪到屋外掩埋。刚等他们跨出门口，一枚苏军迫击炮弹就从天而降，夺走了两个年轻的小生命。掩埋尸体的人自己却成了冰凉的尸体，这样的结局实在令人心酸。还有一次，我们四五个人聚集在出口边，等待着外面炮火的停息。过了一会儿，一个传令兵做了一个冲锋的手势，率先跑出了防空洞。几秒钟后，他在我们眼皮底下中弹身亡。

“他去见上帝了！”我身边的一个男孩惊呼道。

我大声说：“我们去救他回来！他可能还活着！”话音一落，我们3个人立即飞奔而出。其中两人去查看那个被击中的男孩，很不幸，他已经断气了。而我则直接跑向了地堡，并再次顺利抵达。后来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阿克斯曼，他立刻陷入沉默，没有说任何话。阿克斯曼总是用理查德·阿恩特（Richard Arndt）的例子来教育我们，阿恩特是一战时期德国的一位传奇人物，参加凡尔登战役时他年仅15岁，这在当时德军中绝无仅有。后来他出书记载了这段经历，也因此成为希特勒青年团顶礼膜拜的偶像。在纳粹的宣传下，二战末期德国参战的15岁少年兵达数千人之众，其中不少人都成了纳粹主义的牺牲品。

在阿克斯曼的蛊惑下，我们决心用阿恩特式的勇气来武装自己，天真地以为也能像他那样名垂青史。我们宣誓效忠希特勒，绝不辜负元首的期望。盲目的愚忠把我们变成了一具具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将纳粹主义看作至高无上的理想。在今天看来，那是一种充满罪恶的狂热，但当时的我根本毫无意识。当我们这些孩子冒着炮火在外面玩命时，制造这幕惨剧的纳粹官僚却悄悄地躲进了各自的地堡，或者早就逃之夭夭。越来越多的谣传开始出现，传说那些逃跑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都被遍布柏林的警察给绞死了。对此，我们深感震惊。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我并没有受过重伤，只是左手手指曾经被子弹片击中，导致整个手掌都被裹在石膏里，而且由于皮肤里的金属残渣作用，小手指也开始发炎。但在紧张的工作压力面前，我根本顾不上这些，我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疲劳和危险，永无安宁时刻。一天中至少工作18个小时，过度劳累让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入睡，同时也让我忘却了伤势，但格特鲁德医生却坚持让我去帝国大楼的急救医院里打一针。想来真是一种命运的嘲弄，我那么不顾一切地冒着生命危险冲过“死亡街道”，只是为了治好一个小小的指头。不过很不幸，由于注射了过量的破伤风疫苗，我全身开始长出水泡。

此时，无论是格特鲁德医生的诊所还是帝国大楼下面的急救室里，各种医疗药品奇缺，惟一还有些储备的只剩下动物园地堡里的军事医院，雷娜特希望我从那里取回些药品做补充。动物园地堡位于蒂尔加腾西南角，距离纳粹党总部有很远的距离，而且中间要穿越遭苏军密集轰炸的地区，同时面临苏联巡逻兵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去无异于送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你一定能行！”雷娜特鼓励我，听她的口气就像在谈论一场升学考试。我不愿让他们失望，只好答应下来。这一答应就直接送我去鬼门关走了一趟，幸亏最后还是回来了。从我出门的第一刻起，苏军的火箭炮就像冰雹一样汹涌而来，不断激起猛烈爆炸，引发的大火把周围烧成一片火海。临近动物园地堡时，我又遇到了浓烟的袭击，视线完全被挡，分不清东南西北。在这种处境下，我最终能够安全抵达，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拿到所需的药品后，我正准备离开。此时，大量士兵和平民涌入防空洞中，如潮的人群完全不遵守任何纪律规则，夹在中间我几乎寸步难行。现场一片混乱，许多人都在高声尖叫，婴儿们受到惊吓不住地啼哭，我还亲眼看见一对男女在众目睽睽下当场**。在漫长的等待中，我突然想起哈尼斯或许就在此处，于是立刻环顾四周，试图找出他的身影。但很快我发现这是徒劳之举，因为即便他真在这儿，面对那么多人，想要找到他的可能性十分渺茫。人群开始变得愈加疯狂，我几乎是被推出了底楼门口。虽然又再次面临苏军炮火的威胁，但我的心情却感到一丝轻松，终于摆脱了那种疯狂，而且我还很幸运地活着。

回到党总部，我把药品交给了雷娜特。作为奖励，她帮我打了一针药剂，暂时减轻了水泡带来的疼痛与瘙痒。我吃了几片烤干面包，又喝了几口杜松子酒，却依然感到肠胃疼痛难忍。我已经整整一天没吃东西，只是喝了几口水。如果不是有机会去地堡，我可能连一滴水都喝不到，也许早就脱水而死了。过了一会儿，腹部的疼痛终于减轻了，但整个人已经无比虚弱。我一直靠自己的毅力在勉强支撑，直觉告诉我绝不能放弃，一旦倒下就永远也站不起来了。

当天深夜，希特勒把汉娜·瑞奇叫进书房，告诉她自己决定和爱娃一起自杀，并要求在死后将尸体全部焚毁。他随后取出两瓶毒药，一瓶给她，另一瓶则给格雷姆。格雷姆夫妇在地堡内有自己的房间，余下的3天里，瑞奇多数时候都在卧室里陪着格雷姆，希特勒也会经常来看望他们。希特勒坚持要求格雷姆尽快离开地堡，重新担负起指挥职责。但格雷姆夫妇却拒不同意，他们希望留在地堡中，和希特勒一起“殉国”。在末日来临之际，他们决心一起服毒自尽，但自杀的手法却与众不同。他们没有选择用手枪打穿头颅，而是每人拿一颗手榴弹，在吞服毒药的一瞬间拉掉保险环引爆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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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人院(4)

在我看来，冯·格雷姆无疑是一位战斗英雄，也是位智勇双全的军事家。但即便是这样一名杰出将领，也深受希特勒魔咒的蛊惑而不能自拔。当他在地堡里遇见科勒时，曾兴奋地对这位部下说：“元首强大的自信完全激发了我的斗志，德国不会灭亡，我们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个地方就像是不老泉，让我重新充满活力。”

科勒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话，“这个地方是精神病院！”他喃喃道。

地堡确实越来越像个精神病院，希特勒一天到晚在他的书房或地图室里踱来踱去，嘴里不停地痛斥那些帝国的叛徒们，有时候情绪激动得濒临休克状态。戈培尔恼怒于戈林的仓皇出逃，当那么多忠于希特勒的将领都愿意为之献身时，他这个空军元帅却敢苟且偷生，简直罪大恶极！他大谈特谈为第三帝国牺牲的无上光荣，猛烈抨击希特勒身边的那些叛臣贼子。在戈林、斯佩尔和希姆莱等人纷纷落马、出逃之后，鲍曼已经成为希特勒身边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另外两个当然是戈培尔和阿克斯曼。

阿克斯曼愚蠢地深信希特勒是上帝派到人间的救世主，注定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伟大领袖，他是不同凡俗的超人！由于这番狂热的吹捧，希特勒兴高采烈地授予他帝国最高荣誉——日耳曼金十字勋章，而且由希特勒亲自为他授勋。希特勒还对他说：“没有你那帮孩子们，战斗不可能坚持到现在。不仅仅在柏林，在全德国都是这样。”阿克斯曼答道：“他们都是您的孩子，我的元首！”回到党总部后，阿克斯曼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喜悦，对我们高声叫道：“为了忠诚！为了我们所有人！”至此，他已经成了希特勒最倚重的心腹之一，他也把自己的座右铭改成了“无条件忠于元首！”

当天，魏德林将军的指挥部遭到喀秋莎火箭猛烈袭击，无奈之下只能撤往帝国大楼附近的一个地下室。该地下室作为旧陆军总部所在地，曾秘密处死过因刺杀希特勒失败而被捕的冯·施道芬伯格上校。4月26日，苏联军队已经开抵亚历山大广场，距离希特勒的最后巢穴仅1公里之遥，苏军坦克很快将出现在威廉姆斯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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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背叛(1)

1945年4月27日早晨，我同往常一样穿过炮火的封锁和呛人的浓烟，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地堡的前厅。我的双眼被硝烟熏得难以睁开，模模糊糊看见前面有3个女人的身影。在她们眼中，我肯定看上去衣衫褴褛、邋遢不堪。身上的军装撕破了，面孔乌黑，头发蓬乱，模样简直糟糕至极。自从搬入党总部后，我一直没有换过外套和裤子，更不用说里面的内衣和袜子。由于我急急忙忙地冲进来，再加上浑身上下这幅尊容，显然会把眼前的这几位女士吓一大跳。其中一位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丝绸手绢递给了我，我马上表达了谢意，用手绢擦了擦双眼。接着，她又递给我一杯凉水，我正准备说谢谢，一抬头，手里的杯子滑落了。

她是爱娃·勃劳恩！我立即认出另一个女人就是玛格达·戈培尔。落到地上的玻璃杯顷刻间摔得粉粹，我涨红了脸，又羞愧又窘迫，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儿。这时候，爱娃从一旁的餐车上又拿来一杯水递给我，轻轻地说道：“别紧张！别紧张！”

我接过杯子时，注意到玛格达的手正放在额头上，似乎有些头疼的症状。她背后的另一个女人开口道：“这么小的孩子都被送去打仗，实在太可怕了。”玛格达依然用右手盖着额头，一言不发。爱娃不停地好言安慰我，她甚至用手帕蘸了点水，轻轻擦拭着我的眼眶。“冷静点，别紧张！”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格特鲁德医生，她还是对爱娃很好奇：“她看上去有多大？”

“25岁左右？”我估摸道。我从不擅长猜测别人的年龄，这次果然又错了。实际上，爱娃当时已有35岁，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从她的举止仪态上看显得非常年轻，更像个女孩而不是女人。她身上有着突出的少女气质，乐观开朗，神情愉悦。不管面对怎样的坏消息，她都不会显露出一丝忧虑。在我眼中，她就像个电影明星那样迷人。

第一次遇到爱娃时，她穿着一套深色礼服，佩戴金色的胸针。接触多了，我发现她每次露面时都打扮得端庄典雅，漂亮迷人。到了最后几天，她反而显得更加光彩夺目。作为希特勒身边的女人，她已经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对于这种特殊的地位她似乎也极为享受。每次露面她都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从未与希特勒单独出现过。

在多数历史评论中，爱娃·勃劳恩都被描绘成一个头脑简单、处事幼稚、完全意识不到身边罪恶的女人，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也证实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在我的印象中，她还是个甜美、善良的女人。不过，申克教授却有着不同的观点，通过在地堡中的近距离接触，他认为爱娃并非一个幼稚简单的女人，也不见得那么善良，当然更不是什么聪明人。4月27日早上的那件事，证明了爱娃·勃劳恩同其他杀人如麻的纳粹分子一样冷酷无情。

爱娃的妹妹葛丽特是希特勒“嫡系部队”中的主要成员，该团队主要由一些老资格的希特勒密友、纳粹党政要员、仆人和保镖组成，其中多数人都是从希特勒刚在慕尼黑发迹时就一直跟随他。相对于柏林，这些人对布彻斯加德怀有更深的归属感，因为那里有着希特勒的巢穴——阿尔卑斯山上的贝尔格夫别墅。自从爱娃1930年初成为希特勒的情妇后，葛丽特就成了这个团队的一员。不过和姐姐的安静、矜持、羞涩相比，她显得更加顽皮、大胆、活跃。她热衷于吞云吐雾，这令希特勒大为恼火，但她却不以为然，她还无耻地在希特勒的侍卫面前卖弄风骚。

1944年，葛丽特嫁给了党卫队军官赫尔曼·费格莱因，希特勒亲自担任证婚人。这次联姻对希特勒和费格莱因都有利。由于爱娃家庭出身卑微，希特勒难免感到有些脸上无光。而费格莱因生于名门望族，并且在东线战场上表现卓越，一旦攀上这门亲事，爱娃家族的社会地位就将得到提升，希特勒面子上也能过得去。而在另一边，费格莱因成了爱娃的妹夫，就等于是跨进元首“家族”的圈子，其个人前途将无可限量。

费格莱因纯粹是一个诡计多端、嚣张至极的机会主义者，他粗鲁狂妄的态度令许多同僚都敬而远之，在部下中也口碑极差。在他与葛丽特结婚后，嚣张的气焰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费格莱因还是个十足的流氓、好色之徒，娶了葛丽特之后，他又在柏林夏洛滕区的私人公寓里偷偷养了好几个情妇。而此时的葛丽特正住在巴伐利亚，准备迎接他们第一个孩子的降临。当时还盛传爱娃也是他的情妇之一，两人经常一起跳舞或骑马，关系非比寻常。不过在我看来，费格莱因是个工于心计的野心家，他不会冒着自毁前程的危险去和元首的情人上床。

在希姆莱的关照下，费格莱因在党卫队中也是平步青云，一路高升。但由于希姆莱在军事作战中的屡屡受挫，让他的名望降到了最低点，这个作恶多端的党卫队头子已经成为不受柏林欢迎的人。无奈之下，他只好派遣费格莱因作为联络官留在希特勒身边。摆脱了希姆莱控制的费格莱因，一来到柏林就立刻改弦易帜，背叛了昔日的主子，转而巴结位高权重的鲍曼。两人原本臭味相投，又各自心怀鬼胎，很快成了狼狈为奸的死党。不久之后，费格莱因就成为希特勒最亲密的心腹之一。

不过，在我遇到爱娃的那天，她这位流氓妹夫的命运将发生巨大转变。由于希特勒搬入了地下，费格莱因也就成了地堡的常客。大部分下午和晚上的会议他都必须参加，而且还得和其他副官、联络官一样，老老实实地守候在客厅里，等候元首的召见。不过，他并不住在地堡内，如果不在夏洛滕区的公寓里，他一般就住在党总部地下的另一个防空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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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背叛(2)

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费格莱因也开始意识到希特勒和纳粹的末日即将来临。更令他惶惶不安的是，作为希特勒家族的一分子，他很可能会被要求像其他人一样服毒自杀。他可不想过早地告别这个花花世界，他准备逃出柏林。这个狡猾的家伙通过不断打电话到地堡来制造他在会议现场的假象，暗地里秘密准备出逃。这个计谋一直都非常成功，直到4月27日那天，希特勒突然注意到希姆莱的联络官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他去哪儿了？希特勒下令立刻找到费格莱因，整个帝国大楼里一片喊叫声，但却没有任何回应，费格莱因不见了。

此时，希特勒的助手奥图·甘什想到费格莱因在柏林郊外的夏洛滕区还有一套私人住所，希特勒立刻派出一队卫兵前去察看。在那儿，他们找到了喝得微醉的费格莱因长官，他怀里还抱着个美丽的女人，场面尴尬至极。两人似乎正想逃走，一旁的两个包里装着假身份证件和几捆德国马克及瑞士法郎。士兵们的突然闯入让费格莱因大惊失色，马上从酒醉中清醒过来。他开始使出浑身解数为自己求得一条生路，说了一堆“战争就快结束”、“希特勒完蛋了”之类的话，劝说他们放走他各自逃命去。

费格莱因费尽口舌说了半天，士兵们丝毫不为所动，无奈之下，他只好摆起了长官架子，要求给地堡里的爱娃打个电话。在士兵们的默许下，费格莱因拨通了爱娃的电话，他假惺惺地告诉爱娃，自己准备飞往巴伐利亚，只是想陪在葛丽特身边等待孩子的出生。他希望用这番话打动爱娃，骗取这个幼稚女人的同情和支持，不过这次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爱娃没有像传闻中说的那样头脑简单，她立刻意识到费格莱因是要抛弃希特勒独自逃命去。她坚决否定了他的想法，并要求他立刻返回党总部。

爱娃接听电话时，瑞奇就在她身旁，她清楚地听到了爱娃在知道妹夫背叛“可怜的阿道夫”后发出的哀叹。“他的离去对德国损失之大超过1万个人。”她幽幽地说起她的情夫。费格莱因最终被抓回了党总部，希特勒的卫兵们也尽数撤走，但费格莱因身边那个神秘的女人却不见了踪影。后来，人们一直怀疑那个女人是间谍，可能是某位外国外交官的妻子，经过戈培尔无意中介绍后与费格莱因相识。同时，她还被认为与党总部的几次泄密事件相关。如果真是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在后期希特勒与戈培尔之间会产生莫名的嫌隙，因为戈培尔同这名女子多少有些关联。费格莱因被扔进党总部防空洞附近的一个单人牢房，听候处置。

我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换衣服，身上的污垢和腐烂物散发出难闻的臭气。放眼望去，柏林全城都已变成一片废墟，又厚又黑的硝烟笼罩了屋顶，街道上回荡着建筑物倒塌的轰鸣。路上到处都有死尸，腐烂的尸体混合着烧焦的残肢，形成一种古怪的又臭又甜的气味，令人作呕。每条主要路口的拐角处，都填塞了一些简易路障，这些路障多半由坍塌的砖墙、碎石砾和烧毁的车辆组成，在苏军的强大火力面前几乎不堪一击，只有疯子才相信它们能挡住苏联的T-34坦克。

当我和哈尼斯在帝国大楼附近来回奔波时，一路上发现越来越多的窗户外挂起了白旗，有时候整条大街上都挂满白旗，分外醒目。党卫军的死亡小分队不断加紧巡逻，随时射杀任何一个胆敢公开投降的人。一旦发现屋外有白旗，他们立刻冲进去抓捕犯人。纳粹的“移动军事法庭”在柏林城内大肆搜捕放弃抵抗的军人，并有权立即处死这些人。平民都要求出示身份证，士兵则要有兵员证。任何不在前线的男人都会被拎出来审问，如果没有合理的借口就直接吊死或枪毙。

但即便是这样，惨无人道的手段似乎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人们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无论前进后退都一样。相反，党卫队的骄横跋扈却激起了陆军士兵们越来越大的不满。国防军将领们经常能看见手下官兵被党卫队的爪牙吓得瑟瑟发抖，许多军官出面干涉，并警告党卫队远离自己的辖区。许多年老的国民突击队队员甚至因此投降了苏军，他们宁可落在敌人手里以求得一线生机，也不愿成为党卫队的活靶子。

这天，希特勒还是像以往那样颠三倒四、神经错乱。他会突然冲进办公室，告诉手下人温克正带领第12军前来救援，或者是伯西的第9军正在同第12军会合，准备给苏联人重重一击。为了了解军事行动的具体细节以指挥作战，希特勒随身携带着一份行军地图。随着翻阅次数的增多，那份地图变得愈加残破不堪、支离破碎。每每沮丧之际，他就握紧冰凉的手掌如丧家犬一般扑在桌子上捶击、哀号，气急败坏地质问温克为何如此磨磨蹭蹭。他一遍遍诅咒着施坦因纳，抑或是破口大骂身边的叛徒，没完没了。

而在走廊另一头的希特勒书房里，戈培尔也专心模仿着主子的表演。他像希特勒一样狂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嘴里不停痛斥元首身边人的背叛和不忠。他嘲笑戈林的软弱无能，指责他危难关头逃离柏林，是个十足的胆小鬼。他嘲讽德军将领的指挥无方，斥责士兵们为懦夫，并大言不惭地宣称德国民众配不上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称号。

和希特勒一样，戈培尔也想知道温克为何迟迟不到，他也会从之前的冷静理智转变为歇斯底里般的狂怒。随着末日的一天天临近，整个地堡就像科勒说的那样，正在变成一个疯人院。有时候，地堡下层会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但随着会议室大门的打开，这种平静立刻被激烈的谩骂和互相指责所打破。一会儿大门又关上了，叫骂声也随之停止，地堡中又恢复了原先的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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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背叛(3)

至于地堡里的其他人，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纳粹末日的临近，德军溃败的速度或许比他们预期的还要更快些。地堡卫兵们将贮藏室里的美酒洗劫一空，喝醉了就躺在餐厅的橡木桌上呼呼大睡，试图用酒精来摆脱现实的痛苦。当轮到执勤时，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逃出柏林。在地堡里，很多人都开始讨论自杀方法，有些人还从斯达姆普菲格医生那儿弄到了装有氰酸溶液的小玻璃瓶。

当天下午，魏德林又给希特勒传来一个坏消息，他的士兵全都精疲力竭、士气低落，部队已没有任何坦克或其他重武器，无力再战。他敦促希特勒迅速撤出地堡，向西穿过希特勒青年团控制下的哈韦尔桥，逃出柏林。他的部队会为希特勒进行掩护，在苏军防线上打开一个口子，向西与温克会合，但希特勒再次拒绝了他的提议。

紧接着魏德林的坏消息，突然又传来一个令希特勒为之一振的讯息。由于获悉格雷姆被任命为空军总司令，其部下已派出12架飞机赶赴柏林迎接主帅，其中有11架在中途被击落，仅有一架顺利降落在勃兰登堡门的跑道上。这位幸存的飞行员曾经护送斯佩尔往返柏林，现在，他的阿拉道96战机正停在跑道上，准备护送格雷姆返回石荷州的空军总部。希特勒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冲到病房里告知他的新任空军元帅，格雷姆正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养伤，瑞奇依然陪伴在他身边。

希特勒要求格雷姆立即飞往他的指挥中心，并集结所有空军力量对渗透入柏林中心地区的苏军坦克实施轰炸。瑞奇表示反对，她希望能和丈夫一起陪伴在希特勒身边。但此时此刻，希特勒已经不容许任何人违抗命令，他指示他的首席飞行员汉斯·鲍尔陪同格雷姆夫妇前往勃兰登堡门。不过，由于白天苏军的炮火极为猛烈，为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等到黄昏时分再出发。格雷姆夫妇要离开的消息很快就在地堡中传开了，许多人自知脱身无望，纷纷开始写信，请求瑞奇转达给自己的亲人朋友。

那天下午，希特勒还听闻了一则外电报道，声称希姆莱已经通过瑞典红十字会与盟军进行接触。希特勒自然大光其火，但生气之余他还有些怀疑。不管希姆莱曾经犯了多少过错，希特勒始终把他看作自己最忠诚的部下，称其为“忠心耿耿的海因里希”。希姆莱自己也曾发誓：“我的一切都是希特勒赐予的，我怎么能背叛他呢？”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眼看末日即将来临，希姆莱开始慢慢显露他的庐山真面目。和其他纳粹官员一样，希姆莱绝不情愿沦为希特勒的陪葬品。一连几周，他都在同勃纳多特伯爵秘密会谈，不断做出妥协让步。他把一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送到瑞士，并释放了所有的瑞典俘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想博得盟军的好感，以便在随后的和平谈判中，为自己积攒一些讨价还价的资本。

这天下午，希姆莱接到从地堡打来的电话。希特勒质问他外电中的内容是否属实，他是否已经同瑞典红十字会的代表有过接触。希姆莱当然矢口否认，于是很快，这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

那天，阿克斯曼一直在找我，我之前并不知道原因。后来，当我来到党总部地下室，发现阿克斯曼、格特鲁德医生、格雷姆、洛特都在那儿，还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副官。大家都冲着我微笑，格特鲁德医生的一位助手还拿着一部小相机，冲我和洛特挤了挤眼睛，称呼我们为年轻的坦克摧毁者。阿克斯曼宣布我们两人都获得了荣誉勋章，我将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洛特将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我们还将荣获一个坦克条纹，以示对摧毁坦克的表彰。此外，我还得到了一枚银质战伤徽章。

格特鲁德医生首先为洛特授勋，用一根细带子将勋章系在她的护士服上。接着就轮到我了，由阿克斯曼亲自颁发。他走上前来，先说了一番赞美之词，继而正式为我授勋。不过，由于他的假肢不便，最后还是由格特鲁德医生代为效劳，她将那枚铁十字勋章别在我胸前，并取下原来的黑色战伤徽章，代之以崭新的银质徽章。阿克斯曼为我颁发了由他本人和希特勒签名的证书，格特鲁德医生的助手趁机为我们拍照留念。

那天晚些时候，阿克斯曼在等候室里为我引见了一位纳粹人物艾利赫（Erich Barenfanger）。他是希特勒麾下最年轻的将军，当时年仅27岁，依靠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成为德国陆军的传奇，曾荣获橡树叶骑士铁十字勋章。这位将军个性十足，不仅在战场上骁勇善战，而且除了希特勒外，谁的命令他都不服，这也令他声名远扬，希特勒破例将其从陆军中校直接晋升为少将。阿克斯曼和他是一对相识已久的好友，曾为其担任过婚礼伴郎。艾利赫形容我是“无所畏惧的战士”。

我并非“无所畏惧”，任何扬言自己什么都不怕的人都是在说谎。我只是能将内心的恐惧压制到某种程度，尽量不让其凸显出来。每天的生活中都充斥着各种痛苦、危险、可怕的场景，每次听到那些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就会不禁回想起这些场面，心里感到深深的苦闷和煎熬。但和其他优秀的士兵一样，我还没到心理崩溃的地步。我还在咬牙坚持着，尽可能摒弃那些恐惧的念头，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这实在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直到战后，我才知道希特勒曾对阿克斯曼说过，最优秀的德国人都已经死在了战场上，其他所有活着的人都是贪生怕死的废物，根本不值得继续存在下去。这个魔鬼亲手缔造了一个人间地狱，对于每天在这种恐怖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来说，这实在是最大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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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背叛(4)

海因茨·劳伦兹（Heinz Lorenz）是希特勒得力的新闻官和通讯主管。当晚7点左右，他正在主持位于纳粹宣传部中的对外广播。突然，他从路透社的旧金山分社中监听到一则BBC广播，声称在过去的几周中，希姆莱已经同代表西方盟军的勃纳多特伯爵展开多次谈判。路透社还大爆猛料，宣称希姆莱已经同意德国无条件投降。劳伦兹听到这一消息，大感震惊，急忙赶赴地堡报告。希特勒听闻之后自然怒不可遏，开始痛斥希姆莱的种种罪状，他痛骂希姆莱是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谴责他与勃纳多特的秘密谈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背叛”。

等情绪稍稍平静之后，希特勒把鲍曼和戈培尔叫进了自己的书房。在接下去的半个小时中，没有人知道这3个人在那间屋子里说了些什么，但希姆莱的背叛似乎让希特勒开窍许多，他开始意识到这是党卫队精心策划的大阴谋。施坦因纳之所以不进行反击，并非由于部队人困马乏、士气低落，而是因为希姆莱下令不许这么做。费格莱因企图逃离柏林，并非出于一个酒醉懦夫的行为，而是在希姆莱的授意下采取的行动。希特勒一想到费格莱因，立刻下令对他严刑拷问。

此时，我被派去寻找党卫队旅队长海因里希·穆勒（Heinrich Muller），此人正是纳粹盖世太保的头目。在这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前往的那座大楼就是盖世太保总部。穆勒不在办公室里，我想他肯定已经被其他传令兵带到了地堡中。费格莱因被拖出牢房，带到了审讯室中，负责审问他的正是那位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穆勒。审讯的内容被严格保密，考虑到费格莱因是希特勒的家族成员之一，采取这样的措施也不足为奇。（这已经不是穆勒第一次为希特勒保守秘密。几年前，当希特勒的侄女吉莉·拉包尔在慕尼黑希特勒的寓所自杀时，他就曾负责调查此事。有传言说，从那时起鲍曼开始报复穆勒）

可以相信，费格莱因在审讯中一定承认自己知道希姆莱和勃纳多特的秘密谈判，在希特勒看来这就足以治其死罪。此外，费格莱因有可能还透露了希姆莱想要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不过，我想当时应该不会有人谋划刺杀希特勒，至少希姆莱不会，因为在希姆莱看来，此时此刻的形势离希特勒自杀的日子不会太远，而除了戈林之外，只有自己才有资格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实际上，当时包括斯佩尔、戈培尔在内的许多纳粹高官都认为希姆莱是顺理成章的元首继任者，而且希姆莱也已经培植起自己的强大势力）。希姆莱与戈林犯了同样的错误，将4月22日希特勒的“精神崩溃”视为退位放权的象征，这就让他放弃了密谋暗杀的企图和计划。

不管审讯过程如何，最终穆勒还是从费格莱因嘴里得到了希特勒想要的东西，也让希特勒有足够理由将费格莱因处死。阿克斯曼奉命组织一个陪审团负责对费格莱因的审判，并迅速判处其死刑。几分钟后，费格莱因被押到党总部花园中，摘除身上所有的军衔徽章和骑士铁十字勋章，准备执行枪决。这位昔日目空一切、飞扬跋扈的党卫队军官，在死亡面前终于露出恐惧忧虑的表情。费格莱因背靠墙站着，没有更多的仪式，立刻被枪决。而此时，他的妻子葛丽特正待在巴伐利亚的家中，肚子里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希特勒显然不在乎费格莱因的死会给他情人的妹妹造成的影响，他对自己的决定没有一丝后悔。

此时，格雷姆夫妇还在地堡中等候夜幕的降临。在处死费格莱因后，希特勒来到了他们的房间，向他的空军总司令下达了新的指令。希特勒要求格雷姆尽一切办法抓住希姆莱，并对其叛国罪行进行审判。现在，希特勒绝对不会再让希姆莱继承自己的位置了，“叛徒永远都不能成为元首继承人！”他忿忿说道。希姆莱叛变的消息也让瑞奇变得非常激动，她歇斯底里地怒斥党卫队头子的不忠不义。有了瑞奇的配合，希特勒越说越起劲，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那些叛徒、懦夫之类的陈词滥调，引得这位狂热的女试飞员在一旁频频点头。

临近黄昏时分，格雷姆夫妇准备动身离去。格雷姆穿着整洁威武的军装，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瑞奇外面套着那件有些磨损的飞行夹克，里面穿着爱娃赠送的套领毛衣。在他们出发前，爱娃递给瑞奇一封信，请求她转交给自己的妹妹葛丽特。在信里面，她没有提到费格莱因已经被枪杀，尸体被草草掩埋在党总部花园中的一个坟墓中，她怕这个不幸的消息会刺激怀孕的妹妹。不过，是否提到这些其实并不重要，这封信根本到不了葛丽特手里，瑞奇在半路中就打开信封阅读了其中的内容。由于觉得爱娃的言词过于平淡虚假，瑞奇激动之下将其撕碎扔掉了（瑞奇后来说，那封信“庸俗而虚伪造作，极为幼稚可笑”，会在最后时刻对希特勒产生不利影响）。

在汉娜·瑞奇眼中，爱娃只不过是一个从巴伐利亚来的愚蠢的小丫头。无独有偶，玛格达·戈培尔在写给她大儿子的信中，也持同样的看法：“不同于那个幼稚愚蠢的女人，我们的理想是伟大而光荣的，我们所追求的是一切美丽、神圣、高贵、纯洁的事物。但当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党逝去后，余下的世界不值得我们任何的留恋。”玛格达对于第三帝国的疯狂丝毫不亚于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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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背叛(5)

经过一阵简短的道别后，格雷姆夫妇和汉斯·鲍尔一起离开了地堡。瑞奇的脸上挂满了泪水，不停地低声哭泣，似乎想表达对希特勒和纳粹帝国的无限忠诚。格雷姆拄着一副拐杖，脸色蜡黄。当3人抵达勃兰登堡门时，阿拉道战机已经在那儿等候多时。整个附近区域在东西轴向的防御炮火的照耀下变得一片通明，近距离内各个方向上都有子弹炮弹的踪影。在如此危险的境遇下，那位优秀的飞行员要再次凭借精湛的飞行技艺转危为安。飞机在勉强起飞之后，在离地面很近的高度艰难地向上爬升。令人惊异的是，就在下面的苏联军队竟然没有发现头顶上的飞机。在飞越勃兰登堡门时，由于飞行高度过低，飞机几乎是擦着大门顶部的金色四轮马车雕像呼啸而过。随着高度的逐渐升高，飞机的前后方陆续有几十枚炮弹爆炸，产生的气流让小小的机身在空中不停抖动。等到上升至1200米时，飞机才总算进入了稍稍安全些的云层中。

据瑞奇后来回忆，当时在云层上方，天空正沐浴着皎洁的月光。而透过云层中偶尔的间隙向下看，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火海，向四面八方延伸，无边无际。不计其数的村庄被复仇的火把点燃，冲天的火光划破了整个夜幕。在抵达雷赫林机场后，格雷姆下令所有可用的飞机都前往支援柏林。将近午夜时分，历经艰难的一行人终于回到了石荷州的空军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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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1)

当特劳德尔·琼格平静下来想抽出点时间在元首办公室外的行军床上打个盹儿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她打开睡袋，合衣而卧，在元首房间外的会议厅休息已成为她的习惯。同地堡中的其他人一样，她也筋疲力尽了。今天一早她坐在希特勒的书房时，闻到了自己身上散发的臭味，这令她心烦意乱，她想肯定每个人都闻到了。她很快地进入了梦乡，当一个勤务兵叫醒她时，她已睡了大约1个小时，她被告知元首要她记下一些命令。琼格极不情愿地但又不得不顺从地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来到了希特勒所在的地图室，希特勒正在等她。她下意识地注意到桌子上摆放着银餐具和盛香槟酒的酒杯，好像刚举行过一次宴会。希特勒除了询问她的健康情况外什么也没有说，让她坐在桌子前面。随后，希特勒一边来回走动，一边开始对琼格口述内容。

希特勒开始宣布他最终的政治遗嘱，琼格也开始记录，现在她意识到末日真正来到了。她想知道希特勒会不会在最后几小时里透露一些事件的关键线索，或许是从他童年时代就长期隐藏起来的形成他特别世界观的一些事件。是什么使他成为了一个杀人狂魔？但是希特勒什么也没透露，就像琼格用她最快的速度记下来的一样，她所听到的只不过是熟悉的喋喋不休的控诉。在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里，希特勒又重复了一系列他惯常的口号，这些话自琼格开始在他身边工作以来已经不知反复听了多少遍了。但是当希特勒开始讲到他个人的遗嘱或意愿时，琼格竖起了耳朵。

希特勒一边来回走动一边口述道：

在我这些年的战斗中我没能使自己履行一次婚约，所以我决定在结束我**生命之前娶这位年轻的女士为妻，在多年忠诚的友谊之后，她自愿来到被围困的首都，把她的命运和我联系在一起。如她所愿她将会成为我的妻子并与我共赴黄泉，死亡将补偿我们在我替万民服务期间的丰功伟业。

为了避免遭罢免和投降的耻辱，我自己以及我妻子选择了死亡。我们希望在死后被马上烧掉，就在我12年来为万民服务的地方。

在说过这些话不久，也就是在4月29日那天一早，希特勒就和丈夫刚刚被他处决的那位妇女的姐姐结了婚，婚礼是在地图室举行的。处于困境中的希特勒对每个背叛他的人都极端失望，他用这种方式来表明自己对一个人的感激之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人对他的忠诚是不求回报的。在他没完没了不着边际的谈话中，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把爱娃·勃劳恩真诚而又发自内心的忠诚与诸如戈林、希姆莱、施坦因纳和费格莱因这些人的背叛进行比较。

在最后的这几天里，希特勒明显地疏远了戈培尔，直到最后时刻，这位宣传部长似乎都无法理解希特勒与爱娃的结婚计划。戈培尔一手策划了对爱娃·勃劳恩的低调处理，一直将这个名字排除在公众的视野之外。这是他塑造传奇人物策略的一部分，他想把希特勒塑造成一个与众不同的超人，没有女人能与之相配。但是在希特勒的最后几天里，戈培尔这些思想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戈培尔下定决心要使希特勒的光辉形象继续保持下去，或许某一天建立新帝国时，由他塑造的希特勒的光辉形象会被重新起用。毫无疑问，戈培尔更愿意希特勒把独身的形象带进坟墓。而且如果希特勒非要结婚的话，戈培尔宁愿他选一位电影明星而不是一个来自巴伐利亚、头脑简单、体形肥胖的女孩，但面对既成的事实，戈培尔别无选择。

当他得知希特勒的意图后，他叫来了当地的市政官员来主持这一程序。沃尔特·瓦格纳（Walter Wagner）是负责婚礼仪式的官员，他穿着一身褐色的纳粹军装出现了，戴着国民突击队的臂章，在纳粹党高级官员的簇拥下，他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在仪式上站在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身边的人是戈培尔和鲍曼，他们是作为婚礼见证人出席的。希特勒穿着他平时经常穿的黑色的裤子和束腰上衣，爱娃则穿了一身希特勒喜欢的塔夫绸连衣裙。没有人记载沃尔特是否卤莽地要求这对幸福的夫妻对他们的雅利安血统做纳粹所要求的声明，以及问他们是否有任何遗传疾病。在经过简短的仪式之后，这对幸福的夫妻签署了结婚证书，希特勒用他惯常的草体签署了证书，爱娃·勃劳恩犯了新娘们不可避免的错误。她一开始写的是“爱娃·勃……”但是接着又把姓改成了希特勒。这时候正是4月29日凌晨的时候，刚刚过了午夜，最终爱娃·勃劳恩成了爱娃·希特勒，第三帝国新任的第一夫人。

在这简短的婚礼仪式之后，这对新人来到了走廊里接受在场的其他纳粹高官的祝贺，沃尔特·瓦格纳也被允许留下呆了一会儿。能有幸和这些高级官员一同喝香槟酒，这肯定又一次使他吃惊了。在喝了几杯以后，他被送走了，几个小时后他在威廉姆斯大街上遇袭身亡。婚礼后不久，希特勒邀请了地堡中的一些人到他的起居室里参加他们的婚宴。崭新的白色亚麻布铺上了餐桌，上面摆满了蛋糕、三明治和几瓶香槟酒。留声机里放着伤感的音乐，这种音乐9天前在老大臣花园的希特勒的生日宴会上也放过，但听上去有点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因为当留声机播放《红玫瑰带给你快乐》的曲子时，没有红色的玫瑰送到手上，但是爱娃·希特勒的心里一定是幸福无比。葛达·克里斯蒂安评论说爱娃眼里布满了泪水，是一种幸福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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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2)

多年来，爱娃常常被希特勒羞辱但仍然保持着对他的绝对忠诚，希特勒把与爱娃结婚作为对她的一种奖赏，但是，从爱娃少女般天真的表情中很难看出来这种奖赏的份量到底有多大。所有出席婚宴的人都能证实爱娃的幸福感无以言表，但是几个小时后，当申克教授来到上层地堡的餐厅，他惊讶地发现正在暴饮香槟酒的这位天真的金发女人就是希特勒的新夫人。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从来不知道希特勒有情人，那天晚上当他看见爱娃·希特勒时，她好像很高兴而且非常轻松，她一定是已经知道自己几个小时后会死去。但是申克教授从职业角度上通过对她近距离的观察得出的判断是，爱娃一点也不感到幸福，而是有一种被压抑的歇斯底里的症状。

在婚宴的客人中有玛格达、约瑟夫·戈培尔、鲍曼、葛达·克里斯蒂安和康斯坦茨·曼扎利。后来，阿克斯曼、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也到了。少女般无忧无虑的爱娃·勃劳恩，或确切点说爱娃·希特勒，看上去挺满意，与客人们闲聊希特勒在伯格霍夫的山间别墅以及其他美好的时光。特劳德尔·琼格没有时间享受这种最后疯狂的放松，她在隔壁的房间进行速记，因为希特勒时不时地离开宴会来到房间向她口述他最后的个人意愿和政治遗嘱。

希特勒在走向权力之巅的过程中得到了大量的油画，但是在他个人的遗嘱中希特勒解释说他收集这些东西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他个人。他表示希望他所有的作品都能留给林茨的一所艺术展览馆。他指派“党内最忠实的同志”——马丁·鲍曼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并且授权他负责把财产分给亲戚，朋友和秘书们。鲍曼自行决定给他们贵重的物品或经济上的支持以使他们过上舒适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他还特别提到了应给爱娃·勃劳恩的母亲一份。

随后，希特勒开始口述他的政治遗嘱。就像希特勒在伯格霍夫的山间别墅晚餐时与随从们不厌其烦的谈话，像在帝国电台上、纽伦堡或慕尼黑的无穷无尽的充满花言巧语毫无意义的演讲，像几百页的《我的奋斗》所描述的一样老套、乏味和虚伪。“我或任何德国的人民都不希望看到1939年开始的战争，”他声称，“挑起它的正是那些国际政客和犹太人……历史的车轮将继续向前，但在废墟掩埋下的城市和纪念碑的背后是重新滋生的仇恨和历史使命，这些应该归功于犹太人和它的盟友。”

希特勒发誓他将留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并且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时间和方式，以免落入敌人之手。他把德国的失败原因归咎为敌人过于强大的部队，尽管他同时也隐晦地谴责了德国人民和军队，他们在为崇高的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奋斗时太过软弱和胆怯。不过他预言斗争将会持续下去，而且国家社会主义将会成功，这6年的战争将以“一个国家为了生存而进行光荣英勇的斗争”载入史册。

这份政治遗嘱的第一部分中的关键一页可以看作是希特勒宣称他与“最终解决”方案毫无关系，它涉及1939年“预言”的实现。

我需要所有的欧洲人都明白，其实这无非是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且应该由真正的罪犯对这场灾难负责,那就是犹太人。同样他们也应该对成千上万雅利安人的后代面临饥饿和死亡、成千上万人死于战争、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将被烧死或将遭到轰炸而死负责。

这份政治遗嘱分成两个部分。第二部分是确定继承人，尽管他是否真的认为会有一个继承人仍有待商榷。假如希特勒这样认为，那么他就与戈林和希姆莱一样受到了愚弄，戈林和希姆莱两人不能理解全世界对纳粹政权的所作所为的大规模指责。新的国家和武装力量的首脑是海军司令邓尼茨，他的头衔是帝国总统，他将不会拥有元首的头衔，国家元首只有一个。戈培尔将会成为帝国的领袖，鲍曼为党的主席，布雷斯劳的党区领袖卡尔·汉克代替希姆莱为警察总长和党卫队全国领袖。在遗嘱的第二部分戈林和希姆莱被草草地驱逐出党，斯佩尔被无情地忽视了。更多由希特勒、鲍曼和戈培尔进行的政治任命在这天早上不断地传到特劳德尔·琼格这里，并添加到这份名单上。遗嘱以冷冰冰的话语结束：“我号召德国政府和德国人民要严格遵守种族法律并对所有的民族，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实行**。”

到了下午4点，这份文件已被打成定稿并等待希特勒的签署。签署后不久，希特勒回到了他的房间。同时，希特勒的行为在马丁·鲍曼的办公室里引起了一阵慌乱的动作，鲍曼开始向全国的纳粹部队发布消息。鲍曼的位置不值得羡慕，他或许已被公开宣布是未来的党主席，但是他知道希特勒垮台以后，他所有的权威也会随之而去。在那个晚上，希特勒所发出的大量的电报之一是给驻扎在布彻斯加德堡垒的赫尔曼·戈林所在部，他下令处死戈林（这个命令没有被成功执行）。

戈培尔也同样不乐意接受他的职位。同鲍曼一样（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戈培尔的权力也是来自于希特勒。鲍曼需要仰仗希特勒，而在某种程度上，希特勒也需要依靠戈培尔。尽管元首已特别命令他活下来逃出柏林，但戈培尔很清楚，一旦希特勒垮台他也就没有了未来。戈培尔有一个很强的幻觉，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与希特勒已成为一体，希特勒垮台后，戈培尔也就什么都不是了。他现在别无选择只有为自己寻找借口并且告别世界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曾是那么地平步青云，即使他的诽谤者也不得不羡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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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的S昏(1)

这些强权统治者的末日（众神的黃昏）就要到了。我回到了纳粹党总部，这时恰逢阿克斯曼从另一个方向朝希特勒的地堡走去。在他离开后，我倒下就睡着了，没有脱衣服也没顾得上洗漱。在阿克斯曼回到房间以前，我可能差不多睡了2～3个小时。他脸上带有惊骇的表情。

他说：“元首和爱娃·勃劳恩已经结婚了！”

我不相信，但是我的反应天真地就像是这不可能发生一样，“那么在我们突围时就要带上她了！”

阿克斯曼告诉我，如果温克和伯西不能来解柏林之围的话，那么我们“希特勒青年团”将会把希特勒围在我们中间突围，为他做人肉盾牌。在我的脑海里，我们仍然在为“病人”的生存继续战斗，直到能够拯救我们大家的“奇迹疗法”出现。我仍然想信希特勒青年团将会保卫元首突破苏军铁桶般的包围，然而希特勒已写下遗嘱的消息传开了，我年轻的心灵又一次没能认清这个消息暗含的意思，我确信他不会选择这种懦夫的途径来寻求解脱。希特勒常把自杀说成是懦弱的行为，最著名的一次是当莱比锡市的市长用枪打死家人和自己后，希特勒形容这是一次“懦弱地逃避责任”。我认定元首写下遗嘱是因为他担心即使在希特勒青年团的保卫下也可能在突围时被杀，应该有一个继任者，而且现在更加确定的是戈林和希姆莱已成为了叛国者。

阿克斯曼从未在我面前提起希特勒幸存下来的可能性，我们的工作就是坚持。温克将军和施坦因纳将军仍然希望能够撕开包围圈把元首和我们救出柏林，假如他们失败，希特勒青年团孩子们的尸体将会为希特勒提供一个屏障，以保证他穿过苏军的阵地与我们的队伍会师，他们想把领袖带到阿尔卑斯山的堡垒。阿克斯曼和他的随从中的其他人从未提及希特勒可能自杀的事。

这天晚些时候，我收到了党区领袖（地区领导）卡尔·汉克给戈培尔家人的一封电报，它很可能是汉克对戈培尔获得新任命的回应。戈培尔家在地堡的上层和下层都有房间。把这封电报送往何处需要由我决定，我决定还是把它送到上面的房间。正在这时，戈培尔从下层的地堡走了出来，他的妻子向我走来，两个女儿陪伴在她身边。我向他们行了礼然后把信给了戈培尔。

汉克的电报是从布雷斯劳发来的。我的父亲也认识汉克，作为堡垒的指挥官，这些天他经常在新闻中出现。我紧挨着玛格达·戈培尔站着，我开始觉得戈培尔的身材是那么矮。他撕开信封，把电报拿了出来说道：“噢，是汉克来的。”

戈培尔夫人凑到他的肩膀上看了一下，说：“可怜的卡尔，除夕时我们还在一起。”

在那天晚上戈培尔一家向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告别。他们在新的帝国党总部的一个地下室里举行一次不正式的聚会，他们的6个孩子都围坐在橡木桌旁，大约有40位工作人员在场。一位15岁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唱起了古老的德国摇篮曲，每个人都满眼含泪地跟着唱了起来，这个温馨的场景被新帝国党总部的喧嚣声包围着。一楼是许多身穿污浊不堪的灰绿色军装的正规军士兵或党卫军，他们在来回奔跑并大声喊叫听起来已是越来越没用的命令。地下的防空洞已人满为患，到处都是妇女们的尖叫声和孩子们的哭声。可怕的堕落行为现在随处可见——夫妻当着正在喂孩子的妈妈们**，而此时祖父们都死死地抱着他们仅能找到的食物不放。野战医院也挤满了在痛苦中呻吟的受伤的士兵，申克医生跑来跑去，新的伤员这时又被急匆匆地抬了进来。

那天阿克斯曼命令汉尼斯和我把一个情报带给党卫军的副领袖奥古斯特·黑斯弥叶（August Heissmeyer）, 他正掌握着史潘道区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是由史潘道和波茨坦两地纳粹学校中的精英组成的，他们的狂热、勇气和自愿为他们的领袖牺牲自己的意愿与我们以前的卡尔·库茨克敢死队几乎不相上下。

敢死队曾设法把在布雷斯劳东南方的万森和威格威兹的苏联军队击退，现在阿克斯曼想让黑斯弥叶在史潘道区做同样的事情，有消息说这座城市已经被苏军完全包围了。阿克斯曼亲历了一次主要的战斗，黑斯弥叶也一样，在我们离开去找到他不久以前，他刚刚给团员们做完一次鼓舞士气的演讲，“绝不投降！要战斗到最后一人！”然而阿克斯曼和我们都不知道的是，这个无畏的战士随后就跳上了加图机场最后的几个航班中的一个，和他的妻子一起从苏军的包围中跑掉了。他告诉他的司机：“假如我们失败了，所有的这些团员无论如何都要被枪杀。”这真是对我们的纳粹领导人令人毛骨悚然的讽刺。

希特勒和阿克斯曼都对希特勒青年团的战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柏林的形势与布雷斯劳的形势大不相同，那个西里西亚首府已被卡尔·汉克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堡垒，任何人不得出入，城市的每一个入口都设有路障。帝国的首都就不一样了，它是一座开阔的城市，被烟火埋没，挤满了难民和需要睡眠、食物和弹药的士兵。

当身体处于疲惫和饥饿的状态下，意识最终会达到一种相似的状态。希特勒不这么认为，他相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意识总会战胜物质。我感到我正被放到这种实验中，我精疲力竭，尽管我们仍有足够的食物和一张可以稍微睡上几个小时的行军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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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的S昏(2)

在我们完成了无用的任务回来后，汉尼斯和我极需要汽油。阿克斯曼命令我们到面对着赫尔曼·戈林大街的地下油库中去取一些。到达后，我们发现希特勒的私人司机艾利赫·凯姆普卡掌管着油库。凯姆普卡是希特勒最亲近的人之一，他和鲍曼一样对我们极不尊重或者是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他粗暴地说：“我们没有汽油！战争时期！”我们的恳求也无济于事，我们被告知在蒂尔加腾区可能还有一点。汉尼斯说他去那儿找，他再也没有回来，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到了那儿，或他是否找到了汽油以及他从那儿又到了哪里。他是不是和其他人一样，在喝过最后一口schluck （从他的水瓶子里喝）振奋了一下精神而随后确定战争已经结束了呢？

我将永远也得不到那个问题的答案，我永远也见不到汉尼斯了，尽管我不久后就知道了凯姆普卡手里有汽油，但不是给我们用的。

4月29日那天有关墨索里尼下场的消息一定是传到了柏林。这位领袖和他的情妇克莱拉·彼达其被游击队员在意大利北部给抓住了，被处决后他们的尸体被倒吊于米兰的一个集市上受到了许多人的羞辱。这个消息是否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不得而知，这个消息是否对希特勒有什么影响也是不得而知。墨索里尼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并且非常了解他要遭到的报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地堡，在他们离开的同时，希特勒也开始考虑他离世的确切时间。一些人接到了撤离的命令，其他一些人想出了看似合理的办法为自己的离开找到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借口。在希特勒的遗嘱被打成定稿后，他命令4个军官把遗嘱的副本带给在佩兰湖总部的海军司令邓尼茨，和已被指定为陆军总司令的陆军元帅舍尔纳（Schorner）。这些被选为信差的人是希特勒的新闻发言人鲍曼的助手海因茨·劳伦兹，党卫军上校威廉·詹德（Wilhelm Zander）和希特勒的陆军副官少校威利·约翰梅尔（Willi Johannmeier）。那天早上他们带着危险的任务离开了。

过了不一会儿，另一个小组又离去了。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的副官征得了他们指挥官的同意，试着去寻找温克在西南方的第12军。弗赖塔格·冯·诺布朗霍文（Freytag von Loringhoven）对克雷布斯说他不想“像老鼠一样”在地底下死去，他更愿意在战场上战死。克雷布斯说这要由元首决定，希特勒竟然同意了。希特勒想知道冯·诺布朗霍文计划如何离开柏林，当这位副官说到他会设法到哈韦尔湖里找一艘船时，这引起了希特勒的兴趣，他推荐说应该找一艘平时在湖上游玩时用的那种电瓶船，以免被苏军听到声音。

冯·诺布朗霍文非常了解希特勒，知道元首此时已陷入了细节的思考中，希特勒明显地被电瓶船的想法所吸引了。不想被搞得心烦意乱，冯·诺布朗霍文毫不迟疑地答应会服从他的命令，他将会乘一艘电瓶船并且只乘电瓶船。那天下午，弗赖塔格·冯·诺布朗霍文、维斯（Weiss）上校和他们的格哈德·波特（Gerhard Boldt）上尉离开了国会大厦去完成他们自己请求的使命了。

这些军事人员的离开使得尼古拉斯·冯·毕罗少校（Nicholas von Below）的孤独感越来越强。这位德国空军副官已跟随希特勒达8年之久，对他的主人有某种忠诚感，但是他并不完全热心地进入到元首为自己和德国的其他人所建立了瓦尔哈拉宫殿（北欧神话中的另一个世界的大宫殿，有540扇门，是主神奥丁为了迎接世界末日之战而挑选出来的战士们居住之所，传说武士们阵亡后会被女武神们带往那里，每日饮酒作乐）。他鼓起勇气请求希特勒允许他逃出去，令他吃惊和欣慰的是希特勒毫无怨言地对他的要求给予了默许。希特勒只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冯·毕罗要等到参加完晚上的会议后再走，他有命令要冯·毕罗带给凯特尔。我曾经暂时被确定为冯·毕罗的向导，但当看到我脸上的表情时我就被排除在外了。

那天下午，希特勒命令维纳·哈思教授从急救医院来到地堡，来为他的自杀做准备。希特勒已不再相信党卫军了，他想证实一下由党卫军医生路德维希·斯达姆普菲格给他的剧毒胶囊是否确实有效，这个供实验的动物就是他最喜欢的阿尔萨斯牧羊犬勃隆迪。这条狗被希特勒的驯狗师弗莱茨·托尔诺中士由处于通往上层地堡的楼梯口的等候室带到了卫生间，托尔诺在这里当着哈思的面，掰开了勃隆迪的嘴用钳子夹着药送到了狗的嘴里，这条狗很快就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托尔诺明显地感到不安，希特勒自己也不能忍受这种场景，但是过了不久他还是进去亲自看了一下结果，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托尔诺又强忍悲痛接受了枪杀勃隆迪4只幼仔的任务。当活泼可爱的玩物被强行带走时，戈培尔的孩子们非常不安。托尔诺把它们带到党总部的花园，在那里它们和其他几只宠物一起被处死了。后来在地堡的底层，希特勒会见了医护人员并向他们致谢。申克医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其中一个护士都快疯掉了。

也是在那天下午，希特勒和汉斯·鲍尔有过一次令人感动的会面。希特勒给他进一步的指示，一旦自己自杀，希特勒希望鲍尔能把鲍曼送到邓尼兹那儿。先从陆上到达雷赫林机场，然后乘飞机到达波罗的海。鲍尔和地堡中的其他人一样也十分讨厌鲍曼，但是他非常忠于希特勒，他曾努力劝希特勒乘飞机逃出柏林。他有权调动6架原装的容克390远程飞机，这种飞机以飞行里程达到近1万公里而出名。因为希特勒拒绝了他的建议，鲍尔说他会坚守他的岗位直到最后一刻，但是假如希特勒命令他把鲍曼送到波罗的海，那么他只有服从命令。作为希特勒的飞行员，鲍尔曾负责安排元首的旅行，在希特勒巡视欧洲占领区时把他从一个总部送到下一个总部。照看希特勒最喜欢的腓特烈大帝的画像安然无恙地到达新的目的地也曾是鲍尔的工作。在结束最后一次会面之前，希特勒把这幅画像作为临别的礼物送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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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的S昏(3)

在上层地堡的一个普通房间，希特勒的一些随从人员正在喝酒吃东西，其中有阿克斯曼、拉登胡伯、汉斯·鲍尔和艾利赫·凯姆普卡。他们中的好多人都是从希特勒在布彻斯加德时就跟随着他，他们谈了好多“美好的旧时光”的话题，有些是伤感的，有些不是。在一个台子旁元首的新婚妻子出现了，由特劳德尔·琼格和爱尔斯·克鲁格陪着。来自下层地堡的一个党卫军军官出现在台子旁，说在没有收到近一步的命令前他们谁也不许离开，希特勒想给他们所有的人说“再见”。大家共同松了一口气，微微带着一丝悲伤。

希特勒开了他的例会，然后大概在午夜的时候他出现了，把给凯特尔的命令交给了冯·毕罗。这是另一个遗嘱，这次是对战争中军队表现的评价。这个文件被毁了，但是冯·毕罗后来凭着记忆又回想起来了。陆军总参谋部因为领导失误和十足的懦弱受到了批判。可能是鉴于新的空军上将瑞特·冯·格雷姆的原因，空军得到了原谅，它们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赫尔曼·戈林的无能。只有忠诚的海军司令邓尼茨，一个坚定的纳粹分子，领导下的海军受到了表扬，虽然实际上德国海军并未有一场荣耀的战争。冯·毕罗向他的主人致敬告别。

之后不久，一位党卫军军官来到了上层地堡，说现在元首已准备好向他们道别了。他最终将要离开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国会大厦，一种聚会的气氛在党总部地下室的平民和士兵中产生了，并弥漫了整个地堡。有留声机、歌声和舞蹈以及许多狂欢者。当希特勒经楼梯向上层地堡走时，聚会已变得非常混乱了，嘈杂声已渗入并穿过了食堂，所以，地堡的话务员罗切斯·米士被派过来要求他们安静一下，但是没有人答理他。一位党卫军军官过来要求这些狂欢者安静下来，也没有人把他的话当回事，狂欢继续着。希特勒终于在时常在他身边的马丁·鲍曼陪同下到了上层地堡的门口，在这种密闭的场地，上面的叫喊声和狂欢声每个人都能听得见。

被召集的是一些佣人和警卫。希特勒沿着秘书、勤务兵和军官组成的这个列队与他们一一道别，最后一次道别。没有人记得他当时说什么，无非是含糊地说一些陈词滥调。但是在随后对他们的讲话中，希特勒解除了他们对他许下的诺言并且祝愿他们能够逃出苏军追捕。他告诉大家，他别无选择只有死在柏林，他不想让斯大林把他放在一个展览馆里示众。说完后，元首又消失在了下层地堡中，这时大概是凌晨3点。

中午，希特勒收到了战争报告。到处都是苏联人，离地堡300米的地方就有射击者，没有什么希望了。元首收到这个消息无动于衷，他把鲍曼叫来并对他说他会在那个下午自杀。随后他让他的副官奥图·甘什去检查一下焚烧尸体的安排，希特勒指示甘什不允许留下他的残骸以免让苏联人得到。然后他回到了他的客厅与葛达·克里斯蒂安、 特劳德尔·琼格和康斯坦茨·曼扎利一起吃了午饭。通常在那儿的爱娃·希特勒这次没有出现，或许是因为她觉得作为元首的妻子，现在她的身份要比他的那些秘书们高一些。

午饭时，希特勒体贴地给了他们每人一些毒药剂，并且抱歉地说他没有更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给他们了。克里斯蒂安和琼格都接过了小瓶的毒药，但都暗暗地发誓永远也不会服用它。当他们在静静地吃午饭时，甘什命令一个勤务兵去找在地下油库的凯姆普卡，让他送200公升汽油来。凯姆普卡觉得他没有那么多（他真的没有），但是最后，他的4个人还是设法找到了180升汽油，并用汽油桶装着经由党总部的花园抬到了元首地堡的紧急出口处。他们和元首地堡的卫兵发生了争执，卫兵们想知道这些汽油是用来干什么的，最后海因茨·林奇来了才把卫兵和凯姆普卡劝开了。不一会，来了新的指示，要把所有其他的出口和办公大楼通往花园的门都锁上，只有几个被秘密选择的目击者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希特勒打发走了他的午餐客人，自己在房间呆了一会儿。随后在大约下午2点30分左右，甘什又把他们叫到了会议厅。到了以后，他们看见了马丁·鲍曼和他的秘书爱尔斯·克鲁格，玛格达和约瑟夫·戈培尔，布格多夫将军和克雷布斯，约翰·拉登胡伯以及海因茨·林奇。希特勒从他的房间里出来了，爱娃·希特勒在他的身边。他穿着他常穿的黑色的裤子、束腰的制服和白色的衬衣，爱娃穿着带有白点点缀的蓝色的裙子。他们沿着屋子默默地走了一圈，一边握手希特勒还给这些聚集起来的人说了些什么。他这个时候的腰弯得比任何时候都厉害，他的皮肤死一般的苍白。特劳德尔·琼格记得爱娃可能说了“替我向家乡致意，美丽的巴伐利亚。” 玛格达·戈培尔与希特勒会面的时候几乎都快疯掉了。几分钟后希特勒一句话没说回到了自己房间。

在这同时，戈培尔的几个孩子正在上层地堡玩游戏，他们不知道在他们下面几米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一定注意到了他们的妈妈陪着爱娃·希特勒匆匆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之间说了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了。这个年轻的女人已夺取了帝国第一夫人的头衔。玛格达·戈培尔是一个聪明、机智和独立的女人，她从未把温顺天真和易于感动的爱娃·勃劳恩放在眼里。特劳德尔·琼格意识到由于恐慌玛格达·戈培尔忘了给孩子们吃午饭了，她去党总部的厨房给他们找东西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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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3)

就在特劳德尔·琼格把希特勒的遗嘱打成定稿时，愁眉苦脸的戈培尔来到了她的办公室，问她能否在元首遗嘱的结尾加上他自己的结句。“假如元首去世，”他告诉她，“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了意义。”“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明确地违抗元首的命令。”他继续说道：“在这场战争的关键时刻，元首被暂时的背叛之风所包围，至少必须有一些人无条件地忠实于他，即使是一直到死。”

4月29日这个星期天的一大早我就在地堡中，我不知道已经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我也不能回忆起我在接待室等候的原因，但是在那个时候肯定是有让我到那儿的重要差事。整个夜晚直到午夜时分，在无线电通讯站和希特勒的地下情景室之间的活动非常频繁，这可能是由于鲍曼向全国的军队和党的领导人发送消息而引起的。

当我从与阿克斯曼的战地指挥所相邻的无线电台取情报的时候，一位发报员告诉我在东边我们与布雷斯劳堡垒仍然有联系，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在西边我们与海峡群岛仍能够联系上，这听上去非常可靠。我随后进入元首的地堡并把这一情报交给值班的军官，从他的反应来看这一定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我被告知在此等候并且会很快地收到答复。他去了并且好像去了好长时间。由于身体的极度疲惫，我在长椅上打了个盹儿。打盹儿的并不止我一个人，几个军官和勤务员也在临时餐厅里和走廊里睡着了。奇怪的是，鲍曼不在其中。谣传有人看见他消失在夜幕中，胳膊下还夹着一瓶法国白兰地酒。

那是思想混乱充满威胁的漫长一夜，我累得要死可又得不到充分休息的睡眠。我的大脑里始终充斥着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而导致的预感、想像和反思。在早些时候我穿过威廉姆斯大街时，站在门口的一个人看着像冰雹一样落下的炮弹时说：“孩子，这真是疯了！”

在战争中，疯狂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存在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中的战斗，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的巷战。由于不得不在猛烈的炮火中穿梭而且看到我的伙伴死亡和受伤的这么多，我也一定是被吓住了。现在，对我来说，很难估计我所处的形势。

早上很早的时候，一个军官拍了拍我的肩膀。这使我醒了过来，我感到局促不安。从我嘴角里出来的口水已流到脸颊上。“再多等一会儿。”他说道。我擦了一下嘴，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不再打盹儿。

这时，希特勒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了。

现在，所有醒着的人都看着他。他从他的私人房间里来到接待室，低着头朝我走过来。我惊恐万分而忘记了行礼，最后他朝上一看，眼睛停住了，好像陷入了沉思。他几乎踩到了一个在地板上睡觉的军官。他好像就要把我看穿一样。

这时，一次震动晃动了地堡。希特勒举起了他的右手，明显地挥了一下，然后伸出去直到摸到了墙为止。是地堡的天花板的正上方受到了袭击？泥土，灰尘和石灰纷纷落下充满了整个房间，落到了希特勒的身上。他的形象看上去更像查理·卓别林，而不是我们曾经的元首，但是他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些，他对自己咕哝着说些什么，像“又一次袭击!”随后，他转过身再一次消失进了自己的房间。

希特勒的情况比我在10天前他的生日宴会上见到的还要糟糕。这或许是因为地堡中的灯光造成的，但是他像黄疸一样黃的肤色还是让我震惊。他的脸色发黃，他明亮的眼白部分也已经变黃了，他的制服也不像以前那么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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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的S昏(5)

4月30日下午晚些时候，我从元首地堡回到了阿克斯曼的战地指挥所，我不知道元首地堡中发生的巨变。阿克斯曼消失了大约2个小时，当他出现的时候，明显地有些心烦意乱。他用嘶哑的声音说：“元首已经饮弹自尽了！”我惊呆了，元首死了！真令人难以置信。

几乎在这同时，我脑子里想起了一个问题：“神秘武器怎么样了？”我现在有点惊慌失措，就像13年前我的父亲把我留在马路上驱车离开时的感觉一样，这次我没有哭喊。由于阿克斯曼非常心烦，我没敢提出这个问题。他伸手拿了一张纸，用左手在纸上草草写下一些东西。

我记得几个月前，我们曾被告知，神圣的上帝曾在1944年7月20日的一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阴谋中救过元首的命。假如有神圣的上帝保佑的话，他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呢？看来这一切都是假的。

阿克斯曼让我去叫格特鲁德医生。她很快就感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她抓住我的胳膊并且一直抓着，直到来到阿克斯曼的办公桌前。我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我看见她哭着出来了。

她好像比我还要慌张，但是我们的工作还要继续。由于新伤员仍然不断地被送来，她需要另外的医疗用品，所以我再一次离开了。在这最后一次的任务中，我跑步穿过了爆炸产生的大火、呛人的浓烟和枪林弹雨。这时差不多已是午夜了，从我上次见到希特勒到现在为止还不到24个小时。我们发现了大批的苏军坦克，而且预计它们正在接近威廉姆斯大街和赫尔曼戈林大街，因此我改变了我的路线，穿过花园到达了紧急入口处并且通过了下层和上层地堡。我继续前进从地下到达了在新帝国党总部底下的防空洞。

战地医院所在的这个在新帝国党总部底下的地下室已经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地方。盥洗室的水正在不断地往外流，人们不得不设法尽力寻找干净的地方。只有少量的清洁水，而且里面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现在挤进来的这些人。勤务兵一个也找不到了，我必须要到这些天来到过的许多防空洞里去。它们就像是一个个动物园，孩子们在哭，大人们在相互厉声地指责。他们都是臭气熏天，粪便的味和汗味混杂着。

随后我在地下室见到了堕落的景象，到处都是夫妻拥抱的身影，一种世界末日的气氛弥漫在空中。几乎可以闻到对死亡的恐惧的气息——而且可能是一种非常强烈地对死亡的恐惧。可以听到沉默的抽泣声和急促的窃窃私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了希特勒的背叛。经常会听到剧烈的呼吸声，很难辨别出到底是受了伤的人因疼痛发出的，还是因为认识到了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而发出的。还有人们严厉的诅咒声和压抑的哭声，包括老人和孩子等所有的人都好像知道了笼罩着这座城市的恐怖形势。

我发现了两个没人照看的孩子。他们的妈妈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能再次见到他们的父母吗？他们在将要到来的攻击中的命运如何？在另一个角落，我听到一个小女孩说：“我们会离开这儿的，元首不会把我们丢在这种地方不管的！”她好像只有**岁的样子，看上去比我的妹妹多尔特还要小。

“元首死了。”她的妈妈对她说，话语中带着恐惧和愤怒。

“元首死了？”小女孩回应到，露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

“他把我们留给了共党分子，”她的妈妈激动地说，“元首抛弃了我们，仗打败了，敌人会把我们全杀光的。”

格特鲁德医生所需的用品一样也找不到，我两手空空从原路返回。我查看了一下元首地堡的接待室看看有没有急件要取，我从未见过的两位军官正在那儿，其中的一位大声对我喊让我离开，然后对另外一位军官说：“谁让这个坏小子进来的？”

希特勒青年团突击队的制服在希特勒的地堡中是不常见的，更何况那位军官因为离我太远而没看到表明我身份的勋章。

我从紧急出口离开了，最后一次从岗哨旁边经过。他们都没戴姓名标签，所以我不知道这些哨兵的名字。每当我对他们说话时，我都称呼他们的军衔。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就是“小伙子”，没有人像那位军官一样称我为坏小子，它有一种贬义的含义。我没有军衔，早些时候我曾被称为Melder，这是我最喜欢的称谓。

哈里·门格尔撒森在我等炮火间歇的时候也来到了紧急出口处，这时我有了一个询问的机会。格特鲁德医生想知道希特勒是如何被埋葬的以及埋在了什么地方。

“我认为是在那儿！”他毫不迟疑地指着花园里好像是弹坑的一个地方回答到。

“我们没有埋他们！”他说。他的“我们”一定是指普通士兵。我认为知道谁埋不埋希特勒无关紧要（后来哈里·门格尔撒森被苏联释放后承认他曾经挖过坟墓并且埋葬了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是在3块厚木板以下1米处。他还说他们的尸体并未完全被火烧毁并且是很容易认出来的）。后来，我回去告诉了格特鲁德医生希特勒和爱娃两人共用一个坟墓，是一个弹坑，没做什么标记并且仍在冒烟。

她好像又一次受到了明显的震动，但是仍然继续她的工作。

我并没有告诉他，从升起的烟雾中，我看到了骨头，是伸出来的一只胳膊或一条腿。由于没有近看，那也有可能是一个金属管或其他类似没有被烧掉的东西。土壤看上去好像在冒热气，很明显，有人铲了些土盖住了烧焦的尸体，但是由于太少而没挡住冒出来的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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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的S昏(6)

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坟墓周围的环境看上去更像一个废品站，而不是一个花园。到处乱七八糟，爆炸的碎片、垃圾、石子、铁片以及几具没有埋葬的尸体。我还记得有一架水泥搅拌机和一辆被烧毁的汽车，它们身上布满弹孔。在党总部的花园里并没有发生肉搏战，死去了平民和士兵一定是炸弹或手榴弹造成的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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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堡中的杀戮(1)

在我年轻的心里，我仍然不能理解希特勒为什么自杀。我的信念已彻底崩溃了，但是没有时间考虑，我得先想办法活命。

“元首为什么自杀？”我向阿克斯曼问道。

“因为我们的末日快到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显得有些恍惚。（战后阿克斯曼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书名是《它不会结束》）

我紧接着问：“我们的秘密武器在哪儿呢？”

“还没有完成。”他踌躇地答道。

这也成了胡言乱语，根本就没有秘密武器，甚至连V-2火箭也不生产了，一直吹嘘的V-3火箭根本就没有投入生产。原来还有希特勒的纳粹亚美利加式火箭的传闻，说这种火箭能够打到纽约市。这种火箭也不存在，它只是在纸上或少数纳粹科学家的梦想中。另一方面，美国不久后就有了原子弹，原子弹的研制已近完成。那时我们谁也没有听说过原子弹，而且我相信阿克斯曼对这种灾难性的武器也是一无所知。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场战争中开始感到自己被出卖了并且非常痛苦，十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直接迁怒于元首，他在我年轻的心灵中仍有某种奇怪的迷惑作用。阿道夫·希特勒死了，并且被埋葬了，但是他对我的这种影响使我仍然不敢提起他的名字。

“现在不会再有英雄式的死亡了，”我痛苦地对阿克斯曼说，“现在上帝会让我们灭亡！”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突围。” 阿克斯曼只说出了这话。

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突围的可能性已变微乎其微，整个城市被苏军围得水泄不通。最普遍的逃跑路线就是离开党总部后穿过蒂尔加腾区，沿着康德大街和黑尔大街继续往西到皮切尔的多夫大桥——这座桥仍在希特勒青年团控制之下。这条路线是在希特勒自杀前，军官们的情报员走的路线。另一条可能的路线是向北越过魏登戴姆大桥，这座桥也正在希特勒青年团的控制之下。但是苏军很快就加紧了对这两个地区的控制，而且他们对北面和西面这两座桥的占领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但是，阿克斯曼仍然对突破重围与在柏林北部的希特勒青年团的余部会合抱有希望。他强调了这个计划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保守元首死亡，以及死亡的方式的秘密至关重要。事实上部队的士气十分低落，我们部队一直在勇敢战斗的惟一原因就是他们受到温克的第12军和伯西的第9军可能会来增援这座城市的影响。每个人都被告知苏联人在东面被击退了，而且他们正与西方面军作战，一旦这些假象暴露混乱将会随之而来。

但是过了不久我就发现保守希特勒死亡的秘密根本就不可能。希特勒已经死亡的消息已在外面要塞的部队中慢慢传开了，我是在给大厦送情报时发现这一点的。（情报说在纽科林，一队希特勒青年团被苏军的坦克消灭了。我那些没有被彻底消灭的勇敢的同伴现在都成了苏军的俘虏，他们不久后也会在苏联的劳改营里由于疾病而死去）

在党总部的地下室，逐渐临近的灾难进一步引起了人们被酒精燃起的最后一刻的兽欲。一位身穿后备军制服的女孩向我走过来抱住了我，她模糊不清地说：“你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我想生个像你一样的孩子。”她把手放到了我的铁十字勋章上。我感到她在亲吻我的耳朵，她的头发落在我脸上，我对她说：“我有任务。”我尽可能不冒犯地挣脱了她的拥抱。她哭了，“我不想被苏联人俘虏。”

但是我又能为她做什么呢？我为她感到难过，我感觉到了她的痛苦，而且我也感到了无助。我处在一群拥挤的士兵和平民之间，而且一个迷人的年轻女孩要跟我**，但是我已经有了安妮·玛利亚，她可能已经有了我的孩子。即使我死在柏林，我生命的源泉和生命的延续可能会在她所在的霍夫活下来。我的生命可能会结束，我的尸体会烧成灰被风吹到一个永恒的地方，但是我的孩子可能会活下来。

当我回到纳粹党总部的时候，格特鲁德医生的护士们也在讨论想怀孕的事，她们把它看作是某种保护或防范，其他人在讨论自杀而且说得毫不迟疑，任何胜利的想法现在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每个人都知道末日到了。

突围最初是在希特勒自杀的那个晚上计划的。但是当阿克斯曼在大约下午6点回到他的战地指挥所后告诉我说，我们的出发时间往后推迟24个小时。我们会在明天，也就是5月1日，星期二的下午10点后出发。我想知道为什么，阿克斯曼告诉我可能有与苏军和平谈判的可能。戈培尔和鲍曼已举行了一次会议，提出了与苏军和平谈判的建议。阿克斯曼和布格多夫将军以及克雷布斯、蒙克一起出席了会议。会议达成一致，他们应该尽快把戈培尔和鲍曼是德国新政府的成员，以及海军司令邓尼茨是新的国家首脑的消息传递给苏联领导层。假如苏联人答应让他们向北安全转移到邓尼茨在石荷州的指挥部，他们就召集政府并开始与莫斯科的和平谈判。

马丁·鲍曼当然有许多个人的事情要做。除了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中简单提到了他新的身份，但是随着他的庇护人的离去，惟一重视他的人已不在了。所有的权力现在都落在了在石勒苏益格苏尔施泰因州的那个新的国家首脑的手上。假如鲍曼能在邓尼茨知道希特勒已死的事实之前见到他，那么他至少还有些许的机会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但那只是一厢情愿，苏联人不会让戈培尔或鲍曼逃出他们的控制，而且任何和平的谈判也只能根据斯大林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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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堡中的杀戮(2)

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推迟突围的好借口，我们都是山穷水尽了。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而且在过去的两天里好像每时每刻都在急速地活动，其他人也是一样。我们在这种可怕的状态下，没有人的体力还能支撑着跑出去几百米。我们都接到命令要尽可能多地睡觉。

就在我们致命的敌人凶恶地像老虎撕裂猎物一样对我们进行打击的情况下，我们接到的命令竟然是睡觉，但是我们没有几个人能睡得着。部分原因是害怕，我们都认为我们不久后会死去，而且我们许多人不会很快地无痛苦的死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苏军离我们是多么近，有时他们的弹幕射击的密集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而且还在不断的加剧，迫击炮和大炮，密集的卡秋莎火箭和无休止的机枪射击。每个人脑子里都有求生的念头，都在向上帝祈祷。在这紧要关头我们是多么迅速地求助于上帝啊！我很羞愧地说当时我已不再想我的同伴而是开始考虑自己了，我想知道是否能逃过其他人已命中注定的命运。

我很快就打消了这种念头。我那时还没有停止抵抗举起双手向苏军投降的念头，我必须听从命令，参与突围希望能够活下来。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小时候当我祈祷上帝的宠爱时，她曾劝我要向上帝致谢而不是祈求。在这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我仍然没有睡觉，但是我已经停止祈祷了，不求上帝救我的命了，而是自己想办法做些能让我活下来的事情。

我脑子里想起了童年时候的一些事情。西里西亚美丽的森林，和妈妈一起采摘浆果，带着我的狗散步，我可爱的小鹿，我亲爱的祖父母，甚至那曾经让我失望的父亲我现在也想让他高兴。哈思目前在什么地方？我非常希望他能和我在一起，他会让我们毫发无伤地摆脱目前的困境，我深信这一点。但是哈思现在失踪了，他被埋在哪里是我在给妈妈和安妮·玛利亚最后的两封信中提到的事情。她们将永远也收不到这两封信了，她们也不会读到我最后对她们说的话了，而且她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头脑中就要一片空白时，就很难再有睡意了。

正当我疲惫地躺在行军床上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注意地马丁·鲍曼正在试图从大本营里组织自己的突围队伍，他请求阿克斯曼给他一群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组成人肉盾牌。我听到格雷姆和阿克斯曼讨论这件事，这正是阿克斯曼发誓为元首提供的人肉盾牌。鲍曼的理由是他现在是党的领袖，应该有资格享受这种待遇，其他的高级军官都在这些年轻士兵的保护下通过了苏军的封锁线，所以从多个方面来看他的要求都是正当的。

但是阿克斯曼有些吃惊，他怀疑鲍曼在地堡中的最后这些天里除了策划打垮他的竞争对手和自己的幸存外没有干别的事情。在希特勒自杀后鲍曼曾命令汉斯·鲍尔用飞机把他送到邓尼茨在波罗的海的指挥部，但是鲍尔告诉他已经没有飞机了，所以绝对不可能很快地给鲍曼这个顶级的懦夫提供逃离的可能。他在一层楼梯上说过他希望汉娜·瑞奇没有离开——好像即使没有飞机，她的冒险行为也能够救他的命一样。鲍曼对徒步突围的前景丝毫不感兴趣，但是一队年轻士兵为他挡住苏军子弹的想法对他来说至少是个安慰。

有一段时间我希望阿克斯曼能答应这一请求。如果他同意鲍曼的请求，那么我肯定是被指派执行这一任务的团员之一。如果只是我们几个，我们冲出去的机会可能要比原来计划的大规模突围成功机会大一些。我并不特别喜欢鲍曼，但是很高兴有机会和他一起在大多数人之前突围出去。我从行军床上站起来并且怂恿阿克斯曼同意鲍曼的计划。其他几位在场的军官也这么做，其中包括波特，但是有一个人反对说这种行动必须要得到蒙克将军的同意。格雷姆被派去新帝国党总部征求他的意见，我们大家都在等着他，得到的答复是“不可能！”

没有单独的突围，即使是为了马丁·鲍曼也不行。没有比被所有的人不放在眼里这种方式更能生动地证明鲍曼手中的权力已消失殆尽了。他没有对军队的控制权，鲍曼的行为就像一只金毛野鸡，我的祖父总是这么说他。他获得了高级官员所有虚假的恭维，但是他不会飞。他不像是一个战士，他和许多懦夫一样是一个欺凌弱小的人。我知道阿克斯曼也是这么认为，但是他比较谨慎。他所说过关于鲍曼的话就是：“他能控制他的酒量。”在希特勒自杀后，鲍曼自我陶醉的地位变成了一种尴尬。有人说他从食堂里找到酒，并且把酒和香烟递给他周围所有的人。

我为我们没有去成感到失望，但是我心中也窃喜。他的请求被否定后，鲍曼一定会认识到，不管是不是党的领袖，他都没有一点实权。所以，希特勒让他“党内最忠实的同志”也失望了。他给他一个党的领袖的名而实际上什么都不是。

我问我自己，我准备好死了吗？然而奇怪的是，在这场战争中对我来说第一次得到了否定的答案，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为什么而死呢？为元首吗？他已经死了。为国家吗？它现在也已破碎了，这样的国家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国家了。为我的妈妈、姐妹和我的兄弟吗？不。他们不想让我为他们而死。为我父亲吗？哈！他肯定会把我英雄式的死亡看作是一枚荣誉勋章，但是它是英雄式的吗？或者是可怜的和令人同情的呢？我会被坦克碾过还是会被喷火器烧死？而且即使我的死是英雄式的死，我的父亲他知道吗？其他人知道吗？我是最后一个尽管被打败但仍为荣誉献身的人吗？我是后代的杰出榜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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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堡中的杀戮(3)

不，我不想死，我知道安妮·玛利亚在等我。

在那天深夜，戈培尔和鲍曼命令克雷布斯离开地堡去和苏军的领导人朱可夫将军进行和谈。克雷布斯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早先曾做过驻莫斯科使馆的武官，曾经被斯大林拥抱过，希望早期美好的回忆能够为外交的车轮加点油（后来证明这毫无希望）。克雷布斯手举着白旗离开了地堡，他带着戈培尔和鲍曼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是帝国新政府的成员，以及海军司令邓尼茨是这个国家新的首脑。鲍曼请求批准能够安全地到达邓尼兹在石荷州的指挥部去拜访他。

克雷布斯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才回来。他带来了一个明确的消息，除了彻底投降外，苏联人不接受任何条件，他们要求在下午4点钟给予答复。5月1日对苏联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斯大林希望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庆祝它。直到现在，鲍曼和戈培尔才认识到什么样的和平条约也签署不了。他们指示继续突围，戈培尔说他将不参加逃亡，而是要像元首一样死在柏林。鲍曼最终也意识到对邓尼茨隐瞒真相已经没用了，就告诉了这位新的首脑希特勒已经死亡。

在希特勒的地堡里，戈培尔把他的副官昆德·施瓦格曼从走廊里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告诉他自己将不参加突围而是和自己的妻子一起像元首一样死在柏林。他让施瓦格曼把自己的遗体烧掉，就像元首的一样，他还告诉他他们决定把孩子们也杀掉。在结束谈话的时候，戈培尔把在他办公桌上放了多年的一个用银框镶嵌的希特勒的照片送给了施瓦格曼。这是双方一次不露声色的会面。

那天下午，阿克斯曼到了元首地堡告诉鲍曼，蒙克将军已拒绝了他提前行动的请求。后来阿克斯曼到办公室拜访了戈培尔，戈培尔告诉了他自己和玛格达要自杀的决定。后来，阿克斯曼与戈培尔和玛格达一起坐在下层地堡的会议桌前，还有其他几个人在场，包括汉斯·鲍尔、希特勒的飞行员和克雷布斯将军。他们一起喝了一瓶香槟酒并且谈起了往昔的时光，玛格达神经紧张地吸着烟，戈培尔忧郁地回忆起了战前他与阿克斯曼一起在柏林的大街上同**人和社会党党员斗争的时光。

阿克斯曼回来后一定告诉了格特鲁德医生戈培尔的计划，因为她明显地不安起来。她想出了一个救他们的计划，她的想法是从她的护士中选两个助手把地堡中的孩子们带到位于魏登戴姆大桥附近的夏里特医院附近的儿童医院。她问我外面的真实情况怎样，我不得不告诉她外面不安全。我告诉她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被打死的可能性很小，那个地方正在遭受不停的炮击，大街上到处都是呼啸的子弹飞过。她认为医院有红十字标志，应该不会被轰炸，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后来我们知道苏联人为了报复，不但炸了医院，而且当他们最后占领那儿以后还强奸了那里的护士。

几乎在这同时我收到一个指示，戈培尔并不是惟一要杀死他们孩子的纳粹分子。我被派到下层地堡去鲍曼处取一份电报，但是他并没有直接给我。尽管他以前见过我几次，手里拿着急件，他问道：“这就是那个送信人吗？”“是的。”在场的军官说，这个军官从鲍曼手中接过急件信封并递给了我。我又跑回了地下无线电室并把它交给了发报员，我看到无线电发报员打开它不敢相信地摇着头说：“我的天呐，这些孩子也要被杀掉！” 鲍曼命令他的妻子把他们的10个孩子全部杀掉然后自杀。

戈培尔在正午的时候口授了他的最后一份电报，这是发给海军司令邓尼茨的，证实了希特勒的死讯。随后，这位宣传部长和他的妻子回到了在上层地堡的房间，孩子们在特劳德尔·琼格照看下在食堂的走廊里玩。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戈培尔和他的妻子在离孩子们只有几米远的他们的私人房间内是否讨论过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无论是戈培尔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忍心直接提及玛格达·戈培尔将要进行的残忍行为。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被提出了多次，但这对父母都是非常地犹豫不决。约瑟夫·戈培尔曾经有过把孩子们往西送到西部的想法，宁愿让他们落到他较喜欢的英国人的手里。接下来他又打消了这一念头，无论俘虏他们的当局是多么的仁慈，约瑟夫·戈培尔的孩子永远也不会被允许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然而把杀死孩子的主要责任完全推到约瑟夫·戈培尔的身上也是不对的，玛格达·戈培尔也认识到了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作为约瑟夫·戈培尔的孩子战后的生活一定不容易，但是对于玛格达·戈培尔来说，杀死她的6个孩子的可怕的念头不仅是一种仁慈的行为，而且据猜测她也想通过把她的6个孩子给希特勒做祭礼来确定她帝国第一夫人的身份，来超过那个在最后时刻的冒牌者爱娃·勃劳恩。

就在那天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戈培尔把一位党卫军的牙医赫尔穆特·昆兹（Helmuth Kuntz）从希特勒的办公室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戈培尔解释说他的妻子有一个特别的请求，然后戈培尔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只留下昆兹单独和玛格达在一起。昆兹是一个牙医，他在党总部的地下室有一个诊所，正是他治牙用的椅子受到了地下室里的狂欢者们欢迎。昆兹在4月27日刚来到党总部时，玛格达先开始对他说她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随后说起了由于形势的原因，她认为她将不得不杀死她的孩子们。那时，他赞同说杀死孩子们是一种仁慈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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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堡中的杀戮(4)

但是现在形势真的发展到了这一步，昆兹显得有点勉强。玛格达·戈培尔直接向他提出了帮助他们杀死孩子们的请求，他极力想说服她把孩子们送到夏里特医院，他们会受到红十字的安全保护。她立即否定了这个想法。不久，在约瑟夫·戈培尔回来后，他也不同意这个想法。他只说了一句话：“他们是戈培尔的孩子。”简洁地总结了他带给他们孩子的悲惨命运。约瑟夫·戈培尔又一次离开了房间，而且过了大约1个小时还没回来。由于事情仍然没能定下来，昆兹医生只好同玛格达·戈培尔坐下来玩起了纸牌游戏。

希特勒的死使得地堡有一种令人恐惧的寂静，除了戈培尔的孩子们每个人都知道了所发生的事。现在快到了他们最后就寝的时间了，几个孩子正在他们的“希特勒叔叔”几个小时前结束生命的套房外玩耍。另外几个孩子在上层地堡的房间里玩耍，这个地方有一些成年人在举行一个小型的聚会，他们在食堂的走廊里喝酒叙旧。在大厦地下室聚会的嘈杂声传到了地堡中，玛格达·戈培尔和昆兹医生继续玩纸牌游戏，特劳德尔·琼格开始哄孩子们睡觉。约瑟夫·戈培尔神色凝重地走了进来，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苏联人可能已经打到了地堡的上面。他们必须立刻行事，否则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会落入苏军之手。

玛格达·戈培尔和昆兹医生飞快地从下层地堡经楼梯来到了上层地堡进入了孩子们的小卧室，6个孩子都穿着睡衣准备好睡觉了。这个屋里有3张上下床。玛格达从一个架子上拿了一个注射器。里面装有吗啡。玛格达跟孩子们说医生来给他们接种疫苗，地堡中所有的人和士兵都已接种过了。他们明天将乘飞机飞往贝熙特斯加登和他们的希特勒叔叔会合，所以孩子们必须睡个好觉为这次旅行做准备。他们最大的女儿海尔格是否感觉到了这个手段不得而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她没有。在过去的几天里，地堡中的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目击了这令人心碎的场景，孩子们在天真的玩耍而没有注意到即将到来的灾难，但是他们注意到12岁的海尔格，到目前为止她是孩子们之中最机灵的一个，好像感觉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不祥的气氛。在希特勒自杀后，她的妈妈由于悲伤而那么地过度紧张，她不可能没注意到。难道她没有注意总是受人关注的希特勒叔叔在过去的这几个小时里没有露面吗？

不过海尔格还是听了妈妈的话，和其他的孩子躺到了床上让党卫军的牙医给他们注射药物。玛格达不能面对她计划的初始阶段，她走出房间在外面等候而让医生来完成这项任务。大概是在8点以后医生从房间里出来了，他非常紧张地告诉她，药会在10分钟后起效。这位党卫军医生还说他不能按要求继续做下去，必须要找到一位更加服从的医生。不一会儿，斯达姆普菲格来到了。

斯达姆普菲格医生有一套特殊的价值观。治病救人是一个医生的天职，但是斯达姆普菲格在地堡里花费了很多的时间给人们分发大量的蓝色玻璃状的氢氰酸药丸，这种药会很快地结束人的生命。哈思教授和申克医生曾多次让他到大厦的战地医院帮忙，但是斯达姆普菲格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格特鲁德医生也曾经问他是否能到她在纳粹党总部的治疗室里来为一位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做个手术，他拒绝了这一请求，他不想为了救别人而冒生命危险穿过威廉姆斯大街。这位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最后因此死掉了。

这时斯达姆普菲格和玛格达·戈培尔进了孩子们的房间。所有的孩子都因为吗啡的作用而睡着了，尽管几个孩子比其他几个孩子睡得更沉一些。玛格达·戈培尔依次走到每一个孩子的身边，把他们的嘴巴掰开，接着斯达姆普菲格把他玻璃状的氢氰酸药丸放进孩子们的牙齿中间，然后玛格达·戈培尔再把孩子们的嘴合上。孩子们可能出现了轻微的痉挛，并很快地吸了口气，几秒钟后孩子们就死掉了，或许除了海尔格以外。几天后当苏联军队发现孩子们的尸体时，他们医生的验尸报告称海尔格脸上有“几处青一块紫一块的瘀伤”。这表明她可能醒了并且发现有些什么事情不对劲，可能在她妈妈试图掰开她的嘴时挣扎了几下。没有什么好的方式与她的第一个女儿告别，在斯达姆普菲格和玛格达·戈培尔完成了他们的死亡使命后，他们用床单盖上了每个孩子的尸体。

上层地堡现在真正是寂静得要死，几分钟后戈培尔的家人会全部死光。

当玛格达回到下层地堡时，她的丈夫已经出现了，他来回走动，看上去非常焦急。他的副官施瓦格曼和蒙克将军和他一起在走廊里，他们看着戈培尔，脸上的表情和甘什在希特勒自杀前的表现的一样忧郁和不安。会议厅里回荡着从上面传来的战斗的可怕的轰隆声和巨响。玛格达紧张地抽着烟，她向丈夫简要地说明孩子们已经“全完了”。她没再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她的丈夫没有表现出任何表情。“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吧。” 戈培尔不耐烦地对施瓦格曼说。玛格达踩灭了烟头然后拿起了桌子上的一小瓶香槟酒，给自己倒了一杯，喝了几口又把它放回去，然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她已经准备好了。她戴上了希特勒颁发的金质纳粹党徽和刻有“阿道夫·希特勒，1934年5月29日”字样的一个金质的香烟盒，这是希特勒送给她的礼物。这对夫妇从施瓦格曼和蒙克身边走过，很快地上了4段楼梯来到了上面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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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堡中的杀戮(5)

他们结束自己末日的准备情况不得而知。或许是戈培尔先开枪打死了他的妻子然后又自杀了，或许是玛格达像爱娃一样先吞下了斯达姆普菲格给她的氢氰酸药丸然后戈培尔又开枪自杀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但是在等了一小会儿之后，施瓦格曼跑上了楼梯，他发现玛格达和戈培尔的尸体就在离埋葬希特勒的地方不远处，希特勒火葬所产生的烟还在像蒸汽一样地从地下冒出来。施瓦格曼或许又补了致命的一枪也未可知，随后他匆匆地给他们的尸体洒上了汽油并点燃了他们。但是留给戈培尔的汽油不太够，当苏联人到来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被认了出来。香烟盒并没有被烧坏，金质纳粹党徽也没有被烧坏。戈培尔的大脑袋很快就被从苏联的宣传画上认了出来，而且他被整过形的脚也没有被烧着。

戈培尔确实很爱他的孩子，但是在他自杀前他并没有明确提到有关他们的事情。或许是他不忍心想。他的确提了一个有关于他们的冷静的问题，只不过是给地堡中的其他人说在约瑟夫和玛格达死后，找个时间把孩子们的尸体埋了。事实上地堡中没有人能够忍心再次进入那个发生变态事件的房间，所以没有人动穿着白色睡衣的孩子们的尸体，直到苏联战士几天后发现他们。

当施瓦格曼回来后，蒙克让他把希特勒的房间放火烧掉。已经没有多少汽油了，但是这位副官还是找到了一罐，并把它倒在了地图室的地板上。他划着了一根火柴扔过去，火呼地一下就着了。没有等着看它到底怎么样，蒙克和施瓦格曼就开始离开了元首地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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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1)

蒙克将军和施瓦格曼上尉最后离开元首地堡时都已经快晚上9点钟了。蒙克现在担任起了突围指挥官的角色，他很快在他的地下指挥所同来自于柏林和周边地区各个军事阵地的高级军官举行了一次会议。阿克斯曼作为守卫魏登戴姆大桥和哈韦尔大桥，以及大约100名守卫国会大厦的希特勒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位党卫军军官开始向每个人简要介绍了在过去两天里的危急情况。在出席会议的人中，很少有人确切知道在元首地堡里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都听到的传闻。现在蒙克向他们证实了爱娃·勃劳恩和阿道夫·希特勒结婚以及这对新婚夫妇和戈培尔一家自杀的事实，这些细节引起了轻微的诧异但没有明显的悲痛。让人焦急的是蒙克对军事形势的估计，温克的第12军和伯西的第9军不能来解首都之围。

这个真相引起了无声的愤怒。蒙克解释说现在剩下的惟一选择就是单个小组努力冲过苏军在西北方的封锁线，最终的希望是能够到达海军司令邓尼茨在石荷州的指挥部。他说在晚上11点钟时，这个命令会传达到每个团，放弃阵地开始大规模的突围。他要求希特勒自杀以及伯西和温克的"幽灵"部队的真相必须保证到突围前1个小时才能对所属部队的人员讲。这样，每个人离开了指挥所，开始为即将到来的生死存亡的考验时刻而制定他们个人的作战方针。

会议结束后不久，晚上9点30分时，汉堡的帝国电台向听众宣布准备收听一个庄严而重大的通告。在这期间电波中回荡着瓦格纳的歌剧和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乐等伤感的音乐，又过了90分钟人们才听到希特勒死亡的消息。很显然，德国人民仍然未被告知真相，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元首在“国会大厦的指挥岗位上”同敌人斗争到最后一息。当陌生的海军司令邓尼茨的声音出现时他又重复了这一谎言，称希特勒的死是“英雄的死”。邓尼兹还宣布他已接替了希特勒，但他不被称作元首，而是首脑。

这次播音当然又是另外一个纳粹的谎言。希特勒已采取了懦夫的行径，现在许多狂热的纳粹分子也准备这么做。他们曾经派几百万人去经历长期而又缓慢的死亡，他们还在整个欧洲对更多的人施暴，但是现在这些已被他人鲜血浸透的男男女女们仍然没等到有人为他们准备一粒良药。邓尼茨和魏德林将军一样对希特勒自杀的消息感到吃惊，但是这只是两人此时惟一的共同点。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魏德林把对希特勒的愤怒付诸于行动，解散了他的所属部队。他的命令简洁而又准确：“1945年4月30日元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摒弃了所有宣誓效忠他的人。” 魏德林告诉他们继续抵抗已毫无意义，应该放下武器。邓尼兹直到最后仍是一个纳粹右翼分子，对他和他的人，将如同希特勒希望地那样，一直战斗到死为止。

苏联的部队现在已占领了哈韦尔河上皮切尔的多夫大桥到这座城市西部的地区，施普雷河上的魏登戴姆大桥到党总部办公大楼北部的地区。当这两条最明显的撤退路线被封锁后，蒙克为士兵和帝国的首脑们制定了一个大胆的作战方案。还有一条可行的路线：在城市的地下。尽管城市遭受了重创，但是柏林的地铁系统却异常地完整无缺。地表的出口已被碎石堵住，但是在过去11天无休止的轰炸中成千上万的柏林人已把地铁隧道同他们的家连接在了一起，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几天前有几列火车还一直在运行。蒙克的计划是让那些能够沿着地下铁道走到柏林北郊的人撤退到敌人防线的后面。

这条路线的起点在法兰克福地铁站，在威廉姆斯大街的另一边党总部的斜对面。从那儿，撤离者们再向东转移到市中心地铁总站，从那儿他们往北然后前往腓特烈大街地铁站。在这个地铁交汇处，地铁线延伸到施普雷河的下面。撤离部队将从施普雷河下面一路前进到达北部郊区卫丁的斯德丁地铁站，在那里他们将有可能与其他的德军部队联系上，一起到达西北120公里外的海军司令邓尼茨的指挥部。

这个计划不是没有风险。最危险的部分可能是从党总部地下车库穿过威廉姆斯大街到法兰克福地铁站最初的100米的冲刺。党总部100米之内已经出现了苏军，党总部周围的每一条路都是一个死亡陷阱。还有传言说在地铁道里也有苏军的步兵，甚至有可能用喷火器来消灭他们。而且还有种说法就是守卫的德军和苏联的攻占者都正往地铁道里灌水，但是正如蒙克将军所说，这是他们最大的希望。

两类人将不参加这种生死未卜的地下逃离。第一类是大约100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们仍将守卫在党总部周围。阿克斯曼已决定我们到地上去，作为一个柏林人，阿克斯曼相信在熟悉的城市街道上的胜算比较大。而且他是一个好战的人，他认为藏起来躲开敌人的想法非他所愿，他不喜欢像老鼠一样沿着地铁线逃走。假如他遇到敌人，那么他会与他们正面交锋。我想蒙克也想用地上的活动来掩护地下铁路的企图。对我来说怎么样都无所谓，无论是在地上还是在地下都是一样的危险，我只是想要离开党总部。我问了一下阿克斯曼我们突破苏军的封锁线以后的计划。

“按元首的要求继续战斗！”他简单地回答道。

“伤员怎么办呢？”我想知道。

“他们必须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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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2)

这就是第二类不能撤离的人，他们除了等待敌人的到来什么也做不了。在纳粹党总部的下面急救站大约有40名病人，他们由格特鲁德医生照顾。另外在国会大厦底下的战地医院里还有几百名不幸的人，他们将由哈思教授来照看。这位希特勒的党卫军的老医生病得很重，走不了20米就会累得气喘吁吁。申克教授将作为三把手跟随蒙克将军撤离。但当格特鲁德医生得知阿克斯曼把她留下时很不高兴，她坚持要我们把她带上。一开始阿克斯曼坚决不同意，她必须和病人在一起，我们的行动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太危险了。

“你们会需要我的！”她坚持说道。

阿克斯曼最终让步了，格特鲁德医生再一次证明了她的勇气，她也写下了自己的遗言。

这时，我也匆匆胡乱写了一首诗。

从一个无名的坟墓，

我燃烧着的灵魂和寒风，

一起来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

与大海的波浪一起得到永生。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促使我在那种逆境下写下这些诗句的，那个促使我写下它的因素就像生命一样神秘。或许是我觉得虽然我面临着死亡，但是我写下的诗句会在我们留下的这些伤员的保管下幸存下来。我把我的诗留给了一个13岁的男孩戴特·许欧德，他没有跟我们一起走。我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每个人都接到命令到国会大厦的地下室内集合，他们在那儿接到指示向前走到威廉姆斯大街对面的一个地下车库。这儿曾经驻过一个消防队，但是现在成了停放政府乌黑铮亮的豪华轿车的场所，不久就被胜利的苏军攻击部队占领了。但是现在这些汽车都被乱七八糟地移到了车库的一边，以便为逃跑的部队让出一条道来。共有大约1000人准备逃离，他们中大多数人是蒙克领导的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另外还有20名希特勒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80名拉登胡伯的人。

还有许多人集中在党总部地下的地堡和地下室里。随着夜晚的临近，越来越多的士兵涌进了这些低矮的房间里。成人和孩子们，平民和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到来，他们的衣服和脸上覆盖了许多尘土以至于彼此都分辨不出谁是谁了。他们脸上露着沮丧和失败的表情，但是更明显的是他们脸上绝望无助的疲倦，他们的制服被扯成了碎片，他们和我一样在地堡里睡觉以及战斗了至少2个星期了。

逃跑的计划是每次大约20个人为一个小组想办法穿过威廉姆斯大街进入到法兰克福地铁站。蒙克将带领第一组首先开始穿越，他这一组包括了他的参谋人员、申克教授、奥图·甘什以及地堡中剩余的女性：特劳德尔·琼格、葛达·克里斯蒂安以及鲍曼的秘书爱尔斯·克鲁格，还有希特勒的厨师康斯坦茨·曼扎利。拉登胡伯作为第二组的领导人紧随其后。

我们被安排到了第三组。马丁·鲍曼被安排在哪一组引起了争论，自从希特勒死后，马丁·鲍曼被每个人当成小丑一样的对待，蒙克也没有掩饰对他的轻蔑。鲍曼开始有点醉了，并开始与蒙克的高级军官大吵起来，他们对他也怀有敌视的轻蔑。鲍曼在那天晚上显得醉得厉害，威尔茨因甚至对阿克斯曼说：“这样的话我们不带他走。” 他穿着一个过大的皮衣使他看上去比他实际上还要胖一些。蒙克将军也穿上了平民的衣服。在过去的几个星期这两个人还要求其他人战斗到死，可现在为了逃亡自己却换上了平民的衣服。

在这种卑鄙和自私的威胁下，鲍曼的生命已接近终结。喝醉的并不止他一个，他的许多纳粹党总部的人员也都喝得不省人事，而且他们所有的人也都把在过去12年里一直作为炫耀的纳粹制服丢在了一旁。

蒙克非常明确地表明他不希望鲍曼在他的那一组。他喝得太多了，斯达姆普菲格不得不让他清醒一下。阿克斯曼则更不愿意带着他，最后，由宣传部组成的一个小组同意带着他。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路德维希·斯达姆普菲格也在这一组，这一组还有希特勒的飞行员汉斯·鲍尔。鲍尔也和其他人一样地讨厌鲍曼，但是由于他接受了希特勒的命令要把鲍曼送到海军司令邓尼茨的指挥部去，他为了忠于对元首的承诺而感到受到了荣誉的约束。那天晚上，鲍尔把希特勒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珍贵油画卷起来用背包装着。斯达姆普菲格似乎也让鲍曼变得清醒了一些。

我们小组和鲍曼所在的小组在谁先走的问题上有些争论。鲍曼不想等蒙克将军规定每两组之间20分钟之久的间隔时间，他非常惊慌，想尽可能早一点的离开党总部。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听到外面苏军的射击。争论最后变得毫无意义，因为阿克斯曼已经决定我们要到地上去，我们不必和其他的小组的计划相符合，阿克斯曼开始尝试和蒙克协调我们的出发事宜。

在晚上11点钟，蒙克将军带领他的那一组出发到了威廉姆斯大街上，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留心苏军的狙击手。有3～4个小组跑过了威廉姆斯大街到达了威廉广场。

在蒙克的小组穿过威廉姆斯大街去法兰克福地铁站时，我们在大街上朝着正北方前进。在我们快离开的时候，阿克斯曼拿出了两个重重的包裹，他告诉我里面装了50多万德国马克，让我背着它们，可是它们太沉了我背不动。所以我只背了一个，另外一个让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地区负责人背上了。我们这个小组是由大本营里剩下的希特勒青年团的作战部队、阿克斯曼的副官根茨·格雷姆、海因茨·波特以及格特鲁德医生和她的两个助手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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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3)

阿克斯曼说了几句，我们就都出发了，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一列纵队行进，并且尽可能近地贴着墙走。一些男队员被特别嘱咐要照顾好女队员。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我不能描述我当时的思想状态，但是我所有的肾上腺素一直支撑着我求生的**，另外还有阿克斯曼的命令。当我们到达威廉姆斯大街上时，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大街上要比我想像的安静得多。远处传来的苏军的枪炮声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嘈杂，但是此时的威廉姆斯大街不像白天是射击场一样，它有着令人怀疑的宁静，谢天谢地。不过极端令人头疼的是有时会响起零星的枪声，这使得人不自觉地进行躲闪，幸运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被击中。

当我们到达菩提树下大街时，我们第一次与苏军的部队相遇。他们正在布兰登堡门处的一个露天的烤肉架上烤制食物，而且好像是对我们身体的影子完全放松了警惕，或丝毫没有注意到。那真是一次离奇的经历，因为我们原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战。

随后我们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小心谨慎地前进，与苏联的部队背道而驰。不可想像的是他们没有发现我们，而且枪声也没有再次响起。一直到我们向北转到腓特烈大街开始向魏登戴姆大桥前进时，我们才碰到了前面的麻烦。我们正接近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桥上的一个坦克路障还有成百上千的党卫军、国防军士兵和平民，还有一辆大型的虎式坦克和机动式突击炮。这支部队想努力突破桥对岸的反坦克障碍，但是他们遭受了猛烈的火力阻击。我们加入了他们，当时真是一团糟。

我们好像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打击，甚至于我们后面都有。难道是我们自己的部队不知道我们在他们的前面吗？子弹在空中嗖嗖地飞过，炮弹的碎片从各个方向凶猛地向我袭来，大量的金属片像雨点一样落到我们身上。我除了看到模糊的火星和闪烁的火以外什么也看不到，我完全控制不了我在做什么或者我会发生什么事，我真像是在大锅的漩涡里一样，我想是末日到了。

我们前面的一次爆炸产生了一次巨大的震动，火光冲天。我冲到一堵墙的后面躲了起来，谢天谢地，我们看到前面几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出口好像是通往地下室。我们朝着它匍匐前进，但发现它只不过是一个冒着滚滚浓烟的通风道。我们压过周围的噪音相互喊叫着，阿克斯曼有点灰心地认为我们永远也过不了这座桥了。

“我们必须绕过去。”他做出了决定。

“在什么地方集合？”我用尽全身的力气问道。

“在那儿！”

他指着街对面的楼说。那是海军大厦，它还没有像这个地区的其他建筑物一样浓烟滚滚。格雷姆也指着街对面这幢楼，“那儿！”他对我吼道。在我与这座大厦之间的这条街遭受到了冰雹一般的迫击炮、大炮和火箭的打击，子弹从各个角落飞驰而来，但是已没有了别的选择，我冲进了这无情的如冰雹般的金属片中。

在另一边，我碰到了格特鲁德医生，她正与一队女孩在一起。她们中有两个被打中了，浑身是血，格特鲁德医生好像没什么事。随后阿克斯曼让我再次回到街对面，去找拿着装满德国马克箱子的那个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阿克斯曼对我说拿到它们以后我们才能准确地讨论怎样绕过那座桥。我憋了一口气又跑了出去，但是刚跑了一半我就绝望地失去了方向感，我已经看不到他们了，我不知道我正在朝那个方向走。我尽可能低地弯着腰在街中心走着，绝望地看着四周想找到他们的位置。我周围的猛烈的炮火和熊熊大火从未间断过。

突然，不好。

那好像是一种放松。我所记得的就是与我在过去的几个小时所经历的那种地狱般的生活相比，那好像是一种**过后的余波。就好像是在梦里，我隐约地感到一些弹片擦过我的钢盔。随后我感到一次碰撞，并且听到了一种不规则的金属片碰击金属片的声音。我倒在了马路上，随后费力地爬到一座墙的后面尽可能少地暴露自己。我自己非常确信，即使我的身体被撕开了，我的精神是防弹的，而且能保持完整。

我一动不能动了。

我还记得接下来零零星星发生的事情，还记得我自己的尖叫。

我肯定是倒下了。

一个弹片击中了我的脊柱。

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好像是在梦中见到自己一样，从正上方看到自己的身体，虽然受了伤但还活着。作为一个年轻小伙子，我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孪生兄弟一样。现在，在我的幻觉里，我好像成了两个人。我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被击中了但没有被打死，我在垂死之际被人发现了。我不知道是被德国人还是被苏联人发现的，很有可能是一些贫穷的德国妇女看到了我年轻的脸可怜我，因为我的工资单和身份识别牌都已经找不到了。那些被我们叫做“瓦砾妇女”的人在瓦砾中来回穿梭寻找那些还活着的人。她们知道苏军已经严令对党卫军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所以她们把男人们的身份识别牌和身份证都丢掉了。假如是一个苏联人发现了我，至少他会把我的勋章作为纪念品，这些勋章不足以让他识别出我的身份，他也有可能朝着我的脑袋再补一枪。

当我苏醒过来时，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位苏军的女军官。我躺在一副担架上，我此时认为我是在国会大厦的外面，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我是在夏里特医院里，我的腰部以下已经不能动了。她一定是一位医生，她用德语问我的姓名和年龄，然后她问我是否是法西斯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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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4)

“不是！”我回答道，当时我的思想确实是这么认为。当时，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的领导人的政治纲领。假如她要是问我是不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或纳粹分子，我肯定会说“是。”我仍然是一个纳粹分子，我看不出有什么羞耻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从不对审问我的人撒谎，我总是说真话。奇怪的是他们没有人问我是否在希特勒身边服务过，所以我从未告诉过他们。

我的意识时有时无，我对自己受伤的程度一点也不清楚。

我只能移动我的手和头，但是我的腿不能动。我的大小便失禁，浑身脏兮兮地无助地躺在担架上，只穿了一件衬衫，盖了一条毯子。

当时我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情形是由于脊柱擦伤而造成的暂时性的瘫痪，而且很快就会恢复的，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情。假如医生知道我会恢复，她可能会把我送到苏军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去，那是任何一个德国士兵都不想要的机会，它可能代表着死亡。正是她让我做了一个可怜而绝望的残废的人。

当然，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能够恢复。想到自己将永远是一个没有希望令人讨厌的残废人，我逐渐产生了死的念头，这种念头很强烈以至于我请求一位老人开枪打死我。这使我想起了可怕的一天，那天有位老人要我开枪打死他。

“孩子，你是不是疯了？”他说，接着又耸了耸肩，“我去哪儿找枪去？”柏林人出名的幽默感仍然没有消失。

一位妇女听到了这个对话插了一句，“我会把你清理干净的。勇敢点。”

这位妇女，也是一位难民，给我脱了衣服清洗起来，没有肥皂只用一块旧布在擦。她给我穿上了内裤和一件没有任何徽章的制服，她一定是从一具尸体上扒下了这件衣服。坑道里面那么脏，臭气熏天，人们肯定是看不见里面的尸体。

“不要死在我面前。”这位老太太说。

但是我希望如此。

我被转移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感觉自己是在一辆军用汽车上。我听到了一个女孩的尖叫声，显然正有人强奸她。我还记得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哭声。一个苏军士兵给了我一块面包吃，而且还把一块已融化的黄油放到了我手上，然后他又喂了我一口伏特加酒。由于醉熏熏的，他把酒倒得我满脸都是，我的眼睛被酒精烧得像着了火一样。我的尖叫声激怒了他和他的一个同伴，我记得感觉他们好像在用靴子踩我。后来我发现自己躺在路边，一些好心人把我抬到了他们的农舍里。他们喂我东西吃并且给我清洗，我的腰部以下开始慢慢有了知觉，我的精神以及我活下去的愿望也开始慢慢复苏。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我们从党总部突围那个决定命运的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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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幽灵(1)

国会大厦终于被攻下来了，不过不是在斯大林希望的五一节那天，而是在第二天。尼可拉·伯扎林（Nikolai Berzarin）将军的第5突击队赢得了这一令人羡慕的功劳，红旗插上了这一座被火熏黑的建筑物上。尽管莫斯科方面夸张地宣传说在攻占这一希特勒最后的据点时，战斗非常艰苦，实际上战斗是非常平淡的。最后守卫国会大厦的党卫军士兵在前一天就都跑掉了，都是随着蒙克将军的队伍走的，甚至连希特勒青年团都跑掉了，这幢大楼里面甚至连苏军曾经担心的陷阱都没有。在工兵检查完爆炸物并宣布安全以后，苏联战士小心翼翼地穿过了斯佩尔设计的广阔的入口。苏军最终进入入口以后发现的只是在地下战地医院里的由哈思教授、昆兹医生和两个护士照顾的几百名伤员，他们的药品仍极其匮乏。苏军吃惊地发现食堂的情况大不相同，食堂里堆满了香槟酒和精美的食物等等，这些东西他们已经好几年都没有见过了。

伯扎林许下诺言说，如果有谁能找到希特勒的尸体将授予他苏联英雄金星奖章。后来在他们发现苏联军队反间谍机构（**ERSH）的特工已经先接到命令进行彻底搜查时，就感到毫不吃惊了。他们在大臣花园的弹坑和连根拔起的树坑周围仔细搜查，很快就发现了两具被烧焦的尸体。他们已被烧得变了形，而且大小也只有成人尸体的一半。但是苏联的情报人员还是根据苏联的宣传卡通讽刺画，很快就认出了约瑟夫·戈培尔的大脑袋和畸形足。另一具尸体的旁边是一个烧黑了的纳粹党徽和一个金质的香烟盒，上面刻着“阿道夫·希特勒，1934年5月29日”字样。

他们寻找，但没有在附近找到希特勒的尸体。在被遗弃的地堡里他们的发现和蒙克下令遗弃它的时候差不多。希特勒的地图室里还有甘什焚烧过的痕迹，但是并没有其他的损坏。房子里剩余的东西无不有一种典型的匆忙逃离的痕迹，纸张散落到桌子上和半开的抽屉里，墙上的画像歪七扭八的，到处都是掀翻的椅子。在各个能看到的地方有许多空香槟酒的空瓶子、烟蒂和盘子，这一切都显示了那最后的仪式。

在希特勒的房间里，他的束腰外衣和黑裤子挂在了合适的衣柜中，爱娃·勃劳恩的衣服也是同样挂在隔壁她的房间内。希特勒厚厚的用皮革包边儿的会见日志也躺在一把椅子上，尽管几个星期后人们才注意到。腓特烈大帝的画像已没有了，但是有大量的用银相框镶起来的元首照片，这是希特勒留在办公室作为送给他人的礼物。最后苏军发现了克雷布斯倒在他的左轮手枪的旁边，一瓶法国柯纳克白兰地酒洒落在他的身旁。奇怪的是苏军在几天后才发现戈培尔孩子们的6具僵硬的尸体，在他们的妈妈匆匆忙忙为他们盖上的裹尸布的下面，他们白得吓人。苏军得知布格多夫也曾发誓要自杀，但是在这最初的混乱状态下苏军并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但是他们找到希特勒的尸体了吗？至今这仍然是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对答案的真实性有任何怀疑，而是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苏联领导人好像是在故意地留给自己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个悬念。就在苏军攻克柏林不久，苏军的军事指挥官和外交官就满怀信心地告诉他们的盟军战友，他们已发现了希特勒的颚骨，而且根据希特勒的牙科记录非常肯定地确认它是希特勒的。但是后来不久，他们就突然收回了这些声明，并且说他们不知道希特勒的情况。同海军司令邓尼茨对德国人民播送的那个有关希特勒死亡的时间和情况的错误声明一起，苏军的声明引起了一股谜团，使人们充满了各种猜测。

在1945年的整个夏天，希特勒仍然还活着的说法此起彼伏。一艘逃过盟军的封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浮出水面的德军潜艇遭到了美英情报人员的突然袭击。有关U-977或被叫做是“希特勒的U型潜艇”的传说也成了一个谜。有关这艘潜艇逃到南美洲的说法，只不过是因为水兵们逃离他们所想像的战后德国的悲惨生活，去南美洲寻求新生活的一种理想（另外一艘U型潜艇的船员就怀着同样的动机进行了一次这样的航行）。但是在一位南美洲的报社记者编造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后，U-977变成了一艘把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送到巴塔哥尼亚一个秘密纳粹基地（那个地方就成了南极的布彻斯加德）的潜艇。

这个说法在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看来好像有些奇怪，但是在那时人们都拿它当真。U-977的指挥官被美英的情报部门审问了将近1年的时间。在这同时还出现了许多传说，说法各式各样，有说希特勒在爱尔兰的海滨地区，在法国的南部，在意大利隐居，在法国依云的娱乐场充当赌场管理人。这些稀奇古怪的情节里面一般会提到南美洲，特别是阿根廷，这主要是因为纳粹德国同庇隆政权在战时的联系，以及几位纳粹高官飞去这些地区的确切事实。美国占领当局还收到报告说，希特勒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山区一个广大的地下建筑里面。装有詹姆士·邦德式的安全设施，并为希特勒和那些在战争末期逃脱了盟军追捕的纳粹高官提供庇护的地下基地常被谈起。一些有关纳粹德军在战争末期研制的“神秘武器”，包括飞行里程能达到近1万公里的容克远程飞机（据说汉斯·鲍尔曾对希特勒谈起过这种飞机）的消息，对这些传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传闻德国的海军还有一支远程潜艇部队，许多聪明的人都被这些传说吸引了，而且还写了有关它们的书。或许我们一点都不应该感到吃惊，因为难道希特勒不是在60年前就曾控制过许多聪明的人，许多人应该早就知道而且也从未放弃相信他的神秘武器就快要研制成功的消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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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幽灵(2)

同以往一样，当聪明的而且毫无动机的人们公开地发泄他们心中的怒气时，阴谋理论随之也盛行起来，希特勒的例子也是一样。一位律师声称希特勒在因斯布鲁克。一个医生说他曾在柏林公园地堡对面的急救站里给希特勒治过伤，元首在5月1日猛烈的坦克大战中受了伤。许多误传极有可能是出自莫斯科宣传机器的口中，这符合斯大林让希特勒的幽灵存在下去的想法，与西方的资产阶级比起来他更愿意让他存在下去。苏联的《消息报》报道说，希特勒和他的新娘正生活在英国控制的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个带有护城河的城堡里面。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疑点的责任都推到苏联的宣传机关身上。有时斯大林好像很勉强地接受了希特勒已经死去的事实。德方的见证人像被关了10多年的林奇和甘什多次被问到希特勒是死掉了还是仍然活着。很显然苏联人确实是拿不准。

这些疑惑促使英国的情报部门委托一位年轻的牛津大学教师写一份报告。休·特雷费·罗珀（Hugh Trevor-Roper） 后来成为了一位出众的历史学家（现已去世）。1945年时他是英国部队里的一名少校。特雷费·罗珀受命对希特勒最后的日子进行详细的调查，目的就是为了搞清楚元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了帮助他，美国相应的情报部门为他提供了大量详尽的战争期间编写的档案。（这份报告得出了一些令人尴尬的结论，指出了盟军把希特勒妖魔化的成功计划。它提到希特勒非常喜欢和关心孩子，喜爱蹓狗，不喜欢一些狂热分子，而且他的习惯很保守和挑剔）

特雷费·罗珀在1945年9月开始展开他的调查，后来把调查结果写成了报告，调查结果最后成了一本畅销书，这是第一本详细披露希特勒最后时光的书。关于这两份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特雷费·罗珀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接触到许多苏联方面的档案和许多苏联监狱里的证人，但是这位年轻少校后来的结论，在基本的细节方面并不存在不准确的地方。他的书《希特勒的最后时光》里有许多很小的错误，这是他没接触到苏联方面重要档案的结果，但是它仍然是后来每一次对这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进行探讨时的一个基准，这本书也不例外。

特雷费·罗珀在他调查期间访问了许多证人，他尽可能多地找到那些当时真正在地堡里呆过的人。像林奇、甘什、拉登胡伯和鲍尔这样特别重要的证人，由于在苏联人手中他见不到，但是在他所能发现的证人中，他发现他们的证言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方面稍有出入（通常是日期和时间，因为在黑白颠倒的地堡里面把黑夜与白天搞混，把一天与另一天搞混的事情不足为奇）。一些证人，通常是一些未成年人，好像给他们的叙述添加了一些细节（这更多的是为了生动的效果或吹嘘自己，而不是为了掩盖任何东西）。他们的叙述基本上完全相同。1945年11月1日，特雷费·罗珀在柏林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说希特勒大约是在1945年4月30日下午2点30分向自己的嘴巴开枪而自杀身亡的，他的新娘服用氰化物后也同时死亡（后来证明是毒药，可能是氢氰酸），尽管她被提供了一把左轮手枪。后来他们俩的尸体在党总部花园里被放火烧掉了。他们被草草掩埋，这可能是为了把没烧掉的骨头掩埋起来。至于后来这些骨头怎么样了，特雷费·罗珀没有弄清楚。但是他对一件事情非常肯定：“以上的事实是不完整的，但它是确实的，是有根据的，是可靠的和独立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原来流传的希特勒仍然活着的推测是正确的。所有原来报道过的这样的说法都已被调查过，而且发现它们都是没有根据的；大多数这样的说法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而且它们的一些始作俑者也承认了它们是编造的。”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又有许多新的证据暴露了出来，大多数的证据都证实了特雷费·罗珀报告的基本观点。（事实上，他几个星期后在希特勒的个人遗嘱和政治遗嘱，及其他的文件中就找到了确实的的证据，这些证据确认了他所被告知的希特勒的最后时光）

亚瑟·阿克斯曼是特雷费·罗珀所访问的关键证人之一。他的证言对于证实希特勒和马丁·鲍曼的死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阿克斯曼在希特勒自杀后立即进入了希特勒的房间，而且他还承认突围后自己还看到了鲍曼的尸体，不幸的是那时没有其他人能证明关于鲍曼的这个发现。然而特雷费·罗珀发现，实际上阿克斯曼在其他任何事情上的供词都是真实的和准确的。但是由于没有找到鲍曼的尸体，他承认了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希特勒的这个代言人已经死掉，这当然为那些认为鲍曼仍然活着的人提供了争辩的材料。

由于苏联档案近来的公开，关于希特勒遗骸的整个事实真相的直接记录也浮出了水面。它也证实了特雷费·罗珀论文的基本事实，而且对无论什么原因而相信希特勒已从地堡中逃生的那些幻想家、阴谋理论家和普通的吹牛者都是一种讽刺。

在5月2日，当苏军的反间谍机构找到被烧焦的玛格达和约瑟夫·戈培尔的遗骸后，他们又在党总部的花园内有了惊人的发现。一个旧水箱装着收集起来的腐烂的尸体或肢体，据推测他们是炮轰的牺牲者或在战地医院里死去的病人，他们都被草草地装入水箱。在这些尸体残骸中有一具看上去可能是希特勒的尸体，沃斯元帅证实它是希特勒的尸体，苏联随后立即就把它放在了国会大厦的门廊进行展示（这正是希特勒所担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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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幽灵(3)

接着在5月4号的时候,苏联反间谍机构的一组人员无意中在一个弹坑里发现了像是一双腿的东西。他们把它们挖了出来，发现是一对男女的尸体。当时这些调查者并不知道他们发现的可能是阿道夫和爱娃·希特勒的遗骸，因为他们认为希特勒的尸体躺在党总部的大厅里呢。直到两天后才有人发现了这一点，随后不久在党总部大厅里的被苏军认为是希特勒的那具尸体就被移走了。

很快，在5月8号那天，这些遗骸就被送到了柏林附近的布赫战地医院做初步的尸体鉴定。鉴定指纹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皮肤已经被烧掉了。当时还没有DNA鉴定技术，但是他们找到了颅骨中的牙齿，男性尸体有一副与众不同的齿冠。苏联人把这副齿冠放到了一个旧的雪茄盒里面，并且和其他几副混在了一起。随后他们找到了曾为希特勒的牙医韦戈·布拉希克 （Hugo Blaschke）医生工作过的两个技术人员。弗莱茨·伯特曼（Fritz Buchtmann）设计了这副牙冠，是凯特·霍厄塞曼（Kathe Heusemann）帮助布拉希克医生为希特勒安装的（布拉希克本人逃到了巴伐利亚所以当时没有被抓住）。苏联人让这两位技术人员凭记忆把希特勒牙齿的形状画了出来，随后他们被要求分别单独地从收集在雪茄盒里的牙冠中选出那个正确的。结果是明确的，两位技术人员所画的图与苏联人在总理论坛花园里发现的牙齿完全相同，而且他们两个人都选择了同一副牙冠。至此，元首临终的遗骸不是呆在瓦尔哈拉殿堂里，而是在一个便宜的劣质雪茄烟的烟盒里。

伯特曼和霍厄塞曼不久后就遭到了苏联人的逮捕，许多年以后他们的事情才被披露。据说希特勒、戈培尔夫妇可能还有克雷布斯将军的遗体都被埋在了马格德堡的一个不知名的地点。在第一次验尸1年后，苏联又展开了对希特勒之死的另一次调查，而且还指出了第一次验尸的不足之处。他们总结说：“我们不能只是说：这是希特勒。”后来，不知是他们自己的什么原因，尽管已有大量明显的事实和有根据的证据，苏联当局坚持认为没有希特勒死亡的确切证据。在冷战结束后，苏联档案的解密揭开了另外的一些事实，在这些事实中涉及到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命令克格勃在1970年4月4～5日的晚上掘出并烧毁埋在马格德堡的尸体残骸。他们是希特勒、勃劳恩和戈培尔夫妇的遗骸吗？很可能就是。

但是1945年5月1日从元首地堡中突围的其他人怎么样了呢？他们的遭遇如何？

在我最后一次见过格特鲁德医生之后不久，她就死掉了。她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努力穿过海军大厦外我被击倒的那条大街上。她是被炮弹或迫击炮击中的，她的双腿都被炸掉了。在我被击倒之后，我所在的那一组的其他人员在魏登戴姆大桥遭受到了重大伤亡，于是阿克斯曼决定和从党总部突围的第三组，也就是鲍曼所在的那一组合在一起，它包括斯达姆普菲格、 施瓦格曼和凯姆普卡。鲍曼的皮衣口袋里依然装着希特勒最后遗嘱的原稿，而且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到达石勒苏益格苏尔施泰因州。斯达姆普菲格最有用的东西可能就剩下隐藏起来的毒药了。

集合起来的大量的党卫军、国防军和平民继续试图越过这座桥。过了一会儿，一辆虎式坦克赶来了，还有一门自行突击炮和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当时的计划就是一队平民和士兵在装甲车的带领下，突破在大桥北端桥尾的防坦克障碍。重新组建起来的阿克斯曼和鲍曼所在的小组参加了午夜的第一次突击。他们和许多平民、士兵一起跟在一辆虎式坦克车辙的后面向桥对岸进发。这辆虎式坦克轻而易举地就冲破了大桥北端桥尾的障碍，但是遭到了远处火力的猛烈打击。它被一个随意发射的反坦克手雷击中了，爆炸使得整个小组和跟随这辆坦克的其他人都四处散开了。阿克斯曼受了重伤但是还是尽力使自己站了起来，凯姆普卡被炸得不省人事。

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里，还有另外3次突破这座大桥的尝试。他们遭受到的打击一次比一次更加激烈，但是这个小组仍然一起沿着去莱特大街车站的铁路线前进，混乱中他们在那个地方失散了。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沿着易万雷登大街往东，朝着斯特蒂弋车站走去。阿克斯曼和其他人向西走去，但是不久就在极端混乱状态下被打散了。阿克斯曼跑进了苏军的前沿阵地，他折回脚步想尽力寻找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在莱特大街车站他偶然发现穿着皮衣仰卧着平躺在那儿的两具尸体，他立即就认出了那是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但是他看不出来他们伤在哪儿。可是形势不容他有进一步的观察，他继续前进。

我后来也发现了那些选择从地铁隧道中逃跑的人的情况好得多。他们在隧道中没有碰到任何苏军士兵，只是碰到了许多想逃避苏军轰炸而把隧道作为地下避难所的德国难民。蒙克的人平安地穿过了威廉姆斯大街安全到达了法兰克福地铁站。让他们松了一口气的是，在地铁站内他们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德国平民的，而不是来自于苏军士兵的。他们排成了一列几百米长的纵队前进，一开始时有点急躁，因为虽然火车是停运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地铁中的电是否停了。过了一会儿他们确信电已停了。蒙克将军走在前面，每个小组都缓慢地跟着在隧道中穿行。他们来到了腓特烈大街地铁站，在这儿蒙克和其他小组取得了联系，然后他们继续朝施普雷河前进。他们明智地绕开了魏登戴姆大桥而找到了离它300米远的一座人行桥。在河对岸蒙克爬上了一个车库的屋顶看到了魏登戴姆大桥上突发的激战。可能正是这次激战中的弹片把我击倒了，也可能是不久后又发生的一次激战加快了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的灭亡。蒙克的小组尽力保持在一起，而且是惟一平安越过施普雷河的小组。这个小组包括了甘什、拉登胡伯、葛达·克里斯蒂安、特劳德尔·琼格、爱尔斯·克鲁格和康斯坦茨·曼扎利。在成功越过施普雷河后，他们继续向东前进，进入了早已被苏军占领的斯根豪塞大道区。他们藏在一个地下室里，但是不久后就被发现了。反抗已毫无意义，所以他们投降了。男人们都被抓了起来，但女人们都被释放了。蒙克被苏军单独关押了起来，从1949年一直到1955年。他后来被以他参加帝国政府前就发生的战争罪起诉，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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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幽灵(4)

妇女们很快就和希特勒的厨师分开了。葛达·克里斯蒂安最后一次看见曼扎利是在她们躲避大街上的一次炮弹袭击时，曼扎利冲进了一个地下室，她看到这个厨师消失在一个通道里。当她在后面叫她时，她没有回答。没有人再见过她，经常有传言说曼扎利在深夜的时候逃走了，而且在战后用伪装的身份生活。其他的秘书们都穿上了男人的衣服，以躲避苏联战士的视线，她们最后在一列难民的火车上到达了英国人控制的地区。

奥图·甘什被苏军俘虏后，作为希特勒最后日子的见证人很快被交给了苏联反间谍机构——莫斯科的情报部门。根茨·格雷姆和汉斯·鲍尔也被苏军俘虏了。格雷姆死在了苏联人手中。鲍尔受了重伤，但是在一段时间的囚禁以后，他被释放了，出来讲述了他的经历。元首地堡的卫兵哈里·门格撒森也参加了突围，但是被俘虏了。林奇被苏军俘虏后在1955年回到了德国。凯姆普卡穿过了易北河最后落到了美国人的手里。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几乎都在魏登戴姆大桥上被冲散了。

马丁·鲍曼发生了什么事？难道阿克斯曼1945年5月2日时在易万雷登大街看到的真是他的尸体？就像希特勒一样，鲍曼真正的命运从那时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这两个疑惑都是由于没有找到能够准确辨认出来的尸体而引起的，不过这不是巧合。只是因为每个事件中有根据的证据都被控制起来了，这才使得各种不同的推测在毫无事实根据的基础上滋生蔓延。

鲍曼于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被缺席判处死刑。他的妻子葛达没有按照他的指示把她的10个孩子杀掉，但是在那年她本人死于癌症。后来，传出了鲍曼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修道院里的说法，这种说法声称鲍曼和许多其他的人一样经罗马逃到了南美洲。据报道他曾在智利、巴西和阿根廷现身。最近的一种推测（还未发表）是，他在去南美洲的一队长途航行的潜艇上和几位纳粹高官一起葬身海底的。

在20世纪70年代，一位苏联记者发表了据他说是鲍曼的日记，这本日记是在一件被遗弃的皮大衣的口袋里找到的，这件大衣正是在阿克斯曼所说的他偶然看到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尸体的地方被发现的。它的真实性有所争议，但是随后在1972年，在一次日常的建筑作业的过程中，建设者们正是在同一地点挖到了两副人体骨骼。鲍曼和希特勒的牙医是同一个人——韦戈·布拉希克 。法医对牙齿的检查证实这副牙齿是鲍曼的，据猜测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有可能是服毒自杀。1973年4月，一个西德法院正式宣布了鲍曼的死亡。

戈林在5月9日被美国人俘虏了，次年他在纽伦堡受审。他积极地为自己辩护，常常否定对自己的指控。不过他被以4项罪名定罪：密谋侵略、侵略、指挥战争、残害人类。他被判处于1946年10月15日执行绞刑，但是他骗过了绞刑执行人，在绞刑执行前的2个小时，他躲过了看守的注意咬破了剧毒药丸。

希姆莱的死或许是纳粹领导人中最古怪的了。在最后的几天里，他继续在德国北部弗伦斯堡的指挥部里主持全体参谋人员会议。那些来自于徒有其名的部门的头头脑脑们还继续参加，其实这些部门已经不存在了或权力早就没了。汉娜·瑞奇和瑞特·冯·格雷姆离奇地从柏林飞回来以后，已把元首最近对他做出的背叛结论告诉了他。邓尼茨元帅也写信给他说自己放弃帝国元首的头衔。希姆莱仍然无动于衷，但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向他的亲信寻求建议，但是令他困惑的是他们没有给他回应。他甚至给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写信，但没有得到回应。在2个星期里希姆莱过着一种毫无意义和友情的生活，最后他身穿一件普遍的陆军战士的军服在一副可笑的眼镜的伪装下离开了自己的房子。这副眼镜是那么的可笑，以至于他到一个英军的检查站时很快被认了出来。一位英国外科医生正要脱下他的衣服给他做身体检查时，他咬破了他嘴里面的毒药丸。

在所有的纳粹高级官员里面，只有一个人对布尔什维克做好了面对战斗的准备，只有一个人没有采取自杀的手段。在战争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亚瑟·阿克斯曼是希特勒的核心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虽然世界对他扭曲的价值观可能会有所评价，但是不能说他对他们不诚实。他从未考虑过要自杀，而且在战斗中从不害怕。阿克斯曼也是惟一一位逃出苏军铁桶般包围的纳粹高官。虽然他在魏登戴姆大桥上受了伤，但他还是设法找到了逃出柏林的路，到达了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在那里他参加了重新组建起来的希特勒青年团，他们在战争结束后的6个月里还一直坚持斗争。

阿克斯曼最后还是在英美情报部门精心设置的圈套下被抓到了。他的审问者发现他所做的供词除了在时间方面有点错误以外，在各个细节方面都是准确的。战后我去拜访了他，而且我们还做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承认“犯了错误”，但是他从未说过希特勒的坏话。阿克斯曼于1996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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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发生的一切是世界史上所犯下的最大、最邪恶的谋杀。我在上帝和这个国家面前是有罪的，我指引过许多年轻人追随希特勒，并认为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但最后他们成了杀害几百万人的刽子手。

——巴尔杜·冯·席腊赫

这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前任领袖巴尔杜·冯·席腊赫所说的话。他曾在1946年5月24日到纽伦堡法庭出席作证。那一天正是我刚过完18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刚刚成年，而且我也开始知道我的童年是如何失去的。巴尔杜·冯·席腊赫是我在战后开始钦佩的人。正是巴尔杜·冯·席腊赫在战前鼓励我去写诗，正是他在纽伦堡法庭上的证言把我引到了和平主义的道路上。在一个天主教的大学教授的帮助下，我开始探究德国在战争刚刚结束后那段时间里的真相。

阿克斯曼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回过头来看。他从未放弃对希特勒的崇拜，我拜访过他两次，而且我们也通了几次信并在电话中也交谈过几次。在他所愿意对我讲的事情中，我感到他对我是真诚的，然而，他总是为自己仍然保持对元首的忠诚而感到骄傲。我完全赞同忠诚，但是忠诚也必须有它的道德规范！促使我寻找非攻击性的解决方案并使仇恨永远消除的，是巴尔杜·冯·席腊赫的认罪，不是亚瑟·阿克斯曼的忠诚表现。

当苏联军医签署了我的释放令以后，他们禁止我到苏军的占领区。这之后不久，我决定尽力而且成功地越过了穆尔德河到达了美军占领区。由于背着一个很重的背包涉水，我的瘫痪症又复发了。幸运的是一个边境巡逻队救了我，而且把我带到了收容中心的一个医疗机构，在那儿一个美国情报部门的官员审问了我。在那个地方我也看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布亨瓦尔德和贝尔根-贝尔森解放后命令制作的纪录影片。

我被极大地震动了，我一开始不能相信我见到的一切。一位德国老兵在我耳边私语：“矫揉造作。”其他人也耸肩表示对它的蔑视，也把它当作宣传活动，但是我并不那么看它。那儿有许多的骨架和尸体仍在被搬动，这不可能是在演戏，有这么多有骨有肉的尸体。我知道它是真的，而且其他人也有这么认为的。一个受伤的德国士兵向我讲出了心里话：“这是真实的，这就是在集中营里发生的事。”

审问我的那个军官还给我看了照片，这些照片是对毁灭和死亡的可怕描绘。他的审问是在我不能平稳地站起来以前进行的。在我第一次患瘫痪症时，我曾经想过去死。现在我想要把自己化为乌有，因为这些纪录片所体现出的方式使我觉得我也参加了希特勒——我曾经信仰并为之服务的元首——所犯下的这些十恶不赦的罪行。它在心理上影响了我，我有三天三夜不能吃不能睡。

后来我发现我对发生的这些事情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是就当时的我而言，我服从并执行我被教授的一切就是我的义务，我们应该盲目地对元首忠诚。我要这样持续多久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被这个集体犯罪的概念折磨了好多年，最后我决定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我自己的责任。不过，我开始有了这个结论，假如希特勒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话，我很有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罪犯。

因为在1945年时我比较年轻，所以被免于起诉，我甚至没被带到过裁定室。裁定室是联合盟军的一个发明，是为了确定纳粹共犯是否有罪，如果有就会受到惩罚。虽然我的父亲否认他过去做过党卫军的历史，他一直认为那么做是一件“聪明的”事情，我记得他告诉过我他以保守了自己做过党卫军这个秘密引以为荣。他曾为国家服务过，而且和他一样的人们永远不会透露他们的行为，但是对于我来说否定真相就是撒谎。

当瓦解纳粹的过程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仍然为我父亲对他的过去一直撒谎而感到不安。曾因为我撒谎而残忍地打过我的他永远也没有透露他篡改了他的过去这个秘密，他好像很高兴自己逃过去了，但我们都记着他在布雷斯劳时为他的黑色党卫军制服自豪的情形，当时他一个劲地吹嘘自己是希特勒精华部队的一分子。

我们在战后住在巴伐利亚的埃伯斯鲍茵特。除了我们的家人没有人知道我父亲的过去，很显然我们没有出卖他，幸运的是，我也从未被任何军官盘问过有关我父亲的过去。在我十**岁的时候，我曾经和他谈起了犹太人的问题。他仍然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地对我，“假如你知道犹太人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你就会知道他们自己应该为自己的遭遇负责！”他对我吼道。

我太震惊了，而说不出话来。那毕竟发生了，可是他的思想怎么那么疯狂，他的意识怎么会那么扭曲？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成为残暴和屠杀的借口。“最终解决”真是令人痛恨和难以置信。从那以后，我又知道了许多其他的集中营和灭绝营，尤其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达蒙集中营。我在身体上和心理上为这些发生的事情而痛苦，我原来的整个信仰体系都完全崩溃了，而且又渐渐形成了新的信仰体系。

尽管我的父亲对我问他的许多事情都沉默不语，但是德累斯顿那个可怕的夜晚不在其内。每次谈起那个晚上，他都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幸存下来的经历，而且总是强调他是在山区医院的几百个病人和护士中幸存下来的3个人中的一个。“屠杀是屠杀，大规模的屠杀是大规模的屠杀，无论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在德累斯顿所进行的，永远也不要忘记！”我除了说了一句“这两种屠杀都不能相互宽恕”以外，我没有和他讨论有关的观点。我认为，没有什么正当的借口能为这种故意灭亡人类的行为辩护，“最终解决”犹太人和德累斯顿山区的杀戮都是可怕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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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2)

我从来也不知道在德累斯顿的那个夜晚发生的事的细节。在战后我的父亲对它进行了描述，他当时从布雷斯劳把一批秘密物质送到无线电台那里。他没有叙述他们的详细经过，我也没有弄明白作为战地记者的父亲为什么再一次地执行这种任务。奇怪的是，维也纳帝国电台的一位工作人员声称，我父亲是被派到那儿调查工作人员中怀疑是第5纵队（工作在一个国家内部，一个秘密的旨在颠覆政府的组织，援助入侵敌人的军事和政治）队员的事情，他找出了几个人。作为在维也纳的扫尾工作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死刑被执行，我的父亲可能与此事有牵连。我的确对这两件事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但是都没有找到证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件事情不是真的。

在我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同老伙伴们一起缅怀往事，一同谈起过去这些秘密任务，一开始是属于这批老伙伴的核心人员的一位。在我父亲去世后的葬礼上提到，在这个退伍老兵的非正式组织里，他们都对我父亲的评价相当高而且以他在战争中的表现感到光荣。直到他们将死之际，这些老兵仍在寻求借口，他们说“命令就是命令”，必须服从。是那些签署这些命令的人，而不是执行命令的人该为此负责。我父亲从来也没有什么心理上的负担方面的迹象，他总是擅长把事情解释过去，他仍然为在那可怕的时候发生的可怕的事情辩护。所有参加这场战争的人都应该为它的恐怖承担责任。

我肯定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的逻辑能力又是怎么回事呢？我肯定他不是天生的虐待狂。同他的狩猎伙伴一起，他曾为动物受到的折磨感到难过，他同情这些人类的伙伴。在我们小的时候，他总是要求我们对大人要尊重，要有礼貌。

我仍然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最终解决”方案和在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我总是假定他是无辜的，但在战后，当这些可怕的掠夺、可憎的迫害以及令人憎恶的大规模屠杀被揭露出来以后，他应该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感到悲痛，假如他是和我们一样憎恨这些事情的话。

他惟一争论的就是敌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如在广岛尤其是在德累斯顿。根据他的思维逻辑，我仍然是太天真了。他会问我在当过兵后为什么没像他在血腥的战斗中一样成熟起来？他会问在我见到这场战争的屠杀接近尾声后，为什么我不明白其实战争的双方谁也比谁好不到哪儿去？我的答案是：“战争导致了对人类的犯罪，但是从来也不会认可对人类的犯罪，为过去的可怕行为辩护会在将来引起新的可怕行为。”我再也不能同意我父亲的观点。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我的父亲都很疏远。在他事先同意不谈论他的观点后，我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家庭聚会。我们在一起吃晚饭，但是后来父亲又开始了他惯常的激烈演说了。我不得不在桌子下用脚碰了他一下让他停下来，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在战后不到10年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分开了，但他们从未离婚。我的父亲1979年在德国去世，我母亲1988年在法国去世，并且也葬在了法国。我姐姐奥娣生活在法国，我妈妈的最后几年是她照顾的，她还管理着妈妈的花园，她怀着极大的创造力与树木和土壤打交道。我的姐姐安吉拉也同她的法国丈夫住在法国。我的姐姐安吉成了一个著名的艺术家，生活在瑞士，她加入了瑞士籍。我的妹妹多尔特同她的丈夫生活在德国。恰好比我小10岁的弟弟乌尔夫第一次心脏病突发时去世（我很幸运自己在犯过5次心脏病后还能活下来），他在辞世之前转而信仰了佛教。我的弟弟乌尔里希生活在土耳其。

1948年，我参加了由占领当局举办的为期6个月的新闻课程，添补了空缺的记者职位，因为这些职位过去由纳粹记者占据。我成了一位记者和旅行作家。1951年，我在驻慕尼黑美军机构里获得了一个平民职位，而且后来继续在美国本土的部队里做一个德语教师。1967年我被批准加入了美国籍，成了一位美国公民。1969年，我获得了来自于美国社会活动家编辑委员会的美国社会活动家奖。我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放到了旅游业上，力图促进世界的相互理解。

在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以前，我去了几趟以色列拜访了集中营的幸存者，我还种了几棵树，而且还尽我所能地捐了款。我与全世界的和平人士和人道主义者都有联系，如阿尔贝特·施韦策尔医生、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圣雄甘地被刺杀后的追随者等等。我还积极地参加了像利诺斯·鲍林博士所领导的裁减核武器运动的和平团体。我讨厌与极权主义者、仇恨群体、极端的狂热者和极端主义者有关的一切事情，尤其是那些对希特勒顶礼膜拜的群体。我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对和平的热情的追求。我是在充满仇恨和偏见的环境下长大的，我克服了我在年轻时受到的教导，把和平的话语传遍全世界。

对于我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身体和心理上解放了我。我最担心的，就是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事情有一天会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最重要的和平源泉是来自于人们的心里，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是不能改变的也不能被抹杀掉，然而未来要靠我们去创造，而且它的基础之一应该是诚实。通过战争解决的问题会再次出现。只有和平的解决方案才有可能长久。假如我们想阻止一切暴力行为的发生，我们必须在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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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

作者：[美]迪・莱曼 卡罗尔

- 『状态：连载中』

- 『更新到：后记(2)』

- 『内容简介： 希特勒最后龟缩在地堡中一段日子的恶行和最终的结局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纳粹的罪恶和暴行跃然纸上，它无情地吞噬了无数珍贵的生命，无数和作者一样的青少年被欺骗被愚弄而横尸沙场，成了牺牲品。 』

- 『由爱下电子书提供epub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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